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境
武侠里面看名家,可以说金古双峰并峙,也可说梁金古温黄五大家。但从武侠之外看武侠,似乎能提及的仅有金庸先生一人了。金庸在许多武侠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令后人不是只得仰视便是另辟蹊径。关于侠的理解上也是一般。
金庸于1957年开写的第三武侠作品《射雕英雄传》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于是至今,这仍然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衡量侠的标准。这当然不会是侠的最善的阐释,也似渐渐有人对此不满,但另一种比此更恰当的最具说服力的阐述却依然没有出现。
“侠之大者”是否为金庸首提不大清楚(应当是吧,便认为是他第一个提出的相信也不会有太多反对)。“为国为民”,与此相似的说法或理解可以说早便存在了,但金庸先生将侠的定义高度提精和浓缩了,也自然甚得到人们的认可。
“侠”之一字最早出现在何处无可考证,但很早便有侠之本色当推墨子了,也被后世用“任侠”二字形容他的某些观点的,可见其与“侠”的密切关系了。墨子的十论中“兼爱、非攻”已很有侠的特点,墨家一派抗强扶弱、救人救国于危难且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便是今日来看也是除了敬佩还是敬佩。而那个墨子为了阻止楚国攻宋,撕破衣衫裹伤脚,连行十日十夜,用相当手段说服楚惠王与公输盘放弃攻宋之计划的故事,自也流传甚广。结局是,墨子回程路过宋国时,天下大雨,墨子想于闾门中避雨却被守门人拒绝,任由这救了全国百姓的恩人行在风雨里。墨子可以用辩词说服顽固的楚王与鲁班,却不屑多说一句让被救的宋人知道其所为。一个侠字,墨子当之无愧。
首位让侠永载史册当要“感谢”韩非子了,他在《五蠹》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终于让侠字有了记载了。不过此时所谓的“游侠”与即便后来司马迁如何为其立传之“布衣之侠”用今天的标准都有点不称侠这个称呼的,甚至有时其含义干脆等同于土匪地痞。就算另一部分的“游侠”会大义凛然,示死如归的,却还是给人以某些贵族请的刺客杀手的感觉(虽然不一定是用钱所聘),难见其合于今天的侠义标准的。
但不管怎样,侠与国家的法令规则总免不了会出现对立,确是直影响到今天。
以后东汉三国时期便已见诗歌中有为国为民的侠客形象了,便也无须多言。可见“侠之大者”的这种精神产生也很早的,但金庸先生为其做了很令人心服的总结。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便是古时所谓的侠有时的意义与今日不大一样的,但依然还是能找到一些共通处的。
纵观金庸的小说,可以说他一直在努力写极致的侠,一直努力写着侠所应有境界,总是进行一种侠的顶峰的写作,相比下侠的各种丰富形式并非他笔下侠之方向的。只是以侠的境界为其主方向而非境界下的侠的各种丰富形式。
不管做到与否,金庸总是向着他当时所理解的侠的终极方向在写。于是在他同时代,在他以后到至今,金庸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山一样。别人或者写着侠的多种表现形式,或者是只得另辟蹊径了。
当写《射雕英雄传》时,相较于后期的几部巨著,金庸用了更倾向于儒家的思想概括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符合人们心目中的侠的至高境界的,这样的概括如今也是无法替代的。
但仅为一国一民,却又怎可成为一种侠的终极呢?各为其主,又如何谈是非标准呢?皆为本国本族杀伐,皆是出于本国本族的利益。追寻下去,似也总免不了违了侠义的准则了。
人们心目中自来便有个种很模糊的侠义标准的,用言语很难准确地规定一个定义。但当无谓的杀戮又起时,还是会清楚此已是有违侠义的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金庸先生也早便清楚这一点。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这样写道,“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此后记写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已是金庸封笔后的第四个年头了(差四个月)。可以说这多少反应着金庸在以后的侠之观念的。他也有“侠之大者”有其局限性这种认识的。
《神雕侠侣》中的扬过开始不再如以往的主角形象那般的正统了,反叛的精神俞发地突发出来。这种反叛直到更多体现道家思想的《笑傲江湖》时,已及大成。而在塑造完郭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侠之大者”似乎也是金庸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在此以后的几部作品中家国再也不是金庸作品下的主要矛盾。
纵观金庸的十四部大作外加小作《越女剑》,金庸一个很令人钦佩的特点是并不塑造重复的人物。每部作品都在表现着侠或他理解的人世的不同方面。迥异的世间百态,金庸都在尝试着从不同角度的极致阐示。
上面的话正是想说明一件事,因为金庸并不创作重复性的人物,故从郭靖的成功塑造后,金庸开始不再将家国的矛盾做为一种主要环境来检验侠了。一个道理,“侠之大者”在当时金庸的心中也已成为一个颠峰,他自知也没法跨越,便不在同样的环境中创造侠了,家国中郭靖已经是一种极致了。当然直至《天龙八部》的出现。
于是在此阶段中,我们见到了金庸在侠的别的方面的所做创作或创新。
1959年,以写作技巧为主的《雪山飞狐》(未出现的人物塑造成主角)弥补了《碧血剑》的遗憾。
1960-1961年,《飞狐外传》塑造出一个不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且“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极致侠客形象。
1961年,较短的两部《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
1963年《连城决》,几乎完全处身于逆境的侠客。
同年的另一部巨著《天龙八部》开写,而在四年的漫长写作过程中,又完成了1964年的《倚天屠龙记》与1965年的《侠客行》
经过这许多作品的过渡与思索,金庸的又一次创作高峰在《天龙八部》终于迸发出来。他再次回到了以家国矛盾为主的复杂社会环境中。而他所站的高度却已不是以汉为中心的“为国为民”上了。汉也罢,胡也罢,;男也罢,女也罢;君主也罢,草莽也罢;英雄也罢,奸徒也罢;用陈世骧先生在《天龙八部》题记中的话:“有情皆孽,无人不冤”。金庸用了更近于佛家的思想让人体验了狭隘民族观是那么的虚妄。
绝世英雄箫峰,为一不知名的小女子可以独对天下豪杰,为义气可以无视千军万马,为了苍生的安宁可背弃君主。而当年在中原时,自他的契丹人身世被揭起,却似一下注定他无恶不赦之徒的品质般,再无法见容于汉人中了。契丹人似若从出生起便注定了为恶的本质?家国的烙印竟如此之重。在辽国时,为了两族免于相互的杀戮箫峰放弃所有名利反对战争,最终却是,这个豪迈汉子挤于民族矛盾的夹缝中无法摆脱,唯有一死以谢族人。
这是一个侠的悲剧,箫峰做的不仅是“侠之大者”的,但他却没摆脱家国的根深观念,夹在民族的矛盾中,箫峰也注定没法摆脱。
家国有时却是对侠的一扼杀。
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令人再不敢随意对武侠指手划脚。武侠!也同样可以承载深刻的内涵。
之后的金庸,又开始跳出历史背景了,似乎又是一个巨著后遗症的过渡缓冲?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当历史背景中的侠又一次被写到极致时,金庸却没有陷入创作的低潮。而是在侠的另一方面的理解上又攀上一个令人难望其项背的巨著《笑傲江湖》。
当抛弃了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繁文缛节后,真性情被发挥到极致的令狐冲,却侠气荡漾,率真洒脱,令读者痴醉不已。《笑傲江湖》更多采用了道家那种洒脱的思想,塑造出了傲行于天地间的不羁侠客形象。正正斜斜,善善恶恶,却原来并非那样的分明。而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时,原来这也一位大侠的。
金庸关于侠的阐示竟深刻至斯,今天也令人钦佩之极。
此时,金庸对于侠的理解似忽然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在他的武侠创作生涯中的最后阶段,竟接连是几部最经典之作。
通过《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的思索,金庸若已完全看破了侠一样,于1969-1972的三年间创作完成了一部武侠乃至文学界的奇书《鹿鼎记》。(中间的1970年又完成了小作《越女剑》)
金庸也又一次回到了历史背景中,这也预示了他已自认可以突破《天龙八部》中,侠所揭示给人的震撼了。
《鹿鼎记》中。
侠,再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太多侠的无能为力之处了。而一个小流氓无赖却用着一切有违侠义的方式做着侠很难做到的事。侠在此作用竟如此微弱,侠在此令人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讥讽,侠在此竟被揭示出另一番模样。
而文中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不知觉中被灌输了民族融合的观念。处理得这般不着痕迹,也难怪倪匡对此书如此的赞誉了。
1972年9月,处于武侠创作颠峰时的金庸突然宣布封笔,再不写武侠小说了。倪匡说过,他真的再写不出来了。
金庸没有经历从高潮慢慢衰落的过程,在其最顶峰时期便掇笔了,因为他自认他已将所能理解的侠的极致写尽了,他已无法突破《鹿鼎记》的高度写侠了。写下去也只能重复着以前关于侠的理解了。这是他最不愿的,十七年的武侠创作,金庸从不重复自己。当《鹿鼎记》问世后,他真的觉得侠已被写到极致了,他所理解的侠已不可再突破了,于是仅封笔一条路可走了。
金庸先生如此之精神,竟直至今日无人能从“侠”上超越他。
希望武侠能有更深之境界,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正好金庸先生自己认为的无法再突破一样,一切都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