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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2 15:4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1 22:01 编辑

《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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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自然也是有阶段的，并非一蹴而至。大致说来，「五四」初期，
中国文化还没有遭到全面否定；但到了后期则中国文化已成为「落后」的代
名词了。初期可以胡适为例。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
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
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分。1917 年他在英文《先秦名学史》的
「序言」中便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的同时也应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获新
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
于「国故」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
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1960 年他发表〈中国的传统及其未
来〉的英文讲词，也还是这一基本观点的继续。（至于他的〈整理国故和打
鬼〉一文则反而是敷衍激烈派的一种「权言」。）
3 五四后期的极致发展
「五四」后期的态度则可以鲁迅和闻一多的某些言论为代表。鲁迅劝人不
要再读中国书，如果一定想读书则只能读外国书。闻一多在 40 年代更为激
昂，他宣称自己已读遍了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又说：
他在中文系任教，目的是要和革命者「里应外合」，彻底打倒中国旧文化。
这才是中国文化边缘化的极致。后期的人往往把「五四」看作是「启蒙」，
这当然是指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其间的
差异之大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轻放过，以为这不过是借用西方
史上的不同名词而已。「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
西；「启蒙」则是把中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它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
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
国「五四」后期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象柏拉图在
《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只见到事物的
影子，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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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看清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
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
态，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便曾借用这个「洞穴」的譬喻来讲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领
导的革命。「五四」后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这些
激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用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种
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填补了这个空隙。其结果则是完成了上面所
说的两重的文化边缘化。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与俄国的知识分子不可同
日而语，后者自十八、九世纪以来即已逐渐深入西欧的文化传统，法国文化
的爱好（Francophile）早已蔚为风尚。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
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
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
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象大海上迷失了的一
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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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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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则是胡适的日记。1958年1月16日，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到纽约访问胡适，胡适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潛山余協中來訪 。他是用Refugee Act來美國居留的 ，現住Cambridge。 他說起他的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 聰明，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對協中說：我常常爲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第九冊，頁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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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54年，最初发表于香港《人生》半月刊。当时，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以政务副总理的身份，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是中国知识界的头面人物。24岁的余英时发现，郭沫若在1940年代中期有学风不端的表现。他以扎实的证据，对郭沫若进行了郑重的学术批评。

余英时当时在新亚研究所钱穆先生门下求学。他发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有不少段落相似。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一部杰作。钱穆花费极大精力，克服重重困难，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做了通盘梳理，发掘了幽晦两千年的战国史真相。此著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于1944年写作。钱著在前，郭著在后。两书的相似之处，是不谋而合？还是有所关联？余英时将两书关于漆雕开、稷下、慎到、荀子、列御寇、桓团与公孙龙、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吕不韦与秦始皇等十二段论述一一比对，说明《十批判书》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余先生在文章中说，“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以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余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十批判书》涉及当代学者的意见并不止钱先生一人，此外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先生的考证或解释，都曾得到作者的赞扬、引证或驳斥。他在涉及这些人的意见时，都直接间接地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唯有对于钱先生，抄袭时固然不提，就是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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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例证。他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他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 （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国史分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的地位。梁启超当时作此断定是因为他把这两千年看作“君主专制”的全盛期，“历久而无大异动”。但1930年代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将这两千年称作“经学时代”，即相当于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张荫麟评冯书更加以附和，断言中国在哲学上缺少一个“近代”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Joseph Stalin）“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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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1094】思想大師之去（余英時）
香港名嘴 今天
閱讀往期：陶傑【1093】攝影師之死



余英時之去，有如 80 年代初沙特在法國逝世，對於有知識的人形成的震撼相若。但今日，卻不是 7、80 年代的法國，因此余英時之去，雖享高壽，形成的震盪和寂寞，比起當年法國人舉國同哀沙特，則更為悲涼。



余英時不但師從錢穆，研究儒學，而且目睹 20 世紀之亂，長期旅居美國，活過了民國前後的界限，目睹鳴噶對文化精華的毀滅，又經歷了全球化之下，西方高科技物質引起的世變。



余英時感於錢穆的遺志不但後繼無人，一個結合中西文化精華的更是遙遙無期。看余英時最後十年八載的心跡，更能體會老人家的痛苦。



余英時對儒家思想和歷史，用功甚勤，治學極深。與其他的學問家如饒宗頤不同，余英時有融會貫通之力，更由歷史思想，對正字有尖銳而勇敢的見解。余英時窮幾十年探究藥方，企圖拯救國魂，實為精深博大，博古通今。



舉例於萬一：余先生對於「宋明理學」殊有研究。宋朝有朱熹，明朝有王陽明。一般將宋明兩朝並列，並讚揚朱熹與王陽明振興孔孟儒家的貢獻。



但宋明理學與孔孟儒學有何不同？余英時指出：孔孟身處的時期是春秋，那時定為一尊的秦暴君帝國尚未出現。但一千多年之後到了北宋，孔孟思想即使能承傳，是因為經過秦漢、隋唐，到了北宋，家天下的帝王政治已經穩固成形。而定位一尊的帝國正字是孔孟在生時，沒有見過的局面。



图片



因此，朱熹在宋代，結合了趙氏皇帝，家天下的結構，上瞻李唐的盛世，對於宋朝的帝王正字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



但這時因為宋代帝王歷朝都比較開明，容得下士大夫的異見，因此宋朝的知識人膽敢以孔孟之道，向皇帝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帝王要繼承孔孟的儒家仁愛思想，做到勤政愛民。



但是經過蒙古人統治之後，朱元璋的明朝，對士大夫不但極盡羞辱之能事，還非常殘酷。因此，到了王陽明出現，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敢以「內聖外王」來約束帝王統治者，而轉向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性修養。也就是說，不敢再碰「外王」。明朝的統治比宋朝趙性更殘酷，明代的理學，比宋代有了更嚴苛的自我審查。



宋朝的官員，追求的是「得君行道」，亦即有一個賢良的皇帝，帶頭實踐孔孟的道統。到了明朝，士大夫開始發現，這種道德要求，等同與虎制ぁＭ瑯邮堑刍式y治，明朝比宋代更黑暗。



今日，學生若只死背名詞，即使知道「宋明理學」也沒有用處。宋明本是不同的兩代，理學又如何能一致？余英時是第一個將兩個朝代不同的正字生態與思想結合的人，他悟出思想文化歷史都不能與正字脫鉤。



余英時教授因此是一個身處書房、但心胸卻廣開世界的學者，這一點令他有別於其他的書呆子。因此，他是一個入世的思想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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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6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该文收录于：
上海版《士与中国文化》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文集第一卷）

关键词：
士族、豪族、强干弱枝、士大夫对统治者的片面依赖

西汉政权之建立，士人虽未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高祖阵营中还是有少数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本质如何呢？稍一回想便可知道：他们还是和战国时单身的“游士”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的社会凭借。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在天下未定之前，却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但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然则，士与宗族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家族群居之制源自远古，本非汉代的新产物。秦与汉初的移徙大族政策，一部分用意便在于防止封建宗族势力的复活。武帝时更有强宗大姓不得族居的禁律。……可见传统的宗族势力一直很强大，而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畏惧。然而这种宗族势力与士人之间并未发生有含义的联系，故其性质应与后来的“士族”有别，未可混为一谈。

个别士人的言行可以超越他所属的阶层利益，终为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王莽新政的失败，便恰恰是说明这项原则的例证之一。在王莽新政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中，限制士族大姓在经济上的过度扩张，是最主要的项目之一。这种限制后来便具体化为复井田与禁奴婢。盖土地兼并与奴婢买卖为当时士族大姓势力发展之一要端。

汉初豪宗强族多为古代封建势力之遗，故汉廷对付他们的政策，除迁徙之外，便是严厉的打击，甚至不惜加以“夷灭”。此观《史记·酷吏列传》可知。武帝以后，强宗豪族既逐渐因“士族化”而与统治阶层发生联系，其势力遂益为巩固与浩大。而一般对付豪强的官吏，便往往要采取分化与利用的政策，不能一味地杀伐了。

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实也可以说明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之间的关系。《通鉴》卷四十“建武二年”条下云：
庚辰，悉封诸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四县。博士丁恭议曰：“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帝令诸将各言所乐，皆占美县。（参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强干弱枝”原为西汉早期的重要政策之一，及至中叶以后，其事已颇松弛，然犹未被正式放弃。今光武政权之建立既颇有赖于士族大姓的助力，自不能再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止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
而且由于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事实上也无法再推行下去。丁恭之议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光武对当时的士族大姓如此迁就，而桓谭上疏犹云：“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后汉书》本传)是希望光武对士族大姓的政策更为放宽也。但事实上一个要统一全国的政权与分散各地、拥兵自保的士族大姓之间多少是存在着矛盾的。这种矛盾，在战乱之际还不易察觉，等到局势稍一稳定，便自然地暴露出来了。

高祖十一年诏曾数“贤士大夫”字样，其文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高祖纪下》)
我们试将此诏所流露的傲慢之气，与前引耿纯说光武之情味作一比较，便立即可以看出“士大夫”在两汉政权建立之初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及其在统治者心目中的轻重之别。尤其是“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以及“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等语，最足以显出那时的“士大夫”对统治者的片面依赖性。


二
1956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

关键词：
事件与行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想象、历史推理、记忆与见证不等于历史

他认为历史家在研讨任何过去的事件时，对于该事件都采取外在性与内在性(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的两面看法。所谓“外在性”便是一事件的物质状态，如陈胜吴广与戍卒等起事于大泽乡，李世民于玄武门剪除建成元吉之势力等；“内在性”则是一事件中人之思想状态，如王安石变法时代新旧两党对于新政看法之冲突，戊戌政变时代维新派与清朝旧臣在思想上的矛盾。历史家决不能只注意一方面，而必须双方兼顾。因此柯氏认为历史家所探讨的不是单纯的事件(即只有外在性而无内在性)，而是行动(actions)，行动是一事件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历史家不妨先从发现外在事件人手，但他决不能停留于此。他的思想必须深人该行动之中，以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状态。于此，我们便可看出自然科学与史学的根本差异之所在，因为在自然过程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件件的“事”(event)，换言之，它仅有外在性而无内在性。
科学家于观察现象时，是要找出此一“事”与彼一“事”之间的关系，并把它们纳于一种自然法则或一般公式之下。凡此种种都是外在性的。历史家则不然，他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深入当时人们的思想之中，否则他便无法了解该事件。举例言之，如果我们只知道陈胜吴广于秦二世元年在大泽乡起义这一表面现象，而对起义者对秦代政治的心理反应以及秦始皇的政策等毫无所知，那么我们决不能说已懂得这个事件。而陈胜吴广、大泽乡、秦二世元年、揭竿而起……这一连串的外在事象之间的关联也就变成不可理解了。所以当历史家真正知道了某一事件的发生时，他同时便已知道它何以会发生了。历史学虽亦常用“原因”(cause)一词，而其意义则与自然科学中所用者迥然有别。11由于自然过程仅为事件的过程，而历史的过程则是行动的过程，换言之，即有其包括了思想过程的内在面，所以历史家所真正寻求的乃是这些思想的过程(process of thought)。据此，柯氏推演出一项最著名的原则：“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他指出心理学另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在，那便是人的头脑中非理性的部分。依照旧的分类法，人的头脑中理性的部分是spirit，而非理性的部分则是psyche或 soul。心理学的对象是后者而非前者。此种非理性的成分乃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盲目力量与活动；它亦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但却不在历史过程之中。它是感觉而非思考，是情感而非冥想，是欲望而非意志，但这并不是说，此种非理性的成分毫不重要；相反地，它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外衣，使理性可以存在于其中。它虽不是理性的一部分，但却是我们理性生活的基础。理性可以发现它，但是研究它并不即等于研究理性之自身。对于非理性成分的研究可以有助于健康的理性生活之培育，俾使理性得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自觉地创造它自己的历史生命！

我们若真想在史学上有所建树，除了批评精神之外，得具有建设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这就是柯氏所说的“历史的想象”。
柯氏说，历史的重构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添改的行为(act of interpolation)，不过这并不是随意乱改历史，而系完全建基于历史的良知之上。这种添改具有两个特征，须加解说。第一，它决不是武断的或任性的，而是必需的，或用康德的话来说，是先验的(apriori)。当然，这种添改不能没有一个限度。举例来说，我们如要写三国史，我们必须根据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再佐以其他种种史料，用自己的话重新叙述这一段史事的始末。在叙述时我们势必要加上自己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一点新意没有，只是重复陈寿、裴松之的语句，我们就根本无须重写三国史了。如果别有所见，则当然得根据自己认为是心安理得的种种证据重构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局势之演变。在这样做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话，以使整个叙述可以构成一幅历史的景象。所以这种添加乃是必需的，否则历史的叙述便无法存在。但是这种添加却是有限度的，限度的标准便在于证据充分与否。如果我们漫无止境地幻想，则这种叙述虽可以变得极其详细，然而却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流为历史小说了。此所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在大的关键上不甚违背历史事实，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历史著述也。
第二，它乃是一种想象，这与上一点是密切相连的。所谓想象，也就是把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想象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试举例以明之。如果我们读《通鉴》，发现吴起为楚相而有变法之事，楚国因之而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而秦亦强，韩昭侯相申不害，又“国治兵强”，我们便很有理由想象当时各国均须变法以自强，故变法运动不是偶然的，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样的想象其接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怀疑的，但这样我们实已添加了自己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想象面比以上所说的还大得多，为节省篇幅起见，此处只好从略。于此可见，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我们实可以说，在不违背证据的情形下，愈能将想象之网面张得大的人便愈表现出为具有良史之才。柯氏结合以上所说的两点，而称此一“添改的行为”作“先验的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

在历史推理之中，根本的关键便在于证据之有无及对于证据之了解。一般人不明白这一点，故常对历史有所误解。有人以为历史便是记忆(memory)，因而不能分别见闻录的作品与历史著作之间的差异。其实记忆是无组织的，并且也无任何证据，决不能与历史混为一谈。又有人以为历史即是一种见证(testimony)，亦属大谬不然。见证乃是别人对于问题的现成答案；历史家如被动地接受别人现成的答案，则根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更何成其为学问？不但普通的见证与历史有别，即使是历史学权威的见证亦非历史家所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接受以前权威的见证实是接受权威的现成论述之另一说法，这种错误前文已略有解说，此不具论。接受见证也可以是一种知识，但决不是历史的知识或科学的知识，盖其间没有历史家自己的推理与组织存在也。如果历史家接受前人的见证而出于自己重行组织与推理而又用证据以加强之的方式，则他已经不是接受见证了。在此情形下，见证既不复为见证，而权威亦不再是权威，只是他自己立论的证据之一而已！唯有建筑在证据基础之上而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


三
1957年
《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

关键词：
玄学的历史哲学与批评的历史哲学、孔子与历史人文主义

英、美的哲学家现在已将历史哲学分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是黑格尔一系的“玄想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另一则是由英、美经验论一派哲学中所发展出来的“批评的历史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批评派历史哲学不同于玄想的历史哲学之处最根本的在于前者所注重的乃在于历史知识之成立如何可能，换言之，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实为真实不虚，而后者则注重历史事件之本身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并如何能解释全部历史进程为一必然之归趋。在两派哲学中“解释”虽同样存在，但却具有极大的差异，不可不辨。玄想派的“解释”一词我以为在英文中是 interpretation，而批评派则当是explanation。Explanation(亦可译作“解说”或“说明”)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这种解释乃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决不容分割。离开了这种解释则历史学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只能流为一种流水账了。Interpretation则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上看出了“世界精神”、“理性”、“自由”等是也。这种解释很难说有什么客观性，因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往往不清楚“解释”有这两种区别，以致以为史事之考订及整理与“解释”可以分为两事。说这种话的人，其本意极可能是指interpretation而言，但显然会引起严重的误解。

我们知道，孔子修《春秋》实是以人为中心的，质言之，即欲借历史以教人，而思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我们都知《春秋》寓褒贬之意——-至少后人多如此相信，而褒贬之前提即人具有自由意志，故可以并必须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承认个人有意志自由乃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哲学中的重要一环，亦是否定各式各样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之基本论据之一。孔子既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他的历史观则无疑是人文主义的。尤有进者，孔子复为中国人文思想的创始者，从来“不语怪、力、乱、神”，因之我们自更不应怀疑他的历史人文主义(historical humanism)了。至于《春秋》中所记载的日月蚀、地震等自然现象，我们认为孔子的本意只是用之以警戒人君，并不涵神的力量直接干预人事之意，所以根本上不妨害他的历史人文主义。清儒刘宝楠对此点有很好的解释，其言曰：
至日食、地震、山崩之类皆是灾变与怪不同，故《春秋》纪之独详，欲以深戒人君，当修德力政，不讳言之矣！
但是孔子的褒贬一方面固然承认了人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却又给中国传统史学蒙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近代中国的历史家们颇攻击这种伦理的色彩，以为有害于历史的客观性。我们觉得这种责难是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的。诚然，在近代科学历史家中颇有人反对对历史事件或人物加予道德性的评判(moral judgement)，可是我们也不应忘记，直到今天，关于道德因素是否必须完全摒除于史学之外的问题仍在聚讼纷纭的阶段。因之，我们便不能对孔子曾用道德眼光看历史一点单独加以苛刻的责难。西方最早的史学家如 Herodotus 与 Thucydides 都具有历史的道德意识，也就是说，对史事曾加以价值的判断，然而西方学者仍然承认他们是伟大的历史家。

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而所谓“人”，则并不指孤立的、个别的、以至片面的个人（如社会学上、经济学上、或心理学上所研究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从这一角度去着想，我们终将找到史学本身的独特领域和功能。我们决不应把史学降为社会科学的应用之学。


四
1958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文集第三卷）

关键词：
思想与经济的关系、战争对工业绝无裨益

相信经济生活决定人的思想与精神，这种决定论的流传使人们在近数十年来几乎完全放弃了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努力。但人之所以为人，所以有其尊严，乃在于他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尚有精神生活。他固然不断地在谋取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他同时也在无所为而为地求真、求善和求美。这种精神上的自我超拔也同样是决定历史的因素。
过去四百年中欧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乃是思想运动与经济——尤其是工业状况——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科学史家目前已一致承认16、17世纪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时代，而同时，根据经济史家的研究，这一期间也有着一连串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与工业革命。虽然欧洲与美洲的商业交通在这一时期内有长足的进展，但我们却不能把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归之于美洲的发现。往深一层观察我们即可看出，根本的动力是来自欧洲文化的本身。其中之一便是对制造新式事物以取悦感官的新兴趣。这种兴趣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由于Ghiberti(1378-1455)与Brunelleschi(1377--1446)等艺术家的倡导，文艺复兴的优美建筑发展颇速。自此以后一股建筑的狂潮就传布了开来。随建筑而来的为新式的装修，新旧教堂、市政厅房舍以及豪商的住宅都装潢得富丽堂皇。这类装饰又自然刺激了各种艺术品的大量制造。
新式建筑与装饰需要大量的原料，而新的技术之发明(其中大部分系由于艺术上的需要)如印刷、玻璃器物之制造以及用铅将含银的铜矿中之银与铜分开等，使生产量增加数倍。就中欧的银与铜的产量而言，1460至1530年之间较前增加五倍，而纸的生产增加尤多。纸业的发达配合着印刷厂的增加，于是书籍得以普遍流传。这对路德新教之宣传亦大有帮助，据说当时宣传品的散发数以万计，所以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商品数量的普遍激增，但这并不完全，甚至可说并不主要是出于牟利的动机。在中古早期，艺术与宗教就已支配着欧洲工业发展的方向，到伊拉斯谟(Erasmus)与哥白尼时，情形依然未变，不过艺术的力量远较宗教为大而已。我们实可以说爱好艺术的完美乃是促使当时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法国与荷兰等地的宗教战争之后继之有三十年之战。那是一个全体性的残酷斗争，正与11、12世纪之战争无殊。初看，它似乎对工业主义之产生有刺激作用，至少战争并未妨碍经济的进程。但事实上战争对工业发展绝无裨益可言。举例言之，英国在内战前之一段繁荣实由1560年至1640年间境内和平及与欧洲大陆无长期性战争所导致。同时英国又是自由贸易的地区。和平与自由的结合遂使英人获得在经济上发展的机缘。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对有关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思想并未有何激励。伽利略诸人之能改变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使人得以重新探求自然的奥秘，也并非受战争之赐。16世纪以来人们控制自然的力量之增长，有利于生产的成本的减低与出产的倍增，而同时，限制战争的需要也增强了。但战争具有人的因素，此则非科学的力量所能控制。战争的外在因素是无穷的，它们的作用也因每一不同的战争而异。但无论我们分析战争的外因至如何详尽无遗的地步，其中却有一个因素是所有战争所共同具备的，那便是人性的错误。人类未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于是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才不断产生。

当时比较成功的几个宗派如路德教、加尔文教与英国国教都过分注重德性的消极的一面，故对属于人的身体部分的问题之处理采取极严厉的清教徒式的态度。路德以人为完全堕落不堪，唯有上帝的恩惠可使人上升。加尔文尤为严格，照他的理论则大多数人都要永远沉沦不复。……据近人研究，其中有一派僧侣(Trappists)，由于过度苦修，死亡率乃大增，而死于肺病者尤多。无论这种中古最严厉的教规之复活在宗教上之价值如何，它对现实世界中之残暴与残暴的态度并无所改善。这是因为严厉苦修之本身亦是残暴的一种形式--对罪恶的残暴反抗。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其结果是残害了人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自始即含有深厚的仁爱(charity)观念，这可以从耶稣的一生行为及其教义中见之。其后的经院哲学亦以仁爱在一切尘世的德性中为独能使世人归向上帝者，因此遂有“信仰由仁爱而构成”(fides charitate formata)的著名公式。不幸至16世纪下半叶此一公式在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竟被推翻。加尔文且指斥之为“辩士之谎言”。就此点而言，则天主教教理较之初期的新教教义实具有更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17、18世纪时，艺术性的工艺对当时人之发展高度道德性的典雅生活方式也有相当的影响。此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经蔚成风气之后，便为欧洲各地所争效。这样看来，如果16世纪末欧洲人但知一味利用煤与铁以发展廉价商品的大量生产，则其结果必不能如精美物品的制造那样刺激人们对增加生产的兴趣与意识。更有进者，当时人的生活态度多粗鄙不堪，若使粗俗的商品与粗俗的生活态度相激相荡，而又无艺术性的事物可以变化其气质，则颓波所趋将不知伊于胡底，近代文明之进程必大受阻遏，是可以断言的！


五
1958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该文收录于：
东大版《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现代学人与学术》

关键词：
贤者常感痛苦、自由与文学、钳制思想

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其二则为借《论再生缘》之书而感慨世变，以抒发其对当前之jq统治之深恶痛绝之情（按：广西版有几处改动与删削，不一一标出），此层则为本文后节所欲三致其意而暂时不能不搁置者也。

陈先生于论及《再生缘》之思想时云：“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陈先生之所以于端生之不能见容于当世，一再致其叹息者，实以彼自身今日之处境殊有类乎才女之在往昔。故文末有云：“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合而观之，其意不亦显然欤？
昔王国维先生自沉之后，陈先生尝撰有挽词一篇，其序言中论王先生之死因有云：当一文化变迁之时，凡为此文化之人必感痛苦，其承受此文化之量愈闳，则所感之痛苦亦必愈深。今按陈先生本人亦正是深为中国旧文化所化之人。当王观堂先生死时，彼已有“神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曹皆苟活”之感触，则在今日其内心之痛苦，更不言可知矣！《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极沉痛之文字，而颇易为读者所忽略，兹迄录于下，以供参证焉：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吾不知今日中国dl士大夫阶级中由于“善应付此环境”而致“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徒读此等文字后作若何之感想，吾读此文则似觉眼前有一贤而拙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如陈寅恪先生者由于不胜其历史文化之重负及因之而生之痛苦感，而渐有趋于消逝之象。抑又有进者，今日dl贤而拙之士大夫“恐止陈先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借用陈先生论端生语)！而此一人或少数人又必四顾茫茫，虽欲求一知己而不可得焉。

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jq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
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此节痛斥jq统治者之钳制思想、窒息文学之愚昧，诚可谓情见乎词。夫吾国文学之价值问题，以非属本篇范围，兹不置论。然就吾国文学之发展环境言，则虽在上为残暴之君亦未尝对文学有何控制驾驭之事，此事实之昭然而无可曲解者。故吾人实可谓中国文学自三百篇以降皆在思想自由之气氛中成长者也。有清一代最以文字狱著称。而乾隆一朝尤为酷烈。然试一察当时之文学作品，如南方弹词之《天雨花》与北方说部之《红楼梦》，当时称之为“南花北梦”者，均为吾国文学史上不朽之杰构。而陈先生所击节称赏之《再生缘》弹词亦成于乾隆之世，可知文化统治之铁腕犹未尝及于文学也。故陈先生所谓“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固国人所习知之真理。信如是，则陈先生斥之为“愚不可及”之“世人”者舍今日之dljq统治者而外更复何所指乎？又至可注意者，陈先生此书之撰述，依吾人上文之推定，在1953与1954年之间。此一期间亦正值国内大举清算“资产阶级文学观”之前夕。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最初受攻击之时间为1954年之9月……唯攻击“新红学”之公开化虽在九月，然其事之酝酿必已早始于数月之前。陈先生在此“山雨欲来”之际，精神上亦必感受极深之苦闷，故于写此书时遂不觉处处流露其对思想不自由之厌恶之情，而婉转不能自已。总之，陈先生此节文字实有为之作而非泛论之辞，则可以不待烦言而决者也。
虽然，陈先生固熟读史乘之人，思想之压制，文学之摧残，纵可奏效于一时，亦绝不能行之于久远。……

果如是，则陈先生一人之所向往者亦即吾辈今日lw海外之士及天下苍生所日夜焚香祈祷之事也。虽然，吾实不能无疑而更不能无忧。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世局，欲挽汉家十世之厄，吾诚不知何术以致之，此陈先生所以寄望于“人事终变，天道好还”，其志为可悲而其情尤为可悯也。昔宋时女真人汴，悉掳宋室君主后妃宗室以北去，而汪彦章代废后告天下手书，有“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之句，陈先生引之，以为是赵宋四六之文之冠。情在言中，意出弦外，诚先生所谓“古典今事，比拟适切”者也。而吾人唯一可引以自慰者，岂亦在斯乎？岂亦在斯乎？


六
1959
《汉晋之际士之新觉醒与新思潮》
该文收录于：
上海版《士与中国文化》
广西版《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文集第四卷）

关键词：
士族群体觉醒、个人觉醒、清谈起源、怡情山水、儒衰道胜

唯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东汉中叶以前，士大夫之成长过程较为和平，故与其他社会阶层之殊异，至少就其主观自觉言，虽存在而尚不甚显著。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趋明确。故欲于士之群体自觉一点有较深切之了解，则不能不求之于东汉后期也。东汉之政治，自和帝永元元年以降，大抵为外戚宦官迭握朝政，且互相诛戮之局，然略加深察，又可分为二大不同之阶段，而以延熹二年(159)，即桓帝与五宦官诛梁冀之岁为其分水线焉。前乎此，外戚之势为强，后乎此，则阉宦之权转盛，而东汉之士大夫亦遂得在其迭与外戚宦官之冲突过程中逐渐发展群体之自觉。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于此际，至其后于宦官争斗时之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

自来中外学者论清谈之起源者，大致注重其政治背景，而谓清谈及汉代清议之变相，因党锢之祸及魏晋之世政治压迫太重，士大夫逐渐由具体指斥朝政及批评人物转而为抽象之谈玄。此说虽有相当真实性，但似不足为解释清谈起源之全部理由。盖此说过分重视清谈与清议之关系，故假定汉末士大夫之谈论内容多限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及至名士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始转入抽象原理之探讨，于是月旦人物一变而为谈论思想。鄙见以为汉末士大夫之清谈实同时包括人物批评与思想讨论二者：李元礼每摈绝他宾听符融言论，而为之捧手叹息。符融之言论所以如此引人入胜者，岂能尽在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又岂能仅为其辞藻华丽或音调铿锵之故哉！斯二人在思想上殆必有符合冥会之处，故听者为之心醉而不觉深为叹赏耳。其后名士既多以指斥当权人物招祸，遂于谈论之际日益加强思想之讨论，而人物批评亦随之愈
趋抽象化，清谈与清议在性质上亦因之而不复能相混矣。由是言之，老庄清谈乃自汉代清谈中学术思想之谈论逐步演变而来。此所以魏晋之清谈不徒在形式上可上溯其源至东汉，即其思想内容亦有远源可寻也(详后)。

自然之发现与个体之自觉常相伴而来，文艺复兴时代之意大利一方面有个人主义之流行，另一方面亦是士人怡情山水之开始。但丁发其端，彼特拉克继其后，登山临水，遂蔚成风尚。自然景物不仅为文士吟咏之题材，抑且为画师描写之对象，此亦足资参证者也。又《庄子》卷七外篇《知北游》有云：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
是士大夫之怡情山水，哀乐无端，亦深有会于老庄之思想也。
复次，魏晋南朝以下士大夫有田园或别墅之建筑，近人考证者甚多，然大抵皆从经济史之观点出发，非兹篇所欲论。兹所欲说明者，田园或别墅之建筑尚另有其精神之背景，即汉魏以来士大夫怡情山水之意识是也。

汉末儒学弃末流之繁而归于本义之约，其事虽人所习知，但其所以有此转变之故，则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窃以为一切从外在事态之变迁而迂曲为说者，皆不及用士之内心自觉一点为之解释之确切而直截。盖随士大夫内心自觉而来者为思想之解放与精神之自由，如是则自不能满足于章句之支离破碎，而必求于义理之本有统一性之了解。此实为获得充分发展与具有高度自觉之精神个体。要求认识宇宙人生之根本意义，以安顿其心灵之必然归趋也。故东汉学术自中叶以降，下迄魏晋玄学之兴，实用之意味日淡，而满足内心要求之色彩日浓。跌宕放言之辈如孔文举、祢正平、嵇叔夜之罹祸虽多少皆与其思想有关，然卒不之顾，其重内心而轻外物之精神为何如耶！此亦汉晋之际学术思想之发展不得纯以政治状况等外在事态释之之故也。
……何以宗教与学术史上之复古要求产生于某一时代而非别一时代？质言之，何以经学之简化运动必兴于东汉末期，而基督教之复古运动亦必迟至15、16世纪始得发生？则其间当有时代之背景。汉晋间之思想变迁，吾人既持内心自觉之说论之矣，而基督新教反求之《圣经》之运动亦正具同一背景。盖基督教经中古诸经师之详尽发挥，亦流为章句(Sentences)之烦琐，而渐昧于大义。及至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兴起，个人之自觉日益发展，于是人文主义学者如瓦拉(Valla)、伊拉斯谟(Erasmus)之流，乃起而整理《圣经》，言训诂而举大义，马丁·路德之宗教革命思想一部分即导源于此。故基督教之反求《圣经》所以迟至16世纪始蔚成广泛之运动者，良由个体自觉至是始发展成熟耳。汉晋间学术思想之变迁以个体内心之自觉为其背景之说，得此一有力之旁证，乃益可无疑矣。

儒学实与汉代一统之局相维系，儒学之功能在此，其所以终于蹶而莫能振者亦在此。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者，诚是也。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淹没。徐孺子寄语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即是士大夫不复以国家或社会为念之证。蔚宗谓“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得其情矣。自党锢以后下迄曹魏，就士大夫之意识言，殆为大群体精神逐步萎缩而个人精神生活之领域逐步扩大之历程。当时社会上最具势力之士大夫阶层既不复以国家社会为重，而各自发展与扩大其私生活之领域，则汉代一统之局势已不得不坠。一统之局既坠，则与之相维系之儒学遂失其效用，而亦不得不衰矣。故推原溯始，儒学之衰，实为士大夫自觉发展所必有之结局。

儒道虽平流并进，然正始以后道家一支波澜日阔，而儒家则渐呈泉源枯竭之象，一盛一衰，其故果安在哉？前论儒学之衰，在于汉代一统之局不复能持续，故儒学丧失其旧有社会文化之效用。所谓儒学之效用者，具体言之，即其名教纲常之说可以维持稳定之社会关系，使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父子君臣等皆各安其分而已。然汉末以来，君臣一伦既随人心之分裂而渐趋淡漠，而父子一伦亦因新思潮之影响而岌岌可危。此外如夫妇朋友之关系亦莫不发生变化，儒教旧有之安定作用遂不复能发挥矣。至于当时士大夫及一般子弟之所以背儒而向道者，则因儒术具有其普遍性与约束性，远不若老庄自然逍遥之旨深合其自觉心灵追求自由奔放之趋向也。


七
1959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文集第二卷）

关键词：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自由意志与入世责任、古典人文教育

中国学人近数十年来每论及文艺复兴，常喜拈“由复古而得解放”一义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此一观念即是从布加特书中辗转传下来的。布氏认为文艺复兴意大利之古典再生系以公民生活之发展为前提，但此种城市中产者的文化，当其从中古之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并不能立即找到它自己的出路，故必须有一向导。而古典文化之形式与实质均恰恰符合这种要求，遂成为当时意大利人狂热爱好的对象，卒至蔚为其时意大利文化之主要部分。是则依布氏原意，文艺复兴乃是市民阶级从中古文化中解放后而产生的复古运动，与我们所了解的“由复古而得解放”已大有距离。中国近代学者谈西方文化源流往往不加深察，以致因果倒置，此亦是一例也。不过此层尚无大伤，因为布氏原书中对“复古”(The revival of antiguity)与“个体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二观念同等重视，并分别列为专章。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人们是否真正获得了“解放”，而可以在思想上无所依傍，畅所欲言？此层殊有商榷之余地。据 Huizinga之研究，文艺复兴时人之盲目尊崇古代为永恒的权威与典范，已足说明文艺复兴为一尚权威之文化。因此，若以尊权威与尚个性为分别中古与近代之标准则文艺复兴不能列为近代，其事至显。文艺复兴之整个精神正是极端规范性的(normative)：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等之永恒有效的准则。抑又有进者，文艺复兴一方面尊古代为权威，另一方面复未离弃中古之权威。
……就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之历程言，比较真能彻底地摆脱权威的束缚，而以个人之理性评判一切之态度，要到18 世纪理性主义盛行后始出现。理性主义者极憎恶中古时代，因此对文艺复兴特加赞美，视之为近代进步之开始。布加特对文艺复兴之综合性的解释，多少亦接受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暗示。如此辗转相传，愈传愈失真相，“五四”前后之中国人遂至以“思想解放”为文艺复兴的最重要内涵。而“五四”前后中国人所以特别垂青文艺复兴之“思想解放”者，其用心实在于借此以证明他们鄙弃传统、独抒己意的思想态度为正确的而已。这种态度的是非得失非所欲论，但他们误解或曲解文艺复兴的历史则殊不容为之隐讳。

我们曾指出近代正统的文艺复兴观的最大毛病乃在于过分夸大了中古与文艺复兴的对立。这一错误也具体地表现在一般人对人文主义的认识上，即以人文主义为反抗中古之精神。对人文主义作如是观者大抵均未深究人文主义者在当时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以致误认他们为一群特殊的先知先觉者，在社会上无固定的分位，而一惟古典之复兴是务。这一印象之造成，一大部分是源于布加特对人文主义所作的描写。但是，正如Kristeller所说的，布氏之说仅适用于少数杰出之士如彼特拉克薄伽丘(Boccaccio)及伊拉斯玛斯等，因此乃是一种例外。
事实上任何对人文主义的正确了解，离不开对人文主义者之社会地位及其历史渊源的追溯。从起源上看，人文主义者并非空无依傍的自由人，而是中古传衍下来的一种职业流品。中古时代有一种“书记”(dictatores)者，以修辞与文法为其本业：他们的职业则可大别为二种：一是王侯宫廷与城邦政府中之秘书，另一则为修辞与文法教师。此二项职业亦正为后来人文主义者所继承。虽然人文主义者之社会地位已视中古之dictatores为高，但若将前者在社会文化之处境与后者在行政与政治上之重要性作一比较，则二者仍颇有相似之处，其间一脉相承之迹显然可见。不过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中古的dictatores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在本质上毫无分别。人文主义者的最显著的成就在复兴了古典的研究，这是中古dictatores所缺乏的。而人文主义者之所以致力于古典研究，推其原始，则是为了要改进文体与模仿古人之“辩才”，此中绝无任何反抗中古之精神，同时这种古典学也绝不能代替中古之学术。不可否认地，文体的模仿必然会进而导向与古典思想之接触。近人所谓人文主义主要是指这种与古典思想接触后所衍发的新思潮而言的。这种新思潮也许对近代思想与态度之建立有过接引的作用，但是此接引作用也并不是在否定中古或反抗中古的方式下表现出来的。就学术范围言，人文主义者之兴趣限于修辞、文法、政治、伦理诸方面，至于哲学与科学则本非他们所尝措意，故仍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他们所鄙视的经院主义者的盘踞之所。二者学术范围既不一致，则自不可能互相代替。Kristeller 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曾一再指摘近人把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之争看做中古与近代、新与旧之争的错误。依他看法，这二者在意大利之发源与流传的时间相同，互相影响有之，但人文主义的意义绝不在它对经院主义的反抗。故二者之互相攻击殆系不同行业间的斗争的结果，正如人文主义者彼此亦时有争执一样。

早期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体之欣赏进而为古典作品之内容所感染，确已逐渐建立起一种对人生的新态度。这种新态度，质言之，即比较注重人之本身。所谓“比较注重人”又可分两层来说：一是对人之尊严及其在宇宙中特殊地位加以强调，另一则是对于表现个人的情感、意见、经验与环境之具体特色感到无上的兴趣。这一倾向可以从当时的传记与描述文学以至人像画中得到证明。布加特称这种趋向为“个人主义”，是很切合的。

在这里，一方面人之意志自由得到了肯定，而另一方面人对灵魂之沉沦或超拔所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乃不得不更进一层注意人之自身之问题及其如何求超拔之道。这样就引导出彭波那齐的思想。彭氏在对人性的分析方面有两点最大的贡献：第一是强调道德的才能是人之所以异于神或其他动物之所在；人惟有在道德上努力不懈以求达到至善之境才算尽了人性。第二是灵魂之不朽须在人世中求取之说。此说尤为转出世的人生观为人世的人生观之重要关键。

Kristeller 氏在其《古典学与文艺复兴思想》一书的结尾处，对今天古典学之沦为少数专家的专门绝学一事曾深致慨叹。他指出许多职业教育家似乎已完全忘记了人文主义学术的存在，更不必说它的重要性了。他接着说：
然而我仍希望并期待我们对古典学及历史学的兴趣终会继续以至复兴起来，因为我坚信它们的内在价值……我们并不只是学者，我们同时还得是公民，工作的人，思维的人和一般的人。诚如布加特所说的，历史知识未必立即使我们变得更为谨慎，但是长远地看却会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些。
Whitfield 更深切地告诉我们：
继彼特拉克之后，人文主义者所要教育的乃是完整的人，但是当教育不再关怀人的本身而提出为自然知识而知识时，那就是人文教育逊位日子到了。……我相信自然科学的知识的正确性。但是接下去又该如何呢？……人文主义者一样可以把彼特拉克关于教会占有财富一事所说的话应用于科学的成就上面：“如果它占有财富那倒是一件好事，不过如果它竟为财富所占有，那就糟到无以复加了。”离开了人文主义的中心，一切外在的知识都是和我们不相干的。


八
1960
《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关键词：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种德性、中庸、伊壁鸠鲁派、

苏氏（苏格拉底）最不满辩者的相对主义。他相信客观真实的存在，人世间的客观标准即本此而立，而人的行为则应当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实可以说，他在一个丧失了客观标准的变动时代中重新肯定了伦理的绝对(ethical absolutes)。在他看来，这种绝对的真实即是理性知识的惟一对象。他尤其反对辩者哲学中不为灵魂留活动余地一点。辩者大体上认为人的知识皆从感官直接反应而来，故所得者仅为流动的现象。其知识上的极端怀疑论实伏根于此。苏氏则以为灵魂为开启理性知识的钥匙，使我们可以在感觉的流变中窥察永恒的真实。苏氏把人分为身体的和灵魂的两部分，灵魂之需要食粮与营养亦与身体不殊。而知识即是灵魂的食粮。但此所谓知识并非一般的经验知识，其对象颇近似形上学的绝对(metaphysical absolutes)。因此，苏氏所欲建立的人文主义乃是以神为中心的，也就是要把人和圣多玛(St.Thomas)所谓“永恒的真实”连接起来。这和 Protagoras 的以人为中心之人文主义迥然有别了。但苏氏虽攻击辩者甚力，却也有其承继辩者的地方。首先他在哲学思辨上所表现的怀疑精神，也正是辩者之一特征。此所以他批判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观念，而终于招流俗之忌。所不同者苏氏另有其积极的、肯定的一面，不像辩者之流入虚无之境而已。其次，重人事轻天道也是苏氏与辩者相同之一点。前面已指出辩者在把希腊思想的兴趣从自然转变到人生方面，颇具功绩。这一精神至苏氏而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亚里斯多芬在其名剧(The Clouds)中曾把苏氏描绘成一个辩者，是不无理由的。苏氏最注重的问题乃是决定美好人生的基础。诚如西塞罗(Cicero)所云，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介绍到人间世的人，同时，对伦理思辨的热烈追求也由他而开启，并成为此后希腊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苏氏持理性主义甚坚，他所谓的真实与原子论派的物质的真实不同，而是关于形式、关系及一般通性之概念性的真实(conceptual reality)。这种高度抽象的真实是合乎理性的，也是通过理性(灵魂)而可以辨识的。惟有这种真实才是知识之惟一有效的对象，和美好人生之惟一有效的基础。
综观苏氏之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辩者重人轻物的新风气的洗礼，另一方面则又扬弃了辩者的相对主义。他指出理性为最高的认知机能，通过理性我们始能获得综合性的知识，可以透过感官所接触的表象而深入概念性的与客观性的真实。这样，苏氏又接上了希腊文化思想的正统--在万象纷纭中求最后的真实，在紊乱中求秩序，在变中求常。苏氏的这种知识论极有助于人的尊严之提高。盖人既能透过表象而进入绝对之世界(world of absolutes)，则显然已上通于永恒与超越之境，非复尘世之变幻与时间之流逝所能完全淹没了。

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古代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未免崖岸过峻且带有神秘意味，柏拉图则抽象而无系统。惟有亚氏（亚里士多德）才达到健全、清晰，而复实用之境界。亚氏思想之一基本特征是避虚就实。因此他在形上学方面是从经验世界出发，在心理学方面则从功能的观点讨论人之灵魂。在伦理方面他也取同一途径，即在“把人当人而非神或魔”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所以他说：“我们必须研究的德性乃是人的德性。”
亚氏认为伦理与美好生活之目的都在求取一种快乐(eudaimonia)或福利。此快乐或福利乃是源自道德行为的一种满足，也就是“依据完美德性之种灵魂的活动”。因此他并不把德性当作超越的理想，而视之为理性功能之适当的运用；它本身便是目的，而非手段。道德行为盖不离乎人伦日用，是入世而非出世的。又由于人具有积极的理性，此理性即为人之至境，所以理性的行为同时也便是德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亚氏却也不肯把伦理提高到无法实践的程度。人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在理性的灵魂之外，他同时还具有营养的灵魂与感觉的灵魂。人与其他生物所同具的这些功能也绝不容加以否定。人如果过度地压制这些自然的功能，那么人已不复是完全的人了。人的功能，自滋养、生育以至概念性思维，都是有机的。人既为一复杂的有机体，则当然应该对他性分中所具有一切复杂的功能予以合理的综摄，使之成一协调而均衡的整体。
亚氏分德性为两类：一是推理的德性，一是实用的德性。由于他受了柏拉图的影响，对纯粹思维的生活特加重视，故以推理的德性比实用的德性要高出一个层次。所谓推理的德性盖超越于实用道德之上，而翱翔于柏拉图式的纯思境界。它所追求的只是概念性的形式知识，同时因为它的玄思对象亘古不变，它所获致的真理也具有绝对性。另一方面实用的德性则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其所得者乃是相对的真理，故可有商榷的余地。推理的德性又可再分为科学知识、直觉理性与哲学智慧三种；但这些主要是针对着哲学家而发的，和一般人的生活无大关系。实用的德性则施之于感觉世界(包括人事)，而感觉世界变动无常。若处理无常之人事而随时随地都求得最适当办法，那便是道德。在这一方面，亚氏提出了十二种美德，如勇敢、节制、慷慨之类，以为人如依之而行即可得道德的行为。就常人言，最好的人生当然就是将推理德性与实用德性加以融和；因为人一方面是理性的动物，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然而灵魂的功能甚多，且又有高下之分，若混而杂之，亦非所以求融和之道，故融和之中必不能不有所轻重。亚氏是一个希腊的理性主义者，很自然地，他虽反对压制低级功能如饮食男女等等欲望，但却主张用理性(最高功能)来调节之，使人的生活最后能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亚氏著名的中庸说(doctrine of the mean)。所谓中庸并非任何先验的规范，故必待智者在具体情况之下自作决定。所可确言者，即人如能把握住中庸之道便可将相互冲突的部分加以适当的配搭，使之成为一调和的整体。至于如何始能灵活地运用中庸之道以处世接物，那便得由个人的智慧和不断地修养来决定了。
从亚氏之整个伦理思想推断，我们更可见希腊人文主义这时发展至成熟之境，真有“千里来龙，至此结穴”的样子。亚氏之中庸说乃是希腊人不趋极端的精神之更高形式，他之推尊理性尤可谓抓住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最重要的一条思想线索。亚氏在他所提出的十二项美德中，以公道(justice)为全部美德之总纲，此益可见他之善于承继希腊文化的大统。盖公道为希腊思想之一中心观念，若以中国古代人文主义作比较，其地位殆近似“仁”字之于儒统。

斯多噶派以外便该提到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一般人颇误会他们是物质的享乐主义者，其实不然。他们诚以去苦求乐为人生的目的，但他们所谓乐却不指感官的享受，而是指内心的宁静。……然而他们既丧失了希腊正统思想中的超越精神，又缺乏改进社会的淑世精神，更没有向往他世的宗教精神，而一惟当下个人之智力是赖。在一个文化剧烈变动的时代，这样空无依傍地追求小我之解脱，其可能的结果为何是不难想像的。所以伊壁鸠鲁主义一方面虽保留了希腊人文思想的余影，另一方面却正象征着古代人文精神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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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风骨：追忆余英时先生
2021年08月06日 21:23 来源于 财新网
余英时先生的历史观与他的现实态度一样，都是棱角分明毫不含糊的。但他的历史著述并不大谈理论、标榜价值，而是寓论于史，用事实说话
　　文｜秦晖

　　2021年8月1日，在海外华人人文学界声誉极高的余英时先生，在睡眠中安详逝世。逝前一日，他还与几位老朋友通了电话。逝世后，根据前已立下的遗嘱，后事极为低调，直到家人奉先生生前已立下的遗嘱，安葬在普林斯顿父母近旁。学界友人于8月5日才惊闻噩耗，以致几日前还与他隔洋交谈如常的友人都如闻霹雳，难以置信。但是，如此低调的后事与高调的怀念同样感人，就这一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不少怀念文章。

　　与这些文章的作者相比，我与余先生交往其实很少。1999年“五四”八十周年时，余先生领衔出过一本八人论文集《五四新论：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八篇文章中余先生大作点睛于前，拙文则叨陪末座，算是以文会师。2003-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也曾两次到余先生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里拜访。那所美国典型的郊野宅院四周林木葱郁，不时有鹿出没，据说有时还有熊。那次，余先生谈了他对“五四”的看法的前后演变，给我的感觉是考证深入而不拘饾饤，罕言理论而思辨精良，不追时髦而新见迭出，尊重传统而力辟陈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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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我从来没有为“传统”与“现代”互不相容的理论所说服。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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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国史大纲》的实际内涵，而毋宁是钱先生对于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我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第一、他第一次发还我笔记本时说：“你不要一页接一页的写满全本，应该另换一个新本，每页隔一空页，不着一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书（指《国史大纲》）上讨论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页可以将来择录这些异说，以为参考和比较。”（这当然不是原话，但表达的确是原意。）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体会到：他虽自信《国史大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统，然而却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这样郑重地叮咛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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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访学记情——和余英时先生的“谈讲之乐”

凤凰网国学
08/05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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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风吹水上鳞——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逝世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逝世 享年91岁

虽然事已过去二十年，英时先生照拂我的情谊，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么，此后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余先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余英时先生（左）与刘梦溪教授1992年相聚时摄（刘梦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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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左）与刘梦溪教授1992年相聚时摄（刘梦溪提供）

一　记略

大约是四十年前的 1977 年或1978年，我第一次读到余英时 先生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 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如同山涧听泉，夏日饮冰，所发生的 共振共鸣，无以言喻。从此大好余著，各方收罗，凡能找到的绝少遗漏。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既研究《红楼梦》，也研究陈寅恪，在治学范围上，我与他不无重合点，因此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久矣。

不意十年后的1992年，我们竟有了晤面的机缘。我应邀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在9月3日至5日。我是9月2日到康桥的，会后又继续访学一周。英时先生因另一会议，刚好也由新泽西来到哈佛。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应英时先生之邀，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讲学。我们一起从波士顿乘 火车前往，到达后，头两天和最后一天住在英时先生家里，几乎 又谈了三天三夜。古人所谓“谈讲之乐”，充分领略到了。我写的长篇访谈对话《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就是当时我们快意谈讲的简要记录。普大东亚系的演讲，我讲的是红学，以《红楼梦： 从胡适之到王蒙》为题，英时先生主持，很多名家都参加了。

其间经英时先生推介，赴耶鲁大学访学三天，耶大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安排接待并主持演讲，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由于我不懂英文，英时先生为我的耶鲁之行作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先是余夫人开车送至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咖啡厅小坐，约好三天后回来，我在此处与她会面。然后买好车票送我至车站候 车。余先生写有一封英文信，让我上车后交列车员。当我将此手谕交给高大魁伟的黑人列车员时，他悉心阅读了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频频点头，并发出似乎是中文“你好”的声音。车到耶鲁所在城市纽黑文（New Haven），列车员提前站在我面前了。其实 New Haven这个词，英时先生反复教我念了好多遍，播音刚报站名，我就知晓了。

返回纽约，搭的是浦安迪教授的车，他送我至哥大门前的咖啡厅，余夫人陈淑平已等在那里。回到余宅，英时先生高兴得像个孩子。当我离开普大时，他以隽雅的书法写了三首送行诗，其中一首是录其旧作：“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的名字嵌入在一二两句诗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虽然事已过去二十年，英时先生照拂我的情谊，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么，此后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余先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英时这个名字，对我的为学是一种提醒，一种激励。

上面这些文字是四年前的2016年所写，《七十述学》的相关篇章与此约略相同。现在是 2020年3月下旬，蜗居家中，每日与书册为伍，重订旧文，续写新篇。不料在翻检旧稿时，发现了从哈佛到普林斯顿，再到耶鲁，直至最后离开普大的日记。时间连贯， 记事至详，包括与英时夫妇相处的细微处，也有感受性的记载。 既可补我写的《访谈对话录》之遗，又可再现英时夫妇待我之厚。 除了童幼时期的亲长之爱，内子祖芬的至爱深情，梦溪平生所遇，似尚少有可与访学普大期间英时夫妇的悉心照拂相比并者也。

二　日记

（1992年9月12日至19日）

9月12日阎云翔开车送我到The Inn at Harvard，已是下午1：50了。云翔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哈佛念人类学博士学位。车在楼前停下，余英时先生就走了出来。于是上车前往火车站。

我们乘3：10分的火车去普林斯顿。一路上畅谈一切。六个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了。

中间过纽约，英时先生让我看看车外的夜景。一路上，进站、出站、上车、下车，英时先生细致入微地照料我。我带了几只箱包，他总是帮我拖最大的一个。这叫我十分过意不去，真不该带这么多东西。

到英时先生家里，已是晚上10点了。余太太正在等我们。洗漱一下，就吃便餐。余太太的红豆粥，着实精彩——好多年没吃这么好的豆粥了。余太太喜欢说话，但人甚娴静。

饭后，英时在小书房为我搭床。从沙发上抽出床板，铺上床垫，成为一个双人的席梦思。我过去帮忙，英时已铺好了。

到英时书房，又谈了起来。第一次在Harvard Inn见面是9月9日，我们一直谈到早上5时半。他为我另开一房间，我只睡约一个小时，便轻轻离开酒店，回到Lee Street（我的住处）。和英时第二次畅谈，是从波士顿到普林斯顿的列车上。然后是在余宅。有谈不完的话。主要围绕文化、学术、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大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谈话中间，他让我看一篇即将在第 10 期《明报月刊》刊载的、评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文章，是传真稿。我看了一过，觉得文中有些话过于直露，特别小标题比较刺激，如说郭研究学术“怀有个人目的”、“往上爬”等等。我说不妨蕴藉一些。英时接受了我的意见，提出小标题亦可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而他当即接受。人生缘谊，也属难能了。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2时多。我有些疲倦，但英时谈兴还浓。如不是我提议请他早些休息，可能又要到4、5点钟。

9月13日

整天在英时家。又畅谈了一天。他送给我很多他的著作，都一本一本的签上名。我筹划的“经典丛书”计划及选目请他看，他提了很精辟的意见。一开始他觉得选得较随便，后来觉得还好。他建议活着的一律不选。新儒家最多选唐君毅，牟、徐都不必了。

英时先生对新儒家颇有看法。

我是想跟他做一次学术访谈对话，在《中国文化》刊载，所以每次谈话都边谈边记。

谈话中，也插入一些现实的话题——他解释何以对流落在外的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他说并不是喜欢他们，主要是出于同情。

我们的看法时有交错。对他批评郭，我心有不忍。我告诉他， 我认识郭的女儿。

他表示理解——他说我忠厚。他说如是他也会这样。

学者对现实有关切，我们无不同。关切现实可以使文章有力 量。但我认为学者的关怀在长远，不必尽求有用。所以我近年一 直在探讨学术独立的问题。包括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再审视。英时先生深以为然。

他告诉我，他有许多个世界。现实的关注，只是一部分。

中午他们夫妇带我到外面草地散步，看到有好几丛长得很高的嫩竹。淑平先生为我和英时照了相。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感到大受教益，英时说互有启发。

他也了解了我。他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

晚9时多，英时开车送我到普大一个招待所。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私人别墅，周围有非常广阔的花园草地。房主人原是一对老夫妇，生前决定他们离世后将私人别墅捐给普大。但先生去世后， 老夫人又活了很长时间。从余宅出发之前，英时先开车去学校一个地方取钥匙。回来后我们才走。到别墅后，英时把一只小行李包拿上二楼，安排我住进一间好大的卧室。如何开门，如何开电视，如何用餐，每一点都向我交代清楚，然后英时才离去。

9月14日

昨晚睡了一个好觉。是到美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15日下午有我的演讲，上午在房间准备讲稿。

中午，余先生委派他的一学生——罗志田来陪我吃午饭。罗是四川人，人甚朴厚，说话一言不虚。午饭后，志田带我在普大校园转了转。这是一所非常有传统的学校，校园不大，历史悠久，只有美国上层的子弟才能来普大学习。

晚上英时先生请饭局。作陪者有四个人。王汎森，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人，台湾中研院来的，出过两本著作，毕业后仍回中研院。他做的题目是傅斯年。我问他可否将其中一部分译成中文，给《中国文化》发表，他高兴地说好。

另一位是周质平教授，负责普大美国学生的中文教学，暑假常带学生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学汉语。他是台湾来的，研究胡适。

另两位是国内来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陆扬，钱文忠的同学。

大家谈得很高兴。饭后，我去英时家打电话给祖言弟。又和英时谈起来。他说评郭的文章，吸收了我的意见。

谈得很欢悦，一个快乐的晚上。我们有早已相识之感。不是相 识恨晚，而是早已相知。

谈到 12 点，英时开车送我回住所。

9月15日

上午继续准备演讲，写了12页的演讲提纲。

中午罗志田来，陪我到外面用餐。早晨别墅是带早餐的，牛奶、面包、麦片、饮料、咖啡，颇丰盛。只有一个东欧来的学者和我一起用餐。很大的长餐桌，能坐十多个人。互不相扰。志田谈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小雪过后准备回国。而且愿意到我们研 究所工作。只要能帮他解决住房，就可以来。

下午3：30，到英时先生办公室。英时正在等我们。参观了 他的图书。里外间满满的。外间有一写字桌，是爱因斯坦用过的。 恰好我的挎包上有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于是我双手放挎包上， 与英时在写字桌前拍了一张照。

下午4：00，到演讲场所，用茶点，听讲人陆续来到。

和王汎森谈了谈傅斯年。

下午4：30，演讲开始。英时先生主持，对我作了介绍。

我讲的题目是《百年红学：从胡适之到王蒙》。回顾清末民初 以来百年来红学的历史、学派、人物和未来展望。

最后我引清末徐兆玮的《黄车掌录》，其中有一首《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 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 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

听讲者不无会心——几次笑声满场。一小间教室，前后坐的满 满的，有二三十人。

讲完回答问题。英时先生启发式的回应，他说七十年代后很多 关于曹雪芹的所谓发现，大都不可靠。周质平、孔捷生、苏炜都有问题提出，我一一作答。还有一位提问道：“照刘先生所说，红学的命运似乎和国运有关。那么，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是不是并非好兆头？”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任何一门学问，太热了都不好。”

讨论有半个多小时，至5：50结束。大家热烈鼓掌。我站起一回头，看到了作家刘宾雁。他过来和我握手，说想看看我，并问祖芬好。我的演讲，也许会给他些许宽慰吧。

晚上又是英时请饭。开车到很远的一家山东馆子。一起用餐的有唐海清夫妇，台湾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有罗志田，和文学所来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两年了。

饭后英时先生开车送我回住所。

9 月 16 日

去耶鲁。耶鲁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是英时夫妇的好友。为我访学耶鲁大学，他们策划得极为周密。主要是怕我一个人从普林斯顿去耶鲁，不懂英文，半路走丢了。

与英时从哈佛到普大的路上，火车过耶鲁，英时先生就叫我听 列车员报站的发音——“纽黑文”。“纽黑文”New Haven 是城市名， 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在纽约北两个小时的车程。

早 8：30，陈淑平先生到住地接我。为走路方便，她特地穿上球鞋。很快就到了车站。9：47 的火车，结果提早了一个小时。买好了票，我们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聊天。几天接触，英时夫妇已 把我当作老朋友了。陈先生说：“难得知音，你是君子。”人与人 之间的相契，像谜一样。这次和英时见面，如见故人，仿佛相识 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一二十年了。我没有想到，英时是一位极 热诚、坦直而又单纯的人。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和我太像了。

火车晚点5 分钟。9：50进站。我上了车，陈先生还站在外面看着我。她已经把一张写好的便笺交给了列车员。英时先生写的，密密麻麻，八九行，要求列车服务人员关照我，特别到纽黑文时， 能够及时提醒我下车。另一张同样的便笺让我带着，如果那张不落实，临时还可以用这张。陈先生还向列车员交代，到纽约如果列车员换人，一定交代给另一个列车员。同时英时还复印了一张列车表，用红笔标出普大这站和到站纽黑文，以及中间几点几分到哪站，让我带着。

余英时为刘梦溪教授买去纽黑文的车票，附了一封信，请他上列车时交列车员。信中请列车员到纽黑文站的时候，提醒刘教授下车。（刘梦溪提供）

余英时为刘梦溪教授买去纽黑文的车票，附了一封信，请他上列车时交列车员。信中请列车员到纽黑文站的时候，提醒刘教授下车。（刘梦溪提供）

孙康宜教授那边准备得同样周详。为我到耶鲁，她和英时夫妇不知通了多少次电话。我到普大的第二天，孙先生就传来一份周详细密的日程表：16 日至18日，三天时间，每一个小时做什么，谁来陪，和谁说话，谁陪吃饭，谁接站送站，清清楚楚。

距纽黑文还有半个小时，一个黑人列车员就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下一站就是New Haven纽黑文。

列车停在纽黑文站。我一出车门，孙教授和另一位指定陪我的研究生已站在面前。

孙先生极为干练。来接的还有另一位著名诗人郑愁予。三个人送我到耶鲁大学最近的一家饭店，我的房间是 16 层 22 号。房间阔大，两面玻璃窗，纽黑文全景尽收眼底。

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诗人郑愁予边走边向我介绍街旁的建筑。

午餐是在饭店的咖啡厅吃的。孙先生、郑愁予、小严一块用餐。小严叫严志雄，台湾来的研究生。

接着就是下午3：00的演讲座谈。孙先生主持，听讲者不到 十人。郑愁予、小严外，另有几个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还有图书馆馆长龚先生等。孙先生是东亚系的掌门，运筹能力强。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种我以前出的书，还有近年有我文章的《明报月 刊》。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旧日的东西早已忘诸脑后了。《中国文化》第三期我写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长篇文章，孙先生划满了阅读记号，她说她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我还是讲《百年红学》这个题目。人不多，讨论得倒很热 烈。孙先生晚上打来电话，说听众都不愿意走了，最后已过一个半小时。

演讲后，严志雄带我参观校园。耶鲁校园很大，比普林斯顿大 有十倍，建筑古朴而有特色。其中一栋楼，是专门为纪念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耶鲁学生的。楼前有一纪念碑，上面写着：“为了纪念他们忠于耶鲁的传统，为自由而牺牲者。”

9月17日

早8时，严志雄来，陪我到18楼用早餐。然后一起去一家银行，把演讲报酬的支票换成现钞。

上午10时，到研究院三楼孙康宜办公室。我将《中国文化》第 三至五期送给她，她送给我她的《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情缘》。

然后一起到四楼，听一位日本学者的演讲。讲北岛的诗，快讲完了，人也不多。这名日本学者的太太是中国人叫陈薇，曾在 《文艺报》工作过，1986年去日本，两个人结了婚。

他讲北岛诗，涉及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孙教授叫我发言。 我只好讲一点看法，讨论一下活跃起来。

中午东亚系请吃饭，在耶鲁一个“古老”的餐厅。孙先生说：如果不来这里，就不算到耶鲁。墙上密密地挂着耶鲁一二百年前毕业生的照片，有和哈佛比赛的足球队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满墙都是。为的是展现这所大学的传统。

餐桌也是当日的旧观，上面坑坑凹凹，刻有各种不规则的字母——真正是“古老”耶鲁的再现。这间餐厅不许照相。

一起用餐的有孙教授、郑愁予先生，陈薇和她先生，还有两位 美国教授。

下午 1：30，台湾来的一位叫刘裘的研究生，陪我参观图书馆和耶鲁校园。在图书馆整待了两个小时，看了大半中文藏书。内 容真是丰富，羡慕何极。图书馆馆长龚先生陪着我。没想到龚先生竟是汪荣祖的同学。他说弗吉尼亚大学没多少中文书，汪荣祖如果在这里该有多好。但他来不了——龚先生说“也在运气”。

我看到一本《散原精舍诗手稿本》，请本家刘同学代为复印。 本来计划看图书馆后，再看校园，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看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俱乐部。加入者的条件，须对那个 时代的艺术、文学比较熟悉。刘裘加入了。她有钥匙，可以自己 打开进入。她带我看了看。古朴、幽雅——可以在这里交谈，随 意用茶点，和哈佛教授俱乐部相似。

约好下午4：00在孙教授办公室会面。刘裘说：刘教授在图书馆不想出来了。

接着和康宜到街上一家咖啡店小坐。她谈起她的身世、经历。

然后一起去康宜家。刚到，她约的一位张先生也来了。张是从北京来的，已来六七年，在耶鲁教汉语。

我们参观了康宜的藏书。她的书，以明末、清初的著作最集中。她先生是工程师，在纽约工作。

然后去一家餐馆，康宜请吃中餐。

餐后有抽签——我抽的英文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懂得怎样交一个好朋友的秘密。”

孙康宜说，这个太准了。这次自到美以来，每次中餐，我抽的签都准。好像冥冥中在指示着、启晤着我的一言一动。

9月18日

早8时，严志雄来，一起到18楼吃早餐。饭后回房间取手提行李，11点到孙康宜办公室。社科院的赵世如先生也去纽约。11点30，孙康宜请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浦安迪来了，我有些认不出了。我们 1986 年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见过面。他瘦了，黑了，学问大进益了。

午餐后，浦安迪送我去纽约，赵先生同车。

在耶鲁，康宜待我为上宾，推心置腹与我交谈，也是人生的缘分。

从纽黑文到纽约，浦安迪开的车速很快。赵先生重听，我尽量与浦安迪说话。他问我周汝昌的情况如何。他正在完成《红楼梦 批语偏全》一书，我建议他在中国也能出中文版。

下午2：30从纽黑文出发，4：00到纽约。事先约好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一家咖啡馆与孙淑平先生会面。她是乘火车到纽约的， 下午2时就来到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浦安迪的车刚停在咖啡馆前，淑平就看到了，举手向我招呼。

我们一起小坐了一会儿，然后乘地铁去普林斯顿。淑平认识的两个青年人送我们到地铁入口。乘到七十几街出来，改乘去普林斯顿的火车。在地铁里，淑平先生说：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们早就传说纽约的地铁可怕。其实也是安全的。特别上下班时，人们都乘地铁。纽约不好开车、停车，人 们都是把自己的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换乘地铁。淑平先生调侃。 我也说没有看到蒙面大侠。

到普林斯顿站，已是下午6时了。淑平先生开车与我一起回家。在车站她给英时打了电话。在哥大门外的咖啡馆，我到了之后，她打电话给孙康宜，告知我已到达，完成与浦安迪的交接。回到家又打电话给孙，告知已经顺利到家。

我们回到家里，英时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我归来。祝贺我在耶鲁的成功——他早得到孙康宜的快报了。他给我写了两幅字， 一幅诗版。每一幅都是我喜欢的内容，都很对我的境况。其中一幅是他离开耶鲁到普林斯顿执教时写的一首七律，我在孙康宜办公室看到，手录在本子上。一定是康宜向他说起，他知我喜欢，写了下来。

另一幅是一首七绝：“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名字的梦溪二字，都嵌入在一二两句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 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心意相照，有如此相同者。

诗版写的是杨万里的《桂源铺》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过前村。”真吾情境之写真也。

我在耶鲁三天，英时、淑平夫妇显然对我有所评议——所以淑平提出：友直、友谅。我们初相识，英时夫妇待我如此热情，我还直陈自己的看法，当然是友直了。而对英时先生的学问世界和人生世界，我都抱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此可谓友谅也。

晚饭是淑平先生早准备好的——烙的薄饼，四五样精致小菜， 卷饼吃。此是以亲切的家礼待我，在英时夫妇也是少见的。

饭后又论学——我们畅谈文化、学术、历史、经验、未来。最终得一圆解：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当晚又住宿在英时家。加上刚来的头两天，共住宿三个晚上。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待客隆仪。

9月19日

下午祖言弟从宾汉顿大学开车来接我。上午仍是与英时先生叙 谈的时间。他想起一首诗，七八两句是：

平生尽负名师教，

欲著新书纸未裁。

我一看此两句的句意，正合于我与英时的关系。此次与英时先生订交，是我友亦吾师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风义生平师友间。”亦可作为我与英时先生之写照也。

早晨起来得比较晚，睡得极安稳。醒得并不晚，只是未即起而已。我听到淑平先生很早起来烧水、做早点。后来英时也下楼了， 两个人用最低的声音说话，后来连最低的声音也没有了。为的是不吵醒我，让我多休息一会儿。

我想再见一见王汎森，英时立即打电话请他过来。

与王商量“经典丛书”傅斯年卷，可否由他来编选——他当即同意。英时提出，傅可与顾颉刚合卷——简直妙极。这样，便决定傅、顾卷由王汎森来编校了。我给他一份编例和汪荣祖的萧公权卷范作，约定明年5月交稿。

中午英时夫妇请王汎森和我一起用餐。

下午1时40分，祖言弟开车来到余宅。

英时先生开车在前面引路，送我们到普大校园。普大一位教授等着与祖言会面。接上头后，英时才离去——走很远，车子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时先生还伸出手来和我招呼。

三　后记

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待我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凌云健笔，纷陈胜义，著述不辍，而尤以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独占文化史学一科的鳌头。而十年之后，又以八十有四的高龄，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3月初版），研议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许多论述都是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其作为学说体系的整全和学术创发价值，为人文学界多年来所未曾有者。前些年余先生荣获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后来又获得华文大奖“唐奖”，在英时先生可谓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

他只在1978年回大陆一次。但即便一次，也还是诱发了他的深切的中国情怀。他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已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0，页 376）

他并且引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的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英时先生显然也有“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感慨，故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 而往往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又极讨人嫌的废话。”这与我们国内学人有时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不是词达一理、心发一声吗？所以说者，为我有心，心既不死，其说焉止。

2006年12月15日，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通篇讲的是一生追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忘宣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我见到的英时先生，其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心志始终未变，内心世界极为单纯，惜时人不知耳。

2017年，我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出版，尝寄请英时先生指教，电话交谈时，他说：“看得出，你是多情之人。”则前述“你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和后来的“你是多情之人”，大约便是他对我的一种印象了。

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傅斯年卷，因王汎森先生回中研究院后事繁，改由欧阳哲生先生编校，亦附此为记。

2020年岁在庚子清明后二日增补重写于东塾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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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还对我讲起过，有一次他得了病，连续高烧，整个人昏沉，大家都觉得没救了，余先生昏沉中听得有人好像说什么他的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他的命不祥之类，建议扔了算了，但他的伯母硬是不同意，说这孩子可怜，生下来就失去母亲，她坚持要照护他，结果让余先生康复了。



余先生与我讲这些故事时，特意指出，传统中国当然有着种种不好的东西，但好的东西终究是主流。读余先生的相关叙述时，可以体会到他对传统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多从正面给予说明，其实是有着他的取舍的。余先生着意要表达的还是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东西，虽然他深知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



余先生的故居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好奇的是，屋子正面的院墙与门不在一条线上，好像院墙受地基的影响，而门为了保持某个朝向，特意作了调整，结果与墙有了一个角度。我猜想这可能是风水上的处理，那时的手机上好像还没有罗盘针，我也不知门的准确朝向了。



我不记得是否与余先生说起过这事，不过，估计余先生也不一定晓得或记得这么具体了。余先生祖上都是农家，靠着勤勉，渐成富农，到了他父亲，便有了可能支持外出读书，以后才有了余先生。传统中国讲风水，其实便是要使自己的生活依循着道理，尽心力而为，至于结果往往全不由自己，须从宽看，不可刻意。余先生处理事情，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的。是在潜山，还是后来，我已记不清了，余先生的二弟与我建立了联系。



余先生的父亲先后三次婚姻，余先生是长子，二弟在国内，三弟随父母在美国，先是大学教授，后来好像做了校长。相比之下，二弟及其生母的生活要差好多。余先生的二弟讲了许多家里的故事给我听。大家庭的长子、长兄往往要承担比较多的责任，只是这种责任并不是强制性的，事实上也很难强制，何况余先生在国外，许多事也难以顾及。但是，余先生还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不仅代父妥善处理好二弟的母亲，而且帮二弟到香港工作，直到退休。



余先生许多次对我讲起“亲不失亲，故不失故”的话，而但凡深具这样情怀的人，又总不免受伤。2005年上半年我在香港中大客座一学期，余先生介绍我去拜访了他在中大的老朋友，比如当时还在校长任上的金耀基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主任陈方正教授等。记得有次听陈方正讲起余先生在中大主持建制改革的故事，其间余先生最伤心的便是来自老师辈的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攻击。



陈教授讲，有次晚宴，可能是余先生已决定不接受续任，如期结束香港中大的任职，返回哈佛任教前的道别，余先生与他同车散归坐后排，那晚酒多，余先生恸言这些师长辈平时当面都很好，背后却恶对，激动而醉吐。我从来没有与余先生喝过酒，不知他的酒量，以我贪杯的经验，凡善饮者，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果自己不想醉，别人是很难劝醉的，故闻言心想余先生实在是心伤不已。



又听陈方正教授讲，某次宴聚，徐复观先生取钱穆先生追求钱夫人的故事，以资笑谈。徐先生是余先生的师长，而余先生作为钱先生的弟子，对钱先生的感情更进一层，人人皆知。顷闻师尊被人嘻笑调侃，既不能为之辩，也不能避而不听，余先生深觉难堪。



余先生尝叮嘱我，不管什么情况下，遇到任何人批评甚或攻击他，都不要为他辩，权当没有听到。起初听余先生这样吩咐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后来听到陈方正讲的故事，便联想到了余先生的叮嘱。事隔这么多年，陈方正还真切地记得这些事，当作事情说与我听，亦可想而知当日余先生的受伤。



大概也是这些事情的累积，余先生对“新儒家”是有看法的，他写《钱穆与新儒家》的长文，定要把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作分别论，固然是依着学术思想上的根据，但实在也是来自他对唐、牟、徐三先生的切身感受的。



余先生始终以现代学者的身份来论说，从没有拿儒家来自标身份，但他的实际立身行事却是依循着儒家明理亲仁的原则，而唐、牟、徐三先生的做派则让余先生颇有点保留的。不过，余先生并不因此否定唐、牟、徐三先生的学术思想贡献，相反，他对他们的成就都给予了公开的高度肯定。唐门弟子为唐先生立像，余先生应邀撰写碑文即是一例，尽管他自署“门人”而非“弟子”，以示学术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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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梦到过两次余英时老先生。最近的一次是和他在同一个病房住院，聊家国之兴衰，叹世政之恶化。我邀他去家里做客。不料随后病房中有一潜伏者来杀我，把我逼至墙角，挥刀向我的手臂砍来。

然后梦到曾经喜欢的女孩儿，一起经历了一次冒险之旅，一次奇幻之旅，末了她对我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目送她远去后，我惆怅地在走在路上，路过她家，抬头望了望楼上那亮着的灯光。我接着走，好像是骑着一只小毛驴。我心想，过几天余英时老先生来我家，顺便还能让他我书架上那几本书签个名。想到这里，也就不那么悲伤了。



梦中神交之后，即决定再录几篇老先生的文章。昨夜录了一篇长文《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但由于某些原因，再思之后，还是决定不在此分享。下面是先生的另一篇短文，虽然谈的是鲁迅与周作人，但颇可看出老先生自己对为人处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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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我是门外汉，至于更握一点的所谓「革命文学」我更是面也没有见过，所以我是完全没有资格谈现代文学的。现在忽然心血来潮想谈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则是从中国传统所「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与文学艺术都无关系。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明知这是一个非常陈旧背时的观点，但我是读旧历史出身的，结习难除。好在用新观点讲这两个人的，特是鲁迅，今天触目皆是，也用不我来凑热闹。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两兄弟同时在现代文坛上各擅胜场真是一大佳话。中国文学史上当然也不乏前例，如建安时代的曹氏兄弟、北宋的苏氏兄弟、和公安三袁之类。但这毕竟是数百年才得一见的。

更奇的是这两兄弟的局却有天渊之别，鲁迅成了革命的「圣人」，周作人则沦落为人人不齿的「汉奸」。这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了。其实两人的升沈荣辱不待盖棺便已论定。早在三年代，青年人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已把鲁迅捧到了九天之上，而把周作人践踏在脚下了。所以鲁迅死了，当时青年人便不许周作人写关于鲁迅的文字，落伍甚至反动的周作人怎么配谈伟大的鲁迅的问呢？

如果今天我们撇开政治恩怨，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氏兄弟的成学过程，我们会承认他们之间终是所异不胜其所同。他们中外文学书都读得多，而且范围也很相近。看他们的小品杂文便可见他们在明清掌故、小说、笔记、野史等方面，都涉猎得很广。他们也同受教于章太炎的门下，虽未傅章氏的专门绝业，但国故学的常识都十分丰富，而且品味很高。他们文笔都洗练警拔，那是不必说的，尽管因性格不同而有刻削与淡雅之别。在他们兄弟未反目之前，两人的思想也并不差得那么远，所以有时同用一个名，外人也难以分辨。现在《鲁迅全集》中，便难保没有误收周作人的文字在内。

他们兄弟最后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所共同造成的。鲁迅激烈而倔强，「横眉冷对千夫指」不失为忠实的自画像。这种性格一旦卷入激进思潮之中便不免要一泄千里了。周作人至少在早年和中年的文字中都表现了一种平淡和有节制的倾向，但生在乱世而变幻无端，弄得不好便会转为与世浮沈了。周作人也未尝不世、未尝不暴露黑暗，但写的东西较多含蓄，缺乏刺激性，进者读来总嫌不够味道。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多数年轻读者似乎都不大能欣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境界了。

我很喜欢鲁迅早期的作品，那些文字都是诅咒黑暗的，但含有一种深沈的力量。我想这也许因为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我之境」，借用王国维的话说。鲁迅「有我之境」的作品都不是我所能欣或了解的。一类是出于个人恩怨而刻毒咒骂的文字，如章士钊、骂「正人君子」陈源教授、梁实秋等。鲁迅在这里显出了眦必报的面目，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使人厌鄙。而且他毫无认错的勇气。例如梁实秋用「褒贬」这个动词，他却讥笑梁实秋，又褒又贬，根本不通。后来虽经梁实秋指出这是北平土语，他却装作未见，置之不理。即使他不懂北平话，难道太炎门下连复词偏用也不知道吗？另一类更可怕，那是他自居左翼大宗师的文字。他骂徐懋庸、「四条汉子」之类本属狗咬狗的东西，是非曲直外人无从判断。不过我读了总不免要联想到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故事。鲁迅自己也经常扮演假洋鬼子的角色。有一群所「托派」的青年相信他正直无私，曾写信求他主持一点公道，他的回信冷酷残忍到简直令人难以想像。这真正是他说的「痛打落水狗」。《新月》杂志因为批评国民党而遭到麻烦，他不但没有表示任何一点声援和同情，反而冷嘲热讽，意思是这些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也配反抗吗？

鲁迅早年的骨头是很硬的，但不知怎的，晚年紧跟D的路线以后，颇有点欺善怕恶的气息。在三0年代他骂的对象都是比较安全的，最奇怪的他黑日本却骂得很少，至少不成比例。也像阿Q一様，他只摸小尼姑的脸，小D也不大敢惹。从作品看，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鲁迅，到底哪一个是真呢？还是鲁迅也会变呢？最难解的还是鲁迅死后忽然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最初鲁迅眼中的中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黑暗，除非读外国书，变成了外国，中国将有光明的一天。最后他终于在苏联那里看到了光明。难道这就是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所在么？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确有了伟大的传人，这当然也是他赢得这个称号的另一根据。在我看来，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否定意识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周作人则是另一个典型。我对于他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zg地下党奉命促成的。但这种事口说无凭，如何认得真？这是他不及其老兄练达之处。周作人的最大失策是晚年写了一本《知堂回想录》。他本来人的印象是冲和淡雅，上面已说过了。在《回想录》中他依然想保持这个公共形象。对于下水和后来入狱的事，他也一再表示一种不屑置辩的态度，并且引倪云林的话，「一说便俗」。但他的「不说」是假的，以致在《回想录》中一说再说。譬如他为何被日本人看作是「反动老作家」，甚至是奉命至平作抗日的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判他坐了一千一百五十天的监牢，他憎恨国民党政权是人情之常。但他写出狱以后的心情竟是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那就未免是媚世违心之言了。他难道完全不知道，在他受审期间，左派报刊对国民党施多大的压力，惟恐法院判他无罪释放？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给胡适写信，特别警告他不能再说「我与周作人仍旧是朋友」之类的话，因为上海《文汇报》与左派小报都「嚷成一片」，以此为攻击胡适的口实。最不可恕的是他也落井下石，随声附和地痛斥胡风。他还向中央表功，说他曾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走，他也同様劝过史家陈垣。但陈留而胡去，可见还是援菴老人眼光远大云云。看到这些文字，我觉周作人的淡雅恐怕也是平时无事装出来的，遇到考验就原形毕露了。

鲁迅幸而死得早，变成了「革命圣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长，竟应验了他所引的「则多辱」那句古语。他们两兄弟都精明得很，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后是非」的问题。但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命运对于个人的作弄。总之，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必然占很高的位置，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后人若怀着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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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解的还是鲁迅死后忽然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最初鲁迅眼中的中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黑暗，除非读外国书，变成了外国，中国将有光明的一天。最后他终于在苏联那里看到了光明。难道这就是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所在么？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确有了伟大的传人，这当然也是他赢得这个称号的另一根据。在我看来，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否定意识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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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王书亚 王小羊 2015-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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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在饥饿、压迫和雄心的驱使下，从荒野旧道上一座接一座贞节牌坊下穿过，去赚取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世界。就这一幅画面，我知道近年来罄竹难书的古装大片，终于有了一次丰收。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在陈可辛的改编下，成为对一个男人世界的撕心裂肺的破碎。一面是“义结桃园”和“聚义梁山”，一面是裂土封疆，“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谢谢导演，总算没有挂在钢丝上飞来飞去的人了。古战场的残忍，和人这辈子的荒凉，有了中国古装电影中前所未有的灰尘味。

可惜两个版本，土匪投军，阵前叫嚷的也不一样。他们在大陆电影院是这样叫的，“抢钱、抢粮、抢地盘”。但在香港电影院，却是这样叫，“抢钱，抢粮，抢娘们”。地盘是朝廷的，又不是这些卖命者的，自然是要“抢娘们”。土地和姑娘，永远是革命者激情燃烧的梦想。就如1930年的瑞金，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第二部是《土地法》。多少前尘往事，大抵如此。世界的诱惑，从来与苦难相伴同行。后者使人在底层的挣扎，带着一股傲气；但前者，却使两千年来每一对义结金兰的挣扎者，都蒙受了命运最终的羞辱。 “约”的文化，在中国从来都以一种庙堂之外的民间形态存在着，就是男人的“结义”。“关公崇拜”成为江湖的信用卡，因为你不得不拜。这世界若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约，你就需要一个团伙，向着世界，用“约”的形式把自己捆绑起来，封闭起来，成为一个自给自主的道德共同体。你用这张卡行走江湖，渴望赚取一个稳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刷爆了卡。

戏台上唱完了刘关张，又唱起了庞青云弟兄三人的投名状。兄弟决裂之前的赵二虎，在酒楼听戏班传唱他们义薄云天的故事。在我看来，他此刻的泪水，比最终的结局更悲凉，也更透彻。尽管电影改了“刺马”案中的人名，但基本还是同一个故事。当年湘军将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他义结金兰的弟兄张汶祥刺杀。70年代，香港大导演张彻的《刺马》，主演也是当年的三位巨星，狄龙、姜大卫和陈观泰。张彻用年轻俊美的狄龙，饰杀兄娶嫂的马新贻；陈可辛也如法炮制，用满面正气的李连杰演马新贻一角（庞青云），实在是神来之笔。和老版相比，三个角色的苦难与挣扎，都显得更丰富。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有父才有兄。在儒家的视野中，这是一个拟制血亲的理想，换言之唯有血缘的扩大，才能支撑一个人伦的秩序。但对乱世之中落草为寇的赵二虎、姜午阳来说，一旦离开君父的治权，世界就回到了丛林。对他们来说，求生的意思，不但是“抢钱、抢粮、抢娘们”，而且也是重建一个“盗亦有道”的世界。世界既无父，也就无兄。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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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有一明一暗两个投名状，明的，是起初庞青云要入伙，山贼们说，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杀人入伙，称为“投名状”。庞、赵、姜率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弃匪从军，跟着野心勃发的庞青云，拿命去拼。第二次是庞青云与二嫂相恋，平洪秀全之乱后，官升江苏巡抚。但朝廷说，老佛爷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庞青云杀赵二虎，再纳一次投名状。 两千年来，从庙堂到江湖，原来投名状都是唯一的政治哲学。可陌生人可以杀，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就如戏文唱到他们三人的生死之交，说出那句老话，“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既如此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可怜人总是欺哄自己，在世界之上划出一个范围，说里面的是爱，外面的是恨；里面的是忠信，外面的是无义。可怜义薄云天的神话，敌不过自我血气的张扬。就如老版中狄龙杀弟之前，那句赤裸裸的话，“凡挡住我去路的东西，我都要踢开”。后来张彻的弟子吴宇森，在电影里把这句话发挥到淋漓尽致。

后来赵二虎孤身一人进入苏州，就如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在庞青云苏州杀降之后，开始与“投名状”式的兄弟之义决裂，他也看破了庞青云为天下穷苦人的豪言壮志，只说，“人无信就是畜生”。他所谓的信，包括对敌人的信。那么当初为投名状而杀人，又算什么呢。在一条无义的赚取全世界的路上，他想回头，回头却没有岸。 姜午阳的信念比二哥更简单，他依旧迷恋在投名状的封闭秩序里，“外人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杀了二嫂。“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刺杀了大哥。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家里吵架，他弟弟就像姜午阳，说“嫂子是外人，我们两兄弟才是姓张的”。前不久又听一位老将领的后代摆谈，当年清洗AB团，为节约子弹，军中的弟兄们相约喝酒，喝酒壮胆，壮胆就在席间，他父亲将其中一人活活勒死。江山是这么来的，也要这么去。世界是这么赚的，也要这么亏。只是人为什么要白白来这一回呢。 电影一直将太平军的基督信仰作为一个隐约的记号。一个十字架反复被当作保平安的符咒，在几个男女之间挂来挂去。苏州围城九月，快饿死的清军流传说，城里有一位神仙，随便拿一张饼来分，就喂饱了五千人。怎么分都分不完。于是士兵们拼了命想溜进城，而城里的太平军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这个情节意味深长。那从贞节牌坊下走过的流民，身怀陈涉之志的首领，那无数来了又去、活了又死的生命，真正的饥饿，什么样的饼可以将他们喂饱；什么样的水，叫人喝了就永不再渴？ 假想沙场换成市场，庞青云变成CEO或党委书记，旷野变成钢筋的丛林，投名状的世界依然是今天的世界。苏州太平军守将为保百姓，主动就死于乔装入城的赵二虎之手，二人滚落水池，仿佛一次出死入生的洗礼，暗示着一位弥赛亚的牺牲。宇宙中没有一位父，我们真就不是弟兄。没有一位无辜的兄弟，赔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的投名状；那我的世界就不是你的世界，你的也不是他的。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投名状里。除了自己，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投名状。用萨特的话说，他人就是地狱。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如果给我一杯酒，让全世界在我眼前消失”，我会说，让全世界见鬼去吧，但我要有酒喝。奥委会曾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赵二虎却问庞青云，谁的世界，哪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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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且放话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说到文化，余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则可呼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说白了，故乡不是指出生地，而指归属地，归属不是指血缘，而指自由。明确了这一点，可知故乡与他乡之争，一般人也许会纠结不已，在余先生看来，不过浮云。他也许会喜欢苏轼的那句词：此心安处是吾乡。



听过一个小故事。尽管余先生明言不愿回大陆，大陆却未放弃统战，将他在潜山官庄镇金城村的祖居修缮一新，并派出一支十九人的乡亲团到美国拜访，恳请他回乡看一看。一向敦厚的余先生被逼急了，冒出一句狠话：“我没有乡愁。”



2019年8月9日“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





问：最欣赏的作家/学人有哪些？为什么？

答：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用世说里的话讲，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前不久听说了一个关于余先生的故事，似可抄在这里，以见老辈风范：

罗四鸰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拿去一堆新出的《余英时回忆录》请其签名。余先生每签一本，都会问签给谁，男士还是女士。有一本签给周保松，余先生问：是香港的周保松老师吗？罗答是。余先生说：那我可以再多写一句话吗？罗答：太好了。于是余先生写道：“极佩先生在香港之努力。”（《新京报书评周刊》访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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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3 19:2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7 18:59 编辑

“合高度平等与行政集权一体者，临敌易降。”——托克维尔。

卢冠霖 冠霖微觀 6月12日
话说世界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左翼横行。左翼为了破坏各个国家民族信仰文化，不断推出所谓民族劣根性理论。如清末民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曲解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指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揭露了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主张用改良渐进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表现出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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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提出所谓“大同计划”，他认为当时的国人，甚至是黄种人都是劣等民族。如果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要变得强大，那么就必须要和白人接近，把自己变成白种人，因为在他的眼里，白人就是优等民族。



所以说如果国人一旦成为了他所谓的优等人种，那么自然会实现他所谓的人类的“大同”。那么这种“大同”如何实现？在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几近疯狂的“种族改造”计划，那就是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鼓励男人娶白种女人，从而达到人种的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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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为了两个步骤。其中一种就是政府大量引进西方的高加索人，让他们移民到中国，并且给他们一定的奖励，并且鼓励他们和中国人通婚，并且在中国生育他们的后代。第二是政府大量派遣中国的男性到欧美的一些国家与白人的女子结婚。



在康有为的设想下，通过了这两个的步骤，在差不多近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改造成白种人。但是试想，康有为的计划一旦成功的实施，那么中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将不复存在，那么中华的文明就可能面临着消失，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将不复存在，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个民族劣根性理论康有为才是鲁迅祖师爷。至于康有为的疯狂理论来自何方，他只是参考欧美几本左翼进步理论书籍还是这套理论同时也是他背后势力的主张？这个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里先卖个关子，以后再慢慢道来。



当然，最近几十年欧美也开始灌输白人原罪论，罗马是淫乱堕落，中世纪是黑暗的宗教压迫以及后面的欧洲全球殖民虐待世界，美国就更推行奴隶制，反正白人就是一个罪恶的民族。套用鲁迅的名言，整个欧美白人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他们的套路百年不变，先定性黄种白种人是贱种，罪业深重，需要改造，让他们从灵魂深处闹革命。但世界真有天生邪恶的民族吗？在下认为是有的，只是不是犹太左翼口中的黄种人白种人，而是一直保留活人献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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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的表现就不令人奇怪了。科学家现在已经沦为政治的武器，他们利用人民对科学的迷信来达到政客的目的。



在下坚持低碳饮食已经超过4年，感觉越来越年轻，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所谓低碳饮食就是尽量避免米面糖，因为淀粉进入身体后也变成葡萄糖。记得刚开始低碳饮食的时候，晚餐无论怎样吃，都不会撑，非常舒适。当天我已经知道，这个饮食是符合人的饮食习惯。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才几千年。农业社会以前都以打猎为生，何来淀粉与糖？人类的消化系统就是这样诞生的。加上不吃糖后，身体会把脂肪转化为酮，以酮代替糖作为能量，脑部能量供应更充足。



如果想维持大脑健康，建议素食者使用营养补剂，很多营养植物中是没有的，大脑健康涉及了40多种营养素。素食者缺乏的营养素，胆碱，肌酸，肌氨酸和牛磺酸，所需含量都非常大，有时候补剂也不够用。



最重要的是，素食会导致维生素B12和铁缺乏，这肯定会影响人的智力。



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真的要多吃一些肉，孩子大脑需要发育，我们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要想脑子好，还得多吃肉。老人，如果想防止痴呆，少吃点米面糖，可以防止大脑胰岛素抵抗，多吃点肉，可以改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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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峰有没有答应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金庸先生这段文字，令在下回忆与小儿出国前晚饭一起听金庸武侠小说评书的日子。现在回想起真是回味无穷。小儿从小读美国学校，为了培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就在晚饭期间听《西游记》，《济公传》，《三国演义》与金庸武侠小说。不过金庸先生年轻时任职于《大公报》，曾经一度希望回国服务，后终于失望而回港。金大师也推崇英国左翼哲学家罗素，故此从他的小说，还是发现有很多左翼密码，这点等以后有机会再分析。



我有时甚至怀疑，左翼出身的金庸大师，学富五车，可能已经看出犹太人的谋略而通过慕容博的口说出来？



据沈默克先生的考证，苏联是美国威尔逊总统一手扶持上来的。以下引自沈先生的《美国帮助列宁打下
Step：3 谎言



除了暴力外，接下来就是谎言。印加统治者把自己塑造成了活人神。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大洗脑是免不了的。



大家对二战结束后，裕仁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一定不陌生。在宣言中，天皇自我否定神格。此举加速了日本的世俗化，消灭了日本人心中的愚忠。



而与之相似的，便是1572年，末代印加皇帝图帕克·阿马鲁在被西班牙人绞死前的讲话，“说话的不是太阳而是我们，因为所谓的太阳神不过是一个金质的雕像，它根本不会说话。我的哥哥蒂图·库西告诉我，一旦我有什么想让印第安人（做的），我就应当独自进入（太阳神庙），不需要任何人陪同……我从神庙里出来之后，就告诉印第安人太阳对我说话了，我想告诉印第安人什么都可以说是太阳说的”。



秦制社会的一大特色便是“利出于一孔”。为了保证帝国的汲取能力，统治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帝国牢牢地控制住富贵的源泉，这样就可以拥有生杀予夺，决定富贵的权力。



集权的帝国容易管理也容易被征服，分散的城邦不易管理却也不易征服。甚至对不少集权帝国而言，“容易管理”都是一句笑话，把它们的“管理”称作“奴民之术”更为贴切。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看看印加帝国是怎样通过“秦制化”让子民成为苦力，并弄得自己武德沦丧。



◎秦制与内卷





为了防止杠精说秦制“不是有效的学术概念”，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名词。



欧阳修曾说过，“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秦制也”。近代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之后还有“祖龙虽死魂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治”的说法，到现代，也有清华大学教授提出，“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



关于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大抵可以归纳为“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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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推荐这本《秦制两千年》



根据《秦制两千年》开篇的观点，尽管秦制在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发育最成熟，但实际上东西方都有类似的情况。追求大一统，尽力汲取地方的血液，这样的独夫民贼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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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
傅季重 等译 柏克研究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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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 等译），第18章“乌托邦和暴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 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可以这样来表征：“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吧，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p.453

2. 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以某种程度的理智的谦卑为前提。它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pp.453-454

3. 一个讨论要合乎理性，总是需要双方努力。每一方都必须愿意向对方学习。你和一个宁愿开枪打死你而不愿被你说服的人，不可能进行合乎理性的讨论。换句话说，合乎理性的态度受到种种的限制。宽容的情况亦复如此。你切莫不加限制地接受宽容一切褊狭之人的原则；否则，你不仅会损害自己，而且还会损害宽容原则。p.454

4. 选择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我们一切政治行动都应为之服务的目标，这种乌托邦的方法很可能引起暴力。这一点可表明如下。既然我们不能科学地或用纯理性的方法决定政治行动的终极目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怎样的观点分歧，就不可能总是用论证的方法加以消除。这些分歧至少部分具有宗教分歧的性质。而在这些不同的乌托邦宗教之间不可能存在容忍。乌托邦的目标旨在用作为理性的政治行动和讨论的基础，而只有当目标被明确地决定时，这些行动看来才是可能的。因此，乌托邦主义者必须说服，否则便压服和他对抗的乌托邦主义者，后者不赞同他的目标，并且不肯皈依他的乌托邦主义宗教。

但是，他必须做的尚不止于此。他必须彻底根绝一切相竞争的异端邪说。因为，通往乌托邦的道路漫长修远。因此，他的政治行动的理性要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始终如一；而要达到这一点，他不仅要压倒与他对抗的各种乌托邦宗教，而且还要尽可能彻底抹掉对它们的记忆。

如果我们考虑到乌托邦建设的时期往往是社会改革的时期，那么，为镇压对抗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就变得更为紧迫了。在这种时候，观念往往也发生变化。因此，乌托邦蓝图刚决定时许多人觉得合意的东西在后来也许不那么受人欢迎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整个方案就岌岌可危了。

……要避免对目标作这种改变，唯一的方法似乎又是诉诸暴力，包括宣传、压制批评和消灭一切对立面。随着这些手段的运用，设计和执行乌托邦蓝图的乌托邦运筹者、乌托邦工程师的聪明睿智和先知先觉就得到了证明。这样乌托邦的工程师必然成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他们变成了神。在他们面前，你们再没有任何别的神。

乌托邦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pp.457-458

5. 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建立幸福，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p.459

6.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人的苦难可仅仅看作是达致下一代或下几代永久幸福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这种论点并不能因为许诺高度的幸福或使许多代人得到好处而变得更好。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过客。他们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权利，但我们无疑对现在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另外，我们决不应该试图用牺牲某些人的幸福来补偿另外一些人的苦难。p.460

7. 乌托邦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国才产生的。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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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門藝術，它讓你的私慾看起來像是國家利益。”

———Thomas Sowell
波普尔：“乌托邦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国才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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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一次拯救一個人開始拯救世界;
其它的都是浮誇的浪漫主義或政治。”

———查爾斯布可維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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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通過訴諸權威來進行辯論的人都不是在使用他的智慧；
他只是在使用他的記憶。”

———#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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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中部分人物名字的希腊罗马神话来源
历史与文化趣谈07-28 00:36 投诉阅读数：13万+
来自专栏：世界历史共48篇a
​​1，米勒娃·麦格

《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米勒娃·麦格（Minerva McGonagall）教授。她的姓McGonagall来源于英国的诗人威廉·麦格William McGonagall，J.K.罗琳喜欢这个姓（注意，罗琳只是喜欢他的姓，不是喜欢他的诗哈。威廉·麦格被人评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诗人）


她的名字是Minerva，来源于罗马神话里面的智慧女神、战争女神密涅瓦。（对应希腊神话里面的雅典娜）。战神，智慧女神，是不是很符合《哈利·波特》里面麦格教授的人设？



弗兰德斯画家弗兰斯·弗洛里斯的画《密涅瓦》弗兰德斯画家弗兰斯·弗洛里斯的画《密涅瓦》







2，药草学教授 波莫娜·斯普劳特

《哈利·波特》里面，有位药草学教授叫波莫娜·斯普劳特（Pomona Sprout ），Pomona是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Sprout 是生长、发芽的意思。药草学教授取名叫Pomona Sprout ，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波摩娜是罗马的果树女神。诗人为她构想了许多有趣的经历，认为她是神话中的国王庇库斯的妻子。庇库斯完全被她迷住，甚至回绝了魔女喀耳刻的求爱，结果他被变成了啄木鸟。奥维德说她是果园之神维尔图姆努斯的妻子。



法国画家尼古拉斯·富歇（Nicolas Fouché ，1653–1733) 1700年的画《波摩娜Pomona》法国画家尼古拉斯·富歇（Nicolas Fouché ，1653–1733) 1700年的画《波摩娜 Pomona》





3，卡珊德拉·特里劳妮

《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人叫卡珊德拉·特里劳妮（Cassandra Trelawney）,她是西比尔·特里劳妮的曾曾祖母，魔法界有名的预言家。



卡珊德拉Cassandra的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她是一位特洛伊的公主，因为承诺嫁给阿波罗，于是被赋予了预言未来的能力。但后来公主却反悔拒绝嫁给阿波罗，被惹怒的阿波罗于是给她的语言能力附加了一个条件：“虽然能正确地预言未来，但却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当公主预言特洛伊会被希腊人的木马攻陷的时候，她的话被当做一句戏言，没人相信，最后特洛伊灭亡了。卡珊德拉成为阿伽门农的妾室后和阿伽门农一起都被他的王后杀害。

英国画家伊夫林·德·摩根（Evelyn De Morgan，1855-1919）1898年的画作《卡珊德拉Cassandra》。英国画家伊夫林·德·摩根（Evelyn De Morgan，1855-1919）1898年的画作《卡珊德拉Cassandra》。









4，食死徒阿米库斯·卡罗


《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食死徒叫阿米库斯·卡罗Amycus Carrow。其中，阿米库斯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在神话中，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比堤尼亚的柏耳布律喀亚人的国王。他孔武有力，发明了拳击，是著名的拳击手。他向所有过路的外乡人挑战，凡是拒绝的都被投入大海，接受他挑战的都在比赛中被打死。后来，因为他拒绝向阿耳戈船的英雄们提供食物和水，在拳击比赛中被波吕丢刻斯打死。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彩陶瓶上的画《被惩罚的阿米库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彩陶瓶上的画《被惩罚的阿米库斯》。





5，海丝佳·琼斯Hestia Jones

《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人叫海丝佳·琼斯Hestia Jones,她是凤凰社的成员之一。


她的名字Hestia ，来源于希腊神话。希腊神话里面Hestia赫斯提亚是灶神、炉之女神和火焰女神。她是克罗诺斯与瑞亚的女儿。她拒绝了海神波塞冬和太阳神阿波罗的求婚，永远地守着纯洁的誓言。弟弟宙斯为了补偿她，赋予了她这样的特权：她可以在人类的家的正中端坐，人类在祭祀前先向她祷告，所有的神殿须供奉她的神像。在罗马神话中她的名字是Vesta（威斯塔）。



公元二世纪古罗马的雕塑《赫斯提亚Hestia》公元二世纪古罗马的雕塑《赫斯提亚Hestia》





6 伏地魔的老妈梅洛普·冈特Merope Gaunt

在《哈利·波特》里面，伏地魔的老妈叫梅洛普·冈特Merope Gaunt。


其中，Merope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里，梅洛普（多翻译为美罗珀或墨洛珀）是阿特拉斯（Atlas，普罗米修斯的兄弟，最高大强壮的神之一，因反抗宙斯失败而被罚顶天）的七个女儿之一。这七个女儿被叫做普利俄阿德斯（The Pleiades），天文学翻译为昴宿星或七仙女星座，在七颗星里，美罗珀是光亮最弱的一颗，七颗星，可以看见的只有六颗。因此，美罗珀是lost star。



美国雕塑家伦道夫·罗杰斯（ Randolph Rogers ）1874年的雕塑《遗失的普利俄阿德斯The Lost Pleiade》，现在收藏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美国雕塑家伦道夫·罗杰斯（ Randolph Rogers ）1874年的雕塑《遗失的普利俄阿德斯The Lost Pleiade》，现在收藏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7，伏地魔的舅舅莫芬·冈特MorfinGaunt



在《哈利·波特》里面，伏地魔有个舅舅叫莫芬·冈特Morfin Gaunt。其中gaunt在英语中是瘦削憔悴的; 寒碜的; 破败的意思。Morfin则和morphine（）同音。morphine这个词，就来源于梦神摩耳甫斯Morpheus。莫芬·冈特MorfinGaunt，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好人。



法国画家皮埃尔-纳西斯·盖兰(Pierre-Narcisse Guérin,1744-1833年)1811年的绘画摩耳甫斯和伊丽丝Morpheus and Iris》。法国画家皮埃尔-纳西斯·盖兰(Pierre-Narcisse Guérin,1744-1833年)1811年的绘画摩耳甫斯和伊丽丝Morpheus and Iris》。







摩耳甫斯Morpheus是梦神，他是睡神许普诺斯的儿子之一。他善于模仿各种人的模样。在学人走路、神态、言谈这种本领上谁也比不过他。在人们的睡梦中，他向人们显相。摩耳甫斯如同父亲一样也长有双翼，几秒钟就可以飞到大地末端。这是个令人讨厌的神话形象，给世间带来的只是梦，他把世上各种人形托给做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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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越甚，改朝换代死人越多”原因何在？
原创 仝麟阁 麟阁经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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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遍史书，中央帝制的更迭绝对是最惨烈


在秦晖老师的一篇旧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时巨大的破坏性是人类历史所独有”的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其因的话题，它可以解释古代王朝的轮回和其制度的运行规律。思考数月后，我想用一篇长文阐述我的看法，可归因为四点：



1.帝制下矛盾无法疏通，最终爆发式宣泄。2.个体之间信任感丧失，彼此敌对。3.机体总是整体腐坏，没有缓冲区。4.革命总是由底层发起，是极端情绪的产物。





用史料说话，不讨论外族入侵，只说王朝内部动荡所导致的更迭。在《中国人口史》中，有如下数据：



“西汉末年人口近6000万，王莽时期人口损耗三分之二。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到西晋建立时人口仅剩760万，存活七分之一。



隋文帝时代人口4600多万。隋唐更迭战乱，唐高祖统一时候，仅余1000万，剩余五分之一。



安史之乱前一年人口5291万。到唐代宗时人口剧减70％，仅1692万。



明太祖统治后期人口达5987万。而清初恢复统一后，又仅剩1900多万。



咸丰元年人口达到4.3216亿，之后太平天国及回捻之乱后，又掉到2.3亿。”



人口减少是衡量社会破坏的最直观数据，在古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人口死亡过半以上简直司空见惯，战争年代平均寿命不超30岁。



而欧洲历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事件是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三分之一人口消失，也远比不上王朝变迁。



不妨用史料对比欧洲诸国王朝的更迭情况，篇幅有限，我们只举四个主要王国，不列颠王国、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古罗马。



如果从绝对死亡数字来比，太不公平。所以我们评估王朝更迭时的激烈程度，一来用人口死亡比率，二来看它对原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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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规模丝毫不亚于中原王朝）



先看古罗马，罗马共经历三个阶段，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的王政时代、前509年到前27年共和时代、前27年之后的帝国时代。



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的罗马，最高领袖要通过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选举产生，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更迭政权时别说内战，连大规模流血事件几乎都看不到。王政转向共和的过程，也不过是以罗马城的一场终结。



比较惨烈的是罗马共和转向帝国时期，从前88年马略和苏拉发生冲突开始算起，到前27年屋大维当上奥古斯都。61年的内战里，拉丁地区（亚平宁半岛中部）人口从300多万，变成了406万。



人口不降反增，也因内战打打停停，但政权的确在较小的代价下完成了更迭。甚至在帝国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元老院、部分前朝贵族、地方官员都得到了保留，没有赶尽杀绝，彻底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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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遇刺后，其侄子屋大维没有将贵族赶尽杀绝）



进入帝国时代，砖制程度加深，更迭时的社会动荡也更加激烈。从公元27到395年帝国分裂（不谈被外族征服的东西罗马帝国），发生过两次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分别是公元69年“四帝夺位”和公元235年-284年的“三世纪危机”时期。



很遗憾，这段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缺失的。但从塔西佗对“四帝夺位”时期的记载可知，冲突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政治中心罗马城附近，并非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一场战争的破坏程度，和其地理范围、卷入人口数有直接关系，该时期军阀混战，规模还不如凯撒庞培、屋大维安东尼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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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分裂前最动荡的时期，参与的军阀更多，还伴随着奴隶起义，77年换了22位皇帝乃历史罕见！可这段时间的战争中心，依然是围绕罗马城，其中不少皇帝死于宫廷政变而非战争，因此规模也有限。



从公元前753年—公元395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罗马在其统治中心，亚平宁半岛的人口就没出现过“死一半”这种程度的锐减，像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这种“地区性屠杀同胞”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



再说法兰西王国，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克洛维在公元486年建立政权后。经历了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这五代，到1792年法国大革命中结束，共1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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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向罗马教皇献土，换取支持）



加洛林王朝很出名，宫相“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没费一兵一卒，就让早已被架空的“懒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禅让”了皇位，和当年曹丕干的事如出一辙，没有社会动荡。



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的更迭也是异常平静，要么旁系继承、要么是贵族选举。



瓦卢瓦在五个王朝里动荡最为频繁，国内发生了扎克雷起义、公爵内战、法国宗教战争等。最惨烈的宗教战争（1562-1598），死亡总人数在300万左右，占法国人口总数五分之一，这已经是欧洲历史上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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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诺宗教冲突 给巴黎圣母院带来了首次损害）



宗教战争时期，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即位，这次更迭也没发生流血事件。亨利四世上台后化解了宗教恩怨，结束了战争。



纵观法兰西王国1300多年，政权更迭平稳的令人艳羡。



再看法兰西东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地区），它的历史较法兰西短。从936年奥托一世加冕，到1806年拿破仑废弗朗茨二世算起，共800多年。



前四个王朝，萨克森、萨利安、斯陶芬、卢森堡王朝的更迭都是老剧本，无嗣由旁支继承或者贵族选举产生，平静的很。真正动荡的是1254-1273皇帝空缺时期，争了20多年，最后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贿选上台，死亡人数还不及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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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城市中产 逼英王签署《大宪章》）



英国就更不必说了，社会最平稳的国家之一，王室血脉现在没断，伦敦上百年的老店随处可见。虽然也发生过玫瑰战争、宗教冲突，但英国佬的优点就是“点到为止”，1215年贵族都打到约翰王家门口了，也不过是签一个《大宪章》了事。



对比过后，回答本文开头那个问题：为何中国古王朝破坏性如此巨大？根源在于“制度”。



古中国、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主要有三种制度：中央帝制、封建贵族制和共和制。



罗马王政和共和时代，是共和制。特点为男性公民有选举权，按财产、身份决定政治权利；最高领导层由选举产生，且有任期；和现代民主制有一定相似之处。



欧洲中世纪和古中国先秦时期，是封建贵族制。特点为地方高度自治，国王有权授予贵族土地，但只是贵族的共主，而非上下级。国王的产生往往通过世袭（法兰西）或贵族选举产生（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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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制的基本自治单位——采邑）



罗马帝国和古中国秦汉之后，是中央帝制。特点为中央高度ji权，地方没有自治权。帝王和其他管理者皆为上下级关系，拥有绝对权力，只通过世袭，而非选举产生。



查遍史料，这三种制度中，中央帝制的更迭绝对是最惨烈的。



为何会如此呢？首先，相比共和制和封建贵族制，中央帝制是最难以被更迭的。



共和制度下，执政官都是一年任期，由选举产生，大家有意见了就换，投票就行不用留血。封建贵族制稍微难一点，但只要几个有实力的地方领主联手，换国王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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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开启了“家天下”时代）



但是中央帝制就不同了，根本不存在“干不好就换”的机制。所以中央帝制的更迭，往往就如洪水决堤般猛烈。矛盾被积压太久，宣泄起来就不可阻挡！



另外，前两种制度下，最高领袖虽然能享受荣华富贵和大权在握，但是不能胡作非为。如果你是12、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面对三种势力，罗马教廷的宗教势力、地方领主的贵族势力、城市兴起的中产势力，哪一种势力惹毛了都会让你失去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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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跪在教皇面前请求宽恕）



但是中央帝制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能建立起中央帝制，这三种势力必然都被消灭了，不会存在能制约皇权的力量。



贾宜在《过秦论》中写道，“（秦）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



为啥要“焚百家之言”，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宗教势力。春秋时期孔墨门下学徒千人，涵盖王公贵族，甚至能引发和阻止战争，到了秦代全给你灭了。



“隳名城，杀豪杰”就是干地方贵族势力，周天子的分封制创造了一大批地方强国，秦始皇深谙这点，全改成郡县，用直属中央的地方官僚取代地方贵族，消灭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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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至于工商阶级，《商君书·说民》有云：“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等你还没成气候时，把你抄家。富不起来，所以工商阶级也不可能发展。



秦之后，历代王朝基本沿袭了这个路径，在结合儒释道之后，虽不像秦那么过火，但也换汤不换药。秦晖先生的老师赵俪生就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纲》中评价，中国古代史，就是皇帝和地主豪强的斗争史，而结局总是皇帝赢。



南朝和两宋时期是中国商业环境最宽松的两个朝代，而官僚资本也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垄断性强、利润高的行业基本都是官营，而民营还要被课以重税。



《宋书·孔觊传》记载，觊有二弟为官，兼善经商，某年东还，伴丝绢布匹一千渔船。觊大怒，道，继而为官，何以经商？遂焚之。说明商人再有钱，都不如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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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商君书》）



中央帝制要保证其绝对权威，必然要瓦解一切组织和团体，让社会变得“原子化”。秦制甚至鼓励父子、夫妻之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以获得对方财产。还实行连坐制度，邻居犯法你都要同罪。在这种状态下，你还能信任谁？



当人与人之间彼此没有信任感，就必须依附一个“强权”才能生存。在秦制之下，所有社会纽带都被打散，只有由王权产生的上下级关系才是有力的。



当社会没有组织力、信任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丛林状态。仁慈、道德不复存在，杀起人来也毫无心理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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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把四川人屠戮殆尽，今天的川人都来自于两湖两广）



因此，中央帝制下，矛盾不断积压后的爆发式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是更迭时死伤惨烈的一部分原因。



另一个原因更深层、更难以被注意。



中央帝国建立的国家，虽然庞大，却没有自我调节机制的。这不光体现在权力无替，还体现在组成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完全没有缓冲地带，一块坏就是全盘崩坏！



共和制和封建贵族制下，各地方有高度自治权。尤其是后者，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宗教、司法、治安、军队等大权，国王根本无法干预贵族领地的事务。而且佃农拥有自由身，你这个领主不地道，我就去别的领主那里种地。



这就意味着，局部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全局。诺曼底地区的农民爆发起义了，可法南、法中的农民过得不错，就掀不起全国性暴动。流寇、强盗想要抢劫、屠城，要面对有独立武装、城堡森严的地方贵族，根本打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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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城堡是地方贵族的小王国，防御力惊人）



可中央帝制就不同了，地方不存在自治，一个地方被榨干了，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好到哪去。所以纵使帝制让社会“原子化”，当压力最终爆发时，各地也是揭竿而起，这根本不是靠组织、商量出来的，而是自发产生的，整个机体每个部分都是坏的。



衡量一次ge命的破坏力，我创了这几个指标：1.规模。2.主要参与者。3.主要诉求。



规模不必说了，一般来说，主要参与者越是底层，破坏力越大。



这个原理简单，顶层不会自己革自己，顶多会“改革”，这是社会转型中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中产、贵族发起的战争，也不会很激烈，因为他们都谋求社会的稳定，一个被破坏殆尽的社会，无论是经商和统治，都是不划算的。



像《大宪章》运动、光荣革命、南北战争.....都属于此类型，最后的结局几乎都是妥协和谈判，不会斗个你死我活，灭绝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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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未留一滴血，就实现了封建向现代政体的转型）



但是军阀和农民发起的战争，就必定会打个翻天覆地。军阀是底层暴力的代言人，这是它和贵族最大的区别。底层革命之所以有巨大破坏性，在于它根本不是为了改良或维持原有秩序，而是完全破坏掉它。



在罗马共和晚期就出现了大批军阀，除了苏拉和庞培这样的少数。几乎人人都想依靠暴力当上皇帝，而他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失地贫民。



最后看ge命的诉求，中央帝制下社会矛盾都被强力的官僚机构压制下去，能闹到ge命，必然是已经要饿死的程度。所以底层革命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瓜分”。我都要饿死了，一切都不管不顾了，有什么我就抢什么，有吃的我就安分，没吃的我就继续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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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约，法皆斩” 被逼到无路的陈胜吴广）



底层ge命是一种长期被压抑下，极端情绪的产物，再受制于文化水平，它必然不会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方案，重建秩序。索取和破坏是它的底色，极端情绪下难有什么道德与怜悯。



中央帝制下，机体的整体腐坏无法调节和ge命总是由底层发起，是其更迭时破坏力巨大的第二个原因。



总结一下，不宜用道德高低，来评判中西历史，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导致了制度的差异。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多语言、少平原的状态，本就难以建立中央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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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复杂）



有人说，中央帝制更容易抵抗外族侵略，这也不对。自秦算起，汉、隋、唐、宋、元、明、清，八个朝代。两个是外族建立，两个灭于外族，而西欧自10世纪开始，陆续打败了穆斯林、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维京人等劲敌。罗马共和时期更是建立起横跨亚非拉的庞大版图。



也有人说，相比封建贵族制而言，中央帝制不会出现山头林立、互相倾轧的局面。这也是一种误解，罗马帝国时代，动乱根源在于各地方军阀割据，后来戴克里先称帝后，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然而这也只是把危机延后而已，越管制地方军权，边防就弱，越不管制，就会叛乱，这也是中央帝制最无解的点，以后我们还会聊。



好的，今天文章写了一个极复杂的题材，又引用了一堆史料，篇幅比较长，有疑问的点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提问。如果您喜欢这种文章，请点个星星让我知道，谢谢！



最后，和读者们打个招呼，这个月15号会参加秦晖、金雁老师的游学，之后还会去云南做一个公益活动，可能要走一个多月，更新频率如果下降，还请您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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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7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扒一扒武汉病毒所所长成功史》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6 12:2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10 20:05 编辑

2003年，黄金在经历过20年大熊市之后，远远低于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在2003-2006年，黄金逐渐觉醒，4年涨了80%，
008年到2011年的黄金大牛市中，黄金价格对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一直是溢价，最高的时候有27%的溢价。这种溢价显示出黄金市场预期实际利率未来趋势下行，提前透支了黄金价格。

2012年开始的黄金7年熊市中，黄金价格对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一直是折扣，最高有18%的折扣。这种折扣直到2018年熊市彻底结束，才逐渐消失，回归中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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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庄学三书出版纪念说
·李劼·

远山君的庄学三书出版纪念会上，文人雅士群集。躬逢盛会，理当像王勃那般，作赋以贺。然而举目座中，惟晋如似可胜任。区区才学疏浅，不过海阔天空地说上几句，权当凑个热闹。
远山著述，总是出手不凡。一部《伏羲之道》改写了中国历史，纠正了华夏文明五千年之说的误读。一部《庄子奥义》又颠覆了以往的庄子注疏，顺便卸了郭象的浓妆。纯粹就文化而言，魏晋玄学算是对先秦时代一个遥远的致敬，但毕竟底气没那么足了。王弼之于老子，郭象之于庄子，不说盲人摸象，至少也是不得要领。或许有人要问，那么张远山何以能够走近庄子？下面拟从两个角度加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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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己，己在，在
要读懂庄子，不能仅从郭象那种寻章摘句的视角着眼，而要将庄子放到一个广阔的人文天地里加以考察。茫茫尘世，从众者居多，随大流者居多，贵己者，特立独行者少之又少。杨朱的贵己，不被世人尊奉。世人大都以互相攀比的方式厮混在群体之中。但不贵己，就无法读懂庄子。贵己是阅读庄子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庄子是一位己在者。己在是通向在的唯一通道。那么什么是己在？什么是在？在，就是一，就是吕纯阳《太乙金华宗旨》里的太乙，乙者，通一。太一，亦即初始。这个初始在《道德经》里以道作为命名，道生一，一从道的混沌中产生，道一，太乙，命名有异，所指同归。这个一在《摩诃婆罗多》里，是由神明奎师那向阿周那讲说的那个著名的《薄伽梵歌》所阐述的。聆听着奎师那有关一的讲说，会让人联想到华夏神话盘古开天地的那位盘古。奎师那向阿周那显出真身，然后告诉对方我是一，是蕴育了万物的一，因此万物即我，我即万物；这正好就是盘古开天地之后化作万物的生动写照。盘古是与奎师那同一级别的神明，都是一的化身。所谓神明，其实就是比人类更高维度的生命存在。这在苏美尔神话里是有关阿努纳齐人的记忆，在印度神话里的神明源自蓝皮肤的外星人。盘古也应该是某个外星文明残留于华夏民族的一个朦胧的记忆。不要对外星人有什么讶异，在我们作为地表上的这一轮人类身上，有很多种外星人的基因。追根溯源，我们不是地球上的原住民。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不扯远了。
来自五维星球爱莎莎尼的外星传讯者巴夏说道，地球上的这一轮人类，在两万多年前失去了与一的联系。失去联系的后果，便是亚特兰提斯文明的毁灭。亚特兰提斯的幸存者，将有关人类历史和生命奥秘宇宙来龙去脉的秘密等等的信息储存在了诸如狮身人面像或者金字塔之中。等到人类哪天恢复了与一的联系之后，生命的能量和振动频率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之后，便能读懂那些信息了。现在当然无从读起。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智慧有个与地球人的对话，叫做《一的法则》，专门解释什么叫做一。推荐大家有空读一下，以便了解我们人类以及这个宇宙的真相。这里就恕不展开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失去与一的联系之后，有不少被人类视作神明的圣者，为重建人类生命与一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在华夏历史上便是《山海经》的图作者和书写者，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在希伯来历史上是基督，在古印度当然首推释迦牟尼佛祖。古印度的文化实力最雄厚，从吠陀时代，经由婆罗门教，奥义书，到沙门思潮中涌现的耆那教和佛教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对一的持续修复。也正是在这对一的修复努力之中，出现了回归到一的诸多圣贤，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在。从贵己，到己在，最后成为在。所谓在者，便是回到一的生命个体。诸如奎师那佛陀基督苏格拉底老聃吕洞宾等等，都是回到一的在者。庄子不是在者，庄子是己在者。
庄子的最深领悟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在凡夫俗子看来，当然深不可测。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很简单。至人无己，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从己在升华到在之后，己者，消失了。在一那里，己与一融为一体，因此无所谓己不己了。神人无功，《金刚经》里说得清清楚楚，“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福德多。”功德功德，没有功德方才叫做功德，是以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假如一个人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连串的头衔，这个人基本上作废了。记得施蛰存的名片上就印着华东师大教授。这是他的职业，或者说饭碗。假如让远山印名片，我想也只能印上张远山三个字。相信远山不会成为文化明星的。
庄子当然不会印名片，但庄子着寿者相，推崇彭祖什么的。彭祖不过八百多岁而已。在苏美尔王表上，阿努纳齐的列王们，每一个都在位几万年。人类的寿命被人为封住了，所以非常羡慕长寿之人。佛家不执着于长寿不长寿。佛家也很忌讳显示神通。当年佛祖僧团里有一位比丘向人显示了一下打坐离地升空，差点被佛祖开除出僧团。最为神通广大的目犍连，可以随意去不知在宇宙哪个星系里的星球上聆听那个星球上的佛陀讲经，却从来不显示神通。但神通不及业力，即便能以神通救人，那些被救的人也会死掉。业力是命，神通是术。目犍连最后遇害。
吕洞宾没有庄子的这种著相。吕洞宾是个成道者，生前不曾著书立说，那本《太乙金华宗旨》可能是他弟子所述，故而总是吕祖曰。吕洞宾的名字很大气，纯阳，能量极其丰沛的感觉；洞宾，洞中宾客，来世一遭，作客于洞中。真正叫做大气磅薄。相比之下，庄子的格局小了些。长寿，养生，都不是成道者关心的事情。所以庄子是个己在者。道家不太提庄子，道家敬仰老子，也敬奉吕洞宾。
庄子的过人之处是，文采飞扬，汪洋恣肆，逍遥洒脱，尽显智者风貌。作为己在者的庄子，其文其人，自由自在。所谓逍遥其实是自由的张扬。己在的特征就在于以自由立世，而自由，是智慧之源泉。不自由的人没有智慧，不自在的人无法洒脱。后人通常被庄子的文采所感染所折服，很少有人领略其智慧，更少有人领略其逍遥的自由品质。郭象读不懂庄子，那个装腔作势的李泽厚更读不懂。李泽厚不懂装懂，将庄子与禅宗相提并论，瞎扯庄禅哲学。禅宗六祖与达摩老祖都是成道者，是归一的在者。禅宗源自佛陀传给迦叶的心法，所谓心法就是不以语言而以意念交流。这在高维生命不是什么秘法而是常态。亚特兰提斯人可以用意念交流，巴夏也曾说过，爱莎莎尼星球上的人都是用意念交流的。庄子不是禅意十足之人，而是得了自由精髓的语言大师。李泽厚既不懂禅的来龙去脉，也不懂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懂自由以及因自由而生发的智慧是怎么回事，仅凭他那点可怜的唯物主义根底，妄议庄禅。
作为语言大师的庄子，与语言逻辑完全隔膜。这可能是他与惠施之间那无焦点争论的最具喜剧性之处。庄子与惠施就好比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居然要使劲交会到一起，胡乱碰撞。太搞笑了。惠施与庄子一样，也是个己在者。当然，后来的公孙龙，更是个了不起的语言逻辑哲学大师。能够与公孙龙比肩的，也就是两千多年后的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公孙龙的语言哲学比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从某种意义说，维特根斯坦解决的不是罗素悖论的困惑，而就是亚里士多德当年留下的笨拙。顺便说一下，柏拉图看不起那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原因可能就是那学生太愚笨。相反，柏拉图太聪明。聪明的柏拉图留给后人一个洞穴学说外加一片有关亚特兰提斯的朦胧记忆。愚纯的亚里士多德最后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博物馆。这两个人都没有读懂在者苏格拉底。因为他们都不在那个苏格拉底在的境界里。
但是，庄子知道在是怎么回事，因为庄子处在一个己在的位置上。己在者虽然还未曾抵达在，但已经知道在是什么，知道如何抵达在。同样道理，远山为何能够读懂庄子，是因为远山是一位贵己者。不要以为贵己没什么了不起。放眼天下，当今士林之中，贵己者极为鲜见。不要说贵己，即便具有贵己意识如徐晋如者，亦凤毛麟角。晋如是个贵己意识极其强烈的士子，其名字与韩退之相对应。晋如绝对是个可以独领一方的大家，在古文造诣上独步天下，自己开个书院教一班弟子绰绰有余。但世人只认他北大清华的学历，不知其学问的深湛。远山比晋如更孤独，同时也更彻底，不与学府为伍。如今学府有如笼子，钻进去乐在其中的基本上都作废了。当今学府里的教授学者不要说不曾入门了，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远山的贵己就在于，知道从哪里入门。贵己，不是什么自私自利的含义，是意指回到自己内心体认的自尊。因为通往存在的前提是回到自己；换句话说，修复与一的联系，从回到自己开始。作为贵己者的远山，一眼透底地读懂了庄子；一如作为己在者的庄子，知道在是什么也知道通往在的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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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兼济与独善的进退之道
兼济与独善是个儒家热衷的话题，但真正具有兼济天下本事的历史人物，却又都不是儒家。这里例举四位足智多谋的帝师级大佬。商周之际的姜尚，越王勾践身边的范蠡，帮刘邦夺得天下的张良，朱重八的军师刘伯温。以这四个人物作参照，庄子的人文底蕴才能得以充分显示出来。
倘若硬要作什么分类的话，这四个人物都带有点道家色彩。姜尚是在昆仑山得道的，虽然没有成仙，但下山后显示的能耐，当与推演八卦的文王姬昌在伯仲之间。从道家的渊源上说，昆仑山远比武当山、青城山、终南山等等要博大精深得多。这四人之中，姜尚是在进退上最成功的一个。帮助姬家夺取天下之后，得了一方封地，亦即后来的齐国。姬昌是设计师，姜尚是操作师。这两个都精通权谋。韩非子在著述中披露过姬昌如何用权术谋略玩弄商纣王的细节。姜尚更不用说了。没有姜尚的辅佐，武王姬发根本打不下朝歌。最近台湾有人发现，被泼污的妲妃原来是与妇好一样的女将军。我当年写作历史小说《商周春秋》时，只不过描述了殷商允许妇女参政，还不知道殷商有女子领兵打仗。姬发在《牧誓》中指责妲妃仅止于牝鸡司晨。最先把妲妃妖魔化成狐狸精估计出自姜尚的手笔。不过，姜尚得了封地之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却远在周公姬旦之上。老家伙进能帮助姬家得天下，退而成为齐国的开国君主，真可谓志得意满。须知，春秋五霸齐国居首。
范蠡就没这运气。范蠡人品不佳，先是玩弄了西施，然后又利用西施。西施不愿做间谍想回到越国，范蠡不允许，西施最后只得自杀。范蠡虽然助越灭了吴国，但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作了孽的。更不用说，范蠡相助的勾践比姜尚辅佐的姬昌更加流氓，是毫无底线的流氓。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谈到勾践这种品性，在座的金庸听懂了，发言表示赞同，说，勾践是个卑鄙小人。至于那个范蠡，在世俗的眼光中当然很成功，最后还能全身而退成为一介大商贾。很少有人注意到范蠡作了大孽，从而入了无尽的因果轮回。
就人品而言，张良比范蠡好太多。当初的博浪一击，透着先秦时代的侠气。张良相助刘邦，虽然有参透历史命运的因素在内，但也是当年侠义之举的后续作为。因为是仗义行侠，故而最后功成身退。非常明智。张良的退隐与当初的行侠互相映照。
刘基缺乏如此明智，可能是受了儒家的功名心影响。刘基才智不输张良，并且生性嫉恶如仇。刘基缺的是淡泊仕途。同样两个流氓教头，张良教成的刘邦，还知道腐儒于国事无补；刘基辅助出来的朱重八，竟然拜倒在妄人朱熹的脚底下。刘邦虽然流氓，但因为尊奉黄老之术的缘故，身后尚有文景之治。核心人物是窦太后。朱重八的流氓王朝，就没出过什么像样的皇帝。所谓仁宣之治，不过是中止了穷兵黩武，中止了非常烧钱的郑和下西洋，就连朱重八定下的极其愚蠢的封锁海岸线政策都没有废除。可能是其献身的朱姓王朝太烂，又没有张良那种进退自如的明智，刘基最后没能得到善终。
这四个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智者所谓聪明人，其实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四个政治流氓的教师爷。这四个人帮助打造出来的四个王朝，长短不一，但终究过眼烟云。这么说并非完全否定历史上的各种担当。比较华夏民族的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可知，华夏神话里的人物都是非常有担当的。盘古不必多说了，神明女娲，少女精卫，书生刑天，追日夸父，射日后羿，都有着各自的伟大担当。相比之下，奥林匹斯山上的那班神明，简直是一伙欲望蓬勃的愚夫愚妇。打架斗殴，从天上打到地面；男的四处寻找花姑娘的干活，女的整天耍小心眼，斗小闲气。一句话，寻欢作乐有之，伟大担当全无。古希腊的神明只有一个，苏格拉底；一如古希腊的超前科学哲学家只有一人，乏诺。由此可见华夏先民是多么的了不起。远山在《伏羲之道》里的论述是成立的。
但为什么到了庄子，先前神话里的各种担当都不说了，完全成了一个坚定的己在者了呢？背景是华夏历史上的三次野蛮战胜文明的巨变，一次是炎黄之战，一次是商周之交，一次是嬴政的大一统。从这三次巨变所构成的历史语境反观庄子的所谓独善其身，亦即我说的己在者立场，便可一目了然。这是对历史沉沦的一种蔑视，也对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拒绝，更是对历史命运的一种挑战。姜尚确实很成功，但他成功地帮助了野蛮的姬家扫除了相对还算开明的殷商，终结了女性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时代。文王姬昌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物，他的演易框死了华夏文化，他制定的男尊女卑尊尊亲亲开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集权模式。他的两个儿子，姬发比较朴实，并且怀疑乃父的周制模式；姬旦是其父姬昌政治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其治国方针僵化到了连姜尚都不认同。后来的孔老丘虽然老于世故，但在政治上文化上却不无懵懂。及至晚年，孔老丘可能读到了真实的历史记述，却后悔也来不及了。孔丘的《春秋》写得非常老到，微言大义，弄得后来三传作者都难以揣度明白，这《春秋》到底想说什么。相比之下，司马迁《史记》太过夸张。至于姬昌演运的所谓后天八卦，是被宋初的陈抟一语道破的。陈抟并没作任何正面批判，而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回到先天八卦，亦即原初的伏羲八卦。邵雍听懂了。在陈抟的启迪之下，邵雍作了那部《皇极经世图》，开出了另一派八卦学说，象数学派。但这并没能打破姬昌框定的封闭时空。顺便说一句，潘雨亭承继的是邵雍的路子，但并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发现。八卦玩不得，尤其是没有灵修根底的，最好碰都不要碰。河图洛书是华夏民族独有的，与所有其他的远古文化承传都不同。我猜度可能是雷姆利亚文明的遗产，不是亚特兰提斯文明遗留下来的。河图洛书谜团的解读，就像金字塔里的信息一样，要等到地表人类完成高维度的扬升之后才成为可能。
从历史长河中观察庄子，就可以理解庄子独立不羁意味着什么。杨朱只是强调贵己，庄子则已然己在了。这样的己在者立场，前有老子，后有吕洞宾。这两位都是在者，但基本立场是己在。老子的政治哲学是无为而治，老子的在世原则是一慈二俭三不为天下先。不为天下先后来被庄子发挥成无用之树说。吕洞宾有一个很小的同道者圈子，后世诸多八仙传说便是有关这个小圈子的一些趣闻逸事。顺便说一句，宋初的陈抟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们都持己在立场。同样的唐朝高人，袁天罡和李淳风就入了俗套，成为朝廷宠物。他们留下的《推背图》，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庄子肯定没有这种癖好，相信读懂庄子的张远山也不会有这种癖好。
四位政治流氓教师爷的入俗反衬了庄子的出俗。遗世独立的出俗，是己在者的尊严所在。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定义。古人不是以两脚直立表明自己是人，而是以有没有尊严作为人的自我定义。伍子胥逃亡路上碰到的农妇和船夫，为替他保密而自杀，这种义举背后透出的就是人之为人的尊严。这样的尊严后来失传了。不要说当今这般的谷底，即便在魏晋时代也已经很茫然了。这是王弼郭象读不懂老子庄子的根本缘由所在，也是那四位教师爷付出的代价所在；一旦入了替枭雄打天下的俗套，首先不得不交出的就是自己人之为人的尊严。
同样是己在者，作为语言大师的庄子，其文章只能在汉语世界流传；吕洞宾的《太乙金华宗旨》被一位德国人翻译成《金花的秘密》，在西方世界又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最后引发了西方人按图索骥式的灵修潮，据说还颇有心得成效。荣格似乎是读了这本书才恍然大悟，东方文化原来如此精湛。海德格尔是《道德经》的知音，荣格是吕洞宾这本书的知音。庄子的自由思想，要在不远的将来整个欧美文化转向古老的东方灵修维度时，才会走出汉语文化圈。就此而言，无论是庄子还是庄子研究者张远山，都还得寂寞一阵子。既然选择了己在，那么就不得不接受孤独。
最后对大家说一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自己的视野。如今是一个最古老的东方文化与最先进的外星科技同时并进、从而改变人类生命维度的转折时代。我过去曾经说，迄今为止的人类书本知识，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已然作废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是有争议的，百分之十左右是留得下来的。现在看来，能够留下来的还不到百分之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谓迫在眉睫。自以为是其实是无知的别名。知识越古老越有价值，二战以后的那些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没落景观而已。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止。诸如萨特福柯德里达之流，雕虫小技罢了。这是我为什么看重一个有关庄子的聚会并且愿意说几句的原因，也是我看重远山孜孜不倦的努力的原因。当然了，区区修为浅显，言词间还会忍不住地臧否人物，这就只能请在座诸位见谅了。

二0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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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原创2021-07-15 08:18·狐狸晨曦
四川青城山，相传是道教祖师张道陵得道飞升之所，被誉为道教祖庭。然而，金庸小说里的青城派，却是武功低劣，卑琐不堪。相传金庸先生到青城山游玩，还因此颇为尴尬。

所以，在2003年发布新修版小说时，金庸特意为青城派增加了一位绝世高手，略做弥补：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自从2003年，金庸小说新修版的《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出版发行后，书中《九阳真经》的作者，那个斗酒击败王重阳，得以翻阅《九阴真经》，而后自创《九阳真经》的“斗酒僧”，究竟是何许人，一直令众多金庸小说的爱好者们，众说纷纭。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其实，此人本是青城山下一个隐者，与出家前的觉远大师是忘年交。

他在嵩山一战，击败了王重阳与林朝英的双剑合璧，得以一观《九阴真经》，创作出《九阳真经》，暂放少林寺，交予觉远修习。此后这门神功相继传给了张三丰与张无忌两大高手。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在2003年正式出版的繁体版《神雕侠侣》后记最后一段：金庸先生如此记述此事：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 《神雕侠侣》的第三版在修改七次之后，寄到北京，张纪中先生把修改稿拿给陈墨先生去看，陈先生写了很长的意见给我（那时我在澳洲墨尔本），我请台北远流公司将第七次改后的定稿暂停上机印刷，再快邮寄给我，我又花了两个月时间，重新再修改一次，将欧阳锋临死的情形、金轮国师的内心、公孙止的深沉、小龙女与杨过在古墓中的纯情相处等等，重新写过，似乎可以提得高一点。

甚至陈先生的女儿陈小墨小姐（她还在读书，可能是中学生），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意见（我也采用了）。

我本来加了大段文字，叙述《九阳真经》的来历，可说是大发奇想，陈先生认为是“蛇足”（他说得极客气但意思便是说“蛇足”），我仔细考虑，觉得确实是蛇足，便全部删去了，觉得删去后艺术上好些。

古人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我觉得益友还可再加一项：“友聪明”，“聪明”与“多闻”并不相同。

（陈墨兄曾坚决要求，“后记”中不可提他的名字，但对帮助了我的人必须感谢，既是为人之道，又是国际通例，因此书此志谢。但为尊重陈兄意愿，中国内地版中此段删去。）

二〇〇三、九、一。】

原来，金庸先生曾写出大段文字，叙述《九阳真经》的来历，但在内地金学家陈墨先生，批评为“蛇足”后，放弃了这段原稿。

2019年，后记中提及的 “远流出版社”，也是新修版金庸小说的繁体版权方，在2019年6月26日，举办了 “金庸武侠—华山论剑”活动：

远流出版社的董事长，公开采访时称：【他从1979年认识金庸，合作超过30年。他说金庸在三修《神雕侠侣》时，曾为《九阳真经》的来源写了4000字。后来听取意见，删去这一“蛇足”。展览中，为艺术取舍的《九阳真经》手稿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远流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金庸武侠 华山论剑》导览手册，里面拓印了此次展出的金庸先生亲笔写下的新修版《神雕侠侣》第四十回，关于《九阳真经》的4000字原始手稿，在其官网售卖。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按金庸先生的原稿：从来没有什么【斗酒僧】，只有《九阳真经》的原作者，青城山隐居的【青城大隐】，和他差了三十多岁的忘年交，【青城小隐】。

青城大隐自称好剑、好酒、好文、好色，而青城小隐不好酒色，唯独好文爱读书，过目不忘，学富五车，性情愈发迂腐，两人渐渐话不投机，青城小隐便去了少林寺出家，法号【觉远】。

南宋庆元年间，青城大隐携酒葫芦夜访嵩山，去拜会觉远这个故友，却遇上了王重阳与林朝英。三人谈及剑法，甚为投缘。王重阳华山论剑斗败四绝，新得《九阴真经》，向他炫耀。青城大隐随口一笑，林朝英以为他是在讥讽，于是拉他比剑。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王重阳使全真剑法，林朝英使玉女剑法，两人玉女素心剑法双剑合璧，也只能和青城大隐战个平手。

青城大隐一边斗剑，一边还给王林二人递酒助兴，三人从月圆半夜，打到次日红日高升，青城大隐自觉王林二人剑招愈奇，支持不住，正要抛剑认输，林朝英酒量稍浅，脚步踏错，出剑错了半招，王重阳一笑认输，交出《九阴真经》两卷，给青城大隐翻阅。

青城大隐翻阅了一天，以书下酒，到夕阳下山，连连赞叹，自觉眼界大开，问王重阳，他若使书中招式，早可取胜，何以不用？王重阳表现，自己争夺《九阴真经》，是为消弭武林纷争，立誓此生不用经中武功。

青城大隐大为叹服，同样立誓：此生不用经中武功。王重阳表示，阁下武功早已不在经书所载之下，当世无人能令阁下出剑百招以上，（他和林朝英是双剑合璧，才打了半天），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青城大隐总结这场比试，自己赢了赌赛，输了招式，所以将自己的生平师承，也告知了王林二人。

青城大隐领悟了黄裳所创的《九阴真经》后，开始创作一部自以为不在其之下的《九阳真经》，第一步是炼精化气、从后天八卦坎离交替修炼到先天八卦乾坤相融，按其推演，将九阳神功彻底修炼大成后，可以达到“鬼神不测之机、阴阳通达之神”的境界。

因为嵩山脚下的小镇买不到纸笔，青城大隐就去了少林寺藏经阁，找觉远帮忙。拿了笔墨后，直接把《九阳真经》经文，写在了书架上随手拿到的楞伽经四卷抄本的字列间距上。

然后，青城大隐表示此书虽为道家之武经，但觉远对书成也有功劳，便将此书暂存于少林，赠与觉远，将这部经书的创作来历，写在了书末的跋文里。落款为【青城隐者】。

金庸生前4000字残稿曝光，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是青城山高手所创
远流出版社，是从1985年起，就和金庸先生密切合作的老牌出版社。新修版金庸小说的繁体版权，至今为止还一直是他们所有，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版权收入。他们从2019年起，公开出版有金庸先生4000字原稿的小册子：《金庸武侠 华山论剑》导览手册，也已经2年了。

所以，但凡有一点基本智商，都能轻易判断出：出版社是绝无任何可能，伪造作者原稿的。否则，金庸先生的家属岂会听之任之？

而古今中外，关于作家著述的基本常识：在作者去世后，由家属、友人、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各类残稿、原稿、遗稿，理所当然，都是作者本人的著述成果，代表作者一个时期的著述本意，无人可以不承认，否则，整个人类文学史、哲学史、科学史，都有大量成果要被推翻了。

因此，金庸先生的这4000字原稿，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到新修版的金庸小说，但完全可以做为作者本人撰写的“官方同人/外传”，同列入金庸作品的讨论之列。

既然连作者在书外的各种访谈，随口一说，都一直有人强行拿来当做讨论依据，显然，年届八旬的高龄作者亲笔写下的4000字原稿，远比书外访谈，更能代表作者的创作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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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陆麒麒
1
觉远的年龄似乎只和郭靖差不多，够不上王重阳那个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华山论剑时，林朝英已经去世，不可能跟王重阳双剑合璧了，这一段漏洞太多，真实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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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时前

长夜无妄
2
漏洞多也正常，可能只是草稿，认识王重阳，未必不能跟觉远重叠，只是按这里来说青城大隐的年纪还不如四绝年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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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时前

徐氏鸠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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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远和郭靖差不多？你可真有意思。都说是初稿了，不也删啦不用了吗。真假已经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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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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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骄子500
1
还是斗酒僧更好一点，留白给人想象空间，青城大隐的故事有点烂，能创出九阳神功的人绝对世外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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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小时前

卡車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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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書沒那麼好，你看的都是電視劇是寫劇本的人再創作的，你去看原始版本，相比現代的網文，你絕對看不下去金庸實體書版本。節奏非常的慢，而且情節唬爛，邏輯狗屁不通，因為以前的文節奏就是這麼慢，以前也不需要太強的邏輯性，要的是"戲劇性"，現在的人照他的寫法去寫網文，早早被噴死了，哪裡能夠成為大神?? 所以他早早封筆是對的，他寫新書絕對寫不過現代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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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时前

天剑慕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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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是谁创的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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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时前

葛鸽1
赞
因为金庸创作了青城派于沧海这个卑鄙小人，给青城派摸黑了，招到青城派的抵制，所以要写个青城的高手来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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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最富有1%美国人少缴1630亿美元税

赫芬顿邮报当地时间9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税收缺口“分析，美国富裕家庭每年少缴6000亿美元税，最富有1%美国人，”选择不缴纳1630亿美元税“。

美国的税法包括两套规则：一套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和工薪阶层的，他们几乎要申报所有收入;另一个是富裕的纳税人，他们往往能够逃避所欠的大部分税款。美国国税局局长雷蒂格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税收缺口可能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

拜登政府希望推动更严厉的税法，以抵消大规模改革联邦安全网络的成本。

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7 13:1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4 23:31 编辑

@在日本寻找中国
內藤湖南一百年前也曾慨嘆日本人不讀書，說法和如今批評當代中國人不讀書如出一轍。「我早說過，日本人是當代民族中最不愛讀書的。試看往來列車中的乘客，歐美人坐車，罕見不捧書而讀的。而國人連讀報者，也不過三分之一。」後來拜文庫本等出版業興盛所賜，日本人坐車讀書率大增，近年被手機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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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年，叶利钦来到美国，在参观到克萨斯州的一家杂货店，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不禁对身边的随从说：“如果苏联人民看到美国的超市，那将会有一场革命！因为苏联的大多数商品，都得排队限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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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7小时前
来自 iPhone 12 Pro Max
最大的弔詭是，這個「大國回歸」的過程是在對傳統的表層否定中完成的。破壞和擯棄傳統之烈，前所未有，但最終崛起的深層動力仍主要來自傳統（包括個人層面的文化塑形和社會體系的歷史經驗積累。但您要說動力主要來自對communism的信仰，我也無法反駁）。
@在日本寻找中国
很多外國人不理解中國經濟奇蹟，究竟如何發生，其實不帶偏見地稍稍了解中國歷史，就應該明白一個事實：除了中國，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國家從一千年前起，就逐漸形成了製造業（工藝）、商業和金融業（白銀和紙鈔）結合的成熟體系，以及巨大的國內統一市場。這個社會體系在經歷百年曲折後，製造業、商業和金融業再次回到正常軌道，並完成現代轉型。僅此而已。政治制度雖在摸索之中，但至少在過去四十年保證了統一市場的穩定和秩序。這麼思考，「中國奇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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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郝鸣
15小时前
来自 iPhone 6s Plus(玫瑰金)
我觉得尼尔·波兹曼的这段话，就是对2021年的中国人说的：“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人恐惧，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让人麻痹消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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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果由钱穆先生总结曰：”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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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8 22:32

从林欢到金庸：由电影剧本到小说的写作轨迹
原创 蒲锋 金庸江湖网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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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在以金庸为笔名撰写其著名的武侠小说之前，早已参与创作，他于1953年开始，以林欢为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电影剧本。而在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后，他同期仍参与电影编剧，直到1959年出现最后一部电影编剧作品。我将试图细看林欢和金庸之间，两种创作的关系如何相涉。



林欢为长城编剧的影片共有七部戏：

《绝代佳人》（李萍倩，1953）

《不要离开我》（袁仰安，1955）

《三恋》（李萍倩，1956）

《小鸽子姑娘》（程步高，1957）

《兰花花》（程步高，1958）

《有女怀春》（程步高、林欢合导，1958）

《午夜琴声》（胡小峰，1959）



其中《有女怀春》他还是联合导演。此外，还有一部越剧《王老虎抢亲》（1960）是他和胡小峰合导，却不是编剧。在七年的编剧生涯中，他只写了七个剧本，平均一年一部，足见只属兼职性质。七部影片不是每部均保留了下来，其中《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和《午夜琴声》现时均未得见。本文以尚能看得到存留了下来的四部影片作主要研究对象。



要了解林欢这批剧本的创作背景，有需要谈谈当年长城的一段历史。1952年1月，港英政府先后两次拘捕并驱逐了以司马文森为首，包括刘琼、舒适、齐闻韶、杨华、马国亮、沈寂、狄梵、白沉、蒋伟共十名左派电影工作者出境。 这批人物可说是当时香港左翼影人的创作骨干，好像长城公司出品的《血海仇》（1951）和五十年代公司的《火凤凰》（1951），剧本便是由笔名「马霖」的司马文森执笔；长城的《南来雁》（1950）和五十年代公司的《神鬼人》之〈鬼〉的编剧则是马国亮，龙马公司的《花姑娘》（1951）编剧是白沉，龙马公司的《江湖儿女》编剧是齐闻韶。这群人的离去，令到左派电影阵营忽然间缺乏创作人才。



据其中一位被驱逐出境的影人舒适回忆出境后去到广州仍需他们为香港写剧本的情况：「在广州，我们住了差不多三个月，一直在等消息，因为他们要到北京联系，看应该把我们这班人安排到甚么地方去。在这段日子里，香港方面拍片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我们商定每个人都写一个剧本，交到香港去，才能离开广州。于是，我们都埋头写剧本，一人写一个，一共写了八个剧本，送到香港。朱石麟那部《百宝图》（1953）的剧本就是我写的。」



从1952年1月之后左派阵营的影片来看，仍有左派影片的编剧是这群被驱逐出境的人。好像长城的《娘惹》（1952）编剧是马霖；长城的《狂风之夜》（1952）和凤凰的《中秋月》（1953）、《一年之计》（1955）沈寂；长城《门》（1953）的编剧是马国亮；《水火之间》（1955）有齐闻韶合编；反而《百宝图》（1953）的编剧字幕只有朱石麟，而不见舒适的名字。正是在众人被驱逐一年后，林欢在长城的第一部编剧作品《绝代佳人》完成和公映。林欢之能加入长城，看来与创作人才短缺，需要新晋编剧不无关系。



这次驱逐事件之后的香港左派电影面貌有着微妙的转变。由复员之后到1952年初的左派电影，对阶级斗争的描写是尖锐和强烈的，有着一种苦大仇深，新社会与旧社会在进行生死相搏的急激气氛。好像南国影业出品的《冬去春来》（章泯导演，1950），大地主（王元龙）不单横蛮侵夺了农民的田地，还强夺污辱农民的女儿（李丽华），杀死农女的父亲，无恶不作，善良的农民有冤无路诉，成为被侮辱与受损害者，最后在年轻新一代带领下团结起来起义把地主打倒清算。又如长城的《血海仇》（顾而已，1951），农民（陶金）被地主恶霸欺压离乡后，女儿在城市又遭地主一帮人污辱禁锢。农民在外工作多年带着积蓄回来寻女来，被地主恶霸一伙人骗去钱财，谎报女儿死讯，虽然最后知道真相，但仍遭恶霸一伙人痛殴。再如五十年代公司出品的《火凤凰》（王为一，1951）讲画家彻底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再画光屁股的女人），谦卑向无产阶级学习（多画劳动人民）。粤语片的情况亦一样，著名的《珠江泪》（王为一，1950）讲农村妇女被地主污辱并逼成娼妓。另外，万年影业的《南海渔歌》（秦剑，1950）讲渔霸对渔民的欺压，也是压逼阶级侵犯污辱纯洁的被压逼阶级妇女为主要情节。在这些描写阶级尖锐斗争的影片中，对被压逼阶级妇女的污辱总是成功，深仇必需要昭雪的气氛和意识是强烈而富煽动性的。这里只是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以比例言，这类影片是当时左派电影的主调。



但大概在1952年中开始，这种富煽动性的阶级仇恨的尖锐描写基本上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种带有温情主义的社会伦理剧（包括亲情和爱情），以远为温和的方法去宣扬一套特定的社会观念：提倡反封建（其中尤多的是以妇女解放为素材）反迷信之外，颂扬劳动，歌颂穷苦大众（劳动人民）之间的纯朴美好和团结互助，强调有钱人（商人）的腐化堕落和缺乏感情，连夫妻父子间都只有利益关系，而腐化堕落又常常与西化的生活方式拉上关系。有钱阶级和跟随他们的流氓仍然想污辱纯朴的女性，但在这个阶段多是由于劳动人民的互相帮助而阴谋以失败告终。



这个转变可以新联公司的成立为一象征。新联是左派在1952年成立的粤语片公司，其同年12月公映的首作是《败家仔》（吴回，1952），故事讲一个好逸恶劳的败家子（张瑛），一心以为父亲在美国赚大钱，为了舞女赶走妻子（白燕），结果被父亲赶跑，床头金尽，流落街头。妻子反而得到克勤克俭的父亲收留，败家子最终与家人重聚，改过自新。影片通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强调脚踏实地做人的重要，对腐化堕落的有钱人生活有所嘲弄批判，但是远不是之前的左派影片像《珠江泪》、《羊城恨史》（卢敦，1951）和《南海渔歌》那样激烈尖锐。同样，拍国语片为主的长城公司和凤凰公司，1952年的作品也走同样路线。长城的《儿女经》（陶秦，1953）便以父亲（苏秦）教育一群子女为主，对阶级的批判只在大女儿（石慧）与有钱同学斗阔惹祸为主，后来转过一家工人子弟学校，便把有钱同学身上学来的坏习气改掉。影片主要着墨的地方已是父亲与儿女之间的亲情和教养方法上，十分温情。同年长城的《寸草心》（李萍倩）也是一个描述穷困的父女之间怎样互相为对方着想而甘愿自己捱苦的温情故事。林欢开始为长城写剧本的1953年，正是长城公司以至左派电影的风格转变之时，较为适合林欢发挥他个人的风格和兴味。



虽说长城的伦理剧包含了亲情和爱情，但是在五十年代，长城公司的伦理剧主要是以父子夫妻的亲情为多。林欢为长城编的剧本，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就是剧情是爱情为主。他编写的七个剧本中，大概只有《午夜琴声》不是爱情片。好像其第一个剧本《绝代佳人》，讲的是《史记》记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史记》的原来记载只是魏王的宠妃如姬受了信陵君大恩，愿为信陵君加偷取兵符，让他领兵救赵。但林欢在《绝代佳人》中，把信陵君（平凡饰）与如姬（夏梦）的关系，发展为由义生情，互相欣赏仰慕的情侣关系。在历史故事中加了荡气回肠的爱情关系，顿时增加了浪漫的传奇色彩。林欢对爱情题材的偏爱，放在长城的伦理剧中，亦算一大特色。



更加特别的一点，相比起其他长城的剧本，他的社会意识和教育意味又特别薄弱。同时间朱石麟无论为长城或凤凰写的剧本，拍的电影，都远有社会意识。《中秋月》讲小职员过年如过关，为送礼而烦恼，但送到有钱的经理家中，对方根本不屑一顾。《水火之间》则讲同屋共住的低下层妇女之间的生活矛盾，在谈邻里之间的温情之余，也在呈现底下层的遭压逼的社会面貌。《姊妹曲》以两姊妹的故事代表了两种人生两种社会身份取向的选择，是实实在在地服务社会，还是贪图名利成为有钱人的玩物。同样的对比也适用于长城的全职编剧朱克，他与林欢同期开始为长城写剧本，因为全职，产量更多。他的剧本也是在伦理故事中渗入强烈的社会意识。他为程步高编剧的《深闺梦里人》（1954），讲的是华侨出国前往往先娶妻才离去，多年不回来，令到留在家中的妻子成了守生寡。又如他为李萍倩写的《我是一个女人》（1955），便是通过一个三子之母，由家庭主妇转回做职业妇女时，遭遇到丈夫以致身处社会的抗拒。相比起来，林欢在《三恋》中，则只是一种纯然对爱情关系的描写，这在五十年代的长城凤凰影片中仍是不多见的。另一部《兰花花》，时代感和社会意识明显强得多，影片以一个剧团宣扬抗日的经历，展示话剧团成员的爱国情操，对立面则落在戏院少东为代表的有钱人身上。但细味影片，以长城风格而言，对立面的狰狞没有足够暴露，重点还是落在两个成员（傅奇、石慧）的夫妻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主要在带有痴恋性的感情关系，而不是一种共同理想下的同志关爱感情。这是林欢剧本在长城影片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



以下我们还可以细看林欢三部影片，如何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着一种创作的连系。第一部是《绝代佳人》。《绝代佳人》当然不是武侠片，却同样有着金庸武侠小说把历史加以浪漫传奇化的特色。在这个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中，主要建立在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上。魏公子信陵君（平凡）的食客侯生（苏秦）收了个赵国来的难民女子如儿（夏梦）作义女，如儿除了美貌不凡，还十分明慧，后因避祸躲在公子府中，二人日夕相对早而暗生情愫。但好色的魏王（姜明）得知如儿美色，召如儿入宫为妃。如儿本来宁死不从，但是经侯生以为赵国报保仇劝说，牺牲自己入宫。如儿起初入宫笑也不笑，魏王为了讨好她，依从她意思悬赏缉捕留在魏国的如儿仇人蔡尚礼。后来又依如儿之要求发兵救赵，但其实只是哄她，大军到边境后屯兵不动。跟着发生后来如儿盗出兵符交信陵君夺兵权救赵的情节。



三人的性格，魏王昏聩贪色，却也有他的心计，对坐拥三千食客的信陵充满猜忌，怕他用这群能人异士夺自己的位。信陵君慷慨高义，对如儿用情亦深，但为了魏国安危，赵国道义，甘愿把爱人送到坐拥大权，能改变国家命运的王兄手中，虽然明知对方充满人性弱点，但是仍想利用他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如儿纯洁而性格刚烈，为了完成爱人的使命牺牲自己，最后亦以死殉爱。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演化成后来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的关系。乾隆贪恋香香公主美色，但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讨得美人欢心，知道香香公主爱上陈家洛，乾隆本来就顾忌陈家洛的红花会，但恃着陈家洛想他反正，推翻满州人的统治，于是命陈家洛劝香香主公顺从自己。陈家洛为了天下苍生，利用香对自己的爱，把自己的爱人推向自己的王兄。整段关系完全脱胎于《绝代佳人》，而且有些细节也都承袭了。《绝代佳人》中，信陵君与如儿的信物，就是一块玉，在如儿入宫前信陵君送给她，以玉寓意坚强坚贞。如儿平日配戴在身，当信陵君杀死她的仇人时，已归魏王的她不能在魏王面前向信陵君道谢，也就能指玉来致意。到最后她要杀头，也是以玉相陪。玉是二人的爱情信物。而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别离时给她的信物，也是乾隆送给他的一块玉。 乾隆就是因这块玉确定二人之间的恋情。香香公主死时也是以玉陪葬。



其实金庸在《书》中，留下了《绝代佳人》与《书剑恩仇录》两者相关的文字证据：「乾隆待他站起，叹道：『我虽贵为天子，却不及你的福气。』陈家洛愕然不解。乾隆道：『去年八月间，我在海宁塘道曾给你一块佩玉，这玉你可带在身边？』陈家洛一愣，道：『皇上命臣转送他人，臣已经转赠了。』乾隆道：『你眼界极高，既然能当你之意，那必是绝代佳人了。』」 这段文字相信是金庸有意为大家留下的文字证据，以证两者之间的渊源。



《绝代佳人》与《书剑恩仇录》虽然可以看出明显的渊源。但两者却有成败之分。许是由于《绝代佳人》创作在先，其桥段和人物都要比《书剑恩仇录》更为妥贴。魏王始终是信陵君的君主，虽然昏庸腐败，但信陵君起码要尊重他的名位，把爱人让给对方，是不得已。但陈家洛本为造反，虽说是亲兄，却是敌人。把爱人推给敌人，换来的是被出卖，有损其英雄形象。在《绝》片中自然妥贴的人物关系，强落在《书》中，却对主角的人物有损。陈家洛可说在《书剑恩仇录》的几对男女关系中，着墨最多，却竟是最不讨好的，自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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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作年份计算，《绝代佳人》之后林欢的编剧作品是1958年才公映的《兰花花》。该片其实于1953年已完成摄制，只是延至1958年才公映。 傅奇与石慧演一对小夫妻王康明和周兰，同在话剧团任演员。由于戏院的少东垂涎兰的美色，与王康明争执，在剧团演出前一天要求解约停止演出，周兰为了剧团，与另一成员背着王康到少东处求情。第二天王康明寻妻时发现周兰受少东驾车送归，怀疑妻子不忠，在演出后怒责妻子。妻子含冤离去，事后经剧团中人解释原委，明才知怪错妻子，又得悉她已有孕，更感内疚，想追回妻子，但妻子已赴他乡，杳无踪迹，明顿感彷徨，二人失散几年后，明才终于找到妻子重聚。正如上文所述，影片也在揭露有钱人只会用金钱满足私欲，缺乏爱国青年以号召抗日的爱国情操，反而助纣为虐地打压爱国青年，暴露资产阶级的堕落本质。但是在关键的情绪，其实落在丈夫不见了妻子之处，开始生疑，四处打探，越探越怀疑妻子背着自己进行不可见光的事。到最后由于少东的出现更加落实。强烈的愤怒令他红了眼，昏了头。跟着再描述他知道错怪妻子的内疚彷徨，偏又无法弥补。剧本的真正感情重点正是在描述这种错怪爱人的失落心情。



在数年之后，在金庸着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自相识以来，便建立了亲密坚定的情侣关系，共同经历了无数险阻。全书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波折，却正是郭靖在桃花岛上，以为五个师父俱为黄药师所杀，与黄蓉反目，视为仇人。后来柯镇恶在铁枪王庙中得黄蓉挺身解出真相，郭靖才知错怪黄药师黄蓉，跟着千里追寻黄蓉，由江南找到大漠，经历无数愧疚难关，才能与黄蓉重聚修补关系。无独有偶，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在冰火岛与谢逊及赵敏、周芷若及殷离回中土，却在途中中了十香软筋散之毒，殷离被杀，屠龙刀倚天剑及赵敏均失踪。他相信赵敏出卖了自己，盗取了倚天剑屠龙刀，直到后来才知道真正盗刀剑者是周芷若。张无忌与赵敏这一感情危机，由怀疑到信任，构成《倚天屠龙记》最后一段奇遇经历。郭靖和张无忌经历的心路历程和《兰花花》中傅奇演的王康明是极其相似的。这种错怪爱人的感情，构成了金庸小说中描写爱情的一个特定模式。但由于类型的不同，《兰花花》没有后来武侠小说中那么多奇情发展情节跌宕和变化，较为简单，却更为直接地表露出这一感情在金庸心中的份量。



第三部要分析的是1956年的《三恋》。《三恋》由三段爱情组成，第一和第二段都揭示了后来金庸的一些爱情描写特色。《三恋》的第二个故事，是讲一个多情种虞百城（傅奇饰）同时爱上三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子，由于他始终无法决定拣那一个，最后通知三个女朋友，由她们决定，结果她们一起把他打了一顿抛弃他。这段关系虽以喜剧方式来描写，虞伯城最后虽然一个女友都得不到，受了教训，但设计独特在没有把多情种写成一个玩弄爱情的人。这种没有某一方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三角恋，在当年长城影片中几乎绝无仅有。但是在后来的金庸小说中，却恒常出现。尤其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周旋于赵敏、周芷若、殷离和小昭四女之间，总是作不了抉择。虽然最终他向周芷若表白爱的是赵敏，但照书中情绪，这只是一时间的想法，他并没有下决定。而作者对张无忌的一段内心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三恋》中虞百城这个多情种的行为 。



比这第二段故事更深入反映金庸的爱情纠结的，却是《三恋》中的第一段故事。影片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殷兆宗（鲍方）对逝去爱情的回忆：殷由香港去到一个郊区的湖边消解被女人欺骗的情伤，晚上划船时遇到一个躲在船上的小女孩艾婉华，婉华性格倔强，但当感受到殷兆宗对她好，她也会接受并乐于相伴。并告诉殷她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对她不好的酗酒舅父。二人结伴游玩，殷回香港后，未几婉华亦来港找殷，得舅父的同意由殷照顾她。殷安排她入学，几年之后，婉华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二人越见亲昵。殷见到快将成年的婉华与男同学把臂同行时，会有点不是味儿。一向敢作敢为的婉华反而直白大胆向殷示爱，并希望结婚。殷以婉华未成年，赞成先订婚。后来殷发现婉华藏有一批不给他看的书信，他私下拆来看，都是情信。殷大受打击，以为又被女人欺骗，饮至大醉，向婉华恶言相向，倔强的婉华最厌恶人喝醉酒，也不辩白，在殷威胁下离开。第二天，婉华的女同学来找殷索回她暂放婉华手中的情信，殷才知自己错怪婉华。从此遍寻婉华都找不着，就这样已经过了八、九年了。



整个故事的情绪，与《兰花花》中王康明因为误会妻子而令妻子伤心离去的悔疚之情如出一辙，也十分接近之前说的《射雕英雄传》郭靖误会黄药师杀死江南五怪，及《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以为赵敏盗去倚天剑屠龙刀杀死殷离相似。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殷兆宗与艾婉华是一段忘年恋的关系。更值得留意这段忘年恋不是两个成年人的忘年恋，而是一个成年人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忘年恋，而且故事开始时少女大概十二、三岁。这是一段到今天社会仍有很大禁忌的忘年恋。特别在当年的长城公司尽管是以反封建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为号召，但是对男女爱情的关系却有其保守一面。长城公司的影片会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以冲破封建权威下由家长决定的婚姻，而这种家长决定婚姻的短处往往是要少女嫁给老头子。在激进年代，年老地主觊觎年轻农民女儿更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如《冬去春来》）。颂扬恋爱自由，但是自己有一套「常规」的恋爱模式，是当时左派公司的固有方式。《三恋》中殷兆宗与艾婉华的这段恋情，在长城以至左派的电影中都可说绝无仅有。



但放在金庸的小说中，忘年恋却是金庸小说的一个恒常出现的情节。这当中尤以《神鵰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关系最为著名。《三恋》这一段故事尤其与《神鵰侠侣》相似，只是男女性别倒转。《三恋》中殷兆宗是年长的一位，起初像一位监护人一样照顾艾婉华，但到婉华成长后，在婉华的热情下却成为了婉华的恋人。在《神鵰侠侣》中，杨过则派入小龙女门下，成为她的徒儿。两段恋爱也是由不守成规，敢作敢为的下一代向上一代采取主动而致爱情关系改变。甚至其中一个关键细节，也可以看到两者的相似。影片初婉华一直叫殷兆宗为「叔叔」，到后来二人说订婚时，即商量好改口称他为「兆宗」。正如杨过一直叫小龙女作「姑姑」，到二人成婚后则改称她为「龙儿」。《三恋》的这段独特的爱情关系，可说是《神雕侠侣》的前奏，而这种感情在金庸小说中又可上溯至《书剑恩仇录》中余鱼同对骆冰的迷恋，只是那次是一个单恋的故事。而这段感情在金庸小说中可说处于一个重要核心，后来很多故事都只是其变奏。像《笑傲江湖》也对这种忘年恋关系有变奏处理。令狐冲起初未见任盈盈，因她是前辈绿竹翁的「姑姑」（又是「姑姑」），所以称她「婆婆」，直到后来才知她是比自己年纪少的少女。那是用这个辈分高的情节，来把《神雕侠侣》原来年纪与辈份的差异变成只有辈份差异，年纪差异则被化解了。殷兆宗和艾婉华爱情的一个细节，也在金庸小说中出现了，艾婉华与殷兆宗第一次见面时，为摆脱他的帮助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后来还多次咬人。而一咬种下情根的情节，却是《倚天屠龙记》的一个重要情节，包括张无忌对殷离的一咬，到后来赵敏又再咬张无忌。后来《天龙八部》中康敏又去爱情郎段正淳，金庸对一些情节的运用是有偏爱的。



有些作者，在其一生的写作中，其实是有些核心故事和感情想讲的。金庸显然是这一类的作者。而这类作者心中想讲的核心故事和感情，我们往往可以在其早期作品中得知。



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始自《书剑恩仇录》，但是林欢的编剧作品，却可以让我们一窥金庸这位小说家，在创作小说之前已在讲甚么样的故事。看林欢的编剧作品，我们把林欢编剧的电影作品放在五十年代长城电影公司的创作背景去分析，对了解金庸这位小说家无疑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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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黄爱玲策划，《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年。p.xv。

黄爱玲策划，《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年。p.42。

「香香公主垂泪道：『你一定要回来！』陈家洛点点头。香香公主道：『你十年不来，我等你十年；一辈子不来，我等你一辈子。』陈家洛想送件东西给她，以为去日之思，伸手在袋里一摸，触手生温，摸到了乾隆在海塘上所赠的那块温玉，取出来放在香香公主手中，低声道：『你见这玉，就如见我一般。』」金庸：《书剑恩仇录》（修订本）1976年12月初版。1999年第20版。p.771。

金庸：《书剑恩仇录》（修订本）1976年12月初版。1999年第20版。p.813。

「《兰花花》是长城影片公司1953年度中最后完成的一部影片。它的开拍差不多和《姊妹曲》是同时的，但当《姊妹曲》方才拍摄过半时候，它却已经全部杀青了，这是因为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间断过，一气呵成，一群工作者们关在摄影棚里，一半月的时间没有好好喘过一口气，一直到最近才把肩卸下来。」胡人，〈长城新片兰花花〉，《华侨日报》1954年1月23日。

「当日张无忌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人同时乘船出海之时，确是不止一次想起：『这四位姑娘个个对我情深爱重，我如何自处才好？不论我和那一个成亲，定会大伤其余三人之心。到底在我内心深处，我最爱的是那个呢？』他始终彷徨难决，便只得逃避……」「其实他多方辩解，不过自欺而已，当真专心致志的爱了那一个姑娘，未必便有碍光复大业，更未必会坏了明教的名声，只是他觉得这个很好，那个也好，于是不敢多想。他武功虽强，性格其实颇为优柔寡断，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当不得已处，雅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宁可舍己从人。」金庸：《倚天屠龙记》（修订本）1976年初版。2010年第28次印刷。p.164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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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半”总掌门金庸的24个笔名
一位番邦留学僧的少林之旅
通犀地龙丸的虚与实
金庸佚文：谈《射雕英雄传》的创作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20 19:5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6 09:54 编辑

李泽厚与金庸的6000美金文坛公案
原创 康老的党八股 康老的党八股 2018-12-22
把原定的题目推一推，还是写金庸。谁让我是金庸的粉丝。既然是金庸的粉丝，就要为网民群众做一点微小的工作，就不能有私心杂念。



这两天朋友圈里都在谈李泽厚回忆金庸的文章。大意是，上世纪90年代初，李泽厚到美国谋生，途经香港，金庸邀其在家中相见，并相赠6000美金。李泽厚觉得金庸太小气，像是打发叫花子，于是谢绝了这6000美元。



此片段参看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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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磊磊同志对此发表了重要意见。原则上，只要是花露水写过的话题，我就把CHERRY茶轴一推，关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六神磊磊在上头。既生康，何生六。但这次不一样，我还真有些话想说。我即将正式开机，继续为人民写帖，努力建设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公号，文体两开花，希望大家多多滋持。



我有一个担心，如果这次大家把李泽厚骂的太狠，恐怕以后不会有人再写这样说实话、说真话的文章了。写文章首先要说真话，只要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个人以为就已经在及格线之上了。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纵然心里不舒服，决计不敢写出来，怕挨骂。李泽厚既然敢这么写，就说明他宁愿挨骂，也要把自己当时和现在的感受写出来，这份率真是挺了不起的。



而且，李泽厚借悼文之机的抱怨，必定会成为一桩文坛公案，给将来编著的大师恩怨、文坛逸闻掌故集子提供绝佳素材。



当年郭老郭沫若非要说《兰亭序》从文章到法帖，王羲之都没有写过，而是王羲之的后人伪托。为此，郭老写了长篇论文证明这一惊世骇俗的大发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因为郭老给自己加持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的法帽，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南京的书法家、鉴定家高二适实在忍不住，写了文章反驳郭老，可是没有刊物敢发表。



好在章士钊（章含之养父）和伟大领袖有旧，能把这场“兰亭序”的官司上达天听。领袖一听，还有这事，太好玩了，当即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反驳文章才得以公开发表。（注：后来根据考古新发现，证明郭老又在胡说八道。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根据最高指示，同理可证：



文坛公案，有比无好。



李泽厚提起的6000美元文坛公案，我还有些想法，罗列如下：



第一，6000美元在90年代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同志们如果记性好，应该会记得那时候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在体制内一个月的工资100多块钱，大家都差不多，一个双职工家庭，一整年的收入大概是3000元人民币。（当时我听说有人在外企一个月能领1000块的工资，啊？！嘴巴都合不上了）



美元当时和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约为1:5，但是没有外汇券（多么古老的名词，其实就是印成纸币状的换汇额度），根本换不到美元。美元只能从黑市上换到，大约是1美元换15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当时的6000美元约等于9万人民币，这笔钱相当于30个中国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收入之和。



6000美金在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普通家庭，绝对是一笔钱。



第二，李泽厚为什么觉得钱少？

李泽厚在80年代的文化圈里可谓是神一样的存在。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学文的天之骄子们几乎人手一本李泽厚的大作《美的历程》。我推测李泽厚是见过大钱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钱再大也多不到哪里去，更可能是李泽厚来钱来的容易。



还有，也不用避讳，李泽厚在80年代后期是著名的自由化代表人士，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90年代初离国赴美国谋生。这点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个人推测，李泽厚那时候不免有一股去国怀乡、为民流徙的孤愤心情。金庸要在经济上帮助李泽厚，看来事先是给李传过话的。李泽厚的心理预期估计很大 。



李泽厚希望自己在金庸心中的份量通过这笔钱来实现，当见到只有6000美元时，更大的不满估计是觉得自己被金庸看轻了。李泽厚心中以国士自谓，也望金庸以国士相待，赠予一大笔钱，结果落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李泽厚专门提到他从工资中寄出3000美元接济堂妹，一是说明自己的大方，二是可见当时李在美的收入不低，生活并不艰难。金庸要送的6000美元，很像是欲帮李度过一时生活之困的雪中送炭。而李泽厚想要的是体现自己国士身价的一笔大钱，可不差几千美金。



两者之间可能都会错了意。所以李泽厚婉言而坚决地谢绝；金庸则很感惊讶——不是听说你现在很缺钱吗？那我好心好意送给你的钱为什么不要呢？



第三，6000美元金庸给出来容易吗？

以上说过，6000美元对普通人确实是一笔钱。李泽厚不满的是以金庸如此巨人，只给6000美元不就是打发讨饭的！从李泽厚用“如此巨人”，而非“如此有钱”，可见他对金庸是足够尊重的。金庸在他心中的形象很高大。李介意的是金庸没有在赠款上把自己和他帮助过的其他文坛人物区分开来。



这一点李泽厚恐怕还真想错了。我曾看到过数据，金庸在《明报》上市后因创始人身份持有明报大量股票，当年的身家一度达到12亿（应是港币），在香港富豪榜上排60多位，算是文人中的第一富豪。



这些大富豪身家虽动辄以十亿、百亿计算，但都是证券资产和金融资产，这和拿出就用的现金还是有区别的。除了国家发改委的魏司长，谁在家里堆上亿现金？再如三天前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的“数字经济创新者”马云、“互联网+”探索者马化腾，他们虽然都是千亿人民币的身家，但你让他们马上拍出一百万现金，还真未必拿得出来。股票想抛出套现，有交易所管着。其他的资金都在公司的项目和生意里运转。为了个人私事从公司里支钱，也不合财务规定。



身家12亿的金庸也一样，虽然他是亿万富翁，但他的资产大头在明报市值上，流动资金在明报报社里，太平山上的别墅更不会卖，一时间要拿出6000美元的现金，也绝非举手之劳。



金庸是在资本主义香港血淋淋的市场竞争中靠码字、办报发家致富的，深知赚钱之难 。之所以金庸能靠一支笔在香江打出一片天地，是因为除了超强的写作原力外，他身上还有商人特质。金庸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调动和使用不同的人格特质。写小说、写社论的金庸是文人；办报纸、谈生意、搞管理的查良镛是商人。在工作中，金庸对钱把的极严，甚至苛刻。但对朋友，金庸非常大方。友人一时手头紧，周转不开，急需用钱，金庸经常施以援手，上千美金是个常数。6000美金，在帮朋友中也不算少了。



而长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习、工作、生活的李泽厚在当时恐怕还体会不到这些。



我要感谢明报编辑向李泽厚约稿，感谢李泽厚写下这件小事，感谢明报月刊很有眼光地把这篇稿件刊登出来。



金庸为人的温厚周到、良好修养和谦谦君子之风，都在李泽厚的悼文里透露出来。



而李泽厚的自视极高、直率坦诚和传统知识分子耻于言利，却又需要钱来证明自己价值的纠结心态，也显露无疑。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要说：



大师恩怨，有比无好。





后记

这篇原计划是写“大姐”称呼的特定含义。因为看到有关金庸的文坛公案，仍不住加了一个塞。我有几个题目都想写，把它们列在下面，我会根据大家的投票数量，决定更新次序。得票多的，就先写。一是为了给自己加加压，二是怕把题目忘了。一旦忘了，就真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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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
【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

从某个角度来说，法国人和英国人是死对头，尤其在思想传统上。尽管他们都崇尚自由，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两个维度。

英国是保守自由的、重视经验的，崇尚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人类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才是通往自由和繁荣的根本保证。

法国是激进的，崇尚理性的，喜欢用暴力的、颠覆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总是希望彻底推翻一个旧秩序，重新构建一个新社会。

面对社会变革，英法两国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政治行动，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

自法国大革命始，激进主义思潮引领下的历次革命，不仅给法国本身带来动荡和灾难，也给欧洲大陆，乃至东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以至于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撒切尔夫人说过：

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的话，并不夸张！

摧毁一切旧秩序的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的加冕告终。随后，拿破仑率铁骑肆虐整个欧洲，直至折戟滑铁卢。激进主义思潮在德国的泛滥，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祸”，确实都源自欧洲大陆，而警示和结束这些悲剧的，碰巧都是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

柏克、哈耶克、波普尔等杰出的思想家都告诉我们：

法国和英国的思想传统极为不同，就如同横亘在两国之间的英吉利海峡，让法国人和英国人永远在隔海相望，却无法真正融合，直至今日。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22 09:1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15 20:55 编辑

新加坡至今已有367名孩童感染冠病 没有一例重症

新加坡至今有367名孩童感染冠病，其中近半数感染的是德尔塔变种病毒，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出现严重病况。

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今天（9月14日）在国会上答复提问时公布有关孩童染疫的数据。

普杰立说，全球数据显示，比起成年人，因出现严重病症而须要入住加护病房的确诊孩童比率非常低，以色列有0.7％、韩国0.3％、法国0.6％。一般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肥胖、糖尿病或哮喘等其他疾病的孩子，冠病病危的风险也相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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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英国对本周献血者的检测结果，96.2%的人有新冠抗体（上周是95.5%），其中16.4%是自然感染产生的抗体。献血者都是健康的成年人，而且素质比较高，接种率也高，全人群的免疫率未必这么高，但应该差不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全面放开后感染率反而下降。2021、8

在日本因为学历造成的收入差距不大，所以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没有国内高，家长不会逼孩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日本2020年的学历和收入调查：
高中毕业平均工资：29.5万
专科学校：30.9万
高等专科、短期大学：34.5万
大学毕业：39.1万
研究生毕业：46.5万


丹麦政府宣布本月10日取缔罐罐肺炎禁令，从该日开始，丹麦将不再认为罐罐肺炎是“危害社会的传染病”。
瑞典卫生部长 Lena Hallengren 也在昨天宣布将在本月29日取消以下的限制：
公共聚会的最高人数限制
私人聚会的最高人数限制
饭店每桌最高人数限制
在家工作的建议

根据美帝财政部本月8日的报告，最富有1%的美帝纳税人2020年未能缴纳约1630亿美元（约合10534亿人民币）的税款，约占未缴税款总额的28%，而收入排名前5%的美帝纳税人2020年逃税约3070亿美元（约合19829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53%。
美帝财政部指出，最富有的美帝人是逃税“大户”。因为拥有高收入的纳税人，有财力利用会计师和税务员提供服务，来帮助他们免于承担真正的所得税责任。美帝财政部官员娜塔莎·萨林在报告中写道：“美帝的税收占GDP的百分比低于近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部分原因是未征收到的欠税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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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rmectin 用法用量
药物类别：抗寄生虫，抗细菌，抗病毒和抗真菌
剂型：薄膜衣片
包装： 4片
成分：
Ivermectin 6mg
SDK：VD-26110-17
制造商：制药股份公司An Thien-Estore>
书记官长：Thien Estore制药股份公司>
发行人：Estore>
点：
Ivermectin已被选择用于治疗Onchocerca丝虫病，尽管它在治疗包括由类固线虫引起的肠道类线虫中非常有效。Ivermectin在淋巴系统淋巴蠕虫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药理特性：

Ivermectin是阿维菌素之一的半合成衍生物，阿维菌素是从发酵链霉菌中分离出的具有大环内酯结构的一组物质。伊维菌素对多种线虫有效，例如线虫病，鞭虫，pin虫，round虫，钩虫和班氏无花果。但是，该药物对肝吸虫和tape虫没有作用。

目前，Ivermectin是治疗肠粘虫丝虫病的首选药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线虫剂，但对成虫无害。服药2-3天后，皮肤中的蠕虫幼虫迅速消失；而幼虫在角膜和前房较慢。

用法用量
-Ivermectin在清晨不吃东西或其他时间用水服用，但在服用药物前后应避免进食2小时。- 成人和5岁以上的儿童：使用0.15毫克/千克的单剂量。每年必须以上述剂量重新治疗，以确保控制Onchocerca丝虫病。如果患者的眼睛中的幼虫受到严重感染，则可能需要更频繁地重新治疗，例如每6个月一次。

-关于Ivermectin剂量治疗Onchocerca感染的说明：

体重（kg）单次口服
15-25 3毫克
26-44 6毫克
45-64 9毫克
65-84 12毫克
≥85 15毫克
每三天一次，每次按对应体重服用
副作用：
Ivermectin是一种安全药物，非常适合多种治疗方案。该药物的大多数不良作用是由于对死幼虫的免疫反应。因此，这种作用的严重程度与皮肤中幼虫的密度有关。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发烧，瘙痒，头晕，水肿，皮疹，淋巴结压痛，出汗，震颤，肌肉疼痛，关节肿胀，面部肿胀应用程序Mazzotti）。据报道严重体位性低血压伴有出汗，心动过速和意识模糊。
注意事项：
没有足够的经验为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药物，因此请勿在该年龄段使用药物。

】】】】】】】】】】】】】】

如果一个人自己具有某种品质，就具备对那种品质的鉴赏力。同理，他对自由与尊严了解得越深，越能够看出那些剥夺自由与尊严的人玩的阴谋诡计。——-狄更斯 ​​​

】】】】】】】】】】】】】】
【USANA 葡萄糖酸锌咀嚼片】

夏天必补锌
锌 被誉为“生命之花”
影响食欲、抑制病毒复制#

为什么要给孩子补锌？
锌虽然是微量元素、但是作用可是很大的
⚠️ 5-9月份‭补锌‬
&#127880; 锌是容易流失的‭一种‬微量元素，
&#127880; 会随着‭汗液‬的流失而排出体外，
&#127880; 夏天‭出汗‬多造成锌流失…

】】】】】】】】】】】】】】

锌被认为可以增强中性粒细胞抵抗感染的能力；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剂，可能在免疫反应中发挥相当作用。

而且，先前部分而不是全部证据显示，大高剂量的维生素和葡萄糖酸锌似乎可以减少普通感冒持续的持续时间，并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

就是说，它们对于感冒治疗似乎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在缺乏针对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的情况下，葡萄糖酸锌和维生素C是否可能有助于这种严重疾病的治疗呢？

似乎值得尝试。

为此，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科学家设计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对锌和/或维生素C是否可以带来常规治疗以外的额外好处进行了探讨。


试验共招募到了214为经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病毒病患者。

所有患者被随机1：1：1：1分为4组，分别接受10天的葡萄糖酸锌（50 mg），维生素C（8000 mg），两种药物组合使用，以及常规的治疗。

试验主要终点（研究目标）是看包括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和疲劳严重程度等症状减轻（已评分进行评估，每种症状4分）50％所需要的天数。

次要终点是观察包括症状严重度总体评分达到0分所需的天数，到第5天时症状累积的严重度评分，住院时间，死亡率，需要使用的辅助处方药物，以及观察这两种非处方药的不良反应等。

结果显示，对于随观察的主要终点，四个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

其中，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症状评分减轻50％所需要的平均天数为6.7，（4.4）天，维生素C组为5.5天，葡萄糖酸锌组为5.9天，同时接受这两种药物患者组为5.5天。

至于其他系列次要终点，各组之间同样没有显着性差异。

因此，研究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大剂量的葡萄糖酸锌和维生素C对于新冠病毒病的治疗没有正面意义，因此，研究被提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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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灾难之应对无净水：家中常备聚合氯化铝PAC+含氯净水片+高锰酸钾消毒片+活性炭，都是淘宝几十块钱就能配齐的净水装备，就算是洪水，沉淀后用这一套也能起到净化作用，净化几吨没问题，不光自己，邻居也够了，烧开后饮用无忧——自来水厂差不多用的就是这一套，有效期三年；有条件的再加臭氧消毒、滤水壶或纯水机，就可直接饮用了。不能直接上滤水壶，水太脏一会儿就废了。
城市灾难之应对停电，家中常备夜市灯（60W亮度，代替应急灯，充一次电可放半年，亮7-10小时）+快充充电宝+快充太阳能充电板（家用21W就够）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之一，太阳下2小时充小米10 80%的电不是问题，阴天一上午也够了。不充手机的时候可以慢慢晒着它充电宝。这一套淘宝300配齐。
升级版配置是18650DIY电池盒，可以配合18650强光电筒（夜间求生）使用。不是末日求生，没有必要买手摇收音机，家里哪找不到几截干电池？收音机买个德劲爱华几十块的就可以，撑过一周就OK。没收音机也可以用喜马拉雅、蜻蜓等APP听FM，就是费点电而已，黑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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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周喝两次松针茶，其余时间柠檬片+五味子+冰糖

苗里可能存在的毒素，方法如下：

每天早，晚用松针粉，松针茶，蒲公英泡水喝。

射過並需要幫助，請向他們提供此營養方案：

• NAC（N-乙酰半胱氨酸）（加速解毒，被認為是體內超級解毒劑穀胱甘肽的生產者） 劑量：每天空腹服用 1200-2400 毫克。 推薦使用 NAC 對氧化石墨烯和 SM-102 進行解毒。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最近將在美國的櫃檯購買定為非法，因此很難找到 NAC。
• 洌刻? 30-80 毫克，取決於免疫壓力）
• 維生素 D3 *（每天 10,000 IU）
• Lypospheric 維生素 C（30 毫升，每天兩次）*
• 槲皮素（500-1000 毫克，每天兩次）*
• 碘*（劑量取決於品牌，並非越多越好。碘是一種產品，您必須從小劑量開始，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積累。
• PQQ *（每天 20-40 毫克）
• 鍍銀（每天 1-6 滴，取決於暴露程度）（鍍銀阻止刺突上的含硫蛋白進入細胞。刺突蛋白上的富含硫的氨基酸與銀相互作用，導致它們折疊錯誤）。

莽草酸鹽主要來源：
• 莽草酸或莽草酸松針茶（來自綠色食用松針）有有毒松針，小心！ 喝松針茶時，也要喝掉積累的油/樹脂！ 莽草酸、莽草酸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癌、抗病毒、抗菌、抗凝和抗血栓形成的特性。
• 茴香和/或八角茶：這些也是莽草酸或莽草酸（已知可以中和刺突蛋白）的極好來源

• C60（每天1-3 滴滿）：我們在註射者身上看到的問題之一是他們的能量場（磁場）和炎症熱點的干擾。 C60 是一種豐富的電子來源，就像滅火器對炎症的作用，同時（因為它在整個身體內生物分佈）推動整個身體的電子流正常化。 建議使用 C60 來中和刺突蛋白，解毒氧化石墨烯和 SM-102。

• 木炭（每天2-4 粒）：木炭是卓越的解毒劑，當空腹服用時，會向下進入腸道並激活稱為“間質透析”的血液淨化過程。

• 柑橘類水果（尤其是血橙，因為橙皮苷含量高 - 橙皮苷是一種查耳酮，如槲皮素，可使刺突蛋白失活）
薄荷（橙皮苷含量很高）

• 幫助禁用刺突蛋白的超級草藥：
五味子*（莽草酸含量高）
Triphala 配方：在梵語中，Triphala 一詞的意思是“三種水果”：由印度醋栗 (Emblica officinalis)、黑木莓 (Terminalia chebula) 和黑木莓 (Terminalia belerica) 組合而成。欖仁果實富含莽草酸。
聖約翰草（莽草酸存在於整個植物和花中）
紫草葉（富含莽草酸）
小白菊（葉子和花富含莽草酸）
銀杏葉（富含莽草酸）
GiantHyssop 或 Horsemint (Agastache urtifolia)（富含莽草酸）
LiquidAmbar（甜膠樹）一種刺狀種子莢茶，富含莽草酸。

• 食物：胡蘿蔔和胡蘿蔔汁（富含莽草酸鹽）
蒲公英葉（Common dandelion (Taraxacum officinale) 在體外有效阻斷 ACE2 細胞表面受體與刺突蛋白 D614、突變體 D614G、N501Y、K417N 和 E484K 之間的相互作用）

• 植物芽：
Wheatgrass and Wheatgrass Juice（幼葉莽草酸含量高）收起

切记：低血压和孕妇不能喝松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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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疗法和维生素C疗法 Zinc & Vitamin C Shock Therapies
Anjani 蜂鸟健康TheHummingBird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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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xt is further down

锌疗法和维生素 C疗法是强大的疗愈工具，锌和维生素C本身也是安东尼威廉新书《Cleanse to Heal》中几乎每个疗愈方都用到的补充剂，可以为免疫系统提供对抗感染所需的关键营养元素，从而快速重建免疫系统，无论是应对第一次发生的病症还是复发病症。

锌可以滋养免疫系统，为免疫系统提供最关键的微量矿物质，使其处于最佳运作状态。现在地球上每个人都缺乏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流感和各类病毒得以肆虐的原因之一。锌可以抑制病原体，使其变得迟缓且不那么活跃，有助于阻止病原体快速增殖，从而帮助免疫系统去除病毒和有害细菌。

维生素 C 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氧化意味着衰老和死亡，抗氧化意味着逆转衰老和死亡），同样可以滋养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是，致病的病毒和有害细菌对维生素 C 高度过敏。在保护我们细胞免受氧化的同时，维生素 C 具有摧毁病原体的能力，可以使其分解和消散。

如果有以下任何病症，可以尝试锌疗法和维生素疗法：感冒、流感、尿路感染、麦粒肿、唇疱疹（单纯疱疹病毒1型）、单纯疱疹 2型、带状疱疹、皮疹、咳嗽、喉咙痛、鼻窦感染、肺部感染、口腔溃疡，或单核细胞增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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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锌疗法

锌疗法是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方法，因为现在地球上所有人都缺乏锌。这种矿物质很久以前就从地球的土壤中消失了，因为当有毒重金属进入土壤（包括有机农场的土壤）时会发生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破坏土壤的免疫系统，导致其死亡。在今天，食物中的微量矿物质锌微乎其微，且随着各种污染物进入土壤并耗尽土壤的免疫系统（诸如杀虫剂、除草剂、汽车尾气、过去几十年汽车刹车产生的旧石棉、DDT和从天而降的有毒重金属）而变得越来越少。锌本应该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而现在每个人都缺乏锌，因此每个人都非常需要锌。

如果我们体内没有足够的锌，免疫系统可能会对流感病毒等外来入侵者反应过度，或者对EB病毒等慢性病毒感染反应不足。反应过度可以意味着更高的高烧和其他更严重的症状。反应不足则意味着长期的低度病毒感染会随着时间发展成慢性疾病。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获得充足的锌时，就不会发生这种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情况。锌还可以抑制病毒、有害细菌或极具攻击性的细菌，因为病毒和有害细菌对锌过敏；锌可以去除并削弱病原体，使其变得不活跃，帮助免疫系统能够更快地消灭病原体。

如果你感觉自己感染了病原体，或感染了流感，或者患有以上列出的病症之一，对于成年人，请每3个小时将 2 吸管的高品质液体硫酸锌滴入喉咙，在吞咽前使其在喉咙处静置一分钟。如果你没有诸如流感引起的恶心症状，则每天最多可以重复该操作五到六次（即每三小时将两吸管液体锌滴入喉咙，每天摄入总共 10 到 12 吸管），进行两天时间。

如果你的味觉很敏感，可以尝试更温和版本的锌疗法：每三小时滴 1 吸管，每天最多重复 5 次，或每次摄入2吸管，每天重复 3 次。

请在如此操作两天后，将锌的剂量恢复到平时补充剂正常摄入剂量。

以下儿童的锌疗法剂量（请注意，同样操作两天后，请将剂量恢复至正常儿童摄入剂量）：

1 至 2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 2 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3 至 4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 3 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5 至 8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4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9 至 12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10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13 岁及以上：醒着时每四小时将1吸管（请注意剂量，在此是吸管）滴入口中；

由于儿童的特殊敏感性，选择正确类型和品质的液体硫酸锌尤为重要，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锌都具有强烈且一般人不喜欢的味道，而且通常还含有刺激性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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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生素C疗法

成人维生素 C 疗法需要： 2粒500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1杯水（最好是温水）、2茶匙生蜂蜜和一个橙子的鲜榨橙汁。

准备方法如下：

打开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入温水中，搅拌至溶解后，加入生蜂蜜和橙汁，搅拌均匀。

在出现感冒、流感，或任何以上列出的病症感染刚开始的迹象时，在醒着的时候每两小时喝一次以上的混合液体。

可以进行两天后，再将剂量调整为平时每天摄入维生素C的剂量，或者也可以在整个感冒或流感期间持续使用该方法。

如果感觉每次需要更多的维生素 C，可以在每杯混合饮料中使用 2 粒以上的维生素C胶囊。如果不想使用生蜂蜜，请用100%的纯枫糖浆（请注意，不是枫糖味糖浆，这含有味精成分）代替。如果不喜欢橙汁，可以用一个柠檬的汁代替。

以下儿童的维生素C疗法的剂量和制作：

1 至 2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半杯水、1茶匙生蜂蜜和半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 6个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3 至 4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半杯水、1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5个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5 至 8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4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9 至 12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2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13 岁及以上：2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 3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注：

1. 安东尼威廉推荐的所有补充剂品牌和食品品牌可以在官网上查看：
http://www.medical-medium.com/preferred/supplements

2. 安东尼威廉推荐的液体锌和维生素C的品牌为Vimergy，可以在天猫上搜索“Vimergy海外旗舰店”找到（或复制以下链接在淘宝中打开）：
9&#128072; hi:/✔h2o0X6SDsOC₤Vimergy海外旗舰店

3. 以上新书中两种疗法的剂量基于Vimergy这个品牌的锌和维生素C的剂量，如果使用其他品牌，第一请选择无任何添加剂成分的高品质补充剂，第二请根据品牌自行决定剂量，因为不同品牌剂量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以避免过量或不足摄入。关于补充剂如何选择的更多信息，请见：关于草本和营养补充剂

4. 以上剂量和使用方法并非每日摄入补充剂的剂量，而是在遇到感冒流感或以上列出病症期间使用的疗法，请在规定时间之后恢复到日常剂量：锌疗法请使用两天，维生素C疗法一般也是两天，也可以选择在整个感冒和流感期间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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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锌 - 对抗病原体的强大武器

锌（液体硫酸锌形式）负责肝脏的2000 多种化学功能，包括我们在子宫内受孕后肝脏发育的过程，以及随着我们的成长到成年期之前，肝脏发育都需要锌。肝脏储存了大量的锌，因为知道我们都缺乏锌，匮乏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中缺乏锌。如果没有锌，肝脏就无法发挥保护全身的功能，病毒、细菌和其他病原体的侵袭会耗尽我们的锌储备。



锌可以增强白细胞（诸如淋巴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从而显著增强免疫系统，帮助免疫细胞寻找并摧毁病原体细胞。锌有助于肝脏的免疫系统抵御进入肝脏的各种有害微生物。如果感觉自己可能感染了感冒或流感，请立即尝试以上锌疗法。



几乎所有人基本上从父母辈开始就缺锌，父母辈缺锌会遗传到小孩，如果长期缺锌，指甲并不光滑，会有许多竖纹，严重缺锌会导致指甲非常脆，容易折断。现在很少有人指甲光滑，一条竖纹都没有。维持健康的锌水平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病原体侵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的疾病风险。缺锌导致我们的免疫抵抗力普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流感如此肆虐以及各类细菌病毒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出生时就继承了祖辈的锌匮乏，或者在一生中逐渐变得缺乏锌，弱化的免疫系统给病毒提供了发展的绝佳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出现各类病症以及恶化，诸如疲劳、皮疹、头晕、眼睛浮肿、心悸、偏头痛、皮肤干燥、头发脆易断、耳鸣、睡眠问题、经痛、甲状腺问题等。

严重缺锌会导致严重的病症（可点击直接每种病症阅读更多信息）。锌是肝脏健康、自身免疫疾病、青春痘、肾上腺问题、关节炎、癌症、湿疹、牛皮癣、脑雾，儿童和婴儿健康、糖尿病、疲劳、情绪波动、痛风、心悸、肝炎、高血压、高胆固醇、潮热，各种炎症、偏头痛、小肠细菌过度增长、鼻腔内的感染、体重问题、眩晕、耳鸣、多发性硬化症、狼疮、莱姆病、各种甲状腺疾病、EB病毒和带状疱疹等病毒引起的各种病症、尿路感染、念珠菌以及现在存在所有各种症状。如果现在有任何的病症，或希望能够预防疾病，请将锌变成你最好的朋友。

即使血液检查显示你有足够的锌，也不代表肝脏或关键器官内有充足的锌。因此血液检测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缺锌的状况。是否有慢性病症、指甲的竖纹和易脆状态与否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请选择高品质的液体硫酸锌，使用剂量可以参考新书《Cleanse to Heal》中不同病症的建议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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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生素C - 对抗任何疾病的必需品

维生素C具有消炎作用，因为它能加强免疫细胞诸如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从而增加血液的白细胞计数，得以对抗病毒、细菌、酵母菌、霉菌和其他真菌。充足的维生素C是对抗任何疾病的必需品。



补充正确种类的维生素C能够净化肝脏、血液和淋巴系统、增强肾上腺、修复受损的神经传递素，从而恢复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助于帮助身体有效排毒，这是许多慢性疾病患者面临的挑战，维生素C会支持我们直到获得所需的排毒支持营养元素。



维生素C还可以增强肝脏免疫系统的各个方面。肝脏在其执行的2,000多种化学功能中都会用到维生素C。维生素C不仅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和净化，还可以阻止肝脏变得停滞（即功能不佳），分解并排出肝脏内储存的脂肪细胞，并在肝脏经历与压力相关的肾上腺素激增后帮助肝脏复原。维生素C还可以帮助阻止肝脏核心部位瘢痕组织的形成，并帮助修复。维生素C还可以帮助缩减结节、肿瘤和囊肿。


愿天下人健康、平安、健康。



以下是三种查找公众号所有发布过内容的方式：

1.在公众号介绍页面，右上角有放大镜显示的搜索功能，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搜索所有包含关键字的文章。这个是最全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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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25 22:38

救成龙、撩青霞、坑金庸，当年香港最骚的男人，让半个港圈跪服
原创 宅少 宅总有理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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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逝了的岁月，

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

看得到，抓不着。”

——作家·刘以鬯

「逝于2018年6月8日」

出自小说：《对倒》



……







01.





1948年，金庸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到《大公报》做英语翻译。不久便被派往香港。第二年，8岁的黄湛森跟随父母移民赴港。黄湛森不像金庸那么幸运，出身书香门第。他自幼在市井，听着黄段子长大。



黄湛森父亲是管苦力的，每天拿各种粗话训人。他也学到了精髓。经常在打架时脏话连篇，以起到震慑作用。黄湛森中学入读喇沙书院，学校出了很多名人。比如李小龙和许冠文。湛森少年时代最显赫的战绩，就是跟李小龙打架。因弟弟被欺负，他跑去找李，结果被摁在地上摩擦，几乎破相。



为了报仇，黄找了一帮人去厕所堵李小龙，把李小龙的裤子给扒了。



要不是请对方吃了干炒牛河，黄湛森恐怕要被年轻气盛的李小龙活活打死。多年后，黄湛森改名黄霑。他恐怕也想不到，自己会跟李小龙的大嫂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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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黄霑和李小龙」



读中学时，黄霑就表现出音乐天赋。加入校口琴队，勇夺5个冠军。1958年，邵老六入港，邵氏电影成立。老师推荐他去给邵氏做配乐。就在邵氏成立前一年，一个叫倪聪的人，从上海逃到了香港。



倪聪自幼博览群书，但不爱学习。16岁逃课上街，偶然撞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招生，就好奇加入。去了才知，这不是什么大学，而是去抓反革命。第一次看枪毙地主，把倪聪魂都吓没了。被分配到内蒙劳改场后，因冬天太冷，他把一座桥劈了来烧。结果被判蓄意破坏交通，被关进小黑屋。在友人相助下，才脱身跑回上海。亲戚见状，赶忙凑钱送他到香港。



入港后，倪聪没有文凭，只能在工地搬砖。偶然见工友看报，瞅一眼，觉得上面文章写得很烂，自己写了篇《活埋》投给报社，从此引起报界注意。彼时正值香港报业黄金时代，倪聪左手社论、右手影评，还写起了武侠小说，在《新报》上开出“黑女侠木兰花”专栏。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为了保证销量，需要大量通俗小说，就这么找到了倪聪。



这时的倪聪，已经改名为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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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倪匡」



1962年，在金庸的鼓动下，倪匡开始写“卫斯理”。第二年，黄霑从港大毕业，这个满嘴脏话、放荡不羁的青年，居然跑去做了人民教师。同年，为邵氏担任驻日经理的蔡澜回港，做起了邵氏电影的监制。



蔡家和邵氏，算是世交。早年邵老六在南洋开辟院线，年幼的蔡澜就经常在邵氏影院里乱窜。他从小痴迷电影，对古今诸多佳片如数家珍。十几岁，就写起了影评。18岁那年，蔡澜赴日读电影编导科。回港后，与邵氏演员来往甚密。其中有一个叫岳华的，1963年加入了邵氏南国训练班。而后，岳华又跟亦舒拍拖。亦舒原名倪亦舒，正是倪匡的妹妹。



一来二去，倪匡就跟蔡澜认识了，还介绍他到《明报》，为金庸撰稿。那时，蔡澜已做到金牌监制。电影需要配乐，正好黄霑能做，就请他来帮忙。两人因此结识。工作之余，趣味相投，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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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蔡澜」



1972年，黄霑第一次与倪匡见面。同年，倪匡正巧给回到香港发展的李小龙写了个剧本。剧本的名字，叫做《精武门》。



黄霑、倪匡、蔡澜三人，就是这么互相认识的。在之后的岁月里，三位灵魂不羁的男子，为香港留下了诸多风流韵事。







02.







香港电影史上，曾发生过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发生在1964年，电懋老板陆运涛飞机失事，邵逸夫从此失去最大敌手，一统江湖。



陆运涛死时，邵老六本该很高兴。然而一个月后，他手上的王牌演员林黛开煤气自杀。邵氏黄梅戏电影，从此走向下坡。



突然，张彻出现了。



张彻早年在台湾文化部做官，拍过一部《阿里山风云》。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呀…”就是他的杰作。赴港后，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经常跟一个叫“岳川”的影评人打笔仗。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



岳川，就是倪匡写影评的笔名。



1967年，张彻要拍电影，跑去找倪匡，说你给我写个剧本。倪匡说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轮得到我来？再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张彻放下面子，苦苦相求：



“你就照着小说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改。”



张彻找倪匡，并非心血来潮。倪匡在业内混，就靠“快”和“奇”取胜。早年《真报》连载司马翎的小说，他帮忙续了几期，反响比原作还好。司马翎得知后，夸他写得还可以，倪匡说：“什么叫还可以？明明胜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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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和张彻」



为了多挣稿费，倪匡四天写一本书，一个月出八个系列。笔下故事过分离奇，看得读者欲罢不能。有两年，倪匡每天写近两万字，一个月写12份连载。书桌前12个夹子夹稿，用绳子吊起来，写完一份写下一份。10万字的长篇，他10天搞定。吊打业内所有人。



张彻知道他一肚子离奇想法，能够化套路为神奇，才不计恩怨找上门。



果然，倪匡三两下写了个《独臂刀》。张彻拿去一拍，开创香港新派武侠，票房过百万，从此在片场横着走。倪匡就此踏上编剧之路。



2年后，他在报上翻新闻，翻出霍元甲有个大弟子，就给李小龙写《精武门》，一手虚构出那个大名鼎鼎的的抗日英雄，陈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给邵氏写剧本，倪匡才思泉涌，三天出一个作品。《小李飞刀》的编剧陈文贵进邵氏时，听说倪匡桌子有八个抽屉，一个抽屉里一个剧本，每天一个抽屉写一小时，写完就去找朋友喝酒。



后来粗略统计，自《独臂刀》算起，邵氏400多部武侠剧本，有261部是倪匡一人撰写。加上未成片的，竟多达561部。



从速度上看，倪匡堪称剧本界的“火云邪神”。







03.







香港影坛第二件大事，是1970年邹文怀出走邵氏，把李小龙从美国拽回来收入麾下，从此与邵氏分庭抗礼。李小龙回港，跟邹文怀合拍《唐山大兄》。当时给电影做配乐的，正是黄霑的老搭档，顾嘉辉。



严格说来，顾嘉辉算是黄霑的老师。黄霑读港大时，跑去夜总会，听顾嘉辉弹琴，当时就跪了。邵老六听了，直接出钱让顾去美国深造，然后回港给邵氏做配乐。顾嘉辉在邵氏发光时，黄霑还在广告公司谋生计。



1970年，黄霑不做人民园丁，去华美广告做创作总监。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林振彬，“可口可乐”四个字就是他翻译的。在林手下，黄霑写出“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的金句，还拿到广告界的克里奥奖。



在顾嘉辉的影响下，黄霑终于还是搞起了词曲创作。2年后，便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理事，一步步走向词坛宗师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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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和顾嘉辉」



像什么在电话里20分钟写出《上海滩》，看日本教科书抹去侵华罪行写出《我的中国心》这两大骚操作，就不必多说了。



黄霑一生金曲巅峰，都是被徐老怪逼的：



“我跟徐克合作，从头吵到尾。如果杀人不犯法，施南生早当寡妇了。”



1979年，在“港片教父”吴思远的支持下，徐克拍了《蝶变》。拿到放映厅，很多人都觉得狗屁不是。只有黄霑对吴大佬说，这特么是个人才！经吴大佬介绍，两人一见如故。徐克的好基友吴宇森拍《英雄本色》，黄霑出马，写了一首《当年情》，勇夺金像奖。拍《倩女幽魂》时，徐克又找黄霑作曲填词，为张国荣写出了那句“人生路，美梦似路长…”



1988年，徐克拍《笑傲江湖》。剧中两大高手隐退江湖，要奏一曲。徐克又请黄霑出手。毕竟这是中国影史上最经典一幕，别人都搞不定。黄霑接活，前后写了6稿，徐克均不满意。气恼之下，黄霑翻出《中国音乐思想批判》，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扭头把宫商角徵羽倒过来一弹，竟奇美无比。



填完词后，黄霑在稿上画了枚坚挺的男性生殖器，传真给徐克：



“爱要不要，不要另请高明！”



后来影片在台湾上映，每次映完，观众都要起身合唱《沧海一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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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和徐克」



1991年，徐克筹拍《黄飞鸿》，又来折磨黄霑。说这电影气魄雄伟，要表现我大中华男儿豪气。黄霑一琢磨，托人到台湾找了两个月，找到了古曲《将军令》的总谱，又连续听了两个月，把五百多拍的戏曲长调，浓缩在百拍之内。然后再填上一段激荡万千的“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红日光…”



这就有了传世之作，《男儿当自强》。



黄与顾嘉辉搭档，纵横香港乐坛20年，留下太多经典。像《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两忘烟水里》这些武侠金曲，随便拎一首，便足够穿越时光。更别提被誉为香港市歌的《狮子山下》，曾让多少港人涕泪。



2003年，袭港，香港人心惶惶。黄霑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带头在红馆开“狮子山下”演唱会，一大票实力唱将前来为港人打气，成为香港历史上的抗疫佳话。



这等号召力，找不出第二人。







04.







1973年，香港影坛又出事了。李小龙猝死丁佩家中。有恶意媒体揣测，布鲁斯李死于“马上风”。丁佩的星途，从此一落千丈。3年后，她嫁给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男人，名叫向华强。《唐伯虎点秋香》里，黄霑演华太师，演他老婆的郑佩佩对周星驰说：



“不如你就叫‘画圣’吧！”



吓得周星驰帽子差点飞起。



画圣的谐音，正对永盛电影老板“向华胜”的名字。公司另一位创始人，就是他哥哥向华强。星爷胆子很大，敢拿老板开玩笑。



李小龙一死，幸好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顶上，弄出《鬼马双星》，才为嘉禾续命。许冠文是黄霑校友，许冠杰是粤语流行歌开山鼻祖，初代歌神。前段时间，他在网上开“同舟共济演唱会”，再唱《狮子山下》《沧海一声笑》，一天之内225万人观看，相当于204场红馆演唱会场场爆满。



这特别像2003年的黄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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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和周星驰」



李小龙死后，香港导演苦苦寻找接班人。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成龙。经吴思远调教，成龙走向功夫喜剧，签约嘉禾。当时，蔡澜离开邵氏，成为嘉禾金牌监制。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都是他监制的。当年成龙被黑社会威胁，义父何冠昌要把他送出香港避一避。



蔡澜英语好、见识广，就委托他照顾。



在拉斯拉夫拍《龙兄虎弟》，成龙差点撒手人寰，蔡澜亲眼见证此事。当时拍戏很累，成龙途中还去宣传《龙的心》，更加疲惫。回来一场戏，要跳过悬崖抓对面的树枝。成龙不要替身，荡过去一失手，十五米高啊，直接掉下去，脑袋砸出个洞。要不是有外国名医救场，大哥当时就危险了。



成龙大哥不但没死，还越赚越多。后来名表、名车也不买了，喜欢上收藏，一口气买了几个古院。收藏的引路人，就是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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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蔡澜和成龙」



蔡澜在邵氏，干得很不满意。邵逸夫一心赚钱，可他想拍《天堂电影院》那种文艺片。他问邵，能不能十部商业片，一部文艺片。邵说，我能赚十部的钱为什么要赔一部？万一把之前十部的钱都赔进去怎么办？



后来去嘉禾，蔡澜越发厌倦。张罗外景、摘选演员、控制预算，很烦。唯一乐趣，就是拍电影时成了一个杂家，考据各种文化，酒怎么喝、菜怎么吃，花怎么赏、鱼怎么养，门儿清。这期间，他便开始撰文。后经倪匡引荐，在《明报》写豆腐块文章。



开了个专栏，名叫“草草不工”。



生平游历见闻、名人轶事、生活情味，他都用锱铢必较的功夫一一写下。



连咱们金大侠都夸他：



“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是第一流的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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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蔡澜」



有一次，他老父亲来港吃茶，等了半天没位置，还被服务员奚落。蔡澜气不过，回去写了篇文章，收到奇响。从此他就跟美食干上，挨家挨户去吃，挨家挨户地写。香港大小餐馆都爱挂他笑起来的照片，但他从不吃白食。



“否则读者觉得你不公正。”



1998年，蔡澜在在无线推出《蔡澜叹世界》，此后主持了十多档美食节目，成为港人下饭谈资、寻觅美食的必备攻略。



《射雕英雄传》里，金庸写过一道菜，名字叫“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豆腐却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剖开，挖了廿四个圆孔，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却弃去不食。洪七公一尝，自然大为倾倒。”



不过一个杜撰，蔡澜却当回事，找名厨把一整只金华火腿锯开。三分一当盖，剩下的肉上挖24个洞，再用雪糕器舀出圆形的豆腐，一一盛入其中，猛蒸八小时，愣是把这道“二十四桥明月夜”从书里搬到了现实里。



难怪能做《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







05.







倪匡诸多朋友里，最铁之一，当属古龙。古龙小说在台湾受排挤，倪匡读到后，替《明报》向其约稿《绝代双骄》，从此成为挚友。



1967年，金庸因故离开香港，想找一个高手来顶替他在副刊上《倚天屠龙记》的位置。古龙因此写下《流星·蝴蝶·剑》。1972年，金庸封笔，他又写出“陆小凤”，爆得空前大名。这都缘起于倪匡力荐。



古龙一生，混黑道、爱女人，花钱不眨眼，喝酒如饮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子。一生三大爱好，朋友、女人和酒，永远不能少。每次拿了稿费，第一件事就是买酒。通过喝酒，和倪匡、林清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传闻他和朋友去桃园酒家饮酒，遇见黑道，对方跟他拼酒，说赢了你就是我兄弟。



古龙一听，立马叫了24瓶乌梅酒，全部倒入缸中，端起来一饮而尽。



当初林清玄找他约稿，他说稿子可以写，先喝。6瓶酒，倒在脸盆里。倪匡常说，古龙那不叫喝，应该叫往喉咙里倒。每次约倪匡喝酒，一人至少一瓶。两人相识甚欢之际，喝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被送去医院打吊瓶。



对倪匡的情谊，古龙看得很重，曾言：



“若有人要拿刀来杀倪匡，全天下能为他挡刀的，只有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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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和倪匡」



后来，因“吟松阁”事件，古龙误输肝炎血液，导致身体恶化，整个人形销骨立，不久与世长别，不过48岁。这时，古龙的狐朋狗友瞬间消失，只有倪匡赶到台湾，为他筹办葬礼。倪匡写下300字讣告，说这是一辈子写过的最好的文章。葬礼上，他和三毛失声痛哭，买了四十八瓶XO，伴古龙下葬。



多少年后，谈及古龙，倪匡仍心疼不已。



古龙来自一个破碎家庭，生性放浪，骨子里又寂寞。第一个女人，便是舞女。之后又与诸多女子逢场作戏，出入繁华场所，为红粉一掷千金。他拿钱买酒，拿酒交友，拿朋友来填补寂寞，像极了自己笔下的人。



倪匡45岁前，也常流连脂粉。当年蔡澜拍电影，让倪匡去客串，演个作家，说来了可以喝路易十三。演得不错，又找他演嫖客。结果还没开拍，倪匡就喝得酩酊大醉。洪金宝只好扛着他上场。电影上映，有人找到倪匡老婆李果珍，说一个大作家演嫖客，实在不雅。



倪匡的太太来了一句：



“作家、嫖客，都是本色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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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倪匡、张彻等人」



年纪大了，倪匡逐渐收心。他儿子倪震，却继承他的花心。追到周慧敏之前，追过李嘉欣，先后跟陈法蓉、姚乐碧、傅颖等人传绯闻。2008年还爆出一个激吻门。周小姐学她婆婆学得好，一点都没往心里去。



倪匡大半生做事，全凭随性。当年金庸跑去欧洲，把《天龙八部》交给他连载，他不喜欢阿紫，就把她眼睛写瞎掉。金庸回来，不得不给阿紫和庄聚贤续写一段孽情。在《明报》连载时，他让卫斯理掉到南极，杀了一头北极熊。读者骂他没有常识，他直接停载一期，专门用大字体只写了两句话狡辩：你说得很对，南极没有北极熊，可世界上也没有卫斯理。



是的，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地无赖。



虽被港人称为才子，还被冠以“科幻鼻祖”，但倪匡说那都是外界的误会。自己写小说，完全是冲稿费去的。跟文坛开会，他大方承认，自己只有中学学历，写故事一旦卡壳，就去翻《中国少儿百科全书》找灵感。



真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曾有文学青年向倪匡请教，问如何才能像他一样倚马千言。倪匡笑了笑说：



“简单，你多写点废话。”







06.







相比于倪匡这种没溜的“文学前辈”，被称为“一代词宗”的黄霑，行为更是出格。他明明精于传统，雅趣甚高，一生中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却是收集了无数黄色笑话的《不文集》，前后居然印了60多版。



面对杨澜的采访，他还很有道理：“没人愿意拿自己招牌写这种书，但是我敢，说实话，有些人做的事，恐怕比我写的事要龌龊一百倍，但他们整天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中国人在性方面就是这么虚伪。”



想当年，黄霑也曾尝试写武侠，实在写不好，于是偷偷写了几本**小说。据说星爷他妈凌宝儿看了，非常喜欢，爱不释手。1992年，他又参演了一部非常高雅的电影。



名字一听就很雅，叫《带你嫖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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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和王祖贤、林青霞」



平日里，黄老邪总爱干些疯疯癫癫的事。跟林青霞出去吃饭，差点烧了餐厅。醉酒遇见成龙，冲人家撒尿，气得洪金宝要将他抡翻在地。酒醒后，拿着啤酒跑去找成龙，说要“饮尿赔罪”，成龙还当真了。每次遇到张国荣，就要冲上去打啵儿。后来有记者问张国荣，这算怎么个意思。哥哥笑说：



“每次黄霑想亲我，我总想着他身边的林燕妮，就没提防着。”



林燕妮是香港才女之一，跟亦舒、李碧华齐名的人物。最著名的文章，就是《一见杨过误终身》。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林振强。与黄霑、林敏聪并称香港词坛“二林一黄”。陈慧娴那首著名的《千千阙歌》，由他填词。



一个叫梁伟文的向他致敬，把笔名改姓林，叫做林夕。林夕也就读于喇沙书院，跟倪匡之子倪震是挚友。去倪匡家玩，倪匡要给他介绍女友。林夕很有礼貌地说：



“不必了，倪叔叔，我是基的。”



李小龙在喇沙书院跟黄霑打完架后，又打了别人。他老子怕他惹事，就把他送去了美国。在美国，他遇到老乡林燕妮，一见倾心，试图追求。林燕妮看他没啥文化，根本没放在眼里。没想到回港后，嫁给了他哥哥李忠琛。这段感情没持续多久就散了。随后，林与黄霑相遇，被其才情倾倒。



当时，黄霑是有家室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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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和林燕妮」



黄老邪一生嬉笑怒骂，没个正形，虽成就了华语词坛上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在婚姻这件事上，“渣男”的名号，实在躲不过去。



1975年，林燕妮离开TVB，黄霑对其展开追求。明明原配华娃有孕在身，黄宗师还是心一硬，选择离婚，非要跟林才女在一起创造爱情。两人合开广告公司，甜蜜了一段时间，偏偏没有名分。黄霑为此很着急。



为让才女落户，1988年金庸的饭局上，黄霑下跪求婚。金大侠做证婚人，赠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结果第二天，林燕妮反悔，说不算数。



1991年，黄霑拿到“金针奖”，当众跟林燕妮表白，要把将奖杯送给佳人。没多久，林燕妮就抓到了他出轨秘书的证据，转身走人。后来那几年，黄霑一直走背运，拍电影赔钱，广告公司欠债，词作也失去了市场。



他曾对蔡澜忏悔，说自己一生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原配夫人华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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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黄霑和林燕妮等人」



这听起来，特别像同样风流的流氓北野武。



为了跟新欢重造爱巢，北大师净身出户，把13亿财产给了前妻。结果钱没了，朋友一个个联系不上，不久后，情妇也不知去向。



到头来，北野武大爷只好感叹：



“早知这么难，不如跟前妻在一起。”







07.







1989年，倪匡、黄霑、蔡澜三人，一起搞了个节目。起因是倪匡看上一位妈妈桑，三人常去夜总会给那些女孩儿讲笑话。结果妈妈桑没追到，钱还打了水漂。倪匡很伤心，黄霑就说，与其为她们花钱，不如我们自己做节目讲笑话赚钱。说完就去电视台找人，做出了大名鼎鼎的《今夜不设防》。



节目里，三个男人毫不避讳，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时不时用黄色笑话助兴。请来的嘉宾阵容，包括张国荣、林青霞、周润发、成龙、王祖贤、张曼玉、关之琳、钟楚红、吴宇森、黄百鸣…无一不是香港巨星。节目话题，无所不包，八卦自爆，口无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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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不设防》上的张国荣」



譬如张国荣聊自己追女孩儿时起了“色心”，林青霞大方说出和秦汉的情史，关之琳自认插足“没那么多顾虑”，周润发聊起很怂的过往，王祖贤说主动向齐秦索吻，张曼玉声称进入演艺圈完全是贪慕虚荣…



话题没有预设，聊到哪儿算哪儿，只为一剖心迹。黄霑见到林青霞，说早对她有非分之想，见到施南生，不顾徐克，直接就上去亲。



周润发上节目时对三人说：



“听说你们这不叫清谈，应该叫扯淡。”



三个不正经，深刻挖出了资本主义娱乐圈的腐朽一面。但每一期节目，观众们都看得很开心，屡屡创下收视纪录。其实某个层面上，它成为了香港黄金时代娱乐圈的最好注脚。做节目时，张国荣、王祖贤、林青霞、成龙等人正如日中天，一个个都正满怀诚挚地向世人贡献着一生最灿烂的作品。



那也是香港最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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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不设防》上的张曼玉」



节目做了两年。1992年，倪匡去美国生活，留下一纸声明：“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到美国后，他做木工、养花鸟、玩贝壳，烧得一手好菜，专心享乐人生。



黄霑要还债，只能努力打拼。那年，“四大天王”横空出世，老一辈罗文、徐小凤等巨星相继退出，词坛渐渐失去了他们的阵地。对于偶像制造，黄老邪十分看不惯，觉得香港唱片公司气数已尽，尽包装一些根本不会唱歌的人出来，不像话。刘天王转型填词时，他在报上足足骂了他三年笨蛋。



同时期，蔡澜做他的美食节目，风生水起。



2002年，一代新武侠巨匠张彻驾鹤西去。灵堂之上，高书“影坛宗师”四个大字。当天，王羽、吴宇森、楚原、许冠文、黄霑和蔡澜扶灵。众人哀悼万分。张彻的离去，象征着香港武侠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



张彻灵堂上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的是《高山青》这首歌，独臂说的是电影《独臂刀》。挽联由黄霑而作。写完后，黄霑特意还给倪匡打了个电话，问写得如何。倪匡大笑，说：



“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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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彻和他的徒弟吴宇森」



没想到，2年后，黄霑肺癌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听闻噩耗，倪匡三天吃不下饭，蔡澜写下“一笑西去”四个大字。



黄霑家人未曾刊登讣闻，不收帛金，也不设灵堂。七日后，香港大球场举行追思会，约有一万六市民前往参加，吊唁这位词坛宗师。



当天，会场里放着黄霑为《楚留香》填的词：



“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08.







倪匡隐退，岁月渐老，体重越来越大。



对于苍老，早有心理准备。他有“人生配额”一说，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各方面的配额都有限，写小说有，喝花酒有，抽烟也有。2004年，写完一本《只限老友》，他为“卫斯理”画上句号，145本。他说写作配额已用尽。



但他喜欢吃，爱油爱腻，胆固醇越来越高。不开心时，跟蔡澜抱怨，说香烟美酒的配额都用完了。只不过荤口不改，一次出去吃饭，吃着吃着，对在座的人感叹道：


“唉，这男人老了，身上最该硬的地方，都硬不起来了。”



大家蓦然一怔，倪匡笑道：



“诸位不要误会，我说的是牙齿…”



后来他回香港，徐克上去给他颁终身成就奖，说自己未了夙愿，就是把他的作品拍成科幻电影，问他怎么看。倪匡听了，嘿嘿一笑：



“这个在你，我无所谓。”



老了老了，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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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倪匡」



三个风流男人，一个走，一个隐，只有蔡澜，还和内地读者有联系，定期在微博上回答读者问题，用各种无厘头答案，刺激网友的神经。透过那些答案，依然可以窥见往昔的不正经。最终被网友们传为一个个段子。



闲暇之余，蔡澜不但顾问了《舌尖上的中国》，还经常录节目灌鸡汤，四处传播他的“人生快乐论”。大概是前半生做电影做得很不开心，后来想通了，蔡澜就该吃吃该喝喝，只顾着人生尽兴。他告诉广大读者朋友，一定要学会快乐，忧愁来了，你不要硬扛，要学会逃避。酒足饭饱、及时行乐。



拿当年TVB最时髦的那句台词就是：



“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啰。”



蔡澜先生的快乐鸡汤里，有一个著名段子。后来薛兆丰上《奇葩说》还讲过。说他坐飞机时遇上气流，旁边一个老外怕死了。蔡澜却八方不动，稳如泰山。老外问蔡澜，老头你死过吗？蔡老师看着老外，微微一笑：



“我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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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蔡澜」



可惜自黄霑一笑西去，前后多年，香港传来的都是些和“死亡”有关的消息。张国荣走了，主持《欢乐今宵》的沈殿霞走了，唱《狮子山下》的罗文走了，写《千千阙歌》的林振强走了。2018年，林燕妮、金庸走了。不久后，嘉禾创始人邹文怀走了，张国荣的恩师写《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黎小田，也走了。



一段段风流往事，凋零在时光缝隙里。



留下我们熟悉的人，王祖贤早已退出影坛，林青霞回归家庭，成龙变成了票房毒药，周星驰一头白发，张曼玉去搞摇滚。当年上《今夜不设防》的那些明星，邱淑贞、关之琳、钟楚红、黄百鸣，再也不会出现在大银幕上。



今时今日，隔山隔水，再看那节目，纷纷的岁月已过去，仿佛时间的碎壳。



那碎壳之中，曾包裹着一颗颗饱满、剔透的果实。我们曾尝过它的味道。



只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具体事实信息相关出处：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新京报

《蔡澜：人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南方周末

《古龙性格绝对豪放》，黄霑亲笔

《活着》，蔡澜谈黄霑与林燕妮

《倪匡闻黄霑死讯大呼岂有此理》，南方网

《杨澜访谈录：专访黄霑》，杨澜&黄霑

《今夜不设防》，相关节目视频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27 02:1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8 08:16 编辑

华生曾惊诧于福尔摩斯某一方面知识的贫乏，对现代文学、哲学和政治，他几乎一无所知。

对此，福尔摩斯的解释是：“你要知道，我认为人的脑子就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把家具装进去时应该有所选择。只有傻瓜才会把自己碰到的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东西一股脑儿放在里面。这样的话，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会被挤出来。

所以一个会工作的人，在他选择把一些东西装进小阁楼中去的时候，应该非常仔细小心。除了工作中有用的工具，他什么都不应该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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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意味着稳定、财富，是历史上唯一存续并保持购买力的实物。就目前公开的历史来讲，黄金统治了5000年，而且所有以法定货币为形式的对手都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持有34000吨，价值2万亿美元的黄金。正如格林斯潘说的那样，“如果它（黄金）毫无价值和意义，为什么每个人都（中央银行）仍然持有它？”美国政府讨厌黄金，因为它暴露了他们对经济的操纵和管理不善。

那美元为什么会崩溃？因为超级、债务崩塌和泡沫断裂已经无法阻挡的到来了。就像海底发生了10级地震，无论你的堤坝多么牢固也抵抗不了即将到来的超级海啸。从1971年至今，美元的价值下降了98%。但这只是开始，随着世界各国央行不顾一切的试图拯救金融体系，美国和其他所有货币可能从现在再下跌98%以上。历史上的每一种货币都消失了或变得一分不值。至少有160种货币死于恶性，今天现存时间最长的货币是1694年发行的英镑，当时一英镑可以购买12盎司白银，今天一英镑只能购买0.05盎司。这就是我说的，尽管英镑存在了超过300年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它失去了99.9%的购买力。
对于金融而言，随着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泡沫资产的实际崩溃，实物黄金和白银将成为救命稻草。鉴于当前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贵金属必须存放在系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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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粉丝”张大同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一篇旧文。

读《纪事录笺证》（明初人俞本/撰，李新峰/笺证，中华书局，2015），印象最深的，不是俞本这位明朝开国老兵所记下的朱元璋的种种残暴恶行，而是张大同这位明末知识分子在《纪事录》里留下的诸多批语。

作为一名“老军人”，撰写《纪事录》的俞本，见惯了朱元璋集团在开国之路上的各种残暴屠戮。见惯了，自然就有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态，记述这些残暴屠戮时，往往不觉得它是残暴屠戮。笺证者李新峰说，俞本“经常用一种貌似心平气和、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的态度，记录朱元璋及其政府、军队的劣迹暴行”。其实可以把“貌似”两字拿掉，这种心平气和、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恰是一名“老军人”应有的心态特征。

这种心态，是明末知识分子张大同所不具备的。他对朱元璋和明初开国史的了解，来自于经过了细致过滤的官方话语。这些话语，将他塑造成了一位非常典型的“朱元璋粉”。故而，《纪事录》那些俞本见怪不怪的残暴屠戮，在他眼里就成了不可接受的事实，成了必须反驳、攻击、否定的东西。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王用彦、宋伯颜不花和陈宁，内中有这样的细节：朱元璋命卫士用“巨棍”在宋伯颜不花的“脅、背各打一百”，抛在雨花台下，见其未死，命卫士将之扛到太医处救治；次日拉出来，揭开伤疤再打一百巨棍，未死，又送往太医处；第三天再拉出来打一百巨棍，然后将尸身抛在市井。

在俞本的这段记载后面，张大同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太祖惩贪励忠之心，拳拳不忘。宋、王两臣，实撄所恶，弃市不枉。”

俞本不过据其所闻记录了上述施刑细节，并无一字替王用彦、宋伯颜不花这些人鸣冤。张大同在批语里歌颂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强调被杀者死有余辜，其实是因为这些法外之刑和暴虐的施刑细节，让他很不舒服，破坏了他心中的朱元璋形象，所以要用这样的批语做一番修补。

再如，俞本记载朱元璋夺部下之妻：

“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或谏曰：‘故将之妻不可纳。’遂以本妇配总管胡汝名，朱生随母往焉。以德成义子韦正袭为元帅，仍领其众。”

俞本的叙述很平静，并无一字批评朱元璋。但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无法做到像俞本那样平静，他不愿接受这种事实，在后面写了一段批注：

“三代而下，创业之君靖乱安民，功被天下，即有小德出入者，何损大德。我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皇，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何足为圣德累。盖本隶韦正部下，受恩颇深，正乃德成义子，本直言不讳，虽曰非私谤，吾不信也。”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有“大德”于天下，是商汤周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私德上这些许瑕疵，根本伤害不了他的历史形象。再说了，你俞本是韦正的部下，受了很多韦家的恩惠，你直言不讳披露这个事，虽然说不是私谤，但是我不信（不信私谤，抑或不信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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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同的“我不信”，明显是立场先行。换个角度来看，就事实而言，正因为俞本在韦正麾下做过军官，所以他披露的这段秘事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俞本是韦正部属而不讳言此事，多少也有些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

其实，朱元璋喜好美色、夺人之妻非止一次。俞本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上闻相国（即李善长）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宫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允，纳聘财讫，择日归内。来释启曰：‘熊氏女许参政杨希武弟杨希圣久矣。’上怒曰：‘汝既为媒，令臣民知吾之过。’立命将士提于内桥，众刀砍为泥，示众。追回财礼等物，仍令与杨希圣为婚。希圣终不敢娶。”

据李新峰的笺证，这场美色风波还见于刘辰《国初事迹》。风波中，不止张来释被朱元璋砍成了肉泥；那位“未婚夫”杨希圣，后来也在李善长的运作下，被朱元璋寻了个借口，割了鼻子，发配淮安。然后，在杨希圣之兄杨宪来南京朝见之际，朱元璋又故作公正，下令“与之熊氏随住”，让人把熊氏交给杨宪，让他带给没了鼻子的杨希圣（杨宪后来也被朱元璋诛杀）。

俞本没有记载杨希圣的悲惨结局，所以张大同非常开心地在这段记述后写下批注，尽情讴歌朱元璋英明神武：

“太祖英明，岂肯娶已聘之女。张来释无翘君过之心，不幸有其迹矣，杀身之祸，乃其自取。”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如此伟大，怎么可能强娶他人的未婚妻。那个张来释，虽然没有刻意彰显君王之过的用心，但他的行为，客观上彰显了君王的过失，他被剁成肉泥，实在是咎由自取。

如果张来释是个懂得侍奉秦制君王的小人，这场美色风波，确实可以有另一种处理方式——“隐瞒不报”（不管朱元璋知道不知道）熊氏是他人未婚妻这个事实，先满足了朱的需求再说。如果没人敢踢爆，那自然是好；如果被人踢爆，就把责任全揽在自己头上，至于会不会死，就看朱的心情。踢爆不踢爆五五开、踢爆了死不死五五开，张来释大概有3/4的生存几率。偏偏他要去学魏征（魏曾公开劝阻唐太宗娶别人的未婚妻），结果成了“朱元璋粉”张大同口中死了活该之人。

在“老军人”俞本眼里，朱元璋是缺乏神圣性的。红巾军时期，他是“首批入选三百六十人的朱元璋警卫部队”的一员，后来成了韦正的部将，再后来又作为“朕跟前小厮”充当过韩国公李善长的随从（李新峰，《整理前言》）。他文化水准虽然有限，但亲眼见识过明初开国元勋们的吃喝拉撒与勾心斗角，自然也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天降伟人。

张大同则不一样。他头脑中的朱元璋，是由经过仔细过滤的精致的官方话语所构筑。作为一名“朱元璋粉”，他拒绝接受俞本《纪事录》里的那个缺乏神圣性的朱元璋。

比如，俞本在书中说，朱元璋“惑天师言”，被人言辞煽动，“天下府、州、县官吏多被诛戮，名曰‘钦録官吏’”，大量诛杀地方官吏，“具中纵有一、二廉洁，则贪婪贿赂因之日盛，玉石难分”，有一些廉洁的好官，也在这场诛杀风潮中被弄死了。

张大同看了就很不开心，写下一段批注：

“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圣主操纵，安能窥其万一也。”

大意是：我太祖皇帝的英明神武，是上天所授，他的任何赏罚决断，都自有他的道理。俞本说太祖皇帝被天师所惑，简直是小儿之见。一代圣主的政治智慧，岂是俞本这种人能够管窥万一。

朱元璋诛杀官僚集团，自然未必是“惑天师言”，应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这里不展开了）。俞本是个学识有限的“老军人”，非政治中心之人，他体察不到朱元璋的政治考量，是正常的。有意思的是，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的批语，念兹在兹只是要维护朱元璋天降伟人的虚幻形象。

此类维护，是张大同《纪事录》批语是核心内容。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廖永忠，提及“筑天牢”、“给美膳”，有人报告说廖永忠在牢里感觉热，朱就命人“日汲凉水数十桶浇之”，直到把廖永忠浇成瘫痪，“御杖四十”后给送回家，没几天就死了，“天下哀之”。

俞本写“天下哀之”这四个字，其实有一种同为“老军人”物伤其类的感受在其中（尽管二人在官职上相差很大）。但这四个字惹恼了张大同。他在批注里说，廖永忠有不臣之心，太祖皇帝把他关进牢里，给他送好吃的，是顾念他曾是功臣。俞本居然说什么“天下哀之”，他这种人，“何足以知英主之心”，怎么可能明白太祖皇帝这种英明君王的深刻用心。

“粉”到极致，往往只剩下罔顾事实这一条路径可走。张大同也不例外。

俞本记载朱元璋屠戮后宫，先是怀疑锦衣卫秦指挥乱宫，“斩之”，后又杀妃子胡氏及其全家，最后“悉诛宫人”。张大同对这段记载很不满，他在批注里强调：三代以来，宋朝后宫最为清肃，我大明朝比宋朝还清肃，太祖皇帝定下的后宫家法“百世可师”，世世代代有效，俞本所说的，乃是“以讹传讹之妄”，是胡说八道。

史实是，因疑心病过重，朱元璋当年确曾大肆屠戮医生、宦官及宫中妃嫔。俞本说朱“悉诛宫人”，李默《孤树褎谈》引《草木子余录》则说朱“杀后宫妃嫔近千人”。两份史料互证，可知屠戮后宫之事非是虚妄（其子朱棣也很擅长血洗后宫）。

一位“老军人”，记下了一些自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朱元璋暴行；一位被官方话语洗了脑的“朱元璋粉”，拼命否认这些暴行，努力想要维护皇帝在自己心目中的光辉形象。真是可笑复可叹，可叹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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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31 10:4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6 18:54 编辑

伊壁鸠鲁说过两段话。一段是，“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另一段是，“死亡还没有到来，你为甚么要想它呢；死亡临到时，你就无法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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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 纪念钱穆诞辰126周年
商务印书馆 钱锺书研究 昨天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

钱先生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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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论断：“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严复）”（《李慎之文集》2004年版第70页）。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进而考证：“自由是舶来品。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称“陈寅恪实际上已经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定位陈寅恪为独立自由精神开山老祖。

……中国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至今没有共识，成重大学术空白。倒是海外学者、政要，旁观者清。1970年龙夫威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称：‘徐继畬对西方威胁的回应，是基于对他的文化和国家的高度忠诚。不论怎样，在其《瀛环志略》中，呈现出了可以感知到的一个自由的儒家学者(liberal Confucian scholar)所能宽裕地到达的智力边界的宽广极限。徐仿佛已经乐意宽容无论什么被需要的变化——甚至这些变化可能威胁到他的满族君主的生存——如果中国文化的要素可以藉此被保护。”

      1998年克林顿总统北大演讲称，徐继畬直探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核心理念。时下瞀儒罔顾历史文本，胡言乱语，印证了广轩慨叹：“此以见博学者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者尤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而又识高眼明者，盖往往而绝也！”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以孔孟陆王儒学思想为主流的、包括释道在内的独立自由思想，接纳榫接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而不是自由基因的移植，更不是基因置换，甚至人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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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004
1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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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延续了古代言官传统，他的设想和从政气质被民国知识界很多人发扬了，表面扬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其实是没有对大局势的理解能力下文人的行为艺术的自我表演而已。对开明威权不断言论计较，游行抗议，最后赢来更大集权。东林党风格代代传！ 主因，南方文官不识大体，热衷个人虚荣，袒护地方利益
@陈以忘
是日阅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毕，并阅《陆游词集》卷一。黄梨洲此书所论旷古未闻，盖良知所呈露而不能已者，拔本塞源，刊去俗论，直欲另辟天地，再造日月，岂止区区补漏堵罅。然其中所论不无偏颇处，如士子可以哗退郡县官，李滋然所谓”未有研究科学之本心，先逞干预政治之能力”，实中其弊。梨洲本意，盖欲以学校分当道之权，然学生论事每每偏激，若实予其权，恐生乱象。其他如《原臣》所论，则脱胎于孟子，李滋然硁硁小儒，焉能见及此。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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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钱逊（钱穆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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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鸿儒：最后的“士大夫”

钱穆，生于1895年7月30日，逝世于1990年。1911年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

钱穆是一位文雅学者，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士大夫”。他早年其实很想读大学，但没有读上。他任小学教师时，“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见报载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师友杂忆》）。

后来，钱穆以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的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史学家、国学家。


值此钱穆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重温其经典、传承其精神是我们对先生和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纪念。



例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钱穆）能从人人能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
——严耕望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黄仁宇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 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以上摘自《国史大纲》，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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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杨联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
——狄白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以上摘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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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刘梦溪

“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

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霍韬晦（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法住文化书院院长、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一位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惧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俱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企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以上摘自《中国文化史导论》，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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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学大师，虽别离我们，但他的学术著作，将永在人间。
——杨向奎（历史学家）

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然夷考旧文，茫昧无稽；虽有美盛，未可苟信。当孔子时，夏、殷之礼，已为无征。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余英时

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

（以上摘自《国学概论》，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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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耶鲁大学校长特请耶鲁教授李田意用汉语读出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的中文颂词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60岁，都读《论语》40遍到100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

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方克立（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城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

（以上摘自《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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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认为中国人的低等民族，需要引进白人改造外，还认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进一步细究推敲每一类悲苦的性质，则可发现这都是出自人类在彼此之间所作的分别——即家庭、性别、阶级、国别、职业、法律的藩篱；人类若能消除这些分别，就能臻至大同境界。人类靠着技术和远见，或许能一一破除这些分别。透过逐渐走向联邦体制，国界终有消泯的一天（康有为认为美国、德国是由小国进而合为大邦的典范），不必兵戎相见，诉诸物竞天择较为粗暴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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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大同书》手迹



民主政体与独裁统治截然相对，乃是一大美兆，因为民主政体遍行，工会、社会主义式组织日兴，就有望于摆脱国家中央集权。小国本来就会逐渐统合为大邦，譬如俄国合并东欧诸国，巴西合并其余拉丁美洲国家，德国吞没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回教帝国由土耳其、波斯、印度熔铸而成。



然而这几个大联邦不可能彼此永久相隔；有「公议会」经济约制，有海军舰队巡弋，还有音乐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制定「全地语言」，在此压力下，这几个大联邦势必逐渐趋于合并。这几股趋势再加上各国全面裁军废武，便可登临大同境界。



大同世界并无阶级之分，奴隶、种姓体系或贵族、封建制度的残余将荡然无存。但是世界既已进入工业生产，工厂益发庞大，交通网络日益复杂，问题将会更形棘手，「贫富不均远若天渊」。



康有为认为，贫富之争既然无可避免，那么消弭贫富冲突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摒弃家庭制度，如此一来，人心便能摆脱私产之论的宰制。



各地的统治者会循序渐进，破除当今隔阂世界的种族差别，不分黑、棕、白、黄种，一体视之。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没有一厢情愿，以为光是透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种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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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启超，钱穆用刘知几所总结的“史家三长”, 即才、学、识三方面来评价梁启超, 认为梁启超有史才, 但缺少史学, 更缺少史识,他说:“我觉得梁任公该可说有史才, 他实能写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学。他究嫌书读得少, 并也不能精读, 因此他对这一时代的事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论王荆公变法, 论清代学术, 均无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上详细地学, 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识' 字, 那就更高一层。梁任公讲《中国六大政治家》、讲《清代学术概论》, 均嫌见识不够。”但钱穆并不完全否定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他客观地肯定梁启超文笔气势磅礴、书的写法布局值得效法,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 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 一气而下, 有生意、有浩气, 似较太炎各有胜场, 即如清代学术概论, 不论内容, 专就其书体制言, 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 实则在`五四' 运动后, 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



钱穆先生厚道，在下的理解就是梁启超学养不足，但文章又浩气，就是能鼓动人心，作为政治宣传则为第一。



余英时认为梁启超最大的问题是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他的《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



梁启超说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余英时说“科学的史学”有一个弊端是：如果按此预设，必然会得出“中华文化落后了两千年”的结论。“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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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让我们一起重温钱穆先生的总结：”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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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好几个人问怎样服依维菌素，我是没有针对疫苗的答案，但要告诉大家美国医生在新冠预防和治疗上的依维菌素经验开方：

剂量是依个人体重，

预防：单日剂量：0.2mg/kg，服一日，隔两天再服一次，（也有医生建议连服两日，不间隔），然后每7天服用一次。按医生的经验，大概是开12-18mg/日。
（请看附图，什么人适合预防用药有解释）

治疗：单日剂量：0.2mg/kg，连服不超过4天左右（通常少于4天）

比较前面讲的墨西哥城的轻症治疗剂量：2片/日，6mg/片，服两日，和美国医生的单日剂量是一致的，所以美国医生大概是参考了墨西哥城剂量。

预防为什么先服两天后再每隔一周服用，医生解释是依维菌素进入人体细胞后有一定存留期（排出较慢），所以隔一周后再补充体内含量。

既然依维菌素可用于健康人的预防药物，又有医生实际开方经验，大体成人10mg/日左右，服两天是安全的。

大家可作个参考。但一定要和医生咨询，因为还有体质，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和其他药物相冲的情况。

（在国外医学网见有人说他曾连续一年用依维菌素药膏（应该是治皮肤病）抹在鼻孔内作预防新冠。这个当花边新闻看吧）

另外，依维菌素有极好治新冠后遗症效果。
后遗症：胸闷，心悸，晕眩，头痛，疲乏，发冷，出汗，身体痛疼，干咳，体温高，脑雾/注意力不集中等。

依维菌素用法（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医学教授经验）：0.2mg/kgx2日：88%患者彻底改善，在此基础上（看到效果），接着0.4mg/kgx2日，94%患者彻底改善。

美国俄亥俄州肺科医生经验：气促，非典型支气管炎症 ，脑雾，疲乏，0.2mg/kg，3-5日，显著效果。

这些患者通常有几星期至1年症状。年龄从30几岁至77岁。

后遗症患者当然是体内不再有新冠病毒（检测不到病毒RNA），但仍持续有新冠相似症状，只有一个原因：血液中有未清除刺突蛋白（因为新冠症状的几乎唯一祸首就是刺突蛋白），而依维菌素有效，是它能强效杀刺突蛋白！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8-2 08:3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16 22:03 编辑

我所追求的全部知识，只是为了更充分地证明，我的无知是无限的。——卡尔波·普尔
@刘耘博士
只有开放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凡是闭关锁国的社会，一定会陷入野蛮落后的恶性循环。——卡尔·波普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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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二靖：那些投降的妖女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7-10

油画《水漫金山》，图片来自网络。






青城山下白素贞

最近有一位博士在朋友圈赞《新白娘子传奇》。出于好奇，郭二靖重看了前几集，发现这真是一部神剧。举一个例子，白娘子初识许仙，跟他分开后，在家里把玩他送的雨伞，心神不宁地问小青，他会不会来要呢？小青不怀好意地反问，他如果要，你给不给？白娘子不明白这句话里所藏之凶，天真地回答，他如果要，我一定给啊。旋即恍然大悟和嗔怒，“小青，我在说这把雨伞，你在说什么啊？”“我也在说这把雨伞啊。”



这部戏的流行，当然不全靠这种灵光一闪的内涵。白娘子倒追许仙的套路，竟然跟殷素素倒追张翠山一模一样。女方知道男方是谁，男方不知道女方是谁：这跟《威尼斯商人》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同，调皮的爱情蒙蔽剧再次重演。倒追的地点都在西湖。天公作美，都下雨了。“撩汉”都在钱塘江的船上完成。舵手和小青向许仙播撒过催情剂，谢逊向张翠山注射过壮阳药。白娘子在船上唱歌，殷素素在船上吟诗，后来换了一条船，也唱了歌。殷素素借伞给张翠山，白娘子向许仙借伞。许仙跟白娘子一见钟情，跑去别人家里拿伞，当晚就私订终身，推倒了白娘子，并没有先带她去见自己的师父和姐姐，恳求他们的同意。张翠山和殷素素在公海上私定终身，也没有等到回国请示师父。



最重要的是，许仙和张翠山都是书生，而白娘子和殷素素都是妖女。






那些投降的妖女

郭二靖曾经推断，殷素素这个形象的构思可能跟昆曲《思凡》有关，因为她在海上唱歌时，唱的就是一段《思凡》。现在看来，殷素素的形象还跟《白蛇传》有关。



为了本文的阴暗目的，在古典的情形，凡是不经请示就能够推倒的，一律是妖女。白娘子、小青和小倩是如假包换的妖女。在《新白娘子传奇》中，小青不顾主母白娘子的反对，未经请示就自己同意被推倒了，这一情节的创新颇见功力，给郭二靖幼小的和苍老的心灵分别留下了深深的震撼。小倩最初是以推倒为幌子来接近和谋害宁采臣的，到了后来，她单纯想推倒宁采臣，别无他意。



还有别的妖女。《思凡》的主角尼姑叛变了嬷嬷，表示要痛痛快快地爱一场，这就是妖女。程蝶衣同样唱过《思凡》，他从内心深处已经认为自己是“女娇娥”，不妨送他一顶“妖女”的帽子。风尘女子杜十娘用多年积攒的工资换来无须审批的无限次推倒，她也是妖女。夜奔的红拂女也是妖女。织女本是仙女，她下凡洗澡，被牛郎拿衣服（naive）之后，也变成了妖女。二郎神的妹妹三娘不经请示王母和哥哥，自己愿意被推倒，也从仙女变成妖女。



少女黄蓉也逃不掉，她被江南六怪点名道姓地骂作妖女，何况她的亲爹黄药师被浙江的渔民附会成一个大魔头。骂殷素素是妖女的人就更多了，这一名号仿佛经过全民公决。住在大坟里的小龙女被秦岭一带的乡民称作女鬼，当然是妖女。阿朱跟乔峰谈恋爱时，并不是自由人，但她说过一句话，显示自己已经得到解放。她说，慕容家的老太太把我和阿碧当女儿，以后会风光为我们操办婚事。老太太并没有完全授权阿朱自己选择恋爱的对象，但她擅自扩大解释，认为自己可以自由恋爱，这实在是妖女的行径。



除了妖女，还有斯芬克斯一样的半人半妖。自导自演过爱情蒙蔽剧的祝英台、鲍西亚和任盈盈兼具旧女人和新女人的气质，她们既希望请示上级，又希望有男人的盟誓，否则不让推倒，这就是半人半妖。



穆念慈很难定性，她的养父如果没有死，杨康未必能够推倒她。



未经请示而能够推倒的古典情形只能发生在妖女身上。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妖女一定能够被推倒，或者被实际推倒了。要想推倒她们，虽然不需要请示上级，但一般需要男人有盟誓。



就像“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修到六环怎么办”是难题，“推倒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难题。



黄蓉和郭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有一些淘气的经历。有一回她装成强盗，故意用武力掀开新娘的盖头，让新郎提前看见新娘，也让新娘提前看见新郎。当然，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因为一对新人赶紧趁机偷瞄对方，内心都表示很满意，好像补上了一次愉快的相亲。



黄蓉仅仅通过扯掉一块红布，就宣布了自己的爱情观：你都没有权利看到对方，结什么婚？推什么倒？她的亲爹黄药师也是这么想的。这个大魔头看到两个年经人陆冠英和程瑶迦郎情妾意，又很了解桃花岛和全真教的过节，知道这一份爱情存在壁垒，并不容易修成正果，于是简单粗暴地用武力逼迫他们马上结婚。从表面上看，大魔头黄药师和妖女黄蓉搞法不同，但他们的本质却是一样的。黄药师让陆冠英买了红烛、黄酒和白鸡，却没有让他扯一块红布给程瑶迦盖上。



郭二靖不厚道地引申一下：也许在妖女黄蓉的心中，揭盖头式的结婚方式，其本质就是先请示，再推倒，而这，是无聊的。也许妖女黄蓉理想中的爱情就是红拂女和李靖那样的：他们在破菜园里躲避追杀时，一边冷静观察敌情，一边热情推倒。可惜郭靖不是李靖，明明想推倒，却只是脸红，殊不知黄蓉根本就不反对。



郭二靖可不是在污蔑少女黄蓉。她和郭靖躲在暗室，很开心地观赏过不少活色生香的场景。欧阳克强逼新妇程瑶迦脱掉全身衣服，作为偷窥者的黄蓉一边替程着急，一边表示内心很期待往下看这出好戏。



黄蓉和郭靖结婚之后，似乎完全投降了。郭靖要把9岁的郭芙许婚给13岁的叫花子杨过，对于如此极品的决定，黄蓉虽然没有赞成，但也没有反对。郭靖热心家国天下，黄蓉就跟着操劳为国为民，人人都爱他们夫妇任侠无私，再也没有人叫她一声妖女。她的亲爹，大魔头黄药师，评价她“出嫁从夫，三从四德，好了不起”，从此跟她决裂。老黄绝对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哲学家，说决裂，就真的决裂了。他搬出桃花岛，在余下的人生晚景中，如非必要，尽量躲着亲闺女，宁愿再收养一个程英，以派遣孤寂，也不愿意凑合。



黄药师坚持了大魔头的本色，而黄蓉好像白毛女，傻乎乎地自认为从妖女变成了人类。在她和白毛女看来，似乎姓黄的都不是好东西。结婚对于妖女黄蓉来说，好像白毛女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可以让她从鬼变成人。



聂小倩是翻版的黄蓉。她爱着宁采臣，赖在他的卧室不肯走，但宁采臣表示要先请示母亲，再行推倒。小倩仿佛读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耐心等待宁采臣的病妻死掉，自己好替补。这一情形就像苏文纨理想中的赵辛楣，应当耐心等待四喜丸子曹元朗死掉，自己好替补。



宁采臣的妻子果然病死了。小倩一如既往地用心伺候宁采臣母女。母亲对小倩说，你是个好孩子，但你是妖怪，能生孩子吗？小倩表示，宁采臣命中注定有三个儿子，您老就放心吧。于是母亲开心地批准了。



白娘子也投降了，幻想自己能够从妖女变成人类。从许仙推倒她开始，她就拿钱出来，张罗给他开医院，又使出浑身解数，帮他行医从善，一切都是按照人类的规矩行事。小青保持了妖女的本色，说你这样不值当，人家一有机会就跟大姑娘鬼混，耳根子又软，你这么死心塌地，算怎么回事啊。白娘子不以为意，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小龙女当然也不例外。在经历一次对象认识错误的推倒之后，小龙女直接就逼婚了：“怎么你还叫我姑姑？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做你的妻子？”在小龙女看来，最好我们能够结婚，在大坟里继续隐居，管他烟柳繁华，钟鸣鼎食，一切与我无关。但是，如果你杨过愿意流连尘世，我也可以痛苦地放弃自己的意愿，跟你一起四面闹腾。



半人半妖任盈盈是热爱权力的女人，也享受用权力决定许多人的命运，包括强迫交往多年的男女朋友举行结婚仪式，命令妖魔鬼怪加入佛教背景的恒山派，将虾兵蟹将发配荒岛充军。待到亲爹收复失地，二次执政之后，任盈盈有些失落，因为亲爹把东方不败给她的权力都收回去了。任我行去世之后，任盈盈被推举为教主，她应当是开心的。她在三年戴孝期届满，直接做了两件事情，辞职，结婚，乖得跟日本女生一样。



结婚为什么一定要跟辞职联系在一起？黄蓉结婚之后也没有马上辞去丐帮帮主的职务，而当她辞职之后，持续操纵了两任帮主鲁有脚和耶律齐。奥秘就在他们的老公。令狐冲喜爱自由自在，郭靖喜爱为别人操心，所以任盈盈辞职，黄蓉留任。辞职或留任，都是投降。






改造我们的妖女

妖女结婚之后，无一例外地触及灵魂深处，深刻反思自己。殷素素和张翠山在公海上结婚，仪式完毕的第一句话就是：“日后若得重回中原，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投降之彻底，远超黄蓉、聂小倩和白娘子，这令人心碎。



郭二靖以前说过，殷素素嫁给张翠山之后，一不能提起娘家人，二不能提起婆家人，嫁给这么个老公，心好累。殷素素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是，她与其他妖女没有两样，总是在迎合自己的先生，主动举起白旗投降，二是，她的先生并不因此而满意，还要继续改造她，于是她继续检讨，继续投降。



结婚十年之后，张翠山对自己的妻子还不满意。他们一家回国，刚进入中国领海，就遇到二哥俞莲舟和老妖怪李天垣在打架。俞莲舟拆开他们一家三口，让张翠山跟自己回家，让妖女殷素素跟老妖怪李天垣回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要不是殷素素给他使眼色，张翠山屁都不敢放一个。



张翠山回家面见张三丰时，不敢提起擅自结婚之事，只顾瞎扯异国风情。张三丰是何等人，虽然从不下山，但全世界的事情他都知道，直接就给点破了。张翠山吓得心胆俱裂，马上说我这个老婆是妖怪，不走正路。老张教育他说，你别这样，妖怪之中也有人类，人类之中也有妖怪。老张能说出这样有水平的话，还是了不起的。



后来的事情更滑稽。张翠山很清楚自己的老婆害了三哥俞岱岩，但俞岱岩真的当众揭发之后，张翠山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说自己不知情，娶错老婆了。



殷素素自杀和杜十娘自杀时的心情一样灰暗。杜十娘原本信心满满，自己从此以后不做妖女，专门做人，一定会修炼成人类的。她真的好傻好天真。李甲跟张翠山一样，果断把她出卖了。张翠山的出卖，是出卖夫妻之间的默示协议，赢得名声。李甲的出卖，是出卖杜十娘的身体，赢得黄金。杜十娘大怒，展示百倍于价金的金银珠宝，挨个沉江，要亲自看到李甲后悔的表情。她知道其实这并没有意义，所以还是自杀了。



白娘子被镇压雷峰塔，许仙是出了一把力的。许仙和白娘子生出的每一个变故，都与他不顾对方的感受甚至试探对方是人是妖的心理有关。盗仙草一案，源于许仙不断的劝酒。《新白娘子传奇》把这个情节重演得特别好。劝酒这种事不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但许仙就是做了。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明知是雄黄酒，还可劲地劝，用感情劝，用歌声劝，害得白娘子有苦难言，下不来台，三杯下肚，终于现了原形。



水漫金山一案，源于许仙接受法海的挑唆和邀请，自愿跑到金山寺，与妖女隔离。白娘子前来寻夫，法海不许。白娘子救夫心切，于是水漫金山，种下恶果。她后来被镇压雷峰塔，一大罪状是水漫金山造成生灵涂炭。这虽然是法海的诡计和借口，但白娘子确实无法反驳，只好承认自己确实是个妖女，不配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许仙跟张翠山一样，对自己的婚姻疑虑重重，并不因为妖女的投降而满意，要不断改造之。宁采臣是和母亲一起，继续改造小倩。



前面说，小倩预测宁采臣会有三个儿子。结婚之后，小倩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咦？还有两个呢？不要急，宁采臣大大方方地纳了个妾，随后小倩和妾又各生了一个儿子。二加一，等于三，完美。



聂小倩反复接受改造，终于从鬼变成了人，当然完美了。






别人家的妖女

有人豪情万丈地说，音乐不分国界，但音乐家是有国籍的。郭二靖认为，女人不分国界，妖女却是有国籍的。前面的妖女都是中国籍。



中国妖女和外国妖女的区别，在于得救的方法不同。



白娘子的希望，在于自己生的儿子是一个文曲星，总有一天，她的儿子会以状元郎的身份前来焚香祷告，挖干西湖，挖倒宝塔，挽救母亲。



聂小倩的希望，在于她比二房多生一个儿子，保住正房的地位。又在于这个儿子成为有名望的人，揭掉她脸上无形的鬼符。此话怎讲？《聊斋志异》里说，聂小倩与宁采臣结婚当晚，亲友纷纷前来观赏新娘，一致赞叹她不像鬼魅，而像神仙。其实这种评论相当于社会给小倩贴上了一道鬼符，既识别她，又镇压她。聂小倩的愿望成真了，儿子最后果然出息了。



三娘的希望，在于儿子沉香学得十八般武艺，打败二郎神，力劈华山，将母亲从阴湿的山底挽救出来。



殷素素的希望，在于儿子张无忌用武力为自己正名，驳斥少林和尚污蔑自己是妖女的观点，又在于儿子会用武力改造天鹰教，使之变成纯粹的革命力量，洗脱自己的出身之恶。



织女有什么不同吗？并没有。牛郎追赶织女时，用扁担挑了两箩筐儿子，在银河守望。如果不是因为看着孩子可怜，也许王母并不会动恻隐之心，准许他们每年相会一次。



中国妖女的得救，似乎总是靠儿子。



外国妖女主要靠自己，虽然她们可能也会失败。苔丝在新婚之夜主动告诉安矶，自己是妖女。安矶受不了这个，逃跑了。



白兰用无比纯净的情怀，主动选择做妖女，不揭发。又选择绣红字（不是绣红旗），不摘牌。



在《泰坦尼克》中，凯特·温斯莱特不想当大家闺秀，想当一名妖女，在迪卡普里奥的鼓励和配合下，她成功了。来到婚后的《革命之路》，迪卡普里奥突然就变成了保守党，光剩下温斯莱特一个人叫嚷着要革命，要流血。唯一支持她的人竟然是一个精神病人，那个人的表现，好像《飞越疯人院》里的杰克·尼克尔森。



电影《时时刻刻》也修建了妖女们集结和重返伊甸园的革命之路，尽管这条路的尽头，未必是晴空。



尼可·基德曼在电影《狗镇》中革命了两次，一次是针对父亲，一次是针对人性，在结尾，她修炼成一代女妖王。



梅因在总结家庭法的变迁史时得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规律。他认为这个规律只适用于改革型社会，而特意点名，排除了中国这种停滞型社会（见法律出版社的新译本）。从中国妖女的投降之路和外国妖女的革命之路来看，梅因是正确的。



在结婚之前，中国妖女大多自由自在，自己决定谈恋爱的对象，自己鉴定男人的盟誓是真是假，然后决定是不是愿意被推倒。郭二靖以前说过，小龙女在这方面是个楷模，索要了男人的两层誓言。



中国妖女真的有本领自己订立“以盟誓换推倒”的合同以及婚姻合同。如果是大家闺秀，她们连这点自由都是没有的。贾母就严厉批评大家闺秀私会书生，仿佛在批评倾国倾城貌的黛玉和多愁多病身的宝玉。



不过，一旦订立了结婚的契约，这些妖女就普遍投降了，纷纷接受家长的领导和改造，这是一个纯粹反向的“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家长并不因此而善良对待她们，还要继续用雷峰塔镇压之，保持绝对的家长权。她们的出路在于儿子。儿子是什么人？是未来的家长，要继续领导和改造妖女的。所以这条出路实际上是死路。



按说我们来到新社会，连白毛女都从鬼变成了人，前述“从契约到身份”的古典反向运动应该不再适用了吧？很遗憾，并没有。



按照我们新社会十分流行的一首歌，杜十娘自杀之后，变成了水鬼。她没有愤怒，没有革命，你虽虐我一千遍，我却待你如初恋，一直在担心：老公，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煮碗面？颇有殷离之风。殷离在梦中跟张无忌的鬼魂对话，问的也是这些：




“

      孤灯夜下
　　我独自一人坐船舱
　　船舱里有我杜十娘
　　在等着我的郎
　　忽听窗外
　　有人叫杜十娘
　　手扶着窗杆四处望
　　怎不见我的郎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饿得慌
　　如果你饿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给你做面汤
　　郎君啊
　　你是不是冻得慌
　　你要是冻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给你做衣裳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闷得慌
　　你要是闷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为你解忧伤
　　郎君啊
　　你是不是想爹娘
　　你要是想爹娘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跟你回家乡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困得慌
　　你要是困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扶你上竹床
　　十娘呀杜十娘
　　手捧着百宝箱
　　纵身投进滚滚长江
　　再也不见我的郎
　　啊...


我们难道没有希望吗？不然。中国的妖女虽然主要靠儿子，但也有靠自己的。白娘子投降了，但小青并没有。紫霞仙子像赵敏一样，“我偏要勉强”，最后不是争取到围城上的爱情了吗？



郭二靖 · 法说金庸


《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



《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

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



《柳时镇推倒姜暮烟了吗？金庸知道！》



《半部<九阴真经>击退百度》


《活在硬盘里的黄蓉》



《公民胡一刀》



《起底杨逍 · 一个混入教内的异教徒、野心家、三姓家奴、洋房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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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十二宝树王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4-16
十二宝树王|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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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卡里斯玛支配要想成功，必须有被支配者对卡里斯玛的承认。但东方不败与杨莲亭的恋爱关系令他的神仙形象坍塌了。任盈盈提到，教中知情的人深以为耻，谁也不提。死忠派童百熊对杨莲亭的嫉妒也部分瓦解了东方不败的权威。东方不败应当任命一名祭司和一名宣传干部，这些人可以扼杀对教宗不利的流言，制止杨莲亭的傲慢和贪婪，并向管理干部和教众充分宣传和邀请东方不败展示神奇的战斗力，而不是一味放任他躲在闺房里绣花。


日月神教或是传统型支配下的子类型，即家产制下的身份型支配，或是卡里斯玛支配类型，无论是哪一种，它都以分工明确的管理干部为立教的基础。而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不同，它们一直是传统型支配类型下的另一个子类型，即家长制下的身份型支配。在古代社会，妻、子、奴隶都是家人，地位并无明显不同，不应有人身和财产权益。家长可以任意买卖和杀害他们。这五个剑派无一例外地执行着古老的家长制。门人都拟制为亲属，互以父子兄弟姐妹相称，就连世俗色彩最为清淡的恒山派和泰山派也不例外。门派首领就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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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稿子寄出后，出版社问黄仁宇，这是什么鬼？这是严肃的历史专著，还是后宫女人争宠的八卦？谢天谢地谢耶鲁，它最后是以学术作品的面貌出版的，不然文艺青年就不敢在豆瓣上将本书标为“已读”，免得掉价，就像黛玉心里知道《西厢记》里的淫词艳曲特别好，就是嘴上不承认。



以上文字绝无褒贬文艺青年的资格和意图，只是想表明，人类天生就有本事使用两种心理平衡术，第一种是将狗肉正席化，第二种是将正席狗肉化。



如果一个文艺青年热爱打麻将，也许他内心比较挣扎，但一旦你告诉他，绿茶的祖师奶奶的公公国学大师梁启超最爱打麻将，也许他就不挣扎了。



如果一个文艺青年热爱看滚床单的故事，也许他内心又挣扎了一下，但一旦你告诉他，国学大师陈寅恪也热爱反映男欢女爱的通俗小说，也许也在满篇寻找啪啪啪的情节，这样他又不挣扎了。



方鸿渐自封为博士，他内心是挣扎的，但既然记者要给他登报纸，校长要找他做演说，媒人要为他找对象，他就不挣扎了。这就是狗肉正席化。



那么正席狗肉化的例子呢？高松年故意跟下属放浪戏谑，打成一片，这当然是一个明证。但我们需要更加实在的证明。我们在这里大胆提出：学术著作和通俗小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样子。



如果这个命题能够成立，也许正席狗肉化的心理平衡术就更有更大的实在性。安提戈涅为什么要跟克瑞翁扯自然法与城邦法的大道理？她明明只是要达到收殓亡兄的个人目的。公理与私欲，多么矛盾的存在，但其实是一回事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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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 · 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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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 · 韦伯一般被视为畏途，甚至经常被怀疑前言不搭后语。按照他的理论，有三种纯粹的支配类型：法制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法制型靠理性、传统型靠传统、卡理斯玛型靠神迹和巫术来体现支配正当性。传统型支配又有两个子类型，家长制和家产制。家长制和家产制的区分标准是，前者纯粹依赖家长的身份为支配，后者依赖管理干部。家产制还可以细分为纯粹家产制和身份式的家产制。



这种“要你命3000”式的摘要只会逼疯读书人，就像《六人行》里的罗斯用他的专业课处女秀逼疯其他五人。但如果一个人眼里看到的是卡里斯玛，心里想的是东方不败，他或者就能发现正席就是狗肉。我们可以尝试在通俗小说《笑傲江湖》中找到这三种支配类型。



此处声明，我们不会将卡里斯玛定位为正席而将东方不败定位为狗肉。周立波曾经当着杨澜否认自己跟郭德纲并非像南慕容与北乔峰一样的南北齐名：“喝咖啡的怎么能跟吃大蒜的相提并论呢？”杨澜又拿这话去问郭德纲，郭德纲假装惊讶地说：“他怎么知道我爱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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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令狐冲的交班问题出发。



在岳不群被刺死之前，仪清与仪和两位修女讨论过仪琳可以成为恒山派首领的四个理由或条件：



一、现任令狐冲做不长；
二、首领必须由佛教人士继任；
三、继任者当替闲逸二位嬷嬷复仇；
四、该人还应是令狐冲心中的首选。


于是，单纯的仪琳被祭上了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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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狐冲明确辞任之前，仪清和仪和等人已经在操纵舆论，妄议下一任领导人选了——不仅是讨论，她们甚至已经在努力瞒着现任领袖而对舆论说她们要培养仪琳成为下一任领袖——按说这犯了大忌，尽管他们所谓的第四个理由可以被解释为照顾领袖的权威。其实，即便令狐冲表态自己这个领导做不长久，她们也不该擅自立储。



然而，她们的行为为什么在舆论看来如此正当，乃至于甚至赢得了没有宗教地位的洛丽塔级别的秦娟、郑萼等人的支持？如果是因为她们预计令狐冲不会杀死师仇岳不群，所以怀疑他任职的合法性，那这种怀疑的心态又置上一任领袖定闲嬷嬷的权威于何地？



此外，后来，在客观上，仪琳也满足了舆论的要求，杀死了岳不群。在前述四个条件全部成立的情形下，为什么令狐冲关于仪清担任继任者的意思最后还是得以执行？为什么令狐冲不选择报了师仇的仪琳，或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仪文，或是排行最大的仪和？



乍观之，在金庸的江湖习惯法体系中，权力交接应当遵循人们印象中的三条规矩：



（甲）由首领意定。这条规矩的例子非常之多，如定闲嬷嬷立令狐冲、张无忌立杨逍、洪七公立黄蓉。最极端的就是张三丰，宋远桥已经当教宗好多年，张邋遢还是废掉了他，同时杀掉他所意属的继承人宋青书，而改立俞莲舟。



（乙）首领未立遗嘱而亡的，应当由长子或者首席弟子继承领导权。多说一句，规矩（乙）本应是规矩（甲）的鼻祖，但人们一般错误地认为它是规矩（甲）的补充。但这里不展开说明。本条规矩的例子有任盈盈在任我行死后接任教宗。又有史红石在史火龙死后接任帮主。



（丙）不能通过选举实现江湖门派领导权力的交接班。



这三条规矩似乎附和了令狐冲作为领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绝对意志，但又不能圆满解释为什么舆论要侮辱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不仅如此，我们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三条规矩过于粗糙，各有例外。



规矩（甲）一个反例是，灭绝嬷嬷临死前的意思并没有得到绝对执行，周芷若险些没能成功继承教职。纪晓芙死后才勉强成为首席弟子的丁敏君修女连夜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邀请僧俗两界的人士都参加。在该次扩大会议上，丁修女墙裂怀疑规矩（甲）的可适用性，其自荐为接班人的政治抱负呼之欲出。若不是黛绮丝的恃强凌弱给了周挽回民意的机会，周芷若怕是不能成为灭绝嬷嬷之后的“指环王”，或者“指环女王”。



在规矩（乙），一个反例是，阳顶天失踪后许久，众人开始抢夺教主之位，却为何没有一个人想到迎回和拥立阳顶天的干女儿黛绮丝？黛绮丝此前单方面宣布脱教，但并不影响长老们拥戴她成为下一任教宗（张无忌就是以非教众的身份成为教宗）。还有，灵宝道长死后，众弟子各有不服，何太冲并非首席弟子，但赖与师姐班淑娴结成统一战线，成功接管昆仑山的治权，规矩（乙）失灵，长子继承制起不到作用。



在规矩（丙），有张无忌和任盈盈为反例，这二人都是由老资格的长老选举的。就任盈盈继承教宗的过程，她自己描述道：




“

当日在朝阳峰上，向大哥与十长老会商，一致举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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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权力继承法多处失灵，因为江湖门派的运行模式具有韦伯式的多样性。



福威镖局可以对应韦伯的法制性支配模式。林震南是这个商业机构中唯一通过继承而享有支配权的干部。镖局中的厨师老王（幸好他没有住在风韵犹存的林夫人的隔壁）、账房董先生、史镖头、趟子手陈七以及一众镖师跟林震南之间没有人身依附性，他们之间都是契约关系。



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士，分工清楚，靠领工资过活。林震南做得不够彻底的地方是让林平之过多参与下属的日常生活，使得镖局中的人士同时要照顾两个领导。龙门镖局与福威镖局具有相似性，但前者的领导都大锦在人身上依附于少林派，他不具有完全的支配力。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导致他不愿面对少林派的政敌张三丰，从而急切而轻率地将俞岱岩交给冒领者，并且被动地承担了毁灭性的违约责任。



日月神教至少经历了“任我行-东方不败-任我行-任盈盈-向问天”这五个阶段，支配模式分别是传统型、不纯粹卡理斯玛型、纯粹卡理斯玛型、世袭性卡理斯玛型和传统型。



在任我行的第一个任期，日月神教施行的是传统型支配模式，具体而言，是家产制下的身份制。此处这样强调，是要在后文提出它与五岳剑派的不同之处。虽然此刻的任我行“威福自用”（黄钟公语），但“与教下部署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他已经将干部的职权范围界定得十分清楚。一众长老都是他的管理干部，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占有了他的支配权。



长老属于中枢系统，而作为香主的中级管理干部各有行政管理范围和权限。秦伟邦就作为中级管理干部管辖着江西数县之地，他“还没资格”领教任的手段，这就证明任的放权。这个时期的日月神教不同于福威镖局的地方在于，林震南与部下更接近于老板与雇员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任我行会对部下进行人身控制。



东方不败发难篡位后，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对外宣称任我行病逝；
第二，故意特别重视任盈盈；
第三，宣示任我行在“病逝”前早以《葵花宝典》相赠为继承教位之意思表示。


有了这三个“事实”，他的任职才勉强名正言顺。梅因说，遗嘱一度应当是公开的，人们将家庙传承的过程拟制成家产的要式买卖仪式，而在这个仪式中，继承人处于家产买受人的位置。要式买卖这个仪式应当公开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说，为了显示重大交易的煞有介事，最好是熟人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来观看这个舞台表演式的交易过程。家产继承也使用要式买卖的表演仪式，因为人们将它当作一桩大买卖。



古人具有卖儿鬻女的底气，这也与做买卖的思路相关。在日月神教的情形，虽然东方不败聪明地做了前述三件事情，但他单方面的继承主张无法让人确信有公开遗嘱能够表明他的继承人身份，所以他的支配正当性毕竟打了折扣。当众质疑他的至少有朱雀堂罗长老，私下起疑的至少有向问天，连他的死忠派童百熊也知道东方不败的支配正当性不足，“只怕是教主对不起人家，未必是人家对不起教主”。



这里顺带提一句，周芷若和黄蓉的继承过程引发了相似的风波。灭绝嬷嬷和洪七公公都错误地以为自己要呜呼哀哉，不能公开申明遗嘱，作为权变，他们分别私下指定了继承人。灭绝嬷嬷使用玄铁指环作为遗嘱的证据。洪七公公的情形更加糟糕，他连这种证据都无法提供，因为打狗棒不在身边。他只好举行了一个没有任何观众的简装版要式买卖表演仪式——往黄蓉身上吐口水。而正因为灭绝嬷嬷和洪七公公的遗嘱缺乏公开性，才给了丁敏君和杨康以挑战继承人的机会。



在东方不败的危机之中，如果日月神教的支配模式不变，管理干部只怕与东方不败越来越离心离德，出现支配失败的后果。他可能出于此种担心而试图改造日月神教，将之转向卡里斯玛支配类型。为了驱除教众的一切理性，他的手段有圣化自己、蠢化教众并夹以巫术。



教众最经常呼喊的口号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黑木崖上立了一块金色牌坊，上书“泽被苍生”。东方不败的这些名堂都是为了将自己装扮为救世主。至于教众之间的称颂切口、面见教主的跪拜礼和人人诵念的教主宝训，既圣化了自己，又蠢化了教众。演员们在电影《戏梦巴黎》中不停地裸体，这让我们困惑不已——而当他们不裸体的时候，又喜欢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这依然让我们困惑不已。雷奥说，人们拿着little red books去游街，这很有气势，马修说，不是books，是one book。



“三尸脑神丹”应当是巫术，渲染了教宗东方不败的神灵气质。实际上，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人因为这种药物生了效力而不得不迎接可怕的死神降临。“三尸脑神丹”就像《兄弟连》里的猛将兄斯皮尔斯上尉。每个人都听目击者说这位仁兄如何对战俘大开杀戒，但你去向目击者证实时，他又会说自己是向另一位目击者打听来的。



韦伯说，卡里斯玛支配要想成功，必须有被支配者对卡里斯玛的承认。但东方不败与杨莲亭的恋爱关系令他的神仙形象坍塌了。任盈盈提到，教中知情的人深以为耻，谁也不提。死忠派童百熊对杨莲亭的嫉妒也部分瓦解了东方不败的权威。东方不败应当任命一名祭司和一名宣传干部，这些人可以扼杀对教宗不利的流言，制止杨莲亭的傲慢和贪婪，并向管理干部和教众充分宣传和邀请东方不败展示神奇的战斗力，而不是一味放任他躲在闺房里绣花。



东方不败也没有将其巫术——炼制“三尸脑神丹”的技术——独家化，导致任我行轻易地靠武力恐吓和同样的巫术挖了他过多的墙角，如鲍大楚、上官云、桑三娘、王诚等中坚力量。所以说东方不败施行的是不纯粹卡里斯玛支配。



重回教位后，任我行没有对东方不败进行路线清算，他在坚持东方不败路线的同时选择了深化改革，将卡里斯玛支配纯粹化。与东方不败相同的是，他端坐在高高的朝阳峰或幽远的成德殿，接受教众的顶礼膜拜。他继续使用巫术恐吓教众。但与东方不败的策略相迥异的是，他淡漠化处理了个人情感，如与任盈盈的亲情、与向问天的友情、与令狐冲的友情加亲情，这样一来，他的形象更接近神灵。



日月神教的高级管理干部也比较接近神灵，具有卡里斯玛气质。向问天的绰号是“天王老子”，这听起来具有宗教色彩。“东方不败”也只是一个带有战神气质的绰号，他对此十分满意，临死前仍然拒绝修改，骄傲得像神子阿基琉斯。



此外，更早具有神灵气质的长老还有“大力神魔”范松、“飞天神魔”赵鹤等，不一而足。向问天和长老会商推举任盈盈的局面能够出现，是因为以向问天为首的管理干部要通过推举她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个情况正好符合韦伯说的，在卡里斯玛领袖去世和在继承问题发生时，管理干部尤其要维持自身利益，于是他们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卡里斯玛，如，由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管理干部共同推举与卡里斯玛有血缘关系的继承人，并对之加以承认。于是，任盈盈作为教宗的世袭性卡里斯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张无忌能够接任教宗，也由具有卡里斯玛气质的管理干部所推举。第一个大胆公开倡议的彭莹玉是一位积极的传教士，好比耶稣的门徒。不假思索地附议和劝进的有杨逍，他是火神的信使，地位类似于赫尔墨斯。推波助澜的还有殷天正和韦一笑，他们的绰号表明自身拥有召唤不同飞禽的本领，仿佛翻版的魔法师甘道夫。殷天正在创制天鹰教时也复制了明教的支配模式，其口号是“日月光照，天鹰展翅，圣焰熊熊，普惠世人”，这听起来也像宗教宣言。殷天正有本领首创一个卡里斯玛支配类型的集团，证明他本人的卡里斯玛气质特别浓郁。



韦伯又说，卡里斯玛无法推行到底，它一定会传统化或法制化。向问天和众长老自身就具有卡里斯玛气质，他们不一定非要推举任我行的卑亲属，也可以选择推举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作为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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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传统都据以在任盈盈（或是可能接任的其他人）的任期形成。任盈盈任期的日月神教本来就传统化了，她又传位给老资格的、可以维护管理干部传统利益的向问天，对此，谁都不会不服。日月神教在向问天的任期彻底传统化了，完成了一个轮回，回到任我行第一个任期的传统型支配模式。向问天似乎无力再发起一场宗教革命。



日月神教或是传统型支配下的子类型，即家产制下的身份型支配，或是卡里斯玛支配类型，无论是哪一种，它都以分工明确的管理干部为立教的基础。而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不同，它们一直是传统型支配类型下的另一个子类型，即家长制下的身份型支配。在古代社会，妻、子、奴隶都是家人，地位并无明显不同，不应有人身和财产权益。家长可以任意买卖和杀害他们。这五个剑派无一例外地执行着古老的家长制。门人都拟制为亲属，互以父子兄弟姐妹相称，就连世俗色彩最为清淡的恒山派和泰山派也不例外。门派首领就是家长。



左冷禅在夺帅失败之余挥剑杀死弟子史登达和狄修，对此，没有任何人认为他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嵩山派人士依然是那么爱戴他。华山派的群居生态也像一个家庭。令狐冲对往事的回忆总是充满了在春节、元宵等时节家庭团圆的点点滴滴。岳小姐分端馄饨时，必须先给父亲的徒弟们吃，才能轮到自己。



定静嬷嬷和定逸嬷嬷在教俗两个方面都没有明确分工，她们像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左冷禅的师弟和弟子人数众多，可是，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各自负责管理的事务范围。人们的分工并不明确，无法规律性地占有领导的支配力，这就是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在支配模式上大不相同之处。日月神教以一敌五而屹立不倒，其支配模式恐怕是具有先进性。



类似的均势还出现在“明教—六大派”以及“天鹰教—江南各帮”上。天鹰教在十年之内就能够从巨鲸帮、神拳门、海沙派等本地势力中崛起，其支配模式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天鹰教的高级管理系统分为内三堂和外五坛，坛主之下又有舵主，职司是非常明确的。还有两个细节值得一说。



一是，虽然殷天正的师弟李天垣在辈分上高于其子殷野王和其女殷素素，但职务却低于这二人。即便如此，殷素素并没有因此而当着家人和敌人对师叔李天垣失礼。


二是，被殷天正抢救的殷无福等“黄金三镖客”最后彻底奴化成殷的家人，就连因弑母而失去家庭身份的殷离都可以随意欺负他们。这两个细节显示出殷天正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维护家长制下的身份型支配，另一方面又明确适用卡里斯玛支配，奇迹般地、毫无违和感地结合适用了两种支配模式。



岳不群就做不到这一点，岳灵珊与其一众弟子的排行和分工问题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显示岳不群在支配力上缺乏思路。林平之被故意偏袒，这间接导致弟子陆大有挑战了岳不群的权威，泄露其战斗力上的秘密。岳不群挑动劳德诺和舒奇监视令狐冲，使得群众关系越来越松散，这间接消减了岳不群的支配力。难怪弟子梁发死后，众人仍然可以兴高采烈地去旅游。风清扬和任我行等人特别鄙视岳不群，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确实不算一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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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制下的身份型支配模式依赖家长的权威，但如同梅因所言，家长可比作家庭的法定代表人，他有的不仅仅是权力，也有维护家庭成员利益的义务。很遗憾，令狐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他提了一个接任条件，说：



“

我只做你们的掌门师兄，却不做掌门师叔。


这就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女孩们和修女们拥护他，是将他当作情哥哥和亲哥哥一样看待，内心乐意他做同辈，这并不表明她们不需要令狐冲承担家长的义务。熟料令狐冲接任的第一天便违背宗教传统，接受一群热血俗人入派，引起一些修女的不满。这倒是其次，更深层的原因是，在传统的护教利益下，他应当为上一任教宗复仇，但就他而言，这与不可弑父的个人伦理相冲突。定闲嬷嬷不是想不到这一点，只是她认为维护恒山派的独立地位，其重要性大于为教宗复仇。

                                                   

事实上令狐冲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恒山派最后还是被兼并，修女们被大量俘虏、长途转移和关押在阴湿的山洞。虽然令狐冲有过消极抵抗，如附议教众，不去参加并派成功的欢庆晚宴，但总体而言，他没有主动尽到维护恒山派独立地位的责任。



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样一位潇洒而彻底地背离传统利益的领导，其支配的正当性可想而知。仪清和仪和审时度势，积极推动了令狐冲交权走人。至于为什么将毫无领导力的仪琳推向前台，也许她们知道仪琳最不能对自己构成威胁，并且她对令狐冲的“片面爱情”就像一抹油彩，可以被用来抹掉擅立储君的突兀和对传统的违背。



她们的推动是有效的。即便没有发生岳不群死亡事件，令狐冲也会响应舆论而交接权力。在家长制下的身份型支配模式，由令狐冲指定接班人是符合传统的，而他也有义务去选定能够维护传统的接班人。



令狐冲自己当不好家长，但在选择继承人这个事情上，他还是清醒的，他选择了仪清。仪琳过于柔弱，仪文过于平庸，这二人可以简单排除。相比仪清，大弟子仪和有两个弱点，第一，急躁，第二，不能维护宗教传统。第一点很明显，第二点很隐蔽，但有些细节能显示她的尘心。仪清和仪和讨论仪琳练剑分神之事时，仪和急于（又是急躁）点出，仪琳“心中老是想着”掌门师兄。仪清阻止她说下去，道：




“

佛门清静之地，师姐别说这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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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
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






爱情的最终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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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允许男人上台演戏，包括扮演旦角，这是一条老规矩，也是一个好台阶，给了许多文艺工作者以蒙蔽戏外人或戏内人的机会，来抒发他们梦寐以求的爱情。



在《莎翁情史》里，莎翁的女性情人——这里必须强调这位情人是如假包换的女性，如果你看的是足本，就能看见他们“敦伟大友谊”时美好的身体——这位情人假冒男人，扮演一个旦角。就像许多咸湿的导演一样，莎翁假装给旦角讲戏，趁机跟他（她）说情话，与他（她）接吻。目睹这一幕的其他演员震惊得几乎产生了精神错乱。



这么曲折而伟大的爱情，超过了方鸿渐鸿雁传书和单请吃饭的有趣程度，所以肯定是唐晓芙的最终幻想，也是所有人的最终幻想。在这种幻想之下，我们会有一种冲动，要把生活当成舞台，把爱人当做演员，而自己先以好基友的身份接近他，希望这出自导自演的爱情蒙蔽剧能够持续得再曲折一些，让令人心软和心醉的时刻来得再晚一些。



当祝英台不停地用鸳鸯戏水之类的情景来类比她和梁山伯的关系时，作为驴友的梁同学必须表现得不解风情和一头雾水，这也难怪，否则绝不能烘托这种感情的曲折和伟大。这也是为什么肥皂剧一定不能让一个反应迟钝的男人过早发现胸肌发达的好兄弟其实是身材火辣的大美女，而他一定要等到帽子被打掉、洗澡被撞见或不该摸的地方被摸到时才能够脸热心跳，甚至让对方激动得晕厥，如《天龙八部》里的阿朱。



爱情蒙蔽剧也许会变成悲喜剧。夏青青穿男装固然调剂了跟袁承志的爱情，但美女教主何铁手发现长身玉立的暗恋对象其实是穿了男装的女生，气得要自杀。



在《霸王别姬》中，作为戏内人的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以及作为戏外人的观众都是被蒙蔽的对象。程蝶衣最初被自己的性别所蒙蔽，不能接受角色或人格的任意一层转换，他总要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错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不知因此受了多少罪。



程蝶衣原先被自我蒙蔽，而当他觉醒之后，开始遮遮掩掩地蒙蔽爱人。这个心理阶段与殷素素具有短暂的相似性。



在《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大方地说，张翠山在洗澡之后换了一套浊世佳公子的衣衫，做了一个发型，拿了一柄折扇，帅得逆天。殷素素开始自导自演，也如此偷偷装饰一番，主动向未来的丈夫靠近。这成为她日后悲剧的一个因素。殷素素的话其实相当于大方承认自己偷看过张翠山洗澡。



这也太污了，直接给跪了。



说一句题外话，赵敏重演了她婆婆的爱情蒙蔽剧。赵敏主动接近张无忌时，穿得也！是！男！装！




爱情的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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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蝶衣与殷素素还有一处惊人的关联性。



殷素素跟张翠山确定爱人关系之后，悲喜之下，在海上轻吟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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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

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杵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唉呀由他！

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死鬼带枷？唉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这跟程蝶衣的唱词“我本是女娇娥， 又不是男儿郎”出自同一出戏《思凡》。金庸是先听了这出昆曲，还是脑子里先构思出了殷素素这个形象呢？不管怎样，殷素素在海上轻声歌唱时，头顶满天的星辰，像一篇童话，又像一篇史诗。



他们的歌唱最终都落脚于表现爱情与阻力的对抗。《思凡》中的尼姑冲撞了教义。程蝶衣冲撞了直男癌的观念。殷素素冲撞了法律。他们选择对抗时，既有无畏的快感，又有无力的伤感。



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甚至在十年后的海上，西华子还认为她就是《奥德赛》里siren的模样。殷素素对爱人的师兄造成过严重的人身伤害，她了解这个事件是他们关系中的“原罪”。她了解龙门镖局事件会加深少林与武当之间的敌对状态。如果殷素素不嫁给张翠山，就不算冲撞武当的法律，尽管还是会引来武当的报复。但如果她嫁给张翠山，就要接受张三丰两个方面的审判，而绝不理会溯及力的问题：




一是，在武当的内国法上，殷素素对三哥的伤害行为属于抢劫罪；


二是，武当和少林两国之间存在默示的互不侵犯条约，殷素素毁灭少林的属国龙门镖局，对她的母国武当而言，这一行为够得上叛国罪。



殷素素的头脑特别清醒。她在海上唱歌时，已经预测出了全部的法律风险，但还是选择跟张翠山结婚，进入张三丰的司法辖区。如此一来，我们能认为殷素素的爱情并不过分，而是刚刚好吗？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讲这个问题。






爱情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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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殷素素和别人相比。金庸小说中有许多失败的爱情，有的导致了死亡，如殷素素、程灵素、康敏、阿紫、阿朱、岳灵珊、公孙绿萼、李莫愁。有的只是单纯没有结果，如袁紫衣、仪琳、王语嫣、木婉清、周芷若、小昭、殷离、李文秀。有的结出了酸果，如谭婆、阳夫人。不过，我们不能以这样功利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人。



如果爱情是意识形态，有的伤害自己，有的伤害爱人，有的理性实践爱情，那么，其中就会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先简单粗暴地以前述行为标准，将程灵素、阿朱、岳灵珊、公孙绿萼、李文秀划为右派，将康敏、袁紫衣和阿紫划为左派，将殷素素划为中间派。王语嫣和小昭在中间偏左，属于中左派。仪琳和木婉清在中间偏右，属于中右派。这里中左和中右的细分思路源于董彦斌在天则双周学术论坛第543期上的演讲，题为《中左与中右护旗的立宪时刻》。



为了看得更清楚，用一个表格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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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可看大图


康敏对乔峰的心理还不像他对待段正淳一样，“我得不到你，别人也休想得到”，她也许只是为了让乔峰后悔，就像美狄亚杀死孩子，令伊阿宋悔恨。如果“乔峰安好，便是晴天”适合阿朱，那么，“乔峰安好，便是晴天霹雳”就适合康敏。



岳灵珊跟令狐冲或秘密、或公开地大跳双人舞，反感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但从来宣称自己只是妹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让令狐冲尤其痛苦，所以岳是左派。不过，她爱上林平之以后，可以主动要求车震，也可以主动选择无性婚姻，爱人杀自己时，还不忘说一声杀得好，就变成了右派。在上表中，岳灵珊出现了两次，成了两面派。



袁紫衣的问题在于用故意暧昧和逃避暧昧后果的矛盾行为来伤害胡斐，这跟作为左派的岳灵珊一样。袁紫衣暧昧到出家，就停止了伤害，谭婆最厉害，可以暧昧到天荒地老。



同样在上表中出现两次的还有王语嫣，为了渣男慕容复，她可以离家出走，可以跳崖，还可以跳井，是大右派，但她同时对段誉稍微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变成了中左派。



对于以谭婆为代表的这一类人，小昭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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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都是阳夫人不好。她若是心中一直有着成昆这个人，原不该嫁阳教主，既已嫁了阳教主，便不该再和成昆私会。


小昭和她母亲一样，在谈恋爱时都身负宗教使命。帮助母亲完成使命，并拯救她的生命，这成为了小昭的宿命，就像木婉清也有自己的宿命。她们本没有退缩，只是在宿命面前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情感，所以算是中间派。小昭在谈恋爱时夹带完成了任务，令爱人稍微伤了心，所以修正为中左派。



木婉清非常努力地争取过，不过，她在宿命面前无能为力之余，还帮哥哥迎娶公主，继续选择委屈自己，所以修正为中右派。仪琳本可以学母亲，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形下还俗，积极地倒追令狐冲，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点着宗教的“守宫砂”，心安理得地黯然神伤，形销骨立，所以算是中右派。



可恼的还不是以康敏为代表的“爱情左棍”，而是以程灵素和李文秀为代表的“爱情大右派”。这些女性形象成为许多粉丝心中的楷模，而且，许多人还是女粉丝。李文秀的那句自白“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几乎成为感动中国的台词。



我们在前面划分爱情的意识形态时，其中一个标准是“理性实践爱情”，这里的“理性”应当这样解释：人应当遵循这样的道德，即自己和别人都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道德是一种能力，是理性的基础。这个道德观不是我发明的，是康德说的。



所以把“理性实践爱情”翻译成——




我爱你，也爱自己

康敏伤害别人是不道德的，程灵素和李文秀伤害自己同样是不道德的。为了爱情，殷离跳崖预备，王语嫣跳崖未遂，阿紫跳崖既遂，她们对自己犯罪的行为都不可取。为何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大右派如此之多，而她们的拥趸也如此之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



殷素素的爱情刚刚好，他爱张翠山，也爱自己。她不像李文秀那样主动、彻底、全面地退出，不像木婉清那样将小小的委屈留给自己，不像小昭那样稍微夹带私货，也不像阿紫那样试图毁灭爱人。



不过，既然殷素素知道婚姻原罪的存在，俞岱岩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引爆他们的婚姻，也预测到了结婚的法律风险，张三丰会动用武当的家法，像司法之泉的源头一样审判她，我们怎么还能说她的结婚行为是“爱自己”和“爱张翠山”呢？她最后的结果是自杀，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爱自己的吗？张翠山的结果也是自杀，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爱张翠山的吗？






爱情的诈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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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山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骗得我好苦，自认为“受到了一万点伤害”。我不得不说，表面上看是殷欺骗了张，实质上是张欺诈了殷。



在这里，欺骗和欺诈具有不同的意义。张翠山是爱情的诈骗犯。



殷素素对张翠山有两次欺骗，造成了两个层面的后果。



殷素素欺骗张翠山，是从偷看他洗澡开始的。当时她觉得，张翠山无论是身材、容貌、发型、头饰、服装，还是作为时尚装饰品的折扇，都特别好看。她跟唐晓芙一样向往曲折而伟大的爱情，这种最终幻想并不过分。她乔装成他的样子，自导自演的爱情蒙蔽剧由此启幕。在爱情蒙蔽剧的表演过程中，殷素素又干了另外一件事情，消灭了少林的属国龙门镖局。她演过头了，演成了恶作剧和悲剧。这是殷素素对张翠山的第一次欺骗。



殷素素喜欢恶作剧。张无忌长大后回忆起来，殷素素喜欢故意绊倒他，等他大哭时再抱他，哄他，说宝贝不哭，妈妈爱你。殷离和赵敏这两个情人也是恶作剧和爱情蒙蔽剧的伟大导演和一流演员，她们的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殷素素气质。张翠山和张无忌就喜欢这样的女生，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不过，谁又不喜欢呢？令狐冲发现，搞了半天，原来任盈盈不是奶奶，而是妹妹，于是兴奋地吻起她来。大蠢牛郭靖最终发现小乞丐黄蓉其实是美女之后，不是也开窍了吗？随着跟黄蓉的关系越来越好，他还说对不起我硬了。在整个《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至少硬了两次，至于是哪两次，请你们自己去找。



关于把爱情蒙蔽剧演成恶作剧这件事，起因是这样的：




殷素素抢劫屠龙刀时，把俞岱岩毒伤了。


为了赎罪，同时又不暴露抢劫犯的身份，殷素素与龙门镖局订立了一个运输合同，将受伤的俞岱岩运回武当。这份合同金额特别巨大，但条件也特别严格，包含了灭门的违约责任。



龙门镖局没有达到殷素素的合同目的，于是她要赶去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赶去杀人。



在订立运输合同的过程中，殷素素认识了俞岱岩的师弟张翠山，爱上了他，导演了一出爱情蒙蔽剧，结果演成了恶作剧和悲剧。



在演出结束之后，殷素素开始跟张翠山约会，隐瞒自己抢劫俞岱岩的事实。



这是殷素素对张翠山的第二次欺骗。这一次的后果是，张翠山利用了她的欺骗，反过来欺诈了殷素素，最终得以跟殷素素结婚生子。



关于张翠山欺诈殷素素这件事，起因是这样的：




殷素素演出结束之后，满意地用音乐和诗歌的古典形式跟张翠山订了约会。

他们约会时也在船上进行，跟殷素素后来快活而绝望地在海上唱歌时一样。在date中，天公作美，突降大雨，机会很好。

殷素素用魏晋四言诗向张翠山表达了思念的惆怅之情，向他赠伞，给他倒茶，跟他讨论月色与乌云等多种景象，以及书法与绘画等多门艺术。

她自己当场换了两次衣服，还热情地建议他也换掉湿衣。

在date中，殷素素告诉张翠山，自己偷偷护送都大锦的车队，发现俞岱岩被六个大汉骗走，于是去打架，但是打不过，又不能去武当山搬救兵，只好逃跑了。听到这里，

张翠山张口欲言，但终于忍住了。

这就是说，张翠山已经猜到，殷素素好事做得不够彻底，送佛没有送到西。她说的话不尽不实，只能这么解释：毒伤俞岱岩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本人。

在这里插一句，六个大汉对俞岱岩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一次是非常严重的骨折。这对殷素素来说是个十足的意外。她的本意是赎罪，准备让他全部好起来的。

在date中，殷素素赤裸一部分身体，说自己很不舒服，请张翠山帮她体检和治疗。张翠山非常乐意和鸡动，也趁机跟她有了一些身体接触。体检和治疗时，张翠山的衣服破了，殷素素让他换上自己充满女人香的长衫，他又很鸡动。

接下来的谈话中，张翠山又问，俞岱岩之伤似与屠龙刀有关。这话问得非常含糊，没有指向哪一次伤害，是美女造成的毒伤，还是大汉造成的骨折。毕竟这两次伤害都跟屠龙刀有关。

殷素素本来就不知道骨折的过程，又发现张翠山问问题时明显在放水，处于想知道和不想知道之间，于是乐意推说不清楚，让他自己去问俞。

张翠山见她不肯说，心知再问也是徒然，暗想：“伤我三哥之人，其意在于屠龙宝刀。常坛主说要在王盘山扬刀立威，似乎屠龙刀是在他们手中……”



张翠山知道她清楚内情，只是“不肯说”，也知道屠龙刀在殷素素手上。这两个情况表明，之前张翠山还只是推测，到这里已经确信：殷毒伤了俞，拿到屠龙刀，又想补救他，但亲自护送他的话，会暴露抢劫犯的身份，于是殷就想了一个办法，让龙门镖局运送俞，自己暗中保护。俞中途被骗走，殷不方便上山搬救兵，也是因为会暴露。



张翠山不再追问，殷素素也就不主动提及。他们几乎在一秒之内就达成了一份默示合同，彼此都放下了心理负担，于是后来才能放心地赶走山洞中的野兽，铺上鲜花，像王二和陈清扬一样在大自然里敦伟大友谊。赶走山洞里的野兽，铺上鲜花，这几乎就是达成默示合同的隐喻。



不仅是张翠山，俞莲舟也隐约猜到了殷素素是凶手。他第一次见到殷素素，就给她很大压力，问她伤害俞岱岩的人是谁。他跟张翠山一样问得含糊，再次给殷素素以逃避问题的机会。张翠山和俞莲舟也不追问。这也是张殷之间存在默示合同的一个明证，甚至是俞张殷三个人之间存在默契的一条暗线。



这份默示合同的效力得到过加强。殷素素在海上轻声歌唱时，天上的繁星和脚下的大海能够见证，张翠山跟她约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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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永远在一起
在跟殷素素敦伟大友谊之前和之后，张翠山有一万个机会以另外一个方式赶走内心的野兽和铺上鲜花，那就是勇敢地把俞岱岩之事摆到台面上说清楚。前面提过，殷素素伤害俞岱岩之前，甚至在赎罪之前，并不认识张翠山。殷素素赎罪失败，加深俞岱岩的伤害，这完全是意外。所以说殷素素的原罪并不深。



这些情况张翠山都清楚，但他就是不提，这就给殷素素带来一个法律上的风险，如果张翠山不承认默示合同的存在，殷素素将自行担负原罪带来的压力，自行承担婚姻失败的后果。有了张翠山的“星盟海誓”，这种违约风险殷素素是无法预料的。不过，作为人生长者的谢逊就预料到了。



从表面上看，张翠山明辨是非，行侠仗义，实质上他就是一个糊涂蛋和胆小鬼。他与张三丰重逢之时，懦弱之极，根本不敢提及自己的婚姻，还是老张主动点破的。而点破之后，小张没有半分的担当，吓得要跳起来，马上谴责自己的老婆来路不正，恨不得表态跟她划清界限。老张给他台阶下，说没关系，你的岳丈牛逼得很，我很欣赏他。这才让小张放心。我们在后面再说他成为胆小鬼的本质原因。



张翠山和殷素素夫妻关系很好，经常在北冰洋的火山口敦伟大友谊。但他们也有不少话题上的“共同警备区”。张翠山不喜欢天鹰教，殷素素就从来不提。殷素素一不能说娘家人，二不能说婆家人，嫁给这么个丈夫，真是累心。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殷素素万万没有料到，俞岱岩引爆炸弹之后，张翠山翻脸了，撕毁了夫妻之间的默示合同，他喝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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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素，当真是你？你……你……你怎不早说？
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在外人听来，张显得一直被蒙在鼓里，天真无邪地地跟仇人结婚、敦伟大友谊、生子。但“当真”二字泄了底，表明他一直知情，只是不原意主动去点破和求证。他这样气急败坏地推卸责任，殷素素也没有办法，只能耐人寻味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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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你三师哥的罪魁祸首，便是你妻子，我怎敢跟你说？
这句话似乎有一层言下之意，张翠山，你在结婚之前就知情好吧，怎么都是我的错？张翠山下不来台，把责任往她身上一推，深深地责怪她骗他好苦，然后“我不听你解释我不听我不听”，跑了，死了。这摆明了是辜负“星盟海誓”，扔下殷素素不管，任她自生自灭，有负信赖，即便这份信赖看起来多么有违伦理。




爱情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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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大学讲授衡平法的历史时，梅特兰引用过一首诗：




这般情形留了三个位置给良心法院


欺诈



意外



和有负信赖



梅特兰应当是从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中看到这首诗的，它讲的是，当16世纪的英国人遭遇欺诈或意外事件时，或有人在土地用益问题上有负信赖时，如果普通法不能帮到他们，或者普通法反对他们，官可以介入。这里的官是御前大臣，在此时他通常还由教士担任。诗里的良心法院是官庭，因为据说作为御前大臣的官不仅仅掌管国玺，还保管国王的良心。



殷素素把三个位置全占了，真是全面委屈。俞岱岩被人打成全身瘫痪，这是十足的意外。张翠山明明跟自己心照不宣地过着小日子，一旦被揭发，马上就装萌，这是欺诈。而且马上就不管誓言而自杀，这是有负信赖。但是，即便殷素素的委屈程度达到了五颗星，以老张为首的武当派没有一个站出来替她抱不平。她明明是失望而死，但在武当派看来，她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普通法。



张翠山去死，还有一个原因是要跟谢逊讲义气，替他隐瞒，这在当时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们要分清楚，他去死的直接原因毕竟是俞岱岩的揭发令他无法面对普通法。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讲清楚，他跟谢逊讲兄弟义气，也是因为要严格遵守同样规则的普通法。



我在《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点击可阅读）里提到，家长制下的家人对家长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老张会不会审判自己，是小张纠结了十年的一个泰山压顶般的重大问题。他是典型的家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现代性，只知道对家人付出，令家长满意，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何处，这就是他全部的伦理观，所以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胆小鬼。这也解释了他为师兄受伤而愧疚、为保护义兄而去死的原因。谢逊说张翠山“于是非善恶之际太过固执”，本质也在于此。



因为三哥被人打骨折这件事，张翠山四次殴打都大锦（只是其中一次遇到老张而未遂），甚至意图把他们一伙人全部打骨折。这还不算，他威胁要杀他全家。这种心理和殷素素追究都大锦违约责任时是一样的：




（1）都大锦是家长，都的家人当然要付全部责任；


（2）我们不是现代国家，除了他（老张或老殷），我们谁都不认，我们当然有权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既然在报复都大锦时，张翠山和殷素素遵守的是同一套普通法，武当派为什么还是那么恨殷素素杀都大锦一家人？因为殷的行为破坏了武当和少林默示的互不侵犯条约，威胁到了作为家长的老张的权利。这套普通法是家长的权利法，不分青红皂白，只讲家人的义务，不讲家人的权利。不讲权利的后果就是绝对服从，使得普通法具有专断的特质，不给良心与衡平法的适用空间，殷素素只能在三个方面“全面委屈”。



殷素素注定等不到官来施展他的衡平法，解救她的爱情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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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时镇推倒姜暮烟了吗？金庸知道！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5-01


郭二靖，以“十二宝树王”之名在中法评连推两篇奇文


《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



《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


而为某美女星象学家所感，特费神劳心，为其占卜。卜辞称郭二靖“升天蝎，水天蝎，水合上升，水天合相”，又称“命主星落一宫和十二宫，自我的表达深刻击中集体潜意识”。





“推倒”这个词传播热度一向很大。几年前，有位仁兄忽然念动，在微博上写了一个“推倒来源考”，称“推倒”源于昆曲《牡丹园》中的一句唱词，曰“他倚太湖石，立著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这几句歌词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但要将此处的“推倒”精确解读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也许需要知道“推倒”的宾语“玉山”指代的究竟是什么。



金宇澄在《繁花》里写，银凤使唤小毛打洗澡水，叫他看她，小毛回头看时，“只觉胸前瑞雪，玉山倾倒，一团白光，忽然滚动开了，粉红气流与热风，忽然划过来，涌过来，奔过来。”此处的“玉山”与《牡丹园》里的“玉山”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令人大感踟蹰。



无论如何，题中的“推倒”就是指占领床榻，做爱做的事情，而不是像罗念生译本里写的，俄底浦斯喃喃自语，＂我信赖的老朋友克瑞翁，偷偷爬过来，要把我推倒＂。克瑞翁既是俄底浦斯的小舅子，又是他的舅舅，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离奇的事情吗？也许有的。克瑞翁要是真的在床榻上推倒了俄底浦斯，俄底浦斯就不止自插双目，满世界去流浪，他说不定要学东方不败，“举刀一挥，自己做了太监”（令狐冲语）。



在电影《泽西女孩》里，本·阿尔弗莱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多年，颇为辛苦。大美女丽芙·泰勒见状，当即决定推倒他。丽芙·泰勒此举完全属于送温暖，像《阿甘正传》里的珍妮，捉住阿甘的手去触碰她的玉山，而不像《断背山》里的安妮·海瑟薇，因为一见钟情，当即用玉山吸引杰克，跟他车震。此情此景之下，海瑟薇应当不会说那句名言：捷克斯洛伐克（Jack slow fuck）!



这种送温暖的情形就像自宅访问类型的日本爱情动作片一样，在生活中应当也许peut-être不多见。古龙小说中的女性脱衣服跟买衣服一样随意，喜爱展示结实修长的大腿，郭二靖总觉得这种事情又香艳又虚妄。





太阳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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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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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暮烟


这般送温暖尤其不能轻易适用于东方的偶像剧。听说在《来自星星的你》中，都教授过了很多集才能吻到千颂伊。木村拓哉在《美丽人生》里直到最后一集才推倒常盘贵子。在《太阳的后裔》里，虽然柳时镇像令狐冲一样从头到尾都在撩妹，但姜暮烟手段特别高明，总能轻轻地将推倒之话题扯开，跟任盈盈一样。姜暮烟的母亲曾经建议柳时镇留下陪姜过夜，但柳出于各种理由拒绝了。柳和姜在病房里相拥而眠，却规规矩矩，无进一步的动作，像胡斐之于苗若兰，袁承志之于九公主，杨过之于小龙女。柳曾经拿着啤酒去夜访正要洗澡的姜，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导演就是不给机会，让我们像周伯通一样急于知道“后来怎样”。柳和姜在帐篷里度过了一宿，不过柳的热情建议没有得到姜的直接回应，似乎懊丧地放弃了。



柳时镇是否成功推倒了姜暮烟，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要找到答案，不能仅仅从情节里去找，还需要若干推演。郭二靖这就来尝试一下。



提到“推倒”这个词时，主语一般是男性，宾语一般是女性，这就是东方人的看法。女性总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所以，某重要人物在某重要场合说《来自星星的你》维持了传统文化，这一评语很有道理。



冯梦龙小说里不断重复这样的情节，隔壁老王淫了人妻，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戴了绿帽的男人总有机会找回场子，也淫了王太太，所以正义就这样实现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妻还妻。王晶也报着这种正义感，壮怀激烈地拍摄了不朽名片《玉女心经》，点题时还不忘附上一句古诗“淫人妻女笑呵呵，妻女人淫意若何”，严肃地探讨了《玉蒲团之偷情宝鉴》所反映的永恒母题。



隔壁老王淫了人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是女性，而是戴了绿帽的男人，因为冯梦龙认为绿帽男对老婆原本享有排他的财产权，而老婆被淫，就丧失了财产权，而只有淫了对方的老婆才能够夺回权利。电影《外出》讲述一对偷情的男女因车祸身亡，他们各自的配偶裴勇俊和孙艺珍到现场处理后续事宜，于是认识了，“相视，无语，关灯，脱衣”。裴勇俊最后推倒了孙艺珍，他们的心理过程还不仅仅是互相爱慕，似乎也包含了为自己赢回权利的心态。



宋江集团像抢劫萨宾妇女一样夺来了扈三娘，赶紧将她交由自己的亲爹宋太公保管，后将她嫁给王英，从来不问扈三娘的意见，他的合法性在哪里？梅因说国际法上有一条规则，如一国向另一国宣战，则该宣战国的财产就像无主物一样，可以通过先占而原始取得，又认为此法可遏制侵略成性之国。郭二靖持保留意见。宋江是不是也认同这条法律呢？祝家庄的东东，包括美女与野兽，都是无主物，可以先占先得。



亲自动手抢劫扈三娘的人是林教头。这人的老婆被高衙内欺负，拳术一流的他闻讯赶来，不问老婆有没有受伤，先问她有没有被推倒。也许在他看来，万一高衙内推倒了自己的老婆，就会像禽兽在草原上撒了一泡尿，是可以宣示领地主权的。这样一来，自己就失去了一块领地，不也太亏了吗？如果老婆在挣扎过程中没让衙内得逞，但失去了一条胳膊，这将不但没关系，反倒要得到林教头的表扬。林娘子最后的确自杀了，林教头说不定心里很同意她这么做，反倒是鲁智深在一旁叹了口气。在《射雕英雄传》里，杨康说穆念慈被欧阳克搂抱过了，不能再当老婆，穆念慈气得呕血割发，却无法反驳，一向伶牙俐齿的黄蓉在一旁也哑口无言，首次感受到人生的痛苦。



郭二靖绝不是在胡扯。古罗马法上的合法婚姻形式，有买卖婚、共食婚与时效婚三种。所谓买卖婚，其实就像买东西一样买老婆。时效婚听起来很学术，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流氓抢了一个妇女，跟她同居一年，只要娘家人不找上门来，就能宣布这人就是他老婆了。这里的逻辑路数跟占有牛马达到一年的所谓“时效”之后就能取得所有权是一样一样的。买东西和买老婆，有什么分别？占有牛马和占有女人，有什么分别？



即便削发明志，穆念慈最后还是被杨康推倒了，为金庸小说中非常男女关系的多样性增加了一个材料。所谓非常男女关系，用南帝段皇爷的话讲，就是“并非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



判定两个人是不是有了夫妇之事，一般都很容易，比如夏雪宜和何红药不穿衣服，互相给对方抹药，抹着抹着就啪啪啪了。周伯通和刘贵妃穿了衣服，互相给对方点穴，点着点着就啪啪啪了。这些都能直接知道。



判定两个人是不是夫妇，却并不容易。陆冠英和程瑶迦在黄药师的逼迫下半推半就地成亲，这个还能勉强算数。以夫妇名义同居的张翠山和殷素素究竟算不算真正的夫妇？当谢逊听他们自称夫妇时，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嗯，成了夫妇啦。这句话很奇怪，像八卦式的祝福，又像八卦式的嘲笑。此外，陈玄风和梅超风又算不算？



穆念慈是如何被推倒的？从表面上看，杨康只是使了一个雕虫小技，故意装作柳下惠，将裘千丈给穆念慈下药的奸计和盘托出，这令穆念慈感动不已，以为他可以托付终身，于是当晚就让他推倒了。



实际原因不止这些。不要忘了，杨康参与过穆念慈的比武招亲。根据《射雕英雄传》的描写，杨康在上场之前，专门向杨铁心询问了比武招亲的规矩。这个细节很重要，招亲好比招标，杨康对投标条件是知情的，他符合条件，又打败了穆念慈，确实是中标人。在穆念慈的心中，经过这个程序，他们就有了婚约。杨康虽然口头上对招亲翻悔过，但内心是把她当老婆的。他杀死欧阳克时说过一句：“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两次强加戏侮，我岂能容你？”这是杨康能够顺利推倒穆念慈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杨康和穆念慈毕竟还不是夫妇。丘处机和王处一要为他们主持婚礼，穆念慈明确予以拒绝。看起来，杨康如果坚持认贼作父，要想推倒穆念慈，一点机会也没有。然而杨康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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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郭二靖觉得可以比照莎翁的《威尼斯商人》考虑一下。写到这里，正好是莎翁去世400周年，谨此向他致意。



穆念慈决定丈夫的形式跟鲍西亚具有高度相似性。穆念慈选丈夫的方式是父亲定的，鲍西亚的是老太爷定的。总之都是家长定的。穆念慈选丈夫的形式是比武招亲，这像我们商业活动中的招标。鲍西亚选丈夫的形式是抽签，这像我们商业活动中的博彩。说招亲像招标，因为中标人和中亲人一样要接受合同的约束。鲍西亚选丈夫时的抽签人比买彩票承担了更大的机会成本，必须发誓，万一不中签，还不能另娶。



按说杨康这名中标人和巴萨尼奥这名中签人都有婚约在手，已经具备了推倒爱人的条件，不过鲍西亚兼具旧女人和新女人的气质，她给巴萨尼奥又设置了一个新条件。在她淘气地导演了一出男扮女装的爱情蒙蔽剧后，这个条件变得半真半假。她指出，虽然你现在是我丈夫了，但你要想推倒我，必须发誓留好我送给你的戒指，你要是把戒指给了别人，我就愿意被这个人推倒。



这样一算，巴萨尼奥发过两层誓言，第一层誓言是，如果跟鲍西亚结不成婚，绝不另娶他人，第二层是，绝不能将象征着鲍西亚之宝贵贞操的戒指送人。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除非等我见了这指环，我再也不跟您同床共枕。”



又说：

“



“他既然拿去了我所珍爱的宝物，又是您所发誓永远为我保存的东西，那么我也会像您一样慷慨；我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即便他要我的东西，或是我的丈夫的眠床，我都不会拒绝他。我总有一天会认识他的，那是我完全有把握的；您还是一夜也不要离开家里，像个百眼怪物那样看守着我吧；否则我可以凭着我的尚未失去的贞操起誓，要是您让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一定要跟这个博士睡在一床的。”





鲍西亚当然知道老公把戒指给了爱情蒙蔽剧中的自己。她这样调皮地为难老公，将贞操与盟誓挂钩，其实也宣布了自己的“被推倒观”：有了婚约还不行，除非你发誓爱我，我才愿意被你推倒。



所以在鲍西亚看来：




盟誓=推倒




有关金庸笔下的女生在爱情蒙蔽剧中所普遍具有的调皮心理，请看郭二靖写的另一篇文章：《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



杨康有没有盟誓呢？有的。《射雕英雄传》里写道，杨康第一次试图推倒穆念慈时，说了这句话：“你放心！我永远是你的人，你永远是我的人，好不好？”当他发现还是脱不掉穆念慈的衣服时，并没有气馁，马上又说了这句话：




“

我一定会娶你，将来如我负心，教我乱刀分尸，不得好死。


虽然这一次杨康还是没有成功，但他锲而不舍，在各种场合继续尝试，在江苏的监狱，在浙江的农舍，在湖南的山居……竟然在没有真正结婚的情形下成功推倒了穆念慈。黄蓉曾经暗自评价过穆念慈这个人，认为她虽然身子娇弱，内心的主意拿得可真定。郭二靖认为，杨康单凭一个以退为进的雕虫小技，绝不足以获得穆念慈的芳心，他这一誓言才成为穆念慈最终接纳他的关键。



金庸小说中其他的非常男女关系也大抵存在“盟誓+推倒”的标准搭配。此处一定要强调非常男女关系，否则讨论推倒问题就失去价值了。张翠山和殷素素先有盟誓，再拜天地，最后推倒。他们的盟誓是“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永远在一起”。



段正淳推倒康敏时赌咒说：“他日我若三心两意，让你把我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了下来。”段正淳把这句话当成调情时的玩笑，对方可是当了真的，真的咬掉了他的肉。



周伯通和刘贵妃一起唱的歌也是盟誓，他们唱道：“四张机，鸯鸳织就欲双飞。”



夏雪宜推倒温仪之前，也是给她唱了歌的，其歌词经由青青之口表现了出来：“从南来了一群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不看成双，只看孤单，细思量你的凄凉，和我是一般样！细思量你的凄凉，和我是一般样。”这里表达的意思跟周伯通他们想要生死相依的愿望一模一样。



乔峰和阿朱共同许下了塞上骑马牧羊的美好誓言。有了这个盟誓，只要乔峰愿意，随时可以推倒阿朱。阿朱临死前自揭身世，让他看身上的刻记，说：“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一看……看一看我左肩，就明白了。”



陈玄风和梅超风也有盟誓，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道：“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有些三流的小说家将“懊悔”二字改成“后悔”，然后宣布这句话是她的原创，郭二靖对此感到不快，“I AM ANGRY!”



好了，忍了半天，是时候了，终于可以拿杨过和小龙女举例了，到了全世界男性华人最义愤难平的情节。大家都知道，小龙女和杨过可是清清白白的，虽然他二人经常脱了衣服练功，但大家都认为他们没有心生邪念。如果轻率将他二人列入段皇爷所谓“不是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的行列，郭二靖怕要比尹志平这个大流氓更令人痛恨。但是，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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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志平侮辱小龙女之时，小龙女眼睛被蒙，以为杨过想要推倒她，于是乎，不怒反喜，情欲暗生，任其所为。



郭二靖强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继续指出，小龙女的喜悦感持续了一夜。



此事之前，李莫愁验证小龙女臂上有守宫砂，此事之后，小龙女让杨过验收工程，臂上已无此标记。从小龙女的角度，她以为自己就是被杨过推倒的，对此，她并不后悔，很羞涩，很开心，因为杨过用愿意为她而死的誓言破除了自己终身不嫁的誓言。有关这一点，李莫愁也是见证人。



如果有人固执地认为这个erroneous but irrevocable的推倒行为并不具有说服力，郭二靖必须悲愤地反驳，当小龙女终身不嫁的誓言被杨过愿代她身死的誓言所破之时，小龙女马上就想被杨过推倒，而没有等到后来这件大惨事的来临。换句话说，尹志平能够轻易得逞，跟小龙女早就有此念头不无关系。请看



她坐在床上运了一会功，但觉浮躁无已，当下在室中走来走去，却越走越是郁闷，当下脚步加快，奔跑起来。杨过见她双颊潮红，神情激动，自与她相识以来从未见她如此，不禁大是骇异。小龙女奔了一阵，重又坐到床上，向杨过望去，但见他脸上满是关切之情，心中忽然一动：“反正我就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咱们还分甚麽师徒姑侄？若是他来抱我，我决不会推开，便让他紧紧的抱著我。”


当年读到此段，郭二靖不禁热血直往胸口上涌。



即便如此，小龙女像鲍西亚一样，在被推倒之前索要了男人的第二层誓言




小龙女嫣然一笑，道：“我当真胡涂啦。不过我还是爱听你亲口发一个誓。”杨过道：“发甚麽誓？”小龙女道：“我要你说，你今後心中就只有我一个儿，若是有了别个女子，就得给我杀死。”杨过笑道：“莫说我永远不会，要是我当真不好，不听你话，你杀我也是该的。”於是依言发誓道：“弟子杨过，这一生一世，心中就只有姑姑一个，倘若日後变了心，不用姑姑来杀，只要一见姑姑的脸，弟子就亲手自杀。”小龙女很是开心，叹道：“你说得很好，这麽我就放心啦。”紧紧握著他手不放。杨过但觉阵阵温热从她手上传来。


再说说田归农与南兰。苗人凤是个奇怪的男人，他不仅对南兰没有盟誓，反倒要求南兰对他有盟誓。他要求南兰像胡夫人对胡一刀一样，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苗人凤这样想和这样说，会出大问题的。



按照鲍西亚、穆念慈、温仪、小龙女等人的“盟誓=推倒”学说，做出允诺的男人可以推倒接受允诺的女人。要搞清楚她们的逻辑，需要重拾郭二靖在前面所说的女人身体具有财产性的观念。男人以盟誓为条件，可以享有女人的身体，这是个合同。即便按照鲍西亚时代的合同法，这个说法也能成立。梅特兰说，14世纪的合同法就已经发展出对价理论。所谓对价，须有一方获益（benefit）或另一方受损(detriment)。男人享有女人身体，当然是男人获益，女人受损，这是传统文化，所以“盟誓=推倒”公式具有巨大的实在性，在黑格尔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客观的理性。



在这个公式之下，张翠山和殷素素自己拜天地，没有见证人，这也就有了推倒的合法性。他们所拜之神就是他们这个合同的见证人。罗马法上的共食婚是宗教婚，郭二靖擅自认为，经过吃或烧麦饼的仪式，神就见证了这个以盟誓换推倒的合同。所以古代罗马法的三种婚姻形式似乎都反映了女人身体的财产性这一观念，或以之为基础。买卖婚是郑重买卖身体，时效婚是持续占有身体，共食婚是以盟誓换推倒。



也许对于所有女人而言，这个以盟誓换推倒的合同比世俗意义上的婚约和结婚仪式更重要。尤其在鲍西亚和小龙女那里，男人们发过两层誓言，这给女人们上了双保险。苗人凤不仅一个誓言也没有，反倒希望南兰发回来一个誓，这有违观念的一般性和理性的客观性，让南兰认为自己不仅要无偿交出身体，还要另行单方允诺，亏得很，像上班族需要倒找钱给资本家，工资成了负数。苗人凤的这一弱智想法为南兰心理严重失衡和出轨田归农埋下了巨大隐患。



行文至此，宋仲基的粉丝们快要伤心欲绝了。在柳时镇和姜暮烟常常光顾的咖啡馆，他们用心形巧克力棒相碰撞，许下了“全身心忠于你”的誓言。姜暮烟还羞涩地加上一句，好污哦。柳时镇马上跟进，你这个女人，才过傍晚，就，呵呵呵。



郭二靖大胆推测，尽管他们直到剧终也没有结婚，但柳时镇一离开咖啡馆就推倒了姜暮烟。



Q. E. D.



顶着锅盖，坚决不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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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九阴真经》击退百度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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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百度在《天天向上》做了一次节目。李彦宏本人就长得就很英俊，他又率领一群帅哥美女与汪涵过招，场面煞是好看。在被问到如何评价谷歌退出中国时，一位颜值颇高的产品经理作如是答：“他们自己要走，我们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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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二靖看来，这名百度员工尽管答得漂亮，还不能算作侯德健歌词里“漂亮的中国人”。在百度式的漂亮之下，他们丑陋地加入了害死魏则西的因果链。魏则西事件一出，提出重新引入谷歌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赞美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那才是真正的漂亮。技术加操守，可谓“繁花之上，再开繁花”。



有了这第二层漂亮，即操守上的漂亮，就万事大吉了吗？还不行。在黑格尔那里，善的意志虽然可能是自由的，但总是私人性质的、胡闹的感情，是“作为蔷薇的理性”。一个善心的顶级美女具有两层漂亮性，却也可能发狂为琼瑶影视剧里的人物：“我会比你无情！？比你残酷！？比你无理取闹！？你才是我见过最无情、最残酷、最无理取闹的人。既然你说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我就无情给你看，残酷给你看，无理取闹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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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我们要追求第三层漂亮，要让善的意志成为普遍和客观，就像老黑自己说的，如同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同样，精神也说，这是我精神中的精神，那异己的东西已经消失了。老黑将任性的意志，无论是百度式的恶，还是谷歌式的善，先上升到康德式的理性与道德，又上升到市民社会和国家气质的伦理，完成其客观普遍化的论证。老黑行文精妙，很难理解，而且夹带私货，令人不尽满意。不过，也不是没有初窥门径的速成办法。



郭二靖擅自认为，作为人生长者的金庸已经在小说里已经尝试将蔷薇一般主观的善恶意志客观化了，《九阴真经》的源与流就是明证。



《九阴真经》和《葵花宝典》一样，处于战斗力的顶端，代表权势的最高峰和意志的极致扩张。岳不群和左冷禅的目的不是争取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而是通过争取武功天下第一来争取成为权势最大者和意志最极致者。金庸偏偏不让一个人物独得权势和滥用意志，一定要让权势和意志具有绵绵不绝的竞争性。这种安排令情节显得精彩纷呈，也反映了更深刻的道理。



《九阴真经》的作者黄裳是第一个做如是安排的人。他在撰写总纲之时，考虑到练习真经的可能有好人，也有坏人，就故意将总纲写成外语。他没有将分论也写成外语，在这种安排之下，权势和意志就具有竞争的可能性。这段总纲后来成为比武招亲的考题，郭靖当着欧阳锋、黄药师、洪七公、黄蓉和欧阳克背诵下来，果然无人能解。郭靖只是在另一个场合背诵时才偶然得到汉语的翻译。



王重阳是懂得黄裳智慧的第一人，其大智慧与其战斗力一样，不愧是天下第一。他安排周伯通在他身死之后将《九阴真经》分成两半，分藏两处。周伯通为黄药师的老婆所骗，果然坏了大事，下半部《九阴真经》通过黄药师流传至陈玄风和梅超风之手。王重阳果然有先见之明，这一安排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便事情坏了，也没有坏透，因为陈梅二人无法通过修炼半部《九阴真经》而危害人间到无法收拾的田地，他们只获得小部分权势和意志，自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



下半部《九阴真经》经过郭靖辗转从梅超风处取得，又合并至周伯通的上半部处。周伯通又将全文解释给他听，骗他背诵下来。如此一来，郭靖具备了攀上和独占权势顶峰和挥洒主观意志的一切条件。按说郭靖代表了道德的最高标准，虽然他不具有百度产品经理第一层的漂亮，但他具有百度产品经理所没有的第二层漂亮。让这样的人君临天下，应该皆大欢喜了吧。



即便如此，金庸也决不允许他独上《九阴真经》所代表的权势之顶峰和随意施展意志，一定要安排欧阳锋厚颜无耻地从郭靖处取得半真半假的《九阴真经》——也许欧阳锋更接近百度产品经理，他的胡子根根刚硬，彰显猛男气质，他的武器是权杖加怪蛇，彰显遗世独立之风范——总之，他具有第一层的漂亮而没有第二层的漂亮。如果他练成《九阴真经》而不发疯，将无人能制止他为恶。周伯通有这份能力，却没有这份担当。



这样一来，读者怎能满意呢？难道不应该让郭靖独自练成绝世神功，一举击毙大恶人欧阳锋，以达到大快人心的效果吗？难道江湖从此不会是一派清新平和的气象吗？这个问题稍后分说。



金庸的思路毕竟棋高一着，他一定要让竞争继续下去。他的思路在王重阳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与分藏《九阴真经》相同的分权与意志竞争之思路下，王重阳假装跟南帝段智兴切磋武功，以先天功换一阳指。此举对王重阳一点好处也没有，他的念头就是临死之前用一阳指破掉欧阳锋的蛤蟆功，保持权力的牵制状态。在金庸的设定里，只有一阳指是蛤蟆功的克星。



王重阳的理性获得了一丁点客观性。南帝段智兴因为爱情失败，准备自杀，自杀之前也要学习王重阳，将独门绝技一阳指传给洪七公，以便继续克制欧阳锋。当然，洪七公也有智慧，简单粗暴地予以拒绝，不让他自杀成功。



在黄裳、王重阳和段智兴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杰弗逊式的权力制衡大师和亚当·斯密式的意志竞争大师，这就是黄蓉。襄阳城破，她将《九阴真经》足本铸入屠龙刀。足本，而不是半部，看上去很危险，不如王重阳那样英明。但是不要忘了，单单获得屠龙刀不足以获得真经，还必须要取得倚天剑，刀剑互斫，以现真经。黄蓉的智慧不是分藏真经上下两部，而是将倚天剑和屠龙刀分赠郭破虏和郭襄，以使权势和意志继续保持鲜活的竞争性。



分赠刀剑给儿女，让他们的后代兵戎相见，这已非常人所能理解。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动刀舞剑，争斗不休吗？郭二靖只能说，这一情节具有《旧约》式的隐喻。以撒出于误会而祝福雅各，让雅各独得上帝之恩宠，让众兄弟作他的臣仆。得知真相之后，作为父亲的以撒并不停止挑拨，反而变本加厉，又祝福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说，虽然雅各是你的主子，但只要你拿起刀剑反抗，必将打破枷锁。



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这让你想到什么？郭破虏和郭襄也是双胞胎？



在王重阳式和黄蓉式的智慧之下，《九阴真经》绝不可以为一人于一世而独享，即，权势不可以为一人于一世而独享，意志也不可以为一人于一世而独行，不论这个人是有第一层漂亮的欧阳锋和百度，还是有第二层漂亮的郭靖和谷歌。他们各自的巧妙安排一相结合，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王重阳还在情人的闺房默写过《九阴真经》的足本，这一举动后来令杨过成为分享权势和竞争意志的第三股势力。具有百度气质的周芷若最后凭借偷来的《九阴真经》争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杨过的后人，一位美貌程度不输于周芷若的、也以张无忌姐姐身份自居的、每次出场都要像领导压轴一样的、具有谷歌气质的顶级美女，在周芷若为恶的紧要关头突然出手，使用祖传的《九阴真经》，成功遏制了周。



两名顶级美女打架时，同时使用《九阴真经》，一着黄衣，一着青衣，一像仙，一像魔：“黄衫女子的武功似乎与周芷若乃是一路，飘忽灵动，变幻无方，但举手抬足之间却是正而不邪，如说周芷若形似鬼魅，那黄衫女子便是态拟神仙。”



在王重阳和黄蓉遥远的安排之下，《九阴真经》的两位权力分享者和意志竞争者——具有美狄亚和百度气质的周芷若，以及具有忒弥斯和谷歌气质的杨姐姐——分出了一时的胜负。但没隔两天，张无忌又通过赵敏获得了真经，成为第三股势力。



就分享《九阴真经》所代表的权势而言，《射雕英雄传》中的三股势力是欧阳锋—郭靖—周伯通，《神雕侠侣》中的三股势力是杨过—郭靖—周伯通，《倚天屠龙记》中的三股势力是周芷若—杨姐姐—张无忌。



金庸的逻辑是，你是圣母和渣男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暗爽到内伤，总要有人跟你竞争，限制你的权力和意志，这才是人间正道。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九阴真经》的源与流风波上，也体现在其他秘籍上。觉远在荒山之上诵念《九阳真经》，获益的必须有三个人，郭襄、老张和无色。《葵花宝典》必须被林家人、东方不败、岳不群三人分享。即便是同时偷盗《葵花宝典》，华山派岳肃和蔡子峰也只能一人偷读一半。即便是抢劫《葵花宝典》，嵩山派卜沉和沙天江也只能一起行动和共有。



有人不以为然，说许多人抢夺真经和宝刀，这导致江湖上生出无数的腥风血雨，王重阳和黄蓉此举大是愚蠢。但你想，如果让一个人独得权势，如东方不败，他满嘴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但在这种教化和宝训之下，童百熊的孙子只知有教主，不知有爷爷，这会带来怎样的不幸？左冷禅作为五岳剑派的召集人，以正义的名义逼迫刘芹与父亲刘正风划清界限，又灭他满门，这又是怎样的人间地狱？



人对东方不败和左冷禅的人品普遍不满意，可能会认为此处的例证不具有说服力，又可能认为，如果五岳剑派或日月神教由一名善良的教主来领导，人们的日子就平静安宁多了。郭二靖就拿郭靖和任盈盈所共有的错误推倒观作为反驳。



假设郭靖大侠一举击毙大恶人欧阳锋，当上了武林盟主，江湖的气象也未必就清新平和。他的道德也是主观的东西。当他知道杨过要推倒自己的师尊，立即将这种思想评价为乱伦，急怒之下，恨不得立毙其于掌下。不说别人，在郭靖式的道德观之下，郭芙还不到十岁，就差点被郭靖擅自做主许亲给了野孩子杨过。有这样当父亲的吗？？？这样专制的家长怎会尊重他人的意志？他要是做了武林盟主，难道不是所有侠客和侠女的噩梦？



再说任盈盈。任大小姐也算是善的典范，但她认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这种推倒观跟郭靖没有两样。《笑傲江湖》中有一对男女，叫周孤桐和吴柏英，“不是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人家两个人好端端的男女朋友，双宿双飞长达二十多年，都愿意为对方去死，郭二靖觉得挺好的，谁知道任大小姐以生命相要挟，逼迫人家拜堂成亲。



这样的人当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底下人活着有何意味？不可能再产生如曲洋和绿竹翁这样了不起的艺术家。以她的“推倒观”，男教众和女教众最好不要见面，分营编组而群居，一门心思抓生产，只能由教主按需分配婚姻，定量组织推倒。幸好她也就当了三年教主。



郭靖和任盈盈逃脱不了黑格尔所谓“蔷薇式理性”的范围，就像谷歌也逃脱不了。



令狐冲也是善的典范，他当五岳剑派的领导，结果会怎样？郭二靖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了，详见《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



郭靖和任盈盈的推倒观有没有普遍性？详见郭二靖的另一篇文章《柳时镇推倒姜暮烟了吗？金庸知道！》。



在黑格尔看来，特殊任性的意志要具有客观普遍性，既需要所有权凝聚为客观，又需要以活动和劳动为中介，在不断尝试交换和自我物质满足的过程中体会和获得客观普遍的理性。这是一套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老黑自己说，这个体系的建成，离不开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所阐发的自由竞争基础。这种客观理性可以说是在自由竞争中不断总结形成的。



在意志的竞争中，要承认私权与私心的正面意义，不应“狠斗私字一闪念”，随意给私的东西扣上反面的帽子。私权的竞争不只带来王重阳和黄蓉所希望的公权制衡之后果，同时也带来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即理性的客观性。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或许人类的未来便不那么光明，而杰弗逊、老黑、斯密等人更不知道在哪里沉默。



老黑改写了一首诗，说，“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郭二靖进一步擅自改写道：“这里有金子，就在这里跳舞吧。”



在哪里跳舞最愉快呢？在有金子和蔷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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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二靖：活在硬盘里的黄蓉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5-14





喜爱一个虚构的文艺形象，就暗自生出不好的想法，于是洋鬼子看准这个需求，拍出了大人版的《史密斯夫大战史密斯妻》、《古墓丽影》、《老友记》、《加勒比海盗》、《人猿泰山》等。郭二靖收看过一档午夜电视节目，几个洋鬼子严肃地跟观众分享经验，讨论他们如何将流行电影排成同名的大人版。可见这个世界之丰富广大，远超人类所能认知。



港台也有类似的法律管制和许可，所以人们拍摄大人版的《聊斋》、《玉蒲团》、《金瓶梅》，甚至还有少量的《红楼梦》和《水浒》。



内地不按年龄分级，而按行政级别分级，故不能私自传播《金瓶梅》，除非是印给处级以上干部。伟大领袖曾经批示省委书记可以看这本书。看来每一届人民都不行，他们的智识普遍低于干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小护士不能单独观看大人版的西方电影，必须有老干部陪同她。可见中国的法律跟西方没有本质的区别，儿童必须在家长的指导下观看特定的影视节目。



即便是大人版，人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安全选取能够被二次消费的文艺形象。在大人版的《水浒传》中，被安全消费的是孙二娘。听说在大人版的《红楼梦》里，被安全消费的是尤二姐、尤三姐和凤姐。



制片商的安全消费是有理由的，他们不能犯众怒。安吉丽娜·朱莉原先的形象就引人遐想，所以没关系。《老友记》中的三个女朋友们原先就比较污，当然全体都可以改编。凤姐、尤氏姐妹原先就跟那些情节沾过边，所以很安全。孙二娘与武松搏斗时，如许褚战马超一般，故也可以继续演绎。



所以，在安全消费时，既要合法地满足小众的心理，又要尊重大众对于文艺形象的严肃维护心理。金庸小说被无数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评书、舞台戏，但不能改编成大人版的影视作品，道理怕是在这里。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除了合法的市场，还有非法的市场，这就是连处级以上干部也禁止观看的大人版小说。以金庸人物为基础的大人版小说，篇目相当可观。不断出现一个中国青年，在一篇大人版小说中就推倒所有美人。这一类小说基本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中国青年忙碌地穿越到原小说中的不同江湖，做爱做的所有事情，繁忙得像《星际穿越》里穿越各种时空的马修·麦康纳。



第二种模式是，经过一次穿越后，中国青年闲散地停留在一个江湖，交配交的所有美人。其他美人突然疯傻了，自行穿越到中国青年所在的江湖，轮流或同时献身给他，好像被忒弥斯通知开会的各路神仙，都飞向奥林波斯山去拜见众神之神，又好像《索拉里斯星》里那位风情万种的人妻，反复地穿越时空而来，跟乔治·克鲁尼相会。



除了以这位或忙碌、或闲散的中国青年为主角之外，其他大人版金庸小说的主角当仁不让地就是金庸笔下的美人。哪一位美人当女主角的次数最多？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就像艾米莉站在圣心教堂的小山峰上,转过头来问观众：此时此刻，巴黎城里有多少对夫妇同时达到了？



当女主角次数最多的是谁？是令段誉魂牵梦萦的清丽王语嫣？是令杨过思之欲狂的冷艳小龙女？是令萧峰魂为之夺的柔腻马夫人？很遗憾，她们都不是。据郭二靖多年冷静观察，大人版金庸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女主角乃是被郭二靖在《半部<九阴真经>击退百度》一文中冠以杰弗逊式权力制衡大师和亚当·斯密式意志竞争大师的黄蓉。



按说,黄蓉的美貌程度不能算金书第一，原书对她的描写不至于明显引人遐想。她如何就夺得这一桂冠？



也许读者要替杨过报仇。在《神雕侠侣》中，从初见杨过时起，黄蓉对他就并不友好，甚至是充满戒备和敌意。郭靖一家在施恩杨过的同时，却分别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郭靖将他转托给全真教抚养。郭芙砍掉他的右臂，射伤他的女朋友。黄蓉鼓动女朋友跟他分手。



也许出于这些原因，大人版金庸小说中的郭靖理所当然就沦落为硬度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蓉会受到一些平常人物的欺负。



但我们不应该忽视，杨过对他们一家人的感情也非常复杂。他一度将郭靖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又感谢郭靖的帮助和教诲。他在华贵的郭芙面前总是自惭形秽，但偶尔又鼓起勇气跟她调情。他憎恶黄蓉的冷漠，但又对她的温言软语感激涕零。



报复论似乎不能全部解释为什么黄蓉要成为大人版金庸小说的第一女主。要道破这一机关，我们需要知道亚军是谁。亚军还没有轮到王语嫣、小龙女或马夫人，乃是——



宁中则！



如果不马上回忆一遍《笑傲江湖》，人们都无法在第一时间将宁中则这个名字与岳不群的老婆对应起来。她首先是岳灵珊的母亲，其次才是爽快正派的江湖女侠。这让郭二靖注意到，在大人版金庸小说中，人们很少欺负《射雕英雄传》中的少女黄蓉，而更多欺负《神雕侠侣》中的美妇黄蓉，她也是一位母亲。



关于哈姆雷特为什么迟迟不动手杀死父仇，犹犹豫豫，to be or not to be，历来有许多解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解读来自弗洛伊德，他说，因为叔叔代替哈姆雷特完成了弑父娶母的童年愿望。在正派人听来，这种言论可谓是掉牙的太太靠墙看表喝粥---卑鄙无耻下流到极点，但郭二靖顶着锅盖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解释杨过对郭靖一家人的感情。



在婚姻中得不到爱情的女人容易与儿子产生奇怪的感情，这大概不分古今中外。清教徒不能正视它的存在，就把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列为禁书。郭二靖听朋友说，有一位母亲半夜闯进儿子与媳妇的卧室，躺在他们的中间。有人在网络上抱怨说，自己与丈夫行礼时，婆婆闯进来，制止她在上面。



听说这位躺在中间的母亲后来也有了男朋友。郭二靖善意地建议道，这个儿子也应该闯进去，躺在母亲和她男友的中间。为什么这个建议是善意的呢？郭二靖认为，婆媳关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丈夫的问题，而丈夫跑去躺在中间，就尽到了对这位掉牙的、靠墙的、喝粥的、看表的母亲的提醒责任，从根源上解决了婆媳矛盾。可怕之处就在于很多男人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自己对母亲的感情也很奇怪。有时候，在孝道的掩护下，他们可以放任自己这种靠墙喝粥的心理。



也许杨过就是这样的男人。他从未见过父亲，童年的他只与母亲相依为命，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穆念慈去世后，童年杨过和少年杨过悲惨地在破窑里独居，他非常需要一个女性来替代母亲的位置，总是在艰难地寻找这个人，就像找妈妈的小蝌蚪。黄蓉的出现在他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



但令他不快的是，虽然他很满意黄蓉婶婶，但黄蓉婶婶不满意他。武敦儒和武修文跟他同时被收养，却得到了婶婶更多的宠爱，于是他把嫉妒的情绪宣泄在这两兄弟身上。少年杨过和青年杨过在郭芙面前总抬不起头，因为郭芙是婶婶亲生的，而他只是养子，所以他卑微地羡慕郭芙。



郭靖徒劳地将少年杨过寄养在全真教，那里全是男人，没有一个母亲的怀抱可以让少年杨过撒欢。他绝望地叛教，先后遇到孙婆婆和小龙女。孙婆婆是老太太，龙姑姑是大姐姐，但在少年杨过心中，她们都是妈妈。黄婶婶的备胎孙婆婆去世后，备胎的备胎龙姑姑顺理成章地成为少年杨过的第四任母亲。



龙女姑姑是黄蓉婶婶的备胎，这算不算过度解读？郭二靖认为不算。或者作者没有计划要描写杨过的潜意识，但在作者自己的潜意识里，只有按照这个逻辑往下写才合情合理。杨过初见郭芙，就对她的双雕羡慕不已。郭芙有俊美的双雕和神骏的红马，杨过后来就有丑陋的单雕和癞皮的黄马。这个简装版、或曰乞丐版的宠物配置，显示出杨过对黄蓉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孺慕之情和自怜之心。他嘲讽武敦儒兄弟给郭芙买马鞭，也在同样意义上显示争宠之心。



青年杨过与龙女姑姑失散，等于又失去了母亲。他又开始了寻亲之旅，这时候突然想起来要去找黄蓉婶婶。这表明婶婶对他的抛弃曾经对他造成了怎样的伤痛，而他又是多么希望重回婶婶的怀抱。



《神雕侠侣》里写，他等着见婶婶时，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听到了婶婶的声音，杨过马上就脸热心跳，待见到婶婶面容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哇，没想到婶婶这么漂亮，小时候还没注意到呢！这表明杨过对婶婶的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



杨过的娶母情结在黄蓉婶婶那里无处安放，只能错乱地投射到龙女姑姑身上。当郭靖指责他不应当娶姑姑时，他对郭靖的恨意突然爆发出来，宁愿被郭靖一掌拍死也不屈服。



杨过的弑父情结也由此在《神雕侠侣》中展现出来。在认定黄蓉是母亲的同时，杨过也认定了父亲，但这个父亲不只郭靖，还有欧阳锋。欧阳锋是郭靖的死仇，最有能力和最有动力代替杨过杀死郭靖这个作为第二任母亲之配偶的男人。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杨过有指望能够变相满足自己的弑父心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郭靖和欧阳锋打架时，少年杨过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刻薄地、无条件倒向欧阳锋。



作者还设置了两个可怕的客观条件，这能够帮助杨过合法地满足弑父心理。第一个是，郭靖黄蓉杀死了杨康，这可以成为杨过报复性杀死靖蓉的合法理由。第二个是，如果不杀死靖蓉，杨过和小龙女就只能等着被裘千丈毒死，于是，杨过以刑法上的紧急避险为幌子，可以合法杀死靖蓉。



按说杨过更应该杀死黄蓉，更准确地为生父报仇，但在杨过的报复计划和实际行动中，只有杀郭靖,没有杀黄蓉。他杀郭靖已经到了反复实施和多次未遂的阶段，而杀黄蓉连犯罪预备都没有。



《神雕侠侣》的表面非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就体现在这里。黄蓉是第一个替代他杀死父亲的人，或曰替代他杀死第一个父亲的人，而欧阳锋只不过是第二个替代他杀死父亲的人，或曰代替他杀死第二个父亲的人，杨过在黄蓉身上希望同时满足弑父和娶母的两个愿望，绝不可能真正想杀死黄蓉。



小结一下：杨过有两任父亲，第一任是杨康，第二任是郭靖和欧阳锋，共计三个人。他有四任母亲，分别是穆念慈、黄蓉、孙婆婆和小龙女。在杨过的心中，第一任父亲被第二任母亲杀死，这或许是他所双重期待的：既杀死父亲，又娶到母亲。第二任父亲是两个互相仇视的人，他们反映了杨过潜意识的强烈对抗。在杨过的潜意识里，最好的结局是，不会成为情敌的欧阳爸爸杀死已经作为情敌的郭靖爸爸，令他达成弑父娶母的愿望。第一任和第三任母亲已经死亡，并且没有抛弃他。第二任母亲黄蓉是他深爱的，但无法娶到，而且她还抛弃了他。作为替代，他成功娶到了第四任母亲，即备胎母亲小龙女。



作者的潜意识不止投射到杨过身上，还投射到别的角色身上。行文严谨的Jean-Pierre Sean博士已经正确地指出，张无忌具有恋母情结，殷离是母亲殷素素的再版，而赵敏是初恋朱九真的升级版。郭二靖补充认为，殷离和赵敏都是殷素素的再生版。殷离和赵敏都喜爱恶作剧，而这正是殷素素的专业。



请看郭二靖另一篇文章《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殷离对青年张无忌实施恶作剧时，其流露出来的神情具有浓郁的殷素素气质，张无忌此时并不知道殷离和殷素素的血缘关系，但殷离的狡黠眼神令他马上想起母亲。他又继续在寂静的夜里追忆母亲如何对童年的他实施恶作剧，又如何像害人精一样伤害师伯和义父。想着想着，他对殷离的感情更加深刻和认真起来。



作者能够给杨过设定弑父的合法客观条件，即复仇和紧急避险，就能够给令狐冲设定弑父的合法客观条件，即复仇和正当防卫。定闲和定逸两位嬷嬷是令狐冲女朋友的救命恩人，又是父亲岳不群的受害者，故令狐冲有义务通过报仇来报恩，而在继承定闲嬷嬷之教宗地位时，也有义务维护自己作为教宗天然应当维护的传统，即为上一任教宗复仇。所以复仇的动机和理由是充足的。岳不群屡次要杀死自己，所以可以适用正当防卫原则反击和杀死岳不群。这样一来，弑父的合法理由就太多了。



读者一直在问：为什么林平之特别恨令狐冲？他对令狐冲的恨意很晚才表现出来，而表现得如此突兀，如此公开，与他之前一直对师兄彬彬有礼甚至有恩于师兄的情状如此相反，让令狐冲和读者错愕不已。有人或许会推测，作者是不是手一抖，写错了情节。



林平之在宣布对令狐冲的恨意之时，明明同时也宣布了对岳灵珊的恨意。如果将他对令狐冲的不满理由归于他视令狐冲为争夺岳灵珊的情敌，似乎有点牵强。



请注意，令狐冲和林平之都是宁中则的养子。就像武氏兄弟和杨过很重视郭芙一样，令狐冲和林平之都很重视岳灵珊。这些人的重视心理很复杂，不纯粹是爱情。郭二靖认为，可以将林平之对应为杨过，将令狐冲对应为武敦儒兄弟，将岳灵珊对应为郭芙，将宁中则对应为黄蓉。



宁中则第一次见到林平之，就说他像秀才，应当去考状元，而不是来学武功。林平之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勤快练功，不能让师娘看不起。林平之第一次见到师娘，就发现师娘非常欣赏和疼爱令狐冲，跟她亲密无间，心意相通。这时候，努力奋斗似乎不再全是为了复仇，也有了一个崭新的理由。



但无论他怎么努力模仿岳不群的谦谦君子气质，师娘不见得就像欣赏岳不群一样欣赏他。受到师娘最大信赖和收获最大牵挂的，总是吊儿郎当的令狐冲，而绝不是他林平之。即便到了林平之的外公家里，在所有人都怀疑、指责和鄙视令狐冲，而信任、赞美和讨好林平之时，师娘也不掩饰自己对令狐冲的偏爱。



即便林平之娶到了岳灵珊，而令狐冲早就另有哄传天下的优质女朋友，师娘还在担心令狐冲，生怕他不高兴，恨不得多生一个闺女来嫁给他。这一切让林平之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由于另有目的，就一直忍着气。待他大仇得报，马上就不想忍了。



作者给杨过和令狐冲的弑父心理设定了合乎刑法的客观条件，对杨过是“复仇+紧急避险”，对令狐冲是“复仇+正当防卫”，这些条件形成诡异的对称，表明精神世界具有匀称的逻辑秩序。如果没有这些法律设定，神灵要降罚尘世，而罪人要么自刺双目，要么直面沉沦。林平之不如杨过和令狐冲走运，他的双眼就像俄狄浦斯一样，盲了。




郭二靖另有三篇奇文：


《正席与狗肉：令狐冲的交班问题》



《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

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官》



《柳时镇推倒姜暮烟了吗？金庸知道！》



《半部<九阴真经>击退百度》


某美女星象学家称郭二靖“升天蝎，水天蝎，水合上升，水天合相”，又称“命主星落一宫和十二宫，自我的表达深刻击中集体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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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二靖：公民胡一刀 | 中法评 · 法说金庸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5-29



大哲学家褚慎明认为人性中包括天性和兽性，他自己全是天性。这当然只是他自己眼中的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美貌少女跟他讲心，他就激动得把眼镜掉到牛奶里。



无论如何，他只是在严格要求自己。他如果新婚之夜秉烛读罗素，给伯格森写信探讨哲学，这当然是自己的事情，无害他人，没关系的。有些人认为，人只能有天性，不能有兽性，所以不停地帮别人洗脸，这就比较麻烦，因为这属于为难别人。



如果我们有民族性，为难别人应该算是其中一样。大哲学家褚慎明自己选择喝牛奶，但看到赵辛楣劝人喝白酒，乃至于劝出当众呕吐的效果，不由暗自欢喜。大文学家董斜川见状也很欢喜，当场诗兴勃发，赋诗一首：“凭栏一吐，不觉箜篌。”



赵辛楣不仅喜欢劝别人喝酒，还喜欢劝别人做诗，这跟劝别人当众唱歌跳舞一样，都极大地带有为难别人的成分。



就算没有被人劝过相亲，你也许被劝过结婚。如果这也没有，你也许被劝过生孩子。如果这也没有，你也许会被劝生二胎，或者因为生不出而被劝离婚，跑不掉的。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郭靖和黄蓉劝杨过跟小龙女分手，人家可是义正言辞的。



除了劝说，还有一个为难别人的方式，就是提问。一个常见的问题：你喜欢爸爸多一点，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



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一个更常见的问题：我和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



其他诸如你工资多少之类的问题已经被papi酱总结和表演了，此处不赘。



除了提问，还有一个为难别人的方式，就是评论。曹娥沉江觅父，她的尸体把父亲的尸体抱出水面，鲁迅的父老乡亲对此很不满意，评论说，这两具尸体搂搂抱抱，太不像话了！曹娥的尸体听到这句话，羞赧无以，再次沉江。过了片刻，曹娥的尸体用背靠背的方式，驼着父亲的尸体再次浮上水面，充满道德感地完成了孝道的表演。



这个故事郭二靖在别的场合也引用过，来自《朝花夕拾》。



面对为难你的人，你会怎么做？你如果委屈自己，会很不甘心，比如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会在网络上抱怨，当初父母劝说她与爱人分了手，与不爱的人结了婚，早知道当初就再坚持一下。你如果奋起反抗，会伤害别人，因为为难你的人会痛心疾首地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在郭靖那里，这句话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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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儿，我心里好疼，你知道么？我宁可你死了，也不愿你做坏事，你明白么？”


金庸人物中解决难题的最大高手应当是胡一刀。胡夫人在酒店产子前后，大批仇人前来，欲围歼这一家人，单是一个苗人凤，胡一刀就未必能赢他，何况还有武功并不低的范帮主、武功更低的田归农、武功更低的陶百岁以及武功更低的大批喽啰。



胡一刀的难题是，自己怕是活不成了，但如何保住老婆孩子？他不停地想办法，终于达到了目的。



小说《雪山飞狐》大量采用了电影《罗生门》的手法，通过不同当事人的讲述，还原一个人的死亡过程。这种通过当事人主观视角来拼凑和渲染故事的手法并非空前，也并非绝后，《公民凯恩》就更早使用，《杀死一只知更鸟》后来也使用了。虽然《雪山飞狐》在形式上更接近《罗生门》，但在内核上更接近《公民凯恩》。



凯恩具有公民气质，这很少为中国的影评人所注意。凯恩和胡一刀都属于放弃金山银山的人。胡一刀在面临要爱情还是要黄金时，选择了要爱情。凯恩是金矿的衡平法所有权人，但他做好耗光财富的准备，将它们投入报纸的经营，以笔为刀，向寡头宣战。



不过，郭二靖认为，凯恩也只达到了苗人凤的高度，而胡一刀超越了凯恩，超越了苗人凤。



胡一刀如何解救家人？他在解释误会不成时，跟苗人凤达成了一个契约，内容是，如果他在与苗的生死搏斗中杀了苗，他将帮助苗去杀掉苗的仇人商剑鸣，而如果苗杀了他，苗将帮助他养大孩子。



胡一刀在解决家人的生死难题时，想到契约的方案，因为只有这个方案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仇人，令仇人愿意合作。应当说明，苗人凤能够与胡一刀立约，其境界确实超越了田归农，但毕竟是胡一刀和夫人察觉到了苗人凤的境界，并且主动想到和提出了这一方案。



胡一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在此。这一契约的履行，按说是要等到生死搏斗之后。但胡一刀继续尊重苗人凤，也继续尊重自己，在与苗搏斗整天之后，没有知会苗，而连夜从河北赶到山东，使用苗的武功，杀死苗的仇人。不仅如此，他继续尊重苗人凤，继续尊重自己，又连夜从山东赶回河北，没有睡觉，没有知会苗，再与苗搏斗整天，之后才披露，自己以体面的方式帮助苗报了大仇。



在这个过程中，胡一刀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体现在他选择提前履约上，而是体现在他隐瞒自己乏力以及对方大仇已报的两个实情，继续与苗生死搏斗。隐瞒自己乏力的实情，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苗，而隐瞒对方大仇已报，是纯粹尊重苗。



这一方法果然换回了苗人凤对胡一刀的进一步尊重和对等的提前履约：在胜负未分的情形下，苗人凤就已经开始提前保护胡一刀的孩子，他将象征着自己江湖地位的包袱披在孩子身上，以免任何人伤害他。



我们看到，即便胡一刀达成了目的，但他继续坚持了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精神，又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生死搏斗中，用对方的武功与对方搏斗。这是一个很可能最终保全自己的方案。如果不是别人足够坏以及苗人凤不够好，胡一刀的胜利就在眼前。



胡一刀的策略无疑具有功利性，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自己和家人，而不是成全苗人凤的仁侠之风。这样还值得赞美吗？答案是一定的。郭二靖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道德。



胡一刀的自利观，不是曹操式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负人和负我之间，还有第三样，就是胡一刀的“不负人不负我”。不负人，就是尊重别人，给别人好处，而不负我，就是尊重自己，给自己好处。



胡一刀的不负人，不仅用在地位尊崇的苗人凤身上，还用在酒店服务员平阿四身上，这是很不容易的。平阿四自己说，所有人都嘲笑自己是小癞痢，只有胡一刀将他当成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一个灶下烧火的小厮。他打了一个比方说，他跟胡一刀只认识了一天，就像一个瞎子突然开了眼，又像被胡一刀重新出生到这个世界。



不负人，这相对容易做到，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在批评曹操的同时，还在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不负人。难的是不负我。一个被从小打到大的孩子，拼命对父母好，希望换回父母主动的道歉，平复他经年累月的伤痕。对这个孩子，郭二靖只能说他拿衣服，图样图森破。父母只会越发得意自己当年打得好，打出了大孝子。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搞清楚：不负我相当重要，这种重要性要远大于不负人。



我们一流的哲学家总在鄙薄不负我、而表扬负我的精神。也许在大哲学家褚慎明的评价体系中，胡一刀的自利观是兽性，而不是天性。《二十四孝》里有个叫郭巨的，要挖坑埋了儿子，省下口粮给妈妈。《三国演义》里有个叫刘安的，煮了老婆给刘备吃。《书剑恩仇录》里有个叫陈家洛的，把女朋友女朋友送给皇帝，据说这样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人天良丧尽，却被人们反复地表扬。



不仅是我们，西方人也有这个观念。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就体现这种挣扎。以下内容涉及对该片的核心剧情透露，请慎重阅读。



这部电影表扬了一群为废除死刑而斗争的人。凯文·史派西饰演的大卫·戈尔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反对得州的死刑制度，认为死刑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冤案，但这不能说服州长，因为州长不仅公开宣称自己从未杀错人，还杀了一个回马枪，请大卫指出哪一起死刑案件是冤案。被动之下，大卫和战友决定殉道。经过他们的精心筹划，战友成功地自杀，并制造大卫杀人的假象，这使得大卫被绳之以法，并被按照程序判处死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证明死刑制度一定会制造冤案。



郭二靖没有本事在此讨论死刑制度本身，在此希望讨论的是，通过自杀来利他，效果怎样？郭二靖认为不怎么样。就大卫和战友的情形而言，人们不能信服地认为死刑制度是错的，因为大卫·戈尔和战友的行为虽经凯特·温斯莱特在媒体上披露，引起震动，但他们毕竟只能属于自杀，法律在这里不过是他们用来自杀的工具。



如果不把大卫和战友的行为理解得如此具有功利性，而将之解读为杀身成仁，不是树立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观了吗？这难道不好？以前有个美国人讨论《泰坦尼克号》时，开玩笑说，凯特·温斯莱特的心没有went on，她没有跳海，跟别人结婚了！



洋人并不都是这样想的。在斯密看来，只有出于利己的利他，才能使得无形之手起到帮助社会分工的作用，而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富足，社会财富才能变大。在韦伯看来，这是各个教派中共有的禁欲主义合理成分，是资本主义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市民社会之“需要的体系”的构建基础。



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胡夫人自杀殉夫，这绝不是胡一刀所希望看到的。胡一刀使用各种办法，建议她活下去。他甚至建议仇敌苗人凤和自己的老婆多谈谈。



郭靖没有这个境界，他自杀还罢了，闹得黄蓉最后也跟着自杀。黄蓉的价值观原先不是这样的。少女黄蓉发现郭靖要守约和公主结婚，于是说，你跟人结婚，我也跟别人结婚，无所谓。可以说，黄蓉的转变是在结婚之后。黄药师讽刺自己的女儿道：“出嫁从夫，三从四德，好了不起！”他讨厌郭靖和黄蓉的价值观，很早就离开桃花岛。




图片
“

“出嫁从夫，三从四德，好了不起！”


金庸小说中这么多对夫妇自杀，郭二靖为他们不值，但唯一痛心的只有殷素素。



相对来说，郭靖和苗人凤接近胡一刀，但还差一点。郭芙砍下杨过的右臂，于是郭靖要砍下郭芙的一只胳膊，这其实有些残忍。苗人凤出于对胡一刀的愧疚，说愿意用自己孩子的性命换回胡一刀孩子的性命，这也有些残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二人有些接近郭巨和陈家洛，只是不那么严重。



苗人凤在跟胡一刀一直僵持的生死搏斗中，终于在人格上败下阵来，因为他没能处处尊重胡一刀。在使用胡一刀的武功与胡一刀搏斗时，他故意用错招数，诱使胡上当，从而打赢了比赛。胡一刀死亡之时，对苗人凤应当是有遗憾的。



苗人凤比胡一刀稍逊半筹，不止体现在生死搏斗中。胡一刀说，自己死后，苗可以和胡夫人谈谈，她比范帮主和田相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苗人凤不知道怎的，还真听进去这句话了，他竟然不停对自己的老婆唠叨胡夫人的好，最后悲剧地造成苗夫人和田相公私奔。



苗人凤很像凯恩。凯恩过于尊重自己，忘记尊重配偶。他在第一次婚姻中，不屈从政敌的要挟和配偶的恳求，宁愿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也要坚持跟歌女在一起，令配偶彻底失望。在第二次婚姻中，为了自己的尊严，坚持让并非顶级歌唱家的配偶巡回演唱，巡回出丑，令配偶绝望地自尽。这一次，他不仅失去了爱情，还失去了与老朋友李兰的友情，这就跟苗人凤更像了。



胡一刀才是纯粹的公民。



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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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二靖：起底杨逍 · 一个混入教内的异教徒、野心家、三姓家奴、洋房子先生
原创 郭二靖 中国法律评论 2016-06-10

本文由宋濂口述，郭二靖整理，于1368年随《谕中原檄》公告天下



半个世纪以来的禁欲主义形势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和国内禁欲主义形势非常严峻。禁欲主义力量纷纷举起白旗投降，禁欲主义事业普遍进入低潮期。进入14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普遍成熟，领主骄奢淫逸，侵占封臣之新妇。封臣上行下效，侵占封臣之封臣的新妇。



中土的形势也不乐观。在以中原六大派为首的土豪劣绅身上，淫欲、嫉妒、愤怒、贪婪、虚荣等享乐主义精神都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这些土豪劣绅个个浑身溃烂，面相丑陋狰狞，都需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但他们趾高气昂，狼狈为奸，明教禁欲主义思想的阻力越来越大。



信奉所谓“道教”的异教武当派首领张三丰是一名伪君子、**狂、土豪劣绅的总后台。这个老不死，在110岁时还色心不改，将94年前暗恋对象的礼物揣在怀里，终日把玩和意■。他前后意属三个接班人，但贪恋权力，常常从幕后伸出魔爪，害死接班人，是不折不扣的楚霸王。张三丰逼迫第一个接班人张翠山自杀，废掉第二个接班人宋远桥，杀死隔代储君宋青书。



不过，这些被无情抛弃的接班人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他们结束了可耻的享乐主义权势，真是大快人心。第一个接班人张翠山假借给妇女治病，趁机上下其手，无所不为。他又借口来不及请示，与妇女幕天席地，做一对快活的野鸳鸯。第二个接班人宋远桥同样假仁假义，专门搭救跳井的寡妇，趁机揩油。他还是一名野心家，意图把持权柄，传位给独子宋青书，使武当派成为宋家王朝。有其父必有其子，宋青书偷看妇女换衣服，颇有乃父之风。



张三丰的其他门徒各有各的臭毛病。第二个门徒俞莲舟和第七个门徒莫声谷也被权势的春药所害，他们阴险狠辣，分别对储君宋青书下毒手，几乎成功。俞莲舟是冯玉祥，先是恬不知耻地攀上第一个接班人张翠山，后又寡廉鲜耻地依附明教右倾享乐主义分子、张老贼的邪恶轴心张无忌，并因此被张老贼选为接班人。张的第三个门徒俞岱岩是个小人，不顾同门感情，在张老贼的授意下，公开揭发张翠山，令其自绝于异教武当派，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第六个门徒殷梨亭心神不宁，做功课时终日■思纪晓芙，又撩拨纪的女儿，搞大她的肚子。



信奉所谓“佛教”的异教峨嵋派首领灭绝“尼姑”从表面上看是一名禁欲主义者，而实际上，她人面兽心，是一名■瘾患者，与其教友孤鸿子长期、秘密地发生和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也另外反映了她的虚荣和虚伪。有一天深夜，她和孤鸿子■■■，没想到被有关人士发现和揭发，一时沦为笑柄。



灭绝嫉妒门徒纪晓芙的享乐主义行为，怒毙其于掌底。她希望超越土豪劣绅的总司令空闻“和尚”和总后台张三丰“道士”，成为群丑的首恶，魔头的魔头，这反映了她对权势的贪婪。她的首徒丁敏君是嫉妒重症患者和美貌幻想症患者。她的另一名门徒纪晓芙是■强迫症患者。她的另一名门徒周芷若是权势春药依赖者。



同样信奉所谓“道教”的异教昆仑派首领何太冲早年就与女教友班淑娴勾勾搭搭，图谋教位。成为昆仑派首恶之后，何太冲抛弃班淑娴，■遍昆仑山脉，将之变成自己酒池肉林的后宫。而弃妇班淑娴竟与其他姘妇们相安无事，共侍一夫。上梁不正下梁歪，昆仑派门徒蒋涛和高则成是十足的大■棍，大色狼，见到美貌女子就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意图独占。何太冲的女徒詹春恬不知耻，与仇人苏习之眉来眼去，肌肤相亲。班淑娴的门徒西华子动辄得怒，辱骂妇女，终日不休。



同样信奉所谓“道教”的异教华山派首领鲜于通是一个衣冠禽兽，他■■自己的恩人，致其怀孕，又抛弃她，致一尸两命。为了权势，他毒死竞争者。鲜于通有一名高个子师叔，他是个调戏妇女的老流氓，连头发花白的半老女子班淑娴都不放过。



同样信奉所谓“道教”的异教崆峒派是本本主义的老巢，他们言必称罗马，东施效颦地学习西方奴隶社会故纸堆里的共帝制，可笑地实行所谓“五老共治”，无耻地大开历史倒车。实际上，五个领袖都是洋房子先生和野心家，他们各怀鬼胎，彼此防备，瓜分权势，内斗不休。



信奉所谓“佛教”的异教少林派首领空闻是土豪劣绅的总司令、大买办，但他贪恋领袖地位，处处防范土豪劣绅的总后台张三丰。他的教友空智心胸狭窄，嫉妒所有土豪劣绅。他的另一名教友空见是虚荣症重病患者，他收留恶棍成昆，又愚昧地任凭谢逊打死，绝不还手。他的另一名教友空性拒绝享乐主义，但不敢践行禁欲主义，是一名巨婴。



自公元694年创设，中土明教一贯坚持禁欲主义，反对享乐主义。半个世纪以来，中土明教一直是以中原六大派为首的土豪劣绅集团的死敌。遗憾的是，中土明教自身也未能将禁欲主义精神贯彻到底，无耻地走上了右倾享乐主义道路。



第33届教务委员会委员长阳顶天不能以身作则，背叛了禁欲主义理想，跟成昆抢女人，并且于1315年大张旗鼓地结婚，这为分裂组织埋下了隐患。不仅如此，他还鼓吹■爱自由，公开支持教务委员会常委黛绮丝与仇人在教内鬼混，在广大干部教众中造成了恶劣的深远影响。高级干部都因为阳顶天的一系列无耻做派而对禁欲主义信念产生了动摇和发生了转变，有的变节投敌，如范遥。有的另立中央，如殷天正。有的叛教享乐，如黛绮丝。有的发泄私愤，如谢逊。有的搞团团伙伙，拉拉扯扯，如韦一笑。






明教禁欲主义的正本清源


明教禁欲主义思想起源于埃及，创始人是山中老人霍山（Hasan bin Sabbah）。霍山早年在埃及求学时注意到，世界只能由行动来创建，而信仰本身是涣散无力的，只能起到麻痹人民的作用。以此为基础，他成功构建出朴素的禁欲主义思想。霍山指出，从尘世和天堂的对立关系上看，世上无真理，凡事皆可为(Nothing is Ture, Everything is Permissive)，但每个尘世间的人皆有其“天职”（calling），人只有心无他念，在明尊的指引下禁欲和进行世俗劳动，才能得到永生，在天堂里尽享感官的乐趣。



为实践这一思想，霍山从埃及来到伊朗，划时代地创设明教，又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建设了先进的实验室，为肉体享乐提供了全部便利，令教众提前感受天堂的欢乐。通过这一方式，他激励教众心向明尊，履行天职，奋勇消灭尘世间的享乐主义者。以这一朴素禁欲主义思想为指导，教众成功消灭了英格兰君主爱德华、伊朗总理尼若牟等享乐主义首恶。这是朴素禁欲主义的重大胜利。



明教后来得以在伊朗不断壮大，霍山的禁欲主义思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首要作用。教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带头实践禁欲主义，长期作为禁欲楷模，引导群众与享乐主义决裂，苦赎劳动。根据委员长的产生办法，委员长候选人是三名处女，她们各自传播禁欲主义，身体力行地感化异教徒，铲除享乐主义者。长老比较和推举功德最大的候选人担任委员长。候选人在候选期间失去了贞洁的，长老就将之烧死。



公元694年，明教禁欲主义思想传入中土，而其此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风风雨雨，从来都是异教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公元843年，异教皇帝以消灭所谓“佛教”的名义，故意下作地扩大打击面，错误地杀害明教教众。1120年，在信奉所谓“道教”之异教皇帝赵佶的邪恶授意下，腐朽的官僚黄裳带领大批异教徒爪牙，残忍地围攻和杀害了教务委员会的若干高级干部和许多普通教众。



广大教众没有被流血和牺牲所吓倒，他们奋勇抗争，在战略性撤退中击毙了黄裳的全部家人，极大地震慑了无能的异教徒皇帝和荒淫的官僚集团，使他们对享乐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动摇。这个战役为明教禁欲主义在中土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明教禁欲主义虽然首战告捷，但也产生了深刻的教训。因此，教务委员会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地制宜地进行了适当改良，初步实现了明教禁欲主义的中土化。教众严格奉行素食主义的朴素作风，实行裸葬，并宣誓与享乐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三条教义得以在中土保留。鉴于中土女子的社会地位有待提高，教务委员会决定，委员长不限性别。



明教禁欲主义思想是活的思想，是发展的思想。1350年，以朱元璋为核心的明教中兴派成员在安徽省凤阳县召开重要秘密会议。朱元璋正确地指出，中土明教的斗争环境极其恶劣，素食主义教义已经严重落后于斗争的形势，应予以坚决废除。明教中兴派全体成员一致举手表态，顺利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



本次重要会议的唯一遗憾是，中兴派成员徐达元帅当时没有认清张无忌这个右倾享乐主义分子和杨不悔这个享乐主义狗■■的真实面目，错误地邀请他们全程参加了本次秘密会议。对此，徐达元帅应当做出深刻检查。






揭开杨逍的画皮


杨逍，男，汉族，生于1296年，历任中土明教第33届、34届教务委会委员、常委，第35届教务委会委员长。杨逍是中土明教的理论家，长期霸占禁欲主义真理，独自享有解释权。



不少干部教众被杨逍光鲜的履历和端正的外表所迷惑。有一些教众错误地认为，相较于禁欲主义思想不坚定的范遥、殷天正、黛绮丝、谢逊、韦一笑等高级干部，杨逍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但实际上，他比灭绝、何太冲、张三丰、鲜于通、崆峒五老、空闻这些土豪劣绅的总经理、总后台、总代表、总司令、总教头、总买办更下贱，更无耻，更堕落，他的享乐主义思想更重，是一名混入教内的彻头彻尾的异教徒、野心家、三姓家奴、洋房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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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


杨逍自称著有《明教流传中土记》。拿着这本舛错百出的所谓“理论专著”，杨逍四处招摇撞骗，获取了时任第34届教务委员会委员长张无忌、常委殷天正和委员彭莹玉的高度信任。四人狼狈为奸，严重混乱了教众的禁欲主义价值观，严重阻挠了明教禁欲主义的正确传播，严重损害了明教持之以恒的斗争事业。






杨逍是异教徒和洋房子先生


杨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禁欲主义思想的彻底背叛。杨逍身为禁欲主义真理的负责人，竟然使用暴力，长期圈禁和监视异教徒纪晓芙，并令人发指地在她身上反复发泄自己下流的享乐欲望，他■■纪晓芙的■■，■■纪的■■，并且致其怀孕。



在这个过程中，杨逍机械理解了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对立性，他错误地以为，变态地折磨异教徒，就是施行禁欲主义。杨逍的正确做法，应当是直截了当地将纪晓芙这个享乐主义土豪劣绅予以肉体消灭。可见他是个本本主义者，洋房子先生。



明教禁欲主义者是享乐主义者不共戴天的仇敌，原应当履行天职，尽全力诛杀享乐主义者。但杨逍作为一个异教徒，居然跟敌人讲情面，讲客气，跟他们请客吃饭，你侬我侬。杨逍独自打败异教徒孤鸿子“和尚”和他的情妇灭绝“尼姑”，稍加羞辱就离去，饶了这对狗男女。



在另一个场合，他独自打败异教徒、土豪劣绅、大淫棍何太冲“道士”和他的原配班淑娴“道士”。杨逍竟然重蹈覆辙，又饶了这对无耻夫妇的狗命。在另一个场合，杨逍为了促成右倾享乐主义分子张无忌和异教徒首领周芷若的洞房花烛夜，试图以武力驱逐前来捣乱的荒淫皇族赵敏。在另一场合，张无忌卑鄙地向杨逍索要后者的女人小昭，杨逍马上大方地奉送。可见，杨逍从内心深处反对禁欲主义，羡慕享乐主义，凡是奉行享乐主义的奸夫淫妇，他都要饶了不杀，都要成其好事。



由此看来，杨逍并没有正确理解禁欲主义的核心思想，他完全脱离了明教禁欲主义者应有的英雄本色，是一个混入明教的异教徒和洋房子先生，由他来担任禁欲主义思想的理论家和负责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杨逍是野心家和三姓家奴


杨逍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对明教不忠诚，不老实。第33届教务委员会委员长阳顶天失踪以后，杨逍企图浑水摸鱼，伺机上位。但他失望地发现，广大干部教众不仅不拥护他，反而拉帮结派地打击他，咒骂他。于是，野心家杨逍改变策略，不再守护象征着禁欲主义思想的圣火，假装隐居坐忘峰，这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如出一辙。他以退为进，长期拖延委员长的实际产生，以达到虚置领导人、实际控制中土明教的可耻目的。



在右倾享乐主义分子张无忌骗取广大教众的信任之后，杨逍以为机会来了，于是开始四处活动，拉拉扯扯，搞合股公司。教务委员彭莹玉曾经向杨逍的情妇纪晓芙大献殷勤，试图向杨逍靠拢。另立中央的教务委员殷天正与张无忌具有血缘关系，正在紧锣密鼓地串联教众，支持张夺权。教务委员韦一笑本来与杨逍政见不合，但看起来他也拥护张。经过反复盘算和谋划，杨逍决定拉拢彭、殷、韦三人。



在随后的教务会议上，他们一唱一和，你来我往，公开表态拥护张无忌担任第34届教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表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劝进好戏，重复了赵匡胤假意推辞、勉为其难地黄袍加身的过程。张无忌这只老狐狸装疯卖傻，卖萌现呆，扮猪吃老虎，他先是假装坚决推辞，后来假装勉强接受，并虚伪地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只在过渡期担任临时委员长，在帮助明教走向正轨后，一定会让贤给指定接班人谢逊。



实际上，广大教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察觉到，张无忌一直在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退休不退权，将委员长的职位让与了杨逍，将杨逍、彭莹玉和殷天正殷野王父子安插在中土明教的重要领导岗位，令他们成为自己在中土明教台前的代言人、稻草人和木偶人。这些人狼狈为奸，各取所需，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忘记了禁欲主义理想，无耻地玩弄权术，是彻头彻尾的野心家。



杨逍向张无忌靠拢之后，生怕张无忌抛弃自己，于是跟韦一笑、殷天正等人继续鞍前马后，端茶递水。杨逍与异教徒殷梨亭抢过女人，殷天正的儿子女儿合伙害死了异教徒张翠山，又打伤了异教徒俞岱岩。张老贼曾指挥异教武当派爪牙和鹰犬，残杀了中土明教的广大干部教众。所以，杨逍和殷天正本来都是张老贼的仇人。



在张无忌显示出自己右倾享乐主义思想，试图修复明教与武当派的对外关系时，杨、殷、韦、彭等人将禁欲主义理想和与武当派的敌我关系完全抛在脑后，不顾与张三丰的国恨家仇，起早贪黑，不遗余力地赶往武当山，帮助张老贼击退敌人。这四个人大拍二张的马屁，载歌载舞，搞张氏宗祠。杨逍和韦一笑将张无忌吹捧得尤其厉害，称赞他医术高明，多才多艺。可见，在这些野心家、马屁精和三姓家奴心中，理想和情怀都是狗■，只有权力才是重要的。



这时，杨逍丑态百出，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张无忌。杨逍满心期待，以为张既然以前要过自己的女人小昭，这次也一定笑纳自己的女儿杨不悔，把她收入后宫。杨逍万万没想到，张这次竟然不要。这当然难不倒寡廉鲜耻、无情无义的杨逍。



在失算之后，杨逍强忍住内心的失望和不满，又跟张提出将女儿转送给张三丰的门徒、与自己抢过女人的殷梨亭。这符合张无忌的修正主义路线，正中他的下怀。可见，杨逍不仅牢牢地抱住张无忌的大腿，还施展出冯玉祥、三姓家奴的看家本领，以免张无忌倒台之后自己跟着倒霉，于是抢先赖上张三丰这个土豪劣绅的总后台、享乐主义的总教头。



杨逍的三姓家奴本质还体现在他对待张无忌其他女人的态度上。出于巩固张无忌地位和继续抱大腿的考虑，杨逍本来反对张与皇族赵敏的联姻，他认为，这会削弱张作为禁欲主义教父的光辉形象。他又分析，张无忌既然已经提出和实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与土豪劣绅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铲除享乐主义的皇族，那么，如果张与土豪劣绅、异教峨嵋派首领周芷若联姻，这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当荒淫皇族赵敏到张无忌结婚现场撒娇、撒泼时，杨逍就趁机站了出来，以武力恐吓和赶走赵敏。



但杨逍发现，张无忌在右倾享乐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张无忌换女人如换刀把，在把周芷若搞到手之后，又很快抛弃了周，开始与荒淫无耻的皇族赵敏大被同眠，成双成对。



野心家杨逍决定豪赌一把，倒戈相向，支持赵敏，反对周芷若。在修正主义的嵩山大会上，他故技重施，使出武力恐吓的一贯伎俩，只不过，这一次他厚脸皮地恐吓的对象，不再是荒淫皇族赵敏，而是异教徒周芷若。在这次大会上，面对周芷若和赵敏争风吃醋的难堪局面，杨逍故意倒向赵敏，投其所好，跟她大玩所谓聪明人的谋算游戏，一起给张无忌出主意，使得赵敏对其好感大增。



对自己前后矛盾的一系列行为，杨逍不仅不脸红，反倒很得意。在二女争夫这个问题上，如果张无忌是一条大色狼，赵敏和周芷若是两条美女蛇，那么，杨逍就是一条变色龙。杨逍的立场，丝毫不是禁欲主义理论家和大管家的坚定立场，完全是享乐主义和投机分子的墙头草立场。杨逍的骨头，丝毫不是霍山、方腊的硬骨头，而是魏延、冯玉祥的软骨头。








焚我残躯    熊熊圣火
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为善除恶    唯光明故
喜乐悲愁    皆归尘土
怜我世人    忧患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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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照进现实——中国博客史之刘国重 (2012-11-03 19:31:04)[删除]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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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江湖照进现实——中国博客史之刘国重作者：齐亮
开篇是同样的情节结局却不吻合
我的写法是错的这已证据确凿
就让悲伤逆流成河我不用再经过
我会在未来看着谁会是下一个
                            ——郭敬明歌曲《悲伤逆流成河》

江湖之上，被众多粉丝称为“老大”的郑渊洁有名言曰：长嘴的人应该说别人没说过的话，长腿的人应该走别人没走过的路，长脑子的人应该想别人没想过的事。
读刘国重的博客时，想到的常常就是老大的这一句。
1
他的博客，叫“读金时代”。金，是金庸的金。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读金”，似乎也并非偶然。我们总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读什么样的书，我们更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读出什么样的感受。
鲁迅从史书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刘国重从金庸的武侠里看到了现实的刀光剑影。这是怎样的一种阅读。作为一个生于1970，经历了一场场历史风暴的人，当他看到“三尸脑神丹”“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时，怎会不感慨万千？
2
他总是在想别人没想过的事，他想：任我行不死会怎样呢？
小说《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突然死掉，江湖从此和平，令狐冲和任盈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历史的真相和这“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分明相反。历史上，秦始皇没有突然死掉，朱元璋没有突然死掉，忽必烈没有突然死掉，多尔衮没有突然死掉。如狼似虎的军队一统天下，暴风骤雨的清洗席卷人间。所有“令狐冲”式的异己从肉体到思想都被消灭铲除。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自古以来，‘笑傲江湖’（或《广陵散》）那高亢孤绝的琴声，从来都淹没于“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宏大马屁叙事诗中。” （《任我行谈之五：法家帝王——万民如蚁任我行 2010-04-15）
他从任我行和东方不败这样虚构的形象上看到了两千年来统治者的嘴脸，历史的变换不过是这两种嘴脸的轮流出场，或者骄狂残暴，或者阴森毒辣。而统治者们之所以能够“任我行”，能够“东方不败”，确实是因为他们的武功和智慧。不过这武功，是武力，是暴力，是手下的教众式的泯灭了人性的士兵和捕快们所组成的暴力机器。
他分明在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无数的“任我行”和“东方不败”，甚至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任我行式的狂妄与东方不败式的病态。追求权力和金钱时不择手段，拥有后自我膨胀或陷入空虚。
他分明看到，健康的，如令狐冲式的人格，还很遥远，还很稀缺。
3
他总是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他看到，《辟邪剑谱》并非一个可笑的虚构，正如“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和星宿派“师父功力，震烁古今！”的肉麻赞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回响了两千年的主旋律。
“世间真有《葵花宝典》这样的伟大作品，为‘前朝太监’所著，用以阉割自己以及他人的身体灵魂？
三千年以来，只得两部。
一部《商君书》，一部《韩非子》。”
其实岂止这两部！还有自古以来就层出不穷的形形色色的帝王术、领导学-----《辟邪剑谱》式的作品，从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风啊。”（鲍鹏山《商鞅：斯人自杀》）鲍鹏山笔下的“羊角风”和金庸笔下的东方不败相映成辉。一个是在创造和完善《辟邪剑谱》（奴役文化），一个是练成了《辟邪剑谱》，殊途同归，他们都走火入魔了。
这种走火入魔，在不停的制造着“教主”与“教众”的江湖，也不过是一种必然。
4
身处“江湖”，我们离“任我行”（狂妄）“东方不败”（病态），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东方不败的喜欢绣花固然属于“重口味”，但记得我上高中时，几乎满班都是“东方不败”式的病人。有人白天上一天课晚上又去网吧玩一夜游戏，有人明明晚上刻苦学习到凌晨几点第二天却大谈世界杯，所有人都变得神经质、易怒，包括老师。自残、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的事件也多有发生。
东方不败活在“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歌颂中。我们则活在“高考万岁”“房子万岁”“金钱万岁”------的现实中。
权力能让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走火入魔”，房子、车子、考试、职称、工作------人世间的种种也同样能让我们“走火入魔”。
在我们身边，这种“走火入魔”的人，还少吗？
我们的人生中，这种“走火入魔”的时刻，还少吗？
5
“武功”所象征的，其实是生存的能力、斗争的技术和实力。
他天涯博客上的第一篇博文，谈的是林平之。林平之，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关于励志的故事，既然这个年代连《宫锁心玉》和《还珠格格》都高举着励志的噱头，那么我的表达也并无不妥。
一个富二代，是怎样在家破人亡后奋发图强，取得豪门千金的垂青，将梦想照进现实，成为一代高手的？他的经历，将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成功学？
“其时‘八方风雨会福州’，林平之当然晓得就算找到剑谱，也未必保得住。但此次万里还乡，如与《辟邪》交臂失之，则必为他人所得。我们自己的人生际遇中，也可能面临相似的困局：做，太危险；放手，再无机会！林平之甘冒万险，也要让《辟邪》重见天日，实逼出此，迫不得已，此不足为林平之权谋之病。”（《平平无奇？抑或深林巨壑？——初审林平之》 2007-01-06）
林平之是谁？林平之就是我们。就是在底层苦苦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可以孤注一掷的大多数。可以把青春献给考试，可以把婚姻献给金钱，可以把尊严献给领导，可以把良心献给黑暗。
只为了《辟邪剑谱》，那一根可以改变命运的稻草。
林平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亲节目中一心要嫁富二代的美女们，现实中为了改变命运而蝇营狗苟的我们都是他的同志。
他相信自己终会找到剑谱，就像我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实现梦想。虽然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们中大多数的命运，注定不会改变。我们注定练不成“辟邪剑谱”。那不是勤奋的问题，不是努力的问题。
“不少朋友表示要在若干年之内解决生计问题，我回北京听到较多的话是实现‘财富的自由’。我得承认，我也曾有如此幻想。这种春梦做做可以，千万别当真。社会学家注意到，我们的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平民大众要实现财富自由不过是骆驼进针眼，或如权贵进天堂。遗憾的是，很多人以为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余世存8月5日微博。）
我们和林平之一样，注定成为杯具。林平之的病态源于他首先成为了“剑谱奴”，我们的病态源于自己首先成为了“分奴”“房奴”“车奴”“孩奴”------

林平之扭曲的表情，其实也常常出现在我们脸上。林平之挫伤累累后对人世的恨，对幸福者的恨，也常常在我们内心汹涌澎湃：

“令狐冲似乎坚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有些情况下，有些人痛恨另一些人，根本不需要理由。------

金庸在《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中写道：‘人的性格中不仅有合理化、‘该当如此’的一面，也有混乱、荒谬、决不合情合理的一面。’”

“‘伪人’如林，与‘真人’如狐，天然就是敌对的。心胸狭隘是岳不群、林平之乃至一切伪君子的共同心理特征------”

憎恶真诚的，习惯于虚伪的，茫茫人世，又岂止林平之一人？看看网络上对说真话者铺天盖地的谩骂攻击，就知道“林平之”绝非“一小撮”。

“他受了多少世人冷眼，几多卑屈挫辱，这才真正理解到‘权势’‘地位’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失去权势，也就丧失一切。林平之不会自甘平庸的，他要出人头地，要重振家声，为达此目的，可以不计任何代价、不吝任何手段，已经一无所有，还怕失去甚么？”

若把这一段换成以“我”为第一人称的自白式表达，你会发现，这样的声音是多么熟悉，这样的面孔是多么熟悉。

梦想早已让我们走火入魔，可以不择手段。

“现实”早已成为老中青的口头禅，心灵如此成熟。

成熟的可以如林平之一般拿爱情当筹码，拿堕落当成长，拿钻营当奋斗。

成熟的以“利益论”为唯一的思维方式。认为“令狐冲”式的异类们的善良都别有用心，都是为了《辟邪剑谱》（利益）。于是，看到说真话守正义的“大侠”就觉得都是“作秀”“炒作”“哗众取宠”。

6

“少年林平之，虽略带‘骄娇’二气，却是诚笃温良，随时准备帮助他人，如果‘江湖’的空气遭到污染不曾严重如斯，他一定是很尽责的镖头，好丈夫、好父亲。是变态的江湖毒化了他的心魂，诱发人性中固有的邪恶与贪婪，再反作用于江湖，使江湖空气更加沉浊不堪。此前《连城诀》中的花铁干的转变，也是如此。二战后的亚非拉国家，多少当年纯洁的革命者成长为暴虐的独裁者。

------扭曲的环境把人塑造为韦小宝，糟糕，不可怕。邪恶的社会环境则弹指间将人塑造为林平之，这才真正可怕。举目所见，多少少年健步走向‘林平之’……”

慕容雪村问：谁的心不曾柔软？

然而在“变态的江湖”，在金庸用江湖所象征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谁的心不会变硬？

少年林平之们的人生无非是成为那些高呼“圣教主千秋万载”的教众之一，或者，极其幸运的，成为岳不群、东方不败这样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但这两类人是一样的，一样泯灭人性，丧失良知，江湖是沙漠，他们是沙漠里长满刺的植物。

这是令人哀伤的。

7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男性改变世界，女性改变男性的世界观。”

                                                             ——韩寒

林平之是一个“潜力股”，是优秀男青年的代表，他“勤奋”“彬彬有礼”“吃苦耐劳”“帅”“对未来事业有明确规划”，个人成长经历十分励志------

这些“品质”，正是主流社会所肯定和推崇的，也正是女生们所喜欢的。不管是相亲节目中的女生和他们的老妈，还是小说中的岳灵珊。

在“爱情战”中，林平之注定击败胸无大志、闲散懒惰的令狐冲。何况，令狐冲还是一个忤逆师父、思想偏激、动不动发表错误言论支持魔教的“叛逆青年”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青年”，如果出现在相亲节目中，是注定要让那些陪女儿来选对象的大妈们摇头皱眉的。

“岳不群对女儿的影响力大到无极限。岳不群的‘君子’包装，没几个人信以为真，却独独骗过了女儿。岳灵珊的‘恋父情结’更是彰明昭著，岳不群是女儿眼中唯一的完美男人典范，岳不群的一切，在女儿眼中，完满无缺；而一切与父亲不一样的品质，未必是缺点，但一定不是优点。林平之的出现，使她看到了父亲的翻版，满足了她长久的精神渴望，此时别说一个令狐冲，一百个令狐冲环伺在旁，也必将被岳大小姐一脚踹飞。”（《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谈岳灵珊》 2007-02-18）

自古以来，所谓的上流社会就是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的。（韩寒：明明都是下流的人,为什么凑一起就叫上流社会了呢?——《一座城池》）在这样的江湖，“以成败论英雄”，于是小人成为榜样，虚伪成为优雅，卑劣成为智慧。岳不群们成为偶像。厚黑学成为价值观。黑木崖成为圣地。“圣教主千秋万载”的赞歌成为庄严与神圣。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岳不群们被无数小岳不群所复制。他们衣冠楚楚，人模狗样。满口仁义道德。俨然青年领袖。引无数女生竞追逐。

8

“《笑傲江湖》一书，写在1967-1969年，当时，如令狐冲、岳灵珊同样的故事，数以万计。我说的是那场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无数村姑抛弃旧好，改投被人从城市踹到‘农村广阔天地’的‘知青’怀抱，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岳灵珊的正确选择。”（《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谈岳灵珊》）。

“老家农村来了人，说现在仍然是好多小伙子找不到婆姨（陕北方言，指媳妇），他们将原因归结为“条件不好”。其实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太大。农村的好多姑娘都嫁到了城里。”（狄马微博8月18日）

江湖照进历史，历史照进现实。

9

江湖何以成为如此压抑的“江湖”？魔教和名门正派何以成为充斥着奴性和虚伪的组织？刘国重在苦苦追问。

“ 令狐冲站在黑木崖上。眼见‘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想的是：‘（任我行）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任教主还是和东方不败一样,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这个忠字，从何说起?’’
令狐冲想问题 太简单,有时候很幼稚!
公孙鞅同志的意见，就老到多了。“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对臣民施以严刑峻法，苛酷待之，体现的却正是主子对他们的疼爱呵护，关键时候，他们才肯为主上出死力、卖贱命。
------
另一法家思想大师韩非子，对儒家鼓吹的‘得民之心’根本嗤之以鼻，认作是‘不知治者’的谬论，‘为政而期适民’，在韩非看来，却是“乱之端”也（见《韩非子·显学》）。韩非并认为‘诛莫如重’‘毁莫如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他理想中的‘有道之国’，终于出现在黑木崖上，’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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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啊，是经不住试炼与高压的。令狐冲当日所见所思‘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也许是真。不要紧，持续的洗脑加上威压，‘三尸脑神丹’辅以‘吸星DA法’，教众被剥夺了最后一点自尊，彻底失去自我，至于那一天那一步，多数教徒对教主的‘忠贞’，自然坚如磐石，雷打不动。
对极少数的思想顽固份子，羞辱之、刑戮之、孤立之、威迫之、痛詈之、批斗之、群吠之、围攻之……剥夺其自由，挟持其家人，于是，这些花岗岩脑袋也只可磕如捣蒜，再不敢乱想乱说乱动。
让奴才们不敢乱想乱说乱动，也就实现了韩非子所设计的‘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历代的任我行们，做到这三‘禁’，几乎可以无敌于天下。” 《任我行谈之五：法家帝王——万民如蚁任我行》
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文字！
他回答了“江湖”（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各门各派（组织）又是怎样形成的。无他，“三尸脑神丹”（洗脑文化）与吸星da法（暴力）尔。
所有的墙都已筑好。所有的笼子都已制成。“江湖机器”既已造成，无穷无尽的岳不群、林平之、东方不败自然也是成批的生产出来。
在这样的江湖，刘国重说，他也会选择服下“三尸脑神丹”，跪地高呼“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10
世间“研究”金庸的文字，多如牛毛。当年读学者评点本的金庸全集，我就颇不以为然。那些所谓评点，往往是金圣叹的路子。不过是废话式的叫几声好。或者去说明为什么好，举出八大原因九大证明。
这种评点，这种研究，不但是从古至今文艺研究的主流，也成了国人的普遍思维。试看语文课堂上，讨论的不就是“鲁迅（或XX）这样写为什么好”吗？
这种思维，和“圣教主千秋万载”的口号一样，总让我有些恐惧。不过是在从不同的方向论证圣教主的英明神武。
刘国重对自己所“研究”的金庸，却并没有鲁迅专家或红学专家的那种烧香磕头式的虔诚。
他批评《碧血剑》：人物看起来发飘，不真实。故事读下去俗套，没深度。批评《神雕侠侣》：细部完美，整体失败。否定《飞狐外传》：《外传》续《雪山》，狐假虎威，狗尾续貂。文笔稍嫌板滞。主题先行，胡斐在这部书中颇具‘高大全’的姿采。否定《鸳鸯刀》：像是今日‘笑匠’们的杰作，刻意搞笑，一点都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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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把持住自己，不让自己成为教众式的“粉丝”，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惜太多的粉丝全然不觉：听到有人称自己为“鲁迅凡是派”，鲁学专家林贤治就宣称：“如果一定要我在中国的作家中找一个缺点最少的，最伟大的，那只有鲁迅，这个人非鲁迅莫属。”“他的鲁迅研究，是以无保留的热爱、捍卫和崇敬鲁迅为前提的。”（-1）
“教主英明神武，千秋万载------”
在狂妄的教主和狂热的教众之外，人生还有另一种选择：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健康的人。这拒绝“走火入魔”的前提就是：“------时时自警：我眼中的‘偏见’，未必不是‘正见’。我心中的‘正见’，可能反是‘偏见’。”（《‘笑死人了’的傲慢与偏见——谈谈《谈金庸》的易中天》2010-8-22）
11
感谢时代，感谢互联网。即使在自己“研究金庸”的书稿“几年间陆续谈过十几家出版机构，无一谈拢”的情况下，刘国重的文字依然能到处流传，广受欢迎。
如果置换时空，若干前年，没有大大小小的论坛，更没有博客，这些文字不会出现在你我的面前，或许只会成为“抽屉文学”和出版社的退稿。
“米俨日后就是终此一生，也未忘记萧如的这一句‘小舍儿，看如姊这一刀。’那一刀，沸腾而出，却其凝如冰，其艳如霞。那刀意中，有绝烈，也有娇俏，沛然而香艳，如倾国一舞，江湖绝代。只见萧如不顾金日殚搏杀而至的‘摔碑锁腕缠金手’，身形一拧，竟在他的凌历内气中欺身而进。然后，她一笑，那笑映亮了‘佩环’上的锋芒，然后、她出刀。这是怎样一刀？这一刀的凄艳凌历，沛然难御，犹如在六朝烟水中击来。那刀锋一亮，瞬间照亮了萧如的绝世姿容，风流爽慨，其哀感顽艳、感心动怀，就是穷米俨之一生也难将之忘怀。”
用小椴《杯雪》中的这一段来形容刘国重的文字或许显得不伦不类。但是，一流的文字，正仿佛那刀光，是有着惊心动魄的风采的。
正是这风采，才让网络上有了“平生不识刘国重，便称金迷也枉然”之说，才让许多读者期待着书稿的出版：
点苍一阳子：国重兄大才，为何不出本书？------我第一个去买。（2007-09-10）
桃李之仁：先生若出书，我肯定买下珍藏。其实您的精彩文章早已可以出版一本书了，为何没有慧眼的出版社来做您的伯乐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或许时日未到吧。相信有一天，会如愿以偿的。我很期待。（2007-12-09）
未果：太佩服先生了！期望能尽快出版！（2011-06-21）
野居生李老师：刘老师出版了的话一定支持。（2011-06-21）
向来痴：还是希望尽快出书了。（2011-06-29）
海计算：期待您的大作出版。届时咱捧读纸书，重温这些作品，必然心旷神怡。（2011-07-05）
vvccvf ：以君笔墨文思，若不出书，诚是遗憾。《致刘先生》（2011-08-19）

贴吧里，博客上，这些温暖的声音，这些真诚的期待，是对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肯定。是令人感动的。“有些好朋友对于拙稿比我还上心些，此情点滴在心，不敢或忘。”
世间所谓文艺研究，多为依附，拉大旗作虎皮，大树底下好乘凉，“把鲁迅存进银行里吃利息”，但总有些言说属于异类，是用自己思想的刀光照亮破旧的大旗，照亮现实的幽暗。
他说：坦白说，自我感觉这些文字应该还有较长久的价值（呵呵），所以对出书早晚不是十分在意。
这种价值，这种自信，其实早已与“借题发挥”的那个题、那面写着金庸的大旗无关。那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芒。

附：刘国重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guozhong


注：
1-《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2010文化人物林贤治：将纯粹的偏激坚持到底》。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8-3 12:1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5 19:31 编辑

钱先生也非常推崇余英时，他在送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留下这样的字样:“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钱先生还在另外一封信中赞余先生道：“两奉惠书及赠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适，足使老于吟事者咋舌敛手，自是君身有仙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于壮盛之日，友声和答；今则臣精销亡，愚才竭尽，惟有把君诗过日耳。”

但是无可讳言，钱先生对余先生，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在谈到余英时先生的诗作的时候，钱先生说：“不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纵策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雍容自在。”钱先生认为余英时的诗作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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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与钱锺书

文/刘世南

龙榆生的《忍寒诗词歌词集》，是他去世后由儿女和门人编辑，2012年12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感兴趣的，是他有几首和钱锺书有关的诗词，可以看出钱的参加英译《毛选》工作，在老知识人中的巨大影响，有非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1953 年（癸巳）有《癸巳中秋风雨，有怀钱默存教授（锺书）北京》：

待捧银盘上晚林，黏天风雨作秋阴。蛩吟向壁如相泣，药裹关心恐不任。莽荡乾坤供啸傲，纵横简册恣披寻。漫郎合赞中兴业，伫听云山韶濩音。


一、二句写中秋风雨，三、四句写自己愁病交加，五、六句想象钱的政治得意，参加英译《毛选》工作，七、八句以元结比钱。漫郎，即元结，唐肃宗时人，曾任道州刺史，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赞美他。元结被一般士大夫称为漫郎，曾作《大唐中兴颂》，又有句云 ：“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故此二句谓钱如元结一样歌颂新中国的成立，龙氏等着看钱的杰作。

1954 年有《次韵冒叔子景璠兼怀钱槐聚（锺书）北京》：

花时何遽怨春迟，冷暖由来只自知。待振天声张赤帜，枉思公子从文狸。湘灵赋罢规房杜，水绘园荒杂惠夷。看化云龙追二子，石渠麟阁是归期。

一、二句用比的手法说明新中国遍地春光，只有自己感受不到（次句用佛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第三句用班固“振大汉之天声”，说自己也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做宣传。第四句用屈原《九歌·山鬼》，以山鬼比冒、钱，说他们俩“乘赤豹兮从文狸”。而自己呢，“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思公子兮徒离忧”。加一个“枉”字，是怨冒、钱只顾本身得意，不肯提挈自己。第五句用唐人钱起赋《 湘灵鼓瑟》（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点出中书君的姓，又用“规房、杜”写中书君将如房玄龄、杜如晦之佐唐太宗成就一番伟业。第六句用“水绘园”，明末清初的冒襄（辟疆）的私家园林，点出冒（冒景璠即冒襄后裔）字。“惠、夷”指柳下惠和伯夷，孟子说柳下惠是“圣之和”，伯夷是“圣之清”，“杂惠夷”，赞美冒景璠又和又清，像孔子是“圣之时”。第七、八句以韩愈、孟郊云龙相逐，比喻冒、钱将在新中国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建立丰功伟绩。石渠阁，汉宫中藏书处。汉宣帝曾与诸儒讲论于此。麟阁即麒麟阁，汉宣帝图绘功臣之所。

由于龙氏的诗对自己期望值太高，钱锺书大为不安，于是我们看到附《忍寒先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读之感叹，即追和前年秋夕见怀诗韵奉报，聊解幽忧，并酬雅意（一九五四年，钱钟书）》：

知有伤心画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侭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且借余光邻壁凿（谓吸取苏联先进经验也），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

首二句说，我了解您龙先生由于和汪伪国府的关系，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来诗非常凄切（第一句从前人“一片伤心画不成”化出）。第三句用刘禹锡“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意谓尽管古人说大器晚成 ；第四句用杜甫“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意谓您现在虽然力求赶上时代，可是一般后进都是当面敷衍，谬为恭敬；背后却冷嘲热讽，笑你太不自量；第五句本用《国策》贫女借诸女余光做女工，每天以打扫卫生为报偿，自注却说是学习苏联，一边倒；连接第六句是，我钱某人只能随大流。这实际已经表态 ：我的参加英译《毛选》，绝非攀龙附凤，想往上爬，只是奉命而行，如此而已 ；所以，最后一联说，你说什么“青眼高歌望吾子”，别开玩笑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只希望粗茶淡饭，了此一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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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致刘世南札



《得榆生先生金陵书并赠诗，即答（一九四三年，钱锺书）》：

一纸书伸渍泪酸，孤危契阔告平安。尘多苦惜缁衣化，日暮遥知翠袖寒。负气声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总艰难。意深墨浅无从写，要乞浮提沥血干（乾）。

此诗也收在《槐聚诗存》里，题目改为《得龙忍寒金陵书》，时间是 1942 年。而另一首七古《剥啄行》则作于 1943 年。今天两诗合看，是非常有意思的。

《剥啄行》：

到门剥啄过客谁？遽集于此何从来？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旧邦更始得新命，如龙虎起风云随。因馀梁益独隅负，恃天险敢天心违。张铭谯论都勿省，却夸正统依边陲。当年蛙怒螳螂勇，堪嗤无济尤堪悲。私门出政贿为国，武都惜命文贪财。行诸不义自当败，冰山倒塌非人推。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我闻谢客蹶然起，罕譬而喻申吾怀：‘东还昔岁道交趾，馀皇衔尾沧波湄。楼船穹窿极西海，疏棂增槛高崔巍。毳旄毡盖傅蜡板，颇黎窗翳流苏帷。金渠玉鉴月烂挂，翠被锦裀云暖堆。大庖珍错靡勿有，鼋胹鲸脍调龙醯。临深载稳如浮宅，海童效命波蹊开。吾舟逼仄不千斛，侍侧齐大殊非侪。一舱压梦新妇闭，小孔通气天才窥。海风吹臭杂人畜，有豕彭亨马虺隤。每餐箸举下无处，饥犹喂虱嗟身羸。船轻浪大一颠荡，六腑五脏相互回。邻舫吕屠笔难状，以彼易此吾宁为。彼舟鷁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闭门下帷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

先看1942年《得龙忍寒金陵书》那一首七律。龙那封信现在我们看不到了，但从钱的这首诗看，大概是龙在向钱诉苦，说汪伪政权内部倾轧、自己受排挤的苦恼。第一联说龙的来信一把辛酸泪，非常孤立，非常危险，分别以来，只能报一个“平安”，其他乏善可陈 ；二联上句用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明说汪伪政权污浊不堪，下句用杜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龙孤立、危险三联上句批评龙为了一时政治上负气，自毁名声，甘心附敌，不顾万世唾骂。下句说现在你搞得欲哭无泪，狼狈不堪，这能怪谁？末联上句钱表示要劝龙及早回头，但这层深意很难表达。下句用王嘉《拾遗记》“浮提国献善书二人，肘间金壶四寸，有墨汁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 意谓自己要找到浮提国那个铜墨盒，把自己的鲜血变成墨汁，用这血汁写信劝你一定要猛醒，回头是岸。

怪得很！第二年（1943）却发生了南京汪伪集**人来拉钱下水的事，不知和龙有没有关系？此诗刘梦芙先生在《二钱诗学之研究》第 155—157 面有详细的解释，读者请参看，这里我就不讲解了。但我要说，钱先生这两首诗真表现出他一身浩然正气，要说“道义担当”，这是民族危机深重时代的一种严峻考验，钱先生平时淡泊、宁静，而在严峻考验面前，他独立不惧，心雄万夫，真是“强哉矫”！联想到《宋诗选注》他坚持不选《正气歌》，绝不是对文天祥和《正气歌》本身有什么不满，而是别有深意存焉。正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抗议雍正帝的“以理杀人”。

1955 年龙氏又有《岁晚寄钱默存教授北京大学》：

自拨垆灰听雁音，生憎岁月去骎骎。中人寒气成龟缩，抱膝吟怀老鹤心。世运日昌情转淡，春花定好信还沉。多闻我爱钱夫子，岁晚尊中酒浅深。

完全是一派幽怨的弃妇之声。前四句写盼望收到钱的回信，可是完全失望了。五、六句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你对我却“情转淡”，“信还沈”。其实钱本明哲保身，根本不愿和政治复杂的人交往，可龙偏要缠住他。末联不免讥刺 ：你倒好，一边文史纵横，一边和夫人浅斟低酌，哪会想到“龟缩”的老友呢！——不过还好，这时龙已不相信他会成为房玄龄、杜如晦，画图麟阁了，否则他哪敢这样讥刺。

过了两年，1958 年，龙又有《八声甘州·写红梅寄钱默存教授》：

看一枝春色逐人来，双脸晕潮妆。对遥山斜睇，修篁倦倚，照影寒塘。曾是霜侵雪压，岁月去堂堂。留得芳心在，省识东皇。撩拨何郎诗兴，便胡沙扫尽，难近昭阳。甚才通一顾，赢得几回肠。是冰肌，何曾点污，记那回，憔悴损容光。横斜影，映簪花格，淡月昏黄。

这是龙氏一幅自我画像，他以为自己已是一位唱《红梅颂》的江姐了。这也难怪。《忍寒诗词歌词集》第 181 页《满江红（二首）写定〈葵倾集〉，将寄陈副总理转献毛主席，再缀二章》 。第 187 页《自上海乘飞机经武汉至北京》七绝第三句 ：“载取丹忱瞻日色”，他要捧着红心见太阳了！《绛都春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怀仁堂宴席上呈毛主席》:“春回律琯，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海汇众流，宾集群贤同欢宴。欢呼竞捧深杯劝。看圆镜，灯火缭乱。蔼然瞻视，熙然濡煦，彩霞迎面。长羡。乡风未改，美肴馔，双箸殷勤为拣。爱敞绣筵，乐近辛盘芳韶展，融融恰称平生愿。佇姹紫嫣红开满。冻梅徐吐幽芳，颂声自远。”不但和毛同席，而且就坐在他右边，所以，还给他拈菜，充分显示了中国敬老尊贤的乡风。第 197 页《五月二十五日自黄浦江入苏州河视察，倚槛放歌》。居然视察工作了，难怪他要倚槛放歌。第 199 页《蝶恋花·初夏视察西郊，车过杨家桥作》，又是“视察”！第 216 页，1957 年《水调歌头·老友周谷城教授枉过畅谈，赋词以纪，兼托上候毛主席》，第二首有“曾是为虚前席，顿感心头火炽，照我有星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祭祀天地五畤后，享用胙肉），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把座位移到贾生身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毛自然不会跟他谈鬼神，一定是和他讨论填词。用“前席”，既显示和领袖的亲密，是否还含有毛是余事为词，在他这位词学专家面前说了几句请教的话呢？下面就是《八声甘州·写红梅寄钱默存教授》了。懂得上述背景，就知道他确是以红梅自比了。你看，“省识东皇”，他是多么兴奋啊！可“难近昭阳”，这么“才通一顾”，就无缘再觐天颜，“赢得几回肠”，太难过了！他所以要写此词给钱，该跟托周谷城“上候毛主席”一样，可是钱对这类事恰是避之唯恐不及，哪肯给他传书递简呢！同一年又有《戊戌元宵后一日寄钱默存教授北京》：“岂缘多病故人疏，窗外春光画不如。柳蓓才黄梅露白，倾城看要好妆梳。”我并非“不才明主弃”， 你为什么总不给我来信？我就有倾城之色，也要靠你们帮衬（“好妆梳”）呀！可是这位“钱夫子”就是怪，尽管你“艳若桃李”，他却是“冷若冰霜”。真是“急惊风偏遇着慢郎中”。直到 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才有《除夕前一日，得默存来书，关怀鄙况，走笔报之》：“黄州一谪四经秋，破帽宁容久恋头。细拨炉灰真有味，回暄遥睇思悠悠。”从 1958 年起，次年“三面红旗”酿成大饥荒，他把这四年比作苏轼的谪居黄州，虽然又在“拨炉灰”，总算“回暄”有望了。

同年又有《读新编〈中国文学史〉，赋寄钱默存教授》：

定见门多问字车，文章藻鉴比何如？三长小试展知几，万卷移辉抱璞居。秋爽王城占笔健，露涵朝旭孕花初。淹留绝代輶轩语，宁止新编映石渠。

此应指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句“小试展知几”一定排印有误，如何能对“移辉抱璞居”呢？至于“绝代輶轩语”自然是指钱的高深的英语水平，意谓钱的更大贡献在为英译《毛选》工作把关，参加《中国文学史》编撰还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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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致刘世南札二



1963 年有《立夏日，小斋漫成，寄钱默存教授》：

双竿翠竹襟初解，一朵玫瑰酒半酣。怎得词源疏凿手，为抛珠唾到江南。

可以看出，龙是多么翘盼辇毂之下的钱能和他消息常通。可是总是失望。

最后一首是 1964 年的《清明后七日，病中忽忆黄任轲谈钱默存教授近状，因成长句寄之》：“当年风度故翩翩，报道腰围转硕然。囊括异闻归腹笥，牢笼万汇出真诠。可能余事添新构，更缀旁行济大川。怅对花辰人卧病，我思黄子为传笺。”

二句说听黄讲钱发胖了。三、四句开玩笑说钱真大腹便便、腹笥甚富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联，上句说，钱是余事为诗的，不知有新作否？下句说钱更重要的工作是英译毛的著作，包括其诗词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济大川”用伪古文《尚书·说命上》：“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此殷高宗对其相傅说的话。龙用它和前诗房、杜、麟阁云云，含意相同。

此文该结束了。就在我写此文时，偶见《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 年7月29日第8版有一篇路来森的《余英时评钱钟书》，说钱“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1979 年钱访美时，余曾谈到英译《毛选》的事，钱“只是淡淡地回答说 ：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

我确实有无限的感慨。今之知识人究竟该如何自处？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最重名节。这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势的关系。龙榆生对权势唯恐求之不得，钱钟书则避之唯恐不及。学问到底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看来有学无识是不行的。识从何来，当然从学问中来。文天祥、留梦炎同时，都是南宋的状元、宰相，而一抗元喋血燕市 ；一降元，且劝降前者不成，反劝元主杀文，免致放回江南再图恢复。同样道理，顾炎武与钱谦益同时，而忠奸判然。我分析，邪正之别，实在一私欲上。宋儒特别强调以理制欲，是抓住了本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苟且偷生行同狗彘，其区别就在能否以理制欲。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统一体，亦即理与欲的战场。“义（理）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丹书》），当然，单靠道德自律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形成良风美俗，使人不敢、不能、也耻于为非作歹。这确非民主宪政莫为功。宋明理学之所以为人诟病，即因其末流相率而流于伪，成为“假道学”“伪君子”。其所以致此，即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人是需要外力约束的，不能单靠自觉。只有主客观条件相配合，才能创造出好公民。



2014年8月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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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徽宗问及北宋国运时，有鉴于宋徽宗时期内忧外患的局面，张继先语义深沉地警戒要小心“赤马红羊之兆，请修德”。

按照张继先的劝谏，丙丁为火，色赤红；午属马，未属羊。丙午（马年）、丁未（羊年）年都是国家容易发生灾祸的年份，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也是赤马红羊之厄的传说，即农历丙午年、丁未年易发大难，一定要小心。

当时，女真人正在北方崛起，宋徽宗却不以为然，张继先为此警示朝野说：

“蓬莱水浅，沧海又要变桑田了吗？”

眼见帝国危亡在即，自己却无力回天，第30代天师张继先于是请求返回龙虎山，当宋徽宗要赐予他金帛财宝时，张继先却辞谢帝王说：“臣一野褐也，得无以用。”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丙午年），金人再次挥兵南下，联想到张继先此前的预言，紧急退位给儿子宋钦宗的太上皇宋徽宗突然感悟，于是派人邀请张继先北上试图让他“以法术退敌”，张继先无奈从江西龙虎山启程北上，当行经泗州（今安徽泗县）天庆观时，张继先写下了一首诗：

一面青铜镜，重景苍玉山，
恍然夜船发，移迹洞天间，
宝殿香云合，无人万象闲，
西山红日下，烟雨若潜潜。

写完诗后，张继先端坐而逝，年仅36岁。

传说中，他仙逝这一天，恰好是金兵攻陷开封之日。此时，正是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8-4 02:0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24 17:41 编辑

以下【新文】

康向宇论金庸《明报》社评 | “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
保马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杂志 ，作者康向宇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康向宇老师的文章《“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以金庸<明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1981年，作为香港知名社会活动家的金庸应邀访问内地，成为邓小平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从此金庸深深介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香港政制论辩中，金庸最早公开提出功能代表制构想，并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在当时深刻影响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本文试图通过重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查良镛（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揭示功能代表制对于“一国两制”的重要价值。概言之，功能代表制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有利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时至今日，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感谢《开放时代》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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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

——以金庸《明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文 | 康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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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代表制的迷思


功能代表制（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是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香港基本法，特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部分成员由“功能界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y）选举产生。所谓功能界别，又称为“功能组别”或“功能团体”，指的是根据“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划分的，享有法定代表权的选民界别，如工业界、商界、金融界、法律界、医疗卫生界、地产及建造界、劳工界、乡议局等。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和地区像中国香港一样，根据社会功能来分配代表名额和界定选民资格，故功能代表制被视为一种颇具“香港特色”的代表制实践。



功能代表制自诞生以来，在香港社会引发了很多争论。反对者认为，功能代表制为特定利益群体赋予了更大代表权，违背了选举权应“普及而平”（universal and equal）的民主原则。①支持者则强调，“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容易催生民粹主义，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功能代表制为民主设定了一个“安全阀”与纠错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衡参与”，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②此外，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民主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功能代表制本身就是一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形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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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上述关于功能代表制的论述，采取的都是民主视角，区别主要在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在“民主化范式”之下，政制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手段则是民主（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制民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精巧的政制设计，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至于“国家”，作为最高的规范渊源，往往只被当作一个预先给定的政治条件，一种外在强制力，而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政制探讨之外。概言之，民主论者关注的是“政体”，而非“国体”。④因此，长期以来，功能代表制都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鲜有人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国家理由”。⑤



然而，虽然中国的功能代表制实践仅限于香港、澳门地区，但“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香港管治不是一项纯粹的地方性事务，而是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授权特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第二条）；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五条）。由此可见，“五十年不变”的法理基础，不是单纯的历史、文化或血缘，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授权”不是一种消极的不干预，而是一种积极的国家行为。它通过创设特别行政区，使香港得以保持原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即包括创立于1984年的功能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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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天际线



如果功能代表制的保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主权决断，那么“国家”作为一个理论要素的缺席，必然导致这一政制设计难以被真正理解。⑥在这个问题上，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2018），是享誉华人世界的作家，香港《明报》的创办人。金庸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20世纪70年代末，金庸开始撰写关于香港问题的系列社评，引起各方关注。1981年，金庸应邀访问内地，成为邓小平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从此深深介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1985年起，金庸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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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创刊号



作为香港知名社会活动家，金庸对“一国两制”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鲜有人知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香港政制论辩中，金庸不仅最早公开提出了功能代表制构想，而且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深入思考。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对于今人思考“一国两制”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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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殖民政制的形式及其终结


在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香港并没有民主，而是实行一种以总督制为中心的专制政体。根据《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香港总督代表英国国王管治香港，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毋需对公众负责。行政局与立法局的定位更像是港督的顾问机构，立法局主席亦由港督兼任。⑦不过，在镇压了 1967 年反英运动以后，港英当局开始通过行政系统吸纳华人精英参政，并建立更广泛的咨询制度征求民意，致力于营造一种“开明专制”的表象。故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有学者尝试以“行政吸纳政治”或“咨询型政府”等术语，概括港英政制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开明”形象不是殖民政制本身的硬性要求，只是为了维护殖民秩序而采取的权宜之计。⑧



对于港英政制的殖民本质，金庸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社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1982年以来，香港的18个行政区都成立了有民选议席的区议会，但从权力机关的形式上讲，港英政府始终是一个“委任制政府”——“港督、港府高官与两局议员一向是伦敦直接或间接委任的”，其中没有“民选成分”。⑨以立法局为例，金庸写道：“香港立法局是英国当局根据《英王制诰》（即通称的《英皇制诰》——笔者注）而设立的一个议事机构，其主要权限为通过香港法例及审核通过港府的财政预算。议员由港督任命。港督在任命非官守议员时固然已考虑到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和代表性，但议员并非经由民选而再由港督任命。港督在任命状中明确规定他们的职权，他们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讨论而作出决议。议员在提出每项动议之前，必须得到港督的批准。”⑩总而言之，“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制度下，政府是主，它可以咨询市民，也可以不咨询；可以重视民意，也可以有限度的重视，甚至不重视。因为，香港政府与立法机构是委任而非民选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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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旧立法会大楼



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央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情况开始发生改变。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概念。12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131983年初，中央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以下简称“十二条”），“一国两制”构想至此基本成型。“十二条”提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第二条）；“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第四条）。亦即，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将实行“港人治港”。此后，中方为争取香港人心，保证平稳过渡，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港人治港”方针。最有名的一次，便是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的谈话。14



当香港回归成为定局，一贯以“政治冷感”著称的香港人，开始密切关注未来香港特区的政制问题。金庸注意到，随着回归临近，香港有不少学者、专业人士、青年学生、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对于将来在香港实行西方式民主心向往之，乃至“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划上等号，以为民主的前途大好，不是小好”。他们认为，未来香港特区应当建立一个西方式“民选制政府”，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皆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中央只做形式上的任命，实际上并不干预选举结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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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对于这种观点，金庸不以为然。他直言，自己对政制问题的看法颇为实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香港不可能具备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条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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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人治港”的“国家理由”


金庸是一个爱国者。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形象，在社会活动中也一贯坚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17在金庸看来，香港问题关乎“民族大义”，必须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思考。民主派只知站在狭隘的地方政治立场看待香港问题，忽略了香港回归祖国后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现实定位，因而从根本上误解了“港人治港”的含义。18



（一）北望神州：改革开放与香港



从时间上讲，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之际，恰逢国家改革开放起步之时。金庸对香港问题的思考，与他对改革开放的思考密切相关。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金庸在社评中指出，全会确定了国家今后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以促进现代化、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推行法制和法治、联合反侵略国家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等作为施政中心”。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香港在国家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位置变得一目了然——“香港的前途是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实施问题，大致上与特区、外汇、外贸、引进外资等问题相平行”。改革开放将香港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金庸乐观地表示，对于香港人而言，“香港能长期保持现状固然对居民有利，但也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则爱己就是爱国家、爱民族，两者并无冲突”。19



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就开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鉴于金庸及《明报》一贯的爱国立场和社会影响力，有关部门邀请金庸访问内地。此前，金庸长期在《明报》设立“北望神州”专版，每日刊登内地新闻。如今，他终于能“北上神州”，重归故土。金庸提出希望能拜访邓小平。他说：“我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20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双方就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21邓小平表示：“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要做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三，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认为，三件大事中，最基本的是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的看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道：“你说得对。三件大事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大事就有了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关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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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



金庸此行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与国家领导人谈香港问题。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与金庸谈了几个钟头。据金庸回忆，双方“谈得很详尽”。当时，“十二条”尚处于酝酿阶段，但廖承志向金庸透露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金庸将主要内容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国既然在今后一段长时期中要全力发展经济，自然期望今后香港在长时期中对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香港今后长时期的繁荣与稳定，对于中国是绝对有利的”；第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绝不会有任何让步’，这个原则当然不会改变”。23



1981年的内地之行，验证了金庸对香港问题的基本判断：国家的改革开放与香港的繁荣稳定，本质上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全的关系。金庸相信，中央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解决香港问题。24返回香港后，金庸在社评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三件大事上，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战略作用：首先，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繁荣稳定，将对和平统一台湾发挥示范作用；最后，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香港是中国打破封锁、得到外援的一个主要通道。金庸强调，三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而香港对国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此。由于香港的独特存在，中国在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更为“灵活放手”。25后来，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金庸进一步将中央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对港方针概括为十六字：“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民族大义，利于国家”。26



（二）“港式繁荣”与“港人治港”



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香港对国家的贡献，有赖于自身的繁荣稳定。因此，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认识这种繁荣稳定的基本含义及社会基础。在返回香港后写作的系列社评中，金庸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金庸指出，“繁荣”和“稳定”是两个概念。“稳定”的含义很简单，“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并无动荡波折，风调雨顺，港泰民安”，关键在于“繁荣”。27香港的“繁荣”，是在全球独树一帜的、“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港式繁荣”，即香港作为自由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繁荣。而香港之所以享有这种繁荣，“在于这里实施的是自由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受管制、不受干扰的自由经济”。不过，“自由经济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以个人自由与法治为基础。经济靠‘人’来运作，运作的媒介是‘钱’。‘人’必须享有充分自由，‘钱’必须能自由来去，自由经济才能运行与发展。法治制度的功能则是保障‘人’与‘钱’的自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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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摄影师Greg Girard 的作品《Hong Kong 1974-1989》记录了上世纪70、80 年代的香港



在金庸看来，“港式自由经济”以个人自由与法治为基础，而这种个人自由与法治，构成了“港式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金庸认为，“港式生活方式”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由，即“目前香港居民所享受到的一切自由与个人权利”。这种自由主要是“生活上的自由”，即在学校、专业、工作、婚姻、收入支配、外出旅行等个人事务上，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换言之，“港式自由”主要是经济自由，而非政治自由。正如金庸所说，选择的自由要受到金钱的限制，“有钱人的选择权利远比穷人大”。第二，法治，即“目前存在于香港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证据而公开审判等。第三，容易赚钱。第四，熟悉的环境，如“中国人社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风俗、语言、文字等等”。29



金庸并不认为“港式繁荣”完美无缺。他直言：“‘港式繁荣’是今日世界上资本主义最直接影响的形态，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资本家为所欲为，工会没有多大权力。政府的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和内地同胞相比，香港人的生活过分奢侈浪费。同时我们也比内地同胞辛苦勤劳得多，劳心劳力，太也辛苦。香港人多做工夫，多叹世界。”30事实上，早在1981年内地之行结束后，金庸就曾对记者表示：“我个人赞同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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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摄影师Greg Girard 的作品《Hong Kong 1974-1989》记录了上世纪70、80 年代的香港



不过，金庸指出，如果要修正“港式繁荣”的弊端，势必要对香港的自由经济和生活方式作出限制和调整，但这反过来又会使“港式繁荣”不复存在。他说：“‘港式繁荣’是由‘港式自由’而产生……这个原则，是香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根本。任何人企图了解、探究、商谈、或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充分明了、深切体会这条原则，否则就是以‘误解’为基础，得到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32如果“港式繁荣”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所有在自由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包括投资人、专业人士、高级管理人员等，就会毫不犹豫地转移到其他有类似条件的地方，“这一来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二来是经济要求，他们的工作与能力在于自由的经济活动”。33



当时，香港的社会矛盾尚不尖锐，“生活方式不变”依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正如金庸所说，“香港居民的经济利益颇不相同，政治见解大有分歧，社会地位形形色色，本来难有共同的民意，然而在香港前途一事上，民意竟然是一致的。左派工会领袖与行政局议员之间原来并无多大歧见，工商界首脑与街头小贩之间的要求非常接近，大学教授与店员工人的想法几乎相同。大家如果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许多争执和论争是根本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所要求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生活方式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香港人担心回归祖国后丧失原有生活方式。34



在金庸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反复劝慰香港人，要相信中央的智慧和诚意，因为国家与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战略蓝图中，香港的主要功能是自由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而在这些功能上，香港短期内很难被上海、广州等内地城市取代。为了充分发挥“港式繁荣”的积极作用，国家将尽可能维护“港式繁荣”的社会基础——以“港式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金庸作了一个比喻：“如果把香港的自由经济比作是牛是马，可以对中国作出贡献，那么得让牛马吃草，草是港式的自由与法治。”35总而言之，从国家治理角度讲，“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目标，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变是手段”，两者皆不可或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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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2018）



基于上述分析，金庸为思考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现实感的理论框架。概言之，“港式繁荣”根植于“港式自由经济”，而“港式自由经济”的社会基础则是以经济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港式生活方式”。金庸坦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东西”，“但香港的作用对中国有用，而这种作用又以实施资本主义为必要条件，只要划定范围（成立‘特别行政区’），让你们自己干自己的（‘港人治港’）。只要这头怪鹅天天生蛋，任它爱吃甚么就吃甚么。这与引进外资、合营企业、补偿贸易等等作法基本上相同，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虽污染之物亦容忍之，盖所得者大，所失者小”。37这就是“港人治港”的“国家理由”，也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理由”。



如果“一国两制”的初衷，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国家改革开放，那么“港人治港”的“港人”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概念，主要指能实现上述政治目标的“港人”。正如邓小平所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言以蔽之，“港人治港”的真正含义不是“民主治港”，而是“爱国者治港”。38



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爱国者”概念，使香港人从“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突围，摆脱了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暧昧身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身体力行参与到国家建设的事业中，真正成为与祖国命运相连的国家公民。由此，香港社会的意愿与国家的意志实现了统一，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超越地方性“习俗”的宪制意义。正如金庸所说，在改革开放时代，香港人要以“利国利港，利人利己”为努力目标，香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不但是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发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希望为中华民族的富庶强盛、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提高、保卫世界和平尽香港人的责任与力量，同时也是为了长期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39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不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政治妥协，而是一种迈向国家整合的宪制秩序。用邓小平的话讲，“一国两制”不是“统战手法”，而是“大政方针”，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政治气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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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环岛路，面对金门岛的位置，竖立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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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庸对功能代表制的构想


根据金庸的理论框架，香港特区的政制设计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以长期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第一要务。



金庸认为，如果全港居民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将很难满足这一要求。毕竟香港实行“完全不受管制、不受干扰的自由经济”，虽然社会总体比较富裕，但贫富差距极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一人一票搞普选，“选出来的政府与议会最大可能是代表新区居民、劳工与小职工的利益，因为居民中他们所占百分比最大。民选政府势必实施大量福利制度，干预大企业、银行、工厂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港式自由经济”将被迫终结，香港也将失去原有的繁荣稳定。41



金庸进一步表示，即便情况没有这么极端，任何派系都未在立法机关取得绝对多数，也很难避免直接民主的弊端。如果议员划分为不同派系，而这些派系又势均力敌，立法机关中就会不断斗争，形成僵持，许多议案无法顺利通过。而且，这种斗争势必会扩大到社会上，最终引发内乱。金庸举了一个极端例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议会，一派议员代表贵族，一派议员代表教士，一派议员代表平民，终于平民派议员发动大革命，将贵族派和教士派议员一一送上断头台，自己又闹分裂斗争，再将大部分平民议员也送上断头台。”有鉴于此，金庸坦言，“为求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本港内部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越少越好，将来香港不宜成立政党，也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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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宫（法语：Palais Bourbon）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是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的所在



事实上，所谓选举权的“普及而平等”，“普及”就是“人人有份”，而“平等”就是“同票同值”。这背后有一个基本预设，就是立法机关中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等。43金庸对直接民主的质疑，展现了“人口比例性”原则推到极致的后果。如果完全根据“人口比例性”分配立法机关的代表名额，代表的构成可能会被动地再现当前的社会结构（无论以何种比例），从而将社会矛盾一并转移到立法机关中，并通过政治斗争而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撕裂不断加剧。



面对可能的批评，金庸自我辩解道，自己不是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阶层的政治智慧，只是在分析局势时经常不重视理论而重视实际。现实是：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回归后将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因此，“港人治港”的具体方式，不是“港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如果香港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同时，却丧失了国家所期待的繁荣稳定，香港对国家的贡献将“由大至小、由小至零、再成为国家的负担”。到那时，国家将从发展大局出发，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香港人所在意的生活方式，也将一并成为历史。“‘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44



金庸对民主的反思，代表了香港工商界的普遍看法。有民主派人士提出两点反驳意见：第一，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市民素以“实际”闻名，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并不强，不会盲目地受人利用；第二，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民主选举”并不会损害工商界利益。“若果香港推行直接民主选举，工商界人士也可以选出他们的代表，保障他们的利益。以工商界人士的地位和资源，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是很高的。若果，上述工商界人士看法成立的话，西方社会之民主选举，岂不是长期地成为劳动阶层之囊中物吗？但现实是否如此，相信大家亦心里有数。”45



但对于金庸而言，这两点反驳并不致命。金庸不是要证明直接民主一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损害工商界利益。他讨论直接民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理论上确立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即直接民主可能使香港丧失繁荣稳定。这是香港应当警惕和防备的最大的恶。何种政制能最大程度远离这种最大的恶，这种政制就最适合香港。这种论证思路体现了金庸一贯的政治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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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寓意香港永远繁荣昌盛



在金庸看来，直接民主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的）选举方式，而选举是为了产生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机关。抛开代表制谈民主，无异于舍本逐末。为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特区立法机关应主要代表香港工商界利益，而议席分配自然也要向工商界倾斜。为此，金庸根据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设计了一种以行业为选举单位的代表制。他写道：“实际上大概行得通的方式，或许是‘协商制’。假定说，将来的立法议会由香港各行业及各界协商产生。例如银行业互推代表两人，工业制造业推代表三人，地产商推代表一人，商业界代表两人，证券界代表一人，劳工代表两人，新界代表两人，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代表一人，医药界代表一人，教育界代表一人等等……这个议会仍会主要代表香港工商企业界利益，以维持现存的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与目前的立法局组成性质大致相同。但代表人选则由各经济性行业互推、协商或票选，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46



金庸关于“行业代表制”的构想，发表于1984年1月。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半年之后的1984年7月，中英联合声明尚未签署，港英当局就“偷步”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以下简称《绿皮书》），首次建议在立法局设立部分民选议席，由“按社会功能划分的选民组别”间接选举产生。471984年11月，港英当局发表《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以下简称《白皮书》），明确提出将于1985年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由九个“功能组别”选举产生12名非官守议员。这九个功能组别分别是：商界、工业界、金融界、劳工界、社会服务界、教育界、法律界、医学界、工程师及有关专业。其中，商界由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各选一人，工业界由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各选一人，劳工界由所有注册职工会共选二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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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封面及目录







至于设立功能组别的理由，《绿皮书》的解释与金庸如出一辙——“财经界及专业阶层对建立本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至为重要，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代表权”。49《白皮书》进一步指出，设立功能组别，“目标是使在社会、经济和职业等背景上有共通利益的各个主要社会阶层，都能有代表出席”。根据选民成分与投票资格，功能组别分为两类：第一，“与经济和社会有关的选民组别，将会以全港性而为各界承认的主要组织、社会和机构为基础”；第二，“至于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选民组别，则以某些职业的从业资格为根据；这些职业应具有悠久而为当局承认的专业地位”。50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金庸构想的行业代表制，与《白皮书》阐述的功能代表制，不仅原理高度一致，而且对组别划分、选举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也相差无几。金庸提议的地产商界、证券界、新界、会计师界代表，虽然当时还没有，但以后都增入了。若干年后，金庸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决不自以为港府是根据我的建议而创设功能组别（岂非大言不惭？），而是说，我早了半年先提出这个构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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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封面及目录


随着功能组别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金庸进一步修订了自己的代表理论。他意识到，与他原本使用的“行业”概念相比，“功能”（function）概念更清楚地揭示了香港的代表制原理。所谓“功能”，指的是“该社团或专业人士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作用”。功能选举与全民普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一人一票普选的根据，是每个人的权利平等；功能选举的根据，则是每个社团和每个个人的功能有大小轻重之别，所以投票权也不平等。银行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和银行杂工、银行信差的人权相同，在法律上平等，但在经济事务上发生的功能不平等，所以在普选中投票权平等，功能组别选举中的投票权则不平等，也即功能作用较大之人在功能组别中有较大‘话事权’（发言权和选举权、决策权）。”52



金庸认为，功能代表制在历史上有先例可循，那就是欧洲中世纪实行过的由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共同管理市政的“基尔德（Guild）市政制”，又称行会制度。53他坦言，行会制度不是现代化的制度，而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城市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安排。但他相信，“自中世纪以来即已形成传统的功能代表政治”，比民主派所鼓吹的“普选式民主”，更能实现“一国两制”的初衷，因而也更有利于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此后，无论是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还是与彭定康就所谓“政改方案”展开论战，金庸都坚持了自己对功能代表制的一贯理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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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维堡的中世纪商人行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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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制与国家：                              







                                    以金庸为方法



在香港社会的政制论争中，金庸是一个绝对的“异类”。不同于常见的民主论者，金庸第一次将“代表制”作为分析功能界别制度的理论工具。然而，代表制对于思考“一国两制”和香港政制问题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揭示。



在19世纪以降的法学话语中，“代表制”往往被当作“议会制”的别名，而议会制又被理解为一种不同于“直接民主”的“间接民主”，故代表制往往被当作一种民主形式。在中文世界，代表制一般译为“代议制”。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代表制与民主是两回事，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交集。



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原始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代表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从词源上讲，英文中的“代表”（represent / represent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repraesentare”，原始含义是“使呈现、显现或再现”（make present or manifest or present again）。通过代表，“某种在字面意义上不在场的事物，可以在非字面意义上，被视为在场”。例如，13世纪的欧洲人会说，教皇与红衣主教代表基督与使徒，官员代表国家，管家代表他的主人。直到1583年，英语文献中才出现了“英格兰议会代表（representeth）整个英格兰”的说法。5519世纪，随着议会制兴起，以及选举权普及，代表制才与民主结合为现代意义上的“代表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约翰·密尔称其为“代表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代表制就是民主”的观念由此而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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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the last of the British Guilds meeting rooms c. 1820



金庸没有遵循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对代表制的通行理解。他指出，在代表制民主兴起之前，中世纪欧洲曾实践过一种非民主的“功能代表政治”，即行会制度。行会分为商人同业公会和工匠同业公会两类，两类公会常共同合作而管理市政。“港府把功能组别分为‘经济、社会’及‘专业人士’两类，略有当年基尔德分为商人、工匠两类的遗意。中世纪时工匠大师（master）的地位并不低于今日的专业人士；普通工匠要制出一件精心杰作，得到公会认可，方能成为大师。这件杰作就称为masterpiece，那是这个字的由来。”57通过将功能代表制追溯到前现代的行会制度，金庸使代表制摆脱了民主的桎梏。在功能代表制之下，代表人选“由各经济性行业互推、协商、或票选，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58



当代表制不再以民主为基础，代表性的衡量标准也随之改变。通过阐述中世纪行会制度，金庸为纯粹的代表制确立了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类型”。中世纪行会通过管理市政，维护了商业城市的繁荣稳定，因而获得了广泛代表性，不只代表特定的商人和工匠，还代表全体市民。同理，现代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设计和完善选举制度，贯彻或“再现”某些有普遍性的理念和意志，从而将自身的代表性延展到有限的选民群体之外，超越“人口比例性”的形式平等，实现公共利益上的实质平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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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从“广泛代表性”原则出发，何种政制最适合香港特区，关键不在于其是否产生于“普及而平等”的选举，而在于其能否实现“一国两制”所指向的公共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国家改革开放。金庸的分析表明，功能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更能实现这一目的，因而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从界别构成来看，功能代表制为工商及专业界人士赋予了更大代表权。它不是对香港社会结构的镜像式、描述性“再现”，而是对“港式资本主义”的放大式、象征性“再现”。60通过从政制上预先排除民粹主义对政府决策的可能影响，功能代表制实现了一种对地方社会的规训，最大程度确保了香港在自由经济的轨道上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代表制“再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使主权人民在香港特区的日常政治中得以制度性地“现身”，推动了“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的国家整合。



此外，香港为国家作出贡献，反过来又会促使国家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不动摇，并尊重香港社会的集体共识——“生活方式不变”。在以多元化、碎片化和贫富悬殊著称的香港社会，这种“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共识尤为可贵。换言之，功能代表制通过牺牲部分形式平等，而平衡了普选所隐含的实质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代表制“再现”了香港的社会共识，维护了香港大多数居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香港本地的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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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由此可见，功能代表制虽然只是一种地方性制度，却承担着双重代表性。它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因而成为连接“一国”和“两制”的一个重要制度枢纽。也只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香港政制问题上，代表制是一个比直接民主更有效的理论工具。原因即在于，代表制完成了直接民主难以完成的理论任务：在香港政制中摆正了“国家”的位置，明确了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61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授权”不是“分权”。62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63代表制就是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形式。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同时又透过各种形式的代表主体，如驻港机构、选举委员会、功能界别、中资企业乃至爱国社团等，不断地“再现”于特区的日常政治中，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依法承担决策者与监督者职责，灵活行使特区管治权，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种自上而下的、全过程的“主权代表”，或许才是“授权”的真谛。“一国两制”是一种迈向国家整合的宪制秩序，并通过代表制而获得其规范形式。



如果国家是目的，代表制更多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那么香港政制发展就不是单纯的特区自治事务，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以功能代表制为例，金庸的分析表明，所谓“功能”，指的不仅是香港的繁荣稳定所必需的“功能”，更是国家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功能”。因此，当“国家理由”有变，国家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和改变时，“功能”也将被重新界定。哪些“功能”应当被代表，应当以何种形式和比例被代表，取决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衡和设计。事实上，2021年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在功能代表制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使香港选举制度更符合实际情况。64功能代表制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形式，现有的制度实践尚未穷尽其理论上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包含了一种立法者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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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公布



严格来讲，本文不是一篇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文。本文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香港故事。彼时，中英联合声明尚未签署，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也未提上议程。金庸仅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未来香港特区的政制设计进行了自成一体的前瞻性思考。此后不久，金庸就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与肖蔚云共同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而且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今天依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参考价值。也正因此，本文或许在“思想”与“事件”的双重意义上，记录了香港基本法一段尘封已久的“史前史”。



谨以此文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亦以此文纪念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生前秘书李以建为本文提供了史料方面的指引，赵晓力、王振民、刘诚、田思源、余凌云、冯林轩及匿名审稿人都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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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岳：《港式法团主义：功能界别25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80页；Christine Loh & Civic Exchange (ed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5页；刘兆佳：《香港的独特民主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3—90页。



③汪江连：《香港特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价值功能分析》，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27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139页。



④保罗·卡恩（Paul W. Kahn）质疑了“国家”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缺位，见［美］保罗·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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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中，沒有什麼是偶然的。如果發生了什麼事，請相信這是有計劃的。”

———富蘭克林·d·罗斯福读笑傲江湖，不能不阴谋论

古今中外的大小说家、大戏剧家，皆务在“求简”，非徒金庸为然。小说家与戏剧家，尽可以刻划无限的人性，但必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内。
麦克白的独白：

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

为了这个原因，麦克白决心派刺客暗杀班柯。
很明显，麦克白是有子嗣，并且不止一个。其中，至少一个儿子已经成年。然而，整部剧中，麦克白夫妇几乎一直在舞台上，却没有一个子孙露面，与他夫妇在一起，这是不合情理的。莎翁为何这样处理？此亦无他，“求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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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一书的补充资料


撒切尔夫人说得好，“要是没有我们的浴血奋战，欧洲早就实现统一了，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摘译自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八月炮火第一章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
这位向以出行频繁著称的“旅游皇帝”，对仪式隆重地进入外国首都，常甘之如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为了让他骑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门；然而巴黎，这个无美不备，无不令人神往，柏林无一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中心，他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想受到巴黎人的欢呼，他想获得法国荣誉勋章，他曾两次让法国知道陛下的这个心愿，但邀请从不见来。他可以到阿尔萨斯发表演说，颂扬1870年的胜利；他可以率领游行队伍穿过洛林的梅斯；可是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岁，至死也没有看到巴黎，这也许是帝王命运中最为辛酸的一个史话。
　　对于立国较久的国家怀有嫉妒，这种心情咬啮着他。他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说他们访问欧陆时从不光临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为人所赏识。“我在位多少年以来，”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的同僚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要不了多天，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这样的情绪，遍及他整个民族。他们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全都迫切需要得到器重。他们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他们意识到实力的强大，他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注：特赖奇克（HeinrichGotthardVon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著名成员之一。曾任柏林大学等校教授。1886年起成为普鲁士史官。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力主对外扩张。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等。——译者]之道哺育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理应称王称霸，他们感到为人所负，世界没有承认他们为盟主。军国主义的发言人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写道：“我们必须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这是它们应得的……可是迄今未给它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直言不讳，只容许采用一种办法；从德皇以次的一些小贝恩哈迪们，于是力图使用威胁和显示力量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尊敬。他们挥着“包着铁甲的拳头”，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他们歌颂“热血和钢铁”和“闪闪发光的甲胄”，宣扬刀剑的功德。罗斯福先生当时关于跟邻国相处的格言已被条顿化为“提高嗓门，挥舞大枪”。当德国人挥舞大枪，当德皇吩咐军队为义和团之乱开往中国象匈奴王阿提拉那样行事（把匈奴人作为德国人的榜样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泛德意志同盟和海军联盟纷纷建立，集会要求别国承认它们扩张的“合法目的”时，别的国家便以结盟相报了；而当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于是嚎叫这是包围！全德国被包围啦这句副歌给咬牙切齿地唱了整整十年。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秦晖：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儒家的命运

来自: Boi@阿诗玛(一朝悲歌成金曲 千座山峰化水泥) 2011-05-22 16:27:11
（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秦晖审核。此次会议由广东信孚研究院、《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举办，2011年5月14日、15日上午召开于广州从化） 
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班淑娴是昆仑派中的杰出人物，年纪比何太冲大了两岁，入门较他早，武功修为亦不在他之下。何太冲年轻时英俊滞洒。深得这位师姊欢心。他们师父白鹿子因和明教中一个高手争斗而死，不及留下遗言。众弟子争夺掌门之位，各不相下。班淑娴却极力扶助何太冲，两人合力，势力大增，别的师兄弟各怀私心，便无法与之相抗，结果由何太冲接任掌门。他怀恩感德，便娶了这位师姊为妻。少年时还不怎样，两人年纪一大，班淑娴显得比何太冲老了十多岁一般。何太冲借口没有子嗣，便娶起妾侍来。
　　由于她数十年来的积威，再加上何太冲自知不是，心中有愧，对这位师姊又兼严妻十分敬畏。但怕虽然怕，侍妾还是娶了一个又一个，只是每多娶一房妾侍，对妻子便又多怕三分。这时见妻子将一杯毒酒放在自己面前，压根儿就没有违抗的念头，心想：“我自己当然不喝，五姑和春儿也不能喝，张无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只有这女娃娃跟我们无亲无故。”便站起身来，将那杯酒递给杨不梅，说道：“孩子，你喝了这杯酒。”（《倚天屠龙记》第十四回）
岳不群、宁中则，大致也如此。


2000年，金庸给马云题赠：“善用人才为大领袖之要旨也。刘邦刘备之所以创大业也。愿马云兄常勉之。”


1988年7月我应聘到香港《大公报》上任之初，查良镛因为知道我患冠心病，体内安装了起搏器，写信劝我要保重身体，其中着重说：“惟我兄毕生劳瘁，奋力奉公，致心脏较弱，今后事当剧繁，敬盼时时以‘节劳’、‘使能’为念，不必事事躬亲，择贤而督责之，观其效否，定其奖退，总其大务而优游从事，于报社及个人，均有利乐。过去日夜不休之习惯，务请有改。忝在知交，欣喜之余，深以为念。”忆我与独立报人查良镛的交往——粤港老报人杨奇访谈录




他顿了一顿，缓缓说道：「这部『葵花宝典』，武林中向来都说，是一双夫妻所合着。至于这一对前辈高人姓甚名谁，已是无可查考，有人说，男的名字中有一『葵』字，女的名字中有一『花』字，所以合称『葵花宝典』，但把多半也只是猜测之词。大家只知道，这对夫妻初时恩爱甚笃，后来却因故反目。这对夫妻撰作『葵花宝典』之时，年方壮盛，武功如日中天，反目之后，从此避不见面，而一部武功秘笈，也就分为两部，历来将那男子所着的秘笈称为乾经，女子所着的称坤经。」
　　令狐冲道：「原来『葵花宝典』分为乾坤二部。晚辈今日是首次得闻。」方证道：「经分乾坤，那也只是武林中某一些人的说法，也有人称之为『天书、地书』、『阳录、阴录』的，总之原书上并无标签，任由后人随意称呼了。二百余年来，事情也十分凑巧，始终并无一人同时读通了乾坤二经，将宝典中的武功融会贯通，若说没有机缘，却也不然。百余年前，乾坤二经都曾归福建莆田少林寺下院所有，其时莆田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该当通解乾坤二经才是，但据他老人家的弟子说道，红叶禅师并未通解全书。」


【【【【【【【【【【【【【【【【【【【“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 《管子》 ​​​​
袁世凯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
“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
“咫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

奥兰治亲王宣称，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野心家统一欧洲的企图。（《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第一章。）
撒切尔夫人：英国与欧洲
原创：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1988年9月20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说。演讲带有较强的“疑欧论”（Euroscepticism）色彩，在英国脱欧之际，值得参考阅读
英文标题：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The Bruges Speech）
我们英国人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为欧洲做出贡献。 数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阻止欧洲陷于单一强国的统治。 我们为她的自由而战，为她的自由而死。 在比利时，离这里几英里之遥的地方，安息着12万英国士兵，他们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是没有这种浴血奋战的意愿，欧洲早就实现了统一，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 在上一次大战期间（译注：二战），英国对抵抗运动的支持，使得许多国家的自由火焰一直燃烧到解放的那一天。 明天，博杜安国王（译注：比利时国王）将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仪式，以纪念许多勇敢的比利时人，他们在皇家空军服役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他们的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而欧洲重获解放，正是始于我们岛国的堡垒。 


大眾傳媒與開放社會

時間：1994年3月12日
地點： 香港大學（香港）

編者按：本文是是查良鏞先生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於香港大學出席“香港講座：十年過渡的紀錄（一九八四——一九九四）”的英語講辭，其時席揚案尚未宣判。本刊特將其中譯本全文刊出（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我們毋須在此討論現代專制政權用以檢查和控制大袀髅降姆椒āＷ糁巍W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小說《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Four）裏，生動描述暴君“老大哥”如何達到上述目的。這並非純粹是小說家的幻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據於他對蘇聯共產黨的實際措施所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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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1994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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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舆论周刊》的创刊词中，汤尔和宣称自己本不愿谈政治，作为一个“外行”，他以为“谈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实，事实就是内幕”。政治这样东西，在汤尔和看来，外面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一旦掀开内幕，真是说不得，所以他断言“政治是龌龊东西，政治生活是下流职业”（《开宗明义：三个小志愿与三条消极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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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学者罗泌说“封建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黄宗羲认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异民族入侵，而在于君主独裁之下，文武官僚软弱无力。内藤湖南也用这种观点解释清亡的原因：“清王朝越来越致力于集权于中央，并把官僚系统的权力集中于近亲宗室。除了这些人以外，已经没有官僚负有政治的责任。其结果是，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叛离，清王朝崩溃。”黄宗羲说“三代以下，有乱无治”，顾炎武则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周秦之变后，中国政治的最大变化就是官僚集团取代了自治社会。自秦以后，中国政府有两个特点：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 ​​​​
“多难”和“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古籍中“多难”一词频频出现，“兴邦”一词也俯拾皆是，“多难兴邦”作一词使用者却非常罕见。据现在一些文章考证，“多难兴邦”一词最早源于《左传》，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派使者去晋国，让他们帮着邀集诸侯参加盟会，晋平公想拒绝，司马侯就劝他答应下来，以免得罪楚国。晋平公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国家地势险要，能攻易守；我们有好战马可用；齐国和楚国多灾多难。这三条都是我们战胜楚国的有利条件，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司马侯说：这些想法是很危险的。古代圣王都是以修德来治理天下，没听说依仗险要地势和好战马就能守住疆土的。最后他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虞”就是猜度，“不可虞也”就是事物不是单从表面就能估摸透的。这就是“多难兴邦”的最早出处。

“多难兴邦”的第二个出处源自于唐代房玄龄所着《晋书》，其中有一段儿说：“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很多人都知道《诗经》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句子，意思是说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殷忧以启圣明”是说帝王因为顾及到政权可能会丢失，所以不得不励精图治，使自己成为圣君，因此才出现昏明迭用、否泰相济的历史现象。这里的“多难以固邦国”、“殷忧以启圣明”都是说的很多情况中的一种。稍通中国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或”，是“有人、有的”的意思，是对某种情况的设想，并不表示一定怎样。关键是能不能接受以前的教训。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记载，唐代名臣陆贽在给唐德宗的奏折中写道：“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意思是说有的国家无难却失守，也有的屡遭劫难却逐渐强大；但他后来又补充道：“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这可以说是对多难兴邦的解释，国家多难，这种情况下就要多体恤民情，戒急用忍。“敕慎”就是不要轻易发布政令法令，从这个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并不是多难就会兴邦，邦能不能兴取决于别的条件。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作者：韩非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候，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
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灾难。
——哈耶克 ​​​

当一个社会离真相渐行渐远的时候，它就越会憎恨那些讲真相的人。 ——乔治·奥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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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的体验是神秘感。真正的艺术与真正的科学发源于这种基本的情感。体验不到神秘感的人，他不再好奇，不再惊叹，如行尸走肉，双目暗淡。正是这种对神秘的体验，甚至掺杂了恐惧的情感，才催生了宗教。我们知道存在一些我们无法洞察的东西，我们所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绚丽的美，也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而被我们的心智所理解。这种认知和情感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个虔诚的信教者。我无法设想一个奖惩他所创造之物的上帝，或者上帝也有着我们自己所体会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设想一个人能逃脱他身体的死亡。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愚蠢的利己思想，去珍视如此的想法。我满足于生命的永恒之神秘，满足于觉察并窥视现存世界的奇妙结构。我全心致力于领悟那种在自然界中所展现出的深奥理性的一部分，即便是沧海一粟，我也心满意足。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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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 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1 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2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四十四岁，皇帝才二十五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3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最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刘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4），定襄郡5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6，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7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8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9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10 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11，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12，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13，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14。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感谢本号编辑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
中古新书 | 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总0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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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现代化的批评家 (2006-05-07 22:54:17)[编辑][删除]转载▼
分类： 杂谈与乱弹
      很久以来,   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 论上,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   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 于 1935 年——1936 年 年 间 因 书 评 而 引 起 的 和 巴 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 “官司”。职称论文发表但是毫无疑问, 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省级期刊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 一直以来, 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   或者是印 象鉴赏的批 评, 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 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 象主义, 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 因而他的批 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 在我看 来, 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 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 而 是表里的关系, 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 而中国传 统文学批评为里, 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 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 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   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 ,   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 义的余
波,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   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   因而印象主义提出 “为批评而批 评”。此 外, 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   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 唯美主义观 点,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   甚至认为 “最高之批
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   李健吾所持的 “自我发现论”,   就是把批评当作是 “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犹如 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 决定价 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 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 他的人格, 增深他的认识, 提高他的鉴赏, 完成他 的理论。 (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 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 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 而不必 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 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脸色,    因为 “作者的自白 (以及类 似自白的文件),    重 述创作的经 过 ,   是 一 种 经 验 ; 批评者的探讨,   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 (书),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 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   当 《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 表示批评者的 “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 而 是坦然道: “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 金先生的自 由, 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   因为批评 “是一种独立的,   自为完成的, 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 尊严的存在”。在他 看来, 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 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 “攀亲戚”,   批评和作品是两
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 创作的地位为代价, 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 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 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 而是恰恰相反, 批评主体的 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 ,   甚至判决的 冰冷的铁面,   而是以 “泯灭自我”为条件,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 对于批评 者来说, 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 而是经验的对象; 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 并由此确立批评的 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那么批评也就是 一种 “表现”,    表现 “它自己的宇宙,   它自己深厚 的人性”,   于是而有 “所谓的风格,   或者文笔”。风 格即是 “人自己”,   表现自我,    同时就 “区别这自 我”,“证明我之所以为我”,其难在于一个 “诚” 字。近年来,   批评界不时冒出 一两声对文 采的呼 唤,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批评要有文采,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润色”, 它 “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    李健吾把 “自我”作为批评的 “根 据”。文学创作中 “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 鲜事, 但在批评中,“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 上说, 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 他认 为强调 “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 “批评 的独立”, 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 独立的创造 “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认 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 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   一切所谓 “真 实”都无非是 一种感 觉, 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 印象主义者就特别 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   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 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 的固定的标准, 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 所谓 “客观意图”,   他认为是不存在的,   因为即使 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 那么批评家就 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 同样 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 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 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 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 首先是阅读, 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 “凡落在书以外 的条件, 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 把辞 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   然后赤 手空拳, 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 “全份的力 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   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 要 “像一匙白松糖浆,喝下去,   爽辣辣的一直沁到 他 ( 作者)   的肺腑”。否则, “缺乏应有的同情”,   就 “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   强调感受, “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 批评家很少读作品, 或是浅尝辄止, 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戳不到痛处,   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 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 现代化正如温儒敏 在 《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史 》中所 说: “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 中国古 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 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 形式, 偏重直觉与经验, 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 的鉴赏, 以诗意简洁的文字, 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 神或阅读体验; 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 同, 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 是不管哪一种, 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 辨, 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 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 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 这些都 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 开各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 主义与术 语,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用心体会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 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如 《文心雕龙》、《人间词 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使之更富有操作性,   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体的方法,    就是“把他独有的印象形 成条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 而是他独有 的, 基于他全部个人的修养、经验、知识和人格的 印象, “条例”即规则,   即综合,   要通过理性分析来 完成。不妨说, 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 为基础, 以普遍的人性为指归, 以渊博的学识为范 围的潇洒自由的批评。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赏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话说: “好批评家是这样一 个人:   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用李健吾自己的话说,批评的过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   形成 “独到的印象”;   第二步,   将这印象适当条理化,“形成条例”。我们发现,这两 步虽然并不复杂,   但却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   一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偏重直觉与经 验,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的方法;一是注重理性判断的批评方法。这两者各有各的优点, 当然也会有各自的缺点,但很显然,   李健吾更偏重的是中国感悟式的批评理论。大学学报征稿但是,他也看到了这 一批评方法的致命缺陷,   那就是在中 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   文学批评越来越要兼具 文化信息传 播的功能,   光靠悟性的点拨是不行 了,   理论化、明 晰 化 、 系 统 化就 势 必 成 为 批 评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标 。而传统批评只有革新拓展,   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而当务之急,   是依助西方批评理论 方法来刺激 调 整固有的批评思维方式。在这个方面,   王国维 早 已走在前面,《〈红楼梦〉评论》振聋发聩,从根 本上调整了批评的思维方式 。但这样巨大 的改变势必会引发争议,   且效果难以理想。李健 吾则选 取了一种更加温和,   更有继 承性的方式 ,   那就是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基础上,   从 西方理论中借鉴一些东西融合进 去——这就 是 李 健 吾 的 文 学批评理论的核心。
最后, 本文以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对李健吾的 评价作结:“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   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 但更为圆融无碍; 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   但更为圆熟;   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 朗, 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    30 年代的文 学批评几乎就等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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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成了唐太宗。



当上皇帝后他也开始了“反思”，他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是朝政还是有点“温柔”，“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当上皇帝后却是这样“反思”的：“朕收平之后，非猛不可”。



“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大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一些人不相信“朱元璋是底层民众出身，怎么可能残害底层民众？”那是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朱元璋。



《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被学者称为“朱元璋的自供状”，里面收录了许多朱皇帝残害民众的血腥案例。



比如朱元璋搞了个残酷的“知丁法”，勒令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凡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者，统统属于要被铲除的“逸民”（好逸恶劳的人）。



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要求民众必须“互相知丁”，必须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如果邻居、亲戚和里甲，发现“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要处死，邻居、亲戚和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



朱元璋还专门强调“的不虚示”——别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朱元璋的狠，天下少有，他确实不是说着玩的。《大诰续编》里记载，他曾一次性干掉了松江府1350名“逸民”，另有一次性干掉了苏州府“逸民”1521名。



学者认为，“知丁法”配合“路引制度”，将明帝国的所有民众都牢牢禁锢了起来，不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之外的其他职业，不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例如，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农民，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恐要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变成残废，就没罪了。”



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成年男丁族诛，妇女一律流放不毛之地。



再如，广信府贵溪县，有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逃避做官（朱元璋不信任民众，对其实施严密控制；他也不信任官僚集团，屡屡大开杀戒进行清洗。故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性命不愿做官），将自己的左右大拇指给切了。



结果被人举/报，捉拿送入京城，朱皇帝亲自审问他们。



朱说：你能过上这种好日子，靠的全是君王，也就是我，我是你们的大救/星。爹妈你知道奉养，对待再生父母般的大救/星，却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给剁了，不愿为我所用。我必须砍你的头，抄你的家，以免天下人效仿。云云。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还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列举“逸民”如何如何地于国于民不好，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全是为了民众好”的“好法”。



“庙堂有病，却让江湖吃药。”朱元璋的本意，就是要瘫痪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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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的畸形制度
张宏杰 友朋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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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当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曾国藩还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并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弟弟和子侄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说明在国势陵夷之际，晚清朝臣潜意识当中是何等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挽救国家危局；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



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后世臣民的景仰呢?因为他除了有治国雄才，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很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临到开席，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发下指示，要求大臣们不必拘束，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副朕意。”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酒酣无不沾醉”。



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孤独，康熙很喜欢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们到他的行宫里面参观游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甚至还做起了导游，遇名胜处，亲自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



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迹上下，倾心归慕”，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出来的，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



“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在其他的朱批中，康熙也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但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当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



……惟有罪之人拘系图圈，常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其九门锁禁人犯，毋论奉旨带锁，亦皆酌减锁条。至一应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侯暑退后，仍照限补枷。



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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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40岁的康熙皇帝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二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79-1687年）。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的、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至“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方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脧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亲政之后不久，康熙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



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一直忙于熟悉政务，以及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



“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已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



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湖广巡抚张汗“莅任未久，黩货多端”，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认为，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做百”。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



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的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将反腐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做过这样的阐释：“于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得中，则诸德悉备矣。”



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以此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其何能堪耶?”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答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是“适可而止”。



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如此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遂”；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收火耗”；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因而笔帖式及衙

门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



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鳴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



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速捕“服官污浊腹削小民”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翻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康熙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第二个错误是默许“陋规”的存在。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因为清代沿袭明代，采取低薪制，所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根本不足生活之用。当时的御使赵璟曾经上疏指出，朝廷发放的工资，仅够基本生活费用的六分之一：



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体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体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



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

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



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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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老年康熙皇帝



黄宗羲定律



康熙默许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阅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措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确实，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说，“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若将火耗明定额数，人无忌惮，愈至滥取”。也就是说，如果明定“火耗”标准，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会更肆无忌惮，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但是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人记载，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保持这一线之防，全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康熙晚年，实际奉行的是“难得糊涂”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对大臣们是越宽容。对于贪污腐败，康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发生“内仓亏空草豆案”，经查审，户部尚书希福纳等64名堂司官受贿银数达二十万两之多，可谓集体受贿大案，按律俱应革职拿问。但康熙最终决定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补，免予议处。



但是一个人可以糊涂于一时，一个朝代却不可以糊涂于永久。到康熙末年，因为皇帝的有意放纵，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地方治理严重混乱，遇到灾荒，朝廷所发的赈济，皆被地方官吏苟且侵渔，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各地司法腐败极为普遍，为了索诈钱财，各州县衙役们甚至竟以案件为生。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废弛失效，因为水利资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员们层层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闸河之宽深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甚至有的官员故意毁坏河堤，制造水患，“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目的仅仅是为了侵吞修补款项。



官场腐败的代价必然是民生的凋敞。康熙晚年，百姓生计日益困乏，破产流亡现象日益严重。每逢荒年，“老弱幼稚者，半为尪瘠；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连北京这个“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增加，康熙后期接连爆发了福建的陈五显起义、河北的亢珽起义及台湾的朱一贵起义，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乱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发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别无所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力非凡的继任者大力整顿，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走上覆亡之路。



幸运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雍正这样的“另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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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侠客与武侠小说：莫方朔《新天津画报》1942年07月（正义联盟小队长整理）
莫方朔 民国故纸堆 今天


谈侠客与武侠小说

莫方朔《新天津画报》1942年07月06第2版



图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之侠客，远在秦汉时代，张子房以力人锤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于千军万马之中，而能从容逃遁，独往独来，身若不怀绝技，曷能如此！荆轲借樊将军头，白衣冠悲歌渡易水 ，怀匕首而刺秦，岂非侠客耶？太史公被汉主施残刑，心有不平，握笔而写武侠小说，骂酷吏，而崇拜侠客，亦因胸中抑郁不得伸也！



世之所以重游侠者，盖因世无公道，民抑不得伸，疾苦不平，只有侠客能救之。侠者抑强扶弱，赏罚分明，与贪官污吏，居于相反之对面。战国之世，天下纷乱，侠士辈出，此亦时代所造成也。假若天下承平，吏治澄清， 盗贼均不出，则焉有侠客？故武侠小说亦是时代之产物也。



不过现代之武侠小说，佳者绝鲜口吐白光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无奈世间无此奇事，故将来之武侠小说，必有一种新奇之体裁者出现，故事亦未不落平凡，写侠士救世之热情，写世态之炎凉，写社会之悲剧丑剧与喜剧，将公案武侠社会言情之三种小说体裁，治于一炉，绝非掷几镖，舞几回枪，练一套拳而已也！如此辛勤之巨著，正由某名家选择材料布置结构中，两三月之后，即可与社会人士相见，华北文坛之放一异彩，为期已不远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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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8-7 19:5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3 12:05 编辑

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率己经下降到57.8%，白人离成为少数种族己经不远了，也许不用等到2050年。在上世纪60年代，白人比率还占到80%，现在的美国己经快没有主体种族了。其它英语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白人占比在80%以上，加拿大在70%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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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郭健:“若连评论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那迎合的赞颂也将消失。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费加罗报》刋头词。赞美的可信度要靠批评的自由度来检验，在不能自由表达批评意见的环境中，无论赞美的声音表达得多么充分，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最真实的评价是在一个可自由竞争的言论环境中产生的
@先知书店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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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八部 | 手上沾满鲜血、背负重重罪孽的那个契丹人，最终将两支断箭插入了胸口，一支为天下，一支为她。
一首日光曲 2017-08-01收藏赞分享


江湖纷乱，我们逃离江湖躲进桃源；桃源崩坏，我们逃离桃源躲进人间；人间崩坏，我们逃离人间躲进森林；在森林中，我们连逻辑都逃离了。于是，我们最后能逃离的，只剩逃离本身。


世間一切故事，或具體來說，一切文藝作品，內涵和外延越靠近聖經，就越具有震撼力，越具有高水準。聖經故事的敘事目的和敘事風格成了人類文學無法突破的天花板。



所以，若以這個標準來看，試圖塑造完美偶像要人膜拜的文藝是最糟糕的，而能夠指出人性幽暗，進而使人知道救贖之必要的，才是好作品。








金庸的逃离




以金庸小說為例。《射雕英雄傳》是好看卻糟糕的小說。雖有兩位主人公，但實際上這不是兩個“人”，而是一個無比幸叩陌氆F人和一個無比聰明的女精靈。仁義禮智信，蓉兒占足了智，其餘被金庸強行賦予了她的靖哥哥。所以這是兩個假人，假得讓人搖頭。



而很不好看的另一部作品《連城訣》，卻在人物刻畫上強了許多，至少它鮮明地體現了“人人都是罪人”的概念。但《連城訣》裡的罪人最終全在罪中湮滅，只有主人公貌似倖存，最後以逃離一切的方式，了結了一切。



請注意，“逃離”或“退隱”，這個主題也在《神雕俠侶》《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等作品中一再出現。狄雲、水笙，楊過、小龍女，令狐沖、任盈盈，張無忌、趙敏，莫不如是。這不能不反映出金庸乃至國人的世界觀。



曾有人說，中國人心裡都有三個形象或者三個理想：皇帝、強盜、和尚。最好當皇帝，當不了皇帝當強盜，兩樣都當不了，逃離紅塵當和尚。《活著》裡邊的福貴也唱道：“少年去遊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因為逃離，本就是中國文化所能給出的最無可奈何（事實上也根本無用）的對痛苦與罪惡的所謂終極解法。









中国式面对




不過《天龍八部》雖然未能突破天花板，但因著不經意間對聖經敘事模式更加靠近，就成了金庸武俠中最好的一部。這部書裡，人人有罪，人人皆苦。無論逍遙派掌門，還是大理國國王，無論聚賢莊少年，還是少林寺方丈。但這裡終於出現了一個英雄，一個沒有逃離、選擇面對的英雄，手上沾滿鮮血、背負重重罪孽的那個契丹人，最終將兩支斷箭插入了胸口，一支為天下，一支為她。



胸口的狼頭是他從未被馴化的罪——嗜殺。到了終點，他都不願和它妥協，他知道只有死亡能解決罪。但他不知道，“人的死亡”並不能真正解決罪，因為人的死亡只是證明：人會被罪解決。然而，他畢竟沒有逃跑，他選擇的是面對。



只是，他或許勝過了自己，他卻仍無法勝過自己的罪。如同亞希多弗終究無法相信上帝的公義和時機，無法走出自己的憤怒與悲傷。所以，蕭峰和亞希多弗其實仍然是在逃離，並且他們並沒有逃離罪，而只是逃離了真正的救贖。



從某種程度上說，蕭峰的形象在這一刻逼近甚至超越了刺瞎並放逐自己的俄狄浦斯。所以，金庸的這部登峰造極之作，算是接近了古希臘悲劇的境界，如同古希臘悲劇中那部登峰造極之作，從某種程度上算是接近了聖經的境界。當然，悲劇與聖經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因為悲劇裡沒有救贖，只有絕望，或者比絕望更絕望的“自我救贖”，即自度。



最終，身為佛教徒的金庸，或許故意借著韋小寶給出了他觀念中的終極逃離：鹿鼎公帶著金銀財寶和七位太太不知所蹤。因為蕭峰死後，再無英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已經被存在主義和相對主義所取代。所以，韋小寶替後英雄時代的人宣佈：甚至連自度都是無意義的，自度甚至沒有百度重要。不必再問什麼“Why”，你只要問“How”；存在即合理，活著是一切。







中国式活法




可以看到今天的達官貴胄，大人先生們都在效法韋小寶，他們畢生的追求就是怎樣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好”的意思就是和韋爵爺一樣，家財萬貫，妻妾成群。所以，他們一生拼命聚斂；所以，他們一直準備移民。他們以逃離的方式試圖完成自度。而其他不具備機會和資源的百姓，不是不想移，而是不能移。這就是我們這個大時代的“貧賤不能移”。



在國內的人們，則多數選擇了“理性動物”原則。他們不問是非，只問利害。他們不能彼此相愛，於是只好互相傷害。他們全部的價值導向無非是趨利避害，他們最高的人生追求無非是家道豐富。面對任何問題，他們不管有什麼錯，他們只看有什麼用。他們把精神和信仰一併放在天平的另一端，並且不出意外地讓二者一起高高翹起。於是《甄嬛傳》成了“老少鹹宜”的處世聖經，《三體2：黑暗森林》贏得了左中右派的一致好評。





“只要有个错误的前提，那么由此衍生的体系中，一切都是可能的。”哥德尔如是说。所以，当国人纷纷选择逃离救赎、拥抱罪恶之后，他们就成了另一种人。信仰作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被抛弃，道德作为纠结的心理障碍被突破。于是，轻装上阵的人们就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从此，荒谬成为合理，疯狂就是稳健。于是，会看到贪腐的官员命令百姓守法，不读书的老师让学生好好学习，口是心非的父母要孩子诚实正直，口称信主的基督徒从不曾去教会，从不肯让主做主。









中国式逻辑




这个最现实又最神经的民族就这样无比理智又无比疯癫地活着。因为活着，所以活着。活着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活着，人们不停地演着谁也不信的戏，也以各种方式彼此攻击；人们在食物和药物中彼此投毒，又以计生的名义和堕胎来自相残杀。



这里不再有合乎逻辑的逻辑，而只有中国式逻辑。在中国式逻辑中，虚伪是为了真实地活着，攻击是为了不被攻击，往饭里投毒是为了混口饭吃，杀第二个孩子是为了养第一个孩子。



在中国式的逻辑中，我们有可能信鬼，却绝不肯信上帝；我们不信党，也不信他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我们唯一相信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相信”。然而，连这个，有时候也不信。所以，我们时常会从什么都不信，一下子跃迁到什么都信。然而，说信又不是全信、真信，只不过是半信半不信，或者略微相信。所以，在这个小时代里，最流行的东西叫做“微信”。



江湖纷乱，我们逃离江湖躲进桃源；桃源崩坏，我们逃离桃源躲进人间；人间崩坏，我们逃离人间躲进森林；在森林中，我们连逻辑都逃离了。于是，我们最后能逃离的，只剩逃离本身。





圣经看逃离




然而，逃离从来不是圣徒的选择。大卫面对罪的刑罚，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 139:7）他没有逃离，他选择面对，所以他写下《诗篇》51篇，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情愿委身在上帝的手中，听候上帝发落。



正如后来他又一次犯罪之后，面对耶和华给他的3个选择，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参《撒母耳记下》24:14）他并不相信逃离痛苦就能逃离罪恶，所以他选择接受审判，同时接受救赎。刀剑不止，赞美不休！



全地都是上帝的，你又能往哪里逃呢？罗得不愿面对叔侄矛盾，逃进了所多玛，最终被天使带出来。约拿不愿面对尼尼微可能的悔改，逃往他施，最终被大鱼带回来。摩西害怕法老的追杀，逃入米甸的旷野，最终被火焰带回来。保罗拼命逃离福音对他的吸引，最终在大马士革郊外，被那道大光带回来。圣经仿佛是在不停地告诉你：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不光是普通的国人，甚至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而基督徒的逃离，也同样常常体现为逃离教会，逃回家里。其实，他也未必那么爱家，他只是不爱教会罢了。



这些逃离的基督徒将使命与理想退化到和世人毫无二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农妇、山泉、有点田。横批大概是“家和万事兴”之类。



基督为我死了？哦，基督你好，基督再见。基督要我委身？哦，我愿意委身基督，可我不委身基督教，我更不委身基督教会。他们虽然口称天上的上帝为父，他们却远离世上的信徒之母——教会，因此他们把自己弄成了属灵的孤儿，信仰的弃婴，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困苦流离，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中居无定所。



王怡牧师写到：“因为最可怜的一种信仰，就是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委身，交给一个最小的目标。”家庭虽不能算是最小的目标，但这并不影响这句话的意义，就如同在地狱中安上空调并不影响地狱的意义。因为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4）









神圣之委身




真正的委身，一定意味着效法道成肉身。委身于你似乎没有明显恩赐的事工，委身于不怎么华丽更无名无分的圣所。只有这样，你才是委身在弥赛亚的脚下，而不是大利拉的膝上，是委身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不是亚希多弗的心里。



真正的委身，还意味着与上帝联合，不将自己置身事外。你不能说教会不够好，所以我不委身，你该想到，正因你不委身，所以这教会还不够好。



真正的委身，也意味着会被教会的异象与章程所限制，好像会失去某些自由。但是，这世上从来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同没有格律限制的诗词就成了胡言乱语，没有音律限制的音符就成了刺耳噪音，没有规律限制的科研就成了江湖骗术，没有法律限制的社会就成了黑暗森林。



同样，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信仰，就成了马放南山的散养。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服侍，就成了押沙龙式的起事。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异象，就成了空虚混沌的乱象。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教会，就成了贼窝般喧嚷的庙会。



而上帝的律，正在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当中。谁能让做头的基督与他的身体分离呢？当你说你要“在基督里”，你指的若不是委身在他的身体、被他身体的架构所“限制”，那么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教会有问题，所以教会需要你。我们如何能逃避主的呼召与托付，去追随人往高处走的中国幻梦，却违背人往低处走的天国福音呢？我们如何能把主加给我们的沉重又轻省的十字架，幻化成莫名其妙的轻佻而华丽的十字绣呢？



圣经中唯一允许逃离的，是少年人的情欲。其他的时候，向世界，主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参《马太福音》10:16）；向教会，主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哥林多前书》12:27）。



所以，请不要让世界无羊，请不要给教会截肢，请和你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一起，操练在这堕落世界中的神圣委身。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8-9 13:0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9 19:39 编辑

金托邦｜躲不掉的庙堂：黄药师的“洪化”之路
蔡栋
2021-03-30 13:48来源：澎湃新闻
（一）
金庸江湖的高手，很少真的漂泊在江和湖上。他们往往栖身于高山、海岛。六大门派、五岳剑派、全真教、日月神教、明教、灵鹫宫，无不地处高山。黄药师、袁承志、龙木二岛主、洪教主皆身在海岛。山和岛，是金庸群侠绕不开的精神归宿。
原因很好理解，在传统文化中，高山海岛本是仙人所居，或有洞天福地，或曰“云藏仙岛”，都是访仙修道的绝佳去处。这些外环外的荒冷地段也与金庸世界高手的人设相符。除丐帮弟子外，大家多数不是打把式卖艺、跑码头混市井的江湖汉子，而是衣袂飘然、凌空蹈虚的高士，无疑最适合住在雾气氤氲总晒不干衣服的山景房、海景房里。
当然也有别的原因。
历史上，山地由于地形阻断等因素，往往成为一些人躲避国家统治的去处。东南亚很多民众便进入山地，形成了一个非国家空间“赞米亚”（Zomia），美国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曾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在这里发展出了一种另类的无政府文明，与国家统治下的文明完全不同。（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古代虽不存在“赞米亚”，但“山中世界”也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统治之外的空间。学者魏斌借用谢灵运“清旷之域”和“名利之场”的说法来说明六朝时期“山中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区别：前者远离权力网络，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世俗国家的权力体制之外。（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们反观金庸所构建的群侠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山中世界”。远离庙堂、笑傲王侯，独立于朝廷之外。山和岛又因地形和大海的阻隔为这种独立提供了地理条件。
如晋时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论，金庸世界里的群侠也是不敬王者的。群侠自视甚高、不屑功名利禄，自觉不自觉地对权力保持距离，对贪恋权位的人非常鄙夷。
在这种背景下，张召重成为一个典型的负面形象：为虎作伥、贪图名利、为武林所不齿。《碧血剑》时代华山派的清规戒律甚至有“戒仕”一条，和“戒淫”并列。按这个逻辑，《三侠五义》中的最反面的“采花贼”花冲和最正面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其实应该处在江湖鄙视链的同一个位置。刘正风买官自污，和田伯光混迹群玉院，在时人看来不知有多大区别。
真正的大侠应该如萧峰一样，即使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了封赏，也应在关键时刻弃名爵如弃敝屣。金庸世界的规则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是“学成文武艺，不屑帝王家”。
然而，这个远离庙堂、建立在山岛世界中的江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净。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权力结构。在远离世俗社会的武林中，江湖人会以酷似世俗社会的方式建立起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魏斌也认为，随着“山中世界”各种寺院、道馆的兴盛发展，这里会成为“新的权力和关系交织的网络之场”。
没错。你可以远离得了天子的诏令，却逃不了左盟主的令旗和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刘正风曲洋和梅庄四友均立志归隐，可似乎命运早已和权力结构相绑定，无法身退。一入江湖，便如李斯父子一样，东门逐兔，岂可得乎！从这个意义上讲，“山中世界”的群侠，逃得了天子的“庙堂”，却逃不了左冷禅和任我行的山寨版“庙堂”。
（二）
但仔细推敲，刘正风曲洋逃不了左冷禅和任我行的山寨版“庙堂”，不等于所有人都逃不了。或许他们不具有代表性。
如果刘正风只是衡山派一个低辈分弟子，想归隐自然能归隐，左冷禅吃饱了撑着才会去抓他。跨省围剿，也是需要差旅费的。同样，如果曲洋只是日月神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刘正风结交了他，谁又会去关心。
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份特殊，都是重要人物，是各自教派的象征性符号之一。他们都能影响到野心家逐鹿江湖的大局，也就不可避免被裹挟进这个局中。
再换个角度思考，就算刘正风、曲洋身份特殊，足以左右大局，如果他们武功足够强，其实也是可以逃离权力场域的。
试想刘正风结交的要是任我行或者东方不败呢？金盆洗手想怎么洗就怎么洗，用香皂洗、用洗手液洗、就算洗出花来，丁勉、费彬也不敢杀人，说不定还要奉上一条左盟主亲笔签名的毛巾。想想钟镇等嵩山高手在廿八铺误以为任我行到来时的狼狈表现吧。如果能劝任我行一起把手洗了，左冷禅宁可奉上24k大金盆。对于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别人不仅不会阻碍你金盆洗手，而是唯恐你不洗手。
总的来说，如果你身份低微，于江湖大局无关痛痒，多半能够顺利归隐。寿南山得以“寿比南山”就是一个温暖的例证。即使你身份重要，只要武功高到一定级别，也有归隐的自由。令狐冲可以携手美眷，笑傲江湖；谢烟客能够隐居摩天崖，在松树间健身搞研究。一灯大师也能带着大理国退休高官砍柴打渔。
当然更典型的例子是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看看潮生花落，搞搞五行八卦、奇门遁甲，在琴棋书画中优游岁月。古之隐士，不过如此。“射雕”时代，江湖上权力构成复杂、各门派恩怨繁多，全真教、丐帮、赵王府武士、铁掌帮纷争不断，可谁敢打扰黄岛主的清净？
强如黄药师，是能够躲过江湖权力结构所构建起来的“庙堂”的。可还有一个更为宏伟、更为沉重的“庙堂”，连他也躲不过。这，要从黄药师的“洪化”开始说起。
（三）
从“射雕”到“神雕”，很多人物变化巨大。可能最易引发讨论的，是黄蓉的变化：从古灵精怪的“同桌的你”，变成了洞悉一切鬼把戏的中年班主任。其实，她父亲的变化，不比她小。
在“射雕”里，黄药师除了不拘礼法、独来独往外，还非常不近人情，常搞得郭靖黄蓉小情侣要死要活，让江南六怪的血压过山车一样时高时低。总之“邪”劲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射雕时代的主流舆论看来，黄药师的形象不那么正面。玄门正宗代言人丘处机评价他“行为乖僻”“愤世嫉俗”“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但凡不热心公共事务的人，丘处机都看不上。他评价一灯大师“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
在丘处机看来，唯有洪七公是高大全的，是作为武林天花板和道德标杆存在的。他“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是“当今武林中的第一人”。其实丘处机没有说完整，他最重“大义”，给人家孩子取名字都不忘“靖康之耻”，他看重洪七公的，也应该是“大义”方面。
洪七公治下的丐帮，时不时对金国大军搞搞游击战，是阻碍金兵南下、保卫南宋江山的强大江湖力量。说老洪身系社稷安危，并不为过。与“射雕”这部书的政治主题呼应，洪七公无疑是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正面人物：行侠仗义、热心公共事务、重家国大义、系天下安危。
一个人趋同于洪七公这一形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洪化”。郭靖的思想当然深受母亲和江南六怪的影响，但江湖地位极高、武功通神、正气凛然的洪七公无疑具有更强的人格感染力，他对郭靖的影响不在母亲和六怪之下。郭靖用后半生守卫襄阳，也是对洪七公精神衣钵的一种继承。可以说，“侠之大者”的郭靖，实现了完全的“洪化”，甚至是：郭出于洪，而洪于洪。
在神雕时代，也隐含着黄药师不断“洪化”的线索。此前欧阳克、沙通天一伙人再坏，只要没得罪自己，黄药师都懒得管，可到了神雕里，他竟主动要铲除李莫愁，为武林除一恶。这完全是行侠仗义的做法了。对待杨过，也通情达理、恩义深重，完全不见丘处机所谓的“从来不为旁人着想”。襄阳大战更成了他的高光时刻，竟摆出二十八宿大阵，指挥千军万马，和蒙古大军鏖战。直接原因虽是为了救外孙女，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战关系到“或胡或汉”。谁也想不到黄药师这样一个不屑尘俗的世外高人，竟成了指挥历史性关键战役的事功人物。那一刻，魏晋名士化身廉颇、黄忠，高唱夕阳红，誓要马革裹尸。
没错，黄药师“洪化”了。而且，他擅长五行八卦、奇门遁甲，能排兵布阵，算得上专业化人才。
洪七公、郭靖当然了不起，每读其事迹，我都心生敬意。洪化，自然了不起。但总觉得指挥襄阳大战的黄药师少了些味道。用网络流行语就是“没内味儿”了。那种感觉就像看到小龙女去担任婚介所主任。她热心公共事务，或许会焕发别样的容光，但有得必有失，就再无“冷浸溶溶月”的无俗念模样了。
可黄药师情况更复杂。他还是他，他的“洪化”之路，必然而又无奈。
（四）
金庸群侠的世界，和庙堂的关系，不仅仅是疏远。确实，群侠“自视甚高”，不屑于听命朝廷，不屑为荣华富贵折腰，更不屑像展昭一样做带刀护卫。
但事实上，疏远和不屑的，只是附庸于庙堂，以及因此而来的功名利禄。“闯荡江湖”从来不等同于“出家避世”，锄强扶弱、行侠仗义本身就有着强烈的入世色彩。即使是身在山林的清修之士，只要还自诩为江湖正派中人，就不会拒绝行侠仗义。武当七侠、恒山三定、峨嵋灭绝都是积极参与江湖事务的重要角色。
当这种“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观念进一步推衍和升华，就变成要为全天下人行侠仗义，为社稷和苍生锄奸。即“天下兴亡、群侠有责”，“身处江湖、心忧社稷”。
更重要的是“夷夏之辨”“胡汉之分”在江湖主流话语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武林中充满了对于游牧政权军队残杀无辜甚至屠城的恐怖描述——群侠抵抗这些力量的入侵，就成了“为天下人行侠仗义”观念的现实呈现。
但出于“戒仕”的想法和对中原王朝的不屑，群侠抗金战蒙时始终以自由人身份参战，不肯成为庙堂附庸。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流血出力，不是为了皇帝，不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百姓。黄蓉会时不时敲打一下襄阳守将，杨过更是曾把当朝宰相拉出来打板子，至于大骂皇帝权臣，更是小菜一碟。
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国与社稷、庙堂，又是无法分割的。无论萧峰阻止大辽南侵，还是郭靖在襄阳死战，都让赵宋王朝暂保太平。“国祚若旒,谁任其责？”问的虽是天命所归、黄袍所属，但在金庸世界里，真正在精神上“保洪图社稷，巩国祚延绵”却是这群江湖侠客。他们再怎么试图与庙堂切割，也是身负庙堂之重的。
黄药师远比武当道士和恒山峨嵋的尼姑更加出世，他不以名门正派自居，也不怎么理会行侠仗义的江湖道义。他极端厌恶南宋皇帝、鄙视礼法，却在欧阳锋杀死儒生时，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忠孝乃大节所在”。在桃花岛这样一个文人隐居的自由“山中世界”中，还埋藏着他对“何谓大节”的坚持，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文人的精神基因。
黄药师对“大节”的坚持使他并没有完全跳出江湖主流的话语框架。桃花岛与一个入世的侠客世界，因此存在些许微弱的联系。
可到了神雕时代，发生了两个变化。这种游丝的联系，突然变成了性命攸关。
第一个变化是“洪化”程度最深、“出于洪而洪于洪”的郭靖成为了黄药师正式的女婿，并入住桃花岛。黄药师周游不定，郭靖黄蓉俨然桃花岛新主人。这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作为“山中世界”的桃花岛，不再是名士栖居的逍遥世界，而是爱国志士老郭的战略后勤要地。爱屋及乌，最重私人感情的黄药师也不能把女婿的事业视若无物。对他而言，天下家国的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公共事业，还关系到他的私人情感，关系到亲人的安危。
第二个变化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射雕时代的对峙与拉锯，而是到了兵临城下、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旦社稷覆亡，他内心深处坚持的“忠孝大节”在现实中再无地基。时局将他彻底洪化，于是，他从清高避世中抽身，回到了主流的侠义世界。
回来的不仅有他，还有隐居多年的老顽童、一灯大师、瑛姑，更有思想多次波动的杨过。襄阳大战更像一场热闹非凡、令人动容的大聚会，避世者纷纷入世、叛逆者回归主流，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聚襄阳，戮力同心、死战到底。
那一刻战斗的似乎不是他们，而是无数个洪七公。“洪化”是所有人的命运。
（五）
一方面要为国为民，“效死守之义”；一方面要精神独立，不附庸于庙堂。金庸世界的侠客，一直在同时秉承着这两种理念，并小心翼翼地实现微妙的平衡。
可当社稷危殆，为国为民的呼声越来越高，清高避世者显得是那么不懂事和不合时宜。精神独立的“山中世界”将越来越狭小逼仄，偌大江湖隐士再无容身之处。天枰渐渐摆动，“不依附朝廷”成了唯一的底线追求，此外，江湖将不再给“山中世界”留有空间。“洪化”几乎是侠客唯一的选择。李泽厚曾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金庸世界中则是“救亡压倒了避世”。
可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依附庙堂”这个底线原则能不能遵守，也很难说。
郭靖黄蓉虽众望所归、号令天下武林，可他们尚能以布衣自居。
到了张无忌，却已是教主之尊，麾下雄兵百万、豪杰无数。新修版甚至给他加了一出群臣劝进、险些黄袍加身的戏码。他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不是“依附庙堂”的问题了，他自己马上就是庙堂。在最后一步急刹车，强行掐断张无忌的事业线，是金庸不忘初心的仅有选择。
到了康熙年间，掌握了江湖主流话语权的天地会群雄本身就是郑氏家族的部属。人望不在郭靖之下的陈近南再也不敢自称“布衣”，他首先是延平王府的臣子，然后才是江湖大侠。到了这时，是否依附庙堂，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
身为布衣的郭靖黄蓉最终身死城破，事功无成。他们无法阻碍数十万铁骑、无法扭转历史局势。江湖群侠真想在危难时局中造成些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影响，要么自己成为政治势力，要么只能依附于别的政治势力。由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张无忌险些黄袍加身，天地会一开始就是郑氏家族的部众。
“忠君”“正名”在天地会被反复强调，大明天子和延平郡王的地位至高无上，会中兄弟恪守家臣本分，不敢有丝毫不敬。神雕时代风陵渡群豪痛骂大宋君臣的热闹景象不复存在。在这种气氛下，不讲规矩的韦小宝肚子里骂骂董太妃，成了无趣的江湖中唯一一抹动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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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上接连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喊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口号。原本只是胡适与朋友们“从容慢步”的文学讨论，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先骕虽然是喝过洋墨水的“理科生”，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鼓吹中国儒家传统中积极的一面”，“对西方文化加以仔细的消化和认真的选择，以探索复兴中华文化的途径”（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38页、第7页）。胡适意在“抛弃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而胡先骕想要保护“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67页），“不能坐视这个运动毁灭中国民族”（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70页）。即便胡适是“仰慕殊久”的“宗兄”，但胡先骕仍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胡先骕认为，“陈胡之言过于偏激，盲从者风靡一时”，“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然而，君子和而不同，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会面并合影，胡适幽默地在照片上写下：“两个反对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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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童木永远向上
8-4 18:33
来自 微博国际版
加缪说：“一切摈弃大一统的思想都激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艺术的轨迹。”所以权力恐惧艺术。因为艺术代表了一种摆脱束缚的力量。因此对待艺术的态度是衡量一个政权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最重要的标志。正如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所说：“艺术的发展乃是对每一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严格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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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试图控制人们思想的人，总是先控制人们的经济权利。你要生存吗？那么，你最好服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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