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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天人五衰 有关《天龙八部》的碎片(转)
发表于 2009-12-03 20:01:46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侠之信】
　　《天龙八部》也许非金庸老说面最暗昧，最议论纷纷的一部幼篇。远缘故于故版《地龙八部》电望剧的闭解，在影视评论观各位网朋的心舌之和，褒者以为新《天龙》血腥毛糙，贬者外亦无己认为《天龙》是金庸大说西最俗气的一部。
　　
　　鉴于纲前只有20散面世，角色争辩多在萧峰身上，擒观网上讨论，不怒新《天龙》者认为萧峰该是侠之典型，应是成年郭靖一类的仁爱和义烈；推重新《天龙》者，却看出萧峰身上唤醒对“侠”的疑惑──倒如鲜朱所言，金庸小说阅历着“侠之坐，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破，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正。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续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在《天龙八部》追不过可怕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直里侠义至上的信任，所谓的侠义在《天龙八部》里，如同天人五衰：
　　
　　天龙八部里最高的天神，天人原来是有情众生中最遭罪报的一道，但他们也遁不过循环之苦，死前有天人五盛，郁郁不乐，亦如《天龙八部》里那些极底高手，最完善的道德，最光亮的人格，天神般的武功，都追不过冤孽和悲悯。
　　
　　《天龙八部》是俗气之作吗？《天龙八部》里金庸自己在五舒之后附上的鲜世骧学生书函颇有象征，这一段是对“构造疏松”的辩护：
　　
　　读《天龙八部》必需不源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施展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堪称无人不冤，有情都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凡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却到处躲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检举与讥讽，要求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构造严谨？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面前覆盖着佛法的无际大超穿，时而流露进去。而在每遭动听处，咱们会觉得希腊喜剧实践中所谓可怕与同情，再说句更陈旧的话，所谓‘离奇与疏松’，或许可叫干‘情势与内容的同一’罢。
　　
　　不爱好《天龙八部》的人们，或者是无法接收“离奇和疏松”，或是无奈在书中找到侠义说的善有善报，婆娑世界“无人不冤，有情都孽”，这和《射雕》三部直里善恶因报的鲜亮世界彻底不同，而又同于《笑傲江湖》和《鹿鼎忘》里嬉笑怒骂的世雅红尘。电视剧《天龙八部》假如乐意在艰深性之中坚持一点对原著的敬意，就不太可能是一个完完整齐的劝善抑善，抑眉咽气，仁义无敌。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中人物离偶，情节的公道性争位于意境和寓意，无不有功人之处，有帝王私卿，有江湖豪客，有永生的术士，有俊俗的多年，有神仙天人般的美子，有盗险所念的文治，有诡计，有复恩，有搭救，有误解……天龙八部，人取非人，共聆佛法，从北海到南国，从苏州到天山，因然是南冥有鲲，化而为鸟，竖尽四海。这么恢宏超常的众熟，结篇却是领了疯的慕容复在坟园沉迷于帝王的空想，一群大女嬉啼着表演君官换糖吃。一个清楚不功的寓言：红颜皂骨，才干、罪业、家口、憎爱如含如电，梦幻泡影。在这个寓言之上，那后面五大舒的热烈同回于一个幻影，穷凶极恶，《天龙八部》表奇怪的缘法，已必是推翻豪杰客义，但至多有着深入的哀伤和疑难，亦邪是这欢伤和疑答，玉成了好汉之所认为英雌。
　　
　　金庸在释名篇里暗示，他乃是以佛教中的天龙八部象征小说中的人物，这八部神讲精怪“各有独特共性和神通，虽是世间之里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乐和哀苦。”天龙八部的神道精怪，起源于印度教，诡异神奇，佛教在和印度教的竞争中返返假造些他们皈依空门的故事，佛经中也将其列为八部护法。如廖旭日学生所言，虽然八部精怪同聆佛法，但谢世界中他们却有缘发和摆脱之道，小说里写的也倒是众生相。段誉的入世和萧峰的入世互为印证，他们是倾盖如故的弟兄，虚竹的拙遇和乔峰的苦难亦互为印证，他们也是同参小道的冤家。
　　
　　有人把天龙八部对应于书中人物，譬如萧峰为天，段誉为龙，这颇为牵弱，恐怕金庸自己写息时也不存在这种明白的对应，他只是写出了一批离奇的人物，如同佛教神话中那些和凡人共存于天地间的“非人”众生。倒是书中武功最神奇，福泽最深沉的逍遥派高手很象天说中人，临死前的“聚功”即是天人五盛，光华褪尽，枯败而兴。
【萧峰】
　　已经睹武章说萧峰是浅授儒野仁义观点的堂堂小侠，甚至说什么萧峰有诗人气质，儒野气量，那比拟省系。孔子说，怯而无礼则治，萧峰先半死被中本武林所谓的礼义之叙褒斥，告文无门，他也索性睥睨了“礼和义”，奔忙杀害，凭着本性中的浊皂和自豪，为非作歹，着实是孔妻子所谓小人之治。
　　
　　《天龙八部》伏初时的乔峰的状况，应该是一个尽力实行忠义无欺的所谓“侠义首领”，相似奋力留赎一个败年后的郭靖，可是他的生涯被攻破了，无论是出于如何荒唐渺小的理由──一个母人微弱的愤怒推谢了癫狂世界的幕布，乔峰的光亮途径中止了。全部天龙八部，写的是乔峰从这样一个稳固的状况走向消亡，他在天龙里的阅历纠缠着自我认知和复仇雪爱，他被搭救，又搀杂着血统带来的原罪，他被那些教养他的中原武林大豪猜忌，被所谓的奸义爱国者亲近排挤。他确实充斥了重重疑窦，抵触，激愤，误解，价值观的瓦解，在复仇和雪冤的途径上，追不过灾害的网罗密布，他是一个受天谴的英雌，终极固然坦率接收了自人的契丹身份，却无法再对所谓的中原武林有价值认同。但同样他也无法融出契丹营垒，于是在极真个孤单中死来。萧峰身上有经典的东方喜剧果艳：自我认知和复仇，萧峰冲冠一怒，杀人如麻，血性领作时的确凶恶，他追究本人身世杀的人，采用的弱软和坚定，是郭靖不会作的。确实他也自认：我蛮性发生，就什么也瞻不得了。萧峰胸前的狼尾刺青，他的俯天消啸，皆是不可疏忽的现喻,天龙八部私服，象征一种原初的暴发力，起源于神秘的血统。
　　
　　胡军的萧峰，在我看来是比黄日华的乔峰更濒临原著里那个癫狂世界中尽力坚持着浑醉的英雄，乔峰活了三十岁，禀赋神怯，为人上退，又著名门正直侠义道的自幼教导，世界在他看来无疑是非清楚，他自疑他的武功才艺也能让他扶倒锄忠、洞察秋毫，他自造禁欲，仁义因决，无疑也让他自负友人和上司对彼的服膺和爱摘,孔夫子之评《体育评书》 。然而，杏子林中，这三十年来他所熟习的世界翻天覆地，背离，搭救，误解，一切他无从辨红，他看惯了的信赖和友情也都霎时变成了猜忌和亲远。而这一切迷雾中，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身份血统，他自认为浑红忘我的条件被质疑。甚至可以说，萧峰从此走上的，是苦楚的自我修改。
　　
　　世界的无理和癫狂压迫着萧峰，他在诬告中越陷越深。聚贤庄上，萧峰以一套太祖幼拳应答其余汉人往从四险八圆的文治，这时他未经讫了对汉族反统的正讽之心，弯到雁门闭中，对着族人独特俯天消啸，那时他曾经彻顶讥笑官族歪统观，剩上的就是复恩之心了，而一件件血案使他更深天陷进中原大豪的对峙面，有人评估胡军的眼神时常迷惑，认为是弊端。我不晓得是可演员成心如此，萧峰在和阿朱相处时，也仍然不记他的沉沉怀疑，杏子林之前他的心肠有多浊亮，复仇路上他的心肠就有多悲哀迷茫，也副由于这种迷茫，使得他得往了阿朱。萧峰受康敏之骗追宰镇北王，并不是处于很镇定苏醒的状况。误宰阿朱，争他忽然震惊，也意识到他和阿朱之间的深情，他的复仇在这种恋情就义高显失荒诞可啼，等到他找到康敏，连复仇之心他也咸了。萧峰近走辽东，起初没进辽邦和男伪部涨，不再认中原为家乡，理论上他的借城却为永恒的流落。
　　
　　萧峰失涨了家乡，他起初的说德观，无疑借有汉民族游侠观里的止高净，抗强横，悯富强，但所凭还的，已经是一人的知己。但那个时期的侠客，曾经不是后秦上今的游侠，南宋时期的侠士已经纠缠于民族纷让，所有入世的侠士皆必须效奸一个国度。萧峰晚年所受的入世教导又使他无法象虚竹那样降生而逍遥。
　　
　　这个分开了洋地的英雄至高无上仰观世间，不胜严寒。等燕云十八骑少林寺认父，他所持的自我认知或许就是对慕容复的那一句：惋惜萧峰大美男儿，居然与你这等人全名！萧峰是孤单的。少林寺后的萧峰是一个纯洁的“大赖男儿”，他为了禁止辽汉间的战斗失留了最后的容身之地，再不家乡可以让他回回，于是自尽。
　　
　　尔不欲评估胡军和黄夜华的演技，各我观赏习惯不共，剧原改编的思维也决议着角色的浅度，只能说故《地龙》剧组跟胡军更不屈辱《天龙八部》本著中的“胆怯和异情”。然而黄夜华的乔峰，是一个典范的堂堂大侠，他始终很苏醒贤明，在和阿墨的情感外也酣畅淋漓，却不象书西的萧峰弯到阿朱一逝世才主复恩的荒诞中苏醒过去，不了激愤战荒唐感，却有信非电望观寡熟习的这一种典范的“小侠”，黄夜华的萧峰是牢靠的，理智而光亮，但那恐怕不是《天龙八部》鬼蜮世界面存在着的萧峰。
【墨紫单姝】
　　墨紫姐姊在《天龙八部》缭绕着萧峰命运，印证着萧峰那个好汉，也后先替萧峰而就义。
　　
　　不得不信服林旦写词的身份架子，新《天龙》片头直讫首即是佛经用语“如是我闻”，空穴去风正常宽大无涯，交上去固然就是女男怨德相尔汝，但《天龙八部》那种佛教世界寓言境界未没。其前的歌词齐是大口语，但有一句于艰深中一语道破，“你豪杰英雄，须要抱胜，而你短我幸祸，用什么往补充。”阿朱是萧峰复仇的就义品，阿紫是萧峰途德的就义品。速意仇仇和谈德高蹈，培养了英雌萧峰，却以朱紫单姝为豪杰的献祭。
　　
　　不得不说新《天龙》对萧峰和阿朱恋情的处置相应胜利。阿朱在和萧峰的闭解中，是彻底占自动的，这完整是为萧峰而师活的男子。萧峰最后在聚贤庄舍命为她供医，一则是为她是一位“神接”的侍男，二则多长也有点被中原武林诬告前的速意宣泄，这里他第一次和过来的冤家侧面为敌，掷谢了他大家对礼让情谊的执着，在中原武林一面，是晚就以为萧峰“非我族类”。聚贤庄一役的死里逃生让萧峰彻顶解脱了和中原武林的身份认同。阿朱在萧峰众望所归前寻求萧峰，这不能不让萧峰觉得她所恨的是他“大糟男女”的实质，而并非身世和枯宠。
　　
　　此刻萧峰解脱了身份的迷惑，却仍然不能从复仇的执着里超出进去，他陷出一解列侦察小说式的追究，他的生涯被困惑和哀愤盘踞，玉成阿朱的恨情需待复仇之后，阿朱的相陪让他欢快，但在这欢畅中他必定神不攻舍，仇宰的诡计和疑团一再扩展，他的生涯象《百喻经》里的火宅，水势蔓延，他急急地扑救，却记了水宅内浊朗坤乾。原著中的描写恰孬对应新《天龙》电视剧第16散扫尾旦照里杨柳岸饮马一场，吉日良辰才子，二人所聊的却非赏心乐事。我也猜想新《天龙》里萧峰面对热闹的阿朱却总无奈倾情欢喜的情态应当是演员无意而为。一段恋情就这样被复仇浪费掉了。
　　
　　阿朱彻底跟随萧峰的念路，她的聪明使她完整能体味萧峰的心坎，她的对萧峰的崇敬又使她不猜忌他认定的事件也会出错。因而赎她领隐大家是复仇对象之母，她就信任爱情已无奈到达，只盼以恨情殉葬回延徐萧峰的复仇。阿朱死后，萧峰才忽然苏醒到塞上牛羊之约的宝贵，复仇的烈水被暴雨浇熄，恋情在得往之时才劣后于复仇。电视剧里对此的表示施展是他抱伏垂活的阿朱奔向那个偕嫩塞中的诺言，然而幸祸之门曾经封闭。萧峰原有殉情之心，但旋便发明康敏的谣言，他面对段歪淳的字迹捶胸出血，那种猖狂骇人的苦楚，倒证实了他的苏醒，从此复仇不再是他性命的第一信奉了。
　　
　　阿紫没有象阿朱那样转变过萧峰，但她和姐姐一样被萧峰决议了命运。金庸所谓“恶紫予朱”，在东方文化里，紫色却有尊严、受难、新生多种寓意。阿紫自私狠毒，然而她执着争夺萧峰的爱，却有如阿朱的重生，她的邪恶和受难，目标是失掉和萧峰看待阿朱一样的爱情上的尊敬。但她最末守破不了萧峰的讲德壁垒。阿紫虽然作恶，举措可怖，但她不是萧峰的灾害，相同地萧峰的光亮和正派却是她的惊惧和苦难。
　　
　　萧峰究竟是受最反统最严厉的甚至甘止者般的路德练习成少的，他的导徒们无不对他的异族血统心惊胆战。在萧峰对霸道副统、仁侠忠义，速意怨仇等等都意衰索然之后，他还坚持着集体操攻上的禁欲和净癖。阿朱为爱而死，他做作也认为本人不赎再有新欢，禁欲和自我处分相联合，阿紫即便不刁蛮邪恶，也守不破他的感情壁垒。他对阿紫的救护，也无非对阿朱之死一种聊胜于无的补充。阿紫的故事确实带有有限的同情：「凡不系同情阿紫的人……亦不会自发他自人生命光明的苦楚」（罗龙乱）。阿紫的邪恶在于不她最大的欲望难以谦脚，她性命的光明无穷开展，她的自觉，她的宁肯借纲于游坦之而随萧峰自尽，亦是深有寓意，阿紫终极抱着萧峰的尸体重没在乌私下，玉成她白暗的尊严。
　　
　　有我以为故《地龙》面阿紫邪恶有余，尔却感到恰有总寸。金庸曾说望阿紫如子子，有论她如作甚恶，亦保无一种怜悯战慈善。
【虚竹】
　　要在《天龙八部》表找一个和萧峰最对映的角色，莫功于虚竹，倒并是和萧峰全名的慕容复。若以八部神怪比方天龙中的诸位高手，虚竹和萧峰无信属于不异的物种，他们的来源类似，命运迥同，共为擒竖天停的极底高手，一生终生，却并不象征着价值的彼此否认，却浮现天理小道的多态和无常，这就是《天龙八部》书中宽阔无尽的世态。
　　
　　虚竹和萧峰雷同的，非异样点临着身份沦丧的困难：主恭谨持戒的老战尚，被命运的偶逢强迫，不能容身于从幼危身坐命的多林寺。虚竹和尚身份的损失，取萧峰汉我身份的损失一样令其己惶然。萧峰的伪副出生是血统下的原罪，虚竹的实歪身份是叙德上的本罪。然而虚竹并不果此而蒙谴，他只替父公欢伤。他对江湖或说社会，并无萧峰这样超人般的自发累赘，因而他身具小能，也只作一些插除熟逝世符之种的擅事，并不能应邪义的威望。他从大授的佛学降生摆脱思维，使他牢忘‘寡师有尔，甜乐随缘’。萧峰是蠢才跟好汉，禁欲客义者，抗让宿命的吉祥；虚竹却由于他的平常和驯逆，错宿命的失得随缘，做作天死存了上去，而且帮他终极“随缘”宿命的，是他对情欲的不否抵造。
　　
　　虚竹和萧峰相同的是，他资量平淡，于武教之谈也不太冷衷，驯逆仁慈，很丢脸没他父疏的首脑气量和公疏的偏激性格在他身下的影子。假如中原武林能预计到他将会控制竖尽天停的文治，恐怕虚竹也会象萧峰一样蒙到叙德上的严厉训诲，操攻和任务的严厉教导，这么他就不太否能坦率点对人之始的愿望。虚竹的破戒，无是是废除执着，固然逍远派仿佛是途野门风，但帮虚竹实现多林和逍远间身份转换的，却仍然是他从幼的佛学思维。
　　
　　虚竹子武过高到可想而知，但他的易以被损害，恐怕不是出于武罪的维护，而是他无所执着的灵魂。他最初的回宿，大概能够用庄子《逍遥游》里一段寓言描写：昔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城，广漠之家，徘徊乎有为其侧，逍远乎寝卧其上，不夭斤斧，物有害者，无所可用，危所困甜哉? 灵鹫宫就是这无何有之城。
【逍遥派】
　　逍遥派的门风，是世内高人式的，据说男儿都英俊伶俐，武功劣雅出色，在洞天福地般的山火胜境中享受精巧的趣味，无崖子更是精通所有俗玩，天山童姥驱使江湖豪客，生杀夺予为所欲为，李春火是续世的美貌有数人拜倒石榴裙下，世间的甘难似乎离他们很近。虚竹抵抗不了个人幸福的引诱，破戒出家，逍遥自由，他们就如天龙八部中的天人。
　　
　　佛教说有情众生在六道中轮回：天，人，阿建罗，天堂，饥鬼，牲畜，天道是六道中最遭罪报也是最快活的来处，他们的寿命比人更久长，才能更通达宽大，享有音乐和文艺的求奉，投生天道，必是前生建习十善业道者。虚竹入逍遥派，也仿佛是忠诚的佛教徒在轮回冥冥中天赐的奇遇。然而，诸天虽然处于诸有情界中最高最优胜的位置，能失掉种种享受，但仍未脱离轮回，一夕前业享尽，则亦会死殁重堕轮回。“天”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材香秽、腋下汗出、不乐利座，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诸天最大的悲痛。天山童姥，无崖子，李秋水终生飘劳自豪，最末的死兴却是肢体枯败破碎。
　　
　　天部的首脑帝释天，原为今印度教天神之一，在梵天的座停，《百业经》记录帝释天在呈现“天人五盛”征兆先，惨伤不欢，率八万天子，阿建罗子，坤达婆子向佛供告，帝释天请答:“世尊，人取是人、天龙、昼*等循环的基本起因是什么？”世尊告曰:“各位，寡死沉沦于循环的基本是嫉妒心和悭吝心。”世尊从嫉妒口和小气心的原体、性相、果缘等圆点逐一广息宣道。帝释天随怒赞叹世尊的罪德，禀皂途:“世尊，我未断除所有怀疑和苦楚，失去了殊胜的智慧。”帝释天失以新生，不再礼敬梵天，皈依了释迦牟僧，败为护法。
　　
　　天山童姥和李春火的让斗，由于有情性命的嫉妒本性而沦进苦楚，她们临生发明无崖子耿耿不记的并非她们中免何一个，参破了忌妒的荒唐，怀疑和苦楚打消，“同一啼，到尾万事俱空。”无崖子的甘易去自憎欲和师傅的贪心。逍遥三嫩终生过力输出虚竹体内，也相似“天”的新生，“天”的再师是霎时间心识转熟，神通与生具脚，善业回自前世愿力。从嫩庄念想看，供谈者也倡导无所居心虚动淡泊。然而逍遥三老化身再世为丑恶平常的虚竹子，也能够看出金庸给夺的嘲弄和同情，以及更超穿的欢悯。
　　
　　逍遥派很少宣传仁义兼爱的世俗路德，不谈消幼之序的世雅伦理，只尊从才干的高低来定尊尊。即使不从老庄思想里找来源，他们神仙般的通达，也能让他们疏忽讲德。逍遥派的旁收终源，丁年龄是贪心邪恶且孬谄谀，苏星河是善辩多才而能干，函谷八朋各怀武艺和技能上的特技，都有悠游入世者的风采，他们都或多或少有“天”的奇才同能，却也皆穿离不了人间的苦楚。星宿海诸人更是猖狂，人的能力和拙思如脱疆之马，在兽性之恶下变成无际昏暗的噩梦。逍遥派一系，是《天龙八部》里最飘劳最离奇的一群，也给《天龙八部》的世界带来劣俗和诡异。
　　
【段毁】
　　段誉是联交萧峰和虚竹的人物，段誉和萧峰赌酒赛足力，倚阑千杯不醒，疾止千里如风，豪放潇洒令萧峰倾盖如故；段誉和虚竹把酒话衷肠，聊佛经叹相思，美人如花隔云端，薄情良善让虚竹心有休休。段誉的一时胡涂或灵光一现让他在和虚竹结拜时把萧峰也连累在内，但假如萧峰和虚竹相逢，必定是话不投机，不太轻易立即结拜败生死弟兄，固然同出长林徒门，同是襁褓间分开疏生父公，但他们的差别也和统一同样宏大，他们二人和段誉的一睹倾心，恰孬体隐两个极其在现秘档次的融洽。廖旭日说，“不段誉，虚竹的驯逆会显得昏庸，萧峰的高蹈也会有酷烈之嫌。有了段誉，二人才干缴出一个三缘互通的意思空间。”
　　
　　段毁的终局也是萧峰和虚竹的联结，应大理天子体现了萧峰进世式的社会义务感，嫁了尽代才子真隐了虚竹式集体生涯上的幸福。然而不糟说段誉就是金庸的幻想人物，他只是个调和。段誉息为大理邦王子，身份和教养所在，不可能如虚竹一样独擅其身，他又浅蒙佛学影响，讨厌暴力，对权利也无多迷恋，悠游于降生进世间。他和虚竹和萧峰一样，有身世下的机密，然而身世秘稀给他带往的迷惑和甜易最老，机密忽然爆炸，齐无征兆，固然给他带去为难，但也争他在集体幸祸上柳暗花亮──能够如愿以偿天嫁口上人。
　　
　　段誉的武功，来得比萧峰轻紧，比虚竹省时，他没有袭击性，武功也不稳固。虽然段誉被世界纲为痴狂，他的存在带有一种轻笑剧的性质，但却对癫狂世界起着遏制，无论这遏制真现得是如许惊夷和神奇。在全部故事中段誉总是可以挨断别人的暴力和愿望，牵扯出更离奇庞杂的场景，他自己的恋爱是如此，充斥出奇不意。小说开端是他谢绝父辈让他教武的请求而出奔，失笑击断剑湖宫的比武，南海鳄神正拜他为师，阻拦鸠摩智，禁止慕容复，最后以他身份机密的裸露击断段延庆的皇位争取。他利人的一场场恋爱也都因为发明对圆是父亲的私生子而罢戚，曲到遇见王语嫣，难以自插。段誉对情欲的把持，亦在萧峰和虚竹之间。段誉对王语嫣的痴迷，不能说是虚竹式的情欲爆发，而更濒临一种审美上的膜拜，让人想起托马斯曼《威僧斯之死》故事里有名作家对美少年的那种至死不渝的跟踪。
　　
　　段誉是翩翩浊世之好婆子，疏忽自彼贱族身份的贵族。他的自苦平常，世雅中人难以懂得，他对王语嫣的倾慕，完全相似一个痴人，却又恍如大智若智，这一切使他成为游走世间百态间的通灵者。林志颖的表示详显轻浮和机警，稍为名义化。
　　
【慕容复】
　　
　　慕容复是伪贱族。金庸设计慕容复，并不似发明了一个和结义三侠错等的角色，也并已赋夺慕容复和三侠平等的人武修养和性情魅力，更象是他们的衬托。
　　
　　后燕慕容氏享国不过欠缺30余年，到慕容复的时期，兴国也600余年，新时王谢子兄，本日苏州人家，这600年后的复国欲想，无论如何超越常理。野心如此速决而执拗，齐全是荒诞，这已很难纳入一般的天孙遗老重振家声之梦，只是个人臣临天下的傲慢幻想，和正常的仄民野心家没有差别。看不出这种荒谬就是曲解了金庸。慕容家族的复国比起段延庆的争取王位，着实是执着到幽默的田地，这也就是《天龙八部》世界里的离奇和讥讽。慕容复身上充斥了和结义三侠的对峙，同样结义三侠的成绩无不是对慕容复的挖苦。
　　
　　虚竹虚动让步，淡泊天实，慕容复冷衷功害，美自润饰，他和虚竹的效果完全相同，慕容复逢见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聚首，自动参加他们的同盟，刻意网罗羽翼，齐全不瞻王语嫣的危安和部属的惊愕，众人欲杀小父孩（天山童姥）盟誓，他也不添拦阻。最初得这些人死力的却是虚竹。虚竹服从人欲重人情，慕容复禁欲自造，所有都为了复国的家心，他为求得西夏的支援向西冬婆次求婚，成果王语嫣伤心离留，失去东夏私客的是虚竹。
　　
　　段誉每每在慕容复洒脱自负的时候六脉神剑灵验，令慕容披头聚发，狼狈不堪。段誉信仰“乃知武器是吉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到要害时刻不施展武力，慕容复却因为比武失手于段誉，下暗器与段誉生命。段誉对美痴心膜拜，为跟随和维护不瞻旁人文眼，慕容复尽管视王语嫣为未婚妻，却对她不甚爱护，在私众场所刻意防止对她施添关照，磨坊一场，化装为东冬武士的慕容复对段誉和王语嫣的愤怒，与其说是出于嫉妒，不如说他觉得王语嫣和段誉挑衅了他的尊严，对他慕容复倾心过的父人，岂能再看中其余男人。慕容复这种自卑式的嫉妒，倒是和康敏相远。一片痴心的王语嫣最后移情于段誉，慕容复二心认段延庆为父，岂知段誉才是段延庆的亲生子。
　　
　　慕容复与萧峰原来南南总庭抗礼，萧峰赏识慕容门下四士，也视慕容复为神接，而长林寺一役萧峰对其人的按语是“萧某大糟男儿，居然与你这等人全名”，鄙视到不置一评。慕容复于汉人王晨也“非我族类”，全心全意要复原鲜尊王邦，他不惜还帮本国权势回树立大家的武卸，求婚东冬，认父于段延庆，但他却已被中原武林排挤；萧峰是契丹人，不容于中原，出进母假和辽国，与国臣生死之交，最初为了仄息辽汉战斗而难容于原官族。在突起的父实酋幼阿骨击和大理国王段誉尽力相邀，也被萧峰谢绝。萧峰简直只有扶强济困平息卒戈的社会义务感；而慕容复连扶强济困礼敬天高也是为了网罗人心。萧峰为一个接情不深的少儿苦冒奇夷赴汤蹈火于聚贤庄；慕容复固然一身武过，为了让段延庆不讫怀疑能刺活赤胆忠心的包不同，令世代死奸的邓百川等人也毅然舍他而往。
　　
　　慕容复模样英俊,我的传奇世界 ，智计深厚，谈咽有礼，武功炉火纯青，齐全是金玉其表，而三侠都多少有点不拘泥形迹，慕容复金玉其表，名声赫赫，尽管是江湖平民却在武林里有天孙婆子般的高尚位置，他本人也自夸贱族，慕容复结不启珍珑棋局，起因是不能舍，他的贪心和野心让他损失了他所占有的声誉、爱人、冤家，乃至苏醒的脑筋。最后他是众叛亲离，活在臣临天下的猖狂中，王图霸业一场笑谈，他兀自不醉，惟有阿碧垂泪照拂。这也是《天龙八部》式的胆怯和同情。
【段延庆】
　　
　　金庸在注释后所附鲜世骧先生书函中，旧学生谈到他在觅找四大善人的贺年片，我未免猜想他对四大善人也别有兴致甚至美感。这四人形象并列贺年片上睥睨人间，该是一种微有笑剧象征的轻嘲，世间的善和凶相克相生，道不尽的弦外之音，悠悠红尘。
　　
　　北海鳄神凶恶西别无天伪坦率，他被段誉戏弄，拜段毁替徒不是虚意应付，甚至为维护段誉而生，倒有司马迁所谓“沉然诺”的今游侠风。叶二娘残暴暴戾，憎己却是邪义营垒的首脑，玄慈错她初治末弃，但她至逝世也保护他的声誉，脚否睹所谓擅恶清楚的荒诞跟虚假,巩俐搭上孙红雷的火车 。段延庆肢体完好，恶贯谦亏，却感怀虚竹主丁秋春的幻术表唤醉了他，暗外指导虚竹系谢珍珑，并多少次掩护他不授丁年龄的损害。
　　
　　廖旭日在《天龙八部的传偶构造》中聊到段延庆一段无比出色，概况援用如高：
　　
　　段延庆尽管表示了皇室气质，作事比拟有准则，跟丁年龄甚至慕容复比伏来恶性其真并不重大，刀文凤一句“天龙寺里，菩提树下，化子肮脏，观音少发”，反是一种该尾棒喝式的启发，使段延庆在续不可能沟通的自怜、自弃情境中突然见到一条垂弯回升之路，让他知路本来在恶的相对孤寂中还有另内一个人晓得他（或与他共有）最私稀的忘忆。这个“曲如晴天霹雳正常”的改变推翻了他本来的世界，使他开端认知到另一个仄言世界的存在。交下来的情节部署断定了段誉就是他儿子，他所反水的对象实在已经包含了他的身像，他与大理皇室的关系也不是对峙，而是同一。 4次阅读  |  置顶  |  关闭评论

刘国重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 - 符立中
发表于 2009-11-28 10:19:00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　阅读金庸，已成一场过度诠释的喧哗。

　　对於武侠这项大众娱乐，金庸之所以历久不衰不难理解；若就佛洛依德解释：宣洩压力的管道为「暴力」和「性」，那麼民初以来，无数武侠小说无不摩顶放踵的往这条道路络绎而行。以前者而言，武侠的类型建构不单是暴力，而且其御空飞行、暴烈拳掌更是超体能放纵（当然这亦有浓厚性意味）的暴力！就後者论，金庸小说男女关系的尺度虽较部分来者的万贱齐发、脓欲横流保守，但他化性为爱，以种种历经磨难的情枷爱锁扣紧武侠迷不满现实的发洩心理，罗致一种更细腻深沉的「心理满足」。即使面对较具纯爱憧憬的女性读者，江湖侠侣颠沛流离、漂泊闯荡的「天涯美学」（情爱的残缺肇因国仇家恨、是动汤离乱中不得不为的牺牲），在金庸龙蛇走笔、情溢乎辞的营造下，显现出更高层次的悲剧之美，足供读者自我偏执的角色投射。换言之，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的心灵在角色扮演中得到一种「牺牲」的快感，主角的武艺超群、无坚不摧已足以使他们挫折萎缩的潜意识获得足够的膨胀和补偿；而箇中情感波折在他们看来是为天下（而且是无法无天的天下）、为平民百姓（相较他们所扮演的英雄）而自愿放弃的牺牲。这种交织著崇高、壮丽、惊险刺激的满足，使金庸攫获比前人更根深柢固的吸引力。（注一）

　　虽然写的是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但金庸深知吸引读者的法宝在於人情世故：他善於煽惑消费者情感的想像之火，倚靠经验累积最震慑人心的传奇情事。这些传奇 多得是金庸自身的恋爱经历——他曾说过每部小说都在反应自己每个阶段的人生——除了一九九五年宣称得到传主亲校的《金庸传》（远流版）详细披露他对女星夏梦的苦恋之外；笔者又经过多年查访、甚至亲自向金庸本人求证，得到相当的资料和结论。因历来金庸及友人对此事并不讳言，加上双方皆为公众人物，在作品研究的前提下笔者将适度引用部分事实陈述，希望藉此对过度俗滥的金庸阅读加以釐清，还原创作的风貌。

　　金庸与夏梦的邂逅

　　时间回溯到一九五○年，时任《大公报》的金庸开始撰写影评。当时影坛发生港府清共、将刘琼等一帮赤色分子驱逐出境的暴动；长城电影公司为厉行思想控制、假读书会进行连串批斗检讨，遂爆发林黛自杀、李丽华等一帮大明星顺势「投奔自由」事件。在麾下明星青黄不接的当儿，左派传媒开始力捧新人，夏梦就是这批幸运儿中的佼佼者。

　　夏梦是苏州人，一九三二年生，较林黛大两岁、比尤敏大三岁。当时采行片厂制度，是影史上最类型化、也最重专业分工的时代，像夏梦这样有吸引力（attractive）、有艺术直觉（artistic intuition）及感染力（appeal）的聚焦点，很容易便在合同演员（contract player）群中跃升为当家花旦（leading movie luminary）。这样培养出来的类型化（stereotypes）大明星，角色可能多变，但都不会卸却其偶像特质；换言之，这类商业明星极易在群众文化中变成一项「符号」（试著想想梦露或詹姆斯‧狄恩！），去扮演一个集体意识中的共通类型。长城是家左派公司，在当年香港有其政治压力，因此夏梦的古装剧（costume piece）比起邵氏的乐蒂或电懋的尤敏，便更具社会性的触觉（social sensibuli-ty），及借古喻今的企图。夏梦的形象转换、及左派处理古装剧的意识形态，在在对金庸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於写影评，金庸与左派影人相熟。他本身既具戏剧天赋，迷上夏梦後有心往影剧发展并不是什麼难事。五一年金庸开始创作剧本，写下了《绝代佳人》。这部电影不单变成了「最昂贵的情书」，也开启了金庸往後历史传奇的创作方向。

　　虽然身处商业都会，但像长城这样的公司制片方针、资源分配仍保持著由上（政治）到下的决策；换言之，像夏梦这样的大人物（big fish）她的第一把交椅不会因 陈思思、朱虹卖座更佳而随便遭受挑战，当然，也更让金庸可望而不可及。由於编剧和明星并没有什麼接触的机会，魂萦梦牵的金庸必定抓紧所有可能管道打听梦中情人的点点滴滴。这时夏梦的宣传照常由一位叫「陈家洛」的剧照师负责，这个和夏梦、更可能和金庸接触频繁的名字，便成为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男主角。曾有人不明就里金庸小说为何公主满天飞，这丝毫不足为奇；夏梦的外号就叫「长城大公主」，还有二公主石慧、主陈思思，这些天之骄女都是他日常生活习常惯见的。

　　在片厂还是学徒制的当时一介知识分子投身幕後是很不可思议的，金庸加入长城虽有经济上的诱因，但咸信主要还是喜欢电影、并藉此和夏梦接近。可惜就在金庸欲进长城之际，夏梦和风度翩翩的林葆诚结婚了。

　　金庸对婚讯的反应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从一连串「努力」来看，他仍具毅力决心。初进长城仍干编剧，又为夏梦写下了《眼儿媚》这个几近告白的剧本。这个俏皮美妙的名字，成为日後《天龙八部》名种茶花之名。此时金庸亦因缘际会地写起武侠小说，但一个小编剧想要获得大明星青睐简直难於登天，因此他争取导演之心应该比什麼都炽烈。五九年金庸升格为导演，为夏梦量身打造《王老虎抢亲》，不过夏梦坚决的态度可能促使金庸终於死心，他随後离开了长城，创办自己的事业——《明报》（可以一窥为何《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建立了明朝），并开始连载他最浪漫悲愤的小说《神雕侠侣》！

　　虽则在现实中夏梦无疑高高在上，又基於已婚身分不便对金庸敞开感情之门，但回归两性关系，金庸毕竟是「武林中人」，又深受传统文化左右，他的男性中心主义是根深柢固的。至於男性间的相对关系，金庸自《神雕》後便显得有些吊诡：因为当初写武侠小说、编剧都不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行业，因此他不免在作品中流露「反英雄情愫」（antagonist）。以杨过为例，其自负疏离、无信仰（unbelief）完全符合反英雄（antihero）的作风；虽然最後他变成书中的主流英雄，但神雕大侠的作为是以「自我」凌驾於社会之上（我不需要和你们一样以搏得认同，因为我「有恩」於你们；而我有恩於你们对我并不构成什麼伟大的意义，所以当我得知小龙女已死，我仍要自杀）；这说明了为何金庸在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受欢迎。事实上和社会共通并不代表缺乏深度和个性，建构在共通性上的深度和个性，其实才更难达成！

　　武侠王朝的绝代佳人

　　金庸为夏梦打造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绝代佳人》，这四个字不啻是对夏梦的最高礼赞。有趣的是日後横扫右派影坛的「古典美人」乐蒂，在这部戏演边配。此戏描 述战国时丰神独豔的如姬，为信陵君舍身取义的恋爱故事。信陵君以豢养食客闻名，从此取材可以了解：当时左派讲求意气相投、生死结义的团体生活憧憬。门下食客有「鸡鸣狗盗」之能的信陵君，和左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都讲求锄强扶弱的兄弟之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金庸会将剧照师陈家洛作为第一部小说的男主角，这部描写红花十四侠结党起义的作品就是《书剑恩仇录》！

　　在长城这样的大家庭，夏梦就如同如姬，不但是人民的好儿女，而且兼有冰雪情操与绝世姿容，和「右派」当时争相拍摄的「武则天」、「杨贵妃」等红颜祸水、淫乱宫闱有很大的差别。金庸导演的《王老虎抢亲》是一个「雌雄同体」（bisexuality）的喜剧，夏梦演男主角周文宾、但周在片中又再反串，乍看是非常资本主义（capitalism）式的明星塑造；但纵观整部影片，仍以讽刺社会风俗（comedy of manners）为基调。和这两部影片相较，邵氏古装剧是不折不扣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下的商业产物，搬弄窥奇的深宫秘史。长城虽没如此「堕落」，但一样是虚构历史的大本营。这些都建构出金庸小说的创作形式。

　　从事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消费类型，金庸的现实性不可谓不强；但凡一件充满企图心的作品，不论是招徕读者、借言抒志、潜移默化甚或含沙射影，总有它与时并退的时效。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屹立至今，包括读者的想像移情、或是书中反社会、愤世嫉俗孤芳自赏的情愫，都是值得深究的社会心理。而在消费体系中蔚为最大宗的——爱情，我们更有必要探索它的风貌：金庸心目中的夏梦究竟为何？他又将夏梦作了什麼样的转换？以下笔者将试举几位最著名的金庸女角分析。此外笔者必须声明的是：为了还原金庸的创作意图，许多初版情节的沿用是必需的；因为它反应出金庸原始的内在思维——尤其每天连载赶稿绝对能捕捉到更直截、更不假思索的本质——能帮助我们越过现在功成利就、修身养性有成的金庸，而追溯到当年那个为经营奔走、夹杂政治角力之间且对感情爱憎分明的金庸！

　　夏梦是王语嫣吗？

　　在金庸女角中王语嫣取材夏梦应无庸置疑；金庸在《天龙八部》极力勾勒夏梦家乡的水乡泽国之美，王语嫣一登场那种「烟笼寒水」的气韵，简直是荷露粉垂。夏 梦原名杨蒙，这个艺名乍看似俗实则不然，它显现出夏梦不同於乐蒂、尤敏的积极活力，而且颇有浪漫飘逸的神采。旧版王语嫣本叫王玉燕，其俗更甚，可以笃定是她在段誉心中固然是「神仙姐姐」，但在慕容复（尽管他住「燕」子坞）或他人看来，其实甚为凡庸。慕容复是旧时大燕皇孙，玉燕自然又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意涵；但燕在堂前，也不过是块中看不中用的招牌而已！王语嫣初次登场天仙化人，段誉仅是其家奴，但随後这位贵族小姐又是掉下泥浆臭井、又是赤身露体困於草房、最後还被揭露为私生女（段誉虽也是「非婚生子女」，但他是延庆太子的龙骨凤血，是整个大理皇朝最正居道统的），也真难为她还一直力保大小姐的风度了！尤其她对旁人生死彷佛与己无涉，细看金庸对他的指涉是很严厉的。书中甚至借慕容复、这位本身已极卑俗之人批评王语嫣「水性杨花」，其寓涵可见一斑。读者对王语嫣之所以没有那麼反感，在於对她期望甚低，戏剧作用不过是婚姻的对象罢了！她最後既然情归段誉、美色比品德更重要，因此责难也就比对周芷若、甚至黄蓉轻。当然这与原旨有强烈的落差，而金庸在字里行间对这位语嫣姑娘的不写之写，似乎可视为失意的联想（association）与宣洩（catharsis）。（一）

　　●注一：据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学派观点：痛感是比愉悦更强烈的一种力量，可从而引发崇高的亢奋；而集该学派大成的博克（E， Burke）则阐述优美令神经松弛，崇高的壮美却令精神激发自豪和胜利。流浪虽是违背安土重迁的悲剧，但持剑江湖和大汉沙文主义相结合，配上国势多舛的同理心，使流浪衍生出一股壮志豪情。在《书剑江山》、《碧血剑》、《飞狐外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作品中，感情波折破碎不是因为正派男角的薄幸或过失，而是忧国忧民、奸人作梗等种种排除一己疏失的因素，使得感情悲剧超越琐碎的责任归属而和经世济民结合，从而升华到一种伟大的「奉献」。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二)

　　【符立中】

　　夏梦是黄蓉吗？

　　金庸虽不见得自负，但他以书生报国、天下谋士自许，笃信「智胜於力」可以想见，决不会自比郭靖；相形之下段誉的天性豁达不逞狠斗勇，张无忌的宽仁大度、消受美人恩，黄蓉洞烛机先的智巧与令狐冲的自在洒脱，大概较为他所看重。

　　聪明的人，由於反应快捷造成与他人扞格不入，多半耐性差而少慈悲。而按金庸书中的主客观情节，女性关注的视野、胸襟又较男性狭隘，因此从聪明机巧超脱至智慧洒脱的就更少之又少。即便有女中诸葛之称的黄蓉，由於对家人（尤其是宝贝女儿郭芙）关怀则乱、又脱却不了私心，因此在国难节度的大是大非反倒不若资质愚笨的郭靖。黄蓉除了个性不可能是金庸所期待的夏梦之外，她在《射雕》初登场时扮作乞丐（为後来接掌丐帮伏笔），而後所显现出的身手、性情又属娇小玲珑古灵精怪一类，与身高一七０的夏梦相去甚远。笔者倒是觉得，黄蓉的娇蛮任性、以及与郭靖之间的关系很可同《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和罗小虎以为类比。所不同者，王度卢气魄宏大，笔调质朴高贵，而金的戏剧性较强烈浪漫。撇开那部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电影不谈，玉娇龙和罗小虎在耗尽闯荡江湖的豪情少艾後一直在为早年的莽撞轻狂赎罪：玉娇龙变成丐侠病死大漠，罗小虎被官差押解折磨殉於雪山，这都显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相反的，金庸基本上却是反社会且自我意识挂帅的，黄蓉除了变成「大富大贵」的丐帮帮主（这和骨肉至死不能相认的丐侠是何等对比！），她和郭靖的生活超然百姓之上，与社会互动率很低；至於所谓的力守襄阳对抗鞑子，只是出於个人信念而非客观情势，这种「金庸式」的英雄主义，是不太禁得起现实——像郭靖执掌兵权怎可能见容於当时官僚？——碰撞的。 （二）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三)

　　【符立中】

　　夏梦是周芷若吗？

　　对广大读者而言，周芷若大概是最不讨喜的金庸女主角，除了有个浑身遍燃红燄燄春火的赵明（赵敏初版之名）互争高下，最後光大峨眉争得武功第一的「功迹」又淹没在民族战乱的洪流当中；而就最重要的爱情作用来说，她不若小龙女、黄蓉、王语嫣那样被视为男主角死生相随的唯一，因此众多尖锐处就无法被读者等闲置之。不过，周芷若应是所有金庸小说外型描绘最像夏梦的，因此也最易从而比对、还原金庸的创作原型。

　　在金庸几部偏向情爱纠葛的作品中，男主角锺情的对象如王语嫣、阿珂、小龙女、喀丝丽莫不豔冠群芳，但《倚天屠龙记》却是例外。我们很难说赵明胜过周芷若或小昭，二来张无忌究竟心系何人也大有问题。改写後金庸平添许多枝节、又对周芷若是敬多於爱之类，这其中恐怕很难刀切豆腐的丈量。初看《倚天》除了周芷若的转变写来欠说服力，金庸再三强调她的身高更令人狐疑。周芷若长得高在戏剧上没有必然性（若要强调她统理峨眉的气势，那调兵遣将的赵明就不需要高人一等了吗？），直至看到夏梦的长 倩影，才算得到解答。

　　在书中一再以青衣缟素（书中数次描写她祭吊灭绝师太、殷离及孤守宋青书垂危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登场的周芷若，角色比重较赵明重要得多；她出身高贵（大周公主），而後为了报仇（和赵明有国仇、家仇、情仇三重不共戴天之仇）做出许多伤天害理之事，和张无忌形成强烈对比。可惜改版後大概金庸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周芷若被「矮化」成爱恋对象之一，而且她在情场上既是落败的一方，按才子佳人大团圆传统，便被许多人降低成第二女主角了。

　　周芷若应是作为张无忌的对照：金庸小说多半描述令狐冲、张无忌、杨过、段誉这些主角「男性自我实践的过程」，女性不脱感情纠葛的对象，但周芷若却是例外。她同样肩负血海深仇、同样对武林事业一步步的进行自我实践，但她虽用功聪慧、企图心强，运气比起张无忌来却差得多：张无忌福泽深厚，不世奇功、武林盟主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周芷若却需凭藉不断讨好师父、谋夺害命等不择手段争取；尽管她才干、企图心都在张无忌之上，最後却落得武功未成、东窗事发为人不齿的窘境。为什麼两人同样怀抱壮志大业（兼报仇），成就却有天壤之别呢？其一牵涉到金庸本人接近佛老的价值观：非己之物终难求，周芷若的汲汲营营在他看来殊不可取；另一意涵则接近犬儒：就是张无忌的眼界、胸襟、终极关怀皆胜过周芷若，自然而然产生大成就。同样价值观的灌输在其他作品俯拾皆是，包含虚竹、段誉、甚至韦小宝的志业均成就於此（韦小宝本人虽是无赖一名，但做的都是经国济世的大事），他们误闯武林不但都取得出人意表的事业，而且也在情场上赢得梦中的女子。（三）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

　　【符立中】

　　小龙女这个角色和夏梦的关联，要通过另一武侠人物才得显现；不过令人惊异的是此人却非金庸所创，而是他的哥儿们梁羽生笔下的冰川天女。《冰川天女传》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梁羽生不惮其烦地描写她细饰装节、身形修长、湖水青衫，却都仅是皮相（写美人金庸勾勒神韵的作法较为吸引人）；不过拜他的工笔所赐，夏梦的形象还真的是浮现眼前。

　　冰川天女和小龙女一样是「武侠童话」中的极致，两人皆天仙化人、凌虚御风（天女、龙女皆神话仙子），武功亦光怪陆离、不食人间烟火。但最大的差异在天女住在天上的缥缈冰宫，而龙女住在不见天日的活死人墓

　　（和冰宫同为极阴之地）。这个差别甚为关键，笔者将试图从中剖析金庸的潜意识。

　　和王语嫣、周芷若一样，细究小龙女的种种描写，金庸的批判其实并不轻微，这三者尽管入世程度不同，却同样兼具冰冷、秀丽、高高在上让男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特质。但这三位冰山美人到最後都有某种程度破灭，其中又以小龙女被破完璧之身最为严重。如果海内外痴迷「武侠童话」「英雄美人」的书迷不能卸却他们的盲目崇拜，去正视书中试图对人性提出的质疑和解答，那麼可以说他们还真的是看低了金庸。

　　小龙女其实是《天龙八部》王语嫣和梦姑的原型！段誉在无量山洞见到「神仙姐姐」玉像惊为天人拜其为师，而後在姑苏遇到一模一样的王语嫣，终於在「不见天日」的枯井缘定三生。这和杨过在不见天日的终南山後拜「龙女姐姐」为师（龙女就是神仙）、在活死人墓成亲同出一辙。至於在西夏皇宫冰窖相逢的虚竹和梦姑（和王语嫣一样是「神仙姐姐」的孙女），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变体而已！至於无量山洞最大的不同是多了段转载自希腊神话的故事（注）的由来，但这段是後来才增添的；从邂逅到私订终身，杨过是因敬生爱、段誉是因色生爱、虚竹是由性生爱，然而三段感情却都有志一同的在「不见天日」处完成，为什麼呢？因为三组都是不伦之恋！

　　杨过是龙女之徒，两人为了结合掀起多少惊涛骇浪已不待言；段誉爱慕玉像，看作是恋物癖也好，或玉像本尊是年长段誉两辈的李秋水、他又拜玉像为师也好，都是不折不扣的不伦之恋！而後玉像「复生」为王语嫣，她是段誉名义上的妹妹，自然也是不伦之恋。至於虚竹和银川公主是和尚破戒和番邦公主私通，这更是不伦之恋！在金庸的潜意识中，这三组人马同样打破身分、地位、礼教……等种种隔阂，黑暗的洞窟就像别有洞天的「乌托邦」。在私密安全的乌托邦中，恋人可以不畏流言、跨越世俗礼法；然而，这仅是金庸自己不自觉的想望！

　　《冰川天女传》其实写的是同一类故事（尼泊尔公主冰川天女，和银川公主的称谓异曲同工），愤世嫉俗的怪侠金世遗对天女一往情深纠缠不清，但天女并未打破门当户对的陈规，还是嫁给了名门公子唐经天！ （四）

　　●注：逍遥子爱上玉像的桥段典出希腊神话雕塑家Pyg-malion爱上自己的雕像Galatea的故事。又，《天龙八部

　　》借用经典，光是乔峰即一连沿用《哈姆雷特》（追查父仇）、《奥泰罗》（仇恨蒙蔽心智）及《伊底帕斯》

　　（身世之谜的宿命）三大悲剧。

　　【2002/08/03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 梦中情人

　　【符立中】

　　笔者这里必须解释：当年隐私观念及智慧财产均不及现代高涨，武侠世界移花接木所在多有；我们今天虽犯不著每个细节都要按图索骥，最起码证明这些影人指涉频繁。除了《冰川天女传》中「金」世遗对天山「公主」的感情纠葛难以断绝外界联想、陈家洛之名被金庸挪用之外，当年长城另一女星冯琳也在《云海玉弓缘》粉墨登场，被写成「老来扮俏」的白发魔女传人。

　　这件考证的价值在於相较於陈家洛，夏梦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明星形象已形成不可磨灭的公众性；姑且不论金庸借用（image transition）时姑隐其名却意在言外，与熟识夏梦读者心照不宣的指涉，光是和小说参照，亦可还原现已过度庸俗化、穿凿附会的金庸阅读。这方面牵涉到：解读艺术现象的读者个人问题。正如沈君山所言：今天金庸的影响力已跨越国界，更以群众力量走进学术殿堂；但太多读者衍生的自我、太多偏执、不客观的审美过程，都已造成金庸迈向正典化（canonization）的障碍。实际上，所有个人经验都应该和作品讨论无关，唯一例外的，就是关乎作者本人。

　　这段不解之缘并未随金庸离开长城结束；《明报》步上轨道之後，仍不时刊载夏梦的点点滴滴。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当时内地文革整肃已起，风声鹤唳，夏梦也卸下整整十七年的冠冕，息影移民。此时林黛身亡、尤敏退隐、乐蒂也停止拍戏，这一辈女星可说是光环褪尽，但《明报》却一连两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大幅报导夏梦在加拿大定居。金庸为此还写了篇社论〈夏梦的春梦〉献上公开祝福，这也是武侠大师对梦中情人最执迷不悔的付出……

　　夏梦的故事并没有完，八○年代这位影星再度回到影剧圈。她所制作的《投奔怒海》公认是许鞍华最伟大的作品，该片藉海南岛外景批判越共的共产主义，其胆识已不待言；《逝水流年》捧出的导演严浩（亦被公认是其最佳作品），日後拍出描写张爱玲的《滚滚红尘》，并以《太阳有耳》获柏林影展最佳导演。作为一位制片家，夏梦的眼光和手笔亦堪称罕有。

　　本文并非故纸堆里找文章，只是许多人穿凿附会地歪读金庸，已使金庸不断向庸俗沉沦。这样一位资质阅历皆非同凡响的文化人，写下他对人世探索闯荡的感慨，试图批判陈俗的价值观，作为一位读者，我们岂能无动於衷？消费者当然有权在武侠童话乐此不疲地自我陶醉，可是如果我们对金庸的期许不仅是通俗娱乐作家，就得还原他的创作风貌。笔者觉得：金庸是风靡华人世界的武侠大师，而他所心仪的对象，果然也非庸脂俗粉，是华语影坛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女明星及制片家，两人虽然无缘结合，但都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这不也是件很美的事吗？夏梦後来转行从商成绩斐然，并当上了中共的政协委员。她那倾城倾国的凝视衍变为一股旋律，不断在中国文字的世界响起，幻化成千姿百态的武林儿女上演各种惊奇冒险的故事。和其他「古典美人」相较，她浑然充满了一股灵犀的窜动，流露出一种积极的想像力、一种青春的无瑕光彩。金庸一再编织「绿野绮梦」，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还记得当我访问金庸、怯生生地探问夏梦和王语嫣是不是很像时，只见这位一代大侠笑吟吟地说起：「夏梦呀！她没有王语嫣聪明……」

　　他就像一位伟大的魔法师，对自己神秘的来源保持一种机警的睿智。 （全文完）

　　【2002/08/04 联合报】

【【【【【【【【【【【【【【【【【】】】】】】】】】】】】】】】】】】】】】】】】】


金庸梦中情人“小龙女原型”夏梦谈金庸[图] www.yn.xinhuanet.com　　2014年11月24日 21:19:31　　来源： 新华港澳
小龙女原型夏梦

　　小龙女原型夏梦



年轻时的夏梦。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秋风沉醉，伊人垂泪。当92岁的秦怡和88岁的王文娟把手轻轻地与夏梦交叠，这个82岁的“小妹妹”竟有些动了情、动了容。夏梦没想到，阔别银幕多年，回到出生之地上海，老朋友待她如初见。影迷们更觉惊喜，从来只觉银幕上斯人如天仙下凡，袅袅婷婷，怎知暌违多年，一身素色难掩光彩。

　　11月，“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纪念著名表演艺术家夏梦女士从影65周年”活动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那一晚，能容纳百人的艺术影厅里座无虚席，连通道都挤满了人。不仅是观众，秦怡、王文娟、叶辛、吴思远、曹景行、佟瑞欣等许多文化名人也在挤挤挨挨的人群里化身影迷。不为别的，只为谈谈旧电影、聊聊当年情。

　　“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

　　一说夏梦，金庸对她的那点爱慕之意便不可不提。武侠大师为梦中情人委身长城影业当个小编剧的轶事，当年的华语文学圈里人尽皆知。一度还有人揣测，大侠笔下的黄蓉、小龙女、王语嫣，其原型都有夏梦若隐若现的影子。而金庸以化名“林欢”为夏梦度身定制的剧本《绝代佳人》，单看片名，爱意已了然若揭。

　　但无论是“襄王有心，神女无意”，抑或是“才子有情，佳人有意，只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穿行过春花秋月，一切往事都如烟。回到上海的夏梦只言：“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再无他语。

　　不如不说，是夏梦惜字如金，也确实是无话可说。对她而言，故事都是别人的，她选择的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与踏踏实实的家庭。

　　出身于一个文艺之家，父母都是票友，夏梦的少女时代在老上海浓重的艺术氛围中度过。她读玛利诺女书院，写一手好字与好文，还热衷戏剧表演，尤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夏梦”这个艺名正是取自莎翁《仲夏夜之梦》。

　　在长城电影出演第一部作品《禁婚记》时，18岁的夏梦演活了片中妻子的角色，该片一举获得当年的国语港片票房冠军，并蜚声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此后，《娘惹》、《白日梦》、《孽海花》等，夏梦主演了近40部影片，红遍香江、南洋。但她却在事业最辉煌时激流勇退，21岁就嫁给商人林葆诚，并与之携手同行半个多世纪。如此一生端庄，难怪影视评论家石川这样评价她：“是传统士大夫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又是承载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文人家国梦想的梦中情人。”

　　“我与秦怡，永远站在一起”

　　纪念活动当天，电影博物馆特意放映了夏梦主演的越剧电影《三看御妹刘金定》，勾起台下老艺术家王文娟的一段回忆。“60年前我们初见，印象中夏梦言语不多，一开口就是跟我们探讨越剧身段、唱腔。”小半个月的相处，王文娟对这位港岛来的女影星刮目相看，“她好像从不把自己当明星，只想做一个称职的演员”。

　　同样塑造过大批银幕女性形象，秦怡则这样描述自己对夏梦作品的怦然心动：“它们就像驶往过去的列车，让那些美好变得生动又鲜明，叫人强烈感受到电影的蓬勃生命力。”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就曾有“千方百计为‘一计’，三日三夜为‘一夜’”的流行说法。“一计”指的是陈思思主演的《美人计》，而“一夜”便是夏梦的《新婚第一夜》。

　　在秦怡看来，找来夏梦，回顾历史，是为定格瞬间，征服时间，“会会老观众，放放旧电影，有时候回头看看过去，可以更好地出发”。而在夏梦不善言辞的表达里，回到上海见见老朋友，只因：“我与秦怡还有谈不完的话，我们还是在一条线上。”这条线，便是中国电影的传承一线。

　　巧的是，纪念夏梦从影65周年的当口，适逢上影厂成立65周年。没有官方正式的庆祝活动，电影博物馆里这样一场光影岁月的故事会，却牵出几代影人的豪情勃发。演员佟瑞欣说：“电影事业不可能平地惊雷般重新开始，它应该有所继承才能发展前进。”而放映一部老片，回望一批老影人，就是电影在不忘却的前提下焕发新生的证明——佳人韶华仍在，还请风华传代。（完）

刘国重

梁羽生的救赎 2管理提醒： 本帖被 药师丹枫 执行加亮操作(2008-11-14)
梁羽生的救赎
谨以此文献给梁羽生家园成立两周年。http://www.yushengbbs.net/bbs/index.php

杜牧诗云：“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讲的不仅是岁月无声的流逝，还揭示了人生平静的外表下往往是暗流涌动不息，比如梁羽生。移居澳洲的梁羽生和他的小说一样地不咸不淡地平静。陈墨在《重读梁羽生武侠小说》结尾写道：“我甚至想，梁先生或许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心灵世界其实别有洞天，只不过至今仍无人获得其中的确切消息。每一次发现梁先生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抹哀伤神色，我都暗自心悸，却无能找到心扉的钥匙或密码。”，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陈墨一贯的作秀风格，但我还是很赞同他的这段话。

一切还是从梁羽生的武侠道德说起。梁羽生自称自己的武侠道义准则是“以侠胜武”，但在我看来梁羽生武侠自始至终贯穿着浓重的左派阶级斗争思想，我觉得这是梁羽生武侠被人诟病为内容刻板，人物僵化的主要原因。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上发表《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一文回应梁羽生。（现在已经找不到全文，一下引文出自多嘴的江南的《乱谈金梁》）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金庸出语可谓刻薄，戳中梁羽生的痛处。据说梁羽生曾写了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回应金庸。不知道梁羽生是否是借龚自珍的这一首诗答金庸？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翻看梁羽生的小说不难看到，农民义军与官府的阶级斗争几乎永不停止。唐代系列中是铁磨勒的义军，宋元系列中是柳清瑶李思南的义军，天山系列中的金刀寨主、叶成林、回疆、小金川各路义军，相继与官府的鹰爪们、异族侵略者斗争几百年。尤其梁羽生在文革期间的小说几乎成为革命武侠，甚至梁羽生在《风雷震九洲》讲述叶廷宗假冒义军后人叶凌风，充当官府卧底打入义军内部上演无间道，阐述混入革命队伍的敌对分子必定暴露灭亡的真理。在三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中，几乎是不停地宣传革命阶级斗争，在新派武侠中也算是奇观了。一个自称不关心政治的文人，却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宣扬一种政治立场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梁羽生1949年进入香港《大公报》担任编辑，此时《大公报》已经转向成为左派报纸，1954年梁羽生因陈吴比武开始武侠创作，1966年辞去编辑职务专职武侠创作，直至1984年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封笔收山，1987年沽出在港的家产，移居澳洲。除了1966年因《金庸梁羽生合论》引起争论之外，梁羽生既无金庸在政商界的叱咤风云，也无古龙在自己的江湖中的特立独行，有的只是在武侠小说之外异常的平淡。现有的梁羽生的传记中也很少有梁羽生的在香港那个动荡岁月中的信息资料，文心若水的博客中写道曾经与梁羽生的长子陈心宇当面交流过，甚至也没有多少关于梁羽生当年的信息。所以也只能从现存梁羽生的文章访谈中寻找蛛丝马迹。

梁羽生长期供职于《大公报》，左派的影响自然必不可少。梁羽生武侠创作的三十年中，大陆基本上处于左派的路线之中，《大公报》这样的左派报纸自然也不可避免，并且期间梁羽生还经历十年文革，当然武侠小说也一直没有停止连载。在那个意识形态极端的年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必然要受到影响，思想要路线与组织保持一致。而武侠小说更多的作为一种娱乐性的通俗小说，受到的约束相对要小，否则当年《大公报》也不会开新派武侠的先河，毕竟梁羽生金庸的前辈们如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此时正在被教育改造。从《龙虎斗京华》中的义和团开始，梁羽生对于自己小说的政治立场是由衷的支持还是违心的妥协？

香港的左派既有霍英东这样与大陆有着悠久战斗友谊的元老，也有六十年代激进的类似于革命小将的理想青年，以及八十年代以后更现实务实的大陆投资主力军。香港著名摄影师蒙敏生曾经拍摄在大陆“文革”期间香港的社会万象，留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纪录。蒙敏生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当时的香港左派特征：

“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

并且评价他的父辈们：“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梁羽生在《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的长文中深刻评价亦师亦友的金应熙，并且写道：“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梁羽生本人早年在岭南大学受金应熙影响，曾经接近过马列主义，但梁羽生本人坦言：“并未成为马列主义者。”梁羽生供职于左派，却并未成为真正的左派。当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梁羽生遭遇那个时代风暴，其中的情况就必然会非常的复杂微妙。

造化弄人，历史往往是戏剧化的。1956年《大公报》为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开设《三剑楼随笔》专刊，每日一题江湖论剑，也称得上一段佳话。后来金庸辞职，独自创办《明报》，并逐渐成为右派。在1962年难民潮，1963年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以及在香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1967年的“六七风暴”等事件中，《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百剑堂主在武侠史上虽然并不出名，但笔名百剑堂主的陈凡是著名的左派记者。在这场左右派的笔战中，陈凡以“张恨奴”的笔名连写《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等文，攻击《明报》和金庸。1997年9月30日，陈凡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0月6日，金庸参加了他的葬礼，并送了花圈。早在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生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发表在《大公报》“大公园”版：“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州年诗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文革期间，陈凡行为失常，身藏小刀，以毛泽东‘大刀卫士’自居，对于高举儒家思想《明报》，自是口诛笔伐。而六七风暴中，金庸成为左派的重点攻击对象，被攻击成为豺狼庸，险遭左派暗杀，不得不外出避祸。而此时的梁羽生既未如金庸那样向右转自立门户，也未像陈凡那样成为狂热的激进左派，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如同在三剑楼中的位置一样，梁羽生虽然受过左派师友的影响，并且自己处于左派体制之中，却游离左派右派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从左派的体制中脱离出去，并且以叛逆者的姿态挑战自己曾经处于的体制，而陈凡以体制卫道者的身份狂热捍卫自己所处的体制。抛却政治与历史的结果，他们都是主动地去挑战或者维护体制，而梁羽生更多的是在体制中被动地生存。这就注定梁羽生不可能像金庸明确地在小说中暗讽大陆的左倾政策，也不可能像陈凡那样坚定地拥护左派的政治立场。或许更多是像文革中的文人那样被动地服从，如巴金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遵命文学”或者“长官意识”。但梁羽生在武侠这块政治上的边缘地带中却又企图反抗体制的制约，或者说在体制之中获得灵魂的宁静。

很多人都知道金庸曾经求职于外交部，结果因为出身问题梦断京华，并且遭遇了老父遭大陆镇压的惨剧。这一系列的变故以及金庸的性格决定了最终金庸以右派的姿态挑战他曾经身处的左派体制。但很少人知道梁羽生的父亲也同样遭到了大陆的镇压，并且梁羽生企图回乡救父，被朋友劝阻，没有受到牵连。虽然二人的父亲后来都给予了平反，两人都表示对此释然。但除了能够知道他们当年的痛苦之外，无法了解他们父亲被左派镇压又供职左派报纸的心态。当然我们知道的是，两位同样因为武侠闻名于世的年青人，一个脱离了左派的体制，并且挑战这个体制，时至今日功成名就；而另一位则留在了这个体制之中三十余年，晚年在看似平静中远去澳洲。

由此联系到帖子的题目，就很容易联想到《肖申克的救赎》。少年时看《肖申克的救赎》，，当看到安迪在越狱的大雨之夜，仰天享受自由的雨水，热血沸腾得久久不能平静。后来经历了岁月之后，关注得更多是监狱所象征的体制对人的改变，如老布出狱后的自杀，瑞德出狱后的困惑，以及安迪等人身处体制之中的态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把监狱看做一种典型的规训作用形式，而规训的任务是制造新人，是按照权力的要求制造温顺的主体。其实监狱只是一种体制，而体制无处不在。如同剧中的经典台词一样，“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正因为了有了体制，才有体制中的灵魂救赎。

梁羽生处于体制之中，他也要被体制化。对于梁羽生的生活，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梁羽生是纯粹的书生，所以十分的低调平静，无法知道是否是体制化的结果。但在梁羽生武侠中的体制化就是无休止的江湖革命义军与官府反动派的战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梁羽生作为那个时代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加上左派的影响，有很强的民族自尊感。所以梁羽生笔下的义军多半是反对异族侵略，当然在天山系列，由于满清是合法政府，反对异族侵略与反对官府就合二为一了。梁羽生武侠不仅贯穿着江湖革命义军，还有维护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江湖系谱，那就是天山派。天山系列是梁羽生武侠的主体部分，创作时间上从早期的《塞外奇侠转》《七剑下天山》到晚期的《弹指惊雷》《绝赛传烽录》，人物系谱上从《还剑奇情录》中陈玄机开始，由张丹枫、霍天都凌云凤延续到晦明禅师、白发魔女创立天山派，再由天山七剑，唐家父子到金世遗家族，最终到云紫萝家族结束。天山派与义军制定了梁羽生武侠的江湖道义框架，并且维护这江湖的秩序。革命义军是梁羽生左派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明场体现，而天山派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暗场支撑。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般架构是，由于阶级斗争衍生出的正邪不两立导致官府与义军的对抗斗争，延伸到江湖之中，由天山派所代表的侠义道对决官府武士集团如大内总管、锦衣卫统领以及邪派江湖人士。义军与侠义道的各代传人对决官府各任武士集团的领导，反反复复的斗争演化为梁羽生江湖的革命斗争史。其实一般的武侠也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江湖正邪斗争史，只是梁羽生把左派的阶级斗争引入其中，并且他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说教，招惹读者反感也在所难免。

如果梁羽生仅仅是如此的体制化革命武侠小说家，固然他诗词功底深厚，固然他身处体制之中令人同情，最终他的武侠也会被历史遗弃到旧纸堆里。梁羽生在武侠构建具有左派的体制同时，也在不时地破坏着小说中的体制，于是在正襟危坐的革命大侠堆里总会不是冒出些许异端出来。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与义和团有关，尽管此书现在看来很是粗糙，而且左派的政治立场比较明显，但梁羽生后来曾经援引鲁迅对义和团的看法，认为义和团是兽性的爱国主义。梁羽生在确立自己风格的《白发魔女传》关于卓一航的塑造上，就脱离左派的政治立场。梁羽生在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中曾经提到，当时连载时，左派的看法是卓一航应该被转化过来，成为坚定的革命分子，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幸好梁羽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才没有把赖以成名的小说变为武侠版的《青春之歌》。梁羽生曾经说过，当年小说连载的时候，在《大公报》连载政治性较重的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连载政治性较轻的小说。如政治色彩较重的《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等均在《大公报》连载，而《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则连载于《新晚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私家侦探的《重读梁羽生》）。

在梁羽生的小说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女主角往往要比男主角强势。究其原因部分因为左派的妇女解放思想，我觉得更多的是梁羽生被动地处于体制之中，没有勇气能力或者机会去脱离挑战体制，在小说代入到男主角中就形成了软弱、犹豫的形象气质，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女性人物身上。由于女性人物往往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并且感性大于理性，所以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除了有时会有革命气息外，一般都是引导男人进步的自由主义女神。典型的如卓一航李逸等人物。卓一航在武当派的责任与自己的爱情之间的犹豫，尽管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梁羽生刻画得很细腻深刻，但武侠毕竟有很重的意淫色彩，不免显得软弱拖拉，没有江湖儿女敢恨敢爱的豪情。再如李逸，出场也是张丹枫的名士派头。但在李唐易主的时刻，作为王孙，事业上李逸在与武玄霜的对抗中惨败后迅速心灰意冷，远遁塞外；感情上，徘徊于武玄霜、上官婉儿、长孙璧之间优柔不决。金世遗虽有毒手疯丐的愤世嫉俗与梁羽生的厚爱，坦白的讲他还是很软弱的，最终还是被梁羽生的武侠体制驯服，成为所谓的大侠。所有男性人物中也只有张丹枫一人配得上“亦狂亦侠真名士”，不仅有着侠义之风，还有兼济天下的国士之风，基本上没有革命道德气息。

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半是英风侠骨，光彩照人。而梁羽生对自己武侠体制的破坏也往往是由笔下女性人物凄美的爱情故事来实现的。如早期的白发魔女、飞红巾，虽然她们都革命侠士的出身，但更多的是以一夜白头的凄艳来展示她们爱情与人格的光彩。白雪无垠的天山上，练霓裳的绝世容颜映衬着青丝如雪，纵横江湖谈笑自如的江湖豪情，神伤魂断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情，误了时光的优昙花，叹一声造化弄人，将无限风姿镌刻在天山似乎无古无今无来无往的无尽时空之中。这样浓烈的诗意浪漫岂能是僵硬的武侠体制所能限制得了的？再如《女帝奇英传》本是为武则天翻案的小说，最终还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段天山脚下的爱情凄美。武玄霜出场时俨然武则天的政治打手，但是还抛下郡主的威严尊贵，以及梁羽生所赋予的侠义道德，追寻自己触手却不可及的爱情与自由。十年的恩怨情仇最终化为李逸的一个托付，将最疼爱的幼子托付给自己心中最爱的人，对于武玄霜与李逸来说都是一种凄然的爱情补偿。

梁羽生小心翼翼地地在符合左派政治立场的武侠体制中编织自己的爱情悲剧，以在体制的高墙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肖申克救赎》中，安迪为狱友播放《费加罗的婚礼》，在那一刹那，身陷囹圄的犯人在心灵的宁静获得了自由。梁羽生似乎很钟爱这样的宁静，将他笔下的痴男怨女放置在遥远的藏边回疆，碧空如洗、冰雪如画、绿草如茵的自由天地中，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侠义道德，甚至没有看客，梁羽生的凄美爱情天籁般地自由回响。

如果说这些爱情悲剧是梁羽生自我的灵魂宁静的话，那《云海玉弓缘》与厉胜男则是梁羽生灵魂的自我救赎。在厉胜男以前或者以后，梁羽生的爱情悲剧或是因为出身差异，或是因为家族仇恨，有的干脆是血缘关系造成的，而厉胜男的爱情与这些基本无关。对于厉胜男的争议也很多，有人认为厉胜男过于野心膨胀，有人认为厉胜男对爱情追求过于强烈，有人认为是源于人性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但对于梁羽生来说则是，厉胜男彻底挑战了他的武侠体制以及他内心深处永远不敢翻越的体制高墙。梁羽生笔下的人物多半极其遵守他的武侠体制，即使张丹枫、练霓裳等人也只是超然。而厉胜男如蛇岛下汹涌的岩浆喷薄而出，以极其强大的热量与力量冲击着梁羽生体制下的江湖，梁羽生牢不可破的武侠体制终于在厉胜男岩浆般生命力的灼烧下破溃。厉胜男出身邪派宗师乔北溟门下的厉家，身负满门四十三条人命的仇恨开始短暂而耀眼的人生。在小说中，厉胜男近乎以不择手段的痴狂偏执追逐着自己人生和情感的目标，历经千难万险胁迫金世遗获得江湖三百年梦寐以求的乔北溟武功秘籍，并 并杀死江湖两大邪门顶尖高手孟神通和西门牧野报得家仇；最终携玉弓独上天山挑战天山派掌门人唐晓澜，用尽手段、计谋、勇气甚至生命压倒天山派，夺得天下第一高手完成家族的使命；厉胜男用情用到极端，为了争夺与金世遗的爱情，用尽手段百般要挟，不惜自断经脉，杀害无辜，直至以命相搏，为了逼迫金世遗成亲，舍命战胜唐晓澜，死在与金世遗的新婚之夜。坦白地讲厉胜男身上有很多的人格缺陷，但她有着赫拉克剌斯般战胜命运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水浒》狂欢英雄们的破坏力，更有梁羽生笔下女性对情感与自由极度的执着。厉胜男实际上是梁羽生的一次精神狂欢，她破坏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她藐视并战胜所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她狂热而纯粹地追逐爱情与自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她的脚步，死亡也不能。当厉胜男以自爆生命的方式战胜天山派，当金世遗在厉胜男无可抗拒的情感面前正视自己的情感，厉胜男死亡前绽放的笑容成为了处于体制之中的梁羽生自我的救赎。

在以后的岁月中，梁羽生再无厉胜男式的人物。文革期间，梁羽生埋头著书，武侠成为梁羽生在政治风暴的避难所，也成为地道的遵命文学，革命武侠了。当左派体制的高墙渐渐坍塌，梁羽生也渐渐开始转变，诸如《弹指惊雷》《剑网尘丝》等书中略显偏激的杨炎、齐勒铭。不过当从体制的高墙走出来时，更多的是迷惘与彷徨，同样的情绪也反应在梁羽生晚期显得有些混乱的武侠小说中。1984年梁羽生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宣布封笔，三年后声称老来从子移居澳洲。至今，关于梁羽生的采访不少，梁羽生本人也陆续写出文章反思自己的人生，但由于商业或者政治的原因，这些基本上都是隐约提到当年旧事，并没有系统对梁羽生整个人生的分析总结，无法知道梁羽生漫长人生的心曲，也无法知道面对澳洲的碧海蓝天梁羽生是否如安迪与瑞德那样找到理想中的自由天地。上半年传出梁羽生在悉尼中风，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样的身体状况对于著书立说已经不可能了，恐怕梁羽生看似平淡实则复杂的人生经历将会成为一个秘密，供后人猜测。

回顾梁羽生的一生，不难发现所谓梁羽生以及他的武侠小说的平淡并不平淡。还是对比曾经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和陈凡。金庸一直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中，明写看似左派革命团体的红花会，其实已经叛离了左派的政治立场，而且金庸将这种叛逆发扬光大，成为成功的体制叛逆者挑战者。当大陆结束左派政治之时，金庸再华丽一个侧身，当年的叛逆者赢得无限风光。本着对金庸本人不予置评的角度，金庸是比安迪更加彻底也更加现实的叛逆者，他有更大勇气和更强烈的意向争取他的名利最大化，而安迪追求的还是好莱坞商业童话中的碧海蓝天。对比右边的金庸，陈凡是坚定的左派，可以说他被完全体制化，也可以说他理想化到极端，他遭遇的是比金应熙还要强烈的左派或者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我觉得金庸与陈凡其实是一类人，他们具有超越平凡人的雄心或者野心，只是在时代的歧路口他们分别向右转向左转，古往今来的历史也往往是这样的人和事所组成。就像很多观众对安迪的19年越狱的漫长与恐怖感到绝望一样，大多人处于一种体制之下更多的是扮演瑞德和老布的角色，逐渐适应某种体制的生存直到这种体制的坍塌。尽管《肖申克的救赎》是极其优秀的电影，但还是把现实概括过于简单了。大多人也并不像老布一样脱离体制之后去去杀，人苟且偷生的惯性太强了；也不像瑞德一样超然，更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去找到墨西哥的海滨。

梁羽生平淡下的复杂微妙反而可能是平凡人最真是的选择。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梁羽生，没有金庸陈凡那样鲜明的左右立场，他是中间人；作为处于党派倾轧之间的中间人，会同时受到两边的压力，也往往会因冷静的中间立场成为党派之争的牺牲品与人格上的高洁者，如李商隐、苏轼。但是梁羽生不是，他没有成为坐或者右的成功者或者失败者，也没有成为当时各方诋毁日后万人景仰的中立者，他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留下了不为人注目的平淡，而在这种平淡下存在着三种悖论：

1、关于左派。梁羽生在大学期间有倾向左派的激进，东方红太阳升的背景下，青年学生必然会为之激动。但显然梁羽生早早就与左派保持着距离，老父之死可能是一种刺激，从梁羽生对义和团和卓一航的看法上可以看出，梁羽生不是真正的左派。但是梁羽生并未像金庸一样脱离左派，而是一直停留在左派之中，直到时间将自己与左派分离。其中的原因是左派一如深似海的压力，还是著书本为稻粱谋的压力？毕竟左派的体制不是监狱的极端体制，更何况体制也要体制的好处。梁羽生在左派体制承受重压的同时，也实现由体制高墙带来的利益，家庭稳定，夫妻和睦，儿子也培养为留洋博士。体制化带来的压力与权利使得梁羽生与左派恩怨交织。

2、关于武侠。在梁羽生的心目中，不免有轻视武侠的看法，毕竟武侠有先天的不足。诸如如果梁羽生从事纯文学创作，恐怕成就不仅如此的观点，也经常出现在对梁羽生的评价中。客观地讲，梁羽生诗词功底深厚，但若是仅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诗词占得历史上的一席可能性更小。梁羽生的散文给我感觉是更加的平淡。或许如梁羽生本人所说：“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有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武侠不仅给予梁羽生名利，还帮助梁羽生躲过了文革中的政治风暴。梁羽生创作武侠时，坚持宣传左派政治立场，力不从心地粗糙应对大量地文债，梁羽生显然是把武侠当做应付体制和市场的工具，这个方面上梁羽生对待武侠是不认真，不诚恳的；在以武侠与体制和市场周旋的同时，梁羽生将武侠看作释放心灵压力的端口，才有了梁羽生平庸武侠中的精彩夺目。

3、关于人生。或许有人会说梁羽生有些消极软弱，在随波逐流中明哲保身，只不过运气好，第一个写了武侠，才有了现在的江湖地位。其实不然，梁羽生移居悉尼后，曾经在《冒险到底》一文说诉说梁羽生不为人知的一面。梁羽生曾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怀揣20元港币，在生存的惶恐中只身闯荡陌生的香港；也曾经在《大公报》小有成绩之时，冒着风险涉足他很陌生的低谷中的武侠小说；直到74岁高龄，疾病缠身的梁羽生冒险去做极其危险的心脏手术。梁羽生在访谈中曾经说过他是金世遗与张丹枫的混合体，我觉得还应该加上卓一航李逸等等软弱迷惘的男性人物。在人生时间空间的岔路口上，冒险到底与徘徊不前，意气风发与隐忍迷惘，文人诗意与凡人世俗，各种生命的矛盾融合为梁羽生的平淡泊然。

对于梁羽生的人生，我觉得他给予读者的不是仰视的光环，更不是警惕的失败，甚至不是阅读小说般感慨，而是真实的平视，从在体制三十年悲喜交加为平淡的人生平视同样处于某一种体制之下的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更像是从一个简单或者散漫甚至错误的开始出发，命运也好，性格也好，终究遮不住最真实也是最动人的心灵之声，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达到梁羽生可能达到的武侠顶峰，完成了类似于《春江花月夜》对宫体诗的救赎。

刘国重

略论《金庸梁羽生合论》

[ 2007/1/22 12:13:00 | By: 黄搞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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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作者：黄搞搞

    文学论争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诞生
之后，无数作者起而效之，刮起了武侠小说的飓风。作为开创者的梁羽生，以及后来居
上的金庸接连地推出了精彩之作，“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时至今日，他们的作品依
然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之作。一九六六年身为《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想借着武侠小说的
热浪，将自己创办的《海光文艺》推向读者，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
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应罗孚之邀仅在《海光
文艺》第四期上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显然，罗
孚想热闹文坛的想法落空了。由于金庸的热情并不高，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即便如此
，我们也应该透过这一系列表象，去挖掘《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对武侠创作者，尤其
是对金庸梁羽生对这些武侠大家的影响。

     一、略窥《金庸梁羽生合论》

　　

　　《金庸梁羽生合论》长达两万字，基本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对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
创作进行了一番比较，找出异同，品评优劣。佟硕之言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
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两人都“兼通中外”，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
）的影响较深，梁羽生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
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则写作手法比较平淡朴实
，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开篇看来，佟硕之的评论似也中肯，可接下来的批评似
乎已带有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了。佟硕之从武、侠、情等方面对金庸进行了批评，说金庸
写武功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时又成了忠奸不辨，写爱情甚而不顾是非礼仪。在谈到文
字风格时，对金庸在旧回目诗词的引用上，一针见血，提出了著名的“宋代才女唱元曲
”之说。读于次，很容易让人想到佟硕之是否就是梁羽生本人呢。果然，1988年罗孚在
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揭露了《金庸梁羽生合论》的真正执笔者就
是梁羽生本人。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一九
五六年十月到第二年共三个月的时间内，金庸、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写过《风虎
云龙传》）在《大公报》副刊版上开设了名为“三剑楼随笔”专栏，“或谈文史掌故、
名人轶事，或谈琴棋书画、诗词联谜，或论神话武侠、剧影歌舞，每多神来之笔。”①
梁羽生同金庸如此熟稔，可以想见，梁羽生化名佟硕之的这篇文章，招招攻心，记记击
中了金庸的要害。面对如此的文字攻歼，金庸乃至其他武侠作家又将何去何从？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加之金庸又是个坚毅好胜的人，从这年（即一九六六年《金
庸梁羽生合论》发表，金庸的《天龙八部》正在连载）以后金庸所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金庸对梁羽生的某些看法是不认同的。虽然当时《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后，金庸
只以《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对梁羽生的批判提出了辩驳。当然金庸之所以能成为
今时的武侠第一人，与其谨严的创作态度是不可分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对他批评
真切之处，金庸也一一予以改正。从金庸对武与侠、对爱情、对人物的刻画、对历史的
处理中不难发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打响。

　　二、从金庸的创作看合论的影响

　　

　　（一）影响一：“神奇怪诞”“为国为民”——金庸对武与侠的特殊阐释

　　佟硕之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
是达成“侠”的手段。写武功不宜太怪诞离奇，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他批叛了金庸的
武功到《射雕英雄传》后已越来越神怪。金庸似乎并不同意佟硕之的看法，在《天龙八
部》中，以剑气杀人的“六脉神剑”，《笑傲江湖》中的“吸星”，这些武功恐怕
以足矣让梁羽生匪夷所思了。更为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则完
全颠覆了传统的武侠小说，让不会武功的韦小宝游于众人之间而独立鸡群，这更是与梁
羽生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金庸也另接奇葩。《
笑傲江湖》中围困任我行的梅庄四杰即以其独特的武艺成为佳话，琴棋书画这些最为传
统的东西被金庸融于武功之中，尽善尽美，也让人赏心悦目。《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以
书法化入武功、杨过的“黯然销魂掌”以诗句化入武功，从实战上来考虑，将书法诗词
融入武功似乎儿戏，有附属风雅之嫌。但也正是这些独到之处成了金庸说最吸引人之处
。剑中有诗、剑中有书，刀光剑影中显出诗文韵味，打斗的目的不再是杀伐，更是文化
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许多武功多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
感也都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书中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药知识，多彩的
人文地理景观……中国文化美好诗意的一面，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刀光剑
影中这位洋才子的功力是不可小趣的。金庸、古龙的小说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对庄禅
境界的追求，但更为让其高出同辈的也许是将这些化在具体的打斗情景中，使刀光剑影
中洋溢着书卷气。《笑傲江湖》中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以无招破有招”的剑术，《天
龙八部》中枯荣大师的枯禅功只到半枯半荣的境界，无法达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
亦枯亦荣”之境，以及《神雕侠侣》中“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的剑魔独孤求败的求
败意识和剑学五境界，所有这些，都源于作家对佛道思想的领悟。“打斗场面的人生感
悟、文化色彩和哲理成分成了金庸关于武的特殊阐释。”侠客的打斗逐渐由内转外，由
技能转为修养，由技击本领转为武学境界，由注重物质转为突出精神。武侠益趋人文化
。而在对侠的看法上。金庸也在《射雕英雄传》中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给了侠以
全新的概括。将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这种侠义传统与儒家最高价值标
准的完美结合，使具有“为国为民”大侠精神的武侠形象成为中华民族最完满的人格象
征，为读者所推崇。他在将原本为此类江湖传奇所不可避免的“快意恩仇”的行径，作
了进一步的淡化处理，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任意杀戮的观念。金庸将真正的大侠归于
能笑傲江湖的人。从早期的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到后来的杨过、令狐冲等等。
前者总让人感觉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后者更为潇洒、自在得多。再往后《鹿鼎记》
为我们塑造出了韦小宝这样一个武侠世界四不象的人物。不难发现，“金庸的小说历经
了正义大侠—大侠—中侠—无侠—反侠的过程。”②侠也是真的人。金庸小说中的侠多
活跃于平衡江湖的多元文化之间，成了文明进步的一种变革的推动力量。侠的真正本质
，并不是以善对立与恶，而是以激进对立于保守，从而体现其特立独行的不凡人格力量
。

　　诚如佟硕之所言“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后期作品如《笑傲江湖》中的聋哑婆婆
，最初读者都不知她是谁，直到最后才揭出她是仪琳的母亲，似乎就有着西方侦探小说
的意味。古龙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在一次与金庸的座谈时，古龙就说“武侠小说有一
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
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梁羽生则依旧坚持己见，他所塑造的侠之大者多为典型的侠派正宗，正邪分明，具
有理想化的倾向，有几分公式化、概念化的成分。也许这是“亦狂亦侠真名士，能笑能
歌迈俗流”的名士型侠客才是梁羽生文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思想意志在其笔下江湖
的浪漫追求吧。也许正是二者的追求不一样而成就了各自笔下的英雄，但是如若从人性
的复杂与矛盾来考虑，金庸的“以身试法”无疑得到了更多人的喜欢。他“将人性带出
可见的低迷与庸弱，让生活在平庸状态的人们有以兴奋和感动，获得回肠荡气的高峰体
验。”③

    （二）影响二：金庸将情进行到底

　　“武”“侠”“情”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
合论》中将金庸同梁羽生的爱情做过一番比较，“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
较起来，则似乎稍微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
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他批判了金庸小说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且惯用
一男多女的爱情模式等等。熟知金庸的人提到情无疑则都会想起贯穿《神雕侠侣》始终
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也许没错，在作者的眼里确实是爱情
至上的，但这并不奇怪，任何事情都是人物性格使然的。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
中就说“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其实却须归于两人本身的
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
地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在《韦小
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也说“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几十部小说中，我感
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也许正是意识到“情”对于武侠创作，人物性格刻画的重
要性，金庸将情进行到底，最后在《鹿鼎记》中韦小宝身娶七妻臻于极致《笑傲江湖》
中，令狐冲能在名、利、权前如此的超俗，源于他对情的追求。这种爱情至上主义可看
作是金庸将生命的无限提升，如此的真挚与执着。温瑞安也曾在评点《笑傲江湖》中指
出：“这些贯穿全书的‘大丈夫气概’‘英雄意识’‘好汉心态’最后还是落实在‘情
’字上达到了升华。”《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恐怕则会让梁羽生嗔目结舌了，七个老婆
坐怀其中，不仅延续了一男多女的追求模式，更是让韦小宝成了七个人的归宿。《鹿鼎
记》拆解了美丽的爱情神话，也恢复爱情的本来面目，世俗而现实。且不论这种观点是
否陈滞落后，但着无疑是对佟硕之最强有力的抵抗。

　　

　　（三）影响三：“忠奸不分”——金庸人性形象在塑造

　　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合论》称颂了金庸前期的作品艺术价值较后期要高，且正邪
忠奸有别，后期作品却于大是大非而不顾，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隐忍的批判金庸不懂
历史。作为一个要以作品鸣于世的作家，金庸当然有其独特的性格。以《鹿鼎记》的韦
小宝为例，他已完全丧失了金庸前期作品中陈家洛、袁承志等梁羽生心目中完善的大侠
风范，取而代之的是机灵过人、油腔滑调、见风使舵而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形象。不论是
宫廷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还是三山五岳高手云集的江湖世界。韦小宝以其“三角猫
”的功夫却能如鱼得水，无往不利，这不得不让人意外了。这样的人物又如何去评价他
的是是非非呢？也许正因为金庸通过自己的笔写出了现实中的残酷，展现了生活中的无
奈，人的身不由己。韦小宝显得更为真实也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了。也正是这一无厘头形
象，串起了整个《鹿鼎记》的故事。金庸自己也曾说韦小宝是个判逆的角色，说谎、整
人，唯一会的也就是挨打就逃了。这种反英雄是真实的，也更是普遍的。相对于梁羽生
同期的作品来比较，金庸的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他有意无意的将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在
读者面前，并不作出结论，却总让读者们久久沉思，这样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成功的。金
庸自己就说过：“人生并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
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由
此可见金庸笔下人物的成功与金庸对人生的透彻理解是分不开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之
所以令人一读再读，百读不厌，是因为他牢牢地把握住了成功的要诀——借暂时的人物
来描写永恒的人性（雨果语），这样，他的作品才散发出纯文学名著所特有的永恒的魅
力。”④金庸自己也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
价值。”金庸塑造出的具有完满人格的理想形象看似高高在上，但他也同样予以他们常
人的喜怒哀乐，有爱亦有恨。《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侠肝义胆，豪爽慷慨，却也因仇念
而造诸多杀孽，手刃自己的情人阿朱，落得终身愧疚。这是人性的真实。《射雕英雄传
》中机智过人的黄蓉，到《神雕侠侣》中成了相夫教子，为子女操劳的婆妈形象，非但
没损读者对她的好感，却使黄蓉的形象更为亲切感人，人物由神性走向了人性。

　　

　　（四）影响四：“痛改前非”——金庸修订旧作结奇葩

　　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出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的，金庸则是现代的洋
才子。在诗词回目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上，洋才子自然被名士提出了批评。“金庸的小
说最闹笑话的地方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
’的妙事。”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指的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与“渔樵耕读”中
樵子答唱《山坡羊》之事。樵子所唱以及黄蓉所答，并非是金庸为书中人物所代写的，
而是引自前人的作品，且为元代散曲名家所作，其作者张养浩，宋方壶皆出生与1227年
成吉思汗死后，而黄蓉与樵子的对答则在成吉思汗在世之时，那么黄蓉唱元曲则被佟硕
之称之为金庸犯了常识性错误。且不论小说对诗作的引用需不需要如此严格，但这也足
以让金庸重新注视自己的作品，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修订工作。增删故事情节，回目诗词
修改，尤其是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回目诗词上下痛下苦功。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以说达到了巨细靡遗的地步，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都有
，改后之作文字风格更为典雅流丽，独具魅力。在回目的重新设计上，金庸也下足苦功
。“从《雪山飞狐》的不着一字，到《射雕英雄传》等的四字拟目（如“风月无情”“
故人之子”）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子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
）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在
到《鹿鼎记》将前人查慎行的诗句融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⑤
作者的匠心独具不可不说受到了佟硕之批判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金庸象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大规模的修订自己的作品，这也不
可不看作是对佟硕之批判的最高回应。在金庸的修订版中，历史意识的增强是其最明显
的意图，其于历史处的谨严态度也被人笑称其有“历史癖”。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
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津津乐道。一方面多凸显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作者
在正文中附加了注文、按语，引述史料，更显历史真实感。《碧血剑》附了人物论《袁
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附有成吉思汗家族传记，尤其《鹿鼎记》为甚，金庸自己
都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在金庸的修订版中，各类夹注俯拾即是，更有甚处将具体
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就增进了“‘据历史记载，大
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
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话。”⑥金庸小说无论是
其前期对背景的勾勒，还是修订版中体现的对史识的娴熟，都体现出其史实的渊博，最
起码不是佟硕之口中的缺乏常识。黄蓉唱元曲那回（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
庸自注说：“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
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而在其他书中，金庸亦时时对其小说
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
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乃特特征引史料多种，并曰“为增加小说之兴
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又如《鹿鼎记》第二
十一回：“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
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后自注说：“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
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
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小说七分
虚构、三分历史。他将真正的历史同传奇故事合而为一，水乳交融，总是合情合理恰倒
好处，读者难辩真假，有时候明知是子虚乌有，却往往从心底更愿意相信小说里所说的
是真实的。金庸老到的笔法，不拘泥于历史的真相，突破传统的模式，以假乱真，让传
奇人物来深刻反映历史精神的实质。正如《鹿鼎记》中韦小宝其人其事，直如痴人说梦
，但谁又能说这部小说中的人事在当时的独特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呢。金庸将历史化为传
奇，达到了化境。


     三、 成就大家

　　《金庸梁羽生合论》的发表迄今以近40年，新派武侠小说也日趋成熟。从开山鼻祖
梁羽生，到后来居上而集大成者金庸，再到受前辈影响另劈蹊径而独放异彩的古龙。三
剑侠虽都已封笔，但他们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侠义英雄，他们的作品被竞相
拍成电影电视剧，热闹了文坛，也热闹了百姓的生活。以金庸为甚，“正如宋代有水井
的地方就有人歌咏柳永的词一样，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读金庸的小说。”武侠
塑造了金庸，金庸更改变了武侠。金庸以其谨严的创作态度，孜孜不倦的学者精神，花
费了上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作品一修二修再修，不厌其烦琐，可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
肃认真的通俗作家，更也许《金庸梁羽生合论》这根导火索功不可没。

　　

注释：

　　1.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2.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3.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290页

　　4.董跃忠《武侠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5.6.林保淳《金庸版本学》

　　

参考文献：

　　1.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葛涛谷红梅苏虹选编《金庸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葛涛谷红梅苏虹选编《金庸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7.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吴晓东计碧瑞《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姜璐杨正芳选编《著名专家学者被师大演讲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徐扬尚《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金庸《金庸作品全集》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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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月补上书剑恩仇--金庸和他的江湖
凤凰大视野 凤凰大视野 今天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到这幅对联，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个人名。是的，他就是金庸。作为华语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金庸用这幅对联串起的武侠小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时代。

金庸生前曾经说过，希望自己能“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在这句意味深长的愿望里，饱含着大侠一生怎样的侠胆柔情和悲欢沉浮？他能“悄然离开”他所创造的江湖吗？在金庸逝世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去探求金庸那个璀璨的世纪。







金庸





1


从1955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此后的17年间，金庸共创作过15部武侠小说，近1500个武侠人物。金庸为我们塑造了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武侠世界。可以说侠义在金庸小说中必不可少，它是金庸小说中最富人文精神的地方。金庸曾在接受许戈辉的采访中表示：“我写武侠小说主要的动机是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不大有侠义精神，希望提倡一下。”




《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



1972年，金庸在完成《鹿鼎记》后宣布封笔，几乎令所有的金庸迷都为之惋惜。然而，这就是金庸，他宁愿“大闹一场”后，“悄然离去”。他用17年的时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人皆可成侠”的世界。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认为：“金庸的侠是真的侠，是动了自己的真情，动了自己的感情的那个侠。”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墨认为：“其实武侠小说，我们讲完全是个虚构的江湖。但是金庸先生他把这个真实存在的历史和社会这样一个纬度，也引入了他的这个小说创作当中。从而想象的世界和真实世界形成一个内在的张力，或者是一个倒影，或者是一个背景。”编剧史航认为：“金庸笔下的侠是夹缝中的人，但是那些人那些侠告诉你，在夹缝中也可以做人。”




《明报》上连载《鹿鼎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掀起金庸热。金庸武侠小说进入内地后，盗版之风随之而来。1985年，金庸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剑恩仇录》，首印50万册，定价4元，毛利润达50万元。金庸获得5万元版权费。




百花文艺出版社《书剑恩仇录》



金庸将5万元版权费全部捐赠，并表示将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部小说。或许这是金庸打开大陆市场的一次尝试。遗憾的是，最后并没有实现。八年后，金庸与三联书店开始合作。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率先把金庸小说集带到内地。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




三联版金庸作品集



2001年《金庸作品集》告别三联版，进入广州版时代。无数读者通过文字想象着金庸的武侠世界。但让金庸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却离不开一部接一部的“金庸剧”。




制片人 导演张纪中



2001年张纪中版《笑傲江湖》成为大陆首部金庸武侠剧。迄今为止，张纪中共拍摄了8部金庸武侠剧，被公认为华人世界中拍摄金庸剧最多的一位导演。正是在一部部作品的创作中，张纪中也感受到金庸先生的真性情。





2



金庸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了“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浙江大学教授徐岱认为：“家乡的情怀永远是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他的家乡，或者说向他的理想中的家乡致敬。”



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认为：“金庸很愿意写钱江潮。我觉得潮水，因为这是他家乡的一个特质，这个应该也是他的家族里面的血液里面的基因，所以这个特质让他一路裹胁着，钱塘江潮一路裹胁着让他走了很远很远很远。我记得他回来时间最多的就是跟观潮节相匹配的季节，也就是每年的10月份前后，海宁潮水最大的季节他要回来。”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海宁袁花镇赫山房。1936年，金庸考入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嘉兴古城，烟雨楼畔，金庸本可以安心求学，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炮火响了，浙江的嘉兴、海宁等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师生们开始了千里流亡，最后到达丽水碧湖。在联高的一年级，16岁的金庸遭遇到人生的第一次危机。




少年金庸



金庸后来自述，在学校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同时，他也承认“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




浙江省立联初亚历山大级毕业纪念 第三排右一为金庸



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处于战火纷飞，前途茫茫的时刻，但对于刚刚中学毕业的金庸来说，他还是决定，到千里之外的重庆继续他的求学梦，实现自己的外交官梦想。但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学习期间，金庸因不满学校纷争，不合理的校规挺身而出，终为校方所不容。一年后，金庸就被校方辞退，金庸又一次面临失学。西南大学教授韩云波认为：“金庸他后来能够把江湖的这种勾心斗角也好，或者说这种所谓的正邪斗争也好，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写得那么出彩，我想这是跟他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是有关系的。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生活体验，就是他深入生活，只不过这个他是被动的，有些作家是主动的。”



这段乱世求学、漂泊异乡的经历，无论是在金庸先生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报业浮沉中，还是社会活动中，无疑增添了厚重的人生色彩以及刻骨铭心的感悟。





3



金庸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会评论，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金庸武侠小说全球发行量已经超过3亿册，由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多达百部。此外，金庸更是白手起家，一手缔造了香港知识分子的大报《明报》，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的成功典范。



对于金庸来说，办报纸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这并非是一件浪漫的事。除了掌握一磅白报纸的价格，金庸也坦言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也要小心计算，“不可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和《金庸与报业》作者张圭阳则认为：“对金钱来说，金庸要作为生意人他用的非常谨慎，私人的财富他有时候又很豪爽。”




1959年《明报》创刊号



1959年，南下香港的第十一个年头，金庸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1959年5月20日，这一天《明报》正式创刊。《明报》初创，筚路蓝缕，金庸曾表示写小说是为了提升报纸的销量，对他来说办报才是主业，写小说是办报纸的副产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小说养了报纸。在这里与其他作家不一样的是，金庸既写小说也写评论。这才是他的特点。”



金庸与报业结缘的历史向来已久，早在金庸在衢州中学读书时，就曾在《东南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并结识了《东南日报》的编辑陈向平。1946年，金庸回到杭州后，在《东南日报》开始做外勤记者，主要负责收听外国电台、广播，从中选取有价值的国外新闻并编译成国际新闻稿。随后金庸又考取上海《大公报》，从杭州前往上海。



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证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胡政之、张季鸾等老一辈报人的精神对金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多年后，金庸仍清晰地记得南下香港的这一幕，写下了“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金庸在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



1961年《明报》发行已上升到两万多份，但仅靠武侠小说，《明报》很难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大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对政治局势进行中立的报道和评论。不到十年间，《明报》日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跻身香港大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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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的副业。金庸的主业其实是他的《明报》。从时间上来看，自1959年创办，到1993年易主，《明报》确实占据了金庸一生中34年的时间，刚好是他武侠小说生涯的两倍。



金庸将他对国事民生的关切洞悉都倾注于一篇篇社论里。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金庸对上世纪后半叶香港及中国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预测。这一点连他自己也颇为自得，他说他写社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作预测”，而且“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认为：“金庸写社会评论具有他的敏感性。聪慧、敏感，同样也可以看到他的全局性的观点。”






1972年，作为小说家的金庸宣布封笔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明报》及其政论中。站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瞭望角上思索两岸三地的时事与政局，金庸以他的洞见与热情承担起了更多的历史责任。很快，金庸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1973年春，随着蒋介石退居二线，更加务实的蒋经国向已成为华人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金庸发出了采访邀请。



回到香港后，金庸在《明报》上写下了3万字的连载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讲述他为期十天的台湾之行以及与蒋经国的一席长谈。




查良镛《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81年2月26日，金庸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的社论。金庸预测，中国政府会在香港租约到期15年左右正式启动和英国的谈判。5个月后，金庸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此时，距离上一次他接到中国外交部的邀请，已经过去了31年。这一天，他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来到了人民大会堂。31年后，迎接他的已不再是中国外交部的普通官员。




金庸与邓小平



1981年从北京回港后，金庸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影响香港未来的讨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表一篇有关的社论。这些社论后来被他集结成册，以《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为名出版，可见对这个阶段的发声他是何其珍视。



张圭阳采访时表示：“到了1982年-1984年中英谈判的时候，英国千方百计希望影响金庸，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去做一个筹码跟北京去进行讨价还价。一个凳有三个脚，香港也做一个脚，当时的港英政府在香港推了很大力的宣传力度，希望香港媒体全部支持他的理论，把香港扶持起来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这样。金庸站在爱国立场他坚决反对这个。”




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1985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59个委员中有23人来自香港。查良镛以记者的个人身份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年过花甲，第一次参与全国政治，金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提出了很多方案和建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查方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双查方案后来并没有得以实施，这也成为了金庸心头永远的遗憾。然而，金庸并非不懂得遗憾的艺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曾经由无数个遗憾和孤独时刻组成。



2018年10月30日，金庸走完了他94年的璀璨一生。但他的江湖和侠义永存。“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

在金庸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一同回望这位世纪老人璀璨的一生，也深深感受到了他那留有余地却又广阔无垠的人生气象。感谢他给我们创造的那个包罗万象的江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绵长悠远的回味与想念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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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金庸和他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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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英雄之路，潜藏的阴影蠢蠢欲动 ——金庸武侠小说的心理学解读之二



2016-02-28 08:51:05我要分享 0条评论
他写的已不是丑与恶本身，而是造就丑恶的根源—苦难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痛苦和仇恨。而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英雄方能跳出“勇者斗恶龙”的杀戮模式，真正的救赎才会发生。

郭靖是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标志。是他，让传统武侠英雄高大全的形象被扔进了垃圾桶。

他亦是金书里出场年龄最小的主角，贯通“射雕三部曲”的关键人物，金庸把他从胎儿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仅体现了英雄的整个成长历程，还有一层新生的意味。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与前作两位主角相比，靖哥哥无论从出身、相貌还是资质看来，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路人甲，天赋光环全部没有，除了那股牛一般的韧劲以外，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笨郭靖与不完美的英雄

之前说过，《碧血剑》的结局，象征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开始面对和接纳阴影。他第一步要面对的，正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自身的弱小与缺陷。体现在武侠作品中，就是笔下英雄不再完美，剥离理想化投射，各种身心缺陷开始呈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射雕》以后，除了段誉外，金书主角的身世就是一路滑铁卢的趋势：杨过他爹是“汉奸”，虚竹是和尚的私生子，令狐冲是孤儿，韦小宝更不消提。

郭靖呢。郭父啸天是小山村里的武夫；郭母李萍则是普通村妇，没有武功，连姿色都欠奉。这俩生出的儿子，粗眉大眼、愣头愣脑，跟“玉树临风”之类的词儿毫不相干。

没有家庭背景又不帅就算了，要命的是他还笨。“这孩子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4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

大漠初遇，朱聪随手教了拖雷三招，拖雷马上就会，郭靖却是“教得十招，往往学不到一招”，笨到把师父（韩小莹）气哭。江南六怪释心教导多年，他自己也极其努力，然并卵，一出手就被小角色尹志平秒成了渣。

我想，郭大侠之笨，在古今英雄侠士传奇中，当得上是第一人了。

然而，却正是这活灵活现的傻大笨粗，使郭靖这个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比过往每一个主角都要深入人心。

书中第二回里有一段，说铁木真亲率大军追杀神箭手哲别，受了伤的哲别逃到郭靖家中，躲在一个草垛子里，大军赶到，窝阔台和术赤分别采用从诱之以利到死亡恐吓的方式，诱逼郭靖说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彼时郭靖才6岁。生死关头，如何表现一个6岁孩童的价值观和勇气才不会显得失真？金庸果断给了郭靖的“倔”和“笨”一个大特写：他不懂说谎，面对蒙古军，以为只要自己闭嘴不说话就可以；被术赤打得满脸是血，他反而更加倔强，不住叫“我不说，我不说”，殊不知这句话，反而暴露了哲别藏身于此的事实。

郭靖对哲别的保卫战无疑是彻底失败的，然而小郭靖憨笨背后的纯真与侠义，却展现得极其成功，毫不矫情。



不仅是主角，黑白分明的界线，在《射雕》中得到了整体性的打破。

小说里面，像张召重那样人人得而诛之的“真坏人”固然已找不到几个；正派中讨人嫌甚至有道德瑕疵的也不少（参见强暴小龙女的尹志平）。

譬如长春子丘处机。他那火爆霹雳，不分青红皂白的脾气简直让人醉：牛家村一出场差点错杀郭啸天和杨铁心；在嘉兴法华寺又冤死焦木禅师。虽为侠道中人，丘道长与正常人的可沟通指数却接近零。是以他逼郭靖娶亲，黄蓉便想到—应该也逼他自己娶个又肥又丑的女人，让他学会同理别人。

《射雕》不仅是一个关于郭靖、黄蓉的故事，还是黄药师的故事，洪七公的故事，老顽童的故事，乃至是梅超风和九阴白骨爪的故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老顽童，每个人都把人性中的一个侧面表现到了极致，再不能用正邪、好坏、善恶的标准去划分了。



无法回避的人性冲突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碧血剑》里有袁崇焕，《射雕》里也有一位隐藏的超级英雄——岳飞。

“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全书一开始就紧扣《满江红》的主调，点出“靖康之耻”带给全天下汉族臣民的耻辱。其后诸多情节围绕着《武穆遗书》展开，郭靖也是凭着这部兵书镇守襄阳十数年，无数次击败蒙古军队。

岳飞之于郭靖，与袁崇焕之于袁承志的意义是类似的。只是从心理发展和自我实现程度来说，郭靖比袁承志进步了太多。

人只有接纳自身的弱小，才能放弃对补偿性的强大与完美的追求，贴近自心，从而不致在恐惧和欲望中迷失。

在桃花岛上，老顽童对郭靖谈起，首次华山论剑，王重阳得到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以及《九阴真经》，回到终南山后，却不去练经中功夫，而是把经书紧紧地藏了起来。当时老顽童百思不得其解，郭靖却一听就明白：王重阳参加华山论剑，并不是为了争当天下第一，也不是为了学《九阴真经》的武功，他是要挽救天下豪杰，免得他们为了抢夺经书而互相残杀，大家都不得好死。

“这部经书害死了这许多人，就算再宝贵，也该毁去才是。”郭靖说。他一生做事便是如此，不擅深思熟虑，鲜少得失衡量，只是遵从内心最纯朴的世界观。如是，反而能激发出内在真正强大的力量，所以，他真正做到了秉承武穆遗志，为保家卫国奉献了一生。

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连金庸都说，自己最佩服的主角是郭靖。



至此，《射雕》当无愧为当时武侠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

然而，金庸却不愿止步于此。他写小说，想写最真实的人性，郭靖写得虽好，却始终有点似一个童话或寓言。

他天资虽只中人之下，德行却是毫无瑕疵的存在。这种德行上的完美既有赖于上述心理成长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金庸多少为他的人生开了挂。

郭靖一生，虽然经历许多困难险阻，却鲜少遇到触及人性底层的剧烈心理冲突。大家可能会问，成吉思汗逼他以金刀驸马身份挥师取宋，攻打自己的母国，导致李萍惨死、郭靖逃亡，难道不是一次惨烈的冲击吗？

是的，这是一次冲击，却不是冲突。蒙古与大宋，由于李萍自幼对儿子进行了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教育，于郭靖来说，取舍间并无两可。

要知道，人性善还是性恶，中国人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但实际上，当一个人立场纯粹时，明辨是非、舍身取义，都是不难的。唯有面对自他立场带来的冲突，小爱与大爱的冲突，以及个人情感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等，才最痛苦。

因此，比起逃离蒙古，对郭靖来说，真正构成了心理冲突的反而是依约娶华筝还是从心娶黄蓉的两难，只可惜这个张力金庸很快就替他摆平了，大汗成了他的杀母仇人，金刀驸马自然不会再当。

这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手法，何尝不是对人性更深处的阴影的回避呢。


杨过，整合的痛苦

不过，虽然金庸对郭靖极尽偏爱，人性冲突的张力在《射雕》仍然有很多体现。我就只谈一个重要的人——杨康。

杨康是郭靖指腹为媒的兄弟，却比郭靖倒霉得多。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就是天生锦衣玉食的大金国小王爷，可是当他活到18岁，突然有人告诉他：他爹是假的，身份是假的，连国籍都是假的。更狠的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番噩耗，亲爹妈就在自己面前死了，“养爹”则成了杀父仇人。

这不是搞错了国籍就随便改回来的问题，其时宋金正在交战，从小他耳濡目染，就是要攻打宋朝，现在突然间全盘颠倒，人人都要他马上倒戈抗金，甚至去杀完颜洪烈。

然而，人的价值观是从小潜移默化而成，正如郭靖对岳飞的崇拜自小已深入骨髓，假如换作有人告诉他他是金人，他又将何以自处？金庸舍不得拿郭靖当作人性试刀石，这份撕裂之痛就只好由他兄弟去担待，因而暴露的人性的私心、贪念、怨毒等骂名，也由杨康去承受了。

显然，郭靖与杨康，可比照袁承志与金蛇郎君，同是互为阴阳的两面。只不过这次杨康不再是个已死之人，不烦郭靖去挖掘，就活生生地杵在他面前。

幸而，尽管杨康到最后为所有人所鄙弃，郭靖对他还是怀着深厚感情的，仍然把他看作兄弟，正是这样的感情基础，给了自我与阴影进一步实现整合的可能。

于是，1959年《射雕》完结，《神雕侠侣》出世。



杨康去世14年后，破窖外杨过出场，成为新的主角。他的个性同时具备了靖康二人的主要特点。首先，他勇敢和侠义。郭靖6岁勇抗术赤，救哲别，杨过13岁熊抱赤练仙子李莫愁，助程英、陆无双，都是出于一副仗义心肠。其次，他像乃父杨康一样狡猾，撒谎骗人张口就来，机变百出。

他是杨康的儿子，却由郭靖命名、抚养，意示着二人所象征的心理侧面的整合。

只是，跟前一阶段不一样，碰触人性深处的阴影，绝不会是一个愉快过程。就像一个人一直跟自己说“我要做一个温和善良大方的好人”，不能发脾气，不能有私心，直到有一天突然不强迫自己了，过往压抑的消极情绪和欲望、情结都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多么可怕。

如果说郭靖的不完美尚体现在外貌、出身、智商这些不涉本性的地方，那么杨过个性中的问题却是深入到人格层面的。

从桃花岛到全真教，金庸塑造出了一个因极度自卑脆弱而极度偏激自傲，甚至带有受害妄想倾向的别扭少年。然而他的偏激又不全是心理创伤所致，里面包含了一种郭靖身上从未有过的，对世俗眼光、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反叛。

从这个角度，《神雕》里杨过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清理过往的创伤：几经心理挣扎后，达成了与自己臆想中的“杀父仇人”郭靖的和解，化解了父辈留下的恩怨。

第二件是自我实现与发展：通过寻找爱、化解仇恨，实现了一个偏激少年向一代痴狂大侠蜕变的过程。

可以说，郭靖用他的一生树立了一个传统大侠、民族英雄的标杆；杨过却用他的半生打破了这个模板，他做了很多郭靖不会做也不敢做的事情，比如光明正大地和小龙女谈师生恋，世人从此知道，“侠”不只有“忠恕仁爱”一个样子，也可以俾倪世俗、狂放不羁。

至此，英雄自身与阴影的整合初步完成了。

爱与救赎

杨过以后，金庸大笔一挥，继续写，写出了谢逊、杨逍、四大恶人、田伯光等后期发生了重大反转的反派角色。

是的，到这里，主角的继续发展已不是我最关心的了。我们始终要记得，英雄成长的目标不是强大和完美自身，而是爱与救赎。

你会发现，阴影整合越到后期，金庸对“恶人”的态度越是悲悯。

尤其在书名来自佛经的《天龙八部》（意指夜叉、阿修罗等八种神道怪物）里，高潮莫过于萧峰历尽艰辛，终于找到那个冒充他到处杀人的“大恶人”，却发现这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所谓恶贯满盈的“带头大哥”却是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更离奇的是，少林方丈和叶二娘又是虚竹的亲生父母。

其间层层迭出之“奇”并不是最精彩的，造化弄人才最唏嘘。萧峰找到了仇人，却无仇可报，心里空落落的；虚竹找到了父母，又马上失去了父母，痛哭失声。

此时，他写的已不是丑与恶本身，而是造就丑恶的根源——苦难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痛苦和仇恨。

而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英雄方能跳出“勇者斗恶龙”的杀戮模式，真正的救赎才会发生。

如是，令狐冲五霸冈与邪魔外道聚会一下，跟采花贼田伯光交个朋友，又何伤大雅呢。

原文刊于《南风窗》2016年5期

刘国重

韦小宝解读
一、韦小宝之前世今生

　　作为文学人物，韦小宝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然是个异数，怎么让他，一个妓院出身的小无赖，成了风云际会的主人公？我曾说韦小宝有贾宝玉的影子，但那只限于男女关系方面；论社会身份，论形象气质，最与韦小宝相近的，是阿Ｑ。

　　阿Ｑ的姓名、籍贯乃至经历都不清楚，"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Ｑiou"；韦小宝也差不多，"……这小孩生于妓院之中，母亲叫做韦春花，父亲是谁， 连他母亲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宝，也从来无人问他姓氏。"他们都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即土地庙）里；也没有固定的 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韦小宝呢，"……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 个赏钱"。

　　他们都不识字。但平生都签过一次名：阿Ｑ在杀头前画了个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 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韦小宝倒比阿Ｑ强多了，在与罗刹国（俄罗斯）签定《尼布楚条约》时，他写出个"小"字，"左边一个圆团，右 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的竖将下来。……'你瞧这个字，一只雀儿两个蛋，可不是那话儿吗？'"

　　都好赌。

　　都无赖。阿Ｑ欺负小尼姑，韦小宝纠缠尼姑（九难）的徒弟（阿珂）。

　　打架多打不过别人。每逢这时，阿Ｑ就在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韦小宝给梦中情人阿珂刺了一剑，他的反应跟阿Ｑ异曲同工："啊哟，谋杀亲夫……"

　　阿Ｑ就是韦小宝的前世啊。

　　他们的不同，在于性格，尤在于命运和结局。

　　阿Ｑ是乡下人，没见过多少世面，韦小宝生长国际大都市，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阿Ｑ脑袋一团浆糊，韦小宝机警百变；阿Ｑ胆小如鼠，"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韦小宝虽怕死，倒是胆大包天，一偷再偷《四十二章经》。

　　阿Ｑ只能在土谷祠里幻想革命，意淫未庄众佳丽："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 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韦小宝却在扬州丽春院里跟洪夫人、方怡、沐剑屏、双儿、曾柔、阿珂 和假太后七女大被同眠，春色无边。

　　阿Ｑ欲革命而不可得，而韦小宝身为"革命党"（天地会）高干，最后却"告别革命"--既因为与康熙的情谊，也因为自己的活命享受，不愿意反清复明。

　　最后，阿Ｑ被当作强盗的替罪羊冤杀，韦小宝却诈死退出江湖，想必一世吃喝嫖赌，逍遥自在。

　　总之，前世的阿Ｑ是悲剧，今生的韦小宝是喜剧，韦小宝可谓阿Ｑ的颠倒版、成功版、狂欢版……《鹿鼎记》不也是一部武侠化的《反阿Ｑ正传》吗？

　　阿Ｑ的形象集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金庸在《韦小宝这家伙》中也说："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 韦小宝身上了。"不过，阿Ｑ太萎琐，韦小宝又太可爱，须将这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最著名的形象合而为一，才庶几近乎典型的中国人。

　　二、韦小宝的床上借口

　　前一阵不时看电视《小宝与康熙》。"杀龟大会"一节，众豪杰大呼小叫，信口开河，竟有人提议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抓来（其实陈园园本就是鸡），不禁哑然失笑。翻检《鹿鼎记》原著对照，这倒不是电视剧乱编的，小说原作：

　　有人说道：将陈圆圆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

　　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 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 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 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Ｑ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 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 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 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 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私欲，是阿Ｑ式的庸 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的道德安全套了！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在床上，本无法做爱国的事，只适合做爱做的事。

刘国重

芦笛：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两种极端论调，一种认为金庸小说真是什么文学杰作，曾经闹出去为金庸申请诺贝尔奖的国际笑话来。这其间林先生尤为可笑，高行健获奖后，他和我公开论战，暴露了本人彻底缺乏文学修养，可能连一本西洋小说都没看过，连最起码的文学常识都没有，就敢大无畏地实行“外行领导内行”，令人啼笑皆非。  

另一种论调则认为金庸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写通俗文学的低级文人而已，为他小题大作太不值得，虽然在国人中还不算大多数。  

本人当然只是个文学票友，不过自问文学修养还是比较全面的，古今中外多所涉猎，唯一看不懂的东西乃是大陆作家残雪的玩意。不过芦娘子的文学鉴赏力不错，人家既然肯定，我当然只有随声附和表忠心。此外别人也作过点指点，等我带着问题去活学活用，或许终于能明白那玩意高明在何处也未可知。  

在我这票友看来，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当在两极之间。他当然算不得伟大的文学家，但也不能算平庸的文学家。他写的当然是通俗文学，不过他好歹到达了通俗文学的最高峰。使得本来不能登堂入室的下九流玩意入侵了高知们的书房，其文风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当之无愧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  

所以那天我说，是否读过金庸，从作者的文风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例如易大旗、陈奎德等人绝对看过而且熟悉金庸的作品，老郑（义）则不然，很可能没看过，就是看过也不感兴趣。我作此判断，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否提到或引用过金著中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角色，而是根据他们的文风。就连老芦写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庸的影响，可见那流毒之深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影响全民文风的似乎只有三人：鲁迅、毛泽东和金庸。因此，对金庸作品的全面中肯的评价，似乎是知识分子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金庸本人的艺术成就和他为人的人品如何完全是两回事。我历来强调，必须把作品和作者本人人格分开，实行“油水分流”的二元论。可惜在这上头搞“合二而一”从来是中国传统。所以至今我没看过蔡京的字、秦桧的诗文、严嵩的文章，连芦娘子都不如——她还看过阮大铖的《燕子笺》。《哀哉》文主要是批判作为政治家的金庸的言行，与他本人的艺术成就毫不相干。  

从艺术价值来说，我认为，金庸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法国的大仲马。网友们总该看过他的《三个火枪手》以及《基度山伯爵》（原译《基度山恩仇记》）吧？这其实是我剽窃家兄芦箫的评论，是他首先说出“金庸是中国的大仲马”来的，而我深为赞同。  

金庸与大仲马特别相似之处，乃是两人都是说故事的高手，能虚构出惊险万状的情节来，让你一拿起来就无法放下，非得熬夜读完，把层出不穷的悬念一一打破，看个水落石出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这种效果还不只发生在“初夜”，隔久了重读也照样有此奇效。在这上头，金庸和大仲马毫无区别，可能还更胜一筹。  

两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基本情节根本经不起推敲。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过金庸根本不懂物理学闹出来的笑话，那什么“四两拨千斤”、“将对方的力道反转过去，悉数加在对方身上”就是最常见的科盲笑话。不仅如此，他有时连生活常识都没有，这才会把积雪当成流体，允许血刀老祖在雪下如同游泳一般任意游动。逻辑上的破绽更是惨不忍睹，例如周芷若盗窃了倚天剑、屠龙刀内藏的秘笈之后，制造冤案，赖赵敏为祸首，而金毛狮王谢逊明明知道那是周干的，在张无忌神功复原后就完全可以公布真相，却要一口咬死是鞑子公主小妖女干的事，还格外义愤填膺，直到后来才把真相说出来。这里面的破绽，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就连市井文盲也能看得出来，而金大侠就是有本事毫不犹豫地把那作品推出来。  

大仲马也有这个问题。猫头鹰垮台后，党刊曾经批判过《基度山伯爵》，原因非常可笑——江阿姨据说很喜欢那电影。有篇文章倒是招招正中死穴，指出爱德蒙（或爱德华，记不得了）在监牢里挖地道，肯定要挖出大量的土来，这刨松了的土一定占有几倍的地道的体积，根本就无法隐藏，然而这秘密工作也就竟然未被发现；又如小爱去冒充隔壁的死人，躲在装尸体的袋子里，被人家扎好袋口，从悬崖上扔进大海，居然也就不会震昏过去，更有本事在水里打开袋子钻出来。更玄的是作者怕他摔在岸边砸死了，竟然让那俩狱卒互相提醒千万要把尸体扔进大海去！不过，和金庸比起来，大仲马毕竟还不是那么破绽百出，编造出来的神话可信度比金作高到无法比拟。  

除了科学上、常识上和逻辑上的破绽外，金作的一大显眼毛病是常常忘记前文已经交代过的细节。这点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并举了大量例子。如果前一类错误可以原谅，这类毛病则不可宽恕了，但愿金大侠在修改旧作中把这些破绽统统弥补过来。  

统而观之，以曲折紧张离奇扣人心弦的情节取胜乃是金庸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特点赋予了他的小说以极大的娱乐性与极高的可卖性，这与好莱坞为代表的世界浅薄文化的大潮倒相当合拍。自从中产阶级取代了贵族阶级作为社会中坚后，全世界文化都呈现了从高雅细腻走向浅薄通俗的大趋势，好莱坞的惊险片就是其代表。现代人和１９世纪的贵族们不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细审视内心，探索人性奥秘，需要的乃是紧张热辣刺激火爆的即时消费品，而这些人取代当年的贵族，代表了现代消费主力。所以，金庸小说的成功，似乎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金庸小说的成功的另一秘诀，是它符合中国传奇演义奠定的传统。我曾在旧作中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经典小说不一样，更强调的是引人入胜的紧张情节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这和它起源于“说话人艺术”分不开——从一开始，中国小说就是迎合市民消费心理的定向明确的通俗文学，自然要与针对贵族和专业人士的西方小说有雅俗之分。而金庸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趋势，当然要在中产阶级勃兴之时独领风骚。  

金庸小说的第二大优点，乃是塑造人物特别栩栩如生，而这也是直接继承中国经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优秀传统，因而特别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它和经典小说的共同之处，乃是塑造的形像特别生动，但也特别简单极端：好人就是好到毫无瑕疵的大侠诸如萧峰、郭靖等人，坏人就是坏到匪夷所思、十恶不赦的欧阳锋一类。这类简单角色使国人看起来特别过瘾，江阿姨的样板戏其实也是秉承同一传统。  

和先贤不同，受过西方文学艺术熏陶的金庸的视野当然要开阔得多，所以他也尽量试图突破那套路，可惜他做到的只是捏造出左冷禅、岳不群那种伪君子来，本质上仍然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只不过是装成好人罢了，具有的并非复杂到难以简单判断黑白的人性，而是善于巧妙伪装的邪恶。这和西方经典小说塑造的那些复杂人物形像完全是两回事。  

金庸塑造的另一类生动人物，类似我儿时看的马戏中出来插科打诨的小丑（请看卓别林主演的《马戏团》），大众都知道生活中毫无这种小丑的原型，但一样能被逗得前仰后合。金庸在许多作品中都塑造了这种虚假人物，诸如桃谷六仙、赵钱孙、谭公、谭婆等。他们出场并不是由情节自然发展的逻辑决定的必然结果，而是完全出自作者故意搞笑娱乐读者的主观需要，因而也就毫无生命力。  

金庸塑造的第四类人物乃是变态分子，同样也绝对不会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除了金蛇郎君那种复仇变态狂外，最常见的就是爱情变态分子，正面者诸如仪琳小师父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情圣，负面者则是逼迫金蛇郎君爱她的五毒教老情人和《神雕侠侣》上那李什么（大脑断路，一时想不起名字来了，即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的同志）。介乎正反之间的类型则是周伯通的老情人瑛姑。这些人也完全是为了读者消费需要刻意制造出来的，各有各的用处：正面变态分子（亦即情圣如仪琳辈）骗取了怀春ＭＭ们的无数眼泪；反面教员使人惊心动魄，增加了作品的张力，而瑛姑之类的疯子则使大众为周伯通的狼狈开怀一笑。  

总而言之，金庸确实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然而吊诡的是，他们之所以生动，正因为是一堆简单角色，在这点上它深符由《水浒传》开创的悠久传统审美习惯。更吊诡的是，正如我在《从金庸小说谈到国人的内心世界》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许多国人内心世界惊人的苍白和简单，金庸塑造的简单人物类型本来只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但在现实生活中竟然能找到基本符合的例子，例如因细故对某人怀恨在心便立志搞垮网站并使得之破产，竟然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于复仇活动，像煞了《倚天屠龙记》上的成昆……，当然，网路世界是一个极度夸张了的哈哈镜世界，或许不是客观的取样处吧。  


除了这些优点，金大侠的文学作品似乎就再也找不到优点了。文学是人学，最重要的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拓，对人性的深入探索，然而金大侠在这方面乏善足陈。如上所述，他塑造的人物形像毫无真实性，基本都是一群极度夸张的漫画像。他唯一突破传统的乃是指出了“正邪之际原难分明”，而且所谓邪派有时比正派人物还要善良得多，说明江湖上正邪两大派对立之无稽，尤其是塑造了灭绝师太那种大义凛然到可憎的“清流”人物，这从传统文学观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突破。  

但不幸的是，这只是他试图用小说“载”的“道”（亏他还好意思说他不同意“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张，其实他的蚱蜢舟载的道比谁都沉），并没有通过成功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上面已经说过了，他的“恶清流”其实是伪装了的坏人，而“好邪派”其实是被误会的好人（如明教群雄）。他从未塑造过西方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正邪交错在同一人身上的复杂形像。相反，他的“正邪分际难明”的立意，其实是游离在作品之外、靠作者本人强行灌输给读者的生硬理念。  

总而言之，金庸当之无愧是现代中国最成功的通俗小说作家，无论从金钱还是艺术的角度来说都如此，但他恐怕不能排入中国现代文学家中排入前十名，其艺术造诣似乎连贾平凹都不如。  

当然，因为作品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他大概可以作为唯一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通俗文学家。如《水浒传》至今脍炙人口一般，金著或许也能在未来中国人中代代流传。但他不可能如同法国的大仲马那样进入世界文学史。这原因已经说过了，鬼子们不懂什么１２经络，奇经八脉，根本就无法理解“六脉神剑”那些鬼话。  

金庸本人虽然貌似谦虚，但其实很自负，看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便不难洞见这点，据他本人说，他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和倪匡那超级下等写匠一样，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好看”，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性。  

我也反对“文以载道”，但如上文所述以及下文将要讲到的，金庸根本就没能避免这种作法而是大载而特载。这且不论。我也承认金庸小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富于娱乐性的文化商品，读金著甚至比看施瓦辛格驾垂直起降飞机去营救他被绑架的女儿的惊险片还过瘾。但好看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美的，论姿色，《花花公子》、《Penthouse》上随便挑一个性感肉弹出来都要强过蒙娜丽莎万倍，然而似乎没有哪个名模的照片给挂进了卢孚宫。  

金庸的作品确实很好看，但遗憾的是往往并不够美，而这在我看来则是他塑造的角色远离了现实生活，而其内心世界又没能得到深入开拓的结果。用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他只是二流作家中最拔尖的人物罢了。他当然强过巴金何止百倍，但遗憾的是，那只不过是因为巴金那些一钱不值的政治宣传品被时代潮流阴错阳差地带到了不该去的高处而已，并不是因为金庸本人的艺术成就如何如何了不Ｄ。


西方小说传入中国后，旧小说的这些毛病立刻便引起了注意。《孽海花》的作者在序言里就谈到这个问题并自我吹嘘了一番他的“攒珠花”式的结构。此后中国的长篇小说当然再没有这些问题，但真正把传统的传奇、演义和西方小说、甚至电影的技法如此水乳交融地完美结合在一起，大约除金庸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金庸小说的妙处，在於“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除了王朔）都能在其中找到他（她）想找的东西：怀春少女找到游坦之的痴情；多情少年陶醉在仪琳小师妹的纯情中；怀着英雄主义梦想的刚勇青年把自己“代入”萧大侠的角色；灵魂深处梦想着三妻四妾的男儿以为自己就是一口气娶了七个绝色美女的韦小宝（根据《自私的基因》，雄性生物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广布自己的基因）；史学家看见人世沧桑；哲学家看到永恒的人性……金大侠的货郎担赛过超级市场，能让所有的人见欲见而归。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排金庸小说的座次，大概每个爱好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排名榜。金大侠自己说越是后来写的越满意。我最喜欢的还是《鹿鼎记》。这倒不是暗盼齐人之乐，主要是这部小说的手法最圆熟，思想最深刻。它当然也能从中国的传统中觅出端倪。儿时看过一本小人书《董一了》，讲的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如何因为阴错阳差成了大官，贪赃枉墨捞成了大款。后来敌人攻城时此公抱着印信去投敌，却不幸失足落水淹死在护城河里。等到贼退后他却成了以身徇城的烈士受到表彰。韦小宝以一个胸无点墨的妓女的私生子位列三公，官拜抚远大将军，比什么都深刻地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康乾盛世）的不可救药。当然，比起配享孔庙的九千岁魏忠贤来，小宝委实是个好同志。读到他抚摸着感动得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的吴之荣的脖子时心想：“老子恨不得在你这儿砍上他妈的一刀！”时，我真盼望如今的官场上尽是韦小宝同志那样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割了那些毫无节操的“人”的舌头，再送给仇家处死。

要说正面人物，我最喜欢的还是“一段木头”段呆子，因为他最鲜活。萧大侠一流人物过于“高大全”，看后面目十分模糊，一不留神就把他和苗大侠混了起来。金庸小说中最美不胜收的地方，是书中人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可以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如丁典和金蛇郎君的爱情故事以及令狐冲智斗田伯光的故事。其中尤以后者最令人目迷心醉。在那里，作者又一次运用了“造险”与“破险”的国画笔法，将令狐冲逼上了万无生路的绝境，然后又出其不意而又非常合理地将他从容解脱，使他反败为胜。类似的技法在黄蓉冲出沙通天、欧阳克等人的包围时也用过，但读来毫无雷同之感，反而每次都让金大侠的绝技彻底征服。相比之下，古龙曾让小鱼儿一夥困在地道里，象《渡江侦察记》上的英雄们困在重围里一样，因为连作者或导演本人都想不出办法来突破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只好让他们在下一个镜头就安然出现在包围圈外。这且罢了，在金大侠笔下，连佛经都可以用作仪琳小师妹的最纯真无邪的情歌。大概自那译文无比拙劣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问世以来，世上还从未有过、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人想到它的这一用途。据说武功练到极处，飞花落叶信手拈来都是利刃，信矣哉！

当然，人物描写也有流于脸谱化的地方，黄蓉、赵敏、阿紫的古怪精灵、滑稽多智就老是让人琢磨金大侠是否自己就曾让某位刁钻丫头捉弄过一番，害得他老人家至今“口角噙香对月吟”。英雄的成长，如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也经历过类似的“天将降大任”式的非人的折磨。此外，写的多了，也就难用不同的方式去使主角武功盖世。除了虚竹和段誉的武功是飞来的横财，肖峰的武功是受之于天之外，别人的人似乎都得靠一本秘笈：袁承志、游坦之、张无忌、令狐冲，等等。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金庸的小说是我见过的破绽最多的东西��
第三册中，星宿派大师兄摘星子“全身都裹入烈焰中”，众弟子齐声歌颂阿紫“替星宿派除去了一个为祸多年的败类”，显见是死透了。可是后文又说他“幸而尚保全一条性命”。该同志本已内力全失，断无能力扑灭全身的烈焰，想来是阿紫走后被同门救出，以便可以拿他“一路上殴打侮辱”。只是以星宿派的规矩，他们又怎敢做冒犯大师姐的事？何况大面积烧伤（烧伤面积百分之百？）在植皮长好之前，就是想殴打也没个下手处，没的弄个满手脓血。

第四册中，虚竹误打误撞放下一枚白子挤死了一大片自己的棋，是在段延庆已经下了许多子之后，但后来他给童姥复局时，放的第一枚子却是他那着臭棋，使童姥冷汗涔涔而下，连呼：“天意！天意！”

第四册中，“天山折梅手”在聪辩先生口里却是“逍遥折梅手”。大师兄连本派重大武功的名字都会说错，活该打不过叛徒丁春秋。

第四册中，李秋水去找童姥晦气，童姥的部下正全神提防她的到来，灵鹫宫想必戒备特别森严，而乌老大等辈居然可以摸进宫去擒获童姥，殊难思议。当然，严格地说，这不属於我定义的“破绽”。

第四册中，虚竹在冰库中与梦姑欢会阳台，被她摸了顶，吓得小和尚魂飞天外，以为暴露了光头。“岂知那少女摸到的却是一片短发。原来虚竹在冰库中已二月有余，光头上早已生了三寸来长的头发”，故而天机未曾泄露。虚竹想来是用了“老神仙生发丸”，两个多月头发便能长三寸长。不过在宋代，三寸短发与光头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除非梦姑以为“梦郎”是半岁大的小儿郎，否则起码也得问一声对方是不是辽东金顶门下的好汉。其实，金大侠根本用不着写这段，热恋中最用不着的器官就是脑袋。莫说没头发，就是没脑袋梦姑又岂会在乎？

第四册中，童姥诈死，并未“骨碎筋断，吐气散功”，李秋水明明知道同门人的死法，而且在童姥真死后还向大众详细通报本门的死状，她却被童姥骗过，而且童姥也被她的诈死骗过，两大高手都是一样糊涂。自然界有个“质能守恒定律”，武林中恐怕有个“武功智力守恒定律”。二者此消彼长，武功强了，人也就得变傻一些才是。

第四册中，灵鹫宫中九天九部寻找童姥的方向如下：昊天部向东方，阳天部向东南方，赤天部向南方，朱天部向西南方，成天部向西方，幽天部向西北方，玄天部向北方，鸾天部向东北方。可是等到昊天部在东方找到童姥后，回去的路上最先碰到的，不是向东南方的阳天部或向东北方的鸾天部，却是向西南方的朱天部的哨骑。等到昊天部和朱天部派出联络游骑把各部召回，向东北方寻找的鸾天部却又变成“在极西之处搜寻童姥，未得音询”。幸亏金大侠始终没有忘记把守灵鹫宫的是钧天部。尽管如此，虽然鸾天部一直没有找回，等到众人到了灵鹫宫下，却又成了“八部诸女”了，想来是鸾天部自行回家，在山下实行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但据说童姥“御下甚严”，该部未找到童姥便自行回家，想来是盼望老童把她们逐出灵鹫宫去，实行“曲线嫁人”之计，不过据说诸女都是受尽男人荼毒、让老童在旧社会那黑古隆东的井底下打捞出来的苦大仇深之辈，“在童姥乖戾阴狠的脾气薰陶之下，一向视男人如毒蛇猛兽”，为何又会思凡？想来再教育的威力再大，也敌不过体内的荷尔蒙吧。

第四册中披露，童姥没有练过“小无相功”，发现虚竹身上的无涯子老先生的功力有小无相功在内，顿时打翻历时一个花甲以上的老醋坛子，拿虚竹的光头当鼓擂。后来又交代，童姥自己对小无相功也不甚了了，无法详细指导虚竹。虚竹是在灵鹫宫的石室中参悟了它的精义的。但据四使婢反映，童姥经常在该石室中钻研，“往往经月不出”，何以又不去练此功呢？若说不屑为也怕未必，因为李秋水跟她性命相扑之时很靠此功救了几次性命，童姥如此想杀她，怎么会不去“知己知彼”？

第五册中，慕容复被鸠摩智点了大穴，虽想求饶，却作声不得。但被扔下井后，穴道未解，却立即能与表妹应答如响，不亦怪哉。从井上到井下那么一眨眼的工夫，金大侠就忘记了上文，也是怪事。这口井的时空差那么大，倒有几分象《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上的那口井。

第五册中，包不同忆苦思甜，回忆小时候在一家瓷器店里作学徒的往事。后文却又说：“包不同数代跟随慕容氏，是他家忠心耿耿的部曲。”当然，不排除慕容氏为了复国大业，开了个瓷器店做掩护，如由朱贵同志当经理的梁山酒店一般。

第五册中，自以为是出家人的虚竹陪段誉去招亲，毫无理由在两个结义兄弟都已离开暗室之后，还赖在那里等公主接见。

以上胡说，当然也只会象王朔的“歪批三国”一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只不过如果金大侠能看到这篇不是东西的东西，下次印第一百零八版之前轻舒猿臂，款扭狼腰，稍加弥补，使白璧无暇，书迷无憾，又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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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谈国人内心世界

昨见某网友谈电视剧《天龙八部》，很惊讶她居然会去看名著改编的国产影视片。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说的魅力离不开读者的想像。换言之，它的创作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金庸写的那种“成年人的童话”尤其如此。

例如段呆子因为习得“悲鸣神功”，莫名其妙地把人家苦苦修练一世的内力吸来；又如无涯子老先生飞起来使个千斤坠，死死地把头顶压在虚竹小和尚头上，硬把一身内力强行灌注给他。这些情节在读者脑海中自然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但如果搬到屏幕或银幕上去就莫名其妙了。影视艺术是一种直观的视觉艺术，一般无法留给观众太多的想像余地，更无法由导演出面，详细解释悲鸣神功是怎么回事，顶多只能靠对话交代。因此，武侠小说其实最不适合拍成影视片。若看过原著再去看改编的电影，必然大失所望。

这还不是名著改编的唯一问题。老芦有个自定的规矩，就是从不看经典名著改编的玩意，免得败了胃口，彻底破坏了原来的好印象。

话说猫头鹰垮台后“解冻”之初，海外电影开始陆续出现。我从内部消息听到要放香港拍的《屈原》，雀跃不已，好不容易盼来公映，看后却后悔得几乎把肘子都咬了下来。

说实话，我就是从那时得出“香港是文化沙漠，广东人乃最丑的中国人”的结论的。宫女们一律身着尼龙装且不说，连古罗马的角斗场景也居然会搬上去。最拆烂污的是，任何有点小学文化的同志大概都知道，屈原同志本是楚国的贵族，不料导演鲍方那老东西居然把人家强行派做奴隶起义领袖！

老芦此前是车间“工人业余理论小组”成员，“评法批儒”乃是本人的业余专业，深通猫头鹰那些“奴隶起义”的胡说八道。看了那臭电影，才发现香港左派竟然连这套玩意都拷贝了过去。犹记当时感喟最深的是：香港左派跟中央这么紧，到底是怎么控制他们的？要是派我出去，老子瞅冷子就跑到第三国去，让你们再也抓不到！

最糟糕的是鲍方（饰屈原者）一劳永逸地毁去了我对屈原的无限深情。此前老屈本是我最热爱的诗人。青年时代读《离骚》，常常情不自禁地泪洒司马青衫。看了那臭电影后，只要一想起老屈来，糟老头子鲍方那勉强撕开的眼裂就出现在眼前，让我把头甩得跟博浪鼓似的都甩不掉。

愤恨之极，我甚至责怪起上帝来：当初他设计人时，为何不在人的大脑里也装个咽喉？这样的话，如果谁想删除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只需像杜丘一样掏喉咙，便能把服下去的毒药吐得干干净净，岂不是功德无量？

有了那教训，我从此便再不看名著改编的影视。紧接着放的王心刚主演的《伤逝》、严顺开主演的《阿Ｑ正传》，我都敬而远之，为此甚至得罪了要我陪同前往的太太。电视剧《红楼梦》也如此，连一集都没看过。《西游记》倒是给孩子逼着看了几集，好在吴承恩还没给强奸得面目全非。

那时在国内，看电影是最大的娱乐。主动放弃这种娱乐当然是一种痛苦的损失。懊恼之余，不免得出痛苦结论：中国人没有改编祖宗留下的名著的能力，必然要用现代意识形态对原著进行“强迫做爱”，因此，改编了的名著只适合文盲观看。

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中国特色，似乎赖不到社会制度上去。苏联电影我从来都很喜欢，特别是那些名著改编的电影诸如《复活》、《苦难的历程》、《黑桃皇后》以及契诃夫的若干名著，对原著忠实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而艺术水平之高，远远超过后来我看过的好莱坞制作的改编作品。其实论文化艺术，美帝远不如苏修，只能算个发展中国家而已。

出国后，日日生活在异国文化之中，思乡情热，便再也无法抗拒那巨大的诱惑，于是便看了两集《水浒》。Again， 那破玩意又是对施耐庵进行无比粗暴的“强迫做爱”，用现代价值观念去拔高经典文学形像。我看的不多，就那么两集，不过光看见的那点也就够了。

例如“智取生辰纲”那节，书上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消息最先是赤发鬼刘唐听到的，跑去告诉土豪劣绅晁盖，说明了是去送他“一场大富贵”，大大地发一注横财。这完全属于土匪打劫性质，根本没有什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崇高动机，更不是用来作起义的资金。后来造反乃是因为白日鼠白胜（？）在床上打摆子，给官家捉住了，吃打不过，招了出来。众人无路可走，只好从暗寇变为明匪而已。整个事情的性质就是如此。老施非常客观地写了出来，丝毫没有替这些人粉刷的意思。
然而因为这些人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英雄，编导们可能觉得实话实说太丢人，只好用“现代价值观念＋造反有理”作点整容手术，硬把抢劫金银财宝说成是深谋远虑地为起义作准备，看了直让人恶心。

另外那集则是讲鲁智深的。老鲁这个人物算是《水浒》中稍微有点深度的角色，性格稍微复杂一些，既有众英雄都有的流氓习气，又有点侠义心肠，那才是真正的花和尚。例如他救金翠莲、打郑屠，都是侠义心肠的表现，但在寺庙大闹则完全是流氓脾气发作，在大相国寺收降一众泼皮，就更是黑吃黑，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但在电视剧中，老鲁流氓的那面统统让编导用手术刀细心割除了，留下的只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好汉。这种正面人物，便和看熟了的“老八路”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看了这两集电视剧也算是有点收获。过后我老是在问自己：如果你是编导，该怎么办？想来想去似乎领会了人家的苦衷。《水浒》里的流氓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不作整形手术，实在端不到现代观众面前。

例如李逵就绝对是个市井无赖。他初会宋江时，流氓性格就暴露无遗。这家伙为了请公明哥哥吃鲜鱼，拿出欺行霸市的一贯作风来，跑到人家的船上强行把拦住活鱼的篱笆拔起来，把渔户辛辛苦苦捕捞来的鱼放了一船又一船。弄出如此大祸来还毫不惭愧，还要痛打前来问罪的渔霸张顺，直到人家把他弄下江去，淹了个半死才算清静。

最可恨的还是他丝毫没有什么锄强扶弱之心，本身就是个恃强凌弱的土棍恶霸，最擅长的就是抡起板斧，不分良贱，专拣人多处下手，排头砍将去。这种人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一定是个黑手党，专贩海洛因。

神行太保戴宗也好不到哪儿去。宋江给刺配到江州时，他是管牢的节级，以杀威棒强行索贿，其贪婪狠毒跃然纸上，直到宋江出示了柴大官人的介绍信才回嗔作喜。那段故事，甚至连我小时候看了都觉得恶心。

就连神拳武松也有流氓的那面。他在小旋风柴进家里害了病，正在向火，宋江没留神，一脚踩在盛着火炭的锹柄上，那火炭飞了起来，飞了他一脸。他跳起来，劈胸抓住老宋就要打——人家那毕竟是无心之失嘛，难道一个英雄就连这点肚量都没有？

最让人扫兴的，还是他让金眼彪施恩用小恩小惠收买，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上，甘心作打手，前去痛打快活林，整个没脑子的粗胚。后来为了报仇雪恨，竟然把仇人的满门良贱都干了，未免狠毒得太过份。说起来，武松除了用赤手空拳打死只老虎外，似乎根本就没什么值得称道的英雄事迹。更何况打老虎是走投无路。哪怕是非英雄，在那种场合出于求生本能也会胡踢乱打一番。

所以，说刻薄些，《水浒》基本上是一曲土豪劣绅、市井流氓和公门鹰爪孙的颂歌，其中唯一有点战略头脑的脑力劳动者就是宋公明，知道靠流氓无以苟安，必须建设一只职业化军队，获得与官家讨价还价的资本，为此只好千方百计地去拐骗欺哄离间，把朝廷军官逼上梁山作骨干。

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群下三滥，千百年来却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凡是中国男子，恐怕没谁不在小时候就把这书看得烂熟的，然而似乎谁也不觉得那些英雄形像之恶心，包括小小芦在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实在的，这问题我直到现在也想不大明白。唯一说得过去的答案似乎是：第一，传统中国社会实在太黑暗，就连土匪都好过了官府。那些“英雄”们其实是病态社会中的矮子里拔出来的将军。第二，直到现代，一般中国人心目中还是没有什么文明法治观念，所以英雄们干的那些烂事不会引起反感。

如果这两条成立，则似乎可以预言，等到中国人进化到一定文明程度，《水浒》就会被淘汰。兴许，未来的中国人看此书，会像我家小芦看《聊斋》和《镜花缘》一样恶心得看不下去。

《水浒》长盛不衰的另一原因，大概是国人内心世界太简单。在《玩不厌的千年文字游戏》中，我说：

“古典章回小说当然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历久不衰的生动人物形像，可惜这些

角色都是性格简单的主，群英（芳）谱基本上是可作简单分类的善恶脸谱。作
品的情节和对话都非常精彩，然而对角色们在情节展开中的复杂的内心活动的
描写却大多阙如。严格地说，四大经典名著中除了《红楼》外，人物形像基本
是漫画式的简单勾勒。哪怕是最杰出的《红楼》，在宝、黛、钗的三角恋爱那
幕重场戏里，主要角色的心理活动描写，不说是一片空白，起码宝钗是怎么想
的，在三国大战中究竟是消极还是积极，实在是让人没法看出个端倪来。当然，
莫泊桑、契诃夫也常常完全不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但人家用的是‘无为而治’
的巧妙手段，作“不写之写”，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出来。

说穿了，我们的经典名著的魅力，主要在于精彩复杂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然而
头脑惊人地简单的人物。当然，正如林先生提醒我的，不能忘记时代限制。与
西方最早的小说《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比起来，咱们的名著在那
时堪称举世无双。问题是人家在中世纪后突飞猛进，而咱们还在热衷于玩那玩
不厌的千年文字游戏，到现在也拿不出可以和西方十九世纪的巨著比肩的作品，
却迷失在老祖宗的留下的盘陀路中，浑忘了那四大名著在当年确实是名著，在
现代却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不说别的，翻烂中国文学，你也找不出一个象
于连、苔丝、涅赫留道夫、安娜·卡列宁娜、列文、‘白痴’、罗亭、奥勃摩
洛夫那样复杂的人物来。”

又说：

“因为这种无知，我们才会闹出郑重其事地提名金庸作为诺奖候选人的笑话来。
金庸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尽管在结构上吸取使用了大量的西方技法，但走的
还是传奇演义的那条老路，主要靠情节和人物取胜，因而迎和了国人的审美习
惯。当然，他在塑造人物形像时学习的西方的技巧，创造出了一系列远比旧小
说那些漫画像复杂的人物群像，顶峰就是《鹿鼎记》上的韦小宝。然而和中国
雅文学一样，他的俗文学也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拓。那些至情至性的情圣
们最能打动女性，然而却很少有人想到那不过是一群雷锋式的理想人物。不管
在道德上还是在感情生活中，现实生活中没有圣人。真实生活里的仪琳无论怎
样痴情，身上一定仍有某种残存的‘妓性’。而令狐冲可能确实会为小师妹移
情别恋伤心欲绝，但我想他恐怕和当年失恋的小芦一样，一边痛不欲生，一遍
还是会本能地、下意识地盯着街上的丽人看。”

说这些话大约是三年前的事，如今再度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这些话其实只指出了症状，并没有一语道破根本原因。说到底，国人喜欢名著中的漫画人物形像，以及被金庸稍微复杂化了一点的漫画形像，乃是因为大多数国人自己就是这种简单漫画形像。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出的复杂的西方式文学典型，乃是因为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复杂典型。论内心世界的复杂程度，咱们至今还处在小儿科水平。如果说西方人的内心世界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片，则咱们的至今还在黑白片过渡到６０年代国产印染法制造的彩色片阶段，除了黑白分明，便是大红大绿如同杨柳青年画。

说起来，这点小小的感悟，还是上网来的收获。我原来以为金庸创造的那些角色太简单、太绝对，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会有，不料在网上混了几年，却不胜惊骇地发现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同志��

刘国重

芦笛：金庸、古龙与俗文学经济学规律

某网友谈金庸，尽说外行话，堪称一无是处。老芦看不过，免不得要出来一如既往地耳提面命，点拨点拨这糊涂小子该怎么去骗纯真少男痴情少女的钱。说什么金庸的书尽是破绽，那还用说？我早说过了，金庸小说乃是我见过的天下破绽最多的玩意，还举了大量例子证明这一点。不过这毫不相干，大家看金庸不是来搜剔破绽的，是来寻找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乐子的，也就是寻觅所谓的escape（逃避）。

再说，某网友就连破绽都没找到。例如他说无涯子老先生自己既然打不过叛徒丁春秋，难道把真气注入毫无武功的虚竹小和尚反而就能办到了？这只说明他根本没细看那书，人老先生自己也知道没用，但他也无法去求师姐师妹，那原因很简单：他逃还来不及呢，还敢送货上门？师姐他没脸见，也决不会爱上一个侏儒。师妹他讨厌见——李秋水不是因为他看着大理无量山石洞里的石像发呆，去勾引了许多美少年在他面前调情么？所以，他怎么也不可能去求那两大神通广大的高手帮忙。何况这种事也没什么光彩的：师父打不过弟子，竟然要去请求同门援手，谁好意思开这口？  

所以，他的本意是想找个琴棋书画俱精、皎如玉树临风的美少年，把自身全部内功转移给他，再让他设法勾引上师伯师叔。弟子代师父报仇，请求那两位高手相帮就没什么丢脸的了。可惜虚竹丑得跟古龙似的，傻得跟某网友似的，他大失所望，但又觉得虚竹能打破那珍珑，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于是就实行了原定计划。而小和尚因缘凑巧，竟然获得了三大高手的内力，这才一举击败了丁春秋。  

所以，金庸的书确实到处是破绽，某网友专门找了个不是破绽的地方，倒也难得，就像要在我卧室里地地毯上找没让书报和其他杂物覆盖之处，的确很需要功力。  

至于某网友所说的什么床上戏就更是胡扯，我已经在楼下点拨他了，告诉他“清纯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规律，得到了广大革命同志的一致赞扬。这里再推广到整个俗文学领域里去，宣讲一下“俗文学经济学规律”。  

所谓俗文学，亦即通俗文化读物，最大的特点是媚俗，所谓媚俗，就是真正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降低自己的趣味去迎合广大小市民的趣味，创造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作品越能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也就越能兑现为票子。  

那么，什么才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绝对见不到的人事。我们过去就错在这点上，这才会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大演工农兵”的错误口号。我已经在旧作里说了，那阵子敝人从农民老大爷荣幸地改任工人老大哥，最怕的就是出大力流大汗一天后，晚上还让领导逼着去看电影上的工农兵出大力流大汗。  

这就是帝王将相、侠客美女（过去是才子佳人）永远能打动人民的心弦的秘密——谁也不可能在平庸得起腻的日常生活中见到这种人。同理，这也是金庸为何要捏造出那许许多多根本见不到的情圣来。那完全是为了人为制造强烈反差：现实生活越是人欲横流、纸醉金迷，人民大众对清纯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情圣的感情需要也就越强烈，市场价值也就越高。这就是经济学最起码的规律：物以稀为贵。  

所以，哪怕是风月老手，看了金庸那些虚假透顶的情圣也会情不自禁的目迷心醉：谁看到仪琳小师妹在令狐大哥垂危时狂热口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时不会凄然欲泣？谁看到令狐大师兄在听到灵珊欢唱“妹妹，上山采茶去”时不会随着他一道万箭穿心？这些不可企及的情感极致，如同不可企及的“六脉神剑”、“悲鸣神功”的体能极致一样，同样代表着一种读者在精神上的憧憬，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太虚环境式的解放，让他们得以从低下世俗的环境中潜逃出来。  

而今某网友却说，那太不真实，应该除去处子玉臂上的守宫砂，让她们上床！那与废了诸大侠的超人武功何异？那还配叫什么武侠小说？！说出这种昏话来，需要的功力比在我房间里找个下脚处还要深三十年！  

所以，金庸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两大卖点：武功＋侠义，以及美貌＋情痴。这是所谓“补偿疗法”，现实生活中缺什么就要补什么，这才能起到海洛因、致幻剂作用，使得工农兵学商一齐溺此不拔。  

由此也就区分出所谓俗文学和雅文学来。前者着眼于市场，不管是否真实，但一定要情节生动、悬念频生、高潮叠起、火爆热辣，在血腥打斗同时还得峰回路转，弄点回肠荡气的爱情悲喜剧出来，调剂放松读者的神经，以此兼顾两性的需要：男性需要释放潜在的暴力冲动，女性需要为芳心虚掷哭湿手绢。因此，一定不能让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也不要让所有的有情人都不成眷属。金庸在这点上把握得特别准，除了纯情男女，他还有意弄些半疯不癫的老情痴、老醋坛出来搞笑（例如《天龙八部》上的赵钱孙和谭公谭婆那仨老活宝）。这就是他成功的一大秘密。  

所谓雅文学则完全与此不同，作者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读者，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冲动的一种发泄。所以，它不是有意编织的俗艳织锦，而是作者出乎天籁用心血自然而然吐出来的茧丝。从我自己写小说的尝试经验而言（虽然极不成功，备受侄女然然和贤甥消极的糟蹋），那情节根本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根据内在的逻辑自然展开的。故事怎么发展，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边写边在笔下自动展开，仿佛是个会自动生长的活物。唯其如此，它才可能真实，并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心理需要制造出来的虚假幻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实在不明白古龙是怎么成功的。他的小说简直就不堪卒读，我从头到尾坚持读完两部：《绝代双骄》和《楚留香传奇》，前者是小芦借来的，后者是他买来的，我看过一遍就再没兴趣，讲些什么现在全然一片模糊。在我印象里，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能记住的爱情故事。  

当然，古龙毕竟还是会玩弄悬念的，但那一望即知是抄来的老套路。我记得《楚留香传奇》上似乎有个船上不断死人的悬案，一看就知道那是某部西方惊险片上抄来的。  

但就在这些方面，他也远远不如金庸。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金庸的本事，是“造险”与“破险”：把主角逼近万无生理的绝路，却又出乎读者意外而又非常合理地将他解脱。最成功的就是令狐冲智斗田伯光，谁也想不到令狐在大败亏输、身负重伤之后竟然会反败为胜。  

当然金庸也有失手之时，那什么《连城诀》编得最差。而他让金蛇郎君在断了脚筋手筋之后居然还能从报情仇的老情人手下逃出，躲进绝壁上的一个山洞去，埋下大量炸药，简直就是拆烂污。  

相比之下，古龙简直惨不忍睹。在《绝代双骄》中，他让小鱼儿和一群人陷入绝对无法逃出的地道，连他自己也想不出解救的办法来，只好在下一镜头让大家平安出现在野外，并通过人物对话，用所谓“暗场交代”告诉读者，那是小鱼儿找到了一个暗道。这烂污拆得简直可以进吉尼斯大全了。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小鱼儿六岁时不就是被人和豹子关进了同一个房间里么？那豹子是怎么死的，小鱼儿又是逃出生天的，读者和作者一样，都丝毫不知底细。  

从文化水平来说，金庸也绝对不是古龙能比拟万一的。古龙整个是文盲，文字功力差到极点，那小说写得跟诗歌一样，一句话一行，倒有点看好戏的风格。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人物形像是靠塑造烘托出来的，不是靠作者自己出面去吹嘘。金庸笔下的江湖豪客一个比一个更厉害，到最后上场的就是东海先生那种半神半人的角色。但在这过程中，金庸自己并没有出来对广大群众介绍登场人物怎么怎么厉害。那厉害是通过武打衬托出来的。如东海先生那样自我吹嘘的，多半是《碧血剑》上吕七先生那种丑角，不过是袁承志的“陪衬人”而已。可古龙似乎从来没学会这套，行文中有一半篇幅是作者自己向读者吹嘘主角怎么怎么厉害，让你边看边替他吃力。  

论国学的渊深广博，古龙连替金庸提鞋都不配。他不仅连点稍微像样的古文古诗都捏造不出来，比梁羽生差远了，而且就连章回小说的语言功夫都没有，所有人物都用现代汉语发言。不仅如此，书中角色居然还能在客店里闻到被褥上的香皂（或肥皂，记不住了）气味，说明这狗东西起码的古代生活常识都没有，竟然连肥皂是舶来品都不知道。老祖宗洗衣用的是皂角（我小时还见过大人用此洗衣服），相同的只有那个“皂”字。  

就连武打的描写，古龙都缺乏起码能力。  

第一，他想不出金庸那些花样百出的武功或招数的名称来（诸如著名的小无相功、龙爪手、大力金刚指、悲鸣神功、凌波微步、控鹤功、天山六阳掌、天山折梅手、洛钟东应、拈花指、火焰刀、燃木刀、批亢捣虚、抱残守缺……简直是无穷无尽）。偶尔捏造一项神功，那名目也毫无国学修养可言，绝对是一股现代汉语味道。  

第二，他对经络穴道一无所知。而金庸写作时大概书房里挂了个经络图，动不动就把什么带脉、督脉、手太阴肺经等等亮出来，并不厌其详地写出该经络上面的穴位名称，令人怀疑他是否以此充字数骗稿费。古龙则连一个穴位都说不出来，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什么“死穴”、“哑穴”。  

第三，他的武打描写根本无法让你想像出具体情节来，只知道两人打起来了，然后古龙便在旁边大声吆喝：打得真结棍哪！楚帅的功夫真俊哪！至于是怎么打的，对不住，无可奉告。而金庸描写则让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例如一方“招数使老”，冲到了对方面前，长兵器就没法使用了，只好撇下，再出奇招。又如一方突作惊天一击，对方让开了，扑了个空，但这方并不慌张，头不回，身形不变，如同骡马尥蹄子一样，反腿向上踢出。这些描写都很生动也很逼真，起码让人知道是大致是怎么打的，得胜一方又为何如此了得。  

总而言之，哪怕是从俗文学的角度来看，古龙都烂到提不起。他的走红只说明了读者的没文化，小芦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古迷。  

想当初丁不四老爷子大战关东四大门派，先对着万马庄的高三娘子端详一番，如同鉴赏字画一般，摇头道：“不好看！”气得高三娘子几乎昏了过去，一连飞出几把飞刀，满拟把老爷子钉在地上。不料老爷子使九节金龙鞭连引带打，砸飞了几把，剩下一把干脆卖弄本事，使口咬住，他把飞刀吐向风良，赞道“人不美，刀美！”  

如今我要对古龙说：“人丑，小说更丑！��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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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金庸小说有新、旧版本的区别，所谓“新版”，指金庸自1973年始，十年修订后的“修订本”；“旧本”，则包括了早期刊载於报章的“刊本”、坊间刊印的“旧本”及台湾盗印的“盗本”。由於金庸修订幅度甚大，因此新、旧本有极大的差别。　　金庸“修订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易动，一是文辞（包涵回目）的修饰，二是情节的删易，三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其删削的标准，一是补苴罅漏，二是删除神怪的情节，三是强调史识。　　透过金庸新、旧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推究出几点重大的意义：（1）可以了解台湾盗版的历史背景及现象，为研究台湾文化历史重要的资料；（2）可以明白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且窥探出金庸的思想、观念的转变；（3）可以为金庸作武侠小说史上确切的定位，并消解独尊金庸的排挤效应；（4）可以透过金庸苦心孤诣的修订过程，重新正视通俗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於“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於《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於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於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於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



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於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内文字体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於1957至1959连载於《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於1961至1963连载於《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０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於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於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於“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於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　　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一）文字修辞方面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谓达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在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皆有，是更动最多的部分。文辞的修订，使金庸文字的风格更见典雅朗畅、流丽高华，可读性也增强；尤其是金庸将若干仍饶具“说书”格套的“且说”、“话说”、“暂且不表”等尽行删削，使小说内文更见纯净。论者谓金庸小说“达到了白话文的新高峰”，虽未免夸张，但就通俗小说而言，金庸的文字风格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作为初入文章门径者的津梁。当然，这琐碎细微的修辞工夫，虽也展现了金庸自我严肃要求的意义，但相对於我们探讨的主题，反而是较不重要的。　　回目的重新设计，是金庸修订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从《雪山飞狐》之不着一字（仅用一、二、三区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拟目（如“灭门”、“聆秘”、“救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四字拟目（前者如“风雪惊变”、“江南七怪”；后者如“风月无情”、“故人之子”），到《飞狐外传》等三、五、六字不等的白话“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风雨深宵古庙”）；再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字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碧血剑》的五字联对（如“危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从“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韵）、《天龙八部》的自创新词（分别以〈少年游〉、〈苏慕遮〉等五个词调分卷），到《鹿鼎记》集清人查慎行的诗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绝世奇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变化繁复，风格各有差异



　　回目的编次，是作者匠心及创意的设计，在中国古典说部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大体上，古典说部以“联对”见长，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联对拟目的。武侠小说在回目的拟定上，是最具有传统古典风味的，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首回“装乞丐童子寻师，起宝塔深山遇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天涯逢知己移家结伴隐名山”），著名的武侠作品，几乎都延续着此一传统，就是如文艺腔十足的王度卢，尽管内容可以写得宛若现代的言情小说，悱恻缠绵，但回目仍以联对为之（如《宝剑金钗》首回之“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创作武侠为屈辱的宫白羽，一鸣惊人之作《十二金钱镖》，也得依循故辙（如首回之“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据张赣生所论，武侠小说中的还珠楼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真正把这种回目的特色着意发挥，充分显示其独具的审美价值”，并举《蜀山剑侠传》之“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为例，许其“诗情奔放，意味隽永”。以联对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专家的批判，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等，“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极力加以抨击。处在当时左翼文学势力如日中天的压力下，若干武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应的更张；当然，武侠小说既以“通俗”形式存在，在面对通俗作品读者逐渐匮乏古典文学素养的情况下，如何以更妥善的方式处理回目，以博取读者的接纳，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在此，朱贞木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朱贞木的武侠小说，无论遣词用字，都有十足的现代性，尽管写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侠小说，但是流行的新兴名词，却敢於大量运用。在回目上，朱贞木亦多所更张，以白话短词、短句拟目，如《罗刹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男计”（第15章）、“肚内的秘密”（第23章），《七杀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诡计”（第11章）、“大佛头上请客”（第17章），“现代”的风味，一望即知。叶洪生曾谓“由於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龙的读者，看到“活宝”、“陈大娘的纸捻儿”、“卖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会觉得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拟定，不但关涉到作者创作时全文情节的设计、主要内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传统联对式的拟目，“精练、醒目，且具有形式美”，所长在其诗化语言的文字艺术功力及明显而扼要的括内容，但由於读者之疏离於古典诗文，故所短则在文字障，如前所举还珠楼主的“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一般读者恐怕连标点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自不易明了此回主要内容；自朱贞木而下的现代拟目法，所长在文字简易明了、重点显豁，且具有悬疑性，以古龙的《萧十一郎》为例，从“情人的手．风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主要都是藉“的”标回目，文字尽管浅白，但重点十分清楚，且让读者不禁会饶有兴致地欲窥知“究竟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声夺人的悬疑作用。但所短则在於作者任情标目，往往故弄玄虚，回目与内文根本无法系联，如温瑞安《杀人写好诗．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就是衰狗”、“不论白马黑马，跑不动的就是劣马”拟目，不过是书中人物的一句话，就不免走火入魔了。传统与现代，互有短长，但看不同时期读者的抉择。　　金庸修订本小说的拟目，有若干配合小说内容的成分，如《雪山飞狐》以崭新的西方模式“不结之结”创作，留下一个悬疑让读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仅以一、二、三、四标出，倒也颇能相得益彰；不过，大体上以兴到笔随为主，无一定成见，有时候仅仅取旧文重新编次，有时即兴作诗、填词，更有时为了推扬先人而集句。兹将其重要的编目简说如下：（1）重新编次者：　　《射雕英雄传》，旧本80回，修订本40回，大致上取二回并成一回，如旧本1.2回〈雪地锄奸〉、〈午夜惊变〉缩成“风雪惊变”；79.80回〈异地重逢〉、〈华山论剑〉缩成〈华山论剑〉。各回起讫不划一，盖因有所增删之故。　　《书剑恩仇录》，旧本40回，修订本20回，变化幅度较多，主要是改单句为联对，其中既有直接取旧目而不改易者，如旧本23.24回，并成12回〈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亦有取旧目括者，如旧本3.4回〈秋风野店书生笛，夕照荒庄侠士心〉，修订本2回作〈金风野店书生笛，铁胆荒庄侠士心〉；更有重新拟定者，如旧本35.36回〈竟托古礼完夙愿〉、〈还从遗书悟平生〉，修订本18回作〈驱驴有术居奇货，除恶无方从佳人〉，回名不同，显见重点有异。　　《神雕侠侣》，刊本30回，修订本40回，变化也很大，不过原有的四字成词结构并未改变，主要是重新编次后，再据内容主体拟目，如旧本前2回为〈深宵怪客〉、〈桃花岛上〉，修订本的相应回目是〈风月无情〉；刊本末3回为〈三世恩怨〉、〈襄阳鏖兵〉、〈尾声〉，修订本则为〈大战襄阳〉、〈华山论剑〉。（2）作诗填词者：　　《倚天屠龙记》，刊本分正续集，共33回，原为四字回目，如前2回为〈花落花开〉、〈屠龙宝刀〉；末2回为〈共举义旗〉、〈是耶非耶〉；修订本40回，每回改为七言一句，合为40句的七言古诗，“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徨。……”为句句押韵的“柏梁台体”古诗。　　《天龙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为〈无量玉璧〉、〈神驰目眩〉；末2回为〈佳兵不祥〉、〈雁门关外〉。修订本50回，每10回成一词调，依序为〈少年游〉、〈破阵子〉、〈苏幕遮〉、〈洞仙歌〉、〈水龙吟〉，由於词调句数不定，故每回单、双句不一。（3）集句者：　　《鹿鼎记》，刊本22回，修订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为七言联对，首回〈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修订本首回则作〈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刊本末作〈云点旌旗秋出塞，风传鼓角夜临关〉，修订本末回则为〈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这些联对，均是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辑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之所以锺情於查慎行，“康熙曾经看过”，固是原因，但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在“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　　总体而言，金庸修订本的回目，“露才扬己（包含了祖先）”的意义，远大於回目本身的适切性，经过修订后的回目，典雅精致，处处透显文人色彩，因此高华流丽，与其内容上的文字同一风格；但是若要说到回目与内文的相关性，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间之未达。其中尤以自作诗词与集句者为最，盖诗词创作较受格律牵拘，欲藉此钩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难（此所以联对回目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集句”（又限於某人之诗）的方式，更是戛戛乎其难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学者更是很容易就发现此一类似“儿戏”的编目，“多少对小说有所损失”的弊病。平心而论，金庸修订过后的回目，较诸旧本，实未见精采；而诸所撰诗词联对，恐怕也是平稳有馀，神气不足。从通俗的角度而言，过度的“露才扬己”及文人化，势将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隔阂，杨兴安谓“看回目便摸不着头脑”，正指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金庸未必不明白这点，因此屡以加注的方式弥补，“回目中有生僻词语或用典故的，在每回文末稍作注解”，问题是，金庸固然用心良苦，却模糊、混淆了小说的特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侠”，读者接受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节的改换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於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於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於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於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於《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於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於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於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於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於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於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於当时受限於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於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於“神异”，因此金庸於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於“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於下文论之。（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彷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观现象。由於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时期，金庸挟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於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主要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当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弥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独特成就，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於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成就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金庸於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　　最后，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通俗作品（尽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对象却正在此）的严肃要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就是作者，亦多半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於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刘国重

小論金庸之文學
——《讀金庸偶得》附錄
文/舒國治

武俠小說由來久矣，然大多讀者習視之為末藝小技、旁門左道。曩昔論者曾將還珠樓主、朱貞木、不肖生、王度廬、鄭證因等武俠作家相互驗較，謂為各擅勝場；又有謂金庸之出，則集大成矣。與其言金庸集前人之大成，何如說其新闢一戶牖也。
金庸之武俠書，於寫情、述景、敘事、言志，皆能匠心獨運，自成一格。寫情則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即小兒女情態亦躍然紙上。述景則中國古時之花木泉石、莊園林墅，莫不優雅有致，宜得其所。敘事則迂迴變幻、層層懸疑，間以穿插返溯，讀來令人心搖神奪，廢寢忘食。言志則小說家之文化素養及民族背負得以淋漓而傾，時而乘風破浪，時而登高望遠，洋洋灑灑，適足激動人心，亦足以振聾發聵。而讀者閱來，更隱隱生砥礪心，而一股歷史興亡之悲涼感，湧塞胸中。
至若金庸學識之廣博、歷練之深刻，乃至醫卜星相、琴棋書畫，在在於文字中繁華述及，引人入勝，發人以思古幽情；然則這「思古幽情」，並非做皇帝、求富貴，實乃某種自由恬淡的生活志趣。端看其筆下主人翁俱各瀟灑俐落，以天地為逆旅，不為利誘，不為強權屈。若有，頂多是為情所苦、為人事所困、為俗累所糾纏。而他們皆有披荊斬棘之能毅，將身前葛蔓，使之析然條然。從此坦坦蕩蕩，浪跡四方。
武俠小說是中國民間之通俗文學。以其通俗，故有其大困難。鄙劣之武俠作家常自薄，遂胡意而寫，終至怪力亂神、荒誕不經，而為正統文學所摒棄。然則「正統文學」何有哉？本來無有。金庸的武俠，實乃近三十年來通俗文學中之奇書；既能療消遣讀者之癮需，又能與所謂「正統文學」相抗衡而一無慚色，至有文學家、大學教授等亦熟讀其書而不疲，言談間猶常提其筆下人物如丘處機、郭靖、黃藥師、小龍女、楊過、張無忌等一如賈寶玉、林黛玉、宋江、武松等之於中國人之耳熟能詳。
而金庸所以不同於一般武俠作家，乃其作品之完整性、人情感、敘述法、藝術味等皆有高妙之處，實非泛泛之武俠作家可比擬。江湖作家之虎頭蛇尾、自相矛盾，筆下人物滿口胡言、情節展敘常不知所雲，比之於金庸，不可同日語。亦有以武俠小說故作其推理哲學之表達，書中人物僅為穿上衣服之意見；此意見又為作者自己之圓說，讀來令人隔閡枯燥而少氣味。至若意欲托古喻今者，更因本人習養之不堪，兩不得其情矣。凡此等等，常令武俠小說之特有意趣，沖然盡失。
金庸之作品，其最大特色，若得簡言以蔽，則為寓文化於技擊，而將中國人數千年來之生活心得一絲絲滲入其武俠小說中。其用字遣詞，隨手拈來，各適其意，娓娓而道，柔和順暢。白話文之簡潔精確足可為文家式。
雖即金庸是名報人、歷史學者、社論家、收藏家，或有助於其武俠著作，然亦未必也；金庸之文學，以今日看來，實不假外求，亦無需挾各式名銜、背景而愈重也。其文體早已卓然自立。今日我國人得以讀此特殊文體，誠足珍惜。而金庸作品之涵於當代中國文學範疇，亦屬理所當然。

原刊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沈登恩主編《出版與讀書》第廿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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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金庸何苦入作協 （20090628）
发表于 2009-06-30 21:13:33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善讀者，皆知報刊娛樂版標題的用處不在揭示一篇報道的主旨，不在提其綱挈其領，而在製造另一則新聞，與該篇報道不甚相關的「新聞」。假如某位女藝人在露天場地開演唱會，載歌載舞，大汗淋漓，於是會後對記者抱怨今天天氣太熱，全身像泡過桑拿一樣。那麼編輯或記者多半會定下這麼一條標題：〈×××自爆：我濕晒〉。
　　大陸報紙仍有文化版的傳統，很叫香港人羨慕；可是文化的處境在哪裏都差不多，所以它們也得自強不息，力求更新，辦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娛樂組看齊。今年初，我陪陳丹青在北京座談，談了兩三小時，其間有記者問起陳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應答了幾句。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報道的題目赫然是〈陳丹青梁文道共話范冰冰〉，好像我倆閒著沒事，很花癡地談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為此，陳丹青後來還在另一個場合裏訓斥當今中國媒體之墮落。
　　
　　本來我覺得這也挺好，讓文化沾點娛樂的星光，不失為一道續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複發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週我在杭州有場講話，主辦怕我「敏感」，不讓我早定主題，最後搞成了一局漫談。但我還是盡力整出一條綫，從朱陸異同講到《伊利亞德》，看古人研讀經典的意義何在。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標題變成了〈梁文道：韓寒是下一個魯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協毫無意義〉；可憐朱晦翁陸象山泰山喬嶽，皆不及韓寒金庸奪目。記者並不關心我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只對市場負責，只對自己代表市場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韓寒仍能形成一個市場。恰恰是這種文化市場的出現，使得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的舉動變得那麼不可思議，那麼荒誕。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陸作家手中接過名片，上有「國家一級劇評人」的頭銜。當時我還很不理解，怎麼劇評人也有國家評級？那一級二級又該如何評定由誰評定呢？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不只是個榮譽，還是切切實實的身份待遇；好比「經理」、「高級經理」和「總經理」一樣，「三級作家」、「二級作家」與「一級作家」也有很實際的差異，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於副部長的級別。
　　也就是說，作協是種把作家納入官方體制的機構，讓作家（尤其是「專職作家」）全都變成公務員，領取國家的好處，接受政府的俸祿。在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藝術家都必須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員，除此之外，再無謀生之徑；不能單靠稿費版稅，不能賣畫求存，也不能憑上佳演出在市場爭出一條活路。可現在，文化產品的市場形成了，像韓寒，光是版稅就能過上相當體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國家頒個「一級作家」的身份讓他「分配」一幢好住處呢？所以他去年火併作協的時候顯得特別有本錢，能夠直斥作協內的專職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韓寒，金庸簡直更是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百年來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協，難道謀的是副部級醫療待遇，甚至部級的養老服務嗎？
　　
　　作協當然不只是實際利益的分配工具，它還是象徵資本的分配系統。很久以前，加入作協，得到分級，你才算是個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個好作家。可如今，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文學場域」又見成形，相對於官方評定的天下公論也早已回歸；圈內圈外都知道，「國家一級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國家一流作家，全國作協主席鐵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國文壇祭酒；作協的象徵作用又還剩下幾斤幾両呢？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體制強把文學場內的身份化約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統，不只用官僚級別的方法判斷作家的地位高低，還使得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例如全國作協主席是個部長級的職位，那是不是意味著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資本還及不上國務院總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根本是兩套不可比的系統。中國固然有以官職代別號的稱呼傳統，但有誰會相信杜工部王右丞傳頌千古，全憑他們的官做得夠大？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災民「縱做鬼也幸福」名揚天下，莫非我們以後會把這位「王副主」列進杜甫、王維等人組成的仙班？
　　雖然阿來、和賈平凹等一眾好作家都是作協成員，但他們生在內地，各有因由，我們外人不該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認的武俠小說宗師，影響幾代人的說部大家，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對他敬重有加才對，又何苦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天子呼來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寧願繼續閒話范冰冰，也好過自動報名加入作協，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請被接納了。
　　

刘国重

寿多自辱

和菜头 @ 2009-6-21 18:57 阅读(360) 评论(5) 引用通告 分类: 航海日志

名动天下的文人，老来可以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再说什么，再写什么，人们只会交口称赞，而不会有丝毫质疑。因为他们往昔的成就令人们心折，而年岁增 长了他们的智慧。哪怕他们变得和自己的孙辈一样任性妄为，却也能让人们从中看到率性和通透。金庸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步入老年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让喜爱他 的读者蒙羞，年高变成了众人掩饰自己惊愕的借口。



历史上有两个金庸。一位是离开大陆的金庸，他在香港奋力工作，为《明报》撰写评论抨击现实，每日连载武侠小说娱乐读者。彼时的金庸敢言敢为，用惊人 的创造力一次次打动读者，无论是评论的锋利，还是小说的侠气，都值得人们尊奉他一声“金大侠”，他也当真是在香港笑傲江湖，弯弓射大雕。



另一位是归来的金庸，他已经变成了走穴娱乐明星。在大陆的诸多所作所为，和他的作品和主张已经全无关系，看起来更像是为了他在大陆迟到的文名和版税做补偿：



昨天，金庸用一块钱把版权卖给央视，成为娱乐头条。

昨天，金庸和一群IT精英做华山论剑，成为IT头条。

昨天，金庸在浙江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成为教育头条。

昨天，金庸对往昔作品进行大量删改订正，成为新闻头条。

昨天，金庸以八旬之身前往剑桥大学读书，成为笑话头条。

今天，金庸主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天下大哗。



看看他回归大陆后所做的一切，“不甘寂寞”四个字呼之欲出，鲜活无比。金庸用了三十年时间奋斗，终于成为世人景仰的“金大侠”。却只用了十年时间， 就从“金大侠”变成了“金爵爷”。从神雕大侠杨过到鹿鼎公韦小宝，只不过是在转身的一刹那。金庸谈侠学佛，却掩盖不住老来愈演愈烈的贪婪和自私。获得华语 世界的喜爱犹嫌不足，他还需要更大的名望。因此，他不惜倒贴央视，取悦网络，用教席抬高身价，钦定作品集以符合主流价值，远渡重洋用名校为自己贴金，最后 还要用作协的顶戴证明自己修成正果，获得他们在自己身后持续不断的支持。金庸活得就像一把算盘，哪里还有一星半点侠气？对自我的迷恋已经达到欲望的程度， 他几时堪破了我执？



中国人说“富则多事，寿多则辱”。金庸参加作协，和郭敬明这样的抄袭作家同列，可谓是自取其辱。没有人想羞辱金庸，而是他自己服从内心贪欲的召唤， 一次次造作，一次次自己羞辱自己，让人不得不看低

刘国重

　附录 易经阴阳与术数


　　我国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易经》成于殷末周初，成立的时候极早，本来的作用是卜占吉凶，作为行为的指导。古人迷信，对于自然界、命运、战争的结果、婚姻、建屋等等大事都不了解，惴惴不安，便占卦来作决定。《易经》的基本道理，是古代哲人根据观察事理和人生经验而得出来的教训，教导人们：万事变动不居，不会固定不易，物极必反，做事不可趋于极端。即使以现代的哲学来看，那也是极有道理的。一般认为，《周易》应当在西周初年即已成型。向来说是周文王所作，这未必为事实，但周文王根据传统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当有可能。
　　《易经》以八卦来表示，以一表示阳，以一一表示阴（现代西洋自然科学以十表示阳，以一表示阴，意思相同）。《易经》的根本观念是阴阳，这本是道家的观念，后来为儒家所利用。
　　孔子对《易经》是很佩服的，似乎遗憾没有好好地学习它。《论语一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的爻辞之后，有十篇解释经文与爻辞的文字，称为《易传》，或称《十翼》，儒家相传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宋代欧阳修即表怀疑，近代学者如冯友兰、钱穆、李镜池、戴君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以充分证据证明非孔子之作，大概是战国较后期学人加上去的。
　　儒家的最重要经书《论语》中极少提到阴阳，孔子也几乎不谈阴阳。
　　阴与阳是中国人思想中极早出现的一种观念。本来是指曰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中国的地名中阴阳二字甚多，一个地方在山峰或河流附近，太阳照到的称之为阳（水之北、山之南），背着日光的称为阴（水之南、山之北、在西周时代，周太史伯阳父即以阴阳二气来解释为什么发生地震，认为那是阴阳二气不能调和而冲击，因而发生地震。《红楼梦》中，史湘云向她的丫环翠缕解释阴阳的概念，就既浅明而又有趣。一般认为，天地宇宙之间，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所以电有阴电、阳电，人有阴（女）阳（男）之分。日为太阳，月为太阴。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以为，阴阳二气是人以及万物的直接根源。《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易经》的原本本来很注重阴阳，但后世的传世本《易经》反而不大讨论阴阳的互济，可能是目前流行的传世本经过后世“尊阳贬阴”的儒门弟子所改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易经》，时代较传世本为古，对阴阳规律性的谈论反而更多且更好。李学勤先生著《周易经传溯源》一书见解精辟，其中说：“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本来蕴涵着阴阳说的哲理，故《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易经》中有八卦，以一表示阳，以一一表示阴，古代书写与印刷术不如今日，八卦重叠有时写或印时容易不清楚，用数字来表示就不易误会，而且以后谈到时易于引用。八卦每一卦都由两卦重叠而成，每一画叫做一爻，从下向上数上去。例如“泰卦”，是乾下坤上，画出来是堊，用数字来表示，阳以九代，阴以六代，第一画叫“初”，第二画叫“二”，最后第六画叫“上”，这泰卦写出来便是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同人卦”是离下乾上堊，用文字写便是初九、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以数字代表符号是到了战国后期的《易传》才见之于书，所以拿九的数字代表阳，拿六代表阴，据我个人猜想，当时纸张笔墨尚未发明，战国人著书，用刀在竹简、木简上刻画八卦，两种符号很易混淆，用九六两字代表就易得多，写在文字中不易误会。有人以为，阳必须九，其他数字不可，阴必须六，其他数字不可，这是混淆了两种不同观念，等于说阳电以十表示，阴电以一表示，所以计算阴电阳电的数据时只能加（十）减（一），不能乘（×）除（÷），因×÷不代表阴阳电也。其实传统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拘泥，新年祝贺时常说“三阳开泰”，并不说“九阳开泰”，中医认为头部是手三阳、足三阳经络的六阳之会，所以称头为“六阳会首”或“六阳魁首”，并不称之为“九阳魁首”。“六阳正气丸”是一种流行极广的中药，并不需改称为“九阳正气丸”。
　　以战国后期之人的意见，硬要去约束殷周或西周时代的《易经》，未免是以后拘前了。《红楼梦》中林黛玉生肺结核，至近代才有肺结核特效药，论者指摘曰：何不使用特效药Ri-fampicin、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薛宝钗送她燕窝，有什么用？尤二姐觉大限吞生金，痛苦不堪而死，现代读者指摘曰：尤二姐缺乏常识，何不服安眠药，痛苦就少得多了？
　　道家哲学一直认为阴阳并重，太极图中双鱼对称，阴盛则阳消，阳盛则阴消，阴阳完全相等，物极必反。阴渐盛，自少阴发展至老阴，阴盛极就开始衰，出现少阳、阳明而至老阳，有一个循环转变的过程。强调阳刚而贬低阴柔，是儒家中某一派（有人认为可能是子张之徒〗的观点。董仲舒更将阴阳之说用之于人事，尊阳贬阴，用以尊君贬臣、重男轻女。董仲舒《繁露！基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儒家强调人伦之中，以三伦为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为了维持宗法社会中礼教的架构，将阴阳作了便利的解释。董仲舒之学在西汉大盛，《易传》中九阳六阴的代号更为人用作表示重阳轻阴，其实《易传》本身，也未必认为九比六更重要。
　　在世界各民族中，数字大致上并无特殊意义，西方人说七字吉利，十三不祥，六六六是魔鬼，都是后世的迷信。中国人、日本人不喜“四”，因与“死”同音，也非古俗。当代广东人喜“八”，因音近“发”，最近上海人认为“四”字吉利，因在简谱中为Do、Re、Mi、Fa之Fa，即“发”，表示发达、发财。卜占本来以龟甲、牛骨为工具，但甲骨卜占不易，后来改采简易的方法用筮草。筮草常一五一十地来数，五与十这两个数字在术数家的说法中有了特殊意义。《易传！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乾凿度》云：“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五音六律七变，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孔子曰：阳三阴四，住之正也。”郑康成注云：“五象天之数，奇也；十象地之数，偶也。合天地之数，乃谓之道。”到宋朝，刘牧有所谓“河图”，朱熹有所谓“洛书”，都是一大堆数字。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所谓象数之学，初视之似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于对于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统的解释。”到后来历法、方位、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宫商角徵羽、政治吉凶、行军打仗、生辰八字、婚姻风水，无一而不与术数有关。
　　古人说到数字，远不如今人之精确。《吕氏春秋……有始篇》谓：“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地有九州，那是事实，天有九野，是哪九种野？就不详说了，这已接近于阴阳五行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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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阴真经》弄巧成拙  

作者：叶洪生

　　凡武侠迷，无不知《九阴真经》之名，即作者本人亦沾沾自喜，视为得意杰作。我们不
否认其才智卓绝，当世少有；由经中掺杂一段梵语音译「怪文」，藉以愚弄「西毒」欧阳锋
等情，即可见其慧思妙悟于一斑。但除此「一斑」外，问题实多，不胜枚举。今据新、旧版
《射雕》之有关情事，择要纠谬于次：（一）原著中说，《九阴真经》本是黄药师「赖以成
艺」的武学奇书（旧１９回）。其来历「相传是达摩祖师东来，与中土武士较技，互有胜负；
面壁九年，这才参透了武学精奥，写下这部书来」（旧３４回）。此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与后文无从呼应，矛盾百出！因有今本大事修改之举。  

　　（二）今本由《道藏源流考》中找到一个「半路出家」的黄裳；以其养生有术，乃将
《九阴真经》换了书生，取代天竺神僧（新１６回）。这自是作者的杜撰；但只要「造反有
理」，亦未尝不可。孰料问题因而丛生：试想以黄裳刊佣万寿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的学
养功力，写下所谓「上乘的道家正宗武学」，焉有不知「九阴」乃子虚乌有之理！道家既无
「九阴」怪谈（佛家亦无），又何来正言若反的《九阴真经》？遑论骗得武林苍生团团转了。  
　　兹据《易经》六十四卦爻变之理，阳数为奇（单），阴数为偶（双）；阳爻以「九」为
老（至阳），阴爻以「六」为老（至阴），皆不可任意乱用。故坤卦之「上六」曰：「龙战
于野，其血玄黄。」谓天地阴阳二气相争，两败俱伤，主大凶。何有乎「九阴」哉？「六阴」
是也。  

　　故有道之士如黄裳者，若偏爱「九」数以成真经之名，除「九阳」（已由《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借去）外，大可选泽「九天」（高不可测）、「九渊」（至深之水）或「九
幽」（玄冥之地），而唯独不可用「九阴」。盖此为道家形而上学所定，关乎阴阳消长之机，
即令是太上老君也动它不得！  

　　（三）作者改写《九阴真经》来历，洋洋数千言，却始终未就「九阴」之说提出任何创
见或特识；而书中所谓功参造化、学究天人的大高手如「中神通」王重阳（全真教鼻祖）与
「东邪」黄药师（桃花岛主）皆精玄学易理，竟然也未对「九阴」怪名加以究诘。乃知作者
胡诌，原无宿构；其后将错就错，遂只好避而不谈。然即使原著有误，今本何不改正？莫非
欺弄读者不学无知乎？  

　　揆度作者本意，也许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见《素问？三部九侯论》）；
料想「九」数最大，而「阴」主幽玄晦暗，遂合成「九阴」一词。进之则炮制出《九阴真
经》，并外创「一阳指」与之相对，于焉形成「九阴一阳」之局。孰知在中国传统玄学中，
「阴」数永远成偶成双。其见不及此，令人奇诧！  

　　（四）《九阴真经》既成事实，百牛莫挽；遂生经变怪胎「九阴白骨爪」！其阴毒残酷，
固令武林侧目；而练功法门之荒谬可笑，亦千古所未有！这便又涉及作者武学常识问题。  

　　按武术一向有内、外功之分，皆由练气入手。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绝无
例外者。有了气功基础，产生内力，方能依不同禀赋修习各种软、硬、轻功以及特殊技击功
法。是以气功之为用，大矣哉！惟如「黑风双煞」夫妇盗来《九阴真经》下半部，「学不到
上半部中修习内功的心法」（新４回），却能胡练练成「九阴白骨爪」者，前之未闻。  

　　据作者写「九阴白骨爪」练法，是以手指插入活人头盖，在月下摆骷髅阵练功；殆有雀
太阴（月亮）练形」之意。今本则又加上「连续不断地服食少量砒霜，然后运功逼出；以此
不得已的笨法子来增强内力外功」（新４回）。盖与裘千仞练「铁掌神功」大同小异，却更
为离奇——因为杨康小儿未食砒霜，居然也能练成！嗣后，作者对「九阴白骨爪」的名称、
练法又分别在两种版本中加以改动：——原著将此功正名为「九阴神爪」；谓梅超风见到下
卷经文中说：「遇敌时，以手爪抓入敌人头盖……」只道练功也是如此（旧５７回）。因而
误走旁门，越陷越深。  

　　——今本则再将此功重新更名为「九阴神抓」；谓梅超风因见下卷经文中说：「五指发
劲，无坚不破；摧敌首脑，如穿腐土。」却不知经中所云「摧敌首脑」乃是「攻敌要害」之
意，还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头盖（新１７回）。其实「首脑」自「首脑」，「要害」自
「要害」，两不相干！这一改，可谓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矣。  

　　尤可异者，乃是「铁尸」梅超风居然不懂最基本的练气术语，屡屡要全真派马钰与郭靖
指点「迷津」；似乎昔日在桃花岛上学艺时，黄药师连初级功法亦未传授，实在于理不通。
有鉴于此，作者乃于今本中借梅超风回忆旧情之际，找补了一句：「经上武功属于道家，跟
师父所教的完全不同。」（新１０回）此话乍看似乎有理，但梅超风既为武林高手，何致于
连修练内功的一般姿势「五心向天」也要问人？至若「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等词义，
凡初学气功者亦无不知晓。乃师黄老邪教了些什么？「放牛吃草」乎？  

　　总之，《九阴真经》问题多多。修订本如改成《九幽真经》、《六阴真经》或《太阴真
经》，将省却若干「似道而非道」的无谓争议；也较合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玄谈法
则。易系辞曰：「坤，至柔而动也刚。」寓有阴极阳生，无坚不摧之意。观经上武功心法大
抵若是；则「神抓」云云更有易理玄学根据，不致全然流于穿凿附会了。而与此有关者，厥
为众所周知的「华山论剑」，亦不得不谈��

刘国重

给金庸李嘉诚当秘书
发表于 2009-05-12 18:11:44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澳门大学文学硕士、香港作家杨兴安曾先后担任李嘉诚、金庸的
秘书。他说：“金庸与李嘉诚这两位卓越人物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
是有三个共同点：超人的记忆力，而且精力过人；有明确的人生方向
与目标；个人生活简朴，这大概与他们都是白手起家，深知创业艰难
有关。”

　　与“高人”结缘　　
杨兴安出生于从南洋移居香港的爱国家庭，自幼便对中华传统文

化情有独钟，跟着一位“宿儒”老师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底子；到了11岁的时候，又成了一个“金庸迷”。大学毕业后，杨兴安先后做过教师、《星岛日报》专栏特约撰稿员、无线电视编剧等，写过多种文章。同时，他又坚持自修，并于1986年获澳门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由于这种学问与人生的双重历练，当1976年杨兴安开始撰写有关金庸的评论时，就能够“以金庸小说里的故事为经，人心、际遇为纬”，对金庸小说抉幽发微，见人所未见，从而受到朋友们的喜爱。过了一段时间，杨兴安和金庸通了电话，金庸诚恳地邀请杨兴安：“来《明报》当我的秘书好不好啊！” 1988年8月8日，杨兴安来到了金庸的身边，担任文秘。3年后，杨兴安外游新西兰，回港后李嘉诚正招聘中文秘书，杨兴安应考，结果捷足先登。 　　

三个共同点　　
对于金庸与李嘉诚，杨兴安每一次谈起都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敬

仰和赞许。他说：今生能有这样的机遇，真很幸运很幸运。查先生
（金庸）与李先生也的确是当世屈指可数的杰出华人。在金庸，是对
中华传统文化能收能放；在李嘉诚，则有一种很朴素很深挚的爱国主
义。听说李嘉诚的儿子曾经这样问他：“爸呀，我们赚这么多的钱到
底有什么意义呀？”李嘉诚的回答很简单：“赚钱多可以爱国回报社
会嘛。” 那么，像金庸和李嘉诚这样的卓越人物在个人资质上有没有共同
点呢？杨兴安肯定地说：当然他们两位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
点却是相同的——都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精力过人。许多香港人认
为记忆力在人的智力构成中不重要，属于技巧性的东西，这其实是不
对的，记忆力是智力的根基，也是创造力的重要部分。说到精力过人，
在李嘉诚身上表现更为明显。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应付不同繁重
公务；而且有时下班后也要工作。另外，金庸与李嘉诚还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与目标。 　

　　不仅如此，他们在个人生活上也都比较节俭，尤其是
金庸，有事指示下属，不喜欢口头传达，喜欢写字条。而写字条用的
却大多是旧信笺，或旧台历的背面，从不作浪费之举。这大概也与他
们白手起家、深知创业艰难有关。 　　

　　“能放能收”只此金庸　　
从11岁起即迷恋金庸小说，后来又研究“金学”、做过金庸秘书的杨兴安，谈得最多的还是金庸及其小说。杨兴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论说，金庸是500年一遇的高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清代有一个大才子纪昀，可以说已经到了“能收”的
境界，而金庸却更上一层楼，既能收，又能放。要论作家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金庸是第一位。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用金庸小说中的术语作比，可以说金庸的社论是“九阳真经”，武侠小说是“九阴真经”。金庸的社论写了30多年，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见证，其中充满着智慧，可惜至今没有结集出版.而金庸为人处世也已经到了“化境”。他高兴不高兴你不太知道。有人报告金庸：“查先生您的书又被盗版了。”金庸看看，也不评论.对人对事的态度是：“不外如是”。谈到金庸的近况，杨兴安介绍，金庸改完自己的15部小说后就不
太写东西了，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不到5篇。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金庸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自三四年前得过心脏病后，比较容易累。毕竟是老年人。二是金庸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认为不好就不发表，发表的就一定要好。他也计划写历史小说，但又有一点矛盾。他自己最喜欢孙权，说“孙权是第一大英雄”，但又觉得“这样写不行，因为历史定案刘邦是第一。我不想与历史定论对抗”。在金庸身边工作，当然还能听到很多精妙见解，比如关于写作,金庸就说，年轻人写作，开始应先写短的，然后再写长的。作品要不断修改，中国人讲“改善”，不改不善。关于富贵，金庸认为“想富就不应该当官”。关于天才，金庸则说：“数学有天才，文学有小说家，没有天才；军事家有天才，政治家没有天才”等等。金庸的一生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但是他是否也有深痛与不幸乃或人生的变故呢？杨兴安肯定说，这种推测是敏锐的，这个变故就是
金庸大儿子的意外亡故。它对金庸的刺激非常大，成为他一生的憾事，

英雄难得是知音--读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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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ving.sina.com.cn 1999年5月26日 13:06 精品购物指南



　　金庸小说将与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一流名著永垂于人类的文学史，这已是金学研究者和亿万金迷默契的共识。然而在我们中国，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竭力诋毁，一定要到大师百年之后乃至千年之后，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爷一样顶礼膜拜，山呼圣贤—— —孔子活着时被各国驱逐，四处流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李白活着时“世人皆欲杀”，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曹雪芹活着时妻离子丧，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们，已然幸福百倍。遗憾的是，内地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有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红学专家冯其庸等著名学者鼎力主持，但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许多金学文章或者停留于表层欣赏，或者自得于用金庸小说去图解某种文学理论。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学校和电台电视台做过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或座谈，听众和观众总体上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喜欢的正是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说明，金庸小说虽然已经拥有了亿万读者，但高层次的知音依然比较匮乏。在这个背景下，出版界推出杨兴安先生的《金庸笔下的世界》，无疑是具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的。　　杨兴安论金庸，首先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然后又回归到生命体验。他是把自己几十年读金庸的切身感悟与几十年浪迹社会，搏击人生的沧桑兴会结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谈、性格谈、命运谈。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脱离小说文本，又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读来令人心爽神畅，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见地，你都会肯定，他所谈的，是金庸，而不是别的。



　　杨兴安论金庸，角度多而不求面面俱到，敢于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又能够注意言出有据，这种良好的文风学风是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内地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内地的学者往往喜做宏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

刘国重

倪匡谈金庸
发表于 2009-05-03 22:21:05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談論金庸小說的人太多，提及他為人的甚少，發而為文的更絕無僅有。倪匡先生是他的摯友，由倪先生來寫金庸，堪稱最佳人選。

　　　　　　　　　　　　　　　　　　　一

　　　　　　　　　　　　　　　　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

　　看官，這十四個字，一副對聯，看來似乎並無出奇之處，但內中卻包括了十四部驚天動地的武俠小說，用十四部武俠小說的第一個字，綴成這副對聯。當初在寫作這十四部小說之際，絕無日後用首字作對聯的打算，但竟然天然渾成，可稱有趣之極。各位如熟讀金庸作品，可以知道每一個字，代表了他的什麼小說，略化幾分鐘找一找，十分有趣。由此可知寫這十四部小說的人，作這副對聯的人，才情是如何之浩淼。此人非別，金庸是也。
　　曾向一位洋人介紹金庸，說：「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問：「有名到何等程度？」進一步介紹：「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金庸的小說，不但風靡了港、台、南洋、歐美，不知使得多少人廢寢忘食，連中國大陸，高級幹部，也都以能看到金庸小說為幸，這種情形，一直到如今不變。金庸的小說，能吸引每一個人，上至大學教授，國家元首，下至販夫走卒，僕役小廝，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地卡，堪稱是中國近代，擁有讀者最多的一位小說家。
　　這位大小說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雖然是「素描」，也絕不簡單，要描得好，描得傳神，描得正確。尤其是對金庸，這顆寫作人中的天皇巨星，寫得不好，不正確，不傳神，讀者表示不滿起來，只怕會被罵死，所以，毅然執筆上陣，頗有大無畏精神焉。
　　金庸，姓查，名良鏞，浙江省海寧縣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那一年是乙丑，屬牛。海寧查家，是聲勢渲赫的大族，歷代人才輩出，全是極其出色的人物。在有清一代，海寧查家做過大官的人甚多，以書、詩、文名著於天下的，也不知凡幾。雍正年間，出了一個考題，「維民所止」，被誣成文字獄的主角，查嗣庭先生，就是查家的人，也是金庸的遠祖（注1）。而查慎行先生，更是詩文並著，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人（注2）。
　　金庸的家世顯赫，但是他的成功，卻和「祖蔭」全然無關，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來的天下，全是靠他本身的才能、學識、苦學、勤奮所得的結果。其實可以寫一本傳記，記金庸，作為成功人物的一種典型。
　　金庸在少年時期，在家鄉附近就讀，中學是著名的杭州高中學校，「杭高」是中國有數的好中學之一。中學畢業之後，適逢亂世，是日寇侵華的年代，金庸就在這時候離開了家鄉，遠走他方。據他自己的憶述，在離開了自己家鄉之後，曾在湖南省西部，住過一個時期，寄居在一個有錢同學的家中，這一段青年時期的生活，當然相當清苦。再以後，金庸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就讀，讀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學並未畢業，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時他雖然年輕，但已才氣縱橫，覺得傳統的大學教育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報業發生關係的，是當年大公報招考記者。當年，大公報是中國最有地位的一份報紙，影響深遠，大公報在全中國範圍內招聘記者兩名，應徵者超過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之中，金庸已顯出他卓越的才華，獲得大公報錄取。
　　自此，金庸就進入了報界，而在不久之後，便被派來香港。那大約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金庸在香港的大公報工作了相當久，擔任的是翻譯工作。後來，大公報本身變了質，和當年大公報，不能相提並論了！
　　在這個時期內，金庸對電影工作有了興趣。這種興趣的由來，大抵是由於他在報上撰寫影評之故。金庸曾用一個相當女性化的筆名寫過影評，也用「林歡」的筆名寫過影評。他所寫的影評，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尋了，但曾讀過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醒，是一時之選。以後，金庸直接參加了電影工作，做過導演。
　　金庸參加電影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其成就，和他寫作方面的成就來此較，也相去太遠，時至今日，已經很少人知道他曾實際參加過電影工作，當過編、導了。
　　金庸的小說創作生涯，可說開始得相當遲，但是一開始，就石破天驚，震爍文壇。他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才發表到一半，武俠小說讀者，已經驚為天人。再接下來的「碧血劍」、「雪山飛狐」，更是采聲大作，人手一冊。等到「射鵬英雄傳」一發表，更是驚天動地，在一九五七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鵬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射鵬英雄傳」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大宗師的地位，人人公認，風靡了無數讀者。在「射鵬英雄傳」之後，金庸就脫離了大公報，和他中學時期的同學，沈寶新先生，合創明報。明報在香港，銷數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報，在國際地位上，是第一大報。連美國國務院，都會三番四次，請主持人金庸去商議國家大事，中華民國總統，也曾數次召見金庸。
　　明報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更提高，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報在出版的初期，卻是一份小型報，銷數最差時，不過五六千份，工作人員不超過十人，全是憑藉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夥人沈寶新的幹才，初創時期的工作人員如潘粵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創出了今日的天下，成為中文報紙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是小資本，靠人才成功的一份報紙的典型。
　　曾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大約都不會否認這一點，而明報網羅、培養的人才之多，也一時無兩，許多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離開明報之後，創立自己的事業，多能獨當一面，成為香港報壇中的暄赫人物，例子甚多，也不必一一列舉了。
　　明報草創之初，金庸在明報上撰寫「神鵬俠侶」，接下來，大部分小說，也全在明報上發表，一直到「鹿鼎記」。在「鹿鼎記」之後，就未曾再撰寫小說。而專注於明報的社評。
　　明報社評，絕大多數（百份之九十九），由金庸親自執筆，見解之精闢，文字之生動，深入淺出，堅守原則，人人稱頌。就算意見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評寫得好，這是金庸在寫小說才能之外的另一種才華的表現。
　　由金庸執筆的明報社評，其影響已可與當年的大公報相埒。由於堅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則，金庸曾和大公報發生過一次極為劇烈的筆戰，這次筆戰，金庸所寫的幾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歎為觀止，只可惜這些文字，竟未曾結集出書。

　　　　　　　　　　　　　　　　　　　二

　　以上所寫的，是金庸在事業上的成就的簡單素描。
　　金庸的苦學精神，更令人歎服。二十年前，他自己覺得英文程度不移好，進修英文，家有一個一人高的鐵櫃，抽屜拉開來，全是一張一張的小卡片，上面寫滿了英文的單句、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記憶多少字。據沈寶新先生說，金庸在年輕時，每天限定自己要讀若干小時的書，絕不松懈。一個人能成功，絕非幸致，天分固然重要，苦學更不可或缺。
　　金庸愛書，私人藏書之豐，令人吃驚。他曾有一個超過兩百平方米的大書房，全是書櫥。近兩三年來，精研佛學，佛學書籍之多，怕是私人之最。為了要能直接讀佛經，他更開始學全世界最複雜的文字：印度梵文，毅力之高，簡直是超人。
　　金庸個子中等，大約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年輕時很瘦，後來發胖，如今體重約七十公斤，金庸的臉型相當罕見，走典型的四方臉（國字臉），國字臉有一股威嚴，他屬下的職員，每以為金庸嚴肅，不苟言笑。但事實上，金庸本性極活潑，是老幼鹹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壞脾氣的朋友，為了不使朋友敗興，可以唱時代曲「你不要走」來挽留朋友。
　　金庸的頭極大，筆者有三個大頭的朋友：金庸、張徹、古龍。這三個大頭朋友，頭都大得異乎常人，事業上也各有成就，和這三個大頭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種極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來，也有他們頂著！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數甚高，查府之中，朋輩齊聚，由宵達旦，籌碼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筆者賭品甚差，有一次輸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後，兀自生氣，金庸立時打電話來，當哄小孩一樣哄，令筆者為之汗顏。又有一次也是輸急了，說輸了的錢本來是準備買相機的，金庸立時以名牌相機一具見贈。其對朋友大抵類此，堪稱是第一流朋友。
　　金庸又曾對圍棋著迷，但段數不高，已故名作家司馬長風，稱他為「棋壇聞人」，可知棋藝平平。現在，他對圍棋的興趣也大大減弱了。
　　金庸在年輕時，曾學過芭蕾舞，對古典音樂的造諳極高，隨便揀一張古典音樂唱片放出來，唱上片刻，便能說出這是什麼樂曲來。金庸十分喜歡駕車，更喜歡駕跑車。最早，用過凱旋牌小跑車，後來，改駕積架E型。他駕積架E型之際，經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
　　後來，又換了保時捷。保時捷跑車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駕駛時速，略為提高，大約是三十哩。曾有人問金庸：「你駕跑車超不超車？」金庸答：「當然超車，逢電車，必超車！」其性格中的「穩」字，由此可見。
　　金庸不嗜酒，號稱「從未醉過」。根本喝得少，當然不會醉。他吸煙、戒煙，次數極多，如今一樣大吸特吸，並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煙的理論。
　　金庸也略藏書畫。如今書房中所懸的，有史可法的書法殘片，曾在他處看到過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歸漢圖」，也曾見過四幅極大的（超過五公尺長）齊白石精品，吳昌碩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過郵，不過他集的是「花花綠綠」的紙而已。
　　金庸對吃並不講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響。
　　金庸……畢竟不是寫傳，只是簡筆素描，金庸是怎樣的？金庸就是金庸，是天皇巨星，是真正的作家，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注1：「維民所止」四字之所以會形成文字獄，是因為當時皇帝的年號是「雍正」。有奸讒小人？向皇帝告密，說「維」、「止」兩字，正是雍正去了頭部，是暗示要殺皇帝的頭，於是龍顏大怒，興起冤獄，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
　　注2：查慎行先生是清代大儒，字悔餘，所居初白奄，又稱查初白，對易經有極深刻的研究，著書頗多，如「敬業堂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