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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 21: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2 20:36 编辑

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我孤独地生活着，按医生的规定进食，咳嗽，有时生气，书也读厌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契诃夫《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朱逸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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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维尔名言集锦】

1.“那些声称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人从未解释过，为何这些文化的后果却是如此的不平等。”

2. “那些总是指责私营部门‘贪婪’的人，几乎从不指责政府贪婪，不管政府做了什么。”

3. “我实在不能理解，那些认为各行各业都该有少数族裔代表的人，却为保守主义运动也有黑人代表而烦恼。”

4. “太多的媒体人分不清报道新闻和制造宣传。”

5. “如果政客停止干预他们并不懂的事，那么，政府规模的缩减幅度要比两党的任何主张大得多。”

6. “有读者建议，选举日应该定在4月16日，也就是缴纳所得税的第二天。这是为数不多可能阻止政客大肆挥霍的事情之一。”

7. “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趋势之一，便是通过制定‘仇恨言论’法，使得讲真话成为‘社交上不可接受的’乃至‘非法的’。”

8. “黑人家庭挺过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数代人的种族隔离，但是，随着自由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些家庭已经瓦解。”

9. “集中权力要比集中知识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社会工程会适得其反，如此多的独裁者会把他们的国家带往灾难。”

10. “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11. “那些希望掏空我们的腰包并想驾驭我们的人，发现了一条神奇的公式：怂恿我们嫉妒他人或对他人愤怒，这样，我们就会不断地上交我们的金钱和自由。”

12. “‘民权（运动）’过去是指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现在一些人习惯了特殊待遇，以至于平等对待被视为歧视。”

13. “尽管媒体和学术界都虔诚地谈论‘宽容’，但在我们的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里，对那些挑战政治正确教条的人，则毫无宽容可言。”

14. “那些为自己拥有想法而自豪的人往往不明白，只有经过现实生活的‘过滤’，我们才知道这些想法是对是错。实际上，大多数想法被证明是错的。”

15. “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为了生存，左派扎推到一些机构，在那里，理念未必需要行得通。”

16. “过去，嫉妒被认为是七宗罪之一，后来冠以‘社会公正’的新名号，反倒成为最受钦佩的美德之一。”

17. “那些渴望规划他人生活的人，从来不会短缺。”

18. “‘多元文化主义’归结起来就是，你可以赞美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可以批评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

19.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件事让人哭笑不得，那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年轻时错得多么离谱。年轻时，我也是政治左派，当时，我以为左派是普通人的代言人。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20. “试图和那些在无知中享受道德优越感的人摆事实、讲道理，通常是白费口舌。”

21. “许多政治左派陶醉于他们的美好愿景，却看不到他们正在现实世界制造的丑陋现实。”

22. “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

23. “尽管左派的高频词是‘同情’，不过，他们的主要议程却是制造‘依附’。吃政府救济的人越多，左派得到的选票就越多，也就能进一步扩大福利国家。”

24. “把人们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

25. “多年来，教育水平下滑的一个可怕迹象是，太多的人无法提出条理清晰的论点。他们会发泄情绪、质疑别人的动机、做出大胆的断言、重复宣传口号，除了运用理性，他们什么都会。”

26. “如果你想从政客那里得到快速而简单的答案，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肯定会有人提供这种答案。历史会告诉你，这种答案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不想费心去读历史，你可以等着重温历史上的灾难。”

27. “自奴隶制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像现代福利国家（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样，有如此多的人感到自己有权享受别人的成果。”

28. “政治左派似乎认为，经济政策议题是检验你的人品的试金石，而不是是否可行的事实问题。”

29. “在学术圈，多样性意味着黑人左派、白人左派、女性左派、拉美裔左派。人口的多样性掩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30. “在民主国家，我们过去总是担心未受教育者的无知。今天，我们却不得不担心拥有大学文凭之人的无知。”

31. “政治左派始终不明白，如果你给了政府足够的权力去创造‘社会公正’，那么你就给了它足够的权力去创造专制。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32. “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33. “无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

34. “正如过去许多人警告过的那样，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地消失。它更有可能被金光闪闪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侵蚀。”

35.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36.“如果你一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则，并依据同样的评判标准，那么，60年前，你会被贴上激进分子的标签，30年前你会被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而今天你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37. “从政治上看，很少有哪种观念比这种更有‘威力’：你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别人和别人对你的不公造成的。”“这种观念是通向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捷径，无数的人因为相信这一观念而丧命。”

38. “对许多政客来说，黑人的选票比黑人的生命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客总是试图让黑人选民感到恐惧、愤怒和不满。对这些政客来说，种族和谐将是一场政治灾难。”

39. “如果你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半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40.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很容易的，坚持错误也是很容易的。”

41.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难弄清楚有多少个有组织的愚蠢行为成功地牵着我们的鼻子绕弯子，并在道德上迫使大多数人沉默无语。

42.毫无疑问，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个聪明而随和的家伙。同样毫无疑问，过去一百年来，世界上一些最愚蠢、危险和恐怖的事情都是聪明和懦弱的家伙所做的。

43.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灾难其实都是精英们一手造成的。

44.最大的选民欺诈案可能是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和其他人提出的想法，即“没有选民欺诈案，要求选民必须有照片身份证的法律是试图压制黑人投票”。

45.“试图和那些在无知中享受道德优越感的人摆事实、讲道理，通常是白费口舌。”

46.“在学术圈，多样性意味着黑人左派、白人左派、女性左派、拉美裔左派。人口的多样性掩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47.“不论左派人士如何谈论同情心，他们对纳税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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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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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
不是东西刘老师 今天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中的核心；先秦诸子的著作，是古代经典中的经典。



这个判断，几乎可以算正确的废话。我自己读诸子的书，本来只是因为兴趣，没想过有什么用。不过，社会上有一些论调，让我有反驳的欲望，所以反而倒有话可说了。



从消极方面说，是清热解毒；从积极方面说，是尊老爱幼。







所谓“清热”，就是别热血上头，觉得中国文明有多么了不起。



这几年，社会上有股子虚火，好像就得把中国文化说成全方位都最伟大的，不然不过瘾。



较真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吗？当然不是。两河、埃及都比我们古老得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吗？是的。但这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



如果有外星人在太空中鸟瞰地球，他绝对不会同意把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分成欧洲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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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到北非、西亚到南亚次大陆，中间都有相对便利的水陆道路可通，这是一个完整的大区域。这个大区域内的不同文明，充满了互动。一个文明衰落，另一个文明兴起，彼此的成就交织在一起。



中国就不同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东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国是这个区域的核心，中国之外，古代不具备再孕育一个发达的文明的条件。中原王朝被游牧民族入侵，这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但是古代，华夏文明并没有真正面对另外一个文明的挑战。



还有一种论调，现代世界有病了，只有靠华夏文明去给世界治病。



这个就更扯了，现代世界的复杂程度，比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有很多现代世界特有的毛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肯定只有现代的办法可以解决。



先秦诸子对有些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只要克服字面上的障碍，并且不强行赋予他深刻的内涵，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他们的解释过分简单，甚至荒唐可笑。



踏踏实实读原著，可以戳穿国学骗子的大忽悠。



这是清热。







所谓“解毒”，就是别中某些宣传的毒，觉得中国文明有多糟糕。



有一种说法，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觉得是“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很多古代习以为常的东西，是现代社会不能容忍的，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读古代史，当然觉得中国古代很糟糕；但“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因为读读希腊的，罗马的，欧洲的历史，会发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有很多毛病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共有的，都这德性。而传统中国为了克服这些毛病，作出了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的努力。



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在了西方后面，而且差距非常大。有些人突然开眼看世界，然后一下子心理就崩溃了，看中国哪儿哪儿哪不行，哪儿哪儿哪不对。真别这么没出息。



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一套很火的历史书，叫《罗马人的故事》，其中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在中华帝国修长城的时候，罗马人在修道路。中国的城市文化就是城墙文化，一个国家有城墙，一个城市有城墙，城墙里面紫禁城还是有城墙。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阻碍而是畅通。







对这段话您怎么看？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干了这碗鸡汤再说？



其实这就叫典型的瞎掰。这个道理，就像你练一个游戏人物一样，你不能把所有的点数都加在一项技能上。你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修道路，就是加敏捷，修城墙，就是加防御。



一个大帝国，当然是既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既要修路，也要修墙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秦始皇在干吗？秦为驰道于天下，还有秦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也在积极修路。



至于修城墙。秦国的都城咸阳城就没有城，因为有自信，山东六国都威胁不到我。罗马本来是台伯河畔的村庄，特别怕人来打自己，所以随着罗马城的扩大，城墙也修了一圈又一圈。



中国人爱修城墙的名声，很大程度是因为修了长城。但罗马人也修长城，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哈德良长城。至于罗马人的长城没有中国这么规模浩大，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北疆，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大河。天然就有地理屏障，这是命好，节省了许多开支。



后面我们会说到，很多问题，直接用地理、经济就可以解释，用不着说成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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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曾有一段著名的话：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
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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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大事记》

“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自是各界一律照办。
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今观其来京举动，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奸淫惨杀；惟一意保护地方，俾阛阓高枕无忧；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

英国旅行家兰道尔，联军占领天津后的亲身见闻：
“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天津居民）每家挂起一面甚至两面用纸或布做的休战旗。个别特别小心的人在自己前胸后背的衣服上缝了白旗，以免手里拿的旗帜还不够保命。……

那些用英文、德文或法文写在房门或休战旗上的求饶字句更是令人发噱。它们字迹颤抖，多半来自不太懂英文或法文的中国人之手:‘我是一个可怜的人，请联军军官不要抢劫我’、‘大日本救命’、‘这里属于英格兰的朋友，请不要杀人’。常见的是‘法国保护’或‘法国万岁’。恳求德国皇帝的也不少。

多数哀求字句是针对日本人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用汉字来写日文，这两种语言读起来是相同的，还因为中国人把日本看成是这次战争的领头国家，最为可怕。甚至于他们的小休战旗也往往是用日本国旗的颜色来装点的，很少看见英国或美国国旗。”
（《中国和八国联军》上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页197-199）

《中国近代史纲》写道：
“天津、北京一带为义和团的集中地，与洋兵有过两个月的战斗。联军占领之后，情况大变，天津民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

北京铺户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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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沈从文写的一段关于美的思索，我被这极致的描述震撼了，忍不住翻译成英文, 翻译的时候发现很难把原文的那种转瞬即逝、寂寞和哀伤的味道翻译出来。

“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没有家的。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谁能束缚着月光呢？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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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最近病源，舉其首要者，厥為近三百年來之異族統治。自滿清入主中國，一切措施，盜憎主人，全是猜防壓制誘脅愚弄。－錢穆《歷史與文化論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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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简单说来就是向贵族汲取资源的难度，明显大过向底层民众汲取资源的难度。故消灭贵族有助于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
“英国人的智慧，既远离法国人狂热的辩证逻辑，又远离德国人以世界为怀的意识形态；它的视野很窄；但它知道如何以审慎和强烈的实践感来了解并满足当下的要求。”——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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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留下了好多名言，例如“自由的本义是自我驾驭，自由的反义是驾驭他人。但是我觉得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段话：“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威胁：强人对于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于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于乌托邦的向往以及没有信仰的人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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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制造了次贷危机？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1977 年民主党人卡特总统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总统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在国会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

一觉醒来，金发普黯然离场了？

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不会，离场是明年的事。

报复也好，自保也好，作妖要趁早。后面的事才扑朔迷离，乱七八糟。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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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亚当斯谈美国《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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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的思考：“我的政治理念是民主。让每个人作为个体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作为偶像受到崇拜。” “我非常清楚，一个组织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有一个人进行思考与指令，并承担总的责任。但是，这种领导方式决不能是强迫的。人们必须能选择他们的领袖。在我看来，依靠压迫的专制制度会很快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总是招引品德低下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恶棍来继承。” “在我看来，人类生命中壮丽多彩的篇章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着创造性，感觉敏锐的个体，以及他们鲜明的个性。只有这些个体才创造出高尚与崇高。而广大庸众则既不善思也不善感。” 以上这些，只是“居民”，不是“公民”，更不是人民的人，很难理解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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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永远不会被外部摧毁。如果我们步履蹒跚，失去自由，那将是因为我们毁灭了自己。”
-亚伯拉罕·林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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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世纪末，美国在联邦层面上，又搞出了个移民配额制。

这套制度给美国每年接受的移民成分的规定。

比如英法德、爱尔兰等美国白人的“自家人”，美国人真的是敞开怀抱，允许他们每年几十万几十万的向自己移民。还在迎接他们的纽约港，修了自由女神像。



但东欧和拉丁美洲，美国人就给他们每年几千配额。

土耳其帝国，每年几百。

印度这样的，每年几十。

中国？干脆就不允许你移民。

《排华法案》你总听说过吧？就是这套制度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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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清单（全网购）

1、可长期储存主食：三口之家 600斤／年

   抽真空包装大米、面粉、干面条、意大利面、军用压缩饼干、各类饼干、方便食品.



2、罐头类食品：三口之家600-800个／年

   牛肉、紅燒豬肉、魚、雞、午餐肉、糖水菠萝、脱干蔬菜



3、辅料：5公斤盐、20公斤糖、60升食用油、火锅底料5公斤、6公斤黄油（冰冻）、10公斤蜂蜜、5公斤果酱等高热量食物



4、大过滤量手压式净水器、戶外单人直飲水杯，50-100升塑膠水桶數个



5、应急燃料：20公斤固体酒精、小蜡烛200只、点火器、50只装防风打火机



6、医药品：消毒酒精10瓶（300毫升），酒精棉若干，口罩500只，双氯芬酸鈉片（止疼消炎）、硫酸羟氯喹40盒，阿奇霉素10盒，青霉素、紅霉素油膏、眼药水若干，黃莲素若干、感冒藥、创可帖若干、止血绷带、体溫計、血壓計、家用急救包等



7、其他物资：

   对讲机、手電筒、電池、全波段短波收音机、太陽能電池板4-6平米（充手机等）、長時LED应急灯2个、室内蚊帐床2套（防断电后蚊虫）、户外帐篷、雨衣、雨鞋等，户外应急背包等



8、个人防护物资（参考香港黑衣人）

   户外刀、工兵铲（斧）、防刺衣、防弹背心、防护头盔、运动面罩、伸缩棍、护膝、护肘等



9、大量衛生紙、衛生巾（棉）、肥皂40個、消洗液若干、半年以上寵物食品、其他個人用品（理发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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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某公号发文，邓晓芒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

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则少正卯邓晓芒则是古人说的：真恶，以无理杀天下后世。

区别是：古人说的是以学问杀天下后世，而邓晓芒是以无学杀天下后世。



楚兄说：和批判儒家的目的一样，邓晓芒对鲁迅的批判性继承，是想从骨子里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他以为他是誰啊。简直神经病。

中华文化，不是架上陈列的书，版本可以更新，也不是烂尾楼，可以拆了重建，文化从来都是以人为载体，以家庭乡党邻里之往來为脉络，推而广之于国家天下以至后世的。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以，文化的建立，更新，重建，都得从具体的人入手，从家庭入手，从风俗入手，浸浸然不觉其变而变之。他写了几本剿袭他说以诬妄前贤的书，侥幸在时代转型时期大帮哄式参与过一套丛书的编辑以博得虚名，持妄侫之词上几次讲座，就大言重建文化，这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晓芒邓他自己修齐了沒？睦邻敦里了沒？慎终追远了沒？会祭祖嗎？会过节吗？懂衣食日用之礼之忌吗？这些都不做，轻易一张嘴，就举国文化重建，他以为他是上帝。


凡是自己于具体的事无知、所知不多而轻言这废除、那重建，成天抡几个概念以妄言惑人混天下的，必无格致之功夫，混入学问界的马师傅。



邓晓芒这种注定成为笑柄的妄人，坚顽之性导致其不可能反省，愚钝之资使其无力向学，早年侥幸得名其实是害了他，让他不敢、舍不得、也没能力否定自己，即不敢也无力自新。他那一代根柢浅薄又借时代之风气侥幸得名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沉寂养老或暗然凋零了，只有他还老妓倚门式涂着红唇满街飞眼儿吐瓜子皮儿，不成为完美小丑不肯谢幕。









附下图，算是对邓晓芒的注解——


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
原创 金台玉龙 许石林






【按】——照时下风气这个女娃的要求倒不算太日眼，就是这种言语词气太可憎。

邓晓芒曾经说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虚伪（装）和集体无意识。

许多东西，要心照不宣，应该讲个含蓄，即装一装，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嘛。

牲口市场买卖还知道在袖筒里捏手指头呢。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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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说，“一直到当代，在所有民族中，英国人都是普遍最守法的民族。”



哈耶克曾说：“人类社会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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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暴君？
   以商鞅站队，拥护商鞅、就是暴君、或者暴君奴才；
   反对商鞅、则有可能善良、爱民。
   
   汉武帝说“我本来想做好人”。
   即位，“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斥退了法家。
    接着：
“征鲁申公”，又“置《五经》博士”。
   甚至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反思汉武帝政策的盐铁会议上，为汉武帝辩护的全部是法家。
    独尊儒术、所以儒生在野、怒视暴君？罢黜百家、结果法家肆虐、万民哀嚎？
      所以，“盐铁会议”有必要设计一个专题“论商鞅”，给拥护商鞅者定位，让百官“选边站队”、划分正邪。
    1、商鞅有没有增加国家财富？
    政府说“国富民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儒生认为，商鞅以国家权力代替市场，“秦人不聊生”，“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食”，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儿童在家里受苦，“老母好泣、怨女叹息”，稍有良心之人、“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而文帝景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政府不干预、人民丰衣足食。经济有它的永恒规律，高产就牺牲地利、减少下一季收获，做好就是顺应、不折腾。
   2、秦灭六国是否商鞅奠基，秦的灭亡是否赵高偶然
      儒生反驳：
      商鞅的所有策略都是竭泽而渔，短期见效而埋下祸根。你们“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商鞅模式、越陷越深，即使没有赵高、秦国也回天无术。
   3、商鞅的军事策略
    儒生反驳：
    商鞅策略的确所向披靡。但是，“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功劳在表象，灾难却足以摧毁秦国，“初虽乘马，卒必泣血”～～～
   ～～～
   除盐铁会议代表之外，反对汉武帝的儒生中，还有宣帝时的夏侯胜等人。他们似乎更激烈，更精彩。
    总之，汉武帝说他尊儒，儒家却全面否定汉武帝，官员也认为汉武帝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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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自由》的卷首，密尔引用了同时代德国大学者洪堡的说法，洪堡说： “人类最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个性这个问题在密尔那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甚至我们可以说，个性在密尔看来就是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所在，密尔说：

“一个人的能力接近成熟时，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并解释经验，这是人的特权和正当条件”而如果缺乏个性，“他们作为人的能力凋零枯萎，没有能力形成愿望和活得快乐。“

而细读《论自由》文本的话，我们会发现密尔在讨论个性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努力超越习俗对人的影响。密尔认为，只要一个人没有在思想上超出习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说有真正的个性。他说：

“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

所以说，个性的养成和自由的实现是非常困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密尔这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来说是这样。可以说，这个修行的过程，是人一生不停磨练自己，开放自己的过程。

这种修行尤其体现在心智磨砺之上。密尔一直在强调不能对言论和思想进行限制，为什么呢？放开思想和自由不是让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为了能够给人们机会去锻炼自己的心智，去不断辨别和考究各种说法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这也就是人在思维上保持活力，保持个性的过程。

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一个时代的认知和风尚在不久之后可能随着风气一转，就成为谬误。所以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就不是一味地跟随时代风潮和书本知识，而是要不断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用我们的老话来说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一定兼听得到的就一定是真理，偏听得到的就一定是谬误，但是多听听别人的说法，自我思考，总是能相对地降低错误发生的几率。所以说，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就是为了打破权威或者舆论对知识的垄断，垄断之下形成的思想氛围只可能是失去个性的一潭死水。

密尔认为，真理必须在和错误的公开冲突之中得到考验，从而使大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如果禁止挑战真理，真理就会僵化，没有活力。密尔始终强调一种开放的、公开的大众辩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生活的一些重大实践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相互协调和结合的事情。”而密尔的一生正好就是这种不停思辨，不停走出流俗意见，反思自己的早先成见的最好写照，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有的气质。

总之，密尔的自由对个体的要求其实非常高，可以说是要求人一生保持开放，不停思考。唯有这样，人才能够依据自己的天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实现最本质的自由。而在民主社会中跟随大众，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扼杀了人的个性，使得所有人都变得千篇一律。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民主社会和流俗意见对自由的伤害，平等对个性的伤害。这种平等其实是一种平庸，造就了庸庸碌碌之辈，这种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危及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给密尔以一种窒息感，而《论自由》一书，一定程度上就是密尔对社会平庸化所开出最好药方。当然，密尔深知，现实之中个性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很多时候还是愿意停留在社会舆论中，人云亦云。所以密尔强调个性，重点也在于希望在民主化的平庸社会，为知识精英留下一些成长的空间，发挥其超常个性和非凡的创造性。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人的优越，而没有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显然不是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奴隶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庸人，而没有少数人的个性和天才，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社会。所以如何平衡好个性与平等，平衡好自由与民主，正是现代政治的困难所在。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和包容社会的人，密尔仍然是他们立场最清晰、最诚实和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密尔心灵的诚实，或者他文章的智识魅力，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和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推荐版本，孟凡礼翻译的密尔的《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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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学者林毓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反传统思潮如何影响了历史？
原创 罗小虎 经济观察报书评 3天前


作者=罗小虎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1956年8月1日，22岁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林毓生，在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将《罗素自选集》的“导言”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上。这是林毓生生平第一次发表东西，也是第一次领到稿费。当时，殷海光先生正在翻译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章节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林毓生读后，决定用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买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英文原版。哈耶克、殷海光、林毓生，中国人所熟悉的三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交汇与承继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5年秋季，刚从哈佛大学访学回去的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大学开设“逻辑课”，历史系学生林毓生选了这门课。但“殷先生把逻辑课使头脑不受专制散步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夹杂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林毓生颇感“空谷足音”，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一段师生情缘。即便几年后去美国求学，他也从未曾殷海光中断过思想上的交流。多年后，师生两人的交流通讯汇集成书《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1981年台北狮谷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这本通信录收集了殷海光与林毓生在1960年至1969年之间通信往来，不仅记录了两人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更是就当是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广泛讨论，哈耶克、帕森斯、奈特（Frank H. Knight）、席尔斯（Edward Shils）、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甚至包括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史华慈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以及与殷海光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学者胡适等，也总是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为此，林毓生说：“我的思想取向，从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开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义以来，至今一贯未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的。” 对于自己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林毓生在《翰墨因缘念恩师》中写到：“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在林毓生看来，殷海光属于“五四”中人，同时，与他同时代的五四一代不同的是，殷海光对“五四”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说，林毓生一生的思考也正是从此处继承了其老师殷海光先生。



1960年，26岁林毓生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留学资格，漂洋过海师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六年中，林毓生的奖学金有五年是由哈耶克推荐的两个基金会提供，这让穷留学生林毓生免于困顿之苦，可以安心攻读博士学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对铁幕里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庞大的影响。他的书的翻译本在那些国家的黑市被广泛流传和阅读，最后形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公众舆论环境。”然而，在林毓生看来，哈耶克最大的魅力来的“人格素质”：哈耶克先生勤奋的一生具体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召唤”所赋予的尊严与乐趣，在林毓生看来，这正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描述的“知识的贵族”。“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 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无论是殷海光先生，还是哈耶克，在林毓生看来，都是一个内心炽热、有着道德热情的人，这不仅仅吸引了林毓生，也深深影响了林毓生，因为林毓生也是一位具有强烈道德热情的人。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林毓生照例一早去上学，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转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这对年龄尚幼的林毓生造成巨大的震撼：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于是在其内心浮现出一个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晚年的林毓生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少年时代的想法几乎决定了林毓生的一生。1948年年底，14岁时的林毓生随父母移居台北。“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愈发让少年时代的林毓生的政治情怀，抱着“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的雄心走进了台大历史系，并遇上殷海光先生，以及之后哈耶克先生，并沿着他们的思考，展开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思考。



1963年，林毓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在开始准备博士论文的实话，他内心却出现了精神危机：在芝加哥大学读了西方原典之后，林毓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兴趣，是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关注中国的自由主义呢？林毓生陷入纠结，最后，他的导师哈耶克的一番话把他解救出来：“关于你宄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做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作参考。自从1918年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这番话实际上鼓励林毓生继续把关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从此，这成为林毓生努力一生的学术领域。



在201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的序言中，林毓生把1975年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完成了两项学术任务，一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二是尽力建立了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对“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这么艰难”进行了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便是197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他的老师本杰明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s）在《中国意识的危机》序言中尤其称赞道：“林教授并没有将其论题只处理成抽象论证的命题。他反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途径：借着考察三位最卓越的五四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想，来验证其论题。”



作为海外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林毓生沿着其老师殷海光的思考继续前行，对五四出现的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了思考，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出现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从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文化模式中找到成因，也看到了世界外来因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自1986年，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出版的，他的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林毓生：思想与人物》随后在大陆出版，并不断再版，让中国思想界对自由主义重新进行了思考。



2018年，记者几次联系了隐居在康州的林毓生先生，病中的林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回答部分均摘自林先生已出版的文章。林先生看过稿件，但因工作繁忙，林先生未能对稿件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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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世界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问=罗小虎

答=林毓生



1，问：在您看来五四运动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可比性吗？



答：表面上看，十八世纪以反基督教为其主要诉求之一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与五四反传统思潮相比，但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虽然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批判，虽然极为激烈，它却对西方古代的传统，包括希腊罗马的法律、文学、哲学及人文精神，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大是提倡。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未溢出它自己的范围——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从这点说，法国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根本不同的。



2，问：不过，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全盘性否定传统？



答：五四人物与传统的关系非常复杂。比如胡适在其学术著作中，对孔子、朱熹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鲁迅则对法家一些成分说过一些正面的话，对儒家道德传统中一些德行的正面意义表示过理解与同情。在个人生活层面上，鲁迅和胡适都基本符合儒家的道德传统的。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与中国传统成分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不少自觉的与不完全自觉的正面关系。另外，他们攻击中国传统的材料显示着他们的火力，是集中在传统的儒教或思想与文化传统及其有关的制度智商，仅从这个方面看，很难说成他们是在攻击中国传统的所有成分，当然也就不能说成他们的反传统活动是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注意，我所说的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乃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而不是整体的反传统主义。



3，问：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五四文化领导人物虽然没有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但他们有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倾向？



答：是。虽然他们意识中对于一些传统成分表示肯定或是同情，但并未阻止五四反传统的激进化。在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达到最激进的时候，其领导人物们所使用攻击中国传统的语言是毫无保留的，对中国传统复杂、丰富的内容，不做分析，其攻击的对象直指中国传统的整体。例如，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只有两期：一是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时在激烈反传统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流行胡适倍极推崇的吴稚晖说的一句话：线装书均应丢到茅厕去！在这个脉络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他们意识中的矛盾加以认识，因为这个矛盾相当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们在与传统成分保持不少正面关系的情况下，居然主张中国传统应该全部打到？



4，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与传统保持联系却又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打到？



答：主要原因是在五四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国出现了对于传统整体主义的（totalistic）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拒斥。这个激烈到无以复加的攻势中国传统整体的态度，正科称其为整体注意的反传统主义（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或以更口语化的汉语表达，可称其为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这个层次上，它有它的“理据”，这些理据构成了一个自足系统，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发酵、发展。在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者们的意识中的其他层次上，他们与中国传统许多成分均有正面的关系，以至于显然与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攻击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矛盾。然而，他们把这个矛盾推到意识中极为偏远的角落，在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白热阶段，其参与者无法顾及这个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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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举例说，从这个激进化反传统运动的观点来看，对其贡献最大者，当推鲁迅。他的文艺创作与杂文最能具体而深切地说明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必须整体地抛弃。然而，“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主导的全盘化或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经由鲁迅的推展，出现了逻辑死结，注定使得思想革命讲不下去，指向着由政治、军事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未来历史逻辑。我所说的逻辑死结是指：一个思想与精神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够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都不可能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



5，问：为什么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会如此封闭，以至于不顾及意识中的矛盾？



答：这就需要对ideology的性质说明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根据社会学家西尔斯（ Edward Shils）与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对其精审的界定。我综合一下用在这里，认为意识形态有两个特征：1 它根据自己的前提在其内部发展出来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性”论述；2 论述的“系统性”，则依靠着对于可能对它挑战的“事”与“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封闭性的程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强度与它所要应对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程度往往成正比：危机愈严重，愈需要意识形态的系统化来对付。为了要维持其“系统性”于不坠，意识形态便愈需要对其可能的挑战采取封闭的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帝国主义、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可以达到完全自我封闭的程度。五四式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在其最高激烈的时候，达到了类似的强度。不过，在其高潮过去之后的时空中，其封闭性与强势则有所缓和。



6，问：五四时期为何会出现封闭性如此之强的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只能大致谈谈三点原因。



首先，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深感挫折，因此引起了彻底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这许多政治现实成分，是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兴起的背景心理因素，但它们不能解释五四时代要求对于中国传统整体拒斥的思想本质。从分析观点来看，下面两个原因更为关键。



第二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后天子制度的覆灭，不但带来了早已捉襟见肘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而且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与传统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由于这三重秩序的解体，原来绝大多数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各项预设（包括朱熹、王阳明等大儒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是维系传统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秩序在一起的——三纲），其预设性及其直接或间接为天子制度服务的功能性，变得暴露出来了，所以均有被怀疑、被攻击的可能，因此，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结构上成为可能。



第三，天子制度的崩溃使得已经看清其预设的虚妄性的五四反传统运动的领导人物们，感觉到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文化 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一元式高度统合性。从这个视角出发，在面对这三重秩序大解体的严峻危机的时候，在与其他历史因素——包括并不完全自觉、但却极力坚持从传统中国衍生而来的一元、有机式的思维模式——互相而相互加强以后，他们很容易滑落到意识形态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过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当作一个完全统合的（fully integrated）、类似有机体的“整体”来看待。既然如此，这个旧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例如，陈独秀于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上说：“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他与胡适于1918年10月15日在同一期刊上共同答复读者的来信时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职是之故，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们激烈反传统意识高涨之时，一致认为：投入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乃是中国的新生所必需走的道路。



另外，中国知识分子带有极强功效性中西对比，也因他们于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一元化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加强。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即以中西对比的二分法来谴责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落后。这种以——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来衡量中西制度与文化的价值与功效的方式，已经隐含着极强的反传统的信息——它事实上是现代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滥觞。



然而，他们既要把中国传统整体地打倒，而事实上却又不可能做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自然出现了无法纾解的矛盾，也自然出现了暧昧性。这样的吊诡或悖论呈现着中国近代历史中深沉的思想和文化危机的一面。



7，问：五四时期出现的激烈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五四全盘化反传统思潮的风行与持续，实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激进主义的重要心理与逻辑背景因素之一。当许多五四激化反传统人士决定要把传统全部打到并发起一个全盘化或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的时候，面对未来，他们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vacuum）。虽然面对过去，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势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坚持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是负面的，无法提供正面的政治性行动方案。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性行动的意愿，它本身无法知道如何行动。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诉求，预设着最低限度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这些先决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在客观上，变得不甚相干。至于科学主义，它本身也无法提供之政治性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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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怀特海（A.N.Whitehead）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了；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波兰尼（Midael Polanyi）与哈耶克——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见识。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期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



8，问：在中国，说起自由主义，必称胡适。您对胡适似乎颇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



答：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同化”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则是一个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活力”，但他并为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思想的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地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胡适既主张进化地改革中国传统，又主张全盘摒弃这一传统，但他自己并未清楚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对他这个终身矛盾进行一番分析，那么，他的反传统主义的捉摸不定的性质就可以迎刃而解。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个矛盾仅只是形式上的或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胡适的改革主义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假改革主义。也就是说，他的改革主义是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胡适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的科学方法（或雏形形式的科学方法），对他推行西化的渐进纲领主义固然有用，但与他对中国传统持反传统主义的评价却不相关。他承认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这一一种积极因素，但这并未阻止他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也为妨碍他对全盘西化的辩护。实质上，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9，问：您说：鲁迅精神上的极度矛盾，反映的正是现代中国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机。鲁迅精神上的矛盾与胡适的矛盾有什么不同？



答：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为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若是分析鲁迅的多层次意识性质就会发现：在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同献身于理性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紧张的思想冲突。鲁迅反对一切空谈理论以及他意识中的复制紧张性质（这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脉搏，并且是20世纪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象征），表明了在“简单的一般化”这种陈腐思想泛滥的时代，他具有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然而他不能超越这种冲突——本来可以换个另外的说法来改变对中国传统的解释，或者最低限度他可以名言质问，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是否妥当——不能超越这种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占支配地位。但为什么它会占支配对位呢？归根结蒂，在他所主张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现实所产生的压力使这种影响形成了他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方法。尽管他热切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传统的思想模式仍然束缚着他，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他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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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



10,问：您形容您的老师哈耶克为“知识的贵族”，对他的“人格素质大为赞赏”，您可否仔细谈谈您对哈耶克先生的印象？



答：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hcoel Polaniy)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间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社,他自然更觉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海耶克先生的知性追寻之所以深具洞见与远见，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因为他始终忠于知性的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抵的缘故。这样的实践可在其内心一致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条件下，从他终极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导出。他的一生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了令人钦敬与欣慰的交代,并使知性神明光耀着人间的大地。



11,问：您曾经说，您的思想取向受殷海光先生影响一生未变，您是如何看待殷海光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答：先师殷海光先生在五十岁（1969）的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以臻成熟的阶段。这是他晚年一再提到，甚感遗憾的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中的许多见解, 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例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人权、 个人 的尊严)为前提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消解个人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殷先生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中所说的安那其主义不同。殷先生的个人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强制性和随意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与安那其个人主义，虽然殊途，但是同归。但在其它许多关键的地方， 则是相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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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殷海光书信录》



从学院的观点看，殷先生的著作之中是有欠妥当的、收到当时不完整的资讯限制的以及相当形式化的地方。然而，殷先生一生思想探索的意义，并不在于学院层次上的理论细节。他以真诚的声明投入思索的工作，起道德资源与道德想象力不断促使他认真地吸取失误的教训，并力求自我改进，最后终于从浪漫的激越落定到以自由主义大方向、大原则为根基的启蒙工作，并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这一启蒙工作。如他在逝世之前二十六天（1969年8月21日）以口述方式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序》中所说：



“我恰好成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我这里只选了一段。任何人接触到这篇文字所显示的真挚与清醒时，我想均不能不受其感动，因为它所呈现的精神动力，超越了殷先生一生思索工作的任何限制，并赋予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启蒙工作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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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0 11:1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31 22:16 编辑

2008年至今，美国印钞折合人民币70万亿，中国08年至今印了170万亿。//@天使也淘学27103:我国人民银行印了那么多钱，M2是GDP的2.1倍，而美国只有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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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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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大先生们 前天
朱正

作者：林东林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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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
　　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出版界一时风起云涌，湖南出版界尤甚。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了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而朱正先生则主持出版了“骆驼文丛”。湖南出版在全国赢得重要声誉，这两位功不可没。
　　出版之外，朱正还研究鲁迅，也研究反右派，曾以一部《鲁迅传略》和一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而蜚声知识界。对鲁迅，他从年轻时的崇敬崇拜而正视平视，发见了鲁迅的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对反右派，他在邵燕祥一篇文章的启发之下开始研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思考，从而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诠释和还原。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鲁迅传略》、给冯雪峰写信指摘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书中的史实错误开始，他就逐渐涉足文学界。因为职业和交游的关系，他为现当代文坛保留了一份切身观察。在他的眼中，“杨绛比钱锺书还会写文章”。夏衍说，“聂绀弩是鲁迅之后最大的杂文家”，朱正则说他的朋友邵燕祥是“聂绀弩之后最大的杂文家”。丁玲虽然被划为右派，但他却说，他所接触过的丁玲“可是根本一点都不右”。
　　两个鲁迅
　　朱正最早接触鲁迅是在国文课堂上，他后来开始研究鲁迅，起因就是爱读鲁迅的书。他不满意小田岳夫写的《鲁迅传》，于是就有了自己为鲁迅作传的想法。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从仰望鲁迅转向了对鲁迅的平视和直视：“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他走的弯路，我还是给他指出来。”
　　我开始研究鲁迅很早，那时还不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民族英雄。初中二年级，国文课箫鸿澍老师喜欢鲁迅，在课堂上常跟我们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看鲁迅的书最早就是向他借的，那是1946年。1947年我回到长沙，买了鲁迅的一些书，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桂林印的鲁迅的书很多，都是土纸印的，比卫生纸好不了多少，很便宜。我看了很多鲁迅的书后，自以为对他很了解。那时看到日本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我不满意，有些事情我比他好像还知道得多一些，我想，如果我写《鲁迅传》就会比他写得好，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想法。可是我1956年写出的《鲁迅传略》也没写好，后来越写越好，现在出的这本就相当好了。
　　这些年里我对鲁迅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早年写《鲁迅传略》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仰视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崇拜，不但喜欢读他的书，而且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比如他反对提倡国粹，我也反对；他主张中国应该引进一些西方的东西，我也很赞成。他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这一切我都是很拥护的。他后来拥护共产党、拥护苏联，也成了我的政治信念。
　　后来我东西看多了，就发现鲁迅的思想分两段，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北京时代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写文章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批判都是很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特别他搞左联的时候，晚年写的文章有一些就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了。
　　比如他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辩护到那个程度，苏联的排队购物他也辩护，斯大林制造的工业党冤案他也辩护，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苏联文化方面的成就，引证的论据是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外交官就是职业说谎家，他把苏联外交部的话引到文章中来作证。他晚年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国民党政府虽然做过许多蠢事坏事，但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做错。1933年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以后，北平受到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把故宫的文物装箱运到南边，鲁迅就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这件事，就文章来说是漂亮极了，但意见并不对。
　　再举一个例，鲁迅晚年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个什么组织？这是共产国际为了营救牛兰组织起来的，牛兰是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到南京中国政府。民权保障同盟为了营救牛兰，提出了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而且把牛兰这样的外国间谍也包括在政治犯之内。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不赞成这个提法，他说政治犯应该和别的犯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能无条件释放。结果就把胡适开除了。任何国家的人权最多可以扩大到革命权为止，如果政府是腐败的、压迫人民的、专制的，人民可以推翻它，绝对不能把保护外国间谍包括在人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护外国间谍的自由，营救牛兰就是要保护间谍权。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鲁迅的荣耀！
　　1949年后，因为政治环境的需要，鲁迅一度被抬得很高很大，被竖到了祭坛和神坛之上，被捧成了神。朱正研究鲁迅，也兼研究周作人和胡适。今天面对鲁迅、胡适和周作人，他能观其白璧，也能察其微瑕。
　　那些人拼命地捧鲁迅，对已经死掉的鲁迅其实也是一种灾难。鲁迅文章写得很好，大家都承认，但他的翻译就问题不少。像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简直没法看，但曹宝华翻译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同一本书)就很好看；鲁迅翻译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许磊然也翻译过，把两个版本对照看就知道。我不懂外文，对翻译没有发言权，但中文译本我还是能看出优劣，至少从我受众的角度来看，就哪一本好看哪一本不好看我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而且鲁迅对于外国文学鉴别的水平也并不到位，比如曹靖华翻译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是一个苏联小说，是鲁迅写的序，但那个书在俄国文学史上毫无地位。
　　胡适和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各有千秋。鲁迅虽然在晚年有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不怎么精彩的文章，但他早年的那些文章还是非常好的，都是经典著作。他和胡适至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他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第二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古文的底子都很深，在这一点上说，比方说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些问题胡适的研究比鲁迅更深，鲁迅讲错的地方，胡适给他纠正的也有。
　　就文章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确实都很好，反正两个人是难兄难弟，都是各有千秋。我现在觉得周作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是看得很深的，但他做了一件绝不能做的事，人可能犯各种错误，有些错误可以犯，有些错误不可以犯，我这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些错误我就不会去犯。鲁迅也犯了错误，但鲁迅的错误可以原谅，周作人的错误不能原谅，没有办法，我对周作人也很佩服，但也很为他惋惜，鲁迅有些事情我也为他惋惜！
1927年9月11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1927年9月11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许广平的书完全没法看
　　1959年，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朱正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看完之后却非常失望，他没有想到许广平的这本书写得这样差，事实错误触目皆是。后来他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大部分内容就是纠正许广平的这些错误。
　　许广平在主观上希望把鲁迅说得很伟大，但怎么样能把鲁迅说好她就不知道了。
　　我举几个例子。冯雪峰在很长时间里是和鲁迅往来最密切的共产党员，鲁迅和党联系中间重要的桥梁，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有一次问许广平：谁可以算是研究鲁迅的通人？许广平说，鲁迅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通人，最后多少年里恐怕冯雪峰可以算是鲁迅研究的通人。可是到了1957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许广平到会上发言，就骂冯雪峰是一个骗子、欺骗鲁迅、根本不懂鲁迅。
　　这个时候谁又是最好的鲁迅研究者呢？她又找到一个，是周扬，她说：“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讲稿，就是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把稿子拿给周扬同志去审查，周扬同志就填上3个字，伟大的，鲁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你看他对鲁迅多好。”
　　到了“文革”时，周扬不行了，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许周扬歪曲鲁迅》，讲了鲁迅当时对周扬不满。鲁迅对周扬不满谁都知道的，可是周扬走红的时候她一直不说，现在周扬垮台了，她就来说了。
　　《鲁迅回忆录》里许广平专门写了一章讲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到“文革”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她又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个文章没发表，我怎么知道的呢？周海婴写给毛泽东那封信里讲我母亲去世前就已经在写批判瞿秋白的文章了，就是说瞿秋白把鲁迅说成党的同路人，是贬低鲁迅。
　　我原来看到她的《鲁迅回忆录》，怀着很大期望，想她应该写一些很珍贵的史料，谁知越看越失望，我不知道的事她说得很少，很多我知道的事情她又说错了。我就写信给她，当时我是右派分子，不好用自己名字，就用我兄弟的名字写信给他，说你的书哪些地方讲的与事实不符。她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不过你是根据文献说的，我是根据回忆写的，我不准备根据你的意见作修改。她这就很矛盾，我也不做声，就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后来我打听到冯雪峰的地址，就寄给他看，冯雪峰看了给我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当时那些作者，有的都是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学问上是钱锺书大，但是写小说、写散文这些，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杨绛的小说《洗澡》，你说有多精彩！钱锺书的《围城》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洗澡》写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反映历史更加深刻。杨绛和钱锺书的人品也好，他们真不容易。【完】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1-27 20:2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1-29 19:58 编辑

经常容易被滥用的词及翻译：

客观（看法与我相近，但直接这么夸不太好，说客观显得是第三方的中性判断）
主观（看法与我相反，但又无法反驳，只能说是主观，暗示是偏见）
阴谋论（我无法理解，也强烈反对，但也无法证伪，只能先扣上帽子再说，事实和逻辑就不重要了）
偏激（偏激的程度与我自己观点的差异正相关，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偏激，反正先给扣上一个负面的帽子再说）

欢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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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文---酒饮服务商
#鹿鼎记#
鹿鼎记为什么越拍越滥？因为政治观越来越堕落。
      金庸丑化了天地会？有丑化、有美化。
      金庸吹捧了大清朝廷？有实录、有谴责、有辩护。
      鹿鼎记是汉奸文学？超越汉奸、也超越爱国者。
      鹿鼎记的高度，当代导演看不到，当代演员悟不到！
       改朝换代，如果以暴易暴，就不过是鹿鼎依旧、逐鹿失鹿都是暴君。明灭元如此，清灭明也是如此。无关满汉、无关蒙汉。
      人民是镜子、其他人都是演员。
      在人民这面镜子面前，鳌拜混账、吴三桂混账、吴之荣混账。
       洪教主神龙教之流，冯锡范郑克爽，同样卑鄙下流混账。
       陈近南、沐王府，是潜在的混账。
       康熙父子，悟到了一些，但人民还是鹿。只是，如果人民不满、就自己回满洲，省得生灵涂炭，这个境界、已经高出天地会好多。
      顾炎武黄宗羲，理论上明白、人民是唯一的镜子，只是民族情感放不下。面对韦小宝之问“明庭与康熙谁对人民好”，不能撒谎、也不愿意承认。
      阿九姑娘，九难师太，瞭望大明旧江山：关上千里、都属胡虏，要复兴、又得血海尸山，宁愿放手。
      鹿鼎镜中最恶最后之妖，是鹿鼎山外的俄罗斯：残暴、残忍、卑鄙。让俄罗斯进来，鹿灭鼎毁，人民做鹿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宁可人为鼎镬、我为麋鹿，也要守住鹿鼎山。也就是面对俄罗斯侵略，汉人必须配合满清、守住这满清为鼎、汉人为奴的大清帝国。
   金庸的鹿鼎，几人能记？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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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六阳掌具体招式，没有太多描写，只提过以下三招的名字，都是虚竹对敌李秋水时提到的：



1.阳歌天钧：



出自道教经典《上清太上八素真经》，这本书大概成于东晋或南北朝时期，撰者不详，其中说“地仙自复有八素经，论服王气吐纳之道也。又有九素经，论召鬼使精行厨检魂魄之事，正陆行名山长生不死而已。八素经后有天钧上曲阳歌九章，九素经后有凤吹龙啸阴歌八章”，阳歌天钧一名，当出于此。另：天钧是天帝处的音乐，反正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名字。

“玄冥”在中国古代的意象中，指冬天之神、太阴之神，反正都是阴寒的地方，按说该住在西伯利亚。李白有诗《大猎赋》：“若乃严冬惨切，寒气凛冽， 不周来风，玄冥掌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也。” 魏晋无名氏有诗：“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



所以这“玄冥神掌”应该是最为阴寒惨切的毒招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9 09: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8 09:56 编辑

人类社会的黑暗，普通人哪怕窥知一二也会被震惊得瞠目结舌。

——阿桑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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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么憎恨那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
】】】】】】】】】】】】】】】】】】】】孤独。



请看这些伟大的名字：



柏拉图、薄伽丘、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莱布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维特根斯坦……

】】】】】】】】】】】】】】】】】】】】】】】


曹操如何凶狠地汲取民脂民膏？ | 短史记
12-07 21:26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61810
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 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编者按：这是篇旧稿，是昨天的文章——《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所有的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样，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杀降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曹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拥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中，未必有人愿意穿越到汉末，生活在曹操的治下。因为他（包括他死后遗留给曹魏政权的制度）是当时对民众最狠的那个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对外），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对内）。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做自由民的代价，是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



当赵至成为“郡计吏”，得以前往洛阳，与屯田兵的父亲相见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对赵至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失，还告诫他不要再回家来。及至司马炎灭曹魏，太康年间，赵至再度以“良吏”的身份前往洛阳，才知晓母亲已逝。史书记载，本期望着自己提升了阶层身份、可以好好奉养双亲的赵至，获知消息后万念俱灰：



“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完）



夜月客 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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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好看谁关心考据……//@仗剑南窗: 钱锺书《管锥编》：“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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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求科技兴国之是 怀念查懋声先生
知识分子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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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懋声先生（左）生前和施一公合影



“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查懋声



撰文 | 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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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溘然长逝。查主席不仅是一位备受各界敬重的爱国企业家，更是一位尽力捐助科教、全心振兴中华的慈善家。他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和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传承。



1994年，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创办求是科技基金会，旨在奖励和资助中国大陆的优秀科学家。当年，首届 “求是奖” 评选出包括邓稼先、于敏、周光召在内的10位杰出科学家，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重奖，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引发很大震动。迄今，求是基金会奖励了对国家科技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1位杰出科学家，颁发了16项包括青蒿素研究在内的科技成就集体奖。



1995年，在陈省身、杨振宁、周光召等顾问的倡议下，基金会设立了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1996至2001年，求是基金会奖励了7批共120位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长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导者，包括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白春礼和现任院长侯建国，还包括包信和、张杰、杨玉良、张希等在内的一批大学校长。



应该说，自创立以来，求是科技基金会对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7年，查懋声先生秉承父亲的初心和理想，接过求是基金会的接力棒，努力在父亲卓有成效的事业基础上续写新的求是篇章。



我与求是基金会和查主席的结缘，始于2010年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这是我在国内拿到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奖项。当时，我回国不过三年，常常忍不住对科技界一些项目评审和学术评价现象提出批评，也常常因此陷入舆论和争议的漩涡。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求是基金会的认可于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2010年11月初，在福州的求是大奖颁奖典礼上，我与查主席第一次正式见面，很快被他的豪爽和睿智所吸引。其间查主席与我聊起如何把求是基金会的奖励计划做得更好，我略作思考当即回复：“恢复求是青年学者奖”，他表示了浓厚兴趣，于是我们相约专门再见面探讨这一议题。



2011年，查主席专程来到清华，我们彼此畅言心志，谈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一致认为现在中国硬件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却面临着优秀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鼓励海外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科学家回国工作。



我告诉他：目前以清华为代表的国内一流高校已经具备了和美国普通州立大学竞争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条件，但还无法与美国的顶尖高校同台竞争，原因之一是个人待遇相差太大，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费用和房价都居高不下，因此建议通过求是基金会的奖励来有效提高优秀青年学者的待遇水平，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吸引他们回国创造更好的条件。


查主席完全接受了我的观点，当即表示愿意重启求是青年学者奖的评审，决定给每位入选的青年学者分三年共奖励15万美元（大约100万元人民币）。同时，他也正式邀请我担任求是基金会顾问并负责求是青年学者的遴选评审工作。于我而言，加入求是基金会，和杨振宁、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孙家栋、韩启德等顾问一起共事是一项殊荣，我欣然应允。



在查主席的支持下，中断了12年的求是青年学者奖于2013年重新启动。我作为遴选委员会主席，邀请了19位各研究领域专家担任评委。迄今为止共评选出84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顶尖。2013年恢复后第一批求是青年学者中的许晨阳已经开始享誉国际数学界。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一批人成为今后中国和世界科技界的中流砥柱。



自从2012年开始参与求是基金会的工作，我便有幸多次与查主席一起共事，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其实，查氏家族在香港并非最富有，求是基金会的资源也不是特别丰厚。在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奖励越来越多的过去十年，查主席一直特别关注如何发挥最大效益，把求是的 “小钱” 投入到真正可以在中国科技界起到 “大作用” 的方面。


每一次求是科技基金会年会的自由讨论环节，我们都会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每当有争议的时候，查主席总会提醒大家从国家科技大局出发，只要能更好地发挥求是基金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要能更好地引进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他都会支持。他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纯朴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总让我由衷感佩。他曾说，“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多年来，查主席为求是基金会的发展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每年求是顾问聚在一起开会，他事无巨细，认真倾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力求使基金会能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找准努力的方向。除了继续奖励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激励优秀年轻学者，他也一直努力为基金会拓展新路，利用求是这个平台，更好地加强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推动基金会为国家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正能量。



也许是因为查主席长我25岁、对我格外关照的缘故吧，在讨论求是基金会大事之余，他很乐于对我讲述自己过去求学创业的故事，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查主席1942年在四川出生，7岁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初中毕业后赴海外求学。他在澳洲读书时，不止一次受到当地排华白人孩子的围攻；遇到这种情况，“跑是跑不掉的，只有打！怎么打呢？对方好几个人，我一个人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那就找准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打…… ” 查主席特别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攥紧拳头、瞄准部位、使劲用力”，把这个打趴下之后其他人便一哄而散。他这样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所以每次都能以一胜多，几次之后那些孩子就不敢再来找他的麻烦了。长大后又长期去非洲、去南美为家族纺织厂生意奔走劳碌，经历过很多危险，包括大大小小的内战、暴动和，几次险些丧命，直到1977年才返回香港。



非常遗憾的是，2000年，正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他却突然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判断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他顽强地接受了手术和长达几个月的化疗、放疗，从死神手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用勇敢热血、坚韧无畏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传奇，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



在我和一群同道创办西湖大学后，查主席一直特别地关心、关注。早在2016年，西湖教育基金会就开始与求是基金会合作，举办 “求是西湖学会” 学术交流活动。2019年10月，查主席、查太太，以及同为求是顾问的何大一教授，专程来西湖大学参观。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详细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的情况。查主席对西湖大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期许，风趣地指出 “求是基金会和西湖大学门当户对”，主动提出希望求是基金会能够和西湖大学深入合作，由学校承办今后的颁奖典礼、年会等活动，双方共同推进求是奖、求是之家和求是西湖学会的发展。


查主席还特别对我讲，他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依托，他很希望这个家就是西湖大学；我非常感谢他对西湖大学的信任和厚爱。后来经过几次商讨对接，2020年6月西湖大学和求是基金会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然而，就在合作协议签署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求是基金会执行委员、查主席的表弟刘学进先生突然联系我，说远在美国的查主席希望和我通电话。第二天一早，我如约通话，查主席很镇定地告诉我，胰腺癌复发并已经转移，希望回上海手术，手术顺利的话可以再有两年时间，失败的话可能就只有半年了。电话上，我内心震惊与悲恸交杂，半晌说不出话来。他顿了顿，继续平静地说：“一公，从胰腺癌确诊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十七八年了，这辈子我很知足。” 9月23日，查太太通过微信告诉我，查主席决定先在美国接受化疗，等病情稳定后再回国手术。万万没想到，11月9日，学进兄告诉我查主席已于7日病逝。8月28日的通话竟是我与查主席的最后一次联系。


现在回想，也许查主席在去年有一些先知先觉，所以全力促成与西湖大学的战略合作，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长远伙伴，我们会一直牢记这份沉甸甸的托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作为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秉持父亲的求是精神，持之以恒为中国科技发展雪中送炭、默默耕耘，激励着一代代求是获奖人、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他尽力捐助科教、回馈社会，其博大的家国情怀可贵可敬。在查主席和求是基金的引领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未来科学大奖到腾讯基金会科学探索奖，企业家和科学家联合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逐步兴起，铸就了中国科技奖励一道新的风景线。作为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也有幸得到了一批企业家的倾力支持，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我们希望，查主席留下的求是精神和家国情怀能深入大众心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的风尚，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融入文化血脉，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国家科学事业。我相信，这一定是对查主席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施一公

2020年11月20日初稿于西湖大学云栖校区

2020年12月17日完稿于G39次京杭高铁 图片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19 19:0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7 19:22 编辑

允许人们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益于道德风气的提升，而不像言论被钳制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必须学会说谎，以迎合执政者的意见。——穆勒 《自由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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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的作者、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年7月18日—1863年12月24日)说：＂如果一个人，身受大恩之后又和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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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的话让我振聋发聩：
“自由距它的灭绝不过一代之遥。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有一天，我们将在暮年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曾经自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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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危难

这时，那个黑影天使将脸转向南方，我看到非洲有个凶恶的幽灵，向我们的土地接近。这个幽灵缓缓的掠过美洲，不放过任何一个城市乡镇。幽灵所到之处，地上的百姓随即摆开阵势、打起仗来。我再看下去，只见一位光明的天使，头上戴著一顶发光的冠冕，上面有「联邦」两个字。他将一面美国国旗放置在分裂的国家之间，说道：「别忘了你们是同胞。」那些百姓立即放下手中的武器，和好成为朋友，再度团结成为一个国家。



（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三、第三次危难

神祕的声音又说了：「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这时黑影天使拿起号角，吹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又向欧洲、亚洲、非洲撒下海水。于是，我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从这三洲的国家冒出浓密的乌云，很快就结合成一团。



（全球的流氓组织起来，对付美国）

这一团乌云闪烁著暗红的光，映出一群又一群的武装大汉，他们随著乌云登陆、从海上向美洲前进，将美洲的国家捲入乌云裡。我隐约看见这隻大军蹂躏整个国家，焚毁城市、乡镇、村庄。就在隆隆的砲声、刀剑碰击交鸣、数百万人的喊杀声中，我听见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话声一停，黑影天使又拿起号声，吹出可怕的一长声。

我的上方立即出现一道彷彿一千个太阳凝聚出来的强光，将那一大团席捲美洲的乌云刺穿、破碎。同时，那位头戴「联邦」发光冠冕的天使，一隻手持美国国旗、另一隻手拿长刀，率领一支军团从天而降，这些白色的灵随即加入美洲百姓的行列。那群正在呻吟哭泣快要败落的百姓立刻士气大振，重整溃散的部队，扭转战局。

就在可怕的喊杀声中，我又听到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声音一停，黑影天使最后一次掬起海洋裡的水、撒在美洲，只见乌云层倒捲，牠挟带的大军也掉头撤退，离开了那块土地及得胜的美洲百姓。



（光明天使带领美国任珉最终击败老木偶败灯背后的邪恶势力）

终得平安

我再看时，只见城市、乡村、村落就像先前一样冒出来，那位光明天使带了一面蓝色的旗帜给百姓，他一面插旗一面高声宣告：「只要星辰存在，只要天上有露水降落地上，这个联邦也必存在。」然后，他从头上的发光冠冕取下「联邦」两个字，放在那面旗帜上，百姓全体下跪，齐声说：「阿们！」



（美国不会分裂，联邦像星辰一样久远，真是一块被神祝福的大地。看来这次危难，是为了考验美国对神追随的信心和勇气）

这景象随即淡出消失，最后成为水气袅袅上升，就像我最初见到的异象。这景象消失后，我再次面对那位神秘的访客并凝望著她。她用同样的声音说道：「共和之子，你所看到的景象要如此解释：有三次大危难将临到共和国，最可怕的第三次危难，即使是联合全世界也无法胜过。要叫共和国的每个儿女，都知道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语毕，这异象就消失了，于是我从那张座位上见到的异象，开始看见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走向她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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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的三次异象中，展现了美国的三次危难，令人欣慰的是三次危难都在神的帮助下，最终获得转机，美联邦最终在神的佑护下，从危难中挺了过来。


第一次危难兵困马乏的艰难情况下，美国打败强大的雇佣军立国（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美国建立）



第二次危难邪灵从非洲兴起，以解放黑奴的名义自相残杀（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这最可怕的第三次灾难正在发生，65锅介入了这次美国大选的5弊，算是应了全世界流氓联合进攻美国的第三次灾难，



还好在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异象中，美国在神的保佑下最终保住这片兹由的大地。



而胜过第三次邪恶势力的力量来源就是美国大地上的每个儿女，都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



要记住失去了这个信念，神不会站在任珉中间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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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
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生卒年份约在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他一生中去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米亚、黑海沿岸平原、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并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他的书中明确记载着，金字塔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后世的人们对这样的权威记载自然坚信不疑。
布克生活的年代距离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已经约2000年，人们不可能接受布克的推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布克的这个推断都被当作一个笑料。
然而，距离布克生活的时代约400年之后，也即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人们一定会惊诧，400年前那个叫布克的钟表匠，究竟凭什么否定了伟大的希罗多德？
随后的真相被一步步揭开，布克原本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而锒铛入狱。
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监狱就安排他继续制作钟表，也算是发挥其所长。
但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也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轻松松地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克苦苦思索。
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后来布克越狱逃跑，又过上了自由的生活。由于需要东躲西藏，让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在监狱中更加糟糕，可在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糟糕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在布克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么两段话：“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正因为如此，布克才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布克后来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
无论金字塔还是瑞士钟表，都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发挥的结果，本质上是艺术品；而在强制劳动之下，劳动者通过体力支出只能制作出商品，这就是差别。
布克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明了了2000年前的真相，摆脱了历史记载中的谬误对自己思维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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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女王卫队晕倒时，都是脸着地？
原创 beebee beebee星球 今天
即便已经日薄西山，但王室依旧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象征和骄傲。

女王卫队则代表着王室的脸面。

这支部队有着英国军队中最严格的纪律，就连晕倒也必须保持完美的军姿，不能给女王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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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皇室家族绝非易事。

女王卫队接到的命令很明确，那就是在任务中不能随意晃动或摇摆，不能掉落步枪，当然更不能躺下。

即便要晕倒，也只能往前倒，以正面仆街来显示出英国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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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向前倒。”

戴·贝文少校说，他率领着威尔士卫队的101名光荣的卫兵。

“哪怕这可能涉及到鼻子骨折和许多牙齿缺失。”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12-29 21:3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4 09:55 编辑

《红楼梦》这部书，值得信任的解读有几十种，乱开脑洞的解读有无数种，基本是靠作品自身的魅力就让完全不同的人自发地做这件事乐此不疲。相比之下，三国水浒的读者绝对数量虽然更大，但读者的多样性是不如红楼的。一定要说啥叫“经典”，就是这样吧。 ​​​——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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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梁启超：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

风清扬尘: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个故事：哥哥问弟弟，如果杀死一个小女孩，整个世界就可得救，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做。弟弟犹豫了一小会儿，声音很小但很坚定地说：‘不可以！’以自我中心并非个人主义的核心。实际上，个人主义的真正核心是：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去侵害任何一个个体。 ​​​​”（转发）


风清扬尘:
哈耶克：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许成钢：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去建立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_手机新浪网』http://t.cn/RlQXsV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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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軍力排在世界26位，因有利的地理條件，實際的防禦能力應能排入世界前15位，其防空能力，或能排入世界前10位，完全有能力實現防禦為主的軍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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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

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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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勿食我黍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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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




“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这一论断当然不是否认其他文化中也有和“侠”相似的现象。最明显的如西方的“武士”(Knighthood)或“骑士”(Chivalry)确足与中国的“侠”相互参证。事实上，武士阶层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其道德规范也大同小异。但比较文化史特别引人入胜之处则不在其“大同”的一面，而在其“小异”的部分。只有着眼于“异”，我们才能超越武士阶层的世界通性，以进而彰显“侠”的中国特性。本文将着重于“侠”在中国文化、社会史上的流变。这是因为“侠”的观念在中国史上经历了好几个变迁阶段，不容“一言以蔽之”。通过探源和溯流的研究方式，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划定“侠”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

一、 侠的起源及其中国特性

近代学人关于“侠”的起源讨论较多，大体言之，他们认为“侠”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而古代的“士”则都是武士。事实上，商、周的“士”大致是文武兼资的，到了春秋以后才开始有文武的分化。下逮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了。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1］

这一论断大体是合乎历史实况的。其中唯一可以斟酌之处是“侠”是否能看作“武士”的专名。《韩非子·五蠹》云：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这大概便是顾氏立说的根据。但是我们似乎只能说出侠出于武士阶层，而不能说凡是武士都可以称作侠。严格言之，侠是武士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史记·游侠列传》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这一段关于“侠”的描写不但抓住了古代“侠”的真精神，而且也为后世仰慕“侠”行的人树立了楷模。根据这一标准，大概只有武士中之出类拔萃者才能称之为“侠”，一般武士是不够格的。

“侠”既渊源于武士阶层，则其出现的历史过程大致与文士相同，也就是说，“侠”起于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以后原有那种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了，于是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有些高层的贵族下降为“士”，更有不少平民上升到“士”的阶层。一方面，“士”开始文武分化；另一方面，“士”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齐思和《战国制度考》指出：

平民既成为战斗之主力，于是尚武好勇之风逐传播于平民，而游侠之风与焉。慷慨赴义，尽忠效死，本为封建时代武力之特殊精神。……惟春秋之侠士刺客，犹限于贵族。至战国则举国皆兵，游侠好勇之风，遂下被于平民。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激昂慷慨，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而当时之王公大人，或用之以复仇，或资之为爪牙，往往卑礼厚币，倾心结纳。严仲子以万乘之卿相，而下交于聂政；信陵君以强国之公子，而屈礼于侯生。此种泯除贵贱之态度，实封建时之所未有。而侠客亦遂激于宠礼，慷慨图报；一剑酬恩，九死无悔。［2］

平民上升为“士”(包括武士)是战国时候最重要的变动之一。这便说明，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上初出现时即包括了平民在内，而非贵族阶层所独占。这是“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之一。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故不仅有庄严的授爵典礼(dubbing)，而且还有正式的组织(orders)。中国古代的“士”在春秋以前也是贵族并且也有成“士”之礼(如“冠礼”)，但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士、庶之间的界线已趋于模糊，而且有关“士”的礼仪似乎也松弛了。今天传世的礼书大致只能代表古代体制的理想化，不足以说明战国以下的实际状况。在“礼崩乐坏”以后，“士”的资格的取得是否必须通过形式的礼仪，如西方中古的骑士之例，至少在史籍上是找不到明确记载的。

从一般武士的情况推到“侠”的问题，则中西文化的差别更为清楚。“侠”之名在春秋时代尚未出现。所以中国的“侠”从一开始即不限于贵族，而包括了许多平民在内。《史记·游侠列传》云：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后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

在这段文字中，司马迁一连用了“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三个名词，显然都指平民而言，并持以与战国四公子之辈相对照。在他的观念中，战国时代的“侠”显然可分两类：一为贵族(卿相)之侠，一为平民之侠，而后者更为可贵。这一点在《汉书·游侠传》中说得更明白：

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横，力政争疆，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可见班固正是把四公子划为“游侠”一类。至于《史记》中的“延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史记注)条云：

延陵谓季札……以其遍游上国，与名卿相结，解千金之剑，而糸冢树，有侠士之风也。

顾氏以“延陵”为春秋时代的吴季札。此说可信与否在此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显然也认为司马迁所述延陵等五人是属于“卿相之侠”，而与“布衣之侠”不同科。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侠”有贵族与平民之别，另一方面则对平民之“侠”特加推重，故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这一点反映了汉初的“侠”大致已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侠”和古代作为贵族最底层的“士”已大为不同，即“侠”并不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礼”而存在。前面所引司马迁关于“游侠”的描写，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等只是行为的表现，而不是“礼”。从这一点来观察，“侠”和西方中古骑士的差异更是泾渭分明了。西方骑士之正式取得并维持其资格必须通过许多繁复的礼仪，如上面提到的授爵礼和各种定期的武术比试(toumaments)。这大概有些像中国古代的“士”的“冠礼”、“大射礼”、“乡射礼”之类，因为骑士和中国春秋以前的“士”同是世袭的贵族。西方骑士的家世背景是极其严格的，如果偶有一个平民被误授以骑士的身份，所有参与授爵典礼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3］。《管子·小匡》篇所载“士之子常为士”的原则在西方骑士史上确是信而有征的。由于“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而且平民的比重还越来越高，所以“侠”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一套“礼”的规定。这也许是因为“礼不下庶人”的缘故。总之，以“侠”与西方骑士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侠”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中国史籍上充满了“侠风”、“侠气”、“侠节”之类的名词，但却未见有“侠礼”之称。

“侠”虽然主要指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一精神却也不能完全没有社会基础。这就涉及在战国秦汉之际，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侠”的问题了。钱穆《释侠》指出：

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义，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论训》。其言曰：“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返。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4］

钱先生此处的观察十分敏锐，所引《淮南子》中“任侠”的故事尤其能说明问题。依照这一解释，古代的“侠”还不是指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存亡死生……的个别武士，而是指这些个别武士的领袖，也就是赡养着这些武士的人。如贵族中孟尝君之流和平民中朱家、郭解等人。他们平时都对大批武士予以财力的支持以及政治的庇护，因为这些武士中有颇多犯法的“亡命”之徒。韩非所谓“侠以武犯禁”，正指这种情况而言 。这一“侠”的文化特色更是在西方中古骑士身上完全找不到痕迹的。换言之，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而中国的“侠”则是非法的结合。“侠”在战国秦汉之际所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便是因为“任侠”的人手下有大批武士，可以在危机时为他出死力，如上引《淮南子》中“北楚有任侠者”之例。

《史记·季布传》“任侠”一词，据如淳注云：

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过去的注家曾对“任”字、“侠”字提出各种训诂上的解释，这里无须深究。如淳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指出了“任侠”是一种团体，不但互相信任，而且有共同的是非。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它扼要地揭示了“侠”的社会结合的本质：“权行州里”指“侠”的地方势力而言；“力折公侯”则指这种势力和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地位。如淳是曹魏时代的人，他对于“任侠”的理解大致可以说明汉代的状况。关于这一点，下面将另有讨论。17世纪的方以智在《曼寓草·任论》中也说：“盖任侠之教衰，而后游侠之势行。”杨联宝先生解释此语说：

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应有区别。……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等能养士结客，有许多人依附者为任侠，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则为游侠。［5］

可知方氏也强调“任侠”的社会集团的性格，这和上引钱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合。这一解释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史料中是能够得到印证的。

二、 侠与古代思想

最后，关于“侠”的起源，我们还要澄清它和古代各派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近代学者先后至少提出过三种看法。第一是章炳麟的侠源于儒说。《检论·儒侠》云：

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6］

这是说漆雕氏之儒即是古代的侠，其学既废才有“侠”的继起。但是即使在后世，“儒”仍然可以包括“侠”。

第二是墨出于侠说。冯友兰《原儒墨》说：

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专家，即上述之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7］

第三是“侠”与黄老道家有关说。劳干《论汉代的游侠》注意到汉初游侠似与黄老有关涉，如郑当时、汲黯诸人一方面喜“任侠”，另一方面又好黄老之言。劳先生所提出的假设性解释是二者都同属于平民阶级。劳先生更进一步说：

《史记·游侠传》序称：“儒墨皆排摈不载。”可见游侠既非儒亦非墨。亦即是游侠的行动不要任何学术或思想做基础。所谓或以为韩非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认为墨出于侠，是并无根据的。不过侠虽与道家并想上相承之序，却有若干思想上沟通之处。因为游侠本是一种传奇式的行动，出发点是任情适性，而不是在清规下的严肃生活，所以与儒墨俱不类，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8］

这三说之中，尤以墨出于侠的观念流行较广。但按之史实，这三种说法都缺乏坚强的论据。西方的骑士虽然也起源于古代俗世社会中的武士阶级，特别是条顿民族的英雄传统，但自十字军东征以后，骑士便和基督教汇流，从此骑士阶级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教会的捍卫者。所以一般专家承认“骑士”精神是由尚武、贵族和基督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9］，甚至最严谨的史家也不能否认骑士的仁慈、忠诚、正义等道德观念确有宗教的渊源［10］。中国的“侠”则不然，它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这又是“侠”与“骑士”的重要文化差异之一。

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见《淮南子·泰族训》)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因此和“侠”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如果仅据此而断言“侠”与儒、墨之间有谱系关系，则未免过于轻率。司马迁说“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这一句话便是以否定“侠”和儒、墨有谱系关系的断案了。而且司马迁此处所用“儒墨”一词已是“文士”的泛称，并不专指儒、墨两家。这在汉代文献中是常见的情形。例如《淮南子·泛论训》说：“总仰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盐铁论·晁错》篇说：“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论集议。”这两处“儒墨”的用法都只能解为一般文士的代称。墨者是文士而不是武士，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通解。至于道家不同情“侠”的行为，证据也是十分明显的。《淮南子·泛论训》在引述了“北楚有任侠者”的故事之后，接着评论道：

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总汇。此处评语显然是以“任侠”为多事，不合黄老“清静无为”的宗旨。我们又如何能说“侠”和“黄老”在思想上有所契合呢？总之，上引章炳麟《儒侠》篇中“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一语已道尽了“侠”的底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寻找任何古代学派的渊源了。

三、 侠的新阶段——社会基础与政治势力

游侠起于战国，但至汉代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代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这是“游侠”一词的由来。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之末太史公曰：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这六万多家包括了“任侠”者和他们所养的死士(“奸人”)。这些“游侠”当然都是从各地而来的。《淮南子·人间训》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的故事：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银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击)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长，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按：务、势也。)于天下。请与公缪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故事(亦见《列子·说符篇》)：故事中的“游侠”和他们的“徒属”无疑也是从各地来投效梁之虞氏的。

我曾指出，文士从战国到秦汉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周游列国的“游士”转变为具有社会基础的“士大夫”。汉初数十年中虽有“游士”的活跃，但已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此一变化的主要关键即在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长期容忍“游士”的离心活动。文士如此，武士亦然。“游侠”进入汉代以后，其社会性格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所不同者，“游士”经过“士族化”和“ 恒产化”之后，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而“游侠”的新发展则反对此秩序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因此终西汉之世，“游侠”都是皇权打击的一个主要对象。

汉代的“侠”已趋向本土化。《汉书·游侠传》说：

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 闾阎”、“州域”都是指“侠”的本乡而言。所以《史记》、《汉书》记述“侠”的活动无不标明他们的地望。让我们举几个例加以说明。《史记·游侠列传》：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朱家虽是名闻天下的“侠”，但他的基础毕竟在东方，所以“自关以东”的豪杰才对他特别景仰。同书又说：

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按：《汉书》作“大将军”)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所以周亚夫(条侯)才如此说。《资治通鉴》卷十六不载剧孟事，因为司马光不信剧孟的势力如一“敌国”。《通鉴·考异》曰：

按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司马光以宋代人的眼光看待“游侠”，不了解汉代“游侠”的地域势力，未免过于谨慎了。《史记》又说：

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尽诛此属。

其后代诸白(《索隐》：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侠非一，故言“诸”)、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又说：

自是(郭解)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这些“侠”虽然都是霸一方的人物，所以必须一一标明其势力范围。《汉书·游侠传》曰：

万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子夏”。

可见长安一城之内，“侠”即分成许多小区域，互不相犯。万章的势力限于城西柳市一带，因此才获得“城西万子夏”的称号。这种情况和现代大城市中黑社会的分区统辖，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各地区的“侠”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在汉代也是约定俗成。《史记·游侠列传》曰：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这个故事最足以说明“侠”的地域背景。郭解虽是名闻天下的大侠，但他是河内轵人，洛阳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得已而调解了洛阳的仇家，却不愿居功，而仍要暗中以此功归之于洛阳的“贤豪”。他的理由是“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也就是说这个调解之“权”本是属于洛阳本邑之“侠”的。从万子夏和郭解的例子，我们可以完全证实汉代的“侠”确是“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的。

“侠”和“士”一样，在汉代首先是和宗教的力量结合了起来。《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济南氏”便是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汉书·酷吏传》云：

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守。至则诛氏首恶，余皆股栗。

可见氏的社会势力主要便建立在这三百多家的“宗人”上面。《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云：

新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赵)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

杜建之例说明宗族和宾客是他的群众基础。此外如姻戚、乡党、故人等当然也都包括在内。《汉书·游侠传》记齐人楼护“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家，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即是一例。《史记·游侠列传》记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终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诛其族。这也是因为郭解的势力来自宗族。

由于汉代“侠”的巨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固说：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 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汉书·游侠传》）

从这一段简要的叙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汉一代“侠”在政治上的消长。现代史学家往往强调汉代游侠的平民性，这一点自有根据。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司马迁所谓“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或“ 闾巷之侠”乃是相对于周代“封建”贵族而言，汉代的“侠”却并不是普通的“布衣”、“匹夫”。战国的旧贵族到了秦汉时代基本上已消失了，但新贵族则开始形成，此即赵翼所谓“布衣将相”(《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代游侠的势力不仅遍及民间，而且和新贵族互相援引，甚至有些“侠”本身也参加了新贵族的行列。［11］我们试以魏其侯窦婴与灌夫的例子来说明“侠”与新贵族之间的关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想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想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的父亲张孟是灌婴的“舍人”，后并改从灌姓，其本来社会身份之低微可知，灌夫本人则因灌婴的提拔而历任郎中将、淮阳太守、太傅等要职，显然已成为汉初新贵族中的一分子。

但据上引传文，灌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游侠”。他和魏其侯窦婴之间一方面是互重义气，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以势力相援引。窦婴看重灌夫所拥有的宗族、宾客、田园等“权利”；灌夫也需要窦婴所拥有的列侯、宗室等政治关系。前引班固语，说“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事实上，这两类的“侠”在汉代初期即已存在。陈遵在哀帝时已因军功封侯，至王莽时先后出任河南太守、九江及河内都，“凡三为二千石”。他居长安时，史言“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见《汉书·游侠传》)。他的经历和灌夫极其相似，都可以称之为“侠而优则仕”的一型。由于灌夫卷入了魏其、武安两派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心，所以司马迁将他的事迹附在此两人传记之内(《汉书》亦然)，否则他也应该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

“游侠”的势力如此浩大，社会根基又如此深厚，他们自然是在朝的新贵族所必须争取的对象。但“游侠”的活动加深了王、侯、将、相之间的党派分裂，极不利于统一皇权的伸展。所以班固特别指出“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班固此处的“天子”是指武帝而言。其实，早在文、景两朝，汉廷已开始诛戮“游侠”了。不过大规模而有系统的剪除“游侠”却是武帝时代的事。所以酷吏政治成为武帝一朝的特色。“游侠”势力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不但助长了朝廷上的党派分裂，如上所述，而且更在地方上威胁到郡守的权力。我们可举成为例。《汉书·酷吏传》：

成，南阳穰人也。……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成在《酷吏传》，是一个侠、吏两栖的人物。他是在吏途受挫之后，才回到南阳本郡“为任侠”的。他在南阳的权势竟然盖过了郡守，自不能为武帝所容，所以义纵迁为南阳太守，“至郡，遂案氏，破碎其家”(同上《酷吏义纵传》)。自武帝之世起，下至王莽时代，汉廷都一直以全力来对付“游侠”。《汉书·游侠传》末云：

王莽居摄，诛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师古曰：指其名而捕之)……中叔子少游，复以侠闻于世云。

可见“侠”的困扰与西汉一代相终始，其所以诛不胜诛，正由于父死子继。“侠”几乎事实上变成世袭了，虽然并不合法。

—End—

本文节选自《武侠小说论卷》，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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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究竟讲了什么？
原创 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前天


这是一个暗喻中国各派思想相争与结局的童话。


前天那篇《两千年前，那场改变中国的“洋教入侵”》之后，很多朋友觉得不过瘾，让我接着写写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之争。
这个题目好难，真的。
思想这事儿，说理性实在太强，将佛教的传入写成一个浅显易懂的文章，我费了很大劲，也难言非常成功。而其他的章节，如果很仓促动笔，难免说得枯燥乏味，非我所愿。
所以只能留待以后了，请大家关注本号，我们常相伴，慢慢谈。
不过，正如大刘的《三体》借科幻小说谈了很多未来一样，用“讲故事”去隐喻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其实很早就有人做了。
那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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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一句，2017版这位黄蓉，在我看来很完美。


只不过，金庸这人太聪明了，把故事写得非常隐晦，很多人读完，觉得这就是个武侠小说。
其实，金庸自己在该书中本来就提示过了：小说一开篇，就写岳飞将他的武穆遗书藏在某个地方，再写了一些诗词隐喻其地点，别人都看不懂，唯独完颜洪烈看明白了。
这个暗示就再明显不过了：
小说里的岳飞诗词，读来是诗词，实则是藏宝图；
《射雕》这本小说，读来是小说，实则是个寓言。
金庸借这个寓言在暗示什么呢？
这本小说成书于1959年，那正是一个文化乱世，金庸笔下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是在试图总结和暗喻中国各传统思想流派的特质和命运。

1

暗示最明显的，“中神通”王重阳，他代表的是道家。

王重阳本名王喆，两个名字里都有“土”，因此他也对应这五行中的土。
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王重阳的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支脉，历史上的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单靠这一个定位，我们无法说王重阳所说就代表了道家。
真正让人确信金庸有心做这个暗喻的，是小说中王重阳在拿到《九阴真经》之后做的事情：
在拿到这本武林绝学之后，王重阳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把它往自己打坐的蒲团底下一放，并要求全真教上下都不得修习其中的武功。这个做法一出之后，一下子天下就太平了。
很显然，这就是在暗喻道家治天下的思维：无为而治。
《九阴真经》是什么？其实就是“治民术”。
在小说中，《九阴真经》是宋代一个叫“黄裳”的人所创。
喜欢跟读者猜谜的金庸，因为太想让读者明白这个梗，罕见地直接用了谐音这种非常直白的暗示：
这个“黄裳”就是皇上，是朝廷，是官府。
《九阴真经》，就是皇帝老儿总结经验想出来的那些“治民经略”。
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整套统治体系，是在宋代才成型的，无论科举、选官、任官，还是朝廷内部的君臣权力制衡，吸取历代的经验，宋代都已经玩得相当之好，其经验确实堪称一部“武林绝学”。
只可惜这套中原的“治民术”在宋代以后就被强行打断了，快马弯刀打天下的大元帝国对这套体系的继承非常粗陋。
所以小说中，九阴真经最终被封存到了“倚天剑”当中，直到元末天下重新大乱，才又重出江湖。
然而对于这样一门“治民绝学”，道家的观点跟王重阳一样：觉得这玩意儿非但不是宝物，反而是乱天下的祸源。
王重阳自己不学、也禁止自己门下的人学九阴真经，同样的，正统道家也从不思考什么“治民”的问题。
道家其实是中国式保守主义者，他们崇尚任法自然、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白了其实就是小政府，放任主义。相信把狗屁“治民术”丢一边，啥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好。
这种思想宛如王重阳的“先天功”，道法自然，是真正的武学之源。
现实也确实是如此，中国很多朝代，在政权建立之初，都会搞一段“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道家主义社会实践，这几乎是所有大一统王朝积蓄“内力”的真正心法。
当然，王重阳还有一个师弟周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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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写这个老顽童，估计是想暗喻道家庄子那一派思想：放浪、任达，全凭一颗初心行事。“南帝”一灯大师曾评价周伯通，说他：“心中无名”。而无名无欲，恰恰是庄周式的道家人物人生修行的至高追求。
庄子之所以能跟老子并称，成为道家之先贤，是因为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化用到了个人修行当中，在哲学上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射雕》系列中的周伯通也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武功也许不如其师兄王重阳，但在个人修行上，却更接近那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然而，正如王重阳早晚会死，《九阴真经》的魅力迟早会吸引其他武林群雄过来抢。
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在历代中国都只镇得住一时，镇不住一世。一旦时机成熟，迟早要出现一个“大有为之君”，试图利用积攒的国力，搞点事情。
这时，被道家镇住的“治民术”自然会被其他思想流派抢走、利用。
道家衰落，纷争的乱世由此开启。

2



《射雕》里抢《九阴真经》抢得最卖力的，是“西毒”欧阳锋。而现实中，对“治民术”最追求的，是法家。所以欧阳锋暗喻的是法家思想。
欧阳锋的锋字里有金，五行中的金也对应白色（白驼山）、西方。
欧阳锋来自西方，而中国最早一个靠推行法家思想强盛、统一的帝国，是某些人口中的“大秦”。
“东出”的欧阳锋为了抢《九阴真经》不讲道德、不顾底线、无所不用其极，是“五绝”当中唯一一个肯与大反派完颜洪烈合作的。
现实中的法家也是很没节操的一个思想流派。法家从来不讲什么道德观和人文关怀，为了帮统治者达到“治民”的效果，把理论发展得非常没有底线，更从不考虑其所服务的君王有没有统治的正义性。
《商君书》中公然声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简单地说，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君主把民众当成奴隶来对待。“一君而万民”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普遍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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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小说中，金庸给欧阳锋安排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局，他阴差阳错得到了“改版”的《九阴真经》，“倒练神功”，结果反而神功大成，在华山论剑中成了“天下第一”。
但代价是他疯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让这个天下第一争得毫无意义。
现实中的法家，其最终落入的窘境是一样的。
“治民术”和国家强盛的最终目的，本来是为了让民众安居乐业。但法家思想为了强求“治民”“强国”，反而得出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民众都逼得苦哈哈的，国家才能强盛。
一切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应当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人民的幸福，那么一个国家即便强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一点上，法家是真的忘了初心，在“倒练神功”。
所以历代法家思想家、酷吏，最终的下场往往都比欧阳锋这个老毒物还惨，不是作法自毙、就是被“大有为之君”用过之后弃如敝履——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但法家思想的那种冷酷无情、急功近利，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毒害，却是长久留存的，比“老毒物”欧阳锋的遗毒，何止狠上千万倍。
而正如欧阳锋是“天下第一”一样，法家也确实成了历代王朝统御民众的真正心法，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法家确实是中国传统各派思想中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第一”。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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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北丐洪七公的隐喻比较难解，他代表的其实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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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这个姓里有三点水，七这个字的繁体柒，也有三点水，水在五行学说对应黑色、北方，也暗喻了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
我初看《神雕》时，一度误认为洪老帮主是道家的隐逸支派的代表。因为他生性豁达，放荡不拘。
但后来看到洪七公这段独白：
“我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
只要是大奸大恶，人杀了就杀了。这么勇于任事，当然是典型的儒家思维。
套用这个思路回看，你会发现金庸在书中的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洪七公除了武功高超、行侠仗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吃，见到好吃的就走不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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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在向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癖好致敬。
小说中，黄蓉说动洪七公收郭靖当徒弟的“诱饵”是给他做好吃的。
而在现实中，孔子的收徒学费就是“束脩”——肉干。
说白了，这是俩吃货高人，收徒弟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俺好吃的。
至少在写《射雕》时，金庸对儒家的评价很高，在小说中一开篇他就借丘处机之口把武林高手点评了个遍：
“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辈。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洪七公显然就是一个儒侠。
在小说中，洪七公所执掌的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在现实中，儒家也确实是在后世最为发扬光大的。
丐帮分为了趋炎附势的“净衣派”和特立独行的“污衣派”两派。
这是在隐喻儒家后来分化出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两支。
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官府收编，成为“净衣”的庙堂之学。而更加自由、活泼的阳明心学，则更像是“污衣”，为中华文明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灵性。
而从描述中可以看出，金庸其实是更倾向于更自由的心学而鄙视教条的理学的——净衣派的那些长老，都带有强烈的明清道学家伪君子的气质。
小说的主人公郭靖是洪七公的徒弟，洪七公传给他的绝招“降龙十八掌”也是非常刚猛、中正的招数。而金庸对郭靖的人物定位，也是“儒侠”——脱胎自儒家思想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他理想世界的“降龙十八掌”。

4



南帝一灯大师是佛家的代表。这个比喻太过明显，不用废话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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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灯大师的灯字带火，火、南方、红色，都是他的代表。
与道教跟道家的关系不同，佛教与佛家思想的关系是高度的二位一体，正如大理段王爷跟一灯大师，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金庸给一灯大师安排的身世，其实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几分相似：同样为烦恼所困，放弃王位，同样曾为脱离烦恼而苦修证道，成为一代大师，身边还同样跟了一批原本是其大臣的弟子。
在小说中，一灯大师的一阳指，本来是最能克制西毒欧阳锋的绝招（也应对火克金），但一灯没怎么用它打过人，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给人治伤。
在金庸看来，佛家的思想是非常高深的，佛教自带的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其理想是普渡世人。
这种理想，从理论上说有希望能够解法家专制苛政的毒，丘处机所谓“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
但在现实中，正如一灯大师无心与群雄争锋一样，佛教思想最终没有机缘成为中国各派思想中的统御力量。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西方那般的宗教社会，佛教在中国一直被压制在中下层社会，仅仅成为下层民众抚慰其精神创伤的安慰剂——正如黄蓉危难时要找一灯大师治伤。

5



黄药师，这个人最难说。中国真正成思想体系的理论“大宗”，只有儒墨道法释这五家，以这五家对应五绝，我很想说黄药师应该代表了墨家，但小说中似乎又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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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师，名字里两个字都带草字头，他的妻子冯蘅、女儿黄蓉也都字中有草木，暗示了五行中的东方、青色、属木。
的确，如果强行把黄药师与墨家进行比拟，倒也可以找出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桃花岛上的机关术，相传就是墨家最拿手的。
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感点兴趣的一家。而黄药师这人，也是武侠世界中难得的“物理大师”，你看他女儿黄蓉在落霞岛上是怎么坑欧阳克的，什么杠杆原理、轮轴原理、浮力定律，基本能用的都用上了。
而黄药师与梅超风等一众弟子的关系，与其说像师徒，倒不如说更像墨家的“钜子”与门徒之间的关系。
墨子在设计他的团队时，就是要求门徒对钜子保持无限的忠诚和绝对的服从，钜子一声令下，门徒们必须“赴汤蹈火，死不旋踵”。黄药师的弟子对他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式的忠诚。
而黄药师爱钻牛角尖、把儒家礼法看成狗屁的性格，也确实跟墨子有几分类似。
不过，与墨子崇尚“兼爱”“非攻”不同，黄药师的性格是极端自我、自傲的。如果硬要比拟的话，他倒更像是“一毛不拔”的杨朱。那似乎又是墨子的反面。
不过这些都无妨，因为正如黄药师虽然武功深厚却隐居桃花岛不出山一样，在中国先秦“儒墨道法”这四大显学流派当中，墨家是唯一一个迅速在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的。
墨家的销声匿迹，就是因为它跟黄老邪一样“性格古怪”——它的思想特质与中国其他流派的思想都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它、它也无法理解别人。
也许金庸想用黄药师代表的，是包括后世墨家思想继承者在内的一切隐士，这些人学了一堆奇门异术，但看着其他各派人士打成一锅粥，却不下场，隐居起来自得其乐。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绝”在《射雕》的武侠世界里为了《九阴真经》而激斗。
墨、法、释、儒、道，这五大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如何治国治民而争吵不休。
但是，金庸写到，所有这些江湖里的激斗，在另一种历史大势面前，都将面临一个猝然的落幕与终结。
在北方，一位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已经横空出世，他要一统天下，改天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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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快马弯刀、强弓利箭，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原武林的武学逻辑，那是一种更凶狠、更野蛮、也更加势不可挡的末日浪潮。
对于整个中原武林来说，这将是一场“终焉之战”。
而作者金庸，给这个乱世安排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结局。他说，将有这样一个大侠横空出世：他以儒家为本，自佛家得救，以道家为友，与法家为敌，兼收墨家之机巧，试图匡扶世道。
而在小说的结尾，这位大侠明白，自己倾尽毕生所学，也救不了天下，但至少还想“救一城百姓”，于是策马去了襄阳。
但这座城市，在“大汗”的兵锋前，能因为这个“大侠”的存在多支撑多久？
主人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作者在书中算得也非常清楚——从郭靖到他儿子郭破虏，也就两代人、三四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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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大侠打不过大汗，这总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襄阳终究会被大元所攻克，这样的大势无法被一个人所阻挡。无论他是有儒生气的侠客，还是做着侠客梦的儒生，也无论他是否真的习得了各门各派的武林绝学。
《射雕》，一个暗喻了中国古代思想相争与结局的童话。

-全文完-

PS:
第一次尝试写我眼中的武侠，一孔之见，望能给您一点启发。
今天配乐我放了两首曲子。
一是著名的《铁血丹心》。
一是03版《射雕》的主题曲《天地都在我心中》。
在我眼中，后者其实才是对《射雕》最棒的音乐演绎，其水平要高过前者。
不信大家可以细品一下，《铁血丹心》唱的只是江湖，但《天地都在我心中》唱的却是天下。即便单论意境，后者也比前者高很多。
更何况，《射雕》就是一本暗喻天下的书。
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会觉得《铁血丹心》更好听，因为先入为主，因为《铁血丹心》赶上了更好的传播时机。
世事大抵如此，来得晚不如来得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3 14:2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1 19:54 编辑

风清扬尘:
他们的人生信条都是一样的：既然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那么，不如喝吧。（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陈剑 译 ）

风清扬尘:
【12】潦倒文人路边美食达人朱学东
“人民——是统治者常常假借的一个名词。事实上，它是由那些被推出权力之门的普通百姓所组成，除了可以非常便利地为统治者的专横提供借口之外，在政治上再也不具备任何价值的一个弱势群体。”
PS：这谈的是晚清《钦定宪法大纲》里的新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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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汪精卫的诗
余英时 意轩书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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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將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將实現，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稿》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沒有系統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並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來，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钱与龙时相过从，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打也。”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 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举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页202——204）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

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哪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哪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响雷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晚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健康！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讨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115——116，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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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6 18:3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4 20:47 编辑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衞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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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写信给拉萨尔，对他的诗剧《济金根》提意见：“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也在对《济金根》提意见的信中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马恩的意思是说，艺术有自身的规律，如果艺术还承载了艺术之外的观念，那是自然而然流露，而不是硬加上去的。如果硬加上去，那就既损害了艺术，也损害了艺术之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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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文：阿克顿勋爵



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教育人们去追求自由，去理解自由，去获得自由。



自由的理念是最宝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



自由对人类的心灵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自由：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中，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



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自中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

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即具有受过教育、拥有知识、身心健康等素养。

自由与道德是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的。

自由作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其作为政冶问题的紧泊性。

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

自由是义务的存在状态，是良知的守护者。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自由之核心的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宗教只是在17世纪产生过这种良知的统治力量——就像它曾在19世纪30年代拯救过奴隶制一样。

▌自由与国家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作为一种人们所安享的状态而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安全感而存在。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进自由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欧洲，自由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之中。

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它只受更大的自由的限制。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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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意志和法律之间的和谐。

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

没有安全保障，自由就等于零。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自由要求具有牺牲精神。它假定事物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状态——这就要求在相互竞争的众多利益之间要相互作出妥协和牺牲部分利益。

自由的试金石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控制国家的力量。如果在所有领域都只是一种力量占优势支配地位，那么，就没有办法制衡这种力量。因为正是通过其他力量的相互联合，我们才防止了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形。

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平等蕴含着一个产生自由的伟大因素——它意味着宽容。

伴随着新闻自由而来的就是良知自由。

腐败比惨无人道的绞刑架、手指夹或脚趾夹等刑具要好多了；但是，腐败也会导致同上述刑具同样的目的。腐败会损害吞噬自由。

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自由则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的历史

自由的历史——自由，是贯穿于几干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唯一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因素——一条历史哲学的原则。

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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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进程：追求自由和反对自由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一条贯穿人类社会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主线。

自由的历史确实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世界的历史，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哲学。

自由、正义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经常互相斗争以推动历史进步的三种力量。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幸存的遗迹。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

自由是正当权利的思想在几干年的漫长时光里从未出现过，直到奴隶制度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也还未出现。这是因为几干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奴役与征服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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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像生命和财产一样弥足珍贵，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在古代世界和传统社会里早就充满了这类论调。因此，我们并没有为时代开拓出更大的空间来。

自由不是原始的、必有的或遗传而来的，它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这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是一种具体的特殊权利。这是中世纪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只有当你能证明你的要求是自由的，你才是自由的。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自由被认为是与民选政府相关联的产物。然而，宗教自由却是君主政体而不是民选玫府的成果。

自由与民族性格品质的关系：众所周知，自由不是与天才、创造性思想、发明、逻辑性、勇气、道德文化以及节俭等品质相伴而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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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靠法律，自由的存在还依靠其他许多事物的支持——文明、道德、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永远要面临和背负的一个问题。

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作为依据。

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自由无法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开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由的一些标志：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陋习，自由留易，新闻自由，有教养，有民族自豪感，制定抚恤贫困的法律，对独立性的自我驾驭。

自由贸易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使人民适应自由的要求。

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的阶段才出现。它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阻碍自由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压迫，也有贫困和无知造成的障碍。

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价值：使老人安享天年，救治有疾患的孩子，拯救战争中失败的幸存者——因伤残废和绝望的士兵，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些努力：尽最大的努力和花最大的代价去改造罪犯，而不是把罪犯送上绞刑架时去祈求刽子手廉价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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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各种威胁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

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极权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极权主义。

作为自由的敌人的斯宾塞遗产：斯宾塞主张要从作为进步之根源的环境里获得解放，如果依附于环境或其他因素，就会阻碍进步——这是通过聆听上帝的教诲而不是人的教诲才完成的事情。它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乃至革命。

种族主义者坚持种族的影响力——这会减损并毁弃自由。

天国的目标就是自由。人类离这个目标还有多么的遥远啊！非洲还没有开始——亚洲的起点也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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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滴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阿克顿勋爵的作品集，这些作品是否值得带进坟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书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每个爱自由，爱智慧的人，都应该将这些作品置于书架最醒目位置，并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您可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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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男老郭｜八部半
原创 大头费里尼 八部半 昨天
文｜费里尼



老郭，又名郭老。郭老的名头忒响，以至于不齿其为人的很多人，最后说起伊，也一口一个郭老。他们不是尊敬，是惯性。



算了，从这里开始不叫他老郭了，就郭老吧。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无数天上的繁星。



世间渣男如繁星，而郭老就是当中最璀璨的那颗。



郭老的渣男面目很早就大白于天下。1990年代初，我在大学念中文系。文学课上某老师激情四溢口吐飞沫：“当年，郭老扛着一根如椽大笔……”底下男生集体发声：“嘁，戆卵……”



不是骂老师。



郭老四川人。少年搞基。这件事我没有臧否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20岁那年，家里给他成亲。他没有圆房就离家避走了。30年前我看到这个故事，还以为是反抗封建礼教，或者嫌弃新娘不够漂亮。后来懂事了，晓得不过是一个同妻的悲惨故事。



这个同妻一直守在郭老的四川老家，前后68年；甚至连鲁迅的原配朱安都不如，朱安后来至少蹭老太太的福和鲁迅同一个四合院好几年。1930年末，郭老衣锦还乡，特意给这位被挂起来的原配一个深鞠躬。据资料记载，这位原配“受宠若惊”——看得我要拍台子了，作者是否对“宠爱”有什么误解。



郭老后来去了日本学医，后来和迅哥儿很像，开始爬格子。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郭老在日本，直了。



伊和仙台望族佐藤家的女儿好了，女孩为了他不惜和家庭断绝关系，后为他生下5个孩子。改名安娜的女孩彻底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37年，郭老抛下安娜和孩子回国，就此死人不管。抗战中，安娜作为敌对阵营名人的家属在日本备受折磨，但居然坚称自己是中国人。这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很像，嵯峨浩原来是关东军为控制溥仪家族安插的日本皇族，与溥杰联姻。未料婚后嵯峨浩彻底倒向丈夫，最后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北京直至去世。



郭老和安娜婚姻期间，外面也没闲着。冶游时还在专业人士那里染了不可描述的毛病——这点，郭老在自传里也没有避讳。



第一桩人命案子出来了。在日本的时候，郭老搭了《大公报》驻日的记者于小姐，花好稻好甜言蜜语，讲一定和安娜离婚迎娶小于。等到小于肚皮搞大，又支支吾吾让伊打胎——世间渣男的套路总是相似的——写到这里我几乎要打算撤回昨天《渣男老刘》那个标题了，和郭老相比，老刘就是清流，和吴秀波相比，薛之谦就是清流。



小于拿掉了肚皮里的小人，1937年初，回国没多久自杀。当中发生了啥，勿晓得。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于小姐曾经和朋友哭诉：“他是个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实在是恨透了他，我要自杀。”



死前她曾留下十七字遗言“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似情伤，又好似包括不限于。



早年郭老除了“如椽大笔”，也是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北伐战争时，他在队伍里担任类似文宣的工作，为校长摇旗贴金。后来大革命失败，郭老和老领导翻脸，奋书檄文《且看今日之Jessie.J》。老领导很生气，全国通缉伊。不过伊1937年抗日时回国，老领导非常大气，不计前嫌，给他一个厅长的干活。



郭老回国，又认得了一个欢喜演戏的于小姐。巧的是，这个于小姐居然就是前一个于小姐的亲阿妹。阿妹当时应该不晓得阿姐事体。



1939年，郭老和于小姐在重庆大后方结婚。搿辰光，两个派对合办了，风度翩翩的周先生也在重庆，在婚礼上，老周和郭老咬耳朵，讲：希望这是侬的最后一次婚姻。郭老讲，有数。搿趟伊到说到做到了。这真的是伊这辈子最后一次婚姻。



顺便讲一下老周也蛮有意思的。当年上海文艺界还有一个渣男金先生，风流倜傥本傥就是伊，黑白两道通吃，会演戏，人称话剧皇帝，还为派对搞情报工作，1950年代去三胖故乡文艺慰问，居然睏了头胖的女秘书，头胖气不过，请伊吃了一只大头耳光，不敢动伊，据讲最后女秘书……后来金先生回国，搭了周先生的干女儿孙小姐，最后要结婚。老周勿想同意，也没啥办法，最后送去婚礼礼物——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后一个于小姐又为郭老养了6个孩子。



等到抗战胜利，安娜回中国寻郭老，发觉郭老已经是十几个孩子的父亲，并且对伊十分冷漠。最后还是老周上路，1949年后安排安娜进政协，给了副部级待遇，最后安娜101岁在北京去世。安娜和郭老的其中一个儿子生活在上海，是高级知识分子，业余欢喜摄影，特别擅长拍老房子的户外楼梯。这个儿子讲过一句邪气煞根的话：我父亲对国家是忠臣，对家庭是罪人。



郭老早年治学还有点料。1930年代，徐志摩还没有从飞机上掼下来的辰光，有趟约胡适和郭老吃茶，席间徐志摩和郭老讲，胡先生觉得侬一篇学术文章写得不错。郭老很开心，从对面冲过来抱牢胡先生的面孔就香了一记。



综合判断，郭老属于表演性人格。



撩妹时狂写情书是，包括后头伊根据不同风向写的诗，基本属于一泡污——也是表演的一部分。1978年，我刚上小学时，里弄里就流传过郭老热腾腾的打油诗：大快人心事，粉碎……



郭老也是在那一年挂的，享年86岁。于小姐非常蹊跷地在半年后在寓所自缢。坊间一直传说，是一份关于伊阿姐死亡真实原因的文本被伊看到。这是郭老渣男生涯里的又一桩命案。



时间超前追溯十几年，还有一桩命案。



特殊年代，郭老一个儿子在大学被揪斗，命悬一线。郭老已经收到求救信息，当天他就要和老周碰头，是开口求救还是隐忍不发。郭老最后选择了沉默。其子旋即自杀。据讲，郭老晚年闷在书房，把自杀儿子的日记全部誊抄了一遍。搿桩自杀案之前，还有一桩……郭老另一名学音乐的儿子1967年莫名自杀，死因至今成谜。



耳顺之年过后的郭老开始搞古人。万历皇帝的墓被他挖开，当时的官方盗墓手段很低（今天还是如此），造成大批文物见光后迅速氧化衰败。后来郭老还意犹未尽想挖武则天的墓秦始皇的墓。习惯晚到的老周这次没迟到，一纸手令：十年内不许再挖。



那个多血质早年要号称与天狗掰头的郭老其实早就死在了他的盛年。Jessie.J没把他如何，或许前者还有底线。换了人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这个渣男，舆论有着统一的风向。对他的才华，倒也没有因此一盆水全倒掉，迅哥儿当初对他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才子加流氓。



翻检郭老往事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体。我常想，郭老的渣，恐怕既不空前，也没绝后。换一个我们上去，还真未必比他更不渣。但是，在处理具体的沉渣往事时，是不是存在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时代浪潮的汹涌固然让人身不由己，但总有罅隙里侧漏出的光，让人不至于对人性彻底绝望。



在今天，对郭老的攻讦无疑是安全的。



津津乐道郭老八卦往事的我们，也是怯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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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已经二百多年了。按照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二三百年是王朝的生命极限。一个王朝，新生时有活力，然后慢慢腐朽，最后崩溃。其实，民主制度也会有腐朽周期。

200多年前，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

“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制)文明，平均年龄是2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奴役到精神信仰；从精神信仰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富足；从富足到自私；从自私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到奴役。”

可以说，美国也没有逃过政权体系腐朽的命运。一个政权体系的运转，实际上也是一个文明体系运转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可能堕落，利益可能腐朽政权，民情可能恶化。信仰堕落导致人性自私的释放，利益趁机吞噬权力。民情的恶化导致文明肌体的腐朽，暴力或收买或谎言就能俘获民众。最后，上层阶级和下层社会皆腐朽，导致文明及其政权的溃烂！



【3】民情溃烂决定民主溃烂



1960年代的左派运动（如反传统文化），美国加速向左转，信仰和价值观不断堕落。随着左派持续破坏传统文化、教育推广“无神论”及左派越来越掌控美国教育和媒体，美国基督信仰和价值观不断堕落。同时，美国白人从1950年的90%，随后比例快速下滑，到2018年仅为60%。低质量的容易被收买的人口如黑人、底层拉美人、非法移民等快速增长。

文明是人口、文化和制度的组合体。人口的智商、性格文化基因（如勤劳或懒惰），将影响或决定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社会及制度的土壤，文化决定制度的体系的运行质量。反过来，制度也会影响文化，变成互为因果。人口与文化的结构恶化，必然也导致制度体系的恶化。于是，文明和政权都同时恶化了。

比如，黑人智商低、懒惰、文化落后，黑人执政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曾经，南非在1994年之前，由白人执政，南非成为准发达国家。当占人口80%的黑人获得选举权之后，南非民主就变成“黑人的多数人暴政”，南非民主宪政制度体系就此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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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堕落，价值观的堕落，人口结构的恶化，国际大资本利益的膨胀，一起促使美国文明的堕落。虽然，1980年代的里根执政，让美国又“复活”一次。但是，文明的根基，人口、信仰、价值观等持续恶化，不可避免的导致政权与社会的持续堕落，也就是文明的持续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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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晓春

讲一个故事。
傅聪先生生前的粉丝众多，
其中有一位瑞士大作家，他从未谋面。
但是他始终引为知音。
认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大作家，
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
这个作家就是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是一段文坛佳话。
1960年，黑塞83岁，居住在瑞士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州的美丽乡村蒙塔诺拉。
一天晚上，他打开他家书房的单声道收音机。里面正好流淌出肖邦的音乐。
几分钟之后，黑塞听呆了，这是他心目中的完美的肖邦作品演绎。
黑塞不光是文学家，他的古典音乐修养和他的绘画素养一样，无比深厚。
他热爱古典音乐，少年时候就喜欢研究和演奏肖邦。
他一生听过无数演奏肖邦的音乐会和录音，但他认为自己活了一辈子，还没听到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肖邦内心的演绎。
直到1960年那个晚上， 他第一次听到了26岁的傅聪弹奏的肖邦。
节目结束，主持人说，刚刚这个演绎来自于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名字叫傅聪（Fou Ts’ong）
他异常激动，给他欧洲艺术界的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致一位音乐家》（An einen Musiker），大力赞扬和推荐这个以前他从未听过名字的陌生中国钢琴家。
可惜啊可惜，
他并未有机会和傅聪见面，
两年后，黑塞离开了人世。
而将近11年以后，
阴差阳错，
傅聪才第一次知道有这封给他的公开信的存在。
傅聪读完信之后，大受触动，
从此引黑塞为平生最大的知音。
这封信2003年在法兰克福被公开出版
（Hesse, Hermann: An einen Musiker. In: Hermann Hesse. Sämtliche Werke, Band 12.）
昨天听到傅聪先生离世的噩耗，我找出了当时的这封信，
试着匆匆翻译如下，
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我答应过您和您分享一次最近收听广播电台的感受。
这台“肖邦之夜”的音乐会是由一位名叫傅聪的中国钢琴家演奏的。
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和为人，我更是一无所知。
完全是这个美妙的电台节目让我兴致盎然。
当晚，肖邦作品迷人的旋律强烈地吸引了我，肖邦是我少年时候的大爱。而这次，竟然偏偏由一位中国钢琴家演奏。
他弹得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之前我听过许多钢琴大师弹奏肖邦，如巴德里夫斯基（Paderewski）, 神童科沙尔斯基（Raoul Koschalski）, 菲舍尔（Edwin Fischer）, 利巴蒂（Lipatti）, 科尔托（Cortot），他们都有自己特色。
有的沉着精准，有的忧伤细微，有的充满活力，有的喜怒无常，有的汪洋恣肆。
他们时而注重声音刺激，时而强调节奏不同，时而虔诚时而张狂，时而胆怯时而炫耀。
这些表现方式都很动听,但是这些演绎却极少符合我心目中理想的肖邦。
我认为弹奏肖邦的理想状态，必须要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样。
也许接近这种最高理想状态的是André Gide弹奏的几首叙事曲，
他一生都积极地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肖邦钢琴家而努力。
但是，短短几分钟时间，我已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打动，继而是由衷的激赏。
我当然承认，作为演奏的前提条件，傅聪技法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这来自中国人固有的耐心和技术自信，他无懈可击，圆融的精湛技艺甚至可与科尔托或鲁宾斯坦媲美；
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仅是完美的演绎，而是肖邦，真正的肖邦。
傅聪的演奏让我想起在华沙及巴黎的肖邦，亨里希海涅和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
他的演奏，让我感受到紫罗兰的幽香，马略卡岛（Mallorca）的细雨，还有艺术沙龙的气息。
他的演奏忧郁而神伤，雅致而细腻。
对于肖邦作品韵律里的律动、细微之处以及强烈的张力，傅聪表达得酣畅淋漓。
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很想亲眼目睹这位天赋异禀的中国钢琴家。也许他的动作、他的面部表情可以解答我在电台节目播放结束后产生的疑问。
这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 他到底是从内心深处真切领悟了音乐里真正的欧洲、波兰、巴黎、伤感及疑惑，还是因为他正好有一位导师、同事、大师或楷模，他可以复刻模仿他们的演绎方式？
我好想再次聆听他演奏同样曲目，不同的日子，不止一次地聆听。
我确信傅聪是位真正的音乐家，是真正的金子，
他每次演绎的发挥，即使是最细微之处，
仍然会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独一无二，充满个人色彩的特质，
而不仅仅是一张重放的优美唱片。 ”
这就是黑塞写给傅聪的公开信。
两颗敏感高雅的灵魂在音乐里相遇，对话。
高山流水，伯牙子期。
这才是我们需要缅怀的相遇。
匆匆翻译完这封信，天色已亮。
外面是冬日狂风。
月亮尚未落下，
太阳快要升起。
耳畔是傅聪先生演奏的肖邦的玛祖卡。
昨天白天那些噪音
已经被大风吹走，
本来，
世间好多天籁还听不过来。+++++++++++++曲洋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6 21: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 18:53 编辑

@微足财：撒切尔夫人：“我们英国人对欧洲的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努力阻止欧洲陷于单一强国的统治，我们为欧洲的自由而战，并为欧洲的自由而死，要是没有这种战斗、牺牲的意志，欧洲早就实现了统一，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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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的英雄主义

韦小宝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金庸写过一篇《韦小宝这小家伙》，挺长的一篇散文，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来帮助理解韦小宝的特质。虽然老爷子声称，自己说的，并不就是标准答案，但作者的意见，确实是一把很关键的钥匙。
金庸说：“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适应环境，提升了韦小宝的生存能力；讲义气，保证了韦小宝的道德底线。
有句古话，叫“我优也，言无尤”，我是个搞笑人物，说错话了，人家也不会见怪。韦小宝未必知道这句古话，但显然很懂这个道理。他时时以一个搞笑的乃至有点小丑化的形象出现，是因为知道，自己出身卑微，武功差劲，只有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才能化解对方的敌意，降低对方的警惕，从而让人家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这常常是他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的唯一出路，但只能如此，他却并不快乐。
所以韦小宝搞笑的时候，不会是一副自赏的表情，“你看我有多么风趣幽默”，而是面具之下，藏着内心的刺痛。也因此，只要有机会抢到强者的身位，搞笑者的角色，也就丢给别人了。如韦小宝吩咐御前侍卫为自己捉弄情敌，于是：

众侍卫都笑道：“韦副总管的大事，大伙儿赴汤蹈火，岂敢退后？”一名侍卫道：“他妈的，这小子调戏韦副总管的相好，好比调戏我的亲娘，老子还不跟他拚命？”众人一齐大笑。

又譬如在扬州，当地的官员派韦小宝马屁，说将来韦小宝建功立业，戏台上也要搬演他的事迹：“那自然要一个俊雅漂亮的小生来扮韦大人了，还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就扮我们这些官儿。”他自己是俊雅漂亮的小生，小丑的角色，自然只能派给小官。
至于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又和所谓家国大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重义气，是底层游民社会的生存之道。因为不论国家的法律，还是主流社会的伦理，对他们保护都很少。他们必须靠“义气”结合成互助的同盟。这种所谓江湖义气，一般说来和高远抽象的理想关系不大，而是建立在非常具体的人际交往上，将心比心，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
韦小宝重视的，就是这种义气。
他跟陈近南讲义气，但与反清复明的理想无关；他跟康熙小玄子也讲义气，但与忠君报国的理想无关。
所以韦小宝不愿意帮助反清义士刺杀康熙，而康熙要把反清力量一网打尽时，韦小宝又无论如何要破坏康熙的计划。救反清群雄这事，道德上本来不妨给以极高评价，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但金庸偏让韦小宝自己消解了这个行为的意义：

韦小宝笑道：“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大义灭师的事，却万万做不得的。”陈近南道：“甚么叫做‘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只要是朋友，那就谁也不能出卖。‘大义灭师’这四个字，也用得不对。”

他对陈近南之外的人没有太深的情感联结，所以救也只是顺手，不救会对反清事业有何影响，他也并不怎么考虑。救陈近南这事在道德上该如何定性，他也并不很清楚，他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敬爱的人遇难罢了。总之，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和任何宏大主题无关。
写《鹿鼎记》的年代，金庸对自己当年着力渲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显然有了很强的幻灭感。所以韦小宝的成功，——不光是事功上的，韦小宝也绕过了大多数致命的道德污点——似乎表达着这样的观念：有底线有常识的小聪明，要优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尚情怀。
陈近南奔波一生，直到“两鬓斑白，神色甚是憔悴”，事业也无所成就，顾炎武、查继佐，黄黎洲、吕留良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的努力亦然，何况随着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固，这种事业的正当性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反而是韦小宝穿梭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不断建立足以彪炳青史的业绩。
从这点说，《鹿鼎记》与余华的《活着》，倒似乎存在某种互文关系：在连续不断的苦难压迫之下，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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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人都想做韦小宝？
价值微书店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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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栏目✦
《志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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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书写于1997年，1998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可疑的笑脸：话说韦小宝》，当时用的是我的笔名“张目”。2004年仍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再版，但书名改为《串烤韦小宝》。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自娱自乐。那时我刚30岁多一点，事业看似比较成功，其实危机四伏，为了让自己高兴一些，就在所谓的韦小宝的世界里信马由缰，自说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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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忘了是怎么认识远东出版社的编辑郑西海先生的。我当时在财经界虽然小有名气，但写文化批评的书还是第一次，郑先生看完书稿，马上就答应出版了。同样，我在2000年前后在《南方周末》长篇连载《认识德鲁克》40多期，当时很少人知道德鲁克，我又不是什么管理学家，可当时的编辑刘洲伟先生也是力排众议，让我一发而不可收。



这种时代氛围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我从2010年开始写走读系列书籍，已经近30本了，至今很难被国内出版界接受，而我如果写一本投资类的书籍，分分钟可以出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是资深的财经投资作者，写自己的专业书籍当然没问题。要跨界，就不值得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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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写韦小宝属于什么类型呢？金学吗？

在我看来，投资是专业，文化则谈不上专业，恰恰相反，它是反专业的。





02


我现在可以说了，20年前这本书的书稿被审查官很认真地审过，因为有人认为我有影射老江的嫌疑，最后书稿被删去了大概2万多字。当时都是手写的稿件，我自己没保存，现在早已忘了写了什么。



如果在今天，我会让郑编辑将删去的文字留下来，但当时我毫不在意，只是觉得很可笑，我为什么要影射老江呢？他们怎么会如此联想呢？难道他们认为老江就是韦小宝？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联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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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写了什么文字让人产生如此联想呢？2004年再版时，我碰到过郑编辑，他应该知道，可我当时没有问的兴趣，即便现在问郑编辑，估计他也忘了。



这本书出来后，又有人认为我是在影射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莫名其妙。好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那里，否则真的说不清楚了。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兴趣影射他。



这本书没做过什么宣传，但一出版就挺畅销的。再版，估计卖得也不错。我是把它作为自己很另类的一本著作，想想它的一些故事，觉得挺好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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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天，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月，回上海就想写一本走读香港的书。于是想到了金庸，想到了《串烤韦小宝》。将书拿出来翻翻，觉得挺好玩的。想到不少读者一直想买这本书，可哪怕是旧书，今天也已经很难找到了，为什么不再版呢？



这就是第三版的《串烤韦小宝》。




03


我今天仍然认为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金庸终结了自己的武侠小说。



以往金庸塑造的人物，如郭靖、黄药师、岳不群、欧阳锋和令狐冲等，虽然栩栩如生，让读者津津乐道，可都是为金庸所操控，只是文学世界中的人物，多少是来自概念的。比如岳不群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有时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可这只是涉世未深的读者才会赞叹不已。



金庸刻画得岳不群越貌似深刻，越概念化，多少还是落入了脸谱化、概念化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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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韦小宝一出场，就让人觉得是现实的原创，不知道用什么概念可以框住他。他不是伪君子忠厚老实之人，也不是特别坏的人，也不是……但他是谁？



作为一本武打书的主角，韦小宝用石灰朝对手脸上砸，宣告了武侠小说世界的破灭。金庸的厉害之处是，他将武侠小说带到了最高峰，又将它粉碎。韦小宝的出现让武侠小说难以为继，从此江河日下。



武侠小说是个以忠奸好坏武功强弱划分的世界，利用读者的自恋，投射到各种人物形象上去。韦小宝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划分，他不忠不奸不好不坏，至于武功，那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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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小宝的出现不仅粉碎了武侠世界，也冲击了读者所谓的现实世界。它质疑我们的梦想和陈见，比如，我们真的靠本事竞争吗？我们的忠诚信用真的有价值吗？我们的爱情真实吗？我们可以问无数个问题。所以，不要把韦小宝浅薄化，韦小宝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1980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陈一咨在六四后逃亡香港，到金庸家聊天，陈一咨对金庸说：“毛泽东很像你写的东方不败，邓小平则像任我行，关在地牢里是个让人同情的英雄，一当上日月神教的教主，就成了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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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金庸告别时，金庸说：“等一等！”遂转身到内间去，不一会儿走出来，手里拿了一封信，交给陈一咨说：“陈教授，不好意思，拿去放松放松！”陈接了过来。



一上汽车，朋友哈哈大笑说：“老陈，你猜猜看，信封里装的是什么？”陈说：“不知道”。朋友说：“一定是5000港币！”陈打开一看，果然是5000港币。朋友说：“查良镛这个老色鬼！他是让你去富丽华夜总会玩一夜，喝酒、唱歌叫上一个女人陪夜，正好是5000港币。你不知道吧，查良镛就是香港的韦小宝啊。”



陈一咨和他的朋友都没读懂金庸的小说，老毛不是东方不败，老邓不是任我行，他们要比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这样的小说人物复杂得多多。金庸也不是韦小宝，韦小宝要比金庸复杂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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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好色就是韦小宝？韦小宝不在于他的好色，而是他获得女人的手段。如果把韦小宝看成只是个吃喝嫖赌的人，那就低估了他。或者说，我们在现实中一直低估了韦小宝这种人，其实他要比我们想象中明白和厉害得多。



20年过去了，我当然对韦小宝有了更新的认识，比如，真正的韦小宝并不多，很多人向往韦小宝，也表露出韦小宝式的行径，但他们并不是韦小宝。



现实中的韦小宝并不可爱，金庸为了让读者能从《笑傲江湖》过渡到《鹿鼎记》，故意让韦小宝可爱些而已。事实上，韦小宝一定是不可爱的。真实的韦小宝很难对付，能对付他们的人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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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下去，真要影射了。就此打住。



感谢插图漫画的许青天先生。1990年代我们多次合作，我喜欢他在漫画中显露出来的才气。很多年没见到他了，不知还好吗？



张志雄

2018年5月18日于浦东张家浜河畔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3 23:1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3 23:20 编辑

金庸家族600年：科考神话、文字狱与枪决
原创 诗人牛皮明明 牛皮明明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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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江南的春风中，犹有一丝寒意。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匆匆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刑车开向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抵达后，查树勋被安排4人一批，在操场上立即枪毙。



此时的金庸远在香港，但后来总觉得耳畔回荡着那天的枪声。



查树勋一生行善积德，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想不到最后，自己竟死在了自己兴办的小学操场。



直到被处决，金庸的继母才知道消息，赶到操场，只见查树勋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已经发紫。她强忍泪水，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



金庸在香港听闻这个噩耗后，痛哭了三天三夜。



从那以后，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少年成长的故事。像杨过、乔峰、段誉、石破天等，这些少年的共同命运，就是都在找爸爸。



直到30年后，查树勋才得到平反昭雪。



1981年夏，金庸作为香港名流，北京的重点统战对象，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邓小平亲自接见。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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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

他出生在浙江海宁的袁花镇，那是一个滨海小县城，自古民风醇厚、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

自唐宋以来查氏就是大族，海宁有“查祝许董周”五个大姓，以金庸家族的查姓居首，人称“袁花镇，查半边”。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祖为避兵祸，携妻带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最后落户在依山面海的海宁。

那是1357年，查家离钱塘潮只有十来里地，代代观潮起潮落，到金庸出生时，家族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567年。

金庸先祖在当地以教书为业，到第二代就出了一位名人，名叫查恕。

查恕精研医术，曾深得朱元璋赏识，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他给人看病，只需一帖药就可治好，人送外号“査一帖”。而且他为穷人治病，分文不收，医术医德，双双闻名江南。

后来金庸在《笑傲江湖》里，写过一个名“平一指”的神医，医人只用一根手指搭脉足矣，正是致敬他祖先“査一帖”的风范。

大约过了百年，查家科举一路开挂。仅在明代，就考中进士6人、举人17人。甚至有祖孙三代连中进士，在当地传为盛事。

到了清代，更是人才辈出，中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十个进士，另外有三亲兄弟加堂兄、侄儿，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有“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

几百年来，查家人才中，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镌刻家、文学家、史志家、水利家，无所不包，事迹载入《名史》《青史稿》、各方地方志和古籍。

康熙还亲笔赐联：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寥寥十二字，勾勒出康熙对査家的盛赞。查家享受如此尊荣，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盛极必衰，一场危机正在向这个家族悄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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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袁花镇


02

1662年，查家陷入了一起惨烈的文字狱。

明末清初，浙江编了本《明史辑略》，邀请金庸的先祖——査继佐修订。

查继佐是当时公认的奇才，名列浙东四大史家，他深知修史的风险，当时并没有答应。但书成之后，为了扩大名气，还是将他的名字标上。

后来这本书大量流传，被权臣鳌拜下令彻查，认定有讽刺朝廷的内容，由此“明史案”爆发。结果被满门抄斩，涉案有上百人被杀，而査继佐也牵连获大逆罪，被判腰斩。

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位提督大臣，小时候做乞丐时，受过查继佐的恩惠，这次站出来全力为他开脱，再加上查家与康熙关系密切，查继佐才逃过一劫。

几十年后，康熙去世，雍正即位。1726年，不详的气氛再次笼罩查家门庭。

这一年，金庸的先祖——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传闻他出的考题中，有“维止”二字。雍正听说后，勃然大怒：

“维止”二字，正是给“雍正”二字斩首。这岂不是要砍我的头吗！

这一次，査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好运气。“江西考场案”爆发后，査嗣庭入狱，被判处凌迟处死，査家300余名男丁被杀、被流放，女人全部罚为奴仆。雍正还下令浙江6年之内不许进行会试，令诗文尽毁，书生无路。
   
到第二年五月结案时，查嗣庭已经死在狱中，但仍被戮尸示众。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消息传到海宁，查嗣庭的继室史氏和儿媳浦氏相约自杀。

据说整个查家，最后活着回到海宁的，只有查嗣庭的大哥——查嗣琏一家4口。

“江西考场案”是雍正初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实际上查嗣庭的获罪，只是雍正登基后为铲除异己的举措，不过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罢了。

查家经此灭顶之灾，元气大伤，从极盛到极衰，恍如一梦。

后来金庸在小说《鹿鼎记》中，开篇便描写了清代一起著名的文字狱，正因为他的家族荣辱都来自文字，曾对这样的迫害有着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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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画像


03


查嗣琏经此一案后，改名“慎行”，以告诫后人，从此不得不谨慎做人。

文字狱虽摧残了查家的门庭，但并没有摧毁查家的文气。

査慎行从此专注于文学，醉心写诗，培育出新的家族诗人群体，出了一百多部著作，后来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他还醉心藏书，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图书馆。

雍正一朝，查家再没有人当官从政，家人间的活动多是闲来下棋、看书，连仆人都会写诗。到乾隆年间，重开科举，查家又有子弟中进士。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

查文清为人谨慎之余，也继承了家族的刚正遗风，有“直言敢谏，清流风骨”之誉。他曾任江苏丹阳县的知县，经历了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有人发现天主教堂残害婴儿，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70多具，育婴堂内无一活婴。于是有百姓组织起来，一把火烧毁了教堂。其后官府镇压，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案中的两个带头人处斩。

这件事情，给交了查文清操办。但查文清面对两个带头人，十分钦佩他们的勇气，不愿让他们遭受迫害，就在晚上将他们从牢中放走，嘱咐他们远走高飞，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自己一肩扛下了“纵逸”的罪名。

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自请辞官，从此仕途绝断。

查文清卸任后，还收留了一个丹阳狱蒙冤的可怜人，本来是一个小豆腐店主的儿子，曾因有人垂涎他未婚妻的美貌，将他陷害入狱，被打成了半边驼子。查文清冒着风险，将他养在家里做仆人，每天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学堂。

一次偶然机会，他对年幼的金庸讲了自己不幸的身世。后来金庸以他为原型，写出《连城诀》，其主题是“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

查文清最后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但雕版未完工就病故了。出丧之时，丹阳县公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查文清当年私放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

从查文清身上，金庸知道了何为铁肩担道义，扶危济困、古道热肠。后来在金庸小说中的侠客身上，总能看到查文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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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


04


20年代，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属于地主阶级。

那时他家中有五进大院，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自家开的钱庄、米行、酱园店。另外还拥有3600多亩地，100多户佃农。

1937年，日寇入侵中国，海宁沦陷，查家烧成一片废墟。金庸的母亲带着全家逃难，结果途中得病，无医无药，最后虚脱而死。随后，金庸的两个弟弟也不幸夭折。

这一年，金庸只有13岁，远在碧湖，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最终他对母亲的埋骨之地“庵东”难以忘怀，将它写进了《倚天屠龙记》里以寄哀思。

金庸年轻时，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27岁时，他到北京想入外交部工作，然而家庭出身按当时划分，属于成分差的一档，注定了他志愿落空。从政无望后。他又远赴香港。

1951年4月，江南的春风中，犹有一丝寒意。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匆匆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刑车开向镇上的龙头阁小学，抵达后，查树勋被安排4人一批，在操场上立即枪毙。

查树勋之死，在于这期间全国在开展“镇反”运动，他被邻村残匪揭发，被罗织“抗粮、窝藏土匪、谋杀干部”等罪名处决。

此时的金庸远在香港，但后来总觉得耳畔回荡着那天的枪声。

查树勋一生行善积德，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想不到最后，自己竟死在了自己兴办的小学操场。

直到被处决，金庸的继母才知道消息，赶到操场，只见查树勋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已经发紫。她强忍泪水，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

金庸在香港听闻这个噩耗后，痛哭了三天三夜。

从那以后，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少年成长的故事。像杨过、乔峰、段誉、石破天等，这些少年的共同命运，就是都在找爸爸。

1958年，金庸的继母为维系一家生计，卖掉了两间老房，结果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受三天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后，她对儿女们说：

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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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旧居

05


1955年的2月，香港《新晚报》上，首次出现了署名“金庸”的武侠连载。

这一年，金庸31岁，离开故乡已经近7年。追思过往时，那些江南的风土人情，古老传说，杨柳、桃花、燕子、金鱼，悉数从脑海中浮现。他于是以海宁一个流传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自金庸武侠连载后，《新晚报》一跃成为畅销报纸，金庸于是一夜之间，名声大噪。4年之后，金庸又白手起家，以8万元资本创立《明报》， 为促销量，金庸又相继连载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掀起一股全港台的武侠热潮。

到80年代，《明报》发行稳定在10万份的高峰，90年代年盈利冲破1亿港币，这使金庸的个人资产达到6个亿，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成为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

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早在明朝中期，査家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经营盐业发家致富，成为有名的商人，被称为“北査”，海宁则被称为“南查”。

而这时，在查家的北支，同样出了一位显著人物，名叫查良铮。

金庸的笔名，是将名字中的“镛”字一拆为二，取名金庸。而查良铮则把名字中的“査”字，一拆为二，取名穆旦。两人有趣地形成南金庸、北穆旦的格局。

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而穆旦坦呈了文人的灵魂。

面对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内忧外患，穆旦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既以自己的笔杆去思考生命、时代，也在1942年，亲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参加中国远征军，历经炼狱般的滇缅大撤退、野人山战役。直到归来后，为战友写下了泣血的诗歌：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早在金庸被封为“中国武侠第一人”之前，穆旦就已经被封为“20世纪中国诗人第一”。49年后，穆旦去美国求学，学成归来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到70年代，当金庸的十四部武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完成，正式功成名就、隐退江湖的时候，而穆旦却遭受迫害，死于于1977年的冬天。

同为查家的后人，金庸和穆旦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生活在香港，一个生活在大陆。一个风光无限，享尽声名荣华，坐拥亿万读者，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无与伦比的诗歌光芒长期曲高和寡。

这是两个同样赋有才华的生命，却因不同的志趣，不同的选择，命运截然不同。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相互无法取代。

按辈分，穆旦是金庸的堂兄，而因南北两地，两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就像他们的命运一样，从未有过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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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06


1976年，金庸再次听到霹雳般的噩耗。

这年10月，美国传来消息，他19岁的大儿子査传侠，在哥伦比亚上吊身亡。

金庸少年丧母、丧弟，青年丧父，没成想最后雪上加霜，还要再遭遇一轮中年丧子。但那天金庸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一面流眼泪。

几个月后，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说自己写谢逊听到义子张无忌死讯的伤心时，写的太肤浅了，而真实人生不是那样的，只是那时候他自己还不明白。

五年后，亲人的逝去之痛，唯一让金庸略感抚慰的，是他的父亲查树勋，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此时，已距离他的父亲被枪毙，整整30年。

1981年夏，金庸作为香港名流，北京的重点统战对象，应邀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邓小平亲自接见。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他表示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他自己已淡然不计“前仇”。

随后海宁县委等调查组，对金庸父亲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给予平反昭雪。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残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金庸是否真的淡忘了这段杀父之仇？我们难以猜到。但金庸的隐忍，家族中谨慎的一面发挥了作用。只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他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专门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迅速风靡全国。

从此有华人处，皆有金庸武侠。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本质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一把锄强扶弱的剑、一股顶天立地的气，快意恩仇、儿女情长，是中国人最为古典的中国梦。

在这个梦里，金庸也夹杂了自己的私货。他的第一部武侠《书剑恩仇录》，和最后一部武侠《鹿鼎记》，都是以海宁为背景，借小说中人，详尽描写了皇帝对海宁望族的恩宠，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

至今，各种皇帝题匾、题诗，在金庸旧居中仍随处可见，只是已多是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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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见金庸


07

1993年3月，金庸再访北京，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回港后，他卸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将《明报》卖给了企业家于品海，从此周游列国、静修研经。

很多人说，金庸之所以卖给于品海，是因为他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儿子查传侠。

当月金庸减持《明报》集团股份22.47%，收回1.7亿元，到12月，再售17.5%给于品海，套现2.6亿左右。剩下的近5万股，也决定分5期全部沽清，由此完全金盘洗手，再不过问商业与政治。

金庸晚年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已是虔诚佛教徒，结果李敖质问他：

佛经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教人要舍弃家产，可是你有做到吗？你自己都做不到，怎能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

金庸听罢，无言以对。

2018年10月，金庸去世。武侠最高一座丰碑，终究远去，故事缘尽。武侠里他写尽儿女情仇，江湖纷斗，有人曾经问人生应如何度过？他答：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家族社会，过去文人不能写史，只能借族谱记录世事。回头来看，家史，便是历史。自金庸身上追溯，这个家族的兴衰背后，也折射着一个跌宕起伏的文化中国。

金庸家族的科考神话、文字狱与枪决，因文字而遭劫，也因文化而复兴，也照见着中国世代读书人的命运。

600年以来，金庸家族诞生了秀才800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贡生者133人，直至诞生一代武侠宗师金庸，以及他的亲戚徐志摩、穆旦、琼瑶、钱学森等，可谓造就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查家的大才还有很多，如营养学专家查良淀、医学专家查良锁、计算机专家查良细、电子学专家查良琦、煤矿专家查良钰、实业家查济民、教育家查良钊，等等。

这个家族的长盛不衰，归其原因，是世代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以文为体，商宦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历史是灰色的，唯有文化之树常青。600年沧桑巨变，面对世道险恶，查家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正如金庸武侠中那绝世武功的口诀：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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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峰：武侠是最代表中国人的文化象征
原创 诗人牛皮明明 牛皮明明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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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王度庐小说。因为这部电影上映，中国武侠轰动世界，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只看懂了一半，但有一个人，他全部都看懂了，这个人就是徐皓峰。



我们看到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是大侠李慕白下山送剑，准备退隐江湖的故事，最后因为坚持心中道义，压抑了自己的欲望，他没有和朋友之妻俞秀莲在一起，而且因为爱才，他放弃退隐，要收玉娇龙为徒。



但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隐藏了一条暗线。



李慕白在武当山上，修炼的是道家的功夫，所以他下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静坐时，达到了一片死寂的境界，没有光。在传统中国，道家有一个说法，叫“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意思就是说，你修炼到一定境界，就不能再自己一个人修炼了，要找一个异性一起修炼，俗称“双修”。



所以李慕白下山的真正目的，并不是退隐，而是要找一个女人。他先找了俞秀莲，后来又遇到了更加年轻漂亮的玉娇龙，他要收玉娇龙为徒，并不是爱才，而是想带她回去一起修炼，玉娇龙早就看明白了，所以她说：“你到底是想要剑，还是想要我。”玉娇龙的师父玉面狐狸，也清楚这个，所以她骂“武当山是酒馆娼寮。”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显隐，李安把这个真正的故事隐藏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故事。但当时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这个人便是徐皓峰。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有两大编剧，一位是非常著名的邹静之，还有一位，就是徐皓峰。《一代宗师》这部电影的剧情，大家可能忘了，但里面的很多台词，你应该印象深刻，比如：



宫二生病时，受伤之后，奉道之后，王家卫的台词：“都说人生无悔，若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是无悔，那该多无趣啊。”这是典型的王家卫风格。



电影里的“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就是典型邹静之风格。



宫宝森和叶问在金楼比武，说了一句：“我们今天不比功夫，比想法。”在香港，叶问和宫二对话，说了一句：“人生如棋，落子无悔。”马三挑战师门时，宫宝森对徒弟马三说，“老猿挂印回头望，老猿挂印，不在挂印在回首”，叶问和一线天在香港比武时，说的那句：“逼我动帅算我输”……这些台词，都有典型的徐皓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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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今天我想讲徐皓峰的一本书，叫《刀与星辰》，这本书很特别，它不是小说，不是随笔，也不是高深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专门讲述电影的影评集。



这些年，我看过很多人写电影，但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影评，大多写的都是观后感，因为都是外行人写影评，记得姜文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影评人谈电影，就像太监谈做爱”，所以在前两年姜文的新电影里，他把影评人给插死了。



而徐皓峰不一样，他是真正以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讲述电影。



比如他写张艺谋的《英雄》。



他会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



英雄这个词，在传统中国，说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人，也就是俗话说的“万人敌”，迷恋万人敌，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美学。



《英雄》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让李连杰演的刺客，直接跟数万秦国军队正面冲突、打斗，这样尽管会形成万人敌的壮烈场面，但是呢，却会破坏整部电影的武侠意境，所以电影的最后，张艺谋很聪明地用军队射出的箭，万箭齐发，射死了刺客，用射箭代替军队和人的正面冲突，这样既有了万人敌的悲壮，也保留了武侠的意境，这是张艺谋的分寸感，这也是徐皓峰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看到了这部电影中普通观众看不到的东西。



徐皓峰也从历史的角度批评这部电影。



其实张艺谋在拍《英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念，那就是，他觉得秦始皇兼并六国，虽然给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同时呢，也因为秦始皇的统一，给人民带来了大发展，秦始皇兼并六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结束苦难，所以电影中，秦始皇不是暴君，而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甚至还会流泪，而且最后他用他的伟大理想，感动了刺客，让他放弃了刺杀。



但这只是现代人想当然的一种想法，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历史观，而且这部电影，似乎还在宣扬一种观点，那就是，有理想的人对众生是有支配权的，那么他的理想实现效果会有保证吗？如果推测出一个行为对大多数人，对后世子孙有利，从而可以作恶，那么少数的人、当下的人，他们的权益就可以被抹杀吗？



有时候，理想，也是作恶的理由。



这就是徐皓峰对张艺谋电影的批评，不是毫无来由的谩骂，也不是阴阳怪气的讽刺，而是站在非常客观的维度上，用更高的价值观的东西来讲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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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好了，讲完了徐皓峰的书，我们再来讲一讲他的电影。



在中国，所有拍武侠的导演，不管是徐克也好，李安也好，王家卫也好，周星驰也好，都是需要武术指导、动作指导的，而徐皓峰的电影，都是他自己亲自做武术指导。



比如他非常有名的电影《师父》。



《师父》这部电影的时代，是在民国，我们知道，在晚清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被动的时期，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都让中国的民族自信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到了民国，政府就开始培育民间的尚武精神，武术成了国术，政府到处设立国术馆，希望通过武术，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当时孙中山还专门给武术界，写了一篇题词，就叫：



“强国强种”。



当时的天津，被称为武术之都，各种国术馆、武馆非常多，徐皓峰的《师父》这部电影里面，一位从广东来的咏春拳大师陈识，到了天津，想开门立户，把咏春拳发扬光大，这是他师父临终前的遗愿。



天津的武行，历来容不下外地人，而且还有个规矩，要想开门立户，就要先一家一家踢馆，打败至少八家武馆，这样才有资格开门立户。



因为有这样的规矩，所以广东人陈识，收了一个天津本地的年轻人做徒弟，他收的这个徒弟，是个武学奇才，连着踢了八家武馆，全部都打赢了，但最后却被军界的人打伤，死了。



《师父》整部电影，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就像徐皓峰说的那样：



“其实我最得意的，不是我制造出来的故事，而是我讲述了一些简洁的常识。”



这部电影里，其实讲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规矩。



练武有规矩，陈识收的年轻徒弟，原本在脚行拉车，干苦力，但他练武以后，就不能再拉车干苦力了，于是退出脚行，卖起了书，因为练武要有尊严，这是规矩。



打架有规矩，在街面上打架，不能见铁器，结果陈识的徒弟，跟自己脚行的兄弟打架，动了刀子，坏了规矩，成了脚行的背叛者。



还有一个是真实的武林。



现实中，武林真的存在吗？或许并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武林可能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用书面一点的话说，就叫“想象共同体”，就是一群三教九流的人，在业余时间练练拳脚兵器，其中有一些人获得了名声，然后开个武馆，用来谋生，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开了武馆，也就等于开了财源，本质跟现在的培训机构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这只是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武林，其实在过去真正练武的人，身上都是带有一种高贵的，因为他们不推崇暴力，他们希望跟你喝一杯茶，说出讲理的话，把你折服，把事情办了，而不是大家脱了衣服靠武力解决问题。所以，传统中国为什么会有复杂的行会和祠堂，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推崇暴力，不推崇占别人的便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有一个人情的体系，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解决事情。



这份高贵，在当下中国，已经完全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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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有人给徐皓峰的武侠，取了一个名字，叫“硬派武侠”。



他的电影里面，没有了飞檐走壁，没有了武功秘籍，也没有了断桥残雪，一切都是以现实为基础，功夫是真的，兵器是真的，规矩是真的，历史是真的，里面的人情世故也是真的。他做的或许不是武侠，而是武行电影。所有的在中国民间的武术派别，不是金庸笔下的少林武当，而是通臂拳、八极拳、形意拳、咏春拳等拳种和武学理论。另一方面讲述的是武行规矩。



徐皓峰是以文人的态度做武侠，是把电影当学问来做的，他迷恋过去传统的中国，相信在武侠里面，可以找到中国人丢掉的高贵和风骨。



这样的人，在当下中国，更像是一个稀有动物。



我们前面讲过，徐皓峰的电影，都是他自己做武术指导，而且还给别人的电影，像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也是他做武术指导，其实，徐皓峰之所以能做武术指导，是因为他自己就懂武术。



徐皓峰的家族里，他的二姥爷李仲轩，就是一位形意拳大师，武林名号“二先生”。少年时代，徐皓峰跟二姥爷学功夫，天天跟着他晨练，一个动作，简单的抬手，或者出拳，经常要练两千多次，那时候，年少的徐皓峰终于体会到了，专业和业余的巨大差别。



后来，徐皓峰根据他二姥爷的口述，写了一本书，叫《逝去的武林》，口述武行，二老爷如何拜师学艺，陈年往事，拳术理论，收集过去的武行规矩。算是为中国民间武术做了贡献。



徐皓峰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曾过过八年时间的书斋生活。



1997年，大学毕业以后，二十出头的徐皓峰，突然发现，自己怎么生活在一个浮躁、无趣，而且缺乏高贵的时代？



在我们的上一代人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文化，一个卖豆浆的老太太，或者一个卖冰棍的老头，身上都有这种高贵。



在过去的社会，比如民国的时候，市民轻易见不到也接触不到北大的教授，但是你能看见街头一个老太太的文雅，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市民阶层，奉行的是文人的做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能开车，能读书，能够接触到很多国外的资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高贵呢？



年轻的徐皓峰，被这个巨大的迷惑困扰，于是，当他的同代导演，像贾樟柯，他们一部接一部电影在国际上拿回巨大荣誉的时候，徐皓峰却放弃一切，一个人回家去，在上一代人那里寻找答案。



他回家一呆就是整整八年，这八年里，他埋头读书、写作，研究中国武术，把一个小众领域，研究透，做到了极致。这八年，跟他交往最多的两个人，都是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一位是他的二姥爷，武术大师，还有一位是道家学者，都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滋养出来的大师。



徐皓峰曾不止一次说过，正是这两位老人，塑造了他的气质，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也让他找到了过去传统中国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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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其实我们很多人，接触武侠，迷恋武侠，并不是从武术开始的，而是从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开始的。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诞生，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民国。但其实在民国，写武侠小说是贱行，是被人看不起的。体面是属于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他们的。



最早一批给报纸写武侠连载的人，要么是吃不起饭的底层文人，要么是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去写字还钱，拿到稿费感到倍受侮辱，发疯似地赶快花完。



民国有一部电影，现在可能没多少人记得了，但在当时影响特别大，这部电影叫《火烧红莲寺》，它是根据一本叫《江湖奇侠传》的小说改编的，这本小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他的作者平江不肖生，开始写小说，也是因为迫于生计。



平江不肖生这个人挺有意思。



他写武侠小说赚到钱以后，就悄悄跑回湖南老家，罢笔不写了，当时上海世界书局老板专门设宴，请他复出，结果他指着自己的钱袋，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疗饥了。言外之意就是，我现在有钱了，还他妈写个屁。



不肖生算是民国武侠作家里头，唯一勉强保住体面的文人。在平江不肖生之后，最有名的武侠五大家，分别是：



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和王度庐。



但其实他们都过得不怎么好。



比如还珠楼主，年轻的时候染上了鸦片，一生穷困潦倒，他晚年最后一部小说《杜甫》，都是躺在床上，靠着口述才写完的。他年轻时候，爱过一个大家族的小姐，人称二小姐，后来打官司，二小姐坚持嫁他，成就一段美话。晚年躺在床上，他的儿子回忆录写，父亲晚年，躺在床上，说了“二小姐，我要走了，你多保重”，然后溘然长逝。那一年，恰与杜甫同寿，59岁。让人不禁想起杜甫那句诗：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还比如宫白羽，生于大家族，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年轻的时候，他给鲁迅写信，过去人写信，都是借书，以借书为名，结识长者。后来一来二去，结为朋友，鲁迅全集里，有7封信写给宫白羽的。



但后来由于生计艰难，不得已写了武侠小说，叫《十二金钱镖》，日子过得颠沛流离，郑证因租了一个房子带他写小说，两人合写一部作品，但过去人都觉得写这类东西是贱行，就好比莫言写网络小说，是下贱人做的事。但总觉身份低廉，不好意思再结交鲁迅，所以就主动跟鲁迅断绝了交往。晚年的时候，宫白羽还做学问研究，建国后去世。



总而言之，武侠小说在民国是底层文人写的，是讨生活的卖字。就像我现在写公众号一样，本质没太大区别。



民国这一批武侠大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金、古、温、梁、黄”五位武侠作家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5 10:02

刘军宁: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
刘军宁 赎罪之泉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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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数年前，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本书，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文革时的红宝书等。其中，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竟也高分当选。



杜威是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导师、精神教父、思想源泉。胡适先生的一论一说几乎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给取名胡思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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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胡适



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者名单中一些至今颇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等。



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左派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保守主义右派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寅恪。



白璧德注重主义、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实验，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






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后来完全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甚至在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眼里，杜威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化身。然而，许多美国人却对杜威有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杜威是美国教育制度，尤其是私立教育的毁灭者。更有人说，如果美国教育是一位农夫的话，杜威便是这位农夫怀里的毒蛇（Bosom Serp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一种是建立在不变的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另一种是建立在可以改变因而也应该改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



基督教与保守主义认同前一种体制，杜威与马克思主义认同后一种体制。



受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影响，杜威认为人是进化的动物，不相信有不变的人性，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的。胡适先生则笃信进化论法则：适者生存。



另一位对杜威影响很大的是法兰西启蒙的代表人物卢梭及其名著《爱弥儿》。卢梭影响了杜威，杜威亲授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直接去卢梭那里寻找思想的灵感。



杜威教授、胡适先生与陈独秀一样，都是法兰西启蒙之子，这一点，从《新青年》杂志封面上的法文，也能看到，虽然胡适与陈独秀都从未负笈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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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名字几乎可以与实用主义画等号。实用主义主张：凡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实用的，就是坏的，一切以对自己是否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因此，实用主义拒绝基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这样也就拒绝了绝对正义。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宗教信仰和超验价值观也就自然被杜威归入不实用的主义之列。






杜威拒绝宗教与传统价值，鼓励实验主义等所谓的科学方法，到中国后来演变成，“打倒孔家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美育代替宗教”、“用实践检验真理”、“猫鼠论”等等。



其后果是对信仰、道德与传统的虚无主义。在胡适先生眼里，《水经》比《圣经》重要千百倍，因为前者是拿证据说话的，也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



杜威身上有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承认天赋人权和超验价值的自由主义。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



按照这个看法，《独立宣言》所引用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来作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就完全是无稽之谈。



杜威思想的流行必然从源头上动摇基于信仰的美国秩序。其破坏力危害性由此产生。杜威思想的得势，是世俗对信仰的胜利，是人占了神的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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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访华受到中国自由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



杜威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建立的秩序的颠覆者。对这种秩序的拥护者来说，杜威当然是有害者。把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民情，与这次大选所展现的美国民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剧毒品作用的后果。



中国人会说，没有发现杜威有什么危害啊？这样指责杜威是不是太片面，太主观？的确，普通国人可能难以发现杜威思想的危害，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个世俗国家。



今天，杜威思想的遗产，正在毁掉一代代的中华留学生，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几乎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些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在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教育。当然，胡适先生的母亲当年也未察觉。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5 21:1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9 21:59 编辑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我选择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法说话，无法说一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投机取巧的话，却回避根本一一米兰昆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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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22:33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已经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每逢人类社会的危机或变革的时代，哲学家和政治团体这些知识精英，总是会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是什么”、“如何实现美好社会”等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各种激进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作为“药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意识形态”。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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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荷马称作“全希腊的老师”。500年后，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称荷马为“所有文学的源头活水”。1800年之后，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评论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 要么是《伊利亚特》，要么是《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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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156。②肯尼迪150.7。③克林顿148.8。④卡特145.1。⑤奥巴马145。⑥尼克松131。⑦老布什130.1。⑧里根130。⑨小布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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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耶鲁大学校长Charles Seymour在就职演说里发出呼吁，“作为一个思想主体的一分子，慷慨地认可宗教教育在我们对抗自私自利的唯物主义侵蚀的生死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巨大价值与威力。参照国外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场斗争的胜利，那么真正的学术恐怕就将伴随着宗教一同消失了。”


乔治．华盛顿：＂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神和圣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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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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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是伪历史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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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所谓的“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



它是一则广为人知、却疑点重重的近代史典故。



该典故的大意，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袁克定伪造了一份日本人经营的《顺天时报》，使其父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他称帝。



描述此事最为详尽的材料，是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叔祯）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成于1963年，由“恽霞表记录整理”。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袁静雪在文章中说，伪造《顺天时报》蒙骗袁世凯的，是其长兄袁克定，自己则是此事的直接揭破者。下文，是对袁静雪所讲述故事的完整引用：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①

袁世凯生有17子15女，袁静雪是其第三妾金氏（朝鲜人）所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未遂去世时，袁静雪17岁。她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这段历史，本该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然而，上面这段文字，却存在着颇多可疑之处。

先扼要介绍一下《顺天时报》。该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1901年底在北京创办。1905年转让给日本公使馆，置于外务省的保护之下，成为日本在华的半官方言论机构。1915年，该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销量大涨，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930年停刊。②

袁世凯谋划称帝，日本的立场至关重要。他关注《顺天时报》，自是情理中事。这也意味着，袁克定若想通过伪造《顺天时报》来蒙蔽袁世凯，使袁世凯产生日本支持他称帝的错觉，就有了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当日的袁世凯，手中有多种渠道来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与立场，并不会仅凭《顺天时报》来做判断，更不会只看到假《顺天时报》，就相信日本政府会支持他称帝。

比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其中，有贺长雄曾受袁派遣，就帝制问题向日方疏通，表示“实欲极诚联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立场变化，也俱经由陆宗舆，传递给了袁世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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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时报》相当于日本外务省在华半官方言论机构

袁克定不是傻子。他自然也明白，伪造一张假的《顺天时报》，乃至于伪造一整年的假《顺天时报》，都不足以蒙蔽袁世凯。他没有办法阻断袁世凯了解、沟通日本立场的诸多渠道。

此外，恢复帝制严重牵动列强华利益，列强的反对之声，会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入到袁世凯的视野，绝不会被假的《顺天时报》所掩盖。比如，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联合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

“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这种警告很自然地被汇报到了袁世凯那里。袁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更不得不出面正式回应称：当局本无意改变国体，只因国人呼吁恢复帝制者甚多，故“惟有尊重民意”。稍后，法、意两国加入，“三国警告”又升级为“五国警告”。

这些警告，是袁克定无论如何都屏蔽不了的。袁克定不是傻子，袁静雪却说他想着单凭一张假《顺天时报》，就要蒙蔽袁世凯，冀望着让袁世凯产生日本和列强都支持他称帝的假印象。这种事，岂非荒唐？④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合情理的荒唐叙述，是因为“袁克定伪造假《顺天时报》”之说，是一桩以讹传讹的伪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中新书局先后出版《袁世凯轶事》（6月）、《袁世凯轶事续录》（10月）两书，内中载有“乞丐劝进”“妓女劝进”等诸多与袁称帝有关的不光彩传闻。但其中尚无任何“伪造报纸”的内容。

最早记录“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之事者，是一份叫做《虎厂杂记》的材料。

1926年，民国著名媒体人戈公振写成《中国报学史》一书（次年出版），援引摘抄了一段《虎厂杂记》的内容。其中提到，伪造报纸欺蒙袁世凯者，并非袁克定，而是袁乃宽；伪造的报纸并非《顺天时报》，而是上海《时报》。

其原文如下：

“近人《虎厂杂记》载此事（注：指袁政府强迫各报纸使用洪宪纪元）甚详，并言及假《时报》事。亦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其言曰：‘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⑤

戈公振的《报学史》，是中国首部报业史专著。戈氏亲历过袁时代，1914年入上海《时报》，历任校对、编辑、总编辑等职。对当时的报界掌故了解甚多。他所援引资料的来源《虎厂杂记》，或已失传，难考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戈氏的描述，只能知道该《杂记》是其同时代之人的作品，成书必早于1926年。戈氏很认同该书的史料价值。

伪造报纸者是袁乃宽等辈，伪造的报纸是上海《时报》，事情就都合乎情理了。

袁乃宽与袁世凯，并非血缘之亲。晚清之时，袁乃宽攀附袁世凯，对其“执子侄礼”。进入民国后，袁乃宽仕途畅通，获授陆军中将。袁世凯谋划称帝，袁乃宽参与组织筹安会，为其摇旗呐喊。通过收买、威逼等手段，来整合媒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支持，是袁乃宽当时的一项“本职工作”。他伪造上海《时报》，其实是为了完成自己的KPI，来向袁世凯邀功。梁士诒的情况大体相似。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亦被国内舆论视为“帝制祸首”之一。

上海《时报》与《顺天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前者代表的是“国内民意”，后者代表的是“日本的半官方舆论立场”。对于前者，袁世凯要的，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登拥护帝制的文字”，以粉饰现实政治，至于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并不重要。这与他对后者，也就是《顺天时报》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袁世凯之所以对“假上海《时报》事件”震怒，并不是因为该报上面刊登的“民意”是假的（这对他来说不重要），而是他意识到了袁乃宽等辈没有尽职尽责去完成他们该完成的KPI，反用假报纸来蒙蔽自己。

如前文所言，“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之说的最大漏洞，是这种伪造毫无意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蒙蔽袁世凯的作用，因为袁有更多更可靠的渠道去了解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但“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则不然。这种伪造的目的，是向袁世凯展示其“工作成效”，若无意外事件发生，袁世凯也不会想到亲自去市面上买一张上海《时报》来比对。替他监控、整理报刊舆论者，即是袁乃宽等辈，露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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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袁乃宽；右：1955年版《中国报学史》封面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无一字提及“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显见这说法在当时还不存在，至少连戈这样的资深媒体人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民国时期坊间流传的“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也都是指“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包括其他国内媒体）。

比如，鲁迅1927年在文章《扣丝杂感》中写道：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⑥

虽然鲁迅没有说出具体的报纸名称，但从“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一句来看，显然是指那些反映“民意”的国内报纸、而非反映日本外务省立场的《顺天时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本《而已集》，相应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袁静雪所谓的“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再比如，任白涛1941年出版学术著作《综合新闻学》，提到袁世凯“因为畏惧舆论，故在称帝之前，仍不怠于阅报，遂致左右利用他的心理，按天把反帝的报纸改成拥帝的报纸”，书中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其他。⑦

以上种种，均显示在民国时代，流传的不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而是“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不过，鲁迅与任白涛等人均认为袁世凯会在意上海《时报》的拥护文字是否代表真实民意，则未免太过天真。袁世凯要的，是上海《时报》真的刊登拥护文字，而不是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

然而，袁克定远比袁乃宽出名，《顺天时报》也远比上海《时报》更广为人知。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之说，便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比如，阎锡山1958年在台湾做口述回忆，即提到：“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⑧阎锡山不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这些信息无疑来自道听途说。

再比如，袁的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奉命为文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唐一面承认自己对袁的家庭内部情况“不甚详悉”，一面也依据道听途说，称袁克定“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

历史典故、历史名言在传播过程中，名气小的元素被名气更大的元素取代，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比如“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段话，本来是胡适的一个朋友说的，由胡适转述在了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传来传去，便成了胡适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出自一位英国女作家，结果也成了伏尔泰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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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这个故事的最终成型，是袁静雪1963年撰写的文史资料。如前文所言，袁静雪虽然自称亲历者，但她这段回忆资料，在事理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袁乃宽伪造假国内报纸完成KPI欺蒙袁世凯，是正常人可能会做的事情；袁克定用假《顺天时报》来伪造他国的政治立场，却只有完全不懂现实政治运作的傻子才做得出来。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袁静雪在撰写文史资料之前，已听说过此类传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选择了将自己打扮成亲历者，植入传言之中。至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斯人已逝，也无相关资料留存，已不得而知。

但也有一项案例可供参考与管窥。那就是与袁静雪大略同期，也在写作文史资料的沈醉。据沈醉日记，他撰写文史资料时，存有一种心态，就是力求多得稿费，以改善困顿的生活。沈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一天四五千字，一月的收入的确可观”（为凑字数，沈在很多事件中将自己伪造成了亲历者）。结果，这种做法引来了上面的批评，被指责“不必过多描写，简洁一些”。受到批评后，沈在日记中承认：“这是我追求字数想多得稿费的毛病，今后必须注意改正”⑨。

与沈醉大肆铺陈写了几万字相似，袁静雪的回忆文字也有五万余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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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史资料选辑 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P145-146。
②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P56-60。
③④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4辑 民初政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P179-180。《虎厂杂记》之“厂”，音、义当同“庵”。
⑥ 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1927年9曰1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三卷，P370。
⑦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据1941年版影印），P78。
⑧《阎锡山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P121。
⑨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第4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P33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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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哪有什么“新美国”？（附音频）
原创 赵晓 全球善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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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善商原创

作者|赵晓

导 语



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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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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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出现了一个名词“新美国”。有些人认为，美国从来就是变化的美国，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山巅之城”；后来是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民族大熔炉”；现在和未来将是全世界各色人种移民构成的“沙拉大拼盘”；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全世界的美国，全世界的人涌入到美国，美国当然就变成了“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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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位杰出的、先知性的政治学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特别强调：随着在美国的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面前，“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外部，而是将发生在美国内部；亨廷顿并做出了美国政治将走向极化的预判：“美国精英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而大多数美国公众则赞成美国保持已经三个半世纪之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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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所谓“世界主义社会”的主张就是在漂亮的“全球化”的旗帜下，让美国变成“非美国”，或者美其名曰变成所谓的“新美国”。



这个“新美国”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领袖，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就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预警：“美国正在走向衰败，这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罗素·柯克还清楚地指出，首先被谋杀的，是“保守美国”的根基：清教徒价值观。



这意味着“温水煮青蛙”式的美版“颜色革命”至少已经历了70年之久，但其加速却是近30年！



以“新美国”为旗号的美版“颜色革命”自克林顿以来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开始加速，特别是在“总加速师”奥巴马同志的极力推动下，大步往前推进。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16年6月17日公布的资料，奥巴马政府从2009至2014年，共接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难民人数为83.2万。从2015年开始，奥巴马大批接收叙利亚难民，穆斯林难民数量可能超过100万（参见何清涟：《奥巴马的8年 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奥巴马同志执政期间，美国基督徒人口比例在2007年至2014年间，从78.4%下降到70％。白人基督徒的比重下降更加明显。1976年，美国白人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1%，白人新教徒的比例也达到55%。但到2017年，只有43%的美国人是白人基督徒，30%是白人新教徒（美国研究机构P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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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比较，非基督教信仰人士比例从4.7％上升到5.9%，其中穆斯林比例增加了一倍；无神论者的比例增长近一倍；没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比例从2007年的16.1％上升到2014年的22.8％。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数据，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增长全部来自少数族裔。2019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60%；少数族裔人口比重接近40%，正引发美国种族生态的“颜色革命”。



这意味着，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也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经典新教美国正在渐渐远去，成为一道历史的背影。



美国专栏作家杜塔特认为：“新美国正在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唯一的、真实的美国（转引自沥泉、愈嘉：《解构：“新美国”吞噬“旧美国”》）”。按目前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传统的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基督徒将沦为少数民族，预计到2040年降到40%，而美国无宗教化人数到2050年可能上升到26%，届时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宗教化人口的国家。



现代人喜欢“变化”、喜欢“进步”，“白左”就用“进步主义”的标签来忽悠人，于是大家一齐为代表“进步主义”的“新美国”而欢呼、喝彩；尤其是美国的白左以及受白左影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象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争相拥抱这个“新美国”。



当前，拜登政府更是全力以赴，加紧推动“新美国”彻底翻转且成为不可逆转：拟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言明，五年给绿卡，八年给入籍。为何不是九年十年，而是八年以后？因为到那个时侯，正是新一届大选的关口；如果抓紧时间，在选前大批办好入籍，这1100万新选民的数量可确保民主党永远胜选、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新美国”永不回头。



虽然很多人一听“新”就高兴，一听“进步主义”就向往，但对饱尝过“左祸”的中国人、东欧人、越南人、古巴人来说，却难免抱以警惕。因为新名词包括“新社会”之类的，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但结果却是非常地不堪，因此很怕再上当受骗。



张维迎教授有句名言：当“新社会”烧毁地主与农民的那张地契的时侯，一夜之间中华世族几千年的信用也被烧毁了。



过去，经济学家这样批评“公有制悲剧”：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人人都不惜烧毁公家的房子。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白左真是太坏了，为了煮熟自己权力的鸡蛋，不惜烧毁美利坚200多年的房子，还妄图连根拔除人类2000多年的基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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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意义，这是它们无法走向繁荣的理由。只有美国，这个典型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崇尚工作的意义，以工作为荣。这一切源自新教伦理——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并通过工作来荣耀上帝，这一清教徒的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标准。



然而在“新美国”的叙事中，个人不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不再追求工作的荣耀，白左把产生的一切问题推给社会，推给大公司，推给政府，推给阶级，推给男人，推给白人，推给阴谋论，对“社会变革”的热情超过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保守主义之“新教美国”的价值观被“进步主义”之“白左美国”彻底解构时，美国也就被掏空了灵魂。白左的做法除了形式上更加隐蔽外，本质上和当年“红 ZUO”号召穷人起来造反，让社会秩序瓦解，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很显然，对于所谓的“新美国”的“新”，善良的人们无疑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搞清楚“新”的外衣下究竟是什么东东。



因为过去我们上的当实在太多了！好听的名词下，包裹的也许是非常坏的东西；所谓的“进步主义”，也许本质是“退步主义”；表面上的“好心”，暗藏的也许是“私心”甚至“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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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奥巴马、拜登所宣称的“新美国”正是这样！



“新美国”有什么新东西吗？没有。可以说完全是国际上早已出现过的旧的、烂的甚至臭的东西，其核心内容包括：



敌视基督信仰

抛弃新教伦理

以“全球化”和人权包装的非法移民

高福利社会

低效率经济

大政府甚至极权政府

多元文化

相对主义以及身份政治带来的信仰与道德沦丧

族群撕裂

社会冲突

……



曾几何时，在过去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在类似漂亮口号和旗帜下，人们见识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帝国的诞生；见识了伊朗如何从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国家倒退回原教旨政教合一的国家；委内瑞拉如何从一个富庶国家变成一个穷国；也见识了南非如何在激进的口号下从一个现代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治理混乱、社会经济倒退的国家。



现在，浩浩荡荡非法移民闯入、泥沙俱下、族群冲突的“新美国”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也许是：



腐败的委内瑞拉+倒退的南非+因高福利而失去活力的欧洲+动荡与冲突的中东！



当年，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强调：＂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上帝和《圣经》是不可能的(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第一届大陆会议成员Patrick Henry 则进一步谈到：＂（美国）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宗教上,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



第28任总统Woodrow Wilson 如此告诫美国人民：＂美国被建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建立，是要成为一个践行神圣圣经所启示的公义要素的榜样 (America was born a Christian nation。America was born to exemplify that devotion to the elemen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revela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如果说以上是美国先贤对美国人民的正面教导，那美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们还从反面对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约翰.亚当斯，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任总统这样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参见《美利坚众合国的历史：由发现新大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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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26任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警告：＂在这现实世界中, 一个没有教会的社会，一个放弃，嘲弄和忽略他们信仰需要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快速下滑的社会。＂



第40任总统里根则指出：＂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受神所管理的国家, 那么, 我们就必然成为二流的国家 (If we ever forget that 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n we will be one nation gone under)。＂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也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警告：“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 美国也就不再伟大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she is good。If America ceases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从人类历史看，“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旧约《圣经》清楚显示：当以色列人敬畏上帝时，就得祝福；当以色列人偏离（ LEFT ）上帝且不悔改时，就受咒诅和灾祸。



以色列之外，历史上的罗马、欧洲的蛮族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自不例外。



过去，美国受祝福，是因为这个国家虔诚地信仰上帝。以教育为例，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90%的大学校长是牧师。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威廉马利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都是由基督徒牧师建立并隶属于教会, 其出发点都是要为基督造就年轻的一代。



约翰·哈佛, 牧师, 哈佛大学 (1636年) 的创始人，他创办哈佛大学的宗旨就是:“任何一个学生都会被清晰地教导和迫切地要求, 认真思考他的生命和学习的终极目的: 认识神和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因此, 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知识和学习的根基, 并知道惟有主赐人智慧; 愿每个人都能严肃认真地透过祷告寻求基督作他的主宰和主人。”



看看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何等地偏离上帝，世俗化、白左化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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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咒诅和灾祸自不远矣。不妨看看美国自1963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祷告后的部分统计数字:



15-16岁的性传播疾病上升226%; 离婚率上升111%; 非婚夫妻上升536%; 非婚生育上升325%; 10-14岁少女的怀孕上升553%; 暴力犯罪上升995%。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则显示这样的结果:



全美每24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 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 每68秒一起抢劫案; 每51秒一起严重伤害案;每27秒一起暴力犯罪。加在一起, 每3秒钟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过去，世界各国的人都无不崇尚和羡慕美国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分立、选举公正等等。然而，2020美国大选，美国让全世界的眼镜都掉了，原来美国已经如此腐败、腐朽；美国人则惊呼自己的国家竟然变成了“大号的委瑞内拉”！



未来的美国，随着“白左主义”泛滥，美国或继续偏离上帝，偏离以基督建国的根基越来越远，美国因此会进一步腐败、腐朽、腐烂到一个什么地步，同样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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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耶利米书，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



上帝问耶利米：“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



上帝感叹：“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上帝责备：“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上帝最终警告：“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这是上帝当年对以色列说的，是不是也象是对今天的美国人说的呢？



有一天，当美国的灯塔倒下、“新美国”的泡沫破灭时，请千万记住：这正是美国不再当上帝的儿子，非要做世界的浪子的必然结果！



有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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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西蜀散人 发表于 2021-1-30 12:03

美国的左化，毛在六十年代的革命输出很重要。50年代的美国社会高度有序理性，号称“学校里最严重的违纪是学生在食堂排队时加塞”。60年代在毛的号召下，全世界青年都开始造反，日本有臭名昭著的赤军，美国也有臭名昭著的黑豹党——黑豹党成员，是去过中南海受到过毛的接见的。从那以后，美国就在混乱无序，无底线自由的方向越走越远。可以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中国被邓公结束了文革，而美国一直在文革。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30 12:1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9 10:34 编辑

前段时间读《世说新语》，就找一些魏晋方面的文章，看到这一句，很喜欢：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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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可阻挡 ，却命运多舛】

托克维尔一生经历四个王朝、两个共和国，却始终对宣扬仇恨、残杀同类的主义深恶痛绝。他坚决抵制君主专制，并预见了大众民主的风险；他无比珍视财产权和市民团体；他的政治哲学被奉为“托克维尔定律”；今天的人们无论谈论美国、民主还是革命，都争相引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地说，他重新定义了人类政治。

◎ 预言世界民主大潮

1831年，为了寻找“有益于人类的政治”，26岁的托克维尔赴美国考察。他在这里发现了法国丧失已久的贵族气质：公民精神。他高度赞扬美国的有限政府，以及“以自然、法治和教会为依托的民主”。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日渐蔓延的平等精神”，必将对欧亚大陆的等级特权制度造成巨大冲击。

◎ 抨击乌托邦

1848年2月，乌托邦主义者在伦敦向私有制宣战。身为议员的托克维尔，却在巴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坚决反对计划体制：自由与私有财产须臾不可分离；全世界最自由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绝不接受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没有民主，更没有自由；民主带来平等的自由，乌托邦只会带来平等的奴役！

◎ 反对君主专制

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登上皇位。托克维尔联合议员们集会抗议，被以“叛国”的罪名逮捕，但因为巨大的国际声誉，他很快被释放。心灰意冷之余，他决定隐居乡间，著书立说。他以两部半著作让世界记住了自己：一部外国游记，一部回忆录，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历史评论《旧制度与大革命》。

◎ 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

早在1835年，30岁的托克维尔便以《论美国的民主》轰动世界。36岁时，他凭借此书成为法兰西文学院最年轻的院士。1840年，他发表了更为深刻的第二部，告诫人们要警惕“多数人暴政”。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晚年的著作，后世的几乎所有革命者和统治者，都曾读过此书。

托克维尔告诉妻子：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只有爱自由的人才会喜欢它。1859年4月16日19:15，法国戛纳的一座别墅里，饱受肺病折磨的托克维尔在亲友的陪伴下，在修女们《又圣母经》的祷告声中，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痛苦与挣扎终于结束，他的高贵、天才与良知，却穿越两个世纪，直至永世。

◎ 被遗忘的先知

先知与时代的疏离，与其说是他的悲剧，不如说是人类的狂妄和短见所致。托克维尔去世后，巴黎爆发了乌托邦革命。在他被遗忘的这两个世纪里，恰恰是暴力革命最频繁、极权灾难最深重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重蹈了法国大革的覆辙——保守派中断改革导致革命，革命派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却以“人民意志”施行最彻底的专制。

◎ 自由的守夜人

他书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成了传世经典：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只要不受制约，就必然作恶；激进革命很少带来自由，却时常带来新的专制；民主是实现自由的最佳方式，也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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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在这样的历史中，每一页都可以看到基督教领袖的愚行和邪恶。但是在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了解，人不是因为信了基督教才去做恶事，而是尽管人有基督教信仰，可是仍旧犯罪。基督教不是犯罪的源头，反倒是约束人犯罪的最高力量(且往往是唯一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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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义既不是经济制度，也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精神疾病。”- - - - - -罗纳德·里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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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么一篇文章，作者佚名。非常惊讶，大陆基督徒中竟有这样的写作。

【基督教、普通法和保守主义

英国普通法传统意味着，第一，common law的背后，有一个common sense。背后还有一个common wealth。而这一切背后，从神学上讲，来自上帝的common grace。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就是保守主义者。也就是信赖，在洪水泛滥之上，还有上帝的主权护理。 归根到底，上帝主权高于国家主权。这是保守主义的实质。换言之，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泛泛的，对于传统、次序和权威的喜爱，甚至对于改变和新生事物的惧怕。而是对超越的上帝的主权和眷顾的信赖。 在看似糟糕的环境中，还有没有隐秘的秩序存在？在看似不完美的甚至充满苦难的现实中，还有没有自由和幸福的可能性？换言之，你遇到的一切，有没有超越的善与公义的掌权？ 如果有。那么一切激进的革命和推翻人类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方案，至少都是莽撞的，愚蠢的，危险的，对于基督徒来说，甚至就是不信的结果。 上帝的主权是保守主义的根基。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稳健的来源。

第二，英国普通法不仅仅是习俗的结果。奥克肖特说，罗马法律观念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宗教背景。普通法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衡平观念与衡平法所造就的。 衡平法院的法官，逐渐成为英国司法体系中的官。他们在司法中采用了与教会法庭类似的程序，通过“刮擦当事人的良心”（scrape one’s conscience）来探究事实，并依此作出判决，因此也被称为“良心法庭”（court of conscience）。 换言之，普通法体系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基督教信仰所养成的“决疑术”。 换言之，当基督教在英美社会一旦衰落，普通法体系本身并不能保证司法权具有保守主义的性质。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内容上，这个判决背弃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在形式上，也背弃了英美普通法的保守主义。 上帝主权和普遍恩典，是保守主义的根基。 挪亚之约意味着上帝对这个堕落的世界，采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统治方式。 祂承诺说，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败坏，祂都不再用革命的方式，和大审判的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人的堕落问题。福音是反革命的，如果革命是可行的，耶稣完全不必被钉在十字架上。 福音，是保守主义的极致。因为福音是以保守的方式完成革命，以卑微的方式达成高贵。没有福音中的这一颠覆，保守主义就不过是某种宗教道德主义的变形。 十字架，是以一种完全顺服的方式，带给世界一个缓慢的，内心的，却是巨大的和彻底的颠覆。 十字架意味着基督徒对一个堕落世界的治理和改变，必然呈现为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甚至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 真正的保守主义在民间，在社群，在街道与乡镇。 真正的保守主义，只可能由教会所养成。 因为只有十字架，在顺从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决绝的姿态。 在统治者面前，伏法不认罪，点头不哈腰。 始终尊重政治秩序，但坚决反对政治罪恶。 除非你相信福音的救赎，已临到这个世界。除非你相信一个超自然的，复活的秩序。不然你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在20世纪，只有保守主义，坚持认为希特勒和共产主义是邪恶的。 在21世纪，也只有保守主义，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和同性恋平权主义是邪恶的。 自由主义之所以欲言又止，因为他们并不真相信复活的事实。 一旦失去对上帝主权的信赖，普通法体系就必然坍塌。 因为基督教是保守主义的灵魂。正如反基督教，是一切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隐秘而相同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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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很成功，根本就没有失败 | 短史记
赵冬梅 短史记-腾讯新闻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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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赵冬梅
编辑丨吴酉仁


宋神宗登基后，希望通过变法，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



变法最大的障碍，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找到那个善于理财的人。宋神宗的第一人选，原本是做过两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走儒家路线的张方平。但偶然因素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张方平刚刚就任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丁忧守制，退出了政坛。



最终上来的，是王安石。



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真意



王安石走的是法家的路线，宣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如司马光所言，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



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政策的常见误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一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



生活在21 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现代人以今度古，鄙视司马光，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平，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革开放以来之中国”。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判断数千年前的历史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



过去四十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



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盛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责备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韩非子》“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变法的初衷就是这样，那么，变法的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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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像


二、王安石其实是「成功」者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有可能引发无名之火的题目。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知之甚少，却无比笃定地相信，自己所知道的都是真理；一旦谁说出不同意见，或者提醒他们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他们便会气得脸色发青、指节咔咔作响，在键盘上敲出一连串血腥的语句，像连珠箭一样射向假想的敌人。



“王安石变法”，正是这样一个题目。他们相信，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等于进步，等于正义；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是死硬的顽固派。因此，任何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性说法，以及对司马光除史学成就之外的任何肯定，都是应当被唾弃、被打倒的，包括说话的那个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衡量标准不同、观察立场不同，观感当然不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衡量标准与观察立场。



第一，“评价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依据言论，还是依据行动，是依据动机，还是依据效果，这应是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经学造诣、思辨水平和知识广度皆高出一般，文章更是写得漂亮。但是，王安石变法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国家政策，是政策就必然要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所以，看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动机怎样，而是看他和他的政府做了什么，对国家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我们站在哪里看历史？看历史当然要看长远、看大轮廓，但是，也要看当时，关心那些生活在当时的、受到王安石政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没有“人”的历史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第三，还要修正一个传统观点。传统观点关注对立，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上层指官僚、地主和商人，下层指普通农民，所以，传统观点赞美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上层利益的削减，好像这样社会下层就会得到好处。其实不然，损有余未必补不足。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有矛盾，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社会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与皇帝的诉求、朝廷国家的利益之间未必能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标准和立场如下，第一看实施，第二看当时，第三考虑社会整体。



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役法改革、青苗贷款、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很大的一片园地，专家众多，著述如林。在这里，我只想通过一个例子，管中窥豹，来看一看新法的精神实质。



这个例子就是程昉淤田破坏民田案。



淤田属于农田水利法，简单地说，就是把河堤打开一个口子，人工制造洪水，借水力把河底淤泥输送到岸边洼地，以期改良土壤，制造良田。可是，洪水哪能那么听话？宦官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被人告发“堤坏水溢，广害民稼”。官司打到中央，惊动了神宗皇帝。程昉解释说，淤田是老百姓自愿请求的。怎么证明呢？程昉说，他在淤田之前，先派出官员征求当地意见，拿到了淤田“知情同意书”。那么，程昉拿到的究竟是由谁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呢？逼问之下，程昉承认，他拿到的是“诸县乞淤田状”，也就是各县的县政府请求淤田的状子。换句话说，程昉并没有挨家挨户去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属于强制性淤田，并且确实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程昉淤田违反了新法所标榜的自愿原则与利民主张，所告属实。神宗因羞耻而愤怒。王安石说：“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也就是说淤田这个事情得到中央淤田专员和各县官员的请愿书就够了，哪儿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呢？这句话干脆利落地否定了淤田行动的实施前提——百姓自愿，从而间接否定了新法所宣称的目标——利民。紧接着，王安石又说，程昉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额达到了四千多顷，因此，“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就算是在“知情同意”这个问题上说了谎，也没有怪罪理由啊！



神宗随即转怒为喜，然而尚存犹疑，说：“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实利”指朝廷国家通过淤田所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比，老百姓的无辜受损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差失”了。



一言以蔽之，王安石和神宗真正在意的是“实利”，而非“利民”。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才是王安石新法的追求，至少是它的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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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像


比如受到批评最多的青苗法，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发放的季节性小额借贷，打着救荒济贫和限制高利贷的旗号，号称“凡此皆以为民, 而公家无所利其入”。实际上怎么样呢？首先是利率其实并不低。青苗钱一年两次发放和回收：春天贷的夏天还，夏天贷的秋天还。政府规定利率20%。听起来不高是吧？然而这只是半年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是40%，甚至更高。贫苦农民借了还不起怎么办？好办，拉上富户一起借，互相担保，穷人还不起，富人帮帮忙。青苗法最初宣称是自愿借贷，结果在地方官的执行中却变成了强制贷款，等于是新增税费。



再比如免役法。役是老百姓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通常以无偿劳动的方式进行，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宋代军人职业化，老百姓免除了兵役负担，只服劳役，比前代自由了不少。免役法规定，老百姓不再身体力行亲身服役，而是出钱来换取自由，政府拿这个钱向市场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役分很多种，穷人有穷人的役，富人有富人的役，富人愿意花钱买自由，穷人没钱可是也要出钱免役。正式的免役钱之外，还有“免役宽剩钱”，这个钱干什么用？多收出来以备政府不时之需。而且，按照原来的役法（差役法），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太困难的群众是彻底不服役的，现在也要交助役钱。总而言之，只要能增收，名义可以创造。王安石新法所创造的这些敛财方式，听起来非常“先进”，处处流露着创新气息。但是，你要深入进去，看看当时人的感受，就并非如此了。



过去权威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根本就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神宗驾崩以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 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 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在神宗对西夏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



王安石和他的团队，的确是理财的天才。



三、司马光为何会「失败」？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军人、百姓的热烈欢迎。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几千名开封百姓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给百姓寻一条活路！



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神宗政策之苦的人们盼望他，希望他能够把宋朝国家和社会带到一条不同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王安石—神宗路线的支持者虽然不愿意，但是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是当时的朝野共识。



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那个合适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在执政的十八个月当中，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不仅如此，官僚集团的分裂也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分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司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废除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废除市易法，政府从经济领域后退，恢复工商业的活力。斥退聚敛之臣，表彰爱民之官。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宦官，不让宦官统兵，以免引发祸乱。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希望和解，重返多元宽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事调整是必须进行的。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



然而这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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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像


司马光远离开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政治模式。所谓“国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难题：他需要论证变革的思想基础，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统一思想，避免官僚队伍的动摇和分裂。为了统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舆论队伍，掌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能发出尽可能一致的声音来。新法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广大官僚队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要改变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队伍的稳定，该怎么做？新法推行之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政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持，需要对国家财政运行状况充分了解，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关于财政问题，司马光显然想得太简单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政本来就困难，司马光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增收。在王安石—神宗路线指引下，政府规模、官僚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突出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司马光上来之后，废除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政府怎么支持？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司马光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听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却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为什么？钱不够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还是很丰富的，应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通盘考虑国家的财政安排。可惜，这样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家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认识。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队伍。爱戴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边，第一，缺乏财政、行政专家。财政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神宗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定细则，曾布回答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忙，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一定在行政机构里，财政专家在户部。



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追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台谏官是可以批评他的，所以，苏轼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苏轼能喊，就说明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追随者揪出来斗，赶出政府。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面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



作为政治领袖，司马光干净而无力。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他批评王安石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梦想靠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凝聚开封军人、百姓期待的“司马相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历史却选择由他来解决神宗死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就注定了结果的悲剧性。在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王安石的追随者重掌大权，仇恨爆发，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道德破产，北宋政治耗尽了它残余的理性，彻底偏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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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已获授权。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著有《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31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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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 23:42 编辑

金庸给董桥的信
5.5万元落锤
2014-08-16

    ◇藏品市场

    金庸给董桥的信

    5.5万元落锤

    薄薄一页纸

    牵出一段办报史

    ■小文

    金庸的手迹，在收藏界一直被奉为珍品，这不仅取决于金庸作品蜚声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也获益于金庸传奇而又波澜壮阔的经历。在不久前西泠印社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中，金庸的一件手迹品现身并被高价拍走。该手迹的背后，道出了金庸曾经办报时，与董桥、唐文标两人的交集。

    金庸亲笔所写信笺 拍卖成交5.5万元

    该手迹品为信笺一页，西泠印社中外名人手迹专场的现场，起初估价是2至3万元，最终以55200元（含佣金）的价格被买家收走，近乎是估价的两倍。信笺长27.5厘米、宽21厘米。信笺中的内容值得玩味，与金庸办报相关。

    信笺的台头是“明报有限公司”及附带的公司标志及翻译英文。信笺中有三处识文，第一处识文为“董桥兄：月刊作者唐文标先生自台赴美过境，一二天内即离港，我已见过他。他想和你一晤，请洽。电话H-730363。又：有两篇文章的稿费尚未给他，请问他详情况，查明，以新标准补奉。弟查”。第二处识文位于信笺左部，为英文，识文为：“Mr.MONBILL TONG, 4640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94118 California U.S.A”。第三处识文位于信笺上部，识文为“①诺贝尔（前年）、②非洲罗德西亚（前年）”。

    可以注意到，在第一处识文里，提到了两个人，第一个是董桥，曾加入《明报月刊》工作；第二个是唐文标（1936-1985），乃著名文学批评家。而“明报有限公司”出现在信笺台头，这说明金庸使用的信笺是公司用纸，这“明报有限公司”隶属于香港《明报》，有心人定知道，金庸便是《明报》的创办者。如此分析，这封金庸写给董桥的信笺，应写于董桥任职《明报月刊》总编时期，内容是关于与唐文标会面及支付其稿费之事，信笺左部的英文应是唐文标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居所的地址。

    踏上媒体人“征程” 从小记者到大主编

    海宁人往往对乡贤金庸的武侠小说烂熟于心，但他主要的身份其实是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人，他在香港主创、主编的《明报》及《明报月刊》、《明报周刊》以独立的态度和原则，成为香港最令人称道的几份报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庸先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又因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金庸前去报名，结果被录用。

    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24岁的金庸被派到香港。1952年，金庸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副刊负责人罗孚见他文字功底出色，便请他和编辑陈文统（即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在报上连载。于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出炉， 从此开始了其“大侠生涯”。

    鲜为人知的是，在那段时间，金庸还以姚馥兰、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文章，并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用林欢名）。

    1959年，金庸创立了自己的报纸，名为《明报》。《明报》初创时，以连载金庸自己的小说《神雕侠侣》为号召。同时，金庸还亲任社论主笔，成为吸引读者的“黄金”招牌。

    1967年，金庸又创办了《明报月刊》，后者在报界被美称为“明月”，因其独立的立场和言论，又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题，在全球华人文化圈享有极高的声誉。

    有文化擅长办报 董桥两度获金庸重用

    再说说董桥和唐文标二人，董桥出生于福建，其父亲和启蒙老师精通国学，故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后，董桥求学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又在英国伦敦从事研究和工作多年，后来一直在香港撰写文化评论及文学散文，可谓汲取了多地的文化营养。

    除开文人身份，办报是董桥的主业。1980年，董桥从伦敦回到香港，被金庸邀请去《明报月刊》担任总编。这份刊物倡导“文化、学术、思想”，董桥接手《明报月刊》后，请余英时来写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作谈判之际，两人信件来往频繁，探讨文稿之余，余英时常惦记着香港的近况，让董桥告之。

    董桥执掌《明报月刊》六年，后应林语堂之女林太乙邀请，赴《读者文摘》任中文版总编。1989年，金庸伸出橄榄枝将其招回，全面接手《明报》。之后，又在知名媒体任社长。

    而关于这位兼具数学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身份的唐文标（生于广东），最著名的就是1973年的“唐文标事件”，当时他在台湾陆续发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僵化的现代诗》三篇文章，强调文学对社会的功能，批判余光中、周梦蝶、叶珊对现实的逃避，这三篇文章使得台湾诗坛激起千层浪，直至上世纪80年代，唐文标几乎成为台湾最首要的文化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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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张爱玲最后给胡兰成寄了一笔钱，是她仍存一片痴心的证据。
其实张爱玲人生很多重要关系的了结，都是习惯用钱来结算的。

包括她与母亲的决裂，也是以还钱的形式完结。她甚至长久地幻想着戏剧性的还钱仪式，“从前梦想着一打深红的玫瑰花下的钞票，装在长盒子里送给她母亲。”（《小团圆》）

所以还钱给胡兰成也只是她想要个清爽罢了，银情两讫，相忘于江湖。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只是不爱胡兰成了，但也不至于要他去死。
三十六岁的张爱玲再看胡兰成的文字，冷静了很多。 “胡兰成这本书实在写得太蹩脚，凭良心说，简直糟不可言。” (1956.4.11)

她也再没有见过他，不过就算见他，肯定观感也好不到那里去。毕竟英俊胜于马英九的胡兰成在成熟女人的眼中，那点姿色也不过是小丑。
姚宜英就这样评价在朱家收获一众少女心的胡兰成，“有位文友说的好，如果他鼻梁上抹点白粉，就是戏台上蒋干一流人物。京剧里的蒋干，个子不高，轻俏机灵善言，是成事不足的说客之流。这形容极传神。”

我想晚年张爱玲眼中的胡兰成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不过他俩之间竟然坏到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还是有点出人意料。
“同时得到七千多美元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198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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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9美元。现货白银也重回8月/9月周期高点以来的最高点，白银的戏剧性表现也将黄金和白银比率推倒了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目前是65:1（黄金和白银的真实比率应该是15:1）同时美国股票期货正在遭受打击，全部下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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