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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 发表于 2013-8-7 13:1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喜欢金庸，不喜欢金书，跑这儿来干嘛，不爱离开
剑与酒 发表于 2013-8-7 14:43 我也看过几篇写全真教真像的文章，可以断定全真教并非抗金抗蒙的组织。 只能说全真和历代政府的关系搞得都 ...
亨利余 发表于 2013-8-10 04:48 针对事讨论： 1. 这板块只谈金庸武侠，并不能叫作狭隘规矩。
shaolinpai 发表于 2013-8-12 09:44 楼主对百姓爱护之心值得钦佩，然而，丘处机面见成吉思汗之后，对蒙古人之过分杀戮亦有指责，而全真教成为元 ...
不容青史俱成灰 发表于 2013-8-12 15:53 说实话，你这种拿逻辑学和论坛交流牵强杂糅出的可笑东西，读起来真的让人反感，这就是我在上一个贴里懒得 ...
本文目录： 一、两大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四、金人走狗 五、改换门庭 六、蒙古国师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八、曲线救国 九、请对所有汉奸采用相同的标尺 十、教派大兴 十一、为虎作伥 十二、仗势欺人 十三、汉人最后机遇的沦失 一、两大汉奸教派 大元皇帝忽必烈气度恢宏，对一切宗教流派都很包容，曾经下旨说，无论是和尚、道士、阿訇，只要是给大元朝乞福的经，尽管念，因此京城的各类修行者很多，他们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出卖着智慧，收获着利益。除了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利益动机之外，在这种宽容的胸襟背后，我们能够感到一种强烈的自信——新兴的蒙元帝国根本无惧有人利用宗教来反抗自己，认为自己的铁骑能够轻易粉碎任何民变，并足以压服大多数人的反抗之心。 在各个教派之中，最红的要算全真教和五斗米教。在中国北方，除了两淮这块穷苦之地信奉五斗米教外，其它大部分地区都是长春教的势力范围。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是抗金英雄，他的几个弟子也非常爱国，为了抗金不惜性命，全真教众大多都是热血澎湃，舍生忘死反抗异族入侵的爱国之士，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在真实的历史上，王重阳和其手创的全真教从未有过任何抗金之举，丘处机更是一个毫无气节、先投金国后投蒙古的双料大汉奸，而整个全真教，也是一个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汉奸教派。 二、装神弄鬼的王重阳 在灭亡辽国之后，金兵杀入中原，击垮北宋，在江淮以北的广袤土地上推行起了半奴隶制度，北地数千万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思念故国尤甚。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真派为了光大道统，竟然不惜充当金人的鹰犬，协助其维持在中国北部的奴隶统治。 在金庸的小说中，全真教的创派始祖王重阳毕生致力于反抗金人的统治，然而现实中的王嚞，却从无任何抗金之举，更曾满怀热切地去参加伪齐的科举考试，试图在这个金国一手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当官儿，根本没有半点气节之态。学者郭旃曾对王重阳其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毕生从未“纠兵与金抗”。（《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 虽然王重阳醉心于伪政权的功名，但这种汉奸政权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容易当地，竞争相当地激烈，王嚞才学不足，黯然落榜，失望之余，却又不甘于归乡务农，便另辟蹊径，利用种种手段，如清末的洪秀全一样，给自己编造了大量惊世骇俗的神异事迹，这也是他之后蛊惑愚民，进而开宗立派的基础。应该说，王重阳装神弄鬼的天分远远高于他对诗书的理解，他的“神迹”在乡下愚民中迅速传播，没几年就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1261年，全真教正式创派，王重阳也由一介布衣变成了众愚民崇仰的教主。 三、丘处机的深沉心机 全真派虽然是由王重阳所创，但其真正光大扬名，却是在他的爱徒丘处机手中得以实现。 尽管王重阳心中并无“忠义”之类的桎梏，又擅于蛊惑愚民，但其政治才能却并不出众，政治投机的意识也比较薄弱，因此全真派在他手中发展有限。相较而言，丘处机比他要出色得多，既擅哄骗百姓，又深通政治投机之道，处事圆滑，手段老辣，又能做到毫无道德底线地去向异族统治者献媚邀宠，其成就遂能够远超乃师。 丘处机是山东籍汉人，出生于宋金对峙的1148年，卒于南宋正联蒙灭金的的1227年，终其一生，民族矛盾始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宋、金之间延绵百年的世仇则是当时大部分汉人非常介怀之事，就在这华夏文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不同的汉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丘处机的第一次政治投机发生于1188年，当时正值人称“小尧舜”的金世宗主政，沉寂了几十年的大金国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老丘选择于这一年与金国靠近，显然是对大金的未来颇具信心，决意押下自己的筹码。1188年三月，丘处机奉金世宗诏，赴燕京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庵，并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并向金主作了“持盈守成”的仪式，这一系列举动不啻于正式确认了全真派与金人的合作关系，全真教因而声名大振，丘处机在全真派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1203年，刘处玄病殁，丘处机成为全真派第四任掌教。（见注1） 其实早在丘处机之前，王处一、刘处玄等全真权要就先后得到过金世宗的宣召，不过这些人的忽悠能力较为平庸，均未获得重用，“光大全真”这个历史性的重任，最终还是要靠丘处机来完成。在北宋沦亡之后，江北地区的原有教派大多已被迫撤往江南，剩下的也多因不肯投敌而被金人铲灭，但像全真派这样，愿意委身事敌，换取荣华富贵的汉奸教派，却也还有好几个，因此金廷的选择并非全真派一家，全真一脉最终能够“中标”，得到金廷的信重和扶持，靠的主要还是老丘的个人魅力。 说起装神弄鬼，丘处机的天分绝不逊色于乃师。在王重阳死后，民间便渐渐开始盛传“丘仙人”年逾三百、神通无限、尤擅养生延命的说法。虽然并无史料记载这舆论是因何而生，但谁能从中获利，却是一目了然，因此个中内情其实并不难猜测。而仅从这一件事我们便能看出，老丘的手腕极为高明，在心计上更是比王重阳高出不止一筹。王嚞只是一味编造玄异，这最多只能骗骗蚕妇村氓，而一个教派想要大兴，官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便是寿元！丘处机能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直接触碰到权贵内心最为瘙痒之处，其洞察力之敏锐、政治眼光之深刻，均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老丘提前十几年就开始预作准备，瞎编神迹造势，春风化雨般不着痕迹地做好铺垫，之后又能不急不躁，悉心观望，静待时机，直至看清形势才一举投注，其心机、城府、隐忍、判势，都已经到了令人生畏的层面。此人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道士，混成帝王们争相延请的“神仙”，并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道教领袖，显然绝非幸致。 四、金人走狗 靠着神话自己，欺骗世人，丘处机逐渐名满天下，并因此得到了金世宗的宠信，得以位列朝班，成为金主麾下的近臣，还担任了完颜雍的保健医生。丘处机对此颇感荣耀，不遗余力地为完颜雍延生养寿，还曾经自豪地说：“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玄风庆会录》） 从诸家史料不难看出，当时丘处机在金国的地位和作用，与北宋末期臭名昭著的妖道林灵素颇为相似，二人都是以道术、长生来取悦君王，进而获取名利，因此丘处机与这个祸国殃民，加速了北宋亡国，当时人人唾骂的道门败类惺惺相惜，对其交口称赞，“把林灵素看做全真道的前辈、先行者”。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说道：“就我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传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而学者唐代剑亦曾在《丘处机评传》中归纳过丘处机对全真教的不良影响，文中也对丘处机大肆吹捧林灵素不以为然。 从古至今，统治者身边的保健医生都是其最为信任之人，很多甚至半医半友，常常做为亲信去帮着君王做一些隐秘之事。丘处机身为汉人，居然能够得到金主如此赏识信任，实在是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仰仗其“延寿”之术，但老丘果断的政治投机、以及过人的溜须钻营之能，亦是重要因素。在得到完颜雍的赏拔之后，丘处机对金主感恩戴德，再加上意欲取悦对方，便做了一首《进呈世宗皇帝》——“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诗中对金主极尽阿谀，更将其吹捧为“仙灵”，要世人去尊崇景仰。要说老丘此时也算是一代宗师，被百姓们视为世外高人，可为了这区区名利，竟然如此奴颜婢膝，其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齿冷。 当然，仅凭着阿谀拍马和替主子保健身体，最多只能让丘处机个人获得名利，整个全真派之所以能够迅速壮大，主要还是因为全真教愿以举派之力为金人服务，协助其在中原施行统治，迎合了金国统治者的需要。对于在中原立足未稳的金廷而言，招揽汉奸教派，让其利用宗教力量劝诱江北百姓老老实实充当顺民，正是当务之急，全真派于此时主动来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由于与金廷关系亲密，丘处机又正在金帝座前得宠，全真教得到了许多便利和特权，很快就在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江北首屈一指的大宗。丘处机对金主的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在金世宗死后，老丘如丧考妣，哀叹道：“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短短几句话中，伤感之情表露无遗。 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当时有很多人试图通过宗教寻求心灵寄托，然而江北此时所剩教派不多，百姓们并无太多选择，因此有大量百姓皈依于全真教，丘处机趁机广纳门徒，长春派一时势力大张。坐大后的全真教在北方颇具威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舆论和民心，对金人的统治十分有利，这样便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后金廷对全真教更是加意扶持，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无间。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这个数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教派，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当时江北的宗派领袖。 尝到甜头的全真教分外珍惜金廷的宠信，刘处玄、王处一等人相继向大金效忠，王处一还曾应金世宗的邀请进宫讲授道学。1195年，蒙古诸部反叛，金国出兵镇压，战事连绵不绝。为了缓解激增的财政压力，1197年四月，“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两个月后，金主便召见了王处一，“问北征事”，这其实就是要求全真教出巨资以供军饷。做为交换，金廷给全真教提供了大量名额，支持其广纳道徒，扩张教派。次年又召见了全真掌教刘处玄，鼓励其大建宫观。 全真诸道对金人提出的交换方案响应积极，认为这是让教派进一步发展的绝佳契机。王处一在一次辞陛之后，曾经心花怒放地说：“昔遇名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不仅将金主和自己的恩师相提并论，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此后全真教与金国狼狈为奸，全真群道帮着金廷敛集巨款，以供军需，金廷则全力支持全真派发展壮大。此时的全真派已经成为金人的铁杆盟友，靠着积极投效异族，以及自身对异族主子的利用价值，从江北亿万汉人奴隶中脱颖而出，混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稳固金人的统治自然是不遗余力。 1203年，丘处机继任掌教，全真教此后更是死心塌地扶保大金。1214年，蒙军大破金兵，金廷被迫迁都开封，此后国势更为不振。趁此良机，山东杨安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起义（即“红袄军之乱”），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令本就陷入衰颓之势的金国再遭重创。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臣。”就在这大金风雨飘摇之际，与金国已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老丘也着了急，在闻讯后立刻主动请缨，前往协助金军镇压起义。凭藉丘仙长宗教领袖的崇高声望，在剿抚并用之下，登州和莱州等地的大起义很快便烟消云散（《长春真人本行碑》）。金廷闻讯大悦，在论功行赏时，册封丘处机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 五、改换门庭 正当全真派在金人面前颇为得宠，混得风生水起之时，蒙古逐渐崛起于漠北，并于1211年开始伐金，金国的局势日趋不利，全真派本已稳固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撼不安。 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刚刚建立蒙古帝国之时，就曾经延请过丘处机，欲求长生之术，几年之后又请过一次，但当时蒙古的实力尚远不及大金，正受金廷宠信的丘处机自然对其不予理睬。然而蒙古越打越强，攻无不克，渐渐流露出混同天下的威势，丘处机的态度遂逐渐开始转变。1215年，蒙古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金国主力伤亡惨重，眼看气数将尽，老丘见机不妙，自然不愿与大金这条自己曾视为终身所靠的破船一同沉没，遂生出谋求退路之心。1216年，金宣宗诏请丘处机赴汴梁，之前对金主极为尊崇恭敬，逢邀必喜不自胜，将其视为结交权贵良机的老丘这次态度大变，推诿道：“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乃不起”。丘处机不敢违背“天使”的征召，却又拒绝前去谒见金主，显然是认为大金并非天命所归，遂主动于其划清界限。 在1216至1219年间，宋理宗曾几次诏请丘处机赴朝，均被其婉拒。当时金、蒙古、西夏、南宋四方并立，除了崇佛的西夏之外，另外三方的帝王均曾召请过丘处机。由于局势尚不明朗，丘处机概不奉诏，骑墙观望、待价而沽之心昭然若揭。1219年夏，宋宁宗又遣使敦请丘处机赴临安。据丘处机的弟子记载：“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复言语不通”，由此可知，当时的南宋正崇信道教，丘处机若肯奉皇命而至，全真教在江南必能得到厚待。然而老丘认为南宋孱弱，虽为汉人政权，是自己的母族，但迟早被灭，不值得投靠，遂断然拒绝。做为一名老牌的投机政客，在丘处机心中，什么“汉统”所在、北方语言不通、杀戮太重，这些统统都不是问题，投靠强者，获取名利，方为正道。 1218年，蒙军攻占山西，下一步就准备对全真教所在的陕西用兵，进而合围汴梁，屡战屡败的金国日暮途穷，已无翻身之望。虽然在1219年时，成吉思汗因为花刺子模的挑衅而转向西征，亲率主力远征中亚，用来进攻陕西、河南的只是少量蒙古偏师，大大推迟了彻底灭亡金国的时间，但蒙古汗国敢于同时对两大势力开战的锐气和自信，却令所有人心生敬畏。时至此时，蒙古的胜势已然非常明显，在四家势力中一枝独秀，丘处机遂结束了观望摇摆，确定了自己的投注对象。 在远征花刺子模的途中，成吉思汗常感身体不适，麾下近臣刘仲禄便建议他再次诏求丘处机。铁木真自觉此时蒙古帝国国势强盛，丘处机的态度必当有所转变，遂再次派出使者。1219年底，刘仲禄持诏书见到了丘处机，这次老丘的态度果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欣然从命，与之前两度冷淡拒绝迥然不同。此时的丘处机已然看清形势，正如日方中的蒙古人，无疑就是他心中的“天理”所在，此时“天使”前来相邀，正是求之不得，喜不自胜，又怎会加以拒绝呢？（见注2） 古人行事，最为讲究“顺天应命”，皇权必须要与天命一致。丘处机之前曾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后来又先后回绝了金宣宗和宋宁宗的召请，可在观望数年之后，却突然奉诏西行，这无疑是将蒙古人的使者当做了“天使”，将自己投靠蒙古的行为说成是“循天理”之举。这不仅是在露骨地向蒙古汗国投诚，更是态度鲜明地向全天下宣布，经过自己对天道的观测，已看出蒙古乃天命所归，一统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丘处机的叛国行为影响恶劣，无论是相信飘渺天道者，还是正在观望形势的功利者，甚至那些彷徨不定者，均会受到其带头归附异族的恶劣感召，之后北方大批豪门地主投靠蒙元，与此不无关联。丘处机之所以引导舆论，为蒙古大造声势，除了取悦异族、立下投名状的动机之外；更是试图将蒙古塑造为天道所在，这样才能给自己叛国投敌的可耻行为蒙上一层遮羞布，甚至将其美化为顺天道而行，能够尽快结束战乱，造福百姓的仁侠义举。 六、蒙古国师 1220年初，年过七旬，但功名之心尚重的丘处机带着十八弟子从山东出发，不远万里前往谒见蒙古大汗，这也是全真教在和金国疏远后，举派投入蒙古人怀抱的标志。此时，距南宋汉统亡于蒙古蛮人之手，还有六十年。 1220年二月，丘处机一行到达中都，但成吉思汗此时已前往中亚，丘处机觉得路途险远，不愿再行，便留在中都相候。在1220至1221年间，二十万蒙古兵彻底击败了拥有四十万精兵的强国花刺子模，广袤富饶的中亚成为其囊中之物，蒙古汗国的前途一片光明。丘处机见此情景，态度又是一变，不顾年老体衰、路途艰险，毅然于1221年二月率弟子踏上了万里征途，历时一年多，于1222年初夏来到了遥远的阿富汗大雪山，谒见自己的新主子。（见注2） 见到成吉思汗后，丘处机对其详细阐述了大量养生之道、延寿之方。此时的铁木真老迈多病，却还满腔雄心壮志，不愿就死，因此对延寿极为关注，而丘处机是他最为倚重的救命稻草，因此对其颇为礼遇。丘处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未来的天下共主亲近的机会，虽然高原气候令他难以承受，但为了固宠，他仍然坚持在铁木真身边呆了一年多，直到地位稳固后方才归国。临行前，铁木真几番叮嘱：“神仙至汉地，以清净化人每（们），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言辞之间，对丘处机率全真道众为自己祈福延命寄予厚望。 此次西行虽然颇为辛苦，但老丘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非但与如日中天的蒙古人搭上了线，给自己和全真派留下了后路，更在蒙古人中树立了自己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他此次带着自己最为信重的十八名弟子前往蒙古汗廷，将这些全真派下一代的梁柱引见给蒙古的贵族阶层，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十八弟子均得到了“真人”的称号，更令全真上层与蒙古人关系良好，全真派在他死后仍能受宠，与此时的亲密接触其实大有关联。 为了让丘处机尽心为自己延寿，成吉思汗对全真派颇为厚待，不仅尊丘处机为“神仙”，更赐爵为“宗师”，临别之际还将当年金国在燕京的御花园赏赐给全真教建造宫观，并诏免了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全真教自此便得到了“许免役”的特权。在丘处机归国时，虽然战事频仍，用兵之处颇多，铁木真仍然派出五千骑兵予以护送，可以说是关爱有加。1224年，奉元太祖旨意，燕京诸官员请丘处机主持天长观。1227年，成吉思汗又下诏将天长观改名为长春宫（今白云观），赐金虎牌和玺书，宣布“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这其实就是正式授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元太祖对全真教极为宠信，不仅任由其夺占土地，大建道观，还豁免了道众一切赋役，并允许其自由传教。可以说，世俗政权所能给予宗派的一切特权，都给了全真教，这种近乎纵容的全面支持，也正是全真教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空前发展，迅速凌驾于其它教派之上的主要原因。投机成功的丘处机从此飞黄腾达，“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不仅当上了道教领袖，更在事实上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强国——蒙古汗国的“国师”，其身份与《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相似。全真教也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教派大兴。据《长春真人成道碑》刻载：“自是玄风大振，道曰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 金人压迫蒙古诸部多年，双方仇深似海，曾为金帝宠臣、亲信的丘处机竟能再得蒙古人的信重，可谓相当不易。长生之术只是原因之一，老丘毫无底线地果断向对方投诚，大表忠心、全真举派投效阶前，愿意任其驱策，体现出了实际的利用价值，亦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 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在阿富汗初见成吉思汗时，铁木真本来是要听其介绍养生之术，但丘处机却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政治韬略掺杂在养生内容之中，主动进献给铁木真——“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丘处机此次所献良方，可谓投其所好。对于即将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而言，如何稳固对江北地区的统治，正是其迫在眉睫的需求。丘处机认为，金人当年初据中原、立足未稳时，是采用了“先扶植傀儡政权伪齐代管该地，待统治基础铺垫完善，时机成熟之后，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之策，最终效果极佳，因此建议成吉思汗也采用这种手段。 老丘此次毫无保留地主动献策，就是不甘于仅仅充当一个医士，而要向铁木真表明，自己在政治方面亦有很大潜力，能在蒙古人南下时充当智囊，全真派更是能为蒙元政权提供实际帮助，试图藉此来提高蒙古人对自己及举派相投的全真派的重视和信任。此时的丘处机，俨然一副蒙元军师的姿态，为了取悦新主子，竭尽所能地出谋献策，为蒙古人坐稳江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那张后世弟子编造出的仙风道骨、活人无数的伪善画皮之下，不过是一副卖国汉奸的可憎嘴脸。 从种种迹象和细节来看，丘处机与金世宗和铁木真的先后接触，都绝非是方外隐士与帝王的论道，也并非简单的宗教行为，而是一个政治道士与异族侵略者合作双赢，彼此利用的结盟活动。丘处机的几个重要弟子（如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宋德方等），后来也均受蒙古汗廷册封，为其统治中原充当得力助手。像王处一、刘处玄之类先后受到金国皇帝和蒙古大汗召见，并为之出谋献策的全真名道，也都不是什么遗民、逸民，而是一群功利之心极重的政客。 七、“一言止杀”是谎言 有很多人不明内情，误以为丘处机远赴大漠，是为了劝谏成吉思汗少行杀戮，完全是出于对百姓的关爱之情，最终因他而全活者也不计其数，将这个利欲熏心的汉奸视为菩萨心肠的大善人，其想法之天真实在令人发笑。事实上，作为一名老练的政客，丘处机从来不会空谈什么仁爱和民族大义，自始至终，他关心的都只有利益和荣华。丘处机西行，不能说没有半分劝谏止杀之心，但这最多也只是顺带完成的次要动机，更是掩饰自己投靠异族之可耻行径的幌子，西行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去做一场政治投机。 在西行前，丘处机曾向好友赋诗一首，表白自己西行的动机。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真切的话语间，一张担忧百姓苦痛，不辞艰辛西行以拯救万民的慈悲面容跃然而出，哪怕是深悉其中内情的笔者都一度被其感动，继而就是被老丘那深深的虚伪所折服，能把自私自利、勇当汉奸的自己美化到如此忧国忧民的堂皇境界，丘仙长真高人也！ 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颁布臭名昭著的“高于车轮者皆杀”令，野蛮屠灭了一个又一个部族，血洗蒙古高原时，丘道长没有想过去劝说，反倒还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1215年，蒙古兵攻陷中都，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几乎不留一人，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这也正是如今的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之前建筑的原因），上百万居民殒命。一年之后，一个外国使者进入中都，眼前的情景令他毛骨悚然：“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在这样的惨事发生之后，自诩慈悲的老丘却置若罔闻，毫无前去劝说这个屠夫之意，反倒又一次拒绝了铁木真的延请。 可到了1219年，金国屡战屡败，大厦将倾，山西被蒙军攻占，终南山所在的陕西即将成为蒙古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时，老丘却突然想起了饱受成吉思汗摧残的可怜百姓，毅然前往劝说，这不免令笔者感到万分疑惑——在此之前，在那金国还看不出必然崩塌的数年之间，老丘的慈悲心肠跑到哪里去了？其实只要稍稍翻阅历史，丘处机西行到底是为了自身荣华还是百姓安乐，就已昭然若揭。情势不明时躲起来观察风色，不肯为百姓出头；局势刚一明朗，便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跑去投靠异族，老丘那虚伪造作的嘴脸实在是令人作呕。 在丘处机西行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正挥军大举进攻花刺子模。1220年二月，蒙军攻占重镇撒马尔罕，屠城数日，杀人百万，流血漂杵。1221年，蒙军破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屠城七日，杀戮无辜百姓一百二十万，屠场上的可怖场景如同恶魔刚刚降世。据《草原帝国》记载：“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 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人入侵中、西亚时，曾经说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纵观历史，如成吉思汗及其直属后裔般凶狠残暴，嗜杀成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者，不要说没有相若之人，甚至连达到其十分之一的屠杀量、残暴度的，都几不可见。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反人类集团屠城无数，无论是多达两亿的平民先后惨死在蒙古兵的屠刀之下，还是其对许多先进文明的彻底摧毁，都标志着乞颜部孛儿只斤家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丑恶的犯罪集团。纳粹与之相比，实如天使一般可爱。 然而扬言前往“劝谏”的丘处机在谒见铁木真这个屠夫时，非但没有只言片语的指责，反倒谀词如潮，恭维不绝。据《玄风庆会录》记载，他刚一见成吉思汗，便溜须道：“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竟然将这个满手血腥、毫无人性，如同撒旦一般的暴君吹捧为上天所派，日后必将“升天复位”的“天人”，将其屠城等暴行粉饰为“替天施罚”、“除残去暴”。在前去“为民请命”的丘仙长口中，成吉思汗杀戮几百万无辜百姓的野蛮行径反倒成了“功德”，惨遭杀戮的无辜百姓反倒成了“残”、“暴”，如此颠倒黑白，真可谓无耻之尤。仅这一句话，一个阿谀媚上、是非不分的可耻形象便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显而易见，丘处机非但没有直言犯君的勇气，甚至连委婉劝谏成吉思汗少杀、行仁政的胆子都没有，反倒和当年面对金主时一样满嘴谀辞。期许这样的功利小人去为百姓舍身劝谏，何其可笑？ 事实上，如今盛传的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事迹，不过是其弟子编造出的谎言而已，在《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玄风庆会录》等常被人谬传记载了丘处机“一言止杀”事迹的典籍中，均未提及过此事，就连在对西行经历事无巨细均详加记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无任何相关记载。如果“止杀”真地是丘处机西行的主要目的，那对于这个能够彰显恩师仁慈博爱、造福苍生伟大功绩的良机，李志常又怎会放过？显而易见，所谓的丘处机“一言止杀”之功，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有很多史学家对此论调嗤之以鼻，比如杨讷先生在《元史论集》中就曾谈道：“（这只是）丘处机后继者炮制的谎言而已，这个谎言起于何时呢？是在尹志平掌教期间出炉的”。 八、曲线救国 虽然“一言止杀”的事迹纯属编造而来，但丘处机倒确实曾劝过铁木真少行杀戮，只不过毫无效果罢了。事实上，就在丘处机到达中亚，长伴于成吉思汗身畔之后，铁木真仍然不断在中亚大肆杀戮，屠城无数，尸横遍野，文明毁弃，最终整个中亚变为一片废墟，可老丘对此却视若不见，只是整日谆谆告诫，要铁木真注意保养身体，并为其详细地阐述养生奥义，竭力为这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延命。（见《玄风庆会录》） 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了自己的西征。在归程中，他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子孙：“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五年之后，这个号称已经受到丘仙长的教化，还被丘处机宣称是“循天理而行”的屠夫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弥留之际，他仍不忘立下遗嘱，让儿孙们假意受降，然后屠尽西夏举国。在他死后，蒙军尽屠八十万西夏人，党项亡族。 仅从上述这两件事，我们就能看出丘处机劝铁木真“止杀”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了。这样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一个从来不敢直言进谏，只是一味阿谀拍马，将杀戮歪曲为替天行道义举的谄臣，又怎么可能劝动一位刚愎自用的暴君呢？ 细查历史，我们能够清楚看出，丘处机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与蒙古人搭上线，从而振兴教派，获取荣华。他之所以劝铁木真少杀人，或许也真有一点儿爱护百姓之心，但更真实的目的，还是为了邀买声名，并且掩饰自己投靠异族的真正动机，因此也就是不咸不淡地随口劝劝，绝不可能去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据《元史-释老志》记载：“太祖时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由此不难看出，丘处机就算是劝成吉思汗少杀人，也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利益之上，以一个意图辅佐蒙古人一统天下的贴心智囊的身份去说。劝谏成功了，他就是百姓的救星，声誉必然大增，又同时讨好了异族；就算不成，也不会得罪铁木真，照样还能高高在上，做大蒙古汗国的国师。老丘一面标榜仁义道德，强装出悲悯之心；一面为了荣华富贵，振兴道统而加入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集团，而且每行一步，必先虑及个人私利，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表现实在是虚伪之极。 回到中原之后，丘处机曾多次在汉地替蒙古人招安劝降（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及《成道碑》），他所谓的“活人无数”的功德也是由此而得。其实无论是进攻中亚、宋朝还是印度，蒙古人都秉持一个原则，即“顺者不诛，降城获免”，这也是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既定国策。换言之，只要肯投降，杀戮就不会发生，谁去劝降结果都一样；而只要进行过哪怕是微弱的抵抗，就必然难逃屠城之祸。虽然丘处机号称有“菩萨心肠”，又深得铁木真宠信礼遇，在蒙古人心中颇具分量，却因担心忤逆异族，影响自己的前程，从来不敢替自己将被屠灭的同胞求情，只是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毕生也没能让蒙古人少屠一座抵抗过的城池。 显而易见，丘处机所谓的“止杀”之功，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也根本不应该被当成“功绩”来歌颂。如果这种抢先投敌当汉奸，继而劝广大军民放弃抵抗，向异族侵略者俯首屈服，甘做顺民的劝降行为也能被誉为“救苦救难”的善举、减少杀戮的功德，那古往今来的大部分汉奸怕是都能够获此殊荣了。从吴三桂到尚可喜，从洪承畴到汪精卫，哪个不是成功劝降多人？哪个不是活人无数？又有哪个汉奸没有用过“曲线救国”这块遮羞布？ 尽管在劝说成吉思汗“止杀”时毫无成效，之后的招降行为也算不得什么止杀之功，但丘处机还真地成功救过一次百姓。据《旧元史-邱处机传》记载：“处机还燕京，使其徒持碟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有效地拯救百姓。一些人将此事当成全真教拯救百姓的义举而大加吹捧，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一点——丘处机之所以能从蒙古人手中救出这些百姓，是在他率全派投敌后，以出卖自己民族为代价换来的恩赐。像这种拿着异族的赏赐去卖好的所谓善举，真的就那么光彩么？ 成吉思汗之所以给丘处机一些特权，让他能够救一些奴隶，一方面是对全真教举派来投的回报和笼络，一方面是对为自己祈寿的丘仙长的回报，此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即要让全真派藉此来邀买民心，从而在沦陷区内建立威信。走狗壮大了，对自己的统治自然也会大有好处，区区几万奴仆又算得了什么？此外，全真派在持着蒙古大汗的敕书救人时，既昭显了蒙古主子的仁慈，又让全天下看到了蒙古汗廷对积极投效者的丰厚回报，堪称是活生生的“受益汉奸”样板教材，其顺天应命的明智表现自然能够感召无数人，大大削弱了江北的反抗精神。 综上可知，丘处机其实就是个率先投靠异族的大汉奸、带路党而已，他并不是一个肯为民伸张的诤臣，只是一条从来不敢顶撞主子的摇尾走狗。他肯去谒见成吉思汗，救民是假，求利是真，所谓丘处机西行是为拯救百姓的谎言，可以休矣。 九、请对所有汉奸采用相同的标尺 有很多人认为，全真教投靠异族，充当汉奸，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宗教影响来帮助入侵者维持在江北的残暴统治，固然于大节有亏，却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荣华，而是试图委身敌侧，伺机劝诱，好为沦陷区百姓争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其劝诱百姓们放弃反抗，甘当顺民，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沦陷区内并无意义的战乱，为民生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远比高喊“收复中原”这种不切实际口号的那些无脑愤青要睿智得多。因此用高屋建瓴的视角来看，全真派表面污秽，内心高洁，所作所为俱是忍辱负重、高瞻远瞩、大智大勇、利国利民之举，其精神操守堪称白璧无瑕，我们理应千古歌颂，并加以仿效。 同样的道理，吴三桂迎降鞑清，亦可视为加速满、汉融合，结束双方长期战乱的壮举。其行为不仅令国家尽早一统，百姓也能尽快从绵亘多年的战乱中脱身，结束自己的苦难生涯，实可谓居功至伟，菩萨心肠。而汪主席组建伪政府，令沦陷区百姓的待遇大为改善，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事再也未在东南半壁出现，真是功莫大焉。在敌占区内，物流通畅、社会秩序井然，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反倒比兵匪一家、治安混乱、财政吃紧、民生凋敝的国统区更要富足几分。汪主席苦心孤诣，像丘处机一样活人无数，可以说是万家生佛，其不计个人毁誉，一意护佑百姓的拳拳丹心，着实令人又敬又佩。反倒是史可法、赵率教、夏完淳之流，不恤民生，不识进退，妄自抗拒异族天兵，螳臂当车，徒增百姓苦痛。最终史阁部忠烈之名千古传颂，求仁得仁，可那十七万希望投降苟活，却被他以“忠义”之名强行裹挟，最终更因他的无谓坚持而被残忍屠戮的扬州百姓，又能得到些什么？ 笔者不得不承认，上面的这些说法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完全能够自圆其说；而客观来看，汉奸也确实有其意义积极的一面。很多时候，贪生怕死者无耻地叛国投敌，却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和平的到来，消除了并无意义、也改变不了后续现实的无谓抗争，反倒对百姓更为有利。然而这种客观上对百姓有利的行为，就一定值得歌颂么？哪怕那些汉奸当时并未预料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投敌只是为了苟活和富贵。 当异族入侵时，到底应该选择“拼死抗击”、“与城偕亡”，还是“顺天应命”、“迎降投效”？那些以身殉城的将领们到底是保家卫国、庇护百姓的悲剧英雄，还是冥顽不灵、祸害百姓、像杨林、脱脱、闻仲般阻挠历史进程的大反派？在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下，我们必将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是，无论选择用哪一个标尺去对历史上的大汉奸们进行定位、评价，都应该一视同仁，公平相待，如果厚此薄彼，采用双重标准，那势必就将失去公允性，无法令人信服。 在金庸通过自己影响力极大的小说歪曲历史之后，如今卖国组织全真教声名极佳，为众人所景仰，甚至被不明真相者视为操守忠贞的爱国教派。而即使是知道其卖国求荣丑行的人，也多抱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认为那只不过是身陷异族统治后不得已的行为。可对性质与全真派毫无二致的长伯兄、兆铭兄等人，却施以迥然不同的态度，恨得咬牙切齿，这委实是一件很不公正的事儿。 在笔者看来，丘处机身为汉人，却带着整个门派投向汉民族的大敌；全真举派与蒙廷并肩而立，向南宋这个汉民族最后的栖息之地大举进攻，如果这样的汉奸都不该被谴责，这样的行为都能够被歌颂，那秦桧、汪精卫岂非都应该流芳千古了？ 十、教派大兴 在中亚大捷之后，成吉思汗于1225年回师，继续自己未竟的灭金大业。1231年，拖雷未经宋廷允许，便率三万铁骑进入陕南，试图借道攻金，遭到南宋守军的拒绝，双方翻脸开战，结果宋军大败。取胜之后，蒙古兵在陕南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据《元史》记载，在此役之后，被斩杀的士兵和遭屠戮的百姓多达数十万人。此后宋廷畏惧蒙军如虎，只好违心与其结盟。1234年，金国在宋、蒙夹击下灭亡。 在灭金的过程中，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施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除了少数有利用价值的人外，所过之处，无分男女老幼，一概屠灭，北方大地上血流成河，白骨遍地，情状惨不忍睹。据《中国历史纲要》记载，金国灭亡时，剩余人口仅有475万，仅有太和七年（1207年）时4581万的一成，90%的百姓死于非命，死亡人数高达四千万之巨，其中大部分死于蒙古人的屠杀。虽然宋、蒙进行了军事合作，但在金国统治的北宋故地上，蒙古兵仍然毫不收敛地施行了同样残暴的屠灭政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被屠城的记录，很多地方被杀得人烟绝迹。据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兵在中国北部共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汉人。 在血腥的屠戮之后，河南、河北全省、江苏北部、山东西部全都变为了千里无人区，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明初仍然人烟稀少，明廷被迫要强迁其它省区的百姓入居，山西“大槐树”也因此成为众多河北人和山东人的故乡。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就在这中国北部化为一片尸山血海之际，汉奸社团全真派却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教派大兴，风光无限。 灭亡金国之后，蒙军主力暂时撤到黄河以北休养生息，将中原地区做为自己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区。宋廷担心蒙军日后南下，试图据黄河与蒙军对峙，遂主动撕毁盟约北进，结果被蒙军反攻击破，狼狈逃回，宋、蒙自此彻底反目。1235年，窝阔台以南宋败盟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宋战争，蒙古铁蹄大举南下，江淮以北地区再次沦陷。丘处机之前“脚踩两只船”的行为此时被证明是高瞻远瞩之举，全真派马上易帜，继降附大金之后，又正式投靠了蒙古人。 对于积极来投的全真派，蒙古汗廷大力笼络，比金国当年更为器重礼遇，不仅让全真教掌管天下道教，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也均被免除，借着帝王隆威，丘处机进一步广度道徒，大建宫观，全真教盛极一时。这个创立未久，根基颇为浅薄的小教派，就因为处世圆滑，缺乏气节，不断改换门庭，积极投靠强者阶前效力，竟然自乱世中脱颖而出，迅速声名远播，最终竟然混成了宗派领袖。至于那些不惜自身，浴血抗金、抗蒙的爱国教派，则先后全被扫平，很多甚至道统断绝，如今已然不传于世了。 在金、蒙入主中原时期，北方地区的旧有教派大多无法生存，被迫解散归田或迁往南方，留下了充足的信仰空间。在任何时候，汉奸都不会缺乏。在这块被异族统治的土地上，仅道教中就相继兴起了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汉奸教派，它们从开宗立派到吸纳信徒，走的都是上层路线，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教团首领也均蒙异族皇帝召见。这三大教派在异族主子座前竞争激烈，不过太一道、真大道最终都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全真教始终如日中天。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在投敌的众宗派中，要以全真教献媚邀宠的技巧最为高超，遂能够击败同行，一枝独秀。 除了全真教外，后来兴起的五斗米教对邀宠也颇具心得。五斗米教入派的门槛并不高，上缴五斗米粮即可，在初建之时也颇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表现，可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拿着大宋的供奉，私下里却与忽必烈勾勾搭搭，为蒙古人把江南万顷良田变为坟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元军所过之处，尸横遍野，本与道家的悲悯之心格格不入，三十五代天师与其合作，已是下乘之举，但有着全真教这个榜样在，还可以推脱几句，便也学着全真派，谎称自己是为了伺机劝说蒙古人减少对江南的杀戮，这才委身元廷阶前，试图用谎言来搪塞天下的悠悠之口。等到三十五代天师死后，奉忽必烈之命总领江南道教的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继续利用装神弄鬼的本领替大元卖命，颇受元廷赏识。 整体来看，全真教和五斗米教一掌北方，一控南方，是当时中国最为兴盛的两大御用宗派，并且形成了激烈竞争之势。终元一朝，双方的争权夺利和献媚邀宠就从未停歇过，然而论起投敌先后，全真派要比龙虎山早了数十年，在蒙古贵族圈子里的根基也远非新近归附的天师教所能比拟，因此当五斗米教在与全真派争抢地盘和信徒时，始终落于下风。全真名道郝大通在兵荒马乱之际，仍然能够聚敛起巨额财富（“多羡馀几十万缗”），其敛财手法之高，全真派权势之盛，是五斗米教拍马也赶不上地。 不过风水轮流转，全真派的汉奸卖国行为遭致了以“驱除鞑虏”为立国精神的明朝的厌恶，因此终明一朝都混得挺惨，与异族入主中原时可谓天渊之别。直到满清入关之后，全真教才苦尽甘来，又迅速得到了女真人的宠信，并且重操旧业，再次利用宗教力量协助异族奴役自己的同胞。康熙初年，盛京将军乌库伦迎请全真教主郭守贞至盛京，尊其为师长，今日的沈阳太清宫便是为其所建。之后的曾一贯、陈清觉等全真首脑也相继投靠了清廷，并且颇受信重。 十一、为虎作伥 1235年，蒙军攻占江北，继而对南宋发动猛攻。就在这汉人栖身的最后一片净土危如累卵，南方汉人们保家卫国的抗争正如火如荼之际，全真派又一屁股坐在了异族那边，为其摇旗鼓势，贡献出了自己的那份力量。 在这段时间中，全真派发挥了自己的旧特长，利用宗教影响力替异族招降纳叛，协助其稳固对占领区的统治，这一套在投靠金人时就已经做得熟了，此时再来一遍根本毫无难度，更不存在任何心理负担。除此之外，全真派还频繁举办各种宗教仪式，替蒙元贵族们“祈福祝寿”。在这些得到全真群道真挚祈福的贵族中，很多才刚刚主持、参与了北方的大屠杀，双手沾满了汉人的鲜血，很多正统军狂攻南宋，正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塞…… 在蒙古人夺占中原，并对南宋大举进攻的数十年中，全真教与蒙古汗廷可谓如胶似漆，为其主持了绝大部分的宗教仪式 。1229年七月，李志常前往克鲁伦河汗帐，谒见可汗窝阔台。1230年，窝阔台至太原，全真骨干李志明“率徒侣拜觐天光，拈香祝寿，上情悦怿”。1232年，窝阔台又在保州行宫接见了全真掌教尹志平，“赐座宣慰，谆复良久命退。”就在窝阔台全面进攻南宋，夺取了阳平关和襄阳两大重地，正准备渡江灭亡南宋的1235年，全真骨干李志常“奉诏筑道院于和林”，并以此地为据点，之后频繁前往蒙古汗帐接受指令（“燕去和林数千里，朝觐往返，凡十有三”）。1244年之后，此任转由王志坦担当，“凡赴十有七”。全真教这三十次谒见蒙古大汗，接受指令，都是发生在蒙古兵大举侵宋，自己的民族和文明即将沦亡，无数同胞正浴血抗击侵略者，避免整个江南遭到残酷屠杀的关键时期。1251年，全真掌教李志常替元宪宗蒙哥“遍祭岳渎”。1254年，掌教王志坦又奉蒙哥之命主持大祭，这次蒙古汗廷十分大方，“出御府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缯千匹”，全真教趁机大赚一笔，蒙古汗廷对全真派的信重至此达到顶点。 1273年，元军攻破襄樊防线，1274年杀入江南，1279年，南宋亡国。在这五年间，元军挥动屠刀，屠城共二百座，杀人无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时，南宋有户1360万，元灭南宋后，得户930万，就算按金国境内每户仅5.4人来计算，也有2300多万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四川由于抵抗元军最为得力，遭到了报复性杀戮，人口减少超过千万，残存者还不到5%。若是算上之前在中国北部的人口灭杀，先后共有四千多万汉人倒在蒙古兵的铁蹄之下，实可谓尸山血海，华夏大地如堕梦魇之中，场景之凄惨可怖，可以说是亘古未闻。 十二、仗势欺人 一些人不明内情，误以为全真教之所以投敌，是为了在金、蒙侵略者和江北百姓之间充当润滑剂，不过是一种虚与委蛇、忍辱负重的权宜之计，更在客观上改善了北方百姓的生活，所以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对其反倒颇多赞誉。然而事实上，全真派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敌卖国教派，又哪有什么积蓄力量、日后再行反抗之心？说什么卧薪尝胆更是绝大的笑话。那些入派道众大多没有什么骨气，更不会有什么坚贞的道德操守和不惜自身为百姓谋求幸福的无私情怀，其中较有良心的，入教还只是为了明哲保身、改善生计，其他人则根本就是奔着“异族的狗腿子”这个前途无量的岗位去地，完全是一群狗仗人势，欺凌掠夺同胞的无耻小人。 而即使不论投敌动机，仅从客观利弊来看，全真派给江北百姓带来的灾难和负担，也远比其带来的微茫好处要大得多。在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下，全真派大肆招收信徒，教派急速扩张，各地观中道士如云，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不事生产，不服徭役，他们的日常消耗和本该承担的劳役，全部都摊派到了其他百姓的身上。换言之，因全真派而受益的，只是有幸加入教派的那一小撮人而已，江北地区大部分在异族残暴的奴隶制统治下哀哭呻吟的百姓，除了原本就要承担的重税、重役之外，还要再额外供养全真派这些汉奸同胞，负担只会更加沉重。在全真派教派大兴、风光无限的背后，正是无数江北百姓的佝偻瘦骨和凄苦面容。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全真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和张弘范、刘整等北方汉人的阀主一样，都成了开国功臣，颇受蒙廷的信重和优待。教众们仗着有蒙古人撑腰，在中原各地横行霸道，为祸地方，百姓们怨声载道。大诗人元好问便曾含蓄地表达过对全真教的不满：“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全真教道德沦丧，与掌教丘处机带头为恶大有关联。随侍在铁木真身边的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接触颇多，对其人品和做派颇为反感，曾在《长春真人西游录》中叙述道：“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不许其理也……不许丘公之事，凡有十焉。初进见，诏询其甲子，伪云不知。安有名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此其一也。对上以徽宗梦游神霄之事，此其二也。自谓出神入梦，为彼宗之极理，此其三也。又云圣贤提真性遨游异域，自爱梦境，此其四也。不识鲁直赞意，此其五也。西穷昧谷，梵僧或修善之士皆免赋役。丘公之燕，独请蠲道人差役，言不及僧。上虽许免役，仍令诏出之后，不得再度。渠辄违诏，广度徒众。此其六也。又进表乞符印，自出师号，私给观额，古昔未有之事，辄欲施行。此其七也。又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王道人者驱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诸州，欲通管僧尼。丘公又欲追摄海山玄老，妄加毁坼。此其八也。又天城毁夫子庙为道观，及毁佛像，夺种天圃，改寺院为庵观者甚多。以景州毁像夺寺事致书于从乐居士，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此其九也。又顺世之际，据厕而终，其徒饰辞，以为祈福。此其十也”，将一个好撒谎、为人虚伪、仗势欺人的神棍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耶律楚材概括的这十条有助于我们看清丘处机和全真教的本来面目。在丘处机执掌教派之后，全真派风气日堕，教中藏污纳垢，道众的行为日渐不堪。仗着异族主子赐予的特权，全真群道横行乡里，欺压良善。为了刮拣地皮，飘飘欲仙的黄冠羽士们常常四出搜掠，他们毁坏佛像，羞辱僧尼，将佛殿庵堂强行夺占，改为道产。据记载：“毁坼佛像，夺种田圃，该寺院为庵观者甚多”，“略知名者，五百余处”，夺占的庙观数量极为庞大，其贪婪、狠恶之状由此便可见一斑。凭恃着自己统治高层的身份，以及在元廷心中的利用价值，全真派行事肆无忌惮，连当时汉人的精神殿堂孔庙都敢侵夺，行事可以说是毫无底线。 就连势力庞大的儒、佛二教都难敌全真派的熏天气焰，无势可依的普通百姓们自然更是任其宰割。在金、蒙统治中国北部期间，仗着异族撑腰，全真教大肆圈夺良田，将同胞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屋舍据为己有，无数人流离失所，更多的则被全真教化为了佃农甚至农奴。在当时，全真教可是江北地区的香饽饽，宗派中的首脑大率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只要能够跻身其中，便能一步登天，马上成为上等人；若是混不进去，就只能当低贱的农奴，在供养女真、蒙古主子的同时，还要再受这些有异族撑腰的同胞们的苛待。 显而易见，即使不提家国大义，全真教也是典型的道门败类，其所作所为堪称是人神共愤，难怪耶律楚材会说出“天地所不容”这样的话来。像这种得志便猖狂的小人集团，既不知自律，又不懂得见好就收，行事招摇，毫无顾忌，这也为其日后的失宠埋下了祸根。 虽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夺占了无数田产和财富，但贪婪成性的全真教上下仍不知足，为了进一步掠夺佛教的地产和寺院，也为了让蒙古汗廷“专擅自家”，全真教定下毒计，在全国各地散发诋毁佛教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结果被佛宗告发，其卑劣下作的手段引起了蒙古人的反感；加之全真教居功自傲，不知节制，势力膨胀过速，令蒙古汗廷感觉到了威胁，遂渐渐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在失宠之后，理亏的全真派先是在佛、道御前辩论中落败，被判“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1258年时，又被判还佛寺237处，被迫将之前侵夺的“寺院并田地水土产业”吐出近半。随着与异族主子亲密关系的终止，全真教逐渐走上了下坡路，能够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少，香烟鼎盛的风光也一去不返，渐渐沦为了寻常教派。 十三、汉人最后机遇的沦失 有不少人认为，对于张弘范、刘整、丘处机这些汉奸，我们不应过份苛责，毕竟能够做到舍生取义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在统治已成事实，抵抗没有希望之后，都会选择做奴才和顺民，这根本无可厚非。如果已不可避免，那与其无谓地辛苦反抗，倒不如知情识趣，顺势享受，这样既身心舒爽，对方在起身后，或许还能再扔下一个馍。 笔者将心比心，也觉得贪生畏死乃是人情之常，卖国求荣更是人们的常选道路之一，因此全真教毅然投敌也是情有可原。但在笔者看来，既然做了婊子，就不要再想着立贞洁牌坊。全真派既然聪明而识时务地选择了舍声名而取实利，也确实在投敌之后得到了大量的实际利益，那就老老实实等着挨骂好了，想要名利双收，未免太过贪心。 其实在全真教一头扎入蒙元怀抱之时，华夏大地上的局势还尚不明朗，抵抗也未尝就没有意义。丘处机率众投靠蒙古，是在蒙古灭金之际，南宋虽不及蒙古强盛，但离亡国却还远得很，当时很多人还对趁机收复中原颇具信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真群道非但不肯为汉人政权出力，反倒厚颜无耻地随着蒙古兵杀入中原，甘为前驱，替其招降劝诱，和自己的故国争抢人心，实在是不识廉耻。 1258年，大汗蒙哥集结了数十万大军，兵分四路猛攻南宋，却在取得重大战果，灭亡南宋指日可待之时，意外死于钓鱼城下。其弟忽必烈为了与元老们支持的阿里不哥争位，强行解散了大忽鲁台（蒙古汗国的元老会，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自此便与蒙古贵族集团彻底反目。就在他自封可汗，统南征军与南宋交战之时，草原上的蒙古势力拥戴阿里不哥登上汗位，双方之后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血战。由于忽必烈违背祖制，阿里不哥又代表了正统的继承权，忽必烈麾下的蒙古军队做战消极，频频败北。就在这关键时刻，忽必烈以北方汉军为主力，击败了阿里不哥，华夏大地自此成为其囊中之物。 蒙古贵族集团的内战给汉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这几年中，北方汉人的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局势的走向，他们选择降顺还是抵抗也绝非毫无分别。在这个蒙古人两败俱伤的关键时期，如果北地的汉族豪门和大地主们能够振臂一呼，广大百姓群起而应，再巧用局势，南宋大有可能乘势收复北地，并借助北方的人力资源和物资、天险重建防线，振兴汉统。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地，此时在中国北方，尽是全真教这种罔顾家国大义，丝毫不顾百姓饱受摧残的痛苦，只想着自身荣华富贵的汉奸集团，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忽必烈旗下，成为他最为得力的臂膀，扶助着他虎踞中国，也为自己争得了“三等人”的身份，比第四等的“南人”强出许多。汉人大族的积极投效，极大地感召、引领了北方的广大汉人们，无数人才积极投效至元廷阶前。可以说，忽必烈的胜利，以及大元朝的最终建立，与北方豪族们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地，最终近百年的异族统治降临中国，华夏文明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在古往今来的众多汉奸中，属投靠蒙元的最为可耻，危害也最大最深远。其它汉奸投敌，最多也无非就是导致改朝换代，很多时候新朝甚至比旧朝对百姓更有好处，当汉奸反倒能够泽被苍生。可张弘范、丘处机、刘秉忠这些北方汉人门阀降敌，却导致了神州陆沉，汉文明被拦腰斩断，贻害可以说极其深远，绝非寻常汉奸所能比拟。而就算挣脱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用抽离国家、民族的超然立场去看，全真教投靠蒙古人的行为也异常可耻。蒙元军事集团野蛮残暴，所过之处尸横遍地，一片废墟，不知多少优秀文明在其屠刀下毁灭。丘处机为了一己之私，竟然带着整个教派投入这样一个反人类集团旗下，为虎作伥，扮演的角色可谓极不光彩。 注1：“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闻其名，遣使召赴阙，所赐甚厚，待诏于天长观。久之，奉敕主行万春醮事。逮四月朔，以中旨主持全真堂，仍御书篆额”——《长春丘真人》。 注2：在丘处机决意举派投靠蒙古，并出发拜谒“天命所在”的成吉思汗之后数月，南宋朝廷才于1220年春遣赵珙去见木华黎，两国自此才开始磋商联手灭金事宜，谈判几年方成。在当时，有很多南宋人警醒于当初北宋联金灭辽，却终为金国所灭之事，对杀人盈野的蒙古人极为忌惮，担心重蹈覆辙，朝野和民间防范、敌视蒙古的呼声很高。至于北方金国统治下的广大汉人，更是对不管种族，对金国百姓一概野蛮屠杀的蒙古人恨之入骨，因此丘处机的行为无疑是违背了当时绝大部分汉人心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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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8-4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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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3-8-10 04:48
发表于 2013-8-12 0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