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平[资料辑录]

刘国重

大侠小事，金庸先生远离公众视线的这些年 | cover计划

原创： cover计划  棱镜  5天前


这是cover计划的第39篇文章
作者 | 潘丽琼
编辑 | 李伟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查良镛）先生走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不舍。

早年我应好友施洁玲导演邀请，为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采访金庸先生，有幸追随金庸伦敦走访剑桥，再回到香港。那段日子我们朝夕相对，聊他的商业王国、三段婚姻、长子去世的伤痛……后来我把马云介绍给金庸认识，马云邀请金庸到杭州，主持互联网界的西湖论剑，则是后话。

太多温暖的记忆与不舍，今日一并写下，是以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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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索签名  金庸面色一沉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生于书香世代之家，说话一直带着浙江口音，对故乡有很深厚的感情。2000年，我受委托，邀请金庸先生和马云见面，当时老人家完全没听过阿里巴巴。我跟他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一年时，就登上美国《Fortune 》杂志封面，而且马云是来自杭州的，金庸马上爽快说好。

马云酷爱金庸小说，他告诉我，自小读书不怎么样，数学还常常零分，唯独沉迷金庸小说，常常躲在被窝里拿电筒偷看小说，万一被父亲发现了一定挨骂。他在众多金庸小说中，最爱《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师傅风清扬。

风清扬是世外高人，一直隐居华山思过崖，独门秘诀是孤独剑法，并非靠外在实质的兵刃，而是靠多年锻练的内功，击败对手，以无招胜有招，独步武林。

那次见面的地点就定在中环镛记酒家。镛记以烧鹅闻名海内海外，金庸经常在此宴客。这天他以“查先生”订房，和太太林乐怡（阿May）一同前来。

那天是2000年7月29日，我约马云在镛记楼下见。马云一身便服，早已站在大门口，像个小粉丝。

金庸一身西装笔挺，还带着上等红酒而来，由我介绍几句，两人以同乡相认，气氛融洽。马云满心欢喜地拿出金庸小说，请偶像签名。谁料金庸望一望封面，脸色一沉，冷冷道：“我不签，这是盗版！”全场气氛进入冰点。

马云拿着书，看了又看，尴尬的很，他也不敢相信这20多年来看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金庸说，多年来在内地售卖过亿本的金庸小说，九成都是盗版的，等于明目张胆地打劫他的财富，但他无论怎么投诉，总是无法杜绝，所以每次看到盗版小说，都会怒从中来。

当时马云频频道歉，而金庸也没再计较，还灵机一触，拿起桌上的餐纸，写上“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的字，赠予马云，马云也很开心，气氛马上缓和起来。金庸当时年事已高，但对于同乡晚辈马云的生意十分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把这两个人见面的故事，写在杂志上发表。

过了几天，马云突然致电我：“Carmen（我的洋名），我可以直接联络金庸先生吗？”我笑着回答:“当然可以。金庸不是我的私人财产啊！”


2000年9月，浙江杭州，马云和金庸先生在阿里巴巴

当时满脑子奇思妙想的马云，想着打铁趁热，找金庸当武林盟主，摆了一个“西湖论剑”，广邀互联网江湖上的各路英雄，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数十家公司的代表，举行武林大会。当时74岁的金庸，也欣然来到西湖湖畔赴会。

当年我采访刚起家的阿里巴巴时，还不觉得有金庸小说的影子，但据说现在整个阿里巴巴都浸沉在金庸小说的氛围之中，公司里有光明顶、桃花岛、达摩院，到聚贤庄、侠客岛等，不少主将还都有来自金庸小说的绰号。承接马云总舵主之位的张勇，就叫“逍遥子”，是《天龙八部》中世外高人。

金庸和马云，都带着浙江师爷的性格，是文人，但又雄心万丈打江山，生意手腕灵活变通，在多变的江湖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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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多情与无情

金庸小说里有太多经典的爱情故事。那么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又如何呢？

人人皆知金庸有三段婚姻，第一婚姻是1947年，当时23岁的金庸认识比他年轻5岁的杭州同乡杜冶芬，相恋并结婚；但金庸收入低微，加上杜不懂粤语，最后另结新欢，离开了他。根据后来的查太说，杜冶芬再婚后生活不如意，金庸对前妻没有宿怨，还会接济她。

第二任太太朱玫，新闻记者出身，1956年和金庸结婚，夫妻俩胼手胼足打江山。朱玫为金庸诞下两子两女，和金庸捱过最艰辛的创业之路，但可惜二人于1976年离婚。

金庸第三任太太，是比他年轻廿六岁的林乐怡阿May。在我们逗留伦敦拍摄《杰出华人系列》时，阿May 向我忆述，她和金庸戏剧化的相识经过。

忘年恋的开始，发生在1966年的香港，她只有十六岁，在香港岛鰂鱼涌丽池的一间餐厅当侍应生。那里距离《明报》北角办公室，只是数分钟的路程。

她记得大约下午时间，一个貌似生意失败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他面容憔悴，满怀心事。林乐怡轻声问他，要吃什么呀？他不发一言。出于同情，少不更事的她说：「如果你冇钱，不如我请你食一个火腿扒饭呀，好吗？」

一顿火腿扒饭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翌日，她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是一个高及腰的大洋娃娃，送礼的人正是金庸。

林乐怡是越南华侨，本来是千金小姐，后来举家逃难到香港。出身富裕的父母不懂谋生，只靠16岁的她当侍应生养家。大作家金庸人人都认识，但当时的小妮子不知晓。

金庸当时心情低落，因为《明报》挥笔直书写社论，置自己于风波中。

林乐怡给予大作家温暖和关怀，金庸爱上了率真可爱的她。阿May 说，他成为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但金庸家有和他辛苦打拼的妻子朱玫，和四个子女，注定了金庸和林乐怡修成正果之前的十年，是一段苦恋。阿May 说，她尝试离开金庸，到澳洲读书，也试过和其他人拍拖，但金庸追到澳洲，终于打动了她。

金庸长子之死，成为压垮金庸和朱玫婚姻最后一根稻草。

林乐怡忆述，那一夜，金庸非常伤心地来到她的家里，原来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自杀了。长子很有才华，读书成绩好，就这样走了，令金庸悲痛欲绝。

失去长子的金庸和妻子朱玫关系更差，1976年终于离婚。根据《壹周刊》报道，朱玫晚年失意，猝死在街上。金庸一直说对不起第二任妻子。

金庸还有一段没有开花结果的爱情。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为了心仪的长城电影公司的台柱花旦女明星夏梦，不惜入长城编写剧本。夏梦早已名花有主，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多年后，查太还不时拿夏梦出来开金庸的玩笑。


金庸与夏梦

金庸曾经用生物学向我解释男人为何天性风流，因为男人要肩负繁衍下一代的使命，所以天性难以专一，女人负责抚育子女，所以专一得多。我没有反驳。

和金庸夫妇相处那一段日子，深深感受到阿May 对丈夫无微不至。金庸患有糖尿病，却嗜甜食，May 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在马忌仙峡道的查家吃下午茶，我们吃芝士蛋糕，金庸吃燕窝粥。

晚年金庸的身体不算好。七十多岁时，曾经有一次在家中晕倒，马上通知当外科医生的女婿吴维昌，及时在医院动了大手术，死里逃生。金庸跟我说，动手术风险高，但查大侠不怕死。

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和金庸到伦敦的Harvey Nichols 吃饭，金庸看着书店上的物品发呆。碰巧和男制片散步的影星杨紫琼经过。杨紫琼热情地称呼他查伯伯，金庸带点茫然地微笑回应。

杨紫琼走后，金庸才细声地问我们：“她是谁？”原来金庸早前那次在家中晕倒，对记忆是有影响的，有些脑细胞死了不能复生。但金庸八十多岁仍坚持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论文，毅力不凡。

近年，金庸身体不太好，说话也有困难。他以94高龄辞世，爱妻林乐怡的悉心照顾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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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处事的“武林秘笈”

金庸不是只躲在书房低头爬格子的文人，而是耳听八方，不断寻找商机，又灵活变通的成功商人。

1952年他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因为澳门一场轰动的比武，副总编辑罗孚安排查良镛与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梁羽生编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书剑恩仇录》，甚受欢迎。顿时金梁齐名。

他的武侠小说畅销，令他不甘心呆在《新晚报》当一个副刊小编辑，但他也不会像同期出道写《白髮魔女传》走红的梁羽生（真名陈文统）把书交出版社算了，而是借武侠小说畅销获得第一桶金创业。

1959年，他和中学同学沉宝新各集资八万和两万创立《明报》。即使创业初年惨淡经营，他还是咬紧牙根靠武侠小说杀出生天。沉宝新负责经营，他负责内容。他于《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很快打稳阵脚。同时成立《明河》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亲自洽谈电视电影版权，将小说利益最大化。

在设计《明报》王国版图时，金庸亲自操刀，有引人追看、刺激紧张的武侠小说，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社论，有娱乐新闻祖师爷雷坡的娱乐版，以及畅销几十年、至今屹立不倒的八卦杂志《明报周刊》，更有文坛教父胡菊人主理的高档《明报月刊》，以及由后来创立《信报》的林山木打理的、财经为主的《明报晚报》。每一个版块，代表了金庸广阔的视野，也是他性格的延伸，亦狂亦侠亦逍遥，亦雅亦俗亦畅销。

之后，他还在马来西亚成立《新明日报》，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亿元，金庸在那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

1993年4月，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退休以后，金庸多和妻子游山玩水，在剑桥深造。


金庸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领导群雄的方式，是下达“武林秘笈”。1985年，为迎接80年代中英谈判的大时代，决定聘请二十名大学生入《明报》，其中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行总编辑的冯成章记得，金庸曾给他一张八字真言的亲笔字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我记得为了拍摄，曾相约所有明报编辑吃饭，金庸逗大家：“你们个个我都满意，除了一位。”席上众人面面相觑，都心想：是不是我？金庸捉弄人时，活脱脱一个会玩儿韦小宝。

金庸曾给马云写了一封短笺，鼓励他善用人才。内文如下：“善用人才为大领袖之要旨，此为刘邦刘备之计，已创大业也，马云兄常勉之。金庸 公元二千年九月于阿里巴巴宝洞。”

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筹划的《明报》副刊，网罗了香江第一才女林燕妮、鬼才黄霑、作家倪匡和香港爱情小说祖师奶奶亦舒等，如此阵容，香港其他报刊无人能及。

多年后，我和金庸伉俪在马己仙峡道的家里吃下午茶，回忆满满。还有一段故事是，曾被指抛妻弃子的黄霑，便是金庸证婚下，向林燕妮下跪求婚，成一时佳话。谁料一对璧人，最终关系破裂，老死不相往来。两人都是金庸多年好友，叫他非常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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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物业遍全球

金庸还有个爱好——买房置业，包括北角明报写字楼和他曾居住的山顶道1号独立屋。山顶道1号原本由外国领事持有，金庸在1985年以1250万港元购入，居住至1996年，以1.9亿港元出售。

为什么金庸会迁出这个豪宅？查太解释，他们看新闻说有山顶独立屋被人行窃，户主还被剥光吊在树上，吓怕了，宁愿搬进马己仙峡道的分层住宅。

金庸非常喜欢旅游。直飞伦敦时，我们到头等舱探望他时，他笑起来，双眼眯成一线，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倒是查太怕搭飞机。金庸似乎不喜欢住酒店，在伦敦时住在自置的豪宅，雇有外籍管家打理；剑桥大学附近也有寓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查太笑说，这里没佣人，连倒垃圾都要查大侠亲自出马呢！

他们的物业遍布全球，包括澳洲和巴黎等，我说他是环球物业收藏家。金庸嘱咐我：“你切勿让人知道啊！”我保守秘密多年。

金庸真正遍布全球的，首要的不是物业，而是粉丝。我们在伦敦鹿鸣春中餐馆吃饭时，被一个侍应生发现金庸大驾光临，马上通知全酒楼所有伙计，各人拿一本金庸小说出来，排队索取签名，显然金庸小说是他们随身的精神食粮。我们临走的时候，全酒楼的其他食客纷纷站立，目送大师，连我也沾到一点光彩，毕生难忘。

笔者后记

“和金庸夫妇闲聊、喝咖啡、品美食的日子，历历如昨；1996年的5月12日，阿May 知道是我的生日，专诚为我庆生，还送我黑色真皮Gucci银包做礼物。我们的司机是个博士生，原来也是围棋高手，特别安排了他和金庸对奕。谁胜谁负也不重要。

介绍马云给金庸认识，自是难忘。我之后再见了金庸两次，一次是从他手上代表天地图书，领取香港印艺学会的最佳印刷大奖。我和他久别重逢，特别开心。最后一次见查大侠，是天地图书三十周年庆典，梁羽生也专程从澳洲回来。武侠小说两位大师同场，是经典场面。然而，典礼后，梁羽生中风，几年后过世。

金庸近年身体不好，能活得九十四岁，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曾向我形容自己如一颗钻石，有很多侧面，这些光芒将会恒久不灭，活在每个人心里面。”

潘丽琼：香港资深传媒人，曾任《壹周刊》副总编辑、天地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末小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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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金庸与他进击的《明报》

   

    作者邹思聪

    自由撰稿人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直到1962年5月，广东的饥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始逃往香港。

    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地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刘国重

上海书评

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
赵跃利
2018-12-08 10:55  来源：澎湃新闻
众所周知，“金庸”是香港报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的笔名，时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笔名的光芒遮掩，远不如笔名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而在他为数众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但这并非文学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镛”的见报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在《东南日报》社做记者兼英文翻译工作时，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译作，故署名为“查良镛译”。
署名“查良镛”原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是《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刊于第一篇译作发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金庸在《东南日报》时期，所发表的采访稿和译稿寥寥可数，但署的都是原名，译稿则多加一个“译”字。比较而言，这类文章都是金庸更为重视的，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谨。这种署名方式，也始终体现于以后他的各种文章中。
在《大公报》时期，他署名“查良镛”写的第一篇评论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戏子·锻工·参议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独立意义标志的社评，是发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论美军登陆护侨》。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从国际法论援朝志愿部队》，都是涉及国际法的重量级社评，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镛”而非“查理”“镛”等，“查良镛译”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东西之间的义大利》（现通译意大利），其后则有《英国有多强》《苏联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对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视。


《从国际法看新中国政府的承认》
自著署“查良镛”，译著则多加一“译”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报》1948年6月25日发表的《美国的议员们》，署的是“查良镛译述”。有译有述，与今日的编译相仿。
查良镛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发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笔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将按照报刊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
金庸在衢州中学上高二时，给《东南日报》投稿，文章题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该报的“笔垒”副刊，时间是1941年9月4日。这是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登报的文章。标题取自王国维七律《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

《一事能狂便少年》
笔名“查理”据说是金庸的老师给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则透出浓浓的洋味。如此中西结合，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在《东南日报》主持的第一个栏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从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笔名从1941年初次投稿《东南日报》起，到上海时期的《时与潮》杂志还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离开《大公报》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译，则署“查理译”。
（二）宜
金庸在《东南日报》副刊主持的第二个栏目是从“东南周末”第三期开始的《咪咪博士答客问》，从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个小问题，类似脑筋急转弯。

《咪咪博士答客问》
这个栏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则署名“镛”。“宜”字是“宜孙”“宜官”的简称，流行的说法是金庸的祖父给他取的小名，笔者认为，“宜”字的称谓类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满足了祖父多子多孙的愿望，称心如意，顺口就叫金庸做“宜孙”，是一种昵称。而他人则称“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宁地区对小孩子的美称。2000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人生采访”专栏发表了金庸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栏目，还有从“东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开始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性质与《咪咪博士答客问》相近，只不过问题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个角落，需要读者去寻找。
在《大公报》时期，没有单独署名“宜”，只有几篇署名“宜译”，写关于体坛的逸话，因为当时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几个笔名，翻译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运动大会的新闻，人手不足，拉来“宜”帮忙。
（三）镛
“镛”字是本名“查良镛”的简称，采用本名字数递减的署名方法，在当时《东南日报》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东南日报》的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骈”。在高阳之前，有一位国际新闻的编辑杨雁冰，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阳尽管在副刊上发表文章，与杨雁冰的国际新闻不是同一个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杨雁冰离开之后，高阳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个字“冰”。“镛”也是这种情况，但金庸并没有遇到同名情况，所以，并未署“良镛”，只署一个字“镛”也不会与其他人混淆。
在《东南日报》上，从1947年4月19日“东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问》第二期开始署名“镛”。从1947年7月31日“东南风”第三百三十九期开始的小栏目《咪咪录》，也是署名“镛”，《咪咪录》共连载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问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问》
“镛译”的文章，则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报》的《赛珍珠谈中国米价》，译自《联合国世界》。金庸用“镛”这个笔名译了很多文章发表，其中包括长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镛译”是1951年1月27日发表的《瓦维洛夫谈他的工作》。

《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社做记者期间，同时也往上海的《时与潮》杂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时与潮》副刊中，有两篇金庸的译作，一署“查良镛译”，一署“查理译”，但该期还有一篇“白香光”译的《万能衣服》，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现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国梦想着帝国》。
1947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副刊“东南周末”第十期出现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写了医生、律师和强盗三种人的三个笑话，署名“香光辑译”，首次出现“香光”字样；1947年6月28日“东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现一篇《古文观止》，辑录了“早降黄巢”、“不求闻达”和“决干太湖”三个段子，署名“香光辑”；署名“白香光”三字，是从1947年7月5日“东南周末”第十五期开始，至十七期结束，共三期的小栏目《成人的游戏》，介绍了三款适合大人玩的游戏。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东南日报社提呈辞职信，《东南日报》最后出现“白香光译”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爱的礼节》，不知原作者是谁，其后，带有“白香光”字样的署名再也没有出现，此时的金庸已经来到了上海，并在《时与潮》半月刊做了编辑，译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翻译文章《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运》，分别署“查良镛译”“宜孙译”，但署“宜孙译”的文章内页却印成了“白香光译”。
《时与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发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迹》，其后金庸离开《时与潮》，白香光又一次随金庸一起消失，真的仅仅是巧合吗？
金庸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白香光”不请自来。这一次，可说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报》开始连载冷扬的短篇小说《记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译”。冷扬，即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现通译）。《记者之妻》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的“答读者问”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读者好奇地问：“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这篇登完之后，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后来果然在1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会一会总统》，署名依旧是“白香光译”。
在《大公报》上，还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个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译”的《恋爱读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译”的《对作家的嘲笑》等等数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导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从此报端不见白香光。
笔者锲而不舍地一路追踪“白香光”的蛛丝马迹，只为证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确凿的证据还是冷扬的翻译小说。
1956年4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是“最厉害的家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署名是“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该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篇名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和《恋爱之王》。
通过对比其中的一篇《记者之妻》，发现竟与白香光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时已经声名鹊起，不可能公然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曾经深深隐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书除了把“冷扬”重新译作“丹蒙·伦扬”，金庸并没有重新修订译文，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收录《会一会总统》。


《记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报》在副刊“小说天地”连载完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之后，开始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正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收录的七篇，连载篇目的次序都没有改变，第三篇《记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动。
“白香光”是金庸的笔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过到底有什么含义，恐怕已无从考证了。
（五）宜孙、徐宜孙
在1947年11月1日的《时与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现“宜孙节译”的文章，很明显，“宜孙”是“宜”的延续，用的是祖父对他的昵称。
金庸在此杂志中轮流使用了四个署名：“查良镛”“查理”“白香光”，这都是杭州时期的老班底，还有一个新署名就是“宜孙”，用于“节译”和“译”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镛”的《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署名“宜孙”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国饥馑的原因》，都是译作。
“宜孙”这个笔名，首现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一篇《苏联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侠小说遍地开花之时，《武侠与文艺》《艺与文》等杂志转载武侠小说，也用过“宜孙”署名。
“徐宜孙”则仅见1948年9月13日《大公报》的《香港的自由贸易》。“徐”姓显然来自金庸的母亲姓氏。
（六）良镛
金庸启用笔名“良镛”，却比简化到单署一个“镛”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报》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进步》，后来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镛”和“良镛”发表国际社会新闻或风云人物的评论文章。最后署名“良镛”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发表的《国际札记》，之后金庸离开《大公报》，这个署名随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归来，这个署名却没有随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简洁新闻》是唯一署名“良镛”的文章。同年7月23日开始，金庸使用“良镛”这个笔名，开始辑译《世运前奏曲》一系列体育赛事的新闻，但这个笔名也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间，正是金庸在《大公报》发轫的两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笔名或署名，还零星散见有署名“小渣译”“小喳”“小查辑译”等填报缝的小文章，恐怕也与金庸脱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杂在署名“良镛”“查理”漫谈世运的文章之中，更可确认就是金庸。金庸当时在报社是小字辈，老报人都很随意亲切地称他“小查”（读如“茶”，而非读如“渣”的正音）。
（八）乐宜
金庸离开《大公报》之后，就职于《新晚报》。在该报上，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连载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该书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为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三个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册。

《中国震撼着世界》
最后用“乐宜”笔名翻译的是英国记者R. 汤姆逊的《朝鲜血战内幕》，从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
笔名来历不详，可能也是“宜”的含义延续。
（九）温华篆
温华篆如同白香光一样，也是一个不见提及的名字。
确认这个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寻白香光那么麻烦，因为接着《朝鲜血战内幕》连载的，就是署名“温华篆”的三部短篇小说译作，又是丹蒙·伦扬的作品，从1952年6月6日开始，连载二十七期，三篇小说名字是《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译笔与《记者之妻》诸篇如出一辙，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笔调风趣幽默，更易使读者接受。这个笔名最为典雅又富有书卷之气，但来历不详。此三篇也没有收录到《最厉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兰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译，是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是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金庸用此笔名写了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1952年8月21日，是“馥兰影话”的最后一篇，题为《姚馥兰小姐的信》，信中说：
我明天要走了……关于继续写影话的事，你催催子畅，要他快些开始，他这个人这件事也想做，那样东西也想学，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爱玩，你不催他，他是不会动笔的……子畅这个人有时想法很公子哥儿气，可能与你的版面不很调和，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写，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要他多听听别人的话，自己不要太骄傲了，总之要设法使我们的影话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报》的办报宗旨。金庸最初在《长城画报》写“特稿”，还在用这个笔名。
（十一）林子畅
姚馥兰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畅影话”如约登场，作者“林子畅”在第一篇《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说：“我生平做过许多笨事，大概答应姚馥兰小姐来接替她写影话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评书里惯用的“书接前文”修辞技巧。
金庸以“林子畅”这一笔名，一直将影话写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谈孽海花》，他在影话最后说：
读者们看到这篇影话时，我正在火车中，因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带旅行一趟，看看同学朋友，看看电影和各种戏剧，再拍一些风景照片，预定一个月回来。
但事实上，惯写一诺千金的大侠的金庸，这回却失约了！他并没有再回到《新晚报》，而是又回到了《大公报》。这个笔名也曾出现在《长城画报》的“特稿”上，在姚馥兰之后、林欢之前。
（十二）萧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报》，自1953年4月28日开始写“每日影谈”专栏，第一篇是《蜡像院魔王》，署名“萧子嘉”。

《蜡像院魔王》
影谈内容与《新晚报》时期相同，每天一谈，“萧子嘉”一直写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两期发表了《与姚嘉衣兄一夕谈》，又如姚馥兰和林子畅的交接班一样，故技重施，萧子嘉煞有介事地对姚嘉衣说，他明年所属的公司要扩充海外业务，想多做点生意，有许多工作派给他，没有时间天天写影谈，所以请姚嘉衣帮忙。姚嘉衣推辞说不会写文章，但萧子嘉却说，“家常闲话式的影‘谈’”，一定会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评’受读者欢迎”，并答应姚嘉衣，“假如生意赚了钱，一定请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戏吃饭”，姚嘉衣也就顺水推舟、欲拒还迎地答应了下来。当然，萧子嘉不会蚀本，对承诺姚嘉衣的条件“很放心”：“因为第一，明年做生意赚钱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样牙擦的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萧子嘉消失不见，姚嘉衣闪亮登场。当然，姚嘉衣还是金庸的一件“马甲”。
姚嘉衣并没有立刻写影谈，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开辟了电影信箱专栏，用于回答读者关于电影的若干问题，甚至琐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开辟出小小一块方寸之地，来预告“今日电影”，写上百多字简要影评。“电影信箱”专栏文末署名简写为“嘉衣”，到“今日电影”文末署名简略成一个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标题之下，故“嘉衣”“嘉”不单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开写“影谈”，第一篇是《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不单谈电影，也谈及平常朋友们的闲聊，不像萧子嘉那么勤劳，没能保证每天一篇，但却写了很多长文影评，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谈红楼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谈乱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尔基与电影》等，至少两天才能谈完，“谈”兴之浓，是远超萧子嘉的，在影谈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谈码头风云》，3月17日至19日《谈战争与和平》都要谈三期，还尤未能尽兴。

《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谈旧片的重映》，“影谈”还在继续，但姚嘉衣已经悄然离去。
（十四）畅
最早一篇署名“畅”的文字，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一篇介绍当日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内容，应该是金庸的临时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谈连载期间，有三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个“畅”字，大概是金庸的即兴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礼花絮》，简洁报道长城电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礼花絮。同月15日的《请动动脑筋》和16日的《单车比赛》，则又玩起了《东南日报》时期《看你聪明不聪明》的把戏。
（十五）子畅
《大公报》从1954年7月18日开始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连载至1954年10月20日结束，中间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译者生病而暂停了九天，共连载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没有署名，仅在结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畅译”。
《美国电影分析》结束后两日，在22日，发表了一则“预告”，“本刊日内即将刊登《幸福婚姻讲座》连载，该文为法国著名作家安德莱·莫洛亚所作……本文已由子畅先生译出，不日刊登”。两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开始连载，共连载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结束。


《幸福婚姻讲座》
这是“子畅”这个笔名的最后一抹余晖。
（十六）金庸
千帆过尽，乱云飞渡，最伟大的笔名“金庸”登场，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本名查良镛的“镛”字一拆为二，金庸自承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无心插柳，如果他能够想到将来会因武侠小说而获得巨大成功，是不是会好好想一想，起个更武侠一点的笔名呢？
除了武侠小说，“金庸”还与百剑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表的一篇杂文《在广州看武术》，也署名金庸，是个罕见的异类。
（十七）林欢
与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笔名，除了姚嘉衣，还有一个新笔名：林欢。
林欢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又因为传说与两位美女有关，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议。
一说与金庸当时的妻子杜冶芬有关。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又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取名“林欢”的时候，是在他俩已经离婚之后，再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至于此时金庸与夏梦是否已经相识，不在本文考证之列。
另一说就是与夏梦有关。金庸以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笔名写的影谈，谈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电影，鲜见香港本土电影。但是，林子畅的最后两篇影谈，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连续两次谈电影《孽海花》，而该电影正是夏梦主演，可说是夏梦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单是夏梦唱歌时，脸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个镜头，就足足拍了七个多钟头，而在银幕上，只出现三四秒钟的时间”。
其后，已经逐渐成名的金庸纡尊降贵给长城公司做编剧写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发现在《长城画报》最初一篇署名“林欢”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装电影的要旨》，林欢的笔名一直用到《新晚报》1958年10月5日发表的《给新晚报送礼》，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电影《午夜琴声》，编剧署名还是林欢。如果“林欢”的名字与杜冶芬有关的话，估计早已遭到废弃了，此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结婚好几年，总不至于还在用一个与已经离婚的杜冶芬纠缠不清的笔名。
“林欢”与夏梦有关，更令人信服。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谈庆顶珠》
“林欢”除了在《长城画报》写“特稿”和编剧署名，还在《大公报》写各种影评剧评和文艺批评。1956年10月由长城画报社出版了署名林欢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结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剧、电影三类，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欢之名发表在《大公报》或《长城画报》上，其中歌舞和京剧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时所写的急就章。电影部分则选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谈。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除了继续以笔名金庸发表武侠小说，姚嘉衣、林欢等笔名均再未见报端，江山更替，继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贵。“徐慧之”是其中之一，这个笔名用于写“明窗小札”专栏，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共写了六年，从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将近半年时间，几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辑，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辑录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论时评及漫谈等杂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两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应该又是取自母姓，也许是为了纪念母亲。
（十九）黄爱华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以“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
在这篇短文开头，他却写道：
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
可见，武侠小说虽大，“自由谈”虽小，但无论大小，金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谈”专栏，所用笔名是“黄爱华”，在1970年7月《明报月刊》连载署名“黄爱华”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编者按”中又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的笔名，他关心中国事务，对中共问题深有研究”云云，结果下一句“数年前在《明报》发表《论祖国问题》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的确，《论祖国问题》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论祖国问题》收录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黄爱华，笔名有如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估计就是字面上的炎黄子孙热爱中华的意思吧？
（二十）华小民
“自由谈”在1962年6月和7月间的随笔，又曾改用过“华小民”的笔名。金庸说“那时正是大陆上民食不足，大批农民涌来香港之后”，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报月刊》所载《随笔读史五则》的前言所记述的。金庸自谦是“华小民”，时刻在替生活艰难的小民担忧呢。
结语
从查理、白香光、乐宜、温华篆到姚馥兰、林子畅、萧子嘉、姚嘉衣、林欢，再到金庸、徐慧之、黄爱华、华小民，金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领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虽然有些笔名已经难以知道由来和准确含意，但是它们都分别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时金庸的心路历程，从初中生到记者，再到报人、小说家，终成一代传奇。
鉴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资料有限，难免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出现一些错误或遗漏，希望同好补充指正。也特别感谢严晓星先生的指点、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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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红潮香港
原创： 吴客 完成的虚无主义 今天
40年前,内地掀起的文革浪潮席卷了香港。对这段香港历史博物馆中不见任何记录的历史,不同人所持态度大相径庭,左派称之为“反英抗暴”运动，右派和中立人士则称之为“六七暴动”。
“我们受了港英百多年的压迫和统治,流血流汗,现在是有怨出怨、有仇报仇的时候了!香港的天是同胞们的天,香港的地是同胞们的地，我们不说，谁说？同胞们!包括有血性的华警们!团结起来,战斗!战斗!
1967年5月20日下午,这些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夹杂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音乐,从香港中国银行总部顶楼的大喇叭里传出,响彻中环上空。
此日大约一周前,中环的街面上,陆续出现成群结队高举“红宝书“的游行民众,他们或排着纵队挥舞红旗,或五六人手挽手并排行进，前往港督府抗议警方从4月开始对多起工人运动的打压。
到了这一天,前去抗议的民众超过万人。港督府大门紧闭,整栋建筑从上到下被包裹在白色的大字报里,来得晚的民众为了贴上自己的大字报，几乎爬至港督府门廊石柱的顶端。
人造花厂工潮
这场暴动的诱因,本是1967年1月发生的一连串劳资纠纷。在这些纠纷之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的一些轻微行动,《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文汇报副社长周奕认为,在左派工会介入工潮之后,局势变得剧烈。
直接引发暴动的,是位于九龙新浦岗的香港人造花厂爆发的工潮。
1967年4月13日,该厂资方宣告10项规定,重点是减少奖金，机器或工模损坏后的津贴亦减少。工人们不能接受这些间接减薪的规定。遂派出代表和资方谈判。
4月28号下午，资方突然以生意收缩为借口，宣布开除92名工人（包括工人代表）），至当日晚上11时进一步宣布解雇工人共500多人。工人曾两次去找老板,但是资方拒绝会见工人代表。于是花厂工人每日齐集在新浦岗工厂门外,要求与资方对话。
新浦岗聚居的主要是工人和徙置区贫民,其中不少是年龄在15、19岁之间的失学、无业少年,左派在此地影响力甚广。
5月2日,花厂的工友在新蒲岗分厂外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号召工友坚持斗争,不要领薪;另一张是毛主席语录,但是晚上便被人撕去。5月4日他们书写更多的大字报,贴在该厂的前门、后门和侧墙。
1967年5月6日下午4时许,警察第一次出面干预工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周奕看到,当时九龙东区高级警司伊令和率领20多名警察到场,同工人代表谈判。纷扰中,警方出动200多名防暴队,列队冲向人造花厂的后巷,见人就打,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被拉着双腿倒拖出马路予以拘捕,警方共拘捕了18名工人带返警署。
当地左派立刻赋予这场纠纷以新的意义,纷纷前去慰问。5月11日中午12时，花厂的工友再次聚集在工厂门口,左派社团纷纷前来慰问,每当一批慰问者出现时,立即响起一片掌声,高呼口号、朗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围观的群众逾千人。
下午3时半,警方出动200多名防暴队驱散人群,与一批为数约50名、前来慰问的青年学生发生正面冲突。周奕看到,当时港英警察向着距离仅10多米手无寸铁的青少年发射木弹枪多发,并殴打了部分学生。当晚,127人被逮捕。
5月11日后,冲突升级为,持续多日。虽然警方在夜间接连实施宵禁,每天还是有上千人整日聚集在新浦岗地区,向警方投掷石块、玻璃瓶,大声辱骂。5月12日晚,13岁理发店学徒陈广生,被人发现头部中木弹枪丧生,民众认定这是警方所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就新蒲岗事件发表声明,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英国代办面交声明,表达中国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港英的法西斯暴行,并提出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等5项要求。《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
外交部的声明给香港左派人士以极大鼓励。5月16日上午,“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各界斗委”成立),委员共101人,以工人为主,包括的行业有:新闻、电影、教育、银行保险、工商、妇女、出版、体育等。
此后,大批左派工人,每日有组织地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
5月22日,警方采取更强烈的镇压措施,在中环花园道手持警棍殴打100多名示威者,结果酿成流血事件。
北京的支持
在香港左派人士看来，当时北京的支持相当有力。
从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开始，5月18号北京举办10万人声讨港英政府大会,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长陈毅出席大会。
5月22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再次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取消英驻上海人员驻沪资格。
5月27日陈毅讲话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英国政府必须接受中国政府的5项要求。
此外,《人民日报》于5月下旬又发表了三篇态度鲜明的评论员文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出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文章称:“百多年来,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干尽了坏事,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必须清算;港九同胞应开展仇视、蔑视和鄙视英帝,从政治、经济、文化向英帝的殖民统治发动强大的反击;以香港工人为核心,发动各阶层爱国同胞,把斗争矛头指向直接统治香港的英帝国主义。”
长期以来北京对香港工作的指示都是以“反美为主”，听到这篇社论时,周奕大感意外：这是北京第一次、也许是仅此一次把反英列作首要地位。
不过最强烈的姿态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6月13日发表的谈话。发言人宣布:“伟大的祖国人民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随时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直到斗争取得彻底胜利。”这最后一句,已经包含着推翻港英政府统治之意。
同日,北京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汇出1000万元港币给“港九各界斗委会”，各界斗委立即把这笔捐款拨给工人斗委,用以支付罢工工人的生活费。后来全国总工会再汇来1000万元,合计北京共拨付了港币2000万元。
时任《文汇报》总编的金尧如,认为北京当时的表态很值得反思。
他在1966年9月末,回大陆参加国庆节观礼时,曾有机会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副总理陈毅、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负责人廖承志面谈,文化大革命后,左派人士应对港英政府持何态度。
陶铸当时回答:目前这个问题中共中央还没定论,在中央文革的会上,他个人意见是认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公开表态:“香港在海外,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你们在香港不能照搬国内一套。”
“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群众务必要懂得,避免在香港搞斗争发生大乱子，毁掉我们在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陶铸说,会后他将此意见向周恩来报告时,周恩来说:“很好,同意”。在场其余三位也一致向金尧如表示赞同此观点。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中央的这次表态,完全不同。
炸弹和暗杀
1967年5月以来的持续升级。
当年6月,香港甚至出现了土制炸弹。这些炸弹有真有假,上面多数以大字写有金“同胞勿近”,在电车、巴士、街道上都有发现。
金尧如对炸弹的来源非常清楚，新华社香港分社是直接主导者。
由于英国拒绝中共在香港设立政府机构,1949年以来,香港新华社其实承担着大陆“影子政府”的作用。据曾任香港(文汇报》社长的李子诵办的政治刊物《当代》介绍、当时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简称“港澳工委”或“工委”)设在广州,由广东省委代管,工委派出一个港澳工作组,就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
金尧如说,文革爆发后,香港新华社党委领导层思想处于极左状态,他们一厢情愿地幻想“无产阶级司令部”会正式出面或直接插手支持“反英抗暴”斗争,迫使港英投降,让他们在香港取得澳门反葡萄牙殖民统治那样的胜利,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帝反修的英雄,不但可以免于挨揪挨斗,而且可能论功晋爵。
据金尧如回忆,1967年6月10日左右,他去党内“反英抗暴”的总指挥部开会,一位负责湾仔、北角和筲箕湾地区“反英抗暴”斗争的×××同志,起立报告他发动“菠萝战”(因炸弹形似菠萝,故称之)第一炮的结果。
此人说,今天清早已制成第一批炸弹,也进行了第一炮试验,但很可惜让无知的扫街阿嫂把我们的试验炸弹扫走了,而当时恰恰没有爆炸。
“今天凌晨二时,我令人将纸包的小小炸弹放在北角电车站驶出英皇道的电车轨道上,只要4点钟第一辆电车出来,便会立即爆炸,试验便告成功,以后就可以在香港大摆“菠萝阵”,叫港英防暴队疲于奔命,又寸步难行,叫那些白皮猪(指英国人警官)、黄皮狗(指香港警察)尝尝我们铁“菠萝”的好滋味。”
此人还表示,这么做一可以动摇港英统治;二可以威慑香港右派;三可以鼓舞群众进一步扩大斗争。
错愕不已的金尧如当即站起来反对。他说:“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我们的斗争怎么能杀害自己人?将来大摆菠萝阵,会杀害多少我们的香港同胞？”但在座的却有三四位笑了起来。
金尧如的一位好友说:“对敌斗争能像数鸡蛋那样吗?自己能不死一个人吗?”
争论至此，会议主持人站起来说,摆“菠萝阵”,发动武斗，工委领导（指香港新华社的社长们）已经作了决定。不能再在这个指挥部会上讨论了。
极左人士的暴力行为,引发本来对工人持同情态度的市民的普遍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都反对暴动,支持政府及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
英国曾计划撤出香港
在年前退休的前高级警司林占士眼中，当年的左派人士就是“破坏治安的暴徒”。回首40年前的往事，林占士表示，最令他心惊胆战的是示威人潮不见尽头，与警员比例是40:1。
1967年7月8日,沙头角区,大量红卫兵向边境推进,与香港警察发生枪战，打死5名警察。幸亏周恩来总理及时打电话来制止,香港才避过一次被“提早解放”的命运。
1967年8月4日,警方突袭左派总部—北角新都城、侨冠及名园大厦。当时左派总部都装上导电大闸,因此政府决定派员乘直升机空降。
时任见习督察的林占士,自愿参加这次行动。他说,接管侨冠大厦天台后,他们在大厦内逐层搜查。左派已经四散,军警在大厦内发现左派临时设置的简易医院。
8月20日,港英政府冲击了《香港夜报》《正午报》和《田丰日报》三家左派报纸,三家报纸被勒令停刊并遭起诉、《香港夜报》的老总胡棣周及《田丰日报》的潘怀伟被逮捕,《正午报》的麦炜明侥幸逃脱。
北京外交部即刻对此做出反应。当天,外交部向英国提出抗议照会,要求港英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报”的诉讼,立即释放7月以来逮捕的19位新闻工作人员。
但是,48小时过去,英国毫无动静。8月22日,红卫兵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1971年,周恩来为此事向英国公开道歉。
而香港市内,真假炸弹继续伤人,北角一对年龄在6、7岁的姐弟,被包装成礼物的炸弹炸死。12月中,周恩来总理向香港左派下达直接命令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随即终结。
这场“左派暴动”,共死亡51人,受伤800多人,5000多人被捕。大批暴露身份的左派人士,随后被港英政府送回大陆。
社会动荡带来人心的虚怯,5月下旬汇丰银行上水分行发生挤提,并扩散到元朗。市面又曾两度传言食米供应不足,居民大量抢购,导致大米日销量从1万包上升至3万包。资金大量外流,至5月底,银行存款总额减至84.7亿,比4月份减少了5亿元。不少人移民外国,香港经济陷入低潮。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英国政府最近公布的一批绝密档案显示:为避免文革冲击,六七暴动之后,英国曾两度考虑提前撤出并归还香港。
1967年5月末,随着升级,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人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
暴动之后
其实普通香港人,原本对政治毫无热情。
六七暴动时还在读中学的香港商人张家成说:“英国是个具有成熟外交手腕的老牌殖民国家,它在香港的统治可以维护表面的民主,生活其中的人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强烈的反感。”
此外,1949年,香港人口仅有120万,但随着内地每一次政治波动,大量内地人口逃往香港。到1966年,港岛人口已经暴增至370多万,几成难民之城。
暴增的人口给香港——这个没有任何资源,仅靠转口港存活的岛屿带来强大的生存压力,张家成说,“在这种压力下,1960年代的香港人,最为专注的是如何赚钱,对这场左派暴动始终持冷漠态度”。
但1960年代中期,劳工阶层生活状态和1950年代初相比,毫无改善。不少人居住在海边私自搭建的木屋里,生活没有保障,遑论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
政治学者史葛在他《政治变革和香港的合法性危机》(《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一书中认为,该次暴动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发展未充分照顾和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因而引来强烈的行动。
在暴动平息后,殖民地政府乃有针对性地成立街坊组织、申诉专员和城市主任计划等,收集民意并疏导民情;另一方面又推行并改善香港的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政策,以安抚基层市民。1969年,港英政府举办“香港节”,并发行印有舞龙图案的邮票。香港一位邮票研究学者表示,西方人视龙为邪恶,英国人能在香港发行这种邮票,反映了六七暴动之后,向华人示好的态度。1970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腾飞,香港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逐渐增加。毕竟,无论他们是1949年前后离开大陆的国民党权贵、上海富豪,还是1960年初逃来的大陆饥民,无论他们对共产主义厌恶至极,还是沉溺癲狂,祖国大陆,终究是回不去了。



责任编辑：丁雄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6591

刘国重

查良镛的遗憾
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  今天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









文｜荆欣雨

编辑｜刘斌







纠结



香港殡仪馆外，人人黑衣肃穆。从下午3时开始，专门负责的花店忙碌一周制作出的160多个花圈排满了整条街道，灵堂入口处是大朵盛开的荷兰牡丹，里面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



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赫然在目。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澜在日本纸上亲笔写就的「一览众生」。



11月12日的傍晚闷热，查良镛的告别仪式遵从了他的遗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设置致辞悼念环节，一切从简。



但规模浩大的名流都来悼念金庸——查良镛的几个身份之一。马云来了，第二天出殡又来了一次，并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对子，两任杨过的扮演者刘德华和黄晓明也来了。来客覆盖了两岸三地，遍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娱乐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读者也来到位于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悼念金庸。他们在排队时谈论《天龙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转角处随时可以与壁画上的令狐冲、袁承志和张翠山打个照面。馆内花费数年搜集来的陈设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完整呈现，15部武侠小说和由此衍生的无数译本、影视剧、漫画和周边产品。出口处的墙上粘贴着来访者的留言，有一张纸上写着，「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镛于10月30日去世。大众悼念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报人、时评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则称他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转换的查先生的矛盾与纠结。



葬礼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查良镛的生前好友、60岁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坐在海逸君绰酒店的咖啡厅里感慨，「其实，我不觉得他这辈子非常地开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刚辞去《明报月刊》主编的潘耀明心烦意乱地开着车，乌黑的天空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镛太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潘耀明在养和医院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了8个小时。手术不太成功，淤血进入脑部，查良镛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讲不出话来，对他打击蛮大的。后来他们通过找的三个香港最有名的脑科专家会诊，清理了，元气大伤。」潘耀明回忆。



他担心，查良镛此前的一系列计划无法再实施了。这一年，查良镛71岁，全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没有再写的意愿；《明报》卖出去了，全部职务都辞掉了，尽管接班人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该向前看，做些一直以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镛早就有了打算，意外进手术室半年前，他让秘书一周给潘耀明打两次电话，叫他来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聊天。伴着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风，他构建了蓝图：创办一本历史文化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独家连载他即将创作的历史小说，再找些对历史有研究的名家来写专栏；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团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书目。



查良镛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的工作赏识，又知道对方在纽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就邀请他来做总编辑和总经理。



两个人都很兴奋。潘耀明愿意继续追随查良镛，不止是因为一签五年的合同和更加优厚的待遇，还因为他相信查良镛的创作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明清史和隋唐史都了解颇多。你看他的小说很有历史感，《书剑恩仇录》是历史的大架构，就在清朝嘛，《鹿鼎记》也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继承明清文风，可读性很高。」



好友陶杰也肯定了查良镛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兴趣。那个化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总试图夹带点私货：《碧血剑》最后附上袁崇焕的评传；对蒙古史感兴趣，《射雕英雄传》的附录一并考证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记》一开始是想写成历史小说的，只不过后来「走样了」。



查良镛还曾拜访过《张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双方谈了很多对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后，潘耀明从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就有过写历史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想写黑旗军——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军。潘耀明才领悟，写历史小说不是当年突然的兴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个愿望」。



23年前的那个4月1日，按照早先的计划，潘耀明带着秘书入职了，即便此时查良镛的手术已过去10天。令他没想到的是，查良镛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时的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办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周只能去个一两次，历史小说，很难有精力再写了。



「因为（写）历史小说要找很多资料，不是武侠小说嘛，天马行空。写历史小说，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还要（实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来还原历史，他写不出来。」潘耀明认为这是查良镛晚年的一大遗憾。



办杂志的事，也就「意兴阑珊」了，仿佛文人间的默契，查良镛再没提过。在潘耀明看来，这是因为查良镛的个性很强，一张嘴，一支笔都十分谨慎，总是经过计算才肯表达观点。晚年整理社评，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办完美绝不出版。就连在家里与友人玩梭哈（一种游戏），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从此不会再提。



新工作迅速变成了闲职，没什么事情做，潘耀明就帮查良镛回复些读者来信，整理文件，「熬着」，他形容，「那个局面非常尴尬，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年后，他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回到了《明报月刊》。









心结



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查良镛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查良镛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镛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查良镛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金庸剑桥留学





报人



查良镛晚年的另一个遗憾，是由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在他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明报集团员工张绍元说，「《明报》后来在香港的立场，是他所痛恨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查良镛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财富积累主要靠办报纸，而不是收武侠小说版税。



1959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办《明报》，加上后来《明报晚报》总编潘粤生做助手。为了在香港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生存下去，查良镛起早贪黑，不断创作武侠小说在副刊上连载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发表社论时评，才支撑报社勉强生存。1962年，大批内地难民涌进香港，《明报》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报道媒体，因此获得了一大批读者。《明报》逐步以知识分子作为目标读者进行改版，1963年达到了日均销量5万份，彻底脱离了早期的财政困境。



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时评，多为对内地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寄托了查良镛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倾向。他有民族主义情怀，但不狂热，又重视少数民族，总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个平衡。对此，常有香港左派攻击他为「墙头草」，还曾一度到《明报》办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难了一阵。



1996年，《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和几位同事去查良镛家里做采访，谈香港即将回归的种种事宜。那一天，查良镛很坚定地认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体人张宝华也记得与查良镛讨论过香港问题，「今天看来，他当时对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远见。」



查良镛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常跟下属说，不要拼命，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办报纸要学会「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就脱掉，原则不能变，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几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杰指出，明报是个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镛会调。更重要的是，《明报》作为查良镛政治观点的输出平台，如今与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他成就是不得了，凭一只笔写出了一个武侠王国，而且还成就了一张报纸。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干成了两件，而且都留下很深远的影响。武侠小说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明报非得要几百人来工作不可，所以那个保不了。」陶杰说。



「双驾马车，最后只有一驾马车，一匹马活着，另外一个没了。这是命，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剩了一个。我估计他后来也算了，得相信命运吧。」陶杰说。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放下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份，失之交臂。」陶杰说。



最常谈论的，还是时政。查良镛一直关心中国在发生什么，一年多前，他还叫友人带来政论的杂志。年轻时，他也有过从政的愿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试图到外交部谋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乔冠华指出「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为，恐怕入党都很困难。



从政失败，他回到香港，友人总结他真正的政治观点，「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确知晓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世界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极。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



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



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曾亏本办过一本佛教刊物《内明》，没什么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晚年也与星云大师有过会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门，一生都喜欢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试图看破，才会向佛祖寻求一个答案。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怕他会伤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应该挺开心」，陶杰笑了。



「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儿，他就是民国堡垒留下最后的那一垒。」陶杰说，「他那种修养，跟人说话的那种形态，都是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问我……你知道吗，没意思。」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各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



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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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盐官，金庸笔下武侠江湖的源头
原创： 私家地理 私家地理 4天前
海宁盐官，因“观看钱塘江潮的最佳地点”而闻名，历史上曾归属杭州府的海宁，人杰地灵，文风鼎盛，也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故乡。


金庸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一部充满乡愁的作品，不但主角和故事原型都来自海宁，小说中还细致描写了海宁盐官的安澜园、海神庙和闻名天下的钱塘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宁正是金庸笔下武侠江湖的源头。





盐官是观赏钱塘江潮的胜地





1996年，金庸在盐官观看海宁潮



乾隆与盐官的清宫秘史



海宁盐官坐落于钱塘江北岸，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早在汉代便开始晒盐制盐。“盐官”最初不是地名，而是当时为管理盐务而设置的一个官职。



海宁的钱塘潮闻名天下，因为盐官地处钱塘江入海口的咽喉，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钱塘江大潮的观潮胜地。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万人争睹钱江潮的盛况每年都在这里上演。



苏轼的诗太有名，所以人们都挤在八月十八这天去看潮。其实钱塘江的潮水天天有。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都有大潮，故一年有150多个观潮佳日。



去盐官的游客大多是为了看潮，其实盐官过去一直是海宁的县（州）治所在地，海宁文化的精髓都在此，值得观赏的文物古迹也不少。



盐官有城墙，虽然大多为后来复建。穿过古城东边的宣德门，就是盐官的老街。老街上最有名的景点是“陈阁老宅”。（注：老街目前正在封闭式改造，暂不对外开放。）





陈阁老宅内的“双清草堂”和百年罗汉松



陈阁老宅的主人陈元龙，位高权重，是清雍正时期的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傅，级别相当于宰相，所以这整条老街也叫“宰相府第”。



盐官陈家在康雍乾三朝人才辈出，并不止这一个陈阁老，除了陈元龙，还有两位大学士，陈之遴（清顺治朝宏文院大学士）、陈世倌（清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海宁陈家，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誉。



乾隆六下江南，四驻海宁陈家，使得这座陈阁老宅与乾隆身世之间的关系更加神秘。小时候，我是这么认识陈阁老的：在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里，他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和乾隆皇帝的父亲。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创作的首部武侠小说



关于乾隆皇帝的身世，在民间有一种传闻，乾隆其实是海宁陈家的后代，因为掉包而做了皇帝。这个观点，据说早在清朝中期就已出现。金庸把这一传说写进了《书剑恩仇录》里，从此变得家喻户晓。



一般来说，凡有影响的传闻逸事，总是有某种合理性的推测或者历史原因。



之所以有关于乾隆身世的疑问，是因为他一生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且每次都住在陈家的“安澜园”。陈家的一座三开间厅，得乾隆御赐为“双清草堂”，谐音“双亲草堂”。有人大做文章说，康熙年间，雍亲王为了夺嫡将自己的女儿与陈世倌的儿子互换，乾隆的亲生父母是陈世倌夫妻，乾隆是汉家的血脉。



虽然这个传闻早已经被历史学家证伪，不过至少在海宁范围，人们对这个话题津津乐道，有关乾隆皇帝被掉包的野史，说得有声有色，使得该传说数百年而不衰，盐官甚至打出了“欢迎来到乾隆故里”的旅游招牌。



众所周知，金庸出生于海宁查家，查家和陈家都是海宁望族，金庸从小听着陈阁老的故事长大，这成了他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创作源泉。



1955年，当时在《新晚报》上连载的《草莽龙蛇传》刚结束，梁羽生此时正在北方，无暇写稿，同样爱好武侠小说的同事金庸只好顶替上阵。



当年30岁的查良镛以“金庸”的笔名，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写了有关乾隆皇帝被掉包的野史，通过想象，把这种流行于海宁的坊间传闻演绎成小说，引起极大轰动，从此开启武侠小说的创作之路。



小说紧紧围绕乾隆身世这条线索展开。金庸在书中杜撰了陈家三公子，也就是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小说的故事主干，就是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英，为了反清复明，与乾隆所代表的清廷浴血奋战的故事。



多年后，金庸在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金庸书院



在金庸先生的老家海宁，有两处纪念金庸的建筑，一处是袁花镇上的金庸故居，还一处是盐官镇的“金庸书院”。



金庸书院位于盐官古城中心，在原来的古县衙对面。进入书院的人，一进门，都会被甬道左侧一排壁画所吸引，那上面刻着金庸十五部小说的插图，内行的读者能够迅速地认出分别是哪个章节的故事。



金庸书院占地七亩，整体采用了江南园林的设计，亭台水榭，曲径通幽。建筑部分由书剑堂、藏书楼，望云亭等部分组成，藏书楼内展示着金庸先生的学术资料等，不同版本的著作，以及一些文房用品。





金庸书院





金庸书院内陈列的金庸先生手稿





金庸书院参照过去的安澜书院而建，典型的江南园林风



书院本身的构建相当的用心，具备讲学、展示、收藏、游赏等多功能兼备。后来才知道书院的建筑布局，参照的是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安澜书院。



金庸出生于海宁袁花镇，他在袁花的还有一处旧居“赫山房”，虽然也是后盖的。据我所知，出于一些原因，金庸没有回过那处旧居。这里他则是来过的，2008年，他来盐官参加过书院的开工奠基，还捐赠了一些手稿和佩剑等，那一年金庸已经84岁。



印象中，与金庸有关的园林建筑，杭州也有一处，名“云松书舍”，当年是杭州市政府出地，金庸出钱盖的，本来他准备在那里藏书、写作，颐养天年，后来建好之后就无偿捐给了杭州，现在是西湖边一处免费景点。



海宁过去一直隶属于杭州府，所以杭州对他来说也是故乡，《书剑恩仇录》里，杭州的景点也写了很多处，按小说里的话说，从杭州西湖边到海宁也就“八十里快马两个时辰”。



“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曾经对媒体说过这一番话的金庸，从1992年到2008年，六度返乡。在回乡期间，金庸和友人一起游览过海神庙、陈阁老宅，并多次观看了海宁盐官一线潮。



金庸和海宁的关系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的一个书香世家。海宁查氏是当地的大族，且科甲鼎盛。康熙年间更是出现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盛况，文名之盛，在海宁与盐官陈阁老家可分庭抗礼。



旧时江南仕族的命运兴衰，总是起起伏伏。查氏同样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雍正年间，由于受到清朝的文字狱的波及，让查家元气大伤，到了金庸父亲那一代，查家已经有些衰落，不过仍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金庸出自书香世家，造就了他出众的传统文化造诣。但是他的成功，却和“祖荫”并与太大关系，后来他去香港做记者，办报纸，写武侠小说和社政评论，完全是靠努力勤奋，自己打拼出来的事业。



金庸是个对自己的家世门楣有着严重认同感的人，查家先祖在金庸小说里也时常出现。



他在《鹿鼎记》开头，就提过被明史案文字狱牵连的查继佐，全书50回，回目用的都是选自清朝诗人查慎行写的诗句。在《连城诀》后记里，他提到过“丹阳教案”里维护百姓的祖父查文清。按金庸自己的话说，确实也有用小说宣扬一下自己先祖的意思。





《书剑恩仇录》观潮插图，董培新/绘



海宁是金庸先生的故乡，自然偏爱有加。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带有浓浓的乡愁意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关于陈家洛回乡的描写，作者的代入感极强。



“己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戌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均是昔日所曾抚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



最初《书剑恩仇录》的连载版中，陈家洛的母亲叫“徐慧禄”，很自然地就让人联系到金庸先生的母亲徐禄，她也是诗人徐志摩父亲的堂妹。



主角陈家洛的身世背景与金庸本人相似，同为浙江海宁世家子弟，十几岁躲避战乱离家求学，身在外地而母亲病亡，匆匆回乡一瞥，之后又是浪迹天涯，等再踏上故土已是几十年后。



如此看来，陈家洛这个角色，多少也映射着金庸自己的经历。



海神庙



穿过春熙门城楼，就是海神庙，不过这座海神庙非同寻常，似庙非庙，似宫非宫，海宁人俗称“庙宫”，当年由清浙江总督李卫奉敕建造。



海神庙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占地四十亩，当年可是相当富丽堂皇，耗银十万两，规模宏大，庙内供奉“宁民显佑浙海之神”，并列祀历代有功于世并与潮有关的人，海神庙的建造是想借神力抵御潮患。



海宁是一座滨海小县，滨海之地，自古重视海神。盐官作为钱塘江入海口，历史上既为观潮胜地，又长期为水患所困，因而有着深厚的潮神信仰。



这座供奉海神的庙宫，在遭到了数次战乱后，现存面积约占原来的1/3，保留下来中轴线上的大殿还是清朝建造的，仿照了故宫太和殿的式样。在建筑中大量使用了汉白玉这种皇家建筑材料，如此规模宏大的殿宇，至少在浙江还找不出第二座。



在海神庙正殿后面，有一座御碑亭，里面有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亲题的汉白玉石御碑，碑身阳面为雍正帝御制《海神庙碑记》，阴面为乾隆帝御制《御海塘记》。两面御碑合在一起，看起来极不寻常。





盐官海神庙，仿照了故宫太和殿的式样





海神庙内供奉的“浙海之神”





海神庙内的汉白玉石狮和御碑亭



在中国南方，皇家式样建筑一般是不允许建造的，但是在盐官，却破例由雍正皇帝下旨、由国家拨款、政府要员监督，建造了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无疑又为民间流传的乾隆身世之说加多了证据，金庸当然会写进小说里。



小说里还有一个大胆的设计，将庙宫里供奉的“浙海之神”的形象，通过陈家洛眼里看来，就是父亲陈阁老的样貌，如此清廷在海宁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宫殿建筑便有了合理性。



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之夜，乾隆与陈家洛在海神庙相遇是小说中最令人紧张的情节。这是他们第三度碰面，此时，乾隆始知陈家洛是自己亲兄弟，而陈家洛却还蒙在鼓中。



书中还真切地描绘了钱塘夜潮的全过程：那一夜两人携手谈心，从海神庙出来，一同往春熙门外走去，正听到潮鸣，“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



随后，“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正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这段小说中对钱塘江夜潮的描写，可谓小说的中心意向，将潮水的磅礴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钱塘江潮闻名天下，但历史上的江潮却带给百姓诸多灾难。所以乾隆四次来海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筹办海防工程，直到后来海塘采用“鱼鳞石塘”的筑法，获得成功，才让百姓免遭潮水灌溉之怏。



金庸在小说里通篇对乾隆进行嘲讽，后来还是替他说了好话。“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很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



王国维故居



有人把盐官景物概括成四绝：钱江大潮、清宫秘史、武侠文学、国学底蕴。这四绝中的最后一绝“国学底蕴”，指的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人称静安先生，海宁盐官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公认的国学大师，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著作多种，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海宁出的名人，基本上都沾亲带故，因为大家族之间互相联姻。拿金庸来说，蒋百里将军是他的姑父，徐志摩则是他的表哥，诗人穆旦（查良铮）是他的堂哥，钱学森是他的表姐夫。金庸虽然和王国维只是同乡，并非亲戚，但是据他自己说，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他的老师，所以还是有间接关系。



王国维故居位于盐官古城的西南角，与闹热的东门相比，这里显得偏僻冷寂。如今盐官正在大兴建设，故居周边的原有建筑已经全部拆除，王国维故居是这片区域里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处建筑。



故居座北朝南，与钱塘江相望，虽然不是金庸故居那样大富大贵的人家，但也算书香门第。



王国维幼年，其父嫌居住的市井太过嘈杂，举家搬至靠近海塘边的城西南，取名“娱庐”。王国维9岁时入驻此处，直到22岁赴上海，在此度过了12年的青少年时代。后来虽游学在外，仍多次回盐官小住。



故居是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木结构庭院，第一进一层，展现王国维的一些学术成就，第二进两层，二楼复原他的书房和卧室，后院有一个小庭院，并保留有水井一口。





王国维故居





王国维像与书房内景



王国维故居前面一两百米就是钱塘江，站在二楼看得见滔滔钱江潮水，听得到潮音。书房的书桌上按照当年王国维读书的模样摆着笔墨，仿佛可以看得到他每日面对潮水，在此学习诗文时艺的身影。



谁也想不到，1927年6月2日，大学者王国维选择在自己学术生涯名声显赫时，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沉于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十六字，给世人留下种种疑虑、臆测，对王国维的死因是“殉清”还是“殉文化”等说法，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江南的古镇大多小家碧玉，盐官却给人不太一样的感受。大概就是因为它在钱塘江边，每天潮来潮往，对它暗含了一股豪迈与激昂之情。对此，金庸似乎非常有体会，他在《书剑恩仇录》三联版后续里写道：“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





钱塘江旁一组徐志摩与友人观潮塑像





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八，诗人徐志摩邀请胡适、陶行知等一行人相聚海宁盐官观潮。



失落的安澜园



王国维先生故居的北面，即唐代安国寺遗迹。



安国寺始建于唐开元元年，是古城盐官最早的寺院。关于安国寺，其实有很多可以说的，比如唐宣宗曾在这里为僧。苏东坡曾亲自撰文和书写了《宋安国寺大悲阁记》。



安国寺早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拆尽，寺已废。现在能见到的安国寺遗迹是原来大殿前保留下来的三座唐代经幢，被安置在一个围起的院落里，有文保管理员看护，围墙外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安国寺遗址及唐代经幢





海宁安澜园遗址，仅存一片池塘，一方石桥



安国寺向北就应该是金庸小说里的安澜园，就算是拿着以前古城的地图，在这片空旷的区域里，找到安澜园的位置，也只能看到一个漂浮着垃圾的小池塘，上面有一方曲折的石板桥，周围是杂草众生的小树林，远处的挖掘机正在振臂工作。



比起安国寺，更让人难受的是安澜园，安国寺至少还有三座唐代经幢保留下来，安澜园则已经找不到什么了。



来盐官游览的人，大多不会知道这里有一个已经荒废一个多世纪的江南园林，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下它辉煌的过去。



金庸小说里的安澜园，是海宁陈家的私人花园，在盐官城西北，原本叫“隅园”，乾隆四次南巡到盐官都住在这里。他非常喜欢园林古朴自然的风格，并御赐匾额“安澜园”，以志此行目的在使海水永安其澜。



当年盐官陈家因为接待乾隆的机会，索性把安澜园面积扩展至一百亩以上。此举不仅造就了一代名园，也赢得了乾隆的赞赏。后来陈家有“陈半城”之称，就是因为此园面积非常大。



乾隆对安澜园景致念念不忘，并命画师将园状绘图带回宫中，后来在圆明园中仿建了一座，只是规模略小，亦命名为安澜园。在野史爱好者看来，这便是他出身海宁陈家的又一铁证。



安澜园在当年是江南三大名园之一，与苏州狮子林、杭州小有天园并称。大才子袁枚还写了很多诗吟咏安澜园。当时的苏州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写过游览安澜园的体会：“余生平所历平地之园林，以此园为第一”，对安澜园的评价最高。



安澜园于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后来随着陈家日渐式微而颓败荒废。先是清咸丰年间遭到破坏，太平天国时期，安澜园损毁严重，一蹶不振。此后几经沧桑，残存的几座假山残石被人掘卖殆尽，如今只留下一方荷池和一处曲桥，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





保存在故宫的安澜园图纸和绘画



当地人说，安国寺和安澜园，两个只要有一个保存下来，盐官所受到的关注和重视便会远远超过今天，这话很有道理。安澜园将来有可能会重建。所幸，当年乾隆命人所绘的安澜园图纸还保存在故宫里，如果要重建，至少有样可依。



（本文图片均为 公子羽 提供）

刘国重

等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见两个师侄一个哼，一个哈，痛得蹲在地上，余鱼同却已跑得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气恼，又是惭愧，替两人包扎好了伤口，叫他们在山洞中暂时休息一下，自己再出去追踪，他沿着山道走了七八里路，余鱼同的踪迹丝毫不见，却遇见了滕一雷等人。他的对头哈合台也和他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不相识的人，这人四十上下年纪，背上背着一个铁琵琶，脚步矫健，看来武功甚精。

　　言伯干见师弟在路上东张西望，神态很是狼狈，忙上前相问。彭三春含羞带愧的说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无所获，大家半斤八两。回到山洞，言伯干给彭三春引见了，原来那背铁琵琶的正是焦文期师弟韩文冲。他在杭州给红花会摆布得哭不出笑不得，心灰意懒，威震河朔王维扬要他再到镇远镖局任事，他无论如何不肯，反劝王维扬及早收山。王维扬和张召重在北高峰一战，死里逃生，本来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下去，听韩文冲一说，连声道：“对，对！”於是王维扬往北去结束镇远镖局，韩文冲回到洛阳来，满拟从此闭门家居，封刀退出武林，遵守对陈家洛所说的约言。那知将到洛阳时，忽然在道上遇见了哈合台。韩文冲不愿再见武林旧友，低头假装不见，但他的铁琵琶是一个明显标志，终於躲不开，被哈合台认了出来。

　　两人在客店中一谈，韩文冲把焦阎三魔送命的经过详细说了，哈合台才知金笛秀才和红花会果然不是他们的仇人，他对余鱼同很存好感，忙约韩文冲赶去解救。韩文冲本来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哈合台说，只有他去解释，滕顾两人才不会和余鱼同为难，否则如果伤了余鱼同，将来红花寻起仇来，他焉能置身局外。韩文冲一想不错。两人赶到孟津，正逢滕一雷等从客店中打退公差，逃了出来。五人会合在一处，回头来找彭三春等人。

　　且说余鱼同逃离险地，心想仇人中三个好手都去追李沅芷去了，她一个青年女子，如何抵挡，心中十分担忧，一路寻找，毫无影踪，寻到孟津郊外，知道公门中识得自己的人多，不敢寻将入去，挨到晚上，天色昏黑，闯到一家小客店歇了。夜中翻来覆去那里能睡得着，他暗暗责骂自己无情，李沅芷两次救他性命，然而这晚思来想去，仍旧尽是想？ d冰的声音笑靥，远远听得“的笃、的笃、当当”的打更声，原来已交二更天了。

　　正要朦胧合眼，忽然隔房“东弄”一响，有人在轻弹琵琶。余鱼同爱好音律，忙坐起细听，只听那琵琶被弹的人轻拢慢捻，声调荡人心魄，弹了一会，一个女人声音唱起歌来，听她唱道：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

　　歌声柔媚异常，余鱼同心想：“这种荒僻的野店之中，那里来的如此歌喉？”忽然隔房一个男人大咳了一阵，有气没力的说道：“你别哭，我要你笑，你再唱呀……我挨不了今晚了，我要多听……多听你唱几首曲儿。”余鱼同听他说的是江南口音，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似乎是重病垂危的样子。那女子哽咽了一下，拨动了几下琵琶，却唱不下去了，那病人道：“我死之后，你仍旧回杭州去……求求九爷……教他……教他收留你。”那女子不答，忽然拨动琵琶唱了起来。这次歌声隐约，隔房听不清楚，只听见她最后几句唱道：“……款款深盟，无限思量，语笑盈盈。”这几句一字一字打入了余鱼同心坎中，听到“语笑盈盈”四字，不由得痴了。这时那女子强抑哭声，显得其悲更甚。

　　余鱼同心想：“这一定是一对走江湖的夫妇流落在此，丈夫患了重病，妻子给他唱首解忧。”一摸身边有几只元宝，点亮蜡烛一看，都是金子，原来是李沅芷留下的。余鱼同心道：“我送他们两只元宝，如能把他疾病治好，夫妇两人就好回归故乡……唉，我能救人，可是谁能救我呢？”他走到隔房门口，轻轻敲门。里面静了下来，那女子道：“对不住，吵了您老人家，我不唱了。”余鱼同道：“请你开门，我有话对你说。”那女子听他语气温和，迟疑一下，把门开了。

　　余鱼同走进房内，只见一个青年男子睡在炕上，双颊深陷，两目无光，病势极重。那女子身材娇小，脸色也憔悴异常，双目哭得红肿，见余鱼同是秀才打扮，施了一礼。余鱼同把两只金元宝放在桌上道：“这点钱送给这位治病，你快去请医生。”那女子吃了一惊，望着余鱼同说不出话来。余鱼同道：“治好病后，你们马上就回故乡去吧，不要在外面混了。我去啦。”手一举，转身欲出。那女子忙道：“相公慢走。”

　　余鱼时停了步，那女子道：“请问相公高姓大名。”余鱼同一笑道：“这一点点钱，何足挂齿。听你们口音，也是江南人，为什么流落到了中州？”那女子向炕上病人望了一眼，见他情况更危，哭道：“我本来不敢说，不过他??不成了，我也不能活。说出来也好让人知道官府的狠毒。”余鱼同道：“你们也受了官府的欺侮？”那女子道：“他姓焦。我们是杭州人，两人是表兄妹，从小父母就给我们对了亲。去年衙门里把他抓了去，说要去打什么回子，我们家里穷，没银子来赎，只好眼睁睁的让他去了……”说到这里，眼泪不断流下来，过了一会又道：“我没法子，要吃饭，只好低三下四的给人唱曲陪酒，人家给我起个名头叫什么玉如意。”原来红花会幰朊豣西湖上和乾隆相会，叫玉如意唱曲，余鱼同并不在场，后来他受了伤到天目山休养，选花、诱帝等情节是更加不知了，所以这时听了她这番话，只是痛恨皇帝穷兵黩武，茶毒百姓而已。

　　玉如意又道：“后来遇到一位姓陆的公子，帮他做了一件事，他赏了我一千两银子。”余鱼同道：“嗯，他手面很阔气。”玉如意道：“我那时想，他不回来，我要这许多银子干么呀？所以我带了银子，想到军中去求求将军，把他赎回来。人家说，一个孤身女子带了这许多钱，路上莫遇到盗贼，那知盗贼没有遇上，却遇上了官府的公差。不但把我的银两抢得干干净净，还说要把我送县官做小老婆……”余鱼同拍案大叫：“什么地方的公差？快说。”玉如意道：“唉，那也不必说了，到处的都是一样。我夜里偷偷逃出来，一路卖唱到了这里。也真巧，他在回部饿得实在受不了，也逃了出来，听见我唱歌的声音，这才团圆。他被折磨得这样……”余鱼同道：“嗯，真是可怜。”他转头问炕上的男子：“兆惠的大军缺粮缺得很厉害吧？”

　　那男子已听不见余鱼同的问话，指着玉如意，颤巍巍的说：“我……我要去了……妹子……你好好过日子……再唱一个曲……儿……”玉如意含泪说：“好，我唱。”她拨动琵琶，但那里唱得成声，弦索声中，只见那男子头一侧，断了气了。玉如意把琵琶一放，并不哭泣，从炕下掏出一个包裹来，交给余鱼同道：“这里面的东西，据说很值钱，我也不懂，相公是读书人，请你收下吧。”余鱼同愕然接住，玉如意忽然一头向炕角上撞去，余鱼同一拉，那里来得及，一个娇小玲珑的青年女子，已撞得脑浆迸裂而死。

　　余鱼同感叹良久，打开包裹，见是三卷书画，不多看，重又包好，忽忽写了一封书信，留下那两只金元宝，命客店老板代为收殓，於是越窗而出。

　　余鱼同一路仍去找寻李沅芷，玉如意刚才所唱的：“无限思量，语笑盈盈。”八个字，尽在他耳边萦绕不去。他想起玉如意好好一个如花女子，转眼之间便归於黄土，骆冰、李沅芷等人，现下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齿排玉，明艳非常，然而百年之后，岂不同是化为乌有？现在自己为她们忧急伤心，再过数十年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这里，不禁心灰意懒，低头乱走，见前面山脚下一棵大树，亭亭如盖，於是过去坐在树下，休息一阵。连日惊恐奔波，这时已疲累非凡，靠在树上朦朦胧胧的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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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删了以下数段)

　　陈家洛走到第七层上，常氏双侠和徐天宏行了一个礼退出。乾隆嗒然若失，闷坐椅上。陈家洛笑道：“你手下这批人只贪图功名富贵，都是酒囊饭袋之辈，你要靠他们建立千秋万世之名，只怕不成呢。”乾隆道：“那也未必，现在我落在你们手中，他们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用武。陈家洛笑道：“是么？”双手一拍，心砚走了上来。陈家洛道：“请陈正德老先生和无尘道长上来。”

　　一会两人走了进来，陈家洛在门口相迎，说道：“两位刚才比了半天，分不出高下，功夫是无分轩轾的了，现在再请两位赌一赌运气好不好？”无尘与陈正德齐声道：“那好极了，不知怎样赌法？”陈家洛道：“请两住到清兵队里去杀一个军官，谁先回来，杀的军官官阶高，就算谁胜。”陈正德笑道：“道长，走吧！”两人从窗口跃了出去。

　　陈家洛对乾隆道：“咱们来瞧瞧这两位谁的运气好。”乾隆见陈家洛他们以杀清兵作为赌赛，很是生气，佰转念一想，塔下清兵大集，无虑一二千人，这两人赤手空拳，不带兵刃功夫再高也未必能平安归来，更不必说杀清兵将官了这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打死打伤，就是折了红花会的锐气，於是随着陈家洛凭窗观望。

　　无尘与陈正德跃到塔下，驰向清兵阵去。无尘一瞥之下，见白振等清宫待卫站在东首，李可秀骑了白马，站在西首督阵，他和白振交过手，知道他武功极好，一遇上不免牵延。这时清兵已见两人奔来，纷纷放箭，无尘突然转身向西奔跑。陈正德心中暗喜，想道：“这道人手中没剑，想是拳脚功夫不行，所以怕箭！”他脱下布衫，左手拿住挥动，直冲入清兵阵中，白振纵身上前。这时陈正德手中拿着的那件布衫上已被射中了七八枝箭，兜头向白振挥去，白振一身，直欺进陈正德怀里，五爪如铁，向他胸口抓到。陈正德一惊，想不到清军队伍中居然有如此高手，右手施展擒拿法去拿他手腕，左手向里一兜，挥“箭衫”击打白振背心。白振前后受攻，脚下使劲，向右窜出一定神，回头又来挡住。

　　陈家洛与乾隆见陈正德生龙活虎般当先入阵，一个以为他要先得手，一个以为他要先遭殃，那知两人都没猜中无尘向要疾奔，忽然向侧边抄来，施展“燕子二抄水”轻功，如一溜烟般直扑到李可秀马前。清兵齐声呐喊，李可秀一勒马缰，坐骑长嘶一声，前腿人立，左右一名守备，一名游击，双双抢了过来保护主将。无尘右肘在那守备胁下一撞，一翻手已把他手中大刀抢过，顺劫自右至左斜劈下来，将左边那名游击一颗脑袋砍下，右肩也连着切下一半。他更不换招，刀划半圆，又从左下撩到右上角，守备半个脑袋连帽削下。他左脚一踢，把游击的头踢在空中，右手抛去刀，抢着守备的头，再抓住空中掉下来的游击的辫子。清兵见他一招杀了两名军官，手法干净利落已极。吓得魂胆俱裂发一声喊，向后乱逃，两名侍卫纵了过来，先用兵刃封住门户挡住无尘来路。无尘见李可秀已杀不到，长笑一声，转身就走。两名侍卫随后后追来。无尘跑了十多步，听见后面脚步响，忽然回头站住。那两名侍卫见无尘突转身，大吃一惊，一名侍卫登时吓得软倒在地，另一名抛下兵刃就逃。无尘见陈正德尚在阵中酣战，於是挽住两个人头缓步而归，塔中众兄弟大声喝采。

　　陈正德听见　声，回头见无尘已得功先回，知道这次输与给他，不再恋战，抽身欲退。但白振展开小巧纵跃之技，前后窜击，一时倒无法脱身。陈正德双拳如雨，连打了七八拳，白振退开两步，陈正德已转身退走。白振知他武功在自己之上，久战必要吃亏，竟不敢追赶。陈正德奔出数步，忽听身后喊声大震，回头一望，只见一队清兵马军，疾驰而来，当先一名参将手舞长刀，纵马急奔，原来是清军的援兵到了。

　　李可秀刚要喝止，那名参将勇不可当，转瞬间已驰到陈正德背后，见他似乎不知不觉，心中大喜，举刀砍下，陈正德继续向前，参将一刀砍了个空，举起刀又是猛力一刀，陈正德忽然在地下一伏，参将的马收不住，从他身上跃了过去。白振暗叫：“糟糕！”只见陈正德忽地跃起，骑上马背，拉住参将左脚，手一抖，参将己跌在马下，被他在地上倒拖着进塔里去了。马军们俱都大惊，待要追赶，塔里长箭嗖嗖射出射倒了五六名马军。李可秀大叫：“不要追赶，退──回──”。马军听得主帅有令，都退回去了。

　　乾隆见无尘和陈正德两人俱各获胜，十分懊恼，回来坐在椅上，默默不语。只见无尘走进室来，把两颗首级往地上一掷，倚墙而笑。不一会，听见陈正德在室外大叫：“我活捉了一个！”挟着那参将进来。陈家洛笑道：“两位这次还是平手，道长先回，杀了两人，但陈老前辈活捉一人，而且官阶要大得多。”三人拊掌大笑，把乾隆闷在一旁。陈家洛向躺在地上的参将道：“你叫甚么名字？怎么见了皇上不起来叩头？怕甚么？我马上就放你回去。”参将只是不应。陈家洛笑道：“没用的家伙，别给人丢脸啦，走吧！”那参将仍旧不动，陈正德大怒，抓住他头颈提起来，那知他早已气绝多时，原来陈正德力大，已把他挟死了。陈家洛笑道：“两住辛苦，请下去休息吧！”陈正德把参将的尸首往地上一掷，携着无尘的手走了出去。

　　( 删除的段落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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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君一揖莫相疑，你既无心我便辞。抚扇高歌题夏雨，弹琴长啸坐秋池。
人生至快应为老，世上堪哀只有痴。莫负春江鲈脍好，早居三径倚东篱。
几将宝剑误迷途，你既无心我便苏。灵鹫菩提何处有，镜花水月本来无。 金庸、《书剑江山》
落落曾经居浪子，空空从此远江湖。寒山古刹青灯下，长照当年一腐儒。
破门别去不回头，你既无心我便休。剃度持斋非受戒，问因寻果为消忧。
十方佛母偿千愿，一醉狂禅笑五侯。谁识琉璃真境界，纷纷尽向幻中求。
平生白眼惯蹉跎，你既无心我便歌。愁入诗中诗恨少，魂牵梦里梦怜多。
青山尘外钟声染，古刹门前柳色娑。往昔因由不可解，佛陀莫问事如何！
你既无心我便归，菩提树下诵经词。贪嗔易化痴难解，天地无情人有悲。
因生缘灭经千劫，风卷云舒历几时。久听梵声犹未悟，愚顽依旧为谁思！
你既无心我便行，征途漫漫自提灯。三千弱水凭槎渡，万里青山抱月登。
尘世因由皆旧惑，江湖客路一诗僧。缘来缘去空相忆，生伴清风死伴蝇。
鹧鸪天
你既无心我便离，江湖夜雨惯相依。霜华梦忆魂千里，寒夜风吹树几枝？
逢恨晚，怨归迟，至今苦念是当时。此生难得君相许，留到来生莫复疑
金庸、《书剑江山》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ryhll  | 推荐于2016-12-02 01:47:25 评论(3) 154 4
　　出自《禅宗颂古联珠通集》。 　　据《禅宗颂古联珠通集》载：“楼子和尚过街市，经酒楼，偶整衣带，停足小住，忽闻楼上有人唱曲云：你既无心我便休。当下大悟，遂号楼子。” 还可能是现代人写的，写作手法是辘轳体 辘轳体，诗体的一种，杂体诗名。此体要求写律诗五首，五首都有一句相同，这公用的一句，分别用作五首诗的第一、二、四、六、八句。或作绝句四首，公共句用作各首的一、二、三、四句，公共句若是放在第三句则需换韵；若作绝句三首，公共句用各首的一、二、四句，无需换韵。因诗的韵律如水井之辘轳架旋转而下，故名辘轳体。这首诗的公用句就是“你若无心我便休”，作七言律诗五首，公用句分别用作五首诗的第一、二、四、六、八句。（你若无心我便休），青山只认白云俦。飞泉落韵怡然夏，飘叶成诗好个秋。十五情形怜月冷，三千愿望对星流。前尘影事皆如幻，浩气当初贯斗牛。 巫山原属古追求，（你若无心我便休）。冬雪寒江抛直钓，春潮野渡泊孤舟。落花成土多真爱，飞叶随风有至愁。许是今生缘未了，还从梦里记明眸。 意趣曾经慕十洲，云笺封月遣谁邮？缘如有梦情长在，（你若无心我便休）。俗侣花间蜂又蝶，仙朋波面鹭和鸥。至今尚羡袈裟客，竹杖芒鞋任远游...

刘国重

夏梦和苏州的那些事
原创： 苏婉君  姑苏晚报  2018-08-14
　　她被誉为“东方奥黛丽·赫本”、“上帝杰作”，是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梦中情人”，也是著名导演李翰祥眼中“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美女演员”。这位风华绝代的传奇人物，就是老家苏州、出生上海、一度红遍香江和南洋的香港影星夏梦，真实姓名叫杨濛。



夏梦 资料图



　　夏梦原来的姓名是“杨濛濛”，后来父亲觉得名字太嗲，才去掉了一个“濛”，变成了“杨濛”。



　　有人把夏梦看作娱乐圈人物，其实她拒绝娱乐，拒绝庸俗和低俗、媚俗。在她眼里，拍电影是她的毕生事业。她聪明低调、辛勤付出，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拍摄的影片广受好评，她本人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她还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充满了正能量。



　　由于夏梦生前很少接受媒体尤其是内地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出过自传之类的书籍，因此，她的家世和传奇经历留下了众多谜团。笔者搜集整理夏梦资料已有多年，最近有幸联系到她的嫡亲妹妹杨洁。根据杨洁的回忆和她们家族的《弘农杨氏支谱》、香港《长城画报》等资料，笔者终于拨开团团迷雾，窥见了其中的部分“庐山真面目”。现将它们付诸笔端，以飨读者。



PART 1

家庭

出生在上海的苏州美女


2015年6月21日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夏梦被授予“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因为身体原因，夏梦并没有到场，但她在镜头中用上海方言问候了观众，并直言“上海是我出生的地方”。



　　上海跟夏梦以及她的家族关系密切。而夏梦的根，却在苏州。因此，香港作家李碧华在1998年8月7日刊登于香港《明报》的《穿旗袍的女人》一文中，称夏梦是“苏州大美人”。



　　时光倒转到明代后期。

分割线 gif 动图
当时的苏州已经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员“苏漂”，其中有个叫杨敬宇的男子就此迁居苏州。传到第六代，这个家族出了个叫杨承忠（1795～1860）的人，老宅在苏州城里的百花巷（今苏州古城区中街路一带）。太平天国战争的战火蔓延苏州，忠于清朝政府的杨承忠组织团练，保卫乡里，后因痛骂太平军而遇害。



　　杨承忠的儿子杨毓和（1819～1850）此前已经去世，孙子杨廷杲（1841～？）为躲避战乱而四处逃难。这个杨廷杲就是夏梦的曾祖父。他五岁开始求学，十岁（虚岁，下同）丧父，二十岁时祖父杨承忠又被害，家境日益窘迫。战乱平息后，备尝艰辛的杨廷杲只好奉母亲汪氏之命，弃儒经商了。



　　不久，革新派慈善家、在沪苏州人谢家福等人创办煤矿，杨廷杲被聘用。再后来，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办理电报业务、开采金矿，杨廷杲因为能坚持操守而被委以重任，如担任矿务局销售部门的上海首席代表、电报局总办等职务。杨廷杲精心筹划，秉公办事，股东们大获其利。盛宣怀高兴之余，保举杨廷杲做官，从县丞（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主任）起步，最后一直保举他当上了道员。



　　杨廷杲还自筹资金在上海经商，获利丰厚，成为富商，并因乐善好施、多次成功办理赈灾事务而受到朝廷表彰。



祖父过继给了曾叔祖


尽管夏梦身上流淌着杨廷杲的血液，但从香火上说，夏梦却是杨廷杲的弟弟杨廷鑅的后代。



　　原来，杨廷鑅只生了一个女儿。杨廷杲是个十分孝友的人，自己生有三个儿子，他就将次子杨世溁过继给了弟弟。



　　不幸的是，杨世溁不满4周岁就夭折了。杨廷鑅伤心之余，痛哭流涕，引发气喘，一病不起。临终前杨廷杲当场承诺将第三个儿子杨世铸也过继给他。



　　过继给杨廷鑅的杨世铸，就是夏梦的祖父，生于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年夜），按公历算是1893年2月15日。



夏梦祖父杨世铸 杨洁提供



　　夏梦的祖母任舜文比杨世铸大十个半月，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日（花朝节），按公历算是1892年4月10日。任舜文系出宜兴望族“筱里任氏”，父亲任锡汾举人出身，曾任四川川东道道台，后到上海经商，成为沪上工商界和慈善界的领袖之一。



　　杨世铸、任舜文结婚时年龄很小，按虚岁算也都只有16岁，婚后两人生下14胎15个子女，其中最后一胎是龙凤胎。夏梦父亲杨元恺（1909～1972）排行老二，但因老大杨慧珍是女儿，所以杨元恺是家中长子。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任该校篮球队队长，毕业后供职于交通银行，再与人合开股票交易所，再后来去了香港。



夏梦和祖母任舜文 杨洁提供



　　目前，杨元恺兄弟姐妹中就夏梦十四叔杨元振还健在，已91岁高龄。



父亲先后娶两妻


夏梦的母亲其实有两个。



生母葛维宗原籍浙江平湖，葛家也是当地的望族。葛维宗（1913～1994），小名宗宝，字萝仙，曾就读于近代上海著名的女子学校——中西女塾（1930年改称“私立中西女子中学”）。根据“萝仙”的发音，上海人普遍称葛维宗为“葛露茜（一作露西、璐茜）”。她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尤其擅长探戈，被誉为“探戈之花”。1930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水灾，上海组织募捐救济，作为“校花”的葛维宗参加义卖活动，玫瑰花最高卖出了五百银元一朵的价格，单价足以换购3750公斤大米，一时轰动上海，从此被人们称为“葛玫瑰小姐”。





夏梦母亲葛维宗 资料图



葛维宗的哥哥葛维城，是杨元恺就读圣约翰大学时的室友。杨元恺长得一表人才，身高1米78，而且知书达理，葛维城跟他关系很好。经葛维城介绍，杨元恺结识了葛维宗。两人于1931年结婚，后来生下两女两男，长女即夏梦，次女杨洁，三子杨铭新，四子杨铭武。



在优秀基因的组合下，四个孩子都很出色。夏梦自不待言，且看其他三位。





夏梦姐弟合影

（左起：杨铭新、杨洁、夏梦、杨铭武）

资料照片





杨洁生于1934年，原名杨增铨，赴香港读书后改名为杨洁。她身高1.79米，1953年返回内地参加篮球运动，先后进入中南区队、北京队和国家队，曾是中国女篮的著名中锋，1963年任中国女篮一队教练，次年任中国女篮二队教练，1972年-1990年入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谢晋1957年执导的故事片《女篮五号》，主人公林洁、林小洁的生活原型就是杨洁（拆分成两个人物）。影片中，林小洁的老家也在苏州。



然而，葛维宗常常对外人说，她只有两子一女，女儿即夏梦，而不提杨洁这个女儿。原来，在生下夏梦之后，葛维宗又得了胎。从内心说，她希望第二胎是个男孩。别人问她，如果又是个女孩怎么办，她说“我不要”。虽是戏言，但夏梦祖母任舜文听到之后说，你不要，我要！



第二胎生下来，果然又是个女儿（即杨洁）。任舜文就把杨洁和奶妈接到了自己身边。从此，杨洁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直到12岁才回到父母那里，所以对祖父母、叔叔、姑母的情况比夏梦了解得更多。





杨铭新生于1935年，主要从事餐饮业，善拉胡琴、月琴，是香港著名的琴票，2007年因病去世。



　　杨铭武生于1941年，16岁在夏梦的支持下赴德国慕尼黑学习汽车制造专业，后定居德国，洋名为Robert Young。他曾任奔驰汽车公司工程师，后改学电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首次将电脑用于赛事，他是五个软件设计人之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葛维宗和杨元恺分手。10多年后，葛维宗改嫁著名金石家、画家、篆刻家朱复戡，并随朱迁居山东，不过两人没有生育。1979年葛维宗离开朱复戡，后定居上海，由夏梦、杨铭新提供生活费，82岁时去世。



　　夏梦的继母任辉（1912～1988），是夏梦祖母任舜文的本家侄女。她嫁给杨元恺后于1954年生下一女，取名杨清，曾留学英国，后返港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校长20余年。




生卒时间的N个版本


关于夏梦的生日有两个版本。



　　某些公开资料上，夏梦生于1933年2月16日，但她墓碑上写的是“一九三二壬申年正月十一日”。究竟那个版本准确？



　　杨洁对此解释，姐姐属猴，应该是“壬申”年出生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一日。



　　查民国时期的农历壬申年一月十一日，公历是1932年2月16日。可见，某些公开资料上夏梦出生时间的日月是对的，年份则弄错了一年。



　　原来，夏梦1947年去香港报户口时，继母因没弄清公元年份而报了1933年1月11日，导致她出生年份被登记错了，所幸月和日后来被改了过来。



　　其实，杨氏家族出生时间被报错的还不止夏梦一人。杨洁、杨铭新也报错了，公历和农历被杂糅在了一起。有一次，杨洁和杨铭新一起回香港，过关时，杨洁说他们是亲姐弟，查证件的人说：那你们的生日怎么只差5个月？他们解释了半天才被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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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夏梦的去世日期，公开资料写的是2016年11月3日，其实也错了，真正的去世时间是2016年10月30日上午9点。当时夏梦的两个女儿想给她办一个追思会，会上放一部介绍夏梦生平的短片。因为制作短片大约需要两三个月，夏梦盛名在外，没办法保密那么长时间，杨家人认识到这一点后，于11月2日告知了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1982年9月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凤凰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等为主合并而成的香港制片企业，也就是夏梦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消息就这样传了出去。11月3日凌晨，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在微博上发布了夏梦去世的消息，以至外界都认为夏梦去世的时间就是11月3日了。



　　那夏梦墓碑上为何写去世日期是“二零一六丙申年九月三十日”呢？查日历可以发现，2016年10月30日的农历日期正是“九月三十日”。原来，墓碑上的日月也是用了农历。




PART 2

事业



迁居香港投身电影之谜
杨家迁居上海后成为富商。20世纪40年代初，杨世铸在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购置地皮营造的花园洋房，光房子就有61间，是一幢主体三层、局部四层的建筑，此外还建有一个露天篮球场。本来一家人衣食无忧，加上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夏梦全家为何还要离开上海去香港？



　　这里既有时局因素，也有杨家自己的因素。



时局因素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滥发货币，导致国统区，物价飞涨，上海一些有钱人于是前往香港等地开展经营活动，以求摆脱困境。



　　就杨家自己而言，杨世铸希望复制他和亲属在上海的成功发展经验，到香港去开辟新天地。



　　所谓在上海的成功发展经验，是指杨氏家族企业的抱团经营模式。当时，夏梦的大姑父吴瑞元等人在上海兴办了永大银行，吴瑞元任董事长，杨世铸任经理。与此同时，吴瑞元还管理着由父亲吴麟书创办的统益纱厂，后来杨世铸用永大银行提供的资金开办了新一布厂，以统益纱厂的棉纱为原料织布，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大获成功。



　　于是，1946年杨元恺先行抵达香港，筹建大新银行。次年暑假，夏梦、杨洁一起来到香港报考学校，结果双双被管教严格的玛利诺天主教修女英文书院录取，她俩从此随父母居住香港。



　　1948年，大新银行开张。这一年，纺织专业硕士毕业的夏梦十二叔杨元龙从美国留学回来。当时传言，染厂是投资见效最快的企业，不消一年就可回收成本，于是杨家又在香港兴办了南新染厂，由杨元龙担任副厂长。



　　没想到，由于人生地不熟，大新银行办了一年多就被挤垮了，被迫转让给别人。虽然南新染厂继续开办，但那家工厂没有杨元恺的份，夏梦家庭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样的局面，召唤着夏梦尽早走上工作岗位。



　　机会很快来了。



　　杨家租住在香港九龙城嘉林边道，那里靠近狮子山，当时比较安静，既怕外界干扰又怕影响外界的影片厂纷纷落户这一带，让这一带成了当时香港地区的“好莱坞”，也让香港逐渐取代上海，成为那个时代华语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当地众多的影片厂中，有一家长城公司，离杨家1000多米远，夏梦和杨洁周末经常去那里看拍片。这家公司以拍国语片为主，但当时香港会讲国语的演员很少。有一次导演李萍倩发现了夏梦，觉得她不仅会讲国语，而且外形出众，一定会成为一颗新星，就热情邀请她去拍电影。



　　虽然当时演员地位低下，家庭并不赞成夏梦从影，但当时家里的经济形势迫使他们改变思路。同时，夏梦喜欢演戏，早在上海读中西女中时就曾参加过舞台演出，反串扮演孙中山等角色，还多次参加京剧演出；到香港后，又主演过玛利诺天主教修女英文书院的英文舞台剧《圣女贞德》等戏剧。参观过电影场之后，夏梦又发现拍电影是一个使人兴奋的工作。经过深思熟虑，她于1950年跟长城公司签了约。



　　出于进一步提高自己国语水平的考虑，夏梦还去继母的同学、话剧演员夏霞家补习国语。为表示对夏老师的尊敬，同时夏梦又很喜欢莎士比亚的短文集，就取莎翁作品《仲夏夜之梦》中的“夏梦”两字为艺名了。



　　“夏梦”艺名的由来除上述版本外，还有李萍倩所取、“长城”主持袁仰安所取、“长城”编导室主任马国亮所取等版本。同时，夏梦也希望艺名保留原名“濛”的字音。可以说，叫“夏梦”应该是综合考虑各界因素的结果。




红极一时缘何无绯闻？
1950年末，夏梦正式“触电”，参演的首部影片是《禁婚记》。这部电影反映当年香港社会已婚妇女求职难的故事，表达结婚与事业并不矛盾、男女应该平等的思想，夏梦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杨霞芝。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演好妻子的角色，她特意到一位刚结婚不久的亲戚家观察生活，结果因为待的时间过长被下了“逐客令”。《禁婚记》1951年上映后，引起轰动，票房收入达十三万三千元，成为当年国语片收入最高的作品。中国电影史学家兼收藏家方保罗对此评价，夏梦的表演相当有说服力，不太像是新人的处女作。



　　此后，夏梦又连续参演了《娘惹》《门》《一家春》等影片。1952年，她又参演电影《如姬》。这部影片的故事改编自郭沫若的《虎符》，后更名为《绝代佳人》，夏梦出演此角后，武侠小说作家梁雨生称，绝代佳人之名与夏梦绝对相称。



　　后来夏梦回忆说，如果当时电影名就叫《绝代佳人》的话，或许她就不敢接演了。言外之意，她不认为自己够得上“绝代佳人”的说法。



　　这部电影在当时同样大获成功，后在上海、北京等地都进行了放映。



　　1957年4月，中国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奖”，其中有五部香港影片获奖，《绝代佳人》也在其中。当月14日下午三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夏梦等电影工作者。同一天，毛泽东主席也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了夏梦等电影代表。一部《绝代佳人》，给夏梦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夏梦却并未满足，而是继续努力前行。她的恩师、导演李萍倩曾说：“她（指夏梦）最大的长处就是勤学苦练，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艺术成就。”



　　很快，夏梦成为长城公司红极一时的演员，与石慧及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其中夏梦号称“大公主”。算下来，夏梦先后演过42部影片。



　　让人惊讶的是，1967年初，在拍摄完《迎春花》之后，35岁的夏梦却以怀孕为由息影，和全家一起移居加拿大。



　　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日子过得安逸舒适，但夏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1969年她重返香港。这时长城公司已经不拍故事片，夏梦没有片子可以参与。而大陆正处于“文革”期间，国语片受冲击。于是她与朋友合办了一家小型制衣厂，以观其变。十年里，这家小厂被她办得有声有色，收入也很稳定。



　　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了，夏梦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业的好时代来了。于是她卖掉制衣厂，创办了青鸟影业公司，自任总监制，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叫《投奔怒海》，由林子祥出演主角，起用刘德华出演主要配角，结果影片一举夺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美术指导等多项荣誉，更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刘德华也从此走红。



　　紧接着，夏梦又马不停蹄拍摄了第二部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三部电影《似水流年》。结果，在《似水流年》中扮演阿珍的斯琴高娃，拿下了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梅艳芳演唱的同名歌曲《似水流年》，成为198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



　　青鸟影业公司拍完三部优秀电影后，不再有电影出品，有人询问夏梦原因，她说：见好就收，后面没有特别想拍的东西，那就不拍了。



　　此外，夏梦还活跃于中国政坛上，是第五届到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代会第四、五届文联委员和代表，还曾担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的会长。



　　夏梦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每次来大陆，过关时她都是免检对象。但她说，越是不查她越是要做得正，该交关税的她要拿到税单心里才踏实。



　　演艺圈从来都是盛产绯闻的地方。但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夏梦却没有负面消息。她“堵住”绯闻的奥秘在哪里？



　　答案是夏梦不但工作努力，不当花瓶，而且低调有智慧。



早在1950年和长城公司签约时，夏梦就约法三章：不跟老板吃饭，不参加剪彩，不拍广告。这三个项目虽然都很来钱，但夏梦怕因此而被人借题发挥，所以干脆拒绝。夏梦平时也清白做人，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言行格外谨慎，对媒体始终保持距离，通常不接受采访。人家请她吃饭，与工作无关的她一律不参加，出席大型宴会，吃完饭她一般也就两个字：“谢谢”！这样别人和狗仔队就没办法断章取义、造谣滋事了。



　　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对此评价：夏梦的智慧比她的美貌“更出众。”

夏梦到苏州参加杨氏义庄修复祭拜活动时的表现，也可见其低调有智慧。这座义庄是她曾祖父杨廷杲发迹后，在长庆里（今苏州古城区平江路混堂巷）建造的，落成于1904年，里面有庄屋、祠堂等建筑。20世纪90年代，杨元龙出钱修复了其中的部分建筑，并恢复了祖先牌位，杨氏家族就一起前往参观、祭拜，还受到了苏州市政府部门的接待。但夏梦没有惊动苏州的媒体，因此当时没有进行采访报道。





夏梦家族设于今平江路混堂巷的杨氏弘农义庄。施晓平摄

其实，夏梦家居也十分低调，家里甚至从没张挂过自己的剧照。在她看来，她在家里就应该做一个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PART 3

婚姻



“绝代佳人”为何嫁小职员？


夏梦的丈夫叫林葆诚，原籍福建闽南。





夏梦和丈夫林葆诚结婚照 资料照片

　　

根据墓碑，林葆诚的出生时间是“1925甲子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其实也是年份按了公历算、日月按了农历算，全部按公历的话应该是1925年1月17日。从农历看，林葆诚属鼠，跟金庸同岁，比夏梦大8岁。



　　有资料说，林葆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其实他是在天津读的大学，后来赴香港发展，身份只是个小职员而已。他与夏梦相识于一个朋友家的晚会，但当时还不熟。1953年，由夏梦担任主演的《姊妹曲》在某茶馆拍摄，林葆诚正好随朋友到片场看拍片。得知该片缺少一个扮演教师的演员后，林葆诚毛遂自荐出演这一角色，这才与夏梦熟起来。当年圣诞夜，他们首次结伴出游。后来的圣诞夜，就成为了两人的爱情纪念日。



　　次年9月30日，夏梦和林葆诚步入婚姻殿堂。



　　林葆诚于“2007年丙戌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2007年1月1日）去世。夏梦和他相处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任、互相理解，育有一子两女，长子林建宇，次女林文怡，幼女林文萱。



　　夏梦追求者众多，为何会选择并非富家子弟的小职员林葆诚为夫？夏梦对此说：



“
“理想的家庭生活建立在思想和兴趣的一致上”“旁人总爱恭维人家，尤其是对自己追求的对象，可是亚林（林葆诚）就没有这一套。他直肠直肚，有一句说一句，我就欢喜这样的性格。比方，我演的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旁人一定不肯说我演得不好，但是他却肯老老实实地对我提意见，一点也不加保留。我的衣饰或者化妆，旁人一定说我非常漂亮，但他却常常鲁直地说自己的意见。我发觉到他的确是个老实人，心直口快……”



　　在妹妹杨洁看来，夏梦在家是大小姐，在厂里是大明星，什么事都是别人替她做好的。林葆诚则很会哄人高兴，夏梦需要什么，他就会去准备什么，自然就很对她的胃口了。



　　如今，夏梦的骨灰和林葆诚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香港九龙永久墓地里，墓碑上夏梦的名字是“林门杨濛”。











原载于2018年8月5日、12日《姑苏晚报》A15

作者：施晓平

编辑：经纬

刘国重

武侠宗师金庸的影评是几流水平？
原创 头大脑仁小 幕味儿 昨天




1950年，金庸应邀从香港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但失望而归，重回香港《大公报》做编辑。之后，《新晚报》复刊——它的前身是《大公晚报》，曾云集了柳亚子、田汉、端木蕻良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



金庸调任至《新晚报》，负责编辑报纸的副刊《下午茶座》。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下，他当一名外交家的梦想终成泡影，但在这个相对自由和文艺的氛围之中，一个新的梦想王国的版图逐渐成型。



在《新晚报》，他开始以“姚嘉衣” “姚馥兰”等女性化的笔名写影评，积累了一些读者基础。



1952年3月，在《长城画报》第14期上，金庸以“姚馥兰”为笔名开始撰写影评，这个名字取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在这一组“特稿”的开篇，杂志编辑这样介绍这位作者：“姚小姐是香港新晚报‘馥兰影话’专栏作者，所撰影评深获广大读者欢迎。”





“姚嘉衣”的第一篇“影谈”《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金庸写电影评论的笔法如何？他是否是一个高明的影评家？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翻看这些评论。



可以说，他的影评风格在开栏之作《谈看电影》就已经奠定。这篇短短的文字不超过千字，概括了金庸对电影的理解。他并不针对某部具体的电影，而是从宏观上谈论电影这种现代艺术媒介，以及欣赏这门艺术的一些法门。用笔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在平实中传达自己的观点。





“姚馥兰”的《谈看电影》



他强调电影的雅俗共赏，“自三岁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论识不识字都会看” “艺术品都是表现人生的，电影所表现的最好最直接” “要通过赫普曼的芭蕾舞去了解人生，当然比通过《一家春》或《百花齐放》去了解人生要困难得多”。



他不是一个“影像派”的评论家，并不详详细细地搞影像分析和文本细读，一帧一帧地拉片。但他并不忽视电影语言的独特性。



看电影，并不是没有门槛，也是要经过一番训练的。



像他写道：“从前美国大导演格里菲斯在电影中创用特写镜头时，银幕上只出现演员的上半身，看惯了演员全身的观众们大为不满，大叫‘他们的脚到哪里去了’。现在，每当导演在片子里使用一些别出心裁的手法时，观众们也常常会感到不惯。”



他会特别关注演员、摄影，“当导演不能指导演员的时候，演员就会自行其是，企图出人头地” “摄影会显得板滞”。



他对电影这门年轻的艺术形式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2003年载于《北京晚报》的某篇采访里，金庸自己曾说：“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



在他的影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国内外的经典电影、电影明星信手拈来，也引述一些电影专论。



比如在他的一篇影评文章中，曾提到贝拉·巴拉兹的《电影评论——一种新艺术的性质与长成》，并且他当时看的是英文译本。巴拉兹认为，自古希腊至欧洲艺术，都以为艺术作品同观众密不可分，但在古老东方的中国，这种壁垒却经常被打破。金庸以此为引，来论述他对所评论电影的看法。








但比起讲述电影镜头的拍摄、剪接等独特的技巧，金庸还是更为关注电影艺术的综合特性。



他称电影艺术“把各种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刻、建筑、文学、戏剧、摄影等熔为一炉”，然后说：“对于艺术的欣赏能力是要培养出来的，事实上，对人生各方面的欣赏都是如此。如果不会喝酒，当然不知道二十年的陈酒和十年的陈酒之间有什么差别；你不会抽烟，不会了解为什么张先生爱吸三个五，李先生爱吸鸭都拿。你对艺术懂得越多，则在欣赏其精妙之处时所得到的愉快也就越多。对于一个音乐的门外汉，肖邦的乐曲他会觉得很沉闷，悲多汶的第五交响曲他会觉得太嘈杂；对于一个不懂现代绘画的人，塞尚以后那些法国画家的作品，他可能会认为是全部胡闹。”



这段话向我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金庸是生活家，他说，一个人要有生活的趣味，“要多了解电影，必须多了解生活。当你对人生有较多的认识时，你在看电影时也会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趣味。”







在金庸周围，云集着像蔡澜一样的美食家。他喜欢抽烟、喜欢喝酒（但从来不喝醉）、喜欢开跑车（但开得很慢）、也喜欢玩牌（倪匡称之为“沙蟹” ）……在他自己所心仪的那些著名人物中，朱光潜位列其中，排名靠前。而朱光潜是崇尚生活美学的，主张将生活艺术化，在日常中发现美。




金庸也是一个学问杂家，涉猎很多门类。我手头有一本“《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之《金庸散文集》，书中，金庸对传统戏曲、歌曲、舞蹈、旅游、读书、围棋、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他从小就很爱读书，勤奋笃学。作家林燕妮称其天生要强，“他学围棋，一学便入迷。不惜把国内高手请到家中住，天天跟他对弈，直弈到他满意自己的成绩为止。学法文，跟太太一起上课，但他用功得很，进步一日千里，弄得查太太大发娇嗔‘我不学了，跟他不上。’ ”



与他合作办《明报》的搭档沈宝新说，金庸每天规定自己要看上好几小时的书，“一天到晚，只见他关在书房里看书”。



学围棋，就把棋坛高手邀至家里住学佛经，整个屋子里都摆满了经书，还去学梵文。他还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很深。



晚年他被聘为北大的名誉教授，某次在北大做演讲的时候，他说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需要时时刻刻对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事件发出自己的意见，必需的素养就是学问驳杂，很多事情都得懂一些，但并不专精。







事实上，在他的那些已经被列入经典殿堂的武侠小说里，更是有对方方面面学问的涉及。



金庸一直强调，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是情感。但对人物的塑造离不开外在的社会大环境和人物自身的素养。



对于外在环境的描写，金庸身处彼时彼刻弹丸之地的香港，在他的十五部小说中，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朝代兴替间的多个故事。虽然大多数时刻，主人公们身处江湖之远，但若隐若现的时代氛围缭绕着，为人物活动提供可感可触的背景。



主人公们的足迹从长白山到大理，从中土到大漠，从塞上到江南，从太湖到鄱阳湖，从北少林到南少林，从五岳名山到东海桃花岛，行走在一片辽阔的疆域之上。于是全世界的华人们，在一个个刀光剑影、恩怨情仇的故事里，构想出了一个古典中国的版图，完成文化心理上的认同。





2002年版《书剑恩仇录》



说到人物自身的素养和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多“癖”、多“痴”，这和他自身对各种事物的痴迷有关，当然也是普遍的众生之相。



这样的人物和场景在金庸书里俯拾皆是，比如在《笑傲江湖》中向问天和令狐冲设计营救任我行的情节里，就表现地颇为集中。



梅庄四友中，丹青生嗜酒爱画、黑白子喜好围棋、秃笔翁痴迷书法、黄钟公沉醉音乐，他们又都觊觎着任我行的神功。虽是隐居西湖之下，看起来与世无争，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尘心未却，身陷贪嗔痴。向问天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些弱点，投其所好，携令狐冲完成一场看起来不可能的地牢营救。



在这个场景里，金庸也摆弄起对酒、书画、音乐、围棋等的各种学问，加上自己的一些夸张演绎，完成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著名情节桥段。





1996年版《笑傲江湖》



很多人研究他的小说，赞美其博学广闻。但金庸每每都很谦虚，称自己只是会“即学即用”——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做“稍懂”。



但是如此涉猎广泛，对人生日常和艺术品类均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金庸，如何没有在“把各种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雕刻、建筑、文学、戏剧、摄影等熔为一炉”的电影综合艺术中一展所长？



1957年，金庸辞去《大公报》职务，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绝代佳人》《有女怀春》等剧本，1959年，在于胡小峰合导《王老虎抢亲》之后，他随即退出长城电影公司。





长城开创者吕健康、袁仰安、费彝民



后来他便转向了新闻出版行业，并借助手中的健笔，一手写他的武侠小说，一手写他的时事评论，创立事业版图。新闻人查良镛的多闻多识，和他武侠小说里的辞色斑斓，时时无缝切换。



晚年接受采访时被人问起他主创过的电影，金庸总说：“不好。”







电影界自来云集俊男靓女，镜头中、舞台前被声光色影强化了的吸引力，聚光灯式的效应，我想即便对于金庸来说，也不可谓不诱人。



金庸对电影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说电影是当代最完满的艺术表现，“高（哥）特式教堂是中世纪艺术的代表，电影就是当代艺术的代表”。





金庸和他的女神夏梦



但为何缘分如此短暂？这大概还是和金庸自由派的性格有关系吧。



之前对于不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他曾说道：



“外交官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





长城电影厂门景



对于离开电影行业，他曾说：



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意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

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总体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电影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又受到资本的苛刻限制，远远比不上，他用文字构想出磅礴的世界，在笔底驱策群侠的自由。



因此，中国电影界失了他的身影。至于后来，他的小说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改编狂潮，再度搅动影视文化的江湖，那已是他酒过三巡之后的人生了。







文章已于2020-05-14修改

刘国重

穆旦  查良钊  查良鉴家族世系 (2014-11-12 10:27:5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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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查光泰（1829—1894）——二十世查美斌（1854—1886）——廿一世查厚基（1872—19 ？）——廿二世查良钊（1897—1982）、查良鉴（1904—1994 ）。





查景（1707—1777）字士瞻，号望斋，喜博览，精识解，著有《弃余诗文钞》。配宋氏（1714—1755）、

查世芳（1741—1789）字可南，号讱庵，太学生。配沈氏（1739—1761）、继邬氏（1742—1765）、继邬氏（1748—1782）子有新、有品（1773—1802，庠生）。继祝氏（1758—1803）。



查有新（1771—1830）字铭三，号春园，邑庠生，议叙州同。精《易》理，工诗。著有《春园吟稿》16卷、《次宪斋笔记》12卷、《地理真传》4卷。配吴氏（1770—1843）子：人骏（1793—1852，廪贡生）、人渶、人渊、人骥（1809—1858，增生）、人鸿（出继，1813—1863）。



查人渶（1795—1850）字仲湛，号青华，一作清华，别号赤山樵人。道光乙酉科（1825年）拔贡，朝考一等分发河南，历任柘城县、郾城县、汝阳县、安阳县、内黄县、林县、涉县知县，卒于任。善擘窠书，工画。著有《画论存精录》、《笪江上画筌注》。配朱氏（1793—1841）；侧室蒋氏（1822—1885）、薛氏（1823—1895）。嗣子光泰，弟人渊子。





查人渊 （1798—1839）字原叔，号冲泉。郡庠生。孝友诚笃、精医善书、尤好施与。配朱氏（1796—1836）；侧室蒋氏（1823—1886）。子四：济胜（1819—1860）、济奎（出嗣）（1821—1861）、济秀（1826—1843）、光泰（出嗣）。



查光泰（1829—1894）原名如济，字如江。太学生，咸丰壬子顺天乡试挑取誊录，议叙从九品。选授顺天府司狱、照磨、经历，历署宁河县、宝坻县、房山县等县知县，调三河县知县，升涿州知州，顺天府治中，长芦盐运使司运同，三品衔直隶候补知府，诰授中议大夫。著有《圣门诸贤传》、《古今体诗》四卷等。配闵氏（1829—1864）子美斌；侧室陈氏（1831—19 ？），子美荫、美度（1864—1879）、美咸（1868—19 ？，直隶霸县、宝坻县知事）。



查美斌（1854—1886）字敬伯。太学生，议叙主事分兵部车驾马司学习行走，改捐通判加盐提举衔分发河南补用。诰授奉直大夫。配顾氏（1852—19 ？），子厚基。

查厚基（1872—19 ？）字积甫，号筠孙。考取国史馆供事，议叙府经历历保知县加同知衔，补授广平府经历，代理威县知县，历署顺德府、大名府经历。山西太原县知事。配颜氏（1872—19 ？）。子四良钰（1893—19 ？）、良钊、良铨（殇）、良鉴。长女查良镜（1891—1929）适汤聘之。

查美荫（1860—1915）字仲嘉，号觉圃。太学生，河北候补县丞，历保知县、同知，补授北运河同知，加花翎四品衔、在任候补知府以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历署易州知州，天津河间等府盐捕同知，张家口厅、围场厅抚民同知兼万全县知县。

配蒋氏（1859—19 ？）。子四：履忠、厚培、厚本、厚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