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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本帖后面有些内容删除了，转到另一贴：http://www.jyjh.cn/bbs/forum.php ... mp;extra=#pid564638《金庸访谈录》
以求体例一致。

第15页，2019年12月，开始收集【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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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王怡谈金庸http://www.jyjh.cn/bbs/forum.php ... 824&order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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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纳：“任何受造物一旦失去了自我防卫的技能和力量，就会成为别人的猎物。” ​​​​世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法]昆德拉 ​​​ ​​​​

《金庸语录》

金庸回顾一生，快乐良多，却也有遗憾，就是把时间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没有好好做学问，“别人(指他接触的一些外国学者)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真是不同的，我拍马都追不上了。”他对记者这样说。但他接着又说：“不过没关系。我背一段《论语》、《孟子》、《史记》，他们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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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灵魂的深沉安慰—从百年文化忧患看金庸小说兼及海外新儒学》


　　20世纪50年代初，定居香港不久的唐君毅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吾人若承认，中国近百年来，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之袭入，而一步一步退却，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于是可以使吾人生数问题：一、中国文化精神，究竟是否有其永久不磨之价值？如其无永久不磨之价值，中国文化历史何以有数千年之久？二、中国文化究竟有何缺点？如无缺点，何以近百年来，至少自表面观之，中国社会之变革，乃以西方传来之文化思想为领导？又何以中国现在沦至如此悲惨的国际地位，人民遭遇如此深之苦难？三、中国近百年对于西方文化之一切接受，是否皆是必须且应当？西方文化真有价值之处何在？接受之态度当如何？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之接受，是否必须先破坏中国文化之传统？或只须以其所长补吾人之所短？如吾人须接受西方文化，以补吾人之所短，是否即是将二种原来不同之文化精神重新加以综合，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抑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身之发展，亦本当发展至一如是之综合之阶段？五、中国当有的新文化之面目，大体是如何？中国近百年变乱之历史是否表示中国民族活力之衰弱？中国民族是否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如何证明其有此能力？又中国近百年之变乱历史中，中国社会文化是否有真正之进步，其进步之处何在？”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西文化遭遇以来，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纠结的种种苦痛、希望、忧惧、困惑的经典性概述。每一个关心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没有人能完全回答这些“天问”，然而一旦被它们抓住，也没有人能再将其置诸脑后而不怀有内疚之感。中国文化再生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已经延续百年，并且还将延续下去，每一代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破解，虽然每一代人的破解都被不置可否。尽管如此，其中依然有一些声音，在别的心灵中激起了更深广的回响，依然有一些破解方式，给后来者留下了更持久的印象。或许，正是伴随这一并无把握的解答过程，文化再生的过程也悄然展开——当我们只想减轻老问题的重压时，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某些新的创造。

　　一

　　1953年，香港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在当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是年逾不惑的唐君毅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该书日后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学”发韧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被推为中西文化遭遇之后重新阐发中国文化的最佳著作，迄今已再版十次以上（大陆尚未正式出版）。二是香港设擂比武，梁羽生应报馆之邀写出《龙虎斗京华》助兴，拉开了新派武俠小说的序幕。两年后方届而立的金庸终于不禁技痒，以《书剑恩仇录》加盟，一出手就给该类小说注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和国家民族命运的主题。无独有偶，1958年，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产生重大影响，“海外新儒学”之名正式成立。同年，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彻底奠定了其在新派武俠作家中的领军地位，该书也被“金学”家们评定为金庸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除布局和场面的恢宏壮观外，《射雕英雄传》的最大特色是成功塑造了不仅为武俠小说，也为整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三个人物形象：少数民族领袖成吉思汗的形象，机智女性黄蓉的形象，尤其是刚毅木讷的原始儒者精神的化身——郭靖的形象。
　　现在回头再看，上述巧合便并非纯属巧合。这两大同时发端于香江的文化现象，不仅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而且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再生进程，共同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新的一页，是指从“五四”发端的第一个文化再生时期，至此告一段落，第二个文化再生时期则由此开始。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主流，是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缺点，多方面、全方位地引入西方文化，表现出较为激烈的反传统色彩的话，那么50年代开始的第二时期，其总体特色则呈现出对第一时期的某种反动，借用学界的通常说法，姑且称之曰“文化保守主义”。其苗头于第一时期已初露端倪，蕴藏于梁漱溟、熊十力等的新儒学，欧阳渐、吕澄师徒和释太虚等的新佛学以及“学衡”派诸人的主张中，只是至第二时期方蔚为大观。其主导倾向，是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的成分，反思并补救第一时期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并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进一步吸收和涵摄西方文化精神。若言第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化人物，当推“国民性批判”的主将鲁迅的话，第二时期的突出成就则有三：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学”，金庸小说，以及钱锺书于十年浩劫中完成的《管锥编》。第二时期降下帷幕的标志亦有三：唐君毅先生1978年逝世，金庸1972年宣布封笔，《管锥编》1979年出版。目前“新儒学研究”及“钱学”、“金学”的同时兴起，本身即说明一个创造时期已经告一段落。虽然“海外新儒学”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却不排斥中国现代文化已进入第三个创造时期这一总体趋势。
　　这个第三时期，我们正置身其中，它将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它将会留下怎样的成果？有道是“当局者迷”，或许只有后人才能对此一目了然。但也不妨作几点初步的猜测：第一，此时期受益于前两时期者均多，因而对前两时期各有的价值和贡献，当会同加肯定，同致尊重，再于此前提下作综合两者自开新路之努力。第二，对前两时期均已提出但未完全实现的要求，如制度创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有之位置、中西文化之融合等，此时期当会进一步提出并求实现；而对前两时期未遭遇，或猝然相遇尚来不及充分理解的重大精神事件，如“文革”，此时期理当作出与之相称的认识和说明。第三，在创造领域和创造形式方面，前两时期中已取得突出成就的某些形式，或难再有大的作为，如杂文、武侠小说、《管锥编》式的札记体等；反之，尚未取得充分成就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戏剧、音乐、史学等，均有可能于此时期产生更大的成果。
　　上述“三期”说，本人虽提出，却无意固守，见仁见智，均无不可。惟将金庸小说归入百年中国文化再生进程中的最突出成就之一，与诸高贤大匠并列，却是用心斟酌，也是写作本文的基本前提。故不得不详论之。
　　此看法之易让人生滑稽之感，原因不言而喻，无非在于金庸的“资格”或“身份”上。对鲁迅，不存在此问题，对钱、唐、牟诸先生的评价虽刚刚展开，说长道短， 在所难免，但他们的“候选资格”至少众人可以接受。惟独金庸先生，尽管拥有人数最为众多、层次也最广泛的读者群，尽管这一现象本身已寓示了“通俗”与“低俗”之间的区别，但其作品毕竟贴着一张“武侠小说”的标签。就因为这张标签，不仅使得许多抱持正统观念的文化人将金庸视作异类，交臂失之（如李敖就对金庸当面声称其从不读武侠小说），而且令相当一部分金庸的读者也只以消遣、游戏的眼光读之（文学本有消遣功能，此眼光单言欣赏，无可厚非，若涉评价，则有不足），而终不觉其与别的武侠小说有何重大区别。同样因为这张标签，许多已对金庸作品刮目相看乃至高度重视的“金迷”及“金学”家们，内心也不免时有惶惑之感，虽确信金庸小说的严肃品格和天才手笔，但对其意义、价值的定位宁可持谨慎态度，既免招来过猛的反弹，也免自己先就信心不足。
　　目前，大陆学界对金庸的最高礼遇是：北大授其名誉教授，一群文学博士遴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将其排列第四，浙江大学邀其出任文学院院长。虽然颇遭非议，但学界的总体态度是日趋通达、热情。相比之下，文坛倒显得颇为“冷静”，鲜有作家对这位同行的文学成就公开表示意见。我们假设，如果金庸的确仅仅是一个通俗文学的成功者，其创作并未达到值得刮目相看的境界（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便是如此），那么不屑和冷淡者固然正确，而给予有保留的赞许和荣誉者，也不过爱人之善，不必视同“媚俗”。但反过来，如果金庸的武侠创作居然达到了许多文体“严肃”的作品也远未达到的文学境界，而我们这些真心诚意地呼唤杰作、呼唤中国文学复兴的同胞却视若无睹、拒不承认，那我们岂不是无意中成了好龙之叶公？即使我们已给予了友善但不充分的褒扬——不充分便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贬低 ——恐也将终不免于心不安。因此，只要金庸小说哪怕只存在一丝一毫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就应当本着耐心和虚心的态度，先不计较其“身份”和“资格”，而直接用衡量高级文艺作品的尺度对其进行一番严格的评判。
　　这里又会遇上麻烦。且不说各人手持的尺度本难尽同，就是尺度本身也有其局限，稍不小心就会弄出“削足适履”或希腊神话中那张著名的床之类的笑话。既然这是没办法的事，还不如事先公开自己所持的尺度，就当预领“瞎子摸象”之嘲吧。
　　以我个人之见，文艺作品之伟大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中所寄托的创作人格之伟大与否，而创作人格的伟大又包含两个方面：对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文艺各门类，初无高下之分，更无“正宗”之说，日后之所以渐有地位尊卑、影响大小的区别，正是由于伟大的创作人格于其间分布的多寡不均所造成的。 但这决非一成不变，一旦有伟大的作者崛起于冷僻门类，又会改变原有的格局，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向来武侠小说之所以地位极低，正因为作者虽多，皆乌合之众，无一伟大创作人格混迹其间。《水浒》、《三国》初遭文人冷眼，但终登大雅之堂，也是因其创作人格确比当时许多面目模糊的“正宗”诗文来得更加鲜明的缘故。而诗、文能赢得正宗地位，端赖先前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创作人格多数集中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水浒》、《三国》虽压倒当时，却不能胜其先辈， 须待《红楼梦》出世，中国古典小说才得以与诗歌真正分庭抗礼。作者与作者之间，则可按创作人格的两个方面来衡其高下。仅以中国古诗为例，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可谓同臻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苏轼臻于前者而后者稍逊，曹植、王维臻于后者而前者稍逊，若再吹毛求疵，则陶潜、杜甫于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又稍胜屈原、李白。堪与此四子并列者，戏曲作者中尚无一人，小说家中惟曹雪芹一人。
　　若用这种眼光来看金庸小说，我们就会渐渐收起对一般武侠小说的那份轻慢之心，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在心中涌起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赞叹之情。正如那障目的一叶飘去，泰山就会自行出现在眼前，我们也终于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庸小说都堪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文学奇迹和创作丰碑，它足以激起我们的持久 的惊叹，并且这种惊叹在程度上是可以和李杜诗、《红楼梦》、《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之类作品相提并论的。
　　请看：这里有对各色性格和各样人生的不可思议的丰富了解，有鬼斧神工般的赋物造型能力，为我们留下了几十个栩栩如生、余味无穷的人物形象，超过《水浒》、 《三国》、《西游》中任何一部，也超过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在人世体验和艺术想象的广度方面，接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水平；这里有一位阅尽沧桑而又不弃人世的蔼如仁者，对人性之种种高贵、良善、温暖、美丽，体察亲切，各致深情，在中国文学中，不仅自《红楼梦》后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富有理想光辉的人的形象，而且在情感世界的刻画里，还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唐诗宋词后已日趋罕见的诗情画意的境界；这里还洋溢着由儒释道三家智慧陶养而成的恻怛胸襟和宗教情怀，赞天化育复悲天悯人，一往情深复度迷破执，入世间复超世间，其感人与觉人的深度，求诸西方文学，也只有少数充盈基督精神的作品可与相比，其叙事语言，亦相应呈现出雍容和顺、舒徐蕴藉的风貌，这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应具的气象；似乎不必专门指出，这里也不难找到关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近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装神弄鬼、愚人自愚，信笔挑出，皆无所遁形，而三教九流、琴棋书画，随处点染，均摇曳生姿；最后不应遗漏的是，这里至少还有一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大艺术家——能不惜十年之功修改完善已负盛名的旧作，不使其错讹流布人间，其自重、自律、自望，岂是寻常作家可比？
　　至此，我们方可较为大胆地作出两个判断：第一，金庸小说，不仅是《红楼梦》之后最好的中国小说，且当属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亦远非西方当代小说可比，而当进入世界最卓越的小说家们的行列。因此它的出现，确凿无疑地标志着中国民族文学创造力正加速复苏。
　　唐君毅先生在设想中国文学艺术的反本开新之道时，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唯文学艺术之创作，皆为天才之事。天才之创作，当其未出现之先，亦无人能加以推测，其作风亦不能由人预定。吾人所可言者，唯是如中西文化精神，将来果有 一融合，则中国未来文学艺术之天才，宜亦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之精神，并辅之以一高明之智慧与敦厚之德量。然又不当如古人之视文艺为 小道。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今中国旧文学家、艺术家，仍多只知胎息古人。模拟西方者，多侈言为艺术而艺术，而罕见宇宙人生之大观。或则以文学当为政治服务，而唯凝虑于卑近之社会现实。不知‘不能志道据德依仁’，则创造精神先自淤塞。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慧、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2]

　　可以说，唐君毅先生发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段预言般的呼唤，已经得到了它的第一声回响，而金庸小说的恢弘气象和巨大成就，亦反证了哲人的高瞻远瞩、察微知几。这份默契冥会、殊途同归，又从另一侧面表明，时代思潮于此确已发生某种总体性的转变，宜其同处一新阶段，共创一新时期也。


　　二

　　本文虽为金庸小说正名，但不等于为整个新派武侠小说张目。虽然金庸被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但总的来看，在这一群体中，他始终是个孤立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在骨子里金庸根本就不是一个“武侠”作家。
　　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主要门类，不仅在于它满足了饱受欺凌的小民百姓渴望有侠客义士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表层心理，而且它借着行侠仗义的幌子，让主人公纵横江湖，快意恩仇，更是满足了看客们下意识里的权力冲动和征服本能。一般武侠小说对人世的罪孽和苦难，不仅缺乏深刻的体察和反省，而且火上浇油，对导致这些苦罪的根源——人的下意识中的恶，极尽肯定和刺激之能事。它们的最高哲学，不过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而已。其实何止武侠小说，就是 《三国》这样的权谋小说，《水浒》这样的强盗小说，《西游》这样的神怪小说，以及许多披着高雅的外衣、逞其欲望抒写之快事的当代所谓“纯文学”，充斥的也是类似的哲学。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并未脱老派的窠臼，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它可能多了个别现代观念，在谋篇布局上对西方文学有所借鉴等等，但它迎合低级本能的愚民倾向、粗制滥造的商业作风，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当然，其中梁羽生和古龙二人，又稍有别于同侪。梁羽生之长，在品位较雅，对商业化倾向有所抵制，但其对人性理解不深，才力也显孱弱，难臻艺术表现之胜境，只能相当于明清时代的某些诗家。较之古典文人梁羽生，古龙则属浪漫才子，能将自己富有热情的个性写入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此本领已非名家莫办。但其也有一般浪漫派作家的通病：对人性体察不广，除了自己的个性，浑然不知其他；且成名后遂粗作大卖，放纵酗酒，也正应了不重精神修养的浪漫才子大多难免的结局。古龙，与西方的大仲马或在伯仲之间。
　　现在回头再看金庸，我们就不免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也来凑武侠小说的热闹？要知道，他关心的东西和一般武侠作家所关心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啊！或许是一个 “侠”字吸引了他吧？的确，金庸赋予了“侠”以从未有过的崇高内涵——超过《史记》和唐传奇中对侠的理解，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实际已是儒墨的境界。但一个“侠”字，又怎能完全涵盖得了金庸的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是关于主人公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小说，抛开其中的打斗场面，它们相当于《威廉·迈斯特》、《约翰·克利斯朵夫》、《绿衣亨利》这样的西方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神雕侠侣》同时又是一部言情——言死生不渝的至性至情之作，说得上《红楼梦》后又一部“情书”；《倚天屠龙记》，呈现的是仁爱胸怀和欲望世界的对立，呈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部分感化和后者对前者的最终得势；到了《笑傲江湖》，仁爱胸怀已放弃感化世界的努力，它转化为一种自由人格，只想从充满野心倾轧的社会历史中突围而出，所以有论者称之为一部“隐士之书”[3]；《天龙八部》，则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4]，苦海无边，报应不绝，终于佛光普照，破痴化孽，各自还归各自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于封笔之作《鹿鼎记》，已是无武无侠，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更像历史小说了（《鹿鼎记》当然不是什么历史小说，但它勉强算得上一部“历史隐喻”，只是这部“隐喻” 也成了金庸本人的“死穴”，为其一生创作尤其是精神追求收了一抹最大的败笔。其伟大底下的俗气，严肃背后的油滑，尽见此书，其人在现实中的种种“乡愿”行为，也或能于此书找到恰当的心理说明。此书一并道出了金庸为何终未能与世界最伟大作家并驾齐驱的真正原因：同为“盖棺”之作，托尔斯泰是《复活》，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雨果是《悲惨世界》，但丁是《神曲》，而金庸拿出的却是一个“韦小宝”，其间的差距及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源，引人深思。但瑕不掩瑜，更何况，“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不必苛责金庸没做到的事情，还是先来看看他已经做了些什么）。
　　许多人都同意，金庸改造和提升了武侠小说。这看法固然不错，却容易引起一个误解，仿佛在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便有了一个新的、更严肃的发展方向。但事实并非 如此。金庸之后，武侠小说重归流俗，新作者中较有影响的如温瑞安、黄易等人，无论就思想境界，还是人性描写深度，比之金庸都呈现出较大的滑坡。这不光因为金庸的天才百年罕遇，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真正关系，其实正相当于《堂·吉诃德》与欧洲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关系，也相当于《红楼梦》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改造和提升，同时也就包含着总结和否定的意味；而后者长期强打精神地发展，仿佛也正是为了等待这样一个自我否定物的出 现，因为在这一否定物中，它终于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但一直未能表现的光辉和意义，从而心甘情愿地宣告自己的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就是为了成全一个金庸，而且也只能成全像金庸这样的“同床异梦”者。当然，寿终正寝，不等于是再没有了，只要还有看客，总会有人去写的，只是写什么，怎么写，都已无关紧要。
　　为何说金庸与武侠“同床异梦”？这原因植根于香港当时的特殊地位。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文化，从一开始就伸展出它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一部分超然于政治对立之外的中国人的栖居所，中国百年文化反思的自然进程在这里未被打断，思想和哲学的探索未受外力干扰，因而这里就成了“海外新儒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 ——这也是香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虽然要等到80年代大陆才开始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大都会和贸易港，它必然也要产生适应现代市民趣味的商业文化，这就是满足报刊需求的新派武侠小说和影视文化，它们也在80年代后风靡大陆。这两翼本来各行其道，但阴错阳差，它们之间居然出现了一座桥梁，这就是金庸小说。
　　从本性上说，金庸当然更适合从事严肃文化的创造，而且推动他创造的动力，和推动唐君毅及其他许多海外华人的，都是同一种关怀：如何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如何使她在精神上、人格上重新站立起来？并如何重新有贡献于世界人类……稍有不同的是，对于唐君毅，青年时代即已确定哲学为其终身志业，而金庸，虽然自小便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却做过外交家的梦，只在碰壁后才又回到文学的追求上来，但一直蹉跎到三十出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从这点上说，梁羽生掀起的新派武侠小说大潮，可谓及时搭救了金庸，使他发现这种娱乐消遣的形式却富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完全可以容纳更深广的人生思考和更丰富的文学内容，而且它的本土化形式和古代社会背景，比起西化的、纯写实的新文学来，更有助于表现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及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重新探索。若不是金庸积蓄已久，便不会第一部作品就显现出非凡的气象，而初战告捷，又坚定了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当然，他那时还不可能意识到，武侠小说其实早已在等待他的“加盟”，等待一个卓越非凡的创作人格，在百年文化忧患的大背景下，将自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有贡献于民族灵魂的高度。正因为金庸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武侠作家，他才能一方面借助商业文化的手段，表达自己内心严肃文化的追求，并和其他严肃文化创造者们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在商业文化中源源不断的注入严肃文化的血液和品格，使之放射出从未有过的理想的光辉。这样，在彼时彼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金庸就成了一座沟通严肃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桥梁，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雅俗共赏的魅力。当然，这种现象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以此要求每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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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刘国重36Lv 14 时间：2014-07-20 11:10:13
　　那些惋惜金庸择业不慎的人们，恐怕内心多少抱有“严肃文艺=写实文艺”的教条。其实他们不妨想想：若金庸真走写实的道路，以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提供给他的现实材料能有多广阔、多深厚？香港百多年来，又出过一个真有成就的写实作家没有？其实何止香港，就是当时的大陆也不具备伟大的写实小说产生的条件。一般而言，某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发展具有或逐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时，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有了产生的可能，而要显现为伟大的写实文学的面貌，还须加上一个具体条件：该民族已发生某种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变，或处于世界性事变的前夜——因为只有在这时，现实才会直接提供不仅事关该民族命运而且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材料。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才带来了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写实主义的繁荣；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写实文学的异军突起，正好预示了俄国革命这一世界性事变的临近。反过来，鲁迅的写实小说在成就上的局限，则多半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暂时还说不上有何世界性的意义。金庸小说的出现，固然表明中国民族的精神再生已日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但并不能据此推断何时一定出现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有的民族，比如德国，即使在她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未产生过这类小说。
　　汤因比的“挑战—回应”理论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在她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这时该民族的全部生命力都被调动起来应对这些挑战，如果应对成功，则民族生命进入一新的阶段，民族文化得到新的发展，若始终作不出有效的回应，民族生命就会日趋衰弱乃至完全枯竭。俄罗斯文化在十九世纪的全面勃兴，就是有效回应关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挑战的结果；而历史上最早兴起的一些伟大文明，则因对后来出现的重大挑战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而归于衰绝。对中华民族来说，和西方文化的遭遇，正是这样的生死攸关的挑战。某个曾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民族，在她的生命力有所衰弱时，猝然面对重大挑战，她必然难以立即作出有效的回应；但在败退下来之后，她能否从古老的源头和悠久的血脉中重新寻得支持和力量，使自己不至于一败涂地，她能否稳住阵脚，恢复元气，并终于作出成功的回应而东山再起——这则是汤因比“退出—返回”理论所关注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寻找“回应”之道和“返回”之途，他们相互冲突，激烈论争，各行其是，但大家都在不知不觉向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每一代人都不仅要继续回应西方文化这一共同挑战，还要回应上一代人留下的挑战，具体到唐君毅、金庸、钱钟书这一代人，他们就不能不对“五四”先辈们的挑战作出回应。“新儒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本民族最深的源头，以收拾濒于虚无瓦解的人心；接过“五四”的“民主”和“科学”主张并赋予新的内涵，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新“外王”之途；批评“五四”忽略宗教的错误，充分探讨和肯定几大世界性宗教各具的价值，并将儒家的真精神明确提到宗教的高度，以期在未来岁月与世界各大宗教一起并肩担负人类共同之命运。钱钟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中国诗性智慧和诗学文化的长河，以唤起民族灵魂对其最悠久的诗心的记忆，拆除“五四”以来中西诗心之间的隔膜，本着心同理同的原则，使二者聚于一炉，往复沟通，并在这一领域初步完成了中西之融合。金庸则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他们中惟一的艺术家，他必须对“五四”时期最大的艺术家、“国民性批判”的大师——鲁迅作出回应。
　　鲁迅，作为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一系列饱受蹂躏又浑浑噩噩的下层民众的塑造者，作为范爱农、魏连殳这一系列觉醒而复归毁灭的智识分子的表现者，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层层淤积的黑暗，及这一黑暗对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戕害的深刻洞察者，在新文学传统中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同时，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倾向的作家，其中不乏有人想为那撕裂的伤口敷上药膏，但终究抵不过这位民族灵魂的拷问者那犀利的鞭挞。对于鲁迅，还可特别指出两点：第一，鲁迅终其一生，都对他所看到的黑暗抗争不懈，的确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过越到后来，这黑暗在他心中的分量就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重（当代论者摩罗对此有很好的阐释[5]）；第二，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名文中，鲁迅已经意识到，除了他笔下的人物，还有别的中国人存在，那些人才是 “中国的脊梁”，但他已来不及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人物了。那么，同样是塑造中国人形象、刻画中国人性格的民族艺术家，金庸究竟以何种方式对鲁迅作出了回应呢？
　　如果简单说，则可一言以蔽之：金庸恰好做了鲁迅没来得及做的事。但更深的原因，还应当从金庸创造的阅读奇迹中去寻找。很少有哪部小说能象金庸小说那样，吸引住几乎一切能阅读的中国人，这种魔力已非通俗的形式所能解释。容格极富独创性的“神话—原型”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猜测个中的秘密。
　　容格通过研究《浮士德》等某一民族的经典作品发现：这种经典艺术的力量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反复沉淀的原始意象，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并潜伏于每个该民族成员的无意识深处。一旦我们接触到抓住并表现出这些“原始意象”的艺术品，我们就会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不约而同地和它发 生强烈的共鸣，容格称这种情形为“神话情境的瞬间再现”——“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过的心弦，仿佛那种我们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容格激情洋溢地赞美那些能激活“原始意象”的天才艺术家：“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 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在容格看来，“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奥秘，也正是它对于我们的影响的奥秘。”接着，容格说出了一段似乎也是“原始意象”帮助他说出的话语——“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 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艺术家捕捉到这一意象，他从无意识深处提取它的同时，使它与我们意识中的种种价值发生关系。在那儿他对它进行改造，直到它能够被同时代人所接受。”
　　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浮士德》和金庸小说都回避了现实人物——它们从民间传说或遥远的古代取材，正是为了帮助现实中的人们补偿自身的某种片面和匮乏。当本已渐失自信的民族灵魂复遭到批判者的重创，转而自惭形秽乃至逐渐滑入虚无的深渊时，这种“神话情境”的缺失和“原始意象”的压抑，就自然造成了一种“片面和匮乏”。这时就需要一道“仁慈的力量”，使破碎模糊的“民族神话情境”得以再现，抚慰并重新振奋萎靡彷徨的民族灵魂，让它借此“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并从中吸取力量。
　　正是这一再现“民族神话”的需要，才不仅揭示出金庸小说广泛感染力的秘密，而且根本就是金庸小说之所以问世的真正原因——“正如个人意识倾向的片面性从无意识的反作用中得到纠正一样，艺术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和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6]
　　（1999）

　　注：[1]见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并见严伟英《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2]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修订二版。
　　[3]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
　　[4]见《天龙八部·附录》陈世骧致作者信。
　　[5]见摩罗《自由的歌谣》“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6]见《容格文集》“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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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e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13页罗孚、梁羽生
香港文化出版界的“帮主”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和金庸有过关系。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帮主”之地位。《信报》老板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报》，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建立《信报》，成为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现《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都曾经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后《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曾经是《明报》校对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过《明报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和战斗过。

    多年来《明报》一直在与胡仙的《星岛日报》和马家兄弟的《东方日报》争夺香港读者市场。金庸很有自信，他常对人说：“胡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我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个穷小子。” 胡仙在香港受到尊敬，但是金庸更是被认为是英雄——《明报》是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的大关怀，在所有的月刊里，是办得最好和最公正的。而《东方日报》的马家兄弟虽然也是从果菜贩子变成的百万富翁，但是他们不过是一些热爱丑闻的报业业主，毫无理想和追求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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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对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人物周刊：几十年来您一直喜欢看武侠小说，您最喜欢哪几位的作品，为什么？
余英时：我的消闲活动不多，读武侠小说是其中之一，但这是早年学生时代的事，中年便停止了。我是从读传统武侠小说开始的，青少年时期喜欢《七侠五义》、《小五义》之类的公案小说，《水浒传》更是不在话下。
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新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之类的作品反而对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1950年代我在美国读的武侠小说主要是梁羽生和金庸两家，但以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最合我的口胃。
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当“大师”之称而无愧。1970年代我回到香港工作了两年，和金庸变成了朋友，对他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但是我们的关系主要是“棋友”而非“侠友”，因为我们对围棋有共同的嗜好，曾多次晚间到他家中参加棋会。我记得只有一次棋会之后谈及他的武侠作品。他自己最满意的是封笔之作《鹿鼎记》，恰好新儒学大师牟宗三是他的知音。牟先生也是棋友，每次都和我同去下棋。这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交游生活，但已是30多年前的旧事了。1992年我因事重访香港，和金庸兄在稠人广坐之中匆匆一晤，可惜没有深谈或手谈的机会，至今引以为憾。回美后承他寄赠一整套修订本武侠全集，我珍藏在床头，时一翻阅，如晤故人。借用钱钟书先生的俏皮比喻，我不但喜欢吃鸡蛋，而且更喜欢那只生蛋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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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古诗文不是背背就行


有“一贯批判中国教育派人士”认为，古诗文篇目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又该加重了，连带着咒骂一下中国教育死记硬背的传统。我最尊敬的当代作家章诒和老师对此评论说：“没有古文底子，汉语文章是写不好的。骂我吧！古文必须死记硬背，再骂我吧！”章老师的率直可爱让我忍俊不禁，更何况她说的都是真理。

业师陈沚斋先生在《百年文言》一书的前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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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是文言文的后续与延伸。林纾云：“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梁启超认为，要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朱光潜也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白话文由于易学易写，也就容易粗制滥造，失去文言的滋润，白话更会变得粗糙干枯。好的白话文，须用加工、美化了的语言去制作。胡适所主张的“以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长。文言文惜字如金，简练如诗，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范本。文言文中不少词汇、典故，还可以继续进入白话，不断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遗留下来大量成语，已成了现代汉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言简意赅，大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提高了白话文的素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须好好继承，更不应随意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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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挚爱的当代作家，像金庸先生、曹文轩先生，他们典雅清丽的语言，正是沾溉于文言的源头活水。而读着失去文言滋养的政府公告、媒体社论，常常让人觉得身在春秋第一世。

古诗文也必须要经记诵之功，始克大成。本来博闻强识就是做中国学问的基础。其实岂但国文需要记诵，英文法文，又何尝不然。辜鸿铭先生曾对人言，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从小教他们背儿歌，大一点就背《圣经》，光是浮光掠影地读，学不好英文。辜先生在北大时，有学生问他如何才能了解西方，他的答案是先背诵一部西方名家的著作打基础。他自己的英文、德文纯正典雅，正得益于莎翁名剧、《浮士德》自幼即能全文背诵。回想我当初考博士，英文已丢了十一年，也不过只是背诵了《新概念英语》第四册，就轻松过关了。

但是，背诵之功，只是学习语言文学的第一步。不要求背诵，却希望孩子能从古诗文中汲取营养，固然是教育的反智主义；光是背诵，不讲解，却是教育邪教。而普通中小学条分缕析地假“赏析”之名，行传授考试套路之实，同样不见高明。他们都忘了古诗文教学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是用典雅的古诗文去培养学生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须知诗教不止是语言的教育，更是品格的教育、人文的教育。

教育教育，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教，而忽视了育。教育的教，不过是手段，而人格的长育、品性的完全，才是鹄的所在。学生的性情如何长育？靠的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修行。因此好的老师，不是能向学生传授最多知识的老师，而是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自主成长的老师。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教育学修合一、学而时习的思想，就颇值得重视。

《大学》有云：“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意思是经由“学”而向道，譬如玉工治玉，把玉胎中玉石中剥出来，这不过是粗放式的切磋之功，“学”，是从老师那里、从往圣先贤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过程；而经由“修”来证道，却像是玉工把玉胎雕琢磨治成精美的玉器，那种靠着自身体证实修的过程，才是真正入心的教育过程。《论语·学而第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董楚平先生认为这三句话是孔子办教育的“学生守则”，非常有见地。学而时习，就是知识的学习一定要济之以身体力行，如此方有真正的进益。

古诗文之道，光是背诵、讲解，或者像现在一些中小学老师那样加一些吟诵，都是远远不够的。前一阶段，一位著名学者参加某卫视的益智节目，参加节目的都是各地最优秀的中学生，记诵能力十分了得，堪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偏偏主持人不凑趣，非要让参赛同学作诗一首，以纪其行。这些记诵能力一流的中学生，马上抓瞎了，大多数交了白卷，即使勉强成篇，也写得惨不忍睹，不知有韵，无论格律。这位学者感慨，他们背倒是背了，可是全不入心，一旦高考结束，可以断言都会忘得精光。他更无法想象，这些中学生，从小学开始，他们的老师都没有教给他们国诗的基本文体要求。

徒恃背诵去学古诗文，绝不可能入心，绝不可能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如何让学问内化为生命，其实往圣先贤早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让学生亲自操觚，学习古诗文的写作。从前的私塾，总是让在学生背诵经典的同时，还要学着对对子、写律诗绝句，作小题文、大题文，学生自己学会了写，知识才能内化为生命，学问才能直接性情。只是背诵，或者由本不是诗人、本来就是诗歌的门外汉的老师像给白话文分析段落大意一样去分析古诗文，只会让学生更加憎恶文言文。

我想起我高中时，因为偷偷写诗，竟然被本身就是语文老师的校长当众讥嘲，后来因为我语文永远年级第一，才对我稍加青眼，但我之所以当年语文成绩保持着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不败纪录，之所以今天成为还算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之所以凡是听过我课的学生，都认为我讲古诗文无人可及，其实不过就是因为我懂创作罢了。我大胆说一句，一位懂得创作的中小学语文老师，他在讲授古诗文时，一定比没有创作实践的老师讲得更精彩、更深入；一个懂得创作的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也一定远超过只会背诵和只会解题的学生。

幸好，在体制内的学校中，我发现已经有如同上海交通大学附小的丁慈矿老师的同行，注意到传统教育学修并进的优长，在小学开设了对对子的课程，让学生从小懂得汉语的声韵之美，文辞之丽，并出版《小学对课》一书，风行海内。他的学生，都是有福的。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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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 ——徐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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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鹿鼎记》刚在报上刊载的时候，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金庸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与其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1]但是这个“故意的”行为，是否如作者在后记中接下来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呢？我以为，理解金庸何以要作《鹿鼎记》是理解这部作品题旨的关键。

　　《鹿鼎记》的故事脉络是延续金庸早期著作《碧血剑》而来。在武侠小说创作界，例有为自己作品作续篇的传统。金庸自己就有《射雕》三步曲的宏制。但是《射雕》三步曲中《倚天屠龙记》已自矫矫不群，更多的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从《天龙八部》一著开始，金庸更是进入了“自为”地创作的阶段。在写作《鹿鼎记》的时候，金庸已经成功地塑造了“无为无不为”的侠客令狐冲，从而达到20世纪人类认识自己(人类的个体)的最高境界。金庸自己也表示，在他笔下所有人物形象当中，他最愿意做令狐冲。金庸小说主要承继西方19世纪主流文学的传统。古典西方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自己。既然《笑傲江湖》已经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金庸有什么必要去尝试“新的创造”？不错，《碧血剑》是金庸最不满意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2]一语间接地得出结论。但《鹿鼎记》既非《碧血剑》的续集，只是基于时间的设定，《碧血剑》中的一些人物：九难、何惕守、归辛树等又在《鹿鼎记》里出场罢了。作者决不至于因为早期的一部很不满意的作品而特为写一部新作。如果作者存此心愿，自当写一部《碧血剑外传》(如《飞狐外传》之于《雪山飞狐》)，却不是另起炉灶创作可谓惊世骇俗的《鹿鼎记》。金庸明知《鹿鼎记》将会因其与从前的小说截然不同而可能剥夺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却依然要执行其写作计划，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基于完全不同的创作理念。即金庸自己所说的：“《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它被创作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个体，而是为了认识人类的群体，亦即社会。

　　《鹿鼎记》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论断，即诗是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偶然性，而诗却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规律的规律来描写的。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人性”[3]，他认为小说不但可以描写政治、描写历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中国传统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在“说故事”，不但描写人性的作品罕有其睹，即使是描写世态人情之作亦非夥颐，仅得《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而已。近百年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已为世所公认，尽管时有不同的声音，也尽都被压制了。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介入历史，能够深刻描写社会，便会很自觉地把《红楼梦》当作他创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标。《鹿鼎记》第50回有一段话：“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忽然提及曹寅，不为无因。不仅如此，为了说明“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记》后记当中列举了哈姆莱特、罗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么多的文学形象中，单单以贾宝玉作为与韦小宝相比较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金庸要把韦小宝当作贾宝玉的对立面来写。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考察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意旨，其间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

　　学界围绕《红楼梦》的题旨聚讼多年。正像罗忼烈教授所说的：“封建时代，人们认为《四书》、《五经》比任何典籍都高出几百倍，所以把其他的书束之高阁，唯此是务。现在《红楼梦》取代了《四书》、《五经》，红学专家取代了经师，他们的著述比《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只多不少。”[4]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这两派研究的方式都不是文学的研究方式。尽管考证派标榜自己比索隐派更加科学，不去解“笨谜”，然而，不是从艺术直觉出发而是从别的“非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文学的问题，考证派同索隐派之间并无根本分野。大抵来说，考证派走的是史学的道路，索隐派热衷于凭空假设体系，可以说是哲学的道路。真正以文学研究方法理解《红楼梦》的第一部著作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当中，王国维凭借他天才的艺术敏感，领略到《红楼梦》文本下隐藏的深刻悲凉。他认为，《红楼梦》是宇宙间一大悲剧，是与《浮士德》交映生辉的悲剧双璧。由于当时文艺美学的术语尚未完成建构，王国维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始没有可以商榷之处，因为依照严格的术语体系，悲剧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红楼梦》是不能够被称作悲剧的。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是自王国维以来这一类研究方式的集大成著作。这种感发式的研究方式比较容易触及作品的审美内核，缺点是先验的成分太多，如果过分相信既定的理论框架——比如王国维之于叔本华，李劼之于尼采、斯宾诺沙，就容易陷入“六经注我”的境遇当中。因此，光是有艺术直觉是不够的，研究者只有从作品的内在矛盾出发，寻找出作品的隐藏症候，才能最终理解作品的题旨。

　　或许是因为学科分类太过专门化的缘故，长期以来，以抒情文体研究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没有能够引入到小说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的畛域当中。而小说理论恰恰不太适于《红楼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人们的习惯说法，其实即使是明清之际，《红楼梦》也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一般的明清小说为着叙事，而《红楼梦》的目的却是在抒情；一般的小说是在描写，而《红楼梦》却是在刻画。没有比《红楼梦》更加琐碎的描摹，——《镜花缘》琐碎到不像文学而近于教科书，《红楼梦》的琐碎只有在汉大赋当中才能够见到。《红楼梦》的琐碎不是体现在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或行为描写的过程中，而是体现在作者对于纤弱、绮丽的美的描摹上。根源于这种审美旨趣而架设的大观园是《红楼梦》艺术世界中的一方净土，作者对于它描摹得不遗余力。不仅如此，凡是一切纤弱、绮丽的意象都是作者要花大力气着墨之所在。没有一种叙事文体会像《红楼梦》那样注重意象的问题，意象是为抒情而服务的，《红楼梦》的抒情姑无论其是否“善”或“美”，至少是真挚而且深沉的。一般的明清小说其本质是话本，而《红楼梦》的本质却是诗。在表达方式上，《红楼梦》尤其偏爱诗词创作中惯用的“赋”的形式。而我们知道，“赋”作为主流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两个时期曾经出现。文治武功最称鼎盛的西汉是中国人所经历的第一个现实的盛世，汉大赋的适时出现充分折射出汉代社会自豪、积极的进取精神。明清之际以吴伟业首倡，影响中国文坛垂三百年之久的梅村体歌行又一次把“赋”当作其主流话语方式。在经历了晚明的金粉浮华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更亲历“亡天下”(顾炎武语)之惨，剩下的只有对于往昔的无限追怀和对末世的病态依恋。《红楼梦》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红楼梦》就是小说化了的梅村体。《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今天的人们或许会依据当代的眼光，指出《红楼梦》所具有的男女平权的意识，而此一点初与作者原意无涉。作者对于晚明的文化气脉抱有相当程度的同情，而晚明的文化气脉基本上是纤弱的、秾艳的、甚至是颓唐的。一部《红楼梦》，充斥着对于末世浮华的病态依恋。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为了实现自身文化的独立，标出一个“情”字来对抗儒教的“理”。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情”之一物同“肉欲”又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思潮的流亚就是明末书坊间大量生产出来的性爱小说以及以“水磨腔”为表征的昆曲。依照《礼记·乐记》的标准，昆曲是很典型的“淫声”。所以说晚明气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淫”。[5]《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此段明为《红楼梦》一书题旨所在。明清之际多有标榜情欲的小说或拟话本，它们能够被创作、被流播，其根本原因当在迫切需要文化上独立的市民阶层对于传统礼教的自发反抗。《红楼梦》则把这种反抗上升到了终极理想的层面。换言之，《红楼梦》的作者以士大夫的面目把市民阶层的自发的文化革命推进到了自为的阶段。《红楼梦》是一部排满的小说，但是作者的排满意识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尽管具有个性解放的萌芽，但其主要特征是颓靡的、放纵的。清代前期的文化则还不曾被腐朽的汉文化所完全侵蚀，仍然具有刚健的、积极的世俗精神。这种文化气脉是自北向南而渐的。《红楼梦》作者家族久处江南，作者仍及亲炙晚明文化，当他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北方的新文化的时候，他的文化失落感是无比强烈的。作者借写荣、宁二府的衰败，表达他对于旧文化衰亡的不尽哀惋。如果说南明时代的《燕子笺》是所谓的“亡国之音”，那么《红楼梦》就是“亡天下”之音。自《红楼梦》以后，明代的文化气脉彻底消歇。

　　“遗老遗少，无时无之。”[6]《红楼梦》就是一个文化遗少在顾影自怜的时候的呓语。我们尊重这些人的文化选择，同情他们的际遇，但是，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只有那种“圣之时者”的作品才具有恒久的价值。而《鹿鼎记》就是这样的一部鸿篇巨著。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也带来了北方民族刚劲、质朴的文化。《红楼梦》是一部“骸骨迷恋”的作品，它的文化精神是阴柔的、女性的、颓靡的、自恋的。《鹿鼎记》却崇尚一种阳刚的、尚武的、上升的、江湖的精神。《红楼梦》对于后一种精神极端排斥，像薛蟠这样的人遭到无情的嘲弄。[7]然而在《鹿鼎记》当中，我们却看到隐藏在“浊臭的男人”——包括天地会群雄和满口“他奶奶的”的御前侍卫们——身上的强健的生命力。《红楼梦》已经虚弱到退守一隅，依靠大观园的自我封闭来固守即将飘逝的旧文化，《鹿鼎记》中韦小宝出生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扬州，出于对尚武精神的追求，毅然跟随茅十八北上，并且在以后的生涯之中北至罗刹国，南至昆明，以饱满的生命力迎接江湖的洗礼。《红楼梦》的作者欣赏所谓的“雅趣”，而《鹿鼎记》则将之解构为酸秀才的吊书袋：

　　查伊璜一挥而就，交给顾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吗？”顾炎武接过，吕留良就着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极，好极。”吕留良笑道：“这句‘岂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称吴国，竟应三百年后我叔侄之姓氏’，将这个‘吴’字可扣得极死，再也推搪不了。”

　　顾炎武笑道：“这两句‘欲斩白蛇而赋大风，愿吾侄纳圯下之履；思奋濠上而都应天，期吾侄取诚意之爵。’那是从六奇兄这句‘欲图中平、开平之伟业，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之中化出来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样葫芦，邯郸学步。”天地会群雄面面相觑，不知他三人说些甚么，只道是甚么帮会暗语，江湖切口。

　　再看韦小宝：

　　韦小宝心中虽对顾炎武颇为敬重，但这三位名士说话咬文嚼字，每句话都有典故，要听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们多谈得一会，便觉周身不自在，听说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们三位老先生赌钱是一定不喜欢的，见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吓得魂不附体。我若是骂一句‘他妈的’，你们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还是快快的请罢。”

　　更思忖道：

　　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个个也都是读书人，偏是那么有趣。江苏省那些大官，好比马抚台、慕藩台，可也比顾先生、查先生他们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吴之荣这狗头也胜于这三位老先生了。[8]

　　《红楼梦》当中林黛玉为《牡丹亭》的感动是那样的纤弱和不健康，充满自恋的情结：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9]

　　林黛玉不过是念了《四书》，[10]就沾惹了酸腐文人的怪习气，她的这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脾气其实正是晚明孱弱文人的通病。而崇敬尚武精神的韦小宝则只爱看“打得结棍”的武戏。台上演“游园惊梦”，两上旦角啊啊的唱个不休，韦小宝听得不知所云，也就很不耐烦。对与《牡丹亭》同处在一个系统之下的《思凡》，韦小宝也是毫无兴趣。[11]二著文化气脉之迥异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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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鹿鼎记》后记
　　[2]《碧血剑》后记
　　[3]《笑傲江湖》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4]罗忼烈1979年8月3日致王季思函，见《玉轮轩曲论新编》8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5]关于昆曲的“淫”的问题，余另有《从昆曲到皮黄》一文申论之。
　　[6]《兼于阁诗话》“杨云史”条，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7]第28回
　　[8]第40回
　　[9]第23回
　　[10]第3回：“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
　　[11]第10回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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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红楼梦》，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而《鹿鼎记》则明确告诉世人，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胜利者。从身份上说，贾宝玉生于钟鼎簪缨的贵族之家，衔玉而诞，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有；韦小宝则出身市井，生身之母韦春花是色相已衰的妓女，古语云笑贫不笑娼，韦春花则是一个贫娼，少年韦小宝无疑地处在社会最底层。二人结局更大大不同，他们都是对自己原有阶级进行了颠覆。其实从资质上说，两个人是很相像的，都聪明而不肯用功。贾宝玉固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韦小宝之顽劣不学则尤远过之。韦小宝做得到的，贾宝玉断断乎做不到，贾宝玉所拥有的批判性态度，韦小宝也永远都不会有。对于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贾宝玉先是避世，终于弃世；韦小宝则采取的是一种间世的态度：既不是像传统士人如书中顾炎武等人那样积极入世，也不曾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消极出世，而是左驾权力，右骖金钱，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当中，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他们天性相似而后天不同，始终有若参商，实因此二人在现实中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之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对人的社会生存和生物生存的压制。这种压制是为了保证人类全体的进步。人的各种基本的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本能所追求的满足，永远是文化所不能给予的。因此，本能因其破坏性力量而必将受到文明的严酷压制。人类逐渐地认识到，追求直接却不稳定的满足未若追求延迟但是可靠的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无论是人类的幼年期还是一些个人的幼年期，都曾有过快乐的阶段。这种心理机制的最终不得不转变实是一巨大创伤。因此，当人类需要向沉淀的记忆搜寻从前的快乐光景时，必定会为失去的乐园而黯然神伤。贾宝玉是一个不肯完成心理机制转变的典型。他坚持快乐原则，仗着家族的余荫，他能够拒绝面对现实。他在宁国府上房内间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1]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实因男子多循现实原则生活。《红楼梦》之源，不是上溯到有史记载的年月，而是溯自鸿蒙初开，文化还未开始压制人类的“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即表明曹雪芹也是对最初的乐园永远企望。

　　但是贾宝玉所希冀的理想的女儿国其实是建立在一种相当无耻的心态之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不但妙玉“欲洁何曾洁”，就是大观园中的水，“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2]对于权力话语，《红楼梦》没有任何能力加以消解，只能在大观园这个自我闭塞的世界当中自欺欺人的过活。尽管贾宝玉宣称自己是如何的看重女子，而这种看重实根源于他彻底的自恋癖。见到一个与他根本无缘的唱戏的女子，他的泛爱主义就又抬头了，此所谓“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也。[3]更为过分的是，他见了袭人的两姨妹子，就念念不忘：

　　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在他，这种想法当然是很诗意的，袭人却早觑破他孱弱的灵魂，用冷笑来回敬他的无聊：

　　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4]

　　贾宝玉认为男人都是浊臭逼人，唯独他自己是个例外。然而他又不能带给女性以任何的保障，所以他只是看重而不是尊重女性，他的一切两性行为都是任性的，而不是自由的。无论他怎样的宣称自己如何重女轻男，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女人不过是他的奴才。他追求的是在女儿国当中绝对权力的放纵，不论他实施权力的方式是否温柔，权力就是权力。相对于贾宝玉，韦小宝更具有平等的意识。韦小宝的妻妾们无疑也比大观园中供贾宝玉泄欲的女子们要快乐得多，幸福得多。正是由于韦小宝，方怡才不致终身埋没，苏荃也重新过上性生活，阿珂和建宁也不至于遭受罪臣之妇的侮辱。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继《会真记》以后最重要的阴谋文学。曹雪芹也许不像元稹那样伪道学，然而他却能对“无行”加以诗意的赞美，这无论如何足以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两百多年以来，曹雪芹欺骗了多少的“红学家”！只有周汝昌才真正领会到了《红楼梦》的精髓。他知道，《红楼梦》的本质不是尊重女性，而是为玩弄女性提供诗意的合理性。所以，当他有机会意淫一位女诗人的时候，就恬以贾宝玉自命，写道：“曾是红楼梦里人，偶来重阅物华新。精魂每验前生印，俊语时翻古句新。称才女，赞佳文，江湖闺阁气纷纭。须眉浊物怜吾辈，那识通灵一性真！”不仅如此，他还在附注里面说：“公元1996年，廿四岁之尽心女士，如何能体会、深化、创造中华汉文韵语的情怀境界一至于此？良不可解。最好的解释是她带来了三生的经历与造诣。除此以外，我都不信是真理。”[5]肉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不愧是《红楼梦》的精神信仰者。

　　贾宝玉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是因为得到贾母元春的庇护。人类的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转为现实原则是被强迫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父亲一手执行的。贾宝玉最怕的是贾政。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贾宝玉尚能按照快乐原则在大观园中生活，因为有贾母元春的庇护。毕竟父亲只有一个，他的权力也就有限得很。韦小宝的母亲是妓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小畜生，小乌龟’的骂不停口。”[6]他“在妓院中吃饭，向来只是坐在厨房门槛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来的鸡鸭鱼肉。菜肴虽是不少，却从来不会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7]韦春花的特殊身份为韦小宝引进的是泛父。所有的人都能够行使父亲的职能，以致韦小宝尚未来得及品味本能被压制的创伤就完成了由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在保存自己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不学而能。在韦小宝摆脱了泛父阴影后未久，他即获得了代父陈近南。[8]这个代父并没有时间管束他，但带给韦小宝心理上的压力还是够瞧的：

　　在这位英气逼人的总舵主面前，韦上宝只觉说谎十分辛苦，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这种情形那可是从所未有，当下便将如何毒瞎海老公，如何杀死小桂子，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监等情形说了。[9]

　　在父权的阴影之下，韦小宝学会坚持现实原则，故此方能一次次地履险如夷。

    贾宝玉是一个虚弱的贵族——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他已经虚弱到只剩下顾影自怜，而韦小宝则是强健的平民。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为的是表达他对于行将灭亡的贵族的不绝哀歌。金庸则意图告诉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韦小宝那样遵循现实原则的人才会获得煊赫的成功。《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充满了无耻的自恋情结，而隐藏在《鹿鼎记》背后的则是历史的睿智。《鹿鼎记》是一部反《红楼梦》，它的基本精神是男性的、爱仁的，表达了金庸对于人类全体的历程和现状的悲悯。《鹿鼎记》不是对《红楼梦》的续貂，而是完全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金庸以其不世出之才绘制了《鹿鼎记》这样一幅宏大的历史图卷，也通过塑造韦小宝这个前无古人的文学形象，在中国第一次廓清了人们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想像。在西方，歌德早就指出，“抱怨卑贱的目的毫无用处，因为无论人们说什么，都是它们支配了整个世界。”而在中国，一直到了《鹿鼎记》出版，才终于由金庸高屋建瓴地指明历史的本质。《鹿鼎记》中反映的历史，便是人类文明社会永恒的历史。很多读者无法理解，一位多年在作品中鼓吹贵族精神、悲剧意识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的作家，何以要创作《鹿鼎记》这部描述卑贱和平庸的成功的小说，我以为，金庸意在表明的是，道无术不行，贵族阶级只有学习韦小宝的手段，才能获得他们早该拥有的利益，而贾宝玉式的幽闺自怜，只会让这个阶级更加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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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第5回
[2]第23回
[3]第30回
[4]第19回
[5]1999年1月7日《北京晚报》c第21版
[6]第5回
[7]第2回
[8]第44回：“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9]第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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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王蒙笑谈《红楼梦》：韦小宝很适合大观园


2003年12月4日16:43 　 　 来源：[ 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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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2月4日电　在3日举行的“金庸·王蒙对谈会——话说《红楼梦》”上，两位小说家妙语连珠谈红楼，引得观众不时轰然爆笑。本网根据香港《大公报》提供的相关报道，围绕读者感兴趣的相关话题，摘录了两位著名作家之间的一些精妙对话，现刊载如下：

　　话题一：“宝玉含玉而诞”

　　文学家胡适曾表示，对宝玉与宝钗在出生时口里分别含着一块宝玉与金锁，因不可能而反感。王蒙认为，胡适以科学的观点来评价《红楼梦》太痛苦了。他提出：“有没有妇产科的专家统计过婴儿出生时有没有类似现象？如嘴里含着金、石什么的？”

　　在旁的金庸突然加插一句：“会不会是肾结石？”观众已是哈哈大笑，王蒙还嫌气氛不够热烈，再加一句：“这要是子宫结石才可以。”

　　话题二：“晴雯夜补孔雀裘”

　　《红楼梦》之中，晴雯为宝玉所缝的孔雀衣，贾母经常在大冷天要宝玉穿上，在王蒙新作《王蒙评点〈红楼梦〉》内，认为作者有所误导，因为孔雀毛并不保暖。

　　金庸很欣赏王蒙能点出这个细节，金庸笑说孔雀是热带鸟类，并不能保暖。

　　话题三：“韦小宝与大观园”

　　有北京的评论者认为金庸的《鹿鼎记》是一本“反《红楼梦》”的作品，《红楼梦》是理想的人放在不好的环境，《鹿鼎记》是坏人放在坏的环境。金庸认为韦小宝处于大观园便会得其所哉，他的虚伪能迎合无论小姐、丫环或贾母等。

　　但王蒙补充道，韦小宝并非那么坏，他有他的底线，即不会出卖朋友。

　　王蒙再问金庸是否“反《红楼梦》”？金庸连声说：“不反，《红楼梦》那么好，不敢反！”

　　话题四：“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由高鹗续写，许多《红》学家劣评如潮，金庸是小时候不看，后来才看，还是觉得差劲了些。

　　但王蒙则认为：“内地的电视剧《红楼梦》邀请了许多《红》学家研究、推翻高鹗的版本，但效果更可怕，由现代人在理论上的推测也许是正确，但不可能拟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细节，在新拍摄的电视剧中的刘姥姥，总是像《小兵张嘎》中的贫农老奶奶。而且，在最后那四十回为配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语，所以要交代死那么多人，实在是要『机关枪』去扫射才可以呢。高鹗的续写虽有遗憾，但还是好过周博士、老张、老李或读过牛津、北大的人来写，否则结果又是更可怕。”说罢又是一阵笑声跟随。

　　话题五：“曹雪芹的社会责任？”

　　现场一位观众请金庸与王蒙谈谈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代社会责任，金庸说：“清乾隆年间文字狱利害，我猜测那时写小说不像现在有稿费，曹雪芹写了十多年改来改去，把地点、年代隐藏，也许是家族兴旺转趋没落后，无聊间把自己经历写下来。”

　　王蒙认为：“曹雪芹在书中也提到写书的目的，一是一世无成，有负天恩祖德，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愧疚，是一本谶悔录。二是风尘中有些优秀女子，曹雪芹要为这些可爱可敬的女子事迹立传，也表达曹雪芹对这些女孩子的思念。三是传达一种虚空的感觉，教人们少些虚妄，省回精力，日子才过得自在。四是毛泽东曾说过，《红楼梦》是批判封建社会的腐败。不过，我相信曹雪芹自己并不意识到有此功能。他更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时代责任，他泉下听见，可能会吓坏了。”

　　(原文来源：香港大公报、记者洪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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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
原创： 徐晋如 国学正典 今天


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

徐晋如
2012年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发现的伟大作家和它遗漏的伟大作家一样多。此语看似公允，其实仍未认清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质。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群瑞典的老头，从幸运地进入他们视野的其他民族的作家中挑选最幸运的一人的游戏。这些作家之所以被挑选，不是因为他们在本民族最优秀，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老头们看得懂的文字，而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作家，其作品往往不能被翻译，尤其是那些对本民族语言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

中国文学从诗骚算起，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都是士大夫的文学。士大夫文学强调诗以言志，文以载道，重寄托，多家国情怀，这与西方文学主流是国民的文学完全不同。中国文学又注重为人与文艺的合一，唐人裴行俭的一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中国文学不可违背的铁律。故李陵、宋之问、阮大铖、汪精卫这一辈的人，尽管亦有诗文传世，世人却不能不因其为人而对其诗文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中国文学是“为己的文学”，作家做诗著文，只想着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生命，其诗文集由头读到尾，必以能见出作家的人生境界者为上，如果其人士行污秽，纵使诗文辞采动人，也只是二三流的作家。

而西方则不然。西方文学是“为人的文学”，作品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故特重小说。小说写得炫人眼目，可能会给作家带来莫大的荣誉，至于其人品格如何，则每置之不问。因中国文学为己，故其诗文适宜枯斋独坐，拥鼻低吟；因西方文学为人，故常有作家在贵夫人的沙龙上大声朗诵其小说，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殖民化的运动。它在篡夺了话语权之后，单方面宣布胜利，刻意地打压士大夫的文学，并蔑称后者为“旧文学”、“死文学”，而洋洋然尊新文学运动以后仿照西方小说所写成的那些小说，仿照西方最下里巴人的“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而写成的白话诗为“新文学”、“活的文学”，不知此类文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这些所谓的新文学，虽然也是用汉语写成，但它们的根在西方，何尝是中华民族的文学？但也只有这类文学，可能被翻译成外文，可能被瑞典的老头们看懂，如果中国人真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要么其人是笨伯，要么就是因为太自卑，总希望洋人来肯定中国。

钱钟书出国之前，去看望老诗人陈衍，陈衍无法理解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为什么钱钟书还要到英国去学文学。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曾失掉自信，可是随着新文学也就是殖民文学的广泛流布，读经的废止，中国人泰半读不懂自己的典籍，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变成中国其貌、外国其心的蛮夷，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对自己的传统则一笔抹杀，这才有了本民族的文学竟然需要万里以外的瑞典老头们肯定的咄咄怪事。

中国文学的高境，必须符合雅正的原则。没有对儒家义理的精深体悟，没有对用典使事的熟稔，没有自身的创作体会，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西方汉学家颇有抛心力于中国文学的，迄今为止，有一个真正懂中国文学的吗？对不起，一位也没有！比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号称唐诗研究大家，中国只要任何一位能作诗填词的青年人，读其著作，无不哑然失笑。我们如何能指望瑞典的老头们懂得中国文学？

掌握话语权的新文学派单方面宣布自己取得完全胜利，但实际上新文学运动以后，从事士大夫文学创作的依然不乏其人。甚至在他们自身的营垒中，就有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田汉等坚持用五七言诗抒情达意，陈独秀的成就尤其杰出。更不要说被诬为“旧文学营垒”的杨云史、黄侃等人的作品。1949年以后，潘伯鹰的《玄隐庐诗》、洪漱崖的《洪漱崖诗集》，寇梦碧的《夕秀词》，辞繁言隐，寄托感慨，一往情深，同时期的白话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都远远无法与前者相比，而这些文言的诗文，如何能翻译成外文？如何能让瑞典的老头们明白这才是中国最好的文学？

而就算同为新文学，参照中国传统的文学标准，也显有高下之别。比如金庸先生，其作品融贯古今，写情真挚感人，叙事曲折离奇，令人欲罢不能，且《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著，境界极高，《鹿鼎记》刻画世情，入木三分，中文小说，无与伦比，又金庸先生诸作皆深蕴中国文化，文笔之佳，更是冠冕新文学界。但正因为其境界高、思致深、底蕴厚、文笔佳，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又有哪一位翻译家能传神地译出其作品？指望瑞典那些尸居馀气的老头们能看懂金庸先生的著作，岂非痴人说梦？

中国人自卑惯了，很多年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这自卑的根源不是因为西方更先进，而是因为中国人完全否定掉自己的文化，文化之根已被斫断，只能随风摇摆。其实，只要多读经典，懂得中国文学的主流之后，再来看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一个笑话。

刘国重

摘自《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这正是因为「创新」和「保守」两种倾向永远是并存的。其实不但西方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把「创新」和「保守」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价值。中国文化整体而论固较偏于保守，但孔子已说三代之礼虽相因而都各有「损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态。（清代学人恽敬写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论》。） 中古以下重视保存传统的人无过于朱熹，然而他又特别欣赏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之说，故曰:「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杜甫论诗，也说「不薄今人爱古人」。甚至现代有识量的学人如蔡元培依然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但其中也有传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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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凡是聪明人都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定不移（黑白先生）

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but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Bertrand Russell 大意是：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在于，傻瓜和狂热之徒总是对自己信心满满，聪颖的人则很不确信，这句话是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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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
那些要求延长中国人退休年龄的人，总拿德国的退休年龄说事。德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是说事的人绝不会告诉你：
1，德国人60岁领退休金，继续工作等于拿双份工资。
2，德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175天。而中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300天！
如果参照德国按照工作日计算，中国人应该是43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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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五月五日为何被称为“恶月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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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地阴阳运行之道来看，端午这个重午日的干支都是午，阳火双至，也称“纯阳日”。到了重午日的午时，双阳加天火，走到阳气最高点，火热至极，阳刚至极。人们抓住阳气极致的端午这一天，善用各种智慧来驱毒辟阴。《抱朴子》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辟各种兵灾，可见辟兵祸兵灾之道也是这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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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五月五日为何被称为“恶月恶日”？

编辑&推荐／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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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到汉代，就有一种说法，认为黄历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我们看到汉魏遗书董勋《皇览逸礼》说：“五月俗称恶月”。那时的民俗有“持斋放生”的作法，就说那时候的人以斋戒净心，慈悲对待生命的方法来度过恶月。

汉朝《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引自《事物纪原·卷八》）从这个古代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人担心恶月恶日的恶事，包括瘟疫、阴界生灵等等这些事。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为何这些人们厌恶、害怕的事情会和五月五日紧系在一起呢？其中真有道理吗？

古代民谣传唱：“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五毒是指：蛇、蝎、蜈蚣、蟾蜍、壁虎（或蜘蛛）等五虫。所以说，五月称“恶月”，这和燠热天气有极大关联。

清代厉荃的《事物异名录》记载：“五月五日午时为天中节。”这一天和夏至很接近，或也可能是同一日。这一天中午时分太阳处于最高位置，在天之中，阳光最猛最烈。天气炎热极度潮湿之下，蚊蝇蛇蝎等等百毒齐出，大肆活动，细菌病毒也容易滋生，疫病更容易流行，因而自古以来五月就有“恶月”或“百毒月”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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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①射粉团
题：射粉團，唐宮中造粉團角黍飣盤中，以小弓射之，中者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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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②赐枭羹
题：漢令郡國貢梟為羹賜官以惡鳥，故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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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③采药草
题：五日午時蓄採眾葯治病，最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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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④养鸲鹆
题：取鴝鵒兒毛羽新成者去舌尖，養之皆善語。


古人除毒的作法也不少，例如，在此日采集各种药草以除毒气，从周代就传下来，五月蓄兰沐浴，净身驱除毒害的作法（《大戴礼记 ·夏小正》），后代称“浴兰汤”，采用的兰是蒲兰，菖蒲属的植物，带有杀菌的功能。《本草纲目》说：“菖者百草之先生者”、“感百阴之气为菖蒲”。可见菖蒲的根性强壮，天生至阳耐阴寒，且含有芳香油，可以用来制伏阴毒。

南北朝时代，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荆楚地方之人，在五月五日赶在日出前采百草制药，还有，采艾草悬挂在门户上以禳毒气，人们将长得像人形的艾草视为至宝。（《荆楚岁时记 》）也有将艾草扎成虎形，或用丝绸绫缎剪出小虎形，再黏上艾草戴在身上，保护人不病瘟。《本草纲目》说艾草是纯阳植物。别看嫩嫩小小一艾草，它性极热能升阳气，杀菌功能很强。艾叶切碎放入香囊配挂身上可以驱虫保健，干艾草泡水薰蒸也可以消毒止痒。

汉朝时流行取用朱绳、五色柳和桃印作为门户装饰，具有禳毒功效（《续汉礼仪志》），后世以“天中午瑞”辟“五毒”的作法也很常见了。“天中五瑞”是指艾草、菖蒲、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五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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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⑤悬艾人
题：荊楚風俗以艾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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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⑥系采丝
题：系采絲，以五色絲系臂，謂之長命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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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⑦裹角黍
题：以菰葉裹粘米為角黍取陰陽包裹之義，以贊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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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  ⑧观竞渡
题：觀競渡，聚眾臨流稱為龍舟勝會。


端午这一天也是阳气至盛至极的一天，过后在天地的阴阳循环中，一阴复生，阴气开始滋长。《说文》说：“（黄历）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说明五月五日过后阴长阳衰的现象。仲夏五月之卦是姤卦，卦象是一阴承五阳，表示阴气归来。端午之后，阴气萌作，这就说明了“五月五日以五彩丝（也叫“续命缕”）系臂，辟鬼”的缘由。

从天地阴阳运行之道来看，端午这个重午日的干支都是午，阳火双至，也称“纯阳日”。到了重午日的午时，双阳加天火，走到阳气最高点，火热至极，阳刚至极。人们抓住阳气极致的端午这一天，善用各种智慧来驱毒辟阴。《抱朴子》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辟各种兵灾，可见辟兵祸兵灾之道也是这番道理。

五月五日称“恶月恶日”有其多面的意义，其实此日也正是以阳制阴的制高点，窥其堂奥，有道不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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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三坟五典信手拈来：金庸小说用事举隅

2016-06-09  风清扬尘...  转自 天空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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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都会为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化功底所折服。先生的小说中大量化用了前人的诗赋，这一点香港吴宏一教授、潘国森先生都有论述，但金老之渊博实不仅此。黄庭坚《寄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金庸小说正复如此。他的小说中有的使事甚为明显，而更多的却十分隐晦。兹就目中所及，随记其下，庶几见一代文宗之渊雅风流，真不容无一，亦不容有二耳。


　


《书剑恩仇录》
　　陈家洛为香香公主冢题碑：“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此径录陶然亭香冢原文。香冢，传为京师名妓菁云不欲嫁重利轻别离的富贾，自尽死，葬于此。然此事此冢其实是晚清一张姓御史伪造，史上本无其事。据《越缦堂日记》所载，这个“无名碣”是御史张春陔盛藻所作，是悼念曲妓倩云者。张是丹阳人，光绪初年作过温州知府。                           



《侠客行》
　　雪山派白万剑江湖人称“气寒西北”，则出诸龚自珍诗：“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连城诀》
　　第十二回《大宝藏》述江湖人物到江陵书铺买《唐诗选辑》，书铺伙计说：“不瞒您老人家说，这几天身上带刀带剑、挺胸凸肚的练把式爷们，来到书铺子，十个倒有十一个要买这本书。五两银子一本，你爷台不合式？”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说：“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崇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射雕英雄传》
　　第一回《风雪惊变》说书先生言道：“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叫作《叶三姐节烈记》。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按张十五之名甚切宋时说书人身份。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京瓦伎艺”，则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根据南宋耐得翁《都门纪盛》的说法，两宋时说话有四家，一小说，一讲史书，一合生，一商谜。惟《射雕》中张十五是“小说人”，不是讲史人。

　　第十二回《亢龙有悔》洪七公自述贪食之性：“古人说：‘食指大动’，真是一点也不错。我只要见到或是闻到奇珍异味，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住。”食指大动，事出左传。洪七公九指神丐之名，或由近代名僧八指头陀得来灵感。

　　第十七回《双手互搏》记黄药师夫人“心窃”《九阴真经》：“黄夫人道：‘这部书我五岁时就读着玩，从头至尾背得出，我们江南的孩童，十九都曾熟读。你若不信，我背给你听听。’说了这几句话，便从头如流水般背将下来。我对着经书瞧去，果真一字不错。我全身都冷了，如堕冰窟。黄夫人又道：‘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只要你提个头，我谅来也还背得出。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到老也忘不了。’我依言从中抽了几段问她，她当真背得滚瓜烂熟，更无半点窒滞。黄老邪哈哈大笑。我怒从心起，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火折一晃，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按唐李绰《尚书故实》：“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宋庞元英《谈薮》：“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辄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语，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亦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诡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窃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黄夫人事，未知孰出。又黄夫人名“阿衡”，阿衡为商代官名，师保之官，千字文有“佐时阿衡”，盖取佐助黄药师之意。

　　第十七回《双手互搏》：“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说道：‘这只碗只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有盛饭的功用，倘若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还能装甚么饭？’郭靖点点头，心想：‘这道理说来很浅，只是我从未想到过。’周伯通又道：‘建造房屋，开设门窗，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房子才能住人。倘若房屋是实心的，倘若门窗不是有空，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郭靖又点头，心中若有所悟。周伯通道：‘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随园诗话》：严冬友曰：“凡诗文好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之内，人之所游息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放此身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

　　第十九回《洪涛群鲨》：“原来黄药师对妻子情深意重，兼之爱妻为他而死，当时一意便要以死相殉。他自知武功深湛，上吊服毒，一时都不得便死，死了之后，尸身又不免受岛上哑仆糟蹋，于是去大陆捕拿造船巧匠，打造了这艘花船。这船的龙骨和寻常船只无异，但船底木材却并非用铁钉钉结，而是以生胶绳索胶缠在一起，泊在港中之时固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但如驶入大海，给浪涛一打，必致沉没。”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周)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楚人恶之，乃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第二十三回《大闹禁宫》“黄蓉见桥边一家小酒家甚是雅洁，……东首窗边放着一架屏风，上用碧纱罩住，显见酒店主人甚为珍视，好奇心起，过去察看，只见碧纱下的素屏上题着一首《风入松》，词云……”碧纱笼词，用唐代王播事。下文酸儒所谈俞国宝《风入松》词事，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第四十回《华山论剑》郭靖为杨康之子取名：“我与他父亲义结金兰，只可惜没好下场。我未尽朋友之义，实为生平恨事。但盼这孩子长大后能有过必改，力行仁义。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作杨过，字改之，你说好不好？”此用南宋词人刘过名字，刘过字即改之。   
　　



《神雕侠侣》
　　西山一窟鬼：本为宋人话本小说篇名，然原小说只写鬼幻人形，嫁与吴教授，后为道人所降，是警戒人不可贪色之意。原小说中西山一窟鬼如下：“吴教授的浑家李乐娘是秦太师府三通判小娘子，因与通判怀身产亡的鬼；从嫁锦儿，因通判夫人妒色，吃打了一顿，因恁地自割杀，他自是割杀的鬼；王婆是害水虫病死的鬼；保亲陈干娘因在白雁池边洗衣裳，落在池里死的鬼；在驼献岭上被狱子叫开墓堆跳出来的朱小四，在日看坟害痨病死的鬼；那个岭下开酒店的是害伤寒死的鬼。”





《倚天屠龙记》
　　第三回《宝刀百炼生玄光》：“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段文学色彩极为浓郁的语句出自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容颜不似当年彩楼前。”

　　第十四回《当道时见中山狼》记七位名医为何太冲小妾治病：“七名医生出尽了全身本事，却治得五姑的身子越来越肿，自知性命不保，但每次会诊，总是大声争论不休，指摘其余六名医生，说五姑所以病重，全是他们所害，与自己无涉。这次七人进来，诊脉之后，三言两语，便又争执起来。”此或受前人诗句影响，《随园诗话》卷一第四十九记有人哭一显者云：“堂深不知何人病，身贵医争试一方。”按金庸于《随园诗话》固尝寓目，早期著作《飞狐外传》曾引及之。

　　第十六回《剥极而复参九阳》张无忌为大白猿施术：“一天清晨，他兀自酣睡未醒，忽觉有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脸上轻轻抚摸。他大吃一惊，急忙跳起，只见一只白色大猿蹲在身旁，手里抱着那只天天跟他玩耍的小猴。那小猴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指着大白猿的肚腹。张无忌闻到一阵腐臭之气，见白猿肚上脓血模糊，生着一个大疮，便笑道：‘好，好！原来你带病人瞧大夫来着！’大白猿伸出左手，掌中托着一枚拳头大小的蟠桃，恭恭敬敬的呈上。”兽请人医，始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躅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象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踯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

　　第二十三回《灵芙醉客绿柳庄》写张无忌初见赵敏：“张无忌翻身下马，向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此用《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夷甫事：“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第二十四回《太极初传柔克刚》张三丰授张无忌以太极剑法，“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此本庄子得鱼忘荃之意，然亦当受袁子才诗论影响。《随园诗话》卷一第六：“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上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金庸则是：忘招，剑之适也。以后《笑傲江湖》之无招胜有招，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笑傲江湖》
　　第七回《授谱》：“这日傍晚，两人背倚石壁，望着草丛间流萤飞来飞去，点点星火，煞是好看。令狐冲道：‘前年夏天，我曾捉了几千只萤火虫儿，装在十几只纱囊之中，挂在房里，当真有趣。’”《嘉靖维扬志》卷七《公署志》：“放萤苑，在府城北七里江都县大仪乡。隋大业末，炀帝征求萤火数斛，夜出游山始放之，火光遍岩谷。”

　　第十回《传剑》“风清扬道：‘五岳剑派中各有无数蠢才，以为将师父传下来的剑招学得精熟，自然而然便成高手，哼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人家诗句，做几首打油诗是可以得，但若不能自出机杼，能成大诗人么？’”《随园诗话》卷三第七条：“顾宁人与某书云：‘足下诗文非不佳；奈下笔时，胸中总有一杜一韩放不过去，使诗文之所以不至也。’”         



《天龙八部》
　　第四十一章《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突然有人放开喉咙，高声唱了起来：“星宿老仙，歌德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千余人依声高唱，更有人取出锣鼓箫笛，或敲或吹，好不热闹。群雄大都没有见过星宿派的排场，无不骇然失笑。”唐吴道子绘《先师孔子行教像》赞云：“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第五十章《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萧峰哼了一声，便不再问，心想：‘皇上倘若势如破竹，取了大宋，便会解我去汴梁相见。但如败军而归，没面目见我，第一个要杀的人便是我。到底我盼他取了大宋呢，还是盼他败阵？嘿嘿，萧峰啊萧峰，只听你自己也是不易回答吧！’”事出昔日官渡之战，刚愎自用的袁绍拒不接受谋士田丰所献之计并将田丰关入大牢，果然被曹操打败。消息传入牢狱，狱卒对田丰庆贺道：“主公不听先生之言而战败，看来先生复起有望。”田丰答道：“若袁绍打了胜仗，我或许还能免於一死；如今袁绍打了败仗，我必死无疑。”



《鹿鼎记》
　　第十四回《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人哀》述陶宫娥行刺太后，或由传奇(昆曲剧本)《铁冠图》费宫娥刺虎得来灵感。《铁冠图》中费宫娥所刺，是李闯王部属一只虎李过，《雪山飞狐》后记说：“旧小说《吴三桂演义》和《铁冠图》叙述李自成故事，和众所公认的事实距离太远，以《铁冠图》中描写费宫娥所刺杀的闯军大将竟是李岩，未免自由得过了分。”则小说与传奇面目自是不同。

　　第三十回《镇将南朝偏跋扈，部兵西楚最轻剽》：“只见虎皮椅旁有两座大理石屏风，都有五六尺高，石上山水木石，便如是画出来一般。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山峰上似乎有只黄莺，水边则有一虎，顾盼生姿。韦小宝赞道：‘这两座屏风，那也是大大的宝物了。我在皇宫之中，可也没见过。王爷，我听人说，老天爷生就这种图画，落在谁的手里，这是有兆头的。’吴三桂微笑道：‘这两座屏风，不知有什么兆头？’韦小宝道：‘依小将看哪，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只会叽叽喳喳的叫，没什么用，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威风凛凛，厉害得很。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爷了。’”吴三桂听得此言，“心中一乐，随即心道：‘他说这只小黄莺儿站在高处，只会唧唧喳喳的叫，不管什么用，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他这几句话，是试我来么？’”这是用韦应物《滁洲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之意。前人注释以幽草喻君子而位居下僚，黄鹂喻小人而窃据上位。
美狄亚——论康敏的悲剧意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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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读经一样读金庸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3-09-15 10:31:4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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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 《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9月11日 10 版）
像读经一样读金庸
《金庸识小录》，严晓星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27.00元
十馀年前，王朔在媒体上开骂金庸，我尝为诗曰：“宗经文字独金庸。海内才人一睨空。日下痞儿徒努力，江河不废此翁雄。”就我个人的性情而言，最喜欢的作家是古龙，古龙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天性纯净如赤子，其书常读常新，但若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论，当世华文小说家，无有出金庸之右者。我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金庸的作品，不能当作通俗小说看，他的文字是《文心雕龙》里面所说的“宗经”的风格，典雅端凝，举世无匹。王朔不过是一京城痞子，完全不懂何谓文学，竟然也敢对金庸信口雌黄，这就如唐代一些三流诗人，妄议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被大诗人杜甫训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的诗才，当然远不能望老杜之车尘，但文学上的识力自认不差，相信金庸的小说，足可流传万古，而王朔之流、莫言之流，必将 “身与名俱灭”。
我不记得十二年前认识严晓星时，是否给他看过这首诗，但我深信，他若读我的《忏慧堂集》，遇见此诗，必当会心一笑。晓星与我同年，又在2000年一道参加北大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金庸小说研讨会，但那次是我与晓星惟一的一次会面。此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并无太多的接触。今年早些时候，收到晓星寄来的琴学著作，忽然梦到晓星已被大学延聘，身登讲坛，生花说法，可惜梦境未能成真，思之良憾。我至今仍记得晓星持一本金庸化名林欢写成的谈京剧的书的复印本，在会间向金庸请教的情形，当时就觉得此君是真做学问的人。此后又在某个旧书网的论坛上零星读到他的《金庸识小录》，记得是《床上之剑》和《双蛇杖》二篇，很是惊叹他出入中西事典，举一反三的本领。如今中华书局把他的《金庸识小录》全文结集出版，我因得大快朵颐。佩服他的渊博的同时，更感叹于他识其大处的能力，这便是晓星在全书最末一篇《政治情怀》中指出的：“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晓星是真正懂得金庸的，他用《金庸识小录》为金庸的著作作了旁注，很多地方，都是在抉出金庸的隐志。比如讲到鸳鸯刀无敌天下的大秘密，——熟悉金庸小说的都知道是“仁者无敌”四个字，晓星竟然联系到金庸在《明报》与左翼阵营决裂的标志性事件，联系到金庸小时读《三国演义》同情蜀汉，最后指出金庸一生都是民本主义者，行文跌宕如此，宁不令人拍案叫绝？同样有意思的是《一个人需要多少地？》这一篇文章。晓星从《射雕英雄传》郭靖问成吉思汗人死后能占多少地说开去，首先不露痕迹地驳斥了台湾某先生的观点，提出故事源头出自古罗马诗人咏亚历山大，接着又从钱锺书先生引陆机《吊魏武文》说开去，直至以“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结束，看似散漫，实则如戏行所谓的“一棵菜”，紧紧相扣，真是好读的美文。
晓星的渊博，在同龄人中大概是少有的。很多晓星征引的书，我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他做起考据来，让人信服而又绝不枯燥，如考证《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不可能听到《春江花月夜》之曲，引证多端，而要言不烦；论康熙初年金银比价，出史入乘，叹为观止。这些考证，其意义一在长读者之见闻，二在让读者更清楚地知道，金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读金庸，不能读过便算，要像读经一样去读，才能真正读出味道，读出学问。胡秋原先生认为，新文化派打倒了旧文学，诬蔑旧文学是死文学，其实新文化派树立的“假洋鬼子的非文学”。今天占据着中国文坛的，都是新文化派的孝子贤孙，他们的作品都是用汉语写成，也都是反映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可是这些人的作品背后，却都没有中国文化，金庸的渊雅深沉，是这些人一辈子拍马也赶不上了的。但偏偏是这些没文化的作家，竟然被认为是雅文学、正统文学作家，而金庸却遭到蔑视，被视为通俗小说作家。不知衡之以中国文学传统，惟有金庸小说，才是真正的大雅正声。晓星此书，即寓为金庸正名之意。十二年前，作品令人不堪卒读的高行健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我还愤愤不平，以为高行健何足望金庸项背，今年莫言获奖，我已彻底清醒：世界在一直不停地向下堕落，金庸的高雅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领略的，他的读者众多，但真正懂得他的，举世又能有几人？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金庸小说用事举隅》，此文颇可为晓星此书补证。如《折扇》一篇，考证折扇的起源，我以为还可补上《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初见赵敏，见赵“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这实际上是用《世说新语》中王夷甫手持白玉麈柄，手与麈柄都无分别之事；又如《射雕英雄传》第十七回《双手互搏》记黄药师夫人“心窃”《九阴真经》之事，晓星以为模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然言之成理，不过还可以补充：《三国演义》的作者也是从前人笔记中得来的灵感。唐李绰《尚书故实》：“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宋庞元英《谈薮》：“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辄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语，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亦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窃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注释经典，不仅要举出父典，如能举出祖典，可能更便于读者读书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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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狄亚

（上）

　　
一、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陈世襄先生曾经用八个字概括《天龙八部》的题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他并且认为，《天龙八部》不可“看油了”，实是一部具悲天悯人胸怀之大著作。[1]的确，《天龙八部》是一部堂庑极深的作品，它以北宋哲宗年间辽、宋、西夏、吐蕃、大理五国势力消长为背景，并糅以逍遥派三代的恩怨纠结和风流王爷段正淳的感情孽债，写出了在复杂历史环境下江湖人物的群像。然而《天龙八部》并非是一部历史小说(如《鹿鼎记》)，也不是一部政治小说(如《笑傲江湖》)，它是金庸小说中对人性刻画最深的独具形而上学意味的一部作品。作者意图表述的，是每一个不由自己选择步入江湖的个人，如何因自己的性格创造自己的结局的故事。

　　萧峰是《天龙八部》第一主人公，也是一位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他的母本形象是宙斯之子赫剌克勒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定赫剌克勒斯的形象是否曾由悲剧家搬上过酒神节的舞台，但是从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来看，萧峰就是古中国的赫剌克勒斯。

　　赫剌克勒斯是天神宙斯与他的情人、提任斯的国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阿尔克墨涅的孩子，他一出生，宙斯便预言他将来有着光荣的前途。这遭受到赫拉的嫉妒。为了逃避赫拉的毒手，阿尔克墨涅将初生的赫剌克勒斯弃之荒野。因为一种神奇的机会，他在荒野上为雅典娜和赫拉所发现，雅典娜劝她的同伴用其神圣的乳汁哺育他，他贪婪地吸食乳汁，以至于咬痛了赫拉，所以她粗暴地把它放回地上。雅典娜将这个婴儿抱了起来，带到附近的城里，请王后阿尔克墨涅代为抚养。他得到了义父安菲特律翁的真心怜爱和辛勤养育，安菲特律翁到各地为他聘请伟大的人物，教给他各种技能。

　　这是一个与萧峰的出身在结构上极为相似的故事。萧峰的母亲为中原武林人物的领袖所杀，父亲也跳下了万丈悬崖，萧峰自幼即为少林寺方丈玄慈托乔三槐抚养，而玄慈又安排了玄苦、汪剑通先后为之授业。赫剌克勒斯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他惊人的勇力，赤手杀死了赫拉安排来的两条毒蛇。他在总角之年，因不耐苛刻的教师利诺斯的责打，随手拿起一把竖琴，摔在他先生的脑袋上，利诺斯立刻死了。而萧峰长到七岁时，竟也独力在黑夜中来回数十里路，杀死了辱打他义母的邓大夫。[2]赫剌克勒斯为了获取神的地位，必须做密刻奈国王欧律斯透斯交代的十二件工作。汪剑通立萧峰为丐帮帮主，试他三大难题，并要他立下七大功劳，直到泰山大会，萧峰连创丐帮强敌九人，使丐帮威震天下，那时他更无犹豫的余地，方立萧峰为丐帮帮主。[3]

　　不但在英雄的上升阶段，萧峰的经历存在着与赫剌克勒斯的对应，造成他们沉沦的原因也是毫无二致的。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因对赫剌克勒斯之妻伊阿尼拉不端，被赫剌克勒斯射死。临死前它欺骗伊阿尼拉说，收集它伤口里流下来的血，可以制成魔药来约束女人的丈夫。伊阿尼拉就把这药涂在赫剌克勒斯的紧身衣上，这使得赫剌克勒斯脱离了凡间，而善妒的女人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龙八部》中穆贵妃欺骗阿紫，说自己拥有天宁寺老和尚的圣水，男人喝了，就会对圣水的进奉者──女人死心塌地。靠了涅索斯的方法，耶律洪基、穆贵妃终使萧峰束手就擒。

　　阿紫认为萧峰平生最勇敢的一战是聚贤庄之役。[4]这一场恶斗，萧峰死里逃生后反思说：“乔峰以有用之身，为此无益之事，原是不当。只是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便没细想后果。”[5]这种“蛮劲发作”，正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最本质的东西：悲剧英雄因为其生命的光辉走向毁灭。那日“乔峰杀人之后，更是出手如狂，单刀飞舞，右手忽拳忽掌，左手钢刀横砍直劈，威势直不可当，但见白墙上点点滴滴的溅满了鲜血，大厅中倒下了不少尸骸，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膛破肢断。这时他已顾不得对丐帮旧人留情，更无余暇分辨对手面目，红了眼睛，逢人便杀。奚长老竟也死于他的刀下。”[6]而赫剌克勒斯因赫拉的神力，忧闷的情绪变成野性的疯狂。他在疯狂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们当作巨人射杀。我们正可以把萧峰在聚贤庄的一战看作是“赫剌克勒斯的疯狂”。这种疯狂发展到了极致，便是因误信段正淳是自己的杀父、杀母的仇人，亲手打死心上人阿朱。

　　金庸对赫拉克勒斯故事的结构有着相当程度的借鉴，但为了实现作品的悲剧意义，金庸还从埃斯库罗斯那里获取了故事原型。萧峰最后自戕于雁门关下，他的自我毁灭带来了崇高之美，从而最终完成了悲剧英雄的自我实现。这是一个普罗米修斯母题的中国演绎。

　　黑格尔说：“在悲剧里，个人通过自己的真诚愿望和性格的片面性来毁灭自己。”当然，如果这种毁灭不能带来崇高，也还不是悲剧。萧峰与阿朱之间的故事并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英雄在走向最终毁灭前所承受的苦难。人生本如炼狱，痛苦是生命的唯一肯定的状态。庸众面对真实的无处不在的痛苦，只会去自我麻木，把平庸的生活宣称为幸福；而悲剧英雄却在对于苦难的承受当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生命力的光辉。萧峰和阿朱之间的故事是惨剧而非悲剧[7]，但如果没有这个惨剧，就没有悲剧英雄对其悲剧命运的最终完成。这个惨剧同样是个人的真诚愿望与片面性格所带来的毁灭。在《神雕侠侣》的后记当中，金庸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8]这段文字写于1976的5月，可谓金庸二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这个思想，也正是指导他的创作的一以贯之的“道”。而最为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思想的，不是《神雕侠侣》，而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意图言说的，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命题，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其预定性，而相对于冥冥中无处不在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物结局的是人内心的某些东西，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贪嗔痴”三毒，书中人物，概莫能外。陈世襄先生的评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

二、康敏是一个坏女人吗？

　　然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总是建立在善恶评价的体系上。尽管大多数读者会因为萧峰而感动，[9]但却只有极少数的读者能够领会隐藏在作品深层的悲悯，只有极少数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隐具基督担荷世界罪恶之意”的金庸。大多数读者由于先入为主的善恶之念，仅仅停留在浅层接受的层次。他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因为出于对“正面人物”的同情和出于对“反面人物”的憎恶，除了性格中固有的正义感获得进一步升华，对作品真正的意图毫无把握。他们很自然地把憎恶的目光投向了在萧段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康敏，从而忽视了个人性格在悲剧中的作用。萧峰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便一意报仇。仇恨已经蒙蔽了他的双眼。所以尽管康敏的谎言破绽甚多，他却毫无觉察，在小镜湖畔他见了段正淳，本已起疑，但终于还是让性格征服了理性，一步步走向毁灭。直到亲手打死最心爱的人，他才知道痛悔。书中写道：

　　萧峰自在信阳听马夫人说出段正淳的名字后，日夕所思，便在找到他后而凌迟处死，决意教他吃足零碎苦头之后，这才取他性命。但适才见他待友仁义，对敌豪迈，不像是个专做坏事的卑鄙奸徒，不由得心下起疑，寻思：“他在雁门关外杀我父母，乃是出于误会，这等错误人人能犯。但他杀我义父乔三槐夫妇，害我恩师玄苦师父，那便是绝不可恕的恶行，难道这中间另有别情吗？”他行事绝不莽撞，当下正面相询，要他亲口答复，再定了断。待见段正淳脸上深带愧色，既说铸成大错，一生耿耿不安，又说今日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至于杀乔三槐夫妇、杀玄苦大师等事，他自承是‘行止不端，德行有亏’，这才知千真万确。[10]

　　我每重读这段文字，总不免感慨系之。可见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结局总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决定，大多数读者的憎恶康敏，实在是没有理由的。关于萧峰的惨剧，康敏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便是揭破萧峰的身世之秘，并指称是萧峰杀害了马大元；第二便是向伪装成白世镜的阿朱透露“带头大哥”乃是段正淳。第一件事，康敏的目的只是要萧峰做不成丐帮帮主，并使之成为中原武林的公敌。跟玄慈他们意图掩盖历史，而让萧峰同化于仇雠之邦的行径相比，康敏的行为根本称不上卑鄙。在动机上来说，玄慈、汪剑通等人是虚弱的自我保护，而康敏则是强健的灵魂的主动进攻，其间高下更是判若云泥。第二件事，康敏只是想假手萧峰杀了段正淳。萧峰知道真相，咬牙切齿地道：“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这笔帐都要算在你身上。”马夫人答道：“是她先来骗我的，又不是我去骗她。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倘若她不来找我，等白世镜当上了丐帮帮主，我自有法子叫丐帮和大理段氏结上了怨家，这段正淳嘛，嘿嘿，迟早逃不出我的手掌。”正像尼采所指出的，“恶性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11]康敏是一个有着强劲的自由意志的女性，她也是以其真诚的愿望和性格的片面性走向毁灭。她的悲剧意义丝毫不在萧峰之下。然而，由于金庸深受儒家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天龙八部》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显得颇为尴尬。

　　可以说《天龙八部》对于康敏结局的处理完全是非理性的。与其说金庸是因为对康敏的憎恶而让她得到那样的悲惨结局，倒不如说他是因为恐惧。康敏曾经是众多被段正淳始乱终弃的女子中的一个，然而她不同于刀白凤、秦红棉、甘宝宝、阮星竹、阿萝等一干女子，不去恨始作俑者，反把怨愤发泄到同样可怜的其他女子的身上。她不是那样的奴隶。她要实现的是她的自由意志，尽管这种自由意志已经因为男权话语的长期挤压，而扭曲成了一种统治欲。然而，她的身上的确蕴藏了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带来的是自己和旁人的毁灭！第十六回《昔时因》写道：“马夫人一直背转身子，双眼向地，这时突然抬起头来，瞧向乔峰。但见她一对眸子晶亮如宝石，黑夜中发出闪闪光采”，萧峰一见之下，不由心头“微微一凛”。萧峰的恐惧，也正是金庸的恐惧。1994年金庸在北大讲演，曾有学生问金庸对于康敏如何看，金庸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这样一个坏女人，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与惊人的美貌。萧峰听她说话，“只觉她的说话腻中带涩，软洋洋地，说不尽的缠绵宛转，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消。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萧峰虽感诧异，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他曾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秦红棉明朗爽快，阮星竹俏美爱娇，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腻到了极处，又是另一种风流。”[12]这才是女人中的女人的样子，第一美人王语嫣同她相比，只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子。而书中描写她临死前的情状：“马夫人往镜中看去，只见一张满面是血污尘土的脸，惶急、凶狠、恶毒、怨恨、痛楚、恼怒，种种丑恶之情，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那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娇怯怯、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她睁大了双目，再也合不拢来。她一生自负美貌，可是在临死之前，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这里，金庸不自觉地把她描写成白雪公主的童话当中那个丑恶的女巫，这样的处理一定赢得了道德主义者的喝彩，然而这样的处理却使得人物形象前后存在着抵牾。从此前对于康敏的描写来看，她应当是一个自觉地去犯罪并不会觉到恐惧的女性。她向白世镜和全冠清布施过肉体，然而她并非是潘金莲那样的淫妇，男人只是她需要利用的工具。一个孤身独力做出那样大的事情来的女子，在杏子林中面对萧峰及江湖群豪毫无惧色，并令后者感到恐惧，最后竟会死得那样卑琐，这是很难以想象的。

三、性格的力量

　　康敏的形象来源于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公元前431年，美狄亚作为“谋杀儿童的发明者”第一次出现在戏剧舞台，不同于以往凭借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样的奴隶道德来赚取同情的女性形象[13]，美狄亚以其天生的犯罪的冲动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了的女性的降生。

　　美狄亚是科尔基斯国王埃埃特斯的女儿，也是太阳神赫利奥斯的孙女，地狱女神的祭司。她爱上了到她父亲的国家来索取金羊毛的伊阿宋，设计帮他解决重重困难，取得金羊毛，并与之私奔。她的父亲，国王埃埃特斯率兵来追，美狄亚杀其兄弟阿普绪尔托斯，剁成碎块，抛到海里。埃埃特斯忙于收尸，伊阿宋一行得以脱逃。回到希腊的伊奥尔科斯，伊阿宋获悉其父埃宋已被篡位者佩利阿斯所害，便请美狄亚助他复仇。美狄亚杀死一头老公羊，剁成碎块后放在锅里煮，使之变成羔羊。她怂恿佩利阿斯的女儿们也如法炮制，让她们的父亲恢复青春，结果佩利阿斯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在他胡涂的女儿们手中。如愿报仇后的伊阿宋和美狄亚遭到了放逐，他们来到科任托斯，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还生下了两个儿子。然而，伊阿宋这时却贪图财富权势，决心娶科任托斯国王克瑞昂的女儿，抛弃美狄亚。美狄亚的法术让克瑞昂感到恐惧，于是后者便下令驱逐美狄亚和她的两个儿子。在经过与伊阿宋在道义问题上的抗辩之后，美狄亚决心进行报复。过路的雅典国王出于同情答应美狄亚到雅典避难后，美狄亚就开始实行她的报复计划。她先请求伊阿宋留下她的两个儿子，又让他们给新娘送去美丽的金冠和长袍。金袍的料子是用毒药浸染的材料织就，公主因此毒发身亡，国王得知抱着女儿痛哭，也染上毒药而死。晚上美狄亚偷偷地回到家里，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当伊阿宋赶到的时候，美狄亚已经坐上太阳神赫利奥斯送的龙车腾空而起，在空中她预言了伊阿宋今后的不幸生活。伊阿宋回想起他谋杀阿普绪尔托斯的情景，于是拔出那把曾经杀过阿普绪尔托斯的剑自刎。

　　这是一个具有永恒的震撼力量的故事。美狄亚的形象是那样地独特，那样地悲怆，正像悲剧终了时歌队所唱的：“宙斯高坐在奥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美狄亚在决定她的行为的时候，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自语道：“美狄亚，进行吧！切不要吝惜你所精通的法术，快想出一些诡诈的方法，溜进去做那可怕的事吧！这正是显露你的勇气的时机！你本出自那高贵的父亲，出自赫利奥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绪福斯的儿孙在伊阿宋的婚筵上拿来取笑！你知道怎么办：我们生来是女人，好事全不会，但是，做起坏事来却最精明不过。”

　　这段独白不宜看作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控诉，而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强健灵魂对于损害精神的道德社会的控诉。美狄亚的愤怒不是一个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报复，而是强者不断身受庸众的挤压而不得不爆发，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正如前苏联文艺批评家谢·伊·拉茨格所指出的，“在一系列妇女形象中，美狄亚不是以纯洁和善良著称，而是以性格的力量著称。”她的悲剧，是“是破碎的妇女心灵的悲剧”。康敏，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性格的力量”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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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金庸：《天龙八部》后记
[2]《天龙八部》第十八回：《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
[3]《天龙八部》第十六回：《昔时因》
[4]《天龙八部》第二十七回：《金戈荡寇鏖兵》
[5]第二十回：《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
[6]第十九回：《虽万千人吾往矣》
[7]惨剧、悲剧是冰心的术语，见《中西戏剧之比较》，原文载1926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
[8]《神雕侠侣》后记
[9]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萧峰感动，这部分读者由于入世太深或其他原因，把萧峰看成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神话人物。
[10]《天龙八部》第二十三回《塞上牛羊空许约》
[11]《权力意志》
[12]第二十四回《烛畔鬓云有旧盟》
[13]尼采《权力意志》：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优秀人物的天性被斥为：1、伪善，2、昧良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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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一个康敏：蘩漪

　　在中国文学数不胜数的女性形象当中，康敏的形象并非是彻底孤独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另有一位长期以来让人们不知如何评论的女性，也曾掀起人们心头的波澜，她简直就像是康敏的姊妹，她就是曹禺笔下的蘩漪。蘩漪身上那种犯罪的冲动和变态的激情让习惯于道德评价的文艺批评家无所措手。一些学者认为，蘩漪是一个遭受封建大家庭压迫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的可怜的女性，她让人同情，却不该被欣赏。一些感受到蘩漪之可爱的批评家不得不通过对于蘩漪环境的剖析来证明蘩漪的犯罪是被逼迫的，因此蘩漪实际上具有“圣洁的心灵”。许多人在蘩漪是否一个个人主义者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蘩漪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然而，撇除掉道德观念的因素，蘩漪实际上是《雷雨》当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完全的一个人物形象。1936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刘西渭先生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里的妇女理所当然地是蘩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蘩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作者“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曹禺这样评价蘩漪：“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迷上了她。”[1]

　　蘩漪是一个拥有罕见的生命激情与犯罪冲动的女性。曹禺用蘸满激情的笔，写下了对蘩漪外貌的描述：

　　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粱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青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

　　同那些只能做男人的玩物或者至多是供欣赏的艺术品的女人相比，蘩漪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自由灵魂的力量，是权力意志。剧中蘩漪是唯一敏锐地感觉到“雷雨前的闷热”的人物，那环境让她觉得“这老房子永远是这样闷气，家俱都发了霉，人们也是鬼里鬼气的！”她出身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对于诗文艺术的爱好，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却只能被禁锢在牢笼一样的家中。她在那样的老房子里呆了十八年，所有曾经有过的对自由的梦想，所有曾经有过的对浪漫生活的向往都逐渐消磨殆尽。她是个不甘于平庸的幸福的贵族，却是别人眼中的肝郁症患者。她向往热烈的爱，哪怕这种爱只能燃起毁灭之火。这种爱她从周朴园的身上无法得到，因为后者作为一个涉世太深的家长式的人物，生命中已经没有了激情，她只有在周萍的身上寻求慰藉。显然，与继母通奸的禁忌的快感曾使得周萍迷狂，很可能在这场禁忌的游戏当中蘩漪第一次获得了性高潮，她才会对周萍这样的灵魂孱弱的男子情有独钟。当然，更可能是她自己说的，她已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她救活了又不理她，撇得她枯死，慢慢地渴死。然而，周萍是一个严重缺乏生命力的庸人，他根本不值得蘩漪的爱，他有着不能自我节制的欲望，却从来没有勇气去承担他的欲望所造成的后果。当初，明明是他去主动引诱蘩漪，但面对蘩漪那火热的激情，他又不堪其重，只有在四凤的身上寻找另一次的放纵，藉以忘却自己的悔。曹禺写道：

　　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子忘了自己。当然他也明白，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但是在这一层次他并不感觉的从前的冲突，他想好好地待她，心里觉得这样也说得过去了。经过她有处女香的温热的气息后，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他看见了自己心内的太阳，他想“能拯救他的女**概是她吧！”于是就把生命交给这个女孩子，然而昔日的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不时地，尤其是在繁漪的面前，他感觉一丝一丝刺心的疚痛；于是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恶梦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疚伤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纵于酒，热烈地狂歌，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于是他精神颓衰，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

　　周萍厌恶了蘩漪那样的“经些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他从四凤那里重新找回了他的自信，因为只有四凤这样不更事的少女，才可能被他所吸引。同蘩漪相比，四凤身上所有的，也只是那些奴隶的道德。剧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在第一幕中，蘩漪下楼后不经意地说“怎么，楼下也这样闷热”，四凤答道：“对了，闷得很。一早晨黑云就遮满了天，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蘩漪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抑，而四凤只当是天气反常。在周冲也感受到屋里的闷热以后，蘩漪说大概是因为窗户没有开，周冲预备去开窗，四凤立刻说：“老爷说过不叫开，说外面比屋里热。”她对于不合理的现实从来没有打算去触动，她是善良的，纯朴的，——但，仅此而已。

　　正如美狄亚的愤怒不是因为被抛弃，而是因为觉到自己遭受了低贱者的侮辱，[2]康敏的愤怒是因为她自觉其高贵[3]，蘩漪的愤怒也是因为周萍选择了一个她眼中的低贱女子。周萍的背叛，不但是对于激情的爱的背叛，更是对于贵族尊严的严重侮辱。我们来看他们决裂前的一段对白：

　　蘩　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萍　你没有权利问。

　　蘩　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萍　这是什么意思？

　　蘩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蘩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蘩　(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的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蘩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萍　(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你，她--

　　蘩　(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蘩　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萍　(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繁漪所依仗的不是她的曾经付出，不是她的贵族出身和才华学识，而是她觉得自己了解周萍的生命本质，也因此是真正爱周萍的。在周萍的眼中，四凤的优点不过是没有蘩漪那样强烈的控制欲而已，四凤能够带给他的不过是平庸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满大街都是，他竟然自私自利到为了这样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女人而忍心背叛曾经那么深刻地爱着自己的人。正因为经受了那样深重的侮辱，蘩漪才彻底爆发，终于导致四凤和周冲的死亡，自己也发了疯——她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从而最终完成了悲剧结局的自我实现。蘩漪在认清周萍的本质以后冷静严厉地对他说：“哼，都是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在绝望了之后忽然有了微茫的希望，这才是上天给一个人最残酷的惩罚。当蘩漪终于醒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迟了。

五、自觉地犯罪

　　无论是美狄亚，还是蘩漪，还是康敏，她们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都是自觉地去犯罪。她们所要毁灭的，不是自己的肉体生命，而是自己的意志。蘩漪这样斥骂周萍：“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别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她在选择犯罪的同时，就已经准备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尽管是违背大众道德的，然而却是真正具有悲剧性的。经过意志选择的毁灭，其价值远远在因为偶然性而获得的毁灭之上；相对于毁灭自己的生命，毁灭自己的意志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三位女性的悲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切悲剧，更加具有崇高的美。普罗米修斯型英雄在选择他的悲剧结局时，至少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支撑着他，而美狄亚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一无所凭。那种甘受千秋万世之谤的勇气，较诸为大众的牺牲，更加来得惊心动魄，也更具有永恒的哲学意味。

　　用法治的观念来衡量美狄亚形象，并不能得出其为“坏女人”的结论。须知法律的根本目的和唯一意义乃是确立一个规则：犯法者必须为其行为的后果付出相应的代价。美狄亚们早就预料到犯罪的后果，并且决意去承担那些后果，这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的。同那些愚昧到悍不畏死的暴民不同，也同那些冀望犯罪后侥幸逃脱惩罚的社会败类迥异，美狄亚的悲剧意义，正是在对于自我毁灭的自由选择中深刻体现出来。

　　阻碍人们去理解、去欣赏美狄亚形象的是道德的观念。然而，道德是最反人性的一种东西。迄今为止，没有比道德更加残酷的杀人手段。道德的历史，便是道德家和奴隶们一起享用真人的血肉的历史。那些拥有高贵天性的人们，在性格上总会存在着激情掩盖理智的倾向。而道德所要做的，便是慢慢地窒息他们的生机，让他们由自己的人驯化为社会的人。美狄亚们是不甘心就范的，她们是狮子和豹子，而不是走狗和绵羊。既然她们已经决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后果，那么，她们就是无可指责的。伊阿宋骂美狄亚是一头牝狮，马大元在康敏提出要揭破萧峰身世之秘后发狠要把她斩成肉酱，蘩漪被所有人看成是神经病人，可见道德主义的走狗和绵羊一贯反对生命，必要的时候，摧毁生命。

　　文学是追求意志自由的一种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满足的是人们对于消极自由的向往。但是在古希腊悲剧当中，尤其在《美狄亚》当中，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积极自由的向往。追求积极自由，就意味着要挣脱一切的外在的束缚，主要是道德的束缚，而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善与恶之际，原本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唯有对于自由的追求，才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价值所在。谢·伊·拉茨格说《美狄亚》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如果不是从事关自由这一层面上去理解，“全人类的意义”还有何意义？美狄亚的行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犯罪，然而这正意味着她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蘩漪警告周萍，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她也的确去做了，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充盈的没有别的，只有得到自由以后的无限的快意。康敏见到萧峰因阿朱而伤心，“心中微感歉意，觉得这个自大傲慢的乔帮主倒也有三分可怜，但随即脸露微笑，笑容越来越欢畅。”这种快意，不是来自于幸灾乐祸，而是获得自由后的欢欣。她们都是行走在追求积极自由道路上的孤独者。[4]她们追求积极自由的理想注定要失败，她们真的称得上“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她们的悲剧是心灵的，因为在一个平庸者掌权的社会当中，她们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必然导致她们的毁灭；她们的悲剧更是命运的，因为平庸者掌权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无尽的宿命。无论是欧里庇得斯还是曹禺，当他们创作美狄亚或者蘩漪的时候，都不是在写一个妇女，而是在写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也可以说，美狄亚就是欧里庇德斯，蘩漪就是曹禺。金庸创造出康敏这个形象，固然受了美狄亚——还可能有蘩漪——的影响，但是金庸在文化理念上完全不同于欧里庇得斯以及曹禺，他深受儒家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欧里庇得斯和曹禺却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任何时代的叛逆，至少在内心深处是这样的。金庸在自由的观念上，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他的小说当中最为表现其自由理想的著作是《笑傲江湖》，令狐冲依靠对自身权力意志的遏制获取了世俗世界的认同。[5]金庸对于绝对自由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他的人生充满了对于现实的妥协，因此，尽管康敏的形象渊源于美狄亚，他绝不可能像欧里庇得斯写美狄亚、曹禺写蘩漪一样，向这个母题倾注进自身的生命。曹禺多次表示蘩漪是他最喜爱的人物，蘩漪是最具有“雷雨的”性格的人物，而金庸却要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然而，康敏终究是一个具有性格的力量的拥有奇特的魅力的女性，金庸也不能不为之所吸引。这样，才有了他对于康敏结局的暧昧处理。从《天龙八部》中作者对康敏的刻画和他在北大率尔作答的答案之间，实可见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暗地交锋。

　　黄凤祝先生在《欧洲艺术中英雄的造型：美狄亚的愤怒》一文结尾感慨说：“毁灭一切，使大家都不能到达彼岸，是不是现代人创作事业该走的路？艺术性的社会是否应该让位给知识性的社会？我不知道，但总有人会理解的！”尽管前面的道路是如此地微茫，我还是相信，终有一日，古希腊的精神会回来，回到一个人类心灵获得最终解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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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曹树钧：《曹禺是怎样构思〈雷雨〉的》，文学报，1993年7月2日
[2]你本出自那高贵的父亲，出自赫利奥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绪福斯的儿孙在伊阿宋的婚筵上拿来取笑！
[3]第二十四回《烛畔鬓云有旧盟》：马夫人恶狠狠地道：“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趁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4]《聊斋志异》中的细侯也是一个为了报复负心汉而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女性，然而，她那样做并非是出自内心激情的冲动，而是出于对丈夫背义行为进行惩罚的初衷，她恰恰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细侯正是尼采所说的充满怨恨的奴隶的典型。
[5]第40回：令狐冲对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虽憎他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无忌惮、独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颇为相投，只不过自己绝无‘一统江湖’的野心而已。



重读《天龙八部》 (2007-07-16 11:29:36)
   分类：人境论学
xujinru
　　这两天重感冒，重读《天龙八部》，犹记第一次读此书是在小学五年级，距今不觉二十年。二十年中，人事几番蕉鹿，此书也读过不下十遍。每一次读，都有收获。
　　记得二十年前初读，至第四十九回宋哲宗与太皇太后抗辩一段，心中极其反感。一直到进了清华，与同学谈古论金，提及此著，我们都还一致认为该书贬斥王安石、反对变法乃是“白璧微瑕”。以后读史渐多，才知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并非变法就一定好，也并非保守就一定坏。王安石被当时人称作“拗相公”，并不是出于他政敌的中伤，而是因为他的专横的确是有违中国贤士大夫虚君共和的精神，也因此而为害至烈。他也许在人格上无可置疑，但他并不是一个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好丞相。好的丞相，倒是应该如曹参一般，终日饮酒。中国历史自有其规律，这种规律是“儒法斗争”所不能涵盖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竟然那样天真地相信着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并且那样天真地憎恶着一切与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不同的观念。想一想真是太可怕了。
　　忽然记起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陈鲁豫采访金庸，金庸说他最想写的是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又说他对历史的看法与某人很不一样。我忽然明白，他老人家要做的工作，在本质上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要在史学方面廓清近几十年来的错误，而我则是在文学层面。我坚信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贵族文学，中国文学的根本就是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胡适辈倡白话文学，反对贵族的、山林的文学，实与古人买椟还珠无异。故他日有暇，我当作一部《中国大文学史》（与谢无量先生之著同名），以申此意。不过，我去年所做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得不少了。
　　盼着查老的大著尽早面世。也希望更多的爱好中国文学的朋友能读一读我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刘国重

海宁袁花查氏
■文/汪千里



        翻阅我国权威性的人名大辞典，寻访华夏历代查姓名人，就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三分之一以上，以至近半出自浙江海宁袁花一地。如：《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6版），收历代查姓名人三十六人，海宁查家有十四人；《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版），收历代查姓名人四十人，海宁查家有十五人；《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版），收近现代查姓名人十八人，海宁占十三人。大型辞书《辞海》，辞条中收录查姓名人仅二人，就是海宁的查继佐和查慎行。

    当今，金庸的大名在华人世界几乎无人不晓，但他出自浙江海宁查家可能知之者不多。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他的祖父是清末海宁查家最后一名进士，承袭着海宁查氏家庭深厚的文脉，他有众多方面的成就，武侠小说创作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此足以令他不朽。


海宁袁花查氏概述


清•康熙年间，能入值南书房的近臣屈指可数，弹丸之地的海宁查氏家族有查昇、查慎行侄叔同时入选。康熙皇帝（实为皇太子）为海宁查家题写了“唐宋由来旧族，东南有数人家”之对。皇家的褒奖从此铭刻于海宁查氏宗祠的门楹上。“东南有数人家”之称，使海宁查氏在朝野无可争议地享有世家望族的盛名。

清代乾隆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山东按察使仁和沈廷芳曾经说过：“海宁族望，在宋有赵、张，在元有贾、马、应、朱，自明以来，有祝氏、许氏、董氏、陈氏、杨氏、沈氏，门材日盛，又无如查氏。” 海宁的袁花查氏与盐官陈氏，在明、清之际是海宁最孚众望的两大“文宦世家”。明清社会特别重视科举考试，所有具有经济基础的家族都鼓励其子弟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以巩固其社会地位。他们就是海宁世家中之佼佼者。

海宁查氏的始迁祖查均宝，于元•至正十七年丁酉（1357年）为避元末战乱，从徽州府属的婺源（今属江西），辗转迁居于海宁园花里（今袁花）龙山麓之古朴桥（今之查家桥）。遵循“以儒为业”、“读书为本”的查氏祖训，查均宝一家定居于海宁，世代繁衍，日趋兴旺。明、清两朝，科甲鼎盛，海宁袁花查氏出进士二十一人，举人（包括副榜者）六十六人，监、贡生七十七人，生员八百余人，成为名动东南的“文宦世家”。期间虽经历了其它家族难以碰到的种种时难和打击，但海宁查氏能坚韧不拔，历劫而不倒，始终辉耀着家族的光彩。直到近现代还出现诸多大师级的名家，如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查忠礼、查人伟、查猛济，及前述的金庸（查良镛）、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鑑、穆旦（查良铮）等人，他们多为华夏文明增光添彩，都为人们所熟悉，深受社会各界之钦敬！


一、海宁查氏溯源


要了解海宁袁花查氏，就需追溯源远流长的华夏查氏轨迹。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的部落：一个是姬姓，首领是黄帝，一个是姜姓，首领是炎帝，他们结成了部落联盟，成为我们华夏大地上的先祖。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故姬姓。他的儿子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公元前1115年，周成王即位，封其叔周公旦（姬姓）之子伯禽于鲁，都曲阜。又历四百年，春秋周惠王时（公元前676—公元前652），伯禽的后裔姬延（号东安公），因“功肇”以“子”爵封于“柤”（柤是查的古字，地在今山东泰安、曲阜一带），因以封邑为氏，改姓为“查”。姬延改为查延，由此成为华夏查氏的始祖。查氏的第五至第八世祖查胥臣、查胥甲、查胥克、查胥童，均为晋国的大夫，见诸史册；

查氏的十二世祖查何，随汉武帝出征塞外，封济阳伯；二十一世查忠，汉明帝时授中书，也封济阳伯。查氏亦为济阳（今山东兖州）的巨族，查氏最早的族谱，称为《济阳家乘》。查氏二十九世祖查柏任海陵太守，晋怀帝时避石勒乱，由济阳迁丹阳，复迁九江之匡山；三十世祖查义由九江迁济宁州；三十七世祖查义祖为隋安阳令，由高邮迁安徽歙州（当时称新安）之篁墩。查义祖即查氏新安统宗祠的始祖。《新安统宗世谱》称：查氏“下迄唐、宋而族大于新安，后之分迁各派咸以新安为宗……”。至四十九世查昌，字宗儒，号兴嗣，官至唐代吉王府长史。以兵乱，避居休宁城北，为休宁查氏之始祖。至查氏五十世时，出了二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即查文徽、查文征两兄弟。兄查文徽，字希回，南唐•元宗时，以闽功拜建州留后，进工部尚书，谥“宣国公”，仍居休宁。其子查元方为宋殿中侍御史；其孙查道，为北宋文学家，官至龙图阁待制，徒家海陵（今江苏泰州），海陵查氏也为查氏旺族。查道有子四：查循之、查拱之、查永之、查沖之。弟查文征，字希音，经科举“仕南唐，为寿州六安令。累迁（南唐）宣歙观察使，年五十致仕”。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自休宁隐居于婺源城西关高泰门外廖坞（后称查公山）。他便是婺源查氏的始祖，也为浙江海宁袁花查氏的直系世祖。查文徽、查文征两兄弟成为统率查氏最重要的两大支派（休宁支、婺源支）的始祖。文征公亲手创办了查氏的教育基地：“山房道院”，立下了“教诲尔子，以毂似之”的重教祖训。查文征子查元修，初仕南唐，后归宋，袭父宦荫，授宋太常寺太祝。相传元修在卜居婺源时梦神人语：“见凤而止，遇凰而住”。宋•乾德甲子（964年）来到婺北凤山，问里人土名，曰：“此凤山也”。遂由婺源县城西关迁居于凤山铸炉坦，定居是地（今婺源浙源乡查村，浙源中学址）。元修的二个儿子查甄、查陶均走上科甲之途。查甄为查文征孙，宋大理寺评事，因无嗣，将休宁文徽公之孙查道的第三个儿子查永之（字允言），承继为嗣。查永之曾任福建龙溪知县，婺源凤山查氏亦祠奉永之公为始祖。休宁、婺源原为一家。到南宋末，仅婺源（凤山）查氏已“子姓日藩，迁徙不一”，已分迁湖北江陵、江苏泰州、淮安、江阴、河南固始、江西鄱阳等地，发展成“迁派虽多，婺源独盛”之势。婺源查氏为当地望族。凤山历来富庶，全村建筑均为气派辉煌的明清徽派古建筑，砖（木）雕细腻，古朴典雅，至今还保存着查氏的宗祠，让人瞻仰。附录：华夏查氏的传承（阿拉伯数字即世次） 1 延——2夫——3口——4信——5胥臣——6胥甲——7胥克——8胥童——9世——10瑞—— 1 1 吉——12何——13忠——14齐同——15福祖——16嗣丞——17儋——18仕宏——19道昭——20存志— 21 忠——22潜——23逢吉——24德佑——25子武——26欲——27昌宁——28福灵——29柏——30义— 31福振—32尚彬—33存忠—34劼—35伯勋——36彦昭——37义祖——38社——39仪——40珪—— 41美——42福——43全——44存义——45异之——46德兴——47瑛——48师诣——49昌—— 50 （婺源）文征——51元修——52甄——53永之——53仁秀—55琳—56于馨—57矩—58允升—59棐恭—60（婺源）用章——61至大——62经——63安宅——64俊德——65伯圭——66福——67均宝——

       至婺源（凤山）第十六世（华夏查氏第六十五世）查伯圭（字叔璋），仕元为校书郎，生子士琦、士璿。士璿即查福，为伯圭次子，号子玉，仕元为提领。生独子查均宝，为查氏得姓以来六十七世孙。查均宝，又名查瑜，号仁斋，小字詹记，为避元末战乱，翻过浙岭，经率水、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水路，直至檇李（即今日之嘉兴），最后定居于海宁園花里（袁花）龙山东南之古朴桥（后人称查家桥）。因休宁曾名海宁，与杭嘉湖平原的海宁同名。

查氏在婺源居于浙源之“凤山”，查氏在海宁居于袁花之“龙山”，龙凤呈祥， “极富吉兆”。就在这里，展开了海宁查氏家族辉煌的历史长卷。


二、海宁查氏崛起于明际

袁花当时称園花里，又称花园、元化，别名花溪。因占地理、水道之要津，人烟繁密，商贾云集，极为繁华。据明•万历年间里人许敦俅《敬所笔记》载，不仅“镇上色色俱全，与杭嘉无异”，即“当铺”，亦有“十四五处”之多，可见当时之盛。袁花也为海宁东部重镇，是海宁最有名望的祝氏、许氏、董氏等大家族的发祥地，又与盐官陈氏、王氏，黄湾马氏，路仲管氏、钱氏，硖石许氏、蒋氏、徐氏等遥相呼应，营造了海宁浓郁的乡邦文化。作为外来户的查均宝，是一名饱学之士。据谱载：“公尝遇异人受岐黄术，所至以利济为己任”（查克敏所撰《墓记》）。因既有才学，又有精炒之医术利济他人，就比较容易地在袁花站稳了脚跟。查均宝的长子早故，次子查恕（字仲容），因受家学传承，很快出了名。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征召入宫廷，为太祖治当时属险症的“疽”疾，由于“效捷”，即手到病除，太祖大为赞赏，欲授他郡守之职。查恕苦苦推辞，最后被授予太医院正使，赐一品服，加蟒玉。海宁查氏起点极高，一下子成了“得主隆恩”的朝廷命官，官阶正三品，进入了海宁豪门的序列。但事与愿违，功高遭人忌，事隔不久，却“被陷暴卒”，虽“事闻于帝，追治数人，并赐祭葬”。但人死不能复活，荣华富贵如昙花一现。查恕的弟弟查慧（字叔智），极为坚韧，且有主见。谱传说他“性谨慎，有先见。当兄刚显荣时，公深自韬晦。及扶兄柩归，闭户高隐，颇拓先业。”查恕数传后，已无后人，海宁袁花查氏均是查慧一脉繁衍而来。海宁查氏隐居于袁花乡间，耕读不息，潜心力学。“然未百年，即甲第踵兴，勋庸并树，子姓繁衍”。明•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年），五世查焕（字文显，号东谷，1464年—1510年），首开龙山查氏的科第史，一举中举；越十年，弘治三年庚戌（1490年）又中进士。又几年，六世查约（字原博，号毖斋，1472年—1530年），弘治八年乙卯（1495年）中举；弘治十五年（1502年）成进士。学而优则仕，查焕、查约先后入朝为官，使湮没无闻的袁花查氏，开始有了名望，也成为激励查氏子弟更为奋发读书的原动力。经过不间断的努力，海宁查氏因科考而入仕者剧增，特别是在明嘉靖、万历间，七世查秉彝（字性甫，号近川，1504年—1561年），八世查志立（字鸣朝，号敬峰，1534年—1589年），九世查允元（字仁卿，号虞皐，1560年—1610年），祖、父、孙三代均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此外，查志隆（字鸣治，号绍庭，1534年—1580年），亦中举并成进士，连同七世查秉直、查秉钺，八世查志宏、查志文、查志洽，九世查允成、查允持、查允恺，十世查大觐、查树绶、查大韶、查大纬，十一世查继甲、查继佐，十二世查嗣馨等人先后中举或入副榜，均取得了入仕的资格，组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步入官宦之途的海宁查氏军团。海宁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海宁查氏通过自身的奋斗与进取，取得了成功，海宁查氏也成了名动东南的名门望族。明朝一代，在县城盐官，有为海宁的名人树碑立传的习俗，其中为袁花查氏也树立了不少高大巍峨的牌楼式石坊，以表彰他们为故乡争光：在县城嘉泰桥西为查约立了都宪坊；在县城西大街为查秉彝立了天卿坊；在县城东为查秉彝立了谏议坊；在县城大街为查秉彝、查志立立了父子进士坊；在大街上为查秉直、查志隆、查允成立了科甲传芳坊。为袁花查氏立下如许的巍巍石坊，也可见作为名门望族的查氏在海宁受推崇的程度。至明•嘉靖年间，海宁查氏已成地方的望族，亦有能力“敦本敬祖”，建起了海宁查氏的统宗祠及南祠。因人口增多，将同属三世的查浩（字宗瀚，号耕隐）、查澄（字宗汉，号贫乐）、查渊（字宗海）三兄弟奉为海宁查氏南支、北支、小支三大支系的始祖，并修成了为海宁查氏树碑立传的《龙山查氏族谱》（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六世查约首修；万历四十七年巳未（1619年）九世查允中二修，称《太和谱》；明末清初十一世查继佐三修，称《敬修谱》）。明•成化末年，自迁宁的第七世起，查绘定下了海宁查氏字辈排行的前十六字：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清道光八年戌子（1828年）查元偁又拟定海宁查氏字辈排行后十六字：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因枝系繁衍，仅以南、北、小三支区分已难于绺分，至清乾隆年间续谱时，以第九世“允”字辈为基准，将有传人者依序分列为海宁查氏六十六个小支派。一个大家族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族系。为保障海宁查氏家族的利益，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查允元去世之际，遵照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的意愿，把将近五百亩土地的资产首次设置为查氏义田，“设义田以周贫乏，立育才以厚英俊”，并建立了一套慎密的救助措施，大大提高了整个查氏家族的经济救助与保障能力，使更多的查氏族人走上求取功名之路。有明一朝，海宁查氏最孚人望者为查秉彝、查继佐二人。查秉彝，字性甫，号近川，又号觉庵，查绘（雪坡）幼子。自幼即慷慨有大志。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北上应试，中进士。由黄州推官，征授礼科给事中，历户科给科中。在朝以敢于进言著称，曾条陈“吏事七弊”：各任事权，政体不一；苛于用法，刑罚不中；稽查烦数，吏弊日滋；罚赎违禁，官箴日渝；征科无艺，民命日残；徭役不均，生齿日耗；供亿过侈，重困民财。言人之不敢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与厉汝进等人敢于抗疏直谏，弹劾权相严嵩、严世藩父子专权，虽遭廷杖，并谪放为定边典史，但确立了他直臣的正直形象。严嵩败亡后，迅即迁建宁推官，升刑部主事，进郎中，迁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历大仆卿，官到建宁司理。当时各省缺少人材，查秉彝选拔之五十三人，皆一时俊才。嗣被任命为顺天府尹，即京城最高的行政长官，也是正三品，莅任五天即因重病去世。著有《掖垣奏议》、《觉庵存稿》、《近川芜稿》等书。查秉彝生于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年），卒于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鉴于其忠诚，朝廷特赐予祭葬，葬地在钱塘县五云山南桐树坞，地处钱塘江北侧，即今旅游胜地杭州宋城附近，临山梵村为进山处。五云山，传说常有五色云彩在山顶飘荡，因而得名。查秉彝崇祀名宦乡贤祠。《明史•列传》及《浙江通志》、《杭州府志》、康熙《海宁县志》等均有传。

查继佐，字伊璜，号与斋，人称东山先生、敬修先生或朴园先生，一生字号极多。他自幼多病，但颖悟过人，十五岁已擅诗文，十八岁应县试，原名继佑，因试册误书为继佐，遂改用此名。二十岁被聘为塾师。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下第。三十五岁读书杭州西湖之南屏。因平素喜交友，从者众，在江南文坛渐为知名人物。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清兵陷江南浙西地区，查继佐时年四十五岁，参加浙东抗清斗争，鲁王朱以海授以兵部职方主事之职，参加保卫钱塘江的斗争，曾在北岸赭山督师，出奇兵击败清军。后斗争失败，回到故乡。既归，故业尽失，“不复出，寄情诗酒，一时推风流人豪。晚辟敬修堂于杭州之铁冶岭，讲学其中，弟子著录甚众，学者称为敬修先生。平生有知人鉴，尝识海阳吴六奇于微时，及罹史祸，卒得其力。” 查继佐博学多才，长于文史，是一个集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诗人、书画家、戏剧家于一身的传奇性人物。主要著作有《罪惟录》八十九卷，《国寿录》四卷、《鲁春秋》、《敬业堂诗钞》十七卷、《豫游记》，编有族谱《敬修谱》等。且多才多艺，除通音律外，其书画也为当世所珍。时人评他为“一世龙门东，修远数千里。为儒、为侠、为理学、为游艺，当世莫得窥其藩篱。著书满家，蚕从独辟。”是查氏家族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查继佐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卒于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享年七十七岁。

三、海宁查氏鼎盛于康熙朝


明末“万历启祯之际，国事荒颓，如破舟乘流浮沉，不可置楫”，甲申、乙酉鼎革之间（1644年—1645年），“四方骚动，兵火之变未息，所在纵横劫杀”，民不聊生。查大统（查允元嗣子）的谱记载：“乙酉（1645年）以后，满地萑符，舟人敌国，公急移家避地，而室庐资斧，尽付劫灰，流离兵燹之际，遂抱痛而终。”查东山年谱说，“顺治乙酉（1645），先生偕夫人蒋氏避乱庙湾，丁亥（1647年）既归，尽失故业，仅存数十亩，分割以遗同气，日亲圃事，以给朝夕。”士绅颠沛流离也仅能苟全性命，一般百姓遭战乱则难以保命了。海宁查氏家族在此期间也遭重大损失，建立数十年之久的查氏义田制，也被战火摧垮。

战事稍息，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十一世查培继（字王望，号勉斋，1615年—1692年）乡试中举，次年联捷成进士，成为有清一代海宁查氏第一位入仕者，由广东东莞知县，历兵、户、刑三科给事中，他疏章数上，诸如清关弊，行官兑、禁鹰户等，皆有关国计。出为江西按察副使，分巡饶九南道。时寇难初靖，培继建义学、修白鹿洞书院，以教育感化为先，尽力安抚工作，政著卓见。传载《浙江通志》与《江西通志》。进入康熙朝，正是海宁查氏第十二世“嗣”字辈与第十三世“克”字辈的成长期。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年），海宁查氏渐入盛期，十二世查嗣韩与十三世查昇，双双中进士，海宁查氏名望重振。查嗣韩，字荆州，号皋亭（1645年—1700年），他刻苦力学，“十三年不问家耗，覃精攻苦”，以违式的五经文奉旨召试，殿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任翰林院编修；辛未（1691年）礼闱分校；己卯（1699年）顺天武闱主考。

查昇（1650年—1707年），字仲韦，号声山，他以二甲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己卯（1699年），江西乡试正主考，入直南书房充日讲官。他为官慎密，书法精妙，成为康熙皇帝的近侍，寻擢谕德，历少詹事，成为皇太子的老师。他九次随同康熙帝出巡，先后赐第于西华门及厚载门。康熙亲笔为他题写“澹远堂” 之堂名。丁亥冬（1707年）病卒，康熙帝派苏州织造资助其灵榇归海宁，可为看重。同期，海宁查氏还出了一个领军的代表人物——查慎行。


查慎行（1650年—1727年），初名嗣琏，字夏重，号他山，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查田。曾就学于黄宗羲，精研经学，对《周易》尤有心得。他仕途坎坷，五作幕僚，二十岁补诸生，四十四岁顺天乡试才中举人（此年他的长子查克建也已中举，过四年，先他而中进士），到五十三岁，才由相国张玉书、巡抚李光地的举荐，召试入都，得以入直南书房。次年殿廷对策，成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充武英殿总裁纂述。他曾三次随驾巡游塞外，岁时风土，悉记以诗，得帝器重。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六十四岁称疾归故里，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人称“初白先生”。雍正四年（1726年），其弟查嗣庭因文字案下狱，株连家族，慎行全家遭诣狱之灾。至次年，因雍正帝览其诗文集称善，才将慎行父子释放归故里，不到两个月辞世。

他的成就在于诗，年轻时出门远游，遍历云贵、华中、华北、东南各地，从大自然风光中、社会的变故中汲取其素材，写出大量作品，名噪一时。被称为“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大家”之后“国朝（清代）六家之一”。在查慎行前后中进士的查姓子弟中，查嗣韩是他的从兄，查昇是他同年从侄，查嗣瑮、查嗣庭是他的二个同胞弟弟，查克建是他长子，查嗣珣、查云标均是从弟，查祥是从侄，还有比他年幼的从叔查洪（查氏唯一的一位武进士）。其中，查嗣韩、查昇、查嗣瑮、查慎行、查嗣庭、查祥先后为翰林院编修。康熙一朝，海宁查氏一脉出了“一门十进士，叔侄六翰林”，出了查慎行亲兄弟三人及子同朝为官的盛事。叔侄间还出了查春荣、查?、查恩继、查嗣泰、查建新、查克忠、查克绍、查瑾、查览、查昌朝、查克念、查克上、查复等十几位举人。在这么短的时间段，海宁查氏有这多的人材脱颖而出，为朝野所瞩目。而旧时，得皇帝之嘉奖，恩莫隆矣。查昇有堂名“澹远”，他在内廷时奏请御书以悬之。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南巡，康熙帝为查昇之父查嗣土其 祠题额“嘉瑞堂”，置于海宁查氏统宗祠中；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南巡，康熙帝为查慎行亲书了“敬业堂”的匾额，并书写了“砚寒金井泉，簷动玉壶冰”之对联；又为查昇曾祖母许氏苦节，题“节孝流徽”匾额以旌之。皇太子又书对联以赐：“唐宋由来旧族，东南有数人家。”查家作为宗祠的门联而用。 这时之海宁查氏被尊为“东南有数人家”之褒奖，极为贴切。海宁查氏家族已至鼎盛期。


四、惨烈的文字狱与重重劫难


海宁地处江南，钱塘江北岸，古称盐官，历史上长期隶属于吴郡或余杭府，清代属杭州郡。自唐以来，这里就经济富足、文化发达。海宁土地肥沃，民风淳朴，湿润的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蚕桑养殖业也极发达，又是食盐的产地，商贾云集，可谓得天独厚。海宁查氏的聚居地袁花，位于海宁的东部，毗邻海盐与钱塘江畔，钱江涌潮亦为大自然赐予的奇观。在明、清之际，江堤未成，海潮不时侵蚀内陆，十三至十八世纪的五百年间，因海失故道，海宁段钱塘江岸大塌大涨达十一次之多，潮溢发生有七十四次，海潮侵蚀内陆沃土，至使江岸坍塌，河道土雍塞、土壤碱化，袁花地区的自然环境并非一片乐土。袁花亦是明际倭寇入侵内陆的通道口，袁花是倭害为祸最烈的重灾区。《觉庵存稿》称：“倭夷发难六、七年间，死者何艰，丁壮歼锋刃死者，老弱妇女累系罹逼辱死者，挈家喻垣堕坑谷死者，羸军溃卒裹疮冻馁死者，厉气郁蒸婴疾疫死者，徧禅失律身关三木死者，主帅拥兵不战槛车就戳世于市者。岂无须眉丈夫、纨绮贵介，今皆尘沙断梗，同为臭腐。”据谱传记载，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倭寇汪五峰率部七百余人入侵尖山四十多日，焚烧袁花市，民死不可胜计。

海宁查氏六十六支之第三支世祖九世查尚贤，字祖诚，号少峰，“以倭入寇，劫公去（时年虚龄十五）。有主仆同被掳者……倭偏掠三吴，公潜扶其幼主去，而令其仆为应名，竟得护还。”如果不是查尚贤有胆有识，凭才智干炼，逃离险境，那么后来出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著名教育家查良钊、著名法学家查良鑑等知名人士的海宁迁天津支不可能存在了。同为九世祖的查肇翼，字祖信，号继泉，为后来第五支的始祖，“公两岁孤，少警慧，嗣汪五峰以倭来郡县，奉母率舟避城南，舟为诸卒攫去，公时年八、九龄，自缒城下，步履如飞，觅得之，以缆系腹，引而归。虽旌旗盛设，金鼓震动，军容特严，无少怖惧，长老咸叹服。发愤屈首诸书，能数行下，于古今无所窥，臂力两手能提五石，好周给人，生平赖以活者数十人，葬死者数十人。族倡义田，条划半出心裁。年八十有六终。”其人亦为文武皆备、有胆有识的奇才，查肇翼就是查继佐的祖父。万历壬子（1612年）饥馑、崇祯庚辛间（1630年—1631年）大饥，顺治乙酉（1645年）兵火之变，使袁花的生存环境极为严峻。海宁查氏义庄被摧毁，但海宁查氏还是能发挥家族潜能，尽力救济乡邻，“里中之饥者，赖以存活甚多”。外部环境的不尽如人意，同期还引来了清初两大文字狱的杀伐，海宁查氏可谓磨难多矣！追溯到明初二世查恕之遭暗害，延缓了海宁查氏仕途的进程，颇有相似之处。明史案 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南浔庄廷鑨《明史案》事发，海宁查氏的知名人物查继佐被无端牵扯进了这桩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中，入狱“禁刑部火房二十余日，虮生百万，先生苦之。”明末清初，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朱国桢所著《明史》一书，为湖州首富庄廷鑨购得并出版。该书对明末清初史实直录不讳，并使用明朝年号，且有持斥清朝的词句。被人告发，引发了《明史》大案，株连上千人，断案时斩决七十人，数百人被流放。由于《明史》参阅者首列为查继佐，因之被捕入狱。到次年（1663年），查氏移狱回浙江，因查氏本来不曾参与修订，且曾向学台检举，有案可查，又经查氏故人吴六奇（当时在平南王尚可喜手下任广东提督）等人营救，才得以幸免出狱。查继佐改名左尹，号非人氏，隐居乡里。查嗣庭案 查嗣庭（1664年—1727年），为查慎行二弟，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学廪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亚魁，次年联捷成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年）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年）提督河南学政，升侍讲学士，雍正癸卯（1723年）任山西正主考。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荐举，任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雍正四年丙午（1726年）出任江西正主考。查嗣庭主持乡试，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地加以挑剔，乘机下手。九月三十日试毕，查嗣庭离开南昌北上返京，回到寓所，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开，雍正便突然袭击，下令查抄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晚，查嗣庭方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更以“皇上谕旨”的方式，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十二天后，雍正余怒未息，亲自布置，秘密下诏给浙江的地方官，迅速查抄查嗣庭在海宁的老家。“谕：浙江将军鄂密达、巡抚李卫知悉：尔等接到谕旨，鄂密达立委都统傅森、李卫选差可信属官，一同迅速驰至查嗣庭家，将所有一应字迹，并其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时，即墙壁窟穴中亦必详检无遗。倘使透露风声，伊家得以预行藏匿，惟于尔等是问。特谕。”雍正查看了这批抄得的文字资料，找不到“悖逆”词句，就借口其中有科场怀挟细字，又牵扯到不久前惩处的汪景祺也是浙江人，下令停止浙江籍士子参加乡试、会试各一科以示惩戒。当时民间一度盛传海宁县将遭到“奉旨屠城”的惨祸，弄得人心惶惶。案件初发时，袁花查氏受株连被押送北京刑部监牢的就有上百人之多。次年三月二十日，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已官至内阁中书），死于狱中；二日后查嗣庭亦死于狱中（有病死与服毒自尽两说）。雍正批示“得旨：查嗣庭著戳尸枭示。伊子查沄，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已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著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后客死异乡）、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著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查嗣庭案，实际问题出在查嗣庭的二个举荐人隆科多和蔡珽身上，是雍正为进一步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势力，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再则查嗣庭早年曾是康熙帝之皇八子允禩的“入幕之宾”，著有《维止录》书稿（现已佚），书中多记载康熙诸子间之事，查嗣庭案也是康熙诸子争立的政治馀波之一。查嗣庭不幸成了清皇室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海宁查氏遭受惨重打击。查慎行和他的幼子查克念等人，及他的小弟查谨（信庵）父子以出继获免，算是一门中之幸运者。可惜查慎行回到故里仅二个月，即病逝家乡。文字狱兴起之后，相传：海宁查氏族中有一支逃亡广东，改姓埋名，将“查”字下面一横顶在头上，改为“香”姓。广东至今确有香姓之存在，在此聊备一说。第二次文字狱之于海宁查氏，可谓元气大伤。闻名于世的查慎行的“得树楼”、查嗣瑮的“查浦书屋”、查嗣庭的“双遂堂”三个藏书楼不复存在。在清世宗一朝，海宁查氏无人中举、无人出仕。这对靠科举起家、靠科举旺家的海宁查氏来说，其打击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海宁查氏一族日渐败落。查慎行1727年故世，其营葬颇费周折。其幼子查克念在十年后去世，生前无力营葬其父。其孙查岐昌“力谋窀穸（即营葬），庚辛（1760年—1761年）间，遍乞旧交，燕、齐、楚、越，水陆七、八千里，竞致积劳成疾，賷志以殁。”直到曾孙辈，才在亲友支助下，于1775年完成营葬。前后近五十年！ 五、历劫而不倒的海宁查氏 海宁查氏，与一般的大族还是有区别的。在文字狱的打击下，查氏表现出了家族的坚韧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家族式微期后，查氏家族又重新站立起来。只是为人处事更加小心谨慎。海宁查氏家族的复兴，得力于查氏十五世查懋的苦心经营。查懋（1701年—1775年），字端木，号寄庵，查昇之孙，查昌洵三子。幼时即资质聪颖，六岁时跟随祖父查昇在京城寓邸中，“口授日记故事辄成诵，每客至，呼使诵以为乐。”十四岁丧父，与两兄先后游庠，刻苦攻读，卓有成就。因祖、父二辈均为官清廉，家产无多。稍长，将自己名下的二十亩田地，质于逼债者后，只身游京师，一度被延入抚署为幕府。当时华夏查氏最著名者有二支，一为海宁查氏，一为从江西临川迁天津、以业盐发家的水西庄查氏。宛平的查氏同族查日乾（天行）与子查为仁（莲坡）业盐大富后，又具徽商贾而好儒的遗风，在天津营造名苑水西庄，招揽四方名士。康熙朝时，因同姓之谊，喜好趋同，与海宁查慎行、查嗣瑮等诗酒唱和，时相往来，十分亲密。查懋的长兄查奕楠（贡木），在水西庄设帐授徒。查懋因与长兄相唔，遇到天行、莲坡父子，聚谈之下一见如故，竭力挽留他一起业盐，因此而入商途。查懋长于筹算，凡所策划，均能抓住要领，人所棘手者，悉迎刃而解，革除了长芦盐运的积弊；遇他人有急难，无不悉力相助；有疑难相问，均为剖析是非利害，因而深得各方人士器重。不数年，家业有成，遂定居于沧州，继迁山东海丰。当地频年灾荒，他竭尽一己之力周济贫乏。查懋自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起捐赀二万余两，即行赡族之事。族中有繁衍、婚嫁、丧葬者，凡有短缺，皆给予支助，岁给米，月给费，其它如修祠、葺墓等事皆尽力支助。“三党中待公举火者不下千人，始终无倦色。”自身则生活俭朴，室无金玉玩好，衣辄数年不易，入其屋如寒素之家。性刚直、善交好。莲坡殁，家事纷纭，查懋感其知己，不避嫌怨，力为经纪，使其产业完好如初。海宁查氏自文字狱后，家境日窘，查懋及其子孙的善举与义行，为查氏全族的重新崛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文字狱耽误了海宁查氏一代人。过了二十年，乾隆九年甲子（1744年）十四世的查虞昌、查其昌相继中举；又十年，查虞昌在文字狱后第一个荣登金榜，重振海宁查氏家声。查虞昌（1717年—1788年），字凤喈，号梧冈，官至安徽池州知府。他重视实践，根治水患，卓有成效；对经学、史学、诗文，皆作出很大贡献。查懋的长子查莹（1743年—1803年），字韫辉，号映山，于乾隆三十年丙戌（1766年）中二甲第二十六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文渊阁校理。历任广西、湖北学政，山西道监察御史，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两任巡视南漕官，至吏科给事中；查懋三子查世倓（1750年—1821年），字恬叔，号讱堂，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亚魁，任内阁中书、刑部福建司郎中；查懋的孙子、查世倓之子查元偁（1772年—1855年），字德敭，号臶斋，又号又山，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进士，历任户部山东司，刑部云南司、江南司员外，吏部验封司、文选司掌印郎中，历署户、礼、兵、刑四科给事中。查懋祖孙三代，重振家声，自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到嘉庆七年壬戌（1802年）间，陆续捐资重新创设了规模近三千亩的海宁查氏义庄，建立了查氏家族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海宁查氏家族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查氏义庄正式成立于嘉庆七年壬戌（1802年），历经饥馑与兵火的洗劫，一直延存在到抗战初期，历时将近一百四十年。最后一位被金榜题名的海宁查氏后裔是华夏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先生的祖父查文清。查文清（1849年—1923年），字沛思，号沧珊，光绪十三年丙戌（1886年）进士，在丹阳县知县任上勤政爱民，是受人钦戴的一位清官。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查文清病逝，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派人来浙吊唁，并为他亲笔题写《像赞》曰：“潇潇白发丹阳尹，曾并簪花竟少年。大好河山供写照，春风回首一潸然。”为旧时代从政的海宁查氏家族，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到清末，海宁查氏从袁花的赫山房、柴场上、大坟头、袁花、盐官、硖石诸镇走向杭州、嘉兴两府所属各地；走向直隶、天津、山西、河南、陕西、福建、广西、台湾等地；并开始走向海内外，开创了海宁查氏继续发展的新天地。六、海宁查氏与时俱进 俗称“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时代的变异，极易引起家庭的衰败与消亡。自元末查均宝始迁海宁，在袁花落脚生根，从一个小家庭发展为以“文宦世家”著称的世家大族，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不胜枚举，却能历劫而不倒，实属大不易。至清末，已历五百五十年，传至二十二世的“良”字辈。 1901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全国建立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级学校，均以学习新学（西学）为主要内容。1905年颁诏准予自次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废除科举所引起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知识阶层的变化。“学而优则仕”途径的中断、失馆失学、谋生无路，使知识阶层一下子陷入惶惶不知所措的境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涌入新式学堂，把他们从“读书做官”的终极目标中解放出来。在这过程中，海宁查氏后裔勇于选择新的人生之路，投身社会的实践，或从政、或从军、或从文、或从艺、或从商、或从医，在海内外均卓有成就，并有一定的影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查忠礼、查人伟、查猛济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活动家。查忠礼（1877年—1961年），字士端，出生于袁花赫山房。因家道中落，12岁时寄养在南京姑母家中。在学生时代追求进步，与萧山沈定一（剑候）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学生军军需部长、财政部咨议等职，亲聆孙中山先生教益。嗣派往奉天（今沈阳），创办东北文化社，任社长，协助张学良负责外事、文化事务。1926年8月调回上海，入新闻界，担任《小日报》社社长，同行钱芥尘先生主办《大共和报》（附画刊），撰稿者不少为知名人士，李公朴先生曾题写“启先觉后”。“日报虽小，却能给大人先生以当头棒喝”，故能在上海报业自树一帜。查先生为发扬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联合旅沪的美、英、德、法等欧美医学博士，在上海成立合组医院，并任经理，造福于人民。继尔在内阁中任财政部咨议，并任江苏（驻东台）盐酒专卖局局长等职。后因白内障手术失败，致使双目失明，1932年起隐居苏州棋杆场，开一爿小纸烟店艰难谋生。抗战期间，断然拒绝日伪拉拢，清贫自守。查忠礼长于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学有所成，均有所作为。查人伟（1887年—1949年），字仲坚，号诵坚，出生于袁花柴场上。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考取秀才。因觉“科举”无补实用，又进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接受新学。学成后，东渡日本，留学武备学堂。因反对日籍学监对中国学生的专横跋扈和奴化教育而被开除。回国后，在家乡海宁达材学校教书。继而考进浙江法政学堂，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和南社。辛亥革命爆发，上海起义，浙江响应，查人伟参与其事。辛亥革命后，曾在平湖、桐乡任承审员，清理积案。1917年后，在杭州挂牌任律师，并当选为省议员。1922年9月，在杭州创办《新浙江》日报，评论政治，抨击时事，反对孙传芳、夏超之流专横跋扈的害民措施，一年后即遭到军阀通缉，报纸也被查封停刊。1924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任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辗转至桐庐，投身北伐军。北伐军攻克杭州年，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建设科长。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查人伟被捕入狱。百日后，经营救出狱，随即脱离国民党，参加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抗战时期，在浙东永康等地发展抗日生产，支援前线。抗战胜利后，查人伟负责民盟浙江盟务，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反蒋斗争，参加工运、学运迎解放。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为民主事业奔走于沪杭间。因长期操劳过度，于当年7月16日因旧病复发而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查猛济（1902年—1966年），字太爻、宽之，别号寂翁，袁花柴场上人。幼年早慧，十一岁考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时，与沈乃熙（夏衍）等人共同创办《浙江新潮》，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后被开除学籍。1924年，在家乡袁花与陈微明（沙可夫）等组织“晦鸣社”，探索革命道路。1922年，随查人伟到杭州创办《新浙江》报，一年后该报被军阀查封，转入《之江日报》当编辑，并任杭州英文专修学校教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任国民党杭州市县宣传部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隐匿袁花老家养病，遂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曾任上海建国中学高中部主任，后又出任浙江省民政厅秘书。抗战时期，在浙南宣平任浙江省贫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立英士大学哲学系教授，直到解放。后因院校并撤，在金华中学高中部任教，曾任金华文联主席。1952年春，因旧病复发，再次回袁花老家养病。1956年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1966年7月间，含冤去世。查猛济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近代著名学者，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对文字学、佛学、世界语都有较深造诣，尤擅英语和日语，工诗文，擅书法，行楷有沈曾植风格。同期海宁查氏的著名人物还有著名教育家查良钊、著名法学家查良鑑、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查良钊（1896年—1982年），字勉仲，因曾祖查光泰宦游北方，遂定居于天津恒德里。他出生于天津，童稚入家塾。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由河北省工业学校附中转入南开中学，毕业后进南开英语专修科、清华留学专修科。191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士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曾从事学生爱国活动。1922年回国，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兼河南省教育厅长。1930年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联合会总干事；1931年秋长江水灾时，任长江水灾赈济委员会常委、灾区工作组总干事，发动赈灾，亲临灾区，治人无数。“九一八”后，积极募款支援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等部。抗战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训导处长。胜利后，任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11月，飞抵印度新德里参加会议，次年春任德里大学中央教育学院客座教授。1954年5月，任台湾大学教授暨训导长。后历任台湾考试委员、考试院顾问、台湾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等职。他毕生勤勤恳恳，为人服务，品德高尚，公而忘私。在灾区被称为“查菩萨”、“查活佛”；在学校，被称为“学生保姆”、“孩子头”，所到之处，深受人们爱戴。 查良鑑（1905年—1994年），字方季，良钊之弟，稍长就读于南开中学，继而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再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专攻法律。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及法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安徽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又任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编纂、候补推事、第一特区推事兼书记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陷于敌手，始离沪辗转赴重庆。先后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司法行政部参事、重庆地方法院院长、上海地方法院院长。1949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次年出任台湾司法行政部政务处长，1966年调任台湾最高法院院长，次年转司法行政部部长。又参与创办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暨法学院院长。1971年选为私立东海大学董事长，历时二十年。查良鑑致力于台湾的海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维护人权、弘扬宗教等工作，并提倡“之一”精神，即人人要尽一己之力，对整个社会尽千万分、百千分“之一”的责任，尽力奉献，使社会更进步、国家更强盛，且身体力行，到老不倦。海宁查氏在明清时以“文宦世家”著于世，以文见长，以诗见称，在查继佐、查慎行时期就出现一个个的诗人群体，大师相望，名家辈出，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自“五四”后，更以革故鼎新的气魄从事创作，如查人伟的《若庐吟》、《牢骚》、《善养楼诗稿》，查猛济的《猛济文存》、《抒情小诗集》，查济梁的《绍白吟草》，查济民与夫人刘璧如女士的合集《惠联诗草》。其杰出代表是现代诗坛著名诗人、诗歌翻译家——穆旦（即查良铮）。


穆旦（查良铮）（1918年—1977年），他将姓氏拆分成上下两半，又以谐音取其笔名。出生于天津，幼时就勤奋好学，后入南开中学，在高中学习期间，就有诗歌创作及文学评论发表于《南开高中生》上。193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战时期随校南迁，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四十年代，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在诗的审美意识与风格上呈现了惊人的嬗变，给中国的新诗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质。抗战时期，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几乎以身殉国。抗战后，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同时学习俄语与俄国文学。1952年学成，与夫人周与良相偕归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课余从事翻译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丘特切夫等人的诗选与文学理论。从1954年起受错误批判，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打入另册，十年“文革”身心更受严重摧残，不幸于1977年初引发心脏病去世。1981年1月平反.

查济民（1914年—2007年），字惠时，出生于袁花大坟头（旧称庞郎堰），兄妹中排行第六，在家乡完成小学、初中学习后，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浙江大学代办）。毕业后就职于上海达丰染织厂及常州大成纺织厂。勤奋干练，敬业实干，善于汲取百家之长而用之，不数年间把染织厂的产量、销量提高了五倍，资产扩大了八倍，被当时经济学家称为奇迹。他博得了著名爱国实业家、工厂的主持人、常州刘国钧先生厚爱，让爱女刘璧如与之结为连理。此后查济民夫妇一起协助共谋纺织业的发展。抗战爆发，沪宁苏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他带领工厂内迁四川重庆，积极生产纱布支援抗日救国。抗战结束，曾为上海纱布染织业的“接管大员”，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1947年秋，查济民去香港创办中国染厂，并任主席，考察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学习国外先进的纺织印染技术，将企业发展成拥有兴业等十多家单位，资产物业达28亿的大企业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去非洲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发展纺织业，成为国际著名的“非洲纺织大王”。他不仅是著名实业家，更是爱国爱乡爱港，崇尚教育的杰出贡献者。1983年初，他是最早提出香港回归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建议者之一。他曾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言：“香港发展快，一靠人，二靠钱，如果人走了，钱走了，香港就不成为香港了，只会剩下一座水泥森林。”他与海宁查氏的另一位杰出人物，著名作家、出版家金庸（查良镛），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即有名的“双查方案”，。1997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华夏社会，名望最响亮的海宁人要数海宁查氏代表人物金庸（查良镛）了。
金庸（查良镛）， 金庸原名查良镛，后将“镛”字拆开，作为他的笔名。1924年生于袁花赫山房。他在家乡读完高小后，进嘉兴中学，适逢抗战爆发，改入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后赴重庆，曾考入中央政治学校，不久在学潮中被迫退学。嗣经表兄蒋复璁介绍，在中央图书馆工作。曾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又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又以优异成绩被《大公报》聘为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被派赴香港《大公报》任编辑。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了十四部长篇武侠小说，简称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即《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他借通俗小说的形式，用自己深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通古达今，又以深刻的人生思索和对人性的透彻分析，超越雅俗，进入了文学的经典行列，创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神话。


武侠小说的成就掩盖了金庸其它非凡的才能。他1959年5月在香港创办了《明报》，由于他的勤奋、毅力和才干，又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特别是亲自执笔撰写时评，经过不懈努力，使明报集团成为香港出版界的巨子。1981年7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作为香港《明报》社长的查良镛（即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引起了世界轰动，也对金“大侠”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他在媒体上率先宣传一国两制，为祖国的统一鼓与呼；他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负责人，与同出海宁查氏的香港著名爱国实业家查济民共同提出有关香港未来政制的“双查方案”，极富真知灼见，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保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金庸于1981年荣获英国授予的“英帝国官佐勋” 衔（OBE），1992年获法国总统授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衔，奖励其对新闻事业、政治评论、文学创作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2000年获得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2009年度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中国作家协会聘为名誉副主席。

辛亥革命至今，又已百年。时代的变迁，使宗族制度不复存在，海宁查氏这个世家大族也已湮没在平民百姓间。但依据姓氏的归属与血缘的繁衍，海宁查氏这个群体依然存在。他们重知识、重贡献，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在近现代就出了数十位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领风骚，服务于社会，体现着人生的价值，为华夏文明增光添彩。换个视角看查氏 “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个视角看查氏。了解了海宁查氏的历史进程后，再来探寻一下海宁查氏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崇文树家风

海宁查氏的崛起，绝非一蹴而就，它的家风承袭了华夏查氏的门风。查氏在中华百家姓的大家庭中是一个小姓氏，人丁不多。查家开始是崇武的。始祖查延因战功显赫封侯查地而得姓，随后的先辈有跟晋文帝出亡的，有随汉武帝征战的，以至隋唐的查姓名人也还在争做开国元勋血洒疆场。因族小，经不住杀伐中人丁的折损，在宋一代，家族中专门订立了“读书为本”排武崇文的祖训家规，在战乱来临时不停地以迁徒来谋生存。婺源始祖，查氏五十世祖查文征创办了家塾“山房道院”，并定了“教诲尔子，以毂似之”的重教祖训。查氏迁海陵郡（今江苏泰县）的世祖查许国，设立祠堂“海陵堂”，堂上楹联为“拔望族于贤科，振儒风以经学”，横批“传家荆楚”，都清楚地表达了此时已立下了“以儒为业”、“诗礼传家”崇文的查氏门风。家训 海宁查氏的始迁祖查均宝，为华夏查氏六十七世孙，迁海宁袁花龙山后，恪守祖训，为人谦卑，敦乡睦邻，站稳了脚跟。草创初定之际，三世贫乐公查澄就传下了家训： “我今年老，戒尔诸孙：凡在童稚，读书为本。勤俭为先，兼知礼义。及其成人，五常莫废，出则有方，入则孝悌。兄弟之间，本同一气，切勿相争，自相弃矣。妯娌之间，纺织为最，虽云异姓，和如姐妹。” “戒尔子孙：毋贪于酒，酒能乱性，亦能招祸；毋贪于色，色能丧身；毋学赌博，赌则败家；毋好争讼，讼则受辱。凡此四事，警之戒之。” “戒尔子孙，谨守良规，从之者昌，逆之者殃，成败之际，如在反掌。” 他指明了家族的方向是“读书为本”，兴家之道是男读女织“勤俭为先”，修身之道为“兼知礼义”，并规范了做人需四戒的行为准则。此外一愚公查益、雪坡公查绘、毖斋公查约、九一公查秉直、近川公查秉彝、太和公查允中、伊璜公查继佐、初白公查慎行、宫詹公查昇等人均留有严格而规整的家训，其中心就围绕“读书为本”，尊重儒术，走“科举入仕”之路；并规范自身道德修养的范畴，以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议瞻恤，讲治生”（《太和公家训》）来加强家族的凝聚力。经学 查氏自迁居海宁后，以儒为业，将徽州文化与徽式教育融入江浙的地域文化之中，尤其重视对经学的研究，奠定了海宁查氏在科第考试中胜出的基础。海宁查氏科第的第一人五世查焕，就在祖、父辈“咸懋阴积，循循养晦”下，“书不数过，辄谙大义。临文时出新意，一时夺诸上座，雄声江南。” 六世查约的父亲查益已“博究经史”，并使他与兄查绘“相与摹切，形影师友”，并“执经明师，北游嘉禾，南游舜水，就正百里之外学，寒暑勿辍，盖所务不止于应也。”成为海宁查氏科第第二人，著有《还谆录》、《毖斋遗稿》；在仕途中均颇具声望。查绘（1466年-1528年），字原素，号雪坡，是个伯乐式的人物，他与几个弟弟亲密相间，兄弟的成长“先生之友教为多也，先生学即不遇，然认理坊和，求合至道，著有《箕裘发微》、《雪坡芜稿》若干卷，大率究悉圣贤指义以启后学”。晚年课其子秉中、秉直、秉衡、秉彝，“秉彝成进士，先生之施未有既也”。此后，海宁查氏所撰写的经学研究著述极多，它们有：七世查秉彝的《觉菴存稿》、《近川芜稿》；八世查志隆的《大参集》；九世查允抡的《舜才遗稿》，查允元的《左国钞》、《诸儒粹言》；十世查大诏的《硎社新书》；十一世查继伸的《寤庐集》，查继佐的《五经说》、《四书说》、《通鉴严》，查旦的《〈大学〉阙疑》，查继雯的《学圃录》，查崧继的《澄清堂集》，查书继的《春秋论断》，查?的《翼书》、《权书》，查诗继的《深静斋集》；十二世查嗣馨的《崇善堂文集》、《明心录》，查珹的《琐录》，查容的《尚志堂文集》，查慎行的《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象考信》、《经史正讹》、《敬业堂集》，查嗣韩的《玉禾堂存稿》，查嗣珣的《荣古堂集》，查魏旭的《咸斋文钞》，查嗣庭的《维止录》；十三世查雍的《读易偶笺》、《读书偶笺》，查克敏的《寤言类稿》、《寤言别录》，查锡龄的《四书领要》、《太极图考》，查祥的《毅斋文钞》，查克念的《读书录》；十四世查虞昌的《四书蠡酌》、《易诗书三经蠡酌》，查昌和的《经学反求提要录》、《性理反求提要录》、《读书程决》、《困心箴》；十六世查世佑的《续四书释地》、《大礼折衷》；十七世查元偁的《广蒙求》；十九世查光泰的《圣门诸贤辑传》、《古文权舆》、《五霸略》；以至于二十世查燕绪的《群书异祜》、《大载礼笺疏》等著作。科考之路 明清两朝，科举考试成为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和人才擢升主要途径。科考虽包纳了一定的弊病，但与“世卿世禄”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读书入仕，成了下层读书人的进身之阶。科兴考试成为海宁查氏登上政治舞台的正途。在求学与科考之路上出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六世的查綖教育子女：“祖宗以儒创业，汝当以儒亢宗，庶不获戾吾门”。七世的查秉彝以直臣之名，名垂史册，他“龆龄时即慷慨有大志，父雪坡公奇之，令从诸兄学，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不属草，立就。甫弱冠，游邑庠，即赫有声誉。戊戌（1538年）赴试北上，家遭回禄（即火灾）殆尽，报至公，惟付之天，少无不择色，识者即知为大器云，是年举进士”。查秉彝之子查志立，孙查允元，可说家学渊源，祖孙三代均中进士入仕，“甲第踵到，门阀大昌”。在明朝中期海昌查氏遂成名动东南的名门望族。

在海宁查氏家族的发展史上，查继佐无疑是个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曾祖父九世祖查懋功，八、九岁时遇倭害，机警干练，救得母归，传为佳话。其后“发愤屈首诸书，能数行下，於古今无所不窥”。祖、父皆为塾师，他的父亲查大宗（字尔翰）以教书为业，因醇朴不善治生，家道中落。查继佐五岁启蒙，父口授章句，踰年《四书》成诵无遗忘，七岁随母学诗，母沈氏是当地才女，通音韵反切之学，他的启蒙也半得于母教。尽管家境寒微，查尔翰却不趋炎附势，告诫子女，“信理真，故能坚忍；惟坚忍，故能不为饥寒所移。”查继佐十一岁到邻村私塾读书，“每日晨炊，一饱赴馆，袖粉饵以代晚食。随路口诵，声彻林樾。翱翔而行。亦随路遗失粉饵，不知也。日过中，从袖觅粉饵不得，往往受饥。”勤奋好学，令人生敬。十五岁就“擅诗文，下笔风云走”，“文誉日起”。前辈顾瑞屏、黄石斋极推重之。他于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后，屡试场屋均落弟，遂专心致力于讲学与著述。曾应友人邀赴杭州西湖讲学，“设帐谈经，闭门草书”，“从之游者广布数省，众至上千余人”。族弟查?（字商衡，又字虹成）、查诗继（字二南，号樊村）、查培继（字王望，号勉斋）等均受教于他，族侄辈更多。每年，查继佐还在宗祠对查氏子弟进行一次考试，并对他们进行指导，为查氏家族培养了一批“文章政事卓然流誉”的人才。比较突出的是他对堂侄查嗣韩的培养。时在他七十岁寒食回故里龙山扫墓时。“翌日，大会祠中为家课。得从侄嗣韩卷，怪之。语韩曰：‘所谓文理者，文与理相为因缘，相为变化，子文与理各不相属，而忽有一二语，坚强独出，灼灼有光。子能离家从我游，尽以因缘变化之法授子，不三年当名满四方，岂止吴越闽间哉’！嗣韩叹曰：‘世俗视某如粪土，得伯父殊鉴，恩与生我等，而贫不能自食’。先生笑曰：‘敬修堂上宾客盈座，岂斋粮而来者哉’？韩遂从游，兼为之料理家费。” 日后，查嗣韩“补钱塘诸生，旋入监肄业，十三年不拆家信，埋头诵习。夜分欲睡，辄举火灼两臂至无完肤”，在他覃精苦攻下，果然脱颖而出。“康熙丁卯（1687年）以五经应顺天乡试，监试御史斥其违式，既又奇其才，以嗣韩及福建林文英各二十三艺，并皆奏闻。奉旨召试殿陛间，未踰时得文三首，上大喜，命一体会试，未揭榜而两人已脱蓝，诚异数也。以五经中额实自嗣韩发之。戊辰（1688年）捷南宫，廷试一甲第二，授编修”。荣登榜眼，为海宁查氏唯一得此荣耀之人。康熙年间，海宁查氏的鼎盛以“一门十进士，叔侄六翰林”达到顶峰，一个家庭中兄弟三人同朝为进士，实为罕见，他们是查慎行、查嗣瑮、查嗣庭三兄弟，与慎行长子查克建，时称“查氏庭前有连桂之瑞”，门户鼎盛，传为佳话。说起家族渊源，他们的太祖查秉彝为明•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高祖查志文，明•隆庆丁卯（1567年）应天举人，官庐州府同知，管无为州事；曾祖查允揆，明邑诸生；祖查大纬，明•崇祯癸酉（1633年）顺天副榜，官兵部武库司主事，“负才名，有胆略，遇大事可咄嗟立办”；父查崧继，字逸远，号学圃，明邑诸生，“有文名，工书翰，不求闻达。祖业销落，胸次浩然。子四人，皆有俊才，逸远不令为科举干禄之学，而读书为诗古文，士林望风推服。” 至查慎行这一代，慎行年轻时肆力于经史百家，与他的岳父陆嘉淑（射山）及其族兄查容（韬荒）、弟查嗣瑮（德尹）等就教于东南名儒黄宗羲（黎洲）门下，得益非浅。晚年辞官归里，杜门精研，“著作盈笥，唐宋诸集，岁加点勘，必有新得，补苏（轼）诗，施注更定编年。晚成《周易玩辞集解》，尤精粹得力处”。查昇的父亲查嗣土其 生于明未，十一岁而孤，十七岁为秀才，生于乱世而隐于世，中岁与海昌祝开美（渊）、陈简斋、陈乾初等师事于名儒山阴刘蕺山，受显过、隐过、微过之格，与同好结为省过会，事事期归实践。葛巾草屦，绝迹城市。他博学敦行，擅诗文，兼工行草，所书《黄庭经》石刻本为名公善书家所称颂。查昇后以书法妙天下，少而颖异，读书一再，过辄成诵，家贫不能具束修延师，及经史及制艺，皆以父兄为师友，夜以继日，学讫大成。 “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海宁查氏走向成功者，大悉均如此。他们以儒为业，经过家学的薰陶，师友的点拨，发挥自己的潜能，刻苦力学，再加上机遇，一步步走向成功，成就了海宁查氏家族的辉煌。二、为官居清正 海宁查氏家族，以“读书为本”，在科考中胜出，明清两代科甲鼎盛，人才辈出，为官为宦者甚多，但没有象海宁陈氏那样有位极人臣，久居中枢者出现。尤其经二次文字狱的打击，海宁查氏更为谨小慎微，除出了众多的翰林外，大都位居与底层，与民众相贴近的中、下层地方官员。查益曾留下教子查约的官箴：“往矣忠勤，毋忘国恩”。这句话，代代相传，为海宁查氏为官者奉行的准则。正因为如此，海宁查氏的入仕者，均有清、正、勤三大特色。清为官清廉，以“龙山科第自公始”著称的五世查焕，“弘治庚戌（1490年）进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转北刑部员外。奉诏出封襄藩，例诸王。乍之国，馈饯送悉从厚，使者可以不贫。公独谢一切不取，物论高之，赠公诗有：‘由来使者清如玉，不带飞尘半点回’之句”。查氏为官第二人的查约，亦“居官清白，自奉俭素”。他在家乡的亲友“居乡处族，未尝以富贵自异”，如他的弟弟查綖（东川）“性復和易，虽中丞贵，无一毫骄蹇意态忤竞于物，匾其室曰：‘退菴’。”其后的查秉彝、查志立、查志隆、查允元诸人，“持已守官则廉介不苟，敭历中外，并以清慎著。”入清后，同邑杨雍建（以斋）以副宪出抚贵州，查慎行被招入幕府。“先生性耿介，非义之财不妄取。即过分之施，亦却而不受。时调遣征发，羽檄旁午，如便宜除授、搜捕伪职二事，贿赂大行，先生皆峻拒之。杨公谂知之，遂加敬礼，事无大小，皆谘议而行。然纳降伪官，情有可原者，必力为之请，所全甚众。”后查慎行延入明珠相国处，为其子业师。“有致殷勤于相国，赂先生为先容者，先生正色曰：‘吾，师也，岂以此自汗耶？’其人愧谢而去。”查慎行与查昇后均入直南书房，为康熙帝近侍，康熙皇帝深知他们为人清廉，时有赠馈。康熙曾两次赐第给查昇，先赐第西华门，更之厚载门，嘉奖他平日谨慎勤敏。查氏为官者大致均如此。正 为官正气。正因为襟怀坦荡，查约遇兵变，敢于处变无所畏惧，“单车往论之，遂解散还”。嘉靖年间查秉彝在任户科左给事中时，敢于联名上疏，劾权相严嵩、严世蕃等人，遭庭杖，贬为边庭云南楚雄府定边县典史。待严嵩败亡，查秉彝重新启用，任文选郎中。“公之掌铨也，著划一之规，祛积习之弊，癖进贤之路，杜侥倖之门。”对各省缺人，秉彝议取五十三人，皆一时之选，后迁升至顺天府尹，卒于任上。他以正直的形象，成为海宁查家第一个上《明史》的人。查秉彝长子查志文，因举人授庐州府通判，“又值大祲，郡守督税急，牒三、四下，复遣吏督促，志文仍解印绶，更皂帽，请以身坐。吏还报郡守，乃止。”查诗继“晚年知霍丘县，霍，瘠土也，上官督催科甚迫，诗继题元道州《舂陵行》诗呈之，有云：‘民命真当惜，为官良独难’上官读之动容。未三载，乞休，士民攀留者数千人。”查氏为人正气，不信邪术。查嗣珣，康熙癸未（1703年）进士，授太和知县，“滇俗尚鬼，多淫祠。嗣珣甫下车，即令乡啬夫，搜集木偶数百十，置湃水祠旁悉焚之，其风始息。居官七年，修学宫，清狱缓徭，治行称最”；查文清，光绪丙戌（1886年）进士，也以正直著称，他就任次年五月就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西教徒胁迫督抚索偿，并企图镇压当地群众。省檄下，文清袒护受诬百姓，暗曰：‘此皆吾良民，非纵火者。’力白于知府王仁堪缓其狱，乃流莠民二人，酌给偿金完案。未几，被革职返乡。丹阳百姓立“去思碑”，以颂其德。勤 勤政爱民。海宁查氏“以儒术饰吏事”，均在任上有所作为，造福一方。查焕“檄治大梁，剧道风纪大振，名动公卿间”。查约“谳讯勤敏，兴泉旱疫，令属官帑病药死殓，释滞狱，民赖之”。查秉彝“凡讯狱，以矜恤为心，惟公惟断，未尝阿上官意以枉一人。故所讯多明允，而声誉籍甚襄楚间”；在大理寺任职“尤潜心听断，夙夜祗慎，狱无冤民”。查秉彝长子查志文，以举人授庐州府通判，迁无为州守。“州治滨江患水，志文不及上请，即发粟以赈，全活数万”。查志隆，以进士“授宁国司理，刑讼简，声望蔚然。后补南驾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守皖城，调保定，旋晋天津兵备，地多巨盗，治事月馀，虽夜行亦安堵，又葺城隍，复团兵，功最著。遇旱饥，招集流民，出仓粟，给垦田，全活万计。” 入清，查蜚英以举人知粤东新丰县；查继甲以举人授广西隆安知县；查培继以进士授广东东莞县，历兵、户、刑三科给事中，出为江西按察副使、分巡饶南九道；查继纯两中副榜，由太原县丞升漳平知县；查嗣钦嘉兴群庠恩贡生，官江苏碭山知县，调顺天保定；查嶓继策杖赴湖北，荐授监利县丞；查克建以进士，授直隶束鹿知县、迁陕西凤翔知府；查祥以进士入翰林，充政治典训编纂官，充律例馆分纂；查开（嗣瑮子）戍边归里，筮仕得中牟丞；查览以举人，由长丞县丞，历署清丰、元城、开州各州县事，终天津水利通判。他们建义塾、修书院、禁淫祀、慎芦课、捍水患、拯饥民、除陋规、擒巨寇，才识明练、办事精详，吏事精勤，均卓有政绩。查虞昌，乾隆甲戍（1754年）进士，授江南池州知府。他是海宁查氏经历查嗣庭文字狱灾祸后，荣登金榜重振查氏家声的第一人。在任时重视实践，敢于决断，值大水，田庐湮没，急勘灾请赈，民赖以苏。贵池、铜陵二县地低洼，民田多筑圩以御水，然遇江水最大之年，往往坡堤为患。虞昌亲验水痕，命筑圩高三、四尺，自是十余年两邑无水患。粮艘泊大通镇之半壁街，每易启衅，商民不堪其扰，虞昌为请于大府定泊所，俾舶不得近镇，商民德之。其后，查鸣昌以乡试副榜，调补崇善县丞，权县事；查揆以举人署巢县，“道光乙酉（1825年）蝗集永年县之西北乡，率其乡父老子弟具畚锸，持升斗，设厂于临洺关凡扑灭，二千余觔歼焉。明年搜掘蝗子，得三千余觔，麦禾不害。乃捐廉，建八蜡神及刘猛将军庙、葺紫山书院，教诸生以有本之学”。查世倓，乾隆庚寅（1770年）举人，“官刑部郎中，持法平，断狱敏，上游倚重之。”查元偁，嘉庆戊辰（1808年）进士，掌江南道、江西道、福建道、贵州道监察御史，署户、礼、兵、刑四科给事中；公持法平，断狱敏；有疑狱，辄委之参谳。查人渶，道光乙酉（1825年）选拔朝考，以知县用；竿分河南，授汝阳令，后摄柘城、郾城、汜水、安阳、密林诸邑，所至有声；遇旱、蝗，尽心赈抚。查光泰，咸丰壬子（1852年）选顺天府司理，摄宁河令，除三河令，清狱讼，征蠹吏，不三月清案牍三百余起；浚河渠、治驿路、创义塾、整书院、建仓积谷、储款备荒，次第具举擢治中；去任，士民攀辕卧辙不绝于道。查燕绪，光绪庚寅（1890年）随使日本，甲午（1894年）以揀选知县保举同知；戊申（1908年）补松江府海防同知；以经术润色，吏治宦辙所至，著声绩为群吏冠；吴中贤士大夫咸谓借才异地，尊为经师。海宁查氏为宦者，都以有作为，有建树，有功业的先辈为楷模，“不坠家声”，形成一股积极向上的动力。


三、敦族自有方 宗族的形成是以族中男丁的壮大为基础的。在旧时，人们的生存环境十分严峻，依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家族的存在，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海宁查氏是元未查均宝迁海宁之袁花龙山为肇始的，经历百年的韬光养晦，在明朝的早中期已有族人中举入仕，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宗祠当海宁查氏的始祖查均宝（华夏查氏第六十七世孙）、二世御医查恕及以下数世去世后，“仿古族葬法”，安葬于祖屋南面、奕恩桥畔的墓地，并建祠于墓地东南。至万历未年换地，在水西重建海宁查氏宗祠，即“海宁查氏统宗祠”。五世查益，因谦让，由查家桥（古朴桥）祖居，迁居于往南的道人塘北东河口。明•嘉靖年间，他与其子查绘先后去世，安葬于道人塘南庞郎堰闸口西北原。后人称之为“查家大坟头”，并建立了祭祀的祠堂。为有别于奕恩桥的查氏统宗祠，称之为“南祠”。由此将同属三世的查浩、查澄、查渊奉为海宁查氏南支、北支、小支三大支系的始祖。（查嗣珣《重建南祠记》：“支之别为南也，自有南祠始也”。）统宗祠与南祠，均为三进，规模较大，第一进门厅，第二进正厅，第三进神主堂。明清两代修葺多次，拆毁于“文革”之时。支系 明•弘治初年，查绘定下自七世起的传世字辈一十六字，即“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道光戍子（1828年）查元偁又拟定传世字辈后十六字：“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 海宁查氏家族人口发展很快，仅以男丁而论：明•洪武年间一世1人，二世2人；永乐年间三世5人；宣德年间四世8人；成化弘治年间五世16人，六世31人；正德、嘉靖年间七世“秉”字辈35人、八世“志”字辈86人；隆庆、万历年间九世“允”字辈142人，十世“大”字辈230人；明未之十一世“继”字辈已达375人。至清初，支系繁衍，仅以南、北、小三支已难于绺分，修谱时逐以第九世“允”字辈为基准，将有传人者依序分列为六十六支的世祖。海宁查氏大家族的族系由此而形成。至今海宁查氏在袁花的聚居处：南支居袁花镇偏南地区，以新伟村为中心的赫山房、柴场上、大坟头、镇上及西兜里、旗杆下、甘蔗园、查家场、东河口、西河口、南庄、西庄等处；北支居袁北镇上及附近柴场上、闸口黄沙窝附近；小支居海盐百步亭、石路杨汇桥及靠近盐官、斜桥、新仓等地。隆祀随着海宁查氏为官为宦者日增，成为东南一地的名门望族。他们按照儒家的经典，始终把“尊祖、敬宗、收族”放在家族生存发展的首位。数百年来，他们设祠堂、守家训，以“读书为本”、“耕读为务”的祖训，规范着家族的言行。尊祖海宁查氏的统宗祠供奉着世祖查均宝、二世御医查恕及以下几代的神主，并追祀遥在婺源的先祖查伯圭（璋叔公）、查士璿（子玉公）两世神主，于岁之元日致祭；南祠则供奉着五世查益（一愚公）、六世查绘（雪坡公）等几代人的神主。祠堂的正中列有列祖列宗的神主，壁间悬挂着祖先的画像。宗祠是记生、上寿、隆祀、岁烛之处。 “春寒食之日，冬十月之朔，辰刻取齐。毋后至、毋失仪、毋喧哗、毋越席位、毋醉、毋谑。祭物：刚鬣柔毛而下，凡五牲，又为十攒架，菹醢殽核襍集。瓜果之类以时蔫，粉面等会如恒例。其不列祭品者勿登，祭器不用金银等物，俎豆以木，杯斝以磁瓦，椅桌以长列。司乐四人，司炮一人，赞礼一人，祝，以子弟之贤而文者，主祭者宗孙盛服，居辈之中。 “岁朝拜谒祠，设饼、果、香烛，卯刻取齐，例不视墓。其仪同春冬墓祭时。随互行贺节之礼，为一设茶，日中而散。”（查继佐《东山公手定统宗祠事宜》）在祭拜之时，烛光明亮，香火缭绕，祭品三牲及蔬果排例满案。查氏宗祠中祭器极为粗夯与简朴，祭物亦极不铺张。致祭者依序祭拜，肃穆有序。庄严的氛围，精神上感动着致祭者。长者在前，幼者在后，宗系修明，秩序班然。春秋之祭祀后，全族公宴，畅叙友情，此为全族最盛大的节日，称之谓“吃坟酒”。祭祖之时，还惩恶奖善，研讨有关阖族的重大事项，如宗祠的修膳，置业的扩大，族谱的修撰，族中之贫困者与鳏寡孤独者的救助，及对读书有成者的特殊的奖励。 “祠中设薄四面：一书美行，虽微必悉，善可日进也。大过附书以示戒，期于能改也。长辈及亲友公举，书必以春冬正祭之日。一书生卒居葬。一书国恩，凡蒙大典，皆得备录。一书义田之出入存结，平时俱匣而藏之，毋私阅。 “家声由旧，宜勿替。凡子弟，在干名犯义之列，小则痛责于祠，大则摈不许入祠。至于贫不择业，去为农或为工贾，何害！出于优隶人役矣贱，不得入祠，改业入祠。鬻子女为人役贱，其子女不得入祠；复，子女入祠。娶妇于人役，求贱也，不得入祠；出妇入祠。以异姓子为子，不止于贱也，乱矣，不得入祠；弃其异子入祠。” 在族规的执行上，据谱载，明、清二朝，遭逐出查氏宗族者共五十一人。其中因事关合族权益而知仇不报者一人；败检（道德极不堪者）二人；同族或良贱为姻（属乱宗）者三人；纵妇逆母（夫妻虐待母亲）者一人；此七人遭“通族公摈”。其它开除出族有：不肖、横行不法、不守家风、与匪为伍者十五人；欺孀逼嫁、纵卖孤寡者七人；私卖祭产、发棺售地者四人；盗荫（即挖祖坟树木，破坏祖坟风水）者最多，达十人。尊祖，敬宗。海宁查氏饮水思源，与同宗婺源查氏、天津水西庄查氏关系极为密切。婺源查氏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年）夏，海宁的查秉彝为《查氏统宗世谱》（即新安谱）作序；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年）十二月，海宁查氏的查秉直、查秉彝、查秉钺等人，专程赴婺源孝悌里查村祭祖，并在婺源购置祭田，委托居婺源的查士璿的支孙查云瑞、查云灿代管，委托他们在春秋之际代海宁查氏致祭；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海宁的查继佐曾在杭州、南京等地会晤安徽休宁查村系后裔查大陞（君初）、查继德（正阳）；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海宁的查嗣珣（东亭）溯江涉岭，到婺源查询、考证，且参与了《婺源查氏谱》的编纂工作，并作了序；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海宁的查嗣身宝、查虞昌受查莹与查世倓之托，特地经办在婺源重置祭田之事，并托在婺源伯祖在籍支孙代为祭祀；直至今日，海宁查氏子孙还多次结队赴婺源（今属江西）祖祠去考察、祭祖，与异地的同宗同祖兄弟亲热欢聚。 天津水西庄查氏 很多人误以为以“北查”著称的水西庄查氏是以“南查”著称的海宁查氏的派生支系，实则有误。水西庄查氏原也出自安徽婺源，后迁江西临川，康熙年间再迁到京津一带经商，至查日乾（天行）时，因业盐成为天津长芦盐运的巨富，成为华夏查氏最富庶的一支，并在天津东门里建宅“于斯堂”，还建了美奂美仑的园林“水西庄”，招纳天下名士。此时海宁查氏是华夏查氏仕途最发达的一支，亦名满华夏。自古以来，华夏“查氏无疑支”，说的就是查氏的渊源均出自春秋时的查延因封地而得姓，别无分支。凡查姓之人均出自同一个先祖，因此查氏相遇均有一种认同感。当时海宁的查慎行、查嗣瑮兄弟常居北方。查嗣瑮旅居天津时，住在于斯堂达两年之久，与赵执信、姜宸英等名士饮酒作诗，天津的查为仁（莲坡）在幼年就耳濡目染，深受熏陶。查为仁还忆及：“家伯初白老人尝教余诗律。谓：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莲坡诗话》）。查慎行的传授大大提高了莲坡的诗歌创作水平。依据华夏查氏的辈份，水西庄查为仁的“为”字辈为华夏查氏79世，查慎行兄弟的“嗣”字辈为华夏查氏的78世，查为仁尊查慎行、查嗣瑮为“家伯”，也极为得体。康熙未年，查昇的孙子查懋因家境箫落，只身游京师，探望在水西庄授席的长兄查奕楠（贡木），结识了天津支的查日乾、查为仁父子，惺惺相惜，查懋也应邀参与经营当时规模最宏大的位于京畿的长芦盐运。凭他的才识，查懋因业盐而大发。他时刻不忘记海宁查氏的族人，“三党中待公举火者不下千人”。查为仁去世后，家事纷纭，查懋感其知己，不避嫌怨，力为经纪，使其产业完全如初。海宁查氏与同宗、同祖的查姓子姓互助互敬极为和谐。家谱敬宗，查家对同宗的认同和敬重，不分亲疏，一体关爱。最为难得的是，海宁查家能将迁海宁以来的谱传资料比较完整地保存、整理，时间跨度达六百五十余年，至今已跨越到第二十六代。明•嘉靖甲申（1524年），六世查约（毖斋）首修《龙山查氏宗谱》（即《海宁查氏家谱》）；万历己未（1619年），九世查允中（太和）修成《太和谱》；清•顺治戊子（1648年），查继佐（伊璜）考证发现三世查澄（贫乐）《序说》、八世查志伊（怡莘）手缮谱底，及编年《查氏统谱》底，合校增辑修成《敬修谱》；康熙戊寅（1698年），十二世查云标（学菴）编成《查氏族谱约编》；乾隆庚辰（1760年）、己亥（1779年），十三世查克敏（若农）两次编修成体例最为完备的乾隆谱；嘉庆戊辰（1808年），十六世查世倓（恬叔）编成嘉庆谱；道光戊子（1828年）、甲辰（1844年），十七世查元偁（德敭）两修，成道光谱；光绪庚辰（1880年），十八世查元复编成光绪谱；清末宣统己酉（1909年），二十世的查燕绪（贻美）、查文清（沛恩）编成近代谱的范本宣统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存留下十八世查徵辙（绍伯）、十九世查猛济（文虎）纂修未完本，“文革”之际，原稿遭毁；2006年10月在十九世查济民（惠时）主持下，由陈伯良、吴德健主编了规模宏大、谱系修明的现代版家谱——五卷本《海宁查氏》，留下了海宁查氏最完备的家族史资料。宗族制度虽是封建的产物，但对当时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维护家族利益上有很大的团队凝聚力。查氏通过历代先祖的辛勤积累与施予，逐步建立了家族的公产与祭田、义田，并将经营所得救助族中孤寡，资助贫困学子。旧时，只要是查姓子弟，如有培养前途，又能奋发好学，大都能得到长辈的提携和物质的资助。所以查氏特别能出人才。查氏义田收族，是对族人困难的帮助。“议赡恤，讲治生”是查氏家训的又一大特色。对家族成员而言，将“业儒”与“孝友”看成人生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孝友包含着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对家族的敬重和奉献。五世查益（一愚）“行善于乡，勿以耄且怠。尤好施，予族之孤露者为之谋婚葬。后子（查）约贵，家稍腴，更行于乡。”九世查允彩（华卿）“壬子（1672年）饥馑，羸壮流离，君素贫，率先捐粟赈恤。里中之饥者，存活甚多”。查肇翼（继泉）“生平赖以活者数十人，葬死者数十人。族倡义田条划，半出心裁，亲睦性成，自为文理，乡之人咸奉为长者。” 查秉彝（近川）、查志立（敬峰）、查允元（虞皋）祖孙三代皆进士出身，入仕为官，他们“创宗祠，置墓田，岁出余资，拯族之贫且困者，更欲捐义田以贻永图”，但在生前事未成。宗人遵遗嘱将虞皋公余田五百余亩，立为赡族义田“以成公志”，惠及海宁查氏全族，并委托查允授（仍素）“代为经理遗业，不私一忝”。查氏义田在明未第一次建立，并定下仁族八条：极不足、次不足、助读、助婚、助殓、助葬、赡寡、育才。各条下都订有实施细则。后由查继佐（东山）增四条：养年、抚孤、励节、保残，合为仁族十二条。海宁查氏义田规模毕备，充分发挥家族救助之功能，直至清初受战乱的冲击，致使义田散失予尽而暂止。入清，十世查大统（瀛海）出嗣族叔查允元后，“家故饶，里党有急求，罔勿应。邑频年旱，邑令急催科，代输活数百人。”查大焜（伯符），“事父母孝，性耿直慷慨，遇有不平事，身为排解。与人交洞达无城府，穷瘁无告者，多方周恤之”。十一世查崧继（柱浮），即查慎行的父亲，“家产无百金，朋友急难，告无不应。为人谋如已事，席不暇暖。日益众周人之急，或破产以给之，家愈贫，弗问也”。查元（在宸），“叔冲符，孤贫，生养死送，事之如父。尝独营三世葬，倡捐六世祖祭田二十亩，重建祠宇。康熙辛丑（1721年）遭岁饥，煮粥济饿者，全活甚众。”十三世查克忠（言思）“宗祠岁久颓圯，倡率族人协力葺之，戚党之贫无告者、死不克葬者，周恤无德色。”查元昌（觐周），“尝葬三代未举之丧，旁及诸父。有子姓己绝九，棺暴露道左，为择地瘗之。方在京时，有乡友殁，具殓归其骨，又约同志者举同善会，朿修所入，罄予贫乏”。十二世查嗣锳（斆斋），“族之贫而有志者，资之。甲辰（1724年）潮溢，滨海多灾民，亲为运水煮粥馈送，浃旬勿倦。他善行类是，以故屡空而无悔。”查开（宣门）“力敦孝友，捐置义田，周恤宗党，族有暴棺二十余，咸为安葬”……。查氏家族中兴，居功至伟的首数查懋、查世倓、查元偁祖孙三代。查懋（寄菴），查昇之孙，家居已贫乏，只身游京师，凭着他的才能，“业盐数十年，三党赖以存活者不下千人，而自奉俭约。几上置二册，一为家用衣食所需登焉，一为公用忄壬恤睦姻所需登焉，岁终会计公用常数倍。”查懋于乾隆戊辰（1748年）即行睦族敦学之善举，即行独任赡族之事，捐赀二万馀两以赡族，“高年耆老，岁馈果仪；丧次艰难，酌资棺敛，置义冢，赈饥贫，力行不倦，岁有增益”。其子查莹（映山）与查世倓（讱堂），“敬乡赡养之事，承其父子，而益扩之。岁洊饥，海宁、嘉兴两邑俱赖以赈救。州城育婴堂所创建也，其他善举不可胜数。”嘉庆癸亥（1803年），他们“历稽赡族良规，惟苏州范（仲淹）氏义庄最为悠久，仿其意，易银为田，陆续置田托人经理。”以海盐田二千余亩捐为合族义庄，并议定章程，刊石存于祖祠。查莹病故，由查世倓一人经理，查世倓故后，由伊子前任掌贵州道御史查元偁（臶斋）接管，“辞官归里，承父志捐义庄钱五百万，举族赖之”，道光辛丑（1841年）又置海盐地几十亩，海宁地六百余亩。第二次设立的查义氏庄规模宏大，制度缜密，经营得法。太平天国后，因战乱频繁，田芜赋重，义庄经营步入困境，经查元复（梅庐）力为经营，恢复到原有规模。海宁查氏义庄一直存在到抗战时期，成为海宁查氏家族保障体系，为查氏家族在文字狱后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查济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宁查氏的杰出人物查济民，凭着他的才智和刻苦实干，艰苦创业，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超越了家族的范畴，襟怀开阔，把他的财富反馈给社会。他在故乡海宁、在广东中山、浙江杭州、江苏常州、重庆、上海等地兴实业，助教育，竭一已之力造福桑梓。在内地投资10亿元，不遗其力地为祖国、为故乡作出了真诚的贡献。影响尤为深远的是，1992年起出资3000万港元创建桑麻基金会，为振兴中国纺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1994年出资2000万美元（计人民币1.6亿元）发起成立求是科技基金会，邀请陈省身、杨振宁、周光召、李远哲、简悦威、何大一六位世界顶级科学家为顾问，并参与评奖。每年我国有近十名杰出科学家每人获得100万人民币的奖金，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文坛呈异彩 海宁查氏家族科甲鼎盛，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查家科举成功的重要基础。深邃的文学造诣，使海宁查氏在文坛上呈放异彩。而创作最富，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属诗歌。明清时海宁流传着“查诗陈字祝文章”的品评，查氏以诗胜出。众多的诗文著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留存在世的查氏最早的诗作，有六世的查约《清源洞》一诗：“我爱清源洞，凌虚绝点埃。蜕岩留色相，石刻记蓬莱。远岫开图画，飞花落酒杯。悄然天景里，百岁几人来。”全诗跌宕起伏，景致错落，洋溢着一股清醒的豪情。海宁查氏早期就创作了大量诗作，查氏家族成员，均有极强的家族观，前辈乐于提携培养后人，小辈善于学习前人，又四出寻师访友，孜孜以求，他们的诗作显示了海宁及江南地区诗文化的高涨生命力及其文化品味。查继佐诗群至明未，海宁查氏已形成了以查继佐为代表的深受晚明诗风影响的宗唐诗人群体。查继佐幼承家学，五岁起父查大宗（尔翰）口授章句，逾年《四书》成诵无遗忘。七岁随母学诗作，母亲沈氏是当地才女，自幼解音韻反切之学，工诗，查继佐与其长兄查继伸（毅斋），其学半得于母亲之教，十五岁就文誉日 起，他的堂弟查旦称：“十五擅诗文，下笔风云走”。他交游广阔，读书、授徒、讲学、著述“设帐谈经，闭门草史”，还参与过抗清斗争，也经历过文字狱的冲 击，后隐身不仕，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家族的诗人群体。同辈有他的长兄查继伸，诸生，受业于名儒黄道周之门，著有《寤庐集》、《吹剑 录》、《归隐东山诗》；从查继佐而学者，有他的堂弟查?（虹成），著有《吹云集》；查诗继（二南），著有《肃肃轩稿》、《北窗小草》、《深宁斋诗集》；查 培继（勉斋，入清后查家第一位进士）著有《词学全书》、《玉海堂集》。小一辈有他的族侄查容，布衣，天才超绝，著有《詠归录》、《渐江诗钞》、《江汉诗 集》；查嗣馨（日菴），著有《崇善堂文集》；查嗣韩（皋亭），受业于查继佐而学业大成，后取得查家科举的最高级别“榜眼及第”，著有《玉禾堂存稿》。（嗣 韩之孙查昌图著有《查客诗存》、查昌时著有《六田诗存》；曾孙查祖香，极有文彩，著有《侬自阁初稿》等）。查继佐曾寓杭州铁冶岺之敬修堂，讲学不倦，学生 多，分布广，查继佐诗人群体实已超越查氏家族人员范畴，影响极为广泛。在清初，海宁查氏家族又涌现了以查慎行为核心的更大、影响更为广泛的一个诗人群体， 主要包括家族中的兄弟、子弟，诗作主要反映灾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等社会现实，田园山水景物及亲情之爱等，诗风宗宋，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语言清 新质朴，尤善白描。查慎行诗群 查慎行，五岁“天资颖悟，母钟氏课之读，授唐人诗数百篇，即解切韻谐声大义”。六岁“通音韻，工属对。母勤纺织，先生侍旁诵读。命属对，曰：伊轧布机声。 先生应声曰：玎珰玉佩响。母奇之。”八岁“受学于家庭。时父亲宴客，桌偶欹，侍者以物垫之。公命即事为破题。先生对曰：平所不平，则各得其平矣。客惊异称 赏。”十岁“作《武侯论》，反复数百言，邑先辈范默菴见之，叹曰：援证史，论断精卓，旷世才也”。父亲初不令他学举业，十九岁才“读书武林吴山，从慈溪叶 伯寅先生学”。二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三岁母去世，“时新举大丧，饔飧或不给。先生督率老婢子锄中庭隙地，种茄续食，妻亦课蚕桑，勤纺织，以佐不逮”。三 十三岁“从姚江黄宗羲（黎洲）先生学，听其讲学。自是深得体要工夫，博极子史，约归一致。”“与中表兄朱彝尊切劘风雅，益耽吟咏。”查慎行一生，曾随军西 南，五为慕僚，八上京师，遍历云贵、华中、华北、东南各地，直至四十四岁才举顺天乡试。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年）五十三岁时因大学士张玉书、巡抚李 光地的举荐，查慎行才随诏入都，入值南书房，次年殿试对策成进士。所以《清诗纪事》称他“屡试不第”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入仕也只做了几年穷翰林，在政治 上并未飞黄腾达。查慎行虽“弱不胜衣，骨棱棱出衣表”，却有勇气和毅力远涉江河湖山，深入穷山僻野，一生游踪之广，在有清一代诗人中也属罕见。他的足迹遍 天下，使他眼界开阔，凡人民生活、地方风物、山川形胜、民间疾苦多见于笔端。他的《麻阳运船行》诗云：“麻阳县西催转粟，人少山空闻鬼哭。一家壮丁尽从 军，老稚扶携出茅屋。……脂膏已尽正输租，皮骨仅存犹应役。”他的《游兵营》：“古哨聚游兵，汛地错犬牙。上下十数里，塘回互周遮。警急一举烽，夜行禁艖 艑。……恐尔本良民，赋敛逃科差。居然长儿女，戍久还成家。何当征鼓息，再见户口加”。他的《飞蝗行和少司马杨公》：“去冬腊雪不盖土，今岁天行旱畿辅。 门前有客来故乡，为言千里皆飞蝗。绿陂青野一时失，但见黄云蔽白日”。他描写水灾《吴江回家行》：“高田去水一尺许，低田下湿流沮洳。半扉潦退尚留痕，两 足泥深难觅路。土墙颓塌茅屋倒，时见牵船岸上住。家家网得太湖鱼，米少鱼多无处换。” 查慎行写景，技高一筹，他在沅州写的《鸡冠寨》诗云：“丝路微从鸟道分，半空鸡犬隔江闻。雨声飞过岩头寨，多少人家是白云”。他写《晓过鸳湖》：“晓风催 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长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 他写与兄弟、亲友的亲情之诗，情感真挚，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他：“查诗善写情，写情故宛转关生，一唱三叹。” 查慎行用力最勤的是《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被认为是当时注释最为精到的一部苏轼诗集。他的诗风虽宗唐宋，却偏于宋诗。于北宋学苏轼，于南宋学陆游。在 清一代，王士祯对查慎行评价较高，称“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查慎行）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过之。当与古人争胜毫厘。” 乾隆时代的大诗人和最有影响的诗歌理论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述李白、杜甫以下共十位大诗人，其中清代只取吴传业和查慎行两家。说“惟查初白才气开展， 功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 乾隆时尊唐贬宋的主将纪昀也称：“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有人更曾以“北王（士祯）南查（慎行）”来赞誉查慎行。他被 称为“国朝（清代）六家之一”。查慎行诗人集团范围以兄弟及子侄为中坚，他的大弟查嗣瑮（德尹）“德尹亦有异资，诗名与兄相埒，壎箎唱和，一时称为盛事。 兼工书翰。健谈论，铺陈终始，听者忘倦，此一绝也。”（《族谱约编》）他写景状物堪称行家里手， “春山淡淡化作烟，春波满满流上天。天低烟重酿成雨，雨中人家花作堵”，他将春天的山、水、花寥寥几笔，点染出浓浓的乡野之趣。著有《音韻通考》、《查浦 诗钞》、《燕京杂诗》；他的二弟为查嗣庭（润木）著有《晴川阁诗》；他的从弟查嗣珣（东亭）“幼从父叔后，唯诺进退，齿序而肩随，人见之者，咸以为一父之 子也”。著有《金陵诗》、《荣古堂集》；他的从兄弟们如查容、查嗣韩、查珹（季方）查王焘（芝田）、查人斌（曾三）无不殷殷情笃，慎行与查昇（声山）同年 而小其一月，“分虽叔侄，情好兄弟”，查昇著有《静学斋诗集》、《谵远堂遗集》。查慎行长子查克建（用民），有《纪恩诗钞》，次子查克承（坤元）有《授拂 斋诗存》；三子查克念，有《读书录》、《双峰诗集》。大弟查嗣瑮之长子查基有《韻府珠船》、《榴斋诗词钞》、《北游存稿》；次子查学，有《砚北诗钞》、 《半缘词》；三子查开，有《吾匏亭诗集》。二弟查嗣庭子查铨，有《溪烟诗钞》；

查克念子查岐昌，工诗文，著作颇丰，有《岩门诗文集》四十卷，《岩门诗 逸》、《古盐官曲》、《南烛轩诗话》。岐昌子查芬，有《烬余偶录》。查本子查奕照，有《东望望阁诗钞》、《媵琴馆词钞》。查氏创作的诗集尚多，不及絮述。 闺阁才女诗群 海宁查氏因家族文化的影响，女性于文学也有很高的成就，形成闺阁诗人群体。有母女诗人，姑嫂诗人，夫妻诗侣，有众多的作品传世，充分展现了海宁查家的文学 世家本色。查大让（礼尺）妻朱氏，是举人朱一是（近修）之女，为人“性仁慈，里邻有困乏者以告，辄周给之”。“娴诗书，工文翰”，著有《壶训集》。蒋宜， 查继佐的侧室，继佐去世后弃家为尼，号灯萱大师，著有《悟真录》、《蕊阁闲吟》。查嗣韩序跋云：“母与伯父偕隐湖山之侧，性嗜书耽禅寂。年余花甲，涉金山 登天目以求证悟。平生吟语，本至性，兼由静悟，不事雕琢”。钟韫，字眉令，查慎行之母，仁和钟化民（清惠公）之孙女，以才德称宗党，工诗古文词。著集若干 卷，疾亟时，自以风雅流传非女士所宜，悉焚去。子慎行默识追录六十余首，题曰《梅花楼诗存》，还著有《长繍楼集》。查岐昌回忆幼时祖父查慎行举其曾祖母钟 氏训曰：“‘才名终世态，学业有家传’，此吾读书栖水时，曾祖母寄示之句，亦愿汝曹，毋忘期也。”（《敬业堂文集》序）。查惜，字淑英，号南楼、插花道 人。查奕继（西莓）女，查慎行堂妹，为扬州司李马麟翔媳、监生马思赞妻。幼聪慧，有咏絮才。黄湾马家道古楼藏书最富，她纵览唐宋以来诗文，深闺唱和，以清 雅为宗，不作纤缛语。著有《南楼吟香集》（康熙二十八年，马思赞清远堂刻本）。钱复，字吹兰，嘉善县人，查嗣韩妻，明大学士钱士升孙女。著有《桐花阁诗 钞》、《拾瑶草》。《石濑山房诗话》评其诗：“吹兰《拾瑶草》一卷，依竹茶蕃锦而作，都集唐人句成章。组织之工，几乎天衣无缝”。查惠孃，查嗣庭女，善 诗，因父文字狱而被从边，作《驿亭题壁》诗：“薄命飞花水上浮，翠娥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秋路，野戎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 漫谱琵琶怨，罗袖香消土满头。”一代才女到此地步，真可谓惨绝人寰。（见《柳南随笔》）。查嗣庭子查克上妻浦氏，为直隶按察使、嘉善浦文焯之女，出生官宦 之家。闻讯查嗣庭案发，与查嗣庭继室史氏相约自尽，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罔极恩深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伤心唯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极为哀 怨。（见管庭芬《海昌丛载》）。虞瑶洁，字晓鉴，嘉兴虞相尧女，查魏旭妻，工诗，精书法。查昌鹓，字凤佐，号玉闾外史，阜宁巡检查克赞女，嫁陈咸备（静 轩），自小承母命从族兄查岐昌学《小学》、《女训》、《四子》书，及唐诗数百篇，通晓大义。“闺门之内，赏奇析疑，唱随十有六年”，夫亡后，“翻阅历代名 家诗，以及闺秀诸稿，意有所得。”编成《学绣楼名媛诗选》十六卷。著有《学绣楼吟稿》一卷。查惠芬，诸生查会昌女，许立夫室，以节著。著有《枕涛莊焚馀 集》。吴慎，字厚安，号藕盦，吴有榆女，滦州知州查揆（梅史）室。著有《琴媵轩诗》一卷。查淑顺，字慧圃，海盐诸生冯桂甡妻，著有《揽秀轩稿》。查映玉， 字春帆，号璧人，滦州知州查揆妹，以节著，著有《梅花书屋诗稿》。查瑞杼，滦州知州查揆女，嫁常熟苏某。性静敏，读书工诗，著有《如足斋吟草》一卷。张常 熹，字少和，嘉兴解元张廷济女，侯选府经历查世璜妻，工诗善画，著有《静宜楼吟稿》。查若筠，字佩芬，自号缑山遣客。刑部郎中查世倓女，兵部员外郎秀水汪 如澜妻，著有《曼陀雨馆诗存》。今存《佩芬阁焚余》不分卷，附《诗馀》。李明，字恒升，李兰国女，查世桢妻，著有《芝佩阁诗存》。陆丰，字少坪，江苏吴县 人，侯补知县查潾妻，著有《棠苑春吟诗草》。海宁查氏家族不仅是文学世家，以诗闻于世，也是艺术世家，在书法、篆刻、绘画、鉴赏与文学研究、戏剧创作方面 人才辈出，在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妯娌间，聚集成一个个艺术群体，叹为观止。查继佐 查继佐可说是个奇才，说起查伊璜或查东山，无人不识。他不仅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亦为著名书画家、戏曲家，多才多艺。尤工书画，书法本颜真卿， 奇逸有声于时，亦被誉为“可入二王（晋代王羲之、王献之）之室”。擅画山水，师事于黄公望，皴法略见简少，晚年喜写梅，亦能写意人物，传世作品有《钟馗击 罄图》、《江流所以长图》。亦工画理，赏谓：“画家不善画空（指意境），千古缺处，画是醒时梦，梦或无理却有情，画不可无理，正妙有神，非多读书，负上 慧，能作奇梦者，莫望涯矣。”人称其“诗文书画，并皆见珍于世。”查继佐晚年诗酒风流，自蓄家乐，其妻亦解音，亲为拍板，以正曲误。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 人。“家居极声伎之乐，常引以自随。所过之处，宾客成市”。著有杂剧《续西厢》，传奇《三报恩》、《非非想》、《眼前因》、《鸣鸿度》、《梅花忏》、《玉 琢缘》等。与嘉兴高某合撰《九宫谱定》十二卷。他生于乱世，经历艰苦卓绝的磨炼，成为了大师级人物。 赫山房 袁花查氏赫山房，是查昇“澹远堂”一支的别称，属海宁查氏第十七支，以出人才著称，亦是海宁查氏最富裕最兴旺的一支。查嗣庭文字狱后本支因查懋业盐而重新 发家，十六世以下出进士三人：查莹、查元偁、查文清，举人六人：查世倓、查堂、查绍篯、查光熙、查光华、查燕绪。

海宁查家出的书法艺术高手，首推查昇。查 昇的父亲查嗣土其，曾师事于刘蕺山（宗周），力学敦行，擅诗文，工行草书，有《孝经》、《黄庭经》刻石遗世。查昇，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入值 南书房三十八年。他品格高，有诗名，书法尤有特色，秀逸得董其昌笔意，小楷更为精妙，近似赵子昂。康熙皇帝玄烨也多次赞赏，说：“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昇 乃脱俗耳。用功日久，自尔不同”，并赐给他书画、御笔、砚台，以至住宅，为他宗祠题写了“嘉瑞堂”匾额，居室题写“澹远堂”匾额。他成名后，四方求书者很 多，应接不暇，经常晚上燃烛书写，从不令人代笔。时人称查昇的书法、查慎行的诗，朱自恒的画为“海宁三绝”。据《查昇山手稿》所记录，他为康熙皇帝代笔书 写赏赐给臣民的字幅就数以百计。他曾参与编录《历朝詠物诗》、《佩文韻府》，著有《澹远堂集》。查昇的儿子查昌洵（且村），入武英殿纂修，授广东长宁县知 县。受家学薰陶，工诗文书法，尤精小楷。他的孙子查懋（寄菴），精于筹算，业盐而富甲一方，致使海宁查氏赫山房一族，异军突起，能人辈出。查懋长子查莹 （映山）以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季子查世倓（讱堂）以亚魁官内阁中书，刑部福建司郎中，著有《憺余诗文集》、《憺余尺牍》。世倓子查元偁（又山）嘉庆十三 年（1808年）进士，官至户、礼、兵、刑四部给事中，著有《臶斋诗存》等四卷、《广蒙求》十六卷。至十八世查人倬（用卿），州庠廪贡生，工诗文，书法精 妙，出游杭州、温州、福州等地十年，著有《岁寒居诗文稿》、《闽游续草》二卷；十九世的查仲诰（作舟），精医，侨居海盐，家学相传，又得岳父沈子鱼（起 鲸）指点，兼工书画。善写四体书及钟鼎文，花卉宗恽寿平，设色尤佳。妻沈金蕊（穗卿）亦擅长诗书画。一时有才艺之士都愿意与他相聚，坐上无虚客。查人倬长 子查光熊（渭卿），善书法，兼精篆刻；次子查光华（子春）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安徽望江、怀远县知县。民国初弃官，作为书画家携子查丰怡（烟 谷）寓居沪上，工山水，学王翚（石谷），笔墨秀雅，喜作浅绛、小青绿设色。烟谷以卖画及授徒为生，1925年海上书画联合会成立后，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会 员有黄素厂、王一亭、关富亭、李芳园、郑烟樵等。1929年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展览会，于右任、田梓琴等均有作品参加展出，有会刊《墨海潮》出版。烟谷女 查浣尘也是一位擅长工笔花卉的女画家，以恽南田的没骨画为宗，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上海画坛。敬业堂 敬业堂支，海宁查氏第二十二支，康熙朝时查氏最著名的一支，雍正时因查嗣庭文字狱一案惨遭扼杀，其后此支多数人员迁居嘉善，文脉犹存。查慎行、查嗣瑮、查 嗣庭、查谨兄弟均工诗，擅书法。《清稗类钞》云：“查君（嗣庭）以书名震海内，贿查侍者，窃其零缣剩墨出，辄得重价”。查谨“通晓音律，工写飞白书。” 慎行子查克承（坤元）“尝梦吕纯阳真人授丹与拂，如有所悟，因名其斋曰‘授拂’，工书擅书画，花卉、翎毛笔底有神。”（《两浙名画记》）。绘画似恽寿平， 书法近董其昌，亦善隶书。著有《授拂斋诗存》。查慎行孙查岐昌（药师），著《四库读字略》四卷；曾孙查芬（椒堂），《读画辑略》记其善画花卉。嗣瑮的曾孙 查奕照（丙塘），为张廷济姻亲，官淮安同知。少时即工楷书，从笺奏为幕府上客，能诗善画，擅写意花卉，泼墨得宋元人及陈道复、徐渭遗意。其梅兰竹菊饶有风 致。晚年寓嘉善魏塘，日以歌咏书画自娱，筑室名“卯餐午讽斋”，著有《东望阁诗钞》。其子查世璜（礼斋），为嘉兴解元张廷济女婿，工画能诗，著画梅（见 《墨林今话》），著有《汉晋砖砚室吟稿》。查家人因善画梅，时称为“查梅”。第三支 第三支的查传蓉（仙眉），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善书法，著有《似融居诗文集》四卷，《宵雅隐语》十二卷；查人渶（仲湛），道光五年（1825 年）拔贡，官河南汝阳知县。善写擘窝书，也工画，著有《画论存精录》、《笪江上（画签）注》；查人渶子查光泰（如江），原在北方任三河县知县等职，定居于 天津恒德里，成为海宁查氏迁居在外最有活力的一支，到二十二世良字辈，出了著名教育家查良钊，著名法学家查良鑑，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等名人。 柴场上支 “查”又读作“茶”音，柴场上亦是“查场上”之喈称，查氏第二十四支，就居于海宁查氏的发祥地。柴场上一支也人材辈出：查珹（季方），奕工书法，在褚遂良 （河南）及赵子昂（松雪）间；查羲（如冈），绩学工诗，乾隆时考授主薄，到北京，受同姓水西庄查礼（恂叔）器重，他的书法学钟繇、王羲之，善画兰，饶有清 韻。著有《区农诗文稿》；查昌安（季宁），工书，著有《增补篆字正通》二十四卷；查世官（南庐），书法佳妙；查世溥（客槎），工诗文，善画，十五岁就能作 擘窠大字。及长，以书法见重艺林；查冬荣（兰舫），郡庠生，工诗善书，妻朱淑均，弟查有炳，弟妇朱淑仪，皆擅书画。一门书画联吟，传为佳话。著有《诗禅室 诗集》三十卷。他的侧室谢锦秋（织霞），原藉山东济宁，贫而敏慧，归查氏后，受门弟影响，亦工诗擅画。他的女儿查芝生，字九英，号鬟云，受家庭熏陶，工画 山水。其弟云帆，从之学画；到近代查济纲（八眉），晚年从事丝业，擅扎灯彩，是硖石灯彩拗、刻工艺的名家，多次参加灯会制作，经典灯彩老梅亭的作者之一， 为弘扬硖石灯彩工艺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查指掌（知常，女）抗战时参加敌后抗日工作。1951年去台湾，因自幼喜爱书画，业余以书画自娱。退休后，师从名 画家姚梦谷、赵松泉、徐国菴、叶静山，学习花卉、鸟兽，作品在画展上累得好评；海宁查氏最年轻的书家为查律，1969年生，他是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 专业的硕士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绘画研究博士研究生。是海宁查家年轻一辈中书画艺术卓有造诣者。虞皋公支 虞皋公支为海宁查氏第二十六支，迁居于州城盐官，从事教育之人很多，颇具艺术才学者亦众。其父查志立书法学黄庭坚，为著名书家。其后人中查祥（星南），康 熙十五年（1658年）进士，官编修，充律例馆纂修。书法学赵子昂，尝自述生平，手书勒石，著有《云在楼诗》、《谷斋文钞》；查岳（舜俞），从查璇继学， 善治印，书法近董其昌，亦驰名，著有《牧翁杂记》；查岳子查昉（日华），擅画山水，学沈周（石田），笔力健劲，后参用大劈斧皴法，亦能写意翎毛花卉，设色 鲜艳夺目。（见《墨香居画识》）南支其他支 查璇继（介菴）是查氏最负盛名的篆刻家，“少年苦无师承，而钻研信笃，字风楷正，雅好古，兼工篆籀，著《印谱》二卷”。陈鳣《论印》云：“介龛工铁笔，初 白（查慎行）所称。侄舜俞（查岳），孙若农（查克敏），并传家法”。查岳、查克敏继承家学，均擅长治印；查继昌（醉白），能诗善书，并能鉴别古彝器及唐宋 诸名家书画。朱一是《为可堂文集》云：“醉白善临池，摹褚（遂良）、颜（真卿）两家”；查质（省菴），工绘事，尤精山水；查昌毅（瑶圃），工书法，著有 《瑶圃吟草》；查济元（抡先），擅画兰竹。查氏北支 查氏北支，亦有不少名家。查馨（秋佩），随家迁居嘉兴竹里。少小多病，学画消遣，从学习查继佐、查士标开始，宗法黄子久，工画山水；查揆（梅史），嘉庆九 年（1804年），诗文书法，颇具才华，与族人查世官，同里陆素生，同称为“龙山三子”。曾修葺紫山书院，著《筼谷诗集》二十卷、《筼谷文集》十二卷、 《菽原词》三十二卷；查揆子查世燮（柔伯）工丹青，人物宗名画家高其佩、恽寿平两家，有《待月居吟草》。查奕懃（让斋），性嗜酒，工行书。求其作书，往往 醉后乘兴写应。新诗 西风渐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了清政府的覆没。海宁查氏亦应承历史潮流，漂亮地转了型，投向“新文化运动”。查人伟（仲坚），从旧秀才，跨入洋 学堂，参加了同盟会，“少年许国效奔驰，何忍牵裾不顾时”，参加了辛亥革命，大革命时被捕，自比先辈查慎行的《诣狱集》，并将创作的五十余首诗，编成《若 庐集》，后又将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写的一百五十多首诗，编为《善养楼诗稿》；同时代的查猛济（寂翁），求学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对文字学、佛学、世界 语都有研究，擅长英语和日语，他的古文根基深厚，诗歌气韵悠长，意境宽阔，曾作诗：“少时口气大如天，欲把乾坤只手牵。老迈始知心力尽，万千悲愤付云 烟。”著有《猛济文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还与陈彬龢合写了《中国书史》（1935年），构筑起了中国图书史的框架；作为教育家的查良钊，1949年 夏赋《赤子吟》，诗曰：“孩子头，孩子头，有颗赤子心，为人服务何所愁。不怨天，不怨人，发挥赤子心，观化乐天更何求。”一生服务于教育，六十年间桃李满 天下。


海宁查家历代文化名人辈出，时至二十世纪，海宁查家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了两位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即穆旦（查良铮）和金庸（查良镛），他们是中国现代诗 歌与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对一世未能谋一面的堂兄弟，同根同源，具有相通的基因与禀赋，但性格的差异，环境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一 对堂兄弟，他们闻名于世的笔名的取法，不谋而合用了拆字法，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得“穆旦”的谐音，查良镛将名中的“镛”字左右分拆，得“金庸”的 大名。穆旦 原名查良铮，他家清未迁居天津，其父因不善谋生，一家生活困顿。六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不是这样的讲》的习作。困窘的生活，磨炼了他坚忍的性格。 1929年入南开中学，使用“穆旦”笔名开始诗歌创作。抗战军兴，为求学而辗转南迁，备尝艰辛，一边行军，一边熟读一部厚厚的英汉辞典，背熟一页便撕去一 页，奠定了他扎实的英文功底。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教，因抗日响应祖国号召，投军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中、英、美联合作战，到缅甸任杜 聿明司令部及207师罗又伦将军的随军翻译，亲历了“野人山”的浴血战斗，只身一人历时半年才九死一生逃到印度。以他的生死之旅，写成长诗《森林之魅》， 成为大后方最受瞩目的青年诗人。自1945年出版了他的诗集《探险队》之后，在1947、1948两年中，又相继出版了《穆旦诗集 （1939-1945）》和《旗》两部诗集。在《九叶集》中，他将西欧现实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被誉为“九叶诗派” 的代表诗人。1949年8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深造，获硕士学位，同时还专攻了俄语与俄国文学。他的英文诗作，曾被列入《世界名诗库》。 1953年，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夫人周与良（生物学博士）联袂归国，报效国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他自知深沉睿智的诗风不合时宜，就转向诗 歌翻译，成为诗人学者、翻译家。主要译作有影响一代人的《普希金抒情诗选》、《济慈诗选》、《拜伦诗选》、《布莱克诗选》等。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翻译了 长篇经典名作《唐璜》。他的翻译，“不仅将原诗的意蕴完整地译出来，而且把他自己优美的语言赋予其中”，而穆旦本身受西方现代派诗人影响较深，其译文“能 够把西方诗人所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1957年起，查良铮身处逆境，因随军赴缅抗日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遭遇种种不公正非人道待遇，直到去世 后三年多，才获彻底平反。作为现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的诗名曾经长期湮没无闻，他置荣辱于度外，长夜孤灯，潜心译述。王佐良把查良铮和戴舒望推为 “最成功的两位翻译家”；袁可嘉认为“他站在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马文通誉他为“中国现代诗的开拓者”；杜运燮称其为“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 的诗人”。穆旦运用现代白话文进行诗歌创作，成为一代大师。他始终以流淌着海宁查氏血脉为荣，虽生长于天津，但在履历表中，籍贯一直填写“浙江海宁”。


金 庸 原名查良镛，出生于袁花赫山房，高太祖查昇以其人品和书法深得康熙帝的赏识，入值南书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康熙帝为查昇亲笔题写的“澹远堂”九龙金匾，高 悬在袁花赫山房前厅正中，代表了一个世代书香门弟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他的祖父查文清为海宁查氏最后一位进士，敢于为民而丢官的丹阳县令；父亲查枢卿，求 学于上海震旦大学，地主兼资本家；母亲徐禄亦出自名门——硖石徐家，是徐申如最小的堂妹，诗人徐志摩的小姑姑。

金庸从小耳濡目染，以书为伴，童年时与堂兄 弟们嬉戏追逐的厢房中，有祖父留下《海宁查氏诗钞》的满屋雕版，因玩耍日久，也能把雕版上先祖创作的诗词背得琅琅上口。小学五年级时参与编辑级刊《喔喔 啼》，锻炼了为文的能力。1936年离开家乡，就学于嘉兴中学，一年后，也即十三岁时，日寇大举侵华，被迫踏上流离颠沛的求学之路。上初三时，凭着他洞悉 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忽发奇想，与同学一起编印了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初中投考者》，显露了他有生俱来的商业天赋。在求学之路历经波折之后，凭着他的文 学功底，成为《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的译电员、记者、编辑。1948年秋，随《大公报》去香港。五十年代初转入《大公报》附属的《新晚报》办副刊， 试作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出手就是大师级水准。他把握时代的文化脉搏，以高超的境界和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而大获成功。他撰写的一系列武侠小说， 令人们手不释卷，留连忘返，创造了通俗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开始时步履维艰，经过不断开拓向前，创造了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形 成“明报集团”，使金庸不仅成为成功的小说家，成为成功的出版家，以文致富，步入香港豪门行列。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小说被翻译成英、日、韩、越、马来等国家和地区不同语种，在东亚、南洋、北美，甚至西欧等不同国家、 民族的读者群中引起阅读和评论的热潮。金庸小说超越复仇、夺宝、争霸、情变、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内容、情节，又包括了以上种种，成为独具魅力的人生故 事。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归纳了金庸小说情节的五大特点，第一是庞大；第二是紧张；第三是波澜壮阔、奇峰突起；第四是前呼后应，细针密线，因果相连而又相 隔，叙事无意实有意；第五是奇情壮采，瑰思幻想。 “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 严家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不是文化小说，只有想像力极其丰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金庸从通俗小说的形 式出发，用自己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通古达今，超越雅俗，进入了文学经典的行列。


五、行行有状元


后面内容，删除了

抱残守缺

反红楼？ 没看出来，反武侠认同。

出鞘刀

看的都不想去吃饭咯

草亦青

颠覆武侠之作。至于反其他的，实在看不出来，金老也没承认。

金属段五

好！贾宝玉姓‘假’，韦小宝却姓‘伪’，贾宝玉虽非‘大宝玉’，韦小宝却是‘小宝（玉）’，嘻，不知是从‘大玉儿’‘小玉儿’来的不

刘国重

很早的一篇恶搞贴
   孤峰不与众山俦----岳不群同志光辉的一生。

   翻开浩瀚的历史长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多
少曾经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的英雄豪杰，不但
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反而生前遭人诅咒，死后被人误解长达
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而不得平反昭雪。这不但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更是
历史悲剧。岳不群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敬重和纪念的伟大的战
士！真正的英雄！我们抱着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决
心还历史本来面目以清白！

   现在有些反动分子借互联网这个现代化的工具，恶毒歪曲，肆意
诋毁岳不群同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更有人将他排在恶人之首
，与欧阳峰，云中鹤等败类等量齐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让我
们透过历史厚厚的帷幕，看看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吧。

   当时的江湖环境可谓是极端险恶，武林正处在着正义和邪恶，光
明与黑暗大决战的前夜。以日月邪教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处心积虑，日
夜做着一统江湖，奴役武林的迷梦。

   为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武林中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腥风血雨
。为了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以岳不群同志为代表的五岳剑派和日月
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屡屡给予他们以迎头痛击。而且岳不群同
志更是以顾大体，识大局，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当时

他从劳德诺身上已经觉察到左冷禅有膨胀的个人野心，日后极可能蜕
化变质。

   因为当时以左冷禅为首的嵩山派力量最为强大，而且与日月教水
火不容，实在是一支对抗邪恶势力的生力军。为了利于斗争大局，他
并没有大肆张扬，而是仍然奉其为盟主，但已经在为以后可能发生的
不测默默地作准备。这里充分体现了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缜密的战略
安排。

   日月教见武力手段难以迅速达到目的，于是着手分化瓦解五岳剑
派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如刘正风，令狐冲之流，以声色犬马为诱铒，
各个击破。这些人，在拿刀剑的敌人面前或许还有几分英雄气概，然
而在敌人的糖衣刀剑面前则不折不扣地被打倒了，最后拜倒在邪恶势
力的脚下，沦为可耻的走卒和帮凶。邪恶势力对岳不群同志可谓是怕
得要死，恨得要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早日除之而后快
。不但到处散布谣言，诬蔑他是“伪君子”，而且为了从根本上动摇
华山派的根基，邪教教主之女任盈盈也不惜抛头露面，丢掉一切温柔
良善的伪装，亲自上阵了。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其手段不可谓不毒
辣！而成效也不可谓不显著！然而这些魑魅魍魉狐假虎威的卑鄙伎俩
只能使那些**变节者吓破了胆，岳不群同志一向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和邪教不共戴天！少林寺内一席话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将他那
坦荡磊落的襟怀体现无遗！

   岳不群同志深知饱满的政治热情只是进行革命事业的必要条件。

   要确保它的成功，必须还得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他几十年如一日
勤修华山气宗功夫不辍。他也知道对手日月教的元凶巨恶之所以有恃
无恐，是他们有一些邪恶异常的武功，如化功等。要击败他们必
须以毒攻毒，才能打他一个冷不防！当他意外得倒  “葵花宝典”时
，作为一个武学行家，他当然十分清楚其威力和代价，然而在关及整
个江湖次序和个人荣辱之间，他毅然绝然作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
狱”

   的决定。他不是不知道，他从此不仅与个人欢乐无缘，而且会必
然受到亲人的误解。因为要达成战略上的突然，就不能让对手事先有
丝毫的觉察。届时才能给其以精神和肉体上毁灭性的打击，也唯有如
此才能彻底铲除邪恶，造福武林，造福苍生！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提
及，包括自己挚爱的妻女。如果说是飞来横祸造就了司马迁不朽的功
名，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岳不群同志的主动选择更具有壮士断腕
的悲壮！他为人民利益毁家纾难，慷慨取义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敬仰
！

   岳不群同志更清楚的他对手的凶恶和阴险，清醒认识到仅凭本门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大力支持五岳剑派摒弃门户观念，合五为
一，相互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五岳剑派中的一些领
导人，山头主义思想极端严重，唯恐并派后危及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失去手中那点可怜的权力！为抵制并派，他们不惜与邪教眉来眼去。

   自甘堕落！恒山派就是代表！更令人齿冷的是，左冷禅倡导并派
最终出于个人野心私欲的恶性膨胀，他所关心的不是真正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共抗强暴，他想的只是当另外一个日月教教主。企图以
暴易暴，要把革命事业引入歧途，这和岳不群同志的初衷完全背道而
驰。

   在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其他几派包括少林，武当
的领导无不噤弱寒禅之时，岳不群同志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扶
大厦之将倾，给革命事业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正当岳不群同志准备一展平生抱负，横扫日月邪教之时，日月邪
教却抢先给岳不群同志下了毒药，并妄想以此为要胁。此时的岳不群
同志早已置生死于度外，面对着死亡威胁毫无惧色！当他正准备亲手
除掉忘恩负义的叛徒，内奸令狐冲和恶贯满盈的特务总头目妖女任盈
盈时，却被另一武林败类，平素伪装成佛门弟子的仪琳暗算。这个凶
恶的阶级敌人终于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卑鄙地从背后残酷地杀害了
岳不群同志。孤峰不与众山俦！为人民利益而死，岳不群同志英名永
存！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现在网上仍有不少人的言论和双手沾满
无辜鲜血的刽子手任我行，向问天如出一辙。更有人为不齿于人类的
狗屎堆的令狐冲，任盈盈摇旗呐喊，树碑立传！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这说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日月教还在叫！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是
绝没有好下场的！


【【【【【【【【【【【】】】】】】】】】】】】】】】】


金庸迷在日本 本.htm [出处纠错]  
  

  

　「书剑恩仇录」率先出书，一月一卷，日本读者急着看完结篇。中国人圈里，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金庸迷」并不稀奇，许多中国人可以顺口说上几段「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或者是「鹿鼎记」里韦小宝的故事，但是日本人中也有「金庸迷」，可就有趣了。

　　过去在日本卖得好的中国书籍，当推三国志、西游记或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对中国稍有研究的日本中国通，不少人的中国文化入门书是这些章回小说。最近情况一转，从阅读金庸的小说来认识中国的日本人大有人在。

　　原因在於日本德间书局，从去年十月开始的金庸武侠专辑出版计画。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的学者沼野充仪在读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集後，感触良多的说，真的是中国，博大而精深，不需要任何对中国的预备知识，拿起来一看就立即进入情况，不仅有娱乐性也有故事性，让人不禁随着主角的冒险而捏出一手冷汗。

　　德间书局是日本的一家大出版社，出版日文版的中国武侠小说是它的第一次尝试。去年以前，德间就开始从中国人处打听最为畅销的中国书籍是什麽，准备要把中国书籍介绍到日本来，结果有中国人打趣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如何？」没有想到戏言成真，德间书局立刻着手调查，愈是知道内情愈是引起德间书局的兴趣。

　　根据德间所获得的资料显示，金庸小说不仅在香港、台湾畅销，在中国大陆最近数年也兴起了对金庸小说的狂热。非正式的统计说，金庸小说在中国人世界的出版部数，高达四千万本，实际上的数字其实不只此数。

　　最令德间感兴趣的应该是金庸小说几乎都已经被改编拍成电影。德间书局的老板德间康快是一位醉心於电影事业的日本文艺界有心人士，在他的奔走之下，「东京影展」堂堂将进入第十个年头，每一年中总会有数部电影在影展中扬眉吐气，去年的大陆电影「变脸」台湾林正盛导演的「春花梦露」，都在东京影展中大放光彩。因为有这种背景，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这样被喜好中国艺术的德间顺利地引进日本。

　　德间第一部翻译的金庸作品是「书剑恩仇录」。从去年十月开始，德间的计画是每个月出版一卷，「书剑恩仇录」全部四卷，在今年一月间总算将完结篇出齐了，却急坏了日本的金庸迷们，频频打电话催问：清朝皇帝乾隆与红花会的首领陈家洛，最後究竟如何收场？中国的武侠小说，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与日本的「历史小说」较近，而且又比日本的武打片还更具有戏剧性。「武侠」两字，曾经出现在押川春浪的「英雄小说武侠的日本」一书，不过在那之後「武侠」字眼就完全绝迹。在日本，似乎只有「浪人」而没有「武侠」。

　　金庸本人在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时也说，中国的「武侠」，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武侠小说写的这种是行侠仗义的事迹，日本的历史小说或浪人，大部分脱不了对其主上的「忠贞」。金庸的分析一针见血，日本江户时代广为流传的「里见八犬传」，虽然也有戏剧与故事性，不过最终还是为其主子复仇，日本年未一定上演的「忠臣藏」，描述的也是忠孝的故事。

　　看金庸的小说，除了忠孝之外，铁汉也有柔情，有不少儿女私情的描写，也有许多天马行空的舞台，贯穿着整个中国奔腾。第一次读到金庸小说的日本人，对於金庸式架构的小说，无不叹为观止，文艺评论家秋山骏就说，日本的小说主人翁，经常都塑造成了孤独的人物，虽然也有悲壮的情节，但还是比不上中国主角的爽朗豪迈，以及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背景。　　金庸的小说一共有十二部，德间准备每部分印若干卷，每个月出版一卷，预计要发行五十卷。未来随着小说的陆续出版，日本的金庸迷相信也会愈来愈多

刘国重

[转贴] 读金偶识二十则



1、普洛斯彼罗岛上的黄药师



有一位老人，才学通天，法力无边；携爱女独居一岛，驱恶贼为奴以供使唤，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请问这是谁？金庸小说的读者会说：黄药师！不错。不过这不光是《射雕英雄传》的东邪，还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主人公普洛斯彼罗。
普洛斯彼罗原来是米兰公爵，因为潜心钻研魔法，无暇顾及世俗事务，结果被兄弟安东尼奥篡位，放逐到一座荒岛上。情节与《笑傲江湖》如出一辙。任我行因专修吸星，教主之位被他最亲信的东方不败夺去，身陷西湖地下的黑牢，条件比普洛斯彼罗还艰苦。最终两人都复位，篡位者身膺其惩。
普洛斯彼罗以咒语、任我行以毒药──都是一种暴力手段──威胁、驾驭下属，这一点不仅它们之间是一致的，与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马若博士岛》（《兽人岛》，美国改编成电影《遗传基因》。）马若博士以残暴的手术和殴打控制、镇压兽人，也是一致的。这些虽纯出三位作者的创造，然看做现实统治阶级的象征未尝不可。
和黄药师一样，普洛斯彼罗很爱他的独生女儿，女儿选择的恋爱对象却是仇人之子。他给未来女婿出了很多难题，对两人的恋爱进行重重考验。黄药师对郭靖百般为难，那是出于个人厌恶，动机就没有这么善意了。任我行也有钟爱的女儿，和女婿的关系更复杂。
莎士比亚与金庸笔下都有许多插科打诨的小人物，给读者带来欢笑。《暴风雨》中的西巴斯辛、安东尼奥、阿德里安，既狡猾又愚蠢，饶舌起来缠夹不清，这像谁呢？桃谷六仙。



2、《九阴真经》——魔法师的宝典



《九阴真经》是一部武学百科全书，也是《射雕英雄传》一书的主线。武侠小说写武功秘笈的很多，但把武功秘笈在小说中的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却很少见。
《九阴真经》是人生终极目标的一个象征。五绝的武功已经那么高了，还要那一本书干什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说：“名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大的名？”所以他不做国家主席，一生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舍弃虚名俗利的追逐，而把精力更多地用到为国家和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上来。现实世界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有了权力地位还要权力地位，“生命不息，钻营不止”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智明慧如五绝、岳不群、左冷禅，为了一本书费尽心机、耍尽法宝、出尽洋相，他们的动机不是只像梅庄四友为了琴谱、棋谱、书帖、画册，仅仅是为了一种爱好、为了痴迷那么单纯而已。如果仅仅为了爱好，为了一种痴迷、一种收藏癖，我想值得鼓励。因为那代表着一种真、一种执着，文化就是那样的人保存下来的。如果在实践中，《九阴真经》仅只是武学爱好者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就好了，那样大家就不会相互仇杀，就会坦然把它公诸同好，就会促进文化宝典的完善和流传。
普洛斯彼罗有一部魔法宝典，他钻研它，期望借之为人类谋取福利。《九阴真经》、《葵花宝典》不都是这样吗？在人类手里，不但没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人类相残、自残的利器。最后普洛终于丢下宝典和魔杖，回到米兰，回到人类社会去承担他应负的责任去了。可见这个宝典、那个真经一类的东西，原本不应该存在。



3、《无辜者》与一灯见死不救



一灯有一件负疚一生的亏心事：他曾经见死不救，没有自损功力，用一阳指救一个被裘千仞铁掌打伤的婴儿，因为这婴儿是他喜欢的女人与别人私通生的。那时他还叫做“段皇爷”，瑛姑还叫做“刘贵妃”。他深深负疚，因为襁褓中的婴儿是无辜的。这件亏心事，成为他避位出家的动力。
20世纪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邓南遮，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作《无辜者》。罗马贵族图利奥放荡成性，对妻子不忠。不料，妻子与人私通生子，图利奥一腔怨毒转移到婴儿身上，于冬天把孩子放到窗外。婴儿受冻生病而死，凶手并没快乐。他眼前不断出现亡儿的形象，灵魂陷于浓重的阴影之中。他这才深深明白：孩子是无辜者。作者为了准确描述婴儿的患病和死亡，特意作了医学研究。本书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译本，名《牺牲》，查士元翻译。不知译者和海宁查族有没有亲戚关系。



4、仲夏夜梦神雕侠侣


莎翁《仲夏夜之梦》女主角赫米莉与情人拉山德私奔，在雅典城外的森林里度过了一个仲夏夜，两人同寝却不同衾。   
比较《神雕侠侣》，多少个夜晚，小龙女和杨过同居暗室而不相欺，一个吊在白索上，一个睡在寒玉床上。《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任盈盈双双受伤，在谷底溪边过夜，烤青蛙，洗长发，数星星，说笑话，而不及于乱。这是何等诗意的青春，何等纯洁的爱情，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啊！



  
5、世界文学最纯洁的两个女性形象


世界文学最纯洁的女性形象，这个“最”字，也许有人异议。谁能当选？也许有人会说，是香香公主喀丝丽吧。
世界文学人物，最纯洁的女性形象排第一、第二位的是两个失身的女性：苔丝和小龙女。苔丝的纯洁源于善良，散发着泥土气息，是大自然的娇女；小龙女的纯洁源于冷漠，带有梦幻的性质，是少年人心目中的理想恋人。她们都非常美，更重要的是她们都非常真实，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者写得成功。
香香公主尽管给人的印象很深，但限于整部作品比较生涩的水准，处理得过于完美，缺乏可触摸之感，仿佛童话人物。《书剑》的一个贡献是通过玛米儿的故事，表达了贞洁的新的定义：抗暴蒙污不愧贞。喀丝丽后来走上了先贤的道路，她的纯洁得到了升华，使童话人物与生活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安排迷宫一段的深意。金庸作品中类似的伏笔还很多，基本上笔笔没有落空。



6、武松·杨过·维纳斯



最纯洁的女人有污点，最伟大的英雄是残缺的。这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悖论。雄伟丈夫武松断了一条胳膊，美男子杨过也断了一条胳膊，是作者失之苟酷吗？米洛的维纳斯一副断臂的形象，可它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尊雕塑，被目为和谐与美的极致。这些蒙污的、断臂的意象，有意无意之间，合于美的非对称性。
最美的东西不是越描越美的，往往有一点残缺，这局部的疵瑕与整体的皎洁相掩相映，构成和谐──九分九的和谐比十足的和谐更和谐。若写美人则又白又嫩又香又雅又贞，写英雄则大仁大义大智大信大勇，千篇一律，是小儿涂鸦涂上了所有的颜色犹嫌不足，再笔笔加三描了又描，几内亚土著人的审美水平而已！



7、张无忌出生年月


《倚天屠龙记》故事发生在元顺帝至元二年，按作者的说法，该年四月初九是张三丰九十岁生日，约一年后，张无忌出生在海外冰火岛。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我们可以按小说的描写，列一个时间表：
书中殷素素临盆时，写到自然节候的变化，“日渐短而夜渐长”。冰火岛在北极圈内，北极一年分为半年极昼、半年极夜，公历6月22日到12月22日为极昼，12月22日到次年6月22日为极夜。“日渐短而夜渐长”，正是极昼向极夜交替的景象，但天又没有全黑，距12月下旬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可以断言，张无忌降生日在1337年10－11月间，至元三年九到十月，误差不会大于一个月。



  
8、明教与元末农民起义



金庸借杨逍之口，介绍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介绍了明教对历代农民起义的作用。他说，母乙、方腊都利用明教作为起义组织的工具，这是不错的，他们是不是明教的教主，那就只能由小说家决定了。
《倚天屠龙记》写明教起义，所本全是红巾军的情况。红巾军起义虽然吸收了明教的一部分思想，但更多是白莲宗、弥勒宗等佛教支派的混合物。佛教、明教、摩尼教，在中国古代民间往往分不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元末的农民军互不相统属，像《倚天屠龙记》小说写的这么组织严密、宗旨明确、指挥统一的起义军集团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只有以张无忌教主为核心、以明教总舵为中枢的一个最高领导，元朝早就被灭掉了，而不会连年混战，最后由朱元璋坐收渔利。
《倚天》的世界并非真实的历史时空，如，韩山童实际一发动起义就死了，时为1351年，张无忌还在蝴蝶谷或去昆仑山的路上。而小说却写张无忌当上教主足有一两年，丐帮还要写信给韩山童招降。彭莹玉死于1353年，都太早。韩林儿死于1366年，又过于晚，这时张无忌已经三十岁，早已和赵敏携手归隐了。小说作者为求写得热闹，而人物的生死、事件的兴灭有一定的时间，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是不好掌握的。



9、一武当，两三丰



张三丰，历史上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有两个，一为武学宗师，一为道家名宿。
《宁波府志》卷三一【艺术】下有〖张松溪〗条，载张三丰，又号三峰，由宋入元人。本武当丹士，精拳法，为武当派拳术的创始人。这大概是《倚天屠龙记》一代宗师之所本。武术家张三丰的理论主张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后发先至；非危困不发，发则必胜。这与小说叙写的武当派武术原理基本相合。然而，《宁波府志》里面所记的张松溪，是明嘉靖（1522-1567年）时人，距朱元璋开国已二百年，决不可能是武术家张三丰的徒弟。
《明史·张三丰传》载，张名全一，又名君宝，号三丰，又号元元子，以其不修边幅，世人又称“张邋遢”。原籍懿州（今辽宁彰武），曾居武当山，行踪飘忽，明太祖、成祖（1403-1424 年在位）屡遣人寻访不遇。这位修炼家张三丰，活动年限在1368年洪武登基到1424年成祖驾崩这六十多年前后，他与前面武术家三丰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他不可能是由宋入元人，不可能活150来岁。《倚天》张三丰，开明潇洒，不拘小节，似即以后出的这位三丰为本。总体形象则是历史上实有的两位张三丰的综合。
金庸说武当七子是武术家张三丰的徒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许嘉靖年间那位宁波府武术家张松溪，真是从太祖、成祖求访不遇的那位张真人那里学的功夫呢。方志这种东西考证并不精密，而且宁波的张松溪也未必是武当七子中排行第四的张松溪。总之，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一座武当山、两个张三丰不是一个人。

金庸在《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里是把两个张三丰当成一个人来写，所以写他过了110岁大寿，到《倚天》结束、开完屠狮大会，张无忌等上山看望他时，约有115岁。再有三五年朱元璋便驱逐元虏，一统华夏，张三丰只要活到120岁，还是能看到那一天的，那他就成了由宋经元入明的超级仙翁。



10、哈姆雷特和赵敏导演戏中戏



一个戏班子进丹麦王宫演出，演着演着，突然演出了弟弑兄、臣篡王位、后再嫁、嫂为弟妇的一幕。凶手大怒，王后惊愧，两人的反应看在哈姆雷特眼里，心中雪亮。他就是这一幕的导演。
张无忌与周芷若游皇城时，不偏不巧撞上了扮演荒岛**案真相的戏班子，差点没把周芷若鼻子气歪了。幕后的导演是赵敏，借此她不但打击了情敌，也给张无忌上了一课。可惜戏中戏没有惊醒梦中人，哈姆雷特可以怀疑叔父、母亲，张无忌却不肯怀疑千娇百媚的怀里人。



11、谢逊为什么不拆穿周芷若的底



谢逊有一千个机会在荒岛上、在海船上，在辽东地面上拆穿周芷若的底，不愿意当面对质，随便找个空子拉张无忌到僻静地方单独一谈也就得了。金庸要么别写谢逊耳朵灵，不然谢逊的沉默读者实在难以索解。
谢逊在岛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因为父子俩都中了十香软筋散的毒，性命操于周女之手。谢逊为两人主婚，意在稳住周芷若。
谢逊在船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顾虑张无忌的教主地位。无忌是反元领袖，赵敏人品虽好，出身却是明教的死对头──蒙元贵族。张无忌爱谁娶谁，在当时的形势下，还要从政治上取舍。谢逊杀了全船蒙古官兵，目的即是不让张无忌因派船搭救而对赵敏产生好感。
谢逊上了陆地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因为来日方长，没想到，遭了周芷若加丐帮的暗算。
谢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不等于他就认同周芷若、能够容忍周芷若，他以往不拆，早晚要拆。



12、《基度山伯爵》与《连城诀》



一位善良的青年，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全无防人之心的他，被嫉妒他的人陷害，系身大狱，年复一年。女朋友跟陷害他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精神崩溃，就要自杀了。突然，一个非常老练的人挽救了他，与他为友，如父如兄。用异常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打开了他的蒙昧，为他的生活注入一线光明。最后，高人临终前交给他一笔大宝藏的秘密，利用这笔宝藏，他报了仇。
读者朋友，你能说出这是哪一部文学名著吗？是《基度山伯爵》。你想也不想的说。如果你还看过金庸小说，你还会说，是《连城诀》。
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里也提到，《连城诀》与《基度山伯爵》是太过相似了，法利亚长老的作用一如丁典。但是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绝美，在金庸自己的小说里也是第一流的，不忍舍弃。何况两部书的主题和结构根本不一样，素材来源也不同。两书基本的主题是鞭挞人性的贪婪，这也可以是任何一部小说的主题；像凌退思活埋亲女、花铁干临危变异的情节，别的文学还没有写过。
莎士比亚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来历。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者笔下，经过不同的处理，主题会显出分野，成就会见出高下。金庸和莎士比亚都已经证明了，即使是相似的作品，也可以各有各的独创性。像古龙写《流星蝴蝶剑》那样，把《教父》整个框架扒窃过来，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的对应；或是像他其他所有作品一样，连别人的微琐细节也不放过，那才是赤裸裸、不折不扣的抄袭。



13、金庸、莎士比亚两双胞胎



在《侠客行》后记中，金庸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姐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莎士比亚写双胞胎的戏剧有：《错误的喜剧》，写了主仆两对孪生兄弟；《第十二夜》，写了一对孪生兄妹。前者两兄弟颠倒反复被人错认，与《侠客行》最为相似。
为报复而抢去别人的孩子，这在莎剧中也曾写过。《辛白林》古不列颠国王辛白林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中就被仇家偷去，到山中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才归宗认父。
《绝代双骄》也写了双胞胎──江小鱼和花无缺，但不是以“由于相貌相似引起种种误会”为主；云中岳《绝代枭雄》写兄弟俩一善一恶，被错认为对方，可能就是由《侠客行》化来。不过主题不一样，也是一部好作品。



14、星宿派、日月教、神龙教一脉相传的马屁术



星宿派、日月教、神龙教的马屁功夫，以厚颜无耻、抹杀良心而论，是一脉相传的，不断发展的是歌颂之辞的肉麻度和文学性、神话性、系统性，而且个人崇拜的色彩越来越浓。
马屁是什么？示忠而已矣。统治者当然希望自己越伟大越好，可他清楚自己没有这么伟大，只好靠马屁来修饰了。总是希望被统治者越忠越好，便于利用，于是马屁功夫遂成为检验忠诚的首要标准。可是拍来拍去，纵被拍者不腻，拍人者不累吗？在权势当头之下，不拍其头难保，只好竭尽平生之力拍之无保留。这样的拍，叫拍人者对被拍者忠得起来吗？嘴上拍，肚里骂，一旦权势者倒台，被压迫者就要清算！





17、吸星在权力的天平上



吸星和最高权力放在天平上，哪头重？任我行并不傻，只是这门功夫太过歹毒，害人越多害己越重，搞得他欲罢不能，没法不把朝政放在一边。亡羊补牢，一旦权力重回指掌，便牢牢握住，再也不肯放手，这回再不会给人篡走了。谁知，到底把命送在吸星上。
也许，做为权力人物、政治人物，包括领袖人物，是不可以有私人爱好的，有了，就会损及权力的稳固。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文明民主国家，我们的领袖才可以吹拉弹唱，保留并发展自己的爱好和专长。



18、紧箍咒到三尸脑神丹的变迁



从紧箍咒、生死符、三尸脑神丹到豹胎易筋丸，都是一个妙用，有了这些，被统治者就成了掌权阶级的提线木偶，想造反，手先软。生死符又要内功，又要掌法、拳术；什么丹、丸还得采药配药，麻烦得要死。要是套个金箍、动动嘴皮子就能万事大吉，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一定首选紧箍咒。
历史是向前进步的，群众的智慧是发展的，文学家到底也明白，紧箍咒不如定时毒药来得实在。这些东西可惜用得不得其地、不得其人，亦不得其法。如不戒给田伯光服的毒药，判死刑缓期一月执行，要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则天下的淫贼从此应可改邪归正矣！其功德胜于五千卷大藏真经。



19、豹胎易筋丸是一种什么毒药



豹胎易筋丸，洪教主的发明，据说掺和了鹿胎等多种大补的药物制成，具有极大的毒性，对人体害大于利。以一年为期，到药性发作时，如果没有解药克制毒性，服药者就会易筋换骨，死去活来。
豹胎易筋丸的药理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神龙教的咒语，一念之下，教徒就功力大增，就能把对手打得溃不成军。比如陶红英的师父、韦小宝一行徐天川等人，都惨败在神龙教咒语底下。观《鹿鼎记》十六回《明史》文字狱受害者祠堂那一战，神龙教的人先是结成阵势，有如丐帮的打狗阵；然后高声齐诵“洪教主神通广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这些颂词就是咒语了，有什么神奇力量呢？从字面上实在看不出来。能不能与豹胎易筋丸联系起来，神龙教教徒高声念咒只是一种掩护，扰乱对手的心神；而他们功力大进的真正原因却是暗地里用某种手段，催动豹胎易筋丸的药力，使他们全身组织特别兴奋，功能特别强劲，体力特别旺盛，反应特别敏捷，同时借助阵法集群体之力，所以才会打胜仗，这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是这样，豹胎易筋丸应该是一种神经性毒品，同时又是能激发人体潜能、改进系统工作机能的补药。但金庸也说了，并不是所有神龙教教徒都够资格服豹胎易筋丸，只有一些重要人物、从事重大使命的人物才能获得教主赐药。章老三这种小角色想吃还吃不到呢，那又怎么会突然武功大进呢？
阅读中遇有一事难明，总希望能给它找到一个解释，不然金庸作品留下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痕迹，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0、洪教主作猥亵语



《鹿鼎记》二十回洪教主和夫人分别教韦小宝英雄三招、美人三招，教到一招“张敞画眉”，洪教主忽然冒出一句：殊不知闺房之乐，更有甚于画眉者。把洪夫人闹了个大红脸，韦小宝当然不知所云。读者如果也不知所云，未免辜负了作者的惨澹经营。
《晋书》写羊后与刘曜私通，为了表现羊后无耻，编造她的话说：“再醮之妇，媚其后夫，所谓闺房之内更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公然把性生活的美满快乐作为媚其后夫的理由了。
同样的话于洪教主口中说出，适以见其虚伪和支配欲的强烈。因为书中后来交代，洪教主为练内功不近女色，与洪夫人已经没有性生活了。他不是没有这个欲望，只是力不从心，可又害怕别人得知真相，所以特在外人韦小宝面前作猥亵语，示人以夫妇正常。可是韦小宝全无书本文化，这一番巧妙暗示完全是对牛弹琴。后来韦小宝一有机会，毫不客气的把洪夫人变成韦夫人，可谓对洪教主这番做作的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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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聊斋》

　　金庸与《聊斋》
　　——《碧血剑》外谈一篇
　　许久前看《聊斋志异》的一则故事，当时总觉得与《碧血剑》（广州出版社版本）某处情节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感于大兄刘国重“疏抉剖析，探赜洞微”之精神，今日突然想了起来，忍不住又发刘兄所谓“嗜痂之癖”。
　　这则故事，还能与《碧血剑》主人公袁承志之父袁崇焕七折八拐的扯得上一点联系，于是就冒昧地拉了出来。
　　《碧血剑》（广州出版社版本）第十二回，誉驰北方武林的“盖孟尝”孟伯飞六十大寿的寿筵上，坐在首席的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参将被归二娘凌辱，哇哇大叫：“抬我大关刀来！”
　　『原来这冯参将靠着祖荫得官，武艺低微，却偏偏爱出风头，要铁匠打了一柄刃长背厚、镀金垂缨、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自己骑在马上，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务须口中“杭育、杭育”，叫声不绝，装作十分沉重、不胜负荷的模样，他只要随手一提，却是轻松随便。旁人看了，自然佩服参将老爷神力惊人。他把“抬我大关刀来”这句话说顺了口，这时脾气发作，又喊了出来。』
　　早些的三联版《碧血剑》，写作是“冯同知”，情节一样。新修版中，金庸把他的官职由同知改为参将，更适合“统兵驻防保定府”。
　　如题，这自然和《聊斋》有些关联。《聊斋志异·卷九》有“王司马”一则：
　　『新城王大司马霁宇镇北边时，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阔盈尺，重百钧。每按边，辄使四人扛之。卤簿所止，则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动。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宽狭大小无异，贴以银箔，时于马上舞动，诸部落望见，无不震悚。……』
　　翻译过来，就是：
　　大司马王霁宇是河北新城人，他镇守北方边境时，曾经让铁匠特意打了一把大杆刀，刀面宽一尺，重数千斤。他每次巡视边防的时候，就让四个大力士抬着。每到一处，他总是让人把大杆刀放在地上，故意让北边塞外之人来拿。可他们就是拚尽全力，刀还是一动不动。王司马又暗里用桐木照大杆刀的样子另做了一把，宽窄大小一模一样，外面贴上银纸，经常拿着这把假刀在马上挥舞。北边部落看了，无不震惊他力大无穷。
　　相似的情节，不同的是，《聊斋》中是个富于谋略的英雄形象，《碧血剑》是个装腔作势的搞笑配角。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海宁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书香世家，自小饱受传统文化熏陶，自然很早就读过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聊斋》。冯参将的情节，是不是金庸受此影响而作的移用？很有可能。据《古金兵器谱》作者“王怜花”所言，“对金庸来说，史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痕迹好像更明显一些。”
　　大司马，兵部尚书的别称。王霁宇，即历史上的王象乾。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两则涉及王象乾轶事，一为《王司马》，一为《四十千》。《王司马》侧重叙写了王象乾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塑造了王象乾有智有谋、威名远震的儒将形象。《四十千》则是写王象乾家仆怪异家事的一篇小说。蒲氏所记虽系小说家言，却有本事可考。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桓台新城人。隆庆五年辛未(1570)科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以年老乞休；因边境多事，83岁时又起用为总督，综理宣化、大同和山西军务。他机警有胆略，历任督抚多年，威震九边；一生五戌边关，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五朝元老”，位至太子太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象乾在兵部任内，晋爵太子太保，朝廷追封三代，对其父王之垣、祖父王重光、曾祖父王麟，均诰赠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特许在其家乡新城建“四世宫保坊”（宫保即太子太保），以彰显王家四代保护明王朝的功业。这一古迹，至今仍在。
　　王象乾生前曾多次对建州女真用兵，在万历三十七年还上疏指出其危险，由于触到了满清的痛处，乾隆年间满清官修《明史》，虽初稿已作其传，定稿时，却削其人而不为立传。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曾闻新城王霁宇少司马之始祖母，乃从空飘至其家，久而方醒，问之言语不通。盖异域人，为飓风吹堕，因为其妇，生育诸子，今王氏蝉冕联翩，贵盛无比，皆其苗裔也。”他的始祖母，是大风吹来、天上掉下的异域女子，“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的很“聊斋”。
　　王象乾晚年，堪比唐朝的郭子仪郭老令公，83岁高龄时，皇帝仍不得不倚重，实在是国之柱石。据梁启超《袁督师传》，天启二年王象乾任蓟辽总督时，是袁崇焕的上司；王象乾83岁任宣大总督时，和蓟辽督师袁崇焕东西分守山海关内外的边境。最后，王象乾年迈有病，在边关上书皇帝十余次，才得以批准回到原籍新城。
　　《聊斋志异》在清朝极有影响，模仿者众多，还出现了《女聊斋志异》。该书靓芬女史贾茗所作，叙述的是些奇女子的故事。《女聊斋志异·卷三》的“吴生”一则，也有类似情节，却不知金庸看过此书没有。
　　吴生的故事，显然虚构，但更富有传奇性。原文很长，大概叙述一下。
　　唐朝后期，卢龙节度使李公，非常善于算命，他有个宝贝女儿，秀外慧中，李公算她有诰命夫人之命。李公把爱女视作掌上明珠，决不轻易寻婿。有个叫吴生的破落世家子弟，游手好闲且爱取巧，十分眼馋李公女儿。他让算命先生给他假造了个大富大贵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借故冲撞李公的出行队伍，见李公时故意说因算命不准而失神冒犯。李公一看他的八字，认定吴生前途远大，把他招为上门女婿。慢慢李公发现吴生其实没啥才能，十分讨厌他。吐蕃入侵，朝廷让各路节度使举荐将才，李公想借刀杀人，就说吴生有将帅之才。吴生临行和妻子诀别，妻子十分贤淑，勉励吴生要立功而归。吴生当了大将，又发挥他善于取巧的本事。吴生在校场检阅队伍，他知道吐蕃间谍在暗中窥探，就让数名健儿抬来一柄似乎重有千斤的大刀，吴生拿起大刀，“下抑上扬，左荡右决，轻如挥扇，易若折枝”，舞完下马，似乎毫不竭力。吴生命令把大刀悬在营门上，择日出战。其实吴生所舞是贴锡箔的木刀，挂在营门的却是真的千斤铁刀。吐蕃间谍先已大惊，深夜悄悄到营门看刀，想举刀却如蚍蜉撼树，牢不能动。吐蕃间谍回去报告了，吐蕃君臣相顾失色，以为不自量力，退兵并上表谢罪。朝廷因为吴生征虏有功，授吴生为岭南节度使，封万户候；吴生妻子封凉国夫人。连带李公也升了官，翁婿和好如初。
　　吴生投机取巧，竟然弄假成真，不但娶得如花美眷，而且荣华富贵，让人无比艳羡。李公的算命，也果然不虚。
　　明清之交，金庸祖上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交往。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松龄称查伊璜“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这也可算作金庸与《聊斋》的一点关联罢。
　　另据刘兄《破译金庸密码》一文：
　　『史小翠与阿绣——《聊斋志异·24卷本》第十五卷第三篇小说是《阿绣》，第四篇是《小翠》。两篇文字独立成章，情节互不相干。当两者分别作为孙女、祖母的名字又同时出现在金庸《侠客行》中，事情就颇堪玩味了。金庸博采众家之长，成就了自己的渊厚。人们往往只注目于曹雪芹、施耐庵对金庸的影响，其实《聊斋》之影响也绝非浅鲜。借用两个名字，或许并不重要，我们试想：金庸笔下有“妖女”一种类型人物，她们与蒲留仙刻画的那些可爱的女鬼、女妖、狐仙形象是否全无亲缘关系？』
　　胡适评价《聊斋志异》道，虽然书中写的故事都是关于神鬼狐仙，说的其实都是人情世态。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和方法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聊斋》一书是狐仙神怪的离奇世界，最大的看点却是书中那些讲述纯真爱情的篇章。金庸小说，描述的是虚构的江湖，书中最动人的部分也是侠客美女的爱情传奇。《聊斋》中那些美丽多情的狐仙，其实就是金书中那些痴情动人的可爱妖女。它们都向我们描绘了以另一个世界为背景，却真切存在的人情世态。
　　聊斋，这两个字本身已衍生出另一种含义，指那些看来荒诞却实在动人的故事。金庸小说，对现实中的我们，难道说不是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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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过原型是不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杨改之作品



金庸喜欢西洋文学，描写技法是西方技法，倪匡说他是洋秀才。写小说借鉴古希腊神话不止一次，比如萧峰的故事借鉴了希腊神话杀父娶母的故事，郭靖和黄蓉疗伤那段借鉴了基督山伯爵，还有阿紫的圣水情节。
杨过婴儿时捏死毒蛇典故源于大力神。
连载版：
【正说笑间，两头白雕突在天空高声怒鸣，疾冲而下，瞬息间没在林后。靖蓉二人心知有异，急忙催马赶去。
绕过林子，只见双雕盘旋飞舞，正与一人斗得甚急，更奇的是那血鸟忽前忽后，竟也在旁助战。
黄蓉心爱此鸟，高兴得拍掌大叫，再看与三鸟相斗的那人，原来是丐帮的彭长老。但见他舞动钢刀，护住全身，三鸟虽勇，但他刀法精奇，却也攻不进去。
斗了一阵，那雌雕突然奋不顾身的一扑而下，抓起彭长老的头巾，在他头上猛啄了一口。
彭长老钢刀挥起，削下它许多羽毛。
黄蓉见彭长老头上半边光秃秃的缺了一大块头皮，不生头发，登时醒悟：“当日这雕儿胸口中了一枝短箭，原来是这坏叫化所射。后来双雕在青龙滩旁与人恶斗，抓下一块头皮，那就是这恶丐的了。”
当下在地下捡起几块石子，正要相助三鸟，突然雄雕又是一扑而下，向他头顶啄去。
彭长老舞刀护住头顶，那血鸟急冲而前，长嘴伸处，已啄瞎了他的左眼。彭长老大叫一声，抛下钢刀，冲入了身旁的荆棘丛中。那荆棘生得极密，彭长老性命要紧，那里顾得全身刺痛，连滚带爬的钻进了荆棘深处。
这一来三鸟倒也无法伤他，血鸟认得黄蓉，飞近相亲，双雕却未肯干休，在荆棘丛上盘旋不去。
郭靖招呼双雕，叫道：“他已坏了一眼，就饶了他吧。”
忽听身后长草丛中，传出几声婴儿呼叫。
郭靖叫声：“啊！”
跃下红马，拨开长草，只见一个婴儿坐在地下，两只小手牢牢握住一条毒蛇，那蛇翻腾挣扎，却脱不出婴儿手掌。
郭靖吃了一惊，又见婴儿身旁露出一双女子的脚，忙再拨开青草，只见一个青衣女子晕倒在地，正是南琴。
郭靖怕那毒蛇咬伤婴儿，伸手想去拉蛇，那婴儿双手一挥，已将毒蛇抛在地下，但见蛇抖了几抖，竟自不动，原来已被婴儿捏死。
郭靖见这婴儿似未满两岁，竟然具此异禀，心中又惊又喜】


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的父亲是宙斯，母亲是珀尔修斯的孙女，底比斯国王安菲特律翁之妻阿尔克墨涅。阿尔克墨涅临产前，宙斯决定让这天诞生的珀尔修斯的后代统治迈锡尼。宙斯之妻赫拉嫉妒阿尔克墨涅当了丈夫的情妇，加上宙斯向诸神预言，他的这位儿子前途无量，将来大有作为，所以她对赫拉克勒斯也十分痛恨。因此赫拉延缓阿尔克墨涅的分娩，同时使珀尔修斯之孙欧律斯透斯提前出生。当阿尔克墨涅生下赫拉克勒斯时，她担心他在宫中安全没有保障，于是将他放在篮里，篮子上盖了一点稻草，然后放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后来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田野。一个神奇的机会，使雅典娜跟赫拉来到这个田野，雅典娜看到孩子生得漂亮，非常喜欢，心生怜爱，便劝赫拉给孩子喂奶。他咬住赫拉的奶头，贪婪地吮吸她的乳汁，吸得她的奶头生疼。赫拉生气地把孩子扔到地上。雅典娜同情地把孩子抱起来，带回城里，交给王后阿尔克墨涅代为抚养。阿尔克墨涅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儿子，她高兴地把孩子放进摇篮。阿尔克墨涅由于畏惧赫拉，遗弃了孩子，没想到满怀嫉妒的情敌竟用乳汁救活了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赫拉克勒斯吮吸了赫拉的乳汁，从此脱离了凡胎得到了不死之身，也因此力大无比。但赫拉很快就明白那个吸她奶的孩子是谁，而且知道他现在又回到了宫殿。她十分后悔没有把赫拉克勒斯除掉。随即她派出两条可怕的毒蛇，爬进宫殿去杀害孩子，想把他扼死在摇篮里，却不料小小年纪的赫拉克勒斯因为吮吸了赫拉的乳汁而拥有了无比的神力，反把两条毒蛇制服，赫拉只好作罢。】
黄蓉似乎扮演了赫拉的角色。杨过的真正母亲是秦南琴，秦南琴也爱郭靖，和黄蓉是情敌。


【赫拉克勒斯 长大后，卡斯托耳尔、半人马喀戎教会他各种武功和知识。阿波罗白发苍苍的儿子——里诺斯教他读书识字，赫拉克勒斯显示了学习的天赋和才能，可是他不能忍受折磨，而年老的里诺斯又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教师。有一次，他无端责打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顺手抓起他的竖琴，朝老师头上扔去，他即刻倒地身亡。赫拉克勒斯十分后悔，但他仍被传到法庭。为人正直而又知识渊博的法官拉达曼提斯宣布他无罪。法官颁布了一条新法，即由于自卫而打死人者无罪。可是安菲特律翁担心力大无穷的儿子以后还会犯下类似的罪过，所以把他送到乡下去放牛。在走向生活之前，他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决心遵照美德女神的劝告，他决心选择“美德”的路。不久，他找到了行善做好事的机会。当时的希腊丛林密布，沼泽遍野，到处是凶恶的猛狮、公猪以及其他作恶的野兽。因此，清除这些孽障，把希腊从这类危害人的野兽中解放出来，乃是古代英雄们的伟大目标之一。赫拉克勒斯注定面临这一艰巨的任务。当他听说，在基太隆山脚下，国王安菲特律翁的牧场，有一头可怕的狮子为非作歹时，年轻的英雄耳畔响起“美德”的声音，他立即作出了决定，并全副武装，爬上了荒山，打死了狮子，剥下狮皮，披在肩上，然后又把狮头割下来作头盔。当他打猎凯旋时，途中遇到了明叶国王埃尔吉诺斯派出的使者，他们向底比斯人收取年贡，这是一种既不合理又令人感到屈辱的沉重负担。赫拉克勒斯把自己作为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迅速地把这些滥施淫威的使者们打翻在地，然后，把使者们捆起来，送回去给他们的国王。埃尔吉诺斯蛮横地要求底比斯国王交出凶手。底比斯国王克赫拉克勒斯勇斗野狮 瑞翁畏惧对方的权势，准备满足对方的要求。赫拉克勒斯动员了一批勇敢的青年同他一起抵抗敌人。可是，民间却没有一件武器，因为明叶人为防止底比斯人叛乱，收缴了所有的武器。雅典娜女神看到这情况，便把赫拉克勒斯召进神庙，用自己的盔甲将他武装起来，神庙里还有不少武器，那是他们的祖先在战争中缴获的武器，作为战利品来献祭诸神的。随赫拉克勒斯一同前来的青年们纷纷拿起武器，跟着赫拉克勒斯一起出征。他们只有一小队人马，而明叶人则是庞大的军团，兵力强大。两支部队在一处狭路相逢，在这块弹丸之地，明叶的士兵虽多，但根本无法施展，埃尔吉诺斯的军队被彻底击溃，自己也战死沙场。可是，赫拉克勒斯的后父安菲特律翁也在战争中中箭身亡。战争结束后，赫拉克勒斯迅速挺进明叶京城奥耳科墨诺斯，他冲进城里烧毁了王宫，毁坏了城池。为了感谢他，底比斯国王克瑞翁将女儿墨伽拉嫁给他为妻。诸神也送给这位半神半人的英雄许多礼物：赫耳墨斯送给他一把剑，阿波罗送给他一把弓，赫淮斯托斯送给他金箭袋，雅典娜送给他崭新的青铜盾。他的母亲阿尔克墨涅却改嫁了，嫁给了法官拉达曼堤斯。】
杨过也因为不能忍受折辱的性格，先后被逐出桃花岛和全真教。

最后赫拉和大力神和解。黄蓉也和杨过和解了。
　　

刘国重

胡晓明：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
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胡晓明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小引】我不是研究金学的。金庸小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爱好得很久的一样东西，可以说是欠了金庸的情。今天是还债来了。老实告诉大家这个题目是很大的，而金庸小说有两部我至今没有读到，即《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但是我对于其他小说的印象非常强烈。记得那是多少年前(1988)的一个冬天，我乘坐152次列车由上海开往贵阳。火车上满是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有的喝酒，有的打牌，有的昏昏欲睡。我从一个车厢渡到另一个车厢，漫长而无聊的旅途，使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这时我非常偶然地，在一个铺位上发现了一本《天龙八部》第三部的下册，便拿在手上随意翻翻。其结果大概是每一个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猜到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小说时，火车上已错过了最后一餐的开饭时间。那位好心的书主人，一位我至今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金庸小说的启蒙者，同意借给我《天龙八部》的第一部，第二部，第四部，第五部，于是我借着车厢联接处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火车在黑暗中穿过一个一个山洞，在崇山峻岭之间轰隆轰隆地奔驰。我也穿过了金庸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魂的情节山洞，带着轰隆轰隆的感觉领略金庸笔下大气磅礴的崇山峻岭之美，在火车上的这第一次的阅读经验，至今依然难以言宣。我固执地相信一个道理，阅读内容与阅读环境之间原来一定有某种神秘的有机联系。唐诗，在烟雨江南旱春二月的空气中读唐诗，在钟声悠悠的深山古寺里读宋诗，而金庸小说，如果要找出最好的阅读环境，我相信，要在高山，面对苍茫大海；或在秋夜，面对浩浩星空，只要偶有心得，掩卷遐想，便似与天地之气融融为一……。

　　金庸小说为什么有着一般新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大气象大境界？为什么这一批写于六十年代的小说，在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引起轰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引发“金庸热”，在九十年代再度引发热潮，成为“有华人处便有读金庸小说”的文化景观？我这里先笼统地提两点：第一，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涵义特为丰厚。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每一文化群落中单个的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都从文化符号的层面上经历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一切民族文化都把她的最简单、质朴、基本的情感和感觉投入其心灵深处，而这些情感的感觉就随着人的成长继续潜存着。而即使是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也扎根于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深处，而一切真正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灵生活中的这一潜存的底层都要比其他人更为丰富、更有力量，因而，更能真正激活那久远深邃的文化原质涌入现代日常人生的心理层面。这是金庸小说能给人广泛而又深长的回味与共鸣的原因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传播时间，与整个中华民族近三十年屡经挫折、屈辱而不断新生、精进的现代精神史心灵史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里就不单单是一个小说艺术的阅读与接受问题，而是一种小说文化现象在历史──社会──个人这一整幅文化行为中的移动。如果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用一句话来讲，可以说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的上升，以及其背后华人文化意识的逐渐醒觉，华人地位逐渐由边缘而中心化、而凝聚化，──由“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构想，正是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背后文化心灵的觉醒与文化理想的提揭，──我们就不难看出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与集体心理，与此一进程息息相通。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来解读。以下分成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讲。

复活精神

　　复活精神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民族意识的复仇，一是文化心灵的复苏。先说“复仇”。金庸小说跟一般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即复仇思想的层次不同。一般小说是个人或家族的恩恩怨怨，而金庸小说的复仇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立场上的，所以应有纵贯宏深的文化意蕴。

　　从晚明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支深深浸入中国知识人骨血的深痛情结，即民族复仇意识：上接明清痛史，下贯抗日救亡。王船山在湖南徭洞中著书三十年，顾亭林在四十五岁后，大规模流浪考察中国北方达二十六年，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避居乡间著书讲学亦三十余年，诸老皆怀抱亡国之痛，并深思所以亡国的原因何在，欲为民族留一口气。顾亭林《与杨雪臣书》，自述其所以著《日知录》，乃“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辨录》（陆桴亭）、《黄书》（王船山），都含有此种用心。后来曾国藩刊布《黄书》等，亦是不避讳此种用心。到孙中山、章太炎，这一口气便化而为文化行动与革命事业。虽然“五四”的科学主义，曾将这一文化命脉注入新血的同时，又拉向另一向度的生长，但孙中山、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意识，仍然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最深厚有力的思想动源之一。救亡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其背后更是文化的慧命相续与国魂的贞下起元，此即所谓政教一元。抗日战争中，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更是中国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大心事。陈援庵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通鉴胡注表微》，皆属表彰民族复仇精神的名著。杨树达在抗战期间写的名著《春秋大义考》，标示两项春秋精神，一是辨华夷，一是复仇精神。正是有感而发。在史学领域里，“明清痛史”成为近代史学的大宗。金庸小说与这些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情怀，息息相通，可以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读书人胸中的一大心事。这一点，还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像他这样大规模做过，所以高级知识分子喜读金庸小说，从中获得三百年悠长的文化气脉的鼓荡。

　　我们就从他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讲起。“恩仇”二字，实际上是偏义复词，即复仇，故事的主题即反清复明。小说写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斗智斗勇的故事。在金庸小说中，《书剑恩仇录》的成就并不算高，但我觉得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因为这是第一部，而且一出世就轰动，显示了金庸不同凡响的大家风度。为什么是大家风度？正是因为他将新武侠小说提升到历史文化的高度。金庸为什么要写武侠小说的思想缘由，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因为开端具有一种典范意义。红花会的活动地点是江南，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高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海宁查氏，是江南的大族，人才辈出。清代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之一，查嗣庭是主角，而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弟弟，被雍正说其试题“讽剌时事，心怀怨望，为语多悖逆”，下狱病死，戳其尸。并因此而停止浙江人的会试。所以从家世来看，金庸在小说中表达的反清复仇的春秋大义，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书剑恩仇录》中的主角陈家洛，洛是指洛阳，东周文明的所在地，表明曾经是“郁郁乎文哉”；另一人物文泰来，隐示民族文化的否极泰来。这些人物不仅是大侠，不仅是贵遗老，而且是文化遗民。金庸可以说是以遗民的骨血，写明清的痛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民间传说，是小说的故事主干，这个故事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是恢复汉民族的正宗地位，清朝的历史文化生命，应该找到自己的血宗的“家”。《书剑恩仇录》最后写到一个人物叫香香公主，她在乾隆的淫威面前，宁死不从，后来听从红花会首领陈家洛的劝告，含泪答应苟且偷生，以争取乾隆参加反清复明，后来发现乾隆并不想反清，于是以自杀来报告红花会消息。这个人物令人想起晚明的一些著名女子，如柳如是、卞玉京等，这些名妓都是美女而兼国士的人物。《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结尾写到众人赶至香香公主之坟，打开后只见一滩碧血，香香公主的尸体已化为一缕香魂。陈家洛挥毫题上“香冢”二字，飘然而去。这个结尾，不禁令人相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领略新凉惊透骨，流传故事总销魂。”“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书剑恩仇录》实际上是招香香之魂，招民族文化之大魂。

　　《碧血剑》也是一部复家国之大仇的小说。书中主角袁承志，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儿子。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晚明至近代，广东出了两个大英雄，一是孙中山，一是袁崇焕。袁崇焕被昏君崇桢皇帝杀害。《碧血剑》正是将此一报父仇杀昏君的故事，放在明清之交的大关头来写。昏君葬送了国家，杀昏君，正是为国为家复仇。所以全书贯穿着一种中国文化中所谓“贬天子”、“诛独夫”、兴家国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气质。在《碧血剑》的后面，附有金庸写的一篇《袁崇焕传》，他在写到明万历初年时，有这样一段话：

　　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的老百姓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1582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那时莎古比亚才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以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一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的心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是连续四个昏庸**的皇帝，将这富有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痛苦的深渊。

      读了段话，我们可以理解袁承志复家国之大仇的文化意识与思想深度。

　　“复活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文化神州”的复活。与上述民族复仇意识相区别的是这里不一定以真实的史事如明清、两宋为依托，而是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复苏、复活。“复活”这个辞是借用《圣经》上的一个用语，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最后复活。耶苏的复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精神的永生，基督教精神世界的普及人间，二是指犹太民族文化的复活，是犹太民族亡国之后，一个流传甚久的秘密预言，一个潜藏人心的信念。据胡适之先生的讲法，中国历史在殷周时期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秘密的复活信念，一个流传甚久的预言，即《孟子》中反复提出的那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大预言。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末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意思是说，从孔子以来直至今日，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代象这样近，距离圣人的故乡又像这样近，如果没有后继者，就再也看不到后继者了。胡适之先生说：“这样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他在《说儒》这篇大文的结尾说：儒是殷民族灭亡后的遗民，这些遗民一代一代地在暗地里积蓄着力量，坚守民族文化复兴复活的信念。殷亡国到孔子出生，正好五百年，孔子即殷民族悬想久矣的圣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即文化生命的复活。

　　晚清国学宗师俞曲园也有一个关于文化复活的预言，即《病中呓语》。他的重孙俞平伯曾作过解释，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纷传于世，陈寅恪先生当时也在《清华周刊》上作过肯定的解释。《病中呓语》写于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最令人惊叹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竟一一证验了。如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内战争等。预言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文化历经种种大劫大变然后复兴，“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下”，将来会不会应验，不知道，因为还不到一百年。

　　我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文化的预言。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念潜潜相通。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基本价值为精神龙骨。而且以高度的热情表彰这些价值，因而我将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讲述中国文化复活的伟大传说。不仅如此，全部金庸小说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学、艺术、宗教、医学、教育等，从高深的生命智慧到日常人生的处世经验，应有尽有。没有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如此丰厚的学养，如此浓厚的兴趣，如此强烈的认同。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做到使古老的文化资粮的源头活水涌入现代人生活的自觉意识层面，从而点醒沉睡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灵。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有一统天下的圣贤信念，由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到贞下起元、乾坤大定。这是其他新武侠小说所缺少的特点。全部金庸小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舞台背景，即一种厚重的乱世风云，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由血雨腥风走向雨过天青的感觉。这跟中国文化中的由天下无道变而为天下有道，拨乱返正，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大预言，有一种思想逻辑上的联系。所以读金庸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联想到诸侯割据、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流血飘杵的中国社会，于是也就自然而然把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圣人理想，寄托在金庸笔下的英雄大侠身上。这是稍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的基本阅读期待。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期待，期待民族由衰亡走向新生。这是读其他武侠小说所没有的快感。第三个证据来自他的代表作《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是个前所未有的儒侠，心地特别善良温厚。他从小就中了玄冥神掌深浸肺腑的寒毒，往后在成长的人生途中几乎完全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的故事的大悬念即在于他的重病究竟能不能治好。可是在后来全部治病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奇遇，终于成了一代武林宗师，可以说，他的病以及他的绝症的恢复，都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没有他那入骨的寒毒，就没有他的挣扎的苦尽甘来；没有他一身的绝症，就没有他的千回百转的生命机缘。这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复活过程。后来张无忌在明教禁地练就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仗着绝顶神功，一人击败了六大门派高手相抗而成为明教的首领。这个故事读起来非常令人痛快。而张无忌最大的性格特点即是心善，心善正是儒家生命哲学的精义。无忌正是靠着这一点作人的“几希”，逢凶化吉，无为而无所不为。譬如，为那只百岁老白猿治病，因而得到天下至尊的《九阳真经》，这不正是“仁者爱及万物”的果报？我猜想金庸写这样一个一反武侠旧模式的人物，正是要说出这样一种智慧。其背后的深层意蕴，正是表达民族文化的一种预言。金庸正是在这种地方，超出了纯粹娱乐消遣的小说之上，可以作为更富涵价值意味的文化符号来解读。

豪杰精神

　　在中国文史的词汇中，不是随便可以称一个人为豪杰的。为人排难解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义精神；在生死悠关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操守和气节，这是烈士精神。在乱世中乘机而起，夺取权力，扭转历史方向，主宰群雄格局，这是奸雄，都不是豪杰。豪杰，指那些在历史的大关头，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解生民于倒悬，涤浊世为清平，这才是豪杰精神。只有具备了国身通一的文化品质，才能做出豪杰事业。譬如说历史上的王阳明，就是一个豪杰。王阳阳在青年时代，就精于兵法，热心骑射，不同于一般书生腐儒。中年入仕，冒死抗谏，反对宦官，受廷下狱，谪至贵州的龙场驿，在极其艰困的生活环境中，千死百难，豁然悟道，终于创立良知之学。四十七岁时，为平息朱宸濠的叛乱，王阳明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其卓越的谋略和过人的胆识，仅三十五天就一举平息江西十万大军叛乱，生擒宁藩朱宸濠，被史家誉为“才兼文武”、“奇智大勇”，他的功绩，真正实现了中国儒家以书生手段行圣王事业的大抱负。

　　以此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的大侠，正可以称之为豪杰，可以与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区别开来。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从“国身通一”的标准来看郭靖，他的一生，是与外患频乃、国事多难的两宋时代密不可分的。郭靖是梁山英雄郭盛之后。郭靖未出生，家庭即遭巨变，父亲郭啸天被与金人勾结的南宋汉奸害死，母亲李萍被迫流落蒙古。后来经过各种大磨难，成为一代武学大师级的人物。但是我们觉得郭靖身上最发光的生命特征并不是他的武学造诣，而是他的国身通一的民族文化精忠之魂。比如，郭靖与成吉思汗私交极笃，，成吉思汗对于郭清母子的照顾之情，他铬心难忘。他也曾为成吉思汗打金国立下了大功。但是成吉思汗一旦想侵吞自己的父母之邦大宋国时，郭靖即与他反目成仇了。他向情同手足的拖雷行剌，也是出于同样的民族大义。小说《射雕英雄传》令人信服地写出了郭靖生命中的这一发光的内核。保卫襄阳是郭靖生命内核的最后闪爆。襄阳是南宋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背后即是江汉大平原，元兵一旦顺江而东，再无可守之地，南宋也就灭亡了。郭靖知道守城的结局是悲剧的，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蒙古的铁骑，却依然抱着与危城共存亡的信念，最终在城破之后杀敌无数而壮烈殉国。小说写来惊心动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郭靖的座右铭。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

　　豪杰的另一义是刚健。《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中国文化崇尚一种刚猛有为、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在艰苦卓绝的生存修炼中达成金刚不坏之身。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在其《老人与海》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不会被打败的，除非他打败他自己。”在金庸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似难以找出与海明威的硬汉小说相媲美的大作品。金庸的出现，使这一历史成为过去。金庸笔下的大英雄，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汉子”这一辞语极美，我们首先会想到令狐冲。令狐冲的一生，惊心动魄极了，我们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位伤痕累累、身遭奇耻大辱、独步江湖的英雄。令狐冲在金庸笔下磨难越重，经历越惨，越是显出他刚健不衰的生命品质。比如，从他的感情生活来说，他不像郭靖那样有福气，得到黄蓉的相依不舍，更不像张无忌得四个姑娘的痴心。他痴恋师妹岳灵姗，却得不到师妹的爱。师父又将他逐出师门，说是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诛之。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真可以说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可是他却苦志不渝地一心想求师父的谅解，有朝一日能回归师门。他受了重伤，又被桃谷六仙滥施救治，比张无忌更惨，带着重伤去救任盈盈，又受少林寺方僧的围攻，滚下山去，伤势愈重，成为不治。最后与岳灵珊比剑，又为感谢师妹，而有意失招，不幸长剑穿胸，重伤倒地。金庸将他放入最惨的环境中磨炼，可以称得上金庸小说中的第一硬派小生。读了《笑傲江湖》，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丈夫；可以使年青人懂得，吃苦是人生的正常，没有吃尽天下苦，就做不了大丈夫。《连城诀》中的狄云，经历也极惨，吃苦也极多。开始只是因为他的师妹被别人看中，他就被仇人打入死牢，用铁链穿了琵琶骨。后来在死牢中又被丁典误认为是奸细，天天毒打，打得他上吊自尽。死后又被丁典以神照功救活。后来逃出监狱与仇人格斗时，与仇人几乎同归于尽，醒来已在长江边的一只小船上，船漂到一个破庙，因为无意中误穿了恶僧宝象的僧袍，又被水笙误当作坏人，纵马踹断了一条腿。后来在川藏边界的一座大雪山中，与仇人、恶人展开一场殊死的恶战，这是金庸小说中场面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恶战。金庸写狄云这个人物，不仅肉体受无情的摧残，而且精神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创痕之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为什么？因为其人与生俱来的命，就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恶”。换句话说，小说全部情节建立上狄云被世人视为“恶人”的基础上。狄云最为可贵的即是尽管如此，他不行恶。为了洗清自己蒙上的罪名，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象征着中国儒者被厚诬、被符咒、而绝不放弃行善的本色。可杀而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正是刚健生命的精神源头，也就是最艰难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人性的高贵，生命的正气。

天地良心

　　中国哲学家说的“天理”，中国老百姓说的“天地良心”，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历史中的理性精神，人性中的理性精神。最大的“理”，贯穿历史、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善”。金庸小说为什么久读不衰？为什么可以传下去？为什么上至教授学者，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喜读其书？因为金庸总是讲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讲一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在心头口头传诵的故事，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终将战胜残暴，干戈终将化而为玉帛，人性终将归于天理。这是金庸小说的大气象大境界，在这里，有无限的庄严，无限的美，一种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这是金庸小说通向中国文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命脉。

　　不是为打而打，为杀而杀，为武功而武功。透过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武林中的恩恩怨怨，背后总是看得见人类的道德心情，历史的理性之光。金庸小说写人性的恶，也写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并不感到是在展览丑恶、渲染暴力。人性的恶，恰更加反衬了人性的善的可贵。如果仅仅是以情节的离奇精险、场面的剌激感官为目的，金庸小说是不会使人如此血脉贲张、如此回肠荡气。从大处说，它满足了更为深层的道德感、正义感，做人的尊严感。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真正的穿透力，透过感官的震荡，直达人性深层的感动。

　　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曹操其人，在中国老百性的眼里，乃是一奸雄，一小人，这是翻不了案的。金庸笔下的人物，则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无论遭遇怎样悲惨的折磨，无论遭受世人如何的误会，绝不会改变内心所秉持的道德精神，做人的正直态度。如郭靖、黄蓉、令狐冲、张无忌、狄云、胡斐、苗人凤、段誉、虚竹……，几乎没有不被人误会为恶人的，几乎没有不被投入兽性的环境中的，但是依然生命没有往下沉沦、往下飘坠，可以用古人的“择善固执”一语，来概括所有的大侠的人性精神。人们往往用“择善固执”来说屈原，而金庸笔下的人物，往往令人想到屈原，那样的孤愤耿介，那样的孤苦无告，那样的举世非之而九死不悔。屈骚的精神，也就是择善固执九死不悔的精神，应当是金庸小说所追求的壮美的源头。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同时，读金庸小说，又往往令人联想到佛家的大慈悲心、大悲愿心。不是自利的小乘，而是普渡众生的大乘佛学。我认为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跟儒家人性善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金庸笔下的高僧，都是具有真正第一流的境界，与儒家圣贤的境界，潜潜相通。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尚，公认为是金庸小说中心地最纯良纯美的一个小和尚。没有一点机心，却有无限的同情心。在各种生死关头，从不想到自己的性命，只想到救人，在杀人不眨眼的女魔面前，也迂腐地讲不能杀生的道理。正因为他心地善良，他得到了他不想得到的一切。比如为了救走火入魔的段延庆，出手捣乱棋局，却解开了玲珑棋局，从而得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一生的功力，而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为了在众人面前，救出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子，他真的是不顾性命，背起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谁知这小女孩竟是天山童姥，因此而得天山童姥传授武功秘诀。比如说《笑傲江湖》中的方证高僧，真是一位慈悲为怀，宽厚待人的长者，连魔教枭雄，也服他是真正的武林领袖。再比如说《神雕侠侣》中的一灯法师，甘冒武功全失终生残疾的凶险，以毕生功力救治垂危的黄蓉，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佛经中“割肉饲鸽”的慈悲精神。裘千仞是一灯大师的宿敌，早年为个人野心所驱，入大理国王宫行凶，造成一灯大师终身不幸，但当裘千仞在华山顶走投无路被迫跳崖自尽之时，他却出手挽救了裘千仞，事后裘千仞皈依一灯大师座下为僧，法号慈恩，但由于尘缘未尽，凶气难除，他屡犯佛门戒律，有一次终于向他的恩师痛下杀手。一灯大师甘愿以血肉之躯，承受铁掌重击，重伤呕血之后，又将他点化，使他终成正果。这真可以称得上佛经上所说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另一个舍身饲虎的高僧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寺方丈空见法师。他点化谢逊的故事，成为金庸小说中一个动人的经典故事。谢逊是一个遭到家庭巨大劫难的大侠。二十八岁时，他的师傅假装喝醉了酒，奸污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全家，从此谢逊就走上了愤世嫉俗、滥杀无辜的道路。终于因为在江湖上杀人过多，成为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少林寺高僧空见为了解救江湖上的灾难，找到谢逊劝说，谢逊说：“你如果真能承受我三掌，我宁愿出家少林寺，拜你为师。”空见法师宁愿以一己之身，换取天下人的幸福与安宁。在三掌之后，遂成为废人。而谢逊终于成为少林寺僧徒，后来终日听高僧说法，回首往事，由悔恨而得彻悟。

        金庸小说中人性向善精神的其他表现：恶人的性格发展方向，不少是趋向善的转化；注重人的性格发展中的“良心的发现”，譬如谢逊听见殷素素临盆婴儿啼哭声，唤醒良知。以及女性的心地善良，譬如《笑傲江湖》中的仪琳与令狐冲，《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与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与其夫人等。女性的爱情在这里都具有一份超乎男女之情的崇高意涵：或是默默忍受一切、冥冥中期企对方幸福为最大幸福，不以得到与占有为最终目的；或是以十几年甚而毕其一生的痴恋、畸恋，来证明人类情感世界所真正具有的无限、深广。──这些从文化精神上说，都通往中国儒家人性精神深刻的要义──人性善的根本义谛。

友道之美

　　读《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的故事，我不禁联想到六朝时有一篇小说叫《广陵散》。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深夜里，晋代名士嵇康，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沉寂的荒郊野外，偶然和一个提着自己头颅的鬼魂相遇。这个鬼魂是数千年前死于非命的人，是古代的音乐家。他由于喜欢嵇康的乐曲，不顾“形体残毁”，真诚相见。于是，一个生人和一个断头鬼在一片茫茫夜色之中，促膝谈心，论琴讲艺，志趣投合，完全不以异类为非。就在两人如此情真意笃的友情之中，这个古人鬼魂才将自己数千年来从未传授的千古名曲《广陵散》传给了嵇康。这篇小说，奇特怪诞，作者仅用了三百多字，写孤夜，写荒郊，写鬼魂，写琴声，描出一幅清冷、古朴、奇幻的意境。在这意境之中，完全是赤裸裸无遮掩的灵心的相通，人性的照面。可以说这篇小说之所以营造出旷野孤魂的意境，乃是为了剥去一切世俗的社会价值，一切人为的外在规定，在一种完全的心与心的相通相遇之中，完成人性的崇高之美。这篇小说很负盛名，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优美的经典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陵散》人微言轻音乐，已经亡佚了；但是人微言轻人性精神的美，却似乎从未亡佚过。你们看《笑傲江湖》中的同名乐曲，不正是可以作为《广陵散》的化身么？刘正风与曲洋，一个是正派的高手，一个是魔教中的四大长老之一，因为音乐，使他们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正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通，超越了一切正邪孤界限，一切宗派的偏见。刘正风说：“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琴瑟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通过琴瑟之音的沟通与倾诉，达到心心相许的境界，这正是《广陵散》的真精神。刘正风被五岳剑派迫害得家破人亡，依然认定：“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最后，二人均受致命之伤，却置性命生死于度外，于衡山脚下一座悬崖边上，一个吹箫，一个弹琴，合奏《笑傲江湖》一曲，二人各尽平生怀抱，曲终握手双手跳崖而死。古罗马美学家朗加纳斯说：“崇高的美，来自于伟大心灵的回声。”通篇《笑傲江湖》，充满着回荡着这种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中定得最震撼人心、最美，又通往中国文化精神的场面之一。

　　我现在看文学作品是依据一个整体模式。简言之，即历史──社会──个人的连续有机体。历史过程包括文学体裁与母题的历史重建及其嬗变过程；社会过程包括文学的社会支援机构（出版、期刊等）、对文学的态度、趣味和信念、传播途径与场合、文学教育与训练等，总之是指社会架构、文化精神、时代心理与文学的关系，而个人的过程则指个人的创造、体验与接受的个性化因素以及其认识结构。这三个过程是辨证有机双向的不孤立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个模式看，金庸的成功不在后一环节，也不在前一环节，而在中间环节。即他充分满足了他那个社会的精神渴求，雅与俗、从场合到时段。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作为文化符号的金庸小说现象，是怎样与他的社会发生一种亲和力，一种纽带、脐带的功能，一种“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文化的亲缘”。

1996,10,11

荷笑笑

这个帖子是不是不允许回帖的...汗汗的来过一遍眼...

刘国重

这个帖子是不是不允许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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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给自己存点资料，也希望大家共赏。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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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求学时期遭逢战乱，金庸大学毕业却没拿到文凭，柏杨更惨，文凭证件一张都没有。金庸安慰柏杨，史学大师如陈寅恪都没有证书，柏杨答：“我很需要，因为打工要用！”  

　　两人都是彼此的书迷。金庸正在读《柏杨版通鉴记事本末》，柏杨则说，多年前拿到一部金庸小说，“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他说，写武侠小说很容易泄露作者的笔力、胸襟与对理想的追求，金庸之外的武侠小说，多半“只是杀来杀去，谁是贼、谁是王都不晓得。��

蔚文宏玉

重大哥的文章，闲暇之余，茶饭之后。看看，获益匪浅。
静静的看就好了，不说话

刘国重

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 (2009-06-27 14:12:06)转载▼
标签： 金庸 武侠小说 文学评论 文化         分类： 文学
                                                              何平
   给活泼好看的金庸武侠小说做学理性评述是件相当煞风景的事，似乎应了焚琴煮鹤这句老话。好在前贤有言可为凭借：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读金，则“所求者狭而有限，所得者亦狭而有限”(陈世骧语)。以文化阐释的眼光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大而言之，似可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遭遇变迁提供一个较为切近的实例；小而言之，亦可为“金学”中的专门问题——金庸盛年封笔的原因给出一种新的解释。得失相抵——代价是牺牲一些作为纯粹小说读者的阅读乐趣。
   在中国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早已泛化溶解为无所不在的人文经验和行为习惯，它已精密地编织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态中。如果说在以权力为媒介和以货币为媒介的领域内，传统中国已不复存在，那么在以语言为媒介的领域内，儒、释、道的精神传统仍然缠绕着当代中国人，塑造着他们的文化眼光。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和传统说部风格的金庸小说在海内外汉语圈中经久不衰的轰动就是一例明证。然而，反过来看，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在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劫变中历经折磨和煎熬，它在解体中挣扎，在挣扎中解体。这就使真正能够体现中国精神传统的文化创造总是潜埋着无可排解的困惑和绝望。这个也许不无唐突的论断同样适合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笔下的武林是一个微型政治社会。在金庸小说中，传统武侠小说的基本事件，如保镖、寻仇、侦凶、比武都让位于政治事件或被赋予政治色彩。侠客或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参与者，或是区域政治秩序的维护者，或是武林自身政治活动的安排者(如推举武林盟主)。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是儒教伦理，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儒、释、道三教中，儒教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具有最大的亲和性。在实际生活中与武林一类秘密社会关系极深的道教在金庸小说中并无有力的表现，这可能因为道教在思想上蹈袭多家、流品甚杂、题旨不明而不为作者所取。中国历史上以“高尚其志”自许的学者文人对容易堕入左道的道教总有一些鄙视，金庸本人对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王重阳、张三丰尚存敬意，但一些道教派别如全真派、上清派在他书中却常常出任尴尬甚至反面的角色，这或许与作者未必自觉的清流心态有关。而越到后期对金庸小说影响越大的佛教从理论上说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它难以成为进入武林这样一个微型政治社会的入口。这样，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
   金庸小说与儒学的深刻联系在于小说中的武侠形象充分抒发了中国文化草创之初的原儒情怀，金庸以其独特的儒家文化言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阳侠阴儒的江湖英雄。
    近世学人普遍认可用“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内圣外王之道来勾勒儒家的基本面貌。熊十力对圣王之道的概括是：“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读经示要》)。金庸笔下的侠客行程，完全遵循了这样一种内外交修的轨辙。对金庸小说中的英雄来说，名誉、地位、情面，甚至武艺都不是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认识、践履武林正道。体认武林正道，可取径“内修”，如从明师、据秘典练艺修德——比照格、致、诚、正之目。但仅此尚不足以称为侠士，《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对胡斐说，一个人学武，如不能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这就是“家国天下，皆吾一身”的外修之途。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都是外修之目，在这种种项目中，金庸蓄墨最多之处恰与春秋战国时原儒的圣王怀抱如出一辙，即拨乱返治、混一天下。
   金庸的武侠小说几乎全部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举其大者，或以外患频繁、国步惟艰的两宋为背景，或以内患不止、九州沸腾的明清之交为舞台。武林的挠攘与世变的风云交汇：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天下分裂、武林大乱。金庸笔下的群侠正是从这种地覆天翻的劫难中走来，从乱世儿女到济世英雄成为他们命定的人生之旅。幼遭大难、迭经磨炼而终肩大任的郭靖、杨过、袁承志、乔峰等莫不如是。金庸小说中厚重的乱世风云完全可以映照千年之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儒亲历的社会文化激变。同为乱世之人，原儒的思想指向和侠客的行动路线便有惊人的一致。原儒圣王理想中最高典范尧、舜、禹、汤、文、武的最大功业是“协和万邦”、“四界除而天下咸服”、“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咸和万民”，即《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的王者“一乎天下”。大一统最坚强的论据是防止以夷变夏、使生民“被发左衽”。这个汉族中心的一统主义也就是金庸的侠士们念念不忘、以死相殉、根本性的英雄道义：郭靖死于国难、杨过力诛狄酋、张无忌中兴明教以光复河山、袁承志力有不逮而飘桴海外……金庸的全部英雄故事，都能以一统、叛乱(内乱和外乱)为道义之极、事功之极的思路来贯通。在大动荡的世纪之初诞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小说背景置放于纷纭乱世之中，但金庸以前的侠客小说多以乱离之世卑微人物的挣扎自保和遁世者的离奇经历来敷演故事、铺陈情节，精神价值甚低。金庸(还可以包括梁羽生)的特殊贡献在于他终于为侠客开出一条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的行动路线，把侠士形象引领到令人眩目的英雄境界。
    金庸群侠的英雄人格映现了原儒有天下之志的圣王气象。他们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如郭靖)；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至死不变”的强儒(如乔峰)，人们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的是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是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担当，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是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操守。这些刚毅勇猛的侠儒，绝非循规蹈距、“衣冠中”、“动作慎”、“难进易退”、“粥粥若无能”的柔儒、腐儒、乡愿之儒、小人之儒可比。战国以前的原始儒家是从殷周贵族中的武士阶级转化而来，金庸小说复现的正是式微已久的那种文武兼包、大义凛然的原儒真精神(真实历史上的儒、侠分合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小说家言中的文学人物不必与正史所传的朱家郭解之流简单比附)。
   与群侠践履的春秋大义相表里，在思想上宰制金庸小说全局的是儒教伦理的正统框范。原儒强调以道统超越政统，金庸小说中也不乏薄诋朝廷政统之处，但道统也是正统，从武林正道推衍出来的武林正统，其儒教特征历历可见。武林中侠义道和黑道、正派和邪派之间有着画然而分、不容抹煞的界限：简单的儒教善恶观统驭着复杂的世相。武侠世界也是一元的，一元的标帜是几乎所有英雄故事都有武功天下第一之人和百般武艺莫能与之抗的武功秘籍。儒教正统以价值优先，《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武功未必首选，但因行事磊落，自称所杀者皆为奸恶之徒，生平未伤过一个好人而被作者安排为武林领袖，颇有“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意味。儒教正统讲究等级，在既定秩序等级阶梯中愈下者价值愈小，武林中的阶梯是武功，金庸对他笔下武功高强的“大奸巨恶”到从不滥下杀手，常有很多的周旋和怜悯，但对武功三、四流者的生命权从不重视，尤其当武功低微者堕入黑道后，常常被英雄侠士毫不在意地扑杀，洪七公称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比起英雄要成就的大义，小人物的生命当然就无足轻重。
    英雄道义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作为儒教重要精神传统的夷夏之辩，不仅仅是纯粹观念，还是一种眼光，一种心态，它决定并限制了儒家的视野。仔细审视金庸小说，这种限制不仅见于种种英雄故事，还可见于故事作者本身。它表现为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人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和金庸为武侠世界立照传真时的圆熟精巧相比，他对异质文化的观察表现没有那种平实亲切的大家气度。《天龙八部》中对辽、金的描述、《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除金庸一贯的诙谐穿插其中、尚可称道外，其余乏善可陈。儒家正统常将化外之民、域外风情目为怪异，“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儒教文化视野对作者才情的限制并不止于描写“夷狄”一端。金庸是位写情圣手，他为师徒之情、朋友之情、父子之情都留下过动人的篇章，然而唯独对男女爱情的刻画没有与作者的才华和努力相称的贡献。金庸曾在《神雕侠侣》中着重描写人的强烈感情，其中杨过的偏执激烈、小龙女的孤傲怪僻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这两位主角之间如何产生“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作者并没有令人信服或令人感动的解答。采撷印象，两人的结合更像是杨过负气任性的“反潮流”，不具备多少爱情的成分。其实，局促于绝对男性中心的武侠世界，真正体现女性气质的风采和行为是很难表露、很难发展的。出入于武林的妇女或者是男子的附庸，或者思维举止彻底男性化，独属女性的魅力无从展现，爱情云云便成为一句空话。
   金庸的武侠小说出现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华夏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期：中国文化在新学进入的百年激荡后，终于产生了一批路向不同、结果迥异，但同样影响深远的解答和试验。仅香江一隅，就有两大盛事，一是当代新儒家在此地正式开派，尔后蔚为大观，成为学界富有号召力的思想运动。另一盛事就是可追比元剧的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异军突起。这两大盛事之间未必有直接的思想联系，但都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无论以后的成败如何，金庸和新儒家的创始人以他们卓越的天才和深刻的学养，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重要的章页。以金庸小说而论，在世纪之初似乎已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居然能支撑起如此出色的英雄故事，赢得这么多的读者，这是任何自作聪明的论家绝难想象的。然而，正因为金庸进行的是认真的文化创造，他无从回避他小说中的思想矛盾和冲突，也正是因为各种层面的矛盾交错，成为他最终封笔的重要原因。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金庸是在真实历史的废墟中，寻找能够超越历史的精神遗迹。另外，金庸对判然分明、却于理不通的江湖是非也始终有很大的保留，他笔下常常出现黑道中性情真率的热血男儿和侠道中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这些处置既无损于作品的基本风格和主体结构，又明显提高了它的美学品位和思想张力，如果没有其他更为深重的矛盾挤压，金庸小说的既成局面很难被突破。
    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及稍前的《笑傲江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突变。这种突变可能主要来自作者对当代文明制度和主导思潮的思考和认同。从思想上说，《鹿鼎记》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具有总结意义的高峰之作，但也是在这一思想高峰上，他亲手埋葬了那些光茫四射的英雄故事。
    金庸在《鹿鼎记》中以奇正相交的叙事结构，对儒教正统以辛辣的嘲讽和笔酣墨饱的揭露。正统在书中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愚昧、无耻和失败。《鹿鼎记》以清康熙朝庄廷《明史》案开篇。坐实庄案的根据仅仅因为庄篡《明书辑略》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触犯了满清的正统，遂酿成株连极广、屠戳极酷的大狱，悲惨的结局昭示着正统的残酷；作者再把目光投向江湖：反清复明的英雄正在为在明帝后裔中拥桂还是拥唐，“到底正统在隆武、还是在永历”拚命厮杀，大内哄里还有小内哄，拥唐派内部又为郑成功孙子间的争位水火不容，天下第一英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因此死于非命，这是正统导向的愚昧；尤其可笑的是，江湖黑道枭雄、神龙教洪教主以霸术逆取天下，作恶无所不用其极，却也想有一个正统出身，为了从韦小宝处查证载有“教主洪某，……仙福永享，普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的所谓石碣遗文，受骗上当，从此走上身败名裂的末路。正统的荒谬至此显露无遗。在正统掩盖下问鼎逐鹿的权力斗争中，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它只会滋生阴谋、诬陷、杀戮等各种丑恶，借用毛泽东的名句，这“一枕黄梁”，“洒向人间都是怨”。
  《鹿鼎记》中的主角是江湖奇人韦小宝，他的奇特经历从反面再次映证了儒教正统的失败。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毫无地位、被儒教正统(无论是朝廷政统还是江湖道义)视为无物，他自己也视正统为无物的小流氓，在书中出将入相、权倾朝野，身为清朝鹿鼎公、天地会青木堂主、神龙教白龙使、少林寺晦字辈长老。他建立的勋业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这个满嘴脏话、一身痞气的奇人除秉持朋友义气之外，对一切道统高调都不感兴趣，他的“深厚福缘”和成功秘密在于他既熟悉道统背后黑幕中的种种游戏规则，又从不认真投入任何黑幕游戏。他是中国传统社会腐败的产物，又是腐败传统的超越者。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韦小宝代表了一种毫无审美价值、无赖、功利但却生气勃勃的市民理性对各种传统文化理想的胜利。
   金庸在《鹿鼎记》和《笑傲江湖》中实际上已正式面对着一连串的发问：佛教正统的学理性、历史性失败能不能避免？外夷内夏的汉族中心主义有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国传统的实用文化(如神乎其技的武艺)足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说到底，如果英雄道义能摆脱偶然性、或通过偶然性真正落实，它会不会带来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金庸对这些问题都给予明确的否定。构撰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的《鹿鼎记》中的激烈态度，很可能与作者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情有关。无论这种态度能否获得普遍的响应和久远的生命，对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来说它确确实实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儒教伦理的精神龙骨已被拆除，韦小宝以后，侠义英雄尽成前朝故事。
   《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事实上，从金庸自身的思想逻辑看，对儒教伦理的排斥早已发生，这就是在他后期小说中渐次凸现的入佛倾向。无论如何，金庸对佛理的精研会心，最终会使他告别儒教。从他的小说脉络来看，金庸出儒入佛的思想进程表现为从塑造英雄人格到追求彻悟境界的大变向。
    儒释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差别是：儒教将一切问题都化约为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佛学则将万千世相提升为人生问题、哲学问题。思维一旦向存在、意义、底蕴、目的这样的终极问题展开，儒教的浅薄僵硬和佛学的深入明达就会高下立判。从其小说中看，金庸并不囿于佛教中的哪一个宗派，而是在佛理的高度统摄浩渺人生。他既有对佛法的心得意会，更有直通佛心的顿悟创见。释尊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土。”佛经云：“一切世间微妙善语，皆是佛法。”佛学如海，不仅深藏着已有的种种智慧，还接引容纳新的证悟。准确地说，金庸的入佛，是对人生一种佛学取向的哲理性思考。
   在《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书中，金庸的佛学智慧已灿然可观。《笑傲江湖》中风清扬传令狐冲独孤九剑，剑意要旨是顺乎自然、体察天心、任意所之、“根本无招”，这正是佛学中无执无我无心的境界，于武学或是虚构，于“人学”却是极深的见道之言。类似的妙谛心法在金庸中后期小说不胜枚举，或散见于书中人物的机锋，或结撰成醒世明智的故事：有谢逊的止杀顿悟，终成高僧；有杨过自心显现，遂创绝艺；有石破天无识无障，得证大道……在这些小说中，佛学的智慧通过精巧的譬喻形式照射人生，虽然结构上与波澜壮阔的英雄故事尚有主次之分，但佛学的精湛与博大已常常反衬出侠士功业的无聊。似乎有意在全书中绝口不言佛事的《鹿鼎记》中有一细节：朝野上下四方争夺的书是《四十二章经》——这是传说中汉明帝感梦求法所得、首传华土的佛经——其实争夺的是藏于经书中的财宝龙脉图，没有人真正对佛经感兴趣，作者在这里是不是在暗讽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愚蠢？
   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是《天龙八部》。在《天龙八部》中，儒教伦理的沉重结构完全溶解在佛学的智慧海中。“天龙八部”是佛经中非人非佛的护法神怪，它不仅象征与大理国段家情孽缠绕的众多女子，更可在普遍的意义上指证芸芸众生，象征他们“尘世的欢喜和悲苦”。八部天龙，同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佛学就是在生存状态这种根本局限性的前提下来解说人生的。在《天龙八部》中，对人生情遇的体察和同情代替了生硬的道德判断。书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环环相绕、因果交错的宏伟布局，使一切简单的伦理尺度被复杂、不可确知的生活消解于无形。书中几十位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苦恼、孽缘、果报和流转，害人者人害之，杀人者人杀之，世界的主题从善恶交争转变为业报和超度，转变为破执、破妄、破惑。执著于情、执著于艺、执著于恩怨、执著于权势、执著于胜负都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的杀孽，给自身带来永远的追悔。金庸以最有力的一笔，写下了萧峰的英雄悲剧。萧峰具备了传奇英雄的所有品质，经受了悲剧角色的各种磨难。他最后为了消弭辽宋之间的战乱，为两族人民争取安居乐业的可能而胁迫辽主，事后引咎自杀。萧峰行为的动因是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是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是朴素、坚定的反战主义，它已经脱离了汉族(或辽族)中心主义和英雄道义的伦理轨道，是破除各种话语蒙蔽后对事实的本原性判断，但他终于又死于以下犯上而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的儒教正统观念。萧峰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无数百姓求生，再退回一步却只能引箭自裁，这大概是他始终不脱武林英雄本色的最后果报。萧峰在儒教伦理中的出生入死，实际上早在《鹿鼎记》之前就已经为金庸的全部英雄故事打上了句号。《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是悲天悯人的仁恕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金盆洗手、息影江湖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武侠小说读者津津乐道的依旧是红花会、胡斐、袁承志、郭靖……的英雄故事。很多人并不满意《鹿鼎记》、不满意金庸的封笔归隐。也许，能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眼光亲切应合的还是传统，智识者的彻悟永远是智者本人的寂寞心事。

刘国重

邹思聪：金庸的《明报》与1962年的逃港潮

   
     —— 原题：《1962：进击的明报》  

   
    之所以写明报在1962年，第一是我来香港之后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明报月刊，这是严肃的政经文化月刊，又看到711有卖明报周刊，是娱乐刊物。当然，明报作为日报每天会出。马上要去实习的《亚洲周刊》也是明报旗下的刊物。这让我对明报的历史有了比较强烈的好奇心。
   
    第二，则是金庸。初中补课看金庸，补英语看金庸，高一物理化学也在看金庸，跑到书店坐一下午，不只是武侠，还有金庸的文化随笔，评论。当然，被父母抓到，被禁书，那是常有之事了。后来学新闻，又看了金庸传，便不得不拜倒。所以就有了这个文章。
   
    港大的缩微胶卷室里，保有基本全套的明报，我看了1959年的一些胶卷，1962年5月到9月的所有胶卷，1964以及1966年的数月胶卷，很不清晰，但幸得我识正体字没有障碍，每一篇文字竟最后能看完。每看完一篇，便觉得颇为喜悦。
   
    傅斯年治历史学讲——“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篇文章自然参考了近十本金庸和明报的传记，但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说，绝大部分都是看胶片看出来的。那么还是一点进步吧。
   
    后来的奇迹，都始于金庸这个“被逼”之下的决定。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
   
    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的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然而，金庸的第二个担忧也得到应验，明报果然犯了左派众怒，已被重重包围。
   
    如果说，明报五月逃港潮的报道让左派报纸心有不满，没有发作，那么下半年这一系列的“反共”社论则让明报成为左派报纸眼中名副其实的“邪教”。五大爱国的“名门正派”，将旷日持久地围攻明报。
   
    在此之后的1963到1964年，明报将以一己之力力战五大左派报纸，一如聚贤庄里的乔峰，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因为批评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明报现在和从前的报道和文章都将被挖掘出来，它们被认为是“反华妖术”，“下流反华”，“恶毒反华”、、、、、、而明报则逐一反驳，并不忘提醒，“‘共’就是‘华’吗？”
   
    1966年，文革一开始，明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清扫政敌的政治运动，目标则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结论再度引来左派报纸的攻讦，直到明报的预言被证实。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陆文革波及香港后，明报的老板，常年的社论撰写者金庸将被左派激进报纸称为“最佳汉奸狗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极左分子将他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而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则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去港避祸。
   
    这一年，金庸开始创作一部没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小说里的擅权者们，都以正义之名，行罪大恶极之事。从武林盟主左冷禅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 原载: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