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访谈录【辑录，添加】

刘国重

如椽飞笔渡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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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怡真：金庸先生，你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为什么不用别的形式呢？譬如说一般的小说。
　　金庸：这有原因，我本身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这种武侠小说的形式，可能在今天不能算是很“高级”的文学形式了。常常就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写其他的文艺作品呢？也许我不会写，也写不好，但这些也不是必要的。我曾在一篇小文《一个说故事人的故事》里提到，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幸运地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得还可以，看得下去，我也就相当满足了。
　　金恒炜：一般人总会存疑，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何在？我感觉到金庸先生的小说，融合了中国过去的章回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打斗小说冶于一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武侠小说是不是该有更高一点的评价？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里，武侠小说是否也有一种传播的功能？
　　全庸：这是这写武侠小说时的一种感想。有人曾经提到：一个优厚的文化常凝聚到小说方面。我也认为大家心目中的“小说”的形式常是西洋的，不是中国的。不过，由中国人来写，写的就应当是中国的事，中国的地方，中国的人物，自然它全是中国的。至于这个形式是否西洋，那也无关宏旨了。
　　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即使是一位大学教授，如果给他一本写得不好的《明太祖传》或唐太宗故事，他还是不要看的。因此问题也在这里了《汉书·艺文志》所云：“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里朋友很多，很热情，大家都各有专长，精通一家，成一派之言，对我当然劝勉有加。不过，有时却也使我汗颜。
　　至于另一问题，中国文化藉武侠小说来传播的问题。我想：在传播上受到种种窒碍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呈现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帮上一个小忙，能传播一些文化的讯息，那倒是实在的。至于它能传播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也不能估价太高吧？在海外华侨地区，他们感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喜欢看点武侠，倒是事实。不管是雅是俗，有一些群众基础是真的，武侠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既然它受人欢迎，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它，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且呈现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
　　苏念秋：金庸以及其后的武侠小说作者，将中国传统中武侠小说里的华夏精神，透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不但让中国人自己认识它，而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它。这并非是盲目主观地要恢复中国的自信，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这种精神，不过我们目前所表达的只是部分而已。但愿金庸先生及所有的后起之秀能够在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延承之中，完全建立中国固有的自信。
　　古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金庸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重要的地位。五四时代是反传统主义的，我们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却是去认识传统，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读者能藉著金庸先生而认识中国的传统。
　　金庸：我想，从认识传统中去坚定中国的精神及信念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
　　谈到武侠小说应有的地位，它只是目前还相当受到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同时被大家普遍接受。我们应当充实它，并且加深它的价值。
　　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并非只有武侠小说，武侠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之外，还有一种短品如《今古奇观》，也是传统的一种文学形式；《聊斋志异》这种短篇小说也是既有的文学形式。
　　传统文学形式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艺术方面，传统的舞蹈、戏剧、乐曲等也被普遍重视。传统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洋的小说形式才正统，而非难起章回小说，事实上，章回小说仍受大家普遍喜爱。这说明了传统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人去正视它。
　　罗龙治：我十分赞同金庸先生的看法。清朝末年的情况使中国人感觉到一切都不如人，那个感觉是不对的。五四以后，大家模仿西方，固然中国传统中有某些部分不好的，需要改变，但是西洋那套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啊！文学形式亦然。到底大众需要怎样一种形式的文学呢？无可否认的，传统中的武侠小说是最受欢迎及被普遍接受的。我想，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美国人最喜欢的仍是西部武打，而中国人最喜欢的仍将是武侠。
　　金恒炜：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一般艺术都起自民间，然后经过文人的手，把它变成艺术品，但也因为如此，它开始慢慢僵化。武侠小说从平民出身，但写武侠小说的人仍旧回归到平民，它不会变成贵族文学，而永远活跃在民间。这是武侠小说最优越的一点。
　　金庸：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武侠小说学术化了，那武侠小说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因素，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的小说形式，内容也是传统的，它的道德观与一般人的道德观也趋于一致。西洋的小说虽然在文学上有其地位，但它描述的内容、表达的观念却不能很适切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即使是留学国外多年甚或居住国外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这不是拿武侠小说与西洋小说来比较好坏的问题，而是生活上、道德上、观念上的不同而自然地产生接受上的问题。
　　我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其他的小说也可以表达这种形象、这种精神，但无可否认的的，武侠小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金恒炜：西洋小说里，“冲突”是被描写得最多的部分，在武侠小说里，冲突也是非常的强烈，请问金庸先生，在您的小说里是不是也喜欢把主角安排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
　　金庸：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
　　陈晓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固然描写了人的贪婪，人的进取，人在冲突之下的争斗，但我更发觉到在这之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中普遍地存在着的宽容的德性，这也是我十分激赏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上的许多方面，它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在国内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大家注意，大多是因为它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之所以成功，必然是具有永恒不变的因素，也具有环境上的因素，尤其是前者。永恒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金庸先生对真理的追寻，对正义的坚持，是让人深为敬佩的。这也就是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之处。
　　金恒炜：金庸先生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大气魄，同时，他下笔之时带着对人类的同情。譬如说有些人物，他在小说里是个坏人，可是我们看起来又觉得他是非常可爱的，令人心灵颤动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我认为应该有像他这样宽厚同情的心灵，这样下笔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全庸：“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刚才谈到宽容，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
　　古龙：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譬如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极富历史背景，这点甚至不让别的杰出的历史小说专美。在《雪山飞狐》这部小说里，金庸用了“罗生门”式以及其他方式的推理小说技巧，也突出于一般的推理小说。写情方面，他写小龙女与杨过的感情，也比一般的爱情小说更打动人心。
　　金恒炜：刚才金庸先生说不会写文艺小说，但是我看过您所写的一篇短文，说道：“侦探小说写得好的话，写武侠小说也一定写得好，因为文学的原理是一样的。”由这句话看来，如果金庸先生写文艺小说的话，我相信一定也是成功的。
　　对文学的评价，虽难免有些主观，但是作品好坏，仍然是可以公断的，对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希望后来的人，都能越来越重视，同时也希望在金庸之后，真正能经由读者的期勉与写作者的努力，创造出武侠的新天地来。

刘国重

新辟文学一户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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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爱看武侠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金庸的，他一共写过十四部武侠小说。有人说：他运用知识分子的气质，把武侠小说带入一个新境界。他自己却说：写武侠小说是娱乐自己，娱乐大众。
　　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陆续删改这些作品，有的甚至重写。
　　武侠小说和报纸是查先生的两大兴趣，和他提这两件事，他风趣而健谈。




　　问：您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我谈的是个人的希望和方向。
　　本来任何小说都是这样，不单是武侠小说。一般西方小说家大概注重三点：一是重心在描写背景，例如汤马士·哈代的小说；二是以情节为主；三是以人物为主。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大致是以人物为主。例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我们看过这类小说很久后，故事也许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对书中人物，像鲁智深、林黛玉、孙悟空等却印象深刻。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人性，这个有怎么样的性情，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另外一点是，当然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问：您很喜欢把历史写在武侠小说中，您是否认为武侠小说不能脱离历史而单独存在？
　　答：我写了十二部长篇，其中有两三部是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像《笑傲江湖》、《连城诀》等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关系不是很重要的。不像西方，十六世纪的事情与十九世纪完全不同。我所用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武侠小说情节离奇，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了历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
　　还有一点，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根据。
　　问：刚才您也提到过，您的武侠小说希望能包含一些人生哲理，武盲先生曾在《中国时报·人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你也想写武侠小说吗？》，他说武侠小说缺少道德评价，而且商业气息太多。您认为武侠小说是否应该有道德评价，或者应该有趣味性？
　　答：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现在台湾或香港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在报上连载的，都不是先写好再出版，即使是先写好再出版，也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就是其他纯文学作品，像狄更斯的作品，有些在报上连载的也是很着重趣味性的，也要注重读者的反应。娱乐性和吸引力是必要的。
　　关于道德观念这点，作者不一定要宣扬一种道德或不道德，大致上它是反映作者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观念。书中主角常常要面临许多选择，透过这些选择，作者把他的道德观念传播出来。我想，其他戏剧、电影也是如此，例如剧中主角对于要不要离婚，要不要自首等等，每件事选择的时候，总是代表了编剧或作者的选择。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不赞同，他也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我在《神雕侠侣》中，也提到主角是不是可以和师父恋爱结婚，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师生是不可以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现代的观念不同了。
　　在美学上或艺术上的理论有两派长期性的争论，一派是主张文学艺术对社会有责任，一定要表现一种价值观念；另一派认为艺术是纯艺术。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存在的，但小说在这一点上不像电视广播那么强烈，它印成书可以给人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艺术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美的范畴，科学与真假有关，道德与善恶有关。小说和人的关系很直接，不像音乐或绘画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例如一幅油画或贝多芬的音乐，你很难说它是善的或恶的。但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的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够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
　　另一方面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点我是考虑到人生的经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
　　问：您的武侠小说编成电影和电视，您认为满意吗？
　　答：我的小说几乎全部拍成电影，电视剧也很多。比较起来，电视比较容易拍些，因为它有的拍几十集或一百集，比较有充分的时间修改，技术上也容易处理些。电影就很困难，因为我的小说很长，他们每次改编成电影，我总劝他们不要全部拍，选其中几段就好了，把它充分发挥。但是编剧、导演似乎不这么想。因为你看一部小说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时间，在电影中，一个多钟头就要把它完全表现出来是很难的，只能大致交代故事情节，细腻处根本无法发挥。尤其武侠小说人物很多，光是一个个交代身份，观众都来不及接受。
　　问：现在电视对儿童的传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谈到电视暴力的问题。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难免也牵涉到这个问题，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只是电视，武侠小说本身也如此，因为许多人十几岁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了。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说到这里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香港对电影的审查制度是粤语片最严，国语片宽一点，外语片最宽。香港政府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成立还不知道，他们认为看外国片的人知识程度比较高，看粤语片的人普遍知识程度低。如果电影中有坏事，知识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给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电影审查越要严格一点。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电视的编剧应该想到电视对观众的影响。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应该适可而止。
　　问：许多人都觉得武侠小说中的主角是社会的游离分子，刘若愚先生在《侠》一文中说“侠是天生的，与个人的家世无关”。你认为呢？
　　答：我想社会后天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的个性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天生遗传的，一是受教育、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这两者互为影响，也很难说哪一种比较大。我个人信佛教，佛教认为个人个性决定于“业”，一个人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积下来的，一个人的“业”是一生的影响力。人是很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加起来的。
　　“侠”，先天关系很大，后天关系也很大，都有影响。
　　问：台湾大学文学院长侯健先生在《工商时报》上写过《武侠小说论》，当中提到您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与《鹿鼎记》以外，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认为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您对他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武侠小说中“伸张正义”是必要的，如果正义不伸张，读者觉得不过瘾，道德意味也太差了。武侠小说中的“伸张正义”就好像侦探小说中“破案”一样，这是它的基础。如果单从道德来看，武侠小说应该是比较道德一些的。
　　侯先生提到“惘然”，其实《天龙八部》中也有一些。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是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问：您觉得中国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警匪小说、剑侠小说有什么异同之处？
　　答：中国的武侠小说比较复杂得多。我看大仲马、史蒂文生这些人的小说，当然本身的故事很完整，但描写的场面不像中国武侠这么大。侦探小说的故事结构更简单，它比较注重情节，对人物性格方面，除了侦探本身可能有些特别性格外，其他人的性格都不很重要。
　　问：假如今天的世界是一篇武侠小说，您的看法如何？请您用武侠小说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
　　答：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不讲法律，完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生活在武侠世界中，一般人其实是会很痛苦的。就算是侠客或正义之士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武功不好就会被打败了（笑）。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当然不可行，那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的世界，不能实行的。
　　问：许多人是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进而从事文学创作，也有人从武侠小说得到写作灵感，例如写武侠诗，您对这两类读者有什么忠告？
　　答：第一：武侠小说本身是不是文学，是大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文学有古典和浪漫两派，浪漫派小说、戏剧和诗总是想象力放纵，喜欢去表现不可能的事，启发人的想象力。有些年轻人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学写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武侠小说是很浪漫的，描写的是一个和现实社会有距离的世界。如果他对文学的喜爱自武侠小说开始，当然也可以，他至少对浪漫文学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以此为限，要继续发展。
　　通常作家写什么题材大都与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很难说好与不好。如果他喜欢写武侠诗就让他写吧！

刘国重

金庸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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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猫头鹰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刘国重

《鲁豫有约》节目组曾在2007年专程去香港拜访过金庸，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却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此次专访刚好赶上他放暑假回港，原本节目组打算让金庸带鲁豫去一些跟他人生经历有关的地方转转，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放弃了这一计划。

最后鲁豫是在金庸办公室完成了这次专访。他们聊了家庭，情感，事业，还有过往重要的人生经历。通过那些只言片语，鲁豫感受到金庸内心那种热情、奔放、自由、浪漫的天性。

“采访金庸之前，我看了不少他的资料传记，但是金庸跟我说那些传记都不算数，因为作者都没有采访过他，没有经过他的确认，很多细节都被夸大了，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

而那一次，鲁豫坐在金庸办公室里面安静地听他讲人生故事。他讲话语速很慢，情绪特别平缓。有那么一刻，鲁豫突然在想，“这应该算他的传记的一个部分吧。”



鲁豫采访金庸先生

如今，距离那一刻已过去十一年。曾经坐在鲁豫面前那个“幽默”“可爱”“特有孩子气”的老头儿已经离开。

我想，恐怕我们也是没有什么资格给他写人物小传的吧，此时唯有将十一年前那些“只言片语”重现，以表对先生的怀念。

金庸：我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采访｜鲁豫 口述｜金庸

文字整理｜一毛

查先生，平时大家都这么叫我。

也有人叫“金先生”，但是叫“金先生”我不理他，正式称呼是“查先生”。

现在做学生，老师和同学都叫我“查教授”。

我以前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院长，又兼教历史，学校授予我教授头衔。现在当学生，我说那个教授头衔应该取消了，但他们还是坚持称我“查教授”。

教书时候总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好，希望能再去学一点。现在我在学校念书，完全跟学生待遇一样，同学叫我签名啊拍照什么的，我都说现在我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学生的时候，空下来跟你一起喝茶，再拿着我作家身份给你签名。

我攻读的那个专业叫东方学术研究，同学中有中国人，有韩国人，有英国人，也有德国人，我们一起听老师讲课，有些古文太难，他们不懂的话，老师说你可以问问查先生，那我就教他们。

我在班里成绩算蛮好的。平时上学，因为剑桥和我住的地方离得很远，我坐的士过去要七八镑，差不多港币一百块钱，相当贵。最后老师说你这样太贵，所以每星期我打的去上一次课，老师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课。

我想骑车上学，但是太太说骑车上学太危险。

我有一个书包，很大，里面装书本，装笔记簿。当学生挺好玩的，我特别喜欢当学生，虽然我在浙大做老师，但觉得做老师还不如做学生好。



金庸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图片来源：新华社）

小时候我不淘气，不打架，喜欢踢足球，但踢得不好。

有一次守门，对方踢球力气很大，把我这个手指给弄伤了。我本来在学钢琴，学了一年多，后来也不能学了，老师说你不要弹了，手指变成这样子。

那时候还喜欢在家里看书，看各种各样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一类。

读初中时，我跟同学一起编过一本考试教材，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做这本书，书里边主要是我们自己出些题目，跟小学生考中学差不多。

这个书在浙江出版，各省都销的，销路很好，把赚的钱一分，就够我们三个人念书了。我们就靠这本书赚的钱念完了中学，后来我又到重庆读大学，另外两个同学去了上海交通大学。

那时候我15岁。

中学时被学校开除过一次，不是成绩不好。当时学校有壁报，我们有个训导主任很凶的，老是没有道理骂同学，然后我写了一篇壁报讽刺他，结果训导主任说你这样讽刺老师，开除。

后来与江泽民见面，他哈哈大笑，说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



1993年3月19日下午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金庸

大学时我也被开除过一次。那时候念的国民党学校，蒋介石做校长。有同学主张见到校长的时候马上起立，立正，而且把脚一碰，碰得有声。我在电影里面看到过，就说这个好像跟希特勒一样。这个同学就骂我、打我，后来跟他们吵起来，学校就说我对蒋校长不尊敬，怎么把他比作希特勒，又把我开除了。

大学时念的外交系，想做外交官。那时出国留学很难的，没机会。我在大学时候唯一的出国机会就是去土耳其，但觉得去土耳其念书也没什么用，就没去。

这辈子也没有去搞外交，但不遗憾。我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外交部很多人都对我说，查先生幸亏你没当外交官，当外交官苦得不得了，依你这个个性，你今天进来明天就被开除了。

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你到美国去做大使，驻守在华盛顿，你到纽约去一下都要请示外交部批准。但是我到美国去，喜欢想到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那个时候来香港工作不是一个好差事，当时上海多好啊，香港比上海差得多。当年花十万块钱办了份报纸，我差不多出了八万，我的稿费、版税全部投进去。生活比较紧张，最惨的时候完全没钱用了，什么小钱都不花了。

那时候还没电脑，文章都是用手写，现在有电脑我还是用手写。那时候写一篇小说就1000字，写一篇社评大概800字，一天大概2000字。写社评很难，要看当天新闻和外国电讯，花很多时间。

我写的时候旁边就站着一个排字工人等我，我在这边写，他站到我面前，我说你坐一下，他说我不坐，我等你。压力很大，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晚饭不能吃，有朋友请客我都不去，要写好社评才能够再放心吃饭。写到最迟的时候，报纸就差不多截稿了，我等到最后一个时刻再交给他。



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

在《明报》上连载自己的小说

我也做过记者，但对记者这个职业也谈不上喜欢，马马虎虎吧。那时候在报社工作，赶上，工资一个月五六亿这样子，钞票用绳子绑好，中国银行或者交通银行盖个章，一捆一捆地拿。

我当时钱都花在看京戏上了。

大陆的读者里，最早看我书的人可能是邓小平他们。第一次见邓小平是1981年，他邀我去北京，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我们不谈书，主要谈社会主义，谈中国将来前途怎么样。

我在四川念过书，他讲四川话我懂的。他一边讲一边抽烟，抽很多，我也抽烟，他老是给我递烟，我说不好意思劳烦老人家，我自己来拿，他给我熊猫牌烟，给我带了一些塞进去，说你拿回去抽，这个烟比较好。

那时我50几岁，他70几岁。他很直爽，我觉得很好。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

我对撒切尔印象也蛮好。当年她到香港的时候，邀我到港督府见她。当时她在跟中国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她希望我支持英国人，香港不要归还，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应该归还中国。第一，这里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了；第二，条约期限是99年，现在到期了，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她也很直爽，觉得大家意见不合，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我来香港已经有50多年了，但广东话还是不行。我跟太太、跟同事都讲广东话，但他们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地人。

我这个人不守规矩，不守纪律，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如果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所以我很难给人打工。

当时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我说我现在不做，我外出走一个钟头回来，准时交卷就是了。我也不跟老板吵架，也不摔门，但就是你讲的话我不听。你最多开除我，开除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

在家里面也是，太太指挥不了我。她也不听我，我也不听她。但吃东西还是以她为主，我有糖尿病，她说甜的东西不要吃，那我就不吃了。这些对我身体有好处的，就听太太的。



金庸和太太

对孩子我完全不管，太太就非常不赞成，觉得我对待儿女太宽松了。我说儿女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你管他没用。

我女儿非常乖，在香港很好。两个儿子，大儿子过世了。他非常好，我没管过他，他很乖，功课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是自己考进去的。但他受不起挫折，在美国跟他爱人吵架，就上吊自杀了。

二儿子我也没教过他，他也不是不听话，就是念书不好。他总这样讲，说自己做事不好是因为我把DNA好的因子都拿去了，不给他留下一点。

我结过三次婚，也不是很守规矩的人。

第一次太太离开我，离婚了；第二次我对不起太太，跟她离婚了；这是第三个太太。我现在不够浪漫了。她生日，我送的纸花给她，纸做的花。那时候买不到真花，纸花不会坏，又便宜。后来也没送过鲜花。

求婚时也没有单腿跪地，我就说我们明天结婚吧，她说好啊，然后第二天就去注册了。



金庸和太太

情诗也没写过。我平生唯一浪漫的一段日子，就是在杭州《东南日报》的时候，跟那些小女孩一起去玩耍、去散步，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

我们报馆有家电影院，很多女孩子来找我，因为我带她们去看电影不用买票。有些女孩子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她们是喜欢我，还是因为想来看电影。可能都有吧，完全不喜欢我大概也不会来找我。

我年轻的时候谈不上帅，马马虎虎。追我的女孩有是有的，但都是很普通的女孩子，我也不喜欢。我喜欢的女孩子，人家不喜欢我。我自己在二十几岁才有初恋机会。

喜欢的女孩……是不是长头发我不知道，总之漂亮当然是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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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有约之码字儿（3）
2012年6月15日

    译林出版社

   

   金庸：我的个性与爱好

   

    查良镛 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 1947年任《东南日报》记者，后考入《大公报》担任编辑及英文编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查良镛南下香港，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在香港，查良镛开始抒写传奇，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侠”金庸。




    鲁豫：您在八十四岁高龄的时候去剑桥大学读博士，真的是在当学生吗？

    金庸：真的是当学生，我在学校念书完全是学生待遇。学生叫我签名拍照，我会告诉他们，现在我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学生的时候，再跟你一起喝咖啡，到时候以作家的身份给你签名。

    鲁豫：您攻读的专业叫什么？

    金庸：东方研究。我的同学里有北大的、有南开的，有韩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因为有些古文太难，他们不懂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你去问问查先生就可以了，于是我就经常教他们。

    鲁豫：考试的时候真考您吗？

    金庸：真考，而且是用英文考。口试是用无线电视，两位教授在英国，我们在香港；笔试则是交论文。我在班里成绩还算蛮好的。

    鲁豫：您平常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金庸：学校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坐的士去差不多要人民币一百块钱，相当贵，所以老师都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课。一开始我想骑车上学，但我太太说那太危险了。

    鲁豫：同学怎么称呼您？

    金庸：我以前在浙江大学的时候他们颁了教授头衔给我，我说做学生以后教授头衔应该取消了，但他们还是称我查教授，老师叫我查教授，同学也叫我查教授。不过我特别喜欢当学生，我觉得做老师不如做学生好，做学生可以不懂就问。

    鲁豫：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上学这个念头的？

    金庸：我在浙大做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当时我也教历史，但教书的时候是不大有时间自己做研究的，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好，应该再去学一点。

    鲁豫：您完全是文人性格。人如果在某一方面是天才，其他方面就不会太专注，家务您肯定是不会的吧？

    金庸：从来没有干过。一般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所以我差不多只能自己做老板，给人家打工很困难。以前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让我做什么事情，我说现在不做，然后就到外边走一个钟头，回来准时交卷就是了。

    鲁豫：您跟老板吵过架吗？

    金庸：也不吵，我说我出去了，老板也没办法，最多开除我，那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

    鲁豫：您在家里面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金庸：家里太太想指挥我，指挥不了。她不听我的，我也不听她的。不过吃东西以她为主，因为我有糖尿病，所以她说不要吃甜的东西，我就不吃，这些对我身体有好处的就听太太的。

   
    金庸：我结过三次婚，也不是很守规矩的人。第一次是我太太离开我，第二次是我对不起太太，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个太太。

    鲁豫：您给太太送过花吗？

    金庸：她生日我送了纸做的花给她。那时候买不到真花，就买的假花，纸花不会坏，又便宜，鲜花没有送过。

    鲁豫：您有没有单膝跪地向太太求婚？

    金庸：没有，我说我们明天去注册结婚吧？她说好啊，然后就去注册结婚了。

    鲁豫：您跟我想象中的大作家不太一样，我总觉得大作家是特别浪漫的。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蔡澜还是倪匡写的，说你们几个人里边你是最受女孩子喜欢的。

    金庸：我平生唯一浪漫的一段时光就是在杭州《东南日报》的时候，跟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一起去玩耍、散步。

    鲁豫：您是一个特别严格的爸爸吗？

    金庸：完全不管，我太太就非常不赞成，觉得我对待儿女太宽松了。我说儿女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你管他没用。我大儿子非常乖，功课也好，我没管过他，他是自己考进哥伦比亚大学的。但是他的叛逆心也很厉害，受不了挫折，在美国跟他爱人两个吵吵架就上吊自杀了。二儿子我也没教他，他不听话，念书也不好。

    鲁豫：您不能把儿女做事的成绩跟您的成绩相比，那样谁都没有成绩了。

    金庸：我二儿子说：“我做事不好，是因为你们把好的DNA因子都拿去了，不给我留下一点。 ”

    鲁豫：其实孩子喜欢爸爸什么都别管，自由自在地成长。

    金庸：像你这样的女儿就非常好。

    鲁豫：女儿是比较听话的，应该养女儿。

    金庸：假如女婿我不喜欢，但她坚持要嫁，那岂不是也没办法了？

    鲁豫：这种时候您会干涉吗？

    金庸：不干涉，我两个女婿都蛮好的。

   

    鲁豫：您的围棋段位是多少？

    金庸：业余六段。

    鲁豫：如果跟聂卫平下，他让您几个子您可以赢？

    金庸：聂卫平让我五子就可以赢他了。

    鲁豫：还有什么事是您特别想干的？

    金庸：我想写一本中国历史。

    鲁豫：这部鸿篇巨著要写多长时间？

    金庸：可能很花时间。

    鲁豫：看起来您的十年计划基本上就这么排满了，预祝您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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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你好，我是凤凰网。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金庸：好的。

凤凰网：我们凤凰网的网友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位中学老师，那现在您下面的学生在读您的小说，那么您会怎么办？

金庸：中小学生我鼓励他，这个小说是好的，再读，再读一点，没读完的，我再送你几部。

凤凰网：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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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访问金庸


凤凰卫视8月30日《鲁豫有约》，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金庸、蔡澜，他们不仅是知名的作家和美食家，也是对香港文化颇有影响的香江才子，学生时代的金庸为何两次被学校开除。

金庸：中学开除过一次，大学开除一次。

解说：他也曾遭遇情感问题。

金庸：我喜欢的女孩子，人家不喜欢我。

解说：文雅的他，内心颇具叛逆精神。

金庸：如果人家叫我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


陈鲁豫：金庸这个名字我想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了，他出生成长在内地，之后去香港发展，而且在香港功成名就，创下太多的金庸式的奇迹。金庸讲话的语速特别慢，而且情绪始终特别地平缓，但是透过这种平缓，你能够感到他内心是特别幽默，特可爱特有孩子气的那种人。我们中国人老爱说，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通过金庸小时候的一些故事，我就预感到这个人将来人生经历，应该是很不平凡的那种人。金庸就是这样的人，他小时候的很多故事总结了一下，有几个特别好玩，第一个是年纪很小就赚了一笔钱，第二个是在中学和在大学一个人被开除了两次。

1924年查良镛出生在浙江海宁，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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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十五岁靠编教材赚得第一桶金

陈鲁豫：您小时候是什么样，男孩都很淘气，您是那种小孩吗？

金庸：也不淘气，待在家里看书。

陈鲁豫：真的吗？

金庸：是啊。

陈鲁豫：看什么书呢？

金庸：看各种各样的古典的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一类。

陈鲁豫：戴眼镜吗那时候？

金庸：那时候不戴。

陈鲁豫：不戴，会跟人打架吗？

金庸：不打，踢足球。

陈鲁豫：踢的怎么样呢？

金庸：踢的不好，后来我踢足球守门的，一守门，这个足球来，把这个手指碰了，把门守住了，但这手就碰起，他对方踢的力气很大的，本来在学钢琴，后来钢琴就不能学了。

陈鲁豫：还学钢琴呢那时候，弹的怎么样那时候钢琴？

金庸：钢琴弹的不好，学了一年多点。

陈鲁豫：所以您可以说不是我弹的不好，是我手受伤了，不能弹了。

金庸：跟老师这样讲，老师说你不要弹了这样子。

1939年处女作《给初中投考者》问世，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查良镛15岁即昭显商业头脑。

陈鲁豫：我听说一个事，查先生，就那时候您是上初中的时候吗，编过一本那种考试教材，那是您编的吗？

金庸：是啊，跟同学一起，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做这本书。

陈鲁豫：赚了很多钱吗那本书那时候？

金庸：靠这本书念完中学，后来又到重庆进大学。

陈鲁豫：靠这一本书你们几个人念完中学，然后上大学？

金庸：是啊，另外两个同学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陈鲁豫：当时您也就十几岁吧。

金庸：那时候15岁。

陈鲁豫：那怎么会这么有经济头脑呢？

金庸：你读商学院，可能我小的时候，这个经济头脑比你还好一些当时。

陈鲁豫：对，因为现在这样的书很多，就考试的那种参考教材，对吧，那时候有吗，那时候没有应该。

金庸：那时候没有，这个书我们在浙江出，销福建、安徽，附近各省都销的，所以销路很好，赚很多钱了，我们三个人一分，就够我们三个人念书了。

陈鲁豫：可以啊，那时候您要接着做的话，就能够做个出版业大亨了。


金庸：那大亨就不行，这本书就销路蛮好的，其他的书也没想到，里边主要是我们自己出些题目，我们自己写一些文章，跟小学生考中学差不多这样的。



陈鲁豫：您给学校开除过？

金庸：开除过，中学开除过一次，大学开除一次。

陈鲁豫：中学为什么开除，一般开除因为成绩不好，我估计您应该成绩很好。

金庸：我不是成绩不好，我在学校有学校的报纸，壁报，都贴在这里，我写一篇壁报，我们这个训导主任很凶的，老是没有道理骂同学，那么我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他，结果训导主任说你这样讽刺老师，开除这样。

陈鲁豫：那也不能算是你的错，那老师也有一半的错。

金庸：后来江泽民接见我，他哈哈哈笑，查先生你中学时候给人家开除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



陈鲁豫：到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朦朦胧胧的理想？

金庸：到了进大学，进大学我念外交系，我想做外交官这样子。

陈鲁豫：当什么样的外交官，比如说驻外的什么大使。

金庸：最好做大使，当然最好了。

陈鲁豫：想去哪个国家当大使当时？

金庸：美国没想过到，到法国、德国这样子去。

陈鲁豫：上大学那时候您怎么没有出国去念书，比如说留学，那个时候学生也挺多出国留学的。

金庸：那时候出国留学很难的。

陈鲁豫：很难的。

金庸：没机会，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出国去土耳其，唯一出国就去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念了没什么用就没去。

陈鲁豫：去土耳其念书就算了。

金庸：外交系因为那时候我念得国民党学校，校长蒋介石做校长，当时里边有很多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国民党的学生，同学主张听到校长的名字蒋公我叫蒋介石，见到校长的时候要马上起立，立正，而且得把脚一碰，碰的有声。

陈鲁豫：在电影里面看到过。

金庸：因为对蒋校长不尊敬 又被开除第二次

金庸：有声音，我就说这个好像在法西斯，跟希特勒一样，当时在跟德国打仗，就喊嗨希特勒，你这样听到校长的时候，马上立正一碰，那不是跟喊嗨希特勒一样，那这么同学就骂我，打我这样，后来跟他们吵起来，学校就说你对蒋校长不尊重，怎么把他比成希特勒，所以又把我开除了。

陈鲁豫：您的胆真的是很大，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被开除一次不容易，被开除两次就更难了，挺有意思。

1954年大学毕业的金庸进入杭州《东南日报》

一年后的1946年金庸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

陈鲁豫：您出去采访过吗？

金庸：我也做过记者。

陈鲁豫：您都采访过什么人那时候？

金庸：采访当时到杭州来的那些，杭州一个风景地方了，所以南京有很多大人物，当时国民党的陈立夫我采访过他。

陈鲁豫：您采访的好不好，是个好记者吗现在想起来？

金庸：也不算好记者，他讲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陈鲁豫：喜欢当记者吗？

金庸：马马虎虎。

陈鲁豫：在报社的工资高吗那个时候？

金庸：用报社赚来的工资去看京戏

金庸：那时候工资，几亿几亿的，一个月五亿六亿七亿的，它这个钞票这样一叠，有绳子绑好，中国银行或者交通银行盖个章。

陈鲁豫：一捆一捆的拿。

金庸：这一亿两亿这样子，我当时花钱花就花在我以前去看京戏。

陈鲁豫：花钱去看京戏。

金庸：对，看京戏。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到香港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陈鲁豫：那个时候来香港工作不是一个好差事，在您那个时候？

金庸：那时候也不算好。

陈鲁豫：当时上海多好啊。

金庸：香港比上海差的多。

陈鲁豫：对您来说香港算是家了是吧？

金庸：香港现在定居了。

陈鲁豫：这么多年您的广东话怎么样？

金庸：广东话不行。

陈鲁豫：真的，真的，您是一点都不会说吗？

金庸：可以，我跟我太太什么，跟同事都讲的广东话。

陈鲁豫：讲的还不错。

金庸：他们一听就知道你上海人。

陈鲁豫：那平常的话，跟一般的人讲话讲什么呢？

金庸：讲广东话。

陈鲁豫：讲广东话，那还可以了。

陈鲁豫：当时办一份报纸，要花很多很多钱吧？

金庸：说办报纸，我这个花的算少的，我们十万块钱办报纸。

陈鲁豫：可是十万块钱在那个时候，十万块钱就是很值钱很值钱了。

金庸：是，十万块钱差不多我出八万，我卖小说，卖稿费，版税，小说赚的钱全部投进去。

陈鲁豫：一开始办报纸，光往里投钱，还没有赚钱的时候，生活特别特别紧张吧？

金庸：那时候生活比较紧张。

陈鲁豫：您最惨的时候什么样？

金庸：最最惨的完全没钱用。

陈鲁豫：完全没钱用是什么意思？

金庸：就是自己什么小钱都不花了。

陈鲁豫：那那时候住房子还有钱吗？

金庸：住房子有钱。

陈鲁豫：住房子有钱，吃饭呢？

金庸：吃饭有钱，但是吃的不好，家里工人住的，就是买菜的钱少。

陈鲁豫：您还有工人呢，还行了。

金庸：还行还可以。

陈鲁豫：那您当时把全部的钱都用来办报纸，家里人害不害怕，支不支持？

金庸：家里我太太没有发言权。

陈鲁豫：您很大男子主义是吗？

金庸：这个钱要办报纸，报馆需要，就拿出来了。

陈鲁豫：但是您当时也一点都不害怕吗，我的钱全部都投进去了，万一没办好，血本无归怎么办？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血本无归你就只好，我办报纸很多人就是香港办报纸，没钱就不要办了，我觉得自己有信心。


陈鲁豫：您那时候写还没有电脑，就是用手写。

金庸：用手写，现在有电脑，我还是用手写。

陈鲁豫：还是用手写。

金庸：是啊。

陈鲁豫：您当时一天最高记录，一天写多少字？

金庸：小说有一千字，一千一百字，写社评，社评大概八百字到，有时候九百字，八百字左右。

陈鲁豫：一天两千字，那会不会每天都很发愁，每天一睁眼就欠了两千多字。

金庸：是啊，每天吃饭，晚饭不能吃，家里有朋友请客什么我都不去的，我得写好社评，才能够再放心吃饭。

陈鲁豫：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这次我们在谈话当中，我还是能够感到他内心的那种躲闪和犹豫，但即便如此，通过那些只言片语，我还是能感到他内心当中那种热情、奔放、自由、浪漫的天性。

我也但愿和王姑娘共泛太湖之上，此生此世，永不到岸。

陈鲁豫：您年轻的时候帅不帅长的？

金庸：谈不上帅，马马虎虎。

陈鲁豫：您是属于年轻时候招女孩子喜欢那种人吗？

金庸：也不见得。

陈鲁豫：有人追过您吗？

金庸：有是有的，很普通的女孩子，我也不喜欢，我喜欢的女孩子，人家不喜欢我。

陈鲁豫：那时候的初恋都多大啊，当年的人都多大初恋，十几岁吗？

金庸：初恋我看，20几岁了，十几岁我们还在念中学。

陈鲁豫：20几岁太大了才初恋啊。

金庸：不是，不知道，我自己大概20几岁才有初恋机会。

陈鲁豫：您年轻的时候干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金庸：最浪漫的事情不能讲嘛。

陈鲁豫：有那么浪漫吗，您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那个时候，长头发的，漂亮的？

金庸：有人追过我 但我喜欢的不喜欢我

金庸：是不是长头发不知道，总之漂亮当然很重要的，在杭州的时候，我在《东南日报》，我报馆有个电影院的，有很多女孩子来找我，她说目标就是我带她去看电影不用买票，我们报馆的同事带个朋友去看戏不用买票了，那么有些女孩子，很多女孩子找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喜欢我，还是因为目的是看电影。

陈鲁豫：都有了。

金庸：可能都有。

陈鲁豫：都有，也喜欢看电影。

金庸：完全不喜欢我大概也不会来找我。

陈鲁豫：对。

金庸：后来这些，对面的一个女子学校，我跟她们老师什么都认识的，跟老师倒没什么太要好的关系，跟这些小女孩她常常来找我，带她们看电影，我带她看电影，跟她说了，有时候带她们出去玩玩，划船都有。

陈鲁豫：跟女学生啊，那挺浪漫的，这就属于比较浪漫的事，这个属于比较浪漫的事。

金庸：这些女学生大概十六七岁了。

陈鲁豫：你有没有觉得遗憾，您这辈子没有去搞外交有点遗憾。

金庸：也不遗憾，搞外交现在，后来这些，我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外交部很多人都来参加基本法的委员，他说查先生你幸亏不来当外交官。

陈鲁豫：为什么？

金庸：你当外交官苦的不得了，你这个个性，你进来，明天后来就开除了。

陈鲁豫：为什么，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金庸：我这个人不守规矩，不守纪律。

陈鲁豫：就您是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

金庸：对，自由散漫的人，是啊，当外交官这个纪律，比普通人严的多，外交人的时候，你本来到美国去做大使，你在华盛顿，你到纽约去一下，都要请示中国外交部长要批准。

陈鲁豫：这肯定是要这样的。

金庸：我不守规矩 自由散漫

金庸：到美国的外交部要批准，那你这样子困难，我到美国去到全国，喜欢到哪里就哪里，他到纽约也不行。

陈鲁豫：我明白了，您这点性格完全是个文人性格，就比较自由的，自由散漫的那种。

金庸：自由散漫那种。

陈鲁豫：您生活中，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在某一方面是天才，其他方面就不会太专注，没有兴趣，比如说家务您肯定是不会的。

金庸：对，家务不管的。

陈鲁豫：从来没有干过家务？

金庸：如果人家叫我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所以自己做老板差不多，给人家打工很困难，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你快做，那我现在不做，我往外边走，走一个钟头回来，准时我交卷就是了。

陈鲁豫：您跟老板吵过架吗以前？

金庸：也不吵，我走了出去了，老板没办法。

陈鲁豫：您在家里面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金庸：在家里想指挥我指挥不了。

陈鲁豫：在家里面现在是您听太太，还是太太听您的？

金庸：大家不听。

陈鲁豫：大家不听。

金庸：她也不听我，我也不听她的。

陈鲁豫：那总会以一个人为主。

金庸：吃东西以她为主，好像我有糖尿病，没有得糖尿病的，再吃甜的东西吃多了，我就会糖尿恶化，她说甜的东西不要吃，那我就不吃了。

陈鲁豫：所以还是要听太太的。

金庸：这些对我身体有好处的，就听她的。

【【【【【【【【【【【【【【【】】】】】】】】】】】】】

陈鲁豫：您欣赏的人可能跟您合得来的人，都不是完全电影圈的人，像您那几个老朋友其实跟电影说，都是要有一些间接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

蔡澜：间接关系。

陈鲁豫：黄霑、倪匡先生、金庸先生。

蔡澜：间接关系。

陈鲁豫：包括古龙先生，这几个人是您最好的朋友吗？

蔡澜：是，是，是。

陈鲁豫：好像这几个人是有共同点的，首先都是文人，都是对生活有好奇的人，都得是性情中人。

蔡澜：这个比较重要。

陈鲁豫：其中金庸先生跟你们几个人不太一样，你们几个人的性格更像，是有点那种豪放，那种感觉的，金庸先生是一个比较。

蔡澜：他也有他这种豪放的一面，你们很少看到。

陈鲁豫：可能我们没有看到。

蔡澜：有的。

陈鲁豫：我认为他是一个更加严谨和严肃一点点的人。

蔡澜：但是他人很好玩的，调皮捣蛋的。

陈鲁豫：以前你们都在香港的时候，会常常聚在一起吗？

蔡澜：是啊，常常去喝酒，为什么会当年，你不是说看到那个。

陈鲁豫：对啊，我看，但是我是在1996年时候我还看到，你们是1989年开始做的。

蔡澜：几年我忘记了，不过就是那一年倪匡喜欢上一个酒吧的妈妈桑。

陈鲁豫：我看到那一段。

蔡澜：所以才喝花酒，所以才做成这个节目。

蔡澜：我没有把镜头当成存在

陈鲁豫：就因为你们三个讲话很有意思，我生活中看到过这样的男性，就是讲话非常逗，然后只要一桌人吃饭，他们讲话，大家就不用吃饭，一直笑一直笑。

蔡澜：对对对。

陈鲁豫：可是这样的人上电视不一定是好笑的，但你们三个上电视，也是很好笑的。

蔡澜：我们没有把镜头当成存在，那么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你说遇到那些人，他们要是很意识的看到镜头，他们就装成一本正经，这是很严肃的话，当然不好笑，你把镜头忘记了就好笑。

陈鲁豫：还有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地位在那里，就整个的演艺圈，香港的文化界的人跟你们都是熟的。

蔡澜：也不是，因为那个节目的收视率高的很厉害，差不多打开电视节目的那段时段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不上我们这个节目，那好像没有。

陈鲁豫：我的名气还不够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我现在太早了，我当时看过一些，我都忘了那些比如说一般的女演员，上别的节目可能不会说的问题，会跟你们去聊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蔡澜：那时候是我们的诡计，我们就是大家一上来，我们就开酒了嘛，就白兰地。

陈鲁豫：对对对，是真的酒。

蔡澜：真的酒了，当然，就跟这个女的讲说，我们做的是一个录影的节目，所以你不喜欢的话随时我把它剪掉，我会放给你看，那么就开始喝酒了，喝完了以后就开始做节目，通常是录影的前一个小时那一段没有用的，因为大家都不熟，而且酒喝的不够，一个小时以后，大家酒喝得差不多了，就放松了，那么就开始讲了。既然说可以剪的话，那么什么题材都讲，讲讲讲，讲完了录完了，录完了谢谢，要不要放给你看，看什么啦不看了，那么结果就变成这个节目非常之有趣。

陈鲁豫：但是他们会跟你们说一些，可能跟别人不会说的事情，不会说的话。

蔡澜：有时候，有时候，如果你很仔细的看看，张国荣那一段，你会，如果很仔细的听，你会听得出，他同性恋的倾向是怎么形成的。

很多人会问，张国荣这段时间你没有拍拖吗？一来一个太纯的女孩，我觉得我会欠她很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很纯情了。

蔡澜：为什么能够做成这样的节目，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节目里面喝酒，没有人管你的。

陈鲁豫：我在香港时候还看过一点，但后来就没有了，我就记得，因为我们看到一定是后来您说一个小时以后的，因为每次我看您脸都是红红的，我一看这个人真的是喝了酒了，所以显然第一小时是没有用，都是用第二个小时的。

蔡澜：对对对。

陈鲁豫：电视是一种兴趣 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陈鲁豫：很有意思，所以您看您做过太多的事情了，那电视算是一个兴趣的吗？是做的愉快的一个事情吗？

蔡澜：做的愉快，你想想看，你喝最好的酒，有最好的美女让你调戏，做完了以后还要拿钱，你这个多好，多愉快。

陈鲁豫：调戏这件事情，我越来越觉得，谁调戏谁不一定。

蔡澜：那也是，那也是，她也很愿意，有时候很愿意的让你讲讲笑话的，你要让对方有达到那种。

陈鲁豫：放松。

蔡澜：达到放松，而且很愿意的来开开玩笑，你开我的玩笑，我开你的玩笑，那种境界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就女人要对你很信任的时候，才可以做得到。

陈鲁豫：所以您真正有名气，是从做了美食家之后才开始的，之前当然也会有知名度，但那种广泛的还是做了，跟美食沾边之后的蔡澜。

蔡澜：我是做电视以后开始才有名气，我很羡慕黄霑。

陈鲁豫：为什么？

蔡澜：当年，因为当年黄霑去到哪里都有人家来跟他打打招呼什么的。

陈鲁豫：因为他做电视。

蔡澜：他做电视，那么我说好，我既然很羡慕就自己做吧。

陈鲁豫：那如果当时你们几个人一起出去，谁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呢？您、黄霑、倪匡先生，然后。

蔡澜：倪匡最受欢迎，因为他样子讨好。

陈鲁豫：他很可爱。

蔡澜：很可爱，大家都想在他脸上捏一捏。

陈鲁豫：那怎么敢。

蔡澜：他也不管的，他才不管这些。

解说：虽然由蔡澜主持的电视节目收视极佳，但他的电影理想却一直得不到实现，当理想长期照不进现实时，生性洒脱的蔡澜选择了一个与电影南辕北辙的求生本领来研究，这就是吃。他成功地把这件本来平常又个人的日常琐事，转变为了一件不俗又权威的正事。

陈鲁豫：您的人生真的很有意思，从电影到电视，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但从电影、电视然后到美食，这个转变您自己其实也是没有想到的？

蔡澜：我没有去刻意地去做。

陈鲁豫：对，我知道所有的人生都不能够规划。

陈鲁豫：当把兴趣变成工作之后 会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蔡澜：但是我认为是说，刷牙、洗脸一天两次，你吃你吃一天吃三次，一天要做三次的事情，你还做不好，那做来干什么，一定要做它，我要做好它，我一定要了解我吃的是什么最好的，我这个吃的不好，我再去找另外更好的来比较，我知道为什么什么是最好，因为我比较比较比较，我比较了中国广东，然后我比较北京，比较四川，四川了以后，我再比较米兰，我再比较罗马，我再比较伦敦，我去比较，一样做法，一样羊肉的做法，我可以依次比较，比较以后，我说这个天下最好。

陈鲁豫：我特别好奇您书里面写开始写餐厅的评论，什么美食评论，就是因为带父母来香港吃饭，那个服务生态度不是很好，那家餐厅后来还在不在，我很好奇。

蔡澜：不在了吧。

陈鲁豫：但是当把一件兴趣变成一件工作之后，会是挺累的一件事情。

蔡澜：把兴趣变成工作很好，不要说工作，把兴趣变成赚钱的工具。

陈鲁豫：那现在后来做了跟美食有关的工作之后，想到电影内心会不会还是很怀念？

蔡澜：不怀念，我现在开始看，不做，但是看，没有停过。

陈鲁豫：但我总觉得每一个做电影的人，其实都会有一种电影情结。

蔡澜：有的，那是养成的，我父亲小的时候是电影戏院的经理嘛，所以是有的，从小这颗种子种着，这个血液流着。

陈鲁豫：我觉得您很多地方是特别特别超前的，比如说像您那个年代，因为您跟我父亲是一年，那个年代的人不管在哪里，基本上都有一个观点，我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很多规定的事情，到这个时间段我要结婚，我要有孩子，而且我不能只有一个，您又是潮州人的家庭，肯定得是个大家庭，在那个时候一开始想，如果我也可以不结婚，我最好我不要孩子，这是很少很少有人的想法，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蔡澜：真正我明白了，我不要给人家管，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亲密起来，就要有管这个字，你如果有孩子，孩子也要管你的，所以我，而且我看我哥哥两个，我姐姐两个，我弟弟两个，因为他们的子女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子女，我认为我的朋友很多有子女以后，我不喜欢他们的子女，很少说比父母亲更好的，而且这个世界水也污染了，大气也污染了，新鲜的鱼很少，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世界。

陈鲁豫：但这点就作为男人的一个优势，就男人你可以说我现在不要孩子，有一天说我要孩子了，还是来得及的，但女人就来不及了，所以您太太能够认同您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作为女性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爱情，只有对和不对的爱情，就如果两个人对的话，它就是能够成功，不对就怎么都成不了。

蔡澜：完全同意。

陈鲁豫：所以您又是一个挺幸运的一个人，就是碰巧她就适合了。

蔡澜：幸运幸运，我一直讲说很幸运，我没有经过太大的波浪，没有，我很幸运的，我这一点是谢谢上帝，很幸运的。

陈鲁豫：真的是，虽然叫蔡澜，但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蔡澜：没有没有，澜就是大波的意思，很大的波。

陈鲁豫：那如果您要是写一篇将来有一天，我要写一篇我这一生的回忆录，哪一段您会是特别重点写的？

蔡澜：一直有人，有出版社叫我写回忆录，我死都不肯。

陈鲁豫：应该写，为什么啊？

蔡澜：因为你去看所有的回忆录，就只有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陈鲁豫：那不是。

蔡澜：是是是，所有的都在说谎，所有的自传都在撒谎，哪里有这种这样完美的人，有的很多缺点为什么不敢写出来，多数是这样。

陈鲁豫：那您就写一个真实的吗？

蔡澜：写一个真实，要等到这些让我写的人都死掉。

陈鲁豫：都不在了。

蔡澜：就可以。











  

   

刘国重

独家专访金庸:修改原著绝非为了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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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8日 《广州日报》
  

东方网11月16日消息：来参加羊城书市系列活动的金庸昨晚抵达广州，下榻白云山脚下的鸣泉居。在此，金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言谈中，喜欢别人称呼其为查先生的金庸尽显其“大侠”风范，直述了他对人生、治学和生活三个方面的看法。查先生怒斥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对新版《金庸全集》进行盗版的行为，对广州在打击盗版方面的工作，查先生表示十分满意，并称这是他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委托出版新版全集合同的原因之一。

新版全集版税仍维持在15％

记者：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家，您拥有3亿多的读者，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喜欢你的书迷们的关注，您这次来广州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庸：这次来广州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羊城书市的活动。广州出版社这次出版我的作品，对于盗版的打击力度很大，情况之好是以前没有过的。对此，我很满意，我这次也是专程前来感谢广州市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工作的。中国自从加入世贸之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广州曾有一家分销处，出售三部金庸小说的盗版，被查处后还在广州日报上登报道歉。台湾曾经有一个出版商盗了我的作品被判七年刑，他找到我请我向法官说说情，让他少坐几年。我说讲情不讲，记住下次不盗。

在采访中，金庸特别声明：虽然广州及广东对我的作品的反盗版工作做得不错，但内地别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盗版的现象，我希望通过《广州日报》，呼吁广大媒体和读者关注这些事情，大家都来维护知识产权，支持正版书，不买翻版书。

记者：在您开始重新修订15部小说之后，曾有媒体说其发行新版全集是为了高额版税，之所以与三联不再续约，改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广州出版社签约的原因是将版税从15％提高到了18％，而且要求每年的销量必须以10％递增？

金庸：绝没有的事，那些纯粹是造谣，我与广州出版社之间的协议和原来和三联的协议基本一样，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版税还是维持在15％，而且所谓每年要求保证发行量递增10％，也是假的。有些传媒报道不负责任。只有一点，我额外要求的，只是特别强调了反盗版的问题。

《神》《天》《倚》修改版即将面世

记者：您的小说新版全集修改工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金庸：我的作品目前在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有《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三部新版。其他一些作品还在修改，由于这些作品是在台湾、香港和广州三地同时出版，有个协调的问题，所以出版的速度比较慢。

现在《神雕侠侣》的修改稿我交给北京的一个朋友在看。他看完后，我会按照他的意见再做一些修改，应该很快也会出版了。另外，《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已经修改好了，但是我怕改得不好，也都拿去请朋友看。

这些作品，一般我要先修改五六遍，然后请人看过，拿回来再改，基本上每部都要修改七八遍。不过故事情节、人物性格都没有作什么改变，主要是一些太罗嗦的地方删掉一些，句子行文不好的改动改动，有些漏洞要修补修补。

记者：您与三联的合作从1993年就开始了，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每年的发行量大约在40000套左右，至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此次新版《金庸全集》为何不交由他们继续发行呢？

金庸：我对三联出版社并不是不满意，只是我们的合同到2001年就到期了，考虑到广州、香港两地比较近，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要签和修改合同都比较方便，因此就交给广州出版社出版。此外，广州市的领导对于反盗版的工作非常有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我很满意，也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与广州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迷”队伍还在逐渐壮大

记者：有人说，武侠小说似乎正在逐渐走向没落，现在武侠小说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读者的口味变了？在您和古龙之后，能否有新的武侠小说扛旗者出现？

金庸：武侠小说应该说还是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就我个人的书来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每年的销量都有增长。当然10％的增长率是达不到，但是1~2％的速度还是有的。

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也看完了古龙的。现在其他作家的武侠作品，我还没有买过。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不多，以前内地的冯骥才等等都写过一些，只是后来都不写了。其实我自己非常希望有好的武侠小说家出来，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作品我会第一时间去买来看。希望整个社会能形成一种看武侠小说的风气，那看我金庸的书的人也就多了。

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写小说。我一向说，写小说没有天才，而需要人生经验、人情世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连爱情都不懂，怎么写得好。

时光倒流还是会选择写小说

记者：你曾说，如果倒转30年，你一定认真研究学问，是否说明您对自己从事小说写作感到后悔呢？但是您的小说影响了两代华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也许并不比研究学问小，如果真的时光倒流，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金庸：我是非常喜欢创作小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可以说都是靠小说上的收入支撑，我只是感到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的时间太多了，没有时间进行学问的研究。如果时光倒流，我应该还是选择差不多的职业。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但是工作、事业上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要不说假话要“有所不为”

记者：11月8日是中国第四个记者节。现在记者已经成为继警察、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职业。我们知道，您曾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您是否写过违心的文章，您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金庸：王蒙先生过几天将在香港和我有个对话。我特别赞同他在《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句话———“有所不为”。这四个字很好，一个人一直要做好事很难，但至少应该做到“有所不为”。我在浙大人文学院对新闻系的学生说，做记者，做党报的记者，要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政策如果上级不指导，你也不懂，做新闻宣传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服从上级的领导。所以宣传国家的政策，为人民服务应该是第一要义。

“有所不为”概括起来说就是“不说假话”。比如一个贪官如何清廉等等，你可以说他在发展经济上有贡献，在某些方面有成就，但是不能说假话。我以前办报纸的时候，遇到说假话的记者，是要马上开除的，就是现在，如果我看到这样的记者，也会骂他卑鄙无耻。

有人说记者说假话是为了吃饭，是老板要求他做的，但是我要问他，如果你的老板让你搞妓院、搞赌场、做小偷，当，你也去做吗？做记者一定要主持正义，最不能做的就是造谣生事、破坏别人名誉。做记者不能“无所不为”，如果什么都做，那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大坏蛋了。

巴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记者：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的100岁生日，1997年您曾与巴金先生、冰心女士共同获得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授予的“当代文豪”称号。据说巴金是您心目中的10大文化偶像，现在巴金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你与巴金先生有联系吗？您如何评价这位中国文坛上仅存的泰斗人物呢？

金庸：因为巴金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与他之间的联系基本没有了，但是我同他的女儿还常常联系，她会向我约一些文章，我有一些题材的时候也会寄给她。

我认为巴金在中国这些作家中，是最伟大的一个。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好、文章好，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伟大。在抗战期间，他就写文章组织抗日力量，解放之后，为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他在“文革”中虽然受到迫害，但事后他写出一部《随想录》，将自己在“文革”期间揭发、攻击其他人这些“昧着良心”的东西都披露出来。其实类似的事情当时所有的作家都做过，如果他不说，没有人会知到这些事情，可是他用这部作品，解剖自己的灵魂。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普通作家来说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说他这种大作家了。

做喜欢的事保持旺盛精力

记者：据说您现在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修改您的小说。以您现在的年龄，身体可说是非常棒的，可以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的吗？

金庸：其实我这次去湖南、陕西就得了肠道流行性感冒，不过身体基本上还可以。我一天干10多个小时，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勉强。我太太常说今天太辛苦了，早点休息，我说你不用管我，我要把手里的工作做完。

在大学里我也告诉学生，选择功课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不要一窝蜂地都去选那些热门的专业。你要想一想，我现在选的功课，以后可能自己就是从事这个工作。几十年中，每天一打开办公室的门，8个小时做的就是这份工作，要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不要管这个专业吃不吃香，吃香的专业是会变化的，现在热门的经济贸易、生物工程，学的人多了就不吃香啦。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饭可以不吃，但工作不能不做。做人保持心理的平衡，让自己心里高兴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在武侠小说方面的成就为人称道，这也许掩盖了您在其他方面的才华，您认为您其实最富有才华的方面是什么？

金庸：我认为我拿手的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采访时从来不用录音机，也不用笔记，都记在脑子里。我采访猫头鹰、，都谈几个钟头，我不拿笔记，回去以后再整理。我们坐在那里，老朋友一样的谈话，可以谈出很多东西。比如说，把要裁军多少多少万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了。如果我拿个录音机放在他面前，他说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说到这些东西。现在记者采访我，如果在我旁边摆一个录音机，我就不说了。

我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记者：据说您现在正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您认为您在这方面会取得与小说方面一样的成就吗？你会不会在以后设立一个基金会，对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在小说写作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人才进行奖励和鼓励？

金庸：对于搞历史研究会不会取得与小说一样的成就，现在我还不知道。研究历史，最重要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就行了，何必研究呢？其实人的脑子比电脑要好，如果你记什么东西都是用个电脑，那人脑还有什么作用？关键是人脑才能有自己的见解。

我不会设立基金会奖励后来的小说家，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谁给过我一分钱？此外，我也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们去看看苏联那些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哪一个不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的？

“金庸”两个字不能用来卖钱

记者：您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几十种版本，现在与您相关的产业涉及到了出版、杂志、研究会、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卡通、旅游等方面，金庸品牌似乎已经有产业化的趋势，您是否可以对“金庸”两个字估个价？

金庸：我的名字，也只能用作公益性的事业，比如所得捐助给文化事业。但是商业性的事情，不能用我的名字。前段时间在杭州，有个酒厂想用我的名字做酒名，叫做“金庸酒”，我说不行，如果这个酒不好喝，人家骂的时候岂不是连我也骂进去了。还有杭州有个金庸茶楼，把我的照片挂在里面，我说你要给我摘下来，挂在那里像个老大。

不过如果后人要用我的名字做商业活动，我也没法反对。就像鲁迅的儿子如果要用他的名字卖钱，鲁迅肯定不赞成，但是他管不了了。

短短40分钟的采访，79岁高龄的金庸精神非常好，思维相当敏捷，逻辑分明，词锋锐利，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曾笑问金先生，他的身份如此复杂，做过记者、主编、董事长、作家、教授、院长，他自己喜欢别人如何称呼他时？金庸说：“从我到《明报》之后，他们就开始叫我‘查先生’了。叫我‘查先生’当然更好，因为这是我的本姓嘛。”

刘国重

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访问嵩山少林寺


2001年，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应邀访问“武林圣地”嵩山少林寺。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金庸抵达少林寺访问时，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热烈欢迎。在方丈室前的庭院里，主人特为金庸安排了一场少林功夫大比武。十多位少林武僧依次表演了二指禅、铁布衫等看家本领。

这些武僧都久经沙场，多次到海外进行表演。他们在金庸面前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一招一式格外卖力。这些曾被金庸描写得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功夫，由少林武僧们演绎起来，不时博得金庸的掌声和微笑。

金庸评论说，少林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保家卫国，主持正义。少林寺将少林武功弘扬到了全世界，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听说少林寺的延王和尚一直在练《易筋经》，金庸好奇地问他：“你练多久可以打通任督二脉？现在打通了没有？”延王告诉金庸，光靠打坐太慢了，打坐时如果能加上易筋洗髓内功，效果就更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为金庸演示了一个“十指舒心”的动作：两手向左右伸开，一字平肩，五指尽张。延王说只要动作准确，能迅速打通心脉。金庸用心听着，频频点头。

近年来，少林寺在少林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去年4月，他们与中华书局、国宝文化研究中心合作，精选唐、明、清等各朝少林武功、医宗经典文献，将昔日秘不示人的宝典辑录成册出版限量发行，出版了一套《少林武功医宗秘笈》国宝级图书。

《少林武功医宗秘笈》全书共十卷，有两千多幅精美插图。为祝贺这部书的出版，金庸题了词：“少林秘笈，国之瑰宝”。少林寺则将此题词勒石树碑，并在天王殿前举行了隆重的揭碑典礼，由金庸本人亲手揭下覆盖在巨碑上的红绸缎。

从此，这名一代武侠小说宗师更是与“天下武功出少林”的“武林圣地”少林寺结下不解之缘。金庸说，这些少林武功医宗秘笈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金庸访问少林时，还顺道参观了嵩山的“儒林胜地”———有中国四大书院之称的嵩阳书院。参观时，金庸关心地询问当年的讲堂是不是还保存着。

历史上，在嵩阳书院讲过学的名人有很多，最著名的要属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号称“二程夫子”。在主人的引领下，金庸来到了书院后院的一间小讲堂，里边摆放着几把古色古香的木椅。人们请金庸在正中的教椅上坐一坐，体味一番当年“二程”讲学时的情景。

金庸坐下后笑说：“在（湖南）岳麓书院我曾坐过朱熹讲学时坐过的椅子，现在又来坐‘二程’的教椅，真是荣幸。”


【【【【【【【【【【【【】】】】】】】】】】】】】


金庸造访少林寺，为其题写的纪念碑揭幕。　　


日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应邀访问少林寺。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多部武侠小说中，金庸先生多次提及少林寺及少林武功，可见金庸先生对少林寺情有独钟。早在一九八一年，金庸就来到过少林寺，阔别二十年后故地重游，金庸感慨万千，惊叹登封市政建设日新月异，城市整洁美丽，交通四通八达。境内的少林寺的变化就更大了，不仅是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声名显赫的禅宗祖庭，闻名中外的武林圣地，而且成了国内外重要的旅游热点，教育热点和文化交流热点…… 题字勒石树碑 　  二○○○年四月，金庸先生获赠由少林寺、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大型图书《少林武功医学秘籍》后，欣然挥毫题字“少林秘籍，国之瑰宝，拜领珍藏，感何如之”。释永信方丈和少林僧众将这题字刻碑留念，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举行揭碑仪式。 　  

当日，千年古刹春意盎然，山门内外人如潮涌，鲜红的地毡从天王殿一路铺泻而下，欢迎金庸先生一行的标语格外醒目。金庸先生及其夫人在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国强、登封市市长冯留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走上天王殿，众僧肃敬伫立，记者争先恐后抢拍镜头，整个少林寺顿时沸腾了！ 　

  释永信大师简短致辞后，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国强先生宣读了香港各界的贺辞。王凤超的贺辞是：金庸妙笔写豪杰，少林古刹传新韵；罗范椒芬的题辞是：启迪文化，妙笔生花；……

虽年近八十，身体颇健、精神爽朗的金庸即兴发表了演说。

他说，一直以来，《少林秘籍》属于秘藏，如今公开出版，将易筋经等武功、医宗亮相于世，让世人能充分享受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文化工程。他还指出，少林寺最大的进步是体现在它的精神面貌上，少林武术走向世界，已成为当前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了。

与武僧切磋易筋经 　  

在方丈室前的庭院里，主人特为金庸一行安排了一场少林功夫大比武。十多位少林武僧依次表演了二指禅、铁布衫等看家本领。这些武僧都久经沙场，多次到海外进行表演。在金庸大师面前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一招一式都格外卖力。这些曾在金庸的笔下被描写得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功夫由少林武僧们演绎起来，不时博得金庸的掌声和微笑。他评论说，少林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保家卫国，主持正义。少林寺将少林武功弘扬到了全世界，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听说少林寺的延王和尚一直在练“易筋经”，金庸好奇地问他：“你练多久可以打通任督二脉？现在打通了没有？”延王告诉金庸，光靠打坐太慢了，打坐时如果能加上易筋洗髓内功，效果就更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为金庸演示了一个“十指舒心”的动作：两手向左右伸开，一字平肩，五指尽张。延王说只要动作准确，能迅速打通心脉。金庸用心听着，频频点头。

刘国重

访谈：严家炎就金庸作品答大学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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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2日 10:59 中华读书报

　　1999年11月10日，作者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学术讲演后，曾以45分钟时间集中回答了大学生、研究生、教师就金庸作品提出的许多问题。现据录音将这次答问内容整理发表。

　　问：您怎么看最近王朔对金庸的评价？

　　答：我今天上午（指11月10日）看到王朔先生那篇文章，是别人传真给我的。读文学作品有感想发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别人意见不相同也不奇怪。一个作品读不下去，有各种原因。可能作品本身不好，可能作者的艺术描写与读者阅读习惯不适应，也可能读者本身存在某种心理障碍。（掌声，笑声）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十三、四岁时读《红楼梦》，读不下去；十七岁读后，对贾宝玉印象不好，觉得他自作多情，在爱情上不负责任。二十岁以后，重读《红楼梦》，就感触很多。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读乔依思的《尤利西斯》，也是读不下去，因为写得很琐细，潜意识、前意识活动写得很多，不容易适应。但是，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同意《尤利西斯》是二十世纪文学中的一部经典。王朔批评金庸作品里的人物思想狭隘、粗野，动不动就打，无法无天。其实，这些都是金庸小说里的邪派人物，金庸写他们，就是为了批评他们，为了反对疾仇嗜杀，迷信武力。这也恰恰是金庸作品不同于旧式武侠小说的地方。在这方面，金庸的意见和王朔大概没有什么不一致。

　　金庸作品用的是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这种语言恐怕不能宣布为“死去的语言”，金庸毕竟写的是古代。同一个问题，可能有相反的看法。文艺评论家李陀说，金庸使中断了的传统白话“起死回生”。（掌声）不少海外华人为吸引子女学汉语，拿金庸小说做教材，认为这是很规范、很洗练优美的汉语。王朔的一些感触，譬如对段誉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没有道理。但不谈乔峰，只谈段誉，似乎确实证明没好好读《天龙八部》，最多只读了第一本。

　　问：金庸的小说有译成外文的吗？为什么在国外没有影响？

　　答：金庸有两部小说被译成英文，不过在西方反应不大。《鹿鼎记》译的不全，韦小宝骂人的话就没法译。但金庸小说在东亚各国和全世界华人圈内影响很大。韩国就有译本，还有盗印书。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前几年计划译出3 6本的金庸全集，已出版了《书剑恩仇录》等好几部日译本，有反响。过去南越议会开会时，互相对骂，“你是左冷禅式阴谋家”，“你是岳不群式两面派”，可见南越人对金庸作品早就很熟悉。1998年，越南的两所国家出版社还争着出金庸小说的越译本。

　　问：冰心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金庸小说可“进入纯文学的殿堂”。您对此怎么看？

　　答：冰心主编《中国文学史》？不可能，大概你记错了。可能其他人编的。“进入纯文学的殿堂”这说法是否恰当？我个人认为可以。我在文章中讲过金庸作品超越了俗文学。他不仅吸收各种俗文学的长处，也借鉴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 ”新文学的艺术经验，还采用电影、戏剧的技巧，称得上武侠小说中的全能冠军。他的作品思想文化品位相当高。

　　问：金庸小说风靡内地，有什么深层原因？

　　答：说来话长，应由你们来作多方面的探讨。文革后，当时作品少，金庸作品尤其吸引人。作品多了后，气氛有点变化。金庸小说受欢迎，可能反映出广大读者对我们作品注重写实却缺少丰富想象力的状况不满足。另外，金庸把文学为人生与文学的娱乐性统一起来，这点也很值得注意。

　　问：金庸现在的政治姿态与作品中的精神有无矛盾？

　　答：不矛盾。金庸关心社会、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他有社会责任感。写武侠小说当然是希望娱乐读者，但他也想借此说出他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是爱国者，起草香港基本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反对港督彭定康的可能给香港带来混乱的做法。我想，金庸与当初写小说时的心理仍是一致的，他希望中国好起来，在21世纪更强大起来，金庸不是狭隘的只关注中国，他也关心人类命运。

　　问：有人说，金庸与鲁迅在文学史上同等重要。有人说，金庸的作品有重复性，成不了大家。你的评价怎样？

　　答：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自己思考自己回答。可以补充的是，金庸与鲁迅不矛盾。有人引鲁迅《流氓的变迁》来批判金庸，这是误解或曲解。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鲁迅的《铸剑》就是现代武侠小说。那里面黑色人叫宴之敖者，也是鲁迅用过的一个笔名。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它是“精神”。（掌声）

　　问：你怎么看韦小宝的人物形象？

　　答：《鹿鼎记》是浮世绘式的独特作品。金庸作品大部分是浪漫主义的，《鹿鼎记》却有现代主义的色彩。韦小宝是一种特殊的人物，金庸把在香港观察到的丰富的社会经验化用到韦小宝的身上，形成一个大可分析的人物。阿Q是个引起争论的典型，韦小宝也是，不过是另外一种。金庸写《鹿鼎记》能放得开，游戏笔墨比较多。

　　问：韦小宝是英雄吗？

　　答：当然不是。说“反英雄”倒是有一点。金庸写这个人物有很多寓意。

　　问：《鹿鼎记》能类比于西方的《堂·吉诃德》吗？

　　答：如果简单类比，可能狭窄了一点。

　　问：你读金庸小说的阅读动机是什么？

　　答：最初是年轻的同学促使我读的。年轻人告诉我：有个金庸，他的小说年轻人很喜欢。我读后，同样能接受。在我看来，年轻人喜欢不是偶然的，有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原因。年轻人要我讲，这又逼着我进一步去研究。

　　问：金庸小说主要艺术缺陷是什么？

　　答：留下了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或印记。作者当时写一段，发表一段。这种方式的写作即使事先筹划再严密，仍可能出现不周全、松散拖沓的毛病。金庸花十四五年写，后来修改又花了七八年，力图精益求精，但某些烙印依然还留下来。

　　问：关于王朔对金庸的评论，您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答：我欣赏王朔的作品，也欣赏金庸的作品。我主张我们的欣赏趣味不妨宽广多样一点。要尽量避免用自己习惯或喜欢的那类作品做标准，去对待自己不熟悉、不习惯的另一类作品。要避免跨入“异元批评”的误区，也就是不要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评论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作品，或者反过来，用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标准去评论现实主义作品，那样，都会无意中陷入误区。

刘国重

金庸访问实录
2007-06-29 19:14:51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金庸：我们一个世界也可以，一世两制也可以，因为美国实现资本主义，苏联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将来甚至非洲、亚洲很多穷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也可以。欧洲、美洲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所以，一国两制，大家和平竞争，最后哪种制度好就用哪种制度实行，不一定是打战打到全人类毁灭，全世界都毁灭。所以，可以一国两制可以推广，我个人认为，在香港可以实现的，当时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实行过。我就是说这个想法，我们香港人觉得是可以的，也并不是不可以。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在回归中间，我参加过《基本法》的讨论，猫头鹰明确的讲明一国两制，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一言可为天下法”。

问：因为你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觉得香港回归10年以来，按照我们当时的法律实施的话，如果按一百分来计算的话，你觉得香港10年以来，一国两制还有《基本法》的实施怎么样？

答：一国两制实施的很好，香港现在啊，我举个例子，你看现在这个地方（金庸办公室）是我自己的，香港政府要进来，你问我可以不可以，他事先要经过我同意。我不让他进来，他就进不来。他要通过法院，一定要有一个法院的搜索令，警察如果没有拿这个，你不可能到普通人家去。

问：刚才讲了一国两制，前面讲了两制，就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另外一个一国这方面，因为香港回归10年以来，遭遇了很多的金融风暴，遭遇了、禽流感这一系列的疫情的冲击，都是中央政府给了很多的援助，包括CEPA协议的签订。这一块是不是会强化香港人对一国的认同呢？

金庸：这个一国，我始终跟他们讲，香港是中国人，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你不要以为香港怎么样，现在没有独立的香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背后是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大投资家索罗斯，在香港金融风暴中是个很厉害的人，想把港币打垮，香港政府利用财政的做法，一个政府来跟你一个人打，你钱再多，我们有几千万外汇总比你一个人多。香港确实把他打垮了，他说不打了，就不来攻击港币，就走了。中国这么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后背支持香港，香港是打不垮的。

问：一国两制之初是为台湾设想的，后来刚好凑巧在香港，在两岸关系比较宽裕的情况，你觉得……

金庸：一国两制，在几十年前我到台湾访问，见到蒋经国先生。后来在中国大陆见到猫头鹰先生。他们两位，蒋经国先生讲，他说我们两岸国共两党打内战打了很久，现在我们要和平解决，我们也是同意的。我劝他在反攻大陆也不要搞了，你几十万军队上去反攻，一下子把你全部歼灭掉了，你没有希望的。如果你集中精力把台湾经济搞好，人民生活提高，这个贡献很大，对中国贡献很大，对历史上贡献也很大。比如说诸国亮，三国时候诸国亮要反攻魏国，要打洛阳，这个不成功，后来他把经济搞的很好，到现在大家还是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国民党和**两个党派要和平相处也有可能，**要求我们和平统一，我们将来也有机会。

后来我们见到猫头鹰先生说，台湾的意见，也有一些香港人的意见，他说你们香港人很怕收回中国啊，我说绝对不是，香港人很爱国的，我们也知道，香港被帝国主义强占占去了。所以，英国是香港的殖民地。但是大家都过惯了资本主义生活，大家都不愿意过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接受不了。所以，你怕不怕很难讲。就是你要想到收回香港，有很多很多人要移民了，那些大资本家要移民，他们最怕的就是谁把他财产充公。这个没有办法，我们收回一定要收回，用什么方式，我们也没有讨论完。总而言之，当然他没有讲明是一国两制，意思就是香港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去生活，我们大陆就是实行共产主义，但是没有讲明，他没有说这么明显的一国两制。

问：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蒋经国先生，也聊到了猫头鹰先生，我知道你还是佩服猫头鹰先生，觉得他们都是改革突变的政治人物，你能否对他们做一个对比的看法呢？

金庸：蒋经国主要是在台湾实现民主，以前台湾也是一党掌政，也是国民党掌政，现在跟民进党两个党轮流选举，报纸新闻也开放了，以前柏杨啊，李敖啊报纸上写的文章反对蒋介石，他马上把你关十几年。最近我在台湾见到柏杨，他身体挺好的。

问：现在有一种看法，有一些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福利能够增强老百姓的权益意识，但是另外一些人观点是说，只有这种内部的……

金庸：你认为的这个理论问题我们不讨论，经济跟政治我们不讲。

问：你是怎么样看的？回头这些年，对于当时参与基本法的制订这一块。

答：回过头来，我们办《明报》，当时中国政府也通过新华社来邀请我参加做《基本法》的委员，我说我这个《明报》是特别中立的，对于**认为好的方面我就讲好的，认为坏的我们就批评它。（删除以下片断（11：17-13：19））为香港人服务是应该的，因为我在香港住了最久，香港人对我很好，我应该为香港人服务，我一定要为香港人服务。但是，我不可能为了香港服务，我把所有的事业，整个身价财产全部牺牲垮掉了，一点都没有。当时，新华社的社长是许家敦来邀请他说中央希望我参加基本法委员会，做政协委员，我就拒绝了。我说我愿意为香港服务，但要我的整个财产事业全部牺牲我觉得也没有这么伟大。

问：后来是怎么样呢？

金庸：后来他就说我们下次谈，下次谈也是在中国北京，说我现在代表中国向你保障，你不用牺牲这么大，好好为香港服务就可以了，他们当时分了五个组。

问：也是政治改革的那个时候。

金庸：对，我是第三个组的，关于政治组织的，我是香港方面的领导组长。中国方面的领导，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法律系系主任，是去年过世的。我们研究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的行政长官、立法局这些组织。行政长官这么产生，他的意见和立法局的意见不同的话，怎么样解决，这些都是要去讨论的。我们这个小组里面，还有一个委员，我们两个人是长辈，我们起了一个方案。

问：你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金庸：一个方案引起很大的争议，香港很多这些所谓舆论领袖，大部分都是英国毕业的，或者是美国大学毕业的，回来做律师、教授的，他们以这个名义反问他们，他们谈到这个英国、美国发布的民族方式，说香港马上独立了。我的意思也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跟英国、美国比，他们实行民主，他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他民主是可以的，我们香港就不能，香港也要在中国的《宪法》规定之内，《宪法》说怎么办有怎么办。我们的《基本法》也是，香港首先申明，香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的一个限制问题，所以那些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点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香港的制度是需要中国批准的，所以如果全国代表大会吧通过，都不赞成，我们这个《基本法》就不能成立。

问：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闹双普选。

金庸：双普选，他们当时也主张，香港一收回，马上独立，行政长官执权，形成自主掌握世界权，立法局委员说行政长官不要执行，跟香港没有关系，我们是一国两制，什么都是香港管的，我们这《基本法》就认为，可不可以这样子？因为香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一个独立国家的话，中国当然管不了，但是香港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然可以管理管的。中国《宪法》也要管，一国两制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香港实行资本主义。香港的法律还是按照以前英国的法律，以前英国有《普通法》，中国有中国的《宪法》，中国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不同。在中国，一对夫妻只可以生一个孩子，生两个孩子就不可以的。不但不可以，有些地方还有其他报道，要罚钱，要罚很多钱，要罚几万块钱，有些家庭拿不出，但是生了两个孩子，你罚我可以。你是干部的话，你马上开除，你本来是什么科长、县长都不能做了。如果普通老百姓的话，就要罚你的钱。中国的法律在香港是不实行的，香港生几个都可以的。总之，两个地方实行不同的法律。政治上，香港还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当然香港的一般领袖，美国、英国来的，希望我们香港马上实行民主制度，但是我们在讨论《基本法》的时候，猫头鹰常常来跟我们讲话，他的意思是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确实不可以。这一点在人民代表大会也讲，猫头鹰认为，香港实行三级分立是不适宜的，这个话讲的温和一点。

问：现在这些回归十年的香港人对于这个《基本法》，他们的态度有什么转变吗？

金庸：现在的香港人，一开始认为《基本法》是**的法律，他们不喜欢。但是《基本法》在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大家还是喜欢英国，有的人还喜欢英国人的统治，像皇后码头要拆掉，很多人希望保留，问我什么意见，我说就是汉奸，以前英国女王从这个码头上来过，英国的总督在这里上来过，皇后码头拆掉，他们心理不愉快,最好的就是英国人回来，可能是最好的。

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传媒，传媒在这样一个体制当中，扮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金庸：所谓新闻自由我不相信，实际上每个报纸的老板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政府不可以管你的。


问：香港回归10年，其实香港的发展和你之前的预期有什么不同呢？

答：差不多，我们预期，我本来在牛津大学做过一个演讲，在1992年演讲，猫头鹰还没有南下，当时**跟我讲的很明白，我们**打算要抓的很紧，一个是党，第二是军队，第三是群众。

问：你说的群众是什么意思？

金庸：群众就是意识形态，报纸宣传工具，第一党要团结，军队要控制在我们手里，第三要把宣传工具在我们手里。所以，我在很多年讲，我预料香港回归5年以后怎么样，我讲党跟军队没有问题，但是香港的新闻事业会受到影响，会受到**的控制。实际上，没有控制，这个要比我预料的好。

问：我看你出了一本出，就是《评论香港的前途》。

金庸：嗯。

问：那个封面上写的是“自由+法制=繁荣+稳定”。

金庸：对。这个一个《基本法》观念就是自由法制很重要。

问：是不是你价值观念？

金庸：有一句话猫头鹰也知道，我们说“我们情愿怕老婆，也不要怕政府。”香港的想法也是怕老婆可以的，老婆在家里，大家是平等的。

问：但是现在的大陆，怕老婆和怕政府的都多，都有的。

金庸：成了“妻管严”。这里说的不怕政府，就是可以跟政府也要说法律，可以跟政府打官司，在香港常常打赢的。有一次他们《基本法》委员到香港参观，我们香港的代表带他们去山上走走。汽车开到山顶，他们有中国内地的一个《基本法》委员就说，我们来在这里停车，四级说这里不能停，要抄牌的，内地的基本法委员就说法官就在我们旁边，法官说法官也是不可以，我们说法官不可以的，港督也不可以的。他们就大受影响，他们说香港的法制特别好，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再大的官也好，再大的干部也好，一定要遵守。

问：香港这种私有产权的保护，给大陆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

金庸：大陆中国通过《物权法》，也强调个人财产要尊重的，这是一个突破。


问：在香港生活了60年，您现在爱不爱香港呢？

金庸：我喜欢香港，香港这里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得很舒服的。

问：那么香港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金庸：但我不是广东人，所以我对广东吃的东西，讲话什么的不喜欢。

问：您的意思是不喜欢粤菜？

金庸：粤语粤菜粤剧我也不喜欢，广东歌我也不喜欢。这是个偏见，靠不住的。


问：金庸先生，您平常上网吗？

金庸：互联网？互联网我不会上的？现在有人跑来跟我说，我在新浪开博客，我说不要相信，那是假冒的，网上用我名字写的全是假的。我非常反对电脑。

问：我们知道您2001年参加过杭州举办的“西湖论剑”，这个论坛是国内互联网精英的论坛，既然您不上网，反对电脑，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参与到其中呢？

金庸：我当时在杭州，阿里巴巴的马云我们是好朋友，当时还有王志东、张朝阳，还有网易公司的丁磊先生，在杭州讨论互联网问题，让我主持，我就参加了。但我非常反对互联网。

问：为什么呢？

金庸：因为我觉得报纸很好啊，互联网一上来，报纸就没有了。

问：这样一个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金庸：在中国恐怕互联网没办法的，互联网相对自由，在互联网发表文章，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我也不能说很自由，我说你可以挥拳，打人就不自由了，譬如说你打到了我的鼻子上，你妨碍我的自由就不行了。


问：您的作品通过小说、电视剧、电影形式向外传播，您有没有考虑过将您的作品武侠背景搬到互联网游戏中，因为现在很多游戏也是以武侠为背景的。

金庸：有些互联网把我的小说改得很**的，互联网有些人在上面写黄色的，黄色不得了。我投诉，说你再搞下去我要告你了，后来他不写了，但私下还在写。有些人以假的金庸的名字写这些黄色的小说，但我从来不会写。


问：互联网在发展当中，客观上扩大了新闻自由的空间，言论自由这一块。

金庸：你这个说法啊，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外国人说的最好的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我说你挥一拳，这个打人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打到我的鼻子上，就妨碍了我的自由了，你是有伸拳的自由，但是你妨碍我的自由不行啊。这是有个限制的，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自由而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

问：我们最后谈谈历史吧。

你很多小说也选取了历史背景，你对最开始写评论的时候，什么反越战、反映文革方面的，你都做出了非常准确的、惊人的预测，这个是不是你与你熟读历史、明白一些历史规律有关系呢？

金庸：历史对人看世界有好处的，你要读通也不容易啊，历史还要结合到现在的具体情况。

问：你喜欢读哪些历史书籍呢？

金庸：我每一朝都喜欢，我现在在剑桥我的论文是关于唐朝的

问：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认为的中国的历史规律？

金庸：我希望中国将来也可能会强大，中国**会一步一步走向好的地方，它自己会好的。党内几百万个**也有很多好人，把这个党内的优秀分子发挥作用，把坏人打下去，把这个党改好了，整个国家就好了。

问：你的意思是只要党好了，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吗？

金庸：现在是党掌家，以前是王朝，这个朝廷王纪好，底下这些大臣、太监都好，整个国家就好了。

问：但是你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的价值观起点是自由和法制，好像有一点冲突。

金庸：法制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可以有好的世界法制。现在法制化还没有好的时候，你不能讲自由法制，它制约不了。

问：您刚才好像对民意这个东西比较持悲观的态度，但是我们从台湾民主化的发展，民意在这里面，正是有一大部分人在不停的冲击这个东西，最后才促成了这样一个量变，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金庸：这些东西，我说蒋经国做的贡献就是促进民主，报纸有言论自由，可以随便报道、发表都可以，还有下面一些选举。上面同时放宽自由，他提倡民主。

问：就是跟民意完全没有关系吗？

金庸：就是放宽限制就是民意，像李敖啊柏杨啊这些，一反对就马上抓起来，哪有民意啊，没有民意。

问：也就是说，你特别欣赏猫头鹰先生。你刚才也聊到了，蒋经国在历史上做出的一些事情。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强人政策，强人来推动社会的变迁？

金庸：对。

问：你对中国的未来，这个国家的未来，你希望它依然是强人来推动吗？

答：希望人民推动最好了。


问：很多读者都很关心你现在修改小说，修改得怎么样了？

金庸：现在第三次修改完，全部出版了，现在大陆广州的出版社有出版。

问：有一个网友问题很有意思的，在您的作品中选四个人，分别当老婆、情人、女儿、儿媳，您怎么选？

金庸：老婆、情人、女儿，还有儿媳妇？这四个女性的关系怎么选择？

问：选四个角色，就是您是选王蓉做老婆，赵敏当老婆，还是？

金庸：赵敏当老婆？不行（大笑）。

问：那您会选谁做老婆？

金庸：（笑）我不选啦。我心目当中，每个小说的女主角都很喜欢。

问：当情人会选谁呢？

金庸：每个我都是最喜欢的，刚刚写好就是最喜欢的，后来就慢慢，有新的小时，又喜欢新的（笑）。

问：你刚才说你不喜欢广东菜也不喜欢广东歌，你喜欢什么呢？

金庸：我喜欢的，总有小时候你喜欢的东西，这个是偏见了。就拿小说来说吧，以前在大陆，欧美玲啊这些觉得最好的。我做个比喻，我说从小我认为上海的冰激凌最好的，比任何象意大利冰激凌我说不好，其实意大利的雪糕是最好的，我觉得不好吃，美国的雪糕大得不得了，也不好吃，其实这是个偏见。因为你小时候吃过了，你觉得好吃，其实上海的雪糕恐怖不如意大利的美国的，这是偏见啦。所以你不喜欢我改小说，是因为你从小看我的小说，你看过觉得很好。倪康最近也跟我讲，我最喜欢你改的《天龙八部》，最不喜欢就是《射雕英雄传》，什么道理呢？《天龙八部》你加得最多，《射雕英雄传》删得最多，我喜欢的你都删掉了，所以改得不好。《天龙八部》加了很多东西我喜欢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好像看到一部新的小说一样，所以我很喜欢。我说你这个就是偏见啦。你看到很多新的东西，你当然喜欢啦，我给它删掉，你觉得不满意了。


问：你现在在英国剑桥读书，你现在还踩单车背书包去上学吗？

金庸：中国学生在那边也很辛苦的，台湾来的，马来西亚来的，中国来的，中国学生很多，一般念书都很刻苦，剑桥的领导、校长啊都认为中国学生很好，都很刻苦，英国人很多喜欢玩的，不放假也去玩去，中国人就很用功。

问：你现在在那边生活怎么样？

金庸：现在的生活跟一般人差不多，有些同学知道我是谁，好像来签名什么的，我讲我现在也是个同学，一个学生，不叫金庸。

问：当然了，你的小说是倡导一种侠义精神，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政治状况以下，除了侠义精神之外，有人认为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公民精神。

金庸：什么精神？

问：公民精神，或者说市民精神，保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你怎么看待这个呢？

金庸：侠义精神中国从来很鼓励的，公民精神我们中国从来没有。

问：缺乏，是吧？

金庸：没有，我们中国人认为为自己权利斗争是很可耻的，我们的侠义的精神是为人家的权益，人家来欺负你，我来帮你忙，你为什么欺负他，你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是来保护朋友的。而且，社会的道德观念再上一点，我说你打我不可以的，你就拼命抗拒，其他一般人觉得，你为了自己的权益，为了自己的利益来保护自己。中国人就觉得，保护自己是一种道德观念。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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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金庸：我真正擅长的是做报纸》
        作者

2004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金庸在著名作家邓友梅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厦门、泉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晓红与金庸从文学与传媒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对话。

金庸，１９４６年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从此开始他几十年的报人生涯。其后他又在《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１９５５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经《新晚报》发表便引起轰动；《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分别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连载于《香港商报》；１９５９年，《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１９５９年，金庸创办《明报》，其长篇小说《神雕侠侣》开始在《明报》创刊号连载；此后，１９６１年，《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１９６３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想办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报纸”

李晓红：查老师您好！您１１月２５号下午在《泉州晚报》社做的报告非常精彩，从一个报界前辈的角度，谈了《大公报》对您的影响。您能否具体谈谈《大公报》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庸：我以前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后来到香港《大公报》工作。《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在文字上很注意，记得一个编辑的一个字写错了，上面的编辑就来说，这个字以后不可以这样写。报社内部有很多的规定，什么字应该这样写，什么字应该那样写，每个字怎么写怎么写有很多的规矩，对编辑的训练相当严格。还有标题，上面的这样写与下面的对不齐，那标题这样就要重起，外行的人看不出来，但内行的人就知道这样不好看了。编辑工作中还会碰到哪几个同样的字不可以在同一行出现，就要换几个字。中文程度不够的话，要换字就换不过来了。当年我在《大公报》还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

李晓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半期文人办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到了５０年代之后，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您当时写作已经蛮有影响了，怎么会想再去办报纸呢？

金庸：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武侠小说家，其实我真正擅长的业务是做报纸、做记者、做新闻。翻译、记者、编辑全部都做过，后做总编辑、总社长，我报馆什么工作都做过。我看现在的记者做采访就不喜欢，拿一个录音机放在那里，这个不好。你脑子不好不要做记者。做报纸我差不多有五六十年了，从１９４６年开始，一直没有停。我办报纸主要是出于爱好，对报纸的业务比较熟悉，全心全意地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上面。

我当初办报就是想办全世界最大最好的中文报纸。我们在香港，有一些独创之举。我们强调报人首先要有独立人格。

“做记者最低限度是做好人”

李晓红：您办报纸的一个宗旨是“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不能够理解。比如说我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思容，她的名字来历也是她爸爸希望她“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但是她似乎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她是看了您的《射雕英雄传》之后才喜欢的，因为她喜欢我们叫她叫“容儿”。实际上以她七岁的理解力来讲，她很难理解这句话。而且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坚持这个“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也特别困难。

金庸：各种社会都有不同限制。做报人同样经常会遇到困难，其实做什么工作都有困难，一个人生在世界上就会遇到困难。所以做新闻工作当然有困难。

我一直记得在《大公报》受的训练，做报纸一定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能骗人，不能欺骗读者。如果骗人也可以赚钱，何必去办报纸？办报纸不可以骗人。做报人就是要讲真话。报纸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他看不到你帮他看，他的心声你帮他讲出来。要代替人民去看，去听。当然这个有外在的条件的限制。我讲，做记者最低限度是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最低限度！你要听人家的话，要赚钱的话，就不要做新闻记者。做一个新闻记者，良心要过得去。这很困难，不一定做得到，遇到引诱的时候要抵抗。

办报纸，高楼、设备等硬件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才。我个人办报纸，报纸的生命不在机械化的东西，报纸的水准高不高，与报纸的设备没有关系。报纸办得好不好不在机械化的东西，关键在于有没有独立精神，水准高不高，文字好不好，有没有错别字。

“读者来信提出批评，我会紧张”

李晓红：您最早看到的一部武侠小说是《荒江女侠》，当时有非常多的武侠小说家，比如说像《荒江女侠》的作者顾明道，还有向恺然、还珠楼主，当时他们这一代武侠作家对您有没有影响？同时您能不能对您这一代的武侠作家做一个评价？

金庸：我从小到大，最愉快的事情是读书。如果让我面对两种选择——一种是让我坐牢１０年，在牢里每天都可以读书；另一种是让我自由自在，但不准读一本书。那么我一定选择坐牢，放弃自由１０年可以，但放弃读书１０年，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我看书不是为功利的，我喜欢看就看，爱看就看。我喜欢看的书你不让我去看，我也要偷偷地去看。做人不能太功利了，看书也不可以太功利。不要轻易说好不好。

如果要我说哪类书对我影响最大，那肯定是武侠小说，我从小就爱读武侠小说。《荒江女侠》是比较早期的。我喜欢白羽、还珠楼主那两个人，他们的文笔比较好，想象力也很好，故事讲得合情合理，想象也很浪漫，有些情节很稀奇古怪的，对年轻人吸引力很大。

李晓红：您的小说当年都是在报纸上面连载的，那就是说报纸连载这种形式在２０世纪初到７０年代可以说达到辉煌的时期，但是在今天好像报纸连载渐渐式微了。我有一个可能是很不礼貌的问题，假如说您在当下时代写作的话，您觉得你能不能创造金庸传奇？

金庸：当时香港办报纸也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好像美国打伊拉克，美国大选，每个大事发生的时候，都是大家关心的。报纸本来销十万份，一个大新闻出来可能销十五万份。你报道得详细，报纸销量马上涨上去了；假如副刊很好的话，每天有小说故事拉着读者，可能就会增加五万读者，小说写得很好看，今天看了明天不知道黄蓉怎么样，郭靖怎么样，当然要接着往下看。报纸新闻就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攻了之后，占领阵地之后，还要守一部分，不要刚攻了五万份，没多久又损失五万份，甚至损失到六万份就失败了，所以一个攻的一个守的，报纸就能做好。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副刊如果做的好的话，可以增加销量，可以保持报纸销售稳定，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天天有好大的新闻。今天没新闻，明天没新闻，读者可能不看报不买报，但副刊好的话他天天要看的。

李晓红：报纸副刊上的长篇小说连载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读者跟作者之间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读者反响很好，作者就写得非常来劲。我想当年您肯定也体会到这样一种激动。

金庸：是呀。读者常常给作者写信，作者收到这些读者的信，得到一份鼓励。有的读者来信批评写得不好，不紧凑，我都会紧张。我会接受读者的意见。

“通俗作家和所谓高雅作家不应该分的”

李晓红：我觉得刚刚谈到那些问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一直在考虑，到底把您归入到一个通俗作家的行列还是纯文学作家的行列？就您个人来讲，把您列在哪个行列里，您感觉到比较荣幸？


金庸：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的读者越多就越好，我是这个感觉。通俗作家和所谓高雅作家其实是不应该分的。

李晓红：但是我们的文坛好像很习惯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金庸：其实中国文学总是有这样过程的：起初通俗的东西，总有一些士大夫不习惯接受。比如唐诗，开始兴起的时候也不太被接受，后来考试要考诗了，唐诗地位才开始提高。宋词也一样，宋词本来是大家喝酒的时候由歌女拿来唱唱，但到了后期，宰相、皇帝都在写，地位就高了。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在当时地位不高，是通俗作品，但到后来多数人都接受之后，相应的文学观念也会改变的。同样，几百年前外国的小说《唐吉·诃德》，它的娱乐性很强，很好看的，但它又包含着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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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金庸：我崇拜女性               
2000-11-09 10:41:01               


   香港一位文学评论家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每一种文学体裁发展成熟时都会出现一位集大成者，将其精华掘取殆尽，从此后，这种体裁便会一蹶不振，而金庸正是这样一个人。

　 11月2日至5日，由北大和香港作家联会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将“查大侠”引到了未明湖畔，在北京瑟瑟的秋风中领略着研讨和读者的双重热度。

　 4天来，金庸先生始终端坐在观众席第一排他的“专座”上聆听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发言，面似“笑傲江湖”，心中却有“天龙八部”，智者似乎本该如此。难怪金庸先生自称为“文不如其人”、“大家都称我‘查大侠’，其实生活中的我完全没有侠气，我的思想很保守，我倡导文化中国的理念。不过虽然我头脑中士大夫的思想很重，但我仍觉得江湖义气重于仁义道德。”

　 几乎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会场后面“罚站”，他们中既有北大、清华的学子，也有远道而来的金庸迷。5位从联大赶来的女孩子代表该校“金庸研讨社”向金庸先生献上了一束红玫瑰，出人意料的是会后，金庸先生径直走到最后一排，向她们每人赠送了一张名片，这一举动令她们激动万分，其中一位从7岁起便开始阅读金庸作品的女孩子竟失声痛哭。在闭幕式上，她们的老师张娅娅教授向金庸先生表示了感谢，“她们从未享受过这么高的礼遇，相信您的举动将给她们纯净的青春人生以照耀，我以一名教师的名义感谢您。”并深深鞠了一躬。

　 动人的插曲过后，依然是严肃的讨论，专家读者齐上阵，但却丝毫难不住“查大侠”。有位专家问：“我始终不解的是为什么您笔下的小姐都是性格迥异的？”问题抛出，立即引来全场善意的笑声和认同的掌声，金庸先生笑而答曰：“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在考验我风不风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当有女孩子过来找我签字，我都会问她们的名字，然后帮她们写上，这并不是因为我偏爱女生，而是出于我对女性的崇拜。有人说正人君子一般对小姐不注意，而我却相反，我认真观察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正当听者还意犹未尽时，金先生戛然而止，旋即，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飞快的语速与聆听的安详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这一动一静让我们领略了书中常见的侠者风范。

　 在朝廷与江湖间游刃有余的韦小宝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但韦小宝的缔造者金庸先生却找到了二者的最佳契合点，作为一名通俗文学的大家，他游弋于社会的边缘，但同时他又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他的一万多篇社评甚至被誉为“香港的见证”。

　 如果非要对金庸先生下个定义的话，我愿意称他“平民化的文学大家”。闭幕式上，当严家炎教授提到由于接待条件有限，为金庸先生安排的面包车很旧时，金先生立即接过话，“汽车的新旧无所谓，关键是司机好，让我感到很安全，就如同书中描述的，刀剑不一定要快，关键在于用它的人技艺要高。”（东方）

刘国重

金庸、王蒙对谈《红楼梦》：崇拜女人是对的 (1)
2005-03-30 10:00:24 1

    曾敏之(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主持人)：尊敬的王蒙先生，尊敬的金庸先生，今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请来两位大作家畅论中国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红楼梦》。
    王蒙先生是研究《红楼梦》的，大家都读过他的专著。金庸先生有十多部驰名世界的武侠小说，大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会到他是怎样从《红楼梦》中获得灵感的。
   
    有一次北京大学为金庸先生的作品开了个国际研讨会，有一个学生问金庸先生，你写了这么多的女孩子，你是不是很喜欢女孩子呀？(笑)金庸先生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喜欢女孩子。
   
    金庸：我是崇拜女孩子。(众笑)
   
    曾敏之：所以今天这个对话，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不能说是绝后，但可以说在香港是空前的。正因为是空前的，意义很重大，所以呢，我就不再多占时间了。谢谢大家。(鼓掌)
   
　　开卷不谈《红楼梦》 纵读诗书也枉然

金庸：清朝的时候流行一句话：开卷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就算你四书五经、论语、孟子读了很多，你不读《红楼梦》的话，你的知识还不够。
   
    我一直感到《红楼梦》这样一部好的小说，为什么没有一位真正的小说家来批评、评论一下呢？后来看到王先生这一部评点本，我很佩服。我觉得这是真正小说家的评点本，是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不是索引家的看法，也不是考证家的看法，是真正小说家的文学批评。我觉得很好看。
   
    王蒙：我最早作这个评点的时候发现，作评点和写评论不完全一样，写评论的时候，你多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括性的看法。比如说林黛玉，林黛玉是很性灵的，甚至于是很叛逆的。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都属于造反派，都属于叛逆派。(笑)因为他们不接受儒家的、以贾政为代表的那一套正统的东西。而贾政、薛宝钗属于正统派或者保皇派。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见解，但你具体跟着这个人物评点的时候，你发现事情起码不完全如此。比如贾宝玉，他很多时候很讲规矩的，他对路谒北静王，感到荣幸得不得了，恭谨得不得了，而且他觉得非常荣幸，被要人接见啊，北静王当然是VIP。(笑)
   
    金庸：后来北静王的生日他去拜寿。
   
    王蒙：对，他去拜寿，而且北静王送给他一点东西，他得意洋洋。
   
    金庸：念珠。
   
    王蒙：是念珠。他拿回去给林黛玉看，结果林黛玉说什么臭男人的东西。所以您崇拜女孩子还是对的。(金庸笑，大家笑)男人更容易受这个什么社会地位的影响。
   
　　林黛玉也会察言观色

金庸：在美国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喜欢女孩子，崇拜女孩子？我解释一下，就像你那本《我的人生哲学》里讲的道理，在过去男人一生都要讲究功名，现在讲事业、讲名气、讲地位，你公务员、干部第几级的，升一级好像不得了。但女孩子就不一样，女孩子讲爱情，讲哪个人爱我，我爱他，为他牺牲一切都可以。从人生的哲学讲，一个人老是讲功名利禄，就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人家为什么不喜欢她，就是因为她讲社会地位、讲财产、讲权力。林黛玉瞧不起这些东西，看不起名誉地位，瞧不起这些物质的利益。我崇拜女性，因为女性一般来讲比男性，除去个别的例子，更为重视真正的感情。对父母亲，我也老觉得女孩子更加孝顺。女孩子与我们男人相比，好像在道德方面平均要高一点。(笑)
   
    王蒙：男人啊，他在社会上，确实责任要大一些，男人都怕老板，他一级压一级，一级压一级。女人相对来说好一点。所以我就说贾宝玉也有见了北静王以后得意洋洋的那一面。
   
    林黛玉好一点，但不等于说林黛玉什么事都是抵挡。她刚到荣国府的时候，什么事都小心翼翼，非常小心，而且她察言观色、看风俗。她在自己苏州家里头饭后再喝茶，而在荣国府呢，就是吃完还没有最后濑口，茶就上来了。但是她呢，不提出任何的疑问，看着别人喝茶，她也喝茶，因为荣国府的气派比她家要大多了。荣国府里的奴才有很多级别，有一等一级的奴才，准主人的这类奴才，也有非常低等的奴才，所以他们也有一个顺序，也有一个尊卑长幼，这方面呢，林黛玉她也很注意。
   
    但后来，林黛玉就越来越不注意了，是不是因为她的叛逆意识，造反意识，乃至于革命意识越来越强了呢？(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她后来越来越不注意是因为她越来越爱贾宝玉，她也得到了贾宝玉的爱。女性必须有爱，有了爱以后她才敢于反抗，她才敢于革命。(笑)所以后来她在荣国府就比较敢唱反调了，比较敢充当反对派了。(笑)但是你很难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分析，很多是需要从她的感情上分析的。尤三姐——尤大侠


    王蒙：但是您读查先生的那些关于功夫的东西的时候，他论述的实际上是人生和万物的一种消长的道理。比如说练一种邪招，非常稀奇古怪的，和正常的就是不一样，完全相反的一种武功。其实尤三姐和贾琏、贾珍一起吃饭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怪招。因为那两个都是坏人，都是色狼。(笑)两个色狼对付一个尤三姐，可是尤三姐她用怪招，她转守为攻，她不但不防，她把衣服往下这么一撩。
   
    金庸：她去嫖男人了。
   
    王蒙：对了。书最后说，不是男人嫖了她而是她嫖了男人，她说你们有什么两下子，我全部都见过，把你们的牛黄狗宝都掏出来。这个太可怕了。(大笑)对这样的女子不但是崇拜，这样的女子是大侠呀，尤大侠呀。(笑)我说这就和您写的两个人打着打着突然出一段怪招一样，别人最忌讳的东西，一个女人最怕伤害的东西，她就偏偏你怕什么我用什么招，最不能用什么招，我就用什么招。所以说，这里面人生的道理是讲不完的。
   
    金庸：但是她自杀好像不对。
   
    王蒙：对了，她爱上柳湘莲后一下子就变成了非常规矩的一个淑女。她最后自杀的时候就那么简单，一刀抹过去，然后就躺在地上，这个描写太粗率了。(笑)没有这么简单，尤三姐哪怕是练过剑术，自己砍自己也没有那么简单的。
   
    金庸：不容易啊。
   
    王蒙：必须要割到动脉，而且要割断，你割到气管都不死的，(笑)你割到食道当然更没有关系，漾出一点水来。(笑)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写得不太对了。柳湘莲的功夫那么好，一看到她掏出剑来要自杀，应该跑上前去拦住她，不大可能就让她很轻易的，在十分之一秒内完成了自杀的任务。(笑)这个我就觉得曹雪芹不见得真正见过谁自杀。(笑)
   
    金庸：他大概剑也不大会用的。(笑)
   
    王蒙：是的，他剑也不会用的。(笑)砍自己也要有劲。所以我觉得曹雪芹有的描写，就不太到位的。
   
秦可卿身世大有来历


    曾敏之：关于秦可卿的研究，最近刘心武写了一本书，专门关于秦可卿的，也有蛮大的争论。我听刘心武说他搞秦可卿研究已经十年了，说十年前王蒙看了他的研究就说，你这是一门秦学啊。刘心武说那时他不敢把秦学这个牌子打出来，可是过了十年了，自己觉得已经成熟了，现在可以叫秦学了。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想听听王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
   
    王蒙：周汝昌比较欣赏刘心武的研究，因为过去秦可卿几乎成了定论，那就是从俞平伯、脂砚斋他们那儿，认为秦可卿和她的公公贾珍有不正当关系。用克林顿的说法，就是有“不适宜的关系”。(笑)所以焦大才说“你们这里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特别是贾珍在秦可卿死后，“哭得像个泪人儿”。
   
    金庸：女儿死了还差不多，媳妇死了还不至于。
   
    王蒙：别人问如何办丧事，他就喊还问什么，不过倾我所有罢了，我把全部家产一切的一切拿出来办这个丧事。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他们淫丧天香楼的一个证据。
   
    金庸：还有那个小丫头上吊自杀。
   
    王蒙：对，上吊自杀。可周汝昌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他说贾珍真和秦可卿有这种关系，他能这么大喊大叫吗？(笑)他能说我这儿媳妇可太好了，比我儿子还强十倍，我为她办丧事，把我的家产全卖了也可以？他要隐秘呀，偷偷摸摸的，哪有这么大张旗鼓、光明正大、拼命炒作的？(笑)周汝昌讲得也是有点道理的。
   
    金庸如果一个人真的很难过，真的爱她爱得不得了的话，会情不自禁的。
   
    王蒙：情不自禁？这也是一种解释。(笑)

金庸：可以设想这种把表面功夫做得太好的人，到那种情不自禁的时候，也会破掉的。

　　王蒙：刘心武的研究侧重于秦可卿的身世，就是这个人太特殊了，在《红楼梦》里面，她太特殊了。我有一点不理解的，是秦可卿和她的弟弟秦钟相比，她又大方，又得体，英语喜欢讲一个manner，她有一个perfectmanner；可是秦钟呢，像一个猴子一样，像一个小流氓一样。(笑)

　　金庸：鬼鬼祟祟的。

　　王蒙：完全像个小瘪三一样，这怎么回事啊？

　　金庸：她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

　　王蒙：对呀，还说这个秦可卿是孤儿院里抱出来的，一般孤儿院里抱出来的孩子，童年都缺少爱、缺少教育，会有些怪僻，会很任性，甚至会有些比较阴暗的东西。

　　金庸：自卑感。

　　王蒙：对，自卑感，又会恨别人，可是秦可卿身上都没有。所以刘心武就说，秦可卿不像是孤儿院里抱出来的，而是大有来历，来历比贾府的一般人还要高。而且她托梦的时候，尽管是讲托梦，我们现在对梦的解释和过去不一样，是由她来出面和王熙凤讲你将来结果怎么样，什么“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她讲的就是要及早做好准备，要有忧患意识。刘心武把秦可卿看作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一个在当时清朝王爷之间斗争中出现的一个人物。认为贾府之所以要把秦可卿找来做贾蓉的妻子，实际上是有政治上的押宝成分。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将来她那一个系统、那个山头如果能够上来的话，贾府就兴旺起来了。

　　王蒙：查先生我还想请教您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情节，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完满的解释。您觉得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玉到底怎么回事？(笑)而且它变到情节里，一会儿玉丢了，一会儿找着了，一会儿又丢了。

　　金庸：象征性很大。我猜想这块玉大概是具体象征宝玉的灵性。

　　王蒙：象征意义很大。胡适博士、胡适先生他就特别反感这个。他说贾宝玉衔玉而生，嘴里头含着，这怎么可能呢？胡适我也很佩服，但是胡适的这个分析，我觉得心里太痛苦了。我觉得他用产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大笑)那当然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妇产科的记录有没有这样衔玉而生、衔珠而生的，衔着一个戒指生下来的，哪怕衔着一个沙砾生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金庸：有个结石也未必不可能，因为人体有结石，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也有。

　　王蒙：哦，肾结石。(笑)

　　金庸：她子宫结石。

　　王蒙：查先生说是子宫结石。(大笑)

　　金庸：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不去管他。这部书不是全部现实主义的东西。

　　王蒙：评点《红楼梦》的人，在阅读和解答上也表达自己的个性。周汝昌先生不喜欢林黛玉，也不喜欢薛宝钗，他最着迷的就是史湘云。周汝昌先生完全是爱上了史湘云，(大笑)他一提起史湘云就有一种伟大的爱在里面。

　　金庸：他喜欢爽直的女性。

　　王蒙：喜欢爽直的女性。(笑)

　　高鹗续作可圈可点

　　王蒙：您对高鹗的后四十回怎么看？

　　金庸：我以前第一次看到七十九回、七十八回后面就不看了，不理他(笑)。到后来大了才看，当然是觉得差劲点。

　　王蒙：高鹗的续作，很多地方不如原来精彩，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现在内地拍的电视剧《红楼梦》，请一帮子红学家来研究应该怎么结尾，把高鹗的续作推翻，这更可怕。因为高鹗不管怎么样，他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且他也很聪明；现代人续《红楼梦》，尽管从理论上来推测是正确的，比如结尾王熙凤的女儿巧姐的经历不是高鹗写的那样，应该是另外一个样的——我们假设你的推测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你能够替巧姐拟出她的对话来吗？你能够替刘姥姥带巧姐出走的这个过程拟出细节来吗？绝对不如高鹗。光正确是没有用的，作为小说，比高鹗的那个要差得多。

　　而且有一些对高鹗的批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比如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所有人都死了，小说怎么写啊？你要在最后十章里写死三十多个人，除非在小说里架机枪扫射，(笑)或者是民用飞机撞大楼，(笑)你怎么一下子写死那么多人？每章死四个人，你试试？谁都不敢这么写。有时候为了写死一个人，你得写十八章二十章来衬托。

　　金庸：曹雪芹写到八十回就不写了，很好。好像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

　　王蒙：我也这么以为，那些技术性的困难我替曹雪芹想了很多，比如说林黛玉不该死得那么早，那你让她什么时候死呢？(笑)你让她到第七十九回再死，那底下的故事全都没有了，不可能写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想来想去，高鹗的续作还是最佳的，尽管是带来遗憾的续作。如果现在弄一个博士，牛津大学或北京大学毕业的来续作，那更可怕。

　　金庸：林语堂先生好像认为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自己写的。

　　王蒙：对，这个看法现在也仍然有。还有人用电脑检索，设立一些指标，比如前八十回喜欢用什么样的助词、语气词、句式，用电脑检索一遍后得出结论，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也只能作为参考。我们还可以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民间也接受高氏续作。所以把后四十回完全否定，尤其是找一帮红学家来研究，这后四十回应该怎么样，根据集体讨论，发扬民主精神，最后把后四十回安排好了，这极其恐怖，是一种文学恐怖主义。(笑)

　　金庸：幸好没有出现。

原载：《新闻午报》

刘国重

《我现在讲话就很雅　没有“文字暴力”──专访金庸》
2001年5月30日　《中国青年报》

　　2001年5月26日晚，金庸先生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接受记者专访。这位刚刚受聘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的著名“大侠”，似乎已经淡出江湖，潜心学问。
　　人品比功夫更重要
　　问：作为“大侠”，您对天津武术有所了解吗？
　　答：天津武术我只知道霍元甲。霍元甲武功好不好不知道，但人品很佩服。他坚持正义，是一位英雄。武功跟做学问是一样的，人品比功夫更重要。
　　问：您喜欢或者崇拜的老师有哪些人？
　　答：这就举不胜举，但兴趣比较集中在历史方面。我曾说过有4位历史学家，中国两位，一位陈寅恪先生，一位钱穆先生；两个英国人，一个汤因比，一个罗素。钱穆我跟他见过很多次面，罗素我也见过他，其他两位没有见过面，这4位我当他们是老师。
　　问：如今有些专家不负责任地弄虚作假，您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我在浙大讲做人的问题，学问好不好不重要，人品要紧，要有风骨。“文革”时候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这种人学问再好也没用。陈寅恪先生就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人品，要讲真话。
　　珍重名誉但不可过分
　　问：不久前，北京天文台曾用您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为“金庸号”，您如何看待此事？
　　答：这是北京大学一位天文系系主任、中科院院士建议的。我想他们本身可能喜欢看我的小说，所以他跟我提这个意思。我说我没有资格用这个名。他说行星绕地球转，转到哪里，肯定你的读者就在哪里，所以就比用其他的名字更加合适一点。金庸的小说不管好不好，走到哪里，总有人在看。
　　问：有人把您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排名放在前面，您认为是否恰当？
　　答：每个人对名誉都很珍重，但不可过分。你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得到了就不应该。排名第四，我不置可否，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他排名我感谢他，但我自己考虑排不到第四，没有资格这么排。
　　问：那么，作为武侠小说家，您有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答：我想不大可能，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跟我写的小说完全不同。牛津大学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叫约翰•凯瑞，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我很同意。他认为在近代德国、法国、美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观念对人民大众完全歧视，就是说人民大众看得懂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一定要人家看不懂，看得懂就是不好的、浅薄的、无聊的、没有品位。我这个小说很多人看得懂，那肯定是不好的、没品位的。（笑）
　　主要精力做什么
　　问：有人说您是老报人，有人说您是“大侠”，有人说您是教育家，这些头衔中您更喜欢哪一个？
　　答：头衔不重要，主要是我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这可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活动范围多，生活比较多彩多姿，不会简单化。我做人有些戏剧性，思想比较活泼，不大有成见，看到一种意见，会常常愿意从新的角度去看，所以在法律、文学上，我喜欢用新的观点去看。本来如果是成见的话，我有新的观点出来，就有点创见。这一来就觉得你有点成就了，有点名气了。这是个优点，但我的缺点是不能在一个方面老钻下去，一觉得太难，就不去搞它了，兴趣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专家。我本来是做报纸的，一生40年以上全部办报纸，后来我把报纸卖掉不做，决心研究学问，因为我觉得读书味道最好了。我在牛津大学作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常常在讲，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人文与科技不要偏废
　　问：这几年您在内地走了许多地方，您对内地的人文文化状态有什么感受？对所谓人文精神衰落有什么看法？
　　答：人文精神消失也不至于。我们偏重科学技术，但这是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专门讲科技，不能成为一个大学，只是一个科技学院。人文与科技不要偏废，两者都要发展。
　　问：如今，国内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舞弊现象很严重，您怎么看？
　　答：我不是上私塾，我一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假冒、作弊等现象总会有的，科举时代作弊很多，现在作弊也很厉害，有的把答案抄在内衣上，或用手机，我看见过很多。作弊任何时代都有。我经验很丰富，尤其在报馆见的东西很多，你要作弊，想来骗我也不很容易。（笑）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聪慧一点，骗我不到也就算了，我也就不追究了。
　　现在流行的中文看了很不舒服
　　问：现在您开始研究历史，那么怎么看待您在文学史上的学术地位？
　　答：这个不敢当，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我都不能肯定。在写作中，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我只想尽量希望不受外语的影响。我希望尽量不用西方的文法。西方的语言我也不用。一般中国人看了，觉得你这个很中国化，我也就满意了。武汉大学一位哲学教授，原来是武大的校长，发表过一些意见，我非常赞同。他说现在流行的中文，看了很不舒服。这不是中文，而是英文、法文，是用中文来写的英文。
　　问：这其中是不是有“文字暴力”问题？
　　答：作家不一定有“文字暴力”。我主要说有些批评家，而且是“文革”时代留下来的那些政治评论家，无限上纲，不会用文雅的话讲话。我认为文学艺术主要是表现感情的，不是表现理智的。科学文章追求真理，理论文章讲真理是非问题，文学不讲是非，只讲爱你不爱，恨你不恨，敢怒不敢怒，这实际是感情的问题。我个人不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另外的文字，文学不载道，文字可以载道。
　　问：您曾经在《大公报》工作过，那么这份报纸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答：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但“文字暴力”完全没有这回事。（笑）这跟武侠小说关系不大，但与办《明报》关系很大。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谠不谩，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讲谎话骗人不是好事情，办报纸骗人也不是好事情，做人不可以，办报同样也不可以。
　　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
　　问：通俗文学地位不高，是不是因为过于重视商业性？
　　答：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南开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提出，俗文学撑起了中国文学半边天。所以不要把雅俗跟好坏提在一起。
　　问：那么您心中“雅”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现在讲话就很雅，没有“文字暴力”，也不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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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7日下午3：00，受恩鹏之邀，有幸在母校军艺聆听了金庸先生的讲座，也拍下了大师诸多的风采。院长陆文虎先生在介绍金庸先生时，说过这么一句话：称金庸是中国读者最多的作家。言之不谬也。
二、金庸军艺论剑内容：
看到台下这么多部队年轻人好高兴的。抗美援朝时，我也年轻。我想参加，香港的领导说你不要去。大陆参加的人很多，不在乎多你一个人，美国人不经打的。（众大笑、掌声不断）
年轻时，要多读些书。培养爱好读书的好习惯。年纪大了，退休了，不会寂寞，不会无聊，不会觉得自己职务低、地位卑微。
写小说要出奇兵，要出奇制胜。要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写小说合情合理，但却时时有意料之外。你们部队的小说要发行量奇一点，要多修改。
有些电视、电影改编了我的小说。不按我的故事发展，他要编别的。当然，他编的合理，也是可以编的。
小说的写法，鲁迅先生说，一篇文章要不断地改。不好的改掉，改的越多越好，改十次比改五次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了改改了写出，改了许多遍，稿子画的字都不认识了，也没地方写了。他改一遍让他夫人抄写一遍。再改，再抄，到后来他夫人抄得再也不肯抄了。他说，好吧，不改了，拿去印吧。他才拿到出版社。
把外国文章改成中国的也有问题。中国人很少用被动语气说话的。
武侠解决人的危难痛苦，就是侠义精神。解放军代表了一种侠义精神。牺牲自己，要打仗、要解放它，要让大众不受压迫、不受欺负，就是侠义精神。我的武侠精神与部队投身国防是一致的。其实我们对侠义观点的认同，即是主持公道与正义。我小说中的武侠，与解放军解放全人类、与各位在部队做奉献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的小说中有用音乐打斗的场面，音乐能和武侠有多大关系？我的音乐与武功结合起来，就是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化为武功，写武侠把技术与武术结合起来。我之所以在小说中的加入中国文化，就是希望把中国文化与中国武功结合起来，宣传中国文化。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代表了中国民众中的不好的思想行动。这是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影响，想学他的笔法，树立一个讽刺形象。打不过人家便说嘴，嘴上先痛快了再说。"儿子打老子，孙子打祖父"。中国民族中最坏的就是精神胜利。是一种民族的劣根性。韦小宝的功夫不行，却好吹牛、拍马屁、贿赂上司。写这个形象就是告诉大家：在不合理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学他这个坏人。伪君子岳不群，其实也是个坏蛋。
有的改编我的电影电视，我不喜欢。电视导演改动，和我不一样。但把我小说中的众多美女改成了潘金莲就不合理了。
演员长的好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塑造一个好人，体现内心美。外形美，但人很恶，也不好。
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是有缺陷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我故意这样写的。
有人提问说，我的小说中，从倾向民族争斗，到希望民族大融合，体现了大一统的国家民族思想。是我的一大进步。我的历史观，十几年不能进步，这个人很笨呐。（众大笑、掌声）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很高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为社会做一点儿有益的小事，也是侠的精神，是好的。
部队的同志喜欢看我的小说，我很高兴了。毛主席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比较符合了。（众大笑、掌声）
我的小说，中国人的味道比较多。我的小说译成外国小说就不合适。带有外国味儿的翻译，不合适。
（一个八卦学生，根据央视里放的电视剧提问金庸，问金庸怎么看里面的男女情感戏。）金庸回答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这是好事。但那是他们编的，和我的小说不是一回事。你还是看我的小说吧。”（众尖厉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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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後來是怎麽樣回到香港來做《明報月刊》的？
　　董橋：因爲小孩慢慢長大，整個跟英國人一樣的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是個問題，你不讓他回來一下，整個就會變成洋人了，就决定回來，還是回到美國新聞處， 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完全是一個統戰的機關，英國廣播電臺也是，它屬于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這種經驗我看不是 很多人有，我們那代人才會有的。
　　到《明報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幾年，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因爲查先生是非常聰明、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邊，對于 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有機會跟他學做人，學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會教你什麽，總之是潜移默化，你天天跟他來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 就知道查先生這個人怎麽會寫出那麽多書，武俠小說、社評會寫那麽好啊，慢慢你就會摸到一些東西。

　　《大師》：八十年代商業化媒體還沒起來，當時《明報》應該是文人辦報市場獨大的那種？
　　董橋：對，當然。《明報》是查先生一手創辦的文人報紙，是很正統的一個知識分子報紙，可以說我是搭最後一班車，在我之後就沒有像我那麽大的運氣，會跟查先生這樣的人，跟他學，跟他做，這個是比較難得的經驗。
《大師》：其實很多人驚訝，爲什麽你在文人辦報的傳統裏面呆了那麽久，後來會去到風格完全不一樣的《蘋果日報》？
　　董橋：你要寫文章、要出書、要寫書的話，我看你沒有商業頭腦不行，很難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那麽成功，就是因爲他有商業頭腦，查先生是一個非常精 明的商人，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文人，這種結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東西，只限制在一個文人的小 圈子裏面，他就不會變成現在的金庸了，對不對？社評該怎麽寫才會有人看，小說該怎麽寫人家才會追，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爲市場那麽大，你說你關門自 我陶醉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讓你的作品進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說要寫東西要賺大錢，而是說你的東西要有人看才行，沒人看的話孤芳自賞沒用啊，所以商 業的頭腦還是要有的。
　　我那個時候在《明報》，我們做得很辛苦，銷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平，《蘋果日報》一出來馬上可以市場占有率那麽大，總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麽 做才會使得報紙變成一個大衆化的東西。
《大師》：那您覺得您給《明報》和《蘋果日報》分別帶去了什麽？
　　董橋：我在《明報》的時候因爲查先生在，他是馬首之瞻他說了算。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大家就看著一個報紙的主管，他每天寫社評，本身就已經是知識分 子了，所以這個報紙不用僞裝也是一份知識分子報紙。查先生不在後，我也離開了，我就不再介入一個所謂知識分子報紙的東西，我覺得查先生不在了就沒什麽意思 了。
　　在《蘋果日報》，黎智英先生非常開明，非常洋化，他接觸西方思想的熏陶我看是蠻深的。他的英文非常好，看的都是英文書，整個運作他的介入跟不介入是有 分寸在那兒的。黎先生有黎先生不同的管理方法，換句話說他不是金庸，他給你的空間會更大。對我來講這兩個重要媒體的老闆給我的一些啓發蠻大的，而且很好。（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與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的大力協助）

刘国重

金庸的故乡情怀
嘉兴在线新闻网  2007年08月24日 09:21:30




    编者按:一个半月之前,海宁市政协副主席许国荣一行在香港拜访了金庸先生,与老先生相谈甚欢｡时至今日,他们还对金庸的热诚与周到记忆犹新｡几天前,他们和记者谈起了这些年来金庸和家乡以及家乡的金庸学术研究会往来的点点滴滴——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50多年前怀念家乡的一段文字｡

    "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这是几年前,金庸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说过的话｡

    离家一个甲子,大侠金庸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他的小说､散文中不时会出现家乡的景象,在访谈中他也不断提及家乡,从1992年到2003年,十多年间,这位古稀老人4次返乡;数年来,面对家乡来客,金庸先生都会热情对待,对于家乡的要求,他都会尽量满足,对于家乡成立的金庸学术研究会更是关心备至｡

    金庸与乡贤:热诚相待

    "对不起,让你们等了几天｡"这是大侠金庸先生见到许国荣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给许国荣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

    一个半月以前,为了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海宁市政协副主席许国荣一行前往香港参加同乡会的活动,当然,他们很想去拜访金庸先生｡

    临行前,他们通过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向金庸先生说明了拜访的意思,第二天,金庸的秘书回电安排了7月3日会见,时间半个小时｡

    7月3日下午3时30分,他们如约走进金庸先生宽敞的办公室,未及好好打量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金庸准时出现在门口,他热情地迎上来:"对不起,让你们等了几天｡"原来,正值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作为香港重量级人物,金庸先生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其中还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宴请｡

    金庸招呼许国荣一行坐下来,歉意地说,有事情要离开一下｡两三分钟后,他重新走进办公室｡"一进来就拍着我说,'你是许先生｡'"许国荣暗地里一阵感动:看来金庸先生是出去向秘书询问我们的情况去了｡寒暄之后,金庸关切地问起海宁的情况:经济发展得好不好,皮革好不好,教育好不好……当他得知海宁是全国百强县､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前20位,他的喜悦溢于言表｡

    或许是因为离开家乡久了,虽然间或回过几次家乡,但时间匆忙他没有机会仔细看过现在的家乡,他的问话有时候很细:蚕宝宝还养不养?路好不好?轮船还有没有?"袁花原来有一条街叫花溪街,现在还有没有?袁花的学校怎么样?"当他得知现在公路已经通到老家的门口,部分人家还有私家车了,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思念之情更甚｡

    令人吃惊的是,金庸对他见过的海宁以及嘉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记忆深刻,他一一问起这些领导的现状,有些还反复询问,并请许国荣转达问候｡提起其中某位领导时,他还随手拿起笔在纸上写出对方的名字,还仔细询问许国荣,是不是这几个字｡当他听说,海宁换了新的市委书记､市长,他关心地询问,市委书记､市长是哪里人?对许国荣,他也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他老家离自己老家不远,更是反复确认地理位置｡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离家数十年的84岁高龄的老人,他对家乡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他对家乡的关切如此真挚｡更难得的是,离家数十年,金庸听起许国荣他们说的海宁话丝毫不费力,间或,还能用海宁话交谈｡

    金庸对于家乡来客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此次许国荣一行主要是为了海峡两岸金庸小说论坛的事情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并邀请他参加｡他听后很高兴,稍微思考了一下说:"我在英国读书啊,我读两年,要么明年如何?我定下来时间之后和你们说｡"这正是许国荣他们期待的答案｡

    畅快的交谈总是让人感到时间过得很快,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但大家的谈兴正浓,金庸先生也没有结束的意思,许国荣眼角瞄见金庸的秘书在门外晃了晃没进来,估计是看到金庸先生那么高兴没有打扰｡

    临别时,谈兴未尽的金庸热情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但考虑到老先生的年纪和健康,他们委婉地谢绝了｡告别时,金庸先生送出办公室,一直送到电梯口｡当电梯门合上的刹那,许国荣他们的心里生出一股怅然,不知老人何时有机会回家乡仔细看看､走走｡

    金庸与同窗:相敬如兄

    "良镛学长文质彬彬,举止温文尔雅,透着一股书卷气｡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名门望族､家学渊源､书香传承的潜质｡"说这话的是金庸先生的嘉兴中学同窗,今年已经87岁的张敬夫老先生｡

    老先生还记得,当时千余名考生中,只录取百名,查良镛年龄最小,却名列榜首｡入校后他学习认真,成绩优异,但善气迎人,广结人缘,与同学交往从不连名带姓地直呼,而是略去姓氏亲切地以名号相称｡

    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的年轻老师,经常带着几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座谈､一起出去玩,查良镛和张敬夫都在其中,有时大家还在老师的带领下,相伴去同学家里玩,那真是一段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啊｡

    但好景不长,不久日本人来了,学校大迁移,当时十多人一个小组,张敬夫和查良镛同在一组,因为同样来自海宁,一路上相互扶持,从嘉兴到丽水,先坐船再步行,一路辛苦自不必说｡有一次渡河时,为了减轻负担,用船将铺盖运走,却不曾想晚上宿营时,铺盖没有运到,学校就向农民买了很多稻草,正值隆冬,十几个人窝成一团,相互取暖｡不过,那之后不久,到了丽水,查良镛继续求学,而张敬夫投笔从戎,两人失去了联系｡这一晃就是四五十年｡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张敬夫看见《参考消息》上报道,猫头鹰接见查良镛,才重新得知查良镛的消息｡之后陆续通过几次信,追忆当年情怀,而信的开头,金庸都亲切地喊他敬夫学兄｡1992年金庸参加嘉兴一中90周年校庆,这对分别了近60年的同窗才得以相见,未及详谈,又匆匆离别｡但他在校庆上的发言中除了感谢母校外,还提及时隔60年还能见到章克标老师和张敬夫同学感到很高兴｡

    金庸与家乡:情思相连

    1992年至2003年,金庸曾4次回乡,每次都来去匆匆｡但金庸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不仅会向家乡来客打听家乡的情况,回乡也会和市委市政府领导见面,了解家乡的发展,并为家乡的发展而高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2年12月8日,金庸回嘉兴参加嘉兴一中校庆,受海宁邀请回乡探访,并通过《海宁报》题词,向海宁全体市民问好,参观母校并题词,当即又赶回嘉兴一中｡

    1996年11月11日,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在海宁召开,适逢金庸和夫人由省市领导陪同赴海宁盐官观潮,金庸先生设宴招待了与会的十多名专家､学者,并对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当日赶回杭州｡

    1997年9月1日,由浙江大学领导和嘉兴市领导陪同查济民伉俪､杨振宁教授和金庸一起前往海宁观潮｡之后即返回浙江大学｡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出席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应海宁市委市政府邀请回乡,金庸向大会请假3个小时,由海宁市领导陪同参观了海宁高级中学和徐志摩故居｡海宁市领导得知当年是金庸80岁诞辰,买了一个蛋糕为他祝寿｡金庸当晚即赶回嘉兴参加研讨会｡

    另外,对于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也常放心上,经常和研究会会长王敬三保持联系,了解研究会的发展｡金庸研究会自1996年成立至今,11年间一直得到金庸的关心和爱护,在他的关心下,目前研究会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会议,共有452人出席会议,专家学者55人,发表文章184篇,其中论文89篇,出版了8期《金庸研究》,并与有关大学和学术研究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同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名人名家读金庸》､《阅读金庸世界》两部书,向全国发行;台湾生智出版社也出版了《华山论剑》､《倚天既出,谁与争锋》繁体本,向全球华人读者发行｡

刘国重

当年成龙的“小龙女”风波，不少人为成龙辩护，金庸则说“男人可以风流，但是不能下流”，黄霑则连成龙带金庸一起讥讽，说“这种事根本全属下流，哪来的风流？风流一词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金庸则更没资格谈风流下流，因为他太少女人，只懂用脑写小说。没性关系就是不下流，难道用脑来精神自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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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妙语连珠 学生掌声阵阵

　　第一次采访中大学生见面会

　　2001年5月21日上午九点，刚被雨水冲刷过的中大梁球锯场前站满了前来听报告的学生。一个小时后，同学们在热烈的掌声中等到了今天报告的主角——查良镛先生。对于热爱金庸武侠小说的学生们来说，这个可贵的上午或许会载入他们一辈子的记忆，因为正如主持人说所：“无论金庸先生今天说什么，都是他在说，我们都很高兴。”

　　当这位只在荧屏上见过多次、心中渴盼过一百次一千次交流的七旬老人精神奕奕地步入剧场时，记者猜想一定是侠义精神让他活得如此年轻。掌声持续了足有五分钟，同学们争相站起来目睹“金大侠”的风采，但被鲜花挡住了。学生会特意找来两位女生献花，因为金老先生去年在北京参加他的作品国际研讨会时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崇拜女性，因为她们更关注家庭、更关注爱情、更关注子女。还有一点，女同志长得男同志好看。”金庸先生是来穗论剑的，他的报告内容简单但不离侠义。“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中国国际间的关系问题，按照中国的儒家精神，正义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下去，而道家说过，当力量对比悬殊时，可以先忍让一下。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都出现过，国家弱小的时候暂时退让一点，等到国力强盛了就可以战败他们。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

问：有位美国专家说，真爱只有18—30个月，之后就会走进平淡的婚姻，您认为是这样吗？

　　金：这位美国专家那样说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爱情就靠不住，四个月五个月就过去了，这专家是假专家，我认为真爱是一生一世的，可能死了之后还有……(热烈的掌声)

　　问：久闻大师封笔多年，听说最近要写《十三剑客》，是真的吗？

　　金：我没想过，武侠小说我是不准备写了。现在我做教授发现自己的学问很不够，比其他教授的功力差得远，所以我得在这方面努力。

　　问：您认为人对命运能掌握多少，是否真如萧峰所说，越挣扎陷得越深？

　　金：那是《天龙八部》里说的，一个人命运不能受到自己控制，当时的人信命，现代人不信了。孔夫子讲天命，六十而知天命，等到那时候年纪也大了，生命也快到尽头了。命由各种东西调节，现代人信科学，能控制命运。而萧峰因为生在宋朝，是个契丹人，所以最后形成那样的悲剧性格，命对他来说是不可改变的。

　　问：请金庸先生评价一下陈寅恪、胡适和钱钟书三位先生？

　　金：他们三位都是学问很好的人，陈寅恪历史修养高，功底深，是学界模范，品格也高；胡适在西方受教育，他用西方观点研究文学，提倡白话文，有一定创见，倡导科学民主，引进现代化思想；钱钟书先生文学修养好，懂西腊文、拉丁文，是三位里学问稍窄的，但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陈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学者，学问那么好，我就是学一生一世也来不及了。

　　问：听说您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那为什么还卖版权？您说过您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您可以容忍别人那样对待他们吗？

　　金：没办法。就像我生了15个小孩，自己照顾不到只好交给托儿所幼儿园一样，(一片笑声)他们虐待我的孩子，我很生气，也只好与校长交涉，他们把我的小说改得不好，我以后再不卖了，就像知道这家托儿所不好下次再不送孩子进去了。

　　问：近来央视拍的《笑傲江湖》议论纷纷，您对此有何评价？

　　金：这部戏拍之前他们说绝不改动，我就送给了他们，不要版权费。但他们没遵守诺言，我有点生气，可后来与他们成了朋友也不好当面骂他们了。不过他们还是用心拍的，道具、布景呀，都挺努力，比港台的金钱和精力都花得多，这点我很佩服，但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我不同。他们认为令狐冲出场太晚不好，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他们也拍过《三国演义》，诸葛亮什么时候出场的？他也没参加桃园三结义嘛，《水浒传》里的宋江何时出场的？还有外国优秀电影《乱世佳人》，克拉克盖博不也是很晚才出场吗？所以我说他们这个观点不成立。

　　问：近来电影《卧虎藏龙》引起轰动，您对它有何评价？您认为武侠片能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吗？有没想过将您的作品改成电影？

　　金：我觉得《卧》片拍得很好，导演编导处理都很好，但原小说并不好看。所以我不是说我的小说不能改，只要改得有才气、有情调是可以的。《鹿鼎记》已有人准备改成电影。中国文化不能由武侠片来代表，中国文化是很博大精深的，如果由武侠片来代表，那别人还以为中国文化就是打打杀杀呢，(笑声)这当然不对了。武功只是工具，用来保卫文明文化的工具。

　　问：您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您认为自己最像哪位大侠？

　　金：我自己与大侠完全不像。在香港别人叫我“查大侠”，我认为不是，这次去少林寺又碰到人叫我“金大侠”，我一回头对他说：“你要跟我比武吗？”(笑声)小说其实是对作者真实生活的补偿和发泄，我自己没武功，所以就带进小说里去，想像自己有那么厉害，我不会喝酒，所以把萧峰写成酒量特好，我的小说里侠士武功都很好，还有机会打抱不平，我没有很漂亮的女友，所以笔下的女侠都很美丽可爱，这是一种希望和理想，自己完全不是大侠，如果写自己，长得又不高大、不漂亮、不聪明，所以不能用写实主义笔法，有人批评我的小说太浪漫主义，武侠本来就是浪漫的，这与其它小说属于不同的两种文体。

　　问：有没计划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与李安合作？

　　金：前不久我在台北见到他，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叫我“老师”，我说叫“先生”就好了，如果他要拍我的小说，我会送给他拍，我当过电影导演不成功，那是个很罗嗦的工作，要指挥这个那个的，我不建议与他合作，但他要拍我就送给他拍。

　　问：您写《天龙八部》前是否研究佛学很多年？您认为佛学能解决人世间所有问题吗？

　　金：我研究佛学很多年了，我认为任何学问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佛学或许只能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问：中国的武侠小说因出现您这样的大师可能过早地达到高峰，您认为武侠小说今后会怎么发展呢？

　　金：这种评价不敢当，武功登峰造极了也还是要发展的，我本人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如果将来有人写了给我看我也愿意，我认为自己的小说只是比较热闹、娱乐性强而已，大家空下来看时觉得味道还不错就行了。

　　问：您与古龙先生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一时无两，可否谈谈您与他的交往？

　　金：他是江西人，个性有点侠气，我就没有。他喝酒多年所以年轻时就去世了，与他交往，我认为他与武侠生活相近，有次他不愿与一帮日本人喝酒，结果被人砍伤手臂，而我是规规矩矩的做学者，他与我平时谈天说地很好，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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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草庵说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是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即摩尼教）的宗旨。昨日，金庸先生来到晋江草庵，亲证真实历史中的明教。  

　　当天上午10时许，金庸一行抵达晋江草庵。当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却挡不住金迷的狂热。金庸所到之处，皆是摩肩接踵的市民，一向清静的草庵似乎又回到了数百年前的辉煌时刻。宋代明教会碗、摩尼光佛、摩崖石壁经文……明教之物，渐入大侠眼中；书中之景，似乎也随即铺开。  

　　“看，明教不是我杜撰的，许多读者还不相信明教的存在呢。”参观完，金庸先生由衷感言，并纠正了导游小姐关于“任我行是明教教徒”的说法。  

　　验证信史频频点头  

　　昨日带金庸先生参观草庵的导游是晋江博物馆的美丽女孩小肖。小肖将金庸一行带到草庵一块石碑前，以明教的“二宗三际论”（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为由头，向金庸先生娓娓讲诉摩尼教历史。金庸先生认真听讲，频频点头，对小肖的解说表示认同。  

　　据随从人员称，这是金庸先生来泉州点头最频繁的一次。看金庸先生的神态，他似乎一直在追忆写作明教时的点点滴滴。  



索要明教会碗照片  

　　在草庵遗址前方20米处，曾经出土一块完整的元代黑釉碗和60多件残瓷片。这件完整的黑釉碗，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碗内底部在烧制时便刻有“明教会”三字，直径6.5厘米左右，其他残瓷片同样分别刻有“明”、“教”、“会”三个字样。这是当时泉州明教会活动情况的重要发现，也印证了草庵摩尼教遗址的文字记载。  

　　这块会碗引起了金庸先生的极大兴趣。他站在宋代明教会碗遗址前，一边听着解说，一边陷入沉思。随后，金庸先生主动向草庵的工作人员索要会碗的照片，准备带回去收藏。  

　　据小肖称，宋末元初时烧制的这种黑釉碗，除了在草庵附近发现外，晋江市磁灶镇、泉州市区周边的郊区等地也曾多次发现，这些都说明当时摩尼教活动在泉州是比较频繁的。  

　　关注联合国专家签名石碑  

　　草庵前的一块行似屏风长方形石碑，吸引了金庸的目光。  

　　在这块石碑上，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签名的人是1991年到泉州考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的专家、学者。当年，他们沿着“海丝”之路，考察了15个国家。当他们看到草庵遗址和摩尼光佛后，惊喜之情油然而生，并一致认定这是此次考察的最大发现和最大成果。  

　　金庸先生立于石碑前，目光游离，似乎也沿着“海丝”之路，乘风踏浪追溯明教生息渊源。  

　　题写“熊熊尊火光明之神”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教众心目中的明尊形象如何？草庵内这尊身长1.52米高的摩尼光佛是我国仅有的摩尼教石刻佛像，也是明尊形象的惟一佐证。  

　　透过一圆圈浅龛，只见佛像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相圆润，眉弯稍突，嘴唇略薄，嘴角深陷，下额圆突，显得安详自如；身穿宽袖僧衣，襟打无扣结带，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平放，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  

　　小肖说，佛像的脸、身和手巧妙利用岩石本身三种天然色泽刻，脸呈微草绿色，手呈微粉红色，身体则呈灰白色，背雕豪光四射纹饰，甚为奇特。  

　　较之《倚天屠龙记》记载的光明顶上没有实体的明教圣火，这尊佛像更加具体。金庸先生看着，不禁有些痴了。回过神后，他赶紧让开众人，要求先独自与佛像合影。草庵的工作人员也趁此机会献上火红的纪念册让金庸先生题词。金庸先生不假思索，题写下“熊熊尊火光明之神”八个字。  

　　要求拍摄明教四句经文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此乃摩尼教的教义信条《劝念》的具体内容，刻于草庵的摩崖石壁。  

　　据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夺取政权，并采用明教的“明”定国号后，担心明教威胁他的统治，于是“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寅其徒，毁其宫”。所以明教在明初极盛之时被迫转入秘密活动，融合于道教、佛教的民间崇拜。  

　　小肖正准备结合金庸先生的小说谈谈明教的教义信条时，将日月神教的任我行归入明教，金庸先生立即打断她的话称，不能将日月神教和明教混为一谈。  

　　当然，这样一个小插曲并未影响金庸先生的心情，临走时，他在车上交代说：“帮我把那四句经文拍下来。”  

　　雨中留影照片将放在小说封面  

　　以后出版的《倚天屠龙记》里将有望见到草庵的身影！昨日，金庸先生以草庵全景为背景，让记者们和“金迷”们过足了拍照瘾。当时下着小雨，但金庸先生拒绝打伞，并称准备将该照片放在《倚天屠龙记》的封面。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两棵桧树。其中有棵桧树长法奇特，地面的树干裂为一粗一细两半，顶端的枝干则盘绕错节。小肖介绍，很久以前，一记雷电突然将这棵桧树劈成两半，但桧树并不因此而萎靡，而是根连根、枝叶连枝叶地继续生长，象征着长寿及顽强拼搏的精神。  

　　行程非常紧凑，来不及细细聆听桧树的传说，金庸先生就赶往爱乐酒店与金迷会面。在他身后，桧树仍在生长，恰如金庸先生的小说绵延不息……□本报记者黄小玲吴道淼实习记者吴棉棉  

相关链接  

　　明教的二宗三际论  

　　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  

　　摩尼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前，存在着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光明王国充满善美，而黑暗王国则尽是丑恶，两者断然分开，互不干扰。后来由于黑暗侵入光明，引起光明和黑暗的大战遂进入中际时期。在中际，光明和黑暗相混合，天地和人类是这种混合的产物。摩尼的创立正是为了超度人类的灵魂，使之早日摆脱黑暗的纠缠，重新回归光明王国。  

　　摩尼认为，世界的末日终将到来，那时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截然分开，回复到初际的情景，这也就是后际。  

　　摩尼光佛佛龛藏有文字佐证  

　　在摩尼光佛佛龛的左上角阴刻一段文字：“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字径为2.5厘米×2.5厘米。  

　　在右上角还有阴刻比较粗糙的文字：“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  

　　这些文字价值很高，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筑年代的文字佐证，非常可贵，同时也是研究泉州明教的一手历史材料。  

　　泉州诗人题诗草庵  

　　黄克晦（1524年—1590年，号吾野，惠安崇武人，能诗善书画，著有《吾野诗集》等）《万石峰草庵得家字》：  

　　结伴遥寻太乙家，峨峨万石映孤霞。坐中峰势天西侧，衣上梦阴日半斜。风榭无人飘翠瓦，云岩有水浸苔花。何年更驻苏杭鹤，静闭闲房共转砂。  

　　诗人黄凤翔（1538年—1614年，号仪庭、止庵。泉州市区人，名士名宦）《秋访草庵》：  

　　琳宫秋日共跌登，木落山空爽气澄。细草久湮仙峡路，斜晖暂作佛坛灯。竹边泉脉邻丹灶，沿里云根蔓绿藤。飘瓦颓垣君莫问，萧然一榻便肞 。  

　　泉州明教以佛为崇拜  

　　据一未考证的传说，泉州的明教是以佛为崇拜而盛行的。有泉州十八位读书士子住于草庵勤奋读书，常于此显现佛的形象，说是文殊菩萨的显影，因此在摩尼光佛坐像两侧有弘一法师手书木刻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显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倚天屠龙记》小说里面，明教教徒爱穿白衣。明代何乔元《闽书》载：“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这些都给印证浦西福寿宫与明教的渊源之源。  

明教是波斯祆教,又叫摩尼教,唐代传入西域,在当时中原光为流传,据说在长安还有寺庙“大云光明寺”,到了宋代，摩尼教被意译为“明教”，教义被简明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所谓魔教是摩尼教的误译.祆教早期又称作拜火教,光明教.《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也就是金老所写十二宝树王.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弥勒佛其实是摩尼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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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ＶＳ文字暴力




    ２００１年的春天真是金庸的春天。央视《笑傲江湖》未播即已先热，开播后更是引来了一轮全国性的笑骂；四月份，以“金庸”命名的总编号为１０９３０的小行星又被提名委员会正式通过，从此，广袤的太空“江湖”上有了一颗名叫“金庸”的小行星。五月份，金庸现身岭南又在当地掀起了一股热浪。

    ５月２０日，一直未在岭南有过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的金庸先生，甫抵广州，就受到了当地媒体的热烈关注。尽管金庸先生未对岭南文化作出任何深刻的解析，人们普遍流露出来的情绪是，来了就够了，按照中山大学施爱东先生的说法，“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什么，而是那是金庸说的”。金庸此次岭南之行是受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和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之邀，由河南辗转而来，之后还要再去天津，所以行程安排非常紧凑，２１日在中山大学演讲，２２日当地文化出版新闻界为金庸召开作品恳谈会，２３日与广州读者见面，三天行程马不停蹄。

    记者有幸在金庸先生岭南之行的最后一天约到他的专访，在他下榻的花园酒店与他倾谈了当代语文的一些话题。在这次谈话中，金庸先生反复提到了他对中国文化优雅传统的神往与坚持。金庸先生是浙江人，人文的底蕴也是江南的、吴越文化的底蕴，从他在《天龙八部》中对吴越风情充满感情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生心底深深的吴越文化情结。

    关于文字暴力

    金庸：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你也参加了，问了些问题，我记得。现在你不妨再问些问题。

    记者：今天主要想跟您谈一谈有关白话文和当代语文的话题。有人认为您的文体继承明末清初的笔记体比较多一些，而梁羽生继承更早一些的古文传统多一些，您自己怎么看？

    金庸：也不是明末清初的，我这个白话文的惟一的标准就是不要欧化。用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梁羽生好像这方面就不是故意的。他本身中国文学修养很高，文字还是很优美的。他对古文诗词都是很有修养的。

    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的。我在浙江大学开过会讨论，讨论一些当代语文的问题。武汉大学有位教授讲一番话我觉得很同意：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不是写的中文，写的是欧化的，西洋文字，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讲的不是中国话。

    记者：听说您对现在文字的暴力比较反感？

    金庸：这个是“文革”时候传下来的一种不好的后遗症。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您觉得首先是他内心优雅文化的缺乏？）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文革”之前？）这种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来全国性都这样了。以前有的话，你一写出来，人家感觉你不好，就说你这个人不好，就暴露了自己的缺点，所以有的人有节制，他内心有这个暴力，但是他不敢写出来，好像讲粗口一样，一讲粗口骂人，一讲出来人家马上就说你人品很低下，很差，那讲粗口的这个人内心也感觉到，所以他本来也要讲的，他就节制了，不敢讲。但是经过“文革”以后，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讲粗口，这个文字暴力表现出来就不以为耻了。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

    记者：现在骂人的风气在文坛也比较流行……

    金庸：“文革”以后把可耻的事情变成不可耻的了。这是违背中国的优雅传统的。（您觉得中国古汉语的那一部分源流在现代文坛还有没有流传呢？）写的文章跟说的话还是有区别的，全世界任何国家讲的话跟写的文字总是这样，所以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还是变成我们口头语了。

    传媒在推广语言暴力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不好的作用。现在办报如果能够把暴力语言改一改，改一些更优雅的文字就好了。

    记者：您在报纸上假如看到骂人的文风会怎么样感觉呢？

    金庸：我觉得没有修养很无聊的，我不大去看这种文字。一个人文风差的话，品格也就很差了，品格很差的话就不值得去看他的文字了。

    现在这种风气比“文革”的时候已经好多了。现在慢慢减少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如果写文章的暴力倾向太多的话，人家会看不起的。

   

    记者：您办的《明报》是香港历史上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但是现在您觉得文人办报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金庸：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但是现在世界上教育发展了，文人和非文人的界限也磨合了，很多大企业的主管人员都是大学毕业生，但不一定是念文学的人，可能是研究科学的人，你说他是文人也可以，所以这个文人定义比较模糊了，受过高等教育就是文人。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读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　

    记者：当时您的旗下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您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是非常有眼光的。

    金庸：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在内地就不行了，文人归文人，企业家归企业家，分得很清楚，香港不是这样。

    记者：广州的报纸您看过吗？

    金庸：有看。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这些报纸基本上内容还是很好的，文字暴力不大有，比较清秀文雅的。说到到广州来的感觉，以前香港基本法在这里开会，开会的代表有些家属觉得广州人讲粗口，在火车站飞机场老是听到广州人“三字经”的话，这次我来就没听到，有改善。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

    关于中国文坛

    记者：王小波的文章您看过吗？

    金庸：王小波不是文字暴力，他是蛮幽默的文风，趣味性的。

    记者：我想请您对国内的作家的文字发表一些意见。比如说贾平凹……

    金庸：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记者：莫言最近有一部《檀香刑》，您看过吗？

    金庸：莫言的文字我很接受，很欣赏。莫言有些文章写得很好的。《檀香刑》我还没有看过。莫言我看过他的一些短篇，写得很好。

    记者：南京的作家您关注过吗？像朱文啊……

    金庸：朱文，我看过，写得很新潮、很前卫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觉得他在文字上文风结构不像中国话，比较欧化一些。欧化的文字我情愿去看英语法语，不用去看中国人写的了。

    王安忆我喜欢的。才写的这些过分意识流的我就不太接受了。

    记者：那京派的比如王朔的您看吗？

    金庸：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中国文坛，莫言的余华的这些都是写得很好的。

    关于历史小说

    记者：您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过您想写历史小说，不知道现在的进展如何？

    金庸：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我打算不用小说体裁了，写通史，中国通史吧。写小说有时候自己创造，假的东西放进去，我想写真的历史。

    记者：您的小说像《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对清史的叙述很有想法，您对清史的研究很深吧？

    金庸：有些也没有研究。研究历史的话就细节都要注意了，过去历史的知识很不够，这几年都在补。我对清史的研究不及二月河。我很喜欢看二月河的东西，我觉得他对清史的细节什么的都研究到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雍正王朝》写得最好，但是也有些夸张，男女感情上面的描写比较粗糙一点，还有结尾我也不怎么同意，雍正这样一个一国之君为一个女人去自杀。但是基本上整体还是不错的。乾隆的那一本就比较粗一点，没有主题。“雍正”的主题很明确了，脉络是一致的，一方面是说权力斗争，一方面肃清贪污**。对乾隆的评价，作为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还是可以的。在中国写历史小说的作家里，二月河是比较严肃的，不会乱来。

    记者：高阳的小说您怎么看？

    金庸：高阳的描写非常细腻，文学的修养比较高，但是高阳的一个缺点是非常罗嗦。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时候跟他指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说这是个性，改不了的。他不舍得放弃一部分东西，影响了他的小说的价值。他的个性不大容易集中。

    关于电影改编

    记者：您表示过非常希望李安来拍您的电影？

    金庸：他拍电影我欢迎，如果他来拍的话我可以版权送给他不要钱让他拍。我认为他拍得很不错的。他就是优雅的气质，而且他懂电影。做电影做电视要做细的，很多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导演他不懂电影的，拍过很多戏还是不懂电影。拿电影来讲故事肯定是会失败的，电影要做戏的，京剧也好话剧也好，总是要做戏，讲爱情也好权力斗争也好，表现出来要感动观众，使观众觉得好看。以前他们那些编剧很笨的，把故事从头来讲，像（央视的）《笑傲江湖》，就是把这个故事从头来讲，讲到最后，篇幅不够了，就很快地结束了。

    记者：您对《笑傲江湖》的开头似乎特别不满意……今后还会再跟央视合作吗？

    金庸：央视也有它的优点。第一是他们投资很大，播放的范围很广，所以以后要是再合作的话我要跟它提一些条件，哪些地方不能修改。一个人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你看一套戏，大将出场，要有很多龙套先出来，渲染一个人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关于从政的失败

    记者：有人说您写《鹿鼎记》、写《笑傲江湖》，之所以对人性和官场观察得如此细微，跟您的家世和自己年轻时仕途上的受挫有关？您是成功的企业家、报人、作家，您一生惟一的遗憾应该就是从政的失利了，报国无门吧？

    金庸：我一点不遗憾，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我本来年轻的时候想做一个外交官，现在想幸亏没有做外交官，做外交官就不自由了，比如做驻美国大使，要常驻在华盛顿，去纽约也不方便，去南部也不方便。我当时想做外交官就是想周游世界，现在不做外交官一样周游世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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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金庸先生的回击之作《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现在将全文刊出：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麼地方出版的。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麼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 九九年十一月四日(转载自上海《文汇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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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日，金庸致函上海《文汇报》，对〈我看金庸〉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式表态，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为题刊出。两位文化名人的思想交锋，不容错过，故九九年十二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特别邀请金庸对此事作全面回应。全文如下：

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

关於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应上海《文汇报》的要求而作出了回应，没有什麼可以再补充的，但本刊编著一定要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识，并无私人怨仇，我在公开场合中曾对他的作品表示好评，他所以这样苛刻的对我攻击，相信是由於我们两人对於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观点等看法有根本差异之故。我们两人的个性、生活环境、经历、求学与写作、工作的过程、结交的朋友等等完全不同，是两条永远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我们两人都写小说，如有可能，最好能多了解一下对方，虽然困难，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他那那篇文意中开头就说：「金庸的作品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八十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磺靶l，看那个有如穿缅档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试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认为金庸文字所以不行，由於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说广东话的香港：「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於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於文字上一无可为。」

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练，可以写得好一些，更生动一些。不过运用语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红楼梦》那样漂亮活泼的白话文，我就写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才能，单凭努力没有用，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远的不提，从近代说，浙江人写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都是浙江人；再迟一点，章太炎、俞曲园、王国维、孙诒让，也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文章真可说得上冠冕当世。他们不写白话文，那不错。不过，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於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兴。这些都是白话文挺精采的第一流作家吧。

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觉得文字秀雅清丽。香港作家中文字极好的著实不少，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本蕻良在香港写《科尔沁前史》。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後，迳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张爱玲、叶灵凤、刘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写过不少好文章。他们是外省作家，那不错，但香港的广东作家也著实有不少传世力作，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西西的《我城》等等；还有诗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桥、刘绍铭等等。

我建议王朔先生不妨读一读刘登翰先生编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至於王先生說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夠新潮前衛，不夠洋化歐化，這一項我絕對不改，那是我所堅持的，是經過大量刻苦鍛鍊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
　　
　　最近在浙江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中，聽到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陶德麟先生發言，抨擊許多人「用漢字寫外國式的句子與文章」，更加強了我的信念。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見得由於說浙江話而寫不來文章。《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是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可能王朔先生也會嫌他使用文言太多，因而「不入流」、「沒品位」。《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原本上署名「錢塘施耐庵的本」，錢塘即杭州，近人也有考證他是江蘇興化人，但無確實證據。白話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初刻、二刻》的作者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拍》與《三言》齊名，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最佳的白話短篇作品。另外一位湖州人董說作《西遊補》，不算特別精采。十分精采的另一部續書《水滸後傳》作者陳忱也是湖州人。《說岳全傳》的作者錢彩是杭州人。這些浙江人，在中國文學史中白話小說部分的貢獻，相信不能都說成「沒品位」。
　　
　　《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是江蘇淮安人，他科舉不得意，晚年在浙江長興縣做一個縣丞（科長之類）的小官，一共混了九年，無所事事，有人推測，《西遊記》是他在這段時期中根據元朝留下來的一個簡陋祖本而改作的。明朝白話小說「四大奇書」中，有三部的寫作在浙江省完成，看來，浙江的方言並沒有損害到三部傑作作者的文字。
　　
　　另外兩部在文學史上很有地位的小說，作者也都是浙江人，《剪燈新話》的作者瞿佑是杭州人，《燕山外史》的作者陳球是嘉興人。兩部小說都不用白話，與上述例子無關。但《剪燈新話》是《聊齋誌異》的先行，《燕山外史》是中國文學中惟一用駢文寫的小說，所以各具特色。
　　
　　錢鍾書先生曾對本刊編者潘耀明兄稱讚《肉蒲團》一書文字「清簡流暢」。該書內容不雅，奇想殊甚，我所不取。但文字能「清簡流暢」，已經是極高的成就了。因之當代文學史家稱其作者李漁為「大小說家」。李漁是金華蘭溪人，那也是浙江人了。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這一句或勝於歐化前衛白話：「那麼，這應該就是咱哥兒們內心懇切無比的願望了，我想。」）
　　
　　作者附注：「五四」之後以寫文意出名的浙江人極多，本文中不能盡錄，茲略舉如下：紹興：蔡元培、魯迅、周作人、劉大白、許壽裳、馬敘倫、章錫琛、范文瀾、孫伏園、朱自清、柯靈、馮驥才；海寧；張宗祥、徐志摩、查良錚（穆旦）、鄭曉滄、蔣百里、章克標；上虞：夏丏尊、胡愈之；湖州：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徐遲；義烏：陳望道、馮雪峰、吳「日含」；杭州：陳大悲、夏衍、林徽因、戴望舒、施蟄存、馮亦代、茹志鵑、北島、高陽、余華；桐鄉：茅盾、豐子愷、程乃珊；富陽：郁達夫；德清：俞平伯；金華：艾青、邵飄萍；溫州：鄭振鐸、夏承燾、葉永烈；蘭溪：曹聚仁；寧波：蘇青、巴人；餘杭：梁實秋；慈溪：徐訏、邵荃麟、穆時英；象山：殷夫；台州：柔石；嘉興：朱生豪；餘姚：樓適夷、遠可嘉、余秋雨；海鹽：黃源；諸暨：郁茹；瑞安：黃宗英、黃宗江；鎮海：於梨華；天台：金耀基；玉環：葉文玲，等等。(轉載自香港《明報月刊》九九年十二月號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於离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後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於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後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心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後要好好思索的事。这裏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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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检讨



    王朔的《我看金庸》刊发后，金庸做过两次回应：一次是应《文汇报》之约写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一次是应《明报月刊》之约写的《浙江港台的作家》。这里节录后文，以飨读者。选自浙江大学版的《金庸小说论争集》。———编者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



    《南方周末》 2001年4月06日

刘国重

2003年11月   大义精诚，侠士人生
　　——查良镛（金庸）先生趣谈大学、人生
　　
　　11月18日下午，中山大学查良镛名誉教授授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简单而隆重的气氛中举行，中大校长黄达人教授向查先生颁发聘书。刚刚启动八十校庆的中山大学，与一位八十长者缔结了新情谊。
　　黄达人校长盛赞查良镛先生，说“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庸书”，查先生既是小说家、报人，也是社会活动家。前年查先生赠他一套金庸全集，并在扉页上题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黄校长名字的出典，也寄托着一位长者的期望。这套《金庸全集》一直珍藏在他不大的书房里。
　　查先生则用他的睿智回应着黄校长和中大师生，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说他这次来中大是当“卧底”的，就是要把曾任浙大副校长的黄达人先生再“抓”回去。
　　稍后，他向在场师生做了《武侠与人生》的专题演讲。在演讲中，查先生讲述了从西周至今数千年间侠士形象的转变，并用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七十列传等例子，赞颂了扶危济困、锄强扶弱的侠士精神。他还和同学们“亲切过招”，问答间尽显大师的渊博。在整个授聘仪式上，年事已高的查先生不时起身，向着每个角落的师生颔首致意，眼中满是慈祥的笑意。
　　随后，查良镛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与《南方日报》等多家传媒的联合访问。
　　
　　最适合做大学老师的大侠是风清扬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自己的作品非常接近于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务实的特质，是很大众的，通俗化的，易于接近的文化。那么深受岭南文化影响的中大和您熟悉的浙大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
　　金庸：浙大和中大都是一流的大学，尽管地理位置相距比较远；它们代表着浙东文化和岭南文化，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就是“务实”；浙大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这两所大学都强调学以致用，相应地对超前的理论不是很有兴趣，同时它们都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品，无论人文科学，还是理工类基础自然科学，都教育学生实实在在地做学问，实实在在地回馈社会。
　　记者：现在大学里有些人认为，学自然科学有用，学理工科有用，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实用价值呢？您对学习古典文学的同学有什么期望呢？
　　金庸：一个大学最基本的要素在于人文科学，理想的构成应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并重。如果只重视“自然学科”，只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机械化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一个技术化的国家，缺乏上进的基础和空间。哲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文学可以带给人美的视点，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记者：在浙大的时候，您一直称自己是学生们的大师兄，就像令狐冲一样，学问还不够做老师。那么在您14部武侠小说中，您觉得哪位大侠最适合做大学老师？
　　金庸：风清扬。
　　（金庸先生没有就此回答做出解释，记者猜测，大概是因为风清扬自身学问好（武功强），人品好，而且有灵活的教学方法（教会令狐冲独孤九剑）；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跟现在的大学教育很相符。）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报人和小说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来说，也许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做学问是因为好奇，同时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我现在我最遗憾的是年轻时候把精力都投到办报、写小说上了，没时间做学问；现在年龄大了才开始静下心做学问，但是学问做得还不够好。学无止境，我希望可以做一些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工作；并一直都追求下去，让生命更充满乐趣。这里我还要澄清一件事，当年第一选择做外交官是希望可以游历天下；对外交本身我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外交无小事，外交官是最不自由的公务员。
　　
　　中山先生是一位大侠士
　　记者：您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种侠士精神，那么对现在的年轻学生来说，可以从“侠”之中吸取什么样的精神；对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金庸：广东人有很好的性格，有热情，想干就干。（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候，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中有很大部分是广东兵，他们都有一种力求正义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现代的侠义精神。有些读者，可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心理暗示或幻想，希望能遇上特别的际遇，遇到“侠客”，这种幻想不怎么健康，我倒希望读者能从我书中受到启发，影响自己成为“侠客”，去帮助别人，坚持社会正义，见义勇为。而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一个人要做好人莫做坏人，切不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害人。
　　记者：您自称算是陈寅恪先生的私淑弟子，那么陈先生倡导的人文精神跟您一直提倡的侠士精神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金庸：陈寅恪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前辈。他提倡的人文精神包括提高人的内心，要求人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一面；我觉得这些和我所倡导的侠士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昔日中山先生闹革命，一度依靠帮会的力量；这样来讲，中山先生也是一位锄强扶弱的大侠。
　　记者：查先生，在您的小说各位主人公中，早期的陈家洛出身贵胄之家；而写到韦小宝时，他是一个在妓院长大的小无赖；他们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变化，这是否归结于随着您的人生阅历不断丰富，您对“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金庸：在我的作品中，陈家洛出身高贵之家，而韦小宝比较寒微，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我想赋予读者新的想象力；再比如郭靖和令狐冲都是当世大侠，但是令狐冲的经历与郭靖大相径庭，这也是因为小说创作中力求主人公的不重复。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孤儿，像我笔下的郭靖、令狐冲，既是孤儿，又生活艰难，但他们都能最终成材。现代人要考试、升职，难免总会遇到困难，就我希望读者也从中受到启发，只要刻苦努力，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
　　记者：您的小说既是武侠小说也是爱情小说，在您的笔下有着许许多荡气回肠的爱情，如果要您作出选择，您最想祝福的是哪一对？
　　金庸：我想祝福自己能取而代之！（呵呵地笑）真挚的爱情，无论怎样，都应该赢得世人的祝福。郭靖到桃花岛求婚，黄药师出了三道考题。我写的这个情节就是脱胎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又是呵呵地笑）中国民间有很多这样三难新郎的传说故事。说欣赏的话，郭靖和黄蓉应该是非常理想的一对，黄蓉聪明，处处有力地帮助、支持丈夫；郭靖虽然傻，但是勇敢伟大，为国家作贡献。
　　记者：最近有大学生为情所困跳楼自杀的消息，说是仿效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您对年轻学生们有什么忠告？
　　金庸：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惋惜。我想奉劝所有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渲染，是对他们看重爱情的肯定，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徇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两回事，学生应积极地面对人生和爱情，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
　　记者：在您创作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中，您最喜爱的小说人物是谁？
　　金庸：段誉，他有一种隐忍的精神，无论别人怎么打骂都不介意， 还是一样热心助人。令狐冲我也很喜欢，淡薄名利，乐观，追求自由的个性。
　　记者：古龙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性格都比较孤独、寂寞，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您的小说人物往往比较积极向上，生活乐观，这是否与您的性格有关系？
　　金庸：基本上，我的生活一直比较顺意；家人都对我很好，生活也很开心，因此为人比较乐观，这种情绪自然也反应在作品中。古龙先生在生活中比较愤世嫉俗，比较较真；我很遗憾他的英年早逝。
　　
　　做人要光明磊落，做报要明察秋毫
　　记者：查先生，在您的小说中有明教，您的报纸又叫做明报，请问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金庸：（呵呵地笑）明教是在先的，而且史实中也真有明教，明报在后，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将报纸定名为明报，意思是做人要光明磊落，做报要明察秋毫。
　　记者：查先生，您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报人，您能否过几招给我们，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一张报纸怎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金庸：公信力！无论怎样的报纸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公信力，只有这张报纸说的话，报道的文章能使人信服，它才能拥有长盛不衰的魅力，比如《大公报》就从来不讲假话。我看现在有些报纸以为报纸只要好看，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来取悦部分读者，单纯追求短期的销售量和轰动的效应。但是，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实在是与拿石头砸自己的饭碗无异。经营一份报纸，要有长远的目光，要说真话，建立信用，不言则已，言必由衷，品牌才可以持久，才最具竞争力。一个政府，一个媒体，乃至做人，都是“无信不立”，建立起公信力后才能“常青”。办报和做人都一样，要讲真话，要做好人，就算坚持讲真话很难，但是一定不要说假话，不做坏人，不去害人。
　　记者：您对内地的传媒有什么建议？
　　金庸：靠得住。（简单的三字箴言，强调的还是公信力。做报如此，做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