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2 12:37 编辑
《第三帝国的到来》：“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这也是我这几年的感受：美并不是自动通往善，更不通往勇敢，对美的沉溺有时候甚至是善和勇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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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罗素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这一关。
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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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曾有两年“同窗”之谊，还曾一度住在同一个公寓，其兄陈衡恪与鲁迅又是留日和教育部同事时期的密友，因此，陈寅恪是鲁迅相识多年的熟人，但陈寅恪平生从没有公开提及鲁迅，倒是鲁迅在日记和文章里多次记下与陈寅恪的交往。
鲁迅
直到晚年，陈寅恪才在日记里淡淡提到此事，并说出了不公开谈论鲁迅的原因。
1、12岁与鲁迅同船前往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同学两载：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从南京同行的还有陈衡恪、陈寅恪兄弟。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三兄弟（从左到右）
陈氏兄弟是俞良田明震的外甥，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父亲是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人的陈三立（又称陈散原），由于家庭原因，兄弟俩一心向往新学，大哥陈衡恪27岁，三弟陈寅恪12岁，一同赴日留学。
鲁迅对俞明震和陈氏兄弟的印象不错，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俞明震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
陈氏兄弟来到日本后，与鲁迅一起进了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于1904年毕业。
鲁迅与年长的陈衡恪是终身好友，而年幼许多的陈寅恪，在鲁迅眼中更像一个小弟弟，这大概也是陈寅恪很少与鲁迅论交的原因之一，他与鲁迅同学之时，像是一个初中生与大学生相处，二人的见闻、想法和追求都存在着年龄的鸿沟。
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而陈寅恪更为特立独行，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2、大哥与鲁迅过从密切，妻子是许广平老师，陈寅恪却从不公开提起鲁迅：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陈师曾）是著名美术家，精通绘画与篆刻，比鲁迅和陈寅恪成名更早。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陈寅恪
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但名人圈总是那么小，1926年，36岁“高龄”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陈寅恪与唐筼一家
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与对鲁迅的淡漠态度相反，陈寅恪与不少新文化运动代表如胡适、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戴望舒等人交游密切，也常在文中提及彼此的交往。
这种对比格外令人费解，陈寅恪不提鲁迅，并非因为二人的志趣不同，也非二人有什么过往嫌隙，这种近乎回避的谨慎态度，不管是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陈寅恪都没有改变过。
3、晚年说出原因，不愿向鲁迅“谬托知己”
晚年时，陈寅恪曾公开回应了别人的不解，说是因为鲁迅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出殡时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他担心自己与鲁迅论交，会被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绝食而死，陈寅恪悲伤过度，高度近视的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最后导致双目失明。
陈寅恪与唐筼
虽然名声在外，但陈寅恪的人生脱不了贫病二字，十分艰难，而他的学术著作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他不愿与鲁迅论交，一来是自己个性孤弱内敛、热衷学术，与鲁迅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迥然不同；二来是他内心清高骄傲，自觉将来凭一己学力，必为学界泰斗，不愿攀附名人。
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上为学生授课
倾盖如故，白头如新。
尽管少年相识、同窗两载、兄弟结交、妻为师生，但作为公认的“中国文化托命人”，颇有遗少风采的陈寅恪，内心恐怕并不认同鲁迅几乎全盘否定传统的战斗性，也不一定认可鲁迅的学术地位。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都成为一代文化大师，一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一为旧文化输血续命，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为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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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一次批评，是1978年发表《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直接对钱穆的政治意识展开严厉抨击。
钱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属于“平民政治”、“士人政治”、“民主政治”的说法由来已久，徐复观原本认为，此类看法虽然错误，但一般人能够了解，就用不着他来批评。不过，1978年11月钱穆从台湾到香港讲学，徐复观从《明报月刊》刊出的《钱穆伉俪访问记》，了解他又发表了关于秦以后的中国政治不属于专制政治的见解，觉得他“依然发表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于大陆刚刚兴起的抗议“猫头鹰”的民主运动而言，犹如“泼上一盆冷水”。于是以“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为题，言辞激烈地抨击了钱穆的政治观点。
徐复观首先表明，“钱先生的史学著作，是不宜做一般读者之用的”，“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键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接着对钱穆政治意识的几个主要观点进行反驳。关于平民政府的说法，徐复观说，“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富豪之家，是同样的可笑。”而所谓帝王的“爱民观念”，徐复观认为，史家更应该考察的是“通过何种政治机构去实行”，而不是“爱民”的词句，不然何以何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的专制之君？以词句代实际制度，则一个“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就足以掩盖现代独裁者的罪恶。他说，钱穆所说的“士人政府”也是不可靠的“浓雾”，既不能解释何以地位越高、与皇帝愈近，命运愈困扰、艰难，也不能解释何以屡屡发生宦官外戚专权。
徐复观说，钱穆史学最反对的是把秦始皇以后的政治称为专制政治，其实中国历史上没有将“专制”一词用于帝王，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帝王专制之实际。“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汉代政治和思想，是徐复观和钱穆都用过功的领域，徐复观用具体的事实，来反驳钱穆的举证，揭示出这些“不三不四的事例”根本似是而非。文章最后说：
“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因而认为在专制下的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
综上，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既“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传统主义者；其服膺的传统，一方面是儒家学统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儒家学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结合。
作者：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刊于：《团结报》2015年8月20日；原题名：《徐复观对钱穆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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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人的食馆 | 沈西城
大文豪金庸，海宁人，却好杭州菜，几乎无杭州菜不欢，一有余闲，相约董千里、倪匡、汪际等往天香楼吃大闸蟹、龙井虾仁、糖醋排骨，每款价钱不菲，四个人点三四个起码小菜，花雕两瓶，账逾一千，六十年代，高消费矣！千禧年代，杭州饭店在湾仔开业，金庸移师到此，赞其菜式美味，题匾相赠，杭州饭店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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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100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这本来就容易引起对方忌惮。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上还岀现了很多夸大中国建设成就的舆论和观点。无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种妄自尊大和忘乎所以的非理性宣泄，都推波助澜地让外界对我们更加戒备，也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国内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下严峻的外部环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结果，张口闭口“修昔底德陷阱”。表面看似有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人们也许忘了，与GDP规模相比，GDP的结构和质量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靠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必须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实力增长，更多是量的扩张，而不是质的飞跃。低水平的重复和叠加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试问，除了5G等个别技术，我们今天还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PK美国？
还应该认识到，由于人口基数大，虽然中国GDP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居世界中游，尚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抽水马桶。“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话，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今天的中国国情。我们的民生领域还有很多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较大的群体差别、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粗放的发展方式也让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沉重代价，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如饥似渴地呼唤清新空气和青山绿水。此外，我们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加强。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迄今并没有那种“藏不住”的软硬实力！即使不愿示人以弱，但至少不应示人以“强”，因为这种“强”不是事实的全部。有人说，我们现在需要低调。这是对的，但不确切。对一个正琢磨着镶金牙的暴发户，你可以奉劝他低调；而对一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还没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你想让他怎么低调！坦率讲，我们现在连“低调”的资格都没有，实事求是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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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他最早提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为启蒙运动的拓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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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逊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因参加十字军东征才流落东方｜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紫府夜凝话平生 ，作者紫府夜
0 1
谢逊的原型是大力士参孙
前日和群友闲聊，讲到“张无忌的名字天生就是火之祭司”，众人脑洞大开，都在思索“谢逊”的来历。韦公认为谢逊金发碧眼，对波斯历史又非常熟悉，还谈到过十字军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很可能是个外国人，谢逊一名乃音译。此时，秋公又道：谢逊者Samson也，即《圣经》中之力士参孙。众人大呼妙哉！
参孙是犹太人的士师（英文为Judge），实则兼有法官、祭司、领袖之职能，如此可称“法王”。参孙力大无穷，曾经手撕雄狮，所以又是“狮王”。最妙的是，参孙的力量源泉就在其头发（“金毛”）上，后来他被女子偷偷剪掉了头发，失去了力量而失手被擒，于是非利士人便将之双目刺瞎，囚禁起来，这一切不是和“金毛狮王”谢逊无比相似吗？谢逊也是一开始武功极高，后来不幸被女子刺瞎，最后削发出家，自废武功。如此想来，谢逊的原型即为参孙无误了。
老克拉纳赫《参孙力战金毛狮》
而谢逊有外国血统，这也有明证。《倚天屠龙记》小说原版中，金庸曾写道：“谢逊所练内功与众不同，兼之生具异禀，中年以后，一头长发转为淡黄，但这颜色和西域色目人的金发却截然有异。（第34回）”如此，谢逊的金发好像不是天生的（然而什么是“生具异禀”？）。但谢逊一出场时，却分明是金发碧眼的：“满头金发，散披肩头，眼睛碧油油地发光”（第5回），那么谢逊的碧眼难道也是练功练出来的？什么武功自带如此强的整容效果？
大概是金庸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理，在修改版《倚天屠龙记》中，上面那段话已然改掉，变成了“谢逊上代有色目血统，面貌形象与中华人士无异，一头长发却是淡黄色”，这便终于坐实了他外国混血的身份（色目人是一个泛指，是元朝时中亚、西亚、欧洲民族的统称）。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作家反复修改作品，是为了打造一个严谨的文本世界，使其逻辑自洽。而我们评论作品，也是深入文本世界的内部逻辑，企图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信息。
下面我就要据此脑补一番：《旧约》上的犹太英雄参孙，到底是怎么跑到中土变成了谢逊的，谢逊又为何成为阳顶天的钦定接班人？这里面一系列的论证，当然不是真实的，只是追求文本的另一层解读罢了。本雅明说，评论家是在帮作者完成文本。热奈特说，评论本身也是一种文本，是解读文本的文本，解读文学的文学，也即“元文学”。既然也是一种文学，那就是半真半假的小说家言，以娱乐诸位为首要目标，大家千万别较真。
0 2
谢逊的家族来自英国
好，现在我就来考证，参孙是如何变成了谢逊的。
在参孙死后，犹太教、基督教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推崇，他只是有时出现在宗教画之中。但是，公元5世纪时，英格兰出现了一位圣徒，名为Samson of Dol（约公元485-565年），从此英国人开始崇拜和效仿他，纷纷以“参孙”为名。
蒙古帝国兴起之前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的“参孙”突然大大增加了，先后出现了多名杰出的教士，如伍斯特主教Samson(死于1112年，其子Thomas后来成为约克大主教)、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长Samson of Tottington（1135-1211年）和布里金主教Samson of Brechin（死于1165年之后）等等。我没有研究过当时有什么特殊的思潮流行，但12、13世纪中，确实有不少英国人以Samson为名。
谢逊的家族很可能就来自英国，受到了这一影响，才把后代也以Samson为名，这也是为什么在《倚天屠龙记》第30回中，谢逊提及海西大国“英格兰”以及“十字军”，并对其“国王爱德华”的家事了若指掌。这位爱德华正是13世纪统治英国的“长腿王”爱德华一世，谢逊的家族在蒙古扩张之前居住在英国，这样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很可能，其家族追随爱德华一世参加第八次和第九次十字军东征（1270-72）而来到了亚洲，这是最后一批对圣地的大规模十字军。谢逊曾经详细阐述过爱德华被山中老人刺杀的过程，这一事件就发生在1272年。爱德华侥幸不死，从此回到英国，专心治理国家，后来杀死了著名的苏格兰反抗领袖威廉.华莱士（参见Morris, Marc：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Edward I and the Forging of Britain. London, 2009）。而谢逊的祖上可能是十字军骑士或随军人员，因故未能回到家乡，从此流落中亚，最后到了中国。
这幅西敏寺中的画像被认为是英王爱德华一世
0 3
谢逊因何成为摩尼教徒
这样说来，谢逊应该是基督徒才对啊，为什么又加入了明教呢？这就要从他的字说起了。
谢逊一出场时就自我介绍道，他“字退思”，这应该就是他的教名Thomas的音译。Thomas为基督十二使徒之一，即传说中传教中国的“多马”，这是一桩基督教传播史上著名的公案，到底是真是假无法展开讨论。但重要的是，Thomas及其追随者，留下了一部《多马福音》，是一卷不被收录于基督教正典的“密经”，或称“伪经”。
在这部福音书里，多马表现出了神秘的诺斯替思想和佛教禅宗思维，显然是受到了东方宗教的影响。而摩尼教也是一种拜火教、基督教、佛教混合而成的产物，是典型的诺斯替二元论。
公元4世纪时，早期教父耶路撒冷的西里尔在其《教理问答》里就曾经这样说：“不要读多马的福音，因为这不是十二使徒之作，而是摩尼的三个邪恶门徒之一的作品！”（Let none rea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for it is the work, not of one of the twelve apostles, but of one of Mani's three wicked disciples.—Cyril of Jerusalem, Cathechesis V）
不管《多马福音》是否是多马本人的真迹，这部经书中的诺斯替倾向已经昭然若揭。谢逊或者其祖先，因为崇信东方使徒多马，而接触到这部“伪经”，从此渐渐倒向摩尼教教义，是非常可能的。（同时多马也暗示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因为他正是盲者的守护圣徒）
当时中亚的宗教局势颇为混乱。基督教的东方亚述教会早已在此经营多年，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成吉思汗的重要对手克烈部王汗便是景教信徒，被认为是“祭司王约翰”的原型之一。而蒙古帝国建立之后，和罗马教廷多次往来，于是又有天主教传入，和景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就是先信景教，后又改宗天主的，他的名字Giwargis其实就是基督教圣徒，屠龙的圣乔治George，《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之为“乔治王”。
然而此人“尤笃于儒术…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元史·阔里吉思传》），竟然对儒道两家也颇为精通。可见对当时人来说，宗教思想非常混杂，很难清楚定义。谢逊家族离开耶路撒冷，应该在1272年爱德华一世遇刺之后，此时忽必烈也刚刚建立大元。一路上他们穿越中亚来到中国，不仅和当地人通婚，更受到各种信仰的冲击，传到谢逊这里宗教属性已经很模糊了。
恰巧，明教（摩尼教）也就是这样一个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逆天宗教，理论上，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可以纳入他的解释体系中来。
我这里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按照摩尼教的世界观，光明与黑暗永恒对立，但是光明之神“明尊”目前正被黑暗所囚禁，无法正面与之对抗，于是他便先后进行了三次召唤，诞生出了各路神仙，其中最奇葩的就是“慧明圣使”。挪亚、亚伯拉罕、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都是圣使的不完全化身，他们试图拯救人类却无法最终完成，只有等待最完美的那个化身，也就是摩尼本人出现，他传播的才是究极真理，也就是摩尼教了。
所以上面各位都是摩尼教的先知，同样被摩尼教徒所崇拜，甚至连基督教的圣乔治也不放过，被摩尼教挪为己用，成了“移活吉思大圣”（我甚至怀疑屠龙刀的屠龙者，正是此人）……如此脑洞大开的魔性解释，也难怪会被中原各派视为魔教了。
摩尼教四大先知，从左到右：
摩尼、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以及耶稣
《摩尼教宇宙图》细部。
谢逊二十多岁闯荡西域时，恰好和摩尼教志气相投。他本就是移民之后，信仰驳杂，本人又是“文武全才，于诸子百家之学无所不窥”，所以摩尼教异常丰富多彩的教义，再适合谢逊不过了。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小说中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明教众人有和尚（彭和尚彭莹玉）、还有道士（铁冠道人张中），第22回更是直接写道：“风字门是释家道家等出家人；雷字门则是西域番邦人氏的教众。”
在新版中，金庸又改写此句，补充解释道：“明教虽为拜火之独特教派，但门户宽大，释、道、景、回各徒众均可入教，不必舍弃原来教门”。谢逊于是从《多马福音》的追随者转而成为摩尼教徒，只不过进了半步而已，他晚年“得渡厄点化，立悟佛家精义，自此归于佛门，终成一代大德高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明教本来就崇敬佛陀，认为老子、佛陀和摩尼是一体的（如唐代《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曰：“老君托孕，太阳流其晶；释迦受胎，日轮叶其象。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皆悟道”）。
南宋《夷数佛帧》
“夷数”即摩尼教对耶稣的翻译
图中作为摩尼教先知的耶稣却有佛的造型
0 4
谢逊因何成为阳顶天的接班人
以上脑补了谢逊及其祖先的宗教源流，揭示了“参孙”如何从英国来到西域，变为了“金毛狮王”。同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可以脑补一番，谢逊为什么会被阳顶天指定为代理教主，明教却又为何一度分崩离析。
原来，摩尼教的信徒中极重要的一支便是中亚粟特人。之前我的文章也谈到过，“无忌”也即“穆护”之名，正是粟特人带入摩尼教的。《倚天屠龙记》中记载，明教的第三十一代教主姓“石”，这是一个典型的粟特人姓氏，为昭武九姓之一，来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古称石国）。然而这位教主丢失了圣火令，从此明教衰落。三十二代教主衣教主和三十三代教主阳顶天，都不属于昭武九姓，教中高层干部如四护法、五散人等等，也没有一个是粟特人姓氏，由此可见，明教教团内部，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推测粟特群体已经被排除出了教团。
但有趣的是，和明教同居于昆仑山的道门昆仑派，却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昭武九姓的何氏家族。何姓的起源何国也在乌兹别克斯坦，据估计在撒马尔罕附近。随着昆仑山光明顶上粟特人离开明教教团，何氏家族却出现在附近昆仑山三圣坳的昆仑派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何足道之称为“昆仑三圣”，他自己是这样解说的：“昆仑三圣只有一人，从来就没三个。我在西域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当地的朋友说我琴剑棋三绝，可以说得上是琴圣、剑圣、棋圣。因我长年住于昆仑山中，是以给了我一个外号，叫作‘昆仑三圣’。但我想这个‘圣’字，岂是轻易称得的？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也不能自居不疑，因此上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作‘足道’，联起来说，便是‘昆仑三圣何足道’。人家听了，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倚天屠龙记.第一回.天涯思君不可忘》
但他的这种自谦之辞一定可信吗？后面我们会看到，昆仑派居住在“三圣坳”，又设有“三圣堂”（见第14回），难道都是为纪念何足道的“琴圣、剑圣、棋圣”吗？何足道并非掌门人，因何能称圣，又因何能以此诨名，而对昆仑派影响至深呢？我怀疑，他的“三圣”之名另有来历，实际上就是前面引用过的唐代《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那句“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皆悟道”。这样，三圣指的就是老子、佛陀、摩尼三位一体，正印证在何足道身上，他也是名称三圣、实为一人的，而这一重要的理念才是影响昆仑派几代人的关键。
这位何足道便是前摩尼教教团中粟特人的代表人物，带领手下皈依了道门，从此在昆仑派中安身，其尊崇老子和本来教义也并不冲突。从此之后，昆仑派和明教成了世代冤仇，不仅在《倚天屠龙记》中双方多次交锋，根据追述，何太冲之前的掌门人白鹿子也是神秘死于明教的，据猜测是杨逍所为（第14回），而何氏的何太冲也正好借此崛起，正式领导整个门派与明教对抗。
由此可见，两派之间的矛盾绵延数代，实出于明教第31代教主死后的教团分裂。而何足道之所以没有和郭襄讲实话，实在是因为事情太过复杂，他如何会向一个陌生女子细细解说，于是便以谦辞为遁辞，一笔带过了。
而明教剩下的人群，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权力结构呢？阳顶天在小说最初的连载版中，本为“杨破天”，所以和杨逍乃是同族。但是他改楊为陽，换了一个偏旁，似乎是强调他的拜日倾向。而他对杨逍也栽培有加，令其为权职最大的光明左使，甚至习得了一点乾坤大挪移，颇有作为储君来培养的意思。
杨逍既然和阳顶天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难怪后来一直有上位之心了。但是明教其他人是不服他的，最能与之竞争的便是殷天正。殷天正年纪大、资历深，后来分裂教门，自创天鹰教，足可见其根基深厚。其根本原因却在于，他和第32代教主衣教主是同族！
《康熙字典》“殷”字条云：“齐人言殷，声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见《礼记注疏》。”如此可见，衣教主这个奇怪的姓氏，本为殷氏一族，当上教主后由殷姓改为衣姓，和杨姓变为阳姓，如出一辙。而殷（阴）、杨（阳）之相对，恰如“明教”之左日右月并峙。
如此情况便明白了，阳顶天虽然想栽培同族杨逍，但是前教主余威仍在，另有一批人支持殷氏，所以他也不能擅自传位给自家人啊。为了权力的平衡，阳顶天才不得不做出遗命，把代理教主的位置既不给杨逍，也不给殷天正，反而交给中间派的谢逊，最后他还留了一手：“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这样其实每个人都有成为教主的机会，倒也是公平的安排，这乃是阳顶天在教团斗争之中想出的权宜之计。
他希望“外国人”谢逊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借助谢逊人缘好、悟性高的特点，来弥合权力的裂缝。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忘了，谢逊之名本为Samson，此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实际意思为“小太阳”（词根为shemesh），和阳顶天本人的拜日倾向也是契合的，这也许构成阳顶天信任谢逊的原因之一。
只不过，他没有料到，谢逊将来会走上力士参孙的老路，不仅独来独往，更是痛失双目，最后削发散功，和《圣经》里记载的命运如此一致，却对领导明教没起过什么大作用，阳顶天的安排就此失败了。
反倒是张无忌，首先是阳顶天-谢逊的法统传人，其次又是殷（衣）氏一族的苗裔，他必定会成为天选之人，统合明教阴阳两脉。由此反推，谢逊在瞎眼之后，没有报复，却反而收殷素素之子为义子，可能也怀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或许早已明白阳顶天的用心，但他知道自己无法统领明教，于是便安排了继承人（即“无忌”）的确立，后来终于间接完成了教团的整合。如果这一说法合理的话，那谢逊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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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发表于 2020-6-9 12:59
很多人说金庸与林乐怡相识于1969年，只是估计。
但香港传媒人潘丽琼明确写到，他们相识于1966年（当时林乐 ...
赞同。67年那颗炸弹，金庸有时说寄到报馆，有时说寄到家里。我怀疑就是寄到他和林的那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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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马克思《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评论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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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和恩格斯《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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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
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一些政治和文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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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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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盾赵明律师
哲学家罗素曾经在日本入侵中国以前成功预言了中日必有一战，日本做梦都不会把中国视为平等的民族，这是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中国问题》中一书中所提及的。罗素在实地探访中国发现中华民族存在一些美德与缺点，这些都是罗素亲眼见证而来。例如，1921年罗素与一群中国友人登山游玩，当时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抬轿的轿夫们都非常辛苦。但是到了山顶时，轿夫们又散落在一旁开心的逗笑，对于当时的辛苦仿佛完全不放在心上，这让罗素感到中国人是不怕辛苦与劳苦的民族。罗素总结了中国人的一大美德跟三大缺点。当时世界诸多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需要原料与市场，所以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海外拥有殖民地，这些地区成为他们统治的货物倾销地与原料采集地。而中国人却没有侵略统治他国，这是美德！罗素把贪婪看作中国人第一大缺点。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官员都是贪婪的，甚至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当官就是为了能够有权力更好的贪钱而不是为百姓谋取福利。这也是中国一直积贫积弱的原因，用来发展的钱，都被贪婪的官员拿走了。罗素希望中国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后，能够建立清廉的官员制度，人自身的道德水平能够相应的提高，不要出现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情况。罗素把胆小视为中国人的第二大缺点，罗素认为中国人缺少主动的勇敢，中国人的部队总是遇到稍微强大的阻力就溃不成军。罗素认为中国人存在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罗素认为中国人很少主动参与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大家都怀抱着一种事不关己就不去管的态度。看到别人身上发生灾难以后，幸灾乐祸的情绪更多，而不是一般的同情
罗素在先后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之后，十分沉重地写道：
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颇令人吃惊地宣称：
我绝不会为自己的信仰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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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私，不是一个人照自己的愿望过活，而是要求别人照他的愿望过活。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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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强教授在谈到清朝时说：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清朝太穷，而是因为清朝太富了，当时的清朝经济是英国的6倍，日本的9倍，如果拿这些钱来建设国防，谁又敢来惹事呢？的确清朝在大多数的年代里GDP排名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非常遗憾，清政府却不是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清朝时的人口大约为4亿，那时候的英国人口只有1000万。也就是说虽然清政府的GDP是英国的6倍，而清朝的人均GDP只不过是英国的1/7。更致命的一点，清朝是皇权专制社会，社会的财富都控制在皇族和地方豪强手中。底层的老百姓根本都吃不饱饭，就算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如此。老百姓反正吃不饱饭，在他们眼里跟皇帝干活，还是跟八国联军干活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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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锋
今天 15:09 来自 微博 weibo.com
我小学入学时，正好遇到批林批孔，从小被植入对孔孟与儒家的仇恨。这种仇恨要到大学读了论语才解除，但心理上还是有疏异与排斥。对儒家开始有切身好感是了解到张謇在南通造福乡梓做的各种实事，确与其儒家观念相关。张謇曾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话很好。 张謇把他的公司命名为大生公司，至今成为整个南通建设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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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取中国改开不久的1980年为节点，来对比中印两国在俄式体制下的发展成就，当年两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其实差不多。
人口、（7亿&9.9亿）面积、（298万平方公里&960万）自然资源等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石油储量：中国25亿吨，印度8亿吨；煤炭储量：中国1145亿吨，印度606亿吨；铁矿储量：中国70亿吨，印度45亿吨），当年GDP，我们仅仅比印度多不到50亿美元！
（也就是说，同样搞计划经济时，其实我们并没有资格笑话印度，如果印度人需要廉价的优越感，它反倒可以不费力地从我们这儿找到）
2018年，印度GDP为2.73万亿美元，与2006年中国的2.75万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也就是说，中印两国经济上的差距，约为12年；与印度改开推迟滞后的时间，大体相当！
这样看来，并不是印度人就比我们更笨、更低能；1991年，苏俄土崩瓦解，才让印度人对俄式体制， 终于再无可恋 ！计划经济这才算彻底退出印度社会的主流话语。印度拉奥政府，轰轰烈烈拉开了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这一年，被印度人看成了改开元年：那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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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闻的那国未必是真美国，正如罗素、罗兰、徐志摩脑中曾有个假苏俄
原创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先后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之后，十分沉重地写道：
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颇令人吃惊地宣称：
我绝不会为自己的信仰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01
—
这几个月来一直比较关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难免想写点东西来整理自己的思路。但感觉很恼火的是，读者的口味太难将就了，一言不合就怒怼，一句不爽就取关；乃至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人家只瞄了半行标题就残忍地拂袖而去。
不知今天的国人咋那么喜欢走极端呢。无论左右，都差不多地简单粗暴又执著，这种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只是像我这般老朽之身实在是赶不上趟，要被这千年未有之大时代淘汰了。
想起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场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碰撞，感叹如今相当大部分的强国文人知道分子们和人民群众，咋就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说的是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华。那次长达10个月的中国之行，令罗素很失望，以至于回到英国后，他在《中国问题》一书得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没想到，他的中国之行竟然令双方都颇为失望——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的问题寻到他原先误以为能在东方获得的解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更多，其中之一竟是没法把罗素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
换言之，很多中国人在听了罗素的演讲后突然发现，原来他多年的进步公知“人设”，竟是假的。
罗素夫妇在中国，与蒋百里（前左一）及瞿世英、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后排左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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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欧洲的公知们为之兴奋不已。伯特兰·罗素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其反应跟同时代的另一位国际公知领袖——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一样，既兴奋又期待，只不过他比罗兰和纪德（法国左翼作家）更早造访苏联，因而更早觉悟而已。
十月革命刚刚爆发，罗素就不断地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正在发生的各方面情况。1920年，罗素更是亲赴苏俄，与列宁等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事实证明，罗素的这一趟“饿乡行”实在太值了。亲身考察苏俄后，罗素发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存在人性上和理论上的两大谬误。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罗素后来还写了一本《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进行了总体上的否定。此举惹恼了很多人，甚至还引发了罗素家庭内部的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狼狈不堪。
这样的争论，也传染到了古老东方的中国，并引发了当年的中国公知们对罗素的差不多算是集体的诟病。
连当时的胡适也曾不遗余力地为苏俄点赞。他认为苏俄领导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对此，徐志摩还曾与之展开讨论，而胡适后来的转变应该与这次跟徐志摩的辩论有关。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紧随其后火力全开，讥评四起。连胡适也曾试图阻止赵元任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反复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
古往今来，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种“不错的想法”可惜是痴人说梦。事实证明，给人类带来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可惜大多数中国人听不懂他的话。当年如此，今天又未尝不是呢。
徐志摩最著名的一幅肖像
03
—
前面提到了诗人徐志摩的苏俄观。虽然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者，但他早年对社会主义亦抱有热忱期望，因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曾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一度是英国工党的拥趸。
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毕业后，徐志摩又转赴英伦，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对英国的制度推崇备至，认为“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没有化石性的僵。”
也正是因其拥有这样的思想底色，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转变，才不至于太令人感觉突兀。
访俄之前，徐志摩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同情之心，列宁逝世时还曾作诗悼念，对罗素由亲苏而反苏的思想逆转还曾撰文批评。1924年，他在《落叶》中盛赞苏联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但是，1925年3月徐志摩前往莫斯科访游三日后，身临其境的观感却击破了他玫瑰色的苏俄梦，令其对苏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离开苏俄后，徐在旅居佛罗伦萨时写了《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在拜访了托尔斯泰之女后，徐志摩还在文中表达了一个布尔乔亚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的迷恋。
莫斯科之旅促使徐志摩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转而同情罗素访苏后放弃其红色信仰的思想转变。
所以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立即找来拜读，随后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堪称经典的话：
“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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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跟伯特兰·罗素、罗曼·罗兰等人一样，对苏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过程，那就是都发生在各自访俄之后（类似的例子还有蒋中正，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当然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很多时候其实是靠不住的。
今天，别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笃定自己所见所闻的各种各样“事实”，一定是“真相”。
今天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和经济，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种强势力量利用其占有的丰厚资源去屏蔽、改写、渲染甚至制造信息，并精准投放给受众，这样一种态势，比起罗素、罗兰、志摩们生活的时代，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从那些打着各色旗号的媒体和那些篇篇十万加的网文中所看到的美国，未必就是一个真美国，正如当年全世界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苏俄，未必是一个真苏俄。
【【【【【【【【【【【【【【【【【【【罗素：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罗素 静嘉读书 今天
罗素，英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瑞典文学院的评语说：“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共同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
以下是罗素的十八句震撼名言：
一
“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二
“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
三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四
“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叶茂花繁。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只消一句话：你应当爱某个人，就足以使你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五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六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七
“恐惧是迷信的根源，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智慧始于征服恐惧。
八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九
“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十
“幸福的秘诀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十一
“人的情绪起落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你对事实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动感情。
十二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十三
“放弃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四
“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十五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十六
“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十七
“意识到时间重要乃是智慧之门。
十八
“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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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与里根的初次相遇是在1975年。
当时，撒切尔夫人是英国保守党的党魁，但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政客并不买她的账，而里根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演员的过往经历，被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看不起，被戏称为“好莱坞的戏子”。
都是“局外人”的身份让两人一见如故，根据在场的人回忆，“他们像多年的朋友一样聊得十分投合和亲热”。
多年以后，当二人分别执掌英美两国，在西方世界刮起一股强大的“自由风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二人能“一见钟情”——是哈耶克、弗里德曼、柯克等思想家，塑造了两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撒切尔改革与里根革命：
哈耶克自由市场的胜利
1979年，撒切尔夫人接手的英国，是一个被经济滞胀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英国病人”。
撒切尔夫人为“英国病”开出了三味药——
◎ 将那些庞大且亏损的英国国企市场化。
◎ 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的税负，削减福利政策和公共开支。
◎ 打击无节制的罢工，恢复生产。
当“刮骨疗伤”进入深水区时，撒切尔与内阁同僚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激动之余，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摔在同僚面前，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的药方成效显著，英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困扰几十年的“英国病”基本痊愈。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重要的，您对我们来说是居功至伟。”
就在撒切尔改革在英伦三岛如火如荼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里根革命”，正在改变着这个超级大国的命运。
80年代，里根总统在国会对全体议员发表演说：美国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里根革命之前的美国经济，同英国出现了一样的病症，那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效率低下，产能浪费、财政赤字、通货滞胀。
身为政府首脑的里根，要对自己开刀了。1981年，里根在白宫会见哈耶克，以此为标志，里根革命与撒切尔改革，共用一味药，那就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主要思想。要把民众的自由和经济权利归还给民主，用自由竞争来代替政府干预与管制。
很快，里根革命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从而奠定了战胜苏联的基础。在市场力量的神奇作用下，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美国国内市场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里根革命重新将美国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巅峰。
里根与撒切尔的改革方案，出奇地一致，这背后源于共同的思想源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和共同的价值观——对自由市场的信奉。
灵魂深处相同的价值观，让两人的关系超越了政治，往更加亲密的方向发展。在私下，双方甚至以“里”和“玛格丽特”称呼对方。
1981年7月，七国峰会在渥太华召开。会议上，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言时，里根显得很不耐烦。
他用钢笔在纸片上涂鸦。里根离席后，撒切尔夫人将纸片悄悄收藏。撒切尔夫人回忆道“我把纸夹在自己的文件里，带回唐宁街10号，一直收藏在家里。我十分着迷于里的这幅涂鸦作品。”
而里根对撒切尔更是“含情脉脉”。一次，撒切尔夫人生日时，里根在贺词中说，“能与您分享生命中这么多特殊的时刻不胜荣幸!”很多人就此惊呼“那口吻就像丈夫对妻子”。
而当撒切尔夫人在国内受到罢工之类的压力时，里根也会及时送上支持：“想你，我和以前一样相信，你一定会克服困难的。”
▍保守主义的精神：
里根与撒切尔灵魂深处的价值纽带
作为政治家，里根与撒切尔之间并非只有温情和友爱，当两个国家出现利益冲突时，两人也会像夫妻一样，出现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源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要给一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但这一做法危及了英国公司的利益。撒切尔夫人因此在电话里对里根喋喋不休。
但里根听完她的唠叨后，温柔而又尖锐地提醒她，“美国才是自由世界的老大！”。撒切尔夫人一时语塞。
不过，“铁娘子”也不是容易服软的人。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开战。这就是著名的“英阿马岛战争”。
撒切尔夫人本以为美国会支持她。未曾想，里根在电话里跟她说，“我也很难啊，国会不会赞同支持英国的行为。”并让她叫停军事行动。撒切尔夫人大为震惊，坚决拒绝叫停，甚至摔了电话。
在1985年的一次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对着里根和他的助手滔滔不绝。一名美国在场人员回忆说：
“她是个伟大的演讲者，可不是个好听众。”
后来，美方一行人离开，怒也不是，笑也不是。
有时，里根对撒切尔夫人只能私下里无可奈何地抱怨一下。虽然他们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可到最后都会冷静下来。
里根与撒切尔就像一对夫妻，这源于二人对“保守主义精神”这一价值观的共同信仰，这成为二人关系的压舱石。
所谓保守主义的精神，简言之，就是保守人类社会最珍贵的自由、智慧与美德，反对改天换地的激进大革命。超验的道德秩序、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审慎等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
保守主义的开创者是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而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则受益于美国保守主义之父罗素˙柯克，他的《保守主义的精神》，正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案头书。
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知识分子竞相撰文纪念。
但是，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撒切尔夫人，竟与埃德蒙·柏克的看法如出一辙。在被记者问到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撒切尔夫人答道：
“法国大革命？过去200年至今，我们英国一直在消化它留下的苦果。我们不要这样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堆高高的被断头的尸体，站在尸堆最高处的是一位独裁者。每个试图复制法国大革命的国家留下的都只是腥风血雨和高高在上的独裁者。”
而里根，是第一位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他认为，是柯克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帮助他赢得了1980年的总统选举，为保守主义取得了空前的政治胜利。
此次胜利，不仅是政治的胜利，而且是观念的胜利。在1981年的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上，里根总统直截了当地宣布：保守主义的同道们，我们的时代到来了！1989年，里根总统授予柯克先生以总统公民奖，以褒奖这位杰出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家。
像任何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一样，共同的价值信仰，可以破除阻碍，塑造和谐。尽管有激烈的争吵，但事后，他们又会和好如初。因为有了共同的价值纽带，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彼此的关系。
▍里根的葬礼：
灵魂伴侣为他致悼词
1994年，83岁的里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里根自知此症只能加重、无法好转，于是，他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出席自己的葬礼。传闻，撒切尔夫人看到此信，强忍悲伤，应诺了里根的请求。
世事难料，6年之后的2000年，撒切尔夫人的记忆力也明显衰退，同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想到自己的承诺，担心届时不能出席里根的葬礼，于是，她请人帮助录制了一段在里根葬礼上的悼词。
2004年6月5日，里根逝世。
在6月11日里根的葬礼上，撒切尔夫人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成为首位在葬礼上致词的外国领袖。由于当天医生认为撒切尔夫人的身体状况不适于单独致词，因此播放了她4年前录制好的悼词。在悼词中，撒切尔夫人称没有人能比里根总统更能代表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撒切尔夫人曾经在公开的场合声称，里根总统是除了她的丈夫以外在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而里根也毫不掩饰地称赞撒切尔夫人是“英格兰的人中龙凤”。
他们之间的情愫，伴随着撒切尔夫人忠实地履行了对朋友的承诺，画上圆满的句号。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因为价值观的相通，带来感情上的相惜，灵魂上的共鸣，并超越利益之争。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因为价值观的相通，带来感情上的相惜，灵魂上的共鸣，并超越利益之争，成就了一段美好的政治佳话。
可见，无论寻觅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还是建立君子之交的终身友谊，价值观都是最关键的纽带，以致于有人说，三观一致将超越血缘关系，成为新的人际纽带。
而连结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两大思想纽带——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与柯克的保守主义的精神，曾在20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自由奇迹，今天也越来越成为热爱自由，关注历史拐点时刻家国命运者寻找“灵魂伴侣”的价值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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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初升红太阳照耀下自杀#1983年沪版《梁启超年谱长编》节录
1927.3.29梁家书：“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想早已知道了。……蒋介石辈非共，现已十分证明，然而他们压制共之能力何如，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混斗中，形势异常惨淡，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1122页
5月5日家书：“平心而论，这回初出来的一部分党军，的确是好的。现存好的计不过二、三万人，但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所以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受病的总根原，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真是举不胜举，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的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1126—7页
6月15日家书：“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半月以来，京津已入恐慌时代，亲友们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极不欲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1145页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6-12 12:10
赞同。67年那颗炸弹，金庸有时说寄到报馆，有时说寄到家里。我怀疑就是寄到他和林的那个家。
这个·······人人普遍都知，金庸那时应该住渣甸山，不会知道他与林私会之所吧？若寄炸弹的暴徒都知，哪瞒得过朱玫？ 朱玫知道他们的事，要是1969年了，她就因此迁怒于阿乐王世瑜，认为他带坏丈夫，工作上诸多留难阿乐，这才有阿乐出走《明报》，后来自创《今夜报》之事。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31 21:48 编辑
揭秘真实的明教：白衣素食葵花为图腾
2020-08-31转自 清风拂明月
揭秘真实的明教：白衣素食葵花为图腾
历代参与农民起义、反抗官府的明教徒，主要是民间秘密结社者。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者往往同时还吸收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眼里，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信徒便等同于造反分子，全部被扣上了“吃菜事魔”的帽子。
闽浙明教迷踪
早在13世纪就已几近绝迹的神秘宗教，竟在中国东南沿海顽强生存。它是飘洋过海而来，还是横越大漠而来？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一切，仅剩几座荒寺残垣、几卷残破书页。直到残存的奇特风俗被世人关注，古代明教的千年兴衰才渐渐露出冰山一角。
苍南奇特风俗解密
在浙江温州苍南县沿海炎亭、括山一带，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些奇特风俗：穿一身素白衣服给死者做超度；一些老渔民每日早餐必先素食三口白饭，而后才用菜肴。还有一些老人至今坚持朝拜太阳，晚拜月亮。
当地人的祖上渊源，几乎都可追溯到闽南或闽东，普遍信奉妈祖。然而妈祖信仰中，并没有这种风俗。人们所熟知的其他宗教同样没有这样的习俗渊源。
当地是否曾流传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已湮灭宗教？
1982年，浙江省第一次文物普查时，人们发现民国《平阳县志》中邑人孔克表的《选真寺记》写道：“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地点在“平阳郭南行百十里，有山曰鹏山。”
苏邻国即古波斯，苏邻国教即摩尼教，宋代以后华化的摩尼教就是明教。“平阳郭南”当时已划入苍南，应在金乡、炎亭、括山一带，正是有着渊源不明的奇特风俗流传的地方。
穿素白衣服超度是明教徒白衣白冠的遗俗，而素食三口白饭，正是明教“长斋”习俗的变通：渔民长年在海上搏风斗浪，仅凭素食无法增强体质，不可能不喝酒吃肉，只好以三口白饭代替素食。
明教绝迹数百年，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湮没，惟有从尘土残卷中寻找它的踪迹。
古寺之谜：孤立稻田中的那一抹枯黄
1988年春节，平阳县志主编林顺道去苍南白沙的舅父张正光家拜年，谈及此事，张正光老人自告奋勇去寻找选真寺。
括山下汤村外一座形如大鸟的小山包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张正光的视线。当地人告诉老张，山名“鹏山”！
似乎离找到选真寺不远了。
然而，当鹏山脚下众多寺庙被一一确认排除后，选真寺依然没有踪迹。选真寺早已荡然无存？抑或记载有误？
此时，一座孤立在稻田中的黄色外墙平房引动了张正光的脚步。沿着田间小路走近，房门上赫然大书“选真禅寺”。寺前废堂基和稻田交界处一块1米多高、长满苔藓的石碑，进一步确认了它的身份，碑上刻的正是“选真寺记”，碑文与县志记载契合。
选真寺大悖中土寺庙依山而建的特点。它早已成为佛寺，规模很小，仅三间平房，一名僧人。寺中摩尼教教风格建筑及古物均已荡然无存，仅剩九根柱子是旧物。
它是何人所建？建于何时？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沧桑？
《选真寺记》落款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当时当地彭氏族人彭如山扩建选真寺一事。
《选真寺记》反复提及了彭如山为实现先人遗愿的话语：“寺，吾祖创也”，“吾幸不堕先人遗绪”。
1997年1月，林顺道在距选真寺4公里外的彭家堡村发现了1919年重修的《彭氏宗谱》，该谱全文收录了《选真寺记》，还记载了彭如山的家世渊源。
彭氏先祖彭信，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从今福建霞浦迁到苍南金乡鹏山，彭氏八世祖彭仲刚（1143年-1194年）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曾任国子监丞等职。彭氏家族由此兴盛，此后出仕为官者不乏其人。
选真寺初建时“故制朴陋”，这是彭如山要扩建的直接动因。选真寺是彭家未发达之前所建，而彭如山也不知道该寺是哪代先祖所建，可见建造者不是其熟知姓名的近祖。
家族未发迹之前、彭如山近祖生活年代之前、北宋宣和禁教之前，从这三个因素可以推断，选真寺的建造年代最晚也在北宋宣和之前。
渊源之谜：温州明教从何而来？
一个地方大规模的新宗教突然兴起，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有组织地传教，二是移民带入。
地方文献及相关史料均未有明教传教士在温州活动的记载，于是移民便成了温州明教兴起的唯一原因。
明教从波斯不远万里来到温州，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沿丝绸之路西来中土再向南传入温州，二是沿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上岸，经福建北上温州。
温州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潮有三次：唐末五代闽东移民潮，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洪水后官府动员大量闽人入浙，明末清初闽南移民入浙。
彭氏先祖是唐末五代的闽东移民，其祖居地福建霞浦一带，是当时摩尼教的流行地。与彭氏同时代迁来的苍南林、温、蔡、陈、徐等族，在其族谱中也都能找到先人信仰明教的记载。
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宗“会昌灭佛”中，连带禁了摩尼教，有一位明教僧侣呼禄法师避难来到了福建继续传教。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繁盛，有很多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到泉州，闽浙一带明教的持续兴盛，与这些人也有密切关系。
选真寺所在地彭家山，位于今天金乡镇的西侧，而古代金乡是闽浙交通要道横阳古道上的重镇，又近海，历来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之称。因此，不管明教从海路还是陆路过来，都有可能把这一带当作桥头堡，再向北发展。
鼎盛之谜：明教家族信仰透视
彭氏这样家族代代传承的明教信仰，正是当年温州明教信仰兴盛的缩影。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平阳、苍南等地还有少数农民信奉明教。
史料记载，温州明教鼎盛约在北宋时，有系统的教理和规范的崇拜仪式，当时温州12万户人家中，正规明教寺院以外的“斋堂”就达40余处。所谓“斋堂”，是设在居民家中的信徒聚会点。
而已确认的正规明教寺院，相去选真寺仅十里开外就有一处，至于湮没无从考证的那就更多了。
元人陈高的《竹西楼记》中载录：“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浮图之宇也。”而潜光院早在民国初年修《平阳县志》时就已经荡然无存。炎亭镇洪家村91岁老人洪文广称他也没看过这个寺，但省里县里都有人来找过。专家们已一致认定，洪家村岙底自然村大岗山麓一处竹林幽深的所在，就是潜光院故址，前为民房，后有清代古墓。
《竹西楼记》详细记载了当时潜光院周边明教传播的情形。当年，院里住着一位明教上层僧侣石心上人，终日与当地士大夫“仰观天空之旷宇，俯瞰林壑之幽深”，很是风雅。而当地士大夫也对石心上人称赞有加，并对明教信仰表达了肯定和仰慕。当时对明教“瓯闽人多奉之”，并且明教徒持戒律非常严格：绝对严格的素食、每天吃一餐、白天拜太阳晚上拜月亮、每晚准时参拜摩尼光佛。
在选真寺和潜光院遗址被确认之前，被学界确认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只有福建晋江华表山草庵。
葵花之谜：明教太阳崇拜图腾猜想
一座寺院改头换面，一座荡然无存，明教寺院的建造样式始终不得而知。
此时，第三所遗址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它位于平阳之北的瑞安曹村镇许岙村，寺名就叫“明教寺”，距瑞安市区24公里。
虽然仅凭“明教寺”三字，并不足以证明它就是明教寺院。但许岙明教寺的山门是没有斗拱的西式结构，门台上“明教寺”三字上方有太阳及其光线图案，正符合明教崇尚光明的含义，是浙南仅存的尚具明教特征的宗教建筑。
县志记载，明教寺建于904年，唐代末年“曹霭兄弟从福建长溪迁曹村定居，并在双龙溪畔筑明教寺以弘法扬教。”
该寺也是屡毁屡建，在32年前现任住持明女师太入寺时，仅存一座山门及茅屋一间，后来茅屋也在风雨中倒塌。
还有没有足以证明其明教寺院身份的实物？明女师太破例向记者出示了她的秘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两块向日葵碎片，都是从山门顶上掉下摔碎的。
葵花跟明教是否有直接关系？林顺道说，他也没有见过，但据常理推测，应与太阳崇拜有关，如能确认，或将成为该寺确系明教寺的实物证据。
衰败之谜：佛化道化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是选真寺、潜光院还是明教寺，都有一种湮没已久的衰败与荒凉气息。明教在温州如何走向鼎盛，又因何没落？
摩尼教本是吸收了佛教教义后创立的，在传播过程中，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译者又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
公元694年，波斯僧侣拂多诞携摩尼教经典《二宗经》来华，明教正式由官方传入。
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初就积极依附佛教和道教以求生存。敦煌文书《老子化胡经》，就有老子西去波斯化身摩尼的说法。同样的说法也记录在中国道教典籍中。
摩尼教主动依附道教，而道教也主动吸纳摩尼教企图使之成为道教的一个分支。当时朝廷还把明教经典编入了《道藏》。
从唐代“会昌灭佛”以后，摩尼教便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明教就是完全汉化了的民间摩尼教，教义也由二宗三际理论演化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
对佛道的依附及自身教义的浅显简明使明教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由宋至元，官府或禁或弛，但明教始终没有断绝。只是局限在了福建、浙江一带沿海传教。
元代明教有合法传教的权利，因此与其他民间宗教距离甚远。传统的秘密活动形式“结社”也转向了公开或半公开。
元代明教徒的另一种活动方式就是与世无争的寺院式修行。
《竹西楼记》中的明教徒，内敛、虔诚而严谨，与长期以来明教徒形迹诡秘、易被煽动举事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他们是寺院式修行的明教徒。
历代参与农民起义、反抗官府的明教徒，主要是民间秘密结社者。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者往往同时还吸收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眼里，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信徒便等同于造反分子，全部被扣上了“吃菜事魔”的帽子。
近来有人提出，方腊起义与明教徒风马牛不相及，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明教徒尚白而方腊起义军以红巾为标志。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西沙、韩秉方两位教授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认为，方腊军裹红巾恰恰是因为其中还融合了弥勒教等其他民间宗教的结果，此后的元末的白莲教起义也是如此。
至明初，闽浙两地已成为中国仅存的明教流行区。此时温州明教依然活跃，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浙江按察司检事熊鼎借口明教上犯国号予以禁绝，明朝皇帝于是下旨“……明教、白云宗会等，为首者绞”，明令禁止明教活动。
丧失了公开活动权利的明教，终于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渐混同于佛道及其他宗教，很难再从外表上识别了。
明教因依附佛道而获得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因为依附佛道而走向不可逆转的没落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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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告诉我，他并不在乎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是否会赤化”。——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维利尔·哈里曼，1944年5月
@边境计划firefly
雅尔塔会议上 讨论波兰问题时，斯大林发出了他的名言：教皇？他有几个师？
——邱吉尔在，the gathering storm: the Second World War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介绍贝利亚是这么说的“这是我的希姆莱”
Franklin D. Roosevelt:champion of freedom
获悉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斯大林做了两件事：下令红旗都加上黑边，然后尝试派自己的医生去给罗斯福做尸检，因为他确信是丘吉尔和他的同伙给罗斯福下毒的。
记载出自the Roosevelts: an American saga
这可能是斯大林关于权力更替方式的唯一认知逻辑收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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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以平均消费水平而言，2010年美国最穷的20%人，也要高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近亲的平均值，还有瑞典、丹麦、冰岛等高福利的，还有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聪明又拼的
@何不笑
Action Institute 依据BEA的官数对美国收入底层的20%人口的生活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
（O网页链接）
他们认为，WB、IMF、财媒等机构在比较美国穷人生活（福利）水平时，喜欢使用 收入水平的方法不够好，因为这些方法没有纳入大量的非现金福利、政府补贴和慈善福利，比如食品券、医疗补助、学校的午餐、租金补贴等等。这些数据的遗漏会导致失真。比如应该使用他们的消费数据来衡量，因为消费才是他们实际get到手的福利，在表达效果上更直接，包括商品和服务。而且，这种衡量还应该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显示出美国穷人的真实状态。（似乎主要是为了手撕Times的文章。）
直接上分析结果：（以2010年为例）
●图1，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米最贫困20％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全部OECD国家，也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但低于西班牙，丹麦，日本，希腊和新西兰国民平均。）
●图2，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最贫穷的20％人口，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比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民人均水平还高出3-30倍不等。
● 如果把美国底层20%的“穷人”单独成立为一个国家（约6200万人），那就消费能力而言，该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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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 世纪末的统计，天津有大小报纸 50 多种，画报及周报 8 种，通讯社 20 余家，广告社 30 余家，派报社 18 家，与北京旗鼓相当……”（周俊旗：《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
《北洋画报》的津派小说根据地，推出了了还珠楼主和刘云若的《天风报》……如果研究中国的北派小说、津派小说和武侠小说历史，天津报业在民国期间30多年的百花齐放是分不开的。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行业内的从业者，才是这些作家扬名的根本优势。
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李燃犀……都是报刊编辑出身，他们很清楚读者喜欢什么、爱看什么，也最会“下扣”。而他们作为北派小说的第一批受益者，很快就将自己的经验带到了之后的市场中来。例如刘云若从《天风报》出走自办《大报》期间，就推出了郑证因（《风尘三侠》）。
但是过于媚众，也成了这批作者逃不脱的窠臼。
《蜀山剑侠传》自不必说，因为过长的篇幅被质疑“为了赚取稿费，不惜生拉硬扯、胡编乱造、没完没了”的说法早已成了公论。
而刘云若的作品水准，更是饱受其“害”，他的《粉墨筝琶》为了读者喜爱的林大巧临时改本，整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偏离了最初的陆云凤而改为围绕林大巧来写。到了《旧巷斜阳》写璞玉，公开有读者表示若是不能“限期救出璞玉，将全体拒看小说的报纸”——这样一来，受到报社所困，身背数十人生计的刘云若就不得不一改再改。
所以很多年后，办的报社走上正途的小说家断然封笔，也是有其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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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说：“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基本真理，国家除了人民自己挣来的钱以外，没有其他的钱，如果国家想要花更多的钱，只能通过向你们征税更多的税收来完成。于政府而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公款，只有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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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右派分子孙大雨予以改正，时间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
胆大包天
令人震惊的是，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XXX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我错在哪里？XXX已经死了。邓XX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我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一生阅人无数，审阅了不知多少案卷，从未见过像孙大雨这样一位风骨刚毅，宁折不弯，敢做敢为的人！
遗憾终身
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孙大雨先生多有交往。那时政治气氛宽松了点，我们两个大难不死的“右派”，时常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于孙先生的为人，沈从文早年就对他有过评价：“多才、狂放、骄傲、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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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太大的市场与太多的货币，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语）。
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机构，即接待海外朝贡使团、同时查禁海贾的国家机关。
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
明王朝的悲剧便是，它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型体制”，才可能艰难地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匠籍制与诸色户计的松懈，月港的开放，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一段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清人入关，中世纪制度又出现回潮：
社会经济层面：清初恢复了严厉的海禁，强行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海禁虽开，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为“单口通商”，又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从草原带入奴隶制，“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禁止或限制民间采矿，“一切铜银坑俱封不开”。
文化生活层面：强行剃发易冠，以此强化民间对朝廷的服从；大兴“文字狱”；立碑严禁士子言事论政；大面积禁毁图书，“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导致知识积累发生断裂，士民思想陷于禁锢；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层面：清王朝拷贝了朱元璋开创的体制，同时又将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日理万机的政府首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我们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转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但清朝体制跟君主立宪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改造起来势必要伤筋动骨，于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则等得不耐烦，最后一拍两散。
追究起来，这首先应归咎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政府首长，等于抽空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基础。清制因之，设军机处，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与近代“责任内阁”的距离，甚至要远于明代内阁与“责任内阁”的距离。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体下，将宰相领导的政府转换为“责任内阁”，我相信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但他们的思考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作抽丝剥茧，而是直接将炮口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构成了近代转型的路障，是传统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这样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时期全面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达到顶峰，余绪绵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症候群。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跪拜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脚下。顺乎逻辑地，他们主张以全盘摧毁传统的极端激进方式建立“美丽新世界”。他们控诉传统婚姻家庭，拆毁祠堂，抨击宗族，砸烂孔家店，消灭士绅阶层，挖掘孔子墓，焚烧儒家经书，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造国民性。
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美丽新世界”直到最后，都未能建成。
（本文为我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自序的节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品）为什么说宋代之后华夏文明出现断裂？
吴钩
元制的插入
（上一篇文章我们谈了宋代中国的近代化文明成就）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1、“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2、“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3、“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4、“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
本帖最后由 慕容德 于 2020-6-16 22:55 编辑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6-12 19:53
金庸对杨澜说炸弹寄到《明报》社，更早前，他在别的场合说的却是：“我家曾经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 ...
这个还真有些道理，很多渠道说金庸和林乐怡当时的爱巢就在跑马地，而且王世瑜比朱玫早知晓这段婚外情，不然朱后来不会为难王。
唉，不只你，很多尊敬金庸的人都隐讳一些细节。比如金庸研究专家陈墨就说过，金庸为了让陈帮他写传记，主动透露了一些与两岸领导的政治密谈，还有私人感情生活。但陈墨说，他答应过金庸，要保守秘密，私生活披露得太多会伤害到查家人，即使金庸已经去世，他还是不能说。没办法，文人的笔太厉害，傅国涌初写金庸传记，说一句朱玫在贫困和孤独中死去，就让一堆金黑骂到现在。
沈西城在香港某期网台节目（金庸去世几天后的）中，比较金庸、古龙的生活时，只淡淡说了，金庸虽也好美女，还懂得节制，适可而止，远没有古龙那么糜烂乱七八糟，因此成就远胜古龙。沈西城旁边的主持立即想八卦下，金庸有否其它他风流韵事（沈西城自言，当年为明报系统工作过，听金庸同事朋友说过不少金的私事），沈西城也及时收住，说要尊重查太太一家，死者为大，还说据知陶杰在电台节目中因透露金庸患有肝癌，惹得查家那边不大高兴，因此绝不可再多说。可见对于金庸的私事，不仅金庸本人，连金庸家人也低调之极，绝少接受采访（虽然很多人想知）。
不过真相如何也没所谓了，就算金庸真有其它风流韵事，也丝毫不妨碍我喜欢他的小说，仰慕他创作、经商、社评等才华。况且如沈西城所说，金庸无论如何都懂把握分寸，远比古龙还有无数大富豪节制的，不然不可能达到这成就。不过我还是支持刘兄那般为尊者讳，因为不想让一些智商情商学识皆低下的傻逼看到，如获至宝，再大力鞭尸金庸来取得快感、优越感。他的一生，小德有亏，大节无碍。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6-21 19:23 编辑
广州花城平装02年（只书碧为新修）
广州花城口袋06年（只笑鹿非新修）
广州花城新修版08年
广州朗声新修软精装（2009年9月）
广州朗声文库（2010年12月）
广州朗声怀旧（2011年11月）
广州朗声新修平装（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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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是画家黄胄所作《维吾尔族少女》，原画为金庸珍藏
里头有印章
这是清代黄易所作的“登山观海”印章，亦为金庸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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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36册，1994年起），它是大陆最早得到金庸授权的金庸全集。
封面均采用古画。
譬如《天龙八部》五册，一、二册选用明代周臣的《春山游骑图》
三册选用明代朱端的《烟江远眺图》
四册用的是明代刘钰的《夏云欲雨图》
五册用的是明代戴进的《洞天问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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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就说到这儿，最后再补充几句话。
《水浒传》也好，《西游记》也好，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看，都有很残酷的地方。作者有时也确实显得比较冷酷。有些网友就留言说，这些书就是垃圾。
这话完全不对。
无论是《水浒传》、《西游记》，还是《红楼梦》，都是超级伟大的经典。它们有一种巨大的深度。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它，观察到世界不同的侧面。其中既有光明，也有黑暗。它们给你的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复杂丰富的世界。哪怕是你的批评和反对，本质上也是对它丰富性的一种赞美。
正是这种丰富性，构建了我们文化深层的一部分。
押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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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香港最骚的男人
万小刀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宅总有理 ，作者宅少
作者：宅少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
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
看得到，抓不着。”
——作家·刘以鬯
「逝于2018年6月8日」
一、
1948年，金庸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到《大公报》做英语翻译。不久便被派往香港。第二年，8岁的黄湛森跟随父母移民赴港。黄湛森不像金庸那么幸运，出身书香门第。他自幼在市井，听着黄段子长大。
黄湛森父亲是管苦力的，每天拿各种粗话训人。他也学到了精髓。经常在打架时脏话连篇，以起到震慑作用。黄湛森中学入读喇沙书院，学校出了很多名人。比如李小龙和许冠文。湛森少年时代最显赫的战绩，就是跟李小龙打架。因弟弟被欺负，他跑去找李，结果被摁在地上摩擦，几乎破相。
为了报仇，黄找了一帮人去厕所堵李小龙，把李小龙的裤子给扒了。
要不是请对方吃了干炒牛河，黄湛森恐怕要被年轻气盛的李小龙活活打死。多年后，黄湛森改名黄霑。他恐怕也想不到，自己会跟李小龙的大嫂搞在一起。
「年轻时的黄霑和李小龙」
读中学时，黄霑就表现出音乐天赋。加入校口琴队，勇夺5个冠军。1958年，邵老六入港，邵氏电影成立。老师推荐他去给邵氏做配乐。就在邵氏成立前一年，一个叫倪聪的人，从上海逃到了香港。
倪聪自幼博览群书，但不爱学习。16岁逃课上街，偶然撞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招生，就好奇加入。去了才知，这不是什么大学，而是去抓反革命。第一次看枪毙地主，把倪聪魂都吓没了。被分配到内蒙劳改场后，因冬天太冷，他把一座桥劈了来烧。结果被判蓄意破坏交通，被关进小黑屋。在友人相助下，才脱身跑回上海。亲戚见状，赶忙凑钱送他到香港。
入港后，倪聪没有文凭，只能在工地搬砖。偶然见工友看报，瞅一眼，觉得上面文章写得很烂，自己写了篇《活埋》投给报社，从此引起报界注意。彼时正值香港报业黄金时代，倪聪左手社论、右手影评，还写起了武侠小说，在《新报》上开出“黑女侠木兰花”专栏。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为了保证销量，需要大量通俗小说，就这么找到了倪聪。
这时的倪聪，已经改名为倪匡。
「年轻时的倪匡」
1962年，在金庸的鼓动下，倪匡开始写“卫斯理”。第二年，黄霑从港大毕业，这个满嘴脏话、放荡不羁的青年，居然跑去做了人民教师。同年，为邵氏担任驻日经理的蔡澜回港，做起了邵氏电影的监制。
蔡家和邵氏，算是世交。早年邵老六在南洋开辟院线，年幼的蔡澜就经常在邵氏影院里乱窜。他从小痴迷电影，对古今诸多佳片如数家珍。十几岁，就写起了影评。18岁那年，蔡澜赴日读电影编导科。回港后，与邵氏演员来往甚密。其中有一个叫岳华的，1963年加入了邵氏南国训练班。而后，岳华又跟亦舒拍拖。亦舒原名倪亦舒，正是倪匡的妹妹。
一来二去，倪匡就跟蔡澜认识了，还介绍他到《明报》，为金庸撰稿。那时，蔡澜已做到金牌监制。电影需要配乐，正好黄霑能做，就请他来帮忙。两人因此结识。工作之余，趣味相投，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年轻时的蔡澜」
1972年，黄霑第一次与倪匡见面。同年，倪匡正巧给回到香港发展的李小龙写了个剧本。剧本的名字，叫做《精武门》。
黄霑、倪匡、蔡澜三人，就是这么互相认识的。在之后的岁月里，三位灵魂不羁的男子，为香港留下了诸多风流韵事。
二、
香港电影史上，曾发生过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发生在1964年，电懋老板陆运涛飞机失事，邵逸夫从此失去最大敌手，一统江湖。
陆运涛死时，邵老六本该很高兴。然而一个月后，他手上的王牌演员林黛开煤气自杀。邵氏黄梅戏电影，从此走向下坡。
突然，张彻出现了。
张彻早年在台湾文化部做官，拍过一部《阿里山风云》。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呀…”就是他的杰作。赴港后，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经常跟一个叫“岳川”的影评人打笔仗。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
岳川，就是倪匡写影评的笔名。
1967年，张彻要拍电影，跑去找倪匡，说你给我写个剧本。倪匡说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轮得到我来？再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张彻放下面子，苦苦相求：
“你就照着小说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改。”
张彻找倪匡，并非心血来潮。倪匡在业内混，就靠“快”和“奇”取胜。早年《真报》连载司马翎的小说，他帮忙续了几期，反响比原作还好。司马翎得知后，夸他写得还可以，倪匡说：“什么叫还可以？明明胜过你！”
「倪匡和张彻」
为了多挣稿费，倪匡四天写一本书，一个月出八个系列。笔下故事过分离奇，看得读者欲罢不能。有两年，倪匡每天写近两万字，一个月写12份连载。书桌前12个夹子夹稿，用绳子吊起来，写完一份写下一份。10万字的长篇，他10天搞定。吊打业内所有人。
张彻知道他一肚子离奇想法，能够化套路为神奇，才不计恩怨找上门。
果然，倪匡三两下写了个《独臂刀》。张彻拿去一拍，开创香港新派武侠，票房过百万，从此在片场横着走。倪匡就此踏上编剧之路。
2年后，他在报上翻新闻，翻出霍元甲有个大弟子，就给李小龙写《精武门》，一手虚构出那个大名鼎鼎的的抗日英雄，陈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给邵氏写剧本，倪匡才思泉涌，三天出一个作品。《小李飞刀》的编剧陈文贵进邵氏时，听说倪匡桌子有八个抽屉，一个抽屉里一个剧本，每天一个抽屉写一小时，写完就去找朋友喝酒。
后来粗略统计，自《独臂刀》算起，邵氏400多部武侠剧本，有261部是倪匡一人撰写。加上未成片的，竟多达561部。
从速度上看，倪匡堪称剧本界的“火云邪神”。
三、
香港影坛第二件大事，是1970年邹文怀出走邵氏，把李小龙从美国拽回来收入麾下，从此与邵氏分庭抗礼。李小龙回港，跟邹文怀合拍《唐山大兄》。当时给电影做配乐的，正是黄霑的老搭档，顾嘉辉。
严格说来，顾嘉辉算是黄霑的老师。黄霑读港大时，跑去夜总会，听顾嘉辉弹琴，当时就跪了。邵老六听了，直接出钱让顾去美国深造，然后回港给邵氏做配乐。顾嘉辉在邵氏发光时，黄霑还在广告公司谋生计。
1970年，黄霑不做人民园丁，去华美广告做创作总监。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林振彬，“可口可乐”四个字就是他翻译的。在林手下，黄霑写出“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的金句，还拿到广告界的克里奥奖。
在顾嘉辉的影响下，黄霑终于还是搞起了词曲创作。2年后，便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理事，一步步走向词坛宗师的宝座。
「黄霑和顾嘉辉」
像什么在电话里20分钟写出《上海滩》，看日本教科书抹去侵华罪行写出《我的中国心》这两大骚操作，就不必多说了。
黄霑一生金曲巅峰，都是被徐老怪逼的：
“我跟徐克合作，从头吵到尾。如果杀人不犯法，施南生早当寡妇了。”
1979年，在“港片教父”吴思远的支持下，徐克拍了《蝶变》。拿到放映厅，很多人都觉得狗屁不是。只有黄霑对吴大佬说，这特么是个人才！经吴大佬介绍，两人一见如故。徐克的好基友吴宇森拍《英雄本色》，黄霑出马，写了一首《当年情》，勇夺金像奖。拍《倩女幽魂》时，徐克又找黄霑作曲填词，为张国荣写出了那句“人生路，美梦似路长…”
1988年，徐克拍《笑傲江湖》。剧中两大高手隐退江湖，要奏一曲。徐克又请黄霑出手。毕竟这是中国影史上最经典一幕，别人都搞不定。黄霑接活，前后写了6稿，徐克均不满意。气恼之下，黄霑翻出《中国音乐思想批判》，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扭头把宫商角徵羽倒过来一弹，竟奇美无比。
填完词后，黄霑在稿上画了枚坚挺的男性生殖器，传真给徐克：
“爱要不要，不要另请高明！”
后来影片在台湾上映，每次映完，观众都要起身合唱《沧海一声笑》。
「黄霑和徐克」
1991年，徐克筹拍《黄飞鸿》，又来折磨黄霑。说这电影气魄雄伟，要表现我大中华男儿豪气。黄霑一琢磨，托人到台湾找了两个月，找到了古曲《将军令》的总谱，又连续听了两个月，把五百多拍的戏曲长调，浓缩在百拍之内。然后再填上一段激荡万千的“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红日光…”
这就有了传世之作，《男儿当自强》。
黄与顾嘉辉搭档，纵横香港乐坛20年，留下太多经典。像《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两忘烟水里》这些武侠金曲，随便拎一首，便足够穿越时光。更别提被誉为香港市歌的《狮子山下》，曾让多少港人涕泪。
2003年，袭港，香港人心惶惶。黄霑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带头在红馆开“狮子山下”演唱会，一大票实力唱将前来为港人打气，成为香港历史上的抗疫佳话。
这等号召力，找不出第二人。
四、
1973年，香港影坛又出事了。李小龙猝死丁佩家中。有恶意媒体揣测，布鲁斯李死于“马上风”。丁佩的星途，从此一落千丈。3年后，她嫁给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男人，名叫向华强。《唐伯虎点秋香》里，黄霑演华太师，演他老婆的郑佩佩对周星驰说：
“不如你就叫‘画圣’吧！”
吓得周星驰帽子差点飞起。
画圣的谐音，正对永盛电影老板“向华胜”的名字。公司另一位创始人，就是他哥哥向华强。星爷胆子很大，敢拿老板开玩笑。
李小龙一死，幸好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顶上，弄出《鬼马双星》，才为嘉禾续命。许冠文是黄霑校友，许冠杰是粤语流行歌开山鼻祖，初代歌神。前段时间，他在网上开“同舟共济演唱会”，再唱《狮子山下》《沧海一声笑》，一天之内225万人观看，相当于204场红馆演唱会场场爆满。
这特别像2003年的黄霑。
「黄霑和周星驰」
李小龙死后，香港导演苦苦寻找接班人。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成龙。经吴思远调教，成龙走向功夫喜剧，签约嘉禾。当时，蔡澜离开邵氏，成为嘉禾金牌监制。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都是他监制的。当年成龙被黑社会威胁，义父何冠昌要把他送出香港避一避。
蔡澜英语好、见识广，就委托他照顾。
在拉斯拉夫拍《龙兄虎弟》，成龙差点撒手人寰，蔡澜亲眼见证此事。当时拍戏很累，成龙途中还去宣传《龙的心》，更加疲惫。回来一场戏，要跳过悬崖抓对面的树枝。成龙不要替身，荡过去一失手，十五米高啊，直接掉下去，脑袋砸出个洞。要不是有外国名医救场，大哥当时就危险了。
成龙大哥不但没死，还越赚越多。后来名表、名车也不买了，喜欢上收藏，一口气买了几个古院。收藏的引路人，就是蔡澜。
「年轻时的蔡澜和成龙」
蔡澜在邵氏，干得很不满意。邵逸夫一心赚钱，可他想拍《天堂电影院》那种文艺片。他问邵，能不能十部商业片，一部文艺片。邵说，我能赚十部的钱为什么要赔一部？万一把之前十部的钱都赔进去怎么办？
后来去嘉禾，蔡澜越发厌倦。张罗外景、摘选演员、控制预算，很烦。唯一乐趣，就是拍电影时成了一个杂家，考据各种文化，酒怎么喝、菜怎么吃，花怎么赏、鱼怎么养，门儿清。这期间，他便开始撰文。后经倪匡引荐，在《明报》写豆腐块文章。
开了个专栏，名叫“草草不工”。
生平游历见闻、名人轶事、生活情味，他都用锱铢必较的功夫一一写下。
连咱们金大侠都夸他：
“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是第一流的通达。”
「金庸和蔡澜」
有一次，他老父亲来港吃茶，等了半天没位置，还被服务员奚落。蔡澜气不过，回去写了篇文章，收到奇响。从此他就跟美食干上，挨家挨户去吃，挨家挨户地写。香港大小餐馆都爱挂他笑起来的照片，但他从不吃白食。
“否则读者觉得你不公正。”
1998年，蔡澜在在无线推出《蔡澜叹世界》，此后主持了十多档美食节目，成为港人下饭谈资、寻觅美食的必备攻略。
《射雕英雄传》里，金庸写过一道菜，名字叫“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豆腐却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剖开，挖了廿四个圆孔，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却弃去不食。洪七公一尝，自然大为倾倒。”
不过一个杜撰，蔡澜却当回事，找名厨把一整只金华火腿锯开。三分一当盖，剩下的肉上挖24个洞，再用雪糕器舀出圆形的豆腐，一一盛入其中，猛蒸八小时，愣是把这道“二十四桥明月夜”从书里搬到了现实里。
难怪能做《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
五、
倪匡诸多朋友里，最铁之一，当属古龙。古龙小说在台湾受排挤，倪匡读到后，替《明报》向其约稿《绝代双骄》，从此成为挚友。
1967年，金庸因故离开香港，想找一个高手来顶替他在副刊上《倚天屠龙记》的位置。古龙因此写下《流星·蝴蝶·剑》。1972年，金庸封笔，他又写出“陆小凤”，爆得空前大名。这都缘起于倪匡力荐。
古龙一生，混黑道、爱女人，花钱不眨眼，喝酒如饮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子。一生三大爱好，朋友、女人和酒，永远不能少。每次拿了稿费，第一件事就是买酒。通过喝酒，和倪匡、林清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传闻他和朋友去桃园酒家饮酒，遇见黑道，对方跟他拼酒，说赢了你就是我兄弟。
古龙一听，立马叫了24瓶乌梅酒，全部倒入缸中，端起来一饮而尽。
当初林清玄找他约稿，他说稿子可以写，先喝。6瓶酒，倒在脸盆里。倪匡常说，古龙那不叫喝，应该叫往喉咙里倒。每次约倪匡喝酒，一人至少一瓶。两人相识甚欢之际，喝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被送去医院打吊瓶。
对倪匡的情谊，古龙看得很重，曾言：
“若有人要拿刀来杀倪匡，全天下能为他挡刀的，只有我一人。”
「古龙和倪匡」
后来，因“吟松阁”事件，古龙误输肝炎血液，导致身体恶化，整个人形销骨立，不久与世长别，不过48岁。这时，古龙的狐朋狗友瞬间消失，只有倪匡赶到台湾，为他筹办葬礼。倪匡写下300字讣告，说这是一辈子写过的最好的文章。葬礼上，他和三毛失声痛哭，买了四十八瓶XO，伴古龙下葬。
多少年后，谈及古龙，倪匡仍心疼不已。
古龙来自一个破碎家庭，生性放浪，骨子里又寂寞。第一个女人，便是舞女。之后又与诸多女子逢场作戏，出入繁华场所，为红粉一掷千金。他拿钱买酒，拿酒交友，拿朋友来填补寂寞，像极了自己笔下的人。
倪匡45岁前，也常流连脂粉。当年蔡澜拍电影，让倪匡去客串，演个作家，说来了可以喝路易十三。演得不错，又找他演嫖客。结果还没开拍，倪匡就喝得酩酊大醉。洪金宝只好扛着他上场。电影上映，有人找到倪匡老婆李果珍，说一个大作家演嫖客，实在不雅。
倪匡的太太来了一句：
“作家、嫖客，都是本色出演。”
「金庸、倪匡、张彻等人」
年纪大了，倪匡逐渐收心。他儿子倪震，却继承他的花心。追到周慧敏之前，追过李嘉欣，先后跟陈法蓉、姚乐碧、傅颖等人传绯闻。2008年还爆出一个激吻门。周小姐学她婆婆学得好，一点都没往心里去。
倪匡大半生做事，全凭随性。当年金庸跑去欧洲，把《天龙八部》交给他连载，他不喜欢阿紫，就把她眼睛写瞎掉。金庸回来，不得不给阿紫和庄聚贤续写一段孽情。在《明报》连载时，他让卫斯理掉到南极，杀了一头北极熊。读者骂他没有常识，他直接停载一期，专门用大字体只写了两句话狡辩：你说得很对，南极没有北极熊，可世界上也没有卫斯理。
是的，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地无赖。
虽被港人称为才子，还被冠以“科幻鼻祖”，但倪匡说那都是外界的误会。自己写小说，完全是冲稿费去的。跟文坛开会，他大方承认，自己只有中学学历，写故事一旦卡壳，就去翻《中国少儿百科全书》找灵感。
真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曾有文学青年向倪匡请教，问如何才能像他一样倚马千言。倪匡笑了笑说：
“简单，你多写点废话。”
六、
相比于倪匡这种没溜的“文学前辈”，被称为“一代词宗”的黄霑，行为更是出格。他明明精于传统，雅趣甚高，一生中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却是收集了无数黄色笑话的《不文集》，前后居然印了60多版。
面对杨澜的采访，他还很有道理：“没人愿意拿自己招牌写这种书，但是我敢，说实话，有些人做的事，恐怕比我写的事要龌龊一百倍，但他们整天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中国人在性方面就是这么虚伪。”
想当年，黄霑也曾尝试写武侠，实在写不好，于是偷偷写了几本**小说。据说星爷他妈凌宝儿看了，非常喜欢，爱不释手。1992年，他又参演了一部非常高雅的电影。
名字一听就很雅，叫《带你嫖韩日》。
「黄霑和王祖贤、林青霞」
平日里，黄老邪总爱干些疯疯癫癫的事。跟林青霞出去吃饭，差点烧了餐厅。醉酒遇见成龙，冲人家撒尿，气得洪金宝要将他抡翻在地。酒醒后，拿着啤酒跑去找成龙，说要“饮尿赔罪”，成龙还当真了。每次遇到张国荣，就要冲上去打啵儿。后来有记者问张国荣，这算怎么个意思。哥哥笑说：
“每次黄霑想亲我，我总想着他身边的林燕妮，就没提防着。”
林燕妮是香港才女之一，跟亦舒、李碧华齐名的人物。最著名的文章，就是《一见杨过误终身》。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林振强。与黄霑、林敏聪并称香港词坛“二林一黄”。陈慧娴那首著名的《千千阙歌》，由他填词。
一个叫梁伟文的向他致敬，把笔名改姓林，叫做林夕。林夕也就读于喇沙书院，跟倪匡之子倪震是挚友。去倪匡家玩，倪匡要给他介绍女友。林夕很有礼貌地说：
“不必了，倪叔叔，我是基的。”
李小龙在喇沙书院跟黄霑打完架后，又打了别人。他老子怕他惹事，就把他送去了美国。在美国，他遇到老乡林燕妮，一见倾心，试图追求。林燕妮看他没啥文化，根本没放在眼里。没想到回港后，嫁给了他哥哥李忠琛。这段感情没持续多久就散了。随后，林与黄霑相遇，被其才情倾倒。
当时，黄霑是有家室的男人。
「黄霑和林燕妮」
黄老邪一生嬉笑怒骂，没个正形，虽成就了华语词坛上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在婚姻这件事上，“渣男”的名号，实在躲不过去。
1975年，林燕妮离开TVB，黄霑对其展开追求。明明原配华娃有孕在身，黄宗师还是心一硬，选择离婚，非要跟林才女在一起创造爱情。两人合开广告公司，甜蜜了一段时间，偏偏没有名分。黄霑为此很着急。
为让才女落户，1988年金庸的饭局上，黄霑下跪求婚。金大侠做证婚人，赠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结果第二天，林燕妮反悔，说不算数。
1991年，黄霑拿到“金针奖”，当众跟林燕妮表白，要把将奖杯送给佳人。没多久，林燕妮就抓到了他出轨秘书的证据，转身走人。后来那几年，黄霑一直走背运，拍电影赔钱，广告公司欠债，词作也失去了市场。
他曾对蔡澜忏悔，说自己一生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原配夫人华娃。
「金庸、黄霑和林燕妮等人」
这听起来，特别像同样风流的流氓北野武。
为了跟新欢重造爱巢，北大师净身出户，把13亿财产给了前妻。结果钱没了，朋友一个个联系不上，不久后，情妇也不知去向。
到头来，北野武大爷只好感叹：
“早知这么难，不如跟前妻在一起。”
七、
1989年，倪匡、黄霑、蔡澜三人，一起搞了个节目。起因是倪匡看上一位妈妈桑，三人常去夜总会给那些女孩儿讲笑话。结果妈妈桑没追到，钱还打了水漂。倪匡很伤心，黄霑就说，与其为她们花钱，不如我们自己做节目讲笑话赚钱。说完就去电视台找人，做出了大名鼎鼎的《今夜不设防》。
节目里，三个男人毫不避讳，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时不时用黄色笑话助兴。请来的嘉宾阵容，包括张国荣、林青霞、周润发、成龙、王祖贤、张曼玉、关之琳、钟楚红、吴宇森、黄百鸣…无一不是香港巨星。节目话题，无所不包，八卦自爆，口无遮拦。
「《今夜不设防》上的张国荣」
譬如张国荣聊自己追女孩儿时起了“色心”，林青霞大方说出和秦汉的情史，关之琳自认插足“没那么多顾虑”，周润发聊起很怂的过往，王祖贤说主动向齐秦索吻，张曼玉声称进入演艺圈完全是贪慕虚荣…
话题没有预设，聊到哪儿算哪儿，只为一剖心迹。黄霑见到林青霞，说早对她有非分之想，见到施南生，不顾徐克，直接就上去亲。
周润发上节目时对三人说：
“听说你们这不叫清谈，应该叫扯淡。”
三个不正经，深刻挖出了资本主义娱乐圈的腐朽一面。但每一期节目，观众们都看得很开心，屡屡创下收视纪录。其实某个层面上，它成为了香港黄金时代娱乐圈的最好注脚。做节目时，张国荣、王祖贤、林青霞、成龙等人正如日中天，一个个都正满怀诚挚地向世人贡献着一生最灿烂的作品。
那也是香港最灿烂的日子。
「《今夜不设防》上的张曼玉」
节目做了两年。1992年，倪匡去美国生活，留下一纸声明：“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到美国后，他做木工、养花鸟、玩贝壳，烧得一手好菜，专心享乐人生。
黄霑要还债，只能努力打拼。那年，“四大天王”横空出世，老一辈罗文、徐小凤等巨星相继退出，词坛渐渐失去了他们的阵地。对于偶像制造，黄老邪十分看不惯，觉得香港唱片公司气数已尽，尽包装一些根本不会唱歌的人出来，不像话。刘天王转型填词时，他在报上足足骂了他三年笨蛋。
同时期，蔡澜做他的美食节目，风生水起。
2002年，一代新武侠巨匠张彻驾鹤西去。灵堂之上，高书“影坛宗师”四个大字。当天，王羽、吴宇森、楚原、许冠文、黄霑和蔡澜扶灵。众人哀悼万分。张彻的离去，象征着香港武侠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
张彻灵堂上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的是《高山青》这首歌，独臂说的是电影《独臂刀》。挽联由黄霑而作。写完后，黄霑特意还给倪匡打了个电话，问写得如何。倪匡大笑，说：
“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
「张彻和他的徒弟吴宇森」
没想到，2年后，黄霑肺癌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听闻噩耗，倪匡三天吃不下饭，蔡澜写下“一笑西去”四个大字。
黄霑家人未曾刊登讣闻，不收帛金，也不设灵堂。七日后，香港大球场举行追思会，约有一万六市民前往参加，吊唁这位词坛宗师。
当天，会场里放着黄霑为《楚留香》填的词：
“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八、
倪匡隐退，岁月渐老，体重越来越大。
对于苍老，早有心理准备。他有“人生配额”一说，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各方面的配额都有限，写小说有，喝花酒有，抽烟也有。2004年，写完一本《只限老友》，他为“卫斯理”画上句号，145本。他说写作配额已用尽。
但他喜欢吃，爱油爱腻，胆固醇越来越高。不开心时，跟蔡澜抱怨，说香烟美酒的配额都用完了。只不过荤口不改，一次出去吃饭，吃着吃着，对在座的人感叹道：
“唉，这男人老了，身上最该硬的地方，都硬不起来了。”
大家蓦然一怔，倪匡笑道：
“诸位不要误会，我说的是牙齿…”
后来他回香港，徐克上去给他颁终身成就奖，说自己未了夙愿，就是把他的作品拍成科幻电影，问他怎么看。倪匡听了，嘿嘿一笑：
“这个在你，我无所谓。”
老了老了，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晚年的倪匡」
三个风流男人，一个走，一个隐，只有蔡澜，还和内地读者有联系，定期在微博上回答读者问题，用各种无厘头答案，刺激网友的神经。透过那些答案，依然可以窥见往昔的不正经。最终被网友们传为一个个段子。
闲暇之余，蔡澜不但顾问了《舌尖上的中国》，还经常录节目灌鸡汤，四处传播他的“人生快乐论”。大概是前半生做电影做得很不开心，后来想通了，蔡澜就该吃吃该喝喝，只顾着人生尽兴。他告诉广大读者朋友，一定要学会快乐，忧愁来了，你不要硬扛，要学会逃避。酒足饭饱、及时行乐。
拿当年TVB最时髦的那句台词就是：
“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啰。”
蔡澜先生的快乐鸡汤里，有一个著名段子。后来薛兆丰上《奇葩说》还讲过。说他坐飞机时遇上气流，旁边一个老外怕死了。蔡澜却八方不动，稳如泰山。老外问蔡澜，老头你死过吗？蔡老师看着老外，微微一笑：
“我活过。”
「晚年的蔡澜」
可惜自黄霑一笑西去，前后多年，香港传来的都是些和“死亡”有关的消息。张国荣走了，主持《欢乐今宵》的沈殿霞走了，唱《狮子山下》的罗文走了，写《千千阙歌》的林振强走了。2018年，林燕妮、金庸走了。不久后，嘉禾创始人邹文怀走了，张国荣的恩师写《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黎小田，也走了。
一段段风流往事，凋零在时光缝隙里。
留下我们熟悉的人，王祖贤早已退出影坛，林青霞回归家庭，成龙变成了票房毒药，周星驰一头白发，张曼玉去搞摇滚。当年上《今夜不设防》的那些明星，邱淑贞、关之琳、钟楚红、黄百鸣，再也不会出现在大银幕上。
今时今日，隔山隔水，再看那节目，纷纷的岁月已过去，仿佛时间的碎壳。
那碎壳之中，曾包裹着一颗颗饱满、剔透的果实。我们曾尝过它的味道。
只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看完点个在看，谢谢。
本文作者：宅少
来源：宅总有理 ID：zmrben115：（授权转载，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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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何以忽仕忽隐
原创 顾农 中华读书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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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渊明曾经断断续续当过五六次官，四十一岁时彻底归隐；此前每两次出仕之间，他总就回了老家，这些时段其实也可以说是隐居，然后又再度出山。直到去世前不久，还有可能东山再起，没有来得及实行。像他这样忽仕忽隐、交替进行的知名之士是不多见的。
孔子的学生们出仕和隐居的都有。冉有和子路都曾仕于季康子（季氏、季孙），有些事情做得令老师不满，孔子就严肃地批评他们，见于《论语·季氏》之《季氏将伐颛臾》章；他最欣赏的高足颜回没有出去当过官，原因一则是他安贫乐道，二则死得太早，未及出山就去世了。而在《庄子·让王》里，有一段孔子与颜回的对话：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
这些对话大约乃是庄周的学生们创作出来的，不能视为信史，只可以作为了解庄子师徒之思想的资料。按这里的意思，一个人只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能有基本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必当什么官，不必去争取什么世俗所重的社会地位。《让王》在《庄子》杂篇，当出于庄门后学之手，庄子本人也是不肯当官的，但他并不强调个人生活要有保障这一点，却说即使穷困潦倒也无所谓——虽然他也当过一阵子漆园吏。追随他的青年人，则对不动产的土地有较高的期望，换言之，就是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是要比较高一点了。
陶渊明大约属于庄门后学那种类型，他反复出仕正是为了能够实现优哉游哉的隐逸生活而寻求必要的经济基础。
陶渊明非常强调物质生活要有保障，他有几句著名的诗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旱？］稻》）要保障物质生活，就得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当官（“代耕”），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前者相当辛苦，但比较自由；后者不费多少体力，但官场中有种种规则潜规则，总是不那么自由。较好的收入和充分的自由这两条陶渊明都想要，而难以得兼，于是他就忽仕忽隐，画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详见顾农《陶渊明怪圈》，《文汇报》2018年7月13日《文汇学人》第6-8版）
后来陶渊明在诗文中对于自己的一再退而复出、很像是官瘾反复发作似的，表示十分惭愧，说自己是实在比不上汉朝的那位张挚（长公）——其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官，后来果断地“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张长公的出仕是一次性的，而自己却不免多有折腾。陶渊明称颂张挚说：“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又说“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饮酒》其十二）
多仕不如一仕，按这样的逻辑，根本不出仕，一直杜门不出、躬耕求道，水平就更高了。
2
陶渊明的先辈，几代人都是当官的：其高祖陶丹是三国时孙吴的扬武将军；曾祖陶侃乃文武全才，在两晋之交功勋卓著，封长沙公，官至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也当到太守这一级别的官，但到他这一代，官运已经不大亨通了，陶渊明在诗里说过，其父“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前一句说他曾入仕途，后一句用《论语·公冶长》的语典：“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看来他当官已经断断续续，虽然乃是不得已而然，抽象地看，倒也有点陶渊明忽仕忽隐的意思了。
寻阳陶家也有一直隐居的长辈和同辈。他有一位本家叔叔（陶侃之孙）陶淡，“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后州举秀才，逃入深山，不知所终。（详见《晋书·隐逸传》）
陶渊明的从弟陶敬远，因为父亲死得太早，是在渊明家长大的，其人终身未仕，可惜英年早逝。陶渊明在祭文称颂他说：“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人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少思寡欲”），根本不理世俗常见的官本位思想（“情不依世”），一味心安理得地在故乡种地过日子。笔者在一篇旧文中谈到陶敬远，说“草根之中自有高人，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不过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他们的水平未必就高于那些无名的草根人物。”这样的草根高人正是促进陶渊明彻底归隐的榜样。
《晋书·隐逸传》中还记载过江州隐士寻阳翟汤、翟庄父子及其后代，几代人皆坚辞辟命，隐居不仕。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即出自寻阳翟氏。
寻阳翟氏中翟汤知名度最高，他曾多次谢绝征辟：
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看来翟汤颇有田产和奴仆，生活没有任何问题。陶渊明家也曾经有过僮仆，但为数甚少（僮客、仆皆指农奴，参见顾农《陶渊明的“僮仆”》，《文学遗产》2005年 第6期），整个经济状况同翟汤无法相比，他的多次出仕，动机均在增加收入。如果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他对当官很可能就没有多少兴趣。
翟汤虽多出仕的机会，却凭借比较富裕的家境而隐居；陶敬远则大约不够出仕的条件，只能在家躬耕。比较穷，又有条件出仕而宁可隐居，此乃陶渊明的高明之处。但本家和亲戚中多有隐逸的高人，也构成了陶渊明这一归隐之大树的土壤和环境。
3
家族背景让我们明白陶渊明对出仕无甚兴趣自有其基因；而从经济问题入手，则可以比较切实地解释陶渊明何以忽仕忽隐：他要养活一家老小，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如果无须当官而生活已经没有问题，那还去折腾什么！
其实早在颜延之的《陶征士诔》里就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他当然是用典故来表达此意，这就是诔文中的“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二句。田生的高论见于《韩诗外传》卷七第一章：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 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处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
陶渊明的出仕，也正是为了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家庭困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例如只靠他自家田庄的收入已经可以，那么他可以不仕，或尽快退出官场。
毛子指毛义，《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载：
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
毛义并不喜欢当官，亲老家贫，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可以不干了，就告别官场而去。颜延之用田生、毛子两个典故来解释陶渊明的出仕，应当说是很中肯的。以“亲老家贫”为出仕的原因，其源甚古，《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说：“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其第十七章及卷七第七章皆载其后半的一句，说是曾子的言论——而关于陶渊明的几份传记，也一再说起他的出仕是出于经济原因，其中最早是沈约《宋书·隐逸传》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也都有这样两句话。
陶渊明本人提起自己出仕的原因则说是——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饮酒》其十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与子俨等疏》
如果一向“不堪吏职”的陶渊明像同乡的阔人翟汤那样拥有丰厚的家底，他虽有出仕的条件也完全可以不必出仕；而如果他没有条件出仕，则又根本无从考虑进入官场一事。这样看来，陶渊明的一生之所以像一个怪圈，是在他的品性、性格与处境之合力的推动下形成的。一味称颂其道德高尚，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隐士诗人陶渊明。经济是基础啊。
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往返多次，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去，也可以说是他的高明之处。汉儒有云：“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能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韩诗外传》卷五第三十三章）山林之士固然有为名者，更多的是为自由，陶渊明且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俸禄与“自然”在他恰如鱼与熊掌，颇欲兼得，因为很难做到，只好遂舍鱼而取熊掌。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7-8 12:21 编辑
慕容德 发表于 2020-6-16 22:53
这个还真有些道理，很多渠道说金庸和林乐怡当时的爱巢就在跑马地，而且王世瑜比朱玫早知晓这段婚外情， ...
炸弹这么大的事，不可能记错。如果是寄到家宅，金庸为什么说寄到报社？应该是有些敏感和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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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好大喜功，1118年至1120年两次遣使臣渡海使金,与金签订共同伐辽的盟约。高丽显然比北宋更清楚国际力量对比，得知宋金“海上盟约”后,睿宗使人劝告宋徽宗说:“闻天子将用兵,辽人实兄弟国,苟存之犹足为中国抒边，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如果宋徽宗能听进高丽国王的忠告，北宋还能多活几十年。 1128年，高丽对南宋使臣说，你们不听我们的话，结果倒楣了吧:“上朝先是降诏令小国往谕女真来朝,小国窃虑女真不克使窥中国富盛,不敢奉诏。朝廷不以为然，遂多方诏谕,厚赐金帛.彼既知中国虚实,窥心一动,长驱深入,骚扰京师。小国与金国疆场相接,知情伪甚熟。今使节由此而往,则猜疑生隙,祸不旋踵。”
【【【【【【【【【【【【【【【【【【【【【【【【【罗大佑的一春又一春
原创 吃瓜的万小刀 万小刀 昨天
一、
1954年7月，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
他的父亲曾在二战时，被日军抓到新几内亚，因为是军医才侥幸死里逃生，回到台湾。
父母作为医护人员，收入较高，罗大佑从小家境优裕。父亲为了陶冶孩子情操，培养兴趣爱好，花了一大笔积蓄购买了一架钢琴。
6岁时，罗大佑就开始了学习钢琴，每天半小时。母亲在一旁边织毛衣边监督他弹琴。虽然不专业，但只要罗大佑练习不专心，她总能听出来。
这时，小罗大佑自然要被批评一番。不仅如此，母亲每天都会督促他练琴，每天半小时，一秒都不能少……
屋外巷口那棵高大的榕树，声声蝉鸣，小伙伴们的连环画……似乎更有意思。然而，那时的罗大佑一定没想到，日后，他能把这些融为一体，写进自己的歌里。
不久，见哥哥玩起了吉他，罗大佑也跟着玩。在哥哥的教导下，他学会了和弦，经常跑到屋顶上练吉他，甚至晚上要抱着吉他才能睡着。
音乐第一次让罗大佑大出风头，还是在小学的一次文艺汇演上。放学后，打大鼓的他，走在小巷里，被学校一位师姐一眼认出。
发现音乐是泡妞神器后，罗大佑便和隔壁班的那个女孩，发生了一些至今成谜的美好故事……
在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一天又一天里，罗大佑如春天的小树苗一般茁壮成长。
二、
转眼罗大佑上高二了，可他依旧迷恋吉他和电子琴，经常因玩吉他而忘记吃晚饭。经常和一群男女同学嗨到晚上9点以后，才记得回家，经常都忘了吃饭。
曾经购买钢琴，培养了罗大佑音乐细胞的父亲，这时不失时机地出来告诫他：小子，学习音乐是让你有点爱好，可不是拿他当饭吃！当医生不仅收入不错，还受人尊敬，就算是遇到老子当年那种战乱，也还能保命……
罗大佑觉得父亲说得对，于是发奋读书。
1971年，17岁的罗大佑考上了中国医药学院，可他觉得不太满意。于是，丢掉录取通知书，又跑回去读了个“高四”。
结果，在补习的这一年里，他又遇到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小伙伴，于是，组队成立了“洛克斯合唱团”，当起了键盘手。
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乐队一起忙着到处去表演，没怎么去读书。
他靠表演每个月能挣4000元新台币，可为了证明自己依然在“刻苦”补习，家里给他的补习费和生活费，他照拿不误。
那年月，一个学生这样花钱，要不是谈女朋友了，就是谈女朋友了。那是他的初恋女友。
一年后，他丢掉的那张大学入学通知书，就像回旋镖一样，再次来到他手里，他再次考上了“中国医药学院”。
而那时候，14岁的李宗盛是个不折不扣的差生，连（a+b)的平方都不会，完全看不到春天……
因为读大学，离开台北，罗大佑就跟初恋女友渐行渐远渐无书，分手了。他也曾为这段只维持了八九个月的恋情苦闷过，也写过歌，可惜不太成功，没有流传出来。
在大学的日子里，罗大佑继续把大量时间花在音乐上，沉浸在肖邦、莫扎特……之中，甚至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改编成音乐，并尝试着自己写歌。
他还和护理系一个叫夏志仁的女生拍拖，研究了一些生理学方面的问题。
尽管身在曹营心在汉，把大好青春花在喜爱的音乐和女生身上，可罗大佑却从不挂科，每科成绩都神奇地保持在60-70分之间。
而好不容易上了艺专的李宗盛，终于赶上了校园民歌运动的风口……
三、
1977年，在“大五”时，“洛克斯合唱团”的王正华在《闪亮的日子》担任副导演，邀请罗大佑为电影配乐。
于是，他尝试着写了几首，导演一听，觉得很不错。那时，忐忑不安的他得到这样的评价，嘴巴差点都要笑歪了，差点没飞起来。
就这样，罗大佑还为电影写了同名主题曲，经洛克斯合唱团成员刘文正一唱，立马大红大火。
尽管赢得了开门红，可红的是刘文正。几乎没有谁留意到谱曲、作词的是罗大佑，除了剧组漂亮的女主角张艾嘉。
那时24岁的张艾嘉，已是嘉禾旗下知名女演员，还拿到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美貌与气质才华并存的她，希望全面发展，也想玩玩音乐，请23岁的罗大佑为她写歌。
罗大佑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是，一转眼，十分任性的张艾嘉却嫁人了。
那是1979年，张艾嘉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刘幼林，成为了有夫之妇。
可是，当她看到罗大佑既会弹钢琴，又能玩吉他，就沦陷了，成为花痴了。
这时罗大佑刚毕业，还跟女朋友分手了。熬夜和加班成为家常便饭，生活十分枯燥，罗大佑只能用音乐创作来打发业余时间。或许，这时候，他才理解父亲为他买钢琴的良苦用心了。
罗大佑和张艾嘉两人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接触越来越多。随着交流不断深入，两人便惺惺相惜，不可自拔地相恋了。
热恋中的她，听到罗大佑被大家吐槽为“公鸭嗓”的声音，都觉得动听不已。多年以后，她还夸罗大佑声音特别好听，尤其是打电话时。这说明两人煲了不少电话粥……
熬过一个个夜，罗大佑洋溢着青春热血的《恋曲1980》《童年》《光阴的故事》喷薄而出……
然而，一件大事打破了罗大佑儿女情长的美梦。
四、
那一年，中美正式建交，台湾和美国交恶，蒋家王朝在岛内的专制统治激发出的矛盾日益加剧，渴求民主自由的声音越来越强。
台美关系的破裂，让这种矛盾一触即发。于是，台湾后来的一批政客借办《美丽岛》杂志，开展民主活动，遭到了蒋家王朝的镇压，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该冲突导致200余人受伤，年轻的放射科医生罗大佑亲眼目睹了被送进医院血淋淋的伤员，亲眼见证了这场风暴，近距离嗅到了血腥味……
这对罗大佑造成了很大的刺激，让他的视线从儿女情长的温柔乡里，转移到了正在剧变的社会和现实中。
那时，罗大佑和张艾嘉等人，经常没事就窝在一家咖啡厅，在那里，经常遇到其他一些圈内人，包括“台湾玉女”李烈。
因为罗大佑身边还有柔情似水的张艾嘉，所以，和李烈的故事还要再等几年，何况李烈还有自己的故事。
1981年，“台湾玉女”李烈在拍摄《海滩的一天》时，遇到了一个父亲一样的男人，于是，奋不顾身地坠入爱河，嫁给了他。
那一年，27岁的罗大佑为张艾嘉量身打造的专辑《童年》横空出世，跻身“台湾百大唱片”第20位，成为经典。
那一年，张艾嘉和柯俊雄合作的《我的爷爷》屡获大奖，她也凭借此片成为“金马影后”，两人也一度传出绯闻……
不知是因黑白通吃的柯俊雄“影帝”介入，还是别的原因，罗大佑对张艾嘉的山盟海誓随风远去，变成了“明天永恒的回忆”。
离开风花雪月后，罗大佑更加关心普罗大众，关注社会和现实。
从未去过鹿港小镇的他，在一次洗车时，听说了来自鹿港小镇的青年，诉说自己经历家乡拆迁，辗转来到台北，在城市里似乎也看不到希望，然而再也回不到从前……罗大佑便创作了《鹿港小镇》。
面对压抑的空气，罗大佑将放射科医生的X光照进社会，用摇滚发出了青春的呐喊，创作了《之乎者也》。
加上他前期陆陆续续创作的《乡愁四韵》《将进酒》等几首歌曲，便形成了合辑《之乎者也》。
为了理想的音效，他的这些作品在日本完成录制，再通过配唱才得以完成。
然而，那时的审查制度很严格，这些歌曲很容易被“和谐”掉。
《鹿港小镇》里“台北不是我的家”就是高度敏感词，被罗大佑改为“城市不是我的家”才蒙混过关……
就这样不断地斗智斗勇，罗大佑的专辑才得以经过九九八十一难，通过审查。
然而，这张花费他大量心血和本钱的专辑，在出版发行的过程中，却再次让他屡屡碰壁，几乎没有一家音乐公司愿意接受这么一个怪胎。
在张艾嘉的引荐下，刚成立的滚石唱片公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答应给个机会。又让风流潇洒的黄霑投资了一笔钱，为罗大佑唱片发行解了燃眉之急，这才让专辑不至于胎死腹中。
1982年，28岁的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创作主题曲《野百合也有春天》，由潘越云演唱。录音时，面对滚石段钟潭、李寿全和罗大佑等一帮大佬，25岁的潘越云神经一直绷得很紧，老唱不出“春”的感觉。
罗大佑便拿出自己“压箱底”绝活，让她喝点酒放松，结果潘越云一整瓶酒下去，却一点事儿都没有。眼见没辙，罗大佑就让她自由发挥。
果然，潘越云录得非常好，《野百合也有春天》唱遍大街小巷，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
不久，罗大佑的《之乎者也》横空出世，很快荣登台湾百佳唱片榜首，引发轰动，如同在平静的国语流行乐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
而罗大佑一头炸裂的卷发、一副宽大的墨镜、一身黑衣，抱着吉他演奏的独特造型，进一步勾勒出了他“叛逆青年”的新奇形象。
经典的音乐，犀利的造型，沧桑而具有穿透力的歌喉，特别是那富有时代性和批判性的歌词，让他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青年时代先知兼代言人”，走上神坛。
一夜成名的罗大佑，或许不知道，这样的“神坛”对他意味着什么。
五、
面对这样的压力，罗大佑很快又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
那时，青年们感觉台湾就像是一艘流浪的船舶，在海上孤独地飘来飘去……
罗大佑基于这种心理，饱含感情地写下了诗一般的歌词：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
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了台湾作家吴浊流的禁书《亚细亚的孤儿》后，罗大佑便直接拿来作为歌名。
由于第一张专辑引发的关注 ，罗大佑的歌曲审查就变得更加严格。
带着满满的求生欲，他结合当时“泰北孤军”后裔在偷渡过程中，被各国驱逐，最终漂泊海上，水尽粮绝而死的事件，给歌曲加上了“为中南半岛难民而写”的副标题。
那时，罗大佑一定想不到，几年后，该事件被朱延平导演改编成电影《异域》，票房意外大卖。《亚细亚的孤儿》成为主题曲，被火得一塌糊涂的王杰，唱得别有一番滋味，焕发第二春。
而《未来的主人翁》，也用难以置信的十数次重复的“飘来飘去”，发出青年们内心的声音……
1983年，台湾著名歌手高凌风和竹联帮大佬发生纠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遭遇黑衣枪手暗杀，所幸高命硬，大难不死。但当时，该事件还是轰动一时，罗大佑也将其写进了《现象七十二变》里：
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
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
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
……
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俏
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既接地气，充满批判，又饱含哲思的歌，划破了华语乐坛沉闷的夜空，穿越了时代，以致不少人将罗大佑与美国获得诺奖的现象级音乐人鲍勃·迪伦相提并论。
那一年，罗大佑耗时九个多月打造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终于面世，再次引发轰动。
罗大佑被贴上了“抗议歌手”的标签，类似于多年后所谓的“意见领袖”，被寄予很多希望，也因此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之重。
台湾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一时间好不热闹。
而当局却觉得被钻了空子，对他大为光火……
那时，一时冲动而结婚的李烈，终于被惨淡的婚姻击败，跟丈夫毛学维离婚。她和罗大佑之间，只剩下一个美国的距离。
而同样冲动结婚的张艾嘉，两年后，也将踏上同样的道路……
那时候，李宗盛因帮女友郑怡录《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开始进入滚石，那时，他一定很羡慕罗大佑。
六、
1984年，罗大佑再次推出新专辑《家》，不再关注那个被“抗议”的“大家”，而专注于那个能“安抚疲惫心灵”的“小家”。
在《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等歌曲里，他也有意与这些流言蜚语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
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
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
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
于是，将他奉为“代言人”的青年政客们，感觉罗大佑变味了，竟然不再批判和抗议了，不再替他们“代言”，也不再激烈了，于是振臂一呼，带着那些追捧者粉转黑。
就这样，罗大佑落了个里外不是人，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颇有“夜来风雨声”的萧瑟气息。
罗大佑的父亲眼见儿子陷入危险境地，就托关系为他办好美国护照，只等罗大佑签字。而罗大佑也觉得自己待不下去，是时候离开了。
1984年12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举行“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别演唱会后，罗大佑暂别台湾流行歌坛。
1985年3月，31岁的罗大佑前往美国，按照父亲的心愿，继续攻读医学。
那时，李宗盛已经和郑怡分手，跟张艾嘉合作了电影《最想念的季节》，定制了专辑《忙与盲》，两人打得火热，还传出绯闻……
正当罗大佑准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医学中去时，前女友张艾嘉打来电话，请他出山，为世界和平年写一首歌。她和制作人李寿全连主题都想好了，就叫《明天会更好》。
正想好好学医的罗大佑，听到这样的邀请，有些犹豫。
张艾嘉立马撩拨了他一下，瞧，人家迈克尔·杰克逊都搞出了《we are the world》，你这么才华横溢，一定不比他们差！
于是，本来就技痒的他，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创作了《明天会更好》，但是，原版歌词很不美好，甚至很灰暗。
于是，在李寿全的组织下，你一句，我一句，就把词改得很“美好”了。
故事还有一个版本，在一个雨夜，罗大佑正准备离开咖啡馆，正好碰到了一群歌迷，他们把匆匆写就的歌词交给罗大佑，让他帮忙谱曲……
一路上，罗大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了粉丝写在烟盒纸背面的歌词，“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他感觉这些歌词在敲打着他的心脏，于是，灵感迸发，写下了拥抱未来的《明天会更好》。
这个版本是崔永元老师贡献的，尽管有些人觉得这是瞎编的，但多年以后，崔老师还是把它当做心灵鸡汤，用来对付“无情岁月”。
最终，这首歌经张艾嘉、余天、甄妮、潘越云等众多明星大腕合唱，迅速火遍华语乐坛。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也将其作为竞选歌曲来使用……
当罗大佑得知这些时，内心估计有无数的草泥马怒吼狂奔……
七、
或许，罗大佑不知道，那时，他的这首歌已经被搬上了春晚舞台，他的《童年》被删掉涉嫌“早恋”等部分后，被成方圆翻唱，红遍了大街小巷……
1986年，李宗盛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横空出世，这才真正摆脱送瓦斯的命运，开始了人生的逆袭，在成为“乐坛教父”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详情看万小刀公众号往期文章：《乐坛教父，一个差生的逆袭！》）
但在他前面，始终有个罗大佑。
那一年，罗大佑作为香港一场音乐比赛的嘉宾，现场感受到了回归前的香港，觉得1997年“七一”的回归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写下了《东方之珠》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为香港影视配音，其中就有《海上花》等。那一年，他还被获“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受到这些音乐成绩的激励，罗大佑发现自己内心还是更喜欢音乐。一年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父亲，家里出了那么多医生，少他一个不少，而他更喜欢音乐。
正好，徐克夫人施南生向罗大佑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到新艺城电影公司任音乐总监，于是，罗大佑放弃了医学。
回到香港定居，专心开展音乐创作。那时，他与多年前认识的美女李烈重逢，在几度深入交流后，发展成“爱人同志”。
他还为周润发和张艾嘉主演的《阿郎的故事》写下了经典的《恋曲1990》《你的样子》，并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配音奖。
在大陆，一个后来变成“矮大紧”的小子，被嚣张无比的“上铺兄弟”欺负着，而那个欺负他的室友在墙上写下了一行行字，“从那时候起，就没人能擦去”。
那些字，正是罗大佑的歌词。也是罗大佑的那些歌词，启发了“矮大紧”，让他为音乐而痴狂，创作了与《童年》比肩的《同桌的你》……
1990年，36岁的罗大佑召集黄耀明、袁凤瑛等歌手，成立了“音乐工厂”。
那时，29岁的林夕还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当助教，在朋友的介绍下，为罗大佑写出了《皇后大道东》，不久，又写出了《似是故人来》……
罗大佑拿到歌词，欣喜若狂，亲自配音，加上梅艳芳演唱，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罗大佑觉得林夕是千年难逢的词人，便对他展开了一番基情四射的游说，让林夕加入到了自己的“音乐工厂”。多年以后，被称为“词圣”的林夕还无比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罗大佑，他或许还在教书。
那一年，49岁的黄霑为徐克写《笑傲江湖》主题曲，写来写去，写了六稿，都被毙了。那时的黄霑正遭遇经济危机、情感危机，百事不顺。
黄霑得到“大乐必易”的启示后，便灵光乍现，写下了《沧海一声笑》。黄霑写完还觉得不足以表达内心情感，便在手稿上画上了自己的某个部位，还写上了一句话，“徐克，××××，你要便要，不要请另聘高明。”
偏偏徐克拿到这一版词曲之后，便拍案叫绝。音乐总监罗大佑一看，也叹为神曲。为了挺黄霑，罗大佑便建议他们三人一起录音试试。
于是，在撸完串，喝完酒，七分醉三分醒之际，三人来到录音棚，扯开嗓子唱了《沧海一声笑》……
结果，这一遍比后来录的都好，这就是后来我们看电影时听到的那一段粗犷而豪迈的神曲，获得金马、金像歌曲奖，让黄霑再次达到人生的高潮。
为了帮助黄霑，罗大佑的音乐工厂火力全开，帮霑叔发行原声带歌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次，黄霑和罗大佑同台演唱《沧海一声笑》，黄霑唱着唱着，竟然忘了自己写的词，摇头晃脑地掏出自己口袋里的纸片救场……那一刻，罗大佑脑海里一定有好多的问号。
那一年，新艺城也因创作理念分歧和分红不均等原因，在红极一时之后，走向分裂停产……
那一年，罗大佑还为好友三毛编剧的电影《红尘滚滚》写下了同名歌曲，电影和音乐相得益彰，堪称完美，因此获得了包括金马奖最佳电影音乐在内的8项大奖。
八、
1991年，当三毛去世的消息传来，37岁的罗大佑悲从中来，将电影《天若有情》主题曲《青春无悔》的歌词略作修改，加入了四句，以纪念“追梦人”三毛，后来这首歌名也改为《追梦人》。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
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
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
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百转千回的曲调中，却全都是三毛，话里话外都是这位故友，让她永远活在自己的歌里……
那一年，罗大佑为《东方之珠》重新填词，推出了群星版和独唱版，迅速火遍两岸三地，掀起了一股爱国歌曲热潮，拉近了两岸距离……
罗大佑还前往大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上海，颠覆了自己过往对大陆的认知，见证了春天的故事，并创作了《首都》《原乡》等专辑。
还和齐秦一同，前往新疆，拜访了三毛旧情人“西北歌王”王洛宾，也引发了日后的改编风波……
那是罗大佑的光辉岁月，登上音乐神坛的他，无论嗓音如何不完美，但只要他开演唱会，便能引发轰动。那两年，他还屡获大奖，事业达到巅峰。
1994年，音乐工厂也因经营不善，而走向衰败。罗大佑也结束了集体创作，再次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恋曲2000》。或许是盛极必衰，随后发行的这些专辑不再如从前火爆……
1995年，在举办完《再会吧！素兰》演唱会后，罗大佑再次暂别乐坛。
1998年，罗大佑的父亲在纽约去世，本来就十分悲痛的他，还因遗产纷争，和兄姊反目，他一直期望逃离的第一个“家”分崩离析，让他备受打击，“灵魂死了一次”。
而金融危机过后，香港的影视娱乐也如同遭遇风暴后的街市一样，江河日下。而大陆却唱着《相约1998》，迎来了一个影视娱乐发展的春天。
正在蛰伏的罗大佑，即将上演他的又一春。
九、
1999年，在原生家庭的纷争中，伤心不已的罗大佑，似乎承受不了孤独的煎熬，希望有一个亲人。
而这个亲人就是李烈，跟他相伴了11年的情侣，每天都会在他的床头摆上一杯开水的女人。
一天，他在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向相恋11年的女友李烈提出结婚。
这一纸婚约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李烈因罗大佑拿到美国护照，前往美国更方便些罢了。
除此之外，这一纸婚约反倒让两人持续了十多年的感情，在一年半后就彻底破裂。2000年，两人以一张离婚证结束了这段感情。
那一年，45岁的罗大佑再次复苏，重返歌坛，在北京成立了工作室，并在大陆举办了多场演唱会。
上海的演唱会，他还请来了李宗盛、周华健、张艾嘉等重量级人物。这些演唱会虽然毁誉参半，但出自他的歌词，永远为人津津乐道。
2002年，罗大佑玩了一把跨界，出版了散文、随笔《昨日遗书》，评价依然是褒贬不一，但他“捞过界抢饭碗”的做法颇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
那一年，崔永元在自己的《实话实说》中，和偶像罗大佑面对面大谈艺术和商业化的关系。
崔永元那时患了抑郁症，离开《实话实说》。在那年的年会上，罗大佑给小崔打气，“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
然后，用一首《光阴的故事》唱哭了小崔，一个彼此取暖的拥抱……
不久，冯裤子夫妇精心包了一顿饺子，就让小崔倒出了一堆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手机》。冯裤子的商业化行为，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却让小崔差点自杀……
或许，这时，小崔才明白罗大佑和冯裤子“商业化”和“艺术”的不同境界。
2004年，台湾当局为了讨好美帝，向伊拉克出兵。50岁的罗大佑得知后，大怒。他在个人演唱会上，当众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表示将放弃美国国籍，以示抗议。
2008年，54岁的罗大佑和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红红火火开了一年演唱会。
几个老男人玩得很嗨，罗大佑在一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还摔进了升降机里，摔得鲜血淋淋，可依然歌声不止，挺到最后。这样的情怀，也难怪会赚得盆满钵满。
2011年，57岁的罗大佑突然春心大发，想要生孩子，就和45岁的女友Elaine继续上演行为艺术。一年后，罗大佑终于老来得女，晋级为“超级奶爸”。
2012年，罗大佑应邀参加安徽卫视春晚录制，按程序，录完之后要来一个谢幕。结果不肯“谢幕”的罗大佑和节目组杠上了，双方当场飙了粗口。
后来，安徽卫视不仅剪掉了罗大佑的节目，还将对方告上法庭。觉得不过瘾，双方还在微博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造成误会的是中间人，罗大佑和电视台并未签订合同。节目要求艺人“谢幕”这一细节，被罗大佑视为“强暴”，所以，经历过无数战斗的他，不肯轻易屈服。
2013年，罗大佑成为《中国最强音》导师。他用犀利的言辞，狠狠抨击了章子怡的学员曾一鸣，足足骂了20分钟。不懂音乐的章子怡被骂哭了……
可比赛的结果也比较“行为艺术”，“音乐教父”罗大佑的学员连四强都没进，他拿的酬劳也只有400万；而不懂音乐的章子怡，却拿着1200万的酬劳，还带出了冠军学员曾一鸣……
到2014年，罗大佑被传出将和章子怡老公汪峰同台，共同担任《中国好声音》评委。吃瓜群众们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表示希望汪峰替章子怡报“一箭之仇”。
可惜，罗大佑以照顾女儿及档期冲突为由，让齐秦替代自己出任导师，让吃瓜群众期望的“好戏”落空了。
2019年，罗大佑在央视《一堂好课》讲音乐课，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罗丹雕像到三只小猪，再到肖邦音乐会、录音技术革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尽显学者风流。
这样的罗大佑，让鞠婧祎、阿牛等人大为折服，大有“音乐教父”风范，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还有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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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金庸小说，谁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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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墨一·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水浒传》有多种版本，大家熟知的有百回本，百廿回本，七十一回本等，这个其实类似于金庸小说的连载版，三联版，新修版，不过金庸的大都自己改，而《水浒传》这些版本，很多都不是作者加上的，而是流传过程中其他人加的，比如七十一回本是金圣叹改出来的。
经了这么多手，导致《水浒传》的文学水平很难保持均衡的水准，就像《红楼梦》后40回水平降低一样，《水浒传》后面的部分(比如打方腊、田虎、辽国那些)水平也明显下降了，所以金圣叹自己取水平更高的部分，自己改了个七十一回本。
在水浒传能保证自己文学水平的部分，《水浒传》比金庸小说强的地方显然是文学性更好，作者对文字运用收放自如，既可以通过简练的文字将一个人描述活灵活现，也能够用细致入微的笔法让人物性格入木三分。简单的说是该繁的繁，该简的简，没废话。
举一个例子，《水浒传》这本书的名字人尽皆知，但是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水浒的意思就是水边，那么为啥不叫水边传？因为这里用典了，水浒两字现在能查到的出处是《诗经》：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诗经这一篇描述了周人祖先为了避免戎人骚扰，沿着水边建立新家园的事情。
水浒也就引申出了走投无路的一群人到一起做一番事业的意思。所以《水浒传》的名字包含了梁山在水边的地理情况，也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说明了是一群人走投无路，被迫要聚在水边做一番事业，此书用水浒两字为书名，再贴合不过。《水浒传》的精彩文字描写教科书里也有，语文老师说的已经够多了，不再赘述了。
金庸小说早期水平比后期差很多，以后期小说的水平看有很出色的地方，借鉴了现代文学和影视的技巧，是当代的上乘之作，但是考虑到时间隔了600年，小说很多内容还是落在了《水浒传》的条条框框内，整体也难说超过了《水浒传》。
上述是《水浒传》比金庸小说强的地方，下面主要是对其他回答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
第一、很反感简单的按照所谓的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来先入为主的给两部作品下定论。
首先严肃文学的定义就很难明确，范围随着时代发展也逐渐变化，你回到14世纪问施耐庵你写的是不是严肃文学，他绝对不敢的说自己是严肃文学，那会小说根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
其次金庸的小说内容中也并非没有能划入严肃文学的部分，《鹿鼎记》中神龙岛上教众自相残杀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是写的什么，我认为严肃的令人发指，《笑傲江湖》写的是什么更是大家都知道的，诸如此类脱胎于现实的问题在当代是很难凸显价值的，但是到了后世未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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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说现实意义不同的观点，也不能认同。
《水浒传》确实描绘了农民起义的情况，展现了阶级矛盾，但是就当时的环境看，作者明显不是有意展现阶级矛盾的问题，作者经历的时代是元末农民起义，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是无意识的进行了描述，而且书中很多内容描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问题，而非单纯有目的性的描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问题。
金庸小说自《书剑恩仇录》起，以《鹿鼎记》止，主要说的是民族矛盾问题，吐露的是金庸的民族主义情怀，虽然以武侠为依托，但是想要表达的内容并没有落下，《鹿鼎记》开头的明史案虽然会让一些读者一头雾水，但是如果你真要了解一下，才能对金庸写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有了解。金庸成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又经历了北方政权南下统一全国的事件，以古喻今，抒发自己的情怀。
两者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也都包含了所属时代的思想特点，并没有高下之分。
第三、关于小说真实性，合理性的观点，其实水浒传并没有比金庸小说真实性强多少。
首先用银为货币已经很魔幻了，宋代银并不是主要流通货币，但是书里到处都是银两。而且水浒传里一群人出手一样阔绰，鲁达随手带着五两银子已经是土豪了，跟郭靖请黄蓉吃饭花了十几两没啥区别。
其次逻辑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存在大量巧合。比如林冲风雪山神庙，恰好雪大压塌了屋子，恰好有个山神庙，恰好风大关不住门，恰好有个大石头，石头重量恰好林冲一个人搬得动，外面三个人推不动，也恰好外面三个人不怕冷，就在门口站着聊……没有这一连串巧合事件，林冲能活吗？杨雄，石秀杀了潘巧云之后突然遇到时迁，杨雄还认识时迁，怎么就那么巧？另外为什么聚义时期主要人物几乎一个不死，开了挂一样，到了后来打方腊死的刷刷的？
最后是涉及法术的描述，虽然金庸小说的武功很奇幻，但是跟水浒里的法术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某种意义上，《水浒传》就是古代国产版的《x战警》，英雄们有各种奇异能力，公孙胜，戴宗，时迁，张顺……具体的也不说了，金庸小说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些设定，谁也没比谁更真实。
《水浒传》确实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作品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多种文学素材融合的痕迹也很严重，导致不同章回水平不一，还包含了很多禁欲主义的思想，可能为了吸引观众又增加了黄暴情节(与之相比金庸小说的情感描述基本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上述都是不如金庸小说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描述的，我也就不说了。
总之《水浒传》虽是四大名著，那是放到古典小说里比较，现在没必要过分神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古典小说……金庸小说无疑是20世纪后半段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在武侠小说这个分类里最具代表性，或许若干年后金庸小说中的一部分也会被拔高到经典的地位被后人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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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主张：现代的民主国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基督教
寻真理进窄门3 墨教Mohism 今天
本文来自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
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
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
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
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我在本书的上一卷里考察过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并认为宗教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我要研究的是宗教对个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对每个公民的作用，并不亚于它对整个国家的作用。
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我毫不怀疑，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然使这个国家产生一定的信念和一定的爱好，而且在产生之后还会不断地加以充实。同时，这些因素还会使这个国家毫不费力地、甚至可以说不知不觉地放弃某些观念和某些倾向。
立法者的才能就在于他们能够事先正确识别人类社会的这些趋势，从而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公民的帮助，哪些地方最好减少公民的帮助。要知道，公民的这些义务是随时代而不同的。人类所要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永远固定的，而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我生在贵族时代的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某些人的累世富贵荣华和另一些人的数辈一譬如洗，已使两者都放弃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念头，把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并只寄希望于来世；那末，我真想自己能够挺身而出唤醒这些人认识自己的需要，我要设法寻找最迅速、最简捷的方法去满足他们因我的唤醒而产生的新欲望，我还要引导他们付出最大的精力去从事物理学研究，以鼓励他们去创造财富。
如果有一天某些人果真不顾一切地去热心追求财富，并对物质生活享受表现出过分的热爱，我也毫不表示不安，因为这是个别的例外，等到整个社会都去追求财富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例外了。
民主国家的立法者有另外的注意点。
你让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教育和自由的权利以后，你就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一切。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个世界取得它可能提供的一切美好东西，不断完善每一项有用的技术，天天过着日益安逸和日益舒适的方便生活，而社会情况也自然会把他们推到这方面去。我不担心他们会停止不前。
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这种诚实而合法的办法过分追求幸福，最终会有使自己的非凡才能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如果他只是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使自己的人格下降。这才是危险的所在，而且再无其他危险。
因此，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不断努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
如果民主国家的舆论界有人散布有害的理论，说一切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主张这种理论的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
帷W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帷W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帷W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却十分高傲，好象自己就是神明。
帷W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在民主国家，帷W主义尤为可怕，因为它会与民主国家的人心常有的邪恶巧妙地结合起来。
民主主义鼓励人们爱好物质享受。这种爱好如果过分，则会很快使人相信一切只是物而已；而帷W主义便使人疯狂地追求这种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循环。如果它们能够看到危险的所在，并加以自我节制，那就好了。
大部分宗教都是宣传灵魂不灭的通用的、简便的和实用的工具。一个民主国家之能够有信仰，主要应当归功于宗教；
而且，民主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有信仰。
因此，不管什么宗教在一个民主国家深深扎根时，你都不要去干涉它，而要把它作为贵族时代的珍贵遗产加以保护；
你也不要用一种新的宗教观点来取代人们的旧宗教观点，以免在由一种信仰皈依另一种信仰的过渡阶段，人们的心灵出现信仰空白时期，而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便乘虚而入，日益扩大范围，把整个心灵完全占领。
当然，轮回说也不比帷W主义强多少。但是，当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从两者当中选择其一时，我毫不怀疑它一定选择前者，而且我认为，叫它的公民们想到自己的灵魂会脱生为猪，总比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要少暴露出一些兽性。
信仰与物暂时结合的非物质的和永恒的原则，是使人高尚化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人们不相信因果报应的观点时，和只相信神赐予人的灵魂在死后将还给神或转到神所创造的其他物身上时，这种信仰还会发生良好的作用。
即使是这样的信仰，也把肉体视为我们人生的次要的和低级的部分。因此，它一方面承认肉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轻视肉体；一方面对人的非物质部分表示由衷的尊重和赞美，另一方面又有时拒绝服从非物质部分的命令。只靠这一点，就足以使它的观点和爱好具有某种高大的外貌，使它不是出于利害关系而是自动地去接近纯洁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肯定人死后有来世的思想，并不正确；
而只有他们所立足的信念，即认为灵魂与肉体毫无共同之处和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的信念，才向柏拉图的哲学提供了使它得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强大动力。
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得知，在柏拉图以前和与他同时，有许多作家鼓吹唯物主义。这些作家的著作不是没有传世，就是只有一鳞半爪传流下来。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得以传世的名著大部分都是主张唯心主义的。人类的本性和爱好维护这种学说，而且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把它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使倡导它的人士得以名垂不朽。因此，千万不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实行什么政治体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由此产生的观点都能够使全体人民满意。人心比人们所想象的宽得多，它可以同时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向往。它有时好象是疯狂地热中于其中之一，但不久以后它又去追求另一个。
指出民主时代特别需要使唯心主义观点占居统治地位是容易的，但要说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应当如何使这种观点占居统治地位就困难了。
我不相信官方的哲学能够繁荣和长存。至于国教，我一直认为即使它暂时有利于政权，迟早也要给教会带来损害。
有些人认为，为了提高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使人民尊重宗教所提倡的唯心主义，最好是间接地赋予教士以法律所未给予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我对于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我认为，宗教信仰的解说人一旦参与政治，信仰就将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主张，现代的民主国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基督教。因此，我宁愿把神职人员关在教堂里，而不让他们走出教堂的大墙一步。
那么，政府又有什么办法使人民相信唯心主义观点或皈依宣传唯心主义观点的宗教呢？
我的下述答案是政治家们所反对的。我认为，政府能使灵魂不灭论受到人民尊重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政府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灭论；我还认为，政府只有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和尊重宗教道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6-19 23:00
炸弹这么大的事，不可能记错。如果是寄到家宅，金庸为什么说寄到报社？应该是有些敏感和忌讳。
如果寄到跑马地家中，唯一疑问就是：跑马地既然是婚外情爱巢，理应要极度低调，只有少数人知道，为什么连凶徒都知道寄那里？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6-29 16:27 编辑
吐蕃国师鸠摩智动辄以吐蕃威胁他人，难道他以为还在唐朝｜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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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州卫佥事
《天龙八部》中，鸠摩智一方面自身武功高强，一方面也仗着吐蕃的威视，凶强霸道，狂妄自大。但是，不得不说金庸对吐蕃的印象还停留在唐朝，不知道到了宋朝，吐蕃已经相当衰落，甚至一度还被北宋消灭过的史实。鸠摩智真要是吐蕃国师，不应该到处乱浪，而应该像历史上的吐蕃僧人那样致力于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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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之前，大司马无心办其他活动，投稿截止到疫情结束。
鸠摩智道：“我吐蕃国主久慕大理国风土人情，早有与贵国国主会猎大理之念，只是小僧心想此举势必多伤人命，大违我佛慈悲本怀，数年来一直竭力劝止。”
——《天龙八部》第十回《剑气碧烟横》
慕容博道：“不错，其时我慕容氏建一支义旗，兵发山东，为大辽呼应，同时吐蕃、西夏、大理一时并起，咱五国瓜分了大宋，亦非难事。我燕国不敢取大辽一尺一寸土地，若得建国，尽当取之于南朝。此事于大辽大大有利，萧兄何乐而不为？”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王霸雄图 血海深恨 尽归尘土》
宗赞听那宫女对段誉言刮间十分客气，相待甚是亲厚、心中醋意登生，暗想：“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吐蕃国比你大理强大得多。莫非是你一张小白脸占了便宜么？”当下不再等待，踏步上前，说到：“吐蕃国王子宗赞，请公主会面。”
——《天龙八部》第四十六回《酒罢问君三语》
《天龙八部》里有个牛逼哄哄又好面子的吐蕃国师鸠摩智，为我们的童年时光带来了无数欢乐。
大雪山大轮寺吐蕃国师大轮明王鸠摩智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的历史，涉及吐蕃的文字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文成公主进藏和蒙古灭吐蕃，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北宋时期的吐蕃，加上深入人心的“弱宋”印象，我们一度以为鸠摩智是真的可以用吐蕃国师身份威胁到北宋的。
毕竟，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四面出击，威名赫赫，东灭吐谷浑，北占安西，西击大食，南压天竺，一度在恒河边立起了界碑。
这里面，大唐算是吐蕃最大的苦主了，不仅各大影视剧里东征西讨、神乎其神的名将薛仁贵在大非川败于论钦陵，一度被贬为平民，更有素罗汗山、青海湖、寅识迦河诸战惨败，丧师无算。
但吐蕃本身很难维持这种强大，若是没有不断的军事胜利，吐蕃会自我崩溃。还没等到唐朝结束，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吐蕃王朝便已然土崩瓦解。
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又称朗达玛）遇刺身亡，他的两个儿子哦松（也作欧松，达磨小妃之子）、云丹（也作永丹，实为达磨大妃养子）被各大贵族分别拥立后，彼此攻伐不休，加上此起彼伏的奴隶、平民起义，导致吐蕃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基本回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状态，而唐军则趁此机会收回河西、陇右、安西等地。
这种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南宋晚期。于是，我们的鸠摩智大国师就尴尬了。彼时的吐蕃更像是一个地理名词，他这国师之名可谓是名不正言不顺。
更不幸的是，彼时吐蕃根本没有威胁任何国家的能力，哪怕是最弱小的大理，也根本不用在意吐蕃口头上的威胁。
吐蕃地区大大小小诸多政权，主要有逻些（今拉萨）地区的拉萨王系、纳里（今阿里）地区的阿里王系、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地区（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王系，亚泽地区（今尼泊尔西部）的亚泽王系、雅砻地区（今西藏东南部）的雅砻觉阿王系。
吐蕃分裂形势图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跟北宋有交集的就只有属于雅砻觉阿王系分支的青唐羌了。青唐羌建立政权是从12岁的欺南凌温（即历史上著名的唃厮啰，也是格萨尔王的历史原型）被李立遵和温逋奇拥立为赞普开始的。
一开始他只是豪强手里的傀儡，李立遵大权在握，掌管一切。然而李立遵缺乏战略眼光，一心与北宋为敌。
当时北宋方面负责西北防务的是名将曹玮（《清平乐》女主角曹皇后的叔叔），不断给李立遵施加压力，李立遵为了打破局面，纠结三万余人马大举入侵，却被曹玮在三都谷大败，阵亡万余人。李立遵仓皇逃窜，势力大损的他已经无力掌控局面。唃厮啰趁机夺权，联宋抗夏，开启了北宋与吐蕃维持了几十年的友好时代。
但唃厮啰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皆拥兵自立、自相残杀，吐蕃再次分裂。西夏蠢蠢欲动，想要趁机夺取青唐吐蕃的地盘。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王韶上书《平戎策》，指出想要攻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地区（即青唐吐蕃核心地区），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该方略得到了宋神宗、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于是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安抚司机宜文字（类似于如今的参谋），主持收复河湟的事务。
王韶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用了几年时间重新整合了吐蕃诸部，并在当地设立州、县，成功将河湟地区纳入宋朝掌控之中。其子王厚甚至一度消灭青唐，宋朝得以在河湟设置陇右都护府。
陇右都护府形势
《天龙八部》的时代背景大概是熙宁开边与崇宁拓边之间的时期，鸠摩智活跃的时间正是吐蕃政权土崩瓦解的阶段。这样的吐蕃并不足以成为鸠摩智的依仗，别说威胁北宋了，威胁大理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故事发生在唐朝，鸠摩智的威胁或许还有一定的说服力。
接下来我再讲一些与鸠摩智身份相关的历史。
鸠摩智是僧人。在吐蕃，僧人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三都谷之战吐蕃方面的指挥就是一名僧人，吐蕃之所以快速惨败跟他一开始就被宋将李超射杀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鸠摩智活跃的时代，许多蕃僧成为了北宋方面间谍。
熙宁开边之后，吐蕃势力虽然土崩瓦解，但在河湟地区，吐蕃势力的反抗从未停止，其中最大的战果便是元符二年（1099年）设伏击杀了种朴，两名为北宋效力十几年的蕃僧策划了这一切。
若不是王舜臣力挽狂澜，可能北宋方面会遭受对吐蕃作战以来的最大损失。但即便如此，种朴之死对北宋方面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拓边活动甚至一度停止。
如果历史上真有鸠摩智这么个人，或许这样做才是他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方式，但以鸠摩智怼天怼地的性格怕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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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时代生存守则
原创 天风盗 天风盗 今天
凛冬已至。如何度过这数十年一遇的大漂移时代？为此，本文结合本人此前所发文章，以及相关分析，就当前趋势进行全面梳理，从资本运行、风险应对、资产配置和避险求存等角度，提出相对完整周期的逻辑与看法。
我希望，在季节转换之际，这些原则看法，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点点有益的参考和启发作用，得以稍微从容一些渡过这个时代。本文篇幅较长，共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篇：周期性质与判断
第二篇：临博周期
第三篇：破局周期
第四篇：SHTF状态
以下正文，直入主题。
第一篇：周期性质与判断
（1）周期划分
要知道事态往何处走，首先要清楚它从哪里来。从资本的角度，自白头鹰的里根和大英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15年，约三十年时间，属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全球化演绎周期。
2015年之后是逆经济全球化周期，标志性事件主要是三件，一是大英退欧，二是欧债危机，三是老特上位。
这里面还可以细分，譬如，逆全球化力量出现，事件的发轫点有两个，一是2008年华尔街次信贷危机，二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这个角度，2008年到2015年之间这7年，为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周期的重叠点，但主要还是经济全球化所占比重份额要大。2015年之后，逆全球化力量开始超过全球化力量。
之所以把这个分期点选在2015年，而不是大英公投退欧和老特上位的2016年，主要是从资本的角度划出分期。2015年秋，“李超人跑了”，即为春江水暖鸭先知。
要点在于，在超人之前，对于资本和资产安全性的考虑，主要是一个市场风险问题；而在超人之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正在愈来愈多的延入郑智的、政策的以及外部冲击所传导而来的各种不确定风险，包括诸多尚难以量化判断的、且极可能将交替起舞的灰犀牛，和黑天鹅。
那么，从2015年9月到2019年8月，这四年时间属于什么阶段呢？这要从性质上进行确定。所谓的逆全球化周期，在我看来，就是破局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和既有多边框架经贸模式。2008到2015，为逆全球化力量崛起周期；2015到2019，即为逆全球化转守为攻阶段。
2019年8月，我称之为临界点博弈周期（以下简称为临博周期）的开始。
在这个大周期里，逆全球化力量从2008到2015的崛起周期里，所用时间为7年；2015到2019转守为攻周期，为4年；而如今的临博周期，我认为完成的时间一定会少于4年。
因此，概要而言，2008→2015，为逆全球化力量崛起周期；2015→2019，为逆化转守为攻周期；从2019年开始，为临博周期。本周期时长大概率低于4年，即不超过2023年。
也就是说，“2008→2020（或2023之前）”所含三个周期博弈，为克劳塞威茨所言的“破坏行动”，之后，最早于今年2020或最迟于2023将步入“决战周期”，也称之为破局周期。
（2）资本、资产和资源关系和价值
凛冬时代，必须清晰认识到资本（货币）、资产和资源的三者关系和价值，即：资源>资产>资本（货币）。尤其对于第三秩序而言，这是关乎对诸事态运行作出判断的基本前提。
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相比美联储的缩表操作，还有更决定美元信用的基础要素。而这些，正是老特一直都在干的事情。目前来看，主要是这三个，一是推动全球产业链转移和制造业回流，二是实施大规模市场减税，三是大打所谓的单边主义经贸牌。鲍威尔和老特，两人玩的这种游戏，并非属于同一量级的事情。只要这三点继续玩下去，既有的全球化经贸秩序就会被动摇，没有悬念。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无论美联储具体操作如何，这八个字都不会改变——美元回流，信用收缩。
在以上三条资本趋势线的冲刷之下，加上第三秩序整体需求不足和信用丧失，对于不远的未来，可以预见，无论是市场流通货币，还是银行储蓄货币，难以充分体现为市场的有效需求，而且随着这种货币逐渐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与交换功能，因而也谈不上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资本。甚至，随着信用的加大流失，也难以作为可投资的资源筹码。即是说，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源对接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作出“资源>资产>资本（货币）”判断的逻辑基础。本项判断，属于凛冬时代，将贯穿全文。
（3）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以上关于资源、资产和资本的关系与价值，从个人操作层面上，实质又可具体表述为——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这里的资源，指的是一种市场空间和秩序，关乎结构安全。从经济体的角度说，譬如，鹰举办毛衣展会，便是对于某种经贸秩序的抽离；又譬如，某主要经济体希望与韩日建成某种区域形式的经贸区，也是出于对秩序获得的渴求。其关键词是抱团与互助。至于能否获得，那是另一回事儿。
对于企业和个人，资源的关键词，依然是抱团与互助。正如本人天风盗在之前文章所说的那样，从大的轮廓来看，抱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郑智力量，二是社团形式，三是宗族血亲。这也是社会结构的三种层面，彼此之间经常含有一定重叠交汇的空间。
还需清楚的是，在失序的情形下，所谓的经济力量或集团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必须以某种形式，至少去依附以上三种力量之一。个人亦如是。
这里的资产，指的又是什么呢？还是先从经济体的角度来举例，譬如，当某经济体难以获得对接和融入白头鹰市场空间时，寄望于降低毛衣展会的规模与烈度，保持一定获取美元的渠道；又譬如，考虑与东瀛央行计划重启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至少得以通过与日元关系的方式，维持一定的货币信用和国际市场空间。
这里说的就是资产。通过美元与日元，依靠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硬通货般的交换和交易功能，至少可以部分确保能源、粮食、矿产等商品资产的获得。
这里所说的资本，主要就是指货币。对于某种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基本失去以上关于资源和资产的获取功能后，将主要迎来两种结果，一是高强度降水的雨季，二是票据时代。我以为，前者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
对此，本人此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结合本文语境，不妨从资本、资产和资源的角度，再来看看这句话。
所谓“好好工作”，要旨在于，首先无论多少，保持一份收入来源渠道；其次，通过融入工作运行，保持一种人和事、人与信息以及人与人的秩序获得。这样的收入渠道和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资源。
所谓“善待家人”，“家人”是指除血亲宗族之外，还包括信得过的知根知底的朋友，要旨在于，沟通与信任成本能够尽量降低，并更有效地达到以上所提到的“抱团与互助”效果，获得源于团体的力量与支撑。这，主要也属于资源的范畴。
以上，在失序或趋向失序的形态下，由于这样拥有对资源和秩序的获得能力和渠道，当然有助于维持自身的存活率与安全性，无需多说。
所谓的“锻炼身体”，很简单，要旨在于，就是将自身视为一种“资产”，前置性做到身心强健，除了尽可能降低可能由于疾病等引发的医疗成本支出外，劈柴、搬砖、种田、修车、打架、缝纫等体力活都能去干，这样增加自身“被利用”或“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也有助于提高自身在可能的失业潮和失序环境下的存活率。
所谓“关注粮食”，对于瓜众来说，如果你的资产不是以美元或日元来计价，那么，面对更大可能来临的高强度降水雨季后，你所拥有的货币形式，价值自然难以比得上资产形式的实物，譬如油气，譬如粮食。
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会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篇：临博周期
所谓的临界点状态，扼要而言，就是指当前断层线之间的博弈，不但纵向加深，横向加宽，时间加快，而且不再存在单纯的解决方案。不再有单纯的毛衣，不再有单纯的货币，也不再有单纯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博弈的任何一方，在单一领域上的示弱或取胜，都不足以消弭冲突的趋势。
（4）资产配置三原则
第一原则：安全与风控，必须获得一票否决权。
毋庸置疑，在接下来的未来若干年里，无论资产还是人身，安全性都是考虑问题的第一要义。
体现在个人资产配置与管理上，即为“安全-保值-避险”，在未雨绸缪的基础上，才是投资获利等其他诉求。对于任何自认为输不起的游戏，均必须一票否决。
如果，有人自认为是市场交投高手，愿赌服输的，获取财富的概率，当然不能排除。其实，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滑，市场永远都蕴含机会。如果，你是胡雪岩，哪怕在战乱的形态下，也有办法去为自己挖来一桶桶金银。但又有几个普通人具有如此能耐，或者幸运？所以这些，不在本文分析之列。
第二原则：水落石出，唯有真金白银和粮食。
这已经是一句大白话了。不妨记住，这种时候，凡事越简单，就会越有效。
首先，先说真金白银。
所谓真金，这里说的当然就是指黄金，包括金条和熊猫币，以及部分信用程度相对较好的金店金银首饰。
所谓白银，这里主要指的就是美元，而且是指现钞。如果可以选择，就尽量不要持有现汇，毕竟含有诸多不可控的不确定因素。具有同样信用等级的货币，主要是英镑和日元。
有必要说明一点，我这里列举的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有些小经济体国家货币信用等级其实也相当高，优于美元与日元，譬如瑞士法郎，便是成色十足的国际硬通货。但在凛冬时节，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又有几个人认得瑞士法郎的真实模样？为了减少未来交换与交易的沟通与流通成本，不建议普通人持有瑞郎，或是瑞典克朗这样的小经济体货币。说实话，这只能是高净值阶层或高能量群体才会采取资产配置的货币品种之一。
比美镑日稍低一个等级的，我认为是加元、澳元与欧元，其中，我认为，持有欧元的风险系数为以上六种货币中的最大者。
另外，港元的信用等级其实一直都不错，然而趋势在于，时间愈往后，其信用成色与成分，就愈往人民币靠拢。所以，如果你的主要诉求，不是以通过持有港元的方式试图去操作财富出境或转移的目的，那么与其选择港元，不如宁愿多些麻烦，直接考虑美元。
以上，一言以蔽之，配置部分真金白银的核心诉求是，黄金以避险，美元以保值，而非投资获利。所以，在持有过程中，面对市场必然会出现的那些价格波动，无需耿耿于怀。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其次，再说粮食。
当凛冬时代来临，粮食与真金白银具有同等层级的价值地位，在某些特定形态下，其重要性甚至会超越真金白银。
第三原则：遵从三项资产选择标准。
这三项标准分别为，标准一，不懂的就别做。标准二，高流通性。标准三，市场标准化。
先说标准一，不懂的就别做。
顾名思义，你若不懂字画，就不要买字画，你若不懂资本市场，就别玩股票。很简单，毕竟凛冬时节，真没有多少空间让你来玩虚的花的。任何输不起的，都请别玩。
标准二，高流通性。
主要是指该资产品类市场份额大，认可度高，易于交易流通。在可选情况下，要侧重选择这样的品类。举个例子，你略有余钱，有意配置一些名家字画。假如有两个同等名气与市场价位的名家作品，但不同的是，一个存世作品只有十幅，另一个则有一万幅，这时你会怎么选？
是选择物以稀为贵吗？我的答案是，不。
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作品存世量更多的那位名家作品。存世量多，流通量大，说明经过相对充分市场化检验，不但价格稳定，识别度高，而且鉴别真伪也相对容易，因而在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也更容易找到下家。
当然，在字画市场上，任何落款为名家的作品，赝品一般都要比真品多。
再举一个例子。若你有意购置一辆中档价位的家庭乘用车，选择标准也是如此。正如前面卢沟晓月提到在白酒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大厂正规渠道，购置汽车也是一样，应优先考虑大品牌知名厂家，除非你有特别偏好或特殊需求，那自然另当别论。
譬如，中档价位汽车里，丰田凯美瑞（含2.0，2.4，2.5在内），性能品质不必多说，早已经过充分的市场化检验，而且流通量大，认可度高，重要的是价格相对稳定，就算开了几年之后，只要不出大的状况，作为二手车出让，价位在10万左右，都不难转手。价位稍高一些的皇冠也一样。
标准三，市场标准化。
简而言之，就是指该资产品类可以进行具体量化计价。譬如前面提到的黄金，就是如此。钻石也一样，鉴别和定价标准全球统一，1盎司黄金或1克拉钻石，无论是在法兰克福，还是在新德里，其市场价格都差不了太多。
但如果你有意持有的是翡翠这样的资产品类，就完全不是这样。翡翠，无论是在种、水、色上，并没有统一的并可具体量化的执行标准。玉石市场里常见的一句销售口头禅是，因你是有缘人，所以卖给你有缘价。什么叫做有缘人？什么叫做有缘价？根本就没有标准。
还有一个市场规律应当要清楚。在盛世时代，消费扩张，标准化的黄金，不会太起眼；非标准化的翡翠，其价格则会呈现泡沫化走向，甚至一飞冲天。而在动荡时期，需求萎缩，标准化的黄金，其避险与救命的作用反而会凸显出来，价格也一样；非标准化的翡翠呢？其价格哪怕打到一折，甚至都会无人问津。
其他原产地玉石、普洱茶、观赏石等资产品类，和翡翠差不多，也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不像黄金和钻石，硬通货就是硬通货，完全不跟你玩虚的。
以上所述，即是本人天风盗认为的凛冬时代资产配置三原则。这三项原则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具有明确的层级差别，优先次序为：第一原则高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高于第三原则。具体资产配置的品类、数量和占比份额等，则必须要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条件进行选取。
（5）关注粮食
何谓粮食？在这里也是一种泛指，主要包括两种层级物资，一类是大米、小麦、高粱、大豆、玉米，以及包括猪牛羊、鸡鸭鱼、蛋类蔬菜水果等日常民生食品。另一类指的是前者的衍生品或制成品，譬如酒类、罐头、饼干、香肠火腿肠，乃至于盐油酱醋茶，以及香烟巧克力等。
在本文语境里，常备西医药品和中医药材等，与粮食具有同样的资产配置意义。
诸位明鉴，当前的整体趋势，体现在粮食市场上，就是价格上涨。基于此，对于普通人而言，从资产保值的角度出发，前置性储备一定的粮食量，当然值得考虑。
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提前预见凛冬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两年，抑或是十年。同时，许多粮食品种，譬如真空包装的大米，常备药品，其保质期却是确定的。罐头与压缩干粮保质期较长，但使用率又不高，在未来特定环境下，作为物物交换，也不是较好品种。
较好的储存品种，我认为是50度以上高度粮食白酒。在一个失序的或趋向失序的艰难环境下，高度粮食白酒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其一，普通人日常生活需求会紧缩，但对高度白酒的需求几乎不会减少，甚至还会上升；二，相比其他日常生活用品，高度粮食白酒保值性能较好；三，物物交换中，高度粮食白酒是极受欢迎品种，不但易于保存和携带，还会较容易换取粮食、能源、医药、工具等物品；四，高度酒除了饮用外，还具有消毒镇痛，以及作为燃料等功能。
在白酒选择与储藏方面，有一位名为“卢沟晓月”的朋友曾有给过我相关指导。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常具有价值，所以就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以下看法会提到一些酒类品牌名称，是为了更好进行客观陈述，不代表对具体酒类品牌的选择，也不代表其品质的好与不好，更不代表那些没有提到的酒类品牌好或者不好。
具体为以下五点，供各位参考：
首先，要避免假酒，应对途径是购买于大厂正规渠道；但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很多大厂生产的高度白酒也是以粮食酒精加各种添加剂调味出来的，不是纯粮固态发酵，时间久了会分离影响质量。
其次，白酒只能存高度纯粮酒，时间久了会更好。真正纯粮固态发酵的白酒就那几个知名的，都非常昂贵，而且排名第一的还买不到。实在不行，大厂正规渠道的高度白酒也只能凑合了。
其三，1、普五等五粮液的高端酒瓶盖设计可能导致跑酒；2、青花郎、珍品剑南春应该也是瓶盖设计问题，盖顶里面都有两个孔；3、都说存“坤沙”酱香酒比较好，飞天茅台酒瓶盖设计简陋，买来还要自己再隔着胶帽顺时针再稍微旋紧点，然后瓶身用保鲜膜缠好才能长期保持不跑酒。茅台王子等系列酒比较好：一般如果瓶子上写了是“大曲酱香型白酒工艺”的都是坤沙酒，而且密封好、不需要二次包扎，如：有点文化价值的：茅台王子鸡年生肖、狗年生肖；中端纯饮用价值的：酱门经典、2018年6月前出厂的赖茅传承（之后就降级了）、金王子，稍低端的：普王子、迎宾中国红。
其四，外国的酒基本都是40度的，难以长期保存，纯粹是商品让消费者无法享有陈瓶价值；中国的酒大部分虽然高度，但是新工艺的勾调酒，没有长期保存价值，纯粮固态发酵的酒就特别贵，而且瓶盖还跑酒让你存不了；当然如果是存了为了以后交换用的，存点52度以上的二锅头都可以。
其五，未来烟酒税仍有可能增加。
在此意义上，以粮食酿造的高度白酒，这样的资产，至少跑得过人民币，当然值得拥有。
（6）境外求学、就业和移民选择层级
本内容是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我扼要谈一下个人看法，以为抛砖引玉。综合经贸形式、语言文化、法律体系、制度形态等参数来看，在求学、就业和移民等选择上，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选择层级，或四种选择模式：
第一层级：美英系。
涵盖范围：美利坚，大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湾和以色列。
第二层级：日韩。
涵盖范围：顾名思义，就是指东瀛与韩国。
第三层级：德系与法兰西。
涵盖范围：德意志，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兰西。
第四层级：欧系。
涵盖范围：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捷克等。
第五层级：其他。
涵盖范围：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希腊，北极熊等。
以上即是我个人对于选择层级圈层的划分，可能有人会感到有些疑惑，没关系，以下就是我关于进行这种划分的相关说明，共11点：
1，不同层级的划分，并不绝对说明上一层级所有国家都好于下一层级国家，譬如德意志的教育水平就高于上两个层级的许多国家。东瀛的教育、就业环境也不亚于上一层级的美英系。又譬如，第三层级的德系瑞士，为永久中立国家，整体上也不亚于前两层级，瑞郎的信用等级甚至要高于美元、日元和英镑。在许多方面，瑞士几乎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2，层级的划分除了文化制度经贸法律等相近或相融之外，主要是语言的区分。这里主要指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譬如在第一层级美英系中，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在大学教育中，主要授课语言除了希伯来语之外，就是英语。同时，整个以色列，大多数人都会讲英语，是通用的语言。台湾类似这种情况，但英语通用率要低于以色列。香港和新加坡，英语通用的程度则更高一些。
可以说，第一层级，基本就是英语可通用的鹰秩序，是最为自/（由）与开放的体系，圈层的流通与发展空间最大，同时也会让人拥有相对较多的前景和机会选择空间。
3，日韩列为第二层级，之所以高于法德，主要着眼于地缘、文化、传统、民族等较为相近，与境内联系和呼应较为便捷。有一点很重要，一百年多前，即使在甲午海战之后，清末民初失序时期，老蒋、鲁迅、汪精卫、孙中山、秋瑾、陈独秀、李大钊、陈寅恪等一大批目标诉求各不相同的人到东瀛留学或活动，均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整体上看，东瀛并不排华。
4，第三层级的德系，是指除了德意志之外，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都是德语国家。我将法兰西放到这个层级，也是出于法语和经贸文化的圈层影响力。譬如，地中海沿岸国家，非洲大部，中东即东南亚部分国家，均与法兰西有着较深的渊源，以及较好的认同感，会让你具有潜在的较大的生存空间或发展前景。
法兰西黑绿比例成分较多，容易产生族群之间矛盾以及治安管理问题，这是弊；但同时也说明，法兰西社会宽容度较高，这是利。所谓选择，实质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5，关于第四层级欧系，主要是指在德系和法兰西之外，主要是其他新教和天主教为主体国家，但不包括以东正教为主体的欧洲国家在内，譬如希腊、罗马尼亚等。这个层级里，有不少人对北欧五国情有独钟，我也认为不错。
6，关于第五层级，主要是指相对稳定和传统对华友好的国家如泰国等，以及当前新兴力量体系国家，譬如越南，印度等。还有，还包括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与我国多有关联往来国家，譬如北极熊等。
7，以上所有层级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层级范围内，均为可选项。第五层级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巴西等，亦为可选项，其他诸如北极熊等，为谨慎可选项。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则介于两者之间。
8，我所列举的这些层级国家，均不含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但要说明，我不把马来西亚包括在内。毕竟华裔在马来西亚为第二大族群，人口占比超过20%，和泰国一样，华人在当地经济运行和文化合作往来等方面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除了伊斯兰教之外，马来西亚主要还有佛教和基督教，这一点与印尼有所不同。
9，以上五层级范围之外，如非必要，最好暂时不考虑。譬如波斯，如非具有明确出于语言、宗教、文化与经贸交流合作项目、重大投资项目以及具有家族渊源关系等诉求之外，普通人应暂时避开这个选项。
10，无论计划选择哪一个目标所在地，一定要对有关咨询进行充分的掌握与分析，譬如所在地的入学、就业和移民条件，法律体系，产业结构，商业环境，消费水平，以及所需的费用成本等，然后根据个人家庭条件和关键目标诉求，因人而异，作出各自适合的选择。
11，关于相关选择与决策问题，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多与孩子沟通，即使彼此还存有部分分歧，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还是要学会逐渐把最终选择权交给孩子。在我看来，任何专业和行业，都不会没有前途，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天赋能力，这是未来竞争的、长期的决定性因素。年轻人对信息与价值的掌握和鉴别能力，包括渠道来源、视野范围和标准设定，与其父辈，往往都有所不同。
请多一点相信年轻人，无需太多忧虑，也不必强求，儿孙自有儿孙福。还是慢慢放手吧，这里会产生源自信任的力量，也是作为父辈们走向真正成熟的必经之途。
在凛冬时代，如果一定要说投资，我以为，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让自己和家人平安与健康渡过这个时期，便是最好和最大的投资。
第三篇：破局周期
所谓破局周期，将出现于临博周期之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序状态的降临。所谓的标志性事件，有可能是任何偶发的或飞出黑天鹅的诸项事件。
（7）本周期下的资本逻辑
资本流动的性质是什么？扼要而言，即是某种金融资产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能力，换言之，就是金融的本质，即是交易融通。从运行形态上看，用五行的语境来表达，则是水性润下，往下走，有滋润万物并无处不在的意思。
不仅是资本，包括货币、金融和经济在内，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估值和融通。其运行的基本形态，遵循耗散结构规律，以耗散的形式向下分流，先从大的资源管径流向分支，再到消费终端。这个过程是循环可逆的，流向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形成阻塞物。在一些特定状态下，当某些阻塞物无法被有效排除，从货币与金融的角度上表述就是，有些大渠道和大资本被阻塞了，无法“润下”到终端市场，就会出现大资金的空转和虚耗，市场的核心功能就被破坏了，亦即为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呈现。
从逻辑上看，这个点就是资本临界点状态，打破这个形成阻塞的运行结构就叫做破局。
当前全球债务扩种模式及其规模，就是这样的阻塞点。无论从货币，还是从金融的角度，那些所谓的“池子”理论或模式，作为成规模化的资本固化（如楼市等）或债务形式，核心都在于缺乏融通渠道，逐渐丧失在市场上往返对流的循环功能。不同程度上，白头鹰，欧元经济区，第三秩序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随着这样的问题的不断累积，就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所蕴含的资本危机。因而所谓的破局周期，也就属于经济全球化危机的出清过程。
这个时候，资本的功用性就会发生变化。投资，经营，以及抄底等，这时都不再是新周期的主要博弈形式了。
在破局周期，对某些经济体而言，资本演绎逻辑将出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资本将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对接能力，原因包括货币信用丧失、流通渠道堵塞和市场秩序动荡等。二是，财散而冰聚，部分siquan势力就有可能会冲击公权体系。上文提及的何谓标志性事件问题，其实就涵盖于本逻辑之内。
对于鹰系而言，老特锋芒直指 “白左建制派＋华尔街跨国资本集团”，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即将启动的大基建计划等游戏，核心意图就是要通过此举给白头鹰回血。换言之，老特必须破局白左建制派体系，抽干华盛顿沼泽，才有可能夺回鹰优先政策下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的全面资源对接能力。
至于鹰本年度选战，驴党唯一的机会，只存在于鹰经济“突然”出现某种“失控式”的走向之中。千万别低估驴党可能出现的“疯狂”程度，毕竟处在临博周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此，老特并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资本。
所以，所谓的破局形式，用克劳塞威茨在《战争论》里的话来说，便是到了“决战行为”的演绎周期，或者用Bannon的话来说，也就是将开启“第四回合”。
（8）物资储备和配置要点
必须要说，未来之局并非必然一定走向失序之地，这里尚存有不确定性。
所谓失序，是一种非正常的极端状态，存续的时长是现在无法作出量化判断的。同时也要知道，如果出现某种失序，在诸多条块之内，也会有区域性的秩序形成、崛起并取代，但时长和形态，也不是现在就可以判定的。
所谓物资储备，即是面对某种可能出现不确定性的或最坏的情形，未雨绸缪，在资金、粮食、药物、工具以及部分日常耐用品和易耗品等方面，稍做一些前置性的准备，有其必要。
除了物资，还包括心理和认知上的准备，譬如，你要考虑到，如果你失业了，又该怎么办？别以为自己现在捧的是铁饭碗，不会有事儿，满清那么多铁帽子王，还摆明了说是世袭罔替呢，然而能善终的又有几个？所谓变局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包括你的铁饭碗所谓的“铁”。
配置的基本原则，首选当然是硬通货。配置的形式构成，主要为“美元+实物金条”模式。说白了，持有美元，主要是出于维持基本生活质量的考虑；选择黄金，则是前置性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进行准备，为家庭在不确定性状态下预留一条逃生通道。
具体配置的份额，则要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譬如有储蓄存款余额和无余额的家庭，或者可支配余额为100万元（或以上）和可支配余额低于10万的家庭，具体的配置份额或者是否选择配置，都会不一样。
理论上说，美元现钞和现汇，除了有无利息之外，在一般情形下，两者是一样的。但在当前趋势演绎之下，持有现汇的方式，随着管控力度的持续加大，有可能面临被强结的情形，不能被排除。因而从安全性考虑，现钞比现汇自然要好。
仍需知道的是，持有现钞并非就可以从此安枕无忧了，在未来某些情形下，要提前准备将部分美元储备转换为实物黄金的相关预案。
物资储备不是多多益善，过多反而会招来贼惦记，留下安全隐患。一般而言，能跑赢半数人即可。活下去，安全并保持健康，是第一位的。
除了上述所言，本周期里，应注意以下储备、配置等若干具体事项：
1，黄金、美元与白银
处在经济危机周期的当前，我继续看好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币的信用稳定性，对于黄金价格继续长趋看涨。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眼下全球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方向和利率走势，均明确指向——继续利好美元债券资产。因此，面对未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周期，从保值和避险角度，将一部分资产，转换为以包括黄金在内的硬通货币为计价的资产，是可考虑的配置形式。对于有渠道和选择空间的人，“美元+美债+黄金”对冲组合，是一种对冲未来金融危机、地缘郑智压力、疫情影响等风险的较佳资本配置模式。
这里的美元，也可换为日元、英镑等同一信用等级的货币形式；美债则主要是指10期及以上长期美债。
关于白银。我曾说过，这10年里，金强银弱的分化走势是一个特点。两者作为贵金属，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相比之下，黄金的贵金属属性更高，白银要差一些；同时，白银的商品属性则多一些，黄金少一些。这段时间的行情，白银更多跟随的是大宗商品走势。但作为一个较大风险周期，白银的贵金属属性还是会显现出来的，这是长趋。
2，黄金股和纸黄金
有人对黄金股更感兴趣，这没什么问题，但要知道的是，黄金股和现货黄金价格走向虽有同方向特点，但并非完全相关，一是黄金股会更敏感，二是你还要对具体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数据有一定掌握。此外，如果股市出现波动或洗盘风险，必然也会传导到黄金股。
银行里的纸黄金呢？我当然也不会认为一定会有什么问题。依然要知道的是，你买的究竟是什么。与原油宝不同的是，纸黄金不是投资实物金的标的，不存在交割提货上的问题；相同的是，本质上所买的都是银行本身的信用。
有人会担心，如果现在兑换部分黄绿作为资产配置，以求保值与避险，在未来某些形态下会不会被宣布持有该项资产为非法，或被强行收缴，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被排除。但大概率会给出一个过渡期，譬如在过渡期内以某种“价位”回收黄绿，不至于让你颗粒无收。同样是大概率的是，这种“价位”不会是所谓的“市场价。”
只是话说回来，在一片缺乏siyoucaichan保护fazhi基础的土地上，又有那一项资产必然是万无一失的呢？所以在危机周期进行资产配置时，必须要有一种权衡利弊的风控意识，并根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配置。
3，关于实物金具体形式
其一，金条，金币，以及金店所售的项链、手镯等首饰，均为可选之物，但金条的保值性能要优于金币和金店首饰。在经济凛冬周期内，如同字画市场的收藏功能必然会下降一样，含有较低加工成本的金条，其保值性能当然要超过具有较高加工成本的金币和首饰。
其二，对熊猫币情有独钟的朋友，一定需要注意的是，购买的时候，务必选择那些除了标注面值之外，还同时标示出具体重量和含金量的金币品种。当前的市场上，有些金币只有面值，而没有标示出具体含金量，从市场和流通的角度上看，这甚至不能被称之为“黄金”。
其三，黄金和白银，两者亦是可选之物，但黄金还是要优于白银。主要区别在于，白银在市场上的流通便利性不如黄金，而兑付成本一般又会高于黄金。
其三，境内和境外购买渠道，都可以。在可选的情况下，境外渠道如渔村等，整体信用程度要高一些。
4，硬通货配置之忧
有人存在这样一种对于未来的不安，即是担心系统会有一天宣布持有黄金美元等硬通货为非法。我的判断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这是小概率事件，强化管控为更可行政策方向。
其二，如果真的出现，则意味着四点：一是，所处时间节点不是回到1956，而是更接近1948。二是，大概率主要针对特定区域，难以全面实施。三是，若试图全面施行，那么执行成本、操作难度以及秩序控制度要求都很高，难以为继。四是，触发更多临界点事件出现。
5，关于美股等风险类资产
经济全球化所蕴含危机的出清，意味着美股仍将迎来大幅且无情的洗盘。诸位明鉴的是，1929年华尔街金融风暴，道指持续下跌时间为3年，幅度约为90%。再加上几年之后的二战，这就是危机出清。今年年初道指下跌30%的走势，不过是小菜一碟。如今的美股，当然是高风险类资产品类。
在不影响趋势方向的前提下，老特一直试图控制脱衣的节奏，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不想在选战关键时刻里看到天空飘起过于璀璨的烟火。这一役，对手又将在何时抛出胜负手呢？
6，渔民村落资本流向
本埠角色定位未决之际，资本以及人口呈现某种持续外流迹象。流向的主要目的地，除了临近的新加坡，还包括白头鹰，大英，加拿大，澳洲与东瀛等。我以为，无需过于纠结于这个问题上，毕竟这远非终局之势。而且，所流向之地，基本属于资本可自由进出的、流向可逆的系统，当定位问题消弭之后，仍可归来。
资本寻求某种安全港以避风浪，有所担忧，是常识之举。我个人对其前景判断，并不绝望。三个基本原因，一是，村落为系统国际资源和市场对接主要枢纽通道，仍不可或缺；二是，系统内各大佬财富停靠、兑现与xi/白之金融港，怎可随手放弃？三是，各条块利益博弈之风暴眼，谁又会轻言退场？
村落水很深，地当孔道，还有得玩儿，请别太短视了。
7，村落求学
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虑，面对当前事态，留学村落是否仍然可行？我的判断是，相比境内，这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可选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我认为村落最终走向失序之局，为小概率事件，整体环境仍优于境内。其二，基本为独立办学，整体教育依然处于高水准。其三，基本属西式教育体系，主要为英文授课，开放性与兼容性都不错，以及与英美等高校交流合作空间大，机会也多，有利于培育独立分析判断能力。其四，利于本埠内外就业选择，以及利于获得永居资格，未来整体选择空间较大。
8，关于购房
关于房产购置，我的基本看法依然是——若是确有自住需求，譬如免不掉的婚房、被要求的学区房等，那么该买还是得买，无需过多考虑价格的涨跌。
如果是出于投资性或保值性购房，我的看法是能免则免，能后延则后延。别忘了，从资本和经济的角度上看，当前老特推动制造业和资本回流，其实包含着一个金融上的诉求——让海外美元资本尽可能逃离园区资产价格泡沫。
如果你只拥有本币计价资本，担心跑不过房产，一定要进行投资性或保值性购房，那么可能的话，请首先选择一线城市，或者是苏宁杭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珠三角优于长三角，我个人认为前者的人文包容性和商业上的开放性，都要好一些。在所选城市中，别光顾着眼前价格而去选择偏远区域房产，地段和功能配套等仍是核心要素。
9，房地产税
基于临界点状态分析，我的基本判断是，全面施行房地产税仍是小概率事件。更可能的征收方式有两种，一是主要面对高净值群体（投资性购房诉求者应注意这一点）；二是仍采取局部区域试点方式，并预留下多种弹性操作空间。
财收问题的解决方式，当前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更大的概率是，采用财赤和货币发行等措施，以此为支撑维持系统整体运行的支付方式。
10，土地与粮价
不久前，多地试点区域下放农村用地审批权限，此事从整体上看，目前仍属试水温阶段。关键要看财收模式如何分配和走向。这是博弈的焦点。
从更远一些的周期来看，未来土地财政出现具有全局性的改变，是大概率方向，主要即是从楼市上涨模式切换到农村土地资本化模式。换言之，从财税角度看，即是要从高房价征收模式切换为高粮价征收模式。
这种判断的核心逻辑是两个，一是，楼市模式已不可长期持续。二是，若干年前，在整体低成本经济运行阶段，没有实现产业链升级。如今已失去进行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能够选择的，只能是进行产业转移。
应该知道的是，如此涉及面广的模式切换，过程中可能伴随着诸多难以预见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粮价模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当前主要操作方向是，一是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收储准备；二是在城市范围逐步推出房产税征收试点与试行；三是尝试以“城市房产税征收+部分粮价征收”模式逐步推广过渡。
这个阶段，至少从控盘者的角度，是不允许楼市失控，或出现价格持续大幅走低情形。
此外，有人担心，在当前疫情影响之下，其他经济体会不会进行粮食出口封锁？我的看法是，当前诸国所为，只是短期的进出口限制，不算是封锁，具有暂时性。若事态继续发展，美俄巴西阿根廷等几大粮食出口国政策走向可能会出现变化。
接下来会对粮价造成影响的还包括，随着美日德意志持续跟进撤资，转移产业链，导致第三秩序美元不足，粮食进口会遇到资金压力。最坏的情形是走向失序。
11，个人负债问题
有人认为贷款购房等个人负债没什么问题，尤其是处在未来放水与通胀周期，债务也会因此而被稀释，实质等同减少负债规模。
这种看法太想当然了。常识是，大通胀会带来高利率，也必然带来整个市场环境的高失业恶化之局。因此，具有以上大额负债消费想法的人，不妨先考虑这几个问题：
1，若出现大通胀，你是否可确保一定不会失业？2，若还有工作，工资上涨的滞后期有多长？能否跟上物价上涨速度？3，负债的利息浮动区间，你能接受多大的变动？4，大通胀首先意味基础民生物品大幅上涨，生活成本大幅升高，你如何面对持续增大的消费压力？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债务扩张式泡沫迟早有消散的一天，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论何种形式的负债，其实也一样。
因此，不要负债，或尽量减少负债。只要是还没有偿还与结清，勿论生死，债务迟早都会找到你头上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服毒处死之际，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底子，说他还欠着别人一只献祭的公鸡，请一定要帮他还上。这是苏格拉底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12，地域生存成本判断
在失序或部分失序情形下，如果一个人必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存，从安全的角度上看，如何评价风险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以为，以下六条评判标准可供参考：
其一，沿边地区优于内陆省份，因为存在可能的外部联系通道，无论是物质、人员还是信息等皆如此，如岭南、西南等；其二，功能性集中型城市优于普通城市，这里所言的功能性包括军政要害部门驻地、物流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中心等；其三，单一民族成分城市优于多民族混居城市；其四，产业综合化城市优于单一产业城市（指一般情形，某些战略物资生产型城市不一定）；其五，沿海沿江（可通航运）城市优于其他城市；其六，具有商业传统城市优于商业文化较弱城市。
因此综合来看，在主要区域上看，我个人以为，优先次序大致如下：
岭南闽优于江浙沪，江浙沪优于京津冀、湘楚皖以及川渝滇，川渝滇优于中原与华北，华北优于东北，东北优于西北。
第四篇：SHTF状态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本篇内容基于一种假设前提——SHTF状态——来展开分析。所谓的“SHTF”，即是英文“SHIT HIT THE FAN”的缩写，意思是大麻烦来了。
必须首先说明，本篇文字基于塞尔克的《SHTF城市生存报告》，内容主要记录1992年间波斯尼亚危机中与其家庭于长期SHTF状态下生存的第一手报告。
对于SHTF状态，塞尔克是这样描述：“我在一个5-6万人的城市里住了一整年并且活了下来，这一年里我们没有电、燃油或燃料，自来水，食物分配，任何其他的商品物资分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法律机构或政府同样没有。城市被包围了一年，在城里实际上就是SHTF状态。”
原文很长，回复中的各种问答也非常多。本人天风盗对相关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和归纳，但尽量保持塞尔克的原话。同时，就问答内容，我均作出了个人的具体点评，标注为“风评”。
（9）社会、货币与金融秩序
问1：秩序是如何失去控制的？
答1：我没有移民到其他国家，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就在SHTF前几天，电视上说一切都好。现在我觉得我还有本事早早发现可能要有麻烦，比如当你听到人们都在说不会有事的，那你就该注意，没准周围的一切都要垮了。我们没有准备的时间。关于抢劫食品店和加油站，这些发生的非常非常快，枪声一响，储备一耗光，抢劫就开始了。
的确有些部门企图保持秩序，但秩序在事发后第一周就瓦解了。而在一两个月后，警察也消失了，80%的医务人员逃回家去。我们有一些自卫小组。实际上，任何有枪的人都在为了他的居所和家庭而奋战。
风评1：失序，往往说来就来，让人瞬间猝不及防。SHTF状态是如此，其他轻度的或局部的失序，也是如此。譬如呈现在信用与金融体系上，委国、北极熊、阿根廷等国主权货币大幅贬值或者恶通出现，不会给大多数人预留足够的准备时间。再譬如，2015年A股市场突然出现连续大幅下挫，也往往超过大多数散户的意料。
问2：关于内战和宗教争斗，有什么说的吗？
答2：这不是一场天主教对msl的战争，这是一场内战。敌军迅速把城市环形包围起来。如果你问我这只军队之前在哪里，为什么我们 没看到他们开到，答案很简单：这支军队本来是我们自己这一方的，一觉醒来，发现他们变成敌方了，而且他们把所有离开的路都堵死了。这是真事。解释得简单点，进攻方与防守方之间，双方角色经常互换。我只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能活下来而战。
风评2：失序的状态下，人性暗黑的一面必然被加倍放大，好与坏之间的道德界限趋向无限模糊，并随时会交叉与重叠。让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安全并活下去，这是第一要义，其他的都不再重要。
问3：你们当地的货币还保值吗？能用钱买到东西吗？期间金银是否很有帮助？
答3：当地货币一钱不值。我有时可以用外币买到东西，（美元或德国马克），但即使是这种能买到的罕见例子中，兑换率也很离谱。比如一罐豆子需要 30-40美元（正常价格是0.5美元）。有些人有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黑市什么的，可以从中赚很多钱，但这很少见。多数交易还是物物交换。当地的货币体系崩溃的很快，几周内或个把月而已。关于金银，我当时用自己所有的金子买了弹药，但金银那时并不值钱。
黑市是存在的，比如，为了一罐牛肉玉米罐头，女人会随你摆布几小时（这听上去很令人悲哀，但这是事实）。我还记得，大部分这样的妇女都是绝望的母亲。蜡烛，火柴，抗生素，电池，弹药，当然还有食物，我们为了所有这些，像动物一般争斗。
风评3：SHTF状态下，尤其是处在一个封闭而缺少外向渠道的城市街区内，金银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是非SHTF状态，而是局部失序且仍有外部联系通道的空间里，金银的持有，依然非常重要。譬如，如果你毗邻港澳，或者所居住区域接近东南亚等境外国家，尤其是黄金，包括金条或熊猫币都可以，就会呈现出硬通货的本色，不但能够让你进行一些较大的交易行为，关键时刻甚至还可以用来保命和脱险。从避险与保值的角度，美元基本等同于黄金，但在流通与携带上比黄金具有优势。
若持有美元现钞，最好准备一些小额面值的，以方便日常使用与交换。可选情况下，境内尽量不要现汇。欧镑日等其他国际化货币也可以考虑。
问4：银行的情况如何？
答4：关于银行，贷款，信用卡，所有金融体系瘫痪大约1年，所以这些都没用。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欧洲法庭与银行打官司，因为银行不承认他们的存款。那段时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货币改变了，我是说基本的货币名称种类都变了，而且变了2-3次，通胀发生了，存折或贷款证明什么的可能也丢了。我记得有人利用那种情况发财，他们现在还是富人。
很多人事后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财产的主人，比如：我父亲有个很好的公寓，战后他打了4年官司证明这栋公寓是他的。发生这事的原因很多。
风评4：SHTF状态下，忘记银行里的存款吧，但若有条件，要记得保存好有关你拥有资金与资产权益的相关证据材料，未来会起到作用。部分秩序失控，但未到SHTF状态，大约就像委国或阿根廷那样货币贬值，或者每人每天取现被严格限制抑或可能形成挤兑无法取现等，如果判断未来可能有风险，根据个人具体收支情况，手头上应该持有部分现金，不一定全部存放银行。
还有必要的是，尽量不要负债，或尽可能消减自身负债。此前就有人放风，欠人钱财，倾家荡产也要你还。而且要注意，货币贬值或持续通胀情形下，你的收入未必会见涨，甚至会失去收入来源，但你的债务，无论是临博周期还是破局周期，都不会因此而削除。
（10）安全自保与敌我判断
问5：你是如何安全地行走的？
答5：事实上，整座城市和我们的街区都完蛋了，我住的街上（15-20个房子），我们组织了巡逻队（每晚5个武装男子）严防歹徒或敌人。我们在一条街上与人们进行物物交换，这条街距离我家大约8公里，街上有一些多少有点组织进行交换的人。但去那里非常危险，只有晚上才能去（白天这就是一条狙击手之路）。而且，你在那里被抢劫的概率比交换到东西的概率还高。所以我在那里只交换过2次。请相信，我是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才去那里的。
城里几乎没有车辆，因为大部分街道塞满了废墟，废弃车辆，损坏的房屋碎片，而且汽油非常宝贵。如果我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我几乎总是夜间行动，并且从不单独行动，但也不会很多人一起去（大概2-3人而已），出去时永远带着武器，迅速行动而安静。事实上，我总是隐蔽行进。
关于在城市里穿行：如我所说，永远在夜间行动，绝不单独行动，最好2-3人，行动要迅速。不要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特色，要和其他人看起来一样。如果别人面露绝望，贫穷，肮脏，你也要这样。绝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家有许多食物，弹药，干净衣服或其他东西。外表和行为要看上去和别人一样。但当有人攻击你或你的家庭时，你要让他明白，你是有充分准备的。
风评5：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接下来增加自我安全与防范意识，都是必然。非SHTF状态而可能局部失序情形下，出行交通工具选取上，如果你选用的是购置燃油汽车，就有必要提前考虑到，你究竟能承受得起多高的燃油价格，甚至如果是燃油紧缺呢？这并非是完全多余的问题。
问6：为什么夜里比白天安全？夜里当然比白天容易躲藏，但匪徒难道不是夜晚行动吗？另外，你具体去什么地方？原因？
答6：白天几乎无人出来，因为有狙击手。战线离我们很近，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夜里再干。交换东西，找木柴（我要强调在城里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找其他东西，查看某人的情况，打听消息（这非常重要，许多人就是在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去打听新闻时，被杀死的）。记住，当时没有新闻，没有电台广播，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只有流言满天。你可以呆在家里冻饿而死，甚至可以死于小伤口引起的感染，也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搜寻生存所需的东西，交换有用的东西。
风评6：在某种状态下，消息是不畅通，甚至是闭塞的，手机、电视和网络等，都有可能处于瘫痪状态，或者是严密受控。这个时候如果能及时获得外部不同的信息来源，会非常重要。因此，如果这个时候你拥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记住，不是中长波，一定要选取短波。同时要准备一些质量较好的配套电池。
问7：你如何强化你的住宅？当时你的住所有那些安全保卫？
答7：我家的防卫是很原始的，我们事前没有准备，只能用现有的东西防卫。窗户破损，屋顶受损，所有窗户都用东西挡住，沙袋，石块。每天夜里我都把院门用街上找来的瓦砾碎块堵上。我用一个旧的铝制梯子从围墙进出，回来时叫屋里的人把梯子递给我，让我爬进来。
很奇怪，大部分有安全系统的房子首先被摧毁了。当然，城市里会有些房子非常漂亮，有好看的墙，有狗，警报器，窗户上有护栏，报警器。你可以想想会发生什么：歹徒首先会攻击这些房子。有的房主会抵抗，有的不会，取决于你有多少人，多少枪。所以，房子有安全系统是好事，但必须低调。别再想什么报警器了。如果你住在城里，SHTF时，你需要外表简单但实际受到保护的房子，房子里要有很多火狗弹药。低调，不花哨，这非常重要。
风评7：很不幸的是，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的都是多层和高层公寓楼房，如果某种失序状态到来，断水断电断气等都会是常事。更严重的是，如果处在一个缺乏安全管理的鱼龙混杂小区，或者是城郊高层住宅小区，有可能面临安全问题。装置防冲撞钢制安全门是必须的，但这也只能应对短期的或偶发的乱局。
问8：当歹徒冲你或你的家庭来的时候，你是如何对付的？
答8：多数情况下，如果有人攻击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强大。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不知道我有些什么。我的确遇到过歹徒对我们的住所发生兴趣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我们有更强的火力，我们有砖墙。我们房子里在窗户上堆放各种东西，只留一个小的开口用于射击。永远有至少5个家庭成员随时准备战斗，还有一个藏在对面的街道上。
而且我们有街道卫兵，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组织好了，如果出现匪徒歹徒，这条街到处都会射出火力。城里交火很多，起初我没有足够的武器，只有一长一短（二战时期的）两支枪，大约100发子弹，后来我与别人交换来更多的弹药。记住，我用汽车电池换了两支长枪。
风评8：必须要考虑与多个邻居或者是所居住小区组成自己的安保小组，这些人必须要信得过，除了家人，最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关键点是抱团与互助。从大的轮廓来看，抱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郑智力量，二是社团形式，三是宗族血亲。这也是社会结构的三种层面，彼此之间经常含有一定重叠交汇的空间。
还需清楚的是，在失序的情形下，所谓的经济力量或集团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必须以某种形式，至少去依附以上三种力量之一。个人亦如是。
问9：你如何确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答9：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判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没有郊区和农场，郊区只有敌人的军队，我们是被敌军包围着的。街上有有组织的匪帮，10-15人一伙，有时甚至50人一伙，但同样也有许多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普通的父亲，爷爷，亲友，其中有些被抢劫甚至杀死。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绝对的非黑即白的好人或坏人，多数都是灰色的，准备做任何事，应付任何状况。
我只信任家庭成员和少数几个真正的朋友，其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当你的朋友必须在你和他的孩子之间杀死一个的时候，你认为他会干掉哪个？
风评9：这本质就是信任成本问题。非正常秩序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便会呈现得一览无遗，“我们”的定义就会随着局势恶化的趋势日益变小。譬如，一开始没那么糟糕的时候，来自同一个文化地域或者是操持同样口音的人之间，或者是朋友与同事之间，会更容易获得彼此的信任；当局势继续变糟后，哪怕是来自相同地域，持有相同乡音的人之间，都可能转向彼此防范。这时候信任感更会体现在彼此血缘远近上，尤其是直系亲属。
问10：你的后勤支援小组是哪些人？
答10：我的小组就是我的家庭，我的血亲（叔叔、祖母等亲属），在市镇街道上，我有些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家庭。我从不把陌生人带进小组。人数少的家庭单位，那不大有利。通常小家庭单位会团结起来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包括亲戚们（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单枪匹马想活下来，没门，不管你准备的多好，武器多么精良，也活不下来，你最终会被干掉。我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看到过很多次。家庭小组，或者最好的朋友结伙，小组成员各自做好了不同的准备，有各种知识技能，我相信这是最好的。
我赞成低调，不因任何理由引起他人注意是很重要的。但当歹徒来到的时候，你需要数量众多才能抵抗，人要多，枪要多，最好的伙伴就是你的家庭。我从没加入过大的团伙，那个时期大的团伙就是匪徒歹徒。这就是我那时的经验。对于一个大家庭或一圈好朋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更多的嘴等着吃饭，而是把他们看作更多的枪手和更强的力量。
风评10：必须强调塞尔克所提到的这个经验——“对于一个大家庭或一圈好朋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更多的嘴等着吃饭，而是把他们看作更多的枪手和更强的力量。”这个时候，哪怕是你年迈体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他们都有可能给予你非常宝贵的经验或建议。你要更关注依然是如何去凝聚更多的力量，以应付各种难以预测的不同事态。另外，真的千万不要试图单打独斗。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英雄，那么好吧，你可以天外飞仙了。
（11）储存物品类别与方式
问11：你是否事前做了准备？
答11：我们事前没有做准备，事发后只好就现有的条件应对情况。你可以想象，我们用自己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帮助生存。真到了SHTF的时候，也不必考虑过多，用常识思考就行了。多准备小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打火石。有一台发电机当然不错，但我觉得1000个美制BIC打火机更好。发电机是好，但在SHTF的情况下，恐怕会引来一整支军队。1000个BIC打火机不占多大地方，还便宜，你总是可以找到愿意交换的人。
风评11：令人遗憾或者黯然的是，任何大的变局来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好准备，只能随波逐流。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我相信，未来还会是如此。从心理认识的角度，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会是一个例外。愚蠢，是人类的本色之一。
问12：如果今天给你3个月时间做准备，你会怎么做？
答12：如果我有3个月的额外时间做准备，我要有足够6个月的食物、卫生用品、能源，等等。住所在安全方面要经过强化。我的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掌握了种植农作物的知识。我想我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的家庭活下来。当一切都在垮掉的时候，你要确保为了保护子女，你有做坏事的能力。你并不想当英雄，你只想与家庭一起活下来。
风评12：只作为一种对生存的认知思考，诸位如果拥有三个月时间准备，究竟要做些什么？我以为，对这个问题，至少值得花一分钟来想一想。就一分钟，可以么？
问13：我们应该储存哪些东西？
答13：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储存的越多越好，只要你的钱和储存空间允许。我想，只储存一样东西你是活不下去的，除非你想当强盗，那你只储存弹药就行了。武器方面，简单些比较好，我总是带着.45口径的Glock，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枪。除了弹药，食品，卫生用品，能源（比如电池），你还需要注重储存可供物物交换的小东西，比如小刀，打火机，打火石，等等。那时打火机和火柴是真正宝贵的东西，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柴火来保持长明火。对大部分人来说，那时的生活就是永远在搜索：找火种，找木柴，找食物，找弹药。
还要多备酒精，这玩意儿能保存很久。我的意思是储存威士忌一类的烈酒，具体是哪种并不重要，这是非常好的用于物物交换的东西。净水药片，任何品种的酒精棉一类擦拭用品，消毒用品，大量的肥皂，漂白粉，手套，口罩，各类一次性卫生用品，还要非常注意急救训练，学习如何处理小伤口，烧烫伤或枪伤。那时没有医院，即使你找到了医生，他也可能没有必需的药品或医疗仪器，或者你没法给他用以交换的报酬。还要学习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抗生素，储存大量抗生素。相信我，有了足够的医药知识和药品，那时你会成为富翁。
另外，你必须储备一些简单的卫生用品，比如大量的垃圾袋。请注意我说的是“大量”，垃圾袋有很多用途。你还需要橡皮膏或透明胶带那样的东西，很有用处。杯子，盘子，不管是纸的还是塑料的，你都需要很多。当时我们没有多少。我的意见是，卫生用品可能比食物还重要。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可能认识一些附近山上的可食用植物。
战争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通过房顶的4个大桶收集水，然后煮沸消毒。城里也有河流，污染太严重了。我觉得，根据你要生存多久，你必须准备好做一些比较丑恶的事情。
风评13：弹药这个问题还是先不考虑吧。一些可供防身的刀具如柴刀菜刀斧头等，还有一些可供击打的棍棒等，应有所考虑。酒类最好就是高度粮食酒，至少是50度以上。能源永远是大问题，如果真的失序，水电气供应都不会正常，甚至会长时间断供。你烧柴么，或者是储存煤球？用什么烧？不妨有所考虑。
饮用水来源和存放问题，也应提前有所考虑。譬如，你居住在某小区高层住宅里，楼下会每天用罐装车给你运送来生活用水么？或者每天运来，成本你消受得起么？这个环节未必个人可控。
问14：我应该留多大地方用于储备酒精？安全体系如何？
答14：要考虑两个方向。在绝望的时期，人们需要比平时更多的酒，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赌博。酒类是很好的可交换物品，我用酒精与别人交换时从未遇到过问题。但我也要说明，我认为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储藏占地比酒精少但同样可用于交换的物品，比如电池，抗生素。我从不在自己家进行交换，更不会大额交换。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家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风评14：存储物品，最好有两个以上地方，而且尽量做到不要让亲人之外的人知道你的储存物品和方式。狡兔三窟的玩法，不妨学一学了。
问15：你提到交换弹药等物品，你有多少弹药？你希望有多少？到哪里可以找到愿意交换给我武器的人？
答15：我有多少弹药？有很多，能搞到多少就要多少。如果你让我给建议：首先要准备的是武器和弹药，然后是其他东西。我是说任何东西，取决于你有多少钱，多大的储存空间。如果你忘了储备什么，没关系，总有人储备了你遗忘的东西，你可以交换。但你如果忘了储备火狗弹药，那你可能根本无法走到进行交换的地点。
开战后每个家庭都有武器。的确，警察采取行动收缴非法武器，但各有各的办法，许多人能把武器藏好。我有有执照的合法武器，政府部门有所谓“临时收集”法，也就是说，某种异常情况发生时，政府有权临时收缴合法持有的武器。我牢记这一点，我也像其他人那样做。
SHTF时，如果你有可交换的东西，弄到枪并不难，但非常重要的是，最初的日子里，恐慌和是最严重的，也许你根本没时间弄到枪。而面对骚（乱）和（暴）民，没有武器可是太糟糕了。具体到我的情况，我想有人需要汽车电池是为了用车上的收音机，而他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用来交换。
风评15：武器不是问题，前提是你必须拥有别人需要或缺乏的东西。
问16：那时盐宝贵吗？你如何得到酒精和其他物资的？何时进行？在哪里进行？
答16：宝贵，但不是特别宝贵，比如咖啡和香烟就比盐贵。我说过我有很多酒精，可以毫不困难的换来我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那时酒精的消耗量10倍于平时。更不用说还要用酒精擦洗和消毒了。谣言很重要。如果某人告诉你几个街区之外有个老人有些罐头食品，而他在寻找弹药或其他东西，你就去那里试试。我说过，那时人们都在不停的找这找那。同样，也会有人来到我的街区，带着他们的东西进行交换。夜里有所谓的“交换街”，就是体育中心的一大片废墟，你可以去那里交换东西，但那里不受任何人控制，很危险。
风评16：在某种情形下，黑市或“交换街”是获取信息来源的方式之一，而信息应当被视为具有某种“物品”交换功效的东西，包括某些实用技术也是。与咖啡和香烟具有同等价值的，是茶，在易于保存与携带方面，普洱茶不错。
（12）生存状态、技能以及其他
问17：需要何种技能？
答17：一定要学会修理，包括修鞋或“修理”人体，任何修理都行。我的邻居知道如何制造油灯所需要的油，他在那段期间从不会饿着，但他绝不告诉我怎么做。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学习掌握一些技能，因为SHTF状态下，人们需要那些掌握了修缮技能的人。我是一个注册护士，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知识就是我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平时把自己训练好，学习好，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会修理东西，这可能意味着财富。你的储备总有一天会消耗光的，但你的知识可以变为食物。
风评17：这里评判技能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现实生存必须；二是可以进行具体量化。除了塞尔克说的这些，还包括，诸如你能打架，或者一个人能扛三百斤土豆爬上十层楼之类。那些务虚的，或者是超出常识之外的理论见识等，不会被大众需要。真的别去想太多，对于普通人而言，简单的生存常识更为重要。不妨记住——越简单，越有效，在失序环境下尤其如此。
问18：木柴呢？看上去在你的城市周围有许多树林，你为什么要用门和家具做柴火呢？
答18：如果你看地图，波斯尼亚的确有很多树木丛林，但我住在一个靠近克罗地亚的城市，市内有一些树木，公园，果树，但城区大部分都是建筑物和住宅，相信我，当没有电力可供取暖和做饭时，所有城区树木都被飞快的用作木柴烧光了。然后，你就只能烧家具，门窗，木地板等。请相信我，这些东西烧得太快了。
风评18：煤炭，煤球，煤油，蜡烛等，可能会是日常消耗品，也都可以长期存放。
问19：和我们多说说做饭的情况，你不担心做饭的味道被其他人闻到，知道你们这里有吃的吗？
答19：当时的情况是：没电，没有自来水，下水道系统几个月前就完蛋了，尸体就在毁坏的房子里，污垢和垃圾到处都是，相信我，人们很难闻出什么味道。关于做饭，我用一些东西换来一个老式的烧木柴的炉子。我把它放在厨房，加上一个固定排风烟囱穿墙而出，我后来就靠它做饭和取暖。夏季我在后院做饭（后院有围墙，砖制的，很幸运）。
也许野外生存情况会不同。我们的饭，多数情况下就是面饼加当地的可食用植物（这些东西不需要用油烹饪，也不需要太多柴火）。当然我也吃任何能找到或交换到的食物。米饭那时也是很好的食物，也不需要太多柴火。
风评19：要考虑无法用电或生火的情形，因此压缩饼干、罐头、密封袋装香肠、火腿肠、方便面等，有条件的话不妨可以考虑。
问20：上厕所怎么办？抱歉问这种私人问题，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
答20：我们用铲子在靠近房屋的任何地方挖坑作为厕所。听着很脏，也的确很脏。我们用收集的雨水擦洗自己，有时去河里（多数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大部分时期都没有手纸。如果有，我会用来交换，而不是自己使用。厕所的问题确实一直很糟糕。
风评20：确实糟糕，如果想一想，要是住在20层楼，无水无电，下水系统全部堵塞，家里又有老人和小孩，那实在是太糟糕了。高处不胜寒。
问21：人们死后如何处理？哪里去火化？
答21：那个时期死去或被杀的人，不会有合适的葬礼。人们用每一块合适的空地，离家近的土地，安葬死者，有时甚至就葬在自家花园里。2-3个城市公园也变成了乱坟岗。我没注意到什么火化一类的事情，就我所知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风评21：几乎是不堪设想。死亡成本或者很高，或者极低，总之呈两极分化。高，是指安全成本付出；低，就是随手丢弃。生命无比高贵，又是如此卑贱。
问22：受伤的人如何治疗？
答22：那时人们大部分是枪伤，在没有专家或其他物品的情况下，如果伤者设法找到一个医生，他有大约30%的可能活下来。这不是电影，现实中大部分伤者都死去了。很多人甚至仅仅因为很小的伤口，造成感染，死去了。我的抗生素只够治疗3-4个病人，这些当然要为我的家庭留着。
那时候小病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比如在没有药且缺水（补水疗法，输液治疗）的情况下，拉肚子就可以在几天内夺去你的生命，尤其是孩子。许多皮肤霉菌性疾病，食物中毒，我们毫无办法。我们主要靠当地的草药治病，如果你受伤了，把拉齐亚酒倒在伤口上，然后努力寻找药品，特别是抗生素。你需要学习治疗处理许多情况，上网找找，完成训练，也许是EMT或急救训练。SHTF状态真的与平时不同，你需要懂得输液，何时使用某些药物或抗生素。给自己打破伤风疫苗，准备好对付毒蛇咬伤的东西，肾上腺素相关的东西（过敏反应，各种各样的），去虱子的东西（虱子引起的疾病可以致死，要学会如何去掉身上的虱子）。
你的储备里应该有复苏装备，比如氧气包，人工呼吸罩。学会使用这些东西并不难。我得说清楚，在正常生活状态下，你不能随便使用上面说的这些，除非你受过训练并有执照（急救执照，护士执照，医生。但在SHTF情况下，没人关心你有无执照，你只要学好怎么用，储备好，就行了。
我用我拥有的资源提供帮助，但我要求食物或其他东西作为交换。我对医疗问题未作准备，现在我知道这种准备是必须的。
风评22：塞尔克本就是医护人员，这里说得已经很详细了。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懂得一些简单的中医治疗，中草药识别与药用使用等，就太棒了。当然，如同其他技能一样，掌握某种医护知识，当然是你拥有的可供交换与利用的一种资源。
以上，即为SHTF城市生存手册，以及本人所作的具体点评。
假设是假设，认知是认知。没有人愿意看到失序或趋向失序情形的来临，但万一出现了呢？只是希望通过此文，让更多人埋下一份认识的种子，若未来万一出现某种失控情形，大家都能拥有一些基本的对应意识，不至于过于慌乱。
纵观全篇内容，其实也就是这一句话——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活下去。
必须在此说明，本文关于资本（货币）、资产、资源等内容，只是个人看法，作为观点交流之用，仅供参考。在相关选择配置和交易操作上，本人没有也不会提出任何建议。
天风盗
2020年6月29日
“美人自古如名将”是谁写的？——从梁羽生小说的“时代错乱”谈起
201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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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之前聊过梁羽生对金庸小说的批评。
梁羽生认为，《射雕》中黄蓉唱《山坡羊》，是“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而金庸如此“随手引用”，让梁羽生“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所以才指出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详见拙文：《金庸小说的“时代错乱”——从金庸、梁羽生的一桩公案谈起》）
有时想，梁羽生也会犯这种“时代错乱”的毛病么？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曾戏称：
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
而“创作家一动手批评”，难免也会自咬其手。
梁氏代表作《白发魔女传》第八回，卓一航陪师叔白石道人到嵩山，遇到三位军官：
三人上到山上，石浩道：“这株老柏居然还如此苍翠，真是难得。咱们到树下歇歇。”那个“李大人”叹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株树号为‘大将军’，二千岁高龄犹未白头，真令我辈钦羡。”卓一航心想：这人肚中倒有点墨水。那三人越行越近，白石道人正想跃出，忽然山风中又送来了女孩子笑语之声，那三人一齐停住。
电影《白发魔女传》（1993），张国荣饰卓一航。
电影《白发魔女传》（1993），张国荣饰卓一航。
“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李大人”见景吟诗，的确肚子里“有点墨水”；而时隔多年，经历种种变故，玉罗刹（练霓裳）远走回 疆，成了“白发魔女”，卓一航不禁又想起了这两句诗（第三十一回）：
（卓一航）想起在黄龙洞初会玉罗刹的情景，那时玉罗刹装睡装得极似，脸上也是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记得自己怕她着凉，还轻轻的脱了大衣，盖在她身上……倏而又想了“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诗句，想起自己辜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由得黯然叹息。
红颜白发，令人怜惜，这两句诗确实颇为契合小说情节，但如果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这里有“时代错乱”的问题吗？就需要考察一番了。
二
《白发魔女传》的时代背景比较明确。故事开始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见第一回），中间经历明光宗、明熹宗两朝，到小说结尾，已是明思宗崇祯初年（约公元1628年，见第二十八回）。而这两句诗是什么时候的人写的呢？
清·梁绍壬（1792－1837）《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白发”条：
袁简斋大令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袁简斋大令”即清代著名文人袁枚（1716－1798）。袁枚号简斋，因曾在江宁等地做过几年县令，人称“袁大令”（大令是古代对县令的敬称）。梁绍壬的这位同乡前辈（两人都是钱塘即今浙江杭州人）书里确实录有这两句诗，但他却记错了，这不是袁枚自己的诗。
袁枚三连
袁枚三连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五十一条：
冬友侍读出都，过天津查氏，晤佟进士濬，言其母赵夫人苦节能诗，《祭灶》云：“再拜东厨司命神，聊将清水饯行尘。年年破屋多灰土，须恕夫亡子幼人。”查恂叔言其叔心谷《悼亡姬》诗，和者甚众。有佟氏姬人名艳雪者，一绝甚佳，其结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与宋笠田明府“白发从无到美人”之句相似。（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学颉校点本）
先疏解下里面的人名——“冬友侍读”即严长明（字冬有，一作冬友，官至内阁侍读）；“佟进士濬”即佟濬，乾隆二年恩科进士；“查恂叔”即查礼（原名为礼，字恂叔），“心谷”即查为仁，字心谷，号莲坡；“宋笠田明府”即宋树谷（字笠田），“明府”是对县令的美称。
查为仁的“亡姬”去世，他写了悼亡诗纪念，有很多人写诗来和答。其中有“佟氏”的姬妾名叫“艳雪”的，也写了一首绝句，特别出色，结尾两句就是“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是袁枚《随园诗话》提供给大家的信息。
袁枚《随园诗话》
袁枚《随园诗话》
查为仁是清代初期的诗人、学者，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与他同时代的才女“艳雪”的诗，自然不会被明代后期的人读到。
“明人诵清诗”与“宋女唱元曲”一样，都算是一种“时代错乱”。
三
如果只是粗略地指出梁羽生这一处“时间BUG”，问题算已经解决；但在查找、核实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网络很多谈论这两句诗的文章、资料乃至传世文献，都有不少分歧、错误。因为这两句诗并非出自大家之手，而又比较有名，为避免以讹传讹，似乎还可以接着往下查。
还是继续看上面引的《随园诗话》。这段话虽然看起来比较详细、准确，但其实仍有问题。
一是个别细节有误。比如查为仁应该是查礼的长兄，而不是“其叔”（查日乾生有三子，即查为仁、查为义、查礼）；又比如去世的并不是查为仁的“亡姬”（考证详后）。
二是这里其实是记录了两条“诗话”——进士佟濬母亲“赵夫人”的诗作，以及“佟氏姬人名艳雪者”的诗作。但因为连写在一段话里，容易混淆；又可能是因为上下文都写到佟字，导致有人误认为“艳雪”就是“佟进士濬”（网络上多写成“佟进士溶”，疑形近而误）的姬妾，甚至有人认为“艳雪”即佟濬的母亲“赵夫人”。
网络上关于艳雪身份的一些错误认识。
网络上关于艳雪身份的一些错误认识。
三是关于这两句诗一些基础信息仍然缺失。比如“艳雪”的丈夫“佟氏”叫什么，“艳雪”有没有姓，这首诗的全诗是否流传了下来，悼念的对象具体是谁等等。这就需要再查一些别的资料。
时代稍晚一些的清末、民国的一些笔记，已经给出了线索。如近代学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四：
佟蔗村姬人艳雪和查心谷□□为仁《悼亡诗》有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均见查为仁《莲坡诗话》。
四
再看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中：
辛丑仲春，余遭炊臼之痛，同人和悼亡诗甚多。中有佟蔗村姬人艳雪，七绝更佳，其结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有白头。”用意新异。
查为仁是逝者的丈夫，也是这次悼亡诗创作的发起者，其文字的可靠度自然更高。一句句来看。“辛丑仲春”，即康熙六十年（1721）农历二月；“炊臼之痛”，这是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典故，说有个商人外出将归，“梦炊于臼中”，就去找“王生”解梦：
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固无釜也。”贾客至家，妻果卒已数月。
臼是舂米用的，釜是古代的一种锅——在臼里做饭，说明“无釜”，谐音“无妇”。所以后来用“炊臼”比喻丧妻。
查为仁《莲坡诗话》
查为仁《莲坡诗话》
查为仁的亡妻名叫金至元，字载振，一字含英。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初与查家议婚不久，查为仁即与其父因科举事同时入狱，金家不改初衷，九年后出狱始成婚。……但婚后仅10个月，便因病早逝。”（转引自 金彭育《金至元与金沅》）查为仁整理妻子的遗稿为《芸书阁剩稿》，而赵执信应邀为该书作序时也称：
含英金孺人为查君心谷德配
“孺人”“德配”这些辞藻，都只能用于正室身上。所以回过头看，《随园诗话》说“心谷《悼亡姬》诗”的“亡姬”，自然是记录或传抄产生的错误，应该是“心谷《悼亡诗》”才对。
“同人和悼亡诗甚多”。可参看查为仁的“同人”王时鸿为《芸书阁剩稿》写的序：
今中元日，予为亡妇修斋萧寺，心谷邮其悼亡诗、并芸书阁倡和诸作见示，申纸雒诵，凄怆伤怀……康熙辛丑年七月华亭弟王时鸿题于京邸之半乐轩。
可知查为仁在妻子去世当年，就将“悼亡诗、并芸书阁倡和诸作”四处寄出。而据胡捷为《芸书阁剩稿》写的序：
心谷既作悼亡诗若干首，情深语苦，若鹃鸟啼春，冷猿啸月，使人难以卒读……
则当时所作，并非一首。但现在能找到的，似乎只有一首《芸书阁悼亡》，收于《蔗塘未定稿·是梦集》中，抄录于下：
芸书阁上榻凝尘，寂寂寥寥独怆神。启箧罗衣香未散，当窗锦字墨犹新。灯昏一穗伤前事，雨冷三更负夙因。惟有鳏鱼常不寐，答君十载绿眉颦。
清·查为仁《芸书阁悼亡》
清·查为仁《芸书阁悼亡》
最后两句的典故可以解释下。丧妻曰“鳏”，鱼无眼睑，看起来像不睡觉（“不寐”），所以古人用“鳏鱼”比喻丧妻后忧愁难眠的男子，“颦”指愁眉不展。这两句显然是化用了唐·元稹著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中的句子：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中有佟蔗村姬人艳雪”。“佟蔗村”即佟鋐（网络上大多讹误为“佟宏”），他是查为仁的好友。近人王蕴章《然脂余韵》卷四云：
佟鋐，字蔗村，自号空谷山人。家世贵显，不乐仕进。侨居天津尹儿湾，以诗酒自娱。有妾亦能诗，蔗村筑楼居之，名曰艳雪。
“艳雪”的这首七绝，查为仁《莲坡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杨锺羲《雪桥诗话》等诸家记载，都只有最后两句，因此网络上很多文章都认为全篇已不可见。但网上也有的资料录出了全篇，并说明是引自《历代哲理诗鉴赏辞典》。我找到这本书，确实录有这首诗。
这本辞典是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书中没给出诗作的来源。据我猜测，可能是录自当代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这首诗收入该书第22册的“列女释道卷”，诗题为《悼金夫人》：
逝水韶华去莫留，漫伤林下失风流。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金至元去世时年仅25岁，所以首句说韶华如流水，一去不返；次句“漫伤”即徒然悲伤的意思，“林下风流”即“林下风气”，是形容妇女娴雅的风采，典出《世说新语•贤媛》：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
奇怪的是，《清诗纪事》仍然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处来源。也许是采自天津地区的方志、家集等地方文献，真伪暂时存疑，求教于高明吧。
还有一个小问题，“艳雪”姓什么？无论是纸质文本，还是网络上的文章，都没有统一。《莲坡诗话》《随园诗话》乃至《历代哲理诗鉴赏辞典》等都只称“艳雪”；钱仲联《清诗纪事》则称“佟艳雪”；周汝昌《脂雪轩笔语·试解艳雪楼》等则称“赵艳雪”。
而乾隆四年《天津县志》卷七“城池公署·附园亭”云：
水西庄，在城西三里慕（《重修天津府志》改为“芥”）园，查氏别墅……艳雪楼，诗人佟鋐妾赵氏，字艳雪，工诗，鋐筑楼贮之，因名。俗呼佟家楼，在浣花村旁。浣花村，在水西庄对岸少东。（转引自 孟昭连《“佟家楼”与“童家楼”》）
引文里说，佟鋐给艳雪建的所谓“佟家楼”（俗称又作“艳雪楼”），在浣花村旁，与好友查为仁的水西庄隔岸相望。查为仁《哭佟蔗村》有句云：
村傍浣花住，楼从艳雪传。
查为仁《哭佟蔗村》
查为仁《哭佟蔗村》
查为仁这首诗，恰好能与《天津县志》的记载相互印证，可见这段资料较为可靠。那么这位才女，也许确实叫赵艳雪吧。
订补
初稿据钱仲联《清诗纪事》录出“艳雪”《悼金夫人》全诗，因钱书“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处来源”，所以当时怀疑出自地方文献，并说“真伪暂时存疑”。后 @北溟楼主 兄告之可查《国朝闺秀正始集》。
按：《国朝闺秀正始集》是一部专收清代女子诗歌的总集，编者为乾隆至道光时的女诗人、学者恽珠（1771—1833）。“艳雪”的这首诗果然见于该书卷六，其诗人小传、诗题、诗句与《清诗纪事》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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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孔子”与“子路颂秦王”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昨天
晚清以来从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甚至劳乃宣那种以反秦制、批法家来凸显古儒立场的“反法之儒”也逐渐失声。与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形式对抗的“反西之儒”取而代之，在当时自称儒家者中日益多见。除辜鸿铭这样“学于西洋”而特为标异的极端“洋儒”外，劳乃宣以后一些标榜“正统”的儒者热衷于与西学划清界限、同时却模糊乃至取消古儒与秦汉体制的界限、甚至反过来吹捧秦制，重新堕入“儒表法里”、“儒的吏化”之泥坑，这样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
说起来这也是秦制下儒家的一个可悲之处。从战国时起，崇周仇秦、抵制“周秦之变”的古儒在愈来愈甚的法家暴政压力下就产生了分化，所谓“儒分为八”，主要就是分成了坚持“三代”道统的思孟一支和“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靠拢秦制的荀子一支。
后者以“性恶论”排斥古儒的温情，以“法后王”把“今上”的强权置于“先王”的道统之上，以“隆君不隆父”的主张颠覆了古儒“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小共同体本位逻辑。荀子由此培养出韩非、李斯那样的秦制鹰犬。
这并不能证明有些人说的什么法家源出于儒家，因为从法家先驱子产、李悝直到史有定论的法家三支：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和慎到之“势”，韩非一般被认为是集三家之大成者都早于荀子。但是荀子-韩非-李斯的确体现了部分儒者趋炎附势的转向。由周秦之变导致的儒法斗争由此演变为自称儒家者中“反法之儒”与“法儒”-法家化的伪儒或儒表法里者的斗争。
秦末一方面有“焚书坑儒”，尤其镇压孟学，“孟子之徒皆尽焉”。由此激起强烈反抗：从诸儒“以古非今”，到孔子八世孙孔甲率洙泗门生“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参加陈涉反秦起义乃至“与涉俱死”，出现了“缙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的一幕。
孔甲
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以叔孙通为代表的一大批犬儒，“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正如司马迁所言：叔孙通之流所务“大抵皆襲秦故”，“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却获得上宠，“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叔孙通
这样的斗争到了清末民初仍然明显。晚清谭嗣同曾经指出：
“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煮之理, 以竟孔之志。……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讬之于孔，被讬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讬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谭嗣同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居,“畅宣民煮之理,以竟孔之志”，而以“秦政荀学”为敌。几十年后他的一位湖南老乡强调“儒法斗争”而以法家自居，这两者可谓价值判断对立而事实判断相同。然而，曾被他奉为师友的康有为，在流亡日本后却越来越倾向于“秦政荀学”了。
辛亥以后康有为一直反对民煮共和而效忠清朝，这倒也罢了。君主立陷并非坏事，君宪不成而守夷齐之节，也是古儒所欣赏的。问题是进入民国后他开始吹捧秦始皇，贬低起“三代”来，这就有悖于古儒的原则了。
这时的康有为宣称三代“封建”是不平等的，而“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秦制下居然有“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和法国大革命后一样？这真是“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新中国”了！
这还不算，晚年康有为尽管敌视新文化运动，而且妻妾众多的做派被人讥为老朽，但在“学理”上，他反对家庭伦理却不在最时髦的五四青年之下。他晚年那本《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这还能说是儒家吗？
这里要指出，谭嗣同戊戌死难，他那本以“引西救儒”为宗旨，以“秦政荀学”为仇敌的《仁学》写于戊戌之前，是没有疑义的。而《大同书》就不同，人们知道康南海喜欢制造“历史文献”，或虚张其事如“公车上书”，或假造其文如“衣带诏”，都是其例。《大同书》当然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但是否如其声称写作于戊戌前是大可怀疑的。
《仁学》
如今的研究者认为该书实际始撰于20世纪初年赴印度期间，也就是他在日本流亡数年之后，因此同样有浓厚的明治色彩。该书后不断修改，民国初年才发表了头两章，而这两章可以说平淡无奇。最关键而耸人听闻的后8章都是他死后才全文出版的，应该写于民国初年，代表的是他晚年的思想。
这些文字均以强烈批评家庭家族为特色，诚如研究者所言：“去家界为天民,是康有为致大同的最重要的理论”。他主张废除家庭、取消父子关系、实行彻底的性解放和“子女公有”，这不是要根本颠覆儒家伦常吗？这样的《大同书》，与古儒的“大同”理想可以说完全南辕北辙。
古儒论“大同”，虽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说，类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式的道德理想，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也。但是，这种“泛爱”却与当时墨家作为制度理想的“兼爱”有根本之别。儒家的“泛爱”仍要有制度上的长幼秩序，而且这种秩序以小共同体本位的逻辑为基础：“泛爱”可以无边，父权与父责却须有界，且其界必严。否则“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按孟子的说法就是“禽兽”，甚至“率兽食人”了。在孟子看来，这比“个人主义”的杨朱学说还要邪恶。
就这一点看，说《大同书》是儒家文献，还不如说是墨家文献——但康有为当然也不是墨家，因为“兼爱非攻”的墨家不会喜欢秦制。而联系康有为此一时期不但谋划复辟，亦或还可以解释为要搞君主立陷，而且还鼓吹秦汉“废封建”就算实现自由平等的言论（这是否意味着他要复辟的不是什么“虚君”，甚至并非“三代王道”，而希望秦始皇再现）。
这个时期的康有为就更像是法家——通过皇权操控下瓦解家族的“伪个人主义”来达到君权至上的“军国主义”，就是其拿手好戏。而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理想就是在这种军国强权与“伪个人主义”的双向压迫下破灭的。
这时“毁家崇秦”的康有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崇周仇秦”的古儒本意，更远离了“引西救儒”、“孔子改制”的戊戌初衷，而回到了“儒表法里”的窠臼中，恰恰应了谭嗣同当年痛斥“乡愿”时说的“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亏他还要建什么“孔教会”且自命教主。看来此时的南海康先生意中，只要不搞民主共和、根除西夷邪说就算“儒家”，哪怕他六亲不认而且还焚书坑儒！
无怪乎，尽管康有为以倡立孔教而为今天一些“新儒家”捧为圣人，实则当时无论新儒旧儒还是半新不旧儒，都有很多人否认与他同道。例如，自认思想处于曾国藩、张之洞（“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就把他的祖父、同为维新先哲的陈宝箴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认为他祖父虽然被世人视为与康梁同志的维新派，但其实其旨趣与学源和康有为并非同类，在陈寅恪看来，陈宝箴与引西救儒、崇周仇秦的郭嵩焘才是一路人。
陈宝箴
其实平心而论，戊戌时康有为与谭嗣同陈宝箴们区别并不那么大，但在陈寅恪说这话时，民初康有为确实已经大不同于戊戌了。而思想上的如此“激进”却与康现实中的支持复辟等等并行不悖，按我们以上的分析，这也是不难解释的。
这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一个怪现象：仅仅时隔数年，辛亥前抨击“礼教”最力的一批前“法理派”，此时又纷纷向“礼教”靠拢。尽管杨度因劝进“异姓”而不见容于遗老，但如章宗祥、董康、汪有龄等人，在民初两次“帝制复辟”前后又打出尊孔读经旗号，甚至把辛亥前他们强烈抨击、乃至不择手段推翻议决程序而予以排除出正典的“无夫奸入罪”等“礼教”条款，在袁世凯时期的修律中又由他们力主重新塞入了正典。
法学界对这批“清季法律改革的新派人物”这时思想却发生如此“集体性倒退”感到很“吊诡”。其实，过去他们消除“孝子”不是为共和，而是要为秦制增加“忠臣”，现在他们回归“礼教”也不是为孔子，而仍然是为秦制增加“忠臣”。过去他们的“荆轲刺孔子”是一种“伪激进”，而现在他们的“子路颂秦王”也是一种“伪保守”-不是保王道而是保霸道，这个弯真的很难转吗？
20年前谭嗣同就仿佛预见了这种现象，他斥前者为“责所讬之孔，又乌能知孔哉？”而斥后者为“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者的“华丽转身”会如此自然。
在中国的土地上“荆轲刺秦王”要远比刺孔子更危险；而“子路颂孔子”又远不如颂秦王有“实惠”。于是“伪激进”与“伪保守”往往都很盛产且互相转换，而真激进和真保守却往往都很稀缺。人们在某个时期埋怨“保守”误人，可是那绕过秦王专刺孔子的“激进”却危害更甚；于是下一个时期人们又发现“激进”误人，可是那虚言尊孔实则颂秦的“保守”更令人恶心。
一次次轮回下来，刺秦的荆轲与尊孔的子路都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而以刺孔为能的“伪荆轲”和以颂秦为业的“伪子路”却愈发得志。新文化运动后来的争论，包括“激进”与“保守”的双方在内，也就越来越扭曲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极端守旧人士骂陈独秀等“启蒙”派“讨父仇孝”，毁灭中国文化，甚至说启蒙就是要“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答道：“我们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这个回答应当说是很精彩的：反对不近情理的严酷父权，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怎么就与孝道有违？这道理本是显而易见：真正的孝敬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
如果“中国文化”中的人们本是天性孝敬，何必要用如此威胁来逼他才能尽孝？如果没有了这种威胁他们就会忤逆不孝，又怎能说“孝文化”是确实存在的？假如某种“文化”的价值必须在死的威胁下才能被接受，谈论“文化”还有意义吗？举个极端之例，当年在奥斯维辛，上百万的犹太人都在枪口下别无选择地进了毒气室，你能说偏好进毒气室也是“犹太文化”的内容之一？
当然，陈独秀也并非无懈可击。今天看来，陈独秀们应该被批评的是：那时的中国真的有如此可怕的父权存在吗？“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确实是中国的现实。但“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离谱的夸张。
中国人权的最大敌人真的来自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父母吗？陈独秀已经说了，他不是一般地要“反抗父母”，只是要反抗父母的“无理压迫”，我们也不妨承认只严不慈、毫无爱心的冷酷父母及其对子女的“无理压迫”确实存在，但这样的父母真比大共同体陌生人社会中“父母官”的“无理压迫”更具代表性？亲生父母是中国“无理压迫”的主要来源和存在方式吗？在中国维护人权，真的必须从反抗父母的“无理压迫”开始吗？
早在两千年前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和法家就都注意到了“臣之于君，非有骨肉之亲也，”“[君]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以“君君臣臣”类比“父父子子”只是应然、而非实然之比。君之爱臣应该如父之爱子，则臣之忠君方能如子之孝父。但应该如此并不等于实际如此。
在现实中，基于骨肉之亲的“虎毒不食子”乃天性使然，例外虽有必不多。亦即父之爱子较少依赖于制度约束。而君之爱臣则大不然，没有制度约束的暴君虐臣，“苛政猛于虎”绝非罕见。——这个事实判断其实儒法两家都不否认。
区别在于价值判断：儒家认为既然君臣关系应该（而非实然）以父子关系为模范，则父子关系的伦常地位当然远高于君臣，连父慈子孝都做不到，还谈得上什么君仁臣忠？是以亲亲重于尊尊，“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君殆不如父重”。而崇尚极权的法家则大骂“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从由儒转法的荀况就讲君父不能“并隆”，隆君高于隆父，直到韩非推崇“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其次，既然君仁臣忠只是应然，那么君若不仁臣该如何？儒家认为君不君则臣不臣，对暴君就该推翻，“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而法家则强调无条件、单方面的忠君，乃至明目张胆主张忠暴君：“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所以像晚年康有为那样吹捧秦政而只反爹妈，固然已是货真价实的伪儒，而陈独秀虽非“讨父仇孝”，反对父权“无理压迫”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把个性解放的矛头专注于此，也不能不说是舍本逐末，不但未达个性解放的目标，实际上也没有与《大同书》中的康有为真正划清了界限。
康有为之后，民国新儒中“反西不反秦”的代表人物应数钱穆先生，他在严西儒之辨的同时已少言“三代”，而特别为秦汉至宋明的体制讲了许多好话（钱穆对满清很不满，这与他的“反满兴汉”情结有关）。
钱穆
到了民国晚期他这样讲是有积郁于现实的，他不能接受当时砸烂了“旧社会”的革命，认为那都是“西化”之祸。但有趣的是他最后却避居到了夷狄管辖下的香港，并得以在那里重主杏坛。而他最著名的高足如余英时先生并不讳言赞成在西方实现的自由民煮，并在宏扬古士大夫独立人格的同时，不但对现实的砖制、而且对1911年以前的砖制或秦制持明显的批判立场。
事实上，港台海外新儒家大多也是类似态度，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一直到近年的李明辉等人，都是批判秦制、认同自由民煮的。尤其在wg时期“反孔扬秦”，反而刺激了大陆以外新儒家的崇周仇秦情结，有的人如台湾的侯家驹先生乃至大讲“法家的统制经济”和“儒家的自由经济”，不仅把儒家与“天下为公”的民煮政治、而且把儒家与当年郭嵩焘都不重视的“西洋末学”即市场经济的“商贾之术”联系在了一起。
而“反西不反秦”之“儒”，或曰“现代叔孙通式的儒”主要还是在1990年代后的大陆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尽管大陆新儒家中的李存山、黄玉顺等人也在呼应李明辉，坚持“反法之儒”，但在一片“子路颂秦王”的时髦中，他们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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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图：
金雁/插画
其实梁羽生60年代写《金庸梁羽生合论》，都是听命于上司而做。在大公报眼中，金庸的明报社评太反动太嚣张，要压压他的气焰，不惜找金庸的老同事在各方面（包括小说、社评）攻击他。陈凡就不用说了，将金庸批判到体无完肤。梁羽生算好厚道了，在该论中处处留余地，即便如此，也在大公报内部让人责备说批评不到位。梁羽生就只找些细微末节来比较，这些诗词的朝代错乱就是例子。
话说回来，我认为，在60年代，梁羽生真心觉得自己的小说水平能与金庸并驾齐驱，甚至更胜一筹（起码古诗词创作能碾压金庸），所以才有底气如此评论。事实上，当年大家都在报纸连载，都是急就章去促进报纸销量，情节不免有错漏，文字不免有沙石。光比原著，二人差距并不明显。若比影视改编，梁羽生在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之间的影响力还在金庸之上。原因好简单，那时金庸因政治评论与左派翻脸，因此左派的电影公司包括长城就改编了好几部梁羽生的小说，不理会金庸。连峨眉电影公司也没再拍金庸电影。不仅香港，金庸在台湾也遭围堵，因右派也觉金庸出身左派，禁止出版他的小说，更别说影视改编。相对之下，古龙小说那时不仅在台湾大红，也风行香港（不然金庸旗下的《武侠与历史》、《明报》怎会向古龙约稿？更别说罗斌的《新报》），70年代香港还拍了一堆古龙电影，远超金庸。
总之，金庸那时真的左右不是人。报纸是赚大钱了，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却似乎还比不上古龙、梁羽生（起码影视改编上是如此）。在这种氛围下，梁羽生觉得有能力和金庸一较高下，才敢如此去写。看下古龙，也试过私下问好有倪匡，他跟金庸小说水平谁高些，谁知倪匡直接说比不上金庸，弄得古龙郁闷不已。想不到80年代后，两岸政治形势有变，因为写社评长期积累起的影响力，左右两派都想统战金庸，对他的小说也大放绿灯，电视业也开始兴旺，两岸三地掀起金庸的影视改编狂潮。金庸封笔后多次认真修改小说（包括润饰文字使之古典优雅避免欧化、补足情节漏洞、为回目写对联），兼之越来越多学者教授发现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内涵，开展金学研究，令金庸登入学术殿堂。再后来还多次改编成游戏、动画漫画、广播剧、舞台剧、听书等。总之，现在金庸、古龙、梁羽生三人的作品都能在两岸三地合法出版流通，放入这大环境公平竞争，几十年下来，金庸已一骑绝尘，影响力远远抛弃另外两个了。
此时的读者，再看《金庸梁羽生合论》，自然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感。但这对梁羽生有点不公平，因为要放在60年代的大环境下看，而非当代。其时的金庸，只怕也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比梁羽生高出多少，不过是做报纸老板，多了些创作自由而已，这次笔战当时也没掀起多大波澜。小说对金庸来说，不过是兼职，在他事业中绝对占不到首位。后来兼职影响力远大于正职，实在是无心插柳。连金庸自己都预料不到的事，怎能要求梁羽生及广大读者预料得到？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7-4 10:06 编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苏联国内战争，海参崴落入白俄手中，1918年4月，日英联军借口当地有日资设施被袭，进驻金角湾和海参崴，1920年日本在海参崴建立“远东共和国”，持续至1922年由苏联收复。1930年代开始，海参崴成为苏联流放政治犯的主要地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海参崴先后囚禁过苏联和日本的战俘。
孙中山和后来的民国政府都力主收复海参崴，1945年2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民国政府提出收回大连、海参崴、克叶群岛等地的主权。斯大林立刻发出威胁，如果民国政府坚决收回领土，苏联将推翻民国政府。民国政府代表马上回答，如果苏联这样做，民国政府将加入西方同盟，并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苏边境。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中苏加盟条约”，苏联同意中国收回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1946年)，并达成协议，50年后即1996年将海参崴归还给中国。
1991年《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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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陈寅恪论“自由”
原创 胡文辉 历史的擦边球 今天
荔枝一啖即为家，可喜声名驻海涯。廿载英灵谁不改，依然寒柳拒蘋花。
——题词
陈寅恪论“自由”
陈寅恪论及自由，有两个最著名的文本。
一是1929年作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一是1953年口述的《对科学院的答覆》：“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113页）
至于今日，这恐怕是陈氏为人艳称的两段言论了。
只需略略琢磨一下这两个文本产生的时间，就不难明白，陈寅恪谈自由的时候，正值现代史上两个“黑暗帝国”先后崛起的时候，也即自由陷入危境的时候。
陈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不像胡适那样，同时是启蒙家，是公共知识分子。若是“岁月静好”，他只会埋首于学问，而他竟也起而呼吁自由，那必定是学问已然受到政治的威胁，大学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王观堂纪念碑铭》系因王国维1927年6月自沉而作，而王氏之自沉，本与当年国民党军北伐的政治变局有关。就在王氏自沉后的同一个月，吴宓日记有云：“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己。”（《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册第363页）这个记录，可与《王观堂纪念碑铭》相印证，足以说明陈氏何以在那个时刻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样的痛语。而陈在《对科学院的答覆》里亦已挑明，《碑铭》里所谓“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也就是针对旧的党国而言的。那么，二十多年之后，到了他对旧门生汪籛口述《答覆》的时候，“俗谛”又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答覆》发扬当年《碑铭》的意蕴，用意自然是指向新的“俗谛”，指向新的党国了。
《王观堂纪念碑铭》、《对科学院的答覆》这两个文本，直可视为一介书生对党国政治的“答覆”。而其根本立场，在于反对“俗谛之桎梏”，即抵制政治教条对学术的侵蚀，更接近于所谓“消极自由”的宗旨。——在口述《对科学院的答覆》的同时，陈寅恪还作了一首桴鼓相应的《答北客》诗，末句是“不采蘋花即自由”，那正是“消极自由”最形象的比拟。
而我之所以撰写本文，主要是想普及一下：陈寅恪论自由，并不止《碑铭》、《答覆》这两个文本。不妨先从近的说起。
首先别忘了，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公布《对科学院的答覆》之前，海内外完全不知道有此文本。长期以来，海外知识界论陈寅恪，只能依据陈的其他著述。
在1954年完成的《论再生缘》里，陈首先强调：“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下文更不无突兀地论述：“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由陈端生的弹词说到庾信、汪藻的骈文，跨度显然极大；而作骈文与作弹词需要“自由活泼思想”，与真正的“自由之思想”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陈寅恪牵就而言之，显然意在藉此机会为“自由之思想”张目而已。
《论再生缘》于1953年9月开始撰写，至次年2月写定，而《对科学院的答覆》是同年12月1日上午口述的；从同时性考虑，陈在《论再生缘》里论及自由，绝非无放矢，可以说是其自由言说的一种“隐微书写”。就表达来说，《对科学院的答覆》是一个显文本，《论再生缘》是一个潜文本；不过，若就传播来说则反之，《对科学院的答覆》成了一个潜文本，《论再生缘》才是一个显文本。
《论再生缘》以私人出资方式油印，随即流传海外，并被翻印。余英时先生得见翻印本，遂有《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之作，特别拈出其中申论自由的段落并指出：“此节痛斥极权统治者箝制思想，窒息文学之愚昧，诚可谓情见乎辞。……陈先生在此‘山雨欲来’之际，精神上亦必感受极深之苦闷，故于写此书时遂不觉处处流露其对思想不自由之厌恶之情，而婉转不能自已。”（《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7年版）这自是敏锐的观察，正触着作者的心事。后来陈氏的二女小彭就转告余英时，陈曾读到余氏此文，且有“作者知我”的评语（《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
附带说一下，针对余英时此论，汪荣祖先生曾表示质疑，以为陈氏“所指的是作者心思灵活乃作品成功的要诀，所谓自由者，乃不受‘对偶韵律所束缚’，不‘堕世俗之见’”（《史家陈寅恪传》，[港]波文书局1976年版，第102页；参《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202－203页）。而余氏随后又反驳了汪的看法（《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今日观之，汪说未免拘泥，可谓“死于句下”，以不误为误了。是为陈寅恪研究史上的一桩小小公案。
事实上，能体会到陈氏言外之旨者，并不止余英时一人。比如留在大陆的刘静窗（刘述先之父），其1955年诗《论再生缘有感戏题二首》之二有云：“莫道自由未易得，南柯乡里也风流。”（《刘静窗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刘是陈寅恪世交张遵骝（张之洞曾孙）的好友，他得读《论再生缘》，或者就与张遵骝有关。而他在诗中特别标举出“自由”这一字眼，似已明白了陈氏的用意。又如随史语所赴台的陈槃，1962年在为陈寅恪诗手迹所题的跋语中也说：“先生既以老病失明，覉棲人兽之境，而其论《再生缘传奇》也，乃敢昌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乌乎，是足以见先生之宿心矣。抑亦可哀也矣。”（《〈近代学人手迹〉初集跋》，《涧庄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下册第617页。此参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15页注）这当是感受到陈氏内心的强烈呐喊了。
《论再生缘》之外，陈在《柳如是别传》开篇也提到：“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三联书店2001年版，上册第4页）《别传》始撰于1954年，正是他大声疾呼“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的时候啊。因此，《别传》同样属于陈寅恪自由言说的一个潜文本。
现在，且再往前回溯。
1930年，也即陈氏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下一年，其诗《阅报戏作二绝》之一有两句：“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似是陈氏为人称引最多的诗句了。但我以为，此诗是专门影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116－121页），并非真正讨论自由问题，可置不论。
同样是1930年，陈还有一篇学术短论《大乘义章书后》，开头就是大议论：“……基公承慈恩一家之学，颛门绝业，今古无俦，但天竺佛教当震旦之唐代，已非复盛时，而中国六朝之世则不然。其时神州政治，虽为纷争之局，而思想自由，才智之士亦众。佛教输入，各方面皆备，不同后来之拘守一宗一家之说者。尝论支那佛教史，要以鸠摩罗什之时为最盛时代。中国自创之佛宗，如天台宗等，追稽其原始，莫不导源于罗什，盖非偶然也。当六朝之季，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实为慧远。远公事迹见道宣《续高僧传》卷捌。其所著《大乘义章》一书，乃六朝佛教之总汇。道宣所谓‘佛法纲要尽于此焉’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明明是讨论佛教史，何以要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呢？我以为，这一论述应是与《王观堂纪念碑铭》相表里的。当学术已处于党国政治阴影的笼罩之下，陈寅恪一方面在公共场合明确地表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也在专业领域自觉不自觉地凸显“思想自由”，在他个人正可谓一以贯之。
试看《论再生缘》“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那些话，与此处“……中国六朝之世则不然。其时神州政治，虽为纷争之局，而思想自由，才智之士亦众”云云，呈现的恰是同样的逻辑。彼论文学，此论宗教，但都将文化繁盛归因于思想自由这一时代背景。如果说，《王观堂纪念碑铭》与《对科学院的答覆》相呼应，是其自由言说的显文本，那么《大乘义章书后》就与《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相呼应，是其自由言说的潜文本了。
当然，也需要说明一下，陈寅恪有时在论著中借题发挥，寄托了对自由的关怀，但这毕竟只是学术文本中的点缀，只是在史学的缝隙里透露出来的点滴心事，绝不能说其论著整个就是寄托，就可以直接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曾有论者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甚至说《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前瞻未来中国自由民主前景的名学巨著”（王焱《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当然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自由主义史学”，算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自由主义的人，有自由主义的精神，也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不存在自由主义的学问。没有自由，固然没有学问，但自由终不等于学问，学问只是学问而已。
在写出《王观堂纪念碑铭》、《大乘义章书后》的那个时代，陈寅恪的声音绝不孤单。当日向国民党争自由的，有众多的同路人：“新月派”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徐志摩、林语堂，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诸青来，北洋派的章士钊，甚至国民党内部的汪精卫系、孙科系。倒是应该说，在此众声喧哗之中，陈寅恪作为纯学者实甚低调，并不引人注目。是到了口述《对科学院的答覆》的那个年代，才是万马齐喑，举世皆浊，而此时陈寅恪依旧坚持“为学术争自由”（《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02页），却成为空谷足音，近乎绝响了。
从陈寅恪一贯的自由言说来看，将他归入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自无不可。从知识背景考虑，近世德国有所谓“古典大学观”，特别强调学术的“自由”和“寂寞”因素，即强调学术相对于政治和世俗的独立（参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而陈寅恪正是留德出身，其一生坐言起行也很契合“自由”和“寂寞”的学术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蔡元培在北大，陈寅恪在清华，皆于思想自由再三致意，恐怕正因为两人本有同样的思想渊源，都承受了德国古典自由观念的影响。
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里，胡适自然是显性的自由主义者，那么，陈寅恪就可谓之隐性的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他们有西化与保守之别，但在政治上，在身为知识分子面对一党专政之时，他们完全是同心同德的。1920年代未期，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的一系列反国民党评论，与陈寅恪在《王观堂纪念碑铭》中对自由的礼赞，是同一个“思想史事件”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两人一明一暗，而东鸣西应，可分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与隐的代表。
说到这，再插述一段有关胡适的学术史掌故。
胡适有部最后未完稿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其第五章是《淮南王书》，撰写于1930年，同年即以单行本方式刊行。在此书里，胡适特别着重揭示《淮南子》的一个政治思想要义，即所谓“虚君的法治”，并指出《淮南子》的“议论里很有民治主义的精神”，包括重视民众、尊重舆论、机会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等四项。这种呈现于思想史论述中的政治关怀，与此前胡适对国民党专政的批判是消息相通的。胡在日记里也写到：“慰慈说我的哲学史中《淮南》一章的政治思想一节，颇有把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毛病。我细想去，此一节确有此病。”（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册第767页）“慰慈”即胡的好友张慰慈，他指出《淮南王书》存在“把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问题，即投射了作者自身对于现实政治的情结，而这一点，胡适自己也是承认的。也正因《淮南王书》有此意味，后来胡在初识蒋介石时，还特意将一册《淮南王书》赠送给他（《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178－179页）。
这样，西化派的胡适，保守派的陈寅恪，在1930年就走到了一起：《淮南王书》与《大乘义章书后》写于同一时刻，同一背景，同有“把近世思想读进古书去”的成分。当现代极权主义开始横行域中之时，他们对学术自由的激情，对党化政治的忧愤，在专业的学问中各自留下了一些学问之外的痕迹。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是他们作为学者的缺点，不如说，这正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亮点吧。
前些时，针对陈寅恪论著刊行简体字版问题，我写过一篇批判性的短文《什么是陈寅恪的遗愿》。在此，我不避重复，干脆将那篇文章的结尾粘贴到这里，再做一次结尾——
在学术上，在思想上，什么是陈先生的真正遗愿呢?什么是不过期的遗愿呢?
我愿意举出他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覆》里的几句话，代表他的遗愿：“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要谈陈寅恪遗愿的话，请记得，“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7-5 21:18 编辑
熊召政：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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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记文学 | 熊召政 2018年08月21日08:17
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得益于潘耀明先生。我与潘先生大约是 1999年相识于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潘先生担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明窗出版社社长，是金庸先生的得力助手。翌年，趁金庸先生来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潘先生撮合下，我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金庸先生到一处小胡同里吃了一顿厉家菜。记得参加的人有王蒙、金坚范等，本来还有张贤亮，他临时有事没有来成。金庸堪称武侠小说的大宗师，我极喜爱他的作品。记得 80年代中期，有友人从香港购回《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送我，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一口气读完。从此，凡能找到他的作品，我都先睹为快。与他见面之前，我备足功课，想向他讨教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但真的见面之后，才发觉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忠厚长者，他不擅长篇大论，且只说眼前的事，倒让我想问的问题一个也问不出来。但因为这次相见，就算是与金庸先生结识了。
每次去香港，只要金庸先生在，潘先生就会告诉他，他总会抽时间请我吃顿饭。让我印象深刻的饭局有两次，一次是“镛记酒楼”的老板弄了一条很大的鳗鱼，请金庸先生去品尝。金庸先生请潘耀明先生和我同行，那一次赴宴的都是香港名人。还有一次是我接受金庸先生的邀请来香港，同时受到他的邀请的还有台湾老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台湾远流出版社社长王荣文等。席间，我们畅谈两岸三地的历史文学的写作。其间，金庸先生郑重向王荣文先生推荐了我的历史小说《张居正》，这也是我的台湾版《张居正》问世的机缘。而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潘耀明先生的力荐，金庸先生读完了《张居正》，并决定在他的明窗出版社出版。所以说，没有金庸先生的鼎力相助，香港、台湾两种版本的《张居正》，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在两地相继出版。
此次宴请后的第二天，在潘耀明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庸先生工作室拜访。这次我们谈得较多。他说，他正在修改《碧血剑》，并讲到他的武侠小说，其实也是历史小说。因为他虚构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活跃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中。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某个特定的历史朝代，都会衍生出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他虽然写了那么多令读者喜爱的侠客武士，但他其实一点也不懂武术。我说，我碰到一位武林中人，还是某个门派的掌门人，对书中写到的降龙十八掌情有独钟，并言这就是他的门派的独门秘籍。金庸先生听了笑了笑，缓缓言道 :“这个降龙十八掌，其实是我编造的。”
其编造却成为武林中人奉为圭臬的秘籍，可见金庸对中国武术的认识与感悟何其独到。因此，中国武术界都承认他的大宗师的地位。在谈话中，金庸一再强调，他爱好不多，读书虽广，但最爱的还是历史书。他说，《碧血剑》的修改中，多处涉及明史。因《张居正》亦是明史小说，因此，我们谈话的主要部分就是明史。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如万历皇帝为何自张居正死后，竟四十年不上朝？万历皇帝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抽“谈巴菰”（即香烟）的人？李自成逃离北京撤退南方时，是否有过屠城的行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的落后归结为没有用统计学的数据来管理国家，这观点是否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时间可不算短。最后，他还就《张居正》的写作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他问到:
“民间有一些传说，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私情。作为小说，你可以写，但你并没有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说：“这种传说不足信，尽管有些地方戏曲拿张居正与李太后的艳情说事儿，甚至有“黑心宰相卧龙床”这样的唱词，但这是泄愤之语，缺乏根据。张居正同代人中有两大政敌对他攻击犹甚，一个是前任首辅高拱，一个是礼部侍郎王士祯。但是，无论是高拱的《病榻遗言》还是王士祯的《万历首辅传》，都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张居正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为实现他的万历新政，他竭力维护与李太后及冯保的关系，他决不会因小失大，对反对者提供口实。当然，不可否认张居正喜欢女色，但他以宰辅之尊，并不缺年轻貌美的尤物，他大可不必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去和李太后发展私情。在《张居正》写作中，我若使用这些不真实的传说，会降低作品的历史品格。”
金庸先生对我的这种写作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临分手时，他签名送了我一整套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金庸全集》。那次短暂访港回来没几天，潘耀明先生打来电话，言金庸先生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读张居正》，旋即发来了他的手稿传真件。这对于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几天，这篇文章便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出来，在读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兹后再次访港，我当面向金庸先生表达了谢意，并邀请他访问武当山。他对武当山也很向往，在其小说中，不少篇幅都写到武当山。他回答说，适当的时候，他会上一次武当山。那时，到武当山既无高铁，又无机场，从香港乘机到武汉，再换乘小车到武当，路上最快也得四个多小时，已届八十高龄的他，确是有些困难。就因为这个原因金庸先生的武当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去武当已有高铁与飞机两种选择，可是年逾九旬的金庸先生，身体条件恐已不允可了。每念及此，不免心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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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童话往往都是happy ending，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是照见了男权（父权/夫权）为上的真实世界。体现父权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格林童话《没有手的姑娘》。在这个童话里父亲为了从魔鬼那里获得财富，不惜砍掉女儿的双手，而女儿则对父亲说：“亲爱的父亲，随你怎么处置我，因为我是你的孩子。”由故事中的女儿宣之于口的父权在格林兄弟所处的时期是确实存在的，不仅仅是文化上 –—— 比如在18、19世纪格林兄弟生活的时期男子需要先通过女方父亲的许可才可以向女方求婚 ——— 而且存在于法律层面上， 因为女性是无法律行为能力的，这就是说她自己无法签定任何契约也不能处置自己的财产。 已婚女性的监护人是丈夫，未婚和丧偶女性则由父亲监护，无论丈夫还是父亲都可以违背女性的意愿为她们订下契约。这也就是《没有手的姑娘》中的父亲拿女儿与魔鬼结契而女儿逆来顺受的现实社会背景。
作为女德女训的格林童话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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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
大先生们 墨教Mohism 昨天
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在“学阀”傅斯年的圈子之外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年代，知识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却并没有健全的角色意识。因此，除了陈独秀、梁漱溟、陶行知等圣贤式个人外，知识人始终没能摆脱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以傅斯年为例，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被朋友们称道的学术活动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他和陈寅恪、钱穆等人在日本侵华前就组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不仅如此，傅斯年不畏权贵，除蒋介石外，一切人都被他当众批评，时人称为“傅大炮”，这些都可圈可点，一再被当代文化 人称引。但如我们探寻历史的诸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无私只止于他依附的圈子。说白了，傅斯年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阀”。
傅斯年的火爆脾气开拓有余，作“大将”敢冲敢闯，但他自身始终无容人雅量。除了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蒋介石，以 及他的校长蔡元培、他的老师胡适等有数的几人外，他对别人并无同情的理解，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有一种旁观者的理性。甚至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断义，不再来往”。顾放弃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学任教，傅还觉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话于顾：“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 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思成带他到李庄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 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王世襄轰了出来。如果王世襄理解傅斯年们的圈子心理以及中国知识人角色意识的欠缺，他也许不会在晚年回忆此事仍充满了感慨与悲凉；我们甚至设想，如果他了解傅斯年对他的师辈陶孟和都绝情的事实，他也许会释然很多。
中国早期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陶孟和先生在新政协会议上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后来，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之意，蔡元培劝其归顺中央研究院不果，傅斯年等人就跟任鸿隽串通，切断陶孟和的经费来源，逼得陶孟和只好把他的队伍从北平拉到南京，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种种冲突导致书生气十足的陶孟和对傅无好感。金岳霖说陶孟和本可以做大官，但陶对国民党由失望到反感，他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意思就是说不可救药了。而他的学生辈傅斯年则以社会名流身份， 仍以自家人自家事自居，竭力维护这个“核心”。
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可是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去信要求关掉这个违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的学会。当然，他也很快如愿。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近代中国知识人却因名、因信称义，站在真理或知识的碎片上彼此伤害甚至屠杀，依附权力来解决争端，这是大可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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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之下哪有屌丝逆袭，有的只是贵族和国家的双重压迫｜文史宴
文史宴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我们的火炬 ，作者张勉之
大司马按：刘三解兄的新书《秦砖》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大司马在书出来之前就给三解承诺会写一篇读后感，但近期困于石器时代，《秦砖》还没开始看且估计还有过一段时间才看，先转一篇张勉之兄的读后感塞责。
许多人喜欢《大秦帝国》，是因为喜欢“屌丝可以从贵族的垄断下逆袭”，然后把自己代入进去自嗨。但是《秦砖》通过仔细分析史料，剖明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秦国的实际操作是秦王利用散沙化的识字者构成的文法吏系统，既削弱贵族，平民实质上也无法获得突破阶层的机会，而这些文法吏也是秦王的工具，待遇十分苛刻。只可惜这样的常识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具备：有钱人都朝不保夕的社会，穷人又怎么可能过得好呢？
可以说，大秦帝国利用传统的历史条件和新兴的社会变化，构建了一套极度猥琐的、除了秦王本人，社会所有阶层皆输的制度。具体的分析，可以直接阅读《秦砖》。
这是一部制度史视角的好书，它讲出了秦制何以残暴的根源所在。
古往今来的君主们无一不对权力有着如下的终极想象：“理想状态的暴君会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置于其权力之下，以此满足自身的饕餮之欲，而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要做到这一点总是很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终极秘诀诚如言九林所言：“欲使天下人为奴，必先使天下人互不为主奴。”
《秦砖》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梳理出一条为了让原来互为主奴的天下人解除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统一匍匐于君主脚下而必经的由自然国家向镇压型国家跃迁的制度演进之路。
作为制度的秦制所以如此特殊，或者说足够残暴恰在于它正处于僭主们瓦解贵族与平民们之间的统治关系，并将他们逐一击破的关键节点。这就让秦制本身呈现出鲜明的“双轨制”特征，它既保留了血统贵族们赖以维生的等级制，又在这个本乎自然的等级制（尽管已经非常变态）之外重新用权力建构起一套基层政权经由文书系统直接服务于王权的吏治系统。秦国百姓既要被基于血统名爵的等级制牢牢压制在社会底层，同时又要受到吏治国家的无情盘剥，他们承受的是双重的暴政。
在本书中，读者们将看到，刘三解基于对秦制军制、军功系统演变的细致考据，证明“分封制”并没有因为商鞅变法而自秦国“消失”。 天生的血统、 身份仍是能够位极人臣的硬性指标。以宗亲为代表的老秦人们、外来客卿是高位卿爵的主力军，即使是那些没有战功的贵族，其富贵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只是不再享有与财富相匹配的荣誉。与此同时秦吏地位得到大幅抬升，军功授爵制的存在基本保证了他们“一体均沾”的上升路线，盈论时与贵族一起接受封赏；连坐时享受更轻的惩罚。
惟有底层黔首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军功授爵制的存在而有些许改善。他们无战时要自带干粮、千里戍边，履行必要的国家义务；外征野战之际则接受征召入屯充当军队的临时工，有功小赏（杀人未到爵位要求用钱相抵）、小过大罚，被牢牢按在血统身份的天花板之下，既要被贵族们凌辱，也要遭受国家机器的宰割，成了名副其实的D端人口。
刘三解形象将这种为高阶爵位预留后门，不动贵族利益，大规模抬升吏的地位，同时把黔首们牢牢压制在社会最底层的做法称为“赎买”。
在这场基于权力的交易中，君主用高爵厚禄买来了贵族对他们的效忠。“汉承秦制”后的《二年律令》爵位名录显示，本应高度稀缺的高阶卿爵像变戏法似地被塞进了“左庶长、 右庶长” 、“少上造、 大上造、 驷车庶长 ” 等高门大爵，与此同时中等、初等爵位却几乎没有变动。秦制君主们在对高阶爵位不断掺沙子的同时，又极大降低了血统贵族们爵位跃迁的普遍难度，“大将、 御、 参皆赐爵三级。”，双方携手大踏步向官本位迈进，一道收割社会底层的韭菜。
说过了秦制制服贵族的手法，再来看它对付普通人的手段。
秦、 汉初百姓的普遍负担， 为 1 年服役 3 次， 每次 1 个月， 即“践更” 3 个月、 “居更” 9 个月，董仲舒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秦役苛重30倍于古，饶是如此，在刘看来这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在秦朝实际运作的戍边体系中， 以‘年’为单位的‘戍卒’ （含“罚戍” “谪戍” “宂募” “赀戍” ） 与“屯戍” 的结合， 才是人力的主体， “更戍” 更大程度上是小国寡民的旧制度遗存， 以及一部分‘家贫’ 黔首不得不亲自服役的补充。"
所谓“罚戍” 是那些因为刑罚不得被派往边地驻守的“徒”，劳改犯；“谪戍”指那些因身份低贱被发配至边疆驻守之人；“宂募”为充作“隶妾” （官奴婢）的母亲及同母兄弟姐妹为，甘愿“宂边” 五年，不要“兴日” 的报偿，用以赎免一个亲人为“庶人” 的编户民；赀戍”指那些因为出不起“更戍”减免费和亲自服役的路费只能向官府借贷，逐步沦为债务奴隶的编户民。
由此可见，秦法的残暴既在于涵盖社会各年龄段、各阶层的无处不在的国家义务，更在无处不在的身份歧视：歧视穷人、歧视贱民。就是对这些具体徭役的赎买方法，也同样牢牢嵌入到个体荣华富贵的基础之中。如刘三解所言“低爵代替高爵， 高爵代替低爵， 或无爵代替有爵者‘戍’”。
一个没有爵位的平民娶了商人之女被迫戍边；一个穷人因为出不起戍边的“干粮费”被迫向国家借贷，自此踏上沦为国家债务奴隶；就是富人，总有一天也会在繁重的免戍边费与其他名目繁多的国家赋税上节节败退下来，由富返贫，重新走上刑徒经济的不归路。
刘三解笔下的秦国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奴隶、使用奴隶、最后消灭奴隶的奴隶生产加工厂。它同时包含了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的突出特征：用身份高低、财富多寡来区分人的等级，将贵族和平民远远隔开；靠着虚幻的军功授爵制满足底层人民对平等的嗜好，僭主们得以伺身其间，暴虐万民。秦制真堪称是古典时代集恶之大成的混合政体。
秦制伦理中这种把恶当成好，把好当成恶，不仁不义到极点的本相，其最终结果就是整个秦国社会被彻底抽象成一个纯粹“理性社会”，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在这种制度之下尽可能延长自己不沦为贫民、贱民的时间。
黔首和奴隶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进入帝国“利出一孔”的吏治系统，匍匐于君王脚下，在成为王的奴仆的同时，摆脱贱民的地位；第二，就是全民求富，一切行动向钱看，在权力为其构建好的“市”内从事无需长途物流的小宗商品交易活动（大宗交易由秦灭亡六国前的客商完成）。刘三解意识到 “ ‘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 。秦始皇不但是一个帝国的君主， 还是一个分公司遍布近千个县的企业家……”。
从国家层面看，这种经营性特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秦制对于人本身的“物化”与“异化”。在秦制伦理之下，绝大多数人不可算作人，而只可充作某种人力资源，秦制之下的县则是对刑徒和从编户民进行统一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秦简中牲畜与“舂”、“卒”同时出现的某些经营性指标：“‘舂产子’ ‘卒死亡’ ， 乃至于‘仓’所管的‘隶产子’‘徒隶死亡’这些‘人数’ 和‘牛、 羊、 马、 猪、 鸡、 狗’ 一样， 都有增减比例指标。”
秦国民间，则在商鞅变法之后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全民创业，人人奋勇求富的社会风潮。在古代中国商人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轻贱的职业，但比起作为职业的“末业”来，秦民们显然更害怕贫穷本身。
贫穷意味着国家已经无法从个体身上套取必要的经济租金，他的成本大于它的收入。这部分负资产就要从秦国的会计账簿里被清理出去，进入另一套“公有制刑徒经济”序列，从此成为秦制国家真正的“自己人”。
这种“利益算计”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秦对贱民的定性，比如赘婿。在秦灭六国前，其地位所以称贱（统一后，更具危害性的贾人成为国家重点打击对象），恰在于赘婿因贫穷不按按律令“成年后分户立籍” ，却选择进入他者核心家庭成为“后父”。这一进一出，一方面减少了国家可以徭戍税赋的户口数，另一方面又让原本因“绝户” 而面临充公危机的家庭财产得以保存。秦国这家“大型家族企业”的收入减少，人力成本却依然横亘在那里，这是秦王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
回到本文主旨，秦制的残暴根源何在：在镇压型国家的“国家垄断经济”之下，人已经不再是人，而沦为人力资源，或者说人型智能（human-like intelligence），成为了秦制国家文书系统组成的巨型数据库中可增可查可删的条目。惟其是一种人类资源，我们就不难理解三解所言“‘秦制’人力资源使用， 虽然细致入微却根本毫无效率， 甚至可以说是对一切经济学原则的反动。”的评语。
恰恰是因为“垄断”和“人的异化”的存在，秦制君主们可以不用顾忌人力资源们为履行三个月的国家义务，而不得不在广袤的帝国版图上“被运输”时对社会资源的空前消耗和浪费；可以始终放肆地追求在地域层面一个个孤立的，互不统属、交流、沟通的孤立市场的存在：“大量的物资被留置于本地使用，全国性的市场根本没有产生， 区域之间没有分工，形成的是以县为单位的区域市场，而区域市场的主体，又是‘刑徒’ 组成的‘国营工厂’ 和单独的‘编户民’ 。” ；以及为了完成这种消耗资源、消灭市场的目的，而甘愿忍受的巨大的管理成本。
在秦制层层镇压、层层监视的吏员管理模式之下，秦国拥有比西汉末期更庞大的吏员集团，“秦代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有 152 户， 却有 104 人的吏员编制。” ，吏民比达到在古代十分骇人的比例9:1。
针对这一切，刘三解只能无奈地写道：“ 这就是‘秦制’ ， 既不‘公平’也不“效率” ， 它所追求的， 仅仅是在掌控一切的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个体的资源。”
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
刘三解选择从制度演变角度解构秦制的运作逻辑，摒弃了传统史学中侧重宏大叙事，概念平移的窠臼，从问题本身出发，与他的读者一道探寻秦汉交替之际，秦制兴亡之间稍纵即灭的制度“源代码“。他为新书副标题取名《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可谓恰如其分，不禁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试图向后人传递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大革命看似在埋葬一个旧制度，其实只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使其日臻于完备，更好地进行中央集权。
非常有趣的是，备受刘推崇的奥地利裔政治思想家哈耶克恰恰是托克维尔的迷弟，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书名即源自托克维尔针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真知识分子的选择还真是出奇得一致。
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义，遥祝新书大卖。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2 17:17 编辑
。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清朝百姓真实生活样貌
但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发明创造的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乾隆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与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乾隆皇帝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和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两三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英国工业革命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人们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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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导演的“豪横情史”
原创 吃瓜的万小刀 万小刀 昨天
一、
1968年，浙江姑娘樊馨蔓两岁的时候，17岁的张纪中下放山西原平插队，喜欢上女知青王玎，追了3年后两人结婚，很快生下一个女儿。
随后张纪中先后报考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山西省艺校，都因政审原因被拒。最终，在67届老知青的帮助下，张纪中在煤矿上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那时矿务局有一支业余文艺队，大部分成员都是矿工，张纪中来自北京，能说会唱，很快成了这支文艺队的中坚力量，这为他日后做制片人，埋下了伏笔。
岁月蹉跎到1977年，26岁的张纪中，到山西省会太原找同学程鹏玩，恰巧程鹏父亲的老朋友孙道临来太原出差，顺道看望程鹏。
张纪中见到著名演员、导演孙道临，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孙道临觉得小张其志可嘉，便推荐张纪中进山西省话剧团成为一名演员。
1978年，27岁的张纪中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西安事变》，只有8句半台词，一共141个字，但毕竟是第一次，于他来说意义重大。
第二年，28岁的张纪中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晚上，因一段“俄罗斯水兵独舞”被广西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相中。
导演又得知张纪中岳父母是原中央广播电影事业局的局级老干部，便让他在电影《苦恋》中担任男主角。后因《苦恋》作者白桦受到批判，电影也被封杀。
导演觉得对不起张纪中，更不愿意在这个非常时期得罪张纪中岳父母，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他推荐给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在电影《舞恋》中演男主角。
巧合的是，《舞恋》的女主角，正是之前被封杀的《苦恋》女主角，程晓英。
1981年上映的《舞恋》，并未令张纪中成名，但当时还是白面小生的他，却打动了一个女孩。她从电影画报上剪下他的剧照，随身一带就是15年。
这个小女孩，就是杭州姑娘樊馨蔓，当时正上初中，只有15岁，距离和张纪中相逢还有数年时间。
二、
30岁的张纪中，并不能预测小他15岁的樊馨蔓，日后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掀起什么风浪，此时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妥善解决王玎对他和程晓英的怀疑。
程晓英比张纪中还要大4岁，但成熟性感、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岂是糟糠之妻可比的。
然而原配夫人王玎父母的背景，又是张纪中不能放弃的。于是张纪中选择回到太原，与王玎继续生活。
到了1982年，一个叫杜星霖的小女孩悄然出生，网上几乎没有她的信息，她既神秘又低调，仿佛生长在黑暗里的一朵玫瑰花，默默等待着日后那个男人。
5年后，36岁的张纪中担任制片人，和导演张绍林合作，拍了一部《百年忧患》，获得当年飞天奖提名。
随后，他陆陆续续又拍摄了一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在业内有了一点小名气，很多人都称他们的团队为“太阳集体”。
张纪中深知太阳只能有一个，报了中戏的进修班深造学习，由此认识了中戏女生王菁华。
王菁华比张纪中小21岁，东北人，童星出身，长得高挑漂亮，两人很快出双入对，后来王菁华毕业，遇到香港导演徐克伸来的橄榄枝。
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正是“双周一成一李”的黄金时代，想要在内地寻求市场的导演徐克，在《黄飞鸿1》大获成功之后，接着要拍《黄飞鸿2》。
王菁华面对这样的机会，当然很心动，但徐克的电影都会把演员签到自己工作室，根据香港公司惯例，艺人不许谈恋爱。几番权衡之下，王菁华选择了徐克。
但王菁华并未因徐克电影一炮而红，反而是后来与张纪中合作，演了李雪健版《水浒传》中的林冲娘子、邓超版《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才为人知。
1991年，央视准备拍《三国演义》，40岁的张纪中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果断放弃了山西电视台电视剧制片人的身份，转投央视剧组。
此时的张纪中，经岁月打磨，早已不是白面小生，留起了胡子的张纪中，常常因为外形的原因，被导演拉来做临时演员。
但张纪中还是更享受幕后的感觉，于是到了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张纪中便主动请缨，担任《三国演义》第四部分“南征北战”的制片人。
因为干得不错，随后张纪中被央视正式从山西电视台挖走，当年的小女孩樊馨蔓，从中戏进修毕业后也进入央视，与张纪中在此重逢。
三、
为什么说重逢呢？因为两人早在中戏进修期间就认识。
关于两人的结识，坊间流传版本甚多，还有说樊馨蔓本是一饭馆服务员，处心积虑攀上张纪中的。但万小刀经过核实，发现那些版本谬误太多，不值得采信。
我对人性抱有希望，所以更愿意相信，大多数爱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张纪中在中戏进修时，小他15岁的江南美女樊馨蔓也在读进修班。
有一天，樊馨蔓的同学约她到张纪中的宿舍串门，当时张纪中正在对其他同学滔滔不绝，当他看到年轻漂亮的樊馨蔓时，眼中一亮，讲话都心不在焉了。
后来，张纪中以借书的名头，去樊馨蔓宿舍找她，在她宿舍里发现了一张许多年前自己主演的《舞恋》的海报。
张纪中就问樊馨蔓：这老掉牙的东西，你怎么还挂着？现在小女生不是都挂刘德华、郭富城吗？樊馨蔓却说，这可是我的偶像，他伴随了我15年了！
张纪中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知道这个演员是谁吗？就是我！”
樊馨蔓听到后大吃一惊，依稀从张纪中茂密的毛发中，找寻到了当年的痕迹，感叹于命运的安排，两人相熟。
1995年，王玎与44岁的张纪中离婚，此后远走他乡。
同年，31岁的马云想做一款互联网产品，但没人能理解他的想法，也没人愿意给他投资，他到北京寻找机会，正好碰到了在《东方时空》做编导的樊馨蔓。
樊馨蔓当时根本理解不了马云说的有关互联网的一切，但她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说：“我可以帮你个忙”。
此后，央视《东方时空》播出了专题纪录片《书生马云》，这让马云得到了足够的关注，推动他在未来真的改变了世界。
正因如此，马云一直把樊馨蔓视作他的恩人。
更有消息称，为了回报当年的恩情，马云还把自己手中的部分华谊股份赠给了樊馨蔓，而这些股份，最终落在了张纪中的手中。
可是马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些股份，让张纪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资本的好处之余，也为后来的“大事件”埋下了一颗暗雷。
四、
1996年，45岁的张纪中作为《水浒传》的制片主任，再一次给全国观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远在香港的作家金庸也看到了这部剧，深表认同。
3年后，张纪中得知金庸有个“1元钱出售改编权”的想法，便立马联系了金庸。
1999年，48岁的张纪中和75岁的金庸在杭州见面，两人以“1元版权费”签订了《笑傲江湖》作品改编权。
张纪中看金庸这么大度，便找到一个年份吉利的1元硬币，密封在一个圆形的特殊玻璃当中，做成一个摆件送给了金庸先生。
此时的张纪中还没有后来的江湖气，更没有花开满地。金庸看中了他背后央视的“金字招牌”，希望能够凭此来打造自己在内地“根红苗正”的地位。
后来，通过央视的电视剧，确实让金庸先生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但却也把“大胡子”张纪中推向了名利钱色的深渊。
拿到了《笑傲江湖》改编权的张纪中，正式开始了他的“金庸翻拍之路”，首战告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
央视赚得盆满钵满，金庸先生也十分满意，张纪中也名利双收，一石三鸟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鹿鼎记》《倚天屠龙记》，一部又一部张纪中版的“金庸剧”陆续出炉。
随着江湖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手中高举着央视“虎皮大旗”的张纪中，逐渐功成名就，让无数新生代的女演员们竞折腰。
渐渐地，张大制片人爱用刚出道的女演员，成了圈内人所共知的典故，于是和另一位女明星的故事也如一对大白兔一般，呼之欲出。
五、
2002年，张纪中51岁，同居12年之后，36岁的樊馨蔓终于结束了无证驾驶的日子，如愿以偿拿到“小红本”，和张大制片人升级为合法夫妻。
同年，张纪中任制片人，孙海英、吕丽萍主演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后大火，口碑爆棚，网友们看待张纪中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于是，张纪中再次对“金庸剧”动手，筹拍2003版《天龙八部》，该剧集齐了胡军、林志颖、高虎、刘亦菲、陈好、刘涛、钟丽缇、蒋欣、郑爽等演员。
此时正准备踩着琼瑶经典IP《还珠3》一飞冲天的刘涛，没想到因此剧恶评如潮。
即便在剧中，20多岁的刘涛只穿着一个肚兜楚楚可怜，当时也还没有“这么美的背不拔罐可惜了”这样的梗，大露特露的刘涛还是没能在娱乐圈一帆风顺。
收到张纪中的邀约，让她喜出望外，义无反顾地奔向《天龙八部》剧组演“阿朱”。
随后，网传刘涛和胡军相差10岁，但却假戏真做，绯闻乱飞。还有网友爆料，说两人在情不自已时，曾大声“朗诵”骆宾王的“鹅鹅鹅……”
可能是声情并茂感染了附近的制片人，于是制片人也参与了“朗诵”，此处省略3000字。
后来，剧组拍摄结束，上述绯闻，也被间接辟谣，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
《天龙八部》播出后好评如潮，刘涛也水涨船高，闯出了一些名气，于是得偿所愿的刘涛，和“恩人”张纪中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6年，28岁的刘涛拍完央视出品的《白蛇传》后返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涛声依旧”影迷见面会。在此期间，刘涛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一会儿过后，一位神秘嘉宾从天而降。此人正是本应在九寨沟拍摄《神雕侠侣》的张纪中。大家都道刘涛好大的面子，居然可以请动张大制片人拨冗光临。
张纪中却解释说，这次只是回北京办一些公事，次日就要返回拍摄现场。事实真是如此吗？
六、
后来樊馨蔓回忆，她和张纪中在2006年开始分居，结束了16年的同居生活。
当时没人发现，或许是因为这一年，张纪中真的很忙。
3月底，带着《神雕侠侣》的主创黄晓明、刘亦菲们开始宣传开新闻发布会，下半年就又投入到黄晓明、钟汉良主演的《鹿鼎记》的筹备阶段。
但无论是什么活动，张纪中的身边都会跟着一个小姑娘，比他小37岁的何琢言。
这一年，雅虎举办“雅虎搜星”活动选秀，19岁的河北姑娘赵丽颖成了冯小刚组的冠军（详见万小刀公众号往期文章：《最招黑“冯女郎”洗白史》）。
18岁的江南美女何琢言，则是张纪中组的冠军。至于另一位大导演陈凯歌组，冠军则是一位叫艾力江的新疆男生。
比赛结束后，何琢言就开始了自己“一帆风顺”的演员之路，在张纪中电视剧《鹿鼎记》中饰演双儿，并直接签约华谊。
此后又出演了张纪中的《大唐游侠传》《兵圣》《倚天屠龙记》《西游记》，等等。这让无数人怀疑她与张纪中之间的关系，毕竟当时张纪中手握华谊的原始股。
直到后来，有记者发现何琢言出现在张纪中的家宴中，何琢言的一声“舅父”，打破了之前的所有猜测，既是自家小辈儿，受到关照无可厚非。
可是，这种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亲属关系，为什么张纪中和何琢言，此前都一言不发，任由谣言满天飞呢？
可能是因为张纪中并不在乎。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公关策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无论如何，2009年华谊上市后，手握原始股的张纪中鸟枪换炮，不再只是央视一个金牌制作人，不再只是演艺圈“大哥大”，而是已经跨进了资本的江湖。
当年，所有人都知道冯小刚是第一个赚到2亿的导演，却很少有人看见，他的名字下面，还有一个仅次于冯小刚持股数量的张纪中。
虽然，张纪中没有选择和冯小刚一样，第一时间就套现，但手中持有价值1.53亿的股票，还是让张纪中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
于是，从此以后，他的创作不再纯粹，他的艺术里面散发出资本的气息，他开始酝酿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资本帝国。
只是这个资本帝国里，却不曾给樊馨蔓留一个位子。
七、
2012年12月，上海张纪中文化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纪中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简单单的“股份”二字，向外界释放了张纪中“挂牌新三板”的野心。
此时，樊馨蔓早已离开央视，46岁的她担任董事长，成为张纪中推到台前的代言人。张纪中本人，则作为公司最大的无形资产，隐居幕后，操控一切。
新进来的肖齐，37岁，血气方刚，负责把控市场方向及筹备上市。
早在2010年，肖齐就跟着张纪中执导了新版《西游记》，此后也多次担任导演，都是老相识。坊间盛传张纪中甚至把相差24岁的肖齐，收为干儿子。
作为央视金牌栏目《感动中国》的九届总导演，樊馨蔓的个人能力和资源不言而喻，张纪中的能力和资源也是有目共睹，再加上有华谊兄弟和冯小刚成功上岸的案例，所以很多人也都看好张纪中的未来。
于是，各种电视剧电影的资源合作纷纷提上日程。
但事情进展却没那么顺利。有传闻称：纪中文化早已负债累累，甚至快要资不抵债，当年所谓的“剑指新三板”，只是当初画的一个饼，早已没人再提。
同时，坊间还传：张纪中和樊馨蔓早已貌合神离。张本人常年住在美国，鲜少回国处理业务，公司一直由樊馨蔓和张纪中的“干儿子”肖齐负责打理。
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的一则离婚声明掀起巨浪，宋喆人人喊打，从此经纪人都变成了高危职业。
而65岁的张纪中和50岁的樊馨蔓，以及41岁的“干儿子”肖齐之间，也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橙色风暴。
八、
2016年8月30日，网爆“张纪中妻子出轨张纪中的干儿子肖齐，疑似正转移财产”。这瓜太大了，比宝强被绿还要劲爆！
然而很快，当事人之一的肖齐，微博回应，称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造谣。
随后，樊馨蔓直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反驳所有指控，自曝正和张纪中诉讼离婚，原因是张纪中在美国养了一个比他小31岁的小三，且有一个私生子。
这瓜更大更甜，简直是一瓜未完、一瓜又熟的“连环瓜”了！
但在第二天早上，刚过7点，远在美国的张纪中便通过电话回应，称樊馨蔓是在编故事，“简直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
当天晚上19点多，张纪中团队宣传人员又代表张纪中在朝阳区某酒店举办了一个记者会。问答环节很简单，重头戏是张纪中亲笔签名的书面公告。
公告洋洋洒洒，写满一张纸，但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我没出轨，但他俩给我戴了绿帽！”
当晚，樊馨蔓再次做出回应，直接“致命三连击”：
如果不是做贼心虚，你张纪中为什么不敢回国处理离婚问题？你否认小三，有没有想过身边杜星霖的感受？如果孩子不是私生子，那你敢用DNA说话吗？
次日，樊馨蔓又在微博爆出杜星霖陪张纪中去看病的照片，并在下面链接了一个豪宅的地址，上面特意注明了“与盖茨同一区”。
然而，张纪中的豪宅旁边是不是住的比尔·盖茨，我们无从知晓，倒是他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王宝强，购买的豪宅，实实在在就在他家隔壁。
两人都是在洛杉矶买的豪宅，都是被信任的身边人“绿”了，又都在同一个8月“出事”，“爆雷”时间相隔只有半月，由此可见，此地风水实在不怎么好。
此后，国内有记者联系上了“恰好”在美国的杜星霖，杜否认是张纪中小三，更没有私生子，说只是工作关系，至于微博一夜清空，是朋友干的，怕她被骂。
记者又问，为何张纪中会把美国的两处房产转入你名下？杜星霖顾左右而言他，答曰：这是张导和樊女士的家庭私事，我不知情，而且也不方便回答。
但有媒体扒出，张纪中曾在一日之内，分两次，把美国的两处房产转入“Duxinglin”的名下。
数月以后，张纪中回国，与樊馨蔓之间又上演了各种狗血剧情，乃至双方大打出手，此后不知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两人终于在2016年12月，结束了长达26年的感情纠缠，宣布正式离婚。
后来，有人说曾在美国看到过60多岁的张纪中，和30多岁的杜星霖，两人出双入对，亲密无间。
后来，又有人扒出一个据说是杜星霖的社交帐号，大部分都是晒日常的。
其中各种晒娃……所晒合照中，有大量张纪中的书，还有许多圈内的明星大佬。
看完帮忙“分享、点赞、在看”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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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好歹也是战胜国之一，却没有资格参加巨头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人家苏联，美国和英国根本不承认你中国是和他们有一样地位的国家，非常憋屈，但是也很无奈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讨论到海参崴这个地方的归属问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苏联在当时虽然领土面积世界第一，但是他们国家很发愁没有一个好的出海口，大家摊开地图就可以发现，俄罗斯现在唯一的一个不冻港就是海参崴，这还是从中国的手里强取豪夺过去的，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当时苏联私下和中国协商，签订了一个《中苏加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原文如图。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两条是这样的：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苏殖民地大连主权；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崴的主权，苏联同意在50内以内撤走苏联驻海参崴所有武装力量。
中国政府将在1995恢复对海参崴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崴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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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条就能看出，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在1995年收回海参崴。
但是可惜的是，最终这件事还是黄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条约是和国民政府签订的，后来1949年他们就被打到了台湾，然后和苏联从新建交的是新中国。对于之前签订的条约，即使是斯大林亲笔签署了这份《中苏加盟条约》，斯大林自己也不和新中国承认这件事的合法性了。再加上后来苏联意识到海参威对他们的重要性，结果这件事就成了历史问题，一直在讨论。
再到后来，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接管人是俄罗斯，俄罗斯根本不承认苏联那一套，所以风云几次变幻，当年的文件早就没了法律效益，两家都换了人，最后事情就黄了，真是遗憾啊！
传播不易，赞赏随意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2 16:56 编辑
说浙大校歌里我最喜欢的三句歌词
一是“无曰已是，无曰遂真”
意思是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对的，不要认为自己就已经掌握了真理。这句话可以一辈子用来自省。
二是“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意思是没有什么革新不需要因循传统，没有什么传统不需要进行革新。这句话很深刻地描述了传承和革新的关系。
三是“尚亨于野，无吝于宗”
意思是对社会方方面面包括乡野都要去了解透彻，不要局限于某一流派的知识。看待问题要从最广大和基层的眼光出发，不要让自己陷入小圈子的固执来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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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着爱情和欲望走去。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加缪《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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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家庭！废除姓名！我们的先贤曾经激进到这种程度
原创 唐山 北青艺评 今天
1930年4月18日，为修订《民法·亲属编》，国民党立法院长胡汉民邀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餐叙，提出三问：是否保留姓氏？是否保留婚姻？是否保留家庭？
在今人看来，此三问实属“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当时人眼中，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蔡元培认为，应废除姓名，“用别称符号来代替”。他说：“在理想的新村里，不结婚好。因为在这新村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亦有两人同居之房间，有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两人要同居住之前，应先经医生之检查，并须登记。如是则将来生下男女可有标识了。”
李石曾从进化论角度，提出社会发展趋势是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小家庭到无家庭。
蒋梦麟认为：“五十年内结婚是需要的。”
吴稚晖认为，废除家庭，但保留姓和婚姻。
这个只在《动物农场》中才会出现的讨论，被胡汉民概括为：除吴稚晖外，大家说的都是“正经话”。好在，“正经话”未能变成法律，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以窥激进思潮的演进。
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家庭曾深深地被裹挟到革命中。百年易过，前人的梦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又偏离了多少？为了这些梦想，几代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切尽在这本《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中。
从个体解放出发，却走向普遍主义
家与国的解体，是标准的“近代化事件”。此前不论东西，家庭都是服从的训育所，父权都隐喻着君权，移孝作忠是通例。
以法国大革命对照中国近世之变，有非常近似的一面：在过于完密、僵化的控制下，只有通过污名化父亲、拆散天然的“父子情”，代以共同理想捏合起来的“兄弟情”，从而使变革获得足够多的社会资源。
清末康有为曾说：“凡有小界者，皆最妨害大界者也。”后来李大钊也认为：“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其实，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无力感——渴望变革，却无处下手。因此把国家、社会、家族、家庭都视为限制，想一体拆除，只留下“世界”和“我”。与之相对应，堆砌成两大神话：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一切制度构想都围绕着此二者展开。
康有为建构的美丽新世界是：废除姓氏，以出生时的医院、房间号、出生时间来命名。
康有为
这在“五四运动”前后曾部分变成事实，一青年改名为“他你我”，一北大女生被问贵姓，立刻回怼：“我是没有姓的！”还有一些学生给父亲去信，宣布：“从某月某日起，我不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蔡元培建构的美丽新世界是：孩子出生后，交国家抚养至7岁，然后国家负担教育，直到24岁，此后国家安排工作，48岁后统一养老。
引人注意的是，个人主义本是家庭革命的基石，正是借口个体解放、个性自由，家庭革命才取得了合法性，可康有为、蔡元培设计的明天却都是极致的普遍主义，个体反而被遮蔽。
蔡元培
个人主义无法安慰人们的心灵
个体被遮蔽，原因有很多，但与其崛起方式不无关联——提倡个人，只为突破僵局，一旦达成目标，自然被排除在外。毕竟在我们的传统中，尚未形成一种可以充分包容个人主义的文化。
个体崛起，因为在西学东渐、西力东渐外，还有一个西欲东渐。随着近代爱情观的舶来，传统价值中无法安放的情欲，终于得到应有尊重，实现了个人体验与道德实践之间的无缝链接。情欲与生俱来、人人皆有，将这个“随身的尺度”提拔起来，遂凸显出家庭、家族、社会等的约束，而其中的逆反心理，恰好可征用为变革的力量。
可概念先行，缺乏环境、制度的支撑，新概念很容易被利用。“爱情至上”风行后，最大获益者反而是军阀、巨商等，他们本是旧制度维护者，却用新观念来套利。而社会对女性缺乏足够保护，“爱情”反而加剧了性别剥削。
是否可以离婚？是否可以纳妾？如何处理传统婚姻？如何面对子女的反抗……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中，找不到通约的解决方案，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应对。可在博弈中，自身的人性恶被放大，人格处于分裂状态。
以吴虞为例，他曾被胡适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称父亲为“老魔”，与其对簿公堂，晚年却在日记中多次怒骂女儿们“不孝”。事实证明，个人主义无法提供一个道德制高点，无法真正安慰那些靠本能参与革命的人们的心灵。
吴虞
“五四”后，各种工读互助团风起云涌，知识青年以10—20人为单位，共同劳动、共同居住、按需分配，以“养成一般人‘嫉恶如仇’的心理，对于腐败社会、黑暗家庭完全立于宣战地位”。
然而，这个“宣战组织”或因三角恋，或“弄得几文捐款，手头宽展些，便大家逍遥自在。等到钱没有了，又急急忙忙，想法募捐，对于工作，却全不在意”，或“床铺被褥，非常肮脏，垃圾满地”，纷纷解体。
显然，泯灭个体后，普遍主义又落入乌合之众的困局。
一步步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以惨败告终，却刺激起人们对普遍主义的信心。
陈独秀评论道：“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所说的“三件事”，均无清晰定义，外延可无限扩展，足以解释一切。显然，这其中包含了一个低级的逻辑误区，可为什么陈独秀没看出来？因为他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理性是冰冷的，无法满足人的道德需求，而建构理性则以理性的名义，创造出一套道德体系。表面看，它尊重并捍卫真理，认为理性是人的标志，并通过理性，推导出一个“必然的明天”。
可问题是，人类拥有的只是“有限理性”，理性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今天的真理，明天可能就是谬误，所谓“必然的明天”，只是谎话。显然，建构理性是一种新迷信，通过神话理性，引诱人们为所欲为。建构理性的危险在于，它内部逻辑高度自洽，越失败，反而越能激起人们对它的信心。
其实，废除姓氏、婚姻、家庭，就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惨剧？这真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冷静分析，其论证过程异常粗糙，无非是：
第一，从直线逻辑看，似有关联，但社会无限复杂，岂是直线逻辑能概括的？
第二，现实有需要，但这种需要常常是各种概念塑造出来的。
第三，外国的先进经验。但很少有人追问，外国真是如此吗？
粗糙论证，加上“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之类话术，遂形成“先行动，再论证”的惯性。
跑了百年，却跑丢了当初的目标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等都曾留洋，当然知道，当时欧洲正处在家庭观念极为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讲学期间，因谈到了社会主义，且和“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甚至被英国警方列入黑名单。更何况，启蒙主义大师卢梭、洛克等都赞美家庭，认为家庭是人类美德的基础。
为什么不引入这些主流的“西方先进经验”，却要引入家庭革命，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的“西方先进经验”呢？
吴稚晖
显然，近现代史上所谓的“西方先进经验”，经常是了解不够、想象的产物。以少数经验材料，通过建构理性，然后自行推导出一个“西方先进经验”来。这就把“学习”变成了想象力游戏——在传统大家庭向欧式小家庭转化过程中，一旦遇到困境，知识阶层不是去探寻国外的解决方案，而是迷恋上更有想象力的方案：从欧式小家庭向俄式无家庭转化。
从激进到更激进，再到更更激进，这是一条不归路，回望百年，除了被污名化的父亲、被神话的爱情、被功利化的家庭，家庭革命意外地失去了当初的目标——人们既没因此获得世界，也没因此获得个人，倒是收获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在西方语境中，自由、平等之类本是政治词汇，在中国，反而成了习语。一个人会坦然抱怨在婚姻中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旁人居然都能大概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拥有无限的解释可能。
在今天，人们最常说起“家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当然不错，但这个家是家庭革命后的产物，是最近100年才形成的。在无数次被取缔的风险后，家侥幸被保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在自我与世界之间，依然需要一个中介、一个传声筒、一片试验场。
本书精描了家庭革命的历程，揭示出那些被遗忘的歧途与激情，它们看上去似乎已不太重要了，却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生活。其实，这种塑造并非过去时，也是进行时。那么，我们是否仍会落入建构理性的误区？该如何避免？引导读者更多去思考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最大价值。
作者|唐山奥威尔格言集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著有《1984》、《动物农场》等。奥威尔参与过欧洲的左翼运动，其经历与反思颇有参考价值。
1. “过去的被抹掉，抹掉的又被遗忘，于是，谎言变成事实。”
2. “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
3. “有些观念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会相信。”
4. “很多左翼思想都是在玩火，这些人甚至不知道火是热的。”
5.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6. “从极权主义的角度看，历史是需要创造的，不是用来借鉴学习的。”
7. “败坏思想的捷径是败坏语言。”
8. “如果说，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也可以败坏思想。”
9. “在哲学、宗教、伦理或政治领域，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人类设计或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
10.“难道你不明白‘新话’（Newspeak）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最后，我们会使思想犯罪成为不可能，因为那时已经没有用来表达思想的词汇了。”
11.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12. “政治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3. “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14. “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15. “进步不是幻想，它确实会发生，但它是缓慢的，并且总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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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如何读，为何读
——《庄子奥义》读后
卜雨
木心曾说：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这个观点如此武断，正是木心风格：为了开一扇窗，声明推倒一堵墙。木心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有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汉的赋家，魏晋高士，唐代诗人，全从庄子来。嵇康、李白、苏轼，全是庄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石涛、八大，似信佛，也是庄子思想。中国的伦理观是孔孟的，艺术观是老庄的思想。中国出庄子，是中国的大幸。”
我不想顺着木心的点名簿一一论证这些作家都应纳入庄子传统。因为，先秦留存至今的文化元典并不多，读过、喜爱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化用《庄子》，不算一件稀奇事。过于强调《庄子》的文学性，对一个弘扬“得意忘言”的思想者来说，近于买椟还珠。重要的是，两千多年过去了，庄子作为思想家，其思想是否还值得作为一种信仰，这信仰又能把我们带往何处，这一首要问题仍然悬置。
自从视老庄为师的嵇康被诛后，就很少有古人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归依庄子思想的信徒。魏晋以前，庄子很明显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圣人而被修道者追随。如木心所说“汉的赋家”枚乘，在其代表作《七发》中，假托吴客说七件事，从而启发楚太子，这一形式引起后世众多作者的效仿，号为“七体”。当然我们可以猜想，七体的“先驱”，正是庄子自著的“内七篇”，而将“庄周、魏牟”等人的教诲之言喻为“发药”，典出《庄子·列御寇》。但枚乘在他的笔下强调的，不是庄子汪洋恣肆的艺术功力，而是庄子的思想有利于沉溺世间的人恢复精神健康。
大多数入世者拒不承认自己的追逐欲望是一种疾病。所以后来的多数七体文章，主题从枚乘的“问疾”，渐渐衍生出立场相反的“招隐”。所谓招隐，就是要求之前教诲朝中之士的隐者出来为朝廷服务，夫子降格为仆人。如果我们用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的史家眼光观照这一现象，这里面大概隐藏着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儒道之争，庙堂立场与江湖立场之争。从庄子的道家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病者，社会的发展和组织本身就在不断制造病症，用问疾的态度看待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才可能好。当社会病了，必须有人能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一样诚实地指出它病了，才是正道。
有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大家应该对社会“有用”，而从现实可以依赖的路径来说，首先也就是对统治有用，身为隐士本身就是罪过。就像《韩非子》中姜太公杀贤的故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贤士，因为不仰仗君上，不听任用，不好管理，于是姜太公“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社会的监督者，自由平等的践行者，被污名化为社会的敌人，这是古代中国更为常见的思想模式。
为什么读庄子，因为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佛法，与之同时代的那些中国一流思想者，却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向统治者说话，给统治者进言，从而获得一份民脂民膏，成为靠“精神”发家的贵族。即便也有道德高尚的人，离了庙堂他们对大众其实也无话可说。而庄子这样的道家信仰者，和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一样立足江湖，向每个人讲述什么是道，如何行道，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至人。
“看哪，我来把至人教给你们！至人是大地的意义。”庄子如是。
现代百年，许多人在呼唤文艺复兴，希望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获得启示一样，从我们的轴心时代，获得来源于我们自己本根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然而我们的轴心时代，给君王统治思想以启示的遗产挺多，给大众自由思想以启示的遗产，太少。许多伟大先驱如杨朱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著作遗留。庄子就是著作完整得以保留的极少数自由人中，最亮眼的一个。他的思想，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
不过，直接读庄子，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懂。
庄子的难懂，不是靠着文言功底好，加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迷之自信，便可穿越。庄子用寓言传道，寓言里角色众多。寓言中到底哪些角色的观点，代表庄子本人的观点，哪些角色的观点，是庄子树来批评的靶子，在不能充分把握庄子思想核心的情况下，将难以分辨。加上古代并无完善的标点符号系统，如果义理上不能贯通，就会出现把庄子反对的观点，当做庄子自己的观点来批评或者推崇的谬误。
小说家可以不赞同笔下任何人物的话，哪怕这人是主角，哪怕这是自传体小说，这是虚构作品享有的艺术自由，他们只刻画现象，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但哲学家的对话不能等同视之，哲学家必然而且必须赞同其对话中某一人物的观点，因为这人，就是哲学家思想的代言人，他需要把这一思想的火把，传给他人。
“我要带给人类的是一件礼物！”庄子如是。
后世对庄子的最大误解，就是把他误读为“小说家”，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如果庄子是“不明是非”的和稀泥者，庄子的思想就一文不值，因为我们的社会有无数高明的和稀泥者，那么他们个个都达到了庄子的高度。然而庄子是“不谴是非”，他的胸襟可以尊重每个人的因缘差别，无差别地接纳真诚愿意求道的人，帮助他们走向光明大道。
现在有太多仅仅把阅读作为乐趣、增长知识或职业的人。而古典主义色彩的探索哲学、学习哲学，是为了吸收伟大思想家的见地，成为自己的见地，把它用起来，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吸收的见地错了，用的是庄子反对的观点，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果一味地诵读原文，不进一步思考，念上百遍，可能通过字典认识了字，感受了一点庄子的文学才华，但思想内容，其实仍是不懂。如果无懂的人引导，光靠硬读，除非天资聪颖到惠能一般能够言下大悟，恐怕永远无法读懂。而且懂的意思，也是有弹性的。如果庄子的智慧含量是一百分，理解五分也是懂，理解五十分也是懂。更糟的是，就这五分可能还理解错了，自己也会以为懂了，那就更是南辕北辙。
这些矛盾，困难，障碍，主要从何而来？
不同价值观的注者形成的众声喧哗当然是一个原因。而这个世界，也总有些人，会用瞒和骗把水搅浑。然而如果仅限于此，这些矛盾，困难，障碍，不会难住认真细致的读者：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但很明显，“作案者”庄子本人，却主动参与了制造矛盾，困难，障碍的工作，故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故意不让人懂？
经历过删帖的当代网民，恐怕对这种体验非常熟悉。庄子是宋人，与在位五十二年的母邦暴君宋康王毕生共始终。庄子说真话，既要避免被训诫，又要避免被删帖。如果不主动追求语言表达的善巧，游走在说话艺术的悬崖边缘，真话将无立足之地。这样溯源，看上去粗暴，但这却是我们日日所处的事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粗暴。为了在青天白日下传递隐秘的真相，就有了黑话、暗语的密码制造与破译。
张远山是非常敏锐的密码破译者，他在《庄子奥义》中致力于思考庄子出谜的源代码，即“庄学四境”的结构对位法。掌握了这个解谜诀窍，代码的真意就会被正确解读，文本中有意的修改错谬和无意的传抄讹误，就会在对位中显出BUG，找到修复真义的机会。
例如《庄子奥义》总结的动植象征系统，将无生物、小动物、大动物、植物作为“无知”“小知”“大知”“至知/无知”四境的象征范型。排行隐喻系统：用伯仲叔季的排序，对应庄学四境。这样庄子“七篇”的近二百种角色，或通过动植象征、排行隐喻而直接定位，或通过结构对位而间接定位于庄学四境。他们的观点，在立场、境界清晰的情况下，获得了准确理解。
承认境界的差异，虽然符合事实现象，但这种现象却绝非静态。固化分判，将形成宿命论的种族歧视。庄子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求道之路次第成长。例如道家的列子，墨家的惠施，儒家的颜回，都在庄子七篇中步步发展，直至成长为至人。从“逍遥游”到“应帝王”，不仅仅是主题的转换，也是修道之路的升华。人们对洗脑的过分警惕，虽然带来了部分智慧，但因此失之交臂的智慧，恐怕更多。这起始并非众人之过，但结果一切黮暗无明都将由众人承受。
有人害怕受到《庄子奥义》的影响，害怕被庄子影响，但最后我仍愿意引用木心的话：“你认为受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好的，那么你已经受了影响——坏的影响。”你受庄子的影响，不会变成第二个庄子。但受庄子的影响，你会成熟。也许，我们应该先被庄子“洗洗脑”，把庄子的思想带到生活中，指导人生，让庄子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观念，乃至生命品质。最后，庄子一定会在你成熟的时候等着你，作如是说：“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自适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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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约翰逊的丘吉尔情结
原创 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今天
文丨胡莉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成为英国首相。鲍里斯是21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其争议性会达到何种程度，还有待历史的回答。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看看他是如何看待温斯顿·丘吉尔的，这位英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在其时代最富有争议却也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任何敏锐的观察家发现鲍里斯与丘吉尔之间隐隐约约存在某种关系之前，鲍里斯本人先将自己与丘吉尔有意或无意地关联起来了。这或许也是他给观察家们的一个暗示。所有这些暗示都写在鲍里斯的《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一书中。
时间回到2015年。这一年是丘吉尔逝世五十周年，鲍里斯还在担任伦敦市长。英国国内局势并不那么美好。一年前苏格兰刚举行脱离英国的独立公投，一年后英国将举行脱欧公投，联合王国何去何从困扰着英国人。就是在这样的年份，鲍里斯出版了《丘吉尔精神》，想必他有不少话要以此托出吧！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
因此，读者最好不要期待鲍里斯会像职业传记家那样翔实叙述丘吉尔的一生。这既无必要，也无新意。丘吉尔曾写了八卷本的《丘吉尔传》，他的助手马丁·吉尔伯特则写了单卷本的《丘吉尔传》，后者是丘吉尔唯一官方传记，较真的读者可以去阅读这些。《丘吉尔精神》则融入了太多鲍氏元素，使得本书甚至可以改名为《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事实上，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21世纪英国面临重大内外挑战之际，一位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特立独行的政治家，在叨扰了他所崇拜、敬仰并在其身上找到了自我身影的伟大首相的亡灵后，发表的个人感悟与对当下的反思。这些感悟与反思对任何一位想要弄明白英国历史与现状的人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丘吉尔传》
1
鲍里斯·约翰逊其人
欲知鲍里斯所说的“丘吉尔精神”到底是什么，首先需要知道鲍里斯·约翰逊是谁。限于篇幅，此处不可能详述鲍里斯的生平，但仍需强调他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决定着他将如何看待丘吉尔，这些特点也多多少少让熟悉丘吉尔的人们不自觉地将他与丘吉尔相关联。
鲍里斯在《丘吉尔精神》中多次强调出身之于丘吉尔的影响。例如说丘吉尔是“半个美国人”、贵族出身却仍需写作赚钱维持昂贵的生活、受父亲伦道夫影响极大，等等。鲍里斯的出身多少也有点相似之处。196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在那里度过了童年，2017年才放弃美国国籍。鲍里斯也算是，但家境却不那么殷实，拿奖学金读完上流社会专属的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由此可知鲍里斯学识优秀。至于父亲的因素，我们无从得知鲍里斯与其父斯坦利·约翰逊这位老保守党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父子二人显然在脱欧问题上尖锐对立，父亲支持留欧，儿子则是硬脱欧派领导人。
本书一开篇就看到鲍里斯将丘吉尔描述为“精通演讲、风趣幽默、桀骜不驯，在他的时代标准下，他甚至政治不正确”。这当然是丘吉尔的特点，但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鲍里斯。尽管没有丘吉尔那样杰出，鲍里斯也是一名多产的作家，拥有相当高的语言与写作能力。他显然也喜欢演讲，曾在牛津大学就读时担任过牛津辩论社主席。成为首相后，在议会下院与反对党领袖科尔宾首次正面交锋时，鲍里斯几乎以碾压科尔宾的方式展示了他惊人的辩论能力。在英国文化氛围中，英式幽默是拉近人与人关系的有效方式。鲍里斯也从不缺少这一点。许多伦敦市民认为他风趣幽默、搞怪杂耍、喜欢冒险、爱好太多且很非主流。但也是因为这一点，讨厌他的人认为他是个另类、怪咖，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人当首相。鲍里斯的言行举止让人们戏谑他为“英国特朗普”。这个名称有强烈的政治蕴意，但他是否真的像反对党所说的那样是“极右势力的代表”还有待观察，但他的确不按常理出牌。
▲鲍里斯·约翰逊
或许，鲍里斯最大的特点是拥有极强的“自我”。这体现在他极强的自命不凡感上，正如他曾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世界之王”。鲍里斯也蔑视规则，那是制定给普通人的行为准则，他对规则缺少忠诚度（正如丘吉尔变换党派属性一样）。鲍里斯骨子里有浓厚的精英意识，即便他看上去亲民或拒绝卡梅伦那样的精英感。鲍里斯的权力欲望极强，但他懂得遮蔽，以他叛逆的非主流的喜好与兴趣遮蔽过大的野心。
2
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
在了解了鲍里斯的这些特点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眼中的丘吉尔。
无疑，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是一位伟人，一位绝对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伟人与普通民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上，鲍里斯走到了极端。他毫不避讳地写道：“从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到中东，我们都发现丘吉尔改变世界的痕迹”，“丘吉尔拯救了我们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宏观的，是去个人化的，是被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而《丘吉尔精神》旨在说明，一个人也能改写历史。”
就在这样极端的伟人创造历史的史观下，鲍里斯开启了他的丘吉尔崇拜之旅。不同于以时间线索讲述丘吉尔生平的传记，本书分23章讲述了丘吉尔的伟大之处，最后两章是全书的总结。在鲍里斯眼中，丘吉尔的伟大并非仅限于他一个人所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公共决策，还包括丘吉尔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以及品德。有时丘吉尔犯的错误、个性中的缺陷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鲍里斯眼里都具有某种魅力，那似乎是一位伟大人物必不可少的特征，因而得到了鲍里斯的理解、同情、宽容甚至辩护与支持。
众所周知，丘吉尔最伟大的一点在于带领英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在1940年5月，丘吉尔顶住了内阁中要求接受与希特勒和谈的巨大压力，做出了浴血奋战的决议。鲍里斯对这一决议出台的描写几乎可视作电影《至暗时刻》的极简版原著（他显然看过原著或电影）。有趣的是，鲍里斯认为丘吉尔最终赢得内阁支持是因为说了一通“可怕的胡话”，因为先前“诉诸理性的尝试失败了”，那一通胡话以“莎士比亚式高潮结束”，“以某种更热血的方式感动了内阁成员”。
▲《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
鲍里斯还认为丘吉尔是“同时代最超前的政治家”。不仅最早意识到德国的纳粹倾向，还应该与劳合·乔治一起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丘吉尔推动新技术发明与应用，“如果不是在丘吉尔想象力的推动下，坦克很可能早就失败了”。说服美国签订《大西洋宪章》，“只有丘吉尔才能让美国人放弃中立”，而珍珠港事件只是让美国参战的一个“小麻烦”。丘吉尔最先“对苏联的威胁忧虑至深”，提出了最大的战略问题，“一个许多美国人当时毫无兴趣的问题”，“铁幕演说后杜鲁门与丘吉尔撇清了关系，但他发现丘吉尔是正确的，并采纳了著名的遏制学说”。丘吉尔“颇具眼光，是联合欧洲运动的发起者”，但当时的工党政府愚蠢的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时的谈判，否则“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不同模式的欧盟，一个更盎格鲁-撒克逊化的更民主的欧盟”。丘吉尔还告诉英国人“永远不要和美国分开”，制定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战略思想。丘吉尔还缔造了现代中东，但中东遇到的麻烦不是丘吉尔的错。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还在于，鲍里斯强调、欣赏甚至崇拜丘吉尔几乎所有的方面。鲍里斯展示了许多丘吉尔在身处常人惧怕的危险时却表现出极其兴奋的故事，认为丘吉尔十分勇敢。丘吉尔的“新陈代谢一定有特殊之处”，因为“没有人在一整天的工作和喝得大醉的丰盛晚餐之后还能写出一等的文章，除了丘吉尔”。鲍里斯对丘吉尔“西塞罗式的雄辩”流露出羡慕，“老派、夸张、爱夸海口”，因为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能激发人们的情绪，“所有伟大的演说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修辞手法”，即便“一切修辞均是可疑的，其让薄弱的论点变得强大，并由此迷惑听众”。但这样的演讲在关键时刻产生了巨大意义。丘吉尔是“约翰牛”，他的品质让他能够代表英国，“他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忠于人之本性”。丘吉尔还拥有“百匹马力的头脑”，超级高效地操作多线工作，丘吉尔的抑郁不再是负面问题，成为他作为天才的某种神秘因素。鲍里斯也不认为丘吉尔是一个叛党变节的人，认为他是“伟大的跨界者”。这些让人不禁联想到鲍里斯本人：浮夸的语言、旺盛的精力、编造事实进行演讲、幽默的英国人、更接近人之本性的表现、被指责为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等等。
总之，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普通人、伟大的病人、伟大的酒鬼……至于丘吉尔犯的错，那是那些事件本身的错误，丘吉尔已经尽力了。写到这，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鲍里斯极端的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论是不是失灵了？答案是：没错！
3
鲍里斯的丘吉尔之问
鲍里斯写作《丘吉尔精神》，绝不是为了向世人再现丘吉尔的伟大事迹。事实上，本书通篇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丘吉尔如此伟大？丘吉尔伟大事迹的核心是什么？这或许才是他灵魂深处的发问。鲍里斯在本书序言末写道：“性格即命运，希腊人曾这样说过。我同意这句话。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更深层、更有趣的问题莫过于：性格是如何构成的？”
鲍里斯将丘吉尔性格中“自大、狂妄、神经质”等特点归于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他写道：丘吉尔的“双亲行事风格也固执任性，不受传统约束，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他们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两人对这个孩子都漠不关心”。“他的父亲先是恶劣的对待他，然后溘然早逝”，这使得“丘吉尔必须模仿父亲”，才能向父亲证明自己。不仅如此，丘吉尔还继承了其父的政治取向和诙谐的说话方式，而这样的说话方式来自英国另一位伟大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启发。此外，鲍里斯认为丘吉尔的部分个性源于“矮人综合症”，“他被这种心理障碍所困扰”，因为身高不足而产生了自卑，继而喜欢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比其他人强。
于是，鲍里斯笔下的丘吉尔变成了这样：丘吉尔的敌人觉察到，他的内心拥有巨大的竭尽所能追逐一切风浪的欲望，直到风浪在沙滩上化为飞沫，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大和神经质的形象有原因可循……丘吉尔是一个乐于铤而走险的人……他需要观众来见证他的英勇事迹……丘吉尔想象力惊人，喜欢逞能，以及拥有瞬间做出决断的能力，英雄般的冒险精神在他的血管里汩汩流动着……他对炫耀乐在其中，他还像凯撒一样，无论说过和做过什么，他都会格外注意记叙它们的方式……他渴望冒险，新闻曝光和肾上腺素，还有人们的赞誉……一切证据表明，丘吉尔是一个率直的、感情用事的热心人……非常幽默、酒量惊人、爱玩文字游戏、喜欢奇装异服……他的抑郁让他必须工作，因为他无法应对无聊……喜欢大肆推销自己……你可以从他的长寿中看到他性格的要素：坚持不懈、奋斗不息，从不放弃的本能……
鲍里斯继而总结说：“丘吉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随后，鲍里斯又说自己“深思的最后一个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也不是他如何完成了这些事，而是他的精神有多么强大，这种精力到底从何而来？”到底从何而来呢？百思不解的鲍里斯继续写道：“我们所说的精神力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难道他的基因和荷尔蒙天生具备某种内部燃烧的超级进程？难道源于他少年时代的心理状态？”最后，鲍里斯给出了答案，他说：“我总是想，丘吉尔心中一定有秘密的三段式推演，即英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丘吉尔=大英帝国最伟大的人，因此，丘吉尔=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换言之，丘吉尔有庞大的自我，是庞大的自我让丘吉尔成为丘吉尔，让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
4
《丘吉尔精神》的当代隐喻
以上是《丘吉尔精神》一书的主要内容、风格、特点与中心思想。但这本书的看点并不止于此，当今英国首相鲍里斯的《丘吉尔精神》暗含着许多当代隐喻。
▲1950年丘吉尔摆出胜利的手势
无疑，英国当前面临内外危机，一场没有刀枪弹炮的悄无声息的危机，联合王国面临着解体，也面临着重新调整其与欧洲、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丘吉尔时代的热血战争还能唤醒麻木不仁、内部分裂的政客的团结的话，这场悄无声息的危机正在吞噬着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本应该具有的最后的道德与责任。就像鲍里斯在赞扬丘吉尔做出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决议时所感叹：“很难想象今天的英国政治家有魄力做出与丘吉尔一样的选择。”
鲍里斯当然也是在为像他这样的人的冉冉升起做准备。他在讲述完丘吉尔是“同时代最超前的政治家”之后，说“如今的英国，没有人会委任丘吉尔任何公职，除非他最大限度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鲍里斯是想说人们太容易依靠表面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一位政治家了。这话当然是在讽刺西方国家对政治正确的坚守，也意味着像鲍里斯这样的人在提议政治家应该突破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限制。
鲍里斯显然也在本书中为自己浮夸的讲话风格做了辩护。辩护的依据是其纯洁的道德与动机，在此之前所产生的夸张言辞以及激发的民众情绪并无过错。鲍里斯在对丘吉尔的演讲以及批评他的人的观点做了细致介绍后，说“我想，除了一般意义的仁慈、幸福与和平，以及保留他成长起来的这个世界之外，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至于他的演说激发出的情绪，它们完全是积极和健康的。”这让人们不禁想起鲍里斯本人曾在脱欧过程中编造数据、夸大言辞，只为让人们产生惊恐后投票脱欧。这的确让人不自觉地将其与民粹风格联系起来。
鲍里斯还在本书中借丘吉尔之口为脱欧做宣传。鲍里斯强调丘吉尔是最早倡议欧洲联合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主张英国应该介入欧共体建立之际的谈判，这样才会有一个更适合英国的欧洲框架，但是当时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拒绝介入，使得英国错过了机会。等到七十年代加入时，欧共体已经基本定型，英国再无逆转可能，只能成为其中普通一员。鲍里斯还指出丘吉尔主张欧洲联合，但不认为英国应该是欧共体中的普通一员，“假如英国必须在欧洲与公海之间选择，她总会选择公海。”最后，鲍里斯借丘吉尔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展望：“丘吉尔一定会希望这个欧洲组织强大并且与美国结成同盟，而英国则在其中活跃地帮助二者稳固关系，他一定看到了联合的欧洲在对抗自信的俄罗斯和其他潜在的外部威胁时的重要性。”
本书暗含的隐喻也不止于上述几点，鉴于篇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此处只能先写到这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2 14:01 编辑
女儿档案里的朱贞木真相
原创 伯玥 空山百鸟 2019-02-18
女儿档案里的朱贞木真相
朱贞木，著名武侠小说家,浙江绍兴人,在天津工作多年并寓居多年，其武侠小说被誉为奇情推理情派，与王度庐（悲剧侠情派）,还珠楼主（奇幻仙侠派），宫白羽（社会反讽派），郑证因（帮会技击派）称为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但由于其鲜有武侠作品变为影视作品以及武侠小说被禁等多种因素,遂逐渐淡出世人视野，只被资深武侠小说读者及文学研究者所熟识。在四十年代,朱先生武侠小说风靡之时,颜梅华先生刚出道之时，曾画过朱先生的《虎啸龙吟》。（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画武侠小说，如被成为民国武侠五大家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朱贞木的《虎啸龙吟》）①
朱先生不仅仅是撰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同时也善治印、画山水画，可惜存世较少!朱先生曾在天津电信局担任文书工作，在其供职期间，与知名人物吴云心、李寿民（还珠楼主）都当过同事，并受其当时的同事还珠楼主影响，也走向了武侠小说的道路。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看,在49年之前,有几份刊物介绍过他，如《沽上文人小介：古越朱贞木》（《新天津画报》第12卷第10期）以及《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朱贞木》（《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3卷第1期,18页）。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重新流行之时，了解朱先生武侠小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实为一件憾事！
在熟识朱贞木先生的研究者中，有这么几个说法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并有相关材料可以佐证：一、朱贞木生于约1905年；二、朱贞木在1949年之后南下上海；三、朱贞木曾在天津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四、朱贞木曾在天津开设饭店。{“朱贞木,原名桢元,字式颛,约生于1905年”②；“朱贞木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多，除上面4部外（《铁板铜琶录》、《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目前已知约16部：《虎啸龙吟》、《龙冈豹隐记》、《龙冈女侠》、《边塞风云》、《罗刹夫人》、《千手观音》《玉龙冈》、《闯王外传》、《郁金香》、《翼王传》、《五狮一凤》、《庶人剑》、《塔尔岗》、《七杀碑》、《苗疆风云》、《铁汉》。这些小说大多是在上海出版，时间集中在1949到1951年。1952年之后就极少见了。据此推断，朱贞木极有可能在1949年后离津返沪，否则人在天津，作品却不在天津推出（在1949到1951年这个时段，尚未发现一部在天津出版的作品），反而集中在上海出版，这有悖常理。”③；这说明，朱贞木是为写剧本而开始构思和撰写《铁汉》的，显然他当时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④1949年后，朱贞木脱离文坛,开设饭店。⑤}最近，笔者在逛旧书摊时，偶然购得一份由朱贞木女儿朱如瑛填写的档案。在这份档案中，给出了一些相关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推翻上溯的这些说法。
一、朱贞木先生实际年龄与家庭关系考
百度百科显示，朱贞木先生约生于1905，这可能也是根据《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为依据的，不过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显示朱贞木先生的生卒年为（1895-1955）。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并有家属的相关信息可以佐证。上面的材料显示，女儿朱如瑛女士填写资料的时候，家父朱贞木时年57岁，并且在材料当中填写的住址是天津市第十区河北路312号院楼上。以现在的地理坐标看，应属于十分繁华的五大道地段，但此楼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刘云若的故居也在附近，但也没能幸存。1952年8月16日之后，天津做了新的行政区划，第十区的区名就不复存在了。从材料还能看出，朱如瑛女士在填写个人详历的时候，也填写了1952年7月15日参加十区烟台道合作社工作组，所以笔者推断这份档案是在1952朱女士参加合作社工作组之后填写的，填写的时间应该也是在1952年7月15日后到1952年8月16日之前。所以，结论是这份档案是在1952年填写的。以1952年减去57做计算，实际年份应为1895年，这也大概就是朱贞木先生的实际出生年份，约不应该是在1905年，而是约1895年！朱先生的实际出生年份可以往前推10年左右！以中国人实际的以虚岁算年的习俗，正负不过两年！而且，朱贞木外孙费祥英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外公是1895年在绍兴出生的，这也是相当有例证的证据。另据费祥英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透漏，1955年冬，朱贞木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⑥所以，朱贞木先生的生卒年应为1895-1955。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给出的信息是正确的。这份材料，另一个比较有用的信息就应该是朱先生的家庭关系了，妻子赵楙昭，女儿朱如瑛。根据这份材料，笔者也猜测，朱如瑛是朱先生独女，因为朱女士只在社会关系中填写了父母与友人，并没有填写哥姐弟妹，有友人没有哥姐弟妹，以亲疏关系论，应该就是没有了。特殊年代，审查极为严格，笔者认为如相关兄弟姐妹的话不可能不写。因此推论，朱先生的家庭谱系应为朱贞木、赵楙昭——贾振德、朱如瑛——费祥英。
(现河北路310-312号，为先农大院，重建品)
二、朱贞木先生压根没去上海
这份材料中，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女儿把他的武侠小说归入到了通俗小说，而不愿提及父亲曾写武侠小说。张元卿先生根据其著作出版社出版所在地的地方，推断出他49年之后南下上海的假设，笔者也认为是个伪命题！朱贞木先生根本没有去上海,而是在天津终老！上面笔者所购的档案是强有力的证据并伴有其他相关材料为佐证!另一位朱贞木研究者顾臻先生在《今晚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及过朱贞木先生在《铁汉》的卷首语提及作者通讯地址通讯处是河北路312号，“在这篇卷头语的末尾，他写道：“我根据了上面一点浅薄的意识，我又写了这部《铁汉》，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⑦这跟档案里的信息是对的上的。同样在这份材料当中，朱如瑛女士在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写父母并不像写友人那样，后去哪里也标明了。上文也曾提及，据费祥英先生口述，朱先生于1955年冬，在天津总医院离世。51年直到朱贞木先生过世，朱如瑛应该是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并肩负着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也极有可能是她提出生活困难的部分原因。朱贞木的外孙费祥英先生也在《寻找朱贞木》的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提及“费祥英是外婆带大的，住在天津，耳边却环绕着各种吴侬软语。”⑧从常理上看，夫人住在天津，先生应该不会离开，虽说，费祥英出生时，外公已经不在了。至于1949到1951那一段空档期，笔者也认为是在定居在天津的，否则费祥英也应该在《寻找朱贞木》一文中提及，跟出版社联系，在上海出版作品，有可能是通过写信投稿或相熟的编辑邀稿，毕竟朱贞木的名头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响当当的。在北平的穆旦，也曾在巴金、萧珊主理的平民出版社出过书，写作与出版亦不是一个地方。
三、朱贞木也没有开过饭店
“1949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外公不能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心情非常压抑，便主要居家篆刻治印，作画、赋诗，有时写一些散文消遣。”；“根据费祥英提供的资料，朱贞木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1940年自动从电话局离职，在家闲居，作画治印之余，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偶尔也写点文章。”⑨外孙透漏的信息表明，朱贞木先生在1940年之后，就已经处于自由撰稿人的状态了。女儿填写的资料也没有提及朱先生曾开设饭店，52年还是允许有一些私人买卖存在的时候，并不是很紧，如果要是真开饭店的话，也不至于为了生活而提出某些要求。饭店的名字是什么，曾开设于何时，是倒闭了还是盘给他人了，如果有的话，应是在社会关系里父亲的简介中注明的。至于天津坊间流传的，朱先生曾在小白楼地区起士林旁边开设西餐厅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里所说的曾开设饭店是以吴云心的口述为依据的，但没有相关资料能证明这件事情。材料里明明填写的是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综上信息，笔者认为，如果开设饭店的话，应该在父亲的简介中这样标明曾写通俗小说并曾开设某某饭店，但材料中没有提及曾开设饭店，而且在外孙对外祖父的还原中，也没有向公众介绍外公曾开设饭店，以及饭店的名字是什么，饭店的主营菜品又如何，饭店的知名厨师又有谁，外公所拥有的饭店时间是何时！结合费祥英先生的口述以及笔者所拥有的资料，笔者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朱先生也没有在天津拥有并经营过饭馆！当然，如果朱先生是经营过饭店的，是否在天津档案馆能够查出来呢，当时饭店的名字又是什么呢，笔者一贯的主张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是结合某些材料做出臆想判断，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四、从武侠小说到通俗小说、戏剧剧本再到武侠小说
亦是在《朱贞木在津编话剧》一文中，顾臻先生是这样介绍朱贞木风格变化的“小说开头有一篇朱贞木写的卷头语，他（朱贞木）表示意识到武侠小说确是要不得，确是应该淘汰，文艺作品应该立场确定，意趣自高，对于武侠二字的见解，也提高到应跳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反抗封建压迫这一高度。”⑩结合前文的材料，读者们也不难看出，朱贞木先生自打1940年从天津电信局离职后，就处于自由撰稿人的状态了，治印、作画、写小说尤其是写武侠小说，以及49年之后的写通俗小说等也都有可能是经济来源。至于从事过编剧工作，编辑过的剧本如有公演的话，应该有当时的戏报作为佐证，就算没有戏报，媒体也应该是有所提及的。而且将小说改为剧本，可能也是朱先生的一种创作计划。《铁汉》的出版也是以通俗小说的面目而不是以剧本，有剧本的构思，但无剧本的出版，至于是否有《铁汉》剧本的底稿，由于某些原因，也应该是不易找到了。“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这几个字，也是强有力的说明。纵观多方材料，笔者认为，朱贞木先生是想写跟时代相适应的通俗小说，包括将通俗小说改编成话剧剧本，以及撰写话剧剧本，来继续其文学创作，可惜天不遂人愿。49年之后，连曹禺先生的创作水平也有一定的下降，何况是初试话剧的朱贞木先生呢！笔耕不辍，一直是专业作家对自己的期待，可见49年之后，朱先生还是没有撂下笔的，只可惜了那些付诸一炬的诸多文字底本，倒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在话剧舞台看见话剧团体排演的《铁汉》。武侠小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大陆范围内算是禁区，从武侠小说变成通俗小说的说法，既有时代因素的影响，亦有朱先生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环境的转变对父女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上中学历史课时，不明白为什么介绍完当时的历史事件之后，后面还介绍文化，经济、文学等。现在想想，也是解释历史学的一种方式罢了，脱离时代背景的去看问题，只能变得狭隘。纵观诸多资料，朱先生还是渴望融入当时的社会的，内心还想有某些作为，可惜郁郁不得志，时间或许是可以冲淡一切的良药，如今朱贞木先生还是更多的被冠以武侠小说家的名号，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末学不才，从故纸里翻来这份比较有意义的资料也算十分荣幸。比较欣慰的是以49年作为结点，朱先生都有作品问世。作品写的好，名留青史也不是不可能，可见书比人长寿不是一句空话。
另从材料上看，能跟朱如瑛女士做同学或师姐师妹，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最起码生活水平与条件也不可能太低，想必朱先生的武侠稿费，也是不菲的吧！至于朱女士曾经读过的慈惠小学，曾经工作过的马大夫医院，也都可以单独来写一篇文章。环境的变化、生活的落差，对于父女还说都需要从新适应，这绝不算一件易事！文章透漏的另一个消息也极有意思，到档案填写的时候，已经只住在楼上了，只是不知是闺女与朱先生是分开住的，还是住在一起的？
(许亮、罗逊、李东元等诸位师友对文本亦有帮助一并感谢)
①周斌 《颜梅华传》 新民晚报 2018-4-10
②张元卿 《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西北大学师范学报 第35卷第五期
③张元卿 《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西北大学师范学报 第35卷第五期
④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⑤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202 5页
⑥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⑦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⑧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⑨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⑩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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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良良
今天 15:21 来自 iPhone X
有一位观众问袁sir：日本古代既没有科举制，土地也不能自由买卖，为什么他们那里就没有农民起义呢？
袁sir居然愣愣地答道：因为啊…他们那里的等级制呀……这个民族很有意思…这个等级制吧…云云
哎…没想到这个问题连袁sir都回答不上来…感觉很有必要跟人聊聊呀[允悲]
欧洲跟日本一样，没有科举制，土地也不能买卖，欧洲也没有大规模的推翻王朝的农民起义呀？如果说日本是等级制，欧洲也是等级制，难道中土古代就不是等级制的社会了吗？
或者说，全世界除了中土，哪里还会隔三差五的发生推翻王朝的民变呢？看来根本不是日本哪里哪里特殊，欧洲哪里哪里特殊～明明就是中土最特殊～
究其原因，还是秦制的问题～在砖制的中央集权之下，没有小共同体存在的空间，所有的权力都归中央朝廷，当然结果就是所有的矛盾也都对准了中央朝廷。在日本或西欧的封建制度之下，农民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当地的封建主进行交流就可以解决。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个体的小民甚至还可以与王权形成联盟来对抗小共同体的封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如何产生大规模的民变呢？
一直以来就有说法认为，科举制有利于郭嘉稳定。我看不一定，科举制不就是把全锅的人才都送去朝廷那里了吗？结果不还是一种强化砖制的手段吗？只要砖制是存在的，就谈不上什么稳定不稳定的说法～[微笑]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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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武士三部曲之一。位居BBC百佳外语电影榜首，角色刻画入木三分。加入西部片元素，气势恢弘。被反复翻拍，历久弥新，经典到无以复加。黑泽明导演，豆瓣9.2分。
战国时代，一个小山村面临着山贼的威胁。老百姓们为了保护家园，辛辛苦苦请来七位武士，商量好联手御敌。在这个过程中，武士与百姓发生许多摩擦也闹出许多笑话。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也在轮番上演…
本片充分的体现了农民大众的奴性与劣根性，在灾难到来之时，这些人首先想的是别人的拯救。他们付出极少的粮食，就可以摆脱被屠的厄运。在四位英雄丧生后，农民们只顾着为自己庆祝。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意自己女儿的贞操，算计蝇头小利。在强盗还没到来之时，他们甚至担心这群人会白吃自己的粮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黑泽明也不是的一昧怪罪农民，它也指出了是武士战争造就成这样的局面。显然他已经参透种种丑恶，同时精妙的设置武士死于火枪之下——火枪代表着科学文明。这是典型的寓言，昭示着侠义的没落，是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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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踰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游乎，則何逃於隨群蝨而處褌？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儵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樂於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茍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莊子纂箋》序，1951年錢賓四先生作於新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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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少年果麦麦
看《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被大文豪的自恋程度惊到了，哈哈哈哈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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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鲜明地感到了这世界一切所谓偶然性的东西。
我——这么明了、单纯、聪明、善良的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混乱、复杂、狂妄、罪恶的世界里面呢？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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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奇怪啊，我爱着自己，但谁也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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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依旧丑恶，但，心情很好。不能不感到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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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好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越发进步，对于旁人的责难可以不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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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个可厌的人，但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只有一种，那就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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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灵魂而生活的人，最值得高兴的，就是：自己至少总没有从前那么丑恶了。这不是为着思想和语言的美丽而说的，这是我的真挚的——最真挚的、最近用实际经验来确定的精神状态。虽然很少，但知道自己正在进步，真是个大大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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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清清楚楚地省悟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存在于现在。应该完全避免关心未来或加以考虑。
应该避免赌博、猜谜，以及惦念着自己的行为将给人以怎样的印象，等等，我已经试做了许多次。并且，每次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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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吧，列夫·托尔斯泰！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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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谦虚的人的时候，你马上就已经不是个谦虚的人了。 唉。
哈哈哈哈哈哈还有玩牌的这几段，是不是没有人能逃过这个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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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耻，我竟沉迷于赌博的输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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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跟他们玩牌，一直玩到十一点钟。真可耻。打算要戒绝一切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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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象棋、闲话、纸牌、留声机。我觉得非常可耻，而且讨厌。再不要让那些事情翻来覆去了。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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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来都觉得可怕：我已经三天多（四天不到）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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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避免玩牌。我想要避免赌博。只有在真实当中才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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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不想玩牌，然而我还是围在桌边看旁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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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试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
金观涛、刘青峰 勿食我黍 今天
作者｜金观涛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刘青峰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从胡适对戴震哲学的推崇讲起
我们这篇比较胡适实验主义和戴震哲学的文章，是力图探索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征。表面上看，我们提出的命题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自由主义源于西方，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起源是张冠李戴；我们至多只能讲，中国文化中那些有利于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因素是如何产生的。即使这样重新定义问题，它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某些可能亲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要素，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学习和移植西方观念的过程，不能与起源混为一谈。虽然如此，我们之所以坚持探索自由主义在中国有本土的文化源头和特点，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清代儒学的某一派有着惊人的同构性。这个发现并不是由我们作出的，梁启超早就指出戴震的著作“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1，而胡适更是对戴震推崇备至。但是在五四时期中国式自由主义刚刚形成，尚不可能对胡适与戴震的思想做出结构性的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胡适，而他的哲学方法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字真经。据称，这是来自于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而胡适倾注了大半生精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工作，正是考证《水经注》。胡适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于美国担任大使的繁忙政务活动中，还是在国共交战山河变色之际，从不忘记收集《水经注》各种版本。推翻戴震的《水经注》乃剽窃赵一清之说法，成为他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目标。胡适对戴震这种情有独钟、近于偏执狂的研究兴趣，不仅是为了论定戴震哲学是中国传统中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源头活水，而且还要证明戴震为人心术端正、品质高尚，进而光大其学术价值2。
早在1923年《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胡适就反覆强调自己提倡的杜威实验主义同戴震哲学的内在一致性了。但由于戴震哲学的方法论结构尚未得到透彻研究，人们很难相信在干嘉时代儒学中已经出现了某种类似于杜威自由主义的基本模式。胡适的申明也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现代思想与明末清初以来形成之中国近代传统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胡适自由主义的理念形态确实与戴震哲学同构。因而，研究戴震及其传承这一系儒家思想是如何参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念之塑造，就成为我们观念史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戴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论证“以理杀人”
中国哲学史中，戴震以尖锐批评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而著称。章太炎早就讲过，这是戴震对他生活的时代有感而发，当时雍正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以理杀人。那么，为什么戴震能够发现理学中存在着以理杀人的可怕逻辑呢？从思想史来看，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儒学内部发生了某种十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承认人的感情欲望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3。一旦承认个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是天然合理的，立即就会发生当普遍有效之伦理规则（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与个人合理欲望冲突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儒家伦理原则不可破坏的前提下，又要强调个人感情的合理，现实生活中就会导致以理杀人。戴震作为清代考证大师，除了以知识渊博考据精深闻名外，他更加关心上述伦理问题的困境。他以抬轿为例，说明考据只不过是轿夫，而义理才是他追寻的轿中人。他力图通过恢复“理”、“性”等字在儒家经典中的原意，来建立自己的新道德哲学，以避免以理杀人。为此，戴震晚年写了他本人最看重的著作《孟子字义疏正》。
作为一个儒生，戴震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上述困境呢？我们在分析《孟子字义疏正》的推理的方法特征时发现，戴震的方法很简单，这就是否定共相的存在。他把普遍的理定义为名，即理只不过是概括形形色色个案的一个名称，它本身并不是客观存在。这样，在判断某一个人在情感欲望支配下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时，就不再有什么抽象的原则可以依循。戴震提出，必须运用以我之情挈他人之情的方法，对一个个具体个案做出判别，而不再是诉诸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普遍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普遍之理和基于个人人之常情和欲望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必须注意，戴震并没有否定作为儒家伦理基础的理，只不过将其视为共相，它只是一个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的名罢了。这种把个体视为真实而共相只是名称的哲学思想，有点类似于西方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的唯名论。近年来，西方思想史家在讨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时，十分重视唯名论革命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均是唯名论者。历史上，正因为唯名论将共相视为名或约定，完全颠覆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之上的神学秩序，使人的心灵产生空前的紧张；而唯有个体为真实的主张，更是新教伦理和个人观念出现之前提。
从戴震、焦循到胡适：常识的个人主义之传承
在干嘉时代，戴震《孟子字义疏正》的新义理观太离经叛道，而其方法论革命也太离谱，因而备受攻击。为此，戴震郁郁而终。但戴震哲学并没有中断，通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孙星衍、黄式三、黄以周等人的工作一直影响到晚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焦循。在《论语通释》一书中，他进一步发挥了戴震哲学中视抽象的理为名的观点，甚至产生出类似于自由主义有关容忍的多元主义思想。他认为，杨墨异端和孔子忠恕之道的根本差别仅在于：杨墨执一，以为只有自己的主张为真理，排斥其他意见，故是异端；而孔子忠恕之道则为容忍各种意见。焦循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杨墨在坚持各自学说的同时，只要杨子能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能思为我之说不可废，这两种学说也就符合忠恕之道而不再是异端了4。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思想方法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胡适关于多元主义和容忍之间关系的论述，简直如出一辙。历史上，戴震等人批判理学而形成的新义理观并不是主流，也没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到清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受到真正挑战之际，章太炎概括的“个人为真、团体为幻”的思想方式才在社会思潮中凸现出来。而这一思想方法，也成为五四时期继戴震反对“以理杀人”之后提出推翻“吃人礼教”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利器。
我们认为，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中使用的哲学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这种思想方式的传播并不一定要来自戴学的直接师承，但它却可以是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胡适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例。
至今并没有证据表明胡适是受到戴震一系影响而接受杜威哲学的。但我们知道，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就因为对该校流行的黑格尔式唯理主义反感而改投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新文化运动中，虽然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先锋和旗手，但胡适批判理学的角度和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不同。胡适是从否定共相、否定全称判断来证明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天理的。胡适认为，二十世纪科学已经证明任何真理都是可变的，即使几何公理亦不例外；真理之所以可变，是因为全称陈述和类只是名称，当真实的个体变化时，类和全称陈述也必定跟着起变化。由于共相只是名，一切普遍之理的改变必定以个体变化为前提，故达尔文的进化论仍有普遍意义；这样任何普遍规律和制度变迁只能由个体点滴变化积累而成5。据此，胡适不同意黑格尔式的发展观，认为它不科学，并拒绝接受唯物史观。正因为胡适一直坚持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观念，他才如此热衷提倡易卜生主义，并且既是反传统主义倡导者，又是礼的自由化主张者。
我们可以看到，从戴震到胡适，他们都主张只有个体才为真实，普遍规律只是名称。这是一种中国近代传统形成以来就存在的思想方法，我们称之为常识的个人主义，并认为这正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接着，我们考察了二十世纪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不论是发生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还是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都可以发现，是否认同常识个人主义，构成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分界。而且，每当官方意识形态面临解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回到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立场，用流变的真理观来否定普遍规律的存在。由此可见，这种来自于中国近代传统的常识的个人主义，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也是他们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因此，考察中国近代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的互动，探讨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本土起源及其区别于西方思想的特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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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真容
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鸡鸣即兴，夜分始就枕，终日无惰容。鼻梁伤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纹如丝，非缔视不见。忤意，即自扪其鼻。与人语，如疾言，则意无他；或中变，则闭唇微咳，声出鼻中。以此两者测，百不失一。好轻财。士人有一长，即收录无弃。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或有诘难，益喜与相往复，娓娓不倦。生平非盛怒，无疾言遽色。
（见《庭闻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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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踰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游乎，則何逃於隨群蝨而處褌？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儵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樂於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茍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莊子纂箋》序，1951年錢賓四先生作於新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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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死后，其遗腹子袁文弼被编入宁古塔汉军正白旗，改姓“袁佳氏”。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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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脑洞：儒家会不会支持民主选举？｜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紫府夜凝话平生 ，作者紫府夜凝
1.三人行的争论
《论语》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非常著名，小学生都会背。马克斯.韦伯却说这里面包含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一开始我是不信的。(《儒家与道教》p.213)
但后来我发现，这话其实脱胎于郑国子产的名言。《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子产说，我们干嘛要毁掉那些议论我们的学校呢？”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于是我们便明白，”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意思，并不是选择三人之中的”善者“而加以学习，而是选择三人所赞同的意见（其所善者）而加以遵从，而对他们所不同意的加以改正，于是我便以此三人为师了。（《论语集释》p.558 引《论语后录》）
至于“我”到底在不在这三人之中，历来争议甚多，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三人”这个数字，形成一个最小的选举单位。正如王朗王司徒的《论语说》所注：“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则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则恒一人见二人之有是非明也。” （《论语集释》p.558）古人当然是明白这个2：1为多数意见的，如《尚书.洪范》就曾明言：“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三个人占卜，结果不相同，则遵从其中的多数意见。又见《易经.损卦》“三人行，则损一人”，《象传》解释为：“一人行，三则疑也”，《系辞下》又解释道：“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所谓三则疑，而损一人，仍然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此可见，民主多数决原则在中国上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应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孔子所说的”三人行“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可以在《书》《易》诸书中都可找到例证的普遍原则。虽然争议很大，但这一回，韦伯兄的解读很可能是对的。
2.选天子？
于是我们就不免要开下脑洞，早期儒家有没有民主选举的倾向呢？
纯用中文字面去理解，“民主“，以民为主，必然是有的，但不是西人的”德先生“。”选举“也必然是有的，下”举“而上”选“嘛，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但是，人才可以选出来，天子能不能选出来？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看看，“选”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上古拟音，“选”和“算”同属于心纽元部，两者应同音或相近，如郑张尚芳拟构的“选”为sqʰonʔ，“算”为sloːnʔ。选者，数也、算也，即计数、计算也，这在古文献中也有多处证据。如《说文解字注》列举道：“邶风‘不可选也’。毛曰，‘物有其容，不可数也’。小雅‘选徒嚻嚻’，毛云，‘维数車徒者为有声也’。数与择义通，选与算音同。周礼注曰，算车徒谓数择之也。”以上是清代古文字训诂学得出的成果，而当代发现的简帛之中，选、算通用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如银雀山竹简《选卒》：“越以算卒万二千复吴而伐□“，算即选也（参见白于蓝《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p.1202）。
《论语》之中也出现了这一情况，如《论语.子路》有：“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然而《汉书·公孙贺等传赞》引用时，却作:“斗筲之徒，何足选也。”《论语集释》云“又盐铁论亦作选，疑是鲁论”。（p.1068）可见汉代流行的一些版本中，此句当为“选”。这句话是批评那些从政之人，都是升斗小吏，不足计量也。
搞明白“选”就是“算”之后，便可以得出，选的本质即是计数，得数者当"选"（可以类比于德语的wählen和zählen）。《论语》中已有选举思想，如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孔子强调“举贤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但尚未触及近代意义上的选举。《礼记.礼运》则更进一步突出了“选”，甚至认为天子是选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礼记正义》把后一个“由此其选也”释作“其为三王中之英选也”，也就是所谓三王之中的表率人物，其解释过于迂曲。《孔子家语》也收录了《礼运》一篇，此句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此处当作选拔、选举解，和前面“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乃是同条贯通的。
所以在早期儒家思想中，本就有“选举”的萌芽。上古禅让制可能就是一种部落联盟、贵族选举制度，而春秋时期具有契约性质的社会背景（转化为儒家所强调的“信“），以及仁与恕的互惠思想对于人与我的平等对待，在此基础之上形成选举思想并非不可想象（理论基础可参见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此处无法详述），更可能是后来墨子“选天子”之说的先导（墨子本为儒门弟子）。
但到底是谁选择/选拔/选举了君主，是民选还是天选，这倒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疑问。
《墨子.尚同上》的“选天子”之说，同样没有说明“选”的主体是谁：“夫明宓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梁启超等人早已分析过，墨子前面的说理模式，近于霍布斯，因为人对人是狼（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需要有政府来统一管理，所以需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和《礼记》的说法也相近）。那么这里无主语的“选”，似乎指的是大众选举，结合选的本意，就是计数当选（但不是直接民主，而依然是部落民主或贵族民主）。但是考虑到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于是也有天选的可能。
这种主体论的不明确，一直存在于先秦哲学之中。儒家的孟子、荀子都企图弥合这种割裂，于是孟子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云云。这样，天意与民心就是一体的，天选就是民选，只不过这个民选是被动的用脚投票，并非真正的民主选举（关于用脚投票的城邦政治传统，也即古罗马的pedibus in sententiam ire，在上古中国也是存在的，别是一题）。这种解释模式，最终发展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而我们将看到，“选”在这套学说中也并没有缺位。
3. 一和三的模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里已经存在着一种三人和一人的互动。在《墨子.尚同上》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对应，选完天子，然后便选三公（太师、太保、太傅），于是便形成一个三保一的稳固结构，这里果然是三人必有我师（太师）了。同时，《礼记》也多次提及“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这样的官制，不断用一个三人团体（选举最小单位）去巩固上一层官员，金字塔的顶端则是天子一人。
此时的“三公九卿制”只存在于构想之中，并未正式诞生。《礼记》也未能进一步解释为何构建这种不断乘以三的数学模型，直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中终于系统地阐释了一遍，这段话至关重要：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官制亦角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
“三人而为一选”，正合“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本旨，也即数为三，乃是一个最小的选举单位。三公之中以“选”可以构成一个主流意见，以此而影响天子。而往下推导“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这才有了“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的构型。所以：
“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选也……天以四时之选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
董仲舒托言天道，以顺天应人为标榜，终于构建了这个完美的理论模型，也让汉代此后正式确立了三公九卿制（此前三、九之数并无定论，西汉实际有十二卿，受到儒学理论影响之后逐渐规范，实际上到东汉才有严格的九卿，更形成了“天有灾异，策免三公”的惯例，形成一种有效的轮换制，参见龚鹏程《汉代思潮》。汉人以三来构建世界体系的例子，亦见《太玄经》《淮南子》，别是一题）。
董仲舒的理论之中，其实又藏着一个隐衷，即天子也是可以“选”出来的：“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持二**夫；二**夫为九慎，以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皆天数也。”
这个数学模型的顶端即为天子，天数的代言人。这套理论，基础单位是“选”，呼应的是“数”，究其字义，天选本就是天数。三人成一慎，九卿可以持三公，三公亦可以持天子，其中的关系实际上是同质的，这又和董仲舒所继承自战国儒家的革命论、天命观保持了一致。所以董仲舒后来进一步发展灾异学说，差点被搞死。其实灾异学说也是对王权的限制。后世批评不少人其曲学媚上、迷信愚民，是颇有不公之处的。
综上，我们便可以看出早期儒家对“选”的基本解读及最终发展。包括墨学的“置立之以为三公”和“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之间也形成一种对应。也就是说，时人早已经理解到三人可以形成选举的最小单位，可以通过确定多数人的意见来组成共识，但是却没有走上完全相信民主“多数决”的道路，只是在政治设计中隐含了这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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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学家对易中天评价那么差?
静嘉读书 今天
来自知乎，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01.答主 陈小槑
如果你关心的是易中天，那么没有必要在意历史学界的态度。
如果你在意的是历史学，那么没必要关心易中天。
02.答主：老杨叔聊志愿填报
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要不要买《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我问他是自己看还是给孩子看，是休闲娱乐顺便了解点历史故事还是想了解点历史知识和历史观，为什么会这么问？一定要有这么多讲究吗？
易老师的本职工作研究艺术学、美学的，不是搞历史学研究的，如果你想对美学和艺术学感兴趣，那他的书可以作为半专业书籍来看，比如《〈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人类学艺术原理》《中西美学比较论》《艺术的特征》等作品。但是在历史这个领域，和上过《百家讲坛》的嘉宾相比，他和纪连海、袁腾飞、王立群没有本质区别，比不上毛佩琦、钱文忠、阎崇年等，属于高级票友性质，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经常出现常识性谬误和先入为主的观点也比较正常。作为历史评书、古代故事会，优点是娱乐性比较强，比较接地气，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可是本职工作太过小众，比较清苦，无法名利双收，所以当央视向易老师抛出橄榄枝时易老师欣然接受，事实证明他在普及历史知识，讲述历史故事方面天赋很强，声情并茂、手势和表情非常丰富，极具感染力。但是这不代表他有历史学造诣，他也知道自己写的《品三国》《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读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易中天中华史》，都是为了销量而迎合市场的畅销书，跟历史学没有关系。
这也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在美学、艺术学学术领域没得到承认，却在普及历史方面收获甚丰，但是很明显他膨胀了，重视有意无意的以历史学家自居，虽然没像六小龄童那样走火入魔但也产生自我错觉了，如果你看过他的演讲这种感觉会更深，甚至观众和读者也误以为他是著名历史学者了。
以至于他胆子大到去以一己之力写《易中天中华史》，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时惊呆了，那么多历史学家还没有人敢以写史之名编写一套丛书，因为中国历史太过博大精深，一朝一代都经得起汗牛充栋的研究，不要说通史专家，就是断代史专家都不多。就连田余庆、阎步克这样的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也只敢在自己熟悉的魏晋南北朝领域发言，对其它朝代不敢轻言一二，何况易老师这个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的中文系教授？
要不要买《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如果是给孩子看着玩，培养点历史兴趣，开阔点眼界和知识，或者是休闲娱乐顺便了解点历史故事那没问题，完全可以买，但如果是本着历史学书籍去的，那赶紧打住。我也翻过这本书，基本上是历史故事的堆砌，是典型的学生历史知识课外书，但写的比较生动活泼，对于孩子来说可读性比较强，但对于想深入了解点历史的大人就没必要了。
回到问题本身，历史学家拿自己的标准看易中天，评价差再正常不过。
03.答主：一篇读罢
四川大学 中国史硕士在读
补上作品分析：如何评价易中天近几年陆续出版的《中华史》系列图书？
原文：
因为历史学家无论从历史学的哪个维度来评价，易中天都差。这不是文人相轻或者羡慕嫉妒恨，而是历史学者的良知。
广义的历史学，不仅包括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历史典籍的校证、历史专题的写作、历史理论的探讨、历史学术史的清理，还包括历史教材的书写、历史知识的传播、历史观念的普及、历史功能的应用。
01同老梁、高晓松比，易中天似乎有点不屑，但《老梁故事汇》和《晓松奇谈》两档节目直言不讳自己就是讲故事，就是服务于普罗大众，就是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
02同单田芳、袁阔成比，易中天似乎仍是不及格，就易中天那种阴阳怪气的语言风格，真比不上单田芳、袁阔成这类专业的说书人。拿他跟说书人相比，似乎又高抬了。单田芳、袁阔成们在讲评书的时候，除了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外，还在输出传统的绿林侠义与三纲五常价值观，易中天在输出什么？
03同柏杨、当年明月比，易中天似乎也不行。柏杨写《中国人史纲》之前曾亲自整理了《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写《白话资治通鉴》亲自画了各种示意图，这类苦功夫，易中天做过吗？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是依托《明史》，人家起码把《明史》读了很多遍，然后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易中天写《品三国》之前，通读过几遍《三国志》？要知道，《三国志》比《明史》好读多了。同样是以现代价值衡量古代，柏杨起码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批评，而易中天的眼里全是权谋或厚黑。
04同罗贯中、蔡东藩这类演义作者比，易中天似乎联演义都算不上，《三国演义》是演义类作品的巅峰，蔡东藩以一人之力把中国史全部演义了一遍。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中华史》连一个章回体的回目都写不出来，有什么资格谈演义。
05同林汉达、张荫麟这类历史故事相比，易中天在语言叙述上仍是比不过。林汉达的浅显易懂的语言，张荫麟在普及背后对中国通史写作的探讨，易中天在写书时深入思考过吗？
06同阎崇年王立群这类百家讲坛学者比，易中天还是不行。阎崇年虽然受人诟病，但人家研究努尔哈尔也是国内一流，百家讲坛上讲历史的学者，大多有研究某个断代领域为基础，然后将该时段的历史，试问易中天研究过哪个断代？没有研究过某个断代的学者也有，如王立群、于丹，这些人也遭到专业学者的批评了，但人家行己有耻，也没见他们要写中华史啊。
以上一六十三遭把易中天和这些专业的业余者们比了个遍，下面重点谈谈为什么易中天遭人烦。
核心就是：易中天给普通读者以及专业学者造成了认知偏差。
当普通读者把他当成严肃学者时，他提供的确实业余作品。当专业学者把他当业余选手看待，他偏又要说自己有学术价值。当你摆事实、列证据指出他的错误，他又说这是自己的写作自由。这tm不是无耻是什么？
普通读者不会对老梁故事汇、晓松奇谈这类节目有太高期待，人家定位很清楚。但易中天明显是业余的内容和能力，偏偏要把自己装成严肃的历史学者。
柏杨的普及输出的是一张张图表，当年明月和林汉达的普及输出的轻松的叙述风格，黄仁宇输出的是自己对历史真问题的思考，单田芳、袁阔成输出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张荫麟输出的是自己融合学术成果后的通史写作思考，请问：易中天在输出什么？无非是输出自己靠品三国带来的名气。
作为一个票友，基本史实错误，可以原谅。输出价值观、解构传统历史价值，也可以理解。作为一名公民，你写易中天中华史，没有违法，你就写呗，这都是你的公民权力和自由。老梁故事汇，晓松奇谈，这类节目，我们都能容忍，为什么容忍不了易中天？
因为对老百姓来说，易中天的形象不是普通的普及选手，而是严肃的历史学者。而易中天并没有提供与其名气相匹配的作品。他仗着自己的名气，偏要和整个历史圈对着干。我是没有能力考证，我是价值观输出错误，我是文笔不行，但我就写了，怎么招？我写了还能卖出去，还能挣钱，你们能把我咋地？
既然易中天从商业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和行为，那唯一方法就是调整普通读者对他的认知，把他还原成到老梁、高晓松一类。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易中天据以傲视历史圈的本钱也就没了。
任何一个有志于深入学习历史的朋友，看穿易中天的把戏后，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去纠正易中天模糊定位给一般读者带来的偏差。
共勉。
04.答主：子夏
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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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今天我就直说了，易中天做的一些事丢读书人的脸面，这些事不能因为时过境迁就不提。
易中天十年前写过一本：《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这书咋写的呢，就是把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了一遍。
《费城风云》的开篇易中天写了这么一段话：
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而像我这样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他们未必有时间和耐心读完这部长达63万字的巨著。我一向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而且，为方便读者阅读计，不少已经改写，但求传达其意而已。如撰写研究论文，请引用尹译本，勿以本书为凭。我希望这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遗憾的是，易中天从来没有直接跟尹宣先生说过这件事。尹宣先生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2007年一位朋友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放在他的案头。尹宣先生写道：“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有人粗略估计，《美国宪法的诞生》有六到七成篇幅，抄自《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9年1月17日，尹宣先生因心脏病去世，这事当事人提不了了，但我们不应忘记，骂一句易中天欺世盗名我觉得不为过！
附上尹宣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
朋友把一本书放上我的案头：易中天著《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在“后记”里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早在100年前，特纳给他的朋友、《辩论》英文版编者法兰德写信说：“再无一人像我这样明白，你这样的作品，会把你的姓名与世界政治史中最有生命力的记录永远连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解说将如鸿毛飞逝，而我独具慧眼所见之书，却会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百谈不厌的话题，我自以为明白却未真懂的内容，将幸运地散落于街头巷尾，排成长队的学者，将会感戴你的这份深恩厚德。”
《辩论》的英文封面上，麦迪逊的姓名后面，没有“著”字；这本书的内容，是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群言荟萃”，麦迪逊是记录。《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我译《辩论》并为之作注时，心想：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现在，易中天先生至少解出两味：译笔还好，注释详尽。我觉得：遇到知音。《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记”接着说：“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过去，有许多人曾经把经典著作通俗化，后来，人们发现，其中不少对原著作了阉割和曲解。为此，许多先贤一再提倡：要读原著。
《辩论》一书，线索众多，彼此纵横交错，制宪代表们在四轮辩论中，又爆发出许多灵感火花，大小故事，逸闻轶事，不一而足。要想理顺，然后综合叙述，需要功力。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我做事慢，喜欢琢磨。好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第十条下，列举了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十七个方面。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其实，韩愈先生早就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通俗并非易事。我在纽约图书馆读过英文版“世界领袖”丛书。那套丛书以美国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每本百页左右。我记得读过其中近二十位美国总统传，外加汉密尔顿传。丛书的主编，是美国史学界泰斗小阿瑟·施莱辛格，他在每本书前都有的“总序”里说：作者多是研究传主的专门人才。他们深入一个人物、掌握资料太多以后，就觉得一百页不够用，许多材料舍不得丢。施莱辛格看过许多初稿，认为问题多半出在取舍不当，有时反而抓不住要领。可见，越是深入，越难浅出。
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
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易中天先生把他的书称为“著作”，这就向读书界和书评界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何谓著作？何谓改写？改写等于著作？或者，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如果有明确界线，如何划分？或许，研究版权法的法律专业人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诸如“婆婆媳妇论”，“防官如防贼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我的翻译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汉语中的现成词语，尤其是由典故生成的汉语成语，以免不必要的思维混同。希望有助于读者把捉和品尝制宪代表发言的原汁原味。”（《辩论》，“译者例言”，第12页）
这就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人说：“霸王别姬肯塔基”，“李白醉卧迪斯尼”，读书界和书评界会认为这是通俗、庸俗，媚俗？还是不伦不类？还是异想天开？
易中天先生在书中提出“防官如防贼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第103页），应该是一个为了通俗化而作的比喻。但是，比喻，要贴切，要恰如其分。夸大、缩小、拐弯，都可能引起质的变化。尤其理论问题，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似是而非，易生误导之弊。
现代文明社会，讲究法治。管住官员，主要用宪法；打击盗贼，主要用刑法。这是两个范畴，不能随意混淆。官不等于贼。官员即使“不作为”，也可能危害一方；盗贼如果都“不作为”，就一方太平。防官的办法，不同于防贼的办法。——中华读书报2007.1.31
更新：大家评论区里争得很厉害，如何评价当然可以有争议，但我想有几点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费城风云》对《辩论》一书存在大量引述，其中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这是易中天原话），其实质是对《辩论》一书的通俗化改编。
易中天有在《费城风云》的序言中提到尹宣先生的《辩论》,但写书前没有征求尹宣先生意见，出版后也未通知尹宣先生。
易中天从《费城风云》当中名利两收，但除书中的序言外，并未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公众提起尹宣先生，也未从版费中拿出一部分感谢尹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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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是一个典型的投机类公知。别的暂不论，他很蛋疼的认定中华民族的历史是3700年，而不是5千年，就很投机，也很应景。易中天在他最为人所知的三个方面其实都很外行：讲宪政，品三国，中华文明史——其观点都是拾人牙慧，悄没声息的从别人那里拿来之后，假装是自己的新创，大喊大叫，让人都误认为是他首创的。至于大家反对他还是赞同他，是无所谓的，最好是反对和赞成的人吵吵的越凶越好，那样，就没少人注意他那些“学问”都是捡来甚至偷来这个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