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12 21:50 编辑
他知道聂绀弩，最初不知道黄苗子是卧底，但知道黄苗子是郁风的丈夫。余先生关心黄苗子卧底事有无证据，郁风是否知道黄苗子是卧底，黄家要和章诒和打官司事后来怎样。又说和金庸有来往，查先生晚年变左，罗孚晚年转右。
余先生对銭钟书评价很高，说他有原则有底线，但回避直接评论钱钟书的诗，只是说他写诗很严谨，不轻易与人应酬。说到钱钟书，余先生拿出一封钱氏给他的信的复印件送给我，说只剩下这一封了。
因为他在《余英时回忆录》中提到高亨，我给他看了高亨那首捧毛的《水调歌头》，余先生坚决不作任何评论，对照他对金庸的评价，可能因为高亨曾经是他的老师，有点“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的忌讳。
我问余先生知不知道何林夏，他说知道，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还知道何林夏被判刑了，罪名是”贪污“。他说以前为出书事，他们还通过信。
我们还谈到岭南几位文化人，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余先生说陆曾写过信给他。还提到李怀宇，胡文辉，罗韬，说李怀宇人很好。
我提到，大陆知识界有称余先生是国宝，余先生说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余太太刚好走进来斟茶，插话说，我们不属于某国。余先生再强调说，”不属于，那里有自由文化，那里就是我的故乡“。“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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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眼中的金庸先生——温文儒雅的“老顽童”
金融界
发布时间：18-10-3122:09北京富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来源：新华网
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镛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四位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访过金庸先生的新华社记者还原现场，讲述她们眼中的金庸先生。
1996年12月，新华社记者闵捷和郎婧婧在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金庸先生。据现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级记者的闵捷回忆，那日金庸衣着随意，神情恬淡，一条红色围巾为古稀之年的他身上增添了一抹亮色。
闵捷说，采访中，金庸先生语速纾缓，思绪跳跃。从创作的方式到涉猎的内容，从生活习俗到做人的准则，他侃侃而谈，真诚恳切，正应了那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赞誉。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金庸坦言：虽跌宕起伏，但无愧无悔。
金庸曾说：“希望我的小说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反对损人利己，要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联合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闵捷再次见到了金庸先生。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球7个国家、9个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金庸先生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了开幕仪式。
闵捷回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金庸先生，温文儒雅，谦和有加。他在致词中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到北大来，感谢各位参加研讨会，希望大家“尽量批评”。闵捷说，那天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出席了研讨会，她还捕捉到了金庸与季羡林这南北两位国学大家“同框”的镜头。
新华社记者郎婧婧回忆：“第一次见金庸先生时，他戴着金丝眼镜，像极了旧日文学作品中的书生；儒雅淡定的谈吐又似翩翩君子。”她说，约访金庸是在作协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我弯着腰走到他身旁，蹲在地上悄悄跟他耳语，他极其配合地俯下身子屈就于我，非常令人感动。”
2003年3月，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首席记者王红玉到任后的第一场单独采访活动，就是澳门“金庸图书馆”揭幕。
“当时我费力挤进记者的包围圈，与‘金大侠’进行了短暂交谈。”在王红玉眼中，金庸先生不仅思维敏捷、坦率诚恳，还很风趣。她回忆说，在一场讲座中，有听众请“金大侠”评论一下“鞠躬文化”，还对着金庸连鞠几躬。金庸站起身来幽默对答：“你向我鞠躬我很高兴，我也给你鞠个躬。”然后向这位很年轻的听众鞠了一躬，引来众人热烈的掌声。
曾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级记者的向剑帼曾两次到访金庸的办公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面窗朝向维多利亚港湾，其他几面墙边的落地书架上摆满了书，大部分都是金庸自己的著作。“一走进去，心旷神怡。”
说起对金庸的印象，向剑帼第一个想到的词语是“老顽童”。2004年，她第一次采访金庸，见面递送名片、寒暄几句过后，金庸就开始介绍他的书房。记者注意到他的书房门口挂了一个葫芦，便开玩笑说：“这是洪七公的葫芦吧？”金庸笑言说：“是的！”
“金庸先生思维敏捷，对任何提问都好像无需思考，却回答得恰到好处。对晚辈也是关爱有加，有问必答。”向剑帼说，对记者的采访，他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回答，言辞有礼，态度真诚。金庸曾赠送过记者《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和《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并在扉页上签名。
金庸曾在80多岁高龄时远赴剑桥攻读博士，向剑帼在2007年再次采访金庸，问起他的读书生涯，他会心一笑：“读书多好玩啊！”在他看来，孜孜不倦追求学问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四位在职业生涯中采访过金庸先生的记者，有幸目睹金庸先生的音容笑貌。她们眼中的金庸，既是现实世界中的谦谦君子，又是想象世界里的“老顽童”。对于他的驾鹤西归，她们难掩悲伤之情。
“他无数次在想象的世界中驰骋，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归来。”闵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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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新书《代表作和被代表作》
常三、前后、卢布 等人赞同
谢邀。
我觉得，单在中国文学语境内说这个，说不出什么。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许多评价体系，很是杂乱，很多时候概念先行，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妨扩范围，上比古典作品，下比国外作品，可见端的。
以下以金庸三联版为准。
金庸纯“讲故事”的通俗小说成就，如《射雕三部曲》，至少不下司各特之于英国、大仲马之于法国。考虑到大仲马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金庸的大师地位毋庸置疑。
而另外三部，我认为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超出“讲故事的通俗小说”。即：
《天龙八部》被夏济安、陈世骧两位先生盛赞，认为有悲天悯人的古希腊悲剧色彩。这两位先生都算学术宗师，眼光品味远在我之上。
《笑傲江湖》作为政治寓言的伟大小说，个人认为品第甚高，历史地位至少不该低于《镜花缘》。
《鹿鼎记》对中国武侠作用，大可以当做《堂吉诃德》之于骑士小说。
金庸在传统叙述方面，华丽多样。比如《射雕》里密室疗伤一段，纯是希腊剧格局。其故事讲述技巧绝对大师级。然后文本中的文化意味，比如诗词、器物、书法、政治、音乐等，繁杂多样。丹纳说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在故事的广阔时空方面，金庸是史诗级的。虽无法作为《金瓶梅》级别的历史风俗剧，但单把他作为一个“时代剧作者”，也可以是马洛级的——哪怕够不上莎士比亚吧。
故此，我倾向于认为，金庸之于中国，至少不下于大仲马之于法国，甚至可以推到狄更斯之于英国的地位。《天》《笑》《鹿》和《射雕》单拿出来，哪怕不能说齐平四大名著，至少可以压倒《儿女英雄传》、《镜花缘》、《海上花》、《三言》这一流作品。论结构，金庸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可以压服《儒林外史》（其实等于短篇小说串联）及以下级作品。
说到和巴、老几位的对比的话……
老舍先生语言之不朽，20世纪汉语作者里屈指几人而已。论戏剧成就，老舍先生非金庸可与比肩。但论小说的话，《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固然有其巨大社会意义，但文本综合来说，不能说比《鹿鼎记》、《天龙八部》有什么压倒性优势。《二马》这样的作品，比起金庸十四部里较弱的作品，也谈不到大优势。综合来说，我觉得老舍先生语言成就在金庸之上，但其他不能说胜过。打个比方，金庸是大仲马的话，老舍先生是福楼拜。各有所长。
另外还是忍不住补一句。我国现在有种倾向，说到西方或古典就会肯谈谈文本结构、技巧手法、风骨韵味、文气语感，唯独一涉及现当代文学，就出来各种现实意义、揭露批判之类作用，以及许多故弄玄虚的名词，好像到了现代作品就不是让人读的似的。这种19世纪已经被福楼拜嘲笑过、20世纪在苏联大行其道坑杀无数名作家的迂腐狭隘观点，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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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往事：金庸与季羡林的半世侠缘
梁志刚季羡林国学讲堂2018-11-02
武侠小说宗师金庸
文 | 梁志刚
金庸，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镛，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15部武侠小说，作品脍炙人口，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1948年移居香港。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1996年—1997年，担任全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上世纪末，金庸访问北京大学，当被问及喜欢读什么书时，金庸回答：“《牛棚杂忆》。”又问：“您最崇敬的北大教授是谁？”金庸毫不犹豫地答道：“季羡林。”
季羡林（右一）与金庸（右二）
季羡林上小学的时候，酷爱看“闲书”。他最感兴趣的是《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公案小说和《七侠五义》《小五义》之类武侠小说。由于识字有限，看书经常遇到“拦路虎”，念错别字是家常便饭。比如把“飞檐走壁”，念成“飞dǎn走壁”。他与堂妹互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就用笤帚，多了就得用扫帚。不过这类小说内容浅显，即使有些字不认识，意思还是能看明白的。
看“闲书”可以使人上瘾，他看闲书的瘾头极大。那时候，家里没有电灯，晚上，把煤油灯吹灭后，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一看大半宿。季羡林还把书带到学校去，偷空就看上一段。校门外空地上，正在施工盖房子。很多红砖摞在那里，中间有空隙，坐在里面，外面谁也看不见。他就搬几块砖下来，坐在上面，下课之后，且不回家，掏出闲书，大看特看。看得入了迷，书中侠客们蹿房越脊，刀光剑影，仿佛就在眼前晃动。等到脑筋清醒了一点，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常常挨婶母数落。
金庸的小说作品
季羡林看了数量极大的“闲书”，受到“侠客”影响，他照书上讲的，拿一把木尺当“宝剑”，和小伙伴们玩侠客游戏。他还一度练习铁沙掌，找来盛豆子的瓦罐，用手指往里戳，戳得皮破流血，疼痛难忍，只好作罢。他还练过隔山打牛，在屋顶吊一纸球，朝它挥舞拳头，胳膊挥得酸痛，纸球却纹丝不动，又以失败告终。
但总的看来，他看“闲书”还是利多弊少。通过这些课外书，他知道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强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中国人对侠义的崇尚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中。
2000年11月2日，由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共同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北大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的近60名专家学者与会，季羡林以名誉顾问身份参会并与金庸亲切交谈。
2007年6月18日，金庸夫妇到医院看望季羡林，这次季羡林与金庸讨论“侠”的概念，和对这个概念理解的中西差异。
季羡林说，“侠”从字义来看，是两个人在打架。而对打架，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还去国联告状，请求主持正义，当时我在欧洲，就觉得这个做法行不通。人家会想，你有本事打回去。武侠精神，在中国，还有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这些亚洲国家，人们非常接受，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方人就不大接受。他们不明白侠者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西方人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
他讲了一个在德国亲眼看到的例子：一天，有两个男孩打架，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八九岁。小的打不过大的，输了并不服气，一边哭，一边反击，打得难解难分。大人见了，并不干预。打得久了，有个老太太泼过来一盆凉水，喊道：“吵死了！别处打去！”如果在中国，肯定会认为大欺小，不公道，一定要干预的。当天下午金庸在北大作报告，引用了这个例子。
关于季老讲的两个小孩打架的故事，笔者查阅了他1936年2月24日的日记：
去吃饭的时候，雨仍在下着，看样子似乎一直没停。回家，稍稍休息就开始读Wihelm Meister。读到精神有点疲倦了，点（抬）头朝窗外看的时候，还有两个孩子在打架，打得很凶，许多孩子围着看。后来又来了许多大人，也都不拉，任他们打。一个显然矮一点，当然要占下风。于是大火，脱光了外衣，又打上前去。但不久就又被对方拖到地下，抓了头发，没头没脸地揍了一气。一位太太看不下去了，拿了文明杖把两个孩子打开，别的孩子笑了，被揍者也哈哈大笑。但当太太一走，又交了锋，脱去衣裳的那位又被抓住头发，半天没能动。从对面窗子里浇出一瓢冷水，一道白光，两个分开了。被抓者觉得赤手空拳不能取胜，于是走到一辆自行车旁，伸手抽气筒，预备做武器。但旁边看的大人却干涉了，结果气筒被夺去，又回来，还是冲上前去，又挨了一顿揍，分开了。胜了的一个孩朝南走去，败者跳进铁栏杆找了一条树枝，从后面追了去——到这里，从窗户便看不见了。不知究竟如何，我为被揍的弱者祝福！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第186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武侠小说在华人中拥有广大的读者，“侠”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季羡林晚年在病床上也曾与儿子季承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季羡林本人就是有几分侠气的士。
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这样记载父子二人关于“侠”和“士”的谈话：
那一天，还谈到“侠”和“士”。他从清平官庄的贫农单身汉胡二疙瘩谈起，说中国社会里有一种人，应该是属于流氓无产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侠气。行侠仗义，扶弱济贫，也即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些人属于“侠”一类。父亲说，爷爷就有点侠气。我说：“在你身上也有侠气。”他笑了笑，说可能也有点。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第181页
福建鹭江出版社，1016
本帖最后由 游侠 于 2014-1-3 13:39 编辑
老舍的語言，我沒看出有什麽“不朽的成就”。但論語言的話，我認為金庸的語言成就，決不在老舍之下，毋寧說，是在老舍之上。吹老舍的“語言成就”，是一種北京話崇拜症。油腔滑調的京片子，不適於表達任何崇高的事物。把這種并不高級的方言寫一遍，就算是“語言大師”了？2000年，王朔向金庸挑戰，也是企圖用北京話霸權，矇混視聽，想把京片子文學，冒充白話文學的正宗，當時被金庸識破了。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7-17 06:05 编辑
李纪元，经济学（财政学）
贺清桐 赞同
之前一直在看金庸的小说，刚刚把《天龙八部》看完，觉得就我目前的阅读量来说，基本上没有小说可以在情节上胜过它。
并不能因为它是武侠所以就不登高雅之堂，就是低俗文学，或者就是怎么样。觉得金庸的小说俗，或者说没有现实感，我只能说你没有读进去。
《天龙八部》是很少见到的纯东方的文学，却能够把西方的那种经典的宿命观点融合进去的小说。所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就在于此。很多小说，要么就是纯东方的作品，要么就看着感觉像是外文小说翻译成的中文作品。（这里附带多吐一句槽，很多近代号称是大家的作品，这一点的毛病非常严重，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吧，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受西方文学影响太深，以至于文笔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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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笑傲刺桐城
原创： 冰德冰岛文艺1周前
（金庸大侠抵泉州称：“宾至如归”）
1、宾至如归
2004年11月23日，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一行抵达福建泉州，开始了泉州三日行的第一站。在23日至26日，金庸一行参观了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泉州海交馆、伊斯兰圣墓、老君岩、少林寺和晋江草庵，并在华侨大学开展活动。作为媒体人，有幸跟着金大侠在熟悉的泉州走了一遭，见证了大侠泉州行，确实是采访生涯的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还意外采访到了著名导演张纪中。
23日下午3点半左右，金庸一行来到泉州酒店，并在下午5点亮相“金庸一行泉州文化之旅记者见面会”。
在记者见面会上，80多岁的金庸老先生戴副眼镜，依然显得神采奕奕，头发不多，却梳得一丝不苟，远远看到一根根白发夹在黑发之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金大侠思维依然敏捷，只是口音依然有浙江音，听起来得费点神。
金庸开门见山地称，他早就知道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泉州，并在作品中写到古城泉州，但都是想象中的泉州。对于泉州向往由来已久，两年前本来就打算来泉州走走看看，但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直等到如今才得以实现这一愿望。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于对泉州的美好向往，在一路上，他就很专注地看泉州的沿途风光，当看到泉州沿途一路风景很好，就跟他回到了故乡浙江杭州一样的美丽，让他有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
这次来到泉州，有三四天的参观时间，他将参观泉州开元寺、东西塔、南少林寺、晋江草庵等古城风貌，这给了对他以前作品对泉州的描述一次修正的机会，他说，因为他没来过泉州，写泉州凭想象，不准确，他希望泉州读者对其他不准确的地方提出意见，以便以后修正。
当然，金庸谈得比较多的还是宗教。对于泉州这个宗教宝库——道教、佛教、基督教和摩尼教共存，金庸说这么一个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地方魅力真的无穷。在以前他都是通过电视等媒体了解泉州，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这里经济、文化和宗教事业特别发达，这些他都早有耳闻。所以，此前泉州评魅力城市时，作为评委的他投了泉州宝贵的一票。如今终于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古城泉州了，而一到泉州就感受到泉州浓厚的文化气息。加上一路上的美好印象，他说，当初他给泉州魅力城市投票一点也没错。
在见面会上，我问金大侠：“你的武侠小说影响几代人，一位从莆田赶来的老金庸迷想问你的灵感来自哪里。”
金庸回答说，他一点也不懂得武功，都是凭想象写作。比如写年轻的女人，男人也会写，这就要凭想象，写作来源于巨大的想象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文学。
当我问及对泉州籍著名导演黄健中导演他的《笑傲江湖》的感想时，金老似乎对此有些意见，认为编剧把他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他对把东方不败改成了女人，觉得不妥。
谈到写武侠小说和办报的关系，金大侠说，他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香港《明报》大业，是办报的需要。报纸通过刊载他的连载小说，在读者中受众率很高。金庸说，当时，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他凭着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大侠来了，自然引人关注。当日下午，有两位金庸迷也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只有十岁的小女孩，金庸快要到时，她就等在酒店门口，拿着一本小本子想找金大侠签个名，她激动地说，她读过金庸爷爷的作品，很喜欢，听报纸上说，金爷爷要来泉州，她就到酒店门口守着，想看看金庸爷爷。
莆田老金庸迷戴先生也远道赶来看他迷恋的金大侠，他已经50多岁了，但他喜欢金庸的小说，但当他看到金庸时，又选择了回避，他说，不知道金庸懂不懂武术，他那么多灵感来自哪里？他只想托记者去问，而他却在金庸招集记者的前十分钟离开，他轻声地说，近距离看到了金庸就够了，不想靠得太近，破坏了心中的美好印象。
2、双侠相会
第二天，我因要去厦门报社，换了别人跟。这天金大侠去了开元寺和清净寺等市区景点。很遗叹，流掉了一天。
第三天，我则继续跟踪金大侠。没想到下午热闹起来了，正当记者们为没有新进展发愁时，著名导演张纪中先生意外现身泉州，原来他是专程从浙江雁荡山《神雕侠侣》片场赶来看望金庸老先生。张导的平易近人与豪爽的谈吐和气质，也让我们记者收获颇丰。
当日下午2时30分许，当同事在电话中告诉我，张纪中在泉州酒店时，我立马赶到了那里。
一如以前在电视、报纸和网上看到的形象，张纪中还是蓄胡长发，像马克思画像，颇有点侠士风采。被发现了的他不久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纷纷要求与其合影，张纪中大方地满足了我们的心愿。
张纪中说，他这次来主要是看看金庸先生。这也是他第二次来泉州，上一次是20多年前的1981年，当时他来泉州拍摄《台岛遗恨》，在开元寺拍戏。20多年没来，张导感觉到泉州变化很大，街道宽了，房子漂亮了。
张导还谈到厦门，原来他去过厦门好多次，但却不打算到厦门拍戏，因为厦门“太现代化，不适合拍摄金庸的古装戏”。
下午3时许，当金庸先生下楼时，张纪中导演迎上前与他紧紧握手，两位大师相见喜出望外。金庸笑容可掬地对张导说，“咱们上车再谈。”
在张导和金老参观南少林寺时，寺里特意即兴为他们表演了一场18个节目的演武大会。观摩时，两位“大侠”都看得格外认真，金老连南少林递上的签名本也撂在了一边，只顾专注地观看台下的武术表演。
最后一个武术节目是释理亮的一指禅表演，释理亮表演完毕后，张纪中大呼没想到这里的武术这么“真功夫”，并表示这些表演对他今后导戏会大有帮助。他还欣然为泉州南少林寺题词：“少林功夫天下扬！”金庸更是为南少林寺两次题词：“少林武功，源远流长，功力深湛，身健威扬。”“泉州少林寺，少林武功，源远流长，传来南方，光大发扬。”
下午，金庸先生来到素有“闽海蓬莱第一山”美誉的清源山。
到达清源山后，金庸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面对老君岩、得知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时，大侠震惊了，他脱口称赞：“神奇，不可思议！”
看到老君大耳，金庸直乐，眼睛睁大了。他举起右手，一字一顿地说：“老子的耳朵雕刻很特别，看起来像个问号，这使老子显得很神秘，很有意味。”
英雄所见略同，有趣的是多年以后，同样的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老君岩前亦有感而发：“惊奇——为能在泉州清源山看到这么一座艺术水平很高，文化内涵很深厚的雕像。喜——为老子没有想象中的严肃，很和蔼，很随喜。”
（本文作者初见大胡子张纪中）
当天，张纪中大胡子一边陪同金大侠，一边向我们介绍，他拍金庸剧。
谈到金庸的小说时，张导表示自己很喜欢金庸的小说和书中的侠义之心。一路上他不忘对我们诉苦说：“拍查良镛先生的戏太累了，人物、场景、画面、色彩，各个方面都需要精益求精，压力比较大。”
当问他到底要拍摄多少金庸武侠剧，张导说，等他拍完《鹿鼎记》时再考虑下一步。不过，在谈到新版《神雕》的拍摄近况时，他却透露了该剧的不少新构思。
张导说，“襄阳大战”这场戏将动用上百号人和150多匹战马以及大量三维动画。这将是《神雕》中场面最恢弘的一幕。另外，戏中不仅会有郭靖、黄蓉骑着大雕离去的创新镜头，还会出现原著中万兽山庄的场景。张纪中表示，他拍金庸剧可以说是最好的！
张纪中表示曾想将金庸的作品拍个遍，但《倚天屠龙记》已经有人拍了，他索性就彻底放弃。他的计划是，在《神雕侠侣》一关机就开拍已经买下版权的《鹿鼎记》，拍完后将先告一段落，好好休息一下。他直言，肯定不会像周星驰和张卫健那样演绎韦小宝。
对于韦小宝的“七个老婆”的候选演员问题，张纪中笑著称，他将会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挑选出“韦小宝”的“七个老婆”。
至于张纪中所阐明的拍摄思路，在之后的拍摄计划中是否落到实处，因为不是专业娱记，也因为有其它采访任务，我没有去关注和追踪，也没有时间特意去看他拍的金庸武术剧，除《笑傲江湖》外。
3、草庵求证
（草庵四句石刻）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是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即摩尼教）的宗旨。明教是不是金庸杜撰的呢？
此次，金庸“泉州文化行”，来到了草庵，大侠想亲证真实历史中的明教。
（草庵）
草庵，位于晋江罗山街道华表山下。它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初为草筑，故曰草庵，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始于公元三世纪，唐初传入泉州，称为明教。
现存草庵遗址为元代建筑物，据考古发现，宋代摩尼教已在这里活动，明代禁绝。现此处乡民仍以佛教崇拜为主
这个草庵依山崖而筑，简单古朴，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庵内依崖而建的一尊石雕摩尼光佛。石浮雕摩尼坐像，作圆圈浅龛，直径1.68米，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其石为白色花岗岩，佛像脸部则呈灰绿石色，手部呈粉红石色，天造地设，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
（草庵摩尼像）
当天上午，金庸一行抵达晋江草庵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工作人员担心大侠，雨中行动不便，要求用椅子抬大侠参观，但大侠执意自己步行，工作人员只好在一旁搀扶着。
当日的讲解员是晋江市博物馆的一位美女，她首先将金庸带到草庵一块石碑前，以明教的“二宗三际论”为由头，向大侠讲述摩尼教历史。金庸听得认真，频频点头，对她的讲解表示认同。
在草庵遗址前方20米处，有一古井，井中没有水，却深藏着一井奇闻，曾经在井中出土一块完整的元代黑釉碗和60多件残瓷片。这件完整的黑釉碗，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碗内底部在烧制时便刻有“明教会”三字，直径6.5厘米左右，其它残瓷片同样分别刻有“明”、“教”、“会”三个字样。这一明教文物的重要发现，印证了草庵摩尼教遗址的文字记载，轰动考古界。
（会碗）
这块会碗，金庸极其兴趣。他站在宋代明教会碗遗址前，一边听着解说，一边陷入沉思。随后，金庸主动向草庵的工作人员索要会碗的照片，准备带回去收藏。
在草庵，一块形似屏风的长方形石碑，吸引了金庸的目光。
在这块石碑上，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签名者是1991年到泉州考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的专家、学者。
金庸伫立于石碑前，目光游离，似乎回到了他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的创作氛围中，去追溯明教生息渊源。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教众心目中的明尊形象如何？草庵内这尊摩尼光佛，应该是明尊形象的惟一左证了。
透过一圆圈浅龛，只见佛像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相圆润，眉弯稍突，嘴唇略薄，嘴角深陷，下额圆突，显得安详自如；身穿宽袖僧衣，襟打无扣结带，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迭平放，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
解说员介绍说，佛像的脸、身和手巧妙利用岩石本身三种天然色泽刻，脸呈微草绿色，手呈微粉红色，身体则呈灰白色，背雕豪光四射纹饰，甚为奇特。
较之《倚天屠龙记》记载的光明顶上没有实体的明教圣火，这尊佛像更加具体形象
金庸先生看着看着，不禁有些痴态。回过神后，他赶紧让开众人，要求先独自与佛像合影。草庵的工作人员也趁机献上一本纪念册让金庸题词。金庸不假思索，题写下“熊熊尊火，光明之神”八个字。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此乃摩尼教的教义信条《劝念》的具体内容，刻于草庵的摩崖石壁。
据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夺取政权，并采用明教的“明”定国号后，担心明教威胁其统治，于是“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寅其徒，毁其宫”。所以明教在明初极盛之时被迫转入秘密活动，融合于道教、佛教的民间崇拜。
解说员正结合金庸的小说谈谈明教的教义信条时，将日月神教的任我行归入明教，金大侠立即打断了话，指出不能将日月神教和明教混为一谈。
当然，这并未影响金庸的兴致，临走时，他交代工作人员说：“帮我把那四句经文拍下来。”
“看，明教不是我杜撰的，许多读者还不相信明教的存在呢。”参观完草庵，金老显得激动，他回味无穷地感言，“我没有乱写。”
4、衙口探馆
（读者见面会）
晋江龙湖衙口施琅将军纪念馆，也是金庸此次来泉州最想参观的景点之一。
因他的《鹿鼎记》写到施琅，当他得知晋江建有施琅纪念馆后，就表示要走访施琅将军纪念馆。
那天，金庸一到施琅纪念馆，就径直穿过施琅广场，走向“靖海侯府”。在该馆的大厅里，金庸在施琅将军石座像前驻足良久。
施琅将军石座像是该馆的镇馆之宝，高1.75米，为清代雕刻石像，距今已有300多年了。施琅将军石座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泉州城东施公祠移往施琅纪念馆的……
在听介绍时，金庸不时抬头回望一侧墙上的“施琅将军大事年表”。
在看完施琅将军统一台湾的历史展后，金庸说他要与施琅将军石座像合影，随即就径直走到施琅将军石座像前，贴近石座像拍照留念。
施琅纪念馆附近的海边，还有一尊16.83米的施琅雕像。金庸参观纪念馆后，不顾海边风沙大，欣然前往。
当时正处涨潮之际，海边风沙弥漫。随行人员想让金庸先生穿上外衣，他却挥挥手示意不穿，然后只身走向施琅雕像前，再次让同行的记者们帮他与“施琅将军”合影，表示要把合照登在以后出版的《鹿鼎记》上。
5、华大论剑（作者采访《笑傲江湖》圣姑的扮演者许晴）
次日，金庸先生一行来到华侨大学，受到了学子们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了当时的校长吴承业教授为他颁发的名誉教授证书。而与学子们展开的一次“论剑”，为他此次泉州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金庸说，这是最令他感动的一次演讲和见面会，能与2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在一起，他感到很幸福。
“论剑”时，当时正在拍摄的新版《神雕侠侣》显然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在与华大学子的座谈中，金庸先生首次公开表示了自己对刘亦菲在《神雕》中扮演的“小龙女”的肯定。他表示，一开始他认为刘亦菲年纪太轻，并不适合演“小龙女”，但前天晚上他看过张纪中导演带来的《神雕》样带后，觉得导演选择刘亦菲没有错，她确实演得不错，让他很满意。
（金庸小说人物纪念邮票）
对于颇有私交的好友“鬼才”黄沾因肺癌病逝，金庸游泉州期间，媒体在报导相关消息，金庸说这“确实是一大损失，令人惋惜”。他说，黄沾很有才华，是个艺术天才，患上肺癌主要是因为他爱抽烟，并且抽得很厉害。他曾经劝他少抽点，但黄沾戒不了。金大侠因此语重心长地告诫华大学子们：吸烟对身体有害，年轻人不要过分酗烟，应该注意保养身体。
谈到这些天里对泉州的印象，金庸说：“泉州女人勇敢、漂亮，很能干”。他说，他的小说里塑造过不少漂亮的好女人，这是浪漫主义的需要，为的是给读者更多美好的回味空间。这些天里他接触到不少泉州女子，发现她们都很“勇敢、漂亮，并且很能干”。金庸表示，这可能跟泉州的开放性、包容性有很大的关联。泉州在古时是东方大港，东西文化在此交汇，各种宗教在此互存，这些都培育了泉州女子优秀的个性特点。
当日，一位在场的“金庸迷”也问起了金老正在着手修改的作品：“我太喜欢萧峰这个人物，然而，最终您却让他死了，能不能在修改时，让萧峰死而复生？”
金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趣，但他“回绝”了这个读者的要求：“就像《红楼梦》不能让林妹妹死而复生，我不能让萧峰复活。”如果让他将小说改为萧峰复活，萧峰可能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萧峰，读者也可能就不喜欢了。他说，这次修改作品，他不会大刀阔斧地动作品的整体框架。
谈到这个话题时，金庸表示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修改作品不会动整体框架，更不喜欢影视剧把他作品的人物改得面目全非。他说《笑傲江湖》的电视版把东方不败改成了女人，让他看了很生气：“这好比把孩子交给学校，而学校却把他的耳朵割了，把鼻子割了一样，令人难以接受。”
金大侠在与“金庸迷”们“论剑”时，开篇谈的就是有关佛教的问题。金庸说，这个问题谈三天三夜也谈不清。
他说，他自己只是信小乘佛，而台湾作家李敖却因此称他“信佛虚伪”，并说金大侠如果真信佛，就应该把所有家产不要，要全部放弃。对此金老表示，按李敖这样的理论，全部放弃，人没有一点欲望，连吃饭也不吃，爱护父母和子女也没有，那么这个世界岂不等于毁灭。他认为，李敖的说法有点“乱弹琴”，他不会理会他的质疑。
6、隔岸观侠
（与郭靖的扮演者黄日华先生合影）
时间过得很快，来来往往，来泉州名流一拔又一拔，但像金大侠游泉州时间之多，采访的媒体之多，在各版所发文章之多，实属罕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尽管金庸的书写了这么多，书名都成联了，可金大侠来的时候，我并未读他的武侠小说；尽管他的小说已经风扉全球了，各种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电影满屏飞；但惭愧的是，我还未读他的任何作品，只看过黄健中导演的《笑傲江湖》。
金大侠来泉州后，我开始读他的小说，第一部《鹿鼎记》就把我吸引住了，尽管是盗版本，但书中韦小宝这个人物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像是蟑螂一模拟较会钻营、会生存，不怎么可爱，但故事情节依然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一句话——写得好，写出了人物命运的精华。不愧为一代大侠！
（潘登记者拍下这张大侠穿衣照，本文作者露了半张脸）
接着，我就开始买金大侠的书，由广州出版社的36册金大侠的武术小说全部买回来，包括《鹿鼎记》，然后把盗版的那本《鹿鼎记》赠给他人传阅。大侠的小说好读，我从《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一部一部读过来，像是个侠迷。去采访的时候，背包里都装着一本金大侠的武术书，像大侠一样穿梭于一个又一个新闻发生地。我有些后悔，在大侠来泉州时没有买他的书，以至于没有一本签名书。而大侠在泉州游时，我跟了他三天时间，机会多多，可是都是看着其它侠迷们一个个手捧大侠的书挤上前，争先恐后地找大侠签名。
因为没有读他的书，所以，他来泉州时，我表现得有些清高，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邻家老人式的一个老头子吗，所以，当别人挤上前去拍合影时，我都在旁边冷眼旁观，而不像见到大胡子张纪中，那样让我有激情，冲上去索要签名和合影。
在读完金大侠的小说之后，我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人，发现失去了一次认真欣赏大侠的机会，尽管跟了三天，但犹如隔岸观火，并没有切身热烈地去面对这么一位大侠——神奇而又神奇的老人。
（华山论剑）
失去了一次向伟大作家老人切磋、学习、交流的大好机会，要补这一课，只有从头认真读他的作品了。我不仅买下了他的全套作品，还认真的阅读了，从中，我感受到在与大师真正的对话，跟他笔下的人物对话，跟令狐冲、韦小宝、郭靖、萧峰、张无忌等各位大侠设定的大侠对话、“论剑”、“过招”、甚觉过瘾。
如今我在整理这些文字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金大侠先生也已仙世。那次金大侠泉州文化行，是他今生最后一次来泉州，作为当年的见证者，整理这些文字和图片，愈发显得珍贵。
7、喜得藏书
不过，还有书缘，没隔多久，我竟然获得了一本金庸签名的香港版的《射鵰英雄传》。是金庸赠给陈秋霞小姐。金庸在书中签名时写道：“陈秋霞小姐惠存金庸 一九九三、五、二十”。
（金大侠书赠陈秋霞）
1993年，我在部队当兵，当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并未在军中流行，因此对于金庸可以说还是陌生。尽管高中时，我从同学处借来了他的《书剑恩仇录》，但并未读几页，就被同学要回去了。之后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接触金庸的小说。
我看到金庸签名的“1993年”这个时间时，首先想到自己那个时期在做什么？那个时期，我也有个作家梦，不过不是写武侠，在写完报道之后，悄悄地写小说，不过投给编辑部却是如石牛沉海。只是新闻作品，偶有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等刊物发表。
除了时间让我敏感，陈秋霞这个名字也让我敏感，她是什么人？为什么金庸亲笔签名曰“惠存”？我开始琢磨。
因是书是港版，1990年5月再版（最早版是1976年5月），1993年5月20日，签名赠给陈秋霞惠存。我就想，陈秋霞应该是香港人，并且是名人，与金庸还有交集。我的猜测没错，陈秋霞不简单，是个知名的香港演员、歌手。
陈秋霞1957年11月12日出生于香港，香港音乐创作人，歌影双栖艺人。1975年凭借自己作曲兼主唱的英文歌《Dark Side of YourMind》获得流行歌曲钢琴组和作曲组的双料冠军，进军乐坛成为歌星兼作曲人；1976年出演同名电影《秋霞》获得金马奖影后； 1980年出演《一个女工的故事》获得巴拿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1976年到1980年间接连在银幕上演出了10多部戏；1982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2007年更获得TVB8金曲榜颁奖典礼最佳唱作歌手奖银奖。
看到这些数据信息，我的心情很有些激动。这套书是金庸大侠赠给陈秋霞的，信息量大，并且很是重要，让我对这套藏书格外珍视。
（陈秋霞）
1993年5月20日，金庸赠书给陈秋霞时，是在什么场所，是怎么送的？陈秋霞收到书后的感受是什么？她有没有认真读完这部小说？……为什么后来这套书转辗到了泉州？都是一个谜。只有一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金庸赠给陈秋霞的书。
书的质量很好，尽管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25年过去了，但书保护得好，除纸张有些褪色，基本上完好，没有任何卷角之类，更无破损。可以看出，书的主人陈秋霞是很珍视金庸的赠书，珍视大侠这份友谊。尽管书后来被流出，但在下家手上，依然珍视它，估计下家也是爱书人，才会转辗千里，并且跨过25年了，书依然完好
打开书，香气扑鼻，没有半点异味，让我爱不释手。
当然，我对转让给我书的女孩充满感恩，女孩是超级爱书人，她在转让给我时，留言称：“谢谢你来，好书等待有缘人！”这话说到我心坑里去了，懂我的人，知道我喜欢书！
其实，我也知道女孩喜欢书，特别喜欢这套书，我想不到她会转给我，当她说，她想把这套书转给我时，我内心无比激动、感动、感恩，多种感情像浪在胸中翻滚。
“你等三分钟，我去家里取第一册。”女孩说着，就急急回家去取书，我则翻阅架上的三册英雄传，内心充满期待。
女孩书取来了，我请女孩盖个印，或签个名纪念下，女孩只是盖了一个印，以纪念。并且她盖在第三册上，这样没有影响第一册，金庸签名赠陈秋霞的美好印象。
晚上，我载着这套书回家，尽管夜色浓，但我眼前光亮一束束，犹如白昼。
（《金大侠笑傲刺桐城》今年春季在《金门文艺》发表，内容有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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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大侠在泉州
原创： 编辑：赵志松泉州网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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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武侠泰斗金庸昨日逝世，
享年94岁。
讲武侠的那个人去了
从此江湖该多寂寞。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时代的神话，金庸被称为“文坛圣侠”，是武侠小说作家界的“武林泰斗”。
2004年11月23日至26日，应泉州晚报社和华侨大学之邀，金庸先生一行来泉州作为期4天的文化之旅。此次泉州行是金庸第一次在福建的公开活动，也是他第一次应媒体的邀请出行。这场金氏“武侠风骨”与泉州“海丝风情”的华美碰撞，日后也成为流传文化圈的一段佳话。
当时在泉州举行了多场金庸读者见面会。（陈英杰 摄影）
金庸的到来，泉州的“金迷”几度疯狂。（陈英杰 摄影）
泉州角逐“最佳中国魅力城市”，金庸担任评委，他为自己盛赞为“是个好地方”的城市投出了宝贵一票。
大侠如约至鲜花迎面来
✦时间：23日下午1时45分
✦地点：厦门机场
11月23日下午1时45分，金庸先生一下飞机，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张张热情的笑脸和一束束绽放的鲜花。在美人与鲜花的簇拥下，金庸先生开始了愉快的“泉州文化之旅”。
刚刚抵达泉州的金庸先生，全然不顾旅途劳累，欣然接受泉州晚报社记者专访。
从容答记者捷思令人惊
✦时间：23日下午4时
✦地点：泉州酒店
23日，下榻酒店，接受泉州晚报社记者采访。
一身笔直的西装、金边眼镜、手戴一串佛珠……金庸先生不仅是个睿智的大侠，更是一位健谈长者。
金庸先生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他对泉州仰慕已久，初次到泉州，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接受专访的会客厅里，在场的所有记者都对金庸先生敏捷的思维感到惊讶。其迅速的思维反应、清晰流畅的表达，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位八旬高龄的长者。在整个专访过程中，金庸先生始终面带微笑、气定神闲端坐在沙发上，并不时地用手势配合他的回答。
流连开元寺称皆成圣人
✦时间：24日上午10时
✦地点：清净寺、开元寺
25日，访开元寺。
24日，游清净寺。
11月24日上午10时许，金庸一行来到伊斯兰教圣迹清净寺。刚踏进这座名列中国十大名寺的清净寺时，金庸先生就无比兴奋。听该寺蔡菲菲女士介绍门楼仿造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建筑形式，金庸先生立即驻足回头欣赏。之后，他欣然提笔留下墨宝：“朝觐中国第一名寺泉州古清净寺不胜幸运”。
名刹开元寺是金庸一行参观的第二站。从紫云屏的山门进入开元寺后，金庸对天王殿金刚护神旁的木质楹联凝神观看了许久——“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导游介绍说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泉州这座文化古城的评价，而楹联上的字迹为弘一法师所留时，金庸先生高兴地说：“到了这里，大家都成圣人了。”
看木偶打斗 大侠偷着乐
✦时间：24日晚上7时30分
✦地点：泉州酒店
与媒体记者畅谈
金庸先生忍不住掩嘴笑了！24日晚，听一曲南音古韵，品一缕清爽茶香，看一段传统梨园，观一场滑稽木偶之后，金庸先生由衷感叹：“提线木偶很好看，挺吸引我的。”
当晚的这场专场表演，最为吸引金庸先生的是一场武打表演，金庸先生被逗得忍俊不禁。专场演出结束后，金庸先生一直对记者说：“泉州的古典戏曲保存得很好，让我印象深刻。”陪伴金庸先生身旁的邓友梅先生也说，梨园戏是最接近古典戏曲的剧种，让他想起了元代繁荣的戏曲文化。
25日，参观老君岩。
拜访施将军 大侠“套近乎”
✦时间：25日上午10时35分
✦地点：晋江施琅纪念馆
25日，参观晋江施琅纪念馆。
上午10时40分许，金庸先生一行来到位于晋江龙湖衙口的施琅纪念馆。金庸先生认真倾听导游的讲解，对施琅将军带领将士使用过的大炮、钢刀等物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看完展室后，金庸先生特地要与施琅将军雕像合影留念。他径直走到施琅将军雕像前，让人移开隔在雕像前的花盆，把身体靠近施琅将军像。
老少英雄会少林传佳话
✦时间：25日下午4时
✦地点：泉州少林寺
25日，参观泉州少林寺
下午3时40分许，金庸先生一行抵达泉州少林寺的山门，喧天的锣鼓声响起，舞狮队在前引路，近百名来自泉州武林界的高手及少林寺武僧，夹道欢迎大侠驾临。
在少林寺，泉州武术界的几十名高手为金庸先生一行献上了一场演武会。五祖拳、达尊拳、少林花拳等泉州传统武术，令金庸先生非常高兴，频频鼓掌示意。并先后挥毫为泉州少林寺题下两幅墨宝：“少林武功 源远流长 功力深湛 身健威扬”和“少林武功 源远流长 传来南方 光大发扬”。
披着蒙蒙雨留影草庵前
✦时间：26日上午10时20分
✦地点：晋江草庵
26日，在草庵参观。
上午10时许，金庸先生一行来到位于晋江的草庵。天空下起了零星的小雨，金庸先生冒雨踏进草庵，他一边认真听着导游关于摩尼教历史的讲解，一边点头表示赞许。金庸先生特地与摩尼光佛石像合影留念，并欣然题词“熊熊尊火 光明之神”。即将离开草庵时，金庸先生又选择了一处可以摄入草庵全景的地方留影，一再说：“我要把摩尼光佛的照片放在以后出版的《倚天屠龙记》封面上。”
华大留风采盛赞泉州人
✦时间：26日下午3时30分
✦地点：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向金庸赠送字
下午3时30分许，金庸先生一行抵达国立华侨大学。等候在陈嘉庚纪念堂南侧入口的有近百名师生，掌声、欢呼声顿时响彻校园。进入陈嘉庚纪念堂，几千名师生沸腾了起来，他们欢呼鼓掌，人流潮水般地涌向金庸先生，把金庸先生层层围住。学生们高喊：“欢迎金庸先生！”“欢迎金庸先生！”
“泉州人为什么这么聪明、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呢？”金大侠话一出口，容纳3000多人的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立刻变得静悄悄的，在场师生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来了，有的甚至忘了坐下。
当日下午，金庸先生给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并接受华侨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聘书。在演讲过程中，金庸先生客串了一回生物学家，他运用生物进化论分析泉州和华侨大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赞扬泉州和华侨大学人的聪明、漂亮与能干。随后，金庸接受广大师生的提问，幽默、到位的回答不时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笑傲江湖成绝响 人间再无侠客行
活成符号也是永生。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泉州各界沉痛悼念，那些曾与先生有过渊源的人们，纷纷留下悲情与叹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感谢金庸先生为我们留下一个绚丽的江湖。（东南早报记者张素萍）
先生小说多处提到泉州人和事
□潘耀明（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金庸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和他的从属关系可以溯自1990年的某天。当时《明报》报馆在香港市区北角，我来到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寒暄过后，他亲自写了一张聘书给我，邀我加盟《明报》。金庸先生亲下聘书这一举动，令我热血澎湃、感动万分，我当场签了字。
此后的日子里，我在金庸先生主持的《明报》工作。金庸先生很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在报馆他是我的老板，在文化的因缘上是我尊敬的老师，日常交往中更是我的畏友。
我的老家在泉州南安，认识金庸先生后，一直很想邀请他来家乡看看。2004年，金庸先生泉州行之所以能够促成，原因之一是泉州晚报社多次盛情相邀；二是我与金庸先生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由于邀请金庸先生来泉是我多年的心愿，所以从中极力促成。
泉州是文化古城，金庸也曾在小说里多处提到有关泉州的人和事，如明教、天地会，如施琅、陈近南、冯锡范。这说明他对闽南文化是有涉猎的，也是了解的。泉州参评“中国魅力城市”时，金庸是评委之一，他投了泉州一票。
先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郭培明（泉州晚报社副总编辑、泉州市文联副主席）
2004年11月，金庸先生应泉州晚报社和华侨大学之邀，来泉州走一趟文化之旅。事实上，报社提前一年多就开始筹划邀请。最后，在金庸挚友、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的帮助下，金庸先生泉州行终于促成。
在他来泉州之前一年，香港书展期间，《亚洲周刊》记者和我得以有机会进入金庸书房。那简直就是个小图书馆，到处都是书籍，其中有不少是英文书。由此可见，先生博览群书且十分好学。
金庸先生泉州行期间，早报专门调派了几名“金庸迷”的记者，组成前方报道组，全程跟踪采访报道，最后还出版特刊“纸醉金迷”。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先生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之河的淘洗，他的小说充满正能量，里面的人物更是被当成文学典型广为传播，被整个社会所认可，成为一类人或性格的代名词。他不是关在书斋里的读书人，是非常值得崇敬的著名报人、政论家和武侠文学的一代宗师。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他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少年们心中都有一个金庸
□连真（泉州风雅颂书局创办人）
“70后”的少年们心中都有一个金庸。在那个图书相对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撑起少年们阅读的天空，而其中最闪光的作者名“金庸”。在港版盗版中学会繁体字，感知爱情、侠义之道、胸怀天下的气度。饥渴的少年们被熏陶被教诲。
我最喜欢的男主角不是乔峰，不是令狐冲，不是郭靖，而是温和痴情又留有余地的段誉。
记得北京三联书店引进金庸先生版权时，已开书店的我欢呼雀跃。一口气屯了大几十套，天天絮絮叨叨，无比激动地和人推荐金庸武侠小说。同好者会心一笑，热烈交流，遂成好友；无感者，用一股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盯着他。而今，金庸先生活成符号，也是永生。
缅怀金庸 为我们逝去的青春
□颜鹏（泉州晚报总编室副主任）
如果只是逝去一位老人，那么94岁已是喜丧，我们是否该酹酒相送？但金庸仙逝的消息一传出来，朋友圈中满是悲情与叹息。我一位前辈知友，打电话向我核实消息，甚至已泣不成声。直到同事发给我一张当年采访金庸的照片，我才理解到那位前辈的情感。照片来自14年前，地点就在泉州。照片中的查老银发稀疏，精神矍铄，而我正在他旁边提笔速记。
我们其实并不止是在纪念金庸，更多地是在回味他留给我们的青春记忆。一部部深入人心的作品，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很少人能像他一样，在一代人心中镌下共同的记忆。这个记忆来自灵魂深处，是每个人心中的武侠梦，这个梦在那个时代，我们称之为年少轻狂，而在今天，我们称之为青春。
如今，我对着当年采访他的照片，怅然若失。他的从容谈吐、睿智应答，还历历在目。他说过:“泉州是个好地方！”我为泉州，记录下了这句话。
14年前厝边的“金庸风暴”
□朱玮杰
金庸先生泉州文化之旅，也是泉州晚报社2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部分。当时，我和另外两名同事负责文字报道，我们也被编辑部包装成了“早报三剑客”。除了核心的“三剑客”以外，编辑部还动员了“金庸泉州行”的外围报道组、摄影组等，金大侠走到哪里，我们都形影相随，不敢放过大侠在泉州的每一个精彩时刻。
从金庸到来之前，到大侠空降厦门；从金庸到报社演讲，到大侠观看武林大会，一直到金庸结束此次泉州文化之旅，飞回香港……我们见证，我们记录。这次大规模的策划报道，以空前的声势在泉州掀起了“金庸风暴”，也让早报大大提升了舆论影响力和号召力。
侠骨柔情金大侠主动为我签名
□小卢（泉州晚报社工作人员）
金庸先生泉州行期间，我作为报社的一名员工，有幸成为众多陪同人员之一。从金庸先生下飞机抵达泉州再到返回香港，我全程陪同。在泉州的五天时间，他对人很友善也很慈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有礼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到一地求签名的“金庸迷”非常多，他几乎“来者不拒”，只要时间允许都会签名，而且签得很认真。因为人非常多，我不忍也不好意思让先生签名，没想到最后他竟主动问我是否需要签名！
金庸先生在泉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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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回忆金庸笔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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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经说过，如果有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大侠已逝，可我们知道，江湖余波未已，每念他的名，每读他的书，他就会一次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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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在大学
大学生杂志2018-12-18
文/徐玲玲 袁晓宇
金庸老师去过不少大学。
足迹
1994年10月，赴北京大学
1996年，赴杭州大学（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
1997年，赴浙江大学
1999年，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00年9月，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01年5月，赴南开大学
2002年5月，赴华东师范大学
2002年5月，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03年11月，赴中山大学
2004年4月，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04年9月，赴四川大学
2004年11月，赴华侨大学
2007年6月，赴北京大学
2007年9月，赴苏州大学
2007年1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2008年10月，赴吉林大学
名誉
北京大学
杭州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华侨大学
吉林大学
答问
金庸在多所大学演讲，与师生座谈，有很多精彩对话。
学生：在您创作的14部武侠小说中，您最喜爱的小说人物是谁？
金庸：段誉。他有一种隐忍的精神，无论别人怎么打骂都不介意，还是一样热心助人。令狐冲我也很喜欢，淡薄名利，乐观，追求自由的个性。
（2003年，在中山大学）
学生：在浙大的时候，您一直称自己是学生们的大师兄，就像令狐冲一样，您说自己在学问上还不够资格做老师。那么在您的14部武侠小说中，您觉得哪位大侠最适合做大学老师？
金庸：《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
（2003年，在中山大学）
学生：您的小说中，有许多的武术门派，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比如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您会武术吗？可以比试一下吗？
金庸：有些武术门派本来就有，像少林、武当。我曾多次去少林寺，一位高僧要教我内功，但我说太麻烦了，就没去学。
当然，一些武术门派是我想象出来的，像降龙十八掌就是我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
（2007年，在北京大学）
学生：您对韦小宝这一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是否加入了对现代人的理解？因为他和您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风格迥异。
金庸：韦小宝这个人物，其实我是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启发。在书的后记中，我也写到了年轻人切不可学韦小宝。我想把小说的结尾修改了，让他在一次赌博中把全部家产赔光，几个太太也走了一大半。但有读者就给我写信，说文学是要讲究完整性的，这样一改，就不完整了，虽然有了教育意义，却没有了文学意义。于是我也只能作罢。
（2007年，在北京大学）
品一下《天龙八部》诸位美人
张佳玮 · 8 天前
六七年前写的文章了。
一切以三联版为准。
一
首先得说的是，所谓佳人，乃是一个活物。汉朝皇帝不解风情，以为看个画图便能辨出佳人，才使毛延寿等辈有机可乘，放出昭君便宜了单于。如今敷妆鲜活霓裳羽衣外加PS打光的美少女们，论样貌怕比祖贤青霞阿姨等的旧照好看得多。然而回头一看《青蛇》，一看《笑傲》，那两位熟女只一举杯浅笑，立刻就把诸位宇宙无敌超桃花美少女给压下去了。关于这个，古龙有一段写得极确：
“只见她眉目如画，娇靥如玉，玲珑的嘴唇，虽嫌太大了，广阔的额角，虽嫌太高了些，但那双如秋月，如明星的眼珠，却足以补救这一切。 她也许不如铁心兰的明艳，也许不如慕容九的清丽，也许不如小仙女的妩媚……她也许并不能算很美。但她那绝代的风华，却令人自惭形秽，不敢平视……只见一个身披霓裳羽衣的仙子，在满天夕阳中，飘飘而来，一只红顶雪羽的白鹤昂然走在她前面，一只驯鹿，依依跟在她身后，温柔的暮风，吹乱了她的发丝，她伸出手来轻轻一挽……就是这么样轻轻一挽，已是令天下的男人都为之窒息，只是这么样─幅图画，已非任何人描叙得出。 她生得也许并不十分美，但那绝代的风华，却无可比拟。”
所谓风情，便是举手投足歌笑颦叹之间的风致了。若徒然对着容貌发呆，就落了个“痴”字。佳人者或衣袂飘举于白露蒹葭之间，或丰肌玉骨于苏衣重幕之后，或青衣窄袖于酒炉之前。容貌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其浑然天成的味道，才是权衡“佳人”的标准。
先谈《天龙八部》。一开场左辛斗法，钟灵横空出世。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姑娘，“笑靥如花”，估计身形尚未长成。举手投足间都是小女孩风格。放貂，请吃瓜子，扯谎撒娇，只见可爱而已。被神农帮捉了，段公子伸手去握她脚踝时，心中一动。可见钟姑娘身段未见如何，但脚踝是极好的。说起来还是纯情小女孩角色罢了。到后来几次出场，都脱不了女孩本色。几年后少林寺一见，也没法让段誉分心。估计成长有待时日。适合少年男子邂逅之后，一起拉拉手逛逛路看看电影的那种小姑娘。
无量剑有个葛光佩，和师兄干光豪私奔，被段公子听见。后文有记，葛姑娘门人都在聊她，还搀杂有什么“小白麻皮，脱成个小白羊似的”之类句子，可见这姑娘颇有风情，虽然庸脂素粉，也引得门下众人对其性幻想不已。
玉像、李秋水、王夫人、王姑娘等且留后述。至于什么平婆婆之类阿姨，所谓“这种陈年宿货，兄弟我没有胃口。”
钟灵的妈妈“容色清秀”，说话也算温柔。到了后文，虽然心猿意马，还是对段王爷一脸庄容，不许这登徒子乱亲。结果偶尔对灯开怀，泄了心事，被段王爷地道里听个正着。被段王爷一抱一亲，立刻乱了方寸。“我随你做小贼去，做强盗去，便做一天，也是好的。”容貌虽不惊天动地，但这种温婉执拗、用情极专的性格，其实很是引人。只可惜这样的佳人常不如冰山美人或者辣姑娘显眼，所以往往被错过。生活中常见这类温柔巧妻伴拙夫眠。阿弥陀佛。
木婉清姑娘是《天》书中极品。敢穿黑衣的女子，身段都差不了。木姑娘“身形苗条”，而且“语声清脆动听”“眼亮如点漆”，未解面纱，已是迷人。骑黑马，种玫瑰，满身异香。冷若冰霜，泼若男子，属于性格魅力。等到了危急时刻，段誉一解她衣服，肩背一露，“肌肤晶莹如玉，皓白如雪”，窈窕身段配冰肌玉肤，已经接近完美。偏段公子眼福好，看到“如新月清晕，如花树堆雪，一张脸秀丽绝俗”的一张脸。“新月清晕，花树堆雪”，这八个字可谓繁华。金庸以这种等级的字眼来正面形容女子的，印象里近乎绝迹。而段公子一看，心头乱震“她实是个绝色美女啊”。段公子自己的妈妈乃是观音级别的美女，又长居王府，以他老爸之好色善品，府中侍女容貌绝对都是极品的。能让他心头乱震的美女，绝对够技术含量。
木姑娘展完容貌，性格大变。从泼辣冰冷，变得温柔凄婉。性格一对比，立见天真烂漫。而其美貌连岳老三这等大浑人见了，都道：“你把面幕盖上的好，不然让我多瞧几眼，大大不妙。”云中鹤更是直接，直接就扑上来抓。云中鹤色中饿鬼，阅女多矣，能让他冒着和岳老三互掐的危险而劫夺的女子，其美可知。甚至连叶二娘都“看她眼睛好看，且挖出来”的产生了嫉妒心理。叶二娘除了脸有抓痕，容貌也算得美了——玄慈方丈点头称然——居然也会对一个少女心怀嫉妒，木姑娘之美可知。
稍后还有补充：入大理城，段王爷见木姑娘，喝彩“誉儿眼光好”。又“原来是个野丫头”。木姑娘经段王爷和云四爷两位大色狼钦点，已经够等级了。而其自然纯真性格不减，又是个痴心女子。被段老大施了后，绕房间追着段公子要成就好事，在《天》书里如是性感的场面也惟有梦姑可比。后文又两次出场，一次是在小镜湖对上萧峰，一次是在西夏国对上段誉。依然是一副酷状，而且美貌与异香不变。这等一个集清纯、绝色、窈窕、性感、泼辣、冷酷和痴心于一体的复杂女子，想着都不该配上段誉。只能为之可惜了。
木婉清的妈妈秦红棉，比她女儿泼辣些。容貌略凶恶些，而且练完段王爷教她的掌法还会发怒，不见段王爷时恨不得千刀万剐之，等见了段王爷又眉花眼笑。属于典型的单细胞女人。懒男人或坏男人最喜欢这等姑娘。但老了还如此就不可爱了。不提。
段王爷妻子刀白凤与秦阿姨一样好妒。秦阿姨属于刚型妒妇，提刀去砍，刀阿姨属于柔性妒妇，一会儿出家做道姑，一会儿冷嘲热讽。最要不得的是居然跑大理寺外菩提树下，去和一个邋遢化子成了好事。集开放、主动性和冷艳性感于一体，也是不能小觑的女人。少数民族姑娘烈性，至此方验。比起甘秦等诸位如夫人来，刀阿姨属于敢爱敢恨，外柔内刚的狠性儿，难怪可以束住段王爷，霸住正室。
叶二娘是个飘来飘去的人物，其作为帮凶和恶人的时候多。小镜湖畔和段王爷的几句对答很见风情，有些神龙教洪夫人神采。用情极痴，容貌又不至于差。年轻时当也是个好姑娘。萧远山曰：“你本是个好好的女子……”
慕容复颇自恋，收的朱碧俩丫鬟也不是凡品。阿碧更文些，是典型的江南丫头。书里明写她容貌“颇不如木婉清”，但“八分容貌加十二分柔情，便不逊色于十分的美女了”。你说她摘藕采莲，划船弹琴，间带吴侬软语。如崔百泉类莽夫定然是瞠目不解风情，但段公子这种读过书的，就喜欢这种江南仕女。到了后文，揭出她竟是康广陵弟子，那么琴技一定也是不凡的。末尾处，众叛亲离的慕容复，犹有她照顾，不由让人鼻子一酸。碧姑娘痴心文质，是个极招人的小姑娘。只不过和钟灵一样，终究是小女孩儿小家碧玉的味道。聊天说话，当双儿般的丫鬟或者当程灵素式的兄妹还好，真要相好起来谈恋爱，怕就会让人觉得繁琐娇娜，不那么有趣了。所谓莲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阿朱鹅蛋脸，容貌走娇俏路线，也不算极品的美貌，且不如阿碧的文气，但刁钻古怪犹有过之。在水榭里连扮几个人物，最后妆成老太太出来，把大轮明王折腾一够。为人还善，几次为无亲无故的段公子求情。又有易容和妆声音的拿手好戏，随便调戏一把赵钱孙之类。为了公子，忠心耿耿的去偷《易筋经》。等到了萧峰手里，立刻尽展其温柔一面。萧峰反出少林之后，正是人生最低谷处，戾气极重，情感激荡，若不是阿朱从旁调和，恐怕萧峰早已垮了。而且乖巧懂事，有做丫头练出来的聪慧伶俐，又天生比阿碧大气些，能包容萧峰一片孤愤之气。与店小二一通斗嘴是她最后可爱的绝唱，临了青石桥一掌误终身，等于为萧峰平安殉情。其痴又在阿碧之上。综合来看，阿朱比阿碧更适合当伴侣。其性格温柔，为人伶俐谨细，而且雅擅厨艺，性格中又有温厚一面。做妻子亦不妨。萧峰曰“列国四海，千秋万载，便只这么一个阿朱。”慕容复天性凉薄，能收到如此好的两个姑娘，也算运气佳了。
太行山的谭婆奶奶是个妙人。年纪虽老，性子暴躁，却对师兄和丈夫犹且分心不下。年轻时大概也是个秦红棉似的。至于她究竟叫小娟还是阿慧，只有赵钱孙和谭公知道。
二
接下来便要提到本篇的主角之一，“亲亲小康”、“马门温氏”、“淫妇”康敏阿姨了。康阿姨如是出场：
“轿中缓步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少妇。那少妇低下了头，向乔峰盈盈拜了下去，说道：“未亡人马门温氏，参见帮主。”乔峰还了一礼，说道：“嫂嫂，有礼！”马夫人道：“先夫不幸亡故，多承帮主及众位伯伯叔叔照料丧事，未亡人衷心铭感。”她话声极是清脆，听来年纪甚轻，只是她始终眼望地下，见不到她的容貌。”
俗话说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皂。白色极阴柔，等闲女子谁敢穿它？为大郎戴孝的潘金莲，扶灵北上的林妹妹，差不多是够资格穿白了。这马夫人一出场便矜持冷艳，而且礼数周到。极是难得。后面杏子林中，商议乔峰身世，偶尔一言，诛心刻骨。冷艳已到极点。比起朱碧王三位姑娘，引人多了。
乔峰在聚贤庄摆下酒碗，割袍断义
“大厅上一时鸦雀无声。各人均想：“我如上前喝酒，势必中他暗算。他这劈空神拳击将出来，如何能够抵挡？”一片寂静之中，忽然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女子，正是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她双手捧起
酒碗，森然说道：“先夫命丧你手，我跟你还有什么故旧之情？”将酒碗放到唇边，喝了一口，说道：“量浅不能喝尽，生死大仇，有如此酒。”说着将碗中酒水都泼在地下。乔峰举目向她直视，只见她眉目清秀，相貌颇美。”
便这一段，一个酷到十分的女子已经出形了。天下群雄，少林神僧，五湖四海的豪杰，面对着酒碗不敢上前，乔峰之威风凛凛至此尽绝矣。而马夫人冷然而上，不卑不亢，毫不怕对面一掌过来送她性命。“生死大仇，有如此酒”。居然有易水畔荆卿悲歌慷慨之意。金庸十四部中有哪个女子酷煞到如此的场景？容貌一现，虽然穿孝无妆，却是“眉目清秀，相貌颇美”。正是一朵白色刺玫瑰。
等萧大爷和阿朱赶到信阳时，又见了一次马夫人。“但见她眉梢眼角间隐露皱纹，约莫有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不施脂粉，肤色白嫩，竟似不逊於阿朱。”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遇到这女子却无效用。须知此时萧峰正对阿朱钟情，“列国四海千秋万载便只这么一个阿朱”，马夫人在萧大爷心里能与阿朱并列，是极品女子了。后面说话，泫然欲泣又或参谋用计，都是随心所欲，可见这女子心思灵敏。
马夫人的绝唱惊才绝艳，匪夷所思。前头大段全是补白：阮星竹如何娇媚好俏，秦红棉如何咬牙切齿。段王爷一向是对身旁女子情深义重，居然能舍下阮阿姨，私跑去信阳。按理说诸万里刚死，段王爷被大恶人打得身上有伤，当知检点才是。佳人，伤情，悲事，岁月，都阻不了咱大理段二的脚步。答案是什么？却是：
“桌上一个大花瓶中插满了红梅。炕中想是炭火烧得正旺，马夫人颈中扣子松开了，露出雪白的项颈，还露出了一条红缎子的抹胸边缘。炕边点着的两枝蜡烛却是白色的，红红的烛火照在她红扑扑的脸颊上。屋外朔风大雪，斗室内却是融融春暖。”
而这里，萧峰的视角看到的是这样的人：
“ 她越说越低，萧峰只觉她的说话腻中带涩，软洋洋地，说不尽的缠绵宛转，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徊肠，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消。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健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萧峰虽感诧异，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他曾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秦红棉明朗爽快，阮星竹俏美爱娇，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腻到了极处，又是另一种风流。”
若只有两个字来形容，简单得很：是谓“风情”。
世上女子多矣，故做媚态者也有，但如马夫人这般“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那是天赋使然。金庸十四部中，江湖儿女或英气飒爽，或温柔婉约，或活泼灵巧，但如这样“缠绵婉转”的，除了马夫人外，算来算去，怕也只有神龙教洪夫人一个而已。至于其他的媚女，什么苏菲亚、蓝凤凰、何铁手之类，就都要逊一个档次——我也曾转念间想到杨莲亭身畔的东方教主，只是……只是……好吧，你了解的……
与段王爷那段柔情蜜意，能把萧大爷都看得脸红心跳，可见康敏着实不凡。到后来杀机已现，咬人肩膀，依然是缠绵婉转，这就非凡女所能了。所谓艳若桃李毒若蛇蝎，率多此类。但咖啡倚苦才香，烈酒刺喉引醉。马夫人这种冷艳到柔媚的极致转变，接着美女蛇身份一现，反而勾魂夺魄起来。
等到白世镜现身，萧远山伸爪，阿紫放蚂蚁之类把戏过后，萧大爷和马夫人终于同榻而坐，开始解谜。那时马夫人粗口连声，垂死挣扎，可怜之极。见了自己丑颜，愤而惊死，那是对自己的美貌始终信心十足的表现。
另加几点前因后果，可以一说。除了正面叙述之外，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旁述来了解马夫人。首先，伊是丐帮副帮主夫人。大家须知，这马大元乃是汪前帮主用来节制萧峰的，地位颇高。而一个丐帮的人养家立室，建房子养老婆，若没有郭靖这种人当岳父后台，是要背极大压力的。马大元能为马夫人牺牲成这样，颇为难得。
再说那好色无厌的段王爷，光棍眼里不揉沙子，能背着阮星竹跑来信阳，可见马夫人的魅力在段王爷诸夫人里怕是顶级的。
再想想，丐帮执法长老白世镜，那是何等样人？前头几回里，侠肝义胆、铁面无私，护乔峰、执法刑、救阿朱，那是着实的一条好汉。结果马夫人一揭底，什么“你身上的月饼，自是甜过了蜜糖”之类风情话儿一出，才知这原来是个闷骚好汉。闷骚归闷骚，能令这视名誉和道德过命的白长老，做出江湖中最忌讳的杀友夺妻勾当的，这女人简直是不可思议了。甚而至于，马夫人还提到跟全冠清睡过一晚，还去请徐长老出头。全冠清鼠辈固然不足论，但徐长老，亲娘咧，那可是八十七岁老大爷了。马夫人又如何能搞定他的呢？
最后着眼的一点是萧峰自己了。萧大爷自来不好女色，当日在嵩山下解了阿朱衣裳在人胸脯上乱抹药，都还脸不红气不喘，猛可间见了马夫人和段王爷轻怜蜜爱，一下子居然脸红了。而且也承认马夫人“颇美”“竟似不下阿朱”。够客观了。
综合一看，这位年已三十五六，肌肤不下阿朱，柔媚金书里第一，时而盈盈泫泣，时而森然冷语，时而缠绵婉转，时而利牙如刀咬人肩膀，从小就有独占欲的康敏，乃是个大大的尤物。段白萧等诸位大爷都在某种程度为其美色所惊。列位，须知段白萧这几位年纪不小，早过了少年血气方刚见个美少女就痴的地步。可见这康敏虽然已到中年，其身上自有媚惑之极的力量。单在《天龙八部》里，怕只有木婉清和少女版李秋水可比。
三
小康绝代尤物，一个人搅和了整整十来回书，终于还是被毁了容颜，羞怒而死。那直接害死她的阿紫，却从此开始纠缠小康一直垂涎的萧大爷。朱紫二位姑娘，和她们老妈性格颇似。爱俏活泼，用情既深又毒，心计叵测。阿紫初一登场，就是无事生非，缠诸万里，闹段王爷，笑语晏晏，尽是毒人毒语。等到阿朱将死，青石桥下刷的跳出来，居然还有说有笑，令人心寒。对付小康，什么割伤痕、撒糖水，诸般水磨功夫，也只有蛇蝎心肠小美女做得出来。后面什么随手割了小二舌头之类把戏，当真是艳若桃李，毒如蛇蝎。
这么毒辣一条美女蛇，大雪地里着了萧大爷一掌，立刻倒下，从此就开始半身不遂的赖床生活。走辽东，赴女真，伤略好一些，便又要去走草原，生生把姐夫逼成了南院大王。然后游家少爷登场。按这游家少爷，少年心性，见了紫姑娘这种幼齿小太妹，便一把爱上。不过这位少爷心志品位都不见佳，做不得数。紫姑娘负心薄幸，把人当陪练使唤，阿弥陀佛。
此后颠沛流离，说穿了无非是四个字：嫉朱缠萧。诸般花巧不必细表。临到末章，跟萧大爷纠缠离乱许久之后，终于剜目绝世，跳下悬崖去了。
按这阿紫姑娘，外貌清秀，但自言“身材尚未长成”，身段是必不见佳的。而且伤后憔悴，想必大类程家灵素姑娘。丁春秋对这丫头的评价是“这臭花娘”。大师兄摘星子也不过说她“可爱小师妹”，还是把人当小丫头哄。一双脚倒生得纤细柔美，引得游公子扑上去便咬。只不过前头说了，游公子这人文不成武不就，胆气低人品差，差有一日之长者，痴心而已。情人眼里出西施，瞪住这憔悴苍白小美女看个不住，也是有的。所以阿紫的相貌，比起她姐姐和阿碧来恐怕尚不及，更不必去比木婉清了。
说到性格，阿紫自私偏执，属于中情之毒那类，倒可和李莫愁一比。咬住萧峰不放松，外表刁钻尖刻，内心自有无穷心事。青石桥时语笑自若，对萧峰冷嘲热讽，然而到四十九回却自说“我那时便喜欢你”，可见少女怀春，自古皆然。跟错了师父价值观与心智畸形，倒也情有可原。若做同学亲友，不免对她厌恶有加。但若做了她情人，大概阿紫类似于一个黄蓉的刁钻加强版。对于萧大爷般大男子想必是没什么吸引力的，但对于小男生或者老男人，这精灵巧笑毒若蛇蝎的，倒有种奇怪的吸引力。倘要举一例子，可以拿粟山千明在《杀死比尔》里演的GOGO为样本吧。
阿紫出现过后，《天》书里女子凋零。萧峰北奔，辽帝南狩，大金皇帝完颜阿骨打也是豪气干云之辈，一时都没什么女人了。辽国皇太后临阵慷慨陈词，倒是个了得的老奶奶，可惜老了那么几十岁。镜头迅速往后扫，嗯，想起来了。直到第三本快完，才又出来一个女子，却是函谷八友的石清露。
函谷八友，自康广陵以下，都有魏晋之风。实际上逍遥派诸人、黄药师、梅庄四友的丹青生，这些人都是金书里让人心折的情性之辈。八友之中，康老大懵懂天真，范老二苟老三都是痴人，老四老六都沉默寡言，薛五最为中正，李傀儡是个戏子，最正常的大概也就是石清露了。那姑娘用起功夫来，是花粉所制的药物，使人眩晕却不伤性命，倒是菩萨式的善人。而且端庄文静，与邓百川互礼显得风度颇佳，大概是自甘宝宝和阿碧以来《天》里最正常的一个人物了。
四
石姑娘连带七位师兄弟一起被绑后，《天龙》又一番寂寞无女儿。三十六洞七十二岛里那些个姑娘，恐怕也不是什么善类。《笑傲江湖》里有言“五霸岗上这些姑娘大婶，性子也和男儿们差不多”。那么想来洞主岛主们的女弟子，也不是什么可爱活泼之辈。有个什么仙子崔绿华，与卓不凡、不平道人沆瀣一气的出现，也不过是个寻常狠辣女子，最后飞刀被虚竹一一接住，还不知死的去拍人一掌，直接震飞。这种女子和平婆婆之辈一列去吧。
接下来便是那不同寻常的人儿了。从第一回开始就悬人眼球的天山童姥终于光降人间，被虚竹一把背起，绕世乱跑。也从这时起，这天上的老巫婆变成了人间的小女童，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他了。
乌老大说须有胭脂花粉送上飘渺峰，又说那里并无男人。私下揣测，大约出于两点。或者是姥姥体念峰上女儿情怀，允她们妆饰，或者是姥姥喜看红妆。无论哪条，都说明姥姥并非不通情理之人。对虚竹说话，一开口便是老女鬼声音，十足吓虚竹一跳。后来数番说话，都是老气横秋，跟袁紫衣初出场时一般，让人没法喜欢。而且用计之毒，手段之辣，把乌老大和虚竹玩得团团乱转，可谓知人善任，心机深密。喝起人血，毫不含糊。这个视觉冲击力实在太强，让人思之栗然。举一例子，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的奥斯卡便是此类。越是小孩儿外貌，其内心邪恶的对比越使人恐惧。
然而过了几天，姥姥成了十七八岁美女。“容色娇艳，眼波盈盈，直是个美貌的大姑娘了”。虚竹一提，姥姥“玉颜生春，双颊晕红，顾盼嫣然”，真是腻人也。段书呆若到这时早已“看得发怔，竟是痴了”。而且姥姥此后一段“你这人迂腐之极，半点也无圆通之意”。这话可漂亮得很了，大有黄老邪风度。
临到被李秋水追上断腿，姥姥与虚竹同奔西夏内宫，藏冰窖，传生死符等都是小节，最妙的莫过于姥姥争强好胜，九十六岁老太婆和个小和尚卯上了，这点一比黄药师VS周伯通的耗力，简直可做比照。临到最后，居然拍出梦姑这招，简直的匪夷所思。书中明写姥姥到老是处子之身，却在这里对男女之事了如指掌，轻易推送，当真便叫李天王抱定鬼子母，比丘尼恋上了阿罗汉。比起王婆给西门庆出的狗屁涯光计，更为简单直接。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故弄玄虚，说什么林仙儿知道多少多少种对付男人的法子，跟姥姥一比也是小儿科罢了。
细分析一下天山童姥这人。容貌是不必说了的，“容色娇艳”云云，早放那里了。胸中才学，行事风格，倒颇有女黄药师的气派。身材无法长高，是当年被李秋水背后一喊受惊所致。这一点是绝大遗憾。最引人的莫过于十六七岁那段，容色既娇艳，谈吐又不为世俗所羁，是个颇大气引人的姑娘。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李秋水以绝世姿容，依然对姥姥有所忌惮，故要大喝一声，使之无法发身长高。则姥姥少女时的魅力可见一斑了。
九十六岁时的姥姥固然是陈年宿货让人没了胃口，但设若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能使姥姥定在十五六岁，则其诱惑力大有可为。克里奥帕特拉令庞培注目时不过十余岁，雷哈布九岁为娼，杜十娘十二岁坐馆，海伦十四岁和忒修斯第一次私奔，纳博科夫《洛丽塔》中女主角与亨伯特相遇时不过十二岁，《THE LEON》里娜塔丽·波曼，《AMERICAN BEAUTY》里的ANGELA HAYES，都是童颜妖女的典范。姥姥若以十五六岁之姿容令不知情者见了，想必也能够吃定一方吧。
回说梦姑。这姑娘的出场真是鬼神莫测，再也想不到童姥会用如此绝法。对不起得很，以下要大量引用了。
伸手去一摸，着手处柔腻温暖，竟是一个不穿衣服之人的身体。……喉音娇嫩。……那少女道：“我……我……好冷，你又是谁？”说着便往虚竹身上靠去。……左手扶住了那少女的肩头，右手却揽在她柔软纤细的腰间。……虚竹但觉那少女吹气如兰，口脂香阵阵袭来，不由得天旋地转，全身发抖，颤声道：“你……你……你……”那少女道：“我好冷，可是心里又好热。”……童姥哈哈一笑，道：“这位姑娘今年一十七岁，端丽秀雅，无双无对。”……那少女拍手笑道：“好啊，你是我的梦郎，我是你的梦姑。这样的甜梦，咱俩要做一辈子，真盼永远也不会醒。”……这三天的恩爱缠绵，令虚竹觉得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极乐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别求解脱？
肌肤、身段、声音，都是极品了。容貌方面，姥姥的品位说出“端丽秀雅”四字，那是定评，不必怀疑。这姑娘说道“好冷”，那么想必是没服什么阴阳和合散之类怪药，姥姥大约也没变态到要逼人吃什么药。那这姑娘媚态风情、纯正活泼，兼而有之，那是天赋异禀，勉强不来的。所谓天生尤物是也。举金庸十四部，能有此等媚者，康敏、苏菲亚等有限几人而已。
这银川公主到得后来，又大发榜文，招选驸马。招驸马时，西夏皇帝出来陪酒，做个样子便走，可见心绪不佳。又可见这姑娘确是痴了：为了一个梦中男子，忤怒父王，榜行天下，定要求一个如意郎君。虚竹这福享得可实在大了。银川公主唯一确定，是写得过隐了些。举凡金书之中，隐写如胡夫人、凌霜华、银川公主、冯衡等，大多比主角要显得更明亮夺目些。所以综合来看，这姑娘虽然引人，却还是不如小康和木姑娘那样鲜活得浮凸出来。
姥姥宫中梅兰竹菊等姑娘其实大可以略过，无非是小丫头们打闹而已。再往后算，宋太后是女中尧舜，和辽太后倒可辉映一时。掐算至末，乃是辽国穆贵妃。这女子未语先笑，最是俏媚。而且讲话聪明，极知进退。“皇上待我这么好，我还要什么赏赐呀”，这话让男人听得心里一直舒服到头顶。穆贵妃只出场一会儿，每一言一行都带笑，对阿紫曲意奉承，对辽帝轻声细语。虽然做的是恶事，然而实在不算恶人。端的是个厉害女子。
最后，就该讲李、萝、王这一脉相承的姑娘们了。
五
王姑娘、王夫人、李秋水这一系列产品首次亮相，乃是在无量山洞里。彼时段公子胸揣钟姑娘绣鞋，耳听干葛二位亲热，吧唧滚下山来，还封了一棵松树做七大夫八大夫，正在狼狈之际，猛的察觉了无量玉璧的秘密，所谓柳暗花明是也。一推门，噌的就见一个宫装美女拿剑指他胸口。这一惊非同小可，却也从此着了孽缘。试看这段，两个印象。一个是段公子之痴??对着雕像满口对不起，典型的宝二爷附体；一个是无崖子手笔之妙：居然把玉像雕得“眼中隐隐有光彩流转，神色难以捉摸，似是情意深挚，又似黯然神伤”。
我们局外人占了便宜，手摇蒲扇闲翻书页，自然看得容易。但往里细看，这逍遥二仙居住的地方珠玉遍布，水晶为窗，又在东壁刻《庄子》，后房还有书屋??可惜里头秘籍都被搬去还施水阁，供电脑王姑娘参阅了。单说这地方，可见品位非凡，怕在黄老邪之上。无崖子与李秋水住这里，可算神仙日子了。只不过我有一桩未曾参透，无崖子既然雕像以意淫，何必塑成持剑指人状？、
段公子初见玉像，只是一吓。被其目光所迷，看个不住，才磕头求拜。经书出来，里头裸女之像，可见李秋水聪明，居然用春宫诱人学艺，那也是自曝其身，糟践无崖子报复之意。但这处却是个小细节，权且寄下。
却说造化弄人，命途多舛。段公子认了两个妹妹，被大轮明王请去苏州。于路与这位吐蕃大爷朝夕相处，二人虽同信佛，但共同语言想必不多，每日想象自己被烤做乳猪之状，日子大不好过。所以见了朱碧二女，已经豁然开朗，目为神仙了。所谓当兵三年，母猪赛貂禅。临到曼陀山庄，但见：
段誉一见那女子的形貌，忍不住“啊”的一声惊噫，张口结舌，便如身在梦境，原来这女子身穿鹅黄绸衫，衣服装饰，竟似极了大理无量山山洞中的玉像。不过这女子是个中年美妇，四十岁不到年纪，洞中玉像却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段誉一惊之下，再看那美妇的相貌时，见她比之洞中玉像，眉目口鼻均无这等美艳无伦，年纪固然不同，脸上也颇有风霜岁月的痕迹，但依稀有五六分相似。
段公子见美女而惊，对木姑娘是一次，那是“心中一震”。而这一次张口结舌，却是为了王夫人肖似玉像之故。王夫人乃李秋水亲女，与乃母类似，那是正理。风霜易老，人又好杀，戾气太重，伤及温婉容颜，那也可以理解。之后举手投足，但见“痴、蛮”二字。痴是痴于山茶，痴于镇南王，蛮是蛮于负心，蛮于刀白凤，都属可以理解。比秦红棉还要恶悍得多，全无苏州姑娘的脾气，倒和乃母李秋水有一拼。
接下来，正主儿上场：
眼前这少女的相貌，便和无量山石洞中的玉像全然的一般无异。那王夫人已然和玉像颇为相似了，毕竟年纪不同，容貌也不及玉像美艳，但眼前这少女除了服饰相异之外，脸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肤色、身材、手足，竟然没一处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复活。他在梦魂之中，已不知几千百遍的思念那玉像，此刻眼前亲见，真不知身在何处，是人间还是天上？
段誉站起身来，他目光一直瞪视着那少女，这时看得更加清楚了些，终于发觉，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玉像冶艳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庄中带有稚气，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这少女更加活些。
这两回书目叫做《从此醉》《向来痴》。大约段公子就此醉于王姑娘美貌，山崩地裂不撒手，海枯石烂不回头。然而仅这头一面，倒真没看出来什么味道。王姑娘不过是仗了容貌类似的便宜。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和狄更斯《双城记》里已经有过例子了，俩人容貌相同时，对异性的吸引力却可以完全不一致。段某一个呆子，看个容貌以为是神仙姐姐。这后头就开始漫长的三角恋。只不过段公子长期在和无形的慕容复做斗争，可谓苦也。
关于王姑娘的文字太多，无法一一述说。反正属于头脑懵懂的傻姑娘。“端庄中带稚气”，说得极确。满口武功背得滚瓜烂熟，遇事比起朱碧二人来犹且不如，脑子之慢倒和段公子类似。什么去救阿朱阿碧反被仆妇吊起，听香水榭说破诸老师行藏导致其被打，被姚寨主几句话骗得傻劲毕露，对包三哥羞辱段公子不闻不问，都属于人品一般，智商偏低的表现。中了悲酥清风后被段公子救了，只知道大吹空话，拿虚幻中的表哥来吓唬对面的假表哥。呜呼，我只能为慕容复的忍耐力表示佩服，若换了旁人在磨房，看这女子拿着自己胡吹大气，色厉内荏，早一刀毙了。
阿朱入少林寺偷《易筋经》，干冒大险，差点丧命。说到后来，无非为了公子不受罪。王姑娘满口表哥，心思既不如阿碧细腻，又不如阿朱大胆，整天江湖上东游西荡，也不知究竟想做什么。居然保得活命，实在了得。第四本书了，终于出场。慕容复二十八九岁年纪，外表人中龙凤，结果一出场就被丁春秋诱得险些自杀，立刻让人怀疑王姑娘品位。此后无非作为慕容复的跟班加武术数据库，东跑西颠，乱七八糟。邓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风波恶，慕门四杰，都是英雄好汉，一门心思复国，却得每天莺燕不已，被个王姑娘跟在身边，那得多不舒服。有点经验的现代男生都知道，一群想做大事四处活动的老爷们，被个小女生跟着，已经够烦了，偏还不能得罪她。易大彪临死交榜文，慕容家已决定去西夏做驸马，还得假意不让王姑娘知道，凑她欢心。别人还可，包不同，风波恶二人乃是直言无忌的好男儿，居然也要委屈伏低，真替他们不值。
少林寺大会，慕容公子被星宿派一围，王姑娘又是典型一累赘。慕容复暴打段王爷和岳老三，一脚踩住段公子，王姑娘居然大声喝彩。天哪，段公子一救王于曼陀山庄，二救王于磨房，三救王于洞主岛主之手，居然性命悬于一发之时还听到人在喝彩？ 等段公子跳起身来，神剑制敌，王姑娘只知道满口乱叫，“段公子手下留情”了。段公子果然手下留情，慕容复又扑过来要拼命。结果被萧大爷长手一抓，直接扔一边去。段公子之对王姑娘，可谓言听计从。却不料王姑娘一回头道：
“段公子，你又要助你义兄、跟我表哥为难么？”言辞中大有不满之意。适才慕容复横剑自尽，险些身亡，全系因败在段誉和萧峰二人手下，羞愤难当之故，王语嫣忆起此事，对段誉大是恚怒。
就王姑娘这种声口脾气，能在江湖上晃荡而不掉性命，真运气得可以。段公子遵其意，饶慕容不死，险些自己小命归西，绝对是以命博美人一笑的典范了。居然还遇到这女子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刺，着实是颠倒黑白。阿珂虽然无情无义，终究是韦爵爷曲过在先，而且手段无赖。段公子为了你王姑娘，王孙荣华、身家性命，全然不放在眼里。纵算他书呆子一个，纵算你忘了救命之恩，纵算你心中不快，好歹家教在那儿，多少算大家闺秀，蛮不讲理比阿紫和建宁公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雪公主是世上最脆弱的东西，被老妈拿梳子来毒，丝带来勒，末了毒苹果一下弄死了。王姑娘比白雪公主还不耐对付，一听说慕容公子要去当驸马，一抹眼泪就跳崖。乖乖隆的东，险些连累了云老四、段老大和岳老三一起没命。云老四故了也就罢了，段老大主角之父，岳老三大好男儿，陪你一小婆娘撒娇使性子玩命，那可大大不值得。好容易救条性命，半夜里又思跳池。段公子跳出来，说一句“我来抢这西夏驸马做便了”。舍己为人，成全你王姑娘情愫，到这里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王姑娘感动，使手握人家段公子，结果出来句糊涂废话。“但愿来生……”这种空头支票也只哄得段公子这般书呆罢了。
枯井边上，慕容复把段公子扔将下去，随即图穷匕现，自陈乃李延宗是也。王语嫣犹自搞什么投体入怀、细语软央的勾当。慕容复不肯，王语嫣转身跳井。死时不忘多一句“段公子，我与你死在一起。”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死前还不甘心，内心指责慕容复“凉薄如此”，却是笑话了。
回头试站慕容复角度略思一下。慕容复一心复国，四大家臣苦心跟随，王夫人又一向冷淡。王姑娘到处腻着慕容复，已经够笑话奇谈的了。人多笑段公子纠缠王姑娘，却不想王姑娘女流之辈，名分不定的腻着慕容复，又待如何？几次三番，慕容复被人话语挤兑时，王语嫣都出声示语，显得“这武艺我也晓得”。慕容复东奔西走，招揽人心，做尽小人，其所求者，立南慕容之名，聚大军复燕。每日被你这小丫头旁边三言两语抢人风头，让人以为慕容家还不及一个小姑娘，大削慕容复面子。这等极细微事，换朱碧二姬早便明了。王姑娘既深明慕容复，还是这么着，只能说这姑娘笨而自私，不过是个女版段誉，粘人身旁而已。等人要去做西夏驸马了，立刻哭闹之，跳崖之，跳井之，一哭二闹三上吊一起上来，全不为慕容复考虑一二。建宁公主虽然蛮横，关键时刻，韦爵爷说一，决不说二。连韦爵爷自己都说“便说自己是玉皇大帝，公主必也应承”。王姑娘不知仗了谁的势道，不爱者弃若敝履，爱者死缠烂打。视其对段誉之凉薄，对慕容复之不恤，那也不用说了。
枯井之中，王姑娘使一个神龙摆尾，瞬间心变，急扑段公子怀抱。当年绝情谷龙儿一去，杨过立刻和程陆书定兄妹名分，不易其志；黄蓉貂裘没于黄沙，郭大侠也没有反身去抱华筝；令狐冲直用了十多回书才把任姑娘真放进心；袁相公与九姑娘同衾而眠也没忘自家好妒温青。纵然说金庸笔下多南兰等辈水性杨花女子，但纪晓芙、李文秀、紫衫王、周芷若等毕竟更多。王姑娘几分钟前还在上面对慕容公子“投身入怀”，一会儿却对段公子吻来的嘴唇“宛转相就”。对比远方馆驿里痴心不变的木婉清，真是伊于胡底了。
王姑娘一跟了段公子，戏份基本就是无意义的了。后头倒是她老妈出场多些。按段王爷的记忆，她老妈乃是个大辣手人物，比修罗刀还要狠些，非得杀了刀白凤为正室不可。是谓妒妇，不在温青之下。然而这个叫做“阿萝”的王夫人，对段王爷毕竟不浅。见段王爷不忍，居然还要求正在杀害自己情敌的慕容复“快救活了她”。临了还举剑自尽，对段王爷之情可谓刻骨铭心。又转过一遭，当年段王爷弃了她，她便自立一个曼陀山庄。虽然天赋不佳，对花丝毫不懂，品位低俗，架不住用情似海深，对负心者割脚活埋，对茶花重金购置。仅论用情和排场方面，真是对段王爷最好的一个。性子刚烈，不下秦红棉母女。而最后自杀以殉的，也不过是她和刀白凤二人而已。
最后说李秋水了。这大概是全篇伏笔埋得最长的人物。自第二回出现玉像、北冥神功和“秋水妹”字样，直到第四卷中途出场，隐蓄可谓久了。一出场：白衣，身形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婉转。光声音身段两项立刻压倒童姥。兼且“眉目甚美”。就算你逍遥派自无崖子以下，都有驻颜之术，八十多岁老太婆能保持这身段，也是异事，大可和武则天媲美了。
李秋水的容貌乃是玉像摹本，不必多言。姥姥说她有少年相好，但李奶奶自说“早都沉没湖底”，那也不过是拿来气无崖子的，类似于周芷若借宋青书做凯子。语音之温柔与下手之狠辣，大概可以和何铁手相比。我觉得有两个点颇值得一说。
一是童姥神功将成时，李秋水使传音入密，大搞**攻势：
突然之间，李秋水语音变得温柔之极，说道：“好师哥，你抱住我，嗯，唔，唔，再抱紧些，你亲我，亲我这里。”虚竹一呆，心道：“她怎么说起这些话来？”只听得童姥“哼”了一声，怒骂：“贼贱人！”虚竹大吃一惊，知道童姥这时正当练功的紧要关头，突然分心怒骂，那可凶险无比，一个不对，便会走火入魔，全身经脉迸断。却听得李秋水的柔声昵语不断传来，都是与无崖子欢爱之辞。虚竹忍不住想起前几日和那少女欢会的情景，欲念大兴，全身热血流动，肌肤发烫。
八十多岁老太太还能这么玩，属于天赋异禀。老而能媚者，除了李奶奶，《鹿鼎记》里一个何铁手罢了。试使马夫人再活五十年，怕也媚不起来了。可以想见李奶奶当年娇媚风姿。又，无崖子这人品位高极，杂学兼通，文武全才之余，能将他束在身旁过小日子，这也殊为不易。虽按李秋水所言，无崖子所恋者，李家小妹子也。但毕竟李妹子幼小，不过是满足了无崖子LOLITA式的畸恋之情而已。只看玉像能把段公子迷得跪倒在地，便可以想象李奶奶少女时样子。那是一个床第间娇媚无限，上厅堂琴棋书画，登玉璧翩翩剑舞的仙子级完美女人。
关于李奶奶——王夫人——王姑娘的外貌，我觉得颇还值得说道一下。玉像是李奶奶自己，有其妖冶迷离的美感。段公子初见之下不如何，但久看之后，便心智被迷，扑通跪倒。王夫人和王姑娘容貌一脉相承下去，和李秋水容貌八九不离十。但前者失之妒悍，后者端庄中带稚气，都是傻样儿。最有参考价值的是段王爷。段王爷好色不倦，多蓄内宠，对王夫人也没有格外垂爱些，可见王夫人没什么超于其他诸位阿姨的魅力。
哪位说了，王姑娘最美，因为她是神仙姐姐，让段公子一见销魂。我这里就不大能同意。首先，李——王夫人——王姑娘容貌类似，没哪儿显示出李秋水和王姑娘隔代遗传。段公子之恋王姑娘，非为其美，而是因为其与神仙姐姐类似。而神仙姐姐的容貌，并不像木姑娘般“花树堆雪”般令人观之“一震”，而是凭其目光勾人，属于风神和气度。很可惜，王语嫣显然不具备这种媚惑之力。而且，段公子对神仙姐姐的恋慕，很大程度是因为：
但见帛卷上赫然出现一个横卧的裸女画像，全身一丝不挂，面貌竟与那玉像一般无异。段誉只觉多瞧一眼也是亵渎了神仙姊姊，急忙掩卷不看。过了良久，心想：“神仙姊姊吩咐：‘以下诸图，务须用心修习。’我不过遵命而行，不算不敬。” 于是颤抖着手翻过帛卷，但见画中裸女嫣然微笑，眉梢眼角，唇边颊上，尽是妖媚，比之那玉像的庄严宝相，容貌虽似，神情却是大异。
段誉躺在地下，见到帛轴和男子的图开，登时想起了那个给自己撕烂了的帛轴，心想：“身上的穴道经脉，男女都是一般，神仙姊姊也真奇怪，为什么要绘成裸女之形，而且这裸女又绘上自己的相貌？”隐隐觉得不妥，似乎神仙姊姊有意以色相诱人，教人不得不练图中的神功，自己神智迷糊中将帛轴撕了，说不定反而免却了一场劫难。只是如此推想未免亵渎了神仙姊姊，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再也不敢多想。
宋朝时礼教大防，观郭靖反对龙杨之恋可知。段公子虽然王府中人，大概也没看过什么春宫之类。练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翻来覆去的看李秋水的裸女图，自然情根深种，意淫成癖。又兼段公子本是宝二爷转世，不屑皮肤滥淫之蠢物，就此对李——王的容貌产生眷恋，也属寻常。以前有朋友对我道，之所以喜欢苏菲·玛索，盖因少年时观看过彼法国美女的一两部若隐若现的边缘片。少年血气方刚，初见这类东西，最易犯相思病。所以，我觉得段公子死恋王姑娘，非为其容貌超卓出众，乃是因为其“初裸”之故。
回头细分一下吧。李秋水——王夫人——王姑娘三位。论品貌，三位年轻时一般，加上气度风神，李居长，王夫人和她女儿大致相若。论到内涵品位，李秋水在整部《天》里都不做第二人想，而王夫人类于秦红棉，王姑娘不过一兼备数据库存取功能的温柔版阿珂。相比起来，怕还是王夫人年轻时烈性专一，对男人吸引力大些。——只要想象下，若段公子或慕容复身故，王语嫣可会为他们俩独造一个曼陀山庄？不可能。
叙罢《天龙八部》，下面自需一一颁奖。“张佳玮私人的《天龙八部》佳人排名”里面，银川公主与李秋水都是虚写多于实写之人，但二人都是天生尤物，痴心烈性，却又能温柔可人，故这西夏双姝并列第三。木姑娘清丽绝俗，天真烂漫，痴心一许，可排第二。至于第一，只好列给身兼酷、媚、毒、娇、冷、热、傲、黠、美于一体的，世上无双尤物，小康马夫人了。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22 00:17 编辑
[一种声音]明报之暗，是香港巨痛
xilei 发布于 2014-1-22 21:43:00
2014年1月20日，节气大寒，香港传媒的寒冬渐深，也在那天到了一个高潮：《明报》四开“天窗”。“开天窗”（版面抽空留白）在近代新闻史并不罕见，1949年之前有过不少报刊以开天窗来表示对新闻管制的不满——你不让我说真话，我宁可不说话，这是开天窗所代表的最基本道德坚持。
但1949年之后，四海升平，大陆地区固然不再有开天窗这样斗胆之举，专政的台湾地区亦然。香港侥幸处于夹缝，亦罕为之，因为天窗一开，就像战时“哀的美顿书”最后通牒，是断然决绝的意思。这次《明报》一口气开了四个天窗，虽然均是专栏版，但也是香港传媒史上未见之旗鼓大张。
四个开天窗的作者分别是吴志森、李慧玲、陈惜姿和卉芸，都是一贯对政治社情态度比较鲜明的香港作家，其实早在1月14日民主派大老李柱铭就在《明报》“法政随笔”专栏开天窗，仅写标题《黑手盖日月 本报顿失明》，吴志森等接力抗议，表面导火索是抗议《明报》加拿大版连番抽起香港专栏作者所写关注明报近日变局的文章达14篇，严重干涉创作自由，更深的原因，当然还是对明报变局本身所蕴含的香港新闻自由危机的关注。
香港报纸开天窗，再上一次已经是20多年前，《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只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此举相信不少读者还记忆犹新，也使素来保守的文汇报赢回少许尊严。从中也能见出香港传媒的复杂性，虽然各事其主，但面临大节问题之时往往报人尚能秉良心说话。而明报，作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报之一，每当时风诡变之际，均有行动体现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重要性。要理解香港媒体的复杂，不妨从明报的复杂性说起。
内地读者对明报，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几年在内地网络上每涉及明报相关事件之争，我都会看到很多对明报盲目无知的说法。最常见的是以为明报还由金庸主政，且又以为金庸是个大侠，于是盲目视明报为传媒良心标杆。实际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动把控制权移交给于品海，后来于品海被发现有刑事案底，1995年再转售予马来西亚亲华富商张晓卿。
金庸当然也亲华，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报时做过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调反对陈毅的裤子核子论，为此亲撰社论，不惜与当时香港所有左派报纸笔战，尤其与大公报恶战逾年，论题涉及人民公社、对外援助、修正主义等。其时为六十年代，金庸此举使明报由一刊发武侠小说及马经的小报变成有公信力、独立正派的大报。但在前九七时期，明报以社论为时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的“双查方案”护航，又尽失民心，被当时香港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批评，金庸黯然放手明报，与此不无关系。
纵然如此，明报在各出奇招激烈竞争的香港报纸当中，尚算中立公正，从1997年至2014年之前它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调查中名列第一，所以报头一直挂着“公信第一”的牌匾，由此也可见其江湖地位。也许正因为高处不胜寒，明报也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记者被冤狱、编辑部受炸弹袭击，这些于法治香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都曾首发于明报。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异于其他政策的温水煮蛙，香港的传媒状况却是冰水冻鱼，水银柱是明显下降的。而正当其他媒体以不同形式受压多年后，明报刚踏进2014年就风波频生。先是在公信力调查中败于经济日报屈居第二，只得从报头撤下金招牌。
接着就是现在的换主编风波。近年颇有好评的港人主编刘进图被撤，内传集团将要从马来西亚空降一位不懂香港但长袖善舞的传媒人钟天祥任主编。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公信力之争落败引咎，香港有传媒学者倾向相信是政治考量，导火索也是传媒问题：刘进图被责备在去年香港电视发牌问题上过于关注该事件，连续多天头条报道，即使高层施压也没有使采编部屈服。
这件事也是刘进图此刻赢得香港知识界和明报大部分读者支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香港电视不获发牌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事件，而是港府不肯开放大气电波、不肯容纳进取媒体的表现；同样道理，港视、明报乃至其他香港传媒的受压，不只是媒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言论自由冷暖变化的温度计。因此这次明报事件发酵迅速，成为香港公民普遍关注的大事，不是香港人政治过敏，而是大家都确知自由不易，所以寸土必争。
传媒是公器，这点必须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认识。虽然不少人明知而故犯，甚至包括金庸（根据张圭阳著《金庸与报业》及《金庸与明报传奇》，金庸曾称，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金庸这点庸见，相信与各种犬儒传媒的各种老板、超级老板都不谋而合，唯独依然葆有新闻理想和公义心的传媒基层编采人员不肯苟同。
据张圭阳著作，金庸也曾说“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这点更是明报编辑记者们不忿之因。即使在后金庸时代，明报内部的矛盾仍不时传出，再加上明报集团员工薪酬相对偏低（也是金大侠说的：光是明报这两个字就值三千元，这成了说服前线人员为了理想牺牲物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线采编人才，至明报今日之危，可谓内外交困。
但是次明报事件中，最令人动容的也是基层员工，他们组成明报员工关注组，坚决发出捍卫新闻独立的声明，质疑老板对总编辑的撤换决定（认为继任总编辑并不符合员工诉求，未必能胜任），这样强悍的抗争力度在两岸三地均属罕见，不可不说也是因其对新闻理想的秉信。连日来员工与管理方多次谈判，管理方（包括报社高层）当然从商业社会逻辑出发认为老板的命令就是真理，又怎会顾及新闻工作者心目中更神圣的新闻理想？
昨日明报内部的谈判再度破裂，其中一个未能达成共识的细节很能说明原因。管理方希望签署的联合声明，包含这样一句话“呼吁外界给予明报空间处理事件，停止再伤害明报”——这句话的潜台词昭然若揭，原来他们一直视这些天来香港知识界、传媒界、文化界等对事件的关注为“伤害”。而员工们希望加入的话却是“我们相信事件需要时间和空间处理，希望读者继续支持明报”，都是为了明报好，但后者相信“外界”并非敌人，而是良友，两方思维迥异如此。
香港的明报“外界”有话语空间的人，纷纷表态支持明报员工，无论是否正在或曾在明报撰稿的作者，因为这也是支持自己和整个香港的话语空间不受难以想像的力量侵蚀。开天窗是破釜沉舟的一击，是为了让天上的亮光赤裸裸地照下。正如1月20日过百名明报员工暂离岗位在报社楼下默立5分半钟抗议一样（以示捍卫五十五年来报格），如果这仍然不能让高层意识到事态之严重，明报之明，摇曳转暗也咫尺可待。这不但是香港之痛，亦是华语世界之痛，唇亡齿寒，并不是日前内地善嘲者所说“马来西亚老板让加拿大报纸撤换香港作者稿件，干卿底事”这么幼稚简单的。
来源：廖伟棠
链接：http://dajia.qq.com/blog/36475500953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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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谈金庸：为什么说江湖内外，金庸都是个传奇？
原创： 陈墨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10-31
金庸先生走了。
早在几年前，就听说老人家病了，已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而当噩耗传来，知道金庸先生真的走了，还是难以置信。如何愿相信？
金庸先生走了：他的故事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哀思。
撰文|陈墨
一
金庸先生说，他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是一种谦逊，也是骄傲。所有武侠迷都知道，金庸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能讲好故事的人。故事是精神的食粮，心理的灵药；是成长的催化剂，不可或缺的人生伴侣。有多少好故事，有多少会讲好故事的人，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财富的标志，甚至是文明水平高低的刻度。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即出口不凡，把乾隆皇帝、福康安等历史人物和陈家洛、余鱼同等虚构人物融于一体，把民族大义和血缘亲情的冲突作最大限度张力实验，在完成民族主义主题的同时顺带完成了对汉族书生精神弱点的反思和批评。《庖丁解牛》的生动寓言竟是超级武功的哲学依据，慢道不信，这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别家故事中的李自成，要么是乱党贼寇，要么是革命英雄，惟有在金庸《碧血剑》中，既有起义领袖的卡里斯玛气质，又有草莽英雄的文化心理局限，呈现了这个历史人物的灵魂。而“昨日的万里长城，今日的一缕英魂”的野唱，更洞见了千年政治文化的老伤。
《书剑恩仇录》
作者: 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射雕英雄传》中南宋历史烽烟和英雄传奇，是以郭靖、杨康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为衬底；而在成长故事的字里行间，却还有教育的寓言，如人生教科书。江南七怪满堂灌，让郭靖无所适从，愈显其笨，其实不过是应试教育的方法不高明。一旦由马钰寓教于乐，进而由洪七公因材施教，笨拙的郭靖便脱胎换骨，让人刮目相看。而一旦游学四方，观摩东邪、西毒、南帝和中神通的学术路径，更是卓然成家。非但杨康、欧阳克无法望其项背，即便是聪明绝顶的黄蓉，也只能瞠乎其后。《神雕侠侣》非但是武侠奇葩，爱情宝典，也是成长故事的另一版本。主人公杨过命途多舛，无寻常路可走，只能另辟蹊径，最后与郭靖殊途同归，奥秘是：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建构自我。
《射雕英雄传》
作者: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4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以《天龙八部》即非人的神道精怪为书名，其实仍是探索人如何成为人的重大主题。段誉、萧峰、虚竹三位主人公，都有“恶人”血统，段誉的生父是天下第一大恶人段延庆；虚竹的生母叶二娘是天下第二大恶人；萧峰生父萧远山亦是愤怒成狂、罪恶累累。与此同时，他们还都面临自我期许与社会角色间的重大矛盾，段誉喜欢易经佛学，不喜欢武功打斗，但他是大理王子、段氏武功的继承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计可避；萧峰领导丐帮抗辽保国，但他的身份竟是契丹人；虚竹只想做少林寺的小和尚，但无法自控的命运却把他送上了灵鹫宫。《天龙八部》的故事，正是三位主人公如何与命运抗争，如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何成为人间英雄的奋斗史。书中其实没有半个精怪，只有不加控制的欲望和无法预知的社会压力，使得书中人物患上了程度不等的神经症。无论是天下四大恶人，还是慕容博、萧远山，或是段正淳及其妻子情人和逍遥派师兄弟姊妹，无不如是。如是，这部书就不仅是人生寓言，也是人间寓言。
《天龙八部》
作者: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5月
金庸先生会讲故事，从“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儒家之侠、“至性至情、实现自我”的道家之侠、“无欲无求、无人无我”的佛家之侠一路写来，直到《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他那迷倒众生的气质，来自放浪不羁的自由天性，艰苦卓绝的自由人生之路，前有先贤，后有来者。或许，在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的世界中，令狐冲的结局有些理想化。于是就有《鹿鼎记》韦小宝故事。有人说，《鹿鼎记》是为康熙及其皇权歌功颂德之作，那恐怕只是表层；深层次是，韦小宝与康熙不过是一物两面，小丑原就是圣君的替身与化身，作为文化精灵与怪胎，韦小宝与康熙都是导游，且互为镜像。《鹿鼎记》中，深藏了国民性文化之谜。
《鹿鼎记》
作者:金庸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5月
金庸先生是武侠小说作家，武侠小说属通俗文类，有其类型规范与模式。金庸的超常之处，是他能不断突破类型模式，不懈地追求与众不同，即便掌握了超级成功秘方，也不做简单的自我复制。在武侠小说家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花费十年时间，对自己的成名之作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在所有武侠小说中，也没有其他作品如金庸小说那样，突破雅俗藩篱，让文学批评界莫衷一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真正的好故事，是无尚瑰宝，足以打破刻板印象，留下理论谜题。
二
金庸不仅是讲故事的人，他的94年人生，本身就是好故事，足够传奇，足够励志，足够曲折，足够深邃。金庸不过是查良镛先生的多个化身之一，成就非凡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原是地地道道的业余创作。
他的职业身份，是著名报人，从《东南日报》、《大公报》及《新晚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到《明报》业主、社评家和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很多人都熟悉金庸办报故事，怕非一部专业博士论文可以说尽。有一条线索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报》与《神雕侠侣》诞生于同一年，即1959年；小说主人公杨过与作者金庸/创业者查良镛的路径，也是同一方向：同一种积郁愤懑，同一种突破正统礼教大防的壮志雄心，同一面建构并且彰显自我的精神旗帜。
当年拜谒梁羽生先生，梁先生垂询：在你看来，我和金庸的根本区别何在？答案当然是：金庸善于经营。善于故事经营，善于小说版权经营，善于报业经营，且善于人生经营。真正的经营才能，非止于技巧，更非止于权谋，而是洞明世事人情的活力、勇气、智慧与直觉。文章如此，人生亦是如此。金庸创办《明报》，当然与其武侠小说畅销有关，与其让别家报纸连载，何不自己办报？与其让他人盗印，何不自己出版？而初期的《明报》，正是以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武侠小说是先锋，金庸小说是元帅。商业化与亲民性，是《明报》故事的第一季。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
《明报》故事第二季，从小报跃升大报，当然是由小说园变成新闻纸，让新闻性与娱乐性相得益彰，进而变娱乐性第一为新闻性第一。生存发展的奥妙之一，是在香港当年非左即右、非蓝即红的政治对峙中，做了意识形态藏锋的自由第三方。每家大报都要面对1962年大陆居民逃港事件，惟《明报》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偏见，选择人道立场和香港在地性观点，让同情心与理智态度共同引领舆论导向。《明报》的成功升级，非仅因纯粹的新闻眼，更取决于博大的思想襟怀。说金庸因武侠小说的成功而导致《明报》的成功，固然不无道理；而《明报》的成功导致金庸武侠小说的升级，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1962年的《天龙八部》中，即充满超度人间苦难的思索和书写。此后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等书，无不体现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洞察和对祖国社会的现实关怀。
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1989
《明报》故事第三季，是从大报升级为名报，取决于金庸的社评。香江第一健笔，说的可不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而是指独具慧眼的时事评论家查良镛。《明报》社评卓尔不凡，为同行称道，并被当年北京、台北及华盛顿等地政治要人所重视，源于作者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洞察力。而这种视野和洞察力，不仅来自当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专业素养，更来自终生不渝的自我期许：那一份凌云壮志，才是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真正原因吧？
三
金庸先生一生坎坷。
高中被学校开除，大学又被学校开除，少年丧母，中年丧子，老年时有不虞之誉，也多求全之毁。为香港基本法费尽心智，被谩骂攻击；80多岁终园剑桥梦，获得博士学位，竟也被嘲讽讥笑。《神雕侠侣》中杨过，襄阳城外保国卫民，得万民感戴，谁又真正懂得，那一招“黯然销魂掌”，有几多悲苦，几多忧伤？
金庸先生走了。金庸故事结束，剩下的，只有哀思。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陈墨；编辑：张进；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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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
2012-5-18 08:5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舊外國小說好看的不勝枚舉。世界級名著都很有看頭。外國作家的生活，也極之豐富多彩，非中華上邦的行家能及。像古龍，那麼好的作家，稍為不依‘常規’，就被詬病為‘縱情酒色’，和大仲馬的縱情生活，怎麼比啊。近年法國人終於認識到大仲馬的可貴，將之搬入文學殿堂，期盼我們的古龍也能有這一天。
都是好文章啊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7-17 06:23 编辑
李劼文：（李劼《历史叙事的人文光谱》）
十四、江湖政治版
据说，金庸最想写的是历史小说。不过，当年以政治评论著名的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已经做了历史叙事。与古龙武侠小说完全飘忽于历史之外不同，金庸武侠之于历史的对称，比一些演义还靠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武侠是对《三国演义》历史叙事的一个补充。倘若将两者对照阅读，不需要再读任何教科书，便足以对中国政治了然于胸了。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历史叙事，忠义观念无疑淡化了，但隐含其中的现实政治批判，却十分强烈。仅就小说的历史叙事而言，可谓成也政治批判，败也政治批判。在大陆磨难过来的读者，每每看到那样的细节，都忍不住会心一笑。一旦时过境迁，回首那样的讽刺搞笑，不免感觉有失夸张。
金庸武侠于历史叙事的深刻，不在于影射现实政治的夸张搞笑，而在于籍江湖，写庙堂。江湖有如庙堂的一个倒影，江湖纷争与庙堂权斗，一币两面。金庸小说对江湖的，使《水浒传》显得浅薄。倘若说，水泊梁山的故事仅仅停留在义气层面，那么金庸小说则从义气背后，发掘出诸如野心、欲望、心机、权谋之类的阴暗。江湖政治堪比庙堂官场。正如清官不多，真正的侠客也极为稀有。其情形就像从那群好汉中能够筛选出的英雄，不过林冲、鲁智深而已。
金庸武侠小说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也是生命的别一种修为。至于那番修为究竟抵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从韦小宝形象上可以得解。萧峰的豪放、令狐冲的潇洒、虚竹的空灵，段誉的多情，最终通通归结成了韦小宝的油腔滑调。韦小宝就像金庸修为的舍利子。金庸功成名就之后的晚年言行，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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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人物风情版
光是从下列篇名上，就可以看出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所在。《胡雪岩》，《李鸿章》，《八大胡同》，《风尘三侠》，《萦缇》，《李娃》······人物风情，琳琅满目。这与其说是作家写作风格有异，不如说是台湾与大陆的人文关怀有别。当大陆学生还在唱语录歌的时候，台湾校园里已经开始流行诸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小路上》那么清新隽永的民歌了。早在大陆样板戏时代，高阳人物风情版历史小说已经风靡台湾。
高阳历史小说没有帝王情结，没有天下野心，没有忠孝观念，没有兼济意识。朴素的文字，坦荡的性情。恍如《三言两拍》的某种延续，又像《木兰诗》的作者改行小说叙事。历史在高阳的笔下，与其说是一出出传奇，不如说是一个个日常人生。喜怒哀乐，不过人之常情而不必夸张出豪言壮语。风云际会，只是芸芸众生的磨肩接蹱而并非就是改天换地的功名机遇。读大陆出产的历史小说让人感到沉重，读高阳历史小说让人感觉轻松。倘若以西方歌剧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高阳历史小说的风格有类于《风流寡妇》那样的轻歌剧。旋律相当优美，咏叹也缠绵悱恻。朴素的叙事，照样可以造就出美仑美奂的阅读效果。
在葛浩文的讲演中，他把中国文学走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归于作家自身，认为中国作家缺乏国际视野，写作粗糙，写作很业余，一句话——中国小说不好看，“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中国的爱国教育有关，或是讯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透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葛浩文说了中国文学很边缘的事实，找出来的理由基本上挺扯淡，他更多时候以批评中国作家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翻译辩护，这些年学术界对葛浩文的翻译有持续的批评。
独立出版社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机构之一，其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女士曾举了日本的例子，来看看外国文学如何才能在法国站稳脚跟。相比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地位，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对法国读者还是相对新奇和陌生的，陈丰说，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持续了100年没有中断。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只是这30年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持续地在法国出版。任何外力也无法让中国文学马上进入大众视野，还得慢慢来。
而毕飞宇也曾对我说，几年前他去国外，媒体和读者只关心中国的政治，现在慢慢开始跟他谈文学，谈语言了。有一中国作家一次随作家代表团去挪威，在他的演讲上，主题就是攻击政府，但至今他在海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市场。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学慢慢走出去的一个开始？
【注】本文原标题《还走不出去的中国文学，慢慢来》。
(责编：贾嘉）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6-7-31 11:40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43356537_1_2.html
何永谈笑傲，读了几篇，不错不错。
【【【【【【【【【【【【】】】】】】】】】】】】】】】】】】
田晓菲:“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
~(￣︶￣)~
据说，香港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英文翻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翻译《鹿鼎记》比翻译《红楼梦》困难。在比较两者的时候，他说：《红楼梦》具有全球性，前才却“植根于中国传统”。
很多金庸小说的爱好者，都同意金庸小说确实难以翻译成外文。但是，闵福德作为一位曾经参与翻译《红楼梦》的译者得出上面的结论，仍然有许多令人困惑之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难道《红楼梦》不是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的吗?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和“全球性”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吗?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是难以翻译成外语、难以传达给国际读者的东西吗?第四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这个巨大的、富有概括性的、包容一切的“中国传统”呢??
欣赏金庸小说，为了娱乐而阅读，用不着让这些恼人的问题占据太多的注意力；但是，评论金庸小说，试图解答所谓金庸现象之谜，则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一个好的小说家不难赢得一大批读者。但是，能够迷住一大批具有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背景、不同社会阶层、性别与年龄的读者，依然相当令人惊奇。香港作家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也许可以称他为二十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一位中国小说家。我想，与其单挑出金庸的某一部分小说进行分析，倒不如把这种“金庸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可能会得到内涵更丰富的结果。
香港作家倪匡曾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这样的话并非夸张。从香港到台湾到大陆，到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社区，到居住在欧洲、美洲的海外华人群体，包括我的很多可以阅读中文的美籍华裔的学生们，无不受到过金庸小说的浸润。那么，“中国人”的说法也许应该换成“华裔”的说法更加贴切，因为上述的社区群体并不都属于同一个政治或地理的区域，甚至不属于同一种文化区域，而“中国”二字，不像英语里面的Chinese那样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容易引起政治和地理上的联想。
到底是什么使得金庸小说如此受到具有多元背景的华裔读者一致欢迎?这些持有不同国籍、怀着不同政治信仰、讲着不同方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华裔读者，显然在金庸小说里面找到了他们所一致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是通过什么联合在一起的呢?
如果我们说，这只不过是热闹好看的通俗小说在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别的不说，光是三年之内分别在美国、台湾和北京专门为金庸小说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很多严肃的学者都与会提交论文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探讨对象。其中不言自喻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同一武侠小说文类的其他知名作家，比如说古龙、温瑞安，还有其他畅销的通俗小说作家，比如说台湾的浪漫小说作家琼瑶(她在商业上成功的程度，包括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次数，都并不次于金庸，虽然她的读者群的覆盖面不及金庸)，其作品在学术界的接受远远没有达到同等的层次呢?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的回答，但是，研究批评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揭示金庸现象传达出来的文化信息。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曾撰文或着书，以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论点，指出金庸小说在写作技巧、语言、题材、内容之深度和广度等等方面取得的独特贡献与高超成就。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再次重复其他学者针对金庸在文学上的造诣已经清楚阐述过的种种观点，也并不希冀“穷尽”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广大多样的读者群的原因，而是期望在现在的金庸研究的基础上，论述“金庸现象”(包括金庸小说的流行，也包括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特别接受)的文化内蕴。这当然涉及到分析金庸作品，从中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证明我的论点，但是我强调：作品分析或者武侠小说的文类研究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连批评家们对金庸作品的评论也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瓶中之舟”
传统的小说形式总是寻求创造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自足的小说世界对于现实生活是一种摹仿。中国的武侠小说是小说这一文体类型里面的亚文体，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构造出一个充满幻想的时空框架，离现实人生越远越好。武侠小说的世界几乎完全由身怀超人绝技的武林高手组成，他们不以法律为意，全凭武功高下解决争端。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等级、门派、行为准则和规矩，俨然形成了一个自成格局的亚社会，它对于“正常的也是日常的世界”是封闭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亚社会好象西方一种特别的手工艺品——密封在玻璃瓶中的、制作精巧的帆船模型。没有武功的常人，就和读者一样，永远无法穿透那层透明的玻璃、进入那个奇幻的瓶中世界，他们在书中至多作为酒保、店伙等龙套角色穿场而过，或者以需要大侠拯救的乡民百姓身份匆匆一现。对于读者(也即瓶中之舟的观众)来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观看——于是瓶中的天地，在带有恋物癖好和感情强度的目光下，构成了一个被高度浪漫化了的凝视对象。
这个封闭的瓶中世界，总是被安排在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远离日常生活的场景：无论是名山巨壑，大漠深谷，还是海外孤岛，秘道幽窟。江湖，这个《庄子》里用到过的词语，在古典文学里一般指隐士高人所自在漫游的山野，在武侠小说里则专指身怀武功者活动的空间。江湖之上，充满了绿林豪客和铤而走险之徒，但江湖一词不仅指示了地理空间，还代表了心理空间。它渗透了社会各个阶层：上自高官和富商，下至乞儿。在金庸《鹿鼎记》里，就连伪太后都是秘密团体的一员。江湖这一名词所定义的特别空间，多半设在荒野之地，但同时又超越了特殊的地理或行政区域，它和平凡的日常世界之间存在着清楚的分界线，就此形成了武侠小说的空间框架。
从时间结构上讲，武侠小说也同样远离现实，因为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时间背景几乎从没有安排在现代的。金庸小说的时代背景就是上起宋元，下限于满清。这种做法的部分原因，恐怕是由于再高强的武功在现代社会的枪炮威力下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是不管出于何等原因，这种手法在客观上达到的效果，便是进一步拉开了读者与书中内容的心理距离，从而使读者对武侠小说的世界产生更强的疏离感。打开金庸小说，就立刻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境界，在这里，一切都发生在“遥远和久远”的时间与地点。很多金迷在阅读金庸小说时都有一个相似的体验，那就是一旦开头，就很难放下，必得连续数天，放弃许多日常的活动，甚至还要经历几个不眠之夜，把手中千把页长的厚书读完才肯罢休：这使人联想到游戏乐园里乘坐“过山车”的经历——它带给游客它所许诺下的惊险与刺激，帮助人们暂时忘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
虽然一切小说从本质上讲都是“幻设”，但是金庸小说加倍如此，因为他成功地构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远离现实人生，非常浪漫化，而且，最重要的，是极为“中国”。我信，这种“中国性”更加促成了金庸小说时空框架之奇幻性，而且是金庸小说对各种身份的华裔读者都具有广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地域意义或者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甚至也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文化中国并不存在于任何“真实的”层次上，它乃是融和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不同因素而塑造出来的产物。如果小说本身就是“虚幻”的，那么这个“中国”的虚幻性比起它的构筑材料来并不逊色。借助我称之为“文化拼盘”(a cultural pastiche)的艺术手法，借助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精心构建，借助对于“反讽的消解”，金庸建立起了一个用贝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就是“想象的社区”，一个既不存在于现代社会、也从未真正存在过、但是却完美地符合了大众想象的“中国”。
“文化拼盘”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对此我姑且名之为“文化拼盘”。金庸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具有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的所谓文化典型性格，比如说威严但是心地慈悲的方丈，相思深种的少女，为了金钱或权力而失去性命或理智的贪婪之徒。小说中的很多副题都和传统的佛教或道教的价值观遥相回应，比如说武功的最高境界只是往往在无意中得来，而不是由于有意识的贪婪追求；一个诚实天真的年轻人，不一定有天生的聪明，甚至在世人眼中可能是憨厚得过了头而近于“痴傻”的，却偏偏能够“得道”；上乘的剑术不在于掌握了所有的招数，而在于到达“无招”的层次——因为任何有形的招数总有被破解的办法，但是没有招数、超越了教派的剑术却无人可以战胜；在一种意识形态和另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在善与恶之间，作此是彼非的价值判断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抽象概念之间的争执可能导致狭隘的视界并滋生偏见；归根结底，众生都是受苦者，需要的是广大的同情而不是仇恨。
至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很多都能令人联想到传统的志怪故事或者明清的笔记小说。此外，还有许多对佛经、道藏、老庄的引用，涉及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的段落更是俯拾即是。金庸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天龙八部》，题目就来自佛教典故，与贯穿此书的佛教主题相互呼应。
通俗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加以考察，往往发现它们原来竟然源远流长，因为人们的集体文化记忆是一股强大的潜流。《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桃花岛，是武林高手黄药师和他美丽任性的女儿黄蓉的居住地，这个有如仙境的海岛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蕴的意象。它很容易使人想到东晋陶潜(352-427年)《桃花源记》中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式乐园——中国文学传统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民间故事和笔记小说的记载，都曾讲述在海上航行的人如何飘流到某海岛、与神仙遇合的神奇经历。比如说清初的笔记小说集《萤窗异草》(撰人署名“长白浩歌子”)里面收录的《落花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比如《射雕英雄传》第三十回，黄蓉往求一灯大师治伤，途中一灯号称“渔樵耕读”的四大弟子拦截，其中“书生”没有与黄蓉比武，却提出和她半智。书生给黄蓉出的考题，包括诗谜和出句求对。字谜诗的谜底是“辛未状元”，颇为自得地暗示了自己的出身来历。他出的第一个上联“风摆棕榈，千手佛摇折叠扇”更是再次影射自己，因为他当时正是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的；黄蓉针锋相对的下联“霜凋荷叶，独脚鬼戴逍遥巾”因此有效地讽刺了“书生”的骄矜。至于她随即以“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回应“书生”所出的“琴瑟琵琶，八大王一副头面”，书中则明言其实黄蓉曾经在很早之前从父亲那里听说过这个在民间流传的“老对”，“书生”以为是“绝对”，因此用它相难，但是黄蓉父亲黄药师早已在多年以前想出了上述的下联，“四小鬼”云云本是和当时自己的四个弟子开玩笑，此时被黄蓉移用，却恰好戏弄了包括“书生”在内的“渔、樵、耕、读”四人。
最后，这场活泼的斗口以黄蓉再次对“书生”机智的回答结束：当书生根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批评黄蓉不应该让一个男子背负在身上的时候，黄蓉反驳说，孟子自己在道德上也并非无懈可击。她引述了父亲作的一首诗，诗中挑剔这位儒家圣人忽略了正统的周天子，求仕于各个诸侯国。“书生”大失面子，对黄蓉心悦诚服，只好放她过去。
这一章里的文字游戏以及黄蓉引用的诗作，不是金庸本人的发明，而是他博学征引的结果。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掌故，明朝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把它们收集在《古今谈概》(又名《古今笑史》或《古今笑》)里，但是原本互不相关的故事如今却被天衣无缝地融入了小说的叙事框架，而且还被赋予了十分对景和贴切的上下文。那首指斥孟子的七言诗，被作者归功于黄药师，尤其是一个精彩的安排：因为黄药师被描绘成一个所谓“非汤武、薄周孔”的“邪门”人物，作这样调侃孟子的诗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特征。
在上面的例子里，取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断片被赋予流畅的上下文，宛如打碎的七宝楼台得到重建。就连“斗智”这一形式本身，都是很多古典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喜欢采用的题材。在给他发明出来的种种武功招数命名时，金庸也往往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寻找灵感，而且把这一过程转移到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中，年轻的男主人公杨过就是从魏晋之交的作家嵇康(223-262年)的诗歌之中得到启示，自创了一套剑法。嵇康曾写了一组四言诗《赠兄秀才从军》。杨过创造的剑法，每一招式都与其中的一行诗句契合，比如下面引的组诗之九：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当杨过后来与绝情谷主激战时，一边吟咏上面所引的诗句，一边源源不断地使出他根据诗句发明的剑招，意态很象法国十九世纪的话剧《西拉诺·德·波杰拉克》里面的男主角(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诨名“大鼻子情圣”)在决斗时，一招一式常常件随着对敌手的讽刺嘲弄，唯一的区别就是杨过并没有侮辱他的对手，他只是要向在一旁观斗的心上人小龙女展示他潇洒的剑术而已。
就算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嵇康其人其诗的读者，大概也很难忽视上面所引的诗句以及杨过融诗于剑的做法所产生的魅力。那么，如果一个读者熟知嵇康的话，这一内涵复杂的用典就更是别有风味了：身为魏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性情峻烈刚猛，终于以此遇祸。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评论嵇康其人其诗：“过为峻切，伤渊雅之致。”这样的性格，恰好与杨过激烈偏执、对礼教大防不屑一顾的个性不谋而合，难怪作者要安排杨过对他的诗作情有独钟。再说嵇康的哥哥嵇喜，就是诗中的“秀才”。嵇喜这个人据说颇为世俗，和嵇康浑不相类，但嵇康从小丧父，蒙母兄抚养成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何况以诗赠人，未必都是实写，诗中的人物形象带有诗人理想化人格的投影。嵇喜以秀才而从军，则原非一介武夫，而是亦文亦武，因此，嵇康把诗中的主人公写得威猛之中兼有儒雅风流：骏马华服，良弓良箭，虽然纵马疾驰，蹑景追飞，犹能顾盼自若，轻松闲逸，可见驭术之高明，风度之潇洒。种种一切，极为符合小说中塑造的杨过之翩翩佳公子的形象。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从中可见金庸小说的魅力之一，便在于对中国读者深深积淀的文化记忆的呼唤。
所谓文化拼盘，或者文化百衲衣，不是说简单地把各种传统文化和文学因素机械地拼凑在一起，构成一盘大杂烩。一个成功的文化拼盘所需要的，是富有创造性的揉和、改造与重建，使得读者在目睹熟悉的材料被重新组合和编织的时候，既体会到具有特殊背景知识的“圈内人”的快感，又有一种新鲜感。我在这一节最后所要谈到的，是金庸如何在一部作品里面融和不同小说体裁的特色。《天龙八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设在北宋，正当契丹的力量日益强大，对宋王朝形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之际。小说讲述了三个年轻人相互交错纠缠的不同命运：段誉，西南边境大理国的王子，因不满父亲命他学武而离家，牵缠进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冒险之中；萧峰，生为契丹，长于大宋，则必须揭破他的出身之谜，并面对他的个人困境：在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之下，到底是屈服于他对大宋汉人的感情，还是忠于他自己的种族；虚竹，一个虔诚的小和尚，少林寺老僧的私生子，不仅要解决父母亲的身份揭示给他带来的心理震动，还必须不断抵御种种违背了他的信仰和佛家规矩的诱惑。在叙述这三人如何分别解决他们与各自的背景所发生的矛盾的时候，作者巧妙地把几种不同的通俗小说文体融和在一起，包括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
在一个热爱戏曲的文化里，人物的性格类型常常和外在的体貌特征联系在一起，就像是京剧脸谱代表了不同的角色一样。因此，当萧峰首次出现的时候，他的“浓眉大眼，高鼻阔口”，“四方的国字脸”和魁伟身材，他的豪放举止，甚至包括他面前的饮食——“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酒”——无不是传统的象征符号，显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绿林好汉”，甚至好像直接来自被一致公认为武侠小说鼻祖的明朝小说《水浒传》。另一方面，段誉，一个生着“俊秀雪白”面孔的青年，出场之时全然不会武功，但是熟读儒、释、道经典，分明符合一个才子的形象。第一卷第一回的题目“青衫磊落险峰行”，其中“青衫”二字也是书生的传统指称。此外，段誉从小到大，是父母的宠儿和整个王府以至皇宫注意力的集中点(他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的江湖飘流生涯中，几乎他所遇见的所有少妇都为他倾心(虽然他对她们也未免有情，却只对王语嫣一人情有独钟)；他的举止言谈与极端阳刚的萧峰相比未免有些女性化，而他对少女王语嫣专心一意的爱慕则时时近“痴”，再加上他对政治权力和地位，甚至对武功(武侠小说里对武功的追求相当于才子佳人小说里面男子发奋攻读圣贤书以求中举成名)也全都不放在心上——所有这些，都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红楼梦》是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产物，但是它超越了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而且对才子佳人小说传统进行了“滑稽摹拟(parody)；那么可以说《天龙八部》在某种上是对《红楼梦》自觉或不自觉的滑稽摹拟。因为在《天龙八部》里，王语嫣就象林黛玉一样爱上了她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这个表哥太醉心于功名，以至不惜牺牲表妹(在象征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恰好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反面。
《天龙八部》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从以往的通俗小说作品里广泛地借鉴，而在于它把不同小说体裁的内在因素并排放在同一个层次上，使得每种小说类型所特有的价值观和传统两两相映。绿林好汉照规矩是不能陷入情网的，也不应该把儿女私情看得太重，而且，尤其应该避免爱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女子，以免得到一个施恩望报、假公济私的坏名声。但是萧峰不仅爱上了一个他救的少女，而且在她死后悲伤万分，发誓终身不娶。段誉，一个典型的才子型人物，则被抛入险恶的江湖，歪打正着地掌握了最高境界的武功，而且，非常“不典型地”和萧峰一起痛饮了四十碗烈酒，和萧峰成了结义兄弟，后来更是在萧峰身处险境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豪气”，和萧峰并肩对抗天下英雄。
像这样对于不同小说类型之内在因素的混合，并没有造成不同小说类型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因为各种价值并列而使得这些不同的价值受到挑战。它使得人物性格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但是最重要的，对传统小说副题与形象的创造性采用使得读者因为看到似曾相识的因素而感到熟悉、安心、亲切，同时又因为作者对传统的变化而感到新鲜。
一切“新”的东西，都必须有“旧”的做底子，没有原来的材料作为基础，“翻新”是不可能的。这些“原有的材料”，其存在不一定总是十分明显，它们静悄悄地然而又是强有力地运作着，以千万种不同的方式幽微地提醒我们的注意。现代生活如果说好像一张织工不甚细密、但是色彩鲜艳诱人的伯卢奇壁毯，那么这张壁毯的经纬，便正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这些新与旧/久的东西。
道德空间的建构
武侠小说，就像科幻小说或者悬疑小说在西方一样，是一个非常流行、也十分商业化的文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金庸开始了他的武侠小说写作。他的小说最初往往是一天一段地连载在报纸上，用以吸引报纸读者的。他的小说和报纸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
虽然金庸小说在很久以前就已成书出版，而且金庸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删削，但是它们最初在报纸连载的形式却值得我们略作思考。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商品都更能反映出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因为报纸和书籍一本书不同，通常一看完就随手扔掉了(热衷剪报的读者是另一回事，因为剪报不是一张报纸的全部)。坐在地铁里面全神贯注地阅读斯蒂芬·金、约翰·格瑞山或者金庸小说(如我不止一次地在纽约地铁里注意到的)的读者是一群具有特别需要的消费者：他们需要被手中的物体所“抓住”，需要暂时忘却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金庸小说基本上是符合这个需要的。如上文提到过的，很多金庸迷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一旦开始阅读，就不能自己，放下任何其他可以被暂时中止的事情，“全力以赴”地阅读，哪怕通宵达旦，直到读完为止。日常生活带来的干扰会破坏这段幻想之旅的连续性，而阅读多庸小说带来一种如梦如幻的体验，是很难容忍被打断的。
构筑这样的梦想世界的先决条件，和玩电脑游戏不无相似之处，那就是建立一套毫不含糊的规则，读者必须根据规则来参与游戏。金庸的小说世界是在一个清晰完整的道德秩序和行为准则之上的。这个道德秩序的结构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因为它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痛苦，除了爱而不得的苦恼以外，都是因为破坏了这些行为准则而引起的。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是两个概念：恩与义。
金庸小说人物常常在内心独白或者在和他人的对话里分析、疑问或者辨护他们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常常试图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某种行为究竟合适不合适，应该不应该。江湖虽然风波险恶，并非没有一定之规。金庸自己曾经说过，他在所写的武侠小说中，不仅“自行设计了一套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还有一套众所公认的是非标准。”有些为武林人士所公认的基本行为准则，就连书中的所谓邪派人物也往往迫于体面或舆论而不敢公开违反——一种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的生存情形。如《笑傲江湖》中所言，“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第三十五回)。
更高一层的道德境界，是只有所谓“侠之大者”才能够达到的，那就是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为国为民”的信条反映了儒家的信仰(虽然这不是原始的儒家教派或者中世纪时期的儒家的观念，而是近代中国士人所选择的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个男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但是归根结底，无不俯首于“为国为民”这条原则。通过郭靖对杨的谆谆教诲，作者对英雄精神和侠义之道作了定义：“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神雕侠侣》第二十一回)。
不管怎样狂放不羁，金庸笔下的侠或大侠决不会游离于金庸意义上的是非善恶的框架之外。《笑傲江湖》的男主人公令狐冲是金庸小说里“自由精神”的代表：他不为帮派规矩所拘，抗拒社会传统和世俗礼法，藐视关于剑术的正统学说，不执着于名门正派和异端邪教之间的区分。但是，他却并产曾超越“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他的太师叔风清扬曾说，“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完全不用理会“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这一席话，说得令狐冲拍手称快。(《笑傲江湖》第十回)但风清扬所斥责的，只不过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伪君子，”并不是仁善侠义的真君子。令狐冲追求的目标(也是这部小说所宣传的理想)是超脱一切世俗的羁绊，实现“自由自在”的境界，但是收束全书的，却是一个异常严厉的道德裁决的意象：作恶多端的劳德诺，被令狐冲的妻子任盈盈用铁链和两只猴子锁在一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深山之中。这种作为“人猿”度过余生的惩罚，既不自由也不自在的终身禁锢，比起小说结尾所描绘的令狐冲和任盈盈的幸福生活，是一幅更为强大、更为令人震撼的画面。
的确，金庸小说里面所常常反对的主要东西之一，便正是一种狭隘的“正义感”和在是非善恶之间划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绝对界线。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一再强调：“善”“恶”(或曰“正邪”)常常很难区分，对“恶”的仇恨有时会带来更大的毁灭。而且，作者也竭尽心力，向读者显示就连所谓“邪恶”的人物也值得同情，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被复杂化、多元化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烦恼人世的牺牲品(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但是，金庸小说里面“善恶”与“正邪”概念的有力存在和出现本身，就足以揭示这个小说世界的道德化程度。在这个虚构的宇宙里，尽管有干扰、中断、以及慈悲带来的宽容和怜悯，读者绝不会怀疑善良、正义以及所有“美好人类感情”的根本性存在。阅读金庸小说，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金庸自己曾说过，武侠小说的世界其实很不理想，因为它“只讲暴力，不讲法律”。但是，武侠小说中的世界唯其超越了国家法律，才得以生存，这是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决定的。不过，这个世界却并非“只讲”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由种种严格的道德准则支架起来的叙事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阿多诺(Adorno)所谓的“社会的社会性对立面”。
援举一位金庸小说评论者的话为例，“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感情为重、利益为轻的人绝不多见，至于说为朋友而牺牲性命，为原则而放弃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可以说，现代社会，早已没有期望别人这样做。然而，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这种事经常发生……”这里我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现代社会”这个修饰似乎用不着，因为在“古代社会”里，“利益为轻的人”也不多见，我们没有必要把“古代社会”浪漫化。但是这位评论者的话确实向我们表明：金庸的小说世界虽然并不见得理想，但是却绝对被理想化了。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为渴望寻求“另一时间、另一地点”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空框架。金庸小说的魅力不仅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源自一种强大的文化怀旧情绪，更源于人们对于梦幻的热爱。
反讽之消解
从语法结构来看，反讽之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irony)有两层截然相反的意思。一，作为一种特殊修辞手段的反讽，被作者的行文所消解，使得具有可以容纳多重视角之潜力的情节、场景或主题，在叙述者强大的声音统领下，在文本内部排除了受到反讽冲击的内在可能性(外在于文本的可能性，或者说阅读过程中产生反讽的可能性是无法被排除的——比如说故意的“误读”或者不自觉地偏离阅读规则就是造成反讽的条件之一)；二，反讽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被作者扩展成为整个文本的结构，进而消解其他的内在修辞手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在这一节里，我首先使用第一种定义。如果传统形式的小说好似一座空中楼阁，那么武侠小说就是迷宫，引读者步步深入，难以自拔。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建设这样一个自足的小说世界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对反讽的消解。
反讽(irony)这个概念的传统定义是语言表面意义和内在意义之间的脱节。金庸小说当然不乏修辞上的讽刺性描写，以及社会、历史、政治讽喻，而且有不少喜剧性的情节与人物刻划。《笑傲江湖》里钩心斗角的权力之争是对中国“三千年政治史”的讽喻，而相对来说少被注意的中篇小说《鸳鸯刀》则更是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对“侠”的讽刺。
不过，新批评学派曾经对“反讽”这个概念增加了一个层面。I.A.理查兹(I.A.Richards)在《文学批评的原则》(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中，把irony定义为诗歌里几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之间达到的均衡。罗伯特·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克林斯·布鲁克期(Cleanth Brooks)和其他新批评派学者发展了这个见解，声称如果在一首诗里，诗人专门倾吐某种排除其他一切杂质的、单了而且纯粹的感情，不管是爱情也好，是友谊也好，还是理想主义也好，都有可能遭到现代读者玩世不恭的嘲讽和怀疑；但是，在伟大的诗篇里，诗人本身对多重视角的存在有着清醒的意识。因此并不仅仅描写某一种单一的态度和情绪，而是在诗中涵括了几种不同的视角，如此一来，这首诗歌对读者的讽刺性态度也就具有了免疫力。“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反讽意味着把几种完全相反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心态放在一起。”
如果说新批评学者强调一首优秀诗歌中反讽的必要，那么在金庸小说和金庸爱好者对金庸小说所作的反应里，我们所遭遇的，却恰恰是多种视角的瓦解，是对某种单一纯粹的情感毫无保留的宣泄，也即对反讽的消除。金庸小说具有一种情节剧式的特质，这种特质无一例外诉诸读者的感情。金庸描写相思、豪情、恩义、正气，尽皆写得淋漓尽致，一往不返，纯粹使用正面笔墨。他的主要目的是感动读者，抓住读者，而不是使读者在放下手中的书以后感到不安，或者感到焦虑与困惑。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金庸作品里虽然存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存在性格复杂的人物(尤其是一些“邪恶”人物往往也会显示出可爱或者令人怜悯的一面)，但是却并不存在“世界观”的隐晦和暧昧，不存在整体意义的模糊性和多元化。除了本文最后要讨论的《鹿鼎记》，其他主要小说中对主要人物(这些主要人物也多半是正面人物)的描写都没有什么含糊不精、模棱两可。
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神雕侠侣》。这部小说除了为不少香港电影提供了灵感之外，还曾被两度改编为十分流行的香港电视连续剧(1983年和1995年)，被一位新加坡艺术家加上插图做成“漫画”故事书(1998)，更是好几个由金庸迷设立的万维网站的主题。这部小说也许是金庸笔下的爱情故事里最有名的一个，而主角杨过和小龙女则是金庸禾下的情人里面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对。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末年，而小说情节则围绕着当时的抗金斗争和这对情人的悲欢离合展开。小说里，女道士李莫愁在情人背叛她之后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魔头，”每逢在小说中出现时，她都会唱一支歌——一首实际上是由诗人元好问(1190-1257年)在十六岁时填词的“摸鱼儿”(又称“迈陂塘”)这首词在1995年的电视连续剧《神雕侠侣》里面成为主题歌，而且在金庸爱好者中间广为传诵，几乎成了金庸小说最大特点的标志。词的开头几行有力地传达出了《神雕》以及其他金庸小说代表作的主题：?
问世间、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小说里，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正是这样“生死相许”、超越了种种社会规范和一切艰难险阻的：叙述者告诉我们，在江湖世界，小龙女作为杨过的业师，是不可以和杨过有儿女私情的，但是他们并未因此产生任何犹疑；小龙女后来在无助的情况下被一个道士奸污而失去处子的贞操，杨过得知后虽然伤心，但他的爱情并没有改变；在和小龙女分别的十六年当中，杨过思念之心未尝或减，而且在许多美丽少女的环绕崇拜之下，仍然对小龙女保持着忠贞。最后出于绝望，他从十六年前她消失的悬崖跳下——全书至此到达了感情的高潮。当然，出于幸运的偶然，他在崖底和小龙女重逢了。在为“国家”尽忠之后(抗击蒙古兵、保卫襄阳城)，他们双双进入深山，从此绝迹江湖。
书中的好几条副线都和男女之爱有关——单相思的爱，遭到背叛的爱，时运不佳的爱，或者半乱伦式的爱，散布于全书之中，最后以十六岁的少女郭襄对已届中年的“神雕大侠”杨过的萌生的初恋情怀作为收束。在第二十六章里有一段文字，描写杨过和小龙女久别乍逢，在强敌围攻、生死攸关之际两情缠绵，这幕场景非常具有象征性——不仅对于《神雕》这部小说，而且对于整个金庸作品都是如此：
有道是“旁若无人”，杨过和小龙女在九大高手、无数蒙古武士虎视眈眈之下缠绵互怜，将所有强敌全都视如无物，那才真是旁若无人了。爱到极处，不但粪土王侯，天下的富贵荣华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生死大事也视作等闲。杨过和小龙女既然不再想到生死，别说九大高手，便是天下英雄尽至，那又如何?只不过是死罢了。比之那铭心刻骨之爱，死又算得什么?
这段描写连用两个反问句，语气十分雄辩。虽然旁边实际上有很多人，但是他们无不三缄其口、一言不发。“人人一声不响，呆呆的望着这对小情人。在这段时光之中，谁也不想向他们动手，也是谁也不敢向他们动手。”这些宛如被催眠了的围观者为受保护的情人创造了一个魔术般的圈子，圈子中心犹如舞台，供这对情人演出他们的爱情剧目，而观众的目光则形成了舞台的聚光灯。唯一的声音就是杨过和小龙女爱情的声音——这个强大的声音有效地战胜了观众，使得他们只有沉默而已。这一幕场景完美地表达了一个排除了所有其他角度的视角——也就是从杨过和小龙女浪漫而年轻的爱情出发的视角。没有哪一个真正爱好金庸的读者不会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充满感情强度的戏剧。与这些旁观者的反应相似，心是爱好金庸小说的读者，阅读的时候，其反应决非带有讽刺意味的怀疑，而是对这一情感世界全心全意、不由自主的投入。钱理群曾非常完美地勾勒出这种特殊的阅读心理状态：“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金庸的小说好比‘地狱’的门口，要么拒绝进去，一进去就‘身不由己’了，它逼得你要全身心地投入，而且是充分感性地投入，不容思索，不容分析，甚至不容停顿、喘息，它给你的是莫名的感觉，情绪的激发，心灵的感应、振荡……读者这种感情和感性的投入，正是作者刻意经营和期待达到的效果。理查兹等人认为，优秀的诗歌必须以内在的反讽对抗外在的反讽，以诗歌内部多重视角的兼容并存化解来自诗歌外部的讽刺怀疑，然而，正是这种对内反讽的双重消解，使得金庸小说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小说结尾处，少女郭襄被独自留在华山顶上，目送杨过、小龙女双双携手离去，心中充满怅惘。千页长篇，以一首古诗结束——这首诗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诗人里面最豪奢、最缺少内在反讽精神的李太白。还有什么，或者还有哪位诗人的作品，更合适收束这部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和激发感情的小说呢——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
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反高潮的尾声
反讽之消解，在它正面的意义上，意味着以反讽为统领全文。在《鹿鼎记》里，“反讽”进行“大举反攻”，以其严酷的力量把向来被作者苦心经营也为读者所珍视的幻象驱除殆尽。
就像他所描写的那些厌倦了江湖恩怨而金盆洗手的武林人士那样，金庸在《鹿鼎记》之后便宣布从此不再写作武侠小说了。《鹿鼎记》这一封笔之作对于金庸的写作生涯来说是一个反高潮的尾声，因为它曾被恰当地描述为“反武侠小说”。它的确和金庸“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鹿鼎记》是一部以讽刺为结构的作品。因此，虽然《鹿鼎记》是金庸作品中最成熟最复杂的一部，却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要真正探讨金庸现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鹿鼎记》之前的作品上。然则从另一方来说，剖析《鹿鼎记》的讽刺性，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庸作品里那个消解了反讽的空间。在这部小说里，金庸颠覆了他以前建造起来的一切。然而，从真理的悖论性质来看，所有的颠覆都从反面加强了被颠覆的东西。
《鹿鼎记》主要描写一个十几岁男孩韦小宝的命运与康熙皇帝巩固满清帝国的大业互相交织。金庸小说通常有一个高尚而英俊的武功高手作为主角，但是韦小宝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英雄”：他的武功极差，内力全无，仅仅这一点就极大地破坏了他在一部武侠小说里做真正英雄豪杰的机会；此外，他的性格中有不止一星半点的自私和狡烩，更兼油嘴滑舌，擅长说谎、拍马，完全没有高尚的社会或政治理想，甚至也不是一个好情人，因为用情不专，一连娶了七个夫人。
但是，作者在刻划韦小宝这个人物的时候，却并没有持否定和指责的态度，而是怀着相当温柔的嘲笑与同情——这正是令很多金庸迷们感到不安之处。虽然自私，韦小宝却不是个“恶人”或反面角色，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利益，并不是如何去伤害他人，而且，他常常有“心肠一软”的时候，也懂得辨认、羡慕和崇敬生活里与戏台上的真正英雄豪杰。他唯一的麻烦，就是他没办法把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一个英雄。
和金庸以前小说里的英雄豪杰比较，韦小宝的不完美其实更有人情味。《鹿鼎记》里有很多人物都令我们想起以前的金庸小说塑造的英雄，但是在《鹿鼎记》里他们都被“黜落”到配角的地位，而且，和这个小“无赖”韦小宝相比，他们往往显得有些可笑，或者不真实。韦小宝以他的精打细算(常常以滑稽的内心独白方式进行)，为书中“大于生活”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另一视角——不管他是为了政治理想献身的英雄，还是为了一个美丽女人痴迷的情种。
最精致的反讽表现在《鹿鼎记》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之中——这种互文性是相对于金庸 小说的整体而言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鹿鼎记》放在金庸的全部作品里面进行检视，其丰富意义才会得到更充分的显现。在《鹿鼎记》里，许多情境和金庸以前的小说平行，但是，却都被施行了某种讽刺性的小小扭曲。一个好的例子是四十五回里韦小宝躲在通吃岛上、被康熙派来寻访他的人马找到一节。康熙命韦小宝回京，剿灭号称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这一来令韦小宝进退两难。康熙与韦小宝的关系，既有总角之交的友情，又有君臣之份，因此，违抗康熙的意旨该算不忠；但是既然韦小宝是天地会的一份子，那么出卖天地会的朋友，又是不义。这样的矛盾处境比传统上“爱与责任”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因为在这种戏剧化情景里，感情与责任在天平两端一般轻重。
类似的局面在金庸以前的小说《天龙八部》中也出现过，不过，有意思的是，身处窘境的却是那位与韦小宝有天壤之别的英雄人物萧峰。契丹人的君主辽帝耶律洪基与萧峰是结拜兄弟，他们的关系就像韦小宝与康熙的关系一样，也是既有朋友之情，又有君臣之义。耶律洪基命萧峰带兵伐宋，萧峰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我如坚不奉诏，国法何存?……我如奉命伐宋，带兵去屠杀千千万万宋人，于心却又何忍?何况爹爹此刻在少林寺出家，若听到我率军南下，定然大大不喜。唉，我抗拒君命乃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乃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是为不仁，违父之志是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又如何是好?(第四十九回)
最后，萧峰终因威迫辽帝取消南征，自认是“契丹的大罪人”，在雁门关外以断箭自杀。
通吃岛上，过着“伪隐居”生活的韦小宝倒也似乎不是没有想到过自杀以谢天下这个解决办法：
韦小宝又道 ：“皇上待我恩重如山，可是吩咐下来的这件事，我偏偏办不了。我不敢去见皇上的面，只好来世做牛做马，报答皇上的大恩了。你见到皇上，请将我的为难之处，分说分说。本来嘛，忠义不能两全，做戏是该当自杀报主，虽然割脖子痛得要命，我无可奈何，也只好尽忠报国了。”王进宝将心比心，自己倘若遇此难题，也只有出之以自杀一途，既报君王知遇之恩，亦不负朋友相交之义，急忙劝道：韦都统不可出此下策……”(第四十五回)
王进宝是个“极讲义气”的实在人，自然听不出话里的机锋；心明眼亮的读者却应该不会被瞒过。韦小宝说，“做戏是该当自杀报主。”这句话的重心在“做戏”二字。对于韦小宝来说，自杀报主是戏台上才有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却仿效不得。做戏和做人之间，必须界线分明，否则就只好忍痛割脖子了。但这里更妙的是一层双料的双关语，那就是说，韦小宝本来就是在做戏：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他不是在一出“戏文”里，又是在哪里呢?
在《天龙八部》结尾，萧峰以一死完成了他作为悲剧英雄的形象，而韦小宝却终于一走了之，和他的七位夫人一起埋名隐姓，逍遥江湖，享受他那笔靠精心盘算得来的相当数目的“退休金”。正因为有了现实的、属于这个人间世界的韦小宝，我们才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自杀报主是多么戏剧化的行为则多么大于生活(larger?than?life)的手势。萧峰在所有的朋友面前以断箭自杀，就像很多金庸小说正是一幕“大于生活”的、高度情节剧化了的场面。
《鹿鼎记》里面的互文性还表现在韦小宝不断的“用典”。生长在扬州妓院里的韦小宝，从小就是戏迷和听说书迷。他出入戏园和茶馆，记熟了很多话本小说、杂剧传奇。既然缺少一个父亲给他教导指引，他在戏园茶馆得到的“知识”常常在他需要做决定或者想办法的时候为他提供参考框架(值得注意的是，韦小宝记得的戏曲小说都是以历史为背景，没有“反映现实生活”的)。这种参考不是照抄，而是灵活机动的“改写”。换一个比喻来说，韦小宝对他所熟知的书中和戏里角色的“扮演”是天才的扮演，因为就像一个一流的演员那样，他和他扮演的角色既合而为一，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角色而已，所以他常常把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角色任意增删改写，以最好地服务于现实的利益。于是，韦小宝对于戏台上小说里英雄豪杰行径的改写常常带有滑稽喜剧色彩。比如义救茅十八、是学戏文《法场换子》、《搜孤救孤》中的做法，只不过人家是用自己的亲儿子换人一命，他却是用所谓临时现认的“干儿子”(第四十九回)。虽说朋友义气为重，这种事情［指牺牲自己的儿子］我可是万万不干的。”
韦小宝的参考和改写，往往和原来的戏文或书段形成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张力。这种情景颇有象征意义，因为完全被除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维度的韦小宝，也以他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与以往金庸小说里高度浪漫化和戏剧化、专门诉诸感情与感性的叙事风格形成了张力。着迷于戏园文化的韦小宝，是明清近代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面，高高在上的儒家行为模范坍塌了，真实与谎言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就连高尚的目的也总是要用不高尚的手段来实现。
韦小宝不是恶人或反派角色；他完全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甚至常常出于好心、出于某种正义感、出于感情的激荡而做出一些好事或者奋不顾身的行为。但是，他仍然不是一个武侠小说的英雄——也从未被读者如此看待过——不仅因为他不是一个又英俊又威武的武林高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没有任何“大于生活”的东西。即使他做了好事，仍然不会被人视为英雄，只因他做事的方式没有什么慷慨激昂。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和他有效地对付这个世界的方式，无论是在他的师傅陈近南——一个传统的武侠英雄，为了政治理想和民族大业奋斗不已的“大侠”——旁边，还是在传统类型的痴心情人胡逸之旁边，韦小宝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视角。
而整部《麂鼎记》则为以前的金庸小说提供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视角，它特殊的力量恰恰来自它颠覆了以往的金庸小说建立起来的东西。反讽不仅是其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它对金庸所有其他作品形成反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鹿鼎记》应该放在整个金庸作品当中来阅读。《鹿鼎记》确实写得好，但是如果每一部金庸小说都像《鹿鼎记》这样，那么整个“金庸现象”就算仍然会出现，恐怕也要大大为之改观了。
从“中国文化”到“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被译成英文、正式出版发行的有两部，《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译者Olivia Mok，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和《鹿鼎记》第一、二部。其中比较引起注意的，是参与翻译过《红楼梦》的着名翻译者闵福德最近正在陆续推出的《鹿鼎记》。闵福德个人作为严肃学者和翻译家的名气和出版他的译本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大概是唤起注意的主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闵福德在众多的金庸作品里面，挑选了并不能代表金庸特色的《鹿鼎记》把金庸介绍给英语读者。从很多金庸迷的口头报告和英语读者界的反应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也许是小说的内在因素以及种种外在因素导致了闵氏的抉择。虽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巨大成功带来了短期的“功夫热”，但是电影和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媒介，功夫电影在西方观众当中的流行并不能保证功夫小说的流行。邵逸夫曾说，虽然本地观众都把功夫电影看得很严肃，很多美国观众并不把香港功夫电影当真，而是觉得极度夸张、空中飞人的功夫电影好像“喜剧”。果真如此，那么就更不用提单凭语言媒介取胜的功夫小说了。很多武术招数名称之所以能使得一个中国读者如痴如醉，是因为它们常常是独特的文化符号，可能诉诸人们的文化记忆——比如上文所举的“嵇康诗意剑法”，或者“绿珠坠楼”“红玉击鼓”之类，这样的文字既无法被翻译成视觉形象(无怪乎很多铁杆金庸迷都不喜欢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也无法被翻译成英语而仍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而如果增添大量的注解，那么对任何一部——尤其一部想要吸引读者大众的小说——则无异自杀。相比其他那些带有鲜明金庸记号的小说而言，《鹿鼎记》更像一部历史小说，没有那么多特殊的文化符号。但是就算如此，闵福德也还是觉得“翻译《鹿鼎记》比翻译《红楼梦》更难”，虽然《鹿鼎记》在金庸作品里面应该是最“容易”翻译和最容易讨喜的了。
在学者们对金庸的评论里面，最醒目的是异口同声承认金庸小说具有一种“中国”性或者“中国”特色。比如陈墨关于武侠小说是“民族文化”之根本的论断，李陀对于金庸语言给现代“汉语”增添了新气象的阐述，刘再复对金庸“光大了……本土文学传统”的评介，孙立川对金庸小说“自有其浓烈的中国文化韵味”的描绘，赵毅衡关于从金庸小说中寻找“国家共识”(national consensus)的建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英国翻译家闵福德的论述最为明确和直截了当：“查良镛的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庆祝，对中国性的庆祝，它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在某些方面比任何现存的中国现实都更加‘中国’的小说体验……”但是，“我们不能期待翻译后的武侠小说的新读者们(注：也即英语读者们)也分享这种文化欣愉……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欣赏这样的景象：一个文化在欢庆它自己。”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民族和文化往往有自己所偏爱的通俗小说类型——比如说科幻小说，虽然在中国读者中也有一定市场，但是大概永远也不会达到像武侠小说这样令亿万读者一致迷醉的境地。美国作家佛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融合了科学幻想和《圣经》式预言的《沙丘》(Dune,畅销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大概很难在中国读者或观众当中引起像在相当一部分的美国读者和观众当中那样强烈的共鸣。像《沙丘》这样的小说，当然完全可以为通俗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很好的个案分析机会，从中探测其特别的文化内蕴。但是，以《沙丘》为代表的科学幻想小说还是不能和金庸小说现象形成平行对比，因为恐怕没有一个美国读者会觉得《沙丘》具有“美国性”，《沙丘》也不会像金庸小说这样占据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与此相比，在金庸的这一特例里，金庸小说的“中国性”不仅被学者们所识别，而且被异口同声专门提出来作为金庸小说最大的特色或者最大的贡献，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深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金庸运用了种种艺术手法和武侠小说的传统公式，来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具有“中国韵味”的小说世界。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这种“中国韵味”是有意识的艺术创造的产物。它依靠情节、语言这些具体的手段，而情节和语言又都大量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这一小说类型的传统。关于语言，金庸自己曾向读者揭示部分秘诀：“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换句话说，金庸在十分自觉地操纵他的艺术媒介，使之符合他的小说所营造的氛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写用以历史为背景的武侠小说，这种作法就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会消极地影响作品的艺术性。比如说，我们不能想象一部描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雅皮士生活或者三十年代宁波家庭主妇的小说使用这样的语言。这种语体如果说起它中“中国本土传统的根基，那么它有其脉络清楚可寻的传统：它继承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比如《水浒传》的语言，但决不是《金瓶梅》的，也决不是任何文言文作品或者哪怕笔记小说的。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把金庸小说放在一个发展脉络清晰的“上下文”里面必须看清这位武功大师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没有一招一式是不会武功之人的瞎踢乱打)。最重要的，是解构这个模糊的词语——“中国传统”，或者更模糊也更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词语“中国文化”。
在本文的引子里，我们曾经就闵福德关于《鹿鼎记》“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宣言提问说：难道《红楼梦》就不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吗?难道闵氏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是难以翻译、而且难以被英语读者所接受和欣赏的吗?闵氏无疑是这么认为的——前面的引言曾经提到：他认为英语读者面对翻译之后的金庸小说/武侠小说，只能欣赏“一个文化在欢庆它自己”的“景象”，而不能加入这种“欢庆”之中。
《红楼梦》当然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从背景到故事情节，套一句文艺批评的老话——无不有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它决不是一个现代的故事，决不是一个十八世纪英国的故事。《红楼梦》里被闵氏视为无分东西的看破红尘的悲剧世界观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但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续书作者高鹗)在写作的时候，大概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发扬一个本土和民族的写作传统，他们当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写作一部具有中国气息的小说。单从这个方面来看，闵福德是对的；《红楼梦》的确具有某种“全球性”——从它的作者们根本没有“中国文化传统”或者“中国作家”的自觉这一意义上来说。那么，我们不免要问：难道对于“中国传统”的强烈意识，反而把中国变得“地方性”(local)了吗?在《红楼梦》的作者缺乏中国文化身分(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的自觉和《红楼梦》的“全球性”之间，在金庸小说的“中国性”和闵氏所预言的它的难以被英语读者所认同之间。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提问题：闵福德氏所谓的这个“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传统”到底是什么，难道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难道每个历史时期没有它特别的思想潮流、文学潮流、道德信仰甚至服装潮流吗?就算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之内，难道芸芸众生持有的都是同样的见解、同样的态度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理论界最带来丰富成果的成就之一是对“本质论”(essentialism)的全面破除。在西方的汉学界，对本质论的指责和萨伊德所提出的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了一起。那些目光犀利的学者们不仅纷纷对这样笼统、概括、缺乏历史具体性和精确度的说法，比如“中国人是追求天人合一，西方人是讲和自然对抗的”、“中国人喜欢和谐与和平、西方人富于进攻精神”之类，进行逐步的修正和抛弃，而且指出，不负责任地抛出所谓“中国文化”的抽象概念，把西欧各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尽量放大，而把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文化差异尽量缩小，是把中国塑造为“他者”、也就是东方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但是，在批评西方汉学的东方主义倾向之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变形的“东方主义”。这种“东方主义”当然不是把中国视为“他者”，但是动机不同，症状则一，因此从侧面助长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把中国视为“神秘莫测”“亘古不变”的倾向。中国学者的“东方主义”，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主要表现在历史精神的缺乏和容易对“中国文化传统”作笼统描述，忘记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哪怕对于相同的文学和哲学概念也有不同的阐释，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表现在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出如上文所例举的概括性综述：中国人是热爱自然的，中国人是热爱故乡的，等等等等。然而，“中国人”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民族、没有性别、没有社会阶层的单一群体，“中国人”也不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热爱自然和眷恋故乡的。那么，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这一神话的破除，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公式化的面具进行摘除的过程。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中国文化是如此如此”的笼统陈述是不太费力就可以任意作出的，然而，越是具体的、越是镶嵌在历史上下文之中的论断，就越是要求扎实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拒绝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
闵福德的英译《鹿鼎记》，就和他参与翻译的《红楼梦》一样，虽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还是非常精彩的译本。在一篇文章里他曾阐述他的翻译哲学：“翻译中国作品的译者，至少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暂时停止相信‘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他或她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信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和一个全球文化的可能性。”我想，我们应该从这段话更进一步，认识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大写的、朦朦胧胧地涵括了一切的“东方”和“西方”；而且，这个世界除了东西，还有南北——比如说，非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不会和这里大写的“东方”或“西方”认同，海地的人民也不会和这里大写的“东方”或“西方”认同，而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真正的“全球化”是听到和承认——至少是意识到——这个地球上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当大写的“东方”掩盖住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的差异，掩盖住了中国自身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区域存在的差异，“西方”这个笼统的概念之下，也掩盖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多元性，和同一国家之内各个社会群体的多样性。
因此，当我们正确地看到金庸小说的“中国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小说家的技艺、小说类型的传统所共同造成的，而金庸的成功，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在学术界，都不是偶然的：他作为小说家的精彩表现固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是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广泛流行，以及金庸小说在学术界得到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和国家主义的崛起联系起来。
当中国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被众多的报纸连载通俗小说称为“东亚病夫”、比做将沉之舟的时候，民国武侠作家们描述神奇中国武功的小说，一定既能以它的梦幻性质使人乐而忘返，也能满足读者在其中看到一个辉煌、威武的中国侠客世界的心态。十九世纪末的义和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起源于对中国传统武功的信仰。金庸小说产生在1950-1960年代的香港，韩倚松在《海角梁山泊》一文中，指出金庸小说是一幅巨大画面的一部分，这幅巨大画面就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社会的流亡心态和怀旧意识。需要补充的是：流亡心态和怀旧意识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地理意义上，也可以用在任何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现代中国社会的人们，由于对中国现状的不满，特别渴望看到一个辉煌的古代世界，这种渴望可以浪漫化它怀旧的对象，甚至可以就象魔术师一样凭空造就一个虚幻的过去，一个并不存在于真实的历史时期、完全是现代想象之产物的“古代中国”。大卫·波德威尔(David Bordwell)在刚刚出版的着作《香港好莱坞：通俗电影和娱乐的艺术》中谈到香港武侠电影时说：“是什么把观众带回到这些故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代表了一个为流亡者建造的中国。”我们应该把“流亡”二字的意义加以扩展，因为流亡可以完全是精神的、时间的——现代中国人从“过去”的流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身处中国大陆的读者，虽然没有飘流海外，照样会对描写传统中国武功、传统中国世界的武侠小说这样如醉如痴。至于海外华人常常鼓励他们的孩子读金庸小说，视之为“中国文化的教科书”(可惜“中国文化”被凭空减少了两千年，因为金庸的长篇小说都是从宋朝开始的)，就更是源自空间的流亡和时间的流亡带来的双重怀旧心理。普通读者当然可以随意阅读和使用手中的读物，可是，作为一个学者，却不幸没有这样“稀里胡涂”的权利。
但是学者也是普通读者大众之一，不是超凡入圣的神仙。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是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的。挣扎在“西化”和国家主义的夹缝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不是过分的自傲自负，就是过度的自卑自轻，很难找到一个平衡。也许，强调一部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本土性、中国性乃至语言的纯洁性都是对于西方文学影响的一种抵制，是对于失去自己特色和个性的焦虑感的反映。这种焦虑归根结底还是对自己不够相信造成的。
其实，文化和语言的“纯洁性”都是神话——“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经受过了多少次“外来影响”的洗礼，根本是不可胜数的。佛教就完全是最显而易见的舶来品。在唐朝的长安街头，当女伎表演“胡乐胡舞”的时候，有谁恐怕“中国文化”会因此失去活力，或者因为对“中国文化身分”感到威胁呢?唐朝的皇族本身就有胡人的血液，但是关键在于唐朝的子民只知道“大唐”，并不知“中国”为何物。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想的不是“统一中国”，只是属于嬴氏家族的秦王朝。而秦国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边缘文化”——和楚国一样被中原诸侯国视为“野蛮”的“非主流”城邦。
虽然“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社区，”而国家主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一样是到了近代才诞生和流行的，国家主义的力量却十分强大。上文讨论过，金庸如何依靠种种巧妙的艺术手法(文化拼盘、道德框架、反讽之消解)，依靠经过精心选择的文字符号(除了剔除或替换太“现代”的词语之处，对于佛、道经典的引用、对于琴棋书画、中医之人体经脉的指涉也都起到同样的作用)，用他的作品自觉地建立起了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文化中国不是《老残游记》里面令人郁愤的将沉之舟，而是本文开始时所谈到的“瓶中之舟”——一件精巧细致的艺术品，不是“真的”，而是供读者凝视赏玩的。追寻娱乐的读者们并不用去询问里面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有多少是“传统”的，也不用对《庄子·逍遥游》有全面的了解，因为书中所引用的片言只语已经足以传达作者想要传达出来的那种“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而海外的第一代移民也完全有权利用这些作为子女的“中国文化教科书”。但是，一个批评家和学者必须从作为普通读者一员对金庸小说感到喜欢更进一步，探索这种喜欢的深处所蕴藏的种种深意。
看得清清楚楚的爱并不影响这份爱，相反，一切成熟和持久的爱，都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7-1-6 20:53 编辑
从百年文化忧患看金庸小说兼及海外新儒学
民族灵魂的深沉安慰
——从百年文化忧患看金庸小说兼及海外新儒学
20世纪50年代初，定居香港不久的唐君毅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吾人若承认，中国近百年来，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之袭入，而一步一步退却，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于是可以使吾人生数问题：一、中国文化精神，究竟是否有其永久不磨之价值？如其无永久不磨之价值，中国文化历史何以有数千年之久？二、中国文化究竟有何缺点？如无缺点，何以近百年来，至少自表面观之，中国社会之变革，乃以西方传来之文化思想为领导？又何以中国现在沦至如此悲惨的国际地位，人民遭遇如此深之苦难？三、中国近百年对于西方文化之一切接受，是否皆是必须且应当？西方文化真有价值之处何在？接受之态度当如何？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之接受，是否必须先破坏中国文化之传统？或只须以其所长补吾人之所短？如吾人须接受西方文化，以补吾人之所短，是否即是将二种原来不同之文化精神重新加以综合，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抑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身之发展，亦本当发展至一如是之综合之阶段？五、中国当有的新文化之面目，大体是如何？中国近百年变乱之历史是否表示中国民族活力之衰弱？中国民族是否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如何证明其有此能力？又中国近百年之变乱历史中，中国社会文化是否有真正之进步，其进步之处何在？”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西文化遭遇以来，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纠结的种种苦痛、希望、忧惧、困惑的经典性概述。每一个关心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没有人能完全回答这些“天问”，然而一旦被它们抓住，也没有人能再将其置诸脑后而不怀有内疚之感。中国文化再生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已经延续百年，并且还将延续下去，每一代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破解，虽然每一代人的破解都被不置可否。尽管如此，其中依然有一些声音，在别的心灵中激起了更深广的回响，依然有一些破解方式，给后来者留下了更持久的印象。或许，正是伴随这一并无把握的解答过程，文化再生的过程也悄然展开——当我们只想减轻老问题的重压时，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某些新的创造。
一
1953年，香港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在当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是年逾不惑的唐君毅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该书日后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学”发韧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被推为中西文化遭遇之后重新阐发中国文化的最佳著作，迄今已再版十次以上（大陆尚未正式出版）。二是香港设擂比武，梁羽生应报馆之邀写出《龙虎斗京华》助兴，拉开了新派武俠小说的序幕。两年后方届而立的金庸终于不禁技痒，以《书剑恩仇录》加盟，一出手就给该类小说注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和国家民族命运的主题。无独有偶，1958年，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产生重大影响，“海外新儒学”之名正式成立。同年，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彻底奠定了其在新派武俠作家中的领军地位，该书也被“金学”家们评定为金庸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除布局和场面的恢宏壮观外，《射雕英雄传》的最大特色是成功塑造了不仅为武俠小说，也为整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三个人物形象：少数民族领袖成吉思汗的形象，机智女性黄蓉的形象，尤其是刚毅木讷的原始儒者精神的化身——郭靖的形象。
现在回头再看，上述巧合便并非纯属巧合。这两大同时发端于香江的文化现象，不仅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而且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再生进程，共同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新的一页，是指从“五四”发端的第一个文化再生时期，至此告一段落，第二个文化再生时期则由此开始。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主流，是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缺点，多方面、全方位地引入西方文化，表现出较为激烈的反传统色彩的话，那么50年代开始的第二时期，其总体特色则呈现出对第一时期的某种反动，借用学界的通常说法，姑且称之曰“文化保守主义”。其苗头于第一时期已初露端倪，蕴藏于梁漱溟、熊十力等的新儒学，欧阳渐、吕澄师徒和释太虚等的新佛学以及“学衡”派诸人的主张中，只是至第二时期方蔚为大观。其主导倾向，是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的成分，反思并补救第一时期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并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进一步吸收和涵摄西方文化精神。若言第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化人物，当推“国民性批判”的主将鲁迅的话，第二时期的突出成就则有三：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学”，金庸小说，以及钱锺书于十年浩劫中完成的《管锥编》。第二时期降下帷幕的标志亦有三：唐君毅先生1978年逝世，金庸1972年宣布封笔，《管锥编》1979年出版。目前“新儒学研究”及“钱学”、“金学”的同时兴起，本身即说明一个创造时期已经告一段落。虽然“海外新儒学”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却不排斥中国现代文化已进入第三个创造时期这一总体趋势。
这个第三时期，我们正置身其中，它将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它将会留下怎样的成果？有道是“当局者迷”，或许只有后人才能对此一目了然。但也不妨作几点初步的猜测：第一，此时期受益于前两时期者均多，因而对前两时期各有的价值和贡献，当会同加肯定，同致尊重，再于此前提下作综合两者自开新路之努力。第二，对前两时期均已提出但未完全实现的要求，如制度创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有之位置、中西文化之融合等，此时期当会进一步提出并求实现；而对前两时期未遭遇，或猝然相遇尚来不及充分理解的重大精神事件，如“文革”，此时期理当作出与之相称的认识和说明。第三，在创造领域和创造形式方面，前两时期中已取得突出成就的某些形式，或难再有大的作为，如杂文、武侠小说、《管锥编》式的札记体等；反之，尚未取得充分成就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戏剧、音乐、史学等，均有可能于此时期产生更大的成果。
上述“三期”说，本人虽提出，却无意固守，见仁见智，均无不可。惟将金庸小说归入百年中国文化再生进程中的最突出成就之一，与诸高贤大匠并列，却是用心斟酌，也是写作本文的基本前提。故不得不详论之。
此看法之易让人生滑稽之感，原因不言而喻，无非在于金庸的“资格”或“身份”上。对鲁迅，不存在此问题，对钱、唐、牟诸先生的评价虽刚刚展开，说长道短，在所难免，但他们的“候选资格”至少众人可以接受。惟独金庸先生，尽管拥有人数最为众多、层次也最广泛的读者群，尽管这一现象本身已寓示了“通俗”与“低俗”之间的区别，但其作品毕竟贴着一张“武侠小说”的标签。就因为这张标签，不仅使得许多抱持正统观念的文化人将金庸视作异类，交臂失之（如李敖就对金庸当面声称其从不读武侠小说），而且令相当一部分金庸的读者也只以消遣、游戏的眼光读之（文学本有消遣功能，此眼光单言欣赏，无可厚非，若涉评价，则有不足），而终不觉其与别的武侠小说有何重大区别。同样因为这张标签，许多已对金庸作品刮目相看乃至高度重视的“金迷”及“金学”家们，内心也不免时有惶惑之感，虽确信金庸小说的严肃品格和天才手笔，但对其意义、价值的定位宁可持谨慎态度，既免招来过猛的反弹，也免自己先就信心不足。
目前，大陆学界对金庸的最高礼遇是：北大授其名誉教授，一群文学博士遴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将其排列第四，浙江大学邀其出任文学院院长。虽然颇遭非议，但学界的总体态度是日趋通达、热情。相比之下，文坛倒显得颇为“冷静”，鲜有作家对这位同行的文学成就公开表示意见。我们假设，如果金庸的确仅仅是一个通俗文学的成功者，其创作并未达到值得刮目相看的境界（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便是如此），那么不屑和冷淡者固然正确，而给予有保留的赞许和荣誉者，也不过爱人之善，不必视同“媚俗”。但反过来，如果金庸的武侠创作居然达到了许多文体“严肃”的作品也远未达到的文学境界，而我们这些真心诚意地呼唤杰作、呼唤中国文学复兴的同胞却视若无睹、拒不承认，那我们岂不是无意中成了好龙之叶公？即使我们已给予了友善但不充分的褒扬——不充分便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贬低——恐也将终不免于心不安。因此，只要金庸小说哪怕只存在一丝一毫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就应当本着耐心和虚心的态度，先不计较其“身份”和“资格”，而直接用衡量高级文艺作品的尺度对其进行一番严格的评判。
这里又会遇上麻烦。且不说各人手持的尺度本难尽同，就是尺度本身也有其局限，稍不小心就会弄出“削足适履”或希腊神话中那张著名的床之类的笑话。既然这是没办法的事，还不如事先公开自己所持的尺度，就当预领“瞎子摸象”之嘲吧。
以我个人之见，文艺作品之伟大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中所寄托的创作人格之伟大与否，而创作人格的伟大又包含两个方面：对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文艺各门类，初无高下之分，更无“正宗”之说，日后之所以渐有地位尊卑、影响大小的区别，正是由于伟大的创作人格于其间分布的多寡不均所造成的。但这决非一成不变，一旦有伟大的作者崛起于冷僻门类，又会改变原有的格局，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向来武侠小说之所以地位极低，正因为作者虽多，皆乌合之众，无一伟大创作人格混迹其间。《水浒》、《三国》初遭文人冷眼，但终登大雅之堂，也是因其创作人格确比当时许多面目模糊的“正宗”诗文来得更加鲜明的缘故。而诗、文能赢得正宗地位，端赖先前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创作人格多数集中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水浒》、《三国》虽压倒当时，却不能胜其先辈，须待《红楼梦》出世，中国古典小说才得以与诗歌真正分庭抗礼。作者与作者之间，则可按创作人格的两个方面来衡其高下。仅以中国古诗为例，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可谓同臻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苏轼臻于前者而后者稍逊，曹植、王维臻于后者而前者稍逊，若再吹毛求疵，则陶潜、杜甫于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又稍胜屈原、李白。堪与此四子并列者，戏曲作者中尚无一人，小说家中惟曹雪芹一人。
若用这种眼光来看金庸小说，我们就会渐渐收起对一般武侠小说的那份轻慢之心，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在心中涌起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赞叹之情。正如那障目的一叶飘去，泰山就会自行出现在眼前，我们也终于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庸小说都堪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文学奇迹和创作丰碑，它足以激起我们的持久的惊叹，并且这种惊叹在程度上是可以和李杜诗、《红楼梦》、《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之类作品相提并论的。
请看：这里有对各色性格和各样人生的不可思议的丰富了解，有鬼斧神工般的赋物造型能力，为我们留下了几十个栩栩如生、余味无穷的人物形象，超过《水浒》、《三国》、《西游》中任何一部，也超过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在人世体验和艺术想象的广度方面，接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水平；这里有一位阅尽沧桑而又不弃人世的蔼如仁者，对人性之种种高贵、良善、温暖、美丽，体察亲切，各致深情，在中国文学中，不仅自《红楼梦》后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富有理想光辉的人的形象，而且在情感世界的刻画里，还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唐诗宋词后已日趋罕见的诗情画意的境界；这里还洋溢着由儒释道三家智慧陶养而成的恻怛胸襟和宗教情怀，赞天化育复悲天悯人，一往情深复度迷破执，入世间复超世间，其感人与觉人的深度，求诸西方文学，也只有少数充盈基督精神的作品可与相比，其叙事语言，亦相应呈现出雍容和顺、舒徐蕴藉的风貌，这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应具的气象；似乎不必专门指出，这里也不难找到关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近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装神弄鬼、愚人自愚，信笔挑出，皆无所遁形，而三教九流、琴棋书画，随处点染，均摇曳生姿；最后不应遗漏的是，这里至少还有一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大艺术家——能不惜十年之功修改完善已负盛名的旧作，不使其错讹流布人间，其自重、自律、自望，岂是寻常作家可比？
至此，我们方可较为大胆地作出两个判断：第一，金庸小说，不仅是《红楼梦》之后最好的中国小说，且当属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亦远非西方当代小说可比，而当进入世界最卓越的小说家们的行列。因此它的出现，确凿无疑地标志着中国民族文学创造力正加速复苏。
唐君毅先生在设想中国文学艺术的反本开新之道时，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唯文学艺术之创作，皆为天才之事。天才之创作，当其未出现之先，亦无人能加以推测，其作风亦不能由人预定。吾人所可言者，唯是如中西文化精神，将来果有一融合，则中国未来文学艺术之天才，宜亦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之精神，并辅之以一高明之智慧与敦厚之德量。然又不当如古人之视文艺为小道。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今中国旧文学家、艺术家，仍多只知胎息古人。模拟西方者，多侈言为艺术而艺术，而罕见宇宙人生之大观。或则以文学当为政治服务，而唯凝虑于卑近之社会现实。不知‘不能志道据德依仁’，则创造精神先自淤塞。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慧、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
可以说，唐君毅先生发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段预言般的呼唤，已经得到了它的第一声回响，而金庸小说的恢弘气象和巨大成就，亦反证了哲人的高瞻远瞩、察微知几。这份默契冥会、殊途同归，又从另一侧面表明，时代思潮于此确已发生某种总体性的转变，宜其同处一新阶段，共创一新时期也。
二
本文虽为金庸小说正名，但不等于为整个新派武侠小说张目。虽然金庸被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但总的来看，在这一群体中，他始终是个孤立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在骨子里金庸根本就不是一个“武侠”作家。
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主要门类，不仅在于它满足了饱受欺凌的小民百姓渴望有侠客义士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表层心理，而且它借着行侠仗义的幌子，让主人公纵横江湖，快意恩仇，更是满足了看客们下意识里的权力冲动和征服本能。一般武侠小说对人世的罪孽和苦难，不仅缺乏深刻的体察和反省，而且火上浇油，对导致这些苦罪的根源——人的下意识中的恶，极尽肯定和刺激之能事。它们的最高哲学，不过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而已。其实何止武侠小说，就是《三国》这样的权谋小说，《水浒》这样的强盗小说，《西游》这样的神怪小说，以及许多披着高雅的外衣、逞其欲望抒写之快事的当代所谓“纯文学”，充斥的也是类似的哲学。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并未脱老派的窠臼，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它可能多了个别现代观念，在谋篇布局上对西方文学有所借鉴等等，但它迎合低级本能的愚民倾向、粗制滥造的商业作风，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当然，其中梁羽生和古龙二人，又稍有别于同侪。梁羽生之长，在品位较雅，对商业化倾向有所抵制，但其对人性理解不深，才力也显孱弱，难臻艺术表现之胜境，只能相当于明清时代的某些诗家。较之古典文人梁羽生，古龙则属浪漫才子，能将自己富有热情的个性写入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此本领已非名家莫办。但其也有一般浪漫派作家的通病：对人性体察不广，除了自己的个性，浑然不知其他；且成名后遂粗作大卖，放纵酗酒，也正应了不重精神修养的浪漫才子大多难免的结局。古龙，与西方的大仲马或在伯仲之间。
现在回头再看金庸，我们就不免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也来凑武侠小说的热闹？要知道，他关心的东西和一般武侠作家所关心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啊！或许是一个“侠”字吸引了他吧？的确，金庸赋予了“侠”以从未有过的崇高内涵——超过《史记》和唐传奇中对侠的理解，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实际已是儒墨的境界。但一个“侠”字，又怎能完全涵盖得了金庸的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是关于主人公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小说，抛开其中的打斗场面，它们相当于《威廉·迈斯特》、《约翰·克利斯朵夫》、《绿衣亨利》这样的西方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神雕侠侣》同时又是一部言情——言死生不渝的至性至情之作，说得上《红楼梦》后又一部“情书”；《倚天屠龙记》，呈现的是仁爱胸怀和欲望世界的对立，呈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部分感化和后者对前者的最终得势；到了《笑傲江湖》，仁爱胸怀已放弃感化世界的努力，它转化为一种自由人格，只想从充满野心倾轧的社会历史中突围而出，所以有论者称之为一部“隐士之书”；《天龙八部》，则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苦海无边，报应不绝，终于佛光普照，破痴化孽，各自还归各自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于封笔之作《鹿鼎记》，已是无武无侠，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更像历史小说了（《鹿鼎记》当然不是什么历史小说，但它勉强算得上一部“历史隐喻”，只是这部“隐喻”也成了金庸本人的“死穴”，为其一生创作尤其是精神追求收了一抹最大的败笔。其伟大底下的俗气，严肃背后的油滑，尽见此书，其人在现实中的种种“乡愿”行为，也或能于此书找到恰当的心理说明。此书一并道出了金庸为何终未能与世界最伟大作家并驾齐驱的真正原因：同为“盖棺”之作，托尔斯泰是《复活》，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雨果是《悲惨世界》，但丁是《神曲》，而金庸拿出的却是一个“韦小宝”，其间的差距及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源，引人深思。但瑕不掩瑜，更何况，“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不必苛责金庸没做到的事情，还是先来看看他已经做了些什么）。
许多人都同意，金庸改造和提升了武侠小说。这看法固然不错，却容易引起一个误解，仿佛在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便有了一个新的、更严肃的发展方向。但事实并非如此。金庸之后，武侠小说重归流俗，新作者中较有影响的如温瑞安、黄易等人，无论就思想境界，还是人性描写深度，比之金庸都呈现出较大的滑坡。这不光因为金庸的天才百年罕遇，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真正关系，其实正相当于《堂·吉诃德》与欧洲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关系，也相当于《红楼梦》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改造和提升，同时也就包含着总结和否定的意味；而后者长期强打精神地发展，仿佛也正是为了等待这样一个自我否定物的出现，因为在这一否定物中，它终于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但一直未能表现的光辉和意义，从而心甘情愿地宣告自己的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就是为了成全一个金庸，而且也只能成全像金庸这样的“同床异梦”者。当然，寿终正寝，不等于是再没有了，只要还有看客，总会有人去写的，只是写什么，怎么写，都已无关紧要。
为何说金庸与武侠“同床异梦”？这原因植根于香港当时的特殊地位。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文化，从一开始就伸展出它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一部分超然于政治对立之外的中国人的栖居所，中国百年文化反思的自然进程在这里未被打断，思想和哲学的探索未受外力干扰，因而这里就成了“海外新儒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这也是香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虽然要等到80年代大陆才开始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大都会和贸易港，它必然也要产生适应现代市民趣味的商业文化，这就是满足报刊需求的新派武侠小说和影视文化，它们也在80年代后风靡大陆。这两翼本来各行其道，但阴错阳差，它们之间居然出现了一座桥梁，这就是金庸小说。
从本性上说，金庸当然更适合从事严肃文化的创造，而且推动他创造的动力，和推动唐君毅及其他许多海外华人的，都是同一种关怀：如何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如何使她在精神上、人格上重新站立起来？并如何重新有贡献于世界人类……稍有不同的是，对于唐君毅，青年时代即已确定哲学为其终身志业，而金庸，虽然自小便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却做过外交家的梦，只在碰壁后才又回到文学的追求上来，但一直蹉跎到三十出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从这点上说，梁羽生掀起的新派武侠小说大潮，可谓及时搭救了金庸，使他发现这种娱乐消遣的形式却富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完全可以容纳更深广的人生思考和更丰富的文学内容，而且它的本土化形式和古代社会背景，比起西化的、纯写实的新文学来，更有助于表现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及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重新探索。若不是金庸积蓄已久，便不会第一部作品就显现出非凡的气象，而初战告捷，又坚定了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当然，他那时还不可能意识到，武侠小说其实早已在等待他的“加盟”，等待一个卓越非凡的创作人格，在百年文化忧患的大背景下，将自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有贡献于民族灵魂的高度。正因为金庸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武侠作家，他才能一方面借助商业文化的手段，表达自己内心严肃文化的追求，并和其他严肃文化创造者们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在商业文化中源源不断的注入严肃文化的血液和品格，使之放射出从未有过的理想的光辉。这样，在彼时彼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金庸就成了一座沟通严肃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桥梁，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雅俗共赏的魅力。当然，这种现象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以此要求每部杰作。
那些惋惜金庸择业不慎的人们，恐怕内心多少抱有“严肃文艺=写实文艺”的教条。其实他们不妨想想：若金庸真走写实的道路，以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提供给他的现实材料能有多广阔、多深厚？香港百多年来，又出过一个真有成就的写实作家没有？其实何止香港，就是当时的大陆也不具备伟大的写实小说产生的条件。一般而言，某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发展具有或逐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时，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有了产生的可能，而要显现为伟大的写实文学的面貌，还须加上一个具体条件：该民族已发生某种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变，或处于世界性事变的前夜——因为只有在这时，现实才会直接提供不仅事关该民族命运而且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材料。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才带来了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写实主义的繁荣；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写实文学的异军突起，正好预示了俄国革命这一世界性事变的临近。反过来，鲁迅的写实小说在成就上的局限，则多半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暂时还说不上有何世界性的意义。金庸小说的出现，固然表明中国民族的精神再生已日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但并不能据此推断何时一定出现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有的民族，比如德国，即使在她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未产生过这类小说。
汤因比的“挑战—回应”理论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在她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这时该民族的全部生命力都被调动起来应对这些挑战，如果应对成功，则民族生命进入一新的阶段，民族文化得到新的发展，若始终作不出有效的回应，民族生命就会日趋衰弱乃至完全枯竭。俄罗斯文化在十九世纪的全面勃兴，就是有效回应关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挑战的结果；而历史上最早兴起的一些伟大文明，则因对后来出现的重大挑战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而归于衰绝。对中华民族来说，和西方文化的遭遇，正是这样的生死攸关的挑战。某个曾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民族，在她的生命力有所衰弱时，猝然面对重大挑战，她必然难以立即作出有效的回应；但在败退下来之后，她能否从古老的源头和悠久的血脉中重新寻得支持和力量，使自己不至于一败涂地，她能否稳住阵脚，恢复元气，并终于作出成功的回应而东山再起——这则是汤因比“退出—返回”理论所关注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寻找“回应”之道和“返回”之途，他们相互冲突，激烈论争，各行其是，但大家都在不知不觉向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每一代人都不仅要继续回应西方文化这一共同挑战，还要回应上一代人留下的挑战，具体到唐君毅、金庸、钱钟书这一代人，他们就不能不对“五四”先辈们的挑战作出回应。“新儒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本民族最深的源头，以收拾濒于虚无瓦解的人心；接过“五四”的“民主”和“科学”主张并赋予新的内涵，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新“外王”之途；批评“五四”忽略宗教的错误，充分探讨和肯定几大世界性宗教各具的价值，并将儒家的真精神明确提到宗教的高度，以期在未来岁月与世界各大宗教一起并肩担负人类共同之命运。钱钟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中国诗性智慧和诗学文化的长河，以唤起民族灵魂对其最悠久的诗心的记忆，拆除“五四”以来中西诗心之间的隔膜，本着心同理同的原则，使二者聚于一炉，往复沟通，并在这一领域初步完成了中西之融合。金庸则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他们中惟一的艺术家，他必须对“五四”时期最大的艺术家、“国民性批判”的大师——鲁迅作出回应。
鲁迅，作为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一系列饱受蹂躏又浑浑噩噩的下层民众的塑造者，作为范爱农、魏连殳这一系列觉醒而复归毁灭的智识分子的表现者，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层层淤积的黑暗，及这一黑暗对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戕害的深刻洞察者，在新文学传统中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同时，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倾向的作家，其中不乏有人想为那撕裂的伤口敷上药膏，但终究抵不过这位民族灵魂的拷问者那犀利的鞭挞。对于鲁迅，还可特别指出两点：第一，鲁迅终其一生，都对他所看到的黑暗抗争不懈，的确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过越到后来，这黑暗在他心中的分量就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重（当代论者摩罗对此有很好的阐释）；第二，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名文中，鲁迅已经意识到，除了他笔下的人物，还有别的中国人存在，那些人才是“中国的脊梁”，但他已来不及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人物了。那么，同样是塑造中国人形象、刻画中国人性格的民族艺术家，金庸究竟以何种方式对鲁迅作出了回应呢？
如果简单说，则可一言以蔽之：金庸恰好做了鲁迅没来得及做的事。但更深的原因，还应当从金庸创造的阅读奇迹中去寻找。很少有哪部小说能象金庸小说那样，吸引住几乎一切能阅读的中国人，这种魔力已非通俗的形式所能解释。容格极富独创性的“神话—原型”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猜测个中的秘密。
容格通过研究《浮士德》等某一民族的经典作品发现：这种经典艺术的力量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反复沉淀的原始意象，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并潜伏于每个该民族成员的无意识深处。一旦我们接触到抓住并表现出这些“原始意象”的艺术品，我们就会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不约而同地和它发生强烈的共鸣，容格称这种情形为“神话情境的瞬间再现”——“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过的心弦，仿佛那种我们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容格激情洋溢地赞美那些能激活“原始意象”的天才艺术家：“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在容格看来，“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奥秘，也正是它对于我们的影响的奥秘。”接着，容格说出了一段似乎也是“原始意象”帮助他说出的话语——“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艺术家捕捉到这一意象，他从无意识深处提取它的同时，使它与我们意识中的种种价值发生关系。在那儿他对它进行改造，直到它能够被同时代人所接受。”
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浮士德》和金庸小说都回避了现实人物——它们从民间传说或遥远的古代取材，正是为了帮助现实中的人们补偿自身的某种片面和匮乏。当本已渐失自信的民族灵魂复遭到批判者的重创，转而自惭形秽乃至逐渐滑入虚无的深渊时，这种“神话情境”的缺失和“原始意象”的压抑，就自然造成了一种“片面和匮乏”。这时就需要一道“仁慈的力量”，使破碎模糊的“民族神话情境”得以再现，抚慰并重新振奋萎靡彷徨的民族灵魂，让它借此“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并从中吸取力量。
正是这一再现“民族神话”的需要，才不仅揭示出金庸小说广泛感染力的秘密，而且根本就是金庸小说之所以问世的真正原因——“正如个人意识倾向的片面性从无意识的反作用中得到纠正一样，艺术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和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
（1999）
注：见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并见严伟英《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修订二版。
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
见《天龙八部·附录》陈世骧致作者信。
见摩罗《自由的歌谣》“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见《容格文集》“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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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写的？不详。
羽戈 时间：2005-03-30 10:10:00 点击：4757 回复：107
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
引子：《笑傲》的政治书写
《笑傲江湖》在金庸先生十五部繁复离奇的武侠小说中，是最接近政治寓言的。1980年5月，金庸特意为这部小说补加了一个后记，其间大谈小说、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接下来，他便论及《笑傲》中的人物：“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这段话虽然是出于辩白与推避的用意，却也未尝不是金庸的自得之言。对同时代大陆的十年政治浩劫，隔岸观火的姿态成就了小说家的冷漠和清醒，或许还给了他蓬勃灵感，才使得黑木崖上口号震天的一幕，能在往事已付云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猛然唤醒一个神情落寞的中年人对文革的回忆，令他热血沸腾，同时又无限恐惧。当然，《笑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可能有着乔治·奥威尔的《1984》之于西方世界的那般辉煌，而作为后来者，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它当作政治预言——不如视之为一声长远的警钟，提醒我们政治的触手必须回缩到人性的斑马线之内，也必须用一道制度的钢索束缚住痴想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圣教主们的身体。这样读来，倒是能延展小说对政治的冒犯力量。
《笑傲》中的人物占据着两个极端，一类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等，拥有超强的权力欲望，为着个体理念的实现，不惜血光盈空、万骨枯灭；一类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用金庸的话说，他们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毫无兴趣。更多的人夹杂于两者之间，被强弱相异的权欲鼓动刺激，挣扎在一个又一个的伦理光圈，却永远冲破不出。这便影射了我们的江湖，我们的世俗生活。陆大有是晚间街头最无厘头的青年，曲非烟让我们想起童年时的邻家小妹，林平之却成了我们屈辱的影子……金庸的一句旁白让我无限感动，他说他“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这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我要承认，正是在这一种意义上，我愿意将《笑傲》的主角令狐冲解读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金庸抹平了小说、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并营造出绝佳的角色与场境，使解构的锐利刀锋得以顺利探进。
简朴的出场
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小说风行于世之后的谈话里，小说家不止一次表示，令狐冲的生活境界是他至为向往的。转引一位朋友的说法：“令狐冲这个人物，恐怕是最能反映金庸本人的精神养分，探讨令狐冲的隐义就少不了参考金庸其人其事。”我不打算在金庸的生平枝节上做太多的纠缠，无论他的商人头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有传统文人的士大夫心态，都不妨害他被处于后殖民氛围的香港都市的自由民主文化气息所浸染。的确，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追寻这一矛盾剧烈激化的痕迹，但这并不能说明矛盾的非存在，我更愿意理解为，是金庸信奉而且身体力行的“中庸之道”，将此矛盾巧妙地化解。而《笑傲》的书写，以及这个金庸最心仪的令狐冲，正可以作为寻觅化解药方的一次精神试探。
所以，令狐冲不会在初一出场，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确实能展现小说家一贯的精神追求，但也压缩了主角的上升空间，从而显现出小说家在技巧上的僵硬与拙劣（这也正是古龙不如金庸的地方）。金庸自然晓得这个道理，他别出心裁，等到读者们以为身负悲惨家仇的青年林平之是故事主角之时，才安排真正的主角令狐冲登台亮相。同样的虚惊还在后面，当众人口中谈论的令狐冲已经给读者们刻下一个放荡形骸的印象之时，金庸才缓慢推出另一个更真实和本色的令狐冲，他外表洒脱不羁，内里却执礼谦恭。他对华山派门徒身份的看重，他对师父“君子剑”岳不群的敬服，他对小师妹岳灵珊的苦恋，这些细节所映照出的令狐冲的清晰面孔，却是金庸依凭传统侠士的精神模式描摹出来的。这里，他与萧峰、杨过、张无忌等并无显著的歧异。
插曲：为什么是令狐冲
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也许能窥见小说家曲折而良苦的用心：令狐冲是个孤儿，他没有明确的父亲，所以，他无须如萧峰、杨过、张无忌那样，要为父辈的苦难承当沉痛的原罪。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金庸几部重要的小说中，只有令狐冲和韦小宝，是没有背负惨痛的仇恨叙事而进入江湖的。郭靖有父仇，杨过有父仇，张无忌有父仇，袁承志有父仇，而萧峰，几乎一直生活在仇恨的河流里，甚至直到死亡之时都无法全身跳出（他的自杀导致了暂时的和平，却难以消解积压的仇恨）。复仇是传统武侠最显明的特性，金庸走的依然是这条路子，惟有到了《笑傲》与《鹿鼎记》，他才算得以脱离。这便使两部小说沾染了一些现代性的思想杂质。
金庸提早弑去了令狐冲的父亲。我们应该如何领会这一富有深意的镜头？小说家理应不会对西方流传的《俄底甫斯王》感到陌生，那场最初的悲剧衍生出一个经典教谕：弑父标志着一个人的成年，无论弑去的是实存父亲的肉身，还是将精神父亲打翻在地。如此说来，金庸送到我们面前的令狐冲，已经是一个心理上的成年人。他已不同于先期的郭靖和杨过们，这些人在为作为亡魂的父亲报仇之时，自由意志便被一种叫父权的权威沉重压制——父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如此强横，个体的自由权利根本无法出头，更不必说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然而，令狐冲没有父亲，不用为维系父权的庄严意义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所以，他才可以在一出场就无所顾忌——尽管黄药师和杨过也有此个性，但这两人的放肆，更多的是出于对世俗法则的反叛；之于令狐冲，却是一种正当的自然天性。无父的他先天滋长出一种自由主义的内在气蕴。这可能是金庸的故意为之，让令狐冲成了他的小说中最具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顺带要说的是，韦小宝的精神，应该归属于极具颠覆意义的后现代解构队列）。
令狐冲的难题及终极归宿
叙述完这一插曲，我们便可以注意到，令狐冲面对的冲突还是相当严重的：他的自由天性，与他所生存的情境，以及由此限定的他的现世追求，终究会将他抛入一种格格不入的多难状态。这是他的难题，或许也是小说家的难题。金庸虽然让他生长于无父的国度里，却又给他加了一个师父，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知礼君子——尽管“君子”是岳不群的美丽画皮，他在本质上是个有着强大权力欲望的小人，但他给予令狐冲的启蒙与教育，却仍是儒家文化的正统一脉（在岳未曾露出本来面目之前，他一直被武林同道认定为中国古典士大夫的代表）。这便决定了令狐冲的文化背景，甚至决定了他的部分心性，借用时下异常流行的说法，令狐冲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还必须注意一点，当时的江湖，即使存在着少林寺（佛教）、武当山（道教）等各大割据势力，可主流力量依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教思想，这一格调，在金庸的小说里从未发生过改变（说到底，这源自于武侠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它必须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蛋壳内才能健康萌芽与成长）。同样，另一个事实是，武力高下是决定江湖至尊宝座终极归属的重要标准，但这并非意味着侠客们闯荡江湖的时光都耗费在拼杀打斗的过程中，江湖自有它运行的规则和机制，动乱与失范只是它的假象。如果不怕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那么我可以说，正是江湖中流行的强势文化，决定了江湖这一社会团体的性质。也就是说，令狐冲时代——乃至金庸所有小说中——的江湖，都是一个儒家思想笼罩浸润下的宗法社会——它肯定不会是一个公民社会，不然江湖早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冒险乐园。这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证实了我们对令狐冲身份的判定。
所以，披着文化保守主义外衣，心性里一半是儒家观念，一半是先天的自由主义气质的令狐冲正式出场之时，便已预定了他的两种结局。最可能的一种，是将内心的自由意志全然祛除，重新认信传统的父权图腾，努力成为一个标准的儒家侠客——他的前辈，是郭靖；他的江湖征途，就是如报完父仇的郭靖那样，去找寻一个新的精神父亲。郭靖最后在华山的巅峰上聆听到洪七公教训裘千仞的那番话，才算找到生存下去（即杀人——否则就是被杀，就无法生存）的根基，他的师父洪七公又飞升为他的精神父亲。而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小说家的一念之差，令狐冲没有成为新语境下的郭靖，风清扬、方证大师、任我行等也都没有成为他的精神父亲。他身在江湖漂流，最终寻回的只是自我——这是他的第二种结局，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第一个敌人：文化保守主义
但在一个秩序森然的宗法社会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何其艰难。令狐冲所要直面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刚猛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这种势力所加给他的最直接——也是最脆弱——的一重束缚，就是他的江湖身份。金庸可能不太清楚黑格尔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可“承认的政治”到了他的笔下，却实现了最精彩的虚构抒写（最绝妙的是《侠客行》，那是一个少年找寻身份的行旅，艰辛而壮美）。《笑傲》到了第十八章，令狐冲在少林寺养伤期间，岳不群通令天下，以擅自结交魔教匪徒的罪名，将他开除出华山森严的山门。令狐冲成了华山派的弃徒。当他接收到这一消息的瞬间，他是真的心如死灰。来看小说中的一幕：
“令狐冲双手……见信封上盖着‘华山派掌门之印’的朱钤，上书‘谨呈少林派掌门大师’，九个字间架端正，笔致凝重，正是师父岳不群的亲笔。令狐冲隐隐感到大事不妙，双手发颤，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真难相信世上竟有此事，又看了一遍，登觉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待得醒转，只见身在方生大师怀中，令狐冲支撑着站起，忍不住放声大哭。”
令狐冲尽管是性情中人，哭笑皆形于颜色，可也是个坚强的好汉子，除了受伤之外，又有几次这般悲痛得昏厥？身份的回归，即重返华山岳不群先生的门墙之下，可以说是小说后半部中最让他揪心的牵念。哀末大于心未死，这句古训真的应验了，它是如此残酷，仅是一个华山门徒的身份，便让令狐冲一再承受着被岳不群蒙骗的苦痛，却又一错再错：少林寺三局大比拼，嵩山上五岳剑派商议是否合并……直至小师妹岳灵珊身死，师母宁中则亡故，令狐冲才算从这一重身份的迷梦中走出。但这代价的沉重，即使不乏小说家的夸张用意，也委实让我们警醒。
回头说少林寺的那一幕，少林方丈方证大师因与任盈盈事前约定，又加上自身的慈悲，还有对令狐冲的爱惜和怜悯，便决意收已经成为华山派弃徒的令狐冲为少林派弟子。这看似平淡，实则惊险，令狐冲逃离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桎梏，又将面临佛教徒的安然诱惑，他该如何抉择？再看金庸的描写：
“……便在此时，（令狐冲）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就让他们来杀好了。师父不要我，将我逐出了华山派，我便独来独往，却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甚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
这一场在佛门的幻灭与顿悟，完全可以视为一次惊艳的转折。这标志着令狐冲与文化保守主义决裂，向着自由主义行进的开端。对于一个生活于分裂情状的青年，这正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良好契机。身份失落了，旧的价值理念体系即将崩塌，他必然要找寻新的皈依。多元的抉择总要胜过一元的死寂。这时，隐伏在他体内的自由主义本性终于苏醒，并生发出一种极有冲击力的价值，冲垮了陈旧的观念堤坝。心魂最终归往何处，令狐冲必须作出取舍。
第二个敌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小说过于宏大，令狐冲的自由主义转向也经受着多重破关的风险。而在这里，我最想谈论一点。这或许正是对一个修行不够深厚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最具诱惑的一道关口。这是绝对权力的吸引，一种说不上什么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加上中国本土化的专制主义（确实很接近文革色彩）——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圣教乌托邦。小说中至少有明确的三个场景，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也就是令狐冲未来的岳父，邀请或者强迫令狐冲出任副教主的高位，并许诺在他百年之后，令狐冲就是神教的继任教主，就可以跟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一旦令狐冲不从，那就很可能落得身首异处的命运。一面是死，一面是生，并且是异常荣耀的生，有着美女与无尽权力的生，令狐冲如何选择？
令狐冲宁可去死。来看这一段心理争斗：
“其时令狐冲坚不肯允，乃是自幼受师门教诲，深信正邪不两立，决计不肯与魔教同流合污。后来见到左冷禅等正教大宗师的所作所为，其奸诈凶险处，比之魔教亦不遑多让，这正邪之分便看得淡了。有时心想，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才肯将盈盈许配于我，那么马马虎虎入教，也就是了。他本性便随遇而安，甚么事都不认真，入教也罢，不入教也罢，原也算不上甚么大事。但那日在黑木崖上，见到一众豪杰好汉对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两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后，也须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大丈夫生死有命，偷生乞怜之事，令狐冲可决计不干。此刻更见到任我行作威作福，排场似乎比皇帝还要大着几分，心想当日你在湖底黑狱之中，是如何一番光景，今日却将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人不像人，委实无礼已极。”
他拒绝的理由很是简单，握有无上权柄的教主，过的是“这等奴隶般的日子”，这便丧失了自我的本性；而这种日子成立的代价，是“将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人不像人”，这便让他人也丧失了本性。这种本性全无的奴役生活会有什么正向的意义？当一种统治建构在谎言的基础上，建构在扭曲甚至剥夺人性的基础上，这种统治是否又会“千秋万载”的稳如磐石？一个虽然怀有绝世武功，但很容易冲动，经常犯错的青年令狐冲用自由主义的眼神稍一打量，便看穿了这场贴满金纸的骗局。所以他宁愿选择快速的死，死是对自我的一种保存，尽管肉身将要化为冰冷的灰烬。
收场：末人的上山
但令狐冲终究没有死，整日倾听着“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整齐划一赞颂的东方不败却死了，他的岳父，“东方不败第二”任我行也死了，梦想着变松散的邦联（五岳剑盟）为坚固的一统帝国（五岳剑派）的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死了，他曾经的师父、工于心计的伪君子岳不群也死了；日月神教的领袖换上了性格乖谬但却没有野心的向问天，这个明白人大概不会相信“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鬼话，如果足够幸运，一个邪恶横行的圣教乌托邦可能会转化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这总是件好事；五岳剑派将陆续推出了新的掌门，华山山洞里的一场黑暗屠杀让各派势力都大为减弱，估计一时没有复原的希望，武林又修得短时期的宁静。自由主义者令狐冲终于可以拥着娇妻，品着美酒，听着琴声，漫步在杭州西湖花香扑鼻的梅庄，过起很小资的退隐生活。这是现代自由国家中小人物们最素常的样子。已经没什么后话好说。
但我们又能否这样结论：《笑傲》中的令狐冲成功完成了从文化保守主义向着自由主义的转型，并且抵制住了激进主义浪潮的猛烈侵袭？如果将武林调停得一片宁静的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他的退隐，是否暗示着自由主义在一个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必然归宿：以不作为的形式，来维系自身的自由气质？这些恐怕连小说家也无法答复的疑问，却促使我将两个距离遥远的细节牵系起来。其中的一个，是小说中令狐冲的“上山”与“下山”——可以说这是中国武侠的一个传统，即遇难、奇遇、悟道、下山（或者出狱，从洞穴或石林中闯出等）的叙事逻辑——每一次下山都意味着又一层武功的长进与精神的突破；另一个，是尼采口中的查拉图斯特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主角也有着三次上山下山的历险经验。虽然前者可能是无知的勇士，后者是智慧的先知，但在各自语境中的隐喻意义却无悬殊的分别——都是为了战胜体能或心灵上的魔障。所不同的，却是两者的终极价值取向，如金庸所言，令狐冲是那种毫无权欲的隐士，他下山上山，只是要找回本原的自我；而如尼采所言，查拉图斯特拉，正是那种承受着超强的“权力意志”激荡的“超人”，他下山上山，却是为了将所信仰的理念转化为现实，以及寻觅更多的“超人”同道。我不能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这一对比之中完好展现，但我却可以断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果跑到金庸的作品里，注定逃脱不了任我行式的宿命；而躲在梅庄喝酒的令狐冲，也即是不折不扣的“末人”，为尼采所厌恶鄙弃。
末人选择了退隐，这是再一轮的“上山”——如果山下大乱，危及山上之人的自由，令狐冲应该还会迈出梅庄的大门。关于这一点，他的前辈郭靖已经上演过了一幕壮烈的悲剧：本来可以逍遥于安宁的桃花岛，最终却战死襄阳古城。当然，我们可以说，令狐冲未必会有郭靖那种敢于担当的勇气，还有，以身赴死的郭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等。是的，我无法否认这些。但在我承认自己表述牵强的同时，我却愿意将目光投向另外一面：金庸小说的主角，特别是那些他寄予期望的青年，大多都接近于尼采定义的末人——除了慕容复，他的下场是疯癫。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沉淀，还是其它原因？这些末人对世事的逃逸，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我们却清楚地看见，已然转向自由主义的令狐冲适时收住了步履，他拒绝跟随任我行的圣教乌托邦主义，而有着“超人”梦想的慕容复却以发疯收场，这是金庸的悲悯情怀。他知道一个受“超人”支配，只能喊“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时代是极为不幸的，而末人充斥的社会里，至少还能听到桃谷六仙在新婚的令狐冲和任盈盈的洞房里大叫“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到了这里我才发觉，这居然是政治话语铺天盖地的《笑傲》整本书中最人性化的一句贺词。
2005年3月29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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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文化忧患看金庸小说兼及海外新儒学
民族灵魂的深沉安慰
——从百年文化忧患看金庸小说兼及海外新儒学
20世纪50年代初，定居香港不久的唐君毅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吾人若承认，中国近百年来，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之袭入，而一步一步退却，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于是可以使吾人生数问题：一、中国文化精神，究竟是否有其永久不磨之价值？如其无永久不磨之价值，中国文化历史何以有数千年之久？二、中国文化究竟有何缺点？如无缺点，何以近百年来，至少自表面观之，中国社会之变革，乃以西方传来之文化思想为领导？又何以中国现在沦至如此悲惨的国际地位，人民遭遇如此深之苦难？三、中国近百年对于西方文化之一切接受，是否皆是必须且应当？西方文化真有价值之处何在？接受之态度当如何？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之接受，是否必须先破坏中国文化之传统？或只须以其所长补吾人之所短？如吾人须接受西方文化，以补吾人之所短，是否即是将二种原来不同之文化精神重新加以综合，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抑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身之发展，亦本当发展至一如是之综合之阶段？五、中国当有的新文化之面目，大体是如何？中国近百年变乱之历史是否表示中国民族活力之衰弱？中国民族是否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如何证明其有此能力？又中国近百年之变乱历史中，中国社会文化是否有真正之进步，其进步之处何在？”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西文化遭遇以来，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纠结的种种苦痛、希望、忧惧、困惑的经典性概述。每一个关心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没有人能完全回答这些“天问”，然而一旦被它们抓住，也没有人能再将其置诸脑后而不怀有内疚之感。中国文化再生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已经延续百年，并且还将延续下去，每一代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破解，虽然每一代人的破解都被不置可否。尽管如此，其中依然有一些声音，在别的心灵中激起了更深广的回响，依然有一些破解方式，给后来者留下了更持久的印象。或许，正是伴随这一并无把握的解答过程，文化再生的过程也悄然展开——当我们只想减轻老问题的重压时，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某些新的创造。
一
1953年，香港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在当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是年逾不惑的唐君毅出版《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该书日后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学”发韧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被推为中西文化遭遇之后重新阐发中国文化的最佳著作，迄今已再版十次以上（大陆尚未正式出版）。二是香港设擂比武，梁羽生应报馆之邀写出《龙虎斗京华》助兴，拉开了新派武俠小说的序幕。两年后方届而立的金庸终于不禁技痒，以《书剑恩仇录》加盟，一出手就给该类小说注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和国家民族命运的主题。无独有偶，1958年，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产生重大影响，“海外新儒学”之名正式成立。同年，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彻底奠定了其在新派武俠作家中的领军地位，该书也被“金学”家们评定为金庸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除布局和场面的恢宏壮观外，《射雕英雄传》的最大特色是成功塑造了不仅为武俠小说，也为整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三个人物形象：少数民族领袖成吉思汗的形象，机智女性黄蓉的形象，尤其是刚毅木讷的原始儒者精神的化身——郭靖的形象。
现在回头再看，上述巧合便并非纯属巧合。这两大同时发端于香江的文化现象，不仅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而且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再生进程，共同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新的一页，是指从“五四”发端的第一个文化再生时期，至此告一段落，第二个文化再生时期则由此开始。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主流，是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缺点，多方面、全方位地引入西方文化，表现出较为激烈的反传统色彩的话，那么50年代开始的第二时期，其总体特色则呈现出对第一时期的某种反动，借用学界的通常说法，姑且称之曰“文化保守主义”。其苗头于第一时期已初露端倪，蕴藏于梁漱溟、熊十力等的新儒学，欧阳渐、吕澄师徒和释太虚等的新佛学以及“学衡”派诸人的主张中，只是至第二时期方蔚为大观。其主导倾向，是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的成分，反思并补救第一时期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并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进一步吸收和涵摄西方文化精神。若言第一时期最突出的文化人物，当推“国民性批判”的主将鲁迅的话，第二时期的突出成就则有三：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学”，金庸小说，以及钱锺书于十年浩劫中完成的《管锥编》。第二时期降下帷幕的标志亦有三：唐君毅先生1978年逝世，金庸1972年宣布封笔，《管锥编》1979年出版。目前“新儒学研究”及“钱学”、“金学”的同时兴起，本身即说明一个创造时期已经告一段落。虽然“海外新儒学”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却不排斥中国现代文化已进入第三个创造时期这一总体趋势。
这个第三时期，我们正置身其中，它将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它将会留下怎样的成果？有道是“当局者迷”，或许只有后人才能对此一目了然。但也不妨作几点初步的猜测：第一，此时期受益于前两时期者均多，因而对前两时期各有的价值和贡献，当会同加肯定，同致尊重，再于此前提下作综合两者自开新路之努力。第二，对前两时期均已提出但未完全实现的要求，如制度创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应有之位置、中西文化之融合等，此时期当会进一步提出并求实现；而对前两时期未遭遇，或猝然相遇尚来不及充分理解的重大精神事件，如“文革”，此时期理当作出与之相称的认识和说明。第三，在创造领域和创造形式方面，前两时期中已取得突出成就的某些形式，或难再有大的作为，如杂文、武侠小说、《管锥编》式的札记体等；反之，尚未取得充分成就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戏剧、音乐、史学等，均有可能于此时期产生更大的成果。
上述“三期”说，本人虽提出，却无意固守，见仁见智，均无不可。惟将金庸小说归入百年中国文化再生进程中的最突出成就之一，与诸高贤大匠并列，却是用心斟酌，也是写作本文的基本前提。故不得不详论之。
此看法之易让人生滑稽之感，原因不言而喻，无非在于金庸的“资格”或“身份”上。对鲁迅，不存在此问题，对钱、唐、牟诸先生的评价虽刚刚展开，说长道短，在所难免，但他们的“候选资格”至少众人可以接受。惟独金庸先生，尽管拥有人数最为众多、层次也最广泛的读者群，尽管这一现象本身已寓示了“通俗”与“低俗”之间的区别，但其作品毕竟贴着一张“武侠小说”的标签。就因为这张标签，不仅使得许多抱持正统观念的文化人将金庸视作异类，交臂失之（如李敖就对金庸当面声称其从不读武侠小说），而且令相当一部分金庸的读者也只以消遣、游戏的眼光读之（文学本有消遣功能，此眼光单言欣赏，无可厚非，若涉评价，则有不足），而终不觉其与别的武侠小说有何重大区别。同样因为这张标签，许多已对金庸作品刮目相看乃至高度重视的“金迷”及“金学”家们，内心也不免时有惶惑之感，虽确信金庸小说的严肃品格和天才手笔，但对其意义、价值的定位宁可持谨慎态度，既免招来过猛的反弹，也免自己先就信心不足。
目前，大陆学界对金庸的最高礼遇是：北大授其名誉教授，一群文学博士遴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将其排列第四，浙江大学邀其出任文学院院长。虽然颇遭非议，但学界的总体态度是日趋通达、热情。相比之下，文坛倒显得颇为“冷静”，鲜有作家对这位同行的文学成就公开表示意见。我们假设，如果金庸的确仅仅是一个通俗文学的成功者，其创作并未达到值得刮目相看的境界（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便是如此），那么不屑和冷淡者固然正确，而给予有保留的赞许和荣誉者，也不过爱人之善，不必视同“媚俗”。但反过来，如果金庸的武侠创作居然达到了许多文体“严肃”的作品也远未达到的文学境界，而我们这些真心诚意地呼唤杰作、呼唤中国文学复兴的同胞却视若无睹、拒不承认，那我们岂不是无意中成了好龙之叶公？即使我们已给予了友善但不充分的褒扬——不充分便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贬低——恐也将终不免于心不安。因此，只要金庸小说哪怕只存在一丝一毫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就应当本着耐心和虚心的态度，先不计较其“身份”和“资格”，而直接用衡量高级文艺作品的尺度对其进行一番严格的评判。
这里又会遇上麻烦。且不说各人手持的尺度本难尽同，就是尺度本身也有其局限，稍不小心就会弄出“削足适履”或希腊神话中那张著名的床之类的笑话。既然这是没办法的事，还不如事先公开自己所持的尺度，就当预领“瞎子摸象”之嘲吧。
以我个人之见，文艺作品之伟大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中所寄托的创作人格之伟大与否，而创作人格的伟大又包含两个方面：对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文艺各门类，初无高下之分，更无“正宗”之说，日后之所以渐有地位尊卑、影响大小的区别，正是由于伟大的创作人格于其间分布的多寡不均所造成的。但这决非一成不变，一旦有伟大的作者崛起于冷僻门类，又会改变原有的格局，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向来武侠小说之所以地位极低，正因为作者虽多，皆乌合之众，无一伟大创作人格混迹其间。《水浒》、《三国》初遭文人冷眼，但终登大雅之堂，也是因其创作人格确比当时许多面目模糊的“正宗”诗文来得更加鲜明的缘故。而诗、文能赢得正宗地位，端赖先前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创作人格多数集中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水浒》、《三国》虽压倒当时，却不能胜其先辈，须待《红楼梦》出世，中国古典小说才得以与诗歌真正分庭抗礼。作者与作者之间，则可按创作人格的两个方面来衡其高下。仅以中国古诗为例，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可谓同臻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苏轼臻于前者而后者稍逊，曹植、王维臻于后者而前者稍逊，若再吹毛求疵，则陶潜、杜甫于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又稍胜屈原、李白。堪与此四子并列者，戏曲作者中尚无一人，小说家中惟曹雪芹一人。
若用这种眼光来看金庸小说，我们就会渐渐收起对一般武侠小说的那份轻慢之心，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在心中涌起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赞叹之情。正如那障目的一叶飘去，泰山就会自行出现在眼前，我们也终于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庸小说都堪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文学奇迹和创作丰碑，它足以激起我们的持久的惊叹，并且这种惊叹在程度上是可以和李杜诗、《红楼梦》、《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之类作品相提并论的。
请看：这里有对各色性格和各样人生的不可思议的丰富了解，有鬼斧神工般的赋物造型能力，为我们留下了几十个栩栩如生、余味无穷的人物形象，超过《水浒》、《三国》、《西游》中任何一部，也超过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在人世体验和艺术想象的广度方面，接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水平；这里有一位阅尽沧桑而又不弃人世的蔼如仁者，对人性之种种高贵、良善、温暖、美丽，体察亲切，各致深情，在中国文学中，不仅自《红楼梦》后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富有理想光辉的人的形象，而且在情感世界的刻画里，还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唐诗宋词后已日趋罕见的诗情画意的境界；这里还洋溢着由儒释道三家智慧陶养而成的恻怛胸襟和宗教情怀，赞天化育复悲天悯人，一往情深复度迷破执，入世间复超世间，其感人与觉人的深度，求诸西方文学，也只有少数充盈基督精神的作品可与相比，其叙事语言，亦相应呈现出雍容和顺、舒徐蕴藉的风貌，这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应具的气象；似乎不必专门指出，这里也不难找到关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近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装神弄鬼、愚人自愚，信笔挑出，皆无所遁形，而三教九流、琴棋书画，随处点染，均摇曳生姿；最后不应遗漏的是，这里至少还有一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大艺术家——能不惜十年之功修改完善已负盛名的旧作，不使其错讹流布人间，其自重、自律、自望，岂是寻常作家可比？
至此，我们方可较为大胆地作出两个判断：第一，金庸小说，不仅是《红楼梦》之后最好的中国小说，且当属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亦远非西方当代小说可比，而当进入世界最卓越的小说家们的行列。因此它的出现，确凿无疑地标志着中国民族文学创造力正加速复苏。
唐君毅先生在设想中国文学艺术的反本开新之道时，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唯文学艺术之创作，皆为天才之事。天才之创作，当其未出现之先，亦无人能加以推测，其作风亦不能由人预定。吾人所可言者，唯是如中西文化精神，将来果有一融合，则中国未来文学艺术之天才，宜亦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之精神，并辅之以一高明之智慧与敦厚之德量。然又不当如古人之视文艺为小道。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今中国旧文学家、艺术家，仍多只知胎息古人。模拟西方者，多侈言为艺术而艺术，而罕见宇宙人生之大观。或则以文学当为政治服务，而唯凝虑于卑近之社会现实。不知‘不能志道据德依仁’，则创造精神先自淤塞。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慧、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
可以说，唐君毅先生发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段预言般的呼唤，已经得到了它的第一声回响，而金庸小说的恢弘气象和巨大成就，亦反证了哲人的高瞻远瞩、察微知几。这份默契冥会、殊途同归，又从另一侧面表明，时代思潮于此确已发生某种总体性的转变，宜其同处一新阶段，共创一新时期也。
二
本文虽为金庸小说正名，但不等于为整个新派武侠小说张目。虽然金庸被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但总的来看，在这一群体中，他始终是个孤立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在骨子里金庸根本就不是一个“武侠”作家。
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主要门类，不仅在于它满足了饱受欺凌的小民百姓渴望有侠客义士主持正义、赏善罚恶的表层心理，而且它借着行侠仗义的幌子，让主人公纵横江湖，快意恩仇，更是满足了看客们下意识里的权力冲动和征服本能。一般武侠小说对人世的罪孽和苦难，不仅缺乏深刻的体察和反省，而且火上浇油，对导致这些苦罪的根源——人的下意识中的恶，极尽肯定和刺激之能事。它们的最高哲学，不过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而已。其实何止武侠小说，就是《三国》这样的权谋小说，《水浒》这样的强盗小说，《西游》这样的神怪小说，以及许多披着高雅的外衣、逞其欲望抒写之快事的当代所谓“纯文学”，充斥的也是类似的哲学。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并未脱老派的窠臼，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它可能多了个别现代观念，在谋篇布局上对西方文学有所借鉴等等，但它迎合低级本能的愚民倾向、粗制滥造的商业作风，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当然，其中梁羽生和古龙二人，又稍有别于同侪。梁羽生之长，在品位较雅，对商业化倾向有所抵制，但其对人性理解不深，才力也显孱弱，难臻艺术表现之胜境，只能相当于明清时代的某些诗家。较之古典文人梁羽生，古龙则属浪漫才子，能将自己富有热情的个性写入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此本领已非名家莫办。但其也有一般浪漫派作家的通病：对人性体察不广，除了自己的个性，浑然不知其他；且成名后遂粗作大卖，放纵酗酒，也正应了不重精神修养的浪漫才子大多难免的结局。古龙，与西方的大仲马或在伯仲之间。
现在回头再看金庸，我们就不免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也来凑武侠小说的热闹？要知道，他关心的东西和一般武侠作家所关心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啊！或许是一个“侠”字吸引了他吧？的确，金庸赋予了“侠”以从未有过的崇高内涵——超过《史记》和唐传奇中对侠的理解，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实际已是儒墨的境界。但一个“侠”字，又怎能完全涵盖得了金庸的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是关于主人公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小说，抛开其中的打斗场面，它们相当于《威廉·迈斯特》、《约翰·克利斯朵夫》、《绿衣亨利》这样的西方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神雕侠侣》同时又是一部言情——言死生不渝的至性至情之作，说得上《红楼梦》后又一部“情书”；《倚天屠龙记》，呈现的是仁爱胸怀和欲望世界的对立，呈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部分感化和后者对前者的最终得势；到了《笑傲江湖》，仁爱胸怀已放弃感化世界的努力，它转化为一种自由人格，只想从充满野心倾轧的社会历史中突围而出，所以有论者称之为一部“隐士之书”；《天龙八部》，则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苦海无边，报应不绝，终于佛光普照，破痴化孽，各自还归各自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于封笔之作《鹿鼎记》，已是无武无侠，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更像历史小说了（《鹿鼎记》当然不是什么历史小说，但它勉强算得上一部“历史隐喻”，只是这部“隐喻”也成了金庸本人的“死穴”，为其一生创作尤其是精神追求收了一抹最大的败笔。其伟大底下的俗气，严肃背后的油滑，尽见此书，其人在现实中的种种“乡愿”行为，也或能于此书找到恰当的心理说明。此书一并道出了金庸为何终未能与世界最伟大作家并驾齐驱的真正原因：同为“盖棺”之作，托尔斯泰是《复活》，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雨果是《悲惨世界》，但丁是《神曲》，而金庸拿出的却是一个“韦小宝”，其间的差距及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源，引人深思。但瑕不掩瑜，更何况，“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不必苛责金庸没做到的事情，还是先来看看他已经做了些什么）。
许多人都同意，金庸改造和提升了武侠小说。这看法固然不错，却容易引起一个误解，仿佛在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便有了一个新的、更严肃的发展方向。但事实并非如此。金庸之后，武侠小说重归流俗，新作者中较有影响的如温瑞安、黄易等人，无论就思想境界，还是人性描写深度，比之金庸都呈现出较大的滑坡。这不光因为金庸的天才百年罕遇，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真正关系，其实正相当于《堂·吉诃德》与欧洲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关系，也相当于《红楼梦》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改造和提升，同时也就包含着总结和否定的意味；而后者长期强打精神地发展，仿佛也正是为了等待这样一个自我否定物的出现，因为在这一否定物中，它终于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但一直未能表现的光辉和意义，从而心甘情愿地宣告自己的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就是为了成全一个金庸，而且也只能成全像金庸这样的“同床异梦”者。当然，寿终正寝，不等于是再没有了，只要还有看客，总会有人去写的，只是写什么，怎么写，都已无关紧要。
为何说金庸与武侠“同床异梦”？这原因植根于香港当时的特殊地位。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文化，从一开始就伸展出它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一部分超然于政治对立之外的中国人的栖居所，中国百年文化反思的自然进程在这里未被打断，思想和哲学的探索未受外力干扰，因而这里就成了“海外新儒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这也是香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虽然要等到80年代大陆才开始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大都会和贸易港，它必然也要产生适应现代市民趣味的商业文化，这就是满足报刊需求的新派武侠小说和影视文化，它们也在80年代后风靡大陆。这两翼本来各行其道，但阴错阳差，它们之间居然出现了一座桥梁，这就是金庸小说。
从本性上说，金庸当然更适合从事严肃文化的创造，而且推动他创造的动力，和推动唐君毅及其他许多海外华人的，都是同一种关怀：如何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如何使她在精神上、人格上重新站立起来？并如何重新有贡献于世界人类……稍有不同的是，对于唐君毅，青年时代即已确定哲学为其终身志业，而金庸，虽然自小便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却做过外交家的梦，只在碰壁后才又回到文学的追求上来，但一直蹉跎到三十出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从这点上说，梁羽生掀起的新派武侠小说大潮，可谓及时搭救了金庸，使他发现这种娱乐消遣的形式却富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完全可以容纳更深广的人生思考和更丰富的文学内容，而且它的本土化形式和古代社会背景，比起西化的、纯写实的新文学来，更有助于表现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及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重新探索。若不是金庸积蓄已久，便不会第一部作品就显现出非凡的气象，而初战告捷，又坚定了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当然，他那时还不可能意识到，武侠小说其实早已在等待他的“加盟”，等待一个卓越非凡的创作人格，在百年文化忧患的大背景下，将自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有贡献于民族灵魂的高度。正因为金庸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武侠作家，他才能一方面借助商业文化的手段，表达自己内心严肃文化的追求，并和其他严肃文化创造者们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在商业文化中源源不断的注入严肃文化的血液和品格，使之放射出从未有过的理想的光辉。这样，在彼时彼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金庸就成了一座沟通严肃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桥梁，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雅俗共赏的魅力。当然，这种现象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以此要求每部杰作。
那些惋惜金庸择业不慎的人们，恐怕内心多少抱有“严肃文艺=写实文艺”的教条。其实他们不妨想想：若金庸真走写实的道路，以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提供给他的现实材料能有多广阔、多深厚？香港百多年来，又出过一个真有成就的写实作家没有？其实何止香港，就是当时的大陆也不具备伟大的写实小说产生的条件。一般而言，某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发展具有或逐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时，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有了产生的可能，而要显现为伟大的写实文学的面貌，还须加上一个具体条件：该民族已发生某种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变，或处于世界性事变的前夜——因为只有在这时，现实才会直接提供不仅事关该民族命运而且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材料。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才带来了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写实主义的繁荣；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写实文学的异军突起，正好预示了俄国革命这一世界性事变的临近。反过来，鲁迅的写实小说在成就上的局限，则多半由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暂时还说不上有何世界性的意义。金庸小说的出现，固然表明中国民族的精神再生已日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但并不能据此推断何时一定出现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有的民族，比如德国，即使在她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未产生过这类小说。
汤因比的“挑战—回应”理论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在她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这时该民族的全部生命力都被调动起来应对这些挑战，如果应对成功，则民族生命进入一新的阶段，民族文化得到新的发展，若始终作不出有效的回应，民族生命就会日趋衰弱乃至完全枯竭。俄罗斯文化在十九世纪的全面勃兴，就是有效回应关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挑战的结果；而历史上最早兴起的一些伟大文明，则因对后来出现的重大挑战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而归于衰绝。对中华民族来说，和西方文化的遭遇，正是这样的生死攸关的挑战。某个曾取得过辉煌成就的民族，在她的生命力有所衰弱时，猝然面对重大挑战，她必然难以立即作出有效的回应；但在败退下来之后，她能否从古老的源头和悠久的血脉中重新寻得支持和力量，使自己不至于一败涂地，她能否稳住阵脚，恢复元气，并终于作出成功的回应而东山再起——这则是汤因比“退出—返回”理论所关注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寻找“回应”之道和“返回”之途，他们相互冲突，激烈论争，各行其是，但大家都在不知不觉向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每一代人都不仅要继续回应西方文化这一共同挑战，还要回应上一代人留下的挑战，具体到唐君毅、金庸、钱钟书这一代人，他们就不能不对“五四”先辈们的挑战作出回应。“新儒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本民族最深的源头，以收拾濒于虚无瓦解的人心；接过“五四”的“民主”和“科学”主张并赋予新的内涵，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新“外王”之途；批评“五四”忽略宗教的错误，充分探讨和肯定几大世界性宗教各具的价值，并将儒家的真精神明确提到宗教的高度，以期在未来岁月与世界各大宗教一起并肩担负人类共同之命运。钱钟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中国诗性智慧和诗学文化的长河，以唤起民族灵魂对其最悠久的诗心的记忆，拆除“五四”以来中西诗心之间的隔膜，本着心同理同的原则，使二者聚于一炉，往复沟通，并在这一领域初步完成了中西之融合。金庸则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他们中惟一的艺术家，他必须对“五四”时期最大的艺术家、“国民性批判”的大师——鲁迅作出回应。
鲁迅，作为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一系列饱受蹂躏又浑浑噩噩的下层民众的塑造者，作为范爱农、魏连殳这一系列觉醒而复归毁灭的智识分子的表现者，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层层淤积的黑暗，及这一黑暗对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戕害的深刻洞察者，在新文学传统中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同时，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倾向的作家，其中不乏有人想为那撕裂的伤口敷上药膏，但终究抵不过这位民族灵魂的拷问者那犀利的鞭挞。对于鲁迅，还可特别指出两点：第一，鲁迅终其一生，都对他所看到的黑暗抗争不懈，的确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过越到后来，这黑暗在他心中的分量就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重（当代论者摩罗对此有很好的阐释）；第二，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名文中，鲁迅已经意识到，除了他笔下的人物，还有别的中国人存在，那些人才是“中国的脊梁”，但他已来不及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人物了。那么，同样是塑造中国人形象、刻画中国人性格的民族艺术家，金庸究竟以何种方式对鲁迅作出了回应呢？
如果简单说，则可一言以蔽之：金庸恰好做了鲁迅没来得及做的事。但更深的原因，还应当从金庸创造的阅读奇迹中去寻找。很少有哪部小说能象金庸小说那样，吸引住几乎一切能阅读的中国人，这种魔力已非通俗的形式所能解释。容格极富独创性的“神话—原型”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猜测个中的秘密。
容格通过研究《浮士德》等某一民族的经典作品发现：这种经典艺术的力量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反复沉淀的原始意象，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并潜伏于每个该民族成员的无意识深处。一旦我们接触到抓住并表现出这些“原始意象”的艺术品，我们就会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不约而同地和它发生强烈的共鸣，容格称这种情形为“神话情境的瞬间再现”——“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过的心弦，仿佛那种我们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容格激情洋溢地赞美那些能激活“原始意象”的天才艺术家：“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在容格看来，“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奥秘，也正是它对于我们的影响的奥秘。”接着，容格说出了一段似乎也是“原始意象”帮助他说出的话语——“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艺术家捕捉到这一意象，他从无意识深处提取它的同时，使它与我们意识中的种种价值发生关系。在那儿他对它进行改造，直到它能够被同时代人所接受。”
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浮士德》和金庸小说都回避了现实人物——它们从民间传说或遥远的古代取材，正是为了帮助现实中的人们补偿自身的某种片面和匮乏。当本已渐失自信的民族灵魂复遭到批判者的重创，转而自惭形秽乃至逐渐滑入虚无的深渊时，这种“神话情境”的缺失和“原始意象”的压抑，就自然造成了一种“片面和匮乏”。这时就需要一道“仁慈的力量”，使破碎模糊的“民族神话情境”得以再现，抚慰并重新振奋萎靡彷徨的民族灵魂，让它借此“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并从中吸取力量。
正是这一再现“民族神话”的需要，才不仅揭示出金庸小说广泛感染力的秘密，而且根本就是金庸小说之所以问世的真正原因——“正如个人意识倾向的片面性从无意识的反作用中得到纠正一样，艺术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和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
（1999）
注：见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并见严伟英《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修订二版。
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
见《天龙八部·附录》陈世骧致作者信。
见摩罗《自由的歌谣》“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见《容格文集》“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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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写的？不详。
发布时间:2013-12-13 10:20 作者:邹思聪 来源：共识网
原题：《1962：进击的明报》
之所以写明报在1962年，第一是我来香港之后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明报月刊，这是严肃的政经文化月刊，又看到711有卖明报周刊，是娱乐刊物。当然，明报作为日报每天会出。马上要去实习的《亚洲周刊》也是明报旗下的刊物。这让我对明报的历史有了比较强烈的好奇心。
第二，则是金庸。初中补课看金庸，补英语看金庸，高一物理化学也在看金庸，跑到书店坐一下午，不只是武侠，还有金庸的文化随笔，评论。当然，被父母抓到，被，那是常有之事了。后来学新闻，又看了金庸传，便不得不拜倒。所以就有了这个文章。
港大的缩微胶卷室里，保有基本全套的明报，我看了1959年的一些胶卷，1962年5月到9月的所有胶卷，1964以及1966年的数月胶卷，很不清晰，但幸得我识正体字没有障碍，每一篇文字竟最后能看完。每看完一篇，便觉得颇为喜悦。
傅斯年治历史学讲——“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篇文章自然参考了近十本金庸和明报的传记，但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说，绝大部分都是看胶片看出来的。那么还是一点进步吧。
文 邹思聪
后来的奇迹，都始于金庸这个“被逼”之下的决定。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
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的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然而，金庸的第二个担忧也得到应验，明报果然犯了左派众怒，已被重重包围。
如果说，明报五月逃港潮的报道让左派报纸心有不满，没有发作，那么下半年这一系列的“**”社论则让明报成为左派报纸眼中名副其实的“邪教”。五大爱国的“名门正派”，将旷日持久地围攻明报。
在此之后的1963到1964年，明报将以一己之力力战五大左派报纸，一如聚贤庄里的乔峰，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因为批评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明报现在和从前的报道和文章都将被挖掘出来，它们被认为是“**妖术”，“下流**”，“恶毒**”……而明报则逐一反驳，并不忘提醒，“‘共’就是‘华’吗？”
1966年，文革一开始，明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清扫政敌的政治运动，目标则是时任国家主席。这个结论再度引来左派报纸的攻讦，直到明报的预言被证实。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陆文革波及香港后，明报的老板，常年的社论撰写者金庸将被左派激进报纸称为“最佳汉奸狗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极左分子将他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而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则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去港避祸。
这一年，金庸开始创作一部没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小说里的擅权者们，都以正义之名，行罪大恶极之事。从武林盟主左冷禅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30 07:37 编辑
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
〔 作者：李陀 转贴自：《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号 点击数：1326 〕
我认为金庸的写作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中来讨论，把对金庸的研究只放在“武侠小说”这样一个文学框架内，不仅束缚研究者的手脚，而且会不自觉地贬低金庸写作的意义。陈世骧先生在给金庸的一封信函中有这样的说法：“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这可以说是“金学”研究中最精彩的意见。说金庸的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这是一种文学史家的眼光，如此评价金庸显然早已甩开“武侠小说”这个死框子。可惜能以这样的眼力看待金庸的人并不多。
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讨论金庸的写作和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亦即通过把金庸的写作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历史关联起来，看金庸的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看现代汉语（这里主要是指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在金庸写作中所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讨论汪曾祺写作的文章（题为《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其中有这样的意见：“不是仅仅把他当做一个出世的小说家，也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大散文家和文体家，而是把他当做在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他的写作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我想更能道出汪曾祺的意义。”我以为对金庸亦应做如是观。
中国古典小说亦不乏“离奇荒诞”
对金庸小说的种种批评之中，有一个批评是说它“离奇荒诞”。这在最近刚出版的《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一书中有非常清楚、激烈的表述，例如指责“奔雷掌”、“灵蛇功”、“降龙十八掌”等武功全是“附会释道哲理而凭空捏造的，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此类玄虚神秘的东西”，并说：“现代武侠小说故事的文化背景早已消失，它是现代作者为适应通俗文学读者而虚构的中国古代武侠世界。这种虚构具有离奇荒诞的特点，是关于神秘玄妙世界的想像，是崇拜超自然力量的表现，代表著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等等。如若严肃地对这类批评提出反批评，自然有许多问题要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又都往往是当代理论关注的中心。例如，在科技理性于二十世纪获得空前的霸权地位，其理性不仅用于征服自然，而且支配并控制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人的想像，特别人的超自然的幻想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幻想与“先民时代或幼稚心理状态下的蒙昧幻想”有什么不同？是否在新的历史情景下获得了新的意义？这类问题的讨论对分析金庸写作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不过，面对这样的批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回顾一下汉语文学史，特别是汉语叙事文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元明戏曲，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山海经》、《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准文学的笔记写作，符合写实原则的颇少，而“离奇荒诞”者居多；即使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红楼梦》、《水浒传》其实也不乏“离奇荒诞”内容，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那些“离奇荒诞”的成份，《水浒传》不成其为《水浒传》、《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崛起，这类以“离奇荒诞”，以幻想虚构一个非现实世界的叙事写作被逐渐边缘化，至五十年代后在中国大陆即完全中断。那么，这个中断的原因何在？当然，我们不难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给出种种解释，例如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能允许这类写作的存在；以“左联”为正宗的革命文学自来就排斥一切非现实主义的写作（“革命浪漫主义”除外）；以现代性为规范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必然会拒绝、摒弃一切非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解释或许都有道理，可是它们对一个伟大
而悠长的写作传统的中断只从外部（亦即某种写作所必须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做了说明。至于这种写作与语言之间的特定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写作与构成这种写作的内部条件的某种特定类型的汉语之间的历史关系，正是以上那些解释的盲区。“金氏白话”在汉语发展中的地位金庸的写作的重大意义，只有放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金庸不只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开创者，而且是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金庸何以有这样成就？原因何在？我以为这主要是，金庸的写作没有顺从现代汉语发展的正统和主流，而是主要从“五四”之后被正统所贬斥和排挤的“旧式白话”吸取营养，对“旧式白话”进行种种改造，形成了当今“普通话”和“国语”之外的一种另类白话文。不用说，这是一件规模浩大的工程。这样一个语言建设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独自完成，金庸也有一大批先行者，他们在他之前已经开始了这项工程，其中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兵书峡》）、张恨水（《金粉世家》）、秦瘦鸥（《秋海棠》）、程小青（《霍桑探案》）都是很有贡献的人
物。或许诸人中还珠楼主对金庸的语言形式影响最大，但这要另文做细致的讨论。但金庸无疑是这一股语言潮流中最光彩照人的弄潮儿。他是集大成者，也是开创者，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语言使金庸能够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中，寻找到了一条道路和中国古老的写作传统沟通，并使这种写作在现代汉语的叙事文学中复活。
“五四”以来的正统文学的写作，无论不同流派或不同主义怎样相互对立或排斥，但都用欧化的新式白话写作，并以这样的写作一步步促使新式白话文的成熟。我们可以设想，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写作有可能沿著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金庸的写作却向现代汉语言这样一个发展道路提出了挑战。如果做深入的讨论，这种挑战所隐念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但我只想在这里就金庸的挑战提出一个问题：自新文学出现以后，写实主义盛行而历史悠长的发源于“志怪”“传奇”的非写实写作传统的衰微，是否和欧化的新式白话有关？是否正是这种语言从内部规定了现代写作必然会依附于西方的现实主义规范？或者更深一步，是否现代汉语的欧化，使现代汉语的叙事与西方的“摹拟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控制著西方所有叙事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深度模式有了必然的联系？任何一种历史发展总要出乎设计者的意料。在白话文倡导者的理想里，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该是一个被新的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精纯的国语”的新天地。但是在运动初起时被视为心腹之患的汉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言，果然捣起了大乱。那就是旧式白话的兴起和普及。白话文运动固然有《新青年》、《创造月刊》、《现代评论》做支持，而旧式白话也有《良友》画报、《红玫瑰》、《礼拜六》以为阵地。新式白话的写作出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旧式白话则以“蝴蝶鸳鸯”为标记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作家群体。
这令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相当尴尬；“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藉各自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尴尬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量来衡量，旧式白话在这场竞赛中明显地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新式白话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始终不能容纳旧式白话，始终不肯承认旧式白话文也是“五四”之后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也不肯承认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例如在三、四十年代，旧式白话的写作曾是现代汉语发展中主体部分，当然更不能承认旧式白话写作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了新式白话不可能预见的新的可能性。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由于普通话在国家力量推动下获得普及，由于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文艺获得绝对统治地位，旧式白话写作就根本从中国大陆绝迹，旧式白话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可能的推动也随之完全根绝。不仅如此，无论在文学史写作中，还是在各种语言学或美学的讨论中，旧式白话写作除了被做为“封建文化”的“垃圾”来批评之外，差不多根本不能登堂入室，更无人分析、讨论这种写作已经提供的历史经验，它有无可能使现代汉语面向另一个天地。
我们正是在金庸的写作中看到这片新天地。在这天地中，金庸以他独特的语言面向了、倡导了另一种写作。说这种语言源自“五四”之后的旧式白话，这当然不错，但金庸的白话不仅与还珠楼主或张恨水的白话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明显又吸收了欧化的新式白话的种种语法和修辞。可我们又不能由此把金庸的写作划入以国语或普通话为规范的现代小说，和这类小说写作相较，金庸的语言似乎与文言有更亲近的血缘关系。因此，金庸无疑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即我前边所说的“金氏白话”。讨论金庸的写作的意义，分析金庸写作的特色，评价金庸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我想都不能回避对这种新的白话语言做细致的研究，因为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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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作家追忆金庸：书迷、不舍、感动
2018年11月05日 21: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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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著名报人、作家金庸(查良镛)10月30日与世长辞。数日来关于金庸的回忆、纪念与评论弥漫全球华语社群。适逢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三十周年，华文作家们近日趁相聚之机在港分享他们与金庸的交集，追忆这位香江武侠小说泰斗。
【解说】台湾诗人郑愁予称，自己与金庸相识多年，尽管金庸言语不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有许多默契。
【同期】台湾诗人 郑愁予
金庸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时在一起吃饭，他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但是我们在一起有许多的默契。他走了，我觉得心里头真是不舍。有的时候是开会、宴席的时候常常见他，我们两个常常坐在一起，就坐在旁边。
【解说】已过耄耋之年的郑愁予自认是金庸“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他喜欢金庸小说中的历史性，可以让读者在历史中还原人物，再用想象力去加强加深，赋予作品更多细节，他说，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写。
【解说】内地作家铁凝在1998年第一次见到金庸。金庸连夜看了铁凝的小说，且说了许多肯定的话。这种对年轻作家的扶持和重视，让她深受感动，印象深刻。
【同期】内地作家 铁凝
金庸先生盛情款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一起喝下午茶，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第二天庆祝香港作联成立十周年的庆祝会上，金庸先生特意告诉我，他昨晚连夜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对这小说讲了很多肯定的话。他说文坛要重视对年轻人的扶持、前辈对后进的扶持，令我深受感动。
【解说】马来西亚作家戴小华在读完《天龙八部》后就对金庸作品如痴如醉。她甚至将金庸想像成作品里的乔峰。1999年澳门回归之际，戴小华与金庸在一个2500人的宴会上相遇了，并与她“心中的大侠”毗邻而坐。这次的近距离接触，让戴小华喜出望外，对金庸也有了新的了解。
【同期】马来西亚作家 戴小华
没有想到这么多宾客里面，我居然跟我心目中的大侠坐在一起，而且就坐在我的旁边。这个简直是让我喜出望外，而且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金庸是不太说话的，所以他就只是轻微谈一些话，可是他老是咪咪笑着，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我就说，他不像乔峰的形象，我觉得他就像一尊笑佛。
【解说】这一次的见面让戴小华更加关注金庸的作品，除了武侠小说之外，金庸的散文集，也是她的心头好。她说，金庸的文字，是无可替代，无论武侠小说、社评或散文，都能体现金庸的品味、品格和品德。
【解说】和戴小华不同，内地作家邱华栋认为，段誉才是金庸的隐秘自传，虽不善口头表达，内心却十分丰富。
【同期】内地作家 邱华栋
我比较喜欢金庸的天龙八部，我觉得里面的角色，像段誉，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性格上、形象感觉上有点像金庸的隐秘的自传。因为我们通过电视也知道，金庸先生并不善于口头表达，但他是一个内心特别丰富的人。段誉有点傻傻的，傻人有傻福。在各种不经意的时候把所有的绝活都学在手里。
【解说】香港作家陶然对金庸作品的痴迷，则从中学二年级就开始了。当时的他每天晚上都挑灯夜读，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儿女情长和人性都十分着迷。
【同期】香港作家 陶然
那时是中二的时候，中二的时候是看《碧血剑》。当时我晚上看的时候，看到晚上十一二点还不睡，我妈妈在隔壁睡，她就敲我的门，就叫我睡。我也不听，就继续看。后来我妈妈走过来就把灯熄掉了，没得看了我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还是看。那时候非常入迷。
【解说】令陶然入迷的，不仅是金庸的文字和故事，更是其武侠小说中的侠义、儿女情长以及人性。他说，金庸的作品，每一个人物都是圆形的，有正有邪，刻画十分饱满。现如今金庸作品的普及度之广、阅读者之多，令其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不可否认。
记者 陈烁 李柏鸿 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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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邱华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可能在今天被复制
2014年05月06日 08:44
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杨 鸥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今年迎来90寿辰，引发人们对他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武侠小说的怀念。金庸是武侠文学的一座高峰，后来者中有一批凭借网络崛起的“70后”“80后”武侠小说写手声称要超越金庸，虽然也曾红火一时，但还是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玄幻、穿越等网络文学所淹没，归于沉寂。最近，国内最权威的纯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推出以徐皓峰领衔的武侠题材作品专辑，主办方称希望《人民文学》的推动“能让新生代武侠文学形成一个小高潮”。武侠文学能否重振雄风？金庸这一高峰能否被超越？
新武侠小说另辟蹊径
《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邱华栋认为，武侠小说在全媒体时代不可能和金庸笔下的冷冰器时代一样。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依托中国大历史背景写的，不可能在今天复制。新的武侠小说需另辟蹊径。
徐皓峰表示，他的武侠题材写作与金庸、古龙等上一代的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是中国人寻找自信的反映，写作者和读者都在追求一种极大的浪漫情怀和骄傲感。但现在的读者感兴趣的是祖辈人真实的生活，是历史的准确性。因此我的写作的核心不是想象，而是采访当事人和查阅历史文献。”
武侠小说《昆仑》的作者凤歌声称，“对于我们这一派来说，更看重故事性和知识性。我们学习的榜样是《达·芬奇密码》，将古代的历史与幻想的江湖结合，并使之焕发出光彩。”
和凤歌一起崛起的还有时未寒、小椴、步非烟、沧月、燕垒生等人，他们被称作“大陆新武侠作家”。如今这些人有的转为写历史、玄幻、奇幻小说，少数坚持写武侠小说的只有小众粉丝追随。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批大陆新武侠作家，从命名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突破金庸所奠定的武侠这种类型文学的常规、经典和传统？”评论家庄庸认为。
新武侠小说找不到支点和杠杆
新武侠小说与金庸小说相比有何差距？邱华栋谈到，与金庸相比，当今的武侠小说写得更虚幻了，金庸的小说附着中国历史，今天的武侠小说把历史抽干了，玄幻了，科幻了，甚至涉及未来世界，品种芜杂。金庸的作品附着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上，作者有深厚的学养和学识。当代写手文化积累不行。金庸的想象力汪洋恣肆，当代写手的想象力不是基于人性的逻辑，是乱想。
武侠小说爱好者只看楼主认为，大陆新武侠小说就停留在模仿这一阶段，还没有创作出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
在庄庸看来，大陆新武侠作家“生不逢时”：“他们处在一个传统时代正在远去、新的时代正在来临的关键时期。整整一代人都在面临迷茫、失落、思想重构、价值重估等人生危机与契机。”“这一点是金庸武侠与大陆新武侠分野的真正的关键之处。”庄庸说，“新武侠没能找到自己能表达的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被解构，新价值观未确立。新武侠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找不到支点和杠杆，所以走向没落，走向边缘化冷门化。”
武侠文学走向何方？
如今的文学界，多种文学类型并存，众声喧哗，武侠小说难以突出重围，再现昔日风光。但仍有像徐皓峰这样的少数作家坚守在这片园地勤奋耕耘，徐皓峰的作品被评论家施战军赞为“写得非常艺术，有古典与现代相融的味道”。
在网络文学时代，武侠小说的元素、精神和灵魂，不断被其他类型文(如玄幻、历史、科幻等)吸收，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再生，并薪火相传。这是未来“武侠”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庄庸说，第二个路径便是，其内涵和外延都要拓展，要充分汲取其他类型的优秀元素。
庄庸认为，网络时代的新武侠文学代表着当下网络新生代的自我努力：他们正在假借“新武侠”之名，讲述自己想象与体验之事，诠释着一代人的精神状态、话语方式、思想内涵。比之于传统武侠，网络时代的新武侠在人物、情节、背景、语言、想象、主题、象征、哲学和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以纪录网络新生代正在发生的语言革命、思想革命和生存形态革命。□ 杨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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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艺术家在搞创作的时候，往往不会过多考虑“钱”、“市场”等问题。比如，《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邱华栋就曾说：“我们不会向商业性妥协，太商业化的事情我们不会做。不但要坚守文学高品位，而且还要在这条道路上做得更好，吸引更多的高端读者喜欢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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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文学界话说王朔与金庸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2日 10:55 中华读书报
尽管以“才情”来论人说事委实是个冒险，但你终究不得不承认--有没有才情的确大不相同。有才情的人开口 说话，永远都有听众，赞成也罢，反对也罢，总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近日，作家王朔以他的才气和性情所写的《我看金庸》 一文，使南北许多报刊兴奋不已就是个证明。
王朔在文章里说：第一次读金庸的书，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 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挡横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 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 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 。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 ，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
以上所列只是王朔文中的一些观点，他由此而来的分析以及另外那些更富刺激性的话限于篇幅而略去。在八九十 年代的中国，金庸和王朔在国内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也有很多，现在，王朔以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尖刻 地批评金庸，其他作家和批评家如何看待此事？他们是否喜欢金庸小说呢？
作家叶兆言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他认为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中，金庸是最好的，比梁羽生、古龙都好。这不是一 种评价，只是单纯的作为读者来说作品好看、不好看，金庸的小说能让他看进去，看看而已。他说自己和金庸不是一类作家， 写的也不是一类作品，但平心而论，金庸的小说确实不错，他的缺陷也是武侠小说共有的缺陷。
评论家蔡翔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看金庸作品的，他的小说几乎都看完了。蔡翔认为，金庸自己不太喜欢被人称 为“武侠小说作家”，而喜欢称他为“作家”，但蔡翔觉得他是武侠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受武侠小说的限制， 人物角色安排、情节冲突等，都有武侠小说的模式，他笔下的大侠、小侠，存在着程式化和模式化。当然，金庸非常有才华， 他设置的矛盾冲突，有时会冲破了武侠小说的模式，像《鹿鼎记》以及他后期的作品，集武侠小说之大成，在武侠小说这个领 域具有了相当的高度，而他的早期作品比较一般。民国时期，武侠小说是有过一个高峰的，分南派、北派，出现了平江不肖生 、白羽、王度芦等“五四”以后的新武侠小说作家，他们吸收了新文艺的一些长处，受现代白话文的影响很深，心理描写细腻 。金庸的作品与他们是有师承关系的，他加强了武侠小说的文艺色彩，也吸收了国外的思想和小说技巧，他的小说在语言、情 节、人物上都有着武侠小说的文体形式，但越到后来他和武侠小说的模式越有冲突。金庸既不是大师，也不是一无是处，若说 他伟大就太过分了，武侠小说商业性很强，其报纸连载的形式，繁复、?嗦是显而易见的。
评论家靳大成将金庸文集读过5、6遍，他认为不能将金庸小说简单地看作武侠小说，不能划在原来武侠小说的 概念里，他在现代文学里重新开创了武侠小说，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革命，使一个文体唤发了活力，丰富了“五四”的文学 传统，丰富了文学的现代性。和鲁迅不同，金庸借助另外一种资源对传统进行批判，历史在他这儿不仅是“吃人”，而是呈现 出另外一种景观，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始终困扰着金庸，他反对用绝对道德化的评价。他创作了一批“自然人”的形象，这些人 无父无母无邦国，有心练功，无心得功，反而成了武林高手。金庸质疑了狭隘的民族概念，质疑了传统历史观，质疑了流俗观 念，不断挑战着读者的想象力。
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曾召开了一个“金庸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蔡翔、靳大成、吴 亮等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靳大成说，去年的会开得不错，来了很多专家、武侠小说研究者、金庸研究专家、汉学家等，“金庸 现象”具有国际性，以此为论题培养几十个文学博士不成问题。而上海评论家吴亮对此有不同说法。
吴亮和蔡翔同在上海作协工作，十几年前，他常常看见蔡翔在作协借阅金庸作品，于是也借来一阅，但看不下去 ，一本都没有看完，口味不对而已，没道理可讲。去年被邀请去美国开会，一开始他是推辞的，没有推掉，又硬着头皮看金庸 小说，仍然看不下去，没有一本是看明白的，只能佩服别人能看下去。既去开会，也就写了一篇论文，是由5、6篇随笔构成 的，说了些题外话，把武侠和日常生活放在一起说。他的想法是：金庸不懂武功可以写武侠，那么我不懂金庸也可以写金庸。 吴亮说，无法评论会议本身（蔡翔对此也不愿多言），但金庸也去了，我还比较喜欢他，他很文雅，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很圆滑 、世故，对于会议上的许多誉美之词，他总是说“不敢当”。金庸的谦虚不是假的，他是真的不敢当。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 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
记者问吴亮：这次王朔批评金庸，是否和你当年批评张辛欣一样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吴亮回答：那还是不一样， 我比他严肃，王朔是乌鸦嘴，是意气用事。他是胡说八道，但我喜欢听，因为他说的有意思，别人说的没意思。王朔批评金庸 ，得罪的是“金庸迷”，金庸本人无所谓，也许他和王朔还会成为朋友，他们其实是一伙的，两个韦小宝。目前，两个非常走 红的作家内讧，这挺好。吴亮最后强调一句：有那么多人喜欢的东西，肯定不是好东西。
10年前，却不过同学的一再热心推荐，记者曾借过一套《书剑恩仇录》（上、下），但勉强读完上本后，下本 就读不动了，不喜欢。靳大成解释说，《书剑恩仇录》是金庸早期的作品，那时他的笔还没有放开，后来他突然找到了自己的 叙事模式。靳大成自己也不喜欢金庸的爱情描写，那种靠一个误会推动了几十页情节的写法很嫩，他赞成金庸被称为大师，是 指金庸对文学的贡献，而不是说他没有败笔。王朔和金庸现在并没有构成争论，只是对作品的看法不同而已。金庸和王朔的小 说都是模糊是非判断，不断冲击人的有限性。王朔对金庸的评价是不到位，而不是高低的问题，批评金庸的人常常是没有怎么 看他的小说，没有读懂他的小说。
据说作家邱华栋是金庸的读者，记者最后采访了他。邱华栋说，他在高中时就读完金庸的主要小说，大学毕业时 已看不下去了，金庸作品适合高中学生读，不能满足文学专业人士的审美需求，对于成年人还能看进去金庸的小说，他感到吃 惊。邱华栋练过武术，认为对金庸的来源比较清楚，他的武侠小说和真正的武术没有关系，很玄，是《红楼梦》、中国历史、 佛学、传统章回体几个方面的混合，在武侠小说作家中是最好的，是给大众看的，是一种文化普及，他是一个通俗作家，有学 者底子，被捧为大师不好。至于王朔批评金庸挺无聊，有炒作之嫌，但说的也有道理。赵晋华
贾平凹：
我非常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他的小说故事性非常强,看的过程中让你放不下.
我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是在1992年.当时我因为生病住院,为了排遣住院的寂寞,我买了很多金庸的小说,都把它们搬到了病房里.尽管医生劝我要好好休息,尽可能地缩短看书的时间,但我有时候经常看金庸的小说一直到凌晨二三点钟.
金庸先生小说的读者众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说明他的作品肯定有受欢迎的道理.有很多人认为金庸的作品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应该称作小说精品,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不管在哪个领域,你能够做到极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金庸的作品不能局限地称为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也是我一直很敬慕的一代文豪.他的作品用的是传统的写作方式,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侠义,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尽管我不是研究金庸小说的,但我感觉他的作品都写得很有气势,场面比较宏大,写得的确非常不错,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而且,他除了是一个作家之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报人,时事评论家,他在创作中站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写的是江湖,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写的是政治,因而在他的"江湖"的虚拟世界里,我们会感觉到很多现实的内容.
金庸这次到陕西来,我因为比较忙,和他接触的时间比较少,但觉得他非常谦虚,很有人格魅力,知识也非常渊博.
现在金庸的作品几乎都被拍成了影视剧,甚至是一部作品有好几个版本,我平时看电视很少,看这样的影视剧也不多,但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喜欢金庸的作品,就应该读他的原著.
高建群(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人喜欢把小说分为农村题材小说,城市题材小说,改革开放题材小说,武侠小说等,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小家子气.我不主张把小说分得那么严格.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怎么写都行.金庸把某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变成了小说,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对中国文化的弘扬有积极的意义.
小说艺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大叙事的艺术,就是讲故事.我认为20世纪中国的小说艺术基本上没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小说剑走偏锋,出现了金庸小说.在他的笔下,他创作出了那些大奸大恶,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人物.从小说的文本上来看,他对小说艺术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小说跟世界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金庸拉近了这个距离.金庸的小说固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园地.像大仲马创作《基督山恩仇记》,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探案集》等,金庸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了一种极致.
金庸的小说创作形式是纯粹东方的,是东方固有文化的精髓.叙事风格上,东方艺术是一种表现的艺术,西方艺术是一种再现的艺术.东方小说把很多悬念都留在了后面,令西方人很惊奇.
对金庸及其他武侠小说家,很多人都存在着一种偏见,我觉得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都是很有力度的作品,都是可以进入中国文坛的.金庸的小说跟过去的小说比,如《七侠五义》等,比那些小说发展得还要充分,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很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道路,香港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现在再写武侠小说,我认为就不会是这种形式.现在写武侠小说,也许大家更喜欢的是古龙的那种写作风格,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让我来写武侠小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金庸的作品对我今后的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在今后创作中,在关注大的史实背景的同时,也许会尽可能地注重小说细部的虚构描绘.
魏明伦(剧作家,中国剧协副主席)
武侠小说在过去很多人眼里是不入流的,不能够登大雅之堂,在文坛上没有把武侠小说当作一种正规文学,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不应该把旧的武侠小说跟新派的武侠小说等同起来,把武侠小说排斥在文学之外也是不恰当的.武侠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中,也同样有文学精品.
我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以前的武侠小说有很多异同.从历史渊源来说,武侠小说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从公案,侠义小说发展起来的.正式的武侠小说是从公案小说《施公案》,《包公案》等小说开始的.再往后是《三侠五义》,然后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像还珠楼主等武侠小说家,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发展的一大高峰.
1949年后,由于各种原因,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停止了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禁止出版发行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创作在大陆上断档了四五十年.
与此同时,在香港这个商品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出现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这些武侠小说继承了过去的某些武侠小说的优点,又进一步在深度,广度上作了很大发展.金庸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多,而且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比以前的武侠小说高,在人物的艺术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产生的.
现在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金庸小说拥有众多的读者群.从横向来看,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从读者的文化层次上来看也非常广泛,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学生,教师等,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个客观现实,无法抹杀.
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金庸的作品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读者?
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独特的一笔.写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都应该提起武侠小说,提起金庸.
金庸在30年前写的《鹿鼎记》是他最后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今无人超越.当然,金庸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除了他本身的文化高度和成就外,也借助了特殊的时代优势,如50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他对古典文化的依赖以及他吸收现代信息,传播时代的力量等,这都是张恨水等旧派通俗文学作家不可能达到的成就.
我们正处在文学的多元化时代,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地位,现实地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作为武侠小说的局限.
有位朋友说,你们还在把金庸先生的作品当作武侠小说,他的作品其实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我认为,金庸的小说始终就是武侠小说,尽管他的小说历史积累非常深厚,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刻.但他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他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万能的,可以支配社会的发展.通过金庸小说,尽管可以反映和折射社会的某些风貌,但毕竟不是直接反映,这样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局限.
金庸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某些小说篇章可以进入到教科书里,但说到底,他只是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以他的《基督山恩仇记》等作品闻世,大仲马有他的读者群,但他毕竟不是巴尔扎克,不是雨果.大仲马有大仲马的优点,但他不是法国文学史的全部,法国有许多比大仲马成就更高的作家.金庸在中国也是一样.
因此,把金庸推崇到了极致也不好,不是一个民族素质高的表现.我在华山上跟金庸先生谈话时,提到他的作品中有《鹿鼎记》,可山下的陈忠实有《白鹿原》;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世界,而路遥则创作了一部《平凡的世界》.如果过多地沉迷在虚拟的武侠世界里,有可能会使我们更加迷惘,会把自己真实的世界忘掉.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读武侠小说成风未必是一件好事.
肖云儒(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从文化上理解金庸,从大众层面上来说,他的小说表现了生命极限之美,自然山川之美,求索解惑之美,浪漫想象之美,幽默调侃之美,现代解构之美,纯情挚爱之美.
从精英层面上表现为,它展示了文化中国之美,把儒,释,道,侠,琴棋书画,渔樵耕读融入到自己作品中,把中国人的侠义精神,被庙堂历史所遗忘的武侠精神用审美形态载入了文字里面,把野史杂记当中的民间生存状态描绘了出来,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民间历史的画卷.金庸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很有发现.他把武侠的"武"字作了重新诠释,就是止戈为武,不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这是武力的最高境界,以无招胜有招.实际上说的是中国人在武力斗争中体现的兼爱和非攻精神,希望和平的精神.在这一方面他发掘得比较深刻.
金庸先生还发掘了诚信.在他的笔下,不管多坏的人,包括西毒欧阳锋等,尽管他们在道德判断上有各种高下,但在诚信上却很严格,体现了中国人重信守诺的精神.
金庸先生的另一个发掘就是重伦重友.他把伦理精神放到行政关系之上,甚至于弃官崇交.他发掘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这一部分.
回复2楼2007-08-26 02:19封 |删除 |
刘国重
吧主8
在礼教宗法制度下,人性长期受到了很大压抑.金庸写了中国民间的另一种生存追求就是潇洒人生,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这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补充.
但金庸的小说也有一定的局限,读金庸小说,研究金庸,我们应该力求四个防止:
第一就是要防止大众在阅读时容易产生的误导,防止金庸小说里面的民族文化负面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层面.比如很多人读金庸小说,更多地是注重打斗,奇术,江湖义气等,这样往往会导致忽视社会政府维系公正的权威,注重用个人的手段来获取公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承认金庸小说的深层文化优势,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要认识到金庸小说在大众层面上产生的一些不好影响.
第二就是防止某种"极致"的看法.金庸的小说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但他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还没有达到对中国武侠小说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他基本上延续了原来的武侠小说的话语,只是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而没有对当代武侠小说和今后武侠小说进行崭新的全方位的改造.尽管有一些局部的原创性,但总体的原创性还不够,值得我们的武侠小说作家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三就是防止在研究金庸的小说中过多强调惟一性.一些评论认为,金庸小说保存了我国民族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用外国文体来写中国小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不能在民间扎根的原因.对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金庸小说只是我们民族小说多元格局中的一元.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来临的时候,它需要新的小说文体,我们几代作家致力于寻找一个适合当代的文体.这个努力从"五四"以来是有成效的,使得现代小说在我国时代生活和文学史上扎根,而且它也承担了中国小说艺术反映我们民族生活,各个时代生活的重任.
过度强调惟一性,就容易导致排他.金庸小说只是多元中的一元,百花中的一花.我们不应该在肯定金庸小说的同时,把别的流派都否定了.
第四就是要防止孤立.我们要看到金庸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文本的成功,也要看到金庸小说创作有很多客观环境.比如他用汉语写作,读者是最多的.金庸小说的流行得益于中国的读者.另外,它得益于极左思潮和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艺,文学创作造成的广大的思想空档和市场空档,20世纪60,70年代的极左和80年代的西方文艺思潮使老百姓不喜欢读书,而且那时候,供选择的空间比较小.金庸的小说自然赢得了众多读者.
同时得益于在水泥森林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根性文化的渴望,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就是强烈的拾根心理和寻根要求.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包围中,金庸小说满足了他们的寻根要求.这得益于他的小说处于现代这个时代,市场的操作和经营使金庸小说拥有了最大可能的读者,金庸小说还得益于现代读者对明星的窥探心理.金庸现在是大众文艺中的一个明星,希望了解金庸的欲望使很多人对金庸充满了更多兴趣.因此研究金庸小说不能仅仅从文本出发,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