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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19:32

商人金庸，与他的杠杆
星海情报局
·2022-09-23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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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想赢得一个时代，价值观必须具有普适性。
也许是儿子已经开始渐渐大了上学了，自己这些年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开始对于研究各种人生颇感兴趣。一个人可以拥有怎样的人生，一要看天赋和天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大部分情况下，选择大于努力。

我至今仍然有一个习惯，每年会上百度搜一下当年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的一些人的名字，看看他们这些年的人生轨迹，10年下来，结果颇令人唏嘘。有些当年权倾一时的官员，如今已经锒铛入狱；有些当年富甲一方的成功商人，如今或在狱中度过余生，或流亡海外；也有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朋友，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幸福的人生大致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不同。

我是干财经记者出身，研究人物，我的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经济主线，我会对这样一些细节感兴趣：这个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哪来的；他取得成功是因为做对了哪些事情，赶上了什么风口，失败又是犯了哪些错误；他的人生结局，是在名利双收富足幸福中结束，还是贫病交加郁郁寡欢而终……因此我所选择的人物，一定是那种有较多细致资料可以考证其经济状况的人物。

今天，我想先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生故事——金庸。研究他的起因是最近我在新榜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自媒体会越来越作家化》，末尾提到了金庸的案例，收到了非常多的讨论，我打算从商业的角度系统写一下金庸这个人，大家之前关注比较多的是文人金庸，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商人金庸。

既然是商人，那么就离不开研究个“钱”字。金庸起家的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他的财富最大的爆发是怎么来的？他身上有哪些其他文人不具备的商人特质……最近一有闲暇时间，我会花时间去看所有能找到的金庸的传记、采访文章、纪录片、电视访问，可以这样说，查良镛先生的人生轨迹，远比他笔下的郭靖、黄蓉、韦小宝、陈家洛、张无忌、杨过这些小说人物要精彩。



2018年10月底，秋风萧瑟，天气转冷，在我的老家襄阳，有千年历史的襄阳城墙上面，每一个城墙但垛口上面，突然摆满了蜡烛，人们在这里自发纪念一位刚刚离世的素未谋面的香港作家。

城墙底下，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千百年来，这座地处南北要冲的城市不知道抵御过多少由北方南下的大军，城墙修了又被拆毁，拆毁了又重修，但是当地人鲜能说出几个知名守将的名字，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叫出郭靖和黄蓉的名字，这两位小说里面的虚拟人物，似乎从未与这座城市分离一般，在金庸笔下，他们曾经在这里抵御蒙古大军入侵，一守就是十几年，甚至他们的二女儿也以这座城市命名叫做“郭襄”。当地老百姓对于金庸的喜爱溢于言表，以至于当地曾经准备给虚拟人物郭靖黄蓉塑一尊雕像，当时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名的文人比比皆是，但是像金庸一样又有名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文人，世所罕见。

金庸创办的明报集团，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取得相当的成功，当时是香港三大报业集团之一，到1990年左右每年的利润已经突破1亿港币，金庸本人的财富那时候已经有6.5亿港币之多。

而金庸出版的15本武侠小说，在72年就已经封笔、几乎不用付出新的劳动的情况下，每年不停再版，同时不断授权改编各种影视剧作品，每年可以稳定获得几百万到1000万港币左右的收入。精于商业的金庸又用自己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在香港等地购入大量不动产，同样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获得了惊人的收益。

作为对比，和金庸同时代的另一位知名作家张爱玲在1995年去世时，个人资产差不多仅有32万美元（约两三百万港币）。和金庸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其写作数量远超过金庸，最多的时候同时给12家报馆投稿，他一年的收入据估算在200万港币左右，大致相当于香港投行里面一个中级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其个人资产与金庸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和金庸同一时代一时瑜亮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在1985年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难怪倪匡称金庸是“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简单来说，从商业的角度，当张爱玲和倪匡还在赚着写字的辛苦钱的时候，1972年就已封笔的金庸已经加了好几道杠杆，“躺着赚钱”赚着“睡后收入”了。

同代的文化人当中唯一能在商业成就上与金庸相提并论的只有金庸的表外甥女琼瑶（日后我会写写琼瑶的商业故事）。但是琼瑶在公众当中的口碑和江湖地位与金庸相比又差了很大一个档次。以女性用户为核心用户群体的琼瑶，多年来被“小三上位”和“三观不正”的标签缠身，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人物。而金庸却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在文人当中极难实现的“名利双收”。

本文将系统性的梳理到香港后白手起家的金庸的商业一生，以及他赖以成功的几道杠杆。

文字与版权，金庸白手起家的第一道杠杆
1948年3月29日，刚过完24岁生日不久的查良镛（金庸）独自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飞机。此时国共内战大局已定，国民党已经日渐朝不保夕，为保存实力，查良镛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大公报》但社长王芸生决定派一部分骨干前往香港分社发展，在动身前往香港前，查良镛回了一趟浙江海宁老家，他父亲查枢卿对他说道：“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



去香港时走的很仓促，身上竟然连一分钱港币也没有带。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查良镛连机场巴士都坐不起了。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潘社长对这位小兄弟照顾有加，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出10港币借给他。正是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潘公弼可能想不到，他身边的这位24岁的年轻人将来将成为中国文化圈最有钱的人。

此时，海宁查家已经开始败落。此前，海宁查家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耕读世家，非常有钱。江南地区的大户人家，有钱之后便会供族人子弟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据学者考证，明清两代考取功名的成本极高，保守供给一个进士也需要耗费数千两白银的学习、路费等成本。而查家在清朝一代就出了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家业传到金庸（查良镛）父亲查枢卿时，祖上仍留下田地三千六百余亩，佃户百户之多，雇有不少男女仆佣，并在袁花镇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简单来说，查良镛小时候也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但此后接连而来的战争迅速改变了海宁查家的命运，查家所在的袁花镇遭到日军轰炸、占领，查家的产业也遭到轰炸、搜刮，损失惨重，查良镛的母亲在逃难途中不幸遇难。等抗战结束，又经历此后的内战和金圆券等金融波动，查家祖传产业已经所剩无几。1951年1月后，因为邻村一个残匪揭发查枢卿窝藏，查良镛父亲查枢卿被列入“杀”的名单。1951年4月26日，查枢卿被枪毙。至此，查良镛祖传的家业彻底败落，在香港孤身一人闯荡的金庸，只得靠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

来港初期，条件很艰苦，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大公报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

来到香港初期的金庸靠在《大公报》工作写文章为生，同时在各个报纸投稿连载武侠小说，收入并不高。但是也帮助他积累下自己来港后的第一桶金，也是他日后创办明报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道杠杆。

大部分成功的人，多半是利用了某种杠杆。《纳瓦尔宝典》一书当中总结道，典型的杠杆包括劳动力、资本、代码、书籍等。文字等。

最典型的杠杆是劳动力杠杆，大白话就是让别人为你打工，你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杠杆现在的效率越来越低，因为管理人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种杠杆是资本杠杆，通过投资来获取收益，放大收益，管理资本比管理人员相对要容易的多。最后一种杠杆就是“复制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包括书籍、媒体、电影、代码。例如写代码，你上传一个App，1个人在用，和1个亿的人在用，你的开发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收益差距巨大。

而对于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利用文字、代码这些复制成本为0的事物作为杠杆，是最理想的模式，因为它的投入成本极低，几乎只有时间成本，风险几乎为0 。

金庸第一次体会这种杠杆效应是在他15岁时候的1939年，此时正值抗战爆发，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沦陷，金庸和同学一起开始了逃难和求学之路。那时候杭嘉湖等地区的学生集结成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初三那会儿，金庸察觉到了升学考试的艰难，联合两个要好的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此书搜集了大量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编排，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公开发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影响力突破浙江，辐射到了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版税收益帮助他们顺利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甚至还帮助了其他同学。你可以想象，这种成就相当于一个当今还在上中学的学生，15岁时就赚到了百万收入，这种赚到第一桶金的成就感对其人生的影响该是何其强烈。金庸自认为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1959年，金庸和自己同学沈宝新合伙出资10万港币创办明报，当时金庸出资8万港币，沈宝新出资2万港币。8万港币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我找到一些资料，当时香港一个警长的月收入差不多是280港币，当时在路边吃一碗面或者云吞的价格差不多几毛钱港币。‘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1949—1959年这10年间金庸的财富积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上层的中产。我们尚无法确定，这8万港币有多少是来自于金庸从大陆带来的积蓄，多少是在香港打拼早期获得，这8万港币起家资金中，也极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问同乡拆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靠勤奋写作这道杠杆，在10年时间里，金庸在同龄人当中的所获颇丰，成功积累第一桶金。

金庸的15本武侠小说集中创作于1955年—1972年。可以推测，金庸早年依靠这些武侠小说的实际所得并不高。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先在他自己创办的《明报》连载，每天连载1000多字，连载完成后再集结出版成图书。《明报》早年的实际发行量不过是每期1万份左右，到60年代的时候金庸在明报上不停刊载时评，批判大跃进等大陆激进举措，从而和香港左翼报纸进行了连续一个月的文字战，此后《明报》的销量猛增到7万份左右，但即便如此推测，金庸武侠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实际阅读量尚且赶不上当今一篇微信公众号的10万+文章。

早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图书的销量，据推测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金庸常年在报纸上写社论抨击大陆的激进政策，他的小说自然长期在大陆是禁止出版的。在台湾，金庸的小说同样被禁，例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曾被划为左翼小说而被禁，因为“射雕”两个字在台湾被认为是呼应了毛泽东的诗词“只识是弯弓射大雕”。那么仅仅依靠狭小的香港市场，金庸的小说在很长是短时间内，销量仍然十分有限。

从这些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金庸在1949-1959这10年间累计的8万港币财富，大部分是辛苦写稿的稿费和相对有限的小说版税的辛苦钱，更多的是以量取胜。

金庸是在1967年的时候花了40万港币按揭在渣甸山买的一套3层小楼，从这细节推断，过去的10年，金庸已经小有积累，但是绝对算不上是大富大贵。六七十年代，香港普通文员的月薪在100-300港币之间。差不多10年后的1977年，金庸和前妻朱玫离婚，渣甸山的房子给了朱玫，他又花钱在香港另一个豪宅区太平山顶卖了一套占地2000平米的大宅，倪匡来参观的时候，形容到同一层楼内也要装电话，否则听不到对方说话。据此推断，这套太平山顶大宅耗资不菲，可见1967-1977这10年间，金庸的收入颇丰。太平山顶的房子于1996年金庸售出，当时卖到了约1.9亿港币。

金庸的勤奋与高产，也是他初期成功的非常重要因素。1955年—1972年这16年里面，金庸写完了15本武侠小说，这时候恰好赶上他自己创办的《明报》最艰辛的创业期，金庸每天还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社论发表在明报上，金庸一生写了7000篇时评。

许多成功的作家，其共同特点就是高产。鲁迅一生写了20余本著作，倪匡写了50多本书和400多本剧本，古龙一生创作了70几本小说，琼瑶一生写了67本书和100多个剧本。高产意味着作者找到了某种快速写作的密码，这就好像开发好了操作系统，再上面再开发软件并迭代，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而高产的作家，其杠杆和复利效应也是惊人的。同时，对于图书作者来说，巅峰时期维持至少1年出一本书的节奏，这个作者不管是在渠道商那边还是在读者这边，都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号召力，形成马太效应。

1975年，香港作家沈西城第一次走进金庸在渣甸山的书房，发现“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金庸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

沈回忆道，自己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如此高强度的文字输出，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无法保证足够高质量和密度的信息输入，多年的积累很快就会被“掏空”。在这张大桌子上，金庸每天平均要阅读4小时以上。

属于金庸的时代，即将彻底到来。

影视改编，金庸的第二道杠杆
所谓的“杠杆效益”，俗气一点说就是“睡后收入”，你睡觉之后什么事情不用干还有收入。金庸早在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就宣布封笔，但是从80年代开始，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再需要有重复劳动，就开始获得巨额的杠杆收入。2018年金庸去世，我国对作者作品利益的保护期计算至作者死亡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从今天起，再过50年直到年底，金庸的作品仍然在挣钱。若有人想翻拍《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依然得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

金庸所处的香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成为亚洲文化中心，影视产业极其发达，成为亚洲重要的文化IP输出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时一跃成为亚洲顶级IP。

香港并没有大陆的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专业影视人才培训院校，大部分影视人才都出自邵氏电影培训班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却因为极度市场化和接地气，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人才。

在这个年代的香港影视圈，武打片、警匪片和武侠片是最主要的门类，因为香港市场狭小，以粤语为主的影视门类在换了配音之后，若影视作品很强调语言对白，许多作品的精髓就会流失，因此强调动作的武侠片，很快成为香港影视产业一个重要的支柱门类。

1957年，金庸曾经短暂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工作，职务为编剧，此时金庸开始对于现代影视产业有了深刻的认知，此时期他同时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又同时写出了《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事后证明，金庸这段短暂的编剧工作，对他日后在影视界的大红大紫有着巨大影响。金庸此后创作的武侠小说，成为绝佳的影视作品改编题材绝非偶然。

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主要是电影，起初仅在香港上映，且拍摄的大都是粤语片。1958年，由香港峨嵋电影公司制作的改编电影《射雕英雄传》与公众见面，这也是金庸小说联姻影视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金庸的作品虽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此时的香港的电影产业，仍然只是一个观看人数相对较少的产业。但是金庸早期和电影产业的合作，为日后他的作品成功的电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机普及到了普通百姓的家中，在那个有线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大部分的民众依靠天线接收个位数的无线电视频道，用户的注意力也高度集中，一部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动辄能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穿插着鲜明的爱恨情仇，人物个性鲜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线往往引人入胜，武打场景充分融入了舞台戏曲的精华，其故事背景往往又辅以宏大叙事，以宋人抗金、反清复明等宏大历史背景作为底色，又辅以中国的大漠、西域、江南等丰富人文地理，加上少林、武当、峨眉等名山大川背景的武林门派，是绝佳的电视题材。金庸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1983年，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上映，拍摄方是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这一版本的电视剧与1985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引起了极大反响。《射雕英雄传》当中充满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以抵御外族侵略为主题，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氛围，从而在大陆掀起金庸热的第一阵高潮。TVB从1976年开始拍摄金庸剧，第一部电视剧是《书剑恩仇录》，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11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拍摄成21部长篇电视剧。

除了香港的电视剧公司，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电视制作机构都在此后几十年掀起了金庸剧的拍摄热潮，许多经典题材被反复改编，一拍再拍。从80年代开始，港台的摄制组可以到中国大陆取景，使得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金庸剧又有了丰富的取景地，少林、武当、峨眉、大理、华山、西湖这些风景名胜开始频繁出现在金庸剧当中，又极大的带动了金庸剧的热播。例如我的老家襄阳，就因为金庸剧当中多次提到在襄阳的场景，从而带动本地出现了大量的金庸迷，像襄阳一样，中国大陆的大小风景名胜，又有几个没有出现在金庸剧当中过？

金庸的小说和电视剧是绝佳的搭配。而电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带动金庸的武侠小说继续热销，金庸的用户基数至少放大了100倍杠杆。此后，金庸自称每年的版税收入突破千万港币（含影视改编收益）。他多年前写的小说，开始享受空前的杠杆和复利收益。

和他同一个时代的另一位武侠大家古龙，就没有金庸那么幸运，他没有等来自己最好的杠杆时代。1977年，古龙染上了肝病，此后健康便开始走下坡路。1985年9月，古龙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曾写了一幅字给前来探望他的林清玄，“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古龙死后，朋友决定买48瓶XO给生性嗜酒的古龙陪葬，林清玄担心埋了4000台币一瓶酒的墓地会被盗，建议把酒瓶的盖子打开，引得他们共同的朋友开玩笑，过个几十年，这便是陈年老酒了。 1985年9月21日，古龙因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下午六时不治，享年四十八岁。

古龙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给自己的妻儿留下的是70多部小说作品的版权。英年早逝的古龙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版权运作，他的版权授权混乱，古龙版权的继承人也陷入长期纠纷，几个妻儿互相之间长期因为争夺版权长期诉讼，极大的影响了古龙版权的影视剧改编。相比之下，金庸一直到后期，核心版权还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此金庸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版权运作，远成功于古龙。

与同样在影视改编上赚了大钱的琼瑶夫妇相比，金庸并没有过深参与影视改编的投融资和开发。实际上和写小说相比，影视开发的复杂程度可能是100倍的差距。写小说只需要金庸一支笔就可以了，成本几乎只有时间成本，而影视投资与制作，需要协调导演、演员、编剧、剧务、后期、宣发等，同时面临发行审核与监管的风险，实际上，琼瑶夫妇在涉足影视剧的投资与制作后好几次都面临着差点赔的倾家荡产的情况，而金庸在这一块却表现的相当稳健。

不过，看到自己的小说作品被影视编剧改的五花八门，金庸自己的心情也非常复杂。金庸事后回忆道，如果影视编剧是在小说原著基础上做减法减少一些内容，那么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影视编剧则往往喜欢加戏，在小说基础上乱改，例如有一部电视剧在拍摄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的时候经常喜欢抱着一只猫，就惹的金庸颇不高兴，认为有悖于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识。

明报老板，金庸的第三道杠杆
与此同时，金庸的明报集团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一跃成为香港第三大报纸，旗下业务涵盖日报、周刊、月刊、旅游等。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港币。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明报此时已经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媒体集团，旗下有报纸、周刊、月刊、旅游、出版等多个业务，作为明报的大老板，金庸每年有相当多的收益。

绝大部分作家生性散漫，好自由，对于钱的细节不是很敏感，不善管理庞大的团队。例如张爱玲生性喜静，到美国后长期闭门谢客，就连帮助她在台湾出版了十几本书的台湾著名出版人平鑫涛（琼瑶老公）到美国想见她一面，她都懒的一见。而倪匡则只爱写稿赚钱，日常与朋友流连夜场，花天酒地，像金庸这样同时能做好作家又当的好老板的文人，少之又少。

金庸有经商的天赋，与他在浙江老家时期的家族熏陶有巨大关系。金庸的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很早就见过大世面，他回乡后开办过钱庄、丝厂、茧厂，但是都不大成功。金庸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出门做生意、收帐，耳濡目染。那时他小小年纪，已察觉到父亲办理企业太不精明，对人过分客气而随便，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他说自己十三四岁时，就觉得父亲没用。父亲借钱给人，有时去讨钱，会带他一起去。人家请他父亲喝酒、讲好话，钱却不还，需要还别人钱的时候，只好卖田地垫了还给人家。他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金庸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战乱外出逃难，一人漂泊在外，难免早熟，经历多了人世间的善恶，人也变得早熟起来，这都是日后当老板的必备环境。

金庸在《明报》当老板的时候，以抠门著称，《明报》给作者开的稿费，在香港长期来说是很低的，而《明报》员工的薪酬，在香港也长期较低。

“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金庸回忆道。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倪匡给金庸写稿，曾经多次闹着加稿费，倪匡口才极好，而金庸说不过倪匡，就说回去给他写信，倪匡最怕金庸写信，金庸经常能写好几页纸，陈述明报如何艰难，加了稿费之后其他人会怎么想之类的，总之就是不加。

金庸在明报的办公室位于距离渣甸山十几分钟车程外的北角英皇道。1966年开始明报搬到这里的南康大厦，并与1976年将整幢大楼买下，改名明报大厦。大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金庸在这里度过了近25年的时光，伴随他创作的最黄金时期。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金庸不善言辞，他喜欢在这里的办公桌上给下属或者作者写字条取代口头通知。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

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金庸的两任妻子都说粤语，所以在家他也说粤语，但是他的粤语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也许是这个原因，沈西城回忆道，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

这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作为一位成功的报刊出版人，明报的专栏作者林燕妮形容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

但是在工作以外，金庸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见到自己的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架子，他极少生气，显示出极高的个人涵养。在公开场合，金庸总是一副笔挺的西装。

金庸自称个性散漫，他上中学，上大学都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开除，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又因为与当时的社领导政见不合，被迫离开。金庸的个性不适合给别人打工，也不适合去体制内干个公务员，他受不了这些清规戒律，所以说到底，他还是适合自己干，适合自己当老板，写东西。

金庸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人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倪匡所言非虚，有没有自己当老板，对于文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同样善于经商的琼瑶-平鑫涛夫妇，依靠其旗下的《皇冠》杂志和琼瑶出版的67本书，还有几十部电视剧和电影，在华人文化圈同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其中数次曾经濒临破产的艰辛，或许只有同样操持如此大家业的金庸才能体会。

结束语
我看过很多关于金庸的纪录片和采访，某种程度上，金老爷子也是俗人一个（我们谁不是？）——喜欢玩（围棋）、喜欢美女（以前是夏梦的脑残粉，跟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离婚，后来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侍应）、喜欢讨论政治（键盘党雏形）……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俗，让他很真实，是一个我们愿意亲近的人，而不是一个伟光正的伟人形象……

金庸小说的很多武术细节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他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留有余地，其实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金庸也奉行这样的价值观。

他很谦虚，记者问他的字写的怎么样，他会称写的不好；记者问他围棋下的怎么样，他说水平还很差；谈到自己的小说，他总是说其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写的不好；问他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粤语讲的如何，他也会谦虚的说上一句“讲的不好”……

对于物质生活，金庸也丝毫不掩饰自己渴望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年轻时的金庸，工作压力极大，最巅峰时期每天需要写作一篇1000多字的武侠小说连载和一篇1000字左右的明报社评，被人催着交稿的状态是很痛苦的。同时他还要管理明报如此之大的一个报业集团，同时处理因政见不合而引来的各种攻击和抗议。

金庸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时期，果断选择激流勇退，甘作一个隐士。他平生最爱读书和旅行。90年代金庸把明报集团卖掉之后，他开始和太太一起在全球到处旅游。闲暇时间，金庸还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地讲课，同时在牛津大学念完了博士学位，他每天背个书包，像个年轻学生一般每天在课桌前上课，向老师请教问题，他要弥补自己年轻时被大学开除而未享受大学生涯的缺憾。应该说，金庸的晚年是惬意的。

中国文人，是有着严格的鄙视链的。鄙视链顶端的是科举入仕，出将入相，身居庙堂之高兼济天下，但不管是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名利双收的中国文人极少。他们要么如夜壶般被权贵利用来作官样文章，用完又被无情抛弃，要么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一生，或者身败名裂黯然收场。

如今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字创作者最黄金的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文字可以以极快的速度瞬间传遍大江南北，而各类影视、游戏产业的极度发达，也让文字创作者有了空前的杠杆效应。

金庸将侠的概念传遍华人世界。所谓侠，狭义来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的侠士，这种精神在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世界，很难被理解，但是在东方文化当中，从《西游记》到《水浒传》，再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侠客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被金庸发扬光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正像金庸的小说当中所描写的那些飘逸的人物一样，金庸的一生，也是相当飘逸的，他在财务上自由，在精神上自由，在身体上自由，在爱好上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这样的人生。

参考资料：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池田大作、金庸

《金庸传》——傅国涌

《金庸往事》——沈西城

《古龙传》——幕成雪

《我的故事》——琼瑶

《逆流而上》——平鑫涛

《金庸与倪匡》——沈西城

《我的老板金庸》——石贝

《明窗小札》——金庸

《金庸与报业》——张圭阳

鸣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以下作家朋友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排名不分先后）

六神磊磊、馒头大师、康晨、陆新之、包冉、孙佳山、卢克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星海情报局”（ID：junwu2333），作者：曾航，36氪经授权发布。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36氪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20:09

上面曾航这篇文字写金庸的财富，也做了番考据功夫。但觉得有些不正确，比如他写到1990年代，金庸的财富达到6.5亿港币。实际金庸90年代的财产已不止这数目，郑经翰经营的《资本》杂志，写出金庸1991年以12亿港元资产位列香港富豪第64位，这个可信度高些，其实也是低估了。金庸很快将《明报》集团上市并卖给于品海，几年间趁于品海将《明报》股价炒高时（从2.9元炒到8元多的峰位）抛售了大部分股份，套现了10多亿港元（于品海丑闻曝光，明报股价下跌，已经是金庸套现之后的事了），加上金庸本身积累的存款、股票、房产等，20亿港元身家都不奇怪。再过了20多年，直到他去世，以金庸的理财手段，连同小说版税、影视&漫画&网游&手游&有声书改编版权费，至少几十亿港元身家（40至50亿港元估计有的）。当然，金庸的忘年交陶杰说过，如果金庸在地产投资上进取些，在八九十年代疯狂购买房产，只怕身家没上千亿，也能几百亿港元，的确有一定道理。但金庸一生都追求稳健，觉得做实业（比如办报）才是致富之道，他一生见过太多商场的大风大浪，比如他的同行星岛集团的胡仙女士，就因为在房地产业投资过度，曾经数十亿身家的她在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后亏得几乎血本无归。更别说其他如罗兆辉（绰号神童辉）、钟镇涛等在金融风暴因投资地产而宣布破产的众多例子了。因此他对于房地产业，始终持审慎态度，不敢过分投入。他创业开始，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注意保持充足的现金流，除了1966年购买南康大厦（后更名为明报大厦）要向银行贷款外，基本没借过款了。所以他的财富，固然不能短时间暴涨至百亿千亿，但也绝不会一夕之间因一场经济风暴破产。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6 16:07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20:09
上面曾航这篇文字写金庸的财富，也做了番考据功夫。但觉得有些不正确，比如他写到1990年代，金庸的财富达到 ...

欢迎陆续转帖过来。这篇有不少隔膜的地方。例如大陆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读武侠小说，与金庸批评内地，哪有关系啊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6 20:49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6 16:07
欢迎陆续转帖过来。这篇有不少隔膜的地方。例如大陆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读武侠小说，与金庸批评内地，哪有关 ...

的确有些隔阂。六七十年代，无论批不批评内地，金庸的小说都进不去，作者可能忘记加上金庸1981年上北京见了邓公，小说才在内地解禁。还有，作者说金庸与朱玫1976年离婚后，将渣甸山的豪宅给了朱玫，随即买了山顶道的豪宅，这也是错的。金庸江湖网在金庸逝世后不久就将他在香港70年来的住处用图列出来，70年代末至80年代买的应该是云景道（香港北角宝马山一带），1985年后才买山顶道1号豪宅。广州报人杨奇（曾是广州羊城晚报主办人）回忆在1978年到香港拜访金庸，也是去他云景道住所的。

这作者写这文章，看出态度还是认真的，详细列出细节佐证，并非胡吹大气，所以才转载过来。但他对金庸的人生不够了解，比如说金庸小说早年（六七十年代）销量很有限，我不知怎么才算有限（对于后来进大陆后，当然要少），但如果开始就销量不佳，金庸怎会有动力写10多年小说？这导致作者估算金庸财富就偏保守。当然金庸的身家一向是个谜，他除了住所定要豪宅外，饮食穿衣都较俭朴，绝不炫富，财富杂志评说他身家时也不会澄清是多是少。无论如何，数十亿港元估计少不了的，远不止该作者所说的6.5亿。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9 10:3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0-2 17:46 编辑

一到围棋赛场，吴万平立刻英姿勃发，浑身是劲。2001年8月，他代表报社去贵阳采访国际围棋文化节，天天晚上往回发稿，括号里标明“本报贵阳某月某日电”。这才是他要的生活。

他的“本报贵阳8月8日电”说：贵阳成了围棋城——

首届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规模究竟有多大？不到贵阳，还真难以想象。

主要街道挂满了关于围棋文化节的横幅，彩球和旗帜在风中飘舞；机场、车站、宾馆乃至公园大门口，随处可见穿着统一的文化衫的青年志愿者；各大酒店的门前，排满了专为围棋节服务的小轿车……
最能体现贵阳人激情的，也许是今天上午刚刚彩排成功的“围棋方阵”。该方阵用4002个棋手对弈组成，从空中望下去，“2001中国贵阳”几个大字格外清晰。为此，贵阳动用了4架直升机航拍，准备申报吉尼斯纪录。

最令贵阳人自豪的，不仅是中日韩三国的世界冠军都来参加文化节，角逐“贵阳商行杯”世界冠军争霸赛，还有87岁高龄的围棋泰斗吴清源也将专程从日本赶来助兴。

本届文化节上，有中国围棋名人赛、中国国少队选拔赛、国际女子围棋职业大赛等诸多重要赛事。开幕式虽然后天上午才举行，但从上月开始，各种活动已经展开了。（本报贵阳8月8日电 吴万平）

多么精彩的电稿！有场景，有气氛，有节奏，有细节，主要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且要言不烦。

他的“本报贵阳8月9日电”又说：金庸推崇吴清源———百年难求的天才——

在今天的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庸侃侃而谈，称围棋一代宗师吴清源是几百年才出的天才。

有记者问金庸对贵阳印象如何，金庸说，城美人美。他说过去提到贵州，印象并不深刻，现在亲自来了，才觉得贵州山明水秀，人们温和礼貌。希望通过围棋文化节，对贵州加深了解。

金庸说，围棋文化节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棋手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围棋氛围。像吴清源大师这样的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是机缘凑合，不可强求。

至于围棋和武侠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金庸说：“二者都需要创造。吴清源曾批评日本棋手背定式、走套路，没有创新精神，所以进步不大。”
新闻发布会上的金庸思维敏捷，谈锋锐利，全然没有古稀老人的倦态。（本报贵阳8月9日电 吴万平）

多么写意的写作。多么惬意的采访。竟然见到金庸，听金庸谈论吴清源，还讨论围棋与武侠小说的关系，还能发现金庸没有古稀倦态。
胡洪侠｜与谁同销万古愁！
《深圳落叶：书友吴万平》（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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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江湖春梦何时了
原创 胡洪俠 夜书房 2022-10-01 23:09 发表于广东
《深圳落叶：书友吴万平》（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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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AI绘图：Olivia


26

“你喜欢读金庸武侠吗？”那天下午和杨大鸣聊吴万平时，我问他。

“我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大鸣说。

”老吴和你讲过2001年他在贵阳见到金庸的事吗？“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他怎么会见到金庸？是他去贵阳旅游时赶上了金庸的一场活动？“

”不是。“我说，”是他代表商报去贵阳采访围棋文化节，和金庸有近距离接触。“

”那真没听说。“大鸣说，”这几十年喝酒聊天，倒是常听他谈起金庸武侠。毕业后他分到安徽图书馆，发现馆里有套香港原版金庸武侠，如获至宝，到处去讲金庸写得多好多好。我们几个人喜欢古典文学，难免故作清高，自命不凡，看不上通俗文学，以不读武侠为荣。老吴就猛批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什么载入文学史的东西，咱们学的文学史说的都是过去的东西，是过时的。金庸武侠一定会进入文学史的。走着瞧！他不知多少次推荐我看金庸，一开始我还想就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他争个高低，后来不争了：争不过他。他再推荐，我就答应一定看。可是到现在也一本没看。我还是愿意读古典名著，觉得那才是能够深入心灵的东西。这些观念可能挡住了我读金庸的路。“

”那你觉得老吴为什么喜欢读金庸？“

”年轻的时候老吴很浪漫，有激情，想干大事。有时好冲动，好打抱不平。上大学时，某次见有同学挨欺负，也不是什么关系很近的同学，他怒气冲天，纠集一帮同学浩浩荡荡去人家家里讨公道，逼人家现场写保证书。他干了很多理性的人不会干的事。这样的性格，可能和武侠容易共鸣。“

“老吴不是分配到安徽图书馆古籍部吗？他怎么爱上武侠了？”

“他确实分配到古籍部，可是一参加工作是在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新书的整理、登记、入库。估计他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了馆里新进来的港版武侠。以后很多年，说起这件事，他都很自豪，他称自己是安徽省最早发现并推广金庸的人。”

“但是，安徽省图书馆的港版武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大鸣。

大鸣摇头，“没听老吴讲过。”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此事与深圳有关。”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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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83年4月23日，深圳博雅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在深圳举办首届深圳书市。那是1949年之后内地最大规模的境外图书专题书市。那个书市上的一大热点，即是金庸、梁羽生的港版武侠小说成套出现在订购书单和展销台上。那是内地首次正式进口新派武侠小说。那次书市的邀请对象，是全国省市以上的图书馆与大专院校、出版和科研机构。据当时的一份总结材料，45间省市以上图书馆、140所大专院校，在书市订购了图书八千多种，预订的图书更高达二十多万册，超原计划三倍。

那份总结材料专门谈到了深圳书市上的港版武侠小说：

“书市展出了几十种港版武侠小说，在各地选订中，一些单位偏重或全部选订这一类武侠小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婉言解释，提出此类武侠小说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读者中流传阅读；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订购，以免过多消耗国家的宝贵外汇；三是如大量发行这类书，书市就会走向单纯经济观点的邪路。因此，只许省市以上图书馆每种订一套。”

总结材料中有两处引用了安徽代表的评述，可证此次深圳书市，安徽图书馆界不仅踊跃参加，表现也相当活跃。材料引用当时安徽工学院图书馆馆长马立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们学院曾对学生的知识面进行调查，发现在学的大学生的知识面太狭窄了。这次看到书市所陈列的书，从中到外、从古到今的知识海洋是如此广阔，更加加深了我对这问题的认识，感到世界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建成”四化“中”翻两翻“（原文如此），怎么办？担子重啊！……在这个历史关头，举办这次书市，的确很有必要，也很及时。”这家图书馆在那届书市选购了七千五百多元的图书，不知其中有没有武侠小说。

安徽代表真会讲话，也难怪撰写此份材料的人对他们的评点一再称引。在表达参观特区的感受时，“安徽来宾说，‘看到沿线的铁丝网，感到不是滋味，我们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真不轻。”

深圳美术馆编印的《窗口效应》一书，收入了一份《关于博雅画廊中“深圳书市”期间经营港版武侠小说情况的报告》，其中披露了部分图书馆订购武侠小说的情况。报告说，柳州图书馆书市期间曾订购十二套武侠小说，并持有介绍信说明是图书馆藏书用途。报告还说，潮州图书馆、肇庆图书馆也来函要求供应武侠小说，“由于他们没有党委宣传部门介绍信，都被婉言谢绝。”

综合上述种种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安徽省图书馆没有理由不派人来参加深圳书市；各省市图书馆都在抢订武侠小说，他们没有理由不订；省级图书馆订购武侠的数量和手续都有规定，得到一套已经很不容易。

听了我的一番解释，大鸣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当年老吴很为自己能看到港版武侠小说而洋洋得意，他多次说过这类书是不能外借的，是控制流通的，他却可以先读且饱读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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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理解吴万平当年读金庸武侠时的激动、兴奋与自豪心情。金庸武侠是那个年代我们做过的一场春梦。对我而言，这梦是“盗版”的，饶是如此，也甘愿身陷其中，不愿醒来。可是，对吴万平而言，这场春梦竟然是原版的。他确实称得上为数极少的内地首批金庸港版武侠小说痴迷读者之一。

关于“盗版春梦”，我愿意在这里分享几段离开深圳商报后我在晶报一个专栏中发表过的文字：

在北京读研究生的老同事寒假期间回衡水住了几天。几个月没见面了，忽然又相聚我们几个都很高兴。鼻梁上的眼镜还是走前的那一副，但他的头发已烫得弯弯曲曲，仿佛直挺挺的头发已然承载不了更多的学问更多的见识。不见了那件灰蒙蒙的防寒服，他现在的羽绒服是鲜艳的蓝色，宣示的是他高飞远走后的心情。他急着打听他离开后报社有什么变化，我们说你先不要管这些闲事，“你先说说，你们研究生都上的什么课，北京现在流行读什么书，有没有带几本回来？”

他嘿嘿一笑，脑袋一晃：“急什么呀。”从包里掏出几本书，他说：“这本波普的科学哲学，你要读。知道什么叫‘证伪’吗？”“这一本，”他亮出窄窄一本小册子，“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讲的是‘超稳定结构’。你们他妈的也不给兄弟一根儿烟抽？这厮！什么鸟人啊。”他这里话锋一转，换了台词，人马上就从天上堕入了人间。我们边笑边说你小子这才算回家了，骂人的话都还是原来那一套。他忽然又神秘兮兮起来，说还有好书，但不能借给你们，得自己先看完再说，“不过，可以先让你们开开眼。”我们轮流翻了翻，见是香港的原版书，竖排繁体，书名《天龙八部》，署名金庸。此刻附近那个叫谢村的地方传来几声“二踢脚”高亢嘹亮的脆响。1985年的春节果然要来了。

我至今都能轻易重温初次触摸港版书时那种奇异的陌生感：是分成几册的一套书，每册都不厚，翻起来书页啪啪作响：竖排繁体，带线描黑白插图。书名也怪，听了多年的“八路”乍闻“天龙八部”简直不知所云。金庸这个名字依稀听说过，知道是写通俗武侠的。“懂不懂啊？是新派武侠。”老同事一把把书抢过去，“有华人处有金庸。邓小平、华罗庚他们都喜欢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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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他这套金庸，衡水日报那个院子在那个春节也就加入了“华人社会”行列。大家传来借去，《天龙八部》最终也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我倒是翻了几次《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若有所悟地认同了“超稳定结构”。春节过后是春天，小城中一大一小两个书店里署名金庸的书突然就多了起来。当然不是港版，现在也知道了，那些竟全是盗版。真该有人研究研究那几年金庸武侠的出版“版图”：大江南北的出版社好像都在印金庸的书，景象堪称壮观。宝文堂是武侠出版重镇，几乎将金庸的书都翻印了一遍。宝文堂版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的《倚天屠龙记》都是四册一套，湖南人民版和湖南文艺版的则是上下两册，海峡文艺版的则又是竖排。山东文艺社出了《笑傲江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和鹭江出版社印了《射雕英雄传》，安徽文艺社出了《天龙八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都印了《雪山飞狐》，海南人民社印了繁体竖版的《碧血剑》，陕西人民社和安徽人民社则印了《神雕侠侣》，春风文艺社和浙江文艺社又分别印了《飞狐外传》……。这么多正规出版社“联合”翻印一个人的书，论规模恐怕只金庸一人而已……。

老同事回了北京之后，我一直想着找本金庸看看。还好，《侠客行》来了。是农村读物出版社的“中华文学黄河版”，十六开，上下两册，印制质量和港版金庸有天壤之别。可是也真好看。开头即杀机重重，到结尾仍是扑朔迷离。看到第二十章“侠客行”，我简直如雷轰顶：唯独一字不识、机心全无的石破天能够破解石室壁画与蝌蚪文秘笈，无意中将所有上乘武功一网打尽。废书长叹，我对大我十几岁的同宿舍老李说：“咱天天读书，还有用吗？”他说：“你又傻了。金庸不读书能写出这本书？”那好吧，继续读，逢“金”必读，只读得各路武林人物忽聚忽散，朝死暮生，侠男义女，东输西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从哪本书里哪个门派杀出来的：一统江湖常常就变成了一桶浆糊。金庸武侠是那个年代我们做过的一场春梦……。

此刻重读这篇旧文，暗自心惊：原来，我在衡水充满好奇地翻阅老同事自北京带回的港版《天龙八部》时，吴万平正在安徽图书馆一册一册复印馆中不许外借的同是港版的《天龙八部》。那个时候，谁会知道这两部《天龙八部》同属一个港版系统呢？谁又会想得到这两套书可能都来自“深圳书市”？当然，我和老吴当时相距数百公里，一个在安徽省的图书馆，一个在河北的一家地区报社，终生不相遇、不相识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区区十年之后，我们竟在深圳成了同事。1980年代，真的是大时代啊！什么样的大事，乃至什么样的小事，都可能发生。那是一个人人开始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时代，又是一个人人最终从“云端”重返现实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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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平没有简单地重返现实，他逃离了合肥的一种现实，南下深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的现实。遗憾的是，他未能抵达目标。或者说，已不必说什么“抵达”或“目标“了，因为他的目标似乎正变得模糊。

1998年的一天，下了夜班，大鸣送吴万平到红荔西路乘公共汽车回家。等车的时候，老吴突然对大鸣说：”大鸣，我可能病了。“

大鸣一愣。老吴刚把他介绍到深圳商报一年多，老同学因此天天能见面，经常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他从没有听老吴说过自己有病。

”什么病？“大鸣问。

老吴又点着一颗烟，望着空空荡荡的街道，轻声地说：”妈的，可能是抑郁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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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病”：知识分子左倾的十大病征
中美学人 2022-09-27 20:06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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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病”
知识分子左倾的十大病征
编：瑞秋的春天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污蔑，惨遭新闻界驱逐。1935年8月琼斯深入蒙古采访、报道，被土匪绑架，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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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琼斯先生》剧照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

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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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 ，或许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来为他们这种“集体左倾”的行为开脱。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互联网、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众多“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右派”的形象示人，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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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索维尔批得体无完肤的罗斯福、罗尔斯，被很多中国“右派”引为知己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声誉扫地，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的角色：人类左倾的代表

“左”的渊源，是人类的骄傲；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左”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索维尔总结，各时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以下特征：

1. 对于人性持乐观态度；

2. 对现状不满，并将改造世界、拯救苍生视为自己的职责；

3. 有乌托邦情结；

4. 支持价值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

5. 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

6. 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

7. 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

8. 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

9. 迷恋民主；

10. 痴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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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迷信：轻视观念的后果

“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处理观念”，他们为什么还会轻视观念的后果呢？索维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知识从观念到观念。

他们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是观念，“生产”过程是处理观念，生产成果也是观念；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也是传播观念；最后，只要他们传播的观念足够广、接受的人足够多，就会被视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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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社会》提到：萧伯纳公开主张独裁体制，盛赞纳粹和苏联


▌知识分子的特权：犯错无代价

索维尔尖锐地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无论带来多少灾难，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良心”。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史沫特莱、乔姆斯基、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分子，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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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这个观点撕裂、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区分出思想、知识分子的好坏，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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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二）王重阳的死而复生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22-09-27 19:34 发表于辽宁


一、归乡赴蓬瀛

金庸的《射鵰英雄传》中，有一个精彩情节，就是中神通王重阳临终之际，料到欧阳锋在自己死后会来抢夺《九阴真经》，便通过假死之法引欧阳锋上钩。

欧阳锋果然上当，就在欧阳锋来抢夺《九阴真经》的时候，王重阳破棺而出，用一阳指破去欧阳锋的蛤蟆功，致使欧阳锋多年不履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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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虽然经彩，但毕竟是虚构，不过历史上的王重阳，确实曾经在临终之际死而复生，只是与欧阳锋无关，而是为了他的大弟子马钰。

王重阳离开终南山，到达宁海军后，遇到富甲宁海的马从义。王重阳见到“额有三山，手垂过膝，真大仙之材”的“马半州”，几经周折，将其收入门下，并为其训名为钰，号丹阳子。马钰将家财交付儿子，休妻孙氏，随王重阳至昆嵛山烟霞洞修行。后陆续收下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以及马钰之妻孙不二、刘处玄六名弟子，这六人与马钰合称“全真七子”，为了与南方全真区别，又称“北七真”。

王重阳收下全真七子之后，全真教初具规模，影响日大。大定九年的九月，王重阳带领马刘谭丘四弟子返回关中家乡，途经南京（即汴京），寓于旅店。师徒一边游历名胜，一边精研教理，“切磋琢磨，曲尽其妙”。但未过多久，王重阳预感归期将至，召集众弟子，告诫众人要一心向道，坚定不移，并欲将教事付与马钰。又对于马钰能否真的断绝俗缘，光大全真，又有些不甚放心。便接连让随身的四弟子接受考验，尤其对马钰极为严苛，“狂骂捶楚，不分昼夜”。

时值天寒，王重阳命弟子在室内烧炭，让马钰、谭处端待在室内，丘处机、刘处玄待在室外。在室内者热不可当，在室外者寒冷难当，但内者不敢出，外者不敢入。刘处玄难忍其苦而离开，唯马钰毫无怨言，不改初衷。

大定十年正月，王重阳召四弟子于床前，告之曰：“我将赴蓬瀛了”。并说“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长生、长春犹未也，长春所学当一听丹阳，命长真管领长生。”

随后王重阳吟道：“地肺（即终南山）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时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吟罢，又告诉大家在他死后不要哭泣，随后即闭目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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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弟子便放声大哭起来，不料王重阳又睁开眼睛对马钰说：“吾将甘河所得灵文五篇付你。”马钰跪受灵文。王重阳又对丘处机等三弟子说：“你们的性命都在丹阳子之手了。”

又命拿过笔来题诗一首：“一弟（指丹阳）一侄（指谭处端）两个儿（指丘处机、刘处玄），和予五逸作修持。结成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尸。周匝种成清静景，递相传授紫灵芝。山头并赴金华会，我赴蓬莱先礼师。”写罢放下笔，就闭目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丧事由王重阳在南京新收弟子孟宗献一手操办，灵柩暂厝孟氏后花园中。

马钰率三师弟西行关中，将刘蒋村重阳故庵修葺一新，更名为祖师庵。马丹阳手书“祖庭”扁额，高悬庵楣。

两年后，即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春，重阳四弟子又一同重返汴梁，将师父灵柩归葬于终南山下祖庵，四弟子守墓三年。后来，王重阳弟子们在重阳墓地扩大建置，取名重阳万寿宫，又称重阳宫。屡经修葺，文革时毁坏殆尽，1997年又重新修复。

二、几则神奇逸事

1、甘河遇仙

金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六月，四十八岁的王重阳，任户县甘河镇监酒税的小官，去屠市中饮酒食肉，忽遇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被发被毡，十分惊异。他跟随二人到一个僻静处，行了礼。二人异口同声说：“此子可教矣！”于是，授予王重阳口诀，后飘然而去。这说是历史上有名的“甘河遇仙”的故事。王重阳临终时传给马钰的灵文就是得自于此。

2、上清宫题诗

王重阳在去宁海传道的途中，路过邙山，他登上邙山最高峰——翠云峰。观瞻了翠云峰上的“敕建上清宫”。在上清宫大殿侧壁上，举笔题写了《题上清宫》诗一首：

丘谭王风捉马刘，

昆嵛顶上打玉球，

你还般在寰海内，

赢得三千八百筹。

王重阳这首上清宫题壁诗，并不是一般的即景抒情，也不是谈情说理，而是把自己这次出行山东传道，所招收的弟子的姓都提前公之于众，果然在两年间，验证了王重阳的上清宫题诗的预言。

3、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

王重阳带领四弟子返回关中，抵达南京（今开封）时，寓居磁器王氏的旅馆中。王氏对他不礼貌，又毁谤他。王重阳说：“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王氏认为王重阳在发狂言。但在六十四年后，栖云真人王志谨挈其徒落脚于此，一座壮丽的殿宇，出现在原址上，后名重阳宫，又名朝元宫，最后定名为延庆观。

4、预知大限

王重阳五十三岁时，他在终南镇上清太平宫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他早就预测到自己的大限为五十八岁。

本文参考资料：

《九都释道》

《中国道教》

《王嚞丘处机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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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22-03-29 20:05
全真教是中国道教两大流派之一，创教祖师为王嚞，道号重阳子。王嚞的七位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又称北七真。许多人知道王重阳和全真七子，是因为金庸小说《射鵰英雄传》。但小说毕竟是小说，里面的内容和真实的全真教颇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下面我们就说说历史上的全真教，先从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说起。



王重阳生于北宋末年陕西终南的豪富之家，王嚞曾在金朝担任低级官员，正隆四年于甘河镇“遇仙”得秘文，遂弃官入道，遁入玄门。



王嚞在南时村凿穴室，称之为“活死人墓”，并入内居住修炼。两年多以后，填活死人墓，外出传教。数年后，离开关中东行，在宁海陆续收马钰、丘处机等七人为徒，便是全真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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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全真七子之前，王重阳在关中传教时，有两位同道，并收有四位弟子。

两位同道是和德谨、李灵阳。



和德谨，秦州甘泉人，曾为刀笔吏。后遇一道士，成为莫逆之交。道士死后，又蒙一老妪指点，退居林下修炼，道号玉蟾子。后“闻终南重阳祖师深得九还锻炼之术，乃往参同”，与王重阳同处一庵。王重阳东行之后，他隐居于终南山下。和德谨通医术，常为人治病，于大定十年去世。重阳门下尊称其为“和师叔”。只是这位师叔并不是周伯通，更不是老顽童。



李灵阳，京兆终南县人，据说亦是遇异人点化而隐居修道，号灵阳子。大定三年与王重阳、和德谨同结庵于刘蒋村。其“铅汞龙虎之学，多赖重阳指授”。王重阳东行后，他留在终南，大定二十九年逝于全真祖庭。王重阳曾作诗云：“传与和公与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



除两位同道外，王重阳在终南期间还收了四个弟子。



第一个：史处厚，醴泉人，原名史公密，自幼慕道，大定二年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教其全真性命之学。王重阳东行之时，本欲令其随行，史处厚以老母在堂为由推托了。后迁回醴泉，大定十四年去世，人称“史风仙”。



第二个：严处常，京兆栎阳人，本是王重阳的外戚。大定三年往刘蒋村拜王重阳为师，后迁居终南泉石，道号长清子，大定二十三年逝于全真祖庭。



第三个：刘通微，本是豪门浪荡子，因染恶疾，大定七年王重阳收其为弟子收其为弟子并治好他的病。后来受到金章宗召见，逝于承安元年，有《全道集》行于世。



第四个：赵抱渊，延安鸣川人，“来终南参重阳祖师，玄机密旨，大蒙启证”。后赵抱渊独游天下，晚年返乡居于迎祥观，于泰和三年去世。



以上六人便是历史上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



王重阳去世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弟子奔赴关中，在终南太平宫拜谒和德谨、李灵阳，在京兆见史处厚，在终南会刘通微、严处常，向他们告知了王重阳死讯。后马钰率三位师弟迎回王重阳灵柩，葬于祖师庵，即后来的祖庭。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道教》

《王嚞丘处机评传》

《玄门探珠》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0-2 17:4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0-22 21:26 编辑

殷海光 ｜ 病中语录
殷海光 Acquired 2022-10-21 00:01 发表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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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他受罗素、哈耶克人等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病中语录
文/ 殷海光

一
我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

二
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我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我觉得我以前所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内容，仅仅是我的心路历程中的一些记录。

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

三
我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我这是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作衡量的。虽然这样，但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仍是有显明的条理的：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

四
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我恰好成长在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地摇撼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激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的背逆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国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徬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苦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了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
1969年8月18日

五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

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再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在强大的皇权下，人民却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拿犹太教和回教来说，比孔教要专断多了。历史的社会应与历史的社会比较，拿历史的社会与近代西方的社会比较，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六
现代人讲传统，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

传统并不等于保守。传统乃是代代相传文明的结晶，知识的累积，行为的规范。传统是人类公共的财产，为每个文化分子事实上所共有的。

七
一个人不可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这样，那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

我所说的革命，乃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指科学性的革命（科学性的革命是革新或革进）。中国人谈革命带着很浓的打倒主义。

八
我根本不相信某一类狂热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我不以为世界上有这样完美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完美性居然要用人的生命、要涂人的肝脑才能实现。

九
行动人物往往口头唤着要改造世界，心里却只想占有世界。

这里之所以搞得如此混乱，无一成就，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都缺乏知识的缘故。我们不能迷信革命主义，我们应有constructionism。

十
满清承袭了很多优良的传统。清朝的士大夫多能固执于道德理想，所以为人甚有规范、风格。我认为成为社会明灯的，必须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全看是否尊重知识。

十一
中国的学问，或有中国成分的学问，除知识传授以外，还要耳提面命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才有一种性灵的感应，才能进入心灵的深处。

英国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师生长期在一起，才能得到真学问，像今日台湾的教学法，上课犹如流水席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是鸭子背上泼一瓢水。

有些人文学科是和人的性分不可分的。愈有特色的人，愈不容易被了解。必须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他的究竟。

十二
台湾的知识界，学派成见极深，但都没有学问的成就。读书人的心思，常常拘锁在芝麻绿豆的事情上。精力和时间常常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

“大辩不言”，庄子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当你受到无理性的攻击时，大可不必理睬；你不反应的时候，更使对方自卑、挫折、受创伤。

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

十三
隔离的第一个方式是withdraw，这不是萎缩，乃是保存能力，培养工作的力量。

十四
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大事糊涂，小事精明。

十五
今日的文化界，到处可看到虚假的面貌。甲乙碰面：
甲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乙说：“哪里！哪里！”
一方恭维，另一方自卫。
十六
有些人名位越来越高，车子越坐越大，而心灵越来越萎缩。

十七
许多人借崇拜别人来壮大自己。

十八
许多人用空虚来填塞空虚。结果还是空虚。

十九
不要怕承认自己的无知。我的老师金岳霖谈起学问来，常说：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清楚。

二十
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个逻辑研究会上，有人提起K. Goedel，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听了，先哦了两声，然后坦然地说：“那就算了。”师生对话，神色自若；学生不感到是冒犯老师，老师也不以为学生在顶撞他，面对学问的真诚如此！

二十一
一个文化要能存续与发展，不外乎：
一、主动地或被动地吸收或适应外来文化。
二、保存原有的文化。保存原有文化的程序可能是revitalization movement。三、创造活动。

二十二
许多讲中国文化的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分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其实中国文化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价值。不过，对中国目前情形来说，用严格的方法来界定知识，检验知识，当然是重要的。

二十三
中国文化，不能凭借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
第一是不能凭借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
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
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
第四不能通过Marx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二十四
徐复观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

殷海光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我希望徐先生也要走超越的路。”

二十五
陈鼓应说：“您给徐复观先生的信，昨天我和张绍文送去了。在路上我问绍文是否觉得徐先生和殷老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绍文说：‘徐先生的泥土气息很浓，第一眼看见他，就感到他像个从坚硬的地壳里冒出来的地鼠，对于这世界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好奇的感觉，充满了一股向外跃动的生命冲力。而殷先生则像兀立在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树上的老鹰，凌厉，高迈，孤寂，凝神。俯视物界，一目了然。鼓翼而飞，则一举冲天，直入云霄。’您觉得绍文的批评有没有道理？”

殷海光笑笑说：“有趣！有趣！”

二十六
就思想的模式而论，我是长期沉浸在西方式的分别智中，我比较细密，讲推论，重组织。徐复观等人比较东方式，讲直觉、体悟、透视、统摄。这两种思想模式应互相补偿，而不应互相克制排斥。

思想的转折真不容易，如长江三峡，曲折弯转，才能一泻莫遏，直奔东海。

二十七
徐复观有时出语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他的冲力大极了，常常向外冲时，变成了魔王，回到书堆时，又成为圣人。

二十八
徐复观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时下有许多时髦的学者，没有读过一本经典著作，只拿美国浅薄的论调和名词来唬在台的人。学问的功夫，必须深厚。

二十九
韦政通智力颇高，然而仍须向深沉处下功夫。他具有相当的工作力和潜在力，将来或可向中国哲学的园地上开辟一条路来。

三十
陈鼓应问：“老师这二十年来教了不少特出的学生，您是否可以找出几位将来在学术上有工作能力或有所成就的同学，对他们作一些分析和批评？他们一定很希望听到老师的评语。”

殷海光说：“可以的。像张灏，林毓生，林悦恒，罗业宏，何秀煌，叶新云，洪成完，林昭田，林正弘，孟祥森等很多很多，还有些一时想不起来。你记下来，让我对每个人构思一下，改天再作批评。”

陈鼓应问：“您觉得何秀煌怎么样？”
殷海光说：“他是个优秀的学院式的人物，也是很好的教育家。”
陈鼓应问：“叶新云呢？”
殷海光说：“他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有思考力，智力高，反应敏锐。”
陈鼓应问：“孟祥森呢？”
殷海光说：“对于人性有深彻的透视力，看他的《幻日手记》，对于人性负面的意义抓得这么紧，挖得这么深，真是一本极好的存在主义作品。”

三十一
一般中国人搞西洋哲学，有三种：
（1）蜻蜓点水。
（2）雾里看花。
（3）水牛吃草。

三十二
近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工作，始终停留在所谓汉学和宋学两派之争的小圈圈里，转来转去：一是没有思想生命的考据派，一是玄玄虚虚的义理派——云雾哲学是也。

三十三
一般人谈到中国文化就动辄说：中国文化是静态的，中庸的，和平的，伦理的……一个个格子式的观念往里套，自己很安然地躲进思想的囚牢里。

我们的思想范围要像探照灯一样，耀射到每一角落里，不拘限于一个角落里。

三十四
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三十五
名声像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常比本人大。


三十六
许多人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空影，但是在潜意识里却还残存着优越的幻觉。

三十七
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只能算是一团肉，一团肉便做成什么都可以。

三十八
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的关切心为其推动力，如果没有人类的关切心，就如同没有情感的机械。

三十九
凡是以博士、教授一类的头衔沾沾自喜者，都是不足挂齿的人。

四十
许多人活着，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搞什么都不知道。

四十一
伟大的人物，只有一个主词：如何重建自己，开拓学术思想的园地，其他的一切只是陪衬。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

四十二
真正需要隔离的智慧。要和别人隔离，必须先学习自己和别人隔离。

四十三
思想家是观念的探险者，也是新境界的开拓者。他的心灵永远对真理开放，对别人开放，他不拒绝倾听和他自己的思想不同的思想。

四十四
在学问的面前，我像沙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永远是那么新奇，不停止，不满足。

四十五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四十六
从前有许多老和尚，在深山大泽的生活中安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对生死看得很淡然，那是一种自我放弃。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对人类天然的关切，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四十七
了解存在主义，必须要有这些基础：
（1）要对尼采以来的生命哲学有了解。
（2）要对休姆、康德以后的哲学发展的线索有了解。
（3）要对传统宗教有认识。
（4）要对现代文明的病态有认识。
（5）要对时代环境的问题有真切的感受。
（6）要对死亡的问题有体悟。

四十八
“鼓应，我对存在主义的认识不会太离谱吧！十年前你好几次说我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当时我听了颇不愉快，现在才发现原来是同道人。等我病好了以后，我要和你跟新云一块来研究。还有，要好好地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四十九
老庄的思想要从根地消解一切刑名制度，狂热营求以及杀伐活动。他们要撇去与生命活动不相干的繁褥，而致虚静，收敛生命的能量，提升越俗的自我，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安排，绝不是孔制所能提供的。

五十
孔制的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对于社会文化既有稳定作用又有拘束作用。事实上，任何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不可能只有维系社会文化的稳定作用而没有拘束作用；也不可能只有拘束作用而没有稳定作用。

五十一
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

五十二
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体悟和重新的认识所获致的结论，在我整个思想过程的发展上来看，确是得来不易的，必须从我整个奋斗的心路历程中来了解才有意义。

绝对不可以把我的看法和钱穆这一般人混在一起，他们的脑子被既定的制式思想所凝着，双眼被俗世的考虑所迷惑。他们思考问题纯粹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在没有看清楚问题之前就抢先下价值判断；他们富于根源感而缺乏展望力和分析训练；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地从堂庙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依德、达尔文碰头的。因此，他们谈中国文化只是在做文章，其结果不是空论就是玄扯。

严格说来，钱穆这般人乃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基本的心态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否定自己的错误。他们谈问题时，经常和不相干的心理因素牵扯在一起。

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两者之间的异点不可混淆。

五十三
我是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五十四
张尚德问：“在过去若干年中，您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为什么现在反而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好感？”

殷海光说：“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
（1）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
（2）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
（3）我受了Eisenstadt，Parsons等人的影响。
（4）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复观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像Eisenstadt一些人，感到西洋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故而转向东方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但这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我们必须将东西文化作一个comparative study，然后才能确定文化evolutional意义（这里所说的evolutional并不是达尔文的意义）。我们学哲学的，处在今日文化危机的时代，也正是我们为文化做莫大贡献的时代。

五十五
张尚德问：“老师，你将来要研究宗教吗？”
殷海光说：“是的。”
张尚德问：“要做神的信仰者吗？”
殷海光说：“是的。不过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我的神不是有一个具体对象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五十六
我活不成了！平常看到人家把棺材一副副地抬出来，我们看了却很淡然，为什么今天面临自己，却有异样的感觉呢？

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

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

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我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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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士绅的溃灭
杨念群 风来翻书 2022-10-14 16:00 发表于上海
摘要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末民初名人杨度的曾孙，晚清名人梁启超的曾外孙。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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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读书》2014年第4期，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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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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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士绅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

　　

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就会玩命不怕死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起来可持续两个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记忆的呼唤锻造多少有着某种关联。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其实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



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自组的团练，最后都要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的秘密会社来往，终究挡不住他们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自保”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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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



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给每个村庄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顾人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过别以为武帝表态就意味着儒学突然风靡天下，好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汉宫内倒是设有“博士”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权当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搭着各种互不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儒教国家”那般思无邪的纯净整肃。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大一统”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亿。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宗族在民间如何产生是个复杂的话题，宋代以前只有“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谓“门阀世族”的势力很大，老百姓并无自组宗族的权限，因为宗族要聚居成势，必须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谱牒，以达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修庙设仪，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直到朱熹作《家礼》，刻意简化礼仪程序，放松了民间祭祖资格的限制，允许百姓公开祭祀，民间宗族才有机会扩大繁衍人口，一旦扩张开来，就可自定家法规则，宗族首领多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收归民间自主解决，这在皇帝看来是何乐不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气弥漫，重文轻武之风特盛，却仍不失为一个清平动人的美好年代。民间宗族在乡村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了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却无人否认，绕开面目狰狞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皇朝统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上峰办事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乱搞，保甲制的设计就是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人群被限制在一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



保甲制在历史上到底是否有效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办法为例，雍正设保甲时其实心理一直挺纠结，从道理上讲，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绅，却又害怕他们坐拥保甲实位，尾大不掉，对抗王权。所以他总在琢磨着如何将士绅纳入编户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让他们当上领导，卸去称霸一方的隐患。可到头来，这一石二鸟之计仍遭落空，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纷纷落入士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和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对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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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士绅”身份糜烂的后果



“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况下，士绅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科举制随机调剂的，普通的读书人一旦中举，就会被分配到不同层级，各安其位地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中介。大清新政废了科举，“士绅”就没了这中层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一概转化成新式学堂里的理工男或军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毁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军阀帮派大概与众多青年流入军校有关。学堂区别于科举教育，里面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训课程，理工政法军事学堂的终极目标只负责训练专门的行政人员，帝制崩解后，皇帝作为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们不用再装模作样地效忠传统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约束，活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



士绅身份的变质糜烂深深影响了地方治理技术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编订虽然属于对乡村强制实施控制的准暴力手段，却还是被迫糅进了不少道德的考虑，比如定期宣讲乡规民约，至少让百姓觉得不只是对身心的强制束缚，还有人情脉脉的慰抚。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绅动用自身影响力横向牵动的结果。后来蒋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复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的旧建制，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最终服从于剿杀“共匪”的功利目标，基本没什么道德教化的考量在内。那些残留下来的富裕士绅对此职位毫无兴趣，地痞流氓一看机会来了纷纷抢班夺权，加速了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罗威廉说湖北麻城的保长大多是文盲，连简单的账簿统计知识都没有，恐怕这个现象遍及全国，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职改由恶人庸人充任，自然会蜕化成单纯压榨民间的暴力工具。蒋介石不是没有意识到地方机构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经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加挽救，只是此运动范围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在书面上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毛泽东当年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即有如下挖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所以“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曾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曾国藩”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杀民众的“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平“xiejiao”，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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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一点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农村被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而在西化现代化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五四”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家店，同时必须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后科举时代”的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下来，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耆老放在眼里，“五四”期间不断展开的“家庭”与“职业”选择势不两立的讨论，都与这帮“五四”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激进青年很容易转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的左翼运动拥有城市激进青年做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五四”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最重要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官样的党史说辞。一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五四”启蒙的定义。“五四”的大多数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的乡村神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毁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但最终还是和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造反团伙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切割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士绅”存留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造反绝非限于一般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否则与普通农民暴动进城一窝蜂地打砸抢没什么差别，共产党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程之中，形成了“城市”、“乡村”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五四”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涵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封建主义)，当时常被挥舞的另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抗日旗号却更像是个外表的装饰。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了倒转。“五四”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在根据地话语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地主劣绅”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五四”知识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斗“地主”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

　　

经过如此操作，“五四”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士绅”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青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着摧毁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同时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9 23:51

林保淳：纪晓芙与杨逍――金庸小说中的「贞洁观」【上】
说剑斋 侠隐 2022-12-08 22:25 发表于辽宁
紀曉芙與楊逍――金庸小說中的「貞節觀」

文/林保淳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写道，明教光明左使杨逍，遇见了峨嵋派的徒弟纪晓芙，一见倾心，死命纠缠，甚至强行将其掳掠，后来两人发生关系。数月之后，纪晓芙趁着杨逍松弛了监视，偷溜回峨嵋派。但却已是珠胎暗结，为同门师妹丁敏君察知。纪晓芙只能黯然离山，分娩后产下一女，命名为「杨不悔」，以示其「绝不后悔」之后。其后在灭绝师太逼问之下，纪晓芙道出实情。灭绝师太命其前去刺杀杨逍，以将功赎罪，纪晓芙违命不肯听从，灭绝师太大怒之下，一掌击碎其天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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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杨恋始末】

这段「邪男正女」的「恋情」，是《倚天屠龙记》中相当特殊的情节，杨逍不仅仅是在小说中正派人士「公认」的「魔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阳顶天的渠魁，与正派水火不能兼容，而且其年纪比纪晓芙大了一倍有余，除了「正邪」问题外，还涉及了「老少配」，更重要的是，杨逍是以「掳掠」的手段，造成此一后果的。

从杨逍与纪晓芙结识的过程来看，是纪晓芙奉师命去追寻屠龙刀下落，与同门中人西行至川西大树堡时，首度与杨逍碰面。据纪晓芙的陈述，杨逍见了纪晓芙之后，死缠烂打，「弟子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弟子投客店，他也投客店，弟子打尖，他也打尖」。纪晓芙气不过，便出言斥责，没想到杨逍「说话疯疯颠颠」，于是起了冲突，但两人武功相差太多，杨逍三两下就夺下了纪晓芙的长剑。杨逍未为已甚，但仍然纠缠不放。纪晓芙报出师门，百般躲避，却终于被杨逍「所擒」，最后则是「弟子不能拒，失身于他。他监视我极严，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过了数月，忽有敌人上门找他，弟子便乘机逃了出来，不久发觉身已怀孕，不敢向师父说知，只得躲着偷偷生了这个孩子」。

这段话语，大抵已将杨逍与纪晓芙「恋情」的始末，陈述了个大致的轮廓。但是，纪晓芙说这些过往的情境，是明知灭绝师太要「清理门户」，因此有没有刻意避重就轻、含糊笼统之处，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其中的「说话疯疯颠颠」、为杨逍「所擒」，详情、细节如何，很显然是有所省略的。而更重要的是，「不能拒而失身」、「监视极严」、「过了数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件？纪晓芙是如何「逃了出来」？恐怕都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

「说话疯疯颠颠」，显然是像登徒子一般，用言语挑逗调情吃豆腐，其中当然有些是不便转述出来的，而以杨逍风流俶傥、言词便给的佻达个性，面对一个美丽的女子，会说出怎样亵谑的话语，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这自然会引惹到纪晓芙的不忿，再度与他发生冲突，以至杨逍索性就将她「擒掳」，乃至于后来见色起意，以强暴手段让纪晓芙「不能拒，失身于他」，自也在情理之中。这种事，杨逍极可能并不是第一次做，因为后来说不得用影射的方式说明教有些人「奸淫掳掠」，杨逍立即联想到自己，对号入座，应可为佐证。

【纪晓芙与「杨不悔」】

到底杨逍与纪晓芙发生关系，是两厢情愿，还是杨逍「强逼」，这在杨逍后来听闻纪晓芙死讯，得知女儿名唤「杨不悔」时，也感慨道，「你果然姓杨。不悔，不悔。好！晓芙，我虽强逼于你，你却没懊悔」，纪晓芙所说的「不能拒」，应该是实情。问题的关键在于，纪晓芙失身之后，两人相处的「数月之久」，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纪晓芙说杨逍「监视极严」，连「寻死」都不能，最后终于趁杨逍遇上敌人来寻衅，无暇他顾，所以才找到机会脱逃出来。但是，为何寻隙脱逃之际，身上会有明教的「铁燄令」，且贴身藏着七、八年之久？

「铁燄令」在旧版中称为「铁魔令」，是镌刻着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图像的铁牌，是杨逍送给纪晓芙的，修订版改名为「铁燄令」，「牌上用金丝镶嵌着一个火燄之形」，这显然是有将「魔教」气味冲淡的企图。不过，无论是「铁魔令」或「铁燄令」，各版都明言是杨逍当初送给纪晓芙的。至于杨逍为何会送此给纪晓芙，书中都未明言，但杨逍藉明教中重要的信物，向纪晓芙表达「忏悔」之意，应该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之所以说「忏悔」，而不说是「爱意」，原因是假如杨逍真的痴心爱慕纪晓芙，则当「外敌」退去之后，在其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缘何根本都没有去寻访纪晓芙的下落，甚至连纪晓芙为自己生了个女儿，且因此而丧命，都毫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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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芙以峨嵋派未来的继承人身份，是名门侠女，且又已与武当的殷梨亭有了婚约，骤然失身，羞愤之下，难免会寻短见，因此，杨逍的「监视」，恐怕未必是防范她逃走，而是怕她想不开，送他「铁燄令」，而且将其隐居于坐忘峰的讯息，只告诉纪晓芙一人，想来已有放其自由，而随时可以回来找她的意思。但纪晓芙未必知道这点。「数月之久」的相处，杨逍必然也温柔相待、好语相劝。杨逍是既英俊又潇洒的，相处日久，纪晓芙难免情愫渐生，对杨逍减少了许多恶感，但是不是就此死心塌地爱上杨逍，恐怕也未必尽然。因此，在深思熟虑下，纪晓芙还是选择了脱逃一路。

纪晓芙此时尚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孕在身，横梗在她面前的最大难题，倒不是师门的因素，而是如何对殷梨亭有个交代。这点，从灭绝师太的反应，及纪晓芙的对答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灭绝师太的爱恨情仇】

当灭绝师太初闻爱徒「失身、生女」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怜悯」，「可怜的孩子。唉！这事原也不是你的过错」。丁敏君一旁听了觉得灭绝师太「偏袒」，的确是非常「偏袒」，毕竟，纪晓芙是她最钟爱的弟子。紧接着，灭绝师太询问纪晓芙未来的打算，纪晓芙是决定「削发为尼」出家，青灯古佛渡过一生的。这一个决定，恐怕也不是在生下杨不悔后，又被丁敏君揭穿后才萌生的，而是当初逃脱，就已作下的。此所以才会一再不愿答应与殷梨亭完婚。原因很简单，即便不是有孕在身，而碧瓜已破，新婚之夜就一定无法隐瞒。在小说的那个时代，试想想，新娘子居然不是完璧，会引惹出多少麻烦？更何况，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名门高徒？

纪晓芙与殷梨亭的婚事，其实未必与师门有关，据书中所说，是双方家长决定的，其中固然有「门当户对」的观念，想来也决非「政治联姻」。因此，灭绝师太虽然觉得未必妥善，「那也不好」，但在得知小孩的父亲竟然是杨逍时，还是决定「你回到峨嵋，我便将衣钵和倚天剑都传了于你，立你为本派掌门的承继人」，只是多了一个要纪晓芙杀了杨逍的附带条件。当峨嵋派的掌门继承人，其实也就等于否决了婚姻的可能，与削发不削发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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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对杨逍的恨怒，是剧情急转直下的关键，而这当然与「孤鸿子」之被杨逍「活活气死」有关。但这事涉及男女隐情，故纪晓芙也不敢多问。在这里，新、旧两版的描述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旧版就在「她想问其中详情，却又是不敢出口」下，多增加了「她们峨嵋弟子，均知师父和大师伯孤鸿尊者是师祖座下的两大弟子，却不知这两人情爱甚笃，原有嫁娶之约，只是孤鸿尊者中道殂逝，灭绝师太这才削发为尼」这段话，而且还多了一个同样遭到杨逍羞辱的「昆仑派的名宿游龙子」。新版不但删除了游龙子，更将这段话省略了，更能显示出灭绝师太的刚愎自用、蛮不讲理。

灭绝师太强逼纪晓芙杀害杨逍，以「将功赎罪」，金庸在此透过张无忌用旁观者的眼光描绘师徒二人的动作，究竟两人是如何对话的，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纪晓芙临终前所说的，「我不肯……不肯害她爹爹」，读者当知争论的焦点何在。灭绝师太在此也充分展露其「既灭又绝」的偏狭性格，不但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徒弟，更下令要追杀「孽种」杨不悔，「去将她的孽种刺死，别留下祸根」，狠辣及于无辜的孤女，可见其对杨逍是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杨逍可是纪晓芙的女儿杨不悔的父亲啊，或许灭绝师太亲身赴坐忘峰杀杨逍，纪晓芙也未必会为他求情或阻挡，但是要她亲手杀害这个与自己发生过关系，且又是自己女儿的爹爹的人，恐怕就是完全违情悖理的要求了。纪晓芙当然不可能答应，请注意，这里纪晓芙是一直强调「她爹爹」的。其实，这就是「母爱」的天性，如果杨不悔的爹爹是妈妈亲手所杀，那她未来的一生，将会产生多大的阴影？杨逍的死活，她可以不论不管，但却绝不能伤害到自己的女儿杨不悔，这也是她辛苦将杨不悔长养到八岁，却从没有去寻找过杨逍的最重要原因。

纪晓芙终于惨死在灭绝师太手下了，而孤女杨不悔如何安置？这时她才想起那块「铁燄令」，于是就「托孤」给了张无忌。「铁燄令」是明教的信物，纪晓芙当然不可能挂在身上招摇过市，因此藏在胸前，虽是「贴身」，却未必就是对杨逍的「眷念」，这应该是可以分明辨别的。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紀曉芙將女兒取名「楊不悔」，姓「楊」，自然是有認祖歸宗之意，這是傳統，可不像現在可以改從「母姓」的；「不悔」尤其重要，紀曉芙的確有「不悔」之意，但「不悔」的實質內涵是什麼呢？金庸在修訂版的此章中，訂了個「不悔仲子踰我牆」的回目，哂昧恕对娊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28 00:4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2-29 00:56 编辑

“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X-XI页


最近读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发现“战斗民族”其实和是否擅长打胜仗无关，而是指战斗充斥于生活，或者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军事化了。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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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看完】美国中情局CIA杀害了肯尼迪，掩盖真相近60年，《纽约时报》在肯尼迪遇刺后，推广“阴谋论”一词来抹黑质疑者。肯尼迪被杀前，“阴谋论”一词并不存在于美国的日常用语中。

视频文字节选：

杰克·鲁比在镜头前枪杀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时间是1963年。地点在位于达拉斯的警察总部地下室，许多美国人在这之后对肯尼迪遇刺案有疑问。你不得不承认，这一连串的剧情，非常令人不可思议。一个独行枪手杀害了美国总统，然后在48小时之内，这个独行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又被另一个独行枪手（杰克·鲁比）杀害了。

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有多高？如果你被闪电击中，这还算可能，虽然罕见，但若你的家人在不同的日子都遭到雷击呢？

但美国政府却说：哦！但这确实是巧合。这一串异乎寻常的枪击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发布了《沃伦委员会报告》，报告称，尽管他们动机不明确，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杰克·鲁比都是单独行动，背后没人帮助他们，没有任何阴谋。许多美国人信以为真，因为当时不知道沃伦委员会有多么卑劣和腐败。快50年后，中情局CIA才被迫承认曾向调查人员掩盖信息。CIA掩盖了他们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关系。

正当美国人质疑官方的剧情时，“阴谋论”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进入公众词典。兰斯·德海文·史密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阴谋论”这个词在1964年之前，并不存在于美国的日常用语中。在1964年，也就是沃伦委员会发表其报告的年份，《纽约时报》发表了5篇文章，文中均使用了“阴谋论”这一词汇。

就和当年一样，今天“阴谋论”一词是个针对人的武器，针对质疑美国政府官方说法的人。但尽管被扣帽子“阴谋论”60年，这些质疑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增加了，比如：在1964年4月，一名叫刘易斯·久隆·韦斯特的心理学家，探访了杰克·鲁比位于达拉斯的牢房，根据韦斯特手写的评估，他认为杰克·鲁比严格意义上已经疯了，需要立刻被送往精神病院。

令人困惑的是，之前见过杰克·鲁比的人，都没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对熟人来说，鲁比看起来完全正常，刘易斯·久隆·韦斯特却宣称他疯了。但是韦斯特没有公开的是：他当时在为中情局CIA工作。韦斯特是和CIA这个情报部门有合同的心理医生。 他还是精神控制方面的专家，是臭名昭著的精神控制实验MK Ultra中的重要角色。该实验中，CIA给美国公民服用了强力精神药物，这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世界上心理医生这么多，怎么偏偏是这家伙出现在杰克·鲁比的牢房中？ 媒体似乎对这个问题没兴趣。事实上《纽约时报》1999年发布的给韦斯特的详细悼文中，根本没提他曾为中情局CIA工作，更没提他去过杰克·鲁比的牢房。这难道不重要吗？

所以正常人对肯尼迪遇刺会有疑问很合理， 1974年，美国众议院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的真相，他们超越党派的结论是：肯尼迪几乎肯定是被人阴谋杀害的， 问题是：谁策动的阴谋？

最显然的嫌犯就是中情局CIA，这个情报部门为何向调查人员隐瞒关键信息呢？

1992年，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总统遇刺信息收集法，该法律要求2017年之前解密所有相关文件，也就是肯尼迪被杀后54年，上一任总统保证完全遵守该法律，但在CIA局长蓬佩奥的巨大压力下最终没有解密上千页的CIA文件。

在近60年后，仍隐瞒了上千页的文件，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已去世了，显然不是为了保护任何个体，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为了保护一个机构，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本栏目决定查明真相，我们联系了一名能看到这些文件的内部人士，此人对这些CIA文件非常熟悉。 我们直接问这个内部人士：CIA有没有参与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这是我们得到的原话回复：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他们参与了。这个国家和我们想象的根本不一样，全是演戏。

这样的回答不能更令人震惊了，我们的消息人士可不是搞所谓“阴谋论”的。这个人直接了解的信息，已经多次在美国公众眼前被隐瞒。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是的，CIA参与了刺杀美国总统。

无论你如何看待肯尼迪被杀，请静下来反思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中，有完全不受民主约束的力量，这些力量比被选举出来，本应监督他们的官员更强大。 这些力量可以影响选举结果，他们还可以掩盖自己参与杀害美国总统，他们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民主的最大嘲讽。

这不可接受。自从肯尼迪被杀，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年降低，越来越不信任。也许这就是原因，而且许多高层早就知道这些了，知道这些的人包括：1963年末以来的每位中情局CIA局长。

我们很遗憾的说，我们的朋友蓬佩奥也知道这个内情。他是特朗普执政时期CIA的局长，蓬佩奥知道CIA参与了刺杀肯尼迪。我们邀请蓬佩奥今晚参与节目，他很少拒绝上节目，但是今晚他拒绝来，我们希望他能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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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30 20:05

金庸湘西行历管窥
原创 牛阿曾 金庸江湖网 2022-12-30 19:42 发表于广东
按：本文曾于2022年4月发表，考证金庸湘西居址及行历。后又陆续查阅《沅陵县志》《辰州府志》《岳阳市志》和《长城画报》等资料，颇有新获，现对旧文做一次较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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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雾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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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沈从文在《湘西》提及凤凰的神秘时，写下了“不易了解，值得了解”八个字。

对金庸的人生而言，湘西也是一个云雾迷蒙的地方。

金庸在随笔《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

“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

而打量金庸近百年人生，竟发现他在湘西居住的时长仅次于香港、海宁和衢州等地，湘西实为金庸人生旅途无可回避的一大驿站。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这段行历，旁人几无文字相涉，本人也欲语还休，仅在两篇随笔中留下一点片段，见闻感知则大多化进了小说，其湘西行历也就变得极不显豁，以致当年的湘西居址，数十年来都无从确定。

既然一睹《金庸湘西行历图》全貌，已是煎水作冰而不可得，那不妨将现有文献做一番管窥，明明灭灭的雪泥鸿爪连缀起来就是一幅行历简图。



2. 湖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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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神州陆沉的年月。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其时江浙一带已大半沦陷，他被迫西奔重庆投考大学。千里跋涉，备尝艰辛，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途经湖南时路资将尽，只得于当年冬天投奔正在湘西开办农场的同学之兄。此时离考试还有些时日，他便寄居农场，打工备考，直到1943年夏，才赴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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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金庸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一说因拒绝参加青年军）被勒令退学，托表兄蒋复骢关系，谋得中央图书馆馆员工作，暂得寄身。或许冥冥之中与湘西缘分未尽，那位湘西农场主来渝办事，再度邀请金庸协助经营农场，并许诺有收成后，资助金庸出国游学。求学之志不减的金庸颇为心动，便于1945年4月19日从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直至1946年6月才离湘返浙。

前后两度寄居湘西农场，约两年之久。

那么金庸当年寄居的湘西农场究竟位于何处呢？时人持不同说法：

一说农场在“沅陵”。此说疑出自蒋百里侄孙蒋启霆的回忆，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便采此说，记载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中学同窗余兆文赴湘西沅陵，仍经营农场”、“（一九四六年）七月，从湖南沅陵返乡。”

“沅陵说”长期以来是主流。沅陵今属怀化市，怀化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一说农场在“泸溪”。此说出自万润龙《“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其回忆：

2003年9月23日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兴致勃勃地谈及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说道:“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

“泸溪说”在金庸去世后才出现。泸溪今属湘西州，湘西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直至刘国重兄传来查玉强先生从余小亚处获得的余兆文《履历表》，余小亚正是当年与金庸同赴湘西的余兆文之女。

这份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的余兆文自填《履历表》显示：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余兆文在湘西浦市湖光农场从事杂务管理，介绍人为查良镛。

浦市镇位于泸溪县，有了这宗线索，湘西农场地点便缩小到一镇。这激起了笔者一发其覆之心，且附骥尾，做最后一步考证。

经笔者查阅《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发现：

第256页记载：

“麻溪口种羊场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邻浦市、李家田、上堡三个乡镇地界，面积1.2780万亩。民国时，宁乡人王侃在此办湖光农场。新中国成立后，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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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页记载：

“民国29年（1940），岳阳人王侃在麻溪口办的“湖光农场”内开辟第一个苗圃，育油桐苗1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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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可确定：金庸当年寄居的湖光农场位于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

泸溪县浦市镇自古便是水陆要津，晚清以来商贾辐辏，舟楫络绎，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种羊场位于沅水西滨，山垄延绵，白浦公路穿境而过，如今场内有中南最大种羊场“泸溪县种羊场”。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错落于山丘间，当年农场取名“湖光”，自有应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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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启霆回忆为沅陵农场，或许有历史语境的原因。沅陵自古便是湘西地区“首府”。1942年，湖南设第九行政督察区，以沅陵为治所，辖沅陵、泸溪等县。由于督察区以序数冠名，不易辨识，又经常变更序数和辖县，到了民国后期，不得不改以治所地冠名，而民间为图便利，早以治所称呼督察区，如泸溪所在的第九区便被称为“沅陵行政督察区”，由此产生了“大沅陵”概念。因此，将泸溪归入沅陵，在民国语境下并无不妥。

那么，收留金庸的农场主王侃，又是何人呢？

2000年9月24日，金庸在岳麓书院作“中国历史大势”演讲时，说道：

“我对湖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什么原因？我是浙江人，当时我在浙江南部念书，我自己的家乡跟浙江北部给日本军队占领了。在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192师在我们浙江北部布防，抵抗日本人。当时我们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一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我们守卫家园,不容易。王师长是湖南宁乡人（笔者按：此处记录者耳误，将临湘听成了宁乡），他的两个儿子在我们学校读书，跟我同学，和我是好朋友，还带我去部队看过。”

《金庸：中国历史大势》第20页。
世人多为金庸口述所误，以为此处提及的192师王师长便是王东原，实则谬也，王东原是安徽人且当时军职更高，192师师长另有其人。查史可知是1941年12月升任师长的湖南临湘人王堉。《衢中同学录》显示，金庸的湘籍高中同学仅王铎安一人，为湖南临湘人，而据金庸另一位高中同学斯杭生回忆，王铎安之父便是驻衢部队192师师长，王铎安还有个弟弟也在衢中，低一年级。王侃既是王铎安之兄，那便是王堉师长的子侄了。据《岳阳市志》人物卷记载：抗战胜利后，王堉师长解甲归田，在岳阳湖滨开办农场，竟也叫“湖光农场。”



3. 雪泥鸿爪

图片湘西旧称“蛮荒”之地，但抗战爆发后，国府迁都重庆，大西南战略地位彰显，湘西凭着沅江水系、川湘公路和湘黔公路之便，成为大西南的门户。当时日军多次轰炸沅陵，企图据有湘西，进犯川渝，但终告失败。沦陷区的党、政、军、校和难民纷纷涌入湘西，有的取道西迁，有的就地落脚，“抗战期间共有15000余人迁居泸溪。”（《泸溪县志》第522页）饱受颠沛无定之苦的金庸，得以栖息泸溪。

在湖光农场，金庸协助农场主王侃经营农场，在山坡上垦出梯田，种植桐树，再榨取桐油，行销出去。民国时，湘西造林种树以油桐、油茶为主（《沅陵县志》第31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金庸还记得“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金庸《连城诀》）

桐油是一种防腐蚀涂料，广泛用于军工养护，在民国初年本甚平常。但随着世界大战阴云笼罩，桐油成为各国均需的战备物资。而中国本就是世界最大产桐国，巨大的出口需求促使国内桐树种植如火如荼。抗战时，桐油已位列中国控制换汇物资之首，国民政府多次以桐油为担保向美国借款。湘西是国内第二大桐油产区，湖南省成立了油桐推广委员会并在沅陵设工作站，油价奇涨，商人逐利，“于是种者愈多。环邑数百里，足之所及目之所接，皆是物也。”（《沅陵县志》第314页）

而1938年10月，沅陵成为湖南战时省会，诸多机构迁入。1939年，湖南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收购桐油。1940年，中国植物油料厂沅陵榨油厂建成。（《沅陵县志》第25、26页）。“其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多从沅陵站换车入川，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沅陵县志》第399页）。因此，沅陵作为旧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边县域有着极强影响力。

翻阅金庸小说，会发现他提及的湘西地区，不出泸溪、沅陵（辰州）和辰溪三县。因金庸往返泸溪与重庆，由沅陵乘车最便捷，从事桐油营生，又必往来于沅陵商谈业务，对沅陵的熟悉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湖光农场与辰溪仅一江之隔，其曾向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申请借读，这些都是他当年行经的故地，写进小说也就很自然了。



【1】“铁掌山”之谜 图片

湘西一江如带，群峰似染，正是游目骋怀的好地方。

《射雕英雄传》中提到：

“经常德、辰州，顺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当郭靖、黄蓉两人到达山下后，“望见五座山峰耸天入云，峭兀突怒，形似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


“铁掌山”是金庸杜撰的《武穆遗书》藏书地，郭靖、黄蓉在此大战铁掌帮，于铁掌帮圣地的山洞中发现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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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与辰溪以沅江为界，“铁掌山”自是屹立于沅江边。遍览两岸群山，唯有辛女岩形如五指向天。辛女岩在泸溪县南的侯家村，与湖光农场直距仅几公里，《大清一统志》描述辛女岩：“奇峰绝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辛女岩为当地苗人的祭祀圣地，岩顶原有辛女庙，据《辰阳风土记》记载，每年苗人扶老携幼，祭祀于此，喝酒吃肉，打鼓唱歌，五日五夜方散。

而金庸将“铁掌山”设为《武穆遗书》藏书地，或许受到了当地历史传说“二酉藏书”的影响。二酉，指大酉山和小酉山。一说两山俱在沅陵，一说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元和郡县志》记载，“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古人便以“二酉”为典故代指藏书丰瞻，有“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之说，历代文人吟咏不绝。

金庸写《三十三剑客图》，有六篇故事参考了《酉阳杂俎》。而这部书的书名，正是取其包罗万象，仿佛是遍阅“二酉藏书”后所作笔录之意。由此推之，金庸是知晓二酉典故的。

他或许糅合了“辛女岩”山势和“二酉藏书”传说，形成了“铁掌山”藏《武穆遗书》的构思。



【2】“青龙滩”之险 图片



沅江自大西南崇山峻岭间奔腾而出，在湖南四水之中，最具野性。《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二回“湍江险滩”中，郭靖、黄蓉船行沅江，望见“混浊的江水束在两旁陡峰之间，实是湍急已极”，到了“青龙滩”，河床陡然下倾，江水喷溅注泻，急流送船，势逾奔马，两人在骇浪之上与铁掌帮激斗。金庸以半章篇幅描写“青龙滩”之险，读来为之惊目。

这“青龙滩”有多险呢？出身东海桃花岛的黄蓉“虽然自幼与波涛为伍，但见滚滚浊流掠身泻注，也不禁头晕目眩，抬头向天，不敢平视江水。”而裘千仞这位武功仅次于五绝，又号称“水上漂”的大高手，在离岸不远的江面跌入水里后，怕被急流冲走，不敢浮上来透气，只能沉到江底攀住底部岩石，手足并用，憋气学狗爬，逃向岸边。“仗着武功卓绝，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虽吃了十多口水，终于爬上了岸。他筋疲力尽，坐在石上喘气。”（金庸《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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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查阅地图，沅江之上并无“青龙滩”，莫非是金庸杜撰出来的？



1956年，金庸在随笔《马援与二征王》中写到：

“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带的苗族，因为水流湍急（那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爱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龙滩一带），船不得上，天气又很热，军队中流行疫病，马援就病死了。”


这是金庸笔下“青龙滩”的最早出处，此滩与湘西历史地理相关，当非虚构。而历史上，马援病死于“清浪滩”边。因此，金庸笔下的“青龙滩”或许就是“清浪滩”，即沈从文笔下的“青浪滩”。



经查《沅陵县志》，发现第693页记载：“马援被阻于沅水青龙滩（今清浪滩）南岸壶头山”，可知“青龙滩”是“清浪滩”的古称。取水势湍急，宛如青龙过江之意，清人陆应谷有诗《清浪滩》云：“水声怒作伏狮吼，霹雳横飞蛟龙走。”



沅江以“清浪滩”最称天险，暗礁密布，激流狂泻四十余里，数千年来吞噬了无数生命，旧时有“船过清浪滩，闯出鬼门关”之说。沈从文在《沅陵的人》里写道：“沅水……以青浪滩最长，石头最多，水流最猛。顺流而下时，四十里水路不过二十分钟可完事，上行船有时得一整天。”1939年，国民政府在沅江设险滩照料站，“总站设清浪，配30人，照料船只过滩。”（《沅陵县志》第25页）。1949年后，经过数次炸礁疏浚，清浪滩之险不复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下游五强溪大坝横亘沅江，高山出平湖，沅江第一险滩“清浪滩”沉入水底，如今的清浪滩江面已静如处子。





（如今的清浪滩，即沅陵清浪乡一带沅江段）



有趣的是：小说里郭、黄二人欲往汉口，从桃源境内的沅江下游登船往北边行进，而“清浪滩”位于桃源西南方的沅陵，属沅江中游，按方位，两人绝不会路过“清浪滩”。显然金庸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将“清浪滩”从沅陵挪到了桃源。



这种因小说情节需要而施展的挪移术，在《连城诀》里也用了一次：金庸将杭州的蝴蝶挪到了湘西。旧版《连城诀》里提及湘西一带的人叫一种黑色大蝴蝶为“梁山伯，祝英台”，雌雄一对，双宿双飞，始终不分开。但由于他先前已在随笔《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提到这种叫“梁山伯、祝英台”的黑色大蝴蝶是杭州一带的，为免附会，便在修订版《连城诀》里将“梁山伯、祝英台”改成了黄黑相间的大蝴蝶。



金庸写“青龙滩”时，还以纤夫拉船之艰烘托水势之险：

“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的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下行的船只却是顺流疾驶而下，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纤夫。”
金庸《射雕英雄传》


在写纤夫拉船力竭后，旧版《射雕英雄传》原文是

“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原本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歇下了一大半。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一倍有余。”


修订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增修了两笔：

“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都是气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边，疲累之极，再也动弹不得。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得多。”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者，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是面黄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蓦地里觉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头似乎有物哽住了。”


笔墨一挥，便浮出悲悯，文字的气象就迥然不同了。为纤夫这一底层群体添“闲笔”，并非煽情，实则出自金庸当年亲身见闻。这些吃力气饭的人，终年在恶浪咆哮的沅江边上胼手胝足，却仍然衣食不周，这里头寄托着作者的恻隐，作者与这条江、这群人曾有过某种缘分。



在《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中，还出现了湘西排教。排教即排帮，旧湘西从事木材营生的人结成的帮会。湘西木材运输以“放排”为主，山中伐木后，将木材扎成排节，由放排人驾驭，经江河漂流到码头。放排时生死难测，遇到险滩急流，一不留神就木散人亡。浦市是当时排帮的重要交易码头，金庸耳闻目睹，便将排帮写进了小说。



【3】湘西土音图片



在《连城诀》中，戚长发为掩人耳目，将唐诗剑法讹传为“躺尸剑法”，其中的招式名称也改成谐音字或同声异形字。



旧版《连城诀》里，戚长发向狄云传剑时，将“衣冠拜冕旒”这一招说成“衣冠拜马骝”。然而马骝是粤语猴子的意思，湘西一带的人讲出来甚是古怪，修订版《连城诀》便改为“一官拜马猴”。



既然不便讲粤语，那改说湘西方言，总归妥帖吧？



于是“落日照大旗”这一招，在旧版里本是“绿日招大姐”，修订版里改作“落泥招大姐”，为何这般改动？金庸来了句旁白：

“在湘西土音中，这“泥”字和“日”字却也差不多。”



湘西土音便是指“湘西乡话”，是分布在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归属不明的濒危汉语方言，以狄云老家沅陵麻溪铺的乡话最为纯正。乾隆年间编纂的《泸溪县志》称乡话为“乡谈谜语，语言聱牙，令人不可晓。”《辰州府志》便以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乡话常见词。



其实，除了这招“落泥招大姐”，还有剑招据湘西土音改名，比如“孤鸿海上来”，在旧版里是“古洪喊上来”，修订版改为“哥翁喊上来”，因在湘西土音中，“鸿”和“翁”，韵母都是əu。如今的湘西土音已经濒危，使用人群很少，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早已通行西南官话（客话）。



而金庸谈到湘西土音时，单单以“日”字和“泥”字相近举例，绝非信笔为之。而是由于它们“特殊”，涉及到音韵学著名论断，即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简称“娘日归泥”，简单来说，便是声母n和r（中古时期的娘、日二母），均从n（上古时期的泥母）分化而来。湘西土音中“日”和“泥”读音相近，自是传袭了上古读音。杨蔚《湘西乡话语音研究》便认为湘西乡话由古吴楚方言流变而来，颇多古音遗存。



【4】湘西赶尸图片



在《书剑恩仇录》中，湘西辰州（今沅陵等地）有一路古怪功夫叫“僵尸拳”，只见：

“言伯乾忽然两目上翻，双臂平举，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如僵尸。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慑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慑魄的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头虽不弯曲，纵跳却极灵便。”


后来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又写了湘西武学名宿潇湘子，其身材高瘦，脸无血色，形若僵尸，手持哭丧棒，武功招数也形同僵尸。



这些都化用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湘西山川险阻，人死异乡，运回棺木殊为不易，便由赶尸人在僵尸额头贴一道祝由科的符，念着咒语，摇着摄魂铃，引导僵尸走路回家。祝由科是一种以符咒治病的中医医科，盛行于湘西辰州，所用的符也叫辰州符，湘西赶尸便是通过辰州符来操控。



金庸善于驰骋想象，另辟武学蹊径，世间万象在他笔下都可以入武。僵尸武功，虽鬼气森森，但交手之时，一招一式，都清楚明白，场景感极强，再加以旁白，奇谲诡异却有根底，读者观之，神驰目眩，越看越有味道。



【5】杀蛙大侠与

湘西猴儿酒图片



《泸溪县志》形容当地“八分山一分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县志536页提到“那时，水旱灾害连年，匪患祸乱频仍，官税加重，人民生活极其艰苦。”



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回忆：

“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


余兆文《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许多年后，杨过在外流浪，便常常烧烤青蛙，充饥度日。而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山涧之中初见面，他请盈盈吃的第一顿饭，竟是二十余只烤青蛙。见令狐冲洗剥青蛙，拔剑斩首除肠，动作麻利，盈盈笑道：“古时有屠狗英雄，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



其实杀蛙大侠并不只有杨过、令狐冲，还有金庸自己。



而家中连一条凳子都没有，只有草织圆垫的覃姓农民朋友“搞野味”，未必是山村生活有乐趣，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充饥。



在《笑傲江湖》中，陆大有向同门讲述了令狐冲计赚“湘西猴儿酒”的趣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令狐冲豪爽善饮，一番恳求，叫化子答允他一两银子喝一口。哪知令狐冲这一口好长，只听得咕嘟咕嘟直响，一口气就把大半葫芦酒喝得滴酒不剩。



“猴儿酒”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并非湘西独有。如陆柞蕃《粤西偶记》中提及：“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猿猴造酒，本就是酒的起源之一。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且有藏果习性，久之，含有糖分的野果通过自然发酵生成天然酒浆。金庸当年或许在湘西山林中尝过“猴儿酒”这等野酿，心底难忘，于是化进小说，聊以为趣。




【6】负笈之志再挫图片



多年后，金庸回忆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学业中断的他寄居沅江小山村，难免感伤国事蜩螗，命途多舛。但他并未荒废学习，曾试译《诗经》和《牛津袖珍字典》，可惜未能完成。



当时湖南大学已于1938年内迁至隔壁辰溪县办学，金庸便有了借读湖大，重续学业的念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金庸致函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


“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
湖南省档案馆“国立湖南大学 · 人事类 · 关于各处学生请求借读等资料 · 自1945年起至1948年”的221号档案卷宗第35页之查良镛书信


为打动胡校长，金庸还在信中吐露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虽然言辞恳切，但湖大并未给予通融。十八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借读请求。



金庸当时的失意，可想而知。



【7】民歌荡漾图片



“湖南乡间风俗，山歌都是应景即兴之作，随口而出，押以粗浅韵脚，与日常说话并无多大差别。”
金庸《连城诀》


1957年，金庸回忆：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金庸《民歌中的讥刺》


在湘西，男女往往以对歌的形式来谈情说爱。

“那时他（覃姓农民朋友）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中国民歌大致有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种。金庸对民歌素来喜爱，对民歌掌故也是稔熟于心，曾写过《民歌中的讥刺》、《黄虹八歌》和《谈几首歌曲》等民歌随笔。他说：

“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
杜南发访金庸《长风万里撼江湖》
“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刘晓梅《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至1958年间，金庸以林欢为笔名，为电影歌曲填词，创作了许多歌曲。金庸认为“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自述“我曾学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金庸《谈谜语》）。



金庸歌曲的代表作《梅心曲》便是典型民歌：

“梅花村旁，湖水清，不知湖水有多深，抛块石子试深浅，唱个山歌试郎心。满湖落花不知深，不知郎心真不真，灯草拿来雨头点，碰头才知一条心。看花要到梅花林，梅花越冷越精神，种树要种芭蕉树，从头到根一条心。蜘蛛结网在梅林，蛛丝虽细黏得紧，由他飘东与飘西，黏东黏西在眉心。”

通过借景抒情，表达出真挚的男女之情。其它如《门边一树碧桃花》等歌曲也有着很强的民歌气息，歌词简朴，曲调爽朗，像抒发喜怒哀乐时的即兴歌唱。要知金庸在这一时段末供职过的长城电影公司属于左派阵营，强调电影的社会教育意义，但金庸为电影歌曲作词，没有“以文载道”，更多是对爱情的纯粹描写，这是颇为另类的。



民歌本为民间性情之响，陌上桑间的男女，歌以传情，歌以择配，最浅、最俚、亦最真。金庸小说也不时出现民歌，陈家洛、温青青、秦淮河歌女、王铁匠、狄云、岳灵珊、李文秀等人均唱过。金庸善于借民歌写男女之情，既合情节，又显心境。



《连城诀》里的湘西汉子狄云是唱山歌的好手，“他当年在湖南乡间，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间，溪前山后，和戚芳俩不知已唱过几千几万首山歌。”后来，为诓宝象，狄云装做无赖汉子，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

“对山的妹妹，听我唱啊，你嫁人莫嫁富家郎，王孙公子良心坏！要嫁我癞痢头阿三，顶上光！” 接着他逼紧喉咙，模拟着女声又唱了起来：“你癞痢头阿三有啥香？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娇娘？贪图你头上无毛不用梳？贪图你……。”

他歌声一出，胸间不禁一酸，自从那年和戚芳携手同游后，这山歌已有五年多没有出过他的喉头，这时旧调重歌，听者却不再是那个俏美的小师妹。



【8】苗汉世仇图片



湘西泸溪旧属“苗疆”，在这里，金庸对民族问题有了深切感触。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
“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沈从文在自传里讲过一桩隐痛，他的生身祖母是苗人，由于当时苗汉通婚生下的子嗣没有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被远嫁他乡，沈家对外称她是汉人，已经去世，还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提到官府镇压革命党时，屠杀了许多无辜的苗民，决人生死的方法竟是把人牵到天王庙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



湘西的苗汉史就是一部“相斫书”，世代相杀的惨烈，让金庸思索民族相处之道。1961年，他提出武侠要“主张人类的平等，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在描写古代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如汉人反抗满清等等，主要是从爱国心出发，而不是从种族偏见出发。”（金庸《对武侠片的期望》）



后来他的小说突破汉民族本位，越发强调民族融合，出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英雄萧峰，最终出现了没有民族属性的韦小宝，由于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任一族人，他天生不持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作为小说家，尝试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指出一条民族伦理革新的路子，这显示了金庸对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思索。他自认为：“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9】惨酷不平 图片



沈从文曾说湘西的山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但若以为湘西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那便是一种大误解。

“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的那位覃姓农民朋友，全家染上天花，母亲、哥哥、妹子都死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后来他虽然好了，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的家人，从此成为赤贫，相好的姑娘不久也嫁了别人。他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给了别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他缴纳，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缴不出，县里下来催钱粮的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税吏又会再来。金庸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关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的是金庸那朋友的名字。



在多重打击之下：

“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读罢此文，让人想起沈从文，这位金庸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两位先生笔下的湘西都由两重世界组成，山川是极其秀美的，老百姓也多是勤劳朴实的，但却有一种“残酷”笼罩着这种“诗意”，让老百姓在一种无望的悲苦中麻木地活着。沈从文的《辰溪的煤》《丈夫》《贵生》等文字莫不流露出这种痛苦，《沈从文自传》更是充满了无辜乡民被肆意屠戮的回忆，仅榆树湾一地，清乡军阀就杀了两千人。冷峻的文字揭示了旧湘西的社会底色，兵祸、匪患、灾荒、苛政，老百姓在动荡不宁的历史风雨中命如草芥。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里也提到自己在湘西记录下来的那一千余首民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



沈从文晚年感慨道：

“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沈从文自传》附记


他和金庸都从近处瞧见了活在底层的那群湘西乡民，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不公、面对死亡，无力改变，只能默默忍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沈从文和金庸的这些文字，他们照旧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水花都不曾溅起一朵。



在湘西的两年，是金庸唯一与底层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光，他领略到了以他的阶层原本这辈子都领略不到的东西，这对后来办报纸、写小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1959年，金庸在《明报》发表他的第一篇社评《我们的立场》，提出帮助社会实现“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立场。他写道：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2000年，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里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4. 不胜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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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前后在六部小说中提及了湘西，尤以《连城诀》为最，曾经熟悉的湘西风物，挥洒在字里行间：

“长身黝黑，颧骨微高，粗手大脚，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



“四川湘西一带农民喜以白布缠头，据说是为诸葛亮服丧的遗风。”



“空心菜是湘西一带最寻常的蔬菜，粗生粗长，菜茎的心是空的。”



“这是湘西沅陵一带的花斑毒蝎咬的，咱们湖北可没这种蝎子！”



……




这些文字真是不胜低回。在这里，金庸见到了山川秀美，民风淳朴，也见到了悲风苦雨，向死而生。但世变之亟，无人能预知其流极。1946年离开湘西，金庸便再也没能回来。



许多年后，水阔山遥，湘西已在万重之外。他修订小说，让李沅芷做了金庸江湖头号出场人物，这一笔，真可谓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1-27 12:0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1-27 12:13 编辑

理性客观中立，有问题
Cherry it up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2023-01-24 20:14 发表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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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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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Cherry it up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写作、阅读以及思考时的所谓「中立」或「理性」立场。

每次出现社会热点话题时，我们常看到官方媒体提醒读者要「理性」，其实却是在用官方话语的权威镇压其他信息源；在生活中，女性常常被贴上「不理智」的标签从而自动被排除在重要的对话之外；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者的呼声时常被种种强调「客观中立」的声音 dismiss，仿佛只要站队就有原罪；在微博、豆瓣或知乎的留言区里随便谈一点现象、发表点感想也常常被人教育要「一分为二」、要「辩证地看问题」……

这些「理性」的声音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乍看之下似乎也无可挑剔，却不时让人心中不爽，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语境下，所谓的「中立」、「理性」、「一分为二」都是在成就一种恶，都是在压抑某些本应当被听到的声音。

这种问题有时很隐蔽，在一些情况下也很难辩驳，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把它们摊开来写一写，和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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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代价

什么叫「中立」呢？字典里这样解释：

1. The state of not supporting or helping either side in a conflict, disagreement, etc.; impartiality.

2. Absence of decided views, expression, or strong feeling.

总而言之，「中立」就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彻底的不管了。这种立场典型的可以参见二战时期的永久中立国瑞士，既不掺和也不帮忙。

熟悉托福写作的朋友可能知道「中立」这个立场在托福写作中是不大讨巧的，因为会给审题老师一种立场不清晰、观点不鲜明的感觉。* 这个观察当然不代表「中立」就不能写出高分作文，也不代表「中立」就必然是一种不好的立场。

但是，「中立」在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讨论时确实并不是最好的立场，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不存在的立场，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可能是一种比偏见 (prejudice) 更为恶劣的虚伪立场。

1.1   有资格选择「中立」，意味着既得利益 (privilege)

除了托福写作时的那种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在不少语境下，「中立」是作为「偏见」(biased) 的对立面被使用的。我们常常看到愤怒的女性主义者受到某些号称「中立」的观点的抨击，指责 ta 们过于偏激。对于这种声音，我在这里推荐一篇非常有感染力的文章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驳的思路：如果一个人有条件能够对不公正保持「冷静」并且选择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说明 ta 至少没有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压迫，也就是说，ta 是某种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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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ust be nice to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earning 23 cents less per dollar than someone else, solely because you were born with different reproductive organs.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说因为自己「中立」所以不去帮助弱势的一方，就是在纵容不公，等于是压迫者的帮凶。文章引用了来自南非人权神学家 Desmond Tutu 的一句名言：「如果你在不公正的场合仍然选择中立，你就选择了压迫者的一方。如果一只大象把脚放在了老鼠尾巴上，而你却说你中立，老鼠是不会感激你的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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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二战中的瑞士就是一个例子。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不仅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并且吞并他们的财产 。名义上虽然是永久中立国，实际上却是通过不干涉不阻止暴行，谋求自身的安全，等于是站在了压迫者的一边。二战后的瑞士被国际社会批评助纣为虐，政府官员公开向大屠杀受害者道歉 ，就已经很能说明，并不存在无辜的「中立」。

1.2   有权力不使用也是对权力的滥用

小时候看电视，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投票时会存在「弃权」这个选项，直到后来才理解，「弃权」票所具有的力量与其他票确实是一样的，甚至说了更多。原来，选择不使用权力，也是一种使用权力的方式。

马友友在毕业典礼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极深："To not use our power is to abuse it."（有权力不使用也是对权力的滥用）

从高等院校毕业，就已经在社会金字塔上将一大批人踩在脚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毕业生不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所拥有的 privilege（来自文凭甚至学校的名声）去改变社会的不公、去帮助那些没有这些 privilige 的人，就等于是融化进了压迫者的那一方，成为不公的帮凶。这种选择是对权力的糟践，这也是为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伦理上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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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立场也并不能保护任何人免于影响。再回到二战的例子，战争开始时，美国隔岸观火，保持「中立」立场。在 1934 年，时任司法部长查尔斯·沃伦就曾说过「和平时期，更需要积极防战」(in time of peace, prepare for keeping out of war)。沃伦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立」并不代表可以袖手旁观高高挂起，恰恰相反，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美国将不得不与交战国谈判，放弃不少原有的外贸权力 。

总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仗着自己的有利地位而「中立」，不仅在道德上走不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带来大量的内耗。

1.3   中间派 (Middle Ground) 不等于中立 (Neutrality)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必须要一边倒才能算是合理吗？我偏偏就是不同意两端的看法有错吗？——你没有错，大部分辩论都是在一道光谱上展开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让所有人都只有非黑即白的选择。

但是，拥有立场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两回事。我在这里想要批评的是那些打着「中立」的旗号回避讨论、甚至打压其他更勇敢的声音的做法。即使是「中立」，也是需要为自己的立场负责的。所谓的「负责」，也就是说要能够 stand up for your point，为你的观点承担相应的辩护义务。

反过来说，文科学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从写书到讲课，从公开演讲到与 NGO 合作，目的也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思维的复杂性、社会的多面性，只有当人们能用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的灰色解释清楚，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减少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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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上文中所讨论的「中立」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 middle ground 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概念。英语里有一个搭配叫 "meet in the middle ground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们不能强求人们立刻抛弃自己的 standpoint，但如果可以请他们暂时地走出一小步，到达一个中间地带，互相听一听来自其他视角的人的声音，看一眼其他人的立场，那就是很大的进步。哪怕参与者的立场目前没有改变，但至少在这样一次次的会面中，他们可能会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同意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有今天的立场。建立这种 middle ground 是避免思维闭塞的开端，而避免思维闭塞又是防止极端思维的根基。

总而言之，我批评「中立」并不是要把所有人推到两极去。在面对讨论时，「中立」作为一种立场往往带有消极逃避的态度，而一个不偏袒 (impartial) 的立场首先是能够主动发声、正面迎战的。其次，impartial mediator 的功能也不是回避问题 / 和稀泥，而是把论辩的双方带到 middle ground，提供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安全空间。

结束这段讨论前，最后推荐一个油管频道Jubilee，他们做过一系列的middle ground视频，就是把两端点的人带到一个房间里对他们的话题进行讨论。在这些视频里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拒绝倾听对方的观点，也会看到一些人试图去理解、共情对方的立场，无论每个个体的反应如何，这种节目对参与者和观众都非常有教育意义。这个频道还做一个叫 spectrum 的系列，也非常有意思，对改变社会偏见很有帮助，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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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迷思

说完了「中立」，接下来再谈一谈更加 sticky 的「客观」和「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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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客观」和「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在如今汉语中，「客观」一般对应英语中的 "objectivity"，是「主观」(subjectivity) 的对立面。其意义大概可以粗略地追溯到唯物论，或者（在更通俗的语境下）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虽然在哲学上 "objectivity" 指的是独立于个人主观意志 (subjectivity) 存在的，但在日常生活 / 媒体话语中使用时，「客观」往往更接近「中立」的意思，暗示某个信息没有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

而「理性」则一般对应英语中的 "reason" 或者 "rationality"，意义多继承自启蒙运动以下的理性传统。

针对这两个词的意义范畴，这个章节首先讨论「客观」的局限与其引申出的问题。关于「理性」传统的反思放到下一章节来分析。

2.1   绝对的「客观」真的存在吗？

关于客观性的讨论可以一路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在近现代也一直是西方哲学频繁讨论的经典话题之一。为了避免陷入太深的哲学探讨而迷失了本文的目的（我们讨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和接受信息，如何在写作时避免逻辑混乱），大猫这里用一个比较易懂的TED视频开场: The Objectivity Illusion by Lee Ross. (https://youtu.be/mCBRB985bjo)

在演讲中，心理学家 Lee Ross 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现实是一种幻觉，尽管这种幻觉非常稳定。」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精神工作 (mind work) 的产物。更进一步说，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件事的稳定性(consistency) 来给它贴上「真实」的标签的，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也承认这种稳定性，那么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就得到了承认，反之则会引起争议。

Ross 然后指出，这种对「真实」的定义或许在物质世界里不会遇到大问题，但到了讨论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就时常会遇到问题。对此，他列举了三种「客观的幻觉」及其后果：

1. 人们认为自己的认知（以及人的信念、感受、偏好、品味、价值观等）是真实的，因此其他理性的人也都会认可它；

2. 对于自身认知的乐观让我们相信，说服那些不接受我们的认知的人是容易的；

3. 对于那些不能被我们说服，或是不认同我们的认知的人，我们容易形成负面的评价（例如认为他们不理智、不讲道理、被偏见迷惑了双眼）。

这三点问题其实在道理上都很容易理解，难的是：当我们身处讨论之中，并且对自己的立场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时，我们要如何避免落入这种 objectivity illusion？

解决「客观幻觉」的关键在于 C，即那些不接受我们认知的人，不应该被贴上负面标签——Ross 在视频里没有提到的是，比起负面标签更隐蔽却又更值得警惕的，是精英立场，即一种怜悯式 (condescending) 的贬低，即认为那些不认同我们认知的人是没文化、素质低、蒙昧的，是需要被我们教育从而改变的。

这种态度一方面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另一方面会让自己这边形成一种封闭思想，拒绝其他方面的信息。前文已经提到，分享信息、交换观点都是有益促进 middle ground 形成的，但它不应该被放在一个不平衡的权力话语语境之中。

互联网时代，很多讨论最后都沦为骂战，这是互联网的赛博格体质导致的必然现象，但这并不妨碍互联网的一些角落成为论战双方对话的平台。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对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直接攻击对方「都9012年了怎么还…」，而是应该开启一个讨论，「你的信息从哪里来？」「我这里收集到的信息揭露了更多的 / 不同的内容，你怎么看？」「你为什么信任这个信息源而不相信那个？」「我可以讲讲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信息源更为可靠」…

总而言之，以上对于「客观」的质疑提醒我们，当有人 / 媒体使用「客观真实」来标榜自己的时候，ta 传达的信息并不只是「我没有夹带私货，所以你可以完全相信我」，而是「我自认为我没有受到其他派系的干扰，这里是我对这件事的叙述和解读，而且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你应该相信我。」因此，这种「客观」的说辞这并不代表这个人 / 媒体本身是透明无色的。相反，正是这种「客观」的标榜更容易让人赋予信息源某种权威，从而忽略其他不同的信息源。

在一篇题为《关于客观性的问题》的文章中，哲学家 Alfred H. Jones 在介绍新实在论时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从一块布上剪下一块来，现实和表象之间的区别，就像这块剪下来的布和剩下的布一样；被剪下来的那部分有用，就被称作「现实」；剩下的东西没有用，就被称作「表象」。

因此，信息爆炸带来的深刻问题并不是谣言或所谓的 fake news, 而是经过修剪的部分信息往往被当做「现实」去打压那剩下的信息。在媒体与权力话语紧密关联的某些社会中，当权威话语在利用「客观」、「理性」这类价值判断为自身树立权威时，事实上也就将其他信息源、其他声音推到了公众视野之外，对于这种现象读者要尤其留心。

而当我们在写作中批评某个观点的时候，用是否「客观」作为一道衡量标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与其讨论某个观点是「独立于主观情绪」，不如指出其背后的假设和其论点成立的前提，再予以分析。

关于客观性的哲学讨论，我们还可以区分一下感知 (perception) 和构思 (conception)。这是一对心理学 / 哲学上常用的概念。简单地说，前者，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对事物的感知、感受；后者与 "concept"（概念）一词同根，指的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对某个事物的概念。分清楚了这两种感知力以后，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谈论「真实」。

2.2   「情绪」的迷思

在讨论完了「客观」这个概念本身的局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社会对「情绪」的偏见和将「冷静」作为一种美德，这二者对于社会中的讨论都产生了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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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1. 情绪是可耻的

社会性的耻感来自于一种系统性的恐惧。

ZF 害怕公众情绪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普通人也经常会感受到情绪的社会污名 (Social Stigma) 带来的压力：在公共场合哭泣是尴尬的，高声吵架是难堪的，情绪波动幅度大的人是惹人厌烦的，因此，素质高的人应该掩饰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它流露给外人。尽管我的确认为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但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害怕情绪？

最简单的答案是：因为情绪具有传染性。

对于权威而言，这种传染性的危险在于它可以表达为公众的公开意见 (public demonstration)，进而威胁前者的地位和威权。

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传染性的危险则在于它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身体——哪怕是自己产生的情绪，也受到了污名，其原因是情绪的感染力很强，有时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尽管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意识中只有非常一小部分受到自己控制，但那一小部分控制力却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对自己是 in control 的，而当情绪来袭，人们会陷入一种失控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其说是来自于情绪带来的生理反应，而不如说是 in control 的幻觉被戳破时的惶恐。

但是情绪真的可耻吗？这个问题应该不用多言，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情绪自然没有什么可耻的。根据一位脑科学家的研究，人的情绪在体内从被激发到消解通常只花费 90 秒，而后续的情绪反应是由思维方式推动的。所以人没有必要为自己拥有情绪而感到耻辱，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也应该在后续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做文章。

正如心理学家 Brett Ford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把情绪视为是正面的、自然的、有益的，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益；接受情绪，让它以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减少心理上的负担，可以让情绪波动更为平缓地得到纾解。因此，情绪的表达本身并不应该被污名。

进一步说，情绪所传达的信息与「理性」所能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即，新闻报纸上的一句「昨晚在叙利亚南部发生军事冲突，造成两百零三名平民死亡或重伤」指向的是人的理性思维，而一个从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孩子的哭声所指向的是人的同理心。认为后者不如前者重要是对人性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

迷思 2. 情绪必然意味着偏袒，而冷静则意味着不偏不倚

回到公众话题与情绪的问题。我们常常在主流媒体中看到这样的批评：「煽动情绪」、「带有个人色彩」；主流话语也常常把「情绪化」作为一种负面的品质贴在某些群体身上（如学生、女性），而「冷静」、「稳重」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德性受到赞扬。其背后的逻辑是，表达情绪意味着放弃理性，于是成为失控、疯狂的近义词。

暂时抛开「理性」和「控制」本身的有限性不谈，这种逻辑所建立的价值观造成的危害是，受到不公待遇的人的哭声、控诉可以轻易地被衣冠楚楚的「冷静」权威噤声，任何故事一旦被贴上「情绪化」的标签就直接失去了一切价值。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情绪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传播通货。微博上的「群情激愤」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得到解决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情绪具有感染力，能够唤起人们的同理心，它的传播性才特别高，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才能因此得到关注，虚假的信息才能快速被侦破。因此，在许多时候，「情绪」不仅不意味着偏袒，反而意味着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挑战。

除此以外，在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中，受压迫者的 agency（中文一般翻译「能动性」）是相对有限的，这在沟通过程中就表现为，压迫者拥有对话语的使用和解释权，而被压迫者则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无法准确叙述他们所受到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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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候，超越理性话语的情绪成为了后者所能诉诸的一个突破口。超越既定的权力话语，用活生生的哭声、呐喊声唤起其他人的人性，这背后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有意为之，而是对既定话语的挑战与解构。在处理结构性的社会压迫（比如男女不平等）时，情绪的表达与话语的创造需要并驾齐驱，当弱者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用它去挑战现有的不公正话语体系，才能改变权力结构。

作者注：到了这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鲁迅《野草》集里的短文《求乞者》。除了这篇文章，鲁迅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多次提到求乞者，都强调他们因为「并不悲哀」所以惹人生厌，反而给了旁观者一种「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的优越感。这其中的微妙心理很值得琢磨：求乞者的「求」是一种对情绪的索取，而「理性」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情绪通常都带有某种警惕，因此，直接的索取反而会引起逆反的心理，「识破」索取者的意图反而成为了一种感觉良好的契机。但求乞者的「不悲哀」真的纯粹是在碰瓷吗？倒也未必。

如果我们试着用权力话语的理论来理解祥林嫂的故事，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求乞者本身或许是真的有不幸的故事的，但是他们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没有主体可以解释、追问这不幸的源头，更没有足够的地位让他们的声音被重视，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反反复复地输出他们的情感，直到这个故事反过来吞噬了他们，成为了他们的存在本身，直到这种反复的诉说麻木了其他人也麻木了他们自己，最后这些不幸的人就成为了自身不幸的肉身化。

看清楚了这些，在面对这种情感的索取时，我们或许可以在feel good之前稍微想一想，不幸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权力机制，我们是否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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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蒙式理性的反思

对于「理性」，除了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打着“理性中立”的旗号、遮蔽不公的问题之外，还有更加理论化的批评。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中，以赛亚·柏林讨论了三位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在分析哈曼时，他着重提到了这位哲学家对「科学理性」这一概念及其所引发的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这恰好可以为我们对「理性」的讨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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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柏林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有三大基础理论：

1.信仰理性 (reason)，即相信逻辑规律，并相信规律是可以被检验、证实的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相信人性 (human nature) 和普世人类追求的存在；

3.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理性完全实现的，即：通过理性知识分子 (critical intellect) 的分析与实验，以及唯一的理论系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显然，这种理性主义存在一个问题：认为理性规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情况。这种批评在人文科学领域尤其值得重视，面对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本身是发散性的 (discursive)，需要从很多不同的路径反复理解、叙述，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很少是一个干净的单元，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认为「理性」可以完全取代信仰，认为一切都可以用规律法则进行解释，这种思维使人们回避了人类社会 / 自然界的诸多偶然因素与随机性。这种对 arbitrariness 的回避其实也同样会导致人们陷入封闭的思维，认为超越理性理解的东西都必然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无法被理性完全归纳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同时，由于理性化过程是一个理论化过程，它往往伴随着抽象化与归类，而归类也就意味着把一道光谱简单化为若干段，让那些处于类别之间的问题或人无所适从，典型的例子可以参考今日的性别政治讨论。

关于哈曼对启蒙的批评，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哲学讨论，由于篇幅限制大猫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阅读柏林的其他反启蒙主义的文章，以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方面的著作。

总而言之，这篇日志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这些概念的必要性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只是希望通过列举这些概念背后可能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小点，为诸位在确立写作立场时提供一些思路。说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其实是一句话：不偏不倚的讨论往往隔靴搔痒，不要害怕偏见和情绪，真诚与较真有时候更有用；知道理性的边界与情绪的存在极其意义，然后利用好它们，这样才能推进观点的深化。

将立场放到语境中去分析理解，明白偏见与真诚同样可贵并且如影随形。柏林对哈曼就是很好的范例：His attacks upon it are more uncompromising, and in some respect sharper and more revealing of its shortcomings, than those of later critics. He is deeply biased, prejudiced, one-sided; profoundly sincere, serious, original; and the true founder of a polemical anti-rationalist tradi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ime has done much, for good and (mostly) ill, to shape the thought and art and feeling of the West. (Berlin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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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篇日志拖了太长时间，都打算拆成三篇发了，但为了讨论的完整性，也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挖坑不填的悲剧中，还是保留在这一篇长文里了。大猫本来还想再讨论一下「一分为二」和「xx 特色辩证法」，但是写完这三节之后发现大部分的道理都已经讲过一遍了，唯一没有提的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评和反思，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研究，大猫毕竟不是哲学博主，就不班门弄斧了。至于某国化了的辩证法，大猫的基本态度是跟对待前面讨论的所谓媒体「客观」立场、「理性」呼声是一样的，具体的剖析就留给大家自己思考吧。

最后，以一句上周在 fortune cookie 里吃到的话作为整篇的结语：

A good argument ends not with victory, but progress.

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取胜，而在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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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 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200页。

虽然那种认为法律是一刻意的人之意志产物的观点，最早是在古希腊得到充分发展的，但是这种观点对当时实际政治实践的影响却相当有限。有论者指出，对于处在民主制度巅峰状态下的古雅典人来说，“只根据公民大会的一项律令去改变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法的。提出这一律令的人应当对那项众所周知的‘对非法行为的指控’负责；如果法院确认了这一点，那么该项律令就会被取消，而且还要在当年内对他提起诉讼并处以重刑”。对基本的正当行为规则即“内部规则”进行修正，只能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程序而展开，而且这个程序的实施还有赖于一个经由专门选举而产生的机构，即nomothetae。然而，我们在雅典民主制度中也发现了“享有主权”的人民所具有的不受约束的意志与法治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rule of law）之间发生的最早冲突；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转而反对雅典所实施的这种民主制度，甚至认为它无权被称之为一种宪政，主要原因就是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拒绝接受法律的约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人们在界分法律与统治者特定意志方面所做出的最早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对所有西方法律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影响的罗马法，就更不是刻意立法的产物了。就像所有其他早期的法律一样，罗马法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形成的，当时，“法律和各种社会生活制度被认为一直存在着，而且也没有人会追问它们的起源。那种认为法律可以由人创造出来的观点，对于远古时期的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那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以立法为基础的观点”，只不过是“后来较为先进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幼稚想法”。实际上，查士丁尼（Iustinianus I）最终完成的法律汇纂所赖以为基础的古罗马私法，几乎完全是法律人（jurists）发现法律的产物，而且也只在很小程度上才是立法的产物。经由一个与此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的过程，古罗马私法这样一个法律系统通过法律人对那些居于支配地位的正义观念的阐释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渐渐发展起来了。
当然，古罗马私法的这一发展过程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也存在区别，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在古罗马私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律学者（the jurisconsults）所提供的意见，而不是法官所做的判决。只是在古罗马私法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即在拜占庭时期而非罗马时期，而且是在古希腊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这一发展过程的成果才在查士丁尼皇帝领导下编纂成了法律汇编；但是颇为遗憾的是，查士丁尼的这项成就却在日后被错误地视为是统治者所创造的并反映了统治者“意志”的法律的模式。
然而，在13世纪西欧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一书并在 15 世纪接受査士丁尼法典以前，西欧诸国可以说又经历了另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法律再一次被视为是某种独立于人之意志而被给定的东西，亦即某种有待发现而非创制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近千年的岁月中，那种认为法律可以被刻意创造出来或刻意改变的观点几乎变成了一种渎神观念。就这个已为许多早期论者注意到的态度而言，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给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描述，而我们的最佳方法则是比较详尽地征引他的主要结论：
一旦发生了一个没有有效的法律可被援引的案件，法定者或判决者（doomsmen）就会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去制定新的法律，即他们所制定的实是先行存在的善法——这种法律的确不是以明确的方式传至他们的，而只是以一种默会的方式存在着。因此，他们并没有创造法律，因为他们只是“发现”法律。法庭所做的任何一项特定判决，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与该社会的立法活动分不开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判决只是从一项一般性的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那里做出的一个特定推论。无论是在法庭做出特定判决的情形中，还是在社会立法活动的情况中，人们只是发现了一种隐而不显但是已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法律。在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首次适用一条法律规则”这种事情。法律是古已有之的；所谓新法律乃是一种语词矛盾，因为新法律要么是从古老的法律中以明确的或默示的方式推导出来的，要么就是与古老的法律相冲突的——就此而言，此时的新法律便是不合法的。那个基本观念一如既往、毫无改变：古老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真正的法律就是古老的法律。因此，从中世纪的观点来看，制定新法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所有的立法与法律改革也只是对那些蒙遭违反的善的古老法律的恢复。
自13 世纪以降，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人们有关立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且渐进的发展过程，而最终被确认为是一种统治者刻意且不受约束的意志行为。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太长、也太繁复，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详加讨论。对这个思想进程所做的详尽研究业已表明，此一思想进程的展开与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勾连，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种种在此后支配民主诉求的观念。与此一思想发展进程同时展开的，则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把这种制定新正当行为规则的新型权力融入统治者一直行使的较为古老的权力——亦即他们组织和控制政府机器的权力——之中，直到把这两种权力融为一体，变成一种难分难解的、最终被称之为“立法”权的东西。
当时，对这个思想发展进程的主要抵制力量，来自于“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传统。一如我们所知，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把“自然的”这个术语当作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描述那些绝非“发明出来的”或绝非刻意设计出来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在应对情势之需要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个自然法传统，也因人们在17 世纪时将“自然法”渐渐理解成“自然理性”之设计（design of“natural reason”）而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那种抵制力量。
惟一一个成功守成了中世纪的传统并将现代法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观念建立在中世纪所获致的诸“自由权项”（liberties）之上的国家乃是英国。英国之所以能够达致这项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在当时没有全盘接受晚期罗马法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视法律为某个统治者之创造物的观念；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可能是因为另一个事实，即英国普通法论者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念，它们多少有些类似于自然法传统的观念，但又没有用自然法学派所具有的那些极具误导性的术语予以表达。然而，“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英国的政治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结构尚无根本区别，只是那时的英国人似乎还没有肯定英国是否要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阻止英国在此后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的力量，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普通法传统，因为英国人当时认为普通法并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毋宁是对一切权力（包括国王的权力）的一种限制——爱德华·科克就是为了捍卫这一传统而与詹姆士一世（James I）和弗朗西斯·培根展开斗争的，而马休·黑尔于 17 世纪末在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过程中所精彩重述的也正是这个传统。
因此，令18 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羡慕不已的英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并不像英国人自己最先相信并在后来由孟德斯鸠告诉全世界的那样，原本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进行分权的产物，而毋宁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是普通法，亦即一种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既约束独立的法院又为这些法院所发展的法律；对于普通法，议会很少会加以干预，即使做出了干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律系统内的疑点。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权力分立制度之所以在英国得到确立，并不是因为仅有“立法机关”立法，而恰恰是因为它不立法：这是因为在英国，法律是由那些独立于指导和支配政府于的权力——亦即被错误地称之为“立法机关”的法院决定的。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1-30 01:32

启蒙带来了什么？
​刘军宁 中美学人 2023-01-28 21:17 发表于广东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



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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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


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



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 当启蒙来到中国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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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



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



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


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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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



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



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



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4-24 11:5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5-15 23:2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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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3-4-26 21:2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5-1 09:05 编辑

4月26日是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诞辰312周年纪念日。文学史上有句老话，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而在思想史上，休谟也是说不尽的——
·休谟被公认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集大成的经验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的学说或许最接近于理性思考。

·休谟26岁就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人性论》，有生之年却主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赢得声誉的。他的六卷《大不列颠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
·他的哲学贡献虽然生前开花结果缓慢，最终却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科学里的多个领域，尤其是让康德深深地怀疑人生而写出一部《纯粹理性批判》。
但在中国，休谟的重要性显然被有意无意低估了。当然了，这跟休谟的思想和中国人从小受到的决定论教育完全抵触，有很大关系。
他对决定论的挑战，是对中国人所受思想教育的一种根本性颠覆：

◎休谟颠覆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
休谟认为，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逻辑上，都不能推导出，世上存在什么客观必然的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只是基于人们习惯的一种主观联想。如果有人宣称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是在教人们走向智慧的反面。
这一颠覆性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康德、罗素、波普尔等思想大家：
康德坦言“是休谟将我从教条的噩梦中惊醒”；罗素根据休谟对归纳法的洞见提出了“火鸡理论”；波普尔受其影响推翻了“历史决定论”；爱因斯坦说，“如果没有休谟的哲学研究，我很有可能无法抵达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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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触及了人性的本质。
他提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人们总是被自身的感觉、信念驱使，而非理性。理性时常来自于自身信念，而不是理性导致信念的形成。我们觉得某个想法美好或凶险，并基于此判断正误。理性在这之后出现，只是为了支持原先的观点。
◎休谟提出了现代文明的三原则。
它们就是：私有财产权的确立与稳定；同意的转让；许诺的履行。
这三原则被世人冠以——“休谟三原则”，它作为文明的基石，相比较于法国大革命的美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不容易产生歧义。放在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当下，尤为值得庙堂与江湖反思！
……
休谟在人类思想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他也是这么做的，可以说，他树立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哈耶克：休谟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构成了他赞成自由的理论依据。
熊逸：休谟的思考，如果放在佛教系统里看，几乎算得上是般若智慧了。
施展：休谟第一次把我带入哲学的大门。
诚挚推荐读懂休谟和他思想最重要的三部著作，从入门、原典、人生三个维度完全读懂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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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休谟》：理解休谟著作和他核心思想的绝佳入门书。书中，作者选取休谟著作中的10个核心主题，以原典切入，围绕主题串联起休谟不同时期的著作及论述要点，帮助我们不断推进，最终获得自己的发现。书友评价：简短易读，有助于进入前的准备与走出后的梳理。
《人性论》：这本书是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对于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休谟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
《大卫·休谟传》：是介绍休谟及其思想最好的书，作者莫斯纳“耗费半生写就”。《时代》杂志评价：本书作者智力超群，为本书的篇幅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都构成了智识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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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东方为什么落后于西方？
原创 风灵之声 风灵 2023-04-18 11:27 发表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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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灵
近现代的历史上，同样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很多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东方的器物落后，有人认为是技术落后，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中体西用”，就是认为中国只需引进西方实用的器物或技术；有人认为是制度落后，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制度。
但米塞斯认为，器物或技术也好，制度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一种让自由市场得以发展，现代文明得以出现的观念。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比如说，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研究的思想——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这是希腊人赠与人类文明的，但直到300年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仍然差不多，东西方的平均生活水准也相差无几，都是非常糟糕。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水平、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知。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所说的“天下一家”（One World），如果不考虑其政治含义的话，更适用于当时而不是现在。
拉开东西方差距的是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即所谓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米塞斯提到工业革命，不像一般人那样强调什么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织布机普遍得到运用等等。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现代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因为机器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分工的产物，是思想的产物。
工业革命最重大的变化不仅是生产方面，而且是消费方面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而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不再像中世纪的行会和手工业者那样，只是为富人生产。这意味着，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每个人都依赖于他人维生，依赖于市场交换维生。大规模的分工和大规模的交换，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合作，极大地改进了生产状况，于是在短时间内，人口成倍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面貌彻底改变。
但产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观念的更新。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或者不那么恰当地说，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盛行的观念是某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发家致富的代价是他人的潦倒贫困。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十八世纪经济学家发现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即若要为自己谋福利，就先要服务于他人；谋求自身的利益，其实也是促进了社会公益。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使得合作双赢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进而产生了使大规模储蓄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得政府体制和立法体制。这才是西方腾飞的基础。
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将西方和东方分立为两个世界。东方仍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即某人发财就会导致他人贫困的观念。如果一国的政府和人民认为，某人所得甚多必然是他人贫困之因，那么，大规模储蓄过去不可能，现在仍然不可能。没有储蓄，也就没有资本积累和投资，没有经济状况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认为，只要援助“欠发达国家”，为他们提供技术等专门知识，提供先进的设备，就可以让他们发达起来，这种思路完全是南辕北辙。落后的国家缺的不是技术，他们有很多聪明的学生，可以到西方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或者，美国等国家的专家也可以去那些国家工作，提出建议。但米塞斯敏锐地指出，如果没有近代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为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物理和化学等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将是“纸上谈兵”，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聪明而勤奋的。但近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虽然有一些技术发明，但也没有应用来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古代限制资本，限制商业贸易等营利活动，普通人的财产权也没有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因此，科技发明并不能给发明人或传播者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自然没有什么人愿意为此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成本了。
印度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独立后，征收了西方投资的企业和产业，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机器设备，印度就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他们不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实物，而是一种心态。在印度人转变心态之前，他们先得到了西方传来的现代药物和治疗传染病的现代方法，因此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人口迅速增加，但资本投资却不断减少，人均资本不升反降，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持续降低。
不过，米塞斯也谈到，美国和印度或中国的区别，主要是一种时间上的区别。东方要发展也并不算晚，西方只是更早开始把超过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存了起来，然后作为资本品进行投资。
米塞斯生前并没有看到中国的崛起，但诚如他所说，主要只是时间问题。在米塞斯逝世几年后，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鼓励贸易，鼓励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这片古老大陆的面貌，让十几亿人口基本摆脱了贫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之后，印度也在经济制度上做出了改变，同样见到了明显的成效。
但是，现在的东方和西方，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存在一种往相反方向发展的运动，反对储蓄和资本，反对资本积累的运动。米塞斯一直警惕这种动向，并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要坚持正确的观念，抵制不良的观念。否则，不但经济将停滞不前，而且300年来人类文明所取得的种种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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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石油將在 10 年後消失。
1970 年代：10 年後的又一次冰河時期。
1980 年代：酸雨將在 10 年內摧毀所有農作物。
1990年代：臭氧層將在 10 年後消失。
2000年代：冰川將在 10 年後消失。

現在2023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但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更多的稅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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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爱出汗。头部爱出汗是维生素D缺乏的典型症状。

肠道出现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发现，克罗恩氏病以及腹腔或肠炎，会影响脂肪吸收，因而更容易导致维生素D缺乏。
超重或肥胖。身体脂肪过多会降低血液维生素D水平。其原因是维生素D具有脂溶性特点，身体脂肪越多，就越容易被“稀释”。

超重或肥胖人群，可能需要补充更多的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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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医生
为什么血压突然升高时心慌心跳变快
李金梁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咨询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三甲
播放语音内容
01:43
血压突然升高时心慌、心跳变快，考虑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存在器质性的疾病:比如患者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当心绞痛发作时，患者
会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心前区疼痛症状，疼痛非常剧烈，可以刺激患者，使情绪紧张等，而导致血压骤然升
高、心跳突然加快的情况。
第二、存在继发性高血压:比如继发于甲状腺功能亢进，当甲状腺功能亢进发作时，患者可以出现体内的T3、T
4，也就是甲状腺素分泌的升高，这种时候机体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另外，当
患者患有继发性高血压，且有肾上腺占位时，当人体刺激到肾上腺占位等部位，也会使体内儿茶酚胺等物质的分
泌增多，也会导致血压骤然升高、心跳骤然加快。
第三、其他原因:患者由于情绪紧张、焦虑、休息不好、劳累、压力大、熬夜、吸烟、饮酒、喝浓茶、喝浓咖啡
等原因，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升高，引起体内儿茶酚分泌旺盛，可以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的情况。
2021-09-15浏览2822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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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发表于 2023-10-22 15:12

金庸在江山！
江山发布 2023-10-07 19:47 发表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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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15日，侵华日军全面发动以摧毁衢州军事机场为主要战略目标的“浙赣战役”。就读于衢州中学即将毕业的金庸（原名查良镛）等学生，只得提前考试毕业，拿着盖有衢州中学公章的毕业证书和流亡学生证明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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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求学路上，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在江西赣州的合影

金庸在衢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两位好同学、好兄弟，一位是江文焕，金庸称其为“焕哥”，一位是王浩然，金庸称其为“浩弟”，三人合称友谊“三驾马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金庸、“焕哥”、“浩弟”立即组织同学，结伴踏上艰难的大西南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江山是他们求学路上的第一站。今试图通过查找档案史料、翻阅民间家谱、细读当事人回忆、询问知情人，并结合逻辑分析，考证梳理他们在江山发生的以及与江山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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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出发赴江山
　　浙赣战役爆发后，前线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萧山被占、富阳被占、建德被占、兰溪被占、金华被占，衢州处于危险之中，1942年5月24日早晨，就在日军发动攻打金华战争之际，衢州中学全校师生在石梁静岩学校操场上集合，等待校长讲话。校长陈博文沉重地宣布：“衢州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刻，随时都可能被邪恶的日本侵略者占领。上级决定从今天起停课！”随即，绝大部分同学只能纷纷带上铺盖和学习用品回家了。

　　回家？金庸这下犯难了，老家在浙江海宁，已被日军占领，从衢州到海宁回家的路处处是子弹乱飞的战场，怎么回家？成绩全校第一的金庸，马上找到最为要好的同学江文焕和王浩然商量，三人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前往大西南继续求学。这一决定也得到黄文俊、吴汝榕两名男同学的积极响应。

　　做出决定后，江文焕和王浩然心里均惦记着各自女朋友程正迦和朱卿云，想把女朋友一起带上。王浩然立即找到朱卿云，很快朱卿云就被说服了，但不知江山长台镇老家的父母是否会同意。这么重大的事情得征求家长意见，于是朱卿云当天就往江山老家赶，并与王浩然等约好，一起帮忙说服其家长。

　　因江文焕的女朋友程正迦当时已在衢州城家里，江文焕便马上赶往其家中征求意见。程正迦回忆录记载着这一经过，江文焕向程正迦提出“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一起去大后方读书”的请求，程正迦一口答应：“去！不过，我还要与父亲商量一下，出门要路费呀。”可程正迦没得到父亲的同意，反被父亲大骂了一顿。她父亲提出：“你要跟他一同走，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江文焕只能打道回府，与其他同学一起商量对策。第二天，江文焕再次赶到程正迦家中。江文焕提出，没钱不要紧，好朋友同一个钱袋，他和王浩然、黄文俊三个人带了钱，让程正迦不要担心，况且朱卿云也要去，几个姑娘正好结伴。这样，程正迦在没得到父亲的同意便答应出发了，程正迦的大妹妹程正返听到也想跟着一起去。于是，程正迦姐妹第二天便带上衣裳物品和路上吃的炒米，在江文焕的陪同下，赶到航埠镇彭村王浩然家里集中。

　　此时，金庸、黄文俊、吴汝榕已在王浩然家里等候。王浩然家对金庸来说太熟悉了，王浩然父亲是航埠有名的富商，金庸到衢州中学读书以来，曾多次到过这里，这是金庸第四次到访了。七人相聚后，大家一起讨论行程，一起商议求学的计划。第二天早饭后，也就是5月26日，七人告别王浩然同学父母，匆匆向约定的江山出发。王浩然的父亲专门叮嘱他们路上要互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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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江城遇伯乐
　　衢州航埠镇与江山四都镇交界，从航埠镇彭村到江山县城有近35公里路程，金庸一行人走了7个多小时，经四都、上余，由通化门入江山县城，已是下午，便在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他们第一次来到江山县城，大部分同学稍作休息，逛了江山县城的孔庙等地，而金庸便试着去寻访东南日报社的编辑陈向平了。

　　金庸在衢州中学读书时，曾先后于1941年9月4日和12月7日，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和《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闻偶感》两篇文章。“笔垒”副刊编辑陈向平是名中共地下党员，见到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金庸的文章，十分欣赏，便将其文章发在“笔垒”副刊头条。1942年5月中旬，东南日报社正迁在金华办报，陈向平觉得金华与衢州很近，便主动向金庸写了封邀请信，想请他到金华面谈一次。可是信发出不久的5月20日《东南日报》受战局影响就停刊了，人员物资分别向江山、丽水两处迁移。陈向平便随队来到江山。金庸在学校收到陈向平的来信后，受宠若惊，真想立马飞到陈向平身边，可形势变化太快了，没来得及去金华，衢州中学也停课了，他们被迫走上西去求学路，也就来到了江山。

　　真是缘分，两个心心想念却又从未相见的两人，竟然在江山大街上偶遇了，更幸运的是两人相见的过程，被陈向平写成《千人中之一人》一文发表在1942年8月30日的《东南日报》上。这份当事人第一时间留下的“实录”，使我们得以在80多年后依然能较完整复原两人相见的过程、长谈的内容、复杂的心情。

　　5月26日傍晚，金庸在江山到处打听东南日报办事处驻地，想上门去拜访下他心中德高望重的陈向平，实现两人面谈的心愿。他来到中山路县政府驻地的大街上，忽然发现迎面走来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胸前佩戴着东南日报社的徽章。金庸推了推高度近视的眼镜，瞪大了眼睛，马上上前询问：“你好，你是东南日报社的吗？”“是的。”“请问你知道陈向平先生他在何处吗？”“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人却在眼前处！到这里，他们彼此都“心里有数”了。两人不自觉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默默之中，他们心里一时相互传递遍了万语千言！陈向平问金庸：“作何打算？”金庸说：“到昆明去进联大读书。”他们在大街来回走着，从身边琐事到天下大势，无边无岸地倾谈开去。直到店家都关上排门，小巷口只剩下几盏卖“夜点心”的灯火，他们还忘情地沉浸在热情的谈话里，从未停过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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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日报社在江山使用的便签

　　这天，也正是东南日报社迁到江山后发行的第一张《东南日报》号外的日子。东南日报印刷厂设在江山溪东生关碓8号，江山办事处设在县城中山路7号县政府附近，陈向平就在这里办公，离金庸他们住的旅馆很近。第二天一早，陈向平想再到旅馆去送金庸，发现金庸已和同学们走了。过了两天，金庸寄来了一篇《千人中之一人》文章，是在刚离开江山的旅途上写成的。6月4日，日军逼近江山，《东南日报》江山版号外停刊，员工及家属继续南撤福建，文章未能及时发表。8月21日，《东南日报》南平版于南平西郊昼锦坊创刊。陈向平和金庸分别写的两篇《千人中之一人》同题文章，分别登载在8月30日和9月3日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他俩在江山经过一夜长谈，两人均称遇到了“千人之中一人”的知己！金庸一生最成功的两个职业一是作家，二是报人，而陈向平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伯乐”和“引路人”。之后的1946年11月，金庸还经陈向平向东南日报社总编辑汪远涵推荐，得以入职东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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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长台如归家
　　按事先约定，下个目的地就是朱卿云老家江山长台镇。

　　长台镇位于江山县城东南部，距离县城约23公里，走路约需要5个小时。一个月前的4月19日和4月23日，这里刚刚营救过从天而降的3名美军飞行员。原来美军为一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耻，以詹姆斯·杜立特中校为首的16架飞机80名美军飞行员执行了一次大胆、神秘、冒险的轰炸东京行动，其中有2架返程飞机的6名飞行员降落在江山，长台镇居民直接参与了3号机领航员奥祖克和5号机机械士兼机枪手曼斯克、轰炸员特鲁洛夫的营救，长台镇的朱氏祠堂是飞行员的休整地之一。由于营救得力，曼斯克和特鲁洛夫成为所有飞行员中最早到达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目的地的一批人员。没想到这一营救事件成了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的导火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要不然，金庸他们应该还在衢州中学教室里读书。

　　他们是怎么去长台镇的？王浩然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到江山的第二天一早，我和江文焕、查良镛、程正迦赶往长台镇，邀请同班女同学朱卿云参加西南之行，估计会遇到困难，准备到父母加以说服。”共7人的团队为何王浩然只叫上江文焕、程正迦、金庸三人呢？王浩然当然是精心考虑过的，做足迎接困难的准备。

　　一来王浩然、江文焕、金庸三人是最要好的同学，特别是金庸对王浩然和朱卿云谈恋爱非常知情，没有不知道的秘密。1941年寒假，王浩然约金庸到他家玩，那时王浩然情窦初开，刚写过一封信寄到同班女同学朱卿云家，被金庸知道了。金庸鼓励王浩然把这封情书的全部内容背给他听，王浩然如实照做了。金庸听完后，大加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十之八九会有回信。”后来果然收到朱卿云的回信。

　　二来程正迦和朱卿云是亲戚。据程正迦回忆录记载，朱卿云是她姨父的侄女。按理这线索是很清楚的，可想尽办法分别询问程正迦和朱卿云的亲戚，均答复由于年代已久只是隐约知道一点，都不知详情。只能去查找长台镇《嵩高朱氏宗谱》试试，很庆幸长台朱氏是个望族，族谱编修及时，保存完整。宗谱在江山市档案馆有收藏，查找就很方便了。先查朱卿云老爸入手。宗谱记载她爸：“朱斌全，字珂声，号柯生，光绪15年（1889年）生，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优级理化科毕业，历任江山文溪小学，省立第八中学教员，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国民政府铁道部科员，抗战爆发后回乡任长台嵩高小学教员。”从朱卿云老爸的号柯生可以看出，她爸很可能当时是在衢县出生的，朱卿云奶奶叶德姑就是衢县人，正好符合逻辑。再查朱卿云的叔叔，宗谱记载他叫朱斌甲，民国六年北洋大学毕业，民国七年起先后在天津英文华北明星报、济南美商慎昌洋行、山东金口盐税征收局、天津长芦和汉口鄂岸盐务稽核分所、财政部盐务总局等处工作。朱斌甲娶光绪23年生的衢县清附生叶少伯之女。这是不是就是程正迦的姨妈呢？经询问程正迦的侄女等人，得到确认其奶奶确实姓叶，其名字也不清楚。没想到答案却在《程正迦回忆录》里的流亡路上部分找到了。有这样两段记载，一是在赣州，“我们凭战区流亡学生证住进赣州战区流亡学生招待所，食宿免费。文焕有高中毕业文凭，进了中正大学，我、正返、文俊、汝榕进十九中读书。读了三四个月吧，我收到了重庆表妹朱韶云的信。她要我们赶紧去桂林，到桂林等上海盐务分局的汽车去重庆。”二是在重庆，“1943年夏天联考，我考上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文焕去了西南联大。到重庆找到姨父姨妈，姨妈抱着我痛哭。姨父是盐务总局公务员，他家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吃饭间。卧室放两张床，姨父姨妈睡一张床，我与韶云妹睡一张床，晚上在吃饭间拉开折叠式行军床，让文焕睡。”表妹朱韶云是谁？朱氏宗谱清楚记载，朱韶云是朱斌甲的女儿、朱卿云的堂姐，这下就对上号了，也真要亲上加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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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王浩然、朱卿云合影

　　三来都是一批校友。省立衢州中学的前身是浙江省立八中，现校名是衢州一中，经查《衢州一中校友录》，朱卿云的叔叔朱斌甲，字伟声，1914年浙江省立八中毕业。前面宗谱记载，朱卿云的父亲朱斌全曾是省立八中教员。当时衢州中学是衢州最好的学校，汇聚了一批衢州最优秀的师生，这下不就成了衢州中学的校友相聚，距离不就小了嘛。

　　临近中午，王浩然4人赶到长台镇，朱家就在长台镇公所边上，当要踏进朱家时，一股宁静和睦、亲情洋溢的家庭氛围扑面而来，很快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虑。据王浩然回忆录记载：“到了知书达理的朱家，见过两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和众多朴实的眉目清秀的弟妹，我很快就产生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觉，真的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无意中到了岳父母的家，连个礼物都不拿。”其实，朱卿云回到家中已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了。第二天清晨，朱卿云含泪告别父母和弟妹，5人一起奔赴下一站新塘边，准备乘上西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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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边同学再相会
　　在《王浩然回忆录》《程正迦回忆录》中均提到，他们是到新塘边上火车的。新塘边位于江山市西部，新塘边火车站是浙赣铁路浙江段的最西端的一个车站，是上海铁路局和南昌铁路局的交界处。

　　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何要去新塘边上火车？江山有站、贺村有站，不是更方便吗？为何舍近求远？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肯定有特殊目的！经查1942年《衢州中学毕业生名录》，学生来自衢州周边各地，外省就有江苏、安徽、江西，省内有杭州、丽水等地，籍贯注明江山县的有6人，分别是朱卿云、王土才、姜为宝、毛玲之、毛仕余、王德曜，是除了当时的衢县之外人数最多的县。其中一名姓姜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新塘边姓姜的人最多，能否找到姜为宝呢？很快江山市档案馆同志帮忙在馆藏的《嘉湖姜氏宗谱》中找到了一位姜为宝，谱载：“姜为宝，肇銮公长子，字水表，江山第四区嘉湖中山小学毕业，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从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金庸的同学，而谱中记载的信息肯定不全，不然不会姜为宝小学毕业后就没续写了。这套谱是2012年完成续修的，经电话咨询该套宗谱的负责人，负责人调查告知姜为宝此轮修谱时因本人已过世、江山没他后代就漏修了，后代在江西，但没联系。光同名可不能确定就是同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江山市档案馆的档案又一次给出了确切答案，证明了此姜为宝就是他们的同学！馆藏的一份1985年12月13日姜为宝申请书记载着：“兹有江山县新塘边乡嘉湖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姜为宝，现年65岁，系194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在江山县教育界服务，先后在江山县礼贤乡中心学校、淤头乡毛家仓保校、新塘边镇中心学校任教。”

　　出门找同学，应该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何况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姜为宝家就在新塘边镇中心，俗称“三个井头”地方，他家当时家境较富裕，应该在毕业离校前，同学们就留下联系地址，并相约走门做客的。八个人是怎么去新塘边的，王浩然回忆是说从长台走到江山，再从江山走到新塘边的，要是这样走上近百里路。会否是金庸他们5人从长台出发直接走大路，经读溪口、山塘、淤头到新塘边，这样只要走25公里。而吴汝榕等3人提前一天就从江山出发也走了近25公里到新塘边的，因吴汝榕3人没去长台，而按陈向平1942年的文章描述，金庸已和同学们走了，这一天多时间他们去了哪里，我想他们已约定分组到新塘边，在同学姜为宝家集合一起出发的。

　　在新塘边，他们第一次目睹战争的残酷，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浙赣边境的路旁看到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农妇，她身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抚着妈妈的尸体，呆呆地坐着。那死去的农妇身上没半点血，脸色黄得可怕，她是给炸弹震死的，不知怎样，那孩子却没有受伤。我们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给孩子几个烧饼之外，没有什么办法，三个女同学一面走，一面流眼泪。对于我们这八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是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这浙赣边境就是江山的新塘边，他们刚刚踏上西行路，看到这一切，也可预料到路途的艰辛和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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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路上得帮助
　　1942年5月28日，金庸一行八人离开江山，走上漫长的求学之路，他们分分合合，有的提前回家，但大部分同学通过1943年夏天联考，陆续考进了理想的大学，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可一年多的路途艰辛难以叙述，他们途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等地，面对战争、疾病、经费等重重困难，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只能找亲戚帮忙，江文焕、程正迦就得到了朱斌甲一家的全力帮忙，王浩然、朱卿云也同样去投靠亲戚，可我没想到金庸一个人在广西时，还得到了江山人毛咸的大力帮助。

　　近日，偶然看到一篇郑振伟写的《查良镛先生的十九岁──往重庆求学的两则资料》文章，作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两份珍贵档案。第一份档案是在重庆的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往来电文，以及广东省教育厅收容战区退出学生登记表。教育部的电文称，1942年11月11日三战字第103、104两电暨附件均悉。准予分查良镛、张履冰等八名入国立中山大学先修班肄业。随附的查良镛学生登记表内容记载有“查良镛，男，19岁，籍贯浙江，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拟借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现在地址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第二份档案是金庸致教育部的亲笔信件，信中写道：“学生查良镛本届于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毕业。此次因浙赣战事发生，仓皇经江西、广东、湖南等地而至桂林……因生之惟一志愿，即为入中央大学也。无论可否，均请赐一复书。通讯处：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两份档案均注明现在地址或通讯处是“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这也说明金庸当时在广西桂林，毛咸应该是他最可靠的人。

　　毛咸，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的名字！毛咸是江山人，1890年出生，1913年浙江省立八中毕业，后参与创办江山私立西河两级女子小学，同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五四运动，后到柏林大学附属医院学习，1925年回国，1926年由北平赴广西梧州任梧州市医院医务主任，抗战开始创办广西救护学校。1944年，应浙江省政府邀请接任浙江省立医院院长。

　　没错，档案中的毛咸就是江山人毛咸，当时桂林是广西临时省会，毛咸正在负责管理广西救护学校，担任培养救护人员和参与救护抗战受伤的百姓和难民之责。可金庸怎么会认识毛咸的？首先两人有缘是校友，一个是1913年浙江省立八中第三届毕业生，当时学制5年。一个是1942年浙江省立衢州中学第四届毕业生。当然不知两人有没有谈起。其次，毛咸同程正迦的姨父、朱卿云的叔叔朱斌甲很熟悉。朱斌甲是1914年浙江省立八中第五届毕业生，当时省立八中一年的毕业生仅十五六人，两人在读书期间交往很深。另外，朱斌甲的妈妈名叫叶德姑，是衢县人，1913年就被毛咸聘为他创办的江山私立西河两级女子小学第二任校长，可见他们应该常联系。同行的程正迦、江文焕得到其姨父朱斌甲的照顾，作为一同出发的团队人员，和他们特别要好的金庸，彼此之间肯定也保持联系。推测金庸和毛咸认识是朱斌甲介绍的，两人取得联系，金庸得到了毛咸很多的帮助，况且毛咸当时从事的工作就是救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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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程正迦、程正返合影

　　2004年10月，金庸先生回到母校衢州一中，留下诗作“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弟兄；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表达对学校和同学的深情厚爱。金庸、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在衢州中学和前往大西南求学的这段经历，给他们一生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江山的著名景点仙霞岭和廿八都被金庸写进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王浩然成了江山女婿；江文焕解放战争时期在江山投身革命，创建当时衢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江山县中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献出生命。没想到金庸、江文焕、王浩然友谊“三驾马车”同江山这么有缘，有革命缘、有爱情缘、有友情缘、有事业缘！

慕容德 发表于 2023-10-22 15:14

湖光农场与湘西旧情——金庸生平新考
原创 牛阿曾 金庸江湖网 2023-10-21 13:57 发表于广东
图片湖光农场所在的“青水溶”航拍，远处即沅江图片

一、尚存天壤

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讲的便是1942年冬至1943年夏、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期间，他寄居湘西湖光农场的往事。这是他唯一一段混迹底层社会的经历，也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在湖光农场，金庸和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睹了旧湘西的老百姓在凄风苦雨中命如草芥。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办报纸、写小说，始终高扬民本主义，自有湘西生活的影响在其中。他还在六部小说里提到湘西，铁掌峰、青龙滩、湘西土音和民歌等昔日见闻，挥洒于笔端。他写了这许多，看似是为故事作陪衬，实则这些正是寄托他眷怀之情的用心所在。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的这段湘西经历并不明朗，知情人余兆文回忆十分简略，金庸本人也仅在《民歌中的讥刺》和《谈<彷徨与抉择>》中留下一点当地见闻，而迄今面世的档案亦只有《查良镛请求借读国立湖南大学的书信》，这些只言片语均未提及湖光农场的详情，其湘西经历也就笼罩着一层云雾。

2022年2月，笔者根据查玉强老师寻到的“湘西浦市湖光农场”这条线索，查得湖光农场位于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农场主为王侃，随后撰写《金庸湘西行历管窥》一文，考述金庸的湘西经历及融入小说的见闻感知。但由于种羊场占地广阔，又未能寻到当年的亲历者，农场的确切位置及详情欲问无从，留下了难以稽考的遗憾。

自是以来，笔者萦绕心头，穷搜与民国泸溪相关的存世文献，希望撷取到一点历史碎片。幸有工友回忆尚存天壤，终于在2023年6月得见《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该文根据宋宏泽（时任当地副保长，后接替金庸担任农场主任）、原农场工人覃兴旺、覃龙祥、杨长云及当地老人宋贤发等人口述整理，收录于1986年12月泸溪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此书内部发行，仅印3000册，寓目者寥寥，加之误书“查良镛”姓名，以致沉薶至今。

仅就披露的内容而言，该文堪称“海内孤篇”，使湖光农场谜团得以揭晓，对金庸的一段湘西旧情也有披露，可补金庸生平记载之缺误，故尤为可贵。

图片《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书影及目录



二、湖光农场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这篇回忆，除错记金余两人来到农场时间、“王铠”误书“王侃”（参见拙作《湖光农场主姓名考》）、“查良镛”误书“茶良容”外，部分内容可与金庸回忆相印证。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曾回忆这些村民“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可见当时能书写之人极少，全凭口耳相传，经年记忆消磨，也就出了差错。这些农场工友至死不知当年的“茶良容”便是后来的“查良镛”，以致金庸得享盛名后，竟无一人出来相认。

掸落岁月积尘，来看工友们的回忆：

“当时中国农民银行沅陵支行经理王侃，又名王金一（岳阳人），他为访亲友，曾从泸溪县城步行到浦市，见沅水两岸山青水秀，空坪荒地甚多，就想到办一个农场。”（《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中国农民银行《本行通讯》记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提高农业集约化，鼓励兴办农场。中农行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专门银行，除向农场放贷，还在各地开办实验农场、合作农场。其兴办各类农场，获得收成后，可由下属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倒卖牟利，同时也供给中农行食堂、同仁生活供应社等后勤机构。王铠作为中农行沅陵支行负责人，在当地开办私营农场，既有承借农贷、销售物资的特殊便利，还能兼顾银行后勤，可谓一举多得。

浙江省档案馆藏《东南日报社职工名册》显示金庸曾任中农行沅陵农场场长，令人费解，以为履历不实。幸得多方参详，才知并非如是。以王铠的身份，湖光农场极可能有中农行沅陵支行的背书，属于合作农场，是其物资供应基地。

王铠以经理身份与仁安乡乡长文兴祥联系，几经交涉送礼，方取得同意。“将场址选在铁柱潭的青水溶（山名黄土溶)。青水溶长约一华里，上至溶坳，前后至基坎，有山地两百多亩，水田约二十亩。此地，原来森林密茂，经常隐藏盗贼，劫掠过往客商，政府就派附近农民将所有树木砍掉，并放火烧光，成了一片荒山秃岭，正好作湖光农场的场址。”（《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清水溶今属麻溪口村，笔者曾推想农场既名湖光，或在当地最大水塘“青水溶”边上，但苦无确据，不敢妄说，今见此文，始得其解。湖光农场依山傍水，与沅江也近在咫尺。

1940年7月，湖光农场正式建场。“雇请当地二十多名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为了躲壮丁而来。他们先是剖茅、砍树木和竹子，竖起了五排四间的一栋茅房，还有一栋猪圈、厕所。接着就在场里种田、开荒。还养有一头耕牛，三十多只山羊，数头生猪。建场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时逢大旱，大部分农户无收，而该场却收得稻谷一万多斤，包谷两千斤，草烟四千斤。”（《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民国以来，干戈扰攘，桐油成为紧俏的军用物资行销欧美，油价奇涨。湘西作为中国第二大桐油产区，桐树种植如火如荼。以往只知湖光农场种植桐树，但植桐半年才有收成，须种植其它作物或畜牧，方能维持。民国小学即开设农业或劳作课，金庸的农学知识既来源于学校理论教育，也得益于农场生产实践。多年后，他写起小说，还不时插上一句“今年春雷响得好早，只怕年成不好”、“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等农学见识。

1945年5月，金庸偕余兆文重返湖光农场。“王侃指定余兆文任主任，茶良容（浙江人）为副主任，彭海清为会计。”（《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通常以为农场管理是“金主余辅”，而此文记载却有不同。余兆文出身浙西山区，与湘西山民有着更多共同语言，其高中时便展现出擅长沟通的才干。1940年，金庸被浙江联合高中勒令退学，走投无路，“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两人同窗数载，生死与共相流亡，又携手客居湘西，是以金庸后来在信中对余兆文说：“诸同学中，你和我相交最深，共经患难。”

余兆文在南京四中的《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2003年，金庸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回忆起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提及在农场时，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

后来，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了一家湘西门派，名叫“辰州言家拳”，该派出场四人为言伯乾、彭三春、覃天丞和宋天保。经笔者考证，言家拳是从“言永福象物创八拳”的辰州武林传奇而来，而彭、覃、宋三姓俱是农场工友之姓，显然金庸不假思索便用上了，这般化用熟人姓名入小说，在陈家洛、程瑶迦、余兆兴等名字上也有印证。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县政府发现余兆文是地下党员，遂派人到农场来抓他。余闻讯后，躲在铁柱潭的宋务元家里。宋家被前来抓余的兵丁围住，宋宏泽带余跳楼逃走。”（《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余兆文的逃场及地下党身份，余兆文之女余小亚予以否认，通说也认为余兆文和金庸是1946年一同返乡。但他自填的南京四中履历表，离场年份是由1945涂改成1946的，加以余小亚当时尚未出生，而工友们却亲历此事。笔者认为不妨两存其说，由读者自择。余兆文曾在《忆金庸的爱好》中自称：“出生在浙西重峦叠嶂一个山窝窝里，野性未改，更善于爬墙攀窗”，他确有跳楼逃走的本事。余兆文后来遭遇政治洪流，一生就此埋没，委实可惜可叹。

余兆文既已逃走，农场便由金庸一人管理。“由于茶良容不善管理，工人散漫，不少人擅自离场，另谋生计。不久，就将农场事务移交给宋宏泽管理。‘湘西事变’时，农场被土匪抢劫一空。宋宏泽又将该场移交王会求管理。”（《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熟悉金庸的人多说他口齿不灵光，与善于写作形成巨大反差。“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沈西城《金庸与倪匡》，利文出版社，1984年，第10页）沈西城初次见到金庸，就留下这般印象。为扬长避短，他后来通过“字条”治理明报，交办工作以笔代口，写字条传递。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此尚可，而在农场面对的却是一群不识字的工友，可没法通过“字条”来沟通，管理起来必不轻松。

抗战胜利，国家在复员，湘西在复原，热闹多年的大后方，顿成酒阑人散。余兆文在《我所知道的金庸》一文中回忆“这时沦陷区光复，个个归心似箭，成群结队陆续离开湘西。……金庸眼看着这副人群大回游的情景，方寸已乱。”

二战的结束，也导致桐油贸易一落千丈，昔日繁盛不再。农场主王铠曾许诺有收成便资助金庸留学，也已落空。1945年12月，中农行沅陵支行恢复长沙分行名称，迁回长沙复业，王铠任长沙分行经理，离开湘西。面对这萧索局面，金庸必须另谋出路。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难民返乡进入高潮，金庸也终于在6、7月间踏上回家之路。

“解放后，原茅房早已坍塌，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田土分配给农民耕种。一九五二年由林业干部李德明在原场址处筹建一个林业苗圃，后又改成国营畜牧场，以发展成都麻羊和奶山羊为主。”（《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泸溪县志》记载：“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这个国营畜牧场的面积后来扩大到原农场的五十余倍，定名为“种羊场”。

图片《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载于《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



三、湘西旧情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还提及“建场后期，副主任茶良容与会计彭海清之妻关系暧昧。彭察觉后，一气之下，离场往浦市开香烟店去了。”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这段孤证，或属实，或失真，又或真谬杂糅，俱已无从析别。笔者试言一二，留待日后“证实”或“证伪”。管见所及，读者姑妄听之。

金庸曾与严家炎说：“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新星出版社，2021年，第225页）1956年10月5日，香港《新晚报》刊登金庸《读者们的来信》一文，谈到《书剑恩仇录》时，他坦言：“我在写这书时，确是也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份子（算是一个小头目吧）来设想。”那么，这位“折射”金庸本尊的红花会小头目是谁呢？

《书剑恩仇录》中，余鱼同初次登场便自称：“在下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脚色，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1956年1月，香港《新晚报》连载该书第十五回，讲的是余鱼同幡然醒悟，放下对骆冰的痴恋。这章回目，头两期（341期、342期）本作“他既无心你便休”，仅过两天，到343期时已变成“你既无心我便休”，显然金庸在创作时觉得以“我”为视角更有代入感。既非手民误植，亦非诗文误引，如此半道修改回目，在连载版金庸小说中只此一例，其中原由值得寻味。

余鱼同谐音“与予同”或“与余同”，均意为“和我相同”，大有弦外之音。稍加推敲，便知“折射”金庸者，乃红花会排行最末的十四当家余鱼同。

余鱼同出身江南望族，中过秀才，这般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却爱上有夫之妇骆冰，令人惊诧。笔者读书剑时就有疑惑：金庸为什么在处女作中要写这么一个人物？当时他火候尚浅，寻常的男女情爱都还驾驭不好，偏要刻画更复杂的不伦之恋，他的创作归趣何在？为何相比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霍青桐的爱情纠葛，余鱼同对骆冰的不伦之恋反而写得更见深度？

红花会中，陈家洛数年学艺在外，余鱼同便成了会中仅有的书生。他江南世家子弟的出身，与其他当家迥然有别。半路加入红花会后，即使家道败落，功名已革，他也始终一副文士打扮，举止斯文，爱掉书袋，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他站在会中那群草莽英雄里，和站在汉子堆里的骆冰一样扎眼。纵与大伙相处和睦，也颇为另类，可谓既依凭又游离，内心的孤独免不了。

再瞧金庸，出身江南世家，抗战以来，家业焚于兵火，痛失三位至亲，流徙各地念书，前后两次退学，两次入湘西山林与农夫为伍，可谓饱经忧患，孤苦迷惘。即便如此，农场闲时，他仍手不释卷，1945年8月还试图到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借读。他被农场工友认为“不善管理”，除了口齿障碍，自有基于家世背景、文化修养，难以融入群体的隔阂摆在那。当余兆文逃走后，这种孤独感更增。

骆冰是红花会中唯一女当家，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是以余鱼同为之心折，章驼子也对她格外亲厚。那位彭家娘子在湖光农场想必也是如此，当时农场多为汉子，女眷极少。金庸正为孤苦彷徨的心绪所困，人往往为了排遣孤独，才去结交异性，以期获得心灵的宽慰，她或许恰好慰藉了这位跌入人生谷底的青年。想来两人过从甚密，失了避忌，以致惹出闲话。但身处小小农场，本已动见观瞻，工友们既只提及“暧昧”，那么两人总归是没有发展成恋情，没有逾越伦理的。

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说道：“湘女很多情，很出名的。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笔者按：此指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江堤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彭家娘子离开农场，此时的金庸二十三岁上下。这段情感将发未发，顿成追忆。转瞬十年，他创作首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巧合的是余鱼同也在二十三岁那年放下。

他后来在《卅三剑客图》之<虬髯客传>中说道：“我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爱上别人的妻子是不应该的，正面人物决计不可有这种心理，然而写现代小说，非但不必有这种顾忌，反应去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金庸居然在书剑中，就写出“爱上别人妻子”的故事。作家初次创作，经验不足，往往会调用过往的诸多人生体验，因而处女作一般更有“自传”色彩。通常认为余鱼同之于骆冰，折射金庸单恋有夫之妇夏梦，此说以刘国重兄《金庸评传》论述最详。笔者也觉得余鱼同身上倾注了金庸对夏梦的情感，但又知晓：金庸与夏梦相识于1952年，当时金已婚、夏单身，到得1953年3月至11月期间，离异的金庸甚至有机会追求单身的夏梦，而小说中，余单身、骆已婚，虚实情形有所不同。

此时联想到金庸的湘西经历，笔者相信余鱼同、骆冰的形象，绝非取材于一人一事。便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角色是拼凑而成的。如果夏梦是那张“明牌”，彭家娘子兴许就是那张“暗牌”。金庸借余鱼同酒杯，浇胸中块垒，写起余鱼同因骆冰而魂牵梦萦、心乱如沸、自伤自怜和自悔自责，无不跃跃于纸上。若能读懂其中的寄兴深微，回味将更加悠长。

余鱼同身上固然有金庸的自我投影，可以领略其心迹。但读小说却又不可拘泥于对号入座。大作家岂会以简单的摹写、复刻为满足？余鱼同单恋骆冰的故事，是多重文学原型锤炉而成，笔笔似有深意，却又安能一一凿实？读者但凭见识，各有领会。

沅江浪奔浪流，逝水滔滔八十年。湖光农场早无昔日旧观，金庸等人也已归道山，只有门前的青水溶，春风不改旧时波。这湖水，曾照见一位青年风尘困顿，参商永离，又见他寂寥而出，再不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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