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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0-26 08: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0 10:18 编辑

董橋文林回想錄：一段因緣
原创 董橋 照亮我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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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

《文林回想錄》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21年3月 初版




堆滿雜書期刊的壁櫥裏找出幾十本我主編的《明報月刊》，轉眼三十多年了，品相完美，色彩艷麗，裝釘穩固，果真人老書不老。那本一九八六年一月份《明月》二十週年特大號也在，封面琴棋書畫逖u圖案規整細緻，古秀裏散發書卷氣，一定是我的同事藏書家黃俊東的原件複製。俊東兄任職《明月》幾十年，沒有他在，月刊編務不可能那麼順利順心。我老早結識俊東兄，筆名克亮寫的書話是香港書林文壇一縷長年不散的書香。他在沙田的山鄉書齋我和金銓戴天去過幾次，穿過樹林裏一條斜坡路，迎面是相連的三所平房，兩所擺滿了一架又一架的書。大嫂煲湯殺雞蒸魚炒菜很快擺出一桌美席，院子裏山風中圍坐品嚐，人生一樂。那座大山叫做道風山，印象中金銓住在山的另一邊，喬洪小金子是鄰居。那年月坊間找不到的書問問俊東兄指點不難解決。他是《明報》老臣子，林山木、胡菊人和我走過《明報》的日子他都在。這本二十週年特大號我懇請山木兄菊人兄寫文章，他們都賞臉賜文。林山木那篇〈一點「切身感受」〉追憶他留學英國的時候為《明報月刊》訪問鋼琴家傅聰的往事，說此事值得一記，理由有三：



第一，這是我第一次以記者身份所作的「訪問」；第二，這是傅氏「投奔自由」後的第一次接受中文傳播媒介的訪問；第三，傅氏將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古典詩詞拉上關係，應以此文為首次。該文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丁望兄後來還寄贈一份日本報紙的譯文。可見上述三項理由的後二項，引起頗為廣泛的注意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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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主編明報月刊二十周年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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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本，即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



山木兄說本來我希望他寫一篇「思想性」的短文，可惜事情忙，思想殊難集中，轉而寫了這篇「切身感受」，覺得「更適合二十週年紀念的體裁」。我倒覺得名筆文章，山木兄寫甚麼都好看。他和胡菊人都比我大幾歲，賞臉已然感恩。菊人兄寫的是〈明月去來—記查先生的幾句話〉。開筆那段這樣寫：



《明報月刊》二十週年紀念，現任主編董橋兄來信，囑我這「前任主編」寫篇短文誌慶。董橋兄是我多年老友，查良鏞先生是我的老上司，並有深厚的知遇之交，而《明報月刊》又與我關係匪湥谇樵诶矶疾荒芡妻o。何況，由現任主編請前任主編在重大的紀念性日子裏寫文章，在人心狹湣骋獬尚缘臅r代，也不能不說是一樁文壇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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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明報月刊前總編輯，現居溫哥華





菊人兄娓娓敘述他的事業歷程，從友聯出版社的《中國學生周報》社長職位轉去「大學服務中心」；然後是今日世界叢書部接替余也魯的編輯職位；再下去是應查先生之邀出任《明月》總編輯，做了整整十三年，終於轉去給一個家族開辦一份新報紙，全權統領各種出版業務，最後那段「很複雜、很有趣也很可惡的故事」結束了。菊人兄文章副題所標的查先生幾句話是臨別的三句忠告：第一，人人性格不同，家族成員必來管事，底下的人對你發脾氣、拍桌子你要忍，不要動氣；第二，報紙銷路有起有落，不要憂心，冷靜去做就是了；第三，辦報刊難免接律師信，就算打官司也不必驚慌。菊人兄說後來「全部應驗，而我未能遵守」。




菊人兄是我心目中的大哥，旅英時期有些用功寫的文章他都替我登在《明月》裏，從來交往不多，友情不渝。戴天常說胡菊人最用功，書讀得多。我們幾個朋友那時候也都覺得胡菊人滿身書卷氣，不茍言笑，眉頭一蹙恍似故國五千年文化全揹在他肩上了。宴席上每見他溦宓驼Z上下古今，霎時間真像時光流回一九二三年新月派雅敘的燈影煙霧之中。菊人兄永遠是老一派的讀書人，在「五四」遺韻中踽踽獨行，守護良知，抱持信念。他和家人旅居加國多年，張敏儀給我看的照片中菊人兄老了依舊爾雅，滄桑過後的眼神蕩漾靜好的安逸。他和我都主編過的《明月》已然是新的世紀的《明月》，疏闊中不無烏衣巷口的牽念：畢竟二十週年之後又過了三十五年了。





本文節選自董橋即將出版的《文林回想錄》


夏先生說他們師徒三代懷特海是智者(Sage)；羅素風流自賞，關心世事，繼承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維特根斯坦安貧樂道，不求名利，是苦行僧。夏志清文章說：



在《自傳》前言裏，羅素開門見山總結了他做人的宗旨：「三種單純而強烈得不由我不服從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渴望愛情，探索知識，關懷人類的痛苦而不能自拔。」這句話說得多麼漂亮，但美國哲學家兼反共鬥士雪尼．霍克Sidney Hook在最近一篇書評裏跟不少同行一樣，認為羅素本人並沒有這樣崇高。在數學、邏輯、純理智的哲學領域裏，羅素探索知識，追求真理的精神當然是值得欽佩的。但所謂「渴望愛情」，其實是在生活上少不了女人，少不了情慾的刺激。羅素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風流的哲學家，先後四個太太，情婦何止四十個？不管他同某人相愛期間如何溫柔體貼，到分手的時候總不免帶給她或多或少的痛苦。



旅英時期我聽了劉殿爵老師講羅素的英文才找出一九一九年那本《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讀了一遍。夏志清只欽佩羅素的道德勇氣，說維多利亞時代教會勢力那麼大，只有羅素、蕭伯納這樣的大智大勇才敢否定上帝。歐戰期間也只有羅素和蕭伯納和勞倫斯少數作家文人膽敢公開反戰，其他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支持英國政府。羅素反戰一九一八年關進監獄九十天他照舊在獄中寫書。歐戰過後他去蘇聯參觀，對共產主義抱着厚望，親眼看到列寧的暴政，回國之後立刻寫出那本《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與理論》，勇氣出眾。「同樣情形，二次大戰剛結束，羅素即看透了史大林奴役世界的野心，呼籲美國投原子彈於蘇聯國境，一反其平日和平共存的主張，也很了不起」。夏先生說。



跟羅素擺在一起，詩人艾略特越發顯得文質彬彬，優柔寡斷甚至委曲求全。他一九一○年拿了哈佛碩士學位之後，去巴黎留學一年，重回哈佛研究院到一九一四年暑期又去歐洲，在德國遊學一段短時期才憑獎學金去牛津大學修哲學寫博士論文。艾略特在哈佛那些年有個女朋友叫愛蜜莉，友情濃過愛情，通信幾十年直到艾略特一九五七年第二次結婚才斷絕交往。艾略特第一位妻子費文是在牛津城裏相識相愛結婚，詩人也沒有通知美國家人：



費文家裏人艾略特婚前一個也沒見過。婚後相會，岳父岳母並不生氣，小舅子對他感情更好，倒也平安無事。艾略特父母知道他秘密同英國女子結婚，當然失望，父親更為生氣，囑他回麻州別墅聽訓。艾略特八月乘船返美，新娘怕德國潛水艇未同行，也很可能怕見公婆。艾略特論文寫好即可拿哈佛博士學位，但那時候他已決定當詩人，回稟父母拿了學位不想返美教書，要留在倫敦寫詩賣文為生。秘密結婚已很不對，媳婦不來拜見公婆更不對，現在不孝的兒子不想當教授，反而去幹那清苦的行業，生活一無保障，父親大發雷霆，就不再給他錢用。



小夫妻住在倫敦一貧如洗，身心交困，羅素仗義相助，他們真心感激。根據夏先生搜集資料推測出艾略特回美省親那兩三個星期，羅素照顧學生的太太當是極有可能的事。況且之前夫婦倆跟羅素一起吃飯的時候，費文開玩笑說湯姆娶我原要找刺激，可是他是書呆子，我簡直沒有辦法給他甚麼刺激。夏先生說：



艾略特回來後，羅素對他們夫妻更友善了：他自己有一套樓房，就讓一間供他們住。他也送給艾略特幾張債券，票面價值為三千英鎊，發行債券的那家公司在戰時製造軍貨，市面價值可能很高。艾略特未把債券賣掉，可是公司每年發的利息，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隔幾年經濟情況好轉，他就把債券奉還羅素。



父親不再寄錢來，艾略特在一家中學教書。學校離倫敦二十六里，他每星期五、六天乘火車早出晚歸，夜間還要改學生作業，趕寫博士論文，非常勞累：



費文卻天天在羅素樓房裏閒着，羅素當然也住在那裏—一個輕佻活潑的女子，丈夫不能滿足她，她自己有時對他也很「殘酷」；一個情場老手，英國貴族，名滿天下的大哲學家—二人日裏在幹些甚麼，也就不難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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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讀夏先生兩萬字的〈羅素與艾略特夫婦〉果然頗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可惜春風其實都給春情不老的大哲學家羅素奪走了一大半，天生斯文內向的詩人艾略特反而注定一輩子活在蕭瑟的秋風裏了。



那年年底說是費文身體不好，需要旅行休養，羅素竟然陪她去英國西南角妥基城(Torquay)度假五天，羅素離開妥基城那天，艾略特才趕去同太太度假，事前還寫短信給羅素說，費文告訴他「你待她好如安琪兒」(“Vivian says you have been an angel to her”)。夏先生文章接着用了很長篇幅敘述羅素疏遠費文之後的風流韻事。費文那段日子身體更壞，艾略特也住到朋友家了，一九三八年費文的弟弟把姐姐送進了精神病療養院，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過世，不到六十歲。英國小說家Evelyn Waugh的《日記》裏引錄名作家Graham Greene一句話，說羅素始亂終棄，乃費文發瘋之起因也(Vivian’s insanity “sprang from her seduction and desertion by Bertrand Russell”)，我和夏先生 一樣，始終偏袒艾略特，很為他的痛苦和理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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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幸走进了监狱，我唯一想带进去看的书是圣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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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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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教育观

当孩子们懂得质疑了，教育就成功了。因为他们掌握了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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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    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   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1992年1月17日，88岁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要是有一天能无忧无虑的话，啊不，就半天，那就是很幸运的了。（太宰治《维荣之妻》，杨晔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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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致约翰.詹姆斯的信)
“遗憾的是，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认为：1776年那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将会被他们后代不理智和不值得的激情付诸东流，唯可安慰的是我不会活到为它哭泣的那一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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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宣言中说：“托马斯·贝克特的死有力而永恒地提醒每一个美国人，我们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不仅仅是历史的奢侈品或偶然事件，而是我们自由的基本要素。”这是我们无价之宝和遗产。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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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总统关于信仰和自由宣言中的一些亮点: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可能繁荣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正义、善良和和平就无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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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人，我们首先因为我们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捍卫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要继续成为自由的土地，就必须允许任何政府官员、州长、官员、法官和立法者对宗教问题上的正统做出裁决，或要求宗教信徒违背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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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和平、繁荣和道德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权利比信仰宗教的权利更重要了。”正如我在2017年7月6日，在波兰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上宣布的那样，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仍在呐喊：“我们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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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托马斯·贝克特，必须制止侵害信仰者的罪行，必须释放良心犯，必须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必须保护弱势群体、手无寸铁者和被压迫者。让中世纪的良心感到震惊的暴政和谋杀绝不能再发生。只要美国站在这里，我们将永远捍卫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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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童话”一语，固然是华罗庚先说的，但有可能是他转引之语，因为鲁迅在《“小约翰”引言》里曾说《小约翰》是“成人的童话，无韵的诗”。——徐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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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理想主义，但是那种以他人为代价的理想主义……不能算作高尚的形式。” ​​​​
塔列朗格言集

1.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p.7

2. 我在为法兰西服务时，却没有将她的利益牺牲给政府。我的政策一直是法兰西的政策，民族的政策，明智的政策，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制定的政策，只要那些人遵从公共意愿，我就会忠于他们。如果他们用这个尺度衡量我的所有行为，他们就会看到，无论表象如何，这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可见我是一以贯之的。pp.7-8

3. 国王们更换他们的大臣，我也更换我的国王。p.8

4. 方式是关键之关键。p.11

5. 无所作为是一种品质，积极是一种恶习。懂得等待是政治上的一种技巧；耐心往往可以带来强大的地位。机会出现时，就要积极地抓住它。等待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懒散一些。p.11

6. 要作出抉择，站在一方，首先要明白适合我们的这一方是否足以让我们取得胜利，没有这样的保证，参与进去就是发疯。p.12

7. 每当政府向人民发出呼吁时，不是向人民要钱, 就是征兵。p.13

8. 用穿军装的穷人看管身穿短工作服的穷人，这就是暴君的秘密，也是政府的问题所在。p.13

13. 在国家中充当预言家，如果不是无用的，或危险的，至少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p.17

18. 在有条约的地方，总会有一把折叠刀。p.22

21. 火灾开始的时候，一瓢水就可以将它熄灭；过了一会儿，就需要一桶水了；再过一会儿，就要用水龙头了；再以后，房子就被烧掉了。p.24

22. 野蛮离文明只有两步, 就在文明周边游荡；只要一放松，它就会重新回来。p.25

http://t.cn/A6qHS8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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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如其字面意思，旨在“以辩论的方式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观点”，这种辩论以促成彼此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一般称之为“古典辩证法”。与之相反的是“雄辩术”，一种从既定结论出发寻找证据的辩论技巧，以使用各种话术、压倒对方获取胜利为终极目的。



显然，这种“古典辩证法”与所谓的“中国古典辩证法”——事物有阴就有阳、事情有好就有坏，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辩证法借鉴了柏拉图时代的“辩证”一词，重点关注事物自身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变化，前一刻的河流与后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宽度、深度等方面，均会出现虽细微但必然存在的变化，后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构成了一堆矛盾，后者取代了前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因为后一刻的河流是从前一刻的河流发展而来，所以二者虽然存在取代关系，但又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对立、统一同时又处在发展之中。



但“中国式辩证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



中国的“辩证法专家”，会像将“气”切割成“阴”、“阳”两面一样（即所谓的“阴阳一气”），先把这条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两块（比如清、浊），然后说这两块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还处在运动中，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他未曾给辩证法下过明确的定义）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中国式辩证法”却成了一种愚弄人、捣糨糊的权术。



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迄今仍广泛出现在各种以“中国式辩证法”为论述主旨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些著作特别喜欢拿这个故事举例，来让读者感受何谓“辩证法”。



其实，这个寓言和真正的辩证法，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只不过当中同时有“马”这个元素）。



真正的辩证法，它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后一刻的河流与前一刻的河流的对立、统一与转化，不是掺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马、儿子爱骑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邓晓芒教授所谓的“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然后把四件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失马”这件坏事，搅成一锅是非不分的浆糊。



简言之，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四件不同的事之间，不构成任何的辩证法。有的只是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对命运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把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当成“辩证法”，当成一种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逻辑。



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它的核心要义，在于质疑、否定和反思。也就是对既有认知提出挑战，也就是“辩”，进行认知的回溯，以抵达更深层次的认知，亦即是“证”。这种回溯，可以视为一种无止境的操作。



比如，当我们指着一棵树、将之称呼为“XX树”时，按照日常生活的既定认知，这棵树就已经确定是“XX树”而并非别的树了。但进入到辩证法的层面，这一既定认知，就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吃了一顿午饭回来，再指着这棵树，它还是之前那棵“XX树”吗？我们什么也不干一直用手指着这棵树，后一分钟的这棵树，还是前一分钟的那棵“XX树”吗？进而，问题就回溯到了“何谓树”、“何谓XX树”这个层面。



但“中国式辩证法”不是这样操作的。



“中国式辩证法”讲究的是将事物“一分为二”，认定事物当中本就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认知者唯一需要的做的，是操起到来，如砍西瓜一般，将事物砍成两半，然后念诵真言——“既有好的一半，也有坏的一半”。



这是典型的“诡辩术”。



某一具体事物，对某一群体（比如民众）可能有害（或者害大于利），对另一群体（比如皇权）可能有益（或者利大于害），这是常见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事物可以被“一分为二”，“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承受其害者而言，该事物“有害”的性质是确定的；对承受其利者而言，该事物“有益”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将这种可以确定的性质，模糊成“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结果便只有是非的丧失。



具体到“商鞅暴政害民”、“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很荒唐”、“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这些结论本身都是可以确定的——纵然不认可，也不过是对结论的真伪进行再商榷，而非结论本身可以“一分为二”，“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面对这些结论，呼喊着“要辩证地看问题”者，浑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汉武时代，被信奉阴阳阴阳五行的传统医师诊断，多半会成为“户口减半”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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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的太多，
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少 ！
- by 阿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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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丽娟备用号
如果你真想了解英美文明，这本书不得不读。美国之所以在同制度国家中遥遥领先，主要是美国独立地进行了三次传统文化复兴。美国的传统文化，可追溯到“两希”-罗马、盎格鲁-萨克逊、约翰·威克里夫-清教徒-五月花号的历史传统。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冷战中，先后三次发起传统文化复兴。而英国除了冷战外，一直停留在原地，因此作者预测，将来的英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被英美输出体制的国家，因为损毁了传统文化，更是望尘莫及。作者预测，因为美国战后帮助日本复兴日本本土的传统文化，日本将迅猛前进，跻身世界前列。其实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第四次传统文化复兴，就是特朗普的这次。左派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剥夺其他人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托马斯·索维尔 ​​​

《日不落帝国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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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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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姆心中，世上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 ​​​

毛姆：“辛苦劳累了一天后，夜晚终于属于你一个人了。这时你驻足书架前，考虑着晚上该读些什么。你会从书架上取下《战争与和平》、《情感教育》、《米德尔马契》或是《追忆逝水年华》吗？ 如果你会，那我对你深表敬意。或者，你想要跟上现代小说的潮流，拿起一本编辑寄来的小说，书中叙述了一个中欧人流离失所的悲惨故事；或是打开一本评论推荐的小说，书中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果这是你的阅读品味，那我向你表示衷心的赞许。对我来说，所有的经典巨著我都已经读过不下三四遍，因此它们再也没法教会我什么了；另一方面，要我读完四百五十页印得密密麻麻的纸张，探寻书中一个女人赤裸的灵魂，或是让格拉斯哥贫民窟的骇人生活（用的全是苏格兰土腔）震荡我的神经，就像封套上说的那样，我也实在是没有兴趣。这时我会选择侦探小说。”（《随性而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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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很难拍，气氛不好把握。港版鹿鼎记取巧，走得喜剧路线。金庸本人未必认可。

其实鹿鼎记有点像红楼梦，前半程热热闹闹，然后一场欢喜忽悲辛。转眼间，师父横死，小皇帝翻脸，方怡反复出卖，天地会不止一个内鬼，辛苦搜刮的金银财宝不得不埋入地窟。

鹿鼎记其实是个富贵大梦一场的故事。

很久之前没有想通，金庸为什么会给韦小宝安排七个老婆的结局，需知他老人家非常懂得读者心理，此前若干重要作品的男女主角，不仅都是一夫一妻，而且甚至没有恋爱史。

后来我想，大概是在补偿韦小宝为了义气而失去的一场天大富贵。康熙的帝王霸业或天地会的反清大业，都很险恶，都不重要，都不好玩。韦小宝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最终归宿是肉体欢愉。可能是作者对这个角色的最大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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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n: 我们不只是为了美国的工人阶级而战，更是为了加拿大，英国，德国，甚至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而战。
尚一王202021
51分钟前
美国是联邦共和的宪政制度，不是民主制。这是我过去反复强调的基础，正确分析和预测美国发展方向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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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费城《曙光报》发文称：“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这里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卸去总统之位，告老还乡的美国国父华盛顿！文章说“政治邪恶与合法腐败，将伴随华盛顿的黯然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怎么样，够狠吧？当时的政治漫画甚至把华盛顿的头像安在一头驴身上。 丘吉尔曾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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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该词起源甚早，在成书于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的《广雅》中《释亲》篇已有云：“爸，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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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明朝与荷兰的军事技术对比。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崔奇观说:“我舟高大，不及彼五分之一，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必无幸矣”。沈国元说红夷大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明军沿海驱敌，是凭人数后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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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左派知识界为掩盖自己在这次大选中的难堪表现和巨大挫败，所找寻的一个自我慰籍、贬低对手的理由罢了。

“反精英”这一标签的言下之意是，我们虽然输了，但我们是精英，而他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土包子！

从大选后的统计结果来看，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且不论，特朗普本人以及其最忠实的竞选团队干将们，都有着根正苗红的“蓝血贵族”背景，本身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即便以平均收入和教育程度这两个最重要的“精英指标”而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要高于希拉里的支持者。

比如，在投票结果中，以平均收入而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要高于希拉里的支持者。在年收入的六个分档中，特朗普在相对富有的四个档次中，全部领先希拉里。在最高一档（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选民中，特朗普获得了48％的选票，而希拉里拿到了46％。



即便是以教育程度来看，在白人选民中，也是特朗普获得了更多高学历人士的支持——根据盖洛普调查机构的选后统计数据，特朗普在大学教育程度以下的白人中，以67％对28％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希拉里；而这，也是被各路媒体和观察人士大肆报道和解读的一个指标。

但是，即便是在大学以上学历这一白人精英群体中，特朗普也是以49％对45％的最终投票率领先的。所以，“反精英”的提法，根本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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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强盛与「人貉」的血泪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忽然想说一说如何制造“强秦”。



有统计称：



“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这种变态的战争胜率，即是“强秦”。



公元前356年，是商鞅变法的年份；公元前221年，是秦国灭亡齐国的年份。也就是说，秦国对东方六国，维持了一种约百余年的攻击态势。自然，这也意味着秦国拥有东方六国望尘莫及的资源汲取能力。它可以汲取到更多的人力、更多的物力，来支撑这些频繁的战争并取得胜利。资源汲取能力越强，对外交权术与军事奇迹的依赖就越低，战事胜率也就越高，越稳定。



如何保证这种强大的汲取能力，《商君书》里已有相当充分的技术总结，其基本理念是八个字：“制天下者，先制其民”。具体的“制民”手段，则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让民众丧失反抗能力。主要手段包括：



（1）打击贵族，以吏治国。即所谓的“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简单说来就是向贵族汲取资源的难度，明显大过向底层民众汲取资源的难度。故消灭贵族有助于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贵族被打倒之后的结果，便是《汉书.食货志》里说的“（秦）收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



反观公元5-13世纪的许多欧洲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不能染指贵族封地。宫廷与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若王室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则须得到类似“贵族大会议”之类代议机构的授权。“无代表权不纳税”等近代理念，即由此类制衡中产生。（施诚：《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2）强制解散大家族。即所谓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不允许民众聚族而居，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可以尽可能地面对底层小民，而非家族共同体。



（3）强制推行告密治国。商鞅之法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由此，秦国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而且，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告密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年版，第97-98页。）



（4）以严刑峻法恐吓民众。即所谓的轻罪从重、疑罪从有。《商君书》里说，用死刑来惩罚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大罪之人。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就已经晚了；政府必须赶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



第二个层面是驱使民众不断生产人力与物力资源。主要手段包括：



（5）全方位愚民。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国策，活在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这五类人被认为对国家有害。原因是这些职业的存在，会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让民众见到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 ——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反抗政府。



如何让民众保持愚昧？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与士大夫，不许向民众展示博学多闻、能言善辩，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



这种愚民政策走到极端，便是朝廷不需要民众有任何的自主想法，连给朝廷唱赞歌也不行。《史记·商君列传》里说，“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早先，有秦民反对变法，被商鞅抓了起来杀头；如今有秦民跑出来称赞变法，也被商鞅抓起来流放。在商鞅们眼里，民众没有反对的权利，也没有称颂的资格。他要的是一种最极致的愚民：被统治者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更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甚至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他们唯一要做的，便是无条件服从法令。



（6）全方位弱民。即《商君书》里所谓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如此解释这种理念的内在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如求学、经商）；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惟有让国家富有、让民众贫穷，才可以使国家强大。



如何让民众保持贫穷？商鞅提供了两种办法：一是持续剥削，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商君书》里说，“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否则民众会放松，会去追求耕、战之外的东西，国家就会变弱。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如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确保“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消灭民间竞争。



（7）消灭“人貉”等对国家无用之人。这是一项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残暴政策，它的实质是在为《商君书》中的“弱民”政策打补丁。众所周知，如果政府一味追求无节制的汲取，肆意剥夺民众财富，结果很可能导致民众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来应对。比如汉武帝时代将海鱼全部划归国有，结果便是渔民消极怠工，再也捕不到海鱼，直到汉武帝死后解除海鱼国有政策，渔民们才再次捞出鱼来。再如北宋初年对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州收取极为沉重的人头税，其结果便是这些地方的百姓“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再不肯生育抚养后代；直到宋真宗时代减轻了人头税负担，这些地方的生育率才有所上升。



秦国实施的一系列贫民、弱民、愚民政策，自然也会引致相似的“消极抵抗”。为消灭这种“消极抵抗”，秦律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残暴规定。比如：


①有爵位者和普通士伍，犯了同样的罪，受到的惩罚却是不同的。前者不但受刑更轻，而且还可以享有赎刑的特权（宗室贵族无须爵位仍可享受特权，大夫以上爵位者也不必受连坐制度的约束）。秦国的爵位只能通过耕、战两个途径获得，秦法又“密若凝脂，繁于秋荼”，民众很可能动辄陷入法网。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加一道保险，除了拼死拼活去给朝廷种地，去给朝廷打仗，显然没有其他出路。



②在正常环境下，一种行业受到的剥削汲取太重，民众就会离开这个行业去干别的。秦国以耕战立国，疯狂从农民身上汲取人力（兵役与劳役）和物力（粮草），自然也会导致许多民众转向商业、手工业领域谋求生计。所以，秦律中有种种规定，务求让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在秦国生活不下去，比如不给他们立户籍，也不给他们分配田产和房屋。简而言之就是断了民众别的出路，只允许他们按朝廷钦定的模式走完人生。



③用政策消灭一切拖国家后腿的人。这些人包括士伍、商贾、作务、赘婿、后父、人貉、隶臣妾等等。



士伍耕战不合格，达不到朝廷制定的标准，没能完成朝廷的定量贡献，会被降为奴隶；商贾与手工业者（作务）的情况，前面已提过了，他们在严苛的秦律里寸步难行，除了回归耕战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赘婿指的是因家庭贫困无法立户而不得不卖给别人为婿者；后父指的是有儿子的寡妇招的赘夫。这两类人都属于百姓中的穷困者。在秦国眼中，这些人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在战事需要时拉出去做炮灰，秦始皇进军大西南的瘴疠之地，强制优先征发的对象，就是“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先拿曾逃避徭役的犯人、赘婿和商人去做炮灰。非但如此，秦律还规定，赘婿和后父不可以立户，不会分给田宅，不可以做官，哪怕他们三代之后的后代做了官，也要在其户籍档案里登记写明此人是某某赘婿或某某后父的后代。



“人貉”则是秦律对“无爵贫民”的一种侮辱性称呼。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里记载：“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大意是：作为“人貉”，他的儿子没有资格继续做自由民，必须去给人做奴隶奉养主人，否则会被没为官奴隶；不去奉养主人而能给国家纳粮，可以不没为官奴隶，只将其交给主人。（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以上种种，究其理念来源，全部可以追溯到《商君书》中的“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制追求最大限度的汲取以造就强秦；这疯狂的汲取必然造就秦民的贫穷；而贫穷在秦律里又成了秦民的罪过。这一“制度循环”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秦民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老老实实做强秦耕战马车上的肉酱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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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为何不愿西来？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11-21




公元前259年冬天，纵横家苏代从韩、赵两国接了一单业务，风尘仆仆赶到秦国，敲开了秦相范雎的府门。



此时的秦军，正由名将白起指挥，兵分两路，进攻韩国的皮牢和赵国的太原。苏代来见范雎，旨在鼓动范雎去劝说秦昭王退兵。



依据《史记》的记载，苏代是这样给范雎剖析利害的：



“赵国亡了，武安君白起就会成为三公。白起为秦国攻取了七十余座城池，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大军，其功劳已比肩周公、召公和吕望。赵国被灭后，白起必然要升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政治地位被白起压制吗？你不接受也没办法，白起升为三公是形势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后，苏代再给范雎出主意：



“秦国以前进攻过韩国，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肯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一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所以呢，与其让武安君白起立下灭赵的大功，不如劝说秦王退兵、接受两国割地的提议。如此，秦王得到了土地和百姓，韩、赵两国得以继续苟延残喘，你范雎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遭到白起的挑战，可谓一举三得。”


范雎被说服了。



苏代口中的“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并非虚言。就常理论，虚词夸张不足以拿去说服秦王。就史料论，公元前262年，秦攻上党，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其中也有“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这样的话。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徕民篇》中也有一段相关论述。



《徕民篇》不是商鞅的作品，是后世误收的秦人作品——文章提到了“长平之胜”，当时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诉说对象是秦王，且多次自称“臣”，可知是秦臣写给秦王的政论。这位秦王，有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有可能是之后的某位秦王。至于这位秦臣是谁，有人猜测是吕不韦，也有人猜测是尉缭，但皆难以定论。



这位秦臣在文章中说，秦国如今幅员辽阔，“地方千里者五”，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的领土，但是“人不称土地”，人口不足，无法将疆域内的土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反观相邻三晋之地的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领土狭小、人口众多、住宅拥挤，很多人甚至没有田宅，其土地不足的程度，比秦国人口不足的程度还严重。但是韩、魏等国的民众，却不愿意迁来秦国，因为做秦国的百姓实在太惨了——《徕民篇》的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大意是：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在这样两个确凿的事实面前，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在秦国做“士”非常惨、在秦国做“民”非常苦啊。



这位秦臣还批评了当时秦国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他说，秦王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由这段批评可以知道，尽管此时距离商鞅变法已过去了至少80年（姑且以文中提到的长平之战为时间下限），但秦国仍在继续推行商鞅所鼓吹的那套弱民、愚民之策。这套东西的核心要义是：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


《徕民篇》的作者，也就是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显然不能认同商君的做法。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官员成天把爱爵（吝啬爵位）、重复（不轻易见面赋税劳役）挂在嘴上，将之说成秦国崛起的核心诀窍，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兵法上说，敌人弱了，就等于我们强了。三晋各国打不过秦国，已是长达四代人之久的事情。从魏襄王那时候开始，他们野战打不过我们，守城也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各国败在秦国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灭不掉他们？



这位秦臣的答案是：



“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屈服，是因为我们秦国只能夺走他们的土地，无法夺走他们的民众。而之所以不能夺走他们的民众，是因为做“秦民”实在太惨了。



《徕民篇》提供给秦王的策略，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优惠政策，凡自其他诸侯国前来归附的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开垦岭坡、洼地上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将之写入法律。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百万量级的百姓入秦。



秦王有没有采纳上述建议？不得而知。



可以知晓的是，“秦士戚而民苦”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公元前259年，苏代说的是“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五十年后，公元前209年，陈涉说的是“天下苦秦久矣”。

（完）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0-29 20:0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3 13:24 编辑

托洛茨基对沙皇一家当年下达死刑令时苏联共内部也有争议，托洛茨基说沙皇的孩子当然无辜，但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枪毙。多年后他流亡海外，斯大林抓住他的儿子要枪毙，却到处嚷嚷自己的孩子是无辜的。还给罗曼罗兰、萧伯纳写信求救，没人理他，他的孩子被斯大林用同样的理由枪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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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眉汉专稿：金庸旧版小说汇校本诞生记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18-08-29
编者按：喜闻长眉侠决定无偿公布金庸旧版的“四校本”以飨同好，真是可喜可贺。在简体金庸旧版合订本问世之际，我们请长眉侠谈一谈这套汇校本背后的故事。
关键词：四校本，简体金庸旧版合订本，汇校本




在写本文之前，想先谈谈促使我下决心校对金庸旧版小说的原由。



我从小就极喜读书，从七八岁识字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没一天不看书，再忙再累，总要抽空读书，已经融入血液。从儿童小说、古典小说、评话小说、外国小说、当代小说，乃至文言文的《聊斋》《史记》《资治通鉴》等，都读过，当然许多书不求甚解，只了解了一些皮毛。

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从单位图书室借来的繁体版《小英雄雨来》，那时常用字都没识得多少，更何况繁体字了，必然是读得磕磕绊绊、极不顺畅。我父亲却没有教我识字，而是给了我一本陈旧的《四角号码字典》，教我如何查字，教我背四角号码查字法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从那时起，我看到不认识的字、不解其意的字词，必定要查字典。长此以往，对错别字极感膈应，这个习惯终于伴随一生。



每个读者的性格、成长环境、文化素质等因素不同，所偏爱的书肯定也不一样。我偏爱武侠小说，由来已久。从《上古史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读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武松》《林冲》，再读到《施公案》《刘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为一诺千金的季布而击节；为悲壮激越的荆轲而慨叹；为杀富济贫、救孤恤寡的好汉而感动，自然而然对书中的侠客、英雄充满崇拜之情。



正当对这些旧派武侠小说读得渐失兴趣、无以为继之时，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石破天惊般蓦地里出现了，当时我应该已经读初一了，大概是八一年左右。先读《萍踪侠影》，已是精彩绝伦，再读《书剑恩仇录》，更是妙不可言，特别是金庸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能力，让我佩服得无以复加，此中韵味，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从此，对金庸小说情有独钟，一读再读，一发而不可收拾，年龄越大，越是割舍不下。





因缘际会之下，2010年来到了金庸江湖网，结识了不少同好，极大的拓宽我的视野。有幸读到了原汁原味的旧版，自是一番惊喜，但文本错讹、脱漏较多，以后遍寻旧版完本，始终未偿心愿。当下立愿，穷我有生之年，必将整理出一套旧版金庸小说，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坎坷的校对之路。



虽立宏愿，但手头没有一点旧版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我这个痴汉呢。当时所能借助的只是金庸江湖网上由一剑兄整理编制的旧版电子书，所幸的是，这个文本底子不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一剑兄所花的心血，想必极大，饮水思源，当铭记在心。）



手里没有第一手资料，校对无从着手，能做的仅有改错一项。心想就算改正一个错字，也是一种进步。抱着这种想法，一面慢慢收集资料，一面开始系统地进行改错工作。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十五部作品的第一遍校对工作。



回望这次的校对历程，虽说改正了若干错别字，但同时也改错了许多地方。究其原因，一是没有可靠的校对“母本”，无所参照；二是没有专业的校对知识，更多的是凭着一腔热情在坚持。现在想来有点可笑，但毕竟是自己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人生中的小确幸。



当改错结束，资料收集却进展甚微。大家可能知道收集旧版资料并不容易，但难到什么程度，局外人定然难以想象。大多数藏家得来不易，密珍自爱，不肯轻易示人，虽有个别藏家为了收回投资，私下售卖，但价格不菲，我等布衣只能望“洋”兴叹。



正当校对工作停滞不前之时，有侠友私下联系，要我替他修一些旧版集结本的封面封底图。虽然没有文字资料，但能看到封面，也是一件幸事（那时只要能看到旧版资料，就算一鳞半爪，都会喜不自胜），于是欣然应命，从“自由择业者”变成了“打工仔”。



起初，此君看我有求必应、工作卖力，兼而出货快速、质量过关，对我青睐有加。也许是想留我打“长工”，知道我有校对意向，陆陆续续给了我大部分结集本的书影资料（使我的校对能继续下去，到现在，我还极承其情）。后来却无止无休地加派工作，天天有没完没了的修图工作布置给我（旧版封面修好，又有修订版封面的移花接木；修了金庸的，又有梁羽生的）。



一年来，把我的个人时间挤得一点不剩，我每天应接不暇、疲于应命。此君把我吃的透透的，知道我需要什么旧版资料，明明手中齐全，却像挤牙膏一样，给得极不爽快。朋友之间理当肝胆相照，我尽其所能为朋友付出，也希望对方能真诚相待，可能怕我拿齐资料后不肯再为他“打工”，就变成了你帮我修多少图，我则给你一点旧版资料作为报酬。



当是时，旧版资料俨然成了钓饵，而我就是那条等着上钩的鱼儿。古人云：“朋友相交，贵在知心。”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不喜欢“心机男”般的处事方式，资料再好，不要也罢。到此地步，缘分已尽，夫复何言！



我如此详尽的写下上述文字，目的不是要责怪怨怼、编派是非，而是为了说明旧版资料的得之不易。



没过多久，得知我校对旧版的心愿后，一位朋友赠予我一部三育版《书剑恩仇录》书影，另一位朋友更是慷慨大气，一次性补齐了所有结集本的书影，包括极其珍贵的三育版《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书影。我真正意义上的校对从此开始。





我静下心来，排好校对进度，一门心思沉浸在文字海洋里，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好在单位工作轻松，公事办完，剩余时间大把，悉数用于校对。下班回家继续校，双休日主动承担家务，表现勤勉，为的是“干私活”时不被妻子怨嗔，得以安心校对。我每天花在校对上的时间有五六个小时（除了春节几天走访亲朋好友，其他我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校对工作）。以这样的状态投入进去，十五部作品校对一过，仍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校书如同扫叶，校不胜校，改不胜改，校对一遍的文本只是为文字“梳了个头”，更何况基于结集本的参校本，本身就有许多错漏之处。为了进一步给文本“洗个澡”，下决心收集报纸连载，只有用报纸连载作为“母本”，校出来的文本才能使人放心。但报纸的收集谈何容易，仅隐约知晓圈里有几个大神级的人物或许拥有部分资料，但既无交情，更无缘分，安能求得？



当时想到一个迂回折中的办法，报纸求不到，可以退一步，求大神们用报纸校对好的部分文本。用他们的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比对，标识不同之处，再请他们用手中的报纸进行复核。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打消了他们拿出报纸资料的顾虑（虽是同好，但毕竟大家不熟，别人不了解我的为人，对我所述本意是否属实尚存顾虑，实为人之常情），二是可以节省他们的校对时间（他们只要核查不同之处，无需从头再校），三是可以完善双方的文本，四是可以互相探讨得失，远较一个人孤军奋战为好。经过几次拒却、几番周折，还是得到了一些支持和信任，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文本的互校工作终于结束。在此，我衷心感谢给予信任、提供我文本的这些大神们。



随着“圈子”里的侠友越来越熟，彼此了解越来越多，自己的心愿被更多的人理解并给予支持。在几位大神（请恕不便相告）的无私帮助下，自己也出钱买了一些，终于陆陆续续地求得了99.99%的报纸连载资料（虽然有一部分报纸连载是东南亚等地转载的，文字质量不如明报，但文字内容一期不缺，用于文本参校当无问题）。



有了如此珍稀的报纸连载资料，必须再次校对，否则不但暴殄天物，更是“天理难容”，也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和厚望。于是，一鼓作气用报纸连载作为“母本”进行了第四次校对。此次校对费时两年，补足了结集本中的许多漏句，使文本完善到了令我相对满意的新的层面。



今年年初，又把繁体文本全部转换成了简体文本。繁转简的工具很多，但真正好用、错误几率少的工具软件并不多，另外有好些一字多义的繁体字在简体字中有不同的字对应，还有几百个不常用的繁写异体字无法转换成简体字，一些标点符号也无法自动转换，必须手工替换，这就需要最后进行复检——仔仔细细复读。在复读的过程中，又纠正了一些错字（这些繁体字笔画繁多，形状相似，极易漏校，转化成简体字后，倒是清晰可辨）。此项工作历时半年多，至此已全部复检完毕。





由于年齿渐长，精力日衰，旧版金庸小说的校对工作将不会再继续下去。有心将文本公开发布，造福同好，又恐遇人不淑（利字当头，能教贞女变荡妇，君子成小人），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找寻一位可信之人，将文本无偿托付，由其全权处置。这样既能使自己的心血不致湮没、得偿所愿，又能让我的校本尽量避免沦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虽然我的文本改错、校对有五次之多，但错误肯定不少，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些改动之处也不见得他人能够认同，倾向不同、取舍各异，本就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我不能说这套文本如何高大上、又是什么“完美版”，但坚信应有它的可取之处，当不为过。我的文本不是一个人校对出来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因此对前人作出的成果，充满敬畏和感恩。由此及彼，也极愿意成为后人的垫脚石，为真心喜欢金庸旧版的朋友提供些许帮助。



枯禅八年，熬白熬脱了头发，视力从1.5降至0.5，变成了“四眼田鸡”。肩颈僵硬，手指酸麻，落下了一些病根，代价可谓不小。所幸的是，总算完成了八年前许下的心愿，换来了汇校本的诞生，幸耶悲耶？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长眉汉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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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16:46 来自 iPhone XR
托克维尔：“专制可以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可以没有信仰。宗教，在他们(美国人)所拥护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道德纽带没有绷紧的时候，社会怎能避免走向毁灭?一个民族如果不臣服于上帝，自视为主人，对之该怎么办呢?”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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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城，美国政治家、演员。第40任美国总统，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1. 你无法既支持大政府、重税和臃肿的官僚机构，又支持老百姓。


2. 最伟大的领袖未必做大事，而是让人民做。


3. 英语中最吓人的一句话：我是政府派来帮你的。


4. 我们说，政府花钱大手大脚，就像那些个喝的醉醺醺的水手；不过，这样说对后者并不公平，毕竟水手花的是自己的钱。


5. 控制住你的政府，不然，它会控制你。


6. 在当前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恰恰是问题所在。我们经常被诱导坚信：社会因为太复杂以至不能自治，而由精英管理的政府会优于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当中都没有人能管理自己，那么，又有谁有能力去管理别人？


7.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而非主宰他们的生活。


8. 切记，政府的每项服务，提供的每份财政保障，都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在未来某一天，每当有声音告诉你，让政府做一件事，你都要仔细分析下你所建议的服务，是否真的值得，为换取这样的服务而放弃你的自由。


9. 当获得政府帮助的欲望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看不清它所具有的巨大权力能伤害我们，这个时候的政府是最危险的。


10. 个人自由取决于政府得到控制。


11. 不是联邦政府创建了各州，而是各州创建了联邦政府。


12. 我再次提醒大家，只有政府受到限制，人才会有自由；其中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简明、精确：政府越强盛，自由越缩减。


13. 集中化权力一向是自由的敌人。


14. 政府只该做人民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


15. 没什么比临时政府的计划更持久。


16. 自由就是要认识到，任何个人、权威或政府都无法垄断真理；并且每个人的生命无比宝贵，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都是有原因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17. 任何政府都不会自觉地削减规模。只要政府项目一旦启动，就永远不会消失。事实上，政府官僚机构是地球上所能见到最接近永生的事情。


18. 无数个体在市场里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它对资源的配置一定是好过集权政府的计划。


19. 对那些援引第一修正案，将上帝排除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人，我只想说：第一修正案不是保护美国人民免于宗教价值观的影响，而是保护宗教价值观免受政府暴政的影响。


20. 历史来了又去，但原则永存，要确保后人捍卫这种自由；而不是看成政府给他们的赠礼，这是我们造物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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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鲁迅？
原创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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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鲁迅最好的一部作品是《野草》


今天说说我心目中的鲁迅。我说的不一定准确，但都是我真实想法。我尽量用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平视眼光去评价他，不刻意拔高，也不蓄意贬低。


先说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集里，最好的一部是《野草》，绝对的天才之作。

王鼎钧很不喜欢鲁迅，但是独独偏爱野草。他说文学史上有三大憾事，一是《红楼梦》没写完，二是《野草》太短，三是孔子删《诗经》删得太多。


《野草》里有很多诡异的意象。
比如有一篇《复仇》，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全身赤裸，捏着利刃，对视着。下一刻他们俩可能会冲在一起互杀，也可能会抱在一起交媾。周围一大群人等着看热闹，看流血或者流汗。但是这俩人一动不动，大家就走散了。这一对男女还是不动，沉浸在“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再比如说还有一篇《失掉的好地狱》，说地狱荒废太久了，油不热了，剑树没了光芒，鬼魂们也号叫着要反狱。这时人类仗义执言，赶出魔王，攻陷魔界，派使者整饬地狱，添薪加火，磨砺刀山。鬼众们在沸油中纷纷怀念起以前“失掉的好地狱”。



还有一篇《墓碣文》，说在一座坟的墓碑里，看见一个死尸，胸口有个大洞，心肝已经没了。墓碑上写着一段话：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除此之外，还有《傻子，聪明人和奴才》、《死火》、《淡淡的血痕中》，都非常了不起。

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散文。鲁迅可能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但是《野草》很有原创性，不比那两本书差。



《野草》里我最喜欢的一篇还是《影的告别》。

影子对身体说，我不愿意跟着你了、我很挑剔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现在我不乐意你了，所以我要离开。

可我能去哪里呢？到黑暗里去吧，黑暗会吞没我，到光明里去吧，我是个影子，光明会让我消失，那么我该去哪里呢？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你要把它当诗看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汉语诗。


《野草》是鲁迅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他的小说和杂文都不如《野草》。

我觉得是这因为鲁迅的内心世界太复杂混乱。小说也好，杂文也好，线条都太清晰了，怎么写也只能是鲁迅暗黑世界的删减版。散文诗这种题材比较暧昧，正好传达出他的心情。所以，他写《野草》的时候，是一种放的状态，任由激情喷薄而出。

后来他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02 鲁迅的小说，好坏各半


说完《野草》，再说小说。
鲁迅小说，有一半是好的，一半是不好的。比如《一件小事》就很差，简直就是作文水平，要是作者换个名字，谁会去看？《鸭的喜剧》、《白光》、《高老夫子》都很差。但是《孤独者》、《肥皂》、《风波》、《阿Q正传》、《狂人日记》又都很好，出类拔萃的好。


为什么鲁迅小说的水平差这么大？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做实验。那个时候中国小说刚起步，鲁迅也是摸索着写，尝试不同的风格。有的实验成功了，就很好，实验失败了，就不好。比如都是讽刺小说，《高老夫子》想讽刺一下知识阶层，但没找到切入点，结果就很糟糕。而《肥皂》讽刺假道学老色鬼，“咯吱咯吱洗一洗”，效果就非常好。


鲁迅写不了长篇小说。
他有过这个打算，有时候想写《杨贵妃》，有时候想写长征。但我觉得他真的是写不了。硬写出来也不会好。《阿Q正传》已经是他的长度极限了。鲁迅爆发力好，但并不适合谋篇布局，围绕一个东西写四五十万字。

有人劝他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他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短文章更有战斗力。其实他私下里也觉得长篇小说是文学“正途”，希望写一部，但筹划了几次还是放弃了。



不光长篇小说写不了，到后来，鲁迅连写短篇小说都找不到感觉了。二三十年代之交，鲁迅经历过一段写作危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文学才能，很苦恼了一阵。后来，他确实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像《采薇》和《起死》，但水平确实不如以前了。



说到这儿，就要说到《故事新编》，这是他最后一部小说集。我觉得这本书很了不起，跟《彷徨》的水平接近，比《呐喊》要好。
当然，里头也不是篇篇都好，《起死》就写的挺一般，《非攻》更差，主题先行，文字呆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几篇都非常好。


我个人最喜欢《奔月》。受高长虹刺激（鲁迅误以为高长虹要来抢许广平），鲁迅的幽默感爆棚，把一个迟暮英雄写得活灵活现。不过最牛的一篇当然还是《铸剑》，这是绝对的鲁迅式小说，黑暗、刚硬、强悍，简直就是一盆血。

我觉得要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这篇《铸剑》就是一把钥匙。



03 鲁迅是吵架王


说完了小说，说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个U字型。
他早期的杂文非常好，从《热风》一直好到了《华盖集》，然后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到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就掉到了谷底。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好文章，但很多真的不太像样。天天跟一帮烂人吵架，而且越吵越无趣。

在北京的时候，他跟陈西滢吵架，那是吵得有意思，当逗乐看都值了。可在三十年代，鲁迅吵架态度越来越生硬粗暴，还动不动拽上一些大词。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样子，着实有点丑陋。


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的杂文水平又回来了。三本《且介亭》文集里，不少文章都可说是传世的经典。我觉得这很可能是鲁迅身体变坏以后，觉得时间不多了，又返回自我，重新找到了文字里那种生命的温度。



总的来说，鲁迅的杂文非常好，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

现在不少人捧周作人，其实周作人的文章，比鲁迅的杂文还是差了一大截。

看周作人的文章，你会想：哇！这个人读了好多的书！
但是读鲁迅的文章，你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鲁迅读的书一点不比周作人少，阅读范围甚至更广。但是他把那些书融入到文章的血脉了，你是看不到的，只能感受到那种文化纵深感。这才叫读书写作的化境，周作人那种，只能叫掉书袋。

而且鲁迅有幽默感。大家都说老舍有幽默感，钱钟书有幽默感，其实最有幽默感的还是鲁迅。

林语堂天天标榜要“幽默”，但是他的幽默就像现在的脱口秀节目，上来就摆个架子：我要给大家幽默一下了！你要不笑他还紧张。
鲁迅的幽默就很自然随意，冷面幽默。就像陈西滢说章士钊家里有许许多多藏书，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结果被“暴徒”闯进家里，藏书都散失掉了。鲁迅就讽刺说：那当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寥寥一两句话，那种画面感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就要说到鲁迅为什么能当上吵架王。
鲁迅吵架有几个诀窍，首先，他喜欢装傻，说反话。其次，他喜欢引用别人的原话（有时候确实是断章取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几段话放在一起，有时不用多说，一个白鼻子小丑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还有，就是他喜欢用别人的话做推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归谬法。


要说技巧，主要就这么几条。但是，最重要的是技巧背后的幽默感。
你可以反驳一个人的逻辑，但很难反驳一个人的幽默。别人说你这段话是胡扯，你可以找证据，一二三四五，我是有道理的。别人拿你的话当个段子讲，还不幸把大家都逗乐了，这个时候你一本正经地反驳，就会显得有点傻。

幽默往往只能用幽默来反击，但是鲁迅的对手基本都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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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鲁迅



比如梁实秋，吵架的时候就太笨，太老实。
冯乃超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怎么反驳呢？他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呢。
他觉得这样很幽默，，其实这简直是勾着别人往下骂。情难却，鲁迅就顺着他的话往下骂：对啊，你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因为你是丧家的走狗！谁有钱，你就向谁摇尾巴，动物本能嘛。
没有像梁实秋这么吵架的。吵架的时候你要想好你说这句话，别人会怎么反击。梁实秋倒好，跟于谦似的，成了捧哏的了。人家说：你是走狗！他说：可我不知道主子是谁啊。人家当然就说：所以你是丧家的走狗嘛！



鲁迅横扫文坛，成为吵架王，一骂一个准，那当然是自己有本事，但他的对手也实在太弱鸡。那个年代的作家，没有经过网络上短兵相接的训练，也没有鲁迅天生的本事，就会显得弱鸡。
要是放到现在，人心不古，梁实秋这样的老实人早就被骂心梗了，剩下的越来越奸猾。鲁迅在今天可能还是吵架王，但王者之路上就会腥风血雨多了。



04 鲁迅的魅力，并不完全来自他的作品



我前面说了鲁迅的散文诗、小说和杂文，都很好。

但是这种好不像《红楼梦》。《红楼梦》的好，是那种壁立千仞，旷世一有的好。可如果把鲁迅作品拿出来一篇篇看的话，并没有这么厉害。鲁迅的魅力，和他的作品本身，其实是有点不相称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鲁迅的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独特的灵魂。他的作品就像一个个马赛克，单独看的话并不是超级厉害，但是摆放在一起，就拼凑出了一个有巨大魅力的图案。而图案就是鲁迅这个人本身。


我们先说鲁迅的思想。

鲁迅的思想是模糊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形状。你很难清晰地把它总结出来，鲁迅自己也不能。他就像一座难以描述的深渊。

这是因为鲁迅是用直觉来思考的，所以他的思维不成体系，缺乏边界。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对生命的体验，有一种独特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鲁迅很深刻。什么叫深刻？并不是说他想法很奥妙，很博大。鲁迅的思想不是博大，但是敏锐。打个比方，这就像琴弦。同样的一个音节，拨别的弦，震动幅度小，但是拨鲁迅这根弦，震动幅度特别大。

我们就拿痛苦这件事来说。社会黑暗啊，人民愚昧啊，知识分子看了痛心啊，当时的文化人基本都是这个调调。胡适很痛心啊，周作人也很痛心啊，大家都很痛心啊。但是不一样。鲁迅表达出的痛苦感，比他们强烈得多。那不像观念上的苦闷，更像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鲁迅说“吃人”。好多作家其实也会这么说：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周作人对“吃人”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还专门写过一篇食人考。但是你看了周作人的文章以后，会觉得那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社会批判。而对鲁迅来说，“吃人”可不是什么社会批判，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是锐利的牙齿，狼藉的血肉，是萦绕在心灵深处的咒诅。

这也是胡适和鲁迅的一个本质区别。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接近的，但是胡适永远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如此偏激，而鲁迅也永远不能理解，面对尖牙和血肉，胡适怎么可以这么不偏激？

敏锐导致了决绝。所以鲁迅比其他知识分子走得更远，走得更极端。他说自己的想法是黑暗的，很多黑暗的想法，甚至不敢说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一个黑暗法呢？
我猜测，他的根本想法，就是人——至少中国人——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可能变好。这种话当然没法说出口。而且他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可能极端了。万一自己错了呢？所以他很喜欢裴多菲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裴多菲这句诗，就是配合情节的随口一说，本身并无深意。但是对鲁迅来说，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核心命题：我绝望，但对这种绝望，我也并无把握。

但是这句话的重心还是在绝望。



05鲁迅是个否定性的力量


鲁迅对黑暗极端敏感。他就像大海绵一样，把所见到的黑暗之物都吸纳进来，铸成自己心头的铁刺。他是一股否定性的力量。
鲁迅要是活在现在，肯定会在网上被骂成恨国党。他对中国人很少有好话。外国人写批评讥讽中国人的书，别人看了很愤怒，说这是辱华。鲁迅说哪有什么关系，应该赶紧买来看一看，人家说的对嘛。
鲁迅对传统文化也绝无好话。施蛰存建议青年读《文选》和《庄子》，鲁迅看了就怒火中烧，说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多读些外国书。中国人写的书，就算乐观，也是僵尸般的乐观。外国人的书，就算悲观，也是活人的悲观。

搁到现在，这么说会被骂成汉奸的。



其实，鲁迅只是和现实纠结得太深。

还是拿他和周作人做个比较。周作人也批判国民性，但是他的批判是超脱的。而鲁迅是入戏的，而且入戏太深，以至于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承转启合。

对这个人间世，周作人是真的冷淡，而鲁迅是真的热烈。所以，鲁迅的文字下面，始终有一种激情在鼓荡。而他又不像郭沫若，一激动就大喊大叫：我是天狗呀，我要把月亮吞了！我要把太阳吞了！鲁迅用一层冷冷的膜，裹上了文字下面那岩浆般的热。

这让他的文字有了一种迷人的魔力。

有人批评鲁迅没有建设性。这种批评是对的。鲁迅确实没有建设性，他就是一个否定的力量。哪怕鲁迅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家，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在精神上，他就像《铸剑》里的那个神秘黑衣人，承负着人类所受的冤屈，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但是鲁迅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也有点不安。他也觉得这不太对头。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大幅左转，想要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他甚至还苦读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呢。



但是这种努力违背了他的本性。鲁迅的思维方式是具象的，很有画面感。他根本不适合研究抽象的理论，更不要说用理论指导创作了。所以这个阶段，鲁迅的创作水准大面积下滑。而且他整个人也都变得不自然了。鲁迅尝试着说那些大词，阵线啊，民众啊，帝国主义啊。我读那些文章，总觉得那不是鲁迅，而是谁在努力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那些大词本身是错的，而是鲁迅的个性不适合干这个。他违逆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否定性。其实鲁迅自己也知道这样很不自然。但是他觉得这是正确的，所以逼着自己去做。

当然，这也和孤独有关。
我觉得鲁迅是个精神世界非常孤独的人。这很可能是驱动他转向的力量之一。





鲁迅特别喜欢比亚兹莱的版画，这也是他精神生活的另一个面向


06 我们也给鲁迅脑补了很多东西


最后说说他的性格。

鲁迅对于我来说，是有点偶像光环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性格有缺陷。
我们都有皮肤，所以对外界的痛楚没那么敏感，这让我们迟钝，但也保护了我们。而鲁迅就像一个被剥掉了皮的人，对痛楚是如此敏感，这让他成为一个天才，但也让他多少有点病态。

他在思想上就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容易导致独断论。而在为人处世上，他也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他是正直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鲁迅性格有问题，但人品是干干净净的。关于偷看弟媳妇洗澡之类的传言，没有任何证据，只能当成胡扯。

但是鲁迅对世界的看法过于悲观，对人就不免偏狭多疑。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


鲁迅吵过无数次架，几乎每次都赢。但很多时候，鲁迅其实并不占理，能赢只是因为他会吵架。

比如高长虹，鲁迅怀疑他写情诗勾引许广平，所以炮火全开攻击高长虹，其实那是他冤枉人家了；再比如说民权保障同盟事件，鲁迅讽刺挖苦胡适，其实那件事里胡适并没有做错什么，鲁迅却搞诛心之论。
但碰到这种事情，大家往往会采用双重标准，谅解鲁迅，因为他是鲁迅嘛。这就是偶像光环。



很多人还说鲁迅是勇士。
按照常人的标准看，鲁迅确实可以算勇敢。比如杨杏佛被谋杀的时候，他参加了葬礼，这就冒了一定的风险。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得到。
但鲁迅的勇敢是常人标准下的勇敢，而不是勇士的勇敢。在小说里，他可以是自刎复仇的黑衣侠客，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个很现实的正常人。



跟我们这些普通人相比，鲁迅可能更正直一些，更倔强一些，但他身上并没有殉道者或者勇士的气质。从鲁迅的文字里，你可以这么想象他是这样的；但在鲁迅的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这样的事例证明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鲁迅的有些品质，是我们脑补出来的结果。如果面对系统性的巨大压力，鲁迅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他后期的一些言论看，我总觉得未必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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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仁政的理想与哀歌》（谈洪武恐怖统治与建文改制）（有声文选）
童年de小书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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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
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时死者约有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
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黥、劓，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王家范








选自《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作者：王家范

主播丨宁静的童年

（微信：yezi--fly）



1、方孝孺对洪武政治的批判
2、洪武政治下的江南士大夫
3、建文帝及其改制










仁政的理想与哀歌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世长辞。在这三十一年里，朱元璋以猛治国，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推向了极端君权，一直延续至清亡。还在洪武九年，一个名叫叶伯巨的官员，就曾上书指责朱元璋“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明史》卷一二九）。那时，叶氏还不可能意识到，他所批评的正是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而且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就是这一基调的发展或变奏。然而，当洪武皇帝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却出现过一种与原来基调不相协和的短暂转向。这种不协音调渊源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则发自方孝孺。建文改制，实际上是这种不协音调的绝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把方孝孺及江南士大夫与建文改制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明史研究诸同仁的重视和深入考察。

方孝孺对洪武政治的批判

洪武政治，建立了一整套的皇权保护机制。这种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配备了一套皇族权力体系。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制定了分封诸子为王的藩国制度。这是惩宋、元孤立之弊，而重行封建之反动。秦亡之后汉有分封，魏灭之后晋有分封，然封建之不可恃，亦不足恃，历史已作出结论。故自隋唐以迄宋元，分封制度终于沉寂了七八百年。在这七八百年间，封建的祸害不仅记忆尚新，且曾有藩镇为害，再度分裂（五代十国）的新痛。故自北宋开国后，中国的政治便开始了朝君主极权体制的方向演进。有一利必有一弊。权力高度集中于一家一姓，结果却导致了宋元皇族的孤立。明太祖朱元璋首先记取的是宋元的孤立之弊，此亦是他能够乘时而起，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还有一种形势，也不容他轻忽。其时，经元明之际的长期征战，他手下锻炼出一批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他们或可拥兵割据，或可居中颠覆。对这些武功卓著的军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有一种可靠的钳制力量，以防不测。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紧迫、也十分现实的课题。尽管历史上有过封建祸害，但时间隔得久远了，而且血毕竟浓于水，朱元璋还是选择了分封诸王的对策。在这两种趋势反复交织的形势下，对洪武的分封制似乎就更有深入考察的必要。

明的分封，是有其特点的。诸王在各自的封国里建立王府，配备官属，虽不能干预民事，但本身已具备了若干政权职能。按照规定，诸王拥有指挥一方军事的权力。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拥有至少三千多至一万九千的护卫军，直接归亲王调动。另外，王国所在地的地方守军的调动权，也掌握在皇帝和亲王手中。地方镇守官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御宝文书，也还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发兵。这项规定是关键性的。诸王掌握了军权，也就保证了王府官署在中央政权失效时，可以迅速接管地方行政机构，指挥地方行政。亲王地位之隆，也是明初分封的一个特点。按照规定，凡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亲王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节制亲王和亲王府。这样一套皇族权力体系，大大增加了朱姓皇朝的保险系数，并有效地保证了皇权对各级地方行政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一套随时随地都能起用的地方行政机构。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时死者约有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明史》卷一二九）。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黥、劓，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废除了行之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相权，历来是皇帝用来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是整个官僚系统的中枢。相权至重，往往反过来削弱皇权。历代王朝的相权与皇权，各自都处于一种不断被削弱而又不断被加强的过程中。皇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消彼长。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朱元璋遂废除宰相制度，将中枢权力割裂于六部。从此，政府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总揽朝纲。废除了相权，皇权则无限制地膨胀。洪武时四大案，除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废相之前（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其余诸案都发生在废相之后。实际上，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使中书省形同虚设，胡惟庸的相权也由此名存实亡。所以，到洪武十三年大兴胡惟庸案，已不存在什么阻力。

据上述三点综合考察，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洪武政治是以实施彻底的皇权主义为目标的。朱姓皇族权力体系的建立，是在全国范围内，辅设了一套皇帝监控地方军事和行政的准军政机构。它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并随时可以取代另一套官僚系统。在此基础上，相权，即整个中书机构，就显得多余了。顺便指出，当时朱元璋已将地方行政也直接隶属于中央，他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六部，有效地控制全国的行政。惟其如此，因相权的存在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分割，就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要真正行使这种彻底的皇权主义，还需要有效的威慑手段。整个洪武时期厉行政治恐怖主义，说得表面些，或可以叫作“求治太速”，但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在为贯彻彻底的皇权张目。洪武政治，说到底就是亘古所未有的极端皇权主义的集大成者。

方孝孺，是当时江南地区士人的精神领袖。他对洪武政治的批判，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批判具有相当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其出发点是：“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礼政教，亦宜损益折衷。施于今而泽乎后者，未之讲也。”（《方正学文集》卷一）方氏表面上是追索三代，但强调的是“损益”，并要求对这种“损益”的实际作用加以讲明，以供借鉴，“使知变而不失其本”（《方正学文集》卷四）。他在《基命录序》中说：“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或可以縻当世，而不足以传无穷……取之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者相属也。数千年间，庶几知商周圣王之用心者，惟汉高文二帝，唐神尧文皇，宋之太祖太宗为然。此三代之君，或奋起陇亩，或阶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积累之旧，未能过于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难，不敢用其智力而参以仁义；知传世之不易，不敢恃法术以为治而放于道德。”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几千年来，朝代更替，非天命之所在，而皆“取之以侥幸”，其间智力权诈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要长治久安，则必须以仁义道德为本。（二）自秦以来，能行仁义道德之君，不过数人。一千五百年间，之所以陨性偾国之君相属，皆由智力权诈使然。方氏认为，后世政治的这种现实，从理论上说，是由荀学造成的，其《读荀子》曰：

若荀卿者，剽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渊乎执之而无穷。尊王而贱霸，援尧舜，摭汤武，鄙桀纣，俨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则谓人之性恶，以仁义为伪也。妄为蔓衍不经之辞，以蛆蠹孟子之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者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孔子曰：“恶紫，为其乱朱也，恶郑声，为其乱雅乐也。”夫欲摈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

此谓后世之学术，似儒学而实荀学。荀学以人性为恶，以仁义为伪，故弃仁义而不用。荀子“尊王”，主“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之尊君论。以人性为恶，又强调“尊王”，故其立法之精神，已否定了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价值观念。仁，至多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立法则势必陷于智力权诈。观二千年来中国的专制政治，它的立法原则重在禁民为恶，而不在导民为善，而且愈演愈烈。从理论上讲，这是性恶论之流弊，然也是由尊君论所导致的。孟子讲民贵君轻，又讲人性善。从理论上讲，民既为贵，既为仁，仁就应该是政治的出发点。君欲为仁，则发为仁政。方氏欲远承孟子，故曰：“圣人之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方正学文集》卷三）总之，仁政理论，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就是人。故所谓善恶之辨，必须以人为第一义，而不是以君为第一义。秦以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且为历代所沿袭，但是，此所谓“儒术”，实是重术而轻儒，儒表法里。故立法不能不陷于智力权诈，无所不用其极。此皆因为荀子而起，方氏目之为“尚法”政治，攻之尤甚。他说：“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夫天下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亦害其元气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方正学文集》卷二）这里又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民与道并为一事，故得民是为顺道；（二）国家之治乱安危不仅仅系于法。这两点尤其得注意。前者甚合乎“仁者，人也”的古训。照此推论，合乎人，亦即合乎仁。后者在于强调，以不仁人之政而害民逆道，又欲以刑罚禁民为非，这是秦以来千五百年“乱常不绝于时”的根本原因。洪武政治“以猛治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尚法”政治，方氏此说显然是有所指的，切中洪武政治的要害。

对于废除宰相制度，方氏借着讨论《周礼》六官制度，大发其宰相分权之论。他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说：“冢宰者，治之所出也，宗伯典礼，司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士，皆听于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大政，宜见于冢宰。”《周礼》的六官制，把冢宰与其他五官并列，方氏不以为然。“治之所出”，“皆听于冢宰”，“宜见于冢宰”云云，这些话头明白无误地表明，方氏是在提倡甚或是在设计一种宰相分权体制。他甚至还要求进一步扩大相权，说“今周礼列于冢宰之下者，预政之臣不过数人，而六十属皆庖厨之贱事，攻医制服之贱事。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实冢宰之职则陋亵矣。此必非周公之意”。这显然是不满相权被削弱，宰相有如帝王之家臣。方氏要求君“修职”，臣“供职”（《逊志斋集》卷三），而宰相握其枢。所谓“修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供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方氏对洪武政治的批判，还涉及朱元璋的分封亲藩。对周代的分封，他是有所回护的。“武王周公初定天下，其必岂不知封建之弊？”（《逊志斋集》卷五）但在《杂问》篇中，他巧妙地问道：“封建莫复天下为私乎？”朱元璋大封诸子为王，是以天下为私。但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君主不把自己的私利扮成公益呢？家天下不也可以说成是公天下吗？所以，不分封私姓，则无以立其“公”，故亦可视天下为私。朱元璋把家天下推向极致。方氏这一问，看似含混，实乃双关。比之叶伯巨的“分封太侈”，仅仅从将来诸王可能叛乱的问题上入手，无疑是更深刻了。专制君主以家为公，朱元璋是一个典型，而方氏的批判也是有典型意义的。

洪武治下的江南士大夫

1365年，朱元璋兵下江南，一大批江南士人迅速云集他的麾下。元朝入继华夏大统，马上得之，又马上治之，且贱视南人，故不能得到江南士人的支持。这给朱元璋争取江南士人以极好的机会，并为他日后建立明朝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立国之策，是徽州儒生朱升提出来的；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浙东儒生刘基提出来的。江南士人为朱元璋夺取天下出谋划策，朱元璋的胜利离不开江南士人的支持。但是，江南士人并不仅仅甘心于帮助朱元璋打天下，而且还志在建立一个符合“仁政”理想的天下。朱元璋初到江南，宋濂就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明史》卷一二八），规导他建立仁政。宋濂是江南第一大儒。其他如章溢、陈遇等，也都是一时名儒，说话亦与宋濂如出一辙：“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卷一二八）“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明史》卷一三五）一个叫孔克仁的儒生，还为朱元璋分析西汉政治的得失：其得在于“承以柔逮，济以宽仁”，其失在于“王霸杂故也”。（《续藏书》、《明史》卷二八九）总之，这些人都要求朱元璋实行纯粹的仁政。其时，朱元璋也俨若一不世英主，从善如流，在在示天下以仁。

但是，皇明初立，朱元璋在为政是“宽”还是“猛”的问题上，同江南士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洪武元年，王袆就明确表示：“上天以生物为心。雷霆霜雪，有时而搏击焉，有时而肃杀焉……向使雷霆霜雪无时不有，则生物之心息矣。”（《诚意伯文集·行状》）王讲这番话时，已出现了明朝有“三十年杀运”的说法，而朱元璋也一再强调“前元以宽失天下”，须“救之以猛”。王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刘基针对所谓“三十年杀运”，说：“使我任其职，一二年内宽政可复。”（《明史》卷一三五）但此时的朱元璋，为建立他彻底的皇权专制，正肆行政治恐怖主义，根本不能容忍“复宽政”之论。据谈迁《国榷》卷四载，洪武四年，朱元璋在给已告病隐居在乡的刘基的一封信中说：“小人但喜宽，遂恣谤骂国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卿年高，静处万山中，必有真知。今遣刻期往卿问讯，使行勿赍，茶饭返之”，“（刘）基条对而焚其草，大要劝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云。”朱元璋的信是有警告性的，如“小人但喜宽”云云，而刘基仍坚持了他“复宽政”的主张。“条对而焚其草”，这是刘基的聪明。刘基对皇上有问必答，答则直抒己见，但从不向外人道及，成了“你知我知”的绝对机密。这是一种处理“伴”如虎之“君”的政治高智慧。洪武八年，刘基在死前再次写信给朱元璋，说：“宽猛若循环，毋持一端。”（《郁离子·假仁义》）《明史·钱唐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帝尝览《孟子》，至‘寇仇’‘草芥’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孟子主张仁政，又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故有“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而洪武治下是没有任何仁政可言的，刘基说：人曰五伯之假仁义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离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时，天下之乱极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刘基的话一般都说得很晦涩，或可雅言之为委婉含蓄，实亦不得已而为之。这里说即使只停留在口头上，装装样子，假也聊胜于无，“亦可也”。弦外之音，洪武政治，是一种连假仁假义都没有的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政治。事实也如此，凡言仁讲宽的，最终都不为朱元璋所容。叶伯巨是死在狱中的。刘基则“上顾之寝薄”（《续藏书》），毕竟不甚贴心，终归疏离。明知刘会遭胡惟庸下毒手，也不见干预。刘基死后他才假惺惺地对其子表一番廉价的“同情”。宋濂后来缄口不言，仍逃不脱，终藉胡惟庸案牵连而死于流放地。钱唐、孔克仁，一个死于流放，一个死于狱中。王袆奉使云南，去说服梁王归顺明朝，结果被杀。云南平定后，未予任何追认。上举数人，只有章溢和陈遇，一个病死于洪武元年，一个终生不肯任官，可谓再世张良，终获幸免。

朱元璋懂得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故重用江南人士。但江南士人反对他的“以猛治国”的政治恐怖主义，坚持他们的仁政理想。所以，朱元璋对他们大行杀戮。但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他最终还是要以士人来治理天下。从洪武年间的实际情况来看，江西地区的士人被逐渐多地起用，原先那种重用江南人士的情况逐渐被改变了。

江西在明朝亦称江右，江南是为江左。明初，除江南以外，士人最多的要属江西，然江西士人在明初的影响远不如江南士人。相比之下，他们远较江南士人容易控制。到洪武晚年，江西士人如黄子澄、练子宁都已官居高位。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起用北方士人，“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宋学士文集》卷七二）。这说明，即使是对江西士人，朱元璋也并不放心。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打击整个南方士人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年会试发榜，“北士无一预者”，于是朱元璋“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这一“南北榜”事件，表明朱元璋担心南方士人终为祸患。而他最担心的，很可能主要是江南士人和江西士人。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明史》卷七二）。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江南和江西士人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政权中任职最多的，却正是这两地的士人。朱元璋先是不信任江南士人，进而又不信任江西士人，但他毕竟还是要以文人治理天下。所以，“南北榜”事件，实际是他对明朝的文治所作的一次努力。尽管北方士人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当时的情况看，北方在文化上的势力很小，北方士人就总体而言影响甚微，且缺乏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控制些。

建文帝及其改制

1399年，皇太孙朱允炆登皇位。他是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死，同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据《明史》卷四载：“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穷追胡惟庸案；次年，又大兴蓝玉案，继续他“以猛治国”的恐怖主义政治。当初太子朱标因谏朱元璋行仁政，父子俩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冲突。现在皇太孙要行仁政，朱元璋却一反故态，听之任之。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他自己也迅速终止胡、蓝之狱，下令“赦胡惟庸、蓝玉余党”（《明史》卷三）。二十八年，又下令在他死后，“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明史》卷三）。盖其时，诸王羽翼渐丰，而国家制度亦大备，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让皇太孙能顺利接管政权。朱允炆以一种“宽大仁厚”的形象出现，这很可能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朱元璋初到江南时，不也是“惟不嗜夺人，布信义，行节俭”（《明史》卷三）吗？他因此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支持。现在，他也不想为太孙树敌过多。故一方面放手让太孙以仁义再结天下人心，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做些仁义功夫。他暗示人们，他的恐怖政治行将结束，他们将会在一个仁慈的君主统治下，安心辅政。但他仍警告说：“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实际上朱元璋是进行一种政治交换，即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也必须遵守我定下的制度。

事与愿违。建文登位，即行削藩。这也是势在必行的。据《明史》卷三载：“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建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这是在以亲亲之义，规导太孙，但却使太孙处于在国为储君，在家为儿孙的地位。以诸王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隆，又有叔父之尊，当然不会把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也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尚未登基，已志在削藩。周、湘、齐、代、岷诸王，先依次削去。而其他诸王，有的已死，有的尚未就国，有的殊无反意。只有燕、宁、谷三王尚待铲除。建文元年七月，朱允炆开始削燕，而燕王朱棣则称兵“靖难”。燕兵起，谷王主动离藩进京。宁王心怀观望，被朱棣用计挟持，兵归燕王。四年后，朱棣兵临金川门，谷王开门迎降。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仍朱姓之天下。彼亦是朱，此亦是朱，此亦足见朱元璋建立其皇族权力体系的深刻用心。

就“削藩”与“靖难”而言，这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但当时为建文帝殉节的江南士人，却不作如是观。方孝孺因拒不为朱棣起草登基诏，遂被朱棣杀灭“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十族”之诛事先已有警告，方氏仍不屈。方氏是明初江南地区士人中，反极端君主专制的主要人物。观其对洪武政治的深刻批判，以及指责三代之后的君主使“国无善治”（《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而“世无圣贤”（《逊志斋集》卷三），可知他决不可能为了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至于不顾“十族”之灭。前已指出，朱元璋很可能是有意让朱允炆以仁义之君的形象出现。但是，就他所立下的制度而言，朱允炆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仁政”，而恢复政治恐怖主义，因此不担心会出根本性的错差。实际的情况是，朱允炆登基伊始，便开始改革洪武政治。且其为人为政，都甚合乎仁义。《国榷》卷十二载郑晓言：“予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予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礼乐，不喜任法律操切人。”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明朝的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而朱允炆在登基诏中亦宣示天下：“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吾学编余·逊国臣记》）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国榷》卷一二）。李贽曰：“我太祖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贤纳士，而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续藏书·方孝孺传》）建文治下，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朱允炆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允炆的另一个政治动作，就是改革洪武官制。建文元年，“诏诸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明史》卷四）。这次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允许诸王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显然是对皇族权力体系的削弱，同时它也意味着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是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府。中央六部的官制更定，一是六部尚书官位一品，二是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位二品。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朱棣说：“今虽不立丞相，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奉天靖难记》）这说明，建文官制改革，是要改变“事皆由朝廷总揽”的皇权极端专制。至于如何统一管理六部，当时可能还在酝酿中。据《革除遗事》卷一载：“君日召方孝孺论周官法度。”前已指出，方氏是主张君相分权的，并要求扩大相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对《周礼》六官之制也不满意。那么，他与朱允炆这样持久地讨论“周官法度”，很可能是要恢复相权。但是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为《皇明祖训》已对此做了不容更改的规定。郑晓《今言》曰：“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这是明朝废相之后，内阁预机务制度至此始行，以其“特避丞相名耳”观之，似乎到了建文四年，宰相制度已悄悄地在复旧了。

对洪武经济政策的改革，也是建文改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自三国以来，中唐为一转折。大体到宋南迁后，南重北轻格局正式形成。元政宽弛，江南民间经济获得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富户冒尖。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使江南士人的地方意识日显强烈。从深层次说，江南士人反专制主义，与这种地方意识以及保护地方利益的观念都不无关系。朱元璋统一天下，“军需甲杖，皆出于江左”（《明实录经济资料》，第452页）。入明之后，又打击江南富户之举（最著者即为沈万三案）。江南赋税，虽或有一时一地之减免，就总体而言，“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日知录集释》卷十载：“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以江南区区一隅，夏税秋粮竟占全国的1/4强，这是十分惊人的。何况这个数字不甚完全，许多府都没有计算进去。江南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重赋如此，无疑会危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况钟、周忱在江南地区实行赋税改革，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按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的“国用”已渐充实。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今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明实录经济资料》，第259页）。显然当时的国库储放实物的能力已经饱和了。但直到洪武十七年，才对江南田赋有所减免，而重赋实质上仍未改变。洪武时期，也对江西地区实行过类似的重赋政策。明人谢肇淛指出：“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洒为奸也。”（《五杂俎》）江南士人对这种重赋政策早有不满。刘基说：“夫木产于土，有土斯有木，于是乎果实生焉。果之所产不惟吴，王不遍索，而独求之吴，吾恐枸橼之日至，而终无适王口者也。”（《郁离子·枸橼》）宋濂是个极谨慎的人，他在《熊经历墓铭》中说：“上召浙西民输粮京师……民甚苦之，君叩头曰：‘国家都金陵，以浙西为根本，而遽困之。农作方兴，而仆仆于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浅矣。’”此乃借死人之口，来批评朱元璋苛剥江南，与刘基的设喻取譬，互为映照。建文即位，废除不许江西、浙江及苏松人官户部的法令，又“均江浙田赋”，使“亩毋逾一斗”（《明史》卷四）。这显然是对江南以及江西士人的一个鼓舞。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认为，江南和江西人士对建文的支持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其中尤以江南为甚。因为在江南士人中，“仁政”理想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所以，在洪武治下，他们是政治恐怖主义最坚定也最有力量的反抗者，而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也就更为酷烈。朱允炆以仁厚的形象出现，即位后开始改革洪武政治和经济政策，重用江南士人。所有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全力支持建文改制。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绝不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方孝孺不顾“十族”之灭，是为其仁政理想而赴难。其他江南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严震、卢原质、王叔英、龚泰、陈性善、徐厚、黄钺、茅大芳，他们与方孝孺一同赴难，或誓死不屈，甚或求死而不求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的。江西士人中，也有如黄子澄、练子宁、王艮、邹瑾、卓敬那样，或不屈而死，抑或求死而不求生者。因江西与江南地域上之接近，文化渊源关系的密切，且同为一文人渊薮，入明之后江西士人在政治上的遭受又与江南士人比较类似。这些都决定了江西士人会比较多地为建文尽忠。但比起江南士人对建文的矢志不渝的支持，则大有不如。朱棣登基后，同样要用文人治理天下。他所用的，大多是当时归附的江西士人，如解缙、胡广、金幼孜、胡俨、杨士奇、尹昌隆等。北方其他地方的士人亦有壮烈殉难者，而与江南、江西士人相比，则又远不及。但相比武人来说，文人多不屈死，“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戌穷边，不死于道路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续藏书》，第128页）。其中绝大部分是江南士人。“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方氏的学生都被牵连进去了。这实际上是要消灭那些深受方氏思想影响的人。可见，朱棣也并不认为江南士人仅仅是在为建文争正统。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曰：“夫儒之为世诟病者，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读《溪喻》而知先生之学之源，正以未尝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前赴后继，历洪武政治之害，再被永乐“靖难”之浩劫。尽管他们实践仁政理想的努力屡战而屡败，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终于再放反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光芒。此实有以承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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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1 11:5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3 13:23 编辑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作者，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要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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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政策，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6.8％，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增长。美国创造了700万个新工作，是政府专家预计的三倍以上。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增加了近6,000美元，是上一届政府期间收入增长的五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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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之大
羽戈1982 前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经营报 ，作者羽戈




【金庸先生辞世两周年】





金庸先生常常被称作金大侠，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同行似乎无此雅号（古龙有古巨侠之称，巨侠二字，未免有些戏谑性质）。想来不仅因为，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成就最高，完全当得起大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由：他定义并发扬了大侠的内涵。其代表作《神雕侠侣》第二十回，名曰“侠之大者”，其中郭靖教导杨过，引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语，一举成为武侠世界的精神纲领。后来者对侠客精神的探究，莫不进退于这八字的光芒或阴影之下。更有甚者，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模板或参照系，曾有人问我何谓大律师，我脱口而出：为国为民，律师之大者！



不过，喊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金庸，一生行事，几乎与侠无关。他的本性，介于士与商之间，甚至后者成色更重，有时竟显得功利、悭吝，并无多少侠气可言——相形之下，古龙身上反而有点久违的侠气。其所处地域与时代，更与侠气无缘，反而在禁锢、销蚀侠气，残存的几根侠骨，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早已断折殆尽，豪情只剩了一襟晚照。说白了，既非其人，亦不逢时，那一声金大侠，只适合视为借花献佛的恭维或逢场作戏的客套，倘若当了真，则有碍于我们认知金庸的真实面目。



有时我们容易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建立一种粗暴的关系，譬如以为武侠小说家必定一腔侠气，身怀绝技。有人读罢金庸小说，写信向他讨教武功，正如有人读罢唐浩明小说《杨度》，写信向他讨教帝王术，入戏太深，近乎入魔。事实上，武侠小说的风格并非现实主义，而是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作者精通武术固然重要，不通武术亦无大碍，也许更有助于打破规矩，激发想象。至于侠气，更是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小说家不妨世故一些、阴暗一些，道德感过于强烈的人反倒不适合来写小说。



此外还要注意，侠客文化与侠客乃是两码事，前者之兴盛并不对应后者之风行，恰恰相反，一个武侠小说风靡的时代，极有可能是一个侠气沦丧的时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不难想见，假如人间世侠气激荡，何必借助小说来幻想正义的救赎呢。当年鲁迅谈革命文学与革命，亦同此理：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往往并无革命。



由此再来说金庸。刘远举先生认为，金庸的成功有三点时代背景：识字率提升、报纸普及、电视兴起。我的总结更宏大一些：金庸的成功是商业文明与市民文化的成功。他写武侠小说是商业行为（在他所创办的《明报》常年连载，以招揽读者，刺激销量，有些读者购买《明报》，即为追逐他的武侠小说，昔之追报可比今之追剧），武侠小说的流行，无论出版还是拍成影视剧，同样是商业行为。说白了，金庸成功的要素是商业，而非其他。



把金庸与商业挂钩，在他身上贴以商人的标签，我不认为是一种贬斥。日常之中，对商人的贬低，对侠客的抬高，堪称两大认知误区，流毒既深且广。实则商人对世界的贡献远远大于侠客，商业文明对社会的推动远远大于侠客文化。侠客与侠客文化都是标准的双刃剑，作为凶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



金庸是商人，却也不仅是商人，更精确的说法，可借用一个老词，叫“士魂商才”。前些天我的师兄叶子民大律师曾引用这四个字，论证律师的成功之道：士魂即知识人的头脑，商才即商人的身手，对律师而言，前者是安身立命的根基，后者是翻天覆地的手段，缺乏任何一项，断难走上大道。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做律师，还适用于做媒体。拿金庸创办《明报》来说，如果没有士魂，报纸则无立场，如果没有商才，报纸则无活路。



相比武侠小说，《明报》的经营更能呈现金庸在士与商之间的纵横与纠结。这家报纸起初定位本是市井小报，以赚钱为第一义，各种娱乐八卦、情色暴力新闻，只要吸引眼球，一概照登不误，这是商的一面。另一面，金庸曾宣称《明报》“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明辨是非，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这则是士的一面，甚至有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意思。



1962年5月的大逃港事件，乃是《明报》的转折点。对于大陆逃港的难民潮，香港当局严禁报道，唯有《明报》逆流而上，主动介入，一时名动全城，销量剧增。两年后金庸写作社论回顾此事，慨然道：“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不过此事并不像他说得那么堂皇，背后另有隐情。他原本与当局同一态度，拒绝刊发记者去边境采访难民的稿件，丝毫不顾他们的抱怨和哭诉，直至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这两员大将据理力争，甚至以辞职相逼，他才无奈点头。这么说倒也不是要谴责金庸，而是试图指出他的两面性，他在士与商之间的困境。



大体而言，金庸一生，有时是商，有时是士，唯独不是侠。作为士的他可比国士，虽也在为国为民，还是不能与侠等同。国士不论是否居庙堂之高，都是庙堂的同构者，侠则处江湖之远，与庙堂遥遥相对。江湖之为江湖，正表现在对庙堂的疏离、独立与反叛，当它不幸沦为庙堂的翻版，抑或被庙堂收编，那么侠客再无容身之地，所谓武侠小说，就此迎来了末路。这正可以回答，为什么金庸写罢《鹿鼎记》，决然宣布封笔。



这背后，关乎金庸对侠的态度。如果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编织了一条关于侠的精神谱系，其表现形式则非直线，而是弧线，弧顶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简单说来，陈家洛、袁承志代表“侠之始”（尽管陈家洛更像知识人），郭靖、杨过、张无忌代表“侠之大”（这三人为国为民，一脉相承），萧峰、令狐冲代表“侠之疑”（他们已经在拷问、解构侠的形象），韦小宝代表“侠之终”（韦小宝已经不是侠客，而是流氓，当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关系被消解，不消说侠客，连流氓都无处可逃，只能诈死了局）。不管终点对应的是专制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疑暗示了金庸对侠的未来的悲观。



说到最后，还得回到“大侠”的称号。我之所以纠缠于此，除了因为，金庸本身并无侠气，他也不想当大侠，更是因为，以大侠论断其人，不但错位，而且褊狭。他的大，不是侠之大，而是商人之大，报人之大，作家之大，这三个界面，才是他的功业、光辉之所在。再说远一点，他的大，还表现为大事不惑，大节不亏。他这一生可谓历经沧桑，渡尽劫波，然而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口，其选择从来不曾出错，这归功于判断力也好，运气也罢，结果正摆在那里，不得不令人叹服。能有这等道行的人，百年以来寥寥无几，知识界如胡适，商界如李嘉诚，他则是驰骋于这二界之间的一个典型。



在这个秋叶飘零的季节，九十四岁的他离开了人间。有人引用神雕大侠杨过的台词代为告别：“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我却以为，他更愿意像泛舟五湖的陶朱公范蠡那样，握住西施的手道：“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再也不回来了。”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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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是一群清教徒开辟的国度，但美国是政教分立（不是政教分离）的国家，立国的基础原则，大部分契合基督教政治哲学，极少部分来自世俗自由主义哲学。



实际上，在非洲捕猎黑人贩卖的绝对主力是阿拉伯人。在7世纪伊斯兰崛起后，直到19世纪末，他们就一直在从事这罪恶累累的生意。被贩卖到唐朝的昆仑奴，就是它们的战利品。他们把抓来的奴隶，部分在中东及周边消化，大部分转售给葡萄牙西班牙的奴隶贩子。他们再被转卖到美洲，先是拉丁美洲，后是北美。在谴责奴隶贸易、废除奴隶制，以及后来的反种族歧视中，信仰虔诚的基督徒的奔走呼吁是决定性的。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公知对天主教的恨恶。他们从反封建、反专制、反矇昧立场出发，把欧洲历史重新涂抹了一遍。包括用掩盖奴隶贸易的部分真相，以奴隶贸易的罪恶，来打击基督教。

这一成果，同时被欧陆自由国家继承，也被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分享。使得大规模还原历史真相，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一如托克维尔所写的：

专制可以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可以没有信仰。宗教，在他们（美国人）所拥护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道德纽带没有绷紧的时候，社会怎能避免走向毁灭？一个民族如果不臣服于上帝，自视为主人，对之该怎么办呢？

因此，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辞》（Farewell Address）中明确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在导致国家政治繁荣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两种不可或缺的支柱……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想象，认为道德在不借助宗教的情况下也可维持。”他继续说道，“高尚的教育”可能会在“特殊构造”的心灵中逐渐培养出道德，但是理智和经验都证明，对整个社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循着同样的思路，亚当斯写道：“宗教和美德不仅是共和政体和所有自由政府的唯一基石，也是在所有政府治下和所有人类社会联合中社会福祉的唯一基石”。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唯一一名签署《独立宣言》的牧师，也是麦迪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教授 ——写道：“促进宗教繁荣是造就一个有道德、有秩序的民族的最佳和最有效的办法”。麦迪逊的叔叔——也叫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独立后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圣公会主教——宣称，一个自由和共和的社会，“一个缺少强制服从世俗法律的强制权力的社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美德，并从而更多地依赖宗教。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同样通过引证宗教的民事功能对强制支持宗教加以辩护：

【一如】一个民族的幸福以及世俗政府的良好秩序和保全主要依赖于虔诚、宗教和道德……这些东西不可能通过社区予以普遍传播，而只能通过从事公开崇拜上帝、在虔诚、宗教及道德方面提供公共指导的机构予以传播。

在弗吉尼亚，总体评估法案的支持者们提出了基本一模一样的理据：“基督教知识的普遍传播具有一种纠正人类道德、限制人类恶行、维护社会和平的自然倾向，但是，若不对有知识的传道者之资格做出规定，则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一如这些演讲和文件所表明的，到1780年代，对政府支持宗教的官方辩护已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神学成分。它没有提及任何荣耀上帝或崇拜上帝或推动国家成员救赎的需要。这里只存在世俗性的辩护，证明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并约束人们的恶行，宗教信仰将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一如汉诺威长老会（Presbytery of Hanover）在一份支持弗吉尼亚的总体评估法案的立志声明中所宣称的：“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体系不应视为人类立法的对象，但从世俗的观点看，宗教可以被视为人类立法的对象，以维系社会的存在，提升社会的幸福。”的确，艾萨克·巴克斯（Isaac Baclus）——一名浸礼会牧师以及马萨诸塞政教分离的主要倡导者——嘲笑这种辩护理由上的变化：“不久前，”他写道，确立国教的目的是“为了宗教”，但是现在，据说是“为了世俗社会的福祉”。




对建国时期国教确立之理据所做最为全面的解释，是由马萨诸塞首席官西奥菲斯·帕森斯（Theophilus Parsons）在1810年的巴恩斯诉第一堂区案（Bomes vs. First Parish）案中提出的。帕森斯是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第三条，即该宪法宗教条款的主要设计者，所以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合阐明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并针对政教分离论者的攻击为它做出辩护。就帕森斯在马萨诸塞的那段时间而言，他是异常宽泛的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他首要的公开目标之一是反对1778年州宪法议案，因为其没有对宗教信仰权利提供充分的保护。特别是，他反对将宗教活动自由权仅限于新教徒，“而事实上，宗教活动和信仰自由是本州每一个国民自然享有的、不可控制的权利”。因此，帕森斯对马萨诸塞公立宗教的辩护，不应被误解为是对宗教不宽容的辩护。

帕森斯以一种世俗的语调开始了他在巴恩斯一案中的意见，他注意到公共福利和公共道德状态之间的联系：

一个自由的世俗政府的目的，在于促进和保障公民的幸福。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它包括个人对个人、公民对国家的所有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不去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则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州的世俗治安法官都能够通过他自己的管制实现对这些义务的统一履行，那么这个州的政府将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这是对公民共和原则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传统表达：就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言，是一种非常标准的表达。

帕森斯的以下论点更具有挑战性，他认为“治安法官不足以界定若干公民的种种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涉及生命、自由、财产和名声；治安法官也不足以去惩罚那些可能会侵犯这些权利的人”。这一命题和杰斐逊的如下名言直接冲突：“当原则爆发为公开的反对和平和良好秩序之行为的时候，就该让政府官员为了世俗政府的正当目的而出手干预了。”从这一观点看，杰斐逊并不是孤单一人。来自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 County）的反对弗吉尼亚评估法案的请愿者们这样写道：

难道不能否定说，世俗法并不充分？我们认为不能，特别是当人们的心智倾向于考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为，对错观念可以只从实在法中抽象出来，而无需追寻一种更高级的本源。

帕森斯对于法律以及随后的惩罚为何不充分做了两点解释，它们都是基于法律的范围和法律的强制执行做出的。他的第一点解释是：

人法（Human laws）不可能强迫履行不受法律约束的责任（imperfect obligation）之类的义务（duties），比如像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邻友好的义务；比如像那些因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义务；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比如像兄弟姐妹之间的义务；人法也不可能通过影响每一个公民去热爱自己的国家，去服从自己国家的所有法律而强迫履行真正的爱国主义义务。这些都是道德义务，源于情感倾向，不受人类立法的控制。

他的第二点解释是：

法律也不能通过现世惩罚去防止无目击证人时秘密做出的犯罪行为，不能通过攻击他人最重要的、最值得称道的权利，而阻止放纵恶意、报复或任何其他激情。因为人类的法庭如果没有证据确证就不可对任何犯罪做出审判；除了在对可能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做出处罚的过程中展示无力的警戒之外，它们没有任何权力去阻止犯罪。

让我们想想上述这些论证。

帕森斯依据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分——他称其为“受法律约束的”（perfect）义务和“不受法律约束的”（imperfect）义务——认为，社会对本质上不受法律定义和法律执行所影响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给出了若干“源于情感倾向，不受人类立法控制”、“不受法律约束的义务”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包括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邻友好，家庭责任和爱国主义情怀等。这些都不只是“私人的”道德关怀，它们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然而，它们不能用立法来调整。如果社会希望影响其成员去履行这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义务，那么它必定试图去灌输正确的信仰和习惯，此外帕森斯还指出，即便是在那些容易受法律定义影响的社会义务当中，也常常有法律力所不逮、不能完全执行的情况。他以那些没有目击证人在场而秘密做出的犯罪行为为例。同时，法律的救济是想培养一种服从法律的精神，以作为强制和事后惩罚的一种替代和辅助措施。

霍布斯声称，“哪怕在最愚钝的人看来依旧十分明显的是，人的行为源自他们所具有的……意见”。霍布斯认为，事实上，在恶行发生之后再试图对人类行为实施控制，已经为时太晚。英明的统治者会努力塑造人们的习惯、倾向和性格。一如柏克所言，“密切关注意见，是政府的权利，因为意见很快会与激情结合起来，甚至当意见还没有产生激情的时候，也会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让我们冷静而实际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对的？杰斐逊还是帕森斯？

帕森斯论证的下一步是，政府灌输为社会幸福所需的公民美德之最佳方式，就是去支持宗教。从我们现代政教分离论者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麻烦得多的论断。但是，很难质疑这样一个事实：从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来看，宗教教义是灌输道德观念的一种最为有力的方式。一如华盛顿所警告的，“我们也不可耽于想象，认为道德在不借助宗教的情况下也可维持”。帕森斯可能会争辩说，如果华盛顿是对的，那么从一种世俗的——即使不是灵性的——观点来看，关心宗教的公开教义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这一点上，帕森斯并没有取得什么新突破。大约一个世纪以来，国立宗教一直都是以其社会功用为基础得到辩护的。

但是，真理呢？有趣的是，帕森斯的论证似乎不依赖于教义的真理性。下面这段文字是他的意见中唯一涉及教义真理问题的部分：

在选择宗教的时候，［马萨诸塞的］人民没有遭遇选择错误的、有缺陷的宗教制度之危险。基督教早就得到传播，它的装腔作势和卓越之处都为人所知，它的神圣权威也已经得到承认。人们发现，这一宗教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它包含一套道德体系，可以适用于所有阶层和条件、所有境况和环境的人们，通过遵循这一道德体系，人们将会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关系方面都有所改进和提高；通过展示末世的审判而为人类提供了最有效的制裁措施。

基督教“早就得到了传播”，它的“装腔作势和卓越之处都为人所知”。这些话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帕森斯并不是说基督教的装腔作势是正当的，或者它的卓越之处真的就很卓越，而只是说这些都“为人所知”。“人们发现”——人们是谁？是以什么为基础发现的？这一发现具有何种有效性？——（这一宗教）“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社会学事实的陈述而已。1780年在马萨诸塞，基督教的确被“发现”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但这远不是说它实际上是真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帕森斯不信仰基督教真理；据我们所知，从帕森斯的观点和实践上看，他都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但是，基督教真理并非他论证基督教应被确立为国教的一个必要因素。

至多，帕森斯似乎是在说，可以方便合宜地认为，这一公立宗教恰好是真的，或者，也许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真的。“实际为真”对帕森斯而言，与更加直率的马基雅维利一样，似乎都不是其社会功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本事实在于，这一公立宗教的“道德体系”普遍适用于广大民众，并且基督教教导的末世审判起着一种为实现良好行为而实施有效制裁的作用。

因此，帕森斯在这一自然段得出结论说，“一如新教教徒所理解的那样，这一宗教从其效果来看常常使每一个人都受其影响，好丈夫、好父母、好孩子、好邻居、好公民以及好治安法官，被人民确立为他们宪法的一个基本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帕森斯看来，基督新教的伟大主张是它会让人们变成更好的公民。因此，到美国立国时为止，这个国家的国立宗教的支持者已经采纳了这一政治理据：应该确立国家宗教，应在宗教活动中灌输那些有助于提高公共利益之观念，使宗教为社会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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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华盛顿相信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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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侠士·名士梁羽生
原创 徐庆全 八十年代 今天


徐按：这是一篇旧文（修订），写于梁羽生先生逝世第七天（消息延迟）。梁先生于我，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冲动得不得不写。再发一次，可与本号昨日《金庸和梁羽生的“江湖之争”》对着读。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先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先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冰川、冰河，渺无人迹；魔女、天女，轻盈相伴。七剑寒光封天，“看龙蛇笔走”，一路萍踪侠影，“叹佳人绝代”。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说时迟，那时快”，梁先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征兆，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子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无言独上高楼”，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那样的“妩媚”，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又是这样和那样地寒意重生：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悲白发，卓一航昙花空独守。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风靡香港、东南亚之后，又为他的大陆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每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有关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也就由此而生。

“成人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了。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样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正确”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大陆国门初开时的八十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大陆政治基调基本一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大陆，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而犹如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大陆的八九十年代，则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

因此，长久不衰的武侠小说，风靡得并无传奇，但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的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即熟读古文、擅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士，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的“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斥骂港英。金庸与他政见相左，两人你来我往，笔战连番，竟君子绝交，直至晚年才算是握手言和。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但梁羽生“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跌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了。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成功名就，不枉此生。以“名士”自况，岂非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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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金庸与梁羽生的“江湖之争”
原创 徐庆全 八十年代 昨天


1954年，梁羽生写出第一武侠小说，两年后，他的同事查良镛见猎心喜，也推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写了10年后，两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有！答案是肯定。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公案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虽然是新武侠的推手，但他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也。

在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上，梁也是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也有不足，“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那么就少不了金庸的看法。于是长袖善舞的罗孚，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梁、金同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的软肋，但文章平和，也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的“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想来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做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的“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势微和金庸的凸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至两千年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背后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金、梁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今日金迷们津津乐道金书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多，其实，只要了解香港电影史，当应知道，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八十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因为曾有抨击中共的举动，没有被重视。到八十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九十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炒作”，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在时代裹挟下——或者说，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金庸的风头当然也知道。梁对此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五十年代的金庸，有六十年代的金庸，有八十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金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内地，到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八十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江湖上高手博弈，讲究的是“十八般武艺”，而对于以“名士”自居的梁羽生而言，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现在，金庸也魂归道山。如果梁羽生在世，该送去怎样的挽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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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喔。歷史進程也可以用百年為單位觀察。漢化僅就語言論，日本學者還有直接用「中國化」的。 ¡查看图片 //@困在豬群中的人:日語局部的漢化現象和「日本漢化」是兩回事，要分清，「借助中國文明才能接駁西方文明」更是無從說起，若真如此，我們為什麼沒有接駁得比日本人更好？
@在日本寻找中国
現代日語相比日本古文或日本方言，其實更加「漢化」了。我們常說日本明治時期創譯了很多新詞，豐富了漢語詞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恰恰是日語漢化的一大進程。說得更明白一點，日本借助「漢化」這一橋樑，才搭上了「文明開化」（西化）的道路。也就是說，日本只有借助中國文明才能接駁西方文明。這和我們的固有「常識」，所謂脫亞入歐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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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兰 |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黄敏兰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昨天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地缘与文明”，原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作者：黄敏兰

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一、关于“封建”及“封建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当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从二十世纪后期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辩论，目前，学界已对这样两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一、五种社会形态的的顺序发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除了西欧以外，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形成这种发展途径。二、奴隶社会不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因而不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关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问题虽然没有象上述两个问题那样，展开大规模的讨论，但是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以往对所谓封建社会的误解多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一种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另一种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模式，即把封建社会看成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与地主对立的社会。从这一意义推断出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性，中国和西欧都曾存在过封建社会。这使人们只注意地主与农民两个抽象的阶级(实际上这种抽象的阶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只注意土地所有制，只看到经济剥削，而忽视了官僚集团靠政治权力对全社会进行的掠夺，或者是把政治强权的剥夺说成是剥削。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比较欧洲的封建制，提出一些崭新的见解，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甚至在西欧中世纪，也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方兢在《走出史学研究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化中国》1998年6月号，第5卷第2期。)中指出：“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性质讨论， 我们发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重大缺陷，这就是人们对于所争论问题的大前提并没有经过论证。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照这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绝无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如果不首先论证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个大前提，就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未免有些鲁莽。”“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中国自己特色的封建制，这就是在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封诸侯，建同姓’。但这种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确切地讲应是Feudalism，仅仅是表面上相似，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至于秦以后中国社会的形态与性质，则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状况，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历史阶段。”文章具体分析，指出中国秦以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皇帝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皇帝、官僚统治的中国社会，是与欧洲中世纪社会截然不同的专制、集权的和统一的社会。皇帝官僚集团靠暴力取得政权，又凭强权统治社会，社会中没有欧洲那种个人契约关系，更没有下层制约上层的可能。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类具体的、性质不同的地主。一种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官僚地主，一种是庶民身份的地主。与欧洲领主不同的是，官僚地主主要用政治权力取得财富，所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了对地产的经营。庶民地主也与欧洲的领主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领主所有的个人领地，和从领地派生出的种种权利，更没有欧洲领主所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时刻遭受官僚地主的欺压和剥夺。这种地主剥夺地主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

　　周东启从另一方面提出相近的看法。他在《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中说，马克思是在了解了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来概括和描述封建社会的特征的。现在我们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习惯理解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形态有着原则的区别。认为五大社会形态应适用于一切地域，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的发展道路。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契约关系，各阶层都被涉入契约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领主”，领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称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称为“采邑”。这样使我们容易理解“封建制度”这个名词的意义。西欧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权力上极度分散。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看，它并不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是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形态，有着严格发达的土地私有制，而没有商品生产。欧洲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建制，一个趋向分裂，一个严格要求统一；一个政治上分散，一个权力必须集中，是多元政治与一元政治的对立。从上面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世界史专家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中分析了对封建社会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是中国古典‘封建’的误译，已有一个世纪了。古典中国的‘封建’和不少‘封’，是说殖民建邦，封邦建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欧中世之FEUDALISM 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他还说：“问题的中心，Feudalism问题，只能是中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之对译，不对。但本世纪初年的这种误译，不久就在国内外大为流行，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关于中世纪本身的问题，中国和欧洲有各自的特点。”

　　有的学者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用新概念代替“封建社会”的概念。王亚南早在40年代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把中国古代社会明确称为“中国官僚社会”和“专制官僚社会”。在新时期这种作法日益普遍。何怀宏称春秋时代为“世袭社会”，秦至晚清为“选举社会”。他的两本专著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历史阶段。何怀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封建制的意义以及“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和确立过程。他认为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最初尤其是法律)的范畴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则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并且，在这一经济范畴中，土地所有权也不再是西方中世纪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层层‘封土’的土地占有制，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和平面的土地占有制，但在这一平面上，存在着一条庞大的、把地主与农民截然两分的鸿沟。”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作者在导论中说明，他提出“选举社会”这一概念，是想用它来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因为，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他总结说，从秦汉至晚清，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大的改变。这些特征是：一、君主集权制，二、官僚制、三、社会等级制、四、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这其中，官僚制和社会等级制对选举社会的确立至关重要。

　　以戴逸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王和、商传、曹大为、赵世瑜任主编的一部新编《中国大通史》力求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主编之一曹大为指出，《中国大通史》在以下几方面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区别：一、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用“上古时代”取代“奴隶制”，并且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二、提出对中国历史的新的分期。中国大通史把从夏到清统称为“农耕文明”。其中从夏到春秋战国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从秦到清代中期为“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这一长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①]

　　叶文宪写了《封建和“封建社会”新论》(《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文章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是严复的一个误议。中国的“封建”是贵族分权，封邦建国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实现了皇帝集权、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中古时代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帝国。关于“封建”这个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产生了许多的误解。叶文宪批评说，“封建”不是垃圾筒。他列举了一系列冠以被冠以“封建”的名词，指出这些名词在概念上大都是错误的或自相矛盾的。文章指出：”我们使用‘封建’一词之混乱已到了该封建的不封建，不该封建的都封建的不可复加的地步。不过我们发现，大凡冠以‘封建’前缀的名词都是贬义词。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封建’成了垃圾筒，不管什么坏东西都往里面扔；‘封建’也成了恶谥，凡是坏人就给他贴上一张‘封建’的标牌。这种做法只是一种丑陋的权术，不是科学的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虽没有全面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提到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作“封建社会”的阶段时，尽量避免使用“封建社会”这一词，或用“古代社会”，或用“传统社会”，或用“中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词来代替原有的名词(目前看来，用“古代社会”者较多)。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段时期称为“中古时代”。他在题记中说明：“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②]有些学者还特别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例如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中一开头就郑重声明：“这里的‘传统社会’是指从秦到清的帝国时代。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是想避免用‘封建社会’来指称这一时期。正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过的，按‘封建社会’的本义只能勉强套用在先秦时代，而秦以后，中国则结束了‘封建时代’而进入‘帝国时代’。”冯天瑜提出，应克服概念的滥用。他说，中国古来的“封建”，是指周代的封建制，这本是一个内涵明确、并未引起歧义的概念。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生产方式”的角度确定其涵义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也与“封建”的世界通义相悖。这既有碍于理解古史，也给国际交流及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带来不便。为避免滥用“封建社会”的概念，近几年来我撰写的论文和几部专著，论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都不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而用“宗法—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农业—宗法社会”代之。这些概念也不一定准确，但较之滥用“封建”，心里踏实几分。[③]

　　滥用“封建”的确造成极大的混乱。有不少人感到惊异：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封建”制度的周代，却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而必须称为“奴隶社会”(西周封建论者的“封建”实际上与中国古史中“封建”的本意并不相同)。相反，已废除了封建制度的秦汉以后的社会却必须称为“封建”时代。还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封建”和专制联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专制的就是封建的，有封建就必有专制。而在实际上，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我们多年来大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却不知道这一提法极大地违背了历史常识。北成在《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中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它只是‘东方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

　　看来，对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必将有一个大的理论突破。

　　大多数学者同意中国的封建制只存在于西周，还有人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相同之处。方兢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根本不同。黄敏兰从更广泛的意义提出质疑，指出封建制并非欧洲中世纪社会中普遍实行的制度。

　　黄敏兰在《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性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指出：将欧洲中世纪看作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的局限性。唯物史观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抽象性和单一性的特点。唯物史观只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而忽略社会中多种多样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把社会中种种复杂的结构和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从这种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原则来考察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必然就成为了理论核心，并以此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即封建社会，而不能看到和区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封建性制度。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因此也就决定了社会中所有制度的属性都是封建性的。然而，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封建制只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和明确的实行范围。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不仅有封建制，而且在许多领域实行的是非封建性的制度。非封建性制度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结论，与前苏联与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占主导地位并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观点截然不同。文章还指出，欧洲的封建主并不都是同质的，有些人因执行两种制度而具有两重性。

　　揭示封建制与非封建制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中相互并存、相互交融的历史状况，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形态，结构及发展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欧洲中世纪没有种种非封建性的制度，绝不可能产生出近代社会的结构。同样，如果没有封建制的种种原则(如契约原则)，资本主义也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就是孕育在封建制与非封建制这并存又交融的两种制度和原则中。

　　就象对“奴隶社会”一样，对“封建社会”也应有观念上的更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新认识将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理论。

　　二、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即一直被称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这种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的简单做法不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官民对立，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官，即官僚集团，其中也包括皇族贵族。民主要是庶民百姓，其中也包括庶民地主和商人。当然，比庶民更低等的贱民更是官僚压迫的对象。

　　在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王亚南明确提出“官民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与民众。一般人认为官僚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王亚南认为，官僚不是简单地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可以说，“官民对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中国的官僚自身构成了一个阶级，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以权谋私，用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官僚积极的以权谋私，首先是贪污和受贿。王亚南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官僚的贪污和受贿，已形成了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任何严刑峻法都难以禁止。官僚“以权谋私”，离不开与地权、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根据官民对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王亚南把中国古代社会称为“专制官僚社会”和“中国官僚社会”。其实，当时有不少学者有相同的看法，但在建国后，阶级分析法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不能为人所接受。

　　近年来，黄敏兰正式在理论上提出此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 期)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日常生活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其中庶民地主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庶民地主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受官僚地主的剥夺和欺压。庶民地主受官僚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对一般农民的剥夺。虽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同属于一个阶级，但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官僚地主不会照顾与他们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庶民地主的利益。更何况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仅仅是在经济行为上有着部分相同之处，并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黄敏兰的观点曾引起不少人的激烈反对。例如有人在一部批判李泽厚《告别革命》一书的论文集中，不点名地批评黄敏兰“不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矛盾关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即被称为封建社会──原作者注，引者按)中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这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太远了。”[④]

　　孟祥才赞同并发挥了黄敏兰的观点。在《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这个征课对象的主体应是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其中当然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役特权的一般地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象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那么尖锐。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因地租剥削过重而引起的佃农大起义还不多见。倒是自耕农因受不了封建国家过重的赋役征课而自动举家投献地主作佃农的情况多有记载。东汉时期，黄巾起义的队伍基本上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在豪族地主田庄上的佃客等反而跟着他们的主人参加镇压农民军的活动。这说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官民对立的情况。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指出，宋朝将臣民分为官户和民户。官户，即品官地主是地主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官户享有种种特权，官户有权势，更便于强占和强买土地。由于宋时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故官户的主要兼并对象应是地主的田地，而非农民的田地。宋朝的乡村上户作为编户齐民，没有特权，并且必须按其田业和家产，承担各种赋役。由于推行户等制的原则，乡村上户的负担还比乡村下户更重。确有不少乡村上户因承担职役而破家荡产。

　　《历史研究》1986年2 期张显清文《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明代亦然。”“社会等级虽然是‘多级’的，但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划分却是最基本的。”

“本文所讲的官绅等级，系指具有进士、举人、贡监生员身份的出仕、致仕、未仕人员的阶层。……皇族、贵族也属于官绅等级，……庶民等级，除了广大的农民阶级之外，还包括非身份的地主，即庶民地主。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役其身’与‘不役其身’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特征。……庶民服役，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官绅等级，不仅他们本身及其家内部分或全部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地也部分或全部享有免役之特权。人是有特权之人，田是有特权之田。”(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

　　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十分沉重的。明代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徭役之苦重于赋税。他们说：‘至粮外之役，尤能破家。’……今人王毓铨先生也说：中国封建历史上，‘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的多。’国家徭役的绝对数量已经如此之重，再加上官绅等级的转嫁，庶民的负担就重上加重了。……这里着重论述的是徭役给庶民‘中等人户’带来的痛苦和破产。”“庶民中小地主，作为地主阶级，有剥削农民的一面；作为非身份的庶民，又有必须承担徭役的一面。他们往往是重役的担负者、官户转嫁徭役的受害者，”“官绅优免加重了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和破产。”

　　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最显著的就是频繁的“农民战争”。民间流行的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农民”反。王亚南即指出：“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黄敏兰也指出官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残酷剥夺是历代起义的主要原因，许多庶民富户因不堪忍受官僚的剥夺和欺压而造反。刘泽华、王连升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君主专制国家征收大量的赋税、 徭役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当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但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管怎样残酷，因为这种剥削关系是租佃制，农民可以转租，这种剥削大体上就得服从简单再生产的规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只要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就不致于发生大的动乱。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可以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直接引起的。因为地主阶级的剥削不可能普遍地破坏简单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而专制君主国家靠权力强行征收大量赋税、徭役，剥夺了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手段。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的地主比西欧的地主更坏，只会杀鸡取卵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常发生国家编户民逃入地主之家的情况，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赋税。

　　中国古代的地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是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大等级。1983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建国以来史学界第一次专门研究地主阶级问题的学术会议。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对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结构提出看法。李文治将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官绅地主和庶民地主两部分。他指出，庶民地主没有特权，赋役负担比较沉重，和贵族官绅地主有矛盾。他们多是中小地主，比较注意农业生产。到封建社会后期，有的庶民地主经营工场手工业，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由于农村中没有行会束缚，在这类经营地主中较早地发展了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庶民地主数量愈显增加，起的作用愈大。他们的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文治还特别论述了明清时期地主阶级状况，指出，明清两代，官绅和庶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由庶民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虽不能完全摆脱超经济强制，但和官绅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毕竟有程度上的差别。庶民地主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官绅地主则是保守、落后的乃至反动的。傅衣凌、王仲荦主张把地主分为身份性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两部分。[⑤]

　　侯外庐早就对地主作等级上的区分。他不赞成一些人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大、中、小阶层的做法，认为，单纯以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区分地主阶级，并不足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他依据古代社会中等级、身份制研究地主阶级，将其分为三个阶层：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即豪门、豪强)和庶族地主(或细族、寒门)。他指出，品级结构是和土地权力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皇族地主占据了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品级性地主”，“庶族地主是指那些社会地位地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他们占有土地权，也能支配奴隶和招引客户，但不享有免役权，一般要负担国家的课役，我把它称为‘非品级性’或‘半品级性’地主。”所谓品级是指特权者的身份，“是特别的与国家相联系的职能。所以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身份性地主”，把庶族地主称为“非身份性地主”，指出二者是有区别的。[⑥]

　　不同的地主，剥削方式不同，与农民的关系不同。

　　李文治指出，地主可概括为两大类，即具有封建特权的贵族缙绅地主和“凡人”地位的庶民地主。“这两类不同等级的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不完全相同。由庶民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是比较自由的。由缙绅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由贵族缙绅地主的土地垄断到庶民地主的发展，是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土地关系中封建宗法关系的瓦解。”

　　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李文治说，在清代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主要是庶民地主。到清代前期，伴随着庶民地主的发展，又在经营地主中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类庶民地主和雇工容易形成自由雇佣关系。庶民地主的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引起一系列变化。他们的生产不单纯为了自给自足，还为了进行商品生产。他们为了增加生产，不自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组织生产。这类经营的社会性质在发生质变。[⑦]

　　柯建中也指出明清时期缙绅地主与一般地主，尤其是与经营地主的不同。他说，缙绅地主拥有政治特权，缙绅地主的佃户在生产条件上比普通地主的佃户要恶劣得多。缙绅地主的寄生性对经济所起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⑧]

　　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冯尔康指出，数量很大的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自耕农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不处于对立的地位。自耕农主要与国家发生关系，与国家处于对立状态。[⑨]

　　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包括庶民地主。据李文治说，乾隆五十一年修订雇工律例明确规定，其得以解除法律上身份义务的长工必须具备下述条件：一、在雇主方面必须是“农民、佃户”。这里的“农民”指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和庶民地主。

　　顾真在《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中提出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为“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税民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庶民地主。

　　顾真指出，以往的定论是：农民就是佃农，农民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他们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分析封建社会历史的唯一武器，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议论。如果深入考察，即可发现这些“定论”有某种失误。顾真认为：一、农民、佃农不是同义词，只有佃农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农民中有多种成分，其中自耕农占多数，此外还有平民地主。佃农只是其中的一种，佃农以外的多数农民并不与地主阶级构成生产关系。二、地主并非都是统治阶级。地主分为几个等级，绅缙以上的地主(皇家地主、贵族官僚地主和绅缙地主)是特权地主，或身份性地主，平民地主及贱民地主是非身份性地主，没有特权。他们与特权地主不属同一等级，也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三、当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另一种是平民地主和自耕农与封建国家的矛盾，也即“税民”与国家的矛盾。平民地主与自耕农一起是国家的主要赋役承担者，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当赋役沉重不堪时，就会和农民一起武装起义。四、研究封建社会，需使用等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能仅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封建社会是划分为等级的。“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等提法，是以佃农即农民的观念为前提的，倘若我们承认农民中有不可忽视的自耕农等成分的存在，就不能不认为上述概念缺乏科学性。“地主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之说，忽略了地主构成里包含庶民地主，如果将命题改为“特权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就确切了。顾真认为，只有认识到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由此认识封建社会所出现的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政治改革等，历史或许会清晰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封建国家为控制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等税民所采取的措施。

　　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确定，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以往所理解的那种地主压迫农民的“封建社会”。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从上述情况看，有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封建社会”套用于从秦至晚清的这一长段中国历史。而有些学者虽仍使用“封建社会”及“封建”等词，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见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张艳国主编《我的历史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45—47页。

[④]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⑤] 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⑥] 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⑦]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44页。

[⑧] 柯建中：《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306页。

[⑨] 见《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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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 21: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2 20:36 编辑

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我孤独地生活着，按医生的规定进食，咳嗽，有时生气，书也读厌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契诃夫《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朱逸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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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维尔名言集锦】

1.“那些声称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人从未解释过，为何这些文化的后果却是如此的不平等。”

2. “那些总是指责私营部门‘贪婪’的人，几乎从不指责政府贪婪，不管政府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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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11. “那些希望掏空我们的腰包并想驾驭我们的人，发现了一条神奇的公式：怂恿我们嫉妒他人或对他人愤怒，这样，我们就会不断地上交我们的金钱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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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尽管媒体和学术界都虔诚地谈论‘宽容’，但在我们的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里，对那些挑战政治正确教条的人，则毫无宽容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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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那些渴望规划他人生活的人，从来不会短缺。”

18. “‘多元文化主义’归结起来就是，你可以赞美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可以批评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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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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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
不是东西刘老师 今天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中的核心；先秦诸子的著作，是古代经典中的经典。



这个判断，几乎可以算正确的废话。我自己读诸子的书，本来只是因为兴趣，没想过有什么用。不过，社会上有一些论调，让我有反驳的欲望，所以反而倒有话可说了。



从消极方面说，是清热解毒；从积极方面说，是尊老爱幼。







所谓“清热”，就是别热血上头，觉得中国文明有多么了不起。



这几年，社会上有股子虚火，好像就得把中国文化说成全方位都最伟大的，不然不过瘾。



较真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吗？当然不是。两河、埃及都比我们古老得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吗？是的。但这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



如果有外星人在太空中鸟瞰地球，他绝对不会同意把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分成欧洲和亚洲。



图片

从欧洲到北非、西亚到南亚次大陆，中间都有相对便利的水陆道路可通，这是一个完整的大区域。这个大区域内的不同文明，充满了互动。一个文明衰落，另一个文明兴起，彼此的成就交织在一起。



中国就不同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东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国是这个区域的核心，中国之外，古代不具备再孕育一个发达的文明的条件。中原王朝被游牧民族入侵，这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但是古代，华夏文明并没有真正面对另外一个文明的挑战。



还有一种论调，现代世界有病了，只有靠华夏文明去给世界治病。



这个就更扯了，现代世界的复杂程度，比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有很多现代世界特有的毛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肯定只有现代的办法可以解决。



先秦诸子对有些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只要克服字面上的障碍，并且不强行赋予他深刻的内涵，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他们的解释过分简单，甚至荒唐可笑。



踏踏实实读原著，可以戳穿国学骗子的大忽悠。



这是清热。







所谓“解毒”，就是别中某些宣传的毒，觉得中国文明有多糟糕。



有一种说法，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觉得是“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很多古代习以为常的东西，是现代社会不能容忍的，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读古代史，当然觉得中国古代很糟糕；但“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因为读读希腊的，罗马的，欧洲的历史，会发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有很多毛病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共有的，都这德性。而传统中国为了克服这些毛病，作出了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的努力。



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在了西方后面，而且差距非常大。有些人突然开眼看世界，然后一下子心理就崩溃了，看中国哪儿哪儿哪不行，哪儿哪儿哪不对。真别这么没出息。



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一套很火的历史书，叫《罗马人的故事》，其中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在中华帝国修长城的时候，罗马人在修道路。中国的城市文化就是城墙文化，一个国家有城墙，一个城市有城墙，城墙里面紫禁城还是有城墙。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阻碍而是畅通。







对这段话您怎么看？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干了这碗鸡汤再说？



其实这就叫典型的瞎掰。这个道理，就像你练一个游戏人物一样，你不能把所有的点数都加在一项技能上。你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修道路，就是加敏捷，修城墙，就是加防御。



一个大帝国，当然是既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既要修路，也要修墙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秦始皇在干吗？秦为驰道于天下，还有秦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也在积极修路。



至于修城墙。秦国的都城咸阳城就没有城，因为有自信，山东六国都威胁不到我。罗马本来是台伯河畔的村庄，特别怕人来打自己，所以随着罗马城的扩大，城墙也修了一圈又一圈。



中国人爱修城墙的名声，很大程度是因为修了长城。但罗马人也修长城，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哈德良长城。至于罗马人的长城没有中国这么规模浩大，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北疆，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大河。天然就有地理屏障，这是命好，节省了许多开支。



后面我们会说到，很多问题，直接用地理、经济就可以解释，用不着说成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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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曾有一段著名的话：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
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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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大事记》

“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自是各界一律照办。
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今观其来京举动，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奸淫惨杀；惟一意保护地方，俾阛阓高枕无忧；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

英国旅行家兰道尔，联军占领天津后的亲身见闻：
“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天津居民）每家挂起一面甚至两面用纸或布做的休战旗。个别特别小心的人在自己前胸后背的衣服上缝了白旗，以免手里拿的旗帜还不够保命。……

那些用英文、德文或法文写在房门或休战旗上的求饶字句更是令人发噱。它们字迹颤抖，多半来自不太懂英文或法文的中国人之手:‘我是一个可怜的人，请联军军官不要抢劫我’、‘大日本救命’、‘这里属于英格兰的朋友，请不要杀人’。常见的是‘法国保护’或‘法国万岁’。恳求德国皇帝的也不少。

多数哀求字句是针对日本人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用汉字来写日文，这两种语言读起来是相同的，还因为中国人把日本看成是这次战争的领头国家，最为可怕。甚至于他们的小休战旗也往往是用日本国旗的颜色来装点的，很少看见英国或美国国旗。”
（《中国和八国联军》上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页197-199）

《中国近代史纲》写道：
“天津、北京一带为义和团的集中地，与洋兵有过两个月的战斗。联军占领之后，情况大变，天津民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

北京铺户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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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沈从文写的一段关于美的思索，我被这极致的描述震撼了，忍不住翻译成英文, 翻译的时候发现很难把原文的那种转瞬即逝、寂寞和哀伤的味道翻译出来。

“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没有家的。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谁能束缚着月光呢？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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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最近病源，舉其首要者，厥為近三百年來之異族統治。自滿清入主中國，一切措施，盜憎主人，全是猜防壓制誘脅愚弄。－錢穆《歷史與文化論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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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简单说来就是向贵族汲取资源的难度，明显大过向底层民众汲取资源的难度。故消灭贵族有助于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
“英国人的智慧，既远离法国人狂热的辩证逻辑，又远离德国人以世界为怀的意识形态；它的视野很窄；但它知道如何以审慎和强烈的实践感来了解并满足当下的要求。”——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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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留下了好多名言，例如“自由的本义是自我驾驭，自由的反义是驾驭他人。但是我觉得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段话：“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威胁：强人对于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于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于乌托邦的向往以及没有信仰的人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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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制造了次贷危机？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1977 年民主党人卡特总统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总统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在国会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

一觉醒来，金发普黯然离场了？

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不会，离场是明年的事。

报复也好，自保也好，作妖要趁早。后面的事才扑朔迷离，乱七八糟。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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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亚当斯谈美国《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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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的思考：“我的政治理念是民主。让每个人作为个体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作为偶像受到崇拜。” “我非常清楚，一个组织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有一个人进行思考与指令，并承担总的责任。但是，这种领导方式决不能是强迫的。人们必须能选择他们的领袖。在我看来，依靠压迫的专制制度会很快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总是招引品德低下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恶棍来继承。” “在我看来，人类生命中壮丽多彩的篇章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着创造性，感觉敏锐的个体，以及他们鲜明的个性。只有这些个体才创造出高尚与崇高。而广大庸众则既不善思也不善感。” 以上这些，只是“居民”，不是“公民”，更不是人民的人，很难理解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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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永远不会被外部摧毁。如果我们步履蹒跚，失去自由，那将是因为我们毁灭了自己。”
-亚伯拉罕·林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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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世纪末，美国在联邦层面上，又搞出了个移民配额制。

这套制度给美国每年接受的移民成分的规定。

比如英法德、爱尔兰等美国白人的“自家人”，美国人真的是敞开怀抱，允许他们每年几十万几十万的向自己移民。还在迎接他们的纽约港，修了自由女神像。



但东欧和拉丁美洲，美国人就给他们每年几千配额。

土耳其帝国，每年几百。

印度这样的，每年几十。

中国？干脆就不允许你移民。

《排华法案》你总听说过吧？就是这套制度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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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清单（全网购）

1、可长期储存主食：三口之家 600斤／年

   抽真空包装大米、面粉、干面条、意大利面、军用压缩饼干、各类饼干、方便食品.



2、罐头类食品：三口之家600-800个／年

   牛肉、紅燒豬肉、魚、雞、午餐肉、糖水菠萝、脱干蔬菜



3、辅料：5公斤盐、20公斤糖、60升食用油、火锅底料5公斤、6公斤黄油（冰冻）、10公斤蜂蜜、5公斤果酱等高热量食物



4、大过滤量手压式净水器、戶外单人直飲水杯，50-100升塑膠水桶數个



5、应急燃料：20公斤固体酒精、小蜡烛200只、点火器、50只装防风打火机



6、医药品：消毒酒精10瓶（300毫升），酒精棉若干，口罩500只，双氯芬酸鈉片（止疼消炎）、硫酸羟氯喹40盒，阿奇霉素10盒，青霉素、紅霉素油膏、眼药水若干，黃莲素若干、感冒藥、创可帖若干、止血绷带、体溫計、血壓計、家用急救包等



7、其他物资：

   对讲机、手電筒、電池、全波段短波收音机、太陽能電池板4-6平米（充手机等）、長時LED应急灯2个、室内蚊帐床2套（防断电后蚊虫）、户外帐篷、雨衣、雨鞋等，户外应急背包等



8、个人防护物资（参考香港黑衣人）

   户外刀、工兵铲（斧）、防刺衣、防弹背心、防护头盔、运动面罩、伸缩棍、护膝、护肘等



9、大量衛生紙、衛生巾（棉）、肥皂40個、消洗液若干、半年以上寵物食品、其他個人用品（理发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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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某公号发文，邓晓芒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

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则少正卯邓晓芒则是古人说的：真恶，以无理杀天下后世。

区别是：古人说的是以学问杀天下后世，而邓晓芒是以无学杀天下后世。



楚兄说：和批判儒家的目的一样，邓晓芒对鲁迅的批判性继承，是想从骨子里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他以为他是誰啊。简直神经病。

中华文化，不是架上陈列的书，版本可以更新，也不是烂尾楼，可以拆了重建，文化从来都是以人为载体，以家庭乡党邻里之往來为脉络，推而广之于国家天下以至后世的。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以，文化的建立，更新，重建，都得从具体的人入手，从家庭入手，从风俗入手，浸浸然不觉其变而变之。他写了几本剿袭他说以诬妄前贤的书，侥幸在时代转型时期大帮哄式参与过一套丛书的编辑以博得虚名，持妄侫之词上几次讲座，就大言重建文化，这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晓芒邓他自己修齐了沒？睦邻敦里了沒？慎终追远了沒？会祭祖嗎？会过节吗？懂衣食日用之礼之忌吗？这些都不做，轻易一张嘴，就举国文化重建，他以为他是上帝。


凡是自己于具体的事无知、所知不多而轻言这废除、那重建，成天抡几个概念以妄言惑人混天下的，必无格致之功夫，混入学问界的马师傅。



邓晓芒这种注定成为笑柄的妄人，坚顽之性导致其不可能反省，愚钝之资使其无力向学，早年侥幸得名其实是害了他，让他不敢、舍不得、也没能力否定自己，即不敢也无力自新。他那一代根柢浅薄又借时代之风气侥幸得名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沉寂养老或暗然凋零了，只有他还老妓倚门式涂着红唇满街飞眼儿吐瓜子皮儿，不成为完美小丑不肯谢幕。









附下图，算是对邓晓芒的注解——


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
原创 金台玉龙 许石林






【按】——照时下风气这个女娃的要求倒不算太日眼，就是这种言语词气太可憎。

邓晓芒曾经说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虚伪（装）和集体无意识。

许多东西，要心照不宣，应该讲个含蓄，即装一装，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嘛。

牲口市场买卖还知道在袖筒里捏手指头呢。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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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说，“一直到当代，在所有民族中，英国人都是普遍最守法的民族。”



哈耶克曾说：“人类社会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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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暴君？
   以商鞅站队，拥护商鞅、就是暴君、或者暴君奴才；
   反对商鞅、则有可能善良、爱民。
   
   汉武帝说“我本来想做好人”。
   即位，“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斥退了法家。
    接着：
“征鲁申公”，又“置《五经》博士”。
   甚至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反思汉武帝政策的盐铁会议上，为汉武帝辩护的全部是法家。
    独尊儒术、所以儒生在野、怒视暴君？罢黜百家、结果法家肆虐、万民哀嚎？
      所以，“盐铁会议”有必要设计一个专题“论商鞅”，给拥护商鞅者定位，让百官“选边站队”、划分正邪。
    1、商鞅有没有增加国家财富？
    政府说“国富民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儒生认为，商鞅以国家权力代替市场，“秦人不聊生”，“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食”，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儿童在家里受苦，“老母好泣、怨女叹息”，稍有良心之人、“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而文帝景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政府不干预、人民丰衣足食。经济有它的永恒规律，高产就牺牲地利、减少下一季收获，做好就是顺应、不折腾。
   2、秦灭六国是否商鞅奠基，秦的灭亡是否赵高偶然
      儒生反驳：
      商鞅的所有策略都是竭泽而渔，短期见效而埋下祸根。你们“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商鞅模式、越陷越深，即使没有赵高、秦国也回天无术。
   3、商鞅的军事策略
    儒生反驳：
    商鞅策略的确所向披靡。但是，“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功劳在表象，灾难却足以摧毁秦国，“初虽乘马，卒必泣血”～～～
   ～～～
   除盐铁会议代表之外，反对汉武帝的儒生中，还有宣帝时的夏侯胜等人。他们似乎更激烈，更精彩。
    总之，汉武帝说他尊儒，儒家却全面否定汉武帝，官员也认为汉武帝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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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自由》的卷首，密尔引用了同时代德国大学者洪堡的说法，洪堡说： “人类最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个性这个问题在密尔那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甚至我们可以说，个性在密尔看来就是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所在，密尔说：

“一个人的能力接近成熟时，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并解释经验，这是人的特权和正当条件”而如果缺乏个性，“他们作为人的能力凋零枯萎，没有能力形成愿望和活得快乐。“

而细读《论自由》文本的话，我们会发现密尔在讨论个性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努力超越习俗对人的影响。密尔认为，只要一个人没有在思想上超出习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说有真正的个性。他说：

“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

所以说，个性的养成和自由的实现是非常困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密尔这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来说是这样。可以说，这个修行的过程，是人一生不停磨练自己，开放自己的过程。

这种修行尤其体现在心智磨砺之上。密尔一直在强调不能对言论和思想进行限制，为什么呢？放开思想和自由不是让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为了能够给人们机会去锻炼自己的心智，去不断辨别和考究各种说法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这也就是人在思维上保持活力，保持个性的过程。

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一个时代的认知和风尚在不久之后可能随着风气一转，就成为谬误。所以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就不是一味地跟随时代风潮和书本知识，而是要不断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用我们的老话来说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一定兼听得到的就一定是真理，偏听得到的就一定是谬误，但是多听听别人的说法，自我思考，总是能相对地降低错误发生的几率。所以说，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就是为了打破权威或者舆论对知识的垄断，垄断之下形成的思想氛围只可能是失去个性的一潭死水。

密尔认为，真理必须在和错误的公开冲突之中得到考验，从而使大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如果禁止挑战真理，真理就会僵化，没有活力。密尔始终强调一种开放的、公开的大众辩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生活的一些重大实践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相互协调和结合的事情。”而密尔的一生正好就是这种不停思辨，不停走出流俗意见，反思自己的早先成见的最好写照，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有的气质。

总之，密尔的自由对个体的要求其实非常高，可以说是要求人一生保持开放，不停思考。唯有这样，人才能够依据自己的天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实现最本质的自由。而在民主社会中跟随大众，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扼杀了人的个性，使得所有人都变得千篇一律。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民主社会和流俗意见对自由的伤害，平等对个性的伤害。这种平等其实是一种平庸，造就了庸庸碌碌之辈，这种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危及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给密尔以一种窒息感，而《论自由》一书，一定程度上就是密尔对社会平庸化所开出最好药方。当然，密尔深知，现实之中个性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很多时候还是愿意停留在社会舆论中，人云亦云。所以密尔强调个性，重点也在于希望在民主化的平庸社会，为知识精英留下一些成长的空间，发挥其超常个性和非凡的创造性。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人的优越，而没有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显然不是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奴隶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庸人，而没有少数人的个性和天才，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社会。所以如何平衡好个性与平等，平衡好自由与民主，正是现代政治的困难所在。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和包容社会的人，密尔仍然是他们立场最清晰、最诚实和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密尔心灵的诚实，或者他文章的智识魅力，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和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推荐版本，孟凡礼翻译的密尔的《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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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学者林毓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反传统思潮如何影响了历史？
原创 罗小虎 经济观察报书评 3天前


作者=罗小虎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1956年8月1日，22岁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林毓生，在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将《罗素自选集》的“导言”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上。这是林毓生生平第一次发表东西，也是第一次领到稿费。当时，殷海光先生正在翻译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章节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林毓生读后，决定用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买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英文原版。哈耶克、殷海光、林毓生，中国人所熟悉的三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交汇与承继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5年秋季，刚从哈佛大学访学回去的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大学开设“逻辑课”，历史系学生林毓生选了这门课。但“殷先生把逻辑课使头脑不受专制散步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夹杂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林毓生颇感“空谷足音”，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一段师生情缘。即便几年后去美国求学，他也从未曾殷海光中断过思想上的交流。多年后，师生两人的交流通讯汇集成书《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1981年台北狮谷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这本通信录收集了殷海光与林毓生在1960年至1969年之间通信往来，不仅记录了两人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更是就当是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广泛讨论，哈耶克、帕森斯、奈特（Frank H. Knight）、席尔斯（Edward Shils）、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甚至包括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史华慈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以及与殷海光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学者胡适等，也总是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为此，林毓生说：“我的思想取向，从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开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义以来，至今一贯未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的。” 对于自己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林毓生在《翰墨因缘念恩师》中写到：“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在林毓生看来，殷海光属于“五四”中人，同时，与他同时代的五四一代不同的是，殷海光对“五四”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说，林毓生一生的思考也正是从此处继承了其老师殷海光先生。



1960年，26岁林毓生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留学资格，漂洋过海师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六年中，林毓生的奖学金有五年是由哈耶克推荐的两个基金会提供，这让穷留学生林毓生免于困顿之苦，可以安心攻读博士学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对铁幕里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庞大的影响。他的书的翻译本在那些国家的黑市被广泛流传和阅读，最后形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公众舆论环境。”然而，在林毓生看来，哈耶克最大的魅力来的“人格素质”：哈耶克先生勤奋的一生具体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召唤”所赋予的尊严与乐趣，在林毓生看来，这正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描述的“知识的贵族”。“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 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无论是殷海光先生，还是哈耶克，在林毓生看来，都是一个内心炽热、有着道德热情的人，这不仅仅吸引了林毓生，也深深影响了林毓生，因为林毓生也是一位具有强烈道德热情的人。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林毓生照例一早去上学，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转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这对年龄尚幼的林毓生造成巨大的震撼：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于是在其内心浮现出一个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晚年的林毓生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少年时代的想法几乎决定了林毓生的一生。1948年年底，14岁时的林毓生随父母移居台北。“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愈发让少年时代的林毓生的政治情怀，抱着“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的雄心走进了台大历史系，并遇上殷海光先生，以及之后哈耶克先生，并沿着他们的思考，展开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思考。



1963年，林毓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在开始准备博士论文的实话，他内心却出现了精神危机：在芝加哥大学读了西方原典之后，林毓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兴趣，是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关注中国的自由主义呢？林毓生陷入纠结，最后，他的导师哈耶克的一番话把他解救出来：“关于你宄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做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作参考。自从1918年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这番话实际上鼓励林毓生继续把关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从此，这成为林毓生努力一生的学术领域。



在201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的序言中，林毓生把1975年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完成了两项学术任务，一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二是尽力建立了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对“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这么艰难”进行了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便是197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他的老师本杰明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s）在《中国意识的危机》序言中尤其称赞道：“林教授并没有将其论题只处理成抽象论证的命题。他反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途径：借着考察三位最卓越的五四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想，来验证其论题。”



作为海外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林毓生沿着其老师殷海光的思考继续前行，对五四出现的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了思考，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出现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从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文化模式中找到成因，也看到了世界外来因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自1986年，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出版的，他的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林毓生：思想与人物》随后在大陆出版，并不断再版，让中国思想界对自由主义重新进行了思考。



2018年，记者几次联系了隐居在康州的林毓生先生，病中的林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回答部分均摘自林先生已出版的文章。林先生看过稿件，但因工作繁忙，林先生未能对稿件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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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世界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问=罗小虎

答=林毓生



1，问：在您看来五四运动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可比性吗？



答：表面上看，十八世纪以反基督教为其主要诉求之一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与五四反传统思潮相比，但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虽然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批判，虽然极为激烈，它却对西方古代的传统，包括希腊罗马的法律、文学、哲学及人文精神，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大是提倡。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未溢出它自己的范围——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从这点说，法国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根本不同的。



2，问：不过，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全盘性否定传统？



答：五四人物与传统的关系非常复杂。比如胡适在其学术著作中，对孔子、朱熹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鲁迅则对法家一些成分说过一些正面的话，对儒家道德传统中一些德行的正面意义表示过理解与同情。在个人生活层面上，鲁迅和胡适都基本符合儒家的道德传统的。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与中国传统成分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不少自觉的与不完全自觉的正面关系。另外，他们攻击中国传统的材料显示着他们的火力，是集中在传统的儒教或思想与文化传统及其有关的制度智商，仅从这个方面看，很难说成他们是在攻击中国传统的所有成分，当然也就不能说成他们的反传统活动是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注意，我所说的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乃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而不是整体的反传统主义。



3，问：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五四文化领导人物虽然没有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但他们有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倾向？



答：是。虽然他们意识中对于一些传统成分表示肯定或是同情，但并未阻止五四反传统的激进化。在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达到最激进的时候，其领导人物们所使用攻击中国传统的语言是毫无保留的，对中国传统复杂、丰富的内容，不做分析，其攻击的对象直指中国传统的整体。例如，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只有两期：一是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时在激烈反传统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流行胡适倍极推崇的吴稚晖说的一句话：线装书均应丢到茅厕去！在这个脉络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他们意识中的矛盾加以认识，因为这个矛盾相当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们在与传统成分保持不少正面关系的情况下，居然主张中国传统应该全部打到？



4，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与传统保持联系却又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打到？



答：主要原因是在五四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国出现了对于传统整体主义的（totalistic）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拒斥。这个激烈到无以复加的攻势中国传统整体的态度，正科称其为整体注意的反传统主义（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或以更口语化的汉语表达，可称其为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这个层次上，它有它的“理据”，这些理据构成了一个自足系统，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发酵、发展。在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者们的意识中的其他层次上，他们与中国传统许多成分均有正面的关系，以至于显然与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攻击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矛盾。然而，他们把这个矛盾推到意识中极为偏远的角落，在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白热阶段，其参与者无法顾及这个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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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举例说，从这个激进化反传统运动的观点来看，对其贡献最大者，当推鲁迅。他的文艺创作与杂文最能具体而深切地说明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必须整体地抛弃。然而，“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主导的全盘化或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经由鲁迅的推展，出现了逻辑死结，注定使得思想革命讲不下去，指向着由政治、军事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未来历史逻辑。我所说的逻辑死结是指：一个思想与精神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够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都不可能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



5，问：为什么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会如此封闭，以至于不顾及意识中的矛盾？



答：这就需要对ideology的性质说明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根据社会学家西尔斯（ Edward Shils）与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对其精审的界定。我综合一下用在这里，认为意识形态有两个特征：1 它根据自己的前提在其内部发展出来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性”论述；2 论述的“系统性”，则依靠着对于可能对它挑战的“事”与“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封闭性的程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强度与它所要应对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程度往往成正比：危机愈严重，愈需要意识形态的系统化来对付。为了要维持其“系统性”于不坠，意识形态便愈需要对其可能的挑战采取封闭的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帝国主义、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可以达到完全自我封闭的程度。五四式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在其最高激烈的时候，达到了类似的强度。不过，在其高潮过去之后的时空中，其封闭性与强势则有所缓和。



6，问：五四时期为何会出现封闭性如此之强的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只能大致谈谈三点原因。



首先，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深感挫折，因此引起了彻底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这许多政治现实成分，是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兴起的背景心理因素，但它们不能解释五四时代要求对于中国传统整体拒斥的思想本质。从分析观点来看，下面两个原因更为关键。



第二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后天子制度的覆灭，不但带来了早已捉襟见肘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而且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与传统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由于这三重秩序的解体，原来绝大多数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各项预设（包括朱熹、王阳明等大儒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是维系传统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秩序在一起的——三纲），其预设性及其直接或间接为天子制度服务的功能性，变得暴露出来了，所以均有被怀疑、被攻击的可能，因此，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结构上成为可能。



第三，天子制度的崩溃使得已经看清其预设的虚妄性的五四反传统运动的领导人物们，感觉到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文化 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一元式高度统合性。从这个视角出发，在面对这三重秩序大解体的严峻危机的时候，在与其他历史因素——包括并不完全自觉、但却极力坚持从传统中国衍生而来的一元、有机式的思维模式——互相而相互加强以后，他们很容易滑落到意识形态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过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当作一个完全统合的（fully integrated）、类似有机体的“整体”来看待。既然如此，这个旧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例如，陈独秀于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上说：“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他与胡适于1918年10月15日在同一期刊上共同答复读者的来信时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职是之故，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们激烈反传统意识高涨之时，一致认为：投入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乃是中国的新生所必需走的道路。



另外，中国知识分子带有极强功效性中西对比，也因他们于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一元化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加强。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即以中西对比的二分法来谴责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落后。这种以——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来衡量中西制度与文化的价值与功效的方式，已经隐含着极强的反传统的信息——它事实上是现代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滥觞。



然而，他们既要把中国传统整体地打倒，而事实上却又不可能做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自然出现了无法纾解的矛盾，也自然出现了暧昧性。这样的吊诡或悖论呈现着中国近代历史中深沉的思想和文化危机的一面。



7，问：五四时期出现的激烈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五四全盘化反传统思潮的风行与持续，实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激进主义的重要心理与逻辑背景因素之一。当许多五四激化反传统人士决定要把传统全部打到并发起一个全盘化或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的时候，面对未来，他们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vacuum）。虽然面对过去，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势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坚持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是负面的，无法提供正面的政治性行动方案。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性行动的意愿，它本身无法知道如何行动。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诉求，预设着最低限度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这些先决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在客观上，变得不甚相干。至于科学主义，它本身也无法提供之政治性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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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怀特海（A.N.Whitehead）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了；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波兰尼（Midael Polanyi）与哈耶克——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见识。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期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



8，问：在中国，说起自由主义，必称胡适。您对胡适似乎颇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



答：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同化”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则是一个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活力”，但他并为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思想的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地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胡适既主张进化地改革中国传统，又主张全盘摒弃这一传统，但他自己并未清楚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对他这个终身矛盾进行一番分析，那么，他的反传统主义的捉摸不定的性质就可以迎刃而解。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个矛盾仅只是形式上的或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胡适的改革主义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假改革主义。也就是说，他的改革主义是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胡适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的科学方法（或雏形形式的科学方法），对他推行西化的渐进纲领主义固然有用，但与他对中国传统持反传统主义的评价却不相关。他承认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这一一种积极因素，但这并未阻止他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也为妨碍他对全盘西化的辩护。实质上，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9，问：您说：鲁迅精神上的极度矛盾，反映的正是现代中国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机。鲁迅精神上的矛盾与胡适的矛盾有什么不同？



答：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为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若是分析鲁迅的多层次意识性质就会发现：在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同献身于理性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紧张的思想冲突。鲁迅反对一切空谈理论以及他意识中的复制紧张性质（这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脉搏，并且是20世纪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象征），表明了在“简单的一般化”这种陈腐思想泛滥的时代，他具有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然而他不能超越这种冲突——本来可以换个另外的说法来改变对中国传统的解释，或者最低限度他可以名言质问，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是否妥当——不能超越这种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占支配地位。但为什么它会占支配对位呢？归根结蒂，在他所主张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现实所产生的压力使这种影响形成了他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方法。尽管他热切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传统的思想模式仍然束缚着他，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他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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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



10,问：您形容您的老师哈耶克为“知识的贵族”，对他的“人格素质大为赞赏”，您可否仔细谈谈您对哈耶克先生的印象？



答：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hcoel Polaniy)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间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社,他自然更觉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海耶克先生的知性追寻之所以深具洞见与远见，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因为他始终忠于知性的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抵的缘故。这样的实践可在其内心一致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条件下，从他终极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导出。他的一生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了令人钦敬与欣慰的交代,并使知性神明光耀着人间的大地。



11,问：您曾经说，您的思想取向受殷海光先生影响一生未变，您是如何看待殷海光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答：先师殷海光先生在五十岁（1969）的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以臻成熟的阶段。这是他晚年一再提到，甚感遗憾的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中的许多见解, 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例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人权、 个人 的尊严)为前提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消解个人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殷先生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中所说的安那其主义不同。殷先生的个人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强制性和随意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与安那其个人主义，虽然殊途，但是同归。但在其它许多关键的地方， 则是相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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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殷海光书信录》



从学院的观点看，殷先生的著作之中是有欠妥当的、收到当时不完整的资讯限制的以及相当形式化的地方。然而，殷先生一生思想探索的意义，并不在于学院层次上的理论细节。他以真诚的声明投入思索的工作，起道德资源与道德想象力不断促使他认真地吸取失误的教训，并力求自我改进，最后终于从浪漫的激越落定到以自由主义大方向、大原则为根基的启蒙工作，并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这一启蒙工作。如他在逝世之前二十六天（1969年8月21日）以口述方式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序》中所说：



“我恰好成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我这里只选了一段。任何人接触到这篇文字所显示的真挚与清醒时，我想均不能不受其感动，因为它所呈现的精神动力，超越了殷先生一生思索工作的任何限制，并赋予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启蒙工作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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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0 11:1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31 22:16 编辑

2008年至今，美国印钞折合人民币70万亿，中国08年至今印了170万亿。//@天使也淘学27103:我国人民银行印了那么多钱，M2是GDP的2.1倍，而美国只有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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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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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大先生们 前天
朱正

作者：林东林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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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
　　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出版界一时风起云涌，湖南出版界尤甚。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了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而朱正先生则主持出版了“骆驼文丛”。湖南出版在全国赢得重要声誉，这两位功不可没。
　　出版之外，朱正还研究鲁迅，也研究反右派，曾以一部《鲁迅传略》和一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而蜚声知识界。对鲁迅，他从年轻时的崇敬崇拜而正视平视，发见了鲁迅的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对反右派，他在邵燕祥一篇文章的启发之下开始研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思考，从而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诠释和还原。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鲁迅传略》、给冯雪峰写信指摘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书中的史实错误开始，他就逐渐涉足文学界。因为职业和交游的关系，他为现当代文坛保留了一份切身观察。在他的眼中，“杨绛比钱锺书还会写文章”。夏衍说，“聂绀弩是鲁迅之后最大的杂文家”，朱正则说他的朋友邵燕祥是“聂绀弩之后最大的杂文家”。丁玲虽然被划为右派，但他却说，他所接触过的丁玲“可是根本一点都不右”。
　　两个鲁迅
　　朱正最早接触鲁迅是在国文课堂上，他后来开始研究鲁迅，起因就是爱读鲁迅的书。他不满意小田岳夫写的《鲁迅传》，于是就有了自己为鲁迅作传的想法。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从仰望鲁迅转向了对鲁迅的平视和直视：“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他走的弯路，我还是给他指出来。”
　　我开始研究鲁迅很早，那时还不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民族英雄。初中二年级，国文课箫鸿澍老师喜欢鲁迅，在课堂上常跟我们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看鲁迅的书最早就是向他借的，那是1946年。1947年我回到长沙，买了鲁迅的一些书，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桂林印的鲁迅的书很多，都是土纸印的，比卫生纸好不了多少，很便宜。我看了很多鲁迅的书后，自以为对他很了解。那时看到日本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我不满意，有些事情我比他好像还知道得多一些，我想，如果我写《鲁迅传》就会比他写得好，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想法。可是我1956年写出的《鲁迅传略》也没写好，后来越写越好，现在出的这本就相当好了。
　　这些年里我对鲁迅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早年写《鲁迅传略》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仰视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崇拜，不但喜欢读他的书，而且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比如他反对提倡国粹，我也反对；他主张中国应该引进一些西方的东西，我也很赞成。他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这一切我都是很拥护的。他后来拥护共产党、拥护苏联，也成了我的政治信念。
　　后来我东西看多了，就发现鲁迅的思想分两段，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北京时代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写文章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批判都是很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特别他搞左联的时候，晚年写的文章有一些就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了。
　　比如他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辩护到那个程度，苏联的排队购物他也辩护，斯大林制造的工业党冤案他也辩护，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苏联文化方面的成就，引证的论据是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外交官就是职业说谎家，他把苏联外交部的话引到文章中来作证。他晚年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国民党政府虽然做过许多蠢事坏事，但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做错。1933年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以后，北平受到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把故宫的文物装箱运到南边，鲁迅就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这件事，就文章来说是漂亮极了，但意见并不对。
　　再举一个例，鲁迅晚年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个什么组织？这是共产国际为了营救牛兰组织起来的，牛兰是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到南京中国政府。民权保障同盟为了营救牛兰，提出了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而且把牛兰这样的外国间谍也包括在政治犯之内。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不赞成这个提法，他说政治犯应该和别的犯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能无条件释放。结果就把胡适开除了。任何国家的人权最多可以扩大到革命权为止，如果政府是腐败的、压迫人民的、专制的，人民可以推翻它，绝对不能把保护外国间谍包括在人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护外国间谍的自由，营救牛兰就是要保护间谍权。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鲁迅的荣耀！
　　1949年后，因为政治环境的需要，鲁迅一度被抬得很高很大，被竖到了祭坛和神坛之上，被捧成了神。朱正研究鲁迅，也兼研究周作人和胡适。今天面对鲁迅、胡适和周作人，他能观其白璧，也能察其微瑕。
　　那些人拼命地捧鲁迅，对已经死掉的鲁迅其实也是一种灾难。鲁迅文章写得很好，大家都承认，但他的翻译就问题不少。像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简直没法看，但曹宝华翻译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同一本书)就很好看；鲁迅翻译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许磊然也翻译过，把两个版本对照看就知道。我不懂外文，对翻译没有发言权，但中文译本我还是能看出优劣，至少从我受众的角度来看，就哪一本好看哪一本不好看我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而且鲁迅对于外国文学鉴别的水平也并不到位，比如曹靖华翻译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是一个苏联小说，是鲁迅写的序，但那个书在俄国文学史上毫无地位。
　　胡适和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各有千秋。鲁迅虽然在晚年有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不怎么精彩的文章，但他早年的那些文章还是非常好的，都是经典著作。他和胡适至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他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第二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古文的底子都很深，在这一点上说，比方说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些问题胡适的研究比鲁迅更深，鲁迅讲错的地方，胡适给他纠正的也有。
　　就文章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确实都很好，反正两个人是难兄难弟，都是各有千秋。我现在觉得周作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是看得很深的，但他做了一件绝不能做的事，人可能犯各种错误，有些错误可以犯，有些错误不可以犯，我这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些错误我就不会去犯。鲁迅也犯了错误，但鲁迅的错误可以原谅，周作人的错误不能原谅，没有办法，我对周作人也很佩服，但也很为他惋惜，鲁迅有些事情我也为他惋惜！
1927年9月11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1927年9月11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许广平的书完全没法看
　　1959年，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朱正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看完之后却非常失望，他没有想到许广平的这本书写得这样差，事实错误触目皆是。后来他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大部分内容就是纠正许广平的这些错误。
　　许广平在主观上希望把鲁迅说得很伟大，但怎么样能把鲁迅说好她就不知道了。
　　我举几个例子。冯雪峰在很长时间里是和鲁迅往来最密切的共产党员，鲁迅和党联系中间重要的桥梁，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有一次问许广平：谁可以算是研究鲁迅的通人？许广平说，鲁迅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通人，最后多少年里恐怕冯雪峰可以算是鲁迅研究的通人。可是到了1957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许广平到会上发言，就骂冯雪峰是一个骗子、欺骗鲁迅、根本不懂鲁迅。
　　这个时候谁又是最好的鲁迅研究者呢？她又找到一个，是周扬，她说：“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讲稿，就是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把稿子拿给周扬同志去审查，周扬同志就填上3个字，伟大的，鲁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你看他对鲁迅多好。”
　　到了“文革”时，周扬不行了，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许周扬歪曲鲁迅》，讲了鲁迅当时对周扬不满。鲁迅对周扬不满谁都知道的，可是周扬走红的时候她一直不说，现在周扬垮台了，她就来说了。
　　《鲁迅回忆录》里许广平专门写了一章讲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到“文革”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她又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个文章没发表，我怎么知道的呢？周海婴写给毛泽东那封信里讲我母亲去世前就已经在写批判瞿秋白的文章了，就是说瞿秋白把鲁迅说成党的同路人，是贬低鲁迅。
　　我原来看到她的《鲁迅回忆录》，怀着很大期望，想她应该写一些很珍贵的史料，谁知越看越失望，我不知道的事她说得很少，很多我知道的事情她又说错了。我就写信给她，当时我是右派分子，不好用自己名字，就用我兄弟的名字写信给他，说你的书哪些地方讲的与事实不符。她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不过你是根据文献说的，我是根据回忆写的，我不准备根据你的意见作修改。她这就很矛盾，我也不做声，就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后来我打听到冯雪峰的地址，就寄给他看，冯雪峰看了给我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当时那些作者，有的都是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学问上是钱锺书大，但是写小说、写散文这些，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杨绛的小说《洗澡》，你说有多精彩！钱锺书的《围城》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洗澡》写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反映历史更加深刻。杨绛和钱锺书的人品也好，他们真不容易。【完】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7 20:2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1-29 19:58 编辑

经常容易被滥用的词及翻译：

客观（看法与我相近，但直接这么夸不太好，说客观显得是第三方的中性判断）
主观（看法与我相反，但又无法反驳，只能说是主观，暗示是偏见）
阴谋论（我无法理解，也强烈反对，但也无法证伪，只能先扣上帽子再说，事实和逻辑就不重要了）
偏激（偏激的程度与我自己观点的差异正相关，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偏激，反正先给扣上一个负面的帽子再说）

欢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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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文---酒饮服务商
#鹿鼎记#
鹿鼎记为什么越拍越滥？因为政治观越来越堕落。
      金庸丑化了天地会？有丑化、有美化。
      金庸吹捧了大清朝廷？有实录、有谴责、有辩护。
      鹿鼎记是汉奸文学？超越汉奸、也超越爱国者。
      鹿鼎记的高度，当代导演看不到，当代演员悟不到！
       改朝换代，如果以暴易暴，就不过是鹿鼎依旧、逐鹿失鹿都是暴君。明灭元如此，清灭明也是如此。无关满汉、无关蒙汉。
      人民是镜子、其他人都是演员。
      在人民这面镜子面前，鳌拜混账、吴三桂混账、吴之荣混账。
       洪教主神龙教之流，冯锡范郑克爽，同样卑鄙下流混账。
       陈近南、沐王府，是潜在的混账。
       康熙父子，悟到了一些，但人民还是鹿。只是，如果人民不满、就自己回满洲，省得生灵涂炭，这个境界、已经高出天地会好多。
      顾炎武黄宗羲，理论上明白、人民是唯一的镜子，只是民族情感放不下。面对韦小宝之问“明庭与康熙谁对人民好”，不能撒谎、也不愿意承认。
      阿九姑娘，九难师太，瞭望大明旧江山：关上千里、都属胡虏，要复兴、又得血海尸山，宁愿放手。
      鹿鼎镜中最恶最后之妖，是鹿鼎山外的俄罗斯：残暴、残忍、卑鄙。让俄罗斯进来，鹿灭鼎毁，人民做鹿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宁可人为鼎镬、我为麋鹿，也要守住鹿鼎山。也就是面对俄罗斯侵略，汉人必须配合满清、守住这满清为鼎、汉人为奴的大清帝国。
   金庸的鹿鼎，几人能记？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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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六阳掌具体招式，没有太多描写，只提过以下三招的名字，都是虚竹对敌李秋水时提到的：



1.阳歌天钧：



出自道教经典《上清太上八素真经》，这本书大概成于东晋或南北朝时期，撰者不详，其中说“地仙自复有八素经，论服王气吐纳之道也。又有九素经，论召鬼使精行厨检魂魄之事，正陆行名山长生不死而已。八素经后有天钧上曲阳歌九章，九素经后有凤吹龙啸阴歌八章”，阳歌天钧一名，当出于此。另：天钧是天帝处的音乐，反正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名字。

“玄冥”在中国古代的意象中，指冬天之神、太阴之神，反正都是阴寒的地方，按说该住在西伯利亚。李白有诗《大猎赋》：“若乃严冬惨切，寒气凛冽， 不周来风，玄冥掌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也。” 魏晋无名氏有诗：“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



所以这“玄冥神掌”应该是最为阴寒惨切的毒招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9 09: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8 09:56 编辑

人类社会的黑暗，普通人哪怕窥知一二也会被震惊得瞠目结舌。

——阿桑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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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么憎恨那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
】】】】】】】】】】】】】】】】】】】】孤独。



请看这些伟大的名字：



柏拉图、薄伽丘、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莱布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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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如何凶狠地汲取民脂民膏？ | 短史记
12-07 21:26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61810
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 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编者按：这是篇旧稿，是昨天的文章——《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所有的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样，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杀降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曹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拥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中，未必有人愿意穿越到汉末，生活在曹操的治下。因为他（包括他死后遗留给曹魏政权的制度）是当时对民众最狠的那个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对外），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对内）。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做自由民的代价，是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



当赵至成为“郡计吏”，得以前往洛阳，与屯田兵的父亲相见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对赵至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失，还告诫他不要再回家来。及至司马炎灭曹魏，太康年间，赵至再度以“良吏”的身份前往洛阳，才知晓母亲已逝。史书记载，本期望着自己提升了阶层身份、可以好好奉养双亲的赵至，获知消息后万念俱灰：



“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完）



夜月客 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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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好看谁关心考据……//@仗剑南窗: 钱锺书《管锥编》：“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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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求科技兴国之是 怀念查懋声先生
知识分子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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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懋声先生（左）生前和施一公合影



“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查懋声



撰文 | 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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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溘然长逝。查主席不仅是一位备受各界敬重的爱国企业家，更是一位尽力捐助科教、全心振兴中华的慈善家。他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和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传承。



1994年，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创办求是科技基金会，旨在奖励和资助中国大陆的优秀科学家。当年，首届 “求是奖” 评选出包括邓稼先、于敏、周光召在内的10位杰出科学家，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重奖，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引发很大震动。迄今，求是基金会奖励了对国家科技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1位杰出科学家，颁发了16项包括青蒿素研究在内的科技成就集体奖。



1995年，在陈省身、杨振宁、周光召等顾问的倡议下，基金会设立了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1996至2001年，求是基金会奖励了7批共120位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长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导者，包括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白春礼和现任院长侯建国，还包括包信和、张杰、杨玉良、张希等在内的一批大学校长。



应该说，自创立以来，求是科技基金会对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7年，查懋声先生秉承父亲的初心和理想，接过求是基金会的接力棒，努力在父亲卓有成效的事业基础上续写新的求是篇章。



我与求是基金会和查主席的结缘，始于2010年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这是我在国内拿到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奖项。当时，我回国不过三年，常常忍不住对科技界一些项目评审和学术评价现象提出批评，也常常因此陷入舆论和争议的漩涡。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求是基金会的认可于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2010年11月初，在福州的求是大奖颁奖典礼上，我与查主席第一次正式见面，很快被他的豪爽和睿智所吸引。其间查主席与我聊起如何把求是基金会的奖励计划做得更好，我略作思考当即回复：“恢复求是青年学者奖”，他表示了浓厚兴趣，于是我们相约专门再见面探讨这一议题。



2011年，查主席专程来到清华，我们彼此畅言心志，谈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一致认为现在中国硬件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却面临着优秀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鼓励海外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科学家回国工作。



我告诉他：目前以清华为代表的国内一流高校已经具备了和美国普通州立大学竞争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条件，但还无法与美国的顶尖高校同台竞争，原因之一是个人待遇相差太大，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费用和房价都居高不下，因此建议通过求是基金会的奖励来有效提高优秀青年学者的待遇水平，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吸引他们回国创造更好的条件。


查主席完全接受了我的观点，当即表示愿意重启求是青年学者奖的评审，决定给每位入选的青年学者分三年共奖励15万美元（大约100万元人民币）。同时，他也正式邀请我担任求是基金会顾问并负责求是青年学者的遴选评审工作。于我而言，加入求是基金会，和杨振宁、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孙家栋、韩启德等顾问一起共事是一项殊荣，我欣然应允。



在查主席的支持下，中断了12年的求是青年学者奖于2013年重新启动。我作为遴选委员会主席，邀请了19位各研究领域专家担任评委。迄今为止共评选出84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顶尖。2013年恢复后第一批求是青年学者中的许晨阳已经开始享誉国际数学界。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一批人成为今后中国和世界科技界的中流砥柱。



自从2012年开始参与求是基金会的工作，我便有幸多次与查主席一起共事，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其实，查氏家族在香港并非最富有，求是基金会的资源也不是特别丰厚。在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奖励越来越多的过去十年，查主席一直特别关注如何发挥最大效益，把求是的 “小钱” 投入到真正可以在中国科技界起到 “大作用” 的方面。


每一次求是科技基金会年会的自由讨论环节，我们都会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每当有争议的时候，查主席总会提醒大家从国家科技大局出发，只要能更好地发挥求是基金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要能更好地引进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他都会支持。他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纯朴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总让我由衷感佩。他曾说，“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多年来，查主席为求是基金会的发展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每年求是顾问聚在一起开会，他事无巨细，认真倾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力求使基金会能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找准努力的方向。除了继续奖励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激励优秀年轻学者，他也一直努力为基金会拓展新路，利用求是这个平台，更好地加强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推动基金会为国家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正能量。



也许是因为查主席长我25岁、对我格外关照的缘故吧，在讨论求是基金会大事之余，他很乐于对我讲述自己过去求学创业的故事，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查主席1942年在四川出生，7岁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初中毕业后赴海外求学。他在澳洲读书时，不止一次受到当地排华白人孩子的围攻；遇到这种情况，“跑是跑不掉的，只有打！怎么打呢？对方好几个人，我一个人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那就找准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打…… ” 查主席特别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攥紧拳头、瞄准部位、使劲用力”，把这个打趴下之后其他人便一哄而散。他这样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所以每次都能以一胜多，几次之后那些孩子就不敢再来找他的麻烦了。长大后又长期去非洲、去南美为家族纺织厂生意奔走劳碌，经历过很多危险，包括大大小小的内战、暴动和，几次险些丧命，直到1977年才返回香港。



非常遗憾的是，2000年，正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他却突然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判断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他顽强地接受了手术和长达几个月的化疗、放疗，从死神手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用勇敢热血、坚韧无畏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传奇，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



在我和一群同道创办西湖大学后，查主席一直特别地关心、关注。早在2016年，西湖教育基金会就开始与求是基金会合作，举办 “求是西湖学会” 学术交流活动。2019年10月，查主席、查太太，以及同为求是顾问的何大一教授，专程来西湖大学参观。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详细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的情况。查主席对西湖大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期许，风趣地指出 “求是基金会和西湖大学门当户对”，主动提出希望求是基金会能够和西湖大学深入合作，由学校承办今后的颁奖典礼、年会等活动，双方共同推进求是奖、求是之家和求是西湖学会的发展。


查主席还特别对我讲，他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依托，他很希望这个家就是西湖大学；我非常感谢他对西湖大学的信任和厚爱。后来经过几次商讨对接，2020年6月西湖大学和求是基金会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然而，就在合作协议签署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求是基金会执行委员、查主席的表弟刘学进先生突然联系我，说远在美国的查主席希望和我通电话。第二天一早，我如约通话，查主席很镇定地告诉我，胰腺癌复发并已经转移，希望回上海手术，手术顺利的话可以再有两年时间，失败的话可能就只有半年了。电话上，我内心震惊与悲恸交杂，半晌说不出话来。他顿了顿，继续平静地说：“一公，从胰腺癌确诊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十七八年了，这辈子我很知足。” 9月23日，查太太通过微信告诉我，查主席决定先在美国接受化疗，等病情稳定后再回国手术。万万没想到，11月9日，学进兄告诉我查主席已于7日病逝。8月28日的通话竟是我与查主席的最后一次联系。


现在回想，也许查主席在去年有一些先知先觉，所以全力促成与西湖大学的战略合作，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长远伙伴，我们会一直牢记这份沉甸甸的托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作为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秉持父亲的求是精神，持之以恒为中国科技发展雪中送炭、默默耕耘，激励着一代代求是获奖人、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他尽力捐助科教、回馈社会，其博大的家国情怀可贵可敬。在查主席和求是基金的引领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未来科学大奖到腾讯基金会科学探索奖，企业家和科学家联合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逐步兴起，铸就了中国科技奖励一道新的风景线。作为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也有幸得到了一批企业家的倾力支持，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我们希望，查主席留下的求是精神和家国情怀能深入大众心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的风尚，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融入文化血脉，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国家科学事业。我相信，这一定是对查主席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施一公

2020年11月20日初稿于西湖大学云栖校区

2020年12月17日完稿于G39次京杭高铁 图片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19 19:0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7 19:22 编辑

允许人们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益于道德风气的提升，而不像言论被钳制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必须学会说谎，以迎合执政者的意见。——穆勒 《自由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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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的作者、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年7月18日—1863年12月24日)说：＂如果一个人，身受大恩之后又和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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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的话让我振聋发聩：
“自由距它的灭绝不过一代之遥。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有一天，我们将在暮年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曾经自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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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危难

这时，那个黑影天使将脸转向南方，我看到非洲有个凶恶的幽灵，向我们的土地接近。这个幽灵缓缓的掠过美洲，不放过任何一个城市乡镇。幽灵所到之处，地上的百姓随即摆开阵势、打起仗来。我再看下去，只见一位光明的天使，头上戴著一顶发光的冠冕，上面有「联邦」两个字。他将一面美国国旗放置在分裂的国家之间，说道：「别忘了你们是同胞。」那些百姓立即放下手中的武器，和好成为朋友，再度团结成为一个国家。



（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三、第三次危难

神祕的声音又说了：「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这时黑影天使拿起号角，吹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又向欧洲、亚洲、非洲撒下海水。于是，我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从这三洲的国家冒出浓密的乌云，很快就结合成一团。



（全球的流氓组织起来，对付美国）

这一团乌云闪烁著暗红的光，映出一群又一群的武装大汉，他们随著乌云登陆、从海上向美洲前进，将美洲的国家捲入乌云裡。我隐约看见这隻大军蹂躏整个国家，焚毁城市、乡镇、村庄。就在隆隆的砲声、刀剑碰击交鸣、数百万人的喊杀声中，我听见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话声一停，黑影天使又拿起号声，吹出可怕的一长声。

我的上方立即出现一道彷彿一千个太阳凝聚出来的强光，将那一大团席捲美洲的乌云刺穿、破碎。同时，那位头戴「联邦」发光冠冕的天使，一隻手持美国国旗、另一隻手拿长刀，率领一支军团从天而降，这些白色的灵随即加入美洲百姓的行列。那群正在呻吟哭泣快要败落的百姓立刻士气大振，重整溃散的部队，扭转战局。

就在可怕的喊杀声中，我又听到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声音一停，黑影天使最后一次掬起海洋裡的水、撒在美洲，只见乌云层倒捲，牠挟带的大军也掉头撤退，离开了那块土地及得胜的美洲百姓。



（光明天使带领美国任珉最终击败老木偶败灯背后的邪恶势力）

终得平安

我再看时，只见城市、乡村、村落就像先前一样冒出来，那位光明天使带了一面蓝色的旗帜给百姓，他一面插旗一面高声宣告：「只要星辰存在，只要天上有露水降落地上，这个联邦也必存在。」然后，他从头上的发光冠冕取下「联邦」两个字，放在那面旗帜上，百姓全体下跪，齐声说：「阿们！」



（美国不会分裂，联邦像星辰一样久远，真是一块被神祝福的大地。看来这次危难，是为了考验美国对神追随的信心和勇气）

这景象随即淡出消失，最后成为水气袅袅上升，就像我最初见到的异象。这景象消失后，我再次面对那位神秘的访客并凝望著她。她用同样的声音说道：「共和之子，你所看到的景象要如此解释：有三次大危难将临到共和国，最可怕的第三次危难，即使是联合全世界也无法胜过。要叫共和国的每个儿女，都知道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语毕，这异象就消失了，于是我从那张座位上见到的异象，开始看见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走向她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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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的三次异象中，展现了美国的三次危难，令人欣慰的是三次危难都在神的帮助下，最终获得转机，美联邦最终在神的佑护下，从危难中挺了过来。


第一次危难兵困马乏的艰难情况下，美国打败强大的雇佣军立国（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美国建立）



第二次危难邪灵从非洲兴起，以解放黑奴的名义自相残杀（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这最可怕的第三次灾难正在发生，65锅介入了这次美国大选的5弊，算是应了全世界流氓联合进攻美国的第三次灾难，



还好在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异象中，美国在神的保佑下最终保住这片兹由的大地。



而胜过第三次邪恶势力的力量来源就是美国大地上的每个儿女，都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



要记住失去了这个信念，神不会站在任珉中间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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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
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生卒年份约在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他一生中去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米亚、黑海沿岸平原、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并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他的书中明确记载着，金字塔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后世的人们对这样的权威记载自然坚信不疑。
布克生活的年代距离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已经约2000年，人们不可能接受布克的推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布克的这个推断都被当作一个笑料。
然而，距离布克生活的时代约400年之后，也即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人们一定会惊诧，400年前那个叫布克的钟表匠，究竟凭什么否定了伟大的希罗多德？
随后的真相被一步步揭开，布克原本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而锒铛入狱。
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监狱就安排他继续制作钟表，也算是发挥其所长。
但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也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轻松松地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克苦苦思索。
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后来布克越狱逃跑，又过上了自由的生活。由于需要东躲西藏，让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在监狱中更加糟糕，可在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糟糕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在布克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么两段话：“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正因为如此，布克才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布克后来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
无论金字塔还是瑞士钟表，都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发挥的结果，本质上是艺术品；而在强制劳动之下，劳动者通过体力支出只能制作出商品，这就是差别。
布克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明了了2000年前的真相，摆脱了历史记载中的谬误对自己思维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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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女王卫队晕倒时，都是脸着地？
原创 beebee beebee星球 今天
即便已经日薄西山，但王室依旧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象征和骄傲。

女王卫队则代表着王室的脸面。

这支部队有着英国军队中最严格的纪律，就连晕倒也必须保持完美的军姿，不能给女王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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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皇室家族绝非易事。

女王卫队接到的命令很明确，那就是在任务中不能随意晃动或摇摆，不能掉落步枪，当然更不能躺下。

即便要晕倒，也只能往前倒，以正面仆街来显示出英国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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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向前倒。”

戴·贝文少校说，他率领着威尔士卫队的101名光荣的卫兵。

“哪怕这可能涉及到鼻子骨折和许多牙齿缺失。”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29 21:3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4 09:55 编辑

《红楼梦》这部书，值得信任的解读有几十种，乱开脑洞的解读有无数种，基本是靠作品自身的魅力就让完全不同的人自发地做这件事乐此不疲。相比之下，三国水浒的读者绝对数量虽然更大，但读者的多样性是不如红楼的。一定要说啥叫“经典”，就是这样吧。 ​​​——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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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梁启超：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

风清扬尘: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个故事：哥哥问弟弟，如果杀死一个小女孩，整个世界就可得救，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弟弟犹豫了一小会儿，声音很小但很坚定地说：‘不可以！’以自我中心并非个人主义的核心。实际上，个人主义的真正核心是：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去侵害任何一个个体。 ​​​​”（转发）


风清扬尘:
哈耶克：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许成钢：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去建立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_手机新浪网』http://t.cn/RlQXsV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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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軍力排在世界26位，因有利的地理條件，實際的防禦能力應能排入世界前15位，其防空能力，或能排入世界前10位，完全有能力實現防禦為主的軍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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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

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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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勿食我黍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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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




“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这一论断当然不是否认其他文化中也有和“侠”相似的现象。最明显的如西方的“武士”(Knighthood)或“骑士”(Chivalry)确足与中国的“侠”相互参证。事实上，武士阶层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其道德规范也大同小异。但比较文化史特别引人入胜之处则不在其“大同”的一面，而在其“小异”的部分。只有着眼于“异”，我们才能超越武士阶层的世界通性，以进而彰显“侠”的中国特性。本文将着重于“侠”在中国文化、社会史上的流变。这是因为“侠”的观念在中国史上经历了好几个变迁阶段，不容“一言以蔽之”。通过探源和溯流的研究方式，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划定“侠”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

一、 侠的起源及其中国特性

近代学人关于“侠”的起源讨论较多，大体言之，他们认为“侠”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而古代的“士”则都是武士。事实上，商、周的“士”大致是文武兼资的，到了春秋以后才开始有文武的分化。下逮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了。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1］

这一论断大体是合乎历史实况的。其中唯一可以斟酌之处是“侠”是否能看作“武士”的专名。《韩非子·五蠹》云：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这大概便是顾氏立说的根据。但是我们似乎只能说出侠出于武士阶层，而不能说凡是武士都可以称作侠。严格言之，侠是武士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史记·游侠列传》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这一段关于“侠”的描写不但抓住了古代“侠”的真精神，而且也为后世仰慕“侠”行的人树立了楷模。根据这一标准，大概只有武士中之出类拔萃者才能称之为“侠”，一般武士是不够格的。

“侠”既渊源于武士阶层，则其出现的历史过程大致与文士相同，也就是说，“侠”起于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以后原有那种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了，于是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有些高层的贵族下降为“士”，更有不少平民上升到“士”的阶层。一方面，“士”开始文武分化；另一方面，“士”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齐思和《战国制度考》指出：

平民既成为战斗之主力，于是尚武好勇之风逐传播于平民，而游侠之风与焉。慷慨赴义，尽忠效死，本为封建时代武力之特殊精神。……惟春秋之侠士刺客，犹限于贵族。至战国则举国皆兵，游侠好勇之风，遂下被于平民。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激昂慷慨，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而当时之王公大人，或用之以复仇，或资之为爪牙，往往卑礼厚币，倾心结纳。严仲子以万乘之卿相，而下交于聂政；信陵君以强国之公子，而屈礼于侯生。此种泯除贵贱之态度，实封建时之所未有。而侠客亦遂激于宠礼，慷慨图报；一剑酬恩，九死无悔。［2］

平民上升为“士”(包括武士)是战国时候最重要的变动之一。这便说明，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上初出现时即包括了平民在内，而非贵族阶层所独占。这是“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之一。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故不仅有庄严的授爵典礼(dubbing)，而且还有正式的组织(orders)。中国古代的“士”在春秋以前也是贵族并且也有成“士”之礼(如“冠礼”)，但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士、庶之间的界线已趋于模糊，而且有关“士”的礼仪似乎也松弛了。今天传世的礼书大致只能代表古代体制的理想化，不足以说明战国以下的实际状况。在“礼崩乐坏”以后，“士”的资格的取得是否必须通过形式的礼仪，如西方中古的骑士之例，至少在史籍上是找不到明确记载的。

从一般武士的情况推到“侠”的问题，则中西文化的差别更为清楚。“侠”之名在春秋时代尚未出现。所以中国的“侠”从一开始即不限于贵族，而包括了许多平民在内。《史记·游侠列传》云：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后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

在这段文字中，司马迁一连用了“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三个名词，显然都指平民而言，并持以与战国四公子之辈相对照。在他的观念中，战国时代的“侠”显然可分两类：一为贵族(卿相)之侠，一为平民之侠，而后者更为可贵。这一点在《汉书·游侠传》中说得更明白：

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横，力政争疆，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可见班固正是把四公子划为“游侠”一类。至于《史记》中的“延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史记注)条云：

延陵谓季札……以其遍游上国，与名卿相结，解千金之剑，而糸冢树，有侠士之风也。

顾氏以“延陵”为春秋时代的吴季札。此说可信与否在此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显然也认为司马迁所述延陵等五人是属于“卿相之侠”，而与“布衣之侠”不同科。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侠”有贵族与平民之别，另一方面则对平民之“侠”特加推重，故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这一点反映了汉初的“侠”大致已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侠”和古代作为贵族最底层的“士”已大为不同，即“侠”并不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礼”而存在。前面所引司马迁关于“游侠”的描写，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等只是行为的表现，而不是“礼”。从这一点来观察，“侠”和西方中古骑士的差异更是泾渭分明了。西方骑士之正式取得并维持其资格必须通过许多繁复的礼仪，如上面提到的授爵礼和各种定期的武术比试(toumaments)。这大概有些像中国古代的“士”的“冠礼”、“大射礼”、“乡射礼”之类，因为骑士和中国春秋以前的“士”同是世袭的贵族。西方骑士的家世背景是极其严格的，如果偶有一个平民被误授以骑士的身份，所有参与授爵典礼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3］。《管子·小匡》篇所载“士之子常为士”的原则在西方骑士史上确是信而有征的。由于“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而且平民的比重还越来越高，所以“侠”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一套“礼”的规定。这也许是因为“礼不下庶人”的缘故。总之，以“侠”与西方骑士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侠”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中国史籍上充满了“侠风”、“侠气”、“侠节”之类的名词，但却未见有“侠礼”之称。

“侠”虽然主要指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一精神却也不能完全没有社会基础。这就涉及在战国秦汉之际，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侠”的问题了。钱穆《释侠》指出：

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义，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论训》。其言曰：“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返。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4］

钱先生此处的观察十分敏锐，所引《淮南子》中“任侠”的故事尤其能说明问题。依照这一解释，古代的“侠”还不是指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存亡死生……的个别武士，而是指这些个别武士的领袖，也就是赡养着这些武士的人。如贵族中孟尝君之流和平民中朱家、郭解等人。他们平时都对大批武士予以财力的支持以及政治的庇护，因为这些武士中有颇多犯法的“亡命”之徒。韩非所谓“侠以武犯禁”，正指这种情况而言 。这一“侠”的文化特色更是在西方中古骑士身上完全找不到痕迹的。换言之，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而中国的“侠”则是非法的结合。“侠”在战国秦汉之际所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便是因为“任侠”的人手下有大批武士，可以在危机时为他出死力，如上引《淮南子》中“北楚有任侠者”之例。

《史记·季布传》“任侠”一词，据如淳注云：

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过去的注家曾对“任”字、“侠”字提出各种训诂上的解释，这里无须深究。如淳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指出了“任侠”是一种团体，不但互相信任，而且有共同的是非。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它扼要地揭示了“侠”的社会结合的本质：“权行州里”指“侠”的地方势力而言；“力折公侯”则指这种势力和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地位。如淳是曹魏时代的人，他对于“任侠”的理解大致可以说明汉代的状况。关于这一点，下面将另有讨论。17世纪的方以智在《曼寓草·任论》中也说：“盖任侠之教衰，而后游侠之势行。”杨联宝先生解释此语说：

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应有区别。……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等能养士结客，有许多人依附者为任侠，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则为游侠。［5］

可知方氏也强调“任侠”的社会集团的性格，这和上引钱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合。这一解释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史料中是能够得到印证的。

二、 侠与古代思想

最后，关于“侠”的起源，我们还要澄清它和古代各派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近代学者先后至少提出过三种看法。第一是章炳麟的侠源于儒说。《检论·儒侠》云：

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6］

这是说漆雕氏之儒即是古代的侠，其学既废才有“侠”的继起。但是即使在后世，“儒”仍然可以包括“侠”。

第二是墨出于侠说。冯友兰《原儒墨》说：

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专家，即上述之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7］

第三是“侠”与黄老道家有关说。劳干《论汉代的游侠》注意到汉初游侠似与黄老有关涉，如郑当时、汲黯诸人一方面喜“任侠”，另一方面又好黄老之言。劳先生所提出的假设性解释是二者都同属于平民阶级。劳先生更进一步说：

《史记·游侠传》序称：“儒墨皆排摈不载。”可见游侠既非儒亦非墨。亦即是游侠的行动不要任何学术或思想做基础。所谓或以为韩非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认为墨出于侠，是并无根据的。不过侠虽与道家并想上相承之序，却有若干思想上沟通之处。因为游侠本是一种传奇式的行动，出发点是任情适性，而不是在清规下的严肃生活，所以与儒墨俱不类，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8］

这三说之中，尤以墨出于侠的观念流行较广。但按之史实，这三种说法都缺乏坚强的论据。西方的骑士虽然也起源于古代俗世社会中的武士阶级，特别是条顿民族的英雄传统，但自十字军东征以后，骑士便和基督教汇流，从此骑士阶级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教会的捍卫者。所以一般专家承认“骑士”精神是由尚武、贵族和基督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9］，甚至最严谨的史家也不能否认骑士的仁慈、忠诚、正义等道德观念确有宗教的渊源［10］。中国的“侠”则不然，它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这又是“侠”与“骑士”的重要文化差异之一。

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见《淮南子·泰族训》)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因此和“侠”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如果仅据此而断言“侠”与儒、墨之间有谱系关系，则未免过于轻率。司马迁说“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这一句话便是以否定“侠”和儒、墨有谱系关系的断案了。而且司马迁此处所用“儒墨”一词已是“文士”的泛称，并不专指儒、墨两家。这在汉代文献中是常见的情形。例如《淮南子·泛论训》说：“总仰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盐铁论·晁错》篇说：“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论集议。”这两处“儒墨”的用法都只能解为一般文士的代称。墨者是文士而不是武士，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通解。至于道家不同情“侠”的行为，证据也是十分明显的。《淮南子·泛论训》在引述了“北楚有任侠者”的故事之后，接着评论道：

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总汇。此处评语显然是以“任侠”为多事，不合黄老“清静无为”的宗旨。我们又如何能说“侠”和“黄老”在思想上有所契合呢？总之，上引章炳麟《儒侠》篇中“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一语已道尽了“侠”的底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寻找任何古代学派的渊源了。

三、 侠的新阶段——社会基础与政治势力

游侠起于战国，但至汉代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代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这是“游侠”一词的由来。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之末太史公曰：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这六万多家包括了“任侠”者和他们所养的死士(“奸人”)。这些“游侠”当然都是从各地而来的。《淮南子·人间训》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的故事：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银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击)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长，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按：务、势也。)于天下。请与公缪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故事(亦见《列子·说符篇》)：故事中的“游侠”和他们的“徒属”无疑也是从各地来投效梁之虞氏的。

我曾指出，文士从战国到秦汉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周游列国的“游士”转变为具有社会基础的“士大夫”。汉初数十年中虽有“游士”的活跃，但已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此一变化的主要关键即在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长期容忍“游士”的离心活动。文士如此，武士亦然。“游侠”进入汉代以后，其社会性格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所不同者，“游士”经过“士族化”和“ 恒产化”之后，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而“游侠”的新发展则反对此秩序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因此终西汉之世，“游侠”都是皇权打击的一个主要对象。

汉代的“侠”已趋向本土化。《汉书·游侠传》说：

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 闾阎”、“州域”都是指“侠”的本乡而言。所以《史记》、《汉书》记述“侠”的活动无不标明他们的地望。让我们举几个例加以说明。《史记·游侠列传》：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朱家虽是名闻天下的“侠”，但他的基础毕竟在东方，所以“自关以东”的豪杰才对他特别景仰。同书又说：

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按：《汉书》作“大将军”)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所以周亚夫(条侯)才如此说。《资治通鉴》卷十六不载剧孟事，因为司马光不信剧孟的势力如一“敌国”。《通鉴·考异》曰：

按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司马光以宋代人的眼光看待“游侠”，不了解汉代“游侠”的地域势力，未免过于谨慎了。《史记》又说：

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尽诛此属。

其后代诸白(《索隐》：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侠非一，故言“诸”)、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又说：

自是(郭解)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这些“侠”虽然都是霸一方的人物，所以必须一一标明其势力范围。《汉书·游侠传》曰：

万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子夏”。

可见长安一城之内，“侠”即分成许多小区域，互不相犯。万章的势力限于城西柳市一带，因此才获得“城西万子夏”的称号。这种情况和现代大城市中黑社会的分区统辖，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各地区的“侠”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在汉代也是约定俗成。《史记·游侠列传》曰：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这个故事最足以说明“侠”的地域背景。郭解虽是名闻天下的大侠，但他是河内轵人，洛阳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得已而调解了洛阳的仇家，却不愿居功，而仍要暗中以此功归之于洛阳的“贤豪”。他的理由是“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也就是说这个调解之“权”本是属于洛阳本邑之“侠”的。从万子夏和郭解的例子，我们可以完全证实汉代的“侠”确是“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的。

“侠”和“士”一样，在汉代首先是和宗教的力量结合了起来。《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济南氏”便是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汉书·酷吏传》云：

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守。至则诛氏首恶，余皆股栗。

可见氏的社会势力主要便建立在这三百多家的“宗人”上面。《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云：

新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赵)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

杜建之例说明宗族和宾客是他的群众基础。此外如姻戚、乡党、故人等当然也都包括在内。《汉书·游侠传》记齐人楼护“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家，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即是一例。《史记·游侠列传》记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终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诛其族。这也是因为郭解的势力来自宗族。

由于汉代“侠”的巨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固说：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 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汉书·游侠传》）

从这一段简要的叙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汉一代“侠”在政治上的消长。现代史学家往往强调汉代游侠的平民性，这一点自有根据。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司马迁所谓“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或“ 闾巷之侠”乃是相对于周代“封建”贵族而言，汉代的“侠”却并不是普通的“布衣”、“匹夫”。战国的旧贵族到了秦汉时代基本上已消失了，但新贵族则开始形成，此即赵翼所谓“布衣将相”(《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代游侠的势力不仅遍及民间，而且和新贵族互相援引，甚至有些“侠”本身也参加了新贵族的行列。［11］我们试以魏其侯窦婴与灌夫的例子来说明“侠”与新贵族之间的关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想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想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的父亲张孟是灌婴的“舍人”，后并改从灌姓，其本来社会身份之低微可知，灌夫本人则因灌婴的提拔而历任郎中将、淮阳太守、太傅等要职，显然已成为汉初新贵族中的一分子。

但据上引传文，灌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游侠”。他和魏其侯窦婴之间一方面是互重义气，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以势力相援引。窦婴看重灌夫所拥有的宗族、宾客、田园等“权利”；灌夫也需要窦婴所拥有的列侯、宗室等政治关系。前引班固语，说“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事实上，这两类的“侠”在汉代初期即已存在。陈遵在哀帝时已因军功封侯，至王莽时先后出任河南太守、九江及河内都，“凡三为二千石”。他居长安时，史言“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见《汉书·游侠传》)。他的经历和灌夫极其相似，都可以称之为“侠而优则仕”的一型。由于灌夫卷入了魏其、武安两派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心，所以司马迁将他的事迹附在此两人传记之内(《汉书》亦然)，否则他也应该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

“游侠”的势力如此浩大，社会根基又如此深厚，他们自然是在朝的新贵族所必须争取的对象。但“游侠”的活动加深了王、侯、将、相之间的党派分裂，极不利于统一皇权的伸展。所以班固特别指出“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班固此处的“天子”是指武帝而言。其实，早在文、景两朝，汉廷已开始诛戮“游侠”了。不过大规模而有系统的剪除“游侠”却是武帝时代的事。所以酷吏政治成为武帝一朝的特色。“游侠”势力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不但助长了朝廷上的党派分裂，如上所述，而且更在地方上威胁到郡守的权力。我们可举成为例。《汉书·酷吏传》：

成，南阳穰人也。……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成在《酷吏传》，是一个侠、吏两栖的人物。他是在吏途受挫之后，才回到南阳本郡“为任侠”的。他在南阳的权势竟然盖过了郡守，自不能为武帝所容，所以义纵迁为南阳太守，“至郡，遂案氏，破碎其家”(同上《酷吏义纵传》)。自武帝之世起，下至王莽时代，汉廷都一直以全力来对付“游侠”。《汉书·游侠传》末云：

王莽居摄，诛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师古曰：指其名而捕之)……中叔子少游，复以侠闻于世云。

可见“侠”的困扰与西汉一代相终始，其所以诛不胜诛，正由于父死子继。“侠”几乎事实上变成世袭了，虽然并不合法。

—End—

本文节选自《武侠小说论卷》，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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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究竟讲了什么？
原创 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前天


这是一个暗喻中国各派思想相争与结局的童话。


前天那篇《两千年前，那场改变中国的“洋教入侵”》之后，很多朋友觉得不过瘾，让我接着写写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之争。
这个题目好难，真的。
思想这事儿，说理性实在太强，将佛教的传入写成一个浅显易懂的文章，我费了很大劲，也难言非常成功。而其他的章节，如果很仓促动笔，难免说得枯燥乏味，非我所愿。
所以只能留待以后了，请大家关注本号，我们常相伴，慢慢谈。
不过，正如大刘的《三体》借科幻小说谈了很多未来一样，用“讲故事”去隐喻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其实很早就有人做了。
那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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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一句，2017版这位黄蓉，在我看来很完美。


只不过，金庸这人太聪明了，把故事写得非常隐晦，很多人读完，觉得这就是个武侠小说。
其实，金庸自己在该书中本来就提示过了：小说一开篇，就写岳飞将他的武穆遗书藏在某个地方，再写了一些诗词隐喻其地点，别人都看不懂，唯独完颜洪烈看明白了。
这个暗示就再明显不过了：
小说里的岳飞诗词，读来是诗词，实则是藏宝图；
《射雕》这本小说，读来是小说，实则是个寓言。
金庸借这个寓言在暗示什么呢？
这本小说成书于1959年，那正是一个文化乱世，金庸笔下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是在试图总结和暗喻中国各传统思想流派的特质和命运。

1

暗示最明显的，“中神通”王重阳，他代表的是道家。

王重阳本名王喆，两个名字里都有“土”，因此他也对应这五行中的土。
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王重阳的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支脉，历史上的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单靠这一个定位，我们无法说王重阳所说就代表了道家。
真正让人确信金庸有心做这个暗喻的，是小说中王重阳在拿到《九阴真经》之后做的事情：
在拿到这本武林绝学之后，王重阳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把它往自己打坐的蒲团底下一放，并要求全真教上下都不得修习其中的武功。这个做法一出之后，一下子天下就太平了。
很显然，这就是在暗喻道家治天下的思维：无为而治。
《九阴真经》是什么？其实就是“治民术”。
在小说中，《九阴真经》是宋代一个叫“黄裳”的人所创。
喜欢跟读者猜谜的金庸，因为太想让读者明白这个梗，罕见地直接用了谐音这种非常直白的暗示：
这个“黄裳”就是皇上，是朝廷，是官府。
《九阴真经》，就是皇帝老儿总结经验想出来的那些“治民经略”。
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整套统治体系，是在宋代才成型的，无论科举、选官、任官，还是朝廷内部的君臣权力制衡，吸取历代的经验，宋代都已经玩得相当之好，其经验确实堪称一部“武林绝学”。
只可惜这套中原的“治民术”在宋代以后就被强行打断了，快马弯刀打天下的大元帝国对这套体系的继承非常粗陋。
所以小说中，九阴真经最终被封存到了“倚天剑”当中，直到元末天下重新大乱，才又重出江湖。
然而对于这样一门“治民绝学”，道家的观点跟王重阳一样：觉得这玩意儿非但不是宝物，反而是乱天下的祸源。
王重阳自己不学、也禁止自己门下的人学九阴真经，同样的，正统道家也从不思考什么“治民”的问题。
道家其实是中国式保守主义者，他们崇尚任法自然、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白了其实就是小政府，放任主义。相信把狗屁“治民术”丢一边，啥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好。
这种思想宛如王重阳的“先天功”，道法自然，是真正的武学之源。
现实也确实是如此，中国很多朝代，在政权建立之初，都会搞一段“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道家主义社会实践，这几乎是所有大一统王朝积蓄“内力”的真正心法。
当然，王重阳还有一个师弟周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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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写这个老顽童，估计是想暗喻道家庄子那一派思想：放浪、任达，全凭一颗初心行事。“南帝”一灯大师曾评价周伯通，说他：“心中无名”。而无名无欲，恰恰是庄周式的道家人物人生修行的至高追求。
庄子之所以能跟老子并称，成为道家之先贤，是因为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化用到了个人修行当中，在哲学上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射雕》系列中的周伯通也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武功也许不如其师兄王重阳，但在个人修行上，却更接近那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然而，正如王重阳早晚会死，《九阴真经》的魅力迟早会吸引其他武林群雄过来抢。
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在历代中国都只镇得住一时，镇不住一世。一旦时机成熟，迟早要出现一个“大有为之君”，试图利用积攒的国力，搞点事情。
这时，被道家镇住的“治民术”自然会被其他思想流派抢走、利用。
道家衰落，纷争的乱世由此开启。

2



《射雕》里抢《九阴真经》抢得最卖力的，是“西毒”欧阳锋。而现实中，对“治民术”最追求的，是法家。所以欧阳锋暗喻的是法家思想。
欧阳锋的锋字里有金，五行中的金也对应白色（白驼山）、西方。
欧阳锋来自西方，而中国最早一个靠推行法家思想强盛、统一的帝国，是某些人口中的“大秦”。
“东出”的欧阳锋为了抢《九阴真经》不讲道德、不顾底线、无所不用其极，是“五绝”当中唯一一个肯与大反派完颜洪烈合作的。
现实中的法家也是很没节操的一个思想流派。法家从来不讲什么道德观和人文关怀，为了帮统治者达到“治民”的效果，把理论发展得非常没有底线，更从不考虑其所服务的君王有没有统治的正义性。
《商君书》中公然声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简单地说，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君主把民众当成奴隶来对待。“一君而万民”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普遍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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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小说中，金庸给欧阳锋安排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局，他阴差阳错得到了“改版”的《九阴真经》，“倒练神功”，结果反而神功大成，在华山论剑中成了“天下第一”。
但代价是他疯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让这个天下第一争得毫无意义。
现实中的法家，其最终落入的窘境是一样的。
“治民术”和国家强盛的最终目的，本来是为了让民众安居乐业。但法家思想为了强求“治民”“强国”，反而得出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民众都逼得苦哈哈的，国家才能强盛。
一切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应当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人民的幸福，那么一个国家即便强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一点上，法家是真的忘了初心，在“倒练神功”。
所以历代法家思想家、酷吏，最终的下场往往都比欧阳锋这个老毒物还惨，不是作法自毙、就是被“大有为之君”用过之后弃如敝履——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但法家思想的那种冷酷无情、急功近利，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毒害，却是长久留存的，比“老毒物”欧阳锋的遗毒，何止狠上千万倍。
而正如欧阳锋是“天下第一”一样，法家也确实成了历代王朝统御民众的真正心法，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法家确实是中国传统各派思想中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第一”。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3




相比之下，北丐洪七公的隐喻比较难解，他代表的其实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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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这个姓里有三点水，七这个字的繁体柒，也有三点水，水在五行学说对应黑色、北方，也暗喻了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
我初看《神雕》时，一度误认为洪老帮主是道家的隐逸支派的代表。因为他生性豁达，放荡不拘。
但后来看到洪七公这段独白：
“我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
只要是大奸大恶，人杀了就杀了。这么勇于任事，当然是典型的儒家思维。
套用这个思路回看，你会发现金庸在书中的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洪七公除了武功高超、行侠仗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吃，见到好吃的就走不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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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在向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癖好致敬。
小说中，黄蓉说动洪七公收郭靖当徒弟的“诱饵”是给他做好吃的。
而在现实中，孔子的收徒学费就是“束脩”——肉干。
说白了，这是俩吃货高人，收徒弟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俺好吃的。
至少在写《射雕》时，金庸对儒家的评价很高，在小说中一开篇他就借丘处机之口把武林高手点评了个遍：
“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辈。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洪七公显然就是一个儒侠。
在小说中，洪七公所执掌的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在现实中，儒家也确实是在后世最为发扬光大的。
丐帮分为了趋炎附势的“净衣派”和特立独行的“污衣派”两派。
这是在隐喻儒家后来分化出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两支。
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官府收编，成为“净衣”的庙堂之学。而更加自由、活泼的阳明心学，则更像是“污衣”，为中华文明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灵性。
而从描述中可以看出，金庸其实是更倾向于更自由的心学而鄙视教条的理学的——净衣派的那些长老，都带有强烈的明清道学家伪君子的气质。
小说的主人公郭靖是洪七公的徒弟，洪七公传给他的绝招“降龙十八掌”也是非常刚猛、中正的招数。而金庸对郭靖的人物定位，也是“儒侠”——脱胎自儒家思想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他理想世界的“降龙十八掌”。

4



南帝一灯大师是佛家的代表。这个比喻太过明显，不用废话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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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灯大师的灯字带火，火、南方、红色，都是他的代表。
与道教跟道家的关系不同，佛教与佛家思想的关系是高度的二位一体，正如大理段王爷跟一灯大师，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金庸给一灯大师安排的身世，其实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几分相似：同样为烦恼所困，放弃王位，同样曾为脱离烦恼而苦修证道，成为一代大师，身边还同样跟了一批原本是其大臣的弟子。
在小说中，一灯大师的一阳指，本来是最能克制西毒欧阳锋的绝招（也应对火克金），但一灯没怎么用它打过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给人治伤。
在金庸看来，佛家的思想是非常高深的，佛教自带的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其理想是普渡世人。
这种理想，从理论上说有希望能够解法家专制苛政的毒，丘处机所谓“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
但在现实中，正如一灯大师无心与群雄争锋一样，佛教思想最终没有机缘成为中国各派思想中的统御力量。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西方那般的宗教社会，佛教在中国一直被压制在中下层社会，仅仅成为下层民众抚慰其精神创伤的安慰剂——正如黄蓉危难时要找一灯大师治伤。

5



黄药师，这个人最难说。中国真正成思想体系的理论“大宗”，只有儒墨道法释这五家，以这五家对应五绝，我很想说黄药师应该代表了墨家，但小说中似乎又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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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师，名字里两个字都带草字头，他的妻子冯蘅、女儿黄蓉也都字中有草木，暗示了五行中的东方、青色、属木。
的确，如果强行把黄药师与墨家进行比拟，倒也可以找出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桃花岛上的机关术，相传就是墨家最拿手的。
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感点兴趣的一家。而黄药师这人，也是武侠世界中难得的“物理大师”，你看他女儿黄蓉在落霞岛上是怎么坑欧阳克的，什么杠杆原理、轮轴原理、浮力定律，基本能用的都用上了。
而黄药师与梅超风等一众弟子的关系，与其说像师徒，倒不如说更像墨家的“钜子”与门徒之间的关系。
墨子在设计他的团队时，就是要求门徒对钜子保持无限的忠诚和绝对的服从，钜子一声令下，门徒们必须“赴汤蹈火，死不旋踵”。黄药师的弟子对他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式的忠诚。
而黄药师爱钻牛角尖、把儒家礼法看成狗屁的性格，也确实跟墨子有几分类似。
不过，与墨子崇尚“兼爱”“非攻”不同，黄药师的性格是极端自我、自傲的。如果硬要比拟的话，他倒更像是“一毛不拔”的杨朱。那似乎又是墨子的反面。
不过这些都无妨，因为正如黄药师虽然武功深厚却隐居桃花岛不出山一样，在中国先秦“儒墨道法”这四大显学流派当中，墨家是唯一一个迅速在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的。
墨家的销声匿迹，就是因为它跟黄老邪一样“性格古怪”——它的思想特质与中国其他流派的思想都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它、它也无法理解别人。
也许金庸想用黄药师代表的，是包括后世墨家思想继承者在内的一切隐士，这些人学了一堆奇门异术，但看着其他各派人士打成一锅粥，却不下场，隐居起来自得其乐。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绝”在《射雕》的武侠世界里为了《九阴真经》而激斗。
墨、法、释、儒、道，这五大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如何治国治民而争吵不休。
但是，金庸写到，所有这些江湖里的激斗，在另一种历史大势面前，都将面临一个猝然的落幕与终结。
在北方，一位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已经横空出世，他要一统天下，改天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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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快马弯刀、强弓利箭，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原武林的武学逻辑，那是一种更凶狠、更野蛮、也更加势不可挡的末日浪潮。
对于整个中原武林来说，这将是一场“终焉之战”。
而作者金庸，给这个乱世安排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结局。他说，将有这样一个大侠横空出世：他以儒家为本，自佛家得救，以道家为友，与法家为敌，兼收墨家之机巧，试图匡扶世道。
而在小说的结尾，这位大侠明白，自己倾尽毕生所学，也救不了天下，但至少还想“救一城百姓”，于是策马去了襄阳。
但这座城市，在“大汗”的兵锋前，能因为这个“大侠”的存在多支撑多久？
主人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作者在书中算得也非常清楚——从郭靖到他儿子郭破虏，也就两代人、三四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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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大侠打不过大汗，这总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襄阳终究会被大元所攻克，这样的大势无法被一个人所阻挡。无论他是有儒生气的侠客，还是做着侠客梦的儒生，也无论他是否真的习得了各门各派的武林绝学。
《射雕》，一个暗喻了中国古代思想相争与结局的童话。

-全文完-

PS:
第一次尝试写我眼中的武侠，一孔之见，望能给您一点启发。
今天配乐我放了两首曲子。
一是著名的《铁血丹心》。
一是03版《射雕》的主题曲《天地都在我心中》。
在我眼中，后者其实才是对《射雕》最棒的音乐演绎，其水平要高过前者。
不信大家可以细品一下，《铁血丹心》唱的只是江湖，但《天地都在我心中》唱的却是天下。即便单论意境，后者也比前者高很多。
更何况，《射雕》就是一本暗喻天下的书。
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会觉得《铁血丹心》更好听，因为先入为主，因为《铁血丹心》赶上了更好的传播时机。
世事大抵如此，来得晚不如来得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3 14:2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1 19:54 编辑

风清扬尘:
他们的人生信条都是一样的：既然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那么，不如喝吧。（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陈剑 译 ）

风清扬尘:
【12】潦倒文人路边美食达人朱学东
“人民——是统治者常常假借的一个名词。事实上，它是由那些被推出权力之门的普通百姓所组成，除了可以非常便利地为统治者的专横提供借口之外，在政治上再也不具备任何价值的一个弱势群体。”
PS：这谈的是晚清《钦定宪法大纲》里的新词汇。


】】】】】】】】】】】】】】】


余英时：汪精卫的诗
余英时 意轩书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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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將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將实現，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稿》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沒有系統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並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來，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钱与龙时相过从，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打也。”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 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举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页202——204）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

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哪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哪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响雷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晚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健康！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讨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115——116，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 END -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6 18:3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4 20:47 编辑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衞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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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写信给拉萨尔，对他的诗剧《济金根》提意见：“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也在对《济金根》提意见的信中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马恩的意思是说，艺术有自身的规律，如果艺术还承载了艺术之外的观念，那是自然而然流露，而不是硬加上去的。如果硬加上去，那就既损害了艺术，也损害了艺术之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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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文：阿克顿勋爵



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教育人们去追求自由，去理解自由，去获得自由。



自由的理念是最宝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



自由对人类的心灵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自由：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中，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



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自中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

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即具有受过教育、拥有知识、身心健康等素养。

自由与道德是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的。

自由作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其作为政冶问题的紧泊性。

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

自由是义务的存在状态，是良知的守护者。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自由之核心的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宗教只是在17世纪产生过这种良知的统治力量——就像它曾在19世纪30年代拯救过奴隶制一样。

▌自由与国家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作为一种人们所安享的状态而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安全感而存在。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进自由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欧洲，自由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之中。

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它只受更大的自由的限制。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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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意志和法律之间的和谐。

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

没有安全保障，自由就等于零。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自由要求具有牺牲精神。它假定事物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状态——这就要求在相互竞争的众多利益之间要相互作出妥协和牺牲部分利益。

自由的试金石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控制国家的力量。如果在所有领域都只是一种力量占优势支配地位，那么，就没有办法制衡这种力量。因为正是通过其他力量的相互联合，我们才防止了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形。

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平等蕴含着一个产生自由的伟大因素——它意味着宽容。

伴随着新闻自由而来的就是良知自由。

腐败比惨无人道的绞刑架、手指夹或脚趾夹等刑具要好多了；但是，腐败也会导致同上述刑具同样的目的。腐败会损害吞噬自由。

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自由则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的历史

自由的历史——自由，是贯穿于几干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唯一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因素——一条历史哲学的原则。

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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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进程：追求自由和反对自由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一条贯穿人类社会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主线。

自由的历史确实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世界的历史，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哲学。

自由、正义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经常互相斗争以推动历史进步的三种力量。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幸存的遗迹。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

自由是正当权利的思想在几干年的漫长时光里从未出现过，直到奴隶制度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也还未出现。这是因为几干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奴役与征服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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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像生命和财产一样弥足珍贵，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在古代世界和传统社会里早就充满了这类论调。因此，我们并没有为时代开拓出更大的空间来。

自由不是原始的、必有的或遗传而来的，它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这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是一种具体的特殊权利。这是中世纪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只有当你能证明你的要求是自由的，你才是自由的。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自由被认为是与民选政府相关联的产物。然而，宗教自由却是君主政体而不是民选玫府的成果。

自由与民族性格品质的关系：众所周知，自由不是与天才、创造性思想、发明、逻辑性、勇气、道德文化以及节俭等品质相伴而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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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靠法律，自由的存在还依靠其他许多事物的支持——文明、道德、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永远要面临和背负的一个问题。

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作为依据。

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自由无法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开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由的一些标志：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陋习，自由留易，新闻自由，有教养，有民族自豪感，制定抚恤贫困的法律，对独立性的自我驾驭。

自由贸易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使人民适应自由的要求。

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的阶段才出现。它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阻碍自由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压迫，也有贫困和无知造成的障碍。

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价值：使老人安享天年，救治有疾患的孩子，拯救战争中失败的幸存者——因伤残废和绝望的士兵，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些努力：尽最大的努力和花最大的代价去改造罪犯，而不是把罪犯送上绞刑架时去祈求刽子手廉价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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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各种威胁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

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极权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极权主义。

作为自由的敌人的斯宾塞遗产：斯宾塞主张要从作为进步之根源的环境里获得解放，如果依附于环境或其他因素，就会阻碍进步——这是通过聆听上帝的教诲而不是人的教诲才完成的事情。它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乃至革命。

种族主义者坚持种族的影响力——这会减损并毁弃自由。

天国的目标就是自由。人类离这个目标还有多么的遥远啊！非洲还没有开始——亚洲的起点也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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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滴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阿克顿勋爵的作品集，这些作品是否值得带进坟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书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每个爱自由，爱智慧的人，都应该将这些作品置于书架最醒目位置，并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您可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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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男老郭｜八部半
原创 大头费里尼 八部半 昨天
文｜费里尼



老郭，又名郭老。郭老的名头忒响，以至于不齿其为人的很多人，最后说起伊，也一口一个郭老。他们不是尊敬，是惯性。



算了，从这里开始不叫他老郭了，就郭老吧。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无数天上的繁星。



世间渣男如繁星，而郭老就是当中最璀璨的那颗。



郭老的渣男面目很早就大白于天下。1990年代初，我在大学念中文系。文学课上某老师激情四溢口吐飞沫：“当年，郭老扛着一根如椽大笔……”底下男生集体发声：“嘁，戆卵……”



不是骂老师。



郭老四川人。少年搞基。这件事我没有臧否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20岁那年，家里给他成亲。他没有圆房就离家避走了。30年前我看到这个故事，还以为是反抗封建礼教，或者嫌弃新娘不够漂亮。后来懂事了，晓得不过是一个同妻的悲惨故事。



这个同妻一直守在郭老的四川老家，前后68年；甚至连鲁迅的原配朱安都不如，朱安后来至少蹭老太太的福和鲁迅同一个四合院好几年。1930年末，郭老衣锦还乡，特意给这位被挂起来的原配一个深鞠躬。据资料记载，这位原配“受宠若惊”——看得我要拍台子了，作者是否对“宠爱”有什么误解。



郭老后来去了日本学医，后来和迅哥儿很像，开始爬格子。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郭老在日本，直了。



伊和仙台望族佐藤家的女儿好了，女孩为了他不惜和家庭断绝关系，后为他生下5个孩子。改名安娜的女孩彻底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37年，郭老抛下安娜和孩子回国，就此死人不管。抗战中，安娜作为敌对阵营名人的家属在日本备受折磨，但居然坚称自己是中国人。这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很像，嵯峨浩原来是关东军为控制溥仪家族安插的日本皇族，与溥杰联姻。未料婚后嵯峨浩彻底倒向丈夫，最后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北京直至去世。



郭老和安娜婚姻期间，外面也没闲着。冶游时还在专业人士那里染了不可描述的毛病——这点，郭老在自传里也没有避讳。



第一桩人命案子出来了。在日本的时候，郭老搭了《大公报》驻日的记者于小姐，花好稻好甜言蜜语，讲一定和安娜离婚迎娶小于。等到小于肚皮搞大，又支支吾吾让伊打胎——世间渣男的套路总是相似的——写到这里我几乎要打算撤回昨天《渣男老刘》那个标题了，和郭老相比，老刘就是清流，和吴秀波相比，薛之谦就是清流。



小于拿掉了肚皮里的小人，1937年初，回国没多久自杀。当中发生了啥，勿晓得。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于小姐曾经和朋友哭诉：“他是个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实在是恨透了他，我要自杀。”



死前她曾留下十七字遗言“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似情伤，又好似包括不限于。



早年郭老除了“如椽大笔”，也是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北伐战争时，他在队伍里担任类似文宣的工作，为校长摇旗贴金。后来大革命失败，郭老和老领导翻脸，奋书檄文《且看今日之Jessie.J》。老领导很生气，全国通缉伊。不过伊1937年抗日时回国，老领导非常大气，不计前嫌，给他一个厅长的干活。



郭老回国，又认得了一个欢喜演戏的于小姐。巧的是，这个于小姐居然就是前一个于小姐的亲阿妹。阿妹当时应该不晓得阿姐事体。



1939年，郭老和于小姐在重庆大后方结婚。搿辰光，两个派对合办了，风度翩翩的周先生也在重庆，在婚礼上，老周和郭老咬耳朵，讲：希望这是侬的最后一次婚姻。郭老讲，有数。搿趟伊到说到做到了。这真的是伊这辈子最后一次婚姻。



顺便讲一下老周也蛮有意思的。当年上海文艺界还有一个渣男金先生，风流倜傥本傥就是伊，黑白两道通吃，会演戏，人称话剧皇帝，还为派对搞情报工作，1950年代去三胖故乡文艺慰问，居然睏了头胖的女秘书，头胖气不过，请伊吃了一只大头耳光，不敢动伊，据讲最后女秘书……后来金先生回国，搭了周先生的干女儿孙小姐，最后要结婚。老周勿想同意，也没啥办法，最后送去婚礼礼物——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后一个于小姐又为郭老养了6个孩子。



等到抗战胜利，安娜回中国寻郭老，发觉郭老已经是十几个孩子的父亲，并且对伊十分冷漠。最后还是老周上路，1949年后安排安娜进政协，给了副部级待遇，最后安娜101岁在北京去世。安娜和郭老的其中一个儿子生活在上海，是高级知识分子，业余欢喜摄影，特别擅长拍老房子的户外楼梯。这个儿子讲过一句邪气煞根的话：我父亲对国家是忠臣，对家庭是罪人。



郭老早年治学还有点料。1930年代，徐志摩还没有从飞机上掼下来的辰光，有趟约胡适和郭老吃茶，席间徐志摩和郭老讲，胡先生觉得侬一篇学术文章写得不错。郭老很开心，从对面冲过来抱牢胡先生的面孔就香了一记。



综合判断，郭老属于表演性人格。



撩妹时狂写情书是，包括后头伊根据不同风向写的诗，基本属于一泡污——也是表演的一部分。1978年，我刚上小学时，里弄里就流传过郭老热腾腾的打油诗：大快人心事，粉碎……



郭老也是在那一年挂的，享年86岁。于小姐非常蹊跷地在半年后在寓所自缢。坊间一直传说，是一份关于伊阿姐死亡真实原因的文本被伊看到。这是郭老渣男生涯里的又一桩命案。



时间超前追溯十几年，还有一桩命案。



特殊年代，郭老一个儿子在大学被揪斗，命悬一线。郭老已经收到求救信息，当天他就要和老周碰头，是开口求救还是隐忍不发。郭老最后选择了沉默。其子旋即自杀。据讲，郭老晚年闷在书房，把自杀儿子的日记全部誊抄了一遍。搿桩自杀案之前，还有一桩……郭老另一名学音乐的儿子1967年莫名自杀，死因至今成谜。



耳顺之年过后的郭老开始搞古人。万历皇帝的墓被他挖开，当时的官方盗墓手段很低（今天还是如此），造成大批文物见光后迅速氧化衰败。后来郭老还意犹未尽想挖武则天的墓秦始皇的墓。习惯晚到的老周这次没迟到，一纸手令：十年内不许再挖。



那个多血质早年要号称与天狗掰头的郭老其实早就死在了他的盛年。Jessie.J没把他如何，或许前者还有底线。换了人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这个渣男，舆论有着统一的风向。对他的才华，倒也没有因此一盆水全倒掉，迅哥儿当初对他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才子加流氓。



翻检郭老往事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体。我常想，郭老的渣，恐怕既不空前，也没绝后。换一个我们上去，还真未必比他更不渣。但是，在处理具体的沉渣往事时，是不是存在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时代浪潮的汹涌固然让人身不由己，但总有罅隙里侧漏出的光，让人不至于对人性彻底绝望。



在今天，对郭老的攻讦无疑是安全的。



津津乐道郭老八卦往事的我们，也是怯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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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已经二百多年了。按照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二三百年是王朝的生命极限。一个王朝，新生时有活力，然后慢慢腐朽，最后崩溃。其实，民主制度也会有腐朽周期。

200多年前，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

“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制)文明，平均年龄是2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奴役到精神信仰；从精神信仰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富足；从富足到自私；从自私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到奴役。”

可以说，美国也没有逃过政权体系腐朽的命运。一个政权体系的运转，实际上也是一个文明体系运转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可能堕落，利益可能腐朽政权，民情可能恶化。信仰堕落导致人性自私的释放，利益趁机吞噬权力。民情的恶化导致文明肌体的腐朽，暴力或收买或谎言就能俘获民众。最后，上层阶级和下层社会皆腐朽，导致文明及其政权的溃烂！



【3】民情溃烂决定民主溃烂



1960年代的左派运动（如反传统文化），美国加速向左转，信仰和价值观不断堕落。随着左派持续破坏传统文化、教育推广“无神论”及左派越来越掌控美国教育和媒体，美国基督信仰和价值观不断堕落。同时，美国白人从1950年的90%，随后比例快速下滑，到2018年仅为60%。低质量的容易被收买的人口如黑人、底层拉美人、非法移民等快速增长。

文明是人口、文化和制度的组合体。人口的智商、性格文化基因（如勤劳或懒惰），将影响或决定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社会及制度的土壤，文化决定制度的体系的运行质量。反过来，制度也会影响文化，变成互为因果。人口与文化的结构恶化，必然也导致制度体系的恶化。于是，文明和政权都同时恶化了。

比如，黑人智商低、懒惰、文化落后，黑人执政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曾经，南非在1994年之前，由白人执政，南非成为准发达国家。当占人口80%的黑人获得选举权之后，南非民主就变成“黑人的多数人暴政”，南非民主宪政制度体系就此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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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堕落，价值观的堕落，人口结构的恶化，国际大资本利益的膨胀，一起促使美国文明的堕落。虽然，1980年代的里根执政，让美国又“复活”一次。但是，文明的根基，人口、信仰、价值观等持续恶化，不可避免的导致政权与社会的持续堕落，也就是文明的持续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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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晓春

讲一个故事。
傅聪先生生前的粉丝众多，
其中有一位瑞士大作家，他从未谋面。
但是他始终引为知音。
认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大作家，
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
这个作家就是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是一段文坛佳话。
1960年，黑塞83岁，居住在瑞士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州的美丽乡村蒙塔诺拉。
一天晚上，他打开他家书房的单声道收音机。里面正好流淌出肖邦的音乐。
几分钟之后，黑塞听呆了，这是他心目中的完美的肖邦作品演绎。
黑塞不光是文学家，他的古典音乐修养和他的绘画素养一样，无比深厚。
他热爱古典音乐，少年时候就喜欢研究和演奏肖邦。
他一生听过无数演奏肖邦的音乐会和录音，但他认为自己活了一辈子，还没听到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肖邦内心的演绎。
直到1960年那个晚上， 他第一次听到了26岁的傅聪弹奏的肖邦。
节目结束，主持人说，刚刚这个演绎来自于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名字叫傅聪（Fou Ts’ong）
他异常激动，给他欧洲艺术界的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致一位音乐家》（An einen Musiker），大力赞扬和推荐这个以前他从未听过名字的陌生中国钢琴家。
可惜啊可惜，
他并未有机会和傅聪见面，
两年后，黑塞离开了人世。
而将近11年以后，
阴差阳错，
傅聪才第一次知道有这封给他的公开信的存在。
傅聪读完信之后，大受触动，
从此引黑塞为平生最大的知音。
这封信2003年在法兰克福被公开出版
（Hesse, Hermann: An einen Musiker. In: Hermann Hesse. Sämtliche Werke, Band 12.）
昨天听到傅聪先生离世的噩耗，我找出了当时的这封信，
试着匆匆翻译如下，
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我答应过您和您分享一次最近收听广播电台的感受。
这台“肖邦之夜”的音乐会是由一位名叫傅聪的中国钢琴家演奏的。
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和为人，我更是一无所知。
完全是这个美妙的电台节目让我兴致盎然。
当晚，肖邦作品迷人的旋律强烈地吸引了我，肖邦是我少年时候的大爱。而这次，竟然偏偏由一位中国钢琴家演奏。
他弹得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之前我听过许多钢琴大师弹奏肖邦，如巴德里夫斯基（Paderewski）, 神童科沙尔斯基（Raoul Koschalski）, 菲舍尔（Edwin Fischer）, 利巴蒂（Lipatti）, 科尔托（Cortot），他们都有自己特色。
有的沉着精准，有的忧伤细微，有的充满活力，有的喜怒无常，有的汪洋恣肆。
他们时而注重声音刺激，时而强调节奏不同，时而虔诚时而张狂，时而胆怯时而炫耀。
这些表现方式都很动听,但是这些演绎却极少符合我心目中理想的肖邦。
我认为弹奏肖邦的理想状态，必须要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样。
也许接近这种最高理想状态的是André Gide弹奏的几首叙事曲，
他一生都积极地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肖邦钢琴家而努力。
但是，短短几分钟时间，我已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打动，继而是由衷的激赏。
我当然承认，作为演奏的前提条件，傅聪技法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这来自中国人固有的耐心和技术自信，他无懈可击，圆融的精湛技艺甚至可与科尔托或鲁宾斯坦媲美；
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仅是完美的演绎，而是肖邦，真正的肖邦。
傅聪的演奏让我想起在华沙及巴黎的肖邦，亨里希海涅和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
他的演奏，让我感受到紫罗兰的幽香，马略卡岛（Mallorca）的细雨，还有艺术沙龙的气息。
他的演奏忧郁而神伤，雅致而细腻。
对于肖邦作品韵律里的律动、细微之处以及强烈的张力，傅聪表达得酣畅淋漓。
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很想亲眼目睹这位天赋异禀的中国钢琴家。也许他的动作、他的面部表情可以解答我在电台节目播放结束后产生的疑问。
这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 他到底是从内心深处真切领悟了音乐里真正的欧洲、波兰、巴黎、伤感及疑惑，还是因为他正好有一位导师、同事、大师或楷模，他可以复刻模仿他们的演绎方式？
我好想再次聆听他演奏同样曲目，不同的日子，不止一次地聆听。
我确信傅聪是位真正的音乐家，是真正的金子，
他每次演绎的发挥，即使是最细微之处，
仍然会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独一无二，充满个人色彩的特质，
而不仅仅是一张重放的优美唱片。 ”
这就是黑塞写给傅聪的公开信。
两颗敏感高雅的灵魂在音乐里相遇，对话。
高山流水，伯牙子期。
这才是我们需要缅怀的相遇。
匆匆翻译完这封信，天色已亮。
外面是冬日狂风。
月亮尚未落下，
太阳快要升起。
耳畔是傅聪先生演奏的肖邦的玛祖卡。
昨天白天那些噪音
已经被大风吹走，
本来，
世间好多天籁还听不过来。+++++++++++++曲洋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6 21: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 18:53 编辑

@微足财：撒切尔夫人：“我们英国人对欧洲的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努力阻止欧洲陷于单一强国的统治，我们为欧洲的自由而战，并为欧洲的自由而死，要是没有这种战斗、牺牲的意志，欧洲早就实现了统一，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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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的英雄主义

韦小宝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金庸写过一篇《韦小宝这小家伙》，挺长的一篇散文，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来帮助理解韦小宝的特质。虽然老爷子声称，自己说的，并不就是标准答案，但作者的意见，确实是一把很关键的钥匙。
金庸说：“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适应环境，提升了韦小宝的生存能力；讲义气，保证了韦小宝的道德底线。
有句古话，叫“我优也，言无尤”，我是个搞笑人物，说错话了，人家也不会见怪。韦小宝未必知道这句古话，但显然很懂这个道理。他时时以一个搞笑的乃至有点小丑化的形象出现，是因为知道，自己出身卑微，武功差劲，只有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才能化解对方的敌意，降低对方的警惕，从而让人家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这常常是他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的唯一出路，但只能如此，他却并不快乐。
所以韦小宝搞笑的时候，不会是一副自赏的表情，“你看我有多么风趣幽默”，而是面具之下，藏着内心的刺痛。也因此，只要有机会抢到强者的身位，搞笑者的角色，也就丢给别人了。如韦小宝吩咐御前侍卫为自己捉弄情敌，于是：

众侍卫都笑道：“韦副总管的大事，大伙儿赴汤蹈火，岂敢退后？”一名侍卫道：“他妈的，这小子调戏韦副总管的相好，好比调戏我的亲娘，老子还不跟他拚命？”众人一齐大笑。

又譬如在扬州，当地的官员派韦小宝马屁，说将来韦小宝建功立业，戏台上也要搬演他的事迹：“那自然要一个俊雅漂亮的小生来扮韦大人了，还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就扮我们这些官儿。”他自己是俊雅漂亮的小生，小丑的角色，自然只能派给小官。
至于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又和所谓家国大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重义气，是底层游民社会的生存之道。因为不论国家的法律，还是主流社会的伦理，对他们保护都很少。他们必须靠“义气”结合成互助的同盟。这种所谓江湖义气，一般说来和高远抽象的理想关系不大，而是建立在非常具体的人际交往上，将心比心，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
韦小宝重视的，就是这种义气。
他跟陈近南讲义气，但与反清复明的理想无关；他跟康熙小玄子也讲义气，但与忠君报国的理想无关。
所以韦小宝不愿意帮助反清义士刺杀康熙，而康熙要把反清力量一网打尽时，韦小宝又无论如何要破坏康熙的计划。救反清群雄这事，道德上本来不妨给以极高评价，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但金庸偏让韦小宝自己消解了这个行为的意义：

韦小宝笑道：“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大义灭师的事，却万万做不得的。”陈近南道：“甚么叫做‘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只要是朋友，那就谁也不能出卖。‘大义灭师’这四个字，也用得不对。”

他对陈近南之外的人没有太深的情感联结，所以救也只是顺手，不救会对反清事业有何影响，他也并不怎么考虑。救陈近南这事在道德上该如何定性，他也并不很清楚，他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敬爱的人遇难罢了。总之，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和任何宏大主题无关。
写《鹿鼎记》的年代，金庸对自己当年着力渲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显然有了很强的幻灭感。所以韦小宝的成功，——不光是事功上的，韦小宝也绕过了大多数致命的道德污点——似乎表达着这样的观念：有底线有常识的小聪明，要优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尚情怀。
陈近南奔波一生，直到“两鬓斑白，神色甚是憔悴”，事业也无所成就，顾炎武、查继佐，黄黎洲、吕留良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的努力亦然，何况随着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固，这种事业的正当性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反而是韦小宝穿梭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不断建立足以彪炳青史的业绩。
从这点说，《鹿鼎记》与余华的《活着》，倒似乎存在某种互文关系：在连续不断的苦难压迫之下，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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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人都想做韦小宝？
价值微书店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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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栏目✦
《志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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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书写于1997年，1998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可疑的笑脸：话说韦小宝》，当时用的是我的笔名“张目”。2004年仍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再版，但书名改为《串烤韦小宝》。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自娱自乐。那时我刚30岁多一点，事业看似比较成功，其实危机四伏，为了让自己高兴一些，就在所谓的韦小宝的世界里信马由缰，自说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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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了是怎么认识远东出版社的编辑郑西海先生的。我当时在财经界虽然小有名气，但写文化批评的书还是第一次，郑先生看完书稿，马上就答应出版了。同样，我在2000年前后在《南方周末》长篇连载《认识德鲁克》40多期，当时很少人知道德鲁克，我又不是什么管理学家，可当时的编辑刘洲伟先生也是力排众议，让我一发而不可收。



这种时代氛围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我从2010年开始写走读系列书籍，已经近30本了，至今很难被国内出版界接受，而我如果写一本投资类的书籍，分分钟可以出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是资深的财经投资作者，写自己的专业书籍当然没问题。要跨界，就不值得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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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写韦小宝属于什么类型呢？金学吗？

在我看来，投资是专业，文化则谈不上专业，恰恰相反，它是反专业的。





02


我现在可以说了，20年前这本书的书稿被审查官很认真地审过，因为有人认为我有影射老江的嫌疑，最后书稿被删去了大概2万多字。当时都是手写的稿件，我自己没保存，现在早已忘了写了什么。



如果在今天，我会让郑编辑将删去的文字留下来，但当时我毫不在意，只是觉得很可笑，我为什么要影射老江呢？他们怎么会如此联想呢？难道他们认为老江就是韦小宝？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联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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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写了什么文字让人产生如此联想呢？2004年再版时，我碰到过郑编辑，他应该知道，可我当时没有问的兴趣，即便现在问郑编辑，估计他也忘了。



这本书出来后，又有人认为我是在影射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莫名其妙。好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那里，否则真的说不清楚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兴趣影射他。



这本书没做过什么宣传，但一出版就挺畅销的。再版，估计卖得也不错。我是把它作为自己很另类的一本著作，想想它的一些故事，觉得挺好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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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天，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月，回上海就想写一本走读香港的书。于是想到了金庸，想到了《串烤韦小宝》。将书拿出来翻翻，觉得挺好玩的。想到不少读者一直想买这本书，可哪怕是旧书，今天也已经很难找到了，为什么不再版呢？



这就是第三版的《串烤韦小宝》。




03


我今天仍然认为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金庸终结了自己的武侠小说。



以往金庸塑造的人物，如郭靖、黄药师、岳不群、欧阳锋和令狐冲等，虽然栩栩如生，让读者津津乐道，可都是为金庸所操控，只是文学世界中的人物，多少是来自概念的。比如岳不群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有时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可这只是涉世未深的读者才会赞叹不已。



金庸刻画得岳不群越貌似深刻，越概念化，多少还是落入了脸谱化、概念化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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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韦小宝一出场，就让人觉得是现实的原创，不知道用什么概念可以框住他。他不是伪君子忠厚老实之人，也不是特别坏的人，也不是……但他是谁？



作为一本武打书的主角，韦小宝用石灰朝对手脸上砸，宣告了武侠小说世界的破灭。金庸的厉害之处是，他将武侠小说带到了最高峰，又将它粉碎。韦小宝的出现让武侠小说难以为继，从此江河日下。



武侠小说是个以忠奸好坏武功强弱划分的世界，利用读者的自恋，投射到各种人物形象上去。韦小宝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划分，他不忠不奸不好不坏，至于武功，那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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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的出现不仅粉碎了武侠世界，也冲击了读者所谓的现实世界。它质疑我们的梦想和陈见，比如，我们真的靠本事竞争吗？我们的忠诚信用真的有价值吗？我们的爱情真实吗？我们可以问无数个问题。所以，不要把韦小宝浅薄化，韦小宝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1980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陈一咨在六四后逃亡香港，到金庸家聊天，陈一咨对金庸说：“毛泽东很像你写的东方不败，邓小平则像任我行，关在地牢里是个让人同情的英雄，一当上日月神教的教主，就成了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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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金庸告别时，金庸说：“等一等！”遂转身到内间去，不一会儿走出来，手里拿了一封信，交给陈一咨说：“陈教授，不好意思，拿去放松放松！”陈接了过来。



一上汽车，朋友哈哈大笑说：“老陈，你猜猜看，信封里装的是什么？”陈说：“不知道”。朋友说：“一定是5000港币！”陈打开一看，果然是5000港币。朋友说：“查良镛这个老色鬼！他是让你去富丽华夜总会玩一夜，喝酒、唱歌叫上一个女人陪夜，正好是5000港币。你不知道吧，查良镛就是香港的韦小宝啊。”



陈一咨和他的朋友都没读懂金庸的小说，老毛不是东方不败，老邓不是任我行，他们要比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这样的小说人物复杂得多多。金庸也不是韦小宝，韦小宝要比金庸复杂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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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好色就是韦小宝？韦小宝不在于他的好色，而是他获得女人的手段。如果把韦小宝看成只是个吃喝嫖赌的人，那就低估了他。或者说，我们在现实中一直低估了韦小宝这种人，其实他要比我们想象中明白和厉害得多。



20年过去了，我当然对韦小宝有了更新的认识，比如，真正的韦小宝并不多，很多人向往韦小宝，也表露出韦小宝式的行径，但他们并不是韦小宝。



现实中的韦小宝并不可爱，金庸为了让读者能从《笑傲江湖》过渡到《鹿鼎记》，故意让韦小宝可爱些而已。事实上，韦小宝一定是不可爱的。真实的韦小宝很难对付，能对付他们的人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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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下去，真要影射了。就此打住。



感谢插图漫画的许青天先生。1990年代我们多次合作，我喜欢他在漫画中显露出来的才气。很多年没见到他了，不知还好吗？



张志雄

2018年5月18日于浦东张家浜河畔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3 23:1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3 23:20 编辑

金庸家族600年：科考神话、文字狱与枪决
原创 诗人牛皮明明 牛皮明明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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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江南的春风中，犹有一丝寒意。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匆匆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刑车开向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抵达后，查树勋被安排4人一批，在操场上立即枪毙。



此时的金庸远在香港，但后来总觉得耳畔回荡着那天的枪声。



查树勋一生行善积德，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想不到最后，自己竟死在了自己兴办的小学操场。



直到被处决，金庸的继母才知道消息，赶到操场，只见查树勋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已经发紫。她强忍泪水，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



金庸在香港听闻这个噩耗后，痛哭了三天三夜。



从那以后，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少年成长的故事。像杨过、乔峰、段誉、石破天等，这些少年的共同命运，就是都在找爸爸。



直到30年后，查树勋才得到平反昭雪。



1981年夏，金庸作为香港名流，北京的重点统战对象，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邓小平亲自接见。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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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

他出生在浙江海宁的袁花镇，那是一个滨海小县城，自古民风醇厚、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

自唐宋以来查氏就是大族，海宁有“查祝许董周”五个大姓，以金庸家族的查姓居首，人称“袁花镇，查半边”。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祖为避兵祸，携妻带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最后落户在依山面海的海宁。

那是1357年，查家离钱塘潮只有十来里地，代代观潮起潮落，到金庸出生时，家族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567年。

金庸先祖在当地以教书为业，到第二代就出了一位名人，名叫查恕。

查恕精研医术，曾深得朱元璋赏识，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他给人看病，只需一帖药就可治好，人送外号“査一帖”。而且他为穷人治病，分文不收，医术医德，双双闻名江南。

后来金庸在《笑傲江湖》里，写过一个名“平一指”的神医，医人只用一根手指搭脉足矣，正是致敬他祖先“査一帖”的风范。

大约过了百年，查家科举一路开挂。仅在明代，就考中进士6人、举人17人。甚至有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了清代，更是人才辈出，中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十个进士，另外有三亲兄弟加堂兄、侄儿，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有“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

几百年来，查家人才中，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镌刻家、文学家、史志家、水利家，无所不包，事迹载入《名史》《青史稿》、各方地方志和古籍。

康熙还亲笔赐联：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寥寥十二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查家享受如此尊荣，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盛极必衰，一场危机正在向这个家族悄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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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袁花镇


02

1662年，查家陷入了一起惨烈的文字狱。

明末清初，浙江编了本《明史辑略》，邀请金庸的先祖——査继佐修订。

查继佐是当时公认的奇才，名列浙东四大史家，他深知修史的风险，当时并没有答应。但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还是将他的名字标上。

后来这本书大量流传，被权臣鳌拜下令彻查，认定有讽刺朝廷的内容，由此“明史案”爆发。结果被满门抄斩，涉案有上百人被杀，而査继佐也牵连获大逆罪，被判腰斩。

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位提督大臣，小时候做乞丐时，受过查继佐的恩惠，这次站出来全力为他开脱，再加上查家与康熙关系密切，查继佐才逃过一劫。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1726年，不详的气氛再次笼罩查家门庭。

这一年，金庸的先祖——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传闻他出的考题中，有“维止”二字。雍正听说后，勃然大怒：

“维止”二字，正是给“雍正”二字斩首。这岂不是要砍我的头吗！

这一次，査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好运气。“江西考场案”爆发后，査嗣庭入狱，被判处凌迟处死，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雍正还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令诗文尽毁，书生无路。
   
到第二年五月结案时，查嗣庭已经死在狱中，但仍被戮尸示众。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消息传到海宁，查嗣庭的继室史氏和儿媳浦氏相约自杀。

据说整个查家，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查嗣庭的大哥——查嗣琏一家4口。

“江西考场案”是雍正初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实际上查嗣庭的获罪，只是雍正登基后为铲除异己的举措，不过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罢了。

查家经此灭顶之灾，元气大伤，从极盛到极衰，恍如一梦。

后来金庸在小说《鹿鼎记》中，开篇便描写了清代一起著名的文字狱，正因为他的家族荣辱都来自文字，曾对这样的迫害有着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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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画像


03


查嗣琏经此一案后，改名“慎行”，以告诫后人，从此不得不谨慎做人。

文字狱虽摧残了查家的门庭，但并没有摧毁查家的文气。

査慎行从此专注于文学，醉心写诗，培育出新的家族诗人群体，出了一百多部著作，后来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他还醉心藏书，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雍正一朝，查家再没有人当官从政，家人间的活动多是闲来下棋、看书，连仆人都会写诗。到乾隆年间，重开科举，查家又有子弟中进士。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

查文清为人谨慎之余，也继承了家族的刚正遗风，有“直言敢谏，清流风骨”之誉。他曾任江苏丹阳县的知县，经历了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有人发现天主教堂残害婴儿，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70多具，育婴堂内无一活婴。于是有百姓组织起来，一把火烧毁了教堂。其后官府镇压，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案中的两个带头人处斩。

这件事情，给交了查文清操办。但查文清面对两个带头人，十分钦佩他们的勇气，不愿让他们遭受迫害，就在晚上将他们从牢中放走，嘱咐他们远走高飞，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自己一肩扛下了“纵逸”的罪名。

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自请辞官，从此仕途绝断。

查文清卸任后，还收留了一个丹阳狱蒙冤的可怜人，本来是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他未婚妻的美貌，将他陷害入狱，被打成了半边驼子。查文清冒着风险，将他养在家里做仆人，每天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学堂。

一次偶然机会，他对年幼的金庸讲了自己不幸的身世。后来金庸以他为原型，写出《连城诀》，其主题是“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

查文清最后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但雕版未完工就病故了。出丧之时，丹阳县公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查文清当年私放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

从查文清身上，金庸知道了何为铁肩担道义，扶危济困、古道热肠。后来在金庸小说中的侠客身上，总能看到查文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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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


04


20年代，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属于地主阶级。

那时他家中有五进大院，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自家开的钱庄、米行、酱园店。另外还拥有3600多亩地，100多户佃农。

1937年，日寇入侵中国，海宁沦陷，查家烧成一片废墟。金庸的母亲带着全家逃难，结果途中得病，无医无药，最后虚脱而死。随后，金庸的两个弟弟也不幸夭折。

这一年，金庸只有13岁，远在碧湖，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最终他对母亲的埋骨之地“庵东”难以忘怀，将它写进了《倚天屠龙记》里以寄哀思。

金庸年轻时，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27岁时，他到北京想入外交部工作，然而家庭出身按当时划分，属于成分差的一档，注定了他志愿落空。从政无望后。他又远赴香港。

1951年4月，江南的春风中，犹有一丝寒意。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匆匆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刑车开向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抵达后，查树勋被安排4人一批，在操场上立即枪毙。

查树勋之死，在于这期间全国在开展“镇反”运动，他被邻村残匪揭发，被罗织“抗粮、窝藏土匪、谋杀干部”等罪名处决。

此时的金庸远在香港，但后来总觉得耳畔回荡着那天的枪声。

查树勋一生行善积德，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想不到最后，自己竟死在了自己兴办的小学操场。

直到被处决，金庸的继母才知道消息，赶到操场，只见查树勋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已经发紫。她强忍泪水，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

金庸在香港听闻这个噩耗后，痛哭了三天三夜。

从那以后，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少年成长的故事。像杨过、乔峰、段誉、石破天等，这些少年的共同命运，就是都在找爸爸。

1958年，金庸的继母为维系一家生计，卖掉了两间老房，结果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受三天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后，她对儿女们说：

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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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旧居

05


1955年的2月，香港《新晚报》上，首次出现了署名“金庸”的武侠连载。

这一年，金庸31岁，离开故乡已经近7年。追思过往时，那些江南的风土人情，古老传说，杨柳、桃花、燕子、金鱼，悉数从脑海中浮现。他于是以海宁一个流传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自金庸武侠连载后，《新晚报》一跃成为畅销报纸，金庸于是一夜之间，名声大噪。4年之后，金庸又白手起家，以8万元资本创立《明报》， 为促销量，金庸又相继连载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掀起一股全港台的武侠热潮。

到80年代，《明报》发行稳定在10万份的高峰，90年代年盈利冲破1亿港币，这使金庸的个人资产达到6个亿，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成为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

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早在明朝中期，査家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海宁则被称为“南查”。

而这时，在查家的北支，同样出了一位显著人物，名叫查良铮。

金庸的笔名，是将名字中的“镛”字一拆为二，取名金庸。而查良铮则把名字中的“査”字，一拆为二，取名穆旦。两人有趣地形成南金庸、北穆旦的格局。

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而穆旦坦呈了文人的灵魂。

面对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内忧外患，穆旦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既以自己的笔杆去思考生命、时代，也在1942年，亲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参加中国远征军，历经炼狱般的滇缅大撤退、野人山战役。直到归来后，为战友写下了泣血的诗歌：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早在金庸被封为“中国武侠第一人”之前，穆旦就已经被封为“20世纪中国诗人第一”。49年后，穆旦去美国求学，学成归来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到70年代，当金庸的十四部武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完成，正式功成名就、隐退江湖的时候，而穆旦却遭受迫害，死于于1977年的冬天。

同为查家的后人，金庸和穆旦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生活在香港，一个生活在大陆。一个风光无限，享尽声名荣华，坐拥亿万读者，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无与伦比的诗歌光芒长期曲高和寡。

这是两个同样赋有才华的生命，却因不同的志趣，不同的选择，命运截然不同。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相互无法取代。

按辈分，穆旦是金庸的堂兄，而因南北两地，两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就像他们的命运一样，从未有过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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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06


1976年，金庸再次听到霹雳般的噩耗。

这年10月，美国传来消息，他19岁的大儿子査传侠，在哥伦比亚上吊身亡。

金庸少年丧母、丧弟，青年丧父，没成想最后雪上加霜，还要再遭遇一轮中年丧子。但那天金庸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一面流眼泪。

几个月后，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说自己写谢逊听到义子张无忌死讯的伤心时，写的太肤浅了，而真实人生不是那样的，只是那时候他自己还不明白。

五年后，亲人的逝去之痛，唯一让金庸略感抚慰的，是他的父亲查树勋，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此时，已距离他的父亲被枪毙，整整30年。

1981年夏，金庸作为香港名流，北京的重点统战对象，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邓小平亲自接见。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他表示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他自己已淡然不计“前仇”。

随后海宁县委等调查组，对金庸父亲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给予平反昭雪。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残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金庸是否真的淡忘了这段杀父之仇？我们难以猜到。但金庸的隐忍，家族中谨慎的一面发挥了作用。只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他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专门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迅速风靡全国。

从此有华人处，皆有金庸武侠。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本质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一把锄强扶弱的剑、一股顶天立地的气，快意恩仇、儿女情长，是中国人最为古典的中国梦。

在这个梦里，金庸也夹杂了自己的私货。他的第一部武侠《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借小说中人，详尽描写了皇帝对海宁望族的恩宠，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

至今，各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仍随处可见，只是已多是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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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见金庸


07

1993年3月，金庸再访北京，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回港后，他卸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将《明报》卖给了企业家于品海，从此周游列国、静修研经。

很多人说，金庸之所以卖给于品海，是因为他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儿子查传侠。

当月金庸减持《明报》集团股份22.47%，收回1.7亿元，到12月，再售17.5%给于品海，套现2.6亿左右。剩下的近5万股，也决定分5期全部沽清，由此完全金盘洗手，再不过问商业与政治。

金庸晚年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已是虔诚佛教徒，结果李敖质问他：

佛经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教人要舍弃家产，可是你有做到吗？你自己都做不到，怎能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

金庸听罢，无言以对。

2018年10月，金庸去世。武侠最高一座丰碑，终究远去，故事缘尽。武侠里他写尽儿女情仇，江湖纷斗，有人曾经问人生应如何度过？他答：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家族社会，过去文人不能写史，只能借族谱记录世事。回头来看，家史，便是历史。自金庸身上追溯，这个家族的兴衰背后，也折射着一个跌宕起伏的文化中国。

金庸家族的科考神话、文字狱与枪决，因文字而遭劫，也因文化而复兴，也照见着中国世代读书人的命运。

600年以来，金庸家族诞生了秀才800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贡生者133人，直至诞生一代武侠宗师金庸，以及他的亲戚徐志摩、穆旦、琼瑶、钱学森等，可谓造就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查家的大才还有很多，如营养学专家查良淀、医学专家查良锁、计算机专家查良细、电子学专家查良琦、煤矿专家查良钰、实业家查济民、教育家查良钊，等等。

这个家族的长盛不衰，归其原因，是世代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以文为体，商宦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历史是灰色的，唯有文化之树常青。600年沧桑巨变，面对世道险恶，查家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正如金庸武侠中那绝世武功的口诀：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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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峰：武侠是最代表中国人的文化象征
原创 诗人牛皮明明 牛皮明明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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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王度庐小说。因为这部电影上映，中国武侠轰动世界，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只看懂了一半，但有一个人，他全部都看懂了，这个人就是徐皓峰。



我们看到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是大侠李慕白下山送剑，准备退隐江湖的故事，最后因为坚持心中道义，压抑了自己的欲望，他没有和朋友之妻俞秀莲在一起，而且因为爱才，他放弃退隐，要收玉娇龙为徒。



但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隐藏了一条暗线。



李慕白在武当山上，修炼的是道家的功夫，所以他下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静坐时，达到了一片死寂的境界，没有光。在传统中国，道家有一个说法，叫“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意思就是说，你修炼到一定境界，就不能再自己一个人修炼了，要找一个异性一起修炼，俗称“双修”。



所以李慕白下山的真正目的，并不是退隐，而是要找一个女人。他先找了俞秀莲，后来又遇到了更加年轻漂亮的玉娇龙，他要收玉娇龙为徒，并不是爱才，而是想带她回去一起修炼，玉娇龙早就看明白了，所以她说：“你到底是想要剑，还是想要我。”玉娇龙的师父玉面狐狸，也清楚这个，所以她骂“武当山是酒馆娼寮。”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显隐，李安把这个真正的故事隐藏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故事。但当时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这个人便是徐皓峰。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有两大编剧，一位是非常著名的邹静之，还有一位，就是徐皓峰。《一代宗师》这部电影的剧情，大家可能忘了，但里面的很多台词，你应该印象深刻，比如：



宫二生病时，受伤之后，奉道之后，王家卫的台词：“都说人生无悔，若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是无悔，那该多无趣啊。”这是典型的王家卫风格。



电影里的“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就是典型邹静之风格。



宫宝森和叶问在金楼比武，说了一句：“我们今天不比功夫，比想法。”在香港，叶问和宫二对话，说了一句：“人生如棋，落子无悔。”马三挑战师门时，宫宝森对徒弟马三说，“老猿挂印回头望，老猿挂印，不在挂印在回首”，叶问和一线天在香港比武时，说的那句：“逼我动帅算我输”……这些台词，都有典型的徐皓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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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今天我想讲徐皓峰的一本书，叫《刀与星辰》，这本书很特别，它不是小说，不是随笔，也不是高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专门讲述电影的影评集。



这些年，我看过很多人写电影，但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影评，大多写的都是观后感，因为都是外行人写影评，记得姜文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影评人谈电影，就像太监谈做爱”，所以在前两年姜文的新电影里，他把影评人给插死了。



而徐皓峰不一样，他是真正以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讲述电影。



比如他写张艺谋的《英雄》。



他会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



英雄这个词，在传统中国，说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人，也就是俗话说的“万人敌”，迷恋万人敌，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美学。



《英雄》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让李连杰演的刺客，直接跟数万秦国军队正面冲突、打斗，这样尽管会形成万人敌的壮烈场面，但是呢，却会破坏整部电影的武侠意境，所以电影的最后，张艺谋很聪明地用军队射出的箭，万箭齐发，射死了刺客，用射箭代替军队和人的正面冲突，这样既有了万人敌的悲壮，也保留了武侠的意境，这是张艺谋的分寸感，这也是徐皓峰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看到了这部电影中普通观众看不到的东西。



徐皓峰也从历史的角度批评这部电影。



其实张艺谋在拍《英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念，那就是，他觉得秦始皇兼并六国，虽然给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同时呢，也因为秦始皇的统一，给人民带来了大发展，秦始皇兼并六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结束苦难，所以电影中，秦始皇不是暴君，而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甚至还会流泪，而且最后他用他的伟大理想，感动了刺客，让他放弃了刺杀。



但这只是现代人想当然的一种想法，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历史观，而且这部电影，似乎还在宣扬一种观点，那就是，有理想的人对众生是有支配权的，那么他的理想实现效果会有保证吗？如果推测出一个行为对大多数人，对后世子孙有利，从而可以作恶，那么少数的人、当下的人，他们的权益就可以被抹杀吗？



有时候，理想，也是作恶的理由。



这就是徐皓峰对张艺谋电影的批评，不是毫无来由的谩骂，也不是阴阳怪气的讽刺，而是站在非常客观的维度上，用更高的价值观的东西来讲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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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好了，讲完了徐皓峰的书，我们再来讲一讲他的电影。



在中国，所有拍武侠的导演，不管是徐克也好，李安也好，王家卫也好，周星驰也好，都是需要武术指导、动作指导的，而徐皓峰的电影，都是他自己亲自做武术指导。



比如他非常有名的电影《师父》。



《师父》这部电影的时代，是在民国，我们知道，在晚清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被动的时期，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都让中国的民族自信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到了民国，政府就开始培育民间的尚武精神，武术成了国术，政府到处设立国术馆，希望通过武术，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当时孙中山还专门给武术界，写了一篇题词，就叫：



“强国强种”。



当时的天津，被称为武术之都，各种国术馆、武馆非常多，徐皓峰的《师父》这部电影里面，一位从广东来的咏春拳大师陈识，到了天津，想开门立户，把咏春拳发扬光大，这是他师父临终前的遗愿。



天津的武行，历来容不下外地人，而且还有个规矩，要想开门立户，就要先一家一家踢馆，打败至少八家武馆，这样才有资格开门立户。



因为有这样的规矩，所以广东人陈识，收了一个天津本地的年轻人做徒弟，他收的这个徒弟，是个武学奇才，连着踢了八家武馆，全部都打赢了，但最后却被军界的人打伤，死了。



《师父》整部电影，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就像徐皓峰说的那样：



“其实我最得意的，不是我制造出来的故事，而是我讲述了一些简洁的常识。”



这部电影里，其实讲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规矩。



练武有规矩，陈识收的年轻徒弟，原本在脚行拉车，干苦力，但他练武以后，就不能再拉车干苦力了，于是退出脚行，卖起了书，因为练武要有尊严，这是规矩。



打架有规矩，在街面上打架，不能见铁器，结果陈识的徒弟，跟自己脚行的兄弟打架，动了刀子，坏了规矩，成了脚行的背叛者。



还有一个是真实的武林。



现实中，武林真的存在吗？或许并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武林可能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用书面一点的话说，就叫“想象共同体”，就是一群三教九流的人，在业余时间练练拳脚兵器，其中有一些人获得了名声，然后开个武馆，用来谋生，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开了武馆，也就等于开了财源，本质跟现在的培训机构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这只是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武林，其实在过去真正练武的人，身上都是带有一种高贵的，因为他们不推崇暴力，他们希望跟你喝一杯茶，说出讲理的话，把你折服，把事情办了，而不是大家脱了衣服靠武力解决问题。所以，传统中国为什么会有复杂的行会和祠堂，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推崇暴力，不推崇占别人的便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有一个人情的体系，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解决事情。



这份高贵，在当下中国，已经完全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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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有人给徐皓峰的武侠，取了一个名字，叫“硬派武侠”。



他的电影里面，没有了飞檐走壁，没有了武功秘籍，也没有了断桥残雪，一切都是以现实为基础，功夫是真的，兵器是真的，规矩是真的，历史是真的，里面的人情世故也是真的。他做的或许不是武侠，而是武行电影。所有的在中国民间的武术派别，不是金庸笔下的少林武当，而是通臂拳、八极拳、形意拳、咏春拳等拳种和武学理论。另一方面讲述的是武行规矩。



徐皓峰是以文人的态度做武侠，是把电影当学问来做的，他迷恋过去传统的中国，相信在武侠里面，可以找到中国人丢掉的高贵和风骨。



这样的人，在当下中国，更像是一个稀有动物。



我们前面讲过，徐皓峰的电影，都是他自己做武术指导，而且还给别人的电影，像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也是他做武术指导，其实，徐皓峰之所以能做武术指导，是因为他自己就懂武术。



徐皓峰的家族里，他的二姥爷李仲轩，就是一位形意拳大师，武林名号“二先生”。少年时代，徐皓峰跟二姥爷学功夫，天天跟着他晨练，一个动作，简单的抬手，或者出拳，经常要练两千多次，那时候，年少的徐皓峰终于体会到了，专业和业余的巨大差别。



后来，徐皓峰根据他二姥爷的口述，写了一本书，叫《逝去的武林》，口述武行，二老爷如何拜师学艺，陈年往事，拳术理论，收集过去的武行规矩。算是为中国民间武术做了贡献。



徐皓峰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曾过过八年时间的书斋生活。



1997年，大学毕业以后，二十出头的徐皓峰，突然发现，自己怎么生活在一个浮躁、无趣，而且缺乏高贵的时代？



在我们的上一代人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文化，一个卖豆浆的老太太，或者一个卖冰棍的老头，身上都有这种高贵。



在过去的社会，比如民国的时候，市民轻易见不到也接触不到北大的教授，但是你能看见街头一个老太太的文雅，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市民阶层，奉行的是文人的做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能开车，能读书，能够接触到很多国外的资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高贵呢？



年轻的徐皓峰，被这个巨大的迷惑困扰，于是，当他的同代导演，像贾樟柯，他们一部接一部电影在国际上拿回巨大荣誉的时候，徐皓峰却放弃一切，一个人回家去，在上一代人那里寻找答案。



他回家一呆就是整整八年，这八年里，他埋头读书、写作，研究中国武术，把一个小众领域，研究透，做到了极致。这八年，跟他交往最多的两个人，都是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一位是他的二姥爷，武术大师，还有一位是道家学者，都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滋养出来的大师。



徐皓峰曾不止一次说过，正是这两位老人，塑造了他的气质，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也让他找到了过去传统中国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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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其实我们很多人，接触武侠，迷恋武侠，并不是从武术开始的，而是从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开始的。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诞生，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民国。但其实在民国，写武侠小说是贱行，是被人看不起的。体面是属于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他们的。



最早一批给报纸写武侠连载的人，要么是吃不起饭的底层文人，要么是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去写字还钱，拿到稿费感到倍受侮辱，发疯似地赶快花完。



民国有一部电影，现在可能没多少人记得了，但在当时影响特别大，这部电影叫《火烧红莲寺》，它是根据一本叫《江湖奇侠传》的小说改编的，这本小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他的作者平江不肖生，开始写小说，也是因为迫于生计。



平江不肖生这个人挺有意思。



他写武侠小说赚到钱以后，就悄悄跑回湖南老家，罢笔不写了，当时上海世界书局老板专门设宴，请他复出，结果他指着自己的钱袋，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疗饥了。言外之意就是，我现在有钱了，还他妈写个屁。



不肖生算是民国武侠作家里头，唯一勉强保住体面的文人。在平江不肖生之后，最有名的武侠五大家，分别是：



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和王度庐。



但其实他们都过得不怎么好。



比如还珠楼主，年轻的时候染上了鸦片，一生穷困潦倒，他晚年最后一部小说《杜甫》，都是躺在床上，靠着口述才写完的。他年轻时候，爱过一个大家族的小姐，人称二小姐，后来打官司，二小姐坚持嫁他，成就一段美话。晚年躺在床上，他的儿子回忆录写，父亲晚年，躺在床上，说了“二小姐，我要走了，你多保重”，然后溘然长逝。那一年，恰与杜甫同寿，59岁。让人不禁想起杜甫那句诗：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还比如宫白羽，生于大家族，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年轻的时候，他给鲁迅写信，过去人写信，都是借书，以借书为名，结识长者。后来一来二去，结为朋友，鲁迅全集里，有7封信写给宫白羽的。



但后来由于生计艰难，不得已写了武侠小说，叫《十二金钱镖》，日子过得颠沛流离，郑证因租了一个房子带他写小说，两人合写一部作品，但过去人都觉得写这类东西是贱行，就好比莫言写网络小说，是下贱人做的事。但总觉身份低廉，不好意思再结交鲁迅，所以就主动跟鲁迅断绝了交往。晚年的时候，宫白羽还做学问研究，建国后去世。



总而言之，武侠小说在民国是底层文人写的，是讨生活的卖字。就像我现在写公众号一样，本质没太大区别。



民国这一批武侠大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金、古、温、梁、黄”五位武侠作家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5 10:02

刘军宁: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
刘军宁 赎罪之泉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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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数年前，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本书，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文革时的红宝书等。其中，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竟也高分当选。



杜威是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导师、精神教父、思想源泉。胡适先生的一论一说几乎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给取名胡思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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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胡适



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者名单中一些至今颇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等。



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左派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保守主义右派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寅恪。



白璧德注重主义、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实验，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






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后来完全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甚至在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眼里，杜威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化身。然而，许多美国人却对杜威有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杜威是美国教育制度，尤其是私立教育的毁灭者。更有人说，如果美国教育是一位农夫的话，杜威便是这位农夫怀里的毒蛇（Bosom Serp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一种是建立在不变的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另一种是建立在可以改变因而也应该改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



基督教与保守主义认同前一种体制，杜威与马克思主义认同后一种体制。



受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影响，杜威认为人是进化的动物，不相信有不变的人性，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的。胡适先生则笃信进化论法则：适者生存。



另一位对杜威影响很大的是法兰西启蒙的代表人物卢梭及其名著《爱弥儿》。卢梭影响了杜威，杜威亲授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直接去卢梭那里寻找思想的灵感。



杜威教授、胡适先生与陈独秀一样，都是法兰西启蒙之子，这一点，从《新青年》杂志封面上的法文，也能看到，虽然胡适与陈独秀都从未负笈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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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名字几乎可以与实用主义画等号。实用主义主张：凡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实用的，就是坏的，一切以对自己是否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因此，实用主义拒绝基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这样也就拒绝了绝对正义。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宗教信仰和超验价值观也就自然被杜威归入不实用的主义之列。






杜威拒绝宗教与传统价值，鼓励实验主义等所谓的科学方法，到中国后来演变成，“打倒孔家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美育代替宗教”、“用实践检验真理”、“猫鼠论”等等。



其后果是对信仰、道德与传统的虚无主义。在胡适先生眼里，《水经》比《圣经》重要千百倍，因为前者是拿证据说话的，也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



杜威身上有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承认天赋人权和超验价值的自由主义。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



按照这个看法，《独立宣言》所引用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来作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就完全是无稽之谈。



杜威思想的流行必然从源头上动摇基于信仰的美国秩序。其破坏力危害性由此产生。杜威思想的得势，是世俗对信仰的胜利，是人占了神的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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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访华受到中国自由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



杜威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建立的秩序的颠覆者。对这种秩序的拥护者来说，杜威当然是有害者。把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民情，与这次大选所展现的美国民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剧毒品作用的后果。



中国人会说，没有发现杜威有什么危害啊？这样指责杜威是不是太片面，太主观？的确，普通国人可能难以发现杜威思想的危害，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个世俗国家。



今天，杜威思想的遗产，正在毁掉一代代的中华留学生，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几乎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些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在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教育。当然，胡适先生的母亲当年也未察觉。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5 21:1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9 21:59 编辑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我选择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法说话，无法说一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投机取巧的话，却回避根本一一米兰昆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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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22:33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已经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每逢人类社会的危机或变革的时代，哲学家和政治团体这些知识精英，总是会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是什么”、“如何实现美好社会”等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各种激进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作为“药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意识形态”。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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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荷马称作“全希腊的老师”。500年后，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称荷马为“所有文学的源头活水”。1800年之后，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评论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 要么是《伊利亚特》，要么是《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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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156。②肯尼迪150.7。③克林顿148.8。④卡特145.1。⑤奥巴马145。⑥尼克松131。⑦老布什130.1。⑧里根130。⑨小布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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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耶鲁大学校长Charles Seymour在就职演说里发出呼吁，“作为一个思想主体的一分子，慷慨地认可宗教教育在我们对抗自私自利的唯物主义侵蚀的生死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巨大价值与威力。参照国外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场斗争的胜利，那么真正的学术恐怕就将伴随着宗教一同消失了。”


乔治．华盛顿：＂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神和圣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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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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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是伪历史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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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所谓的“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



它是一则广为人知、却疑点重重的近代史典故。



该典故的大意，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袁克定伪造了一份日本人经营的《顺天时报》，使其父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他称帝。



描述此事最为详尽的材料，是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叔祯）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成于1963年，由“恽霞表记录整理”。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袁静雪在文章中说，伪造《顺天时报》蒙骗袁世凯的，是其长兄袁克定，自己则是此事的直接揭破者。下文，是对袁静雪所讲述故事的完整引用：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①

袁世凯生有17子15女，袁静雪是其第三妾金氏（朝鲜人）所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未遂去世时，袁静雪17岁。她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这段历史，本该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然而，上面这段文字，却存在着颇多可疑之处。

先扼要介绍一下《顺天时报》。该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1901年底在北京创办。1905年转让给日本公使馆，置于外务省的保护之下，成为日本在华的半官方言论机构。1915年，该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销量大涨，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930年停刊。②

袁世凯谋划称帝，日本的立场至关重要。他关注《顺天时报》，自是情理中事。这也意味着，袁克定若想通过伪造《顺天时报》来蒙蔽袁世凯，使袁世凯产生日本支持他称帝的错觉，就有了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当日的袁世凯，手中有多种渠道来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与立场，并不会仅凭《顺天时报》来做判断，更不会只看到假《顺天时报》，就相信日本政府会支持他称帝。

比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其中，有贺长雄曾受袁派遣，就帝制问题向日方疏通，表示“实欲极诚联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立场变化，也俱经由陆宗舆，传递给了袁世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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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时报》相当于日本外务省在华半官方言论机构

袁克定不是傻子。他自然也明白，伪造一张假的《顺天时报》，乃至于伪造一整年的假《顺天时报》，都不足以蒙蔽袁世凯。他没有办法阻断袁世凯了解、沟通日本立场的诸多渠道。

此外，恢复帝制严重牵动列强华利益，列强的反对之声，会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入到袁世凯的视野，绝不会被假的《顺天时报》所掩盖。比如，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联合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

“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这种警告很自然地被汇报到了袁世凯那里。袁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更不得不出面正式回应称：当局本无意改变国体，只因国人呼吁恢复帝制者甚多，故“惟有尊重民意”。稍后，法、意两国加入，“三国警告”又升级为“五国警告”。

这些警告，是袁克定无论如何都屏蔽不了的。袁克定不是傻子，袁静雪却说他想着单凭一张假《顺天时报》，就要蒙蔽袁世凯，冀望着让袁世凯产生日本和列强都支持他称帝的假印象。这种事，岂非荒唐？④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合情理的荒唐叙述，是因为“袁克定伪造假《顺天时报》”之说，是一桩以讹传讹的伪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中新书局先后出版《袁世凯轶事》（6月）、《袁世凯轶事续录》（10月）两书，内中载有“乞丐劝进”“妓女劝进”等诸多与袁称帝有关的不光彩传闻。但其中尚无任何“伪造报纸”的内容。

最早记录“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之事者，是一份叫做《虎厂杂记》的材料。

1926年，民国著名媒体人戈公振写成《中国报学史》一书（次年出版），援引摘抄了一段《虎厂杂记》的内容。其中提到，伪造报纸欺蒙袁世凯者，并非袁克定，而是袁乃宽；伪造的报纸并非《顺天时报》，而是上海《时报》。

其原文如下：

“近人《虎厂杂记》载此事（注：指袁政府强迫各报纸使用洪宪纪元）甚详，并言及假《时报》事。亦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其言曰：‘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⑤

戈公振的《报学史》，是中国首部报业史专著。戈氏亲历过袁时代，1914年入上海《时报》，历任校对、编辑、总编辑等职。对当时的报界掌故了解甚多。他所援引资料的来源《虎厂杂记》，或已失传，难考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戈氏的描述，只能知道该《杂记》是其同时代之人的作品，成书必早于1926年。戈氏很认同该书的史料价值。

伪造报纸者是袁乃宽等辈，伪造的报纸是上海《时报》，事情就都合乎情理了。

袁乃宽与袁世凯，并非血缘之亲。晚清之时，袁乃宽攀附袁世凯，对其“执子侄礼”。进入民国后，袁乃宽仕途畅通，获授陆军中将。袁世凯谋划称帝，袁乃宽参与组织筹安会，为其摇旗呐喊。通过收买、威逼等手段，来整合媒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支持，是袁乃宽当时的一项“本职工作”。他伪造上海《时报》，其实是为了完成自己的KPI，来向袁世凯邀功。梁士诒的情况大体相似。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亦被国内舆论视为“帝制祸首”之一。

上海《时报》与《顺天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前者代表的是“国内民意”，后者代表的是“日本的半官方舆论立场”。对于前者，袁世凯要的，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登拥护帝制的文字”，以粉饰现实政治，至于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并不重要。这与他对后者，也就是《顺天时报》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袁世凯之所以对“假上海《时报》事件”震怒，并不是因为该报上面刊登的“民意”是假的（这对他来说不重要），而是他意识到了袁乃宽等辈没有尽职尽责去完成他们该完成的KPI，反用假报纸来蒙蔽自己。

如前文所言，“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之说的最大漏洞，是这种伪造毫无意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蒙蔽袁世凯的作用，因为袁有更多更可靠的渠道去了解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但“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则不然。这种伪造的目的，是向袁世凯展示其“工作成效”，若无意外事件发生，袁世凯也不会想到亲自去市面上买一张上海《时报》来比对。替他监控、整理报刊舆论者，即是袁乃宽等辈，露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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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袁乃宽；右：1955年版《中国报学史》封面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无一字提及“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显见这说法在当时还不存在，至少连戈这样的资深媒体人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民国时期坊间流传的“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也都是指“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包括其他国内媒体）。

比如，鲁迅1927年在文章《扣丝杂感》中写道：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⑥

虽然鲁迅没有说出具体的报纸名称，但从“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一句来看，显然是指那些反映“民意”的国内报纸、而非反映日本外务省立场的《顺天时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本《而已集》，相应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袁静雪所谓的“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再比如，任白涛1941年出版学术著作《综合新闻学》，提到袁世凯“因为畏惧舆论，故在称帝之前，仍不怠于阅报，遂致左右利用他的心理，按天把反帝的报纸改成拥帝的报纸”，书中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其他。⑦

以上种种，均显示在民国时代，流传的不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而是“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不过，鲁迅与任白涛等人均认为袁世凯会在意上海《时报》的拥护文字是否代表真实民意，则未免太过天真。袁世凯要的，是上海《时报》真的刊登拥护文字，而不是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

然而，袁克定远比袁乃宽出名，《顺天时报》也远比上海《时报》更广为人知。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之说，便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比如，阎锡山1958年在台湾做口述回忆，即提到：“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⑧阎锡山不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这些信息无疑来自道听途说。

再比如，袁的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奉命为文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唐一面承认自己对袁的家庭内部情况“不甚详悉”，一面也依据道听途说，称袁克定“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

历史典故、历史名言在传播过程中，名气小的元素被名气更大的元素取代，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比如“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段话，本来是胡适的一个朋友说的，由胡适转述在了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传来传去，便成了胡适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出自一位英国女作家，结果也成了伏尔泰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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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这个故事的最终成型，是袁静雪1963年撰写的文史资料。如前文所言，袁静雪虽然自称亲历者，但她这段回忆资料，在事理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袁乃宽伪造假国内报纸完成KPI欺蒙袁世凯，是正常人可能会做的事情；袁克定用假《顺天时报》来伪造他国的政治立场，却只有完全不懂现实政治运作的傻子才做得出来。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袁静雪在撰写文史资料之前，已听说过此类传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选择了将自己打扮成亲历者，植入传言之中。至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斯人已逝，也无相关资料留存，已不得而知。

但也有一项案例可供参考与管窥。那就是与袁静雪大略同期，也在写作文史资料的沈醉。据沈醉日记，他撰写文史资料时，存有一种心态，就是力求多得稿费，以改善困顿的生活。沈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一天四五千字，一月的收入的确可观”（为凑字数，沈在很多事件中将自己伪造成了亲历者）。结果，这种做法引来了上面的批评，被指责“不必过多描写，简洁一些”。受到批评后，沈在日记中承认：“这是我追求字数想多得稿费的毛病，今后必须注意改正”⑨。

与沈醉大肆铺陈写了几万字相似，袁静雪的回忆文字也有五万余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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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史资料选辑 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P145-146。
②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P56-60。
③④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4辑 民初政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P179-180。《虎厂杂记》之“厂”，音、义当同“庵”。
⑥ 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1927年9曰1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三卷，P370。
⑦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据1941年版影印），P78。
⑧《阎锡山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P121。
⑨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第4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P33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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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哪有什么“新美国”？（附音频）
原创 赵晓 全球善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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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善商原创

作者|赵晓

导 语



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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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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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出现了一个名词“新美国”。有些人认为，美国从来就是变化的美国，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山巅之城”；后来是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民族大熔炉”；现在和未来将是全世界各色人种移民构成的“沙拉大拼盘”；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全世界的美国，全世界的人涌入到美国，美国当然就变成了“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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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位杰出的、先知性的政治学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特别强调：随着在美国的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面前，“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外部，而是将发生在美国内部；亨廷顿并做出了美国政治将走向极化的预判：“美国精英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而大多数美国公众则赞成美国保持已经三个半世纪之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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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所谓“世界主义社会”的主张就是在漂亮的“全球化”的旗帜下，让美国变成“非美国”，或者美其名曰变成所谓的“新美国”。



这个“新美国”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领袖，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就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预警：“美国正在走向衰败，这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罗素·柯克还清楚地指出，首先被谋杀的，是“保守美国”的根基：清教徒价值观。



这意味着“温水煮青蛙”式的美版“颜色革命”至少已经历了70年之久，但其加速却是近30年！



以“新美国”为旗号的美版“颜色革命”自克林顿以来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开始加速，特别是在“总加速师”奥巴马同志的极力推动下，大步往前推进。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16年6月17日公布的资料，奥巴马政府从2009至2014年，共接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难民人数为83.2万。从2015年开始，奥巴马大批接收叙利亚难民，穆斯林难民数量可能超过100万（参见何清涟：《奥巴马的8年 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奥巴马同志执政期间，美国基督徒人口比例在2007年至2014年间，从78.4%下降到70％。白人基督徒的比重下降更加明显。1976年，美国白人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1%，白人新教徒的比例也达到55%。但到2017年，只有43%的美国人是白人基督徒，30%是白人新教徒（美国研究机构P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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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比较，非基督教信仰人士比例从4.7％上升到5.9%，其中穆斯林比例增加了一倍；无神论者的比例增长近一倍；没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比例从2007年的16.1％上升到2014年的22.8％。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数据，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增长全部来自少数族裔。2019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60%；少数族裔人口比重接近40%，正引发美国种族生态的“颜色革命”。



这意味着，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也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经典新教美国正在渐渐远去，成为一道历史的背影。



美国专栏作家杜塔特认为：“新美国正在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唯一的、真实的美国（转引自沥泉、愈嘉：《解构：“新美国”吞噬“旧美国”》）”。按目前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传统的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基督徒将沦为少数民族，预计到2040年降到40%，而美国无宗教化人数到2050年可能上升到26%，届时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宗教化人口的国家。



现代人喜欢“变化”、喜欢“进步”，“白左”就用“进步主义”的标签来忽悠人，于是大家一齐为代表“进步主义”的“新美国”而欢呼、喝彩；尤其是美国的白左以及受白左影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象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争相拥抱这个“新美国”。



当前，拜登政府更是全力以赴，加紧推动“新美国”彻底翻转且成为不可逆转：拟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言明，五年给绿卡，八年给入籍。为何不是九年十年，而是八年以后？因为到那个时侯，正是新一届大选的关口；如果抓紧时间，在选前大批办好入籍，这1100万新选民的数量可确保民主党永远胜选、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新美国”永不回头。



虽然很多人一听“新”就高兴，一听“进步主义”就向往，但对饱尝过“左祸”的中国人、东欧人、越南人、古巴人来说，却难免抱以警惕。因为新名词包括“新社会”之类的，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但结果却是非常地不堪，因此很怕再上当受骗。



张维迎教授有句名言：当“新社会”烧毁地主与农民的那张地契的时侯，一夜之间中华世族几千年的信用也被烧毁了。



过去，经济学家这样批评“公有制悲剧”：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人人都不惜烧毁公家的房子。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白左真是太坏了，为了煮熟自己权力的鸡蛋，不惜烧毁美利坚200多年的房子，还妄图连根拔除人类2000多年的基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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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意义，这是它们无法走向繁荣的理由。只有美国，这个典型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崇尚工作的意义，以工作为荣。这一切源自新教伦理——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并通过工作来荣耀上帝，这一清教徒的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标准。



然而在“新美国”的叙事中，个人不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不再追求工作的荣耀，白左把产生的一切问题推给社会，推给大公司，推给政府，推给阶级，推给男人，推给白人，推给阴谋论，对“社会变革”的热情超过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保守主义之“新教美国”的价值观被“进步主义”之“白左美国”彻底解构时，美国也就被掏空了灵魂。白左的做法除了形式上更加隐蔽外，本质上和当年“红 ZUO”号召穷人起来造反，让社会秩序瓦解，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很显然，对于所谓的“新美国”的“新”，善良的人们无疑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搞清楚“新”的外衣下究竟是什么东东。



因为过去我们上的当实在太多了！好听的名词下，包裹的也许是非常坏的东西；所谓的“进步主义”，也许本质是“退步主义”；表面上的“好心”，暗藏的也许是“私心”甚至“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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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奥巴马、拜登所宣称的“新美国”正是这样！



“新美国”有什么新东西吗？没有。可以说完全是国际上早已出现过的旧的、烂的甚至臭的东西，其核心内容包括：



敌视基督信仰

抛弃新教伦理

以“全球化”和人权包装的非法移民

高福利社会

低效率经济

大政府甚至极权政府

多元文化

相对主义以及身份政治带来的信仰与道德沦丧

族群撕裂

社会冲突

……



曾几何时，在过去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在类似漂亮口号和旗帜下，人们见识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帝国的诞生；见识了伊朗如何从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国家倒退回原教旨政教合一的国家；委内瑞拉如何从一个富庶国家变成一个穷国；也见识了南非如何在激进的口号下从一个现代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治理混乱、社会经济倒退的国家。



现在，浩浩荡荡非法移民闯入、泥沙俱下、族群冲突的“新美国”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也许是：



腐败的委内瑞拉+倒退的南非+因高福利而失去活力的欧洲+动荡与冲突的中东！



当年，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强调：＂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上帝和《圣经》是不可能的(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第一届大陆会议成员Patrick Henry 则进一步谈到：＂（美国）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宗教上,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



第28任总统Woodrow Wilson 如此告诫美国人民：＂美国被建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建立，是要成为一个践行神圣圣经所启示的公义要素的榜样 (America was born a Christian nation。America was born to exemplify that devotion to the elemen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revela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如果说以上是美国先贤对美国人民的正面教导，那美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们还从反面对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约翰.亚当斯，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任总统这样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参见《美利坚众合国的历史：由发现新大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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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26任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警告：＂在这现实世界中, 一个没有教会的社会，一个放弃，嘲弄和忽略他们信仰需要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快速下滑的社会。＂



第40任总统里根则指出：＂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受神所管理的国家, 那么, 我们就必然成为二流的国家 (If we ever forget that 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n we will be one nation gone under)。＂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也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警告：“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 美国也就不再伟大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she is good。If America ceases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从人类历史看，“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旧约《圣经》清楚显示：当以色列人敬畏上帝时，就得祝福；当以色列人偏离（ LEFT ）上帝且不悔改时，就受咒诅和灾祸。



以色列之外，历史上的罗马、欧洲的蛮族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自不例外。



过去，美国受祝福，是因为这个国家虔诚地信仰上帝。以教育为例，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90%的大学校长是牧师。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威廉马利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都是由基督徒牧师建立并隶属于教会, 其出发点都是要为基督造就年轻的一代。



约翰·哈佛, 牧师, 哈佛大学 (1636年) 的创始人，他创办哈佛大学的宗旨就是:“任何一个学生都会被清晰地教导和迫切地要求, 认真思考他的生命和学习的终极目的: 认识神和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因此, 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知识和学习的根基, 并知道惟有主赐人智慧; 愿每个人都能严肃认真地透过祷告寻求基督作他的主宰和主人。”



看看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何等地偏离上帝，世俗化、白左化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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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咒诅和灾祸自不远矣。不妨看看美国自1963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祷告后的部分统计数字:



15-16岁的性传播疾病上升226%; 离婚率上升111%; 非婚夫妻上升536%; 非婚生育上升325%; 10-14岁少女的怀孕上升553%; 暴力犯罪上升995%。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则显示这样的结果:



全美每24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 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 每68秒一起抢劫案; 每51秒一起严重伤害案;每27秒一起暴力犯罪。加在一起, 每3秒钟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过去，世界各国的人都无不崇尚和羡慕美国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分立、选举公正等等。然而，2020美国大选，美国让全世界的眼镜都掉了，原来美国已经如此腐败、腐朽；美国人则惊呼自己的国家竟然变成了“大号的委瑞内拉”！



未来的美国，随着“白左主义”泛滥，美国或继续偏离上帝，偏离以基督建国的根基越来越远，美国因此会进一步腐败、腐朽、腐烂到一个什么地步，同样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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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耶利米书，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



上帝问耶利米：“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



上帝感叹：“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上帝责备：“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上帝最终警告：“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这是上帝当年对以色列说的，是不是也象是对今天的美国人说的呢？



有一天，当美国的灯塔倒下、“新美国”的泡沫破灭时，请千万记住：这正是美国不再当上帝的儿子，非要做世界的浪子的必然结果！



有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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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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