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访谈录【辑录，添加】

刘国重

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

编者按：前香港大公报编辑周榆瑞最近到伦敦定居，并出版一部个人回忆录——「彷徨与抉择」。这部书以英文书写(LONGMAN出版)所叙述者，为作者个人如何与大公报及中国大陆政府的意见分歧。此书颇受人注意。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前同周榆瑞一起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同事多年，对周氏个人的思想和私事知之甚详，故特就所著「彷徨与抉择」一书，予以评述。

金庸所撰之长篇文章，定名为「谈『彷徨与抉择』」。此篇文章由本期起在本报连载不久将转在第二版「小说世界」刊登，敬请读者注意。周榆瑞于一九一五年诞生在满洲，后来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曾任西南联大讲师，英美新闻机构职员、报馆特派社员、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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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于1963年4月30日至7月14日连载于「南洋商报」，署名作者：金庸，全文共40期。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5-11-24 21:31 编辑


一、斜风细雨候选人

偶然在一本旧书上看到自己从前留下几个字批注，偶然翻到抛在抽屉角落里的一枝旧笔，偶然听到远方一位旧友的消息，往往会感到几分喜悦，几分惆怅。日子是永远永远的逝去了，但在心底深处，过去的事总是不能忘记。年青时代的欢乐与哀伤，偶然的，会在汽车声和电话铃中，蓦地里闯到脑海中来，于是，忍不住眼眶有些湿润，手掌有些颤抖。虽然是在现代大都市中的尘嚣中，我还是根深蒂固的带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和温情。旧日朋友们的争执和吵闹都忘记了，只是记着他们的亲切。对于过去，我常常感到茫然和惋惜，很多歉仄 ，然而，没有什么后悔。

读到周榆瑞兄那本「彷徨与抉择」，许多早已模糊了的记忆，忽然又鲜明起来。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十二年前的秋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傍晚，我和榆瑞，凡如，刘朱，寿龄四个人，在山顶缆车站旁的茶室中喝茶。我们在等一个人——等费彝民先生。

这件事，当刘凡如兄去年去开罗途中在曼谷堕机逝世时，我曾想到过。我又忽然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宁罗素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完全是经济发展决定的，其实，世界上许多偶然的意外，往往会改变历史，如果当日德国的移民局局长消化不良、脾气不好，没有批准列宁离开德国到俄国去，那么苏联革命的面貌恐怕会大不相同。

我们这些小人物，当然对历史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些偶然的事件，却是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如果十二年前我们在山顶中的商量有另一种结果，今天，凡如或许仍是在「新晚报」的编辑部中精心琢磨地翻译，榆瑞或许仍是坐在凡如的桌上肆无忌惮地大笑，寿龄或许正成为榆瑞取笑的对象，而我自己，正在给「新晚报」写着影评，或者正在将「大家谈」读者的投稿，一篇篇地投入了字纸篮——虽然，心中不无有些抱歉，为了这般的无情，将许多年靑的希望投到了字纸篮中。

如果是这样，我们都会很欢喜的。

我们四个人那时都是「新晚报」的翻译。凡如兼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我兼编新晚的「下午茶座」副刊。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过后，下午的闲谈是最愉快的享受。在凡如的发起下，我们计划出版一本杂志，一本文艺性的学术性的杂志。我们不准备这杂志中讨论政治，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我们介绍中国人最光采的才华，也介绍外国人最诚恳的成就。我们想，为了适合海外读者的胃口，我们应当办得尽可能的通俗。把乌兰诺娃和玛哥芳婷美丽的图片，放在一起，把戴维罗的漫画和黄永玉的装饰画放在一起，我们评论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也评论明星和导演……这本志杂的名字叫做「新杂志」。

这时候，榆瑞写的几本「金陵旧事」出版后，销路很好，我译的「中国震憾着世界」销路也很好，凡如译的「外交家」刚脱稿，「新晚报」的销数已超过了「星岛晚报」……我们满怀信心，年青人的精力过剩，觉得国家前途光芒万丈，报纸的发展步调迅速，我们每天下午与其在咖啡馆中闲谈过去，不如替报馆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已草拟了整个计划，这天约了费先生来，再跟他详细商量一下。天气突然的寒冷，细雨从窗中不住的飘进来。到了约定的时刻，费先生来了。他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替我们叫了许多食物，又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接受了我们的计划。他说：「良镛负责编辑，寿龄做经理，凡如负责国外的组稿，榆瑞负责国内的组稿。我先去筹一万元向华民政务司登记。」我们向他郑重声明，这些工作完全是义务的，绝对不要任何报酬。在几个年青人的眼中，薄暮时分的寒雨变成了阳光。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创造的喜悦是最大的喜悦。榆瑞提议:这本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五个人每人手中拿一本杂志，再到这里来庆祝，「不过我还要带一瓶香槟！」凡如说：「新晚报是在狂风暴雨的飓风风中诞生的，『新杂志』是在寒风苦雨中诞生的。」

但「新杂志」并没有能够出版。


二、费彝民慷慨豪爽

我们所计划的「新杂志」没能出版，那是在山顶之会后的数天，费彝民先生通知我们的。他所说的理由是「社务委员会」没有通过。我们相信这是眞实的理由。因为我们计划中的杂志，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的文化作宣传，就像初期的「新晚报」那样，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以新中国的好处，潜移默化的传达给读者。我们不接受从这杂志中得到任何报酬，也不想宣扬自己的名字。至于经费，那是没有问题的。费先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在香港有许多很有钱的上海朋友，例如维大洋行的董事长王宽诚先生（他是旧大公报的董事，现在是中华总商会会长）、前长城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吕建康先生，随便要谁拿出一两万元来赞助一件文化事业，都是轻而易举，何况，这杂志未必会赔本，而费先生自己也有钱。

他是苏州的世家子弟，有相当的产业。当香港大公报向中共靠拢的前夕，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已逝世了，那时每天只销二千多份，经济窘迫之极，报馆的担子都压在费先生的肩头。后来他在同人的会议上透露，他从上海到香港，私人有几十根金条的财产带来，结果都在这段时期中贴在报馆里了。大概，以后大公报还了给他。

「彷徨与抉择 」中批评他生活豪华，据我看，费彝民不是共產黨员，既然自己有钱，住得宽敞一点，有汽车坐，并不能说怎样过份。

一九五〇年，刘芃如的太太杨范如有一位女同学流落在香港，没法子回上海去。杨范如谈起这件事时，无意中给费先生听见了，他立时便送了一千元给她，使她得能北归。后来我到上海，还见到这位女士，她对费先生十分感激，说她始终没能见到费先生，向他说声「 谢谢！」连他是怎么样的相貌也没法知道。

前年，书画鉴赏家朱省斋先生想出版一部「中国书画」，没有经费，费先生给他邀了几个朋友，每人筹借三千元，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杂志的流产，不是在于计划的本身，不是在于经费。问题在于，我们这四个人的作风太自由散漫，太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观念。将这计划「越级」去向费先生提出，本身就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们以旧社会中天真幼稚、漫不在乎的方式，企图在一个左派机构中推行一个小小的计划。在十二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在政治上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无知而单纯。

我谈到这小故事，决不是对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者表示抱怨，如果当时我是大公报的社务委员会之一，或许也否决这个计划的。 当然，榆瑞、芃如、寿龄和我四人失望之余，不免在咖啡馆中大发牢骚，指摘这个人眼光太小，那个人胸襟太窄，但我们就没有指摘自己的无知，没有责备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

共產黨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本质上的严重弱点，太个人主义，太自由主义，凡是在一个左派团体中太突出的个人，迟早会被要求将锋芒和棱角磨光了去。我们四个人后来各有了不同的道路，那是这大时代中，香港知识分子的四种不同的道路。道路之不同，似乎主要决定于这个事实：他能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个性，以服从团体。芃如的路已走完了，我们三个人还在走着。

「彷徨与抉择」第一章开头记叙楡瑞在苏州被捕的情形说：「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还差五六分钟，京沪直通车将到苏州车站。我和一位来自香港的银行界朋友在餐车中吃了中饭。他邀我到他车厢中闲谈。他将一个大柑塞在我手里，随口道：『潮州柑』。突然，一个铁路警察走进来，说：『同志们，请拿通行证出来。』 我的银行界朋友似乎有点紧张，立刻从皮夹中取了通行证出来，低声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我没有觉察出有什么不对，从左边胸口袋中取出了路条。我还没递给他，那警察就从我手中抓了过去。他对我的路条细细看了大约两分钟，于是说道： 『你路条上注明只是从广州到上海的。』」

其后记述他如何被捕而送入上海的监狱，经过的情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里不必重述。榆瑞所说的银行界朋友，就是朱寿龄。他在上海解放之前，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襄理。在任何场合之中，他都喜欢以「小丑」的姿态出现，但他决不是「小丑」。这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未描写过的角色，复杂的性格中充满着丰富的矛盾。我和他第一次相识，是颇为戏剧化的。

三、以为我要跳车自杀

火车缓缓地爬过巨龙般的钱塘江大铁桥，空气中有初春的花香，也有大江的水气。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春夜，我从北京回到香港来。我是浙江海宁人，儿童和少年时期在海宁和杭州两个地方长大，钱塘江日夜潮汐，西湖畔杨柳桃花，那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当火车带着我慢慢离开杭州时，窗外江南春夜的风，似乎用葡萄酒醉人的气息来酿成的。我凝望着西子湖边的万家灯火，灿烂的月光铺在滚滚的江水之上。铁桥上巨大钢柱的阴影，在窗子上迅速掠过，一回头，高高的六和塔耸立在江边。六和，那是六种和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成熟文化结晶，这六和塔在庄严和雄伟之中孕育着温柔和平的精神。钱塘江大桥却是现代中国人的骄傲，杭州学生对这座大桥的景崇，代表着他们对现代科学和工程的向往。学校中大家津津地谈论，茅以升敎授如何设计这座铁桥，怎样外国工程师对之束手无策的难题，这位中国的天才工程师却巧妙的解决了。茅夫人在工程上的帮助和贡献，尤其是女学生们最喜欢的话题。在抗战前后成长的我们那一带的学生，课余谈的总是鲁迅和郁达夫，总是茅以升和华罗庚。华罗庚的女儿是我们同学，大家对她很尊敬。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附设的幼稚园读书，同学们见到他时，只是好奇地瞧瞧。我们只尊敬学者和诗人，不大去理会另外一些浙江的名人：蒋介石、陈诚、陈果夫、 陈立夫……他们在浙江一般中学生心目中，远不如浙江大学校长、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这样的风气下，所以浙江大学出了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我们同学从来不谈梅兰芳，更加不谈电影明星。那是上海、北平大都市中学生们的事。

从火车窗中望到对江，那是萧山和余姚，是大哲学家王守仁和黄宗羲的故乡。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在马克思这巨大的幽灵笼罩下，王守仁、黄宗羲他们还被人们尊敬么？

瞧着江水，心中想着这些杂乱的念头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是古怪。突然间，一只手臂伸过来挽住了我的左臂，一个人靠到了我的身旁。我惊异地转过头来，朦朦的灯光下看到一张戴着眼镜的圆脸，是一个陌生的旅客，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他向我温和地微笑，说道：「心里不高兴么？ 」我摇摇头，说道：「离开故乡，有些难过。」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臂，问道：「到广州？」我说：「是的，再到香港，你呢？ 」他兴奋地说：「那好极了，我也到香港。我们有伴了。我去香港大公报工作。你在香港那里得意？」我有些奇怪，道：「我是香港大公报的编辑。」

这样的会见实在很是戏剧化，原来他见我忧郁地望着江水，以为我要跳车自杀，好心地来拉住了。这个故事，大公报许多老同事都是知道的，以后常常引为笑谈。这位朋友朱寿龄，就是「彷徨与抉择」中所写的那个香港银行界人士。

我们谈不到一分钟，立刻就很亲热。因为他父亲朱老先生，是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委员，浙江省监察专员公署的主任，与我家有些世谊，在杭州时我见过他几次。他弟弟朱启平，是大公报驻在纽约的特派员，从美国回来后，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期，和我同在编辑部的国际组，晚上坐在一张桌子旁。

朱启平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燕大的毕业生，在大公报中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战时大公报和燕大在成都合办一个新闻系，由大公报拨付经费，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的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该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都汇了大公报。那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燕京学生，有马廷楝、李宗瀛、谭文瑞（现在在北京人民日报编国际新闻）、刘克林（现在是北京大公报的副编辑主任）、张学孔（现在是香港商报总编辑）、何巧生等等 。另一位从纽约回到香港的特派员杨刚大姐，从英国回来的萧乾，也是燕京学生，不过他们是早期的。香港大公报内部没有派系，没有甚么结党把持的情形。那时我年纪轻，职位低，他们对我都很照顾。尤其是萧乾先生，他对西洋文学的爱好，自由主义者的气质，特别和我谈得来。詹姆士·乔埃士那部现代派技术的小说「攸利赛斯」，我读来读去不懂的地方太多，工作之暇，常常向萧先生请敎。他总是很热心的指点。

在香港大公报向左转前后这段时期中，我在报馆中学到的东西，实在比大学所学到的更多。萧乾先生是我西洋文学的导师，杨刚大姐是我国际政治的导师，李纯青先生是我马列主义和中国政治问题的导师。他们的亲切和热诚，我终身会记得的。扬刚大姐到北京后，任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已于几年前逝世，萧乾和朱启平则在呜放期间成为右派份子。

榆瑞和这些同事们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

四、乔木谈香港前途

榆瑞在一九四六年参加上海大公报，我在一九四七年加入。虽然我只比他迟了一年，但两人的身份地位是颇为悬殊的。他在西南联大（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做过英语讲师，在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构中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职位，进大公报后就被任为驻南京特派员。我进上海大公报是考进去的，担任电讯翻译，那时白天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不论年纪、资格、能力，都和他相差很大（他大我十岁或十一岁）。对于当时香港大公报中李纯青、杨刚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我能心悦诚服的受敎，而他则格格不合，那也是很自然的。那时候，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中，不但有李纯青和杨刚，还有王芸生、周太玄、杨东蒪这些第一流的左派学者，日夕的亲炙之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是和谐，确信共产主义是我们这苦难的国家唯一救星。在那时候，我的学识和见解,都没有使我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丝毫怀疑，至于我发觉中共做法中的各种缺点，自己在思想上越来越离开马克思，终于成为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者，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榆瑞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他坦白亲切，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和一个陌生人混得很熟。他个性极端外向 ，是典型的多血质性格。在于交际这一点上，倒是与费彝民先生很相像的。榆瑞记忆力很强，各种细微的小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受过文学的训练，对于人的性格和言语，有强烈的兴趣，但他不是一个深思内省的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哲学这些问题，几乎是漠不关心。「香港时报」总编辑李秋生先生以「车攻」的笔名，在「新生晚报」写了三篇「再谈周榆瑞书中的人与事」，其中有一段说：「周不是个政治上有深刻的人，他只是一位硬干的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他缺乏思想上的深度，有时天真流于浅薄。因此对于『彷徨与抉择』一书你可以找出许多缺点。」李先生的结论，仍是认为这本书有价值。他不认识榆瑞，他对榆瑞的了解，只是根据这本书内容而达成的，但我以为这是与事实很接近的看法。

由于榆瑞过去在新闻界的成就和地位，由于他对政治思想的不感兴趣，更重要的，由于他直接认识周恩来、董必武这些中共要人，他对大公报中的左派人士自然不见得怎么尊敬。事实上，这些左派人士的过度狂热，什么事情都是一面倒的看法，往往成为榆瑞公开讥嘲的目标。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当时香港左派新闻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一九四九年间，香港左派文化人中研究国际问题的，每星期有一个讨论会，经常是星期五下午，在干诺道中一二三号四楼（那时是华商报的报馆）举行。新华社的乔木（现在他是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在外交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常常出席报吿。此外夏衍、张铁生等也偶尔来分析一下当前的重要问题。因为参加这座谈会的领导人物，确是目光敏锐，学识丰富的中共优秀份子，我现在仍旧认为，这座谈会对于我这种当时什么也摸不着头脑的青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记得在南京解放前夕，我曾在这会中问乔木：「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怎样处理？」

他用手指轻轻弹着茶杯，想了一想，说道：「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他在十四年前的分析，直到今日，似乎仍是中共对港澳的外交政策。应该承认，这是了解全盘局势的远见。

榆瑞对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从来不去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认为外国记者对局势的分析，一定比中国人更加准确。他并不掩饰自己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认为所有的西方国家记者都是大资本家御用的宣传员，而他对于西方记者的尊重，远胜于许多有头脑的本国人士的尊重。

不久，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从纽约回港，这个座谈会便请他去报告美国的近况。他的报告令大家很失望。他着着于美国民主党和其共和党之间的政争，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早就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代表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互间的争权夺利，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报告一完，立刻有人问道：「朱先生，据你所看到的，美国劳动人民现在的失业情形怎样 ?」朱启平道：「唔，唔，我想，我想，总有一百多万人。」

但在当时，美国失业者高达三百二十余万，是参加座谈会的人个个挂在口上的。朱启平的答复，立刻显出他对美国的弱点认识不够清楚，也就是说，思想不够前进。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向他提了出来，登时令他颇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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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乔木，即乔冠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五、周榆瑞向来反 共

座谈会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都着眼于对美国不利的方面：美国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目前有什么象征？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是否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垄断资本家财富的集中，在政治上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不是有长足进步？美国人民怎样反对政府的庞大军费预算和援外计划？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有无可能在国会中多占一些席位？

这些间题，平时我们在座谈会中是已研究得很清楚了的，但朱启平显然没有多大准备，因此答复得令与会者大大不满，而这些不满，有些人当时便礼貌地表示了。大公报派朱启平到纽约作记者时，那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真正的主持人吴鼎昌先生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的文官长，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是国民参政员。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本来是「小捧大帮忙」，朱启平带着这样的方针到纽约去，他不可能将这方针全部抛在太平洋中而回来。他在座谈会中所显示的狼狈，正表示了大公报在短短一段时期中转变得如何快，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圆满地与之适应。同时，这也表示，一般过激的左派文化人，只愿意听好消息而不愿听坏消息。

「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不能容忍与官方路线有任何距离的意见，我以为道是中共许多人士的重大缺点。朱启平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以后事过境迁，也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回忆。但道个小插曲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个人以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事，是中共的「三失」。这「三失」之所以造成，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原因之外，在心理上，那是当政者不容忍异见的直接后果。

朱启平当时在座谈会中的发言，并没有赞扬美国，事实上已是尽可能的予以抨击，只因为抨击得不够狠、不够热心，只因为他对苏联和中共所惯用的逻辑太不熟悉，所以即使是在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会中，很快就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周榆瑞的态度，与朱启平更有距离。这些自由参加的讨论会，他根本从来不出席，在报馆内部的学习小组，他在发言时最通常的方式，总是说：「对于这问题，外边的毛子们（指外国人）如何如何看法。」他决不掩饰自己与英美人士的熟悉，事实上，他对外国人的意见很有兴趣听取。由于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他把这些意见都记在心里；由于个性不喜欢研究政治和哲学等抽象理论，他也没有什么驳斥这些「毛子们」的自己意见。

我和榆瑞在政治上的见解并不一致。他一直反 共，我一直不反 共。不认识榆瑞的人，以为他写这本「彷徨与抉择」，是一个极重大的转变，但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却以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转变。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从来没费心硏究过，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见得有什么关心。虽然在大公报的公开集会中，他没有发表反 共言论，但在他可以信任的朋友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好话。

他只对具体的人有兴趣。他在「新晚报」上写过许多攻击国民党要人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之中，谈的只是其某人某一件事的荒唐和昏庸，某一桩有趣的桃色事件，他对罗家伦的英文名宇叫做「拿破仑·华盛顿」嘲笑得最厉害。他反对国民党，并不是认为国民党的政策对国家人民有害处，只是瞧不起官僚们的腐敗和低能。他很尊敬周恩来，出发点不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最佳的希望，而是尊敬周恩来的才能和性格。这一点他在「彷徨与抉择」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担任一家主要中国报纸的特派员，在中国人目光中，总是将这家报纸比作『卫报』和『纽约时报』，我的职位使我经常能会见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现在是北京政权的总理）、董必武（现在是北京政府副主席），而他们的主要助手，几乎每天都和我相见。他们都给我以『坦白』与『诚恳』的印象。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强调地对我说，如果他们建成了共产国家。中共要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友谊，他们决计不愿将中国关在一张铁幕的后面。那时我还不过三十岁，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能与腐敗又十分失望，所以我立刻接受了他的话，毫不保留的信任了他。」

我和榆瑞过去在政治上见解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后，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也不致因此而有什么损害。现在和过去所不同的是，他将内心的反感，公开发表出来，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指出中共的许多缺点，提出一些理智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三年多来经常在本报（即香港明报）的「社评」中发表，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署上「金庸」的名字。（待续）


六、回忆苏联展览会

榆瑞在他这本书的序言中又说：「虽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事业，使我有深刻的激动。自从我儿童时代起，我就被教导必须爱国，共产党掌权后，我决心通过共产党而表现我的爱国心。但另一方面，我所受的自由主义敎育，以及我作为一个独立报人的生涯，使我成为一个真理和自由思想的主张者。我拥护共产党，但同时，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却绝不赞成。当他们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时，我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我甚至在大公报的办公室中说出了我心中的不安和反对。」

我以为，榆瑞全书写得最好的，是这篇「序言」，有概括的思想而不单只是描写一些琐屑的细节。我说他对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说他在报馆中公然发表反 共言论，他在上述引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了。榆瑞因为是大公报高级职员，又因为这些反对言论是随口说说的，所以当时并未受到甚么处分或批评。如果换一个身份不同的人，或者这种意见公开在报上发表出来，情形当然就完全不同了，下面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九五六年秋天，苏联在广州举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香港所有的左派人士，全部分批去参观。那时中共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正到达高潮，苏联展览会有新建的固定的华南会所，是中共不惜工本全力建造的。上海的苏展会天花板用真金镀顶，以致后来成为浪费和奢侈的典型例子。广州的苏展会虽然不及北京和上海，那也是华南数一数二的大建筑。

可是要香港人去参观苏联展览会，这决定未必明智。因为苏联经济建设之所长，集中于重工业，它的消费品生产，却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它在火箭、飞弹、氢弹、坦克上的成就，展览中是看不见的；它的重型机械、采煤技术、石油制炼，香港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大家所懂的东西，它偏偏制造得最弊。苏联的汽车、雪柜、冷气机，那里有美国人的好？它的照相机、望远镜，岂能和西德相比？它的收音机、电唱机，比日本货差得多。展览会中大量展出的绒料、时装、衣饰，和英国法国的水平相距实在太远。它的糖果、香烟、塑料用品，连香港工展会也未必及得上。香港市场上集中了全世界最精巧、最丰富的消费商品，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最精灵新奇的产物，天天都在这里开展览会。苏联笨拙而呆板的商品设计，在香港人眼中看来，觉得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过时货。

苏联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的消费品注重实用，因为商品之间没有竞争，它不必花费金钱和心力去注重式样的新颖和美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可能是比香港更为先进的。这个展览会对于大陆人民有启发作用，显示了一种模范和远景，但一般香港人无法领会到它的优点，只能看到它的缺点。那为它的优点在于制度上经济平等的理想，在于重工业的飞跃发展，却是展览不出的，而所具体看得到的东西，在香港人眼中，都成为「班门弄斧」。何况，我们游惯了工展会和百货公司，看到中意的东西立刻便可以购买 。但在苏展会中，每人只能买四角钱的苏联糖果，每人只能喝一杯饮料，吃一件点心，不但要凭票购买，还得排队轮候，而且质料甚差。

总之，这展览会展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弱点。我们只感到凭证购买和排队相当无聊和不自由，不会想到人人有饭吃的伟大理想，很难感觉到财富平均分配的制度，比集中于少数大富翁手中是更为公平。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再去参观最近在香港举行的意大利展览会,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工业专家、或者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觉得意大利产品之精缤富丽，决非苏联之可比，很少会想到苏联巨大的重工业潜力胜于意大利不知多少倍，很少会想到苏联普通人民的科学水平和文学修养比意大利一般人高得多，更难想到一个意大利失业工人的孩子，生了病买不起药，他母亲会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儿子痛苦地死去。

对苏联消费品拫本瞧不起的心里，我们都是世故地藏在心中，但有一个工友却直言无忌的说了出来 :「这些东西香港都有，有甚么希奇？香港百货公司的东西远好得多。」回到香港之后，这句话使他被记了一个大过。这处分写在簿子上，通传全报馆的同事作为一种敎育。

这位工友的意见虽然不是全面的，但他所说的却是事实，是人人都感到了的印象。只是旁人比较聪明而他比较老实。聪明人不着边际的表示了赞叹和钦佩，老实话却受到惩罚。我相信中共大陆上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着这种现象。那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是鼓励虚伪和世故。于是，整个事业受到了报复和损害。

我们几个朋友私下也谈到了对苏联展览会的不佩服，那主要是关于所展出绘画的枯燥乏味。（待续）


八、个性坦白直率

前天晚上，一些朋友们谈起这篇连载的文字时，董千里兄说：「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这篇文章应该批评周榆瑞的『彷徨与抉择』，但是在你笔下，许多地方都越出了评论该书的范围。我说：「你的批评很对。其实，周榆瑞的书，主题是谈在他大陆被捕，和受审的经过，要评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写一两千字也就谈完了。我现在是在借题发挥，主要是写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或许那也是香港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千里兄点头说：「你的主题是在写你怎样渐渐离开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罗素的理性主义。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思想和感情，和我所了解于你的，丝毫没有分别。」

对于常常在一起的朋友，一个人是很难掩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的，偶然的一个小动作，一句闲谈，总是泄露了自己的内心状态。我在认识榆瑞的第一天，就觉到他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兴趣，远胜于对本国人事的关切。他在家中和儿子女儿谈话，大部份是用英语的。他儿子安尼往往叫他的英文名字「艾立克」而不叫他「爸爸」。有一次我眼睛有病，他介绍我去看他的襟兄眼科专家程伯京医生。他随手用英文写一张便条。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之间，这种习惯和作风显得很是突出，别人虽然不致不愉快，却总有一些不自然的感觉。又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西餐，朱寿龄将刀子放到了口里，又用小匙羹来搯咖啡喝。于是榆瑞便大大的嘲笑他，似乎餐桌上一些小小外国礼节的错误，是世界上最失面子的事。可是在中国人的礼貌观念中，别人的失礼是不可指出的，只能假装看不见，以免对方尴尬。他指出别人外国礼节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失礼，可能更加重大些。当然，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谁也不会介意。

他的坦白和热诚，常常使他的粗鲁变成无关紧要，别人反而会感到他的亲切，大公报附属的「文宗出版社」初成立时，出版了几本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做「中国的光荣」，内容是介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各种伟大的成就。中文部份是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同人撰写的，英文的译文则由香港大公报同人分篇执笔。全书译就后，主持翻译工作的杨历樵老先生叫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我的英文写作平时极少练习，水平很低，这篇序言写得自然十分拙劣。榆瑞一看之下，立刻就说：「你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太不时髦。」我说：「快给我修改一下。」他毫不客气的提笔就改，将长句子缩短了些，将迪更斯小说中所用的字眼，改成了「时代周刊」中所用的现代化语句。结果是流畅得多，简洁得多。中国文人写了一首诗一篇文章，送给别人欣赏时，总是说：「敬请某某仁兄斧政」，如果这位某某仁兄当真「斧政」了一两个字，说不定双方从此生了嫌隙，因此向来是谁也不敢「斧政」的。然而榆瑞对人的坦率，胸中极无城府，以我所知，很少有人对他的批评指敎有甚么反感。

相形之下，在这方面我之对他，却是不及他对我那么「够朋友」了。他曾以「田牧风」的笔名，在新晚报写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名似乎叫做「异域英雄传」。他对外国有兴趣，因此中国武侠小说的背景也搬到了外国。这部小说人物的性格模糊，故事缺乏高潮，男女侠士动不动就结婚，因之报馆中有一个同事在背后挖苦说：「这小说的书名应当改作『侠客结婚记』。」我只对榆瑞简单地提了几次意见：「对话太多，情节不够紧张，没有作为中心的人物和故事。」却没有好好的和他讨论，如何补救和改进。现在想来，不禁内心有愧。虽然，这种游戏笔墨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他在这方面尝试失败，那也算不了甚么。

我回忆到这两件小事时，想起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和杨东蒪先生的一席谈话。杨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对先秦诸子很有硏究，那时是大公报的顾问。现在他是广西大学校长，中共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一次我向他请敎的，主要是「墨子」和「庄子」上的几个间题。他谈了一些古代哲学后，兴致勃勃的谈到「与人为善」这四个字。他说，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应当是为别人好，「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几乎可以包括中国所有大思想家的全部政治哲学。只不过一般哲学家大都是空想的、不切实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生之中，会遇到许多严格的批评和考验，不过你只要记得「与人为善」，即使你情感上一时受不住，理智上却会懂得这些批评是为你好。知识分子有强列的自尊心，受到批评时会很痛苦，但我们只须了解，批评只是『与人为善』，并非打击和损害。」

杨东蒪先生这番话说得很诚恳，完全出于爱护，当时令我很是感动。（待续）


九、胖子和间谍

那一天春日艳艳，南国的香港已如江南初夏。杨东蒪先生穿一件白色的夏威夷衫，手中插着一柄葵扇，在大华酒家顶楼的茶座中纵论世事，潇洒如晋人挥尘谈玄，清言妙语，差相彷彿佛，而诚恳拳拳，又有过之。可是时间过了十多年，我在左派团体中的经历，却发觉很少有人在提出批评时时候，是根据「与人为善」的原则来进行的。或许这是因为人性中「恨」的冲动，比「爱」的情操有更原始更长期的传统。现代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得出来的结论说，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数十万年前实在很少差别，每个人下意识中，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旁人是他的敌人，认为他可能夺去自己的食物或配偶。「幸灾乐祸」是人的天性，从打击别人中所得到的愉快，远比帮助别人为多。「助人为快乐之本」，那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打击别人才是快乐之本。这种人类的天性，几千年的文化教养使它隐晦了些，但并不能根本的予以铲除。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这样，爱斯基摩人和伊瑞安的猎人头族也是这样。在历史学家的眼光中看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彻底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未免是一种奢望。

如果我们想得透彻一些，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一些，应该可以认识到，许多人类的弱点固然是一种不幸，但究竟世界上向来是这样的。刘邦擒杀韩信、凯撒被他爱将布罗特斯刺死、美国大资本家范特皮尔逼得他许多合伙人破产自杀、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尸体迁出红场……封建社会中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家和组织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临到自己遭遇到损伤和不幸时，我们很难能以哲学家的气度，处之泰然。我个人在左派团体中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打击，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和苦痛，仍旧是很巨大的。现在隔了许多年再来回想，我不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特有的偏狭和冷酷。如果我曾在国民党时代工作很久，那些想起来很心酸很没趣的遭遇，一定会同样的遇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不见得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斗争更加温和，更加的「与人为善」。 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绅士们」，比之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坦白些，打击就是打击、排挤就是排挤、逼得破产就是破产、自杀就是自杀。 他们不称这种行动为「帮助」、「说服」、「教育」、「改造」。

我不相信个性可以「改造」。学习一些表面上的口号与言论，那是很容易的；要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要人们虚伪地说些违心之论，只要有足够严厉的惩罚和制裁，也不困难。但我不相信「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能对一个人有什么根本的好处。唯一的好处，只是强制他服从权威。一旦外在的压力消失了，他所表现的反抗，只有更加强烈。在我看来，共产党人的批评和教育，实际上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罚款」很少差别。批评和罚款使身受的人痛苦，以后要更加小心，不要犯规，同时使没有身受的人有所警惕。至于「与人为善」，那只是某些高尚的心灵的理想。

中共给榆瑞所受的批评敎育，是一种极强烈的方式，但并不是最严厉的。在肉体上，更严厉的方式有强迫劳动；在精神上，更严厉的是遭受家人、朋友、同事的侮辱。他在书中描写中共公安人员对他不公开的侮辱和审讯，但我想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责骂他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是他的同事好友，如果这些羞辱是公开的，那可能会比死亡更加不幸。事实上，曾有许多人受过这种折磨。

我详细读了榆瑞的书后，发觉他自称中共冤枉他是外国间谍，但真正内在的原因，似乎只是反对他和外国朋友的过份亲密，只是惩戒他拒绝「改造」和不遵从工作的调派。榆瑞实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于做间谍的一种人。他说中共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回到香港来替中共做间谍。「间谍」这个名词，不免用得有些夸张。他在报馆中的绰号，叫做「周大炮」，由于他直言无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他有一百八十多磅体重，即使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全世界的间谍之中，有没有胖子，至少，恐怕没有一个成功的胖子间谍。因为一般胖子总是太爱说话，太不善于保守秘密。

榆瑞和外国朋友交际，不免谈到大公报的情形，广义的说，那也可以认为是泄漏了国家宣传机构的内幕情形。他和领导人员谈话时，不免也转述了外国人的意见，这当然也帮助了中共了解西方人士的观点。然而我想这些谈话都不致有什么重大的军事或政治意义。双方或许都是有意通过他而探听消息，在他自己，却只是坦率的，没有什么目标的闲谈。（未完）


十、周榆瑞的同居者

榆瑞书中谈到他一九四九年春天去香港时的情形说：「在南京『解放』前夕，我决心留下来 。但报馆的代理总编辑劝我离开，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飞到上海，就在这—天，共军进入南京。我在上海短时期的停留是很不愉快的，报馆没有工作给我。我和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亚尔拔，雷文霍特在百老汇大厦中一起住了几天。后来，报馆当局决定调我去香港分馆，我大为高兴，立刻准备动身，因为自从徐州陷落后，我家属便已到了香港。那是我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报馆已靠拢了共产党。」

当徐蚌大会战胜负一决，香港大公报便靠向中共，这其间所起作用最大的，当是杨刚和李纯青，他们都是有长期党龄的共产黨员。等到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从上海来到香港。香港大公报的态度已非常明确，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之时起，香港大公报的倾向和面貌已和现在没有多大分别。南京的易手是在四月廿三日，二十一日是共军全面渡江的日子。那一天毛泽东发布那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凌晨我在利源东街十五号三搂（新生晚报的楼上）大公报的编辑部，翻译这个命令的英文稿（是外国记者抢先发出的），「坚决、澈底、干净、全部歼灭」的语句，就是出现于这个命令之中。其中一句话我译作「不论他们逃到甚么地方，均须缉拿归案 」。李纯青说：「这个命令看来是毛主席自己亲自写的，」他将译文中这句话，提笔改成「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后来新华社的中文原稿到达，果然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这篇文告，大公报当然做了第一版的头条。）

当时国民党政府或和或战，举棋不定。香港大公报虽已很明显的亲共，还是能销到广东四乡 ，远及沪杭，榆瑞在上海大公报时，应当已经知道香港分馆的情形。

他书中谈到到香港不久，费彝民就要他去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乔木，他写道：「那时，乔木和他妻子龚澎住在英皇道一所旧楼中。所有的国民党官员蜂涌而至，谈判他们向共产党靠拢的条件。乔木虽然很忙，还是摆脱了其余的访客而接见我，他仍旧和从前那样，亲切友善，兴高采烈的和我说笑闲谈。他说到，我在香港的工作将很是重要。他似乎仍旧确信，中共决心与西方友好。他强调说，「艾立克，我们知道，你在英美的外交家和记者之之中许多朋友。如果你和留在香港的那些人继续保持友好，那会很有用处。打听他们对于新中国的观感。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需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乔木的话使我印象十分深刻，我转述了给费彝民听，他立刻同意，我应该和外国人保持接触。」

事实上，报馆在铜锣湾新宁道租了一层相当考究的楼给他住，作为他招待外国朋友的地方。 和他同住的是周太玄先生。周老先生是四川人，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佛学家，为人和蔼可亲，兴趣极为广泛。在香港时是大公报的顾问，常常向同事们作学术性的演讲，回大陆后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中共的人民代表。在香港时我偶尔同他去看足球比赛，那时南华的高保强正当新扎，周老先生对他的球技极是欣赏，谈起来津津有味。他在西南素有人望，在香港和西南各省人颇多往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投向共方，周老先生大概在其间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连络工作。周老先生对佛学有很深湛的研究，有一次我听他谈论佛学中的「因明」，那是和西方的「逻辑」差不多的一门学问，分析之精，说理之明，令人欢喜赞叹。他虽是佛学家，但思想向来进步。星岛日报资料室保存得有全套「东方杂志」，前几年时我常去借阅，看到一九三〇前后周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所发表的生物学论文，已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哲学。

周老先生回大陆后，榆瑞一家住这样一层楼，房租很贵，他一个人负担不起，费彝民私人付给他房租津贴。我不知道这房租津贴付到甚么时候为止，但报馆当局鼓励他交外国朋友，这是无疑的，周榆瑞太太现今仍旧住在那层楼，当然，中共再也不会付房租津贴了。

中共所不满于榆瑞的，据我推想不是在于他和外国朋友接触，而是在于他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交往中，榆瑞的同情是更加倾向英美一面。他在中共的机关中工作，身份很是明显，外国人和他接触时自然深具戒心，不可能透露甚么重要的情报给他，除非是故意要中共知道的消息。相反的，他个性坦率随便，又没有中共所十分重视的那一套「保密」习惯，说不定反而无意中透露了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一一、对乔木的印象

榆瑞书中引述乔木的话，要他和西方友人保持接触。乔木说：「我一向认为，这种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现在须要朋友，你要负责为我们国家争取朋友。」或许乔木确曾对榆瑞这样说，但乔木是「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他决不认为西方人士的意见，可以有助于决定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黨員对于「党性」这两个字十分强调，那包括有坚持立场、服从组织、为了党而牺牲个人幸福和个人意见等含义。一九五〇年春天我曾在北京大公报的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常和乔木、李纯青、杨刚等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之中，乔木说到周恩来对杨刚的一句批评。那时杨刚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工作十分忙碌， 身体不大好。周恩来对她说：「杨刚同志，你对自己的健康，警惕性太低。」乔木正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接口说：「杨刚同志的党性很强。」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在他们认为，「党性很强」这句评语，几乎是一个共产黨員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成为是津津乐道的事。

共产党人注重党性和斗争性，要坚决克服自己的个性以服从集体，凡是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稍有温情主义的倾向，那便被认为是「党性不强」。乔木在考虑中共的外交政策时，一定将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斗争性提到最高限度。据我的看法，西方人士的意见他或许会听听，但对于中共的外交政策，决不致发生任何影响。

有一天，他约我到中共外交部去见他，我所获得的印象，和榆瑞书中所写颇为不同。

中共的外交部，所在地就是从前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钢骨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巍峙庄严，规模宏伟。大门外没有携带武器的卫兵，传达员的态度也很平易近人，我只在一张小单子填写「要会见乔木同志」，他要我在会客室中坐坐，替我斟一杯白开水，将小单子拿进去，不久乔木出来了。这张「会客单」，印在一些用过的废纸背面。那个传达员只有十八九岁，穿着不很干净的棉制服，神态和说话，完全是一个质朴的青年农民。我当时所感到印象，这绝对不是「官衙」，而的确是一个「人民」的组织，我不知道中共的外交部现在是不是仍旧这副样子，然而我后来在另外许多方面看到中共的情形，官僚习气、统治者的威风架子，那是渐渐浓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了。这个青年农民型的传达员，在接待我这种毫无地位的人是这样平易，在接待贵宾时，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平易，也不过是温和地笑笑，说：「你请坐，喝杯水，我去跟他说。」但就我们在香港所见到的某些左派团体而言，对待「贵」与「不贵」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共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官性」很轻而「人民性」很重，老百姓对他们的拥护，一定会多得多吧？

乔木那次约我去见他，主要是谈谈我所写的一些关于國际公法的文字。他谈话的要点是这样说：你这些论文分析细致，立场也稳，但是有一个要点没有认识到，國际公法整个系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维护西方国家既得的掠夺利益。他们不重视落后国家的主权，不承认被压迫者的革命权利，反对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他说，我们在和西方国家交往时，在一般习惯上遵守全世界通行的国际法，然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学者定下的法律，牢牢的缚住我们双手。他举例说，如果我们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还能成功么？乔木那番话的中心思想是这样：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國际公法中公平合理而于革命有利的，我们遵守，于革命不利的，我们或者要求修改，或者反对。决不能以西方国家所谓「权威学者」的著作，作为理论根据。

乔木在香港时，曾以「于怀」为笔名，写过许多评论国际时事的文章，出版过几本评论美国经济的书。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决计不会重视西方资产阶级人士的意见。（待续）


一二、「侍卫官杂记」

榆瑞书中说到他担任新晚报的翻译，辞去印刷公司经理的职务。「不久，在一九五一年，费彝民很客气的将督印人的名义从我手里接了过去。我并不怎么介意，因为这个头衔对于我并无多大意义。后来报馆改组，我被推荐为三名副编辑主任之一。另外两名得到了批准，我却没有。这使我相当的不快。但不久我便置之度外，因为在那时候，我第一部连载小说已带给我相当大的声望。」

这部连载小说，便是他以「宋乔」为笔名写的「侍卫官杂记」。我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因为这篇小说在新晚报的副刊「下午茶座」连载，而我当时是这副刊的编辑。小说通过蒋介石先生一个侍卫官之口，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蒋先生和一位陈小姐的恋爱，第二部份是那侍卫官和一个军长的姨太太的恋爱。故事的背景是庐山。榆瑞跟我说，除了加插一些细节之外，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当时他是大公报驻南京的特派员，蒋先生上庐山避暑，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即随而转移。他也跟着「身在此山中」，每天晚上总是和蒋先生的侍卫官们喝酒打牌，许多消息便在闲谈中透露了出来。这位陈小姐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侄女，据说做过蒋的私人护士。私情之中当然不免也有些政治因素。榆瑞的书中描写，蒋夫人知道这消息后，如何大发脾气而去了美国。那个侍卫官的爱人，榆瑞说是四川军人范绍增的姨太太，现在他们已结了婚，好好的住在台北，也有了孩子。电影明星李嫱（范之慧）是范绍增的女儿，她在闲谈之中，对父亲的风流艳事并不讳言。我曾问过她关于这位姨太太的事，她笑着说：「爸爸的姨太太太多，我也不大弄得淸楚，可能是有的。」

蒋先生的侍卫官们会不会泄漏「先生」（蒋的侍卫官们都称蒋为「先生」）的秘密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当然，泄漏秘密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姓陈的侍卫官。榆瑞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综合起来写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书，蒋先生是我们校长。蒋的侍从室第三处，也是在南温泉，就在学校隔壁。第三处中有几位股长股员很喜欢下围棋，我和他们结成了棋友。逢到「刑法概要」、「民法总则」、「三民主义」这些索然无味的功课时，我总是溜出课堂，和他们下棋去。那一年十月间有一天，一位棋友兴匆匆的来找我，说：「这几天你有没有考试？如果没有，我们下三天棋。」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空闲，不必办公。他说：「先生到开罗去了。你不知道么？」蒋先生到开罗去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那是国防大秘密，如果给德国人和日本人知道了，自然会不顾一切的派出大队飞机来拦截。可是蒋先生动身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学校中倒有一大半人已经知道了。讲到保密工作，国民党那是绝对不能和中共相比。这次中共的货轮「跃进号」沉没，五十九名船员被日本船救起，关于沉没的情形，五十九人没一个吐露当时实情。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情形下，对于自己的救助者居然仍是这般保密，说是「组织观点强」也好，说是「不近人情」也好，总之是十分「难能」。至于是否「可贵」，那要看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温情主义者而定了。

「好奇」本来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性格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许多人所以「追」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就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为了「欲知后事如何」，才每天不断的「且听下回分解」。「天方夜谈」中的波斯王后薛哈拉查德所以能保全她的美丽的脑袋，全靠她能说一千零一夜处处充满了悬宕的故事，使得波斯苏丹晚晚非听下去不可。我们这些写连载小说的人、电台中讲故事的人，从伟大的迭更斯、柳敬亭以至最没出息的笔耕者和舌耕者，所以能够生存，主要就依靠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如果人们缺少了好奇心，报纸是否能够存在，那拫本便是一个疑问。

在共产党团体中，好奇心却往往是一种惹麻烦或自讨没趣的原因。与你无关的事，你最好别问。上级认为你应当道的，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否则你问也没用，甚至他们会怀疑：「你打听这些消息有什么用意？」在左派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大概多多少少曾碰到过这些软钉子。往往，一件事本身既无关重要，而外界许多人也早已知道了，在机构内部却还在紧紧张张地保密。你能够被容许知道多少消息，通常是一种「政治待遇」。知道得多一些的人，在知道得较少的人面前，常常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来。我和榆瑞一起时，称这种情形为「故作神秘」。最佳的对待办法，乃是「不稀罕听」，或是以「故作更神秘状」反击之，表示：「我知道得比你更多，不过不能告诉你」。如果你根据新闻记者的传统，好奇地询问几句，那别人马上就会比希治阁更加紧张，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加神秘。（待续）

一三、狂热份子和理性

中共的保密制度，当然比国民党严格而有效得多。国民党的保安手法，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那一套，本来也不输于中共的苏联方式，但尽管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手段十分狠辣，整个政治制度的精神，却还是中国人传统，即「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有什么重大机密泄漏了出去，事后也未必有什么严厉的惩罚。

这种情形并非只见于国共的斗争之中，近三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生过许多严重的冲突，一方面组织严密，纪律如铁，另一方面自由散漫，温情随便。我在这里想引一段罗素的话，他在「哲学和政治」那篇文章中，结论这样说：「许多人都认为，在自由主义者和狂热份子作战时，狂热份子一定会获胜，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目标正义性，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个观念一直非常流行 ，虽然一切历史事实（包括最近几年来的历史），都证明这种说法错误。狂热份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变成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目标，或者，即使他们的目标是可能达成的，但他们整个观念太不科学，以致不能采取合理的方法；他们所以失败，还因为他们将来企图团结的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自从公元一七〇〇年以来，在所有重要的战争中，总是比较民主的一边得到了胜利。其所以如此，一部份是由于民主和理性（这两者是互相密切联系的）并不必为了去配合理论，以致故意歪曲事实。俄国和加拿大的气候大致是差不多的，两国都希望改良小麦的品种，在加拿大，那是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在俄国，却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来推想。

「不拫据经验而只根据教条的制度，例如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们非常重视理论，他们有一个长处，能使他们的信奉者坚决服从。但他们也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不免对人民中一部份极有价值的份子，进行迫害。西班牙因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而衰败；法国在公布『南昂特法令』之后，大批新教徒流亡出国，使法国损失极大；如果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如此憎恨，第一枚原子弹可能是德国制造出来的（金庸按：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许多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我们再重复说一下，根据教条的政治制度还有两个巨大的不利之点，第一，在许多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他们另有一种错误的信仰；第二，迫使那些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心中生出极猛烈的敌意。由于这许多理由，长期的说来，信奉教条主义的国家，不可能胜过那些比较根据经验而行事的国家。如果说，为了团结人民以合力的共成大事，因此非有一种教条式的坚固信仰不可，那也是不对的。以一九四〇年英国抵抗纳粹为例，英国人民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但他们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没有其他国家能比得上。」

「最后，我所以赞成理性，不仅因为它更加符合于真理，而且也更加道德。信奉教条的国家由政府当局控制舆论，禁止理智的思索，它不得不迫害思想不同的人，不得不敌对不信仰这种主义的人；它要求它的党徒们，必须有系统的憎恨，必须克制天性中的仁爱。为了要得到真理而进行辩论，那是决不容许的，那么，意见不同的人除了进行战争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到一个决定。而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战争终于会是全人类的毁灭。」

对于某些读者，这几段话或许有点枯燥，可是我以为，这几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其中指出了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时是如此的不得民心，中共为什么近年来遭到这许多严重的失败。我以为罗素所指的「狂热份子」和「教条主义者」，不但包括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由政府当局控制舆论，迫害思想不同者，迫使社会中许多有价值的人士成为自己的敌人、不正视现实、强调憎恨而反对仁爱、这许多情形，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中共政府也是这样。十多年前，中共在大陆上得到了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那主要因为在那时候，中共是比国民党更加民主、更加接近人民，更会争取知识分子、更加正视现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罗素文中所提出的那些缺点，中共却是十分强调的表现了出来。

有两个噩梦常常纠缠我。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直到今日，我仍是常常梦到，经历到很大的痛苦。第一个恶梦是考试数学，梦中是在考大学，或者是中学里的考试，试卷上写满了三角，大代数，解析几何的试题，但我一道题也做不出，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之后，从梦中醒来，兀自心有余悸，但一面也庆幸这只是一个恶梦而已。第二个恶梦那是可怕得多，我总是看到三张照片，每张照片所摄的都是几千个骷髅头堆成的山。其中两张我是在江西广昌看到的，另外一张是在江西宁都看到的。那些骷髅人头，都是国共斗争中的牺牲者。



一四、同学少年遭活埋

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刚从浙东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日军从金华、兰豁一带攻了过来，我和七位同学向西逃到内地去投考大学。日本飞机沿途猛炸，路边看到的尽是死尸。我们每个人带着一辆单车，但公路早已掘得寸步难行，变成不是人骑单车而是单车骑人，必须把单车托在肩上，通过一条条独木桥似的窄梁。我们在浙赣边境的路旁看到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农妇，她身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抚着妈妈的尸体，呆呆的坐着。那死去的农妇身上没半点血，脸色黄得可怕，她是给炸弹震死的，不知怎样，那孩子却没有受伤。农妇身旁散开着一个包袱，有孩子的衣衫和小鞋。我们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给孩子几个烧饼之外，没有什么办法，三个女同学一面走，一面流眼泪。对于我们这八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是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

我们到了江西广昌，住在区公所里。这一带是中共的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前，国共双方军队曾在这土地上打过极惨烈的仗。广昌区公所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照片，图中是几千个骷髅堆成的一座山，每个骷髅上双眼和嘴巴的三个大孔，阴沉沉地对着看照片的人。说明文字写着，这是「共匪」残杀的良民。但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当地居民，他们说，其中有共产党杀的人，也有国民党杀的人，谁也分不清楚。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宁都，又看到了一张类似的照片，只是那座骷髅山更高大。一个给我们送茶的老人叹了口气，说：「唉，大家都是中国人！」

从此之后，经常困恼我的恶梦，除了考不出数学之外，又有这三张骷髅山的照片，这些骷髅在活着的时候，有的憎恨共产党，有的憎恨国民党，但其中极大多数，恐怕完全不明白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分别。江西人见到每一个陌生人，都是亲热地称为「老表」，把你当作是他的表兄或表弟。这句称呼中含意说，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有共通的血缘，我们的上代很可能都是亲戚。由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想到了，必须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由于一个俄国人将这套理论试验成功，于是在中国的乡村中，「老表」和「老表」们互相残杀，将骷髅堆成了山。我们经过南城、南豊、广昌、宁都这些城市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早已干了，但痛苦的回忆还鲜明的留在人们心底，几乎每一家人家都失去了亲人。诚朴而善良的农民不怨恨国民党，也不怨恨共产党，他们只哀伤自己的不幸，想着：父亲是这样慈爱，丈夫是这样好，儿子是这样乖…… 他们的头颅，都去堆成骷髅山。

当时我们八个少年，只是叹息政争的残酷，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样残酷的命运，几年之后，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江文焕。三个女同学中一个叫程正迦，在学校里时就仿如是亲密的恋人。我们到重庆后，八个同学中有三个都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除了我和江文焕外，还有一个叫王浩然。后来我和浩然又都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因为政校不用缴学费膳费，而我们家庭在陷沦区，经济接济不上，因此我和浩然上政校，而文焕则到昆明读联大。或许，周榆瑞曾教过他的功课也说不定。在香港的联大毕业生很多，一定有人认识江君的。

文焕毕业后便和正迦结婚，那是十年恋爱的美满结合。但两人结婚不久，文焕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活埋了。

浩然的父亲是衢州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学校放假时，我不是到文焕家里，便是到浩然的家里度假，因为我自己的家在沦陷区，没法回家。浩然的父亲是忠厚长者，收藏着一些赵之谦、余绍宋、吴昌硕的浙东名家的字画，主要兴趣是种橘和鉴赏书画。衢州解放不久，他就在土改运动中被枪毙了。

写着这篇文字时，我自然会想着，二十多年前和文焕、浩然同窗共砚的亲密情形。我们三个人的零用钱从来不分开，始终一起使用。我最穷，当然也是最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的公共财产只剩下相当于港币二三毫子，文焕拿去买了一块粉蒸肉，放在我的饭碗底下，让我吃到一半时忽然发现，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那时我们除了缴学费外，每学期还要缴一百多斤谷作膳费，浩然的父亲从来不等我开口要求，每学期开学时，他家里长工挑到学校来的谷子，有他儿子的一份，也总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亲冒着大风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里去过年……

难道人的生活，就必须这么残酷么？如果我们几个人，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火炉旁边吃着糖年糕，听浩然的父亲解释赵之谦书法的笔意；如果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文焕一封情意缠绵的书信，送到他爱人的手里，因而赢得一个温柔的感激的眼波……（未完）


一五、人间大残酷事

我高中最后两年，是在浙东的衢州中学读的。那两年中，几乎每天都听到日本飞机的炸弹声，老师在讲解功课，轰轰的炸弹在杀害生命。第二年春末，我又目睹了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残酷事。日本军阀奈何不了坚毅不屈的中国人，于是在浙东用飞机散播鼠疫细菌，衢州是他们攻击的重点。

香港也曾发生过可怕的鼠疫，但那是天然的不幸，不像衢州那样，日本的化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培养了无数细菌，投掷在人口密集的城里。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惨事的人，很难想象到其中惊心动魄的恐怖。在抗战时期的医药条件，一染上鼠疫便是死亡，那是无可医治的。染上了鼠疫的人被放在一条小艇中，艇中放一些食物，流在衢江之中，过得三天，一把火便将小艇烧了，没有人理会他当时是死是活。只要有一家人家发现了鼠疫，附近七八家人家的房屋必须全部烧毁，除了金器之外，什么也不能携带，连钞票都要烧去。往往，一晚之间，一家店铺中的人尽数死了，从此这家店铺的门板不再打开，没有人敢开门进去瞧瞧，只有放火将屋子烧掉。衢州是个十万人的城市，每天，数百人数百人在疫病中死亡。

我们学校在乡下，但鼠疫细菌还是散到了。我同班好友毛良楷，突然间染上了鼠疫。他是江山人。深夜两点多钟，他在床上呻吟起来，那时候，人人都知道鼠疫的症状，立刻全校震动。我们的老师姜子横先生化了两个月的薪水，才雇到两个乡民，用担架抬着毛君送到他家里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提着灯笼，和姜老师跟在担架后面护送，心中也不知难过更多，还是害怕更多。山道旁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啼叫，毛君躺在担架上不住问：「这是鬼叫么？我是得了鼠疫么？」我们只有安慰他，说绝对不是，渐渐的，他神智迷糊了，只是叫唤：「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骑马，我要骑马！」声音慢慢微弱，没到家就断了气。

学校里养得有四匹马，每星期体育老师教一次骑术，毛良楷是学得最热心的。他是天才的运动家，田径和各种球类无一不精。然而从日本生物实验室中出来的鼠疫细菌，钻到他的肺里。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年，深夜里在山野中呼喊：「我不要死！我要骑马！」

等我们回到学校时，校里的同学都已逃光了。文焕和浩然还在等我，当天，我们逃到了文焕深山中的家里。「十日谈」中那十个逃避鼠疫的男女，每天讲的是恋爱和私情的故事，而我们在文焕家中，想到的只是疫病的恐怖、战争的残酷、良友的永别。在那段时期中，我们惊吓实在太过厉害，少女的俏影对我们都失却了意义。

抗战和国共战争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亲人，如果不是这些战争，我父亲、母亲、弟弟，那些亲爱的人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团聚在一起，至少，我们总能常常会面。这些永难弥补的悲痛，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然而，世界上居然还有人高声叫嚷战争，美国和苏联的将军们不断发出威胁：「如果你们怎样怎样，我们就以核弹对付。」中共的领袖们说：「我们不怕核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即使在核子战争中死去三亿，我们还有三亿。」他们就是没有想到，那将是多少母亲的眼泪，多少情人的鲜血，多少深情和友谊的破灭，多少家庭和幸福的摧毁。

毛泽东先生的前任夫人杨开慧，一九三〇年在湖南被何键杀死。毛先生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战死。赫鲁晓夫的一个儿子，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的。丧失爱妻和爱子的痛楚。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和最高的光荣，也未必能够补偿。毛泽东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写了一首「蝶恋花」词，赠给在国共战争中战死的老友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那首词的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最后一句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即使是最**的人，读着这首词时，或许也会同情一个作丈夫的、一个作妻子的丧失了爱人的哀痛。这种哀痛，许许多多国民党一方面的人也是同样经受到了的。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对西方国家作战，不免杀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的兄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却先杀死这许多无产阶级兄弟，那是不值得的。罗素说，在一场核子大战之后，不论是那一方面胜利，人类都是再也没有信心活下去了。但愿人人都同意这两句话。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坐火车经过徐蚌战场，一眼望出去，莽莽黄土，广原无垠，地下尽是一条条深达丈余的战壕。一个中共士兵在车厢中讲这场徐蚌大会战的惨烈经过。并不像中共许多文艺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军战士那样，这个士兵虽然在叙述胜利，语调中仍是流露出他当时的害怕，他提到许多战友的名字：老张、小王、小李（ 这些人名，我当然记不得了）……这个人是怎样牺牲了，那个人又是怎样牺牲了。


十六、千秋功罪谁与说？

天黑了，我从火车窗中望出去，那些深壕变成了一条条黑影，极目所至，无穷无尽。那个中共的士兵说，这些壕沟是解放军发动了成千万民夫挖的，用以困住国民党机械部队大炮和坦克车。远处，有许多小小的火光在闪动，一个旅客说 :「那是鬼火！」另一个说：「不，这是死人骨头中的燐质。」其实那有什么分别呢？科学知识的进步，并没有能使人类免去战祸，这片纵横数里的大战场上，数十万人暴骨荒野，变成了鬼也好，只留下一些燐质也好，他们家人的眼泪累积起来，真要填满这些壕沟了。我们不禁想起「吊古战场文」中的那几句话：「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榆瑞的「侍卫官杂记」，另一部在新晚报连载的唐人的「金陵春梦」，都描写了国民党当局要人在国共战争中的言行。我也读过一些中共方面描写这场战争的文艺小说，例如在「保卫延安」中，就曾写到彭德怀。我们看到，双方要人所关怀的，只是战局的胜败，没有人惋惜人命的牺牲。我不知那些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然而从他们亲手写的文章诗词中，我找不到有一句话是出于对生民疾苦的悲悯。胜利者是志得意满，气焰万丈；失败者是垂头丧气，怨天尤人。难道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流血丧命、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种种深切的苦难，都不值得大人物们有片刻的伤心和自责么？莎士比亚在「麦克白斯」中描写，麦克白斯夫人谋杀了国王，手上染上了鲜血，从此之后，她晚上梦游时都想竭力洗去手上的血迹。那是良心的苛责，她知道杀人是最大的罪行。但全世界的政府领袖们、将军们，制造武器的科学家们，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手上是染满了永远洗不去的鲜血，毛泽东先生在咏昆仑山的「念奴娇」词中有云：「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他说的是发源于昆仑的长江与黄河，然而使人民成为鱼鳖的，岂仅江河而已？千秋功罪，岂仅供后人评说一番而已？

「侍卫官杂记」中写的，主要是蒋介石先生的私事，偶尔也提到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僚们的一些明争暗斗。提到人名时，他用的都是谐音字或同义字，例如陈纳德的「飞虎队」，他称之为「飞猫队」。我以为这部书有一定的宣传价值，因为是暴露党国要人的私生活内幕，读来也颇具趣味。主要的缺点，似乎是没有接触到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完全没有涉及社会上正在起着的天翻地覆大变化，榆瑞记忆力强，留心生活中的小事和细节。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有许多和「彷徨与抉择」是共通的。

榆瑞说在大陆狱中时，常读的一部书是斯特拉契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斯特拉契是英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以「维多利亚女皇传」一书成名，他书中也极多名人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在「女皇传」中，他写女皇如何和丈夫亚尔培亲王吵嘴，亲王闭门不出，女皇如何在半夜里去敲门。亲王问外面是谁，女皇说是英国女皇，亲王不肯开门，一定要她低声下气，自称是「你的妻子」，这才开门而言归于好。这些细节丰富了书中人物的性格，同时对当时的世界大事和英国社会，也以许多生动的细节来加以反映。这些优点，似乎是榆瑞的作品所不及的。

我们再来谈「彷徨与抉择」。他书中说：「我被推荐担任副编辑主任没有得到批准，我相当失望而怨恨。其后共产党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用以检查工作者的忠诚和效率，在这次运动中，我对报馆的社务委员会（费彝民是主任委员）提出了一些厉害的批评，我这样做，得到了大部份低级同事的拥护，但却使负责的人们（包括费彝民自己）相当不快。结果，我在报馆里的地位越来越不稳了。虽然有些朋友劝我离开，我却下不了决心，因为我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同时我又相信，中共将会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关于「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我也深有同感。转变之前的大公报，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的工作处所。这张报纸有国际声望，它的舆论能直接影响到国家大事。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一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就此下台。当然，这中间有陈诚和宋子文的暗斗，有政学系和CC暂时连手等等内在的政治因素，但大公报在舆论上的影响力，毕竟是不可轻视的。全国大学教授、作家、大学生， 极大部份都是大公报的读者。我们今天晚上在编辑部中写一个字，这个字明天就传到了全国各界重要的人眼中。



十七、大公报的自由与温情

在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易手前这段时期中，上海「新闻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可能是全中国任何中国机构中最高的，「申报」与「大公报」比不上新闻报，但相差也不甚多。在那个法币和金圆券疯狂贬值的时代，我们在报馆中当一个小职员，生活勉强还可以安定。大公报在伦敦、纽约、以及全国各大都市都派得有特派员，只要你有才能，工作努力，不愁没有升迁的机会。编辑部的重要人员，每星期有三天至四天的休息。像萧乾，他从英国回上海后担任报馆的社评委员，每星期只须写一篇社评，其余的时间就供他自己读书进修。工作到了一定年限，报馆就分给股份。编辑部半夜里吃的宵夜，醉鸡、炸虾仁，烧卖、白粥的水平之高，大概是香港任何上海馆子所不及。即使像我这种小职员，报馆中的茶房也是不停送上雪白滚热的毛巾，以增加你工作时的舒适。

最值得羡慕的，是报馆内部思想上的自由。报馆并不干渉工作人员个人的思想，在任用编辑和记者时，也唯才能是尚，不考虑你的政治倾向。「彷徨与抉择」中常提起的一位CS，那是许君远先生，他是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为人潇洒风趣。他将编辑部中所有的人员分为「国特」与「共特」两派，凡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他称之为国民党特务，简称国特，思想比较左倾的，则是共产党特务，简称共特。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时与潮」杂志的总编辑邓先生等到编辑部来访问参观，许君远逐一介绍，在每一个同事的头衔之下，都注明这是国特或共特。所谓国特和共特，当然完全是开玩笑，其分类只根据各人的经历，未必真正符合于各人的思想情况。例如阵凡如，因为在担任广州特派员时曾被罗卓英关过牢，于是被封为共特；当时担任采访主任的李宗瀛兄，因为进报馆之前是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上校秘书，乃被封为国特。榆瑞书中说，香港大公报推荐三位副编辑主任，结果两者获准而他不得批准，那另外二位便是陈李二君。至于我，在许先生口中属于国特类，因为我曾在蒋介石先生做校长的学校中读过书。

这样的分类，当时人人不以为忤。本来在那时的环境下，国民党特务为士大夫所不齿，而共产党特务则是可予枪毙的罪名，但一来这只是并无恶意的玩笑，许君远因自己做过于斌主教的秘书而也自称国特，二来在大公报内部，大家认为政治思想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不是决定地位、品格、和才具的标准。我们试想一想，即使在号称十分自由的香港，如果大公报或文汇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国民党特务」，香港时报或真报中有一人被称为「共产党特务」，就算是随口开开玩笑，那也会被认为是严重的侮辱，非引起重大冲突不可。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有一点小小的值得自豪之处。「明报」编辑部的工作同仁，有些是思想左倾的，有些是右倾的。我们仍旧认为，要做好一件事，才能比政治思想重要。唯一的要求，只是不许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拫据自己的政治偏向而在报上歪曲事实。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是他对不起报馆，对不起明报的读者。至于他个人是参加十一国庆或是双十国庆，我们以为那是每个人的自由。直到目前为止，明报中左派和右派的工作人员一直能够携手共事，相互间也有很好的友谊。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寻求事实真相，无意于存心偏袒那一方面，不同政治思想的人们并不是绝对不能合作的。当然，在极左和极右的同业眼中，我们不是思想模糊，便是丧失立场，但我们以为一个诚实的报人应当坚持真理和事实。如果我们今天错了，明天在弄清楚之后，立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不在于极左派的绝对胜利，也不在于极右派的绝对胜利，而在于理智、仁爱、温情、宽厚等等精神为极大多数人士所接受。在这样的精神下，左右双方渐渐接近，终于互相容忍而和平共处。当然，我们决不敢狂妄得自以为「明报」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人微言轻， 无财无势，既无学问，又乏经验，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然而精卫虽小，却可有填海之志。我们办了这张小小的报纸，与其用来鼓吹大战、斗争、憎恨、怨仇、报复，以致增加人们的痛苦，还不如尽其微力，用来赞成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罗素等哲人的仁爱之道。

大公报这「大公」两宇，原是每个报人的理想。国民党时代的大公报，有时固不免成为某些野心家的政治工具，但整个说来，它已接近于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报纸。在报馆内部，也是充满着自由和温情的空气。报馆内事部行一种刊物，专供津沪渝港四处分馆及各地办印处的同人阅读，那是许君远先生编辑的。这刊物代表了报馆同人间融洽亲切的感情。


十八、不党不私 不卖不盲

大公报这本内部刊物，每十天或半月出版一期，由各地的同事撰稿。内容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讨论报馆的工作与业务，另一部份是报道同事的私生活。在许君远先生的编辑下，这本刊物是生气勃勃的，现在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兄，那时是重庆版的副刊编辑，他追求他夫人吴秀圣时，写了三首香艳缠绵的情诗。这三首诗被他同事发现了，抄下来寄到上海，在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于是从天津、香港到伦敦、纽约，许多大公报人员都把这三首诗念得朗朗上口。虽然大多数人不识罗孚，却都知道了他的风流文采。

我昨天提到，上海大公报编辑部的重要工作人员每星期休息三天到四天，有人觉得难以相信。其实到了香港，我在担任国际版编辑时，每星期也可休息两天。大公报当局认为，人才的培养与工作成绩是同样的重要，两者也是互相有联系的，必须有充份的时间给同事研究进修，报纸的内容才能不断进步。大学教授讲课的时间少而研究的时间多，大公报虽不能和大学相比，却也吸收到这种精神。另一方面，因为人手多而工作量少，有可能精细打磨，提高工作的质量，减少错误 。原来担任台北特派员的吕德润兄，回到上海编辑部后，只是编写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只是做一栏高的小字标题，于是他幽默地自封为「一栏编辑」。中共政府成立后，他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的似乎是轻工业部的人事处处长。当然，他是有才能的人。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份量并不太多的工作，让他慢慢思考，精益求精。这是旧大公报成功的秘诀之一。

新闻界的朋友们有许多人都知道，当日本投降而我国政府下令停战时，重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都出版号外。中央日报的大标题是「下停战令」，大公报的大标题是「停战令下」。四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但声势之强弱，文气之优劣，却是相差极远，何况中央日报这个标题没有主词，在文法上说并不完全。当然，单以这两个标题而论，只是两家报馆中的编辑偶尔表现了不同的才气，未必能证明什么。但中央日报的主要目标是投合蒋介石先生的心意，大公报的主要目标是作全国知识分子的喉舌，平时的努力方向根本不同。中央日报的几任社长，胡建中先生曾是我旧上司（我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一年记者，胡先生是东南日报社长），马星野先生当我在政治学校读书时他是新闻系系主任，阮毅成先生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儿子和我中学时同学。这三位社长我都认识，阮先生尤其相熟，在杭州时，他常邀我去他在迎紫路的家中作客。我以为这三位社长都有办报纸的才能。阮先生的中西学识更是极有修养，他对浙江省世家大族家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可说是全国的权威之一。然而中央日报作为一张报纸，始终地位不高。我想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它不可能有独立的评论，一切都须代表官方意见。

官方的机关报第一原则是须使政府首长满意，从新闻、副刊，以至广告，在在都须配合政府路线。即使是报界不世出的奇才，也无法使一张官方的报纸不致枯燥乏味，中央日报引不起读者兴趣，人民日报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就评论说，现在的大公报已远远不及从前大公报社评的水平。

从前的大公报，当世比之于英国的孟徹斯特卫报，因为这两家报纸都十分重视社评，同样的，两家报纸都力求新闻的正确，不受歪曲。我以为，卫报一百周年的该社社长兼总主笔史各特所写的那篇社评，应当是每个报人的信条。文中说 :「报纸的基本作用，乃是报道新闻。它必须使新闻不受任何色彩的歪曲，否则便损害了报纸的灵魂。在它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报道的方式中，都不可使真理受到污辱。评论是自由的，事实却是神圣的。」他认为每个人和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自由意见，但决不能故意歪曲事实。他主张社评应当诉诸读者的理智，应常宽容而有说服力。他写道：「应当让读者听到朋友们的意见，也应当让他们听到反对者的意见。评论必须有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加好。」在史各特八十岁生日时，也说过一番极有意义的话：「有些报纸是不能出卖的——宁可让它关门停版。应当是这样。读者们有权这样要求。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报纸，从这社会中得到营养，在各方面反映这社会的利益和精神，事实上是属于这个社会的。这家报纸为了尽它责任，为了报答读者们所给予它的好处和信任，除了坚持它一贯的方针和作风之外，还有什么路好走呢？」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 不盲」。作为一张理想报纸的信条，我们实在想不出另外有更好的八个字。（未完）



十九、光荣传统 公正爱国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是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私是不因 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歪曲事实；不卖是不接受贿赂，不受人收买；不盲是有独立见解，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大公报原来的西文名是一个法文L'Impartial，那便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独立公正的意思。二十年前，全中国大部份报人都以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为可贵，但在今日香港，许多人却以为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乃是脚踏两头船，是左右逢源。或许，人们习惯了报纸的党派性，以为非左即右，如果真有人努力公正中立，别人以为他不是替中共做统战，就是暗中受了蒋经国或所谓「第三势力」的收买。其实，报纸的力求公正，乃是全世界与中国报业的最佳传统，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大公无私？

旧大公报的光荣，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公正，二是爱国。我不以为旧大公报是绝对公正的，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有各的「小骂大帮忙」，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中，它偏袒政学系。然而在爱国这一点上，却是绝无可疑。大公报本来是天津的报纸，在国难深重的年月中，当华北许多报纸受到日本人和汉奸的收买时，大公报始终坚持爱国抗日的立场。一九三五年冬季，华北当局受日本的压迫，下令邮局不得寄递大公报，使这张全国性的爱国报纸局限于天津一地，于是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它在鼓吹抗日、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的工作中有很大贡献。抗战初起时我刚进初中，当时读到的大公报上的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范长江先生描写汤恩伯死守南口，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蒋百里先生分析日本侵华必败，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选出大公报是该年度全世界最佳的外国报纸，赠予奖 状奖章，那是中国报界首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荣誉。该学院教务长法兰克·马丁在写给大公报的信中说：「贵报确是一家外国的自由报纸，在悠久的过程中，对公众有优异的贡献。我们这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报人的一致赞许。」当举行颁奖典礼时，重庆报界举行庆祝会，由大公报社发表对美国的广播，其中声明：「大公报的言论是独立的，我们不接受投资，同人不作政治活动。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争取自由独立。中国盼望美国出来保卫文明，干渉侵略。中国相信反侵略势力最后一定胜利。中国将来一定奉行民主政治，决不会实行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政治。」但这个声明中最后几句话，到目前为止并未实现，台湾在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而大陆则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

我以为一家理想的报纸，根本政策应常公正而爱国，在报馆内部，应当自由而开明，任何人 不因政治思想而受到歧视。榆瑞所说「我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相信是指旧大公报这些精神而言。

由于国共双方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的报人都成了「宣传工作者」，双方的报纸都 由党的宣传部领导，「公正」两字，那是谈不上了。敌方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己方只有好处而绝无坏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报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何况，这些好处和坏处，都是被极度夸张的予以描写。大陆易手后我前后曾去过八次，其中有几次停留的时间并不短，据我亲眼所见，大陆的真正情形，并不如大公报 、文汇报所描写的那样是「幸福的天堂」，也不如香港时报、真报所描写的那样，是「恐怖的地狱」。在许多地方，它有很大的好处，在另外许多地方，也有极重大的缺点。

榆瑞的书并没有完全能避免这种从「政治宣传」出发的不公正，例如其中有一段说：「每当大陆为了宣传而派出戏剧团或杂技团来到香港时，新华通讯社就全面展开工作，组织观众和欢迎团，赠送免费戏票以设法争取中间人士，同时将当地的反应，向北京和广州当局报告，有时演出这种表演的戏院不能满座，新华社就动员所有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去坐满这些空位。虽然必须付出惊人高昂的票价，但没有人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是一种政治任务。」

每次大陆表演的团体来到香港，欢迎和欢送的人们总是那一批左派人士，这是事实；赠送少数免费戏票给一些写文章的人，希望他们撰文捧场，这是事实；新华社将当地的反应报告给北京和广州当局，我猜想那也是事实。然而自一九五六中国民间艺术团来港演出，以后潮剧、越剧、杂技、青年京剧团、评弹、青年音乐家，以至目前正在上演的北京京剧团，我不知道有那一次曾出现过不能满座的情形。所谓「强迫看戏」，迄今为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左派机构中工作的朋友很多，但每次买票都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为了不好意思多麻烦朋友，只好多出几块钱去买黑市戏票。



二十、中共剧团在港演出



大陆表演团体每一次来香港演出，确实受到爱好戏剧艺术的香港人热烈欢迎。但这种欢迎主要是出于对中国艺术的喜爱，不一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关联。观众最喜欢的，是感情丰富、技术深湛、教条气息最少的节目。凡是略微沾上了公式化、共产主义八股味的演出，观众便不欢迎。越剧的「红楼梦」、「碧玉簪」和「西厢记」，潮剧的「陈三五娘」和「扫纱窗」，京剧的「白蛇传」和「姚期」，这些戏剧深深的打动了人们的心灵，喜剧中的欢乐和幽默，悲剧中的崇高和痛苦，使观众经历到了真切的喜悦和哀伤。如果中共在香港的演出都强调党性而否定人性，宣传革命斗争而不是描写爱恋和温情，即使香港政府不加干渉，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观众了。

我不同意榆瑞的说法，说这些戏剧表演不能满座，以致新华社不得不强迫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忍痛买票看戏，相反的，由于座位有限而想看戏的人多，我只觉得左派主持者在戏票的分配上，似乎太看重「特权」和「地位」。中共号称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我以为中国广大农民的地位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如果不是共产党党员，一般工人也不见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利。中共派到香港来的戏剧表演是十分精采的，但新界的农民、渔民、荃湾和官瑭的工人们，能有机会看到么？戏院内前排中座最佳座位里的座上客，极大多数是左派机构的高级职员，中华总商会的大老板他们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电影明星……。你和中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治地位」越高，你的座位也越好。左派机构中的低级职员和工人，即使愿意出钱，也未必有机会能看一场来自大陆的戏，更不用说有好座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金钱挂帅」 ,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政治挂帅」。中共剧团在香港演出，如果关系够不上，无法买到戏票，那么多出点钱买黑市戏票，也还可补救，这是「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的「双帅制」。但在大陆，如果不是有相当地位，不是有特殊关系，拫本不可能看到最精采的戏曲节目和艺术表演，有钱也没用的。

分配戏票只是一件小事，我个人更是毫无怨言，我有时只觉惭愧，因为听到许多人说无法看到大陆戏曲演出而深感遗憾，而我大致总有机会看到每一场好戏。但由小也可以见大，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多人享有特权，到了共产党统治时代，仍是有许多人享有特权，不过享有特权的人换了一批而已。所谓政治，归根结底，只是享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保持他们的权力，而没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争取权力。

在任何社会之中，人的地位总有高低之别。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请客，礼宾司对客人席次的安排有严格安排，大使当然坐在公使上首，部长当然比次长更靠近主人。苏联和中共对这一套的重视，丝毫没有差别。我并不企图指责这种习俗。事实上，这种习俗也有它的好处，可以鼓励人们力求上进，但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对名位和虚荣的重视。初唐四位大诗人的排名是王杨卢骆，挂二牌的杨炯颇有牢骚，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前王后」的心理，虽贤人亦所不免。看来，西方人发明的鸡尾酒会和「布番」自助餐，倒是一种更民主的方式。

对居高位者持一种现实观点，那是每个人的本性，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在舞台上，我们不能要求马连良和跑龙套的有同样轻重的戏份；在人生舞台上，自不免也有地位高低的分别。主张将一切都拉平的「平等主义」，不但幼稚，事实上也根本行不通。因此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在大陆戏曲表演戏票的分配中，看到了有特权和政治待遇的分别，然而如果没有各种分别，人人要各取所需，各要最佳座位，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办到么？

说到对中共剧团演出的评价，左派报纸自是一贯的喝采叫好，作为负责宣传任务的官方报纸，原是应有的责任。然而在具有艺术良心的人们看来，有时会觉得这种宣传不免价值不高。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政府和政党，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艺术和戏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告手法，将艺术商品化了，而共产主义的宣传手段，却是将艺术政治化了。我们在左派报纸上看到的评论，似乎凡是来自大陆的艺术，都是好得无以复加，而美国和台湾的电影，简直是一无是处，我认为大陆派到香港来的戏曲表演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但并非每一个节目都好，更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到了极处。政治和艺术虽有关连，但两者究竟各有各的范围和标准。


廿一、扶植旧剧 功大于过

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根本便是「宣传」。中共和苏联最近在战争与和平、革命斗争等问题上，双方有极重大的歧见，但关于文艺和新闻政策，意见完全一致。苏联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最近要求创作自由，引起了官方极重大的压力。有一位苏联作家到美国游历，回国后发表游记，提到美国的某些好处，结果受到十分严厉的批评。对于这种方针，我是根本就不同意的。我以为任何艺术创作如果受到官方压制，那根本就不可能表达个人的风格和才华；任何评论如果必须遵从官方的路线，那必定会违反评论者自己的良心。

中共提倡戏剧不遗余力，由国家的力量来训练和组织人才。老艺人的生活安定，年青的一代也在国家的培养下发育成长。我们在香港所看中共的越剧和潮剧，那绝对不是以前演出所能比拟。我以为中共在保存和发扬中国旧戏这件事上，功劳极大。作为一个旧戏的热烈爱好者，对于他们的努力，我有真诚的感激。但他们关于旧戏的改革和整理，有些地方也不免损及艺术的价值。例如「四郞探母」，那实在是京剧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角色齐备、唱腔精采，故事中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感情上有深刻的苦恼缠绵，但中共认为杨四郞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个汉奸，因而禁止了这个戏。其实在任何伟大的文学和戏剧中，主角都是有弱点的，不一定要求他在道德上是个完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性格中有矛盾，内心恩怨纠结，难以自已，这才显出了人生的真实, 表现出悲剧中的深刻意味。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斯是谋杀者、奥赛罗是杀妻者、李尔王昏庸胡涂，哈姆莱特犹豫不决，那一个是思想的完美人格呢？那些传诵千古的希腊大悲剧，有的主角娶母亲为妻，有的杀死了父亲，以惊心动魄的罪孽，构成惊心动魄的悲剧。

中共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完全是从黑格尔思想中承袭过来的，只不过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唯心的辩证法，而他的哲学则是唯物的辩证法。但如果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黑格尔于古今悲剧，最推崇希腊沙福克里斯的「安蒂琪」（Antigone），认为古今戏剧，以此为首。安蒂琪是一个美丽而刚烈的少女。她哥哥为争王位，借了敌国的兵来攻打自己祖国第伯斯，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他是卖国贼，当无疑问。第伯斯国王克利昂下令，有人敢收葬这卖国贼的尸体，便处死刑。安蒂琪轻生重义，毅然把她哥哥的尸骨收葬了。安蒂琪是国王之子希蒙的未婚妻。国王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终于将她绞死。 希蒙心伤情人之死、唾弃父亲的不仁，也自杀了。安蒂琪的故事，有些类似我国战国时的聂嫈，她不怕严法而收葬弟弟聂政的尸体。郭沫若先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部话剧「棠棣之花」，我不知道他是否因「安蒂琪」而触动创作灵感，但由此受到若干影响，想来在所不免。

「安蒂琪」的故事虽和「四郞探母」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人情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从中共的道德标准看来，被黑格尔认为「古今戏剧第一」的「安蒂琪」，想必是应当禁演的。

又以「三岔口」为例，武丑刘利华本来是个开黑店的店主，但中共的戏剧改革家们认为如将这角色处理为坏人，不免损害爱国义士的性格。于是阴险狠辣的黑店店主成为一个偶然心生误会的莽夫。连带的，小丑脸上丑化的油彩也取消了，成为俊扮。这种改变符合了中共「爱憎分明」的道德观念，却削弱了摸黑相斗中生死悬于一线的惊险。演刘利华最出名的武丑叶盛章，是反对这样改变的，他的反对，在反右斗争中几乎成为他一项重大的罪名。

整个说来，中共对旧戏的扶植和改革，我仍以为成绩比缺点大得多，益处远远超过了害处，可是对于话剧、电影等主要现代主题为内容的、现代形式的戏剧，中共的干渉和限制，我却以为所造成的损害远比好处为大。

曹禺在解放后将「雷雨」作了重大的修改，便是一例。「雷雨」大概是我国话剧中最动人最深刻的悲剧。它描写命运的播弄、生命的无常、幸福的幻灭，触及到人生中许多最强烈的感情。然而曹禺在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而加以修改后，变成了一部枯燥黯淡的公式化舞台说教。原来极富于戏剧性的动人场面都被删去了，激情变成了宣传，人性纳入了模型：周朴园是剥削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周萍是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鲁大海是革命的劳动者，鲁妈、繁漪、四凤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坏人不可以有好的一面，周朴园不得对鲁妈有真诚的怀念，好人也不可以有坏的一面，繁漪不得怀有性的苦闷。


廿二、文艺和新闻的政策

一般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对于旧事物的整理，和培养，远胜前人，而于新作品的独创，未免恹恹无生气。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我想，要创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有相当的创作自由。整理旧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组织能力和财力，这一点中共是具备的，而新的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作者个人才华的自由抒发，是个人内心激情的迸露，这一点在大陆受了限制。中国成千成万文人写了数百年的八股制艺，但竟无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根本原因，便在于这些制艺必须根据钦定的公式和思想来写作。我当然不是说大陆上没有新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我只是觉得，以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厚，人才之众多，这十多年来应该有极大的成就才是。在目前的文艺政策下，恐怕不易产生像鲁迅那样尖锐辛辣的散文，像郭沭若那样热情奔放的诗歌，像曹禺那样深刻感人的戏剧，像茅盾那样气魄雄伟的小说。

中共最优秀的戏剧，是京剧、潮剧、越剧、川剧、汉剧。最优秀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 台」、「林家铺子」、「祝福」、「杨门女将」、「碧玉簪」……那都是承袭了前人的创造基础，再加以发扬光大。「白毛女」电影也极好，其所以动人，主要因为它描写的是真实的激情，是一个被压迫的少女的真实遭遇。但许多以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斗争、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电影和戏剧，创作上便受到很大的束缚，缺乏深度，无法使观众心灵震荡，情难自已。

我们在香港买到的中共出版的古书，那真是精采。每一部都是由全国第一流专家校订和注释 。版本极佳，错字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例如「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现在阅读起来多么方便！我在学校时，有一年暑假的读书计划，中文是读「资治通鉴」，英文读四部莎士比亚悲剧。莎氏悲剧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虽然是外国文，读起来反比中文容易得多。「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一共有九十册，要读通它的标点，就要化相当力气，至于难字难句、典章制度，更是查不胜查。结果只读到六十余册，暑假就完了，学校开课，于是和世界上大多数读书计划的命运相同，我的计划也无法完成，数年前中共的新版本「资治通鉴」出版，其时披卷夜读，综览千载，几乎是像读历史小说那样容易，那样的兴味盎然。

三年前的某天，傅奇、石慧夫妇在我家闲谈。石慧看看我的书架，她发现架上有许多中共整理出版的古书，也有一些「战争与和平」、「罗亭」等俄国的古典文学译本。她问我：「你为什么不读国内的新小说？为什么不读苏联的新小说 ?」我觉得这句话很难回答，想了一想，才说：「一个人一生能读的书很有限。古典作品经过时间淘汰，证明已有固定的价值，读了不会浪费时间。」这几句话虽然是一部份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我那时觉得不便出口。事实上，我读过许多中共和苏联的文艺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都是读过的，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很强，技术水准很高，但我不喜欢它们的公式化。在中共和苏联，所有能发表的文艺作品，都严格依据官方的政治路线，我知道这种政治路线，那么，只须读了一部小说开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便猜想得到以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讽刺解放区某个乡村中选举的不民主，他说既然年年大家都一定选这个人，何必费事填写选票上的人名？不如刻个印板，每年拿来印上一印，岂非简单省事？对于许多公式化的文艺作品，我禁不住也有这様的感觉。虽然，这个「印版」不免要大些，内容也要复杂些。

榆瑞书中有一节提到，香港的左派报纸绝对不提对中共不利的事实。他说：「他们隐瞒新闻的政策，引起了我的愤慨。从一九五九年起，大陆上粮食的极度缺乏越来越严重了。香港大部份居民在中国都有亲友，要求寄粮包回去的信件，像潮水般涌到这岛上来。但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对饥荒的消息只字不提，而在共产党机构中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敢谈论这件事。当别人问起时，他不得不违背良心而断然否认。」

去年五月间大量大陆同胞涌到香港，此间左派报纸也是完全不加报道。

所有这许多情形，都是基于一个根本原因：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就是「宣传」。任何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必须有党派性、有战斗性。中共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笔名「巴人」）主张文学中应有普遍的人性，他认为喜欢香花美景、男女之爱和亲子之爱，乃是人的天性，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这种理论使他成为右派份子。共产党的新闻学观点，猛烈攻击「有闻必录」的无原则态度，他们强调说，所有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都必须是党的宣传员。在这一点上，一般反共文艺和反共报纸，却与共产党具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也认为文艺和新闻的目的只是宣传，反共宣传。

理性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态度。我们认为，文艺应当抒写真实的情感，新闻应当报道真确的事实，评论应当作公正的断判。


廿三、个人生活 不必干涉

昨天看到「彷徨与抉择」中译的单行本，有一篇作者的「中译本自序」,文中说：「『期我甚切』的朋认为我不该强调『食色』；可是『食色性也』，孟子已有明训。」榆瑞所以有这两句话，大概是读到香港许多批评文字，有感而发。

榆瑞书中不但津津有味地叙述每一次美食的享受，并且以同样的兴趣叙述他对跑马的热中。 他确是个很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这使他易于结交朋友，大家在共同的生活享受中得到乐趣，很快的便产生了志同道合之感。他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有时会在报馆中引起批评。可是反过来，他却又在书中批评大公报某些高级职员生活奢侈，收藏古董字画。我以为双方这些批评都是不必要的。只要他这些钱不是贪污或偷来抢来的，实在不必多事地去干渉旁人的私生活。

一个人生活的特别严肃，不喝酒，不吸烟，不跳舞，不打牌，不看马路上经过的美丽女人，中国人往往叫他为「和尚」，外国人则称之为「清教徒」。一般共产党人都是生活比较严肃，如果有谁私生活不加检点，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到底生活严肃好不好呢？我以为生活严肃当然很好，但强使旁人非严肃不可，那就不好。我以为中国的和尚好过外国的清教徒。因为和尚自己严守戒律，吃素念经，并不勉强旁人跟他一样的严守这种种清规戒律。清教徒却有将种种清规戒律强加于别人身上的习惯。共产党人以生活的刻苦自励，受到我们的尊敬，而其中有些人企图使旁人跟着他们一样刻苦，那就引起了别人的反感。这种清教徒作风，在美国也是很流行的，二十年代的「禁酒」，便是这种作用的充份表现。许多美国人每星期上教堂、听到别人口出粗言就皱起眉头，但在歧视黑人的事上，却是竭力以赴。在我们以为，道德的标准，在于是否利人或损人，却并不在于是否利己或损己。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那是最坏的道德；利己而不损人，但也不利人，在道德上无所谓好不好；损己利人或不损己利人，那在道德上是好的。

道德是人和人之间行为的规范，只有牵渉到旁人的时候，那才发生道德问题。独处荒岛的鲁滨逊的生活中不存在道德问题。一个人喜欢、喝酒、或买古董，那是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加以千渉。只有他挪用公款来或买字画，因为是损人了，这才需要干涉。

但许多人心目中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却并不拫据这标准来判断。似乎私生活刻苦严肃、没有嗜好享受，那就是「好人」；常常喝酒打牌、奢侈浪费，那就不是「好人」。罗素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好人所做的坏事」，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一个人虽然私生活极好，却可做出许多有害于大众的事来。例如英皇乔治三世，私生活高尚严肃，但对不同宗教的人民压迫极烈；又如德皇威廉二世，私生活可说完美无疵，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祸世界。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私生活说，也不见有甚么不道德的地方。希特勒不吸烟、不喝酒，临死时和他情妇正式结婚，可说是有情有义。

罗素又举例说，许多通常被认为「不好」的人，却在文化学术上作了重大贡献：「以华兹华 斯为例。他年青时同情法国的大革命，到了法国，写了许多好诗，生了一个女儿。在这时期中，他是个「坏人」。后来他变好了，离弃了他的女儿，奉行正确的规条，于是写了许多坏诗。柯勒立芝也有同样的经历，在他邪恶的时期，写了著名的长诗『忽必烈汗』，当他改邪归正时，他就写神学论文。我们无法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任何一个诗人是在他做『正人君子』之时，写下了伟大的诗篇。但丁由于从事颠覆政府的罪名而被驱逐出境。以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美国的移民局一定不许他在纽约登岸（金庸按：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描写的，一般认为有同性恋倾向。）『好人』必须是拥护政府当局的，那么在克伦威尔统治的时代，米尔顿是个好人，在此之前和以后则是坏人，但事实上，他所有的诗篇都是在他的坏人时期写的，其中大部份，更是在他险些以罪名被吊死之后写的。他还举了诗人杜恩纳、史温朋等的例子。在科学上，加里略和达尔文是坏人；在哲学上，史宾诺沙是坏人，迪卞尔为了恐惧被当局迫害而流亡出国。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大画家，没有一个是正人君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人的私生活不一定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是否服从政府当局的官方路线，更不是好坏的标准。在我们看来，对旁人有贡献的人是好人，贡献愈大，享受到他好处的人愈多，这个人愈好。李白、杜甫、白乐天、苏东坡的诗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仍旧享到美感，我们便说他们好。至于李白饮酒过量，白乐天和苏东坡各娶妾侍，杜甫直言批评皇帝的过失，对当时的政权不断「鸣放」，以致成为「右派份子」而去官。这些「私德」，并不影响他们的人品和贡献。

廿四、佛山清洁甲天下

中共和国民党对于干渉人民的私生活，都很感兴趣。蒋介石先生有「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每次做总理纪念周时，要精神训话，要念十二条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等等守则。还有一个甚么「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任务在于督促全国人民实行新生活。抗战时期的重庆，市中心区耸立着一根木柱，上写「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称之为「精神堡垒」，意思说中华民族可以凭着四维八德，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但一般官员不廉无耻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由于政府的低能，当局虽想干渉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却办不到，连政府中公务人员的生活都管不着，不用说管人民的生活了。中共政府却是组织严密，效率极高，中央一个命令下来，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立刻都在当局控制之下。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随着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导、演员等，到广州一带参观。我们印象最深刻 的地方是佛山。垂杨流水、桑田小桥，真像江南一般的美丽。当地的领导人向我们报告「爱国卫生运动」的经过，一位壮健的女党委不断的说：「干劲冲天，干劲冲天！」她这篇告之中，「干劲冲天」四个字似乎用得太多了些，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个个干劲冲天。我以往认识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文化工作者，或者是地位较高的首长，在佛山见到这些干部，却是地方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都有相当文化修养，有一位管工业的领导人，谈吐中更显得学问很好。对于他们意气风发、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我当时很受感动。他们的姓名我现在都忘了，但一个个人的面貌和语调，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穿着黑胶绸无领衫的第一书记，穿白衬衫的市长……他们个个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后来不断听到大陆上大跃进失败、粮食缺乏种种坏消息，我不自禁的会怀念那几个诚朴的忠心耿耿的干部，他们的工作做坏了没有？他们之中有谁犯了错误没有？

要描写佛山那种清洁的情形，用任何语句来形容都不会过火。我相信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恐 怕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清洁。李萍倩、胡小峰、姜明等等都是吸烟的，但没有人敢把香烟灰弹在地下，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只香烟铁盒，小心翼翼的把烟灰弹在盒里，唯恐有一点烟灰落在地下，破坏了街道上这种明净无尘的状态。我们几乎对自己鞋底的带有泥土，也感到了歉意。

街道和里巷中的清洁，那是一眼就瞧得见的。当地政府更邀我们去参观居民的住屋。佛山是一个大市镇，里弄不可胜数，每一家人家的大门和房门都打开着。政府人员领着我们随意行走，一家家的去参观。每一家人家的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全都维持着「世界整洁冠军」的水平，每枝牙刷、每块毛巾，都是放得整整齐齐，洗得一尘不染。我们口中当然是啧啧称赞，认为是个奇迹。但要做到这歩田地，个人的自由不是牺牲得太多了些了吗？中共的干部不用敲门，便穿房入户的任意走到每一家人家。我们跟在他后面，只看了三四家，我内心就越来越不安：「我是什么人？我只不过是香港一个平常的文艺工作者，有什么资格这样肆无忌惮的走进每一家人家，去看他的被褥是否洗得清洁、毛巾是否叠得整齐？我们又不是这家人家邀请去的？他们口头上虽不敢拒绝，心里却不一定欢迎。」我所以这样想，那是出于西方「居所神圣」的观念。在香港，警察如果没有官方所发的「入屋令」，是不能随便走到任何一间房屋中去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认为自己的家就是一所堡垒，只要自己不犯法，有权拒绝任何人进来。但自古以来，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尊重人民这种权利。

这种西方的「居住自由」观念，是有益还是有害，我没有资格加以判断，然而从我们做老百姓的立场看来，人民有了这种自由，生活是幸福得多，可贵得多。如果任何官方人员有权随时来到我的家中，即使他每次都是友好的善意的拜访，我也未必喜欢，至于他是来检查我的毛巾牙刷，我更是意兴索然了。我们在佛山遇到了一些诚朴可亲、勤奋刻苦的中共人员，他们努力为人民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事，然而他们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或者，这些干部们根本不以为这是有害的；或者，他们认为从集体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个人自由」的思想根本便要予以驱除。但我却以为个人生活的自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在国家遇到侵略、天灾等等重大变故时，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一些的。然而在和平时期，每个人民的私生活都要由国家来管制，那是绝难忍受。偶尔进行一次大扫除和清洁检查，我并不反对，但如香港卫生局人员领了碧姫巴铎、马伦白兰度之类人马在我家里走进走出，研究我的卧室和厨房是否清洁，要来便来，要去便去，即使有明星可看，我也会觉得太丧失了自尊和自由。

刘国重

廿五、立场不同见解各异

大陆易手之后，我回去旅行过八次。这些旅行，一部份是中共所招待的参观和游览，一部份是私人性质的旅行。中共所组织的访问，使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大陆上最好的事物，比较差的现象，可能会设法不让我们看到。但在广州、上海、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我都有很要好的亲友。我住在他们家中，实际的情形当然能够亲眼看到。我问到什么事情，我的亲兄弟姊妹和亲朋友、亲同学，当然不会有任何隐瞒。中国人传统上重视亲戚友谊，政治思想放在第二位。我只发觉有一位从前很亲近的朋友，分别六年之后重逢，忽然变得满口官腔，企图帮助我这个从海外归来的小资产阶级份子进行思想改造，老同学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学习小组中的政治讨论。我敷衍几句之后立即告辞。至少，对方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打官腔，我总分辨得出来。

短短的几次旅行所见自然有限，而且一定极不深入。我决不以为因作过几次旅行，就有资格评论中共的功过。我只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并且我深信每个人的看法必定有其局限性，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有他个人的偏见。我只能力求诚恳，力求公正，然而在一个和我思想立场、截不相同的人看来，我的公正根本就是深受中国封建社会毒素（儒家「仁」的思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毒素（罗素理性主义的思想）之后的表现。也或许有人以为，我始终摆脱不了受共产党「洗脑」之后的影响。我想，人们由于立场不同，看法一定有异，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九四九年秋天，夏衍先生（现在是中共的文化部副部长）曾和大公报一些同事们闲谈。夏衍有这方面的才能。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最佩服他写的剧本，老是说：「真像一杯龙井茶，碧绿，清香，淡雅，涩口而有回味。」夏先生人如其文，雅致中见其深远。那次闲谈中他说到立场问题。他说：「刚才天下大雨，我经过铜锣湾，马路上积了很多水。一辆汽车开过，将一个路人溅得满身都是泥水。那路人指着汽车破口大骂，汽车中一个女子也伸出头来还骂，说他不该拦在当路，阻碍交通。这就是立场不同。如果那路人坐在汽车中而那女子在路旁被溅了泥水，两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就根本相反了」。我觉得这段短短的话，将立场和观点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每个人的思想和看法，不得不受他教养和环境的影响。

世界上许多争执和不幸，都是由于大多的人认为只有自己所见到的，才是正确无误，才是真正的真理。西方有一个小故事说，两个武士对面走来，同时看到一面盾牌，一个说盾牌是金的，一个说是银的，两人争之不已，因而拔剑决斗，结果各受致命重伤，两人在垂死之时，才发觉这面盾牌原来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每个武士都只看到了盾牌的一面，于是以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荒谬，不惜以生命来继续真理。如果每个武士都能想到世界上任何真理都有其片面性，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看一看，非但生命不必牺牲，连争吵打架也是可以避免了。这个小故事，龙马公司的「一板之隔」曾加以利用，电影中江桦做了一只一面黑一面白的布袋，让李清和韩非说这只袋是什么颜色，于是看到黑一面的坚持说黑，看到白一面的坚持说白。「一板之隔」的含意很好，要大家能替对方设身处地，同情谅解。

我再引一段罗素论「自由主义」的话：「自由主义的信念，实际上是自己过得去也让别人过得去，容忍，在不妨碍公众秩序的范围内尽量自由的守中庸之道，在政治的纲领中决不狂热过激。即使是民主吧，如果到了狂热过激的程度，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罗骚的信徒们所干的那样，那也已不是自由主义了；事实上，如果对民主有一种狂热的信念，便会使民主制度无法实施，例如在克伦威尔统治英国的时朝，罗伯斯皮尔统治法国的时期便是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说：『这是真理。』他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个人觉得这种见解可能是最好的。』只能在这种有节制的、非死守教条的意义之下，他才主张民主。」

他在论「思想自由」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们所有的见解，都谈不上是绝对正确的、其中不免有若干模糊或错误的地方。罗素是当代数学的权威之一，他认为即使是纯抽象的数学，也不能说绝对正确。所谓科学方法，只是设法将我们信念中的错误成分，尽可能的减少。那要听取各方面意见，设法证明各种有关事实的正确性，和意见相反的人们讨论，以纠正我们自己的偏见，如果证明我们的假定确是错了，要立刻予以放弃。这种方法，每个科学家都一致遵守，因此自然科学不断获得进步。但在政治上，却很少有人守这种方法。总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而正义的，反对者总是错误而邪恶的。

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可能发生错误，见解也可能发生错误。中国的圣人在数千年前就说「人孰无过？」「过则勿惮改。」


廿六、「我可能有错……」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老师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份，则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份，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后悔 。言语少有错误，行动少有后悔，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孔子说的是做官的方法，也就是施政的原则。这正是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对于任何事情不要武断，如果有怀疑，那就不要太早下结论。即使已是毫无怀疑了，发表意见和实行的时候，都要十分谨慎。这对当政者而言，是可以减少错误，对受统治的百姓而言，可以少受痛苦，人们对中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已经很多，我也不必详加重复，我只觉得，如果中共当时在推行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之时，有「多闻阙疑」和「慎行其余」的态度，那么不但中共自己可以寡尤寡悔，全国百姓也不会在生活上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们诚恳而热切的希望，中共在接受了这个重大的教训之后，能够常常想到孔子这种科学精神和谨慎的态度。

一九五二年，大公报因「三一事件」而被香港当局控诉，经过十四次审讯，成为香港一件重要的新闻。榆瑞的书中也曾提及这件事，他说：「我继续指出，M曾经向我暗示，我应当在香港政府起诉大公报扰乱治安之前，辞去这家报纸的督印人职位。虽然我知道他的暗示一定有其内因，但我没有向费彝民提起这件事，否则的话，报社应当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日后因停刊九十日而受到的不必要的损失。」

在审讯期间，全港市民都注意双方辩论的过程，我们是报馆的工作人员，当然更加关心。主持审讯的法官是威廉士先生，他在案件的进行中，常说：「我可能有错，不过我以为如何如何。」当时报馆中有些同事们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位法官常常说「我可能有错」？为什么他对自己的意见不能绝对的肯定？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不便在报馆中表示意见，说「我可能有错」（I may be wrong, but……）这五个字，正是英美法制的精神。英美法律体系的根本原则，就是孔子说的「多闻阙疑」。他们承认每个人的意见都「可能有错」，要广泛收集证据，但每种证据都「可能有错」。每一个嫌疑犯在被判定为有罪之前，必须认为他是无罪的。报上对于尚未定罪的被告，必须称之为「疑犯」，倘使直指他是凶手或小偷，不但被告可以控告报馆，检察处也可以控告报馆。这种法律精神当然也有其缺点，有时候，一个人明明犯了重罪，却因找不到证据而被判无罪，也有些狡猾的罪犯故意布置了「事发时不在场的证据」，可以逍遥法外。然而冤枉好人的情形总是比较少。这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保护良民的正当权利，其次才是惩罚罪犯。因此「有罪与否」由陪审员投票而不由法官决定。当然，冤狱也会有的，既然是人，就定能有错，就定能有阶级性的或政治性的特殊见解。但一般说来，总是一种比较民主、比较公正的制度。

那时我在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对报馆当然有爱护之心，就是到现在，我承认在感情上对它仍是有温暖的联系。这件案子的本身，在这里不必加以讨论。因为我既不是公正的第三者，这案子也不是英法司法体系中的典型例子，它牵渉到政治和外交问题，后来中共总理周恩来因此而发表声明与一般的诉讼案件性质颇有差别。只是榆瑞书中提到了这件事，而榆瑞整本书所谈的，主要是中共对他的审讯，因此我提出「我可能有错」这五个字的精神来谈一谈。

萧乾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侦探小说能在中国流行。他认为，那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司法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官大老爷擅于屈打成招，有各种各样的刑法可以拷问犯人，并不必要有充足的证据就可定罪。侦探小说却注重推理，必须从各种各样的线索和证据中去找寻罪证，中国向来的习惯往往是「想当然耳」。像「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决定案子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势力而不是人证物证。我以为他的说法很有理由。但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说来，中国人传统上比较缺乏推理的科学思考，特别注重人事关系。既然许多大问题都可以凭人事而解决，没有必要去研究、去推理。

最近我看了北京京剧团的「秦香莲」，裘盛戎演的包公，在艺术上令我倾倒备至。但如果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位包公判断案子实在太不合逻辑。第三者手里有一把刀，这把刀插在死者身上，放刀鞘里刚合式，于是就下结论说死者的上司是谋杀的敎唆犯，而事实上，死者正是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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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51年冬，香港东头村大火，1952年3月1日广州市的人民团体要到香港来慰问灾民，香港政府不准。在尖沙嘴火车站迎候的上万人群接不到慰问团之后，陆续散去。部分人群在弥敦道与佐敦道口以警车撞伤路人为由，攻击警车，引发，警方开枪及用催泪弹驱散人群，有十余人受伤。由此，左派报章把矛头指向香港政府。结果在1952年3月24日，三份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被控于3月5日转载北京《人民日报》短评，被香港政府指文字具“煽动性，违反煽动条例”。《大公报》更被判自1952年5月6日始停刊六个月，督印人费彝民被判罚款四千元或入狱九个月。后经相关机构的努力，英国高院法院合议庭裁定终止停刊决定，《大公报》只停刊了十二天。


廿七、大量观察小心综合

中共曾整理发展了一个昆曲的剧目「十五贯」，也拍成了电影，不论电影艺术或戏曲艺术，都是第一流的。戏的主题思想是批评官僚在处理事务时的主观主义。知县过于执是个清官，一心想持主公道正义，他独自说：「想我过于执自从到任以来，屡逢疑难案件，幸亏我善于察言观色，揣摸推测，虽然民性狡猾，一经审间，十有八九不出我之所断。上自巡抚，下至黎民，那个不知道我过某英明果断。」他首先认定「民性狡猾」，又认定自己「英明果断」，因此当一件谋杀案发生时，他一见到死者的女儿，登时便下了结论：「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拦阻，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结果当然是冤枉了好人。

中共很提倡这个戏，用来教育干部。中共一般上相当注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常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据我看，有许许多多调查研究不免属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类。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来是胡适的主张。中共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攻击之不遗余力，全国学术界曾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批判的是非，这里不能详加讨论，但我至少不同意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因为你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之后，自然而然会千方百计的去找寻合用的证据，用来证明这个假设，凡是与这假设相抵触的，很自然的会置之不理，那就变成了「先入为主」。真正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大量观察，小心综合」，心中事先并无成见，要根据事实而下结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心吸力，他并不是先假定有地心吸引力的定律，再去找苹果落地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在人事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如果大胆的假设了某人有罪，总有办法找到某些适合的证据。

我这里谈谈中共过份注重一个人的家庭成份和历史关系的态度，在大陆，每个人都有一只档案袋。这只袋子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但就像你的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走。学校的人事科登记了你的出身、成绩、思想、行为，你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这批档案跟着你移到工作机关的人事科，你从甲地迁移到乙地，从甲机关调到乙机关，档案袋总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转移。你立过什么功劳，犯过什么错误，数据中一一记得明白。对于任何人。这只档案袋都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负担，只要你曾经有过一次不小心说过一句有所不满的「怪话」，就算相隔十年二十年，就算从新疆调到了黑龙江，你的主管总是会知道的。这种人事资料的制度，英国和美国也都有，一个美国人如果年青时有几个思想左倾的朋友，以后恐怕很少有机会进入国务院或原子能委员会去工作。然而我相信中共的制度是严密得多，广泛得多。其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每个人家庭成份的重视，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别个国家能及得上。

香港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学生，他们自然都知道，如果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即使学业成绩再好，也很难考入最好的大学。工人和贫农的子弟总是优先获得录取。中共对这点并不讳言，他们认为工作人员政治上的「红」，重要过能力上的「专」，而决定一个人「红」不「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的出身成份。中共认为只有出身于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坚决的革命者，其中尤以产业工人为最好，晋朝时任用人才，行「九品中正」之法，根据门第家世而评定一个人的品级，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共的标准恰恰相反，出身于「寒门」的才是上品，「世族子弟」必居下品。

我觉得这标准实在主观的成份太强。「艳如桃李」的少女虽然总是有人勾引，大概也很少会「冷若冰霜」，却不见得一定会「杀父盗财」。中共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有一种歧视，认为他们动摇心太强，拫本靠不住，虽然不得不加以利用，却总是处处提防，唯恐他们造反。

当国共双方在大陆上进行激烈斗争之时，中国大部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有一种敬意，期望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等到中共在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大部份知识分子都是兴高采烈，看到前途无限光明，都希望贡献一己的才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国家出一番力气，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当然是有的，斗争性自也不及无产阶级坚决，但在中共已经全面胜利的情形之下，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极少还会有甚么造反的心理，事实上极大多数是拥护中共的。个别的不满和牢骚虽是在所不免，却决不是企图造反。中共兵权在握，几个无拳无勇的读书人能造什么反？但中共对于出生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主观上始终有强烈的疑忌，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执」呢？


廿八、刘秀和曹操的故事

这篇文字的内容已经越扯越远，如果题目改作「读『彷徨与抉择』有感」，或许好些。总算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興」这种文体，逢佳节而思亲，赴荆门而怀古，由关关雎鸠可写到君子好逑，从白露为霜可写到所谓伊人。英国文学家卡莱尔写过一部轰动全世界的哲学书「重做衣衫」（Sartor Resartus），这部书号称讨论衣衫问题，实际上谈的是生死之谜，瞑想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秘奥。既然不朽的文章都可随兴抒发，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无聊杂感，想更不妨言及题外，盖越是小人物，越是有随便说话的自由也。现在来说几个中国历史上的小故事。

公元二十四年，在西方耶稣正开始传道，在中国则是汉光武刘秀正与王郞激烈争夺天下。一度刘秀被王郞逼得狼狈万分，东逃西窜，汉中大将冯异捡柴、邓禹烧火，才煮得一碗麦饭给刘秀吃。后来刘秀斩了王郞，查获到大批文件，其中数千封书信，都是刘秀部下在势头不对时暗中写给王郞的，信中不是大骂刘秀，使表示决心归降。刘秀一封也不看，召集诸将，当众将这些文书烧去。他说：「烧去文书，不留证据，可令那些曾经想背叛我的人安心。」

曹操和袁绍大战，河北兵多粮足，曹操的兵力弱得多。曹操破袁绍后，查到不少书信，部是许昌（曹操的根据地）要员及军中将士向敌人私通款曲的，曹操看也不看，当众焚毁。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

唐明皇晚年昏庸胡涂，但初接位时却是英明果决，开元之治，可以上比贞观。当太平公主进行政变时，群臣中有一批是她造反的党羽。事平后，唐明皇得到了造反者的名单和证据，命陆象先穷加追究。陆象先将这些证据都烧了，明皇大怒，要处他重刑。陆象先叩头说：「臣违了陛下圣旨以安反侧者之心，确是不敢逃罪。」明皇是聪明人，一点便透，唐书陆象先传中说：「帝悟而善之。」

明朝燕王造反，即位后，在宫中搜出建文帝时的奏章数千通，命解缙等检阅分类。皇帝规定的分类标准是这样：「凡兵言刑事宜者留觉，其语渉干犯者，悉焚不阅。」讨论军事与法律问题的，因为对以后的施政有参考价值，所以保存起来研究，凡是文中有攻击燕王，骂他大逆不道等等言语的，一概焚去。

汉光武、曹操、唐玄宗、明成祖，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领袖。汉光武所得的评价更高，一般认为比汉高祖伟大得多，王夫之更说他是三代以后古今皇帝中的第一人。这四位大领袖创了这样巨大的事业，实与他们胸襟之广、气度之宏，有很大关系。曹操和朱棣（明成祖）对反对者的镇压本来是很辣手的，曹操主张「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令天下人负我」，朱棣杀方孝儒，首创诛十族之刑。但他们对人的本性，有很淸楚的了解，知道趋炎附势，靠拢强者，乃是人的天性，出发点在于以求自保。既然我已得到了胜利，一般人自会向我靠拢，至于他们曾经反对过我，那就不必计较，如果耿耿于怀，只有使这些人心中不安。他们如果心中经常有一种威胁存在，觉得当政者牢牢记着自己犯过的错误，小则没精打采，大则铤而走险，索性来一个行刺造反。因此如何以安反侧，乃是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中国历史上的教训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宽大，不但不加处罚，而且连他谋反的证据也当众烧去。曹操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以心理学家的谅解，大政治家的风度，收揽人心，巩固统治。

京剧中有一出戏「摘缨会」，现在是很少人唱了。戏中楚王大宴群臣，命爱妃劝酒。这位妃子既美丽又性感，一个小将酒后乱性，非礼了她一下，也许是拧一下屁股，摸一摸大腿。这妃子悄悄摘下了小将头盔上的红缨作证据，去向楚王哭诉，要求严办。楚王立刻下令，大厅上烛火一律熄灭，每人都将头盔上的红缨摘去，这才张灯重宴。他不但不肯惩罚这个非礼的将军，而且不愿知道是谁，更使这将军安心，以后决不会向他开刀报复。后来在战争中楚王遇到危难，这小将出死力保护，以报当日灭烛摘缨之恩。

中共在大陆上胜利之后，对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是十分宽大的，那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标准。以傅作义、李济琛、卫立煌等所杀共产党人之多，尚得身居高位。但中共对于每一个人历史上的言行，却是每一件小事都不放松，一一纪录在案。对每一个人都查明你的祖宗三代，你自己坦白之不足，还要广泛调查你的三亲六朋，你村老老若是信口开河，他情哥哥偏寻根究底。【任我行哪句话】刘秀与曹操当众焚毁文件的气度，中共是及不上的了。其实我们不谈气度，单就政治上的利害来说，也是「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态度更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廿九、推心置腹方得民心

汉光武得天下的关键，在于收降了数百万义军。史书上对这些义军称之为「贼兵」。这种农民军队因饥寒交迫而起兵造反，但又劫掠百姓，可说是介乎义军与盗贼之间，人数极众而纪律极坏。刘秀恶战数场，大破之而予以收降。刘秀部下的将领对这些降者很不放心，投降的人也不自安。刘秀便以信心去感化他们，并不带什么卫队，随随便便的到降人军营中去，向他们安抚谈话。投降的人大为感动，说：「萧王（其时刘秀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意思说，刘秀将他的良心拿出来放到了我们肚子里，我们还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么？

中共在大陆国共战争后期取得犹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胜利，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容纳国民党的降军，不加歧视的编入共军部队之中。因此在短短数年内，共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而国军力量日就削弱。然而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对于一般百姓，却并不采用这种曾收效大的「兼容并纳政策」。中共歧视每一个曾与国民党发生过若干关系的人，歧视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这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政策，并不是我在这里故意加以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五星旗为国旗。他们对于这五颗星的解释是这样：大星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共说这四种人是「人民」，而地主、旧官吏等等则是「国民」，这中间已是将一部份中国人划分为「被专政者」。过了几年，五星旗的解释有了改变，大星表示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表示全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彻底改造成为劳动人民，在国家中便取消了地位。

中共既然执政，国家便由中共领导，那是理所当然之事。在「鸣放」期间，储安平、韦伯钧、罗隆基等人指责中共的「党天下」制度，我以为这种指责没有理由。难道中共打下江山，却恭请你章伯钧、罗隆基诸位大老爷来领导他们么？或者让出一部份政权，和你们分而治之么？大陆上的普通老百姓，事实上并无争领导权旳念头。想争领导权的，只是少数无聊的靠拢政客和野心家。中共在反右期间打击想争领导权的政客，我以为这是政治上的应有之义，对于那些胡涂而又怀野心的无聊政客，我们绝无半点同情，这些人想投机一番，企图爬上高位，过过官瘾，中共施辣手整他们一整，可说是人心大快。我所不同意的，是中国将全国老百姓划分为各色人等，因其阶级成份而施以不同待遇。这种政策既示人以不广，也使许许多多有才能的人遭受歧视。任何人都会有「以国士待之，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之，以众人报之」的心理。被歧视，就不肯出力，犬马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是由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而专政。然而中共的胜利并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成功。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有强烈的不满，对中共寄以热烈的期望。大陆政权的易手，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共产党的能干领导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共的领袖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是留苏、留法的留学生和大学生，解放军主要是农民军队。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并不需要再以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我以为，中共如果不分界域的团结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只有对中共更加拥护，他们的政权只有更加巩固。

中国历史上政权最巩固、国力最强盛的是汉代和唐代。汉唐的统治者胸襟最广，对治下百姓最不加歧视。这两个皇朝非但不歧视本国百姓，甚至不歧视外国人。汉武帝时的亲信大臣金日殚是汉朝的大敌匈奴人。唐朝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哥舒翰等都是外国人。元朝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百姓待遇各有不同，百姓反感大，它的政权也就极不巩固。清朝虽有满汉之分，满人虽有若干特权，但汉人事实上并不受多大歧视，因此清朝的统治就比元朝长得多。

南非和美国有种族歧视，便不断有种族纠纷。加拿大、瑞士的国民分说不同语言，但因没有歧视，相互间就没有纠纷。自古以来，阶级划分之严，无过于印度，贱民阶级甚至不能和婆罗门说话，从此积弱数千年，至今无甚起色。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如果偏心，子女间一定不和，受歧视的固然不幸、受偏爱的也是不幸。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生产方式而有不同阶级，这是经济关系所造成的。阶级间必有矛盾，原是事实。但中共取得大陆后，经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它政治组织的严密，军队的强大，绝对不必害怕资本家复辟，更不必担心知识分子造反。如果它自始至终采取一种温和的、宽大的、对任何人都推心置腹的仁人政策，则风行草偃，化民以正，无不从者。


三十、中共的高级领袖们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向来是很强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惨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欺侮，极大多数读书人都有一番报国之志，救民之意。在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唯一目标是做官，是学而优则仕。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读书人都信奉孙中山先生那句话：「我们应当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一般读书人从事文学，研究科学，经营实业，办理教育和文化事业，只有极少数人才立志做官。许许多多人献身革命事业，目的确是在救国救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尊荣富贵。数十年来，中国经受了无穷的苦难，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是保持着这种可贵的传统。中共的领袖们很有才能，军队身经百战，足可卫国，政制严密，足可治事。如果他们对全国百姓一视同仁，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会各尽所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我觉得中共搞各种各样的运动来「整治」、来打击知识分子，实在并非必要，事实上恐怕反而整得许多本来热心拥护中共的人离心离德。根本原因，我想在于中共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有造反而篡夺政权的可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决性。

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将全国人民划分阶级，以便区分敌友，这原是政治斗争的必要策略。但当他们在大陆上取得全面胜利后，即使是最反共的地主与旧官员，也只有个别的反抗，决无全面造反的可能。可是中共在各种政策中，仍旧认为只有工人和贫农才是高等人民、资产阶级、富农中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是次等人民，地主旧官员是劣等人民。

罗素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被压迫者的品质」。文中说，全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被压迫者都有一种较高尚的道德。当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未获独立时，欧美各国都认为这些民族道德崇高，但在他们独立之后，事实表现，这些民族在道德上和其他民族也差不多。妇女和儿童因为柔弱无力，大家就认为他们品格较为高尚，但心理学家的科学硏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机械文明时代，人们崇拜大水库、水电站、飞机、原子能、以及无产阶级，以为无产阶级质量，比一般人高得多。罗素说：「如果营养不良、缺乏教育、缺少阳光空气、居屋不卫生、工作过劳，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人民，比之在营养佳良、受适当敎育、空气充足、住屋舒适、有合宜休息种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民更为优秀的话，那么经济结构的理论根本便站不住了，人民中有这许多人生活条件不良，因之有机会能培养出崇高的品德来，那么我们应当雀跃欢呼了。这种说法之不通，那是很明显的，然而许多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比其余人民更为高尚可爱，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废除这种不合理的生活状况，可是他们却又说，优秀的人民，正是只有在这种生活条件之下，才培养得出来。诗人华滋华斯把儿童的高贵理想化了，心理学佛洛伊德推翻了他的说法。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高尚理想化了，还需要一个佛洛伊德来证明马克思说法的缺乏根据。」

马克思推崇无产阶级，主要是赞扬他们的革命坚决性，倒不一定认为无产阶级的才智比其余的人更高。不过共产主义者认为革命性和党性是最基本的道德，因此无产阶级就高人一等了。

中国人向来认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唐朝起，任用人才时基本上就不歧视一个人的家世出身。科举本身并不是一种好制度，但至少，应考的人士不论穷富，机会都是相等的。宰相的儿子在考进士时并不比贫农的儿子多享有什么特权，如果有什么经私舞弊，那也是例外，给皇帝查了出来，主考官是要杀头的，宰相的儿子所占的便宜，只是一方面与遗传有关，另一方面他有较好的读书环境、有较优的导师。

我以为无产阶级不见得比其余的人更坏，也不见得更好。我不相信阶级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格和才能。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最重大的危害，但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标准的无产阶级，毕生受党的敎育。马克思是知识分子。恩格斯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父亲是孟徹斯德纱厂大老板），列宁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反党」的高岗和彭德怀是贫农家庭的出身，但刘少奇的家庭是富农，是湖南省立师范和留苏的学生，周恩来与陈毅是留法的留学生，朱德是旧军阀时代的军人出身。比起中共的领袖们来，蒋介石先生的家庭出身更为贫苦，更加不是知识分子。中共历任最高级的领袖中，除了向忠发一人之外，都是知识分子，而对党的事业贡献最少的，就是这个向忠发。唯物辩证法认为万物都是不断的在运动，在起变化。人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在变。拘泥于一个人的出身成份，那是否定了辩证法中「万物皆变」的根本原则。


三一、不拘一格用人才

榆瑞对饮食很有兴趣，也有相当研究。他写酒经和食经的笔名叫做「高阳」，出典当是从「高阳酒徒」这四字而来。史记中记载这故事很是生动。刘邦经过河南陈留，郦食其求见。刘邦正在洗脚，问左右道：「来客是怎么一副样子？」左右说：「好像是个有学间的读书人，穿儒衣的。」刘邦生平最不喜欢读书人，凡是有戴儒冠来的，他往往抢了客人的儒冠，在其中拉尿，这时听说又是个读书人，便道：「我忙于处理天下大事，没空见读书人。」使者出去说了，郦食其大怒，按剑喝道：「你去通报，我高阳酒徒也。」刘邦听说是个酒徒，大有兴趣，忙擦干了脚，邀他进来，一谈之下，意见相投，对他加以重用。

刘邦对付大臣周昌的故事，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流氓本色。有一次周昌进宫奏事，刘邦怀中正搂着美人戚姫。周昌急忙退出，刘邦一把将他抓住，推倒在地，骑在他的头颈里，问他：「我是怎么样的皇帝？」周昌很是大胆，答道：「陛下，桀纣之主也。」刘邦倒也没有怪他，哈哈大笑一番。

这样一个喜欢侮辱读书人的皇帝，登位后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下了一道求贤诏。这道诏书不知是那一位才子代笔，写得极是客气。诏书一开头就说由于自己不和读书人做朋友，以致贤人不肖出山：「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他说的是「交」，是「游」，所谓以天子而友布衣，确是有诚心招揽贤士的气象。

作领袖者，能用人是最根本的本事。宋江文不及吴用、萧让，武不及林冲、关胜，游泳不及 张顺，偷鸡不如时迁，然而能领导梁山泊一百零七条好汉，主要便是有用人的大才。刘邦得了天下后，有一天在洛阳南宫大开宴会，命部下直言无隐，解释为什么他成功而项羽失败。高起与王陵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分析胜败的根本关键，非常正确。项羽却将失败的原因推在老天的头上，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杨雄的「法言」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是真的么？）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汉鼓励智谋之士各尽全力，干部们又领导群众各尽全力）。楚屈群策而自屈其力（楚则厌恶一般智谋之士，只是自己一个人尽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能使旁人为我出力的得到胜利，只是独自尽力的失败）。天曷故焉（跟天有什么关系呢）？」

在任用人才时，对各人的弱点要能有充分谅解，不必求全责备。曹操的「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管仲和鲍叔合伙做生意，分钱时他侵占多分，那当然是「不廉」，但他辅佐齐桓公而成霸业。陈平和嫂嫂私通，又收受将士的贿赂，相当不道德，刘邦不理他的私德而信任重用，陈平终于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解决了许多大问题，功劳不在张良之下。因此曹操主张「唯才是举」。

清末才子龚定庵写过一首诗：「九州生气重风雷，万马齐瘖亦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毛泽东先生很欣赏这首诗，他抄录这首诗的书法，前几年曾在中共许多报纸刊物上登载。诗确是好诗，也说出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所有的马都哑了，不能呜嘶了，那当真是可哀得很。天下人才，原本不拘一格，天公降生人才之时，想必不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将出来的。我想当政者应当了解，天公既是不拘一格的降人才了，则任用人才之时，也应当不拘一格，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合于一个模子。

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因其理论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模子，便受到围攻，不能保北大校长之职。丁颖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水稻专家，但在大跃进期间，他无法以他的专门知识来纠正领导者在农业上所造成的偏差。一个是主张不被接受，并遭处分；一个是虚居其位，不敢提出正确的见解。那都是没有善用其才。国家受到损失，人民受到痛苦，对中共本身而言，结果也是不利的。


卅二、李纯青勤学苦读

榆瑞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李纯青，他说他回到上海，经过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李纯青要他担任私人秘书。榆瑞起初不愿意，后来勉强同意了，却又突然吐血而耽搁了下来。他书中对李纯青有这样的叙述：「我们的总编辑王芸生那时在北京出席亚非国家和平会议。实际主持大公报业务的，是副总编辑李纯青，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时，他在报馆里没有多大重要性。上海『解放』后，他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立刻成为最重要的人物，甚至王芸生也要讨好他。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李纯青在香港耽过几个月。」

李纯青是台湾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似乎是第一期的）。他思想左倾，报馆同事向来都知道的，他进大学之前，一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没有机会受到正常的中文教育，因此中文根底不大好，但进大公报后，数年之间勤读苦学，写的文章见解深刻，锋锐若利刃，不久就担任社评委员，一般同事对他都很佩服。李纯青讷于言辞，但头脑非常灵敏。台湾民主同盟的主席本来是谢雪红，李是副主席，自从谢雪红成为右派后，李纯青的地位是更加重要了。不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家，我以为他是第一流的人才。在香港期间，他为报纸撰述短评，并以「微言」为笔名，在「天下大事」等副刊上撰写政治小品，往往一针见血，分析到问题的本质。他写的社评论感情之丰富，不如张季鸾先生，文采之华瞻，不如王芸生先生，但深刻、辛辣，容或过之。

广州解放初期，香港大公报销到广东各地，销数直线上升，报馆同事都很兴奋。但李纯青说:「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的。广州人有广州报纸，不能长期容许香港大公报内销。我们的整个计划，应当以不内销为基础。」当时许多同事都不大相信，觉得香港大公报完全根据于中共的政策丝毫没有违反的地方，似乎不会不许内销。但后来事实证明，李纯青确有先见之明。中共对报纸的发行非常严格，除了几家全国性的报纸之外，一般地方报纸都不能在外地发行。广州一个普通人民订阅香港大公报固然无法办到，便是要订一份湖南日报、北京日报，也是不可以的。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公报办事处住了一段时期。办事处在乃兹府，是相当考究的西式房子。所谓乃兹府，本来是「奶子府」，是皇帝奶妈的府第，后人觉得「奶子」不好听，才改了这两个文雅的字眼。大公报办事处和奶子府只隔几家，看过奶子府的外表，朱红大门，门上碗大的铜钉，模样十分威风，从门内望进去，庭院中花木扶疏，一派豪华富贵气象。看着这两扇朱红大门时，我有时想象，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四方官吏在这两扇大门中进进出出，送上无数金银珍玩，于是这位乳娘在皇帝跟前说了几句好话，于是这些官吏个个升了官，再将老百姓拷打搜刮。

那时李纯青也住在办事处，我跟他去游故宫、游颐和园，去看煤山上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树。我们一同耻笑这个末代皇帝的察察为明和自以为是，此时回思，当时情景宛在目前。有一天，李纯青、谭文瑞和我三人到天坛去，只见一排排数百年的老树都只剩下一个树根，原来那是傅作义守北平时，他部下士兵将古树都砍下来筑了工事，忽然，迎面一个警察高歌而来：「叹杨家，秉忠心……」音调苍凉，韵味悠然，他经过我们身畔，渐渐走远，还是在唱：「……大宋扶保……」突然之间，我似乎感到了这古老中国千百年来的脉搏跳动。

不久，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工作者会议。我自然没资格参加，只是听李纯青在会后讲述会中的情形。他转述的胡喬木一篇报告，我现在还是印象十分深刻，觉得这篇报告的中心思想，抓到了新闻工作的精义。

当时中共有两个「乔木」，南乔是曾在香港住过很久的乔木，北乔便是胡喬木。胡喬木本来也是单称「乔木」，并不冠姓，他常在毛泽东先生左右，在老解放区工作。等到北乔南乔一起到了北京，那就不易分得明白。据说毛先生曾请他们两位之中，有一人放弃「乔木」之名。北乔年纪较大，用「乔木」的名字比南乔为早，而南乔却说他是真正姓乔，北乔却是姓胡，结果是折衷解决，北乔称胡喬木，而南乔则恢复乔冠华的旧名。这次南乔随刘少奇到北越等地，在正式发表的名单中便是「乔冠华」。

当时胡喬木的职位似乎是新闻总署署长兼新华通讯社总社社长。他在那篇报告中说，从前我们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赶快找报纸看，现在对报纸的兴趣却很淡漠了，下午看也可以，晚上看也可以。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现在的报纸（指中共地区的）内容枯燥乏味，满纸教条，读者丝毫没有先睹为快之心。他提出了办报纸的三个原则，那就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


卅三、爱惜百姓接纳忠言

胡喬木对新闻工作的三原则举了许多实例来解释。简单的说是这样：「联系群众」——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应当联系实际——消息应当真实，评论应当中肯，所有在报上登载的东西，都应当切于实际，绝对不可「客里空」，「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政府的不合理措施、任何个人不正派的作风，报纸应当提出批评，用以纠正缺点，改正错误；报纸本身如果有报道错误，说错了话的地方，要勇敢的自我批评。

所谓「客里空」，那是一个苏联新闻学上的名词。客里空是苏联革命初期的一个记者，此公最喜欢「想当然耳」，抓到一点因头，自己就加以翻绎推论，加油添酱。此公用这种方法来报道新闻闹出不少笑话，因此其名大噪，苏联新闻界对不符事实的新闻报道，就称之为「客里空」。有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在上海而刘少奇在北京，某些右派的客里空中主义者就推想中共内部有变，发布消息说中共民族派和国际派发生激列冲突。中共货轮「跃进号」失事沉没，有些左派报纸就推想这是美国鱼雷的杰作，现在看来，不免也有一点「客里空」的色彩。

任何报纸要做到绝对的准确真实，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和报道之间，多少会有一些距离。我觉得孔子所说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八个字，还是做报纸的最好标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远胜过「强不知以为知。」

胡喬木所提的一个标准，中共的报纸是否做到了呢？我觉得一般说来，并没有做到。当人民公社开始实施时，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这种军事化、集体化的组织，但在中共报上看不到半点反对的声音，这不是联系群众。当大炼钢运动妨碍了全国工农业的正当发展时，报上并未提出任何头脑清醒的意见；亩产四万斤、五万斤的卫星田明明是一种极不科学虚假试验，报上却以照片和数字证明它的正确，这不是联系实际。只有在「鸣放」期间，中共许多报纸才真正对中共、对政府和某些个人的作风提出批评。然而这些大胆提出批评的报纸，编辑业务的实际主持者，后来极大多数被划为右派份子，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北京大公报总编辑袁君都是，甚至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也受到整肃。这当然不是鼓励报纸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如果中共大多数报纸真能如胡喬木所主张的那样，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坚持这三点原则，在报上反映群众的意见、报道准确的事实，对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提出公正批评，我想信国家和人民固然同蒙其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也是好处多过坏处。在报纸上一味歌功颂德，除了使当政者内心陶醉一番之外，有什么好处呢？要内心陶醉，看一场精采的戏剧、听一次优美的音乐，效果不是更大么？

中国人向来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直的话，听起来当然不及谄谀那么悦耳，但事实上却是有好处的。中国历史学家总结三千多年的历史，施政的两个根本原则是「爱民」和「纳言」。美国记者史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先生最爱读的一部书是「资治通鉴」。一部「资治通鉴」，反反复复的说来说去，其实就是「爱民」和「纳言」四个字。它以无数的例子证明，要统治长久，政权巩固，第一是爱惜百姓，第二是接纳忠言。

这部书从韩魏赵三家灭了智氏而分晋的史事开始。第一个故事中又分为两个小故事，一方面说智氏何以失败，另一方面说赵氏何以胜利。智氏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智宣子立错了世子，智宣子的儿子智瑶有五大优点：英俊魁梧、能射善卸、多才多艺、巧文雄辩、强毅果敢。但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仁」。有人劝智宣子不要立他，说他以不仁之心来发挥这五个优点，结果智族一定要亡在他手里，但智宣子不听。

「赵氏孤儿」的后代赵简子却明智得多。他命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要他指示施政的方针：「以为绎丝乎？抑为保障乎？」意思说，你是要我去剥削百姓，像抽蚕茧的丝那样，不尽不止呢？还是要我去保护百姓，像建筑城堡那様，越培越厚呢？赵简子曰：「保障哉！」于是尹铎减少百姓的赋税，藏富于民、后来智氏进攻赵氏，赵氏逃到了晋阳。晋阳的百姓对赵氏很是感激，不论智氏如何猛烈进攻，百姓始终不叛，最后终于是赵氏灭了智氏。

冯煖替孟尝君市义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烧去债券，换得了百姓的拥护。由于百姓拥护，孟尝君虽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失败了，齐王还是奈何他不得。政治家爱民，其出发点有时可能是自私的，然而这不但利己，也是利人。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仁」不但是道德的，而且也是于政权本身有利的。

刘国重

卅四、李世民善纳忠言

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分类，向来很是简单，一曰「明主」，一曰「昏君」；对于臣子的分类也很简单，一曰「忠良」，一曰「奸佞」。分类的标准，也就是「爱民」和「纳言」两点。不爱百姓，不听忠言，是为昏；欺君虐民，谄谀顺恶，是为奸。历史书中是这样写，所有的戏剧也都是这样演。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老百姓要分别一个皇帝、一个大臣好不好，那是很容易的。

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旳皇帝是谁呢？说到仁厚爱民，大概要算汉文帝、至于从「英明」的尺度来说，我想是汉光武和唐太宗。汉光武自己的本事见识比他所有的臣子都高，还不大看得出他对接纳忠言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却对「纳言」这一点特别强调，我们不妨引述几个关于他的小故事。

李世民和他哥哥建成、弟弟元吉争皇位，斗争得非常剧烈。建成手下有一个重要干部魏征，常劝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死世民，但建成犹豫不决。后来李世民胜利了，杀了建成元吉。捉了魏征来，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之间的感情？」旁边的人都很为他担心，暗想这一次他非杀头不可。魏征举止自若，说：「先太子（建成）如果早听了我旳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世民见他有胆识，反而重用他，派他去收编整肃建成的旧部。魏征将这人都放了。旁人又觉得这样做太过大胆，未免有被世民疑心造反的危险，因为他自己不但是建成的得力助手，所放的又都是建成手下的大将重臣，也就是说，都是世民的死对头。魏征说：「我但为国家着想，不避个人的嫌疑。人家以国士待我，我岂可不以国士的作为相报？」世民得到消息后，很是喜欢。

李世民接位后，有许多事情对百姓不守信用，说过了话不算数，魏征与之力争，世民终于醒悟，说：「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我的错误是大得很啊）！」于是遵守自己说过的话，并赏赐魏征一只金瓮。

李世民发觉有官吏贪污的很多，当下心生一计，布置陷阱，派人去向官员们试行贿赂。有一个小官受了一疋绢，李世民要杀他。内政部长裴矩谏道：「此人受贿，固然应该处死，但陛下故意设下阴谋，诱他上当。这种钓鱼的方式，恐怕也不大对吧？」李世民很高兴，召集文武百官，表示：「裴矩做官，对于不合理的事能够力争，并非一味的听话。初果大家都能这样，我那里还担心天下不治呢？」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奸臣，到了唐朝，却变成了忠臣。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这主要是由于皇帝喜欢听忠言的关系：「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领袖是实物），臣者景也（部属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实物怎样行动，影子就怎样跟随）。」

李世民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对部属就不再玩弄手段。有人上书，请除去佞臣。李世民问他：「谁是佞臣？」那人说：「我不在朝为官，不知谁忠谁奸。但有一个办法可以辨别，请陛下与群臣讨论问题，你假装发怒，凡是坚持正理而不屈的，就是忠臣；对你畏惧而随口附和的，就是佞臣了。」李世民道：「做皇帝的自己玩弄手段，如何能要求臣子们忠实？我现在是要以至诚之心来治理天下，看到前朝帝王往往喜欢对部属玩弄手段权术，我只是代他们感到羞耻。你的办法虽好，我是决计不用的。」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道：「我读隋炀帝所作的文集，文章漂亮，学问深奥，见识广博，他文章中也知道尧舜是对的，桀纣是错的。但为甚么他的行为却和他的文章大大不同呢？」魏征道：「做皇帝的即使是圣人哲人，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贡献他的计谋，有武勇的人就会贡献他的力气。炀帝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过人，骄矜自用，因此文章中写的都是尧舜的漂亮话，所作所为却都是桀纣一般的胡涂行动，自己根本不知道道样做是会覆亡的。」李世民道：「不错，炀帝的事过去还不久，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到贞观三年，李世民又问孔颍达：「『论语』中说：『有才能的人要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道多的人要向知道少的人请教，知识才能很丰富的人，要谦虚而像没有学问一般（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那是什么道理呢？」孔颍达解释了这几句话，并道：「不但普通人要这样，帝王也应当这样。如果身居尊位，一味炫耀自己聪明，以才陵人，用巧妙的话来替自己的过失辩护，拒绝别人忠诚的劝告，那么下面的人就大家不说话了，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李世民大为称赞他说得不错。

人们常说：「历史是镜子。」尽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随着时代而有重大变迁，但人性还是一样的。



卅五、民逸国安 民劳国败

李世民做皇帝的二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最是黄金时代，称为「贞观之治」。这里再举一些例子，说明这二十二年中为什么国家强盛、人民安乐、政权巩固、四夷宾服。

第一是爱惜百姓。贞观二年，发生了蝗灾，李世民很是忧急，在御花园中捉到了几枚蝗虫，祷祝道：「百姓以谷为生，你吃他们的性命，宁可你吃我的肝肺，不要吃百姓的谷。」举手将蝗虫放到口边，左右侍从忙加劝阻道：「恶物吃不得的，恐怕会生病。」李世民道：「我为百姓受灾，任何疾病都不怕。」于是便吞蝗虫。以现在的科学眼光看来，李世民此举似乎有点愚蠢，但当时人人都相信帝皇受命于天，他的一举一动关渉到天下大事。他宁可自己生病，只求百姓不受灾祸。这番仁心，是令人很为感动。

李世民每次想建造一些宫殿，他的部属总是力加劝阻，认为劳民，而李世民也一定接受意见。侍御史马周有一篇疏文中说得很直率：「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可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悔之于已失之后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李世民对这篇奏章大大称赏。国家的兴亡，不决定于政府搜刮的财富是多是小，而在于百姓的生活是苦是乐，这真是至理名言。贞观四年，李世民派兵去修造洛阳宫。张玄素竭力反对，举出隋炀帝时的例子，说明大兴土木如何劳苦百姓，最后说：「今天的财力不及隋时，陛下这样干，恐怕比炀帝还不如呢。」李世民有点生气了，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道：「如果你不令停止，那么和桀纣也差不多了。」李世民叹道：「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我考虑没有周到竟弄到这步田地）！」当即下令停止建造，说道：「洛阳宫是不造了，以后我如果有事到洛阳，就是露宿，也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是接纳忠言。上面已举过一些例子。他采纳说得对的话，但旁人如果说错了，也从不处罚。贞观二十一年，齐州有一个百姓段志冲上书，请求李世民传位给太子。在封建皇朝时代发表干渉到皇位的意见，最是大逆不道的大罪。李世民好好的在做皇帝，一个普通百姓忽然异想天开的要他退位，那不是该杀头么？朝中大臣都主张处以死刑。李世民下诏书说：「山岳之中，大海之内，都藏有污秽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损及它们的高深。段志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居然要天子退位。如果我有罪，那表示他很正直。如果我没有罪，只不过显得他是个狂人罢了，何必和他计较？」

李世民曾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他主张不能让百姓太空闲了，应当经常令他们辛辛苦苦，干完了这件事，又去干那件事，那就容易统治。魏征听了，大不以为然，上书驳斥他这个主张，道：「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魏征认为，只有百姓安乐空闲，有心情和时间去跳舞跑马、游泳打麻将，国家才会兴旺，如果政府差得百姓气也喘不过来，国家便有危亡之险。李世民自认错误，对魏征的话深加奖叹，道：「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我把你的理论写在屏风上面，我早晨起身，晚上睡觉，都读到一遍，以免难忘。我并命史官记录，得使后代子孙遵守）。」

第三点好处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非常重要，那就是「少改政令」。贞观十五年，李世民指着宫殿的屋顶，对左右大臣道：「治天下如建此屋。既已造好了，不要今天改一改，明天又来变一变。就算只不过换一条椽子，将一片歪了瓦放一放正，但你爬上爬下，敲敲打打，一定会有所损伤。如果为了想达成大大的功绩，经常改变法制，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那么一定使百姓感到劳苦困扰（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其实归根结底，不劳扰百姓，便是「奇功」。

第四点是外交政策旳原则：「治安中国，四夷自服」。李世民对外国用兵甚多，但根本政策，在于治安中国。隋炀帝最喜欢虚华，在外国人面前充阔，外国使者来朝，在各处吃饭买东西不用付钱，政府暗中替使者代付，骗他说中国富庶，要什么便拿什么，谁都不用付的。外国使者不是傻子，知道隋炀帝骗人，但也不说破他，乐得各取所需。李世民的政策则是「不以蛮夷劳中国」，采用李大亮的方略：「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毙。」李世民并不像隋炀帝那样为了伸张国威，拿许多财物去送给四夷，但因中国富强，外国自然敬服。四夷少数民族，对李世民都爱之敬之，称他为「天可汗」。他生平最大的错误，乃是征伐高丽（朝鲜），这是意气用事，违背了他既定的基本国策。


卅六、王匡谈「潜移默化」

李世民对任何人都不歧视，对外国人也是一视同仁，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或许和他自己的血统有些关系，他母亲独孤氏、他皇后长孙氏，都是胡人，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胸襟宽广。他手下大将之中有许多外国人。这些外国将军只有比汉人将军更加忠心，李世民逝世后，他的外国人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请求自杀殉葬，新皇帝高宗严禁方罢。

第六点成功的秘诀，是他用人只取其所长，并不求全责备。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恨不得抱他在怀里），退不肖则欲推诸壑（只想推他入山谷中跌死），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一个「敬」字和一个「怜」字，包括了大领袖待人的仁心。

第七个要点，是他深深体会到守成的艰难。贞观十二年，他和侍臣们闲谈，问起：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房玄龄说:「天下大乱之时，与群雄激烈斗争，终于得到天下，那是创业难。」魏征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所以是守成难。」李世民道：「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魏征极力强调守成的困难，强调「贵不期骄，富不期侈」。意思说，一个人尊贵之后，本来并不想傲骄的，但自然而然的会自大起来；一个人发财之后，木来并不想奢侈的，但自然而然的会浪费起来。这是人的天性，所以非极力防止不可。他给李世民的奏章中道：「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这片道理实在说得很好，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争取成功的时候，会竭力拉拢各方面的人物，于是会「胡越同心」；一旦胜利了，不免自高自大起来，那时便「六亲离德」，即使你采取高压手段，人家也是表面服从而心中不服。

唐初大臣进谏皇帝，动不动便说你这样干是要亡国的。他们所说的亡国，自是指朝代的覆亡。魏征常说：「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你要避免覆亡，就得从前代覆亡的事实中找取经验教训。他说：「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时寤也。」任何朝代在覆亡之前，当国者决不相信会覆亡，如有人提了几句不吉利的话，当国者反而认为是「妖言」，非严加惩处不可。相反的，越是兴旺的时代，越是鼓励人们说：「我们这样干，那一定要亡国的了。」

或许有人觉得，李世民离开我们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我们所处的是太空船时代、核子武器时代，从前这些古老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什么用？我却以为只要人的根本性格没有变，人类的历史经验便有用处。唐代造船的方法、射箭的经验、织布的工具，现在是没有用了，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比一千多年以前是进步得多。但治国和理民，主要的对象是人。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人和现代人，生理和心理上可说绝少差别。唐代的人喜欢权力、爱好虚荣、希望健康、长命、财富、名誉、家室之乐，现代人的基本欲望仍旧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也希望别人对他们尊重。这种唐代心理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如此，任何外国人也是如此。李世民是皇帝，他和大臣们说话时，尊称之为「公」，为「诸公」。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任何人听到领袖的名字，必须立正致敬，这种形式是否真正能引起人们崇敬的心理，实在大可怀疑。据说张治中从前在和蒋介石先生通电话时，一定恭恭敬敬的立正，说话之前必先行个敬礼。如果蒋先生有先见之明，恐怕宁可他在打电话时态度随便些，却不要后来去靠拢了共产党。

几年前，广州方面的中共首长陶铸、朱光等邀了香港一些左派的电影工作者去谈谈，我也参加了。陶铸谈的主要是国际大势，朱光谈的国内和广东的现况，中共广东宣传部部长王匡和我们谈论文艺问题。王匡自己是作家，对红楼梦有相当研究，他谈的主题是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觉得他说得很有理由。他主要的论点，便是从观众和读者的自尊心出发。他说，古典小说的作者敬重读者，尊称之为「看官」，心目中认为读者是高于作者的「官」。但现代写文章的人，往往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读者说你应当如何如何，不免引起读者的反感。读者心中一生反感，你所想传达的思想内容，他就置之不理了。不论是文艺或电影戏剧，生硬说教，就是损害读者或观众的自尊心。潜移默化，却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卅七、自尊心，人的尊严

虽然管仲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然而人类究竟与禽兽不同，除了必需的生活数据之外，还需要保持人格的尊严。衣食足，那自然必要，每个人对物质的要求是基本的，但我们并非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衣服穿。「礼记檀弓」中那个「嗟来食」的故事很有名，在赈济灾民的时候，你对灾民仍旧要有适当的貌礼，如果你不客气的叫道：「喂，来吃！」好像呼鸡喝狗一般，有骨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

罗素在一段讨论「技术与人性」的文章中说：「自尊心可以分为两方面，好的一面可以称之为『适当的自尊』，坏的一面则是自高自大。当一个人落入了敌人手中之时，自尊心可以使他不致于卑鄙下贱；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他的时候，自尊心可以使他觉得他自己或许仍旧是对的（金庸按：那就是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孟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这种自尊心，他就会觉得，应该毫无怀疑的信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信从政府的意见，如果社会上一般人都是这样想，那就使道德上和知识上都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

罗素极力攻击在暴政统治之下，被统治者连自尊心也被剥夺，他说：「暴政有许多令人十分厌恶的持点，其中之一，是强逼那些受迫害的人，反而向迫害他们的人歌功颂德。罗马的角斗士在出场角斗时，明知他们之中将有一半人要为了娱乐皇帝而互相残杀而死，还是不得不向使他们死亡的皇帝致敬。杜思退益夫斯基与巴枯宁被关在狱中时，还是不得不假装对沙皇尼古拉深感皇恩。被苏联政府清算了的那些人，往往作贱自己，招认自己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行，而那些逃过了清算的人们，则是无耻地对当局赞美歌颂，同时设法去诬吿和陷害同僚。」在中国古代，皇帝要处死一个人称为「赐死」，而被赐死的人还要「三呼万岁，谢主龙恩」。

罗素主张鼓励自由思想，认为集体的意见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有些人相信，人民的意见，就等于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上帝的意见，因此他们就认为，任何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看法就是异端，那就是反对人民、反对合法当局的叛乱。」他认为暴君的压迫固然阻碍社会进步，集体的压迫也阻碍社会进步。他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集体的奴隶，比之个人是一个暴君的奴隶，那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平等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是奴隶的平等，另外一种是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平等。由此可见，单是平等，并不足以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关于经济制度，罗素是全力拥护社会主义的，他曾说过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好处。我个人也赞成社会主义。我以为少数人住高楼华堂而许多人「一家八口一张床」，这种制度有根本上的缺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任何稍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合理的。

抗战期间，我曾在湘西农村中住过一段时期，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电影「翠翠」所根据的原著）所描写的那个地方。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我当然知道，只要事先种了牛痘，就可以防止天花的传染，即使在染上之后，如果有适当的医药照料，大多数人也可以保全生命。但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谈得上什么种牛痘和看医生？

那时候和我最好的是一位姓覃的农民朋友。他不识字，然而是唱山歌的好手。他比我稍大几岁，我常跟着他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那时他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忽然之间，他也染上了天花。他母亲、哥哥、妹子，都在这场天花中死了，家中只剩了他一人，只有邻居和那位姑娘帮他煮饭烧水。

这天我去看他，带了几斤米和一只鸡去。刚坐下不久（坐在草织的圆垫上，没有凳子的），县里来了催钱粮的税吏。我朋友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了给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我朋友家缴纳，长期来交渉和哀求都没有用。这一次钱粮当然缴不出，那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他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不缴钱粮就得给草鞋钱，他好买了草鞋，过几天再来。


卅八、世间的惨酷不平

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钱粮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他又会来征收钱粮。别人的田地要你纳税，那当然是非常的不公平。我当时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管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着的是我那朋友的名字。

后来我的朋友病好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母亲、哥哥、和妹子，从此成为赤贫。小说和戏剧中的女主角都忠于爱情，不计较情郎的贫富，但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都是这样。我朋友的姑娘不久就嫁了别人。田野间和山坡上仍旧飘扬着醉人如酒的恋歌，可是永远和我朋友无份了。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槍械，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

香港报上正有人在谈郁达夫和王映霞。王映霞后来跟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可是他们的姻缘也不长久，许绍棣终于娶了一位美丽的女画家孙多慈。孙先生做过我中学时的图画老师。那时她举行画展，有几幅油画画的是嘉陵江上的纤夫，身上都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同学们看了都很惊讶，因为孙老师那时是位年轻小姐，每个同学都觉得她美得不得了，她上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学生往往会找个什么借口走到前排去，好仔细的多瞧她几眼，再者，我们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不穿衣服而在户外劳作的人。过了好几年，我坐上了嘉陵江中的大船，亲眼看到那些纤夫确实不穿衣服。十多个纤夫之中，有三个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童，他们弓着背，在火热的太阳下，将一艘大船拉着逆流而上。傍晚时分，船泊了岸，纤夫们一起吃饭，一个小纤夫替船老大装米汤，不小心将汤泼在他的身上。船老大拳足交加，狠狠打了他一顿，最后提起他身子，投入了江里。虽然那小纤夫挣扎着爬了上来，但流的鼻血始终不止，哀哭的声音和江水一同呜咽。第二天早晨，这个小纤夫又蹒跚着在拉纤了。当时我只是心中很难过，现在我自己有了儿子，有时想到我自己的儿子如果不幸是个小纤夫，这样的受人虐待……

那一年到佛山，去参观了著名的祖庙。北帝神像前地下有一块石板，石板上有一滩隐隐的血迹。当地的人向我们说起这滩血迹的来历。一个有钱人不见了一头鹅，疑心邻家的穷小孩偷来吃了，抓了他来，问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那穷小孩说话不清楚，说吃过「螺」，他把这「螺」字说得和「鹅」字差不多，那有钱人更无怀疑，一定要他家赔偿。穷孩子的母亲知道儿子清白，但百口难辩，有冤无处伸，于是带孩子到祖庙中，在神像前磕了头，用刀剖开孩子的肚子，证明孩子只吃过田里摸来的田螺，没偷过鹅吃。孩子死了，母亲疯了，血迹永远留在那块石板上，控诉着人间的惨酷不平。我不知道冤屈者的血为什么会深入石里，永远磨洗不去，但我相信这个故事。我曾在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中借用过这段令人想起来就心酸的事。

明报报馆的转角处，晚上总有几个盲了双眼的女人站着。他们戴了黑眼镜，脸上木然没有表情，在等待着一种屈辱的来临。往往，我上报馆去时看见她们凄凉地站着，过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仍是这样凄凉地站着，连站立的位置也一步没有移动。我听人说，在从前的广东，人们买了瞬俊的穷家女孩，将她们眼睛刺盲，迫使她们终身暗无天日，迫使她们终身做暗无天日的事。

人间的惨事，我见到的听到的，千万分之一也不到。我相信每个年纪稍大的人，一生之中如果不是身受其酷，也一定见过听过旁人的剧烈痛苦。



卅九、百年世事不胜悲

广州最近又在重映电影「珠江涙」。影片中李清饰演一个被国民党拉去当兵的角色，他的遭遇感动过无数观众。但我在抗战期间所见到的「拉壮丁」，规模之大，情况之惨，那比「珠江涙」中所表现的，厉害十倍也还不止。几百名穷人用粗索缚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旁押送，只要走慢一步，皮鞭就抽上身来，比之外国电影中所描写的罗马奴隶，情形实在好不了多少。说的是「全民抗战」，实际上战场的小兵，却只是这些到贫农家里去抓来的壮丁。当时全世界曾痛加指摘，蒋介石先生也因此而枪毙了国防部兵役署署长。但应当为此事负责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牺牲兵役署署长的一条性命，丝毫没有使全国的贫苦人民的痛苦减少了半分。

日本侵略军队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损害，那是人人都知道了，用不着我再在这里饶舌。我故乡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叫做袁花，镇上给日本兵烧得一根柱子也没剩下。我的家当然也是烧得干干净净，衣物财产毁了，倒也没有甚么，只是数百年祖宗积下来藏书的毁灭，曾使我父亲和哥哥大哭了几场。当时我还不知道书籍的宝贵，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也真应当大哭一场才好。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车，在火车站上看到一队国民党的士兵。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暑天气，七八名士兵凑钱买了一个西瓜，在月台上分了吃。营长来了，认为他们不守纪律，穿着皮靴的腿立刻将西瓜踢得稀烂，大概他有意在许多候车的绅士淑女面前显显威风，喝令这七八名士兵跪在轨道上晒太阳，一直晒了大半个钟头，直到火车远远驶来，才令这几名吓得面无人色，晒得全身湿透的小兵起来。

猛兽杀害生物，只不过为了将之作为食料，人类却发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人折磨人，不是因为自己肚饿而要将他吃了，只是自己的「尊严」饥饿了，要将别人侮辱一番，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许多政权迫害「异端」，不但是为了维持统治，往往还有这种虐待狂的心理在作祟。

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从湖南、广西一直进攻到贵州，重庆大为震动。那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当局经政府授意，要发起全体大学生参军。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先生，应当作为全国大学的模范，所以参军运动进行得最是热烈，有些学生赞成，也有些学生不赞成。我们读外交系的，大多数都报名参加国防部外事局，做美军和英军的翻译。但不久日本军队就撤退了，重庆复归平静，大学生参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学校中对付「异己」的运动却紧张的进行了起来，与国民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学生，开始清算不响应「校长号召」的学生。接连半个多月，学校中的气氛非常紧张，凡是平时对政府有不满言论的、对校长个人或党团说个讽刺话的，许多人被拉到介寿堂（那是庆祝蒋先生诞辰而建造的大礼堂）去，跪在「校长」的戎装油画大像前面，一面予以拳打足踢，一面要他对校长忏悔。

我自己幸而没有身受其辱，但目睹这种场面，心中气愤之极而无力反抗。经过三夜苦思，我得出了抉择：这样的政权是不值得拥护的，我不愿再听这位校长的训话，不愿再穿「校长鞋」（所谓「校长鞋」，是一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每逢校长来学校训话，每个学生就发一双这种胶鞋。同学们欢迎校长训话，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校长鞋」）。于是我不告而别，离开了学校，从此没有回去。不久，学校中贴出了开除我学籍的布告。

开除学籍也无所谓。我现在仍旧觉得，不值得忍受这种法西斯党棍的侮辱，来换取一个大学学位。那时我表兄蒋复骢先生（蒋百里先生的侄儿）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于是我到图书馆去当小职员，说到读书的环境，做图书馆的小职员比做大学生还好得多。现在事情已过去了十九年，我在政校同班的同学中，有很多位在香港，有的是政府职员，有的是商行的经理。在大陆的，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有的进了新华通讯社。在台湾的，最出名的大概是胡骏兄，他做了多年蒋廷黻的秘书，居然和胡适之、胡秋原等合称为「五胡」；最不幸的是三位四川同学（栗岁豊、陈道东、陈昌绪），以「共谍」的罪名被一起枪毙了。

在中共的反右运动时，许多知识份子在精神上所受的屈辱，恐怕和「介寿堂」中所上演的也差不多。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从大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上的记载看来，那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并没有受到拳打脚踢的肉体虐待，但后果之严重，折磨之长久，或许更有过之。

这数十年来，极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经历过说不尽的忧患，说不尽的苦，杜甫说要「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但他自己做不到， 我们也做不到。


四十、故国平居有所思

有人说，我在这篇文字中谈国民党的缺点多而谈共产党的缺点少。那因为我大半生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渡过，在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前，我早已到了香港。虽然这十四年中，我曾去大陆旅行过八次，那终究是走马看花式的，没有甚么深切的体会。虽然，即使是一个从未去过大陆或台湾的香港人，也可以发表他对这两个政权的感想，只要不是有意的歪曲事实，什么感想和意见都会有参考的价值。但我在这篇文字中，还是限于谈论一些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我当然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有许多愁苦，有许多不幸，但这些真实的经历，应当让那些亲身受到、见到、听到的人来叙述。明报的「自由谈」中，发表过几百篇这类文字，以后也会继续发表。

榆瑞远托异国，离妻别子，这一番寂寞之情，我自然想像得到。四十天来，每天执笔写这篇文字，我总会忆起他亲切的面容、爽朗的笑声。我和沈宝新兄创办明报，起初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但从第一期起，榆瑞就不断的给我鼓励和支持。他给我们写过关于梁羽生兄的特写、写过关于秦羽女士结婚的消息和贺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他设法给我们找新闻、写国际人物的专栏。他在离开香港之前，有一天晚上突然约我去喝茶，那是一次漫无目标的闲谈，说到了旧日的友人、共事的欢乐，也说到了世事的无常。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来向我告别，只觉得他神色间有些黯然。我几次说要走了，他总是说再多谈一会。事后才想起，他是在珍惜我们这份友谊，心中有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感 。如果当时我知道了，即使一夜谈到天明，仍是会觉得时光太短。

古人要求朋友之道，应当「直」而「谅」。直，是要对朋友的缺点直率地批评；谅，是要对朋友的弱点和困难能有同情的谅解。我虽然不以为榆瑞到英国去写这本书是最好的抉择，但我相信了解他的心情。另一方面，我决不敢以为自己的见解比榆瑞更正确，但对他书中不同意的地方，还是直言无忌的写了出来。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其他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这篇文字中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我丝毫不介意于直率的讨论。我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不利之点（对国家人民不利，对他们自己的政权也不利），是不能容忍直率的意见和讨论。如果我们也学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样，一笔抹煞和自己相反的看法，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对国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呢？难道我们居然自以为比国共双方的当政者更聪明更能干么？我们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相信愚者千失，或有一得，只不过是相信自由民主的讨论，比之独裁和专政更容易接近真理。如果我固执地相信，只有我自己的见解才是真理，那正跟我们所要批评的人一模一样了。

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主张一切事情要讲道理」。这本来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有些右派的朋友说，对共产党没有道理好讲，只有拳头才是真理。有些左派朋友说，政治中只有镇压和斗争，唯有武装行动才能取得胜利。从短期的情形来说，那或许是实情，然而长期的看来，我总是相信「公理胜于强权」，主张讲道理，并不是反对武力，不是连正义的战争也反对，而是主张在运用武力的时候，要凭理性来决定，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或盲目的信仰。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不论从那一点道理来说，我们都应当坚决抵抗。但国共战争是否值得打，理性主义者就觉得大有考虑的余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反对内战，尽管这种反对没有成功，但我们事后回想，这种反对并没有错。

张列宿先生正在发表一个连载，批判我这篇文字，题目是「理性主义者的悲哀」。我以为理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悲哀的。我们既然主张一切讲道理，那就永远在做最合理的最切合实际的抉择。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而别人对了，理性主义者决不抱残守缺，决不坚持一种明知是错误的见解。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找到真理，原是最大的快乐。只有盲目信仰的人才会悲哀。因为一旦发觉他的信仰错了，或者他的信仰中出现了缺点和漏洞，发现到事实不能证实他的信仰而他又不肯放弃这种信仰，那才是悲哀。

当然，理性主义并不是墙头草、两面倒，决不是看风色行事。我们认为只要确信那是「善」，就必须「择善固执」。

这篇文章只是一些杂感，并不适宜于谈太多的思想和政治见解。过几天，我准备写一篇「谈中庸与理性」，或许可以作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

炎暑苦旱，心头却常常念着两句诗：「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远怀故人，恻念生民，颇兴草木风尘之悲。

（全文完）

刘国重

许戈辉对话金庸：写尽江湖事 八十高龄笑谈人生经
　　金庸∶中国还有大侠吗？

　　在作家里面，恐怕没有谁的书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从大学教授到卖菜的阿伯都爱不释手；在名人里面，恐怕也没有谁像金庸那样，这么长时间里一直被人们关注并时不时引起争议。采访那天，老人兴致很高，也很健谈，我们聊得开心而坦诚。真可谓：秉笔一生写尽江湖事，八十高龄笑谈人生经。

　　比起古龙的嗜酒如命和浪荡成性，金庸不像侠客，倒像个绅士。和这样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聊天，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金庸先生说：我虽然写武侠，但是并没有什么侠气的。我知道这当然是谦词，事实是：金庸先生写书时笔走龙蛇，过生活却脚踏实地。

　　他书中的人物往往视金钱如粪土，但他自己办报时却绝不轻易加一分稿费，甚至节俭到一杯咖啡与太太两人分着喝；他书中的男女往往海枯石烂，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波折和变故，三次婚姻以及长子自杀身亡令他至今唏嘘不已；他书中的侠士往往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但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要忙于不少碍于情面而推不掉的应酬。

　　说到自己的不如意，金庸并不遮掩，颇有知错就改的态度。只是谈及感情生活的具体经过，老人认真地告诉我：我把你当作好朋友，私下讲给你听，就不要对着镜头说了吧。 ——许戈辉

　　1937年冬，金庸的母亲在躲避日寇逃难途中病逝。1951年春，父亲因“窝藏土匪罪”在家乡海宁被镇压。有人说，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金庸说，如果他不来香港，其命运也将会改写。90年代，金庸在杭州建了一个大屋，建成后金庸说太过奢华，不适合自己，捐给了政府。现在，在钱塘江边，他又有了一个小的屋子。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我今年一年都忙，把我以前写过的十五部小说全部从头至尾修改一下。

　　现在每天工作六个钟头，读书大概四个钟头，所以差不多有10个小时都在工作。我在浙江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当年写作就没那样多，一天写两千字，一千字写小说，一千字写社论。所以人家说我两只手写文章，一只手写情感性的，一只手写理智性的。

　　很多人关心您改动了些什么？大概改多久？

　　一个是改读者写信给我，或是在网上批评的；另一个是要改动真正的缺点——像我本来写《射雕英雄传》，有些情节写到黄蓉的年纪比郭靖大，这肯定错了，所以把这些矛盾的、不合理的地方重新改掉。这个工作大概要做三年，两年前已经开始做了，但是今年做得特别紧张一点。

　　您自己认为自己最像小说中的哪个人物？

　　没有哪个很像。人家叫我查大侠，实际上我这人侠气不多。侠气是遇到不平就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危难帮助人家。帮助人是有的，但要自己很大牺牲或对不相识的人都帮，我做不到。中国人理想中真正的大侠，小说里可以，实际上做不到。我倒问问你，你看我的小说，喜欢哪一部？

　　我比较喜欢《笑傲江湖》。

　　你自己个性也是喜欢自由自在的。

　　是。我希望有仗义，有成就，有一些功名之后能够舍弃。所以我特别欣赏那种隐退的精神，否则会觉得自己所得永远也不够。

　　现在又得向钱看，又得向权看，争权夺利，政治工作就希望自己的地位高一点，权力大一点;个体经营做生意的就希望多赚一点钱，为了多赚一点钱、多得一点权力，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生活就搞得很不痛快，这是不值得的。

　　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还适用吗？

　　我写武侠小说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中不大有侠义精神，希望提倡一下。

　　书上说，金庸这个笔名就是把原来您的镛字拆开，原来那个带金字旁的镛是一种武器吗？

　　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要用一个笔名，我一下子想不到，就把这个镛字拆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镛”字意思是一个钟，很大的一个钟。

　　原来您是一个当当当可以敲得响的钟？

　　对。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白手起家，剑走偏锋，将《明报》逐渐塑造成一份知识分子拥戴的报纸。1985年，金庸以记者的个人身份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9年辞职。1991年，金庸将倾注了30年心血的《明报》出售。

　　听说，您做老板的时候是很苛刻的。有一次倪匡给你打电话说要加稿费，您说不过他，就说我给你写信，一写信他就害怕了。

　　做生意，办报馆，写评论，金钱的处理问题，这些一定要很严肃的，一浪漫就糟糕了。但倪匡这个事情是夸张的，实际上他们不大敢跟我提要加稿费的。因为在《明报》登一篇稿子很难,《明报》当时在香港是最有地位的报纸。

　　那您怕不怕人说你小气，说您吝啬呢？

　　你一个人加，其他人不加不行，要加大家一起加。几十篇稿子，一下加就几千块钱一个月。

　　可是您小说中的人物好像都是很豪爽！

　　那事业就垮台了。

　　听说因为您在《明报》上的言论，差点遭到暗杀。那时候，心里真不害怕吗？

　　暗杀的名单有四个人，我是第二位，第一个已经死了。后来还有炸弹寄到我报馆里来。

　　心里当然怕的。但写武侠小说的人，觉得就要挺身而出，如果怕得事情都不干了，怎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一方面是暗杀，另一方面到处有人想收买。我们当时遇到很多困难，有时是新闻纸没有了，有时是钱不够了。有人来说我送你多少钱，你来替我宣传，这种我全部拒绝了。我一生谈不上有什么侠客的侠气，但是至少不去为困难来听人家的命令。现在香港批评界说公信力，所有报纸中间，《明报》还是第一。

　　您自己曾说，写小说完全是为了报纸，而办报是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途径。你好像是个特别有政治抱负的人，就像您自己的小说里边写的，总是希望能够天下太平，能够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一个圆满的局面。

　　对。办报对当时的政治有影响。但我的个性干不了政治。我看到人家不对，马上冲动要讲。搞政治的一定要说很好，慢慢地再劝告他。这种事情我干不了，令狐冲也干不了。

　　所以令狐冲是一种特别逍遥的境界？

　　也是我们这种小人物就可以做的事情。

　　今年年底您就要过80大寿了，现在回想，您觉得这一生最大的得是什么？失呢？

　　最大的得是天生的——我记性很好，看书不说过目不忘，大概看过十几年前的也还是记得。这个天赋，不是自己的好处，是父母亲遗传占的便宜。但我从小喜欢念书，觉得读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本身喜欢读书，知识比较容易得到，而且不以为苦，觉得很快乐。最大的失是性格比较冲动。我家庭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处理得不好，自己个人生活上有痛苦。

　　金庸曾经历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7年相识于杭州，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分手。第二任妻子朱玫，1956年两人结婚，共创《明报》，生有两男两女，七十年代末分手，长子在美国自杀。第三任妻子林乐怡，小金庸27岁，相伴至今。

　　您曾经说过，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应该是那种青梅竹马一见钟情，然后从一而终。

　　这是理想，实际上做不到的。我跟第二个太太离婚时，大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现在回想，可能我的婚姻关系影响到他，对他不起的。

　　和第一任夫人分手是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环境又比较动荡。第二任夫人朱玫女士和您一起创办《明报》，算是大家共同奋斗，从苦中熬过来的，为什么会离婚呢？

　　是我对她不起，所以心里很内疚、很懊悔。真正的人生，很少从一而终，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事有的，但是不多。小说或者戏剧可以这样，实际人生中，人的感情会变。

　　您笔下的爱情里，女孩子背叛的多一点。

　　如果到了现在，恐怕是男人背叛更多。因为男人在经济或者社会生活上比较占优势，比较有条件背叛。中国自古以来，男的女的不是很平等，所以男人坏的多。

　　韦小宝是自古来中国大部分男人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比较难实现，但好梦一直在做。

　　我现在正在改写《鹿鼎记》。有一批年轻人觉得这种人很好，但实际上韦小宝是我否定的人物。他是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间一种不合理的人，他飞黄腾达了。韦小宝到现在的社会中间，会马上坐牢去了，又贪污、又贿赂、又重婚，都是犯罪。所以将来改写到最后，韦小宝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样容易就快快乐乐娶了七个老婆，没这样简单。

　　这是不是说明您的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

　　价值观不改变，大情节也不改变，主要改小的地方。基本上我到现在过的一生，我觉得是快乐的，还是大致满意的。除了感情生活、婚姻生活有些可以改正，但是事业大致可以。如果要改动的话，可能我会多点时间来念书，少点时间搞社会活动。

　　《北京青年周刊》

（责任编辑：张爱敬）

刘国重

和金庸聊天
2000-11-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聊天中华读书网　陈晓梅

金庸在当代中国文化上地位非常奇特。所行之处，上至政府要人、学府教授，下至的士司机、电梯工，没人不买他的帐。在内地，邓小平先生曾接见过他，并坦言是他的读者。在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为争夺台北市长打得狗血喷头，但闻金庸先生前来观选，仍是齐刷刷地相携出席接风宴席，而且是一揖到底，直呼“大侠”。最近，网络业界竞争激烈，纳指一泻千里也不能让国内网络和睦往来。还是大侠的感召力，让大数字英雄王志东（新浪）、丁磊（网易）、张朝阳（搜狐）、王竣涛（8848）、马云（阿里巴巴）在杭州召开分会，共同研讨互联网的出路。这在内地，恐怕只有吴基传能做得到。

金庸用他的“侠”与“义”造就了江湖地位。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征服了世道人心。

10月22日，记者因采访中国青基会三辰影库文化项目“中华成语千句文”研讨会来到杭州，有幸见到主持会议的金庸先生。作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金庸每年春秋两季在内地行走。此次会议期间，金庸是朝九晚五，蔼然倾听。永远是谦谦君子，温和如玉的风度。记者只能在饭余休息时间和年事已高的金庸先生闲聊几句。

提及近期作家王朔在网上对他的攻讦，金庸先生不以为绌，只微笑说：“流派不同而已。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衡量浪漫主义那会一钱不值。写惯旧体诗的人去看新诗也会觉得那什么也不是。我看作品只分好坏，不分流派。好的就是好的，只要描写了人的性格，人的感情，人的同情心，人道主义，就是有价值的。托尔斯泰曾全面否定莎士比亚，但今天看没人能否定莎剧是好的文学，伟大的作品。”

“我不否定现实主义，人家写得好的我也佩服。我也喜欢左拉、巴尔扎克。”

“内地对文学的研究应该开放一些。我想，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不违法，不妨多元化一些。”

笑问他，最喜欢笔下的哪位女性，金庸先生想了想说：

“郭襄，聪明善良。可惜没写完，很有余味。”

“最不喜欢程凌素，如果男人不规矩，就会有被下毒的危险。”

“很喜欢任盈盈，永远不吃醋。令狐冲遇到困难还帮他解决，不吃醋。”

开玩笑问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作品中女性众多，而且个个可爱，那些女魔头也是为情所伤，骨子里仍是可爱。是不是对女性别有心得？

这次金庸想都没想，很爽地说：

“女性好。”

“我崇拜女性。”

“我天性与贾宝玉相通。见过坏男人比较多，却只见过女性的好。”

果真性情中人。

由于时间仓促，未及详谈，这里将金庸先生一篇文章刊发，让读者领略一下金庸先生“侠之大者”的深厚内涵。





我在浙大教什么

金庸
我去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有一位朋友经常对我很不佩服，他讽刺地说：“你去教他们写武侠小说吗？去教他们写明报式的社论吗？”如果武侠小说和我过去所写的那种政论文章可以教学生照学来写作，我当然乐于教导，但有些学问、有些文章是只能凭自己习得、由自己抒发的。所以我回答说：“我想去提倡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向来以工程、自然科学著名，我希望中国所有学理工的人，身上也都带有浓烈的传统人文精神。你看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竺可桢先生等等那些卓有成就的大科学家，哪一位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问有相当高的修养。外国的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等，他们哲学上的造诣，恐怕还超过不少专业的哲学家。”

我在浙大，除了往大讲堂讲课外，还跟学生们作小型的茶会座谈。有一次我问：“你们知道谢安和谢玄吗？”几乎所有学生都举手，异口同声地说：“淝水之战。”我说：“谢安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侄子谢玄是能干的军事家。但我们今天不是讲政治、军事或战争，而是讲文学。”一个女学生举手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我说：“对的，谢安的侄女谢道蕴是很高明的文学家。有一天大雪，谢安身边围了很多子侄，他指着漫天飘飘而下的大雪，问道：‘这像什么？’谢安的一个侄儿谢朗说：‘散盐空中差可拟。’谢道蕴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大家都赞扬谢道蕴说得好。试想一想，在空中散盐，虽然有点像下大雪，但平白无端的，什么人会去空中散盐？那时候没有飞机，要在空中散盐也无可能。而且盐粒沉重，在空中一散开便即落地，不像柳絮那样在空中飘飘荡荡的很有诗意。”

一个学生问：“这跟谢玄有什么关系？”我说：《世说新语》中另外有个故事：谢安有一次和众子侄聚会谈天，谈到了《诗经》，谢安问：“你们以为《诗经》中哪一句最好？”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说：“我最喜欢‘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含有高雅而深远的意义。”谢安引的这两句诗，意思是说：朝廷中筹划方针政策，定下了确定的施政方向，深思熟虑而规划长期路线，但要时时刻刻使得众所周知。谢安是宰相，朝廷大计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但就文学性来说，谢玄引的这四句就感人得多了。东晋之后的许多诗人，在谈到这件事时，都赞成谢玄的选择。

一个学生说：“谢玄是很会打仗的大将，哪知道他的文学修养也这样好。”我说：“‘杨柳依依’这四句诗，本来是说军人长期出征而后归家的感想。你们试想，一个军人当年离家出征，春风骀荡，新婚妻子依依惜别；打仗多年之后回家，风雪满途，他不知道妻子还在吗，是在家苦苦等候呢，还是另外嫁了人。二次大战后法国文学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进步诗人艾吕霞有一首诗，抒写法国一个从战场回来的老兵回归家乡，经过故乡旧路，‘近乡情更怯’，心中波涛起伏，诗歌感人之极，可见永恒的情感不因时间、地域而有分别。好的文学作品，就有这种感人的魅力。”

后来我们谈到了其他的古诗文，有个学生问：“查教授，四书五经之中，你最喜欢哪一段？”我说：“《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提出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方向，自然是最为重要的；至于讲到个人修养，我最喜欢《论语》开端孔子所说的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生们有点茫然不解。我说：“孔子在别的地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当然有更加积极的意义。但你们想：‘人家不了解我，我不会不高兴，这岂不是挺有君子风度吗？’当真是豁达潇洒，雍容自若，谦谦君子，湿润如玉。我所理解而仰慕的君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了。可惜在我所写的十几部小说中，还没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张无忌与殷誉有一点点接近，然而还差得远。虽然真实，格调就不高，张无忌野而无文，略带霸气；段誉文质彬彬，但时有小丑味，格调不够纯而高雅。”

刘国重

阔查跻身三园乾隆御笔留诗 　　昔日宏大水西庄大侠妙诗忆繁华



　　说到水西庄(芥园)，天津人都知道。2001年5月，金庸先生一到天津，就希望到“水西庄”遗址看看。
　　这个令金大侠极为神往的水西庄，就是天津南运河畔，一座占地百亩的宏大的私家园林。它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扩建兴盛于乾隆年间。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的小山堂同为清初三大私家园林。它的创建者是津门巨商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由于当时的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喜结名流，一时间水西庄成为当时天津的文化艺术中心。其名声越来越大，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关注，在南巡时先后四次驻跸水西庄，并留下御笔诗三首，且“芥园”一名也由乾隆皇帝所题。
　　金庸前年抵津，第一站前往水西庄，整个行程十分保密。据水西庄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韩吉辰回忆，金庸一到天津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表示要立即前往水西庄，并提出不见媒体、不坐高级轿车。第二天上午，一辆中巴车载着金庸及其夫人来到会见的地点。简单的寒暄之后，金庸直奔主题，希望能看到与祖业有关的资料以及重建水西庄的方案。在看过真实再现了水西庄原貌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和乾隆皇帝的御笔诗之后，金庸对重建水西庄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如此精致的园林文化如果得以传承，将是一件流芳千古的好事，而天津能拥有这样一座“景幽意美”的古迹，也会令人刮目相看。尽兴之余，金庸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
　　这次金大侠的天津之行还有一段小插曲：金庸听说水西庄原貌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景致荡然无存之后很是失望和痛心，甚至站起身来欲走，在座的陪同人员赶紧向金庸解释：“由于紧靠运河，水西庄早在庚子之乱以后就因水灾和人祸彻底消失了。”金庸仔细琢磨了一下，想起确实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就又回到座位。
　　韩吉辰研究水西庄历史已经12年了，这12年里，每次找到有关查家历史的新资料他都会给金庸寄去。有一次金庸偶然碰到一个天津人，就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并且感谢天津人没有忘记查家，还在不遗余力地计划重建这一壮观的历史名迹。


【似乎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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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迷在日本
  

  

　「书剑恩仇录」率先出书，一月一卷，日本读者急着看完结篇。中国人圈里，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金庸迷」并不稀奇，许多中国人可以顺口说上几段「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或者是「鹿鼎记」里韦小宝的故事，但是日本人中也有「金庸迷」，可就有趣了。

　　过去在日本卖得好的中国书籍，当推三国志、西游记或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对中国稍有研究的日本中国通，不少人的中国文化入门书是这些章回小说。最近情况一转，从阅读金庸的小说来认识中国的日本人大有人在。

　　原因在於日本德间书局，从去年十月开始的金庸武侠专辑出版计画。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的学者沼野充仪在读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集後，感触良多的说，真的是中国，博大而精深，不需要任何对中国的预备知识，拿起来一看就立即进入情况，不仅有娱乐性也有故事性，让人不禁随着主角的冒险而捏出一手冷汗。

　　德间书局是日本的一家大出版社，出版日文版的中国武侠小说是它的第一次尝试。去年以前，德间就开始从中国人处打听最为畅销的中国书籍是什麽，准备要把中国书籍介绍到日本来，结果有中国人打趣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如何？」没有想到戏言成真，德间书局立刻着手调查，愈是知道内情愈是引起德间书局的兴趣。

　　根据德间所获得的资料显示，金庸小说不仅在香港、台湾畅销，在中国大陆最近数年也兴起了对金庸小说的狂热。非正式的统计说，金庸小说在中国人世界的出版部数，高达四千万本，实际上的数字其实不只此数。

　　最令德间感兴趣的应该是金庸小说几乎都已经被改编拍成电影。德间书局的老板德间康快是一位醉心於电影事业的日本文艺界有心人士，在他的奔走之下，「东京影展」堂堂将进入第十个年头，每一年中总会有数部电影在影展中扬眉吐气，去年的大陆电影「变脸」台湾林正盛导演的「春花梦露」，都在东京影展中大放光彩。因为有这种背景，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这样被喜好中国艺术的德间顺利地引进日本。

　　德间第一部翻译的金庸作品是「书剑恩仇录」。从去年十月开始，德间的计画是每个月出版一卷，「书剑恩仇录」全部四卷，在今年一月间总算将完结篇出齐了，却急坏了日本的金庸迷们，频频打电话催问：清朝皇帝乾隆与红花会的首领陈家洛，最後究竟如何收场？中国的武侠小说，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与日本的「历史小说」较近，而且又比日本的武打片还更具有戏剧性。「武侠」两字，曾经出现在押川春浪的「英雄小说武侠的日本」一书，不过在那之後「武侠」字眼就完全绝迹。在日本，似乎只有「浪人」而没有「武侠」。

　　金庸本人在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时也说，中国的「武侠」，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武侠小说写的这种是行侠仗义的事迹，日本的历史小说或浪人，大部分脱不了对其主上的「忠贞」。金庸的分析一针见血，日本江户时代广为流传的「里见八犬传」，虽然也有戏剧与故事性，不过最终还是为其主子复仇，日本年未一定上演的「忠臣藏」，描述的也是忠孝的故事。

　　看金庸的小说，除了忠孝之外，铁汉也有柔情，有不少儿女私情的描写，也有许多天马行空的舞台，贯穿着整个中国奔腾。第一次读到金庸小说的日本人，对於金庸式架构的小说，无不叹为观止，文艺评论家秋山骏就说，日本的小说主人翁，经常都塑造成了孤独的人物，虽然也有悲壮的情节，但还是比不上中国主角的爽朗豪迈，以及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背景。　　金庸的小说一共有十二部，德间准备每部分印若干卷，每个月出版一卷，预计要发行五十卷。未来随着小说的陆续出版，日本的金庸迷相信也会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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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金庸，年前有两次关于读书的调查结果公布。一次是“第四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排首位的依然是金庸。前十名的顺序依次是：金庸、巴金、鲁迅、琼瑶、贾平凹、老舍、古龙、冰心、余秋雨和曹雪芹。金庸与鲁迅、巴金、老舍、琼瑶、古龙、贾平凹已经连续四次名列我国读者心目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排行榜，而且金庸已经连续三次排位第一。另一份调查是高校做的。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项统计：该馆借阅频率最高的是文学类书籍，以平均30.4%的比率居排行榜首位，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小说《鹿鼎记》，达76.0%。借阅频率紧随其后的分别为《双响炮》、《基督山伯爵》，排行前10的还有《巴金选集》、《中外诗选》等。

金庸对这两次调查结果极为看重，也为此感到欣喜。

我问：在您的14部长篇小说中，中国读者为什么最喜欢《鹿鼎记》？

金庸表示，中国读者喜欢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其他13部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比较重，而《鹿鼎记》是现实主义的，所以读者喜欢。



“韦小宝与‘wenge’无关，”金庸明确表示，“这个人物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中国人去海外发展的很多，在美国就有100多万，在欧洲、澳大利亚都有许多。他们讲义气，内部很团结，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但是也有许多不好的习惯。”他举了个例子：德国原先的税收政策比较宽松，于是在德国发展的华人就变着法儿瞒税；后来德国收紧了税收政策，华人很快就改掉了瞒税的习惯，依法纳税。“环境好就成为好人，环境不好就干坏事。这是我写韦小宝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学者曾经把韦小宝与阿Q相提并论，认为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同样深刻的社会意义。孔庆东教授甚至说过：鲁迅写了阿Q，因此鲁迅不朽；而金庸写了韦小宝，因此金庸不朽。

谈及鲁迅和阿Q，金庸说，写韦小宝确实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社会底层人物，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而韦小宝式的人物在中国的各个层次都有。”

我问：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

金庸毫不责怪，坦荡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作相同的选择。

“环境非常重要，要改掉陋习，一定要营造文明环境。”金庸连声说。
要见见“革金庸们命”的步非烟

年前阅读“金庸茶馆”网站——在数以千计冠名“金庸”的网站中，我以为这是办得最好的一个，点击率也特高——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是“有人要革金庸们的命”。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笔名“步非烟”的北大女研究生，在一次武侠作品的颁奖活动中说了类似的话。这位获得三等奖的女孩子后来作了解释，称“革命”不是打倒，不是背叛，只是希望超越的意思，但还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介入了有关“80后”武侠小说作者的讨论。

我向金庸介绍了以上背景，并介绍了西南师范大学韩云波教授对“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家与“80后”武侠小说作者的评点。韩教授认为，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是哲学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而“80后”武侠小说则体现出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

金庸认真地听完我的介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科幻小说不是武侠小说。我写的小说没有神，也没有鬼怪。现在有些小说以武侠小说冠名，却有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上天入地十分容易。”

他认为，武侠小说同样需要社会阅历和生活经历，“光凭想象，我不相信能够写出合乎情理的武侠小说。”

3年前我曾经向金庸转达一位读高中时就已经出版武侠小说的女孩子希望与金庸对话的建议，当时他一口回绝，并表示不提倡中学生写武侠。这次提到步非烟，提到步非烟的《曼荼罗》、《修罗道》等武侠小说，金庸却表示，下次有机会去北京，愿意与这位“北大才女”见见面，当面探讨一些问题。“但步非烟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建议她把名字改掉。在唐朝，有个歌妓叫步非烟；在我的《笑傲江湖》中，有个曲非烟，她的人生不快活，只活了十几岁。不过，有才气与改名字没有关系。”


回复封删除3楼2007-08-26 01:43

刘国重
吧主8

崇拜女性但不喜欢“女强人”

在金庸的作品中，不管是长篇武侠还是千字散文，笔下的女性大多是正面形象，小龙女、阿朱、霍青桐、莫愁、秋水、芷若、无双……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名字也充满诗意。金庸对女性的尊敬我一直耳闻，而且亲眼目睹过多次。比如签名，每每有女孩子拿着书来请题名，金庸总会问明对方的姓名，然后在书上写上“某某小姐，请指教”，并签名。

这次在他办公室，面对维多利亚港湾，金庸心情愉快，彼此间都很放松。我就引出了“女性崇拜”的话题来请教。

“我之所以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女性有许多地方值得崇拜。她们的武功不一定比男人强，但她们专注于爱情与家庭，这是男人比不上的。在女性眼中，名誉、地位、财富、权力等等并不重要，她们爱得往往比男人深刻。许多男性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对这些往往看得很轻。”

在金庸的小说里，好的男人一定是男强人，而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也一定十分明显。“我不喜欢女强人，‘母大虫’、‘母夜叉’，一听就让人反感，女人就要像个女人，女人一旦像个男人，就不可爱了！”

希望在大陆出版更多的书

一走进办公室，金庸就让秘书取来几本新书。“这是刚出版的《金庸散文集》，请作家出版社出的。”一边说，一边在扉页上题名。我接过赠书说，已在媒体上看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并在网上读过其中的几篇，印象深的是金庸谈舞蹈和谈书法的，“查先生对舞蹈和书法的研究，写得很到位，是请教了学者还是自己的思考？”

金庸又笑脸灿烂：“是我自己的思考。当年办《明报》，加上一些媒体的约稿，经常写一些随笔散文，题材不限，写得比较自由，涉及的领域很多。作家出版社希望给我出一本书，我就稍作整理，将当年自己发表过的作品编成一册。完全保留原样，不像小说作了修改。”

接下来金庸还有几本书要出版。《金庸课外读本》是选择金庸小说中适合学生阅读的精华编辑而成，已经与相关出版社说定；《金庸社评集》将选择他当年在《明报》上发表的部分社评结集出版，已经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说定；此外，还有《金庸访谈录》《金庸谈人生》等著作也在计划之中。“大陆的出版环境改善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书在大陆出版，但这三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在剑桥完成博士学业，有些书要等到三年后再出。”

浙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去香港的那天，我正好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为庆祝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的到来，浙江大学香港校友会的成员举行聚会，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杨卫、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参加了聚会，金庸也参加了。我随即问起这次聚会。因为金庸在1998年之后应邀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两年前他以自己年事已高和要去剑桥读博士为由提出辞呈，引起媒体关注，本报也做过数次独家报道。

“杨校长对我很尊重，希望我在剑桥完成学业后再回浙大。”金庸端起茶杯，“几位学校领导对我说，浙大的学生很挂念查院长，您一定回来看看。”金庸表示，浙江大学的学生很优秀，“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同学叫我‘大师兄’我也称他们为‘小师妹’‘小师弟’，我乐意与他们讨论和交谈。”

金庸希望《文汇报》帮他澄清一件事：“有人在网上说，我修改《射雕英雄传》时把黄药师和梅超风两个人物改成暧昧关系，是因为我招收了女博士生的缘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1998年已经修改好《射雕英雄传》。我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是浙江大学等四校合并之后的事，那已经是在1999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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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求学时期遭逢战乱，金庸大学毕业却没拿到文凭，柏杨更惨，文凭证件一张都没有。金庸安慰柏杨，史学大师如陈寅恪都没有证书，柏杨答：“我很需要，因为打工要用！”  

　　两人都是彼此的书迷。金庸正在读《柏杨版通鉴记事本末》，柏杨则说，多年前拿到一部金庸小说，“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他说，写武侠小说很容易泄露作者的笔力、胸襟与对理想的追求，金庸之外的武侠小说，多半“只是杀来杀去，谁是贼、谁是王都不晓得。��

刘国重

《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全文，转自金庸吧，园怡晨】

海光文艺1966年四月号


佟硕之兄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海光文艺》上发表后，他要我对他的批评表示一些意见。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朋友，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相知不可谓不深。这篇批评文章的用意，确如他所说，是出于“友谊”两字，老友有命，自当略抒己见。

他那篇文章的标题前加上“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的称呼，我很觉愧不敢当。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所以“梁金”不能相提并论。羽生兄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羽生兄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佟硕之兄的文章中“责以大义”，认为羽生兄小说的思想正确，而我的小说思想有偏差，甚至是美国好莱坞思想，“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劝我痛改前非。他的盛意虽然可感，但和我对小说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要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艺术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既爱上了林黛玉，却对薛宝钗，史湘云，以致袭人，晴雯，紫鹃，金钏儿，妙玉，芳官等等都有情义，和秦钟，蒋玉菡更有同性恋的意味，我们实不必去研究贾宝玉的做法是否合乎道德，更不能说一个男人爱几个女子便是“好莱坞式”。沙剧《麦克白斯》的主角弑君篡位，古希腊悲剧《伊迪普斯》主角杀父娶母，从道德来说，不忠不孝之极，但在艺术上，我们却感到了惊心动魄的人性之激荡。古来巨大的文学作品，无不如此。《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偷鸡，偷钱，开黑店，吃人肉，都不能用寻常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宋江最后受招安而去征伐农民起义军方腊，以佟硕之兄的标准来看，那当然是革命叛徒，投降主义者，罪大恶极自超过李秀成，那么《水浒传》也就不值半文钱了。

我对写作中国旧诗词完全不会，不是如佟兄所说“非其所长”，而是“根本不会”。对佟兄的批评全部接受。

佟兄一文很反对我《射雕英雄传》中宋代少女黄蓉唱元曲这段情节。我所以写这一段，主因是在于极欣赏这几支元曲，尤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几句话，忍不住要想法子抄在小说里。

元曲的曲，起源于唐。据王国维的研究，元曲三百三十五种调子，出于唐宋古曲者一百十种，此外若干种虽不知其来源，亦可确定是从唐宋时的曲子变来。其实，我以为在小说戏剧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黄梅调，时代曲。山西人的关公绝对可以讲广东话，唱近代的广东调。梁山伯祝英台是晋朝人，越剧的曲子却起于民国初年，梅兰芳以起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皮黄曲调唱秦朝末年的《霸王别姬》，董永是东汉时人，黄梅调起于清朝末年，《天仙配》中的董永却满口黄梅调，那在艺术上都不成问题。我想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的曲调在三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任何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司马迁写史记，就将《尚书》中尧舜等人古奥的对白“现代化”（汉代化）了。如果认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么宋人说话“的了吗呢”更加不可以了。我国的成语都有来历出典，假定每一个词都要研究一下出于什么时代，比如说，在写历史小说时，马援之前的人不能说马革裹尸，刘秀之前的人不能说得陇望蜀。三姑六婆四字，出于明人所述元朝史事的《辍耕录》，我们在写宋代的故事时，事实上不能用三姑六婆四字，那不是太迂腐了吗？

佟兄关于段誉和萧峰的批评，完全错了。因为这故事的结局，与佟兄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说故事人，发现别人一点也猜不到我在两年多前所布置的结局，不免沾沾自喜。因为我所重视的，正是好好的说一个故事。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

刘国重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随着大陆在七十年代连串恢复外交活动，如1971年进入联合国，1972年与日本建交，而美国总统尼克松亦于同年访华，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这一连串事态的发展，都是符合《明报》以及金庸个人对中国国事发展的理念。《明报》对大陆的批评减少了，对大陆领导人，尤其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领导人，态度更转趋温和。《明报》在1971年、1972年的种种取态，虽然招徕香港左派与右派的一致攻击，但是金庸与台北国民党以至北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因为香港左、右派人士的攻击而恶化，《明报》因为拥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而大受两岸领导人的重视。

1973年4月，金庸访问台湾十天，与蒋经国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见面。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1998年金庸接受香港电台访问，忆述当时的情景。金庸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蒋经国邀请金庸参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金庸则劝蒋经国不要反攻大陆，因为反攻不会成功，而且会有数百万人死亡。金庸劝蒋经国改善台湾生活，人民生活好了，就算是成功了。金庸返港后，于6月7日至6月23日，一连十八天在《明报》刊登《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全文亦由《明报月刊》转载。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可以说是金庸为台湾国民党退出联合国后的一篇现状总结，也是金庸借此机会，公开他对两岸局势的一个总的看法。由于金庸访台期间，会见了“行政院长”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主任陈裕清、大陆工作组主任徐晴岚, 还有军中的中将、少将等人，金庸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等的观察和总结，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在这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金庸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种种施政方针，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台湾人民所享受的种种自由与权利，较之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当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金庸在肯定台湾国民党的做法之余，也同时对大陆近几年的施政方针，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大陆多了温情，多了中国文化。

《明报》希望两岸能在和平竞赛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以和平的手段达至统一的目的。谁做了有益人民的事情，《明报》就鼓掌称兴；谁犯了众怒，做了不利于中国统一的事，《明报》也谴责之。香港的各派人士，撰文攻击《明报》及金庸，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金庸曾作出这样的比喻作回应：

“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 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一、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重大关键之一，将来如何解决，不但影响到中国，而且影响到亚洲和整个世界，不但和我们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也和今后许多代的中国人有密切关系。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去过中国大陆八次，欧洲五次，美洲、中东、非洲、澳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了，东南亚各国差不多去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不计其数，就是台湾没有去过。

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台湾的情况。读到和听到的报道虽然不少，但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台湾我有很多亲友，平时常常在想念他们。四月十八日我去了台湾，四月廿八日回港。在台湾留了十天，看到的很多，听到的很多，想到的也很多。

「明报」在一切问题上都力求忠实而客观，对于台湾的报道当然也应当严格遵守这个标准。不过忠实容易，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那就是忠实，客观却很难。

这次台北当局邀请我去，作主人的盛意拳拳，事先答应了，我可以会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在台湾及回来之后，可以发表任何批评和意见，甚至是极严厉的批评。

我是个很讲温情的人，自觉性格随和，注重礼貌，主人家这样客气，请了我去，怎么好意思讲许多不好的话？不过这次去台湾，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到亲戚朋友家里作客，而是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消息。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亲友们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在台湾，说捧场话的人已经够多了，再多听几句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然而尽管直言无忌，我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经济地位，尤其是个人的思想信仰，决定了一切观感和判断的标准。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撰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台湾或中国大陆，我于私人均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这样的愿望是真实而热切的。读者如果不同意我在这里所发表的感想，那是因为各人的意见不同。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看法，对于国家大事，意见当然更加纷歧复杂。我们办报，一直遵照英国著名报人史各特（前「孟彻斯特卫报」的主笔）的一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意思说，事实不可歪曲，根据事实而发表不同意见，则人人均有自由。

所以，我在台湾十天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所思」则是个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浅薄无知，个人的热诚和愿望。

二、

在台北会见了蒋经国先生、严家淦先生、张宝树先生（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裕清先生（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主任）、徐晴岚先生（中央党部大陆工作组主任），以及其他许多位党政军的负责人。和上面这几位先生个别作了一次或几次相当长时间的谈话，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他们都答复得很详尽。在台北所会见的人，没有一位声明过他们的谈话是不能发表的。但我一般上不准备直接引述他们的谈话。因为我发觉，他们所说的内容，有很多与报上所发表的官式谈话相距很大。或许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没有顾忌的提出问题，也或许，他们在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兴致好了起来，说了些不愿被直接引述的话。

每个人谈话的内容当然不同，但基调是统一的。如果我不引述谈话者的姓名，只是将他们主要的意见复述出来，相信并不致于歪曲了整个台北领导层的原意。但若与原意稍有不符，那是我对轻重分寸的掌握上有了误解，这是我个人的责任。——可对比陆铿

迄今为止，除了外国记者之外，似乎很少有中国报人曾经作过这一类比较客观的访问。凡是到台北去访问的中国报人，通常总是亲国民党政府的。我并不反对台北政权，但也不特别亲近。至于外国记者，语言是一个重大障碍，而且对外国记者谈话，总不免想到他是外国人，总不免多一些保留。

和蒋经国先生及严家淦先生会晤，我们都说上海话。上海话说起来很快，一分钟有一分半钟的谈话价值。

以后我用「他们说」来代表台北领导层的共同意见。这些话有的是蒋先生说的，有些是严先生说的，有些是别的人说的。他们之间对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之任何人不能对我所记述的负责。其中也可能是我自己所加的若干说明和补充，目的只是让读者对他们的看法了解得更加清楚些。

我和台北政府中的当权者任何一人都没有私交。我堂兄二哥良钊本来在当考试院考试委员，但现在差不多是退休了，只在大学里教书。四哥良鑑当了很久的司法行政部部长，现在不当了，在做私立东海大学的董事长。我们兄弟相会，只叙家常，不谈国事。

做官的人接见记者，说的话决不可能句句是真心话。有时他们的话会过份的冠冕堂皇，或许显得过份的大公无私。这在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然而任何人也不可能句句说的都是假话。「他们说」的话，我记在这里是「所闻」，我自己对他们谈话的感想，是「所思」。

三、

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台北当局对于北京的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

台北当局的反应是：决不和谈。

他们说：傅作义在北京「二二八座谈会」上的发言是看到了。傅作义是国民党政府的「叛徒」，由他来发出和谈呼吁，那是对国民党的重大侮辱，表示中共只是企图侮辱国民党，绝无和谈的真正诚意。如果林彪、黄永胜之类人物投向了台湾，由他们向中共发出和谈呼吁，中共会怎样想？

但如果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向台北呼吁和谈呢？

他们说：那也决不考虑。在目前情势下，北京强而台北弱，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遭遇到困难。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平等的谈判。对台北而言，和谈就是投降。要投降，那也不用谈判，投降就是了。但我们决不投降。对于共产党打打谈谈的策略，我们是了解得很深刻的，过去也有过不少惨痛的经验。我们是全世界对共产党斗争最有经验的一群人。我们在大陆上失败了，但至少是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教训。

中共发出和谈呼吁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说：中共企图分化我们的团结，打击我们的士气，摧毁我们的斗争意志，想要我们不战而降，想轻而易举的取得台湾。那是决计办不到的。

目前既不可能进行和谈，将来是否可能？

他们说：那是在大陆上政体的性质有了根本改变之后。如果大陆上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政权，双方当然可以谈判，而且一定会进行得十分顺利，那时候台湾毫无问题的就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可以迅速的和平统一。这种性质的和谈，我们衷心愿望早日出现。

四、

中共进了联合国，与北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台湾在国际间渐渐处于孤立，台北当局准备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

对于这问题，他们作了详尽的答复。有些话说得十分漂亮，颇有外交辞令；有些话说得非常隐晦，显然不愿明白表示自己的心意。我的体会和了解是这样：

尽力争取和美国维持外交关系，决定不因美国和中共接近而刺激对美国的友好关系。在各种事务上和美国合作。最近美元贬值，美国的目的是在改进国际贸易逆差的局面，所以这次台湾并不完全依照美元贬值的比率而使台币贬值。台湾适当控制对美国的输出，同时台湾所需要的机械、原料等等，减少在别地的购买而向美国购买。

将来美国如真的要和中共建交，在台北是无可奈何的事，目前已有这种心理准备。当然希望这个日子来得越迟越好。现在台湾重要任务之一，是尽多尽快的吸收美国制造军火武器的技术和设备，将来万一美国断绝对台湾的军火供应，台湾要有能力自己制造。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输出军火，所以这也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台湾已在设厂制造战斗机。

许多国家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贸易关系不但继续保持，而且大有増加。加拿大和台湾已无外交关系，双方的贸易量比之有外交关系时反而増加了一倍以上。最近加拿大曾卖给台湾全套巨型的原子能设备。

在所有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台湾都设有贸易办事处，只有伊朗一国没有。

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台湾的投资都有急剧増加。「我们以前强烈反对日本的『政经分离政策』，在现在的情势下，我们反过来支持这个政策了。」

当中共进联合国、尼克逊到北京、日本与北京建交的消息接连传来时，台湾朝野有巨大震动。然而时间渐渐过去，大家对于新的形势也能适应了。如果世界各国都和台北没有了外交关系，台湾当然会感到困难，心理上有被孤立的感觉。「我们尽其在我。如果台湾能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准一年年不断提高，政治清明而社会公道，而我们台湾一千五百万人仍是不能生存于天地之间，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蒋经国先生提到一件事：当日本准备与中共建交之时，日本首相田中派了一个特使到台北去见他，解释日本的政策和立场。蒋先生那时对他详细分析了中共的作风，对于日本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作了若干预言，断定日本一定会感到重大失望。他说：「现在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日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田中先生反而在政治上遭到不少困难。」

国民党是否考虑过可能宣布台湾独立，脱离中国而自成一国？

他们的答复是决不考虑这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大陆同胞对我们寄以期望，我们不能放弃千千万万的大陆同胞。台湾如果独立，我们对不起大陆同胞。」（我注意到，他们强调的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而并不强调反攻大陆。）

第二、如果台湾独立，极少国家会予以承认，美国和日本都不会承认；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当然会被中共否决。

第三、中共当然不会承认台湾的独立，也决不会因此而放弃企图取得台湾的行动。

台湾如果宣布独立而成为一个国家，好处是可以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共不会以武力来攻打台湾。但这两个目标都是达不到的。所以是好处没有，害处却很大。

五、

以往阅读台北当局所发布的官方文告，心里总有一种「浮夸吹嘘」的感觉。什么「几年内反攻大陆」、「共匪伪政权转眼就要灭亡」之类，我当然并不相信，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相信。说一些明知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的空话，实在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是在「骗人」，对之当然不会有多大尊敬。国民党政权这些年来在国际间以及海外中国人心目中给人看不起，主要还不是在大陆上失败了，而是失败之后坚决不肯认输，不断的说些谁也不信的空话。

中国人重视谦逊诚恳，西方人重视体育精神。一个胜利者不断吹牛，中国人觉得此人太过嚣张轻浮，西方人会觉得他有自夸的权利。但一个失败者还在吹嘘，不论古今中外，大家都不免会对之轻视。如果是我们亲爱的人这样做，我们觉得伤心和羞愧；如果是漠不相干的人，我们觉得可笑；如果他是敌人，我们倒很感欣慰，因为这证明他心理上不平衡，不肯正视现实，没有多大翻身的机会。

在人生的斗争中，失败后气不可馁，这是必要的。但如只管编织些美丽的幻想来自欺欺人，那也是「气馁心虚」的一种表现。

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钓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我很喜欢下围棋，但因事情太忙，没有时间下苦功，所以棋力极低。从前教我围棋的老师不断谆谆叮嘱，下围棋的最大秘诀，是补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须先求己之不可胜，然后求敌之可胜。这个秘诀，主要是「弱者的秘诀」。如果棋力高于对方，那么有些漏洞不补也不要紧，因为对方没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坚厚稳实不可。在台北的时候，好几次想起了这一个「弱者的秘诀」。

我感觉到，台北的领导人很明显的认识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间不成比例，形势十分不利。他们以前当然早也认识到了的，但嘴里不肯承认，心里念念不忘于重新夺回大陆的政权。现在的情形却大大变了。说是根本的改变，恐怕也不为过。

他们这样向我解释他们的政策：

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求生存，求保卫台湾一千五百万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求把台湾建成一个富庶康乐的模范省，由此而影响大陆。

我们在大陆上与共产党斗争是失败了。从前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今后我们力求在台湾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力求迅速改正。如果共产党犯的错误多而重大，而我们犯的错误较少、改正得较快，我们就有了胜利的机会。

我们和中共的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政权与政府中席次的斗争，而是「保卫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斗争。如果大陆上的同胞能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国民党毫不考虑的就将台湾的政权交给大陆上的任何政府，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在野党。甚至于，我们不再干政治工作，就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享受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六、

任何当权者如果不是迫于形势，而心甘情愿的将政权交出去，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我不相信台北的当权派会轻易放弃政权，即使大陆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与台北政权性质差不多的政府。

然而台北的当权派不再寄望于回大陆去统治全中国，只是力求将台湾一省治理得很好，这种改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表示他们采取了现实的观点。

世界上最现实的事，无过于政治与商业。香港人不大懂政治，但精通商业。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如果你本钱有限，勤勤恳恳的做生意，尽可过得很好，很快乐，但要是定下并吞汇丰银行再加怡和公司的大计划，而且力求实现，你这一生非但一定不会快乐，你的生意恐怕也非垮台不可。

台北的领导人并没有明显说决定放弃反攻大陆，他们只说，反攻大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说，政治是决定性的，军事只是附属。

我以为更现实一些还要好，其实根本不必再提反攻大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有机会施惠于全人类、能对全国人民有重大贡献，当然极好；如果没有机会，那么为一省、一县、一乡、一村做些好事，仍不失为有具体贡献，不算虚度了一生。春秋时子产治郑、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所管理的虽只小小一块地区，但有遗爱于民，百世之下，仍是为人敬仰。

台北当局只要真的全心全意为台湾一千五百万人谋幸福，使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教育、法律与秩序等等各方面不断有进步，那么当权一天，便是作了一天的贡献。政绩的优劣，全世界有目共睹，用不着花费太多的力气来宣传，更加不可作任何不符事实的宣传。宁可说得谦虚些、坦白些、诚恳些，即使是幽默的自我讽刺一下，那也不妨。

世人并不嘲笑弱者，毋宁是同情弱者，如果弱者发奋图强，那更能得人尊敬。中共入联合国后，台湾叫出了「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庄敬自强是很好的，「庄敬」是严肃的正视现实，是诚恳而稳健。「处变不惊」其实说明心中在惊，只是自己安慰：「别怕，别怕！」这句口号似乎改作「沉着应变」更加大方而积极。但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也是正视现实，远远胜过了「反攻必胜，共匪必灭」的口号。

七、

台北的领导人很明白的表示：我们和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相比，土地人口相差很远，军事力量不如，他们在外交上很占优势，我们处于劣势。甚至于，在海外中国人之间的宣传工作，他们也做得比我们更有效率。他们有核子弹，我们没有。

严家淦先生说：「不过核子弹是不能对中国人用的。共产党认为我严家淦是王八蛋，但不能对准严家淦的头丢一颗原子弹。所以核子武器倒不是问题。」

我问：「台湾是不是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打算？」

严先生说：「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科学技术根本不是问题，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二三十个国家有能力造核子武器，但都不造。已经有人批评我们在国防上花钱太多。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要发挥最高效用。」

我说：「听说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很积极，那完全是用于和平用途了？」

严先生说：「对，对。完全是和平用途。我们要搞原子能发电等等。」

我曾去清华大学参观，那里有一座原子炉，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要检定从海水中提炼铀二三五是否经济合算。这是原子能的主要原料。

后来又和台湾一位军人谈起核子武器的问题。他说：我们当然曾经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台湾只要有一些小型的战术性原子弹，目的只在对付中共渡海来攻的舰队，那就形成了有效的吓阻力量，台湾的防卫就「笃定泰山」。但最高当局所定的政策是决定不发展核子武器。第一、中国人不能对中国人用核子武器，否则的话，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第二、花费太大，影响民生。（这两点和严先生所说的相同，下面是其他的理由）第三、中共的核子武器比我们可能发展成功的更大更多，如果我们炸了他们的舰队，他们来炸台北，害死了全台湾老百姓。第四、我们所拥有的导向飞弹非常新式，威力极大，打喷射战斗机都十分准确，要打军舰可说百发百中。军舰体积这样大，速度这样慢，那有打不中之理？单是为了攻击他们的渡海舰队，飞弹的效果和原子弹相差不会太远。

他又说：自从当年台湾海峡空战，我们的响尾蛇飞弹一下子打下他们几架喷射战斗机后，他们的战斗机从此不在台湾海峡上空出现。现代的科学发展太快，有了热向追踪的飞弹之后，飞弹跟着喷射机的热力系统，空战就和驾驶员的技术很少关系了。大家只是按钮。越南战争中美国飞机损失很多，因为北越有一些苏联的飞弹。他摇头叹息：「现代化的战争，尤其是台湾海峡中的攻防战，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战争，不是我们军人的战争。」

另外一位中级官员解释不造核弹的一个原因，那是心理上的。台湾如果有了核子武器，不论是自己造的还是美国送的，全台上下就不免有了苟安心理，影响刻苦奋斗的精神，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腐化起来。

八、

台湾虽然没有核子武器，但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台北在这方面与全世界一般大都市没有什么分别。

有人告诉我：台北的「新加坡舞厅」规模之大、舞女之多，是全世界第一。漫画家牛哥与李凌翰（以前在明报画过很久漫画）带我去「观光」，的确规模很大。但说世界第一，恐怕还不见得。东京的米卡杜舞厅和大阪一家舞厅（名字忘记了），一定比台北「新加坡」大得多。（我记起了新生晚报的故社长张献励兄来，东京和大阪那两家舞厅，都是他带我去「见世面」的。现在生死相隔，他当年在这两家舞厅中用「大来信用证」来签单的模样，仍是如在目前。）

「新加坡舞厅」就算规模不是世界第一，但舞女小姐之漂亮，却是世界第一，他们这样坚持。我只好礼貌性的表示同意。不过，灯光这样暗，人这样多，实在不大看得清楚。

台湾的酒女制度恐怕眞是世界上没第二处，或许是从曰本的艺妓学来的。客人饮酒吃饭，她们坐在旁边，给你斟酒挟菜，陪着喝酒，还唱时代曲，每个酒女陪一次酒席是台币五十元。

台湾的武侠小说家诸葛青云、古龙、历史小说家高阳他们公请我，去了一家酒家。来来去去的酒女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这些酒女有的教育程度相当不错，有些是高中毕业的。有两位小姐在谈话中引了一些李后主的词、白居易的诗。诸葛青云在席上不断做对子，每人一联，将她们的名字嵌在里面。进来了一个新的酒女，古龙说：「咦，你不是不做了，怎么又来了？」她说：「东山再起，重作冯妇。」于是诸葛青云又做了一副对联。

台湾有公娼，听说北投有公娼六千多人。我曾不客气的问起中央党部一位官员。答复是：「那是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

关于台湾风花雪月、歌舞征逐之盛，我也问过台北的领导人。他们答道：「我们不能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那是人民的生活自由。但台湾的公务人员、教师、与军人，絶对不能涉足这些场所，发觉了就予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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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简体字版相比香港原版，删减颇多，此段可窥一二：


九、

不准公教人员与军人去风月场所，还是近年来的事。看来一般公务员相当严格遵守。我的襟兄黎君在红糖公司做事，他请我在宁波菜馆吃饭，请我去听音乐，对于不能「隆重招待」感到抱歉。他说「如果你在一年以前来，一定要请你去酒家看看酒女风光。现在我们公务人员不能去。」

在台湾时，在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一个外县的公务员到台北来出差，在北投召妓，不知怎样给查到了，判了一两个月徒刑。坐完牢后恐怕还要丢官。

在香港时曾听人说，台湾这些风尘女子有些是退伍军人的女儿，因为她们的父亲退伍后生活困难，不得不出来做这生涯。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想来其中总是有一些的。但这也不完全是为了经济原因。日本这样富庶，国民的平均收入是亚洲第一，但日本酒吧女郎数量之多相信是全世界第一。这与社会风气有关，同时做吧女、舞女收入比其他行业好。在所有的非共国家中普遍都有这样的情况。

以暴力或买卖的方式迫良为娼，那应当严格禁止，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至于一个女人自愿卖笑，是不是容许，西方国家的法律很有分歧，英国美国不可以，西德荷兰等国是可以的。台湾禁止公务员涉足风月场所，目的似乎在防止贪污与保持刻苦精神。风月场所的耗费很贵，要是经常去，公务人员如果不贪污，决计负担不起。还有，工商界人士一定会不断宴请有势力的公务人员。

台湾公共场所中没有人打麻将，在酒楼中吃饭之前先来四圈卫生麻将的事决计没有，因为在公共场所赌博是犯法的。香港的法律本来也是一样，但香港人会掩耳盗铃，赌钞票是赌博，不可以，赌筹码是娱乐，可以的。台湾人在家里打麻将的事也很普遍。听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很反对打麻将，又听说蒋夫人和小蒋夫人闲来都喜欢在家里搓四圈，所以台湾也没有禁止打麻将。这是听人说的，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十、

蒋经国先生以往人家在背后称他为「小蒋」，但现在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看来很健康，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人对他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了许多革新，也寄以重大期望。

他在行政院的会客室里接见我。会客室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是他伴着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一边是一幅书法，写着几句格言，意思说成大事者必当坚苦卓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一位作家说最佩服蒋经国的是他的忍耐功夫，说蒋先生一生不论在政治上或是家庭中，都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困苦。他的长子身患重病，缠绵病榻，恐怕是不会好了，做父亲的心情自然十分痛苦。旁人都以为他是蒋介石先生的儿子，政治上自然一帆风顺，其实步步高升虽是事实，这中间的种种艰苦，却也不足为外人道。

蒋先生客气地要我对台湾提些批评。因为已经谈得很久了，我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先生微笑着沉思，然后这样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多加一把劲。」

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显然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许多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先生）的传统来办事。这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如果蒋经国先生遇到什么意外，台湾政权由谁来继续领导呢？

在目前，谁也不知道。我问过台湾的一些朋友，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忧虑保守的势力太大。如果蒋经国下台，很可能各种革新都会取消，政府又会被一批守旧而顽固的老官僚所把持，在大陆时期国民党政府中的各种腐败作风又会抬头。

我觉得，「制度化」是「政治清明」的基础，这在任何政权都是一样的。

公平的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但这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如果我在台湾居住，我会投蒋经国一票信任票。然而如果以后他干得不好呢？我是不是有权投他的反对票？在目前情况下，肯定是没有这种权利。

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是「开明」了，然而是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非发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在于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这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中，本来就规定人民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监察等权。这是美好的理想。在这方面，台湾面前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或许，现在还说不上已经起步。

十一、

台北的领导人承认在军事、土地、人口、外交各方面的力量不足以与中共对抗，但他们表示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信心的根源在于两方面，一是「大是大非」，他们信奉三民主义，在政治上属于民主自由的体系，「三民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是错的」；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继承中华文化，而中共则破坏中华文化。

我个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政治没有是非，只有好坏，而好坏的标准是：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多的好处。

在政治上争是非，正如在宗教上争是非一样，永远不会有结论的。国民党说三民主义正确得不得了，中共则说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絶对眞理。各是其是，永远没有判断的标准。

现代世界上只讲结果，不讲信仰，这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先假设一种理论，然后用实验方法来求证这理论是不是正确，如果根本不正确，那就放弃了这理论，另找理论，再作实验。如果理论一部份对而一部份错，则保留对的而扬弃错的，不断修正，不断发展。如果先固定一种万世不移的主义或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改变，那是古代的方式，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思想形态。

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份，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份。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方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方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生活得最快乐。

台湾人民是中国人的一部份，他们的爱憎、悲喜、物质欲望、精神生活和一般中国人并无分别。台湾人内心所喜欢的事物，一般中国人内心也喜欢。台北当局的行政措施如能使台湾人民皆大喜欢，这种措施用在一般中国人身上也有同样的效果。

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是六七十年之前定下来的，到今日不一定全部适用。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他们在五六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前的设想，到今日当然更加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目前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主自由制度中有极大的优点，然而我们也只能吸收其精义，不能全部照单全抄。

我以为台湾应当和中共竞赛，谁能使治下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比赛宣传「谁的主义是真理」。

是否幸福是具体的事。最大多数人民的衣食住行标准怎样，教育与职业的机会怎样，社会福利、安全感、医药照顾、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怎样。

对于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个人的各种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几乎完全相同。因此这不是「是非问题」，在表面上，双方都是「是」，没有「非」。判断的标准是谁真的做到了，谁做得更加充分。


十二、

民主并不只是由人民公平投票选举那么简单，其中另有更深厚博大的观念基础。

去年十一月初，英国外长许谟访问北京。他在演说中提到，英国人的基本信念是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法治、人身自由四件事。其实所有西方国家人民的信念都是这样。当时我在「明报」社评中曾作分析，写了下面的话：

当年美国艾森豪总统和英国首相艾登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除了几句序言之外，只有一句话：「我们的基本信念是：国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并非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存在。」这个声明是针对苏联而发，说明自由世界所以要和苏联所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抗，两者思想上的基本差别就在于此。在集权国家，国家第一，人民第九，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必须作出任何牺牲。自由国家的政治哲学则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工具，人民至上，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剥夺人民的权利、限制人民的自由。政府只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犯法，任何人都可控告政府。

既然政府是工具、公务员是人民及仆，人民当然有权加以批评。批评得对，政府固然要听；批评得不对，政府也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议会民主，是由人民来选举政府；言论自由，是人民监督政府；法治，是政府与人民在同一的法律统治之下，任何公务员和普通人民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三件事，旨在保障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

由于基本信念不同，两种政治的施政要点也截然相反。在集权国家，政府惟恐人民不服从，怕人民不肯为国家而牺牲自己利益。在自由国家，宪法中的规定却都是惟恐政府越权，所以规定政府甚么事不可以做，甚么事可以做。惟恐宪法规定得不详细而政府走法律漏洞，所以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列举政府有权做的事之后，特别声明：「除上述明文规定者之外，政府一概无权。」

这四件事，和中华文化的传统颇有不同。中国人传统上没有议会政治，政府压制言论自由，不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注重儒家的人治德治而不重法治。

但台湾当局显然在观念上是接受了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宣称要在民主自由上胜过中共。中共一直攻击国民政府独裁，不民主，剥夺人民的自由。可见「民主自由是好的」这个观念，双方并无多大歧异，双方的「是非」相同，不过中共认为他们实行的才是真民主、真自由而已。

到底台湾在「民主自由」上做得怎样？

十三、

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显然有许多大大不足的地方。

最显著而最为人诟病的，是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这些代表都是从前在大陆选举出来的，分别代表中国的各省市，如上海、浙江、广东等等，选出的时间已在二十多年以前。不论时与地，当然已全无代表性。这情况如果不迅速纠正，台湾的所谓「民主」实在是一个笑话。台湾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是渐进式的，任由国大代表与立委一个个老死，然后补选新人。我以为这方法十分不妥，必须请目前的国大代表与立委们全体辞职，再全体改选。新选的代表只能代表台北政府所实际能控制的地区。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没有通融的余地。

最大的困难是所谓「宪法问题」。全国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台湾一省不能选全国的领袖，而国民党政府所以能统治台湾，法理上的根据是依宪法而选举产生。其实只要将「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改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法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是大陆上不争的领袖。既然台湾不能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那么暂时以国民党总裁作为台湾的领袖也并无不可。由在台与在海外的国民党党员选举总裁，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台北当局或许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总之不能让「北平市国大代表」这样一类人物继续在台湾当民意代表。如果一定要保持「总统」、「行政院长」等等名称，那么召开一个「非常时期国民大会」，在台湾新选一批「非常时期国民大会代表」来组成，也远胜于目前绝对不合理的情况。

十四、

台湾省议员、县市长等等选举，听说近年来办得相当公正。有些地方国民党的候选人落选而无党无派的候选人获胜。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但要说绝对公正，国民党完全没有运用当权派的地位而加以操纵，我也不大相信。

听人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上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不论是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然而由此产生了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的花钱。落选了的不但失面子，往往耗去了一大半家财，对政府势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想设法翻本，那也是人情之常，于是贪污和舞弊的事由此而生。

贿选的事是严格禁止的，然而事实上在所难免。在台湾时就在报上看到有人因贿选而被判刑的新闻。不能要求绝对没有贿选，但要求严密侦查，严加处罚。

我以为在任何选举中，都应当规定竞选的最高费用。任何候选人要呈报竞选花费的清单，超过规定数额或瞒骗账目的都要受惩处。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规定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查尼克逊竞选总统的费用清账。

将竞选费用限制于一个适当的水平之下，则为了竞选而倾家荡产的事就不会发生。同时家境贫寒而有才能的人也有机会参政。如果只有富人方能做民意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恐怕也只是有钱人的「民意」而已，这固然不公平，而台北政权也就始终不会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十五、

台北的新闻界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间报界对此颇有怀疑。「国际新闻协会」的会员资格规定，只有具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与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方能参加该协会。台湾的报纸以前不能参加，后来几经努力，始得获准。但前年在芬兰开会时，为了菲律宾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

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的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美国的水闸事件证明美国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英国的「丑闻」证明英国有充分的新闻自由。香港虽然是殖民地，这里的新闻自由也是很充分的。

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虽不事先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不过尺度显然是在放宽，某些对中共有利的消息，近来也经由外国通讯社而在台湾报纸上出现。

比较起来，台湾的新闻自由比言论自由为多。台湾居民对于全世界的消息，所知不在任何自由世界中的人民之下。在新闻的报道上，台湾报纸虽有偏倚，但极少隐瞒，中级政府机构的腐败事件也是毫无保留的加以揭露。不过如有类似「水闸事件」、「丑闻」的内幕，牵涉到高级大官，那当然是不能发表的了。至于直言无忌的批评政府和政策，我以为和自由世界的标准相差甚远。台北几家大报规模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

说到法治与人身自由，恐怕也有待重大改进。普通老百姓控告政府、结果在法庭中得到胜诉的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民和政府打交道，公事公办的水准相信不及香港。我举不出具体的例子，只是有这种感觉。香港公务员贪污的水平决不能说低，然而一般市民只要依法行事，任何政府人员不敢故意与你为难。在台湾，人事关系占的比重太大，党政军人员总比老百姓多占些便宜。

普通人民决不是生活在恐怖的特务统治之下，我相信这是肯定的。台湾当然有保安人员与特务，他们所要对付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拥护中共的，一是企图推翻现政府的。这两种人并不多。一般老百姓并不受到保安人员的干扰。

然而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颇大的权力来侵入民居和捕人。以西方国家或香港的标准来看，台湾人的人身自由并不充分。

十六、

台湾是处在半战争状态，随时要准备中共的大军渡海来攻，要对付中共各种在内部发动的颠覆行动，要应付中共公开的与非公开的宣传与心理攻势。任何民主自由国家在战争时期对于民主与自由必定有所限制。

台湾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确定目标，当局认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必须继承。三民主义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完全相同，中华文化的传统更与近代的西方政治原则大异。中国人并无必要全盘接受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台湾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与西方国家相比虽有不如，但与中国大陆的人民相比却要充份得多。

上面三点我都同意。但我仍旧以为台湾应当让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

台北的领导人表示，台北用以和中共竞争的主要是两张王牌：民心与经济。他们说，国民党与中共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在保卫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不论在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除了丰衣足食之外，还要进一步求生活水准的提高。精神生活的标准就颇有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牺牲；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最大多数人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忍受皇帝与官吏的欺压，能接受政府无限制的权力，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当与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接触之后，立刻就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好处。正如一个一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他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并不是不喜欢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能忍耐统治者的专横，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侮辱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穷乡僻壤中的居民所以用油灯，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喜欢电灯。

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也有好的一面，例如我们对家庭的重视、对父母的敬爱和抚养、对朋友的义气、邻居之间的守望相助等等。以具体的小事来说，中国人善于烹调，讲究食物的美味，这是生活中胜于西方人的一面，西方人也不是不能欣赏。中国餐馆遍于天下，就是一例。

台湾要和中共竞争，单是民主自由比他们多一点是不够的，必须多到使治下人民十分满意的程度，必须达到世界的最高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这方面的优点充分显现出来。因为中共在军事、外交、土地、人口各方面的优势，并非只比台湾多这么一点儿。

退五十步的人不能嘲笑退一百步的人。只有一步不退，才有资格骄傲。

十七、

我曾和台北的一位领导人谈到台湾的民主空气，谈到雷震、李敖、台湾大学的年青教授与学生。

他说：「雷震已释放了。对于李敖他们一些人，我们的处理也比以前宽大得多。」

他解释最近逮捕了一群台大师生的事件。这一群人收听中共的广播，并且用录音带录了下来。警备司令部知道了，把他们捉了去查问。他们说只是好奇，想知道中共呼吁和谈，到底是说些甚么。警备部相信他们说的是实情，第二天就全体释放，只是没收了录音带。这位领导人说，如果在从前，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可以说是「企图颠覆」，也可以说是「为匪宣传」，单是听听共产党的广播那也罢了，录成录音带，显然是意图广为传播。

我说：「为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台湾各方面的措施似乎应当进一步的放宽。有些事情其实不一定会损害到安全。」我又说：「卫生的要旨是维持身体健康，培养身体的抵抗力，比绝对的消毒更重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完全隔绝外来的影响。要隔绝外来影响，势不免损害到人民的自由。」

他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警备司令部负责安全，自然在这方面特别小心些。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不尽相同，经常商量研究。警备部的处理方式近年来是温和得多了。」

明报的一个青年编辑告诉我，他在台大读书时，曾参加一份由各大学师生出版的刊物的编辑工作，对于台湾当局时有激烈批评。毕业后要来香港，警备部不批准他出境，后来他向中央党部申请，徐晴岚先生调查他的情形后，代他说项而获批准。他说：「我到香港后，从来没有说过台湾一句坏话，我怕对不起徐先生。」

如果台湾永远不许他出境，他留在台湾而心中愤愤不平，对台北政权不会有甚么好处。


十八、

任何国家对于外国人的入境都有限制，但只有集权国家才限制本国人民的出境。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出境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只有犯法或欠税的人才在出境时受到限制，此外，在战争时期也对人民出境有较严格的管制。因此，是否管制人民出境，也可算分别是否自由国家的一个标准。

台湾和中共处于半战争状态，对于入境者有严密的审查自然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有人不愿意住在台湾，即使他信仰共产主义而要去大陆居住，我以为尽可让他自由离去，对台湾并没有甚么损失；如果他离开台湾后要讲台北政府的坏话，也让他讲好了。在人民言，那是有充份的自由；在政府言，那是宽容。

宽容、理性、与渐进，这三种心理状态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性的急剧转变。所以虽然以国际性的标准来说，台湾的民主自由颇有不足，但他们的确是在改进，那就是好的。

十九、

台湾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很大。这件事众所周知，不必细说。自从一九六五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台湾经济一直维持了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平均实际増长率，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増长率之一。去年的増长率是百分之十一。对外贸易去年出口増百分之四十八，进口増百分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估计今年可达七十五亿美元，到一九七六年可能超过一百二十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超过三百七十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台湾目前致力于发展经济，有人说现在的行政院是「经济内阁」。严家淦所以能升到副总统的高位，主要就是在于他在经济建设上的贡献。

严家淦先生最感兴趣的，相信还是经济建设。我到「总统府」去见他，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毡一直到会客室，两旁卫兵持枪敬礼，局面严肃之至，但听严先生谈话，却感觉是在一位经济学教授家里听他讲经济理论。他个性平易近人，那是早就听说了的，所以也不感到意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主要谈台湾经济的缺点，而不谈优点。

他说：就对外贸易与整个经济的比例来说，台湾仅次于荷兰，在全世界占第二位。比重太大，这是缺点。和外国的经济关系这样密切，如果主要的贸易对手发生了经济困难，国际间有重要的金融动荡，台湾不免受到重大牵累。

他说：我们过去的出品着重香蕉、凤梨等农产品，对日本的依赖性很强。现在输出以工业产品为主，市场是分散了，已安全得多。但我们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想到我们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这种困难的解决又不是操在自己手里，常常很感焦虑。

他说：我们的国防费用负担很重，预料美国的军援不久就会停止。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关于国民收入，有很多种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很高，但军费开支、政费开支用去了一大部份，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就不太多。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増加得很快。

他说：台湾工业在纺织、化学、机械方面发展得相当有成绩，但产品的质量还不很好。我们过去是尽量利用劳力，今后的方针是要大量増加投资，购买最新式的机械与设备，建造全世界最新式的工厂（他在解释这点时用了许多经济学上的英文名词，说是要从labor intensive转为capital intensive）。主要的原因是必须尽快提高工人的工资，工资増加后成本必高，只有大量的投资才能做到工资高而成本低。

他讲到最近两次去美国的情形，一次是参加杜鲁门总统的丧礼，一次是参加詹森总统的丧礼。他说：「有几个美国朋友见到我时很惊讶，话中的意思是说：怎么你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他心平气和的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的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海外有许多人以为严家淦只是虚居其位，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因为一般国家的「副总统」都像是球队的后备员。但严家淦显然是在领导台湾的经济建设，在做很多实际工作。

他谈锋很健，谈得早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一个秘书进来轻轻说：「张秘书长在外面，有事请示。」我起身告辞。严先生说：「不忙走，不忙走。」他亲自出去请张宝树先生（中央党部秘书长）进来，要他一起参加，继续谈下去。

二十、

台湾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到底怎样？这是评价一个政权的基本标准。

可惜我在台湾的时间太短，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我所接触的人，除了官方人士之外，其余亲戚、报界同业、小说作者等等，都是中上收入的阶层。他们的生活不错，但不足以表示农民、工人等占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

离开高雄时是大清早，曾见到成千人坐电单车在马路上迎面而来，颇为壮观。一问之下，原来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去上工。至少，大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准不算低。

在桃园和新竹随意去看了几家农民的家庭，只在门口张了张，没有作采访。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和电单车，另一家厅上有一只小小雪柜，桌上堆着一叠报纸和杂志。看到在田地里操作的农民很多人穿胶靴、乡下姑娘电髪、穿花裙子、戴劳作手套、田边放着原子粒收音机听时代曲，就像香港新界的农家姑娘一样。

听人说，目前台湾人生活上比较困难的是低级公教人员与一部份退伍军人。工人和农民大致上过得去。

刘国重

二一、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的处理一场胡涂，滥发钞票，物价一日数涨，当真是民不聊生。那样的日子的的确确不是人过的。在最后这几年，大陆上的人民谁都不会一张张的数钞票，只是将银行扎好的一大叠钞票，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几亿元的推出去买几斤米、几斤菜。

现在台币的币值相当稳定，物价増长的情况在世界各国中算是很低的。去年和今年的情形比过去厉害了些，但并不算严重，物价仍比香港为低。不过我觉得趋势似乎不很好，需要密切注意。从一九五三年到六零年的八年中，消费品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増百分之九点七，相当厉害。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十一年中，每年只増百分之三点二，那就好得很。可是去年与今年又増加得快起来了。

台币币值所以能稳定，与政府的预算没有赤字有关。政府的开支控制得颇为稳健，不像从前在大陆时那样，政府随便用钱，不够了就随便印钞票。

一九七四年的预算仍旧没有赤字。国防费用的比例降低到只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一。今年还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过去曾高到百分之八十。占第二位的是社会福利支出，第三位是经济建设与交通，第四位是教育与科学文化。国防费用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是廿五年来的第一次。蒋经国表示，今年决不办追加预算。同时除了外交与国防的项目之外，其余的各项开支公开交由立法院审查，那也是一项新的改进。

二二、

贫富不均的情形当然在所难免。和一般先进国家相比，我相信台湾的情形是更加不平均。由于经济发展，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资本家。个人所得税征收得似乎很松弛，有钱人缴的税太少。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节制资本」，台湾显然做得并不起劲，相反的，是在极力鼓励私人资本的増长，用以促进经济。

大资本家大都是台湾本地人。大官僚成为大资本家的情形很少，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一般人也不知道。台湾没有从前的孔祥熙、宋子文一类大官僚资本家。我只听说台北、高雄那家富丽堂皇的圆山饭店是蒋夫人与孔二小姐投资的，此外就没听到甚么。

城市中的地价涨得很高，但比起香港来自然是便宜得很了。台北的地产商也建了许多大厦分层出售，分期付欵，建筑没有香港的房屋那么考究，设备也差些，价格当然低廉得多。

近年来投机的空气很盛。股票市场没有香港热闹，买卖股票没有成为风气，最热门的股票是塑胶工业。台湾股市的规矩是某股每天涨跌超过百分之五后，就须停止交易，称为停板，明天再做。当局对股票经纪管得很严。我在台湾时，见到报上有逮捕某经纪的新闻，因为他在一只股票涨停板后代客做黑市交易。

在台湾办工商业，当然不及在香港自由，限制多得多。说到做生意，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香港那么自由放任。

二三、

土地改革办理得相当成功。陈诚一生有很多缺点，然而在台湾办和平土改，却的确是遗爱在民，据说直到现在，台湾农民心中对他还是十分感激。

土改分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本来地主获得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改革后规定地主只能收租谷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第二步是政府以公营事业的股票向地主收买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农民，同时政府还拨出大量公地来转卖给农民。第三步是重划和整理农田和城市土地。

现在土改完成已久，「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已达成百分之九十。在土改进行期间，地主的反对当然是有的，但据说是「没有杀一个人」，不遵守法令的地主只是抓起来坐牢，坐到他「被迫勉强同意」为止。由于公营事业赚钱，地主持有股票事实上并没有吃亏，所以到现在，对这件事的反感也已过去了。

现在在台湾，买土地来建屋、开工厂店铺是可以的，买土地来租给佃农收租就不可以。但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没有彻底消灭，还有百分之十的农业人口是佃农。为甚么要留下这样一条不合理的尾巴，我就不知道了。似乎由于在土改时给地主保留了小量土地，而这些土地仍由佃农耕种。

桃园有一所土改博物馆，陈列着整个土改的过程和历史遗迹。还有一所土改讲习所，专收外国留学生，将台湾和平土改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我去参观了这博物馆和讲习所。讲习所中目前最多的学员来自南越，是西贡政府派来的。据说阮文绍很有决心在南越实施台湾式的和平土地改革，以便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和越共对抗。

讲习所的一位主持人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曾去台湾参观过土改方法，当时极有兴趣，很有决心在菲律宾实施。但回到菲律宾后，受到大地主集团的包围，整个计划就此告吹了。

谈到土改问题时，台北的领导人非常遗憾和痛心，说在大陆时由于内战，没有时间与条件来实施土改，否则的话，共产党就未必能胜利。我想，他们若不是在大陆上受了这样的打击，到台湾后未必有决心实施土改。如果真有决心，在抗战之前就可实施，抗战时在后方可以实施，战后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地区中也可实施。

土改不但使广大农民免于地主的剥削，同时土地属于自己之后，农民对生产的兴趣大大提高。台湾目前农作物的亩产量比土改前已増加得很多。一九七一年与五二年时相比，稻米亩产量平均约増百分之五十。


二四、

去参观了石门水库，那是相当巨大的工程。水库管理局局长魏巍先生向我解释这水库发电多少千瓦、灌溉多少万亩田地、每年可以増产多少粮食、如何防止下游的水灾旱灾等等。那当然对民生贡献很大。但我曾见过大陆上更大的水库，所以对石门水库也不印象如何深刻。

印象深刻的是魏先生对于延长水库寿命的热诚。他解释，每一座水库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石门水库的寿命可以短到五十年，也可以长到八十年，就跟一个人的寿命差不多，寿命的长短全看平时怎样保养。由于泥砂冲积，水库势不免越来越浅，到后来终于不能使用了。挖去泥砂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费用还大过建造一座新的水库，所以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尽力阻止上游的泥砂冲入水库。这一带石质很松，极易风化，防护工作特别困难。

台湾的河流和大陆上的完全不同。由于坡度峻急，源近流短，不下雨时根本没有河水，一下雨就泛滥成灾，直冲入海，所以台湾没有内河航行。这些河流实在不美，简直是十分丑陋。河里没有水，只有光秃秃的大圆石，我看到时心里有些难过。这似乎象征台湾人的处境，他们自古以来生活在一块艰苦的土地上。

台湾最大的水库是曾文水库，刚刚完成，比原定计划提早了大半年，可以早一年赶到雨季而储水。听说兴建曾文水库的总工程师是廖文毅，以前「台湾独立运动」的领袖，曾在日本自封为「台湾大总统」的。他是土木工程专家，现在是以自己的专长真正为台湾人谋幸福了。

经过横贯公路见到了达见水库的建筑工程。达见是原来的地名，现在要改称德基水库。我倒觉得原来的名称也很好。我们要求于台北当局的，「见识明达」比「以德为基」似乎更加重要。

横贯公路是我生平所经历最惊险的旅程之一，与以前在内地时经过的川湘公路、川贵公路等各有各的惊险。这条公路是退伍军人所建造的，坐在汽车里走一遭都有栗栗危惧之感，当年开山辟路的艰辛，可想而知。听说在这条路上开公共汽车的司机开一天车便要休息一天，休息的那天必须在公司宿舍里住，以便保养精神体力，应付第二天的危险任务。

横贯公路的中途站是梨山，漫山种遍了梨树，也都是退伍军人的产业。在春天，梨花盛开，烟雨蒙蒙，想象起来当有回肠荡气和慷慨悲壮的兼美。

在高雄去参观了石油公司。从中东运了原油来提炼，生产的汽油三分之一供给本省所需，三分之二出口，副产品有塑胶原料、沥青、硫磺等等。石油公司的规模极大，赚钱也多，听说每年上缴的利润在政府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台湾公营事业大都赚钱。负责退伍军人福利事业的荣工处赚很多钱，退伍军人所办的欣欣餐厅之类机构和大理石厂赚钱，国民党党营的中央日报赚钱。比之许多国家的国营或公营事业通常要亏本而由国库拨款支持的情形，台湾的公营企业算得是很有效率的。由此推想，公营事业中如果有贪污的话，也不会太严重。

二五、

台湾的交通建设、工厂、水利建设等颇具规模，但当然不能和大陆的相比。台湾是中国最小的一省，自然资源很缺乏的一省，公平的来说，只能和福建、云南、贵州、广西等某一省单独的作对比。何况台湾小小一省负担了六十万军队的开支，负担了从大陆撤退下来的整个中央政府的开支。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建设都有成绩。可是廿四年来，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区没有进步呢？只要没有战争，即使是最懒惰的国家也有进步。问题是进步的速度，以及大多数人民分享了多少好处。整个社会的财富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特权阶级攫去了，还是主要由人民大众所得？是给政府拿去了，还是普遍的「藏富于民」？

我个人不赞成马列主义，所反对的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改善工人生活、公平分配财富，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剥夺个人生活自由、阶级斗争、政府权力至高无上。就发展生产来说，自由经济的制度好得多，但社会主义制度对财富能作比较公平的分配。现代的潮流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多少少已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而共产国家也不得不采用自由经济制度的某些优点。

台湾明年度的预算中，社会福利经费占第二位，教育文化经费占第四位，应当说是有意义的趋向。对于退伍军人的生活处理，如兴办集体化的工厂、农场、商店，就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中共近年来多了些文化与温情，少了些政治斗争。这种趋向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欢迎的。中共在争取民心，国民党也在争取民心。

中共说国民党在台湾压迫人民、腐败无能。国民党在大陆时确是这样，但近年来是在大大的改进了。中共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如国民党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至少，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有了许多令人赞赏的改变。

台北当局在宣传上必须攻击中共，自然在所难免，但在作重大决策之时，应当作平实而客观的估计。大陆的人民并非个个反对共產党。大陆的穷人虽然所享受的自由并不多，但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大自由，虽然生活水准并不怎么高，但他们以前是处于饿死的边缘。

台北当局应当体会到，提高人民生活固然重要，但一个政权要得人民拥护，人民还需要感到公平——法律上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公平。
二六、

去金门访问，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副主任梁子衡先生、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李长浩少将、军事发言人室的林祖阁上校三位陪我同去。一起去的还有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白万祥中将。

白将军是山东人，以前在江西做政治工作，长期来追随蒋经国。国民党现在对军中的政治工作非常重视，主要任务是激励官兵的士气。在大陆时，国民党军队里没有政治工作，士兵不知道为甚么打仗。中共部队的政治工作却做得极好，政委的权力比部队指挥官还大。国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可是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士气不振是重要原因。他们接受了经验教训，于是对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遗余力。蒋经国自己，在做国防部长之前就是当国防部的政治部主任。

李将军是带兵官出身，少年时入海军小学学海军，抗战时进中央军校，学的是炮兵，毕业后入伍当炮兵少尉，到缅甸打仗。胜利后与共军作战，在东北打仗时升到炮兵营长，应考合格而派到美国学海军陆战科。他现在的军阶是海军陆战队少将。他是广东人，典型的广东军人模样，身材瘦小，但精悍干练。

那天早晨金门在下雨，云层很低，我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等候天气好转，足足等了三个钟头，也和白、李两位将军谈了三个钟头。李将军是和中外记者打惯了交道的，但对我所提的问题一切答复得非常详细，完全没有官方军事发言人的官腔。我很喜欢他坦率的作风，心里想：「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很有乐趣。」

白将军公务很忙，在等飞机的时候，也不断有部属来向他请示，所以我的各种问题主要是向李将军提出的。下面所记是他谈话内容的一部份。

二七、

军队分派系，是国民党在大陆打败仗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分派系的情形已彻底肃清。任何带兵官的职位限于两年一任，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一任，必须得到国防部批准。延长任期的情形极少，通常也只批准延长一年。例如某人当甲军的军长，两年任满后如果不升职，就调去乙军当军长，乙军的军长则调去丙军当军长。师团营连排长都是这样的轮调。因此再没有某部是某人嫡系部队，某人是某长官亲信老部下的情形。

听说这种情形中共部队还不能彻底做到。林彪掌握军政军令大权时，曾想打乱各野战军的传统系统，由他四野的亲信去控制所有的部队，但遭到重大抗拒而无法办到。台湾地方很小，军队都在附近，要办到这件事是容易得多，不像大陆上的军队分驻遥远的地区，易于形成地方性的势力。

我觉得台湾的办法有些像唐初的「府兵制」，将官和部队并不联系在一起，命将出师之时，每一个将官可以统率任何一支部队。

部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将领，那么军人要发动武装政变就几乎不可能，这是西方国家一般的军制，可说是民主政体的一种保障。我还想到，这种制度不但使得部队长官不能挟兵自重，无法向中央跋扈，同时，中共要游说某一个国民党将领「起义靠拢」而举兵造反，那也极不容易办到。这是我内心所思，没有跟李将军提起。

但将领如此调动频繁，兵将不亲，战斗力是不是会减弱呢？

他认为并不会。因为各部队的训练方式划一，指挥方法也一致。同时作为部队骨干的班长并不调动。班长大都是职业军人，富于经验。

台湾行征兵制，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都要当兵两年，如果是空军、海军、陆战队、炮兵、技术部队则是三年。要读大学的可以缓役，毕业后仍须当兵。以前，大学毕业生可以当少尉或准尉，现在大学毕业生入伍的多了，大都是当上士。服役完毕后退伍，列为后备役，战争发生时应召入伍。这些年累积下来，后备军人的数量已很大，一旦总动员，受过至少两年训练的官兵会超过现役军人好几倍。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士兵最低的教育程度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生很多，大学生也不少。这些「学生兵」会不会有战斗力？能不能率领大批戴眼镜的书生去冲锋陷阵？

李将军说，他在新一军时从排长当到营长，从缅甸一直打到长春、沈阳，所带的兵大都是知识青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他们的部队是战斗力最强者之一。知识青年不能像农民那样吃苦，但由于学校中的体育训练，更加敏捷机动.。说到怕死不怕死，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用刺刀来肉搏当然不及老粗，可是今后的战争主要是机械化的，尤其是台湾的攻防战，更以科学技术为主。在现代化的军队里，懂得机械、化学、数学的士兵，战斗力比老粗要高许多倍。

军队中的士兵可以说全部是台湾出生的，有些人的父母来自大陆，但其间并无甚么分别。高级军官大都是大陆来的。

当局不大愿意台湾本地人当高级军官？

他说决无歧视。不过做到高级军官，必定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像他自己，从军校毕业、作战、受训、带兵，三十多年才升到少将，中间还没有甚么挫折。台湾人以前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极少有他这样的机会。但如是职业军人，台湾本省人升职的机会决不小于外省人。他举了陈守山将军的例子。陈将军是台北市人，抗战时在大陆读军校，与李将军同期，都是黄埔第七期，现在是中将，担当很重要的实际责任。李将军说，时间过去，年老的将领要退休，将来台湾本省人升将军的一定越来越多。


二八、

谈了一个多钟头，林上校来向白、李两位将军报告，金门不下雨了，上空的能见度八百公尺，还须再等一会。李将军想到了一件事，要林上校去打个电话给一个美国老太太，教她怎样去办一项手续。李将军对我解释，这个美国老太太的丈夫是牧师，两夫妇在高雄附近的左营传教，前年丈夫死了，她回到美国去和儿子同住。那知儿子、媳妇完全不理她。她在中国地方住得久了，深感美国社会冷漠无情，没有中国人社会中温暖和亲切的人情味，于是申请到台湾来永久居留。李将军以前在左营的陆战队基地服务，识得这对牧师夫妇，答允做她的担保人。

于是他谈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共產党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就全盘接受欧美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军人献身党国，但仍旧有自己家庭、朋友、个人生活的自由。我们军人的生活本来没有老百姓那么自由，可是当兵的最怕关禁闭，那就是怕没有自由。」他说：「共产党如果打过来，我们军队一定抵抗到底，城里和乡下的老百姓也一定打，这一点毫无问题。乡下老百姓不懂甚么叫生活方式，然而决不肯过共产党统治下的日子。如果一九四九年时共产党一下子打进了台湾，台湾老百姓不见得会抵抗，他们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可不同了，大大的不同了。」

他谈到这几天心情比较轻松，刚考试完毕，倘若成绩合格，可以拿到两张证书。原来台湾军中有各种各样的讲习班，他修习的是电脑分析与国际贸易两科，都是请大学教授来讲授的。 我觉得有些奇怪，高级将领读国际贸易有甚么用。他详细介绍军中进修的情形，说自上将到小兵，除了学军事外还得学其他学科，凭各人自愿选择。青年人入伍两年到三年，在军队里一样可以学到谋生的技能，这两三年时间在人生的历程中决不是浪费。比方说学修理汽车，保养飞机，都是培养了专门技术人材。至于军官继续进修，一来是求扩大眼光，现代化军队的军官不能再是老粗，再则是为实用。他举例说，基隆或高雄港口司令应当懂税务、航海学、交通运输、工商业管理。台湾是一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应当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时有地震，军官应当懂地质学。

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可以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甚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甚么打仗，为甚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白万祥将军对于推动军中的进修负很大责任。他说，政府有意思让所有的文职公务员也参加进修。科目的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总之要自己感到兴趣，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有用。对自己有用，也就是对国家社会有用。「我们不可以干涉人民的私生活。进修学问和学习技能是私生活，军人与公务员也是人民。不过政府努力提倡，供给师资和环境。」

二九、

关于金门的情形，报道已有过很多。古宁头和共军作战，金门的地下坑道，地底下巨大的「擎天厅」，当年的炮战等等，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与其他去参观过的人也没甚么两样。

金门岛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金门的防守副司令接待我们，带领我到各处去参观，回答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共产党如果要打金门，是不是能拿得下来？他说：世界上没有絶对攻不陷的要塞，问题是代价。他们要是倾全力来攻，不惜任何牺牲，金门的防军和老百姓全部战死了，当然也是攻得下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牺牲一定重大之极，一定比我们大好几倍，在最初几个月中，他们必定要吃几个大败仗。他们要考虑到是否值得冒险。或许中共不怕牺牲兵员，但如久攻不下，面子攸关，也不是小事。

现在还是隔日炮轰金门么？只是形式上的，他们偶尔打几发空炮，送些宣传品过来。我们通常并不还炮。双方的心理战、喊话、广播、空飘和海飘也都降级了。我们避免挑衅。

双方渔民误入对方海域，或者遇到飓风而到对方港口中避风的事也常有发生。双方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请对方渔民很丰富的吃一餐，带领他们去参观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然后奉送些粮食礼物，让他们自由离去。现在大家对这些渔民都不作甚么政治宣传。

他详细解释金门増产粮食和大种果树的计划，几年之后，金门将有大量水果运去台湾和出口到国外。金门在经济上将来不再是台湾的负担，而是一项资产。

金门和离岛的驻军有六万余人，老百姓也是六万余人。金门居民满十八岁后，不论男女，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四十五岁，女子出嫁后，收回，所以金门的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根枪。「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的女兵厉害，却不知道我们金门的女民兵也了不起。共军来攻金门，不但要对付我们正规军，还要对付每一村、每一家人家的民兵。这件事证明人民和政府完全是一条心，如果人民和政府对立，我们怎么敢发给老百姓？几万有枪的老百姓造起反来那还了得？」

金门大概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据我所见，广东的佛山大概也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金门正在推行礼貌运动，希望人人恭谨有礼。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家家户户都有枪，如果礼貌不好，邻居们打起架来可问题大了。

三〇、

如果中共决心大建海军，要派遣大军去攻打台湾，而那时美国已撤销了对台的协防条约，台湾在全无外援的情况下，是不是会考虑与苏联订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

在一般人想来，苏联与中共双方各有大军在边界上对峙，苏联与台湾结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美国的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苏联派一支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共军队就无跨海东攻的可能。人们又想到，蒋经国曾留学苏联，他太太是俄国人。

我曾向台北的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的答复是：永远不会和苏联结盟。

他们说，曾看到「明报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转述香港一家左派刊物的报道，据说有几个台湾居住在外国的侨民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说，苏联要求使用澎湖的海军基地，作为苏联船舰的修理与补给站，但为蒋介石严词拒絶。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很好，不过蒋经国怎样，那就无可预料了。台北的领导人说，周恩来一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情报，苏联从未向台湾提出过这一类要求。当然，如果苏联提出的话，我们也一定严词拒絶。对这种事情我们并无隐瞒的必要。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卫民主自由、为了保卫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坚决和中共斗争到底，这是根本的大原则。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权夺利，只是为了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那么和苏联合作可能是有利的策略。美国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我们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但我们的基本原则决不容许做这种事情。

他们说：和苏联结盟，那就是接受共产主义和集权政治。我们始终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可以全部和我们绝交，但我们决不放弃民主自由的原则，决不放弃中国人一向认为宝贵的价值。假使我们可以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为甚么不能接受中共的共产主义？

他们说：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我们确信自己做的事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倘若整个民主自由世界要孤立我们，我们也只好孤军奋斗，死而后已。只要无愧于心，一切努力就有了价值。是功是过，留待历史判断好了。和苏联结盟是出卖了中国人民，当然也是出卖了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过去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正在努力改正。若和苏联结盟，那是最大的错误，你放心，这种错误我们决不会犯。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5-12-20 20:37 编辑


三一、

台北政权如果没有外援，那么依赖甚么作为支持的基础？

他们说：我们依靠台湾一千五百万人民的支持，海外广大侨胞的支持，大陆上千千万万反共同胞的支持。

说依靠侨胞和大陆人民的支持，就算不是空洞的官样文章，至少，这种支持是极其有限的。台北政权必须得到台湾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一点却绝无可疑。如果说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主要是由于从大陆带去了几十万军队的武装力量，但廿多年过去了，老将老兵死的死，退伍的退伍，现在的军队主要是由台湾本省人组成的，党政机关的基层干部也多数是本省人，如果得不到本省人的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确无法存在。国民党不可能再到大陆去招募几十万新兵来「镇压台湾人」。

所以，台北政权力求振作，撇开各种原则与「为国为民」的话不谈，那也是为求生存之所必需。

台湾当局力求消除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界限。「台独」分子指责国民党歧视台湾人，我相信那已是过去的事，因为国民党现在没有歧视台湾人的「本钱」。时间慢慢过去，来自大陆的人老了死了，他们的子女都是台湾人。国民党如果歧视台湾人，那是违反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

外省人与本省人普遍通婚。蒋经国的女儿就是嫁给台湾本省人的。

台湾人除了极少量的高山族之外，都是从大陆移去的，只有先到后到的分别，其余的完全一样。大家都说国语，相互间交朋友也全无隔阂。那天古龙他们请我吃饭，客人之一是电影「鬼见愁」的主角易原，他是台湾本省人，和诸葛青云他们「大哥、二哥」的叫得挺亲热。他在席上高歌台湾民歌两曲，调子爽朗，他也唱得爽朗。

但如说国民党在政治上对本省人完全一视同仁，在目前还不见得。我猜测，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忘了「二二八事件」，一定会提防本省人闹独立，将外省人全部排挤出去。至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台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海外，在台湾境内全无力量之可言，但也不是不存在，发生过彭明敏事件，发生过蒋经国在美国被「台独」分子行刺的事件。台湾省省主席谢东闵是本省人，担任部长级高官的本省人也多了。各个机构的主管如果是外省人，通常总有一个副主管是本省人。在心理上，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分别还是有的。真正的主要权力是在外省人手里。

我以为台湾应当取消「籍贯制度」。一个人出生在那里，就是那里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父亲是那一县的人，儿子也是那一县的籍贯，跟他本人的出生地无关。所以我的儿女算是浙江海宁人，其实他们一句浙江话也不会说，对于我的故乡知道得极其有限，更加谈不上有甚么乡土感情。中国人从前讲究门第家世，科举考试不得「冒籍」，同乡间要互相奥援，所以籍贯有其重要性。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籍贯毫无作用。人的眼光与胸襟在不断扩大，到将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连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分别也要消失的。

台湾如果取消了籍贯制度，将来连在心理上也没有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这件事对于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很有关系，那时候选人惟才，用人惟才，谁来管他是甚么地方人。

三二、

以前在国外曾遇到些台湾的留学生，和他们讨论过台湾问题。其中有些是基本上拥护国民党但颇有批评意见的，也有几个是「台独份子」。「台独份子」的主张现在似乎和前几年已有重大改变。从前他们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国民党无权统治他们。但现在他们同意大陆来的外省人与本省人有同等的权利，不过国民党政府独裁、不民主，所以非推翻不可。他们要独立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他们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遵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福建、广东各省，唯一的不同只不过是移居到台湾去早了几代而已。中国数千年来，那一省的人不是东南西北的移居到别省去的？

我说：「既然你们承认新到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有同等权利，那么在进行全省普选时，外省人也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权了？」他们说：「是的。如果是真正民主的选举，蒋介石也有资格当选为台湾总统。」我说：「那么你们反对国民党，只不过为了他们不民主，而不是为了他们是外省人？」他们承认了这一点。我说：「这样说来，你们其实只是争取民主，而不是为了台湾要独立。」他们说：「台湾要先独立，然后组织民主政府。」我说：「如果民选的议会不赞成台湾独立呢？」他们说：「一定赞成的。」

我又问：「如果中共派军队去攻台湾，台独的立场怎样？」他们说：「台湾人一定坚决抵抗，战到最后一人。」我说：「你们在国外，说说这种话很容易。」他们说：「如果共产党派兵来，我们大家回台湾去拼命。」我说：「那么你们和国民党要采取联合行动了。」他们说：「不错。不过我们希望中共了解我们的立场，支持我们的独立主张。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自决的权利，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

我觉得他们不大懂实际政治。或许，我所遇到的那几个青年，并不能完全代表「台独」的意见。

这次去台湾，当然没有遇到「台独份子」。在台湾，他们决不敢公然露面的。

台湾赞成和中共谈和而统一的，目前似乎只有大学中的若干青年教授、讲师和学生。据「台独份子」说，「他们是大陆来的人，或者是外省人的子女，他们的根源在大陆。他们主张和中共进行和谈，只不过自己想回大陆去。他们并不是为台湾人着想，站的不是台湾人的立场。」

我在台湾也没有亲耳听到有人赞成和中共谈和。当然，如果有人赞成的话，也决不敢对我说。

来自北国江南、川湘岭南的人，谁不想念故乡呢？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自不免有故乡之思。可是，只有老一辈的人才有这样的感情。三十岁以下的人却不会有了。

三三、

香港也是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中国风格」却比台湾欠缺得多了。香港人在英国长期统治下，毕竟是受到了很多的西方影响。

在台湾，人情和习惯就像是从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受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和香港相比，台湾有更多中国社会的优点，也不免有更多中国社会的缺点。

台湾人很有礼貌，待人亲切和蔼。商店的店员、餐厅的侍者、的士司机、开电梯的人，几乎个个笑脸迎人。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会说粗话骂人。日本人在表面上更有礼貌，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笑容和九十度鞠躬通常总是冷冰冰的，不像台湾人的礼貌中有一份温暖的亲切。

台湾人对客人很热情。中国人向来是这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这样。香港人却往往做了几十年邻居而从来不含笑招呼。

台湾的治安很好。原因之一是当局对暴力罪行犯采取严刑峻法，三人以上的合伙抢刦要处死刑，单人匹马的盗匪处无期徒刑或极长期的徒刑。听说有一个小岛叫火烧岛，犯了重罪而不致处死的往往要流放火烧岛，歹徒听了怕得要命。

在酒店里遇到了几位香港来的熟人，于是约了一起到一位朋友家里玩「沙蟹」，一直玩到深夜。三点多钟出来在冷僻的街上走，没有人觉得害怕。在香港，这样的「安全」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台湾人情味浓，大家做事不免讲情面。只要有熟人，什么事情都方便些，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自然由此产生。甚至买一张对号火车票、订一家酒店房间，往往也要讲交情和面子。不像香港那样一切直捷爽快，公事公办。

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的必要，许多事情实在组织得不够好。台湾人做事不大紧张，还颇有东方农业社会中那一份闲散。多一些闲情逸致，本来也是生活的情趣，那是一般西方人所领会不到的。然而讲发展经济，工业化，做组织工作，总不免落于人后。

见到一些人很爱摆架子、打官腔，那通常是较低级的公务人员，事情办不好，先把一切责任推在别人头上再说。这种作风已有二十多年没见到了，香港和新加坡极少有，台湾却相当普遍。

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之极，驾车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物。不守公共秩序似乎是一件威风神气的事，在心理上，好像侵犯旁人的权利是表示自己是高人一等。当局正在努力纠正，宣传标语多得很，但显然还没有收到多大成效。
三四、

台北的领导人在和我谈话时，称中共为「共产党」。他们自己人之间谈话，则仍是称「共匪」。中共当然不是土匪。土匪以打家劫舍、奸淫掳掠为生，不可能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政权。单以国民党本身的利益来说，称中共为「共匪」恐怕也是不妥的。因为这是轻视了敌手，减少了「如临大敌」的恐惧戒慎心理。再者，自己被一群「土匪」打败了，那也没有什么光采。中共从前称国民党为「蒋匪帮」，后来将这个「匪」字取消了。其实国共双方都不是「土匪」，而是两个政见不同的政党。现代宣传的原则，不论是商业的或政治的，与其空洞的侮辱对方，不如以具体事实指出自己的优点与对方的缺点。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扩大己方已有的优点，创造新的优点。

中央党部大陆工作组除了对大陆广播、以汽球将宣传品送往大陆等等之外，研究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也是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大陆研究人员为我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这些研究员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大陆出来的，对中共的内情相当了解。座谈会中谈到邓小平复出事件。我的看法在「明报」社评上都写过了，没有什么新鲜意见好说。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对大陆的研究倒是相当平实的，并不像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那样，一味认为中共「内外交困，灭亡在即」。他们提到，中共中央大致上能够有效的控制全国，地方军人事实上不能建立地区性的「独立王国」。他们说，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手下一共有十三个副司令，对他的牵制很大，陈锡联不可能反抗中央。其他各军区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和蒋经国谈话时，曾提到周恩来。他说：抗战时在重庆常和周恩来见面，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很会玩政治手段。他认为周恩来对中共有大功劳，如果中共没有周恩来，那是搞得一团糟了。

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在提到蒋氏父子时，也不再有谩骂的口吻。

国共双方的政治风度显然都増加了。或许因为大家年纪大了，火气少了些；或许因为目前国民党既不能「反攻大陆」，中共也不能「解放台灣」，不如大家客气些。

我们报馆有一个同事三月间在美国曾遇到傅泾波的女儿，谈了很久。傅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机要秘书，当年司徒雷登调解国共内战之时，傅泾波很出了一阵风头。现在中共呼吁和谈，傅泾波又有跃跃欲动之势。据那位傅小姐说，中共当局曾通过驻外使馆，送了两斤特级吉林老山人参给蒋介石，以资补养，请他保重身体。台北方面说不知道有这件事，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中共的和平攻势而已。

蒋介石的身体确是不很健康，目前是在家里休养，听说是从感冒而起的，近来已康复了些。在教育部的一次午餐席上，闲谈中有人提到欧洲注射羊胎素的老年保健法。有人说：「不知能不能请老先生试试。」

我想起了三国时魏国羊祜和吴国陆抗各领大军隔江对峙的故事。某次陆抗生病，羊祜送了药去。陆抗的左右劝他决不可服敌人的药物，陆抗说：「岂有酖人羊叔子哉？」服药之后，果然病就好了。两人的政治家风度千古传为美谈。

政治上双方尽管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寸步不让，但风度毕竟也是重要的。

金门前线双方善待对方的渔民，也可说是「羊陆遗风」。陆抗常常告诫部属：「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三五、

台湾的前途究竟怎样？

中共明确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和谈是和平方式之一。国民党坚决拒绝和谈。中共是否可能以内部顛覆的方法搞垮国民党政权？在目前的情势下，可能性也是极小。

中共在各种和平手段都试过而无效之后，是不是会终于发动军事进攻？

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有一条原则：攻人之国，必须乘敌之衅，卽左传上所说的：「雠有衅，不可失也。」又说：「观衅而动。」衅，是间隙，是有机可乘。必须等敌人内部发生了重大错误，这才动手。当年吴国想伐魏，陆抗认为不可，上疏说：「昔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虽复大圣，亦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也。」

毛泽东用兵的原则是「不打无把握的仗」。攻打台湾是一件动员数百万兵力的大行动，双方都是能胜不能败。国民党一败，就此灭亡；中共若败，那也是动摇国本，大损威信。

中共要对台湾用兵，我认为必须具备四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至于取得制空权、制海权等等军事上的必要条件暂置不论。）

第一、中共内部安定，政治上的主要问题都已解决。

第二、苏联在军事上威胁中共的情况已经解除。

第三、美国明确明示，中共如果攻台，美国不在军事上协助台湾。

第四、台北政权腐败无能，台湾人民普遍不满，人心思变；或者，台北政权内部分裂，互相斗争，发生内乱。

中共的内部情况如何，美、苏与中共关系怎样演变，那都是台湾所不能控制的。台北当局唯一所能做的，只是修明内政，亲附百姓。如果台湾极大多数人民喜爱现在的生活状态，坚决不愿改变现状，当中共大军来攻时的的确确要竭力抗拒，那么台湾是无隙可乘，中共大军就不会来攻。尽管中共军事力量比台湾强大得多，但如这一仗没有必胜的把握，中共自然知道「养威自保，不可轻动。」

三六、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以「毋忘在莒」的口号自励，所以金门有「莒光楼」，台湾有「莒光号」火车等等。这句口号用的是战国时田单复齐的典故。燕将乐毅攻齐，取齐七十余城，只有莒、即墨二城未下，后来田单凭借二城，破燕军而复国。国民党以这故事作为奋斗的模范，表示失地虽多，只要奋斗苦守，终有尽复旧地的一日。

分析这桩史实，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齐国起初所以大败，是由于齐愍王横暴虐民，后来所以复国，是由于继任者痛改前非。这一点乐毅在攻齐之初即就料到了的。他开始进军时打了大胜仗，有人劝他适可而止。乐毅认为机不可失，非根本摧毁齐国的力量不可。他说：「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

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政令戾虐，百姓怨怼」这八字评语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九四九年时国民党「军皆破亡」，中共如因而乘之，一鼓作气的攻台，台湾有极大可能「其民必叛，祸乱内作」。现在国民党颇有「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的情况，二十四年下来，此时再攻台，不能说一定攻不下，至少是「难虑」，没有绝对把握。

其次，当燕昭王决策英明、知人善任之用，田单无机可乘，直到昭王逝世，继任者惠王作了错误的决定，不用乐毅而用愚将骑刦，田单才能反攻。

再者，田单在即墨城和士卒一起做苦工，「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鲁仲连后来对他形容他那时的作风说：「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篑，立则仗锸（努力生产劳动），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尚矣！归于何党矣！』（没有退路了，祖宗的祠堂也给人毁了！今日如不决战而投降，真是没有下场了）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

因此，「毋忘在莒」，并不只是坚守待变那么简单，其中包括：痛改前非、恤下抚民、努力生产、同甘共苦、激励士气、上下齐怀必死之心等等因素在内。但即使能够这样做，如果对方在政略与战略上不犯重大错误，仍是未必能够成功。

三七、

中共要「解放台灣」主要包含两个意义。一、台湾人民苦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为了爱护中国同胞，所以去解其倒悬，使得台湾人民得和大陆上的人民一样过幸福生活。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必须统一。

既然是「解放」，被解放者必须日子难过，渴望改变。如果台湾人民的生活并不痛苦，和「已解放者」相较也不更差，那么「解放」就不成其为解放。因此「解放」两字之中，含有苦乐对比的意义。

目前双方都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双方所努力的，就应当使得治下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这样的和平竞赛，对于全中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台北当局只有使台湾人民爱惜现状，人民才肯出力来保卫现状。中共如能以具体事实表现，生活在中共政权下确比受国民党统治好得多，「解放台灣」决非难事。

至于中国要统一，这个原则是谁都同意的。毛泽东这样主张，蒋介石也这样主张。问题是怎样统一，在甚么情况下统一。

越南停战前后，北京曾数次正式表示态度，赞成南越和北越将来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原载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至廿三日香港「明报」）

刘国重

金庸喜爱用《天方夜谭》伴跳芭蕾舞——金代表金庸，孙代表孙颖


我一直对金庸和其作品怀有特别的感情，这与小时候对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痴迷不无关系。记得年少的我，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国家一级的儿童艺术团体）内住校，晚上和同学一起趁老师不备，偷跑到校门口附近的店铺去看电视播放的《射雕》，看完後全身冻得冰凉再跑回宿舍，人钻进被窝里，脑子里却还是郭靖、黄蓉、梅超风……

来香港定居後，我没想到居然有机会结识了金庸，还多次与他交谈文学、音乐及人生；他每次听完我演奏，更是会认真地告诉我他的感觉。这件事对我而言，其意义和鼓励性，丝毫不亚於那些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曾带给人类的欣喜和收获。因为金庸作品内那漫天飞舞的想像力、精密周全的架构、人物之间的巧妙关系、极高品味的美感、至纯的爱情、动人又紧凑的故事情节等等，对从小学音乐的我来说，真是和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老柴）作品的震撼不相伯仲。我们这对同样喜欢老柴音乐作品的忘年之交，也终於有机会在相识了五年之後的今天，於金庸那拥有一望无际海景办公室的《明河社》内，淋漓尽致地畅谈了一次音乐。

（以下谈话金代表金庸，孙代表孙颖）

学过芭蕾也学钢琴

孙：（环顾四周）好棒的环境，我还是第一次上来这儿作客。

金：（微笑著）我应该早一些请你来坐坐。「音乐天空」我看了不少期，挺喜欢的。杨振宁那期我看得很仔细，我应该说是最赞成他们这个婚姻的。《神雕侠侣》不就是说徒弟和师父彼此相爱，要结婚，人们强烈反对的故事麼？说辈份不对、门不当户不对，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很好的例子，如梁实秋夫妇、钱穆夫妇等等。两个人相爱是不应该去讲身份、地位、财富、等级的。

孙：（兴奋地）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在爱情中，应该只说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去说××奖得主或是年龄相差多少岁之类的话题，那是两位当事人的话题，而不是旁人的话题。

金：是呀是呀。

孙：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这个话题请留至我下次开设一个「爱情天空」的专版後再谈。

金：（笑）我就是喜欢音乐，一个简单的音乐爱好者。我学过好几年芭蕾舞，也学过两年钢琴。我最喜欢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如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等等，最喜欢老柴的交响曲「悲怆」、《第一钢琴协奏曲》、《天鹅湖》、《罗密欧和茱丽叶》等，还有很多我都喜欢。

孙：你喜欢画，收藏了不少作品，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你一定也喜欢吧？

金：（开心地）喜欢喜欢。他是俄国「强力五人集团」成员之一，还有另一位成员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他的《天方夜谭》管弦乐曲的後半部，节奏感极强、很好听，我那时经常用它做背景音乐伴著我跳芭蕾舞（即哼起《天方夜谭》的旋律，准确无误）。

孙：（惊喜地）这是我最爱的乐曲之一，它取材於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作曲家里姆斯基是一位有多年在世界各地航海经验的高级海员。

金：乐曲後半部之所以那麼动人心魄，就是因为它形容船在耸立著青铜骑士的岩石旁边遇难，然後就结束了。

孙：前半部份我也很喜欢，由优美抒情的小提琴奏出，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由於里姆斯基在他的航海生涯中，曾去过很多神秘的地方，如百慕达三角地带。我若闭上眼睛听这首曲子，有时真的能看到一幅我曾亲身感受过的画面：「船在暮色降临时驶进直布罗陀海峡，两岸是峭壁，海鸥鸦鸦低旋，气氛冰冷、忧郁……」

金庸版《十面埋伏》

金：他这个意境，令人想到船在浩瀚、无尽头的大海中航行。其实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多数都带著深层次的忧郁、伤感，所以它最打动人心。你听老柴的《第六交响曲》，最後的末乐章真让人想流泪。

孙：（点头）所以写完此曲後的十二天，老柴就去世了，後来的人把此乐章叫做《安魂曲》。

金：还有後期的拉赫曼尼诺夫，他的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我都喜欢，可能是因为旋律比较通俗、易懂。第三的钢琴技巧是很难弹的。


孙：是的，这两首又是我的至爱，看来在欣赏音乐方面，我们俩绝对是「志同道合」的「浪漫派」。

金：钢琴家傅聪曾表示不是太欣赏拉赫曼尼诺夫，他最欣赏的是莫扎特。

孙：真是「各有所爱」啊！相信不同性格的人喜欢的音乐也大不一样。对了，你为什麼只学了两年钢琴？

金：（遗憾地）因为我右手的无名指受伤了，当时根本不能独立弯曲，所以我只好放弃了弹钢琴。（示范受伤部位给孙看）

孙：（庆幸地）手指恢复後倒没有影响你写字，这真是太险了。

金：是的，我写小说、写文章都是习惯手写，手写能跟得上我大脑思维的速度。

孙：我是电脑盲，所以也是一贯手写。

金：对了，上次我听你弹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我不是太欣赏它这个曲子的安排，一上来就气势磅礴，好像已经要正面交锋，反倒没有了「埋伏」的意思，应该以柔美的音乐开始，不断有被「埋伏」的感觉，最後才正面交锋。你说是不是？

孙：说得太有道理了！你能不能以你武侠小说的布局形式，重新编排一下《十面埋伏》，我找一位优秀的作曲家来一起合作，创造出一个新金庸版的《十面埋伏》。

剑桥时间排得满满

金：（笑）有时间再说，假期结束後我又要回剑桥读书了。

孙：说说你在剑桥的生活吧！

金：我在剑桥附近买了一所小房子，还未搬进去住。这是一所近八百年的古老大学，特别著重神学、文学等不讲实用的学科。我在那儿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压力也不小，上次你说要来剑桥看望我，那可能真是没有时间呢！

孙：（郑重地）说到这一点我真是很佩服你，像你这样的大师，已达到人生这样高的境界，成就、名望这些大多数人一生苦苦追求却得不到的东西，你早已欣然在握，你却能抛下一切，专心一致地去继续读书，真正应验了那两句话：「学无止境」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金：（微笑不语）

孙：这才是真正的「笑傲江湖」吧！先「笑傲」，後「退隐」。

金：对了，我送你一套《笑傲江湖》，那里面有两个主角一正一邪，也可以说是音乐家，他们俩因知音而成为知己。这套书送给你正合适。

孙：我太开心了！

金：像今天这样，可以聊一聊我们共同的爱好—音乐，也是蛮好的，我以前还在《大公报》工作过十年呢。

孙：我知道，我在第一期「音乐天空」中已提到过，那期嘉宾是黄永玉，他当时是你的同事。

金：我们是很熟的朋友，我收藏了不少他的画，我很欣赏他画你弹琵琶的那一幅，画两旁空出不少地方，人的神韵特别好。你挂起来没有？

孙：就挂在我客厅的钢琴旁边，中西合璧，效果很不错。

金：好，那很好。（说罢金庸站起来，从几乎占了整面墙壁、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大书架上拿了一套《笑傲江湖》，然後坐在书桌前，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孙颖小姐，自古知音难，知己更难，书中曲洋、刘正风邪正不同，因知音而成知己。」之题辞。此时，偌大的落地窗外，悄悄降临的暮色正在渐渐聚拢；窗内，正与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握手道别的我心里在想：记忆中一生难忘的美好时光，从此又多了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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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提出金庸红到如此是仗了这样一“剑”：金庸武侠中强烈的传统道德观，邓友梅自述年轻时在北京跟老舍、赵树理寻求写作秘方，他们就让他看武侠。因为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表达传统观念，老百姓爱看。有的打着纯文学牌子，不见得高明，通俗的则不见得低。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吴伯义的，其法国文学一流，学《新闻学》，从事报业后，突然转向武侠，高层次的文学修养，把中国武侠水平跳了一级。再跳一级的，就是金庸。他的学术修养，史学皆通，外文水平，才气逼人，选择武侠这一形式，看到了中文叙述和审美的价值。

亨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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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央视《面对面》：香港著名作家金庸专访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1日18:23 央视《面对面》
央视《面对面》：香港著名作家金庸专访



　　解说：(香港，位于港岛北部的一座高档写字楼)。

　　这是香港明河集团的办公室，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就是金庸，从16年前卸任《明报》社长职务之后，除了查阅资料和会见记者，他平时很少回办公室办公。2004年年底，金庸辞掉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此后他一直推辞各类社会活动，静心等待去英国剑桥大学研习历史。《面对面》记者近日在这里对他进行了专访。

　　(同期：向记者介绍自己的书房陈设。)

　　王志：您觉得他们会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学生来看待吗？你怎么去学？

　　金庸：文学博士很难的，要学校的教授会全部通过，很多都通不过的。结果因为剑桥的校长看了我《鹿鼎记》的英文翻译他喜欢，所以他极力促成这个事情。

　　王志：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金庸：因为学问不好才去到外边再念念书，再学问好一点，不能说比人家好，比自己好一点。

　　王志：您去那儿能学什么？

　　金庸：我去那儿学历史，学考古，学世界史。

　　王志：以金先生您的学问，您的声望，谁能教你？

　　金庸：有的，有的，专门的学问一定是有人可以教你的。

　　解说:1999年作为知名作家金庸正式受聘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第二年,他更是获得了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格,开始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专业的博士生。2003年秋季，金庸招到首批3名博士生。

　　从金庸踏入学术圈的那一天起，一些学术界人士就不断质疑他的学术水准和任职资格，2004年底，伴随着一片争议声，金庸向校方提出了辞呈。

　　王志：为什么不做了呢？

　　金庸：当时准备去英国念书，所以浙大就辞职不干了。

　　王志：但是您辞职的决定，相对于这个决定来说就来得突然了，为什么突然会提出我不干了，我辞职？

　　金庸：我已经做了五年，也交代了，也过得去了，对他的许诺。张俊生先生在做浙大的党委书记的时候，他跟我有一个约定，他说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就不来，身体好就来，身体不太好就不用来了。我说我80岁了，年纪太大了，不能教书了，他说你来讲讲课就可以了，不喜欢来就不来。实际上我当人文学院的院长，学校就给我派一个常务副院长，他说行政工作全部叫常务副院长做好了，你的人文学院不用管了，只要挂个名。我这个名气对浙大有好处。因为我们请金庸来当人文学院院长，其他的各种各样院长都请了很多科学院院士、工程学院院士来当，请起来容易，所以浙大差不多所有的院长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王志：但是这样人家可能认为名不副实，您有时间去吗？您有时间去管理去做院长的工作吗？

　　金庸：没有，没有。当时讲好了条件，并不需要所有工作全部做，行政工作更不做，去的话也讲讲大课，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有中文、历史、哲学，这些事情，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些我懂得。我可以给学生讲课，教新闻?

　　王志：也有媒体报道您批评学生。

　　金庸：没有这个事情，我对学生，我觉得第一学生很热情，对我很好。媒体，你也是媒体，我觉得学者和媒体，中国的媒体很堕落。有媒体报道说桃花岛要给金庸建个铜像，我已经到了桃花岛在举行奠基的工作。我说这是假的，他这么瞎搞谣言，我没离开过香港，怎么去到桃花岛奠基，媒体造谣。你说我批评浙大学生也是造谣。把两件事拼在一起媒体怎么可以这么来讲？我做媒体的时候，这样造谣，这个记者被知道了，明天马上开除了，其它的报馆还不用他。他不尊重事实……

　　王志：对金先生因为这件事情引发的争论和批评还有比这个更尖锐的，也有人认为金先生您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博士生导师。

　　金庸：，你讲我不好就不好，我承认，我不能说我自己学问很好，比你学问更加好。我觉得我学问不好我自己努力念书，念到学问可以勉强去做教授就做教授。

　　王志：还会继续招新的博士生吗？

　　金庸：现在我不知道。

　　隔 断

　　解说：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家学传统深厚的商人家庭，他的家庭和著名诗人徐志摩还有姻亲关系。8岁那年，刚刚读书认字的金庸开始着迷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故事，而他此时的理想却是当一名外交官。

　　1944年，抗战的最后阶段，金庸考进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就读期间，因为看不惯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金庸打抱不平，被校方勒令退学。抗战胜利后，他凭着自己的英语和法律特长在报馆里找到了工作。

　　王志：您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报纸吗？是做报人吗？

　　金庸：是啊。我本来在杭州报馆，《东南日报》做记者，做新闻记者，后来做国际新闻的翻译，《大公报》报社报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想《大公报》比杭州的小报纸好得多了，我就去投考，结果考取了，在上海《大公报》工作。

　　王志：怎么来的香港？

　　金庸：解放前夕，1948年，在这里准备成立《大公报》的分公司，我从上海派过来，到这里来工作。

　　王志：来到香港以后做什么？

　　金庸：做新闻的翻译。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这些外国的电信，拿来，翻译中文，登出来了。

　　王志：这个职业对您有什么吸引力？为什么喜欢当记者？

　　金庸：我本身喜欢文学，喜欢文字工作的。

　　王志：喜欢文字工作应该当作家的？

　　金庸：作家没那么容易的，做记者容易了。记者你去打工，给你薪水，工作就固定了，作家你写了文章，人家不一定给你发表，发表了也不一定给你稿费。作家的工作是很辛苦了的。

　　解说： 1948年底，24岁的金庸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金庸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官之梦，为此金庸曾毅然告别爱妻，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

　　王志：在您的经历当中，还有一个谜，大家认为您原来是想当外交官的？

　　金庸：是。当外交官，那时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周总理的助手，跟我是相当认识的，他们邀请我去的，但是我跟他见了面以后，他就我讲。他说你的出生不好，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到外交部当外交官，不太有前途的。要我上人民大学，再入党，做了党员，再到外交部做工作比较好。我当时觉得入党了，我想我知道共产党，我想你们规定的纪律，什么规定都很严格，服从纪律，服从党的指挥。我这个人个性格很散漫的，文人的性格，服从纪律不大做得到的，我在大学，被学校开除，好多次就是因为不守纪律，我想被党开除以后，一生没前途了。我不做了，外交官不做了。

　　王志：怎么开始写武侠小说的？

　　金庸：那时《大公报》有一个晚报叫做《新闻晚报》，本来我的一个同事叫梁羽生，梁羽生也写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的，后来他写了几部，慢慢觉得疲倦了，不写了，不写了，总编让我接上去，就我写了，我一写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一写就很成功。

　　王志：他是看中你那一点呢？还是你自己有展示了？

　　金庸：看中了文字好大概，平时谈武侠小说很懂。我一写就成功了，这个报纸销售也增长了，后来我自己也有信心了，我的小说能够得到读者欢迎。

　　解说：1955年，金庸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接着,《雪山飞狐》一出，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当时，金庸和另外两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百剑堂主并称“三剑客”。但是就在金庸的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的时候，他却在1959年离开了《大公报》，自办了一份取名叫《明报》的报纸。

　　王志：什么情况下想起来我要单独办一份报纸？

　　金庸：这是我在《大公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觉得《大公报》的领导人老讲假话，当时大跃进的时候，亩产多少万斤,我说不可能这件事情。我说假的、假的。

　　王志：您跟他当面提出来的吗？

　　金庸：提出来了。他说这样做，假的你就不做，我心里很气愤，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了一份小的报纸。

　　王志：但是你自己要办一个报纸，这同样是有很大的风险，资金从哪儿来，能不能成功？ 金庸：是的，这是有困难的。我跟同学两个一起办的。什么事情都要冒险的。管钱、管帐是另外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在香港遇到的，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办这个报纸，我占大股、他是小股。

　　王志：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当时有明确的目标吗？

　　金庸：《明报》。《明报》很小型的一个报纸，当时销售也不大的。

　　王志：但是你自己去办一个报纸，跟您的写作不是有影响吗？哪还有时间来专心写作？

　　金庸：写作也写，办报纸也做。到后来我的报纸有社评，又写小说，又写社评，又办报纸，当然工作很辛苦了，那时候年纪轻，20几岁，30几岁。

　　王志：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把这些小说写出来了的？明年的报纸就要登，我今天哪有时间写？

　　金庸：是。

　　王志：怎么能够写出来了？

　　金庸：所以我写小说，我今天下午写，多晚上在报馆写社评，写社评就很紧张了，以前不是电脑了，有排字功能的，一个个的铅字来排的。查先生好了没有？我写一张，他就拿去去排了，另外写一篇社评，写两张稿纸，第一张写好了，他就拿去，我说我要看一下，改一改，他说等我排好了你再改，所以很紧张了。
隔 断

　　解说：在竞争激烈的香港传媒界，没有任何背景的金庸自立门户，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金庸凭着他的犀利的时事评论和新武侠小说，使《明报》得以正常地运行发展。

　　王志：那大家可能问，查先生您写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金庸：第一工作需要，第二是我有兴致写。

　　王志：创作总是需要灵感的？我怎么写这个东西，灵感从哪儿来？

　　金庸：我写武侠小说，有时候睡在那里不能马上睡着，有的时候构想一下。

　　王志：但是你要构思一部小说的时候，你这个结构，你这些人物，它必须要有来源，你要有清晰的？

　　金庸：是。自己的一个原则，已经写过的结构模式，已经写过一次了，第二次不写了。大致这样的人物已经写过，第二次不写了。比如说《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一点比较傻傻的，并不聪明的，这种人写过一次了，第二次不写了。

　　王志：但是您本人并不会武功？您对江湖上的事，依您的经历来说，也不应该是了解特别多的。

　　金庸：不多。但是看小说看得多了，看武侠小说看得多了，武侠小说里有武功的，中国关于武功的书很多的，我们面面去找的话，基本都找得到，少林派、武当派的、各种各样的大派别的武学的，这些武功技术不够的话，自己再创造一点，自己想象一点。

　　

　　王志：你的小说中间有没有原型呢？

　　金庸：原型没有。不知不觉受到好像中国传统《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间接不知不觉的影响一定是有的。但并不是说抄他们的。

　　王志：写这种书的时候您感到快乐吗，您自己会进到小说里的情节吗？

　　金庸：是，我进去，也有快乐，书中人遭遇不好的时候我也很悲伤，自己流眼泪也都有，自己很感动。

　　王志：跟您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没有，跟您的生活有联系没有？

　　金庸：生活联系不上，只能够说我有时候希望，书中时常写酒量好得不得了，喝千杯不醉，实际上我酒量不好，不会喝酒，所以我就发泄一下，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喝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大杯大杯地喝都喝不醉，像武松这样子。

　　王志：但是可能读您小说的朋友都可能要追本溯源，说为什么是金先生把武侠小说写成这样？您的经历，您所受的教育哪一点会造就您？

　　金庸：完全想象，好像《射雕英雄传》，我写蒙古大漠，但是我以前蒙古一直都没去过，一直大1982年，我见了邓小平，他说你到中国去游历游历，希望到哪里去，我心里想《书剑恩仇录》写了新疆蒙古这些地方我从来没去，我没去的地方就去一下。好像《天龙八部》写大理，云南大理，我从来没去过，大理一直邀请我去，他还给我送一个大理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王志：但实际上大家都称金先生是大侠，大家都在揣摩到底哪一位跟您自己最像？

　　金庸：实际上谈不上最像，我只能说好像《天龙八部》的段誉、令狐冲是我希望做到的个性，这种个性你做不到的。好像段誉就我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你比我地位高也好，地位不高也好，追求女人追求到也好，追求不到也好也算数了。令狐冲就潇潇洒洒，你给我做大官也好，做小兵也好无所谓，只要问心无愧。

　　王志：言为心声，总归是跟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自己的性情有某种关联。

　　金庸：我不是指我的性格这样，只是我希望的性格是这样子。好像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人家对不起他，他也无所谓，不在乎。

　
　　王志：为什么会封笔呢？

　　金庸：故事我也想不出新的故事了。所以，写的也都差不多，所以我就不写了。

　　王志：说停怎么就停得下来？

　　金庸：写了实际上15部了，15部小说一个作家也不少了。

　　王志：是，就一个作家个人来说肯定是不少。但是您当时的武侠小说仍然是很受欢迎，说停就能停下来？

　　金庸：武侠小说对于我，虽然受读者欢迎，但是我自己声明，我不能为了你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当时的生活，我觉得最好再念念书，再追求学问，这是自己需要的，自己希望的。

　

　　王志：您对读者有什么希望吗？您希望他们怎么看你的小说？

　　金庸：看我的小说，我希望你懂得是非观念，社会上有不合理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出手去纠正，纠正很困难，但是你至少知道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个领导贪污欺负人，你心里想这个领导要不得，你不一定能够去告发他或者是打击他，大家都觉得要不得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做不长。所以，要有一个是非观念

　　王志：但是现在有人把您的小说跟《红楼梦》并到一起来，有“红学”，现在又有人提出来要搞“金学”？

　　金庸：人家问我，我觉得不敢当，“金学”这个字是太夸张了，不要用。你说我的小说是欢迎的，也开过很多会，他们说叫什么“金学会”，我就不赞成。所以在美国开这个会，它不叫“金学会”，叫“现代小说与金庸作品”。

　　王志：您眼中俗和雅的界限在哪儿呢？

　　金庸：俗跟雅是没有界限的，任何作品，艺术作品一定要俗，一定要跟人民大众接受，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这一点我同意。他主张文艺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你说因为工农兵接受就俗了，只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同意，这就雅了，我不赞成这个讲法。

　　王志：您希望读者怎么读您的小说呢？是作为消遣，还是作为一个纯文学的作品？

　　金庸：文学作品也可以消遣的，我觉得两者并不冲突的。好像我们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的那些，《红楼梦》那些，一方面也是消遣，一方面看《红楼梦》，好的小说可以写人性，或者描写很深刻，这个就是文学作品。

　　王志：现在因为小学课本节选了您的作品，您赞同吗？

　　金庸：是中学的课外读物，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来出，他来问我要不要给稿费，我说送给你们，不要。我的作品你选的这一段给中学生念念没有害处，培养他一种正义感、是非感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我这个文字在中国不知道，至少在外国所谓的全球华侨，他们离开中文，是因为中国的小说，很多家长写信给我，我这个孩子到了美国，到了英国，到了法国，中文完全忘记了，因为看你的小说还保留一点中文，他们说小孩子有的写信给我，金伯伯、金爷爷，他说我们看你的小说长大，所以我对中文还懂一点，觉得靠你的小说。我觉得至少对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还是有贡献的功劳。 现在新加坡教科书把我的小说《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正式列入中学、小学课本。我想他之所以选取《书剑恩仇录》，因为《书剑恩仇录》讲民族团结，讲我们汉族跟维族要大家互相亲爱，要和平共处。在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它跟中国人跟回教的人，很多马来西亚回教的人，选《书剑恩仇录》也鼓吹和平共处，不要互相排斥，对民族团结有点贡献也是好的。

　　王志：但是有些家长觉得看您的武侠小说就是看玩的书，他们担心会耽误正规的学业，担心小孩子学不到好的东西。

　　金庸：家长自己也看的，这个家长没用，他的小孩照旧看，早先12部小说早就看得滚瓜烂熟，家长问他，全部答得出，这些老师叫学生不要看，没有用，他早就看了。

　　王志：担不担心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大人看了他可能有判辨的能力？

　　金庸：到现在我想不会。唯一的《鹿鼎记》，《鹿鼎记》讲韦小宝，小顽童，做了很多坏事。这部书，小孩子可能看了不太好，不愿意学他的。但是中国人讲义气，朋友不能够背叛，对朋友要讲朋友义气还是要的。

　　

　　王志：您的小说本来就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把您这些虚构的东西现实化，什么论剑，我看您也出席这些活动。

　　金庸：是呀。

　　王志：这样现实化会带来什么作用呢？会是积极的吗？

　　金庸：这个并不是提倡不提倡，他们喜欢搞这儿活动我觉得也没什么害处，至少我这个小说我自己觉得有正面作用。中国社会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觉得中国社会，大家对道德不大注意，对朋友义气不大注意，好像对爸爸妈妈也不尊重，对老师也不尊重，我这个小说起码强调对父母要尊重，对老师要尊重，对朋友要讲道理，对爱人不要背叛，这种观念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解说：近年，金庸的个人兴趣已经转到了教育和文化领域，他在内地一些高校设立基金资助贫困生、赞助学术活动，而且展开了对中国历史的再研究。同时，金庸也得到了一些教育学术机构的认可，他先后获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名誉教授荣衔，而封笔至今，金庸一直没有新的小说作品问世。

　　王志：封笔之后你就没有再创作的欲望吗，再没有手痒的时候吗？

　　金庸：我现在研究学问，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历史。我这个想法就是，中国历史所以发展，中国国家之所以强大、之所以伟大，因为我们各个民族大家团结融合在一起，五胡乱华，当时我们历史当中都讲五胡乱华是不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五胡乱华也是很好的，中国本来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民族，慢慢腐化下去的一个民族，但始终匈奴、鲜卑这些外来民族侵略之后，跟汉族结合起来之后，有汉朝，有唐朝，又兴旺起来，有了外来的民族以后，大家团结融合，我们整个民族就奋发起来，又有青春力量出来了。

　　王志：毕竟武侠小说给您带来巨大的声誉，说断就断了，说不写我就不写了，还是我已经再写不来比以前更好的东西了。

　　金庸：我已写不出来，将来如果再有空的时候，或者想找一些好的题材，可能再写一部也可能，但是在目前阶段，我年纪大了，写得不好了，那也没办法了。

　　王志：去英国什么时候成行？

　　金庸：6月份要去，6月22号有一个仪式，正式给我这个名誉文学博士。

　　王志：您觉得您的心态能回到当学生的程度吗？

　　金庸：我一直希望，到了那个大环境中间我当学生，自己好好地研究，我英文不够好，那么再学点英文也好。

　　王志：好，祝你一切顺利。

　　金庸：谢谢你，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