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5-24 22:17 编辑
金庸：不能退出的江湖
《鳳凰週刊》小青訪問
￥文字情緣
鳳凰週刊：查先生您自從1972年在報刊連載完《鹿鼎記》後，就決定封筆告別武俠世界。可是我覺得您一直像您筆下的大俠一樣在江湖上行走，江湖生活一直存留在您心目中，您現在可以說是既放下又自在，您是怎麼做到平衡這一點？
金庸：自在就是不用每天都在寫了，但是放下是不能完全放下的，因為書出來了讀者一直都在看，讀者喜歡或不喜歡，或者反對，這些意見陸續還有。這個書在世界上沒有消滅的話，就永遠不能退出江湖。
鳳凰週刊：我們再回頭來看您30年前的創作：“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一個讓人眷戀于心的武俠世界，它們從一誕生到現在，無論是褒也好，貶也好，始終可以讓不同國家、地區和不同年齡層次的華人乃至西方人都能迷上它。您覺得其中永恆的魅力是什麼？
金庸：其實我的武俠小說，翻譯成西方文字，他們不是非常接受，如果他們會看中文的話，有很多外國人是喜歡的。因為他已經接受了中國的文化。我的小說還被翻譯成韓國文字，翻譯成泰國的、印尼的，這些讀者同樣跟中國人一樣瘋狂地喜歡。翻譯成日文的現在也很受歡迎。我的小說主要是東方的哲學，東方的思想，東方的價值觀比較多。
鳳凰週刊：我記得您1998年在臺灣聯合報寫了一篇《小說和人物的創造》。其中談到了您寫武俠小說塑造一些人物，最大的祈求是讓他活生生的留在讀者的心中。很多人講查先生在人物塑造過程中，對於女性的描寫您特別寫得飄逸和脫俗，對男性的描寫往往帶有權力場上那種勾心鬥角？
金庸：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過我。我說我崇拜女性。因為女性具備男人沒有的那種高尚情操。我們男人一般而言比較看重名利。要養活家口、賺錢發財，還有名譽、權力以及社會地位高低，男人常常看得很重。但女性天生就不大重視這些東西。因為要培養下一代，她們對家庭特別重視。我寫的小說中，一般對名利太看重的人是比較次要的，重視感情、友情或者愛情的人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女性比較重要。
鳳凰週刊：您在寫作中始終是用一些比較純淨的文字來表達一些非常奇妙的世界。但現在有一種現象：它過重地渲染語言的暴力。
金庸：我不喜歡，我喜歡文字寫得文雅一點，文化不要太粗暴。
￥淡泊人生
鳳凰週刊：現在這個世界我們知道是一個資訊科技特別發達的時代。請問查先生您上不上網？對互聯網怎麼看？
金庸：我自己對電郵是拒絕用的。我也不愛聽電話，我很喜歡坐飛機，因為坐飛機人家電話打不進來，也就沒有了電話騷擾。至於互聯網我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到美國訂書，我要哪本書我太太就給我在網上訂，一個星期書就來了，快得很，很方便也很實用；另一種用法是我愛跟網路的棋友下圍棋，很有意思。查資料我是不用的，網上的資料我是不相信的。寫作我也不用電腦，我用筆，而且圓珠筆都不太用，用墨水筆，習慣了，注重紙上的情感。
鳳凰週刊：聽說您前些日子心臟做了一個大手術。做手術時您很風趣地說，您不是怕死也不是求生，對生死觀，我覺得您有一套獨特的看法。
金庸：我覺得人是有一個命運。你怕死，要死的話還是要死。你不怕它，也未必就死了。不如就不要怕了。要看得透徹一點，反正人總是要一死，早死幾十年，遲死幾十年這樣的分別。不如瀟瀟灑灑過一生。
鳳凰週刊：您曾經預言過復古和環保是最新的未來兩大趨勢。對於環保方面，您一直很擔憂，為什麼您有這樣的擔憂？
金庸：我幾次在大學演講我覺得人類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環保問題。英國劍橋大學有一位造詣很深的大物理學家，叫霍金。他預測人類還有1000年的壽命。1000年後地球就爆炸了，全人類就會滅絕。因為人類不肯認真地做環保。像美國最近突然不承認日本京都條約，一個全球限制二氧化碳釋放量的約定。這樣大的國家，它要帶頭來破壞環境，所以霍金就很悲觀。照這樣的情形下去，1000年後地球就毀滅了。他說惟一的辦法是把人類移到另一個星球上去。我認為這不大可能。現在目前做得通的就是真正本家努力來搞環保，延長地球的壽命。破壞地球的事情不要做。
￥關注香港
鳳凰週刊：談到文學超越政治，我就聯想到兩岸的問題，在中國大陸中央領導像鄧小平也看您的作品，臺灣蔣經國，陳水扁也看您的作品，您覺得您處於這種位置上，您怎麼看待自己的小說在兩岸關係上的巧妙、微妙的關係？
金庸：當年蔣經國先生在世時，他接見我有一次開玩笑說：兩岸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我喜歡看你的小說，聽說鄧小平也喜歡看你的小說，雖然我們兩個人思想個性大大不同。我說是，承蒙您的喜歡，我非常榮幸，今年我到臺灣去見到陳水扁。在他的辦公室，他拿著一個長篇的講稿，說您坐我來讀給你聽。他就講我一直很喜歡你的小說，我女兒尤其喜歡。我女兒最近訂婚了，在訂婚前夕她還在看你的小說。我們跟她開玩笑說，你是嫁給金庸小說。還是嫁給誰。
鳳凰週刊：最近有一本新書《誰擁有遊艇》，談的是紐約華爾街的經紀文化。很多人覺得香港整個的文化其實也是一種經紀文化，一種新型的泡沫。您怎麼看？
金庸：香港現在是自由港轉口，沒有實在的農業和工業基礎。作為金融的仲介、媒介，它後面有一個這麼大的中國。在那裡需要一個視窗，跟外面資訊交流往來。
鳳凰週刊：加入世貿後對香港最大的衝擊就是它的轉口貿易，那種自由港的地位就削弱了。因為大陸可以暢通無阻進行一些文化和貿易的交流。
金庸：對，還有上海都在同樣發展。但香港作為華南這一帶出口進口這個港口性質很重要。而且香港一切對外都自由兌換，不單是交通或是貨物運輸的自由港，還整個資訊跟整個貨幣流通、金融集資這些作用都是很大的。
鳳凰週刊：談到香港經濟就會想到香港文化。很多人一直認為香港是個文化沙漠。隨著近些年媒體的一些不斷的改進和提升，您怎麼看待香港整個文化氣氛？
金庸：香港作為文化沙漠，這是以前的講法，現在肯定不是了。上半年香港文化促進會成立讓我做主席，我也在會上講到文化沙漠的問題。我們香港的電影長期是世界第二，美國第一。報刊、書籍的發行量普及整個東南亞。我們的歌曲對整個東南亞的影響都是很大的，甚至加拿大、對澳洲、美國都有影響。比較起來中國哪個大都市，可以有香港這種繁榮的文化。香港自己有交響樂團，有芭蕾舞團，有中央樂團，管弦樂團。
鳳凰周：您在香港文藝界這麼多年，從您的經驗來看，香港應該怎樣保持這種無論是經濟上、文化上領先的大都會地位？
金庸：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而有一個在思想上比較自由的環境，發展不同的藝術比較容易些。在香港電影、電視不受審查，題材方面比較自由。但這個也有一個缺點，它太自由了，一些很腐化的、很不健康的東西就出來了。每一件事都有優點，有缺點。也不能說受適當的約束是不好的。有時適當的指導也有好處。這個我們不討論了。
（《鳳凰週刊》，2001年8月25日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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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我达不到令狐冲的境界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05:58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昨天是金庸入川的第三天，在他游览九寨沟的过程中，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我达不到令狐冲的境界
记者：您在《笑傲江湖》里曾写有“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这也是您追求的人生境界。但您现在还不断参加各种活动，您觉得自己现在纵横自在吗？
金庸：那是令狐冲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我自己没有达到，我也不可能达到得了。（您现在自在吗？）我是不自在的，你看我喝个茶都有这么多人跟着。而且，我书中的人和物都是假的，是虚构的，大家不要当真。巴金的小说很好
记者：前两年有人给中国现代小说家排了个次序，您被排在了第四位，列在茅盾和老舍之前。你觉得这个排名合理吗？你怎么看待同是四川籍的文化大家郭沫若和巴金？
金庸：那个排名不是我排的，我不应该在那个位置上。如果让我排，他们都会排到我的前面去。郭沫若做学问很好，小说诗歌不好。我这样说，你们四川人不要生气啊。巴金是好样的，他的小说很好，我很佩服他。谁说我修改得不好
记者：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是曹禺。后来，他曾经对自己的作品修改过多次，但却是越改越不尽如人意。您最近对自己的作品也做了大幅度的改动，你觉得自己是越改越好还是越改越差？很多金迷对您的新版提出了批评？您怎么看？
金庸：谁说我就会越改越差？你看过我的新版本吗？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建议先去看，然后你再来问我好不好？我不能评价，只有读者才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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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逝世，他曾说，黄蓉的“蓉”就指成都
18-11-16乐民乐己+ 关注献花(0) 收藏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 。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
金庸曾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其作品流行的程度，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30日晚19:15，成都商报记者用微信向金庸女儿查传讷求证真假，15分钟后，她仅以两字“对呀”确认此事。
微信聊天截图
隔几天均会更新朋友圈的查传讷，迄今最近发布的时间为10月21日。目前，查传讷也未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金庸逝世消息。
记者了解到，金庸逝世时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据了解，他今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年龄逐渐增大，出现器官衰竭的情况。说话也不太清晰。”目前成都商报记者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是，金庸先生的后事应该会对公众公布，但葬礼会小规模举行，不会对公众开放。但接下来会安排一次公众的追思会。
据新浪娱乐报道，曾出演过83版《神雕侠侣》的刘德华发声表达哀思：“金庸老师是一个武侠小说世界的奇人，自己能够演出他笔下的角色杨过是一个缘份。当年成立“天幕”的创业作《91神雕侠侣》也是金庸老师将其小说作品《神雕侠侣》给他的电影命名。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离世绝对是武侠世界的一个大损失，愿他一路好走，其家人亦能节哀。”
夸四川美女
黄蓉的“蓉”字就指成都
14年前，金庸第一次入川，他说，成都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金庸在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图源东方IC
2004年，写下无数与四川有关人物的金庸终于第一次到了成都，飞抵入川的金庸当时虽已80高龄，但走出舱门的他仍颇有顽童本色，将黑色挎包斜挎在腰间，尽管西装革履,却尽显惬意、休闲。
说到首次到四川，金大侠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两眼笑成了一道缝：“四川很美，这次终于可以亲自走走看看。”
当问到对蓉城的感受时，金庸笑着说：
“我对成都特别有感受。我到四川大学去讲的话，我就想讲成都的悠闲。我最喜欢的城市，第一是杭州，第二是苏州，第三就是成都。”
金庸在杜甫草堂参观 摄影 迟阿娟
对自己笔下无数次触及的巴蜀大地，金庸充满向往：“我一生写作40多年，晚年能够来到天府之国很荣幸！我对我笔下的那些风景名胜很是期待！”金庸笔下的黄蓉、小龙女、赵敏无一不是绝色美女，而四川也以美女著称。
“黄蓉是我觉得在所有美女中最漂亮的一位，她与成都很有关系，因为她的‘蓉’正是成都的简称。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郭襄，她也是峨眉派的创始人。”
青城掌门题赠金大侠
那一年，金庸在四川，被问及最想见什么人呢？金庸曾说，当然愿意见到一些作家朋友，如魏明伦。
“我喜欢看川剧，原来看《变脸》，老是看不懂，也知道那是川剧的一个秘密，不会讲给人家听的。后来在香港见到魏明伦。”
金庸在武侯祠与古琴大师俞伯荪老先生交流古琴 摄影 迟阿娟
1999年，金庸曾为本报题词“青城天下幽，久欲奉访”，表达了对青城山的无限神往。五年后，2004年，金庸首次入川，开始了一场为期10天的四川之行，也登临了魂牵梦萦的青城山。
2004年，金庸坐滑竿游青城山 摄影 迟阿娟
曾莅临四川大学
“我是你们的大师兄”
“我是你们的大师兄”
2004年9月30日，金庸曾莅临四川大学，跟学生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对话。
面对学生们一次次热烈的掌声，金庸谦逊地称：“我不敢当什么教授，是向各位讨教的。我是你们的大师兄，年纪大一点而已。”此言一出，更引来轰动。他说到自己原来在重庆念过书，做过事，“感觉四川人的口才非常好，辩论我总是辩不赢”，大家又是一阵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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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黄茜 贺蓓 朱蓉婷《金庸笑称“中大半个校友”》
金庸笑称“中大半个校友”
2018-10-31 00:00作者:黄茜 贺蓓 朱蓉婷来源:南方都市报编辑:南都
根据不完全公开报道，金庸曾两次在中山大学开讲座
[ 2001年，金庸访问广州，并为南都题字，南都当时的报道。]
2001年，金庸访问广州，并为南都题字，南都当时的报道。
根据不完全公开报道，金庸曾两次在中山大学开讲座。第一次是在2001年5月21日，金庸在讲座现场妙语连珠让中大同学着迷，当时金庸曾接受南都记者专访。第二次是2003年中山大学80周年庆典时，查良镛受聘为中大名誉教授并做了学术报告会。
2001年笑称是“中大半个校友”
2001年金庸做客中山大学，金庸先生讲了自己对文学、影视、生活等五个方面事物的看法。演讲结束，在中山大学黑石屋贵宾室稍事休息后，金庸在时任黄达人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大校园，并在他极为景仰的陈寅恪先生的中大故居前合影留念。金庸说：“我学写诗词得益于王力先生颇多，学历史则得益于陈寅恪先生，王力、陈寅恪都是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我认为自己是两位先生的私淑弟子，称得上是中大的半个校友。”
在参观校园时，金庸谈及几个电视台对其作品改编一事，他对各电视台对其原著情节结构的改动颇不满意，并笑称如果中大中文系组织力量将小说改为剧本，应该会比较令人满意，如获认可，可给予版权优惠，2元、5元一部作品都是可以考虑的。
2003年受聘为中大名誉教授
2003年11月18日，中山大学查良镛名誉教授授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上，时任黄达人校长致辞时说，作为一名数学教授，他本人也十分喜爱金庸小说。前年查先生来中大讲学时送了他一套《金庸全集》，并在扉页上写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黄校长名字的出典，也寄托着一位长者的期望。这套《金庸全集》一直珍藏在他不大的书房里。
金庸还提到了他对大学的期待：“大学最基本的构成应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并重，如果只重视‘自然学科’，只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机械化、技术化的社会，再怎么发达，但人的思想却很低下，缺乏上进的基础和空间。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访谈中，金庸还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希望他们成为“侠客”，帮助别人，坚持正义。“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
编辑: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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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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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趣谈大学与人生
趣谈大学与人生
金庸
(2003年11月18日)
编者按：2003年11月18日下午，查良镛先生聘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在受聘仪式作学术报告后，接受了中大校报等媒体的采访。以下是金庸先生、中大学生谈大学与人生。
最适合做大学老师的大侠是风清扬
中大学生：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自己的作品非常接近于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务实的特质，是很大众的、通俗化的、易于接近的文化，那么深受岭南文化影响的中大和您熟悉的浙大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
金庸：浙大和中大都是一流的大学，尽管地理位置相距比较远。它们代表着浙东文化和岭南文化，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就是“务实”。浙大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这两所大学都强调学以致用，相应地对超前的理论不是很有兴趣。同时它们都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品，无论人文科学，还是理工类基础自然科学，都教育学生实实在在地做学问，实实在在地回馈社会。邓小平讲过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哲学家、理论家的理论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是我们要务实，要将理论和生活、事业结合起来。浙大学派和岭南学派都不是单单讲抽象的理论，讲的是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
中大学生：现在大学里有些人认为，学自然科学有用，学理工科有用，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实用价值呢?您对学习古典文学的同学有什么期望呢?
金庸：中国现在发展科技，好像觉得学校在重视理工科，而不是人文科。但是一个大学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人文科学，理想的构成应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并重。如果只重视“自然学科”，只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没有高尚的人文思想的指导，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技术化了，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一个机械化的国家，缺乏上进的基础和空间。哲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文学可以带给人美的视点，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陶冶性情，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中大学生：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报人和小说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来说，也许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做学问是因为好奇，同时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我现在最遗憾的是年轻时候把精力都投到办报、写小说上了，没时间做学问；现在年龄大了才开始静下心做学问，但是学问做得还不够好。这里我还要澄清一件事，当年第一选择做外交官是希望可以游历天下，对外交本身我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外交无小事，外交官是最不自由的公务员，外交官是一句话都不能讲错的，一犯错误全世界都会知道。我这个人，如果行为受到拘束是会很痛苦的。而当学者，做学问，学无止境，我希望可以做一些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工作，并一直都追求下去，这是有很大的乐趣的。
中大学生：在浙大的时候，您一直称自己是学生们的大师兄，就像令狐冲一样，您说自己在学问上还不够资格做老师。那么在您的14部武侠小说中，您觉得哪位大侠最适合做大学老师?
金庸(笑)：《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
【由于时间关系，金庸先生没能就此回答做出解释。大概是因为风清扬自身学问好(武功强)，人品好，而且有灵活的教学方法(教会令狐冲独孤九剑)，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跟现在的大学教育很相符。】
中山先生是一位大侠士
中大学生：您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种侠士精神，那么对现在的年轻学生来说，可以从“侠”之中吸取什么样的精神?对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金庸：广东人有很好的性格，有热情，想干就干。(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候，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中有很大部分是广东兵，他们都有一种力求正义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现代的侠义精神。有些读者，可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心理暗示或幻想，希望能遇上特别的际遇，遇到“侠客”，这种幻想不怎么健康；我倒希望读者能从我书中受到启发，影响自己成为“侠客”，去帮助别人，坚持社会正义，见义勇为。而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一个人要做好人莫做坏人，切不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害人。
中大学生：您自称算是陈寅恪先生的私塾弟子，那么陈先生倡导的人文精神跟您一直提倡的侠士精神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金庸：陈寅恪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前辈。他提倡的人文精神包括提高人的内心，要求人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一面，我觉得这些和我所倡导的侠士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昔日中山先生闹革命，靠的也是这种坚持正义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位锄强扶弱的大侠。
中大学生：中大有许多人喜欢您的作品，也有人将令狐冲、郭靖等当作自己的偶像。我们中大的学生也一直是以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为己任的，那么，您对中大现在的学生有什么期望呢?
金庸：不但是对中大学生有这个期望，而且对所有的读者都有这个期望。武侠小说的读者一般会有一种幻想，一旦自身受到委屈、受到欺负，就幻想能有侠客来帮他鸣不平。我希望，读者应该想象自己就是一个侠客，一个好人，一个有本事的人。希望中大的学生能多一些正气，面对社会上的恶，能挺身而出，这样精神才会更高尚，人品才会更好。心中多一点侠义精神，人自然就会少一些邪气，多一些正气。我希望我的武侠小说能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做好人，行正义。
中大学生：您的小说既是武侠小说也是爱情小说，在您的笔下有着许许多多荡气回肠的爱情，如果要您作出选择，您最想祝福的是哪一对?
金庸：我想祝福自己能取而代之!(笑)真挚的爱情，无论怎样，都应该赢得世人的祝福。郭靖到桃花岛求婚，黄药师出了三道考题，我写的这个情节就是脱胎于中国传统小说的，中国民间有很多这样三难新郎的传说故事。说欣赏的话，郭靖和黄蓉应该是非常理想的一对，黄蓉聪明，处处有力地帮助、支持丈夫；郭靖虽然傻，但是勇敢伟大，为国家作贡献。
中大学生：最近有大学生为情所困跳楼自杀的消息，说是仿效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您对年轻学生们有什么忠告?
金庸：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惋惜。我想奉劝所有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渲染，是对他们看重爱情的肯定，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殉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另一回事。学生应积极地面对人生和爱情，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
中大学生：在您创作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中，您最喜爱的小说人物是谁?
金庸：段誉。他有一种隐忍的精神，无论别人怎么打骂都不介意，还是一样热心助人。令狐冲我也很喜欢，淡薄名利，乐观，追求自由的个性。
中大学生：古龙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性格都比较孤独、寂寞，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您的小说人物往往比较积极向上，生活乐观，这是否与您的性格有关系?
金庸：基本上，我的生活一直比较顺意；家人都对我很好，生活也很开心，因此为人比较乐观，这种情绪自然也反映在作品中。古龙先生在生活中比较愤世嫉俗，比较较真。我很遗感他的英年早逝。
中大学生：查先生，在您的小说各位主人公中，早期的陈家洛出身贵胄之家；而写到韦小宝时，他是一个在妓院长大的小无赖，他们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变化，这是否归结于随着您的人生阅历不断丰富，您对“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金庸：在我的作品中，陈家洛出身高贵之家，而韦小宝比较寒微，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我想赋予读者新的想像力。再比如郭靖和令狐冲都是当世大侠，但是令狐冲的经历与郭靖大相径庭，这也是因为小说创作中力求主人公的不重复。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孤儿，像我笔下的郭靖、令狐冲，既是孤儿，生活又非常艰难，但他们都能最终成材。现代人要考试、升职，难免总会遇到困难，我希望读者也从中受到启发，只要刻苦努力，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做人要光明磊落。办报要明察秋毫
中大学生：在您的小说中有明教，您的报纸又叫明报，请问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金庸：(笑)明教是在先的，而且史实中也真有明教，明报在后，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将报纸定名为明报，意思是做人要光明磊落，办报要明察秋毫。
中大学生：查先生，您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报人，您能否“教几招”给我们，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一张报纸怎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金庸：公信力!无论怎样的报纸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公信力，只有这张报纸说的话、报道的文章能使人信服，它才能拥有长盛不衰的魅力，比如《大公报》就从来不讲假话。我看现在有些报纸以为报纸只要好看，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来取悦部分读者，单纯追求短期的销售量和轰动的效应。但是，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实在是与拿石头砸自己的饭碗无异。经营一份报纸，要有长远的目光，要说真话，建立信用，不言则已，言必由衷，品牌才可以持久，才最具竞争力。一个政府，一个媒体，乃至做人，都是“无信不立”，建立起公信力后才能“常青”。办报和做人都一样，要讲真话，要做好人，就算坚持讲真话很难，但是一定不要说假话，不做坏人，不去害人。
中大学生：您对内地传媒有什么建议?
金庸：靠得住。【三字箴言强调的还是公信力。办报如是，做人亦如是。】
(本报记者许冬妮苏丹洁黄晓新，
原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11月26日
金庸：最适合做大学老师的大侠是风清扬
2018-10-31 17:28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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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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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中文世界，金庸无可逃避。绝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代表着他的14部小说，还有一部没有收进去的《越女剑》。即使你不曾逐字看过他的书，也一定看过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填满了无数人仓皇的少年时代。
那是一种深远漫长到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影响，「一个人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时代」这种说法已经让人厌倦，但当金庸的名字出现在灰暗的讣告上时，当倪匡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时，人们才发现，即使结束了那么多个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时代。没有告别，没有遗言，这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胖老头儿真的走了。
标准的国字脸，洁净的额头，眼神透射着专注的锋芒，嘴唇抿出微微的弓形——那是他在听别人说话时的典型形象。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
今天，我们选摘收录于《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一书中的采访内容，缅怀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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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文化情怀、政治眼光、历史温情的小说家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77级校友
陈平原表示，新派武侠到金庸那里确实是一个高峰，到现在也没有被突破。从某种意义上，从旧派武侠到新派武侠，新派武侠里的金庸、古龙、梁羽生，因为金庸本人的另外的贡献，使得他的武侠小说更为我们关注。
所谓另外的贡献，是指他不仅是知名报人，也是社会活动家。你要知道他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工作，或者知道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明报》的事业，你才能够全面地判断。我用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有文化情怀、有政治眼光、有历史温情的小说家。
金庸作品的风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是，在当下金庸小说还能不能继续流行，武侠小说会不会被玄幻、科幻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作品所取代。我关心的是，今天中学生还读不读武侠小说，再过十年，武侠小说还有没有市场。
金庸小说创造的阅读神话空前绝后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的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正在写作《金庸论》，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很遗憾，没有在他在世时出版”。
谢有顺在中大曾开过两三个学期的选修课，专讲金庸。“学生都读过，交流和对话很热烈。”在他看来，在作家在世时，就拥有数亿读者，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创造这种阅读神话，之后也几乎不会有。”
他认为，金庸小说的读者覆盖面也是最广的。上至大政治家、大学者，下至普通清洁工、销售员……他的读者超越文化阶层。“这种覆盖面之广也没有作家能够超越。”
对于金庸小说，谢有顺说，它的伟大首先在于创造了数十个个性鲜明、性格饱满、复杂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是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如果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说出几十个小说的人物形象，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只有鲁迅，下半个世纪就是金庸。”
其次，金庸小说有着瑰丽的想象力。谢有顺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江湖世界完全是一个想象性的虚构存在，却能让人心驰神往，沉醉其间，这也了不起。
白岩松曾问过他：「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回答说：「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困在光明顶地道里的小昭给张无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里，很少倾吐。很多人写金庸的传记，都没有经过他授权。
几年前，金庸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写下自传。为一代人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江湖之后，他像自己笔下的侠客一样怀揣着秘密飘然远去，从此江湖永不再见。
来源：《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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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金大侠第一次来广州，在中大“语惊四座”
17年前，金大侠第一次来广州，在中大“语惊四座”
编者按：本文刊登于2001年5月22日的《广州日报》，2001年5月21日，金庸先生应邀首次作客广州。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获悉后，邀他顺访中大。在中大，金庸对国家大事、人生命运、武侠小说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7年前，金大侠第一次来广州，在中大“语惊四座”
本报讯：金庸旋风劲刮中大校园：一个小时的侃侃而谈，纵论国家国际大事，小说人生，让中大师生领略到大侠的风范；中大最大的礼堂梁球琚堂，楼上楼下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两旁还站满了热心的听众。校方也给予金庸很厚的礼遇，中大校长黄达人为迎接金庸的到来，不惜更改日程，推迟原定于当日出访欧洲的计划。
提前两小时苦候金大侠
早上8时，往常平静的中大校园因为金庸的到来显得分外热闹。许多得悉金庸要来演讲的师生，虽然知道演讲会10时才开始，仍然早早来到梁球琚堂外等候金庸。一家图书公司也不失时机地在礼堂外摆起了书摊，卖的书只有一种：金庸的武侠小说。
因想听金庸讲座的学生太多，入场票显得非常紧俏。有的同学有票但是要上课，就把票让出来给别的同学；有人笑言，要不是想着大家都是同学，不能坐地起价，自己差点就变成“黄牛党”了。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登陆中大BBS上，发现还有许多求票的帖子。
少林寺香茗赠中大校长
9时45分左右，载着金庸一行的一辆奔驰车悄然停在中大小礼堂附近俗称“黑石屋”的门外，金庸身着浅灰色西服，由助手搀扶着走出车，恭候在这里的中大校长黄达人走下台阶，迎上前去。黄达人将两册有关中大校史和孙中山先生研究的学术著作赠送给金庸，金庸因刚从嵩山下来，回赠了少林寺香茗。
金庸作了题为《中国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报告。金庸说，中国人传统的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都强调，在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往往会忍让一下，“忍让一下不要紧，我们的民族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往往在忍让之后，我们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然后我们对他们就不客气了。”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金庸引经据典，以汉唐时期以忍对强敌，最终胜利为例，说明暂时忍让不是胆怯的道理。“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时间在我们这边，侠义精神不只是个人方面，也有国家方面，到我们中国强大后，我们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和平，这就是国家方面的侠义精神。”
17年前，金大侠第一次来广州，在中大“语惊四座”
问：“据说您武侠小说封笔之后，最近准备写《十三剑客》，是真的吗？”
答：“这个消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想都没有想过。武侠小说我是不准备写了，其他方面的小说我还想再写一些；担任浙大教授以后，与其他教授相比，我觉得自己的功底不够深厚，因此我现在在学问上多下功夫，多读书多用功，不写小说。”
“人的命运会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
问：“人对自己的命运到底掌握多少？是不是像《天龙八部》中萧峰那样，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呢？”
答：“萧峰是模仿希腊神话的模式创作的。希腊神话中，人的命运是由天神控制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说的是人的命运会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比如生命会有尽头，是无法改变的，人不可能长生不老。还有人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理想实现不了。阴阳家讲冥冥之中的人的命运是前定的。人的命运中，像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地理条件都对人有限制，必须接受。萧峰生活在宋代，他是契丹人，但他不得不生活在汉人中间，这就形成一种悲剧命运，无法抗拒。”
“我最敬佩陈寅恪的学问人格”
问：“请问您如何评价陈寅恪、胡适与钱钟书三位先生？”
答：“陈寅恪先生学问功底最好，在历史方面有极大贡献，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研究上有独到见解，他的学问和人品都是学术界的模范。胡适先生以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他在白话文的推行，推动科学、民主以及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都有很大贡献。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并且掌握希腊文、拉丁文等西欧语言，以中西对照的方式研究文学，做到了中大校训中的‘博学之，明辨之’。三位先生很难作比较，我个人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其次是胡适，因为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钱先生知识广博，他的学问我一生一世也来不及学。”
问：“金先生，既然你说过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让港台电视台改编，但为什么还是把版权卖给它们呢？”
答：“把版权给了港台电视台，就好比自己生了十四五个孩子，照顾不到，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幼儿园。如果对作品拍出来的效果不满意，就好比最多也就只好跟孤儿院的院长打声招呼，交涉一下，不要太欺侮。如果改得太差，还要求改编权，我就会跟我的助手说，这个电话我不听，以后不理他。”
“小说男女主角不一定开头出场”
问：“对央视版的《笑傲江湖》有什么评价？”
答：“拍之前，我事先是跟他们说好不能改。所以我把它转让给他们时没收版权费，只要了一块钱，但他们还是没有遵守诺言。但我和片子的制片、导演都是好朋友，不好当面提意见。他们排戏很用心，很用功。服装、道具、背景都很精美，投入的人力物力钱财比较多，让我很佩服。 但是我和他们的艺术观不同，他们一定要主角一开始就出现。而我不这样认为。《三国演义》诸葛亮出场就很晚，结义时就没有他；《水浒》宋江出场也很晚，《乱世佳人》、《战争与和平》也如此，不是一开始主角就出来。”
问：“您的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是不是对小说的结构有影响呢？”
答：“小说以连载形式发表，对结构是有影响，像《天龙八部》的结构确实有些散漫，欢迎读者来信，但少说些好话，指导些缺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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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森忆当年引进金庸小说的经过
黄树森忆当年引进金庸小说的经过
原标题：武侠小说黄金岁月已逝
10月30日，94岁的武侠主将金庸辞世，84岁的岭南文化奇人黄树森甚感哀伤，他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引进武侠小说及与金庸交往的经过，感慨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早在1979年，黄树森率先在内地引进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之后又设法联系梁羽生，1981年首次引进其《白发魔女传》在《南风》连载，使得该刊物一时洛阳纸贵。1983年，黄树森主持的《当代文坛报》创刊，这家著名的文艺理论月刊开始大力推介金庸、琼瑶、梁凤仪等人作品，武侠小说开始风靡内地，中山大学中文系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更是成为中国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者,其中施爱东编著了《点评金庸》，刘卫国也发表了不少有关金庸的研究论文。
1995年，黄树森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与深圳作家林雨纯前往香港拜访金庸，介绍其武侠小说在广东阅读及研究状况，引起金庸极大兴趣。
2001年5月，黄树森以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的名义邀请金庸赴穗讲学访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也同时邀请他前往中山大学发表演讲。黄树森说，当年金庸访穗盛况空前，他在中山大学梁球琚堂发表演讲时，座无虚席。演讲由中文系主任欧阳光主持，学生提问的纸条黄树森一直收藏着。随后在花园酒店举行了金庸作品恳谈会，由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主持，黄树森在欢迎金庸的酒会上致辞，他高度赞扬了金庸的艺术成就，称：“他借的是武侠的形式，写的是人生和文化，通俗其表，严肃其实。”
黄树森回忆，他当年跟金庸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金庸说中山大学校园比浙江大学漂亮，他希望在中大成立传播研究院，把香港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引入到中大，他可以自任名誉院长。他还希望中大中文系的学生将他的小说改编戏剧、电视、电影，他只收一元稿费，希望借此激励大学生中产生一批文学人才。黄树森说，当年中山大学聘请金庸为荣誉教授，但传播研究院的计划因故并未实现。
此次广东之行还有一个重要成果，金庸与广州出版社签订了出版他全部14部武侠小说的协议。此后，金庸跟中山大学、跟广东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跟黄树森本人也一直保持着联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金庸故乡浙江嘉兴召开，黄树森应邀与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金庸与金庸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的演讲。（记者 夏和顺）
(责编：陈育柱、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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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今天到中山大学演讲：问得精彩答得精彩(图)
2001年5月21日20:43 羊城晚报
图片说明：金庸在中大受到热烈欢迎吴万生摄
本报讯记者莫艳民、邓琼，实习生张演钦报道：“金庸来中大了！”今天上午，这个消息令中山大学梁球琚堂人气鼎盛，人人翘首等待这位武侠小说大师的莅临和演讲。
金庸这次是受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仁和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之邀请，第一次出现在广州的公众场合的，也是第一次在广州的大学校园里发表演讲。金庸在中大的演讲主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
“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金庸一开始就用了中美关系来做例子。“当你太强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你一步；等到我们强大时，就对你不客气了！”此一番话，引得现场学子们一片热烈的掌声。金庸的讲话大约只持续了十分钟，主要时间是留给大学生们提问。
大学生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有研究专家提出，真爱只有１８到３０个月，此后两人不是分手，就是面临平淡婚姻生活。你怎么看？”金庸回答说：“这也许是这位专家自己本身对感情有问题。真正的爱情可能一生一世，死了还有。”大家在欢笑中热烈鼓掌。
有学生问：“您封笔多年，最近又要写十三剑客？”金庸表示，他现在已经不再写武侠小说了。“因为现在要做学问，自己跟其他教授学者比起来学问不够，所以要用功读书。”有一位学生递条子问：“对于命运问题你怎么看？是否与乔峰一样，越挣就陷得越深。”金庸说：“我塑造乔峰这个人物是借用了希腊神话。人年纪到了一定，就会到了尽头。所谓各种命，是有各种条件的。现代人相信科学，与乔峰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斗争没有那么尖锐，也没有那样的冲突了。命运大部分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待记者发稿时，大学生们的提问还在热烈地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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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两次到访广州，受聘中大名誉教授，愿2元卖版权给中文系
2018-10-30 22:45
人才
根据不完全公开报道，金庸曾两次到访广州，均是在中山大学讲座。第一次是在2001年5月21日，金庸讲座现场妙语连珠让中大同学着迷，当时金庸曾接受南都记者专访。第二次是2003年中山大学80周年庆典时，查良镛受聘为中大名誉教授并做了学术报告会。
金庸。（资料图）
2001年笑称是“中大半个校友”
2001年金庸做客中山大学，金庸先生讲了自己对文学、影视、生活等五个方面事物的看法。演讲结束，在中山大学黑石屋贵宾室稍事休息后，金庸在时任黄达人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大校园，并在他极为景仰的陈寅恪先生的中大故居前合影留念。金庸说：“我学写诗词得益于王力先生颇多，学历史则得益于陈寅恪先生，王力、陈寅恪都是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我认为自己是两位先生的私塾弟子，称得上是中大的半个校友。”
在参观校园时，金庸谈及几个电视台对其作品改编一事，他对各电视台对其原著情节结构的改动颇不满意，并笑称如果中大中文系组织力量将小说改为剧本，应该会比较令人满意，如获认可，可给予版权优惠，2元、5元一部作品都是可以考虑的。
2003年受聘为中大名誉教授
2003年11月18日，中山大学查良镛名誉教授授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上，时任黄达人校长致辞时说，作为一名数学教授，他本人也十分喜爱金庸小说。前年查先生来中大讲学送了他一套《金庸全集》，并在扉页上写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黄校长名字的出典，也寄托着一位长者的期望。这套《金庸全集》一直珍藏在他不大的书房里。
受聘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时，金庸曾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作为新闻业的老前辈，他对记者说：“做人要光明磊落，办报要明察是非。”
金庸还提到了他对大学的期待：“大学最基本的构成应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并重，如果只重视"自然学科"，只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机械化、技术化的社会，再怎么发达，但人的思想却很低下，缺乏上进的基础和空间。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访谈中，金庸还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希望他们成为“侠客”，帮助别人，坚持正义。“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
“武侠小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
问：“《卧虎藏龙》是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小说能否代表中国文化呢？”
答：“《卧虎藏龙》编导处理得很好，小说不好看，但改得好。我的小说也有译成英文的，但武侠小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会给西方的读者产生一种印象，好像中国人只会打打杀杀。武侠文化只是文化、文明的一个方面，它们是保护文明文化的。”
问：“您觉得最像自己作品中的哪位大侠？”
答：“经常有人称呼我为‘查大侠’，我只能微笑、点头、抱拳。这次在少林寺，有人老远就喊我‘金大侠’，我说，您要跟我比武吗？其实文艺创作有种移情补偿功能，作品中很多角色都是想象出来的，比如说男的跟郭靖、杨过差不多，女的跟黄蓉差不多。不会打抱不平，就在小说中写，生活中没有漂亮的女朋友，就把女侠写得美丽、可爱。小说表达一种希望、理想，所以不能用写实主义要求我的作品，我算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法吧。”
问：“有没有计划把您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是否想过要跟李安合作呢？”
答：“我当过电影导演，要指挥很多人和事，又不懂理财，做不好。我不介意跟李安合作，如果他来找我，我可以送给他，不要版权费。”
问：“请问您对中大的评价？”
答：“中大的环境很好，比浙大漂亮，浙大又比北大漂亮；中大求学环境在全国大学里是名列前茅的。中大和浙大都有优秀的传统，比较而言，浙江大学在理工方面强些，两所学校人文学科都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都需要更进一步努力，希望以后加强交流，齐头并进。”
“佛学可解决很多内心中的问题”
问：“您写《天龙八部》之前曾经研究佛学多少年？你是否认为佛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答：“任何哲学都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按照佛学观点，人生问题解决彻底时就是人都不要做了，就是‘空’。佛学是深奥的学问，它可以解决很多内心中的问题。”
问：“中国武侠小说因为有查先生这样的大师而过早达到高峰，今后的武侠小说如何发展呢？”
答：“不敢当，武侠小说没有登峰造极。我自己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如果有人能超过我，我看这样的小说也是非常高兴的。我的作品只是写得热闹，娱乐性强，大家闲下来喜欢看，觉得味道还不错，就是这样。”
“我做人规规矩矩想做君子”
问：“小说中黄蓉、殷素素、温青青都被称为‘妖女’，请问如何看待‘妖女’？”
答：“‘妖’在传统中就是表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汉朝的‘妖书’，就是指与皇帝意见不同的书。说别人是‘妖’的，骨子里很主观，看不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特别是对待妇女。最近我的小说出了新版本，就有所修改。”
问：“您跟古龙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两位大师，可以向我们描述一下与古龙的交往吗？” 答：“古龙的个性很有侠气，很潇洒，放荡不羁，嗜酒。我做人规规矩矩，想做学者，想做君子。我们完全是两类不同的人。跟他做朋友，谈天说地是很好的，但如果生活在一起，恐怕不是太容易。他个性喜欢喝酒，也许就是因此而早逝。古龙曾经在台湾与日本兵斗酒，是用脸盆来喝的，吓住了日本人。”
“治学贵在思想活跃有独见”
问：“请问您对中大学生治学有何建议？”
答：“从今天提出的问题，感觉到中大学生思维很活跃，喜欢异想天开。做学问越有独立见解越好。广东地区与外面世界接触较多，思想不保守，开创许多不同学派，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发挥特长，保持自己的创新精神。北方人读书用功，踏实，但不大容易走出书本；江南人读书飘逸，岭南人更有创见。中大学生在这方面应有自己的特点。”
文/刘平清实习生余颖佳图/王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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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三访金庸 索不到签名
发布/2018年10月31日 3:19 PM
文/韩咏梅
来自/
金庸1997年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作者访问时，坚持不愿在这本作者带去的《金庸传》签名，原因是他认为书中内容与事实不符。（档案照片）
Sina WeiboEmail
“我相信佛教，相信人是不死的，生命长期在流，今天和昨天是联系的，这辈子和上辈子也是联系的。我下一世可能不会写小说了，但我写的小说中，那些比较好的影响还是会存在的。所以我生大病时，心里也不是很害怕，真的要死的话也没有办法，死了不过是换一个新的生命。”
这段话是1997年9月，有幸访问金庸时他说的一段话。当年他73岁，前一年心脏病发，和死神打过一次照面。医生把他的心脏拿出来修补，切去百分之十六。
当时我问他身体状况时，他说自己不怕死，真的要死的话也没有办法，死了不过是换一个新的生命。
金庸是个文人，但性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大侠”，如果活着是一种功夫，他很早就练成上乘武功，爱恶分明，在我刚入行的那几年，有三次难得的机会访他，现在回头看那些访问，金大侠留下的话还是那么吸引人。
访问金庸这样的名人，拿书给他签名是最自然不过的。第一次访他，是1993年9月，他到我国担任亚洲大专辩论会评判，主任派我隔天去访问。当时家中有几套金庸小说，可是翻得很烂。
于是访问前我赶到书城去买了一套《射雕》，兴致勃勃拿去给大侠签名时，他很直接地说：“这是盗版的，我不能签。”
初出茅庐的我十分尴尬，从此买书都看得很仔细，手头再紧也绝不买盗版书。
第二次访问时，我离开工作岗位去念书，1997年回来后在《新明日报》工作。那时知道金庸来，也知道他每次都住同一间酒店的同一栋楼。我和一个同事碰运气到酒店去留言要求访问。那年新明庆祝30周年，这份报纸是金庸当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有一点感情，所以接受访问。
这次我带一本《明报周刊》出版的《金庸传》，这次不会是盗版了吧？
“这本书中有很多造谣的成分，非常不可靠。出版后，我曾经要禁止他们出版，关于书中一些内容，我可以控告他们诽谤。
“这个作者写书之前，根本没有和我见过面，出版后来见我，被我骂了一顿之后，就再也不敢来见我了。”
这一次，当然也碰了一鼻子灰，要不到签名。不过，为了澄清书中内容，金庸接受我们90分钟访问，从初恋、三段婚姻、最对不起的女人、卖明报、新加坡演员中谁最适合演黄蓉、杨过，以及为什么花了250万新元建了西湖书舍却不敢去住等等，访问中还谈到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彭定康、香港民主化。大侠不怕你问，只怕不敢问。
第三次访问是在2000年，当时海峡两岸局势紧张，请他分析时局。但是当时他身体抱恙，访问比较简短。
那次我没再拿书去要签名了，现在想想有一点遗憾。
完整报道，请翻阅2018年10月31日的《联合晚报》。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15 10:10 编辑
金庸 严家炎 贾平凹 冷成金 等：侠至绝顶金为峰|天涯·新刊
2019-03-06 11:34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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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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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侠至绝顶金为峰
金庸 严家炎 贾平凹 冷成金 等 张英整 理
金庸：我这次到陕西来，真正的目的就是诚心向陕西作家们，比如贾平凹先生、高建群先生，向他们请教的。因为这些作家，我仰慕已久。陈忠实先生不能来，很可惜，因为很多年以前拜读过《白鹿原》，也很佩服他。
这次到陕西来是一种求教的、讨教的心态，请你们不客气地讲，我不在乎的，因为既然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给我面子，我就当你们是朋友，对朋友要直直爽爽的，对方有什么缺点，你就跟他讲，讲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原谅，那么就直接说了，这个是最好的朋友了。
金庸在“金庸小说高层论坛”现场。
肖云儒：金庸的作品能够在全世界华人中间这么大范围的流行，从文本来说，我觉得他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多层面的、十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美。他雅俗共赏，他的武打可以说是生命极限之美；它的浪漫想象之美，把对于人的生命的喷发，用各种美的形态把它展现出来；它的求索解惑之美，它的情节变幻迷离，调动我们类似于数学求解式的欲望。他笔下的山川大地之美，特别写到西部，写到大漠之北，边塞之西，像我们这西部人也很感兴趣，包括他的幽默、调侃之美，到了韦小宝已经使我感到有一点后现代的解构。他满足了不同层面的读者群。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下面四个方面对我来说特别有印象。一个就是文化中国之美。在金庸十五本书里，琴棋书画、刀枪剑戟、渔樵耕读、儒释道侠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全面展示了，所以对海外的华人，它有一种根性文化的要求，它能够从金庸的作品里读到一个根性文化的展示和文化中国之美。
还有我觉得我们民族精神中间，一个不登庙堂之上的，存在于坊间和山林中的这种民族精神之美。比方说，兼爱非攻的止戈精神，武的止戈，止戈为武，楚庄王说的“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用武、用兵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止戈，为了兼爱，为了非攻，这是我们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还有我们民族中间的信义精神，重信守诺，重伦亲友。
金庸作品中还有我们民族精神中间一直被庙堂文化所压抑的那种生命的自由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法治理的国家，所以他是群体认知的。他的自由的、个性的、性情是被压抑的，但是在金庸先生的作品里面，中国坊间、民间的自由主义精神素质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表现。比方说，这个叫肆意呈欲，我有什么欲望，我就肆意地呈示出来。鲁迅说的，敢作敢为、敢说敢笑、敢爱敢恨，并且我用非法制的手段——当这个法制不能为取得公正和正义的时候——大侠就用非法制个人手段，来取得道义和公正。这就是我们被压抑的一些民族精神，这种意识，潇洒的人生，我们民间有很多这种人。
最后我觉得金庸的作品所以受到我个人的喜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民族小说之美。他的情节，他的语言，整个的文化氛围，读进去那个天地是纯然民族的天地，纯然中国的天地。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这样就从精英层面从大众阅读层面，从传统层面，从现代层面，十几种美构建了金庸美学世界。你可以浅读，你可以深读，你可以纵向地读，你可以横向地展开，你可以传统地读它，你也可以现代地来解读它。
金庸：刚才肖先生赞美我了，不敢当，非常感谢他特别指出来一个好像我们中国不被重视的在山林中的、在下层社会里也有的自由、侠义、信义。这些在我们传统的文章中间不大提到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早就存在的，我的小说写的主要不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提到一下，是理所当然的，谢谢肖云儒先生的夸奖。
各位大多数都是学者、教授朋友，可不可以讨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讨论武侠小说本身而不单单是金庸的小说。
现在有一批文学评论家，他们反对金庸小说，也不是反对我个人，而是反对整个武侠小说这种文类，作为这样一种文类，是不是应该反对？或应该怎么看？
冷成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高层论坛，我就把我在讲课当中的学术观点，在这里归纳为三条，来回答会议给我出的这个“如何看待雅俗，或者超越雅俗”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金庸小说本身的特点来看，我给它归纳了八个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所谓大俗大雅，就是指金庸小说它既不是传统的雅文学，也不是传统的俗文学，它是从雅俗文化的结合部切入，把俗文化当中的具有活力丰富因素，纳入到或者说提升到雅文化层面；同时，它又以雅文化的观点、思想和观念来指导、关照对俗文化的理解——也就是在雅文化的关照之下，来看待俗文化，这就是所说的大俗大雅。俗到了极处它就是雅，雅到极处它就是俗，而这个雅和俗和我们一般意义上过去所讲的雅文化和俗文学，是不一样的。第二特点也就是至幻至真，所谓至幻至真就是幻到极处就是真到了极处。为什么说幻到了极处呢，那就是它不仅超越了细节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它追求细节的真实，也只有超越细节的真实，才能够诉诸文化的真实、理念的真实，才能真到极处。这就是它的真。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广泛的喜爱，根本原因是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心理有着深度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以传统的雅俗观点来看待金庸小说，应该以超越雅俗的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金庸小说。
第二，金庸小说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的历史境遇当中来看，金庸小说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精华的东西、多少优秀的东西，不在于它要指导我们干什么，而在于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转化成了一种可感的审美形象。在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这样的一种历史境遇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其他的小说、其他的文学作品，很难以取代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应该以雅俗文学的这样的方式来审视金庸小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金庸小说？我们对待金庸小说的态度，应该是把金庸小说里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具有丰富的文化理想和历史合理性的东西，加以创造性地转化，让它融入到我们的现实和对未来的构建当中。
李震：我也有同感，能不能不要从雅和俗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而且我们的批评界能不能不要从已经形成的我们对其他文学的一种批评定势出发去看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应该是一种我们民族的成人童话，它应该是一种童话形态。
这个我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说，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人物和一些情节，是其中的一些童心式的人物，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类。一类像洪七公这样的老顽童形象；再一类就是有一些是主角但是是一种儿童心智的人物，像张无忌、郭靖、令狐冲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一些纯粹就是儿童，像韦小宝，从儿童写起的。这样一些人物，我觉得这是金庸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而且这些人物最终成了一些精灵，完全超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金庸小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童话，它是保留大量民族记忆的早期的一种东西，而且童话的这种性质，对它赋予了一种虚构、假设和传奇的理由。我们如果写一种现实中的东西，那么，我们没有权力过分地假设一些东西，比方说包括侠义精神，很难给它提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上去假设，但是在童话里边，它有这样的权力去假设。
我们刚才都说了，全球的华人甚至非华人都喜欢金庸的作品，为什么？它有一个现代背景，就是说我们成人世界越来越浑浊、越来越繁复了，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从一种童话中去寻找它最纯真的记忆。这种纯真我觉得是金庸作品中可能是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前一段王朔跟金庸先生“对话”的过程中说，觉得你是不是太纯真了？其实，这一点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最需要的一种东西。我们这个现实太浑浊了，所以可能想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去寻找那份纯真——我是朝这样一个角度看金庸先生的作品的。
2003年10月8日，金庸出席“华山论剑”活动。
韩云波：李震先生刚才说金庸先生的小说是一个现代成人童话，我认为，这个金庸小说是现代平民的神话。为什么呢？因为金庸先生创作的一部部作品，我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神话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里，普通的平民已经不再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也不再是任人宰割、践踏的小草，更不是任人随意搬弄的一块砖瓦，而是一个个具有巨大潜能的生存成长者。如果这个生存成长者勤劳、善良，如果他能遇上奇迹，那么，就像金庸小说所写的，他就能练成“降龙十八掌”，成为救国救民的大英雄，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股面对千万强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让人生最大艰难险阻在自己的身上化作一股高贵的优雅，让生命跳一次最为华丽或者华贵的舞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神话它是一个民族诗意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又是人性一种滋补强身剂，它对人类的想象进行充分的展示，又唤起读者进行充分的人生想象。在金庸作品里面，我觉得它总是用“我想象故我在”的诗意生存精神，在现代科技理性和物质至上的现实世界中，为我们开拓了一片游戏和审美的家园。在这个家园中，人们不再为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是为超现实的公益的荣誉而战斗，尤其是那些不畏艰险、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中获得的荣誉，是人之为人一种最为高贵的精神表现。它比那些为了现实功利而追求的理性精神，具有更多的人性内涵。大家都知道，一条狗为了一根骨头而撕咬，却不会为了作狗的尊严、不会为了无关利害的荣誉而战斗。但人却可以这样，金庸小说里面写的那些英雄们，往往都是为荣誉而战斗的。
第三点，金庸小说虽然创造的是一种现代平民的神话，但是这个平民神话对我们认识现代人生或者现实人生具有一种巨大作用。它里边的那些生存空间，是充满奇迹又充满艰险的江湖；而人物呢，是争名争利、为善为恶的各色的生存者。这些走江湖的人物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他们或正或邪，或正中有邪，或邪中有正，或为善或为恶，或善中有恶，或恶中有善，这种正邪、善恶相互混融、界线不明的生存状态，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帕斯卡尔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越是想扮演天使的角色，他就越像魔鬼。”用这段话来概括金庸先生所创造的现代平民神话中那些人物人性表现，是非常贴切的。他笔下许多武者，为了争天下第一，经常进行自阉或者危害他人。大家知道，竞争使人类有了荣誉感，从而也产生了为荣誉而战斗的高贵意识，荣誉战胜人身上松弛疲软、无所作为的懒汉劣根，使人成为一个热血沸腾、奋发有为的高贵生存者；但为了荣誉害人害己，就把原本的天使目的变成了魔鬼作为。
高建群：小说艺术实际上是一种大叙事艺术，我在很多场合讲过，实际上金庸先生的作品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江南书生，对着墙壁做着的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我对金庸先生的创作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小说艺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一位小说家叫金庸，他在某一个方面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极致。一个什么极致呢，我记得王小波说过，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金庸先生把一种可能性推到了极致，他塑造了那样的大俊大美、大恶大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是别的小说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一人，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一段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叫作《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后来收到我2000年出的一本书《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把中国的很多作家挨着屁股点一遍，这些作家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他们如果要成长为大树还需要哪些条件和哪些自身的努力，我在文章最后谈到金庸先生。
我这样说：倒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高手金庸先生，他无论对中国风格的继承，或对中国文字的提炼方面，对将人物推到极致、事件推到极致方面，对展现人性的大俊大美、大恶大丑方面，以及他的广泛的影响方面，都是严肃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也许只要翻译妥当，他的那些扑朔迷离、剑拔弩张和深得中国古文化深邃的小说，会在世界文学领域里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一样齐名的。
金庸：刚才李震教授还有几位先生都提到神话、童话，我写小说的时候，神话、童话的观念是有的，好像是创造一个现实上不大可能的东西，所以这个跟现代主义的距离很远了。事实上，现在中国人不太守信义了，我希望有一种英雄，特别想强调守信用这个问题。古代有些人为了“信”字失掉性命在所不惜，这种人现在没有了，所以我写这种人大概是中国的一种童话、一种神话或说一种理想主义。自己觉得写一写这些人，好玩。这种人我很佩服，希望有的。
贾平凹：金庸先生是我一直很敬慕的一代文豪。作为作家，他确实是一代文豪，作为一个长辈，又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人。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读金庸作品。我自己不是一个评论家或者专门搞研究的，从理论上也谈不出什么东西，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从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我谈一下对金庸先生作品的一些感受吧，尤其是对我写作有哪些启发。最早接触金庸小说是在一九九二年，反正时间不是很早。当时，首先看到的一部就是《笑傲江湖》，当我看完以后，就特别感兴趣。除了他的文化氛围、文笔外，对我创作上来说很有启发，当然每一个作家处理一些现实的东西有他个人的情况，一般情况自己本身越是没有的才越是需要那个东西。
金庸先生也是文弱书生，写武侠刀光剑影的，我自己也是那样，自己身体弱得很，但是我最爱体育里的足球和拳击。别人问你会不会体育？我没有踢过足球也没有打过拳击，但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缺那个东西，就需要这个东西。金庸作品里边，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想象力，我觉得对一个作家、对像我这样一个晚辈的作家，他的智慧和他的想象力是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
严家炎：金庸先生的作品能不能构成经典？我想首先说我对这个经典的认识。这个经典呢，简单地说，就是传之后世、历久弥新的作品。
这个传之后世，我想从时间上来说，总是要通过五代这样的时间考验。我们看到很多作品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们淡忘了。像琼瑶的小说，初中生很爱读的，但是到了高中、大学，大家就不怎么读了，恐怕慢慢就淡忘了。现实题材的作品，当时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过了两三年人们就不再提起了。
但是金庸先生的作品从问世以来，三十多年来、将近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却是依然保持着他的热力，可以说现在至少有两代或者是将近三代的人都喜欢读。这种兴趣不减，就很值得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金庸先生自己解释，说是以传统的形式来写的中国的故事，很强调这个形式。他说，“五四”以后的好多作家的小说是用中国文字写的外国小说。在这一点上，我跟金庸先生的看法不太一致，所以我想听听金庸先生的意见，想向他讨教。他的创作实际上面远远超出了他自己做的概括，他的创作提出的问题远远要比他的理论的问题要丰富得多。他的作品是娱乐品，但是是有思想的娱乐品，他写的是古代的题材，但是体现现代人的精神。他的很多人物都是至情至性的，可以说是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那种个性主义色彩的一些人物。
他看起来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介绍故事，实际上从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法有一些西方作品的特点，也有“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特点，甚至还有戏剧、电影的一些特色。他的作品是属于通俗门类，却有那么丰厚的文化意味，相当高的文化品味，从这些方面来说，好像远远超出了形式。我听到的有些事情，我们系里有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教授，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读了五遍《鹿鼎记》，这根本不涉及他的职业范围，不需要讲金庸小说，但是能够读到五遍，这个什么道理呢？他说，他读得有滋有味。那么，这个就引起我们思考。
还有一些作家的反应，也是这样的。刚才贾平凹先生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那些看法我觉得很重要。我听到过王蒙先生说，他看过《笑傲江湖》，他说半个月以前，如果有人说王蒙看了金庸小说会掉眼泪，他说那是笑话，他绝对不相信，但是他自己读了《笑傲江湖》以后，他说他掉的眼泪。令狐冲的那些经历、遭遇，同王蒙自己的遭遇、经历融合在一起，情不自禁地被感动了。这个就很值得人们思考。我觉得金庸小说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金庸小说很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作品，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向金庸先生请教。
金庸：我来澄清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严老师是半师半友，一半当他是老师，一半当他是朋友，朋友经常有交往，半师是心中佩服。最近，我在修改我过去的小说，严老师给指出来的那些缺点，我已经按照他的那个意思改过了，我非常感谢他。
他刚提到形式和内容问题，我想读者之所以欢迎我，当然也不往往依靠形式。中国形式中国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我感觉我也喜欢听西方音乐、西方歌剧，但是我一听京戏的话，歌剧一概不听了；二胡那个调子其实很简单，小提琴很好听，两个音乐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听二胡——中国人的习惯问题。我到巴黎、伦敦博物馆去看一些世界非常有名的油画，有些看不懂，也不去管他，看得懂了，也还是觉得中国国画味道好。
我想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喜欢中国东西，这个没办法。陕北小调很高亢的，其实内容很简单，但是听起来比外国的名家歌剧还好听。这个是我们形式的关系，所以我的小说利用了中国的形式，这里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希望争取读者多点的关系。当然，我更注重一种手法。
刚才严老师讲的，我有一句话说有些现代的作家，是用中国的文字写一些外国的小说。这句话主要是由新加坡一个记者在一篇访问记里写出来的。这些访问，当时是录音的，录音之后，凭记忆写出来的，他把我两段话并在一起讲的，我本身不是放在一起讲的。
我前面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中国作家写的文字，思想内容和文化结构都是西方的，但是我后来也提到茅盾、巴金这些大作家。两段不是放在一起的，因为我在这里提到的茅盾先生是我的长辈，他跟我爸爸是同班同学，我小时候见到他，把他叫沈伯伯，这个话我觉得对于我的长辈不敢再讲了。还有巴金先生，我也从小念他的书，“文革”之中他受到迫害，但是我很佩服他、很尊重他。佩服他的人格，佩服他的勇气，也很佩服他的文字，也很喜欢他的小说，所以这个对于前辈作家有不敬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访问的记者把我的两段话拼在一起讲，有人误会，以为我对这些作家不尊敬，其实我的话就是有些作家写的文章，好像用外国的结构、外国的语法、外国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故事，也不是说指哪些作家。
魏明伦：我补充一点，刚才严家炎教授提到了金庸先生和琼瑶，说琼瑶的作品给中学生看，很多人长大以后就不再看下去了，金先生的作品生命力比较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多次讲过，现在当着金庸先生讲更好。我多次说过“小燕子”这个形象，我说“小燕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女韦小宝，有女韦小宝的味儿。可是金庸先生他塑造的韦小宝跟琼瑶塑造的“小燕子”那是不同的，所谓不同是作家不同，作家的思想境界不同。
也就是说，金庸先生在塑造韦小宝的时候，他是非常清醒的，看到韦小宝身上除了某些优点以外，他的人格的某些缺陷或者是人性的某些缺陷。他有一个作家的责任心，所以他在塑造韦小宝的时候，他是向读者、向他的年轻读者指出了——用一种艺术的手段——指出了韦小宝是不可盲目地学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知道韦小宝，韦小宝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可是没有几个人去学韦小宝，没有把韦小宝当作偶像。《还珠格格》我就觉得她就有点韦小宝的味道，可是《还珠格格》里边对“小燕子”是欣赏她，是张扬她，包括她那些缺陷。由于作家介入以后，看“小燕子”的时候把“小燕子”当成偶像，以至于形成了“小燕子”现象。我觉得这是金庸先生和《还珠格格》作者的根本区别、根本的不同点。
金庸参加“华山论剑”活动，向聂棋圣行师徒礼，过“残局关”。
金庸：韦小宝这个人，现在我想起来，我在香港、在海外看到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当然韦小宝比较集中了。各种不好的行为、各种不好的说法，很多的人贪污呀、受贿呀这些都搞。我觉得好像是中国人性格中好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缺点，但是，其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所以韦小宝我不是全面否定。我想他身上也有一定的优点，写《鹿鼎记》的时候，脱离了以前一些小说的模型，不完全是浪漫主义，加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情况，从现在生活中间，出来一些认识的人，这些模型也加进去了，来描写这些人了。
侠，主要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遇到社会上有不公平的事情，不顾自己利益去主持正义，这个就是侠了。上次，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感动中国”的评选，2002年全中国最感动人的什么事情，几十个评委，选出来都是见义勇为，我就选了一位女的经济学家。她看到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不正确，欺骗股东，那她就写了一篇短文章，指出这个年报不正确，后来那个大公司真正地告了她，她是一个特别穷的教授，逼她打官司打得穷得不得了，她还是坚持到底，她觉得应该见义勇为，不公道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主持公道。她不是女侠，也不会“降龙十八掌”，可她根据自己的侠义精神去做，我觉得现在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是值得提倡的。
费勇：我很同意严老师刚才讲的一个意思，就是金庸小说所包涵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金庸先生本人的一种概括。像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有时候看金庸先生他对自己小说的阐述不是很过瘾，实际上他的文化的意味非常丰富，但是金庸先生的概括可能是谦虚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显得有些简单。我自己觉得金庸小说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金庸小说它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为什么他的小说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我们的读者从中吸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归纳起来说：我觉得金庸小说假如作为一个文本、一个符号的话，我觉得他对我来说，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我是把它放在文化上的意义来理解。整个中国文化从古典转向现代这个过程当中，金庸的小说有一个功能，是用形象的语言，深情地对古典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最完整、最细致的回望。
实际上，在中国“五四”以来，到现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金庸的小说完成了一个功能，给中国人用武侠小说这么一种形式，把古典中国的美流传下来。这种流传可以不断地唤起中国人的记忆，这个是我早年的记忆，是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给我最初的一个冲击。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背景，一个是“五四”的背景，还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我阅读金庸的小说，他对我有一个意义，就是使我回到古典中国重新发现了古典中国的美。自己就是因为看了金庸小说，后来又去看唐诗宋词，然后反思“五四”的某种激进主义，这个背景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背景我觉得也很重要，金庸小说写作的地点是在香港，是一个殖民地。金庸的小说流行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海外的背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从我阅读的文献当中，我感觉五六十年代在海外中国，尤其是从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民众，都有一种文化中国的乡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1949年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到了台湾，后来到了美国，由于空间上的隔绝，他们感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延续上有一种危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六十年代余光中、白先勇等等，整个都表达了对古典中国的文化乡愁。我觉得把金庸的小说放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当中去理解的话，他那种文化意义更清晰一些，也可以解释为会受到那么多海外、大多中国人喜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金庸给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题词。
金庸：费先生的评价我不敢当。实际上我写的时候也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这种感情是有的。我本身是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对故土有一种怀念，恋恋不舍的，所以到了外边，对中国恋恋不舍，就把这种感觉写到小说里。
汤哲声：我觉得，对金庸先生的无原则的贬低，是不应该的，对金庸先生无意义的说好也没有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应该是客观地、冷静地并尽量科学地分析金庸小说，包括金庸先生这个人。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金庸包括金庸小说，不是孤峰突起，它有着历史的过程，应该看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第三座高峰，不难看到金庸不是一座孤峰，他前面还有。应该看到二十年代的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他在武侠小说史上包括通俗小说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把武侠小说带入了江湖，他改变了武侠小说原来那种合流的状态，所谓的包公案等等的这些状态，进入了江湖世界，也就是江湖中间出现了少林、武当、崆峒、峨眉，他进入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让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一座高峰。
第二座高峰，我觉得，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初朱贞木的武侠小说——他的代表作是《七杀碑》——他把武侠小说带到了第二座高峰。这个高峰就是把武侠小说带入了历史的境界。这个境界在我看来，他就是把江山和江湖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继承了这些新的东西，但是他又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什么新的境界？他把它推到一个人性的境界。金庸的小说是一种人性化的武侠小说。
不过，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查先生也在这儿，我要说一下，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人的标准以及人的塑造，和“五四”时期所提出的个性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传统之中——当然，这里边给金庸先生带来了他的优点。
第二个，对金庸以及金庸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学，不能用现代主义的标准去评价。你把金庸先生的小说用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评，那么他的那种虚拟的世界、那种成人的童话，你就无法承认，没有办法来肯定它。但这恰恰就是武侠小说和金庸小说的精华所在。
在我看来，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和金庸先生的作品就不可能完全用同一个标准，他们各有侧重。我从来不承认说标准好像就要是统一的，不是的。衣服是用尺量，米是用斗量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区别。
高侠：我觉得金庸先生的著作，他的武侠世界对现实也是有影响的。我觉得当时在“文革”后期，打倒“猫头鹰”以后，这种武侠世界对现实也是很有影响的，它给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对化了的政治、写实主义的作品带来巨大的冲击波，所以会有千千万万的读者热爱金庸先生的著作。那是我自己也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的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首歌《耶利亚女郎》里的一句话：“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我觉得读了金庸小说，也就永远不会老，那是一个生命艺术的美好的世界。
韩云波：我觉得金庸先生更重要的，他是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传统写作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在金庸先生的作品里，最重要的有两种品格，一个品格，他是不断地自我超越；另一个品格，是金庸先生一种容纳多元的怀抱。这两种品格，就造成了金庸先生他在整个小说体系里的两个转移。我觉得第一个转移就是过去我们看武侠小说，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武侠小说来写，但是金庸先生写成了以武侠为题材的小说，也就是把很多过去武侠小说所规定的一般化的模式都抛弃了。这就完成了金庸先生自己所讲的，他说他把武侠小说是当作小说来写——我觉得他的第一个转移是从武侠本位向着小说本位转移。
第二个转移，是过去我们讲侠，从汉代开始，大多注重正义的问题，但是正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正？可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正。正义也就成了一个歧义纷争的话题，金庸先生从这里面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发掘，就是从正义的背后找到了自由。在《笑傲江湖》里，金庸先生所塑造的令狐冲跟任盈盈的形象，我觉得可以拿裴多菲的那首诗来做一个对比。裴多菲讲，他把自由放到爱情跟生命之上，而金庸先生不一样，他是把这三者融合为一体，也就是在他这种自由里，包涵了人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包涵了人的一种生命意识。这样一来，这种自由问题也就完成了武侠小说从一种古典的意识到现代意识的转移。
从那个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移之后，金庸先生也完成向小说本位与自由核心的转移，武侠小说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庸先生他所树立的这样一个高峰，他把二十世纪以来，也就是五十年代以前这三十年所积累起来的武侠小说的文化积累一下都囊括进去了，弄得后人没法写了。也就是说，这套游戏规则，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每一条，金庸先生都涉及到了，我们还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没新意了。现在武侠小说，也就因为金庸先生的出现而面临了暂时的危机。
这一次金庸先生第三次修改他的作品，我觉得仍然是一种超越精神的表现。我们很希望后来写武侠小说的人，能够从金庸先生这种超越自己里，吸取一种精神、一种现代精神，一种超越了侠义的单纯的精神、一种广阔的精神。我想经过新的一轮文化积累之后，武侠小说仍然是有希望的。
《神雕侠侣》普及本，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
金庸：《书剑恩仇录》写的时候，三十岁刚出头，年纪慢慢大了，一路写下去，人应该是进步了。尤其我的历史观，以前是非常大汉朝主义的，好像其他少数民族，把它们杀掉、打掉是应该的，后来慢慢对历史多思考、多研究，就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和其他所有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方面是有进步的。
刚才，韩先生提到《笑傲江湖》重视个人的自由发挥，当然人性也不单单包括自由，可以包括一切的。像大哲学家卢梭提到世界是一个自由与组织的矛盾。这个社会，个人都发挥自由，社会就没组织了，天下就大乱了。
我相信，自由和组织这个观念每个人都应该兼有的。不可以单方面追求自由，在《笑傲江湖》里有对自由的强调，其实自由跟义务、责任是相冲突的，你不能因为自由，对社会的义务、国家的责任就放弃了。这些矛盾、冲突怎么解决，恐怕将来的作家可以想想办法。
施爱东：刚才严老师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查先生对传统形式的应用。刚才大家在谈到查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更多地从他的人性、文化或者传统等等来讲，我想在形式方面可能还很少涉及，所以我想我回应一下严老师所说的问题。
曾经有很多的人，是提过不同的意见，抨击查先生作品里面具有大量的模式，我就尝试着去寻找这种模式。我也曾经指导过一个研究生，专门做过金庸小说中间的主人公成长模式。事实上当我们把这个模式罗列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也许查先生会让某一个人物身上缺少某一个功能，但他作为人物成长的顺序是不会变化的。我们就想，查先生这样一种模式，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的答案是，他是成功的。而查先生的作品为什么好看？是因为查先生他掌握了一种模式，而且他懂得使用这种模式去进行变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查先生的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跟史诗人物对比，我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说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我这次提交的论文是《萧峰杀敏与英雄杀嫂》的比较。这个问题，我曾经向查先生提到过。我认为，萧峰跟康敏的关系就是“英雄杀嫂”这样一个故事的变体。大家试着把它进行母题分析，母题罗列出来之后，会发现所有的母题，都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查先生的变化在哪里？就在叙事方式的变化。
传统的杀嫂母题，比如说武松，比如说石秀，第一是跟嫂子相遇，嫂子喜欢上了小叔子，小叔子拒绝了嫂子，接下来嫂子就又去跟别人私通，后又陷害他的哥哥、陷害小叔子，回过头来小叔子要去侦破这个奸情，最后小叔子杀死了这个嫂子。大家回想一下，萧峰跟马夫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英雄杀嫂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查先生的创造之处在哪里？我觉得在于他的叙事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模式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而查先生把时间顺序和叙述顺序打乱了。首先出现的是马夫人陷害萧峰，这样就制造了悬念，回过头来，才开始是叙述，为什么她要陷害他？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
我觉得在查先生的小说里，有大量的民间故事类型，所以说我曾经提出，郭靖和黄蓉的关系，其实就是民间的傻女婿和巧媳妇的关系；我曾经还说过，段誉和王语嫣的关系，其实有点像“皮革马利翁效应”。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查先生，当时查先生认为，不是“皮革马利翁效应”，是画中人——某个人看到一幅画，画上有一个美女，后来，美女就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查先生的小说研究，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不仅仅是从思想内容或者其他的角度来做，从形式的角度，也可以展开一个很宽广的天地来讨论。
蔡澜：金庸先生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武侠小说的境界，讲人性、讲科学、讲医学、讲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武侠小说”四个字能够包括在里面的。所以我想说，征求各位的意见，我们以后将金庸先生的作品叫作金庸作品，不要叫作武侠小说好不好？如果各位学者们有更好的建议我们也很希望听到。
魏明伦：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武侠小说，是非常杰出的武侠小说。他写的是武侠，所以我还是从武侠小说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作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像刚才很多学者分析的，他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这个特殊的时代——传媒时代、网络时代——所造成的。因此，金庸先生除了他本身具有的文化优势以外，还有一个时代的优势，以前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以前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不具备的这些条件的。
我用一句话说，如果说武侠小说，是一条历史长河，是一个什么海的话，那么，“海到无边谁着岸”？下面一句就是，“山至绝顶金为峰”。因为金就是金顶，到了金庸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这个份了，就绝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这个历史长河中，他是前无古人的。马上就下面一句话，后边呢，我觉得可能是后无来者。
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金庸先生已经写到极致了，实际上他的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鹿鼎记》。《鹿鼎记》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封笔三十年了。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或者一个作品，超过了金庸先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阶段看他还是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讲，我觉得，如果不把武侠小说算作文学，这是偏见。但是，如果把武侠小说奉为至尊，可能也不妥当。因为文艺是多元的，武侠小说有它自己的功能。金庸先生说了一句话，他很谦虚地说：我的作品之所以那么多人看，是因为中国人太多。这个是金庸先生客气。
我们在华山顶上说《鹿鼎记》，实际上在华山脚下还有另外一个鹿，就是《白鹿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些小说作品也是高山大海，各有千秋。
武侠小说有它的特异功能，这个特异功能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吸取它的精华。但是武侠小说还是有它的局限的，因为不只是武侠小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局限，都是有它的得和失，有它的正面效益，有它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以后，我们整个武侠小说，还是要超过金庸先生。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后来者居上。蔡澜先生那样的心愿，还要铺天盖地君临整个文坛，我觉得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说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应该过多的把我们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侠义上。从文坛来说，应该是更多地是呼唤德先生、赛先生。金庸先生的作品，和这个并不矛盾，可它毕竟和直接的反映现实，还是有距离的。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后武侠小说应该是我们多元文化里面的一元，大观园里面很灿烂的一朵花，而不是让它占有整个文化界，有压倒优势。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偏见吧，希望金庸先生理解我的初衷。
肖云儒：金庸的研究和对金庸的欣赏，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作品本身的问题，它是社会的大众传播接受综合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我把它概括为得益于四个外在环境：
一个就是金庸先生说的，他拥有了最广大的汉语读者群。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得益于极左思潮和西方思潮给中国文学市场造成的困难，这个时候，金庸先生的作品大量进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第三个，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操作方式和文化心理，像娱乐休闲心理。金庸先生既是一个思想家、学问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明星。一般读者对金庸先生，有一种窥视欲，他希望知道金庸先生的生活，还有个人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觉得得益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曲折和不成熟。“五四”以后由于连年战乱，后来的极左导致我们的新文学很坎坷，没有得到预期的成熟的发展，这时候金庸先生的作品出现，填补了这个类型的空白。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很好的道路，但也不能够说是一个极顶。
这个路是什么呢，在深层里的文化心理的意味上，和现代呼应，呼应弱者对公正的渴望。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把金庸先生想象为浪漫主义者。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实际上已经被压抑得不像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浪漫主义作品，金庸先生以奇瑰的想象，营养和滋补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他呼唤现代人在水泥森林生存中，对于根性文化的渴望，展开对文化中国的想象。
这个都是今后大众文艺和武侠小说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路子，但是不要抛弃大众的话语体系和大众感兴趣的美学坐标。我简单说这么多。
金庸亲书对联。金庸以十四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副对联，短篇小说《越女剑》则不包括在内。
金庸：我的小说起初写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大家好玩、娱乐，看了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就是了。我自己在八九岁的时候就看武侠小说，看到三十几岁才开始写。我想世界上的中国人，像我这样的爱好者很多，所以就提供像这样娱乐性、休闲性的作品。
后来一些朋友、一些文学评论家，就把我的作品、不成话的小说当作文学作品。让我自己想呢，我写的小说中间，有一些向文学作品走，有一些描写人性、表现社会，所以说文学作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提得太高。
我个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哲学上都主张多元主义的，文学也是。任何形式都允许，不能把人家的不同形式的东西否定掉。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喜欢吃江南口味的菜，也决不否定北京菜、陕西菜、湖南菜、天津菜、山东菜。各种各样的菜，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你就看。中国读者有两种，一种是特别喜欢武侠小说的，一种是根本不喜欢的。根本不喜欢的呢？你跟他讲得天花乱坠，他绝对不相信的，他看到它就讨厌，这里面讲的都是假的！这一拳出去把人打死了，这是不可能的，是骗人的！武侠小说都是故意来骗人的！
特异功能的人，让人来相信他可以给人治病，他假装治病，就给人家钱。武侠小说虽然也有夸张的成分，但并不骗你，让你信以为真。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的书卖了，我收点稿费、版税。一个人有一个人不同的看法，武侠小说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你可以允许它存在，不需要把它一铲铲掉它，不让它发展。
我继承了前人的武侠小说，从唐小说一直到宋朝的话本，明清的通俗小说，也受到“五四”以来这些中国作家像鲁迅先生以来小说创作影响，跟他们学习这是有的。还有一些是现代思潮，世界上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这种影响也是有的；自己想的加进去的东西，也是有的。没有什么谈论成就。积累前人的辛勤功劳，加了一点自己的创作，幸亏汉语的读者人数是这样多。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爱护我们这个民族，对古代文化有一种向往和爱好，所以写出来刚好投其所爱，所以我非常感谢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大家共同所爱就是了。
我一开始做报人，对报纸有一种抱负，评论要公正，要报道事实。有些新闻工作者歪曲事实，毁败人家名誉，造假，我是非常痛恨的。
我办报的原则，不讲谎话，不管你给多少钱，多少政治压力，我都绝不讲假话。所以我办的报纸有点小小的成就，坚持一个公正的道理。我做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道德水准，但不要做坏人。办报纸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我写的武侠小说里边，遇到应该好坏、是非分明的时候，不要去做坏人，那自己做人也应该这样子。做好人不敢当，但你不要做坏人，这是自己的一个信念。
我住在香港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多大收入。收入不大够，有大的引诱来，坚决拒绝，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赚钱，幸亏赚钱的头脑还可以，就这样子走到现在。
现在有些报纸认为我应该把“金庸”作为一个稀有的一个商业活动来运作，对此我绝对拒绝。还有人把金庸两个字和商业联系在一起，我非常反对，绝对反对。在杭州有一家酒厂，准备把金庸两个字作为酒的商标，我说这个不管你给多少钱，我绝对不接受，因为人家喝了这个酒，觉得这个金庸酒不好，把名字搞坏了怎么办？
因为生活在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能受到国家的保护，这种情况之下，爱国情怀自然会加强一些，希望国家强大，希望国家好，希望全国人民好。有家归不得，那些在外的人心中，更加热爱中国文化这种情怀，很自然的不知不觉中反映在小说中。
（本文由记者张英整理，已获论坛主办方陕西卫视、杭州金庸书友会授权，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金庸，作家，2018年10月30日逝世。主要著作有《鹿鼎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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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鲁迅巴金
康伟彭宽
（本文刊发于2007年7月3日
《中国艺术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特刊》）
在香港文化界，这位84岁的老人举足轻重，半个世纪以来，他笔下的书剑江湖，给整个华人世界营造了一个完美的英雄侠客梦，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大义凛然、激情豪迈，不少故事被人们传为美谈。他，就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香江之畔，拜访了这位温厚长者。
一、我从小就赞同香港回归
很多人读过金庸的小说，很多人也熟悉他一手创办的《明报》，但不是很多人知道，当年在香港回归的历史大事件中，金庸也是一个参与者。抚今追昔，金庸今日谈起当年事，仍是有声有色，感慨甚深。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很佩服邓小平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了解到您当年其实很早就参与到香港回归的工作中来了，1980年的时候，中央就邀请您去内地访问，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金庸（以下简称“金”）：当时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过来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去内地，和中央领导人见见面，我说我很想见见邓小平先生，另外希望到内地各地走一走。于是他们就给我安排。据说我是第一位被邀请去内地的香港新闻界人士。1981年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包括我太太、我的孩子，我们都见到邓小平先生了。
记：当时见面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金：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安排见面。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是由廖承志先生派车来接我们。去之前，我对太太说，你的皮包什么的不要带了，进大会堂是要检查的，不方便，我们空手去吧。因为接我们的车来得晚了，等我们到了大会堂的时候迟到了，看见邓小平先生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们。我忙说，对不起，我们迟到了。邓小平先生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很想见你的。我们就一起走进去。邓先生穿一件夏威夷的衬衫，我们穿的是西装，打着领带，很正式的。邓小平先生就说，我们是“粗人”，很随便，你们也不要客气，请把西装脱掉，穿衬衫就可以了。进去后我们就坐在一起。他说他右边耳朵听力不太好，就请我坐在他左边。他抽烟，我也抽烟。他就不断地给我烟抽，记得是熊猫牌的烟，我说您这个烟很好，他说，是的，这是云南烟。他还给我衣服里放了几包，让我带回去抽。抽烟的时候，他帮我点烟，我说，您是长辈，我不敢当。他说没关系，今天见面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都是朋友，你给我点烟也好，我给你点烟也好，都没有关系，不要在这些小问题上拘束。
记：您在见邓小平先生之前，好像就在您报纸的社论里写到过他？
金：是的。那时侯是江青批判邓小平，我就在《明报》上写社论，说批邓是不应该的，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不应该批他。邓先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你们对我很支持啊，多谢你们。我说，这个不用讲，您对国家有贡献，我们应该支持。我是发自内心地支持他。
记：当时你们谈到许多话题？
金：邓先生给我讲的话题很多，那时候国内的《参考消息》也转载过，我回来后也写文章，登在《明报》上面。记得在一路走进去的时候，他还给我讲笑话，说你写的武侠小说我很喜欢看。我说，写得不好，请您指教。他说很好的，很有意思。我说，您工作太忙，这些小说没什么内容，不用看的。他说，不是的，消遣时读是很好的。
记：他提到您的武侠小说，您当时有什么感觉？
金：我觉得彼此的距离就很接近了，气氛很融洽。
记：后来又谈到了什么呢？
金：他后来提到《明报》，说你们《明报》的意见，大致上很好，但有一些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的。我说，当然了，我不是共产党人嘛，你们的意见，我有些同意，有些也不同意，也会批评。他说，那也很好，有不同意见就要批评，你能给我们真诚的批评，我们就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一个朋友总是说好，那也不是朋友了。真正的朋友，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学问好，见解多，正直，有错误要谅解，这就是好朋友。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记：有没有谈到香港的问题呢？
金：当时也说到这个话题，香港问题当时还没有确定的想法，但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就是说，香港我们是一定要收回的。怎么收，没有讲，当时“一国两制”的方法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最初英国是不想交回的，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邓小平说，香港我们一定要收回，主权不能谈判，你不交回也要交。
记：您当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金：我是赞同香港回归的，我从小就赞同香港回归，因为都是中国人嘛。英国人很无礼地来侵略中国，把香港割走，后来九龙、新界也被霸占了。租借99年，期满了就要交回中国，这是条约规定的。其实现在我们香港的水还是靠广东东江来的，和大陆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大陆不供水，香港马上就要垮掉的。后来我们知道邓小平公开讲，不交回也要交回，你不交我们总有办法收回。我很佩服。一些外交官拖拖拉拉的，邓小平就一句话，干脆，明确。
记：您特别佩服邓小平？
金：是的，我很佩服邓小平先生。他在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他指挥淮海战役，指挥得很好，我写武侠小说，心里是很佩服英雄的。邓小平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是一个大英雄。
记：还谈到其他有关香港的话题吗？
金：有的。他知道香港人不喜欢内地的生活方式，说你们有些人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你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么多年，当然不习惯一下子改变。我还说到台湾的情况，我说蒋经国先生也给我说，说他们反攻大陆也停止了，两个党不打了，要和谈。我很同意。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内地的生活方式台湾人过不了，所有产业都全部公有了，这个制度他们不能接受。我当时对蒋经国说，你们反攻大陆就不要了，大陆也不会来打你们。你把台湾建设得很好，对中国就是很大的贡献。蒋经国先生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考虑考虑。我说你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大家和平共处，你把台湾建设好，他们把内地建设好，大家都好，不是很好吗？
记：当时提到过“一国两制”这样的想法吗？
金：当时还没有。不过邓小平先生问我，你说社会主义有多少种啊？我说我没有研究过，不知道啊，不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样式很多，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跟苏联学，学来学去都是这一套，不一定对的。各个国家应该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邓先生说，您讲的我有一点是同意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每个国家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经济发达，有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落后的国家和先进的国家就不能用同样的经济制度，我们和苏联就不一样，中国就不能完全照抄苏联，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我说，中国人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商人很少，中国人就能经商，世界各国都有华商，很成功，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经济。他说，是的，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可能大家都一样。
记：谈的气氛很融洽。
金：是的，谈了很多话题。后来还谈到内地，谈到干部不再终身化。邓小平先生问我几岁，当时我五十几岁，他又问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几岁，说年龄大了做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他马上要退了，然后说你们还年轻，你们再做10年也应该退了啊。以后领导干部要年轻化，而且要知识化、专业化，懂农业也好，懂经济也好，要懂一个方面，不能光懂打仗。
记：这次见面之后，和邓小平或他的家人还有接触吗？
金：后来有一次，他让女儿到我这里来要我的一套书，我说应该送给邓先生，就送了全套，请他指教。他们叫邓先生老爷子，说老爷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拿来看几页，但也不能看多了，看多了就一直看下去了，所以看几页就打住，必须睡觉了。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回绝英国首相 笔战末代港督
记：您在香港文化界一直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您的立场一定很受关注吧？
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见面商谈香港问题后，回到香港曾单独约我见面。她说，邓小平一定要收回香港，您怎么想？我说，那您交还给他啦。她到香港来，约见我们这些所谓的舆论领袖，是希望我们支持英国人，表示香港人民不愿意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是我说，我是中国人，我是拥护香港回归中国的，香港人也是拥护回归的。她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就说，这个问题就不谈了，说点别的。香港是中国的地方，应该归还给中国，这个是历史主流，是不存在商量余地的。英国再强占下去是不可能的。
记：听说您后来还在《明报》上发表文章，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辩论香港回归的问题？
金：是的。这个很有意思。彭定康现在是牛津大学校长，而我在牛津也待过5年，也是他们的荣誉博士，算是彭定康的校友。彭定康当年也和我谈过好多次，他希望我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他，可我还是公开地反对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虽然他当时是港督，但他也没有办法。
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
记：您后来是怎么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呢？
金：香港当时还没有政府代表，新华社就代表政府，来问我的意见，希望我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我是回绝了的。我说我在组织《明报》，《明报》立场是很中立的，共产党有好的方面要讲，有不好的也要讲。如果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好像就是受全国人大任命了，变成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了，那就不能站在客观立场上办报了，所以我说我不做。
记：但事实上后来您参加这个工作了。
金：是的。后来新华社的人又来邀请我，告诉我香港很多工商界领袖，都答应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对共产党人也有批评的，参加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也可以批评，没有关系。基本法就是要从法律上制定对香港有利的法律制度，起草基本法和办报是两回事情。这样讲了以后，我就答应参加了。我觉得是为香港做事，对香港未来发展有好处。制定基本法的时候，为香港的利益着想，也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违反这两个利益，就可以的。
记：当时具体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金：起草委员会分5个小组，分别讨论不同的内容。我是第三个小组香港方面的组长。主要讨论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将来的长官叫什么名字，拥不拥有立法机构，立法委员怎么选，有什么权利等。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记：讨论进行得顺利吗？
金：当时对于香港的政治体制，英国方面还主张三权分立，这个影响还有。邓小平先生讲得很干脆：三权分立不可以，对中国不适合。我个人也认为不可以。我说在美国、英国，也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法院的12个法官全部是总统任命的，那也是行政主导，美国的三权分立也是一种形式，没法真正实现的。不信我们可以去美国考证。很多人觉得我太保守了。还有关于普选的问题等。我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可能独立，不能按他们说的那个办法选，我还说你们可以去美国外交部门问问，看美国的选举是怎么选的，他们也是间接选举的。
记：听说后来基本法通过后，您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在《明报》发表？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您也写了文章？
金：是的。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香港终于回归了，不容易。举行回归大典的时候，我没有去现场，在家里看电视。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拥护、庆祝回归，主要表达一种心情，后来香港政府还颁给我一个大勋章，是最高的荣誉了。还有画家把一些对香港回归有贡献的人，都画在一幅画中，里面有我，我很高兴。
二、剑桥读博为求学
记：听说您现在在剑桥读书，您早就是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怎么现在会想起来去读书呢？
金：说实话，在牛津也好，剑桥也好，荣誉博士算是最高的了，接下来才是教授、院长，所以我申请念剑桥的硕士、博士，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六年级毕业了，又回去念一年级。他们一开始是不同意的。我就苦苦哀求，我说我羡慕你们学术风气好，图书馆好，我不是来读学位的，就是想来学习。你们不让我读，我就去牛津，所以后来他们还是接受了，因为两个学校还是有竞争的。校长讲，你是中国人里第一位得到剑桥荣誉博士又来读书的。
记：那您是真的按照一个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吗？
金：是的，我在剑桥就是真正做一个学生。因为他们说，你来学习可以接受，但也要写论文，进行答辩，你要上学也要学术委员会接受你的论文题目才行。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记：那您选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金：他们也问我你打算写什么题目，我选的第一个题目是《匈牙利人和匈奴人的关系》。匈牙利人和匈奴人在历史上是不是有关系，我很感兴趣，想探讨这个问题，觉得匈牙利人可能是历史上的匈奴人过去的，但西方人当然不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匈牙利人是中亚、西亚另外一个民族，自己发展起来的，和中国没有关系。
记：这个题目通过了吗？
金：没有。这个题目说出来，当场有一个教授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他说，有一本关于匈牙利的书，你觉得里面有什么地方写错了？我说，不好意思，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他又说，那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德国学者，19世纪的，关于匈牙利他有一个什么意见，您认为这个意见对不对？我说我也没看过，对不起。他说，这两本都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著作，你都没看过，那对匈牙利的研究还是不够的。然后他又讲了一通匈牙利文，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懂匈牙利文，他说那这个题目你不能做的，要不我先介绍你到匈牙利去学匈牙利文。我说那既然我学问不够，那就另外选题目吧。
记：那等于您的第一个题目被否掉了？
金：是这样的。我又说我去过大理，想写大理和唐朝的关系这样一个题目行不行。于是又有一个权威专家出来，讲了一通藏语，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懂藏文。他说那你不懂藏文你也不能做这个题目，因为大理和西藏的关系很密切，大理的文化是归于藏派的，研究大理不懂藏文是不行的。
记：看来剑桥的治学是很严格的。
金：我就说那我再换一个吧，我还是写唐朝李世民吧，我觉得“玄武门之变”不应该是传说的那样，我认为不是他把哥哥弟弟杀掉了才坐上皇位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的。他们听了后说这个很新鲜，可以做。于是就写这个题目了。论文是在香港通过电视电话来进行的答辩，进行得很顺利，这个硕士论文就算过去了，后来就顺利地具备读博士的资格了。现在剑桥同意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唐朝的王位制度，我还想去西安、北京去收集资料，今年准备去攻读博士了。
记：当年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先生是您的表兄，在剑桥有没有回忆起他？
金：是的，剑桥里很多人知道他，他们很重视徐志摩，他在剑桥写过很有名的诗。剑桥的校长也请我写。我说那我写一副对联吧：“诗声书声缱绻学院道，歌韵琴韵缠绵叹息桥。”主要说那里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地方。他们把对联放在了学校的河边。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
三、喜欢鲁迅巴金沈从文
记：您出生在书香门第，一生喜爱读书，平时喜欢读什么书？
金：我热爱中国文化，喜欢的很杂，喜欢的书就看。中国是一个大的名字，琴棋书画、中医药、武术等等，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留下来的，才汇聚成一个大的名字叫中国。
记：您对传统文化的造诣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知道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大师们有没有关注？
金：我很喜欢鲁迅、巴金等大文学家的，很佩服他们。
记：您为什么佩服他们？
金：鲁迅对中国不好的地方很坦白，我的小说《鹿鼎记》就借鉴了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主人公韦小宝有坑蒙拐骗、贪污等等这些坏习性，也有中国人的讲义气的好习惯，就是想写一部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阿Ｑ也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很典型，抓住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特点。
巴金很了不起，他小说写得好，最了不起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后来他很坦白，说那些是不应该讲的，有这样一种胸襟，不容易。
沈从文的文章文字好，没有欧化，我非常不喜欢中国文章写出来像外国文章，现在我修改自己的作品，目的之一也是想把里面的外国话都去掉。
四、新武侠不能钻老套子
记：现在有很多新的武侠小说作家出现，不知道您是否关注他们和他们的作品？
金：关注的，我现在很想看新的，希望朋友有新的作品可以寄给我，我现在有时候出差还看旧的，比如古龙的。
记：您对新的武侠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
金：基本还不错，但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脱不了老套子。我自己写小说，第一本里的人物故事，差不多第二本就不再写了，现在新的作家大都是在模仿旧的作家，这不好的，一定要钻出来。他们独创的地方也有，但不多，应该越多越好。
记：怎样改变这个缺点呢？有没有建议给后来人？
金：多想。如果想不出就不要写，不要动笔，旧的没有什么好看，我不鼓励后来人仿照我的套路写，什么时候想出新的东西什么时候动笔。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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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赖声川的最新微博：金庸先生，安息！你教了我们，中国人如何说故事。
他回忆道，“很多年前，有一次有幸和金庸一起吃饭。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小说，结果毫无预兆地向他提问：‘那些小说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样的问题任谁都会觉得很难答，”赖声川颇有感触地说，“但金庸的回答非常生动，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在构筑一部小说前，他会用很长的时间去想象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外貌、性格……他说你只要把这些都想全了，那么他们只要凑在一起自己就会跑，你不用去管……后来，我在和表演工作坊的同事们一起做即兴戏剧的时候，通常都会先确定人物，我们会用几倍于排练本身的时间去做这些人物确立的工作。只要这一步走完满了，通常结局都会不错。”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9-25 10:10 编辑
西湖夜雨真情对话
昨日傍晚6时许，在烟雨朦胧中，记者跟随一辆面包车来到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香格里拉酒店，在205房间雅间，金庸和他的夫人热情地和记者聊起了天。
金庸先生谈兴性很高，欣然答应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鼓励说：我们今天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并让本报记者坐在他的身边，开始了愉快的聊天了访谈。
我最崇拜的男人是邓小平
问：您没来来过过四川吗？您在《倚天屠龙记》等多部武侠小说中，对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峨眉派武术及峨眉山风景作过详细描绘。你想像中的四川是怎样的？对四川人印象怎么样？
金庸：我来过，抗日战争时到来过重庆，后来第二次来是邓小平接见我时邀请我游山川时，第二次到了重庆。那里的人很会摆龙门阵，常常坐着一把椅子，拿着一些南瓜子，摆一下午龙门阵。说到四川人，男人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四川人邓小平，女人中我最崇拜的是居里夫人。
回忆起四川很有意思，很多地方都没去过，云南大理、新疆也没去过，都凭想像在写。现在云南大理请我做荣誉公民。
再次向四川人民致歉
问：2003年10月8日，您首次登顶陕西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时，曾因自己小说中的“将四川武林人物多写成了反派”向赴会的四川武术人士何伟琪表示歉意。您为何将四川武林人物多写成反派？有何内幕和故事？
金庸：没什么幕后故事，写成反面人物我都是想像的。在这里我想去，我为把峨眉派、青城派写成原来写的反面，向他们道个歉。但我坚决反对商业的炒作，曾有一个酒厂请我去四川，但涉及到商业炒作，让我把这个酒的故事从绍兴写到四川，他们还要给我200万，我宁愿自杀都不会干，我就是自杀也不会干。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写出来。
问：欢迎您到四川青城山和峨眉山、到我们报社来作客。
金庸：如果没有商业利益，我肯定去，如果有商业的炒作，我马上登飞机回头。我会在夏天的时候，专门与夫人游青城和峨眉山。
问：对此次《神雕》取景九寨，你有何好的建议？书中是否有关于九寨的场景描写？有小说迷认为其中的绝情谷等很适合在九寨拍。
金庸：我很看好，张纪中已经向我汇报了两次。张纪中去四川取景，我很满意，他说四川景色很美，一定要把四川拍得非常美。我要用拍得美的方式向四川的人民道歉。
最满意“天龙”和“射雕”
问：您的14部作品到目前为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大概除了《鸳鸯刀》，其他13部全都被改成影视剧，有的甚至四、五个版本，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张纪中老师被业界称为“金庸专家”，您如何评价他？您与他如何相识？如何相知？
金庸：张纪中这个人很敬业的，认识他很偶然一个机会。有一次有个朋友说有个外国人找我，我说外国人不见，我夫人偷偷透过窗子一看，有点像个外国人，其实不是外国人，是中央电视台的张纪中。我说进来见吧。他拍得最好的、我最满意的是《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
建议新版《神雕》用新人
问：港台曾拍过约3个版本的《神雕》，包括：A、刘德华与陈玉莲主演的。B、古天乐与李若彤主演的。C、任贤齐与吴倩莲主演的。您是否看过，评价如何？听说您压根不想看，说不忍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打得面目全非。
金庸：有一个吴倩莲版本的《神雕侠侣》，一些重要情节被那个制片人篡改了，我很生气。后来对方打电话来道歉，我不接电话，也不接受她的道歉。
问：《神雕》的第四个版本中新小龙女和杨过的人选，张纪中老师有没有与您沟通过？您认为用明星好，还是用新人好？
金庸：我和张纪中都有个同样的建议，这样好的背景，这样好的故事，用新人好。用明星，我认为没必要，明星出场费很高，没什么意思。我不需要明星，只要外形好的，这么好的故事，这么好的景，没有名气的自然也变成明星了。
浙大当院长月薪3000元
问：您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作为一名学者，如何担当此角色？
金庸：我在浙大的月薪是3000元，是正常的院长的薪水，不教学生，每年上几次大课。人文学院分文史、哲学、外国哲学、艺术等8个系，本来我是给人文学院上大课，其他学院也来听。有时候讲课时应该坐800人，却坐了一两千。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想来但不能来。来听课时必须要发票，保安人员不让其他人员进来。有的同学为了拿到票还要请别人吃饭。我上大课都是座谈的形式，话题都是学生提出来的。
问：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了4年院长、3年博导，你平时如何带博士生？课程怎样安排？
金庸：我有三个博士生，两个女弟子。有一个山西大学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硕士，有一个杭州社会科学院的。要考我的博士生不容易，把论文要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要在全国很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如读历史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文学的就要在《文艺评论》上发表。如果发表不了就必须多读一年。我不喜欢以老师的名义与学生合作，你不自信可以让我看，看了给你修改，但要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去修改。我招博士生时，全国各地来考的人不少，让我打分比较难，外语必须要60分。专业的书面考试也必须达到60分。其中有一个人专业考了六七十分，外语考得59分，我去说情，别人很给我面子，最后那个弟子的外语过关了。
现在每天读书4小时
问：人们非常关心您晚年的生活，能否谈谈您的养生秘诀？您喜欢看什么书？
金庸：我的养生秘诀是：不忧愁，开心。我平时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我以前做报纸时要上夜班，每天睡得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风趣地说)，因为是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一个习惯。现在电视要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最遗憾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就您的创作生涯或您的人生而言，外人看来非常成功，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金庸：最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说到心酸事，金庸一下子感到有些伤感)伤心的事不谈了。
临别时，金庸夫人对本报记者带的一件民族服装感兴趣，不停地问是在哪买的，记者当即把这件衣服赠送给金夫人。原定的20多分钟采访，因金庸先生谈性大发竟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金庸与记者相约：我们华西都市报见，四川见。
离别时，金庸不停地挥手向记者告别，烟雨中，那个慈祥和蔼的长者的身影让我们心中久久涌动着感动。
记者手记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庸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杭州隐居，连杭州本地的媒体都感叹，很难见金庸一面，因为他很低调，不愿接受采访。而我们因为机缘巧合，因大胡子制片人张纪中到四川九寨沟选景与本报结下情谊，他热心地从中牵线，帮我们约好与金庸先生的会面，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旁。
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儒雅而亲切的长者，态度极好，言谈中偶尔有些小调皮。问及家庭和情感生活，他总温和地笑着说：这是隐私，我可不可以不答？让人不忍再追问。
有意思的是，见金大侠，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充满曲折。本来约好昨日下午5：00与先生会面，不料刚到杭州的我们，碰上梅雨导致的大塞车，司机又一不小心走错了路，那边，张纪中急得只嚷：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这边，我们心急如焚，担心就此错过与金大侠的约定，频频电话沟通，终于赶在先生离开约定地点之前到达。但此时，先生又必须赶赴一个早已定好的宴请，我们只有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路追击，抢在宴席前采访了15分钟，先生见我们很着急，便和我们约好饭后再聊20分钟。饿着肚子终于等到先生出来，他很善解人意地耐心回答我们的长篇提问，也许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我们，引起了他的谈兴，原定20分钟的访谈，不知不觉竟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见金大侠之前，我们心里颇有压力，一是觉得他是大家，不太容易接近；二是先生毕竟80多岁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作较长时间的访问。而一见面，先生的微笑就释放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伸出手，他的手很温暖，握手的刹那，心中从内而外涌出一股暖意。整个采访过程，先生一直微笑着，那不是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笑容，让我们一直感动着。直到与他分别，他的笑容依然深刻地定格在我们的印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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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眼中的金庸先生——温文儒雅的“老顽童”
金融界
发布时间：18-10-3122:09北京富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来源：新华网
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镛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四位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访过金庸先生的新华社记者还原现场，讲述她们眼中的金庸先生。
1996年12月，新华社记者闵捷和郎婧婧在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金庸先生。据现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级记者的闵捷回忆，那日金庸衣着随意，神情恬淡，一条红色围巾为古稀之年的他身上增添了一抹亮色。
闵捷说，采访中，金庸先生语速纾缓，思绪跳跃。从创作的方式到涉猎的内容，从生活习俗到做人的准则，他侃侃而谈，真诚恳切，正应了那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赞誉。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金庸坦言：虽跌宕起伏，但无愧无悔。
金庸曾说：“希望我的小说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反对损人利己，要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联合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闵捷再次见到了金庸先生。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球7个国家、9个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金庸先生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了开幕仪式。
闵捷回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金庸先生，温文儒雅，谦和有加。他在致词中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到北大来，感谢各位参加研讨会，希望大家“尽量批评”。闵捷说，那天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出席了研讨会，她还捕捉到了金庸与季羡林这南北两位国学大家“同框”的镜头。
新华社记者郎婧婧回忆：“第一次见金庸先生时，他戴着金丝眼镜，像极了旧日文学作品中的书生；儒雅淡定的谈吐又似翩翩君子。”她说，约访金庸是在作协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我弯着腰走到他身旁，蹲在地上悄悄跟他耳语，他极其配合地俯下身子屈就于我，非常令人感动。”
2003年3月，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首席记者王红玉到任后的第一场单独采访活动，就是澳门“金庸图书馆”揭幕。
“当时我费力挤进记者的包围圈，与‘金大侠’进行了短暂交谈。”在王红玉眼中，金庸先生不仅思维敏捷、坦率诚恳，还很风趣。她回忆说，在一场讲座中，有听众请“金大侠”评论一下“鞠躬文化”，还对着金庸连鞠几躬。金庸站起身来幽默对答：“你向我鞠躬我很高兴，我也给你鞠个躬。”然后向这位很年轻的听众鞠了一躬，引来众人热烈的掌声。
曾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级记者的向剑帼曾两次到访金庸的办公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面窗朝向维多利亚港湾，其他几面墙边的落地书架上摆满了书，大部分都是金庸自己的著作。“一走进去，心旷神怡。”
说起对金庸的印象，向剑帼第一个想到的词语是“老顽童”。2004年，她第一次采访金庸，见面递送名片、寒暄几句过后，金庸就开始介绍他的书房。记者注意到他的书房门口挂了一个葫芦，便开玩笑说：“这是洪七公的葫芦吧？”金庸笑言说：“是的！”
“金庸先生思维敏捷，对任何提问都好像无需思考，却回答得恰到好处。对晚辈也是关爱有加，有问必答。”向剑帼说，对记者的采访，他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回答，言辞有礼，态度真诚。金庸曾赠送过记者《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和《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并在扉页上签名。
金庸曾在80多岁高龄时远赴剑桥攻读博士，向剑帼在2007年再次采访金庸，问起他的读书生涯，他会心一笑：“读书多好玩啊！”在他看来，孜孜不倦追求学问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四位在职业生涯中采访过金庸先生的记者，有幸目睹金庸先生的音容笑貌。她们眼中的金庸，既是现实世界中的谦谦君子，又是想象世界里的“老顽童”。对于他的驾鹤西归，她们难掩悲伤之情。
“他无数次在想象的世界中驰骋，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归来。”闵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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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讀書，他寧願坐牢——金庸的生前往事 |獨家
零傳媒獨家觀察 <更多内容2018-11-01 07:30:33
原标题:為了讀書，他寧願坐牢——金庸的生前往事 |獨家
人生就是大鬧一場，然後，悄然離去。這是金庸（查良鏞）對人生的解讀。他是一代武俠的泰斗；也是一生傳奇的情癡。都說「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94歲金庸，深居港島山巔叢林掩映的豪宅之中，一生「大鬧一場」。10月30日下午，香港養和醫院，親友陪伴在側，他「悄然離去」。全球華人同聲哀輓，世間再無大俠，射雕終成絕響。
金庸屢次「被死亡」
一代文壇大俠、明報創辦人金庸，晚年深居簡出，上世紀90年代逐漸淡出「江湖」，最後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是5年前的事了，2017年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開館，他沒有現身。近年，在香港文壇、報壇、政壇，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走進2018年以來，關於他的作品發生兩大新聞，也不見他發聲。這些年金庸患病，90多歲老人病，說不了話，寫不了字。這10年，他在網上「被死亡」至少5次，事後證實謠傳。
金庸武俠小說剛開始打入歐美書市
2月下旬，他的《射雕英雄傳》首本英譯本面世，由英國麥克萊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發行。由安娜·霍姆伍德翻譯的《射雕英雄傳》第一卷《英雄誕生》，封面上繪著一隻展開黑色翅膀的「奇幻小說」，引起西方讀者濃烈興趣。這部在華人世界風靡了數十年的經典武俠小說，雖屢次被改編成影視劇，卻是首次征戰西方圖書市場，上市兩個月便已連續加印7次。這部金庸經典作品首次被譯成英文出版。出版商用「華文文學的《魔戒》」來形容《射雕英雄傳》；《紐約客》雜誌則形容他的文化影響力有如《哈利波特》和《星際大戰》的綜合呈現。
《射雕英雄傳》第2卷預計2019年初推出。除英譯本外，《射鵰》法文漫畫版從2017年10月起出版了5本。《射雕英雄傳》英譯版第2卷譯者張菁聲稱自己年輕時就讀金庸，成了金庸鐵粉。只希望好故事長腳，不脛而走，能從東方走向西方，為全球所認識，不譯，才是最大的損失。其實，金庸武俠小說英譯並非首創，早有3部英譯本「走向世界」，英譯而完整出版的有3種：1993年《雪山飛狐》、1997年《鹿鼎記》和2004年《書劍恩仇錄》，分別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射雕英雄傳》英譯本出版，重新掀起諾貝爾文學獎的議論，不少書迷和書評家認為金庸夠資格拿獎，雖然他的武俠小說開始打入歐美書市，但目前還是只有屈指可數的紙本書和電子書出版，談拿獎或許還言之過早。台灣版權經紀人譚光磊表示，這暴露一個問題，「連金庸小說在世界文壇都『遲到』了這麼多年，關鍵在於華文世界有太多作品沒有外語版本，數量非常不夠」。
金庸訴江南等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2008年金庸作品還經歷一件大事，即8月中旬，金庸訴「同人小說」《此間的少年》作者江南等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在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一審宣判。法院判決江南等三被告立即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停止出版發行《此間的少年》並銷毀庫存書籍，賠償金庸經濟損失168萬元人民幣，及為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開支20萬元人民幣，公開賠禮道歉消除不良影響。
金庸：愛讀書多過自由
金庸在香港創下的一個「神話」，在他逝世後的這兩天還不見媒體提及。那是12年前，即2006年7月21日，金庸結緣香港書展，參與他座談會的讀者超爆5000人，打破書展17年來座談的紀錄，其中不少讀者來自台海兩岸及東南亞各地。一個文學講座聽眾如此眾多，肯定是「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了。這場講座由《亞洲週刊》策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合主辦的。是日夜晚，第17屆香港書展7號展覽廳成了金庸世界。讀者提問踴躍，金庸回答精妙，氣氛相當熱烈。據當年參與策劃的前香港貿發局部門負責人邱松鶴回憶說，在現場最初安置了五千張椅子，坐滿了，再增加到七千張，還是爆滿全場，許多讀者只能坐地上了。
82歲的金庸特地從英國趕回香港參加書展座談，這是金庸第一次在這麼大的場合與讀者見面。金庸開場即表明﹕「我用普通話講比較方便，如果講得不精采，就對不起大家了。對於大家的提問，如果懂的，我就回答﹔如果不懂，我回去查一下再想辦法回答。」如此謙遜的開場白，出自一代大師之口，令金庸迷欣喜異常而報以熱烈掌聲。
2006年7月21日，金庸結緣香港書展
金庸首先與讀者分享中國的俠義精神﹕「俠士是為人民做好事的」，「『俠』字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好的，後來成為做人的典範。」我要透過武俠小說體現這種『俠義』精神，透過武俠小說把中華民族這種精神承傳下去」。一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首次公開說出創作經典小說的原因。
有讀者關心他平時喜歡看什麼書，金庸表示，只要喜歡看的書他都會看。他笑言，讀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如果有兩種生活﹕一種是坐牢10年但可以讀書，另一種是人身自由但不可以讀書，我寧願選擇坐牢」。有金庸迷問他，看什麼書才會學懂這麼多武功招式﹖金庸說，「要看不同類型的書」，「現時只想看多些書，只有多看書才能增長知識，現時集中看關於唐代的書籍及古典文學」。
金庸是華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等頗具影響的中文報刊，為《明報》撰寫社評20餘年。有讀者在座談會上建議「大俠」重出江湖，再為《明報》執筆寫社評，對此，他明確稱自己已「無心無力」了。他說﹕「不會再寫了，對政治已經不再熱衷了，年輕時，無論對中國、對香港的政治都十分投入，願意把身子及感情統統投入政治活動當中，現在年紀大了，性格變了，很多事情都看得開了，看得化了。」他拒絕評論目前的香港政治，「任何政治議題都不想再談論，不想再評論了」。
有讀者問他最喜歡自己哪部作品？金庸說﹕「每一部我都喜歡，因為每一部都是我全心全意的作品。」關於近年自己修改小說，他解釋，當初作品在報紙連載時間倉促，有些地方寫得不好，所以要改動，當年每天寫2000、3000字，第2天就要刊登，作品有不少不連貫和不合理的地方，如楊過用右手擋劍，但最後是斷了左手。
問起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不時在各地電視台熱播的看法，這位文壇巨匠表示，最反感那些在改編電視劇過程中不忠實原著的人。他說﹕「我其實很不喜歡其他人改編我的小說，因為它們都是我的子女，對我的原著改得越少越好，最好不要改。作品賣出版權，結果發現被改得面目全非，就好比把自己的孩子托人照看，結果發現不是少了一隻手一隻腳，就是多了一隻手一隻腳。」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參與主持的兩個多小時的見面會結束後，近千讀者排起「長龍」，索取大俠在書上簽名。主辦方規定每人只能簽一本書，年逾八旬的金庸一筆一筆認真寫著自己名字。
一位40歲上下的女子帶著10歲兒子拿著書，走上講台讓金庸簽名，又站到坐著簽名的金庸身後拍照。那女子雙眼閃著淚花，用紙巾抹著眼睛。她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自己來自深圳，從報紙上看到香港書展有金庸與讀者座談，於是以「自由行」方式專程來香港，座談會後就返回深圳。
倪匡曾多次為金庸「闢謠」
這10年，金庸在網絡上已經至少5次「被死亡」。和金庸同被喻為「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經常替好友金庸澄清他的「去世」傳言。深更半夜，倪匡被電話吵醒，接起來都是關於金庸死活的求證電話，請他去問問怎麼回事。他每次都被嚇一跳，電話打去金庸家，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來。兩人聊起「去世」的烏龍，金庸從不生氣，總是一笑而過，倪匡說：「他覺得人總是要死的。」2013年，金庸89歲。那時倪匡每半個月就會和金庸見一次面，當時他告訴外界：「查先生健康沒有問題，他胃口比我還要好。他就是聽力不好，但又不戴助聽器。」
10月30日晚上，又有人打電話給倪匡，這次是告訴他金庸逝世的消息。他一開始不相信，不斷反問：「哪裏來的消息？」而後他坦言尚未收到金庸家人的通知，他和金庸已經有半年沒見面了，因為金庸一直在生病，都是90幾歲的老人病，「前陣子他話都說不出來，字又寫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倪匡表示90幾歲的人，油盡燈枯並不出奇，都是自然規律，但是由於傳過很多次，一定要證明真假。當得知此次死訊已被多方證實後，倪匡還是不由得低歎。
倪匡與金庸認識差不多60年，兩人一直都是朋友，各方面都投契。金庸在報刊上連載武俠小說時，一旦自己要遠遊異國他鄉，都會找倪匡代筆。創辦《明報》後，金庸也常找倪匡寫稿。談及與金庸的交往，倪匡形容其「為人好到不得了」，更評價他的小說「古今中外第一人」。當被問及金庸的離世是否對文壇損失極大時，倪匡則坦然表示，人一定要去，他的作品永遠在那裏，他就算在生，都沒有能力繼續寫作。最後更喃喃道自己也好大年紀。
金庸的小說裏，主人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世或自己的父親，他筆下的男主角中，幾乎都沒有體驗過成年後的父子關係。不少讀者都曾經歸納，郭靖、楊過和袁承志都是遺腹子，張無忌、林平之和康熙少年喪父，令狐沖、韋小寶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這些父子的感情線全都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隱去了，這很難說和金庸本人的經歷無關。
父親送了對金庸一生影響很大的書
2000年初，金庸在其自傳體散文《月雲》中寫道：「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
「宜官」正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親查樹勳（一說為查樞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給起的。查樹勳的確是個地主，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寧當地的名門望族，他也是當時著名的教會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的畢業生，受過西式教育，是當時落後中國裏典型的精英，據稱他曾鼓勵金庸說，你表哥徐志摩讀劍橋，你以後也要上劍橋。有一年聖誕節，他送給小金庸的禮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聖誕頌歌》，內容是講一個冷酷的守財奴，受到精靈的啓發，變成一個善良的人。這本書對金庸的性情、人格影響很大。
1951年4月26日，查樹勳在自己興辦的小學的操場被槍斃，金庸當時正在香港《大公報》上班，聽到消息，悲痛萬分，哭了好幾天。多年後才在自傳中提及這段傷心事。在書寫這些缺失父子情、透過筆下人物尋找父親的小說時，金庸一直將父親贈送的《聖誕頌歌》帶在身邊。
金庸不僅是作家，也是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金庸在政壇同樣具影響力。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單獨接見時任明報社長的查良鏞，成為香港獲鄧小平接見的第一人。上世紀80年代初起，他數次回內地，受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等接見。其後他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而其聯同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更成為回歸後香港政制發展的藍本，惟因方案被指保守，背上「出賣民主」的罪名。晚年他淡出商界政界傳媒界，開始步入學界，在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與劍橋大學等名校，涉及歷史、文化等領域。
專欄作家、《金庸政治學》作者葉克飛認為，金庸這一代知識份子，生逢跌宕大時代，雖難免顛沛流離，甚至一生沉痛，但一方面有舊學底子，另一方面又受西方現代文明滋養，思維與視野均具現代意識。也正因此，這代知識份子反而成了因中西文化碰撞而受益的一代。
金庸小說長於情節，也能滿足人們對江湖的幻想，但在價值觀層面仍有守舊一面。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脫傳統知識份子的桎梏，即使縱觀其人生，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早已大於中國傳統文化。倒是後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因世事變化而更為深刻，反倒成就了最好的金庸。這代知識份子的人生極是艱辛，甚至可算是生來不易。金庸在跌宕人生中尋得人生價值，已極幸運。
無論如何，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跌宕歲月裏，武俠小說曾是一代漂泊者的精神慰藉。到了上世紀80年代，它又成了一代內地年輕人的精神食糧。通俗文學的光輝歲月，就這樣穿越時空，金庸也成為幾代人生命中無法繞過的名字。
（圖片來源於網絡）
本文由《亞洲週刊》授權零傳媒《獨家》微信賬號發佈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12 09:51 编辑
叩访金庸 2001年第12期
叩访金庸2001 年第12 2001年10 月27 日上午。广州，鸣泉居腾龙山庄。 西湖论剑、天山行棋、桃花岛观戏、环球讲学……金庸先生近年来的行程格外多姿多彩、引人注目。 此次来广州，金庸先生与广州出版社谈妥了著作出版协议，约定从今年11月30 三联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全数移交广州出版社出版。金庸先生将来的著作改定本也交由该出版社发行。 金庸先生应邀接受了本刊专访。77岁的他依然思维敏捷和健于言谈，他时时流露的对 于国事、天下事的独到见地和对国内传媒的深切关注，让我们有幸得窥一代“大侠”和名报人 的风范。
《南风窗》：金庸先生,您在众多华人心目中，拥有非常丰富和崇高的形象：不仅是一位精彩的小说家、报业的传奇人物，更是一位对世事充满洞察力的智者。我们深信，您不但 能编织瑰伟神奇的武侠世界，亦能为我们解释这个复杂的充满迷惑的现实世界。在很多重要 的事态上面，我们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21世纪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世纪。第一年，就发生了这么多令人震撼的大事件。请让 我们先从“911”恐怖事件和美国出兵阿富汗谈起。不知金庸先生对此抱着怎样的关注,有哪 些高明见解,愿和我们杂志的读者分享?
恐怖活动，历来为全世界所痛恨，亦为任何法律所不允许，在这一点上，我和多数人的观点并无二致。但在我看来，美国打击阿富汗，从法律观点上，则是绝对不成立的。众所 周知，英美国家奉行《普通法》，而《普通法》有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即任何被告，若未经 法律程序处置―接受控告、庭审、辩护，最后经陪审团充分讨论或法官判定，不可说他有罪。 换言之，他是无罪的。 “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挟持民用客机，撞向世贸大厦，致数千平民死伤，这实在是一桩非常大的罪恶。但如何认定是本拉丹所主使？姑且假定是萨达姆或卡扎菲，或是 巴勒斯坦的或卡斯特罗或其他任何人主使，又怎么办？美国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昭示于世？ 在《普通法》中，对于谋杀罪的判断一定要依赖于肯定的证据，若证据有疑点，则不行。此即所谓“一切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给本拉丹定罪，依照的 不是这样的原则。 金庸：我以为，要处理“911”一案，美国应循如下步骤：第一是纽约检察官提供证据，向纽约地方法院控告拉丹，将本拉丹找出来，送上法庭；二是以充分论据，证实本 拉丹与“911”一案有关联；如果找不到本拉丹，则应由法律部门向行政部门提出请求， 通过强制手段将拉丹以活人之身送交法庭。如此方可以开审拉丹。 这是应以法律对待的问题，不可以狭隘的报复心来行事。美国老说要尊重人权，但在轰炸阿富汗一事上，看不到他是否尊重本拉丹的人权与阿富汗平民的人权。莫要忘了，即 使本拉丹是，他也是一个人，也应当有人权的。
《南风窗》：所以美国轰炸阿富汗倒有些像您的武侠小说当中，以“名门正派”名义围剿“魔教”或“大魔头”的场面。江湖上有了惨案，必是魔教或大魔头所为，所以不管怎样，杀 去再说，即使杀错了，死的反正总是些“恶人”。
金庸：布什说“无论死活都要抓到拉丹”，是谋杀一个无罪之人。美国西部中常有“私刑”场面，大土地主为了吞并小农场，往往冤枉农场主偷他的牛马，派几个打手抓来吊死他， 全然不要什么法律程序。美国即使一发炮弹，将拉丹炸死了，亦类同当年西部大土地主的私 刑而已。 此次美国进攻阿富汗，截至现在为止，平民伤亡已不在少数。假设数年之后，另一与拉丹不相关的组织出面发表声明，为“911”事件负责，则美国如何向无辜死者交代？ 国际世界不是小说中的武林江湖，是要讲法律的，尤其国家要讲法律，如今美国以头牌大国之尊，在这件事上，以私刑了断，如何说得过去？
《南风窗》：现在国际形势有了一些变化，某些西方大国政客呼吁放弃《联合国宪章》，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如果情势需要，则大国可以介入干预，以武装力量解决人道问题或是恐 怖主义问题，金庸先生如何看待？
金庸：现在美国是因为拉丹训练营在阿富汗的存在，而空袭阿富汗。若是拉丹的组织将来发展成几十个，在全世界流动，美国岂能一个个国家都轰炸过去？何况在这种空袭中死 亡的，主要还是无辜平民。 《南风窗》：中国历史上有“王道”、“霸道”的说法，看来金庸先生是绝对反对“以大国之是为是”的，因为大国未必都行“王道”，也有可能行“霸道”。 金庸：是的。国无论大小，均应当是平等的。美国当年出兵格林纳达，将人家总统抓到美国来，以美国法律来审，这就是霸道的作风。
《南风窗》：在您看来，此次美国出兵阿富汗会不会加深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仇视，从而引发更深的“文明的冲突”？
金庸：历史上，两种文明、宗教有冲突，当力量均衡时，便可能诉诸战争来解决。基督教的十字军就发动多次对伊斯兰世界的进攻。但现在，双方军事力量悬殊，文明冲突衍化 为军事冲突还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美国和西方欲以文化思想、经济力量来使全世界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个性，是统一不了的。所以， 各种文明还是要尊重彼此的存在。
《南风窗》：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有着丰富和浓郁的民族主义情怀，但似乎有着趋向于多元和宽容的变化。
金庸：是的，我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所述的满汉就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到了《碧血剑》中，已经肯定了满人统治的一些好的方面；在《射雕三部曲》中， 仍是分界限，且分得很强。但到了《天龙八部》，就将各民族平等看待了。我是随着学问长 进，认识到中国仅仅以汉族为中心是不对的。各民族间应平等对待，相互包容。
《南风窗》：金庸先生在《鸳鸯刀》一书中，描述一群武林豪客争夺藏在一柄刀上的秘笈，争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发现，所谓的秘笈只是4 个字，即“仁者无敌”。这篇小说给读 者以很深的印象。但今天这个世界，看来似乎仍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世界，力量的格局是以 军力强弱与财富的多寡来定。“仁者”是否真能无敌？金庸先生现在如何理解这个“仁”？
金庸：历史要放大放远来看。我理解的“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 穷兵赎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
《南风窗》：今年，中国入世谈判基本结束，北京也申奥成功。国人对此很振奋，视之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将进一步与世界融合，实现国力的提升。金庸先生对 此有着怎样的预感和期待？
金庸：我对中国的未来是很乐观的。中国加入WTO，也有非常大的好处。中国在本 世纪内，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金庸：中国的强大能够给世界以一个和平的保障。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生活很节俭，只要有需要，可以随时省下很多钱用于国防建设。有专家预测，到了2050 年，中美国民生 产总值可能相当。那时美国造一艘军舰，中国人省一省，兴许就可以造出4 艘。这当然只是 一个比喻。意思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其它的国家霸权就会受到一个强有力的制约。
金庸：和平环境非常重要。我读中国历史，这点感触很深。秦汉之际，匈奴是中国大患，高祖出征，在白登被围，好不容易才脱身。高祖死后，匈奴王写信给太后说，你的丈夫 死了，我也没老婆，你不妨嫁给我吧。这当然是一种很大的侮辱。汉朝的一些老将气愤不过， 主张打。但太后看到当时国力很弱，王宫都很难配齐4 匹一样颜色的马作为出巡马车，这种 情况下，和匈奴这个马上民族交锋是不明智的。于是太后用谦卑婉转的语言回信，说，我年 老了，牙掉了，头发也白了，不配嫁给匈奴王，请您还是另找个年轻漂亮的吧。匈奴对此很 高兴，便不再冒犯。后来的文景两代，一样对匈奴执行退让政策，同时休养生息，积蓄力量。 到了武帝时，中国国力强大起来，一打就把匈奴赶走了。再说唐朝。唐朝建国时也很弱，突 厥人曾经打到长安，李世民不得不单骑求和。后来唐朝国力恢复很快，也打败了突厥。 我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是温和与开明的。这很好。中国还需要至少二三十年的和平环境以壮大国力。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金庸：中国的政治讲究一个“忍”字，像刘邦和项羽之争，刘邦胜在能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刀拿来干什么，就是斩自己的盲动，做到克制。能克制，就有胜利的可能。
《南风窗》：金庸先生，您作为香港《明报》创办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对香港的政治、社会都有很深了解。众所周知，70 年代以来，你就曾在《明报》社评上， 对香港的回归以及回归后的状况，做出了一系列预言，后来证实都很准确。 不必讳言，现在的港人对本地的发展有一定忧虑。其中一个很大担忧就是上海的崛起会取代香港今天的地位。有经济学家甚至预言“上海 15 年内超过香港”。您认为，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会不会动摇？你怎样看待香港的未来？
金庸：我是1948 年从上海到香港的。感觉是从大城市到了一个小地方。当时香港的 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几倍，甚至连杭州都不如，真有些看不起哩。上海的国际地位和它的地 域优势是自有其深厚根基的，特别它有人文教育、工业基础都很先进的江浙作为腹地，一旦 解脱束缚，发展会是很快的。如果将来上海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总量超过了香港，我想并不奇 但香港不必同上海争。香港是自由港，货币自由兑换，尤其它的法治完全同世界接轨，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司法系统。在香港打官司，可以说不存在司法腐败的问题。香港的法律工 作者对西方法律非常熟悉，能够应对很多东西方之间司法差异的问题。香港作为经济中心和 司法中心，是自有其地位的。我认为，香港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和上海争，而是如何与上海 互相补足。
《南风窗》：香港和新加坡都是自由经济的典范。不知金庸先生可否就两地区域竞争力的高下做一权衡和比较。
金庸：两地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水平差不多。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是一个小国。邻国的政局稍有动荡，就有可能影响本国的发展。而香港紧贴祖国大陆，有大陆作为 强大奥援，这一优点是不言自明的。
《南风窗》：今年是鲁迅诞辰110周年。您曾说自己深受《阿Q 正传》影响。也有很 多学者将您和鲁迅先生比较来谈。我们感到，鲁迅先生是从一个深刻、悲观的方面批评了国 民的陋习；而您则从深情、乐观的角度，带给读者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亲切自信。不知 这样评点两位大师是否妥当。
金庸：对鲁迅先生，我是很敬仰的，当年求学的时候，也读过不少鲁迅的书。鲁迅先生对旧社会国民的愚昧、无知，做了尖锐的批判。但我想，时代不同了。在教育普及、文化 昌明的今天，像阿Q 这般的农民已经很少见。我近年接触的很多普通中国人，都很有知识， 有着积极上进的风貌。我看到我们国家更多的前途和光明。
《南风窗》：江浙一地历来人文荟萃，近现代更是英才辈出。自90年代以来，长江三 角洲经济的崛起令人瞩目。金庸先生，您的祖籍在浙江，您希望江浙的文化传统能在新的社 会格局中发挥出怎样的作用？您希望江浙凝结出怎样的新文化？
金庸：中国自唐代以后，长江流域和岭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而经济则是文化、政治的基础，所以这两个地方近现代以来领导风骚。江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不独 立，它的光荣也是中华文化的光荣。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强，自然会实现文化 的繁荣。
《南风窗》：您现在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做报人和做学问有什么区别？您有没有招到合适的学生？
金庸：报人知道的东西多，但不够深。教书做学问需要深入透彻，“攻其一点”，却往往“不及其余”。我感到做学问最需要独立思考，对一个问题，要有你自己的看法，不要人云 亦云。我到现在还没有招到合适的博士生，不是他们外语不好，读书不多，而是缺乏独立的 思考能力。
金庸：最后，我谈谈你们的杂志。我昨晚读了几本你们的杂志，看到杂志在支持、坚持国家政治、经济大方向、坚持“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也能将社会中不合理问题予以深刻、 细致、系统的揭发，使我感到很佩服。《南风窗》不愧为国内第一流的杂志。有两篇文章我 印象很深，一是关于广东恩平金融混乱问题，一篇是报道澳门赌场成为腐败者坟墓，都写得 有分量。但我也看到一些问题，如一则东西本为广告，却未曾注明，不免使读者误为本刊记 者文章，这是贵刊应当留心的。 《南风窗》：谢谢金庸先生的鼓励，尤其您的指正，真让我们见识老报人一丝不苟的风范。记得先生当初在阐释《明报》的宗旨时，说道这个“明”一是“正大光明”，二是“明察 秋毫”，这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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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访金庸 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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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
楼主：收容遣送Lv 4 时间：2001-12-04 15:32:51 点击：191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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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
———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
2000年9月，看到湖南广播电视报上的消息，岳麓书院朱汉民研究员透露说湖南卫视将邀请金庸来登坛讲座，尤觉将信将疑。，不久湖南卫视播出广告，确切日期和地点已定，看来是已然板上钉钉。立即着手和朋友联系票 , 9月23日，从河东赶往河西，车上看湘江北去，麓山如黛，，湖大附近车如流水，心中若有所思,暗想岳麓近年来频频有事，午后开坛不知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横穿过湖大校园，赶到岳麓书院，门口已然聚了一大群人，多是学生。在外面休憩了片刻，电视台的朋友送来两张票，倒是制作的异常精美，色调银灰，嵌以金丝，中间是千年庭院，两边是那首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此时方知是湖南卫视的《新青年》栏目搞的创意，而金庸的讲题竟是历史而非众人所期望的武侠小说或者报业新闻。
忽见有人高呼“来了来了”，俄顷便见一辆白色奔驰车缓缓驰近，人群马上涌了过去，奔驰却未停，转而从侧门驶入书院。持票跟入，正好看到老先生从车上下来，一身浅色西服，脸上依旧是那种熟悉的谦和的微笑，被众人镞拥着往休息室而去。
正气堂的风景是绝佳的，四合院，中有古树数株，天气也好，斜阳从西边屋顶打过来，照在大半个座位区内。看来金先生的运气确实比秋雨光中都要好。看到讲台上
站着的女主持人杨燕，正忙着向大家交代注意事项，暗觉好笑。两点钟，现场直播开始，杨辉的一番开场白和湖南广播电视报上的记者文章基本一样，稍后出场的却不是金庸，主持人介绍说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教授兼领导，其自称也是金学研究者，对金庸和他的小说做了一番分析，本意可能是起一个高手出场前的铺垫作用，可惜功底不敢恭维，把梅超风和陈玄风说成是书剑恩仇录里的人物。随即在观众哄笑声中匆匆下去了。
老先生终于登坛了，台下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后面有一阵骚动，不知什么时候一大帮没有弄到票的湖大学生竟然从窗子里爬了进来，面对管理人员的驱赶欲下不能，欲退不甘，尴尬的骑在窗户上。不知道金庸老先生看到这些个“骑墙”的听众，会怎么想。老 先生照例首先是客套，每个字都带着很浓的江浙口音，说一直觉得自己不敢到这个千年讲台来，直到“后来听说黄永玉也来了，黄是我的老朋友嘛，他能来我也就鼓起勇气来了”，不知是为了消解什么还是为了稀释一下气氛，金庸把话题攀到刚刚设坛于此的黄永玉，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下面响起一阵轻笑，大概听众对老先生 这种永远冷静低调，温和谦逊又不失王者之风的从容气度非常熟悉了的缘故。
论题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老先生 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致隋唐，结结巴巴的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我注意到有一篇打印稿在台下传递，看了看标题，“到千年学府来讲历史，金庸想表达什么？”，在台下看到这样的文章，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心里一阵难受，祈望他快点讲完，听听应当精彩的答问。
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夕阳已经把正气堂前那株罗汉松顶打得血红，我有点心不在焉，台下也已经有按来不住的轻微骚动。老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总算讲到了明末，讲到了清，最后还是用那个美好的预言（“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总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不断的分裂，不断的统一，分裂和统一之中是从不间断的文化的同化和多民族的融合。可以想见，21世纪也肯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结束了这场历史知识讲座，笑眯眯的坐到一边去小憩。
主持人趁机提醒大家做好提问准备，剩下来的时间是自由提问阶段。
老先生休息了一会，又笑眯眯的回到讲坛上，等待听众的发问，“大家可以提任何方面的问题，什么问题我都会很乐意的回答。”，从这句话看来，似乎今天的高潮应当是从现在开始的。自由答问也是最能见功底的。
非常遗憾，似乎听众的提问也是由电视台预先设计好了程序，一共五个，据记忆照实录下，依我看来，没有一个超出小学六年纪的水平。
“请问金庸先生，您是江浙人，又在香港立业，这次到湖南来，到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来设坛讲学，请问您怎样看待湖湘文化？”
提问的是个中年人，一副书院山长的神气。我真不喜欢我们湖南人这点夜郎自大的习气，对余秋雨是这样，对余光中也是这样，对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劈头总是这么一句，似乎唯有此才能彰显“惟楚有才”。没有勇气杀到别人家门口论道就罢了，非得要人家恭维几句才过瘾，骨子里透着一种不自信的小家子气。
“湖南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一直是我最喜欢和崇敬的地方之一，湖湘文化也是非常杰出的文化。实际上我的小说里有两个最好的人，一男一女，都是湖南的，大家知道是谁吗？”。
这样的弱智问题是难不住老先生的，他反借机一个太极推手把球踢回来了。
下面闹哄哄的一顿乱猜。老先生慢悠悠的说出答案：女的是〈飞狐外传〉里的程灵素，岳阳人氏。男的是〈连城诀〉里的狄云，湘西沅陵人氏。下面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心里头忽地一酸，呵呵，那个逆来顺受的空心菜狄云，那个面黄肌瘦只有一双眼睛长得甚是灵动的程姑娘，都是两个苦命人啊，先生有意无意都把他们安排在湖湘这片土地上。
“请问金大侠，我每次读〈雪山飞狐〉，总是在想这胡斐这一到最后到底砍下去了没有。今天有幸见到金大侠，想请您给我们一个答案，那一刀究竟砍下去了没有？”
这又是个无比弱智的问题，三十年前就已经被人问过无数次了，今天照例拿来浪费时间。
“这一刀我也不知道究竟砍下去了没有，我想读者也不好下结论，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我想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自己去给它加一个结尾吧！”
又是一招推手，不过话里行间推测起来，似乎老先生当初真的竟是写到此处不好收尾了，便故弄玄虚，卖一个关子给读者。
“金先生，您是著名的报人，此番到湖南来，请问您对湖南的媒介印象如何，能否对湖南的报界提几点意见？”
发问者自称是长沙某报社记者，这个问题是成心让人来夸你一番，只是这样的问题应该去问穆青或者邵华泽更合适。
“我对湖南的媒介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湖南的电视似乎是不错的；听你们魏文彬局长说湖南卫视就办得很好。至于报纸我没有仔细看过，我想〈湖南日报〉之类的报纸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是办得很不错的。”
台下一阵哄堂大笑。老先生也笑眯眯的看着大家。
一年以后的今天当我看到〈南风窗〉总编秦朔在广州鸣泉居专访金庸的报道，看到老先生对〈南风窗〉的评价，“我昨晚读了几本你们的杂志，看到杂志在支持、坚持国家政治经济大方向、坚持‘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也能将社会中不合理问题予以深刻细致系统的揭发，使我感到很佩服``````但我也看到一些问题，如一则东西本为广告，却未曾注明，不免使读者误为本刊记者文章，这是贵刊应当留心的。”不免心情复杂，老先生的判断力依然犀利，只不过犀利的结论外面裹着一件滴水不漏的外衣。
“请问金庸先生，您的小说拥有亿万读者，而您现在又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的雅俗之分的？”
这又是一个老的掉牙，毫无创见的门户之问。
“我觉得文学没有绝对的雅俗之分，今天阳春白雪的雅文学，昨天可能是下里巴人的俗文学~~~~~”
老先生不厌其烦的和大家解释他可能说了无数遍的浅显道理。这时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二）
老先生正吃力的给大家做文学知识启蒙，我注意到一个挂着电视台工作证的工作人员神色紧张的跑到台侧，小声和主持人嘀咕着什么。一会就见这个主持人王燕迟疑了一下，突然半蹲着躲开镜头，悄悄的跑到台下，冲老先生不断的打手势，一会指指自己的手表，一会又用左手食指顶在右掌中间摇晃。
现场直播的时间不够用了！看到这个要求暂停的手势，我知道尴尬来了。要命的是老先生显然看到了这个手势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尴尬的主持人只好又神色惶急的猫着腰连打手势。老先生肯定是明白了，奇怪的是还是不见刹车，却显然有几份不快，话速突然越来越快，话音也愈来愈重。98 年我看宋丹丹在武汉慰劳抗洪大军时，疲惫的听众掌声和笑声显的很低落，觉得宋们就只好不断的拉长嗓门加大音量，反应却愈加低落。今天原因虽然不同，情形却似乎又有点类似，心里头不禁一阵难受，台下看出了苗头，掠过一阵轻微的骚动。
感觉是这个可怜的女主持人都快要哭了，老先生终于用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结束了这个磕磕碰碰的讲座“刚才我说了，魏文彬局长说过，湖南卫视是个办得很好的台，要面向东南亚现场直播嘛，影响也很大。时间很紧张，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1”。台下刚刚抢到话筒的欲提问者失望的闭上了嘴巴，王燕赶紧调整好姿态面对镜头，用几句场面话把这期《新青年》节目结束了。估计她手心里现在应该擎着一把冷汗吧。
台下手持签名薄的听众们纷纷涌到台上来，几个武警和电视台的赶紧护住老先生往正气堂北侧的休息室退却。场面顿时混乱起来，忽然见一位领导摸样的中年人从人群中奋力挤上前来，大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就停了？“我跟你们讲好的那，已经把线路要好的呐，可以延长嘛，咯样大年纪，何必要若老人家不高兴呢？搞得人家心里不舒服，何必罗！”
——看来这期节目是莫名其妙结束的，我不禁有点目瞪口呆。眼看着人群三三两两的散去，我把相机拿出来，准备等等看是不是有机会。
大致过了半个小时，老先生在众人的族拥下从回廊里走出来，白色奔驰车已经停在廊前，车门已经打开。每一个企图挤到他身边的人都被武警赶开了，这些贼心不死的金庸迷们看来是不会有机会的。
我站在车的这一边，心情复杂的看着老先生步履蹒跚的在众人搀扶下走近，就在他弯腰要钻进车里的一刻，我突然大叫一声“查先生！”，老人家猛的一抬头，习惯性的冲我一笑，我举起相机，把这个传奇般的文化英雄，这个争议颇多被人称为晚节不保的老报人，这个用他的笔和人生历程影响了我大半生的七旬老人，摄入了镜头。
一个月后，当我在湖南省博物馆看黄永玉老先生的画展时，一副泼墨苍梅象梦境一样跃入眼帘，画题是“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禁不住热泪盈眶。
三更有梦书作枕，千里怀人月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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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金庸谈武侠小说
买超
来自: 买超(我的微信公众号“闲书过眼“) 2018-11-27 18:10:43
案：此文为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金庸在北大接受名誉教授荣衔后发表的演讲。
各位今天的热烈欢迎，我很感动，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所长，而是因为大家喜欢我的小说。（众人鼓掌）
先谈一下武侠小说这个“侠”字的传统。在《史记》中已讲到侠的观念。中国封建王朝对侠有限制，因为侠本身有很大反叛性，使用武力来违犯封建王朝的法律。《韩非子》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历代政府对侠士都要镇压。汉武帝时很多大侠被杀，甚至满门被杀光。封建统治者对不遵守法律、主持正义的人很痛恨。但一般平民对这种行为很佩服，所以中国文学传统中歌颂侠客的诗篇文字很多，唐朝李白的诗歌中就有写侠客的。
武侠小说的三个传统
中国武侠故事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唐人传奇。唐人传奇主要有三种：一种讲武侠，一种讲爱情，另一种讲神怪妖异。
另一个来源是宋人的话本。宋朝流行说书讲故事，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种，包括讲历史、佛教故事、神怪、爱情故事、公案（侦探故事），还有一种就是武侠故事，都很受欢迎。
总括来说，中国武侠小说有三个传统：一、诗歌；二、唐人小说；三、宋人话本。唐朝读书人考进士，事先要做些宣传公关工作，希望考试官先有点好印象。枯燥的诗文不能引起兴趣，于是往往写了传奇小说进呈考试官，文辞华丽，有诗有文，而故事性丰富。当时传奇的作用大致在此，因此唐人传奇是“雅”的文学。《唐五代传奇集》，李剑国辑校，中华书局出版
宋人话本则是平民的，街头巷尾说书的场合讲的故事，有人记录下来，是“俗”的文学。唐人传奇是文人雅士的作品，文字很美，而宋人话本是平民作品，文字不考究，但故事讲得生动活泼。
后来发展至明代四大小说，《三国演义》讲历史，《西游记》讲神怪，《金瓶梅》讲社会人情（到清朝更发展为重视爱情的《红楼梦》），《水浒传》就是武侠故事了。这个传统曾有中断，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历史时曾说：侠义小说到清代又兴旺起来了，“接宋朝话本正统血脉”，平民文学历七百年又兴旺起来。
中国武侠小说历史很长，在中国文学中有长期传统。
中外武侠故事的异同
武侠故事也不是中国才有，在外国也有，当然表现方式不同。最早有武侠意味的是希腊的史诗，与我们的武侠小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金庸先生接着讲了一些西方文学中武侠故事的梗概，讲到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中英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好友被杀，为友复仇而与对方大英雄赫克托环城大战；《奥德赛》中英雄尤里赛斯漫游后归家，力歼滋扰他妻子的众多敌人；讲到英语中最早史诗《布奥华特》中主角协助丹麦国王而与毒龙母子海陆大战的精彩描写等等）。
东西方讲故事手法都很紧凑，很好看，但结局就有很大不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收场，但中国写这些故事，纵然家族有仇，最后男女青年恋爱结婚，家族仇怨化解。例如近代一部著名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就是这样。中国的武侠故事主要以散文来讲述，西方则用诗歌形式，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方直到后期才用散文（金庸接着讲到英国的《亚瑟王之死》，西班牙的《西特》，以及更后期的法国的大仲马、梅里美，英国的史各特、金斯莱、李登·布华、史蒂文孙等等）。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东西方文明传统都有，不过因民族性不同，其主旨也不同。西方的骑士为统治者服务，对皇帝、教会和主人忠心。而中国的这一类作品，代表一种反叛的平民思想，跟当时的政府对抗。后来中国武侠小说也分支了，有一种为政府服务，也有一种是反抗政府的。但中国武侠小说基本思想都不是反对皇帝和政府的，例如《水浒传》就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为非作歹的官僚，而不是反对法律和反对政府的正统管治。中国人其实一般是尊重法律制度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欺压良民，侠士认为连“王法都没有了”，就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中国传统文化与小说创作
为什么现在的武侠小说相当受欢迎，这里很多同学老师都看武侠小说。很多年轻女读者不见得对武打感兴趣。有时在外国，有人介绍这位查先生是写中国“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我这些小说主要不是讲功夫的，而是有其他内容在内。不过外国人不太懂。中国人就会了解，打斗不是武侠小说的根本重要部分，中国过去称之为“侠义小说”。孟子所说的“义”，是指正当合理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义”，强调团结和谐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
中国的传统小说最近一段时期日渐式微，很少人用中国传统古典方式写小说，现在的小说大多数是欧化的形式。我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演讲，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古典传统小说至近代差不多没有了。近代有些小说写得很好，内容和表现方式都非常好，但实际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不是说西方形式不好，但我们至少也应保留一部分中国的传统风格。我将来希望与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多发生些关系。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优秀的部分，不能由它就此消失。我们可以学习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但不可以全部欧化（金庸接着讲述中国当代的戏剧、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中如何仍保持明显的民族风格，而小说则与传统形式有重大距离）。
我想，武侠小说比较能受人欢喜，不因为打斗、情节曲折离奇，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形式。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人情风俗、道德与是非观念。
我们在小说形式上是否可作探讨，在欧化的小说形式作为目前的主流以外，另一个分支，除武侠小说外，也可以用传统方式写爱情故事、写现实的故事。事实上过去有些创作也很成功，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像老舍、沈从文、曹禺作品的文字和对话。像《新儿女英雄传》。当代有些小说也有中国传统形式和内容，都很受读者欢迎。
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如朝鲜文、马来文、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但翻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情感、生活。在目前东西方两个文化内容还不是可以完全调和之下，希望我们中国人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艺术中的优良部分。（众热烈鼓掌）
答北大同学问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重义气，您是否认为生活中义气最重要？
答：道德观念，包括为人处事是多方面的，“义”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义，孟子说是合理的、适宜之意。侠义小说特别强调义，因为江湖上流浪的人没有家庭支持，经济上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主要的支持就是朋友。对付其他集团的欺压、对付政府的贪官污吏的压迫，就是要团结一批朋友来反抗。要团结人，一定要注重义，互相扶持，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甚至牺牲性命。所以在侠义小说中，“义”被提高到很重的地位。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义”也一直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受到很多女性的倾心爱慕，请问您对爱情专一问题有何看法？（众笑）
答：相信这问题是很多青年朋友关心的。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没规定要一夫一妻，所以韦小宝有七个老婆。（众笑）有些年轻女读者、甚至我的太太就不大喜欢《鹿鼎记》。但其实清代康熙时一个大官有六七个老婆一点不稀奇嘛！假如只有一个老婆反而不现实。现在武侠小说有很多现代思想加进去，所以，我的小说中，除了韦小宝以外，每个英雄都只有一个太太。（众笑，鼓掌）就像杨过，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他仍是专心不二的，这是一种理想，是否做得到不知道，总之觉得应该这样。就像《笑傲江湖》，我写令狐冲本来很喜欢小师妹，但他的小师妹不喜欢他，这有什么办法，小师妹嫁人了，后来死了，他才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我希望，也很鼓励别人从一而终。（众鼓掌）梁朝伟版《鹿鼎记》剧照
问：司马迁歌颂的侠士，在后世小说《七侠五义》中为什么变成政府的打手？
答：我也同意。每个时代有变迁，假如侠客成为政府的打手就不是“侠”了。侠士应当主持正义，帮助不幸的人。不过这些小说也力求自圆其说，做政府打手也常有主持正义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反对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是正义，但另一部分则未必。
问：《神雕侠侣》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是否刻意追求的悲剧，您怎样看小说的悲剧？
答：我写小说是在报上连载，每天写一段一千字，翌日发表，甚至到外国旅行也要写好寄回来。开始时只写大致几个人物，然后慢慢发展，根据人物个性自然发展，有些是喜剧收场，有些是悲剧收场，其中还是大团圆结局较多。悲剧并非故意安排，而是个性发展的结果。
问：您笔下的英雄是否有自己的心声在其中？
答：我书中的英雄有很多不同类型，自己不可能化身那么多，只希望尽量写不同的人，不要重复；不过若说下笔时完全放开自己的个性与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间可能反映一部分。并非说我自己有那么好，只是一种希望的寄托。比如对郭靖、乔峰的为人很佩服；令狐冲很潇洒，段誉很随和，我自己做不到，但想能够这样就好了，把理想反映在书中。
问：小说中写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是否有关？
答：前天我在这里讲了一点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认为对历史上的“异族统治”应当换一种看法。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是多数派，大多数时候主持中央政府，统治少数派。有时多数派腐化了，少数派起来执政，并非中国就此“沦亡”。只能说中华民族许多民族掉换“坐庄”，过几百年换一个民族来主持大局，最后几个民族融化在一起。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两个爱人都是回族。最后一部《鹿鼎记》，韦小宝到底是什么族人也不知道，（众笑）他的妈妈交往的男人很多，汉、满、蒙、回、藏都有。此外中间有几部小说，如《白马啸西风》，汉族女子爱上哈萨克族男人。《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是契丹人，爱他的少女是汉人。我觉得民族关系无论在历史或小说中，都应是各民族团结融合的。
问：您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答：什么事情总有个终点，不能老写下去。武侠小说我已写够了，想要表达的已差不多了。至于是否写历史小说，现在很难说，如果精力够，写一部也很好。
问：内地有许多冒名的金庸小说？
答：社会上有人冒名用金庸的名字出版小说，这个我是没办法了。（众笑）有一位叫“全庸”，（众笑）还有一位叫“金庸巨”，后面加一个“作”字，连起来就是“金庸巨作”，（众大笑）这位先生很聪明。直到三联书店经我正式授权，几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过一套《书剑恩仇录》，那是正式授权而付版税的，此外市面上所有都是翻版。我也不是很生气，能多一些内地读者看到，我也高兴的，当然我收不到版税就不是很高兴。
问：武侠小说前景怎样？
答：这个现在很难说。香港和台湾本来很多人写，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写了。将来希望内地一些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写武侠小说，将来有好的作品。但武侠小说要有历史背景，如果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比较困难。
问：《雪山飞狐》最后结果怎样？
答：这个我就不能讲了！（众笑）要请各位自己想象，写出解答来就不好了。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为了这个问题常失眠睡不着，（众笑）我想对不起了，不过这也可使他印象比较深刻一点。（众笑）
问：您最喜欢自己哪一部作品？
答：真的说不出最喜欢哪一部。写的时候都很投入，写好之后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的水平好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实际上分不出对哪部特别喜欢。我想各位同学看了很多小说，每人最喜欢的也有不同。那比较好，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所有女同学都喜欢同一个男人，那就糟糕了。（众笑）
问：《笑傲江湖》要表达的意图是什么？
答：《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冲淡、不太注重争权夺利的人生观，对权力斗争有点厌恶的想法。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大都有这种想法，结果多数未必做得到。大家努力考试做官，想升官发财，但作诗写文章时总会表达一种冲淡的意境，说要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要放弃名利权力是很难的事，《笑傲江湖》表达这种传统思想。
问：您小说中有些怪人像嵇康、阮籍那样，是否受魏晋风流影响？
答：我想是有影响的。魏晋风流受道家、佛家影响。武侠小说常描写很飘逸、不守常规的人。武侠小说喜欢写这些人物。
问：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有几位教授学者在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中把您的名字排名很高。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见到报上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不敢当，这几位先生太抬举我了。”觉得不可以这样排。他们也可能从另一种角度，从读者人数比较多来考虑。另一方面，我是当代人，比较了解当代人的心理，有些很出名的小说家已过世，作品虽好，受时代影响，现在看的人比较少。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但也从来不敢骄傲。对前辈和同时代的作家，我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再者，北师大这几位先生可能也不是真的“排名”，只不过顺便列举。对于艺术的评价，向来总是有主观和个人喜爱的成分。
问：《侠客行》的主人公完全没有知识，但能领悟绝顶武功，他不识字，天性很蠢，无欲无求，我们在这里念书念得再用功又怎么样？（众笑）
答：不要紧张，你又不学武，学文学的就要用功念书了。（众笑）我写《侠客行》，是佛教思想中有一种想法：世俗的学问对领悟最高境界可能有妨碍。中国禅宗参禅的目的就是力图摆脱现成的观念，尤其是逻辑和名词的观念。佛家理论说，摒逐世俗的观念，有可能领悟更高一层绝对的观念。当然，我们追求实际的社会知识学问，跟《侠客行》完全不同。假如你不识字，北大绝对不会收你了。（众笑）
问：会再写新的武侠小说吗？
答：新的武侠小说我不想写了，或会想写历史小说。我刚正式从报纸退休，有两条路，一是在大学里混混，（众笑）我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大家聊聊天，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当然很高兴。我年纪不小了，但仍觉得增加知识是最愉快的事情，如果能在高等学府里多耽些时候也很好。第二条路是再写一两部小说。写小说很辛苦，但我对历史有些看法，也想表达出来，如能安静下来写一两部历史小说也是可能的。
问：乔峰只能是悲剧？
答：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契丹是当时中国北方很大的国家，很多外国人不知中国，就只知道契丹。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就是契丹，就是“契丹航空公司”），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近代小说写悲剧是从人性自然发展出来。西方的希腊悲剧则是人与天神发生关系，发生悲剧因为天神注定如此，与现代观念不同。
问：听说《天龙八部》有部分是倪匡先生代写的？
答：因为当时我要出门旅行一个多月，我请好友倪匡先生代笔，写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时说明我将来出书时要删掉的，他也同意，所以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他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写的那部分了。
问：您小说中的人物是否理想人物的塑造？
答：有部分主角是理想的，但有一部分就不是理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例如写韦小宝，不是作为人生的理想或中国人的理想，（众笑）而是写出中国人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种典型，尤其是在清朝，那时社会制度不很合理的时候，一个人要飞黄腾达，就要有韦小宝作风。
中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数人有不同的困难，后来安身立业，发展事业。像韦小宝这种中国人到海外去，有很多，并不一定道德很高尚，但爱交朋友，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很强。（众鼓掌）
问：您认为林平之（《笑傲江湖》中一角）性格如何？
答：林平之的仇恨心很强，从小因别人杀了他全家，按中国武侠小说的规范，他要报仇也是应该的。但把整个人生全部集中在仇恨中，我觉得不值得。这不是中国人的一般性格。中国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化解仇恨。
问：您对古龙、柳残阳的小说的看法怎样？
答：古龙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他用一种欧化的、现代人的想法来表达一种武侠世界，另走一条路，他的小说有几部也写得很好。柳残阳的小说比较简单，打得很激烈，看起来很过瘾，但不免太单调了。古龙的小说较有深度，范围比较广，想法很新。他是我相当熟的朋友，现已过世。他的个性中有一个缺点是不太能坚持，大部分小说写了一半，就不写了，由别人代写，所以水准不齐，假如是他自己写完了的，当然水准高得多。
问：您的作品有否真实的事迹作为蓝本？
答：除了正式的历史事实外，小说的故事全部是虚构，没有以哪件真事为蓝本。《连城诀》有一点真实内容，但只是很小部分。
问：您的作品拍成很多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您对作品被改编的看法？
答：假如编导先生觉得小说故事太长了，删改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加进很多东西。（众笑）只要不加我就满足了。
问：《天龙八部》的思想主题是什么？
答：《天龙八部》部分表达了佛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人生大多数是不幸的。佛家对人生比较悲观，人生都要受苦，不管活得怎样好，最后总要死，当然没办法。佛家思想对人生真谛有深刻的理解。
《天龙八部》表达一部分佛家思想：人生有很多痛苦，无可避免，但从另一角度看，遇到悲伤时要能平心静气地化解。对于世上的名利权力不要太过执著，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要持一种同情、慈悲、与人为善的态度。佛家哲学的精义不是悲观消极，而是要勉为好人，尽量减少不太好的欲望。
问：您的小说搬上银幕后表现方式大大不同？
答：我也觉得不太满意。不过拍电影、电视也很难，恐怕所有改编小说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只希望他们改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了。
问：中国小说和文笔的关系怎样？
答：中国有许多作家文字精练，如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但现代有些作家不很注重文字，好多人的文笔有点公式化，都差不多，看不出风格，写作方式很欧化，结构是西方文法，没有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体、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发展。有些作品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如《红楼梦》《水浒传》，并非看故事，而是看文章，与作品文字好不好有关。假如写小说只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练独特的优美文笔风格渐渐不为人重视了，那是很可惜的。当然我绝不是说我的文笔好，而是说希望努力从中国的文学宝库中吸取营养。
问：你对王朔的作品看法如何？
答：王朔先生的文字口语化，语句俏皮，是中国式的，读起来兴味很高。并非我都同意他的意见，而是说他表达的方式能受人欢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邓友梅先生的《烟壶》，最近还有一部《最后一个匈奴》，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小说，表达方式都相当中国化，读者容易接受。
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答：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问：您最偏爱哪一个女性？
答：我尽可能写各种各样人物，有些女性很坏的也写，像《天龙八部》的马夫人。（众笑）有些女性很会下毒，那肯定很危险的，（众笑）也有会下毒而人很好的，像《飞狐外传》的程灵素。至于问我喜欢哪个？真的很难说，我看每人喜欢的也不同。我希望把这些女性写得可爱些，你看了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挺不错、挺幸福。（众鼓掌）1997版《天龙八部》中，严慧明饰演马夫人康敏
问：武侠小说可否不以封建社会为背景？
答：我想可以的，以现代为背景。“侠”主要是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是侠的行为。侠不一定是武侠，文人也有侠气的。李白《侠客行》写的都是不会武功的，但有侠气，所以其他社会背景也可以写侠，也可以另走一条路。有这种品格的人，不一定会武功的，而且在现代，武功也没什么用了。
问：《天龙八部》的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性格有何不同？
答：他们代表不同个性。段誉虽然是大理人，不算是汉人，但也有中国文化传统，人很温和文雅，脾气很好，很容易交朋友；乔峰有阳刚的一面，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好的品格。虚竹是出家人，个性与汉族文化有点距离，很固执，宗教思想很浓。
问：请谈一下小说中的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
答：一夫多妻制是历史性的，所有民族都是从一夫多妻制演化过来的。更早的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慢慢再一步步发展。我们写武侠小说写古代社会，但尽可能写爱情专一，相信读者也希望看到爱情专一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写爱情专一而十分感人的作品，如诗歌《华山畿》《孔雀东南飞》等等。
问：您小说中有很多的中国历史知识，哪里得来的？（笑）
答：我没有能在北大历史系念书很有点遗憾。不过我一向喜欢读历史书，慢慢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
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
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欧美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听众长时间鼓掌）
金庸答北大同学问
2015-02-06 16:25: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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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10日的海宁，查良镛出生。
1955年2月8日的香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金庸“出生”。
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1994年10月，金庸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了名誉教授荣衔。此后，金庸与北大渊源深厚。由黄子平编选的《寻他千百度》，是金庸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经典散文作品合集。其中有林翠芬记录整理的一篇1994年10月27日金庸在北京大学以武侠小说为题的演讲稿。
金庸和金庸武侠问世一甲子之际，翻书党摘录这次演讲后金庸与北大学生的交流互动。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重义气，您是否认为生活中义气最重要？
答：道德观念，包括为人处事是多方面的，“义”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义，孟子说是合理的、适宜之意。侠义小说特别强调义，因为江湖上流浪的人没有家庭支持，经济上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主要的支持就是朋友。对付其他集团的欺压、对付政府的贪官污吏的压迫，就是要团结一批朋友来反抗。要团结人，一定要注重义，互相扶持，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甚至牺牲性命。所以在侠义小说中，“义”被提高到很重的地位。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义”也一直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受到很多女性的倾心爱慕，请问您对爱情专一问题有何看法？（众笑）
答：相信这问题是很多青年朋友关心的。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没规定要一夫一妻，所以韦小宝有七个老婆。（众笑）有些年轻女读者、甚至我的太太就不大喜欢《鹿鼎记》。但其实清代康熙时一个大官有六七个老婆一点不稀奇嘛！假如只有一个老婆反而不现实。现在武侠小说有很多现代思想加进去，所以，我的小说中，除了韦小宝以外，每个英雄都只有一个太太。（众笑，鼓掌）就像杨过，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他仍是专心不二的，这是一种理想，是否做得到不知道，总之觉得应该这样。就像《笑傲江湖》，我写令狐冲本来很喜欢小师妹，但他的小师妹不喜欢他，这有什么办法，小师妹嫁人了，后来死了，他才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我希望，也很鼓励别人从一而终。（众鼓掌）
问：司马迁歌颂的侠士，在后世小说《七侠五义》中为什么变成政府的打手？
答：我也同意。每个时代有变迁，假如侠客成为政府的打手就不是“侠”了。侠士应当主持正义，帮助不幸的人。不过这些小说也力求自圆其说，做政府打手也常有主持正义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反对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是正义，但另一部分则未必。
问：《神雕侠侣》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是否刻意追求的悲剧，您怎样看小说的悲剧？
答：我写小说是在报上连载，每天写一段一千字，翌日发表，甚至到外国旅行也要写好寄回来。开始时只写大致几个人物，然后慢慢发展，根据人物个性自然发展，有些是喜剧收场，有些是悲剧收场，其中还是大团圆结局较多。悲剧并非故意安排，而是个性发展的结果。
问：日月神教教主这个人物怎样构思的，是否有生活原型？（众笑，鼓掌）
答：坦白说，因为写这部小说时内地正在“文化大革命”，我个人很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很反对用暴力迫害正派人。那时我在香港办报，报纸的报道和评论，都是反对当时“猫头鹰”的统治思想和无聊的个人崇拜。那时我每天要写一段社评和一段小说，写时不知不觉受影响。（众鼓掌）
问：您笔下的英雄是否有自己的心声在其中？
答：我书中的英雄有很多不同类型，自己不可能化身那么多，只希望尽量写不同的人，不要重复；不过若说下笔时完全放开自己的个性与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间可能反映一部分。并非说我自己有那么好，只是一种希望的寄托。比如对郭靖、乔峰的为人很佩服；令狐冲很潇洒，段誉很随和，我自己做不到，但想能够这样就好了，把理想反映在书中。
问：小说中写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是否有关？
答：前天我在这里讲了一点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认为对历史上的“异族统治”应当换一种看法。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是多数派，大多数时候主持中央政府，统治少数派。有时多数派腐化了，少数派起来执政，并非中国就此“沦亡”。只能说中华民族许多民族掉换“坐庄”，过几百年换一个民族来主持大局，最后几个民族融化在一起。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两个爱人都是回族。最后一部《鹿鼎记》，韦小宝到底是什么族人也不知道，（众笑）他的妈妈交往的男人很多，汉、满、蒙、回、藏都有。此外中间有几部小说，如《白马啸西风》，汉族女子爱上哈萨克族男人。《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是契丹人，爱他的少女是汉人。我觉得民族关系无论在历史或小说中，都应是各民族团结融合的。
问：您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答：什么事情总有个终点，不能老写下去。武侠小说我已写够了，想要表达的已差不多了。至于是否写历史小说，现在很难说，如果精力够，写一部也很好。
问：内地有许多冒名的金庸小说？
答：社会上有人冒名用金庸的名字出版小说，这个我是没办法了。（众笑）有一位叫“全庸”，（众笑）还有一位叫“金庸巨”，后面加一个“作”字，连起来就是“金庸巨作”，（众大笑）这位先生很聪明。直到三联书店经我正式授权，几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过一套《书剑恩仇录》，那是正式授权而付版税的，此外市面上所有都是翻版。我也不是很生气，能多一些内地读者看到，我也高兴的，当然我收不到版税就不是很高兴。
问：武侠小说前景怎样？
答：这个现在很难说。香港和台湾本来很多人写，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写了。将来希望内地一些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写武侠小说，将来有好的作品。但武侠小说要有历史背景，如果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比较困难。
问：《雪山飞狐》最后结果怎样？
答：这个我就不能讲了！（众笑）要请各位自己想象，写出解答来就不好了。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为了这个问题常失眠睡不着，（众笑）我想对不起了，不过这也可使他印象比较深刻一点。（众笑）
问：您最喜欢自己哪一部作品？
答：真的说不出最喜欢哪一部。写的时候都很投入，写好之后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的水平好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实际上分不出对哪部特别喜欢。我想各位同学看了很多小说，每人最喜欢的也有不同。那比较好，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所有女同学都喜欢同一个男人，那就糟糕了。（众笑）
问：《笑傲江湖》要表达的意图是什么？
答：《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冲淡、不太注重争权夺利的人生观，对权力斗争有点厌恶的想法。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大都有这种想法，结果多数未必做得到。大家努力考试做官，想升官发财，但作诗写文章时总会表达一种冲淡的意境，说要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要放弃名利权力是很难的事，《笑傲江湖》表达这种传统思想。
问：您小说中有些怪人像嵇康、阮籍那样，是否受魏晋风流影响？
答：我想是有影响的。魏晋风流受道家、佛家影响。武侠小说常描写很飘逸、不守常规的人。武侠小说喜欢写这些人物。
问：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有几位教授学者在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中把您的名字排名很高。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见到报上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不敢当，这几位先生太抬举我了。”觉得不可以这样排。他们也可能从另一种角度，从读者人数比较多来考虑。另一方面，我是当代人，比较了解当代人的心理，有些很出名的小说家已过世，作品虽好，受时代影响，现在看的人比较少。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但也从来不敢骄傲。对前辈和同时代的作家，我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再者，北师大这几位先生可能也不是真的“排名”，只不过顺便列举。对于艺术的评价，向来总是有主观和个人喜爱的成分。
问：《侠客行》的主人公完全没有知识，但能领悟绝顶武功，他不识字，天性很蠢，无欲无求，我们在这里念书念得再用功又怎么样？（众笑）
答：不要紧张，你又不学武，学文学的就要用功念书了。（众笑）我写《侠客行》，是佛教思想中有一种想法：世俗的学问对领悟最高境界可能有妨碍。中国禅宗参禅的目的就是力图摆脱现成的观念，尤其是逻辑和名词的观念。佛家理论说，摒逐世俗的观念，有可能领悟更高一层绝对的观念。当然，我们追求实际的社会知识学问，跟《侠客行》完全不同。假如你不识字，北大绝对不会收你了。（众笑）
问：会再写新的武侠小说吗？
答：新的武侠小说我不想写了，或会想写历史小说。我刚正式从报纸退休，有两条路，一是在大学里混混，（众笑）我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大家聊聊天，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当然很高兴。我年纪不小了，但仍觉得增加知识是最愉快的事情，如果能在高等学府里多耽些时候也很好。第二条路是再写一两部小说。写小说很辛苦，但我对历史有些看法，也想表达出来，如能安静下来写一两部历史小说也是可能的。
问：乔峰只能是悲剧？
答：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契丹是当时中国北方很大的国家，很多外国人不知中国，就只知道契丹。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就是契丹，就是“契丹航空公司”），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近代小说写悲剧是从人性自然发展出来。西方的希腊悲剧则是人与天神发生关系，发生悲剧因为天神注定如此，与现代观念不同。
问：听说《天龙八部》有部分是倪匡先生代写的？
答：因为当时我要出门旅行一个多月，我请好友倪匡先生代笔，写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时说明我将来出书时要删掉的，他也同意，所以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他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写的那部分了。
问：您小说中的人物是否理想人物的塑造？
答：有部分主角是理想的，但有一部分就不是理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例如写韦小宝，不是作为人生的理想或中国人的理想，（众笑）而是写出中国人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种典型，尤其是在清朝，那时社会制度不很合理的时候，一个人要飞黄腾达，就要有韦小宝作风。
中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数人有不同的困难，后来安身立业，发展事业。像韦小宝这种中国人到海外去，有很多，并不一定道德很高尚，但爱交朋友，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很强。（众鼓掌）
问：您认为林平之（《笑傲江湖》中一角）性格如何？
答：林平之的仇恨心很强，从小因别人杀了他全家，按中国武侠小说的规范，他要报仇也是应该的。但把整个人生全部集中在仇恨中，我觉得不值得。这不是中国人的一般性格。中国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化解仇恨。
问：您对古龙、柳残阳的小说的看法怎样？
答：古龙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他用一种欧化的、现代人的想法来表达一种武侠世界，另走一条路，他的小说有几部也写得很好。柳残阳的小说比较简单，打得很激烈，看起来很过瘾，但不免太单调了。古龙的小说较有深度，范围比较广，想法很新。他是我相当熟的朋友，现已过世。他的个性中有一个缺点是不太能坚持，大部分小说写了一半，就不写了，由别人代写，所以水准不齐，假如是他自己写完了的，当然水准高得多。
问：您的作品有否真实的事迹作为蓝本？
答：除了正式的历史事实外，小说的故事全部是虚构，没有以哪件真事为蓝本。《连城诀》有一点真实内容，但只是很小部分。
问：您的作品拍成很多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您对作品被改编的看法？
答：假如编导先生觉得小说故事太长了，删改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加进很多东西。（众笑）只要不加我就满足了。
问：《天龙八部》的思想主题是什么？
答：《天龙八部》部分表达了佛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人生大多数是不幸的。佛家对人生比较悲观，人生都要受苦，不管活得怎样好，最后总要死，当然没办法。佛家思想对人生真谛有深刻的理解。
《天龙八部》表达一部分佛家思想：人生有很多痛苦，无可避免，但从另一角度看，遇到悲伤时要能平心静气地化解。对于世上的名利权力不要太过执著，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要持一种同情、慈悲、与人为善的态度。佛家哲学的精义不是悲观消极，而是要勉为好人，尽量减少不太好的欲望。
问：您的小说搬上银幕后表现方式大大不同？
答：我也觉得不太满意。不过拍电影、电视也很难，恐怕所有改编小说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只希望他们改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了。
问：中国小说和文笔的关系怎样？
答：中国有许多作家文字精练，如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但现代有些作家不很注重文字，好多人的文笔有点公式化，都差不多，看不出风格，写作方式很欧化，结构是西方文法，没有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体、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发展。有些作品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如《红楼梦》、《水浒传》，并非看故事，而是看文章，与作品文字好不好有关。假如写小说只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练独特的优美文笔风格渐渐不为人重视了，那是很可惜的。当然我绝不是说我的文笔好，而是说希望努力从中国的文学宝库中吸取营养。
问：你对王朔的作品看法如何？
答：王朔先生的文字口语化，语句俏皮，是中国式的，读起来兴味很高。并非我都同意他的意见，而是说他表达的方式能受人欢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邓友梅先生的《烟壶》，最近还有一部《最后一个匈奴》，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小说，表达方式都相当中国化，读者容易接受。
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答：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问：您最偏爱哪一个女性？
答：我尽可能写各种各样人物，有些女性很坏的也写，像《天龙八部》的马夫人。（众笑）有些女性很会下毒，那肯定很危险的，（众笑）也有会下毒而人很好的，像《飞狐外传》的程灵素。至于问我喜欢哪个？真的很难说，我看每人喜欢的也不同。我希望把这些女性写得可爱些，你看了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挺不错、挺幸福。（众鼓掌）
问：武侠小说可否不以封建社会为背景？
答：我想可以的，以现代为背景。“侠”主要是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是侠的行为。侠不一定是武侠，文人也有侠气的。李白《侠客行》写的都是不会武功的，但有侠气，所以其他社会背景也可以写侠，也可以另走一条路。有这种品格的人，不一定会武功的，而且在现代，武功也没什么用了。
问：《天龙八部》的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性格有何不同？
答：他们代表不同个性。段誉虽然是大理人，不算是汉人，但也有中国文化传统，人很温和文雅，脾气很好，很容易交朋友；乔峰有阳刚的一面，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好的品格。虚竹是出家人，个性与汉族文化有点距离，很固执，宗教思想很浓。
问：请谈一下小说中的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
答：一夫多妻制是历史性的，所有民族都是从一夫多妻制演化过来的。更早的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慢慢再一步步发展。我们写武侠小说写古代社会，但尽可能写爱情专一，相信读者也希望看到爱情专一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写爱情专一而十分感人的作品，如诗歌《华山畿》、《孔雀东南飞》等等。
问：您小说中有很多的中国历史知识，哪里得来的？（笑）
答：我没有能在北大历史系念书很有点遗憾。不过我一向喜欢读历史书，慢慢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
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
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欧美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听众长时间鼓掌）
金庸访谈：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 | 逝世周年纪念
中华文学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杂志 4天前
今天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金庸先生逝世后，《南方周末》前记者张英根据数次采访先生的记录，整理出一份访谈《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我刊2019年3期曾全文转载。今日分享于此，以寄对先生的缅怀之思。
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访谈）
金庸张英
随着金庸先生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
金庸先生和很多同时代的大师一样，经历了时代和社会巨变，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他们能够在乱世和战火中成长，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大师，并不容易。
金庸先生曾在私人学堂和书院读书，受过传统文化启蒙，旧学功底非常扎实，中学开始受新式教育影响，英文基础很好。幸运加上个人努力，让他从报人到编剧，再到写小说的高手，优秀的记者，杰出的评论家、翻译家；后来自己创办《明报》，既是总编辑，要管好内容团队，又是老板，要管理报纸发行、广告经营。可以说，过去一百年里，像金庸先生这样各方面能力杰出，又认真努力，数十年如一日地拼搏进取的文化人，并不多见。
如今，他的武侠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与大学教材；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已经被写进了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他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游戏，形成了“金庸现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难怪海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在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标题里，称金庸为“大师”。一位通俗小说作家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或许还是第一次。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曾经六次采访金庸先生，并随金庸夫妇去过浙江、湖南和陕西。回想起来，这几次采访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晚年金庸进大陆”。三联版、广州版《金庸作品集》的先后出版，张纪中带头制造的金庸影视剧热，还有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参加马云召开的互联网产业“西湖论剑”，还有国内旅游界开发的“五岳联盟”、陕西的“华山论剑”，包括他晚年去剑桥大学读博士，都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也赶上了社会发展的节奏和热点。
三次贴身出行，六次采访，我见过真实的金庸，他在各种场合待人接物的精明，温文尔雅之下的游刃有余，生活里对夫人及家人的贴心照顾，也见过他和主办方因为商业活动多而红脸，还见过喜欢佛学的他，每到一处寺庙会向方丈请教轮回转世的场面。
金庸先生逝世后，我从几次采访的记录里整理出这份访谈，以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其中多数内容出自我对他的专访，部分内容系根据联合采访中金庸先生的回答整理。
——张英
金庸
写小说是娱乐别人
张英：在国内一些媒体联合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中，你得票24429张，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在钱钟书、老舍、巴金、钱学森、梅兰芳、杨振宁等人之前，你认为文化应该有偶像吗？你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金庸：无论喜欢不喜欢，年轻人总有他们喜欢的人物。他们喜欢我的小说很开心，或者喜欢某个电视剧、电影里的角色记住了我，是一种喜欢的表达方式，但我也清楚，我的小说并不是多么重要，它还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消遣读物，是不能和胡适等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
我选出了心目中上世纪十位“文化偶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不仅对文化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体现了人格的伟大。
如果只论个人喜爱，我则喜欢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朱光潜。
张英：你是一个小说家，你最喜欢谁的小说？
金庸：我喜欢的作家，第一是鲁迅，第二是巴金，第三是沈从文。我是很喜欢沈从文的，他的小说《边城》写得很美，有气韵，文字很有中国人的风格特点，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他后来的小说，还有一些改编自佛教的故事，我也很喜欢。
张英：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台湾地区给你出版不定期的《金庸茶馆》，现在大陆也有了《金庸茶馆》杂志，杭州杨公堤开了一张金庸茶馆。
金庸：台湾《金庸茶馆》是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他们出我的书很多年，很多读者也写信给我们，后来他们为了交流，办了这个丛书。上海的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是一番好意，给我组织出版《金庸茶馆》杂志，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他们成立的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准备拍摄动画片，把我的作品集改成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我希望文新集团能够成功。
我的读者很多，他们组织一个书友会，希望大家入会成为会员后，买金庸的小说可以优惠。我没有目标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赚的钱够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杨公堤的金庸茶馆，离西湖很近，就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交流场所，舞文弄墨，那里的茶馆有我的图书，还有一些手稿和作品集的不同版本。
张英：在《金庸茶馆》里，主编万润龙提出了要把“金庸学”叫响；在西安碑林，你的好朋友蔡澜说，建议研究者不要把你的小说看做武侠小说，改成“金庸作品”就好。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说法？
金庸：万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一番好意在讲，但是对“金庸学”这三个字一直觉得不敢当，大家讨论金庸小说就可以了，不要叫“金庸学”。蔡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爱屋及乌，说的都是客气话，不必当真。我的小说，就是武侠小说，不是作品。
张英：从上世纪末开始，你担任了国内很多大学的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
金庸：我倒很希望年纪老的时候，还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年纪老的时候，再老气横秋就不好了。到浙江大学教书，我也喜欢接近一些年轻学生，跟他们一起讨论问题，跟一些年轻老师讲课，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张英：你担任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任期内，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金庸：我这个院长实际上是挂名的,没有怎么做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专门分管的副院长管，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些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出点主意。
我们这个人文学院有七个系,中文、历史、哲学、国际关系、艺术、新闻、社会学系,我的工作重点在中文、历史、哲学这三门学科上。我从香港来杭州的时候，会偶尔给学生们讲讲课。
张英：你说自己晚年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但是你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你做了一名记者，办了一份报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
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可以有快乐的。
我因为学问不够好，学着写点儿文章时，就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那么早一点儿，三十年前我学这个东西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想写《中国通史》
张英：你的历史研究进行到什么环节了？
金庸：我现在主要在研究唐史、宋史和罗马史。为什么我会同时进行这些研究呢？因为中国历史和罗马史有关联，当时的两个大帝国，比如为什么当时罗马政权垮台，罗马帝国就四分五裂，没有了，中国西汉、东汉政权垮台了，后来隋朝、唐朝又复兴了，我要找出这中间的道理和原因出来。所以我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也对外国历史进行研究，这样对比，更加容易找到答案。
张英：你为什么要写《中国通史》？
金庸：我为什么要写《中国通史》？周谷域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通史》都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强大，主要是与团结、融合有关。
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不然，民族之间的征服杀得很少，主要是将对方人员先当作奴隶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升为平民，享受平等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秦、汉之后，匈奴、鲜卑人进入，才会有隋唐的大发展；宋朝之后，辽、金、元人进入，女真族进入，才有了明朝的发展；清朝更能说明问题，满汉融合，互相通婚，取长补短，才有了版图的扩张。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域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张英：在中国历史中，你喜欢哪个朝代？
金庸：唐朝是武人当政的。唐朝的历史是从北周过来，北周是鲜卑的贵族当政，等于是外族当权了。他实际是将军贵族分化出来的，手里有兵权的大将军是很有权的，一般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苦，所以唐朝并不是很好的时代。
宋朝也没有太进步，但比唐朝好一点。宋朝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皇帝和宰相上朝，以前唐朝宰相要向皇帝跪下磕头，宋朝就是皇帝坐在那里，宰相也坐在那里，讨论问题，非常人道。而且宋朝有个好处，宰相大官从来是不杀头的。有些宰相做得不好的就罢免，不让你做了，留职察看，或者下放之类，不杀头。
张英：你不大同意黄仁宇的历史观？
金庸：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三个要素，有才能、有见识、有学问。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见识的话，是不能称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一定要和人家不同，如果跟人家完全一样，直接照抄就行了，何必让你去写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我写的是中国的童话和神话
张英：怎么看待那些围绕你小说的争议？比如，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
金庸：还是看写得好不好。不管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都可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种类没关系，还是要写出来看作品的内容，是否有很多的文学价值。我倒没有像一些评论家解读我的武侠小说时，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提到文化的高度，去进行文学评论。
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小说教化作用，从这样高度去考虑对社会的影响，因为我本身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从小喜欢看，一直到年纪大了也看，就觉得这样一种东西好看。大家说我写得好，觉得好看而已，好像做戏这样，作得热闹而已，其实也不见得一定精彩。
武侠小说本身也不单单等同于是金庸的小说。现在有一批文学评论家，他们反对金庸小说，也不是反对我个人，而是反对整个武侠小说这种文类，反对武侠小说的存在。武侠小说这样一种文类，我认为应该让它存在。如果它有一些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可以改正。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重视诗词，唐诗、宋词、元曲，把它们当正统的文学，后来出现了白话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也被写诗词的人看不起，后来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也被人说成是通俗文学，格调不高。
我觉得，写什么不重要，类别、题材也不重要，不管写什么，写得好不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写的武侠小说，我不自己说写得好，但我的读者很多。
张英：你在乎读者的数量吗？
金庸：读者是衣食父母。我是想，大家看我的书是为了多一些快乐，看我的书是一种享受。我继承了前人的武侠小说，从唐小说一直到宋朝的话本、明清的通俗小说，也受到五四以来小说创作影响，跟他们学习是有的。
还有一些是现代思潮，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这种影响也是有的；自己想的加进去的东西也是有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成就可谈，只是积累了前人的功劳，加了一点自己的创作而已。幸亏汉语的读者人数很多。
早些年，《明报》刚刚创刊，就靠我写的武侠小说连载过活，一直到后来才好转。包括明报的出版社，就是靠我的小说，单行本一本本出版撑着的。我很尊重读者，也很感激读者，我相信没有作家不喜欢自己的读者的。
早些年，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向我提供的数据是，金庸的小说在内地销量是三亿套（册），加上港澳台的图书销量，现在应该还不止这个数。从读者反馈给我的信息看，他们还是喜欢我的小说。有这么多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张英：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金庸：我写小说的时候，这个神话、童话的观念是有的，好像是创造一个现实上不大可能的东西，所以这个跟现代主义的距离很远了。
事实上，我希望有一种英雄，特别强调守信用这个问题，古代有些人为了“信”字失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人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写这种人的传奇故事，英雄侠客，大概是中国的一种童话、一种神话了，说是一种理想主义也可以，写一写这些人好玩，这种人我很佩服，希望这世间能有。
所以有些评论家反对武侠小说，说看我的小说使得小孩子不上学，离家上山学道，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的小孩子科学思想提高了，不会再去上山学道了，不会再去学降龙十八掌了。
张英：你很在乎评论家的评价？
金庸：我的小说起初写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大家好玩、娱乐，看了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就好。我自己在八九岁的时候，就看武侠小说，看到三十几岁才开始写武侠小说。我想世界上的中国人，像我这样的武侠小说爱好者很多，所以就提供像这样娱乐性、休闲性的作品。后来一些朋友，就把我的武侠小说拿来研究，有些文学评论家就把它当作文学作品。让我自己想呢，我写的小说中间，有一些是向文学作品走的，有一些描写人性、表现社会的作品，所以说是文学作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提得太高。
我个人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哲学上都主张多元主义，文学也是任何形式都允许的，
不能把人家不同形式的东西否定掉。
我举个例子，自己喜欢吃江南口味的菜，也绝不否定北京菜、陕西菜、湖南菜、天津菜、山东菜，各种各样的菜，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张英：除了自己的作品，你看别人写的武侠小说吗？
金庸：前面说了，我本人也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
因为自己看自己的书感觉没味道，第一写得不好；第二是书里的情节我全部知道，没什么看头。我一个人写了十五部小说，已经非常够了，后来不写了，多写就重复了。我觉得写得够了，过去那些很伟大的作家，作品都不多，写到十五部小说，已经很好了。
我看过还珠楼主的小说，梁羽生和古龙的小说我也看过几部，还有几位台湾作家写的武侠小说作品，我也看过。一些新的作家能够出新的作品，我会很乐意买来看，一直到现在，但我失望的次数比较多。
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
张英：你说你喜欢看杨争光的小说，为什么？
金庸：我看《双旗镇刀客》，很喜欢。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武侠小说现在不写了，小说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就想到杨先生，他的《双旗镇刀客》这一类小说是可以发展下去的，我很佩服他。我跟张纪中先生合作，实际还是杨先生拉拢，我看了《水浒传》，就知道编剧手法很好，后来就请张先生做制片人。
张英：中国的侠客和西方的骑士有什么不同？
金庸：现代社会里的侠，就是日常生活里见义勇为的普通人，遇到不公平的事可以去帮助人家。在中国社会，侠是一种很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视的。中国的侠讲义气，更加讲忠和义，这可能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外国人就不重视这个侠，但他们讲骑士，骑士主要就是为上帝服务。我们中国人讲人情，你看到别人痛苦，或者别人受到欺负，讲天地良心，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他就挺身而出，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外国人就认为，上帝认为应该做这个事情，那我就做这个事情，我牺牲性命为了上帝，我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了，所以这个动机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张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心目中怎么理解“江湖”的意义？
金庸：讲到江湖，我觉得江湖无处不在，它就是市井社会，你不一定逃避得掉。江湖还是代表中国下层社会、底层社会或者下层社会跟中层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下层社会，好像《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这个社会，底层是穷人的社会，资源有限，有你没我的，我拿了你就没有了，所以弱者要结义，拜兄弟，结社团成立帮派，动不动就喝酒就打架。我这个武侠小说，让读者在痛苦的时候，在他不开心的时候，拿来消遣消遣，做一做娱乐就可以。我倒也不希望大家为了逃避而进到这个江湖，忘掉现在的世界。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直接面对，解决问题就好。不一定要逃避现实，用武力解决问题和冲突。
张英：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曾经拿鲁迅《故事新编》里面的《铸剑》跟《倚天屠龙记》进行比较，精神都是反对暴政和暴君。
金庸：严家炎教授，我一半当他是老师，一半当他是朋友。他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讨论《铸剑》的问题，我受很大教育。我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和鲁迅的《铸剑》有一点关联。
屠龙刀就是号令天下，号召团结武林朋友，大家一起为理想为天下打拼，为老百姓造福，推翻残暴的统治，如果最后造反者被权力腐蚀，又变成了暴君，那么反抗者就会手持倚天剑，砍断屠龙刀，反抗他的统治。
有一把屠龙刀的话，你就会统治天下，如果你身为天子，是个暴君，欺负老百姓，我倚天剑就把你杀死了，这一把剑也可以置你于死命，就这个意思。
倚天剑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善待老百姓，大家拥护你，大家接受你统治，但如果你欺负老百姓，我单独一个人也可以置你死命。
张英：很多学者喜欢你，是因为除了讲故事外，你在小说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金庸：我本身是在中国内地受的教育，对故土有一种怀念，恋恋不舍的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恋恋不舍，我把这种感觉写到了小说里。到了香港，当时是英国人管制，生活在殖民地。我写小说的时候，也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希望国家强大，希望国家好，希望老百姓的日子好。我自己爱（家）乡、爱祖国、爱自己祖国的文化，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子，有的可能不知不觉地渗透在小说当中，我不是故意想表现这种感情的。
张英：你说，现在有些现代的作家，是用中国的文字在写外国小说，为什么？
金庸：这句话主要是由新加坡一个叫杜楠的记者在一篇访问记里写出来的，我现在讲这些访问，当时是录音的，录音之后，凭记忆写出来的，那么他把我两段话并在一起讲的，我不是放在一起讲的。
我前面一段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中国作家写的文字，思想内容和文化结构都是西方的，但是我后来也提到茅盾、巴金这些大作家，两段不是放在一起的。
茅盾先生是我的长辈，因为他跟我爸爸是同班同学，我小时候见到他，把他叫沈伯伯，所以这个话我觉得对于我的长辈不敢再讲了。还有巴金先生，我也从小念他的书，但是我很佩服他、很尊重他。佩服他的人格，佩服他的勇气，也很佩服他的文字，也很喜欢他的小说，所以，对前辈作家有不敬的话，我是不会讲的。因为访问的记者把我的两段话拼在一起讲，有人误会，以为我对这些作家不尊敬。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我们开个会，武大的一位哲学教授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现在人写的文章，这个文字我看不懂，是外国文字，但是每个字都是汉字。
趁这个机会，我更正一下，我没有对前辈作家不尊重的意思，他把两段话并在一起，所以产生误会了。
我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小说
张英：金庸作品集的出版社编辑说，这是你第三次修改自己的作品集，而且修改了很多地方，都是根据读者的意见修改的。
金庸：过去的诗人，比如杜甫，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一首诗不够好，但流传出去了，就没法动了。我现在有机会改，多好啊。我的小说，都三四十岁写的，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一路写下去，人应该是进步了。
因为我当时的小说，都是报纸连载，每天写一段，我还要办报社，写新闻评论，所以早期的小说有很多漏洞，故事情节接不上，人死了后面又活了，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上难免会接不上头。所以，后来我出书的时候，每次都会通读一次作品，再尽力修改，将前后时间、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出场前后、人物的性格成长变化全部理顺。
张英：新版全集的修改过程是怎么样的？
金庸：我现在每天要花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所以外出散步和锻炼的时间少了，但是我修改的原则是故事的结果不变、人物不变，只是对一些前后矛盾的情节进行修改。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和郭靖的年龄要修改，同时又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一段感情。
在修改的时候，台湾远流的编辑、香港出版社的编辑，会把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汇总给我。我会和几位信赖的朋友讨论，并尊重这些朋友的意见，然后参考很多网上“金迷”的意见，再对小说进行修改。另外，我还在新版作品集里，增加了许多帮助理解作品的注释。在修改的所有十五部作品中，改动最大的是《天龙八部》。
张英：你的作品集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报纸连载的版本，一个是后来出书的香港旧版，一个是内地的修改版，有作家觉得旧版更有文学性。
金庸：我小说集的版本很多，在香港出的时候是第一版，后来在台湾远流出的时候，我已经进行了一些修改，内地出的三联版，也改过一些地方，现在等我全部修订完了，我会出一个新版本。
过去几个版本，要再出版就比较困难，因为真正喜欢研究旧版的人不多，如果重新出版是没销路的。如果不是研究者，你还是看新的版本好了。我不断地改，是因为我自己在成熟，很多小说的旧版本有问题，因为年轻的时候文字不好，第二次改得好一点，第三次改得再好一点，一步步修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帮助。
张英：很多喜欢你的作家，都觉得不应该修改完成的作品。
金庸：我现在感觉以前写得不怎么好，现在改得好一点，也可能改得坏一点。有的朋友觉得，当时因为我年轻，思想比较活跃，小说有些情节，逻辑有问题，有的细节不对，乱七八糟胡闹的，前后有矛盾的，这些问题多少都有一些。比如有读者问我，《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个细节，小昭的手脚都被铁链锁住了，一直到张无忌借赵敏的倚天剑才砍断，有一段时间，小昭的手脚都是被绑起来的，那平时她是怎么换衣服、吃饭的？我当时的回答是：铁链很长，有手铐，她的活动距离很大，手可以拉很长。现在我思想比较成熟，感觉胡闹的地方就改了一下。原来写的小孩子东西很多，现在全部删掉了。一些年纪轻的朋友，对于我删改不满意，他们喜欢看蜈蚣跟蝎子打架，这些情节有趣，删掉了他们觉得很可惜。
张英：你有一句名言：越美丽的女人越会骗人。
金庸：这句话，是《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妈妈教儿子的，这个话不一定是真理。他妈妈怕她儿子受女人的诱惑，受骗上当，所以给儿子先打个防疫针。
张英：《射雕英雄传》的修订里，增加了有关梅超风暗恋黄药师的文字，为什么会这样修改？
金庸：其实这不是后来的修订，最初已经有伏笔了：黄药师收了一个女徒弟，后来这个梅超风跟另外一个徒弟陈玄风结婚了，黄药师大怒，把其他几个徒弟的手脚都打断了。其实这有一定的暗示：黄药师对女弟子有一定的感情，否则为什么看到人家结婚，就把大家的脚都打断了呢？现在的读者太年轻，他们是不懂男女间的感情的。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脚打断这么残忍，他们不懂男女之间的感情。不过文学作品不想写得过于明显，这里有暗示的，不了解的小朋友，慢慢大了就懂了。
张英：郭靖对杀父仇人完颜洪烈非常仇恨，但对于杀害母亲的成吉思汗爱恨交集。
金庸：《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和完颜洪烈没有什么交集，就是一个杀父仇人。可能郭靖跟成吉思汗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将心比心，如果有一个人对我不起，但是大家都是好朋友，有些地方，是可以让步的。
张英：有人批评，《射雕英雄传》里，华山论剑，最终入选者，没有一个是剑客。
金庸：我简单解释一下，我起初用这个名字，是一个文雅的讲法，一个代替的讲法，并不是真的要讨论剑法，也不是用剑来比武。有人批评过，你这个华山论剑没有一个人用剑，有的用手掌，有的用手指，为什么用“论剑”。我说“论剑”是中国人文雅的讲法。在最新的改本中间，我做了一个比喻，好像请你到我家吃饭，不是说就三大碗白米饭，也包括吃菜、吃鱼、吃肉，喝汤更重要。可能从头至尾不吃饭了，后来吃点面条，喝三杯酒，咱们?**苑钩怨?耍?蛘呶乙?肽愫炔枰膊灰欢ň偷サズ炔枇耍?渤院芏嗟阈牧恕?
张英：《碧血剑》里袁承志是个专一的人，他只爱青青，修改后，他也爱上了阿九，陷入了情感的迷茫。为什么？
金庸：这样更加接近现实。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符合人性。我在武侠小说里，主要是表现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爱国心呀、要守信义呀，朋友之间的感情要重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男欢女爱的爱情要重视，不可以随便对不起人家。
在《碧血剑》里，袁承志对青青是一见钟情，专一到底，写何铁手、阿九爱他，袁承志都不为所动，但是，我现在改为袁承志后来被阿九慢慢吸引，甚至越来越爱她，只是因为道义所限，袁承志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没有背叛青青，但是他人生里就有了很多遗憾。
张英：人生没有完美的爱情。
金庸：我希望有完美的爱情。我文章也写过，看小说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把女主角幻想成自己的太太，或者幻想成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幻想成自己的爱人，或者幻想成自己想追求的女人。你可以把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加在这个女主角身上，幻想自己是令狐冲，幻想自己是郭靖，把很多好的加到自己身上。真到银幕上一看，这个女主角没有想象的好，这个男主角没有想象的好。
所以有人说，爱情是白日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一个人运气非常之好，碰到一个异性，一见钟情，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两个人相处在一起，过一辈子，最后白头偕老，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种运气可遇而不可求的。
张英：你现在不相信“一见钟情”了？
金庸：一见钟情之后，能不能白头偕老，这个比较困难。中国以前不能白头偕老，主要就是一方死亡了，但是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有一方变心了。现代社会男对女的，互相之间，对爱情改变方向，也很普通了。
我们中国人对爱情跟西洋人有些不同。西洋人，说爱情无罪，我喜欢这个人，过了几年我不喜欢她了，就换了一个人，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我们中国人除了爱情之外，我们还讲情讲义。我们中国人的爱情中间，包括爱之外，还有情还有义。爱是可以变的，情、义就不大能变了，男女之间也有情有义。
情和义是中国人感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在《碧血剑》里，也写了这个问题。所以袁承志爱阿九，但他只能把爱放在心底，和青青在一起过一辈子。
张英：也有人对你有意见，比如你要让《鹿鼎记》里韦小宝的七个老婆都跑了，最后家破人亡。
金庸：我这样修改的动机是，韦小宝是一个旧社会造就的江湖人物，他好色好赌博，喜欢骗人捉弄人，现在想起来，我在香港、在海外看到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当然韦小宝比较集中。他唯一的好处是重情义、讲义气。所以韦小宝我不是全面否定，我想他身上也有一定的优点，写《鹿鼎记》的时候，脱离了以前一些小说的模型，不完全是浪漫主义，加了一些现代主义。
一直有小朋友觉得有趣，写信给我，想学习他、模仿他。所以，我准备让好赌的韦小宝家破人亡，让他的七个老婆大多跑掉，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年轻人不要学他的样。后来有很多读者反对，那就算了，干脆放弃了，没有改《鹿鼎记》结尾。
张英：你喜欢喜剧还是悲剧？
金庸：我的小说悲剧多，其实喜剧也很多的。好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是喜剧结束。《倚天屠龙剑》基本还是喜剧，《碧血剑》最近有点改动，没有改成悲剧。
我小说里面不大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爱上后，又变心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小说，都不大写这个题材。人生里面，人的感情有很多种，爱情只是人性当中一种常见的感情，因为很难完美，所以它引人注目。
张英：《神雕侠侣》是你作品中唯一的浪漫主义作品。
金庸：不是，我所有的小说，整个都是根据浪漫主义方式来写作的。当然，《神雕侠侣》的浪漫主义成分更大，但是其他的作品，浪漫主义的东西也很多的。
张英：你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顶天立地，愿意为集体牺牲小我，为国为民的英雄，但很少活得自由自在，唯有《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是一个例外。
金庸：《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我重视个人的自由发挥，当然人性也不单单包括自由，可以包括一切。像大哲学家卢梭提到，世界是一个自由与组织的矛盾，这个社会，各人都发挥自由，社会就没组织了，天下就大乱了。我相信，自由和组织这个观念每个人都应该兼有的。不可以单方面追求自由。在《笑傲江湖》里对自由的强调，其实自由跟义务、跟责任是相冲突的，你不能因为自由，就把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责任放弃了，这些矛盾、冲突怎么解决，是所有作家的问题。
张英：你不止一次说，侠不一定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社会中的普通人，做好事也是侠客。
金庸：《史记》等古书里，有很多民间英雄故事，都是底层的普通人，在山林中的、在下层社会里，也有侠义信义，实际上这些东西早就存在。我有一次给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当评委，评选当年全中国最感动人的什么事情，几十个评委选出来都是见义勇为的，我选的是一位女经济学家，她看到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不正确，欺骗股东，她就写了一篇短文章，指出这个年报不正确。因为这个事情，后来那个大公司真正地告了她，她是一个特别穷的教授，逼她打官司，她还是坚持到底，她觉得应该见义勇为，不公道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主持公道，她不是女侠，也不会降龙十八掌，根据她自己的侠义精神去做，我觉得现在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是值得提倡的。
我从来就反对“文以载道”
张英：你的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华人，为什么在国外没有影响？
金庸：因为我的小说很中国，取材于历史，虽然是讲冒险的、打斗的英雄传奇，但东方味道浓郁，民俗风情、地理环境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很紧。我也喜欢听西方音乐、西方歌剧，但是我一听京戏的话，歌剧一概不听了，二胡那个调子其实很简单，小提琴很好听，两个音乐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听二胡，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惯问题。我的小说当中，有一部分跟大仲马差不多，有一些是冒险的、英雄的、打斗的，但是我的作品当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很多，外国读者不理解，门槛太高了，所以在国外的影响不会很大。我的作品在法国、英国反应不是很好，但是在日本、韩国、越南的反应都非常好。
张英：早期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小说评价很低，看得很淡，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看重了呢？你的小说不仅进入了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主编的《百年文学经典》，还成为大学的研究课题。
金庸：这是人家给我的评价，跟我自己没关系。人家评价高评价低，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批评家。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是没有关系的。
张英：在你的小说里，像陈家洛、乔峰这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英雄，生活多磨难，多以悲剧告终；而像朱元璋、韦小宝自私自利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却成就大事，活得多姿多彩。中国历史的现状也往往如此，真叫人沮丧，这是不是你对历史的理解？
金庸：我的小说每一部都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的。陈家洛、韦小宝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是两种类型人的极致。
陈家洛在红花会那种环境里生长，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韦小宝生活在妓院那样复杂的环境里，他自然就会自私自利为利益和目的不择手段。这两个人是碰不上的人，活动的范围也不同。
韦小宝不是一个平实的人物，是一个不可能的社会当中不可能的人，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如鱼得水，如果在现在的社会当中，韦小宝是不行的，他混不出来，不会成功。
张英：你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本身的限制，这是个问题。”你觉得自己的小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金庸：我的小说娱乐性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了娱乐作用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
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
我从来就反对“文以载道”，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
有些科学家研究我的小说，问我是不是合乎科学，我说，不合乎科学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合不合科学应该去和一个物理学者讨论，他们是真正需要符合科学的。
张英：目前武侠小说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突破点又在哪里呢？
金庸：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愿意写武侠小说了，而且因为年代久远，今天的年轻人很难鲜活地表现那个时代。现在社会不是武侠社会，武侠世界跟现代社会是完全不相融的。现代社会讲法律，武侠是完全不讲法律的，在古代令狐冲随随便便杀一个人，如果在现在社会，杀一个人公安马上就会到达了。如果有好的武侠小说，我的出版社是愿意出版这样的作品。突破点我自己也在找，但是没有找到。
影视剧忠实于原著最重要
张英：你的作品大部分被改成了电视剧和电影，早期的香港版追求娱乐性，台湾版追求煽情，内地版看重的是小说的道德意识和精神高度，正剧色彩比较浓，你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改编？
金庸：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
内地和港台地区拍电视剧我不关心，他们追求什么样的风格，和他们的市场有关，跟我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拍就拍，我只关注电视剧是否忠实于小说原著，希望不要改动过大，这一点我比较在乎。
张英：只在乎忠于原著？影视剧拍得好不好，观众喜欢不喜欢也不重要？
金庸：现在我的要求比较少，就是不要改动我的小说，不要增加很多小说本来没有的东西，编出来的电视剧，跟我的小说故事差不多，我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如果电视剧和电影编剧，增加很多情节我就非常不满意，但他们都以为自己聪明，总是对我的小说进行大修大改，甚至把男人变成女人。很多时候，改编的剧本还不如我的小说，故事也漏洞百出，把人物的性格、个性都改得走样了，苍白无力，没有了魅力。电视编剧应该注重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感情，但这个要求很高，要做到很困难。
我跟电视导演倒没有提过，跟电影编剧编导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拍我的整部小说，一定不行了，只能够拍其中一段故事，男主角、女主角的故事里，拿一段情节出来充分地发展，谈情说爱也好，打斗也好，把一段小说放大，把一段故事集中展示。
电影只有差不多一百分钟，你要把一个故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华山论剑”这部分说好就可以了。总的这样讲下来，长篇小说拍电影，没有时间来发展故事。所以拍电视剧的情况要好一些，可以拍很长的篇幅。
张英：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视剧、电影必须忠实于你的小说原著呢？这可能是那些导演所反对的，因为电影、电视剧是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个权利。
金庸：不仅我在乎，我想读者都在乎。《笑傲江湖》的导演改了一些故事的情节，有五万读者不满意，反对他的改编和自作聪明，在网上骂他。我的小说并不很好，打个七十分吧，但是经过电影、电视编导先生们的改动以后，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删减我的小说可以，但是不要自作聪明，增加一些故事情节进去，结果不和谐，露马脚，“献丑”。
张英：张纪中改编了《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等作品，你是不是特别欣赏他？
金庸：张纪中的性格很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射雕英雄传》拍得我比较满意，《天龙八部》我只看了一点，我想也不错的。在当时的电视剧改编当中，中央电视台还算是不错的。本来《笑傲江湖》的版权我只要了他们一块钱，完全是象征性地卖，等于就是赠送的，结果电视剧令我不满意，所以《射雕英雄传》就不送了，按市价卖了八十万元，因为是央视打了九折，就是七十二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著，我就拿出十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我自己拿了六十二万元。
张英：到现在为止，香港TVB版的金庸剧，观众口碑最好。
金庸：这个问题我跟记者谈过，以前谈话时提到美国的冰激凌不好吃，英国的冰激凌不好吃，上海的最好吃。实际上上海的是最好吃吗？不一定，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吃上海冰激凌长大的。后来到了意大利，也觉得意大利的冰激凌不好。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这里有印象分，小时候的印象起作用，觉得它特别好吃。看小说，读者自己有创造的过程，把自己美好的想象，把美好的向往都加进去，而看到电视、电影的话，人物就固定了。总之，怎么好都不像你想象的好，比你想象更好的很难得的。
美的标准不是固定的，你喜欢谁，最爱谁，谁就最漂亮。一生是一直追求，永不放弃，我一生一世爱她。比如女朋友，她不一定非常非常漂亮的，你跟她意气相投，见了她总觉得跟她在一起非常开心，非常欢喜，你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你，就是这样。
对于《射雕英雄传》，大家看过八三年香港版的戏之后印象很深刻，是不是这次的没有以前的好呢？把张纪中的电视剧拿来跟香港八三版比一比，我想肯定比以前的好，因为周迅比翁美玲漂亮多了。所以，我看《天龙八部》，你们看王语嫣，找了刘亦菲演，我觉得是不错的。找到这样理想的演员是不容易的。张先生花很多很多心思，非常努力去找这个，这个找对了，如果是其他演员，可能观众又觉得不满意了。
《英雄》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
张英：在你那么多的电视剧版本中，你最喜欢哪几部？
金庸：大多数演员我都不满意。送我的录像带经常是看几集就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真是演得够傻的，然后放在一边，不要看了。到现在为止，我喜欢刘德华和陈玉莲演的《神雕侠侣》，这一版的杨过和小龙女非常符合我小说的味道。还有郑少秋演的《书剑恩仇录》，他那个时候年轻，演乾隆皇帝，也演得十分到位。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
张英：徐克的《东方不败》被你的很多读者喜欢，认为拍出了你小说里的味道和精神，你为什么不认可他的改编？他可是个公认的武侠片、动作片高手。
金庸：我不喜欢他，他不懂武侠，把《蜀山剑侠传》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说《笑傲江湖》瞎改，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个女人来演，而一个男人的变性，在性格上是会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复杂的、有变化的、有过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电影里表现得那么简单。他后来还要买我的小说拍电影，我说朋友还是做，但是小说不卖给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张英：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制作精良，被认为是武侠片表现形式上的一个分水岭，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有什么看法？
金庸：张艺谋的《红高粱》我喜欢，后来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子，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张英：你去台湾的时候，和《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见过面，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金庸：我很喜欢他的电影，虽然他对中国古代过去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但他把一个江湖的老故事讲得很好看，而且电影里的那种味道特别对，非常优雅、飘逸，他是真正懂电影的。
张英：你以前也做过电影导演，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做导演？
金庸：我也做过编剧和导演的工作，我知道这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以前是直接编剧本，没有改过别人的小说。做导演很困难的，小说家写小说容易一点，小说一写到华山顶上去了，导演拍戏，到华山顶上多困难，要是演员要化装再上来，还要制作团队来拍，太麻烦了。我写小说今天在华山打了一架，明天到衡山又去打了一架，要拍戏就困难了。
我很怕烦恼，我觉得做小说家轻松很多。我不喜欢当导演，比如看张纪中先生拍《射雕英雄传》，为了拍摄一会儿要从杭州赶到内蒙古，一会儿又要去沙漠，一会儿又回到桃花岛，而且一个剧组有那么多复杂的人和事，很累的。
写小说就很容易，在房间里写写就可以了。观众觉得这个演员不像郭靖，这个不像黄蓉，他们演得不好，我就可以批评导演。如果小说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再进行修改。
张英：作为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以奇异的想象力用文字创造了很多武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金庸：少林寺派了一个功夫很好的高手，和我见面，说方丈想知道我书里所写的武功是怎么想出来的，是不是有拳谱。我说没有，我对武功是外行。他说，他们练的功夫有很多吻合了我小说的描写，有的功夫能够验证了我的想象力。
张英：你学过武术吗？比如，太极拳这样的功夫。
金庸：我，简单答复是不会，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也不会。我是手无缚鸡之力，胸有屠龙之志，我根本不会武功。
张英：你小说里提到，无招胜有招，怎么理解？
金庸：无招胜有招就是出招之前心里早就有招了。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竹？画竹之前呢，心里先有成竹，画之前，不是说随便乱画的，心里早就想好了，所谓胸有成竹。无招有招，我想都是统一的。无招胜有招，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实际上这个无招有招，就是大象无形的意思。武林高手真是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时候，你看不出他的功夫招式。大象无形、大智若愚都是这个意思，炉火纯青以后，你就看不出他的技巧痕迹，那就是无招了。高手对阵，拼到最后就是谁凶，有的也可能是一时之胜，到最后谁赢谁输，还是很难说的。
我不喜欢《黑客帝国》这样的动作片
张英：中国武侠片是唯一被国际电影市场商业上被认可的电影类型，你对武侠电影有什么期待？在电影上你希望和哪位导演合作？
金庸：虽然我的小说由中文变成法文、英文在国外出版过，但是我不知道文字变成电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我看过一些武侠电影，绝大部分都和小说原著差太远。找我的电影导演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谁好谁不好，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来不关心拍电影这些事情。
张英：武侠小说如果适应时代会不会就成为像现在的动作片、警匪片那样的电影？
金庸：我认为武侠小说是写古代的，跟现在的时代和社会没有关系，现在的、科技兵器跟武侠小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具体地讲，降龙十八掌是不是很厉害，大家当一种神话来听就可以了。至于一巴掌是不是可以打死人，我的书里不宣扬这种东西。只是讲了个故事，我也没叫人可以飞上天，这些没有讲。我也反对特异功能，这些东西并不赞成。我在北京遇到一个功夫高手，我跟他讨论这些武功的可能性，他认为有外功、内功，没有什么内力。我也同意内力可能是没有的。但是，武侠小说写起内力、外力来，比较有趣。我相信现在人读这些小说，都不会像以前，看了武侠小说就要上山学道什么的。
张英：现在，很多西方的电影，以影像创造了武功，像《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电影，还有《华英雄》里的忍者功夫，你怎么看待他们想象制造出来的武功？
金庸：我不喜欢，这些动作片，用拳用的电影我还爱看，但是把一些科学、科幻的东西放到武侠片里，这样的电影我绝对不看，我女儿把票买好了让我一起去电影院看《黑客帝国》《星球大战》，我都不肯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电影太假了。中国你打死一个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像那种在天上飞的《天龙八部》我觉得也不可能。
张英：在电影上你希望和哪位导演合作？
金庸：我不知道，都是别人来找我。你把我的小说和电影、电视老拉到一起，这不好。我以前是拍过电影的，但是我后来就不拍电影了，因为受限制太大。你如果要谈电影，去找张艺谋谈（哈哈）。
张英：金庸品牌产业化的想法已经浮出海面，现在已经有了出版、杂志、研究会，电影、电视剧、戏剧，动画、漫画、游戏，还出现了桃花岛、天龙八部影视城、新昌影视城这样的旅游景点，你对这些文化产业开发的态度是怎样的？
金庸：与“金庸”有关的企业运作上，我都是被动的。但是别人喜欢用我的名字搞商业，或者开发产业我不反对。拍电影电视、改编京剧、拍动画片、做电脑游戏、翻译成外文、把人物画成卡通放上移动电话、设立金庸游乐场等都是经营者向我提议要求商标授权的，我不参与经营。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损害，那你请求我授权给你使用，我们就来谈好合同。像今天晚上，请我吃饭的老板想出品一种金庸酒，问我可不可以，我也同意了，但是你必须把酒让我看看好不好，我请专家鉴定，好就合作，如果不好，那就对不起了。如果品牌好、酒好，那我们再谈合作的事情。
做人要讲真话
张英：也有人批评“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你的前半生像乔峰是独立的人，到了后来就成为韦小宝那样的人，你怎么看这个评价呢？
金庸：我觉得不能这样比较的，我天生会赚钱，这和我人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我买美国股票经常赚钱，很少失手的，天生会做生意，会赚钱，这不是什么坏事。我一开始做报人，对报纸有一种抱负：评论要公正，要报道事实。有些新闻工作者歪曲事实，毁败人家名誉、造假，我是非常痛恨的。我办报的原则是不讲谎话，不管你给多少钱、多少政治压力，我都绝不讲假话。所以我办的报纸有点小小的成就，坚持一个公正的道理，我做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道德水准，就是不要做坏人。办报纸的时候我才能想到这些。
我住在香港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多高收入，但收入够养报纸，有大的引诱来，坚决拒绝。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赚钱，幸亏赚钱的头脑还可以，就一直走到现在这样了。
在政治上我是不妥协的。如果我和政治妥协的话，我现在肯定不是单单做一个作家了，可能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大企业家。
张英：大家都叫你金大侠，你曾经说做人要讲真话，人品最要紧，要有风骨，这也是你的人生信念吗？
金庸：大侠我不敢当。我在香港他们叫我查大侠，或者金大侠都有。我就说不敢当，我不是大侠。“侠”字在我心目中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侠，主要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遇到社会上有不公平的事情，为了旁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牺牲，不顾自己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主持公道正义、打抱不平，就算倾家荡产、自己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去干去做。这种事情我做不到，所以谈不上大侠。
我喜欢那些英雄，不仅仅在口头上讲侠义，而且在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险就往后跑，远离危险躲在后面的人，这样卑鄙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
我自己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我性子很刚强的，人家要威胁我，不管怎么压迫，我绝对不屈服，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被学校开除几次，在做工作也给人家（开除），那我就不告而别，不受人家威胁压迫就得了，你上司不好礼对待我，我就拂袖而去。
张英：现在有几本《金庸传》，你看了吗？好像有消息说，你会自己写一本《金庸自述》？
金庸：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和以前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
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的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曾经约我写一本自传，还建议找一个朋友听我说，他动笔写，我们一起待上十天半个月，可以写一本权威的传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张英：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著有《中国文化现场》。）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3期
选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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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中国通史》：写史不是戏说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09:23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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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报道9月30日，金庸与北大教授严家炎同游峨眉，坐而论道，谈论的主题就是他近年来开始动笔的白话版《中国通史》。金庸认为，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则不然，在征服的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孙旭辉摘编）
来源：上海文学报
提前解密金庸版《中国通史》 这次是写史不是戏说
华夏经纬网 2004-09-30 10:57:21
字号:小 大
中新网9月30日电 华西都市报报道，昨日，金庸坐滑竿游峨眉，与同行的北大教授、著名学者严家炎坐而论道，谈论的主题就是他近年来开始动笔的白话版《中国通史》。
金庸认为，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则不然，在征服的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
金庸表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严家炎介绍说：“由于金庸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他每撰写一个篇章都会查阅大量史料和典籍，力争内容翔实，言之有据，而且还会参考很多史学家的意见，所以进度不像想像中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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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著名小说家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表示，他眼下最大的任务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打算先写一篇“引子”，征求各位专家意见，然后再写正篇。
金庸表示，他要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用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金庸告诉记者，他会用“当代语言”来写《中国通史》，在写作过程中他也会适当引用一些古代文献中的原文，但一定会提供白话文的注释。金庸表示，他将换一个角度，与以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历史观来写历史。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
金庸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他在整理《中国通史》的基础材料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实依据，可以佐证“民族融合”的历史观。
《文汇报》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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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他曾接受厦门日报专访，关于办报、工作、武侠……
厦门日报
发布时间：18-10-3021:28厦门日报官方帐号
据港媒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著有《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厦门日报曾专访金庸
2004年11月，得知“大侠”金庸先生要来泉州、厦门的消息，厦门日报社做了一个决定，派记者全程跟踪采访。后来，厦门日报社记者宋智明、黄圣达、年月、郑晓东等，一起组成了“采访团”。
以下为当年专访内容。
金庸的谦虚、儒雅让人如沐春风。他回答你的问题时，双眼真诚地盯着你；他不把自己当“大侠”，而是亲切地称我们“同行”、“自己人”；他事先声明：“有些问题今天如果答不上来，容我回去好好想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当许多摄像人员一哄而上，挡住提问者的视线，他竟然孩子气地说：“你们不乖乖地坐好，我就不讲！”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他早点休息，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大侠”反而有“意见”：“我们聊得挺开心，多给点时间吧！”
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慢慢走近了他的内心世界。
关于办报
报纸水平反映市民素质
记者：您还未到厦门、泉州之前，想像中的厦门、泉州是什么样子的？
金庸：泉州我是第一次来，而厦门在八年前即已来过，到过鼓浪屿、南普陀，很美！厦门、泉州都是很有文化的地方，这从《厦门日报》、《泉州晚报》就可看出，我办报纸几十年了，深知报纸是一个地方的门面，报纸办得好，说明这个地方有文化，这个地方的读者有水平，有水平的读者就要求有水平的报纸，否则就要骂报纸了，而今天我一下飞机就读到了《厦门日报》，就知道厦门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泉州是著名的港口，我在浙江大学上过历史课，向学生们介绍过泉州，我招博士生也把泉州列入出题范围。今天，我从香港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泉州，一路上美不胜收。此时，我又面对着这么多年轻有为的记者，以前我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些记者，他们总问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我干脆不回答他们，而你们，我很愿意与你们交流。
关于武侠
写武功是想像力的问题
记者：知识来源于实践，您不会武功，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出神入化？
金庸：这就是一个想像力的问题了，正如我笔下也写过许多美女，生活中，我也没法和这么多美女接触，但想像力帮我实现了。
记者：您的武侠小说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会有人超过您吗？
金庸：时代进步太快，很多事都说不准。
记者：您会设立一个基金会，来鼓励武侠小说创作吗？
金庸：不会。文艺创作不是靠钱来刺激的，它是一种个人化的、无功利的劳动。把钱捐给穷人，或者办学校，更有意义。
记者：现在电视上一直在热播由您的著作改编的电视剧，您是否会担心读者因为看了这些电视剧而不想再读您的著作？
金庸：小说好，还是电视剧好，读者自然能够判断，这正如一个题材可由歌剧来表达，也可由芭蕾舞来演绎，但是一个喜欢歌剧的人不会因为看了芭蕾舞而不再看歌剧。
记者：您对那些改编自您武侠小说的影视作品满意吗？
金庸：如果要改编我的小说，请不要改得太离谱。改得好一点的，还可以，但我没有见到改得好的。比如，我笔下的关于男人们看到漂亮女人的反应，就没有哪部改编的电视剧能够表现出来。
记者：您会亲自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吗？对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怎么看？
金庸：我绝不会改编自己的小说。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还是改动太大，翁美玲演的黄蓉虽然较为成功，但和小说中的黄蓉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记者：您曾经认为李安导演电影拍得不错，您会找他来拍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吗？
金庸：我从来不找别人来拍，都是别人找我。
关于英雄
邓小平是我心中的“侠之大者”
记者：您的笔下有许多英雄人物，能否给英雄人物下个定义？
金庸：我笔下更多的是侠士，侠士与英雄是有本质区别的。侠士不顾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大众和公道，他们可以为大义挺身而出，在匡扶正义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英雄则不一定是为了社会、为了大众，英雄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为自己，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努力，他们的付出首先是了成全自己。
记者：您认识那么多人，谁能称得上您心目中的“侠之大者”？
金庸：邓小平，他把国家和人民引上一条富裕之路。
关于作品
我的书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
记者：您曾说，写武侠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正义，而现在社会上仍然侠义不足，请问，文学作品在传达侠义精神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金庸：我的小说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但是，我仍然坚持传达侠义的目的。文学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对好的东西褒扬，对坏的东西批评，从而达到净化人们心灵的功能。
记者：您对创作要求很严格，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作品。不知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金庸：《倚天屠龙记》已经改好。《天龙八部》已经是第五次修改了，还未完成，一度改动较大。后来一位看过修改稿的北京朋友告诉我，还是原来的意境更好，我接受他的建议，原则上不作大的改动。
我对部分小说进行修改，是为了使作品更完美，如果有读者对修改部分不满意，请写信告诉我，下回修改时我可以再改回去。
关于人物
想让韦小宝吃点苦头
记者：一见之下，我觉得您是一位慈祥而开朗的老人，有点像洪七公和周伯通。
金庸：我很欣赏周伯通的人生态度，学武功纯粹是为了好玩，而没有考虑去争江湖地位。我当初写小说，也是为了好玩。做任何事都需要这种超脱的精神。
记者：韦小宝这个人物呢？
金庸：这个人物本身刻画得较为成功，搞得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有些人还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这违背了我的本意，我是带着批评的态度来写这个人物的。韦小宝在小说中活得太舒服了。我准备在新修改的《鹿鼎记》里让他尝点苦头。
记者：您笔下的美女、美男如云，请问您心目中美的标准是什么？
金庸：我反对用美男、美女对人进行划分。人长得美固然是好事，但人长得美丑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连生养我们的父母都无法控制，很多都是由基因造成的。一个人脸蛋很丑，但心地善良，他就是美的；一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再怎么丑也是美的。外表美不美不重要，人格美，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工作
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
记者：办报与写武侠小说有何相通之处？
金庸：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我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我就一本本写下来。而办报太难了，我甚至觉得，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办了。但是，办报，每克服一个困难就是提高了一步。
记者：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工作？
金庸：凡事不要轻言放弃，要咬牙坚持。
关于同行
佩服巴金，喜欢沈从文
记者：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您最喜欢沈从文，现在仍然喜欢吗？
金庸：是的，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真挚感人，读来十分亲切，我仍然很喜欢他的作品。
记者：您佩服中国哪位作家？
金庸：我佩服巴金。一个作家文章不一定很优秀，但人品一定要高，巴金身上有中国作家难得的人格美，我很欣赏。
关于自己
看女排比赛会紧张得闭上眼睛
记者：先生博览群书，不知对哪部书最为喜爱？
金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洁生动，是我的案头书，每天读几段，是极好的享受。
记者：您说要写一部给老百姓看的《中国通史》，进展如何？
金庸：要看的材料不少，我也正处在学习阶段。我会侧重从人类的生活史的角度来写。
记者：您在中学时代很喜欢体育，像今年的奥运会您有收看吗？
金庸：从头看到尾。
记者：中俄女排的决赛您看了吗？
金庸：哪能不看？比赛的最后阶段太紧张了，我都吓得闭上眼睛。
记者：厦门有十多座无居民岛，您会买一座改造成桃花岛吗？
金庸：买不起啊。买得起也不会买，喜欢一个地方不一定要占有它，游览一下，把美景记在心中就很满足了。
感谢金庸先生带给我们的武侠世界
祝老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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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怀金庸先生：华章不灭 恩泽长存
作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院长 胡从经
庚辰、戊戌两载，真是一个群星陨落、硕果凋零的年代，饶宗颐、冯其庸、金维诺等大师先后弃世，今夜又惊悉查良镛先生仙逝，心中郁结，茫然若失，伫立窗前，寒气逼人，横竖睡不着，遂伏案撰写几段追怀先生的片断文字。
1989年顷，受小思(卢玮銮)、伊凡(孔惠怡)两位香港才女的推荐，由陈方正博士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我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抵埠不久，虽有通信而未谋面的查先生招饮于海鲜舫，甫见面就伸手紧握，并开玩笑说：“名字古板，人倒挺靓仔。”安排我坐在他的座右，向席间诸人介绍：“这是上海来的胡教授，请大家多多关照。”
先生说的是“沪普”(带有浙江口音的上海普通话)，因我是“新人”，席间频频嘘寒问暖，并询及将在港大读博的情况，叮嘱我在港生活应注意的若干细节。言谈中时闪幽默，他向席间人说：“我读过胡教授在我们《明报月刊》上连载的《东瀛访裨录》和其他一些文章，就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姓名有点酸，文字颇老辣，恐怕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头子吧，想不到比他的师兄漂亮(先生指指席间的黄霑先生，他毕业于港大中文系)，而且还有点怕丑(沪语：害羞)。”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最后对我说：“我有个基金，你到港大读博后，每月资助你两万港币，直到学位拿到为止。”对此我当然十分感谢。香港米珠薪桂，有先生慷慨资助，当然有裨于我专心问学，免于冻馁。后来，我在港、沪两地以繁简两种字体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的《跋》中都郑重申谢：“撰述本书稿期间，曾得到‘查良镛博士文化基金’为期两年的资助，谨对素所心仪的金庸先生致谢。”
先生对后辈的垂爱和哺育，我将永铭心底，终身毋忘。他曾经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拿点新东西出来，不然就是浪费了纸墨。”这句叮咛和饶公的“勿要炒冷饭”的告诫一样，成为自己治学遵循的规箴，只可惜天资鲁愚，又复怠惰成性，实在拿不出像样的成果以报先生的厚望，深以为憾。不过，自己还是努力以赴的，无论鲁迅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研究，都力求不因袭陈言而有所创获。仅就先生资助完成的四十万言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来说，当时得到权威学者“诚足导人以入德之门”的“开山之作”的评价，先生闻之十分欣慰，带我到中环的上海会所尝鱼翅火瞳，以资奖励。
先生对我所从事的弘扬中国文化的工作也十分关注，当时中国文化研究院设置有主管导向的督导委员会，主席是董建华先生，查先生也欣然就任督导委员。我们院址原在特区政府提供的启德机场政府大楼的贵宾厅(港英时代历届总督在机场迎送贵宾的地方)，后因拆迁搬到北角的嘉华国际中心(吕志和先生产业)，先生的明和出版社也设于此，彼此只隔几个楼层，更有了就近请益的机会。先生对我主编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时予指导，诸如对网站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建议和匡正。网站中“中国文学精华”系列里涵有《金庸的小说世界》专题，从提纲到细则都得到先生的指导，他还提议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严家炎担任专题主笔。严先生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我们都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他是会长，我是理事，故而沟通起来比较方便。网站共有十八个系列三百个专题，每个专题的规格文字稿三万字，其他尚有视频、动漫、图片等多媒体因素。严家炎、陈墨先生写的《金庸的小说世界》文字稿长达九万字(比统一规格多出两倍)，我思忖再三还是签发了，因为金庸毕竟与众不同(另一作特别处理的还有史金波教授的《西夏王朝》，也是九万字)。定稿后送呈先生审阅，他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还提出了增删修订的意见，条分缕析，洋洋洒洒，前辈学者的严谨、认真劲儿令我折服。专题中需孱入大量根据先生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片断，他都专门与有关机构打了招呼，给予优惠，从而节省了一笔不菲的版权费。因为先生觉得这是公益事业，所以呼吁大家尽可能给予支持。
《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历时三年建成，在建成的当年就荣膺了联合国首届世界信息峰会颁授的“世界最佳文化网站”大奖。先生也非常高兴，他在我们出版的纪念画册中题辞道：
了解唐虞夏商，
中国灿烂文明如何缔造；
研习大汉盛唐，
东南西北民族融合贯通。
恭贺《灿烂的中国文明》出版
金庸敬题
丁亥年春于香港
先生的题辞是对我们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内容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表述，同时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与期冀，全院人员当时为之振奋。
我们还专程拜访了金庸先生，请他就中国文化研究院以及《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和希冀，并作了视频记录。先生说：“现在全世界中国热很厉害，全世界到处如英国、美国都来学中文。好像韩国般，学外语的差不多80%都学中文，所以全世界学中文的学生多得不得了。好像你们这个网站上面，是他们学中文的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很多网民、很多学中文的人也希望看你们的网站。对中国有什么问题不懂的，就找出一个专题来点击，在你们网站上面，看到中国文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你们的网站在细节内容上再丰富，让全世界学中文的人，对中国的情况，大家都了解更多。”先生的期望就是我们的动力，同仁们随即为网站学术的精确性、知识的丰富性和形式的趣味性，投入更多的努力。
先生执掌浙江大学文学院时，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他命我与会，并命题作文：在会上谈谈编纂《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经验。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好谈，然长者之命，焉得不遵？！遂急就章草就，自港飞杭在会上作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建{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经验》为题的发言。谈了网站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几点经验：一、香港是基地，祖国是后盾；二、凝聚专家智慧，传承民族遗产；三、获高层奖掖，有各界支持。先生表示认可，将发言稿收入了会议的论文集，并推荐给香港中联办主办的《新紫荆论坛》发表。
先生对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关切和鼎助，在在证明先生服膺国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赞同并推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浓郁的家国情怀，其务实的实干精神，对我们都是鼓舞和策励。
2007年元旦，我们在《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中创建了一个子网站——《文化新闻》，宗旨在于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一些健康的、新颖的文化信息。应众多读者要求，我们准备对金庸先生做一次访谈。当时先生已经八十高龄，一般不接受采访之类了；但当我致电提出请求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1月15日，我率同事们拜访了先生，访谈记录与视频就发表在当月的《文化新闻》中。今撮要介绍其中若干内容：
当我问到：先生有什么话想向全球的华人读者说的呢？先生说：“我想向全球华人讲，我主要的小说主题就是叫人学做好的人，不要做坏人。”接着阐述了“侠”的本义：“有些中国传统，中国叫‘行侠仗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家的。……这种行为，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进而宣示：“所以武侠小说宣扬这种精神，你看我的小说，十几本小说中，每一本都宣扬这种精神：要主持正义，坏事情不做，做好事情。遇到人家做坏事时，就干预他，希望提倡做好事。”
我还问了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小说最新的修订版推出之后，受众的反应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先生对这些意见及反应有何看法？您对自己以往的修订及现在的新修订版又有何看法？先生的回答比较重要，就不再节选而照原话迻录了：
新的修订版改得比较多，最主要的就是《天龙八部》。主要改了是因为以前篇幅太长了，我写了差不多四年多五年了。那么写到后面，前面的就有些忘记了，不太接头了，所以要把它前后都要统一起来。
我的好朋友、作家倪匡前几天给我讲：有些人不喜欢新的修订。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作者进步了，读者不进步。”
现在，后来慢慢读历史读得多了，就想到：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应该大家互相平等，不应该种族之见太深了。所以把《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这些都修改了一下，就是以民族融合、团结为主题，不是以前那样以民族斗争为主题。
《天龙八部》的武功没有改动，不过后期就解释艺术是容许夸张的。这武功按道理是不可能的。好像“六脉神剑”，把内力从手指里逼出来，这种是不可能的。但在艺术方面，全世界的艺术都会夸张的，都有不可能的。好像毕加索画女人，他画得同一幅画里，一个女人有两个头，这是不可能的。他这样画却变成名画了。他想表现这女人三心二意，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我不清楚先生在别的地方讲过同类的话没有，以上可能对金学界的研究有所裨益。
先生还谈了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评判，肯定的说：“《神雕侠侣》，我觉得还是刘德华和陈玉莲拍得比较好。”强调指出：“对，刘德华演得比较好，应该庄重、正经比较好。”也批评了某些演员为了维护形象怯于表演的现象：“小龙女……样子蛮漂亮的，但她怕难看，不敢作表情，一作表情就怕破坏了她原来的相貌，就改动了！她要哭的话，她不肯哭，流滴眼泪就算了。”这当然不足取。不过这位女演员的演技后来有所进步，也许是听取了先生的批评吧。
最后我请求先生谈谈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时的感受和体悟，先生说：“我在英国念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求你一定有创见，没有创见的、人家写过的，你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其实这与先生以前私下叮咛我的“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拿点新东西出来”的话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够我受用终身。
金庸先生的作品脍炙人口，不胫而走，自不必我絮聒。诚如有宋一代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而今凡有华人之处无不读金庸，古往今来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拥有的读者超过先生。我当然也是先生万千拥趸之一，搜集他的作品各种版本都有，然而最珍贵的还是先生赠予的一套竖排繁体字本。先生在每一部作品的首卷扉页都亲笔题署：“从经先生 请指教 金庸”，而且特别在《书剑恩仇录》的首卷扉页上写下了：
从经先生 请指教
从经不纵权
事事守规矩
金庸
这是十分宝贵的前辈训导，应作为做人的南针，视之为终身遵守的圭臬。
先生如今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均须用金字镌刻他的名字。我在标题中用了“不灭”的字样，当然也是不朽的意思。先生的心血结晶已经置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自己曾预言一二百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但这个估计太保守，我相信会传之久远。衡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非我所能，这是金学家们的事。我在这里仅仅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曾蒙先生垂爱承其恩泽的普通读书人的感恩之情。据闻襄阳城今晚全城点亮了蜡烛，寄托对远去的大师的哀思，我也添一支吧！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7 20:35 编辑
名城大理与名人金庸
城市局 今天
2018年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悄然离世，享年94岁。
转眼间三年时间过去了。对金庸先生的悄然离去，云南大理人民一直深感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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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没到过大理，金庸先生却写出了以大理为主要背景的《天龙八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大理的名声，五六十年代靠电影《五朵金花》；八九十年代则主要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见金庸先生与大理渊源之深，感情之厚。
金庸先生曾说：“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
对于金老对大理的偏爱，大理人民也对他有着一份感恩之情，1998年，金庸先生被授予大理市“荣誉市民”称号。
感谢金庸大侠，给我们带来的快意江湖，让我们拥有了侠客情结、英雄精神、家国情怀！
“大侠”已逝，但他与大理的深厚情缘永存。
01“大理人”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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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对大理十分有感情。他曾说：“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
然而，在《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成书之前，金庸先生都没有来过大理。
从1994年4月起，时任州长李映德曾两次致函邀请金庸先生到大理。但因身体原因及事务繁忙，金庸先生未能实现亲自到大理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98年4月10日上午，金庸先生终于来到了大理，开启了一段美妙的访问之旅：
4月10日下午，金庸先生在州博物馆，为州新华书店的“金庸作品专售仪式”剪彩，为大理州图书馆、大理州博物馆、大理州新华书店的3套《金庸作品集》签名，为大理州博物馆、大理州新华书店题字留念；
4月11日下午，金庸先生参加了金庸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访问期间，金庸先生先后游览了他神往已久的苍山、洱海、三塔、剑川石宝山、南诏德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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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在4月11日下午举行的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州长李映德向金庸先生赠送了特制的州门金钥匙，时任大理市市长赵济舟授予金庸先生“大理市荣誉市民证书”。
自此，金庸先生成为了“大理人”。
成为“大理人”后，金庸先生感动地说：“我一生从小学考试到现在得过很多奖品，但今天得到的奖品是我最感到高兴的奖品。
得到大理州这把金钥匙，就可以打开大理这个美丽地方的大门，以后可以常来。
得到大理市荣誉市民这个称号，我以后要努力不断地做个好市民，跟大理的各位同胞一起努力，来共同建设美丽的大理。”
02多部武侠小说写了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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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钟爱大理。在他的15部武侠小说里，《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写到了大理。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天下五绝”之一的“南帝”就是大理国皇帝段智兴，出家为僧后法名一灯；一灯大师4个徒弟“渔樵耕读”之书生朱子柳，原是大理国丞相；瑛姑刘瑛原是大理国的皇妃。
上述3部作品中，写到大理最多的是《天龙八部》，书中三分之一的故事和人物都围绕着大理展开，其中前10章故事都是在大理。
书中段正明、段正淳等人物大多源于大理国时期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点苍山”与“点苍派”“无量山”与“无量剑”“剑湖”与“剑湖宫”，
以及涉及大理密宗的“男女双修”、逍遥子和秋水妹的同修同炼等，无不取材于大理的历史、地理和宗教；书中提到的“天龙寺”，就是现在的大理崇圣寺，即三塔寺。
金庸先生在该书中写道：“天龙寺在大理城北点苍山中和峰之北，正式寺名叫做崇圣寺，但大理老百姓叫惯了都称为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
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塔高二百余尺，六级。塔顶存铁柱证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寺有五阁、七楼、九殿、百厦，规模宏大，构筑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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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3部武侠小说，写到大理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英雄豪杰、王侯将相、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
关于英雄豪杰，枯荣大师、黄眉大师、一灯大师都是江湖豪侠，武功盖世；段誉、段正明、段正淳、木婉清、钟灵等人物，形象突出、性格鲜明。
关于王侯将相，除了段氏皇族，巴天石、褚万里、古笃诚、傅思归、朱丹臣等人物在书中都是大理国重臣。
关于自然风光，书中不乏精彩描写。不妨来看看《天龙八部》第2章《玉璧月华明》，段誉为逃脱追捕而从山崖坠入谷底时，书中这样写道：“
片刻间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声彩，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清澈异常的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断注入，湖水却不满溢，想来另有泄水之处。
瀑布注入处湖水翻滚，只离瀑布十余丈，湖水便一平如镜。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是一个皎洁的圆月。面对这造化的奇景，只瞧得目瞪口呆，轻叹不已，一斜眼，只见湖畔生着一丛丛茶花，在月色下摇曳生姿。”
关于风土人情和物产资源，作品也着墨颇多，尤其是《天龙八部》写大理茶花写得精彩绝伦。
在曼陀山庄与王夫人畅谈茶花时，段誉道：“大理有一种名种茶花，叫作‘十八学士’，那是天下的极品，一株上共开十八朵花，朵朵颜色不同，红的就是全红，紫的便是全紫，决无半分混杂。
而且十八朵花形状朵朵不同，各有各的妙处，开时齐开，谢时齐谢，夫人可曾见过？”段誉道：“比之‘十八学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是十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生于一株，‘八仙过海’是八朵异色同株，‘七仙女’是七朵，‘风尘三侠’是三朵，‘二乔’是一红一白的两朵。这些茶花必须纯色，若是红中夹白，白中带紫，便是下品了。”
段誉又道：“‘八仙过海’中必须有深紫和淡红的花各一朵，那是铁拐李和何仙姑，要是少了这两种颜色，虽然是八色异花，也不能算‘八仙过海’，那叫做‘八宝妆’，也算是名种，但比‘八仙过海’差了一级。”
书中，段誉介绍了红妆素裹、抓破美人脸、落第秀才、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八仙过海、七仙女、风尘三侠、二乔、八宝妆、满月、眼儿媚和倚栏娇，一共13种大理茶花。
03 大理名扬四海金庸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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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对大理颇为推崇。金庸先生对大理的推崇，体现在作品中颇多溢美之词。
在他笔下，大理的自然风光既秀丽又雄奇，带着神秘色彩；大理的百姓安居乐业、富足安宁；达官显贵礼贤下士、仁慈有信，黎民百姓淳朴善良、勤劳包容；
人文环境和社会风尚平和宽容，连贵为帝王的段氏兄弟，都是深明大义、光明磊落，事事讲规矩；俨然是一个妙香佛国之境、文明礼仪之邦。
金庸先生对大理的推崇，体现在他的作品对大理的偏爱。
比如，《天龙八部》中写到了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写宋、辽相互征伐、百姓遭殃，写慕容博、慕容复父子野心勃勃、利欲熏心，为恢复大燕国而挑动辽宋战争。
唯独写大理时，写得一片祥和。哪怕是位居“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金庸先生也将这个大反派写得光明磊落，而非宵小之辈。《天龙八部》故事涉及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地，但金庸先生却以大理开头，最后又以大理收尾。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金庸先生曾表示：“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
金庸先生对大理的推崇，体现在他对大理的向往。
1997年，金庸先生接受本报时任总编辑刘鹏采访时说：“大理与汉族地区相较，很有民族情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人杰地灵，我不由自主地就有一种好感。从佛教的观点看，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
金庸先生到大理后表示：“我们中国人常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更胜于闻名’，我从书上读了大理的历史、地理风光，心里想象得非常美好，所以就在书里描写，可惜描写得不如实际的这样子好。如果早些来的话，相信书里会写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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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金庸先生的钟爱和褒扬，《天龙八部》等武侠作品引发了海内外读者对大理的向往。
正如时任州长李映德在1994年4月8日邀请金庸先生来大理的信中所说：“
《天龙八部》等书的魅力引发了人们对大理的向往，使大理名播四方，对大理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大理，扩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促进对外开放，加速自治州的文明、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影响超越时空，意义至为深远。”
又如1998年4月11日下午，金庸先生成为大理市“荣誉市民”后，时任州长李映德说：“大理的名声，五六十年代靠电影《五朵金花》，八九十年代则主要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的钟爱和褒扬，还客观上推动了大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比如，很多人是通过他的书认识了大理、来到了大理。
又如，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大门上一直挂着金庸先生题的匾额，位于龙山的金庸书阁因金庸先生而建，这些都已成为景点。
再如，我国西部最大的影视城——天龙八部影视城，是为了拍摄影视剧《天龙八部》而投资兴建的一个大型影视拍摄基地，如今已成为了全国闻名的人文景观之一，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大理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和影视拍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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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重出江湖编写《中国通史》
2001年04月23日13:14:16 网易社区
武侠小说名家金庸即将“重出江湖”，可是这回他要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而是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
金庸前天抵达台湾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最近几年将投注心力写一部从中华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国通史》，采取的体裁是以一篇一个专题的方式，或写人或写事，就像小说《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一样。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给自己立下非常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这部通史一定要有自己的创见，另外在文字方面也要浅显易读。
除了决定写史书之外，金庸这回带给读者的另一个新礼物，就是他修改三次的大字版《书剑恩仇录》。
金庸说，这个修改版除了修正错字与评论者提出的诸多意见外，他还在20回之後增加一章约3000字的《魂归何处》，主要是描述主角陈家洛对人生的思索。
金庸直率地说，《书剑恩仇录》原本是比较浅显的小说，因此他希望能从陈家洛要不要履行对香香公主的承诺信仰回教，来谈一点人生观的问题，增加这部小说的深度。
另外金庸也说，这部小说完成於1955年左右，过了多年，他对人的看法当然也会有所变化。
明天晚上，金庸将与名导演李安会面。金庸非常喜欢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他认为电影要改编得比原著出色并不容易，但是李安却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金庸对《卧虎藏龙》还是有些建议。他认为俞秀莲、李慕白与玉娇龙、罗小虎这两对的交集并不多，如果能单独处理玉娇龙的故事可能更好一点。
现在仍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的金庸，每一年约四个月在浙大停留。之前媒体报道该大学曾要求金庸收博士班学生，不过昨天金庸透露，他觉得与其在一个博士生身上花这么多时间，不如好好的和几百个学生讲课，因此他把收博士生的标准定得很高，以致至今还没有一个学生符合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