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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北溟楼主
11月9日 21:58 来自 微博 weibo.com
重读《倚天》，忽然发觉：张无忌那两条金银血蛇，明显来自还珠楼主。《青城》第五十三回云：教乌加把二蛇装入一篓，放时千万只放一条。伤人之后，用金银豆一引即回。否则二蛇同放，回时势子略凶，人一害怕，不敢持篓相对，有一条走去，那一条必然尾随，不特被它逃走，还要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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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金庸詩詞學之二：倚天屠龍詩　附射鵰三部曲詩詞巡禮》簡介
心一堂 7月31日
「金庸詩詞學」是為了喜愛中國傳統格律詩詞的金迷而設;
本書涵蓋了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的詩詞。



簡介
「金庸詩詞學」是為了喜愛中國傳統格律詩詞的金迷而設;
本書涵蓋了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的詩詞。
「金庸詩詞學」的任務，是研究《金庸作品集》中出現過的詩詞，回目的詩詞對聯雖然都是作者自撰，但是數量絕對不及借用前人的佳章佳句。金庸雖然也是一個合格的詩人詞客，但是始終不以吟詩、作對、填詞為主要業務，自不似《紅樓夢》那樣有大量作者為書中不同人名代筆的作品。
不過，我們從金庸挑選和潤飾前人傑作而做出來的成果，不得不驚嘆金庸果然是匠心獨運！
《倚天屠龍記四十韻》顯然受到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影響，《燕歌行》是中國現傳最早的七言詩，金庸向曹丕取經的原因是否有祖述前賢之意？在情當有，於證則無。
如果我們比較兩人的詩作，似乎《倚天屠龍記四十韻》的篇什還比曹丕的《燕歌行》繁富了些，但是這絕不代表「小查詩人」查良鏞的詩寫得比三曹之一的曹丕還要好。只不過曹丕只有十五句的篇幅來經營他筆下的愛情故事，而小查詩人每一句詩，都有近兩萬字精采絕倫的小說故事做註腳，遂能大佔便宜。
例如，所有《神鵰俠侶》讀者最熟悉的名句「問世間，情是何物」的原來版本，卻是「恨人間，情為何物」！如果一定要比較，我們當可感受到原作「恨人間」寫得太實，稍欠餘韻；不及金庸改的「問世間」那樣感情更為深刻。雖然口裡說「問」，其實心中早有答案。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由此論斷，金庸的煉字手段就一定高過原作者元好問，我們只能說金庸改了之後，更能符合他小說中人物情節的需要。
在小說中找尋詩詞佳句的出處，再評論金庸的作意和技巧，正正是「金庸詩詞學」迷人之處。
「金庸詩詞學」的發源，就是因為筆者無意中找到《倚天屠龍記》開場時作者介紹所謂「丘處機詠小龍女」的一闕《無俗念》。「小查詩人」改了丘老道的詞，也是用韋小寶講故事的辦法，大部份內容都是真實，只有小部份虛構改造。如「小查」將丘老道寫的「萬化參差」改為「萬蕊參差」，一字之改，就由原來的漫談天地造化，變為專門品評美女了。
《易傳．繫辭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作者簡介
潘國森，祖籍廣東南海，香港作家、語言學人，心一堂有限公司總編輯。多年來刊行單行本專著超逾三十種，題材多樣化。以金庸學研究飲譽海峽兩岸，己刊行相關著作有：《話說金庸》（一九八六），《總論金庸》（一九九四），《武論金庸》（一九九五），《雜論金庸》（一九九五），《解析金庸小說》（一九九九），《解析笑傲江湖》（一九九九），《解析射鵰英雄傳》（一九九九），《修理金庸》（二零一零），《鹿鼎回目》（心一堂，二零一三）及《金庸與我──雙向亦師亦友全紀錄》（心一堂，二零一九）；心一堂即將出版的有《金庸命格淺析：斗數子平合參初探》、《金庸詩詞學之一：雙劍聯回目》、《金庸詩詞學之二：倚天屠龍詩》及《金庸詩詞學之三：天龍八部詞》。











目錄
總序
別序
第一章　　七言詩的老祖宗《燕歌行》
第二章　　〈倚天屠龍記四十韻〉（柏梁臺體詩）
第一回　　天涯思君不可忘
第二回　　武當山頂松柏長
第三回　　寶刀百鍊生玄光
第四回　　字作喪亂意仿徨
第五回　　皓臂似玉梅花妝
第六回　　浮槎北溟海茫茫
第七回　　誰送冰舸來仙鄉
第八回　　窮髮十載泛歸航
第九回　　七俠聚會樂未央
第十回　　百歲壽宴摧肝腸
第十一回　　有女長舌利如槍
第十二回　　鍼其膏兮藥其肓
第十三回　　不悔仲子踰我牆
第十四回　　當道時見中山狼
第十五回　　奇謀祕計夢一場
第十六回　　剝極而復參九陽
第十七回　　青翼出沒一笑颺
第十八回　　倚天長劍飛寒鋩
第十九回　　禍起蕭牆破金湯
第二十回　　與子共穴相扶將
第二十一回　　排難解紛當六強
第二十二回　　群雄歸心約三章
第二十三回　　靈芙醉客綠柳莊
第二十四回　　太極初傳柔克剛
第二十五回　　舉火燎天何煌煌
第二十六回　　俊貌玉面甘毀傷
第二十七回　　百尺高塔任回翔
第二十八回　　恩斷義絕紫衫王
第二十九回　　四女同舟何所望
第三十回　　東西永隔如參商
第三十一回　　刀劍齊失人云亡
第三十二回　　冤蒙不白愁欲狂
第三十三回　　簫長琴短衣流黃
第三十四回　　新婦素手裂紅裳
第三十五回　　屠獅有會孰為殃
第三十六回　　夭矯三松鬱青蒼
第三十七回　　天下英雄莫能當
第三十八回　　君子可欺之以方
第三十九回　　祕笈兵書此中藏
第四十回　　不識張郎是張郎
第三章　　《射鵰》詩詞巡禮
《射鵰英雄傳》的幾首反戰詩（《射鵰英雄傳》第一回）
直把杭州作汴州（《射鵰英雄傳》第一回）
「黃梅戀」詩詞之一：早留心、把酒花前欲問（《射鵰英雄傳》第十回）
「黃梅戀」詩詞之二：四首嘆老詞（《射鵰英雄傳》第十回）
「黃梅戀」詩詞之三：變了扁毛畜生！（《射鵰英雄傳》第十回）
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射鵰英雄傳》第十二回）
胡塗大廚（《射鵰英雄傳》第十二回）
二十四橋明月夜的笑話（《射鵰英雄傳》第十二回）
生平第一知己！（《射鵰英雄傳》第十三回）
岳武穆詞（《射鵰英雄傳》第十三回）
兩首《菩薩蠻》（《射鵰英雄傳》第十三回）
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射鵰英雄傳》第十七回）
東邪高歌子建辭（《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二回）
見不慣風入松，便來個人入缸（《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三回）
十里荷花（《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三回）
無知小兒錯認祖宗（《射雕英雄傳》第二十三回）
用情深至金海陵（《射鵰英雄傳》第二十四回）
丹青畫出是君山（《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七回）
岳飛詩之一：翠微亭與龍居寺（《射鵰英雄傳》第二十八回）
岳飛詩之二：贈張完與「翠光寺」（《射鵰英雄傳》第二十八回）
活，你背著我！死，你背著我！（《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九）
寒風西征之苦（《射鵰英雄傳》第三十七回）
第四章　　《神鵰》詩詞巡禮
風月無情便識愁（《神鵰俠侶》第一回）
問世間情是何物（《神鵰俠侶》第一回）
三杯張草聖（《神鵰俠侶》第十二回）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神鵰俠侶》第十五回）
瞻彼淇奧，有匪君子（《神鵰俠侶》第十五回）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神鵰俠侶》第十五回）
現學活用，楊過以詩入劍（《神鵰俠侶》第二十回）
蠟炬成灰淚始乾！（《神鵰俠侶》第二十八回）
問花花不語（《神鵰俠侶》第三十八回）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神鵰俠侶》第三十八回）
腹有詩書氣自華（《神鵰俠侶》第四十回）
此時此夜難為情（《神鵰俠侶》第四十回）
第五章　　《倚天》詩詞巡禮
小龍女與丘處機的〈無俗念〉（《倚天屠龍記》第一回）
何足道撫長劍──縱活千載，亦復何益？（《倚天屠龍記》第一回）
考槃在澗，蒹葭蒼蒼（《倚天屠龍記》一回）
斜風細雨不須歸（《倚天屠龍記》第五回）
銀鉤鐵劃勝金毛獅王（《倚天屠龍記》第六回）
火燒眼眉，且顧眼下！（《倚天屠龍記》第六回）
蘇學士詠無忌哥哥（《倚天屠龍記》第二冊）
《夜試倚天劍》（《倚天屠龍記》第二十三回）
成王敗寇（《倚天屠龍記》第三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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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了] ​​​​令狐冲VS傅红雪：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余杰


求索真自由——从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傅红雪则是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中的主人公。《笑傲江湖》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成熟之作，《天涯明月刀》则是古龙武侠小说创作“求新、求变”时期的转折之作。我一直认为，金庸与古龙分别代表着武侠小说的两极：如果说金庸采取的是一种回顾的姿态，怀 着对传统中国无比的眷恋，营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武侠世界；那么，古龙则选择了另一种前瞻的立场，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打造现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痛苦。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武侠小说，表达的都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失望，都是人类在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中，对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 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武侠题材的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冲突、调和与斗争。面对这种冲突、调和与斗争的复杂状貌，每一位作 家都有其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的两种。

　　本文试图通过对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作个案研究，剖析金庸与古龙两位最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中获得稳中有降自的艺术平衡，如何发挥各自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建构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纸上的武侠世界。传统与历史

　　金庸的小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就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金庸小说中的“历史”，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正史相对立、相抗衡的笔记与野 史，他往往透过某一历史横断面铺展开去，或者从某一历史疑团中顺藤摸瓜，演绎出一段与历史若断若连的精采故事。

　　武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所以，武侠小说家一般都会采用乱世或者朝代更迭的转折时刻，作为其小说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动荡的大时代， 方有暴力的彰显与武功的价值，方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与回肠荡气的情感纠葛。倘若在太平盛世，再伟大的英雄，也只能够在招安和归隐这两条庸俗而平淡的人生道路之间作有限的选择。这种情节设置，显然满足不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正是像《三侠五义》之类发生的“承平时代”的武侠小说，读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根本原因。

　　金庸的小说，大多以两个政权交接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一是宋末元初，二是明末清初。前者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后者如《书剑恩仇录》、《鹿鼎 记》等。在我看来。以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背景，不仅说明武侠小说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作家对历史强大的“向心力”无奈的屈服。即便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家，也会不由自主的认为，在小说中搀和进浓郁的历史因素，既能够提升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长期受到蔑视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地位，又能够在森严的文化格局中申明武侠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的“合法性”。所以，在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一般而言，越是历史背景清晰、历史人物众多、历史比重显赫的小说，其主题思想越是受到历史传统中固有观念的束缚与制约，其主人公的性格也就越发的打上了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刻烙印。

　　《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等，是金庸小说中少数的几部历史背景淡漠、甚至隐退不彰的作品。因而它们的主人公也多半是享有更多的“自由”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其“大侠”称号的获得，不是因为其武功盖世，而是依托其保卫襄阳的壮举，这一壮举背后是他为捍卫正统政权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取向。所以，赋予郭靖“大侠名份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 总识形态的文化符码。与之相比，《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情节的展开一般都与国家、民族之“大义”无关。它们的主人公并不直接参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入世追求之中。这些英雄人物或者“准英雄人物”，是在更为广泛的“正义”、“公道”的意义上，获取了各自“大侠”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对传统 道德伦理有所突破。至少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叩人心弦的故事进程中得到了相当充足的凸现。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之一。郭靖的性格过于方正，萧峰的命运又过于悲壮，杨过的行为太偏激，而张无忌的精神又太软弱。只有令狐冲以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曲》和一把轻灵飘忽的长剑，捕获了许多读者的心灵。他的自由心态，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自由心态，缘于他跟历史“脱钩”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当然，令狐冲与宏大历史的“脱钩”，依然是不彻底的。金庸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有。”也就是说，似令狐冲为中心虚构的《笑傲江湖》的 故事，虽然没有被镶嵌在某一段历史叙述之中，但它却直接地隐喻着现实社会。后人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金庸认为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去讽喻现实，所以特意在“后记”中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60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但无论如何，《笑做江湖》的故事 与现实世界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而令孤冲的人生态度多少也是表明了作者本人的基本意向。

　　令孤冲是金庸写得最自由的人物，他可以跟江沏大恶人田伯光拼酒比剑称兄道弟，他可以担任全部成员是尼姑的恒山派的掌门，他也可以与魔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结为夫妻。其言语行事、多属于“任性情”一类，像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物。令孤冲以自己认可的正义为准则，来惩恶扬善。他从容地游弋于“正邪”、 “黑白”二分的江湖世界之中，并超越被世俗人等遵守的神对的、固有的现念。

　　与令孤冲相比，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拥有更为彻底的自由意识。《天涯明月刀》是古龙创作风格发生转折期间的一部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天涯明月 刀》是我最新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首它是不是能带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这种 转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此，这部小说问世之后，遭到了读者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古龙的写作受到商业出版机制的制约，所以读者的批评给他以沉重打击，迫 使他放弃了这一大胆的探索。

　　与古龙的其他小说一样，《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所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都与真实的历史无关。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低 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对既成的“历史，’的超越。囿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小说、只能是历史的附庸和注脚而已。古龙没有做挑战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尝试，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选择的是一条取巧的道路：干脆就无视历史的存在、而虚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不管古龙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他的这种勇气是金庸所缺乏的。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丁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 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因此，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入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 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孤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他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 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 “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 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下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午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 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匹新文化运 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 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钉破了宁静的家庭生话。《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令狐冲与傅红雪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都是江湖上的浪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是，令孤冲虽然没有亲身的父母，却有高高在上的师父与师母。师父和师母将令孤冲养大，从他的童年时代就一直充当着、替代着他的父母的角色。令孤冲的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逐渐褪去其“君子剑”的外衣， 而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令狐冲与岳不群之间，由师徒关系一步步转换成仇敌关系。尽管如此令孤冲心目中依然无法脱离岳不群的阴影，在嵩山武林大会上，他见到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众师弟师妹时，是这样的表现：“他心中一酸，跪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在遭到岳不群的训斥之后，“眼泪涔涔而下。”而此时，岳不群的阴险毒辣已然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令孤冲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牢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令狐冲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江湖杜会与世俗社会是同构的。江湖中的师门、派别等等，又何尝不是令狐冲的另一个“大家”，何尝不是他脖子上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无门无派.一个人，一把刀，浪迹天涯。傅红雪没有家庭的束缚，故能够更加自由地行事。在《脱出樊笼》一章，古龙写傅红雪与琴师钟大师之间的对话，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而古龙的自由观也蕴涵其中。傅红雪对钟大师说：“我在这把刀上付出的绝不比你少，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你所 拥有过的那种安慰和荣耀，我所得到的只有仇视和轻蔑，在别人眼中看来，你是琴中之圣，我却只不过是个刽子手。”但是，傅红雪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发掘到了自身 的尊严和高贵，“他己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从别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打击中找出来的！因为别人给他的打击越大，他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反抗的力量，竟使 他终于挣脱了他自己造成的樊笼。”所以，古龙感叹说：“高贵独立的人格，本就和高尚独特的艺术同样应该受人尊重。”在个体价值的觉醒方面，傅红雪比令狐冲 来得彻底，因为傅红雪既没有现实意义上的“    家”也没有象征意义上的“家”。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站立在天与地之间。

　　爱情与白由，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就是“对立的统一”。令狐冲深陷爱情的旋涡，如同深陷江湖的杀戮。令狐冲真正深爱的是离他而去的小师妹，而不 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任盈盈。小说中写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部分，显得平淡无味，面目依稀；而写令狐冲与小师妹爱情的部分，则情真意切，让人一咏三叹。尤其 是小师妹岳灵珊被并不爱她的、居心叵测的丈夫林平之下毒手之后，生命垂危，金庸写令狐冲之表现如在目前：“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 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求恳的神气……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倾刻便要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令狐冲无法拒绝小师妹最后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回应刻骨铭心的初恋，终于答应了她的恳求，不惜出让日后的自由，受无穷的拖累。

　　岳灵珊一死，“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负你了。”’ 这一段是《笑傲江湖）中写爱情写得最动人的地方，而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在这里也展示得最为充分。爱情也就意咔着你将为对方牺性掉相当大一部分的自由，而这一 牺牲未必会带来幸福。在前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受家庭的另一种形式一一师门的制约；而在后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则被安置于爱情的笼罩下。他看上去飘逸安然，真正享有的自由却少得可怜。随着故事的进展，令狐冲的武功在飞速地提高，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自由与在心灵里的自由，并没有与之同步扩展。
傅红雪也是一个被爱情伤害得极深的人。古龙以他惯有的笔法，将傅红雪的爱情经历语焉不详地写得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在故事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让读者松了一口气的团圆结局。傅红雪的爱人是翠侬，一个俗气的名字。翠依曾经是一个被无数人凌辱的 妓女。落魄英雄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之间的爱情本可大肆渲染，古龙却平平淡淡地写来，把想象的空间留给每一个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傅红雪与翠侬爱得是那样地深。后来，他们却离开了对方，各自怀着深探的痛苦。

　　当傅红雪了却江湖恩怨后来到一条溪水旁边。溪水边．有一个寂寞的女子，衣襟上戴着串小小的茉莉花。溪水清澈，她低头看着，忽然看见溪水中央倒映着一个人。 “一个孤独的人，一柄孤独的刀。她的心开始跳，她抬头就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她的心几乎立刻要停止跳动，她已久不奢望自己这一生中还有幸福。可是现在幸福忽然出现在她眼前。他们就这祥互相默默地凝视着．很久都没有开口，幸福就像是鲜花般在他们的凝视中开放。”傅红雪经历重重苦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幸福，也获得了自由。古龙的小说中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阴影，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写苦难中的爱情。古龙笔下的爱情，比金庸笔下的更加绝对，更加纯粹，也更加可怕。爱情与自由的对立，也就更加富于戏剧性。在我看来，古龙的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丝毫不让于上面金庸的那段沉痛之笔。哀景与乐景，相映生辉。

　　拯救与逍遥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曾经将人生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美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及时行乐，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而又能便烦恼减少到最低限度。对别人或道义，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实行“轮作法”，不断地变换寻找快乐的方式，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农夫轮番耕作他的土地那样。但是，当欢乐生活中的一切美味变得味同嚼蜡的时候，苦恼就来临了。第二阶段是“道德阶段”。人们认识到，通过娱乐、通过美、通过外部事物去追求幸福，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此，根据行为准则履行义务，强调善良、正直、仁爱，凭借意志使自已的行为普遍化，才是道德的人。第三阶段是“宗教阶段”。它以痛苦为标志。一个真正信仰宗 教的人意识到痛苦、罪孽和哀伤，是对自己作为一人而感到绝望。此时，人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经常使自己陷人痛苦的道路，这种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遭到琢骂和嘲笑的生活道路。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人类每上升一个阶段，其自由也就提升一个档次。

　　用齐克果的这种概括来分析令狐冲和傅红雪，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是曾经摇摆于“拯救与逍遥”之间、而最终走向逍遥的人物。而在摇摆的过程之中，令狐冲更像一个中国人，傅红雪则更像一个西方人。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刘小枫分别用“拯救”和‘逍遥”来指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涵。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人物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再次印证了刘小枫的这一结论。

　　在《笑傲江湖》的前半部分，令狐冲的生活状态属于标准的“审美阶段”。他以玩耍和游戏的心态，对待自已身边所有的人与事。他不断地喝酒．不断地大醉，不断地惹事生非。他没有任何远大或者不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他不想成就任何伟大的事业，也不想当江湖上人人眼红的掌门、教主等等，甚至连作为“大师兄应当以身作则”的天然约定都觉得不堪重负，其人生处于混沌状态。令狐冲貌似自由，其实是在缝隙中挣扎。一直到华山派发生剧变，岳不群将他逐出师门，他才被迫进入“道德阶段”，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话。在为自己 “正名”的同时，也为世界正名。在所谓“正邪”的血腥纷争中，令狐冲不自觉、不情愿地扮演了“救世英雄”的角色。他的不自觉与不情愿，充分体现在嵩山的那场比剑中。令孤冲与昔日的小师妹和恋人岳灵珊比剑，以内力弹飞其长剑，本已稳操胜券．却心中转念：“我本要败在小师妹手里，哄得她欢喜。现下却弹去了她长剑，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 面子，难道我竟以这等卑鄙手段，去报答小师妹待我的情义？”于是，他故意将身体凑向空中落下的剑尖，长剑竟将他钉在地下，他身负重伤。对于令孤冲来说，这 一刻“审美阶段”完全压例了“道德阶段”。他不顾身负之重任．不顾武林大众之安危，面为当年的情缘所左右。这一经历，与《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张无忌类似，令狐冲的身体虽然走出了师门，令孤冲的感情虽然度过了初恋，但是他在精神上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逍遥。

　　在几次的巧合之中，令狐冲居然化解了魔教与五岳剑派的劫难。这种“拯救者”的身份．是外在力量强加给他的。所以．一旦等到灾难消除，他又重新回到昔日的 “审美阶段”中。琴和笛比刀和剑更契合其生命的本真状态。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结尾处写令孤冲与任盈盈自由自在地畅游华山， 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与小师妹一起的时候那样纯情了。这时的“审美阶段“，显然已经不能等同于当年。

　　傅红雷的选择的“拯救”，选比令狐冲更为自觉。他在小说中一出现，就开始挑战企图控制武林的一代袅雄公子羽。在最后一战前夕．公子羽妄想让傅红雪归顺，担当他的替身，认为傅红雪”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能向自已低头。而傅红雪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子羽尽管什么都有，偏偏少了一样．那就是“生趣”。这短短的一句话．就让公子羽放下了屠刀，他也有真正想开的时候。“一个人活着是为什么？人活着，只不过为了自已的心安快乐，若是连生趣郁没有，就算他的声名、财富和权力都能永远保存，又有什么用？”

　　傅红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关键的倩节，说明占龙并不是一个祟尚武力的作家。古龙认为，即使在江湖世界里．武力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批评武侠小说 宣扬暴力．古龙在这里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就武功的高低和武力的强弱而言．傅红雪远远不如公子羽。但两人较量的结果恰恰相反，傅红雪胜利了．公子羽败了。 古龙认为，在武力之上，还有人格、道义等更能够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因索。武功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自由。就像英国的罗宾汉故事和美国的西部牛仔传奇一样。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是尊重与敬畏生命的人。纵然某人具备了武术、骑射、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他无法像造物主一样创造生命。公子羽的醒悟与傅红雪的胜利，其实都是古龙所认同的现代生命哲学的体现。

　　与浸淫于儒、道、佛杂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庸不同，古龙不是世家子弟，从小也没有念过多少传统的经典，井且在大学里读的是外文系。因此，古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而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古龙读过大量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倾向于“生命哲学”，认为人生即选择，选择即自由、选择即责任。傅红雪虽然没有走向齐克果所说的‘宗教阶段”．但他在虚构的世界中为自己拓展的时空，却超过了以潇洒自任的令孤冲。傅红雪身上体现出来的选择与承担 的主动性，也超越了在儒、道两条命脉中徘徊的令狐冲。古龙反复强调：“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在古龙的小说中，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才是第一位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正是具有了这样的思想和理念，虽然 其小说中杀戮和血腥的场面众多，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作家对生命的珍惜与敬重。

　　令狐冲与傅红雪是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两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家对他们的塑造，分别展现了各自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令狐冲的剑影和傅红雪的刀光中，这个梦我们也许还将长久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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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时代错乱”——从金庸、梁羽生的一桩公案谈起
仗剑南窗
11-18 22:15
阅读 10427
一、“宋女唱元曲”为梁羽生所讥
1966年，梁羽生应罗孚之约化名佟硕之（谐音“同说之”），在《海光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论及金庸在诗词、回目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并拈出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来作为个案加以平章。文章中写道：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与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里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樵子唱的三首，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首是“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首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
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2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
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
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

               二、金庸的三次“回应”
同年，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对“宋女唱元曲”第一次回应道：

佟兄一文很反对我《射雕英雄传》中宋代少女黄蓉唱元曲这段情节。我所以写这一段，主因是在于极欣赏这几支元曲，尤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几句话，忍不住要想法子抄在小说里。
元曲的曲，起源于唐。据王国维的研究，元曲三百三十五种调子，出于唐宋古曲者一百十种，此外若干种虽不知其来源，亦可确定是从唐宋时的曲子变来。其实，我以为在小说戏剧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黄梅调，时代曲。山西人的关公绝对可以讲广东话，唱近代的广东调。梁山伯祝英台是晋朝人，越剧的曲子却起于民国初年，梅兰芳以起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皮黄曲调唱秦朝末年的《霸王别姬》，董永是东汉时人，黄梅调起于清朝末年，《天仙配》中的董永却满口黄梅调，那在艺术上都不成问题。我想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的曲调在三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任何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司马迁写史记，就将《尚书》中尧舜等人古奥的对白“现代化”（汉代化）了。如果认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么宋人说话“的了吗呢”更加不可以了。我国的成语都有来历出典，假定每一个词都要研究一下出于什么时代，比如说，在写历史小说时，马援之前的人不能说马革裹尸，刘秀之前的人不能说得陇望蜀。三姑六婆四字，出于明人所述元朝史事的《辍耕录》，我们在写宋代的故事时，事实上不能用三姑六婆四字，那不是太迂腐了吗？
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数年后，金庸逐一修订旧作，在黄蓉唱元曲那回（《射雕》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庸有自注云：

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
一方面承认“元人散曲，系属晚出”；另一方面，则强调散曲这种形式“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颇有“你没输，我也没赢”的倔强，这是金庸第二次的“回应”。

而在修订版的其他几部中，金庸亦时时对其小说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乃特特征引史料多种，并称：

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
又如《鹿鼎记》第二十一回：

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
后自注云：

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
曰“学者通人”，盖微讽佟硕之等人乎？

但这桩公案还并未结束。几十年后，金庸在世纪新修版《射雕》的第二十九回，又增补了大段文字，写郭、黄二人在求见一灯大师途中，借宿于一家“米铺客栈”，主人杨姓老者夜间在堂上唱起了《山坡羊》：

清风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朝，对青山！晚，对青山！
又讲解起这曲子的来历：“这首曲子流传至今，少说也有三百多年了。那是唐朝天宝年间传下来的”。当年，唐军两次进攻南诏，两次大败，“被俘和逃散的唐将唐兵十余万人，全数流落在云南”，老者“的祖先就是唐兵的小军官，在云南……安家立业，绵延至今”，并说“这《山坡羊》的曲子，还有好几首，是老朽的祖宗传下来的，听说当年在长安城中流传很广，贵裔庶民，很多人都会唱。唐将唐兵，……被俘不死，沦落云南，这些小曲便也在云南落地生根了。只云南口音跟北方不同，有些小小改动（注：见本回之末）”。

后文又写到黄蓉与樵子对唱《山坡羊》，黄蓉唱了老者昨日所唱那首，只将末句改为“贫，气如山！达，志如山！”（南窗按：三联版此处则是按元人宋方壶《山坡羊·道情》原文作“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该回回末注释二写道：

作者于二〇〇年初夏，随同围棋老师聂卫平、林海峰，友人沈君山先生等前赴云南丽江，参加“炎黄杯围棋名人赛”，于木王府余兴晚会中，得聆“丽江古乐团”演奏唐宋遗曲，乐手多数为白须老人，乐器用古琴、古筝、古笙等，女歌手合唱唐宋遗曲中，有后世传为元人张养浩所作之《山坡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及若干宋人遗曲。
合唱曲有录音带出售（今仍可在丽江购得）。据该乐团领队兼指挥宣科先生称，该等古曲曾在英女皇、挪威国王等御前演奏，并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演出，获得赞赏，并赠以学术荣衔。
千余年前之古乐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我国诗文源流悠久，非一朝定有一朝之诗文，如李白作《菩萨蛮》词，后人于敦煌石窟中发现不少唐人所抄写之“宋词”。此山坡羊诸曲或真出自唐人手笔，流传后世，元人张养浩闻而善之，加诸笔录，后人遂讹以为张所自作，亦非无可能。
毕竟真相若何，后人难知。王国维先生乃一代大学者，其名著《唐宋大曲考》中予此亦未述及。笔者曾查考唐韵、宋韵及元曲数次修改之韵脚，以古韵学素养太浅，难有结论，当再求教于硕学通人矣。欲究其原委，恐非今世考古学家、文学史家、古音乐家、敦煌学家、民族学家等研究不可。评者以本书“宋代才女唱元曲”为笑，作者撰写武侠说部，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但求故事生动热闹，细节不免有误。本书初作时，作者未去大理，不知此史实，本小段为后补。在南诏覆没之唐军遗留云云，未必系事实，视作小说家言可也。
仍念念不忘“宋代才女唱元曲”的旧事。而金庸为能自圆其说不惜增删原著内容，又写长注说明原委，可说煞费苦心，但修改的效果如何，则又是见仁见智了。这是金庸第三次“回应”。

                 三、应该怎么看待小说中的“时代错乱”？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先唐鬼神作近体诗”条和第四册《全宋文》卷“词章中之时代错乱”条，洋洋洒洒，对此问题辨析既明切透，可为的评。（钱氏引例甚夥，亦极精彩，大家可自去翻检）。如云：

作者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
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
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
钱氏诸句，实中佟硕之此论之病（包括金庸“自负谨严”而作注解释，也是太在意这些批评而显得“拘泥”了），可堪玩味。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版）第四册《全宋文》卷“词章中之时代错乱”条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版）第四册《全宋文》卷“词章中之时代错乱”条

金庸小说多有“时代错乱”之处（非仅梁氏所举），窃以为应作具体考察。

一当观其主观意图，是“明知故为”亦或“无知失察”。前者如《射雕》三部曲中对诸史实的别裁，后者则多散见各书。更切要处当观其客观效果，是有裨于故事情节叙述及人物塑造，还是无伤大雅（如钱锺书《谈艺录》第396页所言此类“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而“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亦或有损小说之整体效果。分别对待，庶几无笼统偏颇之病。

用这种态度，则大可一一拈出金书之“时代错乱”之处，权当趣话，以资谈助。知者当晓我之用意在此而不在彼也。

附记
梁羽生深讥金庸小说“宋人唱元曲”，而明王骥德却不以马致远杂剧“唐人用宋事”为非（见其《曲律》卷三《杂论》上），二人评语恰可作对，而二人识见不免有高下之别。宜乎顾亭林所言：“俳谐之文，不可与之庄论矣”（《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


订补
偶忆古龙撰文指出金庸小说中的某些本事，如《书剑》中清兵用望远镜诱惑周仲英小儿子，套出他的话来，是模仿梅里美的小说。今本《书剑》已改动这一情节。可证金庸对批评意见亦在在留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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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段誉报信与柳毅传书
仗剑南窗 11-22 08:06 投诉阅读数：34
《柳毅传》“叩树叫门”的桥段被后世小说广泛借鉴，“段誉报信”便是这一类型最晚近的一个例子
​​一


《天龙八部》开篇不久，段誉和钟灵就惹上了神农帮。为搭救钟灵，也为解除身上的断肠散之毒，段誉带着信物（一双花鞋），匆匆奔赴万劫谷，去搬请钟万仇夫妇。



这段故事让我想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名篇——李朝威的《柳毅传》（原题应作《洞庭灵姻传》）。《柳毅传》开篇即写落第书生柳毅遇龙女牧羊于道畔，龙女为夫婿厌薄，又不容于公婆，于是托柳毅传书至洞庭娘家，使亲人能得知自己的境遇云云。两相对照——书生偶遇落难女子，女子请其传送信物给父母，希图搭救——其主线的相似之处，是比较明显的。



金庸对唐传奇非常熟悉（他在《三十三剑客图》里对虬髯客、聂隐娘、红线等唐传奇人物即如数家珍），也应该读过《柳毅传》（连载版《神雕侠侣》写杨过在绝情谷见到冒称柳氏的小龙女，“想到了唐人小说中龙女牧羊、柳毅传书的故事，心想龙女与柳氏原有渊源，如此则眼前之人千真万确必是姑姑”云云，可证），再通过上文的对比，可以大致认定，这段“段誉报信”借鉴了“柳毅传书”。

2004年发行的特种邮票《民间传说—柳毅传书》。2004年发行的特种邮票《民间传说—柳毅传书》。



不仅如此，“段誉报信”在细节上对“柳毅传书”也有因袭模仿。因为龙女所居在洞庭水府，柳毅担心“道途显晦，不相通达”，于是龙女告诉他进入的方法：

“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
而《天龙八部》写万劫谷位置隐蔽，于是钟灵：

伸出脚尖，在地下划明道路。原来钟灵所居是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远，但地势十分隐秘，入口处又有机关暗号，若非指明，外人万难进谷。段誉记心极佳，钟灵所说的道路东转西曲，南弯北绕，他听过之后便记住……
经过一番曲折：

只见迎面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段誉）知道已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见左首一排九株大松树参天并列，他自右数到第四株，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拨开长草，树上出现一洞，……钻进树洞，左手拨开枯草，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用力提起，木板掀开，下面便是一道石级。他走下几级，双手托着木板放回原处，沿石级向下走去，三十余级后石级右转，数丈后折而向上，……上行三十余级，来到平地。眼前大片草地，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走过草地，只见一株大松上削下了丈许长、尺许宽的一片，漆上白漆，写着九个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八字黑色，那“杀”字却作殷红之色。……（段誉想）她叫我在九个大字的第二字上敲击三下，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敲去……
1997年版《天龙八部》，陈浩民饰段誉。1997年版《天龙八部》，陈浩民饰段誉。



通读文本对比，可以发现，“段誉报信”在“叩树三发，当有应者”这一核心细节上借鉴了“柳毅传书”，但在前后故事的敷陈及叙事技巧上，却又踵事增华，后出转精。如钟灵告诉段誉入谷之法时，故意虚写，造成悬念，而《柳毅传》前后两写稍显重复；又如段誉入谷较柳毅入水府更多曲折，改直接“叩树三发”为先来到并排九株松树前，按指点从右数第四株的树洞中进去，下石级，再展转来到一片松树前。而击打树干时，又增出“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这一细节，为下文钟万仇、甘宝宝夫妻与段正淳之间的恩怨情仇埋下伏笔。



二
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放开来，还会发现，在《柳毅传》出现的唐代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柳毅传书”型的故事其实就已大量出现，前辈学者对此作了很好的梳理。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第一七八则“柳毅传书事”：

卷三〇〇《三卫》（出《广异记》）北海女神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乞三卫寄家书，旋大风折华山树，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与柳毅为龙女致家书而钱塘君怒淹泾川，水火异灾，情节一揆。龙女谓毅：“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北海女神谓三卫：“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皆落窠臼。《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引《春秋后传》华山君托郑容以书致鄗池君，“过鄗池，见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当有应者”（《搜神记》卷四同）；又卷三八《溱水》有使自洛还，忽一人托寄书，谓家在观歧渚前，“石间悬藤，……但叩藤自当有人取之”（《广记》卷二九一《观亭水神》出《南越志》即此）。《广记》卷二九二《洛子渊》（出《洛阳伽蓝记》）洛水神倩樊元宝致家书，曰：“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卷二九三《胡母班》（出《搜神记》）泰山府君托致书河伯，曰：“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卷二九五《邵敬伯》（出《酉阳杂俎》）吴江使托通问齐伯，教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卷四二一《刘贯词》（出《续玄怪录》）龙子托寄书，曰：“家在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则均小异。“取石”以“款”，要声之响彻达内，胜于手叩，即所谓“敲门砖”、“叩门瓦”（按：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卷二“洞庭灵姻传”条亦谓该传“传书、叩树情事亦有所自”，并举数例为证，因与钱锺书所引略同，故从略。）
三联书店版《管锥编》三联书店版《管锥编》



三


而由于《柳毅传》的广泛影响，“遂使叩物传书成说家程式，循之不替矣”（李剑国语）。特别是“叩树叫门”这一细节，往往又被神怪题材的通俗小说单独化用过去，姑举几例。



比如《西游记》第七十九回，写孙悟空、猪八戒在比丘国追拿白鹿精，追至柳林坡，不见踪迹。本处土地神指点道：

去那南岸九叉头一颗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
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第13集《救难小儿城》。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第13集《救难小儿城》。



又如《警世通言》卷三十六《皂角林大王假形》，写北宋时有位新任知县赵再理，因为得罪了“皂角林大王”，这邪神就变作赵知县的样子，陷害于他。后泰山东岳庙九子母娘娘命座下孩儿给赵知县一枚金钗，并指点道：

你去那山脚下一所大池边头一株大树，把金钗去那树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来。你说是九子母娘娘差来，便带你到龙宫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内，便可往东京坏那皂角林大王。
又如清代神怪小说《绿野仙踪》（八十回本）第十五回，写冷于冰在峨眉山丹凤岭游玩，偶遇一位妇人，乃是桂树修成人形的木仙。木仙引领冷于冰去往她的洞府：

过了两个山头，盘绕至山底，见一绝大桂树，高可齐天，粗径亩余。那妇人走至树前，用手一推，其树自开，现出门户屋宇。
而金庸笔下的“段誉报信”便是这种故事类型最晚近的一个例子。



附记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曾引述《水经注》的两则故事，发现其与《柳毅传》的情节类似（《茶香室丛钞》卷一五《为神人寄书》条），于是便发议论道：

可知古来小说，皆转展沿袭而来，世人不博览，则但诧其奇怪耳。
俞曲园能看到古来小说“转展沿袭”的一面，却没看到后来者踵事增华、推陈出新的一面，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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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天龙八部》中的三位药叉女
仗剑南窗 11-24 18:19 投诉阅读数：173
本文虽指出了“三位药叉女”的素材原型，但她们自是小说中的鲜活人物，而非佛经中的神道精怪。
​​严晓星在《叶二娘与诃利底药叉女》中指出，金庸写叶二娘“日窃一婴而杀之”，是“借鉴了唐代义净法师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一中诃利底（Hariti）药叉女吃小儿而最终皈依佛陀的故事”，通过故事对比，这一判断应是成立的。严兄还通过比较《天龙八部》的修订版和新修版，发现在新修版中，叶二娘将偷来的婴孩玩腻后，便胡乱送与人家去收养，而并非杀死，严兄称这是变重口味为小清新。

97版电视剧《天龙八部》，李丽丽饰演叶二娘97版电视剧《天龙八部》，李丽丽饰演叶二娘



但如果阅读最初的连载版，我们会发现，连载版的描写才是重口味。



连载版写木婉清发现被叶二娘杀死的婴孩：

只见草丛中丢着六个婴儿的尸身，有的仰天，有的侧卧，日前所见叶二娘手中所抱的男婴也在其内。木婉清呆了半晌，走近那男婴一看，只见他颈边两排牙印，咬了一个小洞，正在颈边的血管之上，想起南海鳄神的言语，登时了然于胸：“这无恶不作叶二娘，果真每天要吮吸一个婴儿的鲜血。她在峰上六天，已杀了六个婴儿。”……六个婴尸中有一个身上犹有暖气，但皮肉干枯，血已吸尽，那便是叶二娘适才投掷过来的了。
之后，叶二娘又抓到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穆的独子左山山：

左子穆见她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转眼便要将自己的亲生孩儿吃了，如何不惊怒交迸……南海鳄神也问：“你见过我徒儿没有？”左子穆又道：“你徒儿是谁？我没见过。”南海鳄神怒道：“你既不知我徒儿是谁，怎能说没有见过？放你妈的狗臭屁！三妹，快将他儿子吃了。”叶二娘道：“我今天早晨已经用过了早餐……
按南海鳄神的口气，连载版中的叶二娘似乎真会吃婴儿的，最起码书里明确写她每天都要吸食婴儿鲜血。连载版的这类描写，在细节上对“诃利底药叉女”故事的借鉴更为明显。



但一方面吸食鲜血与《倚天》中韦一笑的行为过于雷同，更重要的是，它太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显得不近人情，因此修订版中金庸把这些血腥描写都进行了删改。如上面引文那句“我今天早晨已经用过了早餐”，就被改成了“你二姊是不吃小孩儿的”，两相对比，很有点此地无银的意味。



叶二娘窃婴杀婴的行径是借鉴“诃利底药叉女”故事，而她名字的灵感，则应来自《水浒传》的“母夜叉”孙二娘。不仅是都叫“二娘”，而且“药叉”其实就是“夜叉”的另一个译音。金庸在《天龙八部·释名》中介绍说：

“夜叉”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
而原本年轻美貌的“药叉女”形象，随佛教东传到中国后，也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人心中，“母夜叉”三字几乎成为外貌丑陋、行事凶恶的女人的代名词。

“母夜叉”孙二娘，戴敦邦绘。“母夜叉”孙二娘，戴敦邦绘。



除了叶二娘，《天龙八部》还有两位“药叉女”，即木婉清和钟夫人甘宝宝。这三位的行事都颇为狠辣，正如中国人心中的“药叉”。叶二娘自不必说，木婉清也是动辄杀人（连载版渲染得更明显），甘宝宝虽然出场不多，但她与秦红棉、木婉清同出一门，且称自己“辣手无情”，当年风采可以想见。



至于相貌，叶二娘“两边面颊上各有三条殷红血痕，自眼底直划到下颊”，毁容后很有些恐怖；甘宝宝是段誉眼里“容色清秀”的美妇，是云中鹤口中的“美貌佳人”，更是钟万仇心里“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如前所说，中国民间认为母夜叉凶恶丑陋，所以她的外号像“俏李逵”周绮、“西山一窟鬼”的俏鬼一样，前面要强调一个“俏”字，叫做“俏药叉”。但即便这样，甘宝宝仍嫌这外号“不大好听”；木婉清在现在通行的修订版及新修版中没有外号，但在连载版中却叫做“香药叉”。这种“不大好听”且也不够准确（木婉清并不丑）的外号所以被传开来，恐怕跟木婉清在江湖中始终面覆黑纱，不以真面目示人有关。



所以在连载版中，神农帮帮众面对假扮木婉清的段誉，大开轻薄玩笑，一个说要看她“到底是美若西施，还是丑如药叉”，一个附和道：“她名叫药叉，定是个药叉婆了，否则老是蒙住了脸干什么？”甚至连段誉也产生过这种误解。木婉清昏迷时，段誉既想看她面纱后的容貌，但又不敢看：

她若不是丑逾常人，何以常年戴上面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何况她外号叫作“香药叉”，这个“香”字是确实的，那“药叉”二字，想来未必会假。这位姑娘行事凶恶无比，料想也和“清秀美丽”这四个字无缘，我不看也罢。
书呆子段誉对“香药叉”咬文嚼字的分析，虽然好笑，但其实同前面神农帮帮众一样，都是基于“药叉”在中国的民间形象，而产生的自然联想。修订版因为删掉这一外号，只好改为段誉担心她“当真是满脸的大麻皮”而不敢去看，合理性未免稍差了。

2003版电视剧《天龙八部》，蒋欣饰演木婉清。2003版电视剧《天龙八部》，蒋欣饰演木婉清。



“夜叉”是“天龙八部”之一。也许金庸在创作之初，确有将小说人物与“天龙八部”大致对应的打算，但在创作中，特别是几次修订后，这种对应关系其实已经不太明显了。所以金庸在《天龙八部·释名》中说他“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本文写“三位药叉女”，主要是想指出与之有关的一些素材、原型，她们自是金庸小说中的鲜活人物，而非佛经故事中的神道精怪。



附记一


在连载版中，钟夫人并未被提及姓名，而且还一度冒充木婉清的名号，甘宝宝这个名字是修订版所添。



附记二


诃利底药叉女又叫鬼子母，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女岐（九子母）形象结合，形成鬼母携九子（九子鬼母），能保佑多子、母子平安的民间神祇的形象。武侠小说中也偶有借以起名的，如梁羽生《白发魔女传》有红花鬼母，古龙《大旗英雄传》有“九子鬼母”阴仪等等。​​​​



仗剑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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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叶二娘为什么叫二娘？
仗剑南窗 11-27 08:03 投诉阅读数：71
​​今天来八一八叶二娘的名字。



我曾说过，叶二娘的命名灵感应该来自《水浒传》的孙二娘（见拙文《〈天龙八部〉中的三位药叉女》）。但如果撇开这点不谈，再看题目的这个质问，似乎简单得有些多余。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之“母夜叉”孙二娘。明·陈洪绶《水浒叶子》之“母夜叉”孙二娘。

有人会说，因为她排行第二，所以叫二娘。但如果再追问几句——是什么排行，能不能在原文中找到根据？恐怕就不太好回答。



古代女子（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多有叫某娘的，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孙大娘、孙二娘、扈三娘、赵五娘、杜十娘等等。武侠小说的女性命名，自然也受其影响，这里仅以金庸小说举例。如《书剑》有韩五娘，《碧血剑》有归二娘，《雪山》有双刀郑三娘，《神雕》有陆二娘、武三娘，《倚天》有易三娘、“闪电手”卫四娘、湘西排教彭四娘，《天龙》有叶二娘，《笑傲》有桑三娘等等。



古代女子叫某娘，多是按娘家排行，如《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那名姬姓杜名媺，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
又如《聊斋志异》的《辛十四娘》：

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风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几？”生曰：“年约十五余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
连环画《辛十四娘》连环画《辛十四娘》

金庸小说中，则更多是根据丈夫的排行，并冠以夫姓。而其丈夫的排行，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丈夫家族中的排行，如《神雕》中的陆二娘，其夫陆立鼎是陆展元的二弟；《书剑》洛阳铁琵琶韩家的韩五娘，其夫虽未出场，但书中交代她是韩文冲的婶娘，则韩乃是她的夫姓，五也应该是她丈夫在家族中的排行。



另一种则是根据丈夫在江湖帮会、门派中的排行。如归二娘的丈夫归辛树，在华山派门下排行第二；武三娘的丈夫武三通，在一灯的渔樵耕读四大弟子中排行第三；鸳鸯刀骆冰，则虽然自己在红花十四侠中排行第十一，但因为丈夫文泰来排行第四，她也自称“文四娘子”。



除去别无线索交代的，金庸书中称某娘的女子，大致是上面两种情况，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倚天》中的易三娘，他丈夫叫杜百当，可见易并非是她的夫姓，三娘或许是她的娘家排行；另一个就是叶二娘了。书中对叶二娘的娘家全无交代，更不知道她的娘家排行，她与玄慈偷情，“未嫁生子”，后来一直独身，自然也没有夫家。那么是否是因为她在“四大恶人”中的排行？



“四大恶人”在书中都以兄弟姐妹相称，而“无恶不作”叶二娘排行刚好第二。“南海鳄神”岳老三总想当岳老二，于是就故意称叶二娘为“三妹”，后来又抬出段老大来压她，叶二娘反驳道：

我又不想做叶大娘，老大干么会跟我过不去？
这么看，她叫做二娘确实可能是由于她在“四大恶人”中的排行。



但当萧远山揭穿玄慈和叶二娘的私情，玄慈站出来对叶二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二娘，既已作下了恶业，反悔固然无用，隐瞒也是无用。这些年来，可苦了你啦！
2003年版《天龙八部》，杨念生饰玄慈，石兰饰叶二娘。2003年版《天龙八部》，杨念生饰玄慈，石兰饰叶二娘。

注意，玄慈这里称呼她也是“二娘”。叶二娘与玄慈偷情时还只十八岁，是“好好的姑娘，温柔美貌，端庄贞淑”，从时间、从情理上看，叶二娘当时应该没有加入“四大恶人”，自然也不会有根据四人排行而叫二娘的道理。何况，二人猝然相认，玄慈脱口而出的，必然是当年叫惯嘴的称谓。



就像《天龙》里谭公称妻子谭婆为“阿慧”，但谭婆的师哥赵钱孙却只称呼她“小娟”。玄慈虽然不像赵钱孙，认为“小娟是她的闺名，天下除我之外，谁也称呼不得”，但二人当年相好时，叶二娘确是黄花闺女，“好好的姑娘”，那么玄慈当年叫惯嘴的“二娘”，应该就是以她娘家排行而起的闺名了。



或是江湖排行，或是娘家排行，两种说法，各有书证。可见本文开头的质问，并非简单得有些多余。



而她究竟为何叫二娘，大家不妨说说自己的判断。



附记
《倚天》中殷离怒斥其父殷野王“一味袒护二娘”，这个“二娘”，是对其父所娶妾的称谓，跟作为排行的“二娘”无关，一笑。​​​​
​​​

刘国重

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     一九六０　四月十三日

《射雕英雄传》旧版的附录



　　1。

　　这几天因为等候胡世桢来，买了两种武侠小说，预备送给他。自己看看亦很出神，且把陈世骧引诱得亦入迷了。他对于武侠小说的知识，只停留在“彭公案”、“施公案”阶段；但是近年来香港所出的武侠小说，其结构文字人物描写等已可与Dumas的Three Musketeers（《三个火枪手》），MonteCristo（《基度山伯爵》）等相颉颃。……有个名叫做金庸（笔名）的，以“书剑恩仇录”一书成名，该书写乾隆皇帝（据传说，他是汉人，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和陈家洛（乾隆的half－brother，的帮会的领袖）的斗争，很是紧张动人。后写“碧血剑”（李自成）与“射雕英雄传”（成吉思汗）（南宋末年，元、金、宋的斗争）都极好。书中毫无马列思想，还是提倡忠孝节义那一套，侠客当然都是爱国的。他的小说在东南亚各地（如越南、泰国、印尼……等）的中文报上都翻印……最奇怪的是台湾人亦等著看香港的武侠小说，其情形犹如当年Boston（波士顿）的人等英国来船，看Dickons（狄更斯）小说也。……这几年来，要讲小说的倾向，读者顶多的是武侠小说，Serious  fiction分明已进入极低潮。武侠小说其实很难写，尤其像我这样从小看武侠小说的读者，一切tricks都了然于胸；要使我看来觉得紧张，是不容易的。……台湾出的武侠小说没有一本是好的；香港有一、二流的，台湾只有三、四流的而已，人才凋零，不亦怪哉？……

　　我很希望你能继续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中国旧小说的研究。关于这类的研究，好书是如此之少，真中国学者之耻也。Scholarship其实不难，别人已经做的工作，拿来整理一番，亦够用了。我在班上已讨论过“三国”“小浒”和“西游记”。这三部书我最佩服还是“三国”，作者对于三国大势真有个clear  vision。“水浒”的最大功臣是金圣叹，没有金圣叹，水浒（不论100回的或是120回）是部很weak的书。金圣叹硬派宋江做奸雄，删去许多无聊的诗词，（使naration紧凑生动），且删去后部的无聊故事，（征辽，征方腊等的描写，其实比“薛家将”之类高明得并不多），使“水浒”勉强有了一个结构，其实“水浒”作者的world  vision是很狭小的。“西游记”作者的imagination是够高的了，如唐僧怕被人吃，但后来也不免repeat  himself。……“西游记”里的symbolism还没有人好好研究，如唐僧怕被人吃，而孙行者最喜欢被人吃，加上老君的炼丹炉，以及能吸人进去的瓶和葫芦等；这些symbols可能有其意义。明末有董说者，即在火焰山之后，补写若干回，成“西游补”一书。孙悟空给罗煞女吃下两次，出来后神魂颠倒，那就是“西游补”的故事。“金瓶梅”我总认为是部很dull的书，（so is“儒林外史”，）但是它对于过年、过节，赏花吃洒等的详细描写，可能给曹雪芹很大的启发。“红楼梦”本身可说的话最多；这里有一点可说；“水浒”里的英雄和孙悟空都是rebels，但是最澈底的rebel还是贾宝玉。买宝玉非但是总结中国旧小说的rebel  tradition，而且也是一切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顶点。Loslie  Fiedler的新书，大约很精彩，不知你已看过没有。关于中国旧小说，这类的书，有好几本可写。

　　柏克莱　　一九六０　四月十三日

　　取材于：页237～238，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书名：爱情。社会。小说，著者：夏志清，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68年5月6曰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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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带你到图书馆，也没有什么看的。阅报室还倒有两三份中文报纸和杂志。中文书可说绝无仅有。前几年这里请了一位香港来的目录员，本希望他会买些中文书，经费虽然没有，三四百元一年总拿得出的，谁料这大浑蛋，把这些辛苦争来的钱全买武侠小说。这个城住的几十家中国人，闻风掩至，闹到要排期预约，破了中文书在这图书馆的所有借出纪录。几十本书借来借去，弄得破烂不堪，后来再在香港订购一批，精装烫金字，真够排场。”

　　“不过，说良心话，我嘴里虽骂他浑蛋，心里也感谢他。我对武侠小说的兴趣，也是因他这几套精装书开始的。然后由我传给太太……”

　　“怒我插嘴，残兄，你看谁写的？”

　　“金庸。”

　　“那英雄所见略同。那么我问你，金庸的小说跟你昨天晚上你叫我看的本那本小说，价值谁高谁低？”

　　“这几句话，我暂时没有资格说。不是对你说过么，那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不过金庸早期的几部小说－后来就不成了－它的价值，我现在就可以肯定。”

　　“这几本书的价值，不是严肃的文学价值，因为作者受了大众传播工具的报纸和读者趣味限制，即使有志写文艺武侠小说，也无法施展抱负。但作者的文学修养，真是时下一流。我且问你，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为什么后者在书开始时就以‘故人’姿态出现？”

　　徐侃如习惯地用右手抹一抹嘴巴，说：“那是为了技术处理问题呀。他武功最好，而其他四个人武功相等，有中神通存在一天，就没好戏瞧了。”

　　“说对了一半，”二残说：“这一种处理方法，别的一流小说作者也许会想到，可是金庸避而不写中神通，有一个非常高明的理由。”

　　“谨就教。”

　　“简单，写坏人容易，写好人难。我再问你，这四大帮主之中，最令你难忘的是那一位？”

　　“东邪和西毒。”

　　“你看，我没说错吧？另外一个问题，郭靖和杨过，你喜欢那一位？”

　　“那还用问，当然是杨过。郭靖是好人，可是既愚又迂，历万劫而不死，全靠运气。”

　　“那不错，但金庸写郭靖，确化了一番心血。郭靖是个大好人，也不笨，金庸熟读西洋文学，我相信他曾碰到当年杜斯却也夫斯基写‘白痴’时的相同问题：怎样把一个好人写好而又令读者相信呢？杜氏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耶苏基督是个完人。他是完人，因为他是神，他的好人好事当然为人置信。

　　“文学史上另外一个写得极为成功的好人是唐吉诃德。可是，作者为了令他取信于人，不能不把他写成一个走火入魔的书呆子。”

　　“金庸写的郭靖，处处能绝处逢生，一来当然是由于郭靖宅心慈祥，得神人帮助－这是中国人绝对接受的观念。二来是他得黄蓉之助。郭靖忠厚而黄蓉狡猾。两个人碰在一起，真是天造地设。”

　　“那么杨过呢？”

　　“杨过是郭靖的另一面，但写得比郭靖更成功。”

　　“哦？”

　　“你别装蒜，你是女人，你爱那一个？”

　　“对，我也会嫁杨过，郭靖这土包子不风情，跟他说风趣话要说两遍才听懂。但杨过这小子也不简单，不好惹。学你老大说话，是‘坏人’。”

　　“这是金庸比一般的消闲小说高几级的地方。他的人物，不是凭一般善恶标准所能衡量的。前面不是说过么，郭靖是好人，因为他是‘笨’，杨过呢，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他在某些程度相似李莫愁，愤世嫉俗而已。妙的地方。是金庸给他安排了跟师父小龙女结婚。小龙女武功虽高，心计却幼稚得像个小孩，是黄蓉的另一面。杨过跟她相处，自然受她影响。她后来之变成‘好人’，也是经过作者苦心安排的。而且，最见金庸胆色过人之处，是让杨过为一个几乎不会武功的女孩子断了臂。普通武侠小说作家，一定不忍下手。就是下了手，一定受读者压力，让他的臂接驳起来。

　　“壮士断了臂，读者会原谅他的性情乖张，是不是？”

　　徐侃如听得入神，叹口气说：“老兄说得头头是道，怎么不写篇论文？”

　　取材于二残游记。四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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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以亮：那么我要讲一个故事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夏济安，不幸在美国病故了。他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在你写武侠小说之前，他跟我说过，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忽然有人给他看了你的“射雕英雄传”，他就写封信跟我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众大笑）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不管你个人以为你自己写小说怎么样，我们就谈一般的武侠小说吧，你以为，武侠小说，作为娱乐性小说也好，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也好，它本身的前途怎么样？

　　金庸：夏济安先生，一直是我的神交了。上次陈世骧教授从日本路经香港，辗转约我吃饭，讲到夏济安先生很推崇我的作品，所以特别要见见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很可惜总是没有机会见到夏先生一次，甚至连通讯也没有机会。夏先生本来选了一张圣诞咭，想送给我的，因为我在“天龙八部”里有四大恶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就选了一张上面有三个博士去见圣母的圣诞咭，那三个博士画得极难看，他就叫他们做四大恶人。他写好了，后来不知怎样却没有寄出，所以我很遗憾连他一个字也没有收到。夏先生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取材于：金庸访问记，时间，1969年香港8月22日下午9时至10时，地点：香港大坑道金庸的书房，林以亮策划，陆离纪录，翁灵文摄影，页48～50，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三辑，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民国74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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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夏志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的确值得揣摩——
　　1、阅读精品，强调品位。在谈到一些现象时，夏坚持高昂的精英主义立场，他会指责美国1930年代以来的音乐每况愈下，品味“下流”。读书也是。他坚持不读金庸等人的书，认为会降低个人水准。

2、文学作品回归本位。夏先生非常反对人云亦云，尤其反对毫无文学品位和鉴赏力的人，认为多数研究者缺乏起码的优劣判断力和勇气，所以文学史书写错得一塌糊涂。同样，他也反对理论先行。因为，如果理论不适合，实际上就是在绑架文学文本。


李怀宇：怎么开始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
夏志清：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生时就看的。很 多中国人,年纪轻轻, 就看了巴金, 感动得不得了, 待年长后, 对年轻时所看过的, 像巴金这类的作家, 仍保持好感, 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的, 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 我原先是要写部现代文学史的, 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去作评, 倒是小说比较耐看, 就认真去写部小说史吧.
我不看中国东西的，一直看西洋文学。我读英国文学, 主要先研读英国的大诗人, 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的。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 容易讨论。
夏志清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
李怀宇：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什么不提张恨水那么畅销的小说家？
夏志清：流行作家我是不写的。
李怀宇：但张爱玲也是流行作家。
夏志清：不对，张爱玲新派得一塌糊涂，不一样。张爱玲是洋派的。
李怀宇：金庸的小说呢？
夏志清：金庸的也不看，都不看。张恨水属于“礼拜六派”。一定要把张爱玲归入流行作家，是不通的。
李怀宇：我们现在来看畅销程度，20世纪上半叶，张恨水是极为畅销，下半叶金庸是极为畅销。
夏志清：你要看武侠小说，有多少小说要看？金庸的小说要看的话，早期的《江湖奇侠传》也要看，那还得了？武侠小说,我一律不看。当年是界限分明得不得了，新旧分明。现在的文学史，金庸当然要放进去了。中国小说现在不一样了，近代、现代、当代都分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是五四运动发生新的文学，别的不 管。
李怀宇：问题是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是在五四之后才出现的东西啊。
夏志清：这不一样，等于美国小说一部分是大学生看的，一部分是普通的人看的。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有一点西方的东西。我看过一下《啼笑因缘》，樊家 树是一个杭州来的大学生，一个有钱人的女儿也爱他，一个女侠也爱他，一个唱戏的也爱他，没有道理的，三个人都爱他，完全是发疯的。
李怀宇：你的哥哥夏济安是看武侠小说的。
夏 志清：他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武侠小说很新鲜，他看过的。中国人看武侠小说，尤其是科学家。60年代在加州大学，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看武侠小说。有人从小喜欢 看武侠小说，我就怕这个事情，我觉得好玩就去看电影，看武侠小说，no time。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我一概不看，现代通俗小说我都不看。我哥哥什么都看，而且觉得张恨水很好。 我改治中国文学之后, 并未忘本,西洋文学和西洋文学批评仍是我治学关注的一部分。当今有特别好的欧美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著作,我是尽可能要去阅读的。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 你若看了我的新著《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 2004年),就知道, 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著。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 《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 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 沈从文, 这些现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专著里尚未讨论到的中国古代,近代, 现代的小说名著, 所以绝对没有时间去研究、阅读当代武侠小说了。
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3_12/31/32600801_0.shtml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却说：“纯以小说技巧来讲，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有几个人实在比有些思想进步的作者高明得多了。”


我问：“您怎么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答：“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生时。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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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小说上标出的高度，新文学作家当中很少有人企及。或许后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张爱玲的闺阁小说在文化底蕴上不无相近，但金庸小说在生命本身的修为上不及张爱玲小说那么纯真那么天然。_李劼



就此一别，彼此再也没有通过任何音讯。直到许 多年以后，再复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会时，彼此才重新相逢。 那时，再复在他做生意的弟弟和朋友的资助之下，举办了那个讨论会。后来听再复告诉我说，在筹划会议期间，再复询问我的北大朋友陈平原，邀请哪些国内的学子 出来与会？平原提到了我。再复一听，一拍手说，哎呀，我怎么就把李劼给忘了呢。对呀，对呀，一定要把李劼请出来。可是邀请我出来，比邀请其他人要困难得 多。——李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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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连声赞《功夫》好\
　　周星驰新片《功夫》
　　周星驰最新力作《功夫》反应极端，武侠宗师金庸看罢赞好，洪金宝却说：“请我都不去！”
　　“神雕侠侣”擦鞋金庸
　　周星驰在《功夫》中设计了“神雕侠侣”这对武林高手，笑点惊人，大侠金庸日前看过电影首映，连声赞好看，得悉金庸好评，星爷宽心不少：“他（指金庸）是我很尊重的前辈，听到他赞我当然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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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到金庸先生“黄蓉在《射雕》与《神雕》中为什么会发生由‘可爱’到‘不可爱’的转变”时，金庸先生称，女人总在变化，少女时代当然是可爱的，但成人 之后，身为人母，母性会掩盖绝大部分的少女天真心性，其“可爱”自然大打折扣。再则写《神雕》时刚看完《战争与和平》，受“娜塔莎”这一形象由“可爱”到 “不可爱”之变化的影响。这其中涉及到了“女子发展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命题，学术启示意义昭然。
　　关于“小龙女”的贞洁问题，金庸先生表 现出“女权主义”倾向。他说是有意如此写作。小龙女的“不完美”引起了诸多男读者的不满，这是中国传统的“男子中心主义”造成的。他评论道，女子大多可以 原谅有过性经验的男性，但男性却往往对有过性经历的女伴耿耿于怀，这是不公平的。他还说明，自己尊崇一夫一妻制度，所以在其创作的武侠小说里，除了韦小宝 以外，男女主人公大多是“一对一”，至于张无忌是娶赵敏还是周芷若，实在不好安排，就有意写下一个令人回味的结局。联系金庸先生曾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 上的《我崇拜女性》一文，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这种民主性倾向是一以贯之、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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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早年做过金庸秘书，按说和金庸是再熟不过的了。
　　　　但杨先生做报告那阵，金庸没来听。那天下午所有香港方面的研究者都
　　做了发言，独独这半天功夫，金庸缺席了。杨先生的文章是讨论金庸小说中
　　的亲情的，他批评金庸小说中父子亲情夫妻感情描写不够多。据说这篇论文
　　在港报上发表后金庸很不开心。
　　　　为什么杨先生宣读论文这次金庸不出席呢？一提这事，杨先生就笑：不
　　知道啊……，有几分得意的神气。
　　　　杨先生说金庸：不快乐啊不快乐，儿子自杀离婚了两次，他活得很累啊。
　　　　一向金庸到内地，总有妻儿陪伴，这次不知何故一个都没跟来。七十六
　　岁的金大侠，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最后的聚餐，选了当地一个名餐馆。我们在一起谈论金庸人物，杨先生
　　说他年青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象段誉那样，我说我原先最喜欢的是莫大。忽
　　然就见有经理模样的阿姨跟在会议组织者崔小姐后面进来，踮起脚尖走路的
　　架势，手持一个大开面本子。
　　　　崔小姐在距离金庸一米开外的地方深深弯腰，仿佛怕震聋了老人的耳膜
　　似的，她竭力抽气做气流发音状：查先生……
　　　　老人看上去真是很累了，非但一点血色都没有，手都有些抖的样子，一
　　下一下地重重落笔，一下下，我们都转过头去。
　　　　我说过他活得很累啊，杨先生说。——林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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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陈祖德患上胃癌时，并不相识的金庸亲笔去信：“香港的冬天比较暖和，适于养病，你就到我这里来住吧。”陈祖德对金庸仰慕已久，欣然前往，一住半年，后来又去住过一次，第二次时间比较短。　陈老曾告诉记者：“以前其实我没看过金庸写的武侠书，住在人家里，却不了解人家的作品总不太好，决定开始读金庸的作品，这一读不得了，一口气看了他写的14部武侠小说。”对于《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陈老还亲自摆过，后来发现现实生活中不太成立，于是他问金庸，这是不是哪本古谱里来的？金庸告诉他：“我自己想出来的。”陈老对金庸的想象力赞叹不已。大棋迷金庸也因为陈祖德的来到过足了棋瘾，他拉着这位九段高手对弈无数，每次下棋，总是毕恭毕敬。陈老说：“金庸的水平还不错，让四子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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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龄要指》一书是元末明初著名养生家冷谦编著的一部中医养生学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健身气功学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九章，即：四时调摄、起居调摄、延年六字诀、四季却病歌、长生一十六字妙诀、十六段锦、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歌诀和却病八则。主要阐述了中医养生的基本理论和吐纳导引修炼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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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 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后,《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 山的邻县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救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 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 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 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改 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内地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 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 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上世纪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梁羽生捐了几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干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 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 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词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前些年,梁羽生以重病之躯又回了趟广西,出席盛典,上电视,接鲜花,繁华得很,喧嚣得很。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广西。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在异乡终老一生。几十年间,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那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刘国重

柏杨：“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的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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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下列文字：

1960年，胡适之先生的一句「武侠小说是下流的」，激起了云老创作武侠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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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 “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
看到台湾“中央社”12月8日有关胡适演讲的报道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篇文章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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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狠批中国电影：都在炫耀明星的脸

6月13日上午，李安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耿直的袒露自己对中国电影的看法：跟风抢钱是陷阱，抢明星也是陷阱。观众看电影不是看MTV，不是炫耀演员的脸就可以。中国电影在赶超英美，却从细火慢炖的美食变成了速食面。中国文化比美国好很多，他喜欢中国文化里的永续和温柔，但中国文化有断层，想要和世界分享仍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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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就是，水浒传的语言是“活得”，它没有脱离民间口语，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活语言，它的语言深深扎根于当时的时代中，生活气息更加出色，和现实更加紧密。而虽然说金庸的小说也是白话文，也同样达到了中文语言的极致了，是的，就是极致。读起来极其的流畅通俗，洗练干净。但是，时代不同了。水浒传的白话文，是那个年代自然生长出来的，作者只需要加以提炼净化就可以，他和那个时代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用这样的语言去描写时代，天生的就亲切自然，更加鲜活。而金庸的白话文则是金庸凭借自己杰出的才学和天赋，从几百年来旧小说的旧白话之中复活出来的，然后再与现代的新白话文结合，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的语言是金庸独创的语言，不信你可以翻看所有的旧小说和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小说，看看是否有和金庸一样优秀的既现代又古典的白话文，找不出来得。然而这样的语言，固然高妙，但是相较于自然生长的语言来说，终究还是缺少了几分鲜活生动。就想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语言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小说语言那么生动，因为他们的语言都是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土地上自然长出来的。

作者：抽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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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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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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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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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真实性，合理性的观点，其实水浒传并没有比金庸小说真实性强多少。首先用银为货币已经很魔幻了，宋代银并不是主要流通货币，但是书里到处都是银两。而且水浒传里一群人出手一样阔绰，鲁达随手带着五两银子已经是土豪了，跟郭靖请黄蓉吃饭花了十几两没啥区别。其次逻辑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存在大量巧合。比如林冲风雪山神庙，恰好雪大压塌了屋子，恰好有个山神庙，恰好风大关不住门，恰好有个大石头，石头重量恰好林冲一个人搬得动，外面三个人推不动，也恰好外面三个人不怕冷，就在门口站着聊……没有这一连串巧合事件，林冲能活吗？杨雄，石秀杀了潘巧云之后突然遇到时迁，杨雄还认识时迁，怎么就那么巧？另外为什么聚义时期主要人物几乎一个不死，开了挂一样，到了后来打方腊死的刷刷的？最后是涉及法术的描述，虽然金庸小说的武功很奇幻，但是跟水浒里的法术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某种意义上，《水浒传》就是古代国产版的《x战警》，英雄们有各种奇异能力，公孙胜，戴宗，时迁，张顺……具体的也不说了，金庸小说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些设定，谁也没比谁更真实。《水浒传》确实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作品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多种文学素材融合的痕迹也很严重，导致不同章回水平不一，还包含了很多禁欲主义的思想，可能为了吸引观众又增加了黄暴情节(与之相比金庸小说的情感描述基本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上述都是不如金庸小说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描述的，我也就不说了。总之《水浒传》虽是四大名著，那是放到古典小说里比较，现在没必要过分神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古典小说……金庸小说无疑是20世纪后半段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在武侠小说这个分类里最具代表性，或许若干年后金庸小说中的一部分也会被拔高到经典的地位被后人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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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梁羽生和金庸的笔墨官司
发表于 2009-02-05 00:35:48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梁羽生和金庸的笔墨官司
  
沈沣
  
  
  金梁如瑜亮。梁羽生和金庸引“新派武侠小说”风气之先，虽然梁羽生去世，但对他的报道总是离不开金庸的名字。
  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两家在当地都算大家。金庸大学学的是法律，而梁羽生学的是国际经济。
  梁羽生和金庸在《新晚报》副刊做过同事，他们也正是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1951年梁羽生在《新晚报》副刊编辑“天方夜谭”，金庸则编辑“下午茶座”。当然金庸在报业的发展远超梁羽生。1959年金庸一手自创《明报》，而梁羽生在《新晚报》最后只留了个“撰述员”的头衔。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还曾在《大公报》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
  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的称呼，一般认为是新旧之别，而在梁羽生看来，“新”指的应该是《新晚报》。200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派’是指当时一般香港人对《新晚报》武侠小说一派的称呼，好像我的小说、金庸的小说。”
  梁羽生比金庸创作时间更长，也较多产。梁羽生一共写了35部武侠小说，第一部是1954年始写的《龙虎斗京华》，最后一部是1983年完成的《武当一剑》。其间大约30年。不过就多产一项，两人都不能和古龙比。古龙比他们两人年轻了十几岁，一共写了60多部，比梁羽生和金庸加起来还多得多。
  金庸比梁羽生大一岁，梁羽生写武侠要比金庸早一年。梁羽生30岁写《龙虎斗京华》，金庸31岁写《书剑恩仇录》，两部书都是在《新晚报》连载。金庸在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而梁羽生在11年后才退出江湖。
  梁羽生和金庸封笔后都在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不同的是，梁羽生删改起来下手更狠，《武林天骄》删掉了三分之二，而《武林三绝》一书在梁羽生“还需修改”的解释之下至今不见单行本的出版。
  梁羽生和金庸之间有过一次沸沸扬扬的论剑，也成了一段江湖公案。始作俑者是梁羽生自己的一篇文章。
  1966年《大公报》的总编辑罗孚想推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刊物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梁羽生的文章一上来就定了调子，把金庸摆在了自己前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虽然梁羽生开头在抬高金庸，随后总是夸金庸两三句就再说金庸四五句小话。谈及两人的分别，梁羽生在文中说，“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
  这篇文章就很有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他插科打诨也不忘引经据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情节安排上梁羽生认为自己输了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不过他也不忘补一句金庸的不足，说像小龙女被等情节上，“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要胜过金庸多多，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罗孚随后又搬出了金庸。金庸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写了一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字数不多，才2000多字。金庸的回应相对平淡，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基本上是在平息争论，意思大概是何必如此较真。对梁羽生小说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金庸还是有些许微词：“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这点金庸说的也没错，梁羽生在小说中的历史观是比较讲斗争的，无论是《武林天骄》写宋金对抗，还是《七剑下天山》写清军入疆，都是严肃地把民族大义放在口头上的，比较起来，金庸的历史观视野更开阔，到写《鹿鼎记》时更是把“反清复明”写成了笑谈。
  金梁笔仗30年后还没完。小说《卫斯理》的作者、周慧敏的公公倪匡1995年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倪匡是金庸的好友，“金学”就是他在香港推动的，所以拥金庸是没问题。不过倪匡的文章有论点，没论据，除了挑事，实在没价值。
  梁羽生和金庸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罗孚应该有发言权。他是这场“金梁”笔仗的幕后推手，不过金梁写武侠，同样是罗孚一手导演。1954年梁羽生写《龙虎斗京华》，缘起香港武术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的对擂比武，罗孚趁着比武的热潮，只给了梁羽生一天时间就开始上连载了。罗孚在采访中说过：“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名士做派可以约略地概括梁羽生的风格，骨子里较劲该算是这种做派的体现了。

刘国重

『黃金冒險號』：雲 海 浮 生 （陶傑 20090204）

　　

　　

　　武 俠 小 說 家 梁 羽 生 先 生 逝 世 於 澳 洲 雪 梨 ， 大 家 一 陣 傷 感 。


　　梁 羽 生 得 風 氣 之 先 ， 金 庸 發 揚 光 大 。 論 成 就 和 名 譽 ， 金 庸 名 居 大 師 ， 然 而 在 這 個 時 候 ， 細 論 什 麼 「 瑜 亮 情 結 」 ， 比 較 「 金 梁 」 ， 好 像 有 點 俗 氣 。


　　金 庸 和 梁 羽 生 是 不 同 的 兩 個 人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大 陸 色 變 ， 各 自 南 遷 香 港 ， 都 在 同 一 家 報 館 工 作 ， 像 上 天 眷 顧 中 國 ， 在 海 外 悄 悄 留 下 兩 顆 才 華 的 種 子 ， 金 庸 來 自 海 潮 江 浙 ， 梁 羽 生 出 於 木 棉 南 粵 ， 本 來 素 不 相 交 的 兩 條 軌 跡 ， 聚 在 天 涯 海 角 的 殖 民 地 ， 一 起 動 筆 寫 武 俠 小 說 ， 可 謂 人 生 世 情 的 一 段 奇 緣 。


　　然 後 因 為 政 治 問 題 ， 金 庸 離 開 本 來 工 作 的 地 方 ， 自 闖 天 下 ， 梁 羽 生 留 了 下 來 。 兩 人 的 性 格 不 一 樣 ， 像 電 影 《 巴 比 龍 》 的 一 對 男 主 角 ， 金 庸 是 向 藍 天 碧 海 跳 崖 爭 自 由 的 史 提 夫 麥 昆 ， 梁 羽 生 像 德 斯 汀 荷 夫 曼 ， 留 下 來 ， 甘 於 一 角 田 園 ， 靜 靜 地 餵 養 幾 隻 小 雞 。 命 運 把 一 對 才 子 匯 聚 在 一 起 ， 不 久 之 後 ， 他 們 自 己 各 有 抉 擇 。


　　我 認 識 梁 羽 生 的 時 候 很 小 ， 出 生 後 不 久 ， 我 住 在 北 角 建 華 街 的 一 座 唐 樓 的 小 房 間 ， 梁 羽 生 夫 婦 在 隔 壁 。 他 是 我 的 長 輩 ， 成 長 之 際 ， 我 時 時 向 梁 先 生 聆 教 。 他 談 笑 風 生 ， 胸 無 城 府 ， 對 人 全 不 設 防 。 在 政 治 高 壓 的 「 文 革 」 七 十 年 代 ， 金 庸 已 經 不 在 梁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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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冒险号】早生一點點 2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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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最後車站》，講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事蹟。開頭一幕，一個年輕人，應聘為托爾斯泰的秘書，身邊的人叮囑他：好好珍惜這項工作，因為你侍候的，是一位人物。
在香港，早生一點點是幸福的，因為那時候，還有許多不凡的人物成為老闆，可供追隨。替他打工，不要計較薪水，因為跟隨他，如果能悟得的一點點智慧，比金錢還珍貴。
如果早生一點點，晉身金庸先生創辦的企業，每天看他寫的社論，他說了什麼，有哪句話沒說，筆墨和空白之間全是學問，身為僱員，每天都在上課，不必交學費，還有薪水，是人生的美事。
查先生修養好，他栽培的人才不知凡幾，有的人對不起他，查先生從不出惡言。生意上新冒出來的對頭重金挖角，查先生慰留，告訴他：辦一張報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最終，開一個歡送會，送一隻名貴手錶，希望他在外面，將來不如意，隨時可以回來。
一九七五年，查先生因為言論獨立，思想自由，與某方面勢力關係緊張，圈子裏一位舊同事逝世，他是翻譯家，很有才華，查先生午夜獨自來靈堂鞠躬，對手一陣忙亂、竊竊私語，想不到在一個黑白分明的冷戰時代，查先生居然還敢來。最終圈子裏的人，畢竟有人性未泯的，都很感動，傳為人情味的佳話。
查先生的事業，幾十年來一紙風雲，受大眾歡迎，受小撮人誤解和抹黑。最後，歷史證明他站在正確的一方。如果他是你的老闆，你是他的秘書，與他一起闖蕩風雷，磨淬意志，你會學到很多很多。
因為辦報紙不是易事。除了一枝筆，還有發行，報販是一個混雜的江湖。還有廣告，是一個金錢競爭的世界。還要管理一伙個個自視第一的文人，照顧他們的自尊，發揮他們的才能，外則變幻的國際局勢和經濟氣候，在這片混沌中怎樣經營成一座綠色的花園？還有等身傳世的小說。查先生講理論，但如果能當他的助理，抬着錢去上班也甘願。
就像托爾斯泰的秘書，他珍惜這項獨一無二的工作，他知道人生的花紅在後頭。這點哲學，今天的香港沒有幾人能明白的，早生一點點，所以我時時強調，可以比許多人都幸運。 （陶傑）

云海浮歌一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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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冒险号】動脈和靜脈 20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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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勾勾 2010-05-23 09:41:15


特區十二年失敗，中產父母，爭着把小孩送去英國讀書。
代價除了學費，是孩子長大了，不會中國文化，英語世界人才遍地，貴子弟一口牛津口音英語，膚色不是高加索種，即使進了華爾街，昇到一個層次，這一生，注定不太快樂。
因為進了英國的寄宿學校，文化的土壤全部轉換。譬如，人家的歷史和神話，從特洛伊戰爭講起，希臘和羅馬帝國，然後才是安格羅薩克遜文明，轉入刁鐸王朝、伊麗沙白一世和維多利亞時代。這是寄宿學校教育的一條大動脈，其學科，像物理、數學、生物，全是血管的分支。
只有大動脈是不夠的。還有一條中國文化的靜脈：中國神話由黃帝和蚩尤大戰開始，這一章，剛好和阿歷山大帝的波希戰爭並讀。小孩太早送去英美，找不到靜脈，是他一生不快樂的泉源。
讀哈利波特不夠，還有中國的武俠小說。這個問題，早生一點點，在殖民地時代生活過，就知道多幸福。
拔萃喇沙的學生，可以上神父的課，數理英文皆優，放學課餘，除了狄更斯，還可以看武俠小說。殖民地時代，香港到處是租書的檔攤，灣仔消防局旁邊有一條窄巷子，有一個駝背人，經營租書店，不遠處的謝菲道，梅江飯店附近，有一家賣合桃酥的中國餅家；旁邊也有一家小說租攤。
灣仔這一區，利舞臺對面今天一家文化新潮的店家，原址也是一檔，小時，我揹着書包，在這家小店租完女黑俠木蘭花全套，然後才在國泰戲院旁的普樂里，租看金庸。
神鵰俠侶舊版看到一半，發生六一八雨災，山泥傾瀉，書拿去還的時候，看見租書檔攤都已埋在黃泥裏。檔主是一個穿唐裝的七十歲老頭，不知所終，也許是活埋殉書了。
小孩送出去太早，沒有這樣的教育。除了動脈，還有靜脈，才是器官和血管，人體基本構造，就是天意。中西兼善，通識一點不成問題，只是有許多事，要過許多年才明白。通透之後，上一台階，不動感情，紛亂的國家，愚昧的世界，一切冷看着，都覺熱鬧。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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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_书剑_金庸到_牛剑_金庸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f8Uf3bDfodODoTfMm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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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陶杰2007-08-25黄金冒险号 每事瞎问
想不到中国还有那么多「学者」，以「轻功一跃哪能跳上十尺屋檐」的「伪理性」来看金庸武侠小说。那么哈利波特的霍格华兹学校扫帚飞天运动比赛，又合乎哪一条科学定理？《哈利波特》畅销，英国从来没有一个学者抨击这部小说违反牛顿的三大物理定律，只有书评家质问小说好不好看。因为一旦进入哈利波特的创意宇宙，读者就要接受这个宇宙里的定律。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作者就是上帝，不要问光从哪里来，不要问上帝本身又是谁创造的，只须问这个世界，春花秋月，美景良辰，在这个世界活得好不好玩。一路追问下去，以为就叫做「理性」，这种人不但不懂小说，还不懂人世间的情趣。金庸小说和《哈利波特》一样，情节虚幻，人物的性情都是写实的。华山、武当、衡山、少林，就像《哈利波特》霍格华兹的巫术学校。哈利、荣恩、妙丽，在一片幻境恩怨情仇中的心理活动，就像郭靖、黄蓉、杨过、张无忌，遇到的妖邪奸佞，时而愤慨，时而柔弱，时而动摇，时而悲哀，都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性真情。小说好不好看，不在于情节之荒诞、背景之虚无，在于以虚证实，写不写得出人世间真实的人物性情典型。《红楼梦》发生在哪一个朝代？但以荣国府的府宅政治，印证二十一世纪家族生意的人事勾斗，一样准确常新。以物理定律，轻功跳不上屋檐，以地理考据，桃花岛从来没有住过一个黄药师，如同没有人骑着扫帚飞得上寄宿学校的半空。

韦小宝十三四岁，不可能打得过大汉鳌拜，正如哈利波特与两个同学，也不可能斗得过佛地魔。对这些问题穷根究底继而把小说的品种全盘推翻的，都是一等的儍蛋。许多中国人的「理性」，用在错误的地方，中国的学者尤为可，不敢用理性质疑半世纪其悲惨命运的由来，只翻开几册武侠小说挑剔物理、生理、地理之「不合理」，只因为挑剔金庸，金庸不会把他们抓起来，挑战共产党，共产党会。打开小说的第一页，跨进门坎，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其中的法则由作者制定，就像走进「威尼斯人」的赌场，人家规定，要穿西装，结领带，这里只玩二十一点、轮盘、百家乐，阁下如果同意，坐下来玩就是。拍桌子，质问经理：为什么这里没有牌九？剥夺了赌客的选择权，你这家赌场，就是不够宽容，有违美国宪法，缺乏多元文化的民主思想。去拉斯韦加斯这样一吵闹，人家就会叫两个黑人保镖把你这位人权斗士打一顿，踢出门。上白宫找美国总统投诉吧。许多大陆学者，评武侠小说，摆起一副学术脸孔，不过是拉斯韦加斯的几个身痒欠揍的流氓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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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的 長 廊 090208陶杰 黄金冒险号  

2009-02-08 23:54:34|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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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武 俠 小 說 ， 咸 認 梁 羽 生 「 開 風 氣 之 先 」 。

能 開 風 氣 之 先 ， 已 經 很 了 不 起 。 古 典 音 樂 開 風 氣 之 先 ， 是 十 七 世 紀 初 的 巴 哈 。

梁 羽 生 的 小 說 重 俠 義 ， 風 格 正 面 ， 是 「 載 道 」 之 作 。 「 道 」 就 是 道 德 的 正 統 ， 思 維 較 為 平 坦 。 巴 哈 自 許 為 上 帝 的 僕 人 ， 巴 哈 的 作 品 ， 在 教 堂 里 用 管 風 琴 演 奏 ， 表 現 神 道 的 肅 穆 宏 奇 ， 作 品 結 構 重 建 築 的 勻 稱 。

巴 哈 的 音 樂 生 涯 離 不 開 教 堂 和 宮 廷 ， 但 巴 哈 本 人 卻 是 暴 烈 的 性 子 ， 與 教 堂 也 多 次 爭 執 。 這 樣 的 天 才 ， 本 來 應 該 自 闖 天 下 ， 但 十 八 世 紀 初 期 ， 歐 洲 處 於 古 典 時 代 ， 科 學 萌 芽 ， 一 海 之 隔 的 牛 頓 ， 研 製 出 微 積 分 ， 這 個 時 代 的 人 講 理 性 、 重 格 律 ， 把 人 性 壓 抑 得 很 慘 。

巴 哈 的 時 代 叫 做 「 巴 洛 克 」 ， 藝 術 創 作 的 主 題 ， 無 論 音 樂 、 文 學 、 雕 塑 ， 都 由 羅 馬 天 主 教 廷 名 下 的 一 個 委 員 會 「 指 導 」 ， 要 求 創 作 必 須 傳 達 宗 教 的 主 題 ， 人 的 情 感 ， 要 順 着 宗 教 的 權 威 滲 潤 而 出 。 今 天 去 歐 洲 ， 欣 賞 巴 洛 克 建 築 ， 簷 閣 雕 工 奢 巧 ， 堂 柱 華 麗 浮 奢 ， 置 身 其 間 ， 有 敬 畏 之 情 。 巴 哈 雖 然 「 開 風 氣 之 先 」 ， 受 制 於 一 個 時 代 的 道 統 的 紀 律 ， 超 卓 之 外 ， 有 一 絲 荒 涼 。

把 西 洋 音 樂 發 揚 光 大 ， 要 待 幾 十 年 後 出 現 的 莫 扎 特 了 。 為 什 麼 ？ 因 為 巴 洛 克 風 格 到 莫 扎 特 ， 開 到 荼 蘼 了 ， 神 權 對 人 性 的 壓 抑 ， 開 始 令 人 吃 不 消 了 。 莫 扎 特 成 長 的 時 候 ， 宮 廷 開 始 淫 亂 了 ， 法 國 王 后 瑪 麗 安 東 妮 ， 也 在 梵 爾 賽 宮 公 開 暗 地 里 有 情 夫 了 。 莫 扎 特 和 貝 多 芬 ， 都 不 甘 心 做 上 帝 的 僕 人 ， 而 向 上 帝 挑 戰 了 。 莫 扎 特 的 歌 劇 《 唐 璜 》 ， 像 金 庸 的 《 鹿 鼎 記 》 一 樣 ， 把 一 個 淫 亂 的 鹹 蟲 ， 來 做 男 主 角 ， 講 他 生 來 天 不 怕 地 不 怕 ， 凡 女 人 都 想 搞 一 把 ， 時 代 的 變 異 ， 造 就 了 不 一 樣 的 天 才 。

巴 哈 開 風 氣 之 先 ， 莫 扎 特 和 貝 多 芬 發 揚 光 大 ， 把 音 樂 推 上 頂 峰 。 後 來 的 蕭 邦 、 柴 可 夫 斯 基 、 史 特 勞 斯 各 有 千 秋 ， 成 就 卻 比 不 上 了 ， 聽 古 典 音 樂 、 讀 武 俠 小 說 ， 其 中 隱 然 有 感 悟 的 玄 機 。 這 個 世 界 有 才 華 的 人 ， 有 時 並 肩 同 行 ， 靈 犀 相 許 ； 有 時 擦 身 而 過 ， 隔 世 驚 呼 ， 在 時 間 的 長 廊 里 ， 令 人 極 目 相 送 ， 長 淚 滿 襟 。  ===============================================================================
生活方式
陶杰：黄金冒险号 2007.07.13
   
  英国新首相白高敦，接到了伦敦的炸弹报告，出面讲话，说不容许恐怖份子破坏英国的生活方式（British Way of Life）。什么叫「英国的生活方式」？马上引起舆论的质疑。首先，白高敦口中的「英国」，指的是British，而不是English，因为他是苏格兰人，British的定义，包容了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还有数百万认同英国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英籍外裔人，包括印度人、波兰人、日本人、华人、俄罗斯人。这些人都可以认同为「英国人」（British）。然后就是「生活方式」了。《衞报》的一位读者投书，指「英国的生活方式」，除了普选民主、人权自由的大道理，还有以下特征：一、对奇装异服、特立独行的个人古怪生活方式的容忍；二、虽然相信市场经济，对社会福利主义的一点点残余的眷恋；三、对任何政府和当权人物的不信任，特别是当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这样做是为了人民好」；四、健康愉快的尖酸刻薄（Healthy Cynicism）；五、优秀的流行音乐，如披头四和Bee Gees；六、优秀的流行文学作品，如阿嘉泰克莉丝蒂的小说，《哈利波特》系列；七、第一流的电视节目，包括喜剧，像《是的，首相先生》（Yes, Prime Minister）和BBC的许多历史纪录片；八、温和的酒精、随和而偶然的性生活；九、语言生活的幽默感。因为一百五十年管治，以上九项「英国生活方式」，在香港也有一点点影响，除了「优秀的流行音乐」，不是披头四而是张国荣和林子祥；「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金庸和衞斯理；「第一流的电视节目」是从前的《双星报喜》、《家变》和《十大刺客》，还有，语言生活的幽默，香港虽然没有差利卓别灵和Mr Bean，但曾经有过梁醒波和邓寄尘。在这一切之上，还有自由、人权，还要加上世界潮流的民主普选。一九八二年，当中国提出「保持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时候，就应该马上有一场辩论，定义什么叫做「香港生活方式」。而不是任由一个独裁的大家长，把「香港生活方式」简化为「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三样。这是对香港人的一点点侮辱。当时就应该有人提出来：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止这些，有许多不跳舞、不跑马、不炒股票，但又以香港为傲的人。即使「舞照跳」，二十年后，已经出现了民粹的道德审判。白高敦一上台，提出「英国的生活方式」，英国人毫不含糊，马上要他下定义，这样的社会，非常精明，不会「温水煮青蛙」地变质，是文明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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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陶杰2007-10-07星期天休息：悲剧女主角的中西面面观
　　
　　满城说《色，戒》，一点也不奇怪。华人社会经历政治和道德压抑，早已长期枯竭，出现了一个「飞越疯人院」的国际导演李安，上承张爱玲的才华，拍出了一部动人的作品，寓意丰富，层次细腻，左顾右盼，横岭侧峯，自然引起谈论。莎士比亚的戏剧，面世四百年，金庸的小说，风行半世纪，评论的文字盈亿上万。精脍细炙，赏说从头，伟大的作品，至今还说不腻，《色，戒》也一样。对于好作品的赞叹，就是「群起吹捧」？这种指摘，以诛心的犬儒为基础，太过阴暗了。这种社会缺少的正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心。欣赏一件好作品，没有条件，不必回报，就像看见日落长河，露滴牡丹，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满心喜悦。话说回来，《色，戒》确实不一定会得到多数中国人的欣赏。
　　
　　除了民族品味的恶俗，一心只争看男女主角的床戏，女主角王佳芝的角色性格，由中国戏剧传统观之，也是一大异数。中国的戏剧，千百年来女主角都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像六月雪的窦娥之寃：窦娥是一个卖身的童养媳，与蔡家婆婆相依为命，遇到流氓张驴儿，被诬告杀人之罪，严刑迫供，判了死刑。窦娥为了维护婆婆，含寃就死。六月降雪，三年大旱，从此家喻户晓。「苏三起解」也一样；幼时父母双亡，拐卖到妓院，爱上了官宦子弟。自己又被诬陷杀人，旧情人当了大官，这才把苏三救出大狱，其间苏三受尽酷刑，命运比窦娥好，沉寃得雪，与旧爱终成眷属。窦娥和苏三，都是中国悲剧女主角的典型，其特点是她们由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已经不由自主，受社会礼教的摆布。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一样：官宦林如海的孤女，年纪小小就送进了贾家。中国女性的悲剧，只有一个典型，就是没有「自由意志」（Free Will）的抉择权，只是命运沉默的牺牲品。
　　
　　《色，戒》的王佳芝却不同。民国时代，女性读了书，个性独立了，王佳芝加入爱国剧社，最终当了刺客，都不是父权礼教社会的胁迫，而是自愿的抉择。一个女人第一次行使了抉择权，向独立自主的人格进发，本来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色，戒》的悲剧在于：比起窦娥、苏三、林黛玉，不错，王佳芝幸福得多，她可以选择自己的志向，但她的选择是错的──救国锄奸的大业，不适合她这样的性格。《色，戒》的女性悲剧，强调的是女主角行使了抉择权，却又出于错误的判断，一手造成了自己的毁灭。这样的女性悲剧角色，比较接近西方。欧洲文学对女性抗拒命运、争取抉择权，很早就有所刻划。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里女主角对婚姻择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女主角对情欲的挣扎，还有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都以女性行践自由意志的抉择权为主题。有的成功了，令人欣慰，有的失败了，令人哀伤。
　　
　　中国电影史上另一部优秀作品《小城之春》，女主角周玉纹，也是在丈夫和旧情人之间的抉择挣扎──她嫁了一个病君，生活很苦闷，那知道这一天学西医的旧爱来到她家投宿。在道德和情感之间，她如何取舍？只要勇敢一些，她就找到自由和快乐，但最终周玉纹不敢跨出这一步。当年有人在《小城之春》里看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之间改革的彷徨，《小城之春》受知识分子激赏，也一样谈论到如今。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行使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当然也不是没有，风尘三侠的红拂女就是少有的一位。她慧眼识英雄，主动求见她心仪的男子，要求跟他一起私奔，如此潇洒豪迈的女性，只有诗酒风流的唐代才会歌颂。然而中国人对女性摆脱命运枷锁的抉择的故事，千百年来，总是有点不自然。清末的秋瑾，留学日本，作武士男装打扮，参加革命，血洒古轩亭口，固然是悲剧作结。中共的江青，投奔延安，缠上了***，权力欲一旦释放，一发不可收拾，也一样以灾祸收场。
　　
　　《小城之春》当年受到中国道学和「爱国」情绪分子的攻击，指为贩卖「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意识」，毒害妇女。《色，戒》在北美，也一样受到唐人街的华人基督教会谩骂，指为贩卖**。张爱玲的小说原作，也受到保钓火红分子抨击为「歌颂汉奸」。对于中国的道学人士，真实描写女性行使自由意志其过程中的弱点，他们无法容许，也不懂欣赏，只知道用「国家民族」、「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之类的大棒子一阵乱打，一百年来，中国人自己饱受灾难，却没有出产过几部世界级的经典，就因为这类偏狂的政治思想警察。何况《色，戒》里的王佳芝，是女性的悲剧人物，她不是窦娥和苏三那类平面的煽情角色，而更像西洋学的女性主角，对于这一点，许多的中国人不习惯，不是觉得「有问题」，就是认为「不那么感动」，出于中西的文化隔阂，不足为奇。
　　
　　导演李安的作品，多年来都在刻划两个字，叫做「压抑」，李安的压抑，他没有细说，但了解中国文化，就知道尽在不言中。《色，戒》之好看，不但在于电影的水平，已经直逼黑泽明最好的作品，而且春花秋月，横岭侧峯，有那么多欣赏的角度。低俗如油尖旺青少年，可以只看梁朝伟、汤唯的床戏，天真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可以只悲泣于王力宏饰演的「革命先烈」，欧美的女权分子，可以探讨中国现代女性在一个乱世中的困境，上一代的上海人，也可以回味一个逝去的品味时代的优雅。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任由后世争论，作者不落言诠。李安和张爱玲，一个寡言苦笑，一个永久地沉默了，在一个喧噪的中国，面对一个喧噪的华人市场，与其解说自辩，又何如拈花微笑？才华在压抑间的边缘上才显出光芒。这是张李这对隔世才人之幸，是世界之福，却是一早对命运就放弃了自由意志抉择权的中国人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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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不是个问题，恶俗才是问题

杨：你是多产作家，有传媒八爪鱼之称，哪个最能代表你自己呢？喜欢你的人很多，也有人骂你崇洋，有人说你的作品有些是通俗，有些人也说是高层次的，你怎么看？

陶：报纸专栏最能代表我。因为报纸是一个五湖四海的事业，什么人都看，老人小孩妇女学生，所以每天这个专栏，像一个剧场要每天有不同类型的戏上演，今天是喜剧，明天是悲剧，后天是一个小品，这样才是面对大众。我自己比较喜欢写感性的东西，像男女关系，或者是旅行。写一种情怀心境，不光是写饮食，还要写博物馆、电影、美术、音乐、哲学这方面。古往今来好的经典的著作都是通俗的。莎士比亚的剧本400年前全是通俗的，因为它要在市场搭一个舞台，在上面演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都是通俗的。其实文学创作就是面向大众的，过高了就孤芳自赏，没读者没市场，那写来干什么呢？但是也不能迎合市场里头恶俗的趣味。比如把莫扎特的西洋古典音乐，用通俗的手法，介绍出来，那么，这就可以做到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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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
苹果日报 陶杰2007-06-11黄金冒险号 太湖
无锡太湖工业污染，漂起一层骇人的蓝藻。

太湖，古名震泽，是春秋时代范蠡与西施归隐的地方。「五湖烟水独忘机」，五湖，不是五个湖的意思，而是太湖的别名。因为范蠡和西施，二千年来，太湖成为一泓传奇。游太湖，就好像寻访仙踪。

在中国诗词之中，太湖的气魄比西湖大，但太湖比较静，没有洞庭湖之磅礡。因为洞庭湖畔，有一座岳阳楼，太湖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洞庭湖因《岳阳楼记》而闻名，「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游洞庭湖，总想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则进亦忧，退亦忧」，因此，洞庭湖是儒家的一眶泪水。

但太湖不同。太湖的主人是范蠡，太湖是士大夫完全归隐的所在。范蠡在太湖消失了，从此不再回头，吴越的战争与亡国，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了。范蠡后来做生意，发了大财，称为「陶朱公」，都因为太湖的水，洗涤胸臆，令他顿悟了，比起洞庭湖之沉重，洞庭湖是入世的，太湖比较飘逸，太湖是出世的，太湖是道家的一泓沧浪的笑声。

因此，在清诗之中，咏太湖的有很多。清朝大兴文字狱，江浙的读书人，备受雍正和乾隆迫害，只有在无锡太湖和杭州西湖之间徘徊。游西湖，不免神伤，到了太湖，就看得开了。西湖只是江浙文人的暂寄的极乐世界，而太湖，因为范蠡和西施，才是湼盘。

不是说要了解「国情」吗？太湖的「国情」是什么？太湖跟「工业」两个字一向是沾不上边的。太湖活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太湖在诗词中才有生命。

清初的查慎行，也就是小说家金庸的祖先，就有一首七绝：「夹浦桥南客棹孤，雨声连夜洗平芜。东风吹浅吴江水，半作春潮涨太湖。」把太湖的静，形容得非常的德彪西。

还有一首，咏太湖的月色，作者舒位：「星星渔火近吴江，听唱流人水调腔。一角红楼深树杪，为谁风露夜开窗？」这一首，把太湖写得实了一些，比不上查慎行的那一首虚缈。「一角红楼」四字，略嫌俗了一些，诗不是旅游记事，毕竟越含蓄越好。

还有一首钱谦益：「何处生春早？春生画舫中。花迎千嶂碧，柳罨小桥红。溪女怜新霁，菱歌爱晚风。西施旧明月，偏照五湖东。」诗中的景色太热闹，应该不是太湖，而是浙江诸暨一带西施的故乡，画面虽然活泼，但西施时代的明月，今夜却照着太湖，末句一反讽就显得悲伤了。

太湖污染了，今天只能咏诗，为太湖送终。然而，不要紧的，「经济发展」最重要嘛。「地球一体化」，太湖完蛋了，好在还有地中海和英国的湖区（Lake District），所以下一代，旅行方便了，抓起背囊到处跑，心灵在全世界都找到寄托，如果有点品味的心胸，毕竟比杜甫和钱谦益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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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繁荣一向无「远景」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25 陶杰文章：殖民地繁荣一向无「远景」
　　特首施政报告遭到炮轰，指一来毫无「远景」、「视野」、「蓝图」，二来篇幅过短。
　　
　　董朝七年，原来香港人已经习惯了「特首施政报告远景癖」，一旦抽上了「八万五」、「高科技港」、「中药基地」、「十年内让六成中学生升读大学」一类海洛英、阿芙蓉、Ｋ仔蓝精灵，一旦董某脚痛，人去楼空，不禁口水鼻涕，患上了「远景蓝图症候」。
　　
　　特府头七年的施政报告，早已「愿景」充斥、「蓝图」迷迭、「视野」纵横交错，向中国式超英赶美假大空遗传基因急速靠拢。结果「八万五」一早「不存在」，「高科技港」和数码港者，变身为豪宅庭园地产项目。「中药基地」，大干快上，培训出几届大学的中医中药等毕业生，在特区就业无路，被迫北上广州实习，率先逆向「反CEPA」。特区假大空的毒癖，带来一阵大麻的幻觉，天堂灿烂，日月变形，董朝历届「施政报告」，不自量力，竟胆敢一改英治时期沉稳务实的传统，转而抄袭中国毛式大跃进的小农狂想，果然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香港自鸦片战争开埠以来，由殖民地政府经营，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由砵典乍开始，一直到尤德彭定康，从来没有甚么「远景」，一向是盯着中国形势发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帝国的版图中，经营印度、埃及、非洲，方是唐宁街心中的大患。区区香港只是远东的一碟小配菜。满清覆亡，英国人眼见假洋鬼子孙中山篡清夺政成功，五四运动之后，英方即在香港配合，成立香港大学，为中国人培养科学文明教育，启廸民愚，以致今日港大毕业生，尚是「治港骨干」。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胜利，香港主权险遭蒋介石国民政府收回，英国喘定之后，即推出杨慕琦报告书，开放低层民主。五六十年代中国难民，翻山越岭涌来，英殖政府即利用上海南逃的实业商人开办工厂解决就业问题。
　　
　　见一步，走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香港人在殖民地时代，从来不需要「远景」，英方果断掌舵，香港人反而在「九七大限」之下迫出了一份干劲繁荣。香港的成功，从来不靠甚么「远景」，只凭在一条「死线」下的挣扎求存劫后余生的悲勇。中国人的拼搏潜质，亦必在「死线挣扎」的「准难民状态」里方可以发挥尽至。中国成语所谓「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有一碗饱饭吃，即发挥内斗互残之本性。不绘「蓝图」，没有「远景」，只有现在，自己去拚斗将来，一向是香港繁荣立命之本。「积极不干预」，就是政府没有远景，让市场自己来创造远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一贯喜搞甚么「五年计划」，农业有指针，工业有任务，远景一个接一个，搞成个一穷二白。特首的施政报告越是有「远景」，则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痕迹即越深，还叫甚么资本主义？要求曾某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远景」者，不如省点口水，改为恭请董建华复出，与曾某一起再竞「选」二○○八年特首，一起把票再投给董伯如何？政党齐声叱喝，曾荫权马上屈服，指「下次施政报告长一点」。一篇文章，好坏不在乎长度，在乎情节内容。金庸的《雪山飞狐》比《天龙八部》篇幅短许多，不如叫金庸重写，把两册的《雪山飞狐》也加长至五册如何？曾某面临压力，方寸开始见乱，未来五年，「董建华化」压力极大，前景绝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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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d in 【陶 傑】, 陶傑專欄        |
01/4/13
大磁場
2010-03-12 12:51:42
美國人出了一本書，書名很好笑，叫做《中國的領導人怎樣想》（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中國領導人內心怎麼想，連他們自己彼此之間也不知道。回答這個問題，非要浸淫於一部中國通史，另精研朱元璋、史達林、毛澤東生平，方可管窺二三於皮毛。揣摸上意，是中國生活的常態。周恩來的下半生，就是耗費在猜揣「毛澤東在想什麼」這上頭。猜揣上意，本來沒有問題，釋迦牟尼拈花不語，侍立一旁的迦葉猜到了師父的心意，微笑起來，這一揣摸，就成為千古佳話。為什麼？因為拈花微笑的揣摸，是真善美的傳導，釋迦的心意，是一種正能量。毛澤東的「天威」，日夜算計着「階級鬥爭」，猜疑忌恨，造成恐懼的龐大磁場。恐懼和仇恨是一種負能量，周恩來不停揣摸毛澤東在心裏想什麼，在痛苦中活活折磨死。不要以為揣摸上意一概要不得。年輕人跟從一個智慧型的老闆，或遇到一個優良的伴侶，揣摸上意，大有得益。華生醫生時時揣摸福爾摩斯的思路，鄧小平打撟牌，萬里做他的牌搭子，統治國家，就少了許多嚕囌。最近我不知好歹，問查先生一個小問題：是不是很討厭雍正？查先生的小說系列，以《書劍》的乾隆始，以《鹿鼎》的康熙終，二十年創作，無一字提到雍正，我猜想閣下對雍正很反感。查先生笑笑，說：確實不喜歡雍正，雖然，不是什麼 big deal，我猜對了。金庸不喜歡雍正的原因，可能是雍正與查先生的祖先有文字獄之仇。但是，追問下去了，金庸小說，作者的人生觀都體現其中，有的是原則，有的隨着年歲有所轉變，不必太多說白了的詮釋。查先生從來不需要理論，正如麥理浩治理香港，也沒有什麼思想學說。七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時期，那時做政府的公務員，最高領袖是麥理浩，香港充滿活潑的正能量，民間有許多實幹的事業家，他們不喊口號，不兜售理論，大計都不會公布天下，他們心裏想什麼，在行為的作品裏，三十年之後回首，智慧都閃爍在時間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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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 　 塚 090205陶杰 黄金冒险号  

2009-02-05 11:24:14|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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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年 是 一 代 人 。 二 十 年 前 香 港 電 視 劇 的 黃 金 時 段 ， 播 的 是 《 鹿 鼎 記 》 ， 今 天 贏 收 視 率 ， 還 是 要 靠 《 鹿 鼎 記 》 。

只 是 昨 天 的 劇 集 《 鹿 鼎 記 》 ， 由 港 產 明 星 劉 德 華 和 梁 朝 偉 主 演 ， 是 香 港 電 視 的 鎮 山 之 作 。 今 天 的 電 視 劇 ， 已 經 是 大 陸 版 ， 香 港 已 經 沒 有 了 演 藝 人 才 ， 製 作 的 氣 派 也 不 見 了 。 二 十 年 來 ，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香 港 自 我 掏 空 了 。

大 陸 版 《 鹿 鼎 記 》 ， 主 角 黃 曉 明 ， 也 是 中 國 當 紅 小 生 。 但 黃 小 生 沒 有 喜 劇 細 胞 。 中 國 的 編 導 ， 可 能 沒 有 搞 清 楚 韋 小 寶 是 個 什 麼 人 物 ─ ─ 一 個 很 有 俠 骨 的 小 流 氓 。 叫 黃 曉 明 來 扮 小 流 氓 ， 如 同 叫 馬 英 九 黏 一 撮 小 鬍 子 ， 戴 一 頂 黑 帽 子 演 差 利 。

原 著 故 事 里 ， 韋 小 寶 從 一 個 兒 童 發 育 成 少 年 ， 絕 不 是 電 視 劇 里 那 種 二 十 七 八 歲 的 小 生 。 當 年 香 港 的 梁 朝 偉 演 ， 年 紀 也 嫌 太 大 。 中 國 有 許 多 童 星 ， 在 京 劇 的 少 年 學 校 里 找 一 個 小 武 生 很 容 易 ， 鮮 蹦 活 跳 ， 動 作 根 基 好 ， 總 比 找 一 個 紅 星 強 。

這 樣 一 來 ， 編 導 一 定 怕 沒 有 大 明 星 壓 場 ， 氣 勢 不 夠 ， 但 金 庸 的 小 說 ， 本 身 就 是 賣 點 ， 一 個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演 員 ， 只 要 真 材 實 料 ， 小 說 本 身 就 能 把 人 捧 紅 ， 而 不 需 要 紅 人 來 仗 勢 。

這 就 是 當 前 華 語 影 藝 圈 的 毛 病 。 市 場 欣 賞 力 薄 弱 ， 主 次 不 分 ， 一 部 《 鹿 鼎 記 》 ， 觀 眾 只 關 注 韋 小 寶 有 幾 多 個 老 婆 ， 書 中 床 戲 和 罵 髒 話 的 枝 節 ， 就 像 看 《 色 ， 戒 》 ， 只 看 三 場 肉 搏 三 級 戲 ， 不 懂 得 細 味 小 說 的 深 層 主 題 。

《 鹿 鼎 記 》 為 什 麼 是 金 庸 最 後 的 作 品 ？ 中 國 畫 家 張 大 千 ， 生 前 作 畫 ， 一 枝 毛 筆 ， 用 得 枯 頹 了 ， 張 大 千 捨 不 得 就 此 丟 棄 ， 他 為 每 一 枝 用 完 耗 盡 的 筆 ， 收 集 起 來 ， 埋 在 一 個 地 方 ， 叫 做 「 筆 塚 」 。

《 鹿 鼎 記 》 故 意 把 英 雄 人 物 ， 寫 成 妓 院 的 私 生 子 出 身 ， 不 會 武 功 ， 用 一 套 潑 皮 加 俠 義 的 功 夫 行 走 於 亂 世 。 《 鹿 鼎 記 》 的 天 地 會 與 《 書 劍 恩 仇 錄 》 的 紅 花 會 遙 相 呼 應 ， 但 天 地 會 的 香 主 ， 不 再 是 憂 國 憂 民 的 俠 客 ， 而 是 一 個 小 流 氓 。 一 幫 反 清 復 明 的 義 士 ， 都 變 成 烏 合 之 眾 的 混 蛋 。 大 正 若 邪 ， 大 正 若 反 ， 《 鹿 鼎 記 》 成 為 中 國 小 說 的 「 俠 塚 」 。 寫 完 最 後 這 部 ， 作 者 打 個 哈 哈 ， 把 一 枝 筆 ， 連 同 俠 義 的 理 論 ， 都 拋 進 這 個 「 俠 塚 」 里 頭 ， 如 同 潑 墨 到 了 頂 峰 ， 張 大 千 埋 筆 ， 《 鹿 鼎 記 》 也 宣 告 了 中 國 武 俠 小 說 的 終 結 。

其 中 懷 抱 ， 要 置 於 寫 作 的 時 代 背 景 、 作 者 的 際 遇 與 心 情 ， 方 可 窺 探 一 二 。 《 鹿 鼎 記 》 這 部 書 太 深 ， 作 者 從 此 拈 花 微 笑 ， 不 作 言 詮 。 在 一 個 愚 昧 的 世 代 ， 電 視 劇 當 然 一 部 改 編 不 如 一 部 。 二 十 年 過 去 ， 黃 金 時 段 還 是 《 鹿 鼎 記 》 ， 其 間 蒸 發 掉 ， 的 是 一 個 因 緣 際 會 的 奇 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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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遇上金庸,大家说起这件丑闻,查先生笑嘻嘻说:『昨天有记者问我:怎样看陶杰的通识考丄试不合格这件事?我答:陶杰如果通识不合格,那麼我也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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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祭 忠 烈 祠 20040401 黄 金 冒 险 号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陳 水 扁 ， 大 選 之 後 到 台 北 忠 烈 祠 春 祭 ， 當 場 朗 讀 祭 文 一 篇 ： 「 台 澎 金 馬 ， 我 武 維 揚 。 民 主 進 步 ， 圖 盛 圖 強 。 內 謀 壯 大 ， 外 結 友 邦 。 唯 我 先 烈 ， 闢 我 康 莊 。 時 值 大 選 ， 政 壇 雲 揚 。 龍 騰 虎 躍 ， 共 逐 勝 場 。 祈 我 先 烈 ， 佑 我 賢 良 ， 八 紘 一 宇 ， 禹 奠 重 光 。 」
　　
　　忠 烈 祠 ， 就 是 中 國 的 靖 國 神 社 。 民 國 時 代 ， 中 國 各 省 市 都 有 忠 烈 祠 ， 在 「 解 放 」 後 全 遭 拆 毀 。 日 本 首 相 小 泉 純 一 郎 拜 祭 靖 國 神 社 ， 中 國 的 一 些 民 族 主 義 者 很 憤 怒 ， 嚷 說 「 我 們 也 要 建 我 們 的 靖 國 神 社 」 。 他 們 很 無 知 。 他 們 不 知 道 ， 中 國 本 來 就 有 忠 烈 祠 ， 春 秋 兩 祭 中 國 人 本 來 就 有 祭 祀 的 傳 統 。 祭 祀 本 來 是 中 國 人 生 活 的 一 件 大 事 ， 源 自 《 禮 記 》 ： 「 凡 治 人 之 道 ， 莫 急 於 禮 。 禮 有 五 經 ， 莫 重 於 祭 。 」 從 堯 舜 開 l ， 由 周 公 孔 子 相 繼 傳 承 ， 祭 祀 有 三 個 目 的 ： 祈 福 、 避 禍 、 報 答 。 祭 祀 是 農 業 社 會 外 求 和 諧 、 內 祈 安 寧 的 一 種 感 恩 。 懷 念 先 人 ， 宣 弘 仁 愛 。 祭 祀 的 對 象 有 三 大 類 ： 天 神 、 地 祇 、 人 鬼 。 為 甚 麼 都 圍 繞 着 「 三 」 這 個 數 ？ 就 是 因 為 天 地 人 結 合 ， 三 三 不 盡 。 祭 忠 烈 祠 ， 屬 於 人 鬼 之 祭 ， 紀 念 先 哲 英 烈 。
　　
　　台 北 的 忠 烈 祠 ， 供 奉 的 是 中 華 民 國 國 軍 官 兵 的 英 靈 。 陳 水 扁 春 祭 忠 烈 祠 ， 就 說 明 承 認 中 華 民 國 的 法 統 和 國 本 。 祭 祀 不 可 以 亂 來 ， 孔 子 說 ： 「 非 其 鬼 而 祭 之 ， 諂 也 」 ， 意 思 就 是 ： 你 陳 水 扁 如 果 不 承 認 自 己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人 ， 就 不 要 去 台 北 圓 山 的 忠 烈 祠 拜 祭 國 軍 忠 烈 。 覺 得 自 己 是 日 本 人 ， 到 東 京 去 拜 祭 靖 國 神 社 也 可 以 。 祭 先 烈 ， 要 認 清 楚 靈 位 ， 那 些 鬼 ， 是 不 是 你 的 鬼 呢 ？ 像 一 九 五 三 年 ， 蘇 聯 的 史 達 林 暴 斃 ， 香 港 的 「 愛 國 」 學 校 令 學 生 戴 黑 布 哀 悼 ， 就 叫 做 「 諂 」 。
　　
　　陳 總 統 的 祭 文 ， 文 筆 普 普 通 通 ， 有 點 行 貨 Feel ， 但 尚 有 胸 襟 ， 提 到 兩 黨 選 舉 ： 「 龍 騰 虎 躍 」 ， 說 自 己 是 龍 ， 至 少 連 宋 還 是 老 虎 ， 不 是 癩 皮 狗 。 「 八 紘 一 宇 」 ， 曾 為 日 本 沿 用 ， 為 建 立 大 東 亞 共 榮 圈 的 口 號 。 比 起 金 庸 《 倚 天 屠 龍 記 》 里 明 教 在 光 明 頂 上 祭 火 之 歌 ： 「 焚 我 殘 軀 ， 熊 熊 聖 火 。 生 亦 何 歡 ， 死 亦 何 苦 ？ 為 善 除 惡 ， 唯 光 明 故 」 。 陳 水 扁 的 祭 文 少 了 兩 分 悲 壯 。
　　
　　台 北 尚 有 忠 烈 祠 ， 總 統 有 春 秋 兩 祭 ， 有 四 字 文 言 典 雅 的 祭 文 ， 大 陸 卻 只 有 紀 念 甚 麼 葉 九 條 江 八 點 幾 周 年 的 茶 話 會 。 「 去 中 國 化 」 的 陳 水 扁 終 究 還 很 中 國 ， 自 稱 是 唯 一 合 法 的 中 國 卻 一 點 也 不 中 國 。 所 謂 海 峽 兩 岸 ， 至 少 有 一 點 共 通 ： 兩 邊 都 在 豬 八 戒 照 鏡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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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 十 字 架 考 20040407 黄 金 冒 险 号　
　　
　　
　　導 演 梅 爾 吉 遜 ， 籌 備 了 三 年 ， 訪 問 了 兩 千 個 神 學 家 和 史 學 家 ， 用 財 產 孤 注 一 擲 ， 拍 出 了 描 述 耶 穌 死 前 十 二 小 時 的 《 受 難 曲 》 。
　　
　　耶 穌 時 代 的 歷 史 ， 許 多 已 經 無 法 考 證 。 例 如 ， 釘 十 字 架 到 底 是 如 何 釘 法 ， 一 直 都 沒 有 確 切 的 答 案 。
　　
　　《 受 難 曲 》 里 的 耶 穌 釘 十 字 架 ， 用 釘 敲 進 手 掌 和 腳 背 ， 經 過 考 證 ，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手 掌 太 柔 軟 ， 承 受 不 起 全 身 的 重 量 ， 在 十 字 架 上 ， 人 掛 不 了 多 久 就 會 撕 裂 了 手 掌 掉 下 來 。 有 人 考 據 過 ， 釘 十 字 架 不 是 釘 在 手 掌 里 ， 而 是 把 釘 敲 進 手 腕 骨 之 間 ， 腕 骨 的 縫 隙 之 間 有 小 臂 的 臂 骨 把 釘 卡 住 ， 人 才 會 卡 得 牢 。
　　
　　十 字 架 的 形 狀 ， 有 時 是 十 字 ， 有 時 是 T 字 。 釘 十 字 架 勞 師 動 眾 ， 成 本 很 高 。 羅 馬 時 代 的 奴 隸 史 巴 達 起 義 失 敗 ， 全 軍 在 意 大 利 北 部 覆 滅 ， 俘 虜 二 千 多 人 ， 羅 馬 人 把 所 有 戰 俘 在 戰 場 和 羅 馬 之 間 的 路 上 全 釘 了 十 字 架 。 一 具 十 字 架 要 兩 根 木 頭 ， 釘 兩 千 人 ， 就 要 四 千 根 木 ， 如 此 盛 大 的 處 決 場 面 ， 也 十 分 壯 觀 。
　　
　　羅 馬 人 釘 十 字 架 的 死 刑 ， 也 有 人 考 證 ， 死 囚 是 全 裸 的 。 後 來 的 藝 術 品 ， 受 天 主 教 影 響 很 大 ， 天 主 教 在 歐 洲 一 直 很 保 守 ， 還 經 歷 過 黑 暗 時 代 ， 因 此 其 後 兩 千 年 的 歐 洲 畫 家 和 雕 塑 家 ， 硬 給 耶 穌 的 下 身 加 了 塊 布 。 聖 經 里 只 交 代 耶 穌 在 受 審 後 遭 到 鞭 打 ， 羅 馬 兵 給 耶 穌 戴 上 荊 棘 冠 和 穿 上 紫 袍 （ 羅 馬 的 凱 撒 大 帝 ， 穿 的 也 是 紫 袍 ） ， 沒 有 說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有 沒 有 穿 短 褲 。 四 大 福 音 的 門 徒 在 耶 穌 死 後 還 生 活 在 羅 馬 時 代 ， 裸 釘 十 字 架 ， 假 設 人 人 都 知 道 ， 在 他 們 的 憶 述 中 就 沒 有 清 楚 說 明 這 一 點 。
　　
　　拍 歷 史 電 影 ， 考 證 很 重 要 。 《 受 難 曲 》 的 瑕 疵 ， 是 羅 馬 時 代 ， 羅 馬 兵 的 口 語 不 是 拉 丁 文 。 一 個 細 節 的 錯 誤 ， 往 往 壞 了 一 部 作 品 。 例 如 風 行 大 陸 的 電 視 劇 《 還 珠 格 格 》 ， 這 個 名 字 就 是 錯 的 。 「 格 格 」 確 實 是 滿 清 宮 室 的 公 主 或 貴 族 千 金 的 稱 呼 ， 但 只 限 於 多 爾 袞 之 前 ， 因 為 滿 洲 人 入 主 北 京 之 後 ， 沿 用 明 制 ， 「 格 格 」 一 律 像 明 朝 一 樣 ， 改 稱 公 主 。 金 庸 《 鹿 鼎 記 》 里 韋 小 寶 的 其 中 一 個 情 婦 ， 就 叫 做 建 寧 公 主 ， 不 叫 「 建 寧 格 格 」 。 今 天 的 大 陸 十 三 億 人 ， 不 管 賤 格 衰 格 ， 你 也 格 格 ， 我 也 格 格 ， 也 難 怪 ， 因 為 這 是 「 差 不 多 先 生 」 的 故 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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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
玩彩虹
苹果日报 陶杰 2007-08-19 黄金冒险号 玩彩虹
小香港兴起「智库热」，学着美国白宫的洋腔调，成立Think Tank，给小曾「出谋献策」。一个领袖，需要太多「智库」，对他的形象也不太好。第一真正雄才大略之人，根本不需要「智库」，像查良镛先生主理《明报》的时候，只有督印人、总编辑、记者，三十年来，香港许多人招摇白撞，有伪冒的金庸小说，却从来无人敢自称是查先生的「智囊」。第二是美国白宫，名下确有许多智库，但都很隐形而低调。美国的传媒记者也很成熟，提到哈佛普林斯顿一些学术机构，很少会加一句「这是克林顿总统的智库组织」，就像「影子写手」（Ghost-writer）一样，不论多本事，永远是一个无名的影子。

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经常在电台广播，留下许多振奋人心的名句。然而当年局势危急，纳粹有刺杀丘吉尔的计划，丘吉尔另有一个替身，仿摹着声音，在电台讲话。这个假丘吉尔不是一般念稿的机器，有时候兴之所至，他也会爆肚，学着丘吉尔一样讲一两句精警的俏皮话。假丘吉尔的金句，跟真丘吉尔混杂在一起，一样令人叫绝。但替身的样子和身份保密。许多年后，历史学家分不清丘吉尔的名句中哪些是真，哪几句是假。丘吉尔的广播替身，随着盟国战胜，像一片水花，默默融入瀑布洪流般的历史，连档案也没有纪录。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已经是一个谜，他成全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把才华在危难的时候贡献给国家，他自己不留下一个名字，不留下一丝痕迹。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智库」的高等境界：不须要平民知道领袖有哪些「智库」，局中人亦必甘于低调无名，而不是在晚宴饭局派卡片。

一个人，周围人人都认定他是某某的智库，或者正在等待「进入智库」的时候，是付钱给他的主子的失败，虽然一时之间，「某某真识货」、「世有伯乐，方有千里马」的赞颂之声，倒也教人陶醉。但是在一个肤浅的社会，「抽水」的闲杂人等太多了，何况中国文人都以当「邬师道」为荣，这就是「智库」一词一下子都俗起来的原因。橘越淮而枳，英美的洋玩意，只能由白人来玩，搬到中国人社会，必定变质。可是西洋发明的肥皂泡泡，许多人爱玩，以致一个污染的天空，灰阳照映，尽是五颜六色，但那不是横空耀目的真正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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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中文系
　　
　　黄金冒险号 陶杰 2008/03/10
　　
　　如果有得选择，岂止不要“母语教学”，连进大学，最好也不要报读中文系。
　　
　　首先，读中国语文及文学系的人，中文创作不见得出色，当代中文大作家没有一个是大学中文系毕业。金庸，在民国时代念法学，梁羽生读的是化学。另外还有一堆名师：张爱玲、钱钟书、余光中、白先勇，中文好得不得了，却是读英国文学出身。冷门一些，六十年代台湾的文学家：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全部是台大外文系毕业。
　　
　　再看香港的一批：散文家林燕妮，在美国柏克莱读遗传学，倪匡连大学也没读过，中文却那么啜核。蔡澜在日本留学，更不在话下。学好中文，不必进大学花四年专攻老气横秋的学系，中国文学和文化，完全可以靠自修。读英文系、法文系、日本语文及文化系，哲学、历史也好，先打一层外国的底，培养一点海洋的品味和眼光，回头再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反而更有洞见。
　　
　　例如，先读伏尔泰的散文，再读晚明的小品，把地中海大西洋的浩瀚，接到黄河这一端，就会明白中国散文的精神境界。先读十九世纪波特莱尔和蓝波的诗，再读唐代的李商隐和李贺，感受更深一层。这一切，叫做Fusion，夏虫不可与语冰，没法子解说。
　　
　　避读中文系，还有一个气质的问题。一进这个门槛，满屋都是钱穆和牟宗三的幽灵，一股明末清初遗民士大夫的悲情，夹杂着一室烟灰的薰味扑鼻而来，一忽儿是三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一回头又变成礼崩乐坏、花果飘零，北望神州，长嗟短叹，凄苦孤伶，天愁地惨。年华二八的美少女，样子不论多么桃花扇、气质如何牡丹亭，一进中文系，整天跟韩愈、司马光和孔子孟子这些老头为伍，训诂引据，笔记穷经，三年不到，肌肤的光润全无，声音低沉，笑容消失，思想全跟在先人评点的框框里打转，熬成老姑婆，这又何苦？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好玩嘛，读文学经典，不如先读莎剧的As You Like It。看《红楼梦》，也不必念中文系，只要失过恋就得了，加上今古评论一大堆，当做消闲看，三生贯澈，千里融通。
　　
　　中文系会窒息创意，把人读成小老头。不错，黄霑是中文系毕业的，振兴流行曲，把咸湿包装成文化，这一切，都为中文系的一干长衫老教授不容。黄霑是中文大师，却是反中文系的叛道。
　　
　　勿读中文系，先不要乱骂，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一位姓陈的中文系资深授，二十年前就叫人“不报文科”，其“文科”即是中文系为首。我认为这句话太过偏激了。文科可以读，尤其是牛津和剑桥的古典系和历史，独是华人社会中文系的BA课程不必报。其中道理，你长大了就明白，但当前，大学选科，勿以中文系为首选，信我吧，无冤无仇，我不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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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 2009年第04期 作者：陶杰 　

　　　　

　　　　武侠小说家梁羽生逝世。现代武侠小说世界，就像西洋古典音乐，梁羽生有如巴哈与韩德尔，金庸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然而西洋古典音乐后来人才辈出，港台的武侠小说，只有金梁并开风气之先，后来却无以为继。台湾的古龙，严格来说，写的不算武侠小说，只是穿上古装的特技加侦探，把他比作圆舞曲一枝独秀的施特劳斯仍差一点。

　　　　梁羽生终其创作的一生，有人说，都活在“瑜亮情结”的心理阴影之中。我认识的梁羽生，却不是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里以嫉妒之心暗置莫扎特于死地的宫廷乐师萨里埃利，而是对金庸百般推崇。确实，金庸和梁羽生性格不一样，金庸深婉，梁羽生纯真；金庸的作品重“术”，因为金庸对人性的阴暗面所知甚深；梁羽生的小说重“道”，对人性的光明面擅长歌颂。对坏人的性格研究兴趣不大。梁羽生的人物比较平面，金庸的人物却以立体见长——岳不群之“大邪若正”，韦小宝“大义若痞”，园开千艳，变化多端。

　　　　虽然梁羽生的中国传统诗词和对联工夫着力更高，但小说不是诗词，金庸反倒没有这方面的包袱。因为金梁虽然50年代并为香港《大公报》的同事，两人都很宽和，但金庸的性格向往个人的自由，梁羽生随和之外，较能“服从组织”。金庸后来脱离了“爱国机构”，自立门户办报，是历史和性格的必然发展。60年代，“文革”的动荡冲击香港，金庸独立思考，发表了对时局的另类看法，而且创办了《明报月刊》，在中国“破四旧”的时候，金庸偏偏以倡护中国传统的精致文化为己任。梁羽生在香港的极左年代，做了“逍遥派”，对金庸的成就，甚为认同而佩服。

　　　　论梁羽生作品，不能不提金庸，这就显示，梁羽生如果没有“情结”，自是难使人置信。梁羽生小说多产，但由于思想局限，受到“文革”影响，香港的左派组织。也不例外。武侠小说的侠义行为，在那个愚昧的时代，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武侠小说如果突出“人民群众”，还有什么武侠可言?梁羽生作品较为精彩的，多半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萍踪侠影录》浪漫绮丽，《云海玉弓缘》飘逸奇诡，《江湖三女侠》秀采多姿，各有特色。可惜到了后来，小说的英雄主角，不论时代背景设在抗金的南宋，还是反清复明的清初，几乎都要投靠“义军”，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正确主题思想。
02

【【【【【【【【【【【】】】】】】】】】】】】】】】】

如此“人格分裂”，陶杰自己倒不当做负担，2011年《时代周报》专访这位“香港第一才子”，他曾如是评价自己的“人格分裂”。“这是我的本事，金庸也人格分裂（陶杰受金庸影响极大），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企业家，也是很出色的小说家。他思想体系是非常多元化的，在不同的时期看问题有不同的结论，他也有一大堆矛盾。”陶杰最后感慨：“一个作家就像张爱玲说的，生下来就是受到误解的。”

【【【【【【【【【【【【】】】】】】】】】】】】】】】】】】

金庸92岁低调办寿宴
2016-03-20 21:55:12来源： 中国青年网作者：责任编辑：吴焕新


近日是武侠文学大师金庸先生的生日，金庸老师在香港一间酒店餐厅中举行92岁生日寿宴。金庸老师共筵开两席寿宴，仅请来了包括陶杰，张宝华、刘天兰，内地制作人张纪中，以及两年前被受邀出席90岁生日寿宴的盛朗熙。

刘国重

闲话武侠之四：
　　　　郭靖的信仰危机
　　　　
　　　　
　　　　●王怡
　　　　
　　　　 ○
　　　　郭靖出得江湖，一年之中，惨遭大变。五位恩师抛尸桃花岛，成吉思汗意欲南侵，李萍在郭靖面前断然自尽，以明其志。郭靖纵马南归，一路上又是兵荒马乱，尸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郭靖茫茫漫游，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时间诸般事端纷至沓来，如同哈姆雷特得知叔父杀兄娶嫂的真相后，陷入不得解脱的质问之中：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s a question.
　　　　
　　　　郭靖不得不停下来，像兔子一样暂时退出与乌龟的比赛，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
　　　　“练了武艺又有何用？连母亲也不能保住。”
　　　　“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让谁快乐了？”
　　　　“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呢？”
　　　　“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什么却对杨康死心塌地地相爱？”
　　　　“我怎能杀别人的儿子，叫她母亲伤心痛哭？但是，难道任他来杀我大宋百姓？”
　　　　“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是害人。但不学武我又做什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活着好呢，还是早点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日后烦恼自是更多。若是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
　　　　“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
　　　　
　　　　你说郭靖笨不笨？这些问题没有慧根又如何想得出来。连修道数十载的的丘处机也将他开导不了。郭靖一句反问：“武功要练到四位前辈一般，固然千难万难，但即便如此，于人于己又有什么甚么好处？”丘处机就呆了，只有叫他去找周伯通。
　　　　
　　　　
　　　　○
　　　　韩非将游侠列为五蠹之一，就是看不惯这些江湖之人以武犯禁，任用私刑。而法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和消除私力救济。并将善恶恩仇纳入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当中。
　　　　侠客们脱离宗法社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价值观便以“忠义”为先，孝悌为后。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殊为不同。杀人活人，全在一念之间。一个不以孝为根基的江湖社会，杀起人来就没什么恻隐之心。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回到山上摆起来，众位兄弟只问杀虎的细节，说到痛快处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有片言安慰之语。当然李逵恐怕也不需要安慰，每一回劫法场，他都像过节一样，见人就杀，不分军民。
　　　　又没有源自宗教的对于善恶的绝对标准，杀与不杀每个侠客都全凭自由心证。黑白两道，革命与反革命，谁杀谁不杀，一般都是泾渭分明的。在一个如此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郭靖能够灵台清明，屡遭惨变之后陷入信仰危机，已经算有大智慧之人。虽比不得后来的令狐冲，但在射雕里却是一枝独秀。相比之下，黄蓉的那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
　　　　
　　　　
　　　　○
　　　　上了华山，丘处机被沙通天等人围攻，情势危急。郭靖在一旁天人交战、内心苦痛不堪：“丘道长若被彭连虎等害死，岂非全是我的不是？但若上前相助，将彭连虎等击下山去，又到底该是不该？”
　　　　此时的郭靖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他越行越远，渐渐不闻兵刃相接之声，独自倚在石上，呆呆出神。
　　　　此时郭靖心中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力去杀人？谁授予了侠客做法官和刽子手的资格？暴力本身是一种善还是一种恶？
　　　　双手沾满鲜血这件事本身，也有善恶之别吗？
　　　　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丘处机与沙通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天啊，我该怎么办？
　　　　
　　　　
　　　　○
　　　　洪七公的出现，将郭靖从信仰危机当中解放了出来。
　　　　裘千仞作恶多端，在华山被众人围攻时，眼见象拿撒拉的妓女一样凶多吉少，又没有耶稣出来发问，便哈哈大笑，自己向众人质问道：“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恶的，就请上来动手！”
　　　　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下。其他各人扪心自问，皆心中有愧。五十步笑百步，谁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和权威向他扔石头呢？
　　　　这时洪七公作为江湖上的道德完人，从天而降。一席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老叫化贪杯贪食，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
　　　　没有一个人有意见，连裘千仞也为之气夺。
　　　　
　　　　
　　　　○
　　　　一个杀了二百三十一人的洪七公，说他问心无愧，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你信吗？你行吗？
　　　　我首先就不信。也自认不行。
　　　　当一个凡人拥有对别人的生杀大权，拥有以善恶和绝对真理的名义去宣判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江湖是一个最容易自我膨胀的地方。手执利剑就等于口含天宪，这种侠客们的救世主心态仅仅来自于武功。没有更高的意识形态来为这种绝对权威加冕。因此它比君主制下的权威更加无理，世俗的君王，至少有一套“合法性”的说词，比如孟子的“天子受命于天”，胡克的“神授君权”。所以中国这么大，也不断有人将之一统。江湖的统一却始终是个幻想。
　　　　
　　　　“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初期说的。这位罗先生因此大声呼吁取消统治者杀人的权力，强烈要求将死刑从法国的法律中删去。他说：当一切人的力量用于对付一个人的时候，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
　　　　相信这些话是出自大革命暴君罗伯斯庇尔之口吗？那时的罗伯斯庇尔，多么像正义凛然的洪七公啊。但在随之而来的腥风血雨中，罗先生狂热地高叫着：杀死路易十六！杀死王后！雅各宾取得政权后，罗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无论他有着如何令人称道的个人品质和崇高目标，一个洪七公轻易就变成了杀人如麻的东方不败。
　　　　
　　　　
　　　　○
　　　　但郭靖完全被这一番话折服了。心中豁然开朗，想到：“原来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就是问心无愧。瞧师父指斥裘千仞时，何等神气凛凛。只要我将武功用于仗义为善，又何须将武功抛弃忘却。”
　　　　洪七公成为了郭靖在信仰危机中抓住的救命稻草。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为止。他完全忽视了当裘千仞悔过跳崖时一灯大师的言行。也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方向。
　　　　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善恶衡量的绝对自信，掩盖了郭靖内心真正的疑问：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善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成吉思汗又该不该杀呢？谁有这个权力来评判，按自己的天地良心来锄掉花园里的杂草和毒草？
　　　　
　　　　
　　　　○
　　　　如果说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江湖力量。金庸后来的作品就慢慢倾向怀疑论，最后抵达《鹿鼎记》的虚无主义，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了。
　　　　郭靖重获信仰，渐渐树立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终极目标，构成这个终极目标的两个主要信念，民族大义和正邪之分，在以后的两个大侠身上，对单纯信条的绝对自信被复杂的现实彻底击碎。
　　　　这两个大侠就是契丹人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
　　　　在乔峰身上，民族大义成为了一种原罪。汉人有好坏，契丹人也有好坏。在郭靖眼里，完颜洪烈是坏人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有点疑问。但在乔峰眼里，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会是坏人吗？说实在话，完颜洪烈就比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坏吗？在郭靖看来没有问题的事，在乔峰看来就大有问题了。乔峰解脱不了这种矛盾，在相对的价值冲突之间唯有一死。
　　　　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极目标。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维护者和上帝选民的角色。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直到令狐冲的出现，才得到一个答案。
　　　　令狐冲在本质上更接近哈姆雷特。不过他的解脱之路是彻底东方化的。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他比乔峰更本质地使江湖的乌托邦遭到摧毁，使郭靖的终极目标成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楼。
　　　　
　　　　
　　　　
　　　　○
　　　　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后金庸时代的江湖中，像洪七公这样的人物本是不该出现在古龙笔下的。但侠客杨凡《大人物》，却是又一个在乌托邦的路上执迷不悟的罗伯斯庇尔。田思思离开家去寻找她心目中的大人物，结果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大头鬼杨凡。最后谜底揭开，这个杨凡的平凡不过是外貌，他原来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是秘密组织“山流”的首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组织呢？是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正义，去暗杀江湖之上的“坏人”，他们希望这个江湖变得更美好，变成一个乌托邦。
　　　　他们把这种事叫做“锄奸”。
　　　　杨凡其实自命不凡。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使这部武侠成为我最不喜欢的、也是古龙中后期作品中最不可原谅的一本。因为他彻底背叛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背叛了古龙自己的武侠精神，甚至退回到了金庸的起点之前。杨凡连郭靖都不如，连灵台清明的一瞬也没有。那么多人的死从没有让他陷入过信仰危机，却成为一个坚定而冷酷的原教旨恐怖主义者。
　　　　
　　　　
　　　　
　　　　○
　　　　1950年，四川广元一个原民国时期的乡长，清匪除霸时为了逃脱镇压，隐姓埋名，加入丐帮，一路行乞到了川陕之间的山区，便在当地住了下来，开荒生产。十余年来孤身一人，与当地人相处甚好，沉默寡言，装着目不识丁。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此人南面而泣，泪如雨下，秘密炮制传单数百张，妄图遥相呼应。传单散播于川陕甘三省六县，国家公安部编号为330大案。
　　　　联合侦破组在川陕甘毗邻的苦寒之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一年破获了此案。2000年，当年侦破组成员之一撰述回忆录，如此写道：“他万万没有想到重新骑到人民额头上的复辟梦刚一开头，就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上碰得粉碎。破案后不久，这个恶魔在壁口（甘肃）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这个人又该不该杀？要按1998年新刑法，散播传单妄图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顶到天了是五年以上。
　　　　我想知道的是，要是闯在洪七公他老人家、或者撞在大英雄杨凡手上，杀这个“恶魔”，是不是也如杀一条狗一样痛快？
　　　　
　　　　
　　　　
　　　　
　　　　○
　　　　有一天，如果杨凡也振振有词：我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我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王怡，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
　　　　列位看官，我的丧钟为你而鸣。
　　　　
　　　　谬种流传，可以一至于斯。洪七公啊，你为什么不忏悔！
　　　　
　　　　
　　　　
　　　　
　　　　
　　　　王怡/2001/4/25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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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议：欧阳锋的毒能流多久
　　　　
　　　　　　　　　　　　　　　　　　　　　　王怡
　　
　　
　　人们心中善恶的观念往往是持久而绝对的。尤其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欧洲先验主义的理性传统下，善或者恶似乎都是真空状态下的一种纯逻辑观念，不加一种相反的外因进去，就不可能相互转化。换言之善不会平白的变质，恶也不会仅仅因为时间的经过，因为记忆的淡化而消失。
　　乍一听这看法也没有问题。恶毒的经久不息有一个厉害的故事，《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在大海上与周伯通打赌，说可将数千的鲨群一举翦灭。他捕捉一头鲨上船，从自己杖头的两条毒蛇口中，挤出满满一杯“黑如漆、浓如墨”的毒汁，倒入死鲨的伤口中，再扔入海去。群鲨一阵抢食，不久纷纷毙命，又成抢食的对象。十而百，百而千，果然将那鲨群尽数歼灭了。谬毒流传，何能一至于斯？不但令周伯通一干人等尽皆变色，也足以令读者矫舌不下。洪七公不耻下问道，“你小小一杯毒汁，凭他毒性厉害无比，又怎能毒得死这成千上万的巨鲨？”
　　欧阳锋这样解释，“这蛇毒甚是奇特，鲜血一遇上就变成毒药”，于是一条鲨鱼毒发之后便有了数百斤的毒汁。第二条遇上就“又多了数百斤毒汁，如此愈传愈广，永无止歇”。
　　要依他小说家言，今日不但是鲨鱼，海洋鱼类大概都该灭绝了。霸道的就在这个“永无止歇”上。如说是毒汁高度浓缩，一滴可杀死哪怕一百一千头巨鲨，那总也有个game over的时候。只有西毒这说法才可能“永无止歇”，这毒已不是毒，已成了一种遗传基因，成了一种创世纪。犹如撒旦说，“要有毒”，就有了毒。在武侠中这种夸大毒性的情节比比皆有，再如古龙小说改编的电影《楚留香》，无花和尚为了毒死水母阴姬，特意寻找阴姬饮用泉水的源头，在上游投入剧毒“天一神水”，川流不息之后，居然依旧还有毒。
　　恶永远都是恶，不可能被稀释。这种对于善恶是非的抽象的正义观，正是这种种夸张情节背后能被我们接受的潜意识。说白了是对第二条之后的鲨鱼的“有罪推定”。你吃了有毒的东西，你就是有毒的东西。如果将这情节的寓意推延出去，将物质性的“毒”换成观念性的“恶”，这种逻辑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而另一种不同于欧陆先验主义理性传统的逻辑，是以英美为主的经验主义智慧。它拒绝那种将概念抽象化的倾向。以君主制为例，第一个君王就像是第一条鲨鱼，先验的正义观和经验的正义观都承认它的权力来源的确是非正义的。然而分歧在于，这种统治的权力到了第十五条鲨鱼（比如路易十五）的时候，这种君王的权力是否仍然是“非正义”的呢？
　　经验的正义观会认为非正义在相当程度上已被稀释了。用贡斯当的话说，君主制逐渐成为了“被时间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时间的流传可以变恶为善。他认为当初的恶无论多厉害，到了第十五条鲨鱼就不再有毒了，说不定还滋味不错。这在绝对化的抽象逻辑中当然讲不通。但先验的正义观无法解释这样的事：为什么清初老百姓为不剃头可以不要命，到了清末却反过来，为了留辫子可以不要命了？
　　更厉害的在对财产权的态度上。洛克认为财产权可以由最先的占有而来。这是经验主义的逻辑，英美的财产权法都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最先的占有尽管不公平，但符合条件的占有一旦时间长了，不是你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你的东西。但从康德到马克思都不认这个帐，他们觉得占有只是一个非正义的事实，不正当的事情时间再长还是不正当，怎么会转身变成正当的权利呢。这是从根本上否定财产权原则的一个先验逻辑。所以我们的法律到现在还是不承认“先占”可以成为权利的来源。我们几乎不承认任何可以使“不正当”变得正当的理由。这和欧阳锋的蛇毒理论一样，毒永远都是毒。不承认它会变淡，变没有。比如一件赃物（第一条鲨鱼）被卖给了不知其是赃物的张三，赃物还是不是赃物？张三又转售给了李四。李四是否能够拥有合法的财产权，他手中的“赃物”是否依然含有剧毒？一件在来源上有问题（有毒）的财产经历了无数的流转和继承之后，是否都“永无止歇”地是一件有毒的财产？
　　这里有着两种正义观的较量。一种是绝对的和无期限的，存在于理念的世界。一种是经验的和即时的，也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可以企图把握的标准。哪一种更令人对未来有信心？恰好是第二种。因为从国家主权到个人财产，没有一种权利经得起查祖宗八代。没有上帝，这世间就没有干净的权利可言。流毒也好，财产也好，“永无止歇”只能令李四们寒心，令财产的流转甚至河流的奔腾都踌躇不前。
　　经验主义的正义观意味着谦虚。给定一个时间，给定一个程序。善恶只能在其中去判断和衡量。超出的部分最好留给上帝。
　　　　
　　　　
　　
　　　　　　　　　　　　　　　　　　　　　20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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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横议－－岳不群的联邦主义



　　江湖上梦想千秋一统的，从来不胜枚数。单单一部《笑傲江湖》，东方不败、任我行和左冷禅，一个个独夫前赴后继，与20世纪初共和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势有几分相似。华山派掌门岳不群也算一个，但稍稍不同。在嵩山封禅台上比剑夺帅，以辟邪剑法出人意料刺瞎嵩山派左冷禅之后，这位伪君子成为左冷禅苦心策划的"五岳派"新掌门。此时机锋一转，岳不群竟然一改集权主义思路，对合并后的"五岳派"采用了联邦主义的政治体制。他命其它四派的掌门宿老，仍然分别掌管帮中事务。除一个"五岳派"的名号属于品牌共享外，各派人事、财政和军事，都不用移交整编。各派弟子既是五岳派的弟子，同样也仍然是各自剑派的弟子。落败的嵩山派颇感意外，在一边冷眼旁观的少林方证大师和武当冲虚道长，见状也终于松一口气。
　　有人说这是岳不群进行权力整合力不从心，是伪君子的姑且之计。这是因道德上的藐视未免小瞧了岳不群。君子剑饱读诗书，与其它江湖大佬毕竟殊为不同。左冷禅先前明确提出"五岳派"合并之后，就不再有"华山派"、"嵩山派"、"恒山派"等字号，大家都是五岳剑派的师兄弟。这是只承认一重主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也是江湖上自古以来帮会兼并几乎唯一的思路。但以岳不群当时夺帅的处境论，五岳剑派内部对于并派的反对意见，都已被左冷禅先以各种手段弹压下去，岳不群和袁世凯一般，只管摘桃子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岳掌门的伪君子面目尚未暴露，又以惊世骇俗的剑法比武夺魁，其江湖威望指数冲上涨停，恐怕与少林武当两位瓢把子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更重要的一层，是嵩山顶上实力最强大的恒山派令狐冲和在他背后撑腰的少林武当，都摆明了支持岳不群。如果岳不群也一样怀着单一制中央集权的传统逻辑，当时接管五岳剑派、建立大一统垂直政体，那是名正言顺、顺水推舟的事情。五岳派内外都无人有反对的力量。岳不群尽管伪诈却并不笨，知道一旦良机错失日后难免要徒生波澜的。以岳不群当时的优势，来比共和初年的孙文、袁世凯和蒋介石，都要胜出一筹。然而，后面的诸公却千辛万苦都要以共和之名，强力推行独裁之实。就是因为春秋大一统的思路根深蒂固，终究是诸公梦寐以求的蓝图。
　　但岳不群的联邦主义并非权宜之策，我宁愿相信他是深思熟虑的。你看他比武前的一番话，以华山派当年气宗、剑宗之间腥风血雨的内斗，说明并派以减少内耗的必要。并大谈渐进主义的道路。提出像五岳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帮会可以先行尝试合并，一步步推进扩展秩序，"五六十年将略有小成"。左冷禅听他这样说，就感到拖沓，说那时恐怕在场诸位大多不在人世了。大致说，岳不群是改良派和联邦主义者，左冷禅则是激进派和中央集权主义者。
　　想来因为岳先生当年曾在内斗中被前辈高手一剑穿心，大难不死才侥幸存活。对于如何整合分歧，维持江湖共同体的平衡自有血的教训和旁人不及的见识。一种模式是完全凭强权建立垂直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以来就是传统路数。另一种是尝试介于帮派结盟和集权体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复合主权的联邦主义。岳不群显然选择了第二种。说明他养气数十载，尽管为人奸伪，但对于集权主义传统的膜拜，却比东方不败、任我行和左冷禅一干人，也比从孙文到蒋介石诸公都轻微得多。拿民国初年的情形比，有些近于陈炯明。岳先生尝试的联邦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种多中心、非集权的共和政体。公民在多重主权下既是联邦的公民，又是各州部的公民。资源的整合不光靠强力而侧重于各方间的妥协和平衡。联邦最初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同盟。所谓同盟都很松散，也称为邦联。只在某些方面对外一致行动，好象企业竞争中的卡特尔组织。武侠中的江湖，这种同盟是很多的。合并前的"五岳剑派"就是这样一个邦联组织，左冷禅为盟主，五派间讲究同气连枝，各派弟子之间也互称师兄弟。合并为"五岳派"后，就进入岳不群领导的联邦阶段了。这也是邦联天长日久之后通常的变化。如西欧的荷兰（尼德兰）和瑞士，以及美国，都是由邦联而逐步变为联邦的。
　　一个国家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势弱，可尝试由集权主义而转为联邦，如同君主制势弱便通过虚君立宪得以稳固一样，都是欲擒只好故纵。但因凝聚力的亢奋而由邦联变成单一制集权主义的，我孤陋寡闻，江湖内外都没见有过。因为久在自由中，要复得返樊笼，那是打死都不会情愿的。这也是恒山派定静、定闲两位师太宁死都不同意"并派"的根本原因。邦联最多只能进一步，变成岳不群式的联邦制，却不能得寸进尺变成左冷禅式的集权制。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是对于政治的怀疑。那幺联邦主义的精神就是对离我们过于遥远的权力的怀疑。岳先生之所以成为江湖上罕见的联邦主义者，在于他看清了这一点。发现只有联邦制，才能在权力的远与近之间求得平衡和谅解。看过中国清亡之后那段历史，当知道岳不群此举不简单，也不容易。譬如孙文从清末鼓吹革命以来,便一直主张以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来创造共和，直到武昌首义后，他从欧洲返国途中仍多次宣扬联邦主义。但孙文的联邦主义却和岳不群不同，是在地方鼎盛或意图借助地方鼎盛去颠覆中枢的现实下，一种真正工具主义的权宜之策。所以他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便一路直转急下，从岳不群转向左冷禅。《临时约法》中一字不谈地方自治权力，尤其当参议院拂违他意而决议迁都北京，更令他对多中心、非集权的复合共和制度心生恶感。不过数年时间，孙文便彻底背弃早年推崇美国的联邦主义共和道路，确立下一党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使一姓之皇权专制在一党之现代专制的面目下得以复活。
　　至于岳不群的联邦主义，是否会像孙文一般叶公好龙。可惜"五岳派"刚刚成立，岳先生便迅速覆灭，使读者不得而知。好在今日中国又开始有了地方鼎盛的局面。说不得哪天意识形态轰然坍塌，希望出来比剑夺帅的是伪君子岳先生，也千万不要再来一个孙文。



【【【【【【【【【【【【【【】】】】】】】】】】




《赏善罚恶令的下落》
　　作者：王怡

　　天下最令人畏惧的美食，莫过于金庸《侠客行》中一碗腊八粥。孤悬海外的侠客岛主，每隔十年派出张三、李四两位“赏善罚恶使者”，前往中原武林，广邀各大门派掌门到侠客岛喝这碗据说放下了“断肠蚀骨腐心草”的腊八粥。By the way，两位使者根据十年来的明察暗访，凭其高深莫测的武功，对犯下罪孽的江湖中人则大开杀戒，一个都不宽恕。
　　三十年中，共有三批一百多武林高手慨然赴岛，却无一人回还。
　　武侠世界里，这类似的替天行道、赏善罚恶的组织，都如侠客岛一般游离于世俗人间之外，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日里并不出来干预世俗的秩序。根据古龙《绝代双骄》改编的香港同名电影里，“赏善罚恶双尊”的出没周期更长，每十八年露面一次，选定一武林盟主，并传授其一套足以钳制天下枭雄的玄冰烈火掌和寒玉功，以行使赏善罚恶的使命。而一代武林盟主移花宫主其实也是深居简出的，有点像英国的老法官。赏善罚恶双尊的背后，则还有一个大象无形的无名岛。这个架构可以勉强称之为武林中关于赏善罚恶的三审终审制。而侠客岛的环节少些，是二审终结。
　　要赏善罚恶，除了拥有独霸天下的武功（枪杆子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某种合法性道具的烘托。武林中人虽处江湖之远，却大多对于创制权力的符号系统如痴如醉。比如《侠客行》一开场，先声夺人的就是谢烟客限量发行的“玄铁令”。为了争夺一枚“玄铁令”，差些闹得武林中人横尸遍野。不觉令读者对谢烟客生出些无限景仰。然而等到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令”坚挺亮相，那个劳什子的“玄铁令”便立即疲软得不知去向了。这让我们想起公案小说和周星驰《九品芝麻官》中那些合法性道具的斗法场面：你有虎头铡，我有黄马褂；你有尚方宝剑，我有免死金牌。这些自相矛盾的合法性道具都源出于至高无上的皇权。而那皇权本身，又自有一套玩意。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和氏璧，到服色、图案，称谓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一整套行头。凡夫俗子不免都有拜物教的习气，以及胡适先生所谓“拜名教”的敬畏之心。所以权力犹如商品，亦需要策划包装。而包装的方向就是权威的“非人格化”。你须得将威权从人身当中抽出来，注入一些器物或语录之中，方可使威权具有超越于人身之上的先验性及合法性，同时亦使威权可以名正言顺的传承。
　　比如汉初，叔孙通新制汉仪。礼成之后，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皆俯首不敢仰视。流氓皇帝刘邦散朝回去，对老婆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笑傲江湖》中的杨莲亭，便效仿叔孙通，为东方不败定制了这么一套CI标识。大堂名曰“成德殿”，大堂经理便是“殿前点检使”了。教主的名号比皇帝矮一级，曰“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众行跪拜之礼，口中念念有词：“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暗藏其中的合法性源泉，足以令任我行英雄气短，照单全收。要没有这一套行头，说自己口含天宪，欲赏善罚恶，便缺少些底气。峨嵋派有一枚“玄铁指环”，明教则有“圣火令”（金庸《倚天屠龙记》），苗疆总峒主有“绿玉竹符”（梁羽生《鸣镝风云录》），小小的铁鱼帮也有个“号令长江”的铁鱼令（古龙《彩环曲》）。那左冷禅五岳剑派合并之举尚未成功，便急不可待的炮制“五色令旗”，拿着它号令三山五岳。而萧逸笔下一个叫做云海和尚的家伙，和谢烟客一样孤家寡人一个，却也在江湖上限量发行一种特大号的制钱，唤做“如玉金币令”。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三湖四海通行”。这就只好说他是沽名钓誉了。
　　这些器皿大多和我们提过的丐帮打狗棒一样，有一种如教主亲临的象征。凭借其威权的“非人格化”，到了后来，甚至比后辈的帮会首脑本人更富于合法性，没有这玩意，就算枪杆子下出了政权，也风雨飘摇，名不正言不顺。比如那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秦玺，在吾国历史上相当一段时间，便有此种魔力，要当皇帝还非得将它把到手不可。而你看好莱坞新近的大片《指环王》，便知尚未“除魅”之前，西方的江湖也不过是这么个调门（关于指环王，另文再论）。
　　所以试想，在合法性道具的斗法中，那张三李四隆重出场，要不拿出个重量级的法宝出来。赏善罚恶，口说无凭，恐怕连谢烟客那一关也通不过。就算武功盖世，也是个僭主，没有合法性。所以两位使者向中原武林各人发出的请柬，便是龙木两位岛主精心设计的“赏善罚恶令”。令为两面铜牌，分别镌有一张和蔼慈祥的笑脸和一张狰狞凶煞的恶脸。做工精美，造型前卫。若是有无形资产之评估，身价自当在红塔山、长虹以上。
　　凭着这一“赏善罚恶令”，便为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凭空杜撰了一个根据。
　　
　　若论人世间之“实质正义”，也无非赏善罚恶而已。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指出，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便是祸福无常，善人不得好报，恶人未受应有的惩罚。或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拓之寿，使人疑心善恶之无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这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对于“实质正义”的永恒梦想。孔子说，如果“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对你好与坏的结果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对你好呢？如果善不能赏，恶不得罚，以功利主义的视点而论，那我们为什么行善，又为什么不能为恶？
　　法律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颜回之夭，盗拓之寿”一句话，便把问题提升到了宗教的层次。张三李四那种十年一度、犹如天外来客式的赏善罚恶，对于中原人士来说，已和法律的力量相去甚远，而更加类似于一种无妄的天灾。所以张三李四的赏善罚恶，不是执世俗之法，而是对于“天道”的模仿。所谓替天行道。
　　
　　相信冥冥中有一种赏善罚恶的力量，是一切宗教的共通之处。书经有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以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家所言的“天”，正是赏善罚恶的天，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论，便把自然界的灾异福瑞解释为上天赏善罚恶的意志之外观。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幼年的生活，说能在书塾之外、大众面前堂皇阅之的读物，只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其中“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所以赏善罚恶，成为儒家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凭借
儒家讲感应，佛家则讲因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善作恶都逃不出这个逻辑。伊斯兰教的六大信条中，也是大讲真主的“执掌还报，赏善罚恶”。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那更是一个雌蚜必报的主宰者。顾准认为，“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如果我们相信冥冥间“赏善罚恶”的正义必然存在，就必然接着相信一个善罚分明的执行者的存在，必然相信一个关于善与恶的绝对的评判。但如果我们根本不信所谓“实质正义”乃是宇宙当中的绝对秩序，面对善恶之无报，我们又该怎么自处？
　　被誉为明末中国基督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他对天主教的认识便从上帝是道德秩序的神圣来源这一点开始，徐光启说，“天主……为道德之源”，“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根”， “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必真必尽的原因，“盖所言上帝生育救拯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人爱信畏惧，发于由衷故也”。在徐光启眼中，这个背景与鲁迅提到的“雷公电母、牛头马面”等充满威逼利诱的劝世手段相比，强出不知几许。 徐光启以基督徒的身份批评帝王之法，“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原因便在于缺失一个形而上的“赏善罚恶”的绝对源泉。“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而无必治之术。必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之天学，救正佛法者也”。
　　因为儒佛两家把赏善罚恶的理由归于“感应”和“因果”，基督教和伊斯兰等教则把这种理由归于一个人格化的我主。前者看上去似乎更理性，更接近于近世“上帝已死”之后的科学。如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所说，“我们翻遍全大藏经，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宰，也没有发现佛说他自己握有赏善罚恶的权威”。佛是一位领悟者，而不是一位创造者。至于宇宙的真理则完全出于自然。这个自然的真理又是“道可道，非常道”的。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无神论，看似卑谦。然而危险在于：冥冥之中既然“无主”，就必然断断续续的涌现出替天行道的“僭主”来。既然佛是从“众生本位”跳上去的，那么人人皆可成佛，人人可以是佛的转世。既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实质正义的念头在人们心中无法断去，而又找不到一个善恶间的绝对的评判者——
　　那么人人都可以赏善罚恶，比如张三李四。
　　只要打造一块铜牌，就可以拿着鸡毛当令箭。
　　
　　但是按徐光启的理解，什么“赏善罚恶令”，什么玉玺、龙袍，都不可能为“赏善罚恶”的行为立下真正的依据。没有一个上帝，就不可能有善恶之间的绝对标尺和道德诫令的神圣性。帕斯卡尔的话说，“没有一个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彻底否定皇权神圣性的理由，一旦徐光启开始信教，皇权在他眼里就开始世俗化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便告来临。
　　显然，这个危机并不是将立法者从皇帝变为民众就可以安然弥补的。民主制度代表着一种世俗化之后的合法性理由，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赏善罚恶”的实质正义问题，但它的一个好处在于，它把赏罚之间的权衡明确放在了一个程序性的正义观之上，终于杜绝了“赏善罚恶令”、“五色令旗”或者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之间的合法性道具的斗法。
　　
　　而“赏善罚恶令”只不过是这种斗法的初级阶段，在“去魅”之后的现代，合法性的斗法就不再拘泥于打造铜牌，而是创建企图与神学媲美的现代意识形态。张三李四必须为自己的“赏善罚恶”立下历史决定论的恢宏背景，并在“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神学命题下为“实质正义”论划开善恶之间的绝对界限，并为自己的执法者身份进行伪神学的辩护。
　　所以民主的首要特性便体现为公共领域的世俗化。在真正的谦卑姿态下谢绝任何人关于“赏善罚恶使者”的上岗请求。并在公共权力的性质与运作的安排上，拒绝接受任何构建“实质正义”的形而上努力。在我看来，今人罗尔斯名噪一时的《正义论》，便是继马克思之后，对“赏善罚恶”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形而上的哲学努力。尽管这一次的努力带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背景，但这种在本质上煅炼“赏善罚恶令”的野心，却是反自由主义的。
　　孔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现代民主制度对于实质正义的形而上根基的拒绝，在我看来，恰恰出自于一种真正的谦卑，并为“天道”与“我主”的莅临留下了余地。人子耶稣只可能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他在任何一个皇权体制和意识形态政体下果真出现，都会对那个体制的合法性构成致命的颠覆。所以除了民主体制所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外，其他体制下的类似条文都必然是叶公好龙。
　　
　　如同任我行上台，舍不得废弃那些“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合法性切口。现代起义军在20世纪40年代末，打着“赏善罚恶”的历史使命进入京城后，也舍不得完全抛弃作为合法性道具而存在的庞大的皇宫建筑群。尽管斗法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但对这个道具的占据，还是有如对“玄铁令”或者秦玺的争夺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象征意义，令落荒而逃偏安一隅的原政权顿时失去历史的依靠。
　　最大的一种悲哀是终审法官从深山搬回了都市。深居简出的移花宫邀月宫主变成了闹市区的武林城城主江别鹤。如果说在一个世俗化的民主体制来到之前，对“赏善罚恶”的僭妄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和一个日常性的道德乌托邦相比，我倒宁愿接受一个远在海外的侠客岛，每十年出没一次，作为天道的“替代性产品”，对中原武林在民间的以武犯禁、“赏善罚恶”进行一次再校正。即便搞错了，也算是“颜回之夭，盗拓之寿”，原本就正常的很。
　　
　　试设想，如果UFO里载来的，就是银河系之外某个“侠客岛”上派出的张三李四，每十年邀请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要去太空喝一次腊八粥，这个腊八粥就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高级法背景”。你说这个世界的权柄是变得更良善一些呢，还是变成更可怕几分？
　　就这样一面等着所有“赏善罚恶令”退出公共领域的一天。一面等着信仰之光将我们在暗夜里闪亮。而比较后现代的姿态如电影《绝代双骄》的结尾，林青霞说：这个“赏善罚恶令”还留着干什么，不如扔掉吧。刘德华回答：不。留着等我们的子女将来不听话，用这个来打他的屁股。

　　2002-02-23于包家巷

刘国重

武侠中的政治学——王怡




“禁入坟场”的政治含义
    《射雕》中的郭靖黄蓉闯入铁掌峰的山洞，追来的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立刻就停下，咆哮怒骂，却不敢再向前一步。原来这山洞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之处，帮主临终时自行上峰待死。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任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决不能再活着下峰。
    斯蒂芬•金有一部小说便叫《禁入坟场》，多年前改编为电影，现今已成好莱坞的恐怖片经典。在那里，坟场所以成为禁忌，在于为鬼魅的复活提供了足够想象空间。因此一味的阴森诡异。但铁掌帮这个坟场不同，有庄严神圣的风度。书中说，若是帮主丧命在外，必由一名帮中弟子负骨上峰，然后自刎殉葬，帮中弟子都认其为极大的荣耀。斯蒂芬•金的“禁入坟场”出于形而下的畏惧，而在金庸笔下，“禁入坟场”的思想背景却是形而上的。
    类似的场面在金庸武侠世界中层出不穷。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和小昭，也是一逃进明教的防空洞就立刻安全，明教教规除教主之外，均不得踏入“圣地”，违者同样必死无疑。而这所谓圣地也不过还是一座坟场。联想起铁掌帮也是把坟场禁地称作“圣地”的。再想开去，古往今来圣地多为禁地，而禁地多半都是坟场。“禁地”，“圣地”，“坟场”，在君主制的政治哲学中，构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信仰。在类似于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模式中，也构成了一种令人敬畏（同时造就荣耀）的力量。
    和形而下的恐怖片一比较，不由问：如果不是怕鬼，那么禁入坟场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神圣感如何会从坟场之中无中生有出来？这容易令人想起儒教中国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造就了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分两步走，第一步借用原始宗教遗留的对于死者的敬畏之心来构建政治权力的合道性，建立一种用死人来统治活人的意识形态政治。第二步则借用父权和父子伦常的扩张来构建君臣关系，建立一种拟制的政治上的父子关系。以父权的合法性来为君权的合法性张目。这两步走一结合，禁地、圣地和坟场自然就三位一体了。
    所以营造一种威权的方便法门，就是凭空划出一块禁地来。从坟场墓地到紫禁城金銮殿，从木乃伊到水晶棺。神圣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装神弄鬼。因为在儒家中国，政治合道性的来源长期以来只有这一种。所以江湖上的帮会形成了气候要进一步可持续性发展，不将教徒对于领袖的臣服完全依附在暴力上，而要在政治国家与宗法家族之外营造出另一个“想像的共同体”来。就要想法搞一点神圣性。但皇帝老儿占据了天下的资源，他可以去泰山封禅。江湖帮会只有自力更生，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数丐帮和铁掌帮了。丐帮把神圣性剥离出来放在了碧绿透亮的打狗棒上，而铁掌帮则借用历代帮主的葬身之地把神圣性一点点的囤积起来。一方面让领袖的威权神圣化，一方面这个神圣性又自成一个传统，也借死人（先前的领袖）对活人（现在的领袖）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制约。前一个模式让我们想起秦之后流传的玉玺，后一个模式就想起了隔壁日本的靖国神社。
    所谓神道设教。在政治的威权尚未获得另一种合道性的理由（民主的理由）之前，“闲人免进”的政治禁地总会不同程度的存在，从有形的坟场到无形的意识形态。因为神圣性的彻底消解，将意味着政治威权彻底退回到以武犯禁的暴力上。而在民主化的政治哲学叙事之后就不同了，比如美国的白宫和国会，总会有一个定期的开放日，主妇们可以进去看看总统的床单有没有自家的洁白，一不小心就看出一桩绯闻。
    不过这样一来郭靖黄蓉就没地方逃了。只能转身回来，去法院打官司，告他狗日的裘千仞一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周伯通插香炉
    电影《斯巴达克斯》和《勇敢的心》里，义军首领不仅和独裁者抢天下，还要抢女人。而且抢女人的戏比抢天下还好看。民女民妇被皇帝抢是史不绝书的，著名一例是冒辟疆被顺治帝抢走董小宛。但和皇帝抢女人，倒是中国造反者的弱项。李自成顶到天只跟吴三桂抢了陈圆圆。就连梁羽生的武侠《七剑下天山》里，杨云聪也只和亲王多铎抢了一盘。可见想像力还是气象太小。只有年轻时的金庸气魄大，《书剑恩仇录》一出手，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就和乾隆皇帝抢女人，抢输了。到《射雕》中的周伯通，和大理国皇帝抢刘贵妃，不仅赢了，还让段皇爷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实乃吾国有文字记载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最成功的一例。到了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还不过瘾，让韦小宝一面和建宁公主私通，一面骂皇太后为“老婊子”，也算间接揭发了皇帝他妈被抢的历史。
    香炉插香，是民间关于性交的隐讳比喻。周伯通私通刘贵妃，含蓄点说就是往段皇爷的香炉插了一炷香。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有何显要的意义呢？不是逐鹿中原的比喻，也不像前面两部电影的情节，有一些借同床之谊抬高造反者身价的意思。事情的关键在于皇帝的身份和君主制下的神权背景。九五之尊首先不是一种特权，首先是一种政治哲学。皇帝背后的神圣性是君主政体的合法性来源。皇帝只有一个，那么为什么是这一个，这个“天子”的独特性需要各种形式来烘托，最主要靠血缘，辅助的包括服色、图案等一整套的CIS。其中自然也包括皇帝的女人。一个女人一旦被称为妃子，她就不再是一个女人，而在抽象的政治学意义上成为一个公共物品（pubic goods）。公共性的意思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亲热，而是摇身成为皇权和君主政体下的道具。或者换言之，一个妃子的身体（有形资产）是专属于皇帝的，但一个妃子的名分（无形资产）却是全天下共享的。所谓母仪天下，“皇后”的头衔，本质上就是皇室为天下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公共物品，它构成了皇权的一部分，构成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完整阐释。
    所以如果倒过来，皇后的身体一旦被其他的男人分享，“皇后”这个品牌被全天下共享的制度价值就像贞操一样消失了。因为皇权的神圣性在本质上和贞操是一回事，皇后的失贞将会使皇权的神圣性遭受打击，使统治的超验背景被削弱。甚至皇后的贞操就算没有失去，仅仅是被说三道四，这种怀疑的多米诺骨牌也会牵连到皇权本身。古罗马的凯撒也曾被人插过香炉，他将妻子庞贝业休掉了。庞贝业的情夫因为通奸发生在宗教仪式期间，而被控亵渎神灵。出人意料的是凯撒在法庭上坚决否认了他的妻子与被告有染。但凯撒是这样说的，凯撒的女人是不容怀疑的，一被怀疑就不能再作凯撒的妻子。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霍贝尔在《原始人的法》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与首领的任何一个妻子通奸，究竟是一件私人性错误还是一项公共的犯罪行为？
    在选举制度下即便和总统夫人有染，也是私生活问题无疑。但在君主制下，和一位皇后通奸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事件，是政治学必须思考的严肃命题。因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背景上，这种背景又和皇帝的人身密不可分，并部分的和皇帝女人的人身也密不可分。所以给皇帝插香炉这档事就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对政治合法性的冒犯。但在现代社会，随着这种统治权力的神圣性和人身性不断降低，和领袖的女人有染这事的政治色彩也就逐渐淡化，直到领袖的夫人除了陪同出国访问可以报账之外，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上的意义，而彻底退回私生活。
    周伯通插香炉事件，也就还原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与大理国的千秋基业无干。

    ■游坦之的孤星血泪
    《天龙八部》里的聚贤庄少庄主游坦之，父母双亡，在复仇的路上偏又爱上星宿派的阿紫，便一发不可收拾，向着异端的邪途奔去。武侠中人本来心中无君，加上他幼年丧父，就正应了孟子的话，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丧父寻仇本是武侠的一大母题。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十有八九是孤儿，且身世不明。到古龙笔下的傅红雪，开始脱离和解构了寻仇的窠臼，但依然继承了无父无君的孤儿套路。一个个都像孙猴子从石头中蹦出，独立江湖。一面说这是从身份到契约，开始彰显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是好事。但另一面说，这种个体性的彰显却是通过无父无君的决裂来树立的。这一点却不免令人寒心，并暗含高风险。游坦之的悲剧就是一个例证。无父无君之后，游坦之的发展丧失了一切的方向性，术语叫做“路径依赖”。也对善恶是非的标准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和敬畏心。唯一的推动力只剩下“里比多”。这股天地不仁的力量，又恰好被另一个无父无君、唯一的姐姐又惨死的阿紫姑娘给引爆了。
    有学者尝言，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乃杀父的文化。一个例证是鲁迅说翻开历史尽是“吃人”二字，所谓吃人即是“食子”。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譬喻中，国家和君主一贯被想象为阳性的存在，谓之君父，前面提及这是以一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构建关于统治合道性的政治哲学。以这个譬喻看，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就等于“杀父”。我们的历史大而化之，是先用五千年的儒家文化杀子，然后被迫用一百年的暴力革命来杀父。通过杀父来确立子的个体价值。娜拉出走之后，整个民族就变成了游坦之。
    无父无君意味着新一轮进化的开始。空白的纸张好画最美的图。成败之间倒并不在于是否遇上了同样无父无君的阿紫。金庸笔下还有一个与游坦之类似的无父无君的悲剧人物，是《射雕》中的杨康或者完颜康。但令人感到希望的另一个例子，却恰恰是杨康的儿子杨过。杨过在复仇的路上遇上小龙女，那也是一个无父无君天地不仁的邪魔外道。但《神雕》中的杨过夫妇二人，好几次都走在游坦之悲剧命运的边缘，却最终被郭靖拉回来，回归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道统。我一直猜想杨过没有成为游坦之的理由，是否就因为郭靖的存在。那个被杨康杀父杀君、不忠不孝而背叛了的“道统”依赖，通过郭靖而在杨过身上复活。
    正是郭靖将杨过身上因为无父无君而造成的暴戾之气慢慢化去，并成为了杨过的精神之父。就统治的合道性而言，我们在暴力革命之后的民族命数，也一直在遇上阿紫还是寻找郭靖之间徘徊。困境在于一方面因为五千年的杀子文化，使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迟至今日仍无法健康的确立。而另一方面君父已死。尽管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阳性的超验父权逐渐阴性化，换成了以“母亲”为名的现代全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譬喻。但以传统天道构建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超验的基础已经消耗殆尽了。
    不过一种较乐观的看法是，再严酷的专制或再激烈的革命下，父与子其实都是假死。一方面，拟制的父子关系及其超验背景的政治哲学不断嬗变，仍然有效的支配着辛亥之后百年的政治合道性。多少伪父临朝，一半是阿紫，一半是郭靖。但另一面，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与价值多元的社会，让个体本位的价值慢慢康复、生长。这一生长完成之后，不肖子便可以宪约自立，彻底清除无父无君带来的暴戾与浮躁。大头鬼游坦之完成艰难的转型，而最终有望成为神雕大侠杨过。
    才不枉这一百年的孤星血泪。
    2003-02于步云。
注：“插香炉”一说参见陈永苗《乱弹：给皇帝香炉插柱香》，小文受其启发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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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堂的选举制度——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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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柬选
    金庸《鹿鼎记》借天地会的资料敷衍成文，韦小宝曾当香主的青木堂是天地会设在江苏的分舵，在十堂之中之中排列第六，为后五堂之首。前任尹香主被鳌拜残害后，两年内群英无首，由李力世暂时代署堂中事务。等到韦小宝杀死鳌拜，青木堂诸人将他掳到尹香主灵堂前，一干人便对如何选举香主一事开始吵闹起来。
    选举一词本无特指，《说文》曰“选，遣也。一曰择也”，离开近代民主政治的投票选举制度，选举无非是择选超拔之意。学者何怀宏便将废封建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之为“选举社会”，以对应于贵族政治时期的“世袭社会”。一旦管理者的职位不再世袭，一个社会或组织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选贤任能，实行精英化的管理。中国唐以来的选举制度主要为科举（考选），而近代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则是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民选）。此二者为历史上选举法之大端，其余别出心裁的还很多。而青木堂关于香主选举生出纠纷这一段，好比古往今来另类选举法的一个总结。豪杰们们七嘴八舌，群策群力，把什么招都亮了出来。
    一是柬选制。与举选相对。“举”的意思是由下向上的推选。“择”的意思和“柬”相通，是指由上向下的挑选。《说文》曰，“择，柬选也”。一开始有人提议李力世就任香主，另一人便说：“这香主之位，可并不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意思，要谁来当就由谁当。那是总舵主委派下来的”。一切下级职位由上级委派或叫柬选，本来是行政文官系统的特色。严格来说还称不上选举。因为选举制度的本意就是要防止行政系统上级滥用私人的弊端。我们的办法是通过科举，科举并没有与具体的官职相联系，而是根据功名大小取得一种大致相应的被柬选为官的资格。科举是一种对柬选的制约，因为它要求被柬选者必须具有一种科举资格，等于在候选范围上限制了上级的柬选权力。就算任用私人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挑选，而不能把自己的厨子弄个知府来当。科举被废后，拥有政党资格成为了我们对拥有功名的一种替代。如孙文在中华革命党党章中，便赤裸裸的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革命党员等几种，分别对应元勋公民或一般公民等，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利。后世的政党比较隐晦，不再这么赤裸裸宣示。但政党资格及其级别仍然如科举功名一般，对应着被柬选的资格。但是因为加入政党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柬选，而非考选或民选。所以对于行政系统的柬选制已不能构成一种制约，比起科举制有了大踏步的后退。
    西方的办法则是通过民选去限制柬选的范围。被选举权也有一些轻微的资格限制，但这种办法主要不是通过对候选者的资格限制来制约柬选者，而是直接把一些重要的职位拿出来由公民投票选举，把这些职位排除在行政系统的柬选范围之外。比如美国就总共有十几万个民选职位，只有剩下的职位（普通公务员）才实行柬选原则，由上级决定下级的升迁去留。当年孙文的五权宪法，单列一个考试权，就是企图将中国的考选与西方的民选结合起来，重要职位拿来民选，普通职位必须经过考选，从理论上说对于行政系统的柬选有了两把锁的限制。只不过从孙文到蒋介石，都是以考选去代替民选。而所谓考选又受到政党资格审查的决定性影响。东走西顾，结果两个都走了样。
    青木堂的香主也首先必是天地会的成员，柬选也好，民选也罢，都要先有这个政党资格才行。在场争吵的都是青木堂的兄弟，所以这一点没有问题。他们关于香主人选提出的第一个异议，其实质是说香主到底是属于由上级柬选的职位（总舵主委派下来的），还是属于柬选范围之外的职位（凭着咱们自己的意思，要谁来当就由谁当）？
    如果是前者就没得搞头了，剩下的事情是给总舵主陈近南打报告。好在立刻就有人反驳道：“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上头从来没驳回过，所谓委派，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就是说，香主在成文法中是应由上级柬选的，但在惯例法中却被排除在柬选之外，由各堂自行决定。说明天地会对各分舵容许一定的民主，至少在人事权上有点像联邦制。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天地会虽然是一个近代会党，却和某些现代政党相反，因为后者的成文法和惯例法是刚好颠倒的。各地领袖表表面上是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上级决定了人选之后拿到各堂投票表决，各堂从来没驳回过。所谓投票，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天地会若也如此，关于选举香主的讨论就唱不下去。
    （二）阄选
    排除柬选之后，青木堂群雄开始各自推选香主人选，但一派拥护李力世，一派拥护关安基，弄成两党制的局面，又没法决断。于是有人再次动议，说“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依我之见，不如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咱们写了李大哥和关夫子和名字，大伙儿向尹香主的灵位磕头，然后拈阄决定，最是公平不过”。
    阄选者，拈阄抽签也。这法子看似无奈，但平心而论却是最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法。因为只有这法子是彻底的重程序不重实体。西哲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平等”指的是人格的平等，民主的本初精神就是以人格的平等去代替财产、智力或出身的不平等。民主的大义是不承认精英的概念，而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管理的权利。所以投票选举的法子与民主的本来概念刚好是格格不入的。
    因为投票选举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精英政治，即认为某些人是更适合管理别人的。也就是承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选举不过是改变了对“劳心者”的认定方式：不能自己说了算，不能枪杆子说了算。而要劳力者的投票说了算。投票打破了劳心者的世袭和血统论，实现的仅仅是选举权的平等。但在被选举这件事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别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仍然泾渭分明。而这用什么“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两分法是糊弄不过去的。既然候选人的智力、财富、知名度乃至出身和性情，这些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那么两个“智力、财富、知名度乃至出身、性情”各不相同的候选人，你怎么能说他们“机会平等”呢？只有当这些因素对被选举不产生丝毫影响时，你才能说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所以成为领导人的机会也是平等的。
    如果要彻底的民主，天底下就只剩下阄选这一招。其余任何法子都不可能实现机会平等。这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概念。与精英政治反其道而行。它以人格的平等彻底代替能力的不平等。它不在乎每个人都有不平等的统治别人的能力，而强调每个人都有统治别人的相同的资格。要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就要以程序的公平去取代实体的公平。于是再也没有比抓阄抽签更体现人格平等、机会平等和程序公平的选举法了。因此在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中，就曾经流行以抽签来选举领导人。空前绝后的实现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主梦想。这样的民主政治，一根筋到底，为了程序上的政治正确而忍受平庸。就难免被亚里士多德嘲讽为和君主专制一样糟糕的政体。
    青木堂兄弟们的民主意识毕竟没有古希腊人高，于是这法子又被否决掉了。理由是只怕拈阄的人有私心，生出弊端。但也可以说青木堂的兄弟民主觉悟比雅典公民更高，因为他们是程序上的怀疑论者，有人说“在尹香主灵前，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作弊欺瞒尹香主在天之灵”？但贾老六却坚持认为“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刀子拔出来了，都坚决不同意。
    我本来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是面对两个难以割舍的候选人，青木堂群雄却没有人提出投票的建议。但细想一下却又顺理成章。因为前面说了，“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处，关夫子有关夫子的好处”，谁更适合当香主，群雄承认这问题是哥几个无法决断的。所以才要拈阄，让两人机会平等，各安天命。说明白些， “谁更适合当香主”意味着这是一个智力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格问题。所以群雄并不认为人格的平等可以带来一人一票的选择权。青木堂兄弟既然承认这是一个他们自身智力无法判断的问题，就在逻辑上当然的排斥了投票选举，因为数量显然不能提高质量。基于同样缘由，青木堂的阄选提案也仅仅局限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而没像古希腊那样扩展到所有团体成员。两位候选人的各自拥趸并没觉得自己是可以和大哥机会平等的。这时李、关之间的拈阄选举更具有另一重含义，即在彻底的民主思想背后，更重要的是智力上的谦逊。“请尹香主在天之灵决定”的意思，也就是由上帝来判定。
    投票法不但与彻底的民主概念相悖，同时也和精英政治的概念相悖。如果强调每个人都有当香主的平等资格，就应该阄选，不该票选。一票选就承认了人格以外的不平等因素。但如果强调每个人能力各不一样，那投票时就不该一人一票。假如允许一个智者和一个傻瓜拥有相等的投票权，为什么一个智者和一个傻瓜却不能拥有当香主的平等机会呢？当年梁启超就对此很矛盾，他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又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比普通民众多投一票。所以“投票选举是一种民主”这种通常的看法其实并不准确。投票体现民主精神，选举体现共和精神。或者说选举体现民主精神，被选举体现共和精神。民主精神意味着大众政治和平等价值，共和精神意味着精英政治与自由价值。在现代社会，人格平等的普选权意味着民主价值的胜利。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制度意味着共和精神的堡垒。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就是宪政。
    青木堂群雄是不懂这些的，阄选也不成，又怎么办？
    （三）武选
    青木堂群雄有人认为阄选“太玄，实在是近乎儿戏”。他提出一个新的动议，“还是请李大哥和关夫子以武功来决胜败，拳脚也好，刀刃也好，点到为止，不可伤人。大伙儿在旁边睁大了眼睛瞧着，谁胜谁败，清清楚楚，谁也没有异议”。
    这方法是转而求实体上的可靠。江湖的世界原本是以武力相争。讲道理不通就只能讲拳头了。这与千百年来以暴力为凭藉的政治是一样的，所谓枪杆子下出政权。武侠中绝大多数人事上的争斗乃至是非曲直的判定，都是以武力相较的。不像青木堂的豪杰们这么罗嗦。以武较技，不妨称之为“武选”。但武选又如何能保障它的正当性与说服力呢？
    古语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明了武选实现实体公正的可能性。李元霸是隋唐第一条好汉，王重阳是华山论剑的第一名，风清扬是《笑傲江湖》里武功最高的人物。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肯定的。因为武斗的输赢具有直观性，能决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结局。第二名若是不服，说我还没有输，那么继续武斗的代价便是较弱者最后一命呜呼，只剩第一没有第二了。所以武斗在实体上的说服力是最强的。它能最大限度的抑制对比赛本身的不满和争议。文斗就不同了，考选、民选、阄选这些本质上都是文斗，它的胜负没有直观性，需要裁判的自由心证和程序性的验证。最后无论谁被判为第一，输赢的结果都是程序意义上的，不能单独具有实体上无争议的说服力。文斗追求程序公正，武斗追求实体公正。若是不能对实体的判断满怀谦卑与疑惑，而将信心转移到程序上。那么江湖也罢，庙堂也好，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就只能是“要武斗不要文斗”了。
    只有武力才能在实体上保障一个毫无疑问的第一名（领袖），然后由第一名去统治所有失败者。而智慧是绝没有第一名的，除了上帝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实体意义上的裁判者。不同的价值评判及验定标准，如韦伯所讲好比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没有谁可以在实体上独尊。换句话说，武斗只需要一个公正的决斗程序（比如不能使用暗器、不准下毒等），实体公正的问题则由自己去搞定。而文斗不仅需要一套公正的程序，文斗还需要上帝的能力，需要全知全能的裁判者出场。否则知识精英们无论通过任何方式比赛，也不可能决出具有实体价值的第一名。因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话的政治哲学含义，是任何独裁政治都只可能凭借武力，绝不可能诉诸智慧。政治的正当性一旦从暴力（武选）中摆脱出来，唯力是举的原则受到质疑，独裁就将失去可能，独裁就必然走向价值多元局面下的共和与民主。
    在早期武侠小说和冷兵器时代，武功一般都被神化为最高的力量和最重要的能力。在这种假定下，“武选”就是唯一符合实体公正的法子。对江湖而言是比武，对政治而言就是战争。如果青木堂的选举制度到此为止，和江湖帮会的寻常模式就没有区别，也不值得大书特书了。但金庸的《鹿鼎记》是一部反武侠，并开始挨近了热兵器时代。武功的重要性已大打折扣，皇帝所代表的金钱与权势的颠峰，与王重阳所代表的武功的巅峰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因果关系。因此在《鹿鼎记》中“武选”原则开始受到质疑。“李大哥和关夫子以武功来决胜败”的建议，就再次遭到驳斥：
    “做香主是要使全堂兄弟和衷共济，跟武功好不好没有多少关系。”
    “真的要比武功决定谁做香主，那本堂兄弟之中有人胜过了关夫子，是不是又让他来当香主呢？”
    前一句话意味着智慧和被领导者的认同感开始比武功更加重要，这就使“武选”逐步失去实体上的公正性，比武在本质上就和抓阄一样，仅仅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和具有观赏性的选举方法。但“武选”向程序公正的转型是不可能成功的。李力世的武功摆明了比关夫子高，所以拥关派都站出来反对比武。任何重程序的选举法都体现为一个悬念，即胜负是未卜的。这时候的程序才有意义，才不会被实体上的差异完全操纵。“文无第一”的另一重意思就是胜负未知，而“武无第二”就如傅红雪所说，当一个人有完全把握杀另一人时，决斗就不叫决斗（决斗程序再公正严密也不行），而叫做谋杀。
    所以选举制度的诉求一旦从实体转向程序，也就必然从武斗转向文斗。
    后一句话更戳痛了“武选”的漏洞。尽管武斗总是有基本程序的，比如三年斗一次。但因为唯力是举的武斗本质与程序公正格格不入，所以根本无法确定一个游戏结束的终点。江湖上也好，庙堂上也罢，武选出来的领袖最大的痛苦就是必须随时面对挑战者。有人下战书，要扬名立万。你就只能接招。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的极度不稳定。江湖上多少凭借暴力建立的帮会盛极一时，貌似强大，但终究无法摆脱武选的周期律。
    除青木堂外，其实《鹿鼎记》中还有一场选举，达到了武侠世界从武斗向文选进行转折的极致。为了杀吴三桂，顾炎武出面召集天下英雄召开大会，成立“锄奸盟”。这是江湖上第一个委员会制的帮会。由各省推举一位领袖，十八位代表组成一个常务会议，但不设盟主或主席，只由顾炎武任总军师。这完全已是一副议会内阁制的架式。“武无第二”的江湖暴力模式基本上被舍弃，小说写到这里，金庸的武侠世界就到头了。
    在青木堂，武选的动议最后也被否定。香主选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四）储选
    虚拟中的武侠世界是高度浪漫的，因为大侠们依靠一种彻底“奇理斯玛型（Charismatic）”的威权进行统治。这种威权就是武功。“奇理斯玛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统治模式，意即个人魅力型。而现代的法治则是一种“祛魅”之后的技术型统治。所谓“个人魅力”就是一种无法复制、也无法继承的力量。比如总统选举如果变成总统选美，由最美的女人统治大家。这就是最浪漫的和百分之二百的“奇理斯玛型”政治。由此可见，君主制倒并非通常认为那样是一种彻底的“奇理斯玛型”统治。因为君主制的魅力内核中最重要的就是血统。君王的威权是一种可继承的威权。这种威权不是“个人魅力”型而是“家族魅力”型的，它不是说有个人多么了不得，而是说有个家族多么了不得。所以君主是世袭制，而且也必须是世袭制。
    只有武功不同，只有“武功”是一种彻底的、不能复制也不能继承的威权。尽管教授武功时可能给自己儿子开小灶，但像青城派余沧海的儿子那样不争气，一刀就被林平之捅死了。所以武侠世界是绝对看不到世袭制门派的，做春秋大梦的人很多，也没见谁把自己儿子封个太子什么的。所以在武侠世界中想一统江湖是很令人不解的。把少林武当征服了，这种武功威权又不可能传给儿子。多半让武功最高的大弟子拣个便宜。以中国传统观念看再大的业绩若不能留给子孙，也等于锦衣夜行。
    回到青木堂的选举话题，天地会一样也没有世袭制。若是严格意义上的世袭，就谈不上有选举。但历史上君主位置其实多半还是选举产生的。因为皇帝三宫六院，往往儿孙太多。所谓严格的世袭制就是依照某种游戏规则，皇位只可能属于一个特定的人，如长男继承制。严格的世袭制本质上还是讲求程序性的。而程序就意味着对“奇理斯玛”的消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几乎都未确立下稳定的世袭制或储选制度。程序性的长男继承制基本上不被遵循，而由皇帝根据明考暗察（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君王考较诸子的故事）进行挑选，所谓立贤不立长。某种较固定的“储选”方式直到日薄西山的清雍正，才制度化下来。而一旦储君可大可小，富有弹性，便在候选人及其母系集团中激发起一切的雄心和权谋。因此诸王夺嫡、狸猫换太子，这些干扰储选制度的宫廷变故就层出不尽。弄得中国历史上一半的君皇，都是非正常继承。苛刻的说就算共享了一个血统，也只配称之为僭主。
    至于江湖上的门派，因为武功的彻底个人主义威权色彩，搞不了世袭制。在选举制度上便多半学会了“储选”。储选者，即指在位者自己为自己挑选继承人。和君主制一样，帮主之位譬如帮主的私产，自然由得帮主私相授受。所传之人在血统内，就成了世袭制。在血统外，我就姑且称为储选制。这个传统在江湖基本上是铁打不动的。如丐帮洪七公临危时传位黄蓉，黄蓉传鲁有脚，后来有汪帮主传位乔峰。江湖经验，这种储选的合法性越是挨近领袖将死之时，就越有说服力。中国古语所谓“入土为大”，更何况是帮主掌门。汪帮主传义子乔峰时要他须立下七大功，做成千难万难之事，如此才能平息四大长老的腹诽。但晁盖临死遗命为他报仇者为梁山泊主，定逸师太遗命令狐冲为恒山派掌门，就都因死亡而为遗命添上了一层轻易违背不得的神圣性。直到近世的意识形态政治，“领袖遗嘱”的流言还往往会对在位者构成合法性的创伤。
    直到民国推翻帝制，没了世袭制。眨眼间袁世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向选举会推荐”。这又回归江湖时代，立下了储选制度。但总统的威权是由总统这个位子而不某种无法传承的“奇理斯玛”威权决定的，这又不像武功。所以江湖上的“储选”货真价实，与世袭制有本质差别。而袁世凯的“储选”和世袭就只有一线之隔，不能算他是一种单独的选举法。此后，有子孙延绵的独裁者便多由储选而世袭，如蒋氏和金氏父子。而断了香火的独裁者则被迫退而求其次，在血统之外开创出了意识形态政治的“储选”传统。
    青木堂所以吵闹，就因为前任尹香主被害一时没有留下遗嘱。把选举制度的常规打破了，才多出了群雄这么些严肃思考。直到山穷水尽看不到出路，祁老三才想起自己“当年在万云龙大哥和尹香主灵前磕过头，在手指上刺过血，还立下重誓，决意为尹香主报仇”。青木堂每个弟兄都亲口说过“哪一个兄弟杀了鳌拜，为尹香主报得大仇，便奉他为本堂香主，忠心遵奉他号令，决不有违”。这下峰回路转，眼光落到失手杀死鳌拜的“假太监”韦小宝身上。群雄立下誓盟虽不是前任香主的意思，但总因为他报仇而起，效果上类似于晁盖死前的遗命，让韦小宝做香主也算由尹香主在天之灵以抓阄的方式立储的结果。同时誓盟也意味着群雄的事先同意。不过又因为小宝不是天地会人，群雄还是无法决断。真正柳暗花明是总舵主陈近南亮相，瞧上了韦小宝宫中太监的身份，主动引他入会、收他为徒。才使这桩选举公案有个了结。
    纵观韦小宝所以能机缘凑巧被选举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的原因，陈近南的“柬选”，尹香主的“储选”，天命的“阄选”，乃至党选（政党资格）和推选（群雄的誓盟），除了未诉诸票选和武选，其余大多选举模式的要求都具备了。青木堂的选举制度说到底是一种典型的混合选举。帮会也好，国家也罢，在摆脱了暴力武斗，却未确立民主选举之前，大多都是混合型的选举方式。因为没有哪一种因素能够具有单独的和足够的合法性。但要像韦小宝这样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基本上是做梦。韦小宝下台之后青木堂又怎么办呢？不往票选走，就朝武斗退。
    2003-06-18修订《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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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横议：江湖上的盟誓 ——王怡




赌咒发誓，是我们在江湖上常见的，起初颇为肃穆，连西毒欧阳锋这般人物落难荒岛，受制于黄蓉。也是不肯随便起誓的。不过到《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稀松平常，且爱弄虚捣鬼。现代的各种宪政民主理论，总是安营扎寨在政治的契约论上。而江湖上的盟誓，即是一种具有超验背景的契约。在我们的传统里是依附于鬼神或天命，在欧美则根源于上帝。
    英美的契约概念与欧陆契约有一个大不同。欧陆讲契约的根本是各方"意思表思的一致"。也就是说各方的相互"同意"才是契约成立并必须被遵守的合法性源泉。这个概念是完全世俗化的，抹去了任何超验的背景。建立在这种契约论之上的民主制度，在现代社会被视为统治合法性的必备条件。但在英美法里，契约是等同于允诺的，所谓契约就是单个或一系列的允诺。换言之即便没有各方的"合意"，一个人的单独允诺也可以产生出必须遵行的效力来。放在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中看，这是很奇怪的。既然不强调与对方的"合意"，那么一个允诺的效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当初成汤伐桀，和各方部落在野地作"汤誓"。声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伐纣，也在牧野汇合部众及鬻熊率领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地的南蛮人作誓，称为"牧誓"。这种誓盟的效力直接来源于超验的宗教背景，而非结盟者的简单"合意"。汤誓中允诺"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这两个誓盟在效力上有点类似英国中世纪的宪章，是商周两朝实行诸侯分封制的缘由。如鬻熊在伐纣成功后被分封于楚地，成为楚国的祖先。誓盟作为具有超验背景的政治契约，构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政治合法性源泉。
    正是超验背景的存在提供了誓词的神圣效力。允诺在本质上是一种誓约。超验的誓盟有历史的传统，并非洛克或卢梭等人在书斋里的理论假说。这也说明政治契约论有着古老的缘起，并非商业契约的简单延伸。梅因认为法律起源于宗教，而誓盟就是宗教背景下最初的法律渊源之一。允诺之所以不经对方同意也能够有效，因为赌咒发誓的人即便站着，但在理论上他都是跪着的，跪在上帝或鬼神的面前。
    东汉末年的江湖，刘关张桃园结义。一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被毛宗岗批为"千古盟书，第一奇语"。梁山好汉，天地会英雄，韦小宝和索额图，乃至孙悟空与牛魔王、猕猴王等七兄弟结义，无不延用此语。听评书长大的韦小宝，也能倒背如流。这话分两截说，前面"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似乎是废话，因为求也求不得啊。但这话其实暗含了超验誓盟向契约发展的一个关键，即结盟者的个体平等。"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是简单的时间或年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生辰八字意味着命数。人的各种生而不平等都被归纳为生辰的不同。"不求"的意思就是不在乎大家出身、贫富、性别、智力、美丑等任何先天而来的差异。或说这些差异对"结义"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对个体的平等没有影响。但所谓平等又如何见证呢，就在"同年同月同日死"上。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意味着经过坟墓，义结金兰者将平等地站在上帝或鬼神的面前。这种平等是灵魂的平等。有了灵魂的平等，才会有"权力必须建立在相互同意之上"的政治契约论。所以刘关张的千古盟书，意思并不是非要死在一起。而是宣称：我们的肉体不平等，但我们承认彼此的灵魂是平等的。
    桃园结义的内容是"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实质也是一份政治盟誓而并非三个人的私交。这盟誓和汤誓、牧誓一样，其暗含的平等观念必然要求结盟者之间一种纵向的"共和"关系，即贵族分封制。这就与九五之尊的皇权专制主义格格不入。所以前面有了桃园结义，后面关羽张飞就必须先死。只有他们的死和刘备的复仇才能解决桃园结义给君主制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到五代乱世年间又出现一对江湖上的结义好汉，赵匡胤和柴荣。这回是做了皇帝的周世宗先死。赵匡胤黄袍加身，逼柴宗训禅让帝位。但拿孤儿寡母怎么办呢。由异姓兄弟引出了一个在中国政治史上十分斯文的"自由大宪章"。宋太祖临死前立下誓约，誓约有二。一是"不准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二是"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有谋逆大罪，亦不可株连全族，只可于牢中赐死,不可杀戮于市"。太祖遗命新皇登基须跪在誓碑前遵领遗命。终宋一代，果然没杀一个以言犯禁的士子。《水浒》中的小旋风柴进就是柴荣后裔，竟然可以拿着免试金牌公然扶助草寇。柴氏后人的优抚也可见一斑。这誓约不但是单方的允诺，而且还是秘密的。直到宋灭之后，人们才在开封府中发现了这块太祖誓碑。
    从汤誓开始，但凡誓词中关于"违约责任"都说得极其严厉，令人惊悚。如《汤誓》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赵匡胤的誓约中对后世声称"不遵此训者，吾必不佑之"。梁山上的对天盟誓和刘关张差不多，说是"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直至20世纪，宪政民主尚未确立前，超验的盟誓传统还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整合力。国共两党在其成员加入组织时，都必须依照誓辞发誓。孙文甚至还曾让党员以血手印为盟。1928年蒋介石初步完成各路军阀的统一，在"削藩"的军事整编会议上，还是仿照汤誓、牧誓和水浒传、天地会的格局，率各路党魁及集团军首脑60余人在孙文像前盟誓，誓词说，"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转眼快要百年。从超验到世俗，从共和到民主。从允诺到合意，从誓盟到契约。这个过程的艰难，就是从江湖到庙堂的艰难。
    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003-03-26于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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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武侠：如何——王怡





江湖中人以武犯禁，遇事自然也是用拳头说话。各人言论自由的大小和证言的可信度皆取决于武功的座次。“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不被承认，李寻欢一旦被指认为梅花盗，便只有自己举证来洗刷污名。阿飞在林仙儿蛊惑下，作伪证，假扮梅花盗被识破，小李飞刀的罪名差点就坐实了。你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不是你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害怕？
    可是江湖之上阴险奸诈，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能够让别人说真话呢？如何既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无辜？第一，你不能让他手按圣经或者手按九阴真经说话。赌咒发誓在金庸笔下还有些约束力，洪七公与欧阳锋一行流落荒岛时，黄蓉让西毒发个誓来，西毒始终不愿。但到古龙笔下，有了信仰危机，发誓就不灵光了。第二，你更加不可能让他享有沉默权，或是保持零口供。武当派张翠山援引江湖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不可出卖朋友），拒绝在谢逊专案组面前作证，结果落得个夫妻双亡。第三，你当然也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告嫌疑人无罪，并坚持一罪一理，告诉受害人家属说：Game is over。所以江湖中总是充满了无头公案和扑朔迷离的阴谋。所以在古龙笔下，大侠们渐渐向私家侦探发展，武侠在沈浪、楚留香和陆小凤之后，就成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其实也是江湖的内在逻辑。中世纪末地中海沿岸贸易发达后，逐步出现了专门适用于商人之间纠纷的等级法—“商法”，以及专门处理商事纠纷的江湖法庭—“商事法庭”。武林之中，也不断有人谋求各门各派的大一统，什么武林盟主、掌门人联席会议，不一而足。就是偏偏没有武林法庭，没有首席官。
    剩下来的办法就只有一个。
    以武力进行。
    像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扳手指这些世俗的招数，大侠们自然是不用的。逼供时用强光单单照着嫌疑人这种现代心理战，也还不会。持续作战、日以继夜的审讯方式，又嫌麻烦。大侠们都有更简便、快捷、见效快的手法。
    有一类武功就是专门为服务的。常见的是点穴术和擒拿法。
    如分筋错骨法。顾名思义，让人筋骨错乱、苦楚难言，恨不能呼天抢地，还有什么是难于人言的呢。有的点穴术更是古怪精灵，让你生不如死，似有万条虫蛭穿心，或者血脉贲张，难熬之处简直猪狗不如。而且各门派手法不同，皆有专利垄断，非下手人不能解开。
    一句话，就是让你在说真话和江湖十大酷刑之间作出无奈的选择。人非圣贤，肉体这个臭皮囊的万般痛苦实在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对于别人在酷刑之下的全盘托出，我们在道德上也实在没有资格去指责。
    黄蓉第一次在郭靖面前显出小东邪的毒辣专横，就是在完颜洪烈王府内对简管家的一次逼供。手脚麻利，果断，称得上是一次逼供信的经典案例。那蓉儿迎上简管家，不等他开口，手腕一翻，便将一柄明晃晃的分水蛾眉刺直抵他的喉头，开始问话。那简管家一说出“不知道”几字，黄蓉左手在他手腕上一捏（这时使的自然不是娇滴滴的兰花拂穴手），右手则微微向前一送。峨嵋刺已深入那人的喉头几寸，并让他手骨奇痛难忍。再问，简管家再说：“真的不知道”。好一个蓉儿，没有半点犹豫（可见是逼供老手），右手扯下他的帽子，按住他的嘴（注意逼供的程序），跟着左手一拉一扯，登时咔嚓一声，把他的右臂臂骨扭断了。那简管家大叫一声，立即昏厥。那叫声因为嘴巴被堵住，惨烈之中夹着窒闷，行之不远。
    郭靖小儿这时早已惊呆了。黄蓉在那人胁下戳了两下，把他弄醒。喝道：“要不要将左臂也扭断了？”简管家七尺男儿，这时眼泪直流、屈膝跪倒，说：“小人真是不知道，姑娘杀了小的也没用。”黄蓉这才肯信他不是装假。这是逼供的初级阶段，用武力与生死来要挟。
    武功中还有一类摄心术或者移魂。轻则让人神思恍惚，意乱情迷，兼有催眠的功能，如丐帮的彭长老，便用这法门让黄蓉郭靖着了道。重则可以让人思想被控，臣服于人，甚至全无灵魂，成为行尸走肉。如《大唐双龙传》中的魔王石之轩，便有这种能力。如果再加上药物的力量，不要说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可以把一个自由之人彻底洗脑，变为供其驱使的僵尸，以确保其绝对的忠诚。
    但这种办法往往会让受制者精神上遭受重创，武功智慧都将大减，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有什么法子既能让那些江湖豪客对其绝对忠诚，永远说真话，不敢有违其主子的意图，但又不会有害其武功呢？
    那时的领袖人物还不大懂得意识形态和精神控制可以焕发出的的巨大能量。所以基本上停留在用毒的阶段。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慢性毒药，第一次出现，是在《射雕》。黄药师在梅超风背上轻拍三掌，他的独门暗器“附骨针”便深入梅超风肉内，牢牢钉在骨髓的关节之中。针上的慢性毒药，一年之后方才发作。每日六次，按着血脉运行，叫人尝遍诸般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一时间又不得死，总要折磨一两年才取人性命。黄药师叫梅超风一年内办成三件事，便给她把针拔去。
    到了笑傲江湖的任我行，他的“三尸脑神丹”就更加霸道。尸虫藏于丹中，平日靠药物克制，并不发作。但每年端午若不定时服药，那尸虫脱伏而出，钻而入脑，咬噬脑髓，痛楚固不必说，其人便行事癫狂，理性全失，连父母妻儿也会咬来吃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部下供其驱使，以成其霸业。那鲍大楚吃下脑神丹后，就说：“属下而今以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二，这脑神丹便再厉害，也跟属下并不想干。”
    以这种方式控制部属，集其大成者，还要数神龙教的洪帮主。什么“七虫软筋散”，“化血腐骨粉”，“千里销魂香”，整个一个731部队。其中登峰造极的就是“豹胎易筋丸”。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毒药，而且是药效灵奇、可以使武功倍增的兴奋剂。药毒一家，只在一线之间。但毒性发作，没有解药，也跟任教主的“三尸脑神丹”一样歹毒。那胖头陀面对名闻天下的少林寺十八罗汉时，何等气宇轩昂，一派宗师的风范；那“老婊子”藏身后宫，贵为母仪天下的“太后”，仅仅因为这小小的“豹胎易筋丸”，便在唯我独尊的洪帮主及其使者面前气不敢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不敢说半句谎言。
    这是的高级阶段。让人说一句真话容易，难的是让人一辈子说真话，不敢说假话，一辈子战战兢兢，唯恐一时疏忽，不能落个全尸。以慢性毒药控制人，麻醉人的政治手腕，虽然低级，但相当管用。
    这个阶段的最高境界，不是洪教主，而是天山童姥。童姥的“寒冰生死符”，对部众的控制，已经达到由物质向精神过渡的边缘。这个“生死符”中，并没有任何让人恶心的毒虫、药物，只是信手拈来的雪花冰块，打入别人体内随即熔化，完全无形。但其功效却与“三尸脑神丹”等并无二样，令三十六洞、七十二岛心生恐惧，皆尽臣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那种“毒”已经超出了任我行、洪安通之辈的想象力。
    江湖之上唯一一个不靠药毒，而能让部属万众一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门派，就是明教。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下，明教教徒像清教徒一样，节欲、吃素，侍奉明尊。看他们在光明顶一役落败时，众教徒挣扎爬起，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一段经文，就当得过数百粒的“三尸脑神丹”和“豹胎易筋丸”。
    在这样的团体里，已经根本用不着了。
    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自己的智谋和群众的心理，让嫌疑犯只说想他说出的话，只拿来证明自己想证明的观点。这本是番邦法庭上律师的拿手好戏。可以让陪审员泪流满面，让听众勃然大怒。不用一点武力，文明之极。双方律师交叉询问，证人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称其为控辩式诉讼。
    尹志平、陆冠英和程瑶迦三人，在牛家村时，便以这种方式相互询问。黄蓉听在耳里，又对欧阳克玩过这把戏。但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却是杨康。在君山大会上，杨康假传洪七公死讯，声称是黄药师和全真七子联手加害。并将被点了哑穴的黄郭二人作为帮凶。鲁有脚有疑问，要求问个明白。杨康便对二人说：“你们也不必答话，我说得对，那就点头，不对的就摇头。若有半点欺瞒，休怪刀剑无情。”
    听上去很公平，给了被告沉冤得血的机会。但黄蓉是聪明人，一听这种游戏规则就脸色惨白，心中叫苦不迭。
    杨康一共向郭靖问了六个问题。如果有黄郭的辩护律师在场，一定会连连反对。这一处场面精彩之极，完全可以作为律师辩论技巧的案例。试看如下：
    第一问。杨康指着黄蓉问道：“这个女子是黄药师的亲生女儿，是也不是？”郭靖一点头。
    群丐见他点头，马上大哗。轰然叫起来：“还问什么，快杀快杀！”
    杨康制止住喧哗，郑重地说：“众兄弟不要急，待我再来问他。”
    第二问。“黄药师将女儿许配于你，是吗？”
    第三问。（杨康在郭靖身上摸出匕首）“这是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赠给你的，那丘老道还在匕首上刺了你的名字，是不是？”
    第四问。“全真七子中的马钰曾传过你功夫，王处一曾救过你的命，你可不能抵赖！”
    第五问。“洪帮主当你们是好人，曾把他的绝技相传，是不是？”
    第六问。“洪帮主遭人暗算，身受重伤，你们二人就在他的身边，是吗？”
    各位看官，这六个问题仔细看来，没有一个与暗算洪七公一事有关联。但杨康一一问来，语气越来越严峻，郭靖则不断点头。大家早有了先入之见，都当是郭靖已承认此事，群情激昂之时，义愤轻易压过理性。最后，连鲁有脚也对他二人恨之入骨，走上前去，重重踢了郭靖几脚。
    各位看官，这又算不算得呢？黄蓉在一旁着急，心中想：我的傻哥哥，不管他问什么，你总是摇头，他就不得不让你说话了。但今日英美的法庭之上，就是这样的游戏规则，我们也在学着呢。即使有了辩护律师，在杨康问话之后再来交叉询问，若是那律师逼供的水平远逊于对方，那么事实的真相又将如何可以昭示于天下？
    “不打不成招”和“屈打成招”，事实上都是可能的。如果人找对了，严刑之下权衡利弊，大多数人都会如实招供。极少数人则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不说真话，也不会去说假话。这两种情形在武林中比比皆有。但若是人找错了，逼供者又不能像黄蓉一样察言观色、适可而止，那简管家之类的人熬不住了，就免不了要信口胡诌，拖人下水。造成冤假错案。但奇怪的是，我遍读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家的武侠，居然没有发现一件因而造成的冤案。江湖之人，包括下三滥，要么不说，要么从实招来。却没有一个胡乱捏造说假话的。这与武侠之外的世界就大相径庭了。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逼供有效论。
    在逼供之下，人人都说出了真话。可以以此揭示真相，得报大仇。恐怕这就是江湖中千百年来逼供泛滥和看重口供的原因。有了这样的简便法门，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江湖法庭或者独立检察官了。而番邦的法庭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酷刑下说假话，并防止像黄蓉那样滥用酷刑造成对简管家们的无端伤害，把心一横，宣布“程序不合法实体就不合法”，也就是说恶树上结出的果子一定是恶果，不能吃。那些律师们不能把别人在不自愿的情形下说的话拿来当作依据（江湖中的阴谋败露基本上都是机缘巧合窃听来的，按番邦的规矩也不能拿来作证了）。
    换句话说，就是逼供无效论。
    很显然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明明得知真相却不能昭雪，明明恶贯满盈却不能正法。那还如何快意恩仇，那不是等于取消了江湖的合法性。可见在武侠三大家的潜意识里，其实和大多数国人的想法一样，认为逼供虽然做法不对，效果却是很好的。要破案，又岂能婆婆妈妈。菩萨心肠一样须要霹雳手段。
    所以在官方的“辟、劓、宫、剕、墨”之外，又有了无名氏归纳的江湖十大酷刑，成为传统武林给我国法制建设留下的重要遗产，讲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大家不可不察。
    2001-04-08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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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武侠之：丐帮的退休制度---王怡




武林代有才人出，江湖儿女日减少。
    能够雄据武林，垂治天下，真正万寿无疆的千年政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庙堂之上的执政党--少林寺，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在野党--丐帮。能够保守技术秘密，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自然是各有法门了。我今日单单只说那丐帮窜起于草莽之中，能够长期和武林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二元对峙，坚持社会正义和草根立场，防止江湖的自由化倾向，除了其人多势众，耳目又遍布天下，与别家隐居深山老林的团体相比，有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优势。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帮会在演进之中，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与波斯西域等异邦不同的退休制度和政治格局。
    比如自由化倾向严重的星宿派。那丁春秋老怪坚持领袖人物的终身制，行政首脑（大师兄）则搞什么唯力是举的轮流制。通过武功进行残酷的竞选，谁的武功高，谁就可以倒阁，自己上台。这种物竞天择的市场经济，就显出其道德沦丧的弊病。使星宿派失去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内阁不稳，纪律涣散，在关键时候就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果然就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丐帮不同。丐帮不搞领导干部终身制，但也吸取了像星宿派那样的教训，决不照搬那些换届选举的过场。所以第一，丐帮的帮主不是论"届"、而是论"代"。像黄蓉就是第十九代而不是第十九届的帮主。第二，新帮主的产生乃是由前任帮主择贤而定。这个政党苦大仇深，比较看重道德人品。武功当然也重要，但只要选定了你，将只传帮主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法倾囊相授，还怕你武功不行吗？所以不是你武功好就能当帮主，但当了帮主自然能让你的武功好。简而言之，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自九指神丐洪七公起，帮主之位连传三代，都是在前任帮主武功鼎盛的时候传位的。这是丐帮不简单的地方，从不谋求一统武林，却事实上领袖群伦千年之久。恐怕就是高人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了。为什么要退位让贤呢？洪七公武功卓绝，又好食贪杯，食不厌精，有脱离丐帮事业的个人志趣和江湖地位。不当帮主之后，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才是一切。像有人说远古的君王搞禅让，是因为君王做起来辛苦，却没有许多的享受。退位乃是解脱。黄蓉就更不同了，本身就是桃花岛的少主，富贵与她如云烟。当帮主一来是洪七公临危受命，二来不过玩玩，始终是个票友。不当就不当，轻松之至。如果是个穷小子，好不容易爬上来，一切富贵地位都全赖于此，说到退位让贤，哪有那么撇脱，就算七老八十，也是打死都不肯的了。比如那个庄聚贤。这就是另有人说的一种观点，领导一定要让有产者来当，要有独立于职位以外的个人财产和地位，并不是光靠这个（政治）吃饭维生。
    接下来一个问题：那上一代的领导核心在健在，且一掌之内说不定就能取我性命。这个帮主当得岂不是有些尴尬。新帮主还如何开展工作呢？比如黄蓉传位于鲁有脚后，丐帮就是三代领导核心共处一室的局面。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丐帮的退休制度就还没有到家，算不上独步天下。而且，埋藏祸根。
    所以光讲领导干部不搞终身制，是不灵光的。总不能像星宿派一样把过气的老家伙都干掉。也不能光靠自觉，当年丐帮杏子林政变，密谋搞掉乔峰时，那徐长老远远赶来，就颇有些倚老卖老、垂帘训政的味道。他忽然南巡而来，说一声把机密文书给他看，乔峰就乖乖交给他看了。
    丐帮的好处就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慢慢慢慢形成了一套帮主立宪制的宪法。当然这个宪法不是成文的。成文的也有，像大多数江湖政党一样，有严格的门规，几准几不准，动辄砍手砍脚、三刀六洞。属于恩威并重的刑法，或者今人刘大生所谓"刑罪法"和"罚错法"的范围。之所以说丐帮的退休制度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整个江湖共同的精神遗产，主要是指它那些不成文的，依据"先例"原则而形成的宪法习惯法。其主要功能就是制衡退下去的领导人，让大家迅速团结
    在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周围，不会在最高层另生枝节。
    首要一点，是如何安置退下来的领导。以及老领导的行政级别和待遇问题。比如说，还是不是四菜一汤？大多数江湖团体，都让前任领导仍然享受帮主级待遇，由帮会为之配置警卫人员。唯有丐帮独行特立，帮主一旦退休，行政级别马上降一级，九袋还是九袋，但就成为长老之一，也不允许某些谄媚之徒继续称呼其为"帮主"。如果不在帮中做事，也没有工资可拿。见了新任帮主一样要行大礼。这一节在洪帮主传位给黄蓉时，说得很明白："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与帮中事务，须奉帮主号令处分，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只要帮主传下令来，普天下的乞丐须得凛遵。"
    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不立文字，用的是异邦英伦之人的判例法。之所以万万违背不得，乃是传统的积威所致。代代如此，规矩已深入人心，那新帮主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也不必担心某一天参加帮中的长老会，说今天有什么议题，却听到人家宣布经过投票表决，你娃已不是帮主了。
    接下来一个妙不可言的合法性的道具，就是那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杖，和三十六路打狗棍法。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唯有帮主一人可以拥有。使得权力的交接有了一种神秘的仪式感。就像皇帝的玉玺。谁拿着谁就有了发言权和奉天承运的优势，失去玉玺的旧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一文不值。因此这种道具就像一种化功，把权威从领袖个人的肉身中引出，放入玉玺或者打狗棒中，让权威非人化，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换代交接。杨康偷了打狗棒后，跑去参加君山代表大会，说什么就是什么，居然当了几分钟的看守政府。等到黄蓉一亮相，施展打狗棒法，来了个七擒孟获，几次将竹杖从杨康手中夺回。大家一看，就知道谁才是真命天子了。
    想想，如果来年某某人传位于某某人，也拿出这么一根打狗棒来，再传授一套纵横天下的棒法，第四代领导核心便可以牢牢形成，四海臣服。而且棒子只有一根，给了自己就没有罗。
    解决了来自健在的上一代领导核心的掣肘，接下来又有一个如何制衡新任帮主的问题。这新帮主有了真命天子的行头和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这两套妙绝天下的武功，若是心存不良，要做东方不败，千秋万世一统江山，甚至要搞世袭制。那又如何？这个问题不解决，丐帮的退休制度也还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千年之后江山真就一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再也没有乞丐穿州撞府，大唱莲花落。不久到了文攻武斗，全国混乱。有一人姓顾名准，说，保守派和造反派不过是党内两党制的一种变形。毛主席举轻若重，可比当年洪七公。
    此话何解？丐帮为了钳制帮主的绝对权威，政治制度建树颇多，比如有着独立司法权的刑堂，由地位极高、铁面无私的执法长老负责。连帮主违法一样照罚不误。另外，丐帮极重地方自治，各地分舵经济实力雄厚，地方事务并不受帮主直接支配。从一袋至九袋弟子，等级森严，但相互隶属，到了八九袋弟子，人人部属众多，颇有间接封建制"附庸的附庸不是附庸"的味道。比起某些中央集权的江湖门派，已经胜出一筹。但是，丐帮最值得骄傲的，还是他的帮内两党制。
    一党曰净衣派，出身中上人家，丰衣足食，衣着光鲜，并不真正行乞。可比之千年后出身机关军队大院的的保守派或者番邦的资产阶级政党。
    一党曰污衣派，出身工农大众，根子红、立身正，不修边幅，站在行乞事业的第一线，坚持吃百家饭，不忘本。可比之千年后的造反派或者番邦的社会民主党。
    洪七公执政时，四大长老中净衣党就占了三个。污衣党只有一个鲁有脚。但所有丐帮弟子中却是污衣党人多势众。这个局面是很典型的。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我们说丐帮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都集中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净衣派手中，应该是比较接近于事实。洪七公为了调和两党的矛盾，便一年穿净衣，一年穿污衣。等于是象征性的轮流执政。但是翻云覆雨、坐收渔人之利的武功，比起千年后的毛泽东来就逊色多了。
    也在千年之后，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上，做过封疆大吏的吴祯国便曾经向蒋介石建议，说，现在该是组建反对党的时候了。这将使你达到比现在更高的历史地位。蒋帮主说，精英都在我们党内了，到哪里去组建反对党呢。吴长老说，好办。那就将我们党一分为二，轮流执政，不管谁在台上，你都是两党共同推崇的领袖。你还是唯一的帮主。
    吴长老的意思就是让蒋介石作洪七公，但蒋某人思前顾后，还是觉得做东方不败好。一统江山，千秋万代，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杀谁。
    说回丐帮。这个两党制也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平衡了有产乞丐和无产乞丐之间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牵制了帮主的绝对权威。以洪七公那样的武功声望，多年来想调和两党的冲突，都是无功而返。后来寄情于山水美食之间，怕也有心灰意懒的意思。
    丐帮无愧于江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实质上的两党制以外，还有一套注重程序性的要求。最妙的就是帮主的登基大典。洪七公在荒岛传位于黄蓉时，"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却落在黄蓉的衣角上"。黄蓉还以为是师傅伤势沉重，没有力气的缘故。洪爷叹一口气，说道："他日众叫化正式向你参见，少不免有一件肮脏事。"到了君山代表大会，黄蓉才知道，原来帮主即位时，帮内每人都要上前向帮主吐一口痰，新帮主承幸过了一切污秽，方能执掌大权。
    吐痰仪式的妙处就在于此，一个刚刚为所有人当了痰盂的人，如何化身为绝对权威和神性的偶像。如何颐指气使，成为像东方不败那样高山仰止、凌驾一切之上的君王。吐痰仪式在形式上去掉了帮主头上的五彩光环，一面祝贺，表示臣服，一面说，你老也别太得意了，你不是道德的化身，上帝的选民，你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必要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痰盂。
    在某种心理意义上，让这个帮主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可惜丐帮的退休制度早已失传于江湖，那些近代的江湖门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摸着石头过河，再没有千年丐帮的气象。武林中腥风血雨，只剩下东方不败、岳不群和左冷禅这样的独夫寡人。
    有诗为证：退休制度成绝响，神州不见洪七公。
2001-03-31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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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红雪的逻辑与地毯式轰炸——王怡




傅红雪是古龙笔下一个身世不明、内热外冷的冷酷杀手，跛一只脚，一柄黑漆漆的刀即使在做爱时也永不离手。他从小被灌输了复仇的使命，十七年间，每天的生活就是千百次地练习拔刀。你走进一间房，看见刀光一闪，一只断臂掉落在你面前。你拾起来一看，觉得似曾相识，才猛然醒悟自己的手臂已经被人手起刀落。那么这个拔刀的人一定就是傅红雪。
    在武侠的世界，仇恨最深、出手最快的杀人者莫过于傅红雪。黄易的新作《错乱江湖》中，洪七公与黄药师与傅红雪相遇，九指神丐的降龙十八掌连出手的机会都欠奉，就一刀，便被傅红雪重创。这个情节金庸的拥趸一定是不服气的，但我觉得基本可信。因为谁说过，比爱更持久的力量是仇恨。但傅红雪的悲剧在于，当他在"走不完天涯路，杀不尽仇人"的夜歌中来到了关东万马堂，他最终发现事实的的真相，并不是别人没有杀他的父亲，而是他自己根本不是当年被杀者的儿子。他的与生俱来的仇恨忽然落空，一切的恩怨原来与他无关。十七年来反复的拔刀，像西西弗斯艰难的将巨石推至山巅，却又跌回起点。
    傅红雪还有勇气将那无根的仇恨重来一遍吗？仇恨是一种原罪，那个将他养大的女人告诉他：你一出生，雪就是红的。傅红雪的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原罪，即便仇恨的起点出自于误会和谎言，但仇恨的力量由此开始自我繁殖，起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仇人就是仇人，想象中的仇人和真正的仇人已经没有了区别。最终只有仇人的死，才能让巨石落回起点，停止又一轮的周而复始。
    在一切关于复仇的故事里，傅红雪的故事和汪曾祺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小说《复仇》，以及余华早年的《鲜血梅花》，是最令我动心的。因为这几个篇章都暗示了仇恨的荒谬和无根。其中余华的小说，明显受到傅红雪这个人物的影响。复仇者像等待戈多一样寻找着杀父仇人，却阴差阳错，几番与仇人失之交臂。当复仇者最终得知仇人的死讯时，他已将一生的光阴虚掷在复仇的路上。如果命运如此无常，因果如此繁复，那么复仇这件事本身唯一的结局，其实是将复仇者自己拉入永劫不归的深渊。
    复仇，永远是战争的一个主题，亦是执法者挥之不去的一个宏愿。除开佛教，几乎一切的宗教文明，似乎都暗藏甚至宣扬着复仇的因子。圣经旧约，就是典型的复仇文化，耶和华此人睚眦必报，即便末日审判，也多少带着复仇的意味。伊斯兰教更是直接崛起于战火当中，真主安拉与耶和华一样，首先是部落的战神。儒教孔圣人也是讲究"以直报直"的，老百姓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孔子的逻辑是：如果对你不好的人你以德报之，那么对你好的人你又以什么去报之呢？这个逻辑有点现代经济学预期学派的味道，如果对你好和对你不好的效果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对你好？
    二战中美国对于东京的轰炸，主要的根源就是复仇。甚至投放原子弹，也是复仇的动机胜过了结束战争的努力。如果按照孔子的逻辑，复仇是对罪过的回报和惩罚，如果犯罪和不犯罪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去犯罪呢？所以不复仇就等于纵容罪过。以怨报怨，以德报德就是符合正义的。复仇将比不复仇更有助于减少未来的罪过。
    但是假如形成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循环往复，我们却看到复仇的行为往往没有减少，反而膨胀了未来的罪过。如果复仇是正义的，为什么会冤冤相报？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一个杀人犯被法律判为死刑，是没有人站出来复仇的。法律的罪罚相当的原则其实就是孔子所言的 "以直报直"。那么法律对于罪行的惩罚是否就等于是复仇？
    我愿意把法律的惩戒，理解为进入一个正当程序之中的复仇。复仇的正义性，只有当复仇的权力从个人的手中被夺走而交给法律时，只有当复仇的行为由一个正当的程序所决定时，复仇才不会激起冤冤相报。复仇者的资格才不会被怀疑。而作为个体的受害者也才不会被复仇的欲念拉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传言当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不堪承受精神自责，最终有人选择了自杀。可见复仇这件事在名义上的正当性，并不能掩盖复仇行为本身的不义。
    当傅红雪去与仇人决斗时，他的女人问道：你有把握胜过他吗？
    傅红雪说：没有把握。
    他的女人说：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去呢？
    傅红雪答道：如果我有十足的把握杀死他，我就不会去了。因为那就不是决斗，而是谋杀。
    在傅红雪的逻辑里，复仇这件事的正义性是与手段有关的，复仇不等于谋杀。而在自身安全的情形下谋杀一个人，则是不正义的。谋杀一个凶手，同样是谋杀。这个逻辑其实也构成了投放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最根本的困惑。自二战轰炸东京以来，大规模的居高临下的地毯式轰炸成为美国最常见的战争和复仇的方式。从越南到伊拉克，从南联盟到今天的阿富汗。但是战争与屠杀的区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理由和动机，而在于手段。正义的战争可以允许偷袭，允许欺诈，但战争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决斗，而绝非谋杀。
    美国作家，小说《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诺曼梅勒，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科索沃战争的看法就和傅红雪如出一辙。梅勒这样指责美国人："你去打仗，从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扔炸弹而自己不损一条人命，这是耻辱！你去打仗，自己不流血就打赢了，这不是打仗，这是处决。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处决，而你连你在处决谁都不知道。"
    然而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中心的呢？他们的手段就不是谋杀，而像是决斗，是与数千名无辜者同归于尽。美国的复仇则是居高临下的轰炸。一枚号称"雏菊切刀"的巨无霸炸弹扔下去，就可以炸死方圆600米之内的一切生物。那么谁是比谁更加无耻的呢？强弱之分和这种手段的迥异又能不能反过来掩盖理由与动机？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贝鲁特和开罗，那些喝着可口可乐的反美青年们，他们感到无法接受的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要去摧毁一个贫穷的小国"。一个不讲求程序正义的执法者，和一个盗亦有道的罪犯，这是香港黑社会电影里常常出现的对峙场面。那么我们选择支持谁？
    在实质正义与行为手段之间，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和作为原罪的仇恨之间，理应一个都不宽恕。敢死队一样具有献身精神的，其滔天罪恶和对与文明底线的挑战，并不能因其敢于搭上自己的性命而有丝毫改观。而美国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与复仇，也没有理由使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沦为居高临下的屠杀。尤其当美国国内的民权状况在战争的影响下，都受到来自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打击和削减的时候。我们对于复仇者的支持是危险的。
    伊斯兰世界的无数年轻人，就像是一出生就被告之"雪是红的"的傅红雪，他们每天反复的练习拔刀，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在冤冤相报的轮回中已经融为一炉。在"文明的冲突 "的理解模式里，美国及其代表的文明势力，看上去就是他们的不折不扣的杀父仇人。而今天的美国也就像那个万马堂的堂主，在遭到复仇的打击时将每一个附近的高手都视为凶手，或者在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像《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踏上复仇和找寻仇人的漫长之路。最终将自身拉入复仇的深渊，将两百年的民主政体绑上一辆危险的战车。
    这不是不可能的结局。强势者的同态复仇，最大的可能不是把仇人拉到自己的水准上来，而是把自己降到仇人的水准上去。
    2001-11-09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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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横议：情妇们的江湖
　　　　
　　　　　　　　　　　　　　　　　　　　　　王怡
　　　　
　　　　
　　　　 女人的地位，是衡量金庸笔下的江湖与古龙式江湖的要害。显而易见的在金庸笔下，几乎没有荡妇。犹如15世纪之前的欧洲，我们也无机会看见裸体。《神雕》中小龙女落难时罗绸零乱，已经是极限。女人们对江湖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影响力，即便峨嵋掌门灭绝师太，只是凭一已的武功高妙。换言之武功面前男女平等，女人不凭武功能够控制江湖的极为罕见。算来算去只有一个丐邦的马夫人施展妩媚，把诺大一个江湖搞得险些颠倒。基本上，在金庸那里我们看不到女人的欲望在江湖上出场。也如人类历史的大半时段，女人的欲望尚未大规模渗入公共领域。要么如黄蓉绝顶聪明，一辈子还是绕着郭靖严防死守。那么如周芷若情场失意便一心去做武功天下第一。如女权主义者批评的，金先生横竖只让半打女人围着男主角，从不肯让女人来支配江湖和江湖上的男人。似乎女性本无这样的欲望，亦无这样的能量。
　　　　黄蓉是一个典型，奇门遁甲精灵古怪无不精通，称为金庸笔下聪敏第一应该得票率最高。但黄姑娘偏偏在一桩事上却和郭靖一般混沌。就是“做了夫妇后如何生孩子”的问题始终想不透。一次和郭靖进行纯学术性的研讨被欧阳锋撞见，叫她去问她娘。以后一灯大师讲述周伯通与刘贵妃的情事。黄姑娘又屡次发问，段皇爷只好搪塞，说你长大自然就知道。黄蓉以来在襄阳产下郭襄，看来终于还是被她知晓了。黄姑娘尚且如此，其他李姑娘王姑娘等好不了哪里去。可见金大侠所描述的江湖，女人们基本上都处于未成年少女状态。江湖完全由男人的欲念支配着，女人的欲念只是一种附庸。注定无法走入历史的宏大叙事。
　　　　读金庸的武侠便知资本主义缘何不在中国落户。德国学者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的蔓延，曾有不同于韦伯求诸新教伦理的解释。关键处就在女人。一言蔽之，资本主义之前的江湖，是由男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充其量只能小康。资本主义的江湖则是由女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女人的欲望一但进入公共领域，资本主义就来了。
　　　　桑巴特总结到，不是节俭而是奢侈，才催生出了资本主义。正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女人们带来了奢侈。物质的膨胀首先基于女性情欲的膨胀。欧洲几个世纪以来铺天盖地的“非法的情爱”。使政治成为了“情妇们的政治”。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开创了近代的欧洲宫廷。使之成为一个充满盛会和宫廷贵妇的辉煌的政治中心。而不像在中国的皇朝那里仅仅是帝王一个人的禁脔。法国宫廷将贵妇和上层社会的少女集合起来，她们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文雅和修养”轮番征服包括国王在内的王公大臣。法国宫廷成为各国王室亦步亦趋的范本，也成为整个巴黎包括骑士和暴发户们拙劣模仿的对象。宫中贵妇的修养和行头也成为高级妓女们的楷模。骑士精神开始世俗化，不再是对于领主夫人的柏拉图式的敬仰，而是努力“使自己的情妇成为宫中最重要的角色”。桑巴特指出，近代宫廷的主要特征即是“情妇的统治”。到了17、18世纪，每20个宫中显贵至少有15个与自己的情妇共同生活。18世纪的法国，每一年都有公开出版的可供交游的上层妇女的名录，详细列出姓名、地址、才干、修养及面部特征。
　　　　
　　　　 奢侈和权欲成为女人们在公共领域内的欲念。我们可以列出那些名重一时的贵妇，蓬巴杜尔夫人，在成为路易十五情妇的19年中，她用于个人消费花掉的钱达到3600多万里弗尔。这些花销至今存有详尽的帐目。她掌管着事无巨细的一切宫中事务。路易十五的另一位情妇杜巴丽侯爵夫人，则在5年时间花掉了1200多万。路易十四不断给他的情妇修筑城堡，其中一位是来自英国宫廷的著名贵妇路易丝.克努阿勒，有人得体的评论说，路易丝的丝绸裙带“将英法两国连在一起长达15年”。
　　　　情妇们的奢侈使花钱开始成为一种修养。修养总是体现在花钱而不是挣钱上。所以狄德罗要感叹，说人们以前富而不露，现在却拼命花钱。孟德斯鸠曾坦诚的对奢侈予以评价，他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就将饿死”。可见容纳女人的欲念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何等重要。江湖上的女人若都是黄蓉，就难免要饿殍遍野了。
　　　　除开奢侈，情妇们的另一特点是独立和共享。情妇们因此翻云覆雨，在床笫之上将王权稀释，因为臣属通过与君王驾驭同一具身体而获得了平等性。而情妇们则坐收渔利，将男人们的政治下降为情欲分配的指标。桑巴特指出，正是充斥了情妇的宫廷生活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女王才开创了属于女人的统治。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或者武则天、慈禧太后的时代，都远非女人的统治。因为政治并非由女人的欲念推动。一个单独的女皇无非就是一个单独的灭绝师太。她领导的仍然是一个男人的帝国。只须看中国历史上那些风云际会的后宫女人，她们一生中的欲念与杰出的男人无缘，只能降尊纡贵与薛怀义、张宗昌、李莲英这些下三滥的男人肌肤相接。女皇个人的欲念依然卑微无比，依然无法以矜持的姿态进入公共领域。
　　　　情妇的奢侈带来了资本主义，寡妇的奢侈却总是充满着亡国的气息。
　　　　
　　　　直到古龙笔下的江湖，才开始类似于17世纪的欧洲。像黄蓉那样的傻大姐都被扫盲了。江湖上可以随处看见裸体。即便冰清玉洁的女子，也是动不动就脱衣服。这一点过犹不及，使古龙也常被女权主义者垢病。江湖中的女人不再凭借武功，而开始凭借性别的魅力征服世界。江湖开始出现情妇的统治。两个典型的代表，一是《楚留香》中的丐帮夫人秋灵素，她早年的**网络将武林中权势显赫的人物除和尚外几乎一网打尽。数十年后还令几大门派的掌门人甘愿为她而死。另一个狠角色则是《小李飞刀》中的林仙儿。古龙的武侠总是充满了如此这般的女人。情妇的涌现说明武功不再是虚构的江湖世界中唯一的稀缺资源。华山论剑的故事就显得比较幼稚了。通过女人的欲望在江湖上正式亮相，作为更为现实的稀缺资源，金钱也就开始进入江湖的话语。上官金虹和孙老头这样的人决不会傻乎乎去论剑，他们忙着争地盘、开分舵。照此路数发展下去，资本主义不久就快来了。而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
　　　　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这话同时具有崇高和低俗的含义。公共领域中的情妇们和情妇们的奢侈，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江湖而言，也许正如伏尔泰所言，“多余，但是必不可少”。
　　　　以此观照,我们目前几乎大有希望。
　　　　
　　　　
　　　　王怡／2003-4-7于红照壁。
　　　　
　　　　
　　　　<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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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武侠之二 ：处江湖之远(王怡)




            　　"江湖"，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的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这里大气稀薄，龙蛇混杂，充斥了既对国家体制不屑一顾，又对宗法伦理敬而远之甚至像黄药师一样离经叛道的边缘人，盗、匪、镖、僧、道、丐、娼、侠，乃至商贾、师爷、艺人，不一而足。这些人以不交接官府为清高，游离于儒家传统社会以外，海阔天空，其行为和生活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治国家和礼教的制约。在金庸笔下，这个非历史的江湖还多多少少有孔孟之气，"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张扬的是一种儒家之侠，各门各派与官府的往来也是断断续续，直到最为纯粹的《笑傲江湖》，衡山派刘长风金盆洗手，接受官府的册封，那时前往观礼的侠客豪杰均感不耻，说明价值观有所改变。杨过与小龙女若是在这时成亲，就基本上没有人会觉得惊世骇俗了。
            　　到了古龙笔下及其以后，官府基本上就在江湖中绝迹。个人主义的侠开始成为主角。江湖上崇尚个人奋斗，崇尚"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大唐双龙传》）的信条。在江湖上的谋生之难，也远远超过了金庸时代。阿飞吃饭时，是将一颗颗米饭极其认真的吃下，绝不剩下一粒。因为饥饿，他对每一颗米饭都充满了尊敬。哪像金庸笔下之人随时都能吃到美食。江湖之上，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满怀创业精神。也不像金庸时代虽也有腥风血雨，但基本上还是田园牧歌。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称俸禄体制下的古代中国为"政治资本主义"，解释了其无力发展出近代西方"企业资本主义"的缘故。以此观之，武侠之中的"江湖"，则是一种"武功资本主义"。武功及由此而来的江湖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决斗来实现优化配置的。这是一个基本上完全摒弃了身份因素的契约社会，哪怕你是，比如青城派余沧海的儿子，武功不济，也不过一刀就被人杀了。尤其到了古龙笔下，这个江湖已经差不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江湖门派也出现了企业化的势头。
            　　在金庸时代，虽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但各门各派还是上山下乡，扎根在深山老林，主动回避主流社会。因而形成一个非常单薄，既不被认同，也缺乏实力的社会夹层。并不能在政治国家与个人之间充当有弹性的缓和和牵扯。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却与近代法人企业无关，缺乏营利性经济实体的追求。而是模仿国家的行政体系，或者拟制一套家族的血缘伦常。前者如少林寺、日月神教，后者如红花会。他们唯力是举，缺乏对普适性游戏规则的要求，也就无法实现对江湖的"数目字管理"。
            　　由此可以理解关公崇拜可以持续今日的缘故。关公的威望不是来自他的卓越武功和盖世功勋，而是来自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以及"竹可焚其节不可焚其志"所代表的"义气"二字。这是江湖险恶之中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是行走江湖的信用卡。没有这张信用卡，令狐冲早就被田伯光一刀杀了，如何能够笑傲。
            　　但这个地下化、隐秘化的江湖，始终受制于重本轻末的的传统文化，受制于儒家伦理与政治国家的制度资源，受制于科举制度将文化精英尽收彀中的局面，也就执著于一己之武力，没能积累起商业财富，没能形成近代意义上"CITY"和"Civil Society"，更没有能力去向官家赎买华山、嵩山的自治权。正统秩序中的团体身份通过江湖行会以及拟制的兄弟关系，依然成为这一看似远离庙堂的空间中的价值主宰。
            　　而古龙笔下之武林，就颇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末地中海沿岸兴起的那种"江湖"。那是一个包括海盗、船员、冒险家、工匠、高利贷者以及剑客的江湖。他们同样是挣脱了封建领主与附庸关系的边缘人，在平原聚而居之，拓展空间，平买平卖，居然形成了市民社会的气候，仗着罗马法的复兴，"江湖"的游戏规则迅速树立，一己之武力逐渐让位于财富和权柄，最终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和民商法律的温床，向政府讨价还价，慢慢坐大，然后取而代之。
            　　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我们便看到财富与权柄的力量，已经胜于武功。武功不再是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中的终极标的，而沦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这再也不是那个所有人都向往华山论剑，以武功天下第一为事业巅峰的江湖。而武功天下第一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江湖中最有财富与权柄的人。"金钱帮"的出现，暗示了这种转变，"武功资本主义"开始向"金钱资本主义"发展，江湖不再浪漫，不再是田园牧歌。
            　　到了《流星蝴蝶剑》，江湖帮会的企业化更加显著。"孙老头"是一个开创世纪的人物，一个类似于"教父"柯里昂的角色。他在政治国家和宗法家族之间，已经组建了一个最大的商业集团，和近代城市般的基业。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大侠，而是百折不挠的娱乐界和地产界巨子。孙老头在武侠中的亮相，标志着自由主义江湖的成熟。
            　　江湖，就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就连梦想一统江湖千秋万世的东方不败和任我行，对于进行财富增值的商业活动也是兴趣寡然，比不上一部葵花宝典的魅力。到了近代国门打开，西方列强如狼似虎而来，青、漕、洪、拳等帮会门派这才转换思想，睡狮猛醒，开始经营黄赌毒，并且盗亦有道，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正是穷则思变，开始了其近代化和企业化进程。直至香港，红星等社团一面依仗个人武力，一面纷纷改组公司制，这才将中式江湖和西式江湖的行头结合起来，放弃关公而走向法治化的金光大道。
            　　江湖已死。令狐冲生在今日之特别行政区，也不过一个古惑仔，绰号"山鸡"。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毕竟失了先机，要将黑钱洗得干净，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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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珍珑棋局-王怡《不服从的江湖》

珍珑者，指围棋中苦心经营编排的求活难题。《天龙八部》中逍遥子为寻求传人，摆下一副旷世奇局，他的的徒弟苏星河也算是智商极高了，留下八个徒弟，琴棋书画乃至旁门左道、奇巧淫技，一人专攻一样，个个都是博士后。但苏星河为一盘棋皓首穷经三十年，却一无所得。

有道是人心之巧，巧夺天工。人类智谋造出来的物事，恐怕确有超过造化之妙，令上帝亦有拜师求艺之意。这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崛起的成就。就一盘棋而言，古往今来的国手们也留下不少如“当湖十局”这样的呕血之作，精微之处足以让老天汗颜。但棋局毕竟是两个人下出来的，一盘棋最终的局面，无非是两个智者你情我愿的意思表示。换句话说，一盘棋好比是一笔交易。总是羚羊挂角，有迹可循。那怕你算无遗策，对局之时还有诸多环境与心理因素，无法彻底根除。所以人无完人，棋无完棋。

但一个智商高绝之人如逍遥子，刻意摆出来的完美棋局，步步为营，着着杀机，就实在算是棋局中的一个香格里拉。只要是二人合意下出来的棋，终有破解和继续的余地，而一盘摆出来的完美棋局，却似乎令人无以为继。也借用时髦的话语，一盘下出来的棋，双方都有着传统的“路径依赖”，一盘棋就其整体而言，算得上是自发演进，到了眼下的局面。而苏星河遵师命摆下的这副珍珑棋局，却是在一个自命不凡的灵魂统治下越俎代庖的规划至此。如是问他这盘棋如何走成这个局面，把一步步棋复盘出来，必然发现其中的某些步骤与理不通，臭棋翩翩。若是二人交战，是断不会演化至此的。

但一般的围棋高手，总免不了设计珍珑的爱好。不过一般的珍珑题，少则十余子，多不过四五十子，规模有限。像逍遥子摆出的这一幅多达二百余子、一盘棋已接近尾声的珍珑，就恐怕是五百年才一出的异数。

如用中国之政局作譬，李鸿章所谓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是一盘棋；这大变局拉开序幕，则是又一盘棋。还是两个人下，只不过换了洋鬼子上场。但五四之后格局又一变，到了1949年开始第三盘棋。这盘棋就颇似逍遥子左手对右手摆出来的珍珑了，横竖只有一个人下。这盘棋的下法是把第一盘和第二盘的残局一手拂去，问道：“有多少棋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一个对手都没有了。这盘棋完全按照一种自命不凡的意思从头下起。从逍遥子下到苏星河，三十余年过去，看不到结局。

○
三十年之后，江湖群雄并起，所谓八部天龙，非常的多元化。苏星河又把这盘棋摆出来，想替师父找一个解此僵局的接班人。前后一共有五位高手出来下这盘棋，他们是段誉、慕容复、鸠摩智、段延庆和虚竹。从书中看，珍珑棋局要求白子求活。其中鸠摩智是代苏星河做庄，执黑和慕容复对局。而虚竹是为救段延庆之命胡乱出手，出手之后则由段延庆以“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暗中指导。所以这两个撇开不算，那么有三个人曾认真的下这盘棋。恰好下棋的三位都是帝王后裔，下这盘棋就具有了逐鹿中原的意思。
书中总结了这三人之败。金大侠说，“段誉之败，在于爱心太重，不肯弃子；慕容复之失，由于执著权势，勇于弃子，却说什么也不肯失势。”围棋通常的道理是弃子取势，要梦想一统天下的慕容复弃子又弃势，也实在是难为他了。然而这一盘棋原本是推倒重来，刻意为之。既然当初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如果最终的因果非要落回一个“弃子又弃势”的局面才能求生，也可算天道循环，合情合理。执子下棋的人其实也不用多有埋怨。
至于段延庆的招数，用玄难大师的话说，前十着是正道，从十一着开始就入了旁门邪道。金大侠点评皆因其身有残疾，不得不抛弃原先的本门正宗武学，而渐入魔道。所以武艺棋艺一脉相通，这盘棋也下不下去了。
○
其实围棋与象棋相比较，殊有不同。围棋对于路径之依赖更胜于象棋。像逍遥子摆出的这副珍珑，二百余子，越到残局越是复杂。以往的几乎每一步棋都在棋盘上，对眼下的取舍构成了现实的制衡和诱惑。而象棋之残局就不然，越到后面越简单，以往的灰飞烟灭都成历史，并不会对眼下的对战构成现实意义上的制约。换句话说，如果你下的是第三十步棋，你压根就不用考虑第十一步棋是什么，只要有足够的棋力，换个人上来，你大可把每一步棋当作一个新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都应该是喜欢下象棋的。
更容易被人提及的一点区分，当然是象棋以王者为尊，而在围棋面前则是人人平等。逍遥子摆下的珍珑棋局中，在棋局的右下方有一块白棋生死未卜，而中央一大块白棋已仅剩几口气残喘而已。照象棋的规则，既然中原已失，首都沦陷，甚至王者被擒，那么偏安一隅的一小块棋（像不像台湾？）就已经输了，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块偏安的白棋却是这盘棋的灵魂所在，前无退路，后无回旋余地，一盘棋僵持数十年，已经落不下子去。
苏星河的徒弟范百龄在一旁琢磨右下角这一小块白棋，只一会工夫，胸中便血气翻涌，再计算一阵，忽然眼前一团漆黑，一口鲜血井喷而出。可见厉害如斯。慕容复与鸠摩智对局，下得二十余子，得一个“不肯失势”的评价，也就是败在这块棋上。鸠摩智一声大吼：“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么？”
慕容复顿时感到气数已尽，拔出剑来就要自刎。
这只是第二个为这盘棋不要命的人。
○
既然象棋是一个身份社会，君王被吃掉，传统和秩序顿时颠覆，剩下几个残兵败将苦苦挣扎又有何用？即便偏安一隅，也是个僭主而已。所以象棋的成败全在于君王的稳定。
而围棋的世界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每一个棋子在交易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以白手起家，领袖群伦。也可以一部分棋子先富起来。所以在起点和游戏规则的平等下，就看各自的造化。谁离了谁活不下去啊。
这个胜负方式的变化在历史上也有自发演进的教训。引用钱穆的议论，有唐一代政治清明，相权很重，政府与宫室分得比较清楚，地方上的政制和经济也较独立，所以安史之乱两京尽失，若是下象棋，安禄山便要大叫：“你们已经输了，不许耍赖。”然而地方上财富殷实，人才辈出，到处都可以各自为战，倒转形势。可见李家与安禄山下的乃是围棋。但到了宋代，中央集权加剧，相权衰微，地方萎缩。所以汴京一失，全国立刻土崩瓦解，毫无办法，就完全是象棋的规则了。
这个例子也可以拿来说服那些认为中央集权有利于稳定的观点。
稳定如果要压倒一切，就要下围棋，千万不要下象棋。
僵局最终被虚竹打破了。
段延庆下这盘棋，先是肌肉僵硬，目无表情，而后心神荡漾，难以自制。加上丁春秋老怪在一旁怂恿，于是走火入魔，举起铁杖也要自尽了事。这是继范百龄、慕容复之后第三个为了这盘珍珑棋局不要命的人。对围棋一窍不通的虚竹慈悲心起，为分他心神，快步走上前去，取过一枚白棋，将双眼一闭，随手放在了棋盘上。
不料这一颗子偏偏就放在了中央一大块被围得水泄不通、尚有一口气的白子里面，顿时这一大块白棋就被自己杀死了。高手们在一旁哈哈大笑，摇头不已。
随后清醒过来的段延庆便以“传音入密”的方式，借助虚竹继续这盘棋。更加不料的是几步棋后，局面竟豁然开朗，白棋如凤凰涅盘，死里逃生，一盘棋的胜负之机居然倒转了过来。苏星河、段延庆等高手此时已经渐渐明白了这个珍珑棋局的Know-How所在。原来棋局的的关键就在于二百余手的征战，已经使白棋尾大不掉，负累重重。棋盘所余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即便有回天之术，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不能吃掉对手，干脆就吃掉自己，虚竹那一手自杀的下法，让棋盘顿时清空了半壁江山，等于回到了这盘棋刚下到一百余子的地步，那么局势反而还大有作为。
慕容复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之后的棋自己也会下，就是那杀死自己数十子一块大棋的做法，实在是难以理喻。断断下不出来。如果没有虚竹这个看似自杀之举，这个珍珑棋局恐怕千年之下，也无人能够破解。
慕容复执著于边角上的纠缠，段延庆则怀着逐鹿中原的雄心，正所谓棋如其人，这么一步勘破生死的大智慧之棋，是断断下不出来的。段誉虽然无争霸之心，但始终是妇人之仁，也做不出这种生死倒转、否极泰来的残酷之举。逍遥子本人倘在棋局之中，能否下出这一步，其实我也是颇为怀疑的。虚竹能下出这一着，一半是际遇，一半或者是天意。但是假如有一真正的高人，深谋远虑之后，敢于放弃既得利益，勘破一时之生死，果然下出这一着来。这样的人就不仅值得佩服，甚至有些令人恐惧了。
假如将中国一百年来意图抹平一切、从头做起的革命党史，看作逍遥子这一盘刻意经营、殚精竭虑却又最终无力为继的的珍珑棋局。那么歪打正着的虚竹不曾有过，但有魄力胆识下出这一手自杀举动的人物台海之间，却各有其一。执白的共产党这边是毛泽东，执黑的国民党这边则是李登辉。
毛泽东发动文革，将自己一手缔造的共产政权和几千万党人置于油锅之上，意图使一个开始世俗化的官僚体制重新回到延安井冈山的精神时代，使一个开始串味的乌托邦重新获得新生的余地。他比段延庆的胆量已不知高出多少倍。而李登辉其人，能够勘破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再执著于边角上的纠缠，将国民党百年老店拱手让出，造就了中国有史以来国家政权的第一次和平交接，用党国的覆灭为台湾的宪政民主清理出一大块余地。他比起慕容复来，亦算得上天壤之别。
○
一盘棋下了几十年，忽然峰回路转。珍珑既破，逍遥子便将自身七十余年功力尽数转入虚竹体内，旋即气绝而去。逍遥子虽死，但七十年的辛苦练功却得以延续，没有白费。这一步又类似于方才的那盘棋。由此可见，逍遥子本人也许是下得出那步棋来的。
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这一盘棋也下了长达百年。到如今似乎也是毫无进退余地，转身的空间如此逼仄。宪政体制依然遥不可及，却又面临执政者迫不及待想要收官的局面。但就这么把官子收了，不过还是一片残局。几十年的功力自然不可能重练一遍，一大块中央的白棋是死是活，硬撑下去也不是办法，搞不好要重踏慕容复和段延庆的复辙。而像虚竹那样机缘凑巧的事情最好也别奢想，所以剩下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和李登辉学习，去其糟粕，取其勇气，想办法从这块棋中央清理出一大片余地出来。凤凰涅盘之后，再将几十年的功力假手于人，继续衣钵。只有勘破一时之荣辱生死，才有这第三盘棋的终局。
而这种勘破之所以不易，我想其实也是因为下围棋的人，在思维上还留有下象棋的思维痕迹。也就是说还保留着一切以君王的稳定为主的想法，在下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那中央的一块大棋当作了假象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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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黄飞鸿和毛  的无影腿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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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一词，小则指江湖中人的近身肉搏，是为武术。大则指冲锋陷阵、千万颗人头落地的功勋，是为王霸之术。两者之间又是大有渊源。吾国中世纪以来似乎缺乏尚武精神，宋以下文胜于质，每遇狂风，则斯文扫地。这一点就常常令壮士扼腕、英雄落泪。
第一个站出来鼓吹尚武精神的，是任侠好义的谭嗣同。大刀王五受人之托潜入皇宫，欲救出光绪帝南面为王，实在是武术家与政治家合谋的一种积极的救国尝试。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有云：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又说，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科的。相传吕留良的女儿唤做吕四娘，便倚天剑出，割去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雍正帝首级。
接下来的义和拳，更是一次全民勃起的尝试。满朝文武几乎都对这种设坛做法的国术，寄予了睡狮梦醒、中华振兴的厚望。在我们领略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并非东亚病夫，老祖宗传下来一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法宝，叫做武术。虽然这些尝试半途而废，但从太平天国到义和拳，武术救国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初，霍元甲在津门打死俄国大力士，举国振奋，不亚于今日申奥成功的狂喜。
1921年5月5日，从小听太平军战士讲洪秀全、杨秀清聚众习武，起兵反清故事的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宣誓就职仪式上，特意举行了武术表演。孙文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两个侍卫马湘和黄惠龙也下场，来了一段竹节钢鞭和八卦剑。孙文得意忘形的说：“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 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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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武功，20世纪中国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霍元甲和孙文都还算不上。荦荦大者，要数佛山黄飞鸿，和韶山毛泽东。
黄飞鸿（1847-1925），南海西樵禄舟村人。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12岁随父鬻技街衢。后成一代宗师，与同时代的霍元甲并称南北双侠。虽然黄师傅武功果然了得，但这个武术大师加民族英雄的形象，多半还是香港自四十年代起的一百多部电影慢慢包装出来的。从关德兴师父，到成龙、李连杰、赵文卓。黄飞鸿的银幕形象长盛不衰，堪称文化史的一段传奇。
宝芝林、无影腿和十三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史载，黄师傅的无影腿乃是武师宋辉镗传授的。但到了黄飞鸿脚下，就发扬光大，最后在电影中连洋鬼子的火枪都闪避得开。终于验证了孙文和义和拳大师兄的豪言。
无影腿是武功中的方便法门。看不清、道不明，瞬息之间，“毕其功于一役”。好像金庸笔下的高手，双方一试探，便知分出胜负至少要在千招之外。千招之外，莫说是看书的等不及，就是那些怀着报国之志前来投奔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是等不及的。所以古龙写武功就取巧了，关他什么级数的高手、高高手，见面只一招，生死立判。就看谁的刀快，谁的拳头快。
韦小宝在少林寺，要学武功以自保，那澄观告诉他，从少林长拳练起，练到一指禅，进展神速的人只不过三十六年便可练成。韦小宝嫌慢，便只练般若掌，如此也需二十年。韦爵爷又提出干脆不练内功，只练招式。澄观说，那也要数十年寒暑才有小成。这些都是老实话，那有吃一颗灵丹就东成西就的道理。假如这时，竟有黄飞鸿的无影腿，或者李寻欢的小李飞刀，韦爵爷一定会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倘若是国破家亡的救亡关头，你是学少林内功呢，还是学无影腿？
据观察，街上但凡开武馆、学馆、川菜馆的，如果不在招牌上标明“速成”二字，就多半是没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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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与政治也有夤缘。在一部电影中，导演居然让他与孙文大夫相遇，将他带进革命的宏伟叙事。事实上，黄师傅的确是先后被记名提督吴全美、刘永福聘为军医官、水师武术教练和军中技击总教习。并于1894年随刘永福黑旗军九营赴台抗日、驻守台南。据说是立下了不朽功勋。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好斗尚武的黄师傅，自1895年6月护台失利而返粤后，从此偃旗息鼓，专心经营宝芝林，行医济世，不再授徒传武。甚而在宝芝林的门口高高挂起一幅免战牌，上写：“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
按以前的老话说，从此江湖上就当没有了这号人物。　
郭靖和乔峰能于千军万马之中将敌酋手到擒来，那是小说家言。说岳说唐和猫头鹰的英雄好汉，动辄一个人冲入敌营，大叫一声：某某某踹营来也。再多人马都挡不住他。黄飞鸿从台湾回来后，若是听见这种说书的，定是连连摇头，苦笑不已。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不知黄师傅在目睹了血肉纷飞、千万颗人头落地之后，对一夫之勇的国术如何感想。我们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惨痛经历，让一个男儿当自强的大侠心灰意冷，从此一生坎坷。
鲁迅放弃医学而欲救国人灵魂的时代，黄飞鸿却放弃了刀口生涯而以救人性命为业。从武功走向革命的道路，终于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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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群情激昂之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黄飞鸿风云再起，重操旧业，应刘永福邀聘，就任广东民团总教练。这是黄师傅一生当中最为风光的时刻。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黄师傅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被人枪杀。受此打击，黄师傅再度高挂免战牌，从此终生不再授徒，亦不再向其他儿子传授武技。乱世之中，徒有一身功夫，莫说保家卫国，自顾尚且不暇。1924年10月，孙文离境北伐，广州商团发动暴乱，招来国民政府严酷镇压。黄飞鸿的宝芝林玉石俱焚，一生家业付之一炬。其长子汉林又告失业。潦倒之下，黄师傅一病不起，于1925年农历三月廿五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黄师傅纵横江湖数十年，落得身后萧条，贫无以殓。幸有弟子邓秀琼为他料理，草草葬于白云山麓。 ●
国运衰竭、道统沦亡，区区无影腿如何又能挽狂澜于既倒？一人之小“武”，便与政治结缘，充其量也只能学学荆柯和吕四娘，成为刺客。如辛亥革命前频频的暗杀活动。而由暗杀者所组成的革命，也不过是秘密会党的革命。
要千万人之大“武”，还有待来者。　
当佛山黄飞鸿垂垂老矣、对振奋人心的武术已不存幻想。这时韶山的毛泽东开始发表了他漫长一生中的第一篇文章。青年毛泽东呼吁振兴国术功夫，重拾尚武精神。并鼓吹全民习武，苦练功夫而去救国。我们不知道毛氏当年有否听闻过黄飞鸿的大名和事迹，但熟读水浒、说岳的毛泽东，一定万分希望武林高手加入革命队伍，像当年的周桐一样培养出一大批林冲、卢俊义和岳飞这样的弟子。
以后的毛泽东大开山门、聚义井冈山，认识到一己之武功不成大事，一己之无影腿不能横扫乱世，“尚武精神”的口号也太肤浅，并不能让人群情激扬、肝脑涂地。让千万人拿起刀枪，前赴后继的力量，莫过于给他们一个终极的乌托邦，给他们一个君主制消失之后拟制的偶像，给他们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　
杀人需学无影腿，救国还需乌托邦。三年之内超英赶美，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亩产粮食十万斤，这些才是真正速成的无影腿啊。反正速度太快，眼光一闪，就可以把人唬住。歌星谭咏麟主演的电影《黄飞鸿对黄飞鸿》，里面的黄师傅就是一个冒牌货，老百姓常常让他表演无影腿，只见他将长衫下襟一捞，口中大叫一声：“哈！”
愚夫愚妇们便鼓掌喝彩。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有些人看上去，黄师傅的腿根本就没有动过。当然这些人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要说，黄师傅的腿似乎微微晃了一下，就归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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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的手下，其实也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武林中人。
最著名的两个头领，一个是元帅贺龙，小小年纪就操练枪棒、拜师练功。失学之后在本寨堂子里学了三年的大洪拳、二洪拳和八虎拳。十二岁棒打清兵的故事在老家脍炙人口，据说当年一个扫堂腿便把清兵小头目掀翻在地。
另一个是大将许世友，相传是正宗的少林弟子。　
贺龙的部队要求天天练武、人人练武的。洪湖边上，直练得未婚的妇女同志都要高唱“砍头不过风吹帽”。相比之下，缺乏革命觉悟的黄飞鸿师傅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匹夫的武功，加上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则天地方才为之变色，生死之间，不料换了人间。
我们读野史发现，凡是正义凛然的大英雄，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杀人如麻、生性豪爽的粗卤之人。哥哥指向哪里，钢刀便杀向那里。口中还要叫道：“他奶奶的”。比如张飞、李逵、牛皋，还有程咬金。
无产者关于公平理想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他们的三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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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的尚武，与毛泽东的尚武，实在又岂可同日而语。同样的无影腿，也是一个拿来扫一屋，一个拿来扫天下。尚武的黄飞鸿在台湾保卫战的枪林弹雨之中，对武术极度失望，转而悲天悯人，终身行医，度人无数。可见武术精神与革命精神并非一丘之貉，反而格格不入。
金庸的《天龙八部》表现出一个思想，似乎佛学的造诣有多深，武功的造诣才会多深。因为武功是杀生之术，需要佛学的大慈大悲来化解暴戾之气。革命的无影腿倒是威力巨大，但不知革命者又用什么法宝来化解其中的暴戾之气呢。
暴戾不能化解，最终某几处穴位一日之中便会痛上数次，非皈依佛门不能超脱。黄飞鸿后来以悬壶济世的方式求超脱。而毛泽东的晚年，不知阳白、廉泉、风府三处穴道，是否每日清晨、正午、子夜三时，便如慕容博、萧远山一般，感到万针攒刺，痛不可当？南无阿弥陀佛。 　
王怡/2001-07-20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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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卢俊义上山　　王怡


         




　　金批《水浒》七十回，前半部大概是“官逼民反”。各处人马围绕梁山，渐次拉起一支失去锁镣得到一切的无产者队伍。到三十五回，宋江估计晁盖已有三五千人马。后来不断兼并山头、瓦解庄园，三山聚义后，照学者萧兵的估算梁山人口总有二万。但这伙人不事生产、贸易，却推崇“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吃饭的问题成为头等大事。
　　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牛在中国迟至二十世纪中叶都是昂贵的生产资料，从秦朝法律起，杀牛就是一种罪。水浒中嗜好牛肉的描写，是梁山革命队伍乌托邦气质的一个证明。比之《金瓶梅》，锦衣玉食的西门庆等人在整部书中就几乎没吃过一次牛肉。宋江之所以不顾弟兄伙反对，存心谋求招安，说到底是出于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制的乌托邦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他的亲弟弟宋清是梁山的财政部长，对梁山泊三天两头排筵设宴的难以为继，知道得最清楚。而这是成天酒足饭饱叫嚷杀人的李逵们并不关心的。
　　后半部水浒不再有“官逼民反”的故事，宋江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军事掠夺，从曾头市到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交战缘由各有千秋，骨子里都是为了“揾食”。在缺乏交易体制的地方，抢劫就替代交易成为最方便的揾食手段。尤其是祝家庄，据说存粮五十万担，据吴用的估算可够梁山三年之用。但这个估计看来没有扣除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和公有资产流失等因素，所以并未挨太久。等到周边的庄园山头差不多抢完了，梁山好汉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豁出去攻城夺池做皇帝；要么求得“招安”，可以合法地穿州过府，去抢更远的对象（如方腊）。宋江选择的第二方案，从梁山的实力和谋反的风险上分析，其实是颇为明智的。那些叫嚷在水泊梁山关起门来逍遥的英雄们，对于经济一途实在毫无概念，不知“揾食”之难难于杀人。既不愿附首招安，又不愿驱牛种田。横竖只剩下死路一条。
　　随着军事掠夺的效用递减，宋江的第二个解困方法就是赚人入伙。赚的都是达官、员外、庄主和朝廷武将。整个七十回的后半部，“官逼民反”变成了“匪逼民反”，主题是吸收有产者加入梁山。也有两种意义，一是瞧上了人家的先进生产力，又要人又要财。一般的路数是乘人之危解人之困，然后拖上山去公私合营。这个“危难”多半也是吴用谋划出来的。只为了赚朱仝上山，吴用竟指示李逵将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活活劈死。其不吝手段处，不亚于塔利班。
　　第二种意义如牧惠先生说，是借这些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为将来的招安转轨添置筹码。两层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赚卢俊义上山当二把手。
　　卢俊义号称玉麒麟，出生富豪，又开当铺，是北京有名的民营金融家。吴用坑蒙拐骗，机关算尽，终于将他赚上山来。但此人上山却引出了一段意外的政治危机。卢员外武艺惊人，“棍棒天下无双”。晁盖临终遗言，曾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金圣叹批这四字妙绝），有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话摆明了是不让只有杀惜之力的宋江接班。而想留给苦大仇深的林冲等人。后来吴用处心盘算，但一不小留神还是让卢俊义活捉了射死晁天王的史文恭。要卢员外果然做了梁山泊主，这个无产者的乌托邦就彻底变修了。所以不但李逵，连林冲等人都不答应。几经反复后，卢俊义做了二把手，成为梁山泊工商联的负责人。至于有没有在山寨里开当铺，就不得而知了。
　　牧惠说卢俊义是宋江的“统战花瓶”，此话也不恰当。宋江第一个看到了乌托邦道路的经济危机。他在招安前网开一面，拼命吸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入伙。逐渐将一个无产者的桃花源变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集团。在梁山内部，以卢俊义为首的有产者集团也并非摆设，而在声势上逐步压倒了早先的流氓无产者集团。一个明显证据在英雄定座次。地罡七十二，天罡三十六，类似梁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常委会。凡做过庄主、大财主和高官的皆入常委会，名列天罡星内。而一些为梁山作出绝大贡献并为劳动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如时迁、孙二娘、蔡庆等人，却屈居地罡阵内。扑天雕李应本是李家庄的庄主，既无绝艺在身，也无尺寸之功，竟然名列天罡第十。在前十名中与卢员外一前一后，其名位大约相当于梁山工商联的副主席。
　　卢俊义等人上山后，吃饭问题本来有另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展开经济改革，打破李逵阮小二等人梦寐以求的大锅饭。但这条路阻力太大。尽管梁山的前十名领导人除宋吴二人外，中间几乎全是手握兵权的原朝廷将领。再加上卢员外、李庄主两个大资本家。如此豪华阵容却敌不过李逵阮小二所代表的梁山理想。宋江吸收先进生产力，招引卢俊义等人上山的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原本是对的，只是时不我待，梁山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尚未完成，没料想财政危机比修正主义来得还快。最终只能走上接受招安，远征采食的悲途。
       

刘国重

旧版修订版鹿鼎记对比



发表于 2008-11-18 21:40:15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颠覆武侠－－金庸废了韦小宝的武功作者： 钱天善



【壹、前言】 金庸小说脍炙人口，历来讨论其作品的文章亦多，《鹿鼎记》是金庸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武侠小说，而论者在讨论《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时，重点大多放在韦小宝的处世手腕及个性行为上，似乎少有人论及韦小宝的武功，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行版（修订版）的《鹿鼎记》中，对於韦小宝武功的描述，只有半吊子的「救命六招」，和四不像的「神行百变」，根本称不上会武功，因此论者对其武功一节皆略而不谈，纵然谈到「救命六招」，所谈的也是洪教主夫妇的「救命六招」而不是韦小宝所学到的半吊子「救命六招」。  

韦小宝果真不会武功吗？若单从现行的修订版内容而言，韦小宝确实是不会武功的，但若从原版来探讨，韦小宝不但会武功，而且金庸初期曾试图将韦小宝塑造成一位武功高强的武林奇才，此一企图显然仍未脱以往所写的小说的思考架构－－一个平凡人由於机缘巧合而逐步的成为一位武林高手。后来由於将韦小宝的个性写成了不适於习武，只好顺其个性来发展情节，而成了不会武功的韦小宝，於是金庸在后来修订出书时，就将韦小宝先前所会的武功全废了，只保留半吊子「救命六招」救命，四不像「神行百变」逃命。  

本文主题是讨论韦小宝的武功，因此不能单以现行修订版《鹿鼎记》为依据，所以在下文中乃将原版和修订版合而论之，这是非常必要的。 【贰、版本差异】 金庸《鹿鼎记》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刊完，原版《鹿鼎记》也就是〈明报〉连载时的内容。在一九八一年以前，原版《鹿鼎记》在港台都未曾正式发行成册，倪匡曾写了一段话：  

「鹿鼎记」的修订版，已经在港台两地同时出版……在这之前「鹿鼎记」从来也没有正式出版过。读者除了当年在报纸上看连载之外，看的全是翻版书。香港出的翻版书还好，台湾出的翻版书，换了一个书名叫「小白龙」，将韦小宝的名字改成「任大同」（真是任你奶奶的大同），不堪至於极点。…… 可知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原版《鹿鼎记》，除非剪报，否则全都是翻版书。台湾出的翻版《鹿鼎记》，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最早版本，乃由南琪出版社於民国六十六年度出版，书名改成《神武门》，共出了三十二集，每集三章，每章皆有四个字的章目，此章目疑为出版社自订的，因后来出版的修订版《鹿鼎记》中，仅有回目而无章目，若能找到当年连载时的明报加以核对，当可释疑。而作者则用「司马翎」之名而非金庸，书中人名只将「小桂子」改成「小柱子」，「韦小宝」改成「任大同」，「韦春花」改成「任春花」，其馀人名未变。但《神武门》三十二集只是前半部《鹿鼎记》，而后半部《鹿鼎记》则以《小白龙》为书名，为《神武门》之续集。民国六十八年五月，南琪出版社出版了《小白龙》六册，为完整版的原版《鹿鼎记》，将早先的《神武门》和《小白龙》合称为《小白龙》，六册中之上、中、下三册为原来的《神武门》，续上、续中、续下三册则是早先的《小白龙》，六册之《小白龙》和早先的《神武门》、《小白龙》相较，保留了原来的分章，而将四个字的章目删除了，第几章的字样也删除了，只保留分章的数字，全书共分为九十三章。修订版《鹿鼎记》在台湾由远景出版社取得版权，於民国七十年九月初版发行，其后远景将版权转让给远流出版社，由於远景、远流二版内容相同，因此不加以讨论。 金庸修订旧作，自一九七○年三月开始，到一九八○年中结束，共计费时十年，用十年的时间来修改其十五部武侠小说，可知金庸的用心，实不下於另写新作。其作品修改得较多的如《雪山飞狐》，将原书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改写过了，而《鹿鼎记》相较於金庸的其他作品，要算是改动最少的了，因此在新旧版本对照比较上较无困难，在本文之末，附有新旧版本内容的对照表，对於金庸如何废了韦小宝的武功，举证历历，当能使读者有更清楚的认知。 对照表的原版内容，乃录自南琪六册《小白龙》原文，文后则标出《神武门》及六册《小白龙》的出处及页次以供查考，修订版则录自远景五册《鹿鼎记》原文，文后亦同样标示出处及页次以利检索。 【参、小宝武功】 要谈韦小宝的武功，就必须从原版的内容来探讨。韦小宝第一次学武的机缘，是在茅十八带韦小宝往北京的路上，茅十八因感念韦小宝救过他的性命，想收韦小宝为徒，传授小宝「五虎断门刀法」，不料韦小宝却认为自己和茅十八是平辈朋友，一旦拜了师，便矮了一辈，因此认为茅十八乃不怀好意，要讨他便宜。因为这个理由，使得韦小宝失去了一次学武的机缘。而后韦小宝入宫冒充太监小桂子，和康熙打架，而由宫中尚膳监总管海老公教了他少林派的「十八路大擒拿手」和「大慈大悲千叶手」。学「大慈大悲千叶手」时，同时要练呼吸吐纳之术，这种内功是崆峒派的，此乃由於海老公是崆峒派高手之故，而后又从康熙那儿学了一套武当派的「八卦游龙掌」。金庸写到此处，已将韦小宝塑造成了一个稍具武功的少年了，看韦小宝和康熙合力对付鳌拜时，韦小宝奋力一击，打在鳌拜的「意舍穴」上，若是寻常武师中了这一拳，当即晕倒，而鳌拜则大吃一惊，心想：「那里来了这样一个高手？」（请参看附录之表三原版引文），而后金庸更进一步，在海老公死后，由韦小宝取得了海老公遗留下来的一本武经（请参看附录表八原版引文），又拜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任天地会青木堂香主，获授武功图谱和修习秘诀，最后用陈近南所传的秘诀来练「海老公遗经」上的图形，而「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既已练了这门古怪武功，那是和他身子血肉相连，九牛倒曳不去」（请参看附录表十原版引文）了，此时的韦小宝武功已不算低，看他后来在自己屋中和小郡主过招，用擒拿手中的「藤萝式」和「托天式」将小郡主制得动弹不得（请参看附录表十二原版引文）可知，但在制服小郡主之先，  


韦小宝随同天地会群雄去拜会沐王府的白寒枫时，却被白寒枫轻易的抓住了手腕，且痛得流泪大叫，连闪避都不会，就此出丑露乖，这岂是身具「擒拿手」、「千叶手」、「游龙掌」及崆峒派内功、自创的结合陈近南与海老公武功图经的古怪武功的韦小宝所应有的表现？笔者认为金庸就是在此时将韦小宝的武功给废了的，使得原先可能塑造出的一代武学奇才韦香主，变成了不会武功的韦公爵。自此以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不再具有武功，以往学的「和他身子血肉相连，九牛倒曳不去」的武功从此消失，在后文中不再提起。后来金庸又给了韦小宝几次学武的机缘，似乎有意给他有翻身的机会，看看是否终能造就出一代武林高手。先写他学了沐家拳中的「高山流水」、「横扫千军」二招，但却只是为了试演给康熙、吴立身、陈近南等人看。其后在神龙岛上，当上了神龙教的白龙使，洪教主夫人教了他「贵妃回眸」、「小怜横陈」、「飞燕回翔」等「美人三招」，而洪教主也教了他「子胥举鼎」、「智深拔柳」、「狄青降驹」等「英雄三招」，不过这英雄美人的六招，到了韦小宝手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发挥不了克敌致胜的功用，反而成了身处劣势时的「救命六招」。在建宁公主房中用拖泥带水的「狄青降驹」和「智深拔柳」制住了太后，在王屋派偷袭军营时用「飞燕回翔」反败为胜，由受制变成制人。受限於其性格，韦小宝终不肯好好习武。  

第三次金庸干脆把韦小宝送进武学的泰山北斗少林寺去。韦小宝以皇上替身的身分在少林寺出家，心想：「常听人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我来到寺里做和尚，不学（些）功夫，岂不可惜？」，但他东看西瞧又能学得到什么功夫了，后来被蓝衫女郎阿琪、绿衫女郎阿珂追杀，才努力向般若堂首座澄观禅师学习破解二女武功的诸种法门，此时，学武原无耐心的韦小宝，居然学了数月，将各种拆解的招式一一学会（请参看附录表十四原版引文）。  

韦小宝最后一次学武的机缘是拜独臂神尼九难为师，九难教了韦小宝「神行百变」神功，却只好让他用来逃命。韦小宝用「神行百变」逃过了病夫高手归锺的追赶，在神龙岛逃过了洪教主的追杀，在通吃岛逃避冯锡范的袭击，在淮阴运河边逃过天地会宏化堂众人的包围，如此一逃，也逃掉了成为武林高手的可能。  

金庸自韦小宝对白寒枫一役废去了韦小宝的武功，且将韦小宝的性格塑造成不适於习武之后，虽然内心仍企图让韦小宝习得上乘武功，先后受教於洪教主、少林寺、九难等名师及名门大派，终究不得不顺着韦小宝的性格来发展，让他学不好武功。  

金庸对韦小宝的第一阶段废功（韦小宝被白寒枫抓住手腕，连闪避都不会）行为或许是无意的，但是第二阶段的废功（修订这部小说）行动却是有心的。韦小宝的武功完全被废是在金庸修订《鹿鼎记》时，先残其「大擒拿手」和「大慈大悲千叶手」（请参看附录表一、表二、表五、表六，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再废其「八卦游龙掌」（请参看附录表四，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而后夺其崆峒派内功（请参看附录表七、表九，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收回海老公遗经（请参看附录表八，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废其结合陈近南和海老公遗经所自创的古怪武功（请参看附录表十、表十一，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没有了武功的韦小宝只好和小郡主在地上扭打（请参看附录表十二，修订版引文），最后连澄观老和尚教他的只有纯粹的招式而没有内功的少林武功也不令其一一学会（请参看附录表十四，原版、修订版引文对照比较）。於是当修订版《鹿鼎记》出书问世时，金庸已完全废去了韦小宝的武功，只保留了一些三脚猫的残招，根本称不上是武功，因此韦小宝乃被认为不会武功。  

【肆、颠覆武侠】 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在江湖上可说是寸步难行，金庸既然废了韦小宝的武功，势必要找一些可以取代武功的方式。 首先，金庸给予韦小宝的第一套武功是「权势」。韦小宝获得康熙的宠信，使他在朝中吃得开，又让韦小宝当上了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使他在江湖中行走，有一定的身分地位，担任神龙教的白龙使，使他不至受到黑道势力的威胁，而反为其所用。  



韦小宝的第二套武功是「金钱」。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开始，韦小宝藉着抄鳌拜的家就私吞了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两银子，而后敲云南竹杠、在台湾搜刮一百万两请命费、向降了清廷的郑克 索得三百八十万两银子欠据的二百六十多万两银子，而韦小宝就是用这些银子收买人心为其所用。  

韦小宝的第三套武功是「保镖」。当一个人行走江湖，权势、金钱皆无用武之地时，只好找一个会武功的人做保镖，因此金庸特别安排了双儿小丫头来服侍韦小宝，因此双儿会的武功，也就和韦小宝自己会的一样了，但是双儿的武功毕竟不是很高，且有时也不一定在身边，因此在少林寺受阿琪、阿珂追杀时就找了澄观做保镖，在护送建宁公主下嫁云南时，就找了神龙教的陆高轩和矮尊者，以及天地会群雄来做保镖。  

韦小宝的第四套武功是「机智」。在皇宫中和假太后的数度交锋、灭了神龙教后和洪教主打交道，都运用了他的机智以及便利的口舌而得脱大难。 当以上的四套武功都用不上时，韦小宝赖以保命的法宝尚有刀枪不入的宝衣、削铁如泥的匕首、杀人於无形的暗器「含沙射影」，再配合上不像样的「救命六招」和「神行百变」，终於使得不会武功的韦小宝得以行走江湖，且能全身而退。  

金庸对「武」的颠覆在《鹿鼎记》中完全表露无遗，试看金庸在修订版中写道：「韦小宝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架起了二郎腿，轻轻摇晃」（请参看附录表十三修订版引文，另对照表十三原版引文，原版文字并无〔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十七字，这十七字乃金庸在修订时刻意加入的），其对武学的嘲弄至为明显。  

武侠小说没有了「武」，那么「侠」呢？在《鹿鼎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官场的虚伪冷酷、天地会反清复明的种族情结、洪教主的自尊自大、康熙和韦小宝的君臣角力，这些虽然显现出了人性的各种层面，但和后来被定义为高尚品格的「侠」，其义是完全背离的，因此在《鹿鼎记》中是没有「侠」的，名为武侠小说，却颠覆了武侠，因此金庸自己也承认：「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伍、结语】 倪匡将《鹿鼎记》评为：「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一。」这「古今中外第一」或许仍值得商榷，而在金庸作品中是最好的小说是可以认同的。本文讨论的是韦小宝的武功，倪匡也认为：所有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武功超群，都有一个从武功低微到武功高超的过程，但是「鹿鼎记」的主角却一直不会武功。  

金庸在创作「鹿鼎记」之初，可能还未曾准备这样写，韦小宝遇到不少高手，有不少际遇，只要笔锋略微一转，就可以使韦小宝成为武林高手。但金庸终於进入了「无剑胜有剑」的境界，韦小宝只学会了一门逃命功夫，一直不会武功，创自有武侠小说以来未有之奇。  

事实上金庸在写韦小宝学武的过程时，笔锋已「略微一转」了，他写韦小宝将陈近南的内功秘诀和海老公的遗经图谱相结合，而创出一门古怪武功，且是「和他身子血肉相连，九牛倒曳不去」的，只是后来写到他将海老公遗经的七十二幅图画之中，练成了二十一幅（请参看附录表十一，原版引文）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后文中的韦小宝竟成了不会武功，这一点在原版中可说是非常的不合理，设若金庸未加修订而以原版出书面世，必定会受到众多读者的质疑－－韦小宝为什么忽然不会武功了？所以金庸对《鹿鼎记》的修订在这一点上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鹿鼎记》一书可以讨论的很多，而单单是对韦小宝一人的讨论，便足以出书而有馀，而本文单讨论韦小宝的武功，乃因要讨论韦小宝的其他方面，只要抱着一部修订版《鹿鼎记》即可，但要讨论韦小宝的武功，则非要兼具原版和修订版《鹿鼎记》的双重功力不可，而原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目前已难寻觅，倪匡在新旧版问题上有言：  

……这些旧版书，现在已那么难找，金庸自己也不齐（在我这里，拿去了两套），再过几年，要考证家去发掘，像研究水浒传的人去发掘「宣和遗事」中的片言只语一样，那就痛苦之甚，…… 而现今大多数的金庸小说读者，所读的都是修订版的小说，读过原版的可说很少，而收藏有原版书者更是凤毛麟角，恰好原版和修订版的《鹿鼎记》笔者手头上都有，因此也就当仁不让了。 （全文完）  

刘国重

金庸武侠六十年 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
2015-02-08 22:38: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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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学术圈        
       金庸和学者的往来，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他的武侠小说和围棋。
       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时候，记者提及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喜欢读金庸的小说，金庸回答道，学者是拿他的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 金庸星 ，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数学家陈省身是大金庸迷，早早地入藏了金庸全集，其中《笑傲江湖》还是金庸在香港亲身送给他的。2001年，南开大学请金庸演讲，金庸在台上讲，九十岁的陈省身就坐在台下听。
       终身执教于加州伯克利、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的陈世骧也喜欢读金庸小说，1966年，他读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时，曾写信给金庸，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因为在日本讲学，难以买到《天龙八部》，他还在这封信里请金庸“赐寄一套”。陈省身嗜读金庸小说也是陈世骧爆的料，他还说，除了陈省身之外，与他经常来往的北美华人学者，如杨联升、夏济安等都爱读金庸。
       饶宗颐自小就爱读武侠小说，尤其喜欢还珠楼主，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还尝试写过。他曾将《东坡志林》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评论金庸：“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原文作：“耳如芭蕉”）。香港大学专门为饶宗颐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并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学术组织，金庸是成员之一，他曾经说过：“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浙江海宁博物馆编《海宁査氏》族谱，金庸曾为之过目修改，而为这套族谱题签的，即是饶宗颐。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学者结交，都是通过围棋。在他们当中，沈君山的棋力最强，下起棋来，能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棋力较他们为弱，但是棋瘾极大，但凡金庸请牟宗三周日去他家里下棋，他一定会去。牟宗三、余英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评价都很高，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则最爱《射雕英雄传》。
       诸多和金庸交往的学者当中，日本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可能是一个例外。金庸和他交往，最主要是因为汤因比。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前言中，金庸讲到自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到一本汤因比（金庸写作“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废寝忘食地才读了四分之一，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越读下去，心中的念头就越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此后，汤因比的著作，金庸是数十年间每见必买必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英文本也在其中，金庸说，“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他感到佩服不已。所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建议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他便欣然同意。对谈自1995年11月16日始，历时两年多，两人多次在香港和日本会面，并且常有书信往还，对话录在日本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另一个例外，是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指导教师、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麦大维比金庸小十五岁，他回忆说，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其实，金庸也是我的老师”，麦大维说自己与金庸的关系是亦师亦友。        
       围棋圈        
       金庸对围棋的痴迷，尽人皆知。他曾经拜围棋高手王立诚为师，也拜师聂卫平学过棋。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1983年他正在广州为了卫冕“新体育杯”而战，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 师父 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金庸对聂卫平十分尊敬，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在金庸香港家中进行，聂卫平说，“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 炒 了”。
       沈君山也是经由金庸介绍与聂卫平认识的。1987年，聂卫平与沈君山同时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主办方知道两人都喜欢打桥牌，特意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好玩的是，因为台湾方面知道聂卫平常和猫头鹰、等**高层打桥牌，以为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则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他们搭档打桥牌竟成了政治敏感事件。
       桥牌比赛当天，沈君山对记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聂卫平说，“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 统战 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等到蒋经国去世之后了，沈君山才当了台湾的“政务委员”。
      
       影视圈        
       邵逸夫是金庸在香港影视圈中最为重量级的朋友。金庸称邵逸夫为“半个世纪的老朋友”，邵逸夫则说金庸是“我的小朋友小查”。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写影人小传和新片影评的时候，金庸就曾前去邵逸夫住处拜访过他，拜访成果，是“影人小传”专栏的一篇文章：《邵氏兄弟与白金龙》，署名“姚馥兰”，即“your 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邵氏公司推出了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到七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市场呈萧条之势，邵逸夫邀请金庸喝茶，请金庸授权改编其武侠小说拍电视剧，从而打入内地电视市场。金庸一口答允。自此之后，邵氏金庸武侠剧席卷大陆，而封笔之后的金庸，作品在大陆的销量也借以节节攀升。
       而为邵氏公司拍摄金庸武侠电影的，则是大导演张彻。他也是迄今为止拍摄金庸武侠电影最多的香港导演。早在1966年，改编自《神雕侠侣》、倪匡编剧、张彻导演的《独臂刀》，就收获了百万票房，张彻也被称为“百万导演”。张彻在台湾成立的“长弓影片公司”，“长弓”二字由金庸题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了多部金庸电影之后，张彻与邵氏合约期满，想要组建自己的影片公司，打入内地市场，曾经得到国民党高层官员张道藩赏识、与蒋经国有交情的张彻担心因为政治原因受阻，也是金庸出面为他疏通，强调他的“国民党文化官员”这一身份。
       金庸爱慕长城电影公司“大公主”、有“香港演艺圈西施”之称的夏梦，是众所周知的八卦。金庸在《新晚报》以笔名“林欢”写影评时，夏梦是他着笔最多的演员。金庸为长城影片公司做圈外编剧的时候，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和《三恋》都由金庸编剧。之后，金庸专职做了长城的编剧，又为夏梦写下了《眼儿媚》这个剧本，之后又创作了《兰花花》《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等剧本。后来他又学做导演，先与程步高合作导演了《有女怀春》，后与胡小峰合作导演《王老虎抢亲》等。后一部影片中，金庸执意要求夏梦女扮男装，反串出演主角周文宾，结果大获成功。金庸创办《明报》以后，夏梦去国外作长期旅行，金庸为她安排了专栏“夏梦游记”，又让记者报道她的行迹游踪。
       大陆影视圈，张纪中是拍摄金庸剧最多的人。他是在金庸刚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结识金庸的，在此之前，金庸已经同意以一块钱的价格将《笑傲江湖》小说版权转让给央视，由张纪中执导。张纪中说：“我觉得金庸是个谦谦君子，很讲义气。他喜欢热闹，每次我们到香港，他都会陪我们，有时候一陪就七八个小时。”不过，谦谦君子也有金刚怒目之时，金庸曾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他对张纪中的有些改编不满意：“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得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画家圈        
       黄永玉与金庸的交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两人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黄永玉担任美术编辑，金庸担任国际电讯翻译。金庸常去黄永玉的住所参加朋友聚会，乔冠华、胡风、臧克家都是常客。黄永玉常约金庸、梁羽生等朋友去一家叫做“美利坚”的馆子吃饭，有一次吃到一半，大家发现谁都没带钱，这时，黄永玉对着饭馆里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画，用手指蘸着酱油为画着色。画完之后，金庸打电话给在《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让他前来取走黄永玉的画，预付的稿费充作饭钱，大家尽欢而散。黄永玉的家乡特写《火里凤凰》是在金庸建议下，在《大公报》连载的，黄永玉离开《大公报》之后，也是金庸央求朋友帮忙，把黄永玉介绍到了长城电影公司。后来，黄永玉离开香港北上，自此与金庸南北暌违，三十多年没见，直到1988年他重返香港，两人才再次见面，金庸常去黄永玉在太平山半山腰的“山之半居”喝咖啡。1999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流光五十年”画展，其中，《春江花月夜》被金庸以一百万港币订购。
       董培新、王司马、姜云行号称金庸的三大御用插画家。上世纪五十年代，董培新还在为《明报》的竞争对手《快报》绘制小说插画，和金庸的交往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他有空时会和倪匡到金庸家里打纸牌，一星期一次。董培新曾经给金庸的小说画过彩色的国画，并举办过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画展。2008年4月上市的大陆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即出于董培新之手。王司马原名黄永兴，1961年迁居香港后，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晚报》上发表漫画。1966年，黄永兴应聘进了香港《明报》，成了《明报》专职漫画家，自此正式启用笔名“王司马”。他为《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越女剑》。而《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龙记》《鹿鼎记》《连城诀》则出自姜云行（笔名“云君”）笔下，而金庸老朋友梁羽生的多部作品插图，也同样由姜来完成。可惜的是，这些插图仅仅是在小说于报纸连载时发表，后来梁羽生小说结集时，这些插图中的大多数却被遗漏了。   

(原标题：金庸武侠六十年 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刘国重

金庸武侠的文化解读
发表于 2008-11-18 21:26:47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郭靖篇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作者： 刘国重
  

2008-2-28 10:11 　 回复此发言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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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转贴]] 金庸武侠的文化解读  
与令狐冲如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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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素衣白相 提交日期：2006-11-4 20:14:00 | 访问量：353  
??喜欢令狐冲，因为他真的潇洒。杨过的我行我素，是充满了愤怒叛逆的，而令狐冲的我行我素，却似行云流水，毫无压力。
??
??令狐冲放任性情，口没遮拦，处事随意，游戏人生，活得如此旷达洒脱。最令人倾心的，是他把功名利禄看得极为淡薄，又不为世俗之念所动。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后来，他退出武林，醉心于绿竹巷中，过起神仙般的日子。这种境界，超出武林中人的一般追求。
??
??在笑傲江湖一片争名夺利、虚伪的人物特质中，他拥有难得一见的不慕荣利。相对于他的师父岳不群，他就显得更加是一位真君子。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不和人同流合污的想法因为就如同书中的风清扬一般，逃离世间，不问世事。反而，他是在这个充满着人性丑恶的世界中找寻着自得其乐的感觉。哪里有酒，有音乐，有知音，就有他的影子。
??
??一个人的价值在他的眼中，完全衡量在一个“真”字。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真性情，因为对他来说，人和人之间就得要真诚相待，这样的特立独行的思想，看在所谓的名门正派的眼中，却全是无稽之谈。因此，在书中，他大部份的时间是被误解的，是不被接纳的，他是他，并不因为人人都这样做，人人都这样想，而改变他的初衷，因为，可以依照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去过生活就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快乐的，因为他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几个字看起来好像很解单，但是多少人迷失在随波逐流的浪潮中，失去了自己，今狐冲很勇敢，因为他敢于面对自己真正的想法，进而去实行它。
??
??在这个充满着争夺和现实的社会中，潮流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了自己，跟着人群的方向而迷惘。又有几个人能像令狐冲般的勇敢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又有多少个人是真的属于自己，又找得到几颗像孩子一样真诚的心呢？许多人只是一味的在争权夺利，在汲汲营营于富贵的追求，有多少人能真正的超然脱俗、淡泊名利？  
??
??一个人活在世上，俯仰无愧，自由自在。看似容易，却是最难得的。
??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没有身世，他是一个纯粹的个体，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
??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
??
??爱情在笑傲江湖里一样是修成正果，令狐冲和任盈盈在解决了所有恩怨后归隐江湖，不知所踪，这是所有童话故事的完美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
??但令狐冲真的就自由幸福么？当任大小姐想当然地拉住令狐冲的手，自说自话：“看来我这辈子也要和这只大马猴拴在一起了”。令狐冲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
??
??紧紧的束缚在生的边缘.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
??
??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
??

荷笑笑

刘兄真是勤奋...一眨眼转了一大堆......膜拜......

荷笑笑

金庸：有，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苏墱基就是代表之一，我很希望都能亲自回信，但实在太忙，所以无法一一回信，但很喜欢读者写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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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给金庸写信了，谁告诉我地址啊

蔚文宏玉

留着慢慢欣赏。
重大哥实在辛苦了。
问好。

刘国重

]谢有顺为主
【【【【【【【【【【【【【【【【【【【【【【
在 批评的义理上不苟且，必然也会注重在实证中贯彻这一义理，同时建构批评的文章之道。我在胡传吉的批评文字中，也看到了这种努力。比如她讲《小说的技术冷漠 症》，举了金庸、麦家等人做例子。她说金庸在价值观上并没什么突破性的建树，无非是个人命运后面站着国族命运，“但金庸的小说技法自成一家、独创门别，他 有他十分大气的一面，如果因其通俗而拒之以文学域之外 ，那就是短见浅识了。这个作家有一颗异想天开的好玩之心，其贪玩之趣，恰好是当代大陆小说家所普遍 缺乏的，也更是阴谋权术之心所难以想象的……金氏小说，寓国族、道德、情爱等严肃话题于江湖游戏之中，跟技术实有太多太多的暗合及呼应处，他的价值观迟早 会被人诟病……以我的看法，想象力才是金氏小说真正的卓越魂灵。”她论到麦家《解密》一书中，主人公容金珍的崩溃：“是信仰悲剧的解密”。“技术在反复升 级人的自我能量之际，也在反复升级对人的控制能量。技术诱拐了人的智慧与激情，技术让人迈向神迹，技术测试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远近(近了方知远)。人终生追 求不被复制、不被控制的命运，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对技术的抗争、对有限的绝望、对无限的向往？”——关于这些作家的研究，都是实论，从作品引申，但见出一 个更大的问题：文学写作事关价值立论，但也有自己的物质外壳；一种想象力和人格塑造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作家在技术上的修习。这样一种写作上的辩证，胡传吉 以“技术”为切口，在金庸、麦家等作家身上得到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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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教授今天说，很多文学作品中的细致描写靠的都是想象，比如说金庸笔下的大理。金庸其实并没有去过大理，可他笔下的大理，却令无数人神往。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曹公笔下的“凤辣子”，在一开始对她的描写中，把她描写的“彩秀辉煌，恍若神仙妃子”，但这一切也许真是曹公的想象，曹公也许根本没有见过那金丝八宝攒珠髻，也从未见过那朝阳五凤挂珠钗，却将王熙凤的雍容华贵描写的淋漓尽致。谁又能想到，前半生及其荣华富贵的王熙凤，却死的如此悲惨？

若不是想象，这世间可能会少许多美好的文学名著。想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适用，却也不是万能的。想象是有局限性的，你却可以把这局限性无限扩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到也像假的，假的确有几分像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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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谢有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的，也有通雅的一面；他用了很多传统的叙述形式，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总体而言，金庸的创造力是独特的，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点上，有很独到的实践，我们不可忽视。”

谢有顺和金庸有过接触，他记得，金庸本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作品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住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要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金庸做到了，可在他身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

谈及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告诉南都记者：“我觉得他在现代新文化的潮流中，以武侠小说为载体，将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叙事方式、雅俗共赏的美学精神保存下来，这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他用武侠文学的方式，迂回映照出了我们生活深处，不变的江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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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跟着谢老师，一起走进“金庸的江湖”。（以下为谢老师主题分享的节选）

如何评价金庸

二十世纪下半叶，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非金庸莫属了。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

金庸的读者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文化程度低到粗识字的，文化程度高到已是名学者的，都是金庸小说的喜好者。一个作家的小说能普及到如此地步，且能深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层面，这是不容易的。按我的观察，二十世纪以来，也就鲁迅和金庸两个人的小说，能如此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曾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大众影响力，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所创造的人物、语言有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有道理的。你想一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面，一个小说人物一说起，大家就知道是谁，有什么性格特点，不必多加注释的，其实很少。

不少人平时也说，你这人像韦小宝，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华山论剑”，说这话时，既不需要解释韦小宝是谁，也不用解释“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表明金庸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金庸小说的雅与俗

金庸小说里面，就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他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

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过来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吸引力，希望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因为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水平要求是很高的。

金庸不仅长于讲故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价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的。不能因为他的小说通俗，就否认他写作中把通俗小说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赏不该成为他的弱点，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条创造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


金庸小说还吸收了很多新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譬如他自己就说，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受到了阿Q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的性格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尽管他未必有像阿Q这样的概括性，但它真实、生动、饱满。韦小宝是小流氓，但可以做朋友，他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为朋友，也重意气，所以武功很差，也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在他身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他都精通，所以具有中国人骨子里的一切狡猾、无耻，是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缩影。

金庸也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打死一个，又来一个，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很精彩，很吸引人。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

除却新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金庸还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认为，金庸把儒道释、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他的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撇开陈平原所说的琴棋书画不谈，金庸小说在语言上也颇具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五四一代的作家，不少人的语言都是欧化的，包括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像“吃了人的人的兄弟”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都拗口。那个时候，包括徐志摩的散文、巴金的小说，都有很多欧化的语式，生硬地用了西方的一些语法，语言上谈不上成熟。但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干净，具有中国白话小说的语言风采，这些都表明，金庸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

通俗小说的雅化

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一是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傅）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

《神雕侠侣》中的欧阳锋尽管疯疯癫癫，但对杨过却是真情实意，还教他蛤蟆功；洪七公也曾传授打狗棒法给杨过，也算是他的一位师傅。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傅。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傅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傅，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

二是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在金庸小说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张无忌遇到赵敏时，赵敏是江湖人士闻之色变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妖女”；而袁承志遇见的温青青，也近乎“妖女”，就连杨过遇见的小龙女，其言其行，在常人看来，也与“妖女”无异。

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实上，女性是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另一个深刻之处。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须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有一些甚至是很离奇的，比如杨过与小龙女的分分合合，有些是很不合常理的，但金庸能够在小说中把它写得合乎逻辑、情理，这就是一种功力。

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读到一些情节的重复、人物命运的相似，并不奇怪。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金庸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读者是通过想象来实现对现实的代偿。当我们苦恼、痛苦、无所适从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求得心灵暂时的安宁。换言之，这种“成人的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把现实的不可能变成文字的可能，这是文学的一种精神表达。哲学在回答生活应该怎么样，但是伟大的文学总是在写生活可能怎么样，人生可能怎么样。

文学正是中国人解析人生、探讨人生的一种方式，也即通过文学来为我们的人生想象无穷的可能性。金庸的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就为我们枯燥、苍白、没有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比如，郭靖跟华筝已经订婚了，如果就这么结婚，也能过上好的日子，但波澜不惊，可是，郭靖跟黄蓉在一起，人生变得跌宕起伏，就有了很多意外的惊喜、历险和享受。令狐冲爱上小师妹，好像幸福生活触手可及了，但是出来了个林平之和任盈盈，结果出现错位、误解、情移别处，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感情纠结。张无忌跟周芷若都已经走到婚堂上了，不料杀出了一个赵敏，拿出一束谢逊的头发，婚礼中止，生活、爱情都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归宿。只有一种可能的生活不值得我们过。金庸是富有想象力的，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可能的地方，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地方，他能制造变化，使生活出现意外，出现新的方向，这就是好的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转化，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活的空间。

对可能性的挖掘、探索，构成了文学乌托邦的第一个方面。而文学乌托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金庸小说里面，就是他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并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武侠小说里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都不是现实中能有的，只是梦想的投射，所以，这也是乌托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个人如此渺小，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面对现实，我们常常灰心，藐视自己，但再渺小的个人，都可以通过小说的阅读，在想象中体验一回英雄气概。

文学乌托邦的第三个方面，是金庸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人生。你们发现了没有，金庸小说里面的侠客，多数都最终选择了退隐江湖。金庸塑造了许多世外桃源式的地方，大漠，桃花岛，冰火岛，绝情谷，但这些地方也照样腥风血雨，并不宁静，那些侠客们，最后都寻找到了另外的栖居地：袁承志归隐在海外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郭襄归隐于峨眉，张无忌归隐为赵敏画眉，任盈盈和令狐冲归隐于莫名之地，杨过和小龙女归隐于古墓，连世俗不堪的韦小宝也选择带着漂亮的老婆归隐江南。这些侠客们，离开了刀尖上讨生活的江湖，为了追求个人心灵的自由，在一个偏僻、渺远的地方住下来，“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他们的选择，倒是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充满了劳绩，所以向往诗意的栖居。

现实生活如此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依然还有做梦的权利，唯有如此，人生才有亮色，才能飞扬起来。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深刻地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逃避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泊和死亡的命运，但快意江湖所留下的人生印痕，终究是值得记取、值得品味的。

因此，读一点金庸的小说，哪怕是青少年，让他读一读金庸，放飞一下自己的梦想，并感受一点江湖的正气，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毕竟，有梦想的人生才会显得灿烂、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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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我很喜欢举金庸小说作为例子。金庸写的本来是武侠小说，可是，在许多时候，他笔下的现实，比很多历史小说还真实。他笔下的人情、人性，是很细微、很动人的。比如《神雕侠侣》里，写到小龙女第一次古墓里出来，去找杨过，她在路上饿了，见到店里有馒头，就拿着吃，吃完就走，店家问她要钱，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钱，也不懂买卖的道理——金庸这样写的前提是，小龙女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古墓里，她没有接触过社会，所以她不通人情世故，是合理的。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身上，作者就不能这样处理了。黄蓉第一次到临安一带，碰到郭靖前，也饿了，去拿店里的馒头吃，她这是一种离家后的自苦，但你不能把她也写成小龙女那样，吃了馒头就走——黄蓉是懂得这些基本的人情世故的，所以，店家见她没钱，叫她把馒头放下，她就把馒头放下了。同样是吃馒头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也有不同的写法，他依据的正是生活的常识和情理。后来黄蓉和郭靖要分开时，在第七回，金庸这样写到：
　　郭靖见他衣衫单薄，心下不忍，当下脱下貂裘，披在他身上，说道：“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他身边尚剩下四锭黄金，取出两锭，放在貂裘的袋中。
　　“四锭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如果出自普通小儿，就不合情理了，但我们知道，郭靖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此黄金为成吉思汗所给，就不希奇了。而“取出两锭”，就表示郭靖自己还留下两锭，这符合憨厚的郭靖的处世方式，有福共享，一人一半，假如此时作者让郭靖把四锭黄金全部给了黄蓉，就显得假了，因为郭靖自己还要考虑生计问题。这样的描写，真是细微而精彩。
　　我们不妨拿这个情节和《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对比一下。这一回写到，晴雯着了凉，生病了，宝玉不想让她回家养病，就叫人私下请王太医来看病，可私下请人，要给钱啊，其时袭人又回家看母亲去了，宝玉和麝月都不知道银子放在哪里，结果到处找，找到了，却又不知道这银子到底有多重：
　　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那婆子站在外头台矶上，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早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请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
　　寥寥几笔，大户人家的公子、大户人家的丫鬟那个气派，一下就写活了。宝玉可以不懂银子，他身边有人懂就行了，他自己不需要懂；麝月也可以不懂秤的“戥子”在哪里，因为她平时不管银子，是袭人管。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作者写袭人或写凤姐不知道一两银子到底多重，不知道秤的“戥子”在哪里，那就不对了。贾宝玉可以不知道，麝月可以不知道，但王熙凤、袭人肯定要知道，因为她们是干这个的。所以，现实的严密性、细节的逻辑性、合理合情的物质结构，这是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血肉基础——它是半点都忽略不得的。有时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细节，但背后却隐藏着一整套生活标准和生活常识。这些，都是要求作家下功夫去钻研的。
文学最终所见的是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
　　上面说的要有世俗心，要合情合理，要尊重常识，这些都是作家完成他的写作契约的基本条件，属于写作的物质外壳的问题。但光有这个，还远远不够。物质外壳解决的只是俗世层面的建构方式，但从俗世中来的，还要到灵魂里去。灵魂在哪里？在作家这个人身上。作品的后面如果不站着一个人，一个有着生动灵魂的人，这部作品，哪怕实感层面写得再好，它的境界都是有限的。《金瓶梅》为什么不如《红楼梦》？不在于《金瓶梅》的市井生活写得不好，而在于它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在境界和胸襟上，根本比不上《红楼梦》的作者。《金瓶梅》是玩赏一种趣味，享受并沉迷于一种平庸生活，但《红楼梦》不同，《红楼梦》是“还泪”之作，是泣血的，里面有大悲伤。《红楼梦》开篇就说：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缘起，也是作者内心的秘密。不理解这段话，就无法真正明白《红楼梦》。在这里，曹雪芹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每念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就“愧”，就“悔”—— 罪，愧，悔，这三个字，就是“我之襟怀笔墨”，代表曹雪芹这个人，这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堪称是一个大境界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多关心社会、现实、国家、人伦，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桃花扇》的传统，很少有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也很少有自我省悟的忏悔精神，所以，王国维说，《红楼梦》深化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精神传统，即关注更高远的人世，更永恒的感情和精神。
　　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然有作者的影子，他坦言“我之罪固不免”，这种知罪、渴望赎罪的精神，中国小说中之前几乎是没有的。《红楼梦》所达到的深度，跟这种知罪意识，以及由此而有的自愧、自悔，有根本的关系。贾宝玉即便外面锦衣玉食，他也放不下心中对黛玉、对“闺阁中”那些女子的愧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对此，刘再复、林岗先生在他们合著的《罪与文学》一书中，作了精彩的阐释：
　　在世俗的眼里，贾府虽然不如当年繁华，但宝玉身边毕竟有娇妻美妾，而且还中了榜，日子可说是美满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是整天感到不安不宁，感到有许多美丽的亡灵的眼睛看着他，就是因为他还有负疚感。他辜负了林黛玉，辜负了许多爱他的美丽而天真的女子。他们都死在他的父母府第里。他“不忍”看到她们的死亡与屈辱，觉得自己对她们的死亡负有责任。他的发呆发傻，眼睛发直，正是他的大迷惘，这种大迷惘，隐含着千言万语，像鲁迅这样的读者就读出眼神迷惘的内涵，读出“自愧”与“忏悔”的内涵。所以他必须出走，必须离开那个有罪的地方。但他并不责怪父母，仍然向父母作揖告别，悲喜交织，没有怨恨，他实际上也辜负了父母。他的悲剧重量确实是一切悲情的总和，其罪感正是与这一总和相等。
　　……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种特殊的大呆傻、大迷惘、大悲哀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总是为一个女子个体生命的消失而身心震颤，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爱每一个人和宽恕每一个人，只是不宽恕自己。曹雪芹在小说的前言中所说的“自愧”，也正是没有宽恕自己。他的写作过程是投下全部生命、全部眼泪的过程，这种生命倾注，正是对感情之债的偿还。写作的过程本身，正是一个“还泪”的过程，平衡负疚感的过程。
　　我什么要大段地引用刘再复和林岗的话，在于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对《红楼梦》精神空间的重要发现。现在《红楼梦》很热，但都热在外面，版本问题，作者问题，年代问题，这些，都和《红楼梦》的文学本质关系不大。《红楼梦》一旦写就，就是独立的了，它的文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很少人能在《红楼梦》的精神空间的研究上花时间，并提出新的创见。上面所引的，说出《红楼梦》的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深情，执着，充满爱，同时这个人又充满愧疚和忏悔，他觉得自己有罪，自己对情感的悲剧负有责任，他活在其中，感同身受——这是一种多么深切的悲伤。
　　由此可见，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作者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文学只有写出“灵魂的深”（鲁迅语），才称得上是好文学。今天有很多的作品显得虚假，不感人，无关痛痒，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这些作品中，摸不到作者的心，看不到作品后面有作者这个人，或者后面的那个人精神狭窄、灵魂枯燥，境界上不去。
　　李敖在演讲的时候，总是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有人就问，李敖先生，你为什么没有带讲稿来念呢？李敖回答得很好，他说，你连自己都记不住的演讲，怎么奢望听众记住呢？是啊，你自己都不感动，又怎么奢望感动别人呢？你自己都没有为你笔下的生活悲伤或者快乐过，又怎能奢望读者为你所写的而悲伤或快乐呢？也就是说，你的写作即便把物质外壳建构得坚实精细、逻辑严密，但你的心灵不深刻、胸襟不宽广的话，照样写不出好作品。这就好比画画，同样是临摹山水，为什么不同的人临摹出来的会完全不同？不是山水不同（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片风景），是胸襟不同，心灵不同，所以笔墨就不同。中国人的写作，自古以来就讲究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摆进作品里，如果通过一部作品看不到背后的那个人，这样的文字总不是好的。钱穆先生说，学文学也是学做人，那个修养、胸襟，都藏在作者的笔墨里去了。读《论语》，可见孔子为人的真面目。太史公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字中的性情了；没有了性情，就不觉得做人和作文要修养了。这也是钱穆的看法。钱穆说：“摩诘诗若是写物，然正贵其有我之存在。子美诗若是写我，然亦正贵其有物之存在。”写我，要有物的存在；写物，也要有我的存在。写俗世，要有灵魂参与；写灵魂，也要有俗世作为容器。互相作为对方存在的证据，这就是把人摆到作品里面去。也有那种超脱的作品，像李白的诗，他喜欢道家，喜欢老庄那种人生，他的诗，不愿意直接写自己的生命，而是追求生命从现实人生中超越出来，但正如超世间也是一种世间一样，超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生。李白不过是把自己更巧妙地隐藏在神采飞扬的文字后面罢了。杜甫、苏东坡这样一些诗人，是直接写人生的，也是把自己直接摆进作品里面的，所以，有时在他们的诗中，能读到惊心动魄的东西。惟有这样的文学，能够让读者的心也贴上去，从中体会另一种人生，感受另一种性情。钱穆说：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如我们在纽约，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我们住五层、六层的高楼，不到下边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诗，因着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我可不用管。我们今天置身海外，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之乱时的生活在兵荒马乱中，我们读杜诗，也可获得无上经验。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像到。西方人的小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没有碰见过的人。而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如读《水浒》，固然觉得有趣，也像读《史记》般，但《史记》是真的，《水浒》是假的。读西方人小说，固然有趣，里边描写一个人，描写得生动灵活。而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
　　读了这段话，才知道钱穆为什么那么喜欢读文学，讲文学。他是在文学里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人生啊。法国作家加缪说，不在于活得更好，而在于活得更多。如何才能“活得更多”？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学。你可以通过阅读，进入别人的人生，去感受别人的悲欢喜乐，“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钱穆喜欢讲文学，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学里，包含了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儒道佛诸家的思想都在文学里可以找到，而且文学里还包含作家的人格和性情。不是说思想家的文字里就没有性情，没有真实人生，而是说，就显示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而言，思想著作总没有文学作品来得真切。
　　鲁迅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后来才弃医从文的。因此，你在鲁迅的文字里，也能读到鲁迅的性情和身世，也能看到鲁迅的爱好、趣味、胸襟和见识。鲁迅不隐藏自己，他的爱与恨，都是直接说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深感自己处身于一个黑暗的中国、无声的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沉默，而是呐喊；不是逍遥，而是斗争；不是迂回作战，而是短兵相接。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记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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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课堂之五：小说的雅俗调适作者：谢有顺
小说课堂之五　　

小说的雅俗调适



   说到小说的雅与俗，我想专门谈谈金庸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起源于说书，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高雅的人当时都去写诗了。所以，小说自古以来地位低微，是“小道”、“小技”，就连小说的作者本人，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写作，这就直接导致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白话小说，作者几乎都是存疑的。多数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也有人认为证据不足，作者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别人；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是。《水浒传》、《西游记》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些著名的小说，到现在都没弄清真正的作者是谁，就在于小说在古代是没有地位的，即便有人写了，也很少把作者的真实姓名署上去——说书、演戏、写小说，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不仅不能望重士林，甚至还会损及自己的声名。
　　这种局面现在已经彻底改观，文学界近年领风骚的多半是小说家，但不等于说小说就成了多优雅的文体了。
　　说到底，小说还是俗物，也是和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小说贴近日常生活的末梢，既描写人生中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场景，也记录个体的经历、遭遇和命运。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往往写不好小说。曹雪芹如果没有大户人家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他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张爱玲如果没有对旧上海市民生活的精细观察，也是写出她那些世情小说的，她说自己“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①，并称自己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她觉得小报“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②，这些其实都构成了张爱玲的写作资源。因此，小说不应该拒绝俗事、俗生活，相反，只有以俗生活为底子，作家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结实了。古人云，“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话说的就是小说，而非诗歌。所谓“文不能通而俗可通”，更是说出了小说的实质，把小说名之为“通俗演义”，恐怕亦因此而来。
　　关于文学的雅与俗之争，由来已久。多数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种向往世俗的冲动，俗只是不高尚而已，它的存在，并无什么罪过。给俗文学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认识，也有利于文学的发展走向多元、丰富。文学史不会因着写了张恨水和张爱玲，就变得俗气了；也不会因着写了金庸，就降低标准了。对俗文学一脉的正视，只会使中国文学的版图变得更加完整。梁启超曾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③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假若梁启超真这么认为，他就应该认可《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的价值，可他事实上是否定的，可见，何为俗语文学，至少梁启超本人在当时的认识是不明晰的。
　　但金庸的小说，一直是被纳入俗文学范畴的；对他的接受与传播，倒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其实，金庸的小说既是通俗的，但也有通雅的一面。他用了很多传统的叙事形式，可也吸纳了不少新文学的写作手法。譬如，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就受了阿Q这一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性格的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他未必有阿Q这种深刻的概括性，但比起阿Q形象的过于漫画化，韦小宝的形象要真实、生动、饱满得多，尤其是他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统一于一身，确实成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缩影。除此，金庸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譬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各色人物登场，惊心动魄、命悬一线，这种写法，就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要在非常有限的舞台，把各种冲突、各色人等都集中在一起出现。
　　这些，都是一般通俗小说所没有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一种叙事方法。
　　然而，也不必否认，金庸小说里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作品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不能让报纸陷入危机，不能让报社的员工惶惶不可终日，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住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强大吸引力，要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因为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艺术要求是很高的。金庸在写连载小说的同时，还要办报纸、写社论、管理报社，是非常忙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往往越忙就越能迸发出来。所以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不要将俗文学看得那么不堪，往远说，《诗经》、宋词在当时迹近于通俗文学，往近说，《红楼梦》在它那个时代也是俗文学，但今天却已成了高雅文学的代表，以至于张爱玲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会读不懂《红楼梦》。这并不危言耸听，今日的我们，要读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人生情怀，又谈何容易？
　　可是，雅与俗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昔日是俗小说的，今天可能成了雅文学，当年堪称雅文学的（如文言小说、诗化小说），今日若再以此为小说的新作法，则可能沦为庸俗之举。金庸的小说之所以争议大、影响大，和他的写作兼具这种雅俗品格不无关系。
　　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譬如，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傅）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郭靖、袁承志等人，知道父亲曾经是堂堂男子汉，杨过年长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坏人，韦小宝干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傅。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傅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傅，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傅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④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傅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跟从这样的师傅，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傅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自己终归还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傅作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傅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傅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师傅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傅，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比如郭靖，最早跟江南七怪学武，后来跟洪七公学降龙十八掌，这些师傅都是正派人士，郭靖的侠义情怀基本上是从他们而来。但郭靖后来又学了九阴真经，还学了黄药师等人的武功，正与邪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也使得他对邪派人物也往往存一份同情和尊重；杨过学过全真教的武功，也是古墓派的传人，还练过欧阳锋的蛤蟆功；令狐冲师出华山这一名门正派，但他后来还学了独孤九剑、吸星；张无忌的武功底子是武当派的，他后来也学了七伤拳、乾坤大挪移，等等。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练武的过程中，每一个师傅的出现（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秘籍里的），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信念，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融合，必然会扩展这个人的心胸和视野，最终使他实现对正与邪之界限的宽广理解。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这种以师傅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众多当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自我重复最少的一个。
　　又如，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在金庸小说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张无忌遇到赵敏时，赵敏是江湖人士闻之色变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妖女”；而袁承志遇见的温青青，也近乎“妖女”，就连杨过遇见的小龙女，其言其行，在常人看来，也与“妖女”无异。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小妖女”当然是代表一种革命性的、非正统的价值，她可能蔑视那些僵硬的公义观念，也可能对正邪之分不以为然，比起国家、民族大义，她们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感情，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幸福。就连外表和手段都看起来刚毅、坚强的赵敏，喜欢上了张无忌之后，也忍不住如此表白：
　　
　　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⑤
　　
　　连郭襄这样颇具侠义、磊落之风的奇女子，想起杨过的时候，也不禁叹到：
　　
　　便是凿刻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⑥
　　
　　这可能就是男性与女性的根本区别：男人想的多是军国大事，女性想的却多是“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赵敏对张无忌说的话）。但是，一个正派男儿，在观念上接受了非正派的女性为自己的爱慕对象后，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视野渗透进了新的因素，他的命运也可能随之发生逆转。那么老实的郭靖，碰上黄蓉，也开始想望快意江湖的日子，而常常忘记师傅交下的大事；张无忌是嫡传的武当弟子，遇到江湖死敌、朝廷郡主赵敏，无论处境如何矛盾、痛苦，他也放不下对她的挂怀，最终还是选择了为赵敏画眉；张翠山所爱上的殷素素，一出手就杀了七十多人，这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万恶不赦的了，所以，张翠山携妻儿从冰火岛回到武当山时，心中忐忑，他对师傅张三丰说，我娶的妻子不是名门正派，她是天鹰教教主的女儿，而且之前也来不及告知您老人家。接下来，张三丰说了一段话，可以作为关于正与邪之观念的一种豁达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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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⑦
　　
　　原来是正邪势不两立，但因为在情感上有了正与邪的遇合，正邪对立的价值观念也就相应地受到了冲击。邪派女性的任性、美丽与坚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⑧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实上，女性是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深刻之处。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须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有一些甚至是很离奇的，比如杨过与小龙女的分分合合，看起来很不合常理，但金庸能够在小说中把它写得合乎逻辑、情理，这就是一种功力。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可能算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主人公了，练武的时候，手脚比他的头脑灵活，练会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练会的。刚开始，洪七公是抵死不愿收他为徒的，他喜欢郭靖的人品，但一想到自己的徒弟如此之笨，就怕被江湖人士笑话。仅仅因为黄蓉厨艺高妙，才骗取了他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在桃花岛迷路被囚禁，碰到周伯通，无意中学会了九阴真经；黄蓉受伤，本是一次灾难，但是碰到一灯大师，又使郭靖学得了九阴真理的总纲，还了悟了一些一阳指的高妙。这种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成长历程，在金庸俗小说中也很普遍，譬如杨过，如果不是断了一臂，恐怕也学不成绝世武功。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也有那么多的机会。
　　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读到一些情节的重复、人物命运的相似，并不奇怪。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先说金庸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精神。以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为例，就知道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中诠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的。金庸笔下的侠客，大概可分为三类：儒家侠，道家侠，佛家侠。早期金庸多写儒家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儒家精神的底蕴，因此，郭靖明知道襄阳守不住，但他还是要守；还有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虽然也有灰心、归隐的思想，但其壮年，却一直是带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抱负，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写到道家侠，那种以抒发个体性情、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侠客，比如杨过，什么家国民族大事，都不能和他的姑姑相提并论，他觉得和自己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比如令狐冲，他根本不在乎江湖的权位，尽管做了华山派、五岳派的掌门人，他所在意的也更多是个人的情感、自由的生活和武学的境界，他喝酒、弹琴、高谈阔论，想念自己所爱的人；比如张三丰，一生冲淡平和，不争不怒；比如张无忌，已经做了明教教主，明教得天下，他也就是皇帝了，但他最后宁可退隐江湖，去为赵敏画眉；比如段誉，做了皇帝，心里也忘不了他的神仙姐姐。他们的有为之身，都存着无为之念。除此之外，还有佛家侠，就是那种有宽恕之心、悲悯之心的侠客，以少林和尚为代表。
　　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释文化，无论社会哪个阶层的人，哪怕他没有读过任何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只要生活在中国，他的血液里就一定流着这几种文化的因子。只是，多数的人无法领会何为儒道释文化，金庸则通过这些侠客形象的塑造，把这些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这有利于一般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读杜甫的诗，会看到儒家士大夫担当的精神；读李白的诗，可以读到老庄思想中的自由心性与个性飞扬的东西；而读王维的诗，却能领会到一种禅境。
　　金庸小说中的儒道释这三种侠客形象，基本囊括了中国人生的各种方面。中国尽管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儒道释思想的多重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立体的，多层次的。比如在一些单位，某些人觉得自己升迁有望的时候，都想立德、立功、立言，都想干一番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抱负、理想，这就是儒家精神。快到退休的时候，很多人就都成了道家的信徒了，开始劝人不要太在意现实的功名，关键是要内心活得充实、自在。再往下活，再经历人生一些变故，一些挫折，看多一些生离死别，可能佛家的思想就在他身上占上风了，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空，看穿一切。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儒道释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弹性的，他很少会一条路走到黑，会在一颗树上吊死。即便他在现实中碰壁了，我们还可以写字、刻章，即便这些都觉得没有意义了，他还可以遁入空门，削发为尼什么的。儒道释一体的思想结构，使中国人更看得开，也不轻易因思考活着的意义问题而自杀。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痛苦的自我消解机制，所以，以儒道释文化来诠释侠客的精神、映照中国人的人生，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视角，它也是金庸小说雅化的标志之一。
　　金庸小说还具有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想。他对人生的观察与感叹，常常引发读者深思。《射雕英雄传》的最后，郭靖要忘掉武功，他沉思一个问题：“我是谁？”包括欧阳锋也曾追问“我是谁？”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诘问。成吉思汗死前，念叨的是“英雄，英雄”，他想到自己战绩卓越却白骨累累的生涯，于是在纠结与不解中走向死亡。在《神雕侠侣》里，郭襄对杨过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杨过爱着小龙女，小龙女爱着杨过，他们的世界容不下任何他者，郭襄最终只好在心思浩渺中，骑着小毛驴独自在江湖上游荡，这是一幅多么感伤的图景：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⑨
　　
　　小龙女中了毒针，无药可医，她将人在世间比作去而复来的雪花来宽解杨过，达观、通透，心如止水，这是多么深的人生境界：
　　
　　这些雪花落下来，多么白，多么好看。过几天太阳出来，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无影无踪。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许多雪花，只不过已不是今年的这些雪花罢了。⑩
　　
　　《倚天屠龙记》里，小昭在海上的小船上，对张无忌等人唱的歌也充满人生的感悟：“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还有在光明顶上，明教众人在面临覆灭时所唱的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就连正派人士听了，都感慨说，原来明教创教的人也具有大仁大勇的人间情怀。
　　——以上这些作品的片段，贯彻着金庸对人生的深思，也能让人觉得人活着的悲苦和孤立无援，正如江南四友之一的黄钟公在自绝前所说，“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表明人生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这点是比很多纯文学作品都要深邃得多的。
　　最有深度的也许是《天龙八部》。它里面隐藏着很深的中国式的罪与罚思想，用金庸的朋友陈世骧的话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的人，都蒙受着巨大的冤屈，而这部小说里的情感，也几乎都是孽缘。很无辜，也很惨烈。譬如，萧峰曾立誓，终生不杀一个汉人，但聚贤庄一战，他杀了很多汉人，后来他甚至还亲手打死了自己最爱的姑娘阿朱，你说冤不冤？虚竹一门心思想做一个标准的和尚，结果被逐出少林寺，而恶人慕容复、萧远山，最终反而可以在少林寺终老，你说冤不冤？段誉喜欢上的女子，是自己的亲妹妹，再喜欢一个，还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冤不冤？而萧峰对阿朱，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王夫人对段正淳，康敏对萧峰，木婉清对段誉，无一不是孽缘。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有罪的，他的人生不过是在受难，不过是在赎罪，在这样一个望远皆悲的背景下写人性，就会发现人性和生存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
　　这种人生情怀、哲学思考，都不是通俗文学这个帽子可以涵括得了的。显然，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之前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切，他的小说，在讲故事和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借鉴了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技巧，但他的精神思索，却并不俗，甚至还有非常高雅、深刻的一面。他的小说不是没有毛病，雷同的地方也不少，过分离奇而背离情理的情节时有出现，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因过分漫画化而显得简单了，但总体而言，金庸的创造力是旺盛的，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点上，有很独到的实践，我们不可忽视。
　　这令我想起陈平原的一个观点：“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或称探索小说、文人小说、高雅小说)的对峙与调适，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11它们之间的对峙，固然有着艺术趣味的根本差异，但它们之间的调适，也使得小说的审美空间发生了裂变，并刺激了一种新的小说美学的生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如余华的《鲜血梅花》）和二十一世纪的谍战小说（如麦家的《风语》），都套用了武侠小说的一些模式或情节，就可看出，所谓小说的雅俗边界，在作家眼中早已消弭，相反，彼此的影响，反而成了小说变革的一种动力——在当下网络小说中的种种新型写作里，也几乎都能看到武侠小说对它们的影响。
　　这样的雅俗调适，赓续了小说的本源，并复原了小说本应有的大众面貌，它不仅没有弱化小说的艺术性，反而为小说如何走通一条“雅俗同欢，智愚同赏”（李渔语）的叙事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证。在这个过程中，金庸小说的传播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显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2
　　
注释：
　　① 张爱玲．《多少恨·题记》，见《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26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② 张爱玲：《纳凉会记》，吴江枫记，载《杂志》第15卷5期，1945年8月。
　　③ 梁启超：《小说丛话》（署名饮冰），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金庸：《鹿鼎记》（五），第14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⑤ 金庸：《倚天屠龙记》（四），第10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⑥ 金庸：《倚天屠龙记》（一），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⑦ 金庸：《倚天屠龙记》（一），第2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⑧ 这方面更全面的论述，可参见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一书的第三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⑨ 金庸：《神雕侠侣》（四），第130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⑩ 金庸：《神雕侠侣》（三），第9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 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的其中一节，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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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是活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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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货》杂志　|　谢有顺　　2017年01月09日14:25



谢有顺，2013年在中山大学。

今天要讲小说与历史、人世的关系。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的人格判断之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①]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②]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到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是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还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一直持续地产生影响。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都灰飞烟灭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之大势的人，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栗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

【】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甚至认定小说所写，就是一种可以信任的真实。所以，连孙悟空、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乡，前段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想认领了，这当然有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上的苦心，只是，细究起来，似乎也和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不无关系。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③]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小说和戏文写的历史，当然不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如何一个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写的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包括《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他的历史知识也全部来自于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鹿鼎记》第二回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韦小宝帮茅十八脱险之后，茅十八从怀中摸出一只十两重的元宝，交给韦小宝，说道：“小朋友，我走了，这只元宝给你。”金庸的描写很生动，说此时的韦小宝“见到这只大元宝，不禁咕嘟一声，吞了口馋涎”——可见他并不是不爱钱，但韦小宝听过不少侠义故事，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日好容易有机会做上英雄好汉，说什么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于是就大声道：“咱们只讲义气，不讲钱财。你送元宝给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④]这两人就这样结交上了，他们的人生也由此纠结在了一起。很显然，“只讲义气，不讲钱财”这种思想，是韦小宝听戏听来的，戏曲里的人生，早已影响了他的人生——对于韦小宝来说，小说、戏曲所写的就是历史。

确实，小说写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但凡写史，自古以来无非是记言、记事、记人这几种。《春秋》是记事，《左传》则记事也记言，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大家所熟知，因为它的主体是记人。有人，才有事；有人，才有言，故历史是以人为中心的。只是，如果光读史书，了解的多是人事，或者多是客观现象，比如官阶、经济、人口，地方发展，文化状况，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通过史书来了解。可是，那一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常图景，正统的史书上是不太会写的，比如那个时代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婚礼如何操办，葬礼怎样举行，唱什么戏，吃什么点心，穿什么衣服，衣服的褶皱有几道，上面又分别饰着什么图样的花纹，等等，这些特殊的生活细节，你惟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小说所保存的那个时代的肉身状态，可以为我们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有了小说，粗疏的历史记述就有了许多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

历史如果缺了细节，就会显得枯燥、空洞，而文学如果缺了历史的支撑，也会显得飘忽、轻浅，没有深度。你看当代小说，很多都是写个人的那点情事，出自一种私人想象，但这些情事背后，没有个体如何在历史中艰难跋涉的痕迹，没有时代感，就显得千人一面。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它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很多小说，当时影响大，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时代一变，写作的语境一变，那些故事、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读之也乏味了。小说是在写一种活着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它要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鲁迅的小说何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那种对时代的概括力。鲁迅写的是当下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发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和作者靠得很近，这本来是最难写好的，但鲁迅为虚构的人物找寻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困苦、麻木与挣扎，一旦放在这个背景里，虚构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小说也就成了历史讲述中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旁证，而变得更具力量。

这一点，金庸也做得极为高明。他写的武侠，纯属虚构，但他习惯把自己的侠客故事安放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脉络里来展开，而且，他选择的时代背景多是乱世，多是朝代更替的年间，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这就为他的人物在江湖上行走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他还善于把自己虚构的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人物缝合在一起写，如郭靖与成吉思汗，张无忌与张三丰，袁承志与袁崇焕，陈家洛与乾隆，韦小宝与康熙，等等，一虚一实，亦真亦假，既有虚构，也有史实，小说和历史融为一体，最终就使读者信以为真，这其实是小说写作一个很高的境界。

好的小说家，是能把假的写成真的，如卡夫卡写人变成甲虫，明显是寓言，是假的，但你读完他的《变形记》，你会觉得那种真实触手可及。而《鹿鼎记》这样的作品，明知是虚构的，但由于作者把历史和虚构嵌合得特别严密，也使得这部武侠小说被很多人当作历史小说来读。相反，蹩脚的作家总是把真的写成假的，或者细节不合情理，或者语言的针脚不够绵密，或者精神造假，它根本无法在读者心中累积起阅读的信任感，这样的写作必然失败。

如果我们把历史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生活的话，就能更好地理解小说是活着的历史这一观点。为什么是“活着”的？因为小说所保存的日常生活中那毛茸茸的部分，是有生命力的。生命的构成，离不开这些肉感、琐细、坚韧的细节，甚至文明的传承也常常是在这些生命的细节中完成的。钱穆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是礼就有仪式，是仪式就有细节，所以，在一些传统的婚嫁、祭祀、人情来往中，甚至在一种饮食文化中，也能感受到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延续下来的。

小说所分享的，正是文化和历史中感性、隐蔽的部分，它存在于生命舒展的过程之中，可谓是历史的潜流，是历史这一洪流下面的泥沙和碎石——洪流是浩荡的，但洪流过后，它所留下的泥沙和碎石，才是洪流存在的真实证据。生命的痕迹，往往藏于历史这一巨大幕布的背后，小说就是要把它背后的故事说出来，把生命的痕迹从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许多的时候，历史只对事实负责，却无视生命的叹息或抗议，更不会对生命的寂灭抱以同情，它把生命简化成事件和数字，安放在历史的橱柜里，这样一来，个体意义就完全消失了——而文学就是要恢复个体的意义，让每一个个体都发出声音、留下活着的痕迹。

如果触摸到这个生命层面，小说的独特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叙述的是此时的历史，但此时所发生的故事，一旦被凝聚、被书写，它就可能是永恒的——小说所写的永恒，不在于观念和哲学，而在于日常生活。观念可以陈旧，但生活却在继续。日起日落，花开花谢，吃喝拉撒，儿女情长，这些看起来是最不起眼的俗事，但千百年来，日子都是这样过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脱不开这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古代和现代，昨天和今天，上演的生命故事、爱恨情仇，也大体相似，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讲的多是变道，但小说所写的其实是常道——无非是生命如何在具体的日子里展开，情感如何在一种生活里落实，它通向的往往是精神世界里最恒常不变的部分。我们今天读古代的小说，古人的诗，还会有一种亲切和共鸣，就在于我们和古人都在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朝代可以更替，皇帝可以轮流做，但饭总是要吃的，四季是分冷暖的，人是需要爱的，身体是会死亡的——这些生命共通的部分，正是小说叙事的永恒主题。

我们读一部古代的小说，会为他们的情感悲剧落泪，说明今天的人还在和古人共享同一种情感；我们看一幅古画，能理解画中的意境、画家的心情，就表明今日的看画者和当年的画家还在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我们参观名人故居、历史古墓，会有很多感慨，原因也在于我们和逝去的人还在共享同一种人世。“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传道书》里的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人世的常道，其实也是小说在日常叙事中所发现的真理。比如，李白带着歌妓到浙江东山看谢安墓时，心有悲感，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谢安已经葬在那里三百多年了，但李白当时的慨叹，我想谢安若还活着，也会有同感。李白说的“我妓”今日如花似月，可当年谢安活着的时候，身边也有妙龄女子吧，她们也如花似月吧，但“他妓”却“古坟荒草寒”了，青春、美丽都化作了黄土一堆，这是多么令人伤怀的事情。这种在时间面前的苍凉、悲哀之感，我想，谢安在看他之前的古墓的时候会有，李白看谢安墓时也会有，今天我们若去看谢安墓、李白墓，这种感觉同样会有。

【】
【节选自谢有顺的《小说中的心事》一书，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作者简介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长汀，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有当代文学批评、思想随笔200余万字。出版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于坚谢有顺对话录》、《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等论著。主编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广东文学评论奖等。中山大学博导。

注释：

[①]转引自[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前言》，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②]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④]金庸：《鹿鼎记》（一），第41页，广州出版社，2009年。

[⑤]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⑥]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这一讲的前半部分，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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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的家乡美溪村在革命老区福建省长汀县的山区里，不久前才通公路，谢有顺在那里度过了他没有电灯的童年。谢有顺说：“我爱上文学是偶然。”正是这样的“偶然”，让谢有顺获得“全球青年领袖”的殊荣。今年春节，谢有顺还回故乡和家人团聚，他说自己每次回家感情都很复杂，“在当下的语境中，在城市里奋斗发展的人，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是很幸福的事。”谈到长汀对自己的影响，谢有顺说：“长汀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根本，我所有的一切都从她而来。”

     恩师孙绍振评说谢有顺：

     他的出现是奇迹

     才气让恩师感到“心灵冲击”

     谢有顺当选“全球青年领袖”主要是因为他在文化学者方面的成就，谢有顺的恩师、著名文化学者、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绍振评价说：“当今文学正处于低潮期，很多人失去了精神追求，谢有顺以坚定的信念、理想和人格追求在文学上独树一帜，高举理想的大旗。”

     孙绍振是谢有顺成长的见证人之一。他说：“在我近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谢有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谢有顺第一次到孙绍振家里的具体情景孙绍振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的才气给我的震动，我心灵受到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已经习惯了面对平庸和麻木，见怪不怪。”

     等到谢有顺出现了，孙绍振才感到这个想法还要加以补充：为校徽增加含金量的不仅仅是那些权威教师，而且还应该包括谢有顺这样杰出的学生。谢有顺以l.73米的个子，站在大学本科嘈杂的宿舍的窗口，目光一下子就到达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核心。而百般挑剔他的教师，包括那些并不是没有任何成就的教授，虽经多年的努力，却未能攀登上全国性的权威的学术论坛的，也还不在少数。

     批评   让恩师豁然开朗

     1996年，谢有顺在《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对孙绍振的评论。在所有评论孙绍振的文章中，他第一个提出了对孙绍振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体系的深刻批评。“当我读到他的文章的时候，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后来，孙绍振读了谢有顺更多的文章，才深深领悟到谢有顺对他的批评，并非偶然，因为它来自一个更高的精神殿堂。统观谢有顺的全部文学评论文章，其根本精神和我们最根本的区别可以说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从来不轻易赞成为文学本身而文学。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但有现实的苦难，而且有人的心灵的苦难。

     他以小小二十几岁的年纪，为什么就有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条分缕析、挥斥方遒的气魄？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答案。他发出的，不是世俗的人生的感叹，而是从精神天国投射向世俗人生的一道救赎之光。那个精神的彼岸，是那样纯洁、崇高，风烟俱净。

     孙绍振说，谢有顺的文章中，有我们所缺少的对于精神救赎的追求。他的诚惶诚恐，抵制谎言，拒绝游戏，为真实、怯懦、烦恼的主题，正是他的信念的真诚而自然的流泻。 (本文来源：东南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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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融书香大讲坛

--《金庸小说里的人生哲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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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庸小说创造丰富和典型的女性形象。小说不仅带给大家漂亮、忠贞、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也呈现给大家一种男性对女性的粗鲁与残忍的读者感觉，比如水浒传里的男人对女人鄙薄、无情、污蔑和极大不尊重的故情节，也说明了一个成功的英雄或者男性在女人身上不能流连忘返。金庸小说创造了独立的女性角度，这些女性助力男性成长，它表达了女性更敢于担当、冒险的精神从一定层面来说影响男性的某些价值观，比如黄蓉的出现影响郭靖，赵敏的出现改造了张无忌。金庸小说也呈现给大家一些女性有领导性、革命性和比男性更有决断性等，男性往往飘忽不定，女性更坚定明确而且忠心耿耿。谢教授与大家分享了通过网络调查，大部分读者最喜欢的金庸女性人物还是双儿和小昭，更说明了大部分男人喜欢听话、钦佩男人的小女人形象。从金庸小说里，也可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身心与生活，更在乎精神世界和内心塑造。谢教授从三个角度来阐述女性的人生哲学以及对男性和人的真善美的思考。首先是女性要担负起拯救男性的责任，从浮躁的社会里，男性容易堕落与消沉，女性要勇于承担改造男性的责任，其次从小说里的女性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可看出男性的爱是不是真爱？比如像小龙女这样有污点的女性形象，男人是爱还是不爱？真爱是能够接受女人的一切不完美。最后他阐述了一切的恶都起源于爱，一切很美好的人可能也有自身阴影的面积。

第二，金庸小说里面表达了一个人有所为的思想。小说里面几乎所有人物都有这么一个特性。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中，谢教授也倡议大家要为国家为人民有所为！他举例了最近的"疫苗事件"来痛斥那些价值观颠覆的人群，告诫大众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同时，他也阐述了传统教育在一定层面上具有意义而不全是封建迷信。如何从传统教育里找到人生正确价值观，倡议大家要有端正的人生价值观，并为子孙后代积德造福！金庸小说里还有道家思想的侠客精神，它里面塑造了很多归隐于江湖的侠客如杨过、令狐冲、韦小宝等。同时他也阐释了在国家前途命运面前需要具有更大担当的侠客，比如郭靖在大事大义和民族大事面前的果断和大义。他也倡议大家要为国家和民族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要有为国家和人民有所为的思想。

第三，金庸小说不止一部小说里表达了人是有罪的。( )通过对人性的最终思考来促使人对自我的反省。人无完人的思想在小说里呈现出来，比如裘千仞式的追问？谁身上没有罪的可以肆意地打他。最后告诉大家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并提议大家为人要良善，世上有真理，积善之家必有后福，一个良好的家风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小说也呈现给大家一种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我们是被抛弃到世界，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与死，生命里有很多无可奈何又需要大家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如段誉有慈悲之心的人竟然练上绝世武功，可是爱上的女人却都是他自己的妹妹。通过金庸小说里的人生哲学，我们要有积极向上、乐观有为的心态面对生活里的是是非非。

第四，金庸小说里也传达了现代人的思想，比如现代人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小说一定层面也折射了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根的感觉，现代社会的孤独和漂泊感，在读金庸小说的时候会从不同角度来认同这些观点。比如杨过、小龙女的无情世界，最后悲剧而感人，更是说明了一种为情所累的人生其实活得很可怜。在失去阿朱后肖峰内心的孤独与无奈，小说里的人物很多处在无助的、绝境、漂泊、孤独感的生活境界与现代生活的境遇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金庸小说塑造的英雄形象和英雄意识，出现了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改变国家命运的英雄人物，如肖峰、杨过等。一种担当、大无畏的英雄责任呈现给读者，正如电影《邪不胜正》更是传达了真正的正义之声肯定能压倒邪恶，一心为公不为私利连鬼都会怕的英雄意识。谢教授也倡议大家从自我做起，从个人自身改变做起，点滴积累，只要肯干，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个人英雄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每个人都应该如此，通过自我努力，不断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智慧与力量。

金庸小说有很多值得读与思考的地方。

讲座最后，谢教授与在场观众互动交流了几个现场观众提问的问题：

问题一：哪一部小说更适合女性看？谢教授说，每部小说都值得去看，如果非要有一部小说回答的话，他的答案是《射雕英雄传》，郭靖与黄蓉的人物形象与小说情节值得回味与思考，并在人生中学习。

问题二：如何从女性的角度思考和引导男性？谢教授认真回答了观众的提问。首先，告诫女性不要过于乐观，轻易相信男人可改变。其次他建议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明白性格的边界，社会分工的不同，希望女性要有细心体贴的生活态度和独立的精神世界，又要明白性格的边界。

问题三：金庸小说与古龙小说的异同之处？谢教授认为，金庸小说与古龙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会指导武功的过程描写。金庸小说的武打是有过程，金庸侠客有一种打不死的精神，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武功与人物形象并行的写作方法值得回味。

文章系作者现场听讲座的一些总结，与大家分享，仅做学术交流及参考学习，如有误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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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是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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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7年01月23日09:05

说小说是生命的学问，表明它对生命有一套自己的勘探和论证路径，但它也遵循学问的一般法则。

什么是学问？清代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戴震，他在乾隆年代，把学问分为义理、考证、辞章三门。同时期的文学家姚鼐也持这一观点。在当时，这是对宋学的纠偏，宋学重义理，清代学者所讲的汉学则倾向于考据，而戴、姚二位，则强调义理、考证、辞章三方面的统一，这就好比大学的文、史、哲三个专业，应有内在的联系。但戴震认为，学问有本末，文章之道当有更高的一面，他把这称之为“大本”，不触及“大本”，学问就仍属“艺”之一端，而未闻“道”。“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为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也有同时代人评价戴震此论，“通篇义理，可以无作”，不仅章学诚，甚至连钱大昕、朱筠等人，都认为戴震作《原善》诸篇，“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意思就是反对戴震过分强调义理这种空

但我觉得，学问若失了义理，不讲大道，也可能会把学问引向干枯和死寂。王阳明形容这种无根本的学问，“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ii]很多人都感叹过，现在的研究制度，培养了一大批的硕士、博士，论文之多，前所未有，但真正有学问、有见地的，又有几何？都在讲规范，讲选题，惟独不讲学术的义理、心得，都在讲专门之学，而不讲生命之学，学问的现状，终究是晦暗、残缺的。以前的理学家把学问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虽然不能说“闻见之知”就不重要——王船山就认为，“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但“德性之知”肯定更为重要。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尊德性”本是首要的议题，不强调“德性之知”，就无从接续和应用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因此，我认同戴震所说的“德性资于学问”，这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路径，至少，它更切近我对学问的理解。

借用义理、考证、辞章这三分法，或能更清晰地理解小说的写作之道。后来的曾国藩，又在这三者以外，加了另外一门，叫经济。所谓经济，是指学问要成为实学，要有经国济世之用，不能光是空谈。《红楼梦》里，史湘云曾嘲讽贾宝玉是懂“经济”的人，亦取此意。小说作为一门学问，面对的研究本体是生命本身，它是对生命的解析，也是对生命的考证。既然是学问，自然就有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的讲究。

首先是义理。小说的义理，我想就是人生之道。它不仅是写人生的事实，也讲人生的道义。文学所写的生死，该是道义之生、道义之死。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没有道义成分的人生，我想也不值得小说家去写。一个人出车祸死了，可以写成新闻，却并不适合写小说——这种死亡的背后，可供挖掘的道义成因太少；但一个人车祸死了，他的妻子因伤心也随之自杀，这就可以写成小说了。

情义即道义。因此，小说所呈现的，永远不是单纯的社会事件，它的背后，应该有价值的错位，有道义的冲突。自然之死是没什么可写的，一个老人老死于家中，一个人在江边散步失足落水而死，这就是自然之死，很平淡。道义之死就不同了。譬如林黛玉的死，是“泪尽而亡”，她为追求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流泪至死，这种死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即为道义。《红楼梦》有一次写宝玉来见黛玉，黛玉说，最近好像眼泪少了。这是一句奇怪的话。眼泪少了，表明黛玉已经伤心到了极处，走到绝境了。泪尽而亡，是殉情，是肉体之死，更是精神之死。确实，真正的悲伤，不一定是泪如泉涌，也可能是欲哭无泪。《水浒传》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在那里哭，“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是潘金莲的哭，假伤心。《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的哭，他是英雄，不可能嚎啕大哭，那样太失尊严，他只能泣泪无声。无声的，有时更为有力。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写，“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这种观察，包含着中国社会一种很深切的人情：媳妇常常是必须哭出声的，不哭就不足以证明她的伤心；女儿却未必要哭出声来，她可以抽泣，可以默默流泪，甚至可以没有眼泪，但没有人会怀疑女儿失去母亲之后的伤痛。确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哭法。《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写郭靖在桃花岛看到自己五个师傅死于非命时，极度悲痛，但他哭不出来；《笑傲江湖》写令狐冲看到小师妹岳灵珊死了，也是“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这样处理，符合郭靖、令狐冲两人的性格，符合他们对师傅和师妹的感情，哭不出来的伤痛，其实更深。《射雕英雄传》写黄药师在船上听说自己的女儿已命丧大海时，他也哭，只是他在哭之前，是先“哈哈大笑”，“仰天狂笑”，然后才“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又举起玉箫击打船舷，唱了起来”，他唱的是曹子建的诗：“天长地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iii]黄药师有晋人遗风，纵情率性，歌哭无常，他伤心之时，又笑又哭又唱，这完全符合他的生命风貌。

可见，作家不仅是写哭，更要写哭的义理。只是，小说的义理，往往不是由作家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形象的塑造、一种生活的描绘来呈现。义理藏得越深，小说就可能越成功。

钱穆先生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殊处。”[iv]确实，中国文化的传承，常常是通过圣人故事、世俗生活来完成的。圣人内在的德性，世俗中的人情与义气，就这样一代一代地通过生活传了下去。鲁迅说《红楼梦》是清代人情小说的顶峰，是指《红楼梦》写了人情之美，这个人情在哪里？它就在世俗生活中。人情之美，也即日常生活之美。日常生活所蕴含的人情、义气、忠诚、牺牲，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人生道义。

人生之道往往藏在世俗之中。何以中国的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何以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了中国，汉文明也还一直存续？就因为统治者可以改变朝代、制度，但一直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你可以统治我们，但你不能让我像你一样生活，我日常的饮食、起居、礼节、人情来往，依然遵循着以前的传统。这就是生活的力量，它有时比一切可见的事物都要强大。我在意大利看过古罗马的斗兽场，确实太令人震撼了，我在俄罗斯也看过他们的冬宫和夏宫——比起它的恢弘和华丽来，中国的故宫就像是一个土堆；就物质遗迹而言，中国远没有一些国家流传下来的丰富，但中国文化依然如此灿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主要是通过生活来保存和流传的。儒、道、释的典籍，很多中国人都没有读过，但这不影响有些中国人生来就是儒家，或者道家，他的血液里流着中国文化的因子。物质的遗迹，可以摧毁，但只要典籍还在，只要圣人的故事还在流传，只要他们的诗文还在被我们阅读，文化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文明与道义，一方面是保存在传统的典籍里，另一方面也保存在世俗和日常生活里。小说所写的，更多的就是日常生活所传承下来的生命义理。

都说中国是一个人情国家，很多人把这个人情视为贬义，凡事都学西方，相信法律和契约，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但中国人无论怎么学，都放不下中国式的家庭、血缘和人情上的纠结，在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之间，他往往会站在人情这一边，这也是独特的国情。小说主要写的，就是人情，而不是法律。人情亦有人情之美。每个人若都活得铁面无私，一切都以法律和契约为准绳，不可协商，也不妥协，这个社会就终究会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讲的就是生活的义理：父亲不告发儿子，儿子不举报父亲，真理就在其中了。很多人认为这是糟粕，但韩国的法律，现在都还遵循这一道义原则，只是中国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更愿意相信大义灭亲才是真理。但最近很多法学家都开始讨论并赞成在案件举证的过程中，亲人应该回避。让一个人站出来指证自己的亲人有罪，看起来是大义凛然，其实是对人情、伦常的一种践踏。“文革”的时候，父亲揭发儿子，妻子揭发丈夫，甚至连昨晚说的梦话，也会被亲人作为罪证告发，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实现公正，反而成了人间地狱。如果没有人情，没有对世俗伦理的尊重，只剩下法律，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只会是一个幻象。

文化必须在生活中落实，它才有生命力。生活是孕育文化、存续文化的堡垒。中国的圣贤，以人生为根底来讲文化，中国的文学，也是以人生为根底的文学，它不玄虚，而且多是日用的、伦常的，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只要生活在继续，这种文化就在继续。我在昆明曾经和几个丹麦人吃饭、聊天，他们问我，中国现在满街都是麦当劳、肯德基，小孩最爱喝的饮料也是可口可乐，到处是洋品牌，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中国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几乎濒于灭绝了，我就以手中的筷子为例，告诉他们，即便西方文化再影响中国一千年，可能都改变不了中国人用筷子的习惯，更改变不了中国文字。筷子、方块字，都只是一个符号，但它一旦成为一种文化积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就有一种难以摧毁的力量。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长大就喜欢吃中餐了；小的时候喜欢喝可乐，长大就开始喝茶了。这种口味的变迁，也有文化的力量在里面。

生活是文化的外现，它的内部藏着义理，而小说所写的，就是一种世俗的道义。只是，小说的义理，未必是方正的、正统的，它经常以独特、偏僻的角度切入生活，以呈现出生活的复杂与丰富，就像米兰·昆德拉所探讨的，小说的道德和世俗道德并不是重合的。因此，现代小说经常写精神病患者、疯子、傻瓜、绝望儿，它们都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但在文学写作上，却具有某种精神标识的意义，能扩大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理解。《红楼梦》的价值观中，鄙弃富贵功名，向往生命的自在、情感的自由，像贾宝玉，他只是喜欢过一种和几个青春女子厮守一起的生活，他并不投合家族或时代的喜好去追求功名，不愿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这种反叛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因此，《红楼梦》是用一种生活来解构另一种生活，用一种义理来反抗另一种义理。《变形记》里人成了甲虫，他是被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咀嚼之后所吐出来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于卡夫卡的时代而言，是弱的哲学，是精神的异见，也是生命义理的一次崭新发现，它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诠释。

作家往往是这种新价值的发现者和辩护者，他不站在正统价值这一边，而是竭力寻找生命的裂缝，并由此敞开生活的可能性。金庸在《神雕侠侣》第十四回中，写礼法最严苛的宋代，杨过要娶自己的师傅小龙女，这对郭靖这种正派人士而言，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宁愿自己死了，也不愿看见杨过做了错事却不悔改。可杨过说：“我做了什么事碍着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的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我的妻子。”郭靖盛怒之下，就想一掌把杨过打死，但杨过的抗辩是：“我没错！我没做坏事！我没害人！”这三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铿然有声。“厅上群雄听了，心中都是一凛，觉得他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若是他师徒俩一句话也不说，在什么世外桃源，或是穷乡荒岛之中结成夫妇，始终不为人知，确是与人无损。”[v]郭靖终究不忍，让杨过、小龙女自行去了。这个场面，有力地嘲讽了那个年代的“礼教大防”，甚至有人说，武侠小说中含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小说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道德来塑造人物，而更多是通过对一种道德的反叛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爱情的意义，这是极富现代感的叙事。武侠小说尽管是旧的小说样式，但在金庸笔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形式。譬如《笑傲江湖》有意模糊故事的年代，就是为了批判小说所写的荒谬的个人崇拜、偶像崇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发生。有人把这部小说解读为是批判“文革”，也可以这么理解，但金庸要写的，其实是普遍的权力痼疾和人性弱点。金庸经常嘲笑正统价值，极力为那些在野的、弱小的、非主流的价值正名，所以他的小说好看、有趣。他笔下的少林寺代表的就是江湖的正统价值，是群雄的领袖，但金庸经常让少林寺和尚出洋相，就连武功，也非少林寺和尚最高。令狐冲带人大闹少林寺时，他手一挥，就有好几个和尚跌倒，十八罗汉武功高强，却如此不堪一击，这显然是一种价值偏见。最惨烈的是，《天龙八部》中，少林寺方丈玄慈居然有私生子，最后不得不当众受刑并自绝于江湖人士跟前，这对代表正统江湖秩序的少林寺来说，是一个难言的创痛。金庸几乎不站在正派这一边，也不站在邪派那一边，他更钟情于亦正亦邪的人物，像张无忌、令狐冲等人，都兼具正邪两派的武功，最终他们也成了弥合两派之间裂痕的核心人物。他笔下的邪派人物，比如几乎每部小说都会写到的“小妖女”——像黄蓉、殷素素、赵敏、任盈盈等人都曾被正派人士称为“小妖女”，一旦爱上了正派中人，她所代表的邪派价值也会有效修正正派价值观中的腐朽和僵化，进而建构起一个新的江湖。

所以，小说所出示的义理，未必是正见，也不一定是正统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小说重在描绘人性的复杂和多义。一些学者或评论家，经常忽视文学道德的独特性，而习惯性地用历史的正见来要求作家，这就违背了文学的立场。小说写历史，写秦皇、汉武，和《史记》的写法肯定会有不同，用《史记》的历史观来审核小说家的历史观正确与否，这是对小说创造性的否定；把小说写成《史记》了，那还要小说家干什么？况且，《史记》也未必都是信史，它也常用小说笔法，里面也不乏虚构的事实和段落。

小说是生活别史，是个人史、心灵史，比起历史的正见，它更看重个体真理。小说就是讲述个体真理的哲学。它深入个体的内部，辨析生命的细节，它对生命的各种情态都持平等的态度，所以它经常写不正确的道德，甚至还写那些变态的、疯狂的、暴烈的人生，写那些反道德、反人性的人物，它并不是正确道德的辩护者，它所探究的是人性内部那无穷的可能性。若用人间的道德来检视、约束小说，小说就会充满平庸者的表情，而少了个性鲜明的生动面容。据说，金庸最近一次修订《鹿鼎记》，把韦小宝的结局改了，他说不能让他这个混世魔王娶七个漂亮老婆，过那么幸福的日子。金庸对韦小宝是一直有看法的，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把韦小宝说成是市井流氓，为此，很多人都表示抗议。倪匡就坚决反对把韦小宝称之为小流氓。他专门在一个会议上问过金庸，你说韦小宝是个坏人，那你列举一下，韦小宝究竟干过什么坏事？金庸当时回答不出来，楞半天，只说了一条，韦小宝赌博时经常出千，骗人。比起韦小宝对朋友的义气，包括他对康熙和天地会的忠诚，赌博时出千是很小的事情，至少大节不亏。这就是形象的丰富性，各有各的理解，即便是韦小宝，也有很多读者喜欢他、维护他，对他的道德判断，未必有什么定见，也不应该有定见，这才符合文学形象的欣赏法则。

以形象来呈现一种生命的义理，这可谓就是“世俗即道义”的最佳注释。

其次是考证。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考据之学，它要复原一种业已消逝的人生，要让人读到一个时代富有质感的生活，就必须有对那个时代的物质、风俗、人情事态的考据、还原。所谓考证，就是要把小说中所写的事物、情理写实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一个人物也有一个人物的口气，他的性格如何，他生活在什么环境中，这会决定他将如何说话、行事，甚至他吃什么，穿什么，都应有情理上的依据。作家在写这样一种生活时，不能有语境的错位，也不能张冠李戴，不能把南方的风俗安在北方人头上，更不能让人物随意经历不同时代的事情。考据即实证，而实证是一种笨工夫，它要求作家做一些案头工作，甚至查找资料，核实细节，熟悉他所要写的生活。

有实证的基础，小说的叙事才会有说服力。好的小说，在编织情节、塑造人物上，都是绵密、坚实的，不能有逻辑或情理上的漏洞，否则就会瓦解读者的阅读信任。金庸笔下有一个著名的人物黄蓉，她心灵手巧、智慧超群，为表现她这个特点，金庸就安排她成长在江南——按金庸自己的说法，他想象中的桃花岛就在宁波舟山群岛一带，还为她设置了一个无所不知、神通广大的父亲黄药师。这是一个必要背景。像“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样的名菜，像一次次对付欧阳锋的机敏心思，成长在蒙古土地上的华筝公主做得出来、想得出来吗？不可能。郭靖第一次见黄蓉，分别的时候从身上摸出四锭金子来，给黄蓉两锭，自己留两锭，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这很正常，如果他只是牛家村的普通小儿，让他摸出这几锭金子来，而且很大方地赠给一个刚结识的陌生人，就不合情理。

情理也是一种逻辑、一种规定性，合情合理是小说家在描写一种现实时必须遵循的铁律。不合情、不合理，经不起推敲，留下逻辑的漏洞，就会影响一部小说的真实感。

关于情理的逻辑，在小说写作中有很多微妙的讲究。在武侠小说中，没人会对金庸所写的武功是否真实过分深究，原因是读者知道小说里写的武功是虚拟的，是对身体能量的一种幻想。“降龙十八掌”是否有那么大威力，“凌波微步”是否真那么神奇，“独孤九剑”是否能在没内力的情况下击败武功高手，没人会当真。我以前一个同事说，“独孤九剑”的特点是让对方先出招，然后找到他招数上的破绽，后发制人；假若两个人都练成了“独孤九剑”，都不肯先出招，怎么办呢？那就看谁先饿死了。这当然是个玩笑，但没人据此去较真“独孤九剑”的神奇。但这一切落实到人物关系、两性感情上时，就不同了。郭靖和黄蓉之间发生的每次别扭，杨过与小龙女之间发生的几次离合，都应符合情理逻辑，否则，小说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挑战。曾有人问过金庸，张翠山和殷素素两人在海岛上一住十年，刚去不久就生了张无忌，后面那么多年为何没再生孩子，他们都忙啥去了？这只是个很小的问题，但金庸还是在一次采访中正儿八经地解释道，生物学有一个说法，如果生长环境不好，动物就会减少生育，例如天气太寒冷，白熊之类的动物就不能大量繁殖，殷素素所住的冰火岛，天气就太寒冷了，她的生育能力自然会受影响。这个解释似乎有他的道理，像北欧的一些国家，丹麦、冰岛，包括北美的加拿大等，生育率都是较低的。天气太冷会影响生育，这放在张翠山和殷素素这两个武功高手身上是否合适，姑且不论，但至少作者给出了一个解释。又如，杨过和小龙女两个人在荒野的花丛中练武，尹志平怎么会来到这里，并且得手了呢？荒芜人烟，而且是在半夜，尹志平的出现，似乎不合清理。后来，金庸也解释了，他说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朝思暮想时，他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在那个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转悠。显然，这是有可能的。再如，张无忌和赵敏初识，中了赵敏的圈套，双双掉到了那个地窖里，张无忌为了逼赵敏交出解药，不惜动粗，把赵敏折磨得死去活来，按理说，赵敏应该恨他才对，怎会恋上他呢？也有人解释道，像赵敏这种养尊处优、一呼百应的朝廷郡主，从来都是人家对她好，从未有人胆敢对她坏，谁对她坏，她反而记住了，谁折磨过她，她反而忘不了这个人。这也是有可能的。生活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疯狂追求一个女生的男生，往往没有成功，另一个男生对那女生爱理不理，最终他反而成了胜利者。

这就是小说家的才能，他总能写出人性中那些微妙的反应，这种微妙，其实就是对情理的考证。还有，段誉的母亲刀白凤，她是大理国尊贵的王妃，怎么可能和一个肮脏的乞丐（段延庆）发生一夜情呢？这本来是很难解释的，但金庸为刀白凤设计了一个身份——摆夷人。从历史上看，摆夷人对贞洁问题是不那么看重的，刀白凤为了报复段正淳的不忠，再加上自苦，发生这种事情就不是没有可能了。金庸的小说里还有一些情节，看起来很乖张，想过去却也还是合乎情理的。小龙女和杨过最后一次劫后重逢时，她已一个人在悬崖下的山洞中住了十六年，想到这期间的困苦，杨过说，“也真难为你在这里挨了一十六年。”小龙女幽幽叹了口气，说道：“倘若我不是从小在古墓中长大，这一十六年定然挨不下来。”这也是一种情理。小龙女有长年在古墓独居的经历，习惯了心如止水的生活，十六年的孤独，不知觉也就捱过来了。杨过叹道：“你为什么想到一十六年？倘若你定的是八年之约，咱们岂不是能早见八年？”小龙女道：“我知你对我深情，短短八年时光，决计冲淡不了你那烈火一般的性子。唉，哪想到虽隔一十六年，你还是跳了下来。”杨过笑道：“可知一个人还是深情的好。假如我想念你的心淡了，只不过在断肠崖前大哭一场，就此别去，那么咱俩终生不能再见了。”小龙女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一段对话，情深意切，却也合乎两人的性格，一静一动，一温和一热烈，如此剧变还能相见，虽说过于巧合，个中也藏有很深的情理。

金庸的小说出自报章连载，完全是通俗的外壳，却能影响如此深广，应该说，和这种细腻的情理、深沉的命运、丝丝入扣的情节设计大有关系。当然他的小说也有不少情节的漏洞，不合情理的地方，也不在少数。比如，萧远山很早就知道自己儿子萧峰做了丐帮帮主，作为父亲，一直不站出来与之相认，而是躲在幕后，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显然不合人之常情。黄药师聪明绝顶，却非要把自己女儿嫁给欧阳克这坏小子，似乎也不合逻辑。欧阳克从未干过一件好事，黄蓉也把欧阳克的本性告诉给了自己的父亲，黄药师也了解自己女儿的性子，可他还是坚持要把女儿嫁给欧阳克，这有道理吗？还有，四大恶人中的叶二娘、四王中的韦一笑，每天都要弄死一个小孩，或吸一个小孩的脑髓，或吸一个人的血，这都是过分追求效果、用力过猛的叙事设计，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还有读者通过小说提供的细节，考证出黄蓉的年龄要比郭靖大好几岁，出现了明显的差错，这说明小说的真实要能够被还原，细节之间的关联也必须严密，甚至你用什么植物来形容什么情景，也是要考证、有讲究的，比如梅花可比高士，桃花形容少女，也是混淆不得的。

因此，小说写作中的考证，既是为了创造一个能把各样描写镶嵌得严丝合缝的物质外壳，也是为了建构起一种符合生命情态的情理逻辑，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命运的展开显得合理、精微而又密实。假若一种写作，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实了，把每一次人物内心的细微转折都还原到了极富实感的情境之中了，那它就会在读者心中建立起强大的说服力。考证是对生命的辨析，也是对生命的还原。

最后来看辞章。这是指小说的文体、文采、语言、形式。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又说“直而不肆”，也可谓是辞章之学，说话要真实、诚恳又不放肆。用词要有分寸，口气要有节制，讲义理，也要讲艺术。语言上尤其如此。贾平凹在一部长篇的后记中说：“几十年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vi]这种认识是有高度的，只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在语言、文体上转身，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意识到了变的意义，从字词开始，一点一点累积着，仍然可以经营出一番气象出来。今天这个时代，求变的作家太少，创造的欲望越来越低，把写作看作是辞章之学、试图在文体上有所革新的人，就更少了；而消费主义、躁狂主义的风习，在语言上却对中国文人影响至深，失了分寸、肆无忌惮的话，随时可见诸报章或网络，这种状况的形成，文学也要在其中担负一份责任。

中国小说自“五四”以来，逐渐出现了两类写法，一种是以外来文学形式为核心的具有新文学风貌的小说，一种是接续本土文学传统但亦有革新的章回体小说，应该说，这两种小说的差异不仅在义理上，更是在辞章上。前者的语言先是欧化的白话文，再是标准的普通话，后者的语言却以传统白话为主，但也吸纳有表现力的生活语言。

很多人误以为，使用传统的叙事形式写小说就是落后，殊不知，二十世纪很多传统作家，写作上都颇具新意。金庸是一个典范。他的白话文，克服了欧化的毛病，既承继了传统白话及古雅文言的韵味，也有日常口语的亲切活泼，用李陀的话说，金庸“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是对“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至少，在辞章意义上，金庸重视传统叙事资源的运用，也不回避新文学的影响。韦小宝这个人物，显然受了阿Q这一形象的影响，郭靖、黄蓉在牛家村的密室里疗伤七天七夜，而密室外上演了无数故事，这又明显借鉴了戏剧的写法。在人物塑造上，金庸还罕见地写了好几个极富性格张力和感染力的少数民族英雄形象，以萧峰为代表，这种形象，在中国小说的人物谱系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小说的结构上，像《天龙八部》，写了宋、辽、大理、西夏、女真、吐鲁蕃等六七个国家之间的纷争，有如此广阔的空间跨度、如此复杂的多国交锋场面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几乎未见。这都是这一类小说的新意。

另外，金庸的小说，往往有深切的情感表达，但在情感的书写上，他也遵循节制、隐忍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文学之美。梁实秋说“美在适当”，说的就是节制。汪曾祺也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他觉得伤感主义是一切文学的大敌。[vii]金庸笔下一些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得极为节制、动人，比如郭襄，她对杨过的感情就是隐忍的，《倚天屠龙记》的开头写她骑着小毛驴浪迹天涯，这能体会到她的伤怀、惆怅，但她也就止步于想知道点杨过的消息，不作他想，这种引而不发的感情，思之令人落泪。再如张三丰，他十三岁那年，在华山遇见杨过等人，临别时，郭襄送了他一对铁罗汉；张三丰一百多岁以后，这对铁罗汉居然还揣在他的怀里。《倚天屠龙记》记载了这个细节。赵敏的一个手下乘张三丰不备把他打伤之后，还谎称少林寺已经覆灭，武当的宋远桥等人也都生死未明，面对如此危局，张三丰从怀里掏出那对铁铸的罗汉，交给俞岱岩道：“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于我。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就盼从这对铁罗汉身上，留传少林派一项绝艺！”[viii]从十三岁起，张三丰把这对铁罗汉一直揣在怀里近百年，这里暗含了怎样深沉的情感寄托？小说里虽没明说，但我想，张三丰的出家和郭襄的出家，是有相似性的，正如郭襄对杨过存着复杂的感情一样，张三丰对郭襄也未尝没有这种感情，这是小说潜隐的层面。这令我想起《诗经》里有一句思念情人的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国风·卫风·伯兮》），意思是说，自从心爱的人走后，我的头发便乱得像飞蓬，不是没有润泽的发油，而是我把头发梳好了又给谁看呢？张三丰一生邋遢，未尝不是因为见不到郭襄的缘故。他的外号就叫“张邋遢”，首如飞蓬，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慨：谁适为容。这或许只是猜测，但小说把一种情感写得如此深沉而隐忍，的确有一种节制之美。《鹿鼎记》里写韦小宝把七个女人抬到床上，也就用“胡天胡地”这几个字就交代了，这也是辞章上的节制。节制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艺术。

语言的选择，情感的抒发，文体的创新，都属辞章之学，也即文章之道，它是学问之一种，也是小说写作至为重要的一环。无德性，文章就无光彩，而无文章之道，义理也无法得到有效表达。今日的小说日渐粗糙、苍白，辞章上不讲究，以致失了文学的魅力，这肯定是其中的病症之一。

把小说视为生命的学问，从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来读解小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新的路径。义理是大道，考证是知识，辞章是情感和艺术的统一，三者兼备，缺一不可。以前小说界多注重小说与现实、小说与人生、小说与存在的关系，但小说若没有那些考证、核实过的知识，没有辞章的讲究，终归不算健全。中国小说界太匮乏学问精神，过度迷信虚构和想象，缺乏实证意识，没有对一种生活的考据，写出来的人生就缺乏实感；而没有文体意识，情感的表达越来越简陋、直接，少了一种隐忍的美，也使当下的小说多半成了这个粗糙时代的合唱；更为致命的是价值观的混乱，无所信，也无人生义理的追求，生存处于晦暗之中，又无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勇气，小说在德性上就一直匍匐在地，无法张扬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价值，精神上萎靡不醒。即便有好的精神，假若没有把这种精神进行实证和考据的能力，它也最多就成为一个写作口号，而根本无法使小说真正被建构成灵魂的容器。

小说对生命的勘探、考证，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来落实、表达，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学问。[ix]

戴震：《与方希原书》，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

[ii]王阳明：《传习录卷下》，黄修易录，第13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

[iii]金庸：《射雕英雄传》（三），第708—7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iv]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第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v]金庸：《神雕侠侣》（二），第428—42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vi]贾平凹：《带灯·后记》（手稿）。

[vii]汪曾祺：《蒲桥集·自序》，作家出版社，2000年。

[viii]金庸：《倚天屠龙记》（三），第7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ix]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的后半部分，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节选自谢有顺的《小说中的心事》一书，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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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诗教”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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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9年04月30日09:25

之前参加“诗润南国·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接触了很多小学生诗人，看他们现场作诗、发言，都有良好的诗歌教养，令我十分惊奇。我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在广州，就有数百位研究“诗教”课堂创新教育的语文老师，在自己的学校悄然发起了一场“诗教实验”，提倡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诗育心，起到了明显的实效，也培养了一批小诗人。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在媒体上读到关于诗人的丑闻或者轻言诗歌无用的论调。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却迫使我思考诗歌在当下的意义、“诗教”在当下的意义。

一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 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人生，就得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对文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现在风行的小说，在一百年前，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

诗在民众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圣经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佛教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一种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的——即便和尚，中国人也是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作画、刻章、遛鸟、养花，要比在家数钱更富审美价值，隐居也比入世更具诗意。所以像金庸的小说，写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生，他的主人公，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袁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如同艺术，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比纯粹的宗教生活更富诗意——它背后的价值参照正是按照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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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那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可是，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不能忽略，那就是抒情。

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正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甚至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来得准确，就在于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反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事物，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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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次小学生诗歌节活动的讲座录音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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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大家所熟悉的金庸小说为例。他的武侠小说，虽被定义为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并不粗疏，尤其是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主人公性格变化的轨迹，金庸安排得很严密、曲折。譬如杨过，前后就有很大的变化。他本是一个流浪小儿，经历过各种挫折和苦难，内心世界自然也充满矛盾、激荡。他一直想杀了郭靖，以报父仇——他认定自己的父亲之死与郭靖、黄蓉有关，并想用郭靖的人头来换那枚救命丹药。他几次都有下手的机会，却一直犹豫，尤其是郭靖在万军之中登城墙那次，杨过要杀他很容易，结果不但没杀，反而出手救了他。杨过一生不怕别人的威吓，却受不了别人的好。他感念孙婆婆、欧阳锋、郭靖对他的好，尤其为郭靖身上的凛然正气、家国情怀所感动，最终忘记个人恩仇，臣服于家国之义。到小说的最后，杨过打死蒙古皇帝，万民向他欢呼之时，他心里想，若不是当年有郭伯伯的教诲，自己绝不会有今天，这是很真实的心理自白。这个变化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但金庸为杨过内心每一次的变化，提供了合理的心理依据。小龙女对杨过的评价是：“世上最好的好人，甘愿自己死了，也不肯伤害仇人。”确实，因着他父亲杨康的缘故，很多人对杨过有先入之见，总以为他的心地不好，至少黄蓉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细究起来，杨过固然有倔强、油滑、不守理法的一面，但他一生其实没干什么坏事，相反，他还一次次地舍命救人。他每一次矛盾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很微妙的心事，如何写出这种微妙，正是检验小说家能力的重要标准。

因此，即便对金庸小说不作整体性的价值判断，光在塑造人物这点上，我以为他也是比很多小说家高明的。譬如黄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她的性格，前后似乎是断裂的。《射雕英雄传》里那个聪明、可爱的形象，到《神雕侠侣》就荡然无存了。尤其是黄蓉对杨过的冷漠、猜疑，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甚至她看自己的女儿郭襄神不守舍，也怀疑是杨过对她干了什么坏事。黄蓉这个形象一度变得可厌。很多人觉得《神雕侠侣》里黄蓉的塑造是失败的，可此时的黄蓉已是中年，她从少年的聪明、可爱，变成中年的世故、多疑，从内在逻辑上说，却有其性格上的合理性——太聪明的人，往往容易把人往坏处想，也容易猜疑，难以信任人，因为她认为自己能洞穿一切。这就好比一个受过太多苦难和挫折的人，往往有一颗软弱的心。杨过就是这样的人。即便他不喜欢黄蓉，但也受不了黄蓉偶尔流露出来的对他的好。在那次英雄大会上，黄蓉曾对杨过有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杨过被感动了，当下就对黄蓉说，郭伯母，其实我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你，我今天都给你说了。但黄蓉那时有孕在身，没精力听他说。这就是杨过的软弱，很动人。这点很像张无忌。张无忌小的时候，也经受了很多苦，所以也受不了别人对他好，甚至像朱长龄、朱九真对他的好，明显是假的，他也不易识破，因为他软弱的内心需要这些。后来，周芷若对他好，他就更没防范能力了，几乎整个人都受制于周芷若了，张无忌的命运和遭际，也可谓是这种性格逻辑在其中起作用。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种性格又有一种逻辑在里面。再专断的作家，也不能随意设计情节，更不能忽视细节和场面中潜藏的情理。郭靖和黄蓉的性格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言谈也就不同；杨过和小龙女的性格也是不同的，他们的志趣、处世也就不同。小龙女一直生活在古墓里面，之前没有进入过俗世，自然也就不必理会俗世的眼光，所以她公开说，自己要做杨过的妻子。当黄蓉告诉她，师徒结婚违反礼法，别人会因此瞧你不起时，她马上反问：“别人瞧我不起，那打什么紧？”这话说得惊世骇俗，但小龙女与世隔绝，不通人情世故，说得很自然，她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或者也没觉得别人的看法多么重要，她的心只专注于自己所爱的人。这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当她知道自己被尹志平侮辱的真相后，内心的痛苦，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她觉得自己已不清白，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爱杨过了。这真是一件无比悲惨的事情。但她没有处世经验，即便知道坏人是尹志平，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茫然地一路跟着尹志平。后来，小龙女力战金轮法王，临危之际，尹志平用自己背脊替她硬挡了一次法王的金轮，她见尹志平为了救自己，受了致命重伤，“一刹那间，满腔憎恨之心尽化成了怜悯之意”，柔声道：“你何苦如此？”这是第一次的变化。尹志平命在垂危，忽然听到这“你何苦如此”五字，不禁大喜若狂，说道：“龙姑娘，我实……实在对你不起，罪不容诛，你……你原谅了我么？”小龙女一怔，想起在襄阳郭府中听到他和赵志敬的说话，以为杨过嘴上说要和郭芙成亲，原因就在于他已知道自己受辱于尹志平的真相，“这时猛地给尹志平一言提醒，心中的怜悯立时转为憎恨，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一咬牙，右手长剑随即往他胸口刺落。只是她生平未杀过人，虽然满腔悲愤，这一剑刺到他胸口，竟然刺不下去。”这是第二次的变化。到后来，杨过出现，小龙女对杨过说：“他舍命救我，你也别再为难他。总之，是我命苦。”这是第三次的变化。[③]从茫然、憎恨、怜悯，再到憎恨、愤怒、悲苦，这个过程，情绪变化既细腻、微妙，又合情合理，和小龙女的性格、遭遇结合得丝丝入扣。这种对生命变化的精微描绘，使小说对人心的勘探，变得生动而丰盈，它如同一次学术论证，证据绵密，逻辑谨严，生命的存在，就由此变得无可辩驳。

除了变化，生命还是一个积存的过程。有变化，也有沉淀、积存，有不变的一面。生命的积存，包含着记忆、经验、环境等等对他的影响——他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人，而是一步步成长为这样的人的。写出这种生命积存对一个人的影响，就能把生命的抉择、境况解析得更合逻辑。变化是动态的一面，积存是相对静态的，是一种累加，小说就是要写出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丰富景象。很多作家只写生命的当下状态，而忽略了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每一个生命本身都是一部小历史，人物塑造就会显得单薄；不明了生命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很难写好生命该往哪里去。

生命不仅是一种此在，它也是曾在和将在。此在、曾在、将在，三者的统一，才是完整的生命。

此在是曾在的积存，将在又是此在的积存。一边变化，一边积存，这就构成了生命的复杂面貌。譬如郭靖，木衲厚道，性格中有单纯透彻的一面，但他身上，同样有家族、环境、师友对他的影响。他是郭啸天的遗腹子，他的父亲虽然没有机会对他言传身教，但父亲的精神还是积存在了他的身上：一是通过他的母亲李萍，一是通过他的师傅江南七怪，他们不断地给他讲述父亲的故事，父亲那种民族气节、英雄道义，就成了他生命中的积存。江南七怪彼此之间的情义，也是一种积存，影响了郭靖重诺、重义的性格。还有，蒙古大漠这种生长环境，对郭靖也是一种生命的记忆，他的豪爽、豁达、广交朋友，作为一种积存，即便回到了江南，也未有丝毫改变。他第一次见黄蓉，就把成吉思汗赠他的四个金元宝，分了两个给黄蓉；他见黄蓉冷了，就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披上；黄蓉故意试探他，向他要汗血宝马，他也爽快地答应，他看重朋友过于一切名贵的物质——这些，可谓都是他在蒙古生活的积存。假如郭靖从小生活在秀丽的江南，就未必能够如此大方。大漠的成长背景不仅影响郭靖的性格，也影响他的体格、武功。桃花岛选婿那次，他们站在树上比武，郭靖比欧阳克后面落地，就在于他摔下来要着地那一瞬间，用蒙古的摔跤术，倒勾了欧阳克一脚——在不经意间，这些成长的积存就会表现出来。这就好比韦小宝，他成长于妓院，妓院的习气、语言、思维，就自然积存在了他身上。他初进皇宫，看这好大一个院子，想到的是比扬州最大的妓院还大；他发了财，想到的也是回扬州去开妓院；他骂人，是把人比喻为婊子；他脸皮厚，也和妓院的生长环境有关。他能够在皇宫里如鱼得水，实在是得益于他在妓院的见识——就着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这点而言，皇宫和妓院确实有着惊人的一致。

因此，作家在处理人物的遭际、命运时，并不是兴之所至的，他要顾及人物的记忆和积存；生命的细节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人会如何做事，会说什么话，是由这个人的经历、性格所决定的，作家不能任意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人物。人物在小说中，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是会自己走路的；好的小说，就是要让人物直接站出来说话，并让小说中写到的细节都勾连、编织在一起——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要遵循艺术的逻辑，正如契诃夫所说，你开头若是写到了一把枪，后面就得让它打响，要不这把枪就没必要挂在那里。这令我想起《鹿鼎记》里，抄鳌拜的家时，韦小宝得了两件宝贝，一是防身背心，二是名贵宝剑，这两样东西，在后面的情节中多次出现，并一次次帮韦小宝死里逃生。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但金庸处理得也不马虎。事实上，无论韦小宝说话、行事、习武，金庸都在叙事中呼应着韦小宝生命中的积存，郭靖、杨过、张无忌等人的塑造，也是如此。

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针脚。针脚下得越绵密，生命就越立体、饱满，人物就越令人印象深刻。

不可否认，二十世纪以来，能让读者记住小说主人公名字的作家，以鲁迅和金庸为最。尤其是金庸的人物名，很多读者一口气就能说出几十个，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现当代作家无法与之相比的。他的小说深入人心，他所创造的语言与人物形象，也都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小说的语言，能够成为公众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它就接近于经典了。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像猪八戒，或者像祥林嫂，但不必专门解释猪八戒和祥林嫂分别出自哪部小说，一般的人，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当代作家中，惟有金庸所创造的人物，能被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说一个人像韦小宝或岳不群，说某人与某人“华山论剑”，一般的人，也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还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直接用金庸的人物名做标题，根本无须多加解释，比如，乔布斯要辞职了，报纸用的标题是“乔帮主，别走啊！”；有个魔术师表演在泰晤士河上行走，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魔术师泰晤士河上凌波微步”；杭州有人能在绳子上睡觉，报纸就说“杭州街头惊现‘小龙女’”……没有编辑觉得需要向读者解释，“乔帮主”、“小龙女”是谁，也没有记者会担心“凌波微步”被人误读，这就是金庸的大众性。他的小说语言，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甚至，在金庸的小说中，即便是次要人物，那些着墨不多的人物，也常常令人难以忘怀。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南海鳄神，憨直，可笑，栩栩如生，又比如阿碧，远没有阿朱重要，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但到小说的最后，阿碧再一次出现，特别是她在慕容复的疯话中边掉眼泪边给孩子们发糖果的画面，一下就把她的痴心和伤感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很少的语言，或寥寥几个细节，有时就能把一个人立起来，这不是一般作家都有的能力。金庸经常把虚构与历史，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镶嵌得严丝合缝，除了他长于对话和细节的雕刻，也得力于他对生命世界的把握中，很好地平衡了变化与积存之间的关系。

有了变化和积存，生命还需要落实。所谓落实，就是要有归宿，要找寻到活着的方向和意义。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如何才能活出意义来？再喧嚣或麻木的心灵，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是在追问和沉思这些问题的。有人说，连中国很多单位的门卫，都成哲学家了，一开口就问来访者：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种人类生存的根本之问，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面对。应答者的声音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但生命渴望落实、渴望找到栖居地的愿望也不会消失。就像那些侠客，浪迹江湖，快意恩仇，但总有一天，都会像萧峰对阿朱所说的那样，渴望过上远离江湖，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的生活，这是生命深处的吁求，也是人类无法释怀的一种梦想。

金庸的小说，也为生命的落实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归隐。退出江湖，到一个小岛，或无名之地，过上超然、有爱的生活，这几乎成了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共同向往的归宿。他们也曾愤然于世间，也曾置生死于不顾，也曾伤心和痛苦，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归隐。陈家洛归隐于回疆；袁承志归隐于海外；杨过、小龙女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峨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任盈盈归隐于江湖上的无名之地；就连混世魔王韦小宝，最终也带着老婆孩子归隐于江南一带。真正死于江湖或战场的，只有郭靖、萧峰等很少的几个。金庸曾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④]确实，郭靖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体现出的是典型的儒家价值观，这在金庸早期的小说中，是一种主流思想，陈家洛、袁承志和郭靖，都可称之为儒家侠。但金庸越往后写，就越倾向道家思想，道家侠的形象越来越多，如杨过、令狐冲、张无忌，都追求自由的心性和个人价值的抒发，看重个体的感情实现，也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相比之下，感时忧国的精神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退到幕后了。

很多作家，早期尖锐，后来转向庄禅思想，其实都是这种人生哲学在起作用，像余华从《现实一种》到《活着》的转变，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路径。刘小枫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这种精神差异，概括为“拯救与逍遥”。西方有旷野呼告的精神，有约伯式的来自内心深渊的懊悔，他们拒绝与现实和解，假若没有拯救者降临，就会走向分裂或死亡。中国文化则为无法突围的生存困境，准备了遗忘或逍遥的精神逃路。

许多中国人，他们一边张扬儒家价值，一边却践行着道家思想，儒家可能是主体，但道家、佛家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所谓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绝望的时候又成了佛家。这样的人生是立体的，有弹性的，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有人戏言，中国文学不深刻，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少。中国人有自己的精神消解机制，很少走绝路，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思想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他对生活有着很强的适应力，同时也相对缺少了向存在深渊进发的勇气。年轻的时候，都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到一定年龄，假若事业受挫、身体衰朽，多数的中国人又都成了道家，推崇不争，向往怡然、冲淡的人生境界，于是，开始养花，钓鱼、刻章、练字、画画、旅行，颐养性情，淡泊名利，背后未尝不是藏着对社会不同程度的厌倦和失望。假若精神危机加剧，无路可走，中国人还可选择出家，望断俗世，看空一切，使自己成为一个寂然无欲之人。

中国人的人生认识并不单一，而是复杂、多变，表面是儒家，骨子里却很可能是道家，甚至法家。金庸的小说写出了这种复杂性，他笔下那些侠客，构成了中国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而归隐这一主题的凸显，又为这种生命的落实，提供了一条出路。归隐未必是现实的，却暗含着中国人内心那种隐秘的梦想。冲突消解了，痛苦释怀了，一切名利争竞也都放下了，最终为自己的内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栖居的地方，这种落实感，正是文学所创造出来的生命趋于完满的幻境。

小说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它和现实中的人类，共享着同一个生命世界。如何把这个世界里那些精微的感受、变化解析出来，并使之成为壮观的生命景象，这是小说的使命。生命是变化、积存、落实的过程，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存在，展开得越丰富、合理，这个生命世界就越具说服力、感染力。生命不是抽象的线条、结论，不是一个粗疏的流程，它的欣喜与叹息，成长与受挫，变化与积存，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形状，写作既是对这一生命情状的观察、确认，也是对它的研究、描述、塑造；它以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以一个生命抚慰另一个生命，进而实现作家与人物之间的深度对话。

因此，小说既是语言的奇观，也是生命的学问。[⑤]

【节选自谢有顺的《小说中的心事》一书，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注释：

[①]曹雪芹、高鹗著，脂砚斋、王希廉点评：《红楼梦》（全二册），第三回，中华书局，2009年。

[②]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30页，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③]参见金庸：《神雕侠侣》，第二十六回，第二十七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④]金庸：《笑傲江湖·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⑤]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这一讲的第二部分，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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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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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争鸣》　|　谢有顺　　2020年08月25日08:44
关键词：谢有顺 通俗与通雅
这些年，文学正在发生巨变。很多新作家、新写作类型的兴起，都在挑战我们固有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认同，尤其由网络这一新的介质所带来的写作变化，既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传统作家的出道与成熟，都和杂志社、批评家、文学史这三方面力量对他们的塑造紧密相关，但这种模式，对许多新一代作家，尤其是对网络作家，已然失效。他们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乎不是通过杂志社筛选或批评家阐释出来的，也不太考虑文学史写不写或如何写他们，他们更在意的是读者和作品的销量（点击率）。

【】
但重视可读性、趣味性，并非全然以迎合读者为指归。大众性如果没有艺术性的规约，在流于轻浅、好读、有趣的同时，也可能迅速类型化、模式化，直至读者彻底丧失对这一类作品的兴趣。金庸、梁羽生、古龙之后，已无武侠小说潮，穿越、奇幻、宫斗类等网文、网剧严重同质化，热度很快消退，都可视为这方面的镜鉴。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其实并不缺读者，缺的是有效、稳定的读者。尤其当收费阅读开始常态化之后，通过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写作努力所团结起来的读者，更需要通过艺术的感染和塑造，把他们留住。有了艺术的独特光彩，一部作品才会被不断地重读——而经得起反复重读的作品，慢慢就成了经典。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同样要有大的艺术抱负，只有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才能成就真正的经典。而要实现这二者的统一，我以为，下面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要讲述并完成好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个民族情感和记忆的最好载体，讲故事和听故事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克罗奇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人类的经验、记忆和想象，多数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叙事最基本的单元，正是各种各样的故事。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边界延展了，那些看起来与他毫无关系的想象图景和人物命运，会不断唤醒他的经验，激发他的回忆，很多已然忘却的精神积存会从阅读的间隙涌起，人生就会有许多全新的美妙感受。王安忆说，初学写作的人，通常想法很多而笔力不逮。他们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也就是故事。他们往往设置一个看起来了不得的终点，急急忙忙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但王安忆常常劝告写作者，小说所看重的恰恰不是那个终点，而是过程。而所谓完成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的琢磨和推敲。

抓住故事，就抓住了文学影响大众的核心。很多读者众多的写作，成功的秘诀正是掌握了故事这一密码，从而让读者一参与到故事的进程之中就欲罢不能；而影响更为广泛的电影、电视视、网剧，甚至好的相声小品、广告词、旅游解说词，用的也多是故事资源。网络作家就普遍谙熟这些。什么玄幻、穿越、架空、仙侠、科幻、神话等类型，不过是他们的写作角度，核心还是讲述一个读者爱看的故事。但故事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容易套路化、模式化，很多写作的跟风现象就源于这种故事复制。

好的作家不仅讲故事，他也思考故事，让读者在消遣、娱乐的同时，也获得精神启悟。契诃夫说，“新手永远应当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独创”就是发现。科学家通过实证和技术不断发现新的世界，作家通过想象和虚构不断发现新的人生。很多通俗文学流于俗套，本质上是发现力不够——故事陈旧，讲故事的方式也了无新意。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这个故事进行艺术设计，并在故事中完成一种精神构造，这是小说写作的魂。

其次是要写出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以俗生活为底子，贴近大众的情感，价值观平正而容易理解，有此三点，就能获得最广泛的阅读认同——当然，真正的文学远不止于此。现在一些文学写作，流于怪、奇、险，故作高深或过度偏激，读者的共鸣很少，甚至还会让人觉得你不知所云。不要把文学探索都理解为是新奇和小众的，研究大众的情感构成和价值谱系，也是文学探索之一种。《歌德谈话录》里记载有这样的故事。歌德让他的学生出席一个贵族聚会，学生说：“我不喜欢他们。”歌德回答说：“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研究并写好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人，让自己的写作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这就是“通”；“通而为一”之后，你会发现人心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

去了解更多的人，体察更多人喜欢什么、热爱什么，这不是对读者妥协，而是让文学作为人类普遍的声音，能传得更远，为更多人所听见。民众并非人人都有文化自觉、文化自省精神，他们常常也是在一种茫然、困惑、无所着落的处境里到处寻找价值认同；遇见了好的小说、好的影视剧，他们会为之入迷，为之垂泪，激起的正是他们内心的那份认同感。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确实，“肯定”未必都是来自他者的评价，也可能是来自自我认同。通俗文学越是能写出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读者的自我认同就越高，代入感就越强；先获得读者的认同，再谈影响读者、改造读者，这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作路径，也可为一切文学写作所借鉴。

再者是要创新话语方式，尤其是要打磨语言。很多人对类型写作、畅销书写作评价不高，就因为这些作品的话语方式雷同，语言比较粗糙，艺术上不够精致，对事物、感觉的捕捉和刻画不够细腻、准确。读者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信任，是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中累积起来的，语言的漏洞、不当出现多了，就会瓦解这种信任。但很多以读者、销量为中心的通俗类写作，重心都放在了情节和冲突上，悬念一个接一个，叙事密不透风，而真正能让人咀嚼、流连的段落却太少了，语言上更是乏善可陈。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禁不起琢磨，作品就没有回味空间。汪曾祺就是一位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说：“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写作劝告，值得所有写作者铭记。

有了语言的自觉，就会去追求话语方式的创新。从什么角度来叙述，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者，以何种声口、腔调来推进叙事，什么样的语言风格才是大众喜欢而又不失文学个性的，等等，这些艺术考量，也会直接影响一部作品的品质和风格。

当然，文学写作作为个体创造，不能要求整齐划一，也无法让每一种写作都通俗易懂，广受欢迎。只是，当一个大众写作的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文化消费反过来影响文化创造的时候，文学写作（主要是指小说写作）与其简单地拒斥大众性和通俗性，还不如通过对它的锻造和提升，试着走通一条“雅俗同欢，智愚同赏”的艺术道路，这既能接纳更多写作类型，也能使文学更好地影响公众。

而到了这个层面，即便写的是通俗文学，实际上也已超越了通俗文学。像曹雪芹、金庸，像毛姆、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都有通俗文学的壳，但他们又不仅追求可读性、趣味性，而且不断拓展小说的写法，不断呈现对自我与世界的反思。这是他们的写作最具价值的部分。真正的文学，是在灵魂深处升腾起来的对自我的重新确认。“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布罗茨基语）许多的时候，以通俗的形式，同时能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创造出新的孤独的个体，甚至能激发我们重新定义文学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通雅。大俗若雅，大雅若俗，故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真正的艺术总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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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金庸小说：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
谢有顺 书房记 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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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过拥有一间书屋，一个书橱。

能够躲进小城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摘要]金庸的小说是通俗的，也有通雅的一面。他用了很多传统的叙事形式，可也吸纳了不少新文学的写作手法。

作者：谢有顺

◎ 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

小说贴近日常生活的末梢，既描写人生中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场景，也记录个体的经历、遭遇和命运。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往往写不好小说。只有以俗生活为底子，作家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结实了。“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金庸的小说是通俗的，也有通雅的一面。他用了很多传统的叙事形式，可也吸纳了不少新文学的写作手法。

譬如，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就受了阿Q这一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性格的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他未必有阿Q这种深刻的概括性，但比起阿Q形象的过于漫画化，韦小宝的形象要真实、生动、饱满得多，尤其是他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统一于一身，确实成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缩影。



除此，金庸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

譬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各色人物登场，惊心动魄、命悬一线，这种写法，就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要在非常有限的舞台，把各种冲突、各色人等都集中在一起出现。

这些，都是一般通俗小说所没有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一种叙事方法。


然而，也不必否认，金庸小说里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

我和金庸有过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作品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不能让报纸陷入危机，不能让报社的员工惶惶不可终日，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住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强大吸引力，要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

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可见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艺术要求是很高的。金庸在写连载小说的同时，还要办报纸、写社论、管理报社，是非常忙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往往越忙就越能迸发出来。所以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不要将俗文学看得那么不堪。

往远说，《诗经》、宋词在当时迹近于通俗文学，往近说，《红楼梦》在它那个时代也是俗文学，但今天却已成了高雅文学的代表，以至于张爱玲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会读不懂《红楼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今日的我们，要读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人生情怀，又谈何容易？


雅与俗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昔日是俗小说的，今天可能成了雅文学，当年堪称雅文学的（如文言小说、诗化小说），今日若再以此为小说的新作法，则可能沦为庸俗之举。金庸的小说之所以争议大、影响大，和他的写作兼具这种雅俗品格不无关系。

譬如，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父）的设置。

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



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



郭靖、袁承志等人，知道父亲曾经是堂堂男子汉，杨过年长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坏人，韦小宝干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


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父。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父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父，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父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父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跟从这样的师父，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父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自己终归还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父作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父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父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师父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父，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



郭靖，最早跟江南七怪学武，后来跟洪七公学降龙十八掌，这些师父都是正派人士，郭靖的侠义情怀基本上是从他们而来。但郭靖后来又学了九阴真经，还学了黄药师等人的武功，正与邪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也使得他对邪派人物也往往存一份同情和尊重；



杨过学过全真教的武功，也是古墓派的传人，还练过欧阳锋的蛤蟆功；令狐冲师出华山这一名门正派，但他后来还学了独孤九剑、吸星；



张无忌的武功底子是武当派的，他后来也学了七伤拳、乾坤大挪移，等等。



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练武的过程中，每一个师父的出现（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秘籍里的），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信念，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融合，必然会扩展这个人的心胸和视野，最终使他实现对正与邪之界限的宽广理解。



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



这种以师父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

【】

◎ 俗小说的壳里也可以有深刻的追求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



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先说金庸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精神。以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为例，就知道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中诠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的。



金庸笔下的侠客，大概可分为三类：儒家侠，道家侠，佛家侠。早期金庸多写儒家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儒家精神的底蕴，因此，郭靖明知道襄阳守不住，但他还是要守；还有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虽然也有灰心、归隐的思想，但其壮年，却一直是带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抱负，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写到道家侠，那种以抒发个体性情、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侠客。



比如杨过，什么家国民族大事，都不能和他的姑姑相提并论，他觉得和自己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比如令狐冲，他根本不在乎江湖的权位，尽管做了五岳派的掌门人，他所在意的也更多是个人的情感、自由的生活和武学的境界，他喝酒、弹琴、高谈阔论，想念自己所爱的人；



比如张三丰，一生冲淡平和，不争不怒；



比如张无忌，已经做了明教教主，明教得天下，他也就是皇帝了，但他最后宁可退隐江湖，去为赵敏画眉；



比如段誉，做了皇帝，心里也忘不了他的神仙姐姐。他们的有为之身，都存着无为之念。



除此之外，还有佛家侠，就是那种有宽恕之心、悲悯之心的侠客，以少林和尚为代表。



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释文化，无论社会哪个阶层的人，哪怕他没有读过任何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只要生活在中国，他的血液里就一定流着这几种文化的因子。


只是，多数的人无法领会何为儒道释文化，金庸则通过这些侠客形象的塑造，把这些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


这有利于一般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读杜甫的诗，会看到儒家士大夫担当的精神；读李白的诗，可以读到老庄思想中的自由心性与个性飞扬的东西；而读王维的诗，却能领会到一种禅境。



金庸小说中的儒道释这三种侠客形象，基本囊括了中国人生的各种方面。中国尽管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儒道释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弹性的，他看的很开，他很少会一条路走到黑，会在一颗树上吊死。



即便他在现实中碰壁了，我们还可以写字、刻章，即便这些都觉得没有意义了，他还可以遁入空门，削发为尼什么的。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痛苦的自我消解机制，所以，以儒道释文化来诠释侠客的精神、映照中国人的人生，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视角，它也是金庸小说雅化的标志之一。


◎ 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金庸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为我们枯燥、苍白、没有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金庸是富有想象力的，他能制造变化，使生活出现意外，出现新的方向，这就是好的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转化，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活的空间。



许多的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有读者向往桃花岛，桃花遍地，风景宜人，可以不闻世事，自我逍遥， 这是大家的梦想之地，可世间哪有什么桃花岛，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文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告诉你，除了现在，还有未来，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可能，还有不可能——不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可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金庸小说里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并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



张无忌这么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少年，在光明顶上，想以一己之力平息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恩怨，这是何等的英雄！



萧峰以一己生命平息了宋辽两国之间的干戈，这是何等的英雄！



襄阳城外大兵压境，杨过身处绝境居然打死蒙古皇帝，蒙古被迫退兵，而郭靖夫妇二人齐心，死守襄阳城几十年，这是何等的英雄！


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这些伟大的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恐怕永远也不会见到，然而，金庸通过对个人英雄的塑造与对英雄哲学的召唤，满足了我们对自己角色的一种想象，使我们以角色替换的方式参与、体验了一回英雄的存在，感觉自己也英雄了一回，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梦幻和诗意。


说到底，文学就是一个梦，一个乌托邦，一种诗意的人生。


袁承志归隐海外，郭襄归隐峨眉，杨过和小龙女归隐古墓……“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他们的选择，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充满了劳绩，所以向往诗意的栖居。



都市是最不诗意的所在，现实的困苦，也令我们诗意不起来。但金庸的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的诗意栖居之地，尽管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生活，但是人生有这么一个幻觉，有这么一个梦境，有这么一个精神的诗意栖居之地，也是一种幸福。为我们缓解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



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梦想。



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泊和死亡的命运，但快意江湖所留下的人生印痕，终究是值得记取、值得品味的。因此，读一点金庸的小说，哪怕是青少年，让他读一读金庸，放飞一下自己的梦想，并感受一点江湖的正气，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毕竟，有梦想的人生才会显得灿烂、斑斓。



◎金庸小说的生命落实哲学



金庸小说结局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即归宿，所谓归宿，就是要找寻到活着的方向和意义。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如何才能活出意义来？应答者的声音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生命渴望落实、渴望找到栖居地的愿望也不会消失。金庸的小说，也为生命的落实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归隐。退出江湖，到一个小岛，或无名之地，过上超然、有爱的生活，这几乎成了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共同向往的归宿。



他们也曾愤然于世间，也曾置生死于不顾，也曾伤心和痛苦，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归隐。真正死于江湖或战场的，只有郭靖、萧峰等很少的几个。郭靖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体现出的是典型的儒家价值观，这在金庸早期的小说中，是一种主流思想，陈家洛、袁承志和郭靖，都可称之为儒家侠。



但金庸越往后写，就越倾向道家思想，道家侠的形象越来越多，如杨过、令狐冲、张无忌，都追求自由的心性和个人价值的抒发，看重个体的感情实现，也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相比之下，感时忧国的精神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退到幕后了。



中国人的人生认识并不单一，而是复杂、多变，表面是儒家，骨子里却很可能是道家，甚至法家。金庸的小说写出了这种复杂性，他笔下那些侠客，构成了中国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而归隐这一主题的凸显，又为这种生命的落实，提供了一条出路。



归隐未必是现实的，却暗含着中国人内心那种隐秘的梦想。冲突消解了，痛苦释怀了，一切名利争竞也都放下了，最终为自己的内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栖居的地方，这种落实感，正是文学所创造出来的生命趋于完满的幻境。




这种人生情怀、哲学思考，都不是通俗文学这个帽子可以涵括得了的。显然，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之前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切，他的小说，在讲故事和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借鉴了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技巧，但他的精神思索，却并不俗，甚至还有非常高雅、深刻的一面。




他的小说不是没有毛病，雷同的地方也不少，情节重复、罗嗦。任金庸不断的变换时间、变换地点、变换人物、变换兵器，也摆脱不了重复与罗嗦。繁冗拖沓的打斗场面，一次次的出现。过分离奇而背离情理的情节时有出现，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因过分漫画化而显得简单了。




如在《笑傲江湖》中，分为五岳各派、少林、武当、日月神教八派，继而衍生出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八派之间的矛盾并非来自现实生活的矛盾，而是作者杜撰的。



但总体而言，金庸的创造力是独特的，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点上，有很独到的实践，我们不可忽视。



（作者：谢有顺，书房记整理、编辑、排版、不易，转载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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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籍“全球青年领袖”谢有顺
周日省图评金庸



本报讯本周末，省文学院与 省图邀请来了文艺评论家谢有顺为文学爱好者们带来一雅一俗两场与文学有关的公益讲座，雅的是讲“文学与人生的遇合”，俗的是讲“金庸小说的雅与俗”。福建多产评论家，张炯、孙绍振、南帆、陈晓明，都是评论界一等一的高手，而再年轻一些的后生晚辈便当数谢有顺，他曾是最年轻的“冯牧文学奖”得主。

“金庸是个入世很深的人”

之前研究金庸的书不下十几本，今年傅国涌曾写《金庸传》引起查先生不快，这一次谢有顺会有什么新观点？

谢有顺称，“我见过金庸几次，他是个入世很深的人，并非你说的不喜欢别人评论与研究他，他不过是不喜欢未经他认可的评论而已。事实上，国内外召开过好几个有关他的研讨会，他不但出席，还对学者们的观点都有谦恭回应。这次演讲会和读者朋友探讨几个问题：一是关于金庸小说雅俗争辩的学术背景是什么？二是金庸所创造的阅读神话的文学秘密在哪里？三是金庸小说哪些方面契合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谢有顺明晚安民巷说遇合

明日19：30，谢有顺在安民巷八闽书院有另一场讲座，讲的是“文学与人生的遇合”。谢有顺的大学时光是在福州度过的（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这其实就是在福州发生的故事，在这里遇到的人、事和所思。谢有顺说，“思及在福州的日子，我至今感念。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如孙绍振老师这样厚爱我的师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也获得了一种生命的信念。我在福州时的日子，种下了往后人生的种子，我今天人生的样子，其实都是从这个种子里长出来的。”

谢有顺一直认为，文学是生命的学问，无论写作还是研究。“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这话是很有见地的，我想通过讲座来解析文学与人生之间的深层关系。”文学与人生的遇合主讲：谢有顺 时间：7月27日（周六）19：30地点：福州市安民巷16号八闽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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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有顺

     
     记者拨通谢有顺的电话时，他说：“刚才有很多记者打电话来，其中广东一家报纸有两拨记者要采访我，我都对他们说，对不起，我本来就受之有愧，还是不要接受采访了。”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独家专访谢有顺：

     我愧不敢当我不能懈怠

     梦想帮助别人有尊严地活

     早在2009年，谢有顺就和达沃斯论坛结缘，9月10日至12日，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谢有顺作为中国文化界唯一的学者受邀参加了该论坛，并担任《中国的著作》讨论引言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邀请我参加论坛，也不了解我为什么会当选。我觉得自己愧不敢当，很惶恐。只能说面对这样的鼓励，我不能懈怠。”谢有顺说，他刚刚收到“全球青年领袖”组织方发来的英文通知，“我下午才收到英文通知，只是告诉我当选了及之前的一些名单，并无对我的评语。”

     “我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我认为当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信仰和伦理问题——在生活层面没有了伦理约束，在精神层面失去了信仰的指引，整个世界就会黯淡下去。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其他严峻问题都因信仰和伦理的溃败而派生而来。我以为，这种精神领域的变革需要更多人起来呼应，因此，我从不轻看自己渺小的声音，因为小声音到天上就可能成为大声音。”

     “全球青年领袖”任期5年，谈到这5年中自己的工作计划时，谢有顺说：“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文化学者，我所做的，其实都是务虚的工作，那就是尽可能以自己的价值发现来影响周边的人，并提示他们，人是有精神的。我可能终生都会朝这一目标进发。写出好文章，教出好学生，尽可能多地帮助身边的人勇敢而有尊严地活着，这不仅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的梦想。”

     领袖不要太当回事

     2009年6月，谢有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很巧合地谈到关于“领袖”的话题，他说：“我觉得领袖应该拥有信念、智慧和行动3个方面。”在世的作家当中，谢有顺最钦佩的是金庸。“他的小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时代，不仅是写一地一事，而且写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政经的各个方面。”

     谈到他的同龄人中谁能够称得上“青年领袖”时，谢有顺说：“‘领袖’这词太大太沉重。我们这代人还在成长的阶段，很难列出什么人选。已经有一批人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你说他是领袖，我想很多人不服气。因为这个词有特殊的含义。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个词看得那么沉重，不要太当回事，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景象。”

     长汀   我的一切都从她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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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演讲稿：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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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熟读金庸的小说，关于对金庸小说的毁和誉，你们或许也知道一二。金庸的小说好看、吸引人，其娱乐和消遣的效果，达到了俗文学的颠峰，这点毫无疑问。但如何认识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金庸小说应在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在读者中和学术界都有很多的争议。辨析这些争议，澄清关于金庸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不是金庸研究专家，但算上是一个专业读者，所以，今天我的演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一，如何评价金庸小说？第二，如何看待金庸小说中的雅俗问题？第三，金庸小说与文学乌托邦精神之间的关系。( M) u  M' b8 ~9 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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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金庸小说+ a9 y, u,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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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上半叶，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恐怕是张恨水——当然，鲁迅的影响也大，但他的读者数终归无法和张恨水相比；二十世纪下半叶呢，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则非金庸莫属了。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有意思的事情恰恰在这里：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作家，一个几乎所有读者都熟知其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的作家，其地位一直在文学界争议不断。尤其是关于金庸小说能否写进文学史，能不能进入文学大师排行榜等话题，更是炒得沸沸扬扬。但这些争议无损于金庸小说的影响，甚至还一次又一次地把金庸变成了媒体的热点人物，而读者的追捧和学术界的漠然所构成的差异，也反过来说明，金庸小说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 P. N! I9 B! e- G4 o
　　金庸近一二十年来在内地的文学地位得以确立，和几个关键性的符号密切相关：一是他的全集在内地公开出版；二是他的小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三是他进入了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排行榜，他的小说章节也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代表中国最高学术品质的出版社之一的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金庸作品集，其实也就是他的武侠小说全集。在此之前，据金庸自己讲，他在大陆出版的小说几乎都是盗版，既没有他的授权，也没有给他开过稿费。几乎是在同时，代表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批教授极力推崇金庸，并在北大开设了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课程，还聘请金庸担任该校的客座教授。这表明，正统的学术界开始承认金庸的存在，并对他的小说给予了一个较高的评价。较有名的是严家炎教授，他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容这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钱理群教授认为，金庸是可以与鲁迅双峰并立的作家，鲁迅是雅文学的开端，也是巅峰，而俗文学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到金庸就成了集大成者。陈平原教授则认为，金庸把儒道释、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他的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而北大另一位研究金庸的专家孔庆东教授也曾提到，他从来没有在电梯间里看见有人在读《呐喊》或者《变形记》，但他却经常见到有人在北京的电梯里面读金庸小说。这些学者，都肯定了金庸小说的大众影响力，同时也对金庸小说作出了恰当的文学评价。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金庸小说，并斥之为是有毒的读物，或者是粗陋的通俗小说。这种截然不同的对一个人的文学评价，我们暂时不去管它，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些事实，因为有时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读金庸小说入迷到连饭都不想吃，妈妈催她洗澡，她也要把小说带进浴室，边看边洗；我有一个同事，偶然买了一套金庸作品集之后，直接就请假在家看，连班都不上了；我还遇见一个公园清洁工，在向我介绍他儿子的名字时，由于一时说不清楚“靖”字是怎么写的，她马上就说“就是郭靖那个靖”——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试想，生活中能有几个人痴迷小说到如此地步？又有哪个作家笔下的小说人物能让一个清洁工人也能耳熟能详？金庸的读者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文化程度低到粗识字的，文化程度高到已是名学者的，也包括像猫头鹰、**这样的领导人，都是金庸小说的喜好者。一个作家的小说能普及到如此地步，且能深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层面，这是不容易的。按我的观察，二十世纪以来，也就鲁迅和金庸两个人的小说，能如此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曾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大众影响力，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所创造的人物、语言有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有道理的。你想一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面，一个小说人物一说起，大家就知道是谁，有什么性格特点，不必多加注释的，其实很少。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像林黛玉，意思就是指她多愁善感，而不需特别注释说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说一个人像李逵，就表明这个人有点粗鲁，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而说一个人像祥林嫂，或者像孔乙己，大家也都知道这是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人物有生命力，就在于他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当作一个符号说起、应用。据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连载时，报社是用电报——五六十年代用电报是很昂贵的——的形式从香港拍回给自己国家的华文报纸连载的，甚至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议会竞选，议员争辩时直接就说你这个人是岳不群，或者是左冷禅，这话背后的意思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那时大家都看过正在连载的《笑傲江湖》。不少人平时也说，你这人像韦小宝，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华山论剑”，说这话时，既不需要解释韦小宝、岳不群是谁，也不用解释“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表明金庸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可能都能回忆起当年读他小说时欲罢不能的阅读情景。可是，一个令这么多人如痴如醉的作家，一个发行量如此巨大的作家，今天的文学史却容不下他，甚至至今还在讨论金庸该不该被写进文学史，大家不觉得很荒唐么？我认为，讨论金庸小说能不能进文学史，这是一次文学观念的大倒退，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学史本身的背叛。稍微熟悉一点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五四”一代的先贤，早已在文学观念上、文学史的写法上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原先属于俗文学的小说、戏曲，纳入到文学的正统之中。当年胡适他们为什么搞白话文革命，为什么要推崇从格律诗向白话诗转变？就是要把文学从文人的雅玩、清玩，变成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都能参与的文化形式。用白话，解决了接受的问题；承认小说的价值，解决了文体的等级问题。但这个在“五四”时期就解决了的文学的雅与俗的问题，到二十一世纪了，有些学者还在这里面打转，还在徒费口舌地讨论金庸的小说能不能被写进文学史，这样的文学观念显然是落后的。你当然可以对金庸的小说提出批评，也可以不喜欢，但是一部文学史不能包括一个影响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小说家，你如何说服民众，并让他相信你的文学史是客观、公正、有概括力的？一部不能囊括金庸在内的当代文学史，肯定是有缺陷的，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讲中国文学的成就，居然不包括《红楼梦》在内，这肯定是荒谬的。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地位不被承认，这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是文学本身需要这么一场革命；如今，像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大众作家不被正统的文学研究界所认可，我想，这样的状况也是需要被革命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你们当然希望读到一部文学史是包括了金庸和他的小说的，因为俗文学进入文学史、被学术界所承认，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进步。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就会发现，中国的小说本就起源于说书，起源于街谈巷议，它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高雅的人当时都去写诗了。小说从来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文体，是说书者和听书者共享的一种文体。所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到梁启超先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前，没有多少人认为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事实上，即便有了梁启超的呼吁，小说在当时也还是没有地位的。直到鲁迅先生出现，小说才开始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令人关注的一种文体。
　　一直以来，小说的地位低微，甚至是被贬斥为“小道”、“小技”，连写小说的人本身，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写作，这就直接导致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中国古白话小说，它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存疑的，有争议的。多数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证据不足，说作者也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别的人；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是。《水浒传》、《西游记》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这些有名的小说，为什么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真正的作者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倡写小说，没有人看得起小说，有人一旦写了，也不敢把真实的姓名署上去，因为这在当时是丢人的事情——写小说、说戏文只是茶余饭后的边角料，不能成为自己望重士林的凭借，甚至还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观，文学界近年出风头的都是小说家，但这不等于说小说是多么文雅的文体了。
　　说到底，小说还是俗物，也应该是和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小说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是对人生中的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忠实描写，是对人的经历、遭遇和命运的塑造。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是写不好小说的。曹雪芹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大家族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他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张爱玲如果没有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观察，也是写出她那些小说的。所以，小说不应该拒绝俗物、俗生活，相反，它应该以这些俗生活为底子，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稳当、写实在了。, S  x9 \) R# @' i2 P. ~
　　关于文学中的雅与俗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种俗的冲动，我也不认为俗就一定不好，就一定要批判，它仅仅是不高尚而已，它的存在，并无罪过。现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包括今天的媒体文化，都不是什么高雅的东西，所谓通俗，恰恰是贴近最多人的心思、最多人的生活的。所以给俗文学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认识，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多元、丰富，不会那么单一、单调。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庸、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包括余秋雨的散文能够兴盛起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慢慢自由一点了，日常生活开始被尊重，俗的欲望和冲动也不再是十恶不赦了，看起来不那么风雅的文学精神得到了认可，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一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标记就是金庸的小说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金庸小说在另外一种路径上创造了中国文学某种不凡的高度和影响力。金庸写作的主要时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他写出人生最重要作品的时候，只和香港一水之隔的大陆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几乎都在写应景文章，或者检讨书，大多数人从内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不仅没有思想的独立和自由的坚守，甚至连对文字的基本敬畏也丧失了。而金庸在香港，虽然自由度要高一些，但设若自己内心没有这种警觉，我想，他也很容易被卷进潮流之中的。但是，金庸显然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看他的《笑傲江湖》就知道，里面对“一统江湖”之类的个人崇拜的批判，就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对那一时期中国局势的一种讽刺。
　　观察一个作家的写作成就，我们不能忽略他写作的时代背景，离开那个时代，很多的讨论就会显得空洞。而比较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你就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显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多么的难得。
　　不仅如此，金庸小说还吸收了很多新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譬如他自己就说，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受到了阿Q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的性格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尽管他未必有像阿Q这样的概括性，但它真实、生动、饱满。韦小宝是小流氓，但可以做朋友，他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为朋友，也重意气，所以武功很差，也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在他身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他都精通，所以具有中国人骨子里的一切狡猾、无耻，是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缩影。
　　金庸也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打死一个，又来一个，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很精彩，很吸引人。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
　　除却新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金庸还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撇开前面陈平原所说的琴棋书画不谈，金庸小说在语言上也颇具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五四一代的作家，不少人的语言都是欧化的，包括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像“吃了人的人的兄弟”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都拗口。那个时候，包括徐志摩的散文、巴金的小说，都有很多欧化的语式，生硬地用了西方的一些语法，语言上谈不上成熟。但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干净，具有中国白话小说的语言风采，这些都表明，金庸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
　　他不仅长于讲故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价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的。不能因为他的小说通俗，就否认他写作中把通俗小说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赏不该成为他的弱点，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条创造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

金庸小说的雅与俗
　　关于雅俗问题，还可延伸出去多讲一点。在革命的时代里，人是没有庸俗的权利的，每个人要为着高远的理想，为着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总有一天……”去奋斗。那个时代已远，如今我们进入了大众化的年代。从社会思想的引导上说，有更深邃的精神追求，有更高远的人生理想，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但不应该由此就牺牲普通民众娱乐和庸俗的权利。真正尊重人性的时代，是允许人胆怯和软弱的，也允许人娱乐的。
　　为什么现在不鼓励人面对歹徒的刀枪时去作无谓的反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你一旦想到八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你就有权利怕死。怕死并不丢人。要求每个人都做烈士，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苛求。所以，有人对鲁迅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暗杀组织，却因想到家中老母而后来退出一事，有很多指责，说鲁迅懦弱，我觉得这可不是懦弱，这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爱而退缩，未必就不是大丈夫。据说在一些西方国家，战场上飞行员的逃生装置里面有三样东西：美元、作战国货币和金币。这样做就是考虑到了飞行员逃生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处境，希望他们尽可能用金钱换回生命，给自己逃生的机会，这不是鼓励怯懦，而是对人和生命的尊重。人并非随时都是坚强的，他有权利软弱。每个人可能都有软肋，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战士，都不畏惧死亡，都做刘胡兰，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如此坚强。
　　就像人有权软弱一样，人也有权享受娱乐和庸俗，只要他不触犯道德，他的个人选择就当被尊重。老百姓是否拥有快乐和庸俗的权利，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化、人性化的具体体现。相反，要求所有人都追求高尚，不高尚就要被批判和**的社会，是违反人性的。6 A. _1 X$ l7 N7 g
　　而金庸小说里面，就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他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不能让报纸陷入危机之中，不能让报社的员工惶惶不可终日，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过来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吸引力，希望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因为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水平要求是很高的。而金庸写连载小说的同时，还要办报纸、写社论、管理员工，是非常忙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往往越忙，就越能迸发出来。所以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不要将俗文学看得那么不堪，《诗经》不也多是普通劳动者的歌唱？宋词不也多是歌妓弹唱的小曲吗？
　　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x- |" z1 |6 `" G! c, [. p
　　一是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傅）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郭靖、袁承志等人，知道父亲曾经是堂堂男子汉，杨过年长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坏人，韦小宝干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傅。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傅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傅，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傅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5 ?; i" a3 W3 O: U7 I/ v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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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8 L7 O# q. P/ t2 d: t2 m7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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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傅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依从这样的师傅，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傅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他觉得自己终归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傅作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傅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傅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他们的师傅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傅，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比如郭靖，最早跟江南七怪学武，后来跟洪七公学降龙十八掌，这些师傅都是正派人士，郭靖的侠义情怀基本上是从他们而来。但郭靖后来又学了九阴真经，还学了黄药师等人的武功，正与邪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也使得他对邪派人物也往往存一份同情和尊重；杨过学过全真教的武功，也是古墓派的传人，还练过欧阳锋的蛤蟆功；令狐冲师出华山这一名门正派，但他后来还学了独孤九剑、吸星；张无忌的武功底子是武当派的，他后来也学了七伤拳、乾坤大挪移，等等。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练武的过程中，每一个师傅的出现（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秘籍里的），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信念，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融合，必然会扩展这个人的心胸和视野，最终使他实现对正与邪之界限的宽广理解。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这种以师傅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众多当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自我重复最少的一个。
　　二是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在金庸小说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张无忌遇到赵敏时，赵敏是江湖人士闻之色变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妖女”；而袁承志遇见的温青青，也近乎“妖女”，就连杨过遇见的小龙女，其言其行，在常人看来，也与“妖女”无异。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9 I7 M- m- _* ]& N, E& q; J, P
　　“小妖女”当然是代表一种革命性的、非正统的价值，她可能蔑视那些僵硬的公义观念，也可能对正邪之分不以为然，比起国家、民族大义，她们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感情，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幸福。就连外表和手段都看起来刚毅、坚强的赵敏，喜欢上了张无忌之后，也忍不住如此表白：
　　
　　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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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郭襄这样颇具侠义、磊落之风的奇女子，想起杨过的时候，也不禁叹到：! w! ]( |: @+ U. b$ u9 [9 A
　　
　　便是凿刻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 P' }" S" W  `: J3 Z3 b9 s
　　
　　这可能就是男性与女性的根本区别：男人想的多是军国大事，女性想的却多是“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赵敏对张无忌说的话）。但是，一个正派男儿，在观念上接受了非正派的女性为自己的爱慕对象后，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视野渗透进了新的因素，他的命运也可能随之发生逆转。那么听话的郭靖，碰上黄蓉，也开始想望快意江湖的日子，而常常忘记师傅交下的大事；张无忌是嫡传的武当弟子，遇到江湖死敌、朝廷郡主赵敏，无论处境如何矛盾、痛苦，他也放不下对她的挂怀，最终还是选择了为赵敏画眉；张翠山所爱上的殷素素，一出手就杀了七十多人，这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万恶不赦的了，所以，张翠山携妻儿从冰火岛回到武当山时，心中忐忑，他对师傅张三丰说，我娶的妻子不是名门正派，她是天鹰教教主的女儿，而且之前也来不及告知您老人家。接下来，张三丰说了一段话，可以作为关于正与邪之观念的一种豁达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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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原来是正邪势不两立，但因为在情感上有了正与邪的遇合，正邪对立的价值观念也就相应地受到了冲击。邪派女性的任性、美丽与坚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实上，女性是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另一个深刻之处。8 J8 F4 O! C' q" S9 j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须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有一些甚至是很离奇的，比如杨过与小龙女的分分合合，有些是很不合常理的，但金庸能够在小说中把它写得合乎逻辑、情理，这就是一种功力。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可能算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主人公了，练武的时候，手脚比他的头脑灵活，练会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练会的。刚开始，洪七公是抵死不愿收他为徒的，他喜欢郭靖的人品，但一想到自己的徒弟如此之笨，就怕被江湖人士笑话。仅仅因为黄蓉厨艺高妙，才骗取了他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在桃花岛迷路被囚禁，碰到周伯通，无意中学会了九阴真经；黄蓉受伤，本是一次灾难，但是碰到一灯大师，又使郭靖学得了九阴真理的总纲，还了悟了一些一阳指的高妙。这种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成长历程，在金庸俗小说中也很普遍，譬如杨过，如果不是断了一臂，恐怕也学不成绝世武功。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也有那么多的机会。5 U: g; U3 b- O' x' h
　　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读到一些情节的重复、人物命运的相似，并不奇怪。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1 ~9 a: S% a; b
　　
通俗小说的雅化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d9 b8 u7 r" X8 J4 ]& q% N5 L4 Z
　　先说金庸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精神。以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为例，就知道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中诠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的。金庸笔下的侠客，大概可分为三类：儒家侠，道家侠，佛家侠。早期金庸多写儒家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儒家精神的底蕴，因此，郭靖明知道襄阳守不住，但他还是要守；还有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虽然也有灰心、归隐的思想，但其壮年，却一直是带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抱负，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写到道家侠，那种以抒发个体性情、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侠客，比如杨过，什么家国民族大事，都不能和他的姑姑相提并论，他觉得和自己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比如令狐冲，他根本不在乎江湖的权位，尽管做了华山派、五岳派的掌门人，他所在意的也更多是个人的情感、自由的生活和武学的境界，他喝酒、弹琴、高谈阔论，想念自己所爱的人；比如张三丰，一生冲淡平和，不争不怒；比如张无忌，已经做了明教教主，明教得天下，他也就是皇帝了，但他最后宁可退隐江湖，去为赵敏画眉；比如段誉，做了皇帝，心里也忘不了他的神仙姐姐。他们的有为之身，都存着无为之念。除此之外，还有佛家侠，就是那种有宽恕之心、悲悯之心的侠客，以少林和尚为代表。5 E6 M0 o7 f5 N  n: q. z
　　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释文化，无论社会哪个阶层的人，哪怕他没有读过任何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只要生活在中国，他的血液里就一定流着这几种文化的因子。只是，多数的人无法领会何为儒道释文化，金庸则通过这些侠客形象的塑造，把这些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这有利于一般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读杜甫的诗，会看到儒家士大夫担当的精神；读李白的诗，可以读到老庄思想中的自由心性与个性飞扬的东西；而读王维的诗，却能领会到一种禅境。2 m3 @* u7 w  d% z+ a) E' E
　　金庸小说中的儒道释这三种侠客形象，基本囊括了中国人生的各种方面。中国尽管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儒道释思想的多重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立体的，多层次的。比如在一些单位，某些人觉得自己升迁有望的时候，都想立德、立功、立言，都想干一番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抱负、理想，这就是儒家精神。快到退休的时候，很多人就都成了道家的信徒了，开始劝人不要太在意现实的功名，关键是要内心活得充实、自在，于是，就开始玩起了写字、刻章、钓鱼、遛鸟什么的，因为升迁无望了，就以这些个人爱好为乐。再往下活，再经历人生一些变故，一些挫折，看多一些生离死别，可能佛家的思想就在他身上占上风了，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空，看穿一切。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儒道释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弹性的，他很少会一条路走到黑，会在一颗树上吊死。即便他在现实中碰壁了，我们还可以写字、刻章，即便这些都觉得没有意义了，他还可以遁入空门，削发为尼什么的。儒道释一体的思想结构，使中国人更看得开，也不轻易因思考活着的意义问题而自杀。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痛苦的自我消解机制，所以，以儒道释文化来诠释侠客的精神、映照中国人的人生，这是很深刻的一种视角，它也是金庸小说雅化的标志之一。
　　金庸小说还具有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想。他对人生的观察与感叹，常常引发读者深思。《射雕英雄传》的最后，郭靖要忘掉武功，他沉思一个问题：“我是谁？”包括欧阳锋也曾追问“我是谁？”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诘问。成吉思汗死前，念叨的是“英雄，英雄”，他想到自己战绩卓越却白骨累累的生涯，于是在纠结与不解中走向死亡。在《神雕侠侣》里，郭襄对杨过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杨过爱着小龙女，小龙女爱着杨过，他们的世界容不下任何他者，郭襄最终只好在心思浩渺中，骑着小毛驴独自在江湖上游荡，这是一幅多么感伤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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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小龙女中了毒针，无药可医，她将人在世间比作去而复来的雪花来宽解杨过，达观、通透，心如止水，这是多么深的人生境界：# ~4 {' A2 i0 `8 @& _
　　
　　这些雪花落下来，多么白，多么好看。过几天太阳出来，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无影无踪。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许多雪花，只不过已不是今年的这些雪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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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天屠龙记》里，小昭在海上的小船上，对张无忌等人唱的歌也充满人生的感悟：“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还有在光明顶上，明教众人在面临覆灭时所唱的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就连正派人士听了，都感慨说，原来明教创教的人也具有大仁大勇的人间情怀。以上这些作品的片段，贯彻着金庸对人生的深思，也能让人觉得人活着的悲苦和孤立无援，正如江南四友之一的黄钟公在自绝前所说，“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表明人生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这点是比很多纯文学作品都要深邃得多的。; z& W# m' E* `; S) a
　　最有深度的也许是《天龙八部》。它里面隐藏着很深的中国式的罪与罚思想，用金庸的朋友陈世骧的话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的人，都蒙受着巨大的冤屈，而这部小说里的情感，也几乎都是孽缘。一切都很无辜，也很惨烈。比如，萧峰曾立誓，终生不杀一个汉人，但聚贤庄一战，他杀了很多汉人，后来他甚至还亲手打死了自己最爱的姑娘阿朱，你说冤不冤？虚竹一门心思想做一个标准的和尚，结果被逐出少林寺，而恶人慕容复、萧远山，最终反而可以在少林寺终老，你说冤不冤？段誉喜欢上的女子，是自己的亲妹妹，再喜欢一个，还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冤不冤？而萧峰对阿朱，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王夫人对段正淳，康敏对萧峰，木婉清对段誉，无一不是孽缘。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有罪的，他的人生不过是受难，不过是赎罪，在这样一个望远皆悲的背景下写人性，就会发生人性和生存本身，其实都是困境。8 F; M5 q" N4 B1 `( Q/ d/ o
　　这种人生情怀、哲学思考，都不是通俗文学这个帽子可以涵括得了的。我觉得，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之前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他的小说在讲故事和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借鉴了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技巧，但他的精神思索，却并不俗，甚至还有非常高雅、深刻的一面。他的小说不是没有问题，雷同的地方不少，过分离奇而背离情理的情节时有出现，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因过分漫画化而显得简单了，但总体而言，金庸的创造力是很强的，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点上，有很透彻的一面，我们不可忽视。/ A- `- S3 ]! k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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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乌托邦精神5 U2 o; i' z9 i3 h3 M' ^' V

　　金庸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读者是通过想象来实现对现实的代偿。当我们苦恼、痛苦、无所适从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求得心灵暂时的安宁。换言之，这种“成人的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把现实的不可能变成文字的可能，这是文学的一种精神表达。哲学在回答生活应该怎么样，但是伟大的文学总是在写生活可能怎么样，人生可能怎么样。- @0 r, n- ^: C( A6 ~- ]# ^8 [; L
    这个可能，也许永远都不能实现，但它依然激动着我们朝它奔去，它构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一个梦想之地，一个精神的寄托所。法国一位作家说过，文学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我们为什么阅读文学，阅读小说？文学不能使我们的房子变大，不能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文学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可以使我们知道别人的人生，别人的内心生活。因为分享了小说里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成了多重人生，我通过文学与古代的先贤，与未来的世界里的人都有来往，有沟通，有心灵的交流，我的人生是许多种人生的相加，我的人生就不再单调，就从狭隘走向了丰富，这就是文学。
　　在消费主义与物质崇拜的社会风潮里，很多人对人生和世界持悲观的态度。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精神里面，尤其需要有文学的滋养。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灵里会有一种空洞和虚无的感觉，这时你就会思考，谁来抚慰我们？谁来引导我们？心灵需要有一个安息的地方，精神世界也需要有一种可以升腾起来的力量。
　　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并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当我们面临心灵问题时，不会像美国面对“9.11”那样，去教堂祷告，去向神倾诉，因为国人从骨子里并不相信神能拯救我们。汶川大**之后，国人心灵受伤，没有教堂可以去，大家就写诗，就用文学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所以，汶川大**后产生了一次诗歌的热潮。中国人是习惯用文学、诗歌来安慰自己、拯救自己的，他们向往的人生不是宗教人生，而是艺术人生、审美人生。/ B! z% g0 x- ?- D4 j
　　文学正是中国人解析人生、探讨人生的一种方式，也即通过文学来为我们的人生想象无穷的可能性。金庸的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就为我们枯燥、苍白、没有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比如，郭靖跟华筝已经订婚了，如果就这么结婚，也能过上好的日子，但波澜不惊，可是，郭靖跟黄蓉在一起，人生变得跌宕起伏，就有了很多意外的惊喜、历险和享受。令狐冲爱上小师妹，好像幸福生活触手可及了，但是出来了个林平之和任盈盈，结果出现错位、误解、情移别处，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感情纠结。张无忌跟周芷若都已经走到婚堂上了，不料杀出了一个赵敏，拿出一束谢逊的头发，婚礼中止，生活、爱情都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归宿。只有一种可能的生活不值得我们过。金庸是富有想象力的，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可能的地方，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地方，他能制造变化，使生活出现意外，出现新的方向，这就是好的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转化，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活的空间。$ I$ n; H  u) ^0 b. L
　　许多的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我是福建人，有人《笑傲江湖》看多了，就会问我福州真的有向阳巷吗？其实这不过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得如此真实，以至于读者都相信福州真有一个向阳巷。也有读者向往桃花岛，桃花遍地，风景宜人，可以不闻世事，自我逍遥，这是大家的梦想之地，可世间哪有什么桃花岛，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文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告诉你，除了现在，还有未来，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可能，还有不可能——不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可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对可能性的挖掘、探索，构成了文学乌托邦的第一个方面。而文学乌托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金庸小说里面，就是他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并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武侠小说里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都不是现实中能有的，只是梦想的投射，所以，这也是乌托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个人如此渺小，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面对现实，我们常常灰心，藐视自己，但再渺小的个人，都可以通过小说的阅读，在想象中体验一回英雄气概。你想象一下，张无忌这么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少年，在光明顶上，想以一己之力平息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恩怨，这是何等的英雄！萧峰以一己生命平息了宋辽两国之间的干戈，这是何等的英雄！襄阳城外大兵压境，杨过身处绝境居然打死蒙古皇帝，蒙古被迫退兵，而郭靖夫妇二人齐心，死守襄阳城几十年，这是何等的英雄！就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居然连骗带恐吓也签下了有利于大清国的《尼布楚条约》，这又是何等的英雄！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这些伟大的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恐怕永远也不会见到，然而，通过金庸对个人英雄的塑造与对英雄哲学的召唤，满足了我们这些懦弱卑微的人、无足轻重的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想象，以角色替换的方式参与、体验了一回英雄的存在，感觉自己也英雄了一回，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梦幻和诗意。说到底，文学就是一个梦，一个乌托邦。! }9 S5 h2 v% e" C+ K
　　除却那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民族英雄，金庸还创造了许多爱情英雄，明明知道不可能，还要坚持爱。比如，段誉对王语嫣是多么卑屈，多么讨好啊，王语嫣有时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但他依然爱着。韦小宝对阿珂，爱得何其辛苦，阿珂简直不把他当人，但是韦小宝说：“这美女倘若给了我做老婆，小皇帝跟我换位也不干。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下地，枪林箭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尹志平为小龙女可以去死，李莫愁对陆展元痴迷不悔，游坦之对阿紫，小昭对张无忌，赵敏对张无忌，都是明知不可能，但是我还要爱，这些人都是值得钦佩的情感英雄。这样的英雄，也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展示出的是一种情感的天真想象。: g* B$ ~4 K  }9 }
    文学乌托邦的第三个方面，是金庸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人生。你们发现了没有，金庸小说里面的侠客，多数都最终选择了退隐江湖。金庸塑造了许多世外桃源式的地方，大漠，桃花岛，冰火岛，绝情谷，但这些地方也照样腥风血雨，并不宁静，那些侠客们，最后都寻找到了另外的栖居地：袁承志归隐在海外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郭襄归隐于峨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任盈盈和令狐冲归隐于莫名之地，杨过和小龙女归隐于古墓，连世俗不堪的韦小宝也选择带着漂亮的老婆归隐江南。这还不包括小说里写到的打不过人家而选择的被迫归隐，或者风清扬式的消极归隐。这些侠客们，离开了刀尖上讨生活的江湖，为了追求个人心灵的自由，在一个偏僻、渺远的地方住下来，“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他们的选择，倒是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充满了劳绩，所以向往诗意的栖居。$ Y" ^+ C( P! g& ^
　　都市是最不诗意的所在，现实的困苦，也令我们诗意不起来。但金庸的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的诗意栖居之地，让我们陶醉于一个审美的江湖，陶醉于一种侠客生活，陶醉于你恩我爱、心心相印的一种情感中的时候，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尽管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生活，但是人生有这么一个幻觉，有这么一个梦境，有这么一个诗意的栖居之地供我们做短暂的逃避，哪怕只有一天，这也是一种幸福。
　　现实生活如此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依然还有做梦的权利，唯有如此，人生才有亮色，才能飞扬起来。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深刻地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逃避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
尽管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生活，但是人生有这么一个幻觉，有这么一个梦境，有这么一个精神的诗意栖居之地，也是一种幸福。

　　金庸的小说深刻地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梦想。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泊和死亡的命运，但快意江湖所留下的人生印痕，终究是值得记取、值得品味的。因此，读一点金庸的小说，哪怕是青少年，让他读一读金庸，放飞一下自己的梦想，并感受一点江湖的正气，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毕竟，有梦想的人生才会显得灿烂、斑斓。

　　（摘自《消夏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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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授谢有顺眼里的金庸：他是一个神话，不可复制
2018-10-30 22:22
　　南都讯 记者贺蓓 金庸逝世消息传来，不少人都表示惋惜，这其中就有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

“金庸小说可谓是武侠小说界“武林至尊”。不但影响了几代人，关键他把小说创造了一种辉煌，一个阅读神话，这是之前没有之后也几乎不会被超越的。”作为《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的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正在写作《金庸论》，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很遗憾，没有在他在世时出版。”

谢有顺在中大曾开过两三个学期的选修课，专讲金庸。“学生都读过，交流和对话的空间很热烈。”在他看来，在作家在世时，就拥有数亿读者的作家，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创造这种阅读神话，之后也几乎不会有。”

他认为，金庸小说的读者覆盖面也是最广的。上至大学者、大政治家，下至普通清洁工，销售员……他的读者超越文化阶层。“这种覆盖面之广也没有作家能够超越。”

对于金庸小说，谢有顺说，它的伟大首先在于创造了数十个个性鲜明、性格饱满、复杂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是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如果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说出几十个小说的人物形象，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只有鲁迅，下半个世纪就是金庸。”

其次，金庸小说有着瑰丽的想象力。谢有顺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江湖世界完全是一个想象性的虚构存在，却能让人心之神往，沉醉期间，这也了不起。

他认为，一部作品是否能在文学史传世的判断之一，就是人物和语言能不能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金庸小说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经典人物，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特殊的名词语言。比如华山论剑，打狗棒，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各种武功门派都成为日常语言，这也是少有作家能够做得到”。

谢有顺说，金庸小说从创作到现在已超过50年，其作品仍不断再版，读者依然不可计数。“金庸办报纸，写社论，做很多事情，在繁忙事务中，超过二十年持续写作武侠小说，这样一个作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也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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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点评金庸：他的小说语言，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2018
10/30
22:25
谢有顺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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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只写生命的当下状态，而忽略了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没有认识到每一个生命本身都是一部小历史，人物塑造就会显得单薄；不明了生命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很难写好生命该往哪里去。

by-谢有顺

一、
生命除了上一篇所说的变化，还是一个积存的过程。有变化，也有沉淀、积存，也有不变的一面。

生命的积存，包含着记忆、经验、环境等等对他的影响——他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人，而是一步步成长为这样的人的。

写出这种生命积存对一个人的影响，就能把生命的抉择、境况解析得更合逻辑。变化是动态的一面，积存是相对静态的，是一种累加，小说就是要写出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丰富景象。

很多作家只写生命的当下状态，而忽略了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没有认识到每一个生命本身都是一部小历史，人物塑造就会显得单薄；不明了生命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很难写好生命该往哪里去。

生命不仅是一种此在，它也是曾在和将在。此在、曾在、将在，三者的统一，才是完整的生命。

此在是曾在的积存，将在又是此在的积存。一边变化，一边积存，这就构成了生命的复杂面貌。

二、
我还是举金庸小说为例子。

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衲厚道，性格中有单纯透彻的一面，但他身上，同样有家族、环境、师友对他的影响。他是郭啸天的遗腹子，他的父亲虽然没有机会对他言传身教，但父亲的精神还是积存在了他的身上：一是通过他的母亲李萍，一是通过他的师傅江南七怪，他们不断地给他讲述父亲的故事，父亲那种民族气节、英雄道义，就成了他生命中的积存。

江南七怪彼此之间的情义，也是一种积存，影响了郭靖重诺、重义的性格。

还有，蒙古大漠这种生长环境，对郭靖也是一种生命的记忆，他的豪爽、豁达、广交朋友，作为一种积存，即便回到了江南，也未有丝毫改变。

他第一次见黄蓉，就把成吉思汗赠他的四个金元宝，分了两个给黄蓉；他见黄蓉冷了，就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披上；黄蓉故意试探他，向他要汗血宝马，他也爽快地答应，他看重朋友过于一切名贵的物质——这些，可谓都是他在蒙古生活的积存。

假如郭靖从小生活在秀丽的江南，就未必能够如此大方。

大漠的成长背景不仅影响郭靖的性格，也影响他的体格、武功。桃花岛选婿那次，洪七公与欧阳克、欧阳锋与郭靖分别站在树上比武，谁先掉下来算谁输，后来，郭靖之所以比欧阳克后面落地，就在于他摔下来要着地那一瞬间，用蒙古的摔跤术，倒勾了欧阳克一脚——在不经意间，这些成长的积存就会表现出来。

这就好比韦小宝，他成长于妓院，妓院的习气、语言、思维，就自然积存在了他身上。

他初进皇宫，看这好大一个院子，想到的是比扬州最大的妓院还大；他发了财，想到的也是回扬州去开妓院；他骂人，是把人比喻为婊子；他脸皮厚，也和妓院的生长环境有关。

他能够在皇宫里如鱼得水，实在是得益于他在妓院的见识——就着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这点而言，皇宫和妓院确实有着惊人的一致。


因此，作家在处理人物的遭际、命运时，并不是兴之所至的，他要顾及人物的记忆和积存；生命的细节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人会如何做事，会说什么话，是由这个人的经历、性格所决定的，作家不能任意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人物。

人物在小说中，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是会自己走路的；好的小说，就是要让人物直接站出来说话，并让小说中写到的细节都勾连、编织在一起——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要遵循艺术的逻辑，正如契诃夫所说，你开头若是写到了一把枪，后面就得让它打响，要不这把枪就没必要挂在那里。

这令我想起《鹿鼎记》里，抄鳌拜的家时，韦小宝得了两件宝贝，一是防身背心，二是名贵宝剑，这两样东西，在后面的情节中多次出现，并一次次帮韦小宝死里逃生。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但金庸处理得也不马虎。

事实上，无论韦小宝说话、行事、习武，金庸都在叙事中呼应着韦小宝生命中的积存，郭靖、杨过、张无忌等人的塑造，也是如此。

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针脚。针脚下得越绵密，生命就越立体、饱满，人物就越令人印象深刻。

三、
不可否认，二十世纪以来，能让读者记住小说主人公名字的作家，以鲁迅和金庸为最。尤其是金庸的人物名，很多读者一口气就能说出几十个，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他的小说深入人心，他所创造的语言与人物形象，也都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


小说的语言，能够成为公众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它就接近于经典了。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像猪八戒，或者像祥林嫂，但不必专门解释猪八戒和祥林嫂分别出自哪部小说，一般的人，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当代作家中，惟有金庸所创造的人物，能被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说一个人像韦小宝或岳不群，说某人与某人“华山论剑”，一般的人，也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直接用金庸的人物名做标题，根本无须多加解释，比如，乔布斯要辞职了，报纸用的标题是“乔帮主，别走啊！”；有个魔术师表演在泰晤士河上行走，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魔术师泰晤士河上凌波微步”；杭州有人能在绳子上睡觉，报纸就说“杭州街头惊现‘小龙女’”……没有编辑觉得需要向读者解释，“乔帮主”、“小龙女”是谁，也没有记者会担心“凌波微步”被人误读，这就是金庸的大众性。

他的小说语言，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甚至，在金庸的小说中，即便是次要人物，那些着墨不多的人物，也常常令人难以忘怀。


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南海鳄神，憨直，可笑，栩栩如生，又比如阿碧，远没有阿朱重要，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但到小说的最后，阿碧再一次出现，特别是她在慕容复的疯话中边掉眼泪边给孩子们发糖果的画面，一下就把她的痴心和伤感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用很少的语言，或寥寥几个细节，有时就能把一个人立起来，这不是一般作家都有的能力。

金庸经常把虚构与历史、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镶嵌得严丝合缝，除了他长于对话和细节的雕刻，也得力于他对生命世界的把握中，很好地平衡了变化与积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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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是生命的学问，金庸深谙此道
2020-09-16  转自 砥砺前驱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被定义为通俗读物，但写得并不粗疏，尤其是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主人公性格变化的轨迹被安排得很严密、曲折。
　　小说来源于虚构，但也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研究。通过钻研人类的生命世界，进而写出这一生命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做学问的方式。传统的学问，探究的多是知识的谱系、历史的沿革，而小说作为生命的学问，目的却是解析人心世界的微妙和波澜。福克纳说，没有冲突就没有小说，米兰·昆德拉也说，小说的精神即复杂性，如何写出这种冲突和复杂，是大有学问在里面的。

　　那么，生命的复杂性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变化、积存、落实。

　　生命首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一部小说成功与否，一是要看作家有没有写出生命丰富的变化，二是在变化这一动态的过程之中，作家是否为每一次的变化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说出生命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往哪个方向发展，人物的命运最终会走向哪里，这需要作家提供合理的逻辑，而且这个逻辑要能说服读者。

　　逻辑即说服力。说服力越强，小说的真实感就越强，人物就越能立得起来。不少作家藐视这一点，让他笔下的人物随意发生性格或命运的巨变，却不提供充足的理由；他说服不了读者，也就无法让人相信他所写的是真的。具有强大的写作说服力，谎言才不再是谎言，虚构才不会是任意的编造。

　　何以很多小说都选择成长作为主题？其实它要写的，正是一种生命的变化。成长就是生命不断地在变化，不断地从一种境遇走向另一种境遇。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在扩展、成熟，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自我调整。可能性越多，生命就越丰富。

　　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虽被定义为通俗读物，但写得并不粗疏，尤其是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主人公性格变化的轨迹被安排得很严密、曲折。因此，不作整体性的价值判断，光在塑造人物这点上，我以为他也是比很多小说家高明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种性格又有一种逻辑在里面。再专断的作家，也不能随意设计情节，更不能忽视细节和场面中潜藏的情理。比如小龙女，当她知道自己被尹志平侮辱的真相后，内心的痛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她觉得自己已不清白，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爱杨过了。这真是一件无比悲惨的事情。但她没有处世经验，即便知道坏人是尹志平，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茫然地一路跟着尹志平。后来，小龙女力战金轮法王，临危之际，尹志平用自己背脊替她硬挡了一次法王的金轮，她见尹志平为了救自己，受了致命重伤，“一刹那间，满腔憎恨之心尽化成了怜悯之意”，柔声道：“你何苦如此？”这是第一次的变化。尹志平命在垂危，忽然听到这“你何苦如此”五字，不禁大喜若狂，说道：“龙姑娘，我实……实在对你不起，罪不容诛，你……你原谅了我么？”小龙女一怔，想起在襄阳郭府中听到他和赵志敬的说话，以为杨过嘴上说要和郭芙成亲，原因就在于他已知道自己受辱于尹志平的真相，“这时猛地给尹志平一言提醒，心中的怜悯立时转为憎恨，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一咬牙，右手长剑随即往他胸口刺落。只是她生平未杀过人，虽然满腔悲愤，这一剑刺到他胸口，竟然刺不下去。”这是第二次的变化。到后来，杨过出现，小龙女对杨过说：“他舍命救我，你也别再为难他。总之，是我命苦。”这是第三次的变化。从茫然、憎恨、怜悯，再到憎恨、愤怒、悲苦，这个过程，情绪变化既细腻、微妙，又合情合理，和小龙女的性格、遭遇结合得丝丝入扣。这种对生命变化的精微描绘，使小说对人心的勘探，变得生动而丰盈，它如同一次学术论证，证据绵密，逻辑谨严，生命的存在，就由此变得无可辩驳。


　　除了变化，生命还是一个积存的过程。有变化，也有沉淀、积存，有不变的一面。生命的积存，包含着记忆、经验、环境等等对他的影响——他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人，而是一步步成长为这样的人的。写出这种生命积存对一个人的影响，就能把生命的抉择、境况解析得更合逻辑。变化是动态的一面，积存是相对静态的，是一种累加，小说就是要写出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丰富景象。很多作家只写生命的当下状态，而忽略了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每一个生命本身都是一部小历史，人物塑造就会显得单薄；不明了生命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就很难写好生命该往哪里去。

　　生命不仅是一种此在，它也是曾在和将在。此在、曾在、将在，三者的统一，才是完整的生命。

　　此在是曾在的积存，将在又是此在的积存。一边变化，一边积存，这就构成了生命的复杂面貌。譬如郭靖，木讷厚道，性格中有单纯透彻的一面，但他身上，同样有家族、环境、师友对他的影响。他是郭啸天的遗腹子，他的父亲虽然没有机会对他言传身教，但父亲的精神还是积存在了他的身上：一是通过他的母亲李萍，一是通过他的师傅江南七怪，他们不断地给他讲述父亲的故事，父亲那种民族气节、英雄道义，就成了他生命中的积存。江南七怪彼此之间的情义，也是一种积存，影响了郭靖重诺、重义的性格。还有，蒙古大漠这种生长环境，对郭靖也是一种生命的记忆，他的豪爽、豁达、广交朋友，作为一种积存，即便回到了江南，也未有丝毫改变。他第一次见黄蓉，就把成吉思汗赠他的四个金元宝，分了两个给黄蓉；他见黄蓉冷了，就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披上；黄蓉故意试探他，向他要汗血宝马，他也爽快地答应，他看重朋友过于一切名贵的物质——这些，可谓都是他在蒙古生活的积存。假如郭靖从小生活在秀丽的江南，就未必能够如此大方。大漠的成长背景不仅影响郭靖的性格，也影响他的体格、武功。桃花岛选婿那次，他们站在树上比武，郭靖比欧阳克后面落地，就在于他摔下来要着地那一瞬间，用蒙古的摔跤术，倒勾了欧阳克一脚——在不经意间，这些成长的积存就会表现出来。


　　因此，作家在处理人物的遭际、命运时，并不是兴之所至的，他要顾及人物的记忆和积存；生命的细节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人会如何做事，会说什么话，是由这个人的经历、性格所决定的，作家不能任意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人物。人物在小说中，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是会自己走路的；好的小说，就是要让人物直接站出来说话，并让小说中写到的细节都勾连、编织在一起——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要遵循艺术的逻辑，正如契诃夫所说，你开头若是写到了一把枪，后面就得让它打响，要不这把枪就没必要挂在那里。

　　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针脚。针脚下得越绵密，生命就越立体、饱满，人物就越令人印象深刻。

　　有了变化和积存，生命还需要落实。所谓落实，就是要有归宿，要找寻到活着的方向和意义。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如何才能活出意义来？应答者的声音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生命渴望落实、渴望找到栖居地的愿望也不会消失。金庸的小说，也为生命的落实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归隐。退出江湖，到一个小岛，或无名之地，过上超然、有爱的生活，这几乎成了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共同向往的归宿。他们也曾愤然于世间，也曾置生死于不顾，也曾伤心和痛苦，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归隐。真正死于江湖或战场的，只有郭靖、萧峰等很少的几个。郭靖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体现出的是典型的儒家价值观，这在金庸早期的小说中，是一种主流思想，陈家洛、袁承志和郭靖，都可称之为儒家侠。但金庸越往后写，就越倾向道家思想，道家侠的形象越来越多，如杨过、令狐冲、张无忌，都追求自由的心性和个人价值的抒发，看重个体的感情实现，也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相比之下，感时忧国的精神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退到幕后了。

　　中国人的人生认识并不单一，而是复杂、多变，表面是儒家，骨子里却很可能是道家，甚至法家。金庸的小说写出了这种复杂性，他笔下那些侠客，构成了中国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而归隐这一主题的凸显，又为这种生命的落实，提供了一条出路。归隐未必是现实的，却暗含着中国人内心那种隐秘的梦想。冲突消解了，痛苦释怀了，一切名利争竞也都放下了，最终为自己的内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栖居的地方，这种落实感，正是文学所创造出来的生命趋于完满的幻境。

　　小说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它和现实中的人类，共享着同一个生命世界。如何把这个世界里那些精微的感受、变化解析出来，并使之成为壮观的生命景象，这是小说的使命。生命是变化、积存、落实的过程，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存在，展开得越丰富、合理，这个生命世界就越具说服力、感染力。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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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如何写好历史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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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谢有顺说小说　|　谢有顺　　2018年12月30日08:58

读完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有很多感慨。这种历史感比较厚重、时空纵深感比较广的作品读多了之后，会延伸、改变自己的一些文学观念，进而会觉得，如果作家一天到晚就写一点小情小调，小事，小感受，确实意思不大。

读完《穹庐》，我首先想到的，文学还是要有一些宽阔、深沉的东西。《穹庐》的时间跨度、生活疆域很大，蕴藏的价值观也多元，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在里面激荡，这样的写作是有眼界和雄心的。而一个作家要完成这种写作雄心，要把这种历史纵深感写出来，就需要花笨功夫。这也是我特别佩服肖亦农的地方。他花这么长时间写一部作品，有一段时间还停下来，搁置了——我觉得搁置对他的写作是件好事情。马尔克斯讲过，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他是绝不会有兴趣去写的。搁置之后，会让作家对这样一个题材有更多的沉思，甚至会有全新的开掘。

肖亦农所做的案头工作，像收集材料什么的，其实是个很笨的、看起来没有多少智慧含量的工作。这恰恰是他整个写作的基础。奥康纳说，收集素材是一个小说家最基础和最卑微的工作。很多中国作家，缺乏这种卑微的精神，总觉得写作是虚构，是想象，是天马行空，这也没错，但如何把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落实了，甚至落实到每一个人物和细节身上，这是要花功夫的，要花很卑微的功夫。像实实在在地去走访一些地方，去找历史知情人士聊天，收集材料，甚至肖亦农还遇见了那么好的一个蒙古大爷，主动帮他翻译了几大本珍贵资料，这些事情背后那种细致、卑微的专业精神，恰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血肉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写作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有一个评论家说，托尔金是个谨慎的创始者，他对自己的世界能熟悉到每一片树叶。作家对他所写的人与事熟悉不熟悉，在一个细节或一次对话中就可看出来。《穹庐》涉及面这么广，历史这么复杂，没有一点一滴的细部的积累和雕刻，光有大的观念、大的想法，是不足以支撑起这种写作的。

其次，小说还是要有人物。《穹庐》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不少都让我们印象深刻。像嘎尔迪、谢尔盖、扎西、金达耶娃、曼达尔娜、萨瓦博士，色旺等等，这些人物立得住，且生机勃勃，成了《穹庐》的精神筋骨。我总觉得，小说能不能传世，一个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出能让普通读者记住的人物。这就好比诗人写再多的诗，最好还是要有几句能让人记得住的诗。记住几句，往往就是个著名诗人了。小说也是如此。前段时间金庸去世，有很多的争议，我说有一点是不用再争的，那就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没有其他作家像金庸那样创造出可以让普通老百姓随口?**黾甘�个名字的人物群像。包括金庸所创造的萧峰，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里，没有塑造过这么宏阔、饱满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

人物活着，作家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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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雅俗同欢”是小说的本源

——谈谈金庸小说

更新时间：2018-10-31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

“文不能通而俗可通”

说到小说的雅与俗，我想专门谈谈金庸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起源于说书，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高雅的人当时都去写诗了。所以，小说自古以来地位低微，是“小道”、“小技”，就连小说的作者本人，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写作，这就直接导致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白话小说，作者几乎都是存疑的。多数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也有人认为证据不足，作者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别人；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是。《水浒传》《西游记》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些著名的小说，到现在都没弄清真正的作者是谁，就在于小说在古代是没有地位的，即便有人写了，也很少把作者的真实姓名署上去——说书、演戏、写小说，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不仅不能望重士林，甚至还会损及自己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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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现在已经彻底改观，文学界近年领风骚的多半是小说家，但不等于说小说就成了多优雅的文体了。

说到底，小说还是俗物，也是和俗生活紧密相连的。

小说贴近日常生活的末梢，既描写人生中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场景，也记录个体的经历、遭遇和命运。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往往写不好小说。曹雪芹如果没有大户人家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他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张爱玲如果没有对旧上海市民生活的精细观察，也是写出她那些世情小说的，她说自己“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多少恨·题记》），并称自己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她觉得小报“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纳凉会记》），这些其实都构成了张爱玲的写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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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说不应该拒绝俗事、俗生活，相反，只有以俗生活为底子，作家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结实了。古人云，“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话说的就是小说，而非诗歌。所谓“文不能通而俗可通”，更是说出了小说的实质，把小说名之为“通俗演义”，恐怕亦因此而来。

关于文学的雅与俗之争，由来已久。多数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种向往世俗的冲动，俗只是不高尚而已，它的存在，并无什么罪过。给俗文学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认识，也有利于文学的发展走向多元、丰富。

文学史不会因着写了张恨水和张爱玲，就变得俗气了；也不会因着写了金庸，就降低标准了。对俗文学一脉的正视，只会使中国文学的版图变得更加完整。

梁启超曾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小说丛话》）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假若梁启超真这么认为，他就应该认可《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的价值，可他事实上是否定的，可见，何为俗语文学，至少梁启超本人在当时的认识是不明晰的。

但金庸的小说，一直是被纳入俗文学范畴的；对他的接受与传播，倒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

金庸的小说是通俗的，也有通雅的一面。他用了很多传统的叙事形式，可也吸纳了不少新文学的写作手法。

譬如，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就受了阿Q这一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性格的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他未必有阿Q这种深刻的概括性，但比起阿Q形象的过于漫画化，韦小宝的形象要真实、生动、饱满得多，尤其是他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统一于一身，确实成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缩影。

除此，金庸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譬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各色人物登场，惊心动魄、命悬一线，这种写法，就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要在非常有限的舞台，把各种冲突、各色人等都集中在一起出现。

这些，都是一般通俗小说所没有的，是艺术性很强的一种叙事方法。

然而，也不必否认，金庸小说里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

我和金庸有过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作品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不能让报纸陷入危机，不能让报社的员工惶惶不可终日，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住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强大吸引力，要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

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可见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艺术要求是很高的。金庸在写连载小说的同时，还要办报纸、写社论、管理报社，是非常忙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往往越忙就越能迸发出来。所以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不要将俗文学看得那么不堪，往远说，《诗经》、宋词在当时迹近于通俗文学，往近说，《红楼梦》在它那个时代也是俗文学，但今天却已成了高雅文学的代表，以至于张爱玲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会读不懂《红楼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今日的我们，要读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人生情怀，又谈何容易？

雅与俗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昔日是俗小说的，今天可能成了雅文学，当年堪称雅文学的（如文言小说、诗化小说），今日若再以此为小说的新作法，则可能沦为庸俗之举。金庸的小说之所以争议大、影响大，和他的写作兼具这种雅俗品格不无关系。

金庸小说中的类型化母题

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譬如，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父）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郭靖、袁承志等人，知道父亲曾经是堂堂男子汉，杨过年长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坏人，韦小宝干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

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父。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父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父，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父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父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跟从这样的师父，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父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自己终归还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父作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父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父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师父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父，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

比如郭靖，最早跟江南七怪学武，后来跟洪七公学降龙十八掌，这些师父都是正派人士，郭靖的侠义情怀基本上是从他们而来。但郭靖后来又学了九阴真经，还学了黄药师等人的武功，正与邪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也使得他对邪派人物也往往存一份同情和尊重；杨过学过全真教的武功，也是古墓派的传人，还练过欧阳锋的蛤蟆功；令狐冲师出华山这一名门正派，但他后来还学了独孤九剑、吸星；张无忌的武功底子是武当派的，他后来也学了七伤拳、乾坤大挪移，等等。

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练武的过程中，每一个师父的出现（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秘籍里的），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信念，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融合，必然会扩展这个人的心胸和视野，最终使他实现对正与邪之界限的宽广理解。

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这种以师父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

在众多当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自我重复最少的一个。

在金庸小说里，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张无忌遇到赵敏时，赵敏是江湖人士闻之色变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妖女”；而袁承志遇见的温青青，也近乎“妖女”，就连杨过遇见的小龙女，其言其行，在常人看来，也与“妖女”无异。

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小妖女”当然是代表一种革命性的、非正统的价值，她可能蔑视那些僵硬的公义观念，也可能对正邪之分不以为然，比起国家、民族大义，她们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感情，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幸福。就连外表和手段都看起来刚毅、坚强的赵敏，喜欢上了张无忌之后，也忍不住如此表白：

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连郭襄这样颇具侠义、磊落之风的奇女子，想起杨过的时候，也不禁叹到：

便是凿刻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

这可能就是男性与女性的根本区别：男人想的多是军国大事，女性想的却多是“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赵敏对张无忌说的话）。

但是，一个正派男儿，在观念上接受了非正派的女性为自己的爱慕对象后，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视野渗透进了新的因素，他的命运也可能随之发生逆转。那么老实的郭靖，碰上黄蓉，也开始向往快意江湖的日子，而常常忘记师父交下的大事；张无忌是嫡传的武当弟子，遇到江湖死敌、朝廷郡主赵敏，无论处境如何矛盾、痛苦，他也放不下对她的挂怀，最终还是选择了为赵敏画眉；张翠山所爱上的殷素素，一出手就杀了七十多人，这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万恶不赦的了，所以，张翠山携妻儿从冰火岛回到武当山时，心中忐忑，他对师父张三丰说，我娶的妻子不是名门正派，她是天鹰教教主的女儿，而且之前也来不及告知您老人家。

接下来，张三丰说了一段话，可以作为关于正与邪之观念的一种豁达看法：

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原来是正邪势不两立，但因为在情感上有了正与邪的遇合，正邪对立的价值观念也就相应地受到了冲击。邪派女性的任性、美丽与坚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这方面更全面的论述，可参见宋伟杰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一书的第三章。）

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实上，女性是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深刻之处。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须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有一些甚至是很离奇的，比如杨过与小龙女的分分合合，看起来很不合常理，但金庸能够在小说中把它写得合乎逻辑、情理，这就是一种功力。

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可能算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主人公了，练武的时候，手脚比他的头脑灵活，练会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练会的。刚开始，洪七公是抵死不愿收他为徒的，他喜欢郭靖的人品，但一想到自己的徒弟如此之笨，就怕被江湖人士笑话。仅仅因为黄蓉厨艺高妙，才骗取了他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在桃花岛迷路被囚禁，碰到周伯通，无意中学会了九阴真经；黄蓉受伤，本是一次灾难，但是碰到一灯大师，又使郭靖学得了九阴真理的总纲，还了悟了一些一阳指的高妙。这种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成长历程，在金庸俗小说中也很普遍，譬如杨过，如果不是断了一臂，恐怕也学不成绝世武功。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也有那么多的机会。

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读到一些情节的重复、人物命运的相似，并不奇怪。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俗小说的壳里也可以有深刻的追求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

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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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雅俗调适，赓续了小说的本源，并复原了小说本应有的大众面貌，它不仅没有弱化小说的艺术性，反而为小说如何走通一条“雅俗同欢，智愚同赏”（李渔语）的叙事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证。

在这个过程中，金庸小说的传播及其文学地位的确认，显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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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钦佩金庸。他的小说涵括政治、经济、文化、时代，不仅是写一地一事，而且写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政经的各个方面。这种能力和气象、有穿透力的激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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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辞世 昨晚整个华语世界都在追忆和纪念
2018-10-31 10:28:50　来源: 澎湃新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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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辞世，整个华语世界都在追忆和纪念。

相比于以往名人去世的喧嚣和跟风，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条纪念不是真诚的。

诗人余秀华：

昨天李咏走了，我也觉得悲伤。也不知道为何而悲。今天金庸走，首先想到磊磊，他的心情。但是金爷去世，实为喜丧，在世94载，繁华阅尽，当死也不惊。实在感觉这两天的朋友圈比陈忠实和杨绛去世的时候真诚，可信。

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谢有顺：

因为可能几乎没有人没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没读过他的书，也至少看过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即使没看过影视剧，也至少知道郭靖、黄蓉、令狐冲、乔峰、张无忌、韦小宝、降龙十八掌、华山论剑……

二十世纪以来，能让读者记住小说主人公名字的作家，以鲁迅和金庸为最。尤其是金庸的人物名，很多读者一口气就能说出几十个，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作家毛尖：

我的少年时代是金庸给的。我们通过降龙十八掌彼此辨认，用葵花宝典嘲笑父兄一代。杨过为郭襄点燃天空，是当代文学最浪漫的刹那。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起，萧峰是我们青春期的最高道德。走吧，大侠，谁负谁胜天知晓。

作家孔庆东：

我们怀念金庸时也在在怀念自己的青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诗人周伟驰：

金庸武侠让很多人实实在在体会到什么叫“废寝忘食”，什么叫“挑灯夜战”。

看小说看了第一页就不得不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看完最后一页的只有金庸了，竟成绝响。

台湾诗人罗毓嘉：

也让我们懂得什么是人事悲欢，参一生都参不透的是什么难题。

在爱里面，每个人都是傻姑。我八岁开始读金庸。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终于懂得这个道理了。

演员马思纯：

这天下，武功最高的，是时间。

自媒体“衣锦夜行的燕公子”：

他的离去真正让人感觉到一个属于武侠的时代结束了。

金庸去世是真正给我“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忽然胡斐，郭靖，令狐冲们都失去了颜色，那些80年代拍得好或者不好的武侠片，都真正的远去了，那些披着蚊帐用口红在自己眉心点一点的日子也没了。林青霞在水中仰头喝酒，李连杰在密室修炼武功，梁家辉走在大漠狂沙中，那种写意的武侠片也没了，就连徐克本人也在追求特效的路上一路狂奔。我们离江湖也越来越远。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严锋：

他是通俗的，也是严肃的。

曾经有人问我，金庸与余华、陈忠实、莫言这些“纯文学”作家相比，究竟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呢？一句话，我认为金庸比那些作家毫不逊色，各有所长。（

严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为什么没人对其他武侠作家提出类似的问？恰恰就是因为他写得太好了，已经超出了武侠小说的范畴。（严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作家韩松落：

一般读者热衷点评人物、排名武功，专家学者分析文化内涵。


金庸是正大的、圆润的、平和的，他甚至可以说是现实的，他最现实之处，不在于他书写的故事，而在于他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格想象，完成了中国人对性格理想的寄托。他在小说里书写叛逆，自己却圆润贯通，他歌颂流浪，自己却平静地扎根，金庸小说拥有的是江湖之形、庙堂之神。

台湾作家许荣哲：

甚至产生了无数“周边”，“养活”了一大批作家、写手。

这些年来，连我自己都已经淡忘了，《小说课》的书名，正是出自金庸《神雕侠侣》的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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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被骂没学问，用四句话谈珍惜“没用的东西”
2016-12-12 21:46
他认为卡夫卡、莫言等作家并不见得是成功者。

他说一看自己的名字就知道是农民取的。

他的孩子四岁多了，还不背诵唐诗宋词。

他在安徽时，一个读者发微博把他臭骂了一顿说：谢有顺一点学问也没有，把“官衔”读成“官街”。他说：我又没有微博，我百口难辩啊，我说的是“官阶”！

他这这次讲座，又把某种类型的书法家和画家骂了一通，当然，还有电影……

谢有顺讲座：借用四句话谈“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一篇文章能击退敌人吗？能吓退鳄鱼吗？能治病吗？青年批评家谢有顺说，这恐怕是对文学介入生活的“夸张”。但是，中国人就是用文学进行爱和恨的传递和寄托的，这跟西方文明靠宗教的救赎不大一样。

昨天下午，谢有顺回到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开了一场“为什么要文学”的讲座。现场，再一次用爆满来迎接这名近几年风头无两的新锐学者。他看了一眼桌面上摆着的自己的著作，说了句：我不是来卖书的，何况这年头书摆在哪儿都不好卖。


整个讲座，他分别引用了钱穆、孔子、鲁迅和林语堂的各一句话来串联，一些文坛掌故也在他的故事中趣味飘荡。

以下就他说的内容，做了个记录提炼：

第一句：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钱穆）

中国历代文人一遍遍歌咏梅兰竹菊四君子，在中国文化里有固定的含义。他说竹子让人联想到气节。汪曾祺画了一幅竹子没有节的画，题款是“文人无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隐喻。你看到一只乌鸦，你就想到它背后代表的象征，你看到海燕就想起高尔基笔下的作品《海燕》的形象，你无法在看到一只真实的乌鸦，你无法看到一只真实的海燕。

谢有顺认为，如果古代人赞美的是别的花草，估计现在每个人家里种的就可能是狗尾巴草或喇叭花、牵牛花了。这些背后价值观，都有文学的影响和暗示。包括我们对“故乡”和“月亮”这样的词的理解，这无形中塑造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体系。

不同于西方，中国人形成“独特的山水教”。西方画了一千多年的宗教、圣母玛利亚等形象。而山水就是很多中国人的宗教。他用钱穆的话说到，“文”在中国近乎为宗教。

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上的讲话，就用了很多文学的语言。我们的电影票房达到千亿指日可待，这意味着和北美持平。但我们在国际上的增长几乎为零，甚至成为一个笑话。没有好的剧本，用几张明星的脸，加几个题材拼凑一下不是长久之计。

好莱坞很讲究一个好的故事。商业电影依然有很多关于人类的情感和普遍性的感受。科幻片《星际穿越》依然贯穿着人类往何处去的主题，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华人导演李安也在探索。他说，相比电影，这些年的电视剧有进步。比如《暗算》《潜伏》《黎明之前》《悬崖》等，都是以文为基础的。



谢有顺讲座现场。陈涵琳/摄（下同）

有次一个书法家给大家写字。他给谢有顺写的时候说：我一副字值两万元。谢有顺表示：我一点都没夸张，当场就还给他，说你给我两千。两百都没人要。

自古以来的书法家，有谁是靠抄别人的东西出名的。王羲之、苏东坡、黄庭坚、王铎抄谁的？他说，很多书法家，包括前任的中国书协的张主席的作品，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抄的是唐诗宋词。有些书法家写的都是“厚德载物、天道酬勤、惠风和畅、上善若水、难得糊涂”，除了这五句话，不知道写什么。你能想象，若干年后，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从头到尾都是抄别人的文字吗？

这就是没有“文”。谢有顺表示，除了那几句话，你憋死他，他也想不出别的。而一些画家也好不到哪儿。画家画山水，题字都是“江山如此多娇”，一画牡丹就是“国色天香”。

书法、绘画、小品、相声、网络剧……都离不开文。文深深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覆盖我们的思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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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话：要改造国民精神，首推文艺（鲁迅）

文艺的通俗、感性、形象容易打动人。鲁迅是学医的，郭沫若也是，胡适是学农的。胡适并无诗才，写了一些尝试诗推动白话文改革。

金庸小说中的韦小宝的知识是从听戏看戏里学来的，包括排兵布阵。文艺不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能用出口的袜子、拖拉机来表达吗？

我们大国该有的尊严还没有享受到。他认为还没有好的产品来诠释李白杜甫老子庄子。没有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影响力，人家会看不起你。希腊有神话，丹麦有安徒生，没人敢藐视这两个国家，而是充满敬意。

第四句：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作用（林语堂）

取名字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外国人取名字常用彼得、约翰、摩西、雅各，信仰宗教并愿意成为信徒追随。中国哪怕最虔诚的佛教家庭，也没有人会把孩子取名为玄慈、空相、一灯、了因。甚至会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的。他天天烧香，也不想给孩子取这个名，也不希望孩子出家。中国人信归信，活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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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志归隐海外岛。杨过小龙女活死人墓，令狐冲任盈盈江湖无名之地。张无忌归隐到为赵敏画眉。混世魔王韦小宝归隐到大理和扬州一带。这不是金庸的有意为之，是文学影响和塑造的，甚至成为很多人的宗教。

谢有顺结语：文学最重要的死亡的教育

话又说回来，我今天对文学也没有这么昂扬的信心，文学在今天的影响力和作用衰微了。钟情文学和热爱文学的人更像是现实的挫败者。我们认为自己写出很重要的东西，恐怕连一个知音都没有。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学终极意义上是失败者的经验，是痛苦、失败、越发沉重的经验。鲁迅在写作和生活中，从来没有成功者的经验，是痛苦和黑暗成就了他。

文学提醒我们生活中还有不幸、还有被损害和被凌辱的，除了希望还有绝望，除了欢喜还有悲哀，除了光明还有黑暗，除了幸福还有不幸。没有这些，人类会获得多么无望，会活得自己不知道是谁，这种唱反调的提醒也是文学之一。

许多时候，我们太需要这种提醒。我们的疾病也是一种提醒。医生叫他吃青菜他不敢吃萝卜，叫他左躺他不敢右卧。不论他多大官。

文学最重要的作用是死亡教育，是告诉他人是要死的，会悲哀而死。知道人是会死的，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徐才厚只是“纸币爱好者”。

我们过一天就死掉一天，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们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向死而生。

不要那么狂妄，不要那么不可一世，不要天天意气风发。不要那么不体面，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委屈自己，说那么多言不由衷的话……

注：以上文字未经作者核对，刊发也未经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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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金庸

金庸辞世，整个华语世界都在追忆和纪念。

《人民日报》微评说，如果没有金庸，少年时代多么荒凉。经历无数次大不敬的“被死亡”以后，先生这次真的驾鹤远去，令人不胜伤悲。如果没有金庸，少年时代该多么荒凉？先生启蒙并编织了独特的武侠世界，更标定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分量。“江湖儿女日见少”，致敬金庸，以重温经典的方式。

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谢有顺：

20世纪以来，能让读者记住小说主人公名字的作家，以鲁迅和金庸为最。尤其是金庸的人物名，很多读者一口气就能说出几十个，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作家毛尖：

我的少年时代是金庸给的。我们通过降龙十八掌彼此辨认，用葵花宝典嘲笑父兄一代。杨过为郭襄点燃天空，是当代文学最浪漫的刹那。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起，萧峰是我们青春期的最高道德。走吧，大侠，谁负谁胜天知晓。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严锋：

曾经有人问我，金庸与余华、陈忠实、莫言这些“纯文学”作家相比，究竟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呢？一句话，我认为金庸比那些作家毫不逊色，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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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迷”记者向金庸开战？！

2002年01月30日11:25:42　光明网　邓丹

　　本报讯　在这个市民气息越来越浓厚的和平年代，围绕金庸的话题总是接连不断。王朔手中指向金庸的枪管熄火不久，关于金庸应邀参与《大家》“红河”文学奖评选活动的争议至今亦未停止，现在又有人渴望以一本《我与金庸的战争》颠覆金庸。《经济观察报》记者迟宇宙似乎对这样一种角**有独钟。作为“一名地道的金迷”，他自称“用了生命一半的岁月读金庸”。为什么这样一名狂热的金迷与金庸大侠有一场战要打呢？扬言“对金庸的颠覆刚刚开始”的他是否在回应他所喜欢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迟宇宙。

　　在谈到颠覆金庸的缘由时，迟宇宙说：“有很多像我这样的金迷，我们对金庸小说早已烂熟于胸，在小说里很难再继续找到乐趣。也有很多人把金庸小说越捧越高，却忽视了其最基本的娱乐性。我想在这新媒体时代，从金庸小说而来的无穷乐趣将更多地从小说本身转移到由这小说而来的衍生物上。所以，金庸小说的衍生物与金庸小说是有一场战争要打的。”用“我和金庸的战争”这七个字作为书名时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而使自己出名吗？迟宇宙透露了本书的形成过程，他说：“我向金庸开战的武器正是我在近些年中一段最颓废的岁月里受王家卫《东邪西毒》影响而创作的几十篇系统地用现代人的观念和心态重新演绎金庸笔下的人物的文章。书名则是好友谢有顺所拟。谢有顺在该书的序《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及其衍生物》中不赞同金学专家严家炎将金庸小说奉为严肃经典，他认为这种解读角度是对金庸小说游戏精神的一种伤害。我的这本书与金庸小说的其他衍生物之不同亦在于此，他们把金庸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神圣化，而我则试图撕掉这层神圣的面纱，以游戏的笔墨还原其游戏本身的娱乐性。我出这本书并非为了出名，而是我的一个做书商的朋友对我写的那些东西感兴趣，就做了这本书。”

　　虽然谢有顺称“你不得不承认，迟宇宙深刻地理解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高手的内心，而这种理解又没有人可以代替”，但是，颠覆金庸对于迟宇宙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迟宇宙说：“很多人都在用不同方式解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包括网上一些无厘头的东西。在相同环境下人物有多种可能性，这就使小说的衍生物得以繁殖，但是，一旦脱离了原小说的语境，就有些离谱了。因此，既要不伤害写作大背景，又要恢复其娱乐性，确实难以把握，我的这本新书卖得没有预料中好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我这样写都是在打金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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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雅和俗是不是有个区分的标准呢？”谢有顺称：“我喜欢文学大师金庸。他好像是俗文学的一个巅峰，其实作品中有大量的儒道释的思想，比如小龙女在一灯和尚面前议论雪花，都是非常雅的。不要特别地区分雅俗，文学最核心的还是要写出人性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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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丨金庸写所有小说，都没忘记他和读者之间的契约
日期:2018年03月13日 13:48:52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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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谢有顺

【编者的话】作家贾平凹曾说过：“我喜欢听有顺说话、讲课，举重若轻，庄重而幽默，天然地能聚集众人的目光。”最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成为小说家》一书，正是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近年来讲授文学写作课的演讲实录。作家与现实之间究竟如何签下写作契约？金庸的作品看似天马行空“脱离现实”，为何又能赢得众读者青睐？经出版方授权，整理精彩观点如下。

一个作家所提供的写作理由，会决定他和自己的写作、人生以及现实之间签订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契约。这份写作契约，是作家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重要依据；这份契约，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你的写作如果是写实的，那就得接受实在世界的检验；你的写作如果是幻想的，那就得接受想象力的考核。

写作在精神意义上说是自由的，但在建构经验的宫殿时，却必须服从经验自身的限制，并无多少自由可言。比如你写一个清朝的故事，那么你就只能让你的人物骑马、坐船或者走路，从苏州到北京，你就得让主人公走上将近一个月，甚至更久；又比如你在小说的开头若写了一把枪，那这把枪就得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离开了真实、可信、合情合理这个物质外壳，你的写作就不能称之为现实的写作。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凭想像写作的，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是超越现实法则的，可以天马行空，但我们不可忘记，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人际关系，仍旧是符合现实逻辑的——没有这一点，他的小说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种写作上的限制，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契约。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与这份契约有关。或者说，任何的写作，都是作家与现实之间这份写作契约的贯彻与执行。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理由。比如沈从文，他说写作是为了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的笔调是唯美的，温润的。

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化身，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边城》里的翠翠，还有《菜园》里那个“美丽到任何时见及皆不免出惊”的媳妇等。而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同了，不是像杨二嫂那样“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便是如祥林嫂般“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即使刚开始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的子君，到最后也露出“凄惨的神色”。

二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写作差异呢？区别就在于，这两个作家与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完全不同。从不同的写作理由出发，其写作面貌也必然会是不同的。


还有金庸，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些人眼中的通俗小说家，另一些人眼中的文学大师。他的小说可以说是读者最多的，但他对自己的小说，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尽管今天有很多人想把他推到大师的神坛上，但我跟金庸见面聊过，他自己是把小说定位在娱乐大众的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也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无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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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定格了林青霞的快意恩仇

有一次，我在金庸作品研讨会上，谈到了他的小说的娱乐性，金庸马上对我这个观点给予了回应。娱乐性，我想就是金庸的写作理由之一。我一点没有贬低娱乐的意思，我甚至觉得，能使小说达到如此高的娱乐性，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情。不是说，娱乐性里就没有深刻的精神，就没有沉重的价值，恰恰相反，金庸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大悲剧、大悲悯。特别是《天龙八部》，里面是有大的悲悯情怀的。


令人敬佩的是，金庸即便是在写大悲悯时，也没有忘记他和现实、和读者之间那份娱乐性方面的写作契约，所以，他的悲悯下面，仍然有很多轻松、好笑、欢腾的笔墨，来维持读者对小说的阅读热情。《天龙八部》的结尾是很沉痛的，但整部小说，三个男主人公之一的段誉，还有丁春秋周围的弟子，仍旧写得很有娱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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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晴、李亚鹏版的《笑傲江湖》电视剧

可以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这样一种轻松的、幽默的、娱乐的人物和笔墨——《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神雕侠侣》里的少年杨过，《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倚天屠龙记》里的周颠和说不得等人，往往一出场就让人捧腹；《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他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

在这方面，金庸确实是一个大家，他太知道小说要如何写才能吸引读者了。



《成为小说家》

谢有顺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由此可见，作家和现实、和读者之间的写作契约，会决定一个作家写出什么类型、何种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做不了假的。得想清楚，你是要在哪个层面上和读者沟通。

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该如何写作，该往何处用力了。

文：谢有顺（文学评论家）

制作编辑：许旸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出版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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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北溟飞云
8月31日 08:2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鹿鼎》吴之荣读《辑略》，应是随手翻读，且从最末一册读起，否则不能一夜阅毕百卷，直至明末清初也。
又，百余卷之《辑略》，最少也有四五十册，其实颇为压手，规模更是壮观，不至于轻飘飘恍如无物。
意在扬名，绝不会只给一册也。[二哈] &#8203;&#8203;&#8203;&#8203;


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云：这种感情，小弟弟、小妹妹们是不懂的。
按，艾略特评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亦说：这是一部为成熟演员和成熟观众所写的 戏，乳臭未干的少男少女，都不能领悟中年作家的情感。[笑而不语] &#8203;&#8203;&#8203;&#8203;

金庸向来对腐儒极为鄙视，从陈家洛到鲜于通、岳不群再到苦劝韦小宝登基的三位大儒，其批判锋芒愈来愈盛，直指腐儒虚伪卑劣的本源。
由此再度记起那句话：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祸福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
善哉斯言！[笑而不语] &#8203;&#8203;&#8203;&#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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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又“健康”又“无疆”的，地方上怎能不依样画个葫芦。山东群众喊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祝王主任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山西自然也不能落后，于是喊该省革委会主任陈永贵“祝陈主任还算健康，还算健康!”。相比之下，贵州革委会主任李再合就没什么创意，粗暴抢夺了属于周总理的“比较健康”。周总理，您已经够内伤了，这简直让您情何以堪呀。也别说李主任没有创意，毛主席不是全国的红太阳吗，我就效而仿之，叫、叫、叫什么呢，干脆就叫小月亮吧，所以属于李主任的敬祝辞是“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后来这事儿大了，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不过后来也没有给李主任处分，只是不准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也不说为什么，反正不能这样喊了。李主任有个手下是县革委会主任，他就谦虚多了。他让群众祝他“勉强健康”，果然够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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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曾评价她：“我在作品中塑造过众多美女，但现实生活中的美女，萧蔷还是胜过我的想象。”
】】】】】】】】】】】】】】】】】】】】　金庸《鹿鼎记》错误：天地会沐王府纷争系"拥唐"
2015-02-02 16:07: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蔡栋
金庸武侠问世一甲子之际，澎湃新闻将刊发一系列文章纪念。
本文则是对金庸名作《鹿鼎记》的一个细节提出商榷意见，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纪念。
《鹿鼎记》称得上金庸小说中的畅销之作，在被电视、电影翻拍数次后，可说是妇孺皆知。在《鹿鼎记》中，天地会和沐王府之争是推动后续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但恰恰在这一情节上，金庸先生无意中搞错了一些史实。
天地会与沐王府之争，实质是“拥唐”、“拥桂”之争。明亡之后，其残余势力曾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政权，史称南明。在这些政权中，所谓“唐”，是由明朝宗室中的唐王一系所建立。所谓“桂”，则是由宗室中桂王一系所建立。
在小说里，天地会是郑成功的下属，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拥护唐王，天地会自然追随；沐王府则始终忠于桂王。虽同是朱明故臣，但国无二君，大明只能有一个正统。尽管大敌（清廷）当前，但天地会和沐王府还是热衷于窝里斗，争得不亦乐乎，颇得“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现代言情剧之真传。
在争执时，沐王府的白氏兄弟说：“皇上在缅甸宴驾宾天，只留下一位小太子，倒是位聪明睿智的英主。”天地会的徐天川反驳：“真命天子好端端是在台湾。”
在另一次争论中，天地会成员祁清彪指出：“隆武天子殉国，留下的朱三太子，行宫眼下设在台湾。他日还我河山，朱三太子自然正位为君。”沐王府中的决策人物柳大洪则强烈坚持：“永历天子乃是大明正统，天下皆知，你可不得胡说。”
上述两段争执中，沐王府一派所说在缅甸晏驾宾天的皇帝正是桂王朱由榔，其年号“永历”。他在缅甸落入清军之手，在昆明遇害。所谓“聪明睿智的英主”，意指永历帝隐于民间的子嗣。天地会所说的“隆武”则是唐王朱聿键称帝后的年号。
天地会不承认桂王帝位的合法性，他们只承认唐王“隆武天子”朱聿键，以及朱聿键的弟弟“绍武天子”朱聿粤（此字应有金字旁，下同）。同样，沐王府也不承认唐王一系，提及“隆武天子”，称“唐王”而不称陛下。在他们眼里，真命天子只是桂王一系。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唐王和桂王之间是否真的有纷争？郑成功及其子郑经真的支持唐王吗？郑氏家族经营台湾时，台湾真的有一位小皇帝吗？
南明“一国二主”第一波：血统更纯正的桂王甘为臣子
在真正的南明历史中，唐藩系统与桂藩系统的关系没那么简单。
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之后，藩王中的福王朱由崧在众人的拥戴下登基，定都南京，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这是一个基本上被明朝各路地方势力所承认的政权，但好景不长，它很快被清军消灭，皇帝被俘，其后，监国朱常淓投降。
国不可一日无君。福王的弘光政权已经被消灭了，那么接下来该谁来做皇帝呢？唐王、桂王无疑都有可能。从血缘亲疏上来讲，桂王无疑更近。桂王朱由榔（当时尚未 继承桂王爵位）与崇祯帝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而唐王朱聿键，则仅仅和崇祯帝拥有共同的祖先朱元璋，如果说他们是堂兄弟也勉强可以，但毕竟是“远堂”，而 且不知已是“堂”的多少次方。
然而唐王的势力当时在福建，桂王的势力在两广。如果说建都福州是偏安东南，那么称帝两广就是偏安到天涯海角了。在东南建立一个政权，比建立在两广更加切合抵御清军、恢复中原的理想。两广距离中原的路途，光看看地图就觉得辛酸。所以，对于大业而言，“唐 王称帝”显然比“桂王称帝”更加合理。另外，朱聿键自幼饱经磨难，胸怀大志，属于“有志中青年”一类，得到众人的拥护就不足为奇了。
就 这样，唐王朱聿键的帝位基本得到了南明各路势力的承认，当然也包括桂藩系统。当时朱由榔还不是桂王，其父兄相继病逝后，朱聿键派使者前往祭奠，并以皇帝的 名义册封朱由榔为桂王。朱由榔当然接受。因此，连朱由榔“桂王”的爵位，都是由隆武帝朱聿键（唐王）册封的，朱由榔对隆武帝是以臣下自居的。
要说有人对隆武政权不服，那也不是桂王朱由榔，而是鲁王朱以海。
唐王朱聿键称帝之后不久，鲁王朱以海在浙东被拥立为监国（代理皇帝）。起初是因为消息闭塞，浙东的一带并未第一时间得知唐王称帝的消息，才闹出“一国二主” 的乌龙。朱聿键的声势远大于朱以海，迫于压力，朱以海曾一度宣布退藩，放弃监国之位，但不久又被部下迎回，始终自外于隆武朝廷，不奉年号，拒绝臣服。双方一直摩擦不断，甚至发展到杀来使、挖墙脚，形同敌国的地步。
唐、鲁之争是题外话，我们回到桂王的话题上来——是不是可以简单得出结论：唐藩系统和桂藩系统不存在争端，《鹿鼎记》的“拥唐”、“拥桂”之争纯系子虚乌有呢？并非如此。因为称帝的唐王不仅只有一个朱聿键。
南明“一国二主”第二波：接班的桂王唐王互不相认
1646年，清军大举南下，击溃鲁王朱以海的主力，横扫浙东，进军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俘，不久遇害。
隆武帝遇害，南明再一次失去了皇帝。鲁王朱以海始终没有得到各路诸侯的待见，再加上他主力被击溃，被迫居于舟山群岛，不是皇帝的最佳人选。居于两广的桂王朱由榔乃“神宗嫡胤”，逐渐为各方拥护，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1646年11月，朱由榔任监国，12月24日称帝，年号永历。然而就在朱由榔出任监国到称帝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有人在这段时间里，突然称帝，南明又一次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局面。那个人叫朱聿粤，是隆武帝朱聿键的弟弟。
隆武帝遇害后，他的弟弟——也就是续封的唐王——朱聿粤，逃到了广州，得到了一部分大臣的支持，被拥立为监国，并迅速称帝，年号绍武。他的目的是抢在朱由榔前面称帝，造成已当皇帝的既成事实。
永历帝朱由榔虽然之前承认隆武帝，但他死活不承认隆武帝的弟弟，估计他感觉自己被耍了：明明是朕先任监国，你凭什么又任监国？
朱聿粤一定会回答：虽然你先任监国，可是朕先称帝的。
朱由榔大概会说：朕是神宗嫡胤，论继承次序，远优于你，你血缘偏疏，算哪门子穷亲戚？
朱聿粤回答起来毫无压力：朕虽血脉偏疏，但朕的哥哥隆武皇帝，为天下拥戴，兄终弟及，哥哥不在了，自然由朕继承大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不出个子丑寅卯，他们决定刀头上见真章。绍武帝朱聿粤派大军攻打永历帝朱由榔所在的肇庆，永历帝派人迎战，结果永历帝一方惨败。
故事发展到这里，大家一定以为朱聿粤君臣成为赢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其实不然，历史老人像一个侦探小说家一样，让故事来了个惊天大逆转。
帝位纷争的惊天大逆转：朱由榔如何成为赢家
正当朱聿粤君臣因战胜永历帝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清军再一次挥师南下，以闪电般的速度扫荡广东，并封锁战事消息，伪装成明朝军队，奇袭朱聿粤所在的广州。不久，朱聿粤被俘，自杀。
于是，南明只剩下了永历帝朱由榔这一个皇帝。上一刻还在威胁自己皇位的内部敌人突然就灰飞烟灭了，可从此自己只能孤独地面对更强大的外部敌人。唐王战胜了桂王，清军却消灭了唐王。作为失败者的桂王稀里糊涂就成了胜利者。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唐、桂之争，其实是绍武皇帝朱聿粤和永历皇帝朱由榔之争，并不涉及隆武帝朱聿键。
他们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唐藩系统中的第一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是基本得到各派势力承认的，桂王自居他的臣子。隆武帝遇难后，唐藩系统的第二位皇帝——绍武帝朱聿粤——则不被桂藩系统承认。
所以，《鹿鼎记》中沐王府提及朱聿键称唐王而不称天子，有违史实。如果说沐王府不承认朱聿粤，则是符合史实的。
厘清唐王和桂王的关系，其实是厘清了沐王府该如何对待唐王的问题。但问题还没结束：郑成功、郑经父子该如何对待永历帝（桂王）？在这个问题上，《鹿鼎记》错得更加离谱。因为郑氏父子，本就是永历帝（桂王）的臣子，原和沐王府是一家。
先“拥唐”复“拥桂”的郑成功
郑成功早年确实曾经“拥唐”。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是海盗，后受明廷招安。经过多年发展，在东南坐拥雄兵。隆武帝朱聿键之所以能够称帝，与郑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但郑芝龙专横跋扈，私心自用，对隆武帝无人臣之礼，不听号令，只是挟天子以抬高身价。郑成功却对隆武帝礼敬有加，对父亲的做法，颇不以为然。隆武帝对郑成功也甚为欣赏，赐他姓“朱”，故郑成功被称作“国姓爷”。所以说，郑成功曾经“拥唐”，是没错的。
但没多久，郑芝龙投降清廷，郑成功对父亲的行径感到不耻，与叔叔郑鸿逵在东南一带起兵抗清。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刻的郑成功，尊奉的是哪个皇帝？
《清史稿》中记载，郑成功在起兵最初，所奉的是已不存在的隆武帝（唐王）之名号。到桂王朱由榔称帝后的第三年，即1649年，郑成功派遣使者千里迢迢朝见朱由榔，正式称臣，改用永历年号。朱由榔也很大气地封郑成功为“延平公”。
为何郑氏父子偏爱幽灵政权？
说 来也巧，似乎郑氏家族和幽灵政权有缘。多年后的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落入清军之手，并被绞杀。但在此后的岁月中，郑成功仍奉“永历”年号，尊一个不复存在的朝廷。《清史稿》记载，甚至到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仍然在使用永历年号。而那时，永历帝已经遇害十几年了。
那么在郑氏父子经营台湾时，那里究竟有没有一个“天子”呢？当然没有。郑氏父子一直奉远方的永历帝为尊，如前文所述，就算永历帝已死，郑氏父子仍然奉永历年 号，自然不会拥立他人。其实，郑氏父子身边的明朝宗室着实不少，前面提到的鲁王朱以海仍在东南，时刻需要郑氏给予物资支持。宁靖王朱术桂则一直住在台湾， 被郑氏“吃住全包”。但郑氏父子始终以藩王之礼待他们，从没想过把他们中的哪个立为皇帝。
起兵伊始，郑成功不奉近在咫尺的东南沿海一带的朱明宗室，却遥奉千里之外的永历帝。后来，郑氏父子宁可使用一个覆亡政权的年号，也不愿另立身边人。这是为什么呢？很多学者认为，郑氏父子希望远离天子，独掌东南政事，天高皇帝远才可专断一方。
1683年，清朝大将施琅率军攻台，朱术桂以身殉国。临死前，朱术桂特地烧毁田契，把数十甲田地全数送给佃户，乡民感念宁靖王的德政，建庙（华山殿）奉祀。
那为何不立个傀儡皇帝，挟天子以自雄呢？在儒家观念深入人心的明代，不遵人臣之道的权臣，一定会留下奸恶之名。隆武朝的郑芝龙、永历朝的孙可望，皆是前车之 鉴。郑成功以忠良自居，自是不屑于此。而且，当年郑芝龙不敬隆武帝的做法，很让郑成功不耻，即使出于对父亲的心理叛逆，郑成功也决不会重蹈覆辙。于是，他选择尊奉一位远在天边的皇帝，一样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郑氏父子经营台湾期间，他们是不可能在身边留一个皇帝的，也不会另立身边的宗室。《鹿鼎记》里，天地会所谓“真命天子在台湾”云云，不符合史实。

简单地说，郑成功确实曾经拥立过唐王，但在《鹿鼎记》故事发生的年代，郑氏父子早已是永历帝（桂王）的臣子，他的下属天地会不可能和忠于桂王的沐王府发生冲突，因为大家都“拥桂”。郑氏经营的台湾也不可能留存一位可能掣肘自己的皇帝。
对于《鹿鼎记》来说，最讽刺的史实是，隆武帝朱聿键（唐王）死后，他的庙号“绍宗”，是由永历帝朱由榔（桂王）所上。而永历帝朱由榔（桂王）遇害后，他的庙号“昭宗”，实际是由郑经（小说中天地会的最高指挥）所上。上庙号无疑是对其皇帝地位的承认。历史中的这一幕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桂王为唐王上了庙号，而小说中“拥唐”的天地会的大哥却在为桂王上庙号。
(原标题：金庸武侠六十年 《鹿鼎记》史实错误：天地会与沐王府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