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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发表于 2019-8-29 11:59

资料好全啊，多谢刘兄整理。

连香港专栏作家陶杰跟金庸交往的细节都能搜集到，不简单啊。

据我所知，陶杰这些评论金庸的资料有些是在香港电台节目中讲述的，并非笔录成文，难道刘兄也听过陶杰的电台节目？

刘国重 发表于 2019-10-6 17:39

慕容德 发表于 2019-8-29 11:59
资料好全啊，多谢刘兄整理。

连香港专栏作家陶杰跟金庸交往的细节都能搜集到，不简单啊。


整理给自己看，朋友看了喜欢我也喜欢。陶杰那些，还是复制文字。问好

刘国重 发表于 2019-10-25 22:24

旧版《雪山飞狐》原有一首诗，来自《肉蒲团》的作者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30
《雪山飞狐》最早发表于香港《新晚报》。在当年的报纸连载版中，金庸引用了一首较少人知道的诗。



原文首次出现在第十七篇的末段（1959年2月25日见报），该篇的小标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剧情是当宝树和尚带着天龙门、饮马川和平通镖局的众人，来到雪峰山庄（三联版改为“玉笔山庄”）作客时，看到山庄的前厅贴着一副对联。



金庸在修订小说时，对这个部份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动。



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只见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



这十四字豪气逼人，宛然是一副侠少面目，再看上款写着“杀狗仁兄正之”，下款赫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醉后涂鸦”。每个字都是银钩铁划，似是用刀剑在木板上剜刻而成。



众人看了这副对联，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道：“这主人怎么叫做‘杀狗’？这金面佛又竟然如此狂妄！”





1959年2月25日的《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十七篇



三联版将这段文字修改如下：



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写着廿二个大字：不来辽东，大言天下无敌手；邂逅冀北，方信世间有英雄。



上款是“希孟仁兄正之”，下款是“妄人苗人凤深惭昔年狂言醉后涂鸦”。



众人都是江湖草莽，也不明白对联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似乎这苗人凤对自己的外号感到惭愧。每个字都深入木里，当是用利器剜刻而成。



这段剧情有三大值得留意的改动之处，第一是对联内容本身的改变。第二是山庄的主人原本名叫“杜杀狗”，修订后改为“杜希孟”。第三是苗人凤写下这幅对联时的心态，从“狂妄”改为“深惭”。



三联版的这二十二字对联，出自于金庸本人的原创，这个改动非常贴切，表达了苗人凤对胡一刀的钦佩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惺惺相惜和深切怀念。这显然更符合小说情节描写的实际情况。



而在报纸连载版中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金庸在这里玩了点“戏说”的技巧，把它写成是苗人凤原创的对联。



其实，这两个句子来自七律诗《赠侠少年》。全诗如下：



生来骨格称头颅，

未出须眉已丈夫。

九死时拼三尺剑，

干金来自一声卢。

歌声不屑弹长铗，

世事惟堪击唾壶。

结客四方知己遍，

相逢先问有仇无？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李渔，是明末清初（1611年－1680年）的风流才子。他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父亲李如松是浙江籍药材商。





位于浙江兰溪的李渔塑像



以今人的眼光看，李渔是个真正的斜杠青年，也就是拥有多种职业的“跨界精英”。



他的头衔多如牛毛，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也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和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他还是个超级吃货，尤其嗜食螃蟹，“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他曾说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到一个盛产螃蟹的地方做官，以便拿俸禄大饱吃蟹之口福。



就连写文章也不忘了吃。别的作家写莲花，用词都很高洁典雅，着力歌颂“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唯恐不能从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



李渔却不这样，他偏偏要把莲花一层层剥开，写完它是多么好看之后，笔锋一转说莲子和莲藕都很好吃，“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芙蕖》）



一点也不怕别人讥笑他煮鹤焚琴，真是吃货的最高境界。



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闲情偶寄》，被奉为养生学的经典著作。







该书有大量篇章谈及美食，比如吃鱼，李渔认为世间的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靠“鲜”取胜，另一类靠“肥”取胜。



靠鲜取胜的鱼有：鲟鱼、鲫鱼和鲤鱼等等，这些鱼适合“清煮做汤”，吃货应该以品尝鲜汤为主。



而靠肥美取胜的鱼有：鳊鱼、鲥鱼和鲢鱼等等，对这几种鱼“宜厚烹作脍”，也就是重点在于吃鱼肉本身。



至于鱼的烹制，火候很重要。必须是刚刚煮熟的时候端上桌就吃，“而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



煮鱼的水要放多少也大有讲究，最完美的状态是刚刚浸没鱼身，“水多一分，则鱼淡一分”。如果为了煲出更多的鱼汤就多加水，会导致“鲜味减而又减”，反倒弄巧成拙。



总之，《闲情偶寄》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获得多位名家推荐。



胡适说它是“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



周树人称赞该书“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林语堂也说此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除了美食之外，李渔还写了大量戏剧和小说。其中有一部作品，影响力超级大，我们这代人个个耳熟能详。



就是大名鼎鼎的《肉蒲团》。







这部作品被归类为“艳情小说”，自问世之后就和《金瓶梅》齐名，被誉为两大奇（yin）书。



在米虫看来，《肉蒲团》写的比《金瓶梅》更好，宣扬“淫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所淫”的思想，主题鲜明而又精辟，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整部小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推动剧情，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道学先生对李渔颇有成见，除了表面上不齿《肉蒲团》外，还指责他倡导休闲文化，是玩物丧志的典型。



可是你若认真读一读他的这首诗《赠侠少年》，细细品位字里行间的真意，就能感受到他其实有也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只不过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无法尽情倾吐出来而已。



该诗引用的“弹长铗”和“击唾壶”这两个典故，都很耐人寻味。



长铗，就是长剑。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投奔到其门下时尚未有尺寸之功，就敢经常弹着长剑唱歌，向孟尝君要鱼吃要车坐要钱花。







后来孟尝君派冯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债，顺便用收回的账款为家里买点东西。



冯谖自作主张，一把火将所有债券烧的干干净净，回来交差时振振有词的说，我觉得你家里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义”，所以我替你免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债务，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但还是保持风度没有发作。



几年后，他遭到齐王猜忌，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还有百余里时，众多百姓已经扶老携幼去迎接他。孟尝君感慨的对冯谖说∶你为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



另一个典故“击唾壶”，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趣事。唾壶就是痰盂。这哥们是个重口味，每次一喝完酒就对痰盂情有独钟。



你以为他是喝醉了要呕吐吗？不是的，他是把痰盂抱过来当大鼓，再抓起一柄玉如意当作大锤，一边放声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边慷慨激昂的用如意敲击痰盂为拍，以致痰盂的边沿有了缺口。





东晋时期的唾壶长这样



这样的恶趣味，今人不敢恭维，但在古代却是真性情的象征。写下这首诗的李渔，对王敦的这种行为就相当欣赏，引用这个典故暗示自己的志向。



从字面解读，李渔显然不屑于学冯谖仅仅做个谋士，而希望像王敦那样击壶高歌，驰骋沙场光佐中兴，那股侠义豪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首诗虽然流传至今，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金庸在《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十七篇和第十八篇，首次写到了“九死时拼三尺剑，干金来自一声卢”这两句诗；之后又在第七十七篇和第七十八篇，借用胡斐之手写出了该诗的完整篇。



原文有一大段胡斐书写吟诵全诗，苗若兰应声相和的场景，金庸修订时把这些段落全都删掉了。



假如没有删掉，或许这首诗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甚至就像“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样，成为一代人永记心头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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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刨《雪山飞狐》原始版与新版之别！
原创： 西野米虫 金庸武侠 2018-04-08


一，从报纸连载版面的原貌说起



金庸先生的名著《雪山飞狐》，最早是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版面连载，从1959年2月9日开始，至同年的6月18日结束。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近期有幸看到了这批报纸的扫描档案，如获至宝细细阅读。先说总体印象，那个年代的报纸是繁体字竖排的，页面是简单的黑白色，排版亦比较粗糙，经常出现标题符号印在行首最上方的不美观编排；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字迹模糊不清，需要费一番心神才能辨认出来，但笔者还是相当享受从中体验到的阅读乐趣。

在这批报纸上，《雪山飞狐》每日连载一篇，每篇字数约1000字。专栏的见报位置是在第七版的右上角，是该版面最醒目的头条版位。专栏的右上侧有个竖直的栏目框格，从上到下印着“雪山飞狐”四个大字，下面有个侠士挥剑的小画像。最早的三篇，栏目框格里印的是“金庸著，东明图”。从第四篇到第二十八篇变成了“金庸文，东明图”。从第二十九篇起又变成了“金庸文，小萍图”。此外，每篇连载都有金庸先生自凝的一个小标题，另配有一副插图（即是“东明”或“小萍”所画的图），第一篇的插图位于该专栏的偏左位置，从第二篇起改为在专栏的正中央位置。

目前网络上也能看到“旧版”《雪山飞狐》全文。不过，在内地1994年出版的“三联版”《雪山飞狐》中，金庸先生在“后记”写了这样一段话：“《雪山飞狐》于一九五九年在报上发表后，没有出版过作者所认可的单行本。坊间的单行本，据我所见，共有八种，有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七册本之分，都是书商擅自翻印的。”

由此可见，网络上的“旧版”来缘，应是五六十年代的某些书商，将报纸连载的全部篇章按顺序首尾相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结集成书。那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的插图当然是没有了，更可惜的是，每篇的小标题也被删除了。其实，从这些小标题中，很多时候可以看出金庸先生最初创作时的思路。

笔者看到的一个流传最广的“旧版”版本，将全书分成十八回，每一回的字数最多的有9千字，最少的仅有5千字。回目的划分方法，和金庸自己于七十年代修订定稿、最为世人熟悉的“三联版”，以及1999年之后再次修订的版本（即“世纪新修版”）完全不同。后两个版本都是十回。据金庸在“三联版”后记的说法，这是“翻印者强分章节，自撰回目，未必符合作者原意”。



另外，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的回目都没有标题，“旧版”的回目却有标题。然而这些标题鱼龙混杂，有些是照搬《新晚报》上金庸原创的某个小标题，作为整个回目的标题，比如第一回的标题《长空飞羽》，是报纸连载第一篇的小标题；第二回的标题《盒中有箭》，是报纸连载第十篇的小标题。有些是将金庸原创的某个小标题，略加修改后变成整个回目的标题，比如第三回的标题《雪山飞狐》，第四回的标题《左右双僮》，来自报纸连载第十九篇的《“雪山飞狐到了”》；和第二十篇的《两个背剑的僮儿》。还有的干脆就没有回目标题，分别是第十二回、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可能是书商找不到合用的原创小标题，索性就空置了。

最后，笔者在逐字逐句对比时发现，网上的“旧版”有不少错字漏字，可能是网民手打输入时的失误，比如报纸连载第十四篇《一手抓住两手》，收录到“旧版”之中时，短短1000字中就有5个地方与原文不符。还有就是标点符号的处理也相当马虎，全书有许多武打招式用的是四字成语，报纸连载时的原文都有用引号的，“旧版”却经常删掉了引号。这些缺陷虽然不会对阅读流畅性造成影响，但对追求完美者而言毕竟也是憾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研究旧版金庸小说，最理想的方式还是阅读当年的报纸连载原文，这样才能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写作风格。由于笔者看到的这批扫描档案，版权属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所有，未经允许不能擅自全部放上网；而且即便是得到授权放上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也缺乏耐心去仔细辨认，将之与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做出对比。因此笔者准备以“摘录点评”的形式，细谈三个版本的异同之处，以此与金庸小说的死忠粉丝们交流。

二，纯粹的“文字润饰”更值得研究



《雪山飞狐》的总字数只有十余万字，篇幅不算太长，但在金庸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倪匡为金庸小说排座次，将它列为第五名，排名超过《射雕英雄传》和《倚天屠龙记》。然而长期以来，评论界对《雪山飞狐》的关注程度却相对较低，尤其是对新旧版本的对比研究，更是少的可怜。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雪山飞狐》的三个版本，在剧情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金庸先后数次进行的修订工作，都仅是对该书的遣词造句做出改动。相比之下，《射雕英雄传》的剧情改动可谓“大刀阔斧”，报纸连载版中的重要人物秦南琴，以及捕捉小红鸟、蛙蛤大战等有趣段落，在三联版中被删的干干净净；而在世纪新修版中，则是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的暧昧剧情。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种大段大段的剧情改动，自然更有话题性，更有探讨的空间。而《雪山飞狐》既然没有对剧情增删斧削，似乎也就不太值得关注了。但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一部“没有必要”修订的作品，金庸仍花了很多心思字斟句酌，将报纸连载版的几乎每一段，或多或少都做了改动。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润饰”工作，仔细对比其中的异同点，不仅可以像阅读《红楼梦》的程本和脂本那样，读赏玩索滋味无穷，还能从中学到不少为文练字的技巧。

先来看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该篇发表于1959年2月9日的香港《新晚报》副刊，小标题是《长空飞羽》，在约1000字的篇幅中，始于“一支羽箭射出”，止于天龙门的曹云奇、周云阳、阮士中和殷吉四个角色出场。插图画的是这四个人处于右下方，正在驰马仰头上望，而左上方有一只大雁的脖子上横插着一支羽箭，正在跌落下来。

这第一篇的开头第一段，金庸修订时就做了极大修改。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飕的一声，一枝羽箭从东边山坳后面射了出来，划过长空。这箭破空之声甚是劲急，显见发箭之人腕力极强。但见那箭横飞而至，正好穿入空中一头飞雁颈中。那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落在雪地。




而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的文字如下：



飕的一声，一枝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呜呜声响，划过长空，穿入一头飞雁颈中。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落在雪地。

这两个开头，究竟哪一个更好呢？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意见。在笔者看来，是各有千秋。三联版只用“呜呜声响”四个字，就取代了“破空之声甚是劲急，显见发箭之人腕力极强”，文笔无疑更加洗练。

不过，报纸连载版接下来的一句写“但见那箭横飞而至，正好穿入空中一头飞雁颈中”。把这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连起来看，有种连续的画面感。读者仿佛在看电影，一开场，就是一支羽箭飞射而来的特写镜头，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注意力。

另外，这种“但见那箭”如何如何的写法，是古典小说中很典型的“说书式风格”。比如《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写赵云杀入重围救黄忠，也是专门有句子形容“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金庸早期的作品尤其是报纸连载版，有许多描写手法都有四大名著的影子，读来古趣盎然。






三，连载版的“高手”修订时普遍“降级”



《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另外还有一个较大的改动。在篇末的最后一段，原文详细介绍了天龙门的曹云奇、周云阳、阮士中和殷吉这四个角色的姓名、绰号和武功造诣。金庸先生在进行修订时，把他们全部做了“降级”处理。

先看这四个角色的出场总述，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写的是“山中虽是严寒，但马上这四位乘者各各身负绝艺，纵马急驰，不久人人头上冒汗。”而在三联版中，修订为“山中虽冷，但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不久人人头上冒汗。”即是删掉了“各各身负绝艺”的描述。

接下来是对这四个角色的分别介绍，其中三个都做了重大调整。在报纸连载版中，对曹云奇的描述是“天龙门掌剑双绝，他都已窥堂奥”，在三联版中改为了“所学都已颇有所成”。对周云阳的描述是“剑法上有独到造诣”，三联版中整个句子被删掉。对阮士中的描述是“在天龙门中向称第一把高手”，三联版中改为“在天龙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也就是从整个天龙门的第一高手，降级为“北宗分支”的第一高手。

至于第四个角色殷吉，报纸连载版的第一篇并未提及他的武功深浅，因此三联版没有相应的修改。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在报纸连载的第五篇《上山较劲》中对殷吉做了补充描写，写他施展的是“登萍渡水轻功绝技”，这个句子在三联版中被改为“数十年勤修苦练的轻功”。此外原文还写了殷吉的心理活动，认为“我天龙南宗的轻功向称独步江湖”。这个自视甚高的评价，在三联版中也被删掉了。

不仅如此，这之后陆续出场的好几个配角，金庸修订时对于他们的武功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降级”。比如北京平通镖局总镖头熊元献，原文写的是他“以地堂刀功夫称雄河朔”，在三联版中改为“精熟地堂刀功夫”。

这些修改看似琐碎，对整体剧情无关紧要，但却是非常合理的。在《雪山飞狐》以及金庸其后创作的《飞狐外传》中，武功水平的高低是层次分明的。苗人凤、胡一刀和胡斐处于最高水平，田归农明显差一个级别，有份害死胡一刀的宝树和尚，比田归农又差一级。而宝树面对以上这些角色时，能够占据绝对上风，所以以上这些角色的武功，充其量只是第三流水平，诸如“身负绝艺”、“轻功绝技”、“独步江湖”等等形容词，对这些人来说的确是“过誉”了。金庸对相关字句逐个做出相应的改动，体现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认真和严谨。




其实，在金庸的其他作品中，这种改动也比比皆是。比如《射雕英雄传》第一回写长春子丘处机的出场，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先是给予“拳剑武功，海内无双”的评价，之后更进一步形容他“武功已臻化境”。这么高的赞誉，甚至压倒了后来出场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然而丘处机的武功水平，和“五绝”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金庸在修订时，也对丘处机进行了降级处理，上述两个过于夸张的评价，分别改为“武功卓绝，为人侠义”，和“武功虽然尚未登峰造极，却也已臻甚高境界”。

如果不做这种调整，当读者看到《射雕》的后半部份，这位“武功已臻化境”的丘处机，竟然要集合“全真七子”的力量，以七敌一才敢跟黄药师过招，就会觉得他和出场时的气势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武功设定明显自相矛盾。

不过话说回来，有很多小说都会在不经意之间，留下这种矛盾，即使是四大名著也不例外。比如《水浒传》写到宋江的出场，在大段溢美之词中，有两句是“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十八回），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这位也是个高手。之后可能是为了强调“宋江也是懂武艺的”，还在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之中，专门挑了一对兄弟“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拜宋江为师，让他也可以吹嘘“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第三十二回）。

可是翻遍《水浒传》全书，宋江最终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每次上战场都要一堆武将保护，否则就只剩下逃跑的份。整部书“排第一把交椅”的好汉，前后文的破绽如此明显，比起金庸小说中的三流角色设定上的小小矛盾，那种巨大的落差感更加强烈的多。由此也更可以看出，金庸细心修订自己的作品，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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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雪山飞狐》中，原本写了一个“玉面狐”（附绝版原文图档）
原创： 西野米虫 西野米虫 2018-04-24
金庸小说的粉丝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玉面狐”是谁？翻遍《雪山飞狐》全书，都找不到这个角色。再翻遍《飞狐外传》，仍然没有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你看的是修订版的《雪山飞狐》。



香港无线1999年版《雪山飞狐》



先说点题外话。米虫从小爱看金庸小说，近年来热衷研究各个版本的异同，经常到香港的中央图书馆借阅旧报纸微缩胶片，查阅最初在报纸版面上连载的文字。从《神雕侠侣》开始的作品，基本都能在《明报》的旧档案中看到原文。然而，更早期的《书剑恩仇录》和《雪山飞狐》这两部作品，是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的，而该报已于1997年7月停刊，原始档案大多已散佚，米虫跑遍了香港的所有图书馆，都没有查到完整的资料。

幸好有位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工作的朋友，近期发现在该集团的资料室里，还存放着一批《新晚报》，这应该是最后一批旧报纸了，具有无比珍贵的史料价值。工作人员将这批尘封已久的绝版档案，小心翼翼的扫描成图片文件，虽然不少地方模糊泛黄，但百分之九十五的字迹仍能辨认。

米虫向朋友索取到这些图档，花了很多精力仔细阅读，前些天已经写下了第一篇对比新旧版本的研究文章（详见《解刨《雪山飞狐》原始版与新版之别！》），今后会继续以这种“摘录点评”的形式，分享《雪山飞狐》的最初原貌，并会不定期公布若干扫描图片，以飨读者。

言归正传。《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小标题名为《黄金小笔》，第三篇名为《道是无情却有情》，第四篇名为《玉面狐》。这三个小标题，全都是围绕书中的一个人物起的。这个人物，姓田名青文，是田归农和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儿。

是的，你没有看错，“玉面狐”其实就是田青文。在三联版和世纪新修版中，金庸把她的绰号改为“锦毛貂”；并且特意为此新写了两句解释，“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飞，聪明伶俐，‘锦毛’二字，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 在报纸连载版中，是没有这两句话的。





如图所示，第四篇的小标题是《玉面狐》




在米虫看来，“锦毛貂”是否贴切见仁见智，但“玉面狐”这个绰号是一定不妥的，非改不可。因为整部小说的书名叫作《雪山飞狐》，读者看到“玉面狐”这三个字时，自然而然会展开联想，猜测这第一个出场的女性角色，必然和男主角有很深的关系，甚至很可能是女主角，所以绰号中也有“狐”字。

当读者看完全书，发现田青文和胡斐没有半点关系，难免会觉得之前被作者误导了。虽然高明的作者有意误导读者，是常见的写作手法，但如果误导本身不能产生任何戏剧性，不能在前后文中带来“峰回路转”的震撼性变化，那就应该尽力避免，否则只会造成反效果，令读者觉得不舒服。今时今日有志进行长篇通俗小说创作的作者，对此种“读者心理学”不可不知。



香港无线1985年版《雪山飞狐》的田青文（朱小宝 饰）

在四大名著之中，绰号使用最多的是《水浒传》，一百单八条好汉的绰号，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贴切和传神的，但也有个别角色的绰号，以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有点儿令人无语。比如在《水浒传》的第三回，有条出场的好汉叫作“打虎将李忠”。这个绰号就属于“不必要的误导”。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看《水浒传》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武松打虎”的故事，一看到“打虎将”这三个字，潜意识里就会被点燃一个“兴奋点”，猜测此人会不会和武松有某种关联，对这个角色的剧情相当期待。这之后看到李忠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武艺还是胆略都弱爆了，心里难免又会大失所望，觉得他实在配不上这三个字。这样威风凛凛的绰号，应该给武松才对。

另外还有一条好汉叫朱贵，在梁山泊负责开酒店，他出场时的气势是相当不凡的。当时林冲想上山投奔王伦，先到朱贵开的酒店歇脚饮酒，朱贵认出他是林冲，竟敢走上前“把林冲劈腰揪住”（第十一回）。我们第一次看小说看到这里，还不知道此人是谁，而林冲的武艺有多高超，之前的几个回合已经反复渲染，令读者印象非常深刻了。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冒出一条大汉，竟敢对林冲做出如此冒犯性的动作，读者马上会受到心理暗示，觉得这个新出场人物的本领，应该不在林冲之下。




央视1998年版《水浒》的林冲（野芒 饰）




然而当朱贵开口自我介绍时，说他的绰号叫“旱地忽律”。这四个字一出口，形象分顿时唰唰的往下掉。“忽律”者也，据说是宋代契丹语对鳄鱼的称呼。鳄鱼是水中的霸王，到了陆地就不太灵活了，到了“旱地”恐怕更加无用武之地。“旱地鳄鱼”算个啥玩意？似乎有种浓浓的调侃意味。用影视剧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绰号令朱贵“逼格一下子变得很Low”。

如果再联想到宋江的绰号叫“及时雨”，就更加不妙了。有“旱地”，又有“及时雨”，让我好好的滋润你，这是要塑造一对CP的节奏吗？虽然这属于米虫这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会产生的恶搞想法，不应以这种标准来苛求数百年前的施耐庵老先生。但今天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应该比古人更加留意时代的变化，尽量避开这类雷区。

除了修改绰号之外，金庸修订《雪山飞狐》时，还对田青文做了另外两个改动。她是在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出场的，原文写的是通过她的师兄曹云奇的视线，望见“一匹白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少女一足跪在地下，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三联版改为“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世纪新修版则改成了“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地，俯身似在雪中寻找什么。”

对比这三个版本，世纪新修版在此处做出的改动，只属于文字雕琢，是否改的更生动了不妨另文讨论。但三联版对报纸连载原文做出的改动，却是非常值得留意的。简而言之，一共改了两个地方，首先把“白马”改成了“灰马”，其次是把“白衣少女”改成了“白衣女郎”。




红色框格内的原文是“白马”




读者诸君可能会觉得奇怪，不过是一匹马而已，是白色还是灰色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改变马的颜色？米虫个人揣测，金庸先生修订作品时，是将十五部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武侠体系”来对待的，不仅在同一部作品中，尽可能的减少重复雷同之处，就算是在不同的作品之中，也希望极力避免相似的场景和设定。

在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有一匹神骏的白马，脚力极其神速，这匹马后来还出现在了《飞狐外传》中。更重要的是，《书剑恩仇录》中有一个很美的场景，当红花会诸侠被清兵大军围困时，香香公主决定留下来与陈家洛同生共死，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月光冷冷，雪花飞舞之中，只见一个白衣人手牵白马，缓缓走来。这时遍地琼瑶，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三联版第十四回）”



内地2008年版《书剑恩仇录》的香香公主（刘颖 饰）




表面上看，该段文字与田青文的出场描写，字句并无重复之处。但如果这是在拍电影，把场景拆解成一个个元素来分析，就会发现至少有三个相同的元素，分别是：大雪、白马和白衣美女。当你闭上眼睛，在脑子里像播放电影镜头似的，以远景的方式想象这两个画面，就会感觉到二者之间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在漫天飞雪之中，有个白衣飘飘的美女，伴随着一匹全身雪白的骏马，给人的感觉又清冷又纯洁。

死忠粉丝们都知道，金庸曾担任过电影编剧。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也是因为吸收了电影元素的长处。米虫相信金庸在用文字描绘场景时，也曾想象过自己笔下的那些画面。为了把上述两个画面区分开来，必定要对其中某个元素进行修改。由于田青文正在服丧，没法改变她所穿衣服的颜色。由于书名有“雪山”，也没法改变大雪纷飞的环境，惟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坐骑的颜色了。

至于为什么要把“白衣少女”改成“白衣女郎”呢？米虫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分析，由于该文将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发表，所以要等见报之后，再与诸位读者分享。

【米虫是金庸小说铁杆爱好者之一，尤其喜欢最初始的报纸连载版，将会陆续推出一系列有关旧版的研究文章，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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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雪山飞狐》原有一首诗，来自《肉蒲团》的作者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30
《雪山飞狐》最早发表于香港《新晚报》。在当年的报纸连载版中，金庸引用了一首较少人知道的诗。



原文首次出现在第十七篇的末段（1959年2月25日见报），该篇的小标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剧情是当宝树和尚带着天龙门、饮马川和平通镖局的众人，来到雪峰山庄（三联版改为“玉笔山庄”）作客时，看到山庄的前厅贴着一副对联。



金庸在修订小说时，对这个部份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动。



报纸连载版的原文如下：



只见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



这十四字豪气逼人，宛然是一副侠少面目，再看上款写着“杀狗仁兄正之”，下款赫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醉后涂鸦”。每个字都是银钩铁划，似是用刀剑在木板上剜刻而成。



众人看了这副对联，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道：“这主人怎么叫做‘杀狗’？这金面佛又竟然如此狂妄！”





1959年2月25日的《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十七篇



三联版将这段文字修改如下：



厅上居中挂着一副木板对联，写着廿二个大字：不来辽东，大言天下无敌手；邂逅冀北，方信世间有英雄。



上款是“希孟仁兄正之”，下款是“妄人苗人凤深惭昔年狂言醉后涂鸦”。



众人都是江湖草莽，也不明白对联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似乎这苗人凤对自己的外号感到惭愧。每个字都深入木里，当是用利器剜刻而成。



这段剧情有三大值得留意的改动之处，第一是对联内容本身的改变。第二是山庄的主人原本名叫“杜杀狗”，修订后改为“杜希孟”。第三是苗人凤写下这幅对联时的心态，从“狂妄”改为“深惭”。



三联版的这二十二字对联，出自于金庸本人的原创，这个改动非常贴切，表达了苗人凤对胡一刀的钦佩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惺惺相惜和深切怀念。这显然更符合小说情节描写的实际情况。



而在报纸连载版中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九死时拼三尺剑”，下联是“千金来自一声卢”，金庸在这里玩了点“戏说”的技巧，把它写成是苗人凤原创的对联。



其实，这两个句子来自七律诗《赠侠少年》。全诗如下：



生来骨格称头颅，

未出须眉已丈夫。

九死时拼三尺剑，

干金来自一声卢。

歌声不屑弹长铗，

世事惟堪击唾壶。

结客四方知己遍，

相逢先问有仇无？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李渔，是明末清初（1611年－1680年）的风流才子。他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父亲李如松是浙江籍药材商。





位于浙江兰溪的李渔塑像



以今人的眼光看，李渔是个真正的斜杠青年，也就是拥有多种职业的“跨界精英”。



他的头衔多如牛毛，不仅是诗人，同时还是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也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和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他还是个超级吃货，尤其嗜食螃蟹，“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他曾说人生的最大梦想，是到一个盛产螃蟹的地方做官，以便拿俸禄大饱吃蟹之口福。



就连写文章也不忘了吃。别的作家写莲花，用词都很高洁典雅，着力歌颂“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唯恐不能从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



李渔却不这样，他偏偏要把莲花一层层剥开，写完它是多么好看之后，笔锋一转说莲子和莲藕都很好吃，“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芙蕖》）



一点也不怕别人讥笑他煮鹤焚琴，真是吃货的最高境界。



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闲情偶寄》，被奉为养生学的经典著作。







该书有大量篇章谈及美食，比如吃鱼，李渔认为世间的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靠“鲜”取胜，另一类靠“肥”取胜。



靠鲜取胜的鱼有：鲟鱼、鲫鱼和鲤鱼等等，这些鱼适合“清煮做汤”，吃货应该以品尝鲜汤为主。



而靠肥美取胜的鱼有：鳊鱼、鲥鱼和鲢鱼等等，对这几种鱼“宜厚烹作脍”，也就是重点在于吃鱼肉本身。



至于鱼的烹制，火候很重要。必须是刚刚煮熟的时候端上桌就吃，“而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



煮鱼的水要放多少也大有讲究，最完美的状态是刚刚浸没鱼身，“水多一分，则鱼淡一分”。如果为了煲出更多的鱼汤就多加水，会导致“鲜味减而又减”，反倒弄巧成拙。



总之，《闲情偶寄》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获得多位名家推荐。



胡适说它是“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



周树人称赞该书“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林语堂也说此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除了美食之外，李渔还写了大量戏剧和小说。其中有一部作品，影响力超级大，我们这代人个个耳熟能详。



就是大名鼎鼎的《肉蒲团》。







这部作品被归类为“艳情小说”，自问世之后就和《金瓶梅》齐名，被誉为两大奇（yin）书。



在米虫看来，《肉蒲团》写的比《金瓶梅》更好，宣扬“淫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所淫”的思想，主题鲜明而又精辟，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整部小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推动剧情，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道学先生对李渔颇有成见，除了表面上不齿《肉蒲团》外，还指责他倡导休闲文化，是玩物丧志的典型。



可是你若认真读一读他的这首诗《赠侠少年》，细细品位字里行间的真意，就能感受到他其实有也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只不过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无法尽情倾吐出来而已。



该诗引用的“弹长铗”和“击唾壶”这两个典故，都很耐人寻味。



长铗，就是长剑。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投奔到其门下时尚未有尺寸之功，就敢经常弹着长剑唱歌，向孟尝君要鱼吃要车坐要钱花。







后来孟尝君派冯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债，顺便用收回的账款为家里买点东西。



冯谖自作主张，一把火将所有债券烧的干干净净，回来交差时振振有词的说，我觉得你家里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义”，所以我替你免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债务，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但还是保持风度没有发作。



几年后，他遭到齐王猜忌，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还有百余里时，众多百姓已经扶老携幼去迎接他。孟尝君感慨的对冯谖说∶你为我买的“义”，今天终于见到了。



另一个典故“击唾壶”，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的趣事。唾壶就是痰盂。这哥们是个重口味，每次一喝完酒就对痰盂情有独钟。



你以为他是喝醉了要呕吐吗？不是的，他是把痰盂抱过来当大鼓，再抓起一柄玉如意当作大锤，一边放声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边慷慨激昂的用如意敲击痰盂为拍，以致痰盂的边沿有了缺口。





东晋时期的唾壶长这样



这样的恶趣味，今人不敢恭维，但在古代却是真性情的象征。写下这首诗的李渔，对王敦的这种行为就相当欣赏，引用这个典故暗示自己的志向。



从字面解读，李渔显然不屑于学冯谖仅仅做个谋士，而希望像王敦那样击壶高歌，驰骋沙场光佐中兴，那股侠义豪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首诗虽然流传至今，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金庸在《雪山飞狐》报纸连载版的第十七篇和第十八篇，首次写到了“九死时拼三尺剑，干金来自一声卢”这两句诗；之后又在第七十七篇和第七十八篇，借用胡斐之手写出了该诗的完整篇。



原文有一大段胡斐书写吟诵全诗，苗若兰应声相和的场景，金庸修订时把这些段落全都删掉了。



假如没有删掉，或许这首诗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甚至就像“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样，成为一代人永记心头的名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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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才是玩梗高手，《鸳鸯刀》处处都是梗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1月27日
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鸳鸯刀》是最被忽视的一部。



它的篇幅仅比《越女剑》长，字数只有三万多字。



其他作品都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编成电视剧，就连最短的《越女剑》，都曾拍过一次电视剧，是香港亚洲电视台在1986年拍的，总共20集。



《鸳鸯刀》却从未拍过电视剧，只在1961年和1982年，两次改编成电影。





香港1961年电影版《鸳鸯刀》的海报



就文学造诣而言，它似乎也在十五部小说中相对最低。故事较为单调，缺乏深刻的情感。



所以它的遗忘率相当高，一些从小熟读金庸小说的读者，甚至也会一时之间想不起男女主角的名字。



但若仔细重读这部作品，会发现它妙趣横生，全书处处都在“玩梗”。



玩的不是别人，是金庸自己的作品。



假如你先看完另外十四部小说，最后才看《鸳鸯刀》，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虽然从创作年表上看，它是金庸的第七部小说，但众所周知，金庸后来对所有小说进行了多次修订。



所以，时间的先后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修订版的《鸳鸯刀》，可以视为是金庸对自己作品的一次综合性恶搞。



先来看看男主角袁冠南，平时喜作书生打扮，时常吟诗，打斗时手持毛笔作为武器，一派儒侠的风范。



这是在玩《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对阵霍都的梗。





内地2006年版《神雕侠侣》的朱子柳（穆立新 饰）



我们以为他会像朱子柳那样挥洒自如，不料这哥们一打起来就露了底，毛笔非但没能发挥厉害的招数，反倒成为附庸风雅的笑柄。



再看看女主角萧中慧，潇洒豪迈，随手就把头上的金钗送给陌生人。



这一幕与郭襄何其相似，郭襄在风陵渡口也是随随便便摘下金钗换酒肉，请素不相识的江湖豪杰大吃大喝。



同样是挥金如土的慷慨之举，郭襄换来的是真朋友，萧中慧换来的是一场乌龙，送出去的金钗又被送回萧府，害的母亲误以为是定情之物，差点认错了准女婿。



最好玩的是男女主角相亲相爱的戏份。袁、萧两人都要结婚了，忽然发现彼此是兄妹，你爹原来也是我爹。



简直是晴天霹雳哇，正在绝望之时，又被突然告知你爹其实不是你爹……哈哈哈，这明明就是《天龙八部》的梗嘛。





香港无线1997年版《天龙八部》剧照



书里还有一对搞笑夫妻林玉龙和任飞燕，身怀的绝技叫做“夫妻刀法”。



这个梗太明显了，分明是在恶搞杨过和小龙女的“玉女素心剑法”。



同样是互补破绽、威力无穷，但好端端的少男少女双剑合璧，变成了一对中佬的两把刀合璧，怎么看都有种莫名的喜感。



太岳四侠就不用说了，一看就会想到《笑傲江湖》的桃谷六仙，而且是低配版的桃谷六仙。



四侠中的逍遥子脱下鞋子当暗器，《射雕》中朱聪和郭靖都用过这一招。



但他扔出去的鞋子没有任何威力，只有满鞋的污泥。这个梗若用电影的手法表现，绝对令人捧腹。



萧半和练的“混元功”也是一个梗，恶搞的是《碧血剑》中袁承志练的“混元一气功”，但必须以童子之身练，所以萧半和只能被设定成太监，自宫之后再练。



这又分明是《笑傲江湖》的梗，马上令人想到了葵花宝典和东方不败。老萧没有变成不男不女，实属幸运。





香港1992年电影《笑傲江湖2》的东方不败（林青霞 饰）



第一反派卓天雄以“老瞎子”的打扮出场，使的是铁杖，接暗器打暗器的本领出神入化。



这个梗来自《射雕》中的柯镇恶，我们都以为他也会“听风辨形”之术，光靠耳朵听风声，就能跟有眼珠的人看的一样清楚。



但闹了半天，这家伙真的有一双明亮的眼珠，他不过是在装瞎而已，当然看的很清楚啦。若拍成电影，这个“突然睁眼”的镜头同样很搞笑。



全书最大的一个梗则是“鸳鸯刀”本身。双刀中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是《倚天屠龙记》的梗。



然而最后揭开真相，这个秘密只是“仁者无敌”四个字，令人啼笑皆非。



对了，别忘了《书剑恩仇录》中也有一对“鸳鸯刀”，它既是骆冰的兵器，也是她的绰号。





内地2009版《书剑恩仇录》的骆冰（齐芳 饰）



这两对刀，会不会其实是同一对？



这个可能性相当高。



修订版《鸳鸯刀》将故事背景模糊化了，但它最早在《明报》上连载时，曾提及“先帝康熙爷”和“今上接位……十三年来”等细节，显然是雍正朝末年的故事。



《书剑》则是乾隆朝中叶的故事。



就算骆冰用的那对刀，并不是同一对鸳鸯刀，有个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那就是短短几十年，“鸳鸯刀”这三个字已经变的普普通通，不再引人关注。



这分明是在向读者暗示，即使是正派的武林高手，也觉得“仁者无敌”没啥鸟用，无法改变现状，只会被人淡忘。



你看，这是多么有深意的梗呀。



《鸳鸯刀》这部作品，堪称是玩梗的鼻祖。



凡是有志创作喜剧的编剧，都应该好好重看一遍这本书。



真的，不要以为你很会玩梗。其实，你玩的都是金庸大师玩剩下的。



大师的创作理念，领先了时代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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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金庸版本学——修订了不止两次（多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11
金庸先生仙逝，很多读者都想买一套他的武侠小说全集珍藏，但不知道买哪个版本好。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假如你只想买来放在书橱里作为装饰，就像四大名著一样，除了刚搬回家的那天翻一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那你随便买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假如你是想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那就要多花点心思做功课，好好比较后再做出决定。



因为金庸小说不仅创下多项销售记录，还有另外一项记录，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就是“版本”种类的记录。



在“金学”研究中，有专门的“金庸版本学”，各类著作甚多。其复杂艰深的程度，几乎不亚于《红楼梦》的版本考据难度。







每一种不同的版本，都会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不少版本之间的区别，比《红楼梦》脂本和程本的区别还要大的多。



如果只从故事情节的异同来划分，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



第一是最早的报纸连载版，曾结集成单行本，被一般读者视为“旧版”。



第二是70-80年代大规模修改的版本，即“修订版”。



第三是1999年至2006年再次大规模修改的版本，即“世纪新修版”。







其实这只是最粗略的划分。如果以学术研究的角度划分，报纸连载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旧版”单行本，二者颇有不同之处。



因为早在连载期间，金庸就非常重视单行本的质量，不是简单的把报纸刊登的文字结集起来就出版了。



他曾经“悄悄的”进行过小规模的修改。这一点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只有仔细研究过报纸原文的人才知道。



修订版的情形也类似。很多读者以为修订版是直接以书本的形式面世的。其实并非如此。



每一部小说的修订版，一开始都是先在《明报晚报》上重新连载。这个栏目统一标注有“全新修订本”的字样。







当这些连载的文字结集成书时，金庸又“悄悄的”做了若干修改。



试以《书剑恩仇录》为例，发表在《明报晚报》1971年4月9日版面上的修订版，有以下段落：



常氏双侠见这两人太监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两名太监已走到陆菲青和赵半山身后。



两人互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人肩头抓来，口里喝道：“让开吧！”



赵陆两人一个是武当派名家，一个是太极门南派掌门人，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内家高手，忽觉有人来袭，陆菲青用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用了半招“单鞭”，当即把来人攻势化解了。









后来结集成书时，上述文字又做了不少修饰，如下：



这时常氏双侠也已向两旁侧身，让出路来，见这两人太监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两名太监已走到陆菲青与赵半山身后。



两人互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人肩头抓去，口里喝道：“让开吧！”



赵陆两人见忽然有人来袭，陆菲青使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用了半招“单鞭”，当即把来人攻势化解了。（修订版《书剑恩仇录》第二集，804页）



《碧血剑》也改了好几次，修订版在《明报晚报》连载时，曾更名为《碧血金蛇剑》，结集成书时又改回原来的名字《碧血剑》。



《天龙八部》的修订版连载时，金庸曾在另外一份报刊上发表题为《增删润饰，改写修订》的文章，解说自己遣词用字的习惯以及对创作的一些想法：



这次修改的结果还是很不满意，总觉不必要的人与事仍是太多，而必要的人与事却发展得不充分，将来排印单行本，当再作重大的增删改写。（《世界日报》1976年3月13日）



所以，修订版本身至少有两种版本，分别是“报纸连载修订版”和“单行本修订版”。



这还没完，当单行本修订版在香港、大陆和台湾分别销售时，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不得不做出调整，导致三个地区的版本又存在若干差异。



至于“世纪新修版”倒是比较简单，所有地区的所有版本都基本一致。



不过这个版本面世后遭到众多读者吐槽，诸如黄药师和梅超风暧昧师生恋，王语嫣重新回到慕容复身边等等剧情，简直是“毁童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地区都有大量良莠不齐的盗版。大陆和台湾盗的基本是80年代的修订版，香港则是盗50-70年代的旧版。



一般人的印象，盗版都是差劣的象征，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香港当年的盗版商，很多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将报纸连载的内容结集出版。而多年前的旧报纸大多已经散佚，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现象——某些盗版反倒更加“原汁原味”，成为研究旧版的宝贵资料。



下面重新回到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买哪一个版本好？



米虫个人的建议，当然是买修订版。



因为它是流传最广最深远、影响力最大的版本。金庸小说诞生以来，改编成影视剧总计超过一百次，绝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版本的故事来拍摄的。



不过修订版的单行本，又有好多种类。它们各有各的长处，有必要再进一步介绍。



由于金庸长期定居香港，修订版最早是在香港推出，从1976年开始陆续面世，由金庸本人开办的明河社发行刊印。



米虫手里有几部从香港二手书店淘来的宝贝，品相良好印刷精美。



十五部小说共计三十六册，每一册的封面图、内页插图和篆印均为名家手笔，都是金庸精心挑选出来的艺术精品。



比如这部《倚天屠龙记》第一册，封面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九珠峰翠图”。他和张无忌生活于同一时代。







扉页印章是晚清篆刻家徐三庚的“曾经沧海”。



此人的作品在同治、光绪年间一世风靡，对日本篆刻家影响极大。







此外还有许多字画，都是能够体现元明时期文化特色的佳作。









有两页图片说明做了详尽介绍。







明河社的这个版本，是所有修订版的“母版”，内容最完整，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全部意愿，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因素干扰。



可惜这个版本已经绝版了，找齐一整套非常难。想要收藏的朋友，只能从二手书店一套一套去搜集。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希望一口气买齐十五部小说的，可以直接买金庸授权在大陆发行的版本。



最出名的当然是“三联书店版”。它是大陆最早的正版金庸全集，1994年上市。







这个版本的封面也都采用名家画作，比如《天龙八部》第一册选用的是明朝画家周臣的《春山游骑图》。







三联版的文字部分比明河社的“母版”略有删减，此外还有个别错字。



总体而言，这个版本受最多粉丝追捧，具有收藏价值。米虫自己撰写关于金庸的文章时，一般也是以它作为依据。



不过三联版于2001年到期后，未能获得续期，在市面上也绝版了。好在这套书发行量很大，想要买齐一整套并不算困难，只要你舍得花钱。



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可以考虑买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花城版”。这是2001年之后得到授权的正版。



好处是售价相对便宜，各大书店一般都能买的到。



坏处是，该版的封面长成这副模样：







不得不说，真是丑爆了……艺术气息荡然无存，形象分唰唰唰的往下掉……



而且花城版同时也出过“世纪新修版”。很容易一不小心买错了。



还有一个“朗声怀旧版”，从2011年开始推出，算是装潢精致。







然而总体感觉还是相当单调，似乎有股浓浓的暴发户气息。



另外，修订版还曾在台湾地区热销。大家肯定不会去买台湾版本，但有些趣事还是值得介绍的。



80年代之前，金庸小说在台湾曾被查禁。理由相当奇葩，说是《射雕英雄传》的书名，和太祖诗词“只识弯弓射大雕”遥相呼应，有鼓吹颂扬太祖之嫌。



金庸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辩解，信手拈来引用了诸多典故。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由来已久的勇武行为。《史记•李广传》中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



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



温庭筠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



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用过，别人就不能再用。



解释的有理有据。但当年的台湾当局不接受。



没法子，《射雕英雄传》只好更换书名，变成了《大漠英雄传》。







1980年后，台湾的环境好转政策松动，金庸小说终于解禁，先后由台湾远景和远流出版社刊印全集。



但当局还是那么热衷改书名，莫名其妙的把《书剑恩仇录》也给改了。



变成了《书剑江山》。







90年代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治禁忌了，这个毛病才改了过来，书名恢复了原样。



不过内文做的一些修改仍然没有订正，和香港明河社的“母版”原文相比，仍有不同之处。



修订版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介绍旧版。



如前所述，最早发表的报纸连载版才是最“原汁原味”的旧版，但现在只能在图书馆里翻阅旧档案了，而且资料不全。



一般读者眼中的旧版，是50－70年代刊印的单行本。那个时期市面上充斥五花八门的盗版，种类比正版还多。



即使是得到金庸授权的正版单行本，又有好几个不同的系统。



1959年7月19日，金庸在《明报》连载的《神雕侠侣》正文后面，有个回答读者提问的段落：



某某（字迹不清）先生：《神雕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你欲补阅前文，可就近购阅。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在《神雕侠侣》还没写完时，市面上就已经有“正版本”和“普及版”。后者又分为“薄本”和“厚本”两种版本。



看晕了有没有？



你一定在心里犯嘀咕，好好的一本小说，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版本？这不是添乱嘛。



其实这是无奈之举。金庸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当年香港法制还不完善，盗版书商嚣张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不是偷偷摸摸的“盗”，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在正版书还没推出来时，盗版书就抢先一步上市了。



那时候的读者不具备分辨能力，越快上市的版本，往往能获得越多销量。



于是，盗版商之间也开始“比快”。



大家都直接盗取报纸连载的内容，累计到一定字数，就私自盗印成单行本发售。



一开始还讲个江湖规矩，按照书籍的约定俗成，每积累五六万字才印成一册单行本。



后来有盗版商发现，其实可以减少字数，每三四万字就盗印成一册单行本，这样就能比别人更快推出市面销售。书册虽然变薄了，读者照样买账，销售成绩比过去更好。



于是，盗版商之间又开始“斗薄”。



你四万字印成一册，我就三万字。你也三万字了，我就两万字。



比如当时香港有个“光明出版社”，盗印《射雕英雄传》，第一集收录了报纸上总共26天的内容（1957年1月1日至1月26日），共约3万字。



之后有个“宇光图书公司”也来分一杯羹，每10天就盗印一册。每册才1万多字。



到《明报》时期更加疯狂。据一位学者考证，当时在《明报》连载的金庸小说，“每7天就被人结集盗印成单行本出版”。



这给金庸带来巨大损失。在《明报》开创的头几年，运营非常困难，金庸为了把这份报纸维持下去，几乎把家产都给变卖光了。



小说单行本的销售，可以说是金庸最大的收入来源。他为了对付盗版商，只好也开始“斗快”和“斗薄”，每7天就推出一册单行本。







以旧版《倚天屠龙记》第三十三册为例，收录的是1962年2月14日至2月20日连载的内容。该册封底的出版日期也是1962年2月20日。



也就是说，《明报》上的小说每连载7天，金庸就在最后一天的当日，同时推出单行本，收录过去7天的内容。



这一招够狠。你盗版商再快，也不可能比我更快了。



狠招果然奏效。自此之后，盗版终于日渐减少乃至绝迹。



不过，书册太薄又带来其他问题。由于每册只有7天的内容，而金庸小说动辄过百万字，一部小说全部出完累计达百余册。



收藏家都知道，册数越多，就越不容易保管，越容易失散。



因此后来做了个变通。每四册薄薄的旧版，被装订成一册较厚的 “合订本”。



这就是所谓的“厚本”，出版的速度也很快，一般是在每四册“薄本”出来后，两天到三天内“厚本”就上市了。



比如《倚天屠龙记》的薄本第四十五册，在1962年5月15日出版；第四十六册在5月22日出版；第四十七册在5月29日出版；第四十八册在6月5日出版。而集合了以上四册的合订本第十二册，则在6月8日出版。







旧版《倚天屠龙记》厚本



这样一来总算皆大欢喜，读者有了更多选择，既可以每天追看报纸，也可以每周买一册薄本，还可以每个月买一册合订本。



惟一的坏处是，金庸用于修订小说的时间变少了。



本来，当报纸连载的文字结集成册时，金庸都会花大量时间润色文字、重拟标题，并顺手修改一些小Bug。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修订。



以《碧血剑》为例，最早在《香港商报》连载时，第一篇原有如下文字：



这年正是明崇祯九年，候公子禀明父母，出外游学，其时道路不靖，盗贼如毛……（1956年1月1日）



结集成单行本出版时，这句话改成了：



这年正是明崇祯五年，候公子禀明父母，出外游学，其时逆阉魏忠贤已经伏法，但天下大乱，道路不靖，盗贼如毛……（旧版《碧血剑》第一集）



除了修订文字外，金庸还花了不少精力重订章节回目。



再以《碧血剑》为例，报纸连载版共十八章，每章的字数长短不一，差距较大。结集为单行本时共有五册，每册五回，总共二十五回，每回基本是25页页左右。



显然，这是金庸刻意调整的结果。足以证明他是力求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



在创办《明报》之前，金庸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对最早的三部小说，他不是很在乎单行本的出版速度。



米虫曾从一位朋友手中，看到残缺的旧版《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三册写明初次出版日期是1956年6月。







该册的最后一页文字如下：







将之与《新晚报》上连载的原文对照，发现上述文字出现在1955年9月6日。







由此可见，《书剑》单行本的出版进度，比报纸连载的进度整整慢了9个月。



有这么长的滞后时间，难怪金庸可以逐句审阅和修订，令单行本的文字更加流畅优美。



后来由于要跟盗版商“斗快”，金庸不可能再这么仔细的进行修订了。



尽管如此，每7天出版的那一册单行本，仍有不少改动的痕迹。



那个年代作者的写作习惯是，在报纸上每天连载文字的第一段，经常要呼应前一天的最后一段。



读者天天追看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连起来一口气阅读，就会每隔一千字左右就遇到一个“坑”，影响阅读的流畅感。金庸为读者考虑的很周到，在初次出版的单行本中，就把这些“坑”全都填平了。



此外，金庸还重新拟定了单行本的回目标题。



比如《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时，1959年11月18日至11月24日的小标题分别是：



《只须三招，就能杀他》

《她生平似乎就叫人怜惜》

《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又深情又娇羞的相望》

《真像是一具僵尸》

《丑陋无比的人皮面具》

《向丐帮取一千条人命》



这些内容收录在单行本的薄本第二十七册，该册的回目是《三招绝招》。



总结一下旧版单行本的情况，金庸正式授权的正版，现存于世的主要有两大系统。



一个是“三育图书公司”系统。有三部完整的作品是在该公司刊印的，分别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仅刊印若干册，未能出齐）。



另一个是“邝拾记”系统。有九部完整的作品在该出版社刊印，分别是《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素心剑》（即《连城诀》）、《鸳鸯刀》、《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





邝拾记出版的旧版《神雕侠侣》



请注意，《鹿鼎记》和《越女剑》没有出版过旧版单行本。《雪山飞狐》是否出版过单行本则是一个疑问，金庸本人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早期曾说有，后来说没有。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旧版，比如胡敏生书报社版本的《鸳鸯刀》和武史出版社的《笑傲江湖》等等，也是得到授权的正版，但流传程度不广。



以上所有这些旧版，已经成为文物。据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倪匡，家里收藏有一整套完整的旧版。



之所以旧版如此稀少，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主要是因为金庸本人并不希望旧版流传下去。从80年代开始，他就以高价不断回购旧版，将之尽量销毁。



所以，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旧版，成为收藏家热捧的珍品，也是炒家眼里的宝藏，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来拍卖。



仅仅单部完整的旧版，成交价已高达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炒的最高的是“《射雕》三部曲”，三套连卖不拆售，叫价已经超过12万元。



至于“世纪修新版”，满街都是。在此就不予置评了。



真希望这个版本从未存在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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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金庸小说的投资价值：50年上涨5000倍（高清原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1-25
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无人不知，但它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其实，在二手书交易市场上，金庸小说的某些版本，一直受到收藏家热捧。它们的售价一年比一年高，远远超过了多年前的原价。



尤其是一些稀有的版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拍卖会上，成交价更是居高不下，“升值”的倍数动辄数千，甚至过万。



金庸先生仙逝后，香港新亚图书中心于11月初举行了一个拍卖会，总共拍卖2300多件旧书字画。其中有18套不同时期出版的金庸小说，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到场争夺。





图片来源：香港01



拍卖会的场地相当简陋，气氛却很热烈。这18套旧书经过多轮竞拍，当日全部成交。



竞拍最激烈的，是一套60年代出版的《素心剑》。



金庸后来修订小说时，大概是为了凑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把书名改成了《连城诀》。







也正因为如此，这套《素心剑》是真正的绝版，从底价3000港元起拍，最终成交价高达26000港元。



米虫也参与了这次拍卖会，而且忍不住亲自下场，成功竞拍到另外一套作品。



就是这套邝拾记版本的《侠客行》，它是该书现存最早的旧版。







底价5000港元起拍，最终成交价11000港元。



再加上佣金费用，米虫总共付出了12650港元。真是荷包大出血，越想越肉痛。



小心翼翼的把书捧回家一看，这套书总共11册。印在书上的售价是每册1港元。







也就是说，当年全套书的总价只有11港元，现在变成了11000港元，翻了1千倍。



当然，这个价格是米虫自己把它推高的。虽非本意，但造成的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先在此郑重声明，米虫竞拍这套书纯系个人喜好，为的是掌握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无意进行炒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它再转售给他人。



将来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套书捐赠给金庸文化博物馆，或是其他有意收藏的官方机构。



毕竟私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交给专业机构来保管，才能更好的维护它。







不过就事论事，这类出版于60年代的旧版金庸小说，确实具备很高的收藏价值，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热衷竞拍，甚至把它当成文物来炒卖。



就以此次拍出最高价的《素心剑》为例，当年的每册售价是0.8港元，6册总计4.8港元，如今变成了26000港元，也就是50年来翻了5400多倍。



简直比买股票、买黄金都更加保值。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是一套旧书而已，有啥理由这么贵……



其实这跟玩古董是一样的。喜欢的人，自然觉得它贵的有道理。



最大的原因是，这些旧版金庸小说已经绝版了。它跟后来的修订版有很多不同之处。



旧版有许多非常有趣的剧情和设定，若与修订版对照着阅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奇发现。



比如，很多读者可能都已经听说过，杨过的母亲原本并不是穆念慈，而是一个名叫秦南琴的捕蛇少女。



但大部分人一定不知道，郭靖小时候曾经“聪明伶俐”；黄蓉除了无法“双手互搏”之外，还有第二种武功也是始终学不会。



谢逊和张无忌都曾练过降龙十八掌，一招“亢龙有悔”使的有模有样。







叶二娘疑似跟丁春秋有一腿，每次见面都会亲热的叫“春秋哥哥”。



张三丰对郭襄的情感，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明显。



胡斐的文化水平蛮高，提笔即能写诗；嗓子也不错，还会唱歌。



李莫愁是个年过五旬的扮嫩老黄瓜，一出场就瞎了一只眼。



周芷若并不是船家贫女，而是义军领袖周子旺的女儿。



赵敏的名字原本叫“赵明”；王语嫣则是叫“王玉燕”，起初武功并不低。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新鲜，有了翻开细看一下的想法？



以上这些内容都来自旧版，金庸七八十年代修订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有的地方甚至删的干干净净，不留半点痕迹。



凭心而论，这些删改令小说剧情更加紧凑，结构更加合理。总体而言，修订版的艺术价值确实高于旧版。



但是，如果只看局部，每一段被删掉的内容，都自有其精彩闪光之处，部份内容反倒比修订版更胜一筹，更加意味深长。



这就是整体和局部的矛盾。想必金庸当年也是忍痛割爱，为了让作品“经典化”，不得不动手修剪枝叶，增删斧削，令之呈现最完美的造型。



可是那些被剪掉的枝叶，本身也值得读赏玩索，就这样让它湮没消失，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资深金迷们才这么热衷于搜集旧版，一睹金庸小说最初的原貌。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旧版的插图非常精美。



金庸小说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时，每天都有一副插图搭配在正文处。





1957年1月2日的《香港商报》，当日连载《射雕》第一回的第二篇



这些插图绝大部分是两个画家的作品。一个叫姜云行，笔名“云君”；一个叫黄永兴，笔名“王司马”。



云君总共为6部小说画插图，分别是《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连城诀》、《鹿鼎记》。



王司马画的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天龙八部》、《鸳鸯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



由于当年的报纸大多散佚，数千副插图也随之烟消云散。好在报纸连载的文字结集成单行本出版时，有相当一部分插图保留了下来，成为旧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某些单行本甚至拥有“海量插图”，每一页至少一张图，排版精致古色古香。







后来金庸推出修订版，又请这两位画家分别重新绘制插图。新的插图虽然也很好看，可毕竟不是原来的插图了，而且数量大大减少，每一章回才配一张插图。



两位画家的风格各有千秋，米虫个人更喜欢云君的插图。



以下几张插图均出自云君手笔，画的是《射雕英雄传》。凡是八九十年代看过修订版的读者，一定都对这几幅插图印象深刻。















很多资深金迷之所以到处搜集旧版，想看文字还是其次，更主要目的是为了当年的那些插图。



这也是旧版之所以具有很高收藏价值、能拍卖出高价的重要原因。



米虫今后还会再写一系列文章，进一步详谈十五部小说的新旧版本区别。目前的计划是，为每一部小说都各写一篇专门的介绍，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旧版的文学价值。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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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中屡犯淫戒的晦明禅师，为什么仅仅只是辞职？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08-16
著名高僧晦明禅师触犯淫戒的消息，在街头巷尾流传了一个月后，朝廷终于对此重大舆情做出回应，宣布他辞去佛门的一切职务，以体面的方式下台。



据说，晦明禅师是被人举报的。僧侣界的普遍反应是既出乎意料，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出乎意料，是难以相信有人竟敢举报他，而且还是实名举报。



要知道，晦明禅师的来历非同小可。



出家之前，他的名字叫韦小宝，是协助康熙皇帝擒杀鳌拜的第一功臣，权势之显赫一时无两，就连大学士索额图、兵部尚书明珠都要竭力巴结他。





香港无线1984年版《鹿鼎记》的康熙（刘德华 饰）和韦小宝（梁朝伟 饰）



他到少林寺削发为僧，是以“皇帝替身”的身份出家。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晦聪方丈只敢“代先师收徒”，收他为师弟。



仅仅十来岁的年龄，他就成为整个少林寺的第二号人物，后来他被委派到清凉寺担任住持方丈，跟他一起赴任的有少林寺十八罗汉、般若堂首座等多位高手，个个对他衷心拥戴、心服口服。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佛门高僧，也会被举报，实在令人拍案惊奇。



不过，所有熟悉晦明禅师的僧侣，对此又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在少林寺修行期间，他就至少两次卷入桃色丑闻。



第一次是在寺门口非礼少女阿珂。当着四个后辈僧人的面，晦明禅师不单露骨的出言调戏阿珂，还伸手抓了她的胸部，害的她羞愤交加挥刀自刎。要不是抢救及时，当场就会闹出人命。





内地2008年版《鹿鼎记》的阿珂（应采儿 饰）



同行的另一位少女阿琪，非常气愤的向少林寺投诉。少林寺倒也颇为重视，由戒律院首座澄识大师牵头组成了临时委员会，认真调查事件的经过。



仅用了一柱香的时间，调查就有了结论：晦明禅师抓胸事出有因，是“争斗之际的无意之失，不能说是违犯戒律”，故不予追究。



至于调戏妇女，根本不算一回事。澄识先亲自端过一张椅子，请晦明禅师坐下，然后才轻描淡写的劝谕，“见到女施主时，也当举止庄重，貌相端严，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风度。”



对此，晦明禅师笑答：“我这个高僧马马虎虎，随便凑数，当不得真的。”



这句话表面看是耍无赖，其实却是在阐述深刻的佛理：高僧是空，戒律也是空。色相皆虚幻，无德也无功。



几个月后，晦明禅师再度传出桃色丑闻。



这次他是偷偷溜下山，到妓院寻欢作乐，差点就被阿珂和阿琪抓个正着。接下来他又施展诡计，把阿珂挟持到少林寺中，藏在禅房里大肆轻薄。



心下不忿的阿琪又到少林寺投诉。跟着她一起去的，还有蒙古王子葛尔丹、西藏大喇嘛昌齐，以及云南平西王吴三桂的麾下总兵马宝。



阿琪以为有这三个厉害脚色撑腰，就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展开调查了，然而结果再次令她失望。



这次调查的结论是：由于晦明禅师“出家之前，本是皇宫中的一位公公”，既然是太监，当然绝对不可能去，更不可能强抢美女。



阿琪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近乎儿戏的接受了这个结论？为什么没有人去给晦明禅师做个身体检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太监。



这明明是举手之劳，只要解下裤子看一眼，就能拆穿的谎言，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付诸实施。





香港无线1998年版《鹿鼎记》的“晦明禅师”（陈小春 饰）



两次安然过关的晦明禅师，此后更是胆大包天，到清凉寺担任住持方丈期间，在男女作风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



在少林寺时，他还有所掩饰，叫女秘书双儿在少室山下的民家寄宿。到了清凉寺，他连起码的掩饰功夫都懒得做了，安排双儿“住在寺外的一间小屋之中，以便一呼即至。”



事实上，就连这个最基本的规矩，双儿也没有遵守。大多数时候，双儿都是“一直候在殿外”。也就是走进了寺内，在大雄宝殿之外候命。晦明禅师只要提高嗓门呼唤：“双儿，你进来”，她就在眨眼之间赶来了。



佛门的戒律清规，被彻底抛进了垃圾堆，真是可悲又可叹。



更可悲的是，三十六位“端严庄重”、原本应该承担护法重任的少林僧，对这种荒谬现象全都视若无睹，连半句规劝都欠奉。



或许，他们已经看惯了，于是也就见怪不怪了。或许，他们是想以大局为重，认为只有晦明禅师才能主持大局，所以忍耐了下来。



他们不仅自己忍耐，还希望清凉寺的僧侣们一起忍耐，维护整个佛门的体面。



他们大概忘记了，人的邪恶欲望，总会不断突破下限。



今天可以让女秘书住进寺庙，明天就可以违规招收女弟子，后天就会以歪曲的佛理，来包装轻薄下流的言行，引诱更多僧尼触犯淫戒。





内地2008年版《鹿鼎记》的“晦明禅师”（黄晓明 饰）



幸好，有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寺院督监，对此忍无可忍，实名举报了晦明禅师，将他的罪恶公之于众。



朝廷是非常英明的，宣布晦明禅师辞去清凉寺方丈职位。虽然没有明言降罪，但有权威人士进行解读，声称这其实就是免职，已经彰显了公义，是对淫僧的最大处罚。



举报者不能接受这个解释，广大僧众自然更加不能接受。



他们都在质问：仅仅辞职就够了吗？到底是因何辞职的，为何没有公告天下？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至于晦明禅师辞职之后的去向，外界一度盛传他被遣送到福建省莆田市的南少林，严令闭门思过。



不过更多人听到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晦明禅师已经蓄发还俗，风风光光的重回朝廷，官拜京师骁骑营正黄旗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



这真是一出典型的黑色喜剧。



小时候，我们以为金庸写的仅仅是江湖。



后来，我们品味出金庸写的是历史。



长大了又发现，金庸写的真的就是江湖。



真正的江湖，其实就是社会。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至今仍然在这个江湖反复上演。



【相关剧情摘自三联版《鹿鼎记》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回】



下一篇，米虫将继续向您介绍香港的美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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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报纸连载版大揭密（珍贵多图）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18-10-31
如果有人问，金庸是哪一年诞生的？很多读者都会回答：1924年。



这个答案当然没错。不过，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金庸”，另有两个诞生日。



一个是1949年11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私产权》，全文近六千字，分上下两篇，第二篇在1949年11月20日刊出。



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以“金庸”为名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



第二个诞生日是1955年2月7日。



那一天，即将年满31岁的《大公报》员工查良镛，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创作是仓促上马的。



当时，另一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本名陈文统）正炙手可热。香港《新晚报》原本约定梁羽生连载一部新的小说，版位都已经留好了，事到临头，梁羽生因另有要事无暇抽身，于是推荐金庸顶上去填补版面。



事出突然，金庸当天本来都下班回家了，临时接到上司通知要替人填坑，一开始他是不愿意的，因为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啊，甚至任何小说也没有写过”。



上司不管那么多，说你必须交出稿子来，不然报纸就开天窗了。



时势造英雄，被逼无奈的金庸把心一横，豁出去了。



好吧，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挨骂，还能要了我的命么？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至于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里一点也不知道。



老编很是辣手，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里来，说九点钟之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则明天报上有一大块空白，就请这位工友坐着等我写。



那有什么办法呢？于是第一天我描写一个老头子在塞外古道上大发感慨，这个开头下面接什么全成，反正总得把那位工友请出家门去。（上述内容摘自1955年10月5日《新晚报》上刊登的《漫谈书剑恩仇录》）



于是，第二天的《新晚报》副刊上，在右上角的头版位置，出现了这样一个连载专栏。









再重复一遍，1955年2月8日，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金庸大师”，是在这一天诞生的。



《书剑》第一篇的小标题是：塞外古道上的奇遇。



原文如下：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雾。正壮士悲歌宋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青泪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首气宇轩昂志行磊落的“贺新郎”词，是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作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骑在马上，满怀感慨地低低哼着这词。



这老者已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骑在马上一点不见龙钟老态。



金庸本人回忆这段经历时，进一步补充细节，说之所以引用辛弃疾的诗词，纯粹是情急之下凑字数。想不出开头，好歹先抄点东西上去再说。



然后他再看看那位正在坐等催稿的工友，虽然是个老头子，外貌似乎不俗，于是他灵机一动，索性把这位老工友的形象写进了稿子。



七拼八凑，总算凑齐了一千字，度过了第一天的难关，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整晚的时间。



所以，金庸是在报纸连载版的第二篇，才开始正式布局谋划《书剑》的故事大纲。



连载的第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基本没有收到读者来信。



金庸一度很失望。但他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



第二个月开始，读者来信渐渐增加。到小说连载过半时，已经引起轰动。



后来另一家报馆《香港商报》也向金庸约稿。他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于1956年1月1日开始在该报连载。







值得留意的是，金庸开始创作《碧血剑》时，《书剑》的故事尚未结束。1956年的前8个月，金庸每天同时连载两部小说，直到9月5日《书剑》才完结。



而《碧血剑》是在当年的12月31日完结。从头到尾，正好连载了一年。



接下来，金庸马上投入创作第三部小说，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射雕英雄传》。同样刊登于《香港商报》，从1957年1月1日开始连载。







《射雕》引起更大的轰动，被视为武侠小说创作的里程碑，是前所未有的“天书”。



倪匡的评价非常精准：



自《射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金庸的小说巨匠的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



《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来自所创造出来的活龙活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眼前跳跃的人物。



1959年2月9日，连载了两年多的《射雕》尚未结束时，金庸开始创作第四部小说《雪山飞狐》，刊登于《新晚报》。







这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金庸又是左右开弓，同时创作两部小说。



《射雕》于1959年5月19日完结。次日，也就是1959年5月20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天是香港《明报》的创刊日。金庸出资八万港元，另一合伙人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元。



八万港元是什么概念呢？



翻查资料，那个年代银行白领的月薪也不过四五百港元。



八万港元足够在香港全款买下两个住宅单位。



金庸却用这笔钱创办了《明报》。



如此重大的一件事，其实也是仓促上马的。



起初金庸想办的不是报纸，而是一本叫做《野马》的刊物，名字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遥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这本刊物计划每十日一期，专门刊登他的武侠小说。



为此，金庸和沈宝新这两位创办人，租下了尖沙嘴弥敦道文逊大厦的一个办公室，只有120平方英尺，相当于10来平方米，仅能放下四张办公桌。



就在《野马》即将运作的前夕，有不少报贩建议改为出版报纸，说这样天天都能拉到广告，更容易赚钱。两位创办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欣然采纳了。



由于《野马》怎么看都不像报纸名，于是就改成了《明报》，取“明辨是非”之意。



这也是急急忙忙决定的。假如有充分时间考虑，或许金庸不会用这个报名。



因为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已经出现过三份《明报》，最早一份在1922年。这三份《明报》都没能撑多久就倒闭了。



金庸创办的这第四份《明报》，创刊号是这样的：







创刊号的第三版是专门刊登小说的副刊。



金庸的第五部小说《神雕侠侣》从创刊号开始连载，放在这版的最上位置。







重复一遍，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从那天起的一个月，金庸不单要负责《明报》开创期间的所有编辑事务，还要同时创作《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两部小说。



一直到6月18日，《雪山飞狐》结束，金庸才恢复成每天只写一部小说。



不过没能恢复多久，就又能者多劳了。



从1960年1月起，在《神雕》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金庸为了赚取收入维持《明报》运作，开始创作第六部小说《飞狐外传》，在《武侠与历史》杂志上发表。



这本杂志早已停刊，就算在图书馆都找不到了，所以已经没法查到《飞狐外传》的确切结束时间。







而《神雕》的结束时间是在1961年7月8日。



在这之前的两天，第七部小说《倚天屠龙记》于7月6日开始连载。



对，你没有看错。《倚天》的第一篇是在7月6日发表的。当时《神雕》还没写完。







从7月6日到7月8日，这三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神雕》和《倚天》这两部具有情节连贯性的小说，居然同时在《明报》上发表。



《倚天》连载到1963年9月2日结束。这期间金庸再一次左右开弓，先后发表了《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







《倚天》刚落幕，次日《天龙八部》就登场了。



这是金庸最长的小说，足足连载了三年八个月，到1966年5月27日结束。







不过其中某一个月，金庸出游欧洲，请倪匡代笔写了几万字的剧情。



在金庸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这是他惟一一次请人代笔。他对倪匡说，剧情随你怎么写都行，但我创作的角色一个都不许死。



倪匡故意给他出难题，角色虽然都活着，但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之后还写了天山童姥返老还童的剧情，充满浓浓的科幻味道，这些都是倪匡的杰作。



金庸没有被难倒，由此发展出来的阿紫最终结局，令人看的惊心动魄，震撼不已。



至于倪匡代笔的那些剧情，金庸后来修订小说时全部删除了，只保留了若干人物设定。读者们最熟悉的三联版中，几乎没有倪匡的痕迹。



在写《天龙》的同时，金庸还在《东南亚周刊》上连载《素心剑》，三联版改名为《连城诀》。



这也是本早已停刊，连图书馆里都没存货的杂志。







梳理以上的创作年表，从1955年2月8日到1966年5月27日，长达11年的时间里，除了倪匡代笔的那一个多月，金庸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小说创作。



其中有一大半时间，他都是同时连载两部小说。



尤其是从《射雕》三部曲到《天龙八部》，这四部小说每一部的字数都超过一百万字，一般作家能坚持写完一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金庸是一部接着一部，首尾相连的完成。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作家，创作轨迹多数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处女作写的很糟糕，以后逐渐掌握技巧。比如古龙，处女作《苍穹神剑》简直惨不忍睹。



第二种是处女作光芒万丈，可惜后继乏力，终身都摆脱不了“处女作即成名作即代表作”的魔咒。



金庸的情形是罕见的例外。处女作《书剑》已经写的很好了，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作家一生都无法仰望的高峰。



站在这么高的起点上，金庸还能不断突破自己，越写越好，到《天龙八部》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颠峰。



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之中，恐怕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例子。



《天龙》结束后，金庸休息了两个星期，于1966年6月11日开始连载《侠客行》。







这部小说是金庸惟一一次“退步”，几乎退回到《碧血剑》的水平。



当时评论界和众多读者相顾失色，以为金庸才华已尽。毕竟《天龙八部》实在太辉煌、太气势磅礴了，即使高明如金庸，也难以再写出新的变化。



只有倪匡不这么认为。他说：《侠客行》可以看是《天龙八部》后的小休。正如飓风过境，狂风骤雨之后，风眼来到，必有一番平静。



倪匡果然说对了。



《侠客行》于1967年4月19日刚完结，次日金庸紧接着写《笑傲江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令狐冲，把武侠小说又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还不是尽头。于1969年10月24日开始连载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才是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







对最后这几部小说，任何赞美的话都是多余的。



还是倪匡说的好：对于金庸驾驭小说的能力，若还有人怀疑“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八字解语，不必再与之辩论了。



这评语或许过于夸大，但不算特别离谱。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文学大师。



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必然会为金庸留下重要的一席。



金庸小说创作年表：





未来几天，米虫还会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讲述金庸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金庸小说各种版本的区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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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19-12-12 17:4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2-14 19:51 编辑

【永远的人文与家国情怀
——纪念金庸先生学术研讨会论 文 集】


忆金庸先生二三事
沈坚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我年青时代也曾迷过金庸武侠小说，不识金庸先生之前，对金庸先生就已高山仰止，不过也就停留在武侠小说大师层面。1999年上半年金庸先生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而我有幸成为人文学院领导班子中的一员，与金庸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并经过多次交往后，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和事业追求，一生受益非浅，同时也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人生记忆。
金庸先生受聘浙大之时，我还在法国留学。1999年10月我回到国内，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已经建立，我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此年10月下旬金秋时分，金庸先生来到杭州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平时不苟言笑，但笑起来却又显露出一点天真。当他了解到我的专业方向是法国史以后，我们的话题就多了起来。我们尊称他为查先生，而他自己非常欣赏我们称他为“大师兄”或“帮主”。
其时，国内舆论对于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多有微词，主要出于对金庸先生学术背景的质疑。而经过与金庸先生的接触，我马上为金庸先生的学识所折服，他与我聊法国史之事，脱口就是法语，比如“罗伯斯比尔”，他就用法语发音“Robespierre”。谈到法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他希望我注意法国宗教战争后“胡格诺派”（他照例用法语发音huguenots）受迫害的情况，因为法国许多手工业者是胡格诺派的信徒，该派受迫害后，许多手工业者流亡国外。论及法国历史的盛衰，他特别认为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四出战争、拿破仑征战不休，久战之下大伤国力，似觉见好不收、劳民伤财，或为屈服于英国原因之一”（引文摘处金庸先生的信），可见查先生对法国史了解的程度。金庸先生在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还邀请了原联合国秘书长、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定爵士来浙江大学为师生做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讲座，金庸先生亲自做口译，不仅英语水平极好，也表现出对国际问题的熟稔。后来，我转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分管研究生工作，恰逢金庸先生招收历史学和文学的博士生，他通过传真布置了考题。我记得历史方面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主要的创造发明如何传播到西方，这是一个可以根据水平深入发挥的题目（可浅可深）；文学方面的题目要求比较唐代传奇小说与魏晋志怪笔记作品的不同，并作出详细分析。也反映出先生文史方面的才识。这是一位睿智博学的专家和学者，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应该是浙江大学的荣幸。
金庸先生敬师爱生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1年深秋，金庸先生又一次来到学校，他自己提出来要和学生座谈，当时我和徐岱副院长正好给竺院的文科班上课，因此把学生请到了金庸先生下榻的雷迪森酒店，座谈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对于学生的签名题字要求也慨然答应。金庸先生才思敏捷，每每为学生题字时，瞬间就想好了几名诗或一些四字诀，恰如其分地与人名或形象联系起来。2002年浙江大学组织各学院思政线的领导到香港大学考察，当时我担任代表团团长。到了香港后，我就向金庸先生汇报，金庸先生提出他要招待浙江大学的老师。我当时顾虑太打扰先生，所以婉拒，但金庸先生坚持要见我，并设宴招待，那一次向金庸先生汇报了学院的情况，相谈甚欢。
金庸先生还有非常率真的一面，他不喜欢官场敷衍，憎恶沽名钓誉者，他曾经一口回绝一位想写金庸传的作家的见面，每逢有人拿他的著作让他签名，他一定要辨过真伪，凡盗版的，一律不签。金庸先生在生活上非常随性。2002年11月25日雷峰塔重建开光，金庸先生恰好来到杭州，市政府邀请他去观摩开光仪式的表演，当时徐岱、何春晖和我陪同。表演在露天进行，冷秋夜凉，查太叮咛不一定要看完，早点返回宾馆。表演开始，金庸先生看得饶有兴致，不愿离席，我们劝说无效，一直到结束。与金庸先生的交往，让我的人生态度有许多改变。觉得生活就应该让心灵自由飞翔，工作和学术上可以认真严谨，余暇之间则完全可以随性去踏足山野，酒量不行也不影响你去品尝美酒。道貌岸然的人并不真实，通融天真可能才是真人性。
2008年后，金庸先生再也没有来过杭州。我有机会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三年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香港探望了金庸先生。每次见面，老先生都觉得非常开心。2012年，先生已经不能行走，宴会后，坐在轮椅上送我们，看我们走得很远，还向我们挥手告别。不料这一画面竟成了永恒的最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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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金庸自个的“忠孝情长”。写武侠小说离不开师授徒学的武功武学，写好师徒关系更离不开尊师爱徒的准则。而金庸描述徒儿“尊师如父”，弟子“忠孝情长”的情节尤为感人，跟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文如其人”，请看生活中的金庸是怎样尊敬自个的老师的。
查良镛香港明报社社长致印通先生纪念会电文：张印通老师是我恩师，对我一生教导嘉忠良多，数十年来时时思念，不敢忘怀他的恩德。得悉6日举行纪念会。即悲且喜，泣下良久，惜为事务所羁，未克来采在恩师遗像前鞠躬致敬，谨驰电深致感念之情。香港查良镛1986年4月5日。
……查良镛先生把落实他家祖传私房政策16000余元，捐赠给了母校龙山中学(现为袭花镇中心小学)，建造“金庸图书馆”。最近的这一次是去年12月2日，金庸趁回母校参加嘉兴一中校庆90周年之际，捐款300万元港币在嘉兴高专建造“金庸图书馆”，次日，又在回海宁、袁花的短暂行程中前往袁花镇中心小学，并在题了“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之词后，再次表示要给母校捐款……
由此看来，生活中的金庸非但是学子中“尊师如父”的楷模，而且更是带有几分“忠孝情长”的“大侠”。
最后，看金庸在回答读者关于“你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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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暮年六次回海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故乡是一盏昏黄的旧灯，在月光暗淡的黑夜，照亮你的心房；故乡是一树淡雅的桂香，在秋风送爽的日子里，弥漫你的心田；故乡是一潭潋滟的碧水，在荷香四溢的夏夜，拨动你的心弦。微风梳理着你如烟似雾似絮般的思绪，一缕一缕在记忆的城池中静好如诗。
寒冬过去，冰雪消融。金庸第一次回海宁，是1992年12月。
1992年12月，金庸首度返乡，回到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题词：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 曾对人说过这些话的金庸“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也许是他想到了叶落归根，也许他想到了张翰的莼菜鲈脍……
1992年12月3日，金庸与夫人林乐怡来到海宁硖石西山凭吊表兄徐志摩。还为徐志摩旧居题字，表达对诗人徐志摩的崇敬与怀念。
从1992年到2008年，六度返乡。
第二次回海宁是 1994年4月。
金庸对家乡的教育非常重视，那年他来到海宁高级中学参观访问，并为海高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他心系故乡，渴望家乡多出人才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次回海宁是 1996年11月。
1996年11月11日至12日，金庸先生回家乡游海神庙、陈阁老宅，并观看了海宁一线潮。金庸没有失去记忆，那是他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安定之所和根基的找寻与眷恋。
第四次回海宁是 1997年9月。
1997年，金庸与杨振宁、査济民等人在海宁盐官观潮。以多次观潮，以慰乡愁。传达对故乡一种文化的认同、文化的归属。
第五次回海宁是 2003年10月。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又去海宁高级中学。寄家乡学子于厚望。又至徐志摩旧居参观，写下“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睹物思人，无限感慨……
第六次回海宁是 2008年9月。
2008年9月，金庸回到海宁，脚一沾上故乡的土地，那一年已85岁的金庸快乐得就像个孩子。背井离乡，漂泊在外，魂牵梦萦的是故园，是故乡。
2008年9月17日，金庸对海宁教育情有独钟，参观了海宁一中，专程去宏达学校，金庸到宏达学校看望师生，题词：宏道、宏文，达德、达才。又题字：“金庸到此，爷爷不敢当，是你们的大师兄”。
金庸在2003年回母校嘉兴一中时，就说过是嘉兴一中学子的大师兄。作为曾经的嘉兴一中的学子，他对当年的校长张印通“数十年来时时思念，不敢忘怀其恩德”。嘉兴一中的校史室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嘉兴一中部分师生西迁，至丽水碧湖。金庸在途中得了重病，张校长沿途寻医问药为金庸治疗，但是，终日不见好转。张校长命令师生抬着金庸走，锲而不舍。后来，金庸逐渐恢复了健康……
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这就自然有了金庸1992年回母校，1995年，金庸为张印通校长塑铜像。自然有了2003年，金庸第三次回母校嘉兴一中，在张印通校长铜像前深深鞠躬，热泪盈眶，哽咽动情……
金庸当时深情地说：“我想到当年老师对我的好处（呜咽）……，心里很难过，现在跟各位小师弟、小师妹共同勉励：一个人不要忘记父母对你们的好处（哽咽）……，不要忘记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校长、老师，对你的教导；比你们年纪大的哥哥、姐姐对你们的帮助。一生一世要记得人家对你的好处。这就是第一点。我用亲身的经历向小师弟、小师妹讲一讲，我们做人，不要忘本。人家给你的好处要记得，将来想法报答他。比如你们将来要报答现在嘉兴的社会、嘉兴的学校。”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金庸人生暮年六次回乡，是一个经历了苦难年代的游子，是对故乡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种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不仅来自作家内心深处，更是经过大时代变迁的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爱乡情绪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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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金庸先生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时的若干往事
张梦新
浙江大学

光阴似箭，仿佛转眼之间，金庸先生已逝世一周年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金庸先生就是这种活在人们心中的人，他活在故乡的大地上，活在香江的云水间，活在金庸迷的江湖中，活在亲朋好友的记忆里。我与金庸先生相识二十多载，特别是1999年7月起在浙大人文学院有幸与先生共事6年，得以近距离亲近先生，聆听教诲。此时此刻，昔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为浙大创建一流文科尽职尽力
1999年3月26日，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聘任金庸先生为人文学院院长。7月8日学校党委就颁发了人文学院党委和行政的成立文件，并任命我为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能与金庸先生这样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共事，人文学院党政班子的成员们都欢欣鼓舞。但我个人的内心却也颇有些不安，虽然此前已在1994年4月杭州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时已与先生相识，但尚未深知，担心在具体工作中不知是否好相处，而且人文学院家大业大，由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新闻、艺术、国际文化7个系和古籍研究所、韩国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等组成，有在编教职员32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就有近200名；还有博士后、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外国留学生400余名，全日制本科生1800余名，要把学院工作做好，压力很大。但很快，金庸先生就以他谦谦君子的平易近人赢得了众人之心，更以他对家乡、对浙大、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切实的行动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
新浙大在成立之初，提出要把浙江大学创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奋斗目标。经过精心的准备后，1999年10月28日，金庸院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建设和发展大型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的龚育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方汉奇、刘大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方克立、金吾伦教授，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武汉大学陶德麟、张巨青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丁淦林教授，南京大学叶子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郭预适、徐中玉教授，河北大学詹福瑞教授等6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新闻学、艺术学等各学科评议组的组长或评委，都是享有盛誉的名家大师，许多还是校长、副校长和院长。这么多名家大师能来，是因为潘云鹤校长和金庸先生的盛情邀请，而怎样建设和发展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文科这一会议主题，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金庸院长带领下，人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和所属10个系所的负责人全部与会。学校张浚生书记、冯培恩副校长、庞学铨副书记、金庸院长一起和与会专家们合影留念。



这次研讨会层次高、规模大，与会专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不但使浙大人文学科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思路，也提升了浙大文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和美誉度，提振了人文社科类师生勇创一流的信心与勇气。这是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也是漂亮的第一仗。这次会议后，学校启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强所、名师、精品”建设计划。
2002年初，作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查济民又出面邀请了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由浙江大学于2002年5月在杭州主办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潘云鹤校长和金庸院长担任会议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金庸先生与经济学院院长王洛林教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浙大沈善洪教授、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教授、浙大廖可斌教授、姚先国教授为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胡建雄教授担任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三天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作了80余场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取得了很好效果。金庸院长不但提交了题为《全球经济与人文因素》的论文，还亲自主编了该次会议的论文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


（上图为2002年5月19日金庸与参加“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合影）
殚精竭虑当好人文学院院长
记得人文学院成立后，于1999年12月印发了一本学院简介，扉页是学校张浚生书记“奋勇拼搏，力臻一流”和潘云鹤校长“倡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的题词，而篇首就是金庸先生的《院长献词》。《院长献词》中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学习人文学科，其实大可直接承接中国古代哲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而不必从西方的人文主义学起。”“我们教学的目的着眼于人，重视人的实际生活。文学与艺术是求充实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人的艺术生命；哲学与历史是求了解人的生命本质与价值，了解人与社会的过去，瞻望将来，了解奋斗的目标与方向；新闻学与社会学是了解中外社会的情况及发展；国际文化是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局势与关系，从文化的角度谋求国际交流，寻求和平共处之道，寻求共同发展。希望各系互相配合，依循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扩向全世界的道路，探讨人生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人文学科的研习，除了寻求知识之外，更大的目标是寻求智慧，以智慧来控制及运用知识。邓小平理论教导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希望，浙大人文学科的研习，既以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同时也不忘‘中国特色’。”
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金庸院长的这席话，仍然觉得充满睿智，他既高度概括了各学科的特点和作用，又强调了各系应互相合作，以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归，而又要走向世界；既强调了教学应以人为本，又强调除了学知识，还要寻求智慧；既以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同时也不忘“中国特色”。金庸先生上任伊始就说：“我来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是想提倡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篇《院长献词》，就典型体现了他的人文精神。四校合并之初的人文学院工作顺利，得到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认可，与金庸院长高扬人文精神的大计方针和亲力亲为的倾心投入是分不开的。
当时金庸先生已是75岁高龄，尽管平时我们都会通过电话、传真和邮件及时向他汇报沟通学院工作，但是他每年都必定来浙大二、三次，一来就是半个来月。来了后总是与人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见面，虚心地听取汇报，并进行工作商讨。而他最高兴的就是以“大师兄”的身份和他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见面，所以每次来校总要与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老师们进行交流，有时在课堂、会议室，有时在学校草坪，有时在大教室、大礼堂。
金庸先生很谦和，说话坦诚。如他2004年4月对人文学院济济一堂的众多学生作演讲时说：
我是一个报人，将一生40年的时间放在了报纸上，这是我的遗憾。因为在报纸上花的时间多了，写小说、做学问的时间就少了。各位还年轻，除了玩乐，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学问上。
尽管身为院长，但金庸先生不是言辞激烈，咄咄逼人，而是和风细雨，语重心长，所以深受同学们喜爱。
不但浙大人文学院文史哲、新闻、国际文化等各系的广大同学能多次听到金庸院长的讲座，连浙大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同学们也有幸听到金庸先生的精彩演讲，一睹金大侠的风采。

（上图为1999年4月7日，金庸先生为浙江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与传播》）题词：“新闻必须真实，谣言不可传播。”）


（上图为金庸先生在金普森教授陪同下，给浙大新闻系师生作讲座。）
情系杭州，感怀师恩
金庸先生早年曾在杭州求学，并在《东南日报》开始其记者生涯，因此他视杭州为桑梓之地，一生最爱是杭州。1999年10月下旬，时任《浙江市场导报》副总编的黄小杭来找我，希望金庸先生能为西湖申遗题词。我向金庸先生介绍黄小杭是我们新闻系毕业的研究生，今年4月他向杭州市主要领导写信，紧急呼吁从推土机下抢救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心脏地带河坊街，得到市领导重视并采纳，近期黄小杭又在新闻媒体率先呼吁尽快启动西湖申报世界遗产 。金庸先生了解情况后，很是兴奋，毫不犹豫，10月26日当晚就为《浙江市场导报》题写了“西子湖名扬天下矣为浙江市场导报呼吁西湖申报世界遗产而书”等字。《浙江市场导报》在10月30日出版的《月末特刊》头版头条，在“金庸眷恋西湖美，欣然题词赠本报”的大标题下，刊登了金庸先生为该报的题词和相关照片。这一报道，有力推进了杭州西湖的申遗工作。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当2011年7月杭州西湖申遗成功后，当时正在香港考察的黄小杭，再次请我帮助约见居住工作在香港的金庸先生报告喜讯，金庸先生闻讯十分高兴，不顾年迈，又当即挥笔写下祝贺西湖申遗成功的题词。亲历此事，我作为一个老杭州人特别高兴，也格外感谢金庸先生关爱杭州，为西湖申遗先后两次题词。


（上图为《浙江市场导报》刊登金庸为西湖申遗的题词和照片）
杨公堤附近的“云松书舍”，当时由金庸先生出资1400余万元建造，1996年竣工，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本是为金庸先生创作、休息和聚亲会友而用，但是建成仅一年余，金庸先生就将书舍彻底捐赠给了杭州市。因为金庸先生觉得这么漂亮的书舍，理应让广大市民共享。
金庸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他的求学之路也是颠沛流离，异常艰辛，从家乡海宁、嘉兴，到杭州、丽水、衢州，乃至山城重庆，都留下了金庸求学的足迹。金庸先生对他曾经求学的学校和老师都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这里仅举二例。杭州学军中学俞芳老师（1911—2012）曾是金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丽水碧湖浙江省立联合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请看金庸先生的回忆文章：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
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金庸先生还写了一首七绝条幅以铭感师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时已年过七旬蜚声中外的金庸先生，却还对他14岁时教过他数学的俞芳老师仍然记得那么清晰，那么深情，那么感恩，这为我们尊敬师长树立了光辉榜样。俞芳老师也是我50多年前在杭大附中（今学军中学）读书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副校长，所以特录金庸先生此信以纪念老师。
2004年10月27日，金庸先生回到了他阔别60多年、魂牵梦绕的母校衢州一中。 《衢州日报》副总编、高级记者许彤以生动形象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师生们的欢迎场面是那样的热烈，金庸先生的演讲被暴风雨般的掌声一次次地打断。81岁的他，才思敏捷胜过年轻人。我和同事们挟裹在这一片激情沸腾的海洋中，心跳骤然加速，任思绪恣意飞扬。我还注意到了一些细节，面对轮流攀上人字梯拍照的一中小记者，金庸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向小师弟小师妹们绽放如花的笑靥。62年过去了，尽管当年的热血进步青年成了耄耋老人，金庸仍忘不了在石梁住破庙，吃粗粮，翻山涉水躲敌机、避炮火矢志求学的经历，忘不了班主任姜子璜先生，他还在校史馆深情追忆血洒黎明的学友江文焕……（见2008年10月28日《衢州日报》第一版）
金庸先生还题诗一首赠予母校：
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弟兄。
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
并于诗后写道：“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日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
重情重义，平易近人
金庸先生的重情重义不仅是对待老师，对待母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体现在许多小事中。前文提到，浙大人文学院成立后，于1999年12月印发了一本学院简介。当时学院刚组建，经费很紧张。远在深圳的任前先生，是我们新闻系1988届的毕业生，他很关心母校，也是一个铁杆金庸小说迷。当他偶然了解到浙大人文学院需要编印一本学院简介后，便慷慨解囊，出资20000余元在深圳印刷出版了600本装帧精美的简介，并快递邮寄给人文学院。半年后任前先生来电提起，不知能否请金庸先生为他的书画苑题写一副对联。当我和金庸先生提起这一请求时，金庸先生二话没说，爽快答应。2000年4月18日下午，金庸院长先是召开人文学院院党政班子成员、各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会后又是给院部机关工作人员和师生们的金庸小说签名。由于金庸先生当晚还有活动，我们请他回宾馆休息。当我傍晚快7点时去电联系时，金庸先生秘书告诉说，金庸先生还在写那副对联，第一副金庸先生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副，所以连晚饭还没有吃。我听了又是惭愧不安，又是为老先生这种一丝不苟和重情重义的精神而感动。这就是金庸先生所书之联：
苕霅溪山吴苑画，潇湘烟雨楚天云。

         

此联现已成为任前先生书画苑的镇苑之宝。
金庸先生为人侠义，朋友众多，他来杭州时，当时的市委王国平书记和浙大党委张浚生书记这两位好友经常为他接风洗尘。但2002年5月12日下午金庸先生突然到杭，晚饭还没有安排。情急之下，我给我外甥伊建敏去了电话，因为他当时正在艮山东路的宏丽宾馆开合家欢酒店。他28岁就已评为浙江省特一级厨师，拿过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和银奖。伊建敏接到电话后直奔菜场挑选食材。也是机缘凑巧，结果买到一条四斤多重的野生大黄鱼，这在当时杭州市场上已是极为罕见。伊建敏经理感叹金庸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连口福也这么好。他早就是金庸的崇拜者，于是亲自下厨，使出浑身本领，煎炒烹煮，一道道美味佳肴，获得众人交口称赞。最后这条野生大黄鱼的上桌，更是引来了满座惊叹。
金庸先生餐后欣然题词：“饮食之中有真义，深思精研方得之。伊建敏先生厨中之教授也。”“伊建敏先生：烹饪妙手世无双，大嚼黯尽灯烛光。”
大侠与大厨从此相识，而金庸先生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举止，让人想到了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古代君子之风。伊建敏后来在保俶路和天目山路的交叉口又开了“伊家鲜”，离浙大西溪校区较近。2004年4月6日，当晚人文学院邀请金庸夫妇到“伊家鲜”就餐，伊建敏精心做了准备，不但上了浓汤象鼻蚌、鲥鱼、烤鸭等招牌菜，还上了一坛窖藏多年的绍兴花雕。金庸先生夫妇和人文学院的教授们把酒言欢，伊建敏经理也入座作陪，宾主尽欢。席间，金庸先生信口题诗：
“世上处处有鲜味，伊家鲜味大不同。醉倒洪七公……”
沉吟之际，我在一旁乘兴接句曰：“拜倒小黄蓉”，金庸先生结句：“题字有金庸。”满座之人皆开怀大笑。

（上图系金庸先生为“伊家鲜”题词）
因为我2000年时正担任浙江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并主持浙江大学教改项目“大学语文与高校人文素养教育改革实践”，人文学院就让我主编一本浙大版的《大学语文》，以作为全校“大学语文”课的教材。该教材“注重于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注重突出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所选篇目除具有较高的文学、美学价值外，还强调民主性与科学性，注意增加治国利民、民主法制意识较强，能启发思维、体现创新意识，反映科学价值的篇章。”（见张梦新主编《大学语文》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出于对金庸先生的敬仰，也为了满足广大学子对金庸小说的了解，让同学们更全面地认识金庸，理解金庸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我把《笑傲江湖·救难》（节选）放入了教材。据悉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把金庸小说选入教材。“作者简介”说明了金庸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报人，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轮》、《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是英 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而课文后的“阅读提示”，则介绍了“义”是金庸新武侠小说之魂，充分体现了金庸小说的人文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挑选究竟哪篇金庸小说入教材时，得到了金庸先生的帮助，这段《笑傲江湖·救难》（节选），是金庸先生从我准备的三部小说的三段文字中亲自选定的。这本浙大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但浙江大学的学生使用，本省和外省的许多高校也都用它作为教材。
金庸先生在我印象中，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大侠；一位广受师生爱戴的院长，一位侠骨柔情，重情重义的智者，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人说：活着的时候，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仅此一人，就是金庸。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德高望重，94高龄，为人生旅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谓了无遗憾。他的1000多万字的15部武侠小说及其所弘扬的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为国家和民族注入了希望，将熠熠生辉，进入中国和世界当代文学的殿堂。金庸先生逝世的“10月30日当晚，一万多名读者涌进天猫平台购买金庸先生的书籍。仅4小时，就有25万余册的金庸小说被买走。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据统计，金庸所著15部武侠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超过一亿册以上。而由其著作衍生而来的作品中包括电影36部、电视剧66部、动画1部、漫画11套、电脑游戏33部。”2018年11月1日《每日商报》的这两则消息，正说明了金庸先生和他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产生了广大深远的社会影响。元好问《论诗绝句》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若以此语移誉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武侠小说的贡献，当也毫不为过。
本人今年已年过七旬，回想从教50年的生涯，与金庸先生在浙大人文学院共事的6年当受益最大，受教最多。无论是在金庸院长这位“大师兄”的带领下为浙大人文学院与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心协力，还是暇时谈文品诗，纵论时事，抑或用餐品茗，漫游湖山，先生总是以一位可亲可敬的和蔼长者，在谈吐中平易随和，坦诚相见，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丰厚的人文气息、文化内涵和广博的气度与学养，让我们受到熏陶和教益。我曾受先生邀请畅游港澳，也曾陪同先生观赏杭州的湖光山色，观看海宁大潮；撰写论文参加金庸小说的国际研讨，也参加了金庸书院的奠基仪式和落成典礼，实为人生之幸。
金庸先生长我两肖，他于2001年4月9日在小说《笑傲江湖》的扉页上为我题写了八个字：“为国为民，此梦常新。”这八个字意深情长，寄予了先生的厚望和勉励，我将一辈子铭记在心。

【永远的人文与家国情怀
——纪念金庸先生学术研讨会论 文 集】



大侠逝世，侠义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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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传武和现代搏击的科学性不能相提并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传武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传统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的次子孙存周，一生都在面对这些无法违逆的浪潮。

100年前的传统武术和西洋搏击术，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交流也日渐增多。
1927年，中央国术馆（全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是汇总了一大批武林宗派拳门的。
1928年4月，孙禄堂任国术馆武当门门长，孙存周得以与各地武术家实战交手，获益颇多。
10月，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三兄弟在首届国术国考上获得的优异成绩，让诸多只练套路不练实战的武术名家丢脸。
但是同年11月国术馆收编过多后，取消了少林门和武当门的分别，转为教务处。却有意强调了武术的强身健体作用和理念——毕竟是在热兵器彻底覆盖战场的、人力已经逐渐微末的战争年代。
1929年11月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的师兄弟们最终获胜者过半。这些虽然有传武传承，却也有实战积累的武术家还在不断进步。

可渐渐地，重功不重套的打法型被国术馆方面视为末流。而各地国术馆内部勾心斗角，加之私人赌拳、让拳让赢，找门路、拉关系……虽有中央国术馆牵头，但所组织的比赛沦为各家势力角力的小场所，难以发挥弘扬传武、共同进步的作用。《国术馆资料汇编》中也不讳言此类事件。
传武在发展中，渐渐陷入了整个行业误区。

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从根儿上肃清了地方宗教、帮派、会道门以及土匪等传统武术传承宗派的从业者，以“拳霸”和“封建残余”的名义枪毙了大量传统武术宗派的掌门和门主，如薛颠、姜怀素等传统武术门派领袖、名家被直接枪决。孙存周许多师兄弟同样被逮捕镇压，国内不再有条件交流武术、切磋实践，甚至连社会关系也渐渐断裂。
孙存周开始整日闭门不出。

1956年，师弟支燮堂看望孙存周，希望他能够总结家学，在训练方法上能有所发展。
毕竟20年前孙存周便已提出过练拳在基本功后的要点：
“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
对于实战搏击拳术，孙家传承人应该站出来表态。
结果同年，国家体委官方制定了武术发展的指导政策：
“中国武术，是以强身健体、表演性、比赛性为主，融合体操、杂技、舞蹈化的武术套路体系。”
——更滑稽的是，由此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真功夫”运动。
在中央报刊上也能见到批判“惟技击论”的文章。并立即着手将几乎所有搏击实战和对抗性武术拳法武功，从国家正式比赛和教学中，全部剔除，严令不得再传播。

之后两三年间，师兄孙振岱保外就医，不久病逝，徒弟祖雅怡被举家查抄，其兄被镇压枪决……一系列的事情令孙存周的精神彻底被击垮，私下相谈中，他留下了“武术不叫练真功夫？那还练什么呢？难道练假的？！”的质疑。

国家体委三番几次派摄影队伍为其保存珍贵资料，孙存周也都严词拒绝：“我就是把这身功夫烂在棺材里头，也绝不传给你们！！”

1963年，孙存周去世。留下的是传统武术搏击实战发展的深深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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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溟楼主
12月11日 15:56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印象中，于志均的太极拳史和传武史或许就算客观的了，《少林寺禅武高僧大事记》则比较夸张，如说觉远：可飞崖走壁，拳击石碎，指穿成洞，舞剑水泼不入。陈鑫《陈氏家乘》更是神话，如说其父陈英义：三岁误入于井，有白虎负之，水深丈余，衣未曾湿。//@仗剑南窗: 转发微博
@不作为的笑道人
少林从来没有自成一“派”。
所谓的武术传承更不可比之近代的杨露禅、董海川后世传承。
说天下拳术“始于少林”。
不如说，是当代的少林寺把天下功夫都算成了自己的。

梁武帝时的达摩传功自然是假的（O不作为的笑道人）；易筋经更是假书中的假书（O不作为的笑道人）(O不作为的笑道人）。

而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最早可考处也不过梁启超编纂书中记述：
“隋唐之交，少林寺被土匪侵扰，有老头陀持短棍卫贼锋逼退了群贼。后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时，部下在少林寺僧指导下习练棍法，以此大破敌军，因此对十三名少林代表人物加以褒奖。”
这个故事的由头，则是元代传说一名少林寺的做饭僧人伫立山巅现了神通，吓退匪众。
——但是历史上的元代，少林寺被红巾军一攻而破，僧众流离失所，漂泊逾年，归者不过二十人。
说武功传承，少林寺在元代都是断代，何况武功。

直到明中期，戚继光著《纪效新书》，其中《拳经捷要篇》遍数天下拳脚功夫：
“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囵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
然后来了一句“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
同期的切实文献里，也同样没有所谓的少林武术说辞，都仅仅只有少林棍。就这，也还是嘉靖年间大将军俞大猷跑去少林寺，见其“传久而讹，真诀皆失”，于是亲自教化僧众而来的（《正氣堂集‧新建十方禪院碑》）
也就是说，少林寺到了明末，都还没有什么拳脚功夫拿得出手。棍法也是不入方家之眼的。
说武功传承，明代少林也是断代。何况还没什么别的武功，只有棍法。

到了清代，康熙为民族交融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多次官方提携少林寺。更是在1704年亲手题写了少林寺的牌匾。于是时人纷纷起著“禅武一体”的说辞，时人横秋先生张孔昭著《拳经》，被乾隆时人曹焕斗编《拳经拳法备要》记下，内有“拳法者，卫身御侮之善术也，其原始于少林”。
——这，就是所有后世小说家所用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出处。
但同时，少林寺早已没有了钦命住持（方丈），只有住持。并且没有方丈仅有住持的事实，持续了超过300年。
——对于佛教徒，自然也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这也是少林寺绝不曾有“少林派”的基础依据。谈武功传承就更是笑话，强身健体尚可，官方重点关注的寺庙有武功传承，恐怕是不想活了。

到了1928年，冯玉祥率军攻打吴佩孚的直系军，樊钟秀因为与时任住持妙兴有旧谊，就依少林嵩山地形与冯部将领石友三对峙。
石友三攻下少林之后，火烧正偏殿，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少林寺二八火厄”。
少林寺从建筑到文献统统毁于一旦，即便留下的僧人也在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里，因饥荒流离失所。建国后没有多久，又迎来了逼迫僧人还俗和除四旧之类的事情。到了上世纪70年代，整个少林寺地区常常空无一人。
所谓“少林传承”，早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存世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少林寺”。
而少林的武功传承，更是可堪一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先是邓小平接见金庸（O不作为的笑道人），文化开禁后武侠小说渐渐回到了通俗文学市场，紧接着是82年的李连杰主演《少林寺》电影，将少林寺和武功带回到大众视野里。
于是1983年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性“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将少林武功强行指派成一个专项来调研考察，于是，1986年，少林寺才在300多年后迎来了庙里的首位方丈——释行正。仅仅一年后，释行正圆寂，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以22岁的年纪接掌少林住持岗位，并于十二年后晋升方丈。将歌舞杂耍表演与少林寺武僧表演融为一体，推而广之。

1989年，以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马爱民为首的课题小组连续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林拳学术研讨会和首届国际少林拳学术研究会，会上将少林初祖跋陀的继任者，少林寺第二任住持稠禅师作为少林武功的发源者、少林武功禅武合一的创始人。
——唯一的证据，就是稠禅师少年经历与邺下寺院有关。
而邺下寺院是有武僧记载的。

这，就是“天下武功出少林”的来历。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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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证实：身体竟随心念改变！
绿叶青草 昨天


绿叶青草（n150412）


心灵是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


你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拥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疗愈能力、自我适应能力、自我觉醒能力、自我救赎能力。



人体，就相当于一个小宇宙，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潜能，每个人都是一个蕴藏宝藏的宝库。而打开这把宝库的钥匙，就是人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相信。

1、心念有多大，你的宇宙就有多大


当你认为自己不行时，你真的就不行了；当你觉得自己病倒了时，就真的起不来了；当你认同医院的判决只能活3个月时，3个月就是你的死期…



这是一个看似很荒诞，但却又很现实的事实。很多人生病后，不是死于疾病本身的痛苦，而是死于对疾病的恐慌、担忧和畏惧。



而事实上，真相是：当你有坚强的信念不被负面情绪牵动，坚定地保持意念不倒时，一切都能够无可限量！


2、你的心，足够的坚定吗？


国立台湾大学病理科教授李丰，年轻时在加拿大留学，被发现患上癌症，只能活6个月，在经过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疗效不佳。



于是她决定暂时放弃，依靠内心观念的修正、饮食生活的调整、身心健康的训练来让生命重焕生机，结果至今她已经多活了三十多年。







近现代著名的佛教法师梦参老和尚，在他80岁的时候查出直肠癌。术后，医生断言他最多活不过五年。



但他并未在意，而是仍然心态平和地做好该做的事，结果直到107岁在五台山安详示寂。


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神医跟随，它就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各种问题。管理好你的心念、情绪才是长寿秘诀。



美国著名心理学专业刊物《心理科学》，在前不久公布了一项很有趣的实验成果：通过改变一个人内心对自身视力的预期，能改变他真实的视力水平。


普通的视力表是上大下小，于是被测者就有一个心理预期，越往下就会越看不见。而在这项实验中，实验者将视力表的字幕设计为上小下大。被测者的心理预期被扭转过来，越往下，应该看得清楚。


实验结果惊人，被测者的视力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普通视力表中看不清的字母现在也能看清楚了。

这个实验的效果有点像“安慰剂效应”。所谓安慰剂，本身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对医生信任、自身的心理暗示和疗效的期待，就完全可以达到改善症状、缓解病情的效果。

这意味着，人的心与身之间，意念与躯体之间，存在着奇异而隐秘的联系。

如果相信它会影响你，它就会；如果你不相信，它就不会。

所谓的“身心健康”，“身”是具体的，而“心”却无形而难以捉摸；我们在解决各种身体状况时，只会直来直去的解决身体症状，这样真的正确吗？

在刻板印象下，人生来到了四五十岁就会步入衰老，很多人也自此开始喜欢追忆往昔，甚至谈论退休生活，俨然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

难道年龄大了就意味着一定老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好莱坞曾拍一部名为《倒时钟(Counter Clockwise) 》电影，影片基于一个真实的实验案例。

一位名为艾伦·朗格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1979年做过一个实验：

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修道院中，她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将它布置得和20年前一模一样。

她邀请了16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机分为8人一组。

一组人让他们生活在时空胶囊里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人们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等50年代的国际时事等；他们需要像在20年前一样打理生活的一切，从起床、穿衣服到收拾碗筷以及走路。

而另一组，则是在完全相同的饮食作息条件下，用怀旧的方式回忆和谈论1959年发生的事。


实验的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

实验前，他们几乎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实验一周后，不仅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步伐、体力都有了明显改善。

而“活”在20年前的老人们进步更加惊人，他们手脚更加敏捷，智力测验中得分更高。甚至局外人，在看到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对如此结果，直到今天，我们虽然仍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中，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



但是，从心理上真正地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身体就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



这也证明了，衰老不单单是机体的老化，也来自心理的暗示。生理会引起心里的变化，心念更能导致生理的改变。


3、心随境转，身随心转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惯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



比如说人老了，记忆就一定衰退吗？答案并不是绝对的！真正抑制我们潜能的是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



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衰老和人体机能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定势极具杀伤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由自己决定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就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年轻和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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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样的武功是真正的少林武功？
不作为的笑道人12-13 16:25 投诉阅读数：2920
现而今，河南登封地区少林武校已经拥有生源10万，“少林武功”习练者有200万。
​​到了明朝末年戚继光著《拳经》的时候，都还没有所谓的“少林拳”能入到方家法眼。

少林寺最拿得出手的，是其作为地方武装势力必备的“少林棍”。



顺治年间，清政府派文封明末的少林方丈海宽续任方丈。但海宽以“足疾”为由不接这份任命，只是仍旧以“方丈”的名义对外。直到十一年后，才认清了事实，接了清政府任命，担任“少林寺方丈”（方丈是收到官方任命和行业认可的住持升级版）。就此埋下的嫌隙，让清政府直至覆灭都再也没任命过少林寺方丈，同时还取消了少林寺的赋税特权。

历任清廷帝王私下里也对少林寺多有微词，如有史可记的，就包括雍正指桑骂槐斥少林僧为“释门败种”，乾隆指责少林僧“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效尤成风。”

小伙儿长得不凶骂人挺狠啊小伙儿长得不凶骂人挺狠啊

其实少林寺从没有和官方直接对着干，而清政府虽然不爽少林寺，但是作为宗教统一战线的重要所在，皇帝也赐匾甚至驾临少林。

但是大量反清复明的江湖人士，反而将少林寺视为栖身所在，纷纷以“祖庭”做为自己躲避官府追捕的庇护所。同时期的这批江湖人士并不消停，在中原地区聚而散之，流向四方，却忘不了自己的经历，总是把自己的拳脚功夫攀附上“少林”的名号在各地传播。

有的拳师甚至都不曾在少林寺躲两天，根本就没有从登封附近路过过，也都纷纷成了给自己打上了少林“认证”的标签。

啊，图文无关啊，图文无关

由于这一时期大量的民间地方社团都把自家武术标榜上了源于少林，这才形成“天下武功始出少林”的奇景。而少林寺则是秉持佛家风格，一如既往的“渣男”——不主动（承认），不拒绝（否认），不负责（澄清）。

相比起来，玄慈大师渣男也渣男得有限了相比起来，玄慈大师渣男也渣男得有限了



到了清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成了反清复明的地方集会社团，许多原本由戚继光等人带出来的兵丁，将其之间祖辈相传的抗倭军拳术化名做了少林拳法。并且愈演愈烈，不仅攀附清朝的少林，更是一辈辈翻番儿的，直接给达摩和少林做了绑定。

后世广东人卢炜昌伪书《少林宗法》所记，便是这一时期留下的托古谣传，书中载说：

宋末元初，少林住持觉远（陈享）得达摩留传十八罗汉手法，变散式为整式，将《罗汉十八手》佛手发展成七十二手花拳。然后又私自改装外出求师，得兰州李叟李家拳，得北方游侠白玉峰之白模拳，洛阳同福禅师蔡福蔡家拳，将各路拳法融合成五拳，使少林手法增至一百七十余手（即172式五形八卦拳），内藏龙、虎、豹、蛇、鹤五形及八卦拳，此即今蔡李佛之古典五形八卦拳。
基本上，这段描述里每一段历史都是假的。甚至可以视作“关公战秦琼”的“蔡李佛版”。

但是这种谣传习惯再加上民间传闻特点，少林寺的十八般武功以及著名的伪书《易筋经》，被夸张渲染成各色神奇的技法。民间武师也常常用这个说事儿。

到了太平天国年间，南方不再有清廷势力能够反复筛查，广州、佛山等地的三合会之类的武术团体得到快速发展，一边为太平天国提供人力资源一边扶持自身的势力。

而参与结社的拳师教头都匿名为号，以（南）少林作为号召。将花拳、八卦拳、洪拳（即所谓南少林至善禅师所传拳法）经湖南传到了南京江浙一带。清廷在覆灭太平天国后虽一度想遏制民间武术势力，但无论是地方吏治还是通商需要，都无法实现。渐渐由此形成了清末民初的“南派”。

而后来民国年间南派武师口耳相传的部分传承，被小说家拿来演绎除了《火烧少林寺》等一系列武侠短打书的故事。

北少林在19世纪中叶，同样经历了民间社团势力的拱卫和包装，流传下来诸如《少林衣钵真传》、《少林真传》、《罗汉短打》……之类的武术手抄秘籍，源头作者，叫做“升霄道人”。

其本质，是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一直有流传的心意拳（姬龙峰）、六合拳（姬际可）以及早在军营中有教习的长拳、五拳、华拳、红拳……之类，归为了“北少林拳”。

又逢内家拳渐渐成为主流之一，所谓的《少林真传》不单增加诸多拳法，也添了不少道家内视的专有名词，但攀附到和尚的头上。

​民国初年，出版形式刚刚有了起色，便有尊我斋主人的《少林拳术秘诀》、赵石的《南少林传奇》等各种说不清是武功秘籍还是传奇小说的书籍问世。而南方的武术小说《万年青》，也带动了新一批广东南拳门派的诞生，为了表示自己源出正统，这些新诞生的门派都说自己源出至善等少林五老，偶有攀附峨嵋的派别。实质拳馆教师，无非是混合几位师父所学。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编审处收集了很多当时托古（伪作）的武功秘籍手抄本，而中央国术馆以李景林、张之江、杜心五等人良莠不齐的吸引各家各派的武术掌门人，却又硬将其分为少林门及武当门两门，下再细分。于是，少林武功正式出现在官方记载里。将民间的传说钉上了官方的钉子。

于是在此契机下，大声书局以石印方式出版了《拳经》等书，带了一个“抗御外敌的英雄基本都是少林出身”的好头，岳飞、朱元璋、戚继光、俞大酋……等人，都被强行与少林寺发生了关系。

至此，埋下了“天下武功出少林”的认知。

而少林寺经历了“二八火厄”到除四旧等一系列破坏后，禅宗祖庭早已没有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存在。仅存部分碑文留世。


1983年国家体委开始组织了一项全国性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而少林武功被指派成一个专项来调研考察（类似于夏朝断代研究专项），而到了1986年，少林寺才在300多年后迎来了庙里的首位方丈——释行正。仅仅一年后，释行正圆寂。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以22岁的年纪接掌少林住持岗位，并于十二年后晋升方丈。

此后，少林武功，天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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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_

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与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小记 【作 者】林兴宅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在正统文人的眼里武侠小说只是文苑里的野草闲花、供人消遣娱乐的东西上不了台面进不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用新的眼光打量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

金庸的小说在香港这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大都市异峰突起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拥有亿万读者而且涵盖了世界各地华人生活圈。这种奇特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趣以至于把它作为难解的文学之谜来探究。

继浙江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的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又主持召开了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紧接着台湾也召开了主题相近的研讨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同一主题同一作家的三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这不能不说是九十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原主任、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在《开幕词》中指出金庸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之谜我相信这个谜已构成一个挑战所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能拒绝面对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而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阐释、解读这个大谜。

会议的主旨是把金庸小说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来研究 从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视角出发侧重探讨金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金庸作品在现汉汉语写作中提供的叙述经验 金庸作品对于打破俗文学与雅文学界限所做的尝试及贡献金庸作品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与想象方式 金庸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现代性等等。

这次会议的召开构成一次对金庸现象的别开生面的研究与阐释。这种阐释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一是在武侠小说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武侠小说的基本规范和叙述框架另一方面又改造并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使本来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重获生机。可以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的贡献在于他即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将幻想虚构的武侠故事与严肃的人性探索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江湖看社会于武侠英雄身上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从神奇怪异的武功描写中感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

二是在文学审美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的小说是以通俗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高雅文学的旨趣进入了抒写世间悲欢表达人性感受的个性化的艺术层次。在审美内涵上它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增添了超验世界和内宇宙的维度将历史视野江湖传奇和人生故事融为一体因而具有深厚的审美韵味。尤其是它延续并发扬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提供了一种既能承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范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把金 庸小说排除在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

三是在汉语写作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把金庸当做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而且要把他当作在现代汉语发展中占有特殊位置 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的人。 他以自己的写作继承并改造了旧式白话文使现代汉语的另一股潮流死而复生使人们看到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金庸所创造的文学话语 延续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写作传统 即发源于志怪、传奇的非写实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象力匮乏的弱点。金庸的写作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四是在文化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不仅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武侠传奇的故事而且是有关世界历史文化及人生人性生活的深刻寓言。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领悟因而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文化隐喻。人们不仅可以把金庸小说当成通俗的传奇故事来读而且可以当作深刻的世界、人生、人性的寓言来读。

在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金庸小说一直是文学史家的一个盲点。这是源自正统文学观念对武侠小说以至对通俗文学的偏见。

与会者普遍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就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的成功而且具有远远超出武侠小说范畴的普遍意义。研究者如果没有超越武侠小说的视界就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庸的成功作为一种现象有许多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地方它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课题以及各种有益的启示。

首先金庸是在香港这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崛起的金庸的成功是一种特例抑或是商业社会文化发展的证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商业利益和大众趣味都构成对文学严肃性的巨大威胁是什么因素促使金庸获得文学的辉煌成就呢应该说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对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支撑力量。金庸先生能够抛弃巨大的商业利益费时十年修订连载的小说即是明证。

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载道传统使现代作家们救世之心良苦而文学性灵阙如而金庸却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才是金庸成功的关键。优秀的文学无不植根于自由的精神。金庸的成功正是文学自由精神的胜利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一大启示。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小说浓厚的传统文化味。身为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却保留了最纯粹的民族趣味和形式这种现象多么发人深思金庸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修养他生活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又获得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兼容性。因而金庸的小说能够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审视、改造与表现具有古今兼容、中西融通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套用陈予善的《私语张爱玲》前言中对张爱玲的一段评论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文学世界中、自由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这正是文化冲突与融通的表征。金庸的成功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造就了金庸。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二大启示。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的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但金庸先生却最不愿意被人 称为武侠小说家。据悉在一次金庸小说的研讨会上有人问金庸本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金庸的回答是希望把武侠小说家头衔中武侠两字去掉。这个心愿表明金庸先生是以严肃作家态度创作他的小说的追求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他希望人们能理解他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苦心。 但是应当看到 金庸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的民间情趣和武林故事的形式。正是它们使金庸小说成为世界华人喜闻乐见的艺术。问题在于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形式中蕴含着高雅艺术的旨趣 一方面是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构 另一方面则是严肃深刻的人生叩问一方面是生动有趣的武林故事另一方面又是世界与人生的深刻寓言。这就是中国文论一再推崇的言近旨远的作品。言近才能为大众喜闻乐见旨远又能让作品耐人寻味。凡能传世的作品无不是言近旨远的这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金庸的成功正是这一艺术规律的体现。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三大启示。#p#分页标题#e#

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学术层次很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来自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和台湾的二十多位金庸小说研究专家外还有美的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他们聚会在春意盎然的洛矶山下的波德市纵论金庸现象。会议的主题作家金庸先生偕夫人亲临会议并作了生动的引人深思的发言。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副院长 Rodney Taylor 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对于我们来说春天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而今年的鲜花和绿树又格外生机勃勃繁盛迷人。我们希望如画的风景和美妙的春天将成为你们会议成功的赞美。的确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它将对探讨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促进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批评视野产生积极的作用。 正如科大图书馆馆长 James FWilliams 教授在欢迎辞中所说 从这里发出的智慧的声音将传遍关注中国文化的所有地方成为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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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鲜为人知的大侠细节
青春造梦师
来自: 青春造梦师(欢迎关注新蜀门征文大赛) 2015-09-02 21:35:47
Hi阅读|金庸：鲜为人知的大侠细节

文/古道

“青春造梦师”的小编让我写一篇金庸的专稿，让我很为难。因为我跟金庸虽然多次一起开会探讨，但多年没有联系，许多细节就只能靠回忆了。如果有失偏颇，还请查先生见谅。2003年10月，当我踏上浙江嘉兴的土地，扑面而来的是这座文化名城的繁忙，在这里召开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影视作品研讨会”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术气息，更多的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名人效应。
嘉兴，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江南膏胰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嘉兴是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是巴金的祖籍地，是著名作家张宗祥、徐志摩、穆旦、茅盾、丰子恺、黄源的故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惟一用骈文创作的小说《燕山外史》，作者陈球就是嘉兴人。用人杰地灵来形容嘉兴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古代有吴国国王阖闾、汉武帝大臣严助、唐朝贤相陆贽、《国榷》编撰谈迁、清朝太子太傅陈元龙，近代以来更是名家辈出，沈曾植、王国维、李叔同、朱生豪、沈钧儒、范古农，哪一个名字抬出来都够我们吓一跳。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嘉兴海宁县袁花镇查氏赫山房。金庸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龙山学堂。1931年，8岁的金庸无意中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金庸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嘉兴中学，第二年，日本军队打响了侵华战争。金庸先生自幼聪颖而个性突出，在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就和同学合著并出版了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畅销省内外，初露锋芒、大获成功。金庸继而考入浙江省立联合高中，1941年，在高中读书期间，因为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自编文章《阿丽斯漫游记》讽刺本校的训导主任，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学到浙江省衢州中学就读。1944年金庸考入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向学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其后小说《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先是不容于桃花岛，后来又从全真教门下逃离，如此经历，似有作者自叙的痕迹，难怪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年轻杨过的人性与情感立场上，从而使金庸的创作出现了重大转折。
少年时代即遭遇抗日战争，中学时代在辗转迁徙中度过，母亲在战乱中病逝，自己也曾在随学校迁徙途中病痛交加，对战乱之苦的品尝当深刻入骨。所有后来的小说中大多选择异族入侵时代作为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比之他人纯粹遐想虚构的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中多了一份浓郁真切的人生滋味。每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故乡情结，金庸也不例外。《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书都多次写到海宁和嘉兴烟雨楼、桐乡吕留良等景致。金庸回忆说：
“战争对我的家庭作了极大的破坏，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
金庸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成为文学家，当然更不是企业家，甚至也不是新闻家，而是外交官。所以，大学的目标是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退学之后仍不改初衷，进修国际法等专业课程，并且苦学勤思，终有建树。1948年，金庸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浪迹江湖，开始了与《大公报》的几十年恩怨情仇。1949年，金庸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多篇国际法专业论文，引起了知名学者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人的赞赏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庸应梅汝璈先生之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结果未能如意，失望而归。但塞翁失马，祸福难言。失望而归香港的金庸奋发图强，终于创造出了一番辉煌的业绩。
1955年：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
1957年：辞去《大公报》职务，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香港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宗师地位由此奠定。
1958年：凭8万港币创立《明报》又凭如椽妙笔写出《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
1965年：金庸远游欧洲，遂请倪匡代笔《天龙八部》。
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
1972年：《鹿鼎记》创作完毕，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
事实上，一旦有了开始，许多读者对金庸作品的阅读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没日没夜，昏昏乎乎，废寝忘食，不省红尘世事。加之晚间荧屏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打打杀杀，郭靖黄蓉的缠绵悱恻，真真是忘了秦汉，不论魏晋。


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中，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正好一百人云集嘉兴，使世界的目光聚集这位文学大师的同时，也关注起嘉兴这座与大师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江南城市。主持人把这次研讨活动命名为“南湖百人论剑”。福建代表团由厦门大学的林兴宅教授、杨春时教授和笔者三人组成，一到嘉兴，我们就被浓浓的学术气氛感染了。
10月22日下午，在嘉兴宾馆的二号楼前。金庸先生面带笑容步出轿车，对等候在那里的市领导说，“好多年没来了，嘉兴的变化真大，都不认识路了。”
23日上午，通往嘉兴学院行政楼的道路两边，站满了翘首以盼的学子。两名男同学举起了专门赶制的标牌，上书“欢迎大师兄回家”、“您好大师兄”；十四名肩并肩的学生托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横幅，兴奋中透出一股亲切。
当金庸乘坐的轿车徐徐驶进嘉兴学院时，如潮的掌声、欢呼声响彻校园。学子们举起相机，把大师兄诚恳的笑脸定格在激动的记忆中；大家竟相伸手，把自己的心跳通过手心传达给这位宽厚的长者。“大侠”、“大师兄”的喊声不绝于耳，数千颗年轻的心为同一种痴爱而疯狂。金庸走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脸上的笑容粲然生辉，他的手高高扬起，向小师弟、小师妹致意。
“我看到金大侠了！”有几个学生流出了热泪。从这一天起，关于金庸的话题成为嘉兴学院一个火热的主题。
我们的研讨会是从24日下午开幕的，金庸鼓励大家说真话，因为他想多听一些批评的意见。在当晚的宴会上，金庸跟全体代表一一握手。老先生的手掌握上去宽厚而柔暖，我顿时想起相书上说过的话，男人的手如果握起来又暖又软，那么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金庸还举着酒杯，一桌一桌的敬过去，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抿一口，但脸不红、手不抖，并且不时叫出老朋友的名字，也十分不易。
25日上午开始进入会议发言，一天分四场，每场六人。笔者不幸排在第一场第一个，由于不知道要站到发言专席、计时器响过还有三分钟、发言完要接受反驳提问，闹了不少笑话。后来转念一想，笑话我一个、示范了99人，还是值得的。
金庸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倾听，不过很少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不断有人进来在他耳边嘀咕，大意是该去哪里哪里赴宴了、或者是有什么达官贵人等着要见他。
因为我坐在第二排金庸的背后，所以经常看着他的后脑勺发呆。金庸的头发有点稀疏、发际有点灰，看上去跟韦小宝的武功一样稀松平常。但是看着看着就难免让人灰心丧气，因为金庸集荣誉、地位、财富、影响力于一身，一个男人在人世间所能获得的他都全部拥有了。一个老人平常的后背，却让我想到一个不平常的词：高山仰止。我把街上买来的《金庸茶馆》创刊号伸到金庸面前，在他回头看我的时候比划了一个写字的动作，老先生立即明白了，在刊物的目录上签上“金庸”二字。收回来一看，果然刚劲有力侠气弥漫。
除了开会，还组织观赏南湖灯展、参观西塘古镇。车队第一辆是开道的警车，第二辆是金庸专座的奥迪，后面两辆是载一百位专家的大客车。那天晚上的南湖人山人海，到处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大家涌到湖边远眺那条让人敬畏的旧船感慨万端。站在我身边的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们连连赞叹夜景的迷人，但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涌到湖边。我告诉他们，对面那条船就是共产党成立的地方。他们吃了一惊，脸上的表情马上严峻起来。
在西塘古镇，闻风而动的人们争先恐后跟金庸合影，主人干脆空出老先生身边的椅子，让大家轮着坐。一帮宾馆的小姑娘站在旁边干着急，其中大胆的一个见缝插针抢坐了那张椅子，不料，金庸却站了起来，把手搭在她肩上。老先生的这个动作鼓励了她的伙伴们，她们一哄而上，把金庸包围得只剩一个脑袋。这帮贪心不足的小姑娘还拿出菜单让金庸签名，直到经理黑着脸进来才制了她们的吵闹。
在一次名为《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中，金庸坦承：“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等漂亮的籍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就想间接地否定男性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等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在题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的演讲中，金庸认为：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朱诺贿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爱人。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在演讲中，有几段问答特别意味深长。
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性心理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众所周知，金庸是文化促旅游的最好品牌，继五岳联盟之后，西安市搞了一次“华山论剑”的活动，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所以，当有记者问金庸“为什么不像钱钟书那样选择深居简出”时，金庸回答说，“我不出来别人不满意”。立即有人驳斥记者说，“我们请还请不来呢，你说什么风凉话。”
成都来的代表告诉金庸，他们不甘落后，因为那里是余沧海的故乡；内蒙古的代表则认为他们更有资格先做，因为郭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则告诉金庸，本人写过一篇武侠小说叫《连城剑法》，是《连城诀》的前集，我在小说中虚构，连城剑法正是从福建连城县传出来的，希望查老师有空去连城一睹为快。金庸显然不可能听说有这么一个提法，他有一点纳闷、也有一点惊讶，只能表态“有意思有意思”。
文学界对金庸作品的认可，首先是北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小说选》时，把金庸名列第四；然后是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紧接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在嘉兴会议上，有人认为应该把金庸的作品归入纯文学，反对者则指责他们胡说八道。经过几天拉锯式的争论，大家倾向于要重写文学史，让通俗文学有一席之地，然后把金庸摆在通俗文学“大师兄”的位置。
至于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包括金庸在内的所有学者都不满意，比如为什么让李亚鹏演令狐冲了，还让他演郭靖，令狐冲跟郭靖可是两种人哪？有人将茅头直指到会的《笑傲江湖》编剧之一，说他们胡编乱造；编剧说，这是导演让我们这么编的，大家于是将茅头指向导演；导演说，我们做导演的也是打工的，制片人说了算；这还了得，大家转而拿制片人开涮；制片人十分委屈，说人家电视台非李亚鹏主演不买。那么，是谁在主牢电视台呢？大家困惑了。我站起来告诉大家，“是观众”。研讨会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落下帷幕。
会议期间，市领导代表嘉兴人民非得给金庸穿上红色唐装、提前过80岁生日。金大侠一生享尽掌声与鲜花，但只有在故乡，他感受到的才是家乡亲人的热爱，而不仅仅是金庸迷的崇拜。眼下，一帮年轻人又在“青春造梦师”极力推《新蜀门》，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武侠小说热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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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报记者：金庸曾说 小说易写办报难
2018-10-31 08:14来源：厦门网


　　厦门网讯（海西晨报记者 陈雪慧）10月30日19点30分，记者拨通了曾经跟踪采访过金庸长达五天的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的电话。

　　收到金庸去世的消息时，宋智明正在外图厦门书城。记者在电话里听到店员在向他请教如何布置金庸的图书专柜。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邀请，金庸先生抵达福建，开启“泉州厦门文化之旅”，宋智明全程跟踪采访了金庸五天时间。

　　在其中的一场采访中，宋智明为了把问题问完，不断发问，金庸提出：“能不能把机会让给其他记者？”宋智明马上起身，向一位电视台女记者招手：“你来问吧！”把“采访宝座”让了出来，金庸颇欣赏他的大度，主动握住宋智明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这“友好一握”，被宋智明写进了自己的采访集《文化的盛宴：文化名人的浪漫与哲思》里。这本访谈录里，还有李敖、余光中等，金庸放在第一位。

　　五天的采访里，金庸提得最多的是关于办报的内容，自己红遍华人世界的小说反而说得不多。宋智明说：“他很看重自己的报人身份，说小说容易写，办报难度大多了。金庸先生写过一万多篇评论，我在香港买过他的时评集，我还买过他的散文集。”

　　宋智明告诉记者，金庸很爱下围棋。国手陈祖德和刘小光到香港都曾受到金庸的礼遇，不但请他们吃海鲜大餐，还把他们请到家中，与他们对弈。围棋曾多次出现在金庸的作品里，很多作品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围棋文化。在小说的构造中，金庸也将“棋如人生”的哲理渗透到小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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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4年前访厦泉 曾为与厦门日报读者见面主动更改行程
2018-10-31 09:22来源：厦门网
　　金庸逝世

　　享年94岁

　　他创作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享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赞誉

　　他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又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


金庸结婚照。


金庸与女儿在一起。


▲金庸代表作之一。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 黄语晴 整理本组图/厦门日报资料图、新华社）武侠小说泰斗金庸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他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以及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其小说屡被翻拍为影视作品，是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他的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日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传。


金庸翻阅《厦门日报》。


金庸给厦门日报的题词(刊于本报2004年11月24日头版)



厦门日报连续以整版篇幅报道金庸泉厦行。


厦门日报记者陈泥为金庸献花。


金庸接受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采访。


经厦门日报牵线，金庸与老同学叶珉重逢。

　　城市文化程度高，读者阅读水平就不会低；读者水平高，就会经常批评报纸的不足，这样，报纸就会不断提高。

　　看了《厦门日报》，就知道厦门人民的素质，就知道厦门是个文明美丽的城市！ ——金庸

　　厦门日报记者回忆采访金庸细节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两大主流媒体之邀，金庸先生一行从香港飞抵厦门，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泉厦文化之旅。当时厦门日报社果断做出决定:派记者全程跟踪采访“金庸先生泉厦文化之旅”。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黄圣达、年月和郑晓东参加了采访。在近一周的时间里，金先生聊武侠小说、谈办报心得、分享人生经验。金先生还在本报的帮助下与阔别62年的老同学重逢。当年《厦门日报》连续五天以整版的篇幅报道金庸泉厦行，其间金先生与本报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昨日，惊闻金庸逝世，当年参与采访的记者在不舍之余，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细节，品味先生的魅力人格，以表怀念之情。

　　“金庸先生称我们为同行”

　　●厦门日报记者 宋智明

　　不管在泉州还是在厦门，金庸先生亲切地称我们为“同行”、“自己人”。他尽情地畅谈办报的酸甜苦辣，勉励大家做一个“敢讲真话，文字过硬”的报人。

　　采访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微笑和坦诚让我感觉到金庸先生无疑属于“有本领没脾气”的第一等人，这是他八十年来修来的境界。金庸先生回答你的问题时，双眼真诚地盯着你。他很谦虚:“有些问题今天答不上来，容我回去想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

　　2004年11月27日上午，金庸先生出现在厦门国际会展酒店！大家的掌声响起来了，一位细心的“金庸迷”悄悄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放进“金大侠”的口袋。金庸先生欣然接受了厦门日报社赠送的礼物，并戴上厦门日报社特制的纯金报徽。在接受记者和读者的访问时，他兴致特别高，原定一个小时的见面会延长到两个小时。

　　采访结束，金庸先生忙着为读者签名，上百名有幸参加见面会的《厦门日报》读者如愿以偿获得签名。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为《厦门日报》挥毫泼墨，题词鼓励报社同仁努力办好报纸。

　　“我们为大侠牵线会同窗”

　　●厦门日报记者 黄圣达

　　2004年金庸先生的泉厦文化之旅，是他第一次在福建的公开活动，五天的时间里，我们紧随他的脚步进行采访，金庸先生的重情、守信、宽厚、风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迎接金庸先生的到来，当时《厦门日报》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活动——寻找铁杆金庸迷，说出他们和金庸武侠的故事。来电的读者中，有一位是金庸先生的高中同学、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叶珉。金庸抵达厦门后，在机场休息室，他见到了阔别62年的叶珉。当我们把《厦门日报》关于叶珉回忆金庸的报道《当年同学年少，六秩难忘江湖》递给金庸，打算请他题词时，报人出身的他为本报的精心安排所感动，主动问道:“这张报纸能不能送给我？”我们当即将报纸送给了他，而他也欣然在我们提供的另一张报纸上题词:“向《厦门日报》读者问好！”

　　采访金庸先生，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记者请他为报社题词的过程中，他亲切地和记者拉家常:“你在报社是做记者吗？叫什么名字？”听到回答后，他特地在记者手上的一份《厦门日报》刊头旁，写下记者的姓名，并签下他自己的名字。

　　金庸先生此行，原本安排了六天时间，不料，他有急事必须提前一天回香港。金庸先生主动提出:厦门我曾经游玩过，这次就不安排游玩活动了，专心把《厦门日报》安排的读者见面会办好！

　　在会展中心与读者“论剑”时，尽管已八十岁高龄的他颇有倦色，却依然面带笑容地和每一位读者挥手致意，回答读者提问时妙语连珠。有人要和他合影，他来者不拒。

　　“朋友让我帮他们握握金庸的手”

　　●厦门日报记者 年月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庸常的生活中，最大的娱乐竟来自于金庸。那时，镇上只有我们家有电视机，一到夜晚，乡亲们就簇拥到我家门口的大埕，观看《射雕英雄传》。乡亲们走在夜色里，还是止不住好奇，金庸究竟是个什么样人，他有着一双怎样的神手，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看的戏呢？

　　所以，当2004年我被报社派去采访金庸泉厦行时，乡亲们都为我自豪，而我也似乎带着某种神圣的使命出发。那时，报纸还是主要的阅读形式，厦门日报的发行不仅覆盖城市社区，而且深入到闽南的许多乡村，我的不少乡亲都订有厦门日报，他们天天通过厦门日报与我一起跟着金庸泉厦行，最有意思的是，我的小时候玩伴还叮嘱我帮他们握握金庸的手，好感受一下这双带给我们童年快乐的神手，有多暖有多软。

　　可尽管采访金庸行四五天，但我始终没有握握他的手，因为无论走到何处，金庸先生都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人们挤着向他伸手握手，我便不忍心再伸出手，好像多了我这双手，他会更受累似的。

　　【花絮】

　　金庸厦泉之行

　　遇到了“双儿”

　　2004年11月，金庸受邀前往泉州、厦门，泉州商报编辑部叶彩婷接到任务，负责全程搀扶金庸，也因此意外地与金庸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叶彩婷陪伴了金庸约一周时间，虽然私下交流并不多，但金庸的亲和、慈祥却让她印象深刻，“当时接到领导通知非常紧张和意外，但在与金庸先生见面后，只剩下轻松和愉快了。”在两人不多的交谈里，叶彩婷与金庸讨论了他的小说，金庸告诉她，她文静、柔弱的性格，像极了他笔下的“双儿”。


金庸泉厦之旅留影。

　　双儿是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人物，小说中，她重情重义，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也腼腆羞涩，每当韦小宝遇危难，双儿总奋力相救。

　　“当时听到他这么说，我开心极了。”叶彩婷回忆。金庸更主动询问了这位女孩的工作单位、部门，在结束福建之行时，他更是主动向叶彩婷要了地址，告诉她，日后小说再出修订版，会寄来给她。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多么慈祥和蔼的老人。”叶彩婷回忆。知道金庸逝世的消息，是突然看到消息弹窗，那一刻，叶彩婷感觉自己的心情很不平静，“太突然了，一时有点难以接受。”

　　厦门日报记者 何无痕

　　【揭秘】

　　厦大毕业生李以建

　　陪伴晚年金庸

　　是他左膀右臂

　　并不是很多人注意到，金庸晚年的秘书李以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他跟随金庸多年。

　　李以建曾经向媒体表示，他刚去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上班，金庸先生吩咐他做的事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有不少佛经典籍，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部，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处用红笔写字，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还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后来他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其真正目的或许也在于此。”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是金庸先生自己的公司，只出版金庸自己的作品，向来非常低调。

　　李以建的同学昨天说，今年相聚，李以建顺口说，老爷子现在年纪大了，很多活动，都不轻易出场，委托他参加。

　　李以建的同学说，平时同学相聚，一般不会谈到工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以建是晚年金庸的左膀右臂。2013年，金庸出版首部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李以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两年前，金庸嘱咐他搜集、整理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

　　厦门日报记者 佘峥

　　厦门金庸研究者回忆:

　　他特别智慧乐观

　　听闻金庸辞世的消息，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吴尔芬感到很突然，也很惋惜。作为中国金庸研究会会员，他曾与金庸有过几面之缘，在他的印象中，金庸是一位“特别智慧、乐观的老头”，“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头，我认为他这辈子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吴尔芬告诉记者。

　　吴尔芬与金庸最久的一次接触，是2003年他前往浙江嘉兴，参加“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影视作品研讨会”的时候。吴尔芬记得，研讨会是下午开幕的，在宴会上，金庸跟全体代表一一握手。他回忆，老先生的手掌握上去宽厚而柔暖。当晚还有个细节也令他印象深刻，“金庸举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过去，虽然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口，但脸不红、手不抖，并且不时叫出老朋友的名字，十分不易。”

　　第二日，研讨会进入会议发言阶段，金庸恰巧就坐在吴尔芬前面一排，认真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吴尔芬就这么看着他的后脑勺发呆。事后，吴尔芬回忆起这段经历:“一个老人平常的后背，却让我想到一个不平常的词:高山仰止。”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兴宅，与金庸的首次近距离接触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了，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爱好者、研究者，他前往美国参加金庸作品研讨会，见到金庸先生本人，与其面对面交流合影，此后，他也数次参加了金庸作品研讨会。昨晚听说了金庸辞世，他感慨不已，“一眨眼21年就这么过去了。”金庸走了，他深感沉痛，“从此以后，中国文坛又失去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林兴宅回忆，在1997年见到金庸时，已感觉到他有些老态，行动和说话都比较迟缓，但金庸本人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他的影响力着实不可小觑。金庸虽然是一代大师，但人非常平和，很好接触，发言充满了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林兴宅说。厦门日报记者 何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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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部高原上的“柯老农”

刘剑梅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父亲（刘再复）和我的老师葛浩文（我的硕士导师，莫言作品的英译者）共同策划、举办了《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会“人气”很旺，来自八个国家的四十多位学者中有一半是名家。仅华裔学者就有李泽厚、刘心武、严家炎、杨春时、林兴宅、陈平原、钱理群、李陀、徐岱、孔海立、靳大成、唐小兵、林岗、陈墨、蔡翔、孙立川、李以建、吴亮、吴予敏、赵毅衡等。女性学者作家有虹影、刘禾、孟悦、坚妮、田晓菲、林丽君、沈双、符平等。我在会上作了题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的学术发言。此会因金庸夫妇特从香港前来参加，变成美国科罗拉多州华人的一次文化盛会。科罗拉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都到会祝贺。

   为了表示热烈欢迎之情，我母亲（陈菲亚）特在我家的后院大草地上（有两个篮球场大）举办一个大型party，邀请了所有与会学者与工作人员，把我和妹妹（刘莲）忙得不知所措。妹妹是“金庸迷”，金庸小说读了四遍，熟知作品中每一个细节。金庸收她为“平生唯一记名弟子”。平素她娇气不干活，这回她也忙得“上蹿下跳”。在晚会上，这些金庸小说的专家们，看到我家草地那么大，园里盛开着灿烂的丁香花，还种有黄瓜、西红柿、韭菜，都在谈论父亲“半耕半读”的故事。我告诉老师与同行们，父亲特别喜欢体力劳动，在山东、江西、河南劳动锻炼和“四清”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在美国更是自己刷墙、修房、种菜、植树，忙得很。有一位也属“金庸迷”（我忘了是谁）的客人说，你父亲可叫做“柯老农”。我听了拍手叫好，回应道：“我父亲就是科（柯）州（科罗拉多州）的老农民，笔耕、锄耕两不误。”金庸小说中《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的师父叫柯镇恶。把父亲与这个柯大侠相连并不唐突，因为父亲身上既有土地的质朴之气，又有侠气，对人间的不平总是发出正义之声。这次以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名义召开的金庸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而且富有诗意。我父亲非常高兴，特写了一篇题为“落矶山下的美丽瞬间”的散文，记录了那一年五月师友们的小说思索与人生欢乐。

   现在父亲仍然守望着我家后院的那一片草地，那一片丁香花与桃李树，仍然天天在那里浇水、灌溉、除草，他已用坏两部小拖拉机，这两年他改用手推割草机，这样割一回草可以流一身大汗，有益身体健康。他告诉我，进入晚年之后，他完全消解了政治意识，但强化了健康意识，只求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他还说，“现在与松鼠、野兔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他入则面壁思考，出则融于“大化”，这种生活真让我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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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家专业化的典范 (2007-07-12 13:11:02)转载▼

(对话)



金庸：小说家专业化的典范

——关于中国小说走向的一次探讨



林兴宅吴尔芬



林：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作家如何完成从个人化写作到专业化写作的转型。如果我们坐下来谈中国小说的走向，哪一个作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

吴：当然是金庸。因为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创作方法来看，金庸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最能代表中国小说的走向。上至专家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没有哪一个阶层不在读金庸。以至于有了“金学”，以至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

林：谈到金庸的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娱乐性。正如金庸自己所说，“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

吴：我们甚至可以拿金庸来下酒，比如韦小宝的妈叫什么名字？答错了喝一杯。然而，我们仅仅从文本上研究金庸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写作意义上考量金庸对中国文坛独特的影响，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认为，金庸专业化的小说写作比他作品的娱乐性更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道理很简单，中国传统小说名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作品的娱乐性，二是创作的专业化。

林：“专业化”在中国是有特殊含意的，是指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的专业作家，而不是指专业写小说的人。专业写小说的人应该称为“职业作家”。

吴：你所说的“专业作家”不是专业写小说的人，而是以“作家”为“职业”的人。

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中国文坛不愉快又有损大家自尊心的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位作家的影响力能够超过金庸。同时，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平凡和英雄的方面描绘得那么完整；也没有哪个中国小说家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深入；更找不到哪个小说家对现代意识的分析比普鲁斯特更成功了。在这些成就面前，我们务必好好地想一想：尽管中国的专业作家是全世界最多的，但专业的小说家则寥寥无几，连他们最得意的作品也难以在国际上获得地位。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要犯地域主义的错误。事实上，外国人往往是通过徐克、吴宇森等人的武侠电影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来认知中国的。

吴：在中国小说界，许多小雕堡被当成了摩天大楼。比如，《白鹿原》和《活着》是最富声望的当代小说，其中《白鹿原》被认为是反映社会转折时期观念冲突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如果把它跟《卡拉马佐夫兄弟》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白鹿原》的真实份量了。而《活着》被誉为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经典，我们却无法回避，在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深度和广度上，赛珍珠的《大地》远远走在了《活着》的前头。

林：这就涉及小说家归类的问题，不客气地说，按表现方式进行分类是评论家的一大错误。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所有的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种提法都把苏童的《妻妾成群》归进去了。

吴：更糊涂的是按作家的出生时间分类，什么“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新新人类小说”。本来，评论家应该坐下来消化作品，与作者一起奋斗。但是他们太急于出名了，只愿将一本书跟当时的历史、作者的生平、涉及的事件，尤其是跟某种潮流连系起来。

林：作家只能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分类才趋于合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家看来，文学是一种生存的策略，用来帮助有文学欲望的人装点门面，这就是中国小说的困境所在。

吴：针对中国小说界暮气沉沉的状况，金庸总结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小说。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小说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

林：重视读者的感受、注重故事，并不是每一个小说家都能做到的，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才行。小说的娱乐性表现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具备大众关切的故事母题和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虽然也表现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但它们首先是小说，娱乐功能是第一性的，否则就无法进入千家万户。

吴：小说的娱乐性还有三个特征：一是要具备有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二是要把握各阶层都能接受的道德规范和情感归属；三是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

林：金庸小说最突出的特点、能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金庸总是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和讲述方式来书写人生，努力塑造个性多样的人物形象。

吴：且不说萧峰、段誉、韦小宝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仞、欧阳锋、一灯大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林朝英、陆无双，《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余沧海、左冷禅、任盈盈，《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游坦之、阿紫，《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成昆、陈友谅等等，都是读者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

林：“作家的专业化”指的就是作家以娱乐大众为天职，把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专业，以毕生的精力来创造满足大众娱乐需要的作品。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桎梏、“文以载道”的写作模式，将小说创作提高到实现生命价值的层面上来。

吴：名著之所有成为名著，是因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活的空间。开书店的朋友说，最畅销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不论进多少都一售而空。

林：阿比尔·谢括利认为，“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因此，出示一个故事，这是读者对小说最基本的要求。

吴：显然，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会像金庸那样讲故事，他们一讲故事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林：其实，不只是金庸，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名著都在讲故事。

吴：大多数作家缺乏的是完成故事精神的能力，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大众容易接受的故事呢？有三位好莱坞的著名导演作了准确的表叙。斯皮尔伯格说，“一般都是主人公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然后以某种方式设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称得上好故事。”阿莫尔则认为，“没有问题的故事不会长久地吸引人观众。观众喜欢担忧，喜欢为别人的悲痛而难过。”希区柯克则常说，“坏人越坏，故事越好！”根据三位大师对好故事的定义，你如何归纳金庸小说的特点？

林：第一个特点，主人公总是陷入困境。比如郭靖是个呆头傻脑、天资愚拙的少年，而他的师傅们江南六怪却是个个天资聪敏、性格急躁。他们采取车轮战式的教育方式，目的要郭靖在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场比武考试。这样，郭靖就入了某种困境。金庸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总会出现武功非凡的坏人。在《连城诀》中，大名鼎鼎的江南四侠陆天抒、花铁干、刘乘风、水岱组合成“落花流水”，江湖著名的魔头淫僧血刀老祖却掳走了水岱的女儿水笙，江南四侠不得不联袂追截，结果被血刀老祖打得“落花流水”。江南四侠中的三人非死即伤，而硕果仅存的花铁干却出人意料地跪下求饶。

吴：血刀老祖在《连城诀》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希区柯克所说的“坏人越坏，故事越好”。

林：金庸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设置了让人担忧的悬念。这让我想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假扮成太监小桂子，奉老太监海大富之命去赌博，因为迷路在皇宫中转来转去，误入小皇帝的练功房。韦小宝不懂这是皇宫，无知也就无畏，见了年龄相仿的少年就跟他摔跤玩耍起来。而读者知道，这个小玄子可不是一般的人，那就是当今圣上玄烨。那么，韦小宝的命运将会有什么变化呢？这就是悬念。

吴：你所说的例子在金庸的小说中不胜枚举。金庸小说的这些特点，肯定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金庸小说的文化根源。

林：香港文化东西融合、华洋杂陈，香港是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儒商和儒商作家的集散地。在过去的20世纪，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极大贡献，有力地促进香港、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文发展，其影响力是超国界的。以金庸为代表的儒商文化，在香港文化风景线上是一个光辉的亮点。

吴：同时，香港是个典型的功利社会。就文学艺术而言，香港与大陆不同，重艺术而轻文学；也没有内地这种可以只领工资不干活的“作家协会”。香港回归后，艺术发展局只须“艺术”，却不提文学，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也不提“文学”二字。然而，香港作家多达千人以上，作品更是汗牛充栋，出版专著数以百计的大有人在，比如亦舒、倪匡、东瑞、梁凤仪等。卖文为生者更是多如牛毛，报纸给你开一专栏，天天写，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这就是专业作家得以诞生的土壤，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

林：在金庸小说的阅读体验中，读者的心灵超越了现实的关系，陶醉在自己心造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切不存在的事物都汇集在你的眼前，读者充分享受着心灵自由的快感，心理上产生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自洽感。这对于在商品社会中挣扎生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补偿。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香港文学繁荣的原因。

吴：每次读金庸的小说我都有一种感觉，生命系统处于平衡稳态，暂时忘却了生命的痛苦。这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满足，是人类的超越之梦。这既是对痛苦的超越，也是对生命本体的内在矛盾的超越。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中国小说是否会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呢？

林：经过二十年的磨合，内地与香港的差距逐渐缩小、与主流世界正融为一体。改革开放之快令港人惊讶，也让世界吃惊。其中，政府对文学期刊的拨款越来越少；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建全，也堵塞了文人通过创作得到提拔的梦想。像厦门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跟香港一样，一讲到艺术就是交响乐，不再把文学列为艺术的重点。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作家成才的做法，其实恰恰有利作家的专业化成长。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给人以“世界观”，从而使决策过程简明，但也导致人们观察世界时的理性认识与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交织，一旦人们发现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诺思说，“一种包括鼓励创新和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按诺思的观点，作家的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作家就能有效地克服“揩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自己的创作专业化。

吴：与此同时，国外小说家的专业化道路也给中国小说带来一线希望。普佐、哈里斯、格里森姆、谢尔顿、史蒂芬金，从一长串专业小说家的名单可以看出，他们不存在把文学当敲门砖的问题，只把小说创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思想上摆脱“精神大师”的虚妄，回到专业化的道路上来，是中国出现好小说的时代背景。比如，唐浩明的清朝重臣系列《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系列《中国制造》、《天下财富》、《人间正道》、《至高利益》。这些作家和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就是，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人心，专业化创作是中国小说界的必然选择。

林：当中国小说创作专业化队伍形成之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一个人将曹雪芹、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和今天可能出现的小说大师联系起来，他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小说家专业化的楷模，这个人就是金庸。



注：金庸的话均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



原载《粤海风》

   《金庸小说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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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福建之旅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两大主流媒体之邀，金庸先生一行从香港飞抵厦门，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泉厦文化之旅。

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说过：金庸的泉州行筹备了两年多。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是一个文化古城，拥有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突出。这里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如东西塔、老君岩、洛阳桥等。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他曾多处提到有关泉州的人和事，如明教、天地会，如施琅、郑成功、陈近南、冯锡范。这说明金庸先生对闽南文化是有涉猎的，也是了解的。

2004年11月，金庸先生首度踏足泉州。刚到这里，他就说：“我觉得泉州是一个很浪漫很可爱的地方，我想你们这里应该出现很多的艺术家，出现很多文学家！”





金庸先生被开元寺传奇故事深深吸引

在泉州，金庸走访了许多知名的历史文化名胜。

譬如开元寺。进入开元寺后，金庸对天王殿金刚护神旁的木质楹联凝神观看了许久——“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导游介绍说，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泉州这座文化古城的评价，而楹联上的字迹，为弘一法师所留时。金庸先生高兴地说：“到了这里，大家都成圣人了。”

金庸还听了南音，品福建乌龙茶，看传统梨园和滑稽木偶。滑稽有趣、技术高超的布袋木偶与提线木偶表演，深深吸引了金庸的目光。他说：“提线木偶很好看，挺吸引我的。”　　


金庸先生在泉州少林寺

在泉州少林寺，泉州武术界的几十名高手，为金庸献上了一场演武会。五祖拳、达尊拳、少林花拳等泉州传统武术，令金庸非常高兴，频频鼓掌示意。

金庸也参观了施琅纪念馆。

当时正处涨潮之际，海边风沙弥漫。随行人员让金庸穿上外衣，他却挥挥手示意不穿，然后只身走向施琅雕像前，让同行的记者们帮他与“施琅将军”合影。

金庸到泉州还特意去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遗址——草庵，要验证一个有趣的误会。

据说，《倚天屠龙记》中曾多次提到明教，但很多人以为明教是金庸杜撰的，真实历史中是不存在的。站在光佛石像面前，凝视许久，激动了一晚上，连连说道，“草庵的存在说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



金庸翻阅《厦门日报》

离开泉州，金庸来到了厦门。

为了迎接金庸的到来，当时《厦门日报》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活动——寻找铁杆金庸迷，说出他们和金庸武侠的故事。

据报道，来电的读者中，有一位是金庸先生的高中同学、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叶珉。

金庸抵达厦门后，在机场休息室，他见到了阔别62年的叶珉。

当厦门日报记者把《厦门日报》关于叶珉回忆金庸的报道《当年同学年少，六秩难忘江湖》递给金庸，打算请他题词时，报人出身的他为报社的精心安排所感动，主动问道:“这张报纸能不能送给我？”随后，他又在另一份报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离开厦门前，金庸挥手致意。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再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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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他曾接受厦门日报专访，关于办报、工作、武侠……

厦门日报

发布时间：18-10-3021:28厦门日报官方帐号


据港媒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著有《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厦门日报曾专访金庸


2004年11月，得知“大侠”金庸先生要来泉州、厦门的消息，厦门日报社做了一个决定，派记者全程跟踪采访。后来，厦门日报社记者宋智明、黄圣达、年月、郑晓东等，一起组成了“采访团”。


以下为当年专访内容。


金庸的谦虚、儒雅让人如沐春风。他回答你的问题时，双眼真诚地盯着你；他不把自己当“大侠”，而是亲切地称我们“同行”、“自己人”；他事先声明：“有些问题今天如果答不上来，容我回去好好想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当许多摄像人员一哄而上，挡住提问者的视线，他竟然孩子气地说：“你们不乖乖地坐好，我就不讲！”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他早点休息，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大侠”反而有“意见”：“我们聊得挺开心，多给点时间吧！”


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慢慢走近了他的内心世界。


关于办报

报纸水平反映市民素质


记者：您还未到厦门、泉州之前，想像中的厦门、泉州是什么样子的？


金庸：泉州我是第一次来，而厦门在八年前即已来过，到过鼓浪屿、南普陀，很美！厦门、泉州都是很有文化的地方，这从《厦门日报》、《泉州晚报》就可看出，我办报纸几十年了，深知报纸是一个地方的门面，报纸办得好，说明这个地方有文化，这个地方的读者有水平，有水平的读者就要求有水平的报纸，否则就要骂报纸了，而今天我一下飞机就读到了《厦门日报》，就知道厦门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泉州是著名的港口，我在浙江大学上过历史课，向学生们介绍过泉州，我招博士生也把泉州列入出题范围。今天，我从香港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泉州，一路上美不胜收。此时，我又面对着这么多年轻有为的记者，以前我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些记者，他们总问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我干脆不回答他们，而你们，我很愿意与你们交流。


关于武侠

写武功是想像力的问题


记者：知识来源于实践，您不会武功，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出神入化？


金庸：这就是一个想像力的问题了，正如我笔下也写过许多美女，生活中，我也没法和这么多美女接触，但想像力帮我实现了。


记者：您的武侠小说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会有人超过您吗？


金庸：时代进步太快，很多事都说不准。


记者：您会设立一个基金会，来鼓励武侠小说创作吗？


金庸：不会。文艺创作不是靠钱来刺激的，它是一种个人化的、无功利的劳动。把钱捐给穷人，或者办学校，更有意义。


记者：现在电视上一直在热播由您的著作改编的电视剧，您是否会担心读者因为看了这些电视剧而不想再读您的著作？


金庸：小说好，还是电视剧好，读者自然能够判断，这正如一个题材可由歌剧来表达，也可由芭蕾舞来演绎，但是一个喜欢歌剧的人不会因为看了芭蕾舞而不再看歌剧。


记者：您对那些改编自您武侠小说的影视作品满意吗？


金庸：如果要改编我的小说，请不要改得太离谱。改得好一点的，还可以，但我没有见到改得好的。比如，我笔下的关于男人们看到漂亮女人的反应，就没有哪部改编的电视剧能够表现出来。


记者：您会亲自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吗？对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怎么看？


金庸：我绝不会改编自己的小说。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还是改动太大，翁美玲演的黄蓉虽然较为成功，但和小说中的黄蓉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记者：您曾经认为李安导演电影拍得不错，您会找他来拍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吗？


金庸：我从来不找别人来拍，都是别人找我。


关于英雄

邓小平是我心中的“侠之大者”


记者：您的笔下有许多英雄人物，能否给英雄人物下个定义？


金庸：我笔下更多的是侠士，侠士与英雄是有本质区别的。侠士不顾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大众和公道，他们可以为大义挺身而出，在匡扶正义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英雄则不一定是为了社会、为了大众，英雄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为自己，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努力，他们的付出首先是了成全自己。


记者：您认识那么多人，谁能称得上您心目中的“侠之大者”？


金庸：邓小平，他把国家和人民引上一条富裕之路。



关于作品

我的书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


记者：您曾说，写武侠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正义，而现在社会上仍然侠义不足，请问，文学作品在传达侠义精神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金庸：我的小说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但是，我仍然坚持传达侠义的目的。文学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对好的东西褒扬，对坏的东西批评，从而达到净化人们心灵的功能。


记者：您对创作要求很严格，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作品。不知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金庸：《倚天屠龙记》已经改好。《天龙八部》已经是第五次修改了，还未完成，一度改动较大。后来一位看过修改稿的北京朋友告诉我，还是原来的意境更好，我接受他的建议，原则上不作大的改动。


我对部分小说进行修改，是为了使作品更完美，如果有读者对修改部分不满意，请写信告诉我，下回修改时我可以再改回去。



关于人物

想让韦小宝吃点苦头


记者：一见之下，我觉得您是一位慈祥而开朗的老人，有点像洪七公和周伯通。


金庸：我很欣赏周伯通的人生态度，学武功纯粹是为了好玩，而没有考虑去争江湖地位。我当初写小说，也是为了好玩。做任何事都需要这种超脱的精神。


记者：韦小宝这个人物呢？


金庸：这个人物本身刻画得较为成功，搞得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有些人还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这违背了我的本意，我是带着批评的态度来写这个人物的。韦小宝在小说中活得太舒服了。我准备在新修改的《鹿鼎记》里让他尝点苦头。


记者：您笔下的美女、美男如云，请问您心目中美的标准是什么？


金庸：我反对用美男、美女对人进行划分。人长得美固然是好事，但人长得美丑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连生养我们的父母都无法控制，很多都是由基因造成的。一个人脸蛋很丑，但心地善良，他就是美的；一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再怎么丑也是美的。外表美不美不重要，人格美，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工作

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


记者：办报与写武侠小说有何相通之处？


金庸：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我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我就一本本写下来。而办报太难了，我甚至觉得，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办了。但是，办报，每克服一个困难就是提高了一步。


记者：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工作？


金庸：凡事不要轻言放弃，要咬牙坚持。



关于同行

佩服巴金，喜欢沈从文


记者：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您最喜欢沈从文，现在仍然喜欢吗？


金庸：是的，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真挚感人，读来十分亲切，我仍然很喜欢他的作品。


记者：您佩服中国哪位作家？


金庸：我佩服巴金。一个作家文章不一定很优秀，但人品一定要高，巴金身上有中国作家难得的人格美，我很欣赏。


关于自己

看女排比赛会紧张得闭上眼睛


记者：先生博览群书，不知对哪部书最为喜爱？


金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洁生动，是我的案头书，每天读几段，是极好的享受。


记者：您说要写一部给老百姓看的《中国通史》，进展如何？


金庸：要看的材料不少，我也正处在学习阶段。我会侧重从人类的生活史的角度来写。


记者：您在中学时代很喜欢体育，像今年的奥运会您有收看吗？


金庸：从头看到尾。


记者：中俄女排的决赛您看了吗？


金庸：哪能不看？比赛的最后阶段太紧张了，我都吓得闭上眼睛。


记者：厦门有十多座无居民岛，您会买一座改造成桃花岛吗？


金庸：买不起啊。买得起也不会买，喜欢一个地方不一定要占有它，游览一下，把美景记在心中就很满足了。


感谢金庸先生带给我们的武侠世界

祝老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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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武侠剧第一人”张纪中携新书来厦，笑谈与金庸交往故事——
为改编《笑傲江湖》 我常挨金庸骂
2019-11-24 00:00来源：厦门日报


　　近日，大陆武侠剧第一人——人称“大胡子”的著名制片人、导演张纪中，带着他深入“侠文化”40年的集大成之作《人在江湖》，来厦门与期待已久的武侠迷们见面。在分享会现场，他谈艺术创作，谈武侠精神，谈当前的影视文化现象，谈做人与做事，更谈及自己与武侠小说大师金庸20年交往的生动细节，以及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厦门作为导演们最喜爱的国内影视外景地之一，已经热门了很多年，张纪中也在厦门拍过不少戏，但他第一次来厦门，还是在半个世纪前。他回忆说，当时他很年轻，对厦门所知甚少，只知道厦门有鼓浪屿和华侨领袖陈嘉庚。他感慨，今天的厦门如此现代化、国际化，当年他所见到的厦门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子。如今游人如织的鼓浪屿，当年幽静无比，罕有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电影《台岛遗恨》在鼓浪屿和胡里山炮台取景，张纪中再次来厦，之后又陆续来厦拍摄多部影视剧。他说自己对厦门美食情有独钟，每次来都要去吃特色小吃海蛎煎、面线糊，还有小鱿鱼。

　　【谈往事】

　　与金庸交往二十载 常因改编问题争执

　　问:不久前的10月30日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您和金庸先生有着20年的合作经历，在此能否谈谈你们交往中的一些故事？

　　答:我们是老朋友了，但之间经常因为艺术观念不同而发生冲突。影视是视听艺术，小说是语言艺术，各自有着不同的表达手段、表达形式和欣赏模式，以小说的展开方式构架电视剧，难以实现，也难以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在将金先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前，需要做一些改编。我曾经多次向金先生提出我的改编意见，令他很是不满。他常常对我当场就是一顿痛骂，在太太的劝说下，方才向我道歉。

　　记得改编《笑傲江湖》时，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男女主角的出场顺序。小说中的男女两大主角，都是先有其传闻，渲染人物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再徐徐出场，所以令狐冲在第五回才出场，任盈盈在第二本第十三回才出场，然而这样的设置不符合影视剧的表达和观赏模式。因此，我请求金先生同意让令狐冲在第一回出场，这违背了他的创作初衷，当时令他很是不满，没少生气。

　　由此可见，艺术是很个性化的，而个性无法讨论。然而，艺术家应当保持个性。为此，我只能本着尊重原则，对金先生的作品进行适当改动。

　　【谈“纯心”“本色”】

　　侠义精神英雄主义 是艺术生涯的主线

　　问:今天的分享会用“纯心真侠客，本色走江湖”十个字概括您的创作生涯。这40年来，您是如何做到“纯心”和“本色”的？

　　答:我想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就是真实。江湖可以险恶，但做人一定要真实，待人一定要真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于艺术追求的坚持，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比如前段时间，我对某部作品加入宫斗情节的拒绝。其实宫斗类的情节充满着戏剧性，但是这类题材在价值判断上的模糊，与我一直所追求的理念相悖。作为艺术家，应当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对过去和未来进行审视，用艺术的魅力来表达人性的光辉，坚定人们心中真善美的信念，而非给人带来迷惑，助长负面价值。

　　在我四十年的导演、制片生涯中， 我只创作和表现那些震撼自己内心的题材。在我看来，“武侠+言情”只是电视剧的外衣，而“侠义精神”“英雄主义”才是其精髓所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性与智慧、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一直是我艺术生涯的主线。如江湖气的《水浒》《笑傲江湖》，浪漫主义的《神雕侠侣》，古风正剧范的《射雕英雄传》《三国演义》等，无不反映了我的这种创作追求。

　　【谈“侠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升华了侠文化

　　问: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侠客形象，或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的大侠，或是豪气冲天、精忠报国的大侠。那么，您最喜欢的侠客是哪一个？在您眼中，何为“侠义”呢？

　　答:我最喜欢的侠客，在我拍过的金庸小说改编电视剧里，当属乔峰；在我没拍过的金庸小说里，当属胡一刀。因为前者有民族大义，后者则重情义。

　　侠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根基和精髓，侠的精神包含: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匡扶正义、保家卫国、替天行道、勇敢诚信、公而忘私等。我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文化在金庸笔下得以升华，金庸武侠小说拓展了武侠文学的视野，将武侠人物的活动舞台扩张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使武侠小说的戏剧性、思想性大大提升。例如强虏压境，大宋王朝危如累卵之时，郭靖甘愿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去行侠仗义。哪怕势单力薄，也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救国救民于水火，这种精神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生动体现，更不用说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108位好汉，和无数在史册上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了。

　　我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武侠文化，也期待它能够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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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

李　存 红河学院学报　第2卷第5期　　2004年10月

　　武侠小说由虚构的“传奇”构成,是面向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它的读者首先要求的是能够带来轻松消遣、娱乐刺激的感受。在这种要求下,形成了武侠小说共有的程式,即以纷乱的环境、卓绝的侠客、热烈的情感和奇幻的情节为描述主体、以复仇、寻宝、伏魔、立功等为目标模式,以正义英雄战胜邪恶化身的“快意恩仇”为意旨,最后完结于一种热闹的“大团圆”结局中。作家在程式的框架中,不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只需要通过刻画“陌生化经历”,来吸引眼球即可。金庸的出现,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正如陈平原所言,“金庸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金庸既不愿突破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原则,乐意“戴着镣铐跳舞”但作为政论家的他,又时刻思考个体在国家中的地位使得金庸小说无一不呈现出社会环境对主体的挤压、侠义冲突的空泛、爱恋情意的迷茫和奇幻情节的寓言等四个特征,刻画了以英雄为核心的人性的悲哀,凸显人类的生存状况。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成就了文学史上新的一页。本文即从上述四个特征来阐述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

一　纷乱的环境,必然的悲哀环境是个体表演的舞台,一个纷乱的社会会给个体更大的表演舞台。金庸小说中几乎都有明确的时代环境,而且多是沉重的历史时刻,即便个别无具体时代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统治下的江湖也仍然是一个专横的王朝缩影,这里的江湖同样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历史压抑感。

　　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金庸作品中的英雄,虽然是正义的化身,却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历史上必然灭失的那一方,所以故事的开始就预示了最终的悲哀。《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回部为背景,以“红花会”反清复明为故事主体。《碧血剑》以袁承志对李自成起义军帮助和拥护为背景。《天龙八部》的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而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开始的。联系到北宋与契丹连年的战争总是败多胜少,故事的几个主人公的境遇便可想而知。至于在《神雕侠侣》中郭靖苦守孤城的结局就更是明了。在这里,作者做出这种悲哀的预设,就是在于要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展现人性的伟大如鲁迅所赞赏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精神。

　　这种侠义英雄的产生,大多是变异社会的产物。个体生活的小环境同样也影响到作品主体的成长。因为在我们这个以儒家立国、以道德治国的国度里,合理的体系产生不了武力的怪胎。武侠虽然是虚幻,但加入了历史的背景,就须有历史的可能性。于是金庸给英雄的出场创造了一个悲哀又必须的环境———“无父”。生身之父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缺席。身世之谜,成了决定英雄命运的神秘力量。“父权”的意义,不仅仅关系个人命运,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父权”象征着社会道德的存在,因为失去了父权的权威与引导,英雄便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而这必然和社会主流环境构成难以避免的对抗。在很多时候英雄是在做一个人的战争英雄的孤寂性在金庸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在这里,大侠在文化意义上作为一种价值的象征,象征了人类对困境的反抗和对自身的超越。最典型的例子是乔峰的悲剧。乔峰是金庸小说中是最光辉的英雄,生父的隐失,在少林和丐帮的助养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的侠客的各项品质和技能。可这么杰出的英雄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契丹人他丧失了丐帮帮主的位置,养父母、恩师也因此而亡,他曾立誓不杀汉人,但环境逼着他不断的违反着这个诺言。最终,乔峰为了大宋和契丹数十万生灵免遭战火涂炭,逼契丹皇帝耶律洪基在千军万马之前折箭为誓,有生之年不犯南宋疆土,尔后自杀以求解脱。这种“伟大人物的灭亡”,深深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内心深处。乔峰的一生就是一场大悲剧,是一场历史环境的大悲剧,通过乔峰的痛苦与毁灭,金庸在说明一点,个体在社会之中的力量是脆弱的,现实的社会公众也并不会认同这个人物的付出。书的结尾,大宋豪侠不解乔峰的行为,契丹皇帝也是不解,在他们心中,只有国别之分,并无人性之重。书中表达了一种超越于家世、种族、国家之上的价值判断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遗憾的是这些并不能被社会所认同。

　　社会造成的悲哀有时也体现在一些看似大团圆的作品中,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年纪轻轻武功超群,而且是江湖上最大帮派明教的首领,他有能力去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其属下的建议下,他几乎是在做一个傀儡的教主,不仅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而且被时时教训应如何去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指出万历皇帝是一个紫禁城里的囚犯,在强大的文官气氛里,他并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张无忌和其是多么的相似,这就是社会的压力,大众所求的是一个灵位,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最后在和朱元璋的较量中,张无忌的黯然离去就是必然的结果,没有对社会阴阳共存的铁语铮铮和潜规则的同时认同,他只能是一个孤独的行进者。这种悲哀也是作者在美好的理想被无情的社会挤压破灭后所做的有力的鞭笞。这点在《鹿鼎记》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韦小宝这样一个小流氓,竟然受到顾炎武、黄宗羲等尊贵群儒的推荐,差一点儿做了皇帝。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韦小宝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关键在于群儒所代表的社会的需要,他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无关重要的。二　空泛的侠义,个性的悲哀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侠的形象。他并不单纯的描述暴力征服者的伟力,而着重刻画侠的内心性格。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通过描述具备有不同优秀品质的个体英雄与社会的不良现实对抗,来展现侠义的精神,这种探索的的终点,就是所有的感天动地的侠义精神都走向空泛的寂寞。社会的高压,坚韧的个性,使它们的悲剧无可挽回的扩大。一开始,金庸探索的首先是郭靖,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着一种醇厚的儒家风范。金庸借郭靖之口表述“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在这里,儒家文化的理论指向和郭靖的操守、言行、性格指向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但是作者始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人物,如果现实中存在也决混迹不到庙堂之上,只有让他到一个小小的孤城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而这也是在他强悍的武力之下才取得的结果。而这样完美的人物,却只会让人觉得虚假,觉得把命运交给这类似神灵一样虚幻的人有多么的悲哀。

　　在《神雕侠侣》中作者把一个有敏感、多疑、狡诘和轻浮等颇多缺点的一般人,在经过冗长磨砺之后,塑造成了行侠仗义的“神雕侠”。但在“侠”的生活中,他的目的显然只是在等待爱妻,他的行侠仗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排解心中的愁闷,在失却了生活欲望后的类似于布道一样的活动,在他的爱情等待完结后他便放弃了“侠”的使命。可见杨过并没有把侠义作为一个可以毕生信仰的事业。

　　《倚天屠龙记》中的英雄张无忌,是金庸塑造的第一个无意中成为大英雄的普通人。他除了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之外,就只有诚实厚道的品德,而江湖上人心险恶,遍布陷阱,四处充满着阴谋。诚信正直的品德恰恰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甚至连成为一个有利于民众的侠客也成问题。金庸对此似乎相当清醒:“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的领袖。……中国之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这样的描写无疑给同为平凡人的读者以极大的震撼,自然会生出相近的悲感。在萧峰的塑造中,金庸只是要展现一个真正的大英雄走向毁灭,他的全部英雄品质都是为了毁灭所作的铺垫。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主题下,这种光芒四射的英雄形象具有真正的社会震撼性,只要他有机会,他就会不断的开创历史,所以他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嫉妒、攻击,乃至悲惨的收场。令狐冲,也许是金庸探索英雄出路的最后一次尝试,这里一方面是更为残酷和老练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是一个浪荡不羁又不愿承担侠义责任的个体形象。最终他也没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只愿随遇而安的生活。最终的归隐,乃是不得已而为的结局,令狐冲仍想浪荡生活,但他的威望使他存在就要承担责任,而这又是他所不能或不想胜任的。这样的归隐,没有任何的飘逸,只有浓重的悲情。也许令狐冲的归隐和萧峰的死,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背后都是英雄主义的无奈和绝望。

　　到了《鹿鼎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已不再出现,小说的主人公已变成了地道的流氓。而他竟然能轻松游走于皇帝与各色武林人士之间,娶了七个老婆,成了一呼百应的英雄和清朝的高级官员。对这样的“英雄”,许多人表示不解,事实上“《鹿鼎记》呈现出一种维持文本双重意义的持续性结构反讽,————《鹿鼎记》向读者提供了两种‘声音’:一是叙述者的声音,是海洋的表面,是假象;另一是只有当读者对作者的反讽意图有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听出的声音,是海洋底下的暗流,是真实”。这种对武侠小说的价值颠覆,从它和前几部小说的比较中,更加让人感到侠义道路的迷茫。在这个类似闹剧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最深刻的悲哀。而即便是这样,韦小宝那仅有的一点品质也成为了他最终无法善存的原因,最终只有选择离开。金庸的侠义包含着复杂的情感,而“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这种怀疑的终结是侠义精神的空泛,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个孤独的侠客,他们不改初衷的个性,使他们永远孤独。在这里已经分不清是侠客的悲哀还是江湖的悲哀了。

　　三　困惑的爱恋,缠绵的悲哀金庸小说的爱情与婚姻,完美结局的十不过一二。恋爱中的男女都饱尝爱的苦涩,但他更着意于主人公面对爱情的悲情结局。在他构造的四种爱情模式中,都包含了浓重的悲凉。

　　首先是传统的男权主义模式。在它的要求下,‘男人’包含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各种因素,“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男人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功名心理’,或者叫做事业心,或者叫做责任感,或者叫做道德感,于是他们同社会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渐渐异化成‘社会的人’,渐渐,他们淡忘了那本该是男人的真正含义的含义”。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爱情悲剧。如陈家洛为了“反清复明”而断送了喀丽丝的性命。胡斐与苗若兰两情相悦,依然赶赴与苗人凤的生死大战。其次是苦苦追求而最终成功的模式。它也被金庸以巧妙的手法来展现这种结局的尴尬和悲哀。“阿珂、苏荃由于在丽春院中韦小宝的“胡天胡帝”使她们有了孩子,极不情愿地又不自觉地认可这种关系。“孩子”无疑是延续父权的象征,或者说,阿珂、苏荃们在父权的荫庇下确立了她们在家庭中作为母亲的权力地位”。《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在段誉的屡败屡战的气势下和被心爱的人抛弃后而最终认可了这种情感,这样的爱情既不真实,也同样不让双方真正的快乐。这无疑和金庸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关,当时他以一个不知名小编剧苦恋长城电影公司影后夏梦,正是因为金庸对自己社会地位卑贱和崇高爱情追求的落差的深切感受,促成了金庸创作时对人的认识由单一向复杂的转化,由表现单纯的高贵的英雄人物向表现复杂的卑贱的普通人物的转化。再次是两情相悦的爱情模式。但命运的不济却使男女主人公倍感相爱的悲哀。《神雕侠侣》中女主角失贞,男主角断臂,在历经磨难之后还免不了身患绝症,长远的分离。这无疑使全书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唯美情调。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谓悲剧的“清涤作用”在此已充分体现。后来金庸以回天之笔改变了杨龙二人注定的悲剧结局,但事实上这样的结局决非是现实的可能和逻辑的必然,只能是流行文学对世俗读者的让步。但即便如此,经历了十六年煎熬后,杨龙二人终于远离尘嚣,远走江湖,这到底是喜是悲?在《天龙八部》中,作者更明显地写出他对人生的看法。就象阿朱向乔峰表白的那样,“便是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万种熬煎,也是欢欢喜喜。”但最终乔峰竟失手打死了阿朱。二人自幼孤独,及至两情相悦却又不得已生死离别。世间的不幸都加在了二人身上。他梦想的“牧马塞外”这样简单的生活都不能实现,命运残酷。这里我们不应抱怨作者的冷血,因为如此种种,却又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都可能遭遇到的不幸。第四是不知爱为何物的模式。在更多的小说中,金庸的小说中女性是情感世界中的进取者,这符合传统的古代小说叙事风格。江晓原先生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出了“奔女情结”这一概念,即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美丽而神秘的女子因为爱慕男子而主动求爱的情节。金庸笔下的女性热烈地追求爱情,勇于承担因为爱情带来的一切痛苦。男性则扮演了不能自我表达的对象,一方面面对各种爱恋并不能作出独立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在爱人的诱导之下作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从貌似“神仙眷侣”的外表下,是“情为何物”的无声困惑,如袁承志与夏青青,过早的定位和夏青青的诱导、监控,已让袁承志无力再进行爱情的思考,而阿九的出身和时事的变迁又使这样的感情必然会归于无形。再如张无忌与赵敏,从地位的极端对立到最终的结合事实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周芷若的突变,很难想象张无忌会有这样的选择。而在他们获得爱恋的时候,也就要面对兴复大业和亲情的背离。经此种种以后,也许赢得的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爱了,虽然终归平静,却是疲惫不堪。而事实上象张无忌这样的性格,最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爱谁更多一些。与此类似的是令狐冲与任盈盈,在这位任大小姐的一次次无以相报的献身后,身为一个无行浪子的令狐冲,备感自己受到的抬爱和压力。他已没有了选择的可能,而在两人的感情交流中,任盈盈也不失时机的让令狐冲内心自我强化他的感情,如在乘车跟踪林平之与岳灵珊时,两人互吐爱恋,几乎忘却跟踪之事,盈盈轻轻的道:“直到此刻我才相信,你终于是念着我多些,念着你小师妹少些。”这里爱情已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的结果。在小说的末尾任盈盈得偿所愿,而令狐冲的浪荡生活也宣告结束。这样的结局带给我们的是在团圆后的思索,人生的爱恋,或许此类居多,这无疑表达了金庸对第二种和第三种爱情的反讽。这也许与作者一生三次婚姻的感情经历有关。

　　四　奇幻的情节,寓言的悲哀

　　亚里斯多德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金庸的小说虽重视性格,但情节由武侠小说特质决定,所以金庸小说中给我们展现了最为瑰丽的情节和场景,通过犹如畿语的暗示,展现了武侠小说寓言般的悲哀。首先是雄奇的武功,蕴含武力的悲哀。金庸小说的开端,即伴有惊心动魄的武功较量,但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刚刚才树立的高手形象并不会保持多久,继而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神秘武功,直把读者引入了神话般的武功殿堂。但不管有多么夸张的武功,小说却仍然在散布着悲凉的气氛。在武功的最高峰上应有剑魔独孤求败的地位,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剑冢:“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乃埋剑于斯。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作者在这里树立了一个孤独者的形象。而《笑傲江湖》所描绘的另一武学奇功“葵花宝典”,威力之大虽当时四大高手而不能挡,但此类武功竟是要自残身体,由此可见为冲击武学最高境界所付出的人性的扭曲。在相似的武功中,作者都着意在说明奇幻的武功背后高手的悲哀,孤独者和变态者的境况使读者对此多了一层寓言的理解。同样在《天龙八部》中的少林高僧曾言:“每一项绝技,都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化解”,“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重,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这里对武功的器物定位使我们同样感觉到“天下第一”的浅白。其次是迭起的高潮,呈现争斗的迷茫。当读者被英雄人物以一挡百、所向披靡的形象所鼓舞和震慑时,往往也会发现蕴涵在其中的让人悲凉的心境。在《天龙八部》中三个宏大场景聚贤庄、少林寺和雁门关外,我们除了看到乔峰一展伟力之外,我们更感到的是对抗争的无奈和虽胜亦悲的苍凉。在《倚天屠龙记》的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和屠狮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张无忌的力挡群雄,但面对着斗争双方的敌友混杂,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对正邪判断的迷茫,既然原因都未必正确,那么一场眩目的场面带给读者的最大的感受可能只是它的哀伤感。在《射雕英雄传》的最终,华山论剑由五大高手的争锋演变为一个萧索无味的老友聚会,在《神雕侠侣》的最终,望着元军退去的模样,会使人自然而生出一丝担忧,那么下一次呢?总之金庸的小说中凡高潮必有暗飙,也总会有淡淡的哀愁在心底浮现。

　　再次是奇丽的想象,带来哀婉的灵悟。金庸的小说不惜大量的笔墨来描述生活的情趣,诗词曲赋、神仙福地、风土人情,都成为小说人物生活经历的一部。而在这些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金庸也同样用悲凉的结局来显示美好的短暂。如《笑傲江湖》以一部琴箫合奏的乐谱《笑傲江湖曲》贯串全书,“琴箫之声虽然极尽繁复变幻,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悦耳动心”。但是此曲却是曲洋、刘正风二人临死之前合奏,而这两人也是为觅奏曲清净地而不可得。在《天龙八部》中李秋水、童姥之人,仙颜鹤骨,令人大为仰慕。但都为情所困,乃用各种伎俩互相算计,行为类于贩夫走卒。再如张翠山夫妇在冰火岛受尽自然之苦,但却尽享人伦。等到离开此地,回归繁华,却是立刻卷入江湖的旋涡之中。另外象绝情谷的情花美丽绝伦,但却不让人能有情,必以痛来表现情,这里面包含着金庸奇丽的想象,但却又都是以哀惋的节奏来动人心肠。

　　第四是因果的相应,尽显人生的沧桑。《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一心想武功盖世,最终得尝所愿,却已分不出“我是谁”。而一套隐藏在李白《侠客行》一诗中的极为高明的剑法,武林各色人等皓首穷经,无法破解,而石破天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却从中看出了本意。《天龙八部》中段正淳的风流倜傥最终的结果是爱他的女人在他面前一个个的死去,连他的妻子也曾背叛了他。玄慈和叶二娘的一段孽缘使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分辨善与恶的界限。即便是《射雕英雄传》中最乐天的老顽童,却原来也有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爱恋,以及以后几十年的纠葛。至于恶人,在金庸笔下,几乎无纯粹的恶,象梅超风、李莫愁、成昆等等,他们也都是某种恶的受害者。作者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因果解释,在宣扬一种生而痛苦的情怀,他也是想通过悲来告知大家对生的珍视。

　　总之,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蕴含了金庸对现实的思考。政论家的背景,浓重的传统文化意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香港纷繁的社会现象,使他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环境、侠义、爱恋、情节进行革新,形成了他用悲的力量来探索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信念,这使得武侠小说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即喜的外在,悲的实质和探索的指向的三向统一。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事实上,金庸并没有为我们解决什么,但这种悲情使我们知道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这或许是金庸小说中悲情意识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陈平原.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84.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唐都学刊2004. 2.金庸.金庸作品集·倚天屠龙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

林兴宅.名人名家读金庸.具有多重反讽结构的象征系统—《鹿鼎记》的文化隐喻解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通俗文学评论,1994.3.

蔡翔.母亲与妓女.读书,1989.4.

张琴凤.生命与爱的现代性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岱宗学刊,2003.3.

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5.

亚里斯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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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19-12-23 19:1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2-30 09:16 编辑

倪匡：一笑已经风云过
原创： 摩登中产 摩登中产 4天前




幕布已落，他独留幕前。

一

《精武门》上映，李小龙拉编剧倪匡去戏楼观看。李小龙紧张得手心出汗，倪匡洒然淡定。

电影好评如潮，有学者开始专研陈真生平。

倪匡听闻，哈哈大笑：陈真的故事，都是我编的。

香港传奇如大团云雾，六十年间，倪匡穿行云中，留下踪影无数。

他曾为邵氏编了261部武侠片，一手开启武侠电影黄金年代。

他曾写了145部卫斯理，超八千万字科幻小说，引领三十年科幻风潮。

他曾同时给12家报纸写连载，坚持多年每天手写数万字，自封为“汉字写作，速度之快，世界第一”。

他是黄霑至交，古龙密友，香港四大才子，平生最得意对联：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

他给太多故事刻下了倪匡制造，最后自己人生也如传奇。

1957年，22岁的倪匡初抵香港，夜校读书，布厂打杂，最后去荃湾工地做钻地工。

钻地机器重逾百斤，他扶着机器颠簸抖动，世界坚硬难摧。

开工间隙，有工人看《工商日报》，报纸周末时连载武侠小说。

倪匡扫了几眼，插话说：这种东西我也会写。众人哄笑，四散做活。

倪匡不服，一下午写了万字小说投稿，一周后竟然刊出，得稿酬90港元。

此后，他以每天一篇频率，投稿十余篇，竟无一拒稿。

最后，他干脆在《工商日报》上写起专栏，专栏名为生饭集，意为每天写写字，饭就生出来。

《真报》社长路海安找上门来，邀他到报社供职。

报社位于荷里活路，楼下尽是喧闹红尘。

报社算上社长一共五人，倪匡负责打杂，座位紧挨公司供神的牌位。

采访部主任想喝咖啡，倪匡跑去买；副刊要300字影评，倪匡对着海报编；社长外出应酬，600字的社论也成为他的工作。

当时，《真报》上连载台湾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

作者拖稿失联，倪匡请缨代写，连载数周，竟无人发现，读者反而好评如潮。

司马翎得知后，原本大怒，看完续写对倪匡说“续得很不错”。倪匡笑答：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

倪匡名气日盛，12家报纸同时约稿。

他在墙上钉上12枚钉子，小说稿件对应夹好，随便抽出一张，抬笔就能续写。一小时能写满九大张稿纸。

荷里活日升月落，整个人类世界迎来漫长的和平，披头士音乐如海波般抚慰欧美，登月飞船腾空而起，飞向湛蓝的星空。

那是想象力溢出的时代，香港《新报》成立，倪匡应邀写科幻系列《女黑侠木兰花》。

专栏火爆异常。倪匡女儿在考试前夜，通宵读完木兰花故事，清晨5点，奋力敲打倪匡房门。

你的故事狗屁不通。

倪匡取笑道：狗屁不通却读一整夜。

二

1960年，倪匡在《明报》连载《南明潜龙传》，同时还在别的版面和金庸笔战。

隔年，《明报》创刊两周年，酒会上，查太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

倪匡笑答，早来了，就在你身后。查太大笑。

酒会上，金庸力邀倪匡到《明报》上班，两人从此相交莫逆。

倪匡说，平生最快意之事，就是在金庸家中醉酒，大喊小二拿酒来，查太立即递上威士忌。

金庸极爱倪匡，两人打牌，倪匡输急眼，拍桌而去，金庸必电话哄劝。

一次，倪匡耍赖，说输的钱本来要买相机，金庸听完，立刻送上名牌相机。

两人聚餐，金庸知道倪匡爱鱼，总将鱼头夹给他，倪匡从不客气。

直到十余年后，倪匡口腔发炎，不要鱼头，金庸大喜：你不吃，我吃。倪匡才知金庸也爱极此味。

倪匡最早在《明报》写武侠小说，自觉写不过金庸，转写科幻。

一日他乘公交车，路过香港卫斯理村，便取卫斯理作主角人名。

绵亘41年的传奇至此开篇，卫斯理的故事很快风靡香港。

巅峰时，出版界传言，倪匡出本无字天书，也会迅速售罄，充其量下次买时看清是不是无字续集。

连载《地心洪炉》时，他顺手写道卫斯理在南极，遇到一只白熊跑来。

有读者天天写信骂倪匡，南极没有白熊！南极只有企鹅！

倪匡不回，信就越写越长，倪匡一怒在其专栏上用大字写道：某某先生，一南极没有白熊，二，世界上没有卫斯理。

读者气笑，回信两个大字：无赖。

最后还是金庸圆场：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现在没有，因为给卫斯理杀掉了。

天马行空的卫斯理，陪人们一同进入风驰电掣的时代。很快，故事外的世界和故事里一样光怪陆离。

金庸评价倪匡称：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倪匡和金庸因才华相交，和古龙则是意气相投。

离开书桌的倪匡，是放浪形骸的浪子。那些年，他常飞台湾，与古龙不醉不归。

一次，他因突发事务，去台北未通知古龙。古龙得知后，竟为此找遍台北酒店。

古龙病逝，倪匡形单影只。

他曾和三毛守在古龙头七夜，期待魂魄归来。此后他梦到许多人，偏生没有古龙。

中年的倪匡依旧嬉笑江湖，但越来越古怪孤僻。

他收集满房贝壳，养九缸食人鱼，小朋友来家，他从冰箱取鸡，放入鱼缸，表演肉鸡变白骨。

一次蔡澜到家，见他痴瞪花朵。那天倪匡看花看了4个多小时，只为等开花一瞬。

1992年，倪匡携妻子移居美国三藩，留言称，自此天涯海角，世事无我，纷扰由他。

新家是艺术家旧宅，造型古怪，一层有四个卫生间，家人迷惘，倪匡却觉得古怪得颇对胃口。

他相信人生百事皆有配额，抽烟、喝酒、恋爱、写作，无不如此。

在美国，抽烟配额率先消失，此后美酒和美食配额也堪忧。

蔡澜宽慰他，至少还有思想配额。他反问，香烟美酒都没了，思想配额还有鸟用？

倪太在一旁笑，笑我们这些男人终有今天。


当年，他游戏红尘，蔡澜给他刻过一章：余有四好：酒色财气。

晚年，他意兴阑珊，和蔡澜说，算了，你帮我改成“四大皆空”吧。

蔡澜送来一印，只有四个空栏。

本来空空如也，又何须字填。

三



2006年，71岁倪匡回港定居，言行常荒诞无忌。



狗仔围追堵截，他从不回避，反而主动上狗仔的车，让他们帮忙搭乘到目的地。



一次，他在药店门口被狗仔围住，众人问他买的什么药，倪匡答曰避孕药。众人一愣，继而大笑摇头。



两年前，他忽觉写作配额用光，做结卫斯理，最后一本名为《只限老友》。



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从此再无音信。



传奇终成旧事，最后散在人间烟火中。



有次倪匡和家人逛街，偶遇三口之家，父亲指着倪匡对儿子说，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卫斯理。



倪匡笑言，从没在一个小孩的脸上看到过那么丰富的表情。



交杂着失望、难过、愤怒和难以置信。卫斯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又老又胖，衣衫褴褛，拄着拐杖的糟老头子啊？



几年前，香港作协举办小说写作训练班，倪匡是讲师。



台下数百名学员，期待倪匡分享高级技巧。



没曾想倪匡上来便说：写作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没法靠后天的努力。数学家或许可以训练出来，但小说家不行。



不要问我写作技巧，只要开始写，就会越写越好，你们这样问，就代表你写不出什么好小说。



话音刚落，听众当场要求退钱。倪匡也委屈，他只不过将所知坦诚分享，大家又不信。



知乎上，有人拿他和刘慈欣比较，引来嘲讽一片。事实上，他的小说更接近幻想小说，并非正统科幻。



亦有人贴出刘慈欣的评价：



从来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把科幻之火燃得如此之广，他那一维的科幻像一只飞箭，强有力地洞穿了市场。



倪匡并不在意这些评价，他说，小说好看就是了，归类叫什么并不重要。



他深知他所属的时代幕布早就垂下，他独留幕前，已倦懒争辩。



黄霑走了，林燕妮走了，金庸走了，半个世纪的故事，只留下几个最后的配角，港九深巷杂货店中，有时会放郑少秋的老歌：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



当世界荒芜生长时，总有传奇诞生，但时代归于平稳，故事自然另有主角。



他平生极爱哈哈大笑，好友为他写传记，起名叫《倪匡传：哈哈哈哈》。



倪匡在书中问答部分称：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无岸可望。



2012年，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写了461部电影剧本的倪匡，获得终身成就奖。



那年倪匡77岁，他站在领奖台前，慢悠悠拿出发言稿。众人以为他要长篇大论一番。



但他只有十个字：谢谢大会，谢谢大家，谢谢。



主持人想让倪匡多说几句，一旁颁奖嘉宾徐克说：



这么多年，我一直拍武侠，不拍科幻，就是在多等，等技术成熟了，再来拍您的经典。



倪匡答：这在于你，我无所谓。



随即大笑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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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作者猫腻：我和金庸差了十万八千里，说我超过他绝不能接受
北青艺评 2019-12-06 12:14:49
对于《庆余年》的热播，猫腻称：我觉得《庆余年》拍得很好，节奏是我喜欢的，调性也是我喜欢的，各方面都实现得不错。

视频：《庆余年》人物图鉴！全组演员大爆发，老戏骨小鲜肉狂飙戏，时长约1分52秒
期待已久的年度大戏《庆余年》终于开播。这部改编自网络大神级作家猫腻同名小说的剧集刚一上映便引起各方关注。

猫腻，在网文界和主流文学界都受到高度认可的作家，素有“最具情怀的文青作家”之称，也被认为是最具经典性的网络文学作家。

在他的“粉丝”中，就包括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教授。邵燕君跟踪研究网络文学多年，和猫腻亦是好友，两人经常就作品与创作交谈。北青艺评得到邵燕君和猫腻的授权，首次发表两位对谈中有关《庆余年》的部分内容，本次访谈内容始于2017年，最终完成于2019年12月2日。

邵燕君：老猫，终于有机会和你好好聊聊书了。首先得说， 我是你的粉丝，我们全家都是你的铁杆粉丝。好在学术界现在有一种身份叫“学者粉丝”，可以让研究者保有粉丝的情感和立场。我前些天就专门以“学者粉丝”的身份，写了一篇你的作家专论，《猫腻：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发表在《网络文学评论》。今天呢，是用学者的特权，代表粉丝和你好好聊聊。


猫腻


邵燕君

在那篇论文里，我把你和金庸比，全方位地比，立意、故事、人物、文笔。我觉得在《庆余年》里，你的“金庸”已然练成。作为类型小说作者，你是实实在在地站在前辈师父的肩膀上的。在你所有小说中，《庆余年》是最像金庸的。在下一部《间客》里，你个人的东西才真正喷发出来。在我个人的评价谱系里，你在《间客》《将夜》之后超过金庸了，你的“情怀”也更戳中当下中国人的心。

猫腻：这个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金庸是我的偶像，我和他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种比较让我很惶恐，而且很尴尬，这是真心话。

邵燕君：这个事你说了不算。当然，我说了也不算，要看后来人怎么说。现在说《庆余年》。《庆余年》是你的“封神之作”，前面还有《朱雀记》，算是成名作。



邵燕君：我记得两年前咱们长聊的那次，你说《庆余年》出的时候要细修，从370万字修到200万字。你一直说文笔比金庸差很远，但我们看到的金庸小说是他封笔以后细修的呀。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了《庆余年》的前两卷，你觉得修得怎么样？

猫腻：修得很认真，修了很多辞句，当年写的真的是很糙，有很多低级错误，但要说修改之后的质量，接着会出版的第三集修得非常好，修了几个月，累死我了。

（感谢王鑫、项蕾对本文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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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写《鹿鼎记》，是为了给祖宗査继佐洗白和翻案吗？｜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今天




文/王善钦







《鹿鼎记》中，金庸略去其先辈査继佐在明史案中的首告行为，进入网络检索发达的年代被读者发现，因此受到很大诟病。虽然洗白确凿，不过査继佐此人在明史案中的作为比较复杂，值得细说，可能不用批判得那么重。


《鹿鼎记》是武侠小说巨匠金庸先生的巨著。尽管《鹿鼎记》以韦小宝有惊无险的飞黄腾达史为主线，但另外一条线却是清初著名的“明史案”，这条线甚至比韦小宝这条线更早出现：



书的一开头就写因明史案而被流放的妇孺。在明史案这条主线上，金庸还把重要的当事人査继佐（査伊璜）写入，将其塑造为明史案的受害者、坚定的反清志士，顺带把清朝将领吴六奇塑造成反清复明的卧底。



这两条线是交错的。比如，明史案中被害的遗孀的丫鬟双儿就被许给韦小宝，整部书也时不时编排明史案罪魁祸首吴之荣。



这些年，关于明史案中的一些细节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金庸对査继佐的描写与“不描写”，被一些人视为对自己祖先的洗白、贴金。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鹿鼎记》中的明史案以及有关的人物描写是否与历史符合符合？






明史案的经过

1

明史案要从朱国祯说起。朱国祯是明天启年间内阁大学士，因得罪魏忠贤而被排挤出局，退休回家后就开始写明代历史。由于朱国祯在崇祯六年就去世，所以没有写入崇祯期间的历史。



明亡后，朱国祯后人穷困不堪，将朱国祯的明史遗稿抵押给邻居庄廷鑨（音：龙），用来借钱。庄廷鑨是浙江湖州的富二代，父亲是庄允诚。由于朱国祯后人后来没来取，庄廷鑨又不差钱，也不向他们讨债，这书就等于卖给了庄廷鑨。据称，庄廷鑨勤奋好学。但后来因为疾病而失明。庄廷鑨想当第二个左丘明，决定增删朱国祯的明史遗稿。



满清顺治八年（1651年）前后，庄廷鑨花重金招聘编辑团队，增删全书，补写了崇祯年间与南明期间的历史。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团队的书完成，共一百多卷，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作品，但写明源于“朱氏遗稿”。书完成后不久，庄廷鑨病逝。庄允诚负责为儿子出版此书。



顺治十七年（1660年）书刻成，定名《明史辑略》，序言由明末江阴知县李令皙撰写，查继佐、范骧、陆圻等18人被列为书籍的最后审定人员。但据说查继佐、陆圻与范骧实际上并未参与这本书。



周亮工看到《明史辑略》里记载了李自成进北京后龚鼎孳署名的投降书，担心龚鼎孳看到后举报，而査继佐、范骧与陆圻三人又名列其上，书中又奉南明为正统、使用南明皇帝年号，恐怕会为三人招来大祸。周亮工建议范骧等人赶快去撇清关系。范骧转告陆圻，陆圻转告查继佐。査继佐赶紧到“学道”胡尚衡那里说明情况，否认三连：我们不是编辑，我们没有参与，庄廷鑨在瞎说啊。







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讨论。一般的说法是庄廷鑨失明后开始决定写明史、査继佐等人没有同意参与却被署名。但査继佐去世前，其门人就在《东山外纪》中记载：庄廷鑨因著史过度劳累，双目失明，査继佐派人告诉庄廷鑨，愿替他写下去（“吾当代草，可以愈病”）， 庄廷鑨让其弟庄廷钺到査那里“侍教”。如这个记载属实，就说明：庄廷鑨失明前就编辑明史，査继佐很可能同意在里面署名，只是后来意识到这书会给自己招来大祸，才否认自己曾经参与。



査继佐备案后，胡尚衡派府学教授赵君宋勘察此书，赵摘录出几十处“违碍”字句，在府学门口张贴。庄允诚得知后通过通政司使王永祚向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重金贿赂湖州知府陈永命，把已卖出的四十多本尽量买回来销毁，然后改版，重新印刷发行。



以上是明史案发展的第一阶段。在《鹿鼎记》中，首先告发并导致回收书籍、重新改版的人不是査继佐，而成了吴之荣。书中虚构了以下情节：吴之荣到要钱，被拒绝后，看到桌上的《明书辑略》，巧言骗走后去举报。金庸把第一个锅扔到吴之荣头上了。实际上，吴之荣确实向要钱，但那是这个阶段之后的事了。



吴之荣之前是湖州府归安知县，因为贪赃被革职，被判了死刑，因为大赦而侥幸逃过。为了官复原职，吴之荣一直在找机会。他从旁人那里打听到上面发生的事情，决心以此勒索庄允诚与湖州另一个富翁朱佑明，但都被拒。



吴之荣怀恨在心，花重金买到一本没有被回收的初版书籍，向镇浙将军告发，后者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朱将此事交给胡尚衡处理。庄允诚又出重金打点，将事情再次压下去。



因为有关官员收了庄允诚贿赂，将吴之荣驱逐出湖州。吴之荣绝不善罢甘休，把状告到京城辅政大臣鳌拜府上。鳌拜等人派出刑部官员严查。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案件正式结案。







清廷将庄廷鑨棺材挖出，劈开棺材，砍头碎尸。庄允诚被捕入京，被虐待死在狱中。全族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被处死。庄廷鑨弟弟庄廷钺、写序言的李令皙、编辑此书的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几人被凌迟处死。李令皙四个儿子全部被杀。吴之荣污蔑朱佑明就是《明史辑略》中提到“朱氏原稿”中的朱氏，朱佑明及其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因此被斩首，其妻自尽。



刻版工、印刷工、买书的读者也被处死。归安、乌程两名学官被斩。陈永命自缢后被开棺碎尸。陈永命弟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被斩。归安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上任仅半个月的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等人被绞死。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被斩。胡尚衡等几人用重金行贿，得以幸免。



吴之荣还一口咬定査继佐是书的作者之一，而不仅仅是校阅者。他举报的理由虽然是査继佐列名参校人员之首，但背后却有其他缘由：査继佐家里蓄养了唱戏的女演员，吴之荣想看女演员，被拒，因此怀恨。査继佐等三人坐了两百多天牢，因为有人从中营救，且在案发前就已经到学道那里否认参与此书，得以幸免于难。



这场大案至少处死七十多人，有人认为共处死一千多人。被处死的 “首犯”的女性及年幼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宁古塔，发配给披甲人为奴，人数超过几百甚至上千。《鹿鼎记》就以此案流放犯人行走的场景开篇。






査继佐是受害者还是告密者？

2

如上面所说，金庸在写这件事时，将査继佐作为完全的受害人，绝口不提他先向学道首告发的事实。这使得一些人认为金庸为自己祖先洗白。那么，査继佐是告密者还是受害人呢？



如果那本书没有将査继佐列入，査继佐却去学道那里告发，那査继佐就是告密者。但因为那本书将査继佐列为审定人，不管此前是否愿意署名，此后査继佐这样做，都是在自保，而非告密。



此外，吴之荣控告査继佐时，査继佐辩解说此前已经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吴之荣则立即问他：为什么向学道报告，而不是向督抚报告。从中可见，这两种报告方式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向学道报告，是因为査继佐并不希望引起司法介入，只是希望以后万一受到清算时，能够说明自己已经事先撇清。





査继佐之“首告”不是出于恶意



所以，査继佐虽然是“首告”，却不是告密者。査继佐的首告，并不为邀功请赏，而是为了避祸。只是金庸直接把査继佐告发自保的事情隐去不提，全部都推给吴之荣，这的确是在拔高査继佐：他把査继佐的恐惧掩盖了。






査继佐等人吃了人血馒头吗？

3

清廷杀戮与朱家后，吴之荣官复原职而且还在后来被提拔，并得到了庄、朱二家的部分资产。朝廷也将两家资产的一部分赏赐给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但具体的比例以及三人是否接受，却至少存在三种说法。





吴之荣靠告密发财了

査继佐虽不是奔着这个去的，也发财了



费之墀说，庄朱二家资产的十分之一被赏赐给了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他亲眼看到有十几条船来装了各类家具。还有人说査继佐发了笔大财，买了十二个女演员，天天饮酒作乐。



陆圻女儿陆梓行说，两家家产的一半判给吴之荣，一半判给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陆圻说：能够幸免于难就已经不错，怎么能还要别人的家产，拒绝接受，因此那一半都给了査与范。陆梓行并未说査继佐与范骧是否分别接受那四分之一的资产。



杨凤苞则说：“三人均委之不顾而去。”



尽管这三种说法有较大差异，但结合起来看，可以肯定的是，陆圻没有接受这个难堪而恶心的赏赐。事实上，他很快出家云游，断绝尘世生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引用上面几种说法种的一种，说査继佐因为举报而得到了别人财产，因此他的举报很不道德，并认为金庸是在为告密分子査继佐洗白。实际上，即使他后来接受了财产，也绝非他本人之前举报的目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接受了那些人血馒头，那就说明他出狱后的表现并不光彩。只是，査继佐是否拿了那些人血馒头，根据这些存在矛盾的材料，我们无法得到十分明确的答案。个人认为，费之墀与陆梓行的说法相对可靠，二者取个并集，査继佐接受庄朱二家资产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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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用”的思想对人类有多重要？
静嘉读书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群学书院 ，作者小远



01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他一生更大的功业，则是发展了跨学科高等研究的典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1933年的一天，纳粹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当时，爱因斯坦恰好避居在普林斯顿。



弗莱克斯纳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爱因斯坦，邀请他去刚刚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爱因斯坦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我要带着助手一起去；第二，年薪3000美元。



弗莱克斯纳说，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不行！



爱因斯坦说，要是普林斯顿一年的生活费花不了这么多，我也可以少要点。



“不，先生”，弗莱克斯纳正色回答道：“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你要的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一年只给你3000美元的薪水，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在虐待爱因斯坦！”



结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年薪，定为16000美元。






02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没有各种行政委员会，没有例行公事，教授们甚至没有任何教学任务。据说，爱因斯坦和同事们——那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维布伦（O. Veblen）、亚历山大（J. Alexander）、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等等——每天经常做的事，就是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的“闲聊”。



很多人责备院长弗莱克斯纳，认为他花巨资请来的科学家们，每天“无所事事”，做着毫无“用处”的事。



面对质疑，弗莱克斯纳这样回答：



“先生们，在爱因斯坦诞生前100年，他的同乡高斯（Gauss）出生在普鲁士。高斯发明的非欧几何学，是整个19世纪最晦涩的数学研究，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高斯无法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们“没有用”。可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没有高斯当年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对论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近一两百年间，全世界的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



“而在普林斯顿”，弗莱克斯纳补充道，“行政工作被尽可能的弱化。脑中无物的人，无法专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撑不下去的。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未来会证明，这些定理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






03



1920年代的某一天，弗莱克斯纳遇到了70多岁的老绅士伊士曼（George Eastman），伊士曼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众摄影之父，柯达公司创始人，那时，他正准备把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入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用于推动“有用学科”（useful subject）的发展。



弗莱克斯纳问伊士曼：那么在您心目中，谁是当今最“有用”的科学家呢？



伊士曼不假思索的说：马可尼（G. M. Marconi）。



在伊士曼看来，马可尼发明的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带给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1909年，马可尼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没想到，弗莱克斯纳却说：亲爱的伊士曼先生，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从广播获得怎样的快乐，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4



面对老绅士震惊的目光，弗莱克斯纳解释道：



伊士曼先生，马可尼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位巨人，为无线电的发明默默铺好所有台阶，只待有人登上台阶去摘取桂冠，这个就是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



正是麦克斯韦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才使得马可尼的工作成为可能。



终其一生，麦克斯韦从来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从没有设定任何“实用性”方面的目标，也从来没有发明任何一样具体的东西，然而，他们“无用”的理论工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技术人员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实用和娱乐用途。



纵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像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从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的时代开始，好奇心就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也是不可阻碍的。越少偏向直接应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贡献。






05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印章上，印着两个单词：“真理与美”（Truth and Beauty）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哈佛教授来研究院，弗莱克斯纳为他颁发了津贴。对方写信询问：“我来普林斯顿的任务是什么？”



弗莱克斯纳回信说：“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后，前来与弗莱克斯纳道别。临走前，他说：“我猜你肯定想知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数学正经历迅猛发展，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太丰富了。我这个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十年之久，虽有过紧跟学科发展的时期，但现在觉得越来越吃力。在普林斯顿这一年，我觉得，窗帘拉开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开了。我正构思两篇论文，不日即将动笔。”



“要写多久？”弗莱克斯纳问他。“五年，也可能十年。”“然后呢？”“重返普林斯顿。”



1938年，一位教授应邀来普林斯顿工作一段时间，他去拜会弗莱克斯纳说：“我要在这待到明年十月。”“这儿夏天很热”弗莱克斯纳担忧的说。



“沉浸于工作中，哪还顾得上热？！”






06



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中，弗莱克斯纳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极力呼吁各位不要过于关注“实用性”的概念。诚然，某些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正是凭借这份自由，卢瑟福和爱因斯坦才能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同时将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释放了出来。也正是凭借这份自由，玻尔和密立根了解了原子构造，并从中释放出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



人类真正的敌人并非是无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是对还是错。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精神套上桎梏让它不敢展翅飞翔的人。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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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思先生回忆起当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求学的情形，讲到他写了一篇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论文，呈交胡小石先生批阅。几天以后，胡先生把他叫到家里，让他从这个书架、那个书架搬下一些书，接着指出其论文中的某些不足，最后对他说：“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工夫。”我当时就坐在季思先生的对面，看他含着热泪讲述这句话，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如同禅宗大师的当头棒喝，让我心为之动。当时，我还是硕士一年级的学生。多少年后，当自己忝为人师，需要回答同学有关治学之道的问题时，我总是会提到这件事和这句话。如果说，我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多少能有一些收获的话，那是与在求学之初，就懂得了“下笨工夫”的重要性分不开的。“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要义之一。《朱子语类》卷二的《总论为学之方》，就曾再三强调这一意见：“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底工夫，方得。”“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

《朱子语类》里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说得亲切有味。余英时最推崇这一条：“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子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说：“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怎样读中国书》）钱穆又看重这一条：“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学 ·朱子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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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


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


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


所谓如果要说贵族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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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齐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甚至可以引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

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多儒者把伍子胥当做是有德者。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
——秦晖秦晖教授：儒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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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


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

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


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四个字，很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


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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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的是法家。


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儒家不高兴，实际上这也是儒家一直有的传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牢骚，不满现实。大家知道，孔子当年就讲过，说现在这个社会礼崩乐坏简直不象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寄予希望，我要坐船跑到海外当移民。


后来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


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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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明治维新，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在西方影响下的周秦之变，也就是原来明治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封邦建国，也不怎么样，但是之后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中国人从中学到的，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的那一套。


日本人在引进西学的时候，他们很反儒，但是日本人反儒这绝不是说他们就很赞成民主，实际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儒学妨碍了皇权，尤其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对于秦以后的法家那一套，我们知道同样是维新派，谭嗣同死的比较早，谭嗣同认为秦政糟糕透了，可是康有为在1913年，也就是康有为比梁启超要多活了二十多年，康有为一直到二几年死，但是在1913年就对秦政有一篇高度评价的文章，他把秦政说的简直无比美妙，说废封建实现了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秦始皇都已经给了，那么对由秦开始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这些人，他们的评价却有如此之不同。

刘国重 发表于 2019-12-30 11:5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20 19:13 编辑

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

我在港的两年间（1972-1975年），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授他四个子，下过很多盘，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尝过“欣然”的滋味。当时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也是香港的一个大棋迷，和牟先生与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会，总是约我和牟先生参加。每次都是我顺道带牟先生乘车同往，弈至深夜才尽兴同返。1974年夏天，新亚书院出面邀请台湾的围棋神童王铭琬（现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来香港访问。这是当年轰动香港围棋界的一大盛事，电视与报章都争相报导。这几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别兴奋，几乎无会不与。有一晚王铭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联棋，牟先生和其他少数棋友旁观，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离去。



无论是枰上手谈或是枰边闲话，牟先生给我的印象都是率真和洒落，不带半点矜持之态。事实上，棋侣在“游于艺”的聚会中，主客都已进入“坐忘”的境界。牟先生的艺术兴趣很广，从小说到京戏他都能欣赏。有一次在查良镛先生家，棋罢清言，他曾评论过查先生的武侠小说。我还记得他特别称许《鹿鼎记》的意境最高，远在其他几部脍炙人口的热闹作品之上。查先生许为知言。又有一次是新亚的春节联欢会，有胡琴伴奏，他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后来我才发现他早年还写过评论《红楼梦》和《水浒传》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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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学者罗泌说“封建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黄宗羲认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异民族入侵，而在于君主独裁之下，文武官僚软弱无力。内藤湖南也用这种观点解释清亡的原因：“清王朝越来越致力于集权于中央，并把官僚系统的权力集中于近亲宗室。除了这些人以外，已经没有官僚负有政治的责任。其结果是，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叛离，清王朝崩溃。”

黄宗羲说“三代以下，有乱无治”，顾炎武则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周秦之变后，中国政治的最大变化就是官僚集团取代了自治社会。自秦以后，中国政府有两个特点：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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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说，科举官僚制度乃是马克斯·韦伯赞誉过的科层制度，相比封建贵族，官僚制度的效率更高，因此较早使用官僚制度的东亚帝国行政效率更高，更为进步。这种论调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虚伪。东西社会的历史背景是大为不同的，欧美民间社会力量相对充沛，对行政系统的制约相对古代东亚强上太多，官僚主义之弊一时不易看出，而古代东亚帝国官僚行政系统长期一家独大，在少有制约的情况下，它的效率事实上是非常低下的，到万历年间，已经造成“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堕，民生日困”（吕坤《新吾吕先生实政录》），冗官和懒政并存的现象，试问此处官僚系统的高效性又何在？“黄宗羲定律”下历代皇权和官僚主导的财税改革不能除以往之积弊，反倒进一步增加各级帝国政府对民众的搜刮，也正是证实了独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并不能具备高效率。

其实“黄宗羲定律”并不局限于财税领域，类似的现象也体现在古代东亚集权帝国的种种方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吏治问题：为了防止官僚的腐败或者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历代中原王朝的许多统治者，都尝试过使用专门的监管官员来整顿吏治，然而，这种吏治管理和财税方面的两税制改革、一条鞭法改革非常类似，不过是以官治官而已，只能取得一时之效。缺乏制约的监管官员会迅速腐化，作威作福，于是又需要新的官吏来监督旧的官吏（最有名的例子是明代陆续设置的特务监察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因此反倒大量增加了新的行政岗位、长远上增加了行政成本。【【【【【【【【【【【【【【【【【【【【【


陈独秀的反思证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流浪千里，最终没有背叛初衷。陈独秀有一首长诗，我至今没有看到全文。因为陈独秀把它寄给了濮德志，而他在被捕后把原件给了政府，后来的下落，我尚不清楚。他能记忆的，只是如下内容：



大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食以延躯命，色以延种性。

逐此而自足，何以异群生。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

高居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

二者惟君择，逆死顺则生。

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在诗后做了一个小注：“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疠疫鬼也，以此喻斯。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从这首诗，可以看到陈独秀对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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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首发 | 江湄：中国史学的“隐逸”书写
原创： 江湄 读书杂志 昨天
编者按



《史记·伯夷列传》为正史列传之首，从司马迁以来，历代史家对隐逸人物的记述、推崇蕴含着中国史学的精神力量。本文历数自古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隐逸之士，从伯夷、叔齐、严光、梁鸿到顾亭林、王船山；还评点了历代史著中与隐逸书写相关的代表性名篇，从《史记》《汉书》到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这两条线索显示出，中国史书给避世者和失败者以极高的历史地位，从古至今已形成一个叙事和精神传统，成为表彰匹夫之志的“中国史的诗意”。







中国史学的“隐逸”书写


文 | 江湄

（《读书》2020年1期新刊）



《史记》“列传”一体的主人公主要是“士”，“士”原本是诸侯封建时代贵族阶级的最下层，在春秋战国的古今之变中，他们乘势而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一定意义上说，春秋战国的大变革，就是士人阶级兴起的历史。怎样的“士”能入列传呢？《太史公自序》定义为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 ”，即能够把握历史机遇，开创一番历史功业的人，即所谓 “历史人物 ”。然而，七十列传首篇《伯夷列传》，却记述了两个毫无历史功业可言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伯夷列传》叙事简略而重在议论，章学诚指出，它其实是七十列传的序论，如同孔子《春秋》意在“表微阐幽”（《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伯夷、叔齐乃孤竹国之王子，让国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刚到周国，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纣。在儒学传统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可是，正当武王行革命大义之时，伯夷、叔齐居然勒住马头，痛斥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简直就是公然反革命！武王革命成功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终至饿死。他们临死时作了一首《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指出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首创以血腥暴力推翻政权的历史先例，开万恶之源，可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史记》的历史世界往往如此，并陈两种价值标准，任其交错冲突。



伯夷、叔齐，在“革命”时代他们是反革命，在崇尚成功的时代，他们是失败者。在《伯夷列传》开头，司马迁举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并尊之为 “古之仁圣贤人”，其中有让位于西伯昌逃到南方蛮荒之地创立吴国的太伯。七十列传以伯夷起首，而三十世家则以吴太伯开头：“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为历史弄潮儿树碑立传的司马迁，他的心却偏向失败者。





[宋]李唐《采薇图》卷，绢本，水墨淡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孔子曾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而司马迁却根据《采薇》之诗认定伯夷、叔齐大怨特怨，然后，就把久久积压在心中的天大的怨气一股脑儿地抒发出来：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的生平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在这个时代书写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巨变、秦汉之际的天翻地覆，又亲历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变局，他的人生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剧变的时代。跟所有身处历史大变动中的人们一样，他看到和感受到的历史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善恶不得其报才是历史的铁律，“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真是大哉天问！接着，司马迁话锋一转说，在这无常甚至反常的历史现实之中，我们必须不顾“举世混浊”而坚持君子之行，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有孔子那样的人，他在书写历史。历史是不合道义的，不以实现正义为目的，但历史是人写下来的，人可以让正义在历史的书写中实现，正是像夫子这样的历史书写者，使伯夷、叔齐、颜渊其名屹立于历史之中，从而赋予历史以道义。身为“历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在告诉我们，人记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其意义恰恰是对历史本身的纠正和抗议。里尔克诗云：“伟大的作品与生活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伟大的人生与历史之间，历史书写与历史之间，亦复如是。



颜渊像（来源：wikipedia.org）


司马迁一再表示要像孔子那样“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韩愈当过唐朝的史官，他说得更加精彩凝练：“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昌黎全集》卷十六《答崔立之书》）这不是一般惩恶扬善的意思，而是说，作为历史的书写者，你要能重新发现、纠正、规定历史中的价值秩序。如伯夷、叔齐、颜渊，并无彰明较著的历史功业，不过是“岩穴之士”，而历史学家却独能发现他们的生命散发在历史中的幽光，在既庞杂又残缺的历史遗存之中发掘他们的隐微之迹。《伯夷列传》开创了历代纪传体正史立“隐逸传”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一个重要的精神传统。钱穆提醒我们，就是要在这种地方，好好下一番琢磨体会的功夫，他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二十四史”中，范晔《后汉书》首立《逸民传》。《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有大量隐逸人物的传记，这表明魏晋六朝隐逸之风颇盛，成书于南朝宋的《后汉书》首立“隐逸传”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魏晋六朝是一个门阀士族社会，佛教兴盛，玄风大畅，这使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世界发生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他们发现并提倡，个体不必依靠外在现实社会的承认（如爵禄、功业）而获得自我意识，回到自身的内心的精神生活，就可以获得自足和自由，如仲长统《乐志论》所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隋书·隐逸传》说得更好：“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那种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生境界，魏晋六朝隐逸传统的人格典范，除竹林七贤外，当属陶渊明了，当我们诵读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谁不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但是，这个时代的隐逸之风有其庸俗化的一面。倡行隐逸的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仲长统所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的精神气概，是有物质条件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他们一方面向慕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一方面不舍世间的富贵权势，于是，发展出一种虽与世浮沉却寄怀玄远的隐逸态度，对此，郭象说得很妙：“故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则虽游于世俗，而泯然无迹。岂必使汝惊哉！”（郭象注：《庄子·天地》）这种外儒内道或者说儒道互补的人格状态是相当虚伪和虚无的。



徐悲鸿《东篱采菊图》轴，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而写于这个时代的《后汉书·逸民传》却似乎是在专门反对这种庸俗化的隐逸风气。《后汉书·逸民传》与《独行传》之间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是要并列而读的。范晔在《独行传》序论中引孔子所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接着指出，独行之士是狂者，隐逸之士是狷者，独行之士“有所必为”，隐逸之士“有所不为”，独行之士勇于“进取”，隐逸之士“有所不取”，但是，那以一人之力与整个现实对决的精神气概是一样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大独和大勇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性情所近，形势不同，各自做出不同选择罢了。如伯夷、叔齐，那只身阻挡历史潮流的螳臂当车的刚勇，那不惜饿死以弃绝整个世界的孤绝，难道不是殉国死节的义烈之士同样具有的吗？

《后汉书·逸民传》刻画了两个光耀古今的人物，严光和梁鸿。梁鸿出身不可谓不贵，其父梁让被封为修远伯，他在西汉末年受业太学，学成之后，世道已经大乱，他开始了隐逸生活，给人放猪、做佣工，娶了富家女孟光，却与之偕隐山中，耕织为生，又转徙吴中受雇富家，居于蓬屋，与孟光举案齐眉，比之穷居陋巷的颜渊、原宪更加艰苦卓绝，正是范晔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使他写出了真正具有劳动人民立场和感情的《五噫歌》。死后，朋友们把他葬在春秋时代有名的刺客要离的墓旁，大家都说：“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隐逸的清高与义士的刚烈是一贯相通的，这正是《后汉书·逸民传》与《独行传》相呼应的结构关系所要表彰的隐逸精神。“独行”之大者就是结党对抗宦官集团的党锢君子，在《陈蕃传》中，范晔论曰，当朝政日趋昏乱，像陈蕃这样出身高门位至显宦的人，完全可以选择“离俗”“遁世”，既能过着悠然自适的生活，又能保证自身的高洁，但是，他却以独行赴渊的勇毅决绝投身于救世的事业：“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后汉书》卷五六《陈蕃王允列传》）这段话与《逸民传》也有一种呼应关系，只有饱含烈士精神的隐逸才是真隐，而隐逸的烈士精神同样可以用之于经世济民的事业。《后汉书》的《逸民传》是反隐逸的隐逸书写，是对坐享其成、明哲保身、自命清高之隐逸时尚的尖锐批评。



[五代]卫贤《高士图》，绢本，设色，描绘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宋代之后，中国史书的隐逸书写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时，门阀士族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出身庶族、靠科举晋身的士人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领袖，这个社会比之魏晋六朝更加平民化，但在平铺散漫的社会之上，专制主义皇权更加强化，通过科举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士人阶级所面临“士贱君肆”之处境，比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严峻。这些读书人，在社会上经济上并无深厚根基，主要凭借天子爵禄获得一切，却要胸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的抱负，对于他们来说，隐逸又意味着什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新兴科举士大夫阶级人格理想的写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多么严肃多么沉重的淑世精神！然而，范仲淹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面，他在仁宗明道二年外放睦州，遂兴建严子陵祠堂，写下了与《岳阳楼记》齐名的《严先生祠堂记》。这位严先生就是《后汉书·逸民传》的另一个主角严光，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少时同学，刘秀当了皇帝后聘之入朝，他与帝共卧，足加帝腹，引起天象大变，最终归隐富春江畔。《严先生祠堂记》叹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方面是充满宗教情怀的沉重而严肃的淑世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以一介布衣而不为万乘所屈的盖世之气人格尊严，这两种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一个士君子完整的精神世界。


欧阳修《新五代史》是新兴科举士大夫阶级发起的新儒学运动的路标性文献，其中《一行传》其实就是“隐逸传”，但改“隐逸”为“一行”，表明了宋以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隐逸精神、中国史学的隐逸书写都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新五代史》的《一行传》与《冯道传》相互呼应，寄托着欧阳修的微言大义。冯道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十帝，位至宰相三公，是五代士大夫的领袖人物，直至宋初，士大夫们皆尊奉他为人生榜样，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新五代史·冯道传》叙事跟《旧五代史》相比并无太大差别，冯道为人自律甚严，他在后梁军队做书记官，把掳掠来的妇女安置于别处，战争结束后，又自出财物送她们返乡；他用浅显的语言教育军旅出身的沙陀族人唐明宗要仁政爱民，使之成为五代著名的贤君；契丹大军灭亡后晋之时，他率领群臣迎降，以诙谐的语言，巧妙劝谏耶律德光不要对汉民肆行杀戮，人们都说契丹之所以没有对中原施行“三光”政策，全是因为冯道会说话。在军阀当政战乱频仍的五代，一个不过充任秘书、幕僚的读书人用灵活的手腕得以善终又功济生民，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读至文末，却见欧阳修笔锋陡转：“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家，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盖其自述如此。”冯道之长乐与天下之乱生民之苦，适成鲜明对比，却没有一点点愧怍之情，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为自己对冯道的认可敬服感到羞愧！欧阳修同时的富弼、苏辙、王安石都曾推崇冯道，但在《新五代史》之后，再难看到一个读书人公然为冯道辩护了。


欧阳修在《一行传》序论中痛斥当五代之时，衮衮诸公皆冯道之流，真正的忠臣义士只能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而泯灭无闻。身为历史学家，欧阳修克服“乱世崩离，文字残缺”的困难，索隐钩沉，终于找到五位堪比古人的君子。欧阳修重点表彰的，并不是他们对昏乱政治的逃避，而是他们当此之时，居穷乡僻壤却以德行自砺，使天下之人闻风而起。这五位君子，与其说是隐逸世外，不如说是沉沦下层，他们的事业就是在反常无理的历史形势下、在艰苦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为合理之事做合理之人。宋明的儒者史家赋予这样的人以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称他们是“天地元气所钟”，在黑暗的时代为历史转向光明蕴蓄力量，发挥着“默运乾坤”之力。王夫之说，在汉末乱世真正掌握历史命脉的人，甚至不是诸葛亮，而是那位与华歆割席的管宁，而管宁之隐的价值，并非他的洁身自好，而是他远居辽东却讲习不辍，接见学者，这是使“道”存之在我，从而存之于人心风俗，这是“潜而有龙德”（《读通鉴论》卷九）。章太炎曾告诉那些不太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说：“汉土自嬴政以来，藩侯绝迹，阶级既平，民俗亦因之大异，所以为国民作潜势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间，故陋巷亡而王迹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答梦庵》）在草莽陋巷，在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民中间，在艰难度日的社会底层，如果没有了伯夷、叔齐、严光、梁鸿其人，历史就没有光明前途可言了，中国文化也就算完了。

明末清初诸大儒堪称这种隐逸君子的人格典范，他们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但却对历史前途葆有坚定的宗教性的信心，对自己所做的“默运乾坤”的学术教育事业葆有坚定的宗教性的信心，他们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可能与这一信心没有关系。《国史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话：

明末遗民，含荼茹蘖，赍恨没世，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隐然支配风气。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气。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二，梨州八十六，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


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话看作钱穆的夫子自道，是他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自勉自励，身为中国读书人，即使在极无望、极败坏的时代里，也能创造出历史上一段极充实而光辉的岁月。

二○一七年，我客座上海师大，在尚晓岚的力荐下讲授《史记》，本文便是脱胎于第一讲。其时，晓岚还在修订剧本《中书令司马迁》，她听了讲座录音后立即告诉我很受感动。伯夷、叔齐，几乎不能算是历史人物，而中国史书自《史记》以来却给这样的避世者和失败者以崇高的历史地位，且形成一个叙事和精神传统，这些隐逸之士因其不沾染不介入，而益显其志之皎洁；因其不成功不得志，而益显其志之精诚。匹夫不可夺志。钱穆说：写下来的“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中国历史研究法》）。我知道，正是这表彰匹夫之志的中国史的“诗意”，与晓岚的精神底色相通，使得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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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我是怎样写故事的？（倪匡亲笔万字长文！《卫斯理》作者首次披露故事创作技法！）

编剧与剧本
201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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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历不高，只有初中程度。

十二岁前我们住在上海霞飞路八九九弄来德坊三十五号底层，都已过了七十多年了，这老房子居然还在，早阵子有朋友到上海去，给我的旧居拍了照，电邮给我看。我就读的小学就在家的附近，名字记不得了，建筑十分简陋的。十二岁后我们搬到虹口邢家宅路三十四号二楼，那是极旧的屋子。当时我就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地址在漕河径区的吴家巷；现在学校已改名作「上海市上海中学」，新地址在「上海植物园」附近。

我小时候并没有愿望想当作家。从小学到中学，我立志要当旅行家，或者你也可以叫作旅游作家吧。那可能是受到李时珍和徐霞客的故事所影响。小时候我读过《徐霞客游记》，就很想出游。

我写作的动机，一是谋生；二是为兴趣；三是因为我没别的本事，写作是我唯一的谋生才能。



我相信写作是靠天才的。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懂得写小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懂得。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靠天才的。靠训练可以训练出一个数学家，但是训练不出小说家。爱写作的人，拿起笔便会写，写不出便是因为没天分，学不来的。

我从小喜欢作文，中学国文老师就很鼓励我朝这方面发展。我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最适宜的工作就是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不必听任何人的意见。写作于我而言是本能反应，拿起笔就可以写到，毋须用脑。就因为系体力劳动而非脑力劳动，所以我长年写作，到七十多岁还是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哈哈！

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不同之处，其一是业余作家可以靠灵感写作，职业作家却不行，因为灵感不来肚子还是会饿；其二是作品水平的要求，业余作家只要偶然有九十分以上的佳作，其它作品写坏都没关系，职业作家的作品却要每本都超过八十分。

写作和计算机运作一样，要有数据输入才能有数据输出，我爱看书，看的书又多又杂，是我能够写得好文章的一大原因。我的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是任其自由发展，我可以亳无拘束地看很多杂书，日积月累东西记了在脑海中，写作时便自然地跑出来了。

我从小就很活泼，也合群，会跟朋友到处去，打弹子、斗蟋蟀，但因为我极不喜欢受约束和跟人争胜负，所以从小就不喜欢参加团体活动，尤其是竞争性的活动，所以有空的时间便只好看书，不知不觉就爱书成痴。

我最喜欢看小说。起初看通俗小说，像《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那种；后来看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之后是中国传统小说。我差不多在十二岁以前就看遍中国传统小说。在小学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我都看了；看《聊斋志异》时完全不明白，就选一些最短的来看；《红楼梦》也看了，但是看不明白。我在当兵的时候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也看研究红学的著作。总之好看的小说我便看，一本书头一千字不好看我就不继续看了。



（看出来给倪匡颁奖的是谁了吗？）

外国的小说我也看，中学时已经看很深奥的翻译小说。可以说你说得出来的好看的外国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了，不论是英国作家的、法国作家的、美国作家的，甚至俄国作家的，我都看，而且很多都看过几遍。《福尔摩斯》我看了很多，阿嘉莎‧克莉丝蒂的小说我也看了不少。我最喜欢普希金，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写得比韦斯利还传奇。有很多书我年年都看一遍的，包括金庸小说、《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等，温故而知新，每次都可以有收获。

我有一种特别的技能：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看小说的时候，那些文字会在我的脑海中化为画面，所以一边看书，就好像一边在脑中制作电影画面那样，十分有趣。我写小说时，其实就是把那些脑海中的画面描述出来。

小时候我常到上海的「外国坟山」去玩，在那里见到的东西，也丰富了我很多古灵精怪的见闻。上海人把坟地称作「坟山」，当时在上海有不少「外国坟山」，法租界的「八仙桥外国坟山」就是现在淮海公园的位置，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成了一个「平民夜总会」，有各种各式的花样，有卖药的，有卖艺的，有「长毛的大姑娘」，也有架起一个帐篷，让人花钱买一枝火柴，划着了进去看裸体女人的，你想到的应有尽有，你想不到的也有。我在那里见过许多至今都解释不了的奇怪事情，其中一些曾经在写《倪匡传奇》和《灵界》时提及过。



书籍、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都是我的灵感来源。通常不必搜集，有趣的资料自己会跑出来。我常常是看到某篇报导很有趣，才根据其中的内容构思故事。例如《聊斋志异》中便有很多可供发展成科幻小说的素材，撇开迷信，加上科学化解释，便可以写成科幻小说。

我的书房只有一套参考书籍，就是《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文学、物理、化学、音乐、常识等等，应有尽有，找不到数据时，看了就一清二楚。

有这一套书，加上《辞海》，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因为很多数据根本看过后已经在我记忆之中，我不熟悉的东西，才临时在《百科全书》中翻找出数据来使用。看了别人的东西后抄袭使用，或把一些现成数据抄到小说中，并没问题，但抄要抄得有技巧。这《百科全书》后来留了在美国，不好意思带回来。

作为职业作家，我从不拖稿或欠稿，就算宿醉未醒或病了仍然照写，这是责任。很少作家能保持这个纪录。我还有另一个纪录：写作二十年不曾断过稿。第一次断稿，印象中应是《明报》上的〈皮靴集〉吧，当时还写了篇感想，为不能再讲「写了二十多年稿，一天也未曾断过」而感到懊丧，后来那专栏的文章结集出了一本书，那文章也收录了在内。



我除了是写字最快的作家，也是最多样化的作家。大概除了歌词与广告词之外，其他的文类我都写过，包括各类小说──武侠、推理、科幻、奇幻、奇情、**──和散文、杂文、专栏、政论、电影剧本等。很多人用心教过我，但我还是分不清楚「平上去入」四声，所以填不到歌词。有一次黄沾利诱我，把五千元现钞放在我面前，叫我马上填首词，我看着钱的份上便填了给他，黄沾看了取笑我，说我比起《红楼梦》中薛宝钗那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哥哥薛蟠还不如，哈哈哈哈！

我也不写现在的所谓新诗。那种新诗随便把一句话砍成多段就成了，不必有什么道理的，这样的写法，我一天可以写几百首出来哩。我实在不懂欣赏。

除了写小说，我写的电影剧本也很出名，而且写了不少，超过四百部，保证是世界纪录。全盛时期，我有过在一个月内写八个剧本的纪录，平均三天半写好一个。第三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颁发了给我，我很高兴。我近年都绝少外出活动了，尤其是在晚上的，那一晚也特地到现场去接受了奖项，之后才匆匆回家。

﹝二○○六年十一月我获邀在「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也是因为我在香港电影业界所作出的成绩。﹞

大家很喜欢问我那经典的「南极白熊」事件。当年我的小说《地心洪炉》在报纸上连载，写韦斯利在南极遇上白熊，他把熊杀了，吃了牠的肉、披上牠的皮才能保命，有个读者写信来骂：「南极哪有熊？北极才有熊。」我心想南极只有企鹅，我总不能把那改成企鹅吧？

那读者每星期写封信来，语气强烈，要我公开回答「南极没有白熊」，当时我在报上有个名叫〈沙翁杂文〉的专栏，我就把本来二百五十字的篇幅，放大字体，写说：「某某先生，今天我要回答你的问题，第一，南极没有白熊；第二，世界上也没有韦斯利，为什么你不追问呢？第三，第三没有了。」连金庸也替我打圆场，说：「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现在没有，因为给韦斯利杀掉了。」那位读者最后的一次来信，只写两个大字：「无赖！」哈哈哈哈！



后来我的书在台湾出版，「远景出版社」也叫我改一改，问我改成北极好不好，我说我不要，我喜欢南极，南极比较神秘一点。他们说台湾有识之士很多，有人来找我的错便不好了，我说：「有人来找你，你就这样回答他：韦斯利也不存在。」

这种「不符合科学」的情况，在我的小说中多不胜数。「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长潘宗光说读书时很喜欢看我的书，到自己学了科学后才看得出毛病之多，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讲得通。我说当然讲不通，讲得通就不叫小说了。

我这个人天生懒惰，过得去便算数。我很随便，写稿也是这样，写那么多稿，写完不会看第二遍，过得去就算了，有点错又何妨？我近年重看一些自己的作品，发现有好些小说是收不到科的，例如在《不死药》中，韦斯利服了不死药，可长生不老，但会变成白痴，我最后写着：「结果会怎样呢？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是连续小说的主角，当然逢凶化吉，不会有事的！」便把故事完了，相当不负责任。这故事你现在叫我去想，也还是不知道可以如何埋尾，可见我的创意这么多年来，并没退化。



别人写「连作小说」，因为采用相同的主要角色来写故事，或者会顾及到不会让故事之间出现矛盾，我却不会。在我不同的小说中提出之见解，很多并不一致的，我认为并不是问题，我只是在不同故事中写出不同的可能性而已，归根究柢，小说写得好看才最重要。

我自认为自己写的小说是很好看的小说，否则不会几十年来，我的书一直有人看，而且不断有新读者加入。我的小说，至少做到三点：气氛逼人、情节诡异、构思奇巧。

我认为小说只分两种：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好看的小说，一定要有丰富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小说倘若写得不好看，即使里面有再多的学问、道理或艺术价值都没用。一名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写出让读者废寝忘餐的作品。

我的故事中，爱情处理不算好。我觉得爱情故事方面实在太简单了，难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很佩服亦舒可以在男男女女离离合合之中，写出几百本爱情小说来，题材仍不绝。我谈恋爱的经验也不多，我跟倪太谈恋爱四十多天已经同居了。而且科幻小说跟爱情小说不同，由于情节往往太过丰富，便无法多费笔墨去描写男女主角的感情冲突。



常被人问到如何可以成为小说作家。道理十分简单：开始写呀。即刻写，不断地写。只要开始写，就会越写越好。也很常被问到，当今的科幻作者谁最有潜力，能写到像我这样的成绩，答案也是一样的：写得勤的都很有潜力。

稿量最多的时候，我同时要写十二篇武侠小说，在墙上拉一个绳子，拿小夹子把每个要写的故事夹在绳子上。今天该写这个了，就把这个摘下来，一口气写上十二天；明天该写那个，就把那个摘下来写上十二天，每次写大概不到两万字。我写二万字不用五个小时，很轻松，还可以有空搓麻将牌。我也不知道怎可每天写这么多，这是我唯一吃饭的本事。一般来说我一个小时可写九张五百字的稿纸，除去空格标点，最多三千字。最记纪录是一小时四千五百字，那是所谓「革命加拚命」的速度。

有人说由于很多人都看不懂我所写的字，所以负责排版的字房有专人替我排铅字粒，那当然是虚构杜撰的事。那时候一份稿会剪开十多条，几个人一起排铅字粒，哪有专人负责？而且我写的是正正式式的草书，所谓「草书一出格，神仙都不认得」，我写得有规有格，人家怎会看不懂？

从前我写作时，要一路听着音乐来写，后来采用声控计算机写作，周围根本不能有噪音的，这习惯便停止了。仍用纸笔写稿时，我用的私家稿纸是由出版社提供的，纸张大，周围空白多，看起来舒服一点；稿纸设计上采用的几个印章，那「倪匡」二字，是蔡澜替我制作的。用的笔是「斑马牌」的原子笔，笔套会丢掉，还会把笔杆拗断弄短，尽量减轻重量，书写起来是可以快一点的。

我写小说时又会不时喃喃自语，把书中的对白念一遍，而且是用国语讲，不是用广东话，目的是要看对白说起来是否通顺。有些小说的对白，根本不像是人说的话，我写对白时则是会代入那个角色、那个环境才构思，所以才能写得生动。对白生动，小说的情节才容易推展，容易吸引人读下去。

从前报章连载对小说创作其实也有很大帮助的。说起来很奇怪，报章上的连载小说本来极繁盛，一下子忽然像完全消失了。采用这种发表方式，作家开始写作后，每天连载，就逼着要写下去了，也得每天构思吸引读者的情节，而且情节变化一定要快速，语言一定要干净利落。幸好报纸上杂文的连载专栏一直保持着，而且近年也有报章重新尝试刊登连载小说了。



我认为，好小说应包括生动而有性格的人物、曲折的情节、浅白的文字，加起来便可以成为吸引人的故事。具体地应如何写作呢？我可以分享一个写小说的简单方程式：「头好，中废，尾精」，即是文章开头要精彩，引起注意；中段可以尽是废话；结尾要精彩绝伦，留给读者好印象。结尾尽量圆满，不能圆满也罢；只卖数十元的一本书还苛求什么？我写稿并非文艺创作，只是为了满足副刊的需要。

关于「写废话」，有一次「香港作家协会」举办了个小说训练班，要我担任讲师，我跟那些学生说：「每个人都想知道小说应该怎样写，其实写小说容易得很，只要有大量没意思的话。」结果被大喝倒彩。那是事实，我告诉他们，他们又不相信。若完全没有没意思的话，任何复杂的桥段，三言两语都可以交代了，小说还怎么算是小说？只是个大纲而已。我最不会写大纲了，当年写电影剧本时，罗维请我写电影的故事大纲，让他拿去找老板投资开戏，我也告诉他不懂得写。我不擅于说故事，只能透过文字表达。

我写剧本没有周详计划，跟导演喝一两次茶聊聊天，谈了大概的构思，把摘要记在香烟包装纸上，便回家去写了。写小说我也从不打腹稿，不过开始故事之前，大约的情节总是有的，只是到了正式写作时便会起了变动，有时候简直会变得面目全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湖水》了，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作品，一开始是打算写一个关于「鬼上身」的故事，后来因那样的想法实在不能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硬把事件扭曲说成是人为，便变得不伦不类了。﹝在《湖水》之后，相隔十年，我写了《木炭》，切切实实地在故事中承认灵魂的存在，是因为期间我亲身经历了至少两件鬼魂事件，都是没法子用任何的科学角度解释清楚的，不由我不信。﹞



有人说中国比起外国，科幻作品及科幻小说家很少，认为是因为中国人缺少想象力。我并不认为如此。中国人的想象力一向很丰富，你看《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书，其实就是想象类型的科幻书。我想后世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多，原因主要是跟中国人不重视科学有关。因为不重视科学，就不讲求证据与推理，这样下去，科幻小说自然也不能生存了。

很多朋友和读者都问我会否再次执笔写作，我可以肯定的说一句：不会了。

《只限老友》是我所写最后的一个完整故事；至于不完整的，真正最后的小说作品，或者算是我替梁凤仪的《我们的故事》所写的第一章内容。那第一章全章就只三句话：

一九四九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梁凤仪在香港出生。

哈哈哈哈！

现在我的「写作配额」已经用光了，不是想不想写的问题，而是想写也写不出来——亦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写不出东西，而是从前多长多难的文章，我都是一挥而就，现在短短数百字的一篇序文，写起来都极辛苦，而且还写得不象样，那便是没有「写作配额」了。



如果你要问这样的事情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也许过去几十年我写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外星人把一些稀奇古怪的意念灌输到我的脑袋中，再操纵我的身体写出来，现在外星人离开了，我也就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东西来了。这说法好像很荒诞，但不是没道理的，否则为何我重看旧作时，常常感到十分新鲜，根本记不起自己曾写过那样的文章？哈哈哈哈！

现在我的「思想配额」倒还有，所以间中仍有创作的灵感，想出一些有趣的小说点子来，不过已经不会把它们写出来了。在脑海中想到有趣的构想，自己高兴过了，过了瘾，已经足够。

话说回来，韦斯利的故事不经连载而直接出书，并不是由一九九二年开始，而是在一九九一年，替「勤+ 缘」写了《从阴间来》、《到阴间去》、《阴差阳错》等书，便是没经过连载的，故事中也有韦斯利、白素、陈长青、黄堂等「韦斯利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但改成采用第三身手法，有别于报上连载的「韦斯利故事」的第一身写法，也顺便试试新的写作方式。后来「韦斯利故事」的版权归「勤+ 缘」，我从《从阴间来》等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便成了所谓「阴间系列」。



一九九一年其实还有第三线的「韦斯利故事」，因为之前倪震办的年青人杂志找我写稿，我以韦斯利的童年往事写成一些短篇，在当年也结集成单行本，叫做《少年韦斯利》。那系列故事后来还有一本叫《天外桃源》，则不尽是出自本人手笔。

我移民后继续写「韦斯利故事」，变成写好全个故事后，才交给「勤+ 缘」出书。这情况维持了几年，到了一九九四年，我这个不打网球的人，居然患上了「网球肘」，只好封笔了几个月，那一年出版的《爆炸》，跟上一本《遗传》便相隔了五个月之久。那勉强可算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瓶颈了。后来叶李华替我设置好计算机和声控写作软件，我便开始试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洪荒》，便是首个全部由计算机运作的声控文字处理记述完成的「韦斯利故事」。

少时间更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不过当时如果不用计算机我根本没有办法写作。我用国语，那软件听得懂我的国语，不过要先训练一下；起初比较困难，后来就用得很好了。我用计算机一共写了三十多本书。



二〇〇四年我所写最后的一个「韦斯利故事」，十分吃力，写至中途，都有点写不下去，知道是时候停下来了；出版社说什么都不肯收回预支的版税，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故事勉强写完，给了韦斯利等角色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我把故事命名为《只限老友》，是告诉读者，若不是我的老友，便不必要购买这本书了；是老友的，买了看了觉得不满意，也应包涵不会骂我。哈哈哈哈！

「韦斯利故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地方》，但说到最满意的，《寻梦》故事既曲折又离奇，结局亦出人意表，始终是我最满意的一本。《寻梦》的灵感是来自我自己的遭遇，我从小就常作一个同样的梦，后来索性用该个梦当开场，编出《寻梦》中那个完整的梦境。

从小到大，我一睡着就做梦。我的梦很奇怪的，带有连续性，有时整个星期就做同一个梦的连续段落，而且半夜醒来一阵子，再入睡又能再继续本来的梦，像看连续剧一样。那些梦内容多到记不到，但真正精彩的会立刻记录下来，当成写作的素材。我的小说中至少有百分之二三十是由梦中取得灵感写成的。

「韦斯利故事」中我会把自己个人想法写进去，但不会写我的个人遭遇，所以那些故事绝对不是我的自传。不过我有收集癖，任何具有许多不同式样的东西都喜欢收集和研究，在小说中，倒也写过不少有同样癖好的角色，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陈长青了，从他那包括各式收藏的古怪大屋，也发展出多个故事。



故事中连我的主观愿望投射也极少，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个地方》，书中所写的便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使用声控计算机写作并不比我之前使用纸和笔写稿快，因为我要多花不我的见闻倒是许多故事的意念来源。我所见过的听过的，只要能带给我启发和联想的元素，都可能在小说中采用。例如当年在大兴安岭林区我遇上过一个被熊舔伤了半边脸的人，他的造型我印象极深刻，后来在《木炭》一书中，便写了一个造型差不多的角色。我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在苏州住过三个月，当时的一些见闻，后来也写了到《蛊惑》书中；而在当地「玄妙观」内见过一个体型极胖、能一人占满一条长板凳的妇人，便是后来创作温宝裕妈妈的原型。

我又有过很多玩物丧志的嗜好，例如养鱼、种花、搜集贝壳、木工、烹饪、古典音乐等等，而且都是由迷转痴，由痴变狂。我是贝壳专家﹝我曾以原名倪聪的名字和卢尔德先生Mr Rick Luther 合着了一本学术专书《香港之宝贝与芋螺》，一九七五年由香港「新昌印刷公司」出版﹞，便写了一个叫《贝壳》的故事。想到写透明人，因为养鱼时看到俗称「玻璃猫鱼」的透明鱼。我喜欢玩音响，忽发奇想，便写了一个古代声音偶然留传到现代的故事，叫《古声》。



在《还阳》的故事中，写了很多关于树木和木工的内容，因为我对这两者兴趣都很浓，有段时间，我还自行制作家中的家俬哩。有时只是偶然联想起，在故事中略提一下，添点趣味，例如我爱听古典音乐，便在《迷藏》书中，写主角在时空旅行时，遇上史塔温斯基，并给他鼓励，才有后来极受欢迎的〈春之祭〉。

我的小说常常融合历史事件。我认为只要用心去了解一段历史，用心揣摩当时的人、地、事、物，写出的故事自然令人信以为真。有些情节，读者以为我是虚构，其实也是写实的，例如《背叛》中那场关键的小战役，就是历史上真有的，名字叫做「孟良崮战役」。

另一个我写的小说可以令人信以为真的原因，是我喜欢写我熟悉的东西。曾经有人说过，我写乡野传奇风格的小说写得最好，因为那些故事背景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写出来自然生动了。这或者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写时装故事比古装故事好，以及为何我不喜欢看那些发生在遥远的外星、遥远的未来的科幻故事。

说起来真是巧合得很，我的小说在报纸上刊登，试过多次当连载至中途，现实生活中便发生一些事，和我的故事所讲吻合的，我把那些新闻也写到故事中，应该也让故事的真实感提高了。我记得的例子，便包括《原子空间》、《换头记》、《后备》、《天人》等。



最早期的「韦斯利故事」中多次写明故事发生在香港，也用了一些具体的香港地方名称，后来一概删改了，韦斯利变成是住在「一个东方城市」，故事中提到地方名和现实中存在的人物时，大都刻意写得模糊。早期的那种具体写法，有人问我时我都忘记了，反而一些老读者记得比我还清楚，哈哈哈哈！

《钻石花》和第二个韦斯利故事《地底奇人》都是时装武侠小说，大约是开始连载一年后，到写第三个故事时，我觉得现代武侠和传统武侠本质上换汤不换药，为了求新求变，问金庸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便在《妖火》开始，写成幻想小说，灵感来自冬虫夏草这种古怪的中药。

韦斯利的那些故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说是「科幻小说」的，不过出版社一定要说是科幻小说，我也不反对。出版社给我出书，封面如何设计、采用什么颜色等等我一概不理。理会这些事情干什么？人家要看的不是封面，而是内容；小说最重要的是好不好看，是不是科幻并不要紧。我很少看科幻小说。中国的科幻小说并不多，外国的又不好看，像艾西莫夫，人称「科幻小说之父」，我却觉得作品沉闷得要命，哈哈哈哈！

当初写「韦斯利故事」是无心插柳的，后来出版单行本也是如此。当时我只是以写武侠小说为读者所熟悉，大部份出版社对出版科幻小说都没有兴趣，后来是「明报出版社」的负责人突然想到他们有一批废弃的纸张没用，扔了太可惜，就拿来出版我的科幻小说，想不到销量不错，愈来愈多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我便也开始与科幻结下不解之缘。



「韦斯利故事」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九二年在《明报》上连载，刚好三十个年头，每天刊登约八百字到一千字；期间在一九七三年初至一九七八年初停笔了五年。那五年我在改编还珠楼主的「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侠传》，把原书四百多万字重新编校，删去一半以上，又续了数十万字，写了一个结局，成为《紫青双剑录》。《紫青双剑录》共十卷，首八卷系原著的浓缩，后两卷是我所续的结局，当年就在《明报》上本来刊登「韦斯利故事」的位置处连载，最后推出过分成十册及分成五册两个版本的单行本。

改写这「天下第一奇书」，比我自己写武侠小说还要累，因为必须要忠于原作。连我太太也帮忙了。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影印也不方便，所以我们买了两套《蜀山剑侠传》回来，剪剪拼拼的，再加上自己的修改，耗费了不少时间及精神，可惜到最后，读者对《紫青》的品评弹赞不一。

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在《明报》上的连载，只有一些短篇武侠小说、以「年轻人」作主角的故事，及关于「非人协会」的六个故事等等。据说当时有很多读者写信或打电话到《明报》编辑部去追问，编辑的答案是：「韦斯利出门去了。」

在《紫青双剑录》完成后，我立刻开始接续写韦斯利的故事，就是《头发》、《眼睛》那一批了。在复出的第一个故事《头发》中，我还设计了一个情节，解释韦斯利为何在地球上消失了五六年。﹝在《头发》的单行本中罕有地于扉页加插了一张「C 来到地球」的图画，系出自小女倪穗手笔。那是她小时候的画作，我信手拈来采用了，并不是事先有计划的。﹞

事隔多年，「韦斯利故事」重新在《明报》刊登，在《头发》正文之前有一段开场白，后来没有收录在任何单行本中的，内容如下：

我，韦斯利，又回来了。

对于明报老读者来说，多半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必再来自我介绍。对于新读者来说，只要看我的叙述，不久也可知我是什么样的人，一样不必特地自我介绍。

我离开了足有五年，这五年之内，何以音讯全无，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怪事？

说来话长！

在这五年停笔期之前和之后的韦斯利故事，风格上有了不同。在内容上，前期较注重情节；后期的除注重情节外，也灌入了哲理。

﹝我记得那时期的一些「韦斯利故事」出版单行本时加强了包装，彩色扉页处印上了我的相片，还有金庸的提句：「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韦斯利的故事一直是在《明报》连载，之后由「明窗出版社」结集成单行本，当中有四本例外，就是《电王》、《游戏》、《生死锁》和《黄金故事》。紧接《黄金故事》所写的《废墟》开始改回由「明窗」出版，而且出版社更把旧的韦斯利故事作出修订，重新包装成袋装书的形式。此后所有的「韦斯利故事」单行本，一律都是袋装书的大小。

在把旧版修改成新版时，我最主要都是采用「删减法」，尽量地把不必要的情节或对白删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故事的主线才是最重要的，副线或许在连载的时候可以让读者看得更津津有味，但是结集成书时，便会令到全本书的节奏不够明快了。



有些故事在出书的时候，采用的名字和连载时并不相同，例如《地底奇人》出书时名叫《纸猴》﹝后来又分成《地底奇人》和《韦斯利与白素》两本﹞，《人造总统》出书时名叫《换头记》。《木炭》和《头发》在出书时分别曾被台湾编辑改名为《黑灵魂》和《无名发》，在后来的版本我把它们又还原了。至于《石林》，是在后期修订时才名为《魔磁》，我认为比较贴切，出书的早期，仍是沿用旧名。《老猫》在台湾连载时，也被改过名字为《千年猫》。

我写过很多系列的「连作小说」，不同的系列又有或多或少的故事数目，一向每个故事都是相当独立的，可以不必理会其它的作品，单独阅读；后期的小说之间，相互的关连性便大了。这个不同系列小说之间的交集﹝现在有个潮流用语叫「Crossover」﹞，应该是始自一九八一年原振侠的首个故事《天人》，该故事发表时写明「韦斯利着」，当中有「那位先生」一角，其实就是韦斯利跑到别人的故事去了。后来在一九八四年所写的《犀照》，我让「亚洲之鹰」罗开在「韦斯利故事」中出现，两大主角见面及相识了。到了后期，故事交集、互相刺激带出新情节的情况渐多，架构才愈见复杂了。

「韦斯利故事」在《明报》上的连载，直至一九九二年年初。当时金庸把《明报》大部分股权卖给于品海，我又移民到旧金山，便停止了「韦斯利故事」的连载。最后连载的《祸根》在报纸上只连载了一半便停了，因为当时《明报》拒绝刊登我一篇批评中共的文章，我说：「既然不愿意登，就统统别登吧。」它的单行本也改由「勤+ 缘」出版。之后所有的「韦斯利故事」，都是直接出书的，每本书写大约九万字，一开始时稿费是十八万元，后来略有增加。平时我在报纸上的连载，每天结尾处会以括号写着「未完」，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天连载时会写着「全文完」，《祸根》那次，「韦斯利故事」在《明报》上最后一天的连载，写的却是「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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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用整月的稿费，去买一套连何莉莉也嫌太贵的连卡佛名牌套装。也会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套一件褪了色的T恤，到大饭店坐下来吃饭，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不是人人都受得了她的挪揄的。如果作为蓝本，被她写进小说中，那么除了是当美丽的女主人公外，你会很不幸。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竟会装满那么多刻薄古怪的名堂。好好一句唐诗宋词元曲，竟被她倾手拈来，嵌进她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话中，配合得那样天衣无缝，令人不能不佩服她才思敏捷。
　　　　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虽然有时也满嘴的愁，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要向大众做做情绪表演。转眼间，她又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忘记刚刚还在自艾自叹，说这个社会无情无义，“血肉横飞”了……
　　　　矛盾是她不快乐的根源，而且照她的苛求，天下不会有合她心意的男子。柴娃娃怀疑她最成功的小说，便是她自己一生的影子，对这点，我举双手赞成。另外，我也同意这样一句话：“亦舒有追求理想的翅膀，却有爱慕虚荣的泥足。
　　　　然而，这才是人生。
　　　　亦舒明白这点，也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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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入籍加拿大，倪震说可以对一个自己选择的国家宣誓效忠，并唱国歌，他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我在外国念书，与那些没有离开过香港的人比较，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知道香港的生活模式并非唯一的。我始终对香港的模式不能百分百认同，虽然我可以在这个模式里运作得很好。我想玩香港这个游戏，但又不想被香港玩；如果我可以随时抽身离开，可以对自己有控制权，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在香港生长，倪震说他最大的矛盾是有家没国。
　　　　　　
　　　 “至少我这一代在英国殖民政府管制下长大的香港人从来不觉得中国是自己的国家。这和归属感没有关系，也不是因为疏离，而是我看不起。”
　　　　 倪震说他对中国的风景和历史等当然有一定的情感，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孩子，回过头去看中国、看看中国人、看看中国的政治架套，他认为像他这一代的香港人是不可能感到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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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常用鸡毛扫打倪震，据说每天料到儿子定会犯错，先打两巴掌。
　　
　　　　“偶然试过一、两次啦！当时工作忙，脾气暴躁，现在回想，莫名其妙，可悲又可笑。”
　　
　　　　问是否体罚令倪震偏激，他说：“我也偏激，是遗传，与教养无关。”
　　
　　　　再问时光倒流，会否待儿子好些，他重复三遍会：“应该会，一定会，会好很多。”
　　
　　　　自言一生再无所求，唯独“恨”抱孙，经常跑到旧金山住宅旁一所小学操场呆望小孩一小时。被问倪震是否童年阴影不敢生孩子，一直哈哈大笑的他收起笑容：“他没说，如果是，报应啰！有因必有果，我接受。”倪氏家谱——蔡澜
　　
　　
　　到新加坡去，遇到倪匡兄的小弟弟，叫倪亦靖，样子清秀英俊，和年轻时的倪匡兄一样。倪震还比不过他。
　　
　　倪亦靖在新加坡大学教务里，他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教书，没有转换过工作，生活最为安稳。和新加坡女人结婚，生有二女，二个女儿都是绝色美女。小时候遇见我，一直说要当演员，我见他们还在读初中，说等书读完再来找我。一眨眼，大女儿都已经25岁了，明星梦再也不发了吧？
　　
　　问倪亦靖，查清楚倪家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倪亦靖回答如次：
　　
　　大哥叫倪亦方，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改姓王，是化学工程师，现居大陆。
　　
　　老二也是女的，叫亦秀，专攻数理，一直是很出色的会计师，也在大陆。
　　
　　三哥倪亦俭，电器工程师。
　　
　　倪匡兄排第四，本名倪亦聪，倪匡是他的笔名。
　　
　　老五为倪亦平，居香港，是飞机工程师。倪亦平的太太是倪匡大嫂李果珍的妹妹，姐妹嫁给兄弟，象古小说才出现的事。亦平有一个儿子，小时患哮喘，咳咳咳，我们叫他咳导演。
　　
　　老六就是亦舒了。他不用倪姓，笔名只取本来的二个字。
　　
　　最小的就是倪亦靖了。
　　
　　从前有个错误的印象，是说倪匡找董慕节先生用铁算盘算命时，说他们本有八兄弟姐妹。倪匡兄说我有多少个自己还不知道？明明只有七人嘛！后来问母亲，倪匡兄的令寿堂说其中有一个小时病死。
　　
　　求证此事，打电话到三藩市找倪匡兄，他大叫胡说八道，大笑四声后说：“是给董慕节算过，他一看就说我排行第四，准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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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港府高官》 黄霑写于1990年
　　
　　
　　最美丽的港府高官，当然不是曹广荣。
　　也不是陈方安生，或黄钱其濂！
　　对！当然是张敏仪！这位到今天依然美色可观、秀色可餐的广播署长。
　　认识敏仪之初，可从没有想到，她会成为香港政府的广播署长。那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这位美丽的小姐，竟然有瘾当官，而且官瘾不短。（据我所知，此地的商业机构不止一次甘词厚币挖张小姐，但敏仪由始至终，不为所动，仍然宁愿当高官。）
　　敏仪是八面玲珑人物，那却是一早就知道的了。她在「崇基」念书的时候，常到「丽的」电视Freelance赚外快。那时的「丽的」，山头多得很。每个编导，都有所谓「自家人」，泾渭分得很清楚。但敏仪却是人缘挺好，人人乐用，横跨数大山头，绝不会因为山头壁垒分明，而阻碍了她的发展。反之，非常上和下睦，大编导固然欣赏她，小助理也视她为友。
　　当然，她的漂亮占了便宜。
　　但电视台是以缤纷为事业的声色地，漂亮女人多的是。也不见得每位长得漂亮的小姐可以排众而前。
　　敏仪之所以成为出众红人，不单因为她人长得漂亮，和做人也十分漂亮；她的成功，因为她有脑有料。
　　她任职港台，有一阵子，竞争对手大不乏人。可是，几年下来，她先任新闻处长，打个转，走了回去，已是广播署长，昔日的对手，变成了自己的下属。如非脑筋了得，哪里可以胜得那么漂亮，令对手半声还未哼出，已败下阵来。
　　她甚有容人之量。胸襟之广，等闲之辈如黄沾，绝对不能企及。
　　多年前，香港文化界有过一宗“才女”录音事件。
　　有位小姐，忽然添了个很奇怪的嗜好，喜欢把朋又的电话谈话，统统录音。
　　有一天，这位小姐和另一位女士通话。女士大概那阵子心情欠佳，电话里大发脾气，骂起街来。
　　越骂越性起，终于有关无关，全部骂上。岂知骂人的每一个字，都让在电话彼端的人录了下来。
　　有电话录音癖的小姐，事后公开录音带，到处邀人试听。
　　敏仪和我，都在受骂之列。
　　但敏仪量大，不但不以为忤，还率先打电话给骂人的女士，婉言慰问。这种涵养工夫，友人中仅见。
　　敏仪还另有一功。她十分敬老。我们这群人，都是香港文坛巨擘三苏先生的小辈，在他生时，受三叔提携指点不少。但三叔仙逝之后，时常关注他遗孀三婶的人，似乎就只有敏仪硕果仅存了。她对三婶的关怀备至，令我们暗叫惭愧。我们都以有心无力，或没有时间作借口，只有敏仪，又有心，又出力，又肯抽时间关注这位我们其实都甚有好感的老人家。
　　也许，敏仪因为至今仍然独身，时间比有家室的人多些。不过，真要抽时间出来约老人家吃顿饭，也断不会抽不出来吧？
　　何况，敏仪虽说是独身，可不是没有追求者。
　　我和敏仪认识了多年，亲眼看到追求她的俊男，真是多得有如恒河的沙。
　　不过，美女不易为人猎到。有脑的漂亮女人，更难追求，所以俊男献了一阵子殷勤之后，又失了踪。
　　大概都伤心欲死，只好认命退隐了。
　　退隐名单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国际级人士。
　　像加山雄三，这位当年有「每一寸都是男人」之称的日本当红炸子鸡，就肯定曾经一度拜倒过在敏仪裙下。
　　据我所知，这位俊男，有和敏仪在九龙街头漫步的纪录。
　　不是对美女有意思，来去匆匆酬酢甚忙的红星，哪里会有闲情逸致，陪人街头闲荡﹖
　　张敏仪对加山雄三有无意思，我自然不知道。那时的敏仪，是「丽的」综艺节目编导，为拉红星上节目，花点时间和红星谈天，是不可避免的事。但黄霑以丑男人之心度加山先生俊男人之腹，哼！此事大有内容！
　　也曾以此问过敏仪。
　　「不是！木是！ 没有！ 没有！」敏仪次次都微笑否认。
　　但美丽女人说的话，不可尽信呢！金庸小说中，早有明训，所以，至今没有相信张署长的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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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火金庸符号：《天龙八部》冠绝群雄
华西都市报
2018-11-02 15:43:33
　　金庸逝世引发武侠热
　　最火金庸符号：《天龙八部》冠绝群雄



制图/杨仕成



扫二维码看金庸逝世专题

　　妇孺皆知的中原英杰“北乔峰、南慕容”，被诸多影视作品引用改编的“九阴真经”“弹指神通”，还有令人心驰神往的大理天龙寺、天山缥缈峰……在武侠江湖里，金庸先生脍炙人口的作品塑造了无数英雄人物、绝世神功和人间仙境，人们也因为这些武侠经典了解金庸，爱上金庸。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在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互联网上也再次掀起一阵金庸作品热。根据百度指数显示，从10月30日18时起百度“金庸”搜索量暴增，搜索指数超过230万，比此前翻了462倍。在电商平台上，网民们也纷纷以购买金庸作品的方式悼念一代“大侠”。

印象金庸
广东江湖味最浓，四川第9
　　百度指数显示，从10月30日开始，金庸的几部经典小说作品就开始得到网友们的热议，《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射雕三部曲”的百度搜索指数都在这一时间翻了5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被广大“金庸迷”视为金庸作品中集大成者的《天龙八部》冠绝这几部小说之首，搜索指数一度突破10万。
　　自诞生之日起，武侠小说就被誉为“男人的童话”，在搜索指数上，这一现象也得到体现。数据显示，关注金庸小说的男性网民数量远远超过女性，其中，《天龙八部》产生的差距最大，男女网民占比接近9：1；塑造了“郭靖”“黄蓉”等经典形象的《射雕英雄传》则打破了性别的限制，关注其的女性网民占到了总体的三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金庸作品被搬上荧屏的高峰期，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李若彤版《神雕侠侣》为无数70后80后奉为经典。据统计，年龄在30-39岁的80后网民对金庸作品关注度最高，70后网民紧随其后；00后和70前则对金庸关注甚少。此外，在地域分布上，深受香港文化影响的广东最具江湖味，搜索指数在所有省份中名列第1，四川则名列第9位。

数据金庸
小说网络销量陡增百倍
　　一代“大侠”金庸逝世后，其小说作品也又一次被大家提起。10月30日傍晚传来金庸先生去世消息后，晚7点起，各大电商平台“金庸”相关搜索量暴涨，小说作品销售火爆。
　　来自当当后台的销售数据显示，与“金庸”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增长了80倍，转化率达到21%，即每5名搜索过“金庸”的用户就有1人购买。在天猫方面，在10月30日当晚，就有一万多名用户在天猫购买金庸先生的书籍，仅4小时，就有250万余册金庸小说被买走；在10月31日一早，《金庸全集》一度出现断货的情况。记者从京东平台了解到，10月30日晚7点起，该平台金庸作品销量就一路直上，到晚8点时，销量环比增长便超过120倍。对于买书的理由，不少消费者给出了“购买作品全集来纪念金庸”的答复。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金庸的十余部经典小说作品中，哪些最为消费者青睐？统计显示，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三部小说买单的读者最多。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心里有不一样的江湖。在金庸的书迷中，90后的读者最爱《笑傲江湖》，70后、80后的读者最爱《射雕英雄传》，年纪更长的读者更偏爱《倚天屠龙记》。从年龄上看，金庸先生对70后、80后的两代人影响最深，90后的新晋读者也较多。其中，学生、教师和白领是主要的读者群，本科及以上的用户占比超过九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欧阳宏宇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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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武当弟子摆“太极单鞭”悼念金庸
中国新闻网
2018-11-01 10:03:03
相关专题著名作家金庸逝世>
武当弟子悼念金庸　冯开春　摄
　　中新网十堰11月1日电(胡传林 彭涛)10月31日晚，湖北十堰武当山玉虚宫门前，数百名武当弟子及武当武术爱好者会聚于此，用武林人特有的方式，致敬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


武当弟子悼念金庸 冯开春 摄
　　当晚6时，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玉虚宫显得格外安静与肃穆。大家统一着白色或深色道服，手捧烛光摆成“悼念金庸”“武当武术”等阵型，默默伫立。武当三丰派第十五代传人陈师行和袁修刚带领大家为金庸先生默哀并致悼词，随后大家共同摆出太极单鞭动作，并齐呼“武当武术，中华瑰宝，金庸大师，一路走好！”


武当弟子及武当武术爱好者致敬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 冯开春 摄
　　据了解，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多数来自武当山功夫团和武当山武术协会。武当山功夫团胡理清团长介绍，2014年，功夫团成立不久就接到了出访香港的任务。他们在香港拜访了金庸先生，时任功夫团团长的袁理敏当场为金庸表演了武当丹剑和太极拳，受到金庸的高度赞扬，并题字赠书作为纪念。如今金庸先生仙逝，当年参与会见金庸先生的艺术团团员，如今留在团里的也只有四个人了。

　　在金庸笔下，武当山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地名之一，在其15部作品中，安排武当派出场5次，分别在《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侠客行》《飞狐外传》中。在金庸的武林世界里，武当派为他所偏爱，而在现实中，拜访湖北武当山也几乎是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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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说：“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受西方思潮影响，大声呐喊着将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师法西方小说的新体白话小说占据了文学的中心地位，进入了文学的殿堂，连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小说也有幸沾光得到重新评价，脱去了‘鄙俗’的帽子。但是，有一部分小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那就是20世纪面对中国大众的通俗小说。它们仍被新文学家、文学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于是，雅俗对峙转到了小说内部，形成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大阵营。”【【【【【【【【【【】武侠小说应该有社会、现实和历史，一旦脱离了这些元素，武侠原有的基础就垮掉了，武侠必然没落。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里真正吸引人的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站在现代社会，对漫长的积淀深厚的传统社会、精神家园的深情遥望。金庸以后的武侠作者，再去写传统，跟金庸武侠就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怕金庸武侠是一个绝响。【【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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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家刘再复忆金庸：偏多热血偏多骨 不悔深情不悔痴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21:53:18
　　【解说】著名作家金庸10月30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中国当代文学家、金庸生前挚友刘再复表示，“金庸”二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无论身处何方，谈起金庸就有说不完的话。

　　【解说】身在美国的刘再复从女儿那里得知金庸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悲痛。他说从前自己每一次来香港，金庸都会请客吃饭，两人总是无话不谈。他的两个女儿自小就是不折不扣的“金庸迷”，尤其是小女儿刘莲，自幼熟读金庸作品，被金庸称赞“很像黄蓉”。

　　【同期】当代文学家 刘再复

　　因为他1998年到美国来开会，来开会的时候见到刘莲，他很喜欢我的小女儿，他说(刘莲)像他小说里面的人物，像黄蓉。而且刘莲很熟悉金庸小说，她读了很多遍，所以(金庸)跟(刘莲)交谈特别高兴，所以他说，“我就收她为我唯一的记名弟子吧”，记名弟子不是入室的弟子。

　　【解说】金庸不但喜欢刘莲，把她收为唯一“记名弟子”，更写下对联送给她，“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深情不悔痴”。

　　【同期】当代文学家 刘再复

　　“偏多热血”就是他写他自己的，他这个人是热血沸腾的，很有热情的，才能写那么多小说，偏偏很多热血。他很有骨气，“偏多热血偏多骨”。 “不悔深情不悔痴”，人家说他很多情，很深情，他说他在这点上不悔恨。

　　【解说】刘再复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到金庸，是2016年携妻子女儿一起去看望他，当时金庸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不方便外出，记性也已经不如从前了。

　　【同期】当代文学家 刘再复

　　我说我要跟刘莲去看你，刘莲是他的寄名弟子，所以他一下就说，“好，我记得的”。另外我说(我的)大女儿剑梅也要去，(他说)，“剑梅是谁啊，我都不认得”，其实他原来很熟，他就忘记她的名字了。

　　【解说】回忆与金庸的相识，刘再复表示，一切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自己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曾想举行一场“金庸研讨会”，但未能成行。1991年，刘再复出席学术活动时经过香港，金庸主动前来找他。谈文学，聊时事，高山流水，志趣相投，二人至此成为一辈子的“忘年之交”。刘再复很欣赏金庸的作品，他认为，金庸构建的江湖世界，早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同期】当代文学家 刘再复

　　他的读者的覆盖面最大，金庸小说的发行量据统计大概在1亿册以上，全世界的华人汉语作家，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无可争议，这很难的。第二，“金庸”这两个字已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走到天涯海角，一提起“金庸”这两个字，大家就热烈议论起来了。

　　【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刘再复认为，金庸是一代天才，他创造了一个想象力无比丰富的江湖世界和一系列的英雄形象，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所缺少的鲜活的女性英雄形象。

　　记者 李雨齐 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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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西湖边的“书房”：一夜清风过 书香留世间
中国新闻网
2018-11-01 00:45:38
相关专题著名作家金庸逝世>
　　中新社杭州10月31日电 题：金庸在西湖边的“书房”：一夜清风过 书香留世间

　　作者 张煜欢 江杨烨

　　沿着杭州西湖向灵隐寺方向西行，在杭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起点旁，康熙帝御笔西湖十景“双峰插云”之碑侧，曲径通幽处，一间书舍坐落于此。“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如果不看门庭上这幅囊括了金庸14部武侠小说名字的著名对联，旁人很难将这座书舍与金庸联系在一起。


云松书舍外观。 张煜欢 摄
　　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31日，记者来到金庸在杭州出资建设的云松书舍，探访这座金庸在西湖边的“书房”及那些风雅往事。

　　进门处，一捧菊花摆放在书舍石碑前。

　　据石碑上记载，云松书舍于1994年10月奠基并开始兴建，建成后又由香港公司装修。整个云松书舍占地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耗资140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均由金庸一人承担。其修建云松书舍的初衷为“以供藏书写作和文人雅集之用”。

　　金庸先生好友、浙江大学党委原书记张浚生生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曾介绍，云松书舍是杭州市政府出地、金庸出资而建，包括装修总投资大约在2000万元以上，且均由金庸先生出资，这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一笔巨资。


云松书舍石碑前摆放着一束菊花。 张煜欢 摄
　　走进云松书舍深处，会客厅“耕耘轩”、书斋“赏心斋”和主楼“松风明月楼”分落三处，其间以回廊相连，回廊又缀以不同花式的窗框。从每一窗框下走过，呈现着萧萧竹林、苍劲松树等不同景观。今日，许多窗框上都摆上了一盆菊花。

　　如此既费财力又花心思的集大雅之地，金庸仅仅停留过一个晚上。

　　张浚生曾透露，1996年云松书舍建成后，金庸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了，又在西子湖畔，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于世，让普通人都能分享美景，于是决定将云松书舍无偿捐赠给杭州市。杭州市政府也曾对金庸先生此举予以表彰。

　　2002年5月，张浚生特地来到云松书舍拜访金庸。那一晚，金庸夫妇和张浚生夫妇入住云松书舍“松风明月楼”，金庸与好友下棋写字，品茗畅谈，第二日即离开，此后再没有入住过书舍。


云松书舍中的“笑傲江湖”牌匾。 张煜欢 摄
　　如今，云松书舍早已从一人之书舍成为众人寻雅之地。据悉，平日里书舍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一周前刚刚在此举办过一次插花交流会。

　　走进书斋“赏心斋”，满柜皆是金庸各种版本的武侠小说和文史类书籍，在书桌前，一盆精致的插花引人注目。

　　“插花是今天刚刚做好的，所用绿植都是从庭院中剪来的。”云松书舍工作人员李雨霖说，竖直的这束枝叶寓意着清风亮节、正直不阿，下面搭配的花草则代表着江湖之中的侠气，“这正是我眼中金庸先生的气质。”

　　2009年，云松书舍进行了简单的“锦上添花”。

　　“大的格局、亭台设置都没变，主要丰富了不少有关金庸先生的细节。”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办公室负责人潘高升带记者来到赏心斋后的一处回廊，玻璃墙上齐整陈列着有关金庸的旧照，工作人员为此花了不少心思，其中一些珍贵的照片都是从香港《紫荆》特刊《金庸图录》中收录而来。


1996年11月5日，金庸为云松书舍捐赠仪式剪彩。 云松书舍提供
　　此外，“松风明月楼”旁的回廊墙壁上还多出了十五部金庸小说的壁画，从郭靖黄蓉到令狐冲韦小宝等一应俱全，栩栩如生。

　　从小“沉迷”金庸小说的杭州人熊逍在壁画前静默许久。“郭靖守卫襄阳城、乔峰拯救黎民于水火……金庸先生笔下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我青少年时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些有关‘江湖的美好’是我一生的财富。”

　　深秋的杭州，桂花盛极又落。在云松书舍庭院深处，绿荫掩映之中，一株樱花树的枝头竟绽出一枚雪白花蕾。

　　“花亦有感，睹景思人。”熊逍感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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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从深圳前来送别金庸的朱乃廷表示，从1980年代开始看第一本《书剑恩仇录》，在那个书本匮乏、精神食粮稀缺的年代，正是那一本本旧书陪伴他度过青春岁月。4年前，他将《书剑》推荐给了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朱家宝，“希望她爱上读书，也理解金庸小说中传递的家国情怀。”

　　现已在大埔三育中学读高中的朱家宝形容自己初读《书剑恩仇录》时的感受，是“一发不可收拾”，逃离了现实世界的大侠们行走江湖豪迈又潇洒，被问及最喜欢的大侠是谁，朱家宝有些腼腆地笑道，“杨过，很帅气，也很聪明。”

　　“也很痴情！”一旁的朱乃廷笑着打趣女儿。

　　超越时间和年龄的限制、被金庸文字所征服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刘逸亭。他说，金庸笔下的大侠，就是华语语境下的“超级英雄”。被赋予中国传统观念甚深、忠孝两全的郭靖，影响着自己的成长，提醒着自己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金庸的作品不仅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父亲的童年，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记忆。”刘逸亭说，金庸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江湖世界，但如今这个“创世”的人走了，他回忆自己得知金庸过世消息时的心情，“我是很懵的，在地铁上坐了一会儿，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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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500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23:32:28
　　【解说】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10月30日在港逝世，享年94岁。金庸是香港《明报》的创始人，也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作为金庸的老同事，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金庸是一个认真、智慧、渊博、有大家风范的奇才，在多方面颇有建树，500年之内不会再有第二个金庸。

　　【解说】潘耀明非常敬重金庸，对他的知遇之恩充满感激。他介绍，90年代初，金庸将自己请到刚创办的《明报月刊》做总编辑，给了他一份亲自手写的聘书。上班首日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文化品牌”这个词很少有人知道，没想到金庸已经全面着手发展壮大明报集团。

　　【同期】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潘耀明

　　我第一天上班，我就跑去见金庸，金庸先生他这个人很有儒家的那种风范，所以我一进他办公室，他就站起来，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办《明报月刊》？因为《明报月刊》是亏本的，(金庸)说《明报月刊》实际上是给明报集团穿一个名牌西装，就等于一个文化品牌。

　　【解说】潘耀明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章写法受到西方影响，而金庸文学语言纯粹，堪称“汉语的范本”，很多外国人学中文以金庸小说作为教材，金庸对当代中国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大家熟知的武侠小说泰斗，金庸还是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潘耀明透露，由于上世纪盗版书籍猖獗，金庸写武侠小说没有赚太多版权费，其实他写作几乎全出于兴趣。金庸的主要财产来源于经营《明报》，鼎盛时期每年纯利两亿港元。同时金庸有用人的智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大家很大发挥空间。

　　【同期】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潘耀明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本身还有文化理念。因为他有强烈的文化理念，所以他也提到通过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和地位，所以我说这三个成功是过去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看也不会有。500年前没有像金庸这样多方面有成就的应该说伟人嘛，那么500年以后也不会有。

　　【解说】潘耀明表示，精通中文、英文、法文、日文的金庸爱书爱到疯狂的地步，每次出差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金庸就到处找书店，看到好书就立刻买下。金庸谈到读书在生命中只次于呼吸、饮水、吃饭和睡觉，没有书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金庸曾设想去坐牢来换取自由时间，去静静品味书香。

　　【解说】作为法律系毕业生的金庸，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会香港筹委会委员，为香港回归事宜费心费力。在潘耀明心中，金庸很有社会责任感，通过他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和社会。

　　记者 郑兴 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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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阴白骨爪、懒驴打滚 金庸笔下招式英文怎么说？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11:19:25
相关专题著名作家金庸逝世>
　　中新网10月31日电 综合报道，30日下午，当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病逝。但他不分地域、贯穿时代的影响力，将永远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今年2月22日，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由安娜 霍姆伍德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雄诞生》，这是这部金庸经典作品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九阴白骨爪、懒驴打滚、降龙十八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笔下的这些招数，用英文怎么说？


2007年6月28日，金庸先生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去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了瑞典姑娘安娜 霍姆伍德(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她给《射雕英雄传》贴上“中国版《指环王》”的标签，花5年时间为它的英译本在英国找到一家出版商，花一年半时间完成了第一卷《英雄诞生》的翻译。

　　金庸60多年前写的“现象级”畅销书，很少有人敢翻译，据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师作品里文化深奥，语言独特，令许多人望而生畏，是为两大难关。

　　郝玉青1985年出生在瑞典，在牛津大学和台湾师大研习中文，瑞典语、英语。她中文流利，立志于文化沟通。

　　“语言是真难”

　　“我是无知者无畏，”英语译者郝玉青承认，“刚开始不知道翻译金庸那么难，后来才知道，但没有退路了”。

　　她1985年在瑞典出生，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瑞典人，从小在双语环境里长大，小时候就向往别样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后来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台湾学了中文，包括文言文，又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几年，做书籍版权代理，为电视台和广告公司当过顾问，还嫁给了一个台湾男生，并有了小宝宝，举家回瑞典定居。

　　她不是武侠小说迷，只是学中文时朋友们敦促她一定要看金庸，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翻着翻着理解就加深，就成了“金庸粉”。


资料图片：2017年新版《射雕英雄传》剧照。
　　“心怀谦恭”

　　对于之前的金庸小说英译，郝玉青表示“尊重”，但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

　　原汁原味或许难以企及，但至少可以营造一个自称体系的“英语版金庸”世界，她说。

　　翻译金庸难，翻译界公认。不仅仅因为独特的“金庸体”语言，半文半白，间杂着律诗，四字格和成语典故比比皆是，感觉像是传统话本小说。

　　译金庸之难，还因为更多是在翻译文化，翻译意境。

　　郝玉青的《射雕》英译项目消息传出后，许多中国读者担心那些五花八门的武功招数会把她和另一位翻译打趴下。

　　“其实名称不难翻，”郝玉青曾在台湾学习文言文，着迷于中华古文古诗之美。对她来说，难的是要那些招数在译本里“打”得流畅，没有违和感，读来不生涩。

　　重点是情节、故事，翻译时忠实细节到什么程度，应该视情节而定。金庸的中文读者或许陶醉于他描述高手交锋场面的语言，在英语译本里或许达不到十全十美，只能抓重点，那就是故事情节。

　　自己先比划一下

　　翻译们都知道，要把动词译出原文的神韵来，是会令人抓狂的。

　　郝玉青透了一点小秘密，说她在翻译时会自己在屋里比划这些招数，有了亲身体验，才确定该用“砍”还是“削”，“懒驴打滚”直译成“Lazy Donkey Roll”，形象直观，而且直接把读者带入金庸的武侠世界。

　　九阴白骨爪，金庸笔下最突出的展示是骷髅头盖骨上五个洞，正好插入五个手指，令人毛骨悚然。郝玉青用骷髅(skeleton)代替白骨(bone)，把这恐怖招式译成 “Nine(九) Yin(阴) Skeleton Claw(爪)”。

　　为流畅、易懂，不一定非死抠字眼，逐字硬译。一场恶斗，纸上描述最好一气呵成，栩栩如生。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中波澜现……”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演2011年在浙江杭州重聚，这也是28年来该剧的主创人员首次聚首。赵智明 摄
　　亥时三刻是几点？

　　抓狂时刻也不少。比如，中国古时候一天按子丑寅卯……依次分12个时辰，那约好"亥时三刻"在哪儿碰头，翻译时可以用午夜替代吗？

　　郝玉青为这个亥时三刻的时间转换，查书，发现唐宋年间时辰制度有一个变化， 结果还得再查更多资料，就为了别把时辰弄错了。

　　也有的地方这种细节不那么关键，对情节发展人物刻画无大碍，就可以不那么叫真。

　　她最喜欢的人物是江南七怪，“七怪”翻成“Seven Freaks”。因为他们很滑稽，好笑，他们的互动和夸张，外表无法恭维，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仗义、善良。

　　郭靖呢，“是个好人，但刻画得不像七怪那么丰富”。她说，在一年半翻译中跟这些人物朝夕相处，同喜怒共哀乐，“现在他们就像我的老朋友，就熟到那样”。

　　郝玉青的译本对四字格、成语、专用名词的处理是视上下文直译，武术招式有既定译法但较晦涩难懂需要解释的，反而意译更好，容易理解，听起来有些奇怪也无妨，可以避免译本东方元素尽失。

　　“读者应该感到在读金庸，而不是读郝玉青；重点是金庸，而不是郝玉青翻译金庸，”她说。


资料图：金庸作品。唐鸭鸭 摄
　　不迷武侠迷金庸

　　BBC中文网电话打到她在瑞典的家里请教，除了白骨爪、东邪西毒、黑风双煞之类，还问了些有关金庸和武侠魅力、文化和语言障碍的问题；尤其是碰金庸是需要勇气的——金庸武侠小说自成门派，红楼梦研究发展成"红学"，金庸研究也几乎演变成"金学"。

　　郭靖、黄蓉等一干英雄大侠问世60年，在华语天地风靡数十载，怎么现在才由一个80后瑞典姑娘“提携”着正式踏入英语读本圈？

　　郝玉青2012年开始为《射雕》英译本找西方出版社，要找面向大众市场的非学术专业出版社。

　　她学中文时看金庸上了瘾，“欲罢不能”，又从事图书版权代理，她发现金庸在西方市场有潜力：书店里缺武侠小说，而网上众多非授权翻译又说明有市场需求。于是就决定了要做这个项目。

　　选择面向大众市场、有全球商业营销的出版商，可以避免定价过高、目标市场过窄、跟通俗作品阅读大众脱节的问题。

　　出版社在做前期市场调查时请了两位懂中文的西方人读中文版《射雕》，结果都说好看。一位看了部分英语翻译草样的英国姑娘觉得武侠也不难懂，可读性不错。

　　金庸并非通俗武侠，他写人物，武功依附于人物和情节，故事嵌在历史动荡、家国危亡、朝廷腐败的大背景里，虚实交织，郝玉青认为“有质量，有地位”，是经典。

　　同时，金庸会讲故事，故事有乐趣。“金学”专家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分析过金庸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文化蕴涵和价值观，金庸小说迷各有各的迷恋点。

　　把《射雕英雄传》说成“中国版《指环王》”，是希望读者对这本书能有一个大致的预期。


《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中新社记者 王丽南 摄
　　文化不是障碍

　　在把金庸武侠“东学西渐”这件事上，文化不是障碍。

　　“中国版《指环王》”这个说法并不足以概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它可以说明的至少有两点：

　　第一，西方文学世界里有类似中国传统中“侠文化”的位置；

　　第二，如果《指环王》能移植到华语世界，那么《射雕》也同样应该能移植到英语世界；当然，很多中文读者是先看了《指环王》电影才知道这本书的。

　　在历代翻译帮助下跨越了中西文化藩篱登上中文书架的西方英雄不少，比如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电影《勇敢的心》)、英国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还有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

　　金庸的作品风靡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一次次被改变成电视剧和电影，除了授权正式译本，也有不少非正式译本在网络流传；韩国、越南、日本等地曾连载、翻译金庸作品。


2005年9月19日，金庸下午搭机抵台，参加远流出版社卅周年庆祝活动。一走进入境大厅，金庸不忘拿着一本最新出版的《天龙八部》小说为自己打广告。Udndata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已经有授权英译本的另外三部金庸小说包括：

　　《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把原文二卷缩减到一卷，译者Granham Earnshaw本行是杂志编辑，10年译成此书；

　　《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莫锦屏(Olivia Mok)译；后来有其他出版社再版发行。

　　《鹿鼎记》英译三卷本(原文五卷)由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期间组织翻译。

　　这些译本主要面向西方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网上有不少金庸小说的未经授权翻译的英文译本。

　　郝玉青说，许多人读金庸是在年轻时，成为粉丝，金庸在他们心目中占据了特殊地位，不容冒犯。所以，她始终保持谦恭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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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书中的绝世武功都在这里了！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ontent.jsp?id=8664307&classify=zw&language=chs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09: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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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再见！金庸的三重身份和两支笔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0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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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0月31日电 题：江湖再见！金庸的三重身份和两支笔

　　记者 上官云 袁秀月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这是金庸曾留给自己的墓志铭。30日，他与世长辞，享年94岁。

　　金庸是个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小说家、报人，同时还是学者。

　　纵观其一生，金庸有两支笔：一支写武侠，雕刻人生百态；一支写社论，道尽世间冷暖。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他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如今，金庸走了，有网友甚至留言说，他曾闪耀过的20世纪正在毁灭。


资料图：2007年6月28日，金庸先生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学者金庸

　　想了解金庸不难，从他的多部小说以及报道文字中就可以了解他的故事。但想了解金庸的晚年却非常不易。

　　金庸成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十年的时间，关于他的报道早已饱和，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也总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接受许戈辉采访时，金庸曾说，他不再给年轻人写序题字，因为他发现，有的人拿他的字去卖钱。

　　近几年来，没有哪家媒体能够采访到他。有媒体专程来到香港，致函金庸所创的公司明河社，希望得到有关金庸一星半点的消息，但明河社的人回复称：“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

　　采访金庸的家人也非常之难，不是找不到，而是他们对外都“三缄其口”。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退出江湖’的日子”。


资料图：查良镛先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 摄
　　盛年成名，晚年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这仿佛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但无论如何，一代被他影响的人，总要从星星点点中了解他的晚年。

　　关于晚年，金庸似乎并没有很大的负担，他曾说，自己的养生秘诀就是：不忧愁，开心。

　　平时，他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以前做报纸时，他经常要上夜班，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个习惯一时半会也没变。电视也会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虽然是晚年，但金庸一直没放弃学习，他的友人曾对媒体称，金庸晚年想完成人生转型，从文坛向学界进军，可能因为在他内心里，治学比写小说更有地位。

　　“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金庸曾说，“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资料图：查良镛先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 摄
　　金庸与学界结缘已久，1999年5月，时年75岁的金庸曾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他曾说，要考他的博士生不容易，要把论文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

　　也有人对金庸担任院长一职表示质疑，金庸回应说：“做院长压力不小，有人说我学问不够，我不会回击，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做学习研究，所以我去留学。”

　　2005年，81岁的金庸为修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特地飞赴当地上课，引起不少关注。2007年底，金庸辞去院长职务。2010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而近几年，金庸在个人生活方面尤为低调，儿子查传倜曾说：“父亲毕竟90高龄，出去走动的时间很少，在家里基本上也不写东西了。平常在香港家里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很快乐。”


资料图：金庸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 摄
　　报人查良镛

　　在接受杨澜采访时，金庸曾说，自己年纪大了，希望把学业告一段落之后，平平淡淡地生活，能够出去游山玩水一下。

　　杨澜问他，你觉得自己的一生算成功吗？他回答道：“我不能说成功，只能说运气还不错，碰到一些关键问题，常常自己做的选择做得比较好。”

　　确实，回顾金庸的人生历程，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相比作家金庸，他还是报人查良庸。他与报纸的缘分不浅，1941年，他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而被开除，随后转学去了衢州。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

　　“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资料图：金庸。中新社记者 王丽南 摄
　　1942年，他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赴上海东吴法学院修习国际法课程。学习外交和国际法的金庸，却对报纸“情有独钟”。

　　他早年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还创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形成《明报》集团公司。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评、短评，切中时弊，笔锋雄健犀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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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悼念金庸先生：以金庸为荣为傲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23: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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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香港10月31日电 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30日下午在港逝世后，香港社会各界对他的离去纷纷表示哀悼之意和不舍之情。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香港以金庸为荣为傲。他忆述，大概在两年前，筹备经年的金庸馆正式揭幕开放，他偶然从特区政府同事口中得知揭幕典礼的安排，并表示金庸馆开幕应该由特区政府最高层主持，以示重视。他坦言：“这是我五年行政长官任期内和同事‘争’做主礼的唯一一次。”

　　梁振英建议，香港应该有个独立的、大规模和地点方便的金庸馆，不愁没有展品，更不愁没有观众。香港不做，恐怕其他城市会抢去做。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表示，查良镛博士是享誉世界的杰出作家、当代武侠小说泰斗，他的作品承载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蕴含着令人动容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影响了数代华人。

　　谢锋说，查良镛博士毕生爱国爱港，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庸所创造出来的武侠世界多次被搬上荧幕，制作成影视作品、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甚至电脑游戏，不少艺人因诠释他笔下的角色打开知名度。

　　曾参演电视剧《书剑恩仇录》和《倚天屠龙记》的汪明荃对金庸逝世表示惋惜和不舍。她说，金庸是才子，在文学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作品影响全世界华人，还创办报纸。当年能饰演金庸笔下的角色，汪明荃觉得很荣幸。

　　曾在1983年版《神雕侠侣》中饰演杨过的刘德华说，金庸是一个武侠小说世界的奇人，能演出他笔下的角色是缘分，直言金庸的离世绝对是武侠世界的一个大损失。

　　金庸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荣誉博士、名誉教授等。曾向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荣衔的香港树仁大学发表声明指出，该校师生对金庸逝世深感哀痛。

　　树仁大学常务副校监胡怀中表示，先生的离世令中国文化界痛失一位地位尊崇的创作家。他在中华文化、艺术及新闻上的成就斐然，对全球华人影响深远。他是学生终身学习的榜样，他所创作的武侠巨著和角色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灭于天地。

　　金庸生前担任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荣誉主席，香港新闻联特致唁函表示，先生的逝世，是香港乃至国家新闻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留给香港新闻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铭刻在媒体同仁心中。

　　金庸于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等纷纷表示哀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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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志清担任日本版《金庸小说全集》的封面及插图绘画师，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金庸。这次见面给李志清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眼中，金庸和善、勤奋、聪明，是一个待人以礼的君子。他举例称：虽然年龄小金庸很多，但通信或其他，金庸的抬头都会写“志清兄”。

　　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精神，李志清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侠”是金庸小说中最核心的灵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比如郭靖、乔峰，就是最高度的侠。这是很高度的人格表现。

　　李志清曾经问过金庸，做人有没有一些座右铭，或者是一些什么所谓的金句在他心里。金庸回答八个字：全力以赴，努力不懈。李志清说，自己看到金庸做事、写小说，也正像这八个字，做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没有偷懒过，再加上他的天赋聪明，因此达至现在的成就。《金庸“御用”漫画家李志清：其作品有一种属于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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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六归故里浙江海宁：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06: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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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海宁10月31日电(记者 胡小丽)10年前，武侠泰斗金庸在故乡浙江海宁盐官亲手种下了两棵桂花树，如今，正是丹桂飘香之时，这位老人却已与世长辞，惟留一抹芬芳在人间。

　　30日晚，据香港媒体报道，金庸(本名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金庸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海宁而言，金庸则是故乡的骄傲。

　　1924年出生的金庸，为读者编织了一个独特的武侠世界，刻画了诸多经典的人物——郭靖、黄蓉、乔峰、杨过、令狐冲、小龙女……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小说，其人以及作品成为了海内外华人的情感密码。

　　1948年，金庸移居香港，离开故乡的70年里，他无时无刻不情牵海宁，并曾六度探访故里，“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晚年的金庸曾如此感慨。

　　1992年12月，金庸首度返乡，他回到母校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将海宁市政府给他祖传房产的1.64万元补偿款赠给母校建立图书室。

　　时隔两年之后的1994年，金庸再次回到故乡，这一年，他留给故乡的是回忆与母亲一起观潮的画面。在自己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他曾如是描写：“……己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戌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

　　千山万水隔不断赤子的返乡步伐，此后1996、1997年、2003年，金庸连续多次返乡。每逢回乡，金庸总不忘回母校走一走。

　　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返乡是在2008年，那一年，已经84岁的金庸，脚一沾上故乡的土地，就乐得像个孩子。


金庸盐官观潮图。海宁供图
　　他出席了盐官古城的“金庸书院”奠基仪式。

　　此前，盐官古城内曾经有一座最负盛名的安澜书院，书院创建时，金庸的祖先曾捐资助学。新建的金庸书院，参照安澜书院——占地七亩的建筑格局来设计，里面精心收藏了金庸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成为金庸文学研究的一处重要场所。

　　中国的文化中向来重视落叶归根，家乡海宁于金庸而言意味着什么，从他六次返乡并所做之事，便能感知一二。在金庸去世当日，海宁市委市政府于当晚向金庸家属发去唁电，为了缅怀逝者，盐官景区的金庸书院则会考虑在接下去的一周免费对外开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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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星岛日报》称金庸的逝世为“宗师陨落”。报道指出，金庸创作了15部武侠巨著，华人读者遍及全球。金庸、梁羽生与古龙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

　　香港电台称，金庸曾经说过，如果他死后100年、200年，仍然有人看他的作品，他就心满意足。


2003年7月24日晚，金庸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就在杭州创办《金庸茶馆》杂志答记者问。25日下午，金庸将在杭州剧院举行演讲会。梁臻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香港《大公报》回忆与金庸的渊源，称金庸曾在《大公报》任职，并于上世纪50年代末离开《大公报》。对于金庸来说，1948年到香港工作、1953年开始写作新派武侠小说，这两次人生的重大契机，都发生在《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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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之子查传倜回应媒体求证时答复，“下午走了，很安详”。


资料图片：著名作家金庸。中新社记者 王丽南 摄
　　《成都商报》的报道显示，金庸今年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其家人透露，“金庸去世时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香港《明报》网站发布的文章也显示，金庸近日病情已经“转差”，去世前“有时认不到人，有时则说不到话”。

　　金庸于1924年3月10日出生，曾经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喻户晓的作品。


资料图：金庸。Udndata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对于互联网上的年轻人来说，这十几部小说是他们对于金庸的记忆。

　　正因此，网上对于金庸的怀念大多集中于这些作品。“金庸去世”的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榜首。

　　其中，有网友回忆起自己读金庸作品时的感受；有人则直言，金庸先生一手打造的武侠世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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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直传闻，由于倪匡一直痛恨小说里的阿紫，于是在代笔时将她双眼弄瞎，更附带一个面目全非的游坦之爱上阿紫的剧情，令金庸回来“大吃一惊”。金庸无奈下“闭门猛写”《天龙八部》，花了好大篇幅收拾残局，据称从此不再找人代笔。

　　不过倪匡多年后澄清，自己并没有对阿紫的喜恶，但承认是“不怀好意”，又指金庸临走时叫他不要“弄死人”，但自己只是“弄伤人”，“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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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470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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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金庸从上海奔赴香港，当时的上海远比香港发达，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此后他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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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明报》准备转移股权。在众多人选中，金庸选择了出价不是最高的于品海。金庸表示，《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如果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我绝对不会退下，给我10倍价钱也不会出售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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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马云在香港第一次拜会金庸，叙谈3小时，临别金庸为马云手书“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并送马云别号“天行”。其后一个月，马云邀请金庸赴杭州主持互联网CEO论坛，成为中国互联网一大盛事，被称为“西湖论剑”。

　　淘宝早期员工花名多出自金庸武侠小说，办公室也都以武林圣地的名字命名，比如光明顶、桃花岛、达摩院、聚贤庄、侠客岛等，金庸影响马云和阿里之深可见一斑。马云对于金庸的狂热，还表现在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六脉神剑，其中包括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等六条价值体系。六脉神剑的典故则出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是大理段氏的最高武学。

　　不只马云，一众企业大咖都是金庸的粉丝。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媒体采访中自诩为“洪七公”，他笑称：“丐帮贫贱不能移，只有这样创业才能成功。”小米的创始人雷军也在被媒体问及小米争议问题时，采用《九阳真经》中的经典句子作为回复：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对外界那些纷纷扰扰的口水战，我早就‘清风拂山岗’了”，雷军说。

　　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在其朋友圈悼念已故武侠小说家金庸称，当时在为Foxmail取名时，其采用令狐冲之“狐”，以此来致敬金庸。

　　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通过官方公众号发文悼念金庸先生，称“再敬一碗酒，金庸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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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中文学院吴存存：金庸设立研究基金本心在于弘扬中国文化
中国新闻网
2018-11-02 19: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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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香港11月2日电 (记者 曾平)著名作家、报人查良镛(金庸)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向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捐款800万港元设立查良镛学术基金(LouisChaFund)。港大中文学院主任吴存存11月2日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基金规定受资助的研究项目主题为中国研究以及中国与西方的联系，这体现金庸设立研究基金的本心是支持弘扬中国文化。

　　1986年，金庸出资800万港元在港大中文学院设立研究基金，基金最早只是支持中文学院的老师做研究，进入21世纪后，基金的资助范围扩大至港大文学院，2011年起，基金更将资助范围扩大至在文学院从事研究的学生。

　　吴存存告诉记者，金庸委托潘耀明处理基金事宜。基本上来讲，金庸的主张是，不需要把基金泛化为普通的人文学科研究，每次都会强调支持中国研究以及中国与西方联系的研究。她认为金庸的本心是支持弘扬中国文化，因为他身处香港，看到当时的中国内地比较落伍，很多东西被贬低，因此希望提倡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研究，后来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范围扩大至当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约在七八年前，研究基金同时开始每年邀请著名学者或作家来做大型演讲，明年3月会请台湾作家白先勇，诺尔贝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在将来的邀请名单之列。

　　“扩大学生视野、扩张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请特别出名的。目前金庸研究基金在港大文学院进行得很好，资金状况很健康，每年老师们也都很高兴。”吴存存表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笔非常大的资金，当中大部分存入银行进行投资，投资回馈不断增加，成为港大文学院重要的研究基金之一，能够快速支持师生进行小型研究项目。

　　吴存存也曾经申请基金的经费，项目是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查阅明清时期在国内已经失传的小说和戏曲。

　　访问最后，吴存存谈及金庸在华语地区的巨大影响。她认为金庸是中国平民阅读阶层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宋代时，有人说：有井水处，就一定有人看柳永的词；现在可以说：有居民区的地方，就一定有人读金庸的小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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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界缅怀查良镛
中国新闻网
2018-11-01 11: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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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1月1日电 (马元豪)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金庸)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安详逝世，享年94岁。中国围棋界人士对此深感悲痛，并纷纷对金庸表达缅怀之情。

　　金庸热爱围棋，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有关于围棋的描述，《天龙八部》中出现的“珍珑棋局”便是其中代表。好弈的金庸也因此在中国围棋界结交不少至交，其中就包括“棋圣”聂卫平以及著名棋手常昊九段。

　　金庸与聂卫平曾有一段为人称道的拜师往事。1983年，金庸托人转告聂卫平望能拜其为师，两人见面后，金庸竟主动要求对比自己小28岁的聂卫平行其小说中常写的“三拜九叩”拜师大礼。在聂卫平与众人劝阻下，金庸未能“如愿”，最终只得以三鞠躬代替，成为聂卫平众多弟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不过在聂卫平看来，虽有“拜师”的故事，“但金庸的学识境界，为人处世实乃我辈楷模。”

　　惊闻金庸逝世的消息，聂卫平悲痛不已。“那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铭记至今。好友驾鹤西去，愿彼岸仍有黑白缘分，闲敲棋子，快意江湖！”聂卫平30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

　　“听到先生仙逝的消息我非常伤感。不过先生94岁高龄，临走时未受病痛折磨，称得上‘喜丧’。”常昊3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忆起与金庸的往事，常昊坦言自己1986年首次见到金庸先生，当时并不知其身份，只当其是一位极其和善的长者。“得知先生成就后，自己倍感荣幸。”

　　虽然潜心对弈，但常昊仍愿抽出时间拜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先生的作品我都看过。每一部作品都能找到不同的人物自我代入，可以说他影响了几代人。”常昊坦言。

　　“金庸凭其对围棋的痴迷和不断地学习，将对弈的过程完美嵌入在小说情节中，还借此抒发自己对围棋的喜爱与理解。”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3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金庸还积极推广围棋，1998年就与聂卫平、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和旅日围棋名手林海峰一同发起‘炎黄杯’围棋赛，为全球华人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提供平台。”林建超感慨道，“除此之外，他还常以‘论道’的形式推广围棋背后的世界观和道。每每读到其作品中的围棋片段、想到其对围棋发展做出的努力，我都忍不住向先生致以崇敬之情。如今先生仙逝，我也无比怀念。”

　　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对中新社记者回忆起首次读到金庸先生代表作《倚天屠龙记》时的场景。“当时只有一套小说，大家常排队等着看。当时围棋名宿陈祖德患癌症后受邀前去金庸家中疗养，归程时问询是否有需携带之物，我认了半天手中残破的书名，写信拜托其带一本‘倚天屠龙书’，据说信到后金庸先生与众人哈哈大笑，最后每位围棋队队员都得到了一套金庸武侠小说。”

　　“斯人已去，但先生的作品将永远流传，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常昊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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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对弈，方显侠义本色：围棋名家眼中的金庸
中国新闻网
2018-11-01 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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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金庸。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1月1日电(王禹)金庸爱棋，众人皆知。现实中黑白棋子构筑的小小棋盘和字里行间虚幻的武侠世界一样，都是金庸醉心的江湖。

　　对于围棋，金庸曾如此感叹，“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其二是‘慢’，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酷爱围棋的金庸，不仅曾与吴清源对弈，还曾在60岁时，要三跪九叩拜聂卫平为师。虽然跪拜大礼被聂卫平劝住，金庸仅以鞠躬代替行礼，但此后金庸每每与聂卫平相见都称聂卫平为师父。


资料图：常昊(左)与聂卫平(右)。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1986年，同样师出聂卫平的常昊在香港金庸的家中，第一次见到这位已经赫赫有名的武侠小说泰斗。然而年仅10岁的他很难将面前这位和善的长者，与离自己生活很远的江湖相关联。两人再次相见，已是15年后。

　　当时，已经熟读金庸作品的常昊在贵州举行的一次围棋活动中，与他再次相遇。两人一同吃饭，探讨围棋。常昊告诉记者：“金庸先生可能不是第一个在小说里涉及到围棋的作家，但是他能够跳开围棋的竞技性，更多地将人生和哲学描述其中。”

　　对于围棋和武侠小说的关系，金庸有明确论述：“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


资料图：金庸。梁臻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在金庸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中用棋子作为暗器的陈家恪、《碧血剑》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里的黑白子，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

　　尤其是在《天龙八部》中，一局“珍珑”残棋成为考卷，难倒了 目空一切的慕容复、“天下第一恶人”段延庆……被世俗功利困扰的天下高手无人能解，却被一心救人，完全不谙棋道的小和尚虚竹误打误撞解开珍珑，获得无崖子毕生功力，一跃成为天下有数的高手。

　　有人说，金庸写的不是武侠，而是人心。


资料图：金庸手持《天龙八部》。Udndata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在31日晚间举行的阿含·桐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晚宴上，中国围棋协会林建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金庸和别人论道，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棋理和对棋道的理解，来阐释他对人生、对武林、对江湖这些最本质的东西的认识，所以特别能打动人，使得围棋界的人对他充满了崇敬。”

　　正因如此，金庸的离去让常昊感叹：“从表面上他离开我们，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他的作品、思想一直会在我们的心中。”

　　刀剑如梦，落子无悔。尽管一方棋盘不如江湖那般侠影萍踪、快意恩仇，但黑白对弈间，依然能显侠义本色。在金庸心中围棋世界依然要遵循武侠江湖上的规矩，这一点从他的做事风格中得以体现。


资料图：常昊与他的妻子张璇。中新社记者 张娅子 摄
　　常昊说，他曾经拿着一本书找到金庸签名，金庸欣然允诺并落款“常昊先生”，但对于常昊的妻子张璇，金庸也称之为“师姐”。理由则是金庸曾与罗建文学习过一段时间，而张璇同样是罗建文的弟子。

　　对此，金庸解释说：“我们不论年长，只论先后。”

　　虽然常年要埋头案首笔耕不辍，但在围棋上，金庸还是倾注了许多心力去提高自己的水平。闲暇时间他便常常捧着棋书打谱，一有机会则会与聂卫平等许多高手讨教。


资料图：金庸。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当得知金庸去世的消息后，聂卫平在自己的微博这样写到：“惊闻好友金庸去世，痛哀不已。金庸与我是忘年之交，围棋上虽有"拜师"的故事，但金庸的学识境界，为人处世实乃我辈楷模。

　　“那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铭记至今。金庸酷爱围棋，在著作中多有涉猎，精彩之处令人拍案叫绝。好友驾鹤西去，愿彼岸仍有黑白缘分，闲敲棋子，快意江湖！”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常昊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再见金庸一面。但如今棋盘仍在，先生却已挥手走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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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闲书”！金庸小说入选台湾教科书试卷
中国新闻网
2018-11-01 09: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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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1月1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武侠小说大师金庸10月30日去世，整个华人圈同声哀悼。相比早期家长反感上学的孩子看“闲书”金庸小说，近年来，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获得肯定，也成为台湾学校教科书和考试内容。


金庸武侠小说。台湾《联合报》资料图
　　早期很多家长都把金庸小说当成“闲书”，认为孩子即使把全套读完，也对升学没帮助，甚至有的家长发现孩子读金庸小说就撕书扔掉。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逐渐被肯定。尤其台湾中小学教科书走向多元化之后，当年“练功”的许多年轻人也当了老师，金庸小说逐渐被台湾教育体系接受，甚至进入中学教科书和考试。

　　例如翰林版台湾初三上学期语文教科书就选录《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智斗书生情节，网络上还有动画版；翰林版台湾高三下学期语文也选录《天龙八部》中雁门关外萧峰舍命退辽兵的情节。

　　另一方面，台湾大考语文命题走向生活化，多元取材，武侠小说也逐渐入题，统计台湾历年学测、指考语文考题，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就入题3次；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及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也都被考过。

　　例如1999年台湾学测就引用《神雕侠侣》的字句考比喻用法。2012年台湾学测引用《射雕英雄传》文字，要求考生根据文意、情境，选出最适合的文言文。

　　此外，台湾明星高中每年暑假都会为新生开书单，鼓励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也曾先后把《笑傲江湖》等金庸小说列入书单。

　　许多台湾学者及高中老师认为，文言文和白话文“难分难舍”，“文白融合”文章有时更优美。常引经据典的金庸小说就是“文白融合”的典范，且他刻画人物、描述情节、融入历史、以古讽今的功力一流，尤其武打画面交到他手里，文字紧凑，却又行云流水、有条不紊，堪称“初学写小说的范本”。把金庸小说选入教科书，更加生色，更能吸引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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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忆金庸：首次“过招”，金大侠“抢”走采访提纲
华西都市报
2018-11-01 08: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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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采访金庸。
　　著名主持人杨澜回忆两次采访金庸：首次“过招”，金大侠“抢”走采访提纲

　　得知金庸先生去世，两次专访过金庸先生的著名主持人杨澜，心中充满感伤：“一代大师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身后留下的还是那个江湖。”她连夜撰文追忆采访金庸的幕后故事，回想起金庸伸手抢采访提纲、比划手势表达意思的细节，忍不住感慨万千。

　　杨澜在微博上写道：“晚年醉心于研究历史和佛法的查先生，想必把人生看开了很多。他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隐士情结，而他也想在平平淡淡中度过余生。他早已看透了名利那些事，也不想再争辩什么。我愿意相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平静安详的。沧海一声笑。那个依旧打打杀杀热闹非凡的江湖看到的，是他绝尘而去的背影。查良镛先生千古。”

　　伸手“抢”走采访提纲

　　和许多人一样，杨澜的学生时代也有打着手电彻夜读金庸小说，欲罢不能的强烈记忆。不过，比许多人幸运的是，杨澜曾在1998年和2006年两次专访金庸，地点就在他香港北角的办公室兼书房——那里有整排的落地窗，无敌海景。如今回想起来，仍然是金庸对待接受采访很认真的态度。

　　杨澜记得，记得第一次采访金庸的时候，两人刚一坐下来，金庸就伸手“抢”走他的采访提纲，真如一个老顽童。她心里暗想：“真是不公平啊，哪有两个人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预览一遍的？”不过还好，杨澜手里拿的并非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她觉得惭愧。

　　待第二次采访时，杨澜学乖了，将所有的问题都记在了脑子里。金庸看着她摊出的双手，没招儿了。

　　对金庸的坦诚印象最深

　　杨澜回忆，说起来好可爱，这位可以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金庸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而且思维跳跃，句子常常不完整，让她这个采访人有时都替对方着急，忍不住插嘴道：“您想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杨澜没猜对，金庸就愈发着急起来，比划着手势试图重述。如果看到杨澜依然困惑的表情，金庸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地笑出来。

　　不过给杨澜留下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细节，而是对方的坦诚。金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聊起自己一生中有很多误会：年轻时曾一心想做外交家，却屡屡碰壁；做报人最用心写的是社论，不料却因写着玩的武侠小说享誉世界。他小说中每一个英雄都有内心的脆弱和迷失，而他也不讳言自己曾经有过痛不欲生的经历。

　　2006年的《杨澜访谈录》，还记载着杨澜与金庸的对话。彼时，年过八旬的金庸大侠，人到晚年依然有痛苦和遗憾。金庸告诉杨澜，婚外情是此生很大的遗憾：“其他事情好像是问心无愧，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他得起，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唯一觉得良心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婚外情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没有去控制自己感情，所以也觉得对不起人。此后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她情愿独立。她去世之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都分给了三个子女。”

　　19岁的儿子去世，对金庸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直到他学佛，对人生比较了解多一点了才过去，大概用了三四年。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金庸告诉杨澜：“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痛苦，你是避免不了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的时候。但我没有诉苦，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杨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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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天一阁，金庸曾于1994年4月留下题词“天一阁名甲海内，为全祖望、黄黎洲诸名儒旧游之所，小子心仪数十年矣。今得登临，想象先辈风范，瞻仰四明文教，诚慰平生之愿”。2013年7月，他亲自修订的家谱经其族人捐献给天一阁馆藏，这一再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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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金庸一生最爱的城市之一，西湖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他也曾耗资千万在西湖边兴建云松书舍，并在其会客雅聚的“耕耘轩”门上书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曾想过在西湖边养老，他说，“年纪大了，但最忆是杭州。”

　　浙江丽水，也曾留下金庸的故事。

　　“不知何以为报！”这是金庸2004年到访丽水龙泉，被大家的热情所震撼和感动。龙泉之行，金庸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龙泉市博物馆，并挥毫泼墨、欣然题词：“凝翡翠兮聚碧玉，得古铜兮铸长剑。中华古文化，龙泉得其二。瓷剑兼文武，龙泉皆有之。”而为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旧址题词留念时，金庸笔下一泻，竟有些感伤：“今来旧址忆故人，不见前辈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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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感念“大师兄”金庸 近期拟举行追思会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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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大人文学院提供
　　中新网杭州10月31日电 (谢盼盼)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武侠小说泰斗金庸这一生，“浙江”是分离不了的词，而在浙江大学(简称“浙大”)师生心中，他更是永远的“大师兄”。浙大近期拟举行金庸先生的追思会。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人。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

　　金庸和杭州的渊源颇深，从1996年和1997年，金庸先生分别受聘为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1999年5月即新浙江大学组建成立次年，金庸先生出任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2007年11月，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

　　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浙大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非常悲痛，脑海里立刻浮想起的是2012年跟金庸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时的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还记得离别时，他坐在轮椅上跟挥手我们道别的场景，一想到此，我就想流泪。”话到此，沈坚有些哽咽。

　　他回想起，1999年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首任院长，那时沈坚是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跟金庸工作上接触较多的人，也是因着这份缘，沈坚更了解了金庸不为人知的一面。

　　“写武侠小说要能将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包括历史朝代、武林帮派等，但很少人知道的是，金庸先生对世界历史同样了解深刻。”沈坚从事法国历史研究，在跟金庸交往中发现，他不仅懂法语，更深谙法国历史，每当聊天时说到法国的人名、地名时，金庸脱口而出的就是法语。他举例称，法国历史上有一个教派——胡格诺派，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教派，而金庸却直接能用法语说出。

　　不仅学识渊博，而金庸的为人处世更让沈坚感触深刻。

　　“金庸先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在浙大时，他喜欢让我们称呼他为‘大师兄’，待人也格外亲切，”沈坚觉得，金庸先生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特别喜欢好玩的事物，不太喜欢循规蹈矩。

　　沈坚说，金庸对他的影响还在于明白：人生是很复杂，但要把心放自由，按照自由的意境去做好事情。

　　而这样的体现，也多出现在金庸书中。“你看他武侠中的主人公，他们的武功大成，往往不是在某一门派中循规蹈矩，往往是各大门派武功兼容合并；金庸喜欢的人物，不仅有大义凛然的萧峰，还有痞子气但不失去正义的韦小宝，这也在人性中表明，其实一个人并非要循规蹈矩地去过日子。

　　对于金庸的逝世，浙大官微也发文悼念。在浙大官微上显示的历史照片中，金庸与浙大学生的合影不在少数，既有金庸和浙大新闻系学生合影，也有金庸为浙大中文系的同学们签名的照片，还有金庸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后，与同学们在草坪上座谈授课的照片……

　　此外，浙大也将于近期拟举行金庸先生的追思会，纪念当初的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完)



　　“写武侠小说要能将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包括历史朝代、武林帮派等，但很少人知道的是，金庸先生对世界历史同样了解深刻。”沈坚从事法国历史研究，在跟金庸交往中发现，他不仅懂法语，更深谙法国历史，每当聊天时说到法国的人名、地名时，金庸脱口而出的就是法语。他举例称，法国历史上有一个教派——胡格诺派，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教派，而金庸却直接能用法语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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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金庸的母校情结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19: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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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袁花镇中心小学金庸文化广场。　胡小丽　摄
　　中新网嘉兴10月31日电(记者 胡小丽)以学生之名题词落款、为恩师塑铜像、与母校学生师兄妹相称、捐款修缮图书馆……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享年94岁，生前，他曾六度返回故乡浙江嘉兴，期间数次回到儿时就读的母校，探望师长、勉励后生。

　　1992年，金庸首度返乡，一踏上故土，他便迫不及待地去了自己曾经就读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现任校长崔新江当时还是一位普通教师，“我远远地跟在后面，金庸先生一身西装，内搭一件白衬衫，很是精神。”他回忆道。


图为：2003年，金庸回母校嘉兴一中。嘉兴一中供图
　　令崔新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是，金庸见到自己曾经的老同学时，“两人有讲不完的话题，从一起学习到一起玩，聊得忘记了时间。”

　　袁花镇中心小学已有近150年的校史，离现在的金庸旧居约3公里，1870年建校时叫龙山讲舍，1902年更名为海宁州龙山学堂，金庸在1929年至1935年间就读于此。

　　彼时，跨越半个世纪回到母校的金庸，以题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

　　后来，金庸从龙山学堂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自此离开了出生地海宁。他对这里感情深厚，其后数十年的六次返乡中，曾四次回到母校，两次为之题词。


图为：1992年，金庸为袁花镇中心小学的题词。袁花镇中心小学供图
　　1992年，当时刚入职嘉兴一中数月的周志红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接待任务：金庸走访母校。问及金庸留给她的印象，周志红脱口而出“年轻”二字。

　　“金庸不会给人距离感，让原本拘谨的我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周志红解释金庸身上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亲切感与真诚感，“这大概和他对母校的感情有关。”

　　在演讲时，有位学生仿照小说提问金庸将自己归为哪一派，金庸巧答：嘉中派(嘉兴一中派)。并与在座的学生以师兄妹相称。此后，金庸再次回到母校时，又重申过一遍自己“嘉中派”的身份。

　　2003年，金庸以80岁高龄第五次返乡，第三次回到嘉兴一中，教师李虹对金庸的那次题词印象深刻，“他只是稍微想了一下，提前没有约好，就挥笔写下‘江南人才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到底是大侠。”


图为：1992年，金庸为袁花镇中心小学题词。袁花镇中心小学供图
　　面对母校的题词邀请，金庸从不吝惜笔墨，他还为自己的恩师，原嘉兴一中校长张印通塑铜身像，以感念张印通曾经对自己的保护与知遇之恩。

　　“我用亲身经历向小师弟、小师妹讲一讲，我们做人，不要忘本。人家给你的好处要记得，将来想办法报答。比如你们将来要报答现在嘉兴的社会、嘉兴的学校。”2003年，金庸在张印通铜身像前含泪鞠躬，随后走进报告厅，向在座的学生如此叮嘱道。(完)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content.jsp?id=8665044&classify=zw&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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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婺源县委、婺源县人民政府向查良镛先生治丧办公室致唁电称，“惊闻查良镛先生仙逝，甚为哀痛。”

　　唁电称，查先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查先生的武侠小说，征服了无数的读者，“凡有华人处，无不读金庸”。

　　唁电表示，婺源是查先生的祖籍地，查先生生前多次提及婺源，为卧龙谷景区题字，给“才士大道”命名，向凤山查氏回信等等，无一不令婺源人民感动。“先生已随桃花去，世间再无侠客行”。“逝者已逝，唯愿查先生一路走好，望查先生的家属节哀顺变，珍重！”

　　据了解，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1948年移居香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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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因暴怒而闯了大祸，以至无法收拾。———乔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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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京联合会荣誉会长李红是一名金庸小说迷。她告诉记者，上初中的时候，从《射雕英雄传》就开始迷上了金庸的“刀光剑影江湖天下，缠绵悱恻爱恨情仇”。

　　李红说，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塑造了“言之侠者，重信守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客精神。这种爱国情怀、侠义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血液中的一部分。在金庸文学作品中成长，学习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也寻求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金庸作为一代文学巨子的殒落，令人扼腕叹息。”海外著名评论家，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陈瑞琳提到，金庸的作品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忠孝仁义，蕴含着庄子的“云游四方”，也有老子对于“天地人和”的思想，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享的文化密码。

　　“金庸先生对我人生的影响仅次于我的父母。”华裔赖静平3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从小对武侠很感兴趣，他尝试翻译的第一本书是金庸的《天龙八部》。

　　三年前，赖静平创办了海外中文小说翻译网站“Wuxiaworld”(武侠世界)，他在网站上的笔名为“任我行”，取自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人物“任我行”。他说：“金庸先生塑造的许多经典人物，浓缩了典型中国人的精神，带给华人深根于传统的善恶观和情感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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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所有衢中人视为“大师兄”的金庸，因工作繁忙，很少回母校。但这并没有妨碍两者之间的感情。

　　金庸首次回访母校，是在2004年10月。81岁的他，才思敏捷胜过年轻人，所作的演讲被掌声一次次打断。

　　至今，衢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许彤还记得一个细节，“面对轮流攀上人字梯拍照的一中小记者，金庸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向小师弟小师妹们绽放笑靥。”

　　那次回访，金庸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好读书”。衢州一中老师回忆，金庸对学生说：“因为在衢州读过书，所以我是真心称呼你们为师弟、师妹。想想我们当年读书的艰难，你们要好好读书。一方面扬衢州一中的名，另一方面也为祖国作贡献。”

　　“好好读书”这4个字，金庸说了数次，这是一位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的殷切期望。

　　那次回访，金庸还题下28字：“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兄弟。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落款为：“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日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金庸甲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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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金庸已逝 他笔下的“江湖”早已融入华人血液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1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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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评：金庸已逝 江湖未远

　　中新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 高凯)汹涌而至的集体悼念，突破以往的密集刷屏，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世，尽管年事已高，尽管曾经有过误传，但当这一次称不上突然的告别真的变成现实，依然是一片地动山摇。

　　无需更多证明，“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而此番告别体现出的更真实的现实是，金庸笔下的“江湖”，早已融入华人的血液。

　　“如果说在庸碌的生活中尚能保持着一点精神洁癖，一点审美情操，一定是因为少年时代读过(金庸)的那些句子，那个江湖”“像我们这样于海外的华人，金庸给的滋养和幸福如此巨大，对于中国大陆的想象，漠北江南、华山之巅，很多都源于金庸小说，更核心的是在其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礼义仁信与文质彬彬”……金庸辞世后，一些海外华人纷纷怀念起金庸在他们的青春里留下的烙印。


10月30日，笔名金庸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因病医治无效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出生在浙江海宁的查良镛，1948年移居香港，1950年代起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鵰侠侣》等多部经典武侠小说。图为查良镛先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 摄
　　而曾经对金庸作品是否堪登文学圣殿甚嚣尘上的争论，如今看来似乎已无关紧要。比起于文学史上为通俗小说正名，金庸更伟大的成就自然更在于为华人创造的那个永恒的叫做江湖的精神家园。

　　有人说，尽管也读过《飘》，看过《魔戒》，但只有金庸的“江湖”是真的放在心的深处，是可以随时踏入重温的。这种感受或许可以理解为华人血液中自然存在的文化认同，或许也正是金庸作品影响如此巨大的深层原因之一。

　　金庸作品中丰富细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韵味，与中国历史间亦真亦幻的种种勾连，令华人读者几乎不需要越过任何障碍便可与主人公共情同心。

　　剧作家史航说，“没有金庸，我们当然也会成长，只是，成长中的幻灭与空空落落，就没有机会与书里的人物印证，有机会印证，就可能有书里的人物作伴，没机会，就孤单得久一点，空空落落。”

　　这一次的作别，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并非一次外化的情感行为，而更像是一次对自己内心某一部分的重新审视，对自己某段精神成长历程的一次回望。

　　作家韩松落认为，“他(金庸)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成长经验。”在“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之后，还多出一步——“见明灭”。

　　金庸的创作史，甚至可以看作一部20世纪华人文化思想史，他试图讲述中国历史的脉络，从中解释中国传统的核心精神，追问华人民族文化的认同。

　　他将这一切统统写入江湖，在众多江湖儿女的命运与情感中，交与读者去体会、汲取，在这种沉浸中，所谓是非、所谓成败、所谓爱情、所谓坚持，内里皆是中华文化的心性。

　　台湾剧作家赖声川直言，“金庸教会我们，中国人该如何说故事。”在金庸作品中找到的归属感令人们不知疲倦地想象他的江湖。

　　因为如此，金庸的系列作品被改编、演绎多年，早已成为一系列影视、音乐作品的重要核心。其中的人物形像更是常演常新，随着时代的推进，不断被人们附着更符合当下的审美元素。

　　曾几何时，“你最喜欢的金庸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是谁”，成为华人世界开启进一步话题的切口问题，而作答之人每每熟虑相回，正因深知从三观、到个性、到审美取向，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对表达个人内心含义重大。

　　60余年前金庸开始创造的江湖，早已是华人心中的“另一个世界”，许多现实中看似不易达成的沟通与了解，在大家都熟识的金庸宇宙体系中竟能轻易寻得价值标准，不能不说是一个伟绩。

　　而今，金庸的离去或许意味着某种结束，然而随之而来潮水般的大规模集体怀念也揭示了某种永续，此一作别中，人们分明感受到血液中某些东西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让金庸创造的江湖，不会因了他的离开而远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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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经金庸特别授权改编，由香港、武汉、襄阳三地艺术家联袂打造的武侠舞剧《射雕英雄传》，曾在全国各地巡演。

　　然而遗憾的是，金庸因身体原因没能亲到襄阳。金庸先生曾在采访中遗憾表示：“我本来还想去郭襄的出生地襄阳，可是因为坐火车不舒服，也没有去。”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5部提及武当派。武当山方面也多次向金庸发出邀请，可惜最终都没能成行。2002年9月，金庸在写给武当山的亲笔信中，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武当山之行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因身体原因又不得不放弃的遗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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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最亮的星叫金庸！“大侠”透露命名内幕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10: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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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0月31日电 综合报道，武侠小说著名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30日下午，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94岁。虽然“大侠”已离我们而去，但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将高挂夜空，以供后人缅怀。他如星辰一般，高挂文坛天空。


10月30日，笔名金庸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因病医治无效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图为查良镛先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 摄
　　“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常用来形容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广泛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世界各地均大受欢迎，经久不衰。社会各界均对金庸离世深表痛惜，但其“侠”之精神却将永世长存。

　　其实不仅是精神，还有一颗以金庸命名的小行星，永远在夜空中长明。

　　早在2001年7月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朱进博士宣布，由他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0930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金庸星。


2006年7月21日，《金庸与读者座谈会》在香港国际展览馆举行﹐五千多读者就金庸小说中的话题、爱好等进行多个提问。中新社记者 王丽南 摄
　　1998年2月7日，国家天文台天文学家朱进，在狮子座附近观测到了这颗未知的小行星。2月17日，他与助手又对其进行了观测。之后，这颗小行星又分别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八家国际上最大最著名的天文观测中心观测到。

　　1999年6月，这颗小行星获得了小行星组织授予的国际永久编号，同时，作为小行星的发现者，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获得了对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权。


2009年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图为年过八旬的金庸先生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中新社记者 张宇 摄
　　鉴于查良墉先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当代中国文学事业发展中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和巨大成就，以及他对祖国建设发展和世界文化事业的贡献，根据国际天文联合会有关小行星命名的规则，经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陈建生院士等专家提名，这颗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金庸”(jinyong)星。

　　在小行星命名典礼上，金庸透露了小行星命名的背景：“本人没有半点功劳，当之有愧。给我颁发证书的陈建生院士告诉我，他们天文台同事有时候在研究天象时，恰遇乌云遮日，观测不到星星，就坐下来聊我的小说，他们中有我的铁杆武侠迷，这就是为什么会以我名字命名这颗小行星的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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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金庸小说体现最多中国人做的梦
中国新闻网
2018-10-31 00:39:53
相关专题著名作家金庸逝世>
　　中新社香港10月30日电 (记者 曾平)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港去世，享年94岁。文学评论学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同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金庸小说体现了最多中国人做的梦，此梦的含义包括追求幸福、可以比赛以及忠孝节义最后会赢。

　　许子东解释，追求幸福是指金庸相信中国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幸福生活，而很多作家怀疑这一点；可以比赛意为金庸用江湖、侠客的形式来说明人的能力及其做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可以比较的。就好像功夫一样，你打什么拳，我打什么棍，我通过苦练、秘诀可以做到比人强。比如郭靖，其实就代表只要做得比人好就能成。


2007年6月28日，金庸先生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许子东认为，这种“可以比赛”的状态是所有在职场打拼的人、在商场奋斗的人，所有这些人，尤其是男人们的梦。

　　在做得好的过程中凭借的便是忠孝节义。许子东指出，就是对亲人要好、对朋友要好、对师父要好，人不能做坏事，把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当中体现。

　　从文学的角度，许子东认为金庸将通俗小说引入经典境界、打破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也许再过几十年、百年以后，人们会因为金庸重新定义通俗文学、严肃文学。

　　而金庸的贡献不止于此。许子东表示，金庸创作最旺盛的年代正是中国文化遭遇挫折和断裂的年代，金庸用他的一支笔及其虚构的人物，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用最通俗和最有效的方式传承中国文化。“所以将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期，这个世界上最有效地传承中国文化的人，就是金庸。”

　　谈及金庸与香港的关系，许子东表示，金庸必然产生在香港，因为像韦小宝那样投机、依靠幸运的特点其实都与香港的老百姓和文化生态有关。而金庸立足香港，其影响却辐射全世界的华人社会，这同样与香港这座城市的意义相似，本身带有一定局限，却以自身的独特性，影响整个大中华地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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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查良镛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回答“为何至今华文世界没有出现第二个金庸”的提问时，他说：“我到现在还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如果有好的武侠小说，我一定看。”

　　他谦虚地对记者说，不敢说不会出现第二个金庸，事实上他很期待看到精彩的武侠小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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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3 15:2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20 14:17 编辑

追怀金庸先生：华章不灭 恩泽长存


　　作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院长 胡从经

　　庚辰、戊戌两载，真是一个群星陨落、硕果凋零的年代，饶宗颐、冯其庸、金维诺等大师先后弃世，今夜又惊悉查良镛先生仙逝，心中郁结，茫然若失，伫立窗前，寒气逼人，横竖睡不着，遂伏案撰写几段追怀先生的片断文字。

　　1989年顷，受小思(卢玮銮)、伊凡(孔惠怡)两位香港才女的推荐，由陈方正博士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我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抵埠不久，虽有通信而未谋面的查先生招饮于海鲜舫，甫见面就伸手紧握，并开玩笑说：“名字古板，人倒挺靓仔。”安排我坐在他的座右，向席间诸人介绍：“这是上海来的胡教授，请大家多多关照。”

　　先生说的是“沪普”(带有浙江口音的上海普通话)，因我是“新人”，席间频频嘘寒问暖，并询及将在港大读博的情况，叮嘱我在港生活应注意的若干细节。言谈中时闪幽默，他向席间人说：“我读过胡教授在我们《明报月刊》上连载的《东瀛访裨录》和其他一些文章，就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姓名有点酸，文字颇老辣，恐怕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头子吧，想不到比他的师兄漂亮(先生指指席间的黄霑先生，他毕业于港大中文系)，而且还有点怕丑(沪语：害羞)。”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最后对我说：“我有个基金，你到港大读博后，每月资助你两万港币，直到学位拿到为止。”对此我当然十分感谢。香港米珠薪桂，有先生慷慨资助，当然有裨于我专心问学，免于冻馁。后来，我在港、沪两地以繁简两种字体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的《跋》中都郑重申谢：“撰述本书稿期间，曾得到‘查良镛博士文化基金’为期两年的资助，谨对素所心仪的金庸先生致谢。”

　　先生对后辈的垂爱和哺育，我将永铭心底，终身毋忘。他曾经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拿点新东西出来，不然就是浪费了纸墨。”这句叮咛和饶公的“勿要炒冷饭”的告诫一样，成为自己治学遵循的规箴，只可惜天资鲁愚，又复怠惰成性，实在拿不出像样的成果以报先生的厚望，深以为憾。不过，自己还是努力以赴的，无论鲁迅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研究，都力求不因袭陈言而有所创获。仅就先生资助完成的四十万言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来说，当时得到权威学者“诚足导人以入德之门”的“开山之作”的评价，先生闻之十分欣慰，带我到中环的上海会所尝鱼翅火瞳，以资奖励。

　　先生对我所从事的弘扬中国文化的工作也十分关注，当时中国文化研究院设置有主管导向的督导委员会，主席是董建华先生，查先生也欣然就任督导委员。我们院址原在特区政府提供的启德机场政府大楼的贵宾厅(港英时代历届总督在机场迎送贵宾的地方)，后因拆迁搬到北角的嘉华国际中心(吕志和先生产业)，先生的明和出版社也设于此，彼此只隔几个楼层，更有了就近请益的机会。先生对我主编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时予指导，诸如对网站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建议和匡正。网站中“中国文学精华”系列里涵有《金庸的小说世界》专题，从提纲到细则都得到先生的指导，他还提议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严家炎担任专题主笔。严先生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我们都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他是会长，我是理事，故而沟通起来比较方便。网站共有十八个系列三百个专题，每个专题的规格文字稿三万字，其他尚有视频、动漫、图片等多媒体因素。严家炎、陈墨先生写的《金庸的小说世界》文字稿长达九万字(比统一规格多出两倍)，我思忖再三还是签发了，因为金庸毕竟与众不同(另一作特别处理的还有史金波教授的《西夏王朝》，也是九万字)。定稿后送呈先生审阅，他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还提出了增删修订的意见，条分缕析，洋洋洒洒，前辈学者的严谨、认真劲儿令我折服。专题中需孱入大量根据先生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片断，他都专门与有关机构打了招呼，给予优惠，从而节省了一笔不菲的版权费。因为先生觉得这是公益事业，所以呼吁大家尽可能给予支持。

　　《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历时三年建成，在建成的当年就荣膺了联合国首届世界信息峰会颁授的“世界最佳文化网站”大奖。先生也非常高兴，他在我们出版的纪念画册中题辞道：

　　了解唐虞夏商，

　　中国灿烂文明如何缔造；

　　研习大汉盛唐，

　　东南西北民族融合贯通。

　　恭贺《灿烂的中国文明》出版

　　金庸敬题

　　丁亥年春于香港

　　先生的题辞是对我们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内容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表述，同时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与期冀，全院人员当时为之振奋。

　　我们还专程拜访了金庸先生，请他就中国文化研究院以及《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和希冀，并作了视频记录。先生说：“现在全世界中国热很厉害，全世界到处如英国、美国都来学中文。好像韩国般，学外语的差不多80%都学中文，所以全世界学中文的学生多得不得了。好像你们这个网站上面，是他们学中文的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很多网民、很多学中文的人也希望看你们的网站。对中国有什么问题不懂的，就找出一个专题来点击，在你们网站上面，看到中国文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你们的网站在细节内容上再丰富，让全世界学中文的人，对中国的情况，大家都了解更多。”先生的期望就是我们的动力，同仁们随即为网站学术的精确性、知识的丰富性和形式的趣味性，投入更多的努力。

　　先生执掌浙江大学文学院时，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他命我与会，并命题作文：在会上谈谈编纂《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经验。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好谈，然长者之命，焉得不遵？！遂急就章草就，自港飞杭在会上作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建{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的经验》为题的发言。谈了网站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几点经验：一、香港是基地，祖国是后盾；二、凝聚专家智慧，传承民族遗产；三、获高层奖掖，有各界支持。先生表示认可，将发言稿收入了会议的论文集，并推荐给香港中联办主办的《新紫荆论坛》发表。

　　先生对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关切和鼎助，在在证明先生服膺国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赞同并推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浓郁的家国情怀，其务实的实干精神，对我们都是鼓舞和策励。

　　2007年元旦，我们在《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中创建了一个子网站——《文化新闻》，宗旨在于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一些健康的、新颖的文化信息。应众多读者要求，我们准备对金庸先生做一次访谈。当时先生已经八十高龄，一般不接受采访之类了；但当我致电提出请求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1月15日，我率同事们拜访了先生，访谈记录与视频就发表在当月的《文化新闻》中。今撮要介绍其中若干内容：

　　当我问到：先生有什么话想向全球的华人读者说的呢？先生说：“我想向全球华人讲，我主要的小说主题就是叫人学做好的人，不要做坏人。”接着阐述了“侠”的本义：“有些中国传统，中国叫‘行侠仗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家的。……这种行为，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进而宣示：“所以武侠小说宣扬这种精神，你看我的小说，十几本小说中，每一本都宣扬这种精神：要主持正义，坏事情不做，做好事情。遇到人家做坏事时，就干预他，希望提倡做好事。”

　　我还问了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小说最新的修订版推出之后，受众的反应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先生对这些意见及反应有何看法？您对自己以往的修订及现在的新修订版又有何看法？先生的回答比较重要，就不再节选而照原话迻录了：

　　新的修订版改得比较多，最主要的就是《天龙八部》。主要改了是因为以前篇幅太长了，我写了差不多四年多五年了。那么写到后面，前面的就有些忘记了，不太接头了，所以要把它前后都要统一起来。

　　我的好朋友、作家倪匡前几天给我讲：有些人不喜欢新的修订。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作者进步了，读者不进步。”

　　现在，后来慢慢读历史读得多了，就想到：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应该大家互相平等，不应该种族之见太深了。所以把《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这些都修改了一下，就是以民族融合、团结为主题，不是以前那样以民族斗争为主题。

　　《天龙八部》的武功没有改动，不过后期就解释艺术是容许夸张的。这武功按道理是不可能的。好像“六脉神剑”，把内力从手指里逼出来，这种是不可能的。但在艺术方面，全世界的艺术都会夸张的，都有不可能的。好像毕加索画女人，他画得同一幅画里，一个女人有两个头，这是不可能的。他这样画却变成名画了。他想表现这女人三心二意，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我不清楚先生在别的地方讲过同类的话没有，以上可能对金学界的研究有所裨益。

　　先生还谈了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评判，肯定的说：“《神雕侠侣》，我觉得还是刘德华和陈玉莲拍得比较好。”强调指出：“对，刘德华演得比较好，应该庄重、正经比较好。”也批评了某些演员为了维护形象怯于表演的现象：“小龙女……样子蛮漂亮的，但她怕难看，不敢作表情，一作表情就怕破坏了她原来的相貌，就改动了！她要哭的话，她不肯哭，流滴眼泪就算了。”这当然不足取。不过这位女演员的演技后来有所进步，也许是听取了先生的批评吧。

　　最后我请求先生谈谈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时的感受和体悟，先生说：“我在英国念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求你一定有创见，没有创见的、人家写过的，你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其实这与先生以前私下叮咛我的“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拿点新东西出来”的话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够我受用终身。

　　金庸先生的作品脍炙人口，不胫而走，自不必我絮聒。诚如有宋一代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而今凡有华人之处无不读金庸，古往今来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拥有的读者超过先生。我当然也是先生万千拥趸之一，搜集他的作品各种版本都有，然而最珍贵的还是先生赠予的一套竖排繁体字本。先生在每一部作品的首卷扉页都亲笔题署：“从经先生 请指教 金庸”，而且特别在《书剑恩仇录》的首卷扉页上写下了：

　　从经先生 请指教

　　从经不纵权

　　事事守规矩

　　金庸

　　这是十分宝贵的前辈训导，应作为做人的南针，视之为终身遵守的圭臬。

　　先生如今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均须用金字镌刻他的名字。我在标题中用了“不灭”的字样，当然也是不朽的意思。先生的心血结晶已经置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自己曾预言一二百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但这个估计太保守，我相信会传之久远。衡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非我所能，这是金学家们的事。我在这里仅仅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曾蒙先生垂爱承其恩泽的普通读书人的感恩之情。据闻襄阳城今晚全城点亮了蜡烛，寄托对远去的大师的哀思，我也添一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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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苦在哪里——论金庸笔下的平等



主讲人：史航



好，嗯其实首先想问一件事情，在座诸位读过金庸小说的人请举下手,一本就好，谢谢。嗯没读过小说，但是看过相关影视作品、玩过相关游戏、看过同人文都算，就是被金庸辐射过的。

噢，大概有这么多。特别要跟两次都没有举手的朋友道个歉，因为我今天真的就是会谈金庸，嗯，所以呢如果你完全没看过的话，很多人名对你来说很奇怪，很多说法对你来说很奇怪，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就像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哈利·波特》就看一帮人都戴着尖帽子，或者拿着扫帚啊或者架着个猫头鹰会很奇怪一样。金庸的世界是花几十年建造的，我没法在五分钟之内让完全不懂金庸的人突然迷上金庸这个世界，所以您就以您的耐心来听，如果我能讲一些有趣的东西能让您感觉到，那是我的荣幸；甚至因此让您能够对金庸有兴趣，过后去读金庸的书，那是我更大的荣幸。

我刚才迟到几分钟时间，是因为我到家里去找了几本书，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呢，先是我讲，到了中间展示的时候也就转到跟大家互动的状态。今天会早一点开放互动，因为我觉得读过金庸的人呢，我说众生平等，众读者尤其平等，就是都读过金庸啊，你就特别有向我发问的权利，而且你的问题可能会难为住我，我对这些问题特别有好奇心，嗯不算好胜心，有好奇心，特别提到奇怪的问题，大家可以总结。

那我先讲一讲我这么多年读金庸的一些感受，我今天会大量引用自己的微博，因为我的微博里搜金庸俩字，大概二三百条，这个在我所有的微博——有3万多条中间是挺大的一个比例。我经常读了金庸就摘抄一些段落，所以我会时不时地引用一下原文。因为我这么云山雾罩地说，不如直接读一下他当初是怎么说的。当初我当一个叫《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的编剧——就是李亚鹏周迅那个版本，张纪中版的，有很多自称为金庸迷的人来跟我骂战，非常愤怒一头撞过来，那我就，嗯，这小说你看看，这是金庸原著，你看过原著吗？我就是按原著写的，你说我糟改。确实好多人要么记忆的问题，要么本来立场问题，他们其实……反正这个时代吧读原著是一种奢侈，即使读金庸小说这么好读的原著，这么零门槛的原著也依然是个奢侈。所以很多人不读原著的时候，就要维护原著精神，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非常绝望。

嗯我其实当时改《射雕》也是为了自己，还自己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读《射雕》的一个愿望，而且当时呢，我是读那个《射雕英雄传》四本，但是不是谁都有福气从第一本开始读，我就从第二开始读，所以我就一开始读的就是这个，嗯江南七怪啊跟这个郭靖说这个穆念慈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就在想，这穆念慈谁呀凭什么要好好对待。然后马上呢就出现了那个九指神丐、亢龙有悔，出现了黄蓉黄兄弟，诶这个对。所以我就第一本没看到，使我更坚定地站在黄蓉一边。嗯就是人的阅读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张纪中问我写哪一段，我说我就从洪七公出现开始写，就是我当年第一眼读金庸，一眼金庸的时候，从那开始写，这就是一个少年阅读的印痕吧。

还有一个网友说的，说我上课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他上课说，原来觉得那些不看金庸的人，犯什么错误都能原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这么不幸福了。当然了，在座有很多没有读金庸但依然非常幸福的人，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话是有偏颇，是我们金庸迷的一己私见，但确实呢我觉得人什么年头读金庸都可以。虽然四大名著，人说老不读哪个少不读哪个有好多说法，但金庸什么时候读都可以。

但是呢，上一点年纪来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读法，就什么呢？金庸小说把自己所有的读者呀，给惯坏了。为什么说惯坏了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随处能找到武功，找到宝藏，找到神兵利刃，啊找到美女，找个知音，找到跟英雄同醉的夜晚。但这个呢，别的游戏里面也能有，还不算真正惯坏了，真正惯坏了的是什么呢？这里面都是有意思的人，乏味的人会被大家共同绕开，卑鄙的人会被大家共同鄙视，阴险的人可以一时间蒙蔽所有人，也可以永远蒙蔽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蒙蔽所有人。这和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嗯金庸把人惯坏了就是让你知道，在金庸的世界里，坏人是早晚会被大家识破，大家集体朝他亮中指。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一定，有的那些人，他骑到我们头上踩在我们脸上，但我们不能亮中指，我们可能是这样，这样偷偷亮中指。现实就是现实，所以才要有金庸，所以才要有这样的好东西，所以才要有这样的把人惯坏了的故事。

当然清醒的人，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嗯瞿秋白先生，他就说过，他说“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就说，嗯照顾老百姓照顾穷人都靠剑仙啊，飞仙剑嘛，剑仙飞来飞去，一道白光嘛，行啊，那你就安心做奴才吧。就是他在骂他所认为的侠客，这个骂得当然很对，但他骂的还是还珠楼主的一部分，他当然没看过金庸的，但问题在于，唉，他的一生最后留下的是一本《多余的话》。那《多余的话》中间其实很多感慨金庸小说中有。这个我不点破，大家有空对瞿秋白感兴趣，看看那三十几页纸多余的话，一个共党创始人，最后想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一段有几句诗，当然那个不能确认是他写的，“斩断尘缘绝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若论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心路历程。但金庸作品中好多人物就是这种，“若论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这时候是一种，这脏活累活你们去吧，这种要骑在别人头上，要踩在金字塔顶端这种脏活累活，你们去吧，若论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

就像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金庸人物中间，我还挺喜欢杨逍的，就是光明左使杨逍——不是因为有一些美男子演过他，而是因为，嗯，他早年在感情的态度中有过对世间的亏欠，对纪晓芙的亏欠，但他晚年当了明教教主的时候，他是任明教衰亡。他没有跟朱元璋争天下，因为天下反正是这么个样子。就是如果你多看一点刘震云的小说，就知道，天下不会有好样。就是刘震云的小说《头人》最后一台词叫“这一帮jb人不是好弄的！”（校对者注：刘震云小说原文的jb为那两个汉字，这里为了和谐用jb代替，下同。）——就这帮老百姓不好管。但同时老百姓也说，“这帮jb人我从来没信任过！”

所以大家都互相这么看着就行，政治就这么回事。所以杨逍，左使成为教主，杨教主之后，他没有想成为一个杨国君杨皇帝，谢谢他。天下不可能更好，在为了争天下，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死掉，这天下就更坏。就是少改朝换代，因为有时候确实会很惨，所以杨逍这样的我很喜欢。那我其实谈金庸笔下的众生呢，我也不可能全点一遍名儿，而是挑着谈，今天挑什么谈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和特别讨厌的，一直在震荡着。嗯挑特别喜欢和特别讨厌的人，那么既然说到的杨逍，我就顺便聊聊再说几句。

容我念两段原文，嗯还是在《倚天屠龙记》中间。对，这段。这个有这么一个叫周芷若的人，然后呢他是我不喜欢的。为什么呢？他跟张无忌是这么说话——张无忌是这个《倚天屠龙记》中的男主角，年轻人，别人觉得他心软，还有人认为他跟好几个女孩不清不楚是渣男，但是我认为他是暖男不是渣男，暖男跟渣男的区别以后慢慢聊，但现在他遇到其中一个女性就周芷若，这是全书中我最讨厌的女性之一——当然更讨厌的是她师父灭绝师太。对，嗯但是讨厌的程度不一样。

周芷若这么跟这个张无忌说：“你是明教的教主，倘若天如人愿，真能逐走了胡虏，那时天下大事都在你明教掌握之中，如何能容你去享清福？”这问题咄咄逼人，张无忌说我才干不足以胜任教主。周芷若说：“你年纪尚轻，目下才干不足，难道不会学么？”

这句话呢我讨厌。从小别问我，这你不能学么。我现在想说，周姑娘，学你大爷。我是不喜欢，喜欢我早学了，你再勉强我做不喜欢的事儿，我还是会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东西。这种口吻就是我厌倦的，为什么？这就是经世致用，这叫宝姐姐薛宝钗。我从小到大没喜欢过薛宝钗，虽然后面能体谅很多，连薛蟠都开始喜欢了，但薛宝钗对贾宝玉的勉强我还是不喜欢。

然后呢还有一段彭莹玉彭和尚说：“只不过到了那时候，黄袍加身，你想推也推不掉的。当年陈桥兵变之时，赵匡胤何尝想做皇帝呢？”张无忌说：“不可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芷若听他说得决绝，脸色微变，眼望窗外不再言语。

就她心里嫁这个，如果能嫁这个张无忌，这是一个原始股，她希望你赶紧上市，但是，啊？你连投资都不敢投资。这时她失望，活该失望。

嗯周芷若呢她其实……没看过金庸的朋友们对不起，我要剧透一下，就她还是一个行使了好多阴谋的人。她的心计呢，比如说他们张无忌谢逊周芷若回到中土，从海岛，一路隐匿行踪，遇到一帮东北的采参客。待得和那些采参客人分手，周芷若道：“义父，是否须得将他们杀了灭口？”张无忌喝道——他平时说话不会对女孩子“喝道”，他很gentleman，很绅士的。他说：“芷若你说甚么？这些采参客人又不知咱们是谁。难道咱们此后一路上见一个便杀一个么？”周芷若窘得满脸通红，张无忌一生之中，从未如此疾言厉色地对她说话。

这就张无忌的心肠，和周芷若的区别就是在这。后来在31回周芷若问张无忌：“要是我做错甚么，你会打我、骂我、杀我么？”——因为他确实算计了张无忌和他义父谢逊。“你对我决不变心？绝不会杀我么？我要你亲口答应我，我不许你嘻嘻哈哈地，要你正正经经地说。无忌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可要记得今晚跟我说过的话。”因为歉疚于心，她问了五句话，这五话叫人伤感，我几乎都想原谅她了。因为我知道我再讨厌她，比不上她自己讨厌她自己。一个女孩子如果自己讨厌自己那真的是一个很惨很惨的一个状况，你就不好再加任何白刃。

那么对照的有一个人呢是赵敏。赵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她是蒙古王公的女儿，官二代，所以就是反动派的后代，那么我们在反元兴明的这个斗争中间呢，当然是跟她要划清界限，而且她又被张无忌误以为是杀害殷离姑娘的凶手，现在赵敏还要找死，去见那个张无忌的义父谢逊，那谢逊可能一掌就把她打死了。这时候，那个，“你带我去啊，我去找他去。”——因为她是要辨明冤枉嘛。张无忌就不想她丧命，到了地方，所以嘴里叫着门，身子还是挡在这个赵敏之前。继而谢逊不在，然后那个张无忌就松了口气，结果赵敏很不像话，还问：“你见谢大侠不在，为甚么反而欣慰？你是怕谢大侠杀我吗，幸好他不在，倒免得你为难，我知道，你真是不舍得我。”

张无忌冷冷地说了一句重话：“不舍得又怎样？”——这个话其实很软。然后他对赵敏说：“我曾立誓为表妹报仇，算我懦弱无用，今日下不了手。你作恶多端，终须有日再撞在我的手里！”——这话就很阿Q了，他这么大的武功还说下不了手，那以后怎么办？然后说：“我义父下手不容情，你这不是去送死？”、“我胡涂甚么？我不愿你去见我义父。”、“就算是我不忍心，那又怎样？”、“赵姑娘，我求求你，你自个儿走罢。”就是这些东西特别的好，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懂，所以我后来讲座经常是叫我后来读懂的书。

前人写出了《水浒传》，后世中应有金圣叹。有一些老先生、学者、名流、研究小说史的名家，都评过金庸小说，后来还被金庸给训斥了，说都像小学生评论，那帮老先生脸上挂不住，跟金庸掐起来了，还差点打官司。但我看了，确实有一两家的评论是好的，大多数评论真的是没什么水准，不如我。嗯很明显不如我，因为他们是知道金庸有人以后现看，所以不像我这样陪着金庸，不是陪着金庸，金庸陪着我长大的。所以就是有感情，才可能有见地，有很多感情，会有一点见地，有很多见地，才能有一点分寸，有很多分寸，才能下一句评语。所以这不是胡来的。

嗯然后呢，就说那个当时有个坏人，那个陈友谅就说：“凡是见过张无忌之人，都知他活不过三八二十四岁那一关……”当时他说这话是因为树上有个人一晃，以为是张无忌，他想说话激他下来，因为这帮人要算计张无忌。结果张无忌还没没动呢，赵敏在另外一棵树上，噌地下来，说：“张无忌好端端活着，为何你口口声声咒他？张无忌洪福齐天，长命百岁，等这儿的人个个死绝了，他还要活八十年呢。”张无忌在藏身之处，听得出她是语带悲音。

这个我很喜欢，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个人真是不忍心，而且是那种就是嘴硬不承认，但真的是不忍心。这个不忍心让他们值得相爱。而赵敏这个呢不是不忍心，是忍不得，你们这么说他我忍不得。这个东西特别厉害。相爱就要忍不得，甚至不是相爱，相知都会忍不得。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讲座，叫“金庸小说里的一步之遥”，姜文拍的电影《一步之遥》，虽然结构有重大问题，但主题我特别喜欢，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票房很惨淡，很多网友终于有一天有机会骂笑我，得意洋洋。那时候我就这么说，我说你们还是不配。为什么呢，就《一步之遥》这个主题是不太容易亵渎的，就是我老说，在座的不管男人只问女士，不管什么年龄的女士，你们一辈子交没交过这样一个朋友——你没跟他上过床，没这么好过，本身也不熟，但是呢你死后两年，别人说你坏话，他能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冒着生命危险为你拼命。他本来可以活着，可以逃亡，可以藏匿可以平安，可以被宽赦，但是他要翻脸，因为你们不能说她，她是个体面人。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一辈子没本事没福气能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死后知己，方为真情。

所以《一步之遥》是很动人的一个电影，如果你们看过就知道了，没看过的可以网上去找。那么我说《一步之遥》，它里面就是忍不得，你们说她坏话，她死了两年我还忍不得。赵敏刚才从树上跳下来也是忍不得，这种状态就是一个不仅是相爱，是真正的相知。嗯接着呢，我们刚才就一头扎到这《倚天屠龙记》里了。

那么我现在要说的金庸作品本身，就是我有一个贯口，这次专门讲金庸，我一定要找这个场合来念一遍。这个是我写微博时写的，所以卡准了140字。

你可能躲不开人生的商家堡佛山镇雪谷蝴蝶谷绝情谷万劫谷曼陀山庄聚贤庄灵鹫宫重阳宫万安寺杏子林铁枪庙襄阳城雁门关光明顶侠客岛明霞岛通吃岛断肠崖黑木崖烟雨楼和华山，也遇不上自己的玉笔峰鹿鼎山藏经阁海神庙五霸岗归云庄桃花岛百花谷丽春院群玉院冰窖古墓枯井底，但不能没有一条自己的洛阳绿竹巷。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第一个是大事场合。万安寺你是救人的英雄啊，你到了铁枪庙知道事情的真相啊，蝴蝶谷明教群豪大会啊，这种你们都会提到。大场合你可能错过，但你也不容易遇到各种宝贝，玉笔峰藏什么鹿鼎山藏什么，然后哪怕你到这个海神庙还能遇到屠龙刀呢，包括在这个冰窖古墓枯井底还能遇到一个姑娘。但是都遇不上的话，你得有一个洛阳绿竹巷。

洛阳绿竹巷出自《笑傲江湖》，令狐冲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诸位应该也有最低谷，既然你们已经成年。那么令狐冲就是他亲爱的六师弟陆大有被杀了，那是他门派里华山上他唯一能把他当兄弟，而且大家认为他是凶手。师父认为他偷走了紫霞秘籍，认为他做坏人，师娘也对他失望了，小师妹跟新来的小师弟林平之好，俩人一起唱着福建民歌姊妹上山采茶去。然后他们到了洛阳，是这个林平之的外公的家里，那个洛阳金刀王元霸。这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寄人篱下，放眼天下，无一知己，唯一能跟自己说上几句话的活人就是一个田伯光，不知道去了哪里，而他是个淫贼，自己其实被他连累，他的师父嫌弃。就是那种“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活着没有人跟他说话，死了也只有苍蝇会过来吊唁，就这样的一个活法。活在这，他没死，他而且被人打了一顿胳膊弄折，就这个状态。到了洛阳绿竹巷，他遇到一个婆婆给她弹琴，“清心普善咒”，他觉得受到了抚慰。

就是人生要充电，要么找一个充电插座，要么找一个充电宝，就突然看到自己已经半年多了，也就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的那个电量，突然一点点变百分之五十六十的时候那个心情。嗯我曾经也有一次人生特低谷的时候。就在离此间不远了，二环内，雍和宫那边有国子监，国子监那条街叫成贤街，当时有一个朋友在那开了一个茶馆，同时在玩古琴。然后我去了跟他打招呼，我说我找个地儿待会，他也没跟我说什么话，给我沏了一杯茶，然后就在隔壁弹琴，我就听他弹着弹着我就睡着了。这个醒来之后就觉得好，我恢复了。嗯可以，我出来就带着江湖的感觉。

那个地方我已经很久没去了，那个朋友很久没联系了，但是就是我觉得人生都有这样的时刻。所以有人问我，我什么金庸都没读过，那我现在读一本，推荐一篇？我一般推荐的不会是《倚天屠龙记》啊不会是《连城诀》这种，我推荐《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就是他还是给你一线光明，笃定的一线光明。就是当年郑智化的歌里唱过的：“荒谬的世界唯一的真理竟是你那单纯的笑容”。就是最后的时候令狐冲在华山上看着任盈盈，嗯因为刚刚把一个特别坏的坏人劳德诺跟一个大马猴大猿猴捆在一起，跳来跳去，然后任盈盈回头看说，想不到我这一辈子也要跟这大马猴在一起。她开玩笑说自己最后和令狐冲在一起，而他就是个大马猴。就是爱情是人唯一一种心甘情愿放弃自由的东西，只有爱可以。当然是不是真的要放弃，还是双方共同放弃，还是一方放弃，这些在爱情中可以再斟酌，那就是在用爱情作一个答案。这也是一个我把它推荐给别人的要素。

金庸作品，长篇是12部，不算这个《白马啸西风》啊《越女剑》啊和《鸳鸯刀》这三部。这12部呢，很多人问排行，排的技术怎么样？我呢后来排出了后几部的顺序，不能说都排。后几个顺序，意义还是有一点，有一点感受吧。我曾经就是重读第一遍重读到《连城诀》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失望。大体一说吧就是他的《连城诀》写的比较僵硬，所有他的那些美好也就丁典凌霜华那条线索。所以我当时怀疑他这个会不会是垫底儿的，到后来呢再去看看，不对，真正垫底儿的呢是《碧血剑》。因为《碧血剑》没有留下一个值得留下的人物，《碧血剑》整个对我来说只最后两句话，“四海烽烟繁绿鬓，十年干戈误苍生”，这是完全符合我的历史观的，就这一点，但别的就没有。

我把我的排行找到了。嗯第12名，《碧血剑》；第11名，《书剑恩仇录》。为什么《书剑》比《碧血剑》强，因为袁承志是最没魅力的男主角，嗯陈家洛也是没有魅力。我曾经写过说金庸小说中，第一悲剧人物——陈近南，天地会总舵主；第一喜剧人物——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我一直觉得陈家洛是个小丑，从他对霍青桐的态度，尤其对香香公主的态度就我觉得比较小丑。那么但是还是有一些伤心的线索，导致他到《飞狐外传》的时候略有神采，就是写好了。

因为先写的《书剑恩仇录》嘛，金庸也觉得对不起红花会群雄，所以当胡斐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袁紫衣之后，然后呢金笛秀才余鱼同的笛声中间，每个人都想起自己亏欠过的人：胡斐想起袁紫衣、程灵素；陈家洛想起香香公主、霍青桐这对姐妹；连那个无尘道长，也想起了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狠心砍掉他一条臂膀的知府小姐。那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无尘道长是一个反清义士，就爱这一知府小姐，知府小姐呢假装跟他好，是趁其不备还是把他灌醉，我都完全忘了，总之砍掉了一条臂膀。一个女的能砍掉男的一条臂膀，这个反正就写的蛮生硬，但是呢当初金庸一开始写嘛。我觉得就是无尘道长也有他的伤心往事嘛，就这么写。我觉得这个砍掉的臂膀，后来这个故事再写一遍，就是郭芙砍杨过的那条臂膀。

那么不管怎么样，《书剑》还有一点线索，尤其在写好了一个人，金笛秀才余鱼同，红花会十四当家，苦恋红花会的……我忘了是八当家还是九当家的那个，骆冰。苦恋骆冰无望，然后呢那个骆冰的老公是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就是爱上了嫂子这个事怎么办？就是在不同的故事里头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金笛秀才余鱼同，自己管自己叫“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人”。我初中读的这段觉得特别牛，就赶紧把这话写到自己文具盒上，认为自己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嗯后来他听别人弹词，唱“你既无心我便休”，他了悟，最后呢为了救自己的情敌大哥，俊颜玉貌甘毁伤，他在火中的脸毁容了。在这还有，毁容之后凤凰涅槃，他想开了，就随后找到了心爱的人。所以这个《书剑恩仇录》还是我蛮喜欢的吧。

再往前一点《连城诀》。为什么《书剑》不如《连城诀》呢，因为《连城诀》中有血刀老祖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但《书剑》里写白振写张召重这些人，没有写他多少他的心软他的另一面，所以这是要扣分的。《连城诀》写了血刀老祖，甚至还“斗胆”写了主人公狄云在那么邪恶但对他很好的血刀老祖被杀之后——算被他误杀之后还能，他都有歉疚有想念。好人杀坏人之后有歉疚有想念，大大家！所以《连城诀》第十。

再往前《雪山飞狐》，雪山飞狐呢就有了更多的布局谋篇的精当。再往前的是《侠客行》，侠客行的是一个童话故事，在这童话故事中间呢有很多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感受。本来侠客行那个中间的有一个女主角，我还是把它列入我喜欢的那前十名的，就是丁珰，但后来有个好朋友那个网友指出来了，我突然想也不对，侠客行中的无辜的丫鬟侍剑，那个很可爱的女孩，绷着一张脸，傲娇的那个丫鬟是被丁珰打死。所以她这么凶残地对待自己的同类同性，那么这一点就把她变成我讨厌的。这个我当时可能也太舍不得小女孩的样子，这个邪恶的小洛丽塔的样子，所以就刻意忽略她的残暴的一面。

《侠客行》中，还有我最喜欢的场景，侠客岛腊八粥大会，所有的江湖群雄在一起，这像什么呢？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非常不恰当，因为是我虚构的。比如诺贝尔这一届数学家争这个获奖者，大家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到了那种大家就互相谋杀的程度，就为了我是最后唯一候选人。但突然有一刻，他们被关到一个地方，一个密道里头，看到一道数学题，所有人都沉醉了，忘了所有的仇恨和算计，他们所有人都在算这道题，一直算到他们生命终结，就这种感觉。当然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说的是武侠世界，大家都那么想对方死的时候，可面对这套李白的侠客行，中间有一套武功，这首诗里藏着一套武功的时候，所有人呆呆地看着的时候，咱们现在特有的一句说大理的话叫不忘初心，他们就是不忘初心，呆呆地看着，那一刻每个人都是幸福的。我想在座诸位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大家想你的那个行业，你的同事同僚同行，你们聚在一起，还有什么，让你们共同有一个……我觉得一个美好的词叫会诊，就像医生一样，这个奇哉怪病，咱们大家一块来商量商量。不考虑职称不考虑竞争，就大家一块来号脉，就会诊的感觉。面对一个难题，不管你是个老师，你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学生，还是一个编辑，面对一个剧本中一个桥段，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还能召集到这样的人吗？这个挺难。

所以我想侠客岛英雄大会是很美好的。它还不像蝴蝶谷明教英雄大会这种方式，不是那种怎么说呢，有所为，我们要改造世界，但是凡想改造世界，最后你不过是方便了朱元璋。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所有金庸小说都提醒过。侠客岛这种，没想改变世界，没想重整乾坤，但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初衷，就像我当初入这一行第一天的梦想一样，侠客岛英雄大会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地方。

再往前排的第七名《飞狐外传》。为什么《飞狐外传》呢？一个是这里面有好多的伤心，有美好姑娘程灵素，而且呢它有这个天下掌门人大会写得非常精彩。还有因为我是东北人，但定居北京多年，88年到现在28年，所以我对北京很有感情，所有金庸小说中提到北京的，我都格外留心。所以《鹿鼎记》我愿意重看一遍，遇到好多胡同啊天桥啊那些地方，我可以自己走一遍，在北京城里走一遍《鹿鼎记》。那么《飞狐外传》也是，他在哪藏着在哪躲着，这个是我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飞狐外传》中间他提的这个情怀特别重要，就是金庸自己在后记里说的。金庸的后记是每一篇我在中学的时候都手抄过，好多段都能背出来，对我影响极大。他这十几条后记加一个历史著作《袁崇焕评传》，塑造了我的很多文学观，甚至宗教观和历史观。那个真是非常羞愧地说，我是很晚才有好多书可读的，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的，71年，我是无论琴棋书画还是这个儒道墨法农兵杂，这些中国百家，我好多最早知道是从金庸这里知道的，我没有一开始就去读二十四史，就没机会，不懂。所以金庸作品是很多很多方面的气氛这样，这是另外古龙梁羽生那其他几个人，温瑞安黄易还珠楼主他们没法比的。

金庸在《飞狐外传》后记就说，富贵不能淫，这一点很多练武之人都能做到，因为练武的很多就是不在乎钱；贫贱不能移，他们也熬得住穷，他只要能练个拳，有一个刀谱剑谱，他在山里住一年都可以；威武不能屈，那更简单了，练武就是为了威武不能屈，你瞅啥，再瞅我削你。所以说这个不是难关。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论点不行。当然孟子另外又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是有的。乔峰，也就是萧峰，萧峰的那一切其实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很好。但是最主要的，金庸他说“不为面子所动，不为求恳所动，不为美色所动”这真的是很大丈夫。

就是本来就认识，真是不容易不顾人的面子。我是除了做编剧，我这么多年还做过影评人，我从2000年上网，好多现在做影评的中层吧，不算高层的管理者都是我当年那个15年以上的朋友，但还是拍的有很烂的片子。怎么办？那我就得说。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白发魔女传》，我觉得很烂，预先请我看的，要我主持首映礼，因为我经常主持电影的首映礼，然后我一看这么烂，我就拒绝主持，然后我在网上说这很烂，我说你没法更好，因为你做不到；但你也没法更坏，要更坏你也做不到，就发了微博。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他希望我删微博，其实我当时就在想当年一起发过好电影，但哥们你现在是为这样的电影发布，那好吧。所以我在微博上……我本来不想删微博，不为求恳所动，我真的不为求恳所动，当然也不是面子，朋友是面子，朋友开了口就是面子加求恳。但是我还是不想删，但最后还是删了，为什么呢？还有一句就是不为美色所动。当然这里都是男的，但这件事里夹杂着女的，那女孩是他手下一个小女孩，但也不是因为这个美色，其实是那小女孩很为难，因为她请我看点映，要惹这种事儿，就是预先丢了口碑，这样的话万一人家把她开了怎么办？所以跟女孩虽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我当时还是心软了，就算了，为了你我删了这条微博。但删完之后我发了条微博，我说咱们当初一块主持过好电影，现在你发布这样的电影，我不写我的影评了，但韩剧有句台词，“你要是那么喜欢穿白大褂，你也不一定要当医生，你可以去当理发师。”

就是这是一个人的初衷，所以我想说这么多年，我也面对很多时候，嗯每次一般难不倒我，但是不为面子所动，不为求恳所动，不为美色所动，总会让人为难。有的人不求你，但这面子在这。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一白，他是个导演，他前面拍一个烂片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片非常的烂，但是完了以后啊就是国产爱情片第一名，票房就是很大。当时他那个点映很早请就我去了，然后呢我还带一个朋友，也是他的朋友。他就跟我朋友说了，他说哎史航来我不敢说，你在，我就跟你说了，你要监督着他，不要让他乱说话。我说不行，我就说这个电影从头到尾成功地绕过了我的心。

嗯我们就是说《飞狐外传》、《侠客行》、《雪山飞狐》、《连城诀》、《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是后六部，前面六个就很难排。因为他有射雕三部曲，有《天龙八部》，有《鹿鼎记》，有《笑傲江湖》。我有很多时候就是一时冲动，特别想把《鹿鼎记》排为第一，因为《鹿鼎记》就像《堂吉诃德》——它终结了所有的骑士小说，这是终结了武侠小说。有人一句话叫“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世界上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人类在干什么，人类还能写诗吗？还有一种叫后奥斯维辛神学，就是纳粹集中营之后主动让这样的事发生，那我还信主吗？我们要怎么重建信仰？那么同样，有了《鹿鼎记》之后，大家再写武侠怎么写，这是个考验。因为他把一切都戳破，一切肥皂泡都戳破，而且他不是光戳肥皂泡，不是光解构。他建立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是韦小宝的三件事。

韦小宝这个人呢，大家觉得就是个小痞子小混混，但是你想这三件事。第一点，他对爱情的态度。有人说他对爱情的态度？他不就见一个女孩就泡一个的小色鬼嘛！其实我觉得他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中年色鬼，《天龙八部》中段正淳一样，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人。为什么呢，咱们顺便也说一句段正淳吧。段正淳我初三的时候就写诗讴歌他，啊高一，高一的时候，高一在写什么？说“平生最爱段正淳，与谁都是有缘人。千般不舍千般爱，偏是风流自在身。”但其实我那时写的不对，我写错了。其实应该说“平生最爱段正淳，与谁都是有缘人。千般不舍千般爱，不做风流自在身。”他不是风流自在身，我当时替他吹牛皮了。他最后怎么死的？是他爱的这一群阿姨——我们以他儿子的角度就是一帮阿姨了，这帮阿姨中间第一个阿姨，被杀的应该是秦红棉吧，然后是甘宝宝，然后是刀白凤。就他这五六个红颜知己，第一个被杀了，他就决定了今天我要死，今天是我的死日，我段正淳的死日到了，镇南王的死日到了。为什么呢，这几个女人都是我心爱的，我要是能活六辈子，我每辈子专心爱一个，但我只能活一辈子我就把六辈子一块按一辈子活，我现在带个旅游团一样，能让他们互相不打架，跟我一块周游世界，这是一奇事儿。这跟那个张无忌和韦小宝的那个跟女孩周游不一样，那帮女孩是都没有跟你上过床还吃醋，这都跟你上了床还能在一起。这很厉害。

所以呢段正淳就是把六辈子合成一辈子，但是对每个人都是专一的。所以第一个人死了，按说第一个死了那几个人还没死还活着，万一都营救回来，你跟哪个不能过一辈子，跟剩下五个还能过一辈子，就少个1/6啊，但对他来说不是。死一个人就死了我的全世界，我的天就塌了。所以对他来说，金庸专门要强调的一点，就第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就决定今天我不要活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幸福。所以很多女孩子嫌弃这个怪叔叔段正淳，但是你要想想，你们这辈子未必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对不起啊我老乌鸦嘴。那你们自己来历数，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同学都看看，嗯所以段正淳这样的人很难得。



深情阻，离别苦，其实不须悟
穷儒的浅斟低唱 2018-11-10
偶然记起电脑里还存有一份两年前史航老师聊金庸作品的讲座的录音，遂将其转写为文字稿并校对整理，发送至该平台，与诸位书友共赏。

讲座的时间是2016年10月30日——彼时我正读大四；地点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恰是我母校北门对面。而今时过境迁，遥思往事，不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由于全文篇幅过长（录音文件近两个小时，转写成文字约三万余字），超出公众号音频素材的时长上限和图文消息的字数上限，遂拆分为上下篇，本文为下篇。







众生苦在哪里——论金庸笔下的平等



主讲人：史航



上篇：向来痴，从此醉，到底不曾悔



而韦小宝呢，我觉得韦小宝用自己的无知、无赖和无所谓，打造了一个诺亚方舟。他是诺亚，他是大清朝的诺亚。因为这个烂世界，好人活不下去，像我师父陈近南被人出卖而死，所以他要离开这里。他最后不知所终，领着这帮姑娘走了，为什么要去通吃岛，到那生孩子？其实就是离开这个烂世界，就是诺亚方舟。

那他的这帮姑娘们，每一种性格……她们这里面性格区别极大，苏荃跟那个方怡都是利用别人的成年女性，但区别很大。这很有意思。我个人来说呢，曾经有人问我韦小宝这帮姑娘你最喜欢谁？我说首先我绝不会喜欢双儿，虽然很多人喜欢吧，这么死心塌地地喜欢你，这个女孩，就完全是一个丫鬟状态，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说的更那个……岔开来说，就是我家里养了十几只猫但没养过一条狗，因为猫不理人类，所以我觉得我要供养，狗特别哈人类我很烦。就是我觉得人类没那么值得你对他这么好，这么善良。所以我反对所有的狗，但我拥护所有的猫，因为猫对人类的鄙视。所以同样道理双儿的那种忠诚是我特别排斥的，所以首先要把她赶走。曾柔我曾经喜欢过，但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苏荃，嗯就是一个真正的熟女，当然可能叫轻熟女吧。如果在座有一些人看过日剧的话，我更想说，如果我拍《鹿鼎记》让谁来演苏荃？那只有一位特别厉害的人。她人不在这，但是我要展示一下。是我的钱包，我钱包里有一个签名照，那个天海佑希，女王殿下。她当年在宝冢的时候一直是男役，专门演男角儿——宝冢是一个歌剧团，像咱们越剧小百花一样。她的女王范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所以呢就是苏荃是我喜欢的，但差别这个话题实际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鹿鼎记》中间韦小宝对女性的态度，我不排斥，这是一点。第二个韦小宝对陈近南的感情是我特别喜欢的。他一直逃避着陈近南，因为你教我那些武功唠叨我学习，我最讨厌学习，就像逃避自己的班主任来家访，早自习来查我在不在一样，来点名一样。但直到有一刻，陈近南他的眼前死掉，而且之前跟他交过一遍心，就是小宝，我要你接我的班，我并不能活千秋万世，天下大业风雨飘摇，反清复明大业。当时那个时候很难过，韦小宝也很难过，听到这番话。过后师父就死了，他发现死掉的不是个催问自己武功功课的师父，死掉的是自己的爹，自己的父亲。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私生子，汉满蒙回藏，不知道自己爹是哪儿的。可是到这儿，他这次才知道自己是一个从此真的没人管的野孩子——就是私生子他不在乎，野孩子他在乎。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待我像爹的人走掉了，把我扔在这个世界上，世界重新荒凉，我重新成为孤儿，这个他受不了，所以他一生一世就这么一次嚎啕大哭。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带感情。

陈近南本身，这个军师陈永华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可能比不上这个诸葛亮吧，星落秋风五丈原，诸葛亮。但因为这个韦小宝这一哭，他就跟诸葛亮一样非常打动我。日本人对《三国志》的感情很深，像有的人，那个吉川英治是在那个《三国志》里，诸葛亮死之后不翻译不改写，就三国到此为止，后面没有值得提的了，蜀汉国大将军姜维姜伯约的那些苦心都不关心的，就诸葛亮去了，这个就是一切，历史在此结束。

《鹿鼎记》当然往后讲很多事情，但是陈近南之死，就好像把一本好书，咔，就是那种折断，合上，就这种感觉。嗯正要说《鹿鼎记》为什么要往后讲？其实还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就是韦小宝他待人的态度。他厚黑学他只厚不黑，他唯一一次下手杀死多隆，他内心非常惶恐。虽然说多隆就是个小人，如果我们看过电影，多隆是陈百祥演的，“韦大人，好伟大啊！”就这样一个马屁精的人，但是还是，那是个对你好的人。所以韦小宝这样的烂人不在乎再跟任何烂人称兄道弟，他不觉得low，他也当成个朋友。杀死你我很难过，后来你心脏长在那边没杀死我很高兴。

就是到最后，反清复明必须我站一边的时候，这边是我的朋友小玄子，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那边是我一票天地会兄弟，你们要把我五马分尸，要把我扯成两半。所以他不肯。尤其是当时有一个香主，在广东那边，就说我把你当成满清大官儿，对不起。舒化龙，这个戳瞎一只眼，血这么流着，我用一只眼睛，看着韦香主……嗯已经是韦舵主了，你带着我们完成反清复明大业，我愿追随。我戳瞎一只眼留着一只眼，就是我要看——我还对你有怀疑，我本来应该戳瞎双眼来惩罚自己，我留一只眼睛看着你。这跟伍子胥似的。这一刻，韦小宝烦死了，回去说我他妈不玩了，我跑。凭什么你戳瞎一只眼睛给我看，凭什么？我凭什么非要反清复明？当然有嘉定三屠，有扬州十日，这些我读历史也算读得还是比较气愤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反清复明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也不是最该干的，让人活着最重要。所以天地会那一些人……在红花会时代书剑恩仇录时代，这是一个主旋律，舍我其谁的主旋律，非此不可的主旋律。可到金庸最后一本书，《鹿鼎记》的时候就是，求求你们，让老百姓过点好日子吧。就这样一个心情。这一刻我被他打动，我也特别赞成韦小宝的选择。而且这其实也变成了金庸最早的第二部作品《碧血剑》中袁承志远走海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呢他行为上远走海外，心里还是心悬故土，还是要搞事儿的心态，但是最后那句诗：“十年干戈误苍生”，这是又绕回来了。我觉得金庸特别重要的就在于他的故事从刺杀乾隆皇帝开始，红花会群豪做的事，《书剑恩仇录》，最后以尊重康熙皇帝为结束，就金庸在他的世界。就是我要刺杀这个做孙子辈的这个弘历，但最后我到了爷爷辈的玄烨，这时候，你接着治理国家。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鹿鼎记·智擒鳌拜（李志清 绘）

嗯所以《鹿鼎记》我很喜欢。那么《笑傲江湖》我刚才说了，他给人自由，给人关于自由的所有承诺，这两个都有权利选进第一。那《天龙八部》呢，无人不痴，有情皆孽。没有一个人不是痴的，不管你痴于什么，有情皆孽。那里面有好多我特别痴迷的人，它是最完整的一个世界。所以那个《天龙八部》我也在想，它是不是应该成为第一位。而射雕三部曲，我虽然只改编过《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但其实通过跟别人的几次未遂的合作——我曾经可能做电影《笑傲江湖》，可能做电影《神雕侠侣》，可能改编舞台剧《天龙八部》。金庸送我《天龙八部》的时候就说，题词说，承蒙您将拙作改编成这个舞台剧，不胜感激怎么样。但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个期待，因为后来做这事的这个导演，希望他女朋友跟我合作，都做编剧，我说那你让你女朋友做吧，我就撤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编剧放不开俩人，所以这个事我没干成。但这些我都试过，我都感受过。射雕对我来说也是很想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它是个最完美的成长之书。射雕是一个真的让我好好学习的一本，因为就是武功是可以这么一点一点地练成，这是一个感受。而这个最后练到郭靖在华山脚下，人学习了那么久，还有怀疑的权利。什么叫怀疑的权利呢？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练武？我是不是可以不练武功？就这一切，对我同样重要。郭靖一生的学习和最后在华山脚下的怀疑都是我一生有过的片段。所以这些都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就是咱们要说的众生，其实应该找一点人物说。有个人叫钱青健，谁知道是哪个？钱金钱的钱，青春的青，健康的健。这人是哪里的？说。“黄河四鬼”，对对，没错！黄河四鬼是鬼门龙王沙通天的四个徒弟，我也不能完全背下来这四个人名字，但钱青健呢很有意思。这种就是金庸真是有闲心，就他写逗逼是两笔一个一笔一个的。钱青健就是这个人呢，他负责看押郭靖，就软禁他，因为郭靖还有用处，要看着他。看着看着呢，但他的看法是每天早晨，就在店铺里他们一块住着，那个人家店小二打这个洗脸水进来的时候，他在后面扛着斧子跟着进来，然后呢郭靖就不理他，烦他，打坐练功。他就觉得无聊，他就干嘛呢，他就双斧啊两把斧子，在郭靖面前挥动双斧空砍虚劈，口中还大声吆喝，嘿哈嘿哈。这已经非常无聊了，然后郭靖不理他就他还很生气，他就在那干嘛呢，他指责郭靖说你打坐姿势不对，叫“方式不对，起来重睡”，就是有这个闲心。就你当时都没注意到这些，等你过后看到这些人的各种闲心各种事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好玩。

这个好玩什么意思呢？金庸为什么要写这些好玩的人？没写这个人也能成篇，但其实就是啊，金庸笔下是一个众生心态。这个众生心态呢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在我面前出现，我不希望他甲乙丙丁。我这么写了，我们知道他一辈子，而且别人演的时候也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心目中都有自己特别重要的龙套和细节，金庸作品中的龙套细节都特别重要，你像那个《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最后一位，越女剑韩小莹，回到中原之后，照镜子看到鬓边白发，这一刻就是特别漂亮的一笔。这就像谢逊在冰火岛住了那么多年，终于回到中土之后，拿碗喝了半碗白酒，心里想到：天可怜见！谢逊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直至今日方得重尝酒味。这个白酒啊，劣而不醇，乃是常酿——寻常的酒，只是他饮起来，如饮琼浆。就这些感慨你都可以划过去，因为谢逊在外面二十多年，这时候我们可以忙别的；诶有人要杀他，他这怎么防备，写得很紧张。闲笔，和那个不一样的。就是你用那些笔啊，就是叫神笔啊，神笔，写的是人世间；闲笔，写的是人生。

人世间，每个人都要出位，你得特别，要不人怎么看第三排的人不看第五排的人，你得特别，要神秘，神来之笔。但是人生不是那么多的神笔，就是没有人活得像一本影集一样，都是这一刻，这一刻，中间摆拍。中间没拍那个很多的。以前胶卷的时候你可能有废的照片，看了底片不行，就没冲洗。现在数码时代你天天在删照片，这张我不要了，就这些道理。就是金庸是把这个人生和人世间都写在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那刚才说到这个张无忌，说张无忌心软，然后呢有人就觉得张无忌这个人没意思，就是比起……怎么能比杨过，怎么能比令狐冲？令狐冲我喜欢他喜欢的不是他的放达，喜欢的是他的迂腐——他的对师父师娘的那个迂腐，是他最有魅力的，和他在爱情中对这个小师妹岳灵珊的迂腐，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他活到最后一刻才释然，他的人生，四卷本的《笑傲江湖》，到最后他刚刚开始生活，因为他在离开这一切，这是特别重要的。而那个杨过是一个，我几乎可以算是不喜欢的人物。就是他对有一些人有情，他对程英陆无双没有情。但是他对小龙女的爱情覆盖了他对襄阳城的所有的责任。那一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特别自私，不喜欢。

嗯我不喜欢的就像女的有周芷若，阿紫，马夫人康敏，灭绝师太，还有那个《雪山飞狐》中的南兰，也就是苗人凤的夫人，后来成为田归农夫人的那个南兰，还有田青文——田归农的女儿，还有归二娘，那个特别护犊子的那个归二娘，还有叮当，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当时很尴尬，就跟金庸先生聊天，去找他的时候说要改《天龙八部》舞台剧，金庸先生再三叮嘱我说，康敏要写，就不能删掉，要留下，嗯要留下。

曾经有一个朋友，嗯网友他就说，说，阿紫如果谁都不喜欢，也不喜欢他姐夫萧峰，就是一个美丽荒诞的小小暴君，就那样写就会更喜欢她。其实我也同意，如果是那种写法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朋友说阿紫可恨是金庸的神笔，因为阿紫可恨有缘由，是被丛林法则培养出来的兽性，而且阿紫那段故事因人生是动人心魄，但是郭芙郭大小姐，她的可恨没有来由，勉强归因只能归于天性的愚蠢和自私，全不顾其父母的遗传基因和言传身教，完全因事而设——就需要这么一搅屎棍子，嗯就和杨过设置对立面这种。所以郭芙可恨是金庸的败笔。这个我完全承认，但是我少年时确实被，万马军中最后一刻，耶律齐受困，就是郭芙的丈夫，然后杨过呢要去救，郭芙说求求你去救他，然后杨过说本来我就是要去救，你这么一说，啊你得向我道歉磕头我才去救你老公。郭芙马上下跪，杨过非常惭愧，说，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救他，我其实哪里敢让你道歉，你没有做错事，我只需要你一生一世不恨我不嫌弃我就够了。然后他就走了。就郭芙在万马军中想：我恨过你么，我嫌弃过你么？从小到大我是跟武家兄弟，武敦儒武修文他们在一块玩儿，但我是眼睛一直瞄着你，你但凡对我好一点我就对你好十倍，可你就是不理我，我恨死你了，我才让他们去捉弄你。从小到大你但凡假我以辞色，我为你死都可以，你知道么？算了，我已经嫁人了，我都嫁给耶律齐了，齐哥对我这么好，我还想这些，我不该想这些。

这一段万马军中这段想法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金庸写得非常非常神笔，甚至是左右了很多我的那种创作的理念，就是长久的暗恋，暗到最后是一种盲恋，就是你瞎，你都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就像某一刻你才明白，我没有恨你，我是爱你的啊。这个如果能写好，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神雕侠侣·洪涛练剑（李志清 绘）

嗯我们的射雕神雕就聊这么多，再说张无忌。我一个朋友，就是提醒我说丁珰这个女人很坏的那个朋友，他说，张无忌是一个取常人的闪光点塑成的人，温厚良善朴实都很难得，是非观也没问题，唯一让他不舒服的就是最后可能接受了周芷若，这是善良到柔软，让人觉得愚蠢，但是不管怎么样让人心生亲近，金庸说的对，他不是个好领袖，但是个好朋友好兄弟，这个世界想当领袖的太多，能当朋友的太少，所以张无忌很重要。

我也特别同意他对张无忌的这个判断，我说他是容易被嫌弃的一个，性格软弱容易上当，用情纠结，不善选择。可想想他身边，想想他的这个身世，哪个金庸男主角像他这么……就算孤儿杨过都没有像他这么，屡屡生于幻灭和苦涩。玄冥神掌那一掌伤，玩蛇乞丐那兜头一罩，这都人世间突然出来的恶意和杀气。父亲当众自刎，母亲临死前要他别再相信任何漂亮的女人。他长大能不仇视、厌倦——仇恨这个世界，厌倦人类，已经是他绝大的成就，比他练成了乾坤大挪移和九阳神功多得多大大的成就，他能不恨。在座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看过这个日本小说叫《白夜行》嘛，张无忌是最有权利成为《白夜行》的男主人公的，或者女主人公，成为那样子。可他的一生不是白夜行，他去了光明顶，他为什么能够他的一生不成为那样一个报复世界的白夜行？因为金庸好好写了，就这么简单。

包括金庸的很多小人物，就反派中间，尤其我特别喜欢金庸的配角和龙套。嗯田伯光我很喜欢。田伯光这个采花淫贼我很喜欢，甚至我在张纪中那部《笑傲江湖》的那个电视剧的戏，就是找孙海英演。孙海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我不一定同意他所有的言论，但很喜欢他，他演的洪七公我觉得比台湾和香港版本演得都好，但他演田伯光不对，他没入门——他以为自己在演淫贼，他不知道自己在演一个大丈夫，所以他演的是猥琐，没有演豪迈。田伯光是《笑傲江湖》中少有的大丈夫，可以跟风清扬，可以跟曲洋刘正风并列的大丈夫，没演对。田伯光我特别喜欢他，我那时候中学闲着无聊，我还做过一件事儿，就把金庸作品中呢跨作品配对，男女配对——那会儿还不时兴男男，所以我这是做的男女配对。我当时有一个对联写的叫“翠羽黄衫应有恨”，那翠羽黄衫应有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霍青桐，我觉得陈家洛配不上她，《书剑恩仇录》里没人配得上她。所以她那么刚强的女人，她唯一的恋人，就爱这个不争气的男人，自私的男人，陈家洛。所以她有恨，心中有恨。“翠羽黄衫应有恨，万里独行只为情”，万里独行田伯光，我希望他俩是一对儿。我希望这么一个，嗯应该算是一个反清的民族领袖，这么一个青年领袖，我希望她跟一个中年淫贼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俩非常般配。两个人都那么正直，都那么豪爽。而且呢我也特别觉得，淑女配淫贼肯定是特别好的一个搭配，对他们俩人都好。过犹不及，两个人在一起正好。“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那个田伯光我很喜欢。再一个呢，《侠客行》的谢烟客，就因为自己有个承诺局限在那里，虽然好多小心眼儿算计这个大高手，但最后呢他不仅没有杀自己非常想杀的这个主人公，狗杂种石破天，而且离开石破天还有一丝想念。我特别喜欢看人跟人之间离别之后，生离或死别之后那一丝牵挂，藕断丝连。藕不重要，丝重要，丝是人世间还能有情的一个原因。问世间情为何物，就是藕断之后连着的丝。

嗯还有刚才说到南海鳄神，南海鳄神这个人物我就还挺喜欢的，这个岳老三抢着当岳老二这位。为什么呢？就是有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说金庸作品中你最想成为谁？这是个大问题，在座可能都会想，一会我们有公共提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想。但我当时啊，我很唐突的一个答案，我说我要当南海鳄神，然后呢抢走我师娘，木婉清，直接把她带到海外去，不管她跟不跟我好，但是终生练习，逗她笑，让她不再冷着一张脸。因为木婉清后面的日子很苦，所以我觉得南海鳄神当初也曾经，嗯抓过木婉清伤过木婉清，但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想的一件事。我觉得作为南海鳄神应该这样。

而且好多小人物，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问题，我就问，金庸笔下的兄弟你最喜欢哪一组？我随便列举一些啊，四大恶人，嗯还有落花流水——落花流水那几个是我最讨厌的，最不争气的，就这个名门正道的人呢，最差劲的就这四个人。就是他那个叫刘乘风、陆天抒，然后那个水……那个叫水什么我都忘了，那个水岱，对，然后这四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小人花铁干，落花流水，没一个特别值得佩服的。

大理镇南王段正淳，他手下四大家臣，就是朱丹臣啊褚万里啊那一方，我挺喜欢。尤其我特别喜欢段正淳很大原因，不光是因为他对女人的态度，因为他的那个私生女阿紫是一个小变态，活活欺负了一个叫褚万里的家臣。但褚万里本来是，我打不过你，被你羞辱，打不过你你还羞辱我，那我早晚会找你报仇，我练功呗，大不了跟你拼命。但你是我主公的私生女，我主君的私生女，那我终生，就像日本那个家臣一样，我终生不能找你报仇，我这个面子找不回来，我怎么办？只有在恶人来的时候，敌人来了，我拼命，我跟那个恶贯满盈段延庆拼命，全身被他戳透，我死。 我这是一种找死，自杀，殉职。为什么？因为我不能报仇，我索性就死，为我的主君死。而阿紫还说这是个笨蛋，为什么不逃？就段正淳从来没有对阿紫这么严厉过，因为这是他私生女，他一直有歉疚，但这会儿就恨不得把她杀了。那个我很感动，我觉得段正淳是个有感情的人，他懂得尊重值得尊重的人，他懂得呵斥必须呵斥的人。所以那一刻段正淳跪下给褚万里下葬的时候，说你我名虽君臣，情同兄弟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

函谷八友没什么意思，凑数。慕容四家臣呢，江南一阵风风波恶不错，邓百川公冶乾没意思，然后包不同很有意思。网上经常有人说我像包不同，非也非也嘛，跟人家辩论。但包不同最后的死是“凄然无语”，就是一个话痨，最后也有伤心时刻，这个包不同写的不错。

江南七怪，我当时改射雕，别人问我，你觉得谁是最大的英雄？射雕里的英雄。我说江南七怪。再怎么偏狭，不懂事儿，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自私过，他们只是偏狭，眼界不开，就是他们保守，迂腐，偏狭，偏执，但是他们心存的就是正道。他们比丘处机伟大一万倍，丘处机呢是个垃圾。而且他们在所有的英雄面前，他们尊重他们之外的所有人，但他们不用向任何人鞠躬，因为所有人要向他们致敬，郭靖真正的底子是他们给的。所以他们能够为了……就是这也包括我自己有一点功劳，在改编《射雕英雄传》的时候自己改编最满意的一笔，就是梅超风死后，江南七怪剩下六怪，明明他们跟梅超风是生死之敌，但是他们为了我们的傻小子我们的徒弟郭靖，以后要跟黄老邪的女儿小妖女黄蓉好，为了不让我们的傻小子徒弟为难，我们去给梅超风的坟上抓把土，送个葬。这是一种，江南七怪——嘉兴武术界跟桃花岛武术界之间的一个和解。为什么？就为了下一代好做一点，不要难为他们。那一刻他们委屈了他们的原则，虽然那原则是狗屁原则，但他们真当原则，但他们又违背了，所以他们是真的用心良苦，如父如母的心情。这一段就特别，写到我自己要哭。我觉得金庸很多作品他写的时候也一定会哭。所以我说最后襄阳城覆灭之际，郭靖黄蓉，黄蓉也很了不起，这个女孩儿。那么聪明的女孩儿，巧妇常伴拙夫眠，陪这么笨的人过一辈子。而且明明她这么一个聪明的人，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可以完全跑掉的，但她一直陪着丈夫，战死，到最后一刻。聪明人陪笨人殉国，虽然桃花岛这姑娘谁管你大宋国大宋朝，但为了爱，你既然爱国，我陪你爱这个国，爱屋及乌，爱人及国，这国就是这样。黄蓉很不错，襄阳城破的时候，这对夫妇之身天国，他们的七位师父会在天国之门等着他们。



射雕英雄传·赏雪游湖（李志清 绘）

这是江南七怪我很喜欢。全真七子，有像样的，也有丘处机那样的王八蛋，我特别讨厌的人。嗯江南四友我特别喜欢。黄钟公，黑白子我都能接受，丹青生啊秃笔翁。尤其是黄钟公，他最后就是，我们四个人，没想同流合污，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我们魔教，所以就是在这混着，混吃等死，文革逍遥派，结果到最后一刻，必须得选择站队，我死。就是我们这十几年的清福已经不错了，人生在世本来忧多乐少。那一刻也是我重读的时候特别容易看哭的，就真的想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匕首刺进心口。但我也没本事替他找个更好的归宿，他武功太低，没法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但这个人我很喜欢，江南四友他们的江南梅庄的那个时刻，也是我特别地替他们高兴。

明教五散人，很好。人都是俊逸率性，包括那个冷谦这种，永远只说俩字儿，只有朋友们要去海外了，最关心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儿：“小心，大鱼，吃你。”这也正是，凡是为了情怀而改变原则都特别打动我，我就是这么一个双鱼座。

我曾经还特别喜欢光明右使范遥，因为他是苦头陀，他做了很多事，做过卧底，他必须要杀死别人，隐姓埋名，但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必须的，卧底是最苦的，他把自己毁了容，然后呢又杀了自己的那些明教兄弟，来隐匿身份。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葬送的，为了他的组织。非常感人，我总是被卧底感动。古龙小说那么多，我一个喜欢《七种武器》，再一个喜欢就是《白玉老虎》，因为《白玉老虎》是古龙这么一个超级个人主义者，第一次写父子两代人，为了一个组织，为了自己信任的一群人去做事。这是古龙的一个额外的情结，这比陆小凤李寻欢和楚留香加在一起还伟大。

别的呢，四王还有一点意思吧，赏善罚恶使长乐帮红花会天地会沐王府神龙教西山一窟鬼玄冥二老万兽山庄衡山派渔樵耕读日月神教，这些就是各有点意思，但我在这就不强调说了，我还是挑最有感觉的。

金庸笔下有好多不值得，但是越不值得越动人。百胜刀王胡逸之，一生暗恋陈圆圆，那是吴三桂抛弃的女人，他就一直……你成了一个尼姑，我就在你这个尼姑庵的菜园里种菜，一辈子江湖与我无关，江湖早已远去，我要活个新的一辈子在你面前。结果呢，我跟你说了好像三十七句话，你跟我说了五十二句，就是我永远不会主动跟你说，这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别人都觉得他很傻，韦小宝觉得诶这样对，所以他们俩如逢知音。因为这两个人，韦小宝和胡逸之，他们还真都是叫至情至性之人。

这里面其实我们数着这些人的时候永远是数不完的，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金庸就需要一再去读，每一次重读都会找出漏掉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倚天屠龙记》结尾的时候，少林寺抗元大战，这跟神雕结尾的时候襄阳城的五行大战一样，五行阵，一样重要，为什么？我挨个派发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黄药师、什么李志常——就是那个全真教主、黄蓉、郭靖，所有的人，不管多大的范儿，在这就普通一兵。你守这一片，这边只有五个人不够，那调一个人去这儿，不管名气什么的，这几个镇守的名气不一样，但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当你是萝卜填坑的时候，集体伟大。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这个概念。少林寺这块呢，所有的成见都忘掉了，蒙古人打回来了，与子同仇，岂曰无衣。这个时候张无忌问在场的豪杰，谁能跃上那高墙，因为他需要轻功高手。在场群雄霍然觉得这是你在打岔，我们在谈怎么去杀你，你还问这事？还有觉得你看轻我们，我是轻功高手，我就像耍猴一样给你现场表现，我能跃过去，我才不干呢。一时冷场。待会就说到我喜欢的武当七子。他的四师叔，张松溪，就那个矮小道人张松溪，排众而出，说我能跃上。他毫不卖弄，老老实实遵令跃上。这样的人要给他点赞，为什么给他点赞？他知道这是大场合。这大阵之前没有个人的任何成见，没有任何的各种摆谱的东西，就是这个事儿，怎么样，怎么来做。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唉呀还真是你的师叔啊，就这种捧场是太重要的事情。

其实金庸的作品呢，那个以前我也经常就跟别人来对比，就是他比如跟古龙跟梁羽生对比。今天是不一定有时间这么做，但是呢，有一两个人的意见挺好玩的，有个网友说一直看不下去金庸的小说，节奏拖沓，盼望出节本，把动作戏和场面话都删了。把动作写删了？当然倪匡当年对三毛说过，金庸小说你得细看过招。我当时不知道，也囫囵吞枣的。但是现在回头看，过招是很有意思。我就跟这个朋友说，我说那你去找一个金庸群侠传的游戏攻略，看一眼就行了，不用看书这些东西了。

而且金庸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特好玩。就是那个金庸有一段戏，写的什么呢？就是《笑傲江湖》五霸岗大会，然后要去少林寺恭迎圣姑——你少林寺不是把任盈盈给关起来了吗？我们一群人去闹事。这时候令狐冲就说，咱们大张旗鼓买布置旗，写天下英雄齐赴少林恭迎圣姑，在买些皮鼓，一路敲击而去。就是令狐冲说的那些是什么呢，这个里面不是他好事，是说，任盈盈你为我被天下人笑话，你倒追我，你那么腼腆的人，因为喜欢我被天下人笑话，我令狐冲得对得起你，怎么对得起？不是你倒追我，是我追你，我是上赶着，我领天下群雄去救你！我觉得这一刻很多女性都会爱上令狐冲。就那一刻，你不是个要面子的男人，你是个懂礼数的男人。

所以令狐冲这么做之后呢，我觉得这段描写，以前我对这就觉得特别好玩。这些左道豪客十有八九是好事之徒，听他说要如此大闹，都是不胜之喜，欢呼声响震山谷，其中也有若干老成持重之辈，但念大家都喜胡闹，也只有不置可否，捻须微笑而已。我说以前以为金庸是这种，在后面这个捻须微笑之辈，后来读《金庸传》，发现他捕鱼打虾蟹的时候，他喜不自胜，发现他呀，他说不定是前者。他主持《明报》的时候，他可能是前者。包括他跟他现在的太太——因为他们年龄差不少，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五十多，她二十多。特有意思，就是明报的一个重要的纪念场合，他在那发言纪念宴会，弄一个晚宴，他太太在旁边，他太太在忙着做一件事，小孩心性嘛，就那个玩具，就是拿着嘟的一吹，嘟的一吹那个东西，纸蛇一样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呢，那个查太太就嘟的吹一下。金庸看她一眼，她就嘟的又吹一下，很“欠”，连吹三次。你们知道金庸怎么做的嘛？金庸抓起另外一个，嘟，朝她吹一下。这一刻非常美好。

所以这才是金庸，金庸很多时候呢他自己也希望在世人之间是八风不动的样子，但我其实还挺喜欢他另外一面，就像他说康敏也很重要，这个人物一定要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执念，包括对女性的理解，都很好。去他书房的时候，他当时那个书桌上面摆了一个小熊，戴着博士帽。他当时是剑桥，他是去那读书嘛，就剑桥读书，然后呢我看这个熊，我说 bear, bear就是熊，但同时也是忍受，就这个两个含义都在。对，其实它也是忍受。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呢，他风光的一面中间呢，让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还有那一点点有趣的心思。其实金庸的作品中间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后来你看《金庸传》，我为什么推荐你看傅国涌的《金庸传》，那里面有好多东西，印象中比较好玩。比如他去天山旅行，二十块钱卖一个雪莲，他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写过雪莲，但我一直没看过雪莲，所以就是二十块钱买一个雪莲。



然后呢还有很多地方他特有幽默感，比如说《笑傲江湖》的那一刻，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都坐在那儿，身上落满了雪，然后小师妹岳灵珊跟她心爱的情郎林平之路过，唉呀雪人真好玩，我们在雪人背后写字吧。写八个字。只有这两位，令狐冲和任盈盈，知道背后被写了字儿，但不知道什么字儿。然后呢又来了几个坏人，要伤害林平之和岳灵珊，然后呢令狐冲就去救。救完之后人都走了，他那几个全杀了，就剩一个人，他要留个活口，为什么？令狐冲要问。杀到最后一个，问起：雪人背上写了什么字？人家颤声回答：是……是……海枯……海枯……石烂，两……情……情不……不渝。金庸评价，自从世上有了“海枯石烂、两情不渝”这八个字以来，说得如此胆战心惊、丧魂落魄的，只怕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种东西就很厉害，金庸不仅是施耐庵能写出《水浒传》，他还是金圣叹，他能自己评点。其实他就是在这儿给自己点赞，点得非常好。

包括田伯光，为了这个仪琳小师妹来找令狐冲，说我被她爸爸，那个不戒和尚给逼着来，不然他就要杀我，你要不去看看人家吧。那个不戒和尚说，你去跟令狐冲那小子说，我女儿嫁给他做二房。田伯光当时就问，大师父，您老人家堂堂千金，岂可如此委屈？这个不戒啊他也是个至情至性的一个大和尚，不戒就说啊，说你不知道，我这个闺女啊如果嫁不成令狐冲，早晚便死，定然是活不久长。因为大和尚很多年没有陪女儿在一起，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父亲的歉疚。然后田伯光转述他这番话之后，田伯光也很欠，他向令狐冲转述当时情景的时候，他说，唉呀大和尚说到这里突然流下泪来，唉呀这是父女天性，真情流露，可不是假。接下来，金庸这句描述特别好，两人面面相对，都感尴尬。就是田伯光转述不戒和尚，完了他就是，唉呀，这个人家真是动了感情。他没说，要不你就去吧。就看着令狐冲，他们两个男子就互相看着，均感尴尬。这个尴尬就天下臭小子对天下老丈人那种尴尬，就你对你女儿那么好，对不起，等你女儿长大我就要把她带走，就那种尴尬。



笑傲江湖·坐斗（李志清 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情世故，人情世故中间最有趣的地方。嗯我们再有两分钟就转过来给大家提问。不过要说一件事，就是这个《笑傲江湖》的开头啊，有很多人觉得沉闷，就是林家的灭门，就是福威镖局的灭门。但这一段儿重看的时候还是特别感动，单独都能拍一电影。就是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当晚，林震南——就林平之他爸爸，安排了众镖师守夜，哪知自己仗剑巡查之时，见十多名镖师竟是团团坐在厅上，没一人在外把守。因为这个青城派武功比他们高的多，就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是一帮……可能一帮老鼠在碾压蚂蚁，当然以后还有猫出现。但这一刻，这就是天，天要塌下去砸我。所以众镖师见到总镖头都讪讪地站起身来，却人无一人移动脚步，到门外去守。因为这一个一个人死，人家就这么跟你来心理战术，恐怖悄悄来，只要过了那条血线，就门口那血线，出去就死，人和马都给你劈成两半。所以都不敢出去。林震南也怪不得众人，当下安排人送酒菜来陪众人喝酒。这林震南很大气了吧，这个为首的当家人。众人心头烦恼，谁也不多话。连对这份领情也都没有，只喝着闷酒，不久就醉倒数人。

这叫什么呀，这郁闷之极的临亡之夜啊，写的真精细，真绝望。此前林家父子都是跨过“出门十步者死”的血线，都曾证明过自己的勇气，不是俗人，但这是金庸小说，不是三流撒狗血电视剧，所以孤零零的突兀的勇气仍不足以感召众人，大家该胆寒还是胆寒。所以林震南想，我是邀了一帮朋友来助拳，只是所邀朋友到来时，世上不知还有没有福威镖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谁，想起了《神雕侠侣》开头，也是李莫愁在灭门的时候，因为她喜欢的是这个陆展元，然后陆展元又爱上另外一个叫何沅君的女孩，于是她作为失落的这一方，失意的女性，她来灭门。但人家俩都死了，于是呢她要灭其余的人，陆展元的兄弟叫陆立鼎，武功差好多——陆展元都打不过李莫愁，陆立鼎就更打不过了，但李莫愁一对一打半天打不死他，打不嬴，打不败他，为什么？看过的都记得，因为你是唯一和陆展元还有关联的人，剩下的就那一抔黄土。所以舍不得杀你，你是很笨，但你一举手一投足，毕竟这功夫跟他有点像，就那点痕迹，我就舍不得杀死你。这个就写用情写到极致了。而他现在不是写小龙女，他写的是一个女魔头李莫愁。所以金庸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对所有人都特别有情有义的人，照顾到所有人。这就是他给一个言情小说家，林燕妮，他写这个序言，说：“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依然是眼泪。虽然绢帕轻柔，可能擦不痛眼角。”就是你觉得最无病呻吟的言情小说，我也觉得那个泪水还是值得我们感慨。

金庸是特别公平的一个人。所以在《笑傲江湖》中间，就是令狐冲可能被杀，大家误以为他被杀死了，被他救的小尼姑仪琳，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而且你们这帮名门正派，这帮叔叔大爷师叔师伯，你们做这样坏的事情，你们不羞愧吗？你们在颠倒黑白，你们不羞愧吗？这时候有个小姑娘曲非烟站出来质问，这段质问特别好，说你们凭什么这样做？凭什么？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特别爱看网文的话，所有的网络小说，我觉得最伟大的是猫腻的一部叫《庆余年》。当然他现在的《将夜》、《择天记》也很好。《庆余年》中的陈萍萍，一个老太监，秘密警察头目。他最后杀回来，不肯去养老，安度晚年。他回到京城，见到皇帝，明明就是来找死，就问一句话，你当初为什么要害死建设这个国家，帮助建设这个国家的那位伟大的女性？那位女穿越者——当然他不知道她是穿越者，叶轻眉。她拯救了庆国美丽的天下，美好的天下，你为什么要杀死她？我就来问一句你为什么？就这个“凭什么”，来问这个问题。我说过中国历史上文学中多有伟大的天问者，像编剧中的兰晓龙啊刘和平啊，像这一刻就是陈萍萍啊，还有这个曲非烟，天问者，天下人不敢问的话，我要问，你凭什么这么做？

所以这段话仪琳听了全身发抖，心中对那小姑娘感激无比。这句话她早就想向余沧海责问，只是她生性和善，又素来敬上，余沧海说什么总是前辈，这句话便问不出口。此刻那小姑娘代自己说出了心头的言语，忍不住胸口一酸，泪水便扑簌簌掉下来。小姑娘就是曲非烟，曲非烟在这篇中很早就死了，这是我特别不满意金庸的一件事情，特别记恨这件事。我觉得曲非烟是一个非常可以当女一号的人，她特别打动我，但她那么早夭。我也很想质问金庸，因为这样的人物是应该一直留下来的。

嗯当时我说要谈金庸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场合，还有人说你谈金庸你也谈古龙吗？谈古龙请你一定要温存地谈啊，就是他们两个你都要好好谈，你不要就是拿他对比一下，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就我会很难过。我相信他说的这是真心话，他说的真心话那我也就不对比的谈。但是呢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吧，就是我带了几本书，跟大家炫耀一下，然后马上大家可以考虑问题。嗯这本密封得太好，我给大家拆开一下。这个离得比较远，可能大家不一定都能看得那么清楚，我的几本收藏。我有一本《天龙八部》我不知道在哪儿呢，就是金庸那个签名本，我把另外几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到台下来，嗯我就每一个走一走，这样看一下。

这个叫《香港的前途》。金庸80年代一个签名本，那时候还叫查良镛，签给的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陈斌。因为金庸的书呢我有他的《天龙八部》是他签名本，签的是金庸，这个签名本签的是查良镛，《香港的前途》这么一本书。然后呢还有一本签的就叫良镛，是他五十年代收藏的田汉的一个剧本，没带来。这是金庸的，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这个是很新的一个人，黄易，就是《寻秦记》的黄易，他签的名字字儿很怪，这样。没事，你们现在拍也拍不清楚，但是我那个微博上好像应该都有，我今天一会也再发一个微博，把这几个都拍清楚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日月当空》的黄易。他是很新的了，他的签名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点。黄易，嗯。然后呢这个是温瑞安，温瑞安我有好几个签名本，但我带着这个呢是他在杂志上连载小说的，为什么带这本？因为这本是签给我的，给我带的。他当时这个话我很喜欢，因为我叫史航，“在中国历史里航行，是痛苦而骄傲的”，所以这个说的……嗯温瑞安是个非常有情怀的人，他写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刀丛里的诗》、《杀楚》、《逆水寒》这三部。然后就剩下几个人了，你们大概也知道接下来的是谁。这个是梁羽生，梁羽生的《古今名联谈趣》。梁羽生对对联特别有感情，当年金庸、梁羽生还有百剑堂主他们三个人出过书，谈过对联。梁羽生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他的《云海玉弓缘》、《冰川天女传》，还有一首诗我当时特别喜欢，叫：“不是平生惯负恩，珠峰遥望自沉吟。此生只合江湖老，愧对嫦娥一片心。”这就是梁羽生。好。最后一本是我近来才得到的，也是最骄傲的一个，虽然这书并不很有名——古龙早期作品之六，《残金缺玉》。毕竟是古龙，这纸都是这么旧的，因为古龙确实太早。当时有很多吉龙的，或者古龙新古龙巨，古龙新著古龙巨著。但这是古龙，他签给一个叫石中天的人。古龙的签名，大陆拍卖行也都十年没见过了，非常少，嗯他也不爱签名，他又去世的太早太早了。他的这个“龙”字就是很飘逸，可能他的个性，就这么古龙。嗯这是熊先生他的书，他也是特别改造我世界观的一个人，就是很潇洒也很飘逸，粗暴，简单，清醒。反正我最后都会发到微博上让大家来看。



好，秀晒炫结束。我们现在呢就到了提问时间，但是呢我特别想考大家一句话，看看有没有真正特别金庸迷的一个人。我问一句话，这个其实肯定是难为大家了。七月初二，是金庸作品中哪位女角儿的生日？七月初二。或者你知道在哪本书就行，已经算特别资深了，七月初二。郭襄？不是。你们很容易想到过生日的人，我这个其实太难为你们了，我觉得我要问自己都不一定问得出来，我今天翻到忽然一时好奇，我就记下来了。我把这段话先说出来，我把人名给去掉，就是我不说人名，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到。

却听某某某女士低声道：“你可知今日是甚么日子？”某某某男士道：“是咱俩大喜的日子啊。”某某某女士道：“那还用说？今日七月初二，是我三表姨妈的生日。”

所以我让你们猜的是某个女角的三表姨妈，但她也是个女角儿。这个好玩在哪儿呢？就下面金庸就说，这么一个日子，就真是女孩儿家，还有这么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呢，这女孩子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大户人家亲戚多走动多，各种应酬多，所以对她来说日子就是这么一个列表，所以她就能记得七月初二是他三表姨妈的生日。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而且是宝应县的大小姐。她姓程，叫程瑶迦，那个男人叫陆冠英，陆冠英他爸叫陆乘风，陆乘风他的老师叫黄药师，大概这么一个关系，《射雕英雄传》里的。而这个程瑶迦差点被一个淫贼给玷污了，那个淫贼叫欧阳克，欧阳克的叔叔，也就他生身父亲叫欧阳锋，所以我们其实讲的还是黄药师欧阳锋这些大人物之间一些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闲笔。

好，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了。



（读者问答部分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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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曾有一段论及婚嫁的恋情，却因男友遭逢意外身亡，以悲剧收场。至于后来谈过的对象，由于已经成家，她认为“没有理由再把他们扯进来”。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属华东与中原交融地带，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称。总面积2916平方公，总人口175万人口，是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



固始自古文风昌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为“河南省十大文化强县”之一，固始书法群体备受国内外书法界关注，被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



因历史上有四次较大规模人口南迁，其后裔又逐渐播迁至闽、粤、台、港、澳、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固始又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和“中原第一侨乡”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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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旧诗词—梁羽生与金庸暗中较劲儿
吴宏一 金庸江湖网 2014-04-28


比较金庸、梁羽生诗词的人，往往强调梁羽生诗词创作的才华，而忽略了他在摘引前人诗词成句时的特色；往往强调金庸引用前人诗词时的浑化无痕，而忽略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



中国旧小说中，常常夹有诗词歌赋以及联句等韵文，尤其是明清章回说部，回目用对联、开场结束用诗词、散文中夹用损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我这篇文章所说的旧诗词，实即兼指曲赋联句等韵文而言。它们通常用来描写景物、刻画人性、抒发情感、贯串情节，暗示主角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在小说中自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崛起，这种夹有诗词韵文的形式，仍然廷续下来。梁羽生「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其武侠小说中大量应用旧诗词，自不待言，像被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也有不少作品使用了这样的形式。



所谓新派武侠小说，是相对于旧派武侠小说而言。它所强调的，不是打打杀杀的招术或武艺，不是诡奇多变的情节或故事，而是要有新的时代观念和新的文艺技巧。所调新的时代观念，是要求有反权威反传统的社会意识。所谓新的文艺技巧，是要求文字修辞去掉陈腐的语言，甚至从西洋小说或者电影中汲取表现的枝巧，来塑造人物，刻画心理。



这样说来，新派武侠小说所标榜的新文艺技巧，似乎与夹用旧诗词的旧形式有所抵触，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梁羽生、金庸等人的小说却还加以沿用而不革除呢？这牵涉到武侠小说作者对武侠小说观念的反思与演变，也牵涉到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



要谈这个问题，必须从一九六六年一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的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说起。



《金庸粱羽生合论》一文，署名「佟硕之」所作，以往有人以为这是金、梁二人老友罗孚的笔名，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柳苏（罗孚）在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才揭露了真正的执笔者，就是梁羽生本人。这篇文章比较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平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可是，在比较分析的同时，佟硕之不但从武、侠、情等方面批评了金庸，说金庸的小说，写武功有时候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有时候不辨忠奸正邪，写爱情有时候不顾是非礼义，而且，在谈到二人的文字风格时，佟硕之一方面肯定自己（梁羽生）的旧文学造诣，说能用旧回目、能写诗词的武侠小说作家愈来愈少，说自己对诗词的运用，是够水平的，一方面却对金庸的小说，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下列的批评：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尔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舵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仄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鵰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是指《射鵰英雄传》中女主角黄蓉与「渔樵耕读」中的樵子唱答《山坡羊》一事。樵子所唱的三首《山坡羊》曲子，以及黄蓉所答唱的那首，并非金庸代书中人物所作，而是引自前人的作品。前者出于张养浩，后者出于宋方壶，二人俱为元代散曲的名家。据佟硕之的考证，《射鵰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之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公元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因此黄蓉与那樵子唱答《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应该还在人世，时间当在一二二七年以前。然而，张养浩出生于一二六九年，宋方壶更在张养浩之后，试问黄蓉如何能识唱元曲？




【梁羽生毫不客气批评金庸】




佟硕之不仅紧紧捉住这个「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缺点」不放，而且进一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多所针砭：



老实说……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事宝上，小说创作中引用前人的诗词，是不是要考据得这么严格，还有商榷的余地。不过，金庸一向爱惜羽毛，他对于佟硕之（梁羽生）的批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系的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彼此非常熟稔，因此由梁羽生化名写的这篇文章，可以想见，招招攻心，记记击中了金庸的要害。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共两万多字，在《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起，连载了三期，而金庸应编者罗孚的邀约，却只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来作为响应。他自谦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要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是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文中他很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他说：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



这些话，可以说都是针对梁羽生的批评而发。梁羽生一向认为故事主题应该要非常鲜明，前后一致，要扣紧历史，反映时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写武功，不宜太离奇怪诞；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形象鲜明；写爱情要发乎情，止乎礼。这些要求，都合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概没有人反对，但写武侠小说要是处处受到这拘限，恐怕梁羽生自己也不容易做得到。即使做得到，也不容易感动读者，引起共鸣。《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发表时，金庸的《天龙入部》尚在连载之中，书中的「六脉神剑」，剑气可以杀人，已足够令梁羽生匪夷所思，可以想见金庸后来所写的《笑傲江湖》中，像「吸星」之类的武功，甚至像令狐冲、东方不败之类的角色，一定更让梁羽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也可由此看出来，对于梁羽生的规诫或是批评，金庸后来的小说，在描写武功侠义爱情等方面，并未全盘接受。被称为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韦小宝不会什么武功，人在正邪之间，情出绳检之外，更可谓是颠覆了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的传统。这与梁羽生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金庸以为写武侠小说，不必陈义太高，「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而应该生动活泼地去「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即使这个角色亦正亦邪，个性复杂，充满矛盾，也一样可以感动人，令人赏心悦目。无疑的，这种看法和五六十年代以后崛起港台等地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观念是一致的。金庸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也变成了他们模仿效法的对象。



我们再来看看新派武侠小说另一代表作家古龙。他在《长生剑》的「代序」《关于武侠》一文中所说的：武侠小说不应该只求诡奇神怪的情节，作者应该求新求变，转而描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古龙及六十年代以后大多数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通常强调的是人物的情感与个性，而非武功本身，他们通常不用联句回目，不多运用旧诗词，甚至不再注意故事与历史的结合，无朝代可记的作品多的是，而这个转变，金庸是一大关键。更明确地说，自从金庸的《射鵰英雄传》等书不用旧回目，改用新形式而获得读者热烈的响应之后，后来的作者可能是避难而趋易，也可能是迎合时代的潮流，多已舍旧而用新了。话说回来。金庸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所著的武侠小说中，用实际行动在作品中否定了佟硕之（梁羽生）的若干说法，但我们却可以从下列事情，看个性坚毅好胜的金庸对老朋友的规劝之言，事实上是很在乎的。




【金庸在乎梁羽生的批评】




金庸的旧学修养当然不差，但相较于梁羽生的诗词造诣，他却一再谦称自己不懂平仄格律。他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书剑恩仇录》修订本的《后记》中说：



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诗词格律》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本书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协，现在不过略有改善而已。



像该书第一、二回的原来回目，被佟硕之批评不合格律的「古逍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他就改为「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他又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说：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象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



他一方面自谦不懂诗词格律，一方面却又肯定诗词在传统小说中的作用与重要性。金庸一向不自诩为新派作家，对旧诗词仍然觉得不宜放弃，所以在被佟硕之批评之后，他修改旧作时，除了增删故事情节之外，对若干诗词也作了修改。就此点而言，他可谓完全虚心地接受了佟硕之的意见。



金庸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旧诗词，大致说来，都是引用前人的作品，或配合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改作。难得的是，金庸即使是援引前人的作品，也能够配合书中人物的活动，把这些诗词带引出来，而与故事情节融合无间。潘国森《总论金庸》比较金、梁诗词的时候，曾经举例就此加以说明。他说，金庸《倚天屠龙记》中引用了丘处机的一首《无俗念》，「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又说，《神鹏侠侣》中写郭靖吟诵杜甫诗句时，写郭靖记性不好，只记得「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等句，「完全合乎郭靖的天资」。潘国森说得不错，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论述金庸小说中的诗词歌曲，也举例说：《书剑恩仇录》第一回，写武当派名家陆菲青，策马在塞外古道西风中，吟唱起辛弃疾的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宏一按：首应作头）万里，故人长绝……」，以为「此词正合书中意境，让人一读难忘」；又说，《射鵰英雄传》第三十七回中，写允文允武的丘处机，在赴漠北见成吉斯汗时，念了三首诗，说是「与小说的氛围及主题相吻合」，凡此都可以看出金庸在应用前人诗词时的高明技巧。



可是，潘、陈等人所说的，都是根据金庸小说修订本中的情节内容，假使我们拿原本来核对，结果会怎么样呢？以《射鵰英雄传》为例。这本书原是金庸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作品，曾在《香港商报》连载。后来结集出版时，风行各地，引起东亚读者先睹为快的「射鵰战」。一九六六年佟硕之的文章发表之后，金庸于一九七五年修订了这本书的若干情节内容。他在该书《后记》中说：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书、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予，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可能是受了佟硕之的批评，反而激发了金庸的好胜不服输之心。他在修订旧作时，增加改作了不少回目与诗词，而且不愿意被只当做「洋才子」看待，不愿意只囿限于「新派」作家。他在修订旧作时，对与旧诗词有关的部分，似乎特别卖力。上面引文说他在修订《射鵰英雄传》时，「开场时」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情节，我就觉得改得很好，「古意盎然」。就这一点来说，更能突显出金庸在武侠小说新派旧派交替之间的关键地位。他不会「旧」到今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但也不会「新」到令人觉得浅薄，不值得回味。



可是，修订本真的处处都比原本好吗？



就旧诗词部分而论，似不尽然。我以为金庸可能太在乎佟硕之的批评了，尤其是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的讥弹，更使他如芒在背。因此，我以为有些不必修改的地方，金庸却勉强自己去改动。下面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来略加说明。



修订本《射雕英雄传》弟十八回中，说郭靖到桃花岛时，在积翠亭前，看到一副对联，写的是：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这一副对联，似乎很受读者欢迎。潘国森《杂论金庸》的《后记》中说，有一次他与同学任君讨论金庸小说，对方一发问，问的就是「桃花岛上积翠亭旁的对联写的什么」；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页二二一在讨论金庸联句时，也提到了这一副对联。并且说这「显然是金庸作的」。



我也以为这是金庸自己作的。这一副对联写得好不好呢？当然写得不错。除了「影里」对「潮生」尚有讨论余地之外，其它的字句可谓平仄合律、对仗工整。配合书中的情节来看，也可谓用得贴切稳当，颇能衬托出东邪黄药师洒脱而自负的一面。假如读者更细心的话，可以发现这两句诗，在修订本第十回「冤家聚头」中，又作「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对仗比较工整，「落」是要比「里」对得好。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来，这一副对联在原本写的不是「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或是「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而是：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而且，这原非金庸所作，而是金庸抄引吴绮诗句而来。吴绮是清初名诗人，江都人，着有《林蕙堂集》。吴绮有一首题为《程益言邀饮虎邱酒楼》的七律：



新晴本色满渔汀，小憩黄垆画桨停。

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

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一曲高歌情不浅，吴姬莫惜倒银瓶。



沈德潜《清诗别裁》卷八曾径选了这首诗，并且评日：「三四语写山塘风景如画」。第三四句颔联写景，写虎邱山塘，果然「风景如画」，在人耳目。但我以为第五、六两句颈联写情，写客游落拓之情，也写得情味无穷，沁人心脾，令人低徊不已。就写情而言，允为佳句，丝毫不让上联二句。金庸摘引这两句诗，用在原本《射雕英雄传》中，写东邪黄药师尚未出场，黄蓉仅凭这一副对联，就可以在梅超风欲杀郭靖的紧张时刻，震慑住梅超风的心灵，可谓有先声夺人之妙。而且，这两句写情，写名士或是英雄在声色中消磨志气的落拓心境、惆怅情怀，也很切合书中东邪黄药师的为人行事风格。后来在原本《九阴真经》一回中又再次应用此一联句，同样令人赞叹不已。



那么，试问这样好的一副对联，为什么要改掉它呢？



原因应该是，和上文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一样，它犯了考据家所说的逻辑上的错误。在佟硕之的眼中，连张养浩等人的「元曲」都不能「唱」，怎么可能让故事背景发生在宋元之际的书中人物或情节，引用清朝诗人的作品呢？



可能金庸太在乎佟硕之的批评了，所以他后来在修订旧作时，努力学作诗词，更求精进，不但注意平仄格律，而且把这些怕有「常识以外的错误」的例子，也一并改换了。「桃花影里飞神剑」一联，根据吴绮诗句修改的痕述，颇为明显，问题是改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以为金庸小说的修订本一定比原本好，但我知道有些熟悉原本的读者再看修订本的时候，颇有怅惘若失的感觉。桃花岛上积翠亭旁的对联，原本的「绮罗堆里埋神剑，萧鼓声中老客星」，写的是落拓情怀，有倩翠袖愠英雄泪的感慨，有金剑沉埋、壮气蒿莱的悲怆，和重在写景的「桃花影里（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比起来，后者虽然和桃花岛的环境扣得更紧，但写得太飘逸了，像是描写超然物我的世外高人，而非有点落拓文士模样的东邪黄药师。因此，就这一副对联来说，不必讳言，我以为「新不如旧」。



也因此，我以为要评论或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应该只看修订本，应该和原本详细对照，或许对金庸及其小说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比较金、梁诗词的人，往往强调梁羽生诗词创作的才华，而忽略了他在摘引前人诗词成句时的特色；往往强调金庸引用前人诗词时的浑化无痕，而忽略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




【梁羽生摘引诗词成句】




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一书的《附录一》，由周清霖辑录了梁羽生诗词曲的作品三十一首，从中可窥见梁氏诗词创作的风貌。他在《七剑下天山》卷首代杨云骢所填的一首《八声甘州》，是常为人所征引的：笑江湖浪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拚葬荒丘。



这首词有人说「写得不坏」，我也觉得写得不坏，但我总觉得词中套用化用前人的成句稍为多了一些，像过片的头三句，几乎是袭用南宋末年著名词人张炎《八声甘州》下片的开头三句：「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尤其是「问谁留楚佩」以下二句，可谓一字不易。至于像「把剑凄然望」，脱化自苏东坡的词句「把盏凄然北望」等等，更不必一一指实出处。我很高兴读到龙飞立在《剑气箫心梁羽生》一文中，指出梁羽生被人称赞的回目创作，有不少是借用前人的诗句。例如：



「苍茫大地雄为主，窈窕秋星或是君」，下句采自龚自珍《秋心三首》。



「十年一觉扬州梦，万里西风瀚海沙」，上句尽人皆知，出自杜牧笔下，下句则采自纳兰性德的《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平楚日和憎健翎，天山月冷惜幽兰」，这是《掉戟沉沙录》中著名的回目，上句出自鲁迅。同样的，该书的其它回目，像「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下句是黄仲则诗；像「九州岛铸铁伤心错，一局棋争敛手难」，上句是秋瑾诗。更有趣的，这三个例子，据说都是郁达夫曾经引用过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似乎值得喜欢比较金、梁诗词的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金庸创作诗词有功力】




相反的，有些评论金庸诗词的人，看到金庸自谦不识平仄格律，就信以为真，以为金庸的诗词创作未臻理想，只强调金庸小说中的诗词，在引用前人作品时，如何如何运用巧妙，如出己口。这如同古人所谓矮子看戏，随人短长。事实上，金庸学柏梁体，用四十句古体诗，来做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又连填了《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五首词，来做为《天龙八部》的回目，在在可以看出他努力学习的成果和过人的创作才力。这些作品，虽然近于古人律赋或试律的写法，属于高明的文字游戏，但是也非常人所能。评论金庸诗词的人，应该看到这一点，才不致人云亦云。



我愿意再引一首金庸一九九三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时的作品来作说明。此诗原为《参覃四首》之一，收在《香草诗词》第二辑中，系应其族长查济民之嘱而作，诗日：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作者在诗前有几句说明：「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这段文字，不可轻易浏读过去。「半宵不寐」，就能写成四首七律，谅非一般人所能，而且他虽自谦「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读者应可注意到他所写的诗，完全合乎近体七律的要求。这也是评论金庸诗词的人应该看到的。



上引的金庸这首七律，句句写实。从他早年南来香港、白手创业写起，然后说他创业有成、乐见太平之余，参与基本法草委的工作。他愿意不计旦夕之毁誉，而为百年大业竭尽志虑，只希望长辈能够时加策励。这样的诗，可能韵味不足，但用来叙事言志，却非常贴切。



说到这里，我愿意在此陈述我对金庸小说中诗词的一点浅见。我以为金庸小说中的诗词，不像梁羽生以抒情为主，而以叙事说理的居多，不管是出于他自己的创作或摘引前人的作品，这些诗词通常是用来描写书中的景物，或刻画角色的个性，或抒发书中人物的情感；它们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自然呈现，随著书中人物的活动而充满新机能，它们变成了书中的一部分，读者不应只着眼于把它们独立出来讨论它们的出处。小说毕竟是小说，不要用做古典文献研究的功夫去苛求它。即使站在研究立场，探讨金庸诗词的来历，也应该注意及此。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1 17:38

格非：《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是一个系统
格非 中华书局1912 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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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写《雪隐鹭鸶》是我的写作生涯中很例外的一件事情。我通常写一本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金瓶梅》我觉得不知不觉就写完了。我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写一点，感觉没怎么开始这个书就写完了。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读《金瓶梅》的次数太多了。



我还记得我刚调到清华，那是一个大夏天，跟我爱人一人一个房间读《金瓶梅》，我看完一本传给她。她其实也看了很多遍，做了很多笔记。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写关于《金瓶梅》的文章，这种愿望特别强烈。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书中所有的问题我都熟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特别坐下来苦思冥想。所以从构思到开始写作，过程非常的顺利。所以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把它写完的。



另外，我在写《雪隐鹭鸶》之前找到了一些需要的文献，然后把这些文献都堆在我的书架上，这样我心里比较踏实。一边翻文献一边写，非常安静。所以这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最愉快的一个经历吧。




2



细读《金瓶梅》二十多年，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种影响是两个方面的。通常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是思维方式层面的，比如我们读到一本书，它的观点或者观念对我们构成某种震惊，或者会让我们反思，这是一种影响。《金瓶梅》的影响不完全是来自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你在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会受到它的那种笔法和叙事方法的影响，特别是绣像本。



我认为《金瓶梅》的文字最早的雏形是《水浒传》。《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中国章回体小说发展史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作家们对《水浒传》的评价极高，认为是它是中国最好的章回体小说的开端，那么《水浒传》的笔法和文风直接影响到《金瓶梅》的创作，这之后也影响了《红楼梦》。



所以我认为这三本书是一体的，必须联系起来考虑。尤其从叙事分析来说，《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一个系统，这样一来，它当然会对创作者产生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张爱玲，我认为张爱玲基本上她的笔法是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里面产生的。



所以多年来的阅读，这也对我的文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倒 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大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手法等叙事修辞的比较层面，较少注意到两者在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复杂关系，更无法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重要改造与超越。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清]《怡红夜宴图》（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而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至李商隐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并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2-6 20:4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2-13 10:41 编辑

来港前后
文/查良庸
决定来香港后，许君远先生就要我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用在大公园地，总因为心绪不擒，一直没有写。李君维兄曾替我预先题名为「杭州别凤记」，并代绘小报头两个。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现在到香港已有一个星期，如再不写，除给许先生骂不算之外，将来大有写「我怎样回到了上海」的危险。决定随便写写，把香港情形报告一点给上海的朋友们听。
先说怎样决定来香港。沪馆本来请张契尼来，约他在沪馆做二个星期，弄熟了即来。岂知后来发觉张兄非但有一位张太太，而这位张太太正在生产一位小张先生，而港馆又急需人工作。于是杨先生征询我们的意见，蒋定本兄，张美余兄，我。一一 testify之后，大家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结果形成僵局。
美余兄有太太孩子在宁波，到香港相隔太远，只有我与定本兄两个人够格。看天下大势，非我们两者之一去港不可。于是我写信两封徽询别人的意见。爸爸回信说：「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另一位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于是我把这一位的意思，转达杨历樵先生，表示我希望去一个短期。杨先生转达许君远先生，许先生转达王芸生先生。一一通过。王先生对我说：「你去半年再说！」于是我决定到香港了。
到香港之前，家里去了一次，南京去了一次，杭州去了两次。这即是君维兄所谓「别凤记」也。廿七日送我到上海，替我理行李，送我上飞机。临别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廿九日馆中同事替饯行。尹任先生替我买飞机票极为努力。卅日早晨即起飞，本来预定计划四月一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早说。」
在南京路报馆中喝酒时，翁世勤兄匆匆赶到，特别介绍一件香港我决不敢去尝试的「高等谈话」。
到了香港，来接我的人没有遇到，向同机而来的潘公弼先生借了十元港币才到报馆。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诸兄午餐接风。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要想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先生说昨晚即排好了我今天的Programme，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这种「阴谋」只好接受。
港馆情形一切简陋，自然意想中事，略举一二：
1、办公室一小间，大概同沪馆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晚上编辑部自然不必说起。而我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原来午夜十二时吃稀饭，几碟榨菜、卤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放放也。
2、宿舍在后面山上，我睡在四层楼的走廊上。中午十二时必须起来，自己固然饭可以不吃，但别人要坐在你的床上吃饭。胡政之先生每天必轻手轻脚经过我床边到盥洗室，其实我大都是老早醒了。
3、人手不足，没有休息日子，好在我在香港，没有休息也不要紧。
香港人读报标准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某次吃饭时马先生谈起，有某香港友人对他说：「你们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又一次倒也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先生受宠若惊，大喜之下，；连忙问什么新闻，他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
香港用港币。寄信一封，邮资六角（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看电影一场三元五角（等于廿八万元），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已有不胜负担之苦。其他则客饭二元八角（廿二万元），理发三元（廿四万元），余类推。
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二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听便宜，算成国币，也未见得。
香港有恤衫（衬衫），有领呔（领带），有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一般报上有一整版刊登当天粤曲广播的唱词，试抄今天的节日为：深吻妾朱唇，西江西水向东流，夜盗美人归，西厢记酬简......。广告上说「平到你笑，靓到你饶叫。」
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大家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等等......上海同事，如已结婚而小孩不多，或小孩虽多而放在宁波，汇钱回去者，实在来香港的好。因为香港赚钱香港用，不如上海。香港赚钱汇到宁波，比上海好得多也。又如定本兄令妹还没有给你介绍妥当，君维兄的爱人出了什么变卦（请勿生气），则香港小姐似比上海大方。
又附告，李侠文兄中奖之后，喜气洋洋，常买面包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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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PK金庸小说是“关公战秦琼”？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今天

▲《倚天屠龙记》插画，董培新绘，特此致谢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岁末年初，“黑江湖”登载了两篇《水浒传》对比金庸小说的文章，包括《<水浒传>比金庸武侠小说强在哪儿?》（《水浒传》比金庸武侠小说强在哪儿?）、《这三点，<水浒传>强于金庸武侠小说》（这三点，《水浒传》强于金庸武侠小说），综合起来，从精细、真实和江湖阅历、人性刻画、历史视角等方面来讨论《水浒传》的技高一筹。



正巧刚刚读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传》和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略有所感，汇总一下，以做商榷。





“水”“金”先是天时之争



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相比较，难免会有“薄厚”之见，要么厚古薄今，要么就反过来。对比起来，其实二者的优势劣势是相生相克的，主要体现在天时方面。



《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跻身经典文学殿堂更为久远，即便刚问世的时候还不受主流文学、文人文学待见，认为是引车卖浆之流的格调，但现在的经典地位无法撼动。



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也遭遇过同等待遇，市场大但不入流，逐步被学界另眼相待也是进入九十年代，算来也不过三十年光景，用新秀去碰老江湖，底气上就弱了三分。



但放到武侠小说的历史进程中，金庸小说有后发优势，可以吸纳《水浒传》的文学、文化养分。从水浒开始，到《三侠五义》再到旧派武侠小说直至新派武侠小说，其实一脉相承，比如《天龙八部》的叙事结构就和《水浒传》很相似，甚至萧峰和康敏的关系设定也和武松、潘金莲的叔嫂关系如出一辙。



所以，无论怎样对比都很难公平。文学作品既是历史的产物，有其源流血脉；也是时代的产物，有其范式特征。



将《水浒传》放到当代，李逵的杀人如麻、爱吃人肉会引起不适，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好汉，而宋江的一心招安以全忠义也让人觉得不爽。而将《倚天屠龙记》放到元末明初，蒙古郡主会超越种族爱上汉族小伙，江湖侠客对皇帝不放在眼里，在当时都是无法想象的。说到底，不同时代，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设定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选择我们觉得何必如此。



所以，对比无法绕开时代性因素，不然就会缘木求鱼。





“水”之短和“金”之长



而用到江湖阅历、人性刻画、历史视角三个元素来看。《水浒传》里的“江湖”主要集中在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和山林（燕青归隐之地），和后来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不是一回事，好汉和侠客也不是一回事。



武侠小说的流变，是侠客生活场域、人物形象、技能智慧的丰富化，《水浒传》前半部还有武侠小说的影子，但除了鲁智深、石秀等人，其他人很难看得出是在行侠仗义，而且武力值大多还停留在《三国演义》的单体大战层面，到了排座次之后就和《猫头鹰传》《说岳全传》等英雄传奇小说一样了，在当时读来固然过瘾，现在就很憋屈了。



《水浒传》写人很高超，虽然不可能一百零八个好汉面面俱到，但主要人物的刻画都是入木三分的，不雷同重复，一环扣一环，煞是好看。



若论人性刻画，《水浒传》还集中在善恶、强弱的二元模式，在没有心理学这些词汇的时代，若论层次性、丰富性自然和当下无法比拟，但在当时已是登峰造极。而吸吮着中外哲学、心理学经典的金庸写出了像《连城诀》这样的人性大作，既是个人所学所观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至于历史视角，金庸小说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从汉族正统观念到不执念于正统观念，本身就是历史视野的不断拓展。从乾隆非要承认自己是汉族到韦小宝的父亲可以任何一个民族，这是质的飞跃。



而历史也是金庸的兴趣所在，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场景：北京大学是以新闻传媒专业的身份聘请他，北大学生希望他讲小说，而他讲的是历史。即便不是史学专家，金庸深耕于此，热情始终不减。若论历史视角，《水浒传》中征大辽、打方腊就显得局气了，读了有扼腕之感。



因此，江湖阅历、人性刻画、历史视角来做比，恰是以《水浒传》的天时之短来比金庸小说的天时之长，难以自洽，容易吃亏。





“水”之长和“金”之短



而从精细和真实两个方面做比，正好颠倒过来，是以长比短。



谈到精细，作为连载起家的武侠小说，就比从话本衍生而来的《水浒传》要粗糙许多，水浒故事不是到了元代才有，而是在宋代就已有之，开始只是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群像，很粗线条，除了宋江，其他人连名号都没有，后来才逐步增加人数、配备了名号。



而《水浒传》成书之后，也经历了各种版本的流变，经过了增删修改的历程，所以才有简本、繁本之分，有70回本、100回本、120回本等不同篇幅的版本。流传至今，即便有这样多的参与助力，漏洞也不是没有。按照刘世德的分析，比如武松从柴进家沧州返乡打虎的路线，阳谷县和清河县是颠倒的，这一点到了《金瓶梅》中才得到改正。



至于金庸小说，从连载版到修订版再到新修版，本身也是填补连载漏洞的过程，连载的好处是变现快，坏处就是漏洞多。



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和不断修订分不开，不然情节连贯、逻辑通畅都做不到，怎会受到学界青睐。在精细层面先天就有不足，后天虽有弥补，而且产量又大，在武侠小说家中固然是独一份，但要是放到经典文学之列，确实还有不及。



只是，将精细拆开，论“精”虽有不足，论细节的力量，金庸小说倒不遑多让，打动人的细节在他的每部小说中都俯仰皆是。这既得益于文学技法的进步，也是金庸慧心妙笔所致。



而谈到真实，主要是从武侠之“武”说起。金庸小说的“武”绝对没有《水浒传》接地气，毕竟在水浒世界的设定里，更接近人的体力，即便有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打虎的超人情节，也极具写实的感染力。



而金庸小说经过了英雄传奇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和旧派武侠小说的演变，在武的方面放大了毒药、暗器、内功等多项技能，属于高武设定，这是发展的一个应然结果，而不该被扣上“不真实”的帽子。



如果非要纠结于物理世界的真实，那么《水浒传》中的神魔设定也是脱离实际的，罗真人、公孙胜等人拿到金庸小说里也是灭霸一样的存在，打个响指就会日月无光，即便是日月神教的两任教主联手，也不是对手。



从这个层面讨论真实，就是拿《老残游记》的标准来看《西游记》，或者拿《水浒传》后半部的情节来对比《封神演义》，那后者就是离谱了。



如果论起生活层面的真实，水浒英雄有生计之困，金庸小说没有烟火气。为钱发愁可以是杨志，可以是秦琼，但不一定非要是杨过、令狐冲。因为他们生活的场域不同，水浒英雄的江湖是被迫流落的，而江湖之地只能是啸聚的绿林或归隐的山林，只有强盗和隐士两种选择，而且都出于生存所需。



杨过、令狐冲则生活在脱离庙堂意义的法外江湖，谋生吃饭不是第一位的问题（或者根本不是个问题）。



对于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而言，江湖既不是打家劫舍的山林，也不是有田有房的山林，更不是开馆收费的武林，而是脱离了形而下需求的想象空间，提供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审美想象，纠结于物价、房价就跑偏了。



农耕时代和都市社会的想象力自然是不同的，一个是为吃穿发愁，一个已经解决温饱，闯荡江湖的方式和目的自然也就不同了。



因此，我觉得需用流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尤其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做静态对比是有失公允和要领的，可以求同存异，大可不必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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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自杀？他们又为什么杀人？
原创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今天
这是我给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很长，也比较严肃，没有段子，没有玩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读完，但我还是要发出来，因为这是有我真实关注的一些东西。



01 狐狸司马迁



中国历史学家里头，司马迁是独一无二的。他跟谁都不一样。

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史记》的体例，但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抛弃了司马迁。历史学家们遵循的是班固的路线，关注的是：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呢，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呢，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呢。从《汉书》到《清史稿》，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



可司马迁不一样。这有点像伯林说的“狐狸和刺猬”的区分。班固他们是刺猬，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

中国的史家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物。反而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精神世界更接近。

他们是天生的同一类人。


很多人都说过“太史公好奇”，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兴趣广泛，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事物。所以他写的有些故事，不是很可信，太戏剧化了。像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为了制造戏剧冲突，甚至连时间线都被打乱。这就是司马迁的个性。他就是喜欢描写张扬的人性，描写尖锐的戏剧冲突，描写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
《史记》里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希腊悲剧，既悲怆又迷人。那些文字里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


后来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因为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属于新的时代。
新时代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02 他们为什么自杀？



《史记》中很多人物都有一种果敢刚烈的精神，这跟我们说的“勇敢无畏”还不太一样。后世也有勇敢的人，但他们做起事来，不会是那个样子。
比如说《田儋列传》。


田儋有个堂弟叫田横。楚汉相争的时候，田横做过齐国的丞相，和刘邦打过仗。后来齐国被灭掉了，刘邦建立了汉朝。田横怎么办呢？他就带着五百个手下逃入大海，住在一个荒岛上。

刘邦听说了，就派人召见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候耳；不来，且举兵加诛杀焉。”田横就带着两个门客离开小岛，朝见刘邦。
到了离洛阳城三十里的地方，田横不走了。

他对两个门客说，以前和我刘邦平起平坐，现在他是天子，我是逃亡的犯人，要去朝拜他。这太耻辱了。皇帝想见我，无非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现在我们离洛阳只有三十里。你们砍下我的头带给皇帝看吧。

说完他就自杀了。



两个门客就把田横的脑袋带给刘邦看。刘邦事情做的也很漂亮。他用王者的礼仪给田横下葬，还封两个门客为都尉。可是这两个门客偏偏不肯苟活。他们到了田横墓前，也自杀了。

刘邦听说这件事以后很吃惊，派人到海岛上召集田横的门客。结果使者到地方一看，那五百人已经全部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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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横五百士

这件事非常壮烈，但这种壮烈不同于我们说的 “勇敢”、“不怕死”。中国出过很多勇士。有的奋猛杀敌，战死到最后一人，有的被俘后拒不投降，慷慨赴死。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诞，他几百名手下被俘虏后，没有一个人投降。这些人说：“为诸葛公死，不恨。”最后全被杀掉了。对这种勇敢，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牵涉到道德抉择。人被逼到了道德绝境中，没办法，只能选择死亡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呢？

他们一听田横的死信，就在海岛集体自杀。这在后人看来，这虽然也值得赞美，但多少显得有点突兀，不好解释。


03 他又为什么自杀？


还有一些死亡更难解释。我们可以看看《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窃虎符、杀晋鄙、夺兵救赵，我们小时候在课文里都学过。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人物叫侯赢。他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击杀晋鄙的壮士朱亥，也是他推荐给信陵君的。信陵君带着朱亥出发的时候，侯赢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到时候他真的抹脖子自杀了。
这种自杀很有冲击力。但这是为了什么？
侯赢没有面临任何道德困境，他自杀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帮助。他就是那么随意地死掉了。


后代文人读到侯赢自杀的时候很感动，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件事。明朝的李贽就写过一首赞美侯赢说“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可侯赢为什么要迎风刎颈呢？李贽想来想去，找出一个理由，说侯赢自杀是为了激励朱亥：看看我命都不要了，你还不好好干？
这是胡说。从上下文来，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李贽这么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大家已经不能理解侯赢的动机了。在李贽生活的时代，烈士自杀当然很崇高，但是这种崇高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而在侯赢身上，李贽看不出这个理由。他只能替侯赢编了一个出来。


其实无论是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还是侯赢，他们自杀都不需要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他们是在做一种戏剧表演，或者说一种盛大的祭祀，而祭品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空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一个旅游胜地，又美丽又安适。可是在1906年，这里发生过一起非常可怕的惨剧。



当时，荷兰军队开进了巴厘岛首都登巴萨，直逼王宫。就在这个时候，从王宫里涌出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领头的是巴厘王，跟在后面的是很多僧侣和贵族。荷兰军队以为他们是来谈判的，可是这些人却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自杀。
头一个死掉的就是巴厘王。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下了。他们就这样当着荷兰人的面，把自己屠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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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贵族的集体自杀

对这么惨烈的举动，我们很难理解，可是当年荒岛上的五百壮士也许能够理解。


这种行为是勇敢的，也是质拙的。在一个成熟而世故的文明里，人们会权衡得失，会臧否道德，会寻觅逻辑，就像李贽做的那样。他们可以勇敢，但不会如此质拙的勇敢。
只有当文明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那种躁动的力量才会驱使人们用自己的血去充当戏剧中的道具，充当祭祀中的祭品。这些勇敢而质拙的人，用生命去表达鄙视，表达愤怒，表达忠诚。
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只是表达。


司马迁还能在精神上触碰这种奇异的勇气，而后来的史家们基本都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时代变迁造成了巨大的隔膜。



04 他又为什么杀人？


除了质拙之外，《史记》里面，人们的勇气还有一种维度，那就是自由。


在先秦时代，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人们有很多观念，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人世间，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
权力的话语、公域的话语、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但还不够强壮，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私域的话语、血性的话语。


我们可以拿《伍子胥列传》做例子。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楚平王杀掉了他的父兄，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当了领路党，带着吴国军队攻陷自己的祖国。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
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他说伍子胥是“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


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


至于《刺客列传》，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刺客列传》总共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其中聂政就引发过很大争议，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是混蛋。

明代的黄洪宪骂得最狠。他说：司马迁传刺客凡五人，专诸为下，聂政为最下，夫丈夫之身所系亦大矣，聂政德严仲子百金之惠，既以身许之。且侠累与仲子非有杀君父之仇，特以争宠不平小嫌耳……自裂其面、毁其体，以为勇乎？以为义乎？此与羊豕之货屠为肉何异！”

聂政简直就是形同猪狗了。


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
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害怕侠累整死他，就抢先一步，想雇凶杀人。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大家都说他很勇敢，很厉害，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严仲子跑到齐国，恭恭敬敬上门拜访，还“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当然，所谓“为聂政母寿”就是一种说话技巧：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妈的！但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所以不肯接受。
严仲子就说实话了：“我有仇人。”
聂政回答说：“我母亲还在，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
过了一阵，聂政母亲死了。他去找严仲子，说：现在可以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到了韩国。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不用化妆，也不用献图。他直接找到相府，二话不说就杀进去，一直杀进大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周围的卫士也被聂政杀了好几十。这种武功真是高得不可思议。
到最后，聂政把自己毁容，挖出眼睛，然后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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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完了。那么就来了一个关键问题：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



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说：严仲子是贵族，我是个屠夫，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我要报答他，替他杀人！
在后人看来，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


我们可以拿另一篇文章跟聂政对比一下，那就是《聊斋志异》里的《田七郎》。《田七郎》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情节和聂政传颇为想象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受了《刺客列传》的启发。但《田七郎》用了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武承休是如何如何受冤屈，所以田七郎替他杀人是道德的，是正义的。
可司马迁倒好，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甚至都懒得交代。谁对谁错，根本就没关系。在《刺客列传》里，聂政的态度很简单：

你对我好，我就替你杀人报仇！其他的跟我无关。


所以黄洪宪瞧不上聂政。其实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也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也驯化了我们。可是在《刺客列传》的世界里，人们还没有被驯化，在聂政看来，个人之间的“情义”比什么都重要。“情义”就是最大的正义。
你对我好，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至于你的是非曲直，道德与否，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05 等级和独立



《史记》里的刺客们还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他们认为人分等级，有高低贵贱。

聂政去杀人的理由，就是“人家是公卿，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
《魏公子列传》里侯赢也是如此：人家是魏国公子，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我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


现代人对这种想法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在贵族时代里，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人们的身份等级有着严格的界定。人们不由自主会有这种观念。后来，大一统帝国兴起以，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


刺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虽然认可等级，但也拥有独立人格。

我可以对你忠诚，可以为你舍弃生命，可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用你的“情义”来交换的。你对我好，我才会为你而死。
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严仲子恭敬一下，聂政就要拿命去换，付出完全不对等。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奴隶无法和主人做交换，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
这就像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大家说这反映了孟子的先进思想，其实并非如此。这不是孟子的个人思想，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当时，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但是，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忠诚再也不需要条件。


06 帝国时代


司马迁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际。在理智上，他拥护大一统帝国，认为它带来了秩序和繁荣。但是在情感上，他更偏爱旧时代的精神。他喜欢那种张扬，那种独立，那种自由。而在他之后的史家，对旧时代的精神越来越隔膜，也越来越不接受。


比如说司马迁还写了一篇《游侠列传》。不过他所说的游侠，不是郭靖、萧峰那种，而更像上海滩的杜月笙。这些“游侠”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公权力有一种隐隐的对抗。司马迁对此很欣赏。
但是班固就很厌恶这些人物。他也写了一篇《游侠列传》，痛斥他们“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实在是罪不容诛。对照这两篇《游侠列传》，我们就能看到主流观念的变迁，看到帝国时代的降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史记》既是对新时代的预示，也是对旧时代的挽歌。


那么《史记》里那种刚健质拙的精神有没有消亡？

当然也没有。它们仍然潜伏在社会之中，只不过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
这种精神有非常美好的一面。它重然诺，轻生死，召唤着人们的雄武之气，也召唤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中，它给人挖开一个可供自由呼吸的缝隙。
但是，它也是原始的、野性的。它是“情义”对道德的无视，血性对逻辑的无视，私域对公域的无视。

任何文明走向成熟的时候，都会打压这种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文明是一种驯化，而这种精神就是它的驯化对象之一。只不过，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驯化这种精神，又要把它驯化到什么程度？


《汉书》之后的正史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用大一统帝国的力量，把它逐步驯化到温良乖巧的程度。这就是《史记》之后的真实历史，而我相信，司马迁对此一定是厌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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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一场"悲剧"。无意垄断"悲剧"的释义权，仅仅用文学里的悲剧做对照，尤其用悲剧的最初面孔希腊悲剧做对照，悲剧通常具有某种必然性，有不可避免的特质，俄狄浦斯是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悲剧的肇事者是命运，神明，自然，悲剧是某种不可抗的超然性碾碎了人的道德勇气和强健行动力，或是在悲剧里，一种道德勇气竟与另一种道德勇气不可相容，英勇的阿喀琉斯杀死了同样英勇的赫克托尔。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2-14 20: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2-16 17:26 编辑

胡一刀



韦小宝解读





　　一、韦小宝之前世今生



　　作为文学人物，韦小宝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然是个异数，怎么让他，一个妓院出身的小无赖，成了风云际会的主人公？我曾说韦小宝有贾宝玉的影子，但那只限于男女关系方面；论社会身份，论形象气质，最与韦小宝相近的，是阿Ｑ。



　　阿Ｑ的姓名、籍贯乃至经历都不清楚，"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Ｑiou"；韦小宝也差不多，"……这小孩生于妓院之中，母亲叫做韦春花，父亲是谁，连他母亲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宝，也从来无人问他姓氏。"他们都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即土地庙）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韦小宝呢，"……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个赏钱"。



　　他们都不识字。但平生都签过一次名：阿Ｑ在杀头前画了个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韦小宝倒比阿Ｑ强多了，在与罗刹国（俄罗斯）签定《尼布楚条约》时，他写出个"小"字，"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的竖将下来。……'你瞧这个字，一只雀儿两个蛋，可不是那话儿吗？'"



　　都好赌。



　　都无赖。阿Ｑ欺负小尼姑，韦小宝纠缠尼姑（九难）的徒弟（阿珂）。



　　打架多打不过别人。每逢这时，阿Ｑ就在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韦小宝给梦中情人阿珂刺了一剑，他的反应跟阿Ｑ异曲同工："啊哟，谋杀亲夫……"



　　阿Ｑ就是韦小宝的前世啊。



　　他们的不同，在于性格，尤在于命运和结局。



　　阿Ｑ是乡下人，没见过多少世面，韦小宝生长国际大都市，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阿Ｑ脑袋一团浆糊，韦小宝机警百变；阿Ｑ胆小如鼠，"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韦小宝虽怕死，倒是胆大包天，一偷再偷《四十二章经》。



　　阿Ｑ只能在土谷祠里幻想革命，意淫未庄众佳丽："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韦小宝却在扬州丽春院里跟洪夫人、方怡、沐剑屏、双儿、曾柔、阿珂和假太后七女大被同眠，春色无边。



　　阿Ｑ欲革命而不可得，而韦小宝身为"革命党"（天地会）高干，最后却"告别革命"--既因为与康熙的情谊，也因为自己的活命享受，不愿意反清复明。



　　最后，阿Ｑ被当作强盗的替罪羊冤杀，韦小宝却诈死退出江湖，想必一世吃喝嫖赌，逍遥自在。



　　总之，前世的阿Ｑ是悲剧，今生的韦小宝是喜剧，韦小宝可谓阿Ｑ的颠倒版、成功版、狂欢版……《鹿鼎记》不也是一部武侠化的《反阿Ｑ正传》吗？



　　阿Ｑ的形象集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金庸在《韦小宝这家伙》中也说："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不过，阿Ｑ太萎琐，韦小宝又太可爱，须将这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最著名的形象合而为一，才庶几近乎典型的中国人。



　　二、韦小宝的床上借口



　　前一阵不时看电视《小宝与康熙》。"杀龟大会"一节，众豪杰大呼小叫，信口开河，竟有人提议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抓来（其实陈园园本就是鸡），不禁哑然失笑。翻检《鹿鼎记》原著对照，这倒不是电视剧乱编的，小说原作：



　　有人说道：将陈圆圆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



　　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Ｑ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私欲，是阿Ｑ式的庸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的道德安全套了！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在床上，本无法做爱国的事，只适合做爱做的事。



　　三、金庸与韦小宝



　　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他们的大师地位，虽未盖棺，已可论定。史家余英时远隔大洋，罗大佑也在海峡对岸，唯有金庸，本近在香港，近时更在大陆频频现身。



　　金庸自1948年南下，风云际会四十余年，一手论武，一手论政，两手都够硬，在文学史与新闻史上皆成就不朽之业。1972年封笔，迄今近三十年，声名不坠，且愈益显赫。金庸小说作为文学已成经典，金庸作为人物亦已进入历史，古龙已死，谁与争锋？或谓金庸花钱请人将《鹿鼎记》译为外文，有心染指诺贝尔奖，其实这也属多此一举，金庸大名满天下，又何待于西方人的加冕？



　　有名，有利，有最多拥趸的支持，有最高学府的承认，一切都完满无缺。所可惜者，身为多寿多金的社会贤达，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进，政见每多保守。金庸没有像笔下的令狐冲和韦小宝那样退出江湖，他接受北大名誉博士，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作电视演讲，几度亲临央视《笑傲江湖》剧组……"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但这还无可厚非。此次金庸在中山大学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演讲，其中说："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这也不算错。可他又说："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但要等到势力强大时再讲侠义精神，那还算什么侠义精神呢？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不都是在势单力薄的情形下挺身而出的吗？打不赢就开溜，打得赢就狠揍，这不明明是韦小宝的江湖哲学吗？前些时候金庸还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少年要学郭靖郭大侠，不要学小宝小流氓，现在怎么又建议我们在国之大事上学小混混了呢？在国际关系上看菜吃饭，戒急用忍，没有什么不对，但这只是政治现实主义，与侠义精神无关。



　　金庸曾在令狐冲身上寄寓了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在华山朝阳峰上，任我行大兵压境之际，令狐冲不仅不同意让恒山派并入日月神教，更拒绝了神教第二把手的高位，既不为权势所屈，亦不为权势所惑。金庸本人去令狐冲可谓远矣。早在80年代末，香港已有人评论金庸："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包括对待权力的诱惑。"可见富贵不能淫，尤难于威武不能屈。令狐冲只是理想，金庸才是现实，笑傲江湖只是理想，揖让侯门才是现实，这是世事人情的无奈。



　　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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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
李恭忠 叙拉古之惑 今天
内容提要：从民间文化的语境来看，与其说天地会的起源传说是一种关于清初反满斗争的记载或影射，还不如说是一种另类的“义士蒙冤”叙事。跟近世以来大众文化中常规的“小民蒙冤”和正统的“忠臣蒙冤”叙事不同，“义士蒙冤”叙事容许甚至公开倡导对来自庙堂的巨大不公进行复仇性的抗争。这种抗争逻辑采用了大众文艺的戏剧化叙事结构，虽然染上了传统族类观念的色彩，但却深嵌于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天命意识形态之中，下层抗争的正当性由此在形式上得到了主张。这一抗争逻辑的要义并非复仇申冤，亦非“权利”意识的伸张。“顺天行道”这一口号体现了对于皇权的想象性竞逐，天地会在日常社会生活层面则沦为一种内外有别的集团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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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学衡社会史丛书)
作者：〔荷〕田海（Barred,Ter,Haar）

京东




      对于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起源传说，学术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其一，从19世纪中期的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开始，许多研究者都将其视为史实的记载或者影射，表明天地会确实起源于清初的抗清斗争。①其二，20世纪中期以来，蔡少卿等一批学者基于翔实的档案资料研究，认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中期，主要是以游民为主的下层群体的互助组织，起源传说只是一种神话或者附会。②后一种理解渐占上风，但起源传说的魅力尚存，一些学者依然相信有可能并继续努力从中寻找关于天地会真实历史起源的信息。③



      那么，天地会的起源传说究竟表达了什么内涵？这就涉及了方法问题：是像对待古典式精英文化文本那样，进行细致的典故考释或者微言大义的阐发；还是跳出“隐射推求”的方法窠臼，④基于民间文化的语境和大众心态的理路，去探寻其中的奥秘？从施列格开始的许多研究者显然倾向于前一种思路，尽管他们已经注意到天地会与民间文化的关系。⑤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尝试在更广泛的大众文化视野下理解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佐藤公彦注意到天地会起源传说与罗教、青帮和八卦教始祖传说在结构上的相似性；⑥在此基础上，田海(Barend J.Ter Harr)将这种叙事结构的核心情节称为“失却天恩”(“fall from grace” plot)，进一步分析它如何为边缘群体创造一种合乎情理的认同。⑦孙中山曾经提及传统戏剧对天地会的影响，⑧循此思路，田仲一成揭示了天地会结会仪式及相关诗文对白与民间演剧特别是《安邦定国志》之间的密切关系。⑨孔祥涛也从罗教和八卦教始祖传说中看到了天地会起源传说的原型，认为天地会受到民间戏剧和传奇小说影响，采用戏曲中的“昏(君)奸(臣)与功(臣)”结构来创作自己的起源传说，作为“酬谢”和娱悦会众的工具。⑩周育民认为，天地会起源传说采用了“一套广义的儒家话语系统，忠义的道德观念和天命观念是其两个中心”(11)。



      承接上述学术脉络，本文聚焦于蒙冤这一叙事母题，以期揭示天地会起源传说背后的逻辑内核及其反映的大众心态。基于对各个版本的起源传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要素的细致梳理，本文将这类传说视为一种另类的义士蒙冤叙事，将它与近世以来流行性大众文艺中常规的“小民蒙冤”叙事和正统的“忠臣蒙冤”叙事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天地会起源传说如何采用戏剧化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下层抗争的伦理逻辑。文章并结合天地会的“顺天行道”口号，进一步分析其实质诉求、实际行为与伦理表象之间的背离。期望这种回归民间文化语境的探讨，能够达致对于天地会历史和传说的更准确理解，并有助于反观民间文化、大众心态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一、立功—蒙冤的叙事结构



      天地会的起源传说见于内部流传的秘密文书，一般称为“会簿”。学术界使用较多的会簿目前均已出版，主要有下面几种。最早的姚大羔会簿查获于1810年，但一直深藏于清宫档案中，1960年代初首先由蔡少卿重新发现于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0年全文收入秦宝琦主持编辑出版的清宫档案资料集《天地会》第一册，由此逐渐为学界所知。1985年，广西田林县发现一部会簿，据整理者分析，其形成时间不晚于1828年。(12)其余几种会簿的形成时间更晚，但由于发现、刊布时间更早，在学界的影响更大。施列格在1866年出版的著作中利用了一部从东南亚华人会党中查获的完整会簿，并将它译成英文。(13)这部会簿全本现藏于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据田海研究，其形成年代不晚于1842年。(14)1933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征集到一部会簿，次年公开刊布。(15)据罗尔纲晚年回忆，原收藏者曾对贵县修志局局长龚政说，这份会簿是在同治三年(1864)贵县天地会首领黄鼎凤牺牲后埋藏起来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县天地会响应李立廷起义，曾经将它取出用于拜会，失败后又重新埋回地下。(16)1935年，萧一山将他从大英博物馆辑录的天地会文书汇编出版，其中有关起源传说的内容主要见于《西鲁序》和《西鲁叙事》，前者来自于Oriental 8207D，后者来自于Oriental 2239。田海考察了这些原始文书的获得、装箱、保管情况和具体内容，认为这两部分资料的形成时间分别不晚于1853、1864年。(17)1936年，罗汉(罗香林)将一部家藏天地会会簿予以刊布，(18)后来通称守先阁本，其确切形成年代未知。对于这些版本，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比对具体细节，以便判定版本先后或者哪个版本更接近原始会簿，(19)本文则试图从歧异的具体细节背后整理出共同的叙事模式。



      姚大羔本记载的起源传说原文如下：



      (0)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1)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2)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鉎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囸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等打得胜鼓回朝。(3)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4)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5)一十八人，走越四年。(6)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20)。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7)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8)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傅(傅)为大哥。(9)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少(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10)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五子，即日分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21)



      其余各个版本的起源传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与姚大羔本大体相同，只是具体细节各有差异，详见表1，此不赘述。



      



      从细节内容来看，类似于顾颉刚的著名说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22)，时间越往后的版本，故事的情节越丰富、越具体。各个版本的故事，具体情节各有歧异，不过基本呈现了共同的情节结构：边关危机，僧人出征；功成身退，蒙冤遇害；逃亡遇救，天降启示；首次结拜，二次血盟；首领战死，兄弟分散。这些情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其中，蒙冤遇害、绝处逢生、血盟抗争这几处情节，尤其充满紧张感。



      故事展开过程中，“复明”只是一个隐约的背景。明室后裔的渊源和形象值得留意。如果着眼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内涵，那么他就是“复明”的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可是，只有早期的两部会簿以明朝灭亡、遗下太子作为故事的序幕，似乎暗示着天地会的缘起与朱明王朝之间有着某种渊源。但后来的会簿却断然放弃这一序幕，意味着天地会的缘起跟朱明王朝之间无需有何瓜葛。各个版本的起源传说中，明室后裔的形象全都语焉不详，身份、姓名、称谓，说法各异。他对于天地会的创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是在结拜时才突然现身。尤其是他的最终去向，除了最早的姚大羔版本以外，后来的其他版本当中，要么明确说他不见了，要么说他饿死或者自刎而死，要么干脆莫名其妙地不加提及。这样，创会大哥万云龙已死，形象模糊的太子又已离场，从象征意义上说，从此以后，尽管“反清复明”的旗号依然高扬，但各地天地会的组织和活动实质上都与政治意义上的“复明”没有多大关系。另外，被一些学者视为影射明朝遗老陈永华、从而暗喻抗清宗旨的陈近南，(23)在早期的两个版本中根本没有出现。在后来的版本中出现时，他的背景和参与原因则是：“当日在清朝翰林院出身，兵部大堂之职，因奸臣太多，是以辞官不做，往白鹤洞中修道。今闻诸君举事，特来相助，锄奸雪恨，报当日之仇。”(24)这样的理由，跟“复明”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细节提醒读者，天地会起源传说虽然表达了针对现行权力体系的鲜明抗争姿态，但这种抗争背后的逻辑却并不一定就是民族主义，(25)还可从更加一般性的文化传统中去进一步探究。

二、蒙冤—抗争的伦理逻辑



      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蒙冤”是整个故事的题眼。由此，可以将天地会起源传说视为一种蒙冤叙事，将它与别的蒙冤叙事进行比较，从“蒙冤”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复杂意蕴出发，去探寻天地会鲜明抗争姿态背后的深层伦理逻辑。



      近世以来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中涌现了众多蒙冤故事，除了以《窦娥冤》为代表的元杂剧、戏曲，还有明清时期蔚为壮观的公案、侠义小说等。这些作品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一直受到持续关注，近二十余年来，已有学者突破文学艺术研究的通常范式，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视角出发，聚焦于“报冤”或者“伸冤”主题，去深入发掘这类故事背后更加复杂的社会心态、司法运行和法律观念。(26)有学者研究过这类故事的内容结构，发现它们一般都包含“蒙冤—平冤”的情节：作为故事主角的蒙冤者，多为下层群体、小民百姓；冤屈的制造者则较为多样，既可能是豪门权贵、贪官污吏，也可能是豪强恶霸、地痞无赖；冤屈的处理，既可能是清官的平反，也可能是好汉的行侠仗义。(27)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故事的主题内涵，都是只反恶官、坏人，不反皇帝。即使是水浒故事中的梁山好汉，一度采取了暴力抗争的手段，但最后还是接受朝廷招安，“王法”的权威由此得到彰明。总体而言，这类故事可以被视为一种常规类型的蒙冤叙事，即“小民蒙冤”。



      如将视野进一步扩大，还可在近世以来的大众文化中观察到另外两种蒙冤叙事，即正统的“忠臣蒙冤”和另类的“义士蒙冤”。这两类蒙冤叙事与常规类型的小民蒙冤叙事的区别在于：(1)故事的主角更加特别，不是普通人物、小民百姓，而是具有非常能力、为朝廷立过重大功勋的特殊人物；(2)故事背景更加宏大，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无端蒙冤，而是为国解危之后含冤受害；(3)冤屈制造者层次更高，不是寻常恶官坏人，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及其亲信大臣；(4)由此，故事的锋芒所指也更加令人瞩目，不是宽泛指向官吏或者社会之恶，而是具体指向至高皇权之恶。但忠臣蒙冤叙事和义士蒙冤叙事又有所不同：一是故事的主角，前者为体制内的忠臣高官，后者为体制外的义士；二是故事的结尾和行为导向，前者为昭雪和尽忠，后者则是背离朝廷和抗争；三是传播范围，前者借助于大众文艺得到公开、大范围的传播，后者则受制于独特的行为导向，只能以秘密方式在以游民为主的下层群体中得到传播和使用。因此，如果说“忠臣蒙冤”是一种正统的蒙冤叙事，那么“义士蒙冤”就是一种另类的蒙冤叙事。



      忠臣蒙冤叙事的绝佳样本，就是以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为载体、明清以来广为流行的岳家将、猫头鹰故事。(28)这种叙事的基本情节包括：朝廷有难，忠臣立功，奸臣陷害，昏君不察，忠臣蒙冤。岳飞冤死多年以后最终得到平反，《宋史·岳飞传》对此有明确记载，且为其连发感叹：“呜呼冤哉！呜呼冤哉！”(29)而小说中则添加了秦桧死后被打入地狱受罚的情节。猫头鹰故事的主体情节跟岳家将故事颇为相似：杨家世代镇守边关，屡次为朝廷立下大功，却因为昏君奸臣屡次蒙冤受害。结局之处略有差异。鉴于奸臣当道，儿子杨怀玉提议辞官隐居，老父亲杨文广不答应：“吾家世代忠贞，勿至于我身作此不义之事，玷辱家门。”最终，杨怀玉四兄弟痛感“朝廷负臣”，“朝廷听信谗言，我等屡屡被害，辅之何益？”于是瞒着病重的父亲，私自杀死奸臣仇人，然后举家逃上太行山隐居。但他的立场很清楚，并且也希望别人、后人知道，杨家是“忠臣退隐岩穴，而非叛乱贼臣，不归王化”(30)。私下抗争后脱离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于庙堂体系的“疏离”。这类蒙冤叙事直指最高皇权本身作恶的可能性。《说岳全传》以如下诗文结束：“奸佞立朝千古恨，元戎谁与立奇功。”(31)《杨家府演义》临近结尾处也有如下诗文：“屡朝宰相三更梦，历代君臣一局棋。”(32)不过总体而言，整个故事依然体现了鲜明的忠君主题，不出正统意识形态的范围。



      义士蒙冤叙事则以天地会起源传说为代表，其冲突之紧张、姿态之激烈，前文已有介绍。此外，晚清民国时期在华北一些民间教派中流传的李廷玉传说，亦可归入此一类型。据孔祥涛研究，这种传说大约嘉庆年间即已在离卦教内出现。(33)故事大意如下：顺治年间，吴三桂造反，清廷不敌，李廷玉师徒应募出征，用法术使吴三桂退兵，回来后继续传道，影响很大；但后来李廷玉一名徒弟得罪朝中奸臣，他们诬陷八卦教是邪教，有谋反之心，说服康熙帝设下毒酒宴，毒死师徒八人，仅剩一名郜姓弟子逃脱。(34)据另一个版本，李廷玉临死前还说过，二百多年后自己仍将转世，推翻清朝，灭尽恶人，执掌乾坤。(35)这种叙事的基本情节跟忠臣蒙冤叙事有许多相同之处，即国难、立功、奸臣、昏君、蒙冤。但它表达的是一种“抗争”取向：作为原本就身处权力体系之外的人，特别是下层群体，面对庙堂不公导致的冤屈，可以走上跟现行最高权力相违背的道路，甚至奋起反抗。



      义士蒙冤叙事的行为导向看上去与主流政治伦理相悖，但其形式逻辑实际上跟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暗中契合。田海从天地会起源传说当中看到了下层群体与上层统治者对于相同的“天命”意识形态的援引和竞争。(36)值得追问的是，下层群体根据什么理由、如何表达自己的天命观？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特别留意充斥于天地会文书中的含“冤”表述及其背后的“怨恨政治”逻辑。



      “冤”字在一些版本的天地会起源传说中已有出现。田林本讲到蒙冤遇害的少林僧“阴魂不散，哀冲上界”，使玉皇大帝“耳烧面热”“御体不安”，让他意识到“仙乡凡[还]有冤枉”。(37)施列格所用版本提到，闻知少林僧蒙受冤屈，5名马贩子以及陈近南也前来相助。(38)萧一山辑大英博物馆藏《西鲁序》，提到5僧人“说及一番冤情之事”“诉一番冤情”“报当日之仇”“举兵雪恨报仇”。(39)在会簿其余部分，尤其是跟入会仪式有关的口白、诗歌当中，“冤”情尤其得到了强调。田林本提到“冤魂渺渺，血泪汪汪”；“每日怀恨在心头，不杀奸倘誓不休”。(40)修志局本两次提到“剑字银钱来访主，一心想报少林仇”。(41)施列格所用版本收录了不少含“冤”字的诗文：“九条青草发路边，五人结拜表青天；今朝记忆当年事，要报冤仇自有年”；“结拜表青天，报冤自有年”；“今夕会盟千里合，缘有奸臣害国勋；惟今欲报冤仇恨，明夺清朝天地心”；“洪英来报冤仇日，诛清灭满去复明”；“百万洪兵思旧主，欲同五祖报冤仇”。(42)守先阁本有如下诗句：“当初五祖含冤日，长沙湾口泪无停”；“来到高溪同插草，相逢明主报冤仇”；“五色彩旗金鼓振，报仇全伏在今朝”；“全记当年五祖事，欲报冤仇在眼前”。(43)



      萧一山辑大英博物馆藏会簿中的类似表述更加密集：“天开泰运把冤伸，地通四海出名人”(44)；“冤仇谁不心思报，勇汉洪英就向前”(45)；“今朝记得当年事，要报冤仇自有年”(46)；“当初五祖含冤日，长沙湾口泪唔停”(47)；“把守二门郑其由，招齐兄弟报冤仇”(48)；“把守二门陈定臣，招齐人马把冤伸”(49)；“二门把守招豪杰，大明早复报冤仇”(50)；“他朝明王登大宝，洪家子弟尽伸冤”(51)；“三门把守陈定臣，联盟结拜把冤伸”(52)；“五祖冤仇何日了，特来结拜报冤情”(53)；“劝君莫踏清朝路，反清复明报冤仇”(54)；“为国全忠报冤奸，沉功义气复明还”(55)；“伏乞神灵来鉴纳，扶助明朝把冤消”；“五祖冤仇何日了，天降浮云结彩桥”；“得个离冤将贼剿，高溪起义把兵招；日后扶明归太庙，五祖冤仇一笔消”；“分定五旗分各省，就把冤仇定不饶”；“国号众兄开社稷，共灭蛮儿把冤消”。(56)“来到高溪同插草，相逢明主报前仇”(57)；“少林一百廿八七，冤气腾腾透上仓”(58)；“少林冤仇何日了，长沙湾口雪零飘”(59)；“事因西鲁起冤仇……相逢洪主报前仇”(60)；“低头屈膝坐蒲团，洪英今晚为伸冤”(61)。



      与“冤”相连的是“仇”“恨”；跟冤、仇、恨这些名词相连的，则是动词“思”“伸”“报”“了”“消”；而报仇的对象，当然就是制造了冤屈的清朝统治者。晚清时期，华南天地会的仪式呈现出明显的戏剧化特征，举行结会仪式称为“开台”(62)、“登坛演戏”(63)、“做戏”(64)，会员出席仪式称为“看戏”(65)，或称“去睇戏”(66)。曾与会党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孙中山也留有这种印象：“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67)田海在田仲一成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三合会采用“戏”这一术语而非“法”“科仪”“仪”“礼”“会”“法事”“[做]事”等术语来指称自己的仪式，其中别有深意，说明“那些创造了三合会知识的人将自己的仪式当成了一种戏剧形式，甚至使用戏剧方式来举行其仪式”，其中不无对于日常生活的“程式化的夸大”。(68)天地会会簿中这些独特的含“冤”表述与起源传说可谓相互配合，共同营造了一种戏剧化的“怨恨”氛围。相比于常规的小民蒙冤叙事和正统的忠臣蒙冤叙事，仇恨这一情感因素在此得到放大。由此，一种传统的“怨恨政治”逻辑得以凸显，即“蒙冤—怀恨—报仇—造反”。



      中国传统的主流政治伦理当中，“公”是一个重要维度，它跟治乱兴衰、天命转移联系在一起。根据儒家特别是董仲舒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天道有常，天命无常，统治者受命于天，应该“积善累德”；如果君主失德，“刑罚不中”，就会导致“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阴阳失调，灾异降临。(69)而蒙冤叙事传达的巨大的冤屈和仇恨感，正是君主失德不公的明证。天地会起源传说中，冤屈和仇恨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震动了上天的神佛，降下了神异的信号。这种想象性的叙事，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下层群体对于伦理正义问题的主观体验和模糊认识。由蒙冤而生仇恨，由不公而生灾异，这对于统治者而言昭示着天命转移的可能性，对于下层群体而言则是其抗争行为具有正当性的有力证据。



      这种抗争逻辑最终浓缩为一句口号：“顺天行道”。与此类似的表述“替天行道”，通过元明清时期水浒故事的流行已经广为人知：108名好汉聚义梁山，宣称“共存忠义，同著功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70)。乾隆末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公开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71)天地会创立之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茂等人在福建漳浦县起事，曾经使用“顺天当事”旗号。(72)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利用天地会在台湾起事，自称“顺天(大)盟主”，初以“天运”纪年，后改以“顺天”纪年，并在公开告示中使用了“顺天行道”字样。(73)此后，“顺天”“顺天行道”逐渐成为天地会的核心术语。乾隆五十二年(1787)，福建漳浦县天地会张妈求等聚众攻抢盐场，援引卢茂和林爽文的先例，使用的令旗上盖有“顺天将军”四字印章。(74)乾隆六十年(1795)，陈周全在台湾发动天地会起事，其告示中提出了“争天夺国”口号。(75)嘉庆九年(1804)，广东省合浦县天地会冯老四等起事，使用的一面旗帜上有“顺天发令先锋”字样。(76)嘉庆十一年(1806)，清政府破获江西会昌县周达滨等人结会案，查获一份采用“顺天”纪年的秘密文书。(77)嘉庆十四年(1809)，福建汀州府钟家旭等结拜天地会，使用的秘密文书中有“顺天”纪年及“代天行道”字样。(78)嘉庆十五年(1810)，清政府在广西武缘县查获姚大羔会簿，其中包含更多这类表述：“顺天行道神共鉴”“洪顺天”“顺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顺天兴明”“顺天行道是旗号”“顺天行道、川大车日”。(79)这类说辞屡见于此后各个版本的会簿当中。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事，虽然直指满人为“夷虏”，但其起事理由仍然是天道：“兹尔清国……今失其道，废弛纪纲……以致天下鼎沸，民不聊生。我主禀德，自天应时御世。”(80)



      总之，作为一种另类的蒙冤叙事，天地会起源传说采用了大众文艺中广为流传的戏剧化叙事结构，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下层抗争逻辑，即通过彰显与“冤屈”相连的“不公”因素、放大由“蒙冤”产生的“仇恨”情感，来证明下层抗争在伦理维度的正当性。虽然由于“反清复明”说辞的不断出现，这种抗争逻辑染上了传统族类观念的色彩，但它却深嵌于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之中。由此，下层抗争的正当性在形式上得到了主张。



三、“顺天行道”与皇权想象



      天地会的义士蒙冤叙事，为其抗争逻辑蒙上了一层复仇色彩的伦理表象。然而这一抗争逻辑的要义并非复仇申冤，而是对于皇权的想象性竞逐。在天地会的言说中，“顺天行道”是与“争天下”“打江山”“登龙位”“封公侯”相连的，因此被清朝官员斥为“违悖不经”(81)“殊堪发指”(82)。而从日常行为来看，天地会的抗争则体现为一种对内抱团、对外侵凌、内外有别的集团暴力。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天地会的成员多为边缘化的底层群体，他们大多脱离了稳定的乡土熟人网络，漂流在外，生活不定。乾隆年间参与台湾林爽文起事的85名天地会骨干所供身份，无业游民占37.65%，雇工、小手工匠、小商贩、堪舆算命合计占40%。(83)从嘉道年间清政府捕获的321名天地会首领和骨干的职业来看，城乡雇佣劳动者最多，占了58.56%；其次是小商小贩，占16.51%；其他还包括开山、种山、耕种、铁匠、裁缝、水手、挑夫、更夫、和尚、乞丐、堪舆、算命、行医、教书、习武、监生、武举、兵丁、差役等，人数均为个位数；家道殷实者仅有3人。(84)



      天地会的“顺天行道”口号，虽然包含了下层群体朴素的公平正义诉求，其要义却在于对庙堂权力的向往和物质享乐的欲望。一则请神祝文清晰地表达了“顺天行道”旗号背后的复杂愿景：“众兄弟人人忠心义气，共来投拜天地会……以承顺天行道之运，再请到……前来助其证盟……能存忠心义气者，福寿齐全，财丁兴旺，富贵荣华，反清复明，保主登基，封王赐爵，万代封侯，扬名四海，万古流芳，子子孙孙，百世其昌。”(85)此外，天地会会簿中还有更多的戏剧化语言，反复表达了通过有组织抗争进行权力竞逐的想象。以姚大羔会簿为例：“顺天行道是旗号，连烧三炮打江山”；“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心讨江山”；“若是明王登宝殿，一统江山就团圆”；“兄弟若有结果日，一统江山尽太平”；“同心协力公侯位，奸巧侥心天不容”；“忠心义气公侯位，万古流传义气忠”；“万姓与来共一宗，扶明真主登金殿”；“门上现起洪英字，当天结拜打江山”。(86)其余版本的会簿中也有类似表述：“四面江山归一统，顺天行道镇乾坤”，“广开天下分豪土，一统江山万古扬”；(87)“英雄夺国争天下，顺天行道讨江山”，“他朝保主登龙位，洪家兄弟享太平”。(88)可见，天地会的理想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平等主义”、四海一家。(89)



      天地会历史上曾经数次卷入或者发起的抗争。这种抗争的实际诉求与伦理表象的背离，可以从天地会卷入的第一次大型抗争行动——台湾林爽文起事窥见一斑。1787年3月，林爽文发布如下告示：“顺天大盟主林为严禁藉端混拿吓骗事：照得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民脂膏，爰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兹访查近来各镇将军、股头不能约束，任怂旗下军士人等，在外藉义民名色，或挟私怨而妄杀，或图藉骗而混拿，以致民心摇慄……顺天丁未年三月。”(9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顺天行道”旗号之下，林爽文自己当上了“顺天大盟主”，其追随者也可凭借“义旗”掩护，获得逾越常规的权力和物质利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两广天地会起事接连不断，出现了许多称王、建政的事例。咸丰四年(1854)，陈开在广东发动天地会起事，“称元帅，呼都督，自封自增，横行无忌。”(91)咸丰六年(1856)，陈开等人在广西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自称“镇南王”，后又改称“平浔王”，其余各部首领分别称“平靖王”“平东王”“平西王”“平北王”，王以下称公、侯、元帅、司马等。各王分头前往各地扩充势力。“平靖王”李文茂势力壮大之后，又试图独自称帝，另行设立丞相、都督、将军等官职。(92)辛亥革命期间，会党又扮演了突出角色，但其弱点和缺点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对此，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会党是作为一种破坏力量投入辛亥革命的”(93)，既帮助破坏了清王朝的统治机器，也对革命阵营和社会秩序起到了明显的破坏作用。



      清末革命派的一些言论，往往被援引为天地会素有民族斗争传统的论据。陶成章撰于20世纪初期的《教会源流考》一文提到：“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焉。”(94)孙中山也说过：“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95)革命派这些论述乃是一种主观的阐发，意在动员会党参加革命，对此陶成章在该文开头即有清楚的交代：“予前在缅甸时，已作《洪门历史篇》，以兴洪门志士。今嫌其偏于一端，故今复作《教会源流考》，以供有志救世者之观览焉。”(96)其实孙中山后来也曾指出，会党缺乏清醒的民族斗争觉悟：“下流社会的智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为人所利用。比如在洪秀全时代，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头。但因洪门子弟不能利用它们，故他们仍然是清兵。”(97)借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关于欧洲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形成机制的说法，洪门会党的所谓民族斗争传统，与其说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还不如说是近代以来“发明出来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98)



      传统下层抗争的悖论在于，下层群体试图对现有统治秩序进行抗争，但他们没有一套独立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武器。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民众也有比较强烈的“权利”意识，民众的“诉冤”话语底下便隐伏着一种“权利”诉求。(9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则认为，传统的下层群体是“一群还没有找到或才刚开始寻获一种特定语汇以表达他们对世界之期望的前政治人(pe-political people)”(100)。天地会的事例基本印证了霍布斯鲍姆的判断。天地会起源传说虽然显示了与主流统治秩序抗争的姿态，但它背后的抗争逻辑却跟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都依赖于“天道”“天命”这些基本政治概念，以及“忠”“义”这些基本的价值模型。如果说下层群体有什么独创性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挪借方式。他们不是直接照搬后者的理论化表述，而是采用了日常文化中的戏剧化形式，通过放大情感因素来主张自己抗争行为的正当性。归根结底，天地会的抗争目标不在于伸张“权利”诉求，而在于跟统治集团展开权力竞逐，其最高目标不过是颠覆并复制旧式皇权秩序。



      从日常社会生活层面来看，天地会的对外行为多体现为小团体本位的社会暴力。19世纪中期已经成型的《洪门三十六誓》当中有一条誓词：“陆路打鹧鸪，须要先试其来历，未曾入洪门、并无牌号，乃是风仔，然[后]下手。如有不分，误打洪英，不可乱为。如有不依者，神明鉴察，即诛灭。”(101)所谓“打鹧鸪”，即拦路抢劫，“洪英”即入过洪门者，“风仔”即外人。天地会成员如果遇到有人拦路抢劫，被对方误为“风仔”，可以用如下诗歌来表明会员身份：“你话我风不是风，五色彩旗插斗中。鹧鸪不敢到此地，洪英飞入凤凰中。”(102)“话我风时不是风，五色红旗我祖宗。五人分别他乡去，谁知今日又相逢。”(103)此外还有更多的口诀、暗号，可以在行旅途中用于表明自己或者试探对方是否同为天地会成员，以免遭抢或者抢错对象。(104)甚至还有专门的口诀，用于会内女性出行防掳：“山上花开一点洪，勿掠妾身同外人；冤家若问洪家妇，三八廿一总是洪。”(105)“远望山中一点洪，莫言小妇是春风；要娶西施山上有，我夫原是叔同宗。”(106)由此可见，天地会这类秘密会党的常规抗争，乃是一种对内抱团、对外侵凌、内外有别的集团暴力。



      嘉道年间，清政府在福建、广东、广西三省查处了81个天地会案件。关于结拜天地会的原因，由于穷苦难度的46件，为了免受他人欺侮的12件，图谋报仇抢掠的4件，原因不明的19件。而从犯案的主要情节来看，抢劫50件，敛钱骗钱使用21件，情节不明者10件。(107)光绪末年，广西天地会风起云涌。以游勇、游民为主体，形成众多帮、股，单支规模多为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千人以上的大帮很少，而且以分股活动为主，游走性质极强，各自“据寨扬旗，攻城略地”，“走州过府，四处就食”。(108)边缘生存——图谋互助——暴力抢劫，构成了天地会常规抗争的主要内容。既图互助、免受他人欺侮，又主动侵犯他人，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恰好反映了天地会这类秘密会党的固有特征，即在组织内部讲究义气、互助，对于组织以外的人则可毫无底线。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天地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下层群体宽泛意义上的“互助”需求，可是这类组织本身也日益成为社会暴力的渊薮。



      摆脱线性的组织谱系观念和“起源情结”，跳出“典故—索引”的方法窠臼，回到民间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天地会起源传说，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另类的蒙冤叙事。它虽然主要在以游民为主的下层群体中秘密传播，但仍然属于近世以来通俗性大众娱乐文化趋于发达的产物。它为民间文化和大众心态研究提供了别样的题材，也为理解和思考传统的下层抗争逻辑提供了独特的案例。



      近世以来的大众文化当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蒙冤叙事。“小民蒙冤”是一种常规的类型，以杂剧戏曲、公案侠义小说为载体，以小民百姓“蒙冤—平冤”为基本情节，从日常生活视角表达了对于社会和官吏之恶的批判。“忠臣蒙冤”是一种正统的类型，以岳家将、猫头鹰等英雄传奇为载体，以赫赫功臣“蒙冤—平反”为基本情节，从高层政治视角直指至高皇权之恶。这两类蒙冤叙事在故事的背景、主角和批判力度上都有明显差别，但在维护主流忠君伦理方面却体现了一致性，因而都无碍于其通过大众文艺途径在正常社会中广为传播。



      天地会起源传说代表着一种另类的“义士蒙冤”叙事。对7部有代表性的天地会会簿版本的分析表明，各个版本的起源传说详略程度有别，具体信息有异，基本情节结构却颇为一致，即边关危机，僧人出征；功成身退，蒙冤遇害；逃亡遇救，天降启示；首次结拜，二次血盟；始祖战死，兄弟分散。在戏剧化的叙事结构方面，天地会起源传说与大众文艺中广为流传的忠臣蒙冤叙事颇有相似之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锋芒明确指向最高皇权。通过彰显与冤屈相连的不公因素、放大由蒙冤产生的仇恨情感，它清楚地表达了一种“蒙冤—怀恨—报仇—造反”的下层抗争逻辑。虽然由于反清复明说辞的不断出现，这种抗争逻辑染上了传统族类观念的色彩，但却深嵌于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之中。由此，下层抗争的伦理正当性在形式上得到了主张。



      天地会的起源传说虽然显示了与主流统治秩序抗争的姿态，但并没有提出一套独立于主流政治文化之外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武器。天地会的抗争并非复仇伸冤，亦非权利意识的伸张，只是一种对内抱团、对外侵凌、内外有别的集团暴力，其最高理想不过是颠覆并复制旧式皇权秩序。天地会的抗争逻辑仍然依赖于天道、天命这些基本政治概念，以及忠、义这些基本的价值模型。如果说天地会所代表的下层群体有什么创造性的话，那就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挪借方式。他们不是直接照搬后者的理论化表述，而是采用了日常文化中的戏剧化形式，通过放大情感因素来主张自己抗争行为的正当性。秘密结社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貌似相互对立，实则暗中相通。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2-18 09:40

金庸小说释名：何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原创 李凯 黑江湖 今天

▲董培新绘，图片来自网络。特此致谢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金庸先生从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起，至1972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17年里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加上一个短篇《越女剑》。15部的数量和他齐名的梁羽生、古龙比起来实在是少，却几乎部部精品，因为金庸先生从不抄袭别人，更不抄袭自己。今天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这15部小说的书名。



15部小说的书名大致分为四类：



刀剑系列：《碧血剑》、《鸳鸯刀》、《越女剑》；


诀谱诗系列：《连城诀》、《笑傲江湖》、《侠客行》；


传记录系列：《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书剑恩仇录》；


人或动物名称系列：《雪山飞狐》、《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神雕侠侣》。



下面我们逐个分析。


《碧血剑》，碧血剑即金蛇剑，为黄金所铸而成，蛇身盘曲之形，异常锋利，因其上有一道碧色的血痕而名。本为五毒教三宝之一，后被金蛇郎君夏雪宜所得，传之于主人公袁承志。金蛇剑的“蛇”是其形，而“碧”是其魂！



蛇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与象征，一方面它是冷血动物，且攻击力强，让人感到害怕，另一方面蛇的生命力顽强，被列为十二生肖之一，又称“小龙”，堪比图腾。可是把这两点与金蛇郎君的性格、行事相印证，倒是恰如其分。



金蛇郎君是在向石梁温家复仇，袁承志则是向崇祯和多尔衮复仇，两个虚构的人物其实都是在为袁崇焕复仇。




▲董培新插画



历史上的蓟辽督师袁崇焕，死得实在太冤，也太惨！饶是如此，金庸还是不满意，于小说成书后二十年的1975年撰《袁崇焕评传》一文，附在《碧血剑》之后，作为补充。碧血的典故，语出《庄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碧血丹心，常用以歌颂忠臣义士的高尚品格。



《鸳鸯刀》，鸳鸯，雁形目鸭科动物，鸳指雄鸟，鸯指雌鸟，因其总是成双入对地出现，故而被看作美好爱情的象征，俗语有“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说法。



鸳鸯刀略取其意，分为长刃鸳刀，短刃鸯刀，共有七十二招刀法。原是古代一对恩爱夫妻所创，两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双刀施展之时，也是互相回护照应，配合得天衣无缝。传到林玉龙与任飞燕夫妇时，因两人心意难通，以致刀法修炼格格不入。后来两人将此刀法授予灵犀暗通，情投意合的袁冠南、萧中慧，终能发挥出刀法原有的威力。



如果说《碧血剑》一书的主题是“复仇”的话，《鸳鸯刀》的主题应该是爱情无疑，但这个主题在书中并不明显。《鸳鸯刀》更像是一幅“江湖谐趣图”，开头太岳四侠搞笑式地出场，以及结尾“仁者无敌”的天下大秘密，皆让人忍俊不禁。



《越女剑》在金庸作品中是个“另类”，一来它是十五部中唯一的短篇，二来它被排除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外，实则是金庸依据《三十三剑客图》的第一图“赵处女”创作而成。




▲任渭长《卅三剑客图：赵处女》



金庸十分喜欢清代任渭长的这套木刻版画，曾打算为三十三个人物各写一篇小说，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如愿，只写出第一篇《越女剑》便写不下去了。“赵处女”图赞云：“处女如，公之狙。”赵处女一般称为“越女”。相传“越女”出于赵国，故名。与金蛇剑和鸳鸯刀不同，越女剑并不是一把剑，而是一套神鬼莫测的剑法，牧羊女阿青手持一根竹棒，就轻易打败了三千甲士，可谓出神入化。小说重点描写越女阿青，对其剑术则一笔带过，这样反倒衬托出剑法的神奇。



小说的结局，阿青被西施的美丽所震惊，竹棒便没有刺出，但棒端发出的劲气仍然伤了她的心口。“西子捧心”的典故就这样被金庸巧妙地点活，可谓绝矣。



《连城诀》，连城即价值连城，来源于历史上有名的和氏璧典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原以十五城请易璧。”后来人们便用连城来形容物品的非同一般，十分贵重。




▲董培新插画



在小说中，连城诀隐匿在唐诗剑法之中，得到它便可以得到富可敌国的宝藏，令一干武林人士趋之若鹜。小说主人公狄云因生性质朴，为人诚实，被师妹戚芳戏称为“空心菜”，与旧名《素心剑》相对应，同时也反衬出戚长发、万震山、言达平等人的贪婪无耻，残忍好杀，无恶不作。连城诀是巨大的宝藏，是贪婪的欲望，是丑恶的人性，金庸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欲望面前保持一颗“素心”的重要性。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这四个字，今天我们耳熟能详，但其出现却较晚，最早的记载已经到了明代。




▲董培新插画



明代小说《西游记》《西汉演义》都提到了这个词，带有玩世不恭的意味，形容一个人逍遥自在，不为规矩礼法所约束。笑傲是一种处世态度，江湖一般用来代指武林，可引申为官场商界乃至国家天下，也可用来指代社会人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又能真正地做到笑傲江湖呢？



个人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乃至武侠小说最好的书名。我们无法逃离这无处不在的江湖与人生，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对待它的态度。主人公令狐冲让我等钦佩，他的风采让我们向往。《笑傲江湖》在书中的设定是一本曲谱，由魔教长老曲洋和衡山派刘正风合创并共同演奏。据我推想，这首曲子一定十分好听，因为高山流水遇知音，笑傲江湖任逍遥。



《侠客行》，直接以李太白的诗歌为名，而全书最大的秘密，最厉害的武功也隐藏在这一首诗之中。《侠客行》全诗十二韵120个字，名句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董培新插画



从此书书名着手，亦可把握这部小说的“玄妙”之处。一是“侠客岛之行”，这是全书的故事梗概，龙木两岛主的腊八粥之邀令武林人士闻风丧胆；二是“侠客行武学”，这便是书中的“内核”了，一般人执着于李白的诗句和文字注释，没想到太玄经的秘密却很直白地刻在横竖撇捺的笔画里；三是“侠客之行”，亦即叙述一位无知的少年，如何成为一位真正的侠客，这不仅只是说他的武艺高强或奇遇迭至，而是说他心性仁厚，无私无我，大智大愚，为真正的至高无尚的“侠客”的典范与楷模。



传记录系列和前两类鲜明的武侠特色不同，它继承了更多的传统文学色彩。古典四大名著有《水浒传》《西游记》，而《红楼梦》也曾命名《石头记》《情僧录》，唐代传奇《虬髯客传》更是堪称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清代则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传记文学起源于史书的“纪传体”，来自《史记》的“本纪”与“列传”体例。



《射雕英雄传》可能是金庸名气最大的一部作品，很受广大读者喜爱推崇，因为人物性格单纯，偏偏故事热闹，很传统，接地气。这一点从书名可以反映出来。射雕的英雄，当然是主角郭靖，但郭靖的过人之处不止于此。作为“侠之大者”，不但要在江湖中行侠仗义，助人脱困，更重要的是做到“为国为民”。




▲董培新插画



郭靖的武艺从射雕、蒙古摔跤开始，再下来是江南七怪的杂学与全真教的内功，然后是降龙十八掌与《九阴真经》。在第二次华山论剑时与师父洪七公、岳父黄药师打为平手，在三次论剑时顺理成章列入五绝之一的“北侠”。他与黄蓉两人襄阳守城，最终城破人亡的义举可钦可佩，可歌可泣！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较早的出处见于《汉书·刑法志》：“总擥英雄，以诛秦项。”诗句有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等。



《倚天屠龙记》，“倚天”即倚天剑，“屠龙”为屠龙刀，所以此书翻译过来就是“有关倚天剑、屠龙刀的故事传奇”。




▲董培新插画



襄阳城破之前，郭靖和黄蓉夫妇聘得高手匠人，将杨过留下的玄铁重剑镕了，再加以西方精金，铸成屠龙刀，又以君子剑与淑女剑镕合而铸成一柄倚天剑。倚天剑内藏有《九阴真经》，屠龙刀内藏有《武穆遗书》。“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开始在江湖流传。



倚天剑一直为峨嵋派所有，屠龙刀则数度易主，被俞岱岩偶然得到，后被殷野王和殷素素兄妹用计劫走，在王盘山岛上为谢逊所得，但最后的好处却为周芷若所得，她刀剑互斫，练成了九阴白骨爪等武功。倚天剑出自《三国演义》，是曹操的佩剑，与青釭剑并称绝世双剑。



屠龙刀最早出现在还珠楼主《北海屠龙记》中，屠龙师太以之在北海连斩二十三条千年毒龙。



《鹿鼎记》，鹿是“逐鹿中原”之鹿，鼎是“九鼎天下”之鼎，这些金庸都直接写在了第一回，我们引来便是。



“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可怕之处在于这“鹿”与“鼎”之间的联系，“人为鼎镬，我为糜鹿！”




▲董培新插画



《鹿鼎记》是最不像武侠的武侠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虽然有陈近南和九难两个高手师傅，却并不会武功，只会使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他的这些行为固然为人不齿，但他的人生却令无数人羡慕眼红，皇帝的心腹，清廷的高官，天地会香主，神龙教白龙使，以及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陈墨的评价是：“有点武，有点侠，像是史，像是奇，是谓‘四不像’，正是《鹿鼎记》的独创，亦正是《鹿鼎记》的精妙之诀。”



《书剑恩仇录》的书名大有书生闯荡江湖之意，俗语说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部书的主人公陈家洛也近乎一事无成，既没有完成抗清大业，又白白牺牲了喀丝丽和他的爱情。他的人生如同他的武功百花错拳一样，是空有武艺而无建树的错位。




▲董培新插画



作为金庸的处女作，这部书写了大量自身熟悉的事物，如汹涌滚滚的钱塘潮，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等。红花会从总舵主一直到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余鱼同的排行，很显然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



《雪山飞狐》，从字面来解，是指在雪山中飞行的狐狸，其实是主人公胡斐的代称。“雪山”是说他内功高强，不畏严寒、恶劣的环境，“飞”形容他轻功了得，“狐狸”暗示他聪明多慧。狐狸，哺乳纲，食肉目犬科动物，听力准确、嗅觉灵敏、奔跑快速，“狡猾”是它给人们最大的印象，但此处并无此意。胡斐英姿飒爽，才貌兼备，人品正派，行事端庄，光明磊落。




▲董培新插画



《雪山飞狐》一书的艺术处理在金庸小说中比较突出，一是西方“三一律”的运用，二是开放式的结尾，胡斐的那一刀劈还是不劈？《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但写于《雪山飞狐》之后，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



《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来源于佛教术语，指的是八种神道怪物，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伽。因“天众”“龙众”列首且重要，故而称“天龙八部”。



《法华经》：“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众生皆苦。佛云人生八苦，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与五阴炽盛。




▲董培新插画



总之，娑婆世界，一切莫非是苦。段誉的苦是，我就怎么不能正常谈个恋爱？虚竹的苦是，我为什么不能正儿八经做个和尚？慕容复的苦是，国为什么越复越难，越没有影儿？乔峰的苦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化解苦痛，去除贪念，金庸告诉我们，修佛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白马啸西风》，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一匹在西风中呼啸的白马。西风较好理解，点明了故事的发生地点——西域高昌古国。白马初看之时，会误认为指代白马李三，其实不是，他只是故事将要拉开的序幕。



小说主要描写了李文秀与苏普、马家骏、瓦耳拉齐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同时穿插了苏鲁克与盗贼汉人、瓦耳拉齐与车尔库之间的纠葛。《白马啸西风》中的白马，应该指的是白马上的汉人女子李文秀，“她只有骑着白马，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



《神雕侠侣》，作为著名的“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神雕侠侣”指代的是杨过、小龙女夫妇。据金庸自己注释，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




▲董培新插画



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倒是有一种“象鸟”，一来早已绝种，二来智力也极低。虽然神雕为他所虚构，但师徒相恋不被世俗认可的事情今天仍时有发生，可见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之缓慢。





其实还有一种分法叫做“包含动物名称系列”，计有八部，分别是《鸳鸯刀》、《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鹿鼎记》，共涉及鸳鸯、雕、狐、龙、鹿五种动物。



个人以为，金庸15部小说中，最好的三个书名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鹿鼎记》。



一个写出了道家的自由潇洒，一个写出了佛家的悲天悯人，一个写出了政治的波谲云诡，残酷无情。可见人如其名，书如其名，此言诚不我欺！一个好名字不一定会有一部好作品，但一部好作品一定会有一个好名字！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2-21 08: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4-20 13:12 编辑

对我此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原创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昨天
01



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书，基本都是在年轻时候读到的。要是到了四十来岁，读了一本书，忽然就三观颠覆，脱胎换骨，那这个人前四十年多半过得有点问题。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差不多都是九十年代初读的。在读这些书此之前，我是个纯得能掐出水的少年。

我当时甚至像《围城》里的范小姐一样，专门有个小本本，里头抄了不少名言：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让我不寒而栗。

那个时候的书也纯得一掐一兜水：普希金不乱搞，一心跟反动势力作斗争；牛顿不炼金，安安静静地煮怀表；高尔基真的是革命海燕，郭老也真的是铁骨铮铮。整个世界一篇光明。
光明之中，大家都很激动，就连比较另类异端的书，也都充满宏大叙事，书名都是“共和国启示录”，“神圣忧思录”。所有人好像都在高八度说话，开口之前有一种“啊”一声的冲动。正因如此，王朔的小说横空出世，才会让大家目瞪口呆。现在的孩子对此可能已经很难理解了。


不过我中学时代没有读过王朔，只读过家里的《鲁迅全集》，那是对我的第一次冲击。鲁迅的世界复杂黝黯，黝黯到了能颠覆眼前光明的地步：孤独出关的老子、抉心自食的狂人、被冰团住的火，以及和人无休无止的笔战诮骂，都让我震动莫名。就连鲁迅骂陈西滢骂高长虹他们的俏皮话，也给我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有点像现在听郭德纲损于谦的感觉。



不过，鲁迅终究还是太峭刻太阴郁了，超过我当时心智能理解的程度。所以他给我的是一种不明所以的震动，感受到了力量，却不知道那种力量源自的方向。


真正对我三观有彻底颠覆性的书，是三联书社出版的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叫《真与爱》，里面收录了罗素的十几篇文章。



从这一刻起，罗素成了我心中的指路明灯。

回过头来想，我的具体观点后来有很大变化，但我的思维倾向确实是由这本书奠定的基础。



02



罗素对我影响，没有第二个作家能比得上。

谈起健全的常识来，没有人能谈得比他更好；谈起自由和趣味来，也没有人能谈得比他更好；谈起谨慎的怀疑主义来，也没有人谈得比他更好。

他能用温和幽默的文笔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我之前读的那些高八度嗓门的文章，跟他比起来，就像一片牛棚猪圈里的咆哮。


他的很多观点，我读的时候有惊世骇俗之感，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常识。但也有不少观点，就算放到现在网上也是会引发争议的。

比如他极端厌恶民族主义。他说：“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一战爆发以后，他不去参战而去反战，有个老太太很生气地对他说：“别的小伙子都为了保卫文明穿上军装打仗去了，你就不惭愧么？”罗素回答说：“我就是他们要保卫的那种文明。”（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杜撰的，但是那种话确实像是出自罗素之口）
他还说过两句让我深受触动的话，一句是：“我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还有一句话是：“你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完全相信它”。



读完《真与爱》，我努力搜集所有关于罗素的书。结果有一大半我看不懂，就像《数理哲学导论》，我看了好几天也完全没明白它在说什么。但是所有能读懂的书，我都读了，可以说罗勋爵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素是我心中的偶像，甚至超过了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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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年轻的时候长的就像个公鸡

二十来年过去了，如今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我心中，他依旧伟大，但那种伟大多少显得有点褪色。



03


两次大战就像一座鸿沟，把欧洲人的精神思想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罗素已经四十多岁了，思维方式差不多定型了，所以他本质上是属于战前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萨特、加缪他们，精神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罗素对意识形态完全无感。他觉得这些东西既烦人又无用。罗素跟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骨子里深信大家只要心平气和讲道理，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如果人人都是罗素这样的人，世界上也许真的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问题是并非人人都是罗素，也不可能人人都是罗素。就像要是人人都是活雷锋，一大二公，也许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也不一定，可惜大家不都是活雷锋。
罗素对人心的复杂和黑暗缺少足够的体知。理论上他是知道的，体验上他是无感的。对比一下罗素和鲁迅的书，就会发现其间的不同。


奥威尔曾经嘲笑过威尔斯，说他是那种过于理性的好心人，“总是一副对人们连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而感到恼怒和讶然的神气”，（这句话有点长，读的时候ya要注意换口气）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形容罗素。罗素和威尔斯一样，都属于漂流到黑暗时代的旧人。他无法像奥威尔那样理解这个黑暗时代。



奥威尔说：人的天性里就需要鲜血、需要旗帜、需要口号、需要为之献身的某种东西。而罗素是最痛恨献血，最痛恨旗帜，最痛恨口号和献身的。

而他的痛恨，不是像奥威尔那样出于了解后的恐惧，而是出于无感后的困惑。



04


罗素始终不能理解这个极端的年代。他谈起国际大势来，比张召忠教授都颇有不如。比如他说二战后法国会遏止德国的复兴，澳大利亚将抵制日本的重建，苏联将全面入侵西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预言都错得离谱。
至于罗素提倡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基本就是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捏在一起，要搞出一个完美世界。现在看也是一片胡思乱想。而罗素偏偏对这个话题写个没完，活像一头英国唐僧。连我这样的粉丝看多了都受不了。
他翻来覆去地教导：要保持理性，不要迷信，不要冲动，不要仇恨，要有爱，要有知识。
这些话对不对？

都对啊。



但问题是：当一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理性的人应该怎么做？
饥饿的人是无法理性的，绝望的人是无法理性的，走投无路的人也是无法理性的。罗素无法真正理解饥饿的人、绝望的人、走投无路的人。其中的原因也简单，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碰到过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自由主义者普遍存在的一个软肋。他们不理解饥饿的人，不理解走投无路的人，更不理解人们对口号和旗帜的渴望。

他们要求所有人都讲理，都心平气和。但碰到人家不想讲理的时候，你怎么办？

要是大家就是要仇恨，就是要冲动，你怎么办？

要是你叨叨叨地说，人家上去就给你一嘴巴，周围的人还都喊好，你怎么办？

罗素他们毫无办法，只能说：那你们也是错的！

人家要是再上去一个嘴巴呢？

最多仨嘴巴，罗素他们就消停了。



所以说，罗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合适环境里，可以发展壮大，但是在历史的动荡关头，他们满足不了大家的心理需求。

那些走投无路的人，那些渴望鲜血与旗帜的人，会把他们推到一边。

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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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时光境迁之后，他们被证明是对的，那又能怎么样？



05



罗素反对一战。反对战争当然对，反对一战尤其对。但如果英国人真听从罗素的劝告了呢？他们集体拒绝参军，威廉皇帝的军队占领了英伦三岛，那又是罗素想要的结果么？

“我就是他们要保卫的文明”，听上去很酷，但这话终究默认了文明需要保卫。



所以罗素经常自相矛盾。

有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文明需要保卫，所以忽然跳出来呼吁用核武器进攻苏联，趁它没反应过来，一下子把它整住。

这是发疯啊。



过一阵子他也意识到这是发疯，忽然又改嘴，调转枪口，控诉美国破坏世界和平。人家问：你以前不是说要先发制人，核平苏联么？

罗素说：我没说过。

人家把当年的发言记录拿出来，罗素耍赖说：哎呀，我那是随便说说的。


不过这件事倒也符合罗素的为人。他自己不就说过“你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完全相信它”吗？一个会大尺度修改自己观点的罗素，其实倒是不失怀疑主义者的本色。



06


但是罗素还是伟大的。
很多自由主义者都把罗素奉为圭臬，甚至包括当年的连岳。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的观点，罗素自己听了都会觉得反对，认为过于轻佻浮夸。
罗素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是能轻易模仿的自由主义者。


就像罗素说的这句：“我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就很容易被当成犬儒者的遁词。

但是关于罗素还有一个故事。他和怀特海合写了一本书，叫《数学原理》。那是一本巨牛的书，原版有4500页。罗素写这本书，是为了把数学和逻辑学整合起来，为数学找到一个真正基础。最后这个巨牛逼的书出版了。总共卖了320本。四十年里读完这本书的人，据罗素自己说在全世界有6个。
而为了这本书，罗素写了整整十年，差不多每天写八个小时，写得罗素几次认真考虑自杀。




整本书大致是这个样子的，要不要买本尝尝？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能毫无负担的说出：“我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为他心中有些东西比俗人的信仰更耀眼，更坚固。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大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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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疫情下的深度思考：逾越启蒙的高墙，进入雅威的启示
方言方法 前天
编者荐语：

本公号获刘军宁老师授权，转载此文。文章较长，都是干货，耐心读完收获更丰。


以下文章来源于汉尊2 ，作者刘军宁




编者按：刘军宁老师，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独到的见解，是当代中国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独立学者，是自由主义的践行者。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2002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迫离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访问学者。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权力现象》、《保守主义》、《民主教程》等作品。




❶

从春节到逾越节

今年1月24日的春节，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4月8日的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



（图片来自网络）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逾越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成了逾越节，纪念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获得自由。

同为最重要的节日之外，中国人的春节与犹太人的逾越节，还有重大的相似之处。中国人的春节，其背后也是一个“逾越”的故事。

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

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

虽然两个节日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



❷

逾越节的意义

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造物主的踪影，看不到造物主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造物主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



（图片来自网络）

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

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施展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地，以获得自由。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造物主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

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雅威（编者按：“雅威”，以色列人称呼上帝的名字，同“耶和华”，下同。）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得益于雅威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

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

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雅威拣选，以及与雅威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雅威交往的圣经。

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

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也不例外。每个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造物主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雅威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雅威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雅威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

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雅威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雅威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雅威无缘，雅威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

对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❸

什么是启蒙？



（图片来自网络）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千年沉疴的厚望，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而认为是剂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然而，何谓“启蒙”？康德曾经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该文对启蒙做了权威性的概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

他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他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指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这里康德把矛头指向信仰与宗教，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

启蒙思想最致力于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

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启蒙思想家相信，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全靠我们自己”，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间可以变成天堂，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

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致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

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

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

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启蒙思想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晦涩的术语，复杂的表述，常常令人费解。但是，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❹

启蒙带来了什么？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武装督导下，才吸取教训，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

可见，欧陆式的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❺

当启蒙来到中国



（图片来自网络）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

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❻

从启蒙走向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深深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

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的启示，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❼

中国的大觉醒之路—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

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中国往何处去？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

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祂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

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祂，出法老，过红海，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祂。

祂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雅威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

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耶和华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主，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也是列国的主。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造物主。

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雅威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在中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是中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信仰与启示的思考。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

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雅威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

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雅威。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启示用信仰雅威的眼光看中国。从启蒙到启示，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 in Being），否则将继续挣扎在捆绑的、负轭的存在状态之中。

期盼国人，从这次空前的疫情开始，逾越启蒙的高墙，进入雅威的启示！

未来，请记住今年！

刘军宁2020.04.08 于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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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改造国民性？
​潘光哲 叙拉古之惑 今天
本文以整合式的思考取向，探讨“改造国民论”这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深具连续性的议题。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学界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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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作者：孙隆基　著

当当



一



回顾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各种思潮、运动相互激荡冲击，史家从历史的脉动中，勾勒某一思潮、运动的变化趋向，省思其与现实互动的意涵，成果向称丰硕。而值得吾人可再致意的课题却仍不在少。“改造国民论”即是其一。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个约萌生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甲午战后时代的论述，刻镂了斑斑历史的轨迹。从历经过变法维新阶段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在尝试以制度的兴革做为追求富强的行动遭遇失败，被迫流寓海外之后；亦或是提出反满革命主张，宣誓成立民主共和体制，正昂首阔步前进，以遂其志的知识分子，如革命派；乃至因故而羁留禹域，企图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层面以挽救危亡的知识分子，如严复，率皆曾提出可统称之为“改造国民”或“新民”的论述与行动。并随时光之推移，延宕至“五四”时期，论述旨趣颇为一致的论述，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甚且时至1980年代，基本旨趣并无二致的论述，在台海两岸犹然清晰可见。

整体而论，这一论述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国势颓唐，将有亡国灭种之忧，系因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国民，不论道德、品性、亦或智力、体魄等各方面皆问题重重，无能承担因应世变之亟之责，卒濒于此境。因之，意欲拯救危亡，并达成中国的富强，则需仰赖于每一个中国国民个人的改造。是以，提出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针对中国国民在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的诸般弊病，进行强烈的抨击，如痛斥中国国民既愚且劣，复亦保守而又惰蠢，或声言此等弊端之因，在于为“奴隶性”或其它弊病所缚，而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之方。也就是说，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即产生了相关的行动，而其用心则与现实更有密切的关联。共同特征：以西方之学说为立论之依据与根本（如达尔文、斯宾赛），企图藉此彰显中国本身各方面的阙失与问题所在。由政治体制之改革转向对文化思想层面的反省。

如严复即对此颇有述论发明，力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倡“新民”之论亦云：“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他又说：“茍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其言论更曾引领一代言论之风骚。而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对革命工作者道德的重视，自许为“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精病”精神的终极典范，以传染给其它革命者，乃至于传染给四万万国民，以终遂革命之功；如邹容倡言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国民”，亦皆显示他们将国民改造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的用心所在。而检视清末民初时期的期刊著述，各式各样痛斥中国国民智能愚蠢、品格低劣，遇事不知进取，而又流于巧伪，彼此相残。统而言之，詈诟中国国民为奴隶，责中国国民为劣种之论，不一而足。

至若“五四”时期，此等论述更是席卷一代思想言论风潮，如鲁迅说：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

又如，以疑古之名而著称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即云：

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诸如此类的批判及其倡言改造国民的言论，更广为人知。而又如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口号与行动的兴起，也显示知识分子对人民百姓文化价值观中某些陈腐不堪而又盘绕错结的成份，意欲改造、重塑的努力。

而至1930年代，颇受左派知识分子批评的，胡适的“五鬼乱中华”论，以为中国应该铲除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眛、贪污和扰乱，亦可谓同调。而又如1920、30年代出现的“乡建运动”等以广大农村之重建、农民之启蒙为对象的行动，虽与胡适之坐而论道颇有区别，但如晏阳初说中国农民之“愚贫弱私”为四大病症并有相互的连带关系，彼此论断观点的差别却也不是那样泾渭分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改造国民”的论述，竟也再兴波澜。如台湾之柏杨发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即痛斥国民私德之浇薄，台海两岸俱回响不已；与方励之等人被认为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四大领袖的大陆学者温元凯，亦有以《中国国民性改造》为名之论着，提倡新观念，以期“改造国民性”，俨然重唱近百年前即已响起的号角。1980年代末期震动海峡两岸的《河殇》影片，究其实际，则是以现代传播媒体的强大影响力，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思惟，期望“改造国民”。这样的景况，是否显示“改造国民”之论述并未随历史长河之流逝而终歇，其渊源影响，似颇有可待发掘阐释的空间。

与“改造国民”此一论题相关的言论与行动，所涉亦广。例如，清季以兴学教育为“开民智”之资的运动的兴起；又如，自戏曲改良方面着手，以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以达“广开民智”的启蒙作用；王照等则对改革汉字的倡言与构思，为“开民智”运动另辟快捷方式；又如，禁绝鸦片行动的出现与妇女“不缠足运动”的兴起，或是像潘光旦提倡“优生学”，皆显示其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由此更可知，“改造国民”此一论述所涉范畴颇为宽广，举凡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亦实颇有深掘整合之必要。
二



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学界仍无具体完整的专题研究成果。

整体讨论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任剑涛撰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亦涉及近现代史上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论述，但这部专书之立论宗旨在于呼吁理想中国国民性的建立之道，而仅以一章篇幅胪列这个课题，故其与现实关联较大，不免降低其学术价值。美国学者魏斐德（f. wakemam, jr.）亦有专文整理了对于“国民性”（尤其是关于“中国国民性”）这个问题探究的既有成果，颇有新意，而征引之史料偏重于以英文写就的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献，稍嫌过简。孙隆基有讨论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之关系的专文：是探讨此一论述内容比较丰富的成果，但仅限于晚清时期，未及其余。

在提倡此等言论之论者的研究方面，亦未能着重此一专题而探究之。如一般分析严复思想的文献，都会讨论他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观点。例如，周振甫即以为，此三者是严复的“养才”之本，与民主政治合之，即为严复的变法“治本四策”；而美国史家史华慈（b. schwartz）在他那部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以“原则宣示”（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论，总结严复在1895年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的涵意，但是未述及与此后论旨颇为一致的相关论述与行动之关联所在；大陆学者郭国灿在讨论中国近代“尚力思潮”时，即首举严复“鼓民力”之论的正面影响与贡献。

研究梁启超的文献，亦曾涉及于其“新民”论的研讨。如张灏在详尽分析“新民”论的内涵与意义后指出，梁启超的国民理想对20世纪各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吸引力28，但未做比较具体的释证；刘纪曜的博士论文尝试论证，东渡日本的前五年（光绪廿四～廿九年）里，梁启超在“国民”观念的引导与对照下，以“奴隶意向”评价中国传统，《清议报》时代（光绪廿四年十一月至廿七年十一月），即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奴隶意向”最鲜明强烈的时期。刘纪曜并指出，当梁启超认真而实际的考虑改造国民，养成国民资格的实际有效手段或过程时，就必需比较认真而客观的探究中国的“历史遗传”或历史条件以提出“新民”之道。亦即“新民”或国民资格的养成，是有所本的在历史过程中的改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此即《新民丛报》时代（光绪廿八年一月至卅三年十月）的主题。黄克武的新着：《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也以《新民说》为史料说明梁启超的“新民论”代表中国近现代史思想上的调适类型30。他们的分析有助于对梁启超“新民”论的思考。

至于其它个别人物与主题的探讨也有可观之处。例如邹容之言论与地位，已有学者提出分析；而如鲁迅之“改造国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大陆研究其思想的热门主题；如关于改革汉字，提倡国语以为启蒙、改造国民之资的言论与行动，也是学者考察的对象；对《河殇》的回响，不仅有文化思想上的反思，亦更产生现实政治的影响。

整体而论，如前文所指出的，近现代国史上大量出现的抨击国民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各项弊病的言论，并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方案，对此等言论与行动的意涵分析与阐释，除个别探讨外，尚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块尚待耕耘的园地。
三



如前所述，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伴随民族自我批判言论而生的民族自我改造行动，其用心则是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应该对这些言论与行动的意涵，进行参照时空环境进行分析与阐释的工作，也就是说，自有以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取向进行探讨的必要。但是，除了以历史学取向探讨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历史意义外；另一方面，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学科范畴，不仅是历史学的，更与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看，此一论述的基本意涵，当是继承传统“民为国本”之论而别发意蕴。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倡言以民为本，然其视角系以君主为主体，故历代名儒论此，率皆陈言君主应视民如子，博爱泛仁，以免失其国本遂至招亡。所谓“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系此意。所以，探讨这一个课题时，当对传统中国思想相对应的范畴例如，“民本”思想36进行分析，以解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渊源在与差别所在。

“改造国民”论述，虽亦将国家视为一整体，民为根本，本若不固、不振，国必亡矣，然则此处所谓之亡国，与一朝一姓之倾覆无涉，而是国家整体之不存。其所意欲实践、改造之标的，则为国民（而非君主）。思惟之所在，引证之论点，大有出入，此则与近代以来西方思潮进入中土，渐为国人所熟知，并引为鉴证此一态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有必要考察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是如何以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做为对照的蓝本，成为批判现实的参照架构，并提出其言论与行动。

例如，孙隆基在讨论晚清时期“社会心理学”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关系的专文中即追本溯源，指出法国心理学家吕邦（g. le bon, 1841～1931）的影响。像梁启超即深受吕邦的影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论述中还直接采用吕邦的观点，足可证明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所受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影响之深。他的研究取向，为探讨这个课题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醒我们在进行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这个课题的研究时，应重视分析是否有西方思想的根源与互动关系。

以严复为例，即应注意其论述与西方思想的关连。严复以为，西方之富强有其根本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当时首应措意的便是拟擘一套治本之法，择善去恶，以臻于成：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他又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贰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严复的论证与根本思路所在，则充份地显示了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hebert spencer, 1820～1903）观点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创见。

在探讨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前此的研究者都强调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但是，前辈学人之解析，或可再从另一个视角做进一步的省思。斯宾塞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普及者，影响深远。从19世纪英国思想界的脉络中来看斯宾塞的思想定位，可以发现，他被认为是当时英国“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国家（政府）干涉（state intervention），因为斯宾塞认为国家（政府）干涉，会对个人之发展带来负面的作用与影响。严复固然认识到斯宾塞本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斯宾塞倡“任天为治”），但是，当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时，在他心目中，肩负起责任的主要承担者（the agent）却是政府。这是完全同斯宾塞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即令斯宾塞提出社会总体之品质系于单位或个人、细胞品质良劣之见解，对严复的“改造国民”论述有影响，但是二者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很明显的，严复身居濒临亡种灭族之忧的中国，与斯宾塞身处19世纪的大英帝国则是当时世界首强的“日不落国”，二者的现实处境有很大的差别，彼此提出的反思，也正呈显出这样的落差。但是，除了二者的现实处境的差异外，是否可能也因为有别的因素，而导至他们有不同的结论？这是还值得做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注意斯宾塞对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之影响所在，更当注意，严复是怎么继承（或者“扭曲”）了斯宾塞本人的观点及其原因所在。

在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自1940年代起愈趋重视所谓“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例如，米德（m. mead）之研究美国，潘乃德（r. benedict）之研究日本，皆是此一课题之巨著。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进行“国民性”的研究关心的重点，也有为现实所用的旨趣，然若与近现代中国史上提出“改造国民”论之论者的关怀焦点是中国民族的存亡问题相较，二者的现实意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惟当我们探讨近现代中国史上“改造国民”论的兴起这个课题时，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参照价值。特别是学者关于传统中国国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与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者提出之批判，比对二者论述的交光会影，应当纳入我们的思考49。因此，必需注意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以期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述的思想意涵的评估。


四



整体而论，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而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亦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甚或于“新民德”之道提出严厉批判。举凡如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可待深掘探索，阐义释微。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总结论之，近现代国史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论述，各般行动，浪起潮落。各家论者与行动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侧重点，提出论述，展开行动。吾人若能慎思明辨，加以整合，厘清脉络，对于众相纷呈，景状万千的历史表象，当可有视野更为宽广的理解，更能掌握其深层结构与涵意。本文之尝试，即就“改造国民”论此一课题略加申述，但望能引起关心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同好的兴味。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原题为《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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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生运动“反帝”吗？
原创 东评君 东方历史评论 今天
撰文：商昌宝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阐述1949年以来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演变成分析和评述现代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南。这一结局虽早已有胡适等当事人做过反驳，也有周策纵等学者予以明辨，但却始终一直存在语焉不详和“未及腠理”的问题。那么，五四学生运动到底是不是“反帝”运动呢？不妨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年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战”的善后问题也进入到最后阶段。中国政府选择了协约国一方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战胜国。一时间，国人也同其他战胜国一道阅兵典礼、集会演讲、游行庆祝，憧憬着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重新调整中日间的不平等关系，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胡适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国际纠纷解决起来不是国人一厢情愿的事情。梁启超从巴黎发电报给总统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同时兼任国民外交协会会长)汪大燮和事务长林长民(同时兼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通报英、法、意等国赞同日本接替德国享有山东特权，汪大燮、林长民等面对总理钱能训的出尔反尔无计可施，只好找到外交协会会员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情急之下，蔡元培约见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通报外交失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便由此引爆。

当然，重新审视历史也要承认，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确也有一些变化。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芬兰、德意志、匈牙利等发生了社会主义暴动，1918年日本出现“抢米风潮”，1919年朝鲜发生“三一运动”，1919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在这样的表象下，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似乎便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轨了。而事实如何呢？纵观整个运动过程，虽然学生们的感情极其激愤，然而他们的行为举动却又是极其文明、理性的，和平与合法的民主表达方式始终是主旋律，因此被誉为“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运动的领导和参与者们清醒地意识到，请愿和游行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无非是要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愤慨和心声，作政府后盾――而非，借此唤醒国民，更要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


5月4日上午，学生在法政学堂集会，讨论下午的游行事宜。图片选自《民国日报》1919年5月20日，12版

不理解这样的出发点，就无法明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中何以说：“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陈独秀何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因此，尽管“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总统“言而无信”、英法意三国充当了“看客”，学生们在游行过程中，始终保持整齐的步伐，严肃的仪容，井然的秩序，并彬彬有礼地向各国使馆递交语言极尽委婉的“说帖”。其中递交给美国的“说贴”内容尤其值得玩味：“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吾国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这种非常谦恭的文字显然是一种外交礼节的游说，意在表明中国民众的态度，希望各国公使及政府出面给予中国政府以支持和帮助，并借此维护正义和公理。至于胡绳所说：“巴黎和会的失败激起了民众的普遍的愤怒，中国民众第一次用自己的声音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显然是将历史置于一种想当然中，与事实大相径庭。学生何以如此谦恭呢？芮恩施的回忆道出了一定的实情：“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中国的最边远的地区。由于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年人所作的决议，他们已陷于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我想起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道的信心。”

此前《每周评论》等媒体中出现的针对威尔逊的“威大炮”、“一文不值的空话”和“分赃会议”、“大炮空声”和“昙花幻梦”等“大不敬语”，并没有被学生、工人等示威者公开提起。而且游行学生“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即便游行队伍在被禁止通过使馆区的情况下，也没有与使馆警察发生冲突和，更没有冲击使馆、焚烧国旗的举动和行为，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因而也获得了“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的赞誉。


美国总统威尔逊

文明举止也发生在其他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运动中。《申报》曾这样记载上海二万学生五月二十七日的游行：“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零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六三”后，上海的商业罢市中，一些外人所设之洋行、商铺照常营业，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事件。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呼吁下，学生、童子军，甚至小偷和黑社会组织的青红帮等都愿意帮忙维持和平和秩序，整个罢市期间没有出现什么。这个现象也同样出现在长江沿岸、华北等城市的罢工、罢市运动中。
冰心在《斯人独憔悴》中借颖石的辩解也作了记述：“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工人被外国工厂严重剥削的情况下，工人的罢工并不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维护权益，也没有发生针对各国工厂和管理者的反抗举动。事后罗家伦也不无感激地说：罢工罢市“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是激于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心罢了！”学生们甚至提醒政府，要“晓谕人民，万不可对于日人加以野蛮，致惹国际交涉，俾日本政府借词，以遂其狡焉思逞之计。”那些西方人管理的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劝说下，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也纷纷放弃或停止了罢工。甚至六月九日上海学联被驱逐出租界、六月十二日法国等租界巡捕以武力镇压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并造成许多路人和商人死伤的情况下，学生与工人仍坚守运动的初衷，而没有将矛头指向各国租界。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曾告诫上海总领事和侨民团体说：“假使我们或者英国人让自己也卷入这场骚动，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我特别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显见的，整个运动并没有反对美英等所谓“国际帝国主义”，反而是请求他们出面帮忙主持公道。

以学生为代表的民众之所以在面对中日因山东问题而产生争端的问题上，会寄希望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本处于一种友好邦交的环境下，历史上所发生的不友好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只要客观地面对历史即可知。


2



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救亡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义和团排外暴乱而发生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当初被迫开放门户的政策和事实已为中国政府和国民所接受，美国1908年开始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以支持教育，各驻华的外国政府及投资商人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均保持相对和睦或友好的关系，国内不存在主流意识和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反帝排外运动。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19年底时也说过他本人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瞿秋白也才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曾间接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

尤其是“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后，各国在华人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驻华使节芮恩施、朱尔典以及杜威、罗素等来华学者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求证。芮恩施在回忆中甚至说：“我担心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家出卖了，但是他们以坚强不屈的精神接受这个打击。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的行为而讲过谴责美国的话，来伤害我的感情。他们对我表示非常灰心，但只说威尔逊总统一定遇到了他们所不知道的极大的困难。”而一般习惯上所指称的美、英、法等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大体上能够以比较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处理国际间的问题。如在处理棘手的山东问题时，各国曾试图以“和会暂收”或“五国共管”的方式解决中日间存在的分歧，但迫于中日两国政府已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包括日本来文和中国复文)，英、法、意等国才不得不在“道义”与“秩序”的选择中倾向了“秩序”。对此，当年就有西人分析说：“巴黎和会处置青岛之失当，吾人虽引以为憾；然青岛之事，中日国订有协约，列邦不过据约处置之耳。……今此学生力争胶州之运动，虽为至当，第恐北庭借外交之失败，嫁其责任于协约国及美国，用免日本独为矢的。盖专注日本，则北庭罪不容诛；托言列帮不助，则舆论将并攻列邦，而北庭遂假此排外举动，以卸其过矣。”

而美国国会选择“道义”，拒绝批准和承认美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的对德和约签字，并因此失去加入国联的资格。而且，此前美英各国曾协力促成限于分裂和内战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停战并召开“南北和会”，暂时结束了中国内战的局面，于情于理都可算作中国政府的“友邦”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在美国公署前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的原因所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辞职离开时，受到真诚挽留和热烈欢送了。更具戏剧性的是，在京的部分美国人后来也参与了游行，英美侨民协会还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声援中国的决议，不但历数了日本重复德国的罪恶，还畅言道：“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定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谈判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换文，北京当局以‘欣然同意’四字，载之文书”，美英法等国“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的“反唇相讥”不无道理。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其法律效应和契约效力不是凭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就可以抵消的。还应该提及的是，自1921年末开始，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欧美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等协议，而山东问题以及所谓的“的二十一条”在《九国公约》上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1922年2月4日，中日在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确定日本交还青岛于中国。6月2日，中日换约。图为12月10日午，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楼顶换挂中国国旗时，中国警察行礼情形。图片选自班鹏志：《接收青岛纪念写真》，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3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国族色彩，却没有产生狭隘的国族主义，因此也不构成反对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排外运动，而仅仅是针对蓄意剥夺中国利益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因为这样，张太雷明确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邓颖超回忆说：“‘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的明确起来。”茅盾更是在1949年时说：“作为一个既发之后即澎薄全国的群众运动，那时的主力不能不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至于‘五四’的政治口号，如所周知，就是反帝反封建和解放被压迫阶级，虽然这最后一个在当时还不大明确。……在那时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其声势，其群众，都胜过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虽然上述人等的部分观点和言论本身有待商榷，但其中却指明了不存在普遍意义的“反帝”问题。用笼统、宽泛意义上的“帝”来指代专门意义上的“日”，明显存在“以全概偏”的问题。这一点早在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就曾经对往沙俄帝国谈判东北问题的庆亲王奕劻说过：“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语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世界大势，连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都能看得明白。因此，“反帝”应该改为“反日”是比较客观的。历史已表明，那种“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的“老佛爷”式的愚蠢举动，真的可谓如胡适所说的“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那么，五四运动是如何“反”日的呢？

在“五四事件”的诸多口号中，“外争国权”的态度看起来比较激烈，但却激烈有余而信心不足，明显缺少那种收回自己东西的理直气壮感。那些誓死的决心并没有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对待日本接替德国管理山东等国际问题的处理态度上，仍然对“国际公理”寄予希望。所谓“反对强权政治”，也只是“不赞成，不支持”，而不是采取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其中都没有直接针对日本政府、日本驻华使馆的标语口号。在所能搜集到的标语口号中，唯一针对日本的就是“抵制日货”。而这个口号在此前以及未来几年里虽颇具“杀伤力”，但也是直接针对中国商人而产生的间接后果，而不是直接针对日本在华商人。


上海街头悬挂的爱国标语。注意，其中“宁为救国死，毋作亡国奴”这十个字当是后来书写上的（一、字竟然出乎竿上，二、其时有风，而字却平展），或为旁边所悬标语的文字。另一标语文字为“愿我同胞一致力争，海枯石烂此仇不忘”。图片选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至于集中焚烧日货等激烈行为，不过是一种强烈的泄愤心理的举动，仍属于消极抵抗的“内向型”范畴，所烧的也是中国商人商铺里的日本货，并没有直接烧日本商人店铺中的日本货。而且这样的行为也是日后各城市中的偶发行为，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在政府的诱导下，为避免对日外交的困难，学生演讲团在六月初放弃了大规模的反日演讲活动，而改为爱国宣传和提倡购买国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通告中也改口说：“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这一点《字林西报周刊》也有记载：“几位演讲者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甚至也不是排日运动。所有与会者都要保证劝说他们的朋友协助维护和平和秩序。”而且在罢课、罢市、罢工中没有出现学生和工人冲击日本工厂、商铺的行为，绝大多数的举动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甚至面对日军持枪游行和旅中日人的公然挑衅，也是“均置之不顾云”。尽管留日学生在国耻纪念日时也出现“打破军国主义”的口号，但它却是以“保持永久和平”为宗旨。而且，游行队伍在遭日本“马队冲踏，血肉横飞”的情况下，“仍整队前进”，向各国使馆送交说帖，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反击行为。

当然，作为群众运动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出现几起偶然的暴力冲突事件，但那并不是组织者的本意，也构不成运动的主流。还要提及的是，那时的“反日”，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特别是还没有制造出日后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许德珩回忆证实说：“那时(指五四运动——本文注)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王统照回忆说：“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以及惩办卖国的军阀官僚。”茅盾后来也说：“至于反帝国主义……‘五四’的文献中，没有一篇明目张胆的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反之，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却屡见不鲜。”

关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被提出，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曾考证说：“最先，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个‘过激派’的杂志上提出了这个口号，没有什么‘人’注意”。“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而另据《中国青年》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五一举行过极壮烈的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可见“反帝”这一问题并不是始于五四运动，而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


瞿秋白

还有，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强占山东的行径，但并没有将斗争的目标主要放在日本政府身上，而是将这种“外争国权”、“民族自治”的要求转换成反对北京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和“内除国贼”方面。美国学者B.格里德尔在198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这场运动(五四运动——引者注)的发生，多少有点自发性，没有有组织的思想指导，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愤怒爆发，矛头直指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聚集在巴黎的和谈代表。”

可见，尽管民国政府的举措令国民失望，但是整个运动仍然是为了维护政府，做政府的后援，而不是将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直接行动的目标，这与后来的北伐、阶级革命实际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各地一些比较激烈的宣言也都是针对所谓卖国贼的，如“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则誓筹最后之对付”(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山西学生罢课宣言)等，以及“在此一举”和“同胞起来呀”带有一点革命味道的口号，也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锄奸，同样寄希望于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和“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甚至摆出“原祈政府诸公曲谅苦衷，……学生等所为纯出良心至诚……”(天津学生罢课宣言)、“临颍涕泣，不知所云”(浙江学生罢课宣言)的哀求与可怜之相而要求得政府支持和外界谅解。另外，在各界人士上总统书、函牍、公电中也都是极力劝说政府爱国的言词。即便是面对“被巡士横遭驱逐，有被击仆地，受人践踏；有被刺伤，血流如注”的悲怆情况，学生们仍然冲破阻挡，坚持演讲，却没有因为失望和义愤而号召国民起来同软弱政府进行斗争，以暴力相抗衡，所以茅盾后来才总结并检讨说：“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


4



众多资料显示，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直接的、非理性的行动为后来的很多人所看重，因为这样的表象也似乎更能体现“反帝”的暴力革命要求。但经过众多学者多方考证，这一幕实属个别人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举动违背了运动的初衷，完全是组织者失控的结果。陈平原说：“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至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据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周予同回忆说：当时有很多同学“认为放火毁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案的精神”。另有亲历者周为群回忆证实，当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时，当场就遭到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的阻止。只是在那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所谓的学运中坚、临时指挥是无法、也不可能控制住这个突发局面的。


“抵制日货，惩办国贼，指天誓日，百折不回”，选自《益世报》1919年6月9日，10版。


关于学生的纵火和小范围的暴力，也不应过度解读。孙文当年曾联合南方军政府六总裁致电北京政府说：“青年学生，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情有可原。”朱启钤致电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说：“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之思潮鼓荡，致有逾常轨之行为(指焚屋伤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拟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吴佩孚当年也曾通电说：“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情更可原！”就是那个被烧了住宅的曹汝霖本人后来都说：“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

至于运动出现所谓的“革命举措”，也只是为了出气而痛打了章宗祥，并没有出现“人头落地”的激烈场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殴打章宗祥时始终扮演着救助者的角色，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暴力威胁，这与日后的暴力革命手段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且，即便是五四运动在内惩国贼方面出现了暴力行为，但也仅仅是教训了一下几个执行对外政策的官僚，应该不足以显示“革命的彻底性”。

当然，运动中也出现“革命性”话语：如6月初被捕学生喊出的“大家起来革命”的口号，但是这样的口号却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相伴随；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虽指出：“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但是，此宣言的话外音虽带有警告、恐吓之意，但目的仍是希望“和平”而不是真的“直接行动”，况且他本人当街被捕没有了下文；再如上海的《时事新报》载有：“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但是，它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言论自由的观点，不属于运动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中。而且上海各界在罢工、罢市运动中特别强调“切勿暴动”、“和平抵制”，并有大队人员负责宣传和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以防止意外暴力事件的发生。

至于毛泽东后来所言：“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这样的论断是在全民抗日的历史语境下做出的，属于特定阶段的权宜产物，与“五四”学生运动要做政府后援的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


五四运动

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事实上是在一种虚假前提下，要么将五四运动纳入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的语境中，使其承担反抗侵略、爱国救亡的任务，以符合预设中的“反帝”要求；要么就是怀着典型的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结，先入为主地假想一个结果，然后再依据这个结果去找原因，使“反帝”成为现代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必然。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却被忽略了，即所谓“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帝”，既不是民族解放语境下的救亡话语，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启蒙话语，而是具有典型意识形态意义的阶级话语。

这样的一种结局本来就是一种历史阐释的误会，这样的结果正符合了当年李大钊的愿望和预言：“不要把它(指五四运动——本文注)看狭小了，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作者为独立学者，注释略去）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2-22 15:0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5-18 11:04 编辑

牛阿曾:
@无忌粉 《雪山飞狐》英译本最早是吴罗宾的，1972年。

霏:
@牛阿曾 牛师傅，那雪山飞狐算不算最早翻译成英文的金庸小说

牛阿曾:
是最早的

牛阿曾:
金庸的英译停顿不前，鹿鼎记是名家译的，可惜是个缩译本，目前射雕在英译，译者资历较浅。

【【【【【【【【【【【【【【【【【【【【

1985 -2007

1985        61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6        62       
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正式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

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8        64       
「主流方案」事件在港引起轩然大波，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文章。

获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荣衔。

1989        65       
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职务。

在《明报》创办三十周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1        67       
明报企业挂牌上市。与于品海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

1992        68       
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牛津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讲座，作〈香港和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后五年〉的演讲。

回乡寻师访友，并为嘉兴市捐建「金庸图书馆」。

获加拿大毕诗省省立大学荣衔。

1993        69       
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

赴北京访问，会见江泽民。

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

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确定「退休」一事。

1994        70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第一部英译本《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飞狐)。

正式授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本世纪中国小说家第四。

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获选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之荣誉院士。

1995        71       
明河社星马分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

1996        72       
获选英国剑桥大学两所学院之荣誉院士。

日本德间出版社取得版权，正式开始翻译刊行《金庸武侠小说集》。

1997        73       
3月，中国时报浮世绘版「金庸茶馆」专栏开张，举行个人在台第一场公开演讲，主讲「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

7月，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在《明报》发表〈河水井水　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一文。

10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记）第一册。

1998        74       
5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各国四十余位学者赴会或提出论文。

获香港政府市政局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香港（及海外）文学艺术协会以最高之「当代文豪金龙奖」授予巴金、冰心、金庸三人。

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分别出版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 11月上旬，由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远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举办「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港、台及美、英、澳等国二十七位学者发表论文，二百多位学者与会。《论文集》于1999年12月正式出版。

1999        75       
3月，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开始进行《金庸作品集》的三度修订工作。

2000        76       
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11月初，中国北京大学举办「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

12月，获颁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1        77       
4月下旬访台，新竹清华大学颁赠荣誉讲座教授证书，并与圣严法师、杨振宁博士、刘兆玄教授进行【岁月的智慧──大师真情】会谈；25日与总统会面。【大字版金庸作品集】计划的第一部《大字版书剑恩仇录》首版问世。

5月，天津南开大学颁授荣誉教授。

7月，国际天文学会以「金庸星」命名北京天文台所发现之一颗小行星。

11月，赴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参加「金庸小说研讨会」。获颁第九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之终身奉献奖。

2002        78       
4月，赴上海与保罗科埃略一起参加上海文汇报主办「东西方最有影响作家对谈」。

5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颁授荣誉教授。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2003        79       
3月，赴澳门参加「金庸图书馆」开幕礼及演讲。

7月，赴杭州参加「金庸书友会」开幕礼及与金迷对话。《金庸茶馆》杂志发刊。

8月，【新修版金庸作品集】之《书剑恩仇录》、《射鵰英雄传》出版，引发媒体与金迷对「黄药师与梅超风之恋」高度报导与热烈讨论。

9月，赴长沙衡阳参加「五岳联盟大会」，并主讲〈游侠的游历与侠气〉。

10月，赴西安参加陜西电视台节目「华山论剑」；赴嘉兴参加「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十四万人次票选，金庸荣获亚军，仅次于鲁迅。

2004        80       
5月，六部小说入选【最爱100小说大选】，《天龙八部》排名十四、《神鵰侠侣》排名二十五、《射鵰英雄传》排名三十、《笑傲江湖》排名三十八、《倚天屠龙记》排名四十八、《鹿鼎记》排名六十九。

9月，前往九寨沟、峨嵋山旅游揽胜。

10月中旬，获颁法国「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法国文化部长迪法柏专程由法国前往香港主持颁授仪式。

2005        81       
1月，前往浙江象山影视城，参观大陆电视剧《神鵰侠侣》开拍。

3月，《天龙八部》入选中国大陆语文教材，节录章节为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

4月上旬，获剑桥大学教授会全票通过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的提名推荐。

6月中旬，赴英国领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由剑桥大学校监菲力普亲王亲自颁授。

9月中旬，来台参加远流三十周年庆，并参加远流与《中国时报》联合举办的【金庸家族同乐会】，与台湾金迷同欢。新修版《天龙八部》于此时上市，段誉与王语嫣的感情结局备受瞩目。

10月，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硕士、博士学位。

2006        82       
由ICBC中国商银与远流合作，全球首张国际级作家授权的信用卡「远流金庸卡」正式发行。

7月，新版《鹿鼎记》上市，新修版《金庸作品集》全套修订竣工

9月，赴汕头大学，与学生交流对谈。授权作家出版社于中国大陆发行「明月」四十年精品文选《金庸散文集》，此为金庸的首部散文集。

11月，获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12月，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

2007        83       
1月，获选「开卷年度调查」香港城市代表作家之首。获颁「杭州市荣誉市民」。 在香港以视讯接受硕士论文口试。

2月，来台探访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其时麦大维正于中研院史语所进行访问，他是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硕士时的论文指导教授。金庸访台期间，首度莅临台北国际书展，举办签书会。另参观故宫「北宋大观特展」、「大英博物馆收藏展」，以及于台湾博物馆展出的「俄罗斯文学三巨人特展」。

5月，取得剑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亲赴剑桥领取学位证书。 获台湾政治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来台参与政大八十周年校庆，并于政大举办演说，讲题为「中国历史的发展」。 访台期间，前往老友柏杨府上拜会，二人首度促膝长谈，相见甚欢。

7月，《金庸散文》出版，为金庸首度于台湾推出的个人散文集，并收录具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月云〉。

8月，《飞狐外传》取代鲁迅《阿Q正传》，入选北京九个区县的高中语文教材，引发「金庸是否取代鲁迅」的议论。

9月，获苏州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苏州评弹学校任命为名誉教授。

11月，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浙江大学任命为名誉人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委任为文学院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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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没有负气这回事/张 茅
2018-12-02 03:17:33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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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金庸在《新晚报》发表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与《大公报》结缘深/资料图片

　　在金庸追思会上，有人问一时瑜亮的金庸梁羽生，是不是有情意结？

　　曹骥云兄笑而回答：不会，他们同一个办公室，又同住半山赞善里宿舍，相处得很好。

　　骥云兄说的是事实，我有同感。“情意结”也是我最近才听到，印象中过去不曾提及。大抵是最近忽有文章，说金庸负气离开《新晚报》，才有此一问。文章说《新晚报》副刊课主任一职空悬，报社物色人选填补，梁羽生、金庸已成名家，决定两人中选一人，最后选上梁羽生，金庸极度不快，遂负气呈辞。作者说由报馆同事听来，便写到文章裏。

　　我在《新晚报》工作四十多年，金庸、梁羽生是“大编辑”，当年我在报社不过是一名后辈，共事於《新晚报》，几十年报社生涯，未闻有此一说。

　　我接触的金庸不是负气的人，那麼多年没见他耍过脾气，这性情与梁羽生无异。金庸不苟言笑，梁羽生爱谈论，上至费彝民社长，下至派报员都可交谈。金庸常带微笑，与同事多是浅谈，上班工作翻译外国著作，写馥兰影话，大部分时间在外面走，与电影公司常来往。梁羽生写“座谈文谈”，写“李夫人信箱”大红大紫，出版著作《文艺杂谈》、《自学成功的文学家》及《中国历史话题》。梁羽生编写完毕，便“玩”他的兴趣事，打乒乓球杀得性起满头大汗脱去外衣，震动下层天花板，总经理上来说：“文统，小心冧楼啊！”下象棋逢人让双马，唯一对手是著名作家聂绀弩，过《文汇报》找他下棋，半夜拆名家棋局不眠，还有打桥牌，下围棋；晚上一表正经去“南方学院”讲授文学课程，这时的梁羽生，仍留在校园的生活方式，在岭南大学他是学生报总编辑。而金庸编写之余，时间用在外面找机遇追求突破。

　　金庸在《新晚报》工作的那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他编的副刊，写的影话，都得到读者欣赏，尤其受到激赏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这段安稳的日子裏，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读者欢迎，他便开始酝酿自己事业的突破，默默铺排去路，并最终递交了一份辞职书。至於有文章的作者说到金庸因副刊主任一职选举定梁羽生表示非常的不满，还为这口气而一走了之，但这完全不似我们这些旧同事所熟知的金庸。金庸性情内敛，不会在他人面前流露内在情绪起落，他上京谋求外交部的工作未果，以平静的心理返报社提出复职，后来他有机会晋身电影圈而再次有意辞职。金庸不容易动气就如他不会泄气，他身上有一股勇气衝着要突破事业，他内心柔韧，韧性支撑他一次不成功再来第二次。金庸的个性，报社同事心裏明白，因此负气一走的往事对熟悉金庸个性的同事来说并无说服力。至於金庸最终离开报社，除了他自己想办报纸的兴趣引起，找不到其他原因。

　　《明报》在一九五九年面世，由此可见，金庸呈辞是有备而为，他要一心一意去为他的报纸拚搏。与金庸共事过的报社同事说金庸聪明，懂得找到自己创业的条件和机会，几十年谈起都这样说。相比之下，梁羽生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据我和同事所知，金梁二人在报社没有“行政官阶”，即所谓主任、编辑主任，两人的职务都是编辑，金庸辞职时仍是编辑身份；梁羽生也是编辑，后来任命为“撰述员”，属社评委员会成员，专门从事写作，地位高於主任及编辑主任，没有行政权，如西方“不管部部长”，也不受管，比他人逍遥。我还记得任命通告，由《大公报》资深老报人左之藩书写通告，贴在三楼编辑部门外的通告牌上，另外写在任命册上通传，梁羽生八十年代以“撰述员”身份退休，一生在报社独得此名衔，从未当过主任一职。不可能发生梁羽生获任副刊主任这回事，金庸负气辞职的说法便明显失实了。

　　金庸初任《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后调去编辑《新晚报》副刊的“下午茶座”，再调到《大公报》副刊编“大公园”。我记忆中时任《大公报》副刊主任的是高学逵，《新晚报》副刊则由严庆澍（唐人）主管。二○○九年，金庸重访《大公报》，并且在题字上署“金庸敬赠旧主人大公报”，可见其人品，亦可见他记怀当年，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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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逝世
http://www.CRNTT.com   2020-02-22 11:38:26

　　中评社香港2月22日电／据大公报报道，《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先生二十一日凌晨因肾衰竭在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曹骥云，一九二八年出生，籍贯广西桂林，于南京长大。一九五〇年从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同年八月，曹骥云加入《大公报》，初任职校对，次年六月，转入要闻课，先后从事翻译、编辑等职，直至一九九六年以副总编辑一职退休。曹骥云先生任大公报副总编辑期间，主要分管要闻，参与撰写社评，并长期为《大公报》撰写国际评论“纵横谈”。
　　在大公报工作46年
　　《大公报》被誉为“新闻界的黄埔军校”，人才济济。“刚来香港时，有人介绍我去别的报纸，但大公报复刊不久，很需要人，便选择了大公报，结果一直工作了四十六年。”二〇一二年，曹骥云在出席《大公报》创刊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向记者忆起当年初入报馆的情景。“领导对年轻人很提携，上下亲和，所以《大公报》的凝聚力很强。”

　　不止如此，在曹骥云看来，“报馆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当时每晚十一点在报馆都有餐宵夜食，然后凌晨放工同事们再结伴去铜锣湾的酒楼和大牌档食宵夜，大家还经常一起旅行郊游。

　　在这个“上下亲和的大家庭”里，曹骥云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除了采访社会新闻外，他还多次被派往境外发回第一手的采访信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曹骥云被报社派到中越边境采访，写了不少引起读者关注的新闻和文章，一些老同事记忆犹新。曹骥云夫人常婷婷，也是在一九五〇年加入《大公报》，从校对做起，其后转任要闻课助理编辑、编辑等职。
　　与金庸共事情谊深
　　在曹骥云初入《大公报》的时候，其时二十六岁的查良镛（金庸）正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二人由此结缘，交往深厚。二〇一八年，金庸仙逝，已届耄耋之年的曹骥云亲身前来出席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的“金庸与大公”缅怀会，并上台回顾与金庸的交往点滴。他回忆道，金庸在自己入职《大公报》时曾说“新闻界最重要的是不失信人心。”此话一直影响曹骥云作为报人的职业生涯。

　　针对香港部分媒体时常戴有色眼镜报道内地新闻的现象，曹骥云先生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香港有的媒体会将芝麻绿豆的事情夸大，把内地说得“一文不值”，而《大公报》能够给读者比较正确的答案。“了解中国，还要看大公。”他更进一步说：“对中国要有信心，不要动不动就‘闹’。”

　　资深传媒人员联谊会理事长杨祖坤哀伤地表示，“曹老先生是资媒会顾问，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为会务发展提出建言，深受同人敬重。曹先生毕生爱国爱港，在大公报服务四十多年，从一而终，是爱国新闻界的好榜样。我们为本会痛失一位顾问而感到哀伤，盼曹先生家人节哀。”
　　（来源：大公报）

92岁老爹于凌晨突然离世！著名才子悲痛报丧：父亲与金庸是世交
原创TVB资讯君昨天我要分享
本文由 TVB资讯君 作者 JacksonTsang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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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媒最新消息报道，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才子陶杰（原名曹捷）于今（21）日悲痛对外宣布，92岁的老父亲曹骥云于凌晨2点半在跑马地医院因肾衰竭而离世。


陶杰接受港媒访问时透露，父亲曹骥云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平时甚少病痛，直到一个礼拜前，父亲突然感到食欲不振，于是家人将他送入院检查，结果发现肾衰竭。


讲到父亲突然离世，陶杰感触表示：「他走时我跟太太都在，所有家人在这两日他都全部见过了，以为是老人病胃口不好送他去医院，结果发现他肾衰竭了，一切安详。他出事前身体情况很健康，没有脑退化、没有心脏病思路清晰，上个月他还跟老友玩牌。

爸爸的遗愿是希望身后事一切从简处理，所以没有任何仪式丧礼也不会在殡仪馆举行，以私人聚会形式之后进行火化，至于爸爸的旧部、群组就由他们自发安排追思。」


据悉，曹骥云是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早在1950年时，时年22岁的曹骥云从广西移居到香港生活，之后便加入《大公报》。初期，他负责担任校对工作，在他效力的46年间一直晋升到副总编辑，直到67岁时才正式从《大公报》退休。


曹骥云与著名小说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当年两老正正就是结缘于《大公报》，两家人可谓是世代之交，至今感情都很好。


而陶杰曾公开分享童年生活时，透露父亲曹骥云每年坚持带他返内地老家，希望他能好好认识祖国山河及铭记历史文化。直到17岁那年，陶杰只身离港远赴到英国去求学，之后才少了返回家乡。在此，本社希望曹骥云老先生一路走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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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查良镛鲜为人知的故事
林愈静 林愈静 2018-11-07 16:56:22


以下内容综合整理自这几天香港商台《光明顶》节目悼念金庸和RTHK《讲东讲西：金庸奇人》。这些事大部分都可以在张圭阳那本《金庸与明报》里找到更详细的记述。有一些则是私下和朋友后辈谈起的。真假不可考。

【海宁查家】

海宁查家谱的排辈是：济美忠良传家孝友，所以当年和金庸一起提出双查方案的查济民应该高金庸（良）两辈，金庸的儿女都按海宁查家排位传字辈（传侠，传倜，传诗，传讷）；金庸不是大房所生，但当时家族显赫条件也非常好，这段故事可以在他后来写的散文《月云》里看到。他十二岁那年代表海宁查家去参加表哥徐志摩的葬礼，见识了徐家的排场。金庸大学读国际法专业，理想是做外交家。

【大公时代】

金庸加入大公报是因为《大公报》当时已投共（共当时是一股清流），费彝民（费彝民是中国第一代文艺片导演费穆的弟弟）受周恩来之托在香港招募了一批精英先做《大公报》的工作，等时机成熟可以加入外交部工作，报效祖国，金庸是在国内考《大公报》的，当时该报业界一流，几千人考试面试最后只有几人入围，金庸是其中之一，后来毛对周不信任，没有让周继续兼任外交部长，这批『储备干部』就这么晾那儿了，金庸等不急自己上京投考，想见乔冠华，有好心人告诉他，你死心吧，我们共产党讲出身的。你出身地主家庭，是没有可能了，金庸心灰意冷回到香港。

岁月渐长，看清真面目后，金庸和《大公报》中左派同仁渐行渐远，陶杰曾经放过一张《大公报》员工合照，其中有金庸和梁羽生，全部人都是笑脸，只有金庸没有笑且没有看镜头。黄永玉也短暂在《大公报》工作过，他说金庸寡言少语，少与人交往，和梁羽生完全不同。其实金庸毕生都是个能写不太能说的人，所谓敏于事而讷于言，他有点结巴，不善于表达，在香港公开的访谈里说一口江浙味的粤语，倪匡的粤语也是那种味道，比金庸稍好。

金庸当时在大公报做外电编译，应该和陶杰父亲比较熟，陶杰父亲曹骥云是国际版编辑。后来在《大公报》连载完《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后，金庸认识到无论是电影公司还是媒体，共产党的阵营是没有创作自由的，并且他觉得武侠小说可以养活一家报纸，于是下定决心出走创办《明报》，将积累的媒体经验用于办自己的报纸。


【第二排左二为金庸】
【明报岁月】

《明报》走中间路线，报道不偏向左或者右，而且几乎一半版面都是武侠小说连载，但当时市场竞争激烈，他经营日益困难，到了1960年代，才刚创办两年已处于倒闭边缘，《大公报》派梁羽生去和金庸接洽，企图趁人之危继续拉拢他，关于这一段，陶杰叙述的非常诗情画意，在维港小轮上，夜色昏黄，清风徐徐，烟波浩渺，梁羽生说费（彝民）先生的意思，你可以用《大公报》的白报纸，金庸当时的确经营困难，他思绪良久，如果这时接受了帮助就无法再言论独立，于是答道：多谢费老好意，我暂时还不需要。

后来轰轰烈烈的国内运动救了金庸和《明报》，他派记者到各口岸采访大逃港来的内地同胞，将问到的情况如实报道，港人希望知道内地真相，争相购买，洛阳纸贵。金庸一直亲自写社论，写的非常文雅动人，呼吁港人救助逃难来港的同胞。接着运动升级，浩劫开始，金庸的立场越发鲜明，他网罗了一批当时在港的党史专家，国内政治研究专家，成为《明报》智库，他们研究结果是：这场运动本质是毛要搞掉刘少奇。事实证明他们是第一家准确预测结果的报纸。

陶杰回忆，那时他十几岁每天都能在海边见到浮尸，他父亲的同事，也是金庸的旧同事，在他家里聚会时会背地里议论金庸，他们称他『小查』，『小查今天的社论写的不错』，和曹骥云一样，他们大部分也不满，但没有勇气出走。此刻感情颇为复杂。曹骥云在大公报副总编辑位置退休。

后来陶杰在一次英文访谈中谈到他父亲时说，成年后他非常想问问他们这代人，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老来有没有后悔，每次父亲都是叹息，并不回答，他十几岁时一天父亲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去皇都戏院看傍晚7点场的《日瓦格医生》，他感到惊讶，父亲从来没请他看过电影，后来他去看了电影，『可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让我自己去这部电影里找答案』，陶杰说，『他们那代人可能很分裂，明明美梦破碎，但不愿醒来，理想破灭终究是令人叹息的。』

【个人生活】

金庸第一段婚姻是以妻子出轨跟了他人告终的，RTHK的节目《杰出华人系列》中，金庸亲口说，第一任太太，对不起我，我对不起第二任太太。当时金庸携妻子来港，因为语言不通，加上生活水平下降，颇有不满。不久黄永玉在港办画展，画展的摄影师和金庸第一任妻子结识，逐渐走近，最后她跟他回国，后来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写过一个剧本《兰花花》其中有一幕，男主角的妻子不告而别，男主角一人凄惶的在冬天的大街上寻找妻子，陶杰问金庸，这是不是你真人真事儿改编？金庸首先非常震惊陶杰看过那么古老的电影还记得那么清楚，但笑而不言，并未否认。

后来陶杰还用这个方法拍过一次马屁，拍的金庸非常舒服。他的武侠小说天下闻名，但电影就少有人提起，陶杰每次都可以从此切入，令老人不胜欢喜讲一些私事给他。至于夏梦，陶杰说他没有当面问过，但根据当时的情形推测，金庸没追过夏梦。

陶杰说金庸不需要写传记，他每一部小说，如果做平行阅读，都有他的影子，反应那个时期的心态，例如《书剑》，《射雕》写的都是非常平面的正面的人物，爱情甜蜜，到了《神雕》时，他经营困难，心境颇为凄凉，又遭前同事冷嘲热讽，一腔孤愤，所以杨过是个性格倔犟叛逆的人，绝望的人，反应了他当时的心态，到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好，赴台采访蒋经国，甚至做了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和殖民政府关系也非常亲密，正式和左派全面决裂，受到不少攻击，他写《天龙八部》里聚贤庄乔峰一一回应各个所谓名门正派对他的攻击，几乎可以一一对照他旧同事领了政治任务或者出于妒忌对他的攻击。另外就是当时金庸已经在经济上远远的甩开这些旧同事了，所以，安排乔峰所在那个帮派不是武当不是少林，是丐帮。

去到《鹿鼎记》，他借韦小宝口问陈近南：现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念，为什么还要反清？（暗喻殖民地归属并不重要，繁荣稳定才是根本）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他后来站稳脚跟后，几乎处处和左报做对，除了社论之外，专栏也找共产党的『叛徒』来写，我前面整理的王世瑜的访谈里提到，金庸带着他到赤柱圣士提反找张国焘在《明报》连载他在党内的经历。洪晃父亲也是在《明报》写他和章含之的前缘后续，后来洪晃央求下他才停了专栏。

写完《鹿鼎记》后，金庸觉得自己才尽便搁笔不写，当时金庸48岁便及时封笔，后来在RTHK做的杰出华人系列节目访谈里，他对着记者笑眯眯的说，我嘛，小说写的的确不错，人物写的不错，不朽不敢说，但死后一两百年肯定会有人继续读我的书吧。我有时候看自己的小说也觉得，哎，写的真好。现在我写不出来了。

但报纸要生存，他于是到处去找好的作者，高薪礼聘，其中一个就是古龙，金庸亲自到台湾和他谈合约，倪匡是他从别的报纸挖来的。还有别的作者，男男女女每天副刊有十几个小说同时连载，每一篇金庸自己都会看，写的好就继续，写的不好，完成这一部之后就炒掉再去找作者，坊间流传金庸吝啬，其实不然。

他当时给倪匡开8000一个月，就一个武侠连载一个散文专栏，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的工资是一千出头一个月，倪匡除了拿金庸这8000的固定工资，还帮胡金铨张彻写剧本，一个剧本两万，每年可以写十几个。难怪那时候倪匡花天酒地，真是文人富豪。

【争议】

金庸一生都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谋定而后动，陶杰提到有两次金庸征求他的意见，一次是98年前后，金庸打电话叫他上家，一进门就意气风发的说，我要出山，来，你做总编辑，我们来搞个杂志，我先拿500万出来。陶杰想了一下，对他说，查先生，印刷媒体前景不太好了，你已经退出江湖，而且收山很漂亮....金庸想了想，放下了这个念头。另一次就是争议颇多的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当时金庸也征求陶杰意见，陶杰说，你如果去了，就会被当作张浚生的人，别人想攻击他时，你知道国内的政治官僚文化的，就会隔山打牛，攻击你。金庸听了之后没表态，最后还是接了这个职位并一如陶杰预料，引出许多风波。

金庸是个老派文人，大概也是最后一批老派文人了，这是陶杰推测他并没有追求过夏梦的理由之一，夏梦是有夫之妇，他不会做出格的事。另外马鼎盛在节目里说金庸是一流小说家，但他并不适合从政，因为不够黑，很多事情写得出，做不到。他年轻时在深圳读到金庸小说的结集，写了读后感投递《希望》杂志发表，寄给金庸，得到金庸亲笔回信，非常感动。刘天赐和金庸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他说有一次和金庸吃饭时说他看了小说之后觉得有些地方有疏漏，比如宋朝是没有镖局的，到明朝才有，希望讨论，金庸接起话说：天赐兄（其实金庸长他许多），那些都是急就之下的专栏文字，来不及查考，还望海量汪涵。刘天赐就没有把这些考据的瑕疵写进专栏。后来刘天赐出版了几本关于办公室政治的随笔集叫《小宝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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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年纪大了，越来越不喜欢看抒情的个人化文字，虽然曾经我也写过不少狗血，金庸离世，我并不想知道你们少年时读金庸热泪盈眶，热恋时读金庸温柔无尽，甚至你中年仍能从金庸作品里找到力量--这是你们的故事，年轻人喜欢这种共情和分享，但我只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庸的事实，金庸有很多话守在口中心中一辈子也没讲出来。我约略整理了这几天我喜欢的几个节目和媒体人谈论的金庸的一些事实，分享给大家。

金庸的小说我只读过《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很小时候就看过连环画，整本是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高四，短暂的一个半日元旦假期，托同学在洧川街里租书店租的，是我最难忘的阅读回忆之一。后面这几本都是大一无聊的寒假里晒着暖阳不分昼夜读的，后来没有再读其它作品了。对我自己而言，因缘际会，过了享受金庸的年纪。（我想对我而言，应该是高中）。至今我最喜欢的金庸作品仍是《射雕》，仍记得一条小河日夜从牛家村流过。【这篇可能重复收录】【【【【【【【【【【【【【【【【【【【【【【【【【【【【【【【【【【【【【【【【【【【【【【【【【【【【【【【【【【【【【【【【【【【【【【【【【【【【【【【【【【【【【【【【【【【【【【【【【【【【【【【【【【【【【【【【【【【【【【【【【【【【【【【【【【【【【【【【【【【【【【【【【【【【【【【【【【【【【【【【【【【【【【【【【【【【【【【【【【【【【【【【【【【【【【【【【【

“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界的浅薄，那您怎么看“五四”的？



许倬云：“五四”是一个该有之事，但不该做得如此浅薄。他们完全不懂启蒙时代衍变的过程，“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好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似的，“德”“赛”都是人的阐述，“德”是神跟人的关系，人是神所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赛”是天地之间大的规律，二者都有希腊的影子。



启蒙时代的民主，美化了雅典政治做幌子，科学来自希腊的数学观念。其实亚里士多德是割裂的，不是统一的，是陈述不是分析，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启蒙借古代的幌子，来反教会，反贵族。他借尸还魂，借尸创造魂。



问：那也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许倬云：太冒失了。他们在美国读书，在欧洲读书，尤其是胡适，我很多地方佩服他，但开风气不为先，他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必须说，他是非常粗浅的人，没有好好读书，人聪明，抓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用，但是浅薄。



“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界的浅薄，从“五四”到现在，梁漱溟是真正认认真真想问题的人。



问：只有梁漱溟吗？



许倬云：梁漱溟是了不起的。熊十力是想拿佛跟儒斗在一起，但是熊先生没有顾虑到西方主流，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它。钱钟书是知识渊博，你看他《管锥编》，你看不出他的中心思想，他也没有一个系统的，他不想跟人说明一个事情，他在讲自己渊博的知识面。



他是无锡人，我老乡。他的爸爸是个很保守的传统学者，传统文化读得很好。钱钟书聪明，什么都喜欢，但没有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他也不想整出个系统来，可能也是避祸。



问：其他的呢？



许倬云：余英时，我非常佩服，他写的每一本书都有内容，都有旨标，很了不起的，我们这一代就属他第一。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
——许倬云访谈
文/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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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归去来：小民该囤积神马东西来应对黑天鹅事件？
原创 在家蹲了一个月的 九龙塘右眼财迷 今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今天，应各位看官的要求，来填一个坑——面对黑天鹅事件，该囤积一些神马东西？



窃以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黑天鹅事件的严重性。



在证券投资领域，“归纳法”无处不在。电视上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天花乱坠、舌绽金莲的股市分析师们经常谈论的技术分析（看K线图之类）本质上依赖的就是“归纳法”。窃以为他们的分析就和下面这张图一样引人发笑：





就财迷看来，证券投资领域的技术分析人员似乎都有狭隘经验主义者之嫌——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是机械地以为历史统计数据能够涵盖未来的所有现象，于是他们用旧事物预测新事物，用过去预测未来。机械地以为过去会怎样，未来就可能会依旧怎样。




苏格兰有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David Hume（大卫.休谟）: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性论》。其中以著名的“黑天鹅问题”表达了对于狭隘经验主义者的怀疑：我们看到的白天鹅数目再多，哪怕几百万只甚至上千万只，也无法推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这个猜想。



后来，人们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鹅,为此还发行了邮票纪念：





黑天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与白天鹅的强烈不对称性：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成千上万只白天鹅累成的证据大山，让一切归零。



写出《黑天鹅》的Taleb信奉随机性，总是警告大家小心概率的发生：





然鹅，这世界却喜欢非黑即白，总是一意孤行。据《黑天鹅》内容，信奉概率的发生让Taleb在198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不但保留了本钱，甚至赚到了一点小钱钱。一意孤行则导致他的同僚在金融危机中大起大落，再也木有了翻身的本钱。



同理，就我等小民来讲，少数人觉得黑天鹅事件可能导致大洪水，两脚羊云云，这个或不靠谱，小看了现代社会的风险控制能力，但是，这次三镇疫情已经很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黑天鹅事件并不遥远，一些人或可能因缘际会，因随机的黑天鹅事件而一切归零。证据如下：



即使厅局级干部，也免不了受病毒侵染：





纵然霸道总裁，也难逃魔爪试探：







虽然学富五车，仍免不了撒手人寰：





更不要提众所周知的常凯导演：







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不信可以看财迷文章《财迷‖神州阶层划分与阶层跃迁的天地人三关：从文章马伊琍离婚谈门当户对》，然后自行判断。



他们不缺钱财，不缺人脉，也不缺资源，遇到黑天鹅事件，却仍然去世，这就是黑天鹅的可怕之处——一次性让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人生游戏直接归零，不可能再翻身。



昔日恒温有言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类似地，领导/大亨/院士尚且如此，你我小民又何以堪？



说实话，对神州人来说，黑天鹅并不陌生，不管是大西北曾经出现过的25乘以3事件，还是哪个“春夏之交”，又或66-68年之间的“文”斗，抑或58-60年的事件（不懂这些的自行问度娘），虽然时间都过去很久，但当事人都还活着，列位看官去问问身边的父辈和祖辈，都会发现一旦出现黑天鹅，总有代价出现。只是可叹很多神州中产阶级都是“金鱼中产”，和鱼缸里的金鱼一样，眼光只有五米，记忆只有三秒，早就已经忘了这些，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岁月一直静好。结果一不小心，就会输掉最后的本钱。



实际上，即使不会输掉最后的本钱——遇到黑天鹅事件，最麻烦的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带来的稀缺及相关成本上升——你突然发现口罩价格大涨，一些粮食蔬菜的价格也大涨，甚至一些服务，比如电工/水管工，等等价格都会大涨。



搞不好还会被敲竹杠，成为资本大盘的玩物：





所以，黑天鹅不得不防。



要应对黑天鹅，就需要构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



无论是疫情也好，平原地区的洪灾也好，或者是台风也好，当出现大规模灾害之后。尤其是如果这些灾害发生之后，出现情况失控，下岗增加，人们开始疯狂的你争我抢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a)迅速地月兑，远离灾害发生地区，或者b)不出门，与世隔绝。



遇见黑天鹅，如果不能a)月兑，需要b)家里蹲，窃以为需要做的准备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食物



三镇疫情表明：一旦遇到黑天鹅事件，大家最好能不出门则不出门。但宅在家，万一物资配送不灵，或者连快递小哥也怕了，不敢出门。辣么别的还好，大家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填饱肚子。



a)首先，人体需要碳水化合物。为了这个目的，家里可以囤一点真空包装的大米。一般来说真空包装的大米保质期是十二个月。所以理论上各位可以囤一年的粮食，最低也要囤三个月的粮食。



b)人体也需要维生素。比如，缺乏维生素A会得夜盲症。维生素C是骨骼组织和牙齿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维生素C可能导致坏血病。一旦得上这种病，就会牙龈肿胀，关节肌肉疼痛无比。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会不治身亡。



如有条件，可以在天台或院子里开辟一块小菜园。种一些时令蔬菜，做到补充维生素。其中，番薯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这个嫩叶可以食用，根茎也可以食用，藤蔓还可以作肥料。土豆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土豆在各种气候和泥土里都能长得不错。在电影《火星救援》里，马特呆萌就是靠着种土豆吃活了几百天:





如果没有条件自己搞小菜园，可以囤一点黄豆/绿豆，学会如何制作豆芽的方法。豆芽是补充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好东西。中世纪的欧洲水手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最怕的不是巨浪风暴，而是坏血病。中国水手却并未出现这类问题，因为他们发明了用木桶发豆芽——豆芽富含维生素C/B、胡萝卜素、叶酸和微量元素，都是人体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绿豆一斤大约可以泡出9至13.5斤豆芽，黄豆一斤大约可以泡出9至10斤豆芽。即使是用黄豆，按一个三口之家一天消耗一斤豆芽算，如果囤40-50斤，应该足够支持一年。所以，一个三口之家，最低也需要囤积10-15公斤黄豆/绿豆。



c)人体需要蛋白质。以前人家的腊肉，酱肉，香肠等也都是可以囤积的。商场通常有很多腊肉卖，不过比较贵。最好的办法是和在农村是亲友的农户联系，请他们养一头猪，然后整个买下来自己杀了吃。如果能囤半条猪的腊肉（一百多斤），一个3口之家省着吃一年应该是完全木有问题的。下半年可以再买新的。



d)人体也需要脂肪。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囤一点食用油。食用油保质期是十八个月，囤一年的食用油肯定木有问题。最低也要囤三个月的食用油。



食用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来在停电的时候点灯照明。寺庙里的长明灯，很多都是豆油、菜籽油。其余的油，甚至猪油，都是可以用来点灯的，没有专门的灯芯，可以用面纱代替，找一个家用的不锈钢盆子，倒进油，放进灯芯，就可以点灯了。



e)除了这些生的食物，我们还需要囤积一点熟食，保证即使没有火也能维持生活。这些熟食中首推军用干粮。10斤的90军用压缩饼干，一共20包，一个人一天一包就够了，记得同时多喝水。一家三口最低需要囤60天的，那90-100斤这种军用干粮就够了。



第二类：医疗用品



这次三镇疫情已经证明：一旦发生黑天鹅事件，很可能医院就会人满为患。如果你去医院，等于是给医院添麻烦。



所以，首先，各位要高度重视锻炼身体。财迷哪怕是在疫情期间，都会隔一天运动一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药品是可以常备的：



a）感冒药/发烧药/拉肚子的药，都是必备的。



b)酒精可以用来消毒，也可以用来做燃料，是必备的



c)创可贴，碘酒/绷带/医用钳子及剪刀是干活时不小心伤到自己后必备的。



d）抗生素如青霉素/头孢类药物在出现长期药品断供的时候，是可以救命的（伤口感染需要抗生素）。白求恩大夫就是因为缺发抗生素，伤口感染过世的:





e）维生素A/B/C/E等也最好囤一点，万一连蔬菜都找不到，光靠碳水化合物维持生命，哪么补充维生素就是必要的了。



f）如果各位家里老人或别的亲人身体不好，一定要备好常用药物。比如心脏病常用药，胃病常用药，降血压/血脂的常用药。



g）除此之外，各位可能还会忽略一样东西：常见病诊疗手册。以前神州有很多赤脚医生手册，就是这样的。财迷这里推荐《默克家庭诊疗手册》：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财迷会将这本手册发到财迷QQ群1057540359，有需要的请到公号下鼓瑟吹笙一栏，找到入群方式）



第三类：工具



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家用设备找人修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即使不会给生活造成麻烦，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财迷自己就遇到这个事：疫情期间，老人在家，家里却突然断电。家里的工具不是很全，只好出门找电工。结果连续找了两个电工，都不愿意出门，第三个给了三倍价钱，才勉为其难地出来——当时财迷就想——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黑天鹅事件，会不会找不到电工？如果找不到，那岂不是就要倒退回原始时代？有人或云我有网就行，大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问题在于：没电的话就也会没网，这就让人很头疼。



所以窃以为如下几类工具是必须的：



a）日常工具：手电筒，电池，有能力的可以搞一个小型蓄电电瓶在家里，虽然不能用来带动大功率电器，比如电磁炉冰箱，但是照明够了。



b）电工工具：在家里常备一只电工笔，一把平嘴螺丝刀，一把梅花螺丝刀，一个尖嘴钳，都是必要。同样的，漏电器、空气开关、保险丝、灯泡等等需要更换的器材也是值得准备的。



c）装修工具：电钻，以及刀/锯/锤/钳，这样万一有什么事，包括地震/洪水导致门卡住无法出门，基本上都能用工具解决。



d）防护工具：包括垃圾袋、保鲜膜、雨衣胶带等等，在很多场合下都能用上。



e）户外求生工具。



之所以需要户外求生工具，是因为万一形势太过严峻，想要迁徙到安全区域，则可能需要行走一段路程，还需要和亲友保持联系。



1)准备一把兵工铲，可铲可砍可挖哪种，淘宝上有很多：





2）最好备一个净水器。万一遇到水源问题，接雨水净化了喝也是可以的：







3)短波收音机。这个可以帮助你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闻。注意，一定是短波收音机，不是中长波收音机。



4）对讲机，就是保安常用那种，事先定好调频，可以在户外移动的时候和亲友保持联系。



以上这些工具其实都不算很贵（我在万能的X宝上都可以找到）。但在必要的时期，比如没有网络，没有电，没有净水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些工具，其实在财迷看来，作为生存狂是必备的，但在这里就没法子多说。财迷会另外在我的VIP群，也就是方舟群，发一篇文章《应对黑天鹅事件高阶版》以飨读者。感兴趣的看官拉到本文最后去加入财迷的方舟群静候财迷隔几天把文章推到方舟群中。



备齐了以上三类东西，就可以做到万事不求人，在家蹲3个月到一年。外面不管有神马疫情，即使是丧尸出笼，都不用担心了。即使要出门，也可以全服武装，不用担心裸奔。



最后，谈一谈人的问题。



神州历代兵荒马乱之际，动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曹孟德），或者“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工部），而经过这样的时代还能活下来的人，在神州主要有两大族群：1）客家人，2）潮汕人。



根据研究文献和文化线索，客家人和潮汕人都是从中原来的。李辉、潘悟云等人2003年论文《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表明客家人大都来自中原，而汕头大学的胡盛平论文表明潮汕基因与闽南民系基因存在延续性。闽南延续隋唐发音，客家话以宋朝发音为主。



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大概率可推论客家人和潮汕人都是河洛一带生活的“河洛郎”。潮汕人祖先走的沿海路线，从隋唐甚至更早就南迁到闽南，最后到达潮汕。而客家人是走山地路线，从宋代甚至更早就开始迁徙到赣南，再到闽西，然后再到粤东。如下图：





客家人（没有在外做官的哪些）和潮汕人都能活下来，且活得很好，窃以为是有原因的。



第一，这两个族群的名人都很厉害，客家人善于做官，其中最厉害的是就像是开挂了一样运气极好且夫人换了好几个的花帅。而潮汕人善于经商，和温州人都号称神州的犹太民族，号称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本地，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深港，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海外，其中翘楚就有李财主和鹅厂的小马哥。



就财迷观察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得出一个经验：三类人存活的几率更高。a)掌握物资分配的人存活几率更高;b)掌握物流的人存活几率更高;c)抱团的人存活几率更高。下图请自行体会：





客家人和潮汕人两个族群，前者做官的人多，能控制救济物资的分配，后者经商的人多，能部分控制物流，同时又能抱团。比起其他地区的散沙们，高到不知到哪里去了。



最后，再说一下，而客家人和潮汕人这两个族群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就是善于月兑，当初从中原月兑到南方，现在潮汕人又从南方月兑到海外，颇有一点孔夫子“乘桴浮于海”的感觉（不要和我提前一句，我忘了）。



在罗马衰落的时代，遗民们逃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渔村，在滩涂上硬生生地建立起了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这就是后来的“千年共和国”威尼斯:







而同时期在意大利出现的另外几个小社群如热那亚、比萨和弗洛伦萨都颇有建树，其中弗洛伦萨后来成为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摇篮，这里出产的名人包括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画家达·芬奇，雕刻家米开朗琪罗，历史与政治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布鲁尼、瓦拉以及天文学家伽利略。



所以古人讲，树挪死，人挪活，是有道理的。下图请自行体会：



正如开头提到的，五柳先生有诗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辣么，看官或问：所归何处？



窃以为一句苏轼的诗就可以回答这个大哉问：“此心安处是吾乡”。



言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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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应急手册
原创 worldpupil111 历史之瞳 昨天
前言

　　疫情刚刚开始，全球交流和经济活动受到重创。未来有很多未知因素，意外和惊喜，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我们平时该做哪些准备呢？以三口之家的常见需求，谈一下个人看法，供参考。

　　

　　

～１～

短期应急



　　短期应急主要是防火防震。

　　去过不少机构，都对安全极为重视。比如，很多外企对来访者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介绍安全需知，安全专员还会每年组织员工开展防火演练，所有人都必须参加。

　　现在很多人住在高层，高层一旦着火，因为有烟囱效应，浓烟不到半分钟就可以从一楼冲到30楼，灭火与逃生困难很多。所以，高层住户应配置灭火器、防火面罩与消防绳。

　　处于地震带的国家，家庭大都备有应急包。比如日本的防灾背包，叫作非常持出袋，袋中装有险情发生时必备的生活保障品以及逃生工具：三天饮用水和食品、防滑手套、防灾头巾、保温急救毯、急救药包、手电、逃生绳、求生哨……，一般放在门口顺手可及的地方。

　　这些都是应对临时的突发情况，我们还需要应对更长的危机





～２～

中期储备



　　先提醒一下，这方面的准备，不止是需要屯一些物资，更多的是培养独立生活的习惯、技能和精神。下面以问题导向说明：



　　停水了

　　水的重要性超出我们的想象。非洲大草原的动物们、干旱地区的人们，都会为了争夺水源而打仗。

　　当水龙头和厕所没有水，是非常痛苦的体验。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某个南方的夏天，停水第一天还比较平静，而三天停水让空气中弥漫着排泄物的味道。

　　只要不发生战争，长期停水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准备应急饮用水即可。每人的基础饮用需要2升，每人每天5升的量。三口之家3天的饮水储备是30升，超市里面5升装净水是6大桶。我的建议是4大桶，外加二箱小瓶装。



　　停电了

　　停电更麻烦。停电不仅导致停水，还会电梯停运，照明、通讯等都会受到影响。目前中国的电力基础建设还是相当好，但近年来上马的特高压网，其可靠性有待验证。

　　这方面，可以备一些应急照明，比如手电、电池若干，现在的充电宝+应急灯组合也很实用，偶尔停电点个蜡烛也不失浪漫的气氛。



　　食物缺乏

　　这方面，可以根据家庭偏好，准备一个月的基础消费需求。包括30斤米，植物油、速冻食品、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坚果、蜂蜜、巧克力、牛奶、方便面等。对于特殊群体的食物需求，比如婴儿和病人，还有宠物，都需要考虑。请注意，食品都有保存条件与保质期，但稍过期问题不大。

　　只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不主动和外界隔离，粮食问题不需要担心。令人担心的是脑子，很多人对粮食的理解，还停留在确保多少亿亩耕地的农民思维。

　　六十年前耕地很多但吃不饱饭，现在耕地少了很多不担心饿肚子。以前之所以吃不上饭，原因是经济管制。改革开放后，大家可以参与市场交换，就再也不担心饿肚子。



　　商店空了

　　现在市场物资丰富，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产生哄抢，都会产生临时的局部短缺问题，就象前些天美国的卫生纸供不应求。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是轻工业品的生产大国，普通产品无需担心，缺货很快就能得到补充。

　　作为70后，接触过票证时代的尾声，肉、米、油、布、煤，一切都要凭票供应。后面的80后90后，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很难想象那种物资匮乏的感觉。供给制下的生活，可以看一下历史读物，或者参考现在的曹县。关于日用品，大家可根据自己需求决定。

　　清洁用品：洗漱用品、洗手液、洗衣液

　　卫生用品：卷筒纸、抽纸、女性用品

　　日用物品：瑞士军刀、垃圾袋

　　特需用品：隐型镜片、药水、冲牙器



　　车没有油了

　　汽油存储有安全问题，也不能久存。所以应给车辆习惯性加满油，并做好保养。不管好车孬车，都用全合成机油，跑一万五千公里问题不大，可以拉长保养的周期。

　　有空琢磨一下常用技能，比如换轮胎啥的，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我曾经坐商务车在荒僻的高速上爆胎，几个人合作很快换好了备胎，要是等救援不知猴年马月。

　　如果公共交通出问题，可考虑低成本无损耗的自行车。武汉封城期间，就有居民用自行车拉家人去医院的报道。



　　电子支付故障

　　电子支付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引起不少问题。

　　比如，有的地方不能刷卡，有的时候网络故障，那会很尴尬。另外，当我们的消费全部实现电子化，如果隐私信息不能得到保护，其实就相当于在公众面前裸奔。所以，请勿对无现金社会有太美好的幻想。

　　日常生活，可随身携带二千元现金，以及二百元的小额钞票。



　　医疗匮乏

　　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挑战。前段时间的疫情，已经展现了强烈的次生灾难。很多手术被推迟，很多治疗被延误。现在很多医院，一进去先做CT和核酸测试，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还增加了聚集传染的风险。

　　科技是对付病毒的关键因素。病毒已经广泛传播，感染测试应该在社区快速完成，而不是在医院扎堆。随着快捷高效的抗体测试技术出现，已经获得免疫力的感染者，可以免于14天隔离的折腾。希望这些黑科技早点引进，造福民众。

　　不管你是否承认，全世界最终都会走向“群体免疫”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是推迟自己感染的时间。如果你不能享受特需医疗服务，那强烈建议做好身体的保养，尽量避免去医院。家中需常备药物：

　　消毒用品：碘伏、邦迪、卫生湿巾

　　卫生防护：口罩、一次性手套、84

　　医用工具：耳温计、医用纱布、绷带

　　常用药品：泰诺、消炎药、达克宁、布洛芬、马应龙、西瓜霜、龙角散

　　特殊药品：降压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抗过敏药

　　常用补剂：儿童AD，金维他等



　　匮乏的误区

　　关于匮乏，有二个认知的误区。

　　一是把匮乏理解为数量问题，其实本质上是质量问题。当社会无法自由竞争，将出现逆淘汰，优质的供给被排挤出局，市场上只能充斥着低劣的产品。

　　二是把匮乏理解为物质匮乏，其实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匮乏。不妨准备一些可以重复阅读的优秀作品，陪伴我们渡过困难的岁月。比如：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东二千年》、《二战回忆录》、《荒漠甘泉》、《自由的基因》、《致命的自负》、《佛学入门》、《中国近代史》、《万古江河》



　　上面这些应急物资，是平时就应当准备的，定期检查定期更新。但如果长期的危机到来，存贮更多物资的意义不大。如何理解





～３～

长期危机



　　长期危机，是指短期无法结束的社会大动荡，比如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或是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或义和团造成的混乱。

　　真的遇到这样的局面，就好比恐龙遇到陨石撞击地球，我们也就认命了。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你准备的物资多么齐全，无论你训练的能力多么超凡，即使到达荒野求生节目中贝爷的水准，也很难在乱世中生存。

　　现在那些鼓动你配置各种极端求生装备的文章，更类似于商家促销的手段。在我看来，你装备越豪华物资越丰富，更可能成为暴民的目标，挂的越早。所以，与其大量囤货，不如更加关注社会公义，努力建设和维护良好的秩序。

　　疫情远未结束，欢呼尚早。人类嘲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其实人的记忆也长不了多少。才过了一个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艾芬医生的那句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多么痛的领悟。

　　回顾武汉疫情，如果专家们不是随口说病毒不传人，如果李医生们的警示能够正常传播，如果武汉隔离的措施能够提前几天，如果能够多几个方作者传递一线信息，那么现在全社会付出的代价，会少很多很多。

　　试问自己：我们是否足够努力，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正如先人所说：

　　抗灾不如防灾，防灾不如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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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广告，家里有存米面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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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存储方法


家中储存粮食有个烦恼，打开米箱小虫与米粒齐飞，估计，遇到过这情况的也不在少数，这可怎么办？


大米为什么会生虫？

原因一：当粮食还在地里时本身就带上了虫卵。


原因二：年年买米，年年生虫有些虫卵就玩起了捉米藏藏在米缸底、米袋缝、墙缝、地缝等地方中由于藏得隐蔽，因此很难清除干净。


一般情况下，大米是不容易生虫的，但是当大米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温度达到20℃-40℃，湿度达到65°-95°时，仅需一周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大米正好给米虫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它们便能顺利繁衍下一代了。

如何防范大米生虫？





1.花椒法



花椒是一种天然抗氧化物气味特殊，米虫对气味敏感，对这种气味避之唯恐不及，准备几块干净的小纱布，将花椒包住。


放置在米箱中的上、中、下等不同位置，然后把米箱盖严盖子就好了，花椒要选用新买的，气味浓的，隔一段时间，等花椒味道变淡了，再重新换新的花椒纱布包就行了。


另外还可以取大约30粒花椒煮成花椒水，将装米箱用花椒水浸泡10分钟，然后自然晾干后再用来装米，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大米生虫。


2.海带法


干海带有很强的吸湿能力，同时还具有抑制霉菌的作用，将干海带与大米按照重量为1：100的比例混装，每隔10天将海带取出晾至干透再放回，一份海带大约可以反复用20次左右，如此便可防止大米霉变和生虫。


3.橘皮法


将吃橘子剩下的橘子皮晒干，然后放在大米里，橘子皮的味道不仅可以驱虫，而且会使大米有清香味。


大米的保存要点


1.大米不要与水分高的食物同时储存，否则大米吸水易霉变；



2.大米不要存放在厨房内，因为厨房温度高，湿度大，对大米的品质有很大影响；



3.大米不要靠墙着地放置，将其放置在垫板上，也可以防止霉变和生虫；



4.大米存放时不要放在袋中，要隔绝空气存放。


大家选购大米时尽量选择小包装的，最好是现买现吃，杜绝生虫的隐患。


面粉的存储方法


面粉是面制食品的主要原料，在大家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环境气温高，湿度大，面粉很容易吸潮结块，容易被微生物污染引发霉变，甚至滋生虫害。因此，面粉的安全储藏对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面粉储藏的目的

储藏面粉在供应及用户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储存面粉带来四个方面的好处。


1、降低成本：在商业活动中，进货量越大，货价越低，运输成本也越低，信贷额也会越高。



2、改善粉质：大家都知道，面粉熟成需要时间，储存面粉就是给予面粉有足够熟成的时间。



3、稳定品质：面粉始终是生物产品，虽然制粉师会尽其所能去稳定产品，但免不了有其差异，这类差异则依赖烘焙师的经验和技术来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工作是需要预先测试面粉的性质后才能进行。储货越多，测试及调整工作不但可以减少，产品一致性可以得到延长，而且，面粉在熟成过渡期比已熟成好的面粉较不稳定。



4、保证货源，存货越多，短货机会越少，货源供给越充分。


面粉储藏的特点

1、容易发热霉变：面粉颗粒细小，与外界接触面积大，吸湿性强，同时粉堆孔隙小，导热性特差，最易发热霉变。刚出机的面粉温度高，未经摊晾即行码垛，往往也易引起发热。面粉发热多从水分大、高度高的部位开始，然后向四周扩散。


2、容易发酸变苦：面粉在高湿高温的环境下储存或储存时间过久，其中的脂肪容易在酶和微生物或空气中氧的作用下被不断分解产生低级脂肪酸和醛、酮、羧酸等苦、异味物质，使面粉发酸变苦。


3、容易结块成团：面粉颗粒小，堆垛下层常易受压结块成团。储藏时间越长，水分越大，结块成团就越严重。


4、容易发生虫害：面粉营养丰富，一旦生虫较难清除；若温湿度适宜，害虫繁殖速度非常快，以粉螨为例（温度：25℃、水分：15%），繁殖一代只需14-16天。


面粉的储存方法

面粉储存方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散仓储存，一种是堆仓储存。


1、散仓储存：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面粉厂或大型的食品厂。这种方法可减去大量的包装和运输费。


2、堆仓储存：干燥低温的面粉，宜用实堆，大堆，以减少接触空气的面积；新加工的热机粉宜堆小堆，通风堆，以利散湿、散热。不论哪种堆型，袋口都要向内，堆面要平整，堆底要铺垫好，防止吸湿生霉。堆垛高度应根据粉质和季节气候而定，水分在13%以下的面粉，一般可堆高20包。长期储藏的面粉要适时翻桩倒垛，调换上下位置，防止下层结块。大量储存面粉时，新陈面粉应分开堆放，便于推陈储新。


这种方法是把面粉包装后储存，虽然总成本要比散仓高，但是这种方法灵活，且投资成本低。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面粉的储存的要点

此提出要点，是以堆仓储存最为基础。


1、通风良好，面粉熟成需要空气。这就是面粉的呼吸作用，而且新磨的面粉还有一个出汗的时间，这段时间面粉会排出大量水汽和热量。通风可以加强排出水汽并且帮助散热。


2、湿度干爽：储存时要注意仓库的湿度，因面粉的吸湿性很强，导热性很差，而面粉的含水量高时，则容易变质及发霉，库藏理想的湿度为60%。


3、温度清凉：面粉的熟成与温度有着密切关系，温度高，熟成快。但温度过高时，面粉中的蛋白质可能会使到破坏；酶活力增高，化学反应不正常，都会影响面粉的质量。


理想的储存温度都是在18℃-24℃之间，超越此限，就有可能发热生霉。


4、环境清洁：面粉是直接食用的成品粮，很容易吸引鼠蚁昆虫，保持环境洁净，可有助减少害虫及微生物的污染。尽量使用吸尘器清扫避免扬起地面散落粉尘。


5、没有异味：面粉的吸湿性很强，也容易吸附周边环境的异味，连带生产出的烘焙产品也含有异味。所以面粉与有异味的物品要分仓储存，切忌与有异味的物品堆放在一起，以免吸附异味。


6、离墙离地：国家法例规定，所用粮食包装都要离墙离地，好处有：①、增进通风，有利于面粉的呼吸及降温。②、容易清洁、散落在地上的面粉容易清理。③、减低虫鼠污染、因为通爽，虫鼠不容易结巢。


7、先进先出：仓库管理的运作定律，可以保证稳定及减少人为过期。


8、托盘选用：面粉利用托盘堆放时，可以达到离墙离地的要求，还有利于搬运。


托盘有多种原材料制造



①、木制托盘：这种托盘比较普遍，但是容易虫蛀，污染面粉。也容易导致木刺进入面粉袋中。


②、塑料托盘：目前比较好的，可以减少面粉污染机会。



③、钢托盘：承载能力强，100%环保，可以回收再利用，具备稳定的包装性能，防水,防潮及防锈；与木托盘相比有环保优势（如木托盘容量滋生虫害），与塑料托盘相比有强度、耐磨、耐温及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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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没有缺粮的体验，很难理解食物的重要。历史上，美国、苏联、德国、日本这样的强国，都曾经被粮食问题困扰。美国曾经有资本家焚烧粮食、倾倒牛奶的生产过剩年代，几年后就因为大萧条，人民到处挖野菜。



德国在战争时期，一个普通德国公民一天只能吃125克面包。



日本在二战后期，成年人每天只能喝一碗粥，只有未成年学生可以优先吃饭。



在粮食数量还充足的时候，储备适合长期保存的食物，不仅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打造更大的农业产能，也可在危机时刻给家人带来安稳感，还可以救济急需的人，也缓解了社会缺粮的危机。



所以，在任何时刻都在自己家里储备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是每个公民的美德。





2、不适合长期保存的食品



食物若不能长期储存，就会因为变质而浪费。所以要了解哪些食物不适合长期储存。



首先是容易变质的多水食物。比如土豆，番薯，新鲜的果蔬，都很容易腐烂变质。



鸡蛋日常只能储存几星期，若是用石灰水或水玻璃处理，可以储存几个月。但是长期储存不行。




咸鸭蛋和皮蛋储存期也不宜超过半年。



还有一些食物虽然可以长期保存，但是热量和蛋白质含量低，占地方。比如八宝粥和水果罐头，就是这样的例子。作为方便食物是不错的，若是作为长期战略储备，那就太浪费储存空间了。



火腿肠是一种营养最均衡的食品，里面有淀粉、动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纤维素、脂肪、诸多无机盐。食用方便，味道也过得去。但是，火腿肠通常只能保质半年到一年。原因是密封效果不如罐头好。



牛奶，酸奶，都不能长期保存。





3、适合长期保存的即食食品



可以长期保质的食品中，首选即食食品。因为既然作为一种储备，就是为非常时期准备的，非常时期你可能遇到缺乏电、燃气和其他燃料的情况，很多食物就不能烹饪，只能直接吃。



可以长期保存的即食食品里，最常见的是方便面。虽然多数人觉得方便面需要热水泡，实际上它是熟的，直接啃就可以。方便面的名义保质期是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但是很多方便面放二三年还能吃。



类似的还有粉干，粉丝。这二样东西跟方便面一样，可以直接吃，保质期比方便面还长，若是烘干密封，放五六年没问题，有些加了很多明矾的老式粉丝甚至可以放十几年依然可以吃。平常年代你绝对不会干吃，但是它们在没有燃料的时候凑合一下还是不错的。



更适合的是炒熟的干粮。尤其是豆类，炒熟烘干全密封，可以保存多年。大众最熟悉的炒豆子大概是蚕豆、聪明豆之类，营养价值最高的的其实是炒黄豆。除了炒豆子，小麦、大米也都可以炒熟了干吃。



更专业的速食食品是压缩干粮。各种军用和救灾的压缩干粮，体积小，密度大，非常适合长期储存，平均保质期二十年。



还有一种高热量的速食食品，叫能量棒，提供能量的效果比压缩饼干更好，价格也更贵。



一些炒熟的食物种子加糖的传统零食也可以长期保存，比如芝麻糖、花生糖、大豆糖。



白糖可以保存几万年不会损坏。蜂蜜成分复杂，主要成分也是糖，如果对蜂蜜进行脱水处理，也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蜂蜜可能产生糖结晶，这不是变质，没问题的，可以照样吃。蜂蜜的问题是许多蜂蜜含水量偏高，长时间保存不如白糖方便。



从营养角度看，蜂蜜和白糖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很多人坚信蜂蜜里有许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保健物质。



适合长期保存的高蛋白肉类即食食品，以肉干最好。越是含水率低的肉干，保质期越久。若是真空加热脱水的肉干，在密封包装条件下，可以存放十几年。但是这类肉干非常硬，口感差。



与肉干比，罐头可以保持更好的口感。只要没有漏气，大多数罐头的保质期是可以远远超过三年的。所以保质期三年的罐头，即使过了保质期，你打开看看，若是味道没变，可以照吃不误。



罐头里面的午餐肉，是高蛋白高热量的品种。如果储存空间有限，多囤积一些午餐肉。平常我们选食品总是选低热量的「健康食品」，但是在非常时期，高热量食品才适合养活人。



除了肉干和干粮，还有干燥的果蔬。现代的烘干技术，可以用射频真空烘干炉进行脱水，可以在温度不太高、保持更多原有味道和营养的前提下，得到含水率极低的蔬果干。这些蔬果干，在密闭干燥脱氧的包装下，保质期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



番薯、芋头、山药、土豆这些高淀粉的食物，煮熟后再经过真空射频干燥，都可以作为速食主食。



食盐、酒精含量50%以上的高度酒、纯净水，都是可以无限期保存的东西，无需担心变质。





4、粮食种子的长期保存



大米是常用食品。大米「以及其他大多数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粮食种子」的保存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三点：干燥，隔氧，隔光。



普通真空包装的干燥大米，可以存放三年以上毫无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在袋子里冲上氮气隔离氧气，并且外面用隔光的铝箔之类包装，避免光和氧气。



在家庭条件下，充氮气不方便，一般可以用脱氧剂代替。扔一包脱氧剂进去，消耗掉袋子里的氧气，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做好干燥、隔氧、隔光，大多数粮食种子都可以保存十年甚至更久。大豆、芝麻、稻谷可以保存几十年。未脱壳的莲子可能可以保存上千年。但是，保存时间过长的粮食味道会变差，只适合非常时期作为应急救命食品。



酿酒厂经常收购过期的陈米，做饭吃虽然味道差点，酿酒基本上还可以。





5、腌制品



腌制肉类，是古代常见的保存食品的方法。腌肉风干可以保存几年。虽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吃几十年前的咸肉干，但是味道和卫生状态都不合适。



尤其是以现在的卫生标准，尽量别吃长时间的腌肉。







腌肉里面也有美味极品，比如金华火腿，就是一款深受人民喜欢的食品，虽然它也是亚硝酸盐超高的不健康食品，但是味道好，可以长期保存。即使挂在农村厨房的炉灶边的墙上，沾满烟尘和各种脏兮兮的杂质，金华火腿也可以存放很多年，削掉发霉发黑的外皮，里面的肉是好的。有人吃过十五年的金华火腿，依然可以吃。



除了肉类，还有海鲜。许多海鲜都可以腌制。比如温州人喜欢的的鱼生、咸蟹、腌带鱼、鲨鱼鲞、黄鱼鲞、泥螺，都是腌制品的典范。



咸菜也是腌制品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某军区举办了一次咸菜比赛，有些部队竟然发明了二百多种咸菜。基本上任何蔬菜都可以腌制，即使是番薯藤、南瓜叶、蒲公英、车前草，都是可以做咸菜的。



除非你特别喜欢吃这些腌制品，否则不推荐。因为真的不健康，不如吃方便面、压缩饼干、干燥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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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食物长期保存一千年丨硬核生存指南
原创 南洋富商 南洋富商 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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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存一辈子的食物


普通人并不需要长时间保存食物。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非常在意食物能保持多久，甚至希望能永久保存，他们也会在家里存放大量长期保存的食品。不久前，Costco就推出了一种末日生存者套餐：一大堆可以保质三十年的罐头，够你吃很久。这种套餐并不便宜，一套要七八万块。大多数人就是当时一时冲动，充满激情地为未来做准备，实际上都没用到那些罐头，我猜想再过二十年，那些罐头可能还堆放在他家地下室或者某个避难所。




但是，保留这种食物是有价值的。如果在未来的三十年，有一天他忽然需要用到这些食物，即使一生只用到一次，这些食物就是他的救命之宝。

这种末日罐头，保质期少则三十年，多则五十年，国外很多prepper会或多或少储存一些以防不时之需。

军队会大量储备罐头。1944年广岛生产的一批罐头，在2018年被人发现，打开尝尝，居然没变质，味道还行。这证明以1944年的技术就可以确保罐头存放74年。以今日的高新技术，做出更好的罐头并不难。

除了罐头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食物可以保存很久呢？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你知道如何保存，很多食物都可以保存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2、肉类长期保存——冻肉


现在的技术，速冻保存是最合适的。快速冷冻，保存在零下18度以下，就可以使细菌长期失去活性。但是长期冷冻的电费成本相当高。

只要从未解冻，这样保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传闻中的冷冻了四十年的鸡爪不是传说，而是真的可以照样吃。但是口味会变，细菌和卫生也达不到要求，所以通常半年时间就要轮换备用肉。可以吃和味道合格，毕竟不是一回事。按照中国规定，这种备用肉，猪肉四个月轮换一次，牛羊肉八个月轮换一次，所以通常你是不容易吃到40年的僵尸肉的。

在极高冷冻速度下，某些动物可以保存生命，解冻后甚至还是活的。比如许多鱼类就可以冻硬后再苏醒复活。很多年以前，就有某些身患绝症的富人把自己的躯体冷冻起来，保存在极低温度下，指望等未来科技发达后复活。但是，以当今的科技水平，他们即使解冻，也只是一具没有变质的冻肉，而不会复活。这种冷冻技术是很厉害的，冻上几万年都不会变质。目前，提供冷冻尸体的公司承诺，他们保证五百年之内不会让尸体有任何损坏。




在大自然中也有冻肉长期保存的记录，尤其是在隔绝空气和阳光的冻土层，经常保留千百年前的动物尸体。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西伯利亚冻土层下的猛犸尸体。最年轻的猛犸肉，大概有四千年。有些有一万年。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的猛犸冻肉，是39000年前的。

二百年前，当地土著居民埃文基人(Evenki)偶尔会将猛犸象肉喂狗。猛犸肉脂肪形成的尸蜡气味令人作呕。肌肉纤维也会发生变化。食品化学家马特·哈廷斯（Matt Hartings）说，冰晶的形成会刺穿肉的肌肉纤维，解冻后却会变成一种粘性物质。

事实上，俄罗斯古生物学家“曾试图炸猛犸象肉，但最后它变成了一种臭气熏天的液体”。

所以，虽然猛犸肉可以给狗吃，人若是不到万不得已，大概不会去吃。

人应该吃的，是当代速冻技术制造的冷冻肉，那些保存复活尸体的，保存精子卵子的，都是这种技术。保存温度越低耗电越大，即使在极低温下可以保存几千年，也不是一种经济的手段。

我曾问驴友朋友，如果他在冰山，会不会吃那些野生动物冻硬的尸体。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想起那些殉难的登山者，他们的尸体经常冻在冰山，上百年不变，如同一座座路标。


3、腌制的干肉


在没有冷冻技术的古代，人们用腌制再烤干的办法保存肉类。这种办法，或许会让人想到古埃及的木乃伊。




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发现一批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3-1855）吃的肉。这批肉的生产日期是拿破仑时代的。这种肉极硬，需要用锯和斧头加工，一般的厨师刀根本切不了。1839年达尔普林船长在阿松森岛的仓库发现那些咸牛肉是1809年腌的。1870年海军水手发现他们吃的咸牛肉是1805年装进木桶里的。英国水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吃着纳尔逊时代（1805年以前）的咸肉干。

美军在一战时，也曾吃过南北战争年代的咸肉干。

这类古代的腌制干肉，味道都很差，气味都难闻，若非迫不得已，不会有人喜欢。也绝对达不到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人不会那么讲究，有吃就活，没吃就死，道理就是那么简单。

在中国，有一种美食叫金华火腿，以前浙江农村的人经常把它挂在墙上，可以保存十年以上。有人吃过十五年的金华火腿，味道尚可。金华火腿最好吃的是一年到二年之间的火腿。太久的火腿味道会变差。若是真空包装，则保存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金华火腿味道极好，保存方便，存放多年依然味道不错。你若不在意亚硝酸钠含量偏高，不妨多囤积一些作为应急食品。

类似的，很多鱼类加盐腌制，再晒干，就可以保存几年。有些海生动物，比如墨鱼、鱿鱼、贻贝、干贝、海参，晒干就可以保存很久。若是采用现代方法加热真空脱水，真空包装隔绝空气，保存时间可以长达十几年到几十年。


4、干燥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有各种不同的保存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利用干燥种子本身的生命力。比如说，干燥的稻谷，在室内堆放的保存时间就远超大米。大米暴露在空气里，一二年就会长虫发霉，时间再长变成碎屑，要隔绝氧气才适合长期保存。稻谷可以在粮仓里保存十年。多年保存的稻谷碾米，味道虽然不如新稻好，至少比陈米好得多。

用古代传统的陶罐保存方式，最适合长期储存的是黄豆和芝麻，芝麻可以保存60年，黄豆可以保存20年。



大多数豆类晒干后，装在罐里密封防虫，就可以储存多年。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都可以。如果不密封，很容易被虫子吃掉。黄豆是出类拔萃的豆，营养含量高，可以做成大量的美食，无论是豆浆豆腐脑，还是豆腐、豆腐干、豆腐皮、素鸡、腐竹，都是美味。黄豆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炒熟了吃。

炒熟的豆子只要干燥防虫，也可以保留很久，是非常好的即食食品。在燃料缺乏、停电的年代，可以只吃炒豆。另一种美味炒货是炒麦粒。

现代科技带来一些更好的储存方式。首先是真空包装。如果再加上脱氧、隔光，就更完善。

大米如果放在个铝箔真空袋包装，充入氮气，可以保留十年以上。普通人家里没有氮气罐，也不大会操作，那就用脱氧剂代替。脱氧剂可以把密封袋子里的氧气以化学反应的方式消耗掉，这样细菌和各种虫子都不易生存。

更好的干燥技术不是晒干、晾干、烘干，而是射频真空脱水。真空脱水技术在很多领域有应用，比如很多极硬的木头，可以放在真空罐里，加上短波射频电场加热，再抽真空，就可以迅速干燥。这种技术也适合各种粮食、蔬菜。

经过真空脱水的干蔬菜和粮食，密封条件下可以长期保存。若是加一点防腐剂，基本上是永久保存，几十年没问题。

有些碳水化合物，比如白糖，冰糖，蜂蜜，有极强的渗透压，可以把细菌杀死。只要里面水分含量低，基本上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尤其是白糖，存放一千年绝对没问题。

最好的纯天然种子食物，是莲子。埋在泥炭层保护的古代莲子，隔了一千多年依然可以发芽开花。如果你希望用古代的技术也把粮食能存放一千年，那就囤莲子。记住，要用外皮还没剥掉的莲子。


5、糯米砖，古人的生存智慧


大米做的年糕，若是烘干，存放几年不会变质。类似的还有粉干、粉丝、粉条。尤其是明矾含量高的传统粉丝，存放十几年可以照样吃。

在古代，中国江南人有一种特殊的囤积食物的方法，叫糯米砖。

糯米砖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糯米年糕。把糯米磨粉蒸熟，加入大量红糖，捣成年糕，里面还有明矾之类的防腐剂。一块块做成砖的形状，烘干，它就有了极高的硬度和强度，甚至比砖头和木头更结实。用这样一块块糯米砖砌墙，外面刷上石灰，看起来就和最普通的墙壁毫无区别。在石灰、明矾、红糖的共同作用下，糯米砖的存放时间是很久的。

遇到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把家里的某堵墙砸开，取出里面的砖，就可以吃。

这种保存方式非常隐蔽，无论是土匪来抢劫，或者穷人吃大户，都不会被发现。

在中国东北，清末明初有很多土匪，经常抢粮，东北人发明了一种保存食物的办法：把玉米糊一层层刷到墙上。干了以后，看起来就是一面墙，没有特殊之处。这样，即使家里的粮食都被土匪抢走了，还可以从墙上砸下玉米糊填饱肚子。

杭州临安有一种传统的加明矾的粉条，是把番薯粉做成很大的一块长方体，趁半硬的时候用一种特殊的刨子一条条削下来做成粉丝，再晒干。这种粉丝砖强度极大，足以砌墙或做各种用品。或许prepper可以去搞一些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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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 专访张文宏：“关于零号病人，我只认证据”
原创中国新闻周刊 今天
科普有两种，一种是把真的事情告诉你

另外一种故弄虚玄把你带到沟里面去





2月28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



文/本刊记者



一个多月以来，张文宏大多数时间都“躲”在离市中心大约60公里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这个上海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这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每天都要查房，都要仔细研究300多个确诊病例，并一直在摸索新冠病毒的“脾气”。28日，在华山医院，张文宏接受了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预测到了开始，却没有预测到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复盘中提到，中国走出至暗时刻，世界似乎回到了武汉早期流行的时刻。目前看来，是不是可以说新冠肺炎已经不可避免地全球大爆发？



张文宏：武汉开始封城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说中国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都非常顺利的话，应该2到4个月我们应该可以把疫情控制住；第二种是比较胶着，大概6个月左右，我们把疫情控制住；第三种情况是说中国也控制不住，这个病在全球流行了。因为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美国就是这样的，一开始也是严防死守，到最后也没有控制住。所以这次新加坡领导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采取积极的防控策略，但是如果防不住，新加坡也就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流感一样，就让它流行，然后对重症的病人进行治疗。



当时为这个疾病做预测有三种结局看上去胆子很大，事实上你一听就知道是没有错的，因为总归是最好、中等或者最差。但这次疫情确实出现奇怪的现象，现在中国的答卷交上来，确实2到 4个月有可能控制住，但是我们预测到了开始，却没有预测到结果。一开始以为中国控制住，世界会没事，现在发现中国控制住了，世界出事了。



现在全世界第一次出现全球新增的病例超过中国新增的病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全球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我们也非常担心，现在中国控制了，世界出现了蔓延，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开始以为2到4个月控制住，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世界会因此变得美好，但现在看起来情况不是这样，后面留给中国和世界许多问题，都需要回答，还有很多工作是非常艰苦的。



很多人就会问，其他高发病例的国家的人可不可以到你这来，原来你是高发病例，人家不让你过去，那现在反过来，人家发病病例多，回流怎么做呢？所以这些都会给我们将来疫情控制带来难点。



“关于零号病人，我只认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说目前还没有找到新冠肺炎“零号病人”，而有报道说新冠肺炎可能早就有了，基因族谱里新冠肺炎病毒有5个家族，中国只有其中一个家族，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冠肺炎病毒并非起源于中国？



张文宏：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我始终坚持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比如说这个病毒来自于哪里，一般来说看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病毒出现的时间点，哪里最先出现的，要追究这个时间的先后；第二，要寻找他在进化树上面的位置，后面基因的进化是在前面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应该仔细地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考虑，应该避免在证据不充足的时候随意发布消息。



上海出现确诊病例后，我们课题组对上海的病毒株做了全基因组的测序，我们的结论跟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结论是一致的，上海的病例是从武汉传过来，传过来以后哪怕有第二代也没有出现变异。所以这次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就是这一株。那你今天要问我，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冠状病毒在流行，出现在哪里？什么时间节点出现，这些数据都要有非常坚实的测序的结果，而且必须在国际上发表。



大家都在苦苦追寻“零号病人”，一说“零号病人”显得非常有戏剧性。这个只是流行病学上的一些证据，事实上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证据是什么呢？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遗传进化上肯定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这次这个病毒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就是一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样的临床表现。



既然已经非常清晰它来自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蝙蝠是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带到人间，还是在隔壁县里的市场上带到人间，最后又传到这个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暴发，你觉得有意义吗？



我认为随意的猜测是不负责任的，做科普不是这么做的。科普有两种，一种是把真的事情告诉你，另外一种故弄虚玄把你带到沟里面去。所以我个人觉得将来在这方面应该是中国一些极具权威的、大家信得过的一些科研机构，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不是任由这种随意的信息在传播。



否则我作为普通的民众，也会给我造成很多困扰，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关于“零号病人”，到今天为止我不信任何人说的，我只认证据，只认我们自己做出来基因测序的结果。



“脾气搞清楚了就不会觉得它是非常妖”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这次的新冠病毒“比较妖”，关于潜伏期长短、传播力大小、传播途径的确认等有很多说法，还存在潜伏期能传播、愈后复阳等现象，到目前为止，三个多月了解一种新的传染病是不是时间太短？



张文宏：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用“非常妖”这个词来描述新冠病毒。你们很长一段时间希望能够采访我，我其实一直躲在一个地方，就是上海的治疗救治点。我躲在那里干什么呢？就是看上海的300多个病人，每天都要查房。今天这里采访结束以后，我马上得赶过去。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病，一直在摸索新冠病毒的脾气，脾气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它是非常妖的一个病毒。事实上它就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个病毒，只不过脾气跟别的冠状病毒略有不同。



它的排毒的时间可能跟你预想的稍微有点不一致，但是谁告诉你它排毒只排两个礼拜呢？谁告诉你每个病毒排毒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呢？谁也没有说过，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而已，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病毒，我们认为它妖，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



这一次的冠状病毒我们看到它没有病毒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说它的一个基本传播数是2.0到2.5之间，传播的力度已经超过了，那它为什么会超过，最重要原因就是病人生病以后，体温非常高，同时会出现重症。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识别，但这次新冠病毒病人是轻症的，早期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不能识别他，那它就可能在这个阶段传播开来，所以它的一个传播速度就很快。而且我们也看到全国的数据，最主要是聚集性传播，家庭传播占了百分之七十几，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高的。像这种密切接触的传播，是这次冠状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特点，它的传播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点像以肺炎为主的，也比较重，但是传播有一点像流感，它的特性介于和流感之间，所以你只能说它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冠状病毒。



我们中国现在称它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际是叫它“2019冠状病毒病”。随着对这个疾病认识的加深，我们其实就应该把这个病直接叫“2019年冠状病毒病”。它不仅仅是个肺炎，因为很多病人并没有没有肺炎的表现。没有肺炎的表现，你就不能叫它肺炎，实际上就是一个冠状病毒感染。有一些重症病人，它的损害也不单单是一个肺的损害，它还有心脏的损害，还有多脏体的损害，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病。



“再说可防可治，你认为还是一句笑话吗？”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专家组对新冠肺炎有更多的了解，是不是觉得新型冠状病毒其实没那么可怕？



张文宏：大家觉得这个病很可怕，可怕是因为新的病毒你不认识。今天我们上海已经治愈出院的病人279，总的病人337，已经达到一个83%的出院率。上海1月20号确诊第一例患者，我是小年夜去上海公卫中心工作的，所以也就是一个月，现在你看83%的病人出院了，治愈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病我们今天说它是可治的你同意不同意？



上海一开始有这个病的时候，英国《柳叶刀》杂志预测说上海最坏的情况是，春节前武汉封城以后，很多人还会进来，上海的航班进来是全中国最多的，所以它当时把上海的风险排第一位。上海进来的人数算上武汉的发病率，传播力按2.0到2.5之间这样的数传播，上海如果不加以防控，我们应该有80万人被感染，就算你防控的还不错，我们上海应该最后有8万人被感染。那现在我们看上海流进来的病例200多，还有是跟武汉的接触被感染的。我们把上海的基本上每一个病人的流行病学史都已经摸清楚了，在上海的病例要么是武汉进来的，要么武汉进来跟他们接触的，就这两个。上海找不到传播源头的病例，现在基本上没有，就是说所有进来的或者相关的，我们都控制住了。3000万人的城市，进来这么多疑似的病人，按它的数学模型，最好的结果是有8万人感染，而现在上海发病的337。



从这种防控的模式来讲，中国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式。实际上医生跟防控没有大的关系，医生是治病嘛，我们医生做的是发现病人，把病人诊断出来，这个对我们预防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诊断不隔离就不行。我们从外地过来，社区对他14天居家的隔离，这个也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做得好，原因是什么？你从外地回来，从有发病的这些国家过来的，你都要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你如果不居家隔离14天，私自出去了，在新加坡会有什么结果你们知道的，犯法了。上海怎么做？上海靠我们的居委会干部，靠我们社区的管理，靠民众的自觉。



所以从今天防治的结果来看，你说这个病可以不可以预防？337个确诊病例，一个月里有83%的人出院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可防可治，你认为还是一句笑话吗？不是的。我就觉得只要整个国家的所有人，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这个病的可防可治就是做得到的。



这个疾病也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国家是韩国、意大利、日本，还有新加坡，实际上我们将来比较他们的防疫策略，对这个疾病的防控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团队今天也会在我们的华山感染公众号上面发布文章，对几个国家的防疫策略和效果跟我们中国上海的防疫策略和效果进行比较，那么这个比较结果对于我们在下一步制定上海的策略就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可防可治一定是要针对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策略，我们才有可能把疫情控制掉。



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于新加坡，也不一定适合于日本，他们的策略也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传染病传播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传染源如何控制，传播途径如何切断，易感染人群如何保护，这个是一样的。接下去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卫生体系，来制定适合自己国家的防控策略。



“不能太寄希望于药物和疫苗可以带来神一样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说这病可防可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疫苗和用药，而是在如何防控上？您认为疫苗和特效药什么时候能研发出来？会不会不仅现在没有“神药”，将来也找不到“解药”？



张文宏：现在有很多人在做疫苗和药，要让我现在去判断它什么时候出来，因为我没有掌握一手的材料，我认为我很难去判断。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作为一个冠状病毒，结束以后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效的疫苗或者药物，现在仍然在中东病区流行的MERS，它也是一个冠状病毒，药物和疫苗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说，做药物和疫苗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哪怕我们今天进展的非常顺利，真要拿到第一个疫苗，我估计要年底了。



但是大家始终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你认为疫苗和药物有了，你就搞定这个疫情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流感，有药物吗？有药物而且不止一种，也很有效，但流感是不是每年都爆发？有药物就能解决传染病的一切吗？解决不了。流感有没有疫苗，有疫苗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吗？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今天疫苗或者药物就能解决，还要看是什么病毒，疫苗和药物的效果怎么样，覆盖率怎么样，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疫苗或者药物你说重要不重要？我认为非常重要。无论是疫苗或者药物，对我们中国解决这一次的疫情我认为是来不及的，但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下一步的疫情会有用，对我们中国将来自己面临的可能流行会有用，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停止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但是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上面，至少对冠状病毒是这样。



不同病毒的特点不一样，像有一些病毒你全球进行接种这个病就没了，天花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短期内这个病的防控，我们还是不能太寄希望于药物和疫苗可以带来神一样的结果，我们现在还仍然寄希望于我们中国广大民众的力量，坚决执行我们现在的防控策略，巩固现阶段的这个成果，把这个新型冠状病控制住。



“响应等级下降，但警觉性不能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是非常高强度的防控，现在有些省份已经降低疫情防控响应等级了，您认为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上海的防控等级可以适当降低？



张文宏：中国很多地方都开始降低响应等级了，响应等级降或者不降，涉及的是方方面面的问题，实际上我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上海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是浙江人，浙江过年前是危险很大的，因为浙江很多人去武汉都回来了，过完节都是出去的，做生意的人出去了，打工的人也出去了，而进来的人其实不是从武汉过来的。



过节以后的输入人数，上海是1500万到2000万的输入进来，现在如果非常草率地降低响应等级，后面你得考虑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上海什么时候降级还不是一个上海自己能够回答的问题，我猜测上海还是跟中央一起在联动，像上海、北京这种超大型城市，在经济、政治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城市，它的考虑跟其他的省市是不一样的。



但这不代表上海不复工了，不代表不搞经济了。今天早上我看路上很堵了，我堵在延安路高架开不进来，我知道这个城市开始进行经济复苏了。经济复苏不代表我们现在防疫的等级或者我们的警惕性要下降。现在我们各个医院发热门诊的筛查，事实上比前一段时间做得更加紧。



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整个城市新增病例是零就是好的，如果是零我倒是很担心的，这么多人进来怎么会是零呢。我们在这个城市发现了一例或者两例，或者三例，我认为这都是可喜的，我指的是输入性的，输入性的病例你发现的越多，我们城市就越安全。



接下去的一段时候里面，响应的等级有可能全国各地都下降，但是我们的警觉性不能下降。这一块要非常的明确，这个事情不是政府一家的事，跟你每一家都有关系。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从外地回来我们要两个星期的自我隔离，然后到单位去上班。其实还是不鼓励密接度非常高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口罩完全可以摘掉。我在想上海大概什么时候会把口罩摘掉？可能要看到所有返回上海的人，基本上都来了，都已经复工了，然后我们上海没有发现新的病人，我估计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把口罩全部摘掉的时间点，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估计最近几个礼拜可能还得先看一下。



“上海的防控体系很好，属于少林派”



中国新闻周刊：您还提到一个“佛系管控”概念，我们应该如何在“强势管控”和“佛系管控”间寻找平衡？



张文宏：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是佛系管控，什么叫佛系管控？新加坡现在是橙色等级，其实它并没有叫每个人都戴口罩，也没有限制社区的活动，而且还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这么防控，防的住就防，防不住我们就把它当流感来处理，重的病人我给你治疗，轻的病人你就居家隔离。大家看新加坡，感觉不是很积极，事实上新加坡可积极了，你如果从武功上面来讲，上海现在的防控体系很好，我们是属于什么派门的，我们属于少林派，非常干净有力，社区防护强大无比。新加坡属于武当派的，你表面上看不出来，而且是非常佛系，但它内部是非常厉害的。



你知道新加坡是几号开始管控的吗？新加坡是1月2号就开始管控了。中国的专家组一到武汉，新加坡就开始对中国飞过来的飞机全面进行防控，后来武汉进来的人员签证都不给了。疫情来的时候，它很早就开始管控了,时间点是非常早的，然后进来的病人数就很少，到现在为止一百个都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然后进来就是几十个，所以它认为这个密度是很低的。这么低的密度，如果每个人都戴口罩，口罩防御的效率就是很低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没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戴口罩不是浪费吗。但最大的一个问题新加坡有口罩吗，它没口罩，又不能生产口罩，你想人家还能戴什么呢？新加坡是把口罩留给医生，医生要保障。所以我老早就讲了，我们应该把N95留给医生，但是我们自己拼命戴N95口罩，也不知道为什么。



新加坡采取的策略是你外地回来的居家隔离14天，你敢出来法律在那等你。其次是新加坡的发热门诊覆盖率，上海的发热门诊是110家，北京是76家，新加坡你知道是多少家吗？800家！疫情一来以后，它马上就启动社区医疗防控体系，都可以收这种发热病人，然后按它的流程来走。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地方，800家可以收发热的，所以你说人家是佛系，你搞笑呢，人家一点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我们现在采取的策略对我们中国是最有利的。新加坡的防控也非常成功，所以我今天会有一幅图画出来，新加坡和上海的新增病例，都是输入的，非常的一致，你表面上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们用的武功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少林派的武功，它用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但是结果都是那么的漂亮，所以我们上海也好，中国的很多城市也好，下一阶段我们要做什么的，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练内力的。第一阶段我们用的是武功是硬派的武功，接下去下面就要练内力，我相信中国的下一阶段一定会做得非常好。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改变的力量，事实上改变的力量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比中国更加强大。



“感染科要非常强大，我们的民族才是安全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平时到医院，都尽量远离传染病房，现在因为疫情，大家对传染病的关注度大增，您作为主任的华山医院感染科有中国最强的感染病学团队，您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了感染病学？



张文宏：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你讲到感染科我给你多讲一点。大家认为传染病不重要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强大的一个体系。我们科最早的创始人是戴自英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他的导师是青霉素的发明者之一。他回来把抗菌药物的治疗，把抗病毒的治疗整个理念带进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理念就一直是关注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这么多年来，华山感染科始终保持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我成长的动力。我的导师是翁心华教授，他是戴自英老师的学生，2003年的时候是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我们科室一直认为，人类实际上是不可能远离传染性疾病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有很多微生物，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比人类长很多，人类从古猿进化也就是几百万年，现代人类从非洲走出来也就是10万年，但微生物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几亿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到处都是，你随便就会发现很多微生物的跨物种的转播。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脑膜炎病人当中，找到猪疱疹病毒，后来突然就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病毒，本来在猪里面的疱疹病毒怎么跑到人身上去了？还有从非洲过来的一个病人，昏死过去了，我们查出来是非洲的锥虫病，中国都没有药，我们在24小时内找到虫子，48小时内全基因组测序，然后72小时从日内瓦找到药。这是输入性疾病的一个速度，如果放慢了，你就没有机会了。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总体上来讲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个新发展传染病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强的识别能力，除了警报以外能不能迅速把这个东西给鉴定出来。这个病原体的鉴定非常快，一个礼拜就鉴定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之前已经有很多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早一点。所以我们科室这么多年来，我们做的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时刻对新发展的传染病保持极其高的警觉。



前些年上海发现H7N9病毒，我们科室第一时间发现并测序上报，我们认为这个体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你这个医院必须具备强大的识别疾病的能力，我们才会安全，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整个社会已经出现大流行了，我们国家队再入驻，再进行病毒细菌的鉴定，再出防控的政策。



中国这一次其实做的挺快的，但是病毒实在太快了，你得跑在它的前面。怎么才能跑在它的前面，我个人觉得中国要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华山感染科这样的感染科。所以我呼吁国家要投入我们这种传染科的科室，将来要培育一批“常驻部队”，要养一批这样的人，而且要非常厉害，那要多厉害呢？就要像我们科这样厉害可以了，当然我在电视里面经常会吹牛，但是这也是呼吁，实际上就是要有一批中国的基层医院的感染科要非常强大，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才是安全的。



值班编辑：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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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我为什么不喜欢鲁迅的杂文
腾讯文化2015-06-10 17:07
腾讯文化 吴永熹 发自美国纽约
采访王鼎钧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作为台湾散文名家，90岁的王鼎钧近年来在大陆声誉日隆。今年3月，王鼎钧新书《书滋味》在内地出版，腾讯文化作者借机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了专访。
接受采访时的王鼎钧
接受采访时的王鼎钧
5月15日，腾讯文化作者来到王鼎钧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家里。这是一个幽静的社区，高大的枫树掩映着一座座独栋的房子，午后人迹稀少。这里距纽约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不远，生活方便，王鼎钧自退休后就和夫人住在这里。
房子不算大，上下两层，呈狭长型。楼梯口醒目处放有一只白色书架，一层是各个版本《圣经》，一层是《辞海》、《辞源》、《中正形音义综合大字典》等工具书。当年王鼎钧从台湾移民美国，带出来的书不多，也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但就是在这栋房子里，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王鼎钧曾说，自己可能是纽约唯一靠中文写作维生的作家。他多次说，作家想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只要能降低物欲，过简朴的生活。
不一会儿，穿着蓝色薄绒衣的王鼎钧扶着栏杆，缓步走下楼来，向我们笑着一拱手。他的腰背依然挺直，笑声爽朗，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坚持请作者和同行的女作家柳营坐在沙发上舒适的位置，然后搬来两把椅子，安排自己和老友宣树铮教授并排端坐——这次采访是由宣教授牵线。宣教授是美国北京大学笔会会长，曾任纽约华文月刊《彼岸》主编，是本地华人文学圈的核心人物之一。采访过程中，王鼎钧不时笑着要老友“讲评”几句。
王鼎钧与宣树铮共同接受采访
王鼎钧与宣树铮共同接受采访
熟悉王鼎钧的读者都知道，他的一生经历曲折。他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一个耕读之家，少年时经历抗战，打过游击，1942年入读李仙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等地。1945年，王鼎钧弃学从军，随国民党宪兵团接收东北，再转入后勤机关，辗转天津、河北、上海，天津战役中还当过解放军的俘虏。
1949年，王鼎钧随后勤单位撤退台湾，5月，台湾宣布戒严。王鼎钧在高压统治下为报纸副刊撰稿，并先后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组长、《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等职。他在台湾的三十年，亦是冷战的三十年，国民党支起特务组织大网，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因为有过解放军战俘经历，又拒绝加入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当局对王鼎钧极不信任，长期对其跟踪监视。1978年，美国西东大学邀请王鼎钧担任双语教材主编。他就此移民美国，远离了台湾“文学江湖”的纷争。
1992年，年近七十的王鼎钧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将自己的前半生写成回忆录，历时17年才全部付梓。回忆录共分四卷：《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讲述了他在抗战、流亡、内战、台湾戒严时期的经历与周遭人事。王鼎钧说，写作回忆录四部曲，他是用了“等了一辈子的自由”。他用超越私人恩怨与党派立场的超然，用同情理解之心与沉郁的笔调，写尽了二十世纪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支撑王鼎钧一生的重要支柱是文学。新书《书滋味》的一大看点，是发现王鼎钧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从少年时代读到冰心、沈从文等人的文字后，王鼎钧做起了作家梦。1946年随军到沈阳时，他发现一套日本人留下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视为珍宝，到处找地方藏书，一有时间便贪婪阅读。当时左翼文学乃新文学主流，文选中也多是左翼作家作品，他从中获得了最早的新文学启蒙。后来，他写下了这段“左翼文学熏陶纪事”，细细记述自己最早对左翼文学的印象、对一众名家的接受与反思，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对文学根本价值的深层思考。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鲁迅，认为鲁迅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在他看来，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作为左翼文学思潮的亲历者，王鼎钧深知其影响与威力；对于文学与革命历史的复杂纠葛，他目光如炬，能发人之所未见。今天听王鼎钧讲述左翼文学的发展及影响，有不一样的收获。
王鼎钧一生经历二十世纪的所有文学思潮，《书滋味》中的读书随笔涵盖几十年作品，可看作一份珍贵的文学记录。他移民美国后，大陆伤痕文学开始起步，当时两岸文学交流依旧受阻，王鼎钧积极向台湾同行介绍大陆新作品，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和王鼎钧聊读书，不仅是一个了解其思想与学习历程的契机，也是回到两岸中国文学现场的一个好机会。
以下为腾讯文化与王鼎钧的对话：
第一个向台湾介绍莫言：“伟大的小说家要诞生了”
腾讯文化：从你在内地出版的新书《书滋味》谈起吧。书中收录的文章多为评论随笔与读书心得，它们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你写它们的宗旨是什么？
1950年，25岁时的王鼎钧
1950年，25岁时的王鼎钧
王鼎钧：文章有滋味，因为人生有滋味。文学是反映人生的，我们常说人生有酸甜苦辣，甚至于是百味杂陈。一个作家就像一个厨子，一个作品就是他做的一道菜。因为厨子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菜不一样。炒菜是艺术，因为不但他跟别人炒得不一样，他自己都不能每次炒得一样。但是罐头就不一样了，罐头的滋味都一样。我们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以后，文学变成罐头工厂，这是一段很不幸的经验，现在好在已经过去了。
同样是厨子，做的菜又分系，比如江浙菜、川湘菜。川湘菜有共同点，和江浙菜有很大的区别。同样是江浙菜，每个江浙菜厨师做的都不同，但是做江浙菜的厨师都有共同点，跟川湘菜厨师不同。所以我1978年来到美国以后，就想办法读大陆的作品。当时正赶上伤痕文学受全世界的关注，很蓬勃。我发现它跟台湾文学是两个菜系，我没吃过。我一方面拼命地吃，一方面介绍给台湾的同行，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道菜，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写了很多。现在收进《书滋味》的，是很少的几篇。
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够完全从文学看文学。受先贤的影响，我总喜欢扯上社会、历史、政治，这样有很多文章就不能让大陆看见。它们后来都不知哪里去了。比如我介绍了柯云路的长篇《夜与昼》，很厚的一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我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一个主题，就是他写了政府的腐败，里面还有一个将军，这是别人不敢碰的。从柯云路这本书里窥探大陆社会，我们会发现，政党已经逐渐世俗化了。当时天主教和佛教都在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是减少它神圣的一面，不是强调奉献，不是强调牺牲，不是我为人人，而是人人为我，潮流一旦形成，世局将有很大的变化，我在1987年就仿佛看到了。
我们在台湾，都以为中国语言的优美、生动、人情味已经断了，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文革”大字报，都是革命的那种语言。但我们读了阿城，想法就变了——阿城是那么年轻，他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居然还能保持中国文学语言的传统本色。我们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信心。
在纽约，我首先向台湾介绍《红高粱》。《红高粱》是1986年发表的，我拿到之后影印了十份，寄给台湾十个最重要的编辑。我说：“你们注意，伟大的小说家要诞生了。”我也向台湾介绍过韩少功、张炜，介绍过伤痕文学一些不大出名的作品。
左翼文学充分利用了基督教
腾讯文化：你在《左翼文学熏陶纪事》里，谈到自己对左翼文学的复杂情绪：有憧憬，有怀疑，有抗拒，也被影响。能否具体谈谈这种怀疑和抗拒？左翼文学主题先行、意识形态至上的问题后来遭到许多质疑，但以当时的文化环境而言，想要对其保持警惕，并不容易。宗教思想（注：王鼎钧信仰基督教）在你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和接受方面，是否起了作用？
1972年，47岁的王鼎钧
1972年，47岁的王鼎钧
王鼎钧：我不太喜欢左翼文学，但我当年是对共产主义有美好的想像，虽然我是地主阶级的“余孽”。当时真正的劳苦大众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很肤浅，真正对共产党有认识的是读过书的人，都是地主家庭的孩子或者他们的父兄，出外读完大学回家的这种人。
当初的左翼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东西都利用，那个气派大得很。左翼文学就充分利用了基督教，说耶稣是最早的共产党员，耶稣跟门徒过的是人民公社的生活——这个《圣经》里面确实有记载，但是只有他们看得出来——所有的钱交给一个人管，这个人就是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说，你们有两件衣服的，要分一件给那个没有的人，“这是共产”。耶稣说，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不可以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传统到了天主教就是他们的三大信条之一，就是贫穷，“越穷越光荣”，神父修女不能有财产，他在外面兼课、写稿，稿费拿回去都得上交。
在《圣经》里面有耶稣的传记，表明耶稣是个双重品格的人——他有的时候很温柔，很慈祥，很和气，喜欢孩子，充满爱心；有的时候很急躁，很极端，不太讲道理。 他的肚子饿了，想到一棵树上摘果子吃，但那不是结果子的季节，他火大了，对树说你怎么不结果子，你死了吧！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么一说，那棵树马上就 死了——耶稣是这样一个人。
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这句话鼓励了多少共产党人啊——“国民党是杀身体的人，不杀灵魂，杀一个共产党以后，就出来十个，不要怕。‘一粒麦子若没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倘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后来基督教会分化，有的教会偏重温柔的、慈祥的、和善的、有爱心的基督，有的教会则偏重激进的、极端的、心胸狭窄的基督，这两个教会教出来的信徒不一样。有些基督徒非常难以相处，因为他学的是那个诅咒果树的基督。他们一天到晚祷告，说基督啊，你快来，你快快来。来干什么？“末日审判，叫你们都下地狱。”我母亲是基督徒，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她提过一个疑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祈祷基督快来呢？还有这么多人没得救啊，我们应该乞求他慢慢地来呀。你看，她就是崇尚另外那个基督的。
我对左翼文学的警醒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警惕，我的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我很内向，落落寡合，不能跟气质、性情不同的人周旋，我躲着他们，这是我的缺点，所以后来我在台湾也混不好。我没见过鲁迅先生，但是我见过他的信徒，我见过模仿他的人。跟他们那种气质的人相处，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碰一碰，你就起一个泡”，所以我躲着他们。这是我不喜欢左翼文学里面某些文学的原因，包括鲁迅先生的杂文——主要是说他的杂文。（原因）很简单，我那时候二十岁上下，没那么复杂。
不喜欢鲁迅的杂文，《野草》除外

1988年，王鼎钧在中国地图前对年轻人讲说中国。因为写回忆录，他引来许多年轻朋友。他们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发生的事好奇多问（王风扬摄影）
腾讯文化：你在书里也谈到不喜欢鲁迅的杂文，说你不喜欢鲁迅大概是气性使然，说“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怎样更好地理解你这段话？是因为鲁迅的战斗性使得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失之片面和偏颇？你说的“读书变化气质”，似乎是评论界极少注意到的一个角度。
王鼎钧：问得好，这段不容易答。我当初在《文学江湖》里写到我跟左翼文学的关系，说我看到那么一套书，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指的是那个时候的事。几年前有人采访的时候也问到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应该妄议前贤，随便批评前贤不好，因为他们都留下了遗产，我们今天都是受益人。应该由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去讨论，而不是作家。
腾讯文化：作家也可以讨论。
王鼎钧：就像基督教一样，基督徒是不可以讨论上帝的，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人是专门讨论上帝的，这种人叫神学家。有句话我也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伟人的优点是他自己的，缺点是时代的。《三国演义》里有一个人给曹操看相，说他是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一个人，如果出好皇帝，出唐尧虞舜，他就是能臣；如果天下大乱，他就是奸雄。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里，他必须做奸雄。
我当初说不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他的杂文，《野草》除外。我说过我对文学有三恨——第一恨是曹雪芹的“红楼”未完，第二恨是鲁迅的《野草》太少，第三恨是孔夫子“删诗”太多。据说原来有几万首诗（注：指春秋时期的诗歌，后来编入《诗经》得以保存），他老人家稀里哗啦都放炉子里烧掉了。孔老夫子这个编辑也太勇敢了吧？怎么删得只剩下三百首呢？
说“变化气质”，这个中国人一直在讲啊，你觉得很新鲜吗？
腾讯文化：不是觉得新鲜，而是这样评价鲁迅的人比较少。
王鼎钧：美国有个人很出名，《时代》杂志就是他办的。有一年他到台北去访问，有人问他，你办杂志的宗旨是什么？他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当你想办一个杂志的时候，你要想你希望你的读者变成什么样的人。
曹禺《日出》中的“门道”
2005年王鼎钧（左一）与哈金（左二）、夏志清（左三）、马克任座谈华文文学（张欣云摄影）
2005年王鼎钧（左一）与哈金（左二）、夏志清（左三）、马克任座谈华文文学（张欣云摄影）
腾讯文化：能否谈谈1930年代青年们组织的“读书会”？今天的读者对此了解甚少。
王鼎钧：我在台湾被特务问过无数次：“你参加过‘读书会’没有？”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读书会”。其实这个读书会可能没有组织，没有形式，也没有会籍。有时候必须得有个名称，就给它叫“读书会”。那个时候，年轻人喜欢看书，在狭隘的、封闭的环境里面，这是年轻人非常大的享受。那个时候很难看到电影，很难看到舞台剧，知道有广播，但是没有人买收音机。只有文学书，能给他这种满足，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就是左翼文学。
年轻人勤学好问，读了书以后，见了面难免就要谈论谈论——“这本书你看了没有？这本书有什么地方看不懂？走走，咱们去问问某人。”这个人多半是小学教员。如果当地有报纸，有杂志，他们就是报纸杂志的编辑，或者外出读书又回家当时髦乡绅的那种人。
当时易卜生有个剧本，女主角叫娜拉，反抗大家庭，离家出走。在左翼作家的提倡推动之下，这个戏很红。我们没看过戏，但是都看过故事的介绍，看过对这个戏的讨论。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娜拉离开家庭到哪里去？茫茫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她的容身之地？这个时候读书会的人就会告诉你，她去陕北找共产党了。巴金的《家》里，觉慧也出走了。到哪去？没地方去。尤其是我们在农业社会，不敢想象突然离开本乡本土，到外面去能做什么。读书会说，去陕北啊！那个陕北是广义的陕北，各地的解放区都可以。
曹禺的《日出》你看了，会看的看门道，读书会告诉你门道。这个戏从头到尾有一个音响效果，就是劳工打桩打地基的声音。当年打地基是用人工，打地基的人是典型的劳工代表，抬起一个很重的石柱打下去，那个劳动量很大。整个戏都是“咚咚”声。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那是劳苦大众的怒吼啊，那是动摇资产阶级的根本呐，资产阶级的大地要塌下去了。曹禺不能告诉你这些，告诉你这些，他的戏还能演吗？读书会告诉你。所以我说文学是《圣经》，读书会是教堂。它要解释《圣经》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左翼文学变化气质、塑造革命青年。我不认为文学应该做这些事。我不认为这是文学家的骄傲、成就。
胡适只能当大学校长
2013年，王鼎钧在圣约翰大学艺术论坛讲话（王威摄影）
2013年，王鼎钧在圣约翰大学艺术论坛讲话（王威摄影）
腾讯文化：请继续谈你读书和学习写作的历程。你在抵台初期参加过张道藩先生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它虽然未能让你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但让你在这段时间获得了许多心得，习得不少技巧。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你的怀疑精神，胡秋原讲“共产党人心理分析”，你认为同样适用于国民党人。
王鼎钧：我觉得我当时倒不是个怀疑论者。我在回忆录第二本中写我当流亡学生的经历。当时我接受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教育，那跟共产党的思想训练差不多。
国民党人到了台湾以后，思想上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应该****——这是指反对1950年代共产党、毛先生搞的那一套，反右什么的，那时候“文革”还没出现——但是怎么反对？如果我们因为要****必须跟共产党一样，那我们反共做什么？这个结在当时形成了公开的论战。我在《文学江湖》里也多少写到了一点。
腾讯文化：你在《文学江湖》里写到，胡适等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与当时军队中的人有一个大论战，就是围绕这一点来的。
王鼎钧：但是无人能说出答案啊。胡秋原是主张反共要跟共产党不一样，就是要相反。好，那么请问，怎么做？要不要军队，要不要特务？没军队，没特务，反什么共？连维持国家安定都有问题。有了这些，你不搞那一套，你怎么搞？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所以我在《文学江湖》里面讲，胡适只能当大学校长。这个小说创作组是1954年的时候，我在一九五几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其实只要反映这个问题，但是胡秋原很紧张，因为他怕人家说他是自由主义，那是当局的大忌。
2014年，王鼎钧在施卿柔书法个展上致词
2014年，王鼎钧在施卿柔书法个展上致词
腾讯文化：这个问题是台湾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高华对你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台湾的处境。”隔了这么多年再回头来看，你是否还坚持这个论断？
王鼎钧：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后来出现了冷战，出現了和解，然后出现了邓小平，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嘛。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在台湾，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谁能做五十年后的打算？朝不保夕呀。军队到了台湾，没有房子住，又不许扰民，自己搭建房屋，劈竹编墙，涂上水泥，我们叫“竹骨水泥”。台湾有台风，这个房子是不能抵抗台风的，所以下面就有人提出台风来了怎么办，上面的回答是，你只要能住六个月就行了，你还管台风，说不定台风没来，共产党先来了。
那个时候，以我这样一个人，我只是在吸收、经历，只是在记载台湾经过的这样一个痕迹。我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定下我的主张。我写的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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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国者商鞅，愚民者韩非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今天




今天的文章有点长，大约1.1万字。


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 “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放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理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 “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汲取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封建体制的衰落崩溃大略同步。它的基本理念，至晚可以追溯到《管子》（书的作者并不是管仲）。这本书记载了这样一种政治理念：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大意是：财富的流通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民众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其他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政府、君王决定，民众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般典型的秦制理念，却同时又在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提倡“利出一孔”，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显然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



一、《商君书》的强国之道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他原是卫国贵族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门下，自称“卫国公孙”，所以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大约同期，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在秦国耗费了约两年时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商鞅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记》存留有商鞅的一段“自述”：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大意是：我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这种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



这段“自述”，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议题；“难以比德于殷周”这样的感慨，更像是“后见之明者”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皈依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推销“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说来，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不举报“奸人”者腰斩，举报“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惩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3）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身，从事商业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将被降为奴隶。



（4）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升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种上升通道。



这种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宗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治理民众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大小、耕种产量直接挂钩，这一整套变法措施，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秦国的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诸侯。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战车添砖加瓦。按《商君书》（该书虽未必是商鞅亲笔所写，却属于商鞅思想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要让这种添砖加瓦畅通无阻，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这六种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妨害。商鞅另有一套强国逻辑：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


大意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如果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民众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贞廉，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让民众互相监视：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商君书·开塞》）


大意是：罪行发生后，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义举发生后，再来奖赏当事人，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国家就会乱。所以，统治者必须赶在民众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民众，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民众，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大治，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逻辑，商鞅有一句简练的总结：“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仁义只会抵达“暴”，杀戮反而会归于“德”。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事前惩罚”制度第一次被付诸实施。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大意是：孝文帝与众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讦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逻辑里，还有一条叫做“国富而贫治”。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大意是：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有多余的想法，追求多余的东西（淫），然后国家就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民众富裕了没地方消耗，就该设计制度，促使他们拿出实打实的粮食来换取爵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农业耕作，精力全在农业耕作上，就不会有多余的想法，追求多余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这种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民众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上面这段话里的“虱”，前文已经说过，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六种基础文明。至于“淫”，《商君书·外内篇》中有一段解释：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淫”的本意是多余的东西。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辩智得到富贵、靠游宦进入体制、靠文学获取个人名声。也就是说，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靠人脉资源、靠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都对国家有害——尽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着“辩智”和“游宦”而得到秦国的重用。



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民众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民众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对此，《商君书》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要想战胜境外的强敌，必须先战胜境内的百姓。



“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没有人脉、没有温饱之外的追求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众甘于“朴”就弱，追求“淫”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越志）。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引导民众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民众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民众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民众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民众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多余的思想交流。没有多余的思想交流，民众就会一心务农。民众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大臣与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智农”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离开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会一心一意继续务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这一逻辑，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有些做法相当极端。比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民众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坐牢或者砍头；民众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民众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民众只需要遵守变法政策，不需要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从嘴里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派系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苟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告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武装保护自己（削弱贵族力量，恰恰是商鞅变法的核心诉求），并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但魏国无意为了商鞅与秦国开战）。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本人被公开车裂。



但他的强国之道，却留存了下来，被历代秦君尊为治国圭臬。



二、《韩非子》的牧民之术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强烈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与商鞅一样，韩非子也是反智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显学》）


大意是：民智这东西，跟婴儿的心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创，是为婴儿好，但被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这一点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众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重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都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这些政策，都是为民众好，但民众全都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这东西“不足用”，没有价值，没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众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被官府牵着鼻子走。



那怎么办呢？



韩非子说，常规的办法是“劝之以赏”——用利益来诱惑民众、“畏之以罚”——用刑罚来恐吓民众。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建议，应该对民众实施改造。具体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有五种人需要被清除。



这五种人是：学者（约相当于儒家）、言古者（约相当于纵横家）、带剑者（约相当于游侠）、商工之民（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和患御者（约相当于食客或者权力掮客）。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体制的运作逻辑，对秦制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若仅从“畏死远难”这些形容词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确实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畏死远难”这些字眼，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似乎是为了让执政者可以更便利地分辨出这六种人，韩非子在文章中，还留下了普通民众对这六种人的价值判断。他们依次是：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有能之士（大略相当于能出门远游谋生的人）、辩智之士（大略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磏勇之士（大约相当于能提剑杀人者）、任誉之士（相当于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非子的逻辑了：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程度的人力物力汲取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其三，有六种人必须奖赏表彰，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



若仅从“赴险殉诚” 这些形容词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确实都是极好的人。但要注意的是，“赴险殉诚”这些字眼，也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按韩非子的记载，普通民众对这六种人的价值判断，依次是这样子的：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之人）、愚戆之民（没有智识逆来顺受之人）、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謟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之人）。



这五种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会叫唤，是韩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秦国国民。



这种对民众的筛选与改造，与商鞅的理念高度相似。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不应该具有“思考”的意识。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反对者被杀，歌颂者也被流放，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正是不愿民众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民众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民众毕竟不是工蚁。正常情况下，正常智力的民众，绝不会主动愿意去做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与謟谗之民。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而不利。比如，三国时代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这种“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一种控制讯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这种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你自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思维逻辑。



按《史记》的说法，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篇与《五蠹》篇后，曾浩然长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后主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再往后，则如明人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三、秦民的生存困境



以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筑起来的秦制国家，其核心诉求，大体可以归纳为“汲取”与“控制”这四个字。秦帝国的内政，也完全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



试举两个例子。



（1）“以法治孝”的玄机



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将“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以法治孝”。



在秦国，“孝”是一种绝对义务。史载，秦始皇车裂了“假父”嫪毒，迁太后于咸阳宫后，曾遭到齐人茅焦的批评：“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始皇不得已，“乃自迎太后跪咸阳”。皇室内部的斗争，也常常会把“孝”拿出来作为武器。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令扶苏自杀，所用的名义，也正是“扶苏为人子不孝”。



针对“不孝罪”，秦律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大意是：“问：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告发儿子不孝，请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具体涵义尚存争议的法律复核/宽宥程序）的程序吗？答：不应该执行，应赶快将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而且，在处罚犯“不孝罪”之人时，还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士五 (伍) 咸阳才(在) 某里曰丙 ，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 ,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大意是：“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蜀郡边远县分，叫他终生不得离流放地点而定罪，按甲所告将丙流放，并依法命其家属同往。现将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



如此，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商鞅曾将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只有铲除这“六虱”，兵民才会乐于被国君所用，国家才会强盛。结果，秦国不但不铲除“孝悌”这种观念，还给它加上了“法律保障”。



这种冲突，是否意味着秦国的执政者，抛弃了商鞅“铲除六虱”的政治理念？其实并不是。相反，秦国大力推行“以法治孝”，正是践行商鞅以汲取和控制为核心的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



为了加强控制与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比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导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这种变化，产生了两种后果：（1）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时，严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对变故（比如灾荒、疾病）时，抵御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商鞅又推崇“民愚则易治也”，主张“国富而贫治”，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2）上行下孝，上位者鄙弃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等，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虱”，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对于这两大后果，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曾有过很具象的描述：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一门心思集中于耕战进取，不过两年时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秦人家庭富有，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家庭贫穷，儿子长大后就入赘他家。借给父亲一柄耕具，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里斥责。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一方面慈爱孩子贪图利益，一方面轻忽简慢自己的父母，这种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明确告诫汉文帝，秦有一大弊政，即“亡（无）养老之义”，汉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秦国的执政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现实是：（1）愿意/能够承担该项责任的正常家庭（聚族而居），已被变法拆散（变成小家庭）；（2）秦国政府只对汲取感兴趣，无意承担该项责任（即贾山所谓的“无养老之义”）。



那该怎么办呢？对秦国执政者而言，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养老责任”。



其实，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民众伦理素养方面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民众去“孝”所能解决。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这种政策，寄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秦法严苛，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被扭转，且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贾谊曾感慨过这一点，他说，汉朝建立后，“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今其甚者杀父兄”——那种不讲礼义、捐弃廉耻的秦代旧俗，延续到了汉代，且变本加厉，不但不愿赡养父兄，甚至还常常发生杀害父兄的事情。这些话，是贾谊说给汉文帝听的，他不至于当着汉文帝贬低他治下的社会道德水准。



虽然秦国“不孝”的风气并没有什么改观，但通过将“孝”写入法律，养老这项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负担，确实成功地被施加在了秦民身上，尽管他们正承受着繁重的汲取。秦国“以法治孝”的本质，其实是为其严苛的汲取与控制打补丁。



（2）“秦法繁于秋荼”的后果



类似旨在为汲取与控制服务的政策，还有秦律的繁杂细密。



秦国追求凡事“皆有法式”，制定了非常多的律条。用《盐铁论》中的话说，就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证实了秦律的繁杂细密。



按现代人的常识，只要具体条文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秦国的情况与现代不同，秦政推崇“民愚则易治”，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且秦制政权自上而下并无独立的监查制度，无法约束秦吏用法律公正地“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求独立的法律援助。所以，秦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就越是容易陷入一种动辄触法的困境。



当然，秦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吏的监督机制。《商君书》曾提供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民众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但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能产生效果。理由很简单——为了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势力，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从而让底层社会结构趋向原子化，以保证由秦吏组成的秦国基层政权，在统治底层民众时拥有组织优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一群秦吏去监督另一群秦吏，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治理”的命运——秦法越繁杂细密，秦吏从中做手谋利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这秦法，本就是秦国执政者单方面的立法。



这也正是秦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这种突发性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这种制度化伤害。



只有明白了这种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时，为何要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父老”，是秦政所不喜欢的民间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尽废繁杂细密的秦法，代之以极其简单的三条约法，正是为了回应民间因动辄触刑而积累的对秦法的深重怨恨。



当然，待到天下底定，刘邦是一定要抛弃“三章”的，取而代之的是萧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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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今天




问：这两天看《清平乐》。请编辑说一说宋朝的GDP。有统计认为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80%，是真的吗？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某些“稍微严谨一点”的文章和著作，则将二者结合起来，说占到了世界的60%-80%。



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



“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见下图）。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①





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他使用的单位是“10亿国际元”



殊不知，上面这张放在正文中的表格，只是一张简表。



在该书的“附录B”中，麦迪森还有更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



据这张附表，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28.9%。②





麦迪森关于世界各国GDP的统计（部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



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略高。③



具体见下图：





麦迪森对中国、欧洲人均GDP的比较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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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什么是硬通货
大官人与十六哥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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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涯论坛

1

最近各地很多街道都修复为民国风，有些小资也缅怀民国情调。

这让我想到民国年代的钞票大贬值。

那时候，我外公买了一个大衣柜，高度大约一米八。这个衣柜不是放衣服的，是存放现金的。

发工资的时候，若是拿不到大额钞票，就只能拿小额的。我外公是个技术工人，工资太重，一个人拿不动，就装在麻袋里，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回家，然后一捆捆放在衣柜里。

上街买菜，要带二个篮子，一个篮子装钞票，另一个篮子装菜。一篮子钞票花出去，一篮子菜拎回家。需要大笔钱的时候，大家懒得数钱，就用尺子量一下，看看钞票有多厚。

这就是我外公外婆民国时代的生活。

那时的工资，如雨后春笋，前几年工资还是一个月二十块，很快就是几百块，几千，几万，几十万。后来，很多人把太小的钞票贴在墙上，作为糊墙装饰，因为比买纸便宜。

这就是民国风。这样的乱世，别人跟你借钱，你敢借么？今天你借出去一千块给别人买房子，等他还钱的时候一千块只够买一斤猪肉。

2

当年民间有一种硬通货，是粮食。你今天跟我借五百块钱，收据上要写「今借到xxx谷300斤」，也就是把钱换算为粮食。不管你用什么钱还我，也按照当时的粮价计算。

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是非常合适的：产量有限，谁也没能耐一年把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十倍。它有使用价值。它是防伪的，你要伪造大米或小米，那只有上帝做得到。粮食容易分割，可以按斗或斤计量。

粮食在任何乱世，都是硬通货。如果粮食不是硬通货，说明这世道还不乱。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就是粮食不值钱。

当今以粮食作为硬通货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有很多交易群，开始是物物交易，后来就就出现了一种计价通货：方便面。

比如说，某个委内瑞拉人有一个旧手机要卖掉，拿到跳蚤市场群去卖，标价20包方便面。

方便面是比稻谷更容易使用的货币。它不需要拿秤去称，数一下数量就可以。

关于粮食，我想说几个故事。

故事一：河南某地，娶老婆聘礼是三十万人民币，加一套房子。以前缺粮的年代，聘礼曾经是几十斤大米；

故事二：建国初，华罗庚和苏步青抢夺数学所所长职位，苏步青主动放弃了，因为数学所所长的工资是一个月600斤小米，苏步青一家十来口，这工资太低，没法养家糊口；

故事三：1950年，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拿到国旗设计的巨额稿费五百万「相当于后来的五百元」，赶紧买了几百斤粮食藏在阁楼。

3

在委内瑞拉，最不值钱的钱，是本国的钱。在网上曾经流行一张照片：

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垃圾堆里，大把大把的钞票扔那里，被风吹得乱飞。

国外的钱还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元。

如果你有美元，就是比方便面更好的货币：因为外国人对方便面不感兴趣，他们不缺粮食。但是大家都认美元。当年萨达姆侯赛因要求石油用欧元结算，美国就不开心。有美国在，美元总是比别的钞票更可靠。

一旦政府出问题，本国钞票上到数字就可能位数大增，从二位数到十几位的例子，就是津巴布韦。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更认可的硬通货当货币。

金银虽然不再是主流货币，但是金银依然是不错的东西。乱世年代，黄金永远比纸币有用。

4

在乱世，哪些东西最适合当硬通货？

首先是能救命的。人命最值钱，无论你有多少钱，命没了，钱就是人家的。

乱世之中，粮食永远是最要紧的硬通货。身无分文，有吃有喝能活几十年。没了食物，即使腰缠万贯，一个月就会饿死。

无论是方便面，火腿肠，大米，还是罐头。但是，要考虑到粮食的储存期限。大米只能储存二年，晒干的稻谷可以储存五到十年，大豆可以储存二十年，芝麻可以储存六十年。

很重要的一种代替粮食的物资，是糖。如果你买冰糖或白砂糖，可以储存一千年不变质。白糖还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很多食物加大量白糖，就可以保存很久。

除了粮食和糖，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药。所有的药里，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记住：在乱世，无论是虫草，灵芝，石斛，黑枸杞，人参，都是没用的。那时候，即使是兽医用的那些药，养殖场给鸡鸭猪牛吃的那些抗生素，都可以拿来救命。也不要担心过期，有些过期很久的药，也可以救命。

即使你只有几百块一公斤的兽用四环素，也比没有抗生素好。

另一种好东西是净水材料。最方便的是沉淀用的明矾，消毒的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

明矾现在很少有人用。很脏的普通水塘里的水，稍微加一点点明矾，可以把大量的悬浮颗粒结块沉淀下来，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寄生虫卵，就会成为沉淀物。

然后一缸水加一克二氧化氯或次氯酸钠消毒，杀菌杀病毒，这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乱世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越危险到达干净水源之处。在打水的地方，或许正有持枪的匪徒霸占。逃生的路上，可能几天也遇不到干净的水，甚至只能得到路边水坑里的积水。

没有食物可以活一个月，没有水只能活六天。净化水的设备和药品，绝对是硬通货。


5

另一种硬通货是武器。没有武器，乱世就难以保命。武器弹药，总是乱世的硬通货。

张作霖先生当年成为中国首富，跟他擅长经营有关。据说他割据东北时，经常自己把大量枪弹武器通过黑市卖出去，又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到民间强制没收武器，过段时间又偷偷卖出去。一边卖，一边没收，这钱就源源不断地挣。毕竟他是土匪出身，知道武器的价值。

除了武器，还有一种东西是燃料。燃料是消耗品，乱世时代，无论砍树还是割草，都不足以维持使用。在乱世，你能储存石油，石蜡，甚至煤，都会很值钱。尤其是汽油和柴油，可以直接发电，这在乱世极其重要。

6

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东西，是工具。

在乱世，你不能指望工厂开工源源不断生产各种物品。你得准备什么都要DIY的日子。这时候，你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工具，你得准备足够的电源——充电电池，太阳能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柴油。

如果你是一个极限生存爱好者，一定熟悉贝爷的系列剧本。贝爷仅仅用一把小小的生存刀，就可以在各种环境下求生。

但是，那仅仅是电视节目。贝爷没有告诉你的是：他后面有一个救援团队，他出门前打疫苗，吃抗生素，他遇到危险有直升飞机救他。你若真信贝爷，想学他的样子靠一把刀独自荒野求生，那是太赌命了。

普通人若想钻木取火，三天也点不着一张纸。但是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只需要一秒钟。拥有大量的打火机在乱世就是富人。

普通人若想徒手抓鱼，可能一天也抓不到一条。若是有一张普通的小渔网，一天可以收获上百斤。那时候，一张渔网的价值，远超几十万的瑞士名表。而那些名表的使用价值，只相当于二十块的电子表。

在现实中，你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你要在乱世来临之前就熟悉这些工具的用法，经常玩玩DIY，学习有用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给你一个富士康工厂也没用。

手电筒、打火机、对讲机，也是重要工具。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玩过对讲机，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乱世年代，你难道还指望可以用安卓手机上互联网？你要回到古代的日子。

有了对讲机，几十公里范围的信息传递只需要几秒钟。短短时间就能通知你的同伴。人群就不再是原子，而是组织。

这些工具，在乱世非常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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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世，你会发现劳斯莱斯的作用还不如五北京吉普，林肯加长还不如拖拉机好用，LV包包远不如驴友的登山包，爱马仕皮带不如一根电工用的插工具的腰带，一个工具箱的工具的价值远超宋代官窑瓷器，卡地亚手镯的价值不如一卷铁丝，深海鲍鱼不如最便宜的火腿肠。

在乱世，有用的东西才能成为硬通货。你若能储存一些，到时候就可以交换各种用品。


这些东西总结一下：

粮食、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净水用品、武器、燃料、工具、黄金和美元。

还要补充一点：最最值钱的硬通货，是你的知识和技能。

你的医疗知识，可以救人性命，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在乱世生存。

你的各种劳动技能，在乱世都可以为大家服务，用你的服务换去各种物质。


你的知识和技能，别人抢不走， 路上不会丢，也不占地方，也不会变质过期。

不要等到乱世来临才学，那时候你根本没机会。你需要时刻有一颗生存狂的心，慢慢积累你的知识和技能，一步步优化你的乱世库存储备。

那时候，你和你的家人，会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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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纯而厚（张五常） (2018-07-17 16:07:29)转载▼
当你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归根究底来说，中国天生就是厉害的，吃得了苦、聪明，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中国抗衡。中国的成语，旧时的故事、文化，都有很深厚的文化，而且是很纯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只要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化。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文化衰落下去的，没有一个能够在传承下来，中国（文化）是一直上升的。像古巴比伦、罗马帝国、古希腊一些古文化曾经很红极一时，（但后来）衰落下去，再没有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呢？我说答案就是文化纯而厚。你要批评容易，但不能否认这里面是有奇迹的。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3-6 08: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5-30 09:54 编辑

李泽厚到底是有多爱钱？
原创 河小西 孤独图书馆 今天




李泽厚到底是有多爱钱？



文：河西



李泽厚又起波澜。



2020年5月20日，公号“刘悦笛”发表了一篇李泽厚的声明，声称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著作，未经他授权，声明全文如下：





李 泽 厚 特 别 声 明



       我从未出版过《美的哲学》一书，以后也不会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拙著，既未通知本人，也不知是如何选择、安排、改动、删窜的。我不能承认这三卷是我的著作，我对此也不负任何责任。法律问题，当由律师考虑。年已老迈，体弱心衰，无力顾及，特此声明，请读者原谅。



                                                                  2020.5.29



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这些文字，可是没过多久，该公号在留言位置，又补充了一个声明：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拙著，均系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旧作，其版权已归属台北三民书局，但未经作者同意，改窜书名及篇章内容，并不能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和看法，误导读者，也有损于我，我有权利声明不承认它们仍属我的著作，望读者谅之。



这里他提到了台北三民书局，事实上，李泽厚所有著作的版权皆在台北三民书局，他没授权，不等于出版社没有得到授权。



很快，出版方就发表了声明，证明他们是从版权所属的台北三民书局合法得到授权。






凤凰网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李泽厚之前就有多次一鸡两吃甚至一鸡多吃的情况发生，即他先授权台北三民书局他的所有作品的全球发行权，得到了十万美元的授权费，同时又自说自话在未经台北三民书局同意的情况下授权给内地出版社，从而引发纠纷。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和台北三民书局的老板刘振强熟识，在其供职三联期间也曾出版过李泽厚全集。他每次去台湾见到刘振强，刘先生都会跟他提到李泽厚的版权问题，称李泽厚在大陆进行重复授权，重复出版了《美的历程》、《思想史三论》等书，对此刘表现得很生气，强调李泽厚不能侵权，一个女儿不能同时嫁给两家人。



最后，台北三民书局与李泽厚对簿公堂，当然李泽厚败诉了。



你能想象吗？堂堂思想大家李泽厚先生，为了多赚点稿费，就偷偷摸摸搞出这些幺蛾子。而这些事情，他老人家却从来不发声明向读者和台北三民书局道歉，此时却跳出来，为什么？



我想起两年前，在金庸先生逝世时，李泽厚在《明报月刊》上发文悼念金庸：《重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悼金庸先生》。



开头一段就让人大跌眼镜惊掉下巴：



以金庸大侠的江湖地位，他请朋友吃饭，又何须给对方钱？我听闻金庸先生出手并不是很阔绰，还是勤俭持家型，平时比较的节省，所以有人说他小气，可是呢，他对于真正有困难的朋友，从来都是尽可能地去帮助人家，所以他这一生帮助了很多人。这才是真正的古道热肠侠义之风。



并不怎么熟识的李泽厚路经香港，金庸不仅设宴款待，尽地主之谊，还以内人与客赌酒。宴罢，邀李先生去家中做客，还要给李先生6000美金，实在是没把这位李先生当外人。



反观这位李大学者，一听是6000美金，勃然变色（如果不变色大概就是岳不群转世了），人家可能想的是金先生太客气，钱自己不能收；他倒好，在那盘算了一下自己身价，得出的结论却是：金庸怎么这么抠？遂不爽而去，这三观还真是非同常人呢。



这就是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美的历程，原来满脑子想的全是孔方兄！6000你嫌少，60000你是不是就欣然前往了？600000你是不是就俯首称臣了？6000000你是不是就什么都可以干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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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
来源：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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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交流分享，欢迎关注。
2015年5月22日晚，著名学者秦晖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为我们理解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他认为在晚清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种表里的差异一直隐含着文化上的不满，也是晚清学习西方一个已有的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因此，在秦晖看来，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

　　以下是对秦晖演讲的文字整理：



　　周秦之变，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次大变局

　　传统文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往好里说是博大精深，往坏里说，其实就是边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因此，要评价传统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晚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但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大变局。关于这次变局，大家都认为是发生在周秦之际，因此又称“周秦之变”。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到晚清叫做封建社会。可现在也有人说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后不是建立了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转为了帝国。自秦起这个帝国格局大致已定，其后两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在周秦之变的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儒法两家之争。儒家主张维护周制，坚决反对变化。相反，法家则要为秦制鸣锣开道。儒法之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冲突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周秦之变后，儒家一直有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是三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所以，传统的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后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一直对现状不满。贬儒家的人说这是历史倒退论，称赞儒家的人说，儒家敢于讲现在不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种社会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点就是歌颂现在的，维护当下统治的。战国时期，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顶不住现实压力就会向法家靠拢，比如说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荀子》里有很多不满现状的东西，它还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叫做从道不从君，很具儒家的现实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后王。法先王和法后王真正的区别在于，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统的象征，既不能给你高官厚禄，也不能对你实行严刑峻法。法后王就是法现在的王，简单点，就是谁掌权我法谁。法后王这个理论，和“从道不从君”是矛盾的，我觉得整个就颠覆了儒家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荀子培养的学生，像李斯、韩非，就能彻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场上，甚至做出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来。

　　儒家主张性善论，法家主张性恶论，到底哪个对，说实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背后产生的治理逻辑。儒家主张性善论，是出于周制里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也有附属关系，但因为长期的、直接的人际交往，主人与附属之间就显得温情脉脉，因此也具有一种道德美感。这样由无数小共同体组成的天下，其实就是封建。但这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谓，宁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秦制就是把这种小共同体一扫而光，全国只有皇上一个主人，这种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附属关系是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天高皇帝远，皇帝就用一些受宠的附庸来管那些不受宠的附庸，但这样的管制往往就会变得更残酷，因为管理者和管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陌生的。法家主张性恶论，是把人民当敌人看的，人民是一个需要制服的对象。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学习西方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

　　尽管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家看起来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来，但讲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却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构起来的。这种表里的差异，本身就包含着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不满。到了晚清，西学进来以后能在中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时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触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镜去看西方的人——他们的第一印象不是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他们触动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比我们仁义。以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说三代没有了，现在他们发现三代在欧洲，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是洋务运动前期到欧洲去的，用他的说法就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发表这种感慨的时候，并不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弱着眼的。

　　1844年，鸦片战争后仅仅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但他对西方国家评价最高的是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处于一个门罗主义时代，根本算不得一个强国，军事实力比英法那些国家差得多，但在徐继畬看来，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郭嵩焘、徐继畬、郑观应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当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讲出来的并不多。徐继畬和郭嵩焘是少数几个敢讲出来的，但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徐继畬还差一点被加罪了。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是一个官场的油子，当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他对洋务其实也是很懂的，但为了当官，他什么真话都不讲，他给朝廷写过很多东西，说中国声名文物远在万国之上，除了引进一些兵器，没有什么需要向西方学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十年，当时洋务派还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张树声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写了一个遗折，快马送到北京。遗折上就说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坚炮利是很次要的，关键在于他们育人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讲得简单点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所以，这样的人到死才会讲几句真话。

　　从日本学习西方，道路南辕北辙

　　我们学西方本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日本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就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于是大量的人开始学习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学生。所以，此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从日本来的，包括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适，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周家兄弟、刘半农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可是从日本介绍来的西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虽然接触中国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诸侯林立，从理论上讲倒有点像我们三代时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很类似于我们的周秦之变。通过明治维新废藩制宪，消除诸侯，实现天皇集权，称“大政奉还”。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日本在明治时期曾经对儒家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说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前，先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在江户时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人崇拜韩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说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国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的军国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这个弯过来的。五四的自由主义非常发达，基本是特别针对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儒就产生了对立。因为当时从日本学西方，其实也是要建立一个秦制，那当然就和儒家产生对立了，它和晚清那个时代又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次西、儒对立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是被扫地出门，而西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几乎被扫地出门。到头来，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拐了这么一个大弯以后，我们传统时代讲的是儒表法里，讲儒家的，行法家的。这么一百年，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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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四处放言，称自己“将成为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结果有人向汉学家马悦然求证此事，马悦然说：“他（李敖）寄给我那么多书，但我一本都没看过。因为要看的太多，顾不过来。另外，我看书习惯自己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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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月客
英美保守主义

借鉴安德鲁·海伍德的论述，这里把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简单的总结为若干重要原则

一是捍卫传统的原则。

保守主义认为，传统当中包含了很多有益的价值与思想。“成见”一词在埃德蒙·柏克的作品中具有十分积极的含义，可以被视为传统的另一种说法。尊重成见，即是尊重传统。出于捍卫传统的考虑，保守主义都会反对激进变革。这一点本讲开篇已经重点讨论过。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开篇即讲，因为理性的力量和科学的进步，让我们觉得传统不再重要了，而该书的主要目标是阐明传统的重要性。这样的著作无疑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二是经验主义原则。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有界理性。理性主义认为，既然达尔文可以发现生物界的进化规律，牛顿可以发现天体运动的规律，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当这个规律被发现后，能否根据这个规律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如果按照人的理性认知来重新设计这个社会，人类的生活会不会更美好呢？经验主义对这种理性主义——一种过度的理性主义——持高度警惕和怀疑的态度。经验主义对很多过度乐观的方案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上文曾提到，哈耶克尽管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在知识论上倾向于认为人是无知的，这一见解与保守主义立场很相似。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不能想对社会做什么改造就能做什么改造，在尊重现有惯例、传统与习俗基础上做逐步改进更为合理。

三是人类的不完善原则。

某些意识形态最后都会塑造一个乌托邦，但保守主义对此从来就抱有警惕和怀疑。
乔万伊·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批评过“至善论”的危险——这是一种与塑造乌托邦有关的思维模式。当认识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时，一种可能性是对这种不完美性和不完善性感到厌恶，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种念头：这个社会应该变得更加完美、完善和纯洁。既然这样，能否按照这种理想来构建和塑造一个新社会？能否把一切与真、善、美不相关的东西统统摒弃掉或消灭掉？至善论的观念，最后往往导向一条追求乌托邦的道路，就是想要创造一个无限美好的社会。
保守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往往以一种冷峻的态度来思考现实问题。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

四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原则。

有机体的观点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内部不同部分之间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不能凭自己的理论、臆想或理性来随意创造一种新社会。
哈耶克极力反对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即凭借理性对社会进行再造，就如同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建筑工程一般。保守主义认为，社会中很多重要事物是人的理性无法完全认知的，却在现实中极其重要。比如，哈耶克曾论述，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无意识进化的结果，是来自于自生自发的秩序，而非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所以，人类自生自发的秩序中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要从头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彻底打破一切惯例和常规，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个依靠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由于缺少有机体因素的支撑而难以有效运转，甚至完全陷于瘫痪。

五是重视等级、秩序和权威的原则。

与保守主义相比，自由主义者更重视资格的平等和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是在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中进行资格平等的自由竞争。当然，自由主义承认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每个人是有差别的。但是，在保守主义者眼中，这个社会存在等级本身是很正常的。有些人更富有、更高贵、更有权势、更有影响力也很正常，社会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回顾人类的历史，又有哪个社会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有人想构建一个人人实现实质平等的社会，比如彻底打破了现有等级秩序和财产结构，用不了多久就又会形成一个高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保守主义总体上倾向于维护过去业已形成的既有秩序和社会等级。所以，对于那种试图彻底打破既有秩序的社会革命思潮，保守主义是强烈反对的。如同尊重既有秩序和社会等级，保守主义也信奉尊重权威的原则。
当然，这个原则不能解释过度。尊重权威并不意味着主张国家为所欲为或政府干预；相反，保守主义通常是反对上述做法的。保守主义的尊重权威往往需要跟其他原则和价值相协调，比如跟后面要讲到的尊重财产权原则等。

六是重视家庭的原则。

自由主义更强调个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特别强调家庭的价值和意义。保守主义认为，家庭是很多重要社会功能的承担者，比如教育；同时，家庭也维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从更深层上说，家庭代表的是传统秩序的一部分。

七是重视和认同宗教的原则。

在欧洲大陆国家，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历史上，教会与国家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欧洲现代国家兴起之前，教会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甚至主宰司法和婚姻。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基本上倾向于维护和捍卫教会已有的地位和角色，反对现代国家接管这些事务和权力。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则更认同传统宗教，通常是更为虔诚的教徒，更可能在堕胎、同性恋等政治议题上持反对立场。

八是重视道德的原则。

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来说，道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自由主义学说对道德并不是很重视，自由主义很少专门论述道德问题——尽管创作《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同时创作了《道德情操论》。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反对道德，而是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倾向于追逐自己的利益，当外部法律环境公平时，自由市场机制就能有效运转，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行为客观上就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自由主义对这种基于自我利益的市场行为最后能达致社会和谐抱有充分的信心。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y）在《美德的起源》一书中干脆认为，美德是自利的个人互相博弈与长期演化的结果。换言之，美德是自利的产物。但是，保守主义则非常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一个良好社会的重要因素。

九是尊重财产权的原则。

保守主义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强调对财产权的保护和捍卫。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别无二致。保守主义不仅反对国家剥夺或征收财产，而且反对国家对私人市场的过度干预、高税收和高福利等做法，上述这些做法违背了尊重财产权的原则。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是跟新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当然，保守主义的上述几项原则并非完全能做到内在自洽。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保守主义内部可能存在冲突。所以，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保守主义并非易事。

—《政治学通识》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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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语言的内容性

语言的文化性

语言的暗示性

语言的流动性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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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最接近金庸精神内核的人物是杨过
原创 日谈公园 日谈公园 今天



VOL.07




陈墨：最接近金庸精神内核的人物是杨过

主播｜李志明    嘉宾｜陈墨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金庸研究学者陈墨老师，曾著有“评金庸系列”十三本书籍，是国内知名的“金庸专家”。本次陈墨老师做客《说归说》，和主持人李叔一起聊聊我们熟知的金庸和我们未知的金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各自包含着什么样的隐喻？不戒和不可不戒二人，是怎样的社会符号？金庸先生的十五部作品，与他的个人经历有何对照关系？作为金庸研究学者，为何陈墨会认为金庸本人并不是金庸作品集合格的修订者？他又是因何婉拒为金庸作传，留下长久的遗憾？








Song List



OP：Hye Jin Chun,辛小玲 - 菊花泪

ED：周华健-江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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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郭襄与灭绝



李叔：郭襄遍布神州找杨过的踪迹，最后却没找到，因此心灰意冷，出家为尼。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不寒而栗的想法：如果像郭襄这样铭心刻骨地爱过一个人，最后却这个人的踪迹却完全消失了，那么她会不会因此入魔呢？



紧接着，我想到了灭绝师太，因为她是从峨眉这一派传下来的。如果她就是郭襄的话，那就太残忍了。



陈墨：你能把郭襄和灭绝师太联系到一起，这是十分了不起的。灭绝师太就在郭襄的延长线上。但是对于郭襄，我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推测。



第一是因为郭襄是永远的十六岁，你不能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下任何判断，十六岁有无限的可能性。



第二个，郭襄是这世间少有的具有灵性的人，人的灵性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唯一因素。









武侠的哲学



李叔：您看了这么多年的金庸，写了这么多年的金庸，您觉得如果把金庸的作品跟他的个人经历去做一个对照的话，是可以按照哪几个阶段来划分的？



陈墨：要研究金庸小说，肯定是要把作者的经历考虑进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这些东西自然是一个研究的课题。



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1959年金庸从长城影片公司离开之后，独立创办《明报》。这件事对金庸的小说创作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金庸先生离开了《大公报》，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变成了独立的报人之后，他迎来了一次解放，所以他在《明报》创刊号上连载了《神雕侠侣》这部小说。



《神雕侠侣》其实也是金庸小说、金庸思想和精神的一次革命，一次彻底的解脱，因为武侠小说的元价值就是集体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是侠义，郭靖就是这种侠义。



但是到《神雕侠侣》的时候，金庸第一次把个人主义、个人的情怀、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尊严放在比集体价值更重要的位置，这是一次价值观念的突破。



个人主义也意味着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郭靖相当于杨过的精神父亲，因此金庸就安排了杨过跟郭靖之间的代际冲突，也可以说是父子冲突。



再比如说郭靖和黄蓉对“师生恋”所体现出的礼教大防观念，其实是正确的，在传统社会中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礼教大防，没有社会规范，那这个社会就无法被称为社会。



只不过咱们的思维非常简单，那边是对的，这边必然就错了；但是在金庸看来，那个是对的，这个也可以是对的。集体主义是对的，个人主义也是对的，它们的冲突只是特殊情境当中的一个选择而已。在《神雕侠侣》的最后，杨过跟郭靖并肩携手，一起保卫襄阳。这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不管集体了，只不过是个人优先而已。









独立报人



李叔：那等于说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实际上跟金庸从《大公报》到《明报》这个过程是密切关联的？



陈墨：没错，因为《神雕侠侣》就是《明报》创刊号的创业作。《明报》创办第一天，金庸就开始登载《神雕侠侣》，如果金庸没有自己的《明报》，《神雕侠侣》能不能在《大公报》《新晚报》或者其他报纸上连载下去，这要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即使能够在其他报纸上登，《神雕侠侣》的写法会不会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也要画一个小小的问号。



后来我跟梁羽生先生聊天的时候谈到，梁先生和金庸先生的才华是可以并肩的，在某些方面梁先生可能会超过金庸先生，他的大学毕竟更完整，金庸先生的大学不太完整，他被退学了。



但是他不如金庸先生的有几点，其中一点就是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



梁羽生先生的才华和学识一点都不亚于金庸先生，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独立性，他一直在香港左派的套子里，难以突破。金庸先生在性格上独立的能力、勇气都要优于梁先生。梁先生一开始很不服气，后来我说服了他，梁先生承认，“这个我比不上他。”



因为当时很多人也劝梁先生，“你有那么多稿费，为什么不自己去办个报。”他就说他做不到，他也不愿意去，因为实际上他在《大公报》更受重用。



梁先生1949年进《大公报》的时候，金庸是他的考官。但是两三年以后，梁先生就成了《大公报》的社评委员会的委员——属于主笔之一了，而金庸还是一个普通编辑。后来梁羽生在《大公报》独立编版也比金庸要早，所以罗孚先生的《新晚报》要开武侠小说专栏，也是先找梁羽生，第二年才找金庸。



梁先生和《大公报》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身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写作，所以他在独立性上是无法与金庸相比的。因此我说1959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金庸办了《明报》以后，你在他的小说当中就能看到，金庸作为一个报人、一个媒体人，他对现实社会的关切经常会影响到小说创作。



金庸先生一边是一个武侠作家，另一边是一个媒体人，一个有独立性、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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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诞辰96周年：「我写武侠小说没有后悔」
黑江湖编辑整理 黑江湖 今天


▲“侠是目的，武是手段”







0

梁羽生诞辰96周年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4年03月22日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屯治村，后以“梁羽生”为笔名，开创新派武侠之先河，创作出《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武侠佳作，其提倡的“宁可无武，不可武侠”等创作观，深刻影响武侠创作数十年。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逝世于澳大利亚悉尼。



2020年3月22日，梁羽生诞辰96周年之际，黑江湖特别编选整理48个有关其人其文信息，以敬前辈，以飨读者，以怀其文。



所有资料均至少通过两个信息源订正，具较高可信度。视频、图片与部分信息等均来自网络，一并致谢。如需转载，请注明“转自黑江湖（ID：heijianghu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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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历史地位




温文尔雅梁羽生



梁羽生的历史地位，从其与其他武侠大家的并称中最能显现。



最初，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一鸣惊人，几乎同时，当时与梁羽生同一个办公室的金庸以《书剑恩仇录》跟上，一起开启了新武侠的时代，并称瑜亮。至于是“梁金”还是“金梁”当时常有争论，可见是并驾齐驱的。最后，梁羽生主动退让一步，称为“金梁”。二人独步侠坛。这时古龙还是中学生，正在写作文艺小说《从北国到南国》。



到古龙以《情人箭》、《大旗英雄传》等确立其名家地位，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此后多以“金古”并称，金庸、古龙被公认为两大宗师，梁羽生屈居第三位，多以“金古梁”并称。





2

梁羽生写过多少书


梁羽生作品



梁羽生作为武侠大师，其著作主体是武侠。从1954年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到1983年的封笔作《武当一剑》，梁羽生写了30年，共35部，约60册，1000万字。



梁羽生还写散文、评论、随笔、棋话，笔名有陈鲁、冯瑜宁、李夫人等，著有《中国历史新话》、《笔花六照》、《名联观止》、《梁羽生闲说金瓶梅》等。





3

梁羽生的代表作是什么




《白发魔女传》书影



一般认为，梁羽生的代表作共有三部：《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此外，《狂侠天骄魔女》、《女帝奇英传》、《大唐游侠传》等，亦有较大影响，由于影视剧等影响，《七剑下天山》亦常被大众视为梁羽生代表作之一。



从代表作的创作时间来看，基本位于梁羽生的前10部作品，多为创作前十年所作，由此也可看出其创作态势，与金庸、古龙等越写越好的走势是不同的，一般也认为这限制了梁羽生的历史地位。





4

梁羽生开启了新武侠的盛世




吴公仪、陈克夫澳门比武



1953年，梁羽生29岁，时任《新晚报》编辑与专栏作者。年底，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天下第一”之名争执，决定打擂，称为“吴陈比武”。



当时的香港，在当时被称为“静态社会”。这场争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头等话题。



1954年，梁羽生30岁。1月17日，擂台比武举行，一共打了3分钟。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鼻子而告终。1月18日，梁羽生被上级罗孚说服，决定创作武侠小说；19日，《新晚报》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20日，《新晚报》发表《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8月1日，《龙虎斗京华》刊毕。



后来，梁羽生回忆说，“写武侠小说嘛，是个很偶然性的事情。那个时候是1954年。在1953年下半年的时候，在香港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吴陈比武’。有两派，一派是太极派的掌门人，叫作吴公仪；一派是白鹤派的掌门人，叫陈克夫。他们两个人呢，你说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他说他的武功天下第一，两个人就争起来。谁武功好呢？打一场吧。这里面有问题了，香港是不准比武的，那怎么办呢？后来有人出来说了，到澳门去搭个擂台，真的比武。这件事从1953年起，一直议论纷纷，到了1954年1月17号，真的打了。你看，中间经过了差不多半年多。”



“这一场不到3分钟的比武，竟‘连累’我写了30年的武侠小说。”





5

梁羽生最欣赏的武侠作家




金庸



1994年，梁羽生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表示：“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梁羽生还称，“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





6

梁羽生与金庸，常于小说中调侃揶揄




梁羽生年轻时


金庸年轻时



梁羽生和金庸同年生人，是同事，棋友，也是武侠创作领域的竞争对手，在两人创作之时，多次发生交集，相互调侃揶揄外，也有相互借梗融梗之处，屡见不鲜。



比如梁羽生的《瀚海雄风》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两书的时代背景几乎完全一致，而郭靖与李思南的个人经历、人际关系也极为相似。



再比如梁羽生笔下的杨炎和金庸笔下的杨过，其身世，人生经历也高度雷同，如果不是两人地位相当，这是完全可以被当做“抄袭”的个案的，如今看来，却更似是“佳话”。而这样的例子，在两人作品中，“比比皆是”。





7

梁羽生谈影视改编




05徐克版《七剑》剧照：绿珠



“武侠片和武侠小说一样，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小说也被多次搬上银幕。《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也是我的小说《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和《白发魔女传》的导演，他和我合作多次，大家也颇有默契，成绩也很喜人。



《白发魔女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小说，后来于仁泰导演和张国荣、林青霞合作的那一版影响也很大，在巴黎影展上还得过奖。它先后被改编成国语、粤语电影以及长达40集的电视片集。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1957年峨嵋公司的罗艳卿，这是粤语影片，卖座很好，所以她就连演了三部。第二个是佳视制作的李丽丽，鲍起静、蔡少芬也演过白发魔女。



徐克导的《七剑下天山》我也看了，意识流，很有意思。”





8

梁羽生的葬礼




梁羽生逝世



2009年1月31日上午，梁羽生先生葬礼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区麦考里公园的公墓举行。



根据家人的意愿，梁羽生的小型葬礼十分低调，仅家人和亲友等70余人参加。葬礼于上午10时开始，持续近一个小时。在一位华人牧师引领下，葬礼完全依照基督教仪式举行。梁羽生的二儿子陈心明在仪式上回顾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金庸托人送去挽联与花圈。





9

金庸悼念梁羽生的挽联




梁羽生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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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与金庸一生的“围棋情”




对弈。这张照片广为流传



两人自年轻互为同事时，即是棋力相埒的对手，时常通宵下棋，此后，围棋成为两人一生的爱好。



两人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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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武侠小说阅读指南




《弹指惊雷》书影



梁羽生武侠小说卷帙浩繁，如何阅读？根据网友“台湾的冰之火”撰文描述：



梁羽生作品共有“四个系列，两部独立作品，四个朝代”。



梁式武侠的特点是结合史实（对外），人物生生灭灭、代代相传（内部）。张丹枫横跨五部，由塞外贵胄而中原英雄，由少年狂态而年高德邵，而入土为安，而徒子徒孙绵延不绝。金世遗也是如此。这样的「生生灭灭、代代相传」可分为四个系列：



一，大唐游侠（三部）。



二，宋、金、蒙古斗争（六部）。



三，天山（二十部，接近作品总数2/3，包括明代七部，清代十三部）。



四，清末义和团（两部，最早的作品）。



此外还有两部独立作品：《女帝奇英传》（唐）、《武当一剑》（明）。



系列有四个，朝代也有四个（两者不等同）：唐、宋、明、清。第一个写的是清，接着是明、唐、宋。后写的两个较早收工。明的起点是第五部作品《白发魔女传》，唐是第十一部《女帝奇英传》，宋是第十八部《狂侠·天骄·魔女》。清代作品最多，唐代最少。



以唐为背景者有四部：《女帝奇英传》、《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和《慧剑心魔》。《女帝》写武则天一朝。《大唐》三部曲演述天宝盛世至安史乱定后的朝廷、军阀及周边国家。



以宋为背景者有六部：《武林天骄》、《狂侠·天骄·魔女》、《飞凤潜龙》、《鸣镝风云录》、《瀚海雄风》和《风·云·雷·电》，彼此相关，演述南宋、金和蒙古的勾心斗角。

以明为背景者有八部：《还剑奇情录》、《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联剑风云录》、《武林三绝》、《广陵剑》、《白发魔女传》和《武当一剑》。《武当》和其它七部关系微弱，仅以霍天都与少林僧人的「忘年之交」等一二设定联系，应视为独立作品。



清代有十五部：《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风雷震九州》、《侠骨丹心》、《游剑江湖》、《牧野流星》、《绝塞传锋录》（含《弹指惊雷》，本名由后半部袭用）、《剑网尘丝》（含《幻剑灵旗》）、《龙虎斗京华》和《草莽龙蛇传》。前十二部以天山为轴线，《剑网》与其交集在白驼山，可谓别传。《龙虎》和《草莽》自成「义和团」系列，故事年代最晚，创作却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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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梁羽生绘制插图




卢延光绘制《萍踪侠影录》插图



为梁羽生武侠小说绘制插图的，包括有著名插画家姜云行，然姜云行同时为金庸武侠插画，插图常常雷同度颇高，后梁羽生武侠小说主要由插画家卢延光绘制，文图相得益彰，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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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如何描写武功和兵器




93版《白发魔女传》，张国荣饰演卓一航



“记得我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写到判官笔，可判官笔到底是什么样我根本没见过，创作就在这里卡壳了。没办法我只好从前辈名家的作品中‘偷师’，但我又不能完全照搬，于是我就在自己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改动了一些，不自觉地夸张了许多，最后在报刊上登出来便受到了行家的指责。”梁羽生回想起那个小插曲还觉得有趣，“当时那位行家指出，照我笔下的描述，判官笔不但点不到对方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行家其实也并不懂兵器，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对中国兵器的研究。”



当梁羽生真正开始研究兵器后，他才发现如果自己要“认真”来写，且“言之有据”的话，实在是难以下笔。于是他便改“写实”为“写意”，自创新招。“关于笔下的技击描写最开始我都是从古人的诗词中去寻找灵感，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就将它演化为‘剑法’中的招数。至于兵器，很多都是虚构，世上根本没有。对于中国兵器和技击方面的知识我到现在仍是不及格的，我是迫于无奈才自创新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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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之后，后继有人




诞生于2001年的《今古传奇·武侠版》是新武侠的重要力量



当记者问起“你怎么看待‘金梁之后，后继无人’这个说法，你有看好的武侠接班人吗？”时，梁羽生说：“这个之前曾有媒体做过一个大篇幅的讨论，我和金庸也曾谈起过，金庸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我却觉得很难讲。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武侠，出现超越我们的人也不奇怪，现在没有好的武侠作家，并不等于将来也没有。”



此后，梁羽生又曾系统地谈论过这个话题：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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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剑下天山》制片人谈梁羽生




2006版电视剧《七剑下天山》



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制片人王勇曾经在广西与梁羽生有一面之缘，“当年拍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时，我曾在广西和梁老有过一段交流，原本以为大师会穿着西装，很正式，但是有意思的是当天他见我的时候就穿着睡衣，我就觉得大师跟我们是没有距离的。”



对于平易近人的梁羽生，王勇心里更怀着一份感激之情。“之前我们很担心，因为剧本和原著差别比较大，我把剧本给他看，他却说没关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武侠的精神不是要束缚别人，要尽量发挥每个人的想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做法。”王勇说，对于自己的作品梁羽生抱着开放态度：“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写，他说这是你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行就行，你做完就说是我做的。”虽然和梁羽生的直接交流并不太多，但是王勇不管是对梁羽生的作品还是他本人都十分推崇，也会每年给梁羽生打电话问候，甚至已经和张鑫炎导演商量好今年3月去澳洲看他，而梁羽生的突然离世则让这一计划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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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支持改编




03内地版《萍踪侠影》



内地版《萍踪侠影》制片人范小天告诉记者，《萍踪侠影》是在播出后给梁羽生看到剧情的：“当时电视剧播出后，许多观众反映改编太多，我们压力很大，但有次和梁老沟通，他说收到一些朋友给发来的网上帖子，才看到剧情改编很多，但梁老说他觉得改得还可以，不会从原作的角度看，只要电视版整体上没有影响人物的形象就好。内地观众的水平很高，他同意编剧的一些观点。”（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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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中：很喜欢梁羽生




07内地版《大唐游侠传 》



张纪中几乎把金庸剧翻拍了个遍，但他也担任过梁羽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唐游侠传》制片人：“真的很遗憾。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对梁先生不太了解，但我对梁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和景仰。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但不像对金庸小说那么偏爱。以前拍了一部他的《大唐游侠传》，之前没想过再拍他的作品，但近几天我们也在商量，看能不能翻拍《塞外奇侠传》，纪念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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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觉亮：金庸作品是北京菜，梁羽生的是江浙菜




05版《侠骨丹心》



《侠骨丹心》是鞠觉亮第一次拍梁羽生的作品，他说，梁羽生的人物表达方法很多，而且与金庸不同，金庸不喜欢别人乱改，而梁羽生很直接地说他很喜欢别人去再创作，这就给创意者很大的再创作空间。“金庸作品是北京菜，梁羽生的是江浙菜，金庸是大块肉、大碗酒，梁羽生的作品是粗中带细的，是很精致很美观的小点心。”（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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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平时看什么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梁羽生向有才子之称，博览群书，对于还珠楼主、白羽等人的武侠固然耳熟能详，对于同时代的金庸作品更极为熟悉，此外对文学，对历史，梁羽生怀着真兴趣，经典的，最新的，他都看，“90岁的我看，19岁的我也看”。讲起来，一连串的名字从他口中蹦出，中国的，钱钟书、陈寅恪、沈从文、王蒙、余杰，西方的，卡夫卡、萨特、达达派、野兽派、存在主义。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也看过，“这么另类的文学能得奖，我年纪大了，关于性的，不去评论。”（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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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三样宝




《广陵剑》书影



梁羽生八岁那年，外祖父刘瑞球开始教他三样让他终生受益的东西：下围棋、作对联、填词。刘瑞球只给他开了个头，次年即匆匆谢世。此事给他的心灵留下很深印记。以致他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广陵剑》中，张丹枫同样仅给陈石星解释了《玄功要诀》的难处，便即悄然辞世；而陈石星给恩师弹奏“广陵散”一幕，则似乎属于梁羽生对童年记忆的一种不自觉的美化。刘瑞球传授的三项“本领”之中，梁羽生成就最高的是对联，其次是填词，最后才是围棋。（作者：私家侦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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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后，不宜再写武侠小说




梁羽生



梁羽生曾经下过一个论断，事后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并且屡次得到过验证。梁羽生说，“我是很相信科学的，尤其相信现代科学。近代心理学上谈论一个问题，说人啊，一到老年呢，记忆力衰退，创造力衰退。你不信请看，杨振宁35岁拿诺贝尔奖，李政道就更年轻了，31岁。一般世界发明家都是40岁以前作出一生主要成就的。所以我就发表舆论了，我说，过了50岁，不适宜写爱情小说，不适宜写武侠小说。这个说法我到现在还认为有道理。到了50岁，应该是到了一个点了，是吧？”





22

“中国古典文学对我影响更大”




公孙大娘剑器舞



“家学渊源让我对于写诗填词有着某种偏好。我从小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史，我写小说，也读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但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我的第一本小说《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故事还没有想清楚，一首词先浮上心头，就拿这首调寄《踏莎行》作为我的‘开篇’：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对于文学，我多少还有些发言权，但是对于武术，我其实并不在行，特别是兵器，一开始我可以说完全是个门外汉。不过文学也能帮我一些忙，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之术，我就只能从古人的诗词歌赋之中寻找灵感‘自创新招’。比如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形容长剑上刺和剑圈运转；还有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来描写剑意，也是属于变通之术，以文字的想象空间来弥补我技击方面知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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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病痛折磨的梁羽生




梁羽生



1985年时，梁羽生就被香港医生查出了十分厉害的糖尿病，发展到了后来，甚至无法靠服药维持，必须每天注射两次。他决定定居悉尼，也是看中这里先进的医疗水平。1994年6月，梁羽生忽而夜尿频繁，化验结果竟是膀胱癌。某日他躺在病床上，偶然想起了《圣经》中的句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于是便开始向神灵祈祷，求祂赐给自己内心的平安。而他的心情竟真的很快就回复了平静。此后他的病情似乎得到控制，但很快又经历了复发之苦，这种折磨给他的信心造成很大打击，甚至让他怀疑自己的经历是否真实。一位身处美国念化学博士的基督徒朋友听说之后，立即向他推荐了蔡苏娟的《暗室之后》、苏恩佩的《死亡别狂傲》等书。那些书都是作者受到熔炉中的试炼时写出来的，可以启迪读者对人生苦难的看法。梁羽生读了之后，意识到信仰的真实与否，关键并非个人的苦难是否得到拯救，而是人的心灵能否和神完成真挚的沟通。他因此变得不太重视自己生命的长短安危，紧张的心境渐趋舒缓，最终战胜病魔，顺利出院回家。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梁羽生经常思索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觉得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奇特，譬如一只手表，要有人设计才能运转，而宇宙若没有总设计师，又如何才能运转？1994年9月18日，他来到悉尼寓所不远处的Chatswood地区的基督教堂，受洗成为教徒。



1998年间，梁羽生做了个极其危险的心脏手术，医生打开了他的胸骨，把大腿和手臂的两根血管和心脏的两条完全堵塞的血管接驳。74岁高龄的梁羽生，身体竟有三大致命“杀手”——膀胱癌、心血管硬化和糖尿病。任何手术对他而言都有很大威胁，但他还是毅然去动了手术。病愈之后，梁羽生曾经写道：“这是冒的一个生命的险。当我渐渐可以自己下楼去散散步，当我晒着澳洲猛烈的阳光，当我听到圣诞平安夜钟声的时候，我想，穷我一生，是在将冒险进行了到底！”（作者：私家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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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梁羽生的武侠偶像




白羽武侠集，黑江湖微店独家发售



“我早期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也着实模仿了一些白羽的笔法。40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我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我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们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食。



“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必定着力描写，所以读他的小说，不会读到什么怪力乱神，绝不会有像平江不肖生写《江湖奇侠传》之奇。50年代，我也受到内地文学风气的一些影响，偏重于写实。《龙虎斗京华》等早期几部小说，多是白羽的调子多一些。但是后来，我就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为什么呢？白羽遭际坎坷，做过许多份工作，生活在底层，所以他能接触到各色人等。可是我家是书香门第，这方面实在是有些缺失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多一些浪漫的想象，但白羽一直是我最欣赏的武侠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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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对梁羽生的影响




《牛虻》：深刻影响梁羽生的作品



“《牛虻》对我写《七剑下天山》有影响，有一天，一个署名‘柳青’的读者给我写信，说《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是牛虻的化身，所以他担心凌未风会像牛虻一样在小说结尾处英勇牺牲，因为他太喜欢凌未风了，所以他不希望他死，希望我能改变他的结局。



他的眼光很厉害。我写完《草莽龙蛇传》之后，正好读到爱尔兰女作家伏契克的小说《牛虻》，我被这部小说深深打动。有一天，突然，我想，我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在《七剑下天山》中，我把牛虻分成了两半，牛虻是个私生子，女主角易兰珠是私生女，凌未风则是个反清志士，有着与牛虻相类似的政治身份。



除了《七剑》，像《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都有西方小说的影子，但整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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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小像




相濡以沫：梁羽生与林萃如



生活中的梁羽生趣事不断。梁羽生家境富裕但娇生惯养，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即便穿衣服也穿不好，不是扣子扣错了洞，便是衣服穿反了面。在读初一之时，他的国文和历史获得高分，但英文和数学不合格，因此他留了一级。梁羽生考上岭南大学，因随时代潮流驱动选读了化学专业。但因为动手能力太差，无法胜任化学实验，最后只好转到经济系。



1956年，32岁的梁羽生与《大公报》同事的侄女林萃如认识9个月后结婚。当时办酒15桌，赴宴者约一百五六十人，甚至还有他武侠小说的迷恋者。（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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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曾用“小号”




1966年 香港 《海光文艺》创刊号。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创刊号起连刊三期



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多人以为这是金梁老友罗孚，一直到1988年罗孚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就是梁羽生本人。



“佟硕之”对金庸和梁羽生的创作，从种种层面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要略为解释一下“排名”问题，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



很多人认为，梁羽生有借金庸标榜自己之嫌，尤其是在多年后，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渐渐泾渭分明后，更加成为话柄，有不良媒体甚至在梁羽生八十五岁逝世后，称“金庸万岁，梁羽生八十五岁”，就连罗孚也说，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但是，以当时的背景而论，金庸是右派，梁羽生是左派，当时金庸刚刚批评过某陈姓“大人物”，正在风口浪尖上，许多人已与金庸划清界限，梁羽生当时推出此文，有隐隐相助之意，当时报社高层，甚至为此找过梁羽生谈话。



与金庸和梁羽生都有交往的专栏作家陶杰称，“在我的印象中，梁羽生没有说过他（金庸）坏话，还时时替好朋友辩护”，梁羽生病重之时，梁羽生的儿子不希望外界知道，只除了金庸。



1966年时，金庸创作《天龙八部》，梁羽生则在《云海玉弓缘》之后不久，同步创作《风雷震九州》、《龙凤宝钗缘》、《狂侠天骄魔女》，正是声势最盛之时，梁羽生能以“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开篇，可说极为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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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梁羽生合论》曾令金梁“断交”十年




金庸对梁羽生的回复



1966年，《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海光文艺》连载三期发表之后，同样是在《海光文艺》的第四期上，金庸发表文章《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回复，开篇就称：



“佟硕之兄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海光文艺》上发表后，他要我对他的批评表示一些意见。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朋友，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相知不可谓不深。这篇批评文章的用意，确如他所说，是出于‘友谊’两字，老友有命，自当略抒己见。”



由此可见，梁羽生并未对金庸隐藏自己就是佟硕之的“秘密”，金庸显然是熟知这一点的，如果再加上罗孚当年是梁羽生和金庸的上级，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则这段公案，几乎可以确定是如今定义的“商业炒作”和“策划”。



不过，梁羽生的文章固然真刀真枪，金庸的回复也同样不是不见一丝火气，达到金庸后来标榜自己的“八风不动”的境界的。二人这一番交锋，显然是“擦枪走火”。



此后，两人的关系大大疏远，直到七十年代才有所缓和。梁羽生移居澳洲之前，他们曾有一次碰面，这时则是相隔十年再度重聚，恩恩怨怨早都看淡。梁羽生后来曾感慨说道：“我相信，他没有料到当初骂他的人，如今会给他这样高的评价。会后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还一起下棋。彼此不高兴了大半辈子，到老了，才忽然发现对方是一个难得的朋友，这真的应了那句古话——‘不打不相识’。”（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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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任梁羽生的面试官




香港《大公报》篮球队合影，后排左二为金庸



1947年，《大公报》上海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查良镛应聘，并第一个被录用。并于1948年调职前往香港《大公报》。



梁羽生到香港《大公报》的时间比查良镛稍晚。1949年7月，梁羽生前往《大公报》应聘。笔试内容是翻译新闻稿，一条是中译英，另两条是将路透社与法新社的英文稿译成中文。主考官正是与他同龄的金庸，当时的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翻译。



金庸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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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馥兰”与“李夫人”




《大公报》会议室，左起第二位为梁羽生



1950年底，香港《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创刊，出于对陈文统和查良镛文笔的欣赏，《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将他俩延揽到了手下，分别负责小说版面“天方夜谭”和综合版面“下午茶座”。



查良镛当时已常常动笔写作，并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后来金庸暗恋的明星夏梦以“姚阿姨”笑称金庸，金庸遂取笔名“姚嘉衣”）



1953年初，查良镛被调回《大公报》负责“大公园”，“下午茶座”由陈文统接管。同年3月，《新晚报》开辟“李夫人信箱”，陈文通化身为女性，专为读者解答“恋爱、婚姻、家庭、交友”之类的情感问题。该栏目一共开办七年之久，为梁羽生提供了许多爱情故事的素材。（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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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巾索字




《冰川天女传》书影



梁羽生在桂林中学上高中的班上，有位和他同年的女生，论关系算是一位十分疏远的表妹。女生姓韦，芳名月仙，很喜欢古典文学，很早就想找梁羽生讨教一番，只是少女矜持，一直羞于开口，直到假期临近，才趁梁羽生出现在僻静地方时，拿出一个笔记本，红着脸请他往上面题几个字。梁羽生接了过来，并未如往日般一挥而就——大约他也比较紧张，并且不愿意潦草应对，需要仔细考虑才行。等到梁羽生把笔记本还给她时，韦月仙打开之后，但见一副对联：



月色无痕，绿窗朱户年年绕。 仙姝有恨，碧海青天夜夜心。



十八年后，梁羽生借身处冰宫的唐经天之口，对着满塘荷花，让此联重现天下。事出《冰川天女传》第六回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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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最喜欢84版《萍踪侠影录》




84版《萍踪侠影录》：张丹枫与云蕾



1984年出品的电视剧《萍踪侠影》是梁羽生先生最满意的版本，其中男女主角刘松仁和米雪也因为这部作品成为香港电视荧屏最经典的情侣组合之一。



梁羽生本人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他最喜欢的作品正是《萍踪侠影录》，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张丹枫”。原因是“写这部作品时还很年轻，我刚和太太结婚，对恋爱感受自然更深一层，也有一些对很多事物思索的新鲜感。原著中都有我对生活的一种感叹之情。”



至于《萍踪侠影录》中的主角张丹枫，梁羽生自己的评价是“亦狂亦侠真名士”。他说：“我笔下的张丹枫很理想化，狂放感甚至有难以理解之处，但他是我最理想化的一位‘侠’。我的侠跟别人笔下的侠不同，我认为‘侠’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侠，他更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侠义行为最终还是追求和平。”（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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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来自梁羽生武侠




梁羽生与华罗庚，摄于1979年



梁羽生回忆与数学家华罗庚的往来时说：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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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意为梁朝修行者




梁朝修行者



“他说他最喜欢的朝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羽客’、‘生公’也是那个时代的渊源。‘羽客’是古时道士的一种自谦的说法。而‘生公’是指南北朝时期梁朝的一位高僧，传说他向顽石说法，说得石头都点头。这‘梁羽生’三个字，其中隐隐暗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梁朝的佛道修行者。”



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取梁是得自“宋齐梁陈”，梁胜于陈之意，他喜欢武侠作家白羽，乃取“羽生”，即“白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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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诗词水平有多高？




《名联观止》书影，颇能体现梁羽生古文造诣的一本书



一般谈到梁羽生的武侠创作，总会谈到其诗词水平，一般公认其诗词水准远在金庸之上，甚至可以称为武侠作家之首，不过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梁羽生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几句诗，却恰好不是梁羽生本人所做。



“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难忘恩怨难忘你，只为情痴只为真。”《萍踪侠影录》的读者，大概都无法忘记这脍炙人口的一诗一联。梁羽生为了能把张丹枫塑造成为一个出口成章的才子，特意拟了不少联句，例如“落拓江湖君莫问，浮萍漂泊本无根”、“堪笑世人多白眼，莲花原自出污泥”，然而这些联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委实不如前引的两句之甚。这亦证明了梁羽生的诗才，确乎不算很高。因为那两个最经典的联句，其实都是陈凡（百剑堂主）的手笔，并非梁羽生的创作。



又有一种说法，是“亦狂亦侠真名士”一句为梁羽生与陈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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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妹妹的回忆




少年梁羽生



梁羽生胞妹陈文珠透露，哥哥小时候很怪，他有两大喜好。一是非常喜欢吃肉，去上学口袋里经常装着好几个鸡腿，一下课就拿着啃；二是非常喜欢看书，平常伙伴们在村子里玩，他独独一个人躲在楼上看书，叫他也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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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旧皮鞋去见邓小平




邓小平是位武侠迷，曾接见梁羽生、金庸等



亲友们在回忆时都对梁老的简朴生活印象深刻，据说他平时特别朴素，1978年在广州被邓小平接见的时候，还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老才不好意思地去买了一套西装和一双新皮鞋。（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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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梁羽生常请我吃肉




多年以后，金庸出席梁羽生作品讨论会



梁羽生和金庸除下棋之外，两人经常把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作为谈资。梁羽生去世后，查良镛曾在一篇悼文中追忆当时情形：“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我们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那时文统兄每天下午往往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我吃肉，兴高采烈。”



显然，梁羽生爱吃肉这事，给金庸以深刻印象，金庸还曾多次提到，“梁羽生这个人很古板，念书念得好，人很正派，他写东西喜欢讲求有根据。我们过去是同事，印象很深的是，他每天下午都喜欢买几两烧酒回公司喝，边吃肉边喝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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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内不会出现梁羽生”




93版《白发魔女传》，林青霞饰演白发魔女



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莫怀戚称：“梁老先生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等作品不但精彩，而且有深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而他的去世代表着一种写作者的消失，一种不但可以吸引读者还能做到人文关注的写作者消失。我想在未来20~30年内，很难出现像金庸和梁羽生这样的大师了，因为他们的写作不易被模仿，还有现代社会环境下的青年作家们都太浮躁和商业，沉不下去，时下备受关注的郭敬明和韩寒就只是玩弄一些文字游戏，吸引大家的眼球罢了，产生不了心灵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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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瑞：梁羽生特别提携年轻作家




张宝瑞武侠小说书影



作家张宝瑞回忆说，梁羽生对青年武侠小说作者特别提携。“1994年，我出版《张宝瑞武侠小说选集》时，找到梁老请他为我写序言。梁老当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要我把作品寄给他看看。没多久，我就收到梁老写的序言。”张宝瑞说，在那篇序言中，梁羽生谈到了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认为当下这个世界侠香渐失。再后来，在梁羽生的鼎力推荐下，香港出版商还将张宝瑞的武侠作品引进出版。“通过这两件事，我认为他是个热心而赤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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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与金庸互飙“口水话”




金庸笔下有一位东方不败，梁羽生笔下有一位东方亮，都为练神功而自宫



在香港《新晚报》办公室里，陈文统与查良镛对桌办公，两人都很健谈，又有相同爱好和志趣，都将对方当成自己的“字纸篓”，“把一箩箩的废话或者不是废话硬倒给他，就好像把废纸或者不是废纸抛掷给‘字纸篓’一样”。



大概也是这种“爱好”，使得两人作品中多次出现相互揶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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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曾以“马甲”助阵金庸




《冰魄寒光剑》书影



1961年3月1日，金庸创办的《武侠与历史》杂志出版第42期，开始连载署名“凤雏生”的《冰魄寒光剑》。这是梁羽生唯一用其他笔名发表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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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1995版《白发魔女传》



梁羽生的武侠创作观，可以用他提出的八个字作为概括，就是“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一九六六年，梁羽生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在第二部分谈武技描写时，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是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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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角色最喜欢张丹枫，女性最喜欢吕四娘




03版《萍踪侠影》：张丹枫与云蕾



接受采访时，梁羽生称，“（最能代表“侠”的思想的）张丹枫吧，比较理想的。我喜爱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还是好的。一个作家也不能老是扎堆一个吧，所以有时候我也变一下。



（女性呢？）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啦（笑），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呢，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你可以讲她邪中有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对不对？任何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她是非常有刺激性的，老是给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一个情感很丰富的男子，也许会喜欢她，但是他会经常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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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写作习惯




《龙虎斗京华》连载时书影



《人物周刊》曾对梁羽生做过采访，有关写作习惯部分，摘录于下：



人物周刊：当时您的武侠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每天大概要写多少字？



梁羽生：看情况，一篇就是1000字，一般是写两三篇，最多的时候写过4篇，另外还有一些杂文。我写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要看看参考书，还要思考一下，我写得比较认真。



人物周刊：同时写几部，有没有搞错的时候？



梁羽生：有这个可能啊，我不知道，很难讲，也许可能也会错。



人物周刊：其实开始写的时候也不知道结局如何？



梁羽生：有大概，很模糊的，慢慢具体化，要一路一路想，可能中途收到读者来信，或者自己看了什么书，改变的话也不一定。



人物周刊：近来金庸说要改写几部小说的结局，您有没有这个打算？



梁羽生：我80多岁了，恐怕不行了（笑），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个人到某个年龄，想法会为了什么而改呢？可能是年龄不同，想法不同，也可能是时代不同，要与时并进。改有改的好处，不改有不改的好处，不改就保持原来的我，我不想以80岁的我写30岁的我，幼稚也好，不成熟也好，那都是真我。一到老了，人的智商就会两升两降，创造力和记忆力下降，但是分析和综合能力却相对提高。我年纪大了，就写对联去了，沈从文搞服装了，巴金写《随想录》了，各人的情况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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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眼中的梁羽生




梁羽生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评论道：“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台湾一位梁学权威陈晓林说：“他（梁羽生）的武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权谋斗智，尤其擅长描写情海风波中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强烈而深邃的性格冲突。”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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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不后悔




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连载期间



采访时，梁羽生与记者的问答：



记：那如果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一生，您怎么总结自己？



梁：没有大的后悔，小小的后悔是有的。



记：觉得当初写这个武侠小说，您后悔吗？



梁：没有后悔。



记：没有后悔？



梁：涉及人生道路，我没有后悔，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写武侠小说没有后悔，我做人没有对国家不住，没有对朋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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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眼中的梁羽生




梁羽生



记：你的一生被很多人认为具有传奇性，您自己怎么概括？



梁：我送自己的一副对联，“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开头两个字，侠骨，就是说，我始终坚持侠的方面重要。但是有武侠评论家告诉我，恐怕除了你老兄之外，没有第二个始终坚持“侠”。我不知道他讲得对不对。有人也骂我的侠了，尤其近十年来，他们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啊，蛮好，但是有点最不好的是什么？老是讲为国家民族，什么使命感呀等等，哎呀，简直不知道现实啊。







纪念！




七剑下天山，气象万千





梁羽生对于新武侠的意义毋庸置疑，其作品与侠义精神也将永远流传下去。为纪念梁羽生先生诞辰96周年，黑江湖除推出本专题纪念外，仍特别有如下活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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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发生在金庸和梁羽生之间的一场论战
原创 在下王焱 全球镛迷群英会 今天


文|王焱
1966年4月，金庸应邀在香港《海光文艺》刊发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目的是为了回应《海光文艺》在同年1月刊发的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
可以说，《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是一篇专门针对金梁小说质量，创作风格，价值走向进行专业剖析的评论文，并不乏一定见解。
彼时的梁羽生和金庸，正凭借新派武侠小说引领风潮，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享有盛誉，其二人当时风头之猛，名气之盛，一时无两。
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敢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对金梁小说的缺点不足，言之有据的进行“批评”，且不怕在下班路上被金迷们套麻袋胖揍，文章作者不管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魄力，还是在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剖析能力，都可以充分断定，此人绝非是只会夸夸其谈的泛泛之辈。
那么写下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到底是何许人也？
此人名叫：佟硕之。
佟硕之又是谁呢？
一、由隐名开始的笔战
2005年，梁羽生在香港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静采访时回忆说：
“1966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我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后来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
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佟硕之就是梁羽生。
梁羽生其人，不只是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在评论武侠小说方面，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毕竟人家是熟读还珠楼主、宫白羽的武侠铁粉，又是《大公报》记者出身，可谓是既吃过猪肉，又见过猪跑的，就写武侠小说评论这样的小事，对梁羽生而言，那自是不在话下。

《海光文艺》杂志封面还是魅惑
且看看梁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是如何评价自己和金庸的。
原文摘录如下：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以上观点至今仍响。尤其是文章开头就点出的“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一句，可谓一针见血。
但就文章整体而言，明显对金庸有很大针对性。尤其在“思想立场，大是大非”问题上。而且文章中对金庸小说里存在的一些“不妥当”问题，如《天龙八部》里段誉和木婉清的感情纠葛、《神雕侠侣》里尹志平强奸小龙女一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性格大转变、《雪山飞狐》中胡斐和苗人凤见面的时间等情节，也都是做了大幅度“批评指责”的，尤其是对《射雕英雄传》中出现的才女黄蓉“宋人唱元曲”一段，很是不以为然。
这篇评论的发表，尤其是在金庸“接招”刊发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后，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大PK”，也间接引发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们在茶余饭后对于“金梁二人关系到底如何”的话题研究。
而引发金梁“PK”的话题源头，还得从他们创作武侠小说说起。
二、 较量在金庸同意救场的那刻开始
1954年年初，香港太极门和白鹤门因门户之见发生纷争，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两派先是在报纸上唇枪舌战，互相攻击，吹嘘自家功夫如何了得，秒杀对方不在话下之类的言辞，互不相让，以致怨愤难消。两派门人顿时剑拔弩张，做好了随时跟对方玩命的准备。
最后，白鹤门掌门陈克夫向太极门掌门吴公仪下战书挑战，双方决定通过比武的方式了断恩怨。于是两派便签下了一张“各安天命”的生死状，决定由两派掌门人比武打擂，一决雌雄。这情节跟电影《叶问·终极一战》有点相似。
自小就喜好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对此事亦是兴趣十足，经常和金庸等一干同事就白鹤门和太极门比武打擂一事发表观点和看法。
当时，太极门和白鹤门两派比武打擂的消息在香港一经传开后，那是直接炸了锅，事态立时激起了市民们的兴趣。一时间，关于太极、白鹤比武的话题引来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
因为当时香港法例禁止比武打擂这样的江湖陋习，于是两位掌门便将比武打擂的地点选在了澳门。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大张旗鼓宣传了数月，开打不足五分钟的擂台比武，最终以白鹤门掌门陈克夫被太极门掌门吴公仪迎面一拳揍的鼻血四溅而告结。


白鹤门陈克夫战太极门吴公仪

介于香港市民阶层对此次比武事件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纸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
事实证明，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会打没把握的仗，罗孚也不例外。放言要在报纸上刊登精彩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的他，在报纸上预告前就已经选中了挑大梁者，此人便是梁羽生。
选梁羽生的理由也很简单，梁羽生是个武侠迷，平日里又酷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心得，又嗜读宫白羽、还珠楼主，选他执笔，再是恰当不过了。
只是彼时的梁羽生，对于写武侠小说内心是拒绝的。怎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架不住总编辑罗孚劝说的梁羽生，最终还是答应执笔创作。
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首次以“梁羽生”为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

自此“梁羽生”这个名字进入大众视野，为世人所熟知。
这一年，梁羽生30岁。凭借《龙虎斗京华》，梁羽生成为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
1955年2月初，与罗孚协议最多只写半年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在更新完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龙蛇传》后，因事搁笔，暂停了武侠小说的创作。
急需找人填坑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的罗孚，第一时间便将目光落在了梁羽生的同事，金庸身上。
罗孚选金庸救场的理由也很简单，金庸跟梁羽生极像，也是个武侠迷，平日里和梁羽生谈论武侠小说谈得最欢、最带劲的，便是金庸，这时候不选金庸选谁？
于是乎，金庸就这样在几乎没做好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便仓促出山了，并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了自己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而后，金庸又接连创作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的问世，奠定了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界的盟主地位，其名气也一度超过了梁羽生。
所谓同行是冤家。金庸与梁羽生这对同事兼好友，因为创作武侠小说的缘故，关系逐渐陷入僵局，愈来愈不对付。而这个结果几乎在他们执笔创作武侠小说时就已经注定。
相同事物必然逃不开被比较的宿命，这种宿命结局的造就，既离不开外界的推动，也与事物本身息息相关。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就曾透露说：
“梁羽生、金庸表面关系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毕竟金庸名满天下。实际上他又去跟金庸相比。”
三、金梁都曾公开评论过对方
我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世间事物大致如此，少有跳出这个圈子的，因为一旦有了比较，就会无形中存在较量成分。
梁羽生和金庸也不例外。
梁羽生曾真挚的评价说：
“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尤其在1994年的雪梨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梁羽生就曾公开发言：“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评价都是梁羽生在很认真的将自己和金庸相比较后得出来的。由此可见，梁羽生确实有过拿自己去跟金庸相比。而金庸也不例外，二人都曾就对方的“硬伤”作过评论。
梁羽生评论金庸小说“社会价值”走向有问题，正邪不分、是非混淆，甚至 “敌我观念模糊”。
对于自己和金庸在人物塑造上的区别，梁羽生是这样说的：
“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金庸则就梁羽生小说人物塑造上正邪过于分明，大侠过于模式化的“革命史观”曾评论说：
“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历史根据，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功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又说：“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并一再声称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梁羽生却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自己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梁羽生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
四、金梁在小说世界里的交锋
小说创作上，金梁二人曾有过几次交锋。
一次是梁羽生对金庸“胡乱窜改历史”的写作手法不大认可，做过“含沙射影”的批评。
我们都知道金庸的处女作是《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写于1955年。小说中，金庸将福康安写成是乾隆的私生子。对于这种说法，梁羽生很不认可，他在1959年创作《冰川天女传》时，便借小说反驳说：
“福大帅即福康安，有人说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属无稽。难以置信。”

二是在人物角色设置上的比较，如同名同姓的人物晦明、彭莹玉。
此二人在梁羽生小说里皆是大英雄，大豪杰，到了金庸小说里则成了小角色，不入流，甚至是小混混身份。
一起来看看金梁小说中同名同姓人物的区别比较。
比较1、晦明
梁羽生小说里的晦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此人曾先后出场于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三部作品，俗家名字叫岳鸣珂，享有“海内第一剑法名家”美誉，系“白马书生”张丹枫徒孙，天山派祖师霍天都弟子，“白发魔女”练霓裳师兄，武当掌门卓一航好友。

《白发魔女传》剧照   樊少皇版岳鸣珂
对于岳鸣珂，想来大家并不陌生。
在梁羽生小说中，岳鸣珂成就之高，仅次于张丹枫。后来，岳鸣珂因感情原因出家为僧，成为天山派北支的创始人。
《七剑下天山》里的“七剑”，即杨云聪、楚昭南、凌未风等人全是晦明和尚岳鸣珂的弟子。可想而知，晦明在梁羽生小说中的地位何等尊崇。
金庸小说里的晦明，却是一个小流氓，小混混，此人是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

《鹿鼎记》剧照陈小春版韦小宝
就拿岳鸣珂和韦小宝二人的成就而言，韦小宝跟岳鸣珂可相差甚远，实在难以同日而语。
那到底是不是金庸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参考物是金梁二人小说的创作时间。
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创作于1956至1958年；

林青霞版白发魔女
金庸的《鹿鼎记》创作于1969至1972年。
中间隔了10年，难道这10年来金庸真就没读过梁羽生的小说？不知道梁羽生小说里有“晦明”这么一号人物？
须知《七剑下天山》和《白发魔女传》可是梁羽生的代表作。如果金庸明知道梁羽生的小说里有晦明这么一号牛掰人物，却还是不管不顾的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可就耐人寻味了。
比较2、彭莹玉
梁羽生的小说里，彭莹玉的武学造诣可是堪比金庸小说里的王重阳、张三丰、风清扬等人的，而且彭莹玉地位尊崇，是朱元璋、张士诚、毕凌虚的师父。张丹枫就是因为捡到了彭莹玉的秘籍《玄功要诀》，才炼成了神功。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彭莹玉只是明教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武功处于中上水平，而且还被丁敏君那样的货色刺瞎了一只眼睛。

《倚天屠龙记》剧照彭莹玉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还是金梁二人的小说创作时间问题：
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写于1959至1960年，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写于1961年。
需要申明的是，《萍踪侠影录》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金庸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金庸当时有没有读过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呢？

《萍踪侠影录》剧照
如果读过，断然不可能不知道张丹枫学习过彭莹玉武功秘籍练成神功的事情，就像读过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人，断然不会不知道郭靖跟着周伯通背诵《九阴真经》的事。
如果金庸读过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那么他这样安排的用意何在？莫不是为了“报复”梁羽生在小说《江湖三女侠》里“调侃”过他祖上查嗣庭一事？
我们都知道，金庸本名叫查良镛，是浙江海宁人。值得一提的是，海宁查家可是典型的江南名门望族，享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
康熙大帝下江南时，曾为查家宗祠题字：“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金庸的祖上查继佐、查慎行、查嗣庭都是当时的文坛名宿。
而金庸在写《鹿鼎记》时，特意将祖先查继佐作为“反清复明”的义士，在小说中多次亮相。
我们都知道，梁羽生的历史水平可是极高的，以他的学识成就，以他和金庸之间的私人关系，他绝对不可能不知道查嗣庭是金庸祖上的事，但在小说《江湖三女侠》中，他却借吕四娘之口说“查嗣庭是个利禄熏心的家伙” “效忠朝廷的人” 等等，其用意可就值得细细推敲了。
摘录梁羽生《江湖三女侠》中描写金庸祖先查嗣庭的几句原文，大家自己读着感受一下：
甘凤池想了一想，明白了吕四娘的意思，道：“……查嗣庭的名字你听过么？”
吕四娘道：“查嗣庭是浙江人……但却是个利禄熏心的家伙……”
吕四娘笑道：“连查嗣庭这样的效忠朝廷的人也不能保全首级么？” （请注意“效忠朝廷”四个字，在武侠小说里，效忠清廷的，基本上都是鹰犬走狗）
……
吕四娘点了点头，甘凤池道：“……查嗣庭吓出病来，死在狱中，仍受戳尸袅示之刑，你说惨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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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福泽谕吉视为日本的启蒙者，但我对福泽谕吉的评价是很低的。福泽谕吉的开创了日本“脱亚入欧”之路，但最终日本失败了，脱亚他是脱亚了，入欧它却没成功。
因此日本颇为首鼠两端，福泽谕吉给日本灌输了亚洲邻国都不值得尊重的思维让日本至此与亚洲成为敌人，但日本的表现一直非常尴尬，他不被欧洲世界接纳却失去了亚洲邻国的认可，成为亚洲的敌人。最终日本的表现可谓极度愚蠢，这是福泽谕吉一直灌输的路线的错误，最终让日本不东不西，从而不是东西！
这一点他欢不如冈仓天心的“兴亚”更加伟大！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4-11 19:3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4-18 17:39 编辑

福泽谕吉振聋发聩：”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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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虹语录


临竭力追古，遗貌取神，成一家法，传无尽灯，其与韩、柳、欧、王有功古文辞，无多差别。



夫唯搜采广博，极深研几，能合众长以为己有。古人成法，历历如见，弃其糟粕，掇其精华，而后笔笔自家写法，亦笔笔自古人得来。


临摹并非创作，但亦为创作之必经阶段。我在学画时，先摹元画，以其用笔、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备变化多。所应注意者，临摹之后，不能如蚕之吐丝成茧，束缚自身。


画之创造，古人经过之路，学者当知有以采择之，务研究其精神，不徒师法其面貌，以自成家，要有内心之微妙。



临摹古人名迹，得其神似者为上，形似者次之。有以不似原迹为佳者，盖亦遗貌取神之意。古来各家用笔用墨，各有不同，须于名迹中先研求如何用笔，如何用墨，依法对写，与之暗合，是为得神。若以迹象求之，仅得貌似，精神已失，不足贵也。



近悟于古迹与游山写稿融会一片，息立面目，渐觉成就可期。



作画最忌描、涂、抹。描，笔无起伏收尾，也无一波三折；涂，是仅见其墨，不见其有笔，即墨中无笔也；抹，横拖直拉，非人用笔，是人被笔所用。



减笔山水，顿有千岩万壑之思。以少许胜多许法也。然较繁密为尤难。


山以其时光的不同，可分朝阳山、正午山、夕阳山。朝阳山与夕阳山，因阳光斜照，所以呈半阴半阳。正午山因阳光直射，所以近处平坡白，而远处山峦黑，画中山水，常见近处清淡，远山反浓黑，即是此理。如画夜山更宜用重墨。



积点可成线，然而点又非线，点可千变万化，如播种以子，种子落土，生长成果，作画亦如此，故落点宜慎重。芥子园中论画点，似嫌过板，法宜活，而不宜板，学者应深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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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金庸先生：
与先生分别有年，时在念中。近从孙立川先生处获知您将于6月中旬来北京大学出席国学研讨会，无任喜庆忭跃之至。昔时先生曾慨允来放军艺术学院演讲，因机缘不巧，迄今未克成办，后学一直翘首盼望中。今特修此函，郑重邀请您于6月17日下午2时30分莅临敝校演讲并与学生座谈，恳请拨冗出席为盼。
专此。敬颂
道安
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陆文虎
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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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的三大革新——严家炎谈金庸新武侠小说
原创 曹正文 文汇读书周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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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802号第四版“书人茶话”

（2020年4月17日发行）



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的三大革新

——严家炎谈金庸新武侠小说
曹正文



——在中国作家协会原名誉副主席查良镛（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查先生当年读书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召开了海内外武侠学者“东吴论剑”研讨会。在会上，笔者见到了北京大学终身教授严家炎先生。严教授是在中国大学中最早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的学者，为金庸武侠小说进入大学殿堂开了先河。在“东吴论剑”的会议间隙，我对严家炎作了几次访谈。


本文作者（左）在“东吴论剑”会上采访严家炎（右）
金庸是当代首位华人畅销书作家
——1933年出生的严家炎先生已经87岁了，但身体很好，话锋犀利。我的访谈，首先从他认识金庸开始。
——他说：“我于1991年去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偶尔在东亚图书馆内发现，借阅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数量极为可观，一套书借出过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在借书页上密密麻麻敲满了图章，有的金庸小说已被翻得陈旧破烂。我以为这个现象客观揭示了金庸小说在华人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
——“严教授，你真正认识金庸先生在哪一年？“
——严家炎说：“我与金庸的认识，是在1992年，我当时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学者。因为读了金庸小说，也了解到金庸武侠小说广受欢迎的现象，那一日，查先生（金庸）约我去他府上——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就欣然前往。”
——“那您与金庸先生第一次见面谈了些什么？“
——严家炎淡淡一笑道：“我们先是从各自的少年生活谈起，从爱好兴趣谈到读书，从读书谈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谈到‘新武侠’。后来又谈到了围棋。”
——严家炎先生说，金庸的书房很大，藏书极丰富，他与金庸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金庸送了他一套36本的《金庸小说全集》，并派车送他返回香港中文大学。
——我问：“您后来又仔细读了金庸全部武侠小说，您对金庸小说的定位是？”
——严先生考虑了一下说：“金庸应该是当代首位华人畅销书作家吧！”他顿一顿又说：“他发行作品的总量应排在当代作家第一。在港台大陆有十几个版本，不少版本印了几百万册，盗版本更是不计其数。金庸小说热，50余年不衰，除持续时间长，而且覆盖地域广，从中国的香港、大陆、台湾，又延伸到东南亚、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并有雅俗共赏的读者群，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一直到平民百姓都喜欢读金庸新武侠，这是很罕见的。”
——严家炎还举例说：“越南国会开会，两个议员意见不合，一个说对方‘你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另一个马上回敬：‘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


2003年版电视剧《天龙八部》海报
金庸新武侠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谈到金庸小说的突破，严家炎说：“金庸的新武侠，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旧武侠小说或传统武侠小说的主题是‘快意恩仇’，有武侠元素的《水浒传》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武松血溅都监府，一口气杀男女老少18口人，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都没放过，这种为报仇的任性杀戮好像是出了一口气，但有滥杀无辜的味道。金庸在小说中就作了重新处理与重大突破。《笑傲江湖》中，林平之因其父母与福威镖局众人被青城派残虐暗害，他后来学了‘辟邪剑法’，成了复仇狂，以猫戏老鼠的方式戏弄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及其弟子，以此达到快意复仇。但金庸先生是以批判的角度来描述林平之的复仇行为的。《神雕侠侣》中，杨过立誓为其父杨康报仇，但当他了解杨康之为人与死因后，惭愧得无地自容，彻底放弃了复仇的念头。《天龙八部》中乔峰则说：‘我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由此可见，旧武侠的复仇模式在金庸的笔下已被否定了。”
——严先生接着说：“金庸还改变了旧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成长模式，传统侠客追求的是：行侠、报恩、封荫，对威福、子女、玉帛（钱财功名利禄）看得很重，但金庸笔下的侠客却是行侠仗义，具有独立人性与独立的批判精神，他们拒绝做官府的鹰犬。”我补充说：“黄天霸、展昭式的人物已不是金庸新武侠中的英雄。”
——严家炎继续侃侃而谈：“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写的是古代题材，但它又是一部现代寓言。比如在《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被杀后，任我行重新夺回教主之位，东方不败原属下纷纷在任我行面前揭露批判东方不败，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没有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淫辱教众妻女，生下无数私生子。’事实上，金庸通过令狐冲之口提出了异议，东方不败一个人力战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等四大高手，并不落下风，只是任盈盈刺伤杨莲亭，才使东方不败分心落败，其武艺之高，可想而知。而众人指责东方不败荒淫好色更不是事实，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早已自宫，他怎么能生下众多私生子呢？”
——严家炎的结论是：“金庸本人具有政治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他让传统武侠小说渗透了现代精神，使武侠小说达到了过去从未达到的文化品位。”


1995年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时，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一篇贺词《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篇贺词，曾引起过争论，我请严先生谈谈这一事件的原委与受争议的内容。
——严家炎说：“上世纪之初，梁启超就先后提出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界革命’的口号，他倡导了‘五四’文学体裁的革命，事实证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推动启迪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讲‘文学改良’、讲‘文学革新’、讲‘文学革命’，都有。胡适先生在《藏晖室札记》一文中就提过‘文学革命’，他后来又讲到‘建设性的文学革命’，他还称《海上花列传》为‘文学革命’。”
——我说：“文学革命也就是对旧武侠或传统武侠中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革新的意思？”
——严家炎想了一想说：“金庸新武侠把旧武侠中的哥儿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个思想高度，我以为与‘五四’以来文学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金庸新武侠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您认为金庸对传统武侠作了哪些‘文学革命’？”
——严家炎说：“首先，是他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的重大观念作了改造，小说的背景是古代，却渗透了现代精神。金庸新武侠小说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突破了汉民族本位的狭隘观念，比如《天龙八部》中乔峰是契丹人，他因反对辽宋征战而在契丹皇帝面前以自杀表示了抗议。第二，金庸小说在武侠创作中对艺术表现手法作了革新，他不写口吐飞剑、来去无踪的侠客，而是借鉴了西方文学艺术手法，如心理描写，又如蒙太奇手法，像《碧血剑》中的主角金蛇郎君夏雪宜从头到尾未出场，他的经历与故事是由两个女人的口中讲出来的，非常生动曲折。又如《笑傲江湖》写女童曲非烟对余沧海当面嘲弄，让仪琳在泪眼中看到这苗条背影，心念一动：这个小妹我似曾见过，在哪里呢？倒头一想，顿时记起，在昨日回雁楼的情景，从朦胧而到清晰起来，眼前又浮现出令狐冲的笑脸……这一段描写仿佛是电影中的镜头。在过去传统武侠小说中是没有的。”
——“那第三个革新内容是什么？”
——严家炎回答：“那就是他的小说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又表现书、画、琴、棋、山川等丰富的内容，让瑰丽的艺术想象，新鲜活泼的语言与浅近的文言交融成一体。在结构与故事情节上，显示曲折生动而悬念迭起，让人大出意料之外却又能做到合情合理。金庸小说中的场面，往往有固定的舞台，或饭铺，或茶馆，或破庙，或篷车，他还擅长写特定的环境，如商家堡、牛家村，并通过一个事件、一个窗口来增加故事的大容量，以小见大来表现丰富的内容。金庸在体裁上集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推理小说、滑稽小说之大成，并通过人生哲理与作者对社会的看法来极写人性。由于金庸写来含蓄而不张扬，虽然他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上作了改革与突破，但他自己却很谦逊，只承认自己的‘新武侠’仍是娱乐文学，其实，这便是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内涵价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