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平[资料辑录]

刘国重

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前不久得闲，与几位网友探讨金庸生日的事情。对一直来存在着金庸生于一九二三年还是生于一九二四年的两种说法（其实还有其它的说法），经此番热烈地争论，依然不能形成共识，双方还是相持不下，各抒已见。
笔者凭看手持金庸亲笔修改的金庸小传手稿及金庸的秘书李以建先生与金庸中学时期的同学斯杭生老人的说法，坚持二四年说。然坚持二三年说的网友则以金庸的一部分亲友曾说过金庸是属猪的，还拿出了两个颇有份量的证据，也是振振有词的。其证据一，是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过，自己出生不久，祖父才去世的（祖父查文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廿二日故世）。其证据二，是金庸说自己的小名“宜官”（还有个小名叫“宜孙”）是祖父给取的。金庸他确实讲过这些话，不假。但是话要说回来。金庸所说，并非金庸亲临亲见，（即使金庸真的生在祖父去世之前，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也是不可能有这种记忆的），金庸讲的这些话都是听家人们说的。那么，既然定性为“听说”，这中间已转了个弯，那就不排除会存在多种可能了，包括说的人说错了，听的人听错了。
为此，笔者针对二三年说的网友们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点：金庸讲自己出生在祖父去世之前，如何来确定，还缺少实证（即书证方面的）依据，金庸所说的都是金庸还在念小学时，或者在更小的时候，听大人们给他讲的，因为金庸读中学及读大学时，人已离家了（且离家十年里也没回过一次家）。而此时，年幼的金庸心智尚未成熟，且时间也久远了，故不排除有听错或记错的可能。第二点: 金庸说自己的小名（即昵称）是祖父给取的。金庸的小名叫“宜官”，“宜官”的发音按海宁本地话发音，与“二官”是相同的。江浙一带，特别在乡村，叫二官三官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夸张地讲，那是村村多有，十户人家里恐怕会有几户人家是这样叫孩子的。有的村子里，两户人家都生了老二，都给老二取了“二官”的小名，为示区别，于是晚一点出生的那家，就把小孩叫成“小二官”了。“官”放在小孩子身上，是对这个孩子的美称，而排行老二的金庸，小时候叫“二官”，这是大概率的事。至于叫成“宜官”，那是过后一种文雅的变称。以此说来，这种二官之类的小名，是不值得也没必要由祖父来取的。按乡间的风俗习惯，小名（昵称）常常是在大名未取之前，由与这个小孩最亲近的父母先给他取的，常常会在这个小孩还没有大名时，先取个小名叫起来再说。取小名相对来说，也比较随意，而这个取大名的事，就比较郑重了，这往往会交给家族里最有文化并能说得上话的长辈来办。所以金庸若真由祖父取名的话（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一定是取大名才对。而且取（大）名的时间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才能取（特别是对老大以后的老二、老三）。有些人家在生下一个孩子后，就为这个孩子包括接下来将生的孩子们都取好名字了。金庸苏州的几位堂哥堂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父亲查忠礼在大孩子良望出生后，就给接下来将生的孩子全取好名字了，他们分别叫：良平、良安、良中、良华、良全。关于这一点，笔者倒比较同意前天与刘国重老
师探讨时，刘老师所说的：“有可能是祖父给他起了‘良镛’的学名。但金庸小时候不记得，家人误传，说是‘宜官’的小名是祖父起的。”
总之，持二三年说的网友们所持的这两个证据，笔者认为：第一个证据不太靠硬，信服度不够；第二个证据基本不成立，不能作为证据。当然，金庸究竟何时生，各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无碍于大局，二这也是各位对金庸的热爱与尊重的体现。故笔者觉得，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让子弹再飞一会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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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袁花镇上在召开“斗地主”大会，镇里领导动员村民特别是新伟村的村民，检举揭发对抗“土改”的不法地主查树勋（金庸的父亲）的罪行。但是，在村民的心目中，这个查树勋一向行善积德，年年资助穷苦百姓，所以，当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最后在镇上的和农会的干部再三引导下，邻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揭发查树勋在家里藏了一杆枪。当时话音刚落，会场就像炸开了锅似的！镇上的和农会的干部立即带领大家赶到新伟村查树勋家进行查抄。果然，在他家的柴房里发现了一杆已经生锈的枪。到了这个地步，事情有点不可收拾了。查树勋当场就被政府拘捕，给关押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查树勋的内弟顾富生在抗战时，从散兵游勇手中以两只公鸡的价钱买了一杆枪。但这枪内膛已坏，是打不响的，只不过用来吓吓人而已。临解放了，顾富生怕出事，又舍不得丢掉这杆枪，于是动了坏脑筋，偷偷地把枪藏到了姐夫家的柴房里。当时查树勋不知枪已藏在自己家里了，只知道内弟手上有杆枪，还在做他工作，要他把枪交给政府。
镇里在查树勋家抄出枪之后，又根据他对抗“土改”的表现，由此推定他窝藏就是为了谋杀干部，于是在他对抗“土改”的罪名之上，又给按了个“窝藏，企图谋杀干部”的罪名。至此查树勋已是大祸临头，性命难保了！
查树勋家里抄出，只因其对抗“土改”而被检举揭发所引起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对抗“土改”呢？这说来更是莫须有的了。“土改”刚开始，经农会查实，查树勋名下有田3000多亩，由此，他是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地主了。其实这3000多亩田，真正属于查树勋兄弟几人的只有300亩，其余2000多亩都是查氏义庄的公田，只不过多年来一直挂在“赫山房”名下。而查树勋就是“赫山房”的主人，所以这义田就由他顶着。为此，税务部门还查过查树勋家上年的帐，发现这2000多亩田的土地税确实是由查树勋交的，所以这一年的土地税还得由他来交。当时税务部门还告知，如果不交，就属于“抗税”。而说到这2000多亩的义田，一直来都是由别人耕种，查树勋每年只是代为收租，然后再代为纳捐交税及支付义庄与祠堂的开支。可这一年，正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矛头直接针对有田地的富户。当时查树勋吓得连面也不敢露，哪还有胆量去收租。但虽然租收不到，那个土地税还得要交，否则会以“抗税”论处！于是，查树勋只得将自家在袁花镇上的三十多间店铺半送半卖地转让了出去，好不容易凑足了2000多亩义田的土地税。若就吃这个哑巴亏，查树勋是打算认的。谁知，此时镇里领导认定查树勋这是在转移资产，是属于对抗“土改”的行为。于是，镇上为进一步搜罗、查实查树勋对抗“土改”的罪证，就召开了“斗地主”大会，动员村民检举揭发查树勋的特别是对抗“土改”的罪行。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那天在批斗会上，在查树勋身上又崩出了一个更大的罪行——窝藏、企图谋杀干部！这真是一波未伏，一波又起。
但在确定查树勋种种罪名的过程中，特别是定其“企图谋杀干部”的罪名，这完全是由推论而得出的，当时除发现一杆破枪，别无其他证据。所以这几个给查树勋定罪名的干部，其实心里头也不是十分踏实的。于是决定在最终拍板前，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再次征求群众的意见。
几天后，镇上又召集村民开会，对查树勋如何定罪量刑，征求村民的意见。这次会上的气氛更加沉寂了，当场没有一个人吭声。最后会议的主持人直接挑明了话题：“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照查树勋“窝藏，企图谋杀干部”的罪行，那是要判死刑的，但我们还是想再了解一下有没有不同意定查树勋“谋杀干部”罪的，我们将会考虑大家意见的。”此话一说，会场响起了一阵嗡嗡声，但很快又回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这个时候，主持人又喊：“不同意判查树勋死刑的请举手。”在场群众，谁也吃不准主持人的真实态度，虽大家都不想查树勋判处死刑，但又怕举了手，会落得查树勋一样的下场。所以整个会场始终没有人举手。在继续冷场了一阵后，主持人便宣布散会，收了场子。
这个会议结束后，镇上便将相关情况上报了县人民法庭，当时法庭根据镇里上报的材料，加上了解到在再次征求群众意见时，又无异议（实际是吓得不敢说），最终海宁县人民法庭宣判：判处查树勋死刑，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六日那天，查树勋从牢里被带了出来，验明正身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便押往袁花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操场，当场被枪决了。过后，家里人接到通知。其妻顾秀英当时刚生下孩子未满三月，强忍着悲痛，踉踉跄跄地赶来收尸。当她赶到小学操场，见丈夫已横尸当场，便差人赶紧运走，连夜就在海塘边给掩埋了，当时连坟头也不敢留下。
时至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宁县人民法院拨乱反正，就查树勋以不法地主罪被判处死刑一案，由审判委员会重新审理后宣判：“撤消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此时，距查树勋被错杀，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四年零三个月短三天。当时在香港的金庸闻讯，即致函海宁县委：“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根据查良楠及部分查氏族人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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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 (2022-03-12 16:57:27)转载▼
     金庸离家十年纪实（修改稿）
（1937-1946）
一九三七年  十四岁（虚岁、下同）
一月，在家度过了升入中学后的第一个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
二月，开学，去嘉兴，就读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课程）。
在学校，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其时俞芳先生教代数，俞师“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
在初一两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
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时，给同学高炳生赠诗以作留念，其曰：
“白云孤飞，
青鸟去兮春寂寞，
落花倚垂晖，
愿得故人绕笔香，
留作长相思！”
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九月，度过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接学校通知，告之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
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当时，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城内小西门天宫牌楼的学校里，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
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学校的批准。
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嘉中一百多名师生编队编组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
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十八日，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对岸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禁不住战乱的惊吓与迁移的劳顿，不幸故世。
十一月十九日，嘉兴沦陷。
十一月二十六日，嘉中师生行走水路到临安的青山镇，然后以每天三十多里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学校借县立潜州中心小学开课，但在刚安顿好，上课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县的碧湖镇。
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县全境沦陷。
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拿出了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

























一九三八年  十五岁
元旦，仍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了三天。
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县碧湖镇。
其时，因省教育厅迁到了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于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
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母病，欲返回平湖探望。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封锁线，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然后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父亲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多天，看回乡无望，只得重返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
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日寇伤亡数百人，为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
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
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至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
九月，查良镛与原班上的同学从青训团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经评定，享受甲种救济待遇。
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一致通过。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
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
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的查良镛家人，在父亲查枢卿带领下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家时只剩下五人，还带回了两具棺材（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

一九三九年  十六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初中三年级。
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
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
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
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欲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的笔名，赠诗一首，曰：
“一席言把心深许，
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
而今乍觉别离滋味，
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
怎禁得真个分离？
须知不见须相见，
一日甚三秋天气。
使君才气卷波澜，
共把离情细诉，
他日相遇知何处？
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
其时，同学余兆文将报考衢州中学高中部，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遂以作文薄一本赠送余兆文，以作留念。
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入高一乙班。
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篇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文章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


一九四O年  十七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高中一年级。
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由广州南光书店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为此，先后印行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由此也赚到了不少钱。
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为此沈乃昌通过省教厅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
暑期，已被联高劝退从而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查良镛语）”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提出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的批准。
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参加了转学插班考试，顺利地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
随后，回碧湖取行李并与联高的同学们告别。离别时，同学马胡蓥赠给查良镛一本1939年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为此查良镛，在辞典首页上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
九月，在衢州的静岩就读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班上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
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一九四一年  十八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二年级。
时在班会上，被推选为班长。
五月中旬，日寇进行细菌战，衢州鼠疫大流行，同学毛良楷染鼠疫身亡，同学们见此，纷纷退避，查良镛义不容辞，出面为毛良楷同学送行，料理其后事。
七月，查良镛应余兆文邀，带着几位同学去遂安叶村余兆文家度暑假。
九月四日，针对一些老师随意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学藉的现象，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以查理的笔名，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
九月，升入高三年级。
十月十日，学校举行的双十节文艺会演，由查良镛自编自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在石梁街广场演出，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致称赞剧中的演员发音正确流利。
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弟良钺生。
    初冬，因家里无力置办棉衣，查良镛穿着单衣过冬，同学斯杭生见此，即赠驼绒长袍一件，过后斯又给查良镛送去了一件棉大衣。对此，查良镛念着这份同学情谊，一直过了五十多年，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绨袍之惠，永世难忘”。
十一月十五日，衢中训育主任杨筠青干涉学生自治会召开的要求学校查办办事员傅某经管学校消费合作社进行贪污一事的学生大会，由此引起了激烈冲突。又因杨筠青宣布开除以江文焕为首的八名学生的学籍，进而导致学潮发生。第二天衢州警备司令部派兵进驻学校，学校停课两周。查良镛因参与此次学潮，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后因校长陈博文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开除的处分。
十二月七日，以查理的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再次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在文中，查良镛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李清照用这种顾影自怜、充满愁思的词句来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的通病，在今天不值得提倡。因“查理”的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对作者的注意。
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同学王浩然被推为衢中代表参赛，因王浩然对参赛事犹豫不决，查良镛特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
寒假，应王浩然约，到柯城航埠乡王浩然家小住。
是年，兄长良铿娶同邑的曹圣因，在家中举办了婚礼。此时查良镛身在衢州，无法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


一九四二年  十九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三年级。
春，衢高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时报社所在地就在金华）赶到学生驻地寻找“查理”——查良镛，两人就此初次相见。
四月，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中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处郊外静岩的衢中也不得安宁，为防敌机轰炸，各班学生都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
五月，日军攻陷金华、兰溪，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衢中向山区转移，高三班则提前毕业。
查良镛在毕业班的三十三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
同月，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查良镛在江山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为此写下了六千多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阐述了对友谊的看法，此文随后（九月）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
六月七日，衢州沦陷。
毕业离校后，与江文焕、王文浩等七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到大后方去读书，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当时，八位同学（查良镛、江文焕、王文浩、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集中在王浩然家中，仅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怀揣着学校开具的流亡学生证明一同踏上了西行之路。出发当天先步行六十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了四十里地到新塘边，然后搭上火车到了江西的贵溪。车行至贵溪，正遇暴雨，洪水冲毁了路基，且又听说再往西也走不了，南昌已沦陷。于是，八人商议决定：下车转而南行，走山路，免与日本兵相遇。八人南行过了资溪，刚到达南丰，江、王、黄三人所带的钱已用完，此时八人再作商议：将分头行进，各自设法投亲靠友，争取到重庆汇合。于是，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继续向南拟去赣州，查良镛、王文浩、朱卿雲则北上转而西行，将去长沙。
刚从南丰北上至南城，查良镛忽得病，遂留南城，寄住于三青团南城分团团部以养病。二个多月后，至九月初方病愈，始离南城。但此时已延误了当年的高考时间，故又决定折向南行，准备先到两广后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九月八日，到达赣州。
九月十五日，到达广东韶关，即日到广东省教育厅登记，请求政府救济并填报了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志愿。时生活费用仅靠中央赈济会第九赈济会所发有限的救济金以维持。
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过程中，于九月十八日，与王浩然、朱卿雲三人到达广西桂林。时在桂林街头遇见了联高的同学俞杨根等人，异乡相见昔日同窗，在战乱流离中倍感亲切。
九月二十一日，与俞杨根等人参加了当地青年会召开的会友大会，在会上有几位联高同学因不堪遭受欺侮，与青年会干事及其同伙发生了争斗。会后观看了由青年会招待的“银翼春秋”的电影。
九月二十四日，数位同学在异乡桂林过了一个俭朴而伤感的中秋节。那天赏月时，与俞杨根分食了一个小小的月饼。
十月一日，向教育部发函，请求分发至国立大学（中大、联大、复旦）试读。
十月五日，又联系广东省教育厅，办理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试读的相关手续，填写了登记表。
十月七日，再次发函教育部高教司，请求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并在函件中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处：广西桂林环湖路八号。
十一月十一日，广东省教育厅发电文致教育部，转呈查良镛等人的试读申请表格。
因等待教育部回复不及，更无法知道教育部能否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教育部一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回复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分发查良镛至国立中山大学试读），而俞杨根他们也已进入了当地的私立汉民中学就读，便与王浩然、朱卿雲离开桂林，乘汽车到了韶关，再从韶关搭粤汉铁路火车北上。至衡阳，三人盘缠告罄。查良镛只得与王浩然、朱卿雲分手，相约重庆再见。于是，独自一人到湘西的泸溪，去找自己的一位岳阳籍王姓同学的哥哥，以寻求其帮助。
冬，几乎身无分文的查良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泸溪县的浦市镇，在浦市的乡下，一个叫麻溪口村子附近的湖光农场找到了同学的哥哥王侃，遂在王侃所办的湖光农场，谋了个农场主任的职位，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一九四三年  二十岁
在泸溪浦市。
上半年，就在湖光农场，协助农场主王侃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培育油桐树苗，随后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农场期间，查良镛在完成王侃交待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并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
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当年的高考。
抵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等会合。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而余兆文也在就读了浙大龙泉分校一个学期后，辗转来到重庆，与查良镛等会上了面，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
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再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
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又报名拟考中央大学。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
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
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
八月一日至三日，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
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
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随后在西南联大公布的录取名单中，被录取在文学院。
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在外交系。
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可以免费的国立政治学校就读。此时就读于国立政治学校的还有王浩然，而余兆文如愿进了中央大学，江文焕克服困难，坚持去了西南联大，程正迦则考进了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一九四四年  二十一岁
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
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叫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讲课，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给同学们作“同步翻译”。
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
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时就读于中央大学）都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里会面，重聚师生情谊。
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了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
    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
九月，升入大二。
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
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后，党藉当然也保不住了）。
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曾与查良镛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正好有很多空闲时间的查良镛接受提议,遂开始着手筹备。
是年,妹良敏生。





一九四五年  二十二岁
在重庆中央图书馆。
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
《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随即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再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给予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
五月初，泸溪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此时王侃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王侃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还有二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王侃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
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启程去了湘西泸溪。
在再次来到浦市湖光农场后的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农场附近的村寨，与当地老百姓友好交往，并交上了几位农民朋友。当时，曾亲眼目睹了一位覃姓的农民朋友，由于染上天花，家人死亡，恋人分离，因病致贫，从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好把式转瞬间变成一个垂死之人的过程而深受震动。而在浦市的工作生活期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则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深造的查良镛因身居湘西，便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
此时，已旌心摇动的查良镛、余兆文仍旧留在农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袁花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进行了翻建。
是年底，大妹良琇嫁于时任海宁县袁花区区长的吴志远。






















一九四六年  二十三岁
在泸溪浦市。
开年后，查良镛即向农场主王侃提出辞去农场的工作，王侃再三挽留。至初夏，王侃见查良镛去意已决，便送上一笔钱，算是给查良镛的酬谢。
六月，查良镛带着好友余兆文离开了农场，查良镛径直回家，余兆文则去了南京,到中央大学办理了复学手续，重新进了大学。
时隔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子相见，父亲对儿子在外多年的闯荡所得最终的结果，不甚满意。对其往后的日子，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去上海，在书店里买到了汤因比所著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节本)。得此书后，查良镛废寝忘食地诵读，心中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如能受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从此，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伴随了查良镛的一生，使之生命中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
暑期，在杭州阮毅成（族太叔祖公查猛济的挚友）家任家庭老师。
十月，《献给投考初中者》“胜利后增订一版”。
下半年，发信给早已回到杭州的陈向平，请求其介绍进《东南日报》社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经陈向平推荐，被杭州《东南日报》招为外勤记者。进报社后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收听英文广播，随手编译成国际新闻稿。由此，查良镛正式进入了新闻出版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署名查理，主持“信不信由你”栏目。
十二月五日，署名查良镛，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译作《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斯蒂特原作）。
十二月六日，在《东南日报》青年版发表做外勤记者后的第一篇访问记——《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
进报社不久，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去浙江大学读研，但浙大的校规不容许半工半读，而查良镛此时因经济条件所限，又无法辞去工作，故只得放弃。其读研最终虽没如愿，但当时校长竺可桢的一番话则让查良镛一直铭记在心：“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到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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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斋主:
后排左一查良景

穆旦斋主:
金庸初到香港，得到了查良景不少帮助。此事鲜为人知。良景已故世，其子传谊仍在香港，但找不到联系渠道。
查良景
查良景（1915-2008）香港著名剧作家，是浙江海宁人，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弟的望族家庭。因父亲早逝，其后迁居嘉定外婆家，嘉定遂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也常说自己是嘉定人。
中文名
查良景
出生日期
1915年
逝世日期
2008年
职&#160;&#160;&#160;&#160;业
香港著名剧作家
他十六岁时就投身社会活动，1931年与瞿白音、葛一虹组成「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办剧团、编刊物，团结青年，唤起民众，以报效国家，在现代戏剧史上，被人称为「嘉定三杰」。从此与左翼作家和文人经常战斗在一起，并以田鲁为笔名编写剧本、组织剧团演出，他的笔名「田鲁」就是因为崇拜田汉和鲁迅而起的。
1933年他考入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开始在《民报》和《新演剧》上发表剧评。
1935年至1938年，除了自己编印《电影演剧》外，他还编译了《苏联艺术》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戏剧和电影面貌的书，同时还创作了一批中篇小说。
1939年在昆明任铸民中学校长，在那里和著名的国民党云南将领金汉鼎的女儿金芝相爱结婚。他借着金家的庇护，在昆明把抗日戏剧文化活动进一步发扬光大。
1946年，他应陈鲤庭邀请，赴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创作所，开始了他的电影剧本创作生涯。
1953年受香港长城制片公司聘请担任编导室主任。他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剧作家，二十多年来以周然为笔名创作了《女子公寓》、《红灯笼》、《眼儿媚》、《十七岁》、《雪地情仇》、《黄金万襾》、《梁上君子》、《五虎将》、《春雷》、《过路财神》、《生死搏斗》等三十多部剧本，对长城制片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文汇报2008年3月28日报道 电影导演查传谊的父亲、著名剧作家查良景先生于二零零八三月十五日逝世。
查良景先生的葬礼于四月五日早上在世界殡仪馆举行。&#160;[1]&#160;

参考资料
&#61623;1.&#8194;&#8194;文汇报-剧作家查良景逝世&#8194;
查传谊（Cha Chuen Yee），1956年出生于香港，中国香港导演、编剧、制作人。
1985年，执导个人第一部动作古装片《水儿武士》&#160;[1-2]&#160;&#160;。1988年，执导喜剧片《发达先生》。1993年，凭借执导的恐怖片《溶尸奇案》获得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60;[3]&#160;&#160;。1995年，执导惊悚片《街坊差人》和爱情片《精装情不自禁》&#160;[4]&#160;&#160;。1997年，执导动作片《豪情盖天》。
2001年，执导爱情片《喜欢你》&#160;[5-6]&#160;&#160;。2006年，执导喜剧片《超班宝宝》&#160;[3]&#160;&#160;。2008年，执导犯罪剧《狭路相逢》&#160;[7]&#160;&#160;。2012年，执导喜剧片《小鱼吃大鱼》&#160;[5]&#160;&#160;[8-9]&#160;&#160;。2013年，与蒋家骏联合执导近代革命片《爱在风起云涌时》&#160;[10]&#160;&#160;。2018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潜行极战》&#160;[11]&#160;&#160;。2019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雷霆极战》&#160;[12]&#160;&#160;和喜剧《小女花不弃》&#160;[13]&#160;&#160;。2020年，执导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播出。&#160;[14]&#160;
中文名
查传谊
外文名
Cha Chuen Yee
别&#160;&#160;&#160;&#160;名
查傅谊&#160;[24]&#160;
国&#160;&#160;&#160;&#160;籍
中国
出生地
香港
出生日期
1956年1月13日
星&#160;&#160;&#160;&#160;座
摩羯座
职&#160;&#160;&#160;&#160;业
导演、编剧、制作人
代表作品
溶尸奇案、狭路相逢、小鱼吃大鱼、奇女子
主要成就
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60;[15]&#160;
风清扬尘:
金庸对祖父很尊敬，他又特别常用“宜”，这个名字，所以，感觉祖父起名的可能性很大。爱屋及乌。爱祖父，就爱宜官这个名字
从情感角度上分析，此理是讲得通的。
还有可能性，其实是祖父给他起了“良镛”的学名。但金庸小时候当然不记得，家人误传，说是‘宜官’小名是祖父起的
此说更合情理！妙！
穆旦斋主:
这个蒋连根，胡编乱造，把我母亲说成是丹阳人，是那位被我曾祖放跑的罪犯的女儿。亏他想得出？我母亲是地地道道的海宁人。蒋的话不能信！

这是良铿（金庸的哥哥）的儿子传统给我讲的原话。
早年经历
编辑&#8194;播报
查传谊最初在无线电视当摄影助手，后投身佳艺电视担任摄影师，其后晋升为编导。佳视倒闭后转投丽的电视，拍摄《新大丈夫》及《奇女子》等剧集。1984年离开亚洲电视，先后替邵氏及台湾电视台工作&#160;[16]&#160;&#160;。
演艺经历
编辑&#8194;播报

1985年，执导个人第一部动作古装片《水儿武士》，该片讲述了二太子与大太子之间关于护送水儿回宫展开的故事&#160;[1-2]&#160;&#160;。
1988年，查传谊回港加入德宝电影公司，执导喜剧片《发达先生》，该片由陈友、邱淑贞、黄韵诗联合主演。同年，执导由陈雅伦、张学友合作主演的剧情片《马路英雄》。
1993年，执导由梁思敏、黄志辉联合主演的剧情片《现代靓妹仔》。同年，执导由吴镇宇、黄秋生合作主演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恐怖片《溶尸奇案》，获得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60;[3]&#160;&#160;。
1994年，执导**片《屯门色魔》。同年，拍摄由李婉华、黄秋生、任达华联合主演的恐怖片《鬼迷心窍》。
1995年，执导由黄秋生、于莉、吴启华联合主演的惊悚片《街坊差人》。同年，执导由李莉莉、成奎安、苑琼丹联袂主演的爱情片《精装情不自禁》&#160;[4]&#160;&#160;。
1996年，执导由吴镇宇、李丽珍、丁子峻联袂主演的剧情片《旺角揸Fit人》，该片讲述了一个本性纯良的青年加入了黑社会的故事&#160;[17-19]&#160;&#160;。同年，执导由吴镇宇、张耀扬合作主演的动作片《去吧！揸fit人兵团》，该片讲述了古惑仔恐龙、刀仔以及反黑组探员发瘟卷入帮派之争的故事&#160;[20]&#160;&#160;。
1997年，执导由吴镇宇、张智霖合作主演的动作片《豪情盖天》。2001年，执导爱情片《喜欢你》&#160;[5-6]&#160;&#160;。2006年，执导由赵贞恩、原岛大地合作主演的喜剧片《超班宝宝》&#160;[3]&#160;&#160;。
2007年，执导由任泉、何晴、姚鲁联合主演的家庭生活剧《孩子你在哪里》。2008年，执导由戴娇倩、陈思成主演的犯罪剧《狭路相逢》，该剧讲述了缉毒警察深入虎穴、将贩毒分子一网打尽的故事&#160;[7]&#160;&#160;。
2012年，执导由齐溪、郭京飞、孔维联合主演以时装公司的设计和财务职位为背景的喜剧片《小鱼吃大鱼》&#160;[5]&#160;&#160;[8-9]&#160;&#160;。2013年，与蒋家骏联合执导近代革命片《爱在风起云涌时》，该片由李立群、成毅、尹正联袂主演&#160;[10]&#160;&#160;。


导演作品(4张)
2018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潜行极战》，由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张兆辉、王敏德、吴岱融领衔主演，该片作为TVB警匪经典《飞虎》系列的升级，以香港飞虎队为主题，陆港合拍时装警匪剧。&#160;[11]&#160;
2019年，执导电视剧《飞虎之雷霆极战》，由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LeePace、马国明、吴启华、汪明荃主演，该剧讲述了面对生死血拼、连场激战，飞虎队这班无畏英雄永远都战斗在生死的最前线，不畏艰险，逐一击破大型军火交易、地下网络交易、虚拟货币等案件，拼命保障市民安全的热血故事。&#160;[12]&#160;
2019年，执导爱情古装电视剧《小女花不弃》，主演:林依晨、张彬彬、林柏宏、孙祖君、黄心娣。&#160;[14]&#160;
2020年，执导喜剧爱情古装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主演:赵露思、丁禹兮、盛英豪、周紫馨、权沛伦&#160;[1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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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亲属称金庸今年92岁非90岁 与儿子合影曝光(图)
2014年03月29日 10:19
来源：北京青年报&#160;作者：罗皓菱


风清扬尘:

63人参与&#160;39评论
金庸92岁生日当天与儿子查传倜合影
昨天，“金庸武侠与中国梦——百度贴吧金迷群英会”在北京举行。金庸先生亲属查台传、查传竞出席了活动。据他们透露金庸先生应该是92岁生日，而不是外界所说的90岁生日。他们还提供了一张金庸先生在92岁生日当天与儿子查传倜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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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早年的诗歌随笔《“愿……”》
杨新宇

——复旦中文系的许道明老师当年在讲授《现代文学流派》课程时，向我们介绍过一位我们连名字都读不出来的海派作家东方蝃蝀，称他是男版张爱玲。不过后来我读了东方蝃蝀的小说，感觉说他与张爱玲相媲美，可能还是有些过奖了。但是他也写过很多影评文章，我因为后来从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对于海派作家与电影的关系很感兴趣，所以就查阅上海《东南日报》上面他的影评，结果却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东南日报》的“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了一篇2800多字的随笔《“愿……”》，作者是查良镛。开头是这样的：

——曾经梦想友谊的温情可以慰抚一下近来所感受的痛苦，也曾想象自己会有勇气去看一些想看的人，所以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使我懂得为什么我永不会喜爱那些写实的作品，因为我发觉自己脑子中充满了太多的幻想。在火车中只带着这次经过上海时购的两本书，一本是温莎的Forever Amber，一本是Strauss的Famous Waltz曲谱。在寂寞的旅途中把前者读了一大半，看到那位琥珀小姐同贵族卡尔当到市场上去玩时，心中联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琥珀小姐同他到教堂里去，她跑到一只井边，把手伸在水里，跑下来默默的念：

——“我愿他爱上我”

——这样直截了当的愿望！有这种愿望的人是幸福的。

1947年5月19日至21日，金庸以本名查良镛在上海《东南日报》“长春”副刊上，分三天连载的随笔《“愿……”》。

——至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种金庸散文选集中，没有出现过这篇随笔。据傅国涌先生所著的《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记述：“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书中还特别提到：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入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

——可见金庸先生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文字，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傅国涌在书中还作了个注，其中说：“我查阅了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的《东南日报》杭州版，可惜没有找到此文。”看来，金庸的记忆有误，《东南日报》的总部虽然在杭州，但1946年6月也有上海版，既然傅国涌查阅过《东南日报》杭州版，并没有《愿》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愿……”》应该是只在《东南日报》上海版的副刊“长春”上刊载过。

——这篇文章还是非常让人惊喜的。金庸虽然既不写新诗，也不作旧诗，但金庸迷都知道，金庸有很好的古典诗词的修养，他的武侠小说中大量化用古诗词，往往与情节水乳交融，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对西方诗歌竟然也如此熟稔，金庸写此文时似乎正体验着恋爱的痛苦，于是他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罗列起来，介绍给读者，颇有些炫耀自己学问渊博的意思，虽没有他记忆中的雪莱、罗塞蒂，但丁尼孙、济慈、雨果是有的。

——他还说：“因为中国的诗读得不多，一时想不起中国诗人是否尽有这一类愿望的表白，如‘愿作乐中筝’‘愿作苑中花’‘愿为双飞燕’‘愿为比翼鸟’这一类的愿望与前面所谈的性质有些不同，至于傅玄的车遥遥‘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我觉得倒很新颖，这是一种在民歌中常常提及的愿望，在湖南时听到的民间情歌中就有类似的辞法，所以并不是愿望的新颖，而是这种说法，因为它表达了较复杂的希望，除了长伴所爱者之外，还有所爱者享受幸福的愿望在。”

——文章结尾金庸还调侃了一下钱锺书：“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底牙刷。’”这段话是唐晓芙出场时用来描摹她的美貌的，不过那也是金庸凭记忆所写，原文是这样的：“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三天，已经不短了，但离金庸回忆中的六七千字，还有不少距离，不过文章结尾署了个“宝宠录之二”，这“宝宠录”又是什么？它的“之一”在哪里？会不会金庸早年还有其他散文尚未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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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里
作者：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发表时间：2014-10-9 05:34:46



金庸原名查良镛，将“铺”一分为二就是“金庸”，这是他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用的笔名，不料从此之后家喻户晓，他的本名反而被淹没了。60年前，正值抗战期间，金庸在衢州中学度过了他难忘的高中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13岁的金庸正在嘉兴中学读书。11月，嘉兴沦陷前夕，他随学校徒步跋涉数日里，流亡到了丽水碧湖。1941年，他在碧湖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读一年级时，在壁报发表《阿丽丝漫游记》一文，讽刺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因言罹祸，面临开除、失学的危险，他自述这是生死系于一线的人事。在老校长张印通和同学余兆文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转入了衢州中学。
金庸含泪离开碧湖，来到衢州石梁。衢州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创办于1902年，民国时被命名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不久，衢州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几乎天天“警报响、关店门”。位于城内府山下的衢州中学未能幸免，先是临时搬到了东乡，1938年1月，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在衢州城西北约十里，著名的白云山怀抱着石梁镇的人家烟树，当时衢州中学分为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有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金庸就读的高中部就设在“翠岗萦抱、阡陌纵横”的下静岩村。
石梁是个不足干人的山区小镇，山青水秀，树木苍翠，阡陌纵横，水声潺潺，小溪缓缓流过，绕石梁而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上千学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他们求学的梦。战时的一切都是因陋就简，曾在这里任教过的作家王西彦回忆：“正在上课的教室里会突然闯进一只从容不迫的大公猪，住屋的窗口出会冷不防地飞入一只惊慌不止的小母鸡。”
石梁乡间的求学生活虽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是饱满的，当时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校歌：  “二衢要冲，九峰巍妒，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干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据说金庸当年与何英鹗、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要好，课余还喜欢下围棋。“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样的人看象棋—般。”他在《三剑楼随笔》中回忆，围棋名家“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江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整个抗战时期衢州中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先后在这里任教的有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如方光焘是语言学家，王西彦是作家，何植三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有名的诗人，曹百川、张厚植的旧学根基很深，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等都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皆一时之选。
金庸进衢中时，王西彦、袁微子都已离开，陈康白、陈友琴等还在。1941年9月，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个小刊物《驼铃》，可惜只出了四期。金庸在这样的环境里无疑如鱼得水，他到石梁不久，就在金华的《东南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
1941年9月4日，《东南日报》“笔垒”副刊（第874期）头条发表了他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当时衢中文风很盛，老师、同学在“笔垒”发表文章是常事，但金庸的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字里行问将训育主任“教训”了一顿，在衢州中学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小小年纪，论述也颇见功力，难怪“笔垒”主编陈向平要将它发在头条，并且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个“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何因《金庸与衢中》，《衢州与历代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199页），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这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
这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文章《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闻偶感》刊登在“壁垒”副刊的版首，金庸对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名句人胆地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是余庸在石梁读高二时发表的，也是他一生最早公开面世的作品，随着时光的流逝，几乎已被遗忘。今年6月，我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当年著名的《东南日报》（微缩胶卷），才得以透过尘封的岁月，读到这个武侠小说家、《明报》创始人少年时期的文字。今年是衢州中学百年校庆，这两篇文章也许值得载入校史。
何因回忆当时在石梁镇初中部就读，由于堂兄何英鹗的关系认识了金庸，好几次金庸从下静岩来石梁，还专门到教室找何因，“衢中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也经常说起他的国文和英文根底深厚。我们也亲眼看见：在全校性的各项活动中，他多次崭露文才。”（同上，199页）
“我更钦佩他的英语基本功。1941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他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 (Rising of the 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听不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
“他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连续几届校运动会，最后有项径赛‘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总是他首先冲刺到终点。”（同上，200页）
当时，日机频频轰炸衢州，处于群山之问的石梁也时有敌机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 4日开始，日寇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金庸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半个多世纪后他说：
“战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日本空军投掷的炸弹在我身旁不远处爆炸。我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下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我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
“另一次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当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同班有一个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土任姜子璜老师拿钱出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义不容辞，黑夜中只得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和姜老师全身互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罪行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金庸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惧。他亲眼目睹了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衢江边的生离，就是死别！船离金庸而去，生死成一线，衢江边和同学垂泪永别的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他的记忆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他母亲、弟弟还有同学的生命，他后来对和平的信仰、对暴力的厌弃，就来自青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
1941年11月，衢州中学发生一起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因积极参与学潮，曾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
校长陈博文原是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和负有特殊使命的杨筠青不一样，他还是爱护学生的，尽量能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恢复学校上课，金庸等因此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了对金华、衢州等地的攻势。
1942年4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石梁距城咫尺，也不得安宁。
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兰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迫于形势学校决定停课疏散，学生纷纷离校。为了减轻负担，校方决定让高中二年级学生提前毕业，时年17岁的金庸高中生涯也就此结束。不久衢州就沦陷了。
金庸虽然在衢州中学不到两年，但他始终记得少年时代求学、生活过的石梁。14年后，他在香港创作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时，还虚构了个“石梁派”，写到了衢江，这一切都来自他这段经历。
金庸这样描写：“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的回目“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固然是金庸形容塑造的这个出生于石梁的女孩温青青，也是石梁留给他的印象——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当年金庸所见的也许不是什么玫瑰，只是五颜六色的山花，但那种“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的境界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2004年10月27日，著名校友金庸先生回访母校衢州一中，给学弟学妹作报告。

金庸在衢求学时的学籍卡

金庸先生为母校题写校名
校友金庸先生为母校题词



【【【【【【【【【【【【】】】】】】

高中同学回忆少年金庸，年少已初现侠士之风
商丘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10-31 13:19


　　金庸先生的离世，很多人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6年前，杭报曾记录过金庸高中同学王浩然对“少年金庸”的回忆，今日我们再次缅怀......
　　“

　　你还记得我， 我也记得你。

　　”

　　作者 王浩然

　　“山石嶙峋，峭壁巨梁，突兀而出。一条小溪自山间蜿蜒经过，清澈的山泉汇聚成河，水势渐行渐急，奔向远方。河边一条古道，一色的青石板铺成，沿着起伏的山冈迤逦而行，消失在白云飘荡的峰峦之中。左边是虎背熊腰的仗剑客，右边是粉黛俏丽的武侠女……”

　　各位看官，这像不像金庸武侠小说的开头？但实际上，除了末两句人物是我编的，其余都是实景，具体地点就在浙江衢州的石梁和静岩一带。

　　1938年，衢州中学为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搬迁到了这个偏僻的山区，我在这里读书，初中接着高中。

　　到了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来了个插班生，住到我们宿舍。

　　看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戴一副银边眼镜，左肩挂大行囊，右腋夹一书包，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

　　大家要知道，我们搬迁到乡下学习，哪还有心思伺候琴棋书画，但这个少年，不怕旅途劳顿，就那么捧了两盒围棋款款而来，真是很不寻常。

　　见了人，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校工，他总是先点头，然后谦和地笑，自我介绍，说是从碧湖的杭州联合高中转学而来，姓查名良镛。

　　良镛是浙江海宁人，家住海宁峡石袁花，当时已被日寇占领，烧杀抢掠，老百姓不得安宁。良镛家中有父母及众多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妹妹叫查良琇，由他带着逃难出来读书，这次跟着他一起到衢州中学插班，进入师范部学习。

　　没错，日后妇孺皆知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就是他。

　　1992年12月7日

　　金庸与王浩然夫妇在浙大邵逸夫科学馆

　　良镛看了同学的文章，沉吟半晌说：“书剑恩仇，这是用武侠小说笔法做的作业……”

　　当时教我们这个班的体育老师是东北沦陷区来的李宝书先生，门板似的身材，性格豪爽，操一口东北口音，爱国心特强。他总说，要抗日，先要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学校利用山边平地，开掘出一个临时操场，李先生把体育课上得虎虎有生气。后来还替学校养了两匹军马，早晚好生伺候，白天就拉出来让学生跨骑，说大家练成了马术，就驰骋战场，砍小日本脑瓜去……

　　从杭州高级中学逃难出来的李文政老师，在那样的战乱年代，仍然孜孜于教学和研究，课后进行野外考察，在当地发现了古代恐龙化石，带我们寻找和参观，考古成果轰动一时。

　　校工陈师傅，也来自杭高，专管作息时间。那时候不敲钟，是司号，他不光将时刻拿捏得分毫不差，届时还校门口一站，精神抖擞，吹起号来荡气回肠，我们亲切地叫他“洋号兵”。这个校工，对我日后的做人也大有影响。一个人，能够把琐屑小事做得一丝不苟，也是一种境界啊。

　　同学里面也是人才济济。我很要好的同学江文焕，眼里容不得沙子，训育主任被怀疑有贪污问题——训育主任是专门教人品行的，自己还贪污，这还了得！由此引发学潮，江文焕带头参加，结果被开除，日后他走上革命道路，还成了烈士（见《倾听·人生》2011年6月21日B9版《流亡路上》）。

　　低年级有个同学叫黄运昌，貌不惊人，作文写得特别棒，有情节，有风骨，卓尔不群。我们都读不懂他文章的路数，后来还是良镛，看了他的几篇练习作业，很是喜欢，沉吟半晌说：“书剑恩仇，这是用武侠小说笔法做的作业……”

　　江文焕、查良镛和我，在衢州中学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良镛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尊重朋友隐私，从不翻看，但有人在征得同意后看过，说里面凡写到我和江文焕的，都称作“焕哥”、“浩弟”。

　　良镛让我把写给女同学的情书背给他听。我这个老实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书全文。

　　1940年10月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邀请文焕和良镛到我家做客。我家是典型的江南橘乡，两位同学看到一片片橘林，还有广橘树和高大的柚子树，密林成荫绿枝绕屋的景象，兴致盎然。

　　到了我家，父母对两位好学的少年学子早已闻名，盛情接待。我母亲张罗晚餐时，我带他俩出去散步，向村子西南走，是衢常（衢州到常山）公路，忽见一位像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模样的人，伤势严重，艰难地由东向西爬行，好像要爬回福建老家似的。讲的是一口无法听懂的闽语。

　　看样子他在发烧，口渴难熬。于是我们三人仓促决定，由我跑回家取药，他俩扶他到前面一个凉亭休息。我以最快速度取来平热散（当时的北京名药）和温开水，我们帮这位可怜的伤兵服下药，喝足开水，目送他继续爬行前进，直到从视线里消失……

　　这件事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回去的路上，都默默不语，严肃地思考着问题。

　　良镛再次到我家是41年的寒假，我约他到我家小住。那时我情窦初开，刚写了封信给同班女生，那晚良镛得知，就让我把情书背给他听。我这个老实人一字不漏地背出情书全文，良镛听完大加赞赏，连说：“写得好，写得好，十有八九会有回信。”

　　后来果然收到回信，掀开初恋帷幕，以后终成眷属。婚后她说，当初就是因为我的信写得好才回信的。

　　良镛内心一向高傲，品位也高，很少当面夸赞人的，这算是第一次夸我。

　　另一次是1947年他在上海担任《时与潮》编辑时，我寄给他几篇译稿，他回信说：“几乎没有错误。”当时他说过我这人感情丰富，适宜往文学方面发展，可惜我后来没有按照他指点的方向走。

　　英国名校一看门人过目不忘。良镛神情淡然，仿佛在说，没什么稀奇，我也能做到。

　　中学时代，良镛除了上课、吃饭、睡觉，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卷在握，安心阅读，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分心。乱世飘零，情绪很容易急躁，没有几分定力的人，真做不到这一点。

　　那时候条件艰苦，总要每隔两个星期，我们才可以去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一次书，每次呢，我们三人还结伴而行，一路上天南地北地聊天，兴致勃勃。

　　我们借的书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汉译本及部分英文原著，还有一些世界历史。良镛博览群书，记性又好，差不多能过目不忘。记得有一次，他说英国有一所名校的看门人，凡是在该校进出的陌生人，只要报过尊姓大名让他照面过一次，隔再多时日他也能够一一认出、叫出名字。他这样说时，表情淡然，仿佛在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我也能做到。

　　书看得多，记性又好，他学业上的表现就越来越出色。我们的英文课，上的是《高中英文选》，难度蛮大，那老师呢，还特爱提问题，良镛有问必答。有时候，老师还做范本似的，挑出他来给我们讲解一段，他就不慌不忙站起来，朗读则字正腔圆，讲解则正确透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大家的敬佩。

　　语文课每隔两周做一次作文——规定题目，两小时内当场完成。差不多是每次，良镛总是第一个交卷，内容精彩，见解深刻，得分最高，老师给的评语总是赞誉有加。所以每次发作文本子，大家抢良镛的作文看。良镛日后在文学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其实少年时期就头角峥嵘，初见端倪了。

　　越兵荒马乱，越要打乒乓——正可说明我们是文明人，怎样的野蛮都奈何不了我们。

　　良镛的为人处世也很可称道，内敛、稳重、正派、儒雅。不久班长改选，良镛成了一班之长。

　　为求得安静一点的读书环境，良镛、文焕和我合租了一间村民的旧阁楼。桌子、椅子、床铺都又旧又破，但我们的书架，买的、借的、平时收集的，却整整齐齐，蔚为壮观，参观的同学，包括良镛的妹妹都啧啧称奇，羡慕不已，这里面大半的功劳，当然都是良镛的啦。

　　落课之后，回到我们的“陋室”，或抒鸿雁之志，纵论天下兴亡；或谈莎士比亚、狄更斯著作之妙，常常忘记时辰。当初良镛是双手捧着两盒围棋来插班的，这点爱好总如影随形跟着他。在陋室，他也是逮谁是谁，随时都可手谈一番。

　　这之前我不懂围棋，但良镛说没事，很简单的，他可教我。很快我就知道了如何做活、如何叫吃等等，也懂得了围棋“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

　　渐渐深入，才知道围棋哪里是简单的事情。两人对局，我从来都是输多赢少，难得占先一局，互不服气，出现追追打打的场面，也是为了好玩。

　　良镛也喜欢体育，篮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也是真喜欢，但这方面他就不如我——我总算也有比他强的地方。1941年冬，衢州要举行乒乓球赛，体育老师特推荐我作为衢州中学代表前往。

　　乒乓我撂荒多年，肯定技不如人，缺乏信心。另外我想战火燎原，偌大的祖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哪有什么心情打乒乓？所以坚拒。

　　但良镛鼓励我去，说越是兵荒马乱，越是要打乒乓——这正可说明我们是文明人，怎样的野蛮都奈何不了我们。如果愿意，他可向老师请假翘课，陪同我前往衢州参赛。在他的鼓励下，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前往衢州城，他也没有食言，前前后后地陪着我，我说耽误你时间和功课了，他说哪里啦，兄弟一场，应该的。

　　患鼠疫同学的遗体得送往衢州城作进一步的处理，班长查良镛站出来，说那就我去。

　　大大小小的善事，良镛做过很多次——另有一次还要感人，也十分骇人。

　　1940年起，日本空军开始在宁波、绍兴等地投掷细菌弹，伤寒、鼠疫、出血热等疾病漫山遍野地传染开来。

　　我们班有江山籍两同学春假回乡，在渡船上受到感染，一位同学不幸到家就死了，另一位是我们班的篮球名将，还得过全省运动冠军，身体特棒，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鼠疫，结果还撑到回校，不日发作身亡。

　　鼠疫是重度传染病，他的遗体虽然做了初步消毒，被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但还是人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接下来的问题是，学校消毒条件有限，遗体还得送往衢州城作进一步的处理，然后送回江山老家，入土为安。但问题是，风餐露宿，整日和“病原体”近距离接触，谁肯一路相伴相送？

　　校医和老师是没有空，同学呢，是没有胆。最后还是班长查良镛站出来，说那就我去。结果学校雇了几个民工，还有就是良镛，代表我们全校师生，把遇难同学的遗体送达衢州城。

　　事后有人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赞誉有加，良镛仍然谦和地说，哪里啦，兄弟一场，应该的。



　　潜移默化中养成，不经意间显露，关键时刻起决定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吧。据我所知，这事成名之后的良镛似乎也从未对人提起。

　　1942年前后，有一个笔名“查理”的作者开始活跃报端，日渐引起读者的注意。

　　抗战时期的江浙一带，《东南日报》是新闻界、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其中的副刊《笔垒》，选稿更以严格著称。1942年前后，有一个笔名“查理”的作者开始活跃报端，日渐引起读者的注意。

　　查理的文字典雅、犀利又充满活力，例如《一事能狂便少年》，文章中的风发意气喷薄欲出，一扫往日报纸旧文的陈腐之气。又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将李清照的作品置于民族危机的背景中分析批评，指出作者缠绵于个人感情，进而联系到，光是哀怨，对抗日战争于事无补。

　　别人不知道“查理”是谁，但我们知道，“查理”就是本班班长查良镛。这个查良镛，后来还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引经据典、低吟浅唱，歌颂战火中的青春和友谊。因为文章中有衢州中学和我们这一群风华少年的影子，所以大家特别的兴奋，良镛投《东南日报》之后，好像那就是我们写的，几天里百猴挠心般，期待作品面世。

　　遗憾的是，后来时局骤变，《东南日报》迁至福建，长诗虽曾发表，编辑陈向平先生还特地加了编者按，说这是百里挑一的佳作，但于我们，因为是千里之外，到底也没有见着，真是缘吝一面啊。

　　1941年春季，高中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陈向平先生就到学生驻地来寻访“查理”。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作者，一家大报的编辑能够屈尊远道下访，也是不寻常的事情。

　　见面他问良镛，你们今后怎么办？良镛说，我们高中毕业后，准备到内地报考大学。陈先生就暗示，说考大学最好考西南联大。我们的理解是，西南联大由名校组成，师资强；我们不知道的是，陈向平还是个共产党人，他是希望日后有机会，把良镛这样的青年才俊笼络到共产党队伍里来。

　　这之后陈向平对良镛一直有所关照，无论是文字上的点拨，还是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指示，直到良镛奔赴香港、离开大陆。

　　凡有成就者，一生里都有几个贵人相助，在我看来，陈向平就是良镛的一个贵人。后来萍踪四海，还遇到过贵人。1943年，我们辗转到了大西南，报考西南联大，轮到下午考化学，中午吃完饭，看看还有空余，良镛就和人在茶馆下围棋，我们观战，一不留神，时间过了头。我们那个急啊，飞奔着赶到考场，已过了时辰。怎么办呢，求情呗，好在凑巧，监考女老师是浙江人，听出我们的江浙口音，心就软了，知道失学失业的苦，就让我们进了考场。

　　1942年，我们离开衢州静岩，同学一行八人，我和良镛一起，踏上西行流亡路。

　　1942年4月，日军进攻浙东，金华、衢州告急。衢州中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结果我们就在仓促间告别了老师同学，离开了难以忘怀的衢州静岩这一方山水。

　　奔赴大西南，我们一共有8个同学。良镛、我和江文焕，还有另外联络的几位男女生。我们先步行60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40里到新塘边，然后搭火车到玉山。

　　不料山洪暴发，火车受阻，前方又说南昌沦陷，忙乱之中我们又有人丢失盘缠包裹，大家吃买来的饭团子充饥。

　　后来下了火车，走出车站，途经江西龙虎山山道，见其顶峰巍峨，云雾缭绕，山腰林木葱葱，在绚丽阳光照耀下，现出天国一般景色。一群少年身背行囊，长发飘飘，驻足惊叹，迎风长啸：“好一派河山！”——这又成了小说里的场景。

　　但毕竟道路险峻难行，每人肩上负担沉重，个个汗流涔涔，气喘吁吁。良镛的负担更重，他的背包里还塞满《综合英汉大辞典》、《高级英文写作和选读》以及英文本《圣经》！

　　一度情势紧急，我们跑到一个教堂，和牧师用英语对话，了解到日寇正由南昌向东南侵扰（牧师有电报，故了解形势），我们就急急忙忙向安全方向前进，到了资溪城。我们还找到了一辆羊角车（独轮车），搬上行李，离开资溪，向南丰前行。

　　几个月后大家分批行动，先后安全到达了大西南。1943年良镛和我考取了西南联大和政治大学，因西南联大路远，而政治大学是公费待遇，我们就进了政治大学。

　　1944年良镛挑战专横的学校训导长，被开除，入中央图书馆积攒学问。

　　抗战胜利后良镛赴江西办农场，发展油茶未果，次年回浙江进了《东南日报》。1947年离开报馆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社译文编辑，不久良镛再考全国闻名的《大公报》，获新闻记者职。次年《大公报》设香港分社，良镛派驻随行，继续他浪迹天涯的日子……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才再次见到老同学金庸。他和夫人一起来过我家。之后我去下榻宾馆看他，兴致勃勃的金庸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谈话到天亮。”

　　2004年10月，金庸首次回访母校浙江省立衢州第一中学，距1942年5月毕业离校60年有余。题诗留念，我亦感而和之。

　　本文刊登于《杭州日报》2011年9月6日B9版

　　作者介绍

　　王浩然是杭城一位高校老师，年近九旬，说起少年时代，说起要好的同学，立马神采飞扬，语速变快，仿佛回到当年。

　　尽管他们的同学少年，恰逢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选择最多、个人命运最难料的年代。一步之差，也许就得付出一生的代价，一经分手，见面已是白发苍苍。

　　但这并不妨碍青春岁月的鲜亮和浪漫，相反因为少年中国、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纯真牢固，更呈现圣洁光芒。“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也唱过，但体会不了彼时他们的心情和激情。

　　多年以后，金庸已然成了“金大侠”，但同学相见没有一点距离感。不像眼下一些变味的同学相会，一部分人在显摆炫耀，一部分人羡慕嫉妒恨，哪里还找得到“同桌的你”？

　　我看到金庸写给王浩然的几封长信，黑色钢笔字，正体竖写，忆及当年，细节历历，他还记得陪王浩然去县里参加乒乓球赛，信中提及一长串名字，浩然、文焕、正迦（程正迦，《流亡路上》讲述者）……

　　你还记得我，我也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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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金庸的一段友情

斯杭生


   作者简介

  斯杭生，诸暨斯宅人，1923年生，上海江南造船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和苏、浙、皖、赣、闽五省船舶行业规划组长、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董事、中国一勃朗骆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业空调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业》杂志编委、《中国造船》杂志编委、《造船技术》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我和查良镛（金庸）是浙江省立联合初级中学（简称联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简称衢高）的同学。抗战初期，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相继沦陷，浙江省教育厅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个省立中学搬到浙南丽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来又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个学校。
        

查良镛原在嘉兴中学读书，我则在杭州初中读书，故联中成立后，我们都迁到碧湖去读书。查良镛比我高一学期，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只听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联初的语文老师斯伦（志彝）对我们说起过，他说他在联初三上教语文，班上嘉兴中学来的学生查良镛的语文基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新意，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


后来查良镛早我一学期毕业于联初，并考入联高读书。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联高只接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而当时诸暨尚未沦陷，故我在联初毕业后就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读书。我有一个在杭初读书时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查良镛是联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读书时曾因病休学一学期，故在联初读书时比余兆文低一学期），余在联初毕业后考入衢中高中部读书，且也因病休学了一学期，故和我又成为衢高的同班好友。当时查良镛在联高读书，因不满学校训育主任对学生实施的高压措施，就在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训育主任则大为光火，一定要开除查良镛。这时余兆文知道查在联高继续读书已有困难，就向衢中校方请求，让查转学到衢中来继续读书，并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镛就转学到了衢高，我们又成为同校的同学，他仍比我高一学期。当时联初毕业到衢高读书的同学很少，除查良镛、余兆文和我外，还有俞兆康（诸暨枫桥人）、蒋培初（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诸暨斯宅人）等几人，课余饭后我们常在一起玩乐。又由于余兆文的关系，我就和查良镛熟识起来了。


当时衢高设在离衢州城北十五里的静岩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东面有一条小溪直通衢江，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夏天可以游泳、洗澡。西边是一脉高山峥嵘，有茂林修竹，长年郁郁葱葱。南北是一片广阔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天，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山坡上点缀着一丛丛映山红。夏日，一茬茬碧油的稻禾和深绿色的甘蔗林。秋季，连天翻滚的金黄色的谷浪间，夹杂着一束束橙黄色的柑桔。冬时，遍山的苍松翠柏丛中映现出几棵血红的乌桕和丹枫，一年四季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当时，在一片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这块显得清净、幽雅、肃穆、秀丽的小天地里，激荡着琅琅的读书声。每当课余饭后落日黄昏之时，我们几个来自联初的老同学，常在小溪边或山脚下散步闲谈，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查良镛是海宁硖石人，家乡早已沦陷，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学校救济。他在联中读书时，曾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赚了一些钱。


到衢高读书后没有救济金，他常用“查理”的笔名，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上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作为零用。在冬天时他没有棉衣御寒，我曾送他一件棉大衣过冬。因此，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联初同学堂妹斯式渊和堂妹夫张葆初等发起编印《联初通讯》刊物，查良镛在香港接到该刊后回信说：“……《联初通讯》中的校友，大多都不认识，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绨袍之赠，永世难忘。”


查良镛出身名门世家，不但中文基础不错，英文基础也非常好。他离开碧湖联高时，同学好友马胡蓥送他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本辞典在当时国内算是最好的英汉辞典。衢高的英语课本“高中英文选”的内容全是由英美文学名著的简节本选辑而成，相当难读，英语老师总是选读书中的部分课文教我们，我们已觉相当吃力。查良镛总是把全本书读完，而且还经常到图书馆去借阅英文世界名著原本来阅读。他还有计划地通读这本英汉大辞典，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词彙，这对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细菌战，浙江衢州一带发生了鼠疫，并很快蔓延开来，衢中也有好些同学染上鼠疫，学校只好暂时停课，绝大多数同学回家避灾去了，我们回家路远有困难，只好打了防疫针，暂时住在校里。查良镛班上有几个同学染上鼠疫，他还常去看望染病的同学，后来有一个同学死了，他又去处理后事。后来我们只好分头到同学家里去避难，查良镛也到他同班同学家去避难，直到学校复课，我们才回学校继续读书。


查良镛在衢高读书时，和同班同学王浩然、江文焕结为好友。l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寇从东西两面向衢州进攻，衢中被迫解散。时查良镛已毕业，便和王浩然、朱卿云、江文焕、程正迦等一起转辗逃亡内地，后于1944年在重庆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我则和蒋培初、斯伯郎等同学一起流亡到内地四川，后来在四川永州国立十六中读了一学期书后，就考上了同济大学去读书了。查良镛在国立政治大学读书的成绩又是全级第一名，获得了学校的奖励，但因他不满学校的教育方式 ，就离开了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肄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凭他雄厚的中英文基础，考入了上海大公报社，任国际电讯翻译兼编国际新闻。1948年，他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社任记者。


查良镛在香港除了在大公报社工作外，还编导电影，并创办了《明报》和《明报月刊》，逐渐成为香港一张颇有社会影响的大报。他写的一些政论文章，笔锋锐利，见解独特，深为中外社会所瞩目。他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15部武侠小说，文情并茂，故事新奇，英风侠义，博大精深，在海内外有很多读者，并大多被拍成电影或电视集等，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有人把他和梁羽生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名列“香江四大才子”之首。


l992年初，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讲学前，曾接连寄给我两封信，后来他的秘书又转寄给我一封信，我们保持着同窗的情谊。其一是在1992年1月，行间钤金庸篆字印章一枚：


“杭生兄：


平日疏于问候，然时致思念，常盼诸事顺遂，心境愉快，身体安健。


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余暇从事自己所喜爱之写作及学术研究。去年得获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St. Antony College及“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分别选为“访问院士”，定一月中旬前往牛津，作为期半年之讲学及研究。


如有通讯，可仍寄经香港明报社，工作同仁能迅速转递。神驰怀想，深感眷念之意，祈请多珍重，愿不日重逢，欢然道故。


弟 良镛 顿首 九二年一月”


查良镛是1924年3月出生的，小我一岁，故称我为兄。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又接一信：


“杭生学兄：


大函敬悉，承兄谬赞，愧不敢当。蒙惠照片，甚感。


吾兄精神矍铄，风采依然，至以为慰。兄在造船工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弟闻之亦欣喜不已。我们已四十多年未曾晤面，但昔日在碧湖情景，仍历历在目，临风想念故人，仍有温暖之感。如有机缘，自当趋府拜候。


向嫂夫人问好。此请


俪安


弟 查良镛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 于新加坡”


该信函为信笺打字稿，署名查良镛是他手写。信中文字言语温情，感旧思怀，同学友情，跃然纸上，读来感人。


又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其秘书钟伟民发来一函，意即已经把我致查良镛的信件转发到英国。


查良镛在文革灾难结束后，曾多次访问大陆，并得到、邓小平等的亲切接见。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他被聘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之一，对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做了不少工作，并深得国家领导人和广大香港同胞的赞赏。他还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l989年，他辞去政协委员职务。


1992年初，他去英国牛津大学，一面讲学，一方面继续学习研究历史，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杭州西湖洪春桥畔出资l200万元建造了“云松书舍”，初作为他在杭州读书、休憩之用，后来无偿地送给杭州市政府。1998年4月24日，我到杭州和衢中校友共十一人，蒋培初也从南京赶来，大家一起到云松书舍会面，在书舍里游览了一天。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景色宜人，里面建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一幢房子内摆设着纸砚笔墨和许多藏书，据说是金庸读书写字之所。当时我曾作七律一首，录之如下：


洪春桥畔锁春深，云松书舍觅旧音。


毫笔一枝文采溢，藏书千册侠名钦。


同窗长忆青春乐，翁妪高歌白头吟。


冷雨凉风情愈炽，品茶谈笑故人心。


他在故乡嘉兴也建造了“金庸图书馆”，在杭州曾邀请衢中和联中的老同学到他住处作客，并赠送每人一套武侠小说。他和王浩然常有通讯联系。他在浙大教书时，和我杭初和联初的同班好友楼学礼（也是浙大历史系教授）有时见面叙谈，我可以经常从王浩然、楼学礼两位好友那里知道一些查良镛的消息。他近来寓居香港，因曾患心脏病，动过一次手术，并由他夫人陪同颐养天年。


他写的《越女剑》，是以为吴越相争作为作品背景的，写到了西施和范蠡，我想应是他对诸暨有关的这段历史有所了解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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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路上
2011-06-21

　　1943年8月江文焕离开重庆去昆明西南联大上学前与程正迦合影留念。



　　1992年12月7日与查良镛合影于浙大邵逸夫科学馆。
  口述 程正迦 整理 曾琦琦




  你看，《一九四三春风远》（杭州日报2011年2月22日热读版），讲的是大轰炸、共赴国难、流亡……这些，我也经历过，我读了流眼泪啊，所以给报社打电话，要讲讲我的这段经历。

  我今年90岁，腿骨折了，不能走路了，记性也很差，不过那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同我的爱人江文焕在一起啊。江文焕1949年牺牲时，我还不到30岁啊。

  江文焕找到我家，约我一起走，说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一起去大后方读书。

  离家流亡是1942年。

  衢州有机场。侵华日军为了防止援华美军使用衢州机场，每天飞机来投炸弹，衢州机场被。日军进攻浙赣线，五月底龙游沦陷。

  我那时在衢州中学读书，飞机炸弹爆炸声我听得很清楚，五月份学校宣布停课解散，给每个学生发了流亡学生证明：一张小奖状大小的纸，上面印着证明文字，盖衢州中学的公章。

  我父亲已带家人逃难到乡下。我也回到乡下的家里。

  过了几天，江文焕找到我家，对我说，他已经与王浩然、查良镛、黄文俊、吴汝榕商量好了，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一起去大后方读书。问我去不去。

  我一口答应：去！不过，我说还要与父亲商量一下，出门要路费呀。

  父亲听了，大骂文焕是山猢狲、穷鬼，狠狠地说，你要跟他一同走，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先给你讲讲我的家世吧。

  我家祖籍安徽歙县，祖父到浙江经商，在衢州县学街开了家“鼎元”酱园店，生意兴隆。祖父去世后，酱园店业务聘请孙经理打理。孙经理去世后，酱园店就交给我二哥掌管了。

  我父亲自命清高，看不起经商的，从来不问酱园店业务，唯热衷于弹古琴、唱昆曲，集古玩，下围棋，吟诗作赋，是衢州有名的三大才子之一。

  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八个，父亲自己崇尚高雅，却反对女儿读书。我读到初中毕业，他就不让我继续升学，我只好去当代课老师。

  我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小舅舅叶洛。叶洛舅舅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思想进步。他回信叫我不要随便嫁人，最好想办法到他那里去读书、工作。

  信被父亲收到，他很生气，信交给我时骂了我，但终于同意我考高中。我考进安定中学，安定中学是杭州沦陷后西迁，先到永康、再到缙云的。我在安定中学读了一段时间转到衢州中学。

  凭流亡学生证明坐火车免票，我们挤上去江西的火车。车上都是逃难的人。

  文焕为什么会来找我呢？

  我与他从小学开始同班，文焕比我大两岁，是双桥乡人，家里很穷。那时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享受公费，但必须是学习成绩前几名。文焕成绩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考进西南联大，他都是享受公费的。

  我转到衢州中学又和文焕同学了，不过比他低了一级。衢州中学从城里迁到石梁乡。庙宇、祠堂用作教室或宿舍。学生住在庙里，毛竹搭起高低铺，青菜萝卜辣椒下饭。

  高中女生与男生交往都是大大方方的。文焕是高三学生，又是班长，很活跃，我们是老同学，来往自然多一些。文焕长得蛮帅的，大眼睛高鼻梁，农村孩子嘛，皮肤很黑。我同他很谈得来，渐渐地，我觉得同他交谈很开心，对他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亲切感觉。

  第二天文焕又来了。我对文焕说，我被爸爸骂了，他不肯给钱。我大概走不了了。

  文焕说，没钱不要紧，好朋友同一个钱袋。我、王浩然、黄文俊三个人带了钱，你不要担心。文焕带的钱是她妈老早埋在地下的几块银元。

  我说，正返（我大妹妹）也想跟我一起去大后方。

  文焕说，好啊，朱卿云（我姨父的侄女）也要跟我们去，你们三个姑娘正好结伴。

  我很高兴，马上同正返一起整理随身必带的衣裳物品，还有路上吃的炒米，第二天一早赶到航埠乡王浩然家里集中，一起出发去火车站。

  凭流亡学生证明坐火车免票，我们背着行李挤上去江西的火车。

  车上都是逃难的人。男女老少挤得贴贴实实。车开出浙江，天就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到江西贵溪，暴雨引起山洪，洪水冲塌了前面好几段铁路路基，火车停开。

  没吃的没喝的，小孩子哭啊叫啊，火车上乱哄哄的。

   我们8个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相距不过10公里！好险啊。

浙赣铁路中断了，一时半会修不通。我们8个人在贵溪站台上商量，决定还是继续去大后方，火车不开，靠两条腿走。

  听说日军要进攻江西。为了避免遭遇日军，我们走山路。

  我们背着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轻的，人生地不熟啊，我们只能靠随身带的指北针把握方向往西走。

  山路曲曲弯弯。好几次我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头，没路了，下面是悬崖峭壁。只好回头重新找路。有时钻过盘根错节的杂树林、毛竹、灌木丛，不小心踩到蛇、爬虫，吓出一身冷汗，路却找到了。

  山上渺无人烟。渴了，我们喝山泉水；饿了，吃带来的炒米。炒米吃完了，幸亏还带了生米，怎么吃呢？我们随身带着课本、铅笔盒。铅笔盒是铁皮的，我们把米放在铅笔盒里添点水，捡干树枝点火，把铅笔盒架在火上做饭吃。

  我们怕撞到日军又怕碰到野兽，如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就钻进树丛草丛躲起来。

走到南丰，才知道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我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我们相距不过10公里！好险啊。

  连续赶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镛，7个人病倒了。

  我们住进一户人家，房东老大娘收留了我们，她让男生睡堂前，女生睡里面房间。这一带医生全逃难去了，药房关着门。我们只好躺着熬日子。老大娘可怜我们，烧粥烧饭给我们吃，不收我们钱。

  硬撑5天，日军没有来犯，医生陆续回来，药房也开张了，我们便找医生看病吃药，这样一来，钱花了不少。

  8个人再商议怎么走。查良镛说他要去长沙找老同学；王浩然、朱卿云提出要去投靠亲戚。这样，查、王、朱3位同学就与我们分手了。

  哎，你说对的，查良镛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金大侠。他与文焕同班，叫文焕“焕哥”。我只知道查良镛是海宁人，跑到衢州来读书的。查良镛年纪最小，话很少，一路听文焕拿主意。

  我印象里查良镛个子没文焕高，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弟弟。后来他到香港明报当记者，成了写武侠小说的顶尖高手。与查良镛一起流亡很值得写写，可惜那段经历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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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文焕感情蛮深了，但我们很规矩的，最亲热的动作就是拉拉手吧。

    我们5个决定去赣州。

  到了赣州，我们凭“战区流亡学生证”住进赣州战区流亡学生招待所，食宿免费。文焕有高中毕业wen-ping，进了中正大学，我、正返、文俊、汝榕进十九中读书。

  读了三四个月吧，我收到了重庆表妹朱韶云的信。她要我们赶紧去桂林，到桂林等上海盐务分局的汽车去重庆。

  正返妹妹不愿再走。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想回家了。我便写信给同她要好的男生王祖康。王祖康接信后赶到赣州来接正返回衢州乡下。王祖康后来成了我妹夫。文俊、汝榕直接去重庆考大学。

我与文焕去桂林，一同出来的，就只剩我们两个了。

  从赣州到桂林这一段路，我们主要靠搭便车。有顺路车就搭，没有顺路车，便住下来等。

  路上有没有碰到坏人？没有啊。也没有人把我们当骗子。我们穿学生装，不论货车还是客车，流亡学生要求搭车，司机都让我们上车，不收我们钱。临时借宿，人家看我们是学生很同情，吃、住都不肯收钱。我都是同房东的女儿一起睡的。那时候的人真是很单纯很善良很乐意帮助人的。

  到了桂林，我们住进桂林战区流亡学生招待所。招待所有两个大房间，一间住女生，一间住男生，出招待所不远有个大图书馆。我与文焕住在招待所，三顿饭吃在招待所全免费，其余时间全部泡在图书馆看书。一边看书一边等车。

  等了一段时间，等到了上海盐务分局的车。文焕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干粮，我们上了车。

  路不好，汽车开起来颠簸得很厉害。我晕车，我们带的干粮少，又不知道路上要开几天，我便借口呕吐不肯吃干粮，把干粮省给文焕吃。我想，一路上都是文焕背行李，他吃不饱哪里会有力气啊。还好，路上没出意外，汽车跑了两天，到重庆了。

  你看，我和文焕两个人就是互相照顾一路走过来，感情是蛮深的。但我与文焕要好，心照不宣的。我们很规矩的，最亲热的动作就是拉拉手吧。

  我虽然敢自由恋爱，但毕竟受中国传统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真的，顶多就是拉拉手。

  

  1943年夏天联考，我考上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文焕去了西南联大。

  

  到重庆找到姨父姨妈，姨妈抱着我痛哭。

  姨父是盐务总局公务员，战时公务员工资很低，住得也很简陋。他家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吃饭间。卧室放两张床，姨父姨妈睡一张床，我与韶云妹睡一张床，晚上在吃饭间拉开折叠式行军床，让文焕睡。

  我们一到，姨父姨妈马上找出他们的旧棉袍旧衣裳，姨妈的改给我穿，姨父的改给文焕穿。姨父姨妈没有因为文焕是穷学生而看不起他。特别是姨父，他是自学成才的，英文呱呱叫，经常给援华美军当翻译。他认为文焕聪明读书好，是优秀青年，把文焕当自己家里人。他们这样对待我们真的很温暖啊。解放后姨父被扣上管制分子帽子遣送回乡下，很可惜啊。

  一到重庆，我就要去找小舅舅。韶云说，小舅舅去年离开重庆，已到延安鲁艺工作。

  我马上给舅舅写信，告诉他，我与文焕想去延安。但没有回信。

  去不了延安，我与文焕便住在姨妈家温习功课，1943年夏天联考，我考上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文焕被国立重庆大学英文系、国立西南联大英文系同时录取。

  上哪一所大学呢？文焕与我商量。

  上重庆大学，我俩经常来往，势必影响学习。西南联大不仅名教授多，还是出名的民主堡垒。所以，文焕决定去昆明的西南联大。分别时，我把从衢州带出来的唯一一件毛线衣送给文焕，我俩还合影留念。

  我在重庆，文焕在昆明读书，我们的信你来我往，文焕的每一封来信我都珍藏着。

  

   穿上江西土布做的旗袍，铁钳把头发烫成卷发，我成了漂亮的新娘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内迁的大学纷纷复员。文焕被分到北京大学，但他没走，他得了肺结核和胃病，住在昆明红十字教会医院免费治疗。

那时，肺结核是非常可怕的病。文焕很焦虑，写信给我说，为了爱你不能害你。他建议我忘了他，譬如他已经死了。

  接到信我非常着急，马上写信给他表示决不会因为他得病而离开他。我让他出院后先到重庆来，因为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

  1946年初秋，文焕来重庆。

  我的同室学友都知道我与文焕相爱多年，都鼓动我俩结婚。可是，结婚要登报、请酒、新房，我和文焕是流亡学生，一无所有。

  热心的学友在**办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个恭贺我和文焕结婚的广告，这样我和文焕就是合法婚姻了。

  结婚那天，文焕穿着学生救济会给他的、美军撤退时留下的薄呢衬衣。我脱下学生装，穿上藏青色江西土布做的旗袍，学友用铁钳在炉火上加热，把我的头发烫成卷发，这么一打扮，我成了漂亮的新娘子。

  一位学友的表兄做东，买了糖果，开吉普车把我、文焕和同室学友拉到茶室，以茶代酒充当婚宴。新房呢？文焕有位亲戚在重庆造币厂工作，借这位亲戚的一间房子临时住住。

  我和文焕沉浸在新婚的喜悦里。可是，麻烦来了，我怀孕了。

  我是在校学生，学校充许学生结婚，但怀孕是要开除的。我与文焕决定打胎。我到医院去做手术，医生坚决不肯。

  文焕说，祸是我闯的，我不去北京读书了，就在重庆拉黄包车、到茶馆冲开水挣钱。

  文焕的身体怎么能干体力活呢？我的学友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她们一再劝说文焕去北京读书，我的困难她们会想办法帮助解决。

  正好这时，女师学院师生强烈要求将女师迁回北京，一直闹到教育部。这一闹，平时对学生凶巴巴的女师校长吓跑了，换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很温和，很有同情心，没有开除已经怀孕的4位学生，反而关心照顾我们。

  我快分娩的时候，学友帮助我住进重庆工业学校附属工厂的附属医院，让我冒充厂技术员的妻子，享受免费待遇。

  儿子出生那天是6月22日。学友借了汽车把我和儿子接出医院，并用电报通知在北大读书的文焕：“母子安。”

  文焕回信告诉我，收到电报后，他激动得拿着我的照片不断地亲吻。幸好宿舍只有他一个人，否则同学见了会以为他发神经病了。他给儿子取名嘉陵，纪念生在嘉陵江畔的医院里。

  我们约定儿子满月后，我抱儿子到上海与文焕会面，再一同回衢州老家。我们计划回老家后再一起回北京去解放区张家口参加革命。

  
我抱着19个月的儿子送文焕去樟树潭开会。船开了，我从此失去了文焕。

  

  我与文焕回到衢州。没有路费无法去北京，不得已我向父亲要钱。我说，我流亡在外5年，现在我学业完成了，结了婚，有了儿子，我与文焕要去北京，没有路费……

  父亲不但分文不给，反而勾结当地官绅把我和文焕关进警察局，第二天，得到消息的文焕哥哥想办法把我俩保释出来。在警察局关了一天一夜，儿子的腿被臭虫咬得全是红肿块。

  去不了北京，我便应聘江山中学担任英文教师，我带着儿子与文焕一起住在学校宿舍，我上班，文焕养病。

  林维雁老师的大学同学高展来到浙江，他是**员，由他介绍，我、文焕、维雁在1947年10月加入了中共闽浙区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文焕任支部书记，维雁任副书记，我担任支部委员。

  教书工资很低，文焕要养病，我们请不起保姆，只好自己带小宝宝。文焕带宝宝很耐心，他将废纸篓倒过来架在灶上烘尿布；利用学校的空地养了6只小鸡，小鸡长大了生蛋给宝宝吃。工作繁忙、孩子吵闹，我难免要发脾气，文焕就把雨伞撑开，一边念叨暴风雨来啦一边装鬼脸。我被他逗笑，气消了。同事们都夸文焕脾气好。

  请不起医生，文焕就购买维生素B2注射剂自己注射。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文焕身体好起来了，在学校担任高三的英文课。

  我和文焕是夫妻、是同事，又是地下党的战友。我们不仅认真教书，还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向学生介绍《展望》、《新观察》等进步刊物；鼓励他们看高尔基、鲁迅的小说；指导他们读《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发展优秀学生入党；还成立了党的组织——“学生读书会”。文焕对进步学生讲《林肯解放黑奴宣言》，讲社会发展史……

  1949年初吧，地下党组织为了在衢州一带发动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决定在樟树潭召开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衢州中心支部书记江文焕与副书记林维雁负责筹备。

  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月22日。上午，我抱着19个月的儿子送文焕和维雁坐船去樟树潭。船开了，文焕笑眯眯地朝我和嘉陵挥挥手。

  

  1949年4月一个夜里，文焕等6名**员被活埋在衢州东门外的荒野里……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吧，船老大朱金林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不好了，姐夫（指文焕）和维雁被宪兵抓走了！

  衢州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我到监狱去找文焕和维雁，找遍牢房不见人影，我急得要命，就是找不到。

  一年之后，被捕的特务分子交代，文焕和维雁被捕后，衢州绥靖公署情报处连夜审讯，文焕、维雁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49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文焕、维雁等6名**员被活埋在衢州东门外的荒野里……

  解放后，我在衢州参加军管会工作，后来组织上调我到杭州，我一直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到1976年退休。

  由于“闽浙区城工部事件”冤案的牵连，我的党籍得不到承认。1956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认为“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事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为“城工部”组织以及有关人员平反昭雪。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考验，1962年，我的党籍恢复，从1947年7月算起。

  1966年“文革”爆发，壮烈牺牲的文焕被诬陷为“自首变节者”；我被打成“潜伏的老反革命”，关进牛棚。

  我家被抄。我放在樟木箱里的三本文焕在联大、北大读书时写给我的信被抄了出来。

  文焕给我的信，除了对我的思念，更多的是针砭时事、忧国忧民。

  抄家的是我的同事，他们看了文焕的信内容大为惊愕，连声说，是好人、是好人！把那三本文焕的信包好放回樟木箱。

  这三本信现在珍藏在杭州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个展览柜中。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亲爱的，我是多么爱你。

   粉碎“猫头鹰”之后，中共原衢县县委发文件，宣布平反，恢复江文焕等六烈士的名誉。1986年，按国务院文件落实政策，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62年过去了，文焕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有人说，文焕的灵魂还在到处飞。我在钱江墓地购买了我和文焕的双穴墓，位置在老干部区一级六十一排七号。

  和文焕在一起的日子虽然短暂，但是我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现在，我住在杭州社会福利中心安享晚年，等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再和文焕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江文焕生前经常唱给我听的一首英文歌，我唱给你听吧：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你使我快乐/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亲爱的/我是多么爱你/请别移去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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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焕再不能视而不见了，他写信告诉程正迦：“我要跳出文学园地，研究社会科学！”


回复4楼2017-12-30 11:00

人人都会爱牛河
以空而明13
　目睹社会的黑暗，江文焕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改良社会。他说：“以现势推测，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进入民主。民主国家里每一个国民都有参加政治的权利和义务。政治无论对于国之强弱、民之贫富，都有脉息相关的密切关系，它占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如果怀着善良的人们仍旧不改以往的眼光，鄙视政治，不屑理会政治，让最重要最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被一大批卑贱的、只知贪污的鬼东西永久霸占，如何得了！政治腐败，内患外侮又会相继而来，我们这一代已饱受苦难。如果政治不改善，社会不进步，苦难将会再出现在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不能过幸福的日子。”
【【【【【【【【【【【【【【【【【】】】】】】】】】】】】】】】】】】

1949年1月23日，时任衢州中心支部书记的江文焕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商量在衢州一带发动武装斗争。那天，28岁的程正迦得到了他被捕的噩耗。
江文焕被捕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程老一直抱着一丝希望，江文焕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民国才子”程礼门 (2012-10-28 14:58:36)转载▼
标签： 文化        分类： 文稿
    民国时期，柯城县学街有座“鼎元酱园”，他的主人就是曾被誉为“衢州三大才子”之一的程礼门。
    程礼门（1896—1975），字光典。祖籍安徽歙县人。其父程曦，字锦雯，受业于三衢名医雷少逸，曾协助雷少逸参订医学名著《时病论》，又与江诚、雷大震同纂《医家四要》。程曦医术高明，据说他曾治好了衢州知府刘国光缠身多年的顽疾，因而获得了刘国光重赏的一百两银子。程曦就用此银创设了“鼎元酱园”，也称“程鼎元酱园”。后来，程曦悬壶异乡，不知所终。“鼎元酱园”店业继由聘请的孙老利经理掌管，生意十分兴隆。孙经理去世后，又由程礼门次子掌管。
    据有关文献记载，生长于邑中巨贾之家的程礼门，幼年曾接受聘请家庭教师的开蒙，少年时即喜欢读书、藏书，曾以悬价征购图书秘籍而闻名。后卒业于北京大学，并任讲习有年，也曾是一位“五四运动”中的矫矫健将。后来不知何因，回衢后就未曾再越家园一步。据程礼门之女程正迦回忆：“我父亲嗜文鄙商，不问店业。他酷爱七弦琴、下围棋、唱昆曲、作诗赋、集古玩，兼涉新旧文学，”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
    早年，程礼门曾在衢州组织“国声社”，弘扬国粹。安徽歙县的张曙当时在衢州念书，很有音乐天赋。他通过衢州另一位才子、衢中音乐老师华盖的介绍，结识了程礼门。程家藏万卷书籍，乐器盈室，张曙经常到程家博览群书、切磋音乐，对其后来走上音乐之路，并成为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张大千的弟子曹大铁（1916—2009）多才多艺，擅长绘画词赋，精通古籍版本。1953年夏，他在衢州访书时，闻悉程礼门藏书之名，就填《望海潮》词一曲投谒，获准拜访。
    当时，程礼门的“红隐盦”（馆号）就在鼎元酱园后的刘家弄堂里。曹大铁是这样描述程宅的：“至则石櫃当户，高墙巍然，一大商铺也。余等绕石櫃入内宅，折向至一庭户，豆棚瓜架间，小径曲折，直抵居处，老屋数楹，已见残破。”两人见面，叙谈甚欢，“与言文史有机杼，郡斋刊本宋元著。”彼此多谈吴门藏书家轶事，如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七桧楼、赵氏脉望馆、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述古斋、张氏爱日楼等史迹，又谈吴中陈去病、庞蘖子、吴霜厓等曲家，直至子夜时分，遂为订交。程礼门还特意邀请曹大铁登至其向来秘不示人的藏书楼，鉴赏古籍秘本。
    程公慧眼，曹郎清才。在衢州，彼此曾有过三次把晤。曹大铁为程礼门绘《冥冥居图》一卷，并填《谒金门》曲：“天有斗，霄汉在兹列宿。虚室庭林三度叩，一篇承擁帚。束带风情谨厚，茅塞凭公识透。廿日纵谈今古后、草堂容我垢。”程礼门叹云：“余旦暮之身，子女皆不治文史，一转瞬间，云烟尽散。足下知书，欲以奉赠，不亦宝剑烈士之想耶。”遂以《古今说海》、《徽言秘旨》、《琴谱》、《四夷志》、《皇明人物志》、《宋金元人词》等六种珍贵明代刻本相赠。曹大铁归钱塘后，又专绘程礼门小像，并作《礼门先生造像记》以寄。
    程、曹的交谊是深厚的。即使曹大铁在“反右”运动的“反省中”，仍念记程公。曾作《南歌子：怀程礼门先生衢州》：“叔向贺贫旷、子文逃富奇。含光混世好风姿。虚室林庭、长记订交时。日月成潇洒、沧桑任转移。蒿床卅载乐荷衣。惭谷愧泉、何以对清辉。”
    程礼门无疑是个鉴藏家。其家藏古琴、琴谱、曲谱以及砚台、古墨等文玩甚多。2001年，拙编《衢州书画人物录》中曾根据口碑资料，误其为“吴门琴会”会员。其实不然，“吴门琴会”成立于1986年，而此时程礼门先生已遽归道山十余年矣。另，民国时苏州有“今虞琴社”，但考其社员，亦并无程公。据著名古琴家徐晓英先生以及胡若夫、马杭清、华晋堂诸先生的回忆，程礼门并非擅琴。有好事者云程礼门曾师从晚清琴僧大休和尚古法斫琴，则更不靠谱。但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精通音律而独步艺坛。柯城周一云、蒋志鸿等琴人却常至程公寓所雅集，或切磋琴艺，或精研昆曲，低吟浅唱，各领风骚。程礼门擅书画而不轻易出手，通岐黄而不为人把脉，曾吟“不留只字在人间”，因而他的传世诗书墨迹极少。曾见程礼门藏书有“琴书相伴”之钤印，也许这正是其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程礼门颇有文人气性。府山周家宅院内曾有宋代梅树一桩，程礼门颇为之艳羡。几次登门重金求购，主人皆不应允。后来，宅院主人意欲出售这幢老宅，心仪甚久的他正中下怀，为赏梅而买房，一掷千金而获之。程礼门一生崇拜屈原，书房内也仅悬《屈原行吟图》。不意，其一爱子在六十年代初不慎落入水库而亡。其泣云：“三闾大夫沉于江，吾儿不幸溺于水”，遂以珍本《楚辞》为纸烛,焚之招魂。
    “文革”运动中，程礼门受到冲击，挨批斗，被抄家，心情郁愤。其虽常常食不果腹，甚至捡拾烟蒂抽吸。1970年冬，三衢名宿杜瑰生曾有诗《纪红隐盦近况》：“一丝不挂日高眠，白雪难销饥火燃。谁说道人烟火绝，三餐托钵到街前。”描述了程礼门当时之窘迫。但是，程礼门红隐盦内悬于梁上用棕衣包裹的那些珍贵古墨，却始终不去碰它。   
    晚年的程礼门穷困潦倒，琴书尽散。殁后，落实政策后发还的那部分琴书曲谱大多归藏于衢州市博物馆，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2007年秋，在上海嘉泰艺术品拍卖公司举办的“秋季拍卖会”上，当年程礼门赠予曹大铁的那部明代善本《古今说海》正式亮相。经过激烈的轮番竞价，最终以九万八千元的拍卖价格落槌成交。（刘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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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寻找未来——独立撰稿人傅国涌侧记
新闻中心─衢州新闻网  2012-10-25 14:30  来源：衢州新闻网－衢州晚报 字号：T|T

　　傅国涌(左)在石梁下静岩采访

　　今年8月至10月，独立撰稿人傅国涌几次莅衢，为修订《金庸传》寻找更多的史料。除《金庸传》之外，温州人傅国涌还编著有《发现廿八都》等多部与衢州有关的著作，与衢州的缘分着实不浅。傅国涌认为，文化是回望，不是带着“乡愁”的“怀旧”，而是在回望中寻找未来。

　　-来衢实地探寻金庸中学生涯

　　个人藏书近万册的傅国涌除了不断地查找图书资料，还“行万里路”式地实地采访。他说：“传记和历史题材的写作特别需要‘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

　　写第一版《金庸传》时，傅国涌搜罗了许多《衢州政协文史资料》，里面涉及的衢州一中及金庸在衢的史料，他都一一加以研读。此次因为要修订《金庸传》，10月初，傅国涌与记者一道重新走访了位于柯城区石梁镇的衢州一中旧址——金庸曾求学于此两年左右。

　　在石梁镇及石梁上静岩、下静岩等处，在热情村民的带路下，傅国涌走访了抗战时期的衢州一中旧址。61岁的吴文庆带着我们进了他的老屋，老屋的梁上至今留有“青山”等漶漫的字迹。吴文庆说：“我听父辈说，这里曾是衢州一中的学生宿舍，那些字是当年学生留下来的。”86岁的江雨木记性特别好，他详细地介绍了抗战时期衢州一中的图书馆、篮球场、教室等。

　　在市档案局汪晓军、伍康平等人的帮助下，傅国涌看到了金庸的学籍卡与成绩单。他认真地抄写了金庸的各科成绩，并将金庸同学的所有成绩都拍了照，以此比较金庸的成绩在班里到底如何。结果显示，1942年4月(因抗战，提前毕业)，金庸在衢州一中毕业班上的33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

　　在郑伟勇提供的《程正迦回忆录》中，傅国涌又详细了解了金庸与同学江文焕(衢州六烈士之一)、王浩然、朱卿云等8位同学一同流亡到重庆的重要史料。

　　傅国涌说，虽然金庸的中学时代可能只是《金庸传》的一小部分，可中学时代是每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在中学时代曾两次得罪学校官方。第一次是1940年上半年，金庸在丽水碧湖省立联合中学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借以讽刺深为学生厌恶的训导主任沈乃昌。沈乃昌逼迫校长张印通将其开除出校。后在惜才的张印通及友人的帮助下，金庸求学于衢州。第二次发生在1941年11月，衢州一中发生一起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因积极参与学潮，被列入“过激学生”黑名单。好在校长陈博文以爱护学生为主，尽可能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金庸等学生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傅国涌说，金庸在衢让人感动的事是：1940年，日寇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后来，金庸的同学毛良楷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立刻逃得干干净净，唯金庸与班主任姜子璜老师将毛良楷送上衢江的隔离船。金庸甚至认为：“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傅国涌说：“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金庸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衢江边那个生离死别的夜晚永存在他的记忆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他母亲、弟弟还有同学的生命，他后来对和平的信仰、对暴力的厌弃，就来自青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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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记忆·人物 石梁静岩夜夜心——金庸与衢州的故事
来源：衢州新闻网－衢州日报 2016-03-21 10:07
　　记者  巫少飞

　　编者按：3月10日，著名武侠小说泰斗、报人、历史学家金庸先生又一次迎来了寿辰。作为衢州第一中学的知名校友(1941年-1942年)，这天，衢州一中的“金庸文学品读社”特地组织了多形式的活动，并为金庸学长送去了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生日祝福视频。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一生传奇经历无数，为几代人编织了一场武侠梦。而他与衢州的不解之缘，更是被人津津乐道。其中，被广泛讨论的《碧血剑》，也数次提到了衢州石梁，也即衢州一中当年的搬迁之地。可见他对曾经求学之地的眷恋不浅。正值金庸先生九十二岁寿辰，记者再次走访了柯城区石梁镇一带，回顾他在衢州求学的故事。

　　衢州记忆·人物

　　统筹：许彤策划：沈庆文执行：衢报传媒集团文艺副刊中心


金庸 资料图片

　　入读衢州中学

　　1938年，7所流亡在丽水碧湖的公立学校合并为“省立联合中学”，金庸入读。1940年上半年，因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育主任而险被开除，后经原校长等人努力，转学进入衢州中学，度过了金庸自称为“人生中最大的危机”的时光。

　　金庸的同班同学王浩然回忆金庸：“我们搬迁到乡下(石梁)学习，哪还有心思伺候琴棋书画。但这个少年，不怕旅途劳顿，就那么捧了两盒围棋款款而来，真是很不寻常。”

　　在衢期间，金庸、王浩然，加上日后是“衢州六烈士”之一的江文焕，三人成了友谊的“三驾马车”。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常常一起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进，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风光。在衢期间，金庸不但要教会王浩然下围棋，还把求教围棋的信寄到千里之外的桂林。因为当时围棋名家汪振雄主持的围棋研究社就设在桂林。他还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平时最喜欢打排球。在几届校运动会上，最后一项的“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他总是第一个冲刺到终点。

　　除了语文好，金庸的英文、地理、历史等成绩也很突出，英语成绩全班前茅。他的第一理想是“外交官”，以便周游世界。记者在市档案部门查到：金庸其时的科目，有公民、体育、国文等15门功课，全班同学平均分以六七十分居多，金庸的成绩平均82.9分，全班第一。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籍表。 巫少飞 摄

　　乱世求学梦

　　金庸曾说：“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金庸求学石梁期间，不但成绩好，为人处世内敛、稳重、正派、儒雅，亦为人称道。来衢不久，班长改选，金庸任班长。

　　1995年，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提到少年时在石梁的这样一件事：1941年5月，衢暴发鼠疫，他的同班同学毛良楷染上的鼠疫，一时学生、校工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潢老师拿出钱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送至衢江中的一艘隔离船上。作为班长的金庸虽然心里很害怕，但义不容辞，在黑夜中跟在担架的后面直至江边与毛君垂泪永别。金庸自谦：“整个抗战期间，自觉有点勇气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上世纪90年代初，金庸在写给当时衢州市副市长姜宁馨的信中说：“想起在衢州读书的日子，我备感温馨。希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要失去往日的宁静。”

　　1942年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停课疏散，毕业班也提前草草毕业。学校还给学生发了流亡学生证明，上面印着“衢州中学”的公章。金庸在衢州石梁的求学生涯就此结束，与江文焕、王浩然等衢州同学朋友，在航埠镇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了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继续着乱世求学梦……

　　回访母校

　　2004年10月，金庸首次回访母校浙江省立衢州第一中学。在那次回访中，金庸曾戏言：“当年写《碧血剑》时，比较匆忙，把‘龙游帮’写成反面形象。如果再写，会重新考虑。”金庸在衢州求学期间，对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起着重要的作用。金庸曾说：“我许多创作灵感来自衢州。”

　　那次回访，金庸在“衢州六烈士”之一的江文焕像前停留了好久，同时在校友周迅像的画报上签了个名……金庸回访母校时，说得最多的是“好好读书”。他对衢州一中的学生说：“因为在衢州读过书，所以我是真心称呼你们为师弟、师妹。想想我们当年读书的艰难，你们要好好读书。一方面扬衢州一中之名，另一方面也为祖国作贡献。”“好好读书”这4个字，金庸说了三四次，这是一位学长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那次回访，金庸题字如下：“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兄弟。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落款是：“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日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金庸甲申秋。”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籍表。 巫少飞 摄(本文来源：衢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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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梁静岩背后那段激荡人心的峥嵘岁月

作者：山水石梁 微信公众号
日期：2015年9月4日
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

近日，重访衢州一中母校时，在一幢教学楼前，见到一块岩石，上面刻着两个大字“静岩”，瞬间，一种熟悉而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我驻留在岩石前，对视着“静岩”两字，内心里，不断揣摩着其中的寓意，思绪万千。久违了的校园书香，此刻，我向石头借一点安静，慢慢回味它的过去和沧桑。置石在此，它似乎在告诉我们，世界中的每一物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位置，岩石没有思想，但它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可能比我们经历的多得多，我们是否可以把自己修炼得安静一点，像这块岩石一样安静。又或是，在告诉学子们，曾经有个叫“静岩”的地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背后有段鲜为人知的岁月记忆。亦或是，想让学子们铭住“静岩”石刻背后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管寓意何在？“静岩”已非同寻常，这石刻背后,定有一段激荡人心的岁月记忆。

“静岩”在哪

静岩村位于白云山脚下，山青水秀，翠岗萦抱，阡陌纵横，一条石梁溪绕村而过。沿着这条溪漫步，静岩村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像一块岩石静静地端坐在溪水之畔。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充分结合的村落，一个总在润物无声带给你乡愁的村落。她可以静如处子，一呼一吸间只有山、水、你和她；她可以动若赤兔，一张一弛间已不是昨日模样。

静岩村原以洗马堰为界，分为上静岩、下静岩，2013年合并，这里历代才人辈出，既有骚人墨客，也有仁人志士。宋时郑浩之子清芝，举绍熙进士，位登宰辅；明时，郑一鸣时任福建一地巡抚。近代，著名语言文学家方光焘（音涛）、现代武侠小说巨匠金庸、著名小说家阿章以及著名书画家徐润芝等一代英才都曾在静岩村学习生活。

“静岩”不“静”

衢州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创办于1902年，民国时被命名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不久，衢州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几乎天天“警报响、关店门”。位于城内府山下的衢州中学（衢州第一中学前身）未能幸免，先是临时搬到了东乡，1938年1月，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

石梁在衢州城西北约十里，当时衢州中学分为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有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世界文化名人金庸、中科院院士韩济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元森、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一批名师大家从这里走出。

1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回忆：

每周回家带上一袋米和腌菜，逆流乘船两天到市区水亭门上岸，然后，挑着米、菜，步行十多里来到石梁念书。教室就在祠堂、庙宇里。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回忆，学校设在离石梁一里路的塘公村，是一间小庙堂。早自修在附近的田野小径上，晚自习又回到教室，几人共用一盏桐油灯，条件虽然艰苦，但学风很好。由于两次浙东事变都与衢州有关，往往课上了一半就听到警报声，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励学敦行、求知报国。

金庸回忆：

“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再后来，我与江文焕、王浩然等三人同时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衢州中学的名气由此更大了。”

“静岩”虽是一个安身之处，但抗战那段时期，“静岩”不“静”，衢中师生激情飞扬，走出课堂，开展抗战宣传活动。衢州中学师生编写的《雪里红》：“上下四周一片白，大雪一阵阵落个不息，战壕里的勇士们都伏着不动，静候着冲锋！勇士们匍匐在雪层中，但见枪中火，炮中烟，直向敌阵冲击！雪地上，敌尸一个个，血痕一处处，我们勇气百倍，热血沸腾，忘却北风的刺骨，不怕埋身的深雪。高歌着：痛快的杀了顽敌。”师生们到附近村庄向民众演唱《雪里红》、《孤山梅》、《黎明曲》、《钱江湖》、《杜鹃曲》等。他们自制道具，排练节目，在下村、两头塘等村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法西斯的下场》。在石梁街广场的戏台上，师生演出《家乡》、《不要逃命吧，只有战斗》等歌剧。同时，师生在学校附近的墙壁上画抗日宣传画，张贴抗日壁报，并多次举办民众时事讲座。衢中师生的抗日宣传，振奋人心，振作民众精神，增强了民众的抗敌情绪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静岩”不“庸”

王浩然回忆

Memory

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来了个插班生，住到我们宿舍。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戴一副银边眼镜，左肩挂大行囊，右腋夹一书包，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这点爱好总如影随形跟着他。金庸的为人处世也很可称道，内敛、稳重、正派、儒雅，转学不久，就被选为一班之长。金庸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篮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但他从没有玩物丧志。



1940年，日寇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后来，班里的同学毛良楷染上鼠疫，金庸与班主任姜子璜老师将毛良楷送上衢江的隔离船。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金庸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衢江边那个生离死别的夜晚永存在他的记忆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他母亲、弟弟还有同学的生命，他后来对和平的信仰、对暴力的厌弃，就来自青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

1942年5月，日军进攻浙东，金华、衢州告急。衢州中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时年17岁的金庸在仓促间告别了老师同学，离开了难以忘怀的衢州静岩这一方山水。

金庸虽然在衢州中学不到两年，但他仍然时时回忆起在衢州的岁月，在其作品《碧血剑》一书中，多次写到了与衢州有关的内容。《碧血剑》第四回“矫矫金蛇剑翩翩美少年”中，金蛇郎君所留的藏宝图后写着两行字：“得宝之人，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自此开始，袁承志与温青青的情爱纠葛贯穿了本书后面的章节。而龙游帮帮主荣彩、沙老大及其帮众、石梁派温氏五祖及温家众人、金蛇郎君之妻温仪与女儿温青青在《碧血剑》中也皆为衢州人氏。

金庸武侠小说描写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当年金庸第二故乡静岩的美景相似极了。一年又一年，改变的是静岩村民的生活，不变的是这里的一山一水，依然如此静心养人。“静岩”因金庸而名，也因此而不“庸”。

2004年10月27日，金庸先生携夫人林乐怡来到衢州回访母校衢州一中，回忆起当时的学习经历，他对衢州一中的学生说：“因为在衢州读过书，所以我是真心称呼你们为师弟、师妹。想想我们当年读书的艰难，你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一方面扬衢州一中的名，另一方面也为祖国作贡献。”“好好读书”这四个字，金庸先生说了三四次，这是一位学长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



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为衢州一中题字：“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兄弟。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落款是：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日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金庸甲申秋。


来源：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编辑/毛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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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大侠的中学时代：到学校念书是苦中作乐
http://y.sina.com.cn 2005年01月25日 15:38 全国优秀作文选
　　作者：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扬帆记者团　周振新

　　(一) 同学少年

　　金庸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家。他出生于1924年的浙江海宁。1941年，在战火中，他就读于衢州中学(今衢州一中)，开始了他人生不平凡的历程。

　　“那时学习条件很艰苦，读书使我有苦中作乐的感觉。”“中学阶段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最快乐无忧的岁月。”说起少年时期离家求学的经历，金庸先生显得记忆犹新。

　　金庸先生的同学王浩然先生深情地回忆道：“只要天气允许，每天晚饭以后我们都外出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行，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的风光，笑声朗朗，恢复一天来学习的疲劳。”战火纷飞下的学习生活，给金庸，也给时代的同龄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他仍痴迷围棋。他常和同学切磋棋艺。“我常从中体会到少年时代的美好和人生的深邃。”当听到小记者说想学围棋时，金庸先生风趣幽默地说：“有空我教你！”他“玩物并不丧志”，这是小记者与金庸先生交流中得出的结论。

　　(二) “博学秘笈”

　　金庸先生博览群书、文采斐然，他取自己十四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连成一副妙趣横生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联。

　　当小记者问及他为何如此博学时，谦虚的“金大侠”说出了他的“秘笈”——多读、多写。

　　中学时代的金庸，就是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的作品涉及面广，古典诗词比比皆是，其丰富的阅读面可见一斑。金庸先生回首其中学时期的读书生活感慨万千：“当时校园学习氛围很浓，我受益颇深。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很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金庸先生就是凭借一股读书的韧劲，用一支生花妙笔书写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读他的作品，既有道派逍遥的令狐冲，也有憨厚仁义的大侠郭靖；既见得到荒凉大漠的孤烟独魂，也看得到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宋元明清四朝历史了如指掌，弹指间笑看春花秋月。

　　浓厚的文化积淀，为金庸先生的成功埋藏了最有益的“秘芨”。在给母校题词时，金庸先生思绪万千地写道：“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兄弟。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注：“石梁静岩”为原衢州中学旧址)。

　　在面对全校三千五百名师生演讲时，金庸先生深情地说：“我在许多学校做过演讲，也有人叫我大师兄，但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师弟师妹。”他还说，以前学习条件不好，今天回访母校见到母校良好的学习环境，心里很高兴。他希望师弟师妹们好好读书，争取今后为社会作出贡献。

　　认真回答师生代表的提问，深情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翔实介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金庸先生妙语连珠，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鼓舞。

　　在结束探访母校时，金庸先生请小记者转达他对少年读者的真诚问候，并祝他们能够学习进步，前程似锦。

　　“幽幽学子情，漫漫侠客心。”从与金庸先生的面对面交流中，小记者们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魅力，一种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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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的兩則資料
原创 鄭振偉 獨家人物傳媒 2021-11-28 14:11
《百年巨匠系列》之
金庸辭世三周年祭 電影、武俠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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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設有各種救助機構，包括戰區學生指導處，為逃離戰區的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救濟安排。凡選擇繼續學業者，經審查合格後即可以借讀或轉讀的方式安排就學，而政府也有貸金政策。及後淪陷地區日增，教育部為救濟學生，凡未及考入專科以上學校者，予以登記驗證後，即分發至先修班肄業。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月的浙贛戰事，對於救濟戰區青年，政府亦積極辦理招訓工作。教育部本來就有戰區學生招致訓練會，各戰區亦設有分會，負責辦理招致、接待和分配訓練等事項，至於登記考試入學則由各該省教育廳和專科以上學校負責辦理，而當時教育部在蘇南、皖南和閩北各地都設有招待點。查良鏞十九歲前後經歷的正是這個戰亂和流徙的年代。

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

查良鏞先生十九歲的時候正值浙贛戰事，筆者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案卷中找到兩份相關的珍貴資料。檔案館供閱讀的是電子掃描檔，第一份資料包含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以及「廣東省教育廳收容戰區退出學生登記表」。在曲江縣城韶關的廣東省教廳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日十一日發出兩封電文，其中一封有七名學生，另一封有一名學生，前一封電文的內容如下：
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教育廳重慶教育部鈞鑒：現據上海私立新本女子中學校等畢業生張履冰、鄭雲章、許祖雄、張耀、陸綸、唐日新、查良鏞等七名，各呈具表件遵章申請登記前來，除將登記表各抽存乙份外，理合連同原繳證件呈報察核電示祗遵。計附張履冰等證明書七紙、登記表七份、相片五張。韶廣東省教育廳長黃麟書酉（戍真）三戰印。
教育部於十二月九日分別回復國立中山大學和廣東省教育廳，編號分別為高字第50696號和50697號。原文如下：
（一）電5789//坪石「中山大學」：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該校先修班肄業，仰驗證收容。教（育）部（）印亥青高。
（二）代電//廣東省教育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三戰字第一一○三、四兩電暨附件均悉。准予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國立中山大學先修班肄業。仰即轉飭該生速即持同學歷證件徑赴該校報到入學。登記表存部備查，餘件發還。教育部（文）坿件。
該案卷中八名學生的登記表保存完好，從登記的資料來看，各人於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月期間先後抵達韶關，當中有三名僑生。查良鏞與其他七名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似沒有任何關係，應是廣東省政府教育廳於各人登記以後一併呈報重慶教育部辦理。查良鏞的登記表上各個欄位的資料如下：姓名「查良鏞」，性別「男」，年齡「十九」，籍貫「浙江」，現在地址「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原肄業學校（校名/科別/年級）「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畢業」，離校年月「卅一年七月廿九日」，到韶年月「卅一年九月十五日」，原擬借讀何校何年級「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系」，證件或聯保人「畢業證明書」，在韶之親戚姓名及地址，空白，備考「畢業證明書經驗證後彙報教部未發還」。表格下方有辦理登記人員的印章，辦理日期為「卅一年十月五日」。又登記表的右上方貼有查良鏞的半身照。
這些資料明確顯示查良鏞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抵達韶關，並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獲教育部分發至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先修班。分發的意思就是不用再經考試，案卷中還有其他個案，有的是空白，有的是「擬准」、「未便照準」，又或「自行報考」。

查良鏞致教育部的親筆信件

能看到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實屬難得，但筆者之後又再發現查良鏞的一封親筆信。謹轉錄如下：
敬啟者：學生查良鏞籍貫浙江海寧男性十九歲，本屆於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部畢業。此次因浙贛戰事發生，倉皇經江西、廣東、湖南等地而至桂林，因途中勞頓跋涉，在江西南豐縣臥病達二月餘，故至江西贛縣時已九月八日（有南昌青年會文件證明），至廣東曲江已九月十五日（有廣東省教育廳文件證明），已桂林已九月十八日（有桂林青年會文件證明），各大學招生考期均已差過。生於十月一日曾有報告請求貴部分發至國立大學肄業，想已先此收到，日昨見鈞部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籍之規定中有載明，在戰時凡高中畢業生因特殊故障而不及參加大學之入學試驗者，可請教育部核准在大學中試讀，肄業一年後，如成績及格，再參加次年之新生入學試驗，成績及格即可轉為正式學生。自維尚合於此項規定，故再行申請，祈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肄業。生之志願為法學院經濟系（能分發至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亦所願意），實因不及參加考試（在江西南豐生病時居於南城遷來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如屬需要，生可請該部出具證明書，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辕熕�亦可出證明書），且生現在桂林，舉目無親，途中衣物棉被散失殆盡，現經濟異常窘迫，日常生活僅靠中央振濟會第九振濟會所發之少數生活費維持，而繼續求學之心則非常迫切。生此次在衢州中學以第一名畢業，在校中六學期均為公費生，每學期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以上情形可向浙江省教育廳調查，純系屬實。如能分發，至學校後，生願受任何考試，如成績不及該校之錄取新生標準，自願不能肄業，因生自信平素對高中各項功課均尚有根柢也。生有淪陷區退出之檔，畢業證明書於九月十五日至廣東省教育廳登記請求救濟時已由該廳送部核驗，可請抽驗之。現有廣東省教育廳出具之收據。為以環境困難，熱心向學，務祈照準為丁Ｈ缰林醒氪髮W能入學，則生自當排除萬難，即日來渝，因生之惟一志願，即為入中央大學也。無論可否，均請賜一覆書。通訊處：「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懇切上聞，專此敬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鈞鑒//學生查良鏞謹啟//十月七日//同行來桂之同學皆得復入桂林高中求學，而生則以高中畢業，故無校可進，務請准予分發。

原手稿或有筆誤，此處不作訂正。衢州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淪陷。根據衢州中學昔日師生的回憶，浙江省立衢州中學的校址原在衢州城府山，一九三九年的時候已遷至石梁；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侵擾浙西，衢州告急，校長陳博文決定遷校，師生於五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全部遷離。衢中遷校的第一站是常山縣芳村，但只停留約一個月，因日軍侵擾加劇，也傳聞有人企圖搶劫，學校於是再遷往遂安縣夏洲村，大約是當年的七月。浙贛西段的日軍於八月底撤回原防。衢州中學於一九四三年二月遷回石梁。
一九四二年各大學的試期應是七月中以後，查良鏞臥病兩個月，肯定錯過試期。查良鏞在信中提及同行赴桂的同學，假設是同行，理應與查良鏞一起向廣東省教育廳登記救濟，但上文提及的登記表未見有衢州中學的高中學生，而同行的人於抵達桂林後即轉讀桂林高中。查良鏞在南豐因病滯留兩個多月，夥伴同行的情況並不清楚，所以也可能是查良鏞抵達桂林後再跟各人會合。浙贛戰事始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查良鏞走的路線從浙江衢洲石梁鎮開始，到過江西的南豐縣和贛縣，之後是曲江，再到桂林。查良鏞表示當時衣物棉被盡失，只靠一點救濟費維生，雖然生活困窘，但字裡行間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當時希望能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但更大的志願是「法學院經濟系」和「中央大學」。查良鏞於九月十五日抵達曲江，即日便到省政府教育廳登記，登記表上填報借讀國立中山大學的志願，但之後即啟程前往桂林，十月七日信件上的通訊處是「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與登記表上的地址完全相同，足以說明查良鏞在韶關時已知道自己的去向。登記表上的其他資料與信中的資料基本相同。這封信的內容還有一個特點，查良鏞多番強調自己有不同的證明，包括「淪陷區退出之檔」，也有「南昌青年會」、「廣東省教育廳」和「桂林青年會」等單位的檔，也可請求「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和「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辕熕�」出具證明，可以猜想戰區退出來的學生當時必須有足夠憑證以資證明身份，而最重要的應是經廣東省政府教育廳呈繳的畢業證書，但當時的教育部應該還沒收到相關的登記表和畢業證明書，因上文提及的「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是十一日十一日發的，而這一封信於十月十六日已寄達重慶的教育部（見下）。
上述信件中的內容顯示查良鏞另有一封寫於十月一日的信件，惜未有發現。案卷中的該組文件另有一頁「教育部文電摘由紙」（一百七十二頁），備考一欄蓋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收到，批示一欄蓋印十月十七日下午到高等司，事由一欄填寫「懇請分發入學」，擬辦一欄見三列文字和多個簽名，但難以辨讀，文字可能是「（前呈----第四九○三四號）//已分發------先修班//此件擬存」，簽名者包括陳立夫和吳俊升等。如辨讀無誤，即十月一日的信件已見於當時的案牘。相同標題的案卷共三個，案卷號和起訖時間分別是6093（1）/1942.8-1942.11、6093（2）一九四二.1-一九四二.9和6093（3）1941.12-1942.8，而案卷中的各組檔也不全是按日期順時排列，筆者檢讀另外的兩個案卷後也再無發現。

查良鏞投考各學校的情況
查良鏞再次致函教育部申請，表示入讀中山大學的意願，但獲分發至先修班，他是否前往，不得而知；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國立中山大學公佈各院系的新生名單上，未見有查良鏞的名字，也未見有其他獲分發該校的學生名字。當年的中央振濟委員曾命該會第七救濟區對於經韶赴桂林和重慶等地升學的學生，全部發給免費乘車證。既然查良鏞強調自己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故筆者也就順便追縱相關的資料。《中央日報》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十四日連續四天公佈「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錄取各區新生的通告，錄取名單上合共五百三十九名學生，查良鏞的名字就在「重慶區」考生的名單上，依第一志願錄取。這說明查良鏞當時已排除萬難抵達重慶。名單上還有依第二志願錄取的名單和語文專修科的錄取名單，蘭州區的名單有待公佈，獲錄取的學生限於十一日一日至二十日期間到重慶小溫泉該校報到，逾期者將取消入學資格。但由於當日的新生宿舍未及落成，新生的報到日期延至十一月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保送生則延至十一月五日起至二十日止。另外，「國立中央大學」於九月六日亦公佈了重慶、成都和貴陽三處新生或轉學生的錄取名單，文學院五十二名、理學院六十四名、法學院一百二十七名、師範學院一百二十四名、農學院六十九名、醫學院四十九名、工學院一百九十名，另二年級轉學生六名，查良鏞的名字就在師範學院的名單上。國立中央大學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和八月一至三日，考生共有五千九百四十七名，法學院占一千四百八十二名，約錄取8.56%，而師範學院占七百一十七名，約錄取17.29%。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告末端其中一個「注意」事項：「凡因志願投考之院系名額已滿而取入性質相近之院系者入學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查良鏞在信中說他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但後來的選擇是中央政治學校，除了因為中央政治學校是免費以外，這個「注意」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入讀師範學院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
查良鏞是否同時報考了其他大學？查良鏞的信中還提及復旦大學和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和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西南聯大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和七月二十八日起。此外，當時的國立四川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及司法組政治系經濟系」也在招生，報名日期是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考試日期是八月六至八日。各校之間的試期，及其與國立政治學校和國立中央大學的試期亦無衝突，就資料所見，西南聯大錄取新生的名單上有查良鏞的名字，但名字是列在文學院而並非法商學院。
中央政治學校直接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該校原是國民黨培植革命建國人員的機關，與普通大學隸屬於教育部者不同。該校始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創辦中央黨務學校，修業年限原為一年，一九二九年六月改為四年，並以黨校第二期學生為政校第一期學生，一九四七年二月該校奉令與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從一九四三年七月份刊登的招生廣告所見，該校在重慶、成都、西安、蘭州、洛陽、桂林、昆明、泰和、永安和雲和等地共設置十個考試點，招一年級新生四百名，但前此教育部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高字第26723號訓令「中央政治學校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除由該校招考三百名外，另行規定二百六十一名，由各省市縣教育廳局保送」。重慶考區設在該校本部即南岸小溫泉，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報名，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口試，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筆試。根據同屆考生饒敏卿所述，中央政治學校考取三十二年度應考人數八千五百四十六名，錄取六百三十五人。考生須呈繳畢業證書、相片和體格及格證書。招生簡章規定的體格標準，男生須身長在一百五十八公分，體重四十五公斤，女生身長一百五十四公分，體重在四十二公斤以上。這是劃一的標準，饒敏卿的文章並記重慶區二千三百二十五名考生中，體格不及者多達四百七十二人。饒敏卿於一九四二年春畢業於浙江省立金華中學高中，也因為浙贛戰事而錯過試期，他的名字見於雲和區依第二志願錄取名單上（雲和區第一志願錄取三十三名，第二志願十一名）。他是九月二十九日接獲錄取通知，之後從浙東經閩贛湘桂黔至渝，走了三千多公里路，歷時三十四天。根據另一位曾重考的學生所述，口試沒有一定的範圍，視乎主管人員而定，時間也可長可短，老先生和新先生的問題也不同，該文還記下兩次口試須回答的問題，作者的建議是要多留心報章雜誌，而態度和口才尤關重要；筆試共六科，分別是國文、英文、黨義、數學（高等代數和解析幾何）、中外史地和理化。
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設有大學部、專修部和公務員訓練部。大學部設有法政、經濟、外交、地政和新聞五系，法政系分行政和法制兩組，經濟系分經濟行政、財政金融和統計三組，地政系分土地行政和土地金融兩組，外交和新聞兩系不分組，肄業期各為四年。專修部設地政、新聞、統計和語文專修科，語文專修科又再分蒙文、藏文和印度文三組。三十二年度只招上列五學系和語文專修科新生。公務員訓練部分高等科和普通科，分別收考試院高等考試初試及格和考試院普通考試及格的人員，前者訓練期四個月，後者半年，訓練期滿再試及格即可分發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服務。查良鏞入學以後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如何？上述饒敏卿一文關於該校的學習和生活有詳細的記錄，可資參考：
首為始業教育：始業教育為本校各科系班學生必經之階段，新生一進校，即開始始業教育，惟期間長短各異。按以往規定，大學部為一學期，專修科為三個月，普通科一個月，高等科三星期。始業教育期內，除授以基本課目外，更有精神訓練與軍事訓練。精神訓練之範圍甚廣，有關於本校之認識者，如本校校史、沿革、組織系統、教育宗旨與內容等。有關於本黨之認識者，如黨史，總理及總裁革命史、主義、政綱、政策等。有關於國內外大勢之認識者，加本國文化、政治、經濟概況，及國際情形等。有關於生活之訓練者，如立身處世為學辦事之方法等。此外又有音樂訓練以培養愛美之情感，有體育訓練以鍛煉堅強之體格，軍事訓練分學術科訓練及軍事管理二者，學術科訓練授現代國防知識，軍事學術科之基本要義，及軍事之基本技能。軍事管理在使學生養成簡單樸素，整齊清潔，勤勞刻苦之生活習慣，熟習確實、迅速靜肅、秘密之行動要領……本校設有特別黨部，下設若干區黨部，每一區黨部之下，分若干區分部，區分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組，每一學生均編入此組織系統內，而以區分部在小組討論會為實施訓練之重要機構。小組討論會每週舉行一次，由主管訓導列席指導。學生除參加小組會議外，又由訓導指定閱讀總理遺教等書，讀後各筆作記，送交主管訓導批閱。
由此可見，校內的管理相當嚴格。中央政治學校的大學部設於小溫泉，而這個校部原是重慶的名勝，饒敏卿描寫得非常優美，「四山環繞，花溪曲折，流貫其間，林木叢生，蓊鬱蒼翠，嚳舍錯落，掩映於綠蔭叢中，恬靜清幽，遠絕市囂。課餘暇日，利涉橋邊，憑欄遠眺，則可見萬山夕照，瀑布奔流之勝；花灘溪裡，扁舟蕩漾，則可覽數峰競秀，飛泉奔霧之奇」。該校學生的膳食由學校供給，衣履如棉大衣、棉軍服、單軍服、綁腿、皮帶、帳、枕等，也全部由學校供給，學生每月並可獲發二十元零用。理髮和洗衣免費，校方更把溫泉辟為浴室和游泳池。
圖書館約有五萬冊藏書，學校有法政研究會、經濟研究會之類的研究會社共十五個，研究會刊物出版之時，貼滿了走廊壁間。校內也不時舉行美術展覽會，展出中西圖畫、木刻和刺繡，又有歌詠團、話劇社、國樂平劇等組織，每逢節日或國慶和校慶，禮堂內歌聲舞影。此外，學生也注重個人的體格鍛煉。饒敏卿記述的簡直是人間樂土，與戰區何啻天壤。
筆者試比較另一篇文章，該文作者以為即使在軍事管理之下，但在相當範圍內仍然是很自由的，也認為該校的生活環境優美，同學有求知精神，邉语L氣好，生活上受著政府的優遇，學術研究和藝術生活也很豐富。故即使饒文有誇張之嫌，但某些學習和生活條件也應屬客觀事實。

小　結
查良鏞沒給自己寫傳，但某些傳記是經過他本人審核和改正過的，某些立傳者也跟他做過訪談以收集資料，而他也許認為沒必要告訴別人自己的所有經歷。查良鏞入讀中央政治學校一年多便遭勒令退學，不管是因為對校內的某些現象打抱不平，又或是不願投筆從戎，但他離開了中央政治學校後得表兄幫助而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卻又有機會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的原著和譯本。
年僅十九歲，已經歷烽火硝煙、求學入學失學。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些主角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艱辛，筆者無意於索隱，但個人經歷是否隱含其中，或未可知。儘管這些際遇暫難揭示與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的因緣，然而卻也不是絕對。金庸的第二部小說《碧血劍》，作者正是讓金蛇郎君在藏寶圖上寫上兩行字，要求得寶之人到浙江衢州石梁尋訪溫儀。
查良鏞在中央政治學校就讀那年的暑假裡，除了讀《資治通鑒》以外，還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睏了便直截睡在窄窄的長櫈上，睡了一個暑假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神雕俠侶》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查良鏞曾憶述這也許就是創作靈感的來源。
在結論補上這一筆，旨在說明本文整理出來的一段經歷的意義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學術界雖然有不少金庸傳記的專著，但關於查良鏞十九歲的這段經歷，只有傅國湧的《金庸傳》（修訂版）寫得比較詳細。作者引述程正迦的回憶錄，補充了查良鏞與另外七名同學（江文煥、王浩然、黃文俊、吳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和朱卿雲）結伴西行的經歷，各人大約是在贛州分道揚鑣，查良鏞表示去湖南找老同學，一九四二年冬輾轉到達湘西。傅著的一大特色是成功利用檔案的資料，其中包括杭州市、衢州市和浙江省檔案館的庋藏，筆者在二檔館無意中也發現了兩則，謹此也略作補苴。查良鏞先生已逝，亦盼以茲紀念。
（作者鄭振偉系澳門大學學者）

排版：高玉婷/審核：陳志明

刘国重

金庸与沈德绪



金庸是海宁袁花镇人，沈德绪是嘉兴新塍镇人，都是1923年出生，金庸比沈德绪略大几个月。1936年、1937年，他俩同在浙江省立嘉兴中学(今嘉兴一中)读初一、初二。1938年到1939年在浙江丽水碧湖联合中学时，两人又是同班同学。
金庸中学时代，学习方法特别，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讲却十分专心，考试成绩非常优异，初中升学考时名列全校第二。金庸课余特别爱好文学，看小说又多又快，一目十行，而又过目不忘，两三个钟头就看完一本书。他的字也写得既快又好。他跟沈德绪说：“写字一要清楚，二要快，三要漂亮。”
沈德绪学习也非常用功，上课时不停地记笔记，生怕漏掉老师的讲课内容。沈德绪在赣州联中毕业经江西全省会考，成绩优异，是保送浙大的第一名。在嘉中和碧湖联中就读期间，金庸沈德绪亲密无间，可谓形影不离。有一次，金庸读了《鲁滨孙漂流记》后，约了沈德绪等小队同学野营到距校园9公里的丽水碧湖由瓯江冲积而成一个孤岛上，自己造饭，生活了3天。
当时由于日寇的全面侵华，碧湖联中的经济相当匮乏，学生中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五病流行。金庸得了疟疾，在当时极为缺医少情况下，沈德绪日夜陪伴和照料金庸，直到一星期后病情好转再后来完全康复。1981年8月的一天，金庸、沈德绪、朱帼英等几位老同学聚会，酒至三巡，金庸请他夫人、儿子站起来，当着全体宾客，朝着沈德绪说：“我们一道向沈伯伯敬酒，我的命是沈伯伯救的!”
中学时代结束后，金庸走上了文学之路，沈德绪走上了科学之路。金庸在港从事报业活动，自1955年起业余创作武侠小说，一发而不可收，写了《书鲥恩仇录》《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15部精美的作品，部部有新招，本本都畅销，全被搬上影视屏幕，给全世界华文读者和观众送上了丰美的精神食粮，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了汉语言文学。这些小说先后被译成英、法文、泰文、韩文等外语出版。他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稿酬和版税。这使他为香港回归祖国的社会活动更有影响力，也为他屡屡在祖国内地捐赠文化、教育、卫生及慈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碧湖联中高一时，金庸因写了一篇不满当时黑暗现实的文章而被逼退学。
与此同时，沈德绪在杭州浙江农业大学与后来的浙江大学，也已从事50多年的教育工作，先后给2000多名本科生上课，培养出5名博士生、20名硕士生，还编写出《果树育种学》《果树育种实验技术》《园艺植物遗传学》《柑桔遗传育种学》等15部书。如56万字的《果树育种学》早在1996年就被译成外文出版。
据他在申报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的材料中统计，他培育的“浙大长”萝卜、“早雀钻”蕃茄、“黄花”梨等新品种在全国推广以来，据可靠的估计，为国家累计创造利润580亿元人民币。但沈德绪教授一直是两袖清风。他的一些著作出版时不但拿不到一分钱稿费，还往往要倒贴一大笔钱。
比如有一本著作曾获得有关出版基金的资助，他仍要拿出17000元贴进去。还有农业出版社出版的《果树育种学》被译成朝鲜文出版，他一直未拿到分文版税。他说打官司也陪不起时间。谈及沈德绪教授著书立说甚丰而个人收益甚微时，他夫人周佩珩教授说：“他写的科技书读者少，而农村里农民要的又买不到，出版社也赔不起。”
时间老人匆匆走过60年后，金庸与沈德绪殊途同归，有一段时间竟又走到浙江大学一起来了：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沈德绪当时任浙江大学园艺系博士生导师。金庸先生因卓越的武侠小说热销而获得丰厚的报酬，当然可喜可贺，可圈可点。
但同样写了15部书的沈德绪教授的境遇却值得我们深思怎样来保护沈德绪教授这样的知识产权。沈德绪教授他为国为民创造的经济效益给本人哪怕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那他出版新著就不会面临拿不出足够的钱而尴尬了。沈教授曾经开玩笑说，凡种植他研制的新品种的，每亩增收几千元，每年付他1角钱，他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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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庸先生好友、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告诉记者，云松书舍是杭州市政府出地、金庸出资而建，包括装修总投资应该在2000万之上，均由金庸 先生出资。“金庸先生只在云松书舍住过一个晚上”，张浚生透露，1996年云松书舍建成后，金庸先生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了，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 好，所以决定将云松书舍无偿捐赠给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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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梁羽生的友谊是持续终生的。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后，每次回香港，金庸都做东请客，金庸去悉尼，梁羽生也会去看他。两人每次见面，都会下几盘棋。梁羽生老家广西梧州市蒙山县城的梁羽生公园，匾额也是金庸题的。
       罗孚作为地下党骨干，曾经向香港左派报纸传达了中共高层的指示，让他们停止攻击金庸和《明报》。上世纪七十年代，罗孚经常和金庸秘密会面，互通有无。林彪出逃事件，就是罗孚透露给金庸的，让《明报》抢了个大独家。
       陈凡1997年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逝世。他逝世前，曾写信给金庸，讨要一套作品集。金庸托专人送交陈凡一套亲笔签名作品集。在金庸看来，这是陈凡向他示好，希望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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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的顾问名单中，就可窥见一二：
       王蒙、王德威、白先勇、田长霖、李天命、李远哲、李焯芬、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余英时、吴冠中、吴清辉、杜维明、金耀基、周策纵、柏杨、胡菊人、查良镛、徐立之、高行健、夏志清、马悦然、唐德刚、张信刚、张错、黄永玉、黄玉山、黄苗子、痖弦、郁风、葛浩文、董桥、杨振宁、潘宗光、郑愁予、郑树森、刘再复、刘绍铭、刘梦溪、刘遵义、戴天、龙应台、聂华苓、罗多弼、饶宗颐、萧乾。
       金庸自己，也在顾问之列。事实上，若非金庸的影响力，《明月》是断不能排出如此豪华的阵容的。
       而《明报》历任总编辑潘粤生、梁小中、王世瑜、董桥（曾任《明月》第二任总编辑）、张健波（曾任《明月》第三任总编辑）、刘进图，个个堪称香港新闻出版业的大将。除了董桥和张健波之外，《明月》历任总编辑胡菊人、古德明、古兆申、邱立本、潘耀明也都是一时之选。后来创办“香港财经风向标”《信报》的林行止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资料员，受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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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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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文/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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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这次倒不是先斩后奏，而是提前征得了三位作者同意的。其时金庸正在连载《碧血剑》，而神秘的“百剑堂主”的处女作《龙虎风云录》才刚刚发表了几天。由此可见，这百剑堂主动笔最晚，出版量也最少，按常理说来，无论如何三人中居领导地位者也不应是他，哪知实情却恰恰相反。

　　却说《三剑楼随笔》初刊报章之时，因是按照次序分日轮流刊登，作者一时倒还并无名次之别。可轮到刊印单行本时，排名就总应有个先后之分了。按照现今的观念，无非就是“金、梁、百”或“梁、金、百”两种排次吧？哪知书的排名竟是“百、梁、金”！就连刊登副刊时和出单行本时的《三剑楼随笔》五字标题也出自百剑堂主之手。甚至最后的结语以及在单行本另加的《正传之前的闲话》等介绍文字，也悉由百剑堂主一人执笔。从这些角度去看，说金梁二人同意以百剑堂主为首，应不是臆度之言。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百剑堂主”何许人也？潘亚暾、汪义生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曾经指出，“百剑堂主”为“左派报人陈凡”。这个结论虽对，但在当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直到陈凡在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９日逝世后几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8226;大公园》版刊一联追悼，编者亦附加说明“《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脍炙人口，极受欢迎”时，百剑堂主之为陈凡始不复再有疑问。梁羽生所作《挽陈凡》一联如下：

　　三剑楼见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这联语里不但充满他与逝者交往的动人故事，还蕴含了一个典故。适值他们动笔写《三剑楼随笔》前夕，梁羽生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正准备由香港伟青出版社出书。出版社提出在书前写个“开篇”，对全书内容作提示性的概括。梁羽生便依言写了一首，被陈凡偶然看到，他帮助梁羽生将诗改了一改，联中的“真名士”、“迈俗流”就是陈凡修改而成的诗句。改好之后，二人便署“中宵看剑楼主”之名，交给了出版社。现在梁羽生又用这两个词来哀挽陈凡，真是倍感伤痛和追忆。

　　笔者谨按：文中关于“中宵看剑楼主”的若干猜测，只是侦探个人的推测，或许实有其人也未可知，待详考。另，附中宵看剑楼主《题同门弟梁羽生＜草莽龙蛇传＞（代序）》一诗如下：

　　一去萧萧数十州，相逢非复少年头。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当日龙蛇归草莽，此时琴剑付高楼。自怜多少伤心事，不为红颜为寇仇。

　　三个月后，《三剑楼随笔》无疾而终，报社一共得文８４篇，其中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各写２８篇。而这时《七剑下天山》却还没有结束连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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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补贴名目更加繁多。放在明面上的有“养廉银”，一个知府每年能领取白银1200—4000两，一个县令每年能领取白银600—2000两。

图：清代地方官每年领取的养廉银数额（单位：两，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整理）

私下里又有各种“陋规”，包括“火耗羡余”（州县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多征的部分）、奇零折算（将百姓纳税时多出的零头归公）、操纵汇率（以高于市场的银钱比率，折算百姓上缴的铜钱），以及乱征杂税等。⑧

这些收入名义上全部充作衙门公费，因此收受“陋规”通常不被视为贪污。

那么，地方官究竟能从中受益多少呢？光绪年间的官员胡家玉说：

“即以南昌一县而论，丁银四万八千余两，每两以加二钱四分计之，岁取银万余两。漕米五万六千余石，每石以加三钱二分计之，岁取银一万八千余两。该县养廉银一千九百两，比养廉多十五六倍，比巡抚、藩司养廉多三四倍……此盈千累万者，徒饱该县私囊也。”


这即是说，江西南昌县的县令，在正税以外，每年至少加收白银3万两，作为额外收入。⑨

学者张仲礼发现，依据当时宗族要求族中官员捐款的额度表，知府要捐的款项比县令多50%，于是他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推算，知府每年的额外收入至少在白银5万两左右，大约是其固定薪俸和养廉银总额的20倍。⑩

综合来说，中国历代地方官的俸禄不高，常常有人“哭穷”，但事实上，他们的俸禄收入已远远高于治下百姓。再加上官员本身的特权及额外收入，地方官基本都能过上较好的生活。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乃是毫不夸张的现实。



注释

①赵光怀：《吏员制度与秦汉政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

②刘海峰：《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志》。

④万琪：《明朝文官俸禄探析》，苏州大学2011年。

⑤张兆凯：《两汉棒禄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⑥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⑦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⑧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42—46页。

⑨柏桦、吴爱明：《明清官员俸禄——兼论高薪养廉》，《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

⑩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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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金庸，爱恨情仇是吾乡
原创： 江宴 高光Highlight 2018-11-12






采写｜江宴



2018年10月30日下午，一代名作家、《明报》创始人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今日下午，金庸葬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金庸的骨灰将安置在哪里？会被迁回故乡吗?



金庸去世当晚，在与香港相隔1000公里外的，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金庸的故乡，老家的亲人们就开始发愁了，除了安葬事宜，他们那时考虑的是如何为这位同族里最杰出的前辈，在其旧居举办一场不失体面的悼念会，虽然他们并没有收到金庸香港亲属发来的任何消息。



袁花镇，对于金庸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人生的前20年都在此渡过，剩下的70年中，他因为父亲的死因，逃离、并刻意的遗忘了这里，袁花镇集结了金庸的爱恨情仇。



然而在金庸的故乡，《高光》却从其同族堂弟口中得知：“金庸的骨灰有可能被迁回故乡，相关部门正与其家人进行联系，希望老先生的遗骨能够落叶归根。”



同族堂弟还称：“早前，海宁市有关部门未经金庸下属公司明河社授权，在其故乡修建了侠客小镇，一度惹恼了金庸家人，明河社为此事专门发了一纸律师函。



家属与当地部门渐生嫌隙，金庸骨灰被迁回故乡的难度更添一层。





旧恨



从杭州萧山机场驱车，花费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金庸的故乡—袁花镇新伟村。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溪水围绕着村间的房屋，绿油油的橘子树上结着金黄的果儿，桂花树在这个季节，散尽了最后一点余香。





（金庸旧居的橘子树）



正准备打听金庸旧居的时候，恰好看到了一位阿婆，她正在忙着往自己三轮车上扔一些捡来的树枝。



“阿婆，金庸旧居怎么走？”阿婆听见我们的询问后，连忙抬起了头，为我们指路，当询问她是否知道昨天晚上金庸去世的消息时，她愣住了神，十分惊诧。



随后她腼腆地笑了笑说：“我年纪大了，不怎么看新闻，他在我们这儿可是大名人，不过我没见过他，他从来不回来，他不喜欢这儿，回来他心里难过。”



这桩令金庸难过的往事，对于熟悉金庸的生平的读者来说，都不陌生。1951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氏家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抗粮不交“等地主罪名一并审查，与此同时邻村的一个土匪揭发他窝藏。



1951年4月26日，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枪毙处决。金庸的家，查氏的大宅子“赫山房”也被村里人拆了，木料用去修村里的人民公社、大会堂、小学，家里的田地也被分的一干二净。





（金庸旧居设的灵位）



虽然这个案子后来被平反，然而金庸父亲的命却再也挽救不回来。1981年7月18日，作为第一个被邓小平接见的港澳人士，邓小平向金庸道了歉，感慨：“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也颇为乐观的回应：“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嘴上的放下并不代表心里的放下，1992至2008年期间，金庸6回故乡，他的足迹踏遍了海宁市、盐官镇、离村里最近的一次他甚至回到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但是他的足迹始终没有再向自己的旧居迈一步。





故居



步行一公里，赶在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金庸旧居“赫山房”。只见在其门前，有着一汪绿色的大池塘，里面肥胖的白鸭子撅着屁股游来游去，周围树木丛生。







黑色的木制大门，透露出一丝森严，穿过回廊，走进赫山房，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人。一打听，很多都是查氏族人，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为金庸举办一场体面的悼念会。



在这群族人里，有一位和金庸关系十分密切的亲人，金庸先生的忘年交，远方堂弟查雪梅（原名查良华）。查雪梅的爷爷，当年是被姑父蒋百里（蒋百里原配妻子为查品珍，查品珍也是金庸姑母）推荐去的上海盐务局工作。



随后其爷爷又带出了村里的多位族人，其中就有著名实业家查济民。查雪梅和金庸结交，源于他在上世纪90年代，移居香港。多年来，查雪梅成为了金庸与故乡的连接的一根桥梁。



今年刚刚五十六岁的查雪梅，有着和金庸一样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上挂着同款笑容。从他的口中，金庸不回故乡的原因也再次被印证。



查雪梅感慨：”杀父之仇，男人一生的恨。”



对于金庸旧居赫山房的重新修建，与查雪梅从中牵线有着密切的关系。查雪梅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些小故事。



“当时是我带着海宁市领导去见的金庸，其中有个小插曲，恢复赫山房的的过程中，资金还差300多万。地方希望金庸能把这个钱填上，金庸就说我本人没有要求建这个，你们要建，可以建小一点，卫生一点，让游客后人看看就行。”



金庸为什么不乐意掏这笔钱呢？查雪梅也给出了答案。



“当时镇反运动的时候把他家房子拆了，后来金庸见了邓小平后，地方有关部门落实了政策，给了他1.64万块钱，这笔钱他没有要，直接捐给了他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现在再让他出这笔钱，他怎么会愿意？”





故人



故乡在金庸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但在袁花渡过的童年生活，在金庸的记忆里却从不曾褪色，故乡的美味金庸也无法忘怀。



“冬天霜打过的青菜，一煮就是甜的。臭豆腐通过饭店加工，不是油炸的，用蒸笼一蒸，加一点点菜油，味道特别香。每次我都是早上准备好这些东西，中午坐飞机回香港，给老先生带过去。他吃着说，真舒服，是妈妈菜的味道。”



查雪梅嘴里的金庸，贪恋着故乡的味道。



2000年，金庸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文章《月云》。文章一出立即在文坛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是一篇怀旧散文，讲述了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人终于被他写在了纸上。



文章中，他也提及了自己的继母“瑞英”。



金庸的继母本名叫顾秀英，是金庸母亲徐禄的陪嫁丫鬟，在金庸母亲故去后，她便撑起了这个家。随后生育了六个儿女，对于丈夫之前的四个孩子，她经常会寄钱补贴他们的生活。



外界后来对《月云》的很多解读是错误的，文章中月云并非金庸的继母，只是他的小丫鬟，瑞英才是他后来的继母。



“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



在《月云》这个故事里，金庸的这位继母，心善又聪明，帮助惹事的小丫鬟月云，又特别擅长安抚金庸。



顾秀英对于金庸一直颇为挂念，1989年她去世的时候，交待自己的二儿子顾良楠，守在老宅，等你二阿哥（金庸）回来。



顾良楠守了19年，但是始终没有等到自己的二阿哥。在金庸旧居，我们见到了金庸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顾良楠，是一个极为朴实的老人。在金庸逝世后，他在旧居忙里忙外招待着，前来悼念的金庸迷们。



他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一套剪裁不太合体的旧西装，裤子上还粘了灰，瘦瘦的面庞上透着红扑扑的光。




每当讲起曾经的过往时，他的眼里都会泛起泪花。“我小时候读过私塾，后来父亲去世了，家里的田也被分走了，就没有钱再读书了。我们那时候吃不饱，妈妈带着我们六个孩子不好过，哥哥他们比我年纪大很多，早早就出去了。”



特殊的历史原因，让查良楠不能像自己的先祖一样一路求学。他根本没有机会，像自己的哥哥金庸那样走出袁花镇，名震天下，他的人生被定格在了这个小小的村庄。



查良楠的一句话令人颇为感慨：“有本事的人都离开了村子，我只能做农民。”



幼时与自己的哥哥一别后，查良楠再也没有见过金庸，他给哥哥写过信，但没有等到过哥哥。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哭着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怪我没有保护好父亲，所以从不回来看我。”





新怨



对于金庸与弟弟的这段往事，我们也询问了他的堂弟查雪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生活的环境一样、人的层次不一样、教育不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从海宁过来，我们发现当地对金庸的悼念活动并不多，除了金庸自己族人准备搞得悼念会外，并没有什么官方的纪念会。与此前金庸6次回乡的隆重，有了鲜明的反差。



查雪梅对此事道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次活动，本地相关部门压根没有出面，我们和当地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之前我这边提议可以在金庸故乡搞个金庸小镇，让游客、后人们看看这个武侠主题小镇，当地领导觉得很好，因为涉及知识产权，我提出需要要拿出几个方案来，再派人跟金庸下面的公司明河社去对接，把这个事情做好，对方觉得想法很好。”



然而事后却让查雪梅大吃一惊。他发现海宁市单独搞起了金庸小镇，这个小镇并没有得到金庸公司的授权。



查雪梅对于这种做法十分恼火，招呼也不打，金庸的所有小说都是有知识产权、涉及版权的。



金庸的著作版权，对于他的后人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此前有媒体报道，一部由天龙八部改编的游戏，需要付给金庸先生方面的版权相关费用可能过亿。 2016年，金庸曾公开表示，周星驰在电影《功夫》拍摄完成后，曾因电影中使用了小龙女等金庸武侠小说中原创的名字，向金庸付了6万元版权费。



随后，香港明河社果断因为此事发了一纸律师函。“这个事情可以坐下来沟通、商量的，他们不沟通、不商量，像小孩子闹气一样。你金庸小镇不让我搞，我搞个侠客小镇，跟你没关系了吧。”





（当时的律师函）



“这个事情越搞越僵。而且主要是当地也不愿意跟我们坐下来谈，所以这次海宁没有太多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



查雪梅为了此事周旋了很多次，据他讲述，之前他专门把金庸儿子查传倜、以及身边人叫来谈这件事，传倜他们住了一个晚上，但是海宁有关部门却拒绝接待、会面。



这件事把查雪梅一行人搞得很火大。“经常会让我们快点回到家乡来，捐点什么东西，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讲的特别庸俗。”





晚年



对于这件令查家人不太开心事情，金庸先生并不知晓。



“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他3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无意识的状态，我们每次去医院看他，他脸上会有一个个微笑的表情。他自己吃也不能吃，通过管子灌进去，字也不会写，表述也不能表述。”在查雪梅看来，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作为小辈子女们也只能维持这样。



追问起金庸晚年的生活，查雪梅沉思了一下说，他特别爱下围棋，经常一下就是一天。



晚年的金庸也会给亲人们讲述一些当年的故事。“邓小平，1981年第一个见得港澳人士才会是金庸。因为司机的问题，晚到了5分钟，金庸迟到了，他见了邓小平鞠了一躬。邓小平说，今天朋友相见，把规矩先放到一边。这种细节，都是老先生自己讲的。”



晚年的金庸信仰的教条是看破、放下、自在。随后他不再与官员见面，除了朋友来家里他家里看他，他不太见生人。



对于金庸在内地的被捧上神坛，查雪梅道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真正出名，还是因为写一些社评。”



后来，金庸逐渐把他的报纸《明报》做了起来，有这个平台，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不过，他平时总会说想不到自己的小说超过了自己报纸，“想不到”这个词被他重复了好多遍。



“现在有关部门一直在做工作，希望能够把老先生的遗骨迁回来，让他能够落叶归根，但我个人觉得可能真的微乎其微。”



在谈话的末尾，《高光》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个消息，金庸爷爷的坟墓之前被发现了。



查雪梅笑了笑，轻轻的说了一句：“他的爸爸、爷爷的墓早就找不到了，尸骨也做了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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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金庸祖父查文清的乡试硃卷被发现
原创 思绥草堂 思绥草堂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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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曾在浙江上虞购得一批科举方面的古纸。因为对此并无研究，一直塞在一旁，少有翻看的机会。最近因为面临折迁，草堂却依然不知何去何从，每日总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常站在书架边发呆,无意中抽出了这些古纸中的一些朱卷翻看，却有了意外的发现，未免小兴奋了一下，也算是一舒往日郁闷。

这堆朱卷总共有四五十份，主要是绍兴和宁波地区，其它地区只有几份。时间最早在乾隆，至迟到清末的光绪。既有乡试朱卷，选拔贡卷，也有几份会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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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享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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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监临督学部院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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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纸是告知浙江通省应试诸生知悉的特示，也就是考试时需要遵守的规矩。纸宽51厘米，高26.5厘米，同治九年活字印刷。请教了萧山科举文化博物馆钟妙明馆长，钟馆长认为这一类物件非常罕见，史料价值很高。

相类似的，还在一份，是在上虞王登堦的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朱卷前面手写的《棘闱事宜》，多达四页，字迹相当工整。文中最后说：“科名得失，虽曰天命数，然必人事尽，而后天瑞归焉。每见老成名宿，或以注误为伤，俊彦新才，多以差讹抱恨，失一时之检点，致三载之空劳。卞泣随悲，千秋同叹。不揣迂陋，谨列规条，亦人所共知之内，用助百密一疎之诫云尔。”殷切告诫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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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同怀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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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榜而汇刻朱卷的,称之为“同怀朱卷”。这一份“同怀朱卷”是上虞县钱殿宣、钱殿灿兄弟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的乡试朱卷，兄弟分别中式第四十四名和八十四名。

朱卷多而同怀朱卷不多，毕竟兄弟同榜也不容易。清晚期“同怀朱卷”还偶有见到，乾隆时期的“同怀朱卷”则相当稀少。

钱殿宣、钱殿灿兄弟出自上虞丰惠的通明钱氏家族，为家族二十八世。兄弟俩是这个家族首次中举的读书人，到光绪二十年钱会为止的一百多年间，这个家族出了进士二人，举人十八人，贡生十六人，庠生不计其数。可见兄弟俩对家族读书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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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间，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前往镇海途中，沿四十里运河经通明坝时，决意停船靠岸，看望曾经的同窗好友、同榜进士钱騋。钱騋（1776—1838年）是通明钱氏三十世孙，受朝廷器重，官至荆州道台，为官二十余载，清贫自律，崇尚节义，囊无私蓄，被道光帝誉为“真读书人”。

03

活字泥版印刷术发明人吕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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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昌吕氏朱卷有三份，分别为光吕衷谦绪（八年）壬午科《浙江乡试朱卷》、吕秉常光绪（十四年）戊子科《浙江乡试朱卷》、吕家骐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浙江乡试朱卷》。三人为共一家族，始祖均为吕由诚。但只在吕衷谦的“履历”中，发现了“曾伯叔祖”吕抚的世系记载：“抚，邑庠生，乾隆朝举孝廉方正，著有《圣学天地》《天文地理》《帝王三才一贯》《羲经》《皇极经学》《正修天人》《变化百忍》《乐天年谱》等图，并《教家箴》《二十一史演义》《皇极数趣园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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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抚生于康熙十年，于乾隆元年举孝廉，虽博览群书，却屡试不第，后隐居乡间，专心著述。让他后世成名的，就是研制成功了简便科学的活字泥版印刷术，将自己的《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付梓，从而刷新了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一成不变的印刷史，被誉为“中国印刷史上一部奇书”。这份关于他的著作书目，比之他们家族《吕氏宗谱》中收录的《吕逸亭翁墓志铭》记载，还要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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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光绪（十一年）乙酉科

《浙江乡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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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1849—1923），字沛思，号沧珊，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先生（查良镛）的祖父。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他所讲的“丹阳教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曾收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查文清身为丹阳县令，在处理“教案”事件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不肯为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的高风亮节，令后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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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册是他的乡试朱卷（右图）。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是他的会试朱卷（左图）。很显然，他的乡试朱卷是首次发现，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名人家谱中，有一份续《红楼梦》作者高鹗的家谱，用的就是他的朱卷（收录在《清代朱卷集成》）。所以，把这册查文清朱卷，当作金庸家族的家谱，也是有例可循的。https://mp.weixin.qq.com/s/sv1TmJCccoaZ8ouJiA6hzA

刘国重

丹阳辛卯教案新解  特别鸣谢作者Dyszh先生YGHYBS@YAHOO.COM.CN
        光绪十七年（1891年）6月1日，古城丹阳爆发了一起震惊中外、撼动朝野的大案，人称辛卯教案。对于此案的来龙去脉，众人传说纷纭，史家着墨亦不算少，远的不讲，单就地方或邑人而言，都对之作出不少叙述，在此谨摘录几段：
        镇江市教委、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镇江百年反帝斗争》一书云：3月的一天（原文如此），天主堂的传教士在搬迁物品器具上船，运到别处去。这时，有几个丹阳人上前观看，觉得奇怪，便绕到教堂后面的桑园去看是不是有死婴，有人用脚踢了一下沙土，浮松的沙土经轻轻一踢，便散开，顿见婴儿尸体，再踢沙土，又见死婴，一路踢去，都有死婴发现，人们惊呼起来，进入教堂寻找，竟没有找到一个活婴，闻讯涌向天主堂的众人怒火中烧。“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儿！”的消息不径而直走，人们纷纷涌向县城，涌向天主堂门口，护城河两岸、东门大街、中市大街，尽是愤怒的人群。那个亲眼看见教堂掩埋婴儿的丹阳人，带领群众奔向桑园，一下子挖出60余具婴儿遗骨。一个叫张士洪的人点起火柴，焚烧教堂，火苗很快窜上屋顶，蔓延开来，大火熊熊的一直烧到夜晚，映红天空。人海中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丹阳人民有一种从没有过的畅快，一吐心中积郁多年的愤怒。事后，镇江知府王仁堪闻报，亲往丹阳检验，果验得孩尸70有余，还发现一匣内藏有头骨三具。此外，对于教案，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研究文集第四集中的《漫话丹阳天主教》一文也有所提及，最为详细的是丹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学艺术联合会联合出版的《神州丹阳》中《辛卯教案》文章，对案发经过叙述较为细腻，指出是“一个操外地口音的说‘纵火’。随即有人执火烧堂”。日前，南京的金建陵先生也在丹阳ribao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
        尽管上述文章对于辛卯教案的叙述不尽一致，大都由于研究的角度和视野受限于资料搜集范围偏窄，因此对于该教案与周边地区教案的相互关联、爆发风潮的真正幕后推手以及朝廷大内对于这一案件的认定和处理情况难以深入探究，致使丹阳教案虽然已迄今已经历117载光阴，依然云遮雾障，仍有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
        笔者根据近年来陆续收集到的一系列史料、资料，经过对比分析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丹阳辛卯教案不是一起孤立的当地民众反对洋教洋人迫害中国孩童的个案，而是长江沿线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的一个缩影，故史称“长江教案”。其幕后组织者是流行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封建帮会组织哥老会，甚至连纵火焚烧教堂的始作俑者都另有其人。由于这场运动直接撼动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威胁到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各种利益，迫使帝国主义再次祭出近代历史上对付中国屡试不爽的法宝----炮舰威胁，清朝统治者也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频繁发出旨意要求各级官员立即镇压暴动，严密防范，并对镇压不力甚至同情民众运动的官员不惜撤职罢官。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合作联手，从而使这场运动迅速得到平息。
        追昔抚今，这场运动是因何而发端？哥老会何以能够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组织者，并在丹阳天主堂前如何上下其手？究竟是谁对丹阳县令查文清大加鞑伐，导致其丢官卸职、解甲归田？光绪皇帝及其众枢密大臣在教案中是如何应对的？在清廷内部又有着怎样的一场斗争？种种情形，在事毕百年之后的今天，笔者将引用《清季教案史料》、《中国会党史料集成》、《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8226;清季教务档》、《刘坤一遗集》等一系列史料档案，为你一一道出其中的隐情。重点从哥老会的举事活动以及清廷的应对善后两个角度来进行披露和展示一些鲜为人知的秘辛，以揭开笼罩在丹阳辛卯教案之上长达一个世纪的扑朔迷离和重重迷雾。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
        一八九一年五月至九月，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斗争的烽火蔓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多愤然而起，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长江教案”。
        从鸦片战争时起，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大炮和商品进入中国。在他们的之中，除少数专心于传教事业者外，其余大多则充当着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和帮凶。他们的活动，是以当时殖民主义者以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国为目的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经说过：“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于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它不单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第173页）因此，他们的侵略行径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与斗争。   
        早在“五口通商”时期，教案就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渐次发生。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就像洪水猛兽般地猖獗进入中国内地。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国人所兴办的教堂以及其它教会机构更是星罗棋布，长江流域地区也是教堂林立，教士遍布。单就江苏一省而言，就有大小教堂六百零八所，仅当时的镇江府的丹徒、丹阳两县就各有八所。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有法国籍356人、意大利籍130人、德国籍14人、日本籍28人、比利时籍5人，总计533人；而归化的中国籍教民，仅江南两道有十万三千八百十三人，全国共有四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人（引自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江苏各府县教堂清册、十一月初四德国公使巴兰德清册数据）。这些教士以教堂为据点，以本国的强权外交、强横武力作为坚强后盾，凭借其享有的治外法权身分，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而其中直接侵害到民众利益和影响到社会民众生活的罪孽是：霸占土地房产，包庇教民欺凌百姓，拐骗和残害儿童。
        以长江沿线的几个地区而言，基督教的耶稣会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霸占了约二百万亩土地，仅在松江的佘山即占地六千余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教会还在各个地区大量购买房地产，从事出租和剥削。据一八八四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报告，镇江开埠以后，“每个教派都买了地产，建造了漂亮轩敞的房屋”。同年三月四日，上海《申报》就揭露，镇江租用教会房产的租户，因生意清淡，要求减租。传教士不肯，因而聚集请愿准备罢市的民众达二三万人之多。教会在镇江占有房地产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确实，在外国教会招引的教徒中，不乏穷苦民众。他们“吃教”的目的，本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精神世界，逃避贫困潦倒的社会现实，避免遭受封建势力的压榨，同时也想得到一部分教会对他们的生活赈济。但是，有不少流氓恶霸、地痞无赖厕身其中，“一入教中，即成化外，”（《清季教案史料》第56页）教会为利用他们“干预公事、挟侮长官”，还将治外法权扩展到这些人中间，“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43页）。在教会的包庇下，这些无赖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为，罄竹难书。
         教会在各地举办的一些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一方面是吸引教民的法宝，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合法外衣的遮掩下，拿中国贫苦病人作试验品或是教学实验的工具，更有信奉各种异端邪说的教士将孩童作为提炼长生之药的“鼎炉”，干下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不法勾当。
        上述种种，成为长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教会愚弄的导火索。

二、长江教案发生的特点
        一是规模声势浩大，播延速度快捷。斗争的发端始于安徽芜湖。五月十日，有群众指控教会“迷拐幼孩”，将天主教会的两个修女扭送到保甲局和县府讯办。由于教堂神父及英国领事馆的干涉，二修女被释放。次日，芜湖城内又失踪一幼孩，群众怀疑教堂又施伎俩，万余民众“攘臂直前，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将教堂、教会学校攻打焚烧，接着，又围困海关和英国领事馆。后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带兵前往镇压，群众始散（《芜湖闹事实情》，《益闻录》1891年5月20日；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11-23）。芜湖教案一经爆发，立即在安徽各地和长江沿线引起连锁反应。五月十五日，和州民众愤然指斥当地天主教堂教士“迷拐幼孩”，包围教会学塾，“挥臂群呼，非烧即杀”。五月十七日，安庆城内四处张贴“约定本日闹事，与天主教为难”，当日上午即包围了教堂与育婴堂。五月二十三日，广德州城内聚众五六百人，围攻教堂（《益闻录》1891年6月6日）。从六月一日起，反教烽火绵延发展到了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区。而发生在丹阳的教案，更是令斗争形势如火如荼。六月一日丹阳教案爆发，不到十日时间，“江苏之丹阳、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教堂，接踵而被焚被烧”（《刘坤一遗集》第698页）。六月五日，浪潮席卷到江西湖北交界的武穴，千余名群众烧毁了基督教卫斯理循道会的福音堂，英国教士金姓、海关职员柯某被乱民打死。九月一日，宜昌民众因追究天主教圣母堂拐卖幼孩，遭到美国圣公会的枪击，群情愤怒，烧毁了圣公会和圣母堂。在此期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上海也流传着号召群众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为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国务院报告：“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发生”（《美国外交档案》，1891年第398页，下同），“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帝国主义列强迅速行动起来，对这场爆乱进行武装威胁和镇压，致使“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进而，田贝还呼吁“在亚洲海面上的美国舰队应该加强。”
        二是下层人民群众成为斗争主角。由于这场教案斗争是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城镇，所以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破产流浪者等下层民众。在宜昌教案中，据张之洞报告，攻击教会最激烈的，是“码头挑夫、上下民船水手、流寓游勇。”外国传教士也说，纵火焚烧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住宅的，是“湖南船民和游勇、四川船民、街头流浪者，还有来自江西贵州省的人。在芜湖教案中滋闹教堂的，主要是城市贫民。丹阳教堂被焚后，出来抢拣被烧焦的木村和砖瓦的，有船民、乞丐、吸鸦片者等。”（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9）
        三是哥老会是这场斗争运动的主要推手。早在一八九一年的五六月间，教案在长江下游开始爆发时，一些外国观察家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场运动是经过预谋的。史学家根据当时参与运动谋划的哥老会骨干成员曹义祥等人的供词，确证了哥老会是预谋者以及掌握了会中的一些斗争策略。据曹义祥、唐玉亭等供称，他们系湖南人，加入哥老会后，即来江苏仪征、扬州等地，散发布飘，纠人入会。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哥老会头目蒋桂仿同苏德财、刘玉到曹义祥家说：“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教堂，已约允在会的马玉堂、王福章、黄青华、罗廷桂、赵玉兰、吴月初、洪国太、韩国凯、谭裕、刘得胜、张玉山、李得胜、朱福盛、熊良诚、王三仔们同去，只是人少，不敢动手。”经谋划商量，曹义祥提出一套闹教的办法：第一步是“预备匿名揭帖”；第二步是“遍布张贴”， 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第三步是“哄动众人”攻击教堂；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即脱身而逃。三月二十日左右，蒋桂仿等二十二人来到扬州，与唐玉亭等合伙闹教后，见文武官员弹压得紧，“就雇坐划船于四月初头到芜湖，约同那里在会的人。散布谣言，扇动民众，并遍布揭帖”。适有教妇迷拐小孩之事，众人都抱不平，拥到教堂滋事，就各乘机进内放火抢物。后来蒋桂仿等回到镇江、南京等处，往来游弋。因见营兵巡防严密，无从下手，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丹阳城内，也先造谣揭帖，煽惑众人闯入教堂后院，挖出许多小孩尸骨。蒋桂仿们就在场喊说：‘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那时众怒齐发，就各放起火来。蒋桂仿们因未抢得财物，还到沿江下游一带去闹，……金匮、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县教堂都被烧毁。”（《教务教案档案》第5辑第2册第735-738页）
        曹义祥的供词、蒋桂仿等人的行动与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十分吻合的。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史料，传教士们在一八九一年的五六月间报告不断：在长江下游，有一批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据他们推测可能是湖南人）奔走各地，“这些人从镇江沿着大运河到丹阳，然后又沿着同一运河渠道到无锡”。“他们为数不多，但肯定是头目；他们对民众的煽动力，在攻击时刻的果断行动，以及在火把点着以后的突然消失，是值得注意的。”报道者认为，攻击和破坏无锡耶稣教会的暴乱者，“可能就是本月二日在丹阳攻打天主教会的同一批人。”（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37-39）

三、哥老会缘何会成为起事首领
        哥老会在四川人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哥老会同洪门(天地会)、青帮一样，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仪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价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长期在这种艰险的生涯中讨生活的下层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生存需求，养成了强悍的民风和自发结社的习俗。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地区侵入内地，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长江沿岸地区开辟了上海、南京、镇江、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为商埠，开辟了大通、湖口、武穴、沙市等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降低税率，享有子口税、半税等制度特权，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商品大量倾销于内地，这样，就使长江地区的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农村经济迅速遭受到破坏，造成了大量破产劳动者和无业游民队伍。单就从宜昌到重庆这段航运线上统计，据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一八八0年报告，约有帆船七千余只，海关则报告有一万余只。据推算，这段航线的船工和纤夫不下二十余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口不下百万人之众。由此而推广计算，长江一线上下游的民船从业人员连同靠此谋生度日的亲属不下亿万之众。由于外国轮船进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此，长江上下游以及内河航道多次发生反对外国轮船的航行势力的斗争。因民船无力竞争，“其贫困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充斥，职此之由。”（《刘坤一遗集》第1039页）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使得中国农村经济趋于半殖民地化。另外，由于清朝政府腐败不堪，农村水利失修，造成连年灾荒。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0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年每省有数十州县遭受自然灾害，其中江苏一省，平均每年遭灾达到六十一个州县。灾民成千上万地涌进城市，上海、南京、汉口等大中城市，经常性地聚集着数十万离乡背井的灾民，一旦找不到谋生之路，便沦为乞丐和江湖游民。（《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42页）
        此外，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大量裁撤营勇兵丁，“在六七十年代，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到六十万，巡防营和其它军队则为数更多。”（《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43页）数十上百万兵勇流向民间，很快便与会党结为一体，整个清朝社会就如同坐在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等待的只是一枚轻轻划燃的火柴罢了。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陷入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深渊，长江流域受害民众无法生存，无奈之下，在长江沿线具有压倒优势的民间社团组织便历史性地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他们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尤其是教会势力。封建组织哥老会虽然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组织发动者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它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和领先于时代的组织领导者，难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地主阶级对运动的严重影响和削弱，把群众斗争组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这场运动和斗争从一开始便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

四、清朝皇帝与大臣对教案的平息处置之策
        关于光绪皇帝与首辅大臣是如何筹划平息这场教案风波的呢？《清朝教务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庆亲王奕劻等奏陈各省教案叠出请旨饬各督抚迅筹办法摺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61年6月13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各省教案叠出，请旨严饬各督抚，迅速筹办，以靖地方而弭后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四月初间，闻芜湖教堂被毁，当即电致南洋大臣，调拨兵轮弹压保护，一面派员驰往查办。又因安庆、上海等处同时均有匿名告白，布散谣言，并令饬属加意防范。嗣据南洋大臣安徽巡抚电称，芜湖之事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聚众滋闹，遂将教堂焚毁。旋经拿获首犯二名，正法示众，地方业已安静。乃未几丹阳复有焚毁教堂之案，湖北之武穴地方教堂亦被焚毁，并闻杀害洋人二名，尚未悉详细情形。此外，若江宁、九江亦有匪徒滋事，幸经官兵防护，登时解散。似此纷纷滋扰，中外人心不无惶惑。推其原故，盖由沿江各省游勇会匪所在多有。其张贴告白，无非欲借此摇惑人心，乘机生事，决非安分良民之所为也。
        查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遍行于西国，由来已久。自各国通商以后，条约载明，凡在中国或崇奉或传习天主、耶稣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育经等事，概听其便等语。其教中施医育婴，皆属善举。近年各省被灾地方教士等捐资助赈者，颇不乏人，其乐善好施，亦属可嘉。即或从教之人，良萎不齐，然同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司管辖，遇有词讼案件，教士亦不能干预。是民教本可相安，乃好事者，往往捏造无根之言，转相传播，致启群疑，不逞之徒又复借端滋事，意图抢掠。若不早为严防，诚恐中外商民皆将不得安居，于大局殊为关系。应请旨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贴，造言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护其身家，勿涉大意。倘或防范不严，保护不力，致启衅端，即应据实参处。
        至此次滋事各案，除芜湖案内首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各案，应由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查拿首要各犯，从严惩办，以儆将来。至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各该将军督抚亦应设法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为此恭摺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光绪皇帝朱批：另有旨。
当日，圣旨下：著内阁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迅饬查拿各教案首要各犯事上谕
        ○庚午。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各省教案叠出。请严饬各督抚迅速筹办一摺。据称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徒焚毁，江苏丹阳县、湖北武穴镇等处教堂亦相继被毁，亟应查拿匪犯。早为严防等语。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曾经降旨饬令各省随时保护，历年已久，中外相安，何以近日焚毁教堂各案同时并起，殊堪诧异。其中显有巨匪潜谋勾煽，布散谣言，摇惑众心，希图乘机抢掠。甚至安分良民为所诱胁，动成钜案。若不严行惩办，何以严法纪而靖地方。著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该管文武查拿匪首要犯，讯明正法，以儆将来。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总因不逞之徒捏造无根之言，藉端滋事。此等奸民所在多有。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浮言，妄生事端。傥有匿名揭帖，造言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其身家，勿任奸徒扰害。傥或防范不严，致酿事端，即著据实严参。其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并著该将军督抚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将此通谕知之。
        对于哥老会之匪患，清朝视之为心腹大患，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降旨：“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叠经降旨查拿；并经各该督抚先后获案，奏明惩办。惟此等匪徒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与，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叠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犯事以后，四散逃逸，真犯十不获一。若不先事筹办，绝其根株，后患何堪设想。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如有访获会匪首犯，一面严行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优奖。但须查有确实证据，不得因希图褒奖，妄拿无辜，致滋扰累。凡地方良民，有误买匪徒保家伪票呈缴地方官者，免其治罪。其有向充会匪，自行投首，密报匪首姓名，因而拿获者，亦一律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该将军督抚务即出示晓谕俾众咸知，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
        ○又谕、电寄刘坤一等，近来江南湖北等处教案纷起。皆由匪徒造言惑众，希图乘机抢掠。前经明降谕旨，令该督等迅饬严拿惩办。迄今两月之久，仅芜湖武穴两处正法四名。此外丹阳、无锡、金匮（即后无锡县—作者注，下同）、阳湖（即后武进县之一部---作者注，下同）、江阴、如皋等处，首从各犯，悉无一获。总由各该地方官因案关教堂，意存膜视，于查办访缉毫不认真，既经疏忽于前，又复推延于后，而于奸徒之得计，外人之藉口，漠不经心，此等玩延恶习，深堪痛恨。著刘坤一等查明分别据实严参，不得稍涉瞻徇，仍一面督饬各文武员弁将丹阳等处首要匪犯悬赏购线，实力缉捕，务获严办。其芜湖、武穴逃散之首从各犯仍应设法严拿，不得以拿办在场滋事之一二人遽云结案。其应给修费各处，即饬该管官与领事等迅速议结，不可拖延。此案于内治外交均关紧要，该督等身膺重寄，务须尽心竭力，妥筹速办，免致别生枝节。将此电令刘坤一等知之。(上述档案史料及之后资料均摘自《清朝教务档案》、《光绪朝东华录》，之后再不再注明)
未有多时，镇江驻军首领惟恐对地面弹压失控，便上奏皇上，请求暂缓对副都统积忠进京晋见皇上及调职。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江宁京口将军丰绅、头品顶戴&#8226;江宁总督刘坤一跪奏，为员缺紧要，时局可虞，再恳天恩俯准暂绶陛见，谨合词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伏查京口址居形胜，副都统管辖旗营责任綦重，仰蒙圣明，以江宁左司协领积忠补授新缺，地方咸庆得人。时什该处民教不和，众情汹惧，臣等合词奏明，先令积忠赴任，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积忠即日前赴京口任事，一面具摺奏请陛见。兹接差弁赍回原摺，奉朱批：著来见。钦此。积忠咨臣丰绅委员接署，以便交卸起程。臣等会商镇江近日情形较前更为紧张，自丹阳、江阴、金匮、无锡、阳湖、如皋六县相继拆毁教堂，谣言日甚。盖以镇江为通商口岸，教堂与洋行最多，意欲伺间滋闹。而京口驻防旗兵，先于春间在洋人租界内与丹徒县衙役挟嫌互斗，经英领事照会该县拿办五人，几酿成巨案。经臣丰绅派积忠等前往弹压，并由前署上游相对渗透率臣委员同往查明，禀经抚臣提省讯结，而该旗人怀恨洋人，难保不籍端报复。自积忠到任，纪律严明，巡查周密，旗营始觉肃然。兹若交卸进京，往返须两三月，事机间不容发，臣等甚为悬心。合无再恳天恩俯准积忠斩缓陛见，一俟镇江事势安定，由臣丰绅委员接署，俾积忠交卸起程。臣等实为时局起见，不得不冒渎宸听，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光绪皇帝也算是体察下情，于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朱批：著照所请。钦此。
对于闹事地区的清朝官员，有大臣进言要求严惩。于是，光绪皇帝听从谗言下旨处罚。
光绪十七年。辛卯。秋七月。
        ○又谕，刚毅奏，特参庸劣不职各员等语。江苏丹阳县知县查文清庸懦无能，办事乖方。太湖厅角头司巡检暴式昭性情乖张，行同无赖。常熟县黄泗浦司巡检项大猷人甚平庸，不知检束。金匮县典史余森陵虐罪囚。声名甚劣，均著即行革职，以肃官方。
光绪十七年。辛卯。八月。○壬寅。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等，前因江南一带教案叠起，曾经明降谕旨，令各该督抚严饬迅拿首要匪犯，保护教士商民。嗣因拿犯迟延，又降电旨饬催，乃迄今三月之久。丹阳等处匪犯并无一获，总理衙门屡次电催结案，亦均未据奏。各匪犯幸逃法网，肆无忌惮，以致近日宜昌教案又出。各该地方官于叠次谕旨视同具文，事先既不严防，事后又复玩延诿卸，非第外人藉为口实积愤难平。即论自治之道，亦尚复成何政体。傥因此别滋衅端，试问各该督抚能当此重咎耶。兹再严行申谕，嗣后各督抚务当督饬设有教堂各州县文武，随时派委兵役设法严密防护，遇有造谣聚众之事，一闻风声立时查拿，务获重办。若再有似此之案，除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外，并惟该督抚是问。前谕刘坤一等迅速结案，并查参失事各地方官，即著克日覆奏。此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知刘坤一、张之洞等，并通谕各省将军督抚，一体懔遵办理。
        ○壬寅。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议结。得旨、仍著严拏逸匪。务获究办。
        由此可见，真正将教案的发生归罪于下属官员并施以惩罚的，并非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是另有其人，此人便是时任江苏巡抚的刚毅。
为了确保教案及时平息并妥善处置遗留问题，刘坤一可谓是官场老手、老成谋国之人，他对于犯官并未即行处置，而是先令其平息任上事态，嗣后再行处置，而且分门别类、责罚有度地进行了处理。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861年9月7日）
        头品顶戴&#8226;南洋通商大臣&#8226;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刚毅跪奏，为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办理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造谣焚毁后，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毁，派员前往查办。虽滋事情形轻重不一，要皆由于匪徒潜窜，捏造无根之言，煸惑愚民，聚众滋闹，意图籍端肆扰，乘机焚抢，以致叠酿巨案。此外各属亦复谣言四起，并有张贴揭贴情事。
        臣等查各国教士在中国设堂传教，为条约准行，教堂兼办育婴，设立义学，亦无非好行其善。该匪徒等胆敢无端造谣，肆行窜扰，若不查拿严办，解释民疑，不独民教难以相安，亦实为地方之害。据报后节经严札通饬各属，将境内所有教堂务须实力保护，一面严拿造谣滋事匪犯，按律重办，并由臣坤一叠次剀切示谕，饬令各属传集地方绅董，各向就地居民传谕诰诫，毋得轻听浮言，妄生猜忌。各该县未能先事豫防，实赂咎有应得。苏属各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署无锡县刘树仁、署江阴县孙贻绅、阳湖县叶怀善、署金匮县汤曜，均摘去顶戴。代理如皋县莫炳琪到任甫及三日，予以记过。并将该管汛弁，一律摘顶示惩。钦奉谕旨后，又经臣等分别详晰出示晓谕。此等造谣滋事之匪徒极为诡秘，行踪飘忽，缉捕较难。臣坤一复密派员弁四处访缉，并令各州县清查保甲，数月以来地方幸已安谧。
        窃维筹办善后，以辑洽民教为第一要义，拿办匪犯必须情真罪当，方足以昭折服而安民教。据各属先后禀报拿获各犯，讯系均只在场附和。饬令会同委员一再研讯，加以弄吓，矢口不移。现已各按情罪，分别军流徒仗，从重定拟。各教堂毁失屋物，若待著追赔偿，势必稽延时日，无以安教士之心。已饬据常镇通海道黄祖络，督饬印委各员筹拨款项，与各教士分别一律议结。并仍严饬该管道府，督饬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以期仰副圣朝辑睦邦交、绥靖地方之意至。
        除将办理情形随时咨明总理衙门外，所有江苏各教案查办议结缘由，理合由驿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皇帝朱批：仍著严拿逸匪，务获究办。该衙门知道。
        事态平息之后，刘坤一对下属分别处置如下：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
       上年江苏镇江等属教案议结情况，业经专摺会奏，并声明将各地方文武分别惩处在案。内丹阳县知县查文清业已甄别参革，应毋序议，所有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前署无锡县知县刘树仁、前署江阴县知县孙诒绅、前署金匮县知县汤曜、前代理如皋县知县莫炳琪及各该讯弁摘顶记过各处分，应一律给还注销，以昭激劝。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五、对于教案造成损失的赔偿及谈判经过
        从下列档案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教案赔款筹付情况及与洋人扯皮之经过。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
        所有各属偿款当饬先自尽力认筹，实有不敷，方准动拨公款，以示撙节。查江阴、阳湖两县均系各该县自行筹付，其余各属除由各县筹给外，不敷之款饬由镇江关道库借拨应付。计无锡借拨银二千两，如皋借拨银三千两，丹阳借拨银五千两，金匮借拨银四万二百两，现经饬据各属，将借款分别认筹，酌定年限，摊缴归款。惟金匮偿款为数过巨，责令全筹，委属力有未逮。除先由县筹给不计外，其道库动拨之四万二百两，再由该县分年认缴银一万七百二十两。尚余银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两，应照往岁镇江租界滋事成案，即由该关道在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以清案款。至各该地方文武弁员，年余以来尚知愧奋，遇事持平，办理民教尚属相安，且偿款业由各县分认筹缴。
        至于赔款协议达成经过，南洋大臣刘坤一禀称：据镇江关道黄祖络禀称，窃照丹阳教案议结情形，昨已摘要电禀宪鉴。复查该县城乡天主育婴各堂被毁屋物，前据镇江天主堂司铎施方礼开单索取英洋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余元。查令文清因为数过巨，力难独任，屡次与之商减，无如施教士执意不允，致未能早日议结。经职道禀蒙宪台复委余丞员祥到镇营即札调查令迅速赴镇会商办结。其时查令适来镇江禀商办法。职道因即指授机宜，令其会同余丞与施教士连日商议，直至初八日始议定改偿银八千四百两。虽较耐用消费品索洋数减让不足一成，但往返辩论实已舌燥唇焦，万不能再减分毫。是以蔼嘱余丞查令，即于初九日同施教士邀请驻镇代办法国商务之英领事馆阿边璧公立议单，自朝至暮，余丞煞费心力，始得定议立单。各于单尾签字分执。如单内所叙。事起仓促，犯无主名，无从着追。及法总领事主教意见或有不合，由本司铎独力担当，与县委均毫无干涉两节。虽施教士尚无异言，而英领事独不以为然，几至艰难于成议。幸余丞熟谙洋务，剖论得体，方能即就范围。其银分作三期，先备钱庄期票，当日由查令凭同余丞暨英领事面交施教士亲收，所有初期票银二千四百两，查令拟于十日内设法措交钱庄应付。其余八九两月期票银各三千两，本应责成查令一力全筹款，拟由职道暂拨公款，按期付给，以全要公而示体恤。是否有当。又据另单禀称，丹阳教案会议之初，施教士声言，近接上海法总领事来函，嘱令添索发掘孩尸偿款六千元，并将原函给与丞阅看。余丞当答以孩尸因疑致发，业经照旧修整，何偿之有？施教士即称，伊本无此意，当复总领事作为罢论。现议之款不能多减。职是之故。职道查所立议单，一切情节均已包括无遗，况施教士业已画诺，自无虑再有异言。惟法总领事当未在场，既有索添之语，难保不借为口实，不得不格外过虑，上达宪听。再肃附陈。仰祈鉴核各等情，并清摺，到本大臣，据此，除批查此案此据电报，当即转电总理府衙门备查，领事添索发掘孩尸偿款与，无非为免减本案偿款之地。既经公立议单载明，如法总领事及主教意见或有不合，无论如何为难，总以此议为定，由该司铎担当。即或因此再有异议，，亦惟该司铎自任也。仰即将各县已获之犯核议禀办，一面严饬各属务须实力保护，并饬滋事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严惩，是为至要。并候咨明总理衙门，缴印发外。相应抄摺咨明，为此呈贵总理衙门。
         照录丹阳教案会同议结凭单：计开
         为会同公立议单事，丹阳城乡天主教育婴各堂被焚被毁一案，本委员本县因事起仓卒，犯无主名，无从着追，深念中外素敦和好，邀同本领事与本司铎等秉公议定，除此案放火滋事各匪犯已由县陆续拿获，分别禀办酌惩，毋庸置疑外，所有焚毁各堂屋物等项，现由本县筹款垫偿，以伸辑睦邦交之意。案已议结均无异词，所有议定三款开列于左：
         丹阳城内天主育婴总堂及乡间各分堂被焚被毁房屋，并毁失一切器皿服物书籍树木等项，现经公同议明，无论堂内堂外，凡有交涉此次毁闹，一切损失事件一应在内，统由本县筹款垫偿。共议库平银八千四百两整。约定七月二十日付银二千四百两，八月二十日付银三千两，九月二十日付银三千两，备具钱庄期票三纸。凭同本领事、委员面交本司铎按期支取，转给各堂自行购料，照旧起造置办。此外如再查有焚毁损失物件，本司铎断不另索丝毫偿款。
城乡各处天主育婴讲堂等项公产如有尚未税契者，均即照例检齐契据送县投税盖印，经期同沾保护之利益。
        此项议单共立两纸，系属公众议定，出自两愿，并无丝毫勉强。立议之后，彼此扣执一纸，均无翻异。本委员、本县即照此会禀上司，本司铎亦照此会禀知法总领事暨主教。如法总领事主教意见或有不合，无论如何为难，总以此议为定，由本司铎独力担当。本委员本县均毫无干涉。嗣后民教交涉事件，均各按照条约遵行。

六、清廷内部在教案处置前后的纷争
        朝内大臣对教案致因及之后防患于未然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四品给事中洪品良于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891年8月28日）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摺：“臣闻靖内乱者必资于镇静，杜外患者尤在于远虑。前此芜湖、丹阳、武穴等处教案叠兴，幸赖我皇上严旨饬示，立使奸宄慑服，弥患将萌，臣等莫名钦服。惟是中外交涉事关大局，民教既萌有相构之形，朝廷宜筹一久安之策，庶足以外固邦交，内靖民气，永销祸患于无形。臣思自外洋通商以来，小民与各国贸易无不彼此和同，乃独与法人教堂纷纷构衅。往岁天津肇端，今年各路蠢动，推其原故，皆由教堂育婴而起。以臣所闻，出于中国教民之作孽者半，出于外洋教士之薮奸者亦半。中国向有邪教妖人，专以前辨挖眼剥取脑髓配药等术，一经投入教堂，勾通教士，肆其残虐，从前尚畏官府拿办，至是则任其所为。臣闻丹阳教案始兴，镇江府知府王仁堪亲到教堂起获尸骸七十余具，血肉淋漓，惨不忍言，以故民咸抱愤，祸由该堂自取。其余传闻不一，大率类此。……夫传教原劝以善，非以肆恶，乃劝善何取育婴？育婴何以戕命？揆万国公法，当无此例。……臣请于此案结后，特派智能大臣亲到彼国，晤其君主，告以教士残命情形，动以利害，申以公法，只许传教，不许育婴，永断葛藤，此为上策。……”此公有些痰气，愚腐之极，“自古弱国无外交”，他当教案问题引发的动乱矛盾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出了问题要告到法国君主驾前去解决，实是可笑之极。对于造成匪患的重要来源之一的勇丁处置不当问题，光禄寺卿薛福成上摺云：“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此辈皆系遣撤勇丁，所以气势较盛，蔓延较广。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臣窃谓自今以后，凡各省防营于湖南勇丁不宜轻募，亦不宜轻撇。”詹事府詹事志锐奏陈教案叠出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其源摺云：“窃见数月以来，各省教案纷纷不已，屡烦睿虑虽奉明旨，保护洋人，查惩匪类，然地广人杂，一时清厘甚非易事。……前两江督臣陶澍曾有择地严办保甲之法，著有成效，实可遵循。……若能于一、二年间，将此要紧数处料理清楚，会匪虽多，当亦暗中销灭，无能为役矣。未几，皇上从善如流，于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下旨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饬各属认真举办保甲。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光禄寺卿薛福成再度向光绪皇帝奏报法国公使李梅及各国对教案赔偿问题的商谈情况：“法人自称所欲商者，不外四端，曰缉凶犯，惩印官，议赔款，杜后患是也。以前三端，固属意中之事，以后一端，亦为理之所应有，而势之所难拒。然应之不审，则彼之后患可杜，而我之后患无穷。臣所谓法人欲收权利、各国相互观望者，未必不在于此。至惩官、缉犯，当查确实情形，非臣所能悬揣，而赔款为稍后一著，议到赔款，则结案已有把握。臣虑其将来所索之款，不免浮开，密饬驻法参赞官常庆，分诣教会根查确数。旋据复称，江苏、安徽教堂为耶稣会教士之公产，江西教堂为辣萨里会教士之公产，均属教王管辖。二会各有会首，常驻罗马，皆天主教也。此次闹教，芜湖一处受害最重，拟索偿款十三万两有奇，无锡拟索三万两有奇，他处各数千至一万两不等，江西教堂约索二、三万两，通计三省赔款约在二十万两左右，至多以二十五万两为度。均按房产、特价券契底账开单等语。”由此奏报可见，洋人确实招惹不起，一旦惹恼了，“狮子大开口”，任你大清国再有钱，也只能是落得个有去无还。
        辛卯教案平息之后，再有教案发生，赔偿问题如何解决？老奸巨猾的恭亲王奕?出了一个馊点子：“臣衙门查年来教案叠出，每议赔偿累万盈千，上亏国币，良由地方不善办理，以致公家受累无穷。光绪十七年芜湖教案，南洋大臣刘坤一奏明，应赔款项由该关道及知县按月分赔在案。臣等窃维刘坤一所定分赔办法，固系慎重帑藏，亦欲惩前毖后，俾知儆惕。惟办理不善，该管官均难辞咎，仅责道、县分赔，不足以昭公允而重考成。应请嗣后如遇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并分咨户部及臣衙门备案。庶几众擎易，亦可互相鉴诫，略如签差不慎，本管上司分赔之意。如蒙俞允，臣衙门即钦遵分行各直省一律办理。”光绪皇帝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朱批：依议。钦此。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接旨后办理教案赔偿，费用层层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在大清皇帝和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人民群众所蒙受的苦难总是无穷无尽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热河都统德福又六百里加急奏报皇帝：“奴才德福搠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八沟营参将杨兆云、佐领补用队官防御双禄等禀称，于十月十七日夜间突有匪徒数百人窜扰州街，该员等当即督饬兵役防守监狱衙署，以及天主教堂，一面分带弁兵亲赴街外迎截。……幸教士人等先已闻风逃避，尚无杀伤州街居民铺户，以及监狱衙署俱未受扰害，文卜年复往教堂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当交乡牌收存。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不醒，交留养局留养等情。”由此可见，洋人利用办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孩引发民众愤恨、教案酿成矛盾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已绝非一时一地之情势。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在中国大地上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洋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所有的外国驻华人员，运动的怒火从山东、河北一直烧到了北京天子脚下，其结果是引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攻陷大清国首都，最后以签订近代史上著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终，中国从此更进一步地坠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七、辛卯教案涉案人员点评
        光绪皇帝。一八七四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慈禧指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8226;载湉入继为帝。时年4岁，由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故辛卯教案发生时，光绪仍未有太大的主事权。遍查有关史料，在教案问题上，他虽贵为一国之尊，万人之上，却没有什么主导意见提出。即使我们现在能够见到代表他意见的众多上谕，大都也是上书房军机大臣请示叶赫那拉氏后的代劳手笔。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始露锋芒。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一九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光绪“重振大清”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在“凤在上，龙在下”的太后专权之下一生郁郁寡欢，一九0八年十一月四日先于慈禧太后一天猝死。近来已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五单位联合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揭露了光绪死亡的真正原因，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从而破解了这个百年历史谜案。
        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为湘军宿将，廪生出身，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一八七四年调署两江总督。一八七五年九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八九一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适逢在任上处置教案，他虽不满洋人洋教对中国民众的欺压剥削，但身为朝廷重臣，又不能不对教案进行严厉镇压，“虽行霹雳手段，却也菩萨心肠”，在他的主导之下，对相关涉案官员是能保尽保，即便是对辛卯教案的首发地官员丹阳县令查文清，他也只是略施薄惩。做上官若不如此，做下属的安能为上司搏命？他一生中曾两任两江总督，可惜在壮年时期将精力用在了与李鸿章争权夺利上，后遭弹劾而致仕九年，复出后面目一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是极为开明之士，对于清末推进洋务运动，以及江苏等地的近代工业发展，所作贡献仅次于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于晚年曾三次上书朝廷要求变法，以求自强来挽救国家危机，直至逝于任上。
        江苏巡抚刚毅。刚毅系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一八七七年，以平反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受到奖励。一八八八年，调江苏巡抚。在巡抚任上，他对辛卯教案的相关官员主张一一严惩，以平息事端，取悦洋人，儆效后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因附和主战言论，被荐以候补侍郎入值军机大臣。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力主废黜光绪帝得到宠信，他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论调的倡导者。到了义和团运动之时，刚毅此时已是朝中权倾一时的大学士。义和团进入北京时，刚毅、载漪等人出于极端的排外心理，主张招抚义和团，希望能利用义和团的“仙术”达到“扶清灭洋”的效果。遂同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八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刚毅随同慈禧太后“西狩”(西逃)，途中病死于山西侯马镇。战后，西方列强将刚毅列为主要战犯之一，要求清朝政府加以惩处，清政府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夺其原有全部官职。如若不死，少不了是要上菜市口走一遭的。
        镇江知府王仁堪。王仁堪，清光绪三年状元。以直言敢谏相尚，清流风骨。 《清史稿》记载，他高中状元的第三年，与前科状元曹鸿勋等人联名上疏，弹劾与沙俄签定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款大兴土木，他又上书反对，请罢颐和园工程。光绪二十年外放为镇江知府，上任伊始即遇丹阳教案。王仁堪亲自到丹阳勘验，教堂内确有小孩尸骨70多具。张素撰写的《辛卯教案始末纪》中记载曰：太守闽侯王可庄仁堪自郡来，侯（查文清，下同）迎白其故，导至天主教堂，按视所谓毙孩尸体者，则纵横交错于地，或剜其目，或断其四肢，至惨酷无人理。各相对流涕，守曰：“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嗟叹者久之。因与侯约，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于是他申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认为教堂被焚，“祸由自召”。刘坤一说他迂执，但也并未为难他。他在镇江为兴水利捐出俸银，并向亲友富商募捐。两年中开塘2300多个，筑沟渠闸坎数以百计，募捐余款办理积谷、牛赈、义塾等事。还兴修中泠泉，刻题“天下第一泉”匾额。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时，镇江“士民夹道欢送，乃至攀辕哭泣”。民众为纪念他，曾在西郊中泠泉南建有“王公祠”，又称“二王祠”，是一处纪念镇江知府王仁堪和同期任丹徒县知事王芝兰的专祠，还在中泠泉畔建有八角凉亭，名“鉴亭”，意取他们高风亮节，如池水清澄可以鉴人。为官为民忠直如此，真乃堪称万世师表。
        查文清。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光绪十一年（1890年）任丹阳知县，翌年便遇上教案发生。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以“待罪”之身，与镇江知府王仁堪二人肝胆相照，一面对上慷慨激昂，痛陈天主教为害一方、荼毒幼孩的罪恶行径，一面甘愿冒着革官除爵、永无为宦之日的风险，为参与纵火的邑人一肩扛下了“纵逸”的罪名，最后落得个“甄别参革”的下场。虽然他到职在位仅一年时间，却在丹阳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永远的丰碑。改革开放之后，查文清先生的孙子、香港著名报人金庸到丹阳访问，仍然感慨于其祖上这段壮举。
        关于纵火者其人。后世对纵火者的查找，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柴经纪名叫张士洪；有人称，放火之后，众人知道惹了大祸，便一哄而散。之后，丹阳县民有感于查县令的大义凛然，便有二人自愿出头顶罪，……。当事人的后裔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的创作后记中写道：“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依笔者之见，如果有两个人因感恩戴德前往哭拜吊孝，那么另一个人又是谁呢？张士洪会否是后人杜撰的假名呢？不过是富有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丹阳民众化身罢了。现在看来，丹阳人民激愤而起烧毁教堂，查县令因袒护县民而被罢职，这两个都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导致对丹阳一邑以及查家的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丹阳古城因教案而名动朝野，传闻天下，载入史册；二是查家的后人金庸禀赋祖辈侠肝义胆，挥笔写就了一十五篇武侠小说，名扬天下，传承了中华民族忠勇侠义之风范，潜移默化了亿万民众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呵！

刘国重

丹阳辛卯教案一百二十年祭



直到光绪十九年二月，湖南抓获会首匡世明、曾鸣皋，二人均系刘坤一指名缉拿的梅生军火案关键人物。梅生西崽徐春庭供称：“李洪出资二万两托其兄徐春山与匡世明负责购买军火事宜，曾多次邀梅生在商谈。匡世明后，屡屡向官员说：“甘一人就死，不累别人。”张之洞致电刘坤一“小心防护匡匪，勿令轻生”。之下，匡世明于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五，李显谋即李洪，运银六万两，托买军火。三月初六，即匡世明的第二天，李洪携妻、妾服毒。
　　丹阳辛卯教案一百二十年祭（下，小学音乐教案详案，梅生案是上海、镇江两海关在1891年查获的一起以英国人梅生为首的私运军火案。
　　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该案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最终的结果是判处梅生九个月。此案显然是重罪轻判，清对此判决深为不满，责令当时的驻英大使薛福成就此案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经过多次的交涉，梅生最终被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了中国的，了军火走私的蔓延之势，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
　　被长江教案闹得焦头烂额的清朝，一旦抓获会匪元凶，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于是，对已死之人刑罚“尸枭示”的奏折上达朝廷：匪首供证明确畏罪自尽仍请加刑折光绪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奏为串购军火，图谋滋事，续获要犯，讯供明确，首犯畏罪自尽，录供请旨，以肃法纪，恭折仰祈圣鉴事：光绪十七年四五月间，沿江人情骚动，教案迭起；八月间又经江海关查获英人美生私运洋枪等件，镇江关拿获美生及所带，并搜获美生自书杂记，载明各情，均系哥匪串谋，意图滋事。美生因系，不能由我彻究。经臣访闻，系因案已革提督李世忠之子所为，密饬访缉。旋准湖广督臣张之洞电称，湖北查拿匪目华等，据供长江各会匪目，皆奉李世忠之子李洪号雨生为总，欲为父报仇，托购办军火，约期起事。并云李洪向称少爷各等语。又准安徽抚臣沈秉成咨电，于皖省查出李世忠之子候选知府李显谋，访悉小名地虎。并由臣派员将美生之细崽徐春山、徐春庭获案，饬令苏松太道聂缉等讯据徐春庭供，亦称哥匪李长寿儿子李鸿（李洪），要替父报仇，出资托匡世明等转托美生代购军火。李长寿即系李世忠。当经派员前往李世忠原籍河南固始县属，暗地查访，李世忠诸子，惟次子李显谋在外游荡，所分田产，连年变卖。臣统核各处咨电匪供，即系李世忠之子李洪即李鸿为匪中首目，欲替父报仇，串购军火，而李世忠之子，又惟李显谋变产在外游荡，互证参观，情节相似。
　　商准安徽抚臣沈秉成，派员协同将李显谋解来江宁，奏奉谕旨，革职收禁研讯······至十七年，美生才把军火、洋枪买到，就被破案。李鸿平时好与会中人交结，业已被拿到案，现禁府监者即是，情愿对质等语。一再研讯，矢口不移。正拟提质间，李显谋情虚畏罪，乘间服毒自尽，其妻子李盛氏、妾陈氏亦畏罪服毒殒命，委验无异。派委江宁道藩司瑞璋、营务处候补道曾广照，督同印委各员及湖北来员复加研讯，各犯供仍如前，禀请核办前来。伏查李洪即李鸿，为李世忠之子，各处咨电匪供皆出一辙。洪少爷之称，系由湖广督臣张之洞访闻；雨生之号，有华之供可凭；李显谋小名地虎，兄名天龙已故，亦由河南抚臣裕宽查明电咨；其红少爷之称、地虎之名，曾据李显谋自行供认有案。“红”、“鸿”字音相同，自系传述之误。现又据匡世明确切供明，李鸿为李世忠亲生次子，号雨生，小名地虎，伊兄天龙已故，并将出资商购军火，图谋不轨各节，历历供指，是李洪即李显谋为此案巨魁，已属确凿有据。李显谋自到案，业已一年有余，并无死志；乃一闻匡世明获案解质，遽尔自尽，其为自知无可狡赖，情虚畏罪，更多属毫无疑义。窃念前岁沿江一带会匪，暗相句煽，私购军火，蠢蠢欲动，若非即败露，为祸何堪设想。现既明确，皆由李显谋出资购办，图谋滋事，实属罪不容诛，虽经自尽，仍应明正典刑；匡世明既系匪中，又与李显谋同济，亦属法无可贷；应请旨将李显谋尸枭示，匡世明即行，一并枭首，以肃法纪而炯戒。徐春山、徐春庭系美生细崽，曾鸣皋等欲图串购军火，邀令入会，情罪稍轻，将来缉获曾鸣皋等尚须质讯，应请均行备质。匡盛斌讯无为匪情事，仍交湖北委员回，由湖广督臣张之洞酌核办理。
　　李显谋系江宁府监，该检校丁昌松，于发交此等重犯，并不小心，致令服毒自尽，实属疏于防范。除将丁昌松先行撤任，并批令臬司，饬提刑禁人等，照例详办，暨将各匪供分咨总理衙门、刑部查照，一面饬缉逸匪曾鸣皋等，务获究办外，理合会同湖广督臣张之洞恭折附驿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刘坤一还算未泯，又向朝廷上奏对李洪亲属不再的折子。
　　四、长江教案落幕之后的众多问题
　　长江教案因会首李洪畏罪而告结案。长江教案及其中的丹阳教案留下了重重疑云，众多细节问题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破译。在此，谨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丹阳的中究竟是否有人私通会匪？“丹阳教案发生时，四月十七八日，早有匿名揭帖谓：众人今齐于二十一日烧堂。二十五日，约下午二点钟，有人陆续到堂观看动静。至四点，愈聚愈多，见墙上挂有一只蜜蜂箱，谓内有人眼。
　　聚众之时有二商人、二庠生及操异方语者，在场高声纵火。（《益闻录》）两位商人、两位读书人自然是丹阳人氏，那位操方语者自然是会匪匪首。为何丹阳的有产阶级人士竟然会挺身而出，与操异方语的外来齐心合力的发动这场？上文还提到，查文清县令接到刘坤一指令，派兵到一个叫缺口的地方去拿获哥老会匪湖北人甲某，竟然被当地人聚众夺去，丹阳群众如果与哥老会中人素不相识，会匪怎敢于教案事发后官兵大肆缉捕的情况下继续盘桓于丹阳，且这些群众敢于出头惹上官非，不惜与官兵拼力抗衡，来朝廷发下海捕文书捉拿的钦犯？这些情况说明，在丹阳当时确实有哥老会的地下组织分支堂口存在，而且啸聚成众在官兵前来拿人之时缉捕，拒捕人员当是本地人，查县令不好下重手，如果俱为外乡人，恐怕一时也无法聚集这么多人搅事作乱，由此而造成了一个同知衔的知县丢掉了大好前程。
　　2.丹阳天主堂的场面是真是假？在长江教案诸案之中，一个屡见不鲜的场景便是：经会匪之后，群众涌入驻地，在内部或是外边的坟地发现众多的婴儿埋骨之处。镇江知府王仁堪在《勘验丹阳通禀稿》中称：“园内纵横孩尸七十余具，有用小棺者，有用洋油木箱者，有蒲包者，有裸埋者。
　　断烂骷髅，十居，间有新埋数具，血肉模糊，面目身躯无从辨识，就中最可疑者，有一匣中头骨三具，匣宽九寸，高仅六寸，全尸虽小，势亦难容，一切惨恶情形，。”金匮县三里桥总堂掘出婴儿尸骸200余具，场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还有人质疑，当时的闹教，极大的成份是哥老会匪与道具（即从它处挖掘出婴儿尸骸）摆放的效果所引发群体事件。《与近代教案》的作者在该书第3页断言：“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都是因所致。”
　　什么是？《辞海》定义为：“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的消息。”如果丹阳教案是纯属编排导致的话，不知园内坟地中那的70余具婴儿遗骸从何而来？尽管丹阳教案是有哥老会背景所致，但哥老会及其在丹阳的有无可能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搜集到这许多婴孩尸骸，并在及中国看门人的眼皮底下公开进行掩埋？除非哥老会是与一群洋白痴进行合作来演出这场闹剧，而充当演员的教士们对剧情的发展及其结果则不闻不问，并心甘情愿地承担任何结果。再者，镇江知府王仁堪怎会甘心令人地在这场教案中挺身而出，证明现场确凿无疑，并敢于“饬传仵作检验，以释众疑，而执彼口。因恐浅葬抛弃，万一犬噬鸟啄，形骸不全，众口讹传，则沿江一带不免别生枝节，遂饬照旧……”。他是一个直言敢谏之人，甚至不惜丢掉大好前程。《清史稿》称其：“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
　　督山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房。
　　时俄罗斯索伊犁，使臣崇厚擅定条约，仁堪与修撰曹鸿勋等合疏劾之。太和门灾，复与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其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他一生耿直不阿，连慈禧的“凤麟”都敢逆，为此得罪了太后权奸，这样一个强势人物，他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吗？3.案发之时及之后，丹阳县令查文清的具体表现究竟如何？《中国教案史》提到：“是年4月25日，天主堂附近居民十多人要求进堂察看，但遭到。群众又从天主堂后面进去，进去时发现地上泥土松软，脚踏下陷，并见一具木匣。扒开一看，内装有小孩尸骨。再往里走，又发现七十余具尸骨。群众见此，怒不可遏，大声呼喊要打天主。消息一传出去，周围群众像潮水一样涌至天主堂，将其围困。丹阳城守调兵，群众起而抗击，打伤营兵数名。城守见寡不敌众，只好百姓行动。”可见，当时查文清是下了弹压之命的，这是他身为朝廷命官的职责所在，他的政绩和加同知品衔并不是浑浑噩噩混迹轻易到手的。镇江知府王仁堪到达丹阳之后，案件主导权到了他的手里：捉拿真正的元凶，轻判丹阳的附众者，这是王仁堪定下的主导意向。《清史稿》记述：“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甫下车，丹阳教案起，由于发见孩尸。
　　仁堪亲验孩尸七十余具，陈于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于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赡彼族。”（第19094页）网上有人撰文称：“二人从现场返县衙后，就案件的处理进行磋商。查文清当时正面临一个难题：邻县已了的，但查却上峰之命未任何人。丹阳县民也看到了查县令的重重压力，有感于他的，已有二人自愿出头领罪。如何处置这二位义士便是他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向王仁堪提出此事。王仁堪说：‘你我就处置此事的看法各写一字，看能否一致。’于是，查、王二人手蘸茶水，各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待二人看后，不禁呵呵大笑起来。只见桌上查写的是‘放’、王写的是‘走’，竟是不谋而合。肝胆相照的二人约定在‘丹阳教案’事件上‘力为民、不济则以官殉’。当夜，查即将‘自愿出头领罪’的二位义士从牢中放出，嘱咐他们当夜即远走高飞。另有参与其事的三十多人（户）也都在第二天一一通知，能外出投亲靠友的，即行出走，待事毕后再看情况返回，就这样他一肩扛下了‘纵逸’的。”（《“丹阳教案”和查文清》，作者苏宏时）据文章作者苏先生称:曾赴江苏六合拜访过金庸先生的大哥查良铿先生，相关事迹应出之于查良铿之口。但依笔者看来，所言情况却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疑点之一：长江教案发生之时，丹阳为江苏六县教案之首发地，发案时间为6月1日，之后才有6月8日阳湖案发，如皋案发更迟至6月29日，又何来“邻县已了的，但查却上峰之命未任何人”之说？疑点之二：苏文称，“已有二人自愿出头领罪……当夜，查即将‘自愿出头领罪’的二位义士从牢中放出……另有参与其事的三十多人（户）也都在第二天……即行出走…他一肩扛下了‘纵逸’的。”而王仁堪在的《请免知县留缉字样禀抚宪》称：“今丹阳获犯邵庚拟军，张四洪、陆达海拟徒，……”《清史稿》也称“坤一迂之，卒定犯罪军流有差。”可见，经过王仁堪与刘坤一多方扯皮，为了好向朝廷交代，丹阳还是抓了三个领头之人交差的。正七品官员查文清是不够这份斤两与“代天巡狩”之大员扯皮的。疑点之三：查文清有这份胆量“纵逸”吗？如果他胆敢私放人犯，他的就不可能是刚毅向光绪参奏之谓“庸懦，办事乖方”这么简单，后来的处置更不可能是以“参劾革职”了局，连王仁堪也不得不亲自将他了。对于查文清来丹任职前之作为，经查阅九十年代出版的《海宁县志》，对查文清并未列出专条介绍，仅在“进士”一栏中名列其中。查氏门阀，在“人物”专栏的“袁花查家”有详细介绍，“在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由安徽（今属江西）婺源迁来，至今有600余年历史。据其族谱所载：原为‘姬姓…周时封于查…后以地为氏’之后‘族大于新安’。唐时，一支由新安迁居安徽休宁，一支由婺源迁来海宁袁花龙山定居。……有明一代，查家中进士者6人……乡试中举人者17人……查家渐成望族……清代查家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明清两代，查家多出杰出人才……抵制外国教士制造教案、辞官归里的丹阳知县查文清……”。查县令的晚年境况，笔者已在《丹阳辛卯教案新解》中提及，此处不再赘述。4.李洪之死的种种疑点。
　　对于长江教案的人物，清朝官员在办案中的拖沓程度令人惊讶。教案始发，两江总督刘坤一就不是很积极地缉拿肇事者。每当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捕获哥老会会首之时，都迫不及待地就地，生怕哥老会徒劫狱。当安徽巡抚沈秉成要求张之洞将哥老会首之一的华李洪至皖与李洪当面对质时，虽然张之洞知道当时的会匪中仅有高见到过李洪，是惟一能够举证李洪之人，他却复电沈秉成，要求其另寻它法质证，理由是怕劫匪，并在获取了华的口供之后，将其即刻就地。其实现在说白了李洪之父被杀也有点冤，清朝胡思敬著作《国闻备乘》“裕寿山诛李世忠”一节中有交代：“李世忠既得罪，羁安庆，尚拥巨赀，私蓄健儿，多。
　　候补知府吴廷选奉委解盗犯入城，解役饮于市，见靓妆倚门而笑，疑为娼也而挑之。
　　者，某都司之妾。都司故世忠部曲，闻役人，急持梃大呼而出，役恃众蜂拥入室，都司匿复壁以免。次日诉世忠，世忠曰：‘鼠辈敢尔？必报之！’一呼而徒众毕集，走索廷选，适外出。其母年七十，出以好语慰之，世忠径批其颊。返遇廷选于途，从舆中曳出痛殴之，伤其左臂。廷选，湖南人也，是时左棠方督两江，湘人宦皖者气焰甚盛，闻有廷选事则皆不平，大会湖南馆，诉抚院。巡抚裕禄大惧，访诸藩司胡玉坦。
　　小学音乐教案详案玉坦与世忠有隙，劝令除之。
　　初，世忠与陈国瑞私斗杀，曾国藩两惩之，奏请将世忠革职，交安徽巡抚严加管束，疏末有‘如再怙恶，当即处以极刑’两语，至是裕禄援国藩旧案以请。诏诛世忠，余党悉赦勿问。世忠临刑，语其侪曰：‘吾无大，唯枉杀何桂珍，宜有此报。’”由于缺乏，清廷虽然先对李洪进行羁留，但由于其具有候补知府的身份，有关未便进行，后来知道李洪真实面目的会匪匡世明一经，千里之外的李洪当即与妻妾服毒身亡，是谁在信息极其闭塞的大清朝用什么方法将此讯息透过传递给了中的待罪之身？又是谁将毒药传递给李洪的？在李洪的身后是否有朝廷重臣的影子？众多疑点恐怕是再无水落石出之日了。
　　长江教案及其丹阳教案如今已是大白：其肇事者明里以反洋教为手段为虚，暗地里行组织力量、购买军火物资、冀图发动以泄报家仇为实，最后终因马失前蹄举事未遂胎死腹中。但是，挣扎于万丈深渊之中的亿万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重之下，看到了不甘剥削、和，通过积极斗争来帝国主义侵华、乃至摧垮清朝，从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自身前途所出现的一线生机。
　　正是各种秘密会社包括后来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经过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地一次次和，直至辛亥成功，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才基本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丹阳辛卯教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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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光绪十九年二月，湖南抓获会首匡世明、曾鸣皋，二人均系刘坤一指名缉拿的梅生军火案关键人物。梅生西崽徐春庭供称：“李洪出资二万两托其兄徐春山与匡世明负责购买军火事宜，曾多次邀梅生在商谈。匡世明后，屡屡向官员说：“甘一人就死，不累别人。”张之洞致电刘坤一“小心防护匡匪，勿令轻生”。之下，匡世明于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五，李显谋即李洪，运银六万两，托买军火。三月初六，即匡世明的第二天，李洪携妻、妾服毒。
　　丹阳辛卯教案一百二十年祭（下，小学音乐教案详案，梅生案是上海、镇江两海关在1891年查获的一起以英国人梅生为首的私运军火案。
　　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该案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最终的结果是判处梅生九个月。此案显然是重罪轻判，清对此判决深为不满，责令当时的驻英大使薛福成就此案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经过多次的交涉，梅生最终被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了中国的，了军火走私的蔓延之势，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
　　被长江教案闹得焦头烂额的清朝，一旦抓获会匪元凶，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于是，对已死之人刑罚“尸枭示”的奏折上达朝廷：匪首供证明确畏罪自尽仍请加刑折光绪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奏为串购军火，图谋滋事，续获要犯，讯供明确，首犯畏罪自尽，录供请旨，以肃法纪，恭折仰祈圣鉴事：光绪十七年四五月间，沿江人情骚动，教案迭起；八月间又经江海关查获英人美生私运洋枪等件，镇江关拿获美生及所带，并搜获美生自书杂记，载明各情，均系哥匪串谋，意图滋事。美生因系，不能由我彻究。经臣访闻，系因案已革提督李世忠之子所为，密饬访缉。旋准湖广督臣张之洞电称，湖北查拿匪目华等，据供长江各会匪目，皆奉李世忠之子李洪号雨生为总，欲为父报仇，托购办军火，约期起事。并云李洪向称少爷各等语。又准安徽抚臣沈秉成咨电，于皖省查出李世忠之子候选知府李显谋，访悉小名地虎。并由臣派员将美生之细崽徐春山、徐春庭获案，饬令苏松太道聂缉等讯据徐春庭供，亦称哥匪李长寿儿子李鸿（李洪），要替父报仇，出资托匡世明等转托美生代购军火。李长寿即系李世忠。当经派员前往李世忠原籍河南固始县属，暗地查访，李世忠诸子，惟次子李显谋在外游荡，所分田产，连年变卖。臣统核各处咨电匪供，即系李世忠之子李洪即李鸿为匪中首目，欲替父报仇，串购军火，而李世忠之子，又惟李显谋变产在外游荡，互证参观，情节相似。
　　商准安徽抚臣沈秉成，派员协同将李显谋解来江宁，奏奉谕旨，革职收禁研讯······至十七年，美生才把军火、洋枪买到，就被破案。李鸿平时好与会中人交结，业已被拿到案，现禁府监者即是，情愿对质等语。一再研讯，矢口不移。正拟提质间，李显谋情虚畏罪，乘间服毒自尽，其妻子李盛氏、妾陈氏亦畏罪服毒殒命，委验无异。派委江宁道藩司瑞璋、营务处候补道曾广照，督同印委各员及湖北来员复加研讯，各犯供仍如前，禀请核办前来。伏查李洪即李鸿，为李世忠之子，各处咨电匪供皆出一辙。洪少爷之称，系由湖广督臣张之洞访闻；雨生之号，有华之供可凭；李显谋小名地虎，兄名天龙已故，亦由河南抚臣裕宽查明电咨；其红少爷之称、地虎之名，曾据李显谋自行供认有案。“红”、“鸿”字音相同，自系传述之误。现又据匡世明确切供明，李鸿为李世忠亲生次子，号雨生，小名地虎，伊兄天龙已故，并将出资商购军火，图谋不轨各节，历历供指，是李洪即李显谋为此案巨魁，已属确凿有据。李显谋自到案，业已一年有余，并无死志；乃一闻匡世明获案解质，遽尔自尽，其为自知无可狡赖，情虚畏罪，更多属毫无疑义。窃念前岁沿江一带会匪，暗相句煽，私购军火，蠢蠢欲动，若非即败露，为祸何堪设想。现既明确，皆由李显谋出资购办，图谋滋事，实属罪不容诛，虽经自尽，仍应明正典刑；匡世明既系匪中，又与李显谋同济，亦属法无可贷；应请旨将李显谋尸枭示，匡世明即行，一并枭首，以肃法纪而炯戒。徐春山、徐春庭系美生细崽，曾鸣皋等欲图串购军火，邀令入会，情罪稍轻，将来缉获曾鸣皋等尚须质讯，应请均行备质。匡盛斌讯无为匪情事，仍交湖北委员回，由湖广督臣张之洞酌核办理。
　　李显谋系江宁府监，该检校丁昌松，于发交此等重犯，并不小心，致令服毒自尽，实属疏于防范。除将丁昌松先行撤任，并批令臬司，饬提刑禁人等，照例详办，暨将各匪供分咨总理衙门、刑部查照，一面饬缉逸匪曾鸣皋等，务获究办外，理合会同湖广督臣张之洞恭折附驿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刘坤一还算未泯，又向朝廷上奏对李洪亲属不再的折子。
　　四、长江教案落幕之后的众多问题
　　长江教案因会首李洪畏罪而告结案。长江教案及其中的丹阳教案留下了重重疑云，众多细节问题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破译。在此，谨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丹阳的中究竟是否有人私通会匪？“丹阳教案发生时，四月十七八日，早有匿名揭帖谓：众人今齐于二十一日烧堂。二十五日，约下午二点钟，有人陆续到堂观看动静。至四点，愈聚愈多，见墙上挂有一只蜜蜂箱，谓内有人眼。
　　聚众之时有二商人、二庠生及操异方语者，在场高声纵火。（《益闻录》）两位商人、两位读书人自然是丹阳人氏，那位操方语者自然是会匪匪首。为何丹阳的有产阶级人士竟然会挺身而出，与操异方语的外来齐心合力的发动这场？上文还提到，查文清县令接到刘坤一指令，派兵到一个叫缺口的地方去拿获哥老会匪湖北人甲某，竟然被当地人聚众夺去，丹阳群众如果与哥老会中人素不相识，会匪怎敢于教案事发后官兵大肆缉捕的情况下继续盘桓于丹阳，且这些群众敢于出头惹上官非，不惜与官兵拼力抗衡，来朝廷发下海捕文书捉拿的钦犯？这些情况说明，在丹阳当时确实有哥老会的地下组织分支堂口存在，而且啸聚成众在官兵前来拿人之时缉捕，拒捕人员当是本地人，查县令不好下重手，如果俱为外乡人，恐怕一时也无法聚集这么多人搅事作乱，由此而造成了一个同知衔的知县丢掉了大好前程。
　　2.丹阳天主堂的场面是真是假？在长江教案诸案之中，一个屡见不鲜的场景便是：经会匪之后，群众涌入驻地，在内部或是外边的坟地发现众多的婴儿埋骨之处。镇江知府王仁堪在《勘验丹阳通禀稿》中称：“园内纵横孩尸七十余具，有用小棺者，有用洋油木箱者，有蒲包者，有裸埋者。
　　断烂骷髅，十居，间有新埋数具，血肉模糊，面目身躯无从辨识，就中最可疑者，有一匣中头骨三具，匣宽九寸，高仅六寸，全尸虽小，势亦难容，一切惨恶情形，。”金匮县三里桥总堂掘出婴儿尸骸200余具，场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还有人质疑，当时的闹教，极大的成份是哥老会匪与道具（即从它处挖掘出婴儿尸骸）摆放的效果所引发群体事件。《与近代教案》的作者在该书第3页断言：“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都是因所致。”
　　什么是？《辞海》定义为：“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的消息。”如果丹阳教案是纯属编排导致的话，不知园内坟地中那的70余具婴儿遗骸从何而来？尽管丹阳教案是有哥老会背景所致，但哥老会及其在丹阳的有无可能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搜集到这许多婴孩尸骸，并在及中国看门人的眼皮底下公开进行掩埋？除非哥老会是与一群洋白痴进行合作来演出这场闹剧，而充当演员的教士们对剧情的发展及其结果则不闻不问，并心甘情愿地承担任何结果。再者，镇江知府王仁堪怎会甘心令人地在这场教案中挺身而出，证明现场确凿无疑，并敢于“饬传仵作检验，以释众疑，而执彼口。因恐浅葬抛弃，万一犬噬鸟啄，形骸不全，众口讹传，则沿江一带不免别生枝节，遂饬照旧……”。他是一个直言敢谏之人，甚至不惜丢掉大好前程。《清史稿》称其：“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
　　督山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房。
　　时俄罗斯索伊犁，使臣崇厚擅定条约，仁堪与修撰曹鸿勋等合疏劾之。太和门灾，复与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其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他一生耿直不阿，连慈禧的“凤麟”都敢逆，为此得罪了太后权奸，这样一个强势人物，他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吗？3.案发之时及之后，丹阳县令查文清的具体表现究竟如何？《中国教案史》提到：“是年4月25日，天主堂附近居民十多人要求进堂察看，但遭到。群众又从天主堂后面进去，进去时发现地上泥土松软，脚踏下陷，并见一具木匣。扒开一看，内装有小孩尸骨。再往里走，又发现七十余具尸骨。群众见此，怒不可遏，大声呼喊要打天主。消息一传出去，周围群众像潮水一样涌至天主堂，将其围困。丹阳城守调兵，群众起而抗击，打伤营兵数名。城守见寡不敌众，只好百姓行动。”可见，当时查文清是下了弹压之命的，这是他身为朝廷命官的职责所在，他的政绩和加同知品衔并不是浑浑噩噩混迹轻易到手的。镇江知府王仁堪到达丹阳之后，案件主导权到了他的手里：捉拿真正的元凶，轻判丹阳的附众者，这是王仁堪定下的主导意向。《清史稿》记述：“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甫下车，丹阳教案起，由于发见孩尸。
　　仁堪亲验孩尸七十余具，陈于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于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赡彼族。”（第19094页）网上有人撰文称：“二人从现场返县衙后，就案件的处理进行磋商。查文清当时正面临一个难题：邻县已了的，但查却上峰之命未任何人。丹阳县民也看到了查县令的重重压力，有感于他的，已有二人自愿出头领罪。如何处置这二位义士便是他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向王仁堪提出此事。王仁堪说：‘你我就处置此事的看法各写一字，看能否一致。’于是，查、王二人手蘸茶水，各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待二人看后，不禁呵呵大笑起来。只见桌上查写的是‘放’、王写的是‘走’，竟是不谋而合。肝胆相照的二人约定在‘丹阳教案’事件上‘力为民、不济则以官殉’。当夜，查即将‘自愿出头领罪’的二位义士从牢中放出，嘱咐他们当夜即远走高飞。另有参与其事的三十多人（户）也都在第二天一一通知，能外出投亲靠友的，即行出走，待事毕后再看情况返回，就这样他一肩扛下了‘纵逸’的。”（《“丹阳教案”和查文清》，作者苏宏时）据文章作者苏先生称:曾赴江苏六合拜访过金庸先生的大哥查良铿先生，相关事迹应出之于查良铿之口。但依笔者看来，所言情况却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疑点之一：长江教案发生之时，丹阳为江苏六县教案之首发地，发案时间为6月1日，之后才有6月8日阳湖案发，如皋案发更迟至6月29日，又何来“邻县已了的，但查却上峰之命未任何人”之说？疑点之二：苏文称，“已有二人自愿出头领罪……当夜，查即将‘自愿出头领罪’的二位义士从牢中放出……另有参与其事的三十多人（户）也都在第二天……即行出走…他一肩扛下了‘纵逸’的。”而王仁堪在的《请免知县留缉字样禀抚宪》称：“今丹阳获犯邵庚拟军，张四洪、陆达海拟徒，……”《清史稿》也称“坤一迂之，卒定犯罪军流有差。”可见，经过王仁堪与刘坤一多方扯皮，为了好向朝廷交代，丹阳还是抓了三个领头之人交差的。正七品官员查文清是不够这份斤两与“代天巡狩”之大员扯皮的。疑点之三：查文清有这份胆量“纵逸”吗？如果他胆敢私放人犯，他的就不可能是刚毅向光绪参奏之谓“庸懦，办事乖方”这么简单，后来的处置更不可能是以“参劾革职”了局，连王仁堪也不得不亲自将他了。对于查文清来丹任职前之作为，经查阅九十年代出版的《海宁县志》，对查文清并未列出专条介绍，仅在“进士”一栏中名列其中。查氏门阀，在“人物”专栏的“袁花查家”有详细介绍，“在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由安徽（今属江西）婺源迁来，至今有600余年历史。据其族谱所载：原为‘姬姓…周时封于查…后以地为氏’之后‘族大于新安’。唐时，一支由新安迁居安徽休宁，一支由婺源迁来海宁袁花龙山定居。……有明一代，查家中进士者6人……乡试中举人者17人……查家渐成望族……清代查家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明清两代，查家多出杰出人才……抵制外国教士制造教案、辞官归里的丹阳知县查文清……”。查县令的晚年境况，笔者已在《丹阳辛卯教案新解》中提及，此处不再赘述。4.李洪之死的种种疑点。
　　对于长江教案的人物，清朝官员在办案中的拖沓程度令人惊讶。教案始发，两江总督刘坤一就不是很积极地缉拿肇事者。每当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捕获哥老会会首之时，都迫不及待地就地，生怕哥老会徒劫狱。当安徽巡抚沈秉成要求张之洞将哥老会首之一的华李洪至皖与李洪当面对质时，虽然张之洞知道当时的会匪中仅有高见到过李洪，是惟一能够举证李洪之人，他却复电沈秉成，要求其另寻它法质证，理由是怕劫匪，并在获取了华的口供之后，将其即刻就地。其实现在说白了李洪之父被杀也有点冤，清朝胡思敬著作《国闻备乘》“裕寿山诛李世忠”一节中有交代：“李世忠既得罪，羁安庆，尚拥巨赀，私蓄健儿，多。
　　候补知府吴廷选奉委解盗犯入城，解役饮于市，见靓妆倚门而笑，疑为娼也而挑之。
　　者，某都司之妾。都司故世忠部曲，闻役人，急持梃大呼而出，役恃众蜂拥入室，都司匿复壁以免。次日诉世忠，世忠曰：‘鼠辈敢尔？必报之！’一呼而徒众毕集，走索廷选，适外出。其母年七十，出以好语慰之，世忠径批其颊。返遇廷选于途，从舆中曳出痛殴之，伤其左臂。廷选，湖南人也，是时左棠方督两江，湘人宦皖者气焰甚盛，闻有廷选事则皆不平，大会湖南馆，诉抚院。巡抚裕禄大惧，访诸藩司胡玉坦。
　　小学音乐教案详案玉坦与世忠有隙，劝令除之。
　　初，世忠与陈国瑞私斗杀，曾国藩两惩之，奏请将世忠革职，交安徽巡抚严加管束，疏末有‘如再怙恶，当即处以极刑’两语，至是裕禄援国藩旧案以请。诏诛世忠，余党悉赦勿问。世忠临刑，语其侪曰：‘吾无大，唯枉杀何桂珍，宜有此报。’”由于缺乏，清廷虽然先对李洪进行羁留，但由于其具有候补知府的身份，有关未便进行，后来知道李洪真实面目的会匪匡世明一经，千里之外的李洪当即与妻妾服毒身亡，是谁在信息极其闭塞的大清朝用什么方法将此讯息透过传递给了中的待罪之身？又是谁将毒药传递给李洪的？在李洪的身后是否有朝廷重臣的影子？众多疑点恐怕是再无水落石出之日了。
　　长江教案及其丹阳教案如今已是大白：其肇事者明里以反洋教为手段为虚，暗地里行组织力量、购买军火物资、冀图发动以泄报家仇为实，最后终因马失前蹄举事未遂胎死腹中。但是，挣扎于万丈深渊之中的亿万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重之下，看到了不甘剥削、和，通过积极斗争来帝国主义侵华、乃至摧垮清朝，从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自身前途所出现的一线生机。
　　正是各种秘密会社包括后来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经过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地一次次和，直至辛亥成功，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才基本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丹阳辛卯教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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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査良铿先生和我聊的“话题” (2009-12-02 15:18:10)转载▼



苏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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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因工作去江苏六合拜访査良铿先生。当时査良铿先生身体已欠佳，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有两个儿子，一位在教育系统工作，似乎是顶他的职（当时就业的一个政策），另一位好像是在农机厂类的单位工作。那天他就在铺上接待了我们。他家房子不大，他的卧铺就搭在扶梯间里，生活很是清贫。完成工作任务之后，见他身体状况，已想告辞，但査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与我们拉起了家常。我把我所知道的海宁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向他讨教。他除了热情地一一作答外，还讲了一些他及家庭的一些事情，现录如下，以志备忘。
一、丹阳教案及其祖父查文清处理该案的事情。我已写成《丹阳教案与查文清》一文。
二、关于查良镛先生（即金庸）的武侠小说，良铿先生如是说：
1、金庸先生写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明报》的销路。因其小说，报纸销量大增，此后一发而不能收，成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一朵奇葩。
2、金庸写武侠小说，受姑母影响的因素较大。其姑母喜好舞剑，而且很有大家风范。除此之外，其姑母诗（或词）也写得不错，与天南海北武术很有造诣的女侠、女诗人（女词人）经常聚会。在海宁家里也有几次，金庸耳濡目染，其小说中，女侠如此之多，甚至在一部小说中出现众多女侠，可以说是一个佐证。其姑母一招一式剑式的名称，金庸也应该是有听姑母讲过的。
3、其姑母也很会讲故事。其中不免诸多武侠的传奇。
三、关于“查良镛先生的家乡在江苏”的误传，主要是他来探望良铿先生时住在南京。当时他的名声已然很大，于是引起了一些娱记的猜想，以为金庸是江苏人。后来，良铿先生以“金坚”的笔名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金庸》，以澄清误传。
四、关于良铿先生为什么放弃在南京大学工作到六合教书的情况。良铿先生说，当时我反对蒋家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公开的报纸（刊）上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先生的言论，被上了“黑名单”。好心人通知我后，是“避难”，从南京到了江北“隐居”了一段时间。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击经济犯罪（即“打老虎”），又写了几篇颂扬的文章发表，与妻子结婚后即在江北定居了。
五、抗战时期，查良铿先生有一段三个月左右的从军经历。抗战爆发后，其姑母交良铿先生800个大洋，让他去找与其姑母有交往的张治中将军。良铿先生找到张将军后，将800个大洋作为抗日捐款交给了张将军后，提出要投笔从戎，参军抗日。张将军将良铿先生交给一位很有名的年轻将领，作为随军军人记者，挂少校衔。但良铿先生因受不了当时军旅生活的紧张和困苦劳顿，竟病了，只好脱下军装，返回校园。
六、查良铿先生化了很大心血，写了一部有关中国古文的研究书籍，约百万余字，已交商务印书馆，是部学习古文的工具书。不想抗战军兴，书稿在辗转旅途中散失，现仅存几十页。良铿先生在叙说此事时，眼圈都红了。还让我从他铺旁的圆扁上拿一个用布包得很好的东西给他。他轻轻地打开布袱，拿出了残存的书稿。我看到了有十多页，良铿先生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但好多字我也不认识，所以没有看懂内容。
七、有关我妻子的亲戚孙永祚（孙世扬）先生。我看到他写的字好，讲了我祖父写的小楷及家乡周王庙几位老人写的毛笔字，已经非常崇拜，但今天看了先生的字，觉得除了照片或印刷品上的，是最好的了。同时我也讲了我妻子的亲戚孙永祚先生写的字，听说也是很好，章太炎写的一些条幅也是他写好后，盖章太炎先生的印。良铿先生听说“孙永祚”，眼睛一亮。问我：“你是周王庙人？”，我说“是的，我妻子也是周王庙人。我家和她家仅隔一个弄堂，即“孙家当弄”（注：这个弄现在还在，但弄名改得有点莫名其妙）。妻子娘家与孙永祚家是前院、后院。想不到良铿先生很熟悉我妻子家的这位亲戚，他说：
孙永祚先生，或称鹰若先生是周王庙人，民国初追随章太炎先生，后在安庆大学教书，很有学问。娶妻钟氏，桐乡石门人，不识字。大女儿叫云襄、小女儿叫先璋，名字都有出典（良铿讲了出典，可惜我未记录，竟忘记了）。永祚先生的字当时是很有名的，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写的是同一字体（注：他讲了字体，而我忘记了），二人可以比肩。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同时永祚先生英年早逝，社会上也淡忘了永祚先生，“只知有于，不知有孙”了，很是可惜。
我对良铿先生讲了我妻子外婆（周桂宝，当时还在世。享年103岁）讲的以及永祚先生家现在的情况。良铿先生听了不胜唏嘘。
第一件事，是听外婆说的。刚解放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来周王庙找到了五外婆（即永祚夫人钟竹亭，我随妻子对她的称呼），把孙先生留在家里的、用两块木板夹起来并捆扎好的一叠厚厚的纸用80元钱买走了，我估计是书稿。良铿先生说：如果不是永祚先生的书稿，他的“字”是何其珍贵；如是太炎先生手稿或永祚先生抄誉的太炎先生的书稿，那就更珍贵了，不可多得！不可多得呀！
第二件事，五外婆（荣祚夫人）和我妻子的外婆曾将那些丝绢字幅染了色，做成了衣服。良铿先生苦笑说：何以至此!何以至此！
第三件事，永祚先生家里还存有一些字画立轴，小时我和永祚先生的孙儿国声趁五外婆不注意，也偷看过几次。有山、水、花、草及飞禽走兽的画和许多不太认识很潦草的毛笔字。他家里有一个大柜，有三格，都是存放这些轴画的。国声排行第二，与我同年生，小学同班同学，学习很好，自小过从甚密。这些字、画，在“文革” “破四旧”时都被烧毁了。良铿先生手敲着铺沿：可惜！可惜！能经永祚先生慧眼并拿回家收藏的东西，不可能是出自无名之辈之手的东西。如猜测不错，是他追随章太炎先生时所收藏的东西。因他离开太炎先生去大学教书后，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机会就少了。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竟这样毁了，真是作孽呀!
我还对他说了永祚先生家里的情况：五外婆已作古。先璋大妈与耕荣大伯结婚，是招婿入门（耕荣大伯是荣祚先生家里的职工）。但因怕“工商地主”的家庭成分，对孩子有影响，小孩三个姓“丁”、一个姓“孙”：大儿丁国培、二儿孙国声、三儿丁国瑜、四儿丁国源。但当时的形势的确对他的四个孙儿是有影响的。国声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同年级也属前三名，但无缘省重点中学——海宁中学，只去了许村的永福农中（好像是公社办的）。云襄大妈在海外，我没见过她本人，但见过她的结婚照。照片一直放在五外婆的房内。良铿先生是知道云襄大妈在海外的。对永祚先生有四个孙辈，且都是男的，也感到了些许欣慰。
我对良铿先生说，那卖了80元的东西，到今天可能是文物，也可能是重要文献。当时云襄大妈在海外，先璋大妈尽管有文化（她与电影明星王晓棠在上海时是同学），但年纪还轻，而五外婆不识字，就把它卖了，很是可惜。当时生活普遍艰苦，虽然先璋大妈和耕荣大伯有工作收入，在周王庙街上生活也算上乘，但四个男孩都一天天见长，所发布票是不够他们用的，两位外婆就把那些条幅染了，自己做了衣服，虽属无知，也情有可原。即使他们当时没做这个事，到“文革”时不一样都毁了么！
八、良铿先生“文革”期间的遭遇。良铿先生说扫街、请罪之类事都做过。罪名是“里通外国”，根据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国外的学生和朋友通过邮局寄给我奶粉及其他食品和外汇，香港弟弟（即金庸）也曾通过邮局邮来物品，而国内也有从邮局汇来或寄来的全国粮票及钱，冯其庸（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也曾寄来钱和物品。我向他们解释，这些都是我原来的同事寄来的，大多数是我南京教书时的学生，现在国外工作，香港寄来的是我弟弟，也有学生。但他们听了都不相信，一直让我每天早上向“主席像”“请罪”，也有几次戴着黑臂章扫街。我没有当时所谓的反革命言论，也不是“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后来他们也就松了。
九、关于江青。良铿先生讲到“文革”时期的遭遇，说了一个令他当时感到万分庆幸的事，也道出了他早就认识江青的事。原来，良铿先生早年在上海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积极进取的文学青年，多次参加一个进步文人聚会的“文化沙龙”，是每个周末的晚上。就是在这个“沙龙”里，他认识了蓝苹，即现在的江青。他说当时蓝苹是个电影演员，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思想进步、交际广泛，深得圈内人赞许。我认识她，她也认识我。如果我受迫害时，抬出江青来保护自己，或者因此而诱发了江青对我的记忆的话，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看了江青对在上海身边较近的人的态度和做法的报道，真是感到庆幸自己当时未抬出江青来保护自己。这当然也与我的性格有关，同时，他们审查我的依据实在太过荒诞，也由于他们审查我并非很是认真（或许他们也感到这些“依据”与“里通外国”相去甚远），我更感到是我祖父的庇萌，我祖父在丹阳、六合一带是很有名的大善人。
……
一转眼，已过了中午十二点。他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儿子拿了饭菜来了，我们也与他告别了。临走时我们说了还要去良浩（在上海纺织局某单位工作）、良钰（在淮南某工厂任总工程师）及杭州良琇及临安良璇处拜访，有何话要带。他说他们时有联系，不必带话了。而良璇昨刚来南京，住在南京某路某号她朋友家，你们就去该处即可，不必再往临安去找她。临别时，他一再表示：未尽地主之谊，未请你吃饭，也不能起床，连水都要你们帮我倒，真觉得很对不起。
回南京路上，我与我陪同的那位单位领导讲了三个感想：一是想不到良铿先生离家这么久，年纪这么大，还是乡音未改；二是这是我到今天为止所亲自见到过的学问最大的、字写得最好的先生；三是他虽病了，谈起往事来犹如历历在目、精神如此之激昂。
我在法院工作时，自信是写字速度最快的一名书记员，这次访问我记录下来了，可惜没有学过速记，还是有好多东西来不及记录了。如章克标其人及章与鲁迅之间那些事，他也有讲到（我因复查历史案件工作，在庆云章克标住所访问过章）。不然的话，良铿先生的每一个话题都是一篇很好的“回忆”。

                                   20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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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氏族谱现身市民家中
金庸侄子就住在南京六合

现代快报2014年5月14日        http://kb.dsqq.cn/html/2014-05/14/content_339389.htm

族谱共有5本，100多万字记录查氏家族辉煌历史

　　查传统展示《海宁査氏》族谱 通讯员 摄

　　查传统还保存着当年金庸来家里时的合影（左三为金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独步江湖”，其中的故事人物和情节早已为大众所熟知。现代快报记者近日了解到，金大侠与南京六合竟然还有一段渊源。

  通讯员 王学澥 叶方龙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金庸的侄子住在六合

  在六合北门教育小区一户普通寓所里，住着73岁的查传统一家。查传统家保存着一套家谱，是由中国书画出版社正规出版的，全谱的名字叫《海宁查氏》族谱，共有5本，100多万字。

  据介绍，查传统老人的父亲名叫查良铿，祖籍浙江海宁。查传统是老师，他父亲当年也是老师，1952年，查良铿为生计所迫，在友人冯其庸（史学家）的引荐下，到江苏丹阳县中学教书。4年后，同属镇江专区的六合县中缺教师，查良铿乘小火轮来六合赴任。此后，查良铿率子女在这里定居下来。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原名查良镛，查传统说，他父亲正是金庸的大哥。只不过，父亲早已去世。

  对于这位叔叔，查传统充满了敬佩。据他介绍，在修谱过程中，主编曾把打印稿寄给金庸过目修改。在序页上，金庸还亲笔写下査氏族谱的辈分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据称，如今这份手稿就保存在主编家中。

  查传统老人做事为人很低调，对于自己和金庸的亲戚关系，一直没对外人讲。

  辉煌的查氏大家族

  据了解，这套《海宁查氏》族谱颇有来头，2006年续修，由饶宗颐题签。饶宗颐为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与季羡林齐名，并称“南饶北季”。主编为吴德建，任职海宁博物馆。按照族谱的记载，海宁查氏是在大约元末从江西婺源迁至浙江海宁的。始迁祖“查文徵”，至续谱时已传25代。

  作为文脉之地海宁的诗书之家，查氏后人在族谱上记载了一直延续的辉煌族史。海宁查氏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帝盛赞：“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赐以“澹远堂”、“敬业堂”匾额。“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首诗作者查慎行，谱上有像有传，为清代六家之一，这首《舟夜书所见》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

  诗人穆旦为现代诗歌开拓者之一，与金庸是堂兄弟，原名查良铮，拆“査”为“木”、“旦”，即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均作笔名。兄弟俩不谋而合，想到了一块儿。

  据查传统回忆，在早年困难时期，金庸曾从香港给他们寄过几次食品。1981年，金庸来内地，叔侄在杭州见过面。1986年，查良铿七十大寿，金庸特从南京租车来六合为大哥祝寿，一晃近30年过去了。如今金庸已经91岁，记者发现，查传统在长相上和叔叔还有几分相似。据他称，自己曾经回故乡海宁探望老姑母，老人见他爱看书，就把家中这套《海宁查氏》族谱送给了他。多年来，他一直都珍藏着这套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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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人民对查文清县令是十分感恩的。当时朝廷为“辛卯教案”对二十一位百姓判了刑，但在丹阳无一人逮捕判刑。查文清去世后，当时经他指点出逃的三十七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来海宁祭奠。到袁花后，问明去查家的路后，三十七户人家是三步一磕头，一直跪拜至查家的。见坟地狭小，这些士绅和三十七户人家共同出资，购下了坟周围六十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更有一受恩于查文清的案件参与者留下遗嘱：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良铿先生的夫人即是这户人家的孙女。可惜在为查家留下二子后即逝，良铿先生也未续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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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玉芳（1907年7月15日——20世纪60年代），金庸的小姑妈，查玉芳和赵正龙结婚不久，赵正龙在国民政府江西行署任职，查玉芳随之前往南昌。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由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查玉芳进入这个机构任宣传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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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第十五回中，程英的六根琴弦被李莫愁用内力震断，黄药师赶到后在仅剩的一根琴弦上奏出了完整的乐曲，就足以证明其琴技之了得。

金庸在这里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一弦琴也称独弦琴，是京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已流行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莫大最擅长的是胡琴，他的代表曲目叫作《潇湘夜雨》，起先我以为此曲是金庸的臆造，因为二胡曲和琵琶曲中都找不到。直到后来我在《松风阁琴谱》所附《抒怀操》一卷中，居然还真发现有一首琴歌就叫作《潇湘夜雨》。紧五慢一弦，清初雅士昝茹芝填的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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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眼中的“金庸”
2014年01月27日 16:42
来源：环球人物


弟妹眼中的二哥：他写书是为了挣钱养家

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采访进程出乎意料地难。并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而是找到了人，几乎都三缄其口。他们的目的很单纯，“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退出江湖’的日子吧”。

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从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从她记事起，家里不管是谁，闲下来就喜欢看书，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只要想看，取之不尽。小时候，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金庸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他打开一看，是一本书——《圣诞颂歌》，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现在，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

在查良琇的记忆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也领了一笔津贴，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绍道，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终于有一天，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一把火将其烧掉。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要求查文清处斩“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决心“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并无为首之人”，自请辞官。

查文清去世后，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赶到海宁，三步一磕头，跪拜至查家祭奠。见查文清坟地狭小，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里。将近2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祖父的英雄气，被他写进了《连城诀》。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有困难，找二哥”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紧接着，1951年，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双胞胎，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糖、奶粉、饼干等。“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相约杭州一聚。随电报寄到的，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

査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得从北京转机。转机那天，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

　　在査良琇的讲述中，记者察觉，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明报》时“抠”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资助过您吗？”

“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査良琇说：“二哥这么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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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和小阿哥  作者：简儿
标签： 情感        
金大侠和小阿哥金大侠和小阿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88d00e0101sasg.html


金大侠和小阿哥

和小施、梦之仪一起去海宁图书馆。讨论连环画之金庸的修改事宜。
去年年底，广电准备出一套嘉兴文化名人连环画，但及推荐了梦之仪，梦之仪又叫上了草白和我。说起来惭愧，从未写过连环画的我，看了两本传记就操起刀来。其中一本写的是金庸。
结果稿子交掉了以后，小施打来电话说，请金庸研究学会的专家看了之后，发现有好几处错误。
只好请大家帮忙再一起修改。小施请了海宁史志办的沈嘉先生，金庸研究学会的钱金林先生和会长王敬三老先生。王老先生虽已八十三岁，却精神充沛，认真地看了两遍稿子，指出了几处错误。
最有争议的是金庸的出生日期。金庸的弟弟良浩说小阿哥是属猪的。由此可以推算是农历应为癸亥年。即一九二四。王先生说去香港问过金庸，结果大侠自己也搞不清楚。王先生看了万年历，又根据金庸自己填写的履历表，推算出金庸的出生日期为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看起来文史研究殊不容易。梦之仪之前受到周立民先生的鼓励，曾写过《方令儒传》、《嘉禾流光》等名人传记。有时候为了考证一件小事，她往往要辗转好几个地方，访问许多人。
下午沈嘉先生带我们去参观金庸旧居。管理旧居的是金庸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和侄媳。查良楠长得金庸有几分相似。不过他自己说是像外婆家的。念书念到小学四年级，字却写得极好。
问他金庸的出生日期。他亦不能确定。只说金庸出生的那一年秋天，桂花开时，祖父查文清去世了。大年三十前几天，金庸也出生了。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即丹阳教案里那个违抗上司命令，私自把火烧教堂为首的两个人给放掉的县令。为此他辞官回到袁花镇，吟诗写字，留下了满满两屋子的《海宁查氏诗抄》。
查家世代官宦，有“一门七进士，叔祖五翰林”之说，先祖查慎行号“初白老人”，赐号“烟波钓徒”。曾入植南书房，深为康熙皇帝的器重。先后三次随帝巡外，岁时风土，悉记以诗。查升。号声山。康熙二十七年中进士。书法秀逸，小楷尤为精妙。康熙帝御书“淡远”堂名。著有《淡远堂集》。而为查家带来灭顶之灾的是查嗣庭。雍正四年（1726）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因出试题“维民所止”，被小人人告发“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引发文字狱。族人受皆受牵连入狱，遭到流放。     
功名如浮云。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查氏家族，如今只留下空空的庭院。两个守门人，似两尊石雕，坐在夏日炎炎的日光里。而那个远在香港的小阿哥，何时再还乡？   

我问查良楠：“你母亲去世的时候，说要让你和小阿哥见上一面的，为何你没有实现母亲的遗愿呢？”查良楠说：“是他没有来见我们。”“那么，你又为什么不主动去见他呢？”他迟疑了一下回答：“他没有邀请我。”
一个是朴实的乡下人。一个是名满天下的金大侠。然而他们身上究竟流淌着相同的血脉。他们都是查氏家族的第22代孙。
问到金庸的胞妹良珏和胞弟良浩，查良楠说与他们尚有联系和走动。他回家取了良珏在临安的地址给我们。
在旧居靠东边的屋子里，放着一张木床。良楠指者木床告诉我们：“小阿哥出生时睡的是铜床。政府考虑过买一张铜床，可是要十万块钱。于是只好作罢了。这间屋子，八字硬的人才能住。父亲后来也不住，搬到后面的厢房里去了。”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又来了一拨人。几个上海的老头子和老太太。说是金庸的粉丝。他们站在走廊上轻声细语，不知有没有寻觅到大侠昔日的踪影。那旧居是依照着查家的祖屋新造起来的。查家的老房子，早已在战火中化为了灰烬。
抗战胜利以后，金庸回过一趟袁花，跟亲人短暂了相聚了十几天以后，就去了杭州的《东南日报》，后来考入上海的《大公报》，之后又因《大公报》筹备在香港复刊，南下去了香港。
本以为是过客，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一生。到底是香港造就了金庸，还是那个白手少年，造就了香港的一个传奇。维多利亚港湛蓝的海水，一如当年他初去香港的日子。可是当年那个少年，亦已两鬓添了华发。
在大侠的梦里，是否还会依稀梦见故里，那龙山上蓊郁的树木，老屋里的旧书，嬉戏玩耍的小伙伴。还有那八月十八“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壮观天下无”的海宁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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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弟话金庸  小阿哥节选


2003年9月26日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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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以其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武侠小说而蜚声海内外，而家庭生活中的金庸是什么样子？金庸（查良镛）先生的胞弟查良钰，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袁花镇，查半边

　　我的故乡是浙江嘉兴海宁市的袁花镇。据父辈讲，我家祖上在安徽休宁，大约在明朝时才举家迁到海宁。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所以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我家在镇上是大户，家居在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家里在镇上还设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我母亲姓徐，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亲姑姑。我们共有兄弟姐妹6人，4男2女，我是老小。3个哥哥大哥叫查良铿，二哥叫查良镛，三哥比我大两岁叫查良浩。按当地的习惯家人都叫良铿为大阿哥，叫良镛为小阿哥，叫三哥良浩和我为大毛弟、小毛弟。小阿哥良镛长我13岁，是1924年出生的。在“袁花小学”毕业后，小阿哥在嘉兴市上中学。从上中学时起，他就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

　　小阿哥很会讲故事1945年年底，抗战结束不久，良镛从中央大学毕业后，由重庆返家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归家前，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要回乡探亲，之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小阿哥归家时，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态度和蔼可亲，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里有空房子他也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编得天衣无缝，十分引人入胜。故事讲到兴头上，小阿哥有时干脆站到床上，手舞足蹈，连比划带摹仿，有意思极了。几个晚上下来，三哥和我都被迷住了，老是缠着他要听故事。

　　有时被缠不过，他就编一些鬼怪故事吓唬我们，弄得我们又害怕又想听，越听越害怕，后来吓得连厕所都不敢上了。

　　倾注父爱的手足情良镛小阿哥写的15部武侠小说我都读过，我最喜欢的是《书剑恩仇录》，因为在这部书中，小阿哥写的就是兄弟之间情和事。捧读时，小阿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不时浮上脑际，常常不觉泪下。

　　1948年我小学毕业后准备报考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良镛小阿哥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把他亲自编写的、200多页的“升学指导”教材邮回了袁花镇。小阿哥的心很细，有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1951年，我从杭州初级中学毕业后，只身到辽宁阜新煤校上学。当时，小阿哥已在3年前随《大公报》去了香港。顺便说一下，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大公报》在全国范围招聘两名译电员，有上千人参加了应聘考试，小阿哥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进入了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公报》。由于父母均已不在，我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远在香港的小阿哥在信中知道了我北上就学的消息后，立即汇来了100元钱。那时候，三哥良浩也在上学，他也是在小阿哥的资助下顺利完成学业的。小阿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的确使我们感受到了父爱、母爱般的温暖。

　　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1948年良镛随《大公报》到香港，直到1981年7月，他才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之后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小弟，××日在杭州一聚，一切由我安排。随后小阿哥把去杭州的路费也寄到了淮南。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见面后，我们兄弟二人都非常激动，相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每天总像有说不完的话。小阿哥向我介绍了邓小平接见他的情形，他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在对查良镛到北京访问表示欢迎后，向他介绍了中国今后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之一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小阿哥当时是《明报》社社长，因为他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单独会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所以心情十分振奋。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

　　团聚在香港1990年9月27日，我携夫人朱凤英通过九龙海关进入香港。在良镛小阿哥坐落在香港太平山上的住宅里和他们全家一起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光。

　　他有时陪我们一同去看京剧。他喜欢看京剧。小阿哥的围棋下得很好，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有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他和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的关系很好，陈祖德患病在香港医治时，他专门把陈院长请到家里住了半年多。

　　虽然事情过去8年了，朱凤英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小阿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家小车司机姓陈，他让孩子们叫他陈叔。他们全家对长期在家服务的菲律宾女佣也很好，完全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在饭店吃饭，有时服务员拿着菜单让他签名，他也不回绝。我们一到家，阿哥就问这问那，把在淮南的每个孩子都问到了。小阿哥在生活上不很讲究，除了不喜欢吃荤外，什么饭菜都吃得挺香。他习惯晚上工作，每天早上5、6点钟才睡觉，中午12点左右起床。吃午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又进书房写东西，东西写好了直接传真出去。晚饭后，如果没有社交活动和来客，同家人小叙片刻后，他就又走进书房，一直工作到天明。小阿哥从来不去游乐场所，我们也从未见他跳过舞，有许多社会活动他都让夫人林乐怡代表他去参加。

　　清泊淡远平常心我们离港前，小阿哥为我写了一幅字：“待人以诚，治事则谨，知足常乐，不取非分，谦而受益，满必招损，尽心竭力，为国为民。”这幅字虽说是写给我的，可每次我看到它，总会想起良镛小阿哥做人做事的风范。

　　80年代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5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在故乡嘉兴捐资320万港元兴建嘉兴中学，在杭州投巨资建造了14万平方米的元松书舍，这些都可看出他“尽心竭力，为国为民”的思想。虽然他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可他自己很少提起，有很多事是我从别人写他的书报、文章中看到的。相反，谁要是为他做过什么事情，他却总是牢记不忘。1995年3月2日，良镛小阿哥在香港家中突发心脏病，当时，阿嫂林乐怡受他委托在外宴请客人，所以两小时之后才送他进医院抢救。院方作了很大的努力，成功地为他进行了“小球弹性通塞手术”，使得他转危为安。他在身体基本康复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许多人到医院来看我，问候我。叶运兄双目失明，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传媒作了许多关心善意的报道，使我深刻感到人生感情的可贵，觉得虽然大病一场，经历了肉体极大的痛苦，其实还是所得多于所失。倘若我没有这样一次死里逃生的困厄，自己还不知道，以我这样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我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16%，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160%。”

　　

刘国重

金庸夜"砸"邵逸夫门:有钱不能这样欺负人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5日14:03 广州日报大洋网
　　“昨晚，您睡得好吗？”记者问。“不好，一点也不好，我生气！”金庸向记者抱怨道。昨天上午11点多，刚在房间里用过早餐的金庸就被搀扶着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在路上，他向记者表达了他的不满情绪。

　　活动安排过密

　　在前天的大半天时间里，金庸坐车逛了逛九寨沟。面对如此天赐美景，金大侠却只能走马观花，即便这样，也使得已年过八旬的金大侠疲惫不堪，不得不取消当天晚上观看特意为其准备的演出活动。虽然其中跟他紧张的日程安排有关，但最重要还是有些主办方在游览活动中随意增加活动，无端的耗费了这位老人的精力。

　　在前天金庸游览的整个过程中，记者进行了全程跟踪。记者注意到在每个景区，金老停留的时间都比较短，相反题词合影签名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其中，在一家藏族风情屋里喝酥油茶的时候，有人提到靠近此处几里的地方就有一处寺庙，想让金庸去看看。金庸回答说不想去了，旁边的人反复劝说，而且还说人家早准备好了，特别希望他能去。金庸不得已拖着81岁高龄的身体跑了一趟。去了才发现，里面空荡荡的，根本无人接待。金大侠无疑被“涮”了一把。随行的几位记者开玩笑地说，此时的金庸基本上算是被“挟持”了。随后，记者跟此次随同金庸来九寨沟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金庸小说的研究学者严家炎聊到此事，他也直感叹，此时的金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前，金庸就接到了这份邀请。但由于怕被商业利用和其他的一些原因，一直没有答应下来，拖到今天才成行。他说，全国邀请金庸去的地方太多，金庸都没敢答应，因为很多地方邀请他的最初出发点就是很功利的。比如甘肃的崆峒山，为了开发旅游，邀请了金庸多次，金庸都拒绝了。金庸去每个地方的初衷很单纯，因为没有去过，所以想去看看。他不想他的行程中充满了商业气息。但实际上，一旦他成行，就由不得他了。

　　当天晚上，在金庸入住酒店的大堂里，记者遇到了著名的制片人张纪中。他的金庸大剧《神雕侠侣》下个月10号就要在九寨沟开机了。此次，他也是金庸九寨沟之行的陪同人员之一。他对金庸被“折腾”十分恼火。他说，有些人只顾着自己，拖着老爷子到处跑，他受得了吗？看把老爷子累的！他表示要跟老爷子说叨说叨，不能由着那些人的性子来，该拒绝的还是要拒绝。

　　更奇怪的是，上述的昨天那个研讨会，金庸也是在吃完早餐后才被临时通知一定要参加。到了会场，一看一群同来的作家早到了，让金大侠十分的过意不去，连声说对不起。他坦言，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参加这个会，不然不会让大家等的。可见，金庸对自己的日程安排全然不知，完全被别人“推”着走。他能不生气吗？

　　邵逸夫“爽约”

　　金庸夫妇前脚到九寨沟，邵逸夫夫妇随后就赶到了。这倒不是他们事先约好的，纯属巧合。50年的老朋友异地相见，自然要准备亲热一番。但出人意料地是，两人还没来得及亲热，邵逸夫就惹得金老爷子一肚子的火。据张大胡子(张纪中)向记者透露，前天晚上，老爷子白天跑累了，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谁知道邵逸夫打来电话，说要跟老爷子叙叙。老爷子答应了，叫邵逸夫等二十分钟，容他穿好衣服。谁知道等到金老爷子穿好衣服，从邵逸夫的随从那边传来消息，邵逸夫已经休息了。气得老爷子拿着拐杖，从六号楼走到五号楼邵逸夫入住的房间门前，用拐杖“咚咚”的敲开了房门连声说，有钱也不能这样欺负人。还拉上张大胡子，让他给评评理。张大胡子立刻斩钉截铁地说：“你对！”当然，最后两人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过张纪中告诉记者，他们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邵逸夫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手下的随从传错了话，才导致了这场误会。南京晨报九寨沟专电(记者韩红林）（来源：南京晨报）


邵逸夫携83版《射雕》的“黄蓉”翁美玲（左一）等出席无线在清水湾的另一个录影厂启用典礼。

2004年，金庸在九寨沟。
2004年，金庸在九寨沟。
2004年，金庸在九寨沟。 10年前，华西都市报记者九寨沟见证邵逸夫夜会金庸

他和他的缘分

●上个世纪70年代，邵逸夫的邵氏影业开拍了一系列金庸武侠剧，开创了香港武侠剧的潮流。

●1990年6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冠名为“邵逸夫星”。2001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

●2001年，香港曾评出“十大脸面”人物，其中就有影视大亨邵逸夫和文侠金庸。

●1985年1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一次捐款1.06亿港币，浙江大学作为受益者之一，在风景秀丽的玉泉山风景区还修建了一座科学馆，命名为“邵逸夫科学馆”。金庸则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邵逸夫先生去世了，作为老朋友的金庸十分悲痛。一整天，金庸几乎没说什么话。”

金庸和邵逸夫同是浙江人，同住香港。一个有才，一个有财。TVB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83版《射雕》，至今仍是无法超越的经典；邵逸夫的电影《儒侠》，曾改编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两个人有着50多年的友谊。2004年9月20日，金庸应华西都市报和四川省作协之邀，专程从香港来川参加文学活动。巧的是，邵逸夫也应邀，也从香港来到了四川。9月23日，在华西都市报的邀请下，金庸参观九寨沟。97岁高龄的邵逸夫携夫人，当晚也抵达九寨沟，同住九寨天堂。23日晚10时许，华西都市报记者独家见证了邵逸夫夜会金庸。

“撞”到的采访邵逸夫谈四川情缘 2004年9月23日下午5时多，邵逸夫夫妇从香港转成都抵达九寨沟，和他同行的还有胡慧中等明星。别看邵逸夫已97岁高龄，但精力旺盛，邵逸夫和夫人方逸华女士一行9月22日刚刚在凤凰古城参观考察，后又奔赴九寨。

当晚9时许，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九寨天堂用餐，恰恰邵逸夫夫妇从贵宾室走出来。记者欲上前采访邵逸夫，立即有工作人员阻挡。邵逸夫和蔼可亲地问：“你是哪里的媒体啊？是不是四川的记者？”

华西都市报记者点点头：“是四川的华西都市报。”“哦，我在香港听说过华西都市报，很有影响力的！四川的记者，见一次不容易，就谈几句。”

邵逸夫叫工作人员暂时走开一下，把华西都市报记者叫到面前，和蔼可亲地说：“你问吧。”

华西都市报记者问邵逸夫：“您此次四川之行，对四川的人文、四川风光作如何评价？”

邵逸夫说：“四川的山好水好人很好，我特别喜欢四川。你注意看我拍的电影，许多台词用了四川话，就是我的主意。年轻时，我经常来四川，我对四川一直很有感情。几十年来，我在四川交了很多朋友。比如，邓小平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最早在四川建逸夫楼的，就是我喜欢四川的证明哦！”

邵逸夫为人和善，十分亲切。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四川，生活条件要差一些，但四川人的生活状态很好。四川人很喜欢开玩笑。其中有一句四川笑话，叫莫要涮坛子。所以我们公司过去在拍电影时，我好几次建议用四川话，其中就有莫要涮坛子的台词。” 他乡遇故知97岁邵大哥要见81岁金老弟 因各自工作繁忙，邵逸夫与金庸即使同住在香港，也不是经常见面。

金庸22日晚下榻酒店后，得知老友邵逸夫将于23日飞抵九寨，非常高兴，表示：“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九寨沟这么美的地方与老友相见，很有意义。”据了解，两人住的都是豪华套房，房间号一样，只是楼层不同，一个楼上一个楼下。

邵逸夫抵达酒店后，得知金庸也在此下榻，表达了想与金庸见面的愿望，两人的会面初步安排在晚上。

23日游览过九寨美景后，主办方晚上专为金庸一行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歌舞晚会，金庸因要等着晚上与邵逸夫会面，加之邵逸夫第二日一早要外出，怕错过两人的见面，金庸没去看演出，特意留在酒店。

当金庸在房中耐心等待时，未料，由于安排不周，并未将金庸已在房中等待的消息传递给邵逸夫方面。邵逸夫以为金庸去看演出了，随即早早休息了。

金庸见无人通知，也去睡觉了。等看演出的一行人回来后，才有人通知金庸：邵逸夫已经抵达。听说邵逸夫已经睡觉，金庸就托人把邵逸夫叫醒，金庸夫妇专程下楼拜会。阴差阳错，两位老友见面时，已是深夜10点多。

传话有误气得金庸用拐杖“咚咚”敲门 10时40分左右，只见金庸来到邵逸夫夫妇住的房间门口，满脸笑容地拄着拐杖敲门。

出人意料的是，金庸连续敲了几次门，邵逸夫却一直不开门。其实邵逸夫并不知道金庸来拜访。这时，金庸一下子火了，生气地一边拿着拐杖，“咚咚”地敲邵逸夫夫妇的门，一边幽默地说：“有钱也不能这样欺负人。”

房门终于开了，一见金大侠，邵逸夫大吃一惊：“哎呀，金先生好！深更半夜来访问，有什么急事？”

金庸说：“刚才有人通知我，说是你来九寨沟了，今晚想见我叙叙旧！”邵逸夫说：“没有的事啊。可能有人带错话了。不是今晚见，而是约到明天见。”

这时，金庸转身看见华西都市报记者背着照相机站在一旁，正要拍摄他与邵逸夫门流的照片，突然生气地问：“是不是你干的？”华西都市报记者连忙解释说：“金先生，千万别误会，我也是他们通知才晓得的。”

邵逸夫一边将金庸接进了房间，一边安慰：“别生气，别发火，快请坐。”邵逸夫与金庸的会面十分秘密，两位老友畅谈了约40分钟。从邵逸夫房间离开时，金庸十分开心，感慨道：“邵逸夫为中国教育作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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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交情见面初：金庸与“伯乐”陈向平的初会
仗剑南窗
11-02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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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事业——文学与报业，陈向平都起到了“伯乐”和“引路人”的作用。
“最好交情见面初”，清初诗人查慎行的这句诗，曾被金庸采入《鹿鼎记》第二回的回目，用来形容韦小宝与茅十八的初会。为免读者误会，金庸还在回末加了一个小注：“‘最好交情见面初’是‘一见如故’的意思，并不是说初见面交情最好，后来就渐渐不好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少年查良镛（金庸）与大朋友陈向平，也有过一次“一见如故”的相会。



    熟悉金庸生平的读者知道，陈向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持《东南日报》“笔垒”副刊期间，曾慧眼识珠，多次刊发金庸的散文习作（当时署名“查理”）；1946年，陈向平又向汪远涵力荐，使金庸得以进入杭州《东南日报》，从编译国际新闻稿、主持副刊专栏等工作做起，为他不久后顺利考入《大公报》打下良好的工作基础。可以说，金庸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事业——文学与报业，陈向平在其中都起到了“伯乐”和“引路人”的作用。

   遗憾的是，现有的金庸传记书籍与文章，对陈向平与金庸交往的这段历史，在一些重要事实上，却存在着一些偏差甚至错误。刘国重先生所写《一事能狂便少年》一文，已经发现一些疑点，刘文质疑道：“所有的金庸传记都说，陈向平看到作者竟是一个高中学生，大感讶异。这是不可能的，是不真实的。”接着从文本和情理两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理由，应该说，很有说服力。但文中提到陈向平“曾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望文章的作者”，并且“指点金庸去报考西南联大”等叙述，仍是沿袭了傅国涌《金庸传》等的说法，我认为还应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再做一番审视。

金庸（署名“查理”）《一事能狂便少年》，刊于《东南日报》副刊“笔垒”。
金庸（署名“查理”）《一事能狂便少年》，刊于《东南日报》副刊“笔垒”。



    目前所知，这类说法较早见于何因《金庸与衢中》一文（收入1996年出版的《衢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另外，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一文（《衢州日报》2004年11月2日）也提到金庸就读衢州中学时，陈向平曾“屈尊下访这位少年学生作者，指点他来年去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查良镛还写了古典长诗，引经据典，热情歌颂友情，寄到报社，因时局突变，被陈向平先生带到福州去发表，并简短作序，誉作者为‘千人中之一人’。”何因本名何英豹，20世纪40年代在衢州中学就读，与金庸曾有来往；王浩然更是金庸学生时代的至交好友。但毕竟是耄耋老人回忆五六十年前的旧事，记忆失真在所难免。好在王浩然提到陈向平曾给金庸“简短作序”的那篇文字，还存于天壤之间。因资料珍贵，且未见谈论金庸生平者征引，现全录于下：

    我在这里要推荐一位少年笔耕者于读者诸君。

    本刊在金华时，曾经在无数来稿中，发现一篇使编者十分注意的杂文，叫做《一事能狂便少年》。作者著名查理，是浙江一个高中里的学生。我看见了，而且从他老师处知道他还是个未冠的少年。这就使我对他有点惊奇。

    我写了封信去，请他到金华来相见一次。可是信发出不久，我就离开了金华，他那学校听说也向常山方面撤退。

    一天傍晚，我在江山大街上走，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学生，他带着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走近我身边来，细细谛视了我胸前所佩的徽章之后，就问我：

    “××先生你知道他在何处？”

    “在这里。”

    “哪里？”

    “你有什么事情吗？”

    到这里，我们无须再讲什么介绍词，彼此都“心里有数”了。手掌抵着手掌，默默之中，我们心里一时相互传递遍了万语千言！我问他：

    “作何打算？”

    他说：“到昆明去进联大读书。以后三四年内，也许不可能有见面机会，这回过江山是来特地看你的。”

    我们在大街来回走着。从身边琐事到天下大势，无边无岸的倾谈开去。直到店家都关上排门，小巷口只剩下几盏卖“夜点心”的灯火，我们一直忘情地沉浸在热情的谈话里，从未停过脚步。

    我在他言谈举止中之间，看见了大时代中生长着的新中国新青年的模型。

    第二天一早，我去送他时，他已和同学们走了。过了两天，他寄来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千人中之一人》。他说是别后在旅途上写成的，以它作为我们友情开始的纪念。


这里需要对这篇文字的写作背景稍作说明。1942年5月中旬，中日浙赣战役爆发，《东南日报》金华版于5月20日停刊，陈向平与《东南日报》同仁“次第南迁，经龙游、江山、浦城、水吉而至南平。行路千里，历时三月”（陈向平《南迁杂记引》）。《东南日报》于8月21日在福建南平复刊，陈向平便从8月21日起，在副刊《笔垒》开设“南迁杂记”专栏，凡数十篇，杂记这三个月南迁途中的见闻、感想，上面转引的短文即为其中一篇，发表于1942年8月30日，题目也叫《千人中之一人》。



    这是当事人陈向平在第一时间留下的与金庸初会的“实录”，可以廓清何因、王浩然等回忆文章中的诸多记述错误。第一，据此文，陈向平与金庸初次见面，是在浙江省江山县城，时间大约在1942年6月左右，而并非很多文章认为的是陈向平趁出差衢州之便，主动来探望查良镛；第二，去西南联大读书，是金庸自己的计划，并非是陈向平的建议；第三，刘国重先生判断陈向平不可能见到金庸后，才知道他是名高中生，这个判断也被本文证实。原来金庸的情况，陈向平早“从他老师处知道”，这老师，或许就是曾在衢州中学任教，后又去《东南日报》供职的陈友琴等人。至于王浩然将金庸所写歌颂友情的散文记成“古典长诗”，将《东南日报》南迁后的复刊地由福建南平记成福州，这些细节错误也说明，在探究作者生平时，对这类回忆文字的使用，应该更加慎重一些。&#8203;&#8203;&#8203;

刘国重

金庸说戏 2010年06&#11916;月15日 黄金冒险号 by 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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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蚊仔
少尉6


金庸在兰桂坊请吃牛排。我问查先生近日有何消遣。
查先生说看了西片《侠盗．骄雄》，也就是罗宾汉，戏中只保留几个角色，本来的故事情节全改掉。
社&#11916;会反智盛行。叫《罗宾汉》就是了，什麽《侠盗．骄雄》，学李安和张爱玲的《色．戒》。中间加一点。一个成功，千万&#11916;人起哄抄袭，也难怪，脱离前殖民地政&#11916;府的特区香&#11916;港，以无&#11916;知为时尚，没几个知道罗宾汉是谁了。譬如《花木兰》，花木兰是什麽东西？太深了，吸引不了九○后&#11916;进戏院，如果改名——《反斗 TB激战哗鬼兵团》， TB，即 Tom Boy，票房就会多收几百。
《罗宾汉》虚实相间，先把罗宾汉定为十字军东征的一名弓箭手，从耶路撒冷回国。罗宾汉刚平定了回乱，法&#11916;国国王又买通了英国内&#11916;奸，想行刺出征的李察狮心王。
但李察已经阵亡，由弟&#11916;弟约翰继位。约翰要在国内强徵土地税，引起地主反&#11916;对。这时法&#11916;国兵在南岸入侵，罗宾汉变身为 衞国英雄。约翰王看见罗宾汉民望高，宣布罗宾汉为反贼。罗宾汉与女友逃进森林，从此劫富济贫。
电影《罗宾汉》是侠盗的前传。约翰后来跟地主贵&#11916;族停战，签署大宪&#11916;章，从此王&#11916;权受制约，君主立&#11916;宪衍生，民&#11916;主精&#11916;神，垂范国际，英国没有走&#11916;上像远东秦始皇暴&#11916;力统&#11916;一六国之类的邪&#11916;路，实为人类之幸。
电影罗宾汉与传说不同，说罗宾汉促成了约翰后来签署大宪&#11916;章，就像韦小宝促成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导演列尼史葛，如果有看过英译《鹿鼎记》，就知道金庸小说在四十多年&#11916;前，就已经把郭靖放在成吉思汗的大时代，真真&#11916;假假的营造趣味。
查先生也是英国文史哲学家，莎剧学得透，家中珍藏小说《劫后英雄传》、《宾虚》的古版。书读得通澈，世情完全看破。看破了，会心微笑就是，许多事情，不要问查先生怎样「回应」，要看查先生如何「不回应」，这便是境界。
是夜查先生评点电影罗宾汉得失，并欣然进龙虾汤一道、鹅肝两薄片、八安士免翁牛排一块，心太软巧克力蛋糕一小片，查太太在旁看得心惊肉跳。查先生胃口好，精&#11916;神健旺，前事记忆清楚，今闻也了如指掌，高人论道，我们在听，又过了丰裕的一夜。

刘国重

金庸的故乡情怀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07年08月24日 09:21:30




    编者按:一个半月之前,海宁市政协副主席许国荣一行在香港拜访了金庸先生,与老先生相谈甚欢&#65377;时至今日,他们还对金庸的热诚与周到记忆犹新&#65377;几天前,他们和记者谈起了这些年来金庸和家乡以及家乡的金庸学术研究会往来的点点滴滴——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65377;"这是金庸50多年前怀念家乡的一段文字&#65377;

    "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65377;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65377;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65377;"这是几年前,金庸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说过的话&#65377;

    离家一个甲子,大侠金庸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65377;他的小说&#65380;散文中不时会出现家乡的景象,在访谈中他也不断提及家乡,从1992年到2003年,十多年间,这位古稀老人4次返乡;数年来,面对家乡来客,金庸先生都会热情对待,对于家乡的要求,他都会尽量满足,对于家乡成立的金庸学术研究会更是关心备至&#65377;

    金庸与乡贤:热诚相待

    "对不起,让你们等了几天&#65377;"这是大侠金庸先生见到许国荣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给许国荣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65377;

    一个半月以前,为了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海宁市政协副主席许国荣一行前往香港参加同乡会的活动,当然,他们很想去拜访金庸先生&#65377;

    临行前,他们通过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向金庸先生说明了拜访的意思,第二天,金庸的秘书回电安排了7月3日会见,时间半个小时&#65377;

    7月3日下午3时30分,他们如约走进金庸先生宽敞的办公室,未及好好打量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金庸准时出现在门口,他热情地迎上来:"对不起,让你们等了几天&#65377;"原来,正值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作为香港重量级人物,金庸先生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其中还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宴请&#65377;

    金庸招呼许国荣一行坐下来,歉意地说,有事情要离开一下&#65377;两三分钟后,他重新走进办公室&#65377;"一进来就拍着我说,'你是许先生&#65377;'"许国荣暗地里一阵感动:看来金庸先生是出去向秘书询问我们的情况去了&#65377;寒暄之后,金庸关切地问起海宁的情况:经济发展得好不好,皮革好不好,教育好不好……当他得知海宁是全国百强县&#65380;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前20位,他的喜悦溢于言表&#65377;

    或许是因为离开家乡久了,虽然间或回过几次家乡,但时间匆忙他没有机会仔细看过现在的家乡,他的问话有时候很细:蚕宝宝还养不养?路好不好?轮船还有没有?"袁花原来有一条街叫花溪街,现在还有没有?袁花的学校怎么样?"当他得知现在公路已经通到老家的门口,部分人家还有私家车了,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思念之情更甚&#65377;

    令人吃惊的是,金庸对他见过的海宁以及嘉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记忆深刻,他一一问起这些领导的现状,有些还反复询问,并请许国荣转达问候&#65377;提起其中某位领导时,他还随手拿起笔在纸上写出对方的名字,还仔细询问许国荣,是不是这几个字&#65377;当他听说,海宁换了新的市委书记&#65380;市长,他关心地询问,市委书记&#65380;市长是哪里人?对许国荣,他也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他老家离自己老家不远,更是反复确认地理位置&#65377;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离家数十年的84岁高龄的老人,他对家乡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他对家乡的关切如此真挚&#65377;更难得的是,离家数十年,金庸听起许国荣他们说的海宁话丝毫不费力,间或,还能用海宁话交谈&#65377;

    金庸对于家乡来客的要求都尽量满足&#65377;此次许国荣一行主要是为了海峡两岸金庸小说论坛的事情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并邀请他参加&#65377;他听后很高兴,稍微思考了一下说:"我在英国读书啊,我读两年,要么明年如何?我定下来时间之后和你们说&#65377;"这正是许国荣他们期待的答案&#65377;

    畅快的交谈总是让人感到时间过得很快,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但大家的谈兴正浓,金庸先生也没有结束的意思,许国荣眼角瞄见金庸的秘书在门外晃了晃没进来,估计是看到金庸先生那么高兴没有打扰&#65377;

    临别时,谈兴未尽的金庸热情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但考虑到老先生的年纪和健康,他们委婉地谢绝了&#65377;告别时,金庸先生送出办公室,一直送到电梯口&#65377;当电梯门合上的刹那,许国荣他们的心里生出一股怅然,不知老人何时有机会回家乡仔细看看&#65380;走走&#65377;

    金庸与同窗:相敬如兄

    "良镛学长文质彬彬,举止温文尔雅,透着一股书卷气&#65377;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名门望族&#65380;家学渊源&#65380;书香传承的潜质&#65377;"说这话的是金庸先生的嘉兴中学同窗,今年已经87岁的张敬夫老先生&#65377;

    老先生还记得,当时千余名考生中,只录取百名,查良镛年龄最小,却名列榜首&#65377;入校后他学习认真,成绩优异,但善气迎人,广结人缘,与同学交往从不连名带姓地直呼,而是略去姓氏亲切地以名号相称&#65377;

    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的年轻老师,经常带着几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座谈&#65380;一起出去玩,查良镛和张敬夫都在其中,有时大家还在老师的带领下,相伴去同学家里玩,那真是一段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啊&#65377;

    但好景不长,不久日本人来了,学校大迁移,当时十多人一个小组,张敬夫和查良镛同在一组,因为同样来自海宁,一路上相互扶持,从嘉兴到丽水,先坐船再步行,一路辛苦自不必说&#65377;有一次渡河时,为了减轻负担,用船将铺盖运走,却不曾想晚上宿营时,铺盖没有运到,学校就向农民买了很多稻草,正值隆冬,十几个人窝成一团,相互取暖&#65377;不过,那之后不久,到了丽水,查良镛继续求学,而张敬夫投笔从戎,两人失去了联系&#65377;这一晃就是四五十年&#65377;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张敬夫看见《参考消息》上报道,猫头鹰接见查良镛,才重新得知查良镛的消息&#65377;之后陆续通过几次信,追忆当年情怀,而信的开头,金庸都亲切地喊他敬夫学兄&#65377;1992年金庸参加嘉兴一中90周年校庆,这对分别了近60年的同窗才得以相见,未及详谈,又匆匆离别&#65377;但他在校庆上的发言中除了感谢母校外,还提及时隔60年还能见到章克标老师和张敬夫同学感到很高兴&#65377;

    金庸与家乡:情思相连

    1992年至2003年,金庸曾4次回乡,每次都来去匆匆&#65377;但金庸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不仅会向家乡来客打听家乡的情况,回乡也会和市委市政府领导见面,了解家乡的发展,并为家乡的发展而高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65377;

    1992年12月8日,金庸回嘉兴参加嘉兴一中校庆,受海宁邀请回乡探访,并通过《海宁报》题词,向海宁全体市民问好,参观母校并题词,当即又赶回嘉兴一中&#65377;

    1996年11月11日,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在海宁召开,适逢金庸和夫人由省市领导陪同赴海宁盐官观潮,金庸先生设宴招待了与会的十多名专家&#65380;学者,并对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当日赶回杭州&#65377;

    1997年9月1日,由浙江大学领导和嘉兴市领导陪同查济民伉俪&#65380;杨振宁教授和金庸一起前往海宁观潮&#65377;之后即返回浙江大学&#65377;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出席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应海宁市委市政府邀请回乡,金庸向大会请假3个小时,由海宁市领导陪同参观了海宁高级中学和徐志摩故居&#65377;海宁市领导得知当年是金庸80岁诞辰,买了一个蛋糕为他祝寿&#65377;金庸当晚即赶回嘉兴参加研讨会&#65377;

    另外,对于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也常放心上,经常和研究会会长王敬三保持联系,了解研究会的发展&#65377;金庸研究会自1996年成立至今,11年间一直得到金庸的关心和爱护,在他的关心下,目前研究会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会议,共有452人出席会议,专家学者55人,发表文章184篇,其中论文89篇,出版了8期《金庸研究》,并与有关大学和学术研究单位进行学术交流&#65377;同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名人名家读金庸》&#65380;《阅读金庸世界》两部书,向全国发行;台湾生智出版社也出版了《华山论剑》&#65380;《倚天既出,谁与争锋》繁体本,向全球华人读者发行&#6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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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业水西庄 “微服”金庸偕夫人天津寻梦  

你可知道，金庸金大侠与天津有着一段不解之缘。天津有许多和大侠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清初三大私家园林之一的“水西庄”就是他家的祖业；曾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现代主义诗人穆旦是他的叔伯兄弟；一位在他65岁时才得以相认的堂姐，至死都未能与他谋面，仅收到大侠寄来的一封信……
　　前年，金大侠曾偕夫人来天津寻梦…… 　　
        堂姐查良英苦盼三十年未能见一面
　　金庸原名查良镛，这查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原是“浙江海宁的望族”。康熙年间，曾有两代人在朝中做官，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说。但雍正年间一场“维民所止”的文字狱，牵连了查家在朝的许多人。经过了这样一场劫难，查家很长时间才翻过身来。
　　20世纪初，老北京的“八大家”声名显赫，“查家”就在其中，而金庸的堂姐查良英就是当时有名的“查五小姐”，因相貌出众、天资聪慧而远近闻名。据查良英的儿子金兆新回忆，当时查宅位于北京南五同。院子里套园子，园子里又有院子，大大小小十几座，每个院子都近几百平方米，溜冰场、游泳池一应俱全。
　　然而这样的奢华生活随着家道中落戛然而止，40年代初查家搬出了祖辈留下的大宅子。显赫的家世非但没能让查良英享受多少荣华，倒是“贵族小姐”的身分让她在人生的后40年里吃尽了苦头。
60年代中期，正当金庸以《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个远在天津的堂姐却因有他这个亲戚背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反革命”的罪名。据其子金兆新回忆，母亲在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之后，特别想见见这位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亲戚。从那时起，金兆新就千方百计打听金庸的联系方式，终于在1988年得到了确切的地址。然而在提笔写信的时候，已经69岁的查良英老人却叮嘱儿子，自己受过的苦在信中一个字都不要提，只要向堂弟报个平安，告诉他自己很想念他，想在临死之前见他一面就够了。令人意外的是，金庸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这样写道：“良英姐姐：收到你的来信，知道姐姐是先祖天津的一支，也知道你的近况，多谢来信问候。在香港，我也是和常人一般工作和生活，过着平淡的日子，而最近已退休，多谢来信。并祝健康愉快查良镛”。这封信一直被查良英老人完好地保存着，但是直到1994年去世，和堂弟金庸见上一面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2001年5月26日，金庸来津到南大座谈，得到消息的金兆新膝盖刚刚抽过积液，两条腿根本不能支撑，但是一想起母亲的临终嘱托，他就发誓爬也要爬到南大。他打了辆出租车，一路飞奔到南大却被告知校园内修桥，无法通车。偏偏这时两条伤腿又不争气地开始剧痛，沟坎和土堆在63岁的金兆新面前却像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峻岭。与亲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金兆新涕泪横流……
　　后来金兆新得知，原来金庸在来天津之前也打听过查良英的近况，在知道老人已经去世之后，金庸表示“一定要见金兆新，因为他是五姐惟一的儿子”。可是由于金兆新多次搬家，几易其址，金庸联系不到这个外甥，这次擦肩而过对两个老人来说都是个遗憾！

在这次采访中，金兆新多次慨叹：“金庸已近80高龄了，我死之前还能不能见到这个两代人想念了一辈子的亲人呢？”
　　叔伯兄弟穆旦文坛查家双杰情作诗侠为梦
　　在天津的查家名人还有一位，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穆旦本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穆旦与金庸是叔伯兄弟，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而且二人在起笔名的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
　　查良铮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诗著文，并以穆旦为笔名发表新诗。40年代出版了三本诗集，成为当时著名的青年诗人。1948年穆旦赴美国留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就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之后的五年内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人的诗集。因而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五十年代的少年，凡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
　　1957年穆旦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期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于1977年2月26日在天津辞世。穆旦是天津著名作家周骥良的妹夫，据周老先生回忆，穆旦和金庸少有联系，特别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然而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当时身处逆境，穆旦却一直孜孜于自己喜爱的翻译事业。只可惜在近花甲之年，他带着未尽的遗憾离开了尘世。
　　阔查跻身三园乾隆御笔留诗 　　昔日宏大水西庄大侠妙诗忆繁华
　　说到水西庄(芥园)，天津人都知道。2001年5月，金庸先生一到天津，就希望到“水西庄”遗址看看。
　　这个令金大侠极为神往的水西庄，就是天津南运河畔，一座占地百亩的宏大的私家园林。它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扩建兴盛于乾隆年间。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的小山堂同为清初三大私家园林。它的创建者是津门巨商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由于当时的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喜结名流，一时间水西庄成为当时天津的文化艺术中心。其名声越来越大，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关注，在南巡时先后四次驻跸水西庄，并留下御笔诗三首，且“芥园”一名也由乾隆皇帝所题。
　　金庸前年抵津，第一站前往水西庄，整个行程十分保密。据水西庄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韩吉辰回忆，金庸一到天津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表示要立即前往水西庄，并提出不见媒体、不坐高级轿车。第二天上午，一辆中巴车载着金庸及其夫人来到会见的地点。简单的寒暄之后，金庸直奔主题，希望能看到与祖业有关的资料以及重建水西庄的方案。在看过真实再现了水西庄原貌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和乾隆皇帝的御笔诗之后，金庸对重建水西庄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如此精致的园林文化如果得以传承，将是一件流芳千古的好事，而天津能拥有这样一座“景幽意美”的古迹，也会令人刮目相看。尽兴之余，金庸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
　　这次金大侠的天津之行还有一段小插曲：金庸听说水西庄原貌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景致荡然无存之后很是失望和痛心，甚至站起身来欲走，在座的陪同人员赶紧向金庸解释：“由于紧靠运河，水西庄早在庚子之乱以后就因水灾和人祸彻底消失了。”金庸仔细琢磨了一下，想起确实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就又回到座位。
　　韩吉辰研究水西庄历史已经12年了，这12年里，每次找到有关查家历史的新资料他都会给金庸寄去。有一次金庸偶然碰到一个天津人，就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并且感谢天津人没有忘记查家，还在不遗余力地计划重建这一壮观的历史名迹。

刘国重

金庸赠我三千元
袁良骏

2014-08-11期12版

金庸
1
金庸
1994年春夏之交，应香港著名作家、岭南学院教务长梁钖华先生的邀请，我赴该校客座研究3个月，搜集香港小说资料，以便撰写《香港小说史》。赴港不久，我便与《明报月刊》主编彦火先生取得联系，拜托他向金庸先生转达我拜访求教之意。多亏彦火兄面子大，金庸先生很快便答应了，约我6月9日到他的半山区住宅晤面。
关于这次晤谈的情况，返京后我写了《初访金庸》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荟》上，后收入《独行斋独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金庸先生赠我三千元港币的细节。访谈结束时，金庸先生上楼取来了两本英文版的他的大作《鹿鼎记》，送给我和同去的青年学者C君。感谢之后，我和C君也就起身告辞了。
不料，回到客寓打开《鹿鼎记》一看，里面夹着一个空白信封；打开信封一看，三千元港币夺目而出。一问C君，他也有，是三千元。我有点手足无措：我和金庸先生素无交往，怎可愧领他的赠予？我知道中国历来有馈赠程仪之说，但那也多在熟人和朋友间，我之于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够格的。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彦火兄，请他帮我把钱退还金庸先生。彦火兄断然拒绝，说绝不可以，你这等于和他绝交。再说，他对内地来的朋友都是如此，非止对您一个，您就安心收下吧。于是，我也只好愧领了。
世事难料，在1995、1996两年之后的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争论中，我竟成了所谓“否定金庸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的千字小文《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刊发，后收入《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竟也成了“讨伐金庸”的“檄文”，罪莫大焉了。而事实上，我对金庸先生始终尊敬有加，始终一分为二，我对武侠小说（包括我一一解读过的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的所有批评，都出于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命运的关怀，也都基于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粗浅了解，谈何“否定金庸”？又谈何“打棍子”、“戴帽子”、“搞酷评”呢？事实证明，中国虽大，要搞点名道姓的严肃的文学批评，难矣哉！以金庸先生的聪明睿智，不知他对我的小文如何看法，我相信他会高人一筹的。后来，在《香港小说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我为金庸立了专章：《新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听到他决定修改旧作的消息后，我也写了《遥祝金庸先生修改旧作成功》一文（《香港文学》与《中华读书报》同时发表）。
今年是金庸先生的90大寿，我祝他向“茶寿”（108岁）胜利进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温儒敏
9月28日 17:47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袁良骏先生是很刚烈甚至“死板”的学者。据说90年代初他去香港曾访问过金庸，金大侠送书一册，回来发现书中夹有港币五千（那时可是不小的数目）。便电询金的秘书，说是车马费和宴请费。袁感受辱，愤而退钱，与大侠断交。又传袁的好友编书，收录袁一篇短文，因出版受阻，未及时付酬，袁便专门致函索要。

海陈子善
10月14日 19:38 来自 华为 P8max
1980一90年代，内地作家学者到香港开会或访学，香港作家热情招待之余，还送些港帀供他们买书等使用，并非金庸先生一人这样做，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也曾遇到过。人家是出于友情，一片好心，决无他意，无可厚非。袁先生清高，自可尊敬。但是，也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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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赠我一箱书
2012-11-21 16:15:26 来源：瞭望·中国总第186期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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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读武侠小说，但对金庸却是闻名已久了。在中国，又有谁不知道金庸呢？在宋代，柳永的词传播很广，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说法。这个说法现在常常被改成“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了。
    我不但知道金庸的大名，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签名书。于是，我找到了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刘延东同志。刘延东与港澳各界人士有着广泛联系。我请刘延东在金庸访问北京的时候，安排我请他吃一次饭。此后不久，宴请的事就定了下来。
    金庸气质雍容大方，始终面带微笑，给我一种非常友好而善解人意的印象。作为小说家，他非常有名；作为报人，他也以查良镛的本名闻名香港报界。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以他对香港回归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我恰好对香港问题也有所研究，所以我们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找到了共同话题。金庸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
    为显示索取签名书的诚意，我专门请来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没想到，佟铁鑫是个金庸迷。他说，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金庸的小说了。席间，他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插曲。

    这次聚餐，使我的索书要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我原来只想收藏一本金庸的签名书，没想到，我却收到了满满一箱书——总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囊括了金庸的主要武侠小说。
    金庸的签名留在了《书剑恩仇录》上册扉页上。他不是直接签在书页上的，而是先签在一张烫金镶边的签名纸上，再贴到扉页上的。在金庸的签名边上，加盖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这套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初版于1976年12月，我收到的是1997年5月的第18版。与内地的版本相比，香港的版本在最前面几页增添了多幅与书中内容有关的绘画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上册为例，封面选用的是金庸收藏的黄胄绘制的“维吾尔族少女”，扉页上盖有西泠八大家之一黄易的印章“登山观海”，插页中还有乾隆采芝图、乾隆游江南图、乾隆阅射图、乾隆南巡阅兵图等。喜欢考据的读者看完小说后如果再对照着看看这些绘画作品，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至于我，直到今天还没有抽出时间好好阅读那一箱子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许有一天，当我再老一些，我也会打开书箱，看看这些成年人的童话。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刘国重

小百花《梁祝》新版香港首演 金庸感动眼泪直流
2010-01-13 08:53:45        　来源：钱江晚报        　编辑：曹静云        　　发表评论　　进入论坛>>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想象越剧在香港也如此受欢迎。浙江小百花的新版《梁祝》诞生已经三年多，但香港的观众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出来自江南“扇舞蝶影”的爱情传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盟誓和优美动听的音乐让座无虚席的香港新光戏院掌声雷动。
　　香港的越剧迷跟浙江的一样专业懂行，他们在每一处精彩的点上带动全场鼓掌叫好，准确无误。而那些从没看过越剧的观众也在演出的后半段不停地拿纸巾抹眼泪，尽管所有人都早已对梁祝的故事烂熟于心。这其中就包括“武侠宗师”金庸先生。



金庸现场观看演出

　　1月10日晚的首演开始前，新光戏院的大厅里已经人头攒动。86岁的金庸如同他小说里那些其貌不扬的世外高人一样隐没在人群中，拄着拐杖站在大厅里默默地等待开场，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记者直到走到他身边才惊觉，眼前这个人不就是“大侠金庸”吗？赶紧上前问好致意，金庸很腼腆地笑笑。这时旁边一个经过的观众也看到了，犹豫不决地靠近问：“您是金庸先生吗？”得到老人首肯了才大喜过望地跟“大侠”握了一下手。

　　金庸绝对算不上越剧迷，仅仅在张纪中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与扮演东方不败的茅威涛有过合作。不过让记者惊讶的是，出生在浙江的金庸此前还从未看过浙江小百花的现场演出，这次是头一回。更让记者囧的是，金庸说10几年前他曾当着小百花演员的面说他对越剧“不感兴趣”。

　　然而这个对越剧“不感兴趣”的老人在观看新版《梁祝》的时候却被狠狠地煽了一把，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在台上谢幕，坐在金庸身边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问：“您要不要上台看看她们？”老人家马上撑起拐杖：“要的要的，她们演得太辛苦了！”

　　于是马云扶着金庸上台去了，“大侠”严肃了一晚上的那张脸在面对茅威涛的时候终于笑开了，连声说：“好看！好看！”“辛苦！辛苦！”可惜他讲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写小说时那么辞藻华丽。

　　不过这其实不能怪金庸。实际上现场无论老戏迷还是第一次看越剧的香港观众和他一样，除了看戏的时候抹眼泪，看完了说“好美”以外就词穷了。

　　“我就觉得跟京剧和这里的粤剧都很不一样，”第一次看越剧的香港观众侯先生说，“这个(越剧)很感人，很美很美。”

　　演出散场以后，很多观众涌到戏院大厅的专卖店购买《梁祝》的VCD，老板见生意兴隆，干脆坐地起价，一张VCD叫价118港币。小百花的工作人员见了不禁拍腿：“早知道多带点来卖给他们了。”

　　有不少铁杆越剧迷、茅威涛的粉丝还挤到后台去跟偶像合影，拿到签名了激动得跳脚，并连声称赞演员们演得精彩。他们不知道，其实茅威涛是带病上台的。这几天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腰疼、心脏也不舒服，晚上睡觉都成问题。但是在舞台上一点都看不出破绽。

　　“她差点要在台上晕倒了。”导演郭晓男告诉记者，“不过她一直都这样，团里的人都叫她‘超人’。”记者 郑琳http://gb.cri.cn/32464/2010/01/13/4465s2730160.htm

亨利余

刘国重

一、金庸的启蒙老师张光
“噢，金庸就是查良镛！”1981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居住在杭州的陈未冬老人读后，想起他的学生查良镛，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当有人告诉他金庸应该就是查良镛后，陈老先生感叹了一声。时后，笔者姑丈熊长源也郑重告诉我们说：“金庸大师的老师是陈未冬，我在抗战时用年轻生命保卫的张光县长，就是从诸暨对调到余姚的陈先生，他解放后曾任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与郭静唐同志一样，经常拜访，我们关系很好，你们不能忘记。”   
张光(1911---2003)，原名陈维栋、陈未冬，化名张春松，诸暨陈宅巽溪人。1924年在诸暨县中区小学读书时，深受级任老师、早期中共党员何赤华的影响。1930年，毕业于省立第五师范部，毕业后在诸暨县枫桥的大东公学堂任教，一年后调海宁县袁花镇龙山小学堂任教员数年。
陈未冬先生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的这一举动，竟然将套良镛的写作热情拨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陈先生让查良镛跟他一块儿编五年级的级刊，刊头上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取名为“喔喔啼”。查良镛组稿、编改、抄写，干得很欢。开头半月出一期，后来一周出一期，有时两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
    1936年，查良镛从龙山小学堂毕业，考人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1937年抗战爆发后，师生离别，查良镛念书离开海宁。12月陈未冬则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老师学生情谊似海深
陈未冬(张光同志先生)是金庸(查良镛)在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他的作文中，总是将 “ 大都 ” 写成 “ 大多 ” ，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 “ 独裁者 ” ，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 世纪30 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查良镛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 可怜虫 ” 。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 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 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 查良镛 ” 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才落得个“被焚”的结局。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他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小说。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金庸的老师陈未冬既是班主任，教国文，也是教历史的先生。一次上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 清政府腐败无能，清军将士虽然奋勇抵抗，但刀矛枪剑等冷兵器怎抵坚船利炮？以致惨败， 尸横遍野。他边讲边悲愤不已，情绪激动，突然掩面失声，金庸和同学们也都跟着哭了。这件事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使他从小就感受到爱国激情。金庸功课好，作文尤其出色，陈老师 十分赏识他。金庸喜读课外书，尤爱古典小说，但那时社会还很保守，《红楼梦》、《水浒传》 被视为诲淫诲盗，在班上，陈老师唯独允许金庸一人看。金庸有写作天赋。陈未冬在《我的故事》中说:“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的骆文华，他看后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还让金庸跟他一起编校刊。金庸从组稿到修改、誊清，干得不知疲倦。开头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小小校刊办得有声有色。金庸一生笔耕不辍，倾力办报，大约正得益于这初始的锤炼。这三位大家的启蒙师，除陈未冬外，其余两位“已归道山”，一生籍籍乎无名。“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曷可胜道！”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启蒙师点燃了文学大家 幼时的文学心灯。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后他们仍要作文怀念，倾注深情。
这对关系融洽的师生，由于金庸的弃乡谋生而失去了联系。1983年，陈未冬因病住院，同室病友是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编辑，两人聊天，陈先生问他：“金庸是不是海宁人？”这位编辑也说不清，回港后便将此事告诉了金庸。金庸闻之大喜，写信寄往医院。不巧的是陈未冬已经出院，未能收到信。此后，金庸托人再三打听，却未得到陈先生的消息。直到1988年5月，陈未冬获知金庸的确是海宁人，便写信托人寄给金庸，问他是不是龙山学堂的查良镛。10月14日，金庸复信问候：“生受老师教诲，已五十余年了，但老师的声音笑貌历历就在目前……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忘也。分隔五十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如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奉上近照一帧，以代先此致候……受业弟子查良镛叩。事隔不久，有同事赴港，陈来冬修书一封托为问候金庸。金庸见信，即吩咐秘书：“是我老师的客人，快去请来！”见到家乡来客，金庸再三询问老师近况，还让人带上礼物。
    1992年12月初，金庸终于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陈未冬的小女儿陈珲，金庸惊喜道：“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掏出一封问候信，让带给陈先生。12月8日上午9时，金庸携夫人林乐怡女士来到陈老师的家。“老师好！师母好！”金庸深深弯腰鞠躬，行了大礼。时年68岁的金庸像小孩似的携着老师的手进了客堂，深情地说：“陈老师是我立业的启蒙恩师，我有今天离不开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老师教诲的恩德终身难忘。”金庸忆及当年：“我的作文中，将“旖旎”两字错写成“旖妮”。是老师翻出《辞源》予以指正。从此我写作遇到犹豫不决时常查辞书。”听说往事，陈未冬禁不住哈哈大笑：“良镛，你的记性真好，是啊，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师生交谈甚欢。金庸拿出自己写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等原版精装本，挥笔写上“恩师指正”等字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老师。
    1996年11月5日，金庸又临杭州，特邀陈未冬出席晚宴。致词时，他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许多指教和器重，我很敬重他……”返港那天，他亲赴陈舍，向老师和师母辞行，将一只封口的信封塞给老师，非常诚恳地说：“这是学生的一点点心意，请老师一定要收下，实在是不成敬意。”待金庸离别后，老师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一叠“人民币兑换券”，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比较珍贵的，可以买到一般人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物品。“他考虑事情总是那么细致周到！”老师心中很是感动。师生重逢时，金庸再三要求老师给他讲讲革命历史。于是，陈老师讲述了别后他奔赴延安然后潜伏浙南和立足浙东，与人民一道抗日救亡的经历，使学生金庸深受爱国主义教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名师出高徒，良匠琢美玉”，这样的古训在金庸的心里根深蒂固。梁羽生、金庸大师的师生情谊似海深之事可例典范，梁羽生曾说 :“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 金庸、梁羽生一直被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新武侠文化永远激励我们为复兴中华的伟大中国梦而共同向前奋进！
参考文献资料：
《人民日报名家写真系列·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作者蒋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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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与金庸的师生情
2014-10-06 15:57 作者:沈阳华 来源:www.jiaxing.cc 浏览: 234次 我要评论 (条) 字号:大 中 小
摘要:张光和金庸，一个诸暨人，一个海宁人；一位参政，一位从文。两人似乎毫不相干，却有一段终身不忘的师生之情。 张光原名陈未冬，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陕北抗大学习，当年八月回诸暨从事抗日活动，解放后任轻工业厅副厅长等职，二〇〇三年五

　　张光和金庸，一个诸暨人，一个海宁人；一位参政，一位从文。两人似乎毫不相干，却有一段终身不忘的师生之情。

　　张光原名陈未冬，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陕北抗大学习，当年八月回诸暨从事抗日活动，解放后任轻工业厅副厅长等职，二〇〇三年五月去世。一九三三年夏，从绍兴省立第五中学师范部师训班毕业的陈未冬应同学之邀，赴海宁袁花龙山小学堂教书，是年十二月下旬，他离开袁花到萧山仓前小学教书。

　　半年后，他收到袁花龙山小学堂张志鸿校长的聘书，再次赴海宁袁花教书。到隔年暑假回诸暨，他在袁花又教了一年书。这期间，他有幸遇到了查良镛这样的优秀学生。

　　查良镛，即香港当代著作武侠小说家金庸。对于得意弟子，张光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时隔数十年，张光在回忆往事时仍说：教过的学生许多，唯独查良镛这个名字还记得。因为张光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指导他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虽然师生一别几年失去联系，但张光一直把查良镛小学时的一本作文簿珍藏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簿才与被称为“四旧”的东西一起被烧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光偶然听说金庸的本名是查良镛，立刻勾起了他对昔日弟子的思念，只是苦于无法确认当时已大名鼎鼎的金庸是否就是自己昔日的聪明学子。

　　一九八三年，张光因病住进浙医二院，恰好与来自香港的曾是《大公报》编辑的一位先生住同一病房，于是向他打听金庸是否海宁人？那位编辑一时也无法确认金庸是否海宁人，但他回港后即将此事告知金庸。金庸听说后喜出望外，立即写信寄往浙医二院。不巧的是张光已经出院，信未能收到。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张光才最终获知金庸确是自己过去的学生，便寄信到香港明报社。金庸见信大喜，即刻回信。然而不知何故，陈未冬仍未收到这封回信。

　　当年1988十月十四日，念师心切的金庸再度修书：“生受老师教诲，已五十余年了，但老师的声音笑貌历历就在目前。记得我的作文中，将‘大都’写为‘大多’，老师翻出《辞源》指正……当时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既感亦复汗颜。其后老师命生主编级刊《喔喔啼》，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忘也。当时老师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书写杂感，常以示生。我记得有文记叙校长张志鸿先生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欠薪不得之情，老师自称为‘可怜虫’云云，迄今印象深刻。又老师是诸暨人，吾等袁花人将‘屎’读作‘窝’音，将‘尿’读作‘矢’音，学生等众口一词，老师大为生气。分隔五十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如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奉上近照一帧，以代先此致候……受业弟子查良镛叩上。”信中既回忆当年趣事，更洋溢对老师的款款深情。这次，张光终于第一次收到了金庸的来信。

　　金庸一直将陈未冬当做自己的启蒙老师和恩师。在他与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曾被舆论界称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两位优秀代表的世纪性对话”中（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曾有这样的对白：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金庸首次回大陆。十二月八日，金庸偕夫人林采怡到杭州拜望老师，一下车就对站在门口的张光与夫人亲热地叫道：“先生好，师母好！”随即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时年六十八岁的金庸像小孩似的携着老师的手进了客堂，深情地说：“陈老师是我立业的启蒙恩师，我有今天离不开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先生教诲的恩德终身难忘。”金庸忆及当年：“我的作文中，将‘大都’写成‘大多’，是老师翻出《辞源》予以指正。又我将“旖旎”两字错写成“旖妮”，老师也亲自指正。从此我写作遇到犹豫不决时常查辞书。”师生交谈甚欢。金庸拿出自己写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等原版精装本，挥笔写上“恩师指正”等字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老师。临别时，金庸还将一只封口的信封塞给老师，非常诚恳地说：“这是学生的一点点心意，请老师一定要收下，实在是不成敬意。”待金庸离别后，老师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一叠“人民币兑换券”，这在当时物资较为贫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以买到一般人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物品。“他考虑事情总是那么细致周到！”老师心中一阵感动。

刘国重

金庸传记风波（转载）
2006-12-13 18:23阅读：95
《金庸传》作者冷夏首次披露——金庸为何屡批《金庸传》
　　一场鲜为人知的传主与作者之间的纷争：《金庸传》作者、来自香港的冷夏先生近
日来到本报编辑部，言辞激动地向记者披露了他和金庸先生之间几年来的矛盾和“斗
争”。
　　冷夏的到来缘于本版（《羊城晚报》娱乐新闻版）本月14日刊发的《金庸指出：明
报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传〉不可靠》一文。该文报道：金庸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指称，
由冷夏著、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传》是不可靠的。
　　金庸说，创举认识冷夏这个人，冷夏也从来没有采访过他。《金庸传》是冷夏根据
发表在报刊上的资料，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拼凑而成，“目的完全是在赚钱。”金庸还
指出，他本可以状告出版社及作者，但明报系他创办，现在跟他关系也好得不得了，且
又派人向他求情，只好不告了。
　　冷夏当然是看到了这篇报道。甫一落座，冷夏即冷冷道：“金庸多次表示我的《金
庸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在香港出版界和文艺界已成为笑话。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
我做毫无根据的指摘，香港媒体也常有类似的报道，我向来是不予理会的。但贵报读者
面广，公信力高，我觉得我有必要对羊城晚报的读者作个交代。”
　　“对于有关纷争，我们对当事人双方的声音都会给予同等的重视。你不妨从写作、
出版《金庸传》的缘起说起。”记者提示道。
　　“从头说起就太复杂了，真是太复杂了。”冷夏略加沉吟，似乎要从纷繁的往事中
理出个头绪。“我开始采访金庸应该是在1994年四五月份。为什么会写作《金庸传》？
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方良柱说，金庸快70岁了，明报集团是金庸一手创立的，想在金庸70
岁大寿的时候出本《金庸传》作为献给金庸的礼物.这之前我刚刚出版了一本《何鸿焱（
头）木传》，反响不错。明报就找我写作《金庸传》，于是我就开始了对金庸的采访和
该书的写作工作。”
　　“当时资料很有限，明报提供了一些资料，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把明报创刊以来的
所有报纸都翻看了一遍。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金庸四五次，这期间金庸一直和和气
气，并且表示，谁写都无所谓，着急是要客观。1994年8月份左 右，我拿出了初稿，送交
金庸征求意见。那阵子，金庸和他夫人到国外旅游，把书稿带在身边，这一拖就是几个
月。1994年11月24日——我记得很清楚，金庸打电话约我见面，在场的还有明报的总编
辑朱令华（继方良柱之任）以及现任编辑吴国源。当时金庸只看了一半书稿，表示写得
不错，比较满意，但是改动不少，主要是要增加一些事实或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我看了
他改过的那半部书稿，除了改动一些时间和人名的差错外，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有关他自
己的内容，比如他获得的一些奖项，我没有全写，他必补上。比如写到他的中学时期，
他就补上校长是如何如何评价他。像这样的改动太多了。我当时看了，心里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想法，觉得他既然跟我打了招呼，改就改吧。”
　　“谁知过了大约半个月，金庸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冷夏说：“我打电话问明报出版社，后半部书稿金庸看完了没有？明报的人说，看
完了，都出胶片了。我大吃一惊，当即提出希望看看后半部金庸是怎么改的。明报的人
说，金庸表示对这部书稿很不满意，并交代后半部修改稿不能给冷夏看。如果不给我看
就出书，我将在媒体发表声明。过了几天，明报主动打电话给我，说金庸同意我看后半
部修改稿，但只能到出版社看，不能带走，不能拍照。我去了，看稿的时候还有两个人
紧紧跟在我身边，就像监视我似的。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这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甚
至可以说是侮辱。”
　　“后半部是怎么修改的？总之是有利于自己的就保留，不利的就删掉。其实我写作
时都很少加进个人的主观看法，所叙述的都是一些有凭有据的客观事实。我当然很恼火
，当即表示不同意这样出书。”
　　“一开始我老想不明白，为什么几天前还说很满意，几天后就变成很不满意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金庸态度突变居然是为了这样一篇小文章。”冷夏边说边拿出一张报纸剪
报的复印件。这是一篇几百字的小文，文中提到金庸传记即将出版，大意说金庸“此番
饮得杯落矣”，因为他的传遍即将出版，值得特别高兴的是该传遍要他老人家审阅之后
才会付印，他肯定要润饰加工美化一番云云。“也真是巧合，这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11
月25日香港《信报》上，正好是金庸约我见面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认为是我向外界透露
他对该书进化‘加工美化’。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谁。”
　　“我表示不同意出书后几天，明报的人又打电话找我，说金庸愿意给我一笔钱了断
此事，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使出一招，说要控告我未经明报出版社同意，把我在明
报出版社出版的《何鸿燊传》拿到东周刊连载，还正式给我发了一份律师函。其实，这
也是他们的前任总编辑方良柱口头同意了的，当时方说连载一下也好，有助于该书的宣
传。后来明报又主动撤回了律师函，并和我签了一份协议，他们不再就《何鸿燊传》找
我麻烦，我也不再追究《金庸传》的修改，于是，《金庸传》就这样出版了。”
　　冷夏说，这份协议他还保存着，不过放在香港，没有带过来，于是记者当然就没有
亲眼看到这份协议。
　　“后来，我不断听到一些传闻，说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他根本不认识我，说我作
风不好，东拼西凑，不真实，手腕很恶劣等等，我一直也没有理会。明明接受了我的采
访，还自己修改了书稿，为什么又都不认了？无非是害怕外界知道这本传记里有太多自
我美化的成分。”
　　“现在我准备告金庸，准备和他打一场官司。几年来他不断在各种场合攻击我，包
括他和日本池田大作的言论，这损害了我的声誉，严重地影响了我和他人的合作。我已
经和律师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直到今天为止，我都承认金庸在事业上是很成功的，但对他的人品不敢恭维。他
把自己扮成一个圣人，口口声声不在乎名，不在乎利，好象什么都看得很淡，其实他看
得很重，他最在乎名利。”冷夏以他自己对金庸的一段“评价”结束了和记者的交谈。
　　转自《羊城晚报》

草堂居士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2 21:30
金庸传记风波（转载）
2006-12-13 18:23阅读：95
《金庸传》作者冷夏首次披露——金庸为何屡批《金庸传》 ...

16年12月的事，一年过去 了，冷先生有没有正式告金庸了？

刘国重

《金庸和绍兴的故事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追踪
金庸有个同窗
马尚骥在嵊州
　记者 金丹丹 文／摄

金庸和同窗友情深

　　裘士雄有一本马尚骥在2004年赠与他的一本著作，名字叫做《长春集》，里面有马尚骥的一些散文随笔，其中与金庸同窗一章写得十分感人。

　　裘士雄说，马老已94岁高龄，双耳重听，现在长期卧床。但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马尚骥向裘士雄介绍过自己和金庸在丽水读初中时的很多趣事。

　　翻开这本《长春集》，首页就是金庸和马尚骥同窗的一张毕业照，后面还有师生签名以及金庸的照片和他给马尚骥的赠别词。赠别词真情流露：“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久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画随你归去！”

　　在马尚骥身边，有一本小册子，它伴随他近80年，承载着似同父兄的师恩，患难与共的友情，一直魂牵梦萦，难以忘怀。里面有7位师长，30多位同学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临别赠言。

　　1938年，马尚骥回到远在丽水碧湖的联合中学初中部复学，读初三上，那个时候初三分甲、乙两班，他和金庸都在乙班。“那个时候流行为班级命名，取什么名呢？大家让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査良镛（即金庸）取，后来我和他商定，乙班取名为‘亚历山大级’。”马尚骥和金庸因为都爱好文艺，志趣相投，课余之暇一起阅读文学名著，有心得互相交流，有问题共同探讨，一年相处下来就舍不得离开了。

　　据马尚骥回忆，金庸当时是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家乡沦陷，随当时嘉兴中学的校长流浪到碧湖。在马尚骥的记忆里，金庸才华横溢，15岁就能写出情真意切的诗词，当时两人还约定一起考联合高中，但最后马尚骥迁去嵊州的一所高中读书，从此与金庸天各一方。

　　“我深刻地体会到，同窗情谊，特别是患难之交是不会因为地位不同而改变的。”马尚骥说，金庸经常给同班同学赠诗，还送同学台湾版《射雕英雄传》，可见他也并未因为是名作家而忘记同窗好友。

　　

　　三味书屋里寻“早”字

　　1994年4月5日，金庸与其夫人林乐怡来到绍兴，先游览了鲁迅纪念馆，后来又去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此裘士雄记忆犹新，他说金庸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对鲁 迅笔下描写的绍兴风貌，饶有兴致地一一作了参观。

　　金庸还给鲁迅纪念馆题了词：“初瞻大师故居，想象文豪当年。”“金庸参观了三味书屋，百草园等地，对现有的水井、客堂、灶头等非常有兴趣，不断地问我‘水井就是书里写的那口吗？’他说客堂和灶头都和他海宁老家的很像。”裘士雄说，金庸还特意去三味书屋找“早”字，可见他熟读鲁迅著作，对书里面描写的段落都非常清楚，不愧为一代名作家。

　　裘士雄至今珍藏着金庸参观鲁迅故里的照片，每一张照片后面都详细记录了金庸参观的时间和地点。裘士雄说，其实金庸与绍兴有很多故事，他与这座古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希望古城能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出现在一些大作家的著作中，通过他们的巨大影响力把绍兴故事传播得更远。【【【【【【【【【【【【【【【【【【【【【【【【

金庸在杭州的一段情


邂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那一带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高树盘墙，庭院花香，着实一个温馨的居家之所。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有偌大的客厅、餐厅，楼上是面向阳台的小客厅，两边是三间大小不一的卧室，长长的西厢房，父亲是准备将来行医作家庭病房的，楼下的后院，养鸡、养鸭，还养了条狗。

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甚至众多杭州人为某事争执不下时，往往脱口而出：“……你要不信，去问问咪咪博士去！”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看后不以为然，实在闲得无聊，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

咪咪博士先生：
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事后一想：不对，根本问非所答，岂不存心捣蛋吗？肯定不给刊登的。哪知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我一时怔住了，但又想，真能见到咪咪博士，不也是一桩开心事吗？于是先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却退避三舍，劈头给我一顿训斥：“我知道你要闯祸，这种新闻记者你去惹他干什么？好了，好了，你不要管，让爸爸来接待！”

礼拜天下午，家里严阵以待，我一直在大门口半掩着门探头探脑地四下张望。过了好一阵，远处一位身穿夏季西服，金边眼镜，头带凉爽礼帽的男士朝这边走来，这装束异常显眼，不用说就是咪咪博士。不多时他便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朝我笑了笑，我们僵持了一瞬——他开口了：“你是冶秋吧?”“你是咪咪博士？！”我脱口而出。“我姓查，叫我查大哥就行了。”

我将他领进院子。这时，父亲闻声迎了出来，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很对不起，真是太冒昧了，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害得你百忙中还特地来一次。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哥哥见我闷声不响呆坐一旁，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说的是买活鸭子，他硬要去扯死鸭子。很幽默的。”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是约我们全家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演出者是“抗敌演剧九队”，当时他们是为了躲避去江西慰劳国民党军队，借口从无锡经笕桥来杭州献艺的。《东南日报》作了大量宣传，连市中心最大的“慧光”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全是该剧的大幅剧照。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旅沪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那时，他寄居在著名刊物《时与潮》的宿舍，总爱带我到此处玩耍，还喜欢指着各个景物说：“……这里也有西湖十景，你看，这像不像柳浪闻莺？那像不像双峰插云？”几乎把这些景物都取上十景名称，可见他当时对杭州的眷恋是何等依依。

一天，他对我说：“冶秋，要不要我带你到一个从来没见识过的地方去？我也没去过，到了上海不去看看这种地方，等于没有来过！”他的口气有点神秘。我一听巴不得马上就去！傍晚时分便随他来到大马路（南京路）四大公司一带，只见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不时会撞上一些扬长而过的美国烂水手。查哥哥指了指前面的先施公司说：“到那楼上去看看，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
场子里有两个戏子在装模作样演戏，周围布满了桌椅，男男女女混杂其间，我们活像两个乡巴佬进城，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了过来，问道：“先生，玻璃杯要叫哦？”他沉稳地摇了摇手，那女人便走开了，我问他什么是玻璃杯？他忙说：“是不好的，你不要问。”后来我在一本《游览指引》的书里得知，“玻璃杯”原来就是陪酒女郎。

这天晚上我们可算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查哥似乎觉得带我到这种地方来有点失策，便说：“我是新闻记者，到处都要去看看，你还是学生，自己可千万不要来。”如今查先生著作等身，不同于我辈常人，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不正得力于对生活的洞察和体验，对知识的获取和关注吗？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善辞令，说一口家乡官话，但他话虽不多总包涵着不少意思。譬如，当初我很欣赏他的一手怪体字，表示要模仿，他便在纸上像画圈圈一样，连续写出几行字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仔细一看笔划又全都到位，我划来划去划不像，只好望洋兴叹！这时他才开口：“你看，模仿人家是弄不好的，自己的最好！”话不多，很耐人寻味。
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

姐姐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于是两人延迟了婚礼。对这事我不知情，我只知道他对去香港曾有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


成婚
1948年夏天，父亲辞去上海的公务，到杭州挂牌行医，小有名气，家境也随之小康起来。到了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协理家务井井有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亲友那里，家里的世交、济民医院院长董伯伯（1950年代著名女中音董爱琳的父亲）出面，坚持婚礼要由他在上海操办，于是这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房订在国际饭店，这是当年国内最高的大厦。婚礼则在贝当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姐姐披上洁白的婚纱，好似天女下凡，由长兄陪同踏着红地毯在乐曲声中徐步上前，遗憾的是查家无一人参加，众人都觉奇怪。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辞不来了。
傍晚，在南京路上的康乐酒家举办了西洋社交晚宴，真是宾客盈门，整个底层连周边的夜花园全给包下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朝四下点头致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是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这里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的小城镇。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说的就是本乡祖辈留下的故事。金庸祖上曾当过丹阳县知县，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不幸的是，解放前后，浙南山区土匪顾秀英弟弟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偷偷藏在金庸妹妹后院仓库里。后来顾把这事泄露给了同道，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这件事，尽管查伯伯并不知道这事，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离别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因为新旧社会的更迭，各方面毕竟有所变化，往后两地进出，也不会太方便了。

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那时他们住在湾仔，查哥担任国际版的编译工作，全是通宵达旦，加上查哥为了到北京求职，一去就是很多天，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后来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酱，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导致查哥愤然“抛妻离职”的“壮举”上去。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但已是这年秋末。后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学配药，就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我告了个假，陪他去淮海路“宝大”西菜馆共进午餐，随后又散步到复兴公园。由于关系上的突然变化，我们之间不如往常那般亲密无间了，话都不多，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问起我怎么当演员的。我则告诉他，现在我就是和当初演《孔雀胆》的那些演员在一起。他一听大感意外，怎会有这样的巧事！连忙用自拍机与我合影一张，并说：“回去以后把它登出来，说是和一位大陆青年演员的合影！”临别赠我一架“贝贝勃朗宁”袖珍相机，要我以后拍些照寄给他。

1959年《明报》创刊后，查哥出于尊重给父亲寄来一信，说他完成多年来自己办报的愿望并告知已和一位香港大学的优秀生结婚了。

1981年金庸首次回大陆，受邓小平接见，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不便待客。而且实在是“十年浩劫”的阴影太深，母亲心有余悸，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年轻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

“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

如何如何。

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但想一个名人说句不入耳的话，你去申辩，便成炒作！姐姐只能噤声，我更不便开口。反正，所谓Betrayed的前因后果，就让多事者去猜谜吧！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姐姐早过金婚之年，查哥也已儿孙满堂，还是友情为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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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杭州城的一段爱情(图)
2014-12-08 03:09 现代快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友杨在葆因主演影片《原野》赴港，金庸以《明报》社长查良镛的名义，在美丽华饭店设宴款待。他得知杨在葆与我是大学同窗好友，高兴地请他带话：“那您回去后一定代为问候，我们是亲戚，不过我和他姐姐早已分手了。”
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咪咪博士”成了我家的座上客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当年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抢着看的。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不以为然，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我瞒着家里给他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咪咪博士回：“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礼拜天下午，咪咪博士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等等。查哥哥连忙说道：“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清秀文雅的她非常迷人。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约我们全家去观赏郭沫若的名剧《孔雀胆》。
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他提出要和我未满18岁的姐姐结婚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只去半年。
1948年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18岁，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要远嫁他乡，怎么舍得？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这年10月在国际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不料查伯伯在镇压反革命期间，因为儿子在香港，被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齐审查，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1981年，查哥曾到杭州探望我们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生性活泼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
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醋，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而且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
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物资供应极端匮乏，他主动寄来猪油等食品。谁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姐姐竟因这桩“海外关系”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折磨，我们的家庭也遭连累。
1981年金庸首次回大陆，受邓小平接见，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不便待客。而且实在是“十年浩劫”的阴影太深，母亲心有余悸，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如何如何。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还是友情为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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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两个妹妹操心半个世纪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查良琇和查良璇姐妹俩是金庸的亲妹妹。金庸为他的两个妹妹操心了半个世纪……
　　大妹嫁了一个逃往台湾岛的人
　　姐姐查良琇生于1926年5月7日，字蕴玉，小名大玉宝；妹妹查良璇生于1928年7月3日，字蘅玉，小名小玉宝。姐妹俩长得都很漂亮，在当地有“查家双姝”之誉。
　　金庸十五岁时曾出版了一本《给投考初中者》的参考书，成为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畅销书，所得版税除了供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外，还支持查良琇和查良璇上学。
　　1940年秋，查良琇由大她两岁的哥哥金庸带着，逃难出来读书，他们一起到衢州中学插班，进入师范部学习。1945年秋，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十九岁的查良琇从杭州师范学校归来。前来查家道贺的客人中，有一个人是国民党军统系的一名下级军官，名叫吴志远，在衢州机场供职。吴志远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曾经跟日本人英勇搏斗，查父视他为座上宾，时有来往。在查家，他见大小姐查良琇天生丽质，聪明伶俐，便向查父求婚。美女配英雄，查父爽快地答应了。父亲对女儿说，这小伙子是抗战英雄，将来会做很大的官，你若做了官太太，对这个家庭总是有好处的。当年年底，一艘花船上摆着一顶花轿，泊在了查家桥下的河面上……
　　一年后，查良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石英。吴志远亲吻自己儿子的小脸。对儿子说，“石英，你妈妈真是好样的，过了年，再让妈妈给你生个妹妹。”果然，一年后查良琇又生了一个女儿。
　　1948年4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志远所在部队开始撤往台湾。赴台前夕，查良琇正怀着孕，吴志远专程回家与查良琇告别。夫妻两个晚上没有合眼，他们知道，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查良琇叮嘱丈夫不要忘了家乡，不要忘了家乡的她。吴志远走后，查良琇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锣鼓声里，邻村新办了小学校。一天，村长上门来对刚生下孩子的查良琇说，“听说你在师范念过书，你去小学当老师吧。”10月的龙山美不胜收，乡亲们质朴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村里的小学传出了孩子们的歌声。课堂上查良琇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正在教孩子们唱歌。
　　1950年12月，全国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作为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太太”，查良琇被学校除了名。次年，父亲又被作为“恶霸地主”一枪毙了命，她痛不欲生，悄悄离开了娘家。
　　查良琇的夫家在临安县西天目乡，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回到家中，看到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女儿，查良琇开始追求新的生活。那年，她才24岁，长得端庄秀丽。在村里算是美女了。婆婆劝她：“再嫁个人吧。”她说：“婆婆，我是你的儿媳妇，你怎么说这个话？”婆婆说：“你还年轻，我们不忍心啊，要不，我们把你当做女儿，给你找一个上门女婿？”查良琇回答：“不，我要等着丈夫回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灯下，查良琇取出油布包着的结婚照片，一遍遍地抚摸。她决心等他。然而，她的身份时常遭人骂，甚至她的一举一动
　　监督她是否跟台湾的丈夫有联系。
　　1959年，查良琇被安排在一家粮站晒谷。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查良琇一家六口因饥饿而面黄肌瘦，甚至出现了浮肿。她和其他工作人员每天外出挖野菜等，大家分了带回家。她将野菜用清水煮后和上定量的米面熬成糊糊饭，供一家老小一日两餐食用。
　　夏天的下午，查良琇收工后踏进家门，看见一双儿女坐在木凳上哭着叫饿，婆婆站在一旁流着泪，她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过了很长时间，查良琇背着背篓从后门闪身进了灶房，喊婆婆进来。晚上，孩子们摸黑到床上躺下不久，查良琇进屋来，端给他们每个人一小碗大米粥，吩咐他们别说话快快吃。就在孩子们吃完刚要去睡觉时，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查良琇大吃一惊：一大群人高举火把站在门前，没等她开口说话，一个大队干部冷冷地指着查良琇高声说：“快把偷来的粮食交出来。”
　　屋里被火把照得通明，有人去掏灶台，向领头的人报告说找到了一袋稻谷。
　　于是，人赃俱获，“反动军官家属”查良琇偷窃粮食铁证如山。第二天上午，大队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查良琇犯有破坏统购统销罪和盗窃罪，予以逮捕法办。“盗窃犯”查良琇坐牢了。那天，三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倚在墙角瑟瑟发抖，头埋得很低，不停地啜泣。
　　哥哥为隔海的妹妹、妹夫传书
　　半山腰羊肠小路的拐角处，一间小草屋屹立在山坡，这是出狱不久的查良琇的家。1973年4月，查良琇的哥哥金庸去台湾时见到了吴志远，吴志远托金庸转寄了一封信，信里说：20多年前的夫妻生活，支撑着他在台湾的日日夜夜。部队进入台湾后，与大陆通信中断，他一直没有办法与查良琇联系。现在，他已经决定卸下征衣，再成立一个家庭，不知查良琇是否同意。已经是47岁的查良琇看到信一股复杂的心情涌上心头……
　　又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51岁的查良琇打算重新成家。在监狱中她认识了憨厚老实的童金旺。他们一同出了监狱，又一同到了临安。两人钻进了西天目山，在一个名叫青果里的小山坳里搭建小屋，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1979年元旦，查良琇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个让她兴奋不已的消息，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过了几个月，哥哥金庸给妹妹查良琇带来了吴志远的第二封信，信中说，得知查良琇守望着他的家，将他的父母养老送终，辛苦抚养儿女们长大，心中很是欣慰。他焦急地等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在山坳里一住四年，在平反和落实政策后，查良琇和童金旺一同回到了查良琇原来的家。
　　1981年，查良琇与回到故乡的哥哥金庸见面了，他们商定了聚合的路径。1984年10月3日，吴志远从台湾启程，经泰国到香港，15日到达上海。查良琇夫妇带着孩子们专程来上海与吴志远见面。35年的分别，这对“英雄美女”夫妻早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两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两人相拥着说不出话来。吴志远说，查良琇是他一辈子最亏欠的人，也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人。吴志远返回台湾后，20年间与查良琇时有联系。2004年11月，吴志远在台湾病逝。
　　查良琇与哥哥金庸感情很好。有一次，友人来访，发现查良琇的住所比较简陋，午饭的主莱是丝瓜豆腐汤，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资助过您吗？”“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从香港回来看妹妹后，她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她曾担任杭州市临安区人大代表。如今85岁的她仍是临安区政协委员。
　　小妹嫁了一个从台湾逃回来的人
　　小妹查良璇的命运跟姐姐完全不同——她和古建筑纠偏专家曹时中结婚50年，始终相亲相爱，风雨同舟，携手相扶。少女时代的查良璇生就一张古典美人的脸，父亲很爱这个女儿，将她送到杭州读书。1951年，父亲去世后，她也无家可归。在学校时，她与小她一岁的曹时中有着姐弟般的情谊。
　　1929年，曹时中出生在塘下场桥一贫苦农民家庭。国受外患，家穷潦倒，饥饿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曹时中念书勤奋刻苦，初、高中都在浙南名校省立温州中学就读。由于家贫，上学是在亲友乡邻资助下，才得以成行。而他所带的全部“家当”是：一把雨伞、一双布鞋和一条草席。在中学时期，曹时中便是位“名人”。他是全校唯一一位不能出晨操的班长，因为他没钱买校服。此事令曹时中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但他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刻苦学习，次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高中毕业时，曹时中的二哥正在台湾打工，因温州距台湾较近，为使兄弟俩有个照应，18岁的曹时中考进了台湾大学。在台大读书未久，祖国大陆传来即将解放的喜讯，曹时中兴奋得彻夜难眠。当时，许多台大同学邀他一起去日本、美国，都被他拒绝了。1949年7月，曹时中冒着生命危险，躲进油桶里，毅然乘船回到大陆。令曹时中绝未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台大学生”身份，竟给他此后的人生埋下苦涩的伏笔。
　　回到大陆后，在党的关怀下，曹时中进入浙江大学读书，他的学杂、食宿费全部由政府负担。曹时中怀着感恩的心，在浙大里刻苦学习，并下定决心，要用科技来报效祖国。抗美援朝期间，为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曹时中毅然违背父母要他好好读书的心愿，报名参军。当时《浙江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后接学校通知，因建设需要，大三学生留在后方，他才未能成行。大学4年，由于付不起路费，曹时中未回过一次老家，每月还从勤工俭学的工资中挤出5元钱寄给父母贴补家用。
　　1955年，曹时中与出身海宁名门的查良璇喜结连理。然而，令这对知心爱侣未曾想到的是，婚后岁月依然厄运连连。因曾是台大学生、妻舅金庸在香港工作，曹时中被怀疑成“港台敌特”；因其二哥被错划成右派，他又成了“右派家属”。正因为这样，曹时中当了30年的技术员，每次工资调整都与他无缘，这使他既备受羞辱，又陷入经济窘迫的境地。然而，曹时中没有沉沦，依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他先后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场所—杭州饭店小礼堂、浙江省体育馆等设计工作。在建设浙江省体育馆过程中，他大胆采用新方法，设计80米大跨度悬索屋顶，创造了世界大跨度屋顶用钢量最少的纪录，在业界引起震动。其后40年，曹时中又先后设计过几百幢宏伟建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曹时中被破格提升为省建工局总工、教授、博导，又成为著名结构专家、国际级建筑纠偏大师。妻子查良璇被评为优秀高级教师，杭州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庸回到大陆时，总要到小妹的家。每次一进门，总是高声呼叫妹夫曹时中为“大师”，对外甥也关爱有加。他曾分别给外甥女和外甥亲笔题词：“小燕甥女、谷昌外甥：正正派派做人、快快乐乐生活。舅父金庸。”
　　1997年，查良璇被查出癌症。金庸得知后，多次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妹妹。妹夫和小妹深厚的夫妻之情深深感动了这位“大侠”。2002年，查良璇去世后，曹时中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这么多年来，家里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时间似乎在曹家静止了，停顿在女主人离世的2002年。曹时中每每说到夫人，总是老泪纵横，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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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说：月云不是我庶母
转载 2015-04-29 21:16:24
      早先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说“金庸的童年丫环月云就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最近看到《金庸散文》一书中的后记，才知道我写错了。
       2000年初，上海的《收获》杂志第1期上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回忆他和童年丫鬟的一些生活往事。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

      当年7月，我欲挖掘出《月云》背后的新闻，来到金庸的老家——海宁袁花镇新伟村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对我说：“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那么，顾秀英是不是金庸笔下的“月云”呢？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肯定地说：“月云早先侍候着老奶奶，后来侍候二哥金庸，他就是我的母亲顾秀英。”1949年初春，金庸携着新婚妻子悄悄回到了家乡――浙江海宁的袁花小镇，在“赫山房”住了三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他又悄悄上路了，一走就是几十个年头。在送行的人群里，曾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好奇地目送着这个陌生的“二阿哥”，挽着新嫂子的手臂一块离开。他就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在金庸弟兄的排行中，查良楠列第六。

      “月云就是顾秀英”，我信了。《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一文先后刊登于《羊城晚报》、《嘉兴日报》等报刊，后来，我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仍沿用了这个说法。直到最近，我在《金庸散文》（香港明河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看到金庸写的后记，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金庸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到她的庶母顾秀英。“我的庶母确叫顾秀英，年纪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温柔而勇敢的女子，曾在我家做丫鬟，叫做兰英，因为做事负责，很得我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曾几次派她送我去母舅家做客，她照顾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后成为我的庶母。……现在我庶母已经去世，当时我很难过……”紧接着，金庸说：“我在这里更正一下……她（兰英）照年龄在我家的丫鬟中排第三，至于月云则排第七，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一直到抗战时分别，她还没有能力照顾我，对我如同朋友一样，按年龄说，她决不可能做我庶母。”

       看到金庸的这段话，我询问了查良楠。他说：“我跟二哥的年龄相差18岁，那时还小，不知道二哥的童年丫鬟有几个，弄错了。”我才知道自己以讹传讹，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很难受。此后，我已经在《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修订版中修改了相关章节，但是感觉不够，如今，我选择在媒体上发声，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纠正。同时，我将致信金庸，向他道个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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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在《明报周刊》的“衣莎贝”专栏里说过金庸与夏梦的一则逸事：“大家都知道，金庸，年轻的时候钟情美丽的女演员夏梦，后来，他对老友倪匡说起当时情况，他用沪语形容：“想是想得来”。真有点荡气回肠。欣赏过《三看御妹刘金定》与《王老虎抢亲》的观众，多数都会肯定，比夏梦更具气质与美貌的女演员，大抵是没有的了。而上海人口中的“想”，除出思念之外，其他的弦外之音包括渴望、爱念、以及相思，是一种十分缠绵的思维。因为只是想，放心里，可假设有什么激烈实际行动，肯定羞怯踌躇。……不过讲起来，到底不如这个想字浪漫与美丽。”


亦舒曾经在某篇散文里说，假如金庸晚10年封笔，她这辈子就不用结婚了，有金庸的书作伴即可。金庸的作品，她是一本本地买，重重复复地买，到了今天，大概已第十次买《鹿鼎记》。看《书剑恩仇录》照例看得泪如泉涌，虽然它并非是金庸最好的一部，可是浪漫缠绵的细节特别多，故此使喜读爱情小说的她潸然泪下。　　
对金庸的作品，亦舒的评价甚高，认为它们甚有传世的可能，因为“阁下最初看射雕是几岁？二十八岁，令郎在高中时也读射雕，什么，令孙今年十一岁，也已对射雕感兴趣？所以，一本书卖了三十五年还是一直畅销，一纸风行，已经踏上传世第一步。”

&#58853;&#58853;阿珂

&#58853;&#58853;金著中，可爱女性实在不少，老派人会喜欢双儿、小昭，新派人则属意任盈盈、郭襄，她们不但长得美，而且心地好，善解人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她们懂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58853;&#58853;讨厌的女子有没有？有，当然有，怎么没有，个人首选，乃鹿鼎记中的阿珂。
&#58853;&#58853;也只有韦公小宝那样的人，才会对阿珂神魂颠倒，此女一点灵魂也无，空长着一副好皮相，性格如风摆柳，毫无情义同宗旨，哪里好哪里去，翻翻覆覆，一见势头不对，立刻屈服，真叫读者齿冷。
&#58853;&#58853;因为身世可怜飘零？才怪，金著中女角除出郭芙郭襄，好像还没有谁是父母双全，家庭幸福的，这不过是借口，套句现代术语，阿珂完全是借靓行凶。
&#58853;&#58853;韦公一而再再而三苦苦追求迁就，读者边看边斥责曰：此女迟早会害你大事，要来作甚！
&#58853;&#58853;大大不以为然，可是美妈生美女，阿珂相貌大抵得陈圆圆真传，没话说，小宝神功遭到滑铁卢。
&#58853;&#58853;现代功利社会中更有无数阿珂，李阿珂张阿珂，林阿珂赵阿珂，蜡样年轻美丽的面孔专门侍候名同利，根本不是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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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散文集《秃笔》）
标签：亦舒(54) 金庸(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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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mile 997766
Bluesmile
2008-6-26 21:20:43
&#58853;&#58853;现代女性

&#58853;&#58853;金著中最具现代女性特色的主角是任盈盈。
&#58853;&#58853;试分析一下。
&#58853;&#58853;她是一个大机构的承继人，该机构叫魔教，她的职位是圣姑，她甚具领导才华，得下属敬爱，在手下眼中，她的情敌岳灵珊，替她提鞋也不配，读者也完全同意此说。
&#58853;&#58853;她性格活泼、乐观、刁钻、自在快活，不受礼教拘束，大胆地爱，勇于牺牲，衷心欣赏仰慕令狐冲，不介意为他受委屈，甚至装聋作哑。
&#58853;&#58853;身份那样矜贵，却从不拿腔作势，恃宠生娇，行事作风大方磊落，特别使女读者高兴的是，她不如双儿小昭，唯命是从，没有主见，
&#58853;&#58853;任盈盈的聪敏才智，高于常人，又掌握大权，却从来不用之来控制别人。
&#58853;&#58853;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女子，在令狐冲对岳灵珊尚恋恋不已之际，她又懂得忍耐等待，站在那浑小子身边，
&#58853;&#58853;无限量支援。
&#58853;&#58853;一直想，有机会认识任盈盈这样类型的朋友，一定是幸事，百分百值得信任，又从不使小性子，且财宏势伟，随时愿意帮助朋友。
&#58853;&#58853;金著女子中，数她最可爱。

（选自散文集《秃笔》）


二哥倪匡专门写了一本《我看亦舒小说》，特别向读者提及：何以在她的排列组合之下，这七八千个汉字可以如此生动而吸引人，很多人看了就去买亦舒的书？说她的作品是：“显示出现代人的困惑和两难选择，鄙视富裕的冷漠，于是想回到原始温馨，而一旦真的得到了患难中的真情，却又要贪婪地追求那高丽和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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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庸的一次交谈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8-02-10 21:07:25)转载▼
我与金庸的一次交谈

       蒋连根（右二）随金庸参观徐志摩故居（方炳华摄）


     金庸曾六次回故乡浙江海宁，作为《海宁日报》的文化记者，我曾四次跟随金庸走访。最难忘的是 2006年10月25日金庸再访徐志摩故居时，我和金庸的一次交谈。
       那天下午，金庸在嘉兴市领导沈雪康、王淳等陪同下，回到老家海宁。4时20分左右，80高龄的金庸不顾旅途劳顿，一下车就直奔硖石镇菜市弄32号表兄徐志摩的故居。这一故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的新房，金庸说他小时候曾来过，路还是那条路，门还是这个门，金庸在自己亲笔题的“诗人徐志摩”匾额前驻足整整一分多钟，才迈出脚步走进正厅。从地上的每一块砖头、屋里的每一件摆设中，他极力搜寻着儿时的记忆，温习着曾经的温馨场面。然后，他走进陈列室参观。
       此时，我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用心紧记着他的每一句话，捕捉着他的每一个表情。
       当金庸看到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的成绩单时，他微微点头，说：“哦，他读书挺用功的，成绩那么好！”他非常仔细地看着橱窗里表哥与陆小曼的书信，抿嘴笑了笑。看到面容姣好的林徽音的照片，他赶紧向同行的人介绍：“这是林徽音。”看到墙面上挂着的一幅训词——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典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对自己学生作的“用情不专”的训斥，金庸笑了，笑出了声。然后他问讲解员林妮：“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根据，出处在哪？”小林一时语塞，没答上来。他转身对着站在他身后的我，重复着问了一遍。我上前回答：“是真的，在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有这一篇训词，我看见过。但是，我查过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在1926年9月28日徐陆的婚礼上，梁启超没有作这番训词，可能是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才有的。在结婚前，徐志摩赴欧洲旅行。”听毕，金庸向我点点头，表示赞许。一会儿，他转身看到一幅油画《徐志摩和泰戈尔》，回头问我：“这幅画蛮好，是哪位画家画的？”我回答：“杨涤江画的，他是海宁的画家，原来是海宁高级中学的老师，现在是我们的文联主席。”
　　 最后，金庸在大天井里落座，欣然提笔，为表兄的故居题词：“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字里行间浸润着他深深的思念之情。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因而，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早在1998年，我写的《金庸和徐志摩：一对表兄弟》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和《羊城晚报》等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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