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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说到底还政治合道性的问题,在中国政治合道性取得最重要的一是统一,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过现在的官方历史书写方式问题很有问题,譬如明清鼎革如何书写,其实很值得商榷,我不赞成1644作为清朝正统的开端,如果是这样,那显然是否定了南明的法统,于是后者在统一的历史合理性中被放置到了对立面,且不问统一是否真的必然就是正义并且必须拥护的,但当它成为了政治正确的命题之后,显然书写历史就必须慎重.明朝虽然失去了北京,甚至失去了南京,但隆武和永历政权依旧是华夏正朔,至少当时人是这么看的,所以把1644年清朝占据北京作为书写历史的一个起点本身是不通的,也正是官方这种暧昧的态度,导致历史阑入现实,今天一些汉人之所以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诉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正确的谱系里过低的贬低了汉人的历史.意识形态更有意思了,元朝建立后几十年内就成了士人所说的国朝,这种政权认同是如何取得的,是蒙古人接纳了许衡这些理学家,通过意识形态对于理学的继承获得了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士人的认同,至于元朝末年有人打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其实并非民族主义是元末起义的住因,民族主义不过是个幌子,关于这点,蒙思明先生有专著论述.
严格的来说,我国原本就不是西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缘的,但是清朝入关之后的屠戮江南,之后数代对于华夏文化的摧残其实依旧没有脱尽非我族类,象史书中遇胡虏这样的字眼必定删改说到底还是没有完全融合.我不想驱满尊汉,但是在历史叙述的谱系中,必须要给予汉人以必须的肯定与尊敬则是必然的,这绝不是什么民族情绪作祟,象当今某些学者居然恬不知耻的歌颂努尔哈赤的赫赫战功,甚至赞扬落后之极的满洲八旗,那就是曲学阿世了.
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内中有这么一段:如我前文所述,近代史的编纂实际上是指向于现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种叙述思路实际上是一种用结果返观历史理路,即所谓的"倒着讲",这决定了共产党必然在历史叙述中具有正义性和合法性,而蒋介石的身份恰恰是处于这种历史合法性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他在历史叙述中的尴尬身份,一如蒋介石之前的北洋军阀,他们在近代史的叙述中被忽略都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思路有他的合理性,即可以揭示许多当时隐蔽事件的重要意义,而且历史的叙述必须依赖于一种线索,但他的缺陷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叙述依赖结果的形成,从而使得许多原本并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被过分的夸大,另外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被有意无意的删减,这使我常常怀疑这种过于清晰的线索是否就是历史的真实面目.福柯提醒我们警惕"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心,在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描述之中,恰恰也存在着这种利用现时的权力对于话语的操纵,正是由于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我们叙述历史的过程往往变成了论述"为什么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过程,这种史观在实践中被证明往往扭曲了真实.
历史何其相似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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