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研究史（韩云波）

monk

再说“反文化”这条线。

如卢敦基所说，“反文化”是“低级的文化能够战胜高级的文化”，如果将此线索不仅仅限于《鹿鼎记》，那么就还包括愚笨人胜过聪明人、平民胜过贵族、小混混胜过大侠客等等，其情节核心必然指向冲突双方的胜负终结，这就形成了“反武功”，进而形成“反武侠”。大陆金庸小说研究正是从这里延伸，探讨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的终结，以及整个武侠小说的文体动力和文类命运。

杨春时虽然没有使用“反武侠”一词，但他认为金庸对侠的现代阐释，“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这意味着这种历史过程是不可重复的。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小说发展了武侠小说，也终结了武侠小说”［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琼州大学学报》1998年4期］。

金庸的“反武侠”，就类型层面说是对既有模式的变革，从文化层面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这两种力量融合在文学类型的内部，形成了文类发展的强劲动力。韩云波将其扩展到整个20世纪武侠小说的历史进程中，就具有了文学发展动力探讨的意义。他论述了构成百年“反武侠”进程的四个关键点，平江不肖生两种创作路向的内在矛盾是“反武侠”前奏，白羽的凡人隐喻是“反武侠”戏讽，古龙“欢乐英雄”的民众生活体验是“反武侠”突变，金庸的“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是“反武侠”的终结。由此出发，“反武侠”还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一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史学方法；二是它对边缘与中心互动的动力呈现；三是其所揭示的创作个体与文类整体的价值差异［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1期］。在武侠小说这个丰富的领域里，我们不能没有金庸，但我们也不能只有金庸，在“后金庸”时代的低谷里，也许“反武侠”的自我否定，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启示。

monk

这里使用了引号的“文化研究”，是特指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对应的“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1页］。在金庸小说领域，一批具有比较文学背景的研究者，率先引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

1997年，宋伟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里，就以占全书约五分之一的整个一章篇幅，论述了金庸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因素。宋伟杰以霍米·巴巴的“hybridity”为核心概念，将其汉译为“混杂性”。从这里探讨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主题，发现存在着“个人写作”、“民族寓言”或“殖民地寓言”的多重寓意，形成的是“混杂化”的民族主义观念。以此探讨“个人身份”，郭靖、萧峰身世中胡汉恩仇，体现了“纯粹身份的坍塌”；而在韦小宝那里，更体现为一种“历史记忆缺失症”，他“将前朝英雄神话化、非历史化，意味着将内心记忆模糊化，于是在异族统治的情境里，被压抑的个体既有所回忆，又时时遗忘，文化记忆的清单混乱如斯，这正是金庸小说作为‘殖民地寓言’，表述那个时代的香港乃至广义的殖民地之特征的一种迹象”［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38－184页］。他还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的王国”（realm of memory）为核心，由此看到，“文类的混杂、媾和、分化与替换，暴露了特定历史时期‘通俗小说’、‘大（群）众文艺’以及‘武侠小说’甚至先锋文学所承担的文学/文化功能的混杂、媾和、分化与替换”以及互相之间形成的“杂糅、裂解与置换”［宋伟杰：《“想像的记忆”，文类差异与金庸小说》，《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21页］，这无疑为我们理解复杂的文类交叉格局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也由此得到关于金庸小说文化品质的启示。

运用后殖民主义方法研究金庸小说，主要是在具有比较文学背景的研究者中展开，总体而言未进入金庸小说研究的主流。除宋伟杰外，在科罗拉多研讨会上，还有田晓菲的《反讽的消解――金庸笔下的小说中国》；在北京大学研讨会上，有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的《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鹿鼎记〉，香港文化，中国的（后）现代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史书美的《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等论文。

monk

女性形象是金庸小说的一个亮点，在历次金庸小说研讨会上，讨论都十分热烈，关于金庸小说“写情”的研究也很多，但多数研究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分析方法。只有将女性放到“性别政治”的格局之中，它才具有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这也是从比较文学学者开始的。在科罗拉多研讨会上，美国马里兰州大学亚洲与东欧学系刘坚梅提交了论文《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就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论文，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女性研究生撰写的，大多并不成熟，不同文章观点大致相似，也未形成论争，主要揭示了金庸小说性别意识的内在矛盾，富于锐气，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丁莉丽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显示了金庸充满矛盾的女性观，并最终形成了他有关女性创作上的悖论：即对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的双重沿袭与反叛［丁莉丽：《金庸的悖论：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浙江学刊》1997年5期］。也有从男权角度进行批判的，如芦海英认为，金庸小说的情爱是男权文化观念的流露，以女性富有“献身精神”的情爱品质为状况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视角，实际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权术”圈套［芦海英：《情爱世界的阴影――金庸武侠小说的男权中心批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3期］。无论是褒还是贬，由于大陆研究者对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的理论把握并不纯熟，在这些年轻研究者那里，还有明显的不成熟的痕迹。

上述金庸小说的文化研究，主力军仍是关于传统文化的，而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习俗的研究和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性、形而上性的研究，二者大致平分秋色。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学说，运用于金庸小说研究实践，不仅数量少，而且深度也有待提高。


以上对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表现特征作了粗略的说明。总的来看，无论是上述三种哪一种方法，都有较好的表现，也都还存在着继续深化拓展的空间。而在上述方法与特征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研究方法，出现了其他研究成果。但因其数量较少、影响相对较小，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特在此处作出说明。

monk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历史进程和方法特征，留给我们众多的思索。在2005年已经到来，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有数量和较高质量的情况下，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在将来的发展中，鉴往知来，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深刻反思的。


4.1　学术规范问题

4.1.1　无序的“金庸研究”

正如我们在本文前言中提到，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研究论争的双方，都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倾向”，从1985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20年，既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层次不断深化的20年，也是在争争吵吵中意气用事的20年，既有理性深入、平心静气的研究者，也不乏摩拳擦掌、情绪激昂之辈，这使得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不仅成了一个学术对象，也成了文学“活动”的对象。

因此，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规范必须提出。

通观整个20余年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史，有不少文章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但由于作者多是论争中的当事人，因此很难平心静气、客观理性地进行探讨。举个例子，某位批评者针对别人说他不了解金庸小说时，他做出的辩解是这样的：“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贩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何满子：《破“新武侠小说”之新》，《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首先，他用这“贩毒吸毒”、“卖淫嫖娼”来作类比，这本身就是意气用事，是人身攻击；其次，他的逻辑也很有问题，如果上述类比成立，应该是写小说的人，而不是读小说、评小说的人，他显然是将不同的对象混为一谈了。这种批评作风，当然是不能提倡的。

金庸小说研究论争的分歧，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在对金庸小说定性的分歧上。其实，要对金庸小说定性，无非是研究视野从大到小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有无文学意义，这里可能牵扯出文学和文化的分歧；第二个层次是有无纯文学意义，这里牵扯出纯文学（精英文学、高雅文学、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旧文学）的分歧；第三个层次是有无原创性或独创性意义，这里牵扯出好小说与差小说的分歧。20余年的金庸小说研究，就在这三种分歧中展开。

monk

我在这里逆序对三个层次的分歧略作说明。

第三个层次的关键点，是研究者或评论者懂不懂得武侠小说以及类型小说的文学规律。比如袁良骏说金庸小说有“六大痼疾”：1．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2．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3．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4．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以假乱真；5．拉杂，啰嗦，重复；6．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很坏[张作民：《学术界向金庸发难――中科院博导指出“大侠”六大痼疾》，《快报》1999年11月13日]。其实，这是根本不懂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的类型化特征和幻想性特征，而仍然用精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去要求，缘木求鱼，何能得鱼，要不就是故意歪曲。陈东林认为“王朔批金庸批得高明而不高级”，那么，陈东林怎样来“批得高级”呢？他指出，金庸小说塑造的不是人物而是“人妖”，“金庸小说不是神话小说，它偏偏要给那些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很实际的‘人’赋于了神仙或妖魔才具有的功能，于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些半人半神的‘人’，实际上既非人也非神，准确地说，以‘人妖’一词来形容最为恰当”[陈东林：《人妖的艺术――金庸作品批判》，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25页]。其实，这也是不懂武侠小说文类规律的表现，用现实主义的唯一尺度去要求金庸，要求金庸笔下的人物武功。武侠小说从根本上看，和所有的通俗文学一样，都并不是强调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朱丕智提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朱丕智：《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不仅是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也是通俗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所谓“事理逻辑”，就是理论上可以如此而现实并非如此，那么，武侠小说仍属幻想的小说，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在把握文体类型特征的基础上去研究金庸小说，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我们强调学术规范的第一点。

第二个层次的关键点，是研究者常常纠缠于“雅俗”之争而迷失方向。雅俗分野虽然有浓重的人为因素，但也是文学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并长期处于争执不休的状态，“雅俗”和“女性”构成了历次金庸小说研讨会会场发言的热点。“雅俗”问题可以从作者和研究者两方面来看，作者的创作有雅俗分野，研究者的研究也有雅俗分野，那么，研究者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不同雅俗分野之中的作品，得出来的结论就可能大相径庭。这两方面都必须弄清楚。朱宁嘉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纯文学家面对“理想读者”，作品实际上是自我的期待，与自我的对话；通俗作家面对“现实读者”，把读者放在低于作者的水平上对话；从这样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意图出发，二者在“创造了什么”和“怎么创造”上会存在差异；而“金庸的作品是文学作品，是俗文学的传统与雅文学的表现的合璧”[朱宁嘉：《金庸武侠小说文学定位的思考》，《华文文学》1999年1期]。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有可能在雅、俗两个不同层面展开。比如就有人主张“从雅俗文学两方面来进行探讨”，雅文学方面探讨“金庸武侠小说有没有超越一般武侠小说的范围，克服一般武侠小说的局限，就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远远超过一般骑士小说，曹雪芹《红楼梦》远远超过一般的言情小说”以及“在表现文学观念、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有没有作出新的发现”的伟大的独创性从而对其文学成就进行基本估价；俗文学方面“侧重研究文学接受情况，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为何能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寓言，它折射出何种信息？以及，在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和表现之中，金庸武侠小说发挥了何种作用？最后，作为大众文化的范本，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代商业化社会中，具有何种积极、消极意义？”而在雅俗两方面的问题中，以俗文学方面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和更广阔的前景[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3期]。弄清金庸小说自身以及金庸小说研究者立场的雅俗分野，按其或雅或俗或雅俗整合的批评标准分别运行于其各自的轨道之上，自然就不致于迷失、模糊、纠缠不清了。这是我们强调学术规范的第二点。

第一个层次的关键点，是研究者将文学和文化混为一谈，或将自身体验与文学感受混为一谈，结果是研究对象的不清晰，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借酒浇愁”、“指桑骂槐”的故意歪曲者。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个人的偏爱，也有对文化理解的不够准确。朱寿桐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人言言殊的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征讨和热骂，如何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以求得在科学、理性的层面形成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格局。”他指出两点，第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第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朱寿桐：《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2期]。他的第一点针对的是拉大旗作虎皮者，看似先锋，其实别有用心；第二点针对的是“酷评金庸”者，既包括金庸小说的强烈反对者，也包括以“金迷”态度去研究金庸小说者。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认清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才可以还金庸小说以本来面目，从而将其引向深化。这是我们强调学术规范的第三点。

以上从三个层次提出了金庸小说研究中应该强调的三点学术规范，无论是运用哪一种理论去研究金庸小说，我们认为，这些规范都应该得到维护和遵守。

monk

这个问题是针对目前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已有成果的不足而指出的。应该说，随着金庸小说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一直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比如1993年建构“金学”的努力，1997年提出“后金庸”的问题，都是对金庸小说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眼界的提升。

在稍后展开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研究中，也有人初步涉及到这一问题。如提出还应拓展深化金庸的研究领域、更新金庸研究的理论方法、加强对负面效应的研究［计红芳：《大陆金庸研究综述（1986－1999）》，《常熟高专学报》2000年5期］等，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和详细说明。

本文在此拟对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中的一些薄弱问题略作说明，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基本理论问题。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他曾尝试建立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但由于当时金庸小说研究尚欠深入，而且他所举的例子除金庸小说外，还多偏于古典小说，他在此之后也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继续研究。这使得他的这本著作缺乏面对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的继续发展的关注，也就缺乏应对武侠小说最新发展的针对性。武侠小说的基本理论问题，除“叙事语法”作为共时性的类型特征外，还应包括在历时性发展中的理论研究（这方面仅有韩云波关于“武侠动力”研究的博士后研究报告［韩云波：《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文类发展动力系统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3年］），以及面对武侠小说最新发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应包括钱理群所提出的文学形而上性和非凡想象力的研究。

第二，金庸小说与武侠文化最新形式的研究。金庸小说成为一代“流行经典”，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际，出现了许多新的侠文化表现形式，如金庸小说与电子游戏、动画、漫画、网络演绎形式等，这些形式也反过来对武侠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如金庸小说与电子游戏就仅见台湾龚鹏程的论文［龚鹏程：《E时代的金庸――金庸小说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上的表现》，《 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88－211页］，动漫与武侠小说仅见关于沧月的专题报道［沧月：《动风漫影新武侠，沧海明月共潮生》，《今古传奇武侠版》2004年7期］，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大大有益于拓展金庸小说研究的视野。

第三，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电视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目前应该说已有不少，但主要是报道评述性的文字，缺乏学术理性高度。事实上，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电视，折射了许多大众文化问题，并且是可以和曾经成为热点的“王朔看金庸”及其研究结合起来，从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寻找问题的根源，对金庸小说所折射的大众文化问题作出具有学理性高度研究。

第四，“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研究。在百年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进程中，其中的光彩绝大部分给了金庸，民国武侠小说研究占了一小点点，古龙占了一小点点，其他题材很难分其杯中之羹。本文在前面曾论及“后金庸”问题，口号虽然提出，但由于资料收集的不完备和整个武侠小说基本理论尚欠深入，对“后金庸”的研究实际上有很大的展开难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和《今古传奇武侠版》合作，开设了“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对“21世纪大陆新武侠”进行重点研究，从2004年4期到2005年2期，已经发表了8篇文章，可以算得上是“后金庸”研究的一个亮点。

第五，金庸小说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论文数量还很少，领域还很窄，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展开。比如，金庸小说表现人性与西方文学大师表现人性的比较，金庸小说作为“流行经典”与西方畅销小说如《哈利·波特》、《魔或》、《龙枪传奇》等的比较，金庸小说幻想性中的文学形上性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等等。

正如有人说“百年一金庸，金庸说不完”，凡是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有丰富的文化指向和文学意义，本文所提出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需要拓展的研究领域，有待研究界的共同发掘和提升。

monk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1　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monk

2　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姚晓雷：《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文学评论》2003年期，145-151页］，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2期，74-85页］。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袁良骏：《“新剑仙派”武侠小说家金庸》，《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26-32页］，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袁良骏：《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华文文学》2005年5期，12-17页］。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5-10页］，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朱寿桐：《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2期，41-44页]。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胡小伟：《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2期，36-40页]，着重论述了金庸小说的现代化问题[胡小伟：《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146-151页]。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傅国涌：《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书屋》2004年2期，13-23页］。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徐岱：《爱生之道：金庸小说的美学审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11-17页］。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高玉：《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批判——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3期，115-119页］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6期，63-69页］和“后现代化”问题［韩云波：《论90年代“后金庸”新武侠小说文体实验》，《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71-75页］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monk

3　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3.1　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monk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文学类专业刊物共15篇，其中2003年5篇，2004年3篇，2005年7篇，占总数的10％。

重点及教育部属大学学报以及CSSCI学报共18篇，其中2003年3篇，2004年9篇，2005年6篇，占总数的12％。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共36篇，其中2003年12篇，2004年12篇，2005年12篇，占总数的25％。

专科学校及理工院校学报共46篇，其中2003年14篇，2004年17篇，2005年15篇，占总数的32％。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共10篇，其中2003年2篇，2004年3篇，2005年5篇，占总数的7％。

其他刊物共21篇，其中2003年8篇，2004年8篇，2005年5篇，占总数的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 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monk

3.2　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 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 本帖最后由 monk 于 2007-7-10 04:53 编辑 ]

monk

3.3　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monk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4.1　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金宏宇：《新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文艺研究》2005年12期，57-62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4.2　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monk

4.3　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的研究[王敬三：《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之光——论文学家金庸及其作品迈向世界文学之林》，《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5期，23-29页]。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韩云波：《关于2005年大陆新武侠（代序）》，见郑保纯主编：《2005年中国武侠文学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韩云波：《序》，见韩云波主编：《武侠新力量排行榜》，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monk

4.4　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4期，15-28页]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期，130-134页]。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186页]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204页]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