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啊 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好文啊
尤其是最后 一段访谈 感觉金庸个性还是很强的 外柔内刚 其实很想了解他和倪匡、蔡澜在一起时的言谈 比如倪匡作弄金庸的段子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9-10 22:22 编辑
胡文辉
读严晓星《金庸识小录》稿，有两点感受最深：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每能穿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甚深，每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
比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都有影射当时大陆政治的内容，我过去也曾提及，《鹿鼎记》写神龙教教主在夫人的唆使下打击元老，提拔少年，明显影射了“文革”。而晓星更指出：神龙教伪造的天书里有一句“吐故纳新”，教中“高干”黑龙使也说：“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这里的“吐故纳新”，并非随意运用成语，而是有“今典”的——当年毛泽说过“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由此开展了一场“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举此一例，就很可见他读书的细致和敏锐了。
又如，《鹿鼎记》里有个太监说到皇宫的事情：“……太后和皇上的菜肴，一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伙儿又只好上吊了。”对于这些话，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特别留心，但晓星却又指出，金庸可能是受了鲁迅杂文《谈皇帝》这一段的影响：“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又引吴湘相《三生有幸》作对比：“我在北平时常听故老传说：顺治皇帝喜爱菠菜，称之为‘红嘴绿鹦哥’。北京一年四季有菠菜，传说即为迎合帝旨。深恐帝一旦传菠菜，而无菜品供御，可能要受处罚。”能如此旁征鲁迅、吴湘相笔下的细节，跟金庸作一个“对照记”，除了善于联想之外，非有广博的阅读基础不可。这又可见，晓星虽有“金学家”的功底，但他的功夫其实更在金庸之外，在武侠小说之外。（顺便自夸一下：研究陈寅恪诗，功夫也得在陈寅恪之外，仅仅熟悉陈寅恪，是无法作出《陈寅恪诗笺释》的。）
总而观之，《识小录》以考掘有关古代故实方面的内容最多，也最有价值。如谈明教与明朝，是历史学；谈金庸所受古典小说的影响，谈“喜心翻倒”，是文学史；谈蟹汁化漆、象鸟、折扇，是博物学；谈大同姑娘，是风俗史；谈双蛇杖，谈“皮格马利翁现象”，更是西学。如此种种，皆左右钩稽，而见一己之得。虽以短小的札记体裁写出，仅成就一册小书，但能免于陈言，其价值实远在坊间所谓“金学”论著之上。
在此，还想说些题外话。
我总觉得，单纯从文学史的立场，无论评价有多么高，仍不足以真正认识金庸。在至今为止的现当代文学史编纂中，海外的武侠小说仍处于边缘，甚至于不入流。身在庙堂之外的王朔尚且轻蔑地批判金庸，则金庸的文学史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假如我们换一个立场，从所谓“传统文化”的角度观察金庸，观察其他的海外通俗文学，就很容易感觉到他们作品中的古典内涵；也就是说，恰恰是海外通俗文学延续了“传统”一脉的香火，使其不绝于大众文化领域。而反观近半世纪风刀霜剑的大陆文坛，在那些主流作家的身上，又有多少“传统文化”可言呢？因此，晓星能从金庸小说中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古典话题，绝非偶然。试问又有哪一位当代大陆作家，能够让我们，或者说值得让我们，也作一部《识小录》呢？
对于金庸晚年的某些言行，我曾有不客气的批评；但对于他的小说，我仍只有欢喜赞叹。眼见有些学院中人质疑他的学识，内心颇觉不平，他们哪里配！如果说陈寅恪是“从史实中求史识”的话，那么，我以为金庸称得上是“从故事中见史识”的。（我曾写过一篇《古典今情中的施琅》，特别以《鹿鼎记》的情节为例，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以他对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本不需要学院派的承认，他垂老还去读剑桥的历史博士，实属多此一举。而剑桥的汉学家们，倒是应当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这些话，想必晓星也是同意的吧。
当代论“金”之作，林林总总，泥沙俱下，除海外倪匡的早期评论，以及对版本下过功夫的陈镇辉《金庸小说版本追昔》、林保淳《解构金庸》之外，我个人最欣赏的有三家：王怜花《江湖外史》，王怡《不服从的江湖》，还有就是这本《识小录》了。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王怜花看到的是激扬文字的青春，王怡看到的是政治和法律，而严晓星看到的是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们或自浇块垒，或借题发挥，或考镜源流，都不属于一本正经的金庸研究，可谓“写在金庸边上”。这让我想到鲁迅评《红楼梦》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想，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
我对晓星，最早只看过他写的这些金庸札记，后来见到他出了本《近世古琴逸话》，又编了本《高罗佩事辑》，最近才知道他对《孙子兵法》极感兴趣。总的说来，对他不能说特别熟悉，至今也未曾识面，原本缺乏作序的资格。但考虑到金庸小说是我们——甚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遂不敢推辞，兹序如上。
二〇一〇年秋于广州洛城
（《南方周末》201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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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举报
[美]司昆仑（KristinStapleton） 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9-06 / 精装
李静睿的昨日世界
27分钟前 来自 iPhone 7 Plus
这本书蛮好看的。文学意义上我不是太喜欢《家》，但还是觉得里面对父权制的反抗很动人，巴金自己在1937年写给表哥的信里也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其他青年不再被困在“礼教的监牢”里……并不是报复私人而是攻击这个制度。”书里还引用了巴金的老师吴虞的观点，即正是要求年轻人以老为尊的传统孝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软弱的顺民，“在这样的传统中长大的孩子，成人后极易被宣扬国即为家的纲常等级制度的统治者摆布”。另外，书里提到巴金对婢女们的生活其实并不了解，他主要是从《红楼梦》中得到的灵感，这证实了我小时候读到鸣凤那一段故事的疑惑：这不就是被迫嫁给大老爷后的鸳鸯吗？
古典今情中的施琅
http://view.QQ.com 2006年04月20日14:59 人民网 我要评论(150)
2006-04-20
对施琅问题的辨难，体现了我们的思想困境。将施琅英雄化的历史叙事，其实是以“国家统一”的政治价值，完全抹杀了“民族气节”的政治价值，这是一元价值观的惯性思维，其招致另一种价值观的激烈反弹，也就毫不意外了
□胡文辉
历史叙事中的施琅
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施琅平定台湾、统一版图的功绩就得到过度诠释，他作为“投降派”的传统形象，也因此戏剧性地转变为“民族英雄”
近世以来，明清易代前后的史事和人物，不断作为当代的政治修辞，被普遍地古为今用。
清末民初之际，革命派极力渲染明末清初的血腥历史意象，以强化反满的种族主义话语；与此约略同时，敌视革命的遗老派，也通过挖掘明遗民忠于旧朝、不事二主的事迹，以凸显对清室的政治忠诚。
1930年代以后，日本势力步步进逼，在内忧外患交攻的情势下，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更被中国知识界反复强调：对外，明朝末年面对满清崛起的政治困局，被等同于国民政府面临日本侵略的国家危机；对内，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又对应着现代的革命运动。
自1950年代以降，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郑成功作为现实政治的投影，遂成为两岸显学。不同的是，台湾方面强调郑成功据台自守，延续明室的“正统”；大陆方面则强调郑成功征夷复台，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双方对郑成功形象的政治争夺，是表现在历史学领域的阐释权之战。相对于郑成功，在1990年代以前，施琅一直是位被刻意冷落的人物。
造成施琅被冷落的原因，在于晚清以来的种族主义话语对现代历史编纂所造成的浓厚影响。按照这一种族主义历史观，明朝代表中国政治兴替的“正统”，而清朝则为外来的异族统治；于是，施琅作为背叛汉族、背叛明朝、背叛郑氏的“投降派”，就成了现代以来中国人最不齿的“汉奸”。因此，尽管施琅代表清朝“****、统一中国”，史学家却难以将他的形象正面化。历史叙事中的民族英雄，依然只能是保持政治气节的郑成功，而不是有违民族大义的施琅。
直到1980年代，世易时移，对施琅的历史审判才开始出现翻案。如已故史学家傅衣凌指出：“从这些表面的现象看来，好像郑成功和施琅始终是一对对立物。然而历史的发展，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却是相成，使他们服从历史的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一对不乐意的合作者和继承者……从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都是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而不是一姓的私仇。”这类论说，以所谓“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已完全抹平了郑成功、施琅之间所代表的国族冲突，开启了将施琅英雄化的历史叙事。到了近年，通过“清初统一台湾学术座谈会”、“施琅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之类的史学活动，否定施琅的历史思维惯性更出现了逆转。一方面，时过境迁，传统的历史影射渐行渐远，明、清种族冲突的历史主题也已逐渐淡化；另一方面，清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已悄然确立，降清者的“汉奸”形象，在历史编纂中也显得轻描淡写。正是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施琅平定台湾、统一版图的功绩就得到过度诠释，他作为“投降派”的传统形象，也因此戏剧性地转变为“民族英雄”。
当代语境中的施琅
对施琅的全盘肯定，实质上就意味着对政治背叛、对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说，朝三暮四，趋炎附势，反身事仇，都是顺乎历史潮流kk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观，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来衡量，也是可耻的
将施琅的历史形象完全正面化，《施琅大将军》并非始作俑者，但它与同名电视剧首次将这种小范围内的历史叙事，推向大众传媒的前台，故引起了广泛争议。
《施琅大将军》的支持者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英雄”，而反对者则继承过去的历史视角，将施琅视为“汉奸”。如果说，反对者的思路多少仍未摆脱僵化的爱国主义教条，以一个“汉奸”标签作为历史的尚方宝剑，就将施琅盖棺定论，对以施琅为代表的明朝降臣群体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但相比之下，支持者出于迎合当下政治修辞的需要，完全由现在时的国家地理和民族关系出发，来解读明清之际的古典世界，掩盖了明(汉)、清(满)之间的国族敌对性质，而将台湾郑氏政权对明朝正朔的死守，误读为地方势力的分裂，将满清对台湾的异族征服，扭曲为中央政权对地方割据的政治收编，这种“影射史学”却更加是荒诞的反历史主义。
施琅降清，扫荡作为残明反抗势力最后代表的台湾郑氏政权，与吴三桂降清，剿杀作为明朝政治法统最后象征的南明永历帝，在性质和逻辑上是一致的。假如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统一，就是“民族英雄”之所为，那么施琅不过是给明王朝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而吴三桂才是埋葬腐朽明王朝的先行者，对于满清迅速“统一中国”，吴三桂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远比施琅重大得多；如果施琅是“民族英雄”，那吴三桂又是什么呢？
从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我们可以承认，清朝取代明朝，是弱肉强食，是优胜劣汰，他们拥有作为胜利者的“合法性”；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清朝在历史上是比明朝更为辉煌的一个朝代，康熙是比明朝所有皇帝都要杰出的统治者。但我们依然不能因此就取消了政治的道德主义维度，抹杀了康熙的敌对者kk南明政权、郑氏政权作为明朝“正统”继承者的地位，抹杀它们抵抗满清的“合法性”，抹杀它们作为失败者的政治英雄主义。我们还可以相信，不论有没有施琅，清朝征服台湾都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但不能因此就肯定施琅降清是“弃暗投明”的正当行为，否则所有残明势力对满清的抵抗就成了冥顽不灵之举，而史可法、郑成功辈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识时务者了。
总而言之，我接受胜者为王，但不承认败者为寇。
电影《英雄》借刺客无名之口，表述反对刺秦的理由：“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惟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我曾在《〈英雄〉与〈鹿鼎记〉》一文里批评这种论调说：
如此，就以“统一”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独立”的合理性，以强者征服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弱者抵抗的合理性。如果六国对秦的抵抗就是反历史的螳臂挡车，则以后宋朝对辽、金、蒙古的抵抗，明朝对满族的抵抗，甚至民国对日本的抵抗，岂非也属多此一举？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就可以证明其暴力的合法性，那么元朝和清朝比秦朝武运更长久、疆域更广阔，这就足以证明异族征服中原是合法的吗？假使抗日战争失败，假使日本能使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日本是否也有征服中国的合法性？日本管治下的台湾和满洲国在民生方面确较中国本土为优，这就可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理吗？
这个批判，对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也仍是恰当的。从《英雄》到《施琅大将军》，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历史逻辑：将统一绝对化，只要能够统一，那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作为“民族英雄”的施琅，跟作为“英雄”的秦始皇，其口径是何等相似啊！
对施琅的全盘肯定，实质上就意味着对政治背叛、对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说，朝三暮四，趋炎附势，反身事仇，都是顺乎历史潮流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观，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来衡量，也是可耻的，更何况是按照儒家道德kk作为最强调培养人格、磨砺气节的思想体系kk来衡量？
当代新儒学家以所谓“即用见体”的玄虚义理来将施琅的行为正当化，那等于是利用一种泛道德化的古典学说，来为一种不道德的人格辨护；是用一种由当代政治需要出发的“统一”至上话语，遮蔽了王朝时代的基本社会道德；用建立在近代主权观念之下的国家地理观，扰乱了施琅时代国族冲突的历史现场。这是典型的“曲学阿世”。甚至可以说，这是当代新儒学在重知识实践上失败的又一明证，儒学只不过成了用来遮掩施琅形象污点的装饰品！
即使我们退一步，暂且取消施琅问题中的历史维度，脱离施琅问题中的历史情境，而只将它置于当代政治这一“平面”之中，施琅形象仍体现出两种价值的对碰———“国家统一”(国家主权)的政治价值，与“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的政治价值，在此狭路相逢，互不相让。
伯林在《自由五论》中说到：
……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伯林主张价值的多元主义，也即价值不是惟一的，而是多元的；并且不同价值之间未必能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而是相互冲突、无法兼容的。施琅问题中的价值冲突，或许正可以视为伯林价值多元论的一个典型例证吧；而对施琅问题的辨难，也正体现了我们的思想困境。将施琅英雄化的历史叙事，其实是以“国家统一”的政治价值，完全抹杀了“民族气节”的政治价值，这是一元价值观的惯性思维，其招致另一种价值观的激烈反弹，也就毫不意外了。
小说家言中的施琅
金庸尽管努力丑化郑氏政权，但并不因此就美化扫灭郑氏政权的施琅，反而也尽量使施琅的形象负面化
《鹿鼎记》以天地会反清为基本线索，大量写到台湾郑氏政权，直接刻画施琅之处也有不少。金庸对施琅形象的塑造，与《施琅大将军》形成强烈对比。
金庸对清朝的历史定位是相当暧昧的：在思想前提上，他不能不坚持反清的正当性，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代表了反清的绝对正义性；但与此同时，他又为清朝统治的政治现实寻找理由，康熙就代表了清朝存在的合理性。康熙在小说中直接表示：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韦小宝向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四位大儒转述这番话，结果四人相顾无语，不得不承认明朝皇帝，无一可及康熙。
于是，在天地会与康熙之间，在反清复明的大业与维持清朝统治的大局之间，作为一个缺乏担当的市井之徒，韦小宝无法作出取舍，只有逃避，诈死退出江湖。———非知识分子的韦小宝，其实可以说代表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金庸的潜在立场。
金庸对明清之际历史的暧昧立场和双重标准，既体现在清朝和康熙身上，也体现在台湾郑氏政权和郑克爽身上；既体现在逃避现实的韦小宝身上，也体现在处于矛盾中心的施琅身上。
表现在对郑氏政权的态度上：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统治进行合理化的隐性立场，金庸极力贬抑台湾郑氏政权，尤其对作为郑氏政权继承人的郑克爽极尽妖魔化，甚至不合情理地让他卑劣地将代表反清正义性的陈近南置于死地；如此，通过丑化郑克爽，就有效地削弱了郑氏政权所象征的民族主义意味，使得郑氏政权最后的覆亡显得不那么感伤；而另一方面，金庸写到韦小宝得知施琅平台之后，感觉茫然若失：“他和郑克爽一见面就结怨，师父陈近南为其所害，更是恨之切骨，但台湾一平，大明天下从此更无寸土，也不禁有些惆怅。他年纪幼小，从未读书，甚么满汉之分，国族之仇，向来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天地会日久，平日听会中兄弟们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觉满洲人占我汉人江山十分不该。这时听说施琅将郑克爽抓了去北京，并不觉得喜欢。又想师父一生竭尽心力，只盼恢复大明天下，就算这件大事做不成功，也要保住海外大明这一片土，哪知师父被害不久，郑克爽便即投降，师父在阴世得知，也必痛哭流涕。”可见他仍然不能不承认，偏安一岛的郑氏王权是对明朝“合法性”的继承，是中国政治法统的延伸；故他对于郑氏政权覆亡的无奈结局，仍不免有黯然之感。
表现在对施琅的态度上：一方面，金庸对于清兵扫平台海、一统江山，大致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甚至施琅原来闲居北京，还是由韦小宝保荐才得到重用；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反清的种族主义话语的承袭，出于“民族大义”的心理惯性，他又通过韦小宝，对施琅“他首先作为明朝将领降清、后来又作为郑成功部属而再次降清”冷嘲热讽。韦小宝当时已被康熙封为二等通吃侯，行政级别更在三等靖海侯的施琅之上；但作为大清的一殿之臣，韦小宝在通吃岛上设宴款待平台得胜的施琅时，却极尽挖苦之能事，当面说：“施大人本来是台湾国姓爷部下的大将，回过头来打死台湾的兵将，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下面更写到：“施琅默语，心下甚是恚怒。他是福建晋江人，台湾郑王的部属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尤以闽南人为多。他打平台湾后，曾听到不少风言风语，骂他是汉奸、闽奸，更有人匿名写了文章做了诗来斥骂他讽刺他的。他本就内心有愧，只是如此当面公然讥刺，韦小宝却是第一人。”以下的言谈，韦小宝更有意不让施琅自表其平台战功，而让郑氏政权的降将大谈早年郑成功的攻台事迹。以郑成功的复台，贬低施琅的复台，这正与两岸学界早年的史学影射正相一致。可见，金庸尽管努力丑化郑氏政权，但并不因此就美化扫灭郑氏政权的施琅，反而也尽量使施琅的形象负面化。
对于清朝，对于施琅，金庸的态度可谓都是自相矛盾的。但在我看来，比之《施琅大将军》那种一面倒的歌功颂德，这种自相矛盾，倒是恰当的自相矛盾。
永遠「前進」的金庸
作者： 東 西
更新於︰2012-07-07
以武俠小說聞名天下的金庸（查良鏞1924-）是當代中國一位傳奇文人，毛時代他是香港新聞界的**英雄，毛後迄今又蛻變成親共名師，主張新聞工作要學解放軍聽黨的指揮又不違良心。本文梳理金庸平生，饒有雅趣。
金庸：香港大俠、報人，終於前進為中國的大師、院長。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金庸先生分別被原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聘為名譽教授。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間被分拆了四十多年的大學──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完成合併，這就是新的浙江大學，由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出任黨委書記。
一九五二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進行所謂「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把全國的綜合性大學分拆出許多工科院校，取消人文社會學科。共產黨不需要人文社會學科，它要的是全國人民都聽黨的話，按黨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
董橋形容金庸前進得很妙不可言
一九九九年五月，張浚生書記邀請金庸先生出任新浙大人文學院首任院長。據說張書記和金先生是好朋友。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吧。
當年，名筆董橋先生在簡單介紹了貴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即查良鏞先生在浙江大學舉行的全國性的《新聞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研討會上的講話之後評說：「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我個人認為，這「前進」二字的形容，實在妙到毫巔，教你一想起來就感到十分有趣和諷刺！
在這個研討會上，查先生的講題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他說：「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要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這就是董才子所說查先生「言論前進」的妙處了：既要「聽黨與政府的指揮」，「跟隨黨的政策」，又要「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我不知查先生過去辦《明報》時是否一直都這樣做？！
查先生一九二四年三月出生於浙江海寧書香門第的查家，一九四八年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修的是國際法課程。一九四六年秋他已考進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畢業後便被調到香港分社來。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他還以林歡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寫劇本，並為《長城畫報》寫影評，是我當年喜歡看的。說真的，查先生確實多才多藝。
據說在《長城》的時候，他戀上當紅的頭號影星夏夢，為她寫了好幾個劇本，十分賣力。其中我看了《不要離開我》，影片中的插曲《門邊一樹碧桃花》十分生動，富民歌風味，署名林歡詞，于曲：
「門邊一樹碧桃花，桃花一枝頭上插，村前村後少年郎，有事沒事他來到我家。東家的郎君長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氣大，還有後山的那個人兒，嘿！他天不怕來地不怕。瞧著這個好來那個也不差，這可真正急壞了我的媽媽。她細細來問咱細細問咱，好教人說來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喲，老實說吧，心兒裡可另有一個他。」
明報乘六二年逃亡潮崛起
可是心上人結婚得早，且是個極為傳統的女人，只能感歎「恨不相逢未嫁時」了。一九六七年香港亂糟糟的時候，夏夢與夫婿林葆誠全家移民加拿大，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一九六三年左右我曾在香港小住，那時就開始看《明報》，也在「自由談」上投稿，當時對查先生真佩服得五體投地。一九五九年查先生離開左派陣營與沈寶新先生合資創辦《明報》，每天只出一張紙，有「自由談」的那一天就多出半張。我主要不是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到現在為止我還未正兒八經地看過一部完整的金庸武俠小說或電影、電視劇），主要是看「社評」和徐慧之的「明窗小札」，還有周青（鄭玉祥）的「北望神州」專題。曾任職於《明報》的張圭陽先生寫了一本叫《金庸與〈明報〉》的書（湖北人民出版社），他說：《明報》的許多編輯方針和政策，如果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佈，往往就借用徐慧之（主要由金庸執筆）的名義，在「明窗小札」上透露出來。
據說《明報》初辦時並不出色，數量只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還嚴重虧蝕。倪匡曾經說過：「《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人禍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年的三年大饑荒，香港一九六二年出現了衝邊境的「難民潮」。單單一九六二年五月上半月，就有三十萬人逃離中國抵達香港這個自由的堡壘（當時香港政府採取抵壘政策）。
「難民潮」為金庸提供了出人頭地的大好機會。由於《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左派報紙都對「難民潮」裝聾作啞，《明報》便大聲疾呼，從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起，幾乎每天都以頭版作全版報道。看《明報》的人越來越多，一九六二年七月銷量便達到三萬份以上。到一九六三年，《明報》平均日銷量五萬份，已完全擺脫了財政窘境。可以斷言，這個時期的《明報》是最好看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的移民潮剛剛結束，六月十七日《明報》便推出了「自由談」副刊，申明「自由談」三字雖然沿襲自當年上海《申報》副刊的「自由談」，但大家可以暢所欲言，自由地談論國家大事，不必限於風花雪月。
在《金庸與〈明報〉》的「第三十一節：第七章『自由談』的成功（三）」裡，我驚喜地發現作者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我當年投的一篇稿《何去何從》的開頭：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庸人在『自由談』上這樣說：『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依依不捨地離開了親愛的祖國，來到這號稱東方之珠，但卻是個十分沉悶的地方！也和許多從大陸出來的人一樣，我愛上了《明報》的「自由談」。看了幾篇文章，手癢難禁，也想發洩一下心中的苦悶，吐出哽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庸人」就是敝人當年所用的一個筆名。
金庸和曹聚仁打筆戰令人敬佩
當年查先生曾經很「革命」。「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一九五○年，他就前往北京外交部要求參加工作。他以為自己讀的是「國際法」，熟悉國際事務，又認識當時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的喬冠華，一定可以為「新」政權作出貢獻，實現從小就希望做一個出色外交家的美夢。可是老友歸老友，共產黨是講階級出身的，儘管外交部需要人才，喬秘書也絕對不敢介紹一個受過國民黨軍政學校教育、又是地主後代的非黨人士進入外交部的。查先生不被接納，只好又回到香港來。接踵而來的一九五一年，他的大地主父親查樞卿便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槍決了。
令我對查先生十分佩服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他在文章裡說過：當時中國初「解放」，香港的「進步」知識份子十分興奮，所以他和幾位朋友便約了當時**在香港的領導人在太平山上「茶敘」，提出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向海外宣傳「新中國」。該領導人認為意見很好，答應向北京反映請示。結果是沒有下文。查先生因此體會到：共產黨最忌人有棱角，誰有棱角，就非給你磨平不可。在共產黨手下做事，只能服服貼貼地按指示去做，不要提意見，不要多事。誰想要脫穎而出，誰就倒楣。
第二件事是查先生在「自由談」上與曹聚仁的筆戰。曹聚仁是三十年代文筆甚佳的浙江籍作家，與魯迅關係密切，大概因一九四一年曾接受蔣經國正式邀請擔任其專員公署機關報《新贛南報》的總編輯、總經理、總主筆及專員公署參議，所以中國一「解放」就溜到香港來，逃過一劫。但曹先生被統戰後向左邊靠，「忽然愛國」，連續回大陸「進步」，備受「禮遇」，於是「自由談」上便有了他寫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當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不但搞垮了本就疲弱的經濟，還餓死了幾千萬人，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是一清二楚的。但曹聚仁卻以一連串的「數字」幫忙吹噓**所謂的「建設成就」，從而出賣了他作為作家應有的良知，為正義的人所不齒。
當時查先生宣稱他原來相信過馬克思主義，後來不了，轉而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理性主義」。記得查先生寫道：曹先生從不信到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則是從信到不信，他們兩人向著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個甚麼地方有過交叉點（大意如此）。
曾被左派列入暗殺六人黑名單
六十年代初還發生了《大公報》編輯周榆瑞（即寫《侍衛宮雜記》的宋喬）出走英國的事件，周在英國用英文出版了《彷徨與抉擇》一書，說他的出走是為了讓他的孩子未來能過自由的生活。金庸對他舊同事的出走不以為然，認為留在香港抗爭會更有意義。我於是覺得金庸很勇敢。
一九六七年**向香港輸出「文革」，掀起「六七暴動」和「反英抗暴鬥爭」。左派暴徒用汽油活活燒死了商業電臺的播音員林彬，因為他在節目中批評他們的暴行。左派到處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彈、「詐彈」，導致無辜小孩被「土製菠蘿」炸死，香港一時大亂。我記得當時有一位許行先生在一本雜誌上寫文章譴責香港土共的惡行，還有四百多個團體聯名發表聲明，抗議他們搞亂香港。由於金庸也支持港府反對騷亂的政策，他便被戴上一頂頂莫須有的帽子：「走狗」、「漢奸」、「豺狼鏞」……還被列入左派份子要暗殺的六人黑名單。
這六人是：金庸、李福樹、簡悅強（兩人均為立法局議員）、徐家祥（署理華民政務司）、彭家富（鄉議局主席）和陸海安（真報社長）。我那時已不在香港，但也為查先生的安全擔憂，因為我清楚知道，毛澤東之流是不會講甚麼道德和良知的。為了安全，金庸帶著家人到新加坡暫避。
這個時候，金庸無疑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空頭院長可當 務實博導難為
真是風雲變幻不可預測，「九七」香港回歸前夕，查先生卻當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夥同另一位查先生（濟民）拋出了一個「雙查方案」。我感到查先生開始向「組織」靠攏了。查先生說他們的這個方案是根據**所能接受的底線設計的，勸人們不要要求太高。這大概是查先生的「理性」決定吧！但是我們知道，歷來要向獨裁的統治者爭取權益，靠的是人民團結的力量，而不是去打探或猜想他們最多能答應些甚麼，然後再投其所好提出要求。
查先生因為受到統治者的特殊「禮遇」，貴為人文學院院長，因而便要新聞工作者學習「解放軍」，「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可能查先生覺得這樣說過於赤裸裸，所以再加上一個附註：「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我不明白，既然要聽黨與政府的指揮，那麼自己又有甚麼立場可言？這種矛盾有可能調和嗎？作為軍人，好像是必須絕對服從指揮的，但新聞工作者怎麼能和軍人看齊？
查先生又說「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這話好像很對，中國人民六十多年來就在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也在做根本的大決策。但我們真應該問一問，領導得好不好，決策做得對不對？但要服從便只有不問好壞對錯了。查先生也知道這樣說有點太那個，所以要補充說「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既然非服從不可，遑論甚麼尺度和分寸。
查先生當然不會滿足於當空頭的人文學院院長，他還帶研究生，當古代史專業的「博導」。我認為這方面查先生是「力有所不逮」的。查先生的專長原來是國際法，後來是寫既娛樂大眾又大賺其錢的武俠小說，他做「如何寫武俠小說」或「華山論劍」之類的「博導」還差不多。一個人不可能萬能，要像林瑞麟司長所說的那樣：「知所進退」！沒有自知之明，便要撞板。這不，終於在二○○四年底辭職了！但查先生說：「我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收了幾個博士生，不夠好，我現在也不教了，還把院長的官辭了。」而他的博士生朱曉征女士卻發表聲明說：「查先生辭去博士導師職務，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有關係的，我希望與查先生和解。」說到底，不但是教學方式，應該連學術水平也有問題，這不，露餡了！
那時剛退休的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乾脆批評說：「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
磨平棱角金學武俠比美紅樓夢
按理說，查先生已經名成利就，應可雲遊四海，遍歷名山大川，逍遙自在，令精神進入另一個新境界，何苦去蹚那趟渾水！但他卻鍾情於張浚生的「淡合」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文友齊聚首，共賦淡合詞。」），終應張之邀走馬上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從歷史上看，這是**的一次「破格錄取」。
既然查先生這樣瞭解**，他應知在**的秘密檔案上，他的歷史是「不清白」的，甚至是「反動」的。他難道不知道**向來有兩本帳，一本對外公開，一本是他們內部自己用的，兩本完全不同。自毛澤東以降，**對知識份子就只有「限制、改造、利用」的政策，至今仍是如此。他表面上對你好，只不過是你還有利用價值，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內部帳裡對你是怎麼個「說法」。
查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很能把握時機。幸得當年**不要查先生，他才有日後相當輝煌的成就；如果當年查先生被留京使用，恐怕早已灰飛煙滅了吧！你看那當年號稱「南喬」的喬冠華，雖然後來也做到外交部長，但最終因站錯了隊而隨「四人幫」一起完蛋！
但是查先生終於能夠自覺把棱角磨平，看起來是亮麗和圓滑了，這樣使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他的武俠小說也終於能風靡大陸，被有心人捧入殿堂，抬高到「金學」的地位，大加研究。作為消閒之用的「胡編亂造」的武俠小說居然可以和《紅樓夢》等量齊觀，平起平坐，查先生可以無憾了，但大陸某些文學教授實在也無聊得可以！
錯殺乃父，宣告無罪、感激涕零
一九九三年，杭州市政府在西湖附近的植物園劃了一塊地送給查先生蓋房子。查先生耗資二千萬，一九九六年建成了「雲松書舍」，最後將其送給杭州政府作為「藏書寫作和文人雅集之用」。新近披露的消息是，二○○八年書舍重新裝修後，改成了豪華會所。書舍主樓「松風明月樓」的樓上樓下，每天中午和晚上各設兩席，每人消費最低五百元，加上酒水，每桌每餐動輒要上萬元。據記者調查，到那裡消費的以單位為主。杭州的貪官和大款們又多了一個觥籌交錯、吃喝玩樂的好去處了！
為了安撫查先生，海寧當局於八十年代初撤銷了海寧縣人民法院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判決書是這樣寫的：
「原判認定查樞卿在解放後抗糧不交，窩藏士匪，圖謀殺害幹部以及造謠破壞等罪行，均失實。至於藏匿槍支一節，情節上與原判的認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認為，原判認定查樞卿不法地主罪的事實不能成立，判處查樞卿死刑屬錯殺。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判決如下：撤銷海寧縣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一百三十四號刑事判決，宣告查樞卿無罪。」
我們看到了，罪名原來是可以捏造的。
對此，查先生專門給海寧縣委領導去信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好個「大時代」，好個「存歿俱感」，樞卿先生泉下有知，也要涕泗橫流，感謝黨的大恩大德！就此一笑泯恩仇，是不是可以再寫一本？
「土改」、「鎮反」時殺了多少「惡霸」、「地主」，三十多年後獲宣告無罪的能有幾人？若不是查先生極具統戰價值，他能獲此「浩蕩皇恩」麼？！此又印證了董才子的說法：查先生是「前進」的，他站對了隊。
二○○○年四月十日完成初稿
二○一○年六月十日補充修訂於香港東西書齋
其实是以“国家统一”的政治价值，完全抹杀了“民族气节”的政治价值，这是一元价值观的惯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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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后
小論金庸之文學
——《讀金庸偶得》附錄
文/舒國治
武俠小說由來久矣，然大多讀者習視之為末藝小技、旁門左道。曩昔論者曾將還珠樓主、朱貞木、不肖生、王度廬、鄭證因等武俠作家相互驗較，謂為各擅勝場；又有謂金庸之出，則集大成矣。與其言金庸集前人之大成，何如說其新闢一戶牖也。
金庸之武俠書，於寫情、述景、敘事、言志，皆能匠心獨運，自成一格。寫情則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即小兒女情態亦躍然紙上。述景則中國古時之花木泉石、莊園林墅，莫不優雅有致，宜得其所。敘事則迂迴變幻、層層懸疑，間以穿插返溯，讀來令人心搖神奪，廢寢忘食。言志則小說家之文化素養及民族背負得以淋漓而傾，時而乘風破浪，時而登高望遠，洋洋灑灑，適足激動人心，亦足以振聾發聵。而讀者閱來，更隱隱生砥礪心，而一股歷史興亡之悲涼感，湧塞胸中。
至若金庸學識之廣博、歷練之深刻，乃至醫卜星相、琴棋書畫，在在於文字中繁華述及，引人入勝，發人以思古幽情；然則這「思古幽情」，並非做皇帝、求富貴，實乃某種自由恬淡的生活志趣。端看其筆下主人翁俱各瀟灑俐落，以天地為逆旅，不為利誘，不為強權屈。若有，頂多是為情所苦、為人事所困、為俗累所糾纏。而他們皆有披荊斬棘之能毅，將身前葛蔓，使之析然條然。從此坦坦蕩蕩，浪跡四方。
武俠小說是中國民間之通俗文學。以其通俗，故有其大困難。鄙劣之武俠作家常自薄，遂胡意而寫，終至怪力亂神、荒誕不經，而為正統文學所摒棄。然則「正統文學」何有哉？本來無有。金庸的武俠，實乃近三十年來通俗文學中之奇書；既能療消遣讀者之癮需，又能與所謂「正統文學」相抗衡而一無慚色，至有文學家、大學教授等亦熟讀其書而不疲，言談間猶常提其筆下人物如丘處機、郭靖、黃藥師、小龍女、楊過、張無忌等一如賈寶玉、林黛玉、宋江、武松等之於中國人之耳熟能詳。
而金庸所以不同於一般武俠作家，乃其作品之完整性、人情感、敘述法、藝術味等皆有高妙之處，實非泛泛之武俠作家可比擬。江湖作家之虎頭蛇尾、自相矛盾，筆下人物滿口胡言、情節展敘常不知所雲，比之於金庸，不可同日語。亦有以武俠小說故作其推理哲學之表達，書中人物僅為穿上衣服之意見；此意見又為作者自己之圓說，讀來令人隔閡枯燥而少氣味。至若意欲托古喻今者，更因本人習養之不堪，兩不得其情矣。凡此等等，常令武俠小說之特有意趣，沖然盡失。
金庸之作品，其最大特色，若得簡言以蔽，則為寓文化於技擊，而將中國人數千年來之生活心得一絲絲滲入其武俠小說中。其用字遣詞，隨手拈來，各適其意，娓娓而道，柔和順暢。白話文之簡潔精確足可為文家式。
雖即金庸是名報人、歷史學者、社論家、收藏家，或有助於其武俠著作，然亦未必也；金庸之文學，以今日看來，實不假外求，亦無需挾各式名銜、背景而愈重也。其文體早已卓然自立。今日我國人得以讀此特殊文體，誠足珍惜。而金庸作品之涵於當代中國文學範疇，亦屬理所當然。
原刊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沈登恩主編《出版與讀書》第廿三期
像读经一样读金庸
徐晋如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11日 10 版）
《金庸识小录》，严晓星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27.00元
十馀年前，王朔在媒体上开骂金庸，我尝为诗曰：“宗经文字独金庸。海内才人一睨空。日下痞儿徒努力，江河不废此翁雄。”就我个人的性情而言，最喜欢的作家是古龙，古龙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天性纯净如赤子，其书常读常新，但若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论，当世华文小说家，无有出金庸之右者。我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金庸的作品，不能当作通俗小说看，他的文字是《文心雕龙》里面所说的“宗经”的风格，典雅端凝，举世无匹。王朔不过是一京城痞子，完全不懂何谓文学，竟然也敢对金庸信口雌黄，这就如唐代一些三流诗人，妄议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被大诗人杜甫训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的诗才，当然远不能望老杜之车尘，但文学上的识力自认不差，相信金庸的小说，足可流传万古，而王朔之流、莫言之流，必将 “身与名俱灭”。
我不记得十二年前认识严晓星时，是否给他看过这首诗，但我深信，他若读我的《忏慧堂集》，遇见此诗，必当会心一笑。晓星与我同年，又在2000年一道参加北大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金庸小说研讨会，但那次是我与晓星惟一的一次会面。此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并无太多的接触。今年早些时候，收到晓星寄来的琴学著作，忽然梦到晓星已被大学延聘，身登讲坛，生花说法，可惜梦境未能成真，思之良憾。我至今仍记得晓星持一本金庸化名林欢写成的谈京剧的书的复印本，在会间向金庸请教的情形，当时就觉得此君是真做学问的人。此后又在某个旧书网的论坛上零星读到他的《金庸识小录》，记得是《床上之剑》和《双蛇杖》二篇，很是惊叹他出入中西事典，举一反三的本领。如今中华书局把他的《金庸识小录》全文结集出版，我因得大快朵颐。佩服他的渊博的同时，更感叹于他识其大处的能力，这便是晓星在全书最末一篇《政治情怀》中指出的：“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线。”晓星是真正懂得金庸的，他用《金庸识小录》为金庸的著作作了旁注，很多地方，都是在抉出金庸的隐志。比如讲到鸳鸯刀无敌天下的大秘密，——熟悉金庸小说的都知道是“仁者无敌”四个字，晓星竟然联系到金庸在《明报》与左翼阵营决裂的标志性事件，联系到金庸小时读《三国演义》同情蜀汉，最后指出金庸一生都是民本主义者，行文跌宕如此，宁不令人拍案叫绝？同样有意思的是《一个人需要多少地？》这一篇文章。晓星从《射雕英雄传》郭靖问成吉思汗人死后能占多少地说开去，首先不露痕迹地驳斥了台湾某先生的观点，提出故事源头出自古罗马诗人咏亚历山大，接着又从钱锺书先生引陆机《吊魏武文》说开去，直至以“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结束，看似散漫，实则如戏行所谓的“一棵菜”，紧紧相扣，真是好读的美文。
晓星的渊博，在同龄人中大概是少有的。很多晓星征引的书，我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他做起考据来，让人信服而又绝不枯燥，如考证《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不可能听到《春江花月夜》之曲，引证多端，而要言不烦；论康熙初年金银比价，出史入乘，叹为观止。这些考证，其意义一在长读者之见闻，二在让读者更清楚地知道，金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读金庸，不能读过便算，要像读经一样去读，才能真正读出味道，读出学问。胡秋原先生认为，新文化派打倒了旧文学，诬蔑旧文学是死文学，其实新文化派树立的“假洋鬼子的非文学”。今天占据着中国文坛的，都是新文化派的孝子贤孙，他们的作品都是用汉语写成，也都是反映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可是这些人的作品背后，却都没有中国文化，金庸的渊雅深沉，是这些人一辈子拍马也赶不上了的。但偏偏是这些没文化的作家，竟然被认为是雅文学、正统文学作家，而金庸却遭到蔑视，被视为通俗小说作家。不知衡之以中国文学传统，惟有金庸小说，才是真正的大雅正声。晓星此书，即寓为金庸正名之意。十二年前，作品令人不堪卒读的高行健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我还愤愤不平，以为高行健何足望金庸项背，今年莫言获奖，我已彻底清醒：世界在一直不停地向下堕落，金庸的高雅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领略的，他的读者众多，但真正懂得他的，举世又能有几人？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金庸小说用事举隅》，此文颇可为晓星此书补证。如《折扇》一篇，考证折扇的起源，我以为还可补上《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初见赵敏，见赵“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这实际上是用《世说新语》中王夷甫手持白玉麈柄，手与麈柄都无分别之事；又如《射雕英雄传》第十七回《双手互搏》记黄药师夫人“心窃”《九阴真经》之事，晓星以为模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然言之成理，不过还可以补充：《三国演义》的作者也是从前人笔记中得来的灵感。唐李绰《尚书故实》：“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宋庞元英《谈薮》：“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辄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语，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亦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窃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注释经典，不仅要举出父典，如能举出祖典，可能更便于读者读书上进。
三坟五典信手拈来：金庸小说用事举隅
［ 作者：徐晋如 出自：金庸江湖论坛 时间：2012-12-24 点击数：230 ］
凡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都会为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化功底所折服。先生的小说中大量化用了前人的诗赋，这一点香港吴宏一教授、潘国森先生都有论述，但金老之渊博实不仅此。黄庭坚《寄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金庸小说正复如此。他的小说中有的使事甚为明显，而更多的却十分隐晦。兹就目中所及，随记其下，庶几见一代文宗之渊雅风流，真不容无一，亦不容有二耳。
《书剑恩仇录》
陈家洛为香香公主冢题碑：“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此径录陶然亭香冢原文。香冢，传为京师名妓菁云不欲嫁重利轻别离的富贾，自尽死，葬于此。然此事此冢其实是晚清一张姓御史伪造，史上本无其事。据《越缦堂日记》所载，这个“无名碣”是御史张春陔盛藻所作，是悼念曲妓倩云者。张是丹阳人，光绪初年作过温州知府。
《侠客行》
雪山派白万剑江湖人称“气寒西北”，则出诸龚自珍诗：“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连城诀》
第十二回《大宝藏》述江湖人物到江陵书铺买《唐诗选辑》，书铺伙计说：“不瞒您老人家说，这几天身上带刀带剑、挺胸凸肚的练把式爷们，来到书铺子，十个倒有十一个要买这本书。五两银子一本，你爷台不合式？”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说：“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崇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射雕英雄传》
第一回《风雪惊变》说书先生言道：“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叫作《叶三姐节烈记》。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按张十五之名甚切宋时说书人身份。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京瓦伎艺”，则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根据南宋耐得翁《都门纪盛》的说法，两宋时说话有四家，一小说，一讲史书，一合生，一商谜。惟《射雕》中张十五是“小说人”，不是讲史人。
第十二回《亢龙有悔》洪七公自述贪食之性：“古人说：‘食指大动’，真是一点也不错。我只要见到或是闻到奇珍异味，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住。”食指大动，事出左传。洪七公九指神丐之名，或由近代名僧八指头陀得来灵感。
第十七回《双手互搏》记黄药师夫人“心窃”《九阴真经》：“黄夫人道：‘这部书我五岁时就读着玩，从头至尾背得出，我们江南的孩童，十九都曾熟读。你若不信，我背给你听听。’说了这几句话，便从头如流水般背将下来。我对着经书瞧去，果真一字不错。我全身都冷了，如堕冰窟。黄夫人又道：‘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只要你提个头，我谅来也还背得出。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到老也忘不了。’我依言从中抽了几段问她，她当真背得滚瓜烂熟，更无半点窒滞。黄老邪哈哈大笑。我怒从心起，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火折一晃，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按唐李绰《尚书故实》：“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宋庞元英《谈薮》：“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辄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语，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亦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诡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窃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牍命读之，一览而倒诵。”黄夫人事，未知孰出。又黄夫人名“阿衡”，阿衡为商代官名，师保之官，千字文有“佐时阿衡”，盖取佐助黄药师之意。
第十七回《双手互搏》：“周伯通顺手拿起刚才盛过饭的饭碗，说道：‘这只碗只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有盛饭的功用，倘若它是实心的一块瓷土，还能装甚么饭？’郭靖点点头，心想：‘这道理说来很浅，只是我从未想到过。’周伯通又道：‘建造房屋，开设门窗，只因为有了四壁中间的空隙，房子才能住人。倘若房屋是实心的，倘若门窗不是有空，砖头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这么一大堆，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郭靖又点头，心中若有所悟。周伯通道：‘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随园诗话》：严冬友曰：“凡诗文好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之内，人之所游息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窒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放此身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耳不空则聋矣。”
第十九回《洪涛群鲨》：“原来黄药师对妻子情深意重，兼之爱妻为他而死，当时一意便要以死相殉。他自知武功深湛，上吊服毒，一时都不得便死，死了之后，尸身又不免受岛上哑仆糟蹋，于是去大陆捕拿造船巧匠，打造了这艘花船。这船的龙骨和寻常船只无异，但船底木材却并非用铁钉钉结，而是以生胶绳索胶缠在一起，泊在港中之时固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但如驶入大海，给浪涛一打，必致沉没。”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周)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楚人恶之，乃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第二十三回《大闹禁宫》“黄蓉见桥边一家小酒家甚是雅洁，……东首窗边放着一架屏风，上用碧纱罩住，显见酒店主人甚为珍视，好奇心起，过去察看，只见碧纱下的素屏上题着一首《风入松》，词云……”碧纱笼词，用唐代王播事。下文酸儒所谈俞国宝《风入松》词事，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第四十回《华山论剑》郭靖为杨康之子取名：“我与他父亲义结金兰，只可惜没好下场。我未尽朋友之义，实为生平恨事。但盼这孩子长大后能有过必改，力行仁义。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作杨过，字改之，你说好不好？”此用南宋词人刘过名字，刘过字即改之。
《神雕侠侣》
西山一窟鬼：本为宋人话本小说篇名，然原小说只写鬼幻人形，嫁与吴教授，后为道人所降，是警戒人不可贪色之意。原小说中西山一窟鬼如下：“吴教授的浑家李乐娘是秦太师府三通判小娘子，因与通判怀身产亡的鬼；从嫁锦儿，因通判夫人妒色，吃打了一顿，因恁地自割杀，他自是割杀的鬼；王婆是害水虫病死的鬼；保亲陈干娘因在白雁池边洗衣裳，落在池里死的鬼；在驼献岭上被狱子叫开墓堆跳出来的朱小四，在日看坟害痨病死的鬼；那个岭下开酒店的是害伤寒死的鬼。”
《倚天屠龙记》
第三回《宝刀百炼生玄光》：“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段文学色彩极为浓郁的语句出自京剧《红鬃烈马·武家坡》：“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容颜不似当年彩楼前。”
第十四回《当道时见中山狼》记七位名医为何太冲小妾治病：“七名医生出尽了全身本事，却治得五姑的身子越来越肿，自知性命不保，但每次会诊，总是大声争论不休，指摘其余六名医生，说五姑所以病重，全是他们所害，与自己无涉。这次七人进来，诊脉之后，三言两语，便又争执起来。”此或受前人诗句影响，《随园诗话》卷一第四十九记有人哭一显者云：“堂深不知何人病，身贵医争试一方。”按金庸于《随园诗话》固尝寓目，早期著作《飞狐外传》曾引及之。
第十六回《剥极而复参九阳》张无忌为大白猿施术：“一天清晨，他兀自酣睡未醒，忽觉有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脸上轻轻抚摸。他大吃一惊，急忙跳起，只见一只白色大猿蹲在身旁，手里抱着那只天天跟他玩耍的小猴。那小猴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指着大白猿的肚腹。张无忌闻到一阵腐臭之气，见白猿肚上脓血模糊，生着一个大疮，便笑道：‘好，好！原来你带病人瞧大夫来着！’大白猿伸出左手，掌中托着一枚拳头大小的蟠桃，恭恭敬敬的呈上。”兽请人医，始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始兴郡阳山县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躅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人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条象牙，送还本处。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复见侵。’便见踯躅如有驯解。于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
第二十三回《灵芙醉客绿柳庄》写张无忌初见赵敏：“张无忌翻身下马，向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为柄，握着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此用《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夷甫事：“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第二十四回《太极初传柔克刚》张三丰授张无忌以太极剑法，“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此本庄子得鱼忘荃之意，然亦当受袁子才诗论影响。《随园诗话》卷一第六：“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上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金庸则是：忘招，剑之适也。以后《笑傲江湖》之无招胜有招，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笑傲江湖》
第七回《授谱》：“这日傍晚，两人背倚石壁，望着草丛间流萤飞来飞去，点点星火，煞是好看。令狐冲道：‘前年夏天，我曾捉了几千只萤火虫儿，装在十几只纱囊之中，挂在房里，当真有趣。’”《嘉靖维扬志》卷七《公署志》：“放萤苑，在府城北七里江都县大仪乡。隋大业末，炀帝征求萤火数斛，夜出游山始放之，火光遍岩谷。”
第十回《传剑》“风清扬道：‘五岳剑派中各有无数蠢才，以为将师父传下来的剑招学得精熟，自然而然便成高手，哼哼，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人家诗句，做几首打油诗是可以得，但若不能自出机杼，能成大诗人么？’”《随园诗话》卷三第七条：“顾宁人与某书云：‘足下诗文非不佳；奈下笔时，胸中总有一杜一韩放不过去，使诗文之所以不至也。’”
《天龙八部》
第四十一章《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突然有人放开喉咙，高声唱了起来：“星宿老仙，歌德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千余人依声高唱，更有人取出锣鼓箫笛，或敲或吹，好不热闹。群雄大都没有见过星宿派的排场，无不骇然失笑。”唐吴道子绘《先师孔子行教像》赞云：“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第五十章《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萧峰哼了一声，便不再问，心想：‘皇上倘若势如破竹，取了大宋，便会解我去汴梁相见。但如败军而归，没面目见我，第一个要杀的人便是我。到底我盼他取了大宋呢，还是盼他败阵？嘿嘿，萧峰啊萧峰，只听你自己也是不易回答吧！’”事出昔日官渡之战，刚愎自用的袁绍拒不接受谋士田丰所献之计并将田丰关入大牢，果然被曹操打败。消息传入牢狱，狱卒对田丰庆贺道：“主公不听先生之言而战败，看来先生复起有望。”田丰答道：“若袁绍打了胜仗，我或许还能免於一死；如今袁绍打了败仗，我必死无疑。”
《鹿鼎记》
第十四回《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人哀》述陶宫娥行刺太后，或由传奇(昆曲剧本)《铁冠图》费宫娥刺虎得来灵感。《铁冠图》中费宫娥所刺，是李闯王部属一只虎李过，《雪山飞狐》后记说：“旧小说《吴三桂演义》和《铁冠图》叙述李自成故事，和众所公认的事实距离太远，以《铁冠图》中描写费宫娥所刺杀的闯军大将竟是李岩，未免自由得过了分。”则小说与传奇面目自是不同。
第三十回《镇将南朝偏跋扈，部兵西楚最轻剽》：“只见虎皮椅旁有两座大理石屏风，都有五六尺高，石上山水木石，便如是画出来一般。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山峰上似乎有只黄莺，水边则有一虎，顾盼生姿。韦小宝赞道：‘这两座屏风，那也是大大的宝物了。我在皇宫之中，可也没见过。王爷，我听人说，老天爷生就这种图画，落在谁的手里，这是有兆头的。’吴三桂微笑道：‘这两座屏风，不知有什么兆头？’韦小宝道：‘依小将看哪，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只会叽叽喳喳的叫，没什么用，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威风凛凛，厉害得很。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爷了。’”吴三桂听得此言，“心中一乐，随即心道：‘他说这只小黄莺儿站在高处，只会唧唧喳喳的叫，不管什么用，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他这几句话，是试我来么？’”这是用韦应物《滁洲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之意。前人注释以幽草喻君子而位居下僚，黄鹂喻小人而窃据上位。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6-9 16:46 编辑
（1950年，陈毅、张茜与父母、儿子在上海；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香港《明报》刊发了由金庸执笔的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随后引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为主的香港五大左派报纸的围攻，掀起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就是有名的“核子与裤子”之争。后来的所有金庸传记，都绕不过描写这场笔战，因为它无意中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影响力与广告均大幅攀升，一跃而成为香港的主流大报。
论战以左派报纸的突然鸣金收兵而告结束。个中原因，多本金庸传记中都提到过，是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做了叫停。他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做得过火，不会讲道理。廖承志并告诉当时指挥围攻《明报》的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就连《明报》社论的批评对象陈毅副总理，都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有意见。不过，陈毅的具体意见为何，关于金庸的所有传记都语焉不详
最近，读到金尧如的系列回忆文章，不但得以完整了解陈毅对《明报》批评自己的社评的反应，更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即叫停左派报纸停止围攻《明报》的，实际上是陈毅，而廖承志不过是奉陈毅之命行事。金尧如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第一任社长乔冠华的助手，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在港的宣传工作，与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高层多有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权威性。
对于陈毅，金尧如抱有发自肺腑的敬意。他在回忆中写道：“这位元帅，领军谈兵，确有六韬三略之才；论世致治，并有政通人和之功。”而陈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相反意见的气度与工作作风，尤使金尧如心折。
在金尧如笔下，行伍出身的陈毅，面对被左派报纸骂为“汉奸”“走狗”“造谣生事”的金庸对自己的尖锐批评，表现出一派大度能容的理性与智慧。其磊落襟怀与开明思想，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令人缅想。
“《明报》那个查先生”
1964年底，金尧如去北京开会，讨论下一年度的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会后，廖承志作东，到华侨大厦吃狗肉。廖承志问陈毅是否有兴趣同去，陈毅说：“吃狗肉，怎么可以忘了我这个屠狗之辈啊！去，去，去。”
席间，陈毅告诉廖承志、金尧如等人，自己是通过内参知道自己被金庸点名批评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向我这个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长叫战了！
金庸的“叫战”，发生在前一年。1963年的《明报》，已经创刊4年，创业初期的艰难已然挺过，报纸凭借金庸的武侠连载、生动活泼的专栏以及言之有物的评论，开始在香港报业市场上崭露头角。创办4年来向以稳健风格示人的《明报》，要显露锋芒了。
恰在这年10月，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陈毅讲这番话时，金尧如也在场。他在回忆中说，陈毅的这番话，一时大振中国之人心。
然而没有想到，陈毅话音才落，《明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的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一生最崇敬的报人是张季鸾。尽管他1948年加入《大公报》时，张季鸾已经辞世6年，他在《大公报》主要从事的不过是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翻译，但从金庸独立创办《明报》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评论看，离开了《大公报》的他，才堪称《大公报》真正的衣钵传人，《大公报》“三巨头”标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理念，深植其心中。即从他执笔的这篇《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看，从精神气质到行文风格，都令人想起张季鸾的言论风采。
出乎金庸意料，这篇社论在左派报纸中激起强烈愤慨。当时，陈毅关于中国要制造原子弹的话，显示的不仅是当政者的意愿，即令一般民众，也感到欢欣鼓舞。到1964年10月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从上到下，更是一片欢腾。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曾写下《菩萨蛮》五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一首写道：“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这篇社评的金庸，当然也难免被划入“断魂”的阵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大帽子劈头滚滚而来。金尧如回忆，当时还计划在广告与发行方面对《明报》予以打击，包括让他去找发行五大左派报纸的邝拾记，要这家公司停止发行明报。但金尧如认为，发行报纸是生意，虽然他本人与邝拾很熟，常在一起打麻将，但不能将他的生意和左派的政治混为一谈，此议遂作罢。
这场“裤子与核子”之争，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当然，与自己过去的东家、朋友，且在《明报》创刊之初曾予其很大帮助的《大公报》激战，令金庸十分感慨。当时他正在写作《天龙八部》，在小说中，他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怆感受。
然而，到了1964年底，发起论战的左派报纸却戛然收兵。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被金庸炮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明报》那个查先生”及其观点，与**领导下的香港左派新闻战士抱有大相径庭的立场。
“我同查先生的社论合起来，就全面了”
狗肉宴上，伴着绍兴加饭酒，陈毅议论风生。原子弹的刚刚爆炸成功，让一年前发出“我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他豪情万丈。他首先坚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立场没错，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都在看中国笑话，认为中国很穷，科学又不发达，怎么搞得起原子弹？“搞个鸡蛋给来看看吧！”他们这样嘲笑中国。在陈毅看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能够“叫他们清醒清醒：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美国苏修逼我们上梁山的。”
接着，话锋一转，陈毅承认，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己一年前讲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他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陈毅认为，《明报》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也是绝对化。“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的这一番话，生动地证明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存在的价值。显然，金庸在社评中表达的民本主义思想提醒了他，甚至影响了他，使其认识到自己讲话中的偏颇。陈毅将讲话修正为“既有裤子，又有核子”，而不是“既有核子，又有裤子”，说明他对金庸社评中表达的民生优先理念是认同的。
更可贵的，是陈毅对宣传的清醒认识。当金尧如告诉陈毅，香港爱国报纸都大赞他的“当了裤子要核子”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时，陈毅摇头说，自己的话只得左派报纸的捧场，未必对头。对于个中逻辑，虽然陈毅没有直接论述，但并不难索解——左派报纸多是**出钱办的报纸，自己的报纸当然往往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然而，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只能得到自己办的报纸的欢呼，轻点说是自娱自乐，严重地说，会很危险，因为没有了批评者，错误将得不到纠正——“未必对头”，显然舍此应无别解，接下来陈毅对同席诸人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抗战时，陈毅在苏北带领新四军，国民党有个郝鹏举师长投向汪精卫做了伪军，带兵打家劫舍，被陈毅的手下生擒。陈毅对郝鹏举说：你既然投了敌伪，就应该向敌伪要饷银，向汪精卫要嘛！怎么向中国老百姓抢钱抢粮呢？不料，郝鹏举说，你讲得好听，你这个共军弟兄还不是也有偷鸡摸狗的？这句话，让陈毅愣住了。他说，自己后来查了，下面确实有些小兵肚子饿了，嘴馋了，于是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经过教育，也就改了。陈毅讲这个故事，寓意显豁，表达的是对不同声音存在价值的认可。
陈毅坦陈，批评、反对意见，总是不好受的，反对派总是够讨厌的，但是，“我们这个党会打仗，会专政。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他告诫金尧如，作为**的政论家，对待善意批评固然要学“禹闻善言则拜”，即使有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恶意攻讦，也要分析，无则戒之，有则加勉。例如他自己看《明报》社论对他的批评，“也分析他这个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点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
陈毅一席话，听得金尧如五体投地，如坐春风。在回忆文章中，金尧如还详实地记录了围绕在香港如何办好**的报纸这一问题上，陈毅虚心接受他及知名新闻人李侠文、李子诵等人的建议，当即放弃自己观点的故实。几十年后，回首前尘往事，陈毅面对批评意见与不同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与智慧，仍然使金尧如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10 17: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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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金庸先生发表其武侠小说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至1970年发表封笔之作《鹿鼎记》，这之间的十五年及这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金庸小说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读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至今，金庸武侠小说已风靡港台、南洋、欧美及中国大陆地区，拥有数以亿计、包括各个阶层和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武侠小说流传。?①就中国大陆地区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金庸武侠小说闯入中国大陆图书市场并迅速走红的时期，九十年代则是金庸武侠小说被我国学术界逐步接受的时期。1994年8月，王一川等青年学者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列金庸为小说家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1995年春，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了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一期刊出金庸研究专刊。金庸武侠小说从大众读物走进了巍峨的学术讲坛。笔者作为一名金庸武侠小说爱好者，有责任提出自己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观点、看法，探讨金庸小说在文学上、文化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文学层面看金庸武侠小说?
1997年6月，杭州大学召开了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把金庸还给文学史”、“把金庸还给武侠小说”、“把金庸还给金庸”等有意味的话题，希望从中国新文学史、从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本体寻找金庸及其创作的应有位置。?②本文拟借鉴这一思路，从宏观角度，即文学发展史特别是武侠小说发展史角度与微观角度，即金庸武侠小说的写作内容、写作技巧、精神构建角度，来分析金庸小说。?
(一)武侠小说的集大成与超越——宏观角度看金庸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在我国源远流长。即使撇开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以及他所标举的游侠精神不计，从唐传奇算起，至今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最受国人欢迎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然而，延至近代，随着统治阶级文化控制手段的进一步严酷以及其它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武侠小说中“揄扬勇侠、赞美粗豪”、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内涵逐渐萎顿，作品主人公也渐从笑傲江湖、替天行道的侠客英雄(如唐传奇中的聂隐娘、虬髯客和《水浒传》诸英雄，堕落为依附王公巨卿们的“御猫”式奴才(如《金镖黄天霸》中的黄天霸及诸多公案小说中身怀绝技的捕快)，丧失了个体意志与独立人格。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学先驱者推倒千百年来视小说为“闲书”、“小道”的陈腐观念，将小说抬进了文学的大雅之堂，建树了巨大的功绩，在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的旗号下，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评价标准。然而某些先驱者在文学问题上也有一些偏狭以致偏激的看法：重写实而轻想象，重思想功利而轻审美特质。这就使他们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去评价文学作品，尤其是武侠小说。到了三十年代，武侠小说被打入另册，被革命者站在左的立场上加以否定。瞿秋白和茅盾等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武侠小说。这一见解延至1949年后，借新生政权的力量付诸现实，导致武侠小说自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绝迹。?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文化上受到西方殖民文化冲击、侵略和占领的同时，也保存、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继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之后，金庸武侠小说终于横空出世。?③随着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的相继面世，金庸逐渐被推至武侠小说第一人的地位。?④?
金庸的武侠小说，延续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志怪”“传奇”(应从东晋干宝《搜神记》算起)的非写实传统，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白话文。从写作语言来看，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是以新文学为基础，而又充分吸取了古典文学语言营养的，兼融两方面的长处，保持了新文学语言的新鲜活泼，少了欧化句式而增加了浅近的文言，使得小说语言通俗而又洗炼，传神而又优美，既流畅利索，又古朴有力。如《射雕英雄传》的开头：?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开始变黄，一抹斜阳夕照之下，更增加了几分萧索。……”?
滚滚江水，秋日红叶，斜阳衰草，新文学的语句，古典文学的意境。这种开头在武侠小说中是向来没有的，这种语言风格更是空前的，“招牌式”的。?
就武侠小说层次来说，金庸武侠小说继承和发扬了旧武侠小说的想象丰富、曲折动人、可读性强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摒弃和超越。首先，加入了情爱成分，使武侠小说的审美诱惑力更强；其次，恢复和发展了武侠人物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独立精神，并将侠义精神提高到“为国为民”的高度，对“快意恩仇”进行了有力的反讽；最重要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以五四运动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
，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作了全面的、富有创意的诠解，并对其中非
现代的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从文学价值上看，金庸武侠小说是“雅”文学“为人生”与“俗”文学“为消遣”的统一，吸取了“雅”文学与“俗”文学双方的文学经验而又超越“雅”“俗”之上，以通俗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高雅文学的旨趣。“他(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⑤?
(二)金庸武侠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微观角度看金庸武侠小说?
首先，从金庸武侠小说的内容上来看。金庸武侠小说内容的三大支柱，应为侠义、武功和爱情。?⑥下面就分别来看。?
(1)侠义。金庸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部分。义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并被赋予如下内涵：英雄人物肝胆相照，一诺千金，同时，所谓的“义”是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的；此外，“义”还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困除奸、不畏强暴的内涵。更可贵的，是金庸武侠小说把“义”提高到了为民族、为群体、为大多数人这一高度，如郭靖、乔峰以及令狐冲、胡斐。金庸写义，笔下激荡，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以单调之感。在人际关系趋于淡漠的当代，更给人以心理渲泄的空间。?
(2)武功。金庸的武功描写，神异丰富，引人入胜。究其原因，是他把武功描写当做一种艺术创造。第一，金庸寓文化于技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武功招式名称，很多取自古代文化、文学典籍典故，使粗俗的武打高雅化、文人化，琴棋书画、诗人歌舞、渔樵耕读、花草树木都被熔化进了武功技击，并借武功写出了中国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尤以佛家、道家哲学思想居多。第二、金庸笔下的习武打斗与人物刻画做到了紧密结合，使武功描写性格化、趣味化。如《天龙八部》中南海鳄神的武器是鳄嘴剪和鳄尾鞭，《神雕侠侣》中大理国故相朱子柳的武器是一枝判官笔，等等。一些武功的创制和发现，也都与人物性格和独特经历有关。如杨过创制“黯然销魂掌”，石破天破解绝世武功“侠客行”等。武功描写与人物性格刻画相得益彰。第三，金庸紧扣武斗的具体环境，使武功描写情境化、立体化。如《神雕侠侣》中小龙女与公孙止一场恶战，通过近景、远景，直接描写和通过他人眼睛间接描写等手法，将武斗写得栩栩如生，使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金庸的武学世界意到笔随，幻而成真，使人大开眼界。?
(3)爱情。金庸小说里，交织着许多纯情故事，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爱情故事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完美圆满的爱情，一男一女或一男多女倾心相爱，至死不渝；另一类则为单恋痴情，如胡逸之，甚至由爱生恨，如李莫愁。但不论哪种爱情，无不因人而异，因境而变，细腻而深沉，有巨大的感染力量。金庸先生的爱情观是传统而又朴素的，或青梅竹马，或一见钟情，并至死不渝；真正的爱，是为对方着想，不自私。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有明显的体现。
? 其次，从金庸武侠小说的写作技巧来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写作技巧可分为情节构造技巧和文字影剧式技巧两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组织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不拘一格，跳出模式。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可归纳为正邪模式、复仇模式和夺宝模式，而金庸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用某种模式而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在诸种模式的操作和切换中，还设置了环环相扣的复式悬念，并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增加悬念。在悬念解除的过程中，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忽而山重水复，忽而柳暗花明，等读者得到了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结果，读者才发现自己跌进了金庸精心布置的情节迷宫。?
在金庸笔下，许多小说场面转化成了舞台，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动有静；而将电影场景引进小说、更构成了金庸作品艺术上的一个根本的长处和特色。金庸下笔时特别注意运用视觉形象鲜明突出的具象性语言，也注意用电影画面式的叙事方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且，金庸经常用组合得极好的成套镜头——包括远景、近景、中景，特写及长短镜头的搭配来描写宏大、复杂的场面，使其显得层次井然，而又毫不单调。还有定格、慢镜头、淡入、淡出等手法的运用。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说明。
?最后，从精神构建上来看金庸小说。应该说，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是多元化的，它既有现代人文的价值重组，又有对内在生命质量的追求。金属武侠小说包融了忠君报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伸张正义的民间心理意识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⑦其中，尤以人文精神最为突
出。前文已提到，金庸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作了全面的、富有创意的诠解，对非现代的落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良暴或曰正邪二元对立命题进行的批判改造。自古以来的武侠小说，都可纳入“除暴安良”的模式中，但精神指向大有区别。唐时的武侠小说将“除暴安良”定位在为江湖行侠仗义，铲除人间不平事；清代侠义小说却把 “除暴安良”的立足点移向朝廷，侠客成为供政府役使，由政府养的奴才。民国后的作家，又复将价值取向下移至江湖。这样就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及武侠小说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金庸的“除暴安良”显然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将侠客之救民于水火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动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复仇与江湖争霸。同时，不因强调个体的责任而漠视个体的价值。更深一层讲。金庸对传统良暴观念重新作了阐释诠解，良中有暴，暴中有良。如《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无恶不作”，每天偷一婴儿玩弄至死，然而却十几年来，“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的孩儿”，读之令人心酸。?
金庸武侠小说精神的又一重大突破，是在对武功的看法上。武侠之为武，武功为用，武德为体，重内轻外，贯穿于金庸武侠小说中。金庸武侠小说完全跳出了旧武侠小说武功描写过于无稽(如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或过于无趣(如郑证因《鹰爪王》)的俗套，而且进一步把武功与中国文化结合并达到“妙参化境”的高度，使文化成为其基本的精神支柱。同时，执着地追求武德对武功的决定效应。“仁者无敌”是金庸标举的最高境界。郭靖、张无忌等之所以能功成“正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品皎洁、武德高尚；东方不败等人身怀绝技而下场可悲，原因主要也在他们卑下邪恶的武德。?
在侠客情感上，金庸也作出了现代性创新的尝试。侠客情感理想模式，是武侠小说精神涵量的重中之重，代表着由千百年劳动人民集体无意识积淀的一个文化之梦。人民在这个梦想中设计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际关系，以此来对抗现实的残酷与龌龊。金庸在涉笔至此时，态度审慎而又灵活。既歌颂了“兄弟情深”之“义”，又立足于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而构建“携手走天涯”之“情”。金庸以丰厚的现代人文意识，在武侠小说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尽管仍不太成功。?
二、文化语境看金庸小说?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父亲形象缺席甚至“身世不明”的英雄，如《天龙八部》之段誉、乔峰、虚竹，《侠客行》之石破天，《鹿鼎记》之韦小宝。身世之谜暗示出血缘关系的倒错，对个体而言是注定悲剧性命运的罪恶根源，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根源性邪恶。由血缘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这种秩序构成个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链，爱恨情仇，出生入死，均源于此。英雄诞生于痛苦和灾难，力图抗拒命运，在残破混乱中重建新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他们是人生意义上的关键，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联系到社会现实，从五四到金庸作品产生的几十年时间里，血缘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的、法律的、契约的秩序关系没有完全建立，我们的文化进入一种过渡性的混乱之中；血缘是根，根即是命。身世就是命运，这种传统已成为民族文化的无意识内容，一两次革命，只能造成新混乱，而不能摆脱旧传统。当某些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我们可以断然否定传统、通过革命的途径进入现代文明制度时，武侠小说却在暗示我们：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是何等的艰难。?
武侠小说是一种幻想文学，而幻想文学是文化中最具有大众化形式的意义载体，它以共通性的意义符码戏剧性地表现出这种文化中所信仰、所期望、所焦虑、所恐惧的东西，再次确认了文化中的核心关怀与问题。正因为武侠小说把虚构与现实的关联点建立在幻想上，它必然为以慕仿、写实为理论依据的“严肃文学”所不容。然而，只有承认幻想的合理性，才能合理地证明武侠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幻想是所有通俗文学的核心精神，是理性文化的补偿，是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种大众性力量。因此，从文化角度看，武侠小说情节类型化和意义结构的重复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文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具有共通性的意义世界，它必须在其自身结构上延续一种维持与创新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相比较来说，纯文学更多地扮演文化中的创新角色，而通俗文学则在大众化的幻想中反复加强与维护文化中固有的那种因袭性与延续性。因此，程式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仪式，其功能就在于反复进行。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金庸武侠小说读者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象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特别是海外华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关注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这种核心关怀表现在理智层次上，是新儒学；表现在情感与社会无意识层次上，是武侠小说。?⑧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要大于其文学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丰碑，值得我们去鉴赏，去分析，去探讨，去研究。?
参考书目：?
①⑤⑥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②鉴春《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
③④伍杰《大侠金庸》?
⑦吴秀明 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
⑧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
:'(辣么长要看到什么时候 ...
很多文章都是写的不错的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0-2 06:58 编辑
作者：徽洲人 时间：2005-04-30 08:31:52
沈阳牛二,那倒不必说我捧臭脚,从来我就认为近百年来金庸的文字功底第一.
至于文字功底,不只是散文遣词造句那样的养眼,也不是哲学或法律条文那样的严谨.而是对文字包含的信息,文字背后底蕴的要求.金庸的文字看似平常,大多处于文白之间,但看其每一个字所用之处,都显奇妙.这些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对传统文学的文献和创新,还得有无与伦比的好语感,顺手之处便是如此精妙的语言.反观现代其他作家,只有两个字:刻意,语言文字功利性很强,完全成了工具,而不再有其本身的基本属性.当然,中国的语言文字艺术允许功利性.
半文白的文字,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虚字语法系统和西方语法系统的杂交体.马氏文通在对格朗玛的照搬的同时,也不忘反思一下西方语法在汉语中的局限性,理性条框和感性文字之间肯定会存在着缝隙,语言本质属性的截然不同必然带来这种差异.而今许多语言学家都意识到这种尴尬,现代汉语里的语法,却不能对汉语言做出完美解释,甚至一解便错,可这个人却一厢情愿的去用框框一个个套.
汉语言极微妙,一字变,味全变,所以古人有炼字之说.语序的变化,也会使整个意思全部发生变化.修辞的绝对感性化更是需要读者的高素质.钟声云外湿...这个湿字要是给楼主解释的话,不指望能解释成什么样.但这种通感却能带给人极度想象,从这个字引发出来的信息量很大.这句也就因为这一字而变神奇.那如果从语法上分析呢?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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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老作家孙犁接过了胡适之的棒，继续抨击武侠小说：
“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以孙犁老先生的文坛地位，在1985年带头批判武侠小说，针对的就是金庸武侠在大陆流行的现象。孙犁老先生所采用的论调，也正是金庸犀利回击过的胡适论调。这件事永载金庸小说研究史。
但是..金庸又是如何对待孙犁的呢....
2001年，不小心有位金庸迷给刚做完心脏手术的金老送了一份礼物……《孙犁全集》
当时金庸却望着《孙犁全集》无比温柔地诚恳地说：“我喜欢，我也喜欢孙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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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武当山未了情 ，看完泪崩！
时间：2018-11-01 08:53
希望路上，金庸给李咏讲故事，李咏给金庸讲笑话。听着这些热闹，路上不会孤单。——网友
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带走了好多人的江湖梦。此后江湖路远，再无金庸。
十堰多次盛情邀请金庸来武当山
金庸堪称“文坛侠圣”，是时代神话。他对武当山有着极深的感情，在他的15部武侠小说中，提及武当派的就占了5部，分别在《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侠客行》、《飞狐外传》中。他笔下无数武当派侠客，也极少有反派人物。
李若彤 1995《神雕侠侣》饰小龙女；1997《天龙八部》饰王语嫣。来源：金鹰网
档案是历史最真实的记录。2016年3月11日，经市档案局沟通，十堰晚报记者在武当山特区档案局，见到了金庸寄情武当山的亲笔信（共4页）、3份对武当山充满祝福的题词，这些便是十堰人热情好客的最好见证。
图为：金庸先生写给“武当山”的亲笔信。
时光倒退到2008年，此时恰逢武当太极拳祖师张三丰诞生700周年。2007年8月6日，热情好客的十堰人便早早地向金庸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来武当山看看。
一个星期之后，武当山方面就收到了金庸秘书李以建的来函。他在回函中表示，“金庸先生也希望在2008年能安排时间，前来武当山游览”。还说如果能成行，“会再聊一聊”。
早在2004年，武当山方面就曾去香港拜访金庸，邀请他来武当山，但未能成行。不过在交谈中，金庸对武当山表达出很深的期望。
再早两年，经过紧张周密准备，2002年9月24日至26日，第五届中国武当国际旅游节暨第四届中国武当拳交流大会在我市举行。此前，活动组委会早早地向金庸发出了邀请。
武当山特区档案局负责人展示金庸先生的题词
彼时，已近耄耋之年的他开始准备武当山之行。珍贵档案显示，他“已经筹备了数月”。几次邀请下来，武当山方面得到的都是遗憾的结果：金庸与武当山均擦肩而过。
金庸：对武当山仰慕已久
当然，遗憾的不仅是武当山方面，金庸心中又何尝不是充满遗憾？“他的小说展示了自己对道家思想、武当文化的理解和推崇。相对而言，金庸对其文化魅力还仅仅停留在纸质的载体。现实中，相信对每一次盛情邀请，金庸心中都是充满期待的。”时任武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郧阳师专中文系教授罗耀松说。
然而，期待与遗憾不断反复地进行着切换，金庸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尤其是2002年9月20日，金庸在写给武当山的亲笔信中，表达了一方面他对武当山之行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因身体原因又不得不放弃的遗憾。
在这封落款时间为“（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日”的信中，记者发现，受活动组委会盛情邀请后，他本人表示“深感荣幸”，也“非常感谢”。
在信中，金庸称“对武当山仰慕已久”。他还回忆，多年前撰写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即以武当宗师张三丰道长及其弟子宋远桥等武当七侠为主要人物，“对武当山武功之精强，武当派侠士之仁义风格，赞扬备至”。原本计划的此次武当山之行，金庸将与中国作协、湖北省作协、香港作协等领导，以及他的家人来武当山观光，“拜瞻宝山名胜”、“真武帝君胜迹”，感受“武当派精湛武术”。
倚天屠龙记剧照
可令人遗憾的是，在临行前不久，医生给金庸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身体出现不适，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医生再三叮嘱，在一个月内绝对不宜乘坐飞机航行，迫不得已取消了本次武当山之行”。金庸在这封信中使用了“至感歉疚”、“感极大遗憾”等词句表达了遗憾，同时还“向各位诚意道歉”。
当然，在信的末尾，金庸亦对武当山表达了深深地祝福，希望国际武术节及武当拳交流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十堰市及武当山特区旅游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记者还发现，在这封信件的第4页纸上，金庸特意用括号标注了“希望日后更有机会奉访”字样，以此表达对武当山的仰慕之情。
金庸对武当山贡献大
一提到道家功夫，大家便会想到武当山，想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张三丰，以及他所创的太极拳等功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武林圣地的武当山，至今仍有许多人前来学武。应该说，有不少人是因为金庸才慕名来到武当山习武、问道的，金庸先生对于宣传武当山是功不可没的。
金庸年轻时的照片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武当山的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是持久和永恒的。作为著名武侠小说泰斗，尽管金庸没有来过武当山，但他对武当山在宣传方面的贡献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时任武当山特区档案局局长陈敏介绍。
金庸作品
对于金庸对武当山的贡献，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岳涛认为“很了不起”。他说：“金庸与武当山的这份未了情，早在当初他写小说之时就已经结下了。”天下凡有华人者，一定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的贡献很了不起，许多人是因为金庸，才对武当圣山心怀神往。”他认为，天下人对于武当仙山的向往、痴迷、留恋之一切因果，想必除了大道感召、三丰之仙踪外，“还应是金庸先生的妙笔，早已在大家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一份独特的武当情
作为“金庸迷”，大家会发现，金庸对武当派宠爱有加，甚至是情有独钟。
尽管武当派出来的名门侠客不计其数，但反角只有张召重、宋青书二人。这么多的出场次数中，武当山顶级高手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不知金庸当年与武当派到底有什么交集，以至于他对武当派竟然是如此偏爱？这一段往事，只有金庸自己知道。
“我们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他对武当派的喜爱程度有多深。”岳涛分析说，也许这个产生在道教圣山——武当山的门派，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辉煌。
金庸不仅在虚拟世界写武当，还在现实中多次为武当山题字，表达对武当山的祝福和关注。
昨晚得知噩耗，武当玄武派十五代传人、十堰市武当三丰武术学校校长袁理敏深情回忆起，2004年6月他率武当山功夫团随十堰招商队伍前往香港参加活动时，受到金庸先生亲切接见时的情景。
在金庸的办公室，十堰市主要领导向金庸介绍了十堰市及武当山的发展优势及资源，并热情邀请他到武当山、十堰做客。
金庸但是还向袁理敏提了一个小要求，“我这辈子没有练过武功，听说你们都会功夫，我特别想看一看你们的武当剑，你可以练一下吗？”
袁理敏表演了一分半钟的武当丹剑，金庸拍案叫绝，说：“没想到我能在香港办公室里看到武当绝学，我一定要抽时间去武当山，跟你学太极拳。”金庸从书柜中取出一本《雪山飞狐》送给了袁理敏，并在扉页题词：“拜见剑技，倾倒之至”。
金庸向袁理敏赠书并致词
2002年，金庸挥笔为第五届中国武当国际旅游节写下“弘扬武当武术振兴十堰经济”12个遒劲有力的字，表达对十堰、对武当山的祝福。
金庸写给武当山的题词
2005年5月，在香港的家中，金庸欣然提笔，为十堰、武当山写下“灵山武当天下名扬清水北调京津浩畅”。
2005年5月10日，金庸大师在香港与武当功夫艺术团合影
希望金庸圆梦武当
金庸爱武当，用手中的笔把武当功夫写得玄妙莫测、出神入化，将武当山美景描绘得美不胜收。“金庸心中一定还有个愿望，那就是来武当山。我们希望，金庸有机会到武当山走一走、转一转，看看他笔下真实的武当山”，当时，陈敏充满期待地说。
“北少林，南武当”。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少林寺和武当山作为两大门派一并出现。对于少林寺，金庸是去过的，但对于武当山，他始终未能成行。对此，他又遗憾到什么程度？或许是不是因为，他希望在心中保留一份对武当的神秘感呢？这些疑问，恐怕只有金庸自己知道了。
在秦楚论坛上，网友“love枫叶飘舞”曾发出这样的邀请：“没有金庸先生的小说，许多人可能不会知道武当山，更不要说十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欠金庸先生一笔宣传推广费的，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来看看就好了。”
神交数十载，金庸先生却终究未能亲眼看看武当山。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去世，享年94岁。
http://www.wudangshan.gov.cn/xwdt_30832/wdyw/201811/t20181101_1604962.shtml?bsh_bid=4977213822 题字
再见，金大侠
江湖路远，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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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王蒙：健身 追剧 写爱情小说
2018-08-27 08:50:56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网络文学”VS“传统文学”六家谈活动举行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组委会和《中国作家》杂志社共同承办的“网络文学”VS“传统文学”六家谈活动昨日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与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青年作家大头马、网络作家管平潮、乱世狂刀、疯丢子围绕着“网络文学路在何方”主题展开讨论。
坚持锻炼 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
今年85的王蒙仍然精力旺盛，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平时每天坚持游泳、走路、爬格子、追剧、看电影，年轻人的爱好一样不落。他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并将图片分享到自己的微信头像上，被很多友人误以为是施瓦辛格或者普京。
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王蒙都充满了包容。他建议所有的写作者都应该保有开阔的世界，自己就刚刚尝试写了一部爱情小说《生死恋》，“作家是各式各样的，平台是各式各样的，但是你要写得好，不管你用什么招，而且应该越写越好。中国写得好的还不够多，太不够了。”
对于网络文学20年来的发展，王蒙坦言了解有限，但是他一直支持网络是文学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中国1949年以后很多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类似这样的故事特别吸引人，在各种报纸上连载的，包括神怪小说数量也非常大，所以我并不陌生，我都看过，还比如1949年以前郑证因写的《鹰爪王》等等都很好看。”
网络文学的成败都在于更自由的“审稿”机制
王蒙指出，除了网站的签约作家，大神级作家，还有很多数百万的业余作家在网络上，“我的有些亲友的孙子辈都有写网络文学的，最后也出了书。”王蒙认为网络文学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于更自由的“审稿”机制，所以它很宽泛，但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希望自己写得好，而不是越写越烂，凑合着骗钱就行的。作家是各式各样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莫言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批评莫言写得太快了。他们德国大作家一天顶多能写一页，我就跟他说，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写的吗？王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爱好就是赌博，轮盘赌，一个礼拜全输了，快到交稿的时候他急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速记员，一路走着他就像疯子一样开始说，速记员就记下来。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特点是不分段，因为他一口气说下来。相比现在的台湾香港作家写作，风格太不一样，他们恨不得一个字占一行。
所以王蒙认为，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你只要能写得好，没什么是不可以的，“有一次参加一个科学院的院士会议，所有人都说很喜欢看小说，我就说喜欢看什么小说，都是金庸的，没一个看我的。如果你能写成金庸那样，我也是热烈祝贺，如果你写得不好，不管用什么平台，用什么东西，中国写得好的还是不够多，太不够了。”
创作时不是“我选材，而是材选我”
王蒙透露，自己最近刚刚写了一本爱情小说《生死恋》。王蒙说，自己创作时，从来不是“我选材，而是材选我。好事不糟践，坏事更不糟践。安徒生《海的女儿》大概是世界上一切爱情小说的圣经级小说，好的经验也可以写，比如说福楼拜，所以题材每天都在环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