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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8-27 20: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8-30 19:50 编辑

李劼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原创 李劼 齐谐者 2022-04-17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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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讲座聚焦于伯林对德国哲学的攻击，今天看看伯林如何谈论俄罗斯文学家和俄罗斯思想家。在谈及德国哲学时，伯林虽然也喜欢用刺猬和狐狸的比喻，但不是特别热衷。因为说黑格尔是刺猬说歌德是狐狸，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面对俄罗斯文学的时候，这种比喻的褒贬意味就相当突出了。当他提及俄国那三位最令人瞩目的作家时说，屠格涅夫是狐狸，陀思妥也夫斯是刺猬，托尔斯泰则是想做刺猬的狐狸。为了把意思说得更明白，他解释道，所谓狐狸，就这些俄国作家而言，指的就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里的上层人物。自诩属于狐狸的伯林明确表示，他喜欢屠格涅夫，受不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按照伯林的划分，陀思妥也夫斯基显然不属于知识阶层，不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雅人，而是贝多芬那样的粗野、暴虐之徒，伯林称之为残酷的天才，并且太基督教，太激烈云云。有着贵族家世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傲慢的伯林眼中不过是个斯拉夫乡下人罢了。伯林表面上拿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相比，骨子里却在在处处地显示着他那种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此时此刻的伯林，显然忘记了他那个拉托维亚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犹太家庭在当年俄罗斯的地位。当他说出屠格涅夫属于他伯林所属的知识阶层时，不言而喻地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那个本来属于光荣的知识阶层的托尔斯泰，则被时不时地想做一把乡下人的念头困扰着。伯林踩着牛津大学的砖瓦，一脸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得不行。

深受伯林抬举的屠格涅夫，生性可能温和一些，为人行事也比较正常一些。假如屠格涅夫真的像伯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些品质确实很讨人喜欢。但是，关键在于，屠格涅夫非常不幸地以作家闻名于世。作家的性格是否温和，脾气是否很好相处，只对作家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点意义，与其作品是否出类拔萃毫不相干。事实上，屠格涅夫的小说所缺乏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走向彻底的品质。不知他那几部著名作品诸如《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等写得是否很辛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想要表达的意蕴始终不够鲜明和强烈。及至与《贵族之家》同年发表的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闪亮问世，读者才明白了屠格涅夫小说里的那些所谓多余人形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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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

好在屠格涅夫并不只是在莫斯科大学求过学，如同冈察洛夫那样，后来又转辗彼得堡大学，再后来出国到伯林大学攻读过黑格尔哲学，最后又定居法国，与法国诸多著名作家交情甚笃。交游越广，名头越响，就像伯林先生那样？不，屠格涅夫可不是伯林那样的学界混混，而是极其勤奋的作家和思想者；著作等身不说，还有着深邃的思考和优美的文笔。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推崇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但我相信精通俄文的朋友，一定会激赏他的《猎人笔记》。比起伯林从康德处抄来的积极自由、为罗斯福张目的消极自由、以及从古希腊诗人那里转手过来的刺猬与狐狸之比喻，屠格涅夫有关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思考，其人文涵养的丰厚和慧眼独具的见地，足以令伯林汗颜。当然，更不用说陀思妥也夫斯小说展示的那种审美高度，乃是伯林绝对无法抵达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好比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巅，伯林只不过从山脚下匆匆路过而已。好在伯林心里明白，他并非是具有那种学识和本事的学者，而是身负犹太锡安主义者使命的文化狙击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夸其谈之际伺机出手，击杀德国人的哲学和俄罗斯人的文学。

毋庸置疑，在犹太裔作家或学者当中，大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诸如普鲁斯特、卡夫卡、茨威格或者维特根斯坦、哈罗德·布鲁姆等等。但伯林不在这些极具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之列。他是一个身怀***主义利器的犹太锡安主义文化狙击手，其使命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政治功利。因此，只要一涉及哲学或者文学话题他马上就会装模作样地遑顾左右而言它，摆出一副教授架势，作学者状，演文化科。不懂装懂有之，含沙射影有之。无论是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还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说法，全都是东拼西凑地抄来的杂烩。而他的刻意抬高屠格涅夫，并非对这位俄罗斯作家情有独钟，而是企图藉此遮蔽陀思妥也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审美精神的光照。令人遗憾的只是屠格涅夫，他在法国同行面前介绍得比较多的托尔斯泰，很少提及陀思妥也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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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剧照

倘若可以将屠格涅夫比作莫斯科城内的一盏路灯，那么陀思妥也夫斯基则犹如乌云密布且又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的一座灯塔，或者黑漆漆的山洞里的一炬火把。让屠格涅夫谈论托斯泰无疑是轻松的，但要屠格涅夫直面陀思妥也夫斯基却是困难的。屠格涅夫可以洞若观火地从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形象中窥察人类的某种天性，却未必能够从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惊觉人类的复杂历史。比如，《罪与罚》里的那个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窃以为，世人——包括屠格涅夫在内——从拉斯柯尼科夫举起斧子砍杀那个犹太高利贷当铺老太婆的故事里，最多只能看出莎剧《威尼斯商人》的影子，那个老太婆像是莎剧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转世，拉斯柯尼科夫形象则似乎综合了安东尼奥和波西娅法官，并且都与法律相关。更为有趣的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老式贵族，都处于贫穷的境地，而富贾又都有着犹太人的族群背景。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仿佛是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重写一遍似的，除了犹太商人给社会带来的困惑，好像看不出还有更深的涵义。但是当人们把视域延长至一百多年后的美国，投向那个八爪章鱼一般控制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的美联储，拉斯柯尼科夫举起的那把斧子顿时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味。从那个高利贷老太婆的犹太当铺变成掌控天下的美联储，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严格说来，只是二战前后发生的变化罢了。令人惊悚的是，当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身陷拉斯柯尼科夫的境地时，这个国家差不多已然沦陷了。我想，惟有醒悟到这样的层面，才会发现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而又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反观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透视力度所在，才能反观出站在美联储后面的犹太锡安主义者以赛亚·伯林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而看明白了伯林为什么会那么敌视陀思妥也夫斯基。

也许会有人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当年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吧。那是当然的。就好比在山洞里举着火把的人们，不会认为是火把照亮了他们的行进而会认为是因为他们拥有火把，他们在辨识方向。世人大可以说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只是开了个玩笑，并非具有什么警示意味；这跟伯林把陀思妥也夫斯基说成是个残酷的天才，没有文化的刺猬，似乎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正如当年的法利赛人坚决不认基督，如今的以赛亚·伯林们也同样坚持不向基督忏悔。当我说拉斯柯尼拉夫正在变成今日的美国人时，并不意味着世人都应该认同，而只是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是伯林所鄙视的那个刺猬，而是人类洞穴里的一炬火把。世人当然可以说，即便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美国人也会发现美联储的可怕。这跟陀思妥也夫斯没有关系。是的。世人完全可以如此认定。

图片陀思妥也夫斯基

这也是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基督的差别。这个世界有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基督。只是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化来说，没有陀思妥也夫斯是绝对不行的，就好比英国文学缺了莎士比亚一样。

文学作品的景深有时是历史，有时是宗教。在艾略特《荒原》背后伫立着的无疑是当下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当下，但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背后呈现的却不啻是历史景观，尚有耶稣那个不无忧郁的身影：骑着毛驴走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挑战犹太大祭司，挑战希伯来小商贩。

耶稣进入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祂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听到这番话后，就策划如何杀害耶稣，只是有些怕祂，因为百姓都对祂的教导感到惊奇。——马可福音11

也许有人会对我在谈论《罪与罚》之际联想到耶稣会感到不可思议。那个拉斯柯尼科夫能跟耶稣相比么？当然不能。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个杀死了犹太高利贷老太婆的大学生，最后皈依了耶稣。联想到作者本人临终之前所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乃是引自《马太福音》那般的虔诚，世人应该可以看出，信仰耶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他笔下人物的共同归宿。就此而言，伯林指责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了，倒也不算说错。伯林弄不懂的是，一个内心深处追随着耶稣的作家为何会塑造了那么极端的人物？

也是。按照世俗观念，一个法律系学生毕业后，理当成为律师或者法官之类备受尊敬的上等人，完全没必要沦为一个杀人犯。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在屠格涅夫小说里，肯定不会被安排到这样的命运当中，而是按部就班地融入社会，然后成为诸如罗亭或者巴扎罗夫那样的多余人。假如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么安排拉斯柯尼科夫，那么屠格涅夫就有可能如同他谈论托尔斯泰那样地在法国作家面前介绍陀思妥也夫斯基了。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似乎本能地拒绝如此构思，从而毫不犹豫地将拉斯柯尼科夫推向令人不可思议的极致。

尽管这种极端绝对得不到耶稣的认可，但这种对犹太商人的决绝却又与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时的坚定不无相似。就此而言，耶稣也罢，陀思妥也夫斯基也罢，都不在屠格涅夫所谈论的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那个范畴里面。耶稣自编自导自演的那一幕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四福音书里呈示得也非常有限。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仿佛天生就明白个中三昧似的，非常执拗地让他的拉斯柯尼科夫去做了让犹太商贾们非常不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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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

此时此刻，突然想起，那个聪明伶利的米兰·昆德拉曾经有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反感的东西，是他的书的气氛；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昆德拉真是太聪明了，难怪他会荣获以色列颁发的耶路撒冷文学奖。因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会如此这般地看耶稣，而这种看法与伯林的鄙视陀思妥也夫斯基又极其吻合。不知道昆德拉心目中的价值和真理由什么构成，但他那种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口气与伯林倒是极其相像。伯林看不懂的事情，相信昆德拉也同样不明白。昆德拉不会明白陀思妥也夫斯基为何让一个法律系学生去砍杀一个高利贷犹太老太婆，一如伯林就像当年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不会懂得耶稣会何中止进行了多年的布道，只身来到耶路撒冷挑战犹太商贾挑战犹太教权威。

倘若可以将耶稣掀翻圣殿内的商摊视作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的话，那么其中的象征意味在文学作品中被重复了两次，尔后又在历史上被一再回荡。文学的审美座标有时会出现奇怪的重合，比如《威尼斯商人》与《罪与罚》。前者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戏谑，后者是一种极其暴烈的耀眼，如同梵高的绘画。在莎士比亚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地方，陀思妥也夫斯基点燃了火焰。因为是个玩笑，所以结局并不惨烈。火焰的焚烧却完全不同，有着同归于尽的指向。但就在拉斯柯尼科夫走向末路之际，陀思妥也夫斯基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将他牵引到耶稣身旁。

相比于可以在文学作品流露这样的温情脉脉，历史却是残酷得毫无回旋余地。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财团在德国上演过的那一幕，于二战前后又在美国重新拉开序幕，并且越演越烈至今依然处在进行时态。其中的轨迹是清晰的，从俄国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当年摆在圣殿里的商摊，如今赫然壮大成了君临天下的美联储。这其中的隐秘和难言的复杂，有待于将来的各种解密，有待于不知何时到来的真相大白。眼下只能猜想一下，当陀思妥也夫斯基将那位犯案的拉斯柯尼科夫带到耶稣身旁时，能否获得宽恕？然后继续猜想一下，美国民众最后是否会将作恶多端的美联储交给上帝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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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联想到的是，怜悯。耶稣是怜悯的化身。那个被陀思妥也夫斯基推向极端的拉斯柯尼科夫在冲动之下丧失的恰好就是怜悯。也是因为怜悯的丧失，陀思妥也夫斯基最后将拉斯柯尼科夫交给了耶稣。在《罪与罚》那种梵高式的炽热和耀眼之中，耶稣宛如清风拂面般的清凉。当伯林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时，他多说了一个字。倘若把那个“教”字去掉，那么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评说就比较准确了。是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很基督。

换一种说法便是，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个充满怜悯的伟大作家。怜悯的有无，是衡量作家作品的根本法则。昆德拉的小说写得很聪明，但他的小说写得再多，也只能屈居二流。因为他始终抵达不了一流小说《好兵帅克》中的那种怜悯。笨笨的好兵帅克，让昆德拉笔下的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男女，再聪明，也苍白。其实屠格涅夫小说的问题也在于此：非常聪明地探讨着琢磨着，一不小心就不知不觉地出离了怜悯。什么时候屠格涅夫不探讨不琢磨了，他的作品就精彩了，比如《猎人笔记》。相对于屠格涅夫想得太多想丢了怜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天才恰好在于，怜悯仿佛是其与生俱来的品质。昆德拉看不懂这样的品质，将这样的品质嘲笑成了为感情所苦。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从来不像昆德拉那般在《玩笑》、《笑忘书》、《生活在他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绕来绕去，欲言又止，而是直截了当地诉诸《穷人》、《被污辱被损害的人》、《白痴》、《妖魔》、《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昆德拉小说里的人物，仿佛是欲擒故纵地被作者一个个放出来的，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的人物，却像是迫不及待地争先恐后冲入读者的视域。当昆德拉在耶路撒冷说出那句希伯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时，真不知他是在揶揄他人，还是嘲笑他自己。当然，我不相信上帝真的会对昆德拉的小说发笑。那些小说不好笑。但我相信上帝会朝着好兵帅克哈哈大笑，一如上帝会将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读得泪流满面。

我所说的上帝，当然是耶稣，而不是别人。耶稣可能不会很在意不知怜悯为何物的昆德拉小说如何如何，但耶稣应该会始终静静地看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写作。耶稣当然不会不关切无神论者昆德拉，但耶稣从来不曾驻足过昆德拉们或者伯林们的思维平面。因此，昆德拉的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情感，其实就是伯林所说的太基督教，准确表述理当是太基督。个中奥秘乃是：爱，是不思考的；爱，从来不在思维的平面上。基督是爱，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竭力展示的，也是爱。基督关爱底层民众，陀思妥也夫斯基坚持不懈地在小说中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女人、还有诸多孩子般纯洁的人物伸张正义。不管作为一个父亲，陀思妥也夫斯基是否很称职，但他在痛失三岁的爱子阿辽沙之后，索性以爱子的名字命名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幼子，那个纯洁得有如天使般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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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乃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频频出镜的人物形象，也是陀氏小说爱意满满的亮点所在。在陀氏的成名作《穷人》里，天使是一位将身世不幸的孤女当作天使挚爱的慈祥老人，小公务员杰符施金；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被判罪之后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并且跟随他去西伯利亚服刑的那位索尼娅，闪烁着天使般的光泽；天使在《白痴》中，就是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天使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由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一老一少共同扮演。陀氏小说大都呈现为伦勃朗画面上的那种暗色调，而这些天使形象则犹如照亮那片伦勃朗式暗色调的一道顶光。这样的顶光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试想，倘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没有了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呈现的光泽，那么就会降格成《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原生态小说叙事。原生态小说虽然草木蓬勃，人声鼎沸，但没有神明般的彩虹挂在天空，就好比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缺了第五乐章，朝向天空的祈祷和呢喃。一部小说是否超凡出俗，天空的有无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顶光照亮的《静静的顿河》，仅止于俄罗斯文学的范畴；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呈示的审美景观，却不啻于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更在于整个人类精神时空的浩瀚。
图片《静静的顿河》剧照

同样是呈示俄罗斯广袤的大地，《静静的顿河》场面开阔，人物众多，却显得单一。相比之下，《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没有那么多，故事场景也不过一个小镇而已，但由于在精神层面上的各种挣扎和博弈，致使整个小说呈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有如伦勃朗画面上那片说不尽道不完的暗色调。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难以概括的个性，但又具有十分明确的主题色彩犹如一部交响乐中的各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呼应的主题旋律。老卡拉玛佐夫，德米特里，伊万，阿辽沙，这父子四个一出场就活蹦乱跳的，连口中喷出的气息，都能感觉到。最后，是阿辽沙身上闪现的光泽，照亮了所有的人物。当然了，假如让昆德拉担纲这部小说的构思，最闪亮的那个形象应该是那个怀疑神明的无神论者伊万。父子四人之中，伊万显然最知识分子，会赢得屠格涅夫的好感，会让昆德拉喜欢得列为整部作品的第一主题，也会让伯林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一下摧毁东正教的希望。但陀思妥也夫斯基让他们全都失望透顶，把充满爱意的目光投向了那个如同梅什金一样不谙世事的阿辽沙。顺便说一句，这个故事要是交给肖洛霍夫讲说，肯定会把老大德米特里作出核心人物隆重推出。谁都料想不到，这个从刑场上逃生出来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这么的偏执，毫不犹豫地将光环投在了老幺身上。

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通常会在爱情叙事上见分晓。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情圣，涉笔爱情有时会像梵高一般的笨拙，但也如同梵高一般了无世俗趣味。《穷人》中的爱情故事，出手非凡，杰符施金爱得出人意料，并且那么的圣洁无瑕。相形之下，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男二女，爱得相当油滑，倘若将那个男主换作福柯，或者萨特，也不过如此罢了。难怪昆德拉喜欢将自己称作法国作家。当然，爱情叙事的把握难度，也不啻让昆德拉捉襟见肘，即便是三位顶级的犹太作家，茨威格、卡夫卡、普鲁斯特，也有些力不从心。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与其说是讲说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不如说是展示了男主如何被人家爱得死去活来。不能说茨威格在炫耀被爱的享受，但至少读不出男主有什么柔肠。卡夫卡对人类困境的揭示无疑极其深刻，但从来没有写出过像样的爱情故事。在生活中，卡夫卡两度拒绝与恋人的婚姻，说是不敢承担，骨子里却是不知道拿爱他的女人怎么办。当卡夫卡说出人类的最大毛病在于没有谦卑和没有耐心时，显然没有抬头看一眼天空，而只是俯首大地上的世俗世界。人类的最大毛病其实是缺乏怜悯，丧失慈悲。但这是要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光芒才能够有所领略的心胸，或者面对耶稣时才能幡然醒悟的觉知。相形之下，谦卑和耐心的有无，是在其次的品质。

图片《斯万的爱情》剧照


卡夫卡都没能拥有的心胸，在普鲁斯特当然更加不可能。马塞尔虽然有声有色地讲说了斯万的爱情，但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罢了。一旦让这位巴黎的犹太小少爷面对自己的爱情时，除了没完没了地把那个可怜的阿尔贝蒂娜作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者马塞尔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那付柔肠。马塞尔熟读的《圣经》是其中的《旧约》部分，相当于希伯来人的《塔纳赫》。那里面有上帝有十戒有先祖有列王，但就是没有男人如何爱一个女人的教诲。女人在亚伯拉罕那里，是与他的牛羊之类的财物并列的。换句话说，女人在犹太男人看来，是物，不是人。因此，马塞尔会有身处诺亚方舟的自我感觉，但不具备呵护关爱一个女人的柔软心肠。不知道这是不是犹太作家天生的短板，致使最顶级的这三位，都不曾写出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按说，不少法国作家都有点情圣的意思，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乔治桑，还是巴尔扎克、梅里美，司汤达，甚至通俗小说家大仲马小仲马父子，都不会在爱情叙事面前不知所措。偏偏比上述所有法国作家都更具叙事才华的普鲁斯特就是不知道让马塞尔如何与阿尔贝蒂娜相爱。就此而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情叙事即便在一众法国作家面前都毫不逊色，不说鹤立鸡群，至少别具一格。顺便说一下，陀思妥也夫斯基对法国文学一点不陌生，早年翻译过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说到爱情叙事，世人马上联想到的俄罗斯作家一般都不会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而是托尔斯泰。要读懂陀思妥也夫斯基确实不太容易，世人通常喜欢谈论托尔斯泰，仿佛他们都很懂托尔斯泰小说在写些什么一样。以前，中国人谈论托尔斯泰是跟那位政治狂人的一句话有关：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如今，轮到伯林谈论托尔斯泰，索性将他编派成了想做刺猬的狐狸。那么这只狐狸如何想做刺猬的呢？伯林胸有成竹地悄悄透露道：《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个彼埃尔，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听上去感觉像是托尔斯泰如同伯林潜入思想文化界一般潜入了自己的小说，很神秘，很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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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剧照

当然，在《战争与和平》的众多人物之中，确实有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但恰好不是彼埃尔，而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阿纳托利。这可能很出乎世人意料，即便托尔泰本人都有可能不曾细想过他与这两个人物的神秘关联。因为那是作者本人的下意识操作，就像赛场上的球员想也不想地将飞来的足球一脚射进球门，托尔斯泰想也不想地将自己分别显现在了安德烈和阿纳托利身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诚实。

在这两个托尔斯泰的分身之中，安德烈显然寄托了托尔斯泰之于崇高的向往，即便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托尔斯泰依然让安德烈看着天空，进行有关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而不是思念他的那个可爱的恋人娜塔莎。这并非托尔斯泰此时此刻丧失了诚实，而是他太过醉心于通过安德烈来升华他的灵魂。相比之下，托尔斯泰在涉笔阿纳托利时诚实得如同在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般。其实，阿纳托利不过是托尔斯泰年轻时代的一段荒唐人生罢了。许多后来成为严肃伟人的通常都有过那样的青葱岁月。当然，为了表示忏悔的虔诚，托尔斯泰假借阿纳托利和盘托出的青葱岁月写得有些刺眼，竟然勾引天真烂漫的娜塔莎。虽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将娜塔莎写成安德烈的灵魂伴侣，但那样的纯真也很让人心疼。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自己年轻时的反省有些不管不顾，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像阿纳托利那样勾引过娜塔莎式的少女，都毫不留情地写将出来。

小说写到这里，托尔斯泰面临着非常虐心的选择，是继续跨前一步还是稍稍退后一步：倘若阿纳托利的勾引成功，那么小说就会具有不无残酷的暗色调。阿纳托利的勾引一旦成功，接下去的小说叙事再怎么温情也不得不撕心裂肺。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退了一步，实在舍不得。与其说是舍不得让娜塔莎蒙尘，不如说是舍不得让阿纳托利得逞从而将自己的青葱岁月弄得太过烂污。就此而言，彼埃尔算是一个妥协，既是托尔斯泰不让阿纳托利走得太远的妥协。也是他不想让安德烈太过痛苦的一个妥协。他让彼埃尔将娜塔莎给救了。从这样的妥协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是，托尔斯泰并不怜爱娜塔莎，他可怜的是他自己。他既可怜阿纳托利太过分，又可怜安德烈走向死亡之际还要面对娜塔莎的无知和因为无知而导致的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托尔斯泰因此而有了一个心结：娜塔莎太无知。托尔斯泰虽然制止了一场悲剧，但悲剧的女主角却让托尔斯泰有些耿耿于怀。而这样的耿耿于怀，刚好就是下一部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的源起。

图片《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托尔斯泰虽然拯救了差点沦落的娜塔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原谅了这个无知少女。在这场诱惑中，托尔斯泰制止了阿纳托利，却并不怪罪这个花花公子。因为托尔斯泰是个极度自恋的男人，绝对不会为了这场流产的诱惑怪罪年轻时代的那个青葱自我，而将责任断然丢给了那个可怜的无知少女。为了让少女接受他认为应有的惩罚，首先让少女长大，并且嫁为人妇。这便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少妇形象的由来。因为少妇沦落通常可以归之于无知，但少妇堕落却是无庸置疑的放荡。不管在别人眼里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在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就要是惩罚一个邪恶的女人。所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托尔斯泰报复差点出轨的娜塔莎的一句恨恨不己的内心独白。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本是因为替娜塔莎背黑锅而产生的一个人设。

但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的可爱又恰好在于，一进入小说写作，便诚实得如同一个种地的农民，从来不向他的庄稼撒谎。不管他有多么憎恨安娜·卡列尼娜，但他的那支笔却极其忠实地跟着这个人物行走，既不夸张，也不抹黑。正因为如此的忠实于人物本身，故而在《战争与和平》里的阿纳托利相应地变身成了渥伦斯基，那个勾引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从纨绔军官升格为多情种子。

十分有趣的是，原本那位忠厚老实的彼埃尔莫名其妙地成了僵硬刻板的卡列宁。托尔斯泰似乎本能地感觉到，假设安娜与彼埃尔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出轨的可能性不太大。惟有碰到卡列宁那么无趣的丈夫，安娜才会断然离家出走。出于形象塑造的忠实，原先的惩罚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了同情。亦即是说，托尔斯泰被自己的叙事导引着，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暗自点头：安娜离开那个傻逼官僚还是情有可原的。托尔斯泰由此悄悄地用卡列宁报复了彼埃尔，当初把娜塔莎交以彼埃尔手里，再出于无奈，也并非心甘情愿。把傻乎乎的彼埃尔变成蠢乎乎的卡列宁，托尔斯泰忍不住窃笑不已。你小子竟然夺走了我的娜塔莎，那么好吧，我让你变成卡列宁，让那个长大了的娜塔莎抛弃你让你蒙羞。这，便是整个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之创作构思的来龙去脉。

当然，读者最难忘的安娜最后的自杀：我要在那个中点惩罚他！安娜盯着铁轨上开始滚动的车轮坚定地告诉自己。安娜不自杀是不可能的。首先，托尔斯泰不允许；其次，安娜自己更加不允许。托尔斯泰不允许是暗中的，安娜自己不允许是明摆着的。一个为了爱情而飞蛾扑火的女子，哪有最后一刻畏惧火焰的道理呢？托尔斯泰再忠实于自己的叙事，最后时刻还是情不自禁地轻轻推了安娜一把：跳下去吧，我可爱的娜塔莎，这不就是你当初想要的么？虽然托尔斯泰一开始并没有设计过安娜的自杀，因为他没想到安娜会自杀，但最后他发现安娜只剩下自杀的选择时，既有些意外，又不无惊喜：原来如此啊。

就托尔斯泰的创作初衷而言，这庶几便是大功告成：该惩罚的惩罚了，该报复的也报复了。但必须提醒读者的是，不要忘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很作很作的并且专作女人的男人。就女人的角度而言，无论是那个女人叫做娜塔莎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作到这种地步，理当满足。让她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托尔斯泰还不肯放手。安娜毫无悬念地自杀之后，托尔斯泰突然发现：良心，他的良心怎么办？就这么把安娜推下去给碾死了？托尔斯泰毕生追求道德自我完善，安娜的死，让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很不完善。他必须想出一个让自己完善的办法，于是就有了玛丝洛娃及其叫做《复活》的第三部长篇巨制。

一般的刑事犯罪是先奸后杀，但托尔斯泰不是罪犯，而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者，方式是先奸后悔：先把玛丝洛娃给奸污了，然后使劲忏悔。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先将自己置于有罪的境地，然后开始长长的自我忏悔历程。据说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即便没有原罪也要制造原罪。当然，基督本人从来不认同这种方式。但托尔斯泰喜欢。这种忏悔方式与托尔斯泰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向妻子提出要散尽家财赎罪的疯疯颠颠如出一辙。做托尔斯泰的妻子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满足他的许多种角色，一会儿贵族，一会儿纨绔，一会儿作家，一会儿又是追求道德自完善的圣人。而托尔斯泰又从来不把身边的女人当回事，一会儿想像被人家勾引，一会儿猜测有出轨嫌疑，一会儿又很不高尚地拒绝他那种捐献全部家产的圣人善举。当托尔斯泰的妻子苦口婆心地说明这一大家子也得活的道理时，托尔斯泰恨不得杀了这个他在眼里世俗透顶的女人。事实上，托尔斯泰也确实在中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中过了把杀妻的瘾。遗憾的是，世人只知托尔斯泰很高尚，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妻子活得多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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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得非常枯燥。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拙劣的构思，先做主人，对女仆随心所欲；再做忏悔者，像狗一样跟在被污辱的女仆后面各种屁颠。最后算不算得道成仙，读者也只能见仁见智了。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其实是自我作践。可以说他的小说成功就成功地作天作地的作劲上，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最后被他的作给败坏了。从托尔斯泰八十多高龄出走最后死在一个乡间小站上，似乎可以判定，他最后并没有得道成仙，至少他自己觉得并没有成道，否则没必要作到那种地步。比较可笑的是，后世的读者被他的这种作给感动得五体投地：原来作家是如此这般修炼的，托尔斯泰原来是如此的伟大。他的最后一幕，比他的小说还要高尚。然后有人反驳：哪里，他在《复活》里已经非常高尚了。另一个忍不住挺身而出：他的《战争与和平》是最伟大的小说；又一个补充道：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写出了最让人感动的爱情悲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面革命的镜子。

从娜塔莎到安娜再到玛丝洛娃，从阿纳托利到渥伦斯基再到聂赫留朵夫，从彼埃尔到卡列宁再汇集到聂赫留朵夫，这些人物仿佛轮回转世一般，在托尔斯泰小说里转来转去。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由四部长篇组成的超长篇小说，是专门写转世轮回的，其中数《春雪》最为著名。相比之下，三岛写的转世故事一点都不像转世，而托尔斯泰无意于转世故事，却把他的三部小说写得很像灵魂转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小说里，仿佛要了结什么，却又始终了结不了。

托尔斯泰隐藏在小说中的那个灵魂，最后有没有获得救赎，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自己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的，因为从小说里根本读不出来。但他折磨女人的本身却是一目了然的。那个可怜的娜塔莎一会不小心被勾引，一会痛苦地忏悔不已，好像比弥留之际的安德烈还要悲惨。安娜就不用说了，跳下去自尽都没能一了百了，还要被托尔斯泰转世成女仆玛丝洛娃。那个可怜的女仆即便逃到西伯利亚，还是逃不脱托尔斯泰的追寻。因为托尔斯泰不能没有这些女人，托尔斯泰需要进入天堂的拐杖，而他身边的女人也罢，他小说里的女人也罢，全都是他的拐杖。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他和拐杖之间的恩恩怨怨。至于被伯林断定为托尔斯泰本尊的那个彼埃尔，连根拐杖都算不上。总之，罪与罚也好，善良与邪恶也好，伟大与渺小也好，就如此这般地在托尔斯泰身上纠结着，既成全了他的小说，也满足了他的灵魂救赎。这是个既跟女人过不去，又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同时又是个从来不撒谎的作家，坦率到令人讨厌的地步。尤其是他在《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历史宗教或者道德之类的喃喃自语，可以悉数跳过，不必当真。(未完待续)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上篇参见：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相比于托尔斯泰的冗长拖沓，契诃夫简洁扼要得从来不曾写过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这个不写长篇的契诃夫像莫泊桑那样没有宏大叙事，且不说他的戏剧，即便是他那些与莫泊桑并驾齐驱的短制，也透着天际线般的辽阔。但这在以赛亚·伯林却是非常不爽的。伯林假借拉赫玛托娃的口向契诃夫发难，说是拉赫玛托娃从来不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晦涩灰色的一片污浊。且不说拉赫玛托娃的肤浅，有点像中国当代某些体制内的女作家或者女诗人，伯林之于契诃夫的这种贬损有如一个无知的街头小混混朝一代宗师身上扔垃圾。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别具一格在于，犀利的目光深深地隐藏在谦卑的叙事之中。倘若说莫泊桑短篇有着法国式的高傲，不是高傲在贵族身上，而是高傲在诸如市民、妓女之类普通人的勇气和骨气上；那么契诃夫短篇则有如一个名医给人间社会开出的诊断书，不仅针砭浊世，而且直抵人性深处。《变色龙》、《套中人》之类撕开的不啻是社会现象，更是人性的卑微真相。《苦闷》、《万卡》、《渴睡》那样的作品将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写到了力透纸背的地步，从而足以让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显得极其苍白。试想一下，在那个向马匹诉说苦闷的马夫、在那个寄信给乡下爷爷收的男孩、或者在那个为了睡上一小会索性掐死了摇篮里的小主人的小保姆面前，聂赫留朵夫的那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当然，更不算什么的是伯林的阴暗，那种根本不懂契诃夫小说却非要阴损一番的阴暗。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伯林读不懂契诃夫小说，才会假借拉赫玛托娃抹黑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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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契诃夫的戏剧，假若伯林还有点常识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那是在欧美学府的戏剧系里当作教材的经典。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海鸥》，几乎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尼金》的别一种写法。同样的花花公子，在普希金笔最后收获的是失落，在契诃夫戏剧里得到的是自我惩罚。契诃夫的《樱桃园》更是戏剧史上永恒的经典，直到上个世纪，还有日本影人将此作为模本拍摄影片。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揭示出来的那种没落，契诃夫以一部四幕剧呈现得干净利索。我曾经这么说过，在俄国作家当中，惟有契诃夫同时兼具《红楼梦》里的恢宏和细腻。契诃夫戏剧舞台上的景深，与契诃夫的目光一样深邃而清澈。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小说戏剧中的冷静和理性会有碍其审美高度，恰恰相反，提升了他的审美起点。我猜想，假如康德也写小说戏剧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契诃夫这样的。最后，结论性的说一句：契诃夫是俄国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共同构成了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三棱镜。

由此反观拉赫玛托娃，不过一点小怨恨而已。其诗歌才华是有一些的，但并不如何出众。我比较看重的白银时代女诗人，是茨维塔耶娃。一个足以与伍尔芙比肩的前苏联女文学家。茨维塔耶娃在游历欧洲时交往的是才华盖世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纯粹就诗歌审美而言，里尔克的诗歌在他的时代首屈一指；只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更加让我感到震撼。这可能跟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相近的缘故。读里尔克是有距离的审美，而读茨维塔耶娃是无法抗拒的共鸣。当然，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茨维塔耶娃，都是伯林所读不懂的。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根本不具备读懂这类诗歌的审美能力。

伯林的本事是把帕斯捷尔纳克捧上天，从而藉此攻击犹太锡安主义者们极其痛恨的索尔仁尼琴。按说，这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都是因为发出了与苏联主流文学完全不同的声音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奖，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获奖；前者迫于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后者因为被苏联当局驱逐在外流亡而得以出现在瑞典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伯林的独具只眼在于，他看中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犹太人出身，同时又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于是，他一面拔高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政治性，一面贬低索尔仁尼琴说：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声音。为了打击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民族立场，伯林进一步攻讦道：我看他（索尔仁尼琴）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

伯林对俄国作家最恶毒的攻击就是不是知识分子，听上去仿佛是在谈论一群野蛮人似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伯林踢出知识分子属性的原因又不外乎这两位作家持基督教立场，有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伯林这种爱憎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更是犹太锡安主义的。陀思妥也夫斯也罢，索尔仁尼琴也罢，是不是知识分子根本轮不到伯林评判。更不用说这两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属性。倘若纯粹以作品而论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虽然悲怆，但比之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无疑薄脆一些。帕斯捷尔纳克出示的是狂风中的一片落叶，而索尔仁尼琴的手笔却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但这不是伯林关注的要点。伯林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非但不是犹太人，还有着与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定的东正教立场，并且还非常热爱俄罗斯民族。伯林的这种目光背后意味着的是，索尔仁尼琴在犹太锡安主义者那里很不受欢迎。而事实上，这位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在犹太人当道的美国确实备受冷落。没有学府聘请他任教，没有好莱坞导演上门改编他的作品。与《日瓦格医生》早早地被搬上好莱坞银幕相反，《古拉格群岛》问世之后在好莱坞始终无人问津。好在这伤害不了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就像他的前辈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强，在流亡期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的巨制《红轮》，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震撼的旷世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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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不仅在流亡期间有如一尊巨石般如如不动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苏联解体之后回到故国，依然倔强如故。按理说，解体了苏联的叶里钦，理当获得这位流亡作家的敬意，不料，他竟然拒绝了叶里钦发给他的大奖。因为他不满叶里钦与一众金融寡头沆瀣一气。当初出于无奈与寡头们结盟的叶里钦自知理屈，非但不加计较，反而盛赞如斯：“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叶里钦亲手提拔的俄罗斯新主普京，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傲气所在，不动声色地私下登门造访。叶里钦谢世后，普京主持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东正教葬礼。这既是向叶里钦的致敬，也是向索尔仁尼琴的暗表寸心。此后，普京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逐个清除了在前苏联解体之际崛起的那七大金融寡头，其中六个是拥有犹太背景的财团。这当然让犹太锡安主义者恨之入骨，同时也佐证了伯林为何对索尔仁尼琴那么咬牙切齿的缘由所在。叶里钦、普京、索尔仁尼琴，在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这两大认同上完全一致，只是当初叶里钦被迫权宜一下，普京没有那样的尴尬从而得以大刀阔斧，而这两位领袖背后站着的那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秘密，而是三位俄罗斯强者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呈示出的，是一个被深深伤害过的民族群体的同仇敌忾。

是的。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曾经深受犹太锡安主义的伤害，被***主义蹂躏过、被一九一七践踏过，他们怎么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叶里钦为什么为被布尔什维克歹徒灭门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公开平反？普京为什么那么痛恨一九一七？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要拼着老命完成《红轮》巨作的书写？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就是伯林为何那么贬损索尔仁尼琴秘密所在，也是由犹太财团操控的美国学府、媒体、好莱坞全都不待见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由此再反观美国大选之际，学府、媒体、好莱坞各色戏子们给善良的民众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可一目了然。***主义，白左的政治正确，几乎全都是当年一九一七的残羹冷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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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之间，并没有必要分出高低。经由大卫·里恩的执导，《日瓦格医生》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这部电影按照伯林的说法，应该是很知识分子的。里面充满了幽幽怨怨的小情调，小伤感，非常符合欧美学府里六、七十年代那些男女大学生的审美口味。当然，现在的欧美学府，情形不同了，被洗脑的大学生们全都转成重口味。倘若伯林要是活到现在，那么他忽悠那些傻白甜学生的腔调可能会改为故作神秘：你们仔细看看，奥巴马的老婆像不像个男人？你们有这么前卫么？

不管怎么说，犹太锡安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小看的，他们先后摧毁了世界上最大或者最强的国家，先是俄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意大利，最后轮到美国，轮到整个欧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话题。伯林在这个大话题里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俄罗斯，所以继续说一下犹太锡安主义者与前苏联的恩恩怨怨。

尽管整个一场一九一七是犹太锡安主义者的胜利，但也并非完全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托洛斯基当然是他们资助的，通过在纽约的财团资助，故而是他们的人；但列宁拿的是德国人的钱，弄不清是不是在德国的犹太财团的钱，也可能是德国皇帝那里的经费。好在不管怎么说吧，列宁与托洛斯基还是合作得相当愉快。当初，列宁赶到彼得堡时，暴动已然得手，全程由托洛斯基指挥。于是，彼此间有了谁做老大的问题。在那部托洛斯基的传记片里，两人僵持了一会，最后列宁提醒对方：你毕竟是个犹太人哪。托洛斯基立马清醒，一个犹太人怎么能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这就好比不管犹太财团如何牢牢地操控着美国，但要让一个犹太人当选美国总统似乎还不太可能。最后，托洛斯基让步了。老大老二的座位商定，两人配合默契。结果，他们共同发现，斯大林是个不和谐音。这家伙强盗出身，抢了钱之后投资革命。斯大林可说是俄罗斯版的东北虎，只是中国的东北虎抢钱没有投资革命的意思。由此可见，一九一七中的三个头领，三处财源。有钱才能有个性。斯大林的个性就是这么呈示出来的。用伯林的标准来衡量，斯大林显然很不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是个根本不讲游戏规则的人。虽然一样的抢劫，但托洛斯基和列宁达成协议之后就会遵守到底，但斯大林不承担这类义务。列宁一死，斯大林便开始了老大之位的争夺战。托洛斯基在这场夺位之中败北，被杀。斯大林与犹太锡安主义者之间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因此，伯林谈论起一九一七，眉飞色舞；但一说到斯大林时，马上恨恨地痛斥：铁幕！这可能也是所谓冷战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太锡安主义者认同一九一七，但不认同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他们拍手称快。尽管他们曾经在二战中支持过斯大林，借斯大林之手击败了希特勒，但他们始终不会忘记是斯大林除掉了托洛斯基。利害关系驱使下的政治，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并没那么深奥。

深奥的是对俄罗斯文化的解读。我所看到的比较有深度的解读，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的谈论俄国文化。他认为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后的西风东渐，在俄国形成了一种伪型文化。他以此区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前者是莫斯科城里崇尚法国文化的贵族阶层，后者是莫斯科城外那片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文景观（笔者按：尽管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家世也是贵族渊源）；故而，托尔斯泰呈现的是俄国接受西方影响之后的伪型文化，而陀思妥也夫斯基直接代表了俄罗斯那片辽阔的土地。大意如此。相比斯宾格勒的洞察，伯林的肤浅一目了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与否，还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全都是一种犹太式的小聪明小把戏。在文化与知识之间，文化是本然的，首要的，而所谓知识，只是对文化的解读。知识是一种习得一种积累，一种头脑的用功，知识本身创造不了文化。相反，因为文化的存在，才使知识成为可能。

在文化的呈示上，文学作品是最容易见出深浅的。虽然不必用高低评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但是《日瓦格医生》里的爱情故事，并不比茨威格笔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富感染力。我前面说过，犹太作家最致命的短板便是，一写到爱情便生硬，不知道该拿爱情怎么办。尽管改编的影片大导使尽浑身解数渲染其中的爱情元素，但最后让人感觉到的是，那个拉娜，当初真不该爱上医生男主。就此而言，卡夫卡还真是明智，一再拒绝与未婚妻走进婚姻殿堂。那个日瓦格医生在爱情面前，与卡夫卡的不知所措可谓大同小异，只是缺少卡夫卡的明智而已。当然，相比于脏兮兮的伯林，日瓦格医生再失败也是干净的。

伯林骨子里是一个变身了的威尼斯商人。或者换句话说，倘若莎士比亚舞台上的那个威尼斯商人摇身一变成了牛津学者的话，那么应该就是伯林这样的。正如伯林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作家，伯林同样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思想家。伯林极力推崇的俄国思想家是赫尔岑。伯林称赞赫尔岑的自传《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乃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伯林在另一处又强调：赫尔岑是真正的思想家，他也许是那些最早受浪漫主义理论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考虑到伯林的称赞就像他的贬损一样，是极其廉价的毫无参考价值的，故而不想在此多费口舌。我想说的只是，虽然赫尔岑是个在俄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痕迹的思想家，但并非是俄罗斯灵魂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往事与随想》涉及到诸多名人，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俄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并且又掺入自己的私人生活，颇有与历史同在的自我感觉。但假如将赫尔岑的这部被伯林捧上天的自传去掉，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一点不受影响。相反，对于一部俄国思想史来说，有些思想家是绝不能缺席的，比如恰达耶夫，或者别尔嘉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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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显然是任何一个俄国思想家在论说俄国思想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名字，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经有说，别尔嘉耶夫的著述更是将恰达耶夫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家细细品味。按说，恰达耶夫并没有留下什么煌煌巨著，其传世作品是由八封书信组成的《哲学书简》。但正是这些哲学书简之于俄国思想史，有如老子《道德经》之于中国哲学史一样的经典。因为这些书简里透出的是整个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底蕴，从而构筑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基石，有如南美的文明遗迹普玛彭古那般壮观。随便摘录几句，都能感受到那样的大气磅礴。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

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立刻想到的是基督。是的，基督，不是基督教。因为这里的表述只消将祖国改作基督教，将真理改作基督，个中奥义，一目了然。正如恰达耶夫将祖国和真理区分得清清楚楚，基督也在他的自传里将基督和基督教划分得明明白白。英雄热爱祖国，但智者或者圣人热爱的是真理是整个人类。所谓思想的高度，其实就这么简明扼要，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的唠劳叨叨。

恰达耶夫能够将真理表述得如此简要，并非因为他如何的渊博，如何的贵族，如何的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身陷与基督同样的境地，而是因为他有着与基督同样的洞若观火。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基督本身的精神光泽。普希金在那首著名的《致恰达耶夫》诗作中，曾将恰达耶夫比作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的先知。其实，《哲学书简》唤醒的岂止只是俄罗斯人，这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源泉。当然，由于恰达耶夫的十二月党人背景，其思想毋庸置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要不然普希金就不会在那首写给他的诗歌里聚焦于恰达耶夫在精神上之于专制政治的摧毁性。倘若可以作个比喻的话，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相当于美国立国者们的《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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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

就俄国思想史而言，从恰达耶夫一下子跳到别尔嘉耶夫显然跨度太大。但从精神承继的脉胳上，却并不如何突兀。相比于恰达耶夫的纯粹，别尔嘉耶夫的涉猎相当广泛，甚至还曾经接受过***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仅就精神渊源而言，别尔嘉耶夫不仅是恰达耶夫的承继者，同时也是诸如谢林那类德国思想家的发扬光大者。须知，别尔嘉耶夫对德国古典哲学一点不陌生，十四岁就读过康德、叔本华、黑格尔。

正是如此深湛的功底，别尔嘉耶夫在流亡期间的著述，起点很高。《自由的哲学》马上会让人联想到谢林的绝对自我，《人的奴役与自由》似乎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宛如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的续作，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美是自由的呼吸》，一看便知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纵深一跃！并且还表达得如此诗意盎然！康德美学旨在美的非功利和无目的，应该是相当浪漫了，浪漫得让伯林那样的混混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别尔嘉耶夫的美学更上一层楼，直接将美定义为自由的呼吸。仅此一句，便足以点亮一颗颗沉睡的灵魂。祖国沉睡不沉睡其实没什么要紧，该天亮时自然就天亮了，俄国经历了七十多年的苦难终于走出黑幕；关键在于灵魂的沉睡，是很难唤醒的。而灵魂的醒悟与否，审美是至关重要的激发契机。这一句美是自由的呼吸，能让多少沉睡的灵魂感受到当头棒喝那样的激励呀！因为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呼吸，美与生命相关，是生命的自我生长，自我扬升。正如恰达耶夫将真理置于祖国之上，别尔嘉耶夫将美交付给了自由的呼吸。俄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就是这样呈现的。

恰达耶夫对应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别尔嘉耶夫对应的白银时代，以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大批诗人为代表。与白银时代对应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是舍斯托夫，跟别尔嘉耶夫一样，后来也成了流亡者。伯林用赫尔岑贬低恰达耶夫，又以褒扬舍斯托夫来诋毁别尔嘉耶夫。他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褒贬这两位俄国哲学家：

我钦佩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很聪明，他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起源以及俄国思想家的观点是很精明的，但是，到他写自己的神学著作时，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对神学没有兴趣。舍斯托夫则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家，不受哲学教条的束缚。他敏感、宽容，有深刻的哲学见解。首要的是，他不夸大其辞。——《以赛亚·伯林对话录》

伯林不提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功底，反而攻击其神学著作，这就好比别尔嘉耶棋艺精湛伯林却说他篮球打得很糟糕；伯林不说别尔嘉耶夫与恰达耶夫之间的精神承继，而是很含糊的说别尔嘉耶夫写共产主义起源之类，那无非是在暗示别尔嘉耶夫早年的***主义信仰罢了，且说得云遮雾障，还以精明加以形容。但说到舍斯托夫，伯林马上提起精神了：又是表示钦佩，又是称赞其不受教条束缚，又是敏感，又是宽容，还要加上深刻。世人根本无法从伯林的这种故作高深的赞辞中感受到他所称赞的舍斯托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伯林非常喜欢那个人而已。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的喜欢吗？还是一个牛津学者对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同情？抑或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对一个俄国存在主义者的惺惺相惜？不知道。关于舍斯托夫的信息，能够从伯林那里得到的，只有这些个形容词。


平心而论，倘若说克尔凯郭尔深刻，那是成立的。因为那位丹麦哲学家将谢林的绝对自我归结为人的宗教性，亦即他认为人的存在在感性层面、理性层面之外的第三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对自我的这种认知，与中国先秦哲学家杨朱的贵己相近。当然，就西方哲学渊源而言，这是继谢林之后对康德哲学的再一次补充。

我在论说康德哲学时，特别提出己在的范畴，对应于康德的感性和理性。这其实也就是谢林所说的绝对自我。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古典哲学界碑，从谢林的绝对自我，既可以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此在、存在，也可以走向克尔凯郭尔的本真的存在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但是，舍斯托夫虽然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但他并没有弄清楚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在其著述中显得相当混乱。比如，将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比对，还算是差强人意，将克尔凯郭尔与路德相连接，就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脑回路了。因为将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回到一己的个人，还必须回到基督本身才能成为可能。而回到基督本身，又恰恰是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至于他的将黑格尔与约伯放到一起，更是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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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


总之，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是在《旧约》范围里的转辗反侧，从来不曾向基督走近过哪怕是半步。这是舍斯托夫的局限，也是伯林为何盛赞他的缘由所在，用伯林的说法叫做，舍斯托夫没有改宗。也就是说，舍斯托夫再流亡，也没有向基督致敬，而只是困扰于约伯的天平，叫做《在约伯的天平上》。然而，想要真正读懂约伯，必须读懂耶和华。这又是没有改宗的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基督像一盏灯，原本是照亮希伯来民族、照亮那个黑漆漆的旧约之地的，结果被扑灭了。没有基督之灯，在旷野里呼告个什么呀？没有基督之灯，又如何平衡约伯的天平？舍斯托夫再克尔凯郭尔，也无法在克尔凯郭尔的立足点上向迈前一步。因为回到一己的个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基督之爱，没有基督之爱的个人，不过一张枯叶而已。克尔凯郭尔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下一步，故而将人的存在从感性、理性走向宗教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宗教性？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弄明白。这可能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尼采嚷嚷着上帝已死，并且将矛头指向基督，这给整个西方哲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到今天才开始为人们有所觉察。

又正是因为舍斯托夫于基督完全茫然，所以他会在提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既有天然的视力，又有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他说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然形态，自明；而超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舍斯托夫这番话乍看起来很精彩，仔细一品，不对呀，什么叫做天使赋予他超天然视力？哪个天使？不就是基督么？舍斯托夫极其顽固的犹太立场，使得他就是不肯道出基督之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而以天使含糊之。同样，他说到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面对审判时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的活着。舍斯托夫察觉到了托尔斯泰的自我救赎意愿是如何的强烈，但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世人为什么会行尸走肉地活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旷野呼告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有个天平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耶和华罩着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获得上帝选民的资格么？不是的，都不是的。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

人之为人，并非做生意如何精明，亦非懂得用什么手段控制他人甚至控制人类，而在于有没有爱的心肠。这是基督当年想要告诉他的希伯来同胞的，结果却被他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假如舍斯托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极其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用煌煌巨著来写清楚的道理，那么他的旷野呼告就会转化成内心低语，他那个约伯的天平也会因为爱而获得平衡。但是，假如舍斯托夫如此这般地醒悟过来，一定不会得到伯林的半句褒扬，只会得到伯林那句恶狠狠的盖棺定论：不是个知识分子。

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曾经如此感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倘若恰达耶夫能够活到今天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类的世界性教育，也没有什么西方的传统或者东方的传统。无论是佛陀的慈悲、是苏格拉底的关爱还是基督的大爱无疆，都是不需要传统的，也是不需要世界性的教育来呈示的。尤其是当今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已经被所谓世界性教育弄得疲惫不堪。所谓教育，与人的存在一样，是无法普世的，只能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这就好比人的生理发育和物理成长，通常是缺什么补什么。伯林这样的犹太锡安主义者缺的是爱，是单纯，是朴实，要是能够减少点心机，去掉些狂妄，就已经算是朝身心健康迈出一步了。不管四处风光的伯林与流亡巴黎的舍斯托夫其人生其著述有多少不同，但他们头顶上那块犹太人的天花板却是一样的：坚决不认基督。

有关伯林之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哲学的种种攻讦，就先说到这里。伯林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但他所涉及的话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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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听众提问

提问一：伯林这样的现象在犹太学者当中很普遍么？

回答：不算普遍。伯林跟其他犹太学者，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等等，完全不一样。那些犹太学者不是锡安主义者，除了自己做学问和写作，没有对其他民族抱有什么邪恶念头。所以我说伯林是像钱壮飞、郭汝槐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起潘汉年，伯林玩得转的多了。潘汉年只有上海这个小舞台，伯林玩的是国际大舞台，伦敦、巴黎、华盛顿、以色列、耶路撒冷，到处飞到处演讲，谍影重重。可悲的是国内的知识界，竟然无知到了把他捧成一个大思想家的程度。

提问二：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憎恶是本能的么？

回答：应该说，既有犹太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也有本能的反感，还有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伯林不明白的是，牛津大学里一百个文学教授也抵不过一个陀思妥也夫斯基。

曾经有采访者问伯林：《白痴》里面的梅公爵和《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彼埃尔是否有相似之处？他回答说，两个人不一样。他接着就把梅公爵贬损了一通。他认为梅公爵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的，然后用反讽的口吻说是文学作品中的基督化身。你们要注意，在柏林嘴里的基督，都是讽刺的。犹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受基督，更何况犹太锡安主义者？伯林不会对基督有好话，他骨子里对基督很反感。他在说梅公爵是基督化身之后，强调梅公爵什么都不懂。然后故作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会活在世界上呢？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伯林的用词很狡猾，不直指基督，而是以怀疑基督化身的方式暗示基督那样的人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梅公爵这样的人，且不说是否基督化身，即便在中国小说里面都有，比如贾宝玉。这类文学人物确实是作为审美的符号存在那里的。但审美难道是子虚乌有的？我本来要写一篇有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专论，一直没时间。伯林的这番攻击，反倒让我觉得有必要将梅公爵与贾宝玉作个比较。

我在《20世纪西方文化风景》里面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托尔斯泰结束的地方开始的，虽然从两者的在世时间上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托尔斯泰在后。陀思妥也夫斯的写作是以《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作品填底的，他在刑场上的生死体验，几乎成了小说创作的心理前提，所以要比托尔斯泰深刻多了。这种深度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有几个作家经历过刑场体验？因此，是不是知识分子又有什么重要了？那个被伯林称作知识分子的屠格涅夫，虽然文笔很漂亮，但是其审美的高度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托尔斯泰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深度。但是，这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里面最难谈论的人，也可以说是俄国文学最容易谈论的人，几乎什么人都在谈，研究的不研究的都在谈，大众读物一样，很多人都在谈。只是很少看到有人谈到点子上。伯林更不靠谱。此人没有写过诗歌、小说，毫无文学创作经历，文学审美能力很差。但他却能够混媒体，混大众文化，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中国学界也有不少这类混子。

就小说审美而言，同样作为犹太学者，伯林跟哈罗德·布鲁姆根本没得比。布鲁姆不是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所以有一些正常的审美感觉。比如他谈到乔伊斯的时候，就能读懂一半《尤里西斯》。这部小说里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斯蒂芬，乔伊斯的自我投影；一个是波弟·布鲁姆，都柏林城里的犹太老头。哈罗德·布鲁姆没有读懂斯蒂芬，但他读懂了那个犹太老头。非常有意思。我在论乔伊斯的那部著述里专门谈论过。你们有空可以参看一下。

          （全文完）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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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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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 满纸荒唐见人心
王鼎钧 友朋说 2022-08-30 14:52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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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共4919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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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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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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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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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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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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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于以“客观”之名为奸臣反贼翻案？


O许石林


在“深圳文艺评论家群”见到一篇推介新书的公号文：《蔡京XX》客观描述历史人物真实面目。一本写宋代大奸相蔡京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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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奸相蔡京】


其文曰——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接近蔡京历史真面貌的作品，也是研究蔡京著作中将史料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得最好的书！”身居莆田，研究“三蔡”（蔡襄、蔡京、蔡卞）长达20年有余的郑某某教授说。
“本书作者写蔡京，有褒有贬，功罪交织。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二是正史总是把朝代兴盛功劳全记在皇帝身上，比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而把政权没落的罪过，全推给奸臣。而本书作者写蔡京，客观剖析上下各自的责任，是全新的创作思维。三是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多角度分析，多引用名家见解，这使得《蔡京XX》更客观可信，也更有价值。”


既然作者以“客观”标榜，三蔡眼前居然为亦推其“最客观”，那么在我“主观”看来，本书最大的弊病和危害正在于如上所言。


盖自古无奸不才，大奸大才。后世读书人，发言为文，褒忠贬奸即可，以考索为名，矫诬前贤以逞己之私，混淆是非，是为宋人所戒“以学问杀天下后世”也。


近来又频见书法界公号力推蔡京书法，其配文也千篇一律，无非蔡京是有才的，不能以其奸恶而无视其书法之才云云。
书法虽小道，然而此说既出，后生凡有所沾染，根基浅薄者其性本轻易，观此遂弃大伦而抱残碎，心志为之动摇游移。是亦为标榜客观之学问所杀之人也。


今人论学撰文，好标榜客观、理性、全面、辩证诸如此类。
其实，所有以尊重事实、多角度、客观、一分为二等等自诩标榜者，最终只有粉饰奸恶、曲护罪人而已。
使忠奸并立而格之以现代学术，结果必使奸恶凌越忠善之上，最终弃忠而立奸，其所谓客观者，必沦为为奸恶张目而已。故古人品人论事，必执一端推至极而道之，肝胆与贤者同，绝无今之高高在上、骄吝必呈之所谓客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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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不客观是个伪命题，凡标榜客观者，必是伪学。
古人只戒人“绝四”。而人分差等，难以绝尽之。诗旨“思无邪”而已，又岂能人皆无邪？故读书、言语、为文，意务立于诚，辞必尽乎达。述而为尚，作而慎之。不似今人，自诩客观，尽诬前人，其心可诛。


实际上，宋之奸臣如丁谓、蔡京、秦桧等，煌煌史书固彰灼其奸，申明其恶，而其人之才之言之善，亦显见于史籍，非尽为抹杀掩蔽。即如五代冯道，依阿诡随，败坏士风，由此不齿于欧阳修，而王荆公、富郑公不弃其善。这正是历史文献之“客观”，不以人废其事、废其功、废其言。孟子所云尽信则无之。正是学问文章瑰宝。非今人诬妄偷私之心逞翻案意志以为学术创见云云。


我所喜读且以为有益于后生晚辈者，类明倪元璐《题元祐党籍碑》之文，“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而不福君子。”——其言如长空雷电，震人魂魄。


读书人当为贤者讳其短，为奸者讳其所长。如此，以我之“主观”而论蔡京之书，其奸恶亦显纷披于楮墨之外，今浅薄者以为奇异而亲近推崇乃至夸张褒扬，此孔子所云“索隐行怪”也，即之者固不祥，模拟者致灾殃。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14 23:43

人物 | 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用一个世纪换天下桃李！

收藏人物 | 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用一个世纪换天下桃李！
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她将自己全身心托付给了中国教育，她就是杭州学军中学的老校长——俞芳。
      
1911年7月，俞芳出生在浙江绍兴。她的父亲俞英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蔡元培等人相熟，早年更是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裘士雄、娄国忠编著的《绍兴六百师爷》中，俞英崖占据一席。

机缘巧合下，她成为鲁迅“小友”
      
俞芳童年丧母，1919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姐姐俞芬带着她和妹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正是此时，她们幸运地成为鲁迅先生的邻居和“小友”。

俞芳的大姐俞芬经绍兴同学许羡苏介绍，与鲁迅母亲鲁瑞认识。鲁老太太从绍兴到北京，认识的人少，很寂寞。在北京听到俞芬姐妹的乡音后，非常高兴，两家经常走动。

在电视或课本中，鲁迅留给我们的印象，始终很严肃的。但在邻居和小友俞芳眼中，鲁迅却是一个非常平和友爱的人。俞芳所著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后，送给我和我妹妹每人一盆积木，那时这种玩具很少，几乎没见过，我们两姐妹乐坏了，马上就比着搭起来，鲁迅也参加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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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人眼里，鲁迅形象严肃，但俞芳先生却觉得他是一个亲切友爱的长辈

“与鲁迅熟悉后，我们之间变得无拘无束，鲁迅戏称我为‘野猪’（我生肖属猪），叫我妹妹‘野牛’（她生肖属牛）。我们两个也‘群起而攻之’，叫鲁迅‘野蛇’（他生肖属蛇）。对此，鲁迅并没生气，反而还笑着问：‘蛇也有野的吗？’”“那段时间，鲁迅比较重视体育锻炼，曾多次教我和妹妹做体操。鲁迅不但喜欢和小孩相处，而且还是位很善良、很知心的朋友。”“我们三姐妹都爱吃甜点心，这也正对鲁迅的胃口。因此，鲁迅每次捎回点心总有两份：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我们三姐妹。”

可见，鲁迅把俞芳姐妹当成自己的小友，在她们面前，鲁迅的童心完全释放。可惜，鲁迅在砖塔胡同61号只待了9个月就搬离了。此后，俞芳一直“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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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子周海婴偕夫人马新云看望俞芳先生

退休后，俞芳先生开始从事鲁迅研究，著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教育思想与实践》等。鲁迅先生一家几代人都惦记着俞芳老师。鲁迅儿子周海婴、儿媳马新云多次到杭州探望俞芳，孙子周令飞在2010年10月俞芳百岁诞辰时，也到杭州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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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先生（右）亲手切开百岁生日蛋糕，中为鲁迅长孙周令飞，左为学军老校长任继长

她成了让金庸先生最难忘的恩师

   
1935年，俞芳从北师大数学系结业后任教于杭州市立低级中学、嘉兴低级中学，教数学兼体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七所省立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炮火硝烟中，俞芳老师随学校内迁，辗转碧湖镇、福建省平田、广西桂林，直到重庆。1947年，联合中学才迁回嘉兴。

那个特殊年代生活的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寺庙当校舍，茅屋当教室，师生流离失所，连基本的吃饱穿暖都难以保证。早饭常常是很稀的稀饭，有几个豆子当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学生衣被单薄，即使冬天穿的都仍是草鞋，甚至身上生满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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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湖联初”校舍主要是借用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堂。叶家祠堂前面有小块空地，联初为师生用水便利，在这里新凿一水井，井栏上刻有“一九三八年联初建”字样，至今水井尚存，字迹清晰可见。

   
在俞芳先生的回忆里，在“碧湖联初”她晚上批作业时用的是浙西南一带用几根灯草作为灯芯的民间菜油灯。她常常给学生烧开水来烫衣被上的虱子，有时还要替痒得难熬的学生抓虱子。

有一位当年在“碧湖联初”读书的女生，名叫管慧英，她脚患末梢神经炎，疼痛难忍，慈母般的俞芳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替她按摩。有位学生，家庭经济很困难，交不出饭钱，没饭吃，俞芳知道后，就给他交了饭费。

在这种环境下教书，俞芳仍极其敬业，极其认真。在那备尝艰辛的流浪岁月里，她爱生如子，跟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建立了异常深厚的师生情。

而非常凑巧的是，俞芳先生在这时成为了金庸先生的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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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中学时期的同学录
      
金庸先生对俞芳先生十分尊重，每次到杭州必前去探望。按照金大师的说法，他在武侠小说上能取得如此成就，或多或少跟俞老师的教育有关系。
   
金庸先生回忆在“碧湖联初”读书时的日子，说：1937年，他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因日寇来犯，嘉兴中学先迁嘉兴市秀洲区西部新塍镇上课，次迁到杭州市临安县于潜镇乡间上课，再迁丽水县碧湖镇成立联合中学。而对于俞芳的师恩，更是让他难忘，还曾专门撰文祝贺恩师从教六十周年：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应当是她做老师的第三年。我虽不是她做老师最早的学生，应该算得是最早的学生之一了。俞老师先教我们代数，来教几何。她并不严厉，但也决不宽松。我心里很敬仰她，希望得到她的欢心，所以学得很用心，几何的成绩也很好。
    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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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与恩师俞芳先生合影（1982年）
       此外，金庸先生还在俞芳百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绝以铭感俞芳先生的大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余少年时于嘉兴碧湖学数学于俞芳老师门下，
今当老师初度百岁寿诞，谨誌数语以誌老师大恩也。
受业门生金庸谨书


晚年时光她爱“四人作业”更爱多动脑      

解放后，俞芳出任湖州中学副校长，1954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杭州大学）数学系教师，五年后，任杭州大学附属中学（后改名杭州学军中学）副校长，直到1975年告别讲台。   她退休后，有一次媒体来到她家中采访。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徐小翔回忆说，白叟思维活跃，侃侃而谈。俞芳先生老来喜好搓麻将，她说年纪越大就更要多动脑子，便时不时“下战书”约上“学生”伴她做“四人作业”。“学生”中有俞芳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保姆，她的家中总是欢声一片。此外，早晨浏览是天天的必修课，闲下来，她常常拿着放大镜，认真地浏览4份本地报纸。采访结束临别时，俞老执意要送记者一行到楼梯口，并目送大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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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四人作业”的俞芳先生      
无独有偶，丽水学院中文系教授李丹在俞芳老师102岁时也曾上门拜访。在告辞时，俞老依然坚持拄着拐杖将他们送出门。据熟悉俞芳先生的学军中学退休老师黄洵燕解释，这是俞老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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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岁的俞芳先生为《润物细无声》一书题词


从1911年到2012年，俞芳先生102载的生命连接了世纪的两端，从旧社会，跨入新世纪。人与人之间，都是匆匆过客。在这世间，她的出现，给别人带来无限的美好。
            
怎样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在俞老百岁华诞时，白发苍苍的她用自己的经验勉励后辈：“教师的工作是培养人的工作。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心和人格，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特长，加以鼓励和培养……教师必须十分注意自己各方面的修养，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这便是俞芳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17 01: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9-23 10:30 编辑

《倪学》倪匡创作五十年第九话：科幻小说
原创龙俊荣倪学研究同学会2022-09-1600:19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编：施仁毅，撰文︰龙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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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学——卫斯理五十周年纪念集》，施仁毅主编，王君儒、王铮、紫戒、

叶李华、董凤卫、甄伟健、龙俊荣、谭剑合着，香港丰林文化出版）


我续写了一段时间后司马翎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改了个叫「岳川」的笔名开始写，仍是三元一千字，一天两千字，最早连载的武侠小说叫《七宝双英传》。那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联络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那是一九六○年。《明报》是一九五九年创刊的，一九五九年的五月二十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我刚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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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小说《七宝双英传》，内地盗版作者署名梁羽生）



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金庸给我十元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元稿费，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元面额俗称「大牛」的钞票，和老婆二人拿着那张大钞笑了老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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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小说《南明潜龙传》，金庸题写书名）


我和老婆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那大牛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元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元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元。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

后来我又写了不少惊险小说，代表作是《女黑侠木兰花》，「环球出版社」的老板罗斌找我，在他的《武侠世界》杂志上连载。当时我已在替罗斌的《新报》写武侠小说。罗斌找我写武侠小说，比金庸还早，「倪匡」的笔名，最先也是在《新报》中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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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黑侠木兰花第一集《巧夺死光表》）


有人说我写《女黑侠木兰花》的灵感是来自之前在《武侠世界》上所连载小平的《女飞贼黄莺》，那并非事实。当初构思《木兰花》的时候，正是占士邦﹝JamesBond，或译作詹姆斯‧庞德﹞电影初兴、迅即轰动世界之际，所以应该说木兰花是一个「女占士邦式的人物」。《女黑侠木兰花》的故事后来还拍成几部电影，由曾江、雪妮和罗爱嫦主演。

当时我写的故事中，已夹杂不少相当科幻的元素，如微型通讯器、超级武器等等，不过正式写所谓「科幻小说」，是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年间的事。当时我在《明报》已经有两篇武侠小说的连载，分别以「岳川」和「倪匡」或「倪聪」作笔名，金庸叫我化名多写一篇，我说：「难道又是武侠小说吗？」那岂非是自己跟自己打对台？他也觉得那不是很好。我提醒他那时占士邦很流行，他便说：「那你就写时装武侠小说吧，时代背景是现在，但是主角会武功。」那很特别，我觉得可以一试，便在一九六三年，写了第一个卫斯理故事《钻石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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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花》在明报第一天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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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十話：地底奇人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17 02:19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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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開始寫衛斯理這角色時，也沒有什麼十分獨特的人物設定。小說中總要有個主角吧？或者可以說，衛斯理是個「什麼都懂得的人」。至於衛斯理的故事用第一身方式寫作，是故意誘導讀者信以為真，以增加閱讀的樂趣。早年真有許多讀者來信，問我所寫的是不是真人真事，我的回答一律是：「這是個不用回答的問題。」

連載的第一天，《明報》還在報頭特別寫了一開始時提到的那格聲明，當時用的字眼，是「現代武俠言情小說」，煞有介事地形容「衛斯理先生是一個足跡遍全球的旅行家，又是一個深諳武術的名家」，說是由報館邀請「衛先生」撰寫小說的，這也加強了真有衛斯理其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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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的衛斯理連載啟事）


故事角色的名字和我的筆名一樣，都是隨意改的，至於包括白素、藍絲、紅綾、黃絹及黑紗等女角的名字，都有相同原則，兩個字，姓是顏色，名是和絲有關的字，則是刻意為之的小趣味。

在《鑽石花》出現之前及之後，我筆下還寫過很多不同人物作主角的故事，但論時間跨度之寬、作品數量之多、讀者喜愛之盛，沒有可以跟「衛斯理故事」相比的，絕對是我的代表作。

《鑽石花》和第二個衛斯理故事《地底奇人》都是時裝武俠小說，大約是開始連載一年後，到寫第三個故事時，我覺得現代武俠和傳統武俠本質上換湯不換藥，為了求新求變，問金庸加一點幻想好不好，他說好，於是便在《妖火》開始，寫成幻想小說，靈感來自冬蟲夏草這種古怪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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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斯理小說《地底奇人》）



衛斯理的那些故事，我自己從來沒有說是「科幻小說」的，不過出版社一定要說是科幻小說，我也不反對。出版社給我出書，封面如何設計、採用什麼顏色等等我一概不理。理會這些事情幹什麼？人家要看的不是封面，而是內容；小說最重要的是好不好看，是不是科幻並不要緊。我很少看科幻小說。中國的科幻小說並不多，外國的又不好看，像艾西莫夫，人稱「科幻小說之父」，我卻覺得作品沉悶得要命，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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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


當初寫「衛斯理故事」是無心插柳的，後來出版單行本也是如此。當時我只是以寫武俠小說為讀者所熟悉，大部份出版社對出版科幻小說都沒有興趣，後來是「明報出版社」的負責人突然想到他們有一批廢棄的紙張沒用，扔了太可惜，就拿來出版我的科幻小說，想不到銷量不錯，愈來愈多讀者看我的科幻小說，我便也開始與科幻結下不解之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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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四話：投稿生涯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09 20:20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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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我去到香港後，父母家中地方很小，媽媽馬上帶我去買了一張行軍床，晚上打開睡覺，白天收拾起來。然後我就到處去找工作。當時香港經濟不好，要找份工極不容易。我來到香港，一無學歷，二不懂廣東話，三不懂英文，完全沒工作，唯有去幹最基本的雜工粗活了。

我當過很多雜工，最累的就是鑽地的工作。當時香港普遍的工資是一天三元，但是鑽地的人工可以達到每小時兩元，我身體好的時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時，時間再長就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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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地工人）


鑽地的工作就是兩手拿著鑽地機，「轟轟轟」的打穿地面，機器按力度分有一百二十磅和一百八十磅兩種，我當時年輕，肌肉看起來很像樣，他們給我試了一百八十磅的，在物理定律下，每打地面一下，就會反彈一百八十磅的力回我身體，很是要命。鑽地的工作做了兩個小時，臉龐和四肢都被太陽曬得黑黝黝的，而且全身都震得快散了。因為我又在染廠做過雜工，雙手浸在染缸裡面，脫皮得很利害。

一九五○年代由於「國共內戰」，中國大陸大批民眾湧入香港，同時又因而引入了資金、技術及廉價勞工，所以荃灣的德士古道、楊屋道及柴灣角一帶，興建了多間工廠，令那地方的工業發展十分蓬勃。那時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年輕人很多，大家聚集在荃灣人家棄置了的木屋裡，等待各樣工廠的工頭來叫我們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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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荃灣）


我們一班人實行「無產主義」的生活，例如六十個人，當天有三十個人被找去開工的，他們便同時負責餘下三十個人的生活，大家十分互助。那時候荃灣很荒涼，工作環境也很簡陋，但是我很開心，因為自由了，而且收到人工後，每天都可以吃得飽飽的。想當年在內蒙古捉田鼠吃的日子，哪有如此舒服？我覺得很滿足了。

我們一班互相照顧的從內地來的年輕人，約定無論任何情況下，某年某月某日出來聚會，初時有六十二人，人數一年比一年少，如今只餘下我一人了。其他的人不少都很有成就，有富翁，也有在美國當大學教授的。

我什麼雜工都做，每天人工平均是三元五角，但工頭會扣起你六角作介紹費，自己實收二元九角。這聽起來很少，但我已十分開心了。當時的叉燒飯才賣七角一碗，人家吃叉燒要半肥瘦的，我則要多肥少瘦，飯大大碗，叉燒紅通通而且漏油，我第一次吃時，驚嘆天下間為什麼有這麼美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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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燒飯）


我在江蘇省北部的日子，每天都要作體力勞動，一個月才分配到五十五斤白米，二十天便吃完了，長期捱餓，而且還經歷過大饑荒啊。我一天的人工可以買到四碗多肥少瘦的叉燒飯，高興到不得了。若果錢不夠而又不夠飽時，可以叫一碗賣兩角的「靚仔戴帽」，即白飯加汁，這叫法現在很多人都沒聽過了。

從小我就愛看書，初來到香港那兩三個月時間內，便看遍了本地所有的報紙和雜誌，一面看我一面跟人說：「這上面的東西我也懂得寫啦。」人家說：「你神經病，你懂得寫？你又不是作家。」我說我是真的懂得寫，周圍的人有的鼓勵我，有的說我神經病，有的完全不理會我。

我都不理別人怎說了，自顧自寫起來。那時有份報紙叫《工商日報》，徵求一萬字小說，每周一次刊登於副刊上，我花了一個下午時間，寫了篇一萬字的小說，寫得很認寫，寫完了又修改，改完了第二天又買來幾十張原稿紙仔細謄清，最後在上面打了兩個洞，用粉紅色絲帶串好，打個蝴蝶結，寄到報館去。那是我畢生最認真的一次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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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


那篇小說叫《活埋》，是講中國大陸「土地改革」時發生的慘劇，跟我的親身經歷有點兒關係。稿件寄去後不到兩星期，編輯聯絡我，問我能否寫長一點，於是我把本來的一萬字多寫三千字，共一萬三千字。小說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刊登，當時我也不知有多少稿費的，後來收到稿費，見竟有九十元之鉅，笑得我像瘋子一樣。我從來沒有賺過那麼多錢啊！我跟自己說這玩意兒真化算，我幹一天苦工才賺到三元五角，花一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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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八話：續寫小說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15 09:13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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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當時報館出色的文膽也不少，有編輯邱山以筆名「秋子」撰寫的專欄，很好看；有麥耀棠，即現在的「唯靈」；有政論家雷健，他的政論精彩到不得了；陸海安有個專欄叫〈新聞說明〉，專門解讀新聞、分析時事。而我最初就用「衣其」這個筆名寫雜文，專欄名稱叫〈虻居雜文〉，靈感來自小說《牛虻》，而且「虻居」跟廣東話「戇居」差不多，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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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先生以「衣其」為筆名寫的小說）


我在《真報》的職位是「助理編輯兼雜役」。我問社長：「我做什麼？」他說：「什麼都做，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好了。」


例如說採訪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給他買；字房裡說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評，我馬上就要寫三百字的影評，儘管電影連看都沒看過；甚至社長出去應酬，要六百字的社論，我也要馬上寫六百字的社論。那時同事都笑我是「通天主筆」。報館給我月薪一百三十元，半個月發一次薪水，可以維持生活了。

我的寫作路途，也不是從此一帆風順的。我以「衣其」做筆名寫的雜文，在香港文化圈子裡只算是另類文章，我的寫作生涯出現突破，是因為當時名作家司馬翎在《真報》連載的一段武俠小說，忽然稿子不來了，我就跟社長說：「這種小說，老實講我寫出來比他好。」社長不相信，我就說：「先續下去再說，因為他的稿子可能會來的。」

續了兩個星期，不僅沒有人看出來，而且讀者的反應好得不得了。後來司馬翎來了，大發脾氣，問：「誰敢續我的小說？」我說：「誰敢？我敢。」司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來歲，看了我續的內容，笑著跟我說：「續得很不錯。」我說：「豈止很不錯，簡直是寫得比你好！」把司馬翎氣得要死，哈哈哈哈！
我幫忙續寫司馬翎的小說，稿費每千字三元，每天寫二千多字，有七元稿費，一個月下來共得二百一十元，比我的薪金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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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作家司馬翎）


我第一次寫武俠小說，用句廣東俗語，是「打天才波」，不過無可否認，我確實有點寫小說的本事，後來金庸都讚好，連《明報》也向我邀稿。每個人都有一種本事，而我唯一的本事就是寫小說。現在想起來，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能夠得到這般際遇，還得感謝陸海安給我機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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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水浒传》是禅宗
牟宗三 日课live 2022-09-22 23:41 发表于福建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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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





水浒世界

文：牟宗三





吾尝云：《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请言《水浒传》。



《水浒》境界颇不好说。从其中的故事及人物而言之，较有凭借。然亦正因此，较易限定。一有限定，则《水浒》境界便不是《水浒》境界。酸腐气，学究气，市侩流氓气，皆不足以言《水浒》。吾常以为只从文字观之，亦可以悟。读小说者，总是先急于了解其中之故事，道说其中之人物，然后再进而解析其所表示之思想或意识。吾言《水浒》世界，岂不类于解析其思想或意识？是不然。如是，正是落于学究气。



吾不知其是何思想，吾亦不知其是何意识。久而久之，吾亦不觉其中之故事，吾亦不想其中之人物。吾只随手翻来，翻至何处即看何处。吾单看文字，即触处机来。吾常如此而悟《水浒》之境界。《水浒》文字很特别：一充沛，二从容。随充沛而来者如火如荼，随从容而来者游戏三昧。不从容，不能冲淡其紧张。



游戏所以显轻松，三昧所以显静定。其文字之声音色泽，一有风致，二极透脱。惊天动地即是寂天寞地。而惊天动地是如是如是地惊天动地，寂天寞地是如是如是地寂天寞地。如是如是，便是《水浒》境界。吴用说三阮撞筹，是那样地清机徐引，三阮之兴发上钩，是那样地水到渠成。吾不觉有来有往，吾只觉步步是当下。



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其惊险可怕，阴森狠毒，令人透不过气来。然而其文字一经从容回环，便令人透过气来，便觉无处不停停当当，洒然自足。其令人洒然自足处，不在报应，而在描述潘氏之干号。“话说妇人之哭有三种。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潘金莲干号了几声”云云，此就是《水浒》之从容也。其如是如是之境界，大抵由此等处烘托出。



若问其如是如是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则曰若可以说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便不是如是如是。此所以说单由文字亦可以悟之故也。



如是如是之境界是“当下即是”之境界。而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此中之人物以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就《水浒传》言之，自以无曲者为标准。无曲之人物是步步全体呈现者，皆是当下即是者。吾人观赏此种人物亦必须如如地（as such）观之。如如地观之所显者即是如是如是。



他们这些年强力壮之人物，在消极方面说，决不能忍受一点委屈。横逆之来，必须打出去。武松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决不肯低头。有了罪过，即时承认，决不抵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们皆是“汉子”。汉子二字颇美。有气有势，又妩媚。比起英雄，又是一格。禅家常说：出家人须是硬汉子方得。他们只说个汉子，便显洒脱妩媚。《水浒》人物亦是如此。承认犯罪，即须受刑。受刑时，决不喊叫。“叫一声，不是打虎的好汉。”在消极方面，他们是如是抵抗承当。在积极方面，他们都讲义气，仗义疏财。消极方面是个义字，积极方面亦是个义字。义之所在，生死以之，性命赴之。



天下有许多颠连无告者、弱者、残废者、哀号宛转无可告诉者，此种人若无人替他作主，直是湮没无闻，含恨以去。大圣大贤于此起悲悯心，伊尹之任亦于此处着眼，《水浒》人物则在此处必须打上去。所以他们常闹事，人海生波，与圣贤之悲，伊尹之任又不同。但无论如何，此皆是替颠连无告者作主之一方式。而《水浒》之方式乃是汉子之方式。



武松替兄报仇，实是替残弱之武大作主。其兄弟之情甚笃。武大在潘金莲眼中看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打团团转，三打不回头的人物，而在武松看来，却口口声声是兄长，决无轻视他的意思，只是系念他是个弱者，常被人欺负，临别时，嘱他晚出早归。武大哭了，遂说：即不出门亦可，只在家坐地。武大说他兄弟的话是金子言语，我只信他。像这样一个诚实人，可怜虫，若无人作主，便是昏了天地。我每于此起无涯之悲痛，深深之怅惘。



天地生人，真有许多不仁处，好像全无心地于不觉中夹带来许多渣滓，漂流道旁，像个蝼蚁，像棵干草。此种人物不必说被欺负，即其本身根本上便是可怜虫。彻头彻尾即须有人替他作主，以参赞化育之不及，以弥补天地之缺陷。不必到他被践踏了，被残害了，才为之作主，才显出他的可怜。我有许多最亲切的事例作印证，我无可奈何，天地亦无可奈何，我只有悲痛。我的怜悯之感，常是无端而来的。佛说众生可悲以此。



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他们，罪过无大小，义理无大小，你对不起他，你欺负了他，你就是错了。一错永错，便无甚可说的。你若说：忍耐点吧，则在他们这种无曲的汉子，不能有忍耐。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手段目的，而一切皆是当下即目的。然而人文社会就是有曲屈的。像他们这种无曲的人物，自然不能生在社会圈内。



“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普通说逼上梁山，好像是某种人一定把他们逼出去。实则还是从“对他”的关系上而看的。因此便有反抗暴虐，压迫被压迫阶级之说。须知此就是酸腐气，学究气，武松、李逵不见得领你的情。你这种替他们仗义，是可以令他们耻笑的。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被压迫者，他们并没有那种龌龊的自卑感。他们明朗而俊伟，所以是个汉子。现在的人必得以自己的卑鄙不堪之心把武松杀嫂的故事写成潘金莲恋爱的故事，直是污辱圣人。



他这种“当下即是”的汉子，本性上就不是社会圈内的人物。社会圈内总是有缺陷。政治经济教育俱平等了，而人与人间未见得即无争吵打架之事。所以这是人性问题，并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这些人并不能从事政治，亦不事生产，亦不能处家庭生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而又理无大小，罪无大小，一有不义，即时打去，而且一打常泛滥而不可收拾。试想此等人如何能处社会？在社会的立场上说，必是闹乱子；而在他们的立场上说，却是硬汉子。



吾尝思其故，此中确有一面真理。此面真理即构成所谓《水浒》世界。盖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只有上帝是如此，而上帝是真理的标准，本是在人以外的。现在《水浒》人物，是人而要类似上帝，自然非在社会圈外不可。



自社会人文上说，要做到当下即是，是不容易的。《水浒》人物的当下即是，不是人文社会上的，乃是双拳两脚的野人的，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的系统中之汉子的。



孔圣人不能用拳打足踢来维持仁义。他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曲中求一个“至是”。如是乃有文化。孔圣人是人与神的合一者。既是合一，则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王学所谓“全体是知能呈现”，程朱所谓“天理流行”，岂不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朱子临终时说：“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这个直却不容易。这个直是随孔圣人之圣人之路下来的。



如是，吾人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孔圣人，二者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世界。这《水浒》人物，既不能是上帝，因为他是人；又不能是孔圣，因为他不能处社会。所以只好在山巅水涯了。



金圣叹即于此而言作《水浒》者有无量之隐痛。若处于上帝与孔圣一面而观之，他们自是可痛的。实则亦不必。他们自身并不是可痛可悲的。我看作《水浒》者并不是根据什么大悲心而写《水浒》。如此解之，亦未免头巾气。读施耐庵自序，即可知其心境（人或以为此篇自序即是金圣叹作的。但无论谁作，我以为此篇文字可以表示《水浒》境界）。他们这种即时打去之行径，都是顶天立地之人物。首出庶物，无有足以掩盖之者。所以是自足而穷尽的。因为自足而穷尽，所以只有一个当下。此种自足而穷尽所呈现的当下，是极洒脱妩媚的。



他们也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说他们为的什么一定的东西，或表示什么一定特殊化了的背景，我以为皆不免学究气。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人或在此窥出他背后的寂寞，我以为他的寂寞只是无酒无肉，受了一套佛教文化的拘束。恐怕未必是普通人所意想的寂寞。我们常说耐住寂寞。耐住寂寞，就是固定个寂寞与不寂寞相对待。



一定要从《水浒》行径窥测它背后的什么背景，不如直翻上来直从他们的无曲行径体会《水浒》境界。说《水浒》是寂寞的表示，不如直说原始生命必须蠢动。他有那股充沛的气力，你如何叫他不蠢动？而蠢动不是境界，亦不是什么思想或意识。其蠢动之方式，成为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方是表得一个“如是如是”之境界。



李逵见各人下山搬爹取娘，便大哭起来。宋江问他烦恼甚的，他说他也要搬老娘上山快活。宋江让他去搬。结果搬不来，在深山中被老虎吃了。我曾向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禅机，请你细参。李逵决搬不上他的娘来，写《水浒》的人压根就不想叫他搬上来：理上不能如此。请问什么缘故。友人瞪目不解。人多于此不留心。实则是一个大机窍。李逵不去搬，不是李逵；去搬而搬得上来，也不是李逵。



照来布尼兹的哲学说，一个本体概念一经形成，则所有可能的谓词皆已含在里面了。去搬而搬不上来，是李逵一个体中必然的谓词。回来把他的经过告诉宋江等人，皆大笑。若说不替他惋惜，而却发笑，实在太不仁了。我于此也颇不解。实则并非不仁，而李逵自身即是可笑的。他的可笑掩盖了对于他娘的仁。若于此而不笑，便是虚伪。虚伪而可为仁乎？此就是超越了一切既成的固定的系统，而成就了一个当下即是的妩媚境界。此只能如如地观之。惟如如，而后觉其一切皆必然。



林冲差人去东京取眷，回来知道已死了，无不为之悼惜悲叹，以助其哀。然而此决用不到李逵身上。人文系统之仁，在此不能呆板其用了。此处确有一点禅趣。许多道理俱当作如是观。



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其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



同理，读《水浒》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亦是一个组织。《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



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



武松说：“武二这双拳头，单打天下不明道理的人。”又说：“我武二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禽兽不如的猪狗。嫂嫂以后休要恁的。”只是他们好为一往之行，乃是不学的野人，没有回环。所以不合圣人之道。然而他们却是另一世界。



他们的生命并非全无安顿。义是他们生命的着落点，只是没有经过理性的自觉而建立，所以不是随孔子之路而来。此只可说是原始的、气质的，所以只是一个健实的、妩媚的汉子。



他们作过即完，一切是当下，是新奇。他们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完了就完了，并没什么可躲闪回避的。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但是来也须来得妩媚，去也须去得妩媚：所以是个汉子。杜甫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此不是《水浒》境界。而《水浒》结尾诗云：语不惊人也便休。此方是《水浒》境界。



这个境界，出世不能为神，入世不能为圣人。殊不可由系统以解之。必须是在洒脱一切时的触处机来。《水浒传》自序云：“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之际，皆有所遇矣。”又云：“所谈未尝不求人解，而人亦卒莫之解。盖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之暇问也。”



吾之感觉《水浒》境界，在由坝子上，在树底下，在荒村野店中，在世人睚眦下，在无可奈何之时，在热闹场中，在污浊不堪之社会中，花天酒地，金迷纸醉，冷冬小巷，皆有所遇。我之感觉，颇不易写得出。比起写哲学系统还难。



以往生活，已成云烟。然而我未曾倒下去。我只因读了点圣贤之书，渐渐走上孔圣之路。假若有归宗《水浒》境界者，必以我为无出息矣。



本文来源：《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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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天外又冥冥——纪念金庸封笔五十周年
原创 巫怀宇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2-09-23 10: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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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读戏剧小说，除追其情节、赏其人物，也可观其世界。这三重视角可说是由实至虚，却也是由表及里。荷马、莎翁皆称诗人，其诗性既不在情节，也不全在人物，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性总关乎作品所去蔽的“真理”与拢集的“世界”。



今以此文，试谈金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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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巫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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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与意志

歌德认为，是古典与现代精神的相峙，造就了莎士比亚的天才。他在人物心灵的天平一侧放上多么重大的“意愿”，就在另一侧放上同样分量的“应当”，一边有多少“自由”，另一边就有多少“必然”。该解释也适用于金庸，其人物行为常由道德义务推动。义务的优先权最终须奠基于宗教，武侠的宗教即是“义”。在康德看来，守信诺是人性高于动物的尊严，而“活着”不过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历史世界中诸义务混杂矛盾，此乃哲学家之不幸，却是武士之幸；唯如此，诸善诸恶之间方有“侠”之自由，这些置生死于度外者，方如亨利五世所说，是那“少数幸福的人”。义务不是功利，没有大小比例，只分伸张与曲折。“尽”义务但求绝对，欠一寸亦属未尽，绝无从它处挪一尺来抵之理。为一人而杀百人，和为百人而杀一人，并无分别。既然一人能与百人对等，独自一人已高过百人之一。以多欺少者，纵然再正义，出手已自降一格；独树一帜与众人相抗者，哪怕邪魔外道，亦不失英雄气魄。向问天出场，如关云长单刀赴会，“群敌围困之下，居然仍是好整以暇的饮酒”；李莫愁落幕，如楚霸王乌江自刎，“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如此世界必重“质”不重“量”，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而让一士能与千夫抗衡的，是同样“质”胜于“量”的世界观：再多三流功夫也不敌一门绝世神功。

义务是凝固的和块状的，人的欲望、意愿和体验却是流变的。在侠义的世界中，行动者不会怀疑义务，而是任凭诸义务碰撞相击。如此世界若要成立，战斗与死亡必不能是急需规避的痛苦；“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方是义务论的彻底形式，直言律令中若强加了现实主义的和平，必然打折扣。诸义务越是困于矛盾，靡弱者越暴露出偏狭伪善，强健者勃发的意志却越镇定从容。且不说乔峰血战聚贤庄之前，须与故交先饮断义酒；就连东方不败杀童百熊之前，也须先历数昔日恩义。金庸世界看似一个义务论的世界，实是一个意志充沛的世界，无论善恶，皆以横来直去为高，委曲虚饰为下。乔峰说他为救阿朱深入虎穴，乃“蛮劲发作”；即便东方不败，最后仅一句“只怪你得罪了我莲弟”，也足见干脆坦率，不愧恶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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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央视版电视剧《笑傲江湖》剧照。

凡意志充沛的世界，必也有丰饶的欲望。且不论洪七公之贪吃、祖千秋之八种酒杯。就说段正淳多情，却对每一人深情，不是在情人死尽，而是在第一个情人因他而死时，就已决意要死。令狐冲被囚西湖底，以为身中奸计，立誓逃出后必须报复。如何报复？“丹青生的窖藏美酒，定要给我喝个干净不可。”生死难料之际仍不忘美酒，才是真好酒如命。至于武功，也是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老顽童左右互搏，自得其乐，囚居桃花岛不觉十五年光阴流逝。相反，日夕“苦”练武功者，如辟邪剑法自宫练剑，绝情谷闭穴功不沾荤腥，皆是苦行主义的隐喻。绝情谷中下人不能修此内功，却也陪着谷主没得好吃好喝，实属变态。公孙止闭穴功被破后，仿佛压抑撤去好色成狂，其武功变化与行为变化一致。在金庸的价值观中，快活、幸运（资质高）便是好，刻苦、自我剥削便是坏，正与清教徒工作伦理背道而驰。

金庸笔下人物，多难以真实性衡量。A.C.布拉德利将莎士比亚的每一人物当作真人揣摩，此法用于莎剧已有勉强，解释金庸则完全离谱。金庸的配角时常行事怪异，近乎神仙妖怪，只有线索与背景明确的角色最人性，因为线索和背景便是历史性的存在，亦是局限所在。配角之轮廓可以疏松，主角之笔墨却不得不细密。历史现实丰富之处，想象也会受限。例如令狐冲虽有潇洒天性，但被岳不群从小养大，须有些迂腐气。萧峰自小在宋朝受教，后来明白自己是契丹人，也最终看不破忠君道义与民族身份。这两位人物，如果心陷师门正派、宋辽身份固然不是他，但若彻底看破，却也同样不是。然而“人性”总难免流于“太人性”，张无忌的行动多被对他人的义务所支配，他更像是一张历史之网的纠缠点，而不像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志的人，正与其名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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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麦克白的悲剧》。

金庸的人物如群山耸峙，高低相间。不是道德的高低，而是不同的道德。方证、冲虚、风清扬的道德在于公正，对付魔教也须正大光明；黄河老祖、蓝凤凰的道德在于情义，拙率之人自是坦诚无曲。左冷禅、岳不群、余沧海属于“中间阶级”，实力与野心不匹配乃是大恶，太多对己对人的残忍皆出于此。金庸只爱那超绝与凡俗的人与事，对半吊子的二、三流角色没有好感。E.M.福斯特说，小说的价值观在于人物，美学却在图式（pattern）。高低相间亦是金庸小说的布局经营：只有冲灵剑法和独孤九剑是灵魂之寄托，至于剑宗和气宗、五岳剑法与尽破五岳剑法，都在背景中一层层衬着，晦明交错，隐显互彰。独孤九剑学成于冲灵剑法远逝之时，这显然是诗的理路，而非情节的巧合（类似杨过于小龙女离去后武功大成，只是独孤九剑精练超脱，黯然销魂掌沉郁浑阔）。情节行至关键，令狐冲须与左冷禅夺五岳掌门之位，面对小师妹却只能使出冲灵剑法，固然是不分轻重。只因“在他眼中看出来，这嵩山绝顶的封禅台侧，已成为华山的玉女峰，数千名江湖好汉，不过是一棵棵树木”，根本无所谓轻重，“重”者不过是人数众多。从功利的观点看，阻止左冷禅乃第一大事；在艺术中，关乎左冷禅的事，再重要也是轻的。类似的天下英雄云集，主角却旁若无人的图式，也出现于重阳宫外杨过、小龙女的身上，和少林寺中众豪杰欲杀萧峰，虚竹、段誉却与他当众结拜誓同生死的情节。

金庸笔下最常见的义务便是报恩与报仇。复仇是文学中最永恒的主题。同是复仇，高人与小人却大不相同，其间差别不仅是高人为义务所驱动，小人为仇恨所役使，更在于复仇之后：萧远山大仇得报，却空虚异常：“我无处可去。”“路已走到尽头。”后遁入空门。小人报仇凶险阴诡，林平之对青城派如影随形的对等复仇犹如凌迟，最终在杀掉余沧海、木高峰之后心性成狂。复仇故事的永恒问题是：既然徒劳无益，何苦复仇？答案便是：这一拳打出才算是“尽”，唯此生命方得顺畅，打出后是生是死在所不顾。宁可要大仇得报后虚无的正义，也不要无能复仇的徒然苦恨。义务论道德中的形式主义，典型地体现于康德顽固的报应刑论，仿佛对恶人施以相同恶行就“普遍地尊重”了其人性。反过来说，复仇广受文学家青睐的原因，绝非其善，而是其形式美，其对称与平衡。凡义务皆有形而上学奠基，那比个人意志的复仇更古老的，是冥冥中的罪孽与报应；前者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动机，后者是埃斯库罗斯悲剧的骨架。殷素素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正在于她其实毁灭于十年前的报应。史前的罪孽会延续到历史上，在你最无力承受的时刻横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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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与超越

报恩与报仇是儒家义务，超越它的是佛教。在佛教看来，义务也源自执着。玄慈误信慕容博之言杀死萧峰一家，平庸的作者只会写成复仇故事，然而萧峰误信马夫人栽赃段正淳之言误杀阿朱，方知此非复仇故事，而是关于人的悲剧缺陷（hamartia）的故事。乔峰夜探少林寺目睹玄苦之死后，有一处寓意深远的情节，就是他瞥见一个极眼熟的身影，却不知是何人。然后，他就在菩提院内镌刻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经偈的铜镜中，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整个的自己，“心头被什么东西猛力一撞，登时呆了，他只知在这一霎时间，想起了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然而是什么事，却模模糊糊捉摸不住”，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次看到自己背影，总是心下不安”。萧峰虽堪称金书第一大侠，作者却未将他完美化，而是保持了超然的公正，这使得金庸在其众多人物之间并无明显立场，而能从一个更高的视野俯瞰角色的一生。

再如陈近南，一位冲向巨人的骑士，身旁的韦小宝告诉他：鞑子皇帝不是巨人，而是风车。只是陈近南完全执着于忠义，便比不上堂·吉诃德对桑丘的回答“显然，你对冒险尚且一无所知”那样开阔。他的死更比不上“大好人阿隆索·基哈诺”的临终醒悟，所以《鹿鼎记》的主人公才是韦小宝而非陈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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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香港电影《笑傲江湖》剧照。

相比执着于义务，金庸更擅长写为爱执着者，常把他们写得极美。杨过清除情花毒后离开绝情谷，第一个去处便是古墓，“但见凤冠在床，嫁衣委地，徒增一番伤心而已。”他明知小龙女不可能在古墓，却必须回去，否则心中念想便无法了结，此后也无法上路。女扮男装的李文秀必须问苏普，如果她的坟也像《梁祝》里那样裂开，他愿不愿意跳进去，变成蝴蝶？尽管“她其实早已知道了答案，可是忍不住还是要问。现下听到答案，徒然增添了伤心。”远远望见的结果仍不够让痴情人折返，不把路走尽绝不能死心，因此宁可去寻一个确定的死心罢了。

然而李文秀必须扮成不是自己，才问得出她的问题。为了在意志充沛激荡之世界，让这些心无曲折之人演出曲折的情节，缓急有度、柳暗花明，金庸有时要让主人公们陷入盲目。否则那些自然生发的爱恨、坚如磐石的信念、充满行动力的人物，会让事情要么无法开始，要么急速奔向尽头。越是神话般的力量，越须佩戴着夜色的面纱出现；越是重要之人，越难见真相。梦郎梦姑的故事，正是丘比特与普赛克的大团圆版本。与李文秀不同，梦姑在黑暗中先问梦郎“到底是谁”，却又不让他说，“我怕你一说，我这场梦便醒了。”令狐冲答应婆婆不看她一眼，一路不回头地走，必须跌落山涧，以水为镜才得看见，他对任盈盈也是先有敬、再有爱的。仪琳只有在看不清重伤者就是令狐冲时，才肯对曲非烟说，只要令狐大哥能活过来，自己愿为他死一千次。以上这些人虽盲目，心眼却明亮。游坦之用双眼换来阿紫重见光明，阿紫却在看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庄聚贤就是铁丑后落荒而逃，这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谓醒悟（anagnorisis）真相时刻的残酷。单从诗学意象上说，当意识到可怕的真相，伊俄卡斯忒也曾逃走，俄狄浦斯也曾自毁双目。从《李尔王》到《浮士德》，目盲常见于西方悲剧，也是金庸常用的意象：执着于仇恨与权力的林平之、左冷禅心眼已瞎，故必须在复仇与夺帅的决战中毁去双目，方显出罪孽与报应的精准对应。游坦之的目盲则有双重的意义：盲目的既是他，也是命运，因此悲剧性更深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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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改编的电影《乱》。

佛教虽是对儒家义务的超越，但凡有“教”，就有清规戒律。童姥从少女到老妪，对于小和尚虚竹而言自是佛理的显现。虚竹背了童姥几日便不敢再背，因为她“是大姑娘了，不是小姑娘了”，童姥却说，“姥姥是九十六岁老太婆，你背我一下打什么紧？”童姥让虚竹自愿破戒后，终于“姥姥赢了”，万分得意，还教小和尚“率性而行，是谓真人”。童姥行事颇有任我行之风（从坏处讲，就连生死符也类同三尸脑神丹），唯独看不破对无崖子、李秋水的执着。虚竹劝她不要烦恼，童姥却怒道：“我偏要想念你那没良心的师父，偏要恨那不怕丑的贱人。我心中越是烦恼，越是开心。”歪理也。金庸人物之可爱，正在于常人话到嘴边自觉不对会吞回去，而率性真人却不怕说完这般明明歪理。强力的生命一言一行必求说尽做尽，彻底畅达的歪理哪怕直撞南墙，犹胜萎缩曲折的不尽之理。很难说她还爱不爱无崖子、恨不恨李秋水，时间沉积下的，也只是执着罢了。

金庸超越了古典，其戏剧冲突不源自“忠孝难两全”或“家庭与城邦”等义务之争，而是义务与意志的争执。义务的必然性主宰一切，人物却充满丰沛的自由意志。对个人意志的肯定显见于对“偏见”的肯定。赵敏说：“我偏要勉强。”李文秀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黄药师愿让杨过改投他门下，便可名正言顺地娶小龙女，杨过却说：“师徒不许结为夫妻，却是谁定下的规矩？我偏要她既做我师父，又做我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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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妇素手裂红衫”。2018年大陆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剧照。

没有道德义务，便不是金庸，黄老邪说：“我生平最敬的是忠臣孝子”；若尽是道德义务，赵敏峙无忌的三个承诺阻止他成亲，也不是金庸。唯独这个“偏”字才是。郭靖为正，杨过为偏；恒山群尼是正，不戒和尚是偏。没有正见，就无所谓偏见；一切若皆只是“意见（doxa）”，门派宗主也就只是“意见领袖”。在现代人看来，那些“名门正派”才多偏见，“偏”者反而不拘一格。古典英雄是社群价值观的卓越典范，现代英雄却是超越并克服了环境的人。古典的义务是执着，但在另一些古典思想看来，现代的意志也一样是。金庸生于二者相峙之时，那一代人无论思想上多么反传统，都见识过较完整的传统世界。后来人无论多么想复古，都只剩破碎不堪的符号，最多只能在“灰色的理论”中思想。义务与意志间的最大张力，只出自那个承前启后、不可重复的时代，能够在那样的时代享有自由，是艺术家的最大幸运，他既活在庄严的传统中，又活在饱满的希望里，略试身手就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然而现代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哲学原则，我们从未彻底现代过，也正是在与古典的争执中，现代精神才被激发出最高可能性。传统越是积累丰厚，越是沉甸甸，那豁醒自立就越是慷慨豪迈、发皇奋扬。待到时过境迁，技术与德性分裂，人也如剑宗与气宗般狭隘。刘慈欣便生于这精神远为破碎贫瘠的土壤，生存危机时刻列于排他性首位，欲望皱缩、意志不展，其人物塑造必遭诟病；只有那周期性脱水晾干躲过危机的三体人，却也是堪比贾科梅蒂雕塑的魔幻现实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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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梅蒂经典雕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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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诗
西蒙娜·薇依曾说《伊利亚特》是“力量之诗”，武侠小说与英雄史诗大不相同，却也属此类。唯有力与美的同一，方能释放其全部艺术潜力。人的诸多强力被隐喻为武功，凡切近生命之学，终能相互通达印证，其最高表达即独孤求败剑冢的“五境界论”、扫地僧论武学与武学障（知见障）。在小说的世界里，并非主角，而是高人代表作者的思想。风清扬借诗论剑，波德莱尔以剑比诗（参见《太阳》），金庸的理想是江湖客，波德莱尔的理想是游荡者，本雅明评道：“英雄是现代性的真正主体”。很多人说金庸“武戏文唱”是将武术哲理化，但书中神功若以武术观之，过于匪夷所思，无法理解为武功的“文化”，反而更像哲理的“武化”，假借武功的外壳罢了。上乘武学常暗合哲学，不限于金庸本人熟悉的儒释道。风清扬论“无招”境界，便如雅克·巴尔赞说，教养是忘记毕生刻意所学之后留在身上的东西。姑苏慕容的斗转星移，要求深入对手的根据，于肯定中见否定且反之亦然，而非作立场相争的外部批判，这便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要求。逍遥派的小无相功若是道德哲学，便是幸福之道无形无相；天山折梅手“是永远学不全的”，却能够“将天下任何（有形有相的）招式化入其中”，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之要义。

武功是学问的隐喻，讲究循序渐进，内功根基浅则不能学上乘武功，否则易走火入魔。这绝非幻想，而是极真切的。高深学问大多反直觉，虽不离生活世界，却超越日常尺度。狭隘的心性在切近窄小的日常生活中尚且问题不大，但到了概念密不透风的境地，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执着生畏缩，畏缩生含糊，似能弥合矛盾，实则淤塞不畅，终无所成；学问讲求超越，尽破天下招式的“无招”之学，例如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落于庸人眼中必是要批判“虚无主义”的。执迷者“逆练”，逻辑规律虽难违背，价值秩序却可颠倒，以逻辑的强度固化畸形的价值秩序，使原本只是软弱的精神变成坏的。任何批判和理论，都以前批判的生活世界为根基，根基孱弱是逆练的原因；而逆练区别于正练，也在于它以损害自身源泉的方式获得暂时的力量，表面的威力建立在不稳定的悖结矛盾之上。同时，招式只相当于逻辑技术，其威力取决于内功，即学问与生命的关联。学问之间的相互批判，也是前批判的生活世界的坚实程度，决定了批判的力度；根基不实的批判只会如泥牛入海，甚至会像撞上镜子般反伤自身。因此，对于从事此道者而言，强健是原初之善，软弱是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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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1997年TVB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按苗力田先生的说法，康德的德性观是“德性即力量”。武功是身心力量的隐喻，也是塑造心灵的外在条件。金庸人物之品第不在伦理善恶，而在于充沛与靡弱，充沛者便如尼采所言“浑身是力”。如此意志勃发、气力盈溢之人，遇不平不忿之事，立即便是一拳打去，能否打得过另说。从充沛与靡弱中，衍生出了高贵与卑贱。凡旷世奸雄皆有不凡风度。慕容博武功精湛，其人也格局绰大、思谋深远，不惜以自身为弃子，提出只要萧峰兴兵南下，燕辽吐蕃瓜分大宋，便当场自刎以遂萧氏父子复仇心愿。鸠摩智的武功是偷来的，其心眼也多有小人之虑，担心萧峰出尔反尔。慕容博却说“萧大侠英名远播，一言九鼎，岂会反悔。”被天下人误解、排斥的萧峰，偏偏为仇敌所信赖，已是高下立判。可叹萧峰的心胸仍非慕容博所能猜度。他拒将国事家仇混为一谈，强者习惯了自由，而不习惯受制于人。一事要就一事之理解决，自己的事就在自己身上解决，绝不牵连旁涉其他，更不屑用道义去做交易。

武功不同于金钱或权力，它不是身外之物，而就是身心本身，因此很难交易，也更排斥“异化”。身心强弱与善恶关联不大，仅关乎一整个生命是否舒展畅通。武功收发只在一念间，豪侠行事也多凭第一念，故常有“误伤义士”之恨。顾随说，这“第一念”即纯白诗心，道德理性已是第二念，至于顾及他者之目光则尽是杂念。亚里士多德说人皆欲求知，孔子却说学问有为人、为己之分。生命一遇为己之学，便心随意转，情不自禁，不练是不可能的，练了不用亦不可能。武心如诗心，所谓武学资质，也以刚毅木讷为高，巧言令色为下。然而道德善恶（第二念）之重要，在于它组织了众多直觉（第一念），亦会内化至身心。因此，往上走至鸠摩智的水平，歪念便会造成极大障碍；任我行的武功一味霸道，也是性格所限。招式是“术”非“道”，然而不可得兼的“术”却也要自相矛盾的“道”来催动，难免真气反噬。今人多相信学问无关人品，只能说明知识分子大多连这层障碍都望不着（更遑论是否够得着），自甘流于庸见，做的尽是不入生命的学问。金庸笔下诸多武功与门派自北宋传至清初，却是江河日下；犹如“一切文体始盛终衰”，根本便是因为“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术”的天花板是日月神教十长老：再精妙的死招，也可一招即破。但风清扬说，招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非得用生命中至深至诚的部分去求那人剑合一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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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1997年TVB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艺术作为白日梦，不是模仿生活，而是以既相合、又逆反的形式重组一个世界。正因为现实政治惩罚生命力旺盛者，充满逆向淘汰的机制和扭曲压抑的奴隶道德，得势者多为岳不群、吴之荣、全冠清之辈，武侠的世界才令人神往。正因为残酷的政治现实最多只容得下“潇湘夜雨”，一曲“笑傲江湖”才成为艺术中的绝唱。

金庸为自己所属的知识群体造的梦，是一个道理与武力成正相关的世界。首先，《理想国》开篇就说：如果对方不听，讲理也没用。苏格拉底被人架走后，只能谈谈“理想的”政治。知识越多，拳头不一定越弱，但拳头的相对比较优势一定更弱；人只愿在擅长的方面与他人比高低，“文弱”是一个必然现象，不复有蛮族勇武，这才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源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这句诗反过来说便是：行动上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遁入了观念的内在堡垒。金庸却把《太玄经》写成武功，能打自然就不会没出路了。其次，金庸生于二十世纪，至此意识形态爆炸的时代，学问江湖中多得是花里胡哨、破绽百出、能看不能打的浪得虚名之辈，其功夫要么神秘奇葩，要么简陋变形，不为在华山之巅尽破打狗棒法，只为如星宿门人那般喧哗取宠。在武侠世界，这种人刚上擂台就会把自己绊倒。学者们如果用剑而不是笔、以血而不是墨的态度“以言行事”，也会诚实得多，裘千丈们也会少得多。

基于武力的政治权力，也与身心力量有紧张关系：耶律洪基、左冷禅、任我行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是最大的恶，是因政治之恶有大小比例，远超个人恶行。相反，高人皆隐士，或以雕为伴，或为藏经阁扫地僧，或隐居琅环福地不愿回逍遥派，或隐居后山不见华山派人，就连早年政变上台的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后也成了黑木崖的隐居者。可见在欲望的等级上，金庸与柏拉图相近：高人不愿参与政治，他们关心政治，只因不想被更蠢或更坏的人统治，但偏偏只有不愿统治他人者最适合统治。方证、冲虚力劝令狐冲夺占五岳掌门之位，恰因他志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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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败。1999年香港电影《笑傲江湖》。

权力欲是生命中更优质的直觉不满足而膨胀出来的，权力的形态也与武功相配。武功强悍者如任我行，其权欲也快意恩仇、嚣张大胆；岳不群武功拘泥不化，其人也是个永远正确的道德狂，两方面皆是华山内战中严酷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政治上，虚伪之恶较凶暴更小些。然而虚伪者扭曲而凶暴者猛直，于德性论中，猛直犹胜扭曲（如谢逊、萧远山），是因莽悍者尚有气力自新，扭曲者却已逼仄磨尽也。武功越低微、人格越自卑、品性越无耻，就既有更大动机，也只需付出更小成本去依附朝廷；这倒不是说朝廷一定坏，原因在于武士乃天然贵族，卖身帝胄就从主人降为奴隶了。鲁迅说，旧武侠小说之英雄“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宠”；金庸却认为“甘为鹰犬”乃卑鄙之事，大理段氏四家臣也要化作“渔樵耕读”才说得过去。唯一例外，是刘正风欲退出江湖去做官，庙堂与江湖恰巧颠倒：当江湖成为凶险的政治场，庙堂反成了归隐地。金庸小说中最追求权力的慕容复一朝梦碎，毕生心机戛然而止，事已尽败而欲望未绝，他也会被逼至一个隐蔽角落，继续仅属于他一人的千秋大梦。慕容复的结局如此神妙，正是权力与隐逸的交织变奏所成。他要的正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反题便是天地间再无自处之所，只剩下疯人的梦境，成为退缩的最后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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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虚实之境

如果侠义之道必有“狂者进取”，隐逸之道就是“狷者有所不为”。隐逸不是对权力的反叛，而是脱离。彻头彻尾地反叛，便是丁春秋那般欺师灭祖了。令狐冲遇到嫉贤妒能的师父，是不会如财前五郎（高级武士）反叛东贞藏（大名）的；财前五郎拉帮结派，令狐冲绝无可能这样做。以“武侠”或“医疗”等故事外壳区分文学是愚蠢的，独孤求败说“不滞于物”，风清扬说“手指也是剑”，剑和手术刀皆道具而已。金庸偏爱的隐逸者皆倾向于脱离政治，而非在其中改变它，他们改变世界的过程是人生的轨迹，而非目的。小说既不是诗，也不是纪录片，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有紧张关系：正如义务没有大小比例，境界也有高低而无大小（小擒拿手未必不敌大擒拿手，正如小乘未必不如大乘），艺术须追求人类存在的奇伟瑰怪的可能性，如此必然轻视徒具数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的社会价值寄于困于其中的人，而艺术价值却偏爱以或智慧、或愚痴的方式超越了它的人。越是扎根于普遍性的人越抽离于社群，人越是独一无二地高出常人，就越难限于社会身份，也越容易真正地脱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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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谐”。电影《笑傲江湖》剧照。

归隐之道非顺非逆，而是“偏”。杨过和小龙女实现了它，而萧峰和阿朱没有；曲洋、刘正风因时势骤变未及逃离，江南四友却从乱世中退身，“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但毕竟是借来的十二年，当政治灾难终究追至，黄钟公最后说，“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隐逸不是消极的生存态度，恰是侠义之人宁折勿弯的归宿。当任我行再临梅庄，黑木崖来使纷纷投降，黄钟公却宁死不曲，这正是因为黑木崖的阿谀摧毁了教众的傲骨，孤山梅庄却保存了黄钟公的精神世界。当今文艺青年们只说“我的精神角落”，三十年前王小波却说“我的精神家园”；回追到六十年前的金庸，即便隐士也堪称有“精神世界”。家园建基于世界上，角落保存于家园中。若不求一世界，角落又寄于何处呢？

从进取的方面讲，诚如傅雷所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从更私人的角度说，一个角落能够成立，必已绽出了一个世界。令狐冲重上华山时，来到岳灵珊出嫁前的旧屋，已是“积满灰尘、四壁萧然”，却在抽屉里看到童年的玩具，“不是令狐冲给她做的，便是当年两人一起玩过的，难为她尽数整整齐齐地收在这里”。萧峰下少室山后，于义父母的旧屋中暂留，同样在抽屉里见到童年时的玩具，瞎眼的阿紫劈断了挡道的纺车，不知是他义母的，萧峰便怒不可遏。回忆之重要，首先在于人生的完整性，九难师太重回紫禁城旧居，便又记起了曾经的长平公主阿九；其次在于时间的不可逆，杨不悔舍不得吃糖人儿，直到糖人儿化了，伤心地哭，张无忌给她买更大更好的，她却再不要了。如此一个被回忆封存于时间中的世界的极致，便是蛛儿最终醒悟，自己喜欢的是回忆中的少年张无忌，不是长大后的曾阿牛或张无忌，“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张无忌啦，我要寻他去。”

回到家乡（Heim）——这一理想的极端，如任何极端一样，也隐隐有恐怖（unheimlich）。金庸将取消了一切陌生异乡之后的亲熟的周遭世界，描绘成封闭的“活死人墓”。诗性的天才确与现象学的洞见相通。此在的视域总是趋于越过地平线。是生活世界的构造，而非任何情节需要，注定杨过必须先将小龙女带出古墓。没有经历过世界者，家园也将立于无处。《神雕侠侣》的图式，便是出场时截然相反的两人，聚散离合地游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从古墓到出墓，最终又回到古墓，便是从亲熟的小世界，到陌生的大世界，最终离开世界。金庸小说的构造多与中世纪隐修僧所言相合：“认为世上唯有家乡最好的人只是温柔的雏儿，认为所有地方与家乡同样好的人已经强健，只有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异乡的人才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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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TVB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与隐逸相似的，是时空与世俗相隔之所。黄裳为报仇躲入深山，创出九阴真经，出山后却发现仇人几乎死尽，只存一将死老妪，当年仇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小姑娘，恍然惊觉已过了数十年，就像返自龙宫的浦岛太郎，打开玉盒后刹那变成了老翁。“岁月忽已晚”中，最妙即是这“忽”字。小龙女被困寒潭底十六年，竟不觉时间流逝，重逢之际，杨过说自己老了，她却说“不是老了，是我的过儿长大了”，这便是大团圆。若结局不得团圆，便是小说开场时那匹风驰电掣的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只是故乡已成了他乡。

当整个世界皆成异乡，人要么出世成圣人，要么在世为江湖中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艺如此，是因世界本相如此。五霸岗上，令狐冲与不知受何人所托的江湖群豪开怀畅饮，可当醉卧醒转，却见“眉月斜照，微风不起，偌大一座五霸冈上，竟便只他一人。眼见满地都是酒壶、碗碟……群豪去得匆匆，连东西也不及收拾……蓦然间心中一阵凄凉，只觉天地虽大，却无一人关心自己的安危，便在不久之前，有这许多人竟相向他结纳讨好，此刻虽以师父、师娘之亲，也对他弃之如遗。”那些不知何处冒出的、放浪形骸的三教九流，又同样毫无预兆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的令狐冲，既像是经历了南柯一梦，“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又如狂欢节人群散尽后，兀立街边不知家在何处的愚人国王。

金庸可是时常营造出真与幻、内与外的两个世界，让人物遁入又返还呢？非也，非也。尼采说，当我们取消了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也必取消了“假相世界”。幻觉与感觉本难相区分，生活世界与理念世界谁也不是谁的影子。千年与刹那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那些动人心魄却转瞬即逝的美，既非虚假，亦非某种“正常”视角的异数。相反，所谓“正”其实只是对诸多“偏”的关联，理念、逻辑、道德、政治也须是为尽可能多地将世间诸美贯通并举，尽可能少地残缺或冲突而造的，因此才不得不有大小比例。然而，残缺和冲突也可以美，且故事中人也必看不透这一层。

真幻合一便是艺术之境。刘正风临死对曲洋道：“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此即是终极视角。它以如下问题追问世间诸价值：如果宇宙就要毁灭，是哪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让时间尽头的人类宽慰，这漫漫长河并非尽是虚无？“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刘正风此句说出了金庸的艺术哲学：若要问艺术是为了什么，那便既非为道德而艺术，亦非为艺术而艺术，而独为此事。艺术中飘展出许多瑰丽幻象，无不在肯定一整个世界的价值。文学最终着力于肯定而非否定，其力量在于展示流露的价值，否则批判与反思也无从谈起。金庸写作时，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三剑客，但以类型分文学只适用于二流，对高手而言，武学不过是偶然拾取的隐喻；金庸封笔后，正逢空前的全球化开放期，正邪口号、民族身份甚至人妖之别皆属狭隘虚幻，值得称颂的唯有招展的生命，千禧年前后在汉语文化史上称为金庸时代也不为过。今日正逢金大侠金盆洗手整整半个世纪，而今高人已逝，世间空留那些璀璨故事，供后人传说。然而真正的艺术不同于凡物，只要曾经存在，就一直永在。金庸的世界已是无数人内心的世界，而那些世界也融入了我们共在的这个世界。但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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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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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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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大陆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大陆已经消逝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你们若是喜欢看香港电影，不知道了不了解香港是没有电影学院的。依我看香港的电影实在让人惊奇。以香港的人口计算，香港好演员的比例惊人。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里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香港演员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

图片▲ 张曼玉

那次我回去坐飞机到北京，降落时误会是迫降，因为下面漆黑一片。入得市内，亦昏暗，饭馆餐厅早已关门，只好回家自己下一点面吃，一边在灯下照着水开，一边想，久居沙漠而不知是沙漠呀。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19:32

商人金庸，与他的杠杆
星海情报局
·2022-09-23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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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想赢得一个时代，价值观必须具有普适性。
也许是儿子已经开始渐渐大了上学了，自己这些年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开始对于研究各种人生颇感兴趣。一个人可以拥有怎样的人生，一要看天赋和天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在大部分情况下，选择大于努力。

我至今仍然有一个习惯，每年会上百度搜一下当年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的一些人的名字，看看他们这些年的人生轨迹，10年下来，结果颇令人唏嘘。有些当年权倾一时的官员，如今已经锒铛入狱；有些当年富甲一方的成功商人，如今或在狱中度过余生，或流亡海外；也有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朋友，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幸福的人生大致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不同。

我是干财经记者出身，研究人物，我的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经济主线，我会对这样一些细节感兴趣：这个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哪来的；他取得成功是因为做对了哪些事情，赶上了什么风口，失败又是犯了哪些错误；他的人生结局，是在名利双收富足幸福中结束，还是贫病交加郁郁寡欢而终……因此我所选择的人物，一定是那种有较多细致资料可以考证其经济状况的人物。

今天，我想先写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生故事——金庸。研究他的起因是最近我在新榜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自媒体会越来越作家化》，末尾提到了金庸的案例，收到了非常多的讨论，我打算从商业的角度系统写一下金庸这个人，大家之前关注比较多的是文人金庸，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商人金庸。

既然是商人，那么就离不开研究个“钱”字。金庸起家的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他的财富最大的爆发是怎么来的？他身上有哪些其他文人不具备的商人特质……最近一有闲暇时间，我会花时间去看所有能找到的金庸的传记、采访文章、纪录片、电视访问，可以这样说，查良镛先生的人生轨迹，远比他笔下的郭靖、黄蓉、韦小宝、陈家洛、张无忌、杨过这些小说人物要精彩。



2018年10月底，秋风萧瑟，天气转冷，在我的老家襄阳，有千年历史的襄阳城墙上面，每一个城墙但垛口上面，突然摆满了蜡烛，人们在这里自发纪念一位刚刚离世的素未谋面的香港作家。

城墙底下，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千百年来，这座地处南北要冲的城市不知道抵御过多少由北方南下的大军，城墙修了又被拆毁，拆毁了又重修，但是当地人鲜能说出几个知名守将的名字，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叫出郭靖和黄蓉的名字，这两位小说里面的虚拟人物，似乎从未与这座城市分离一般，在金庸笔下，他们曾经在这里抵御蒙古大军入侵，一守就是十几年，甚至他们的二女儿也以这座城市命名叫做“郭襄”。当地老百姓对于金庸的喜爱溢于言表，以至于当地曾经准备给虚拟人物郭靖黄蓉塑一尊雕像，当时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名的文人比比皆是，但是像金庸一样又有名又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文人，世所罕见。

金庸创办的明报集团，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取得相当的成功，当时是香港三大报业集团之一，到1990年左右每年的利润已经突破1亿港币，金庸本人的财富那时候已经有6.5亿港币之多。

而金庸出版的15本武侠小说，在72年就已经封笔、几乎不用付出新的劳动的情况下，每年不停再版，同时不断授权改编各种影视剧作品，每年可以稳定获得几百万到1000万港币左右的收入。精于商业的金庸又用自己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在香港等地购入大量不动产，同样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获得了惊人的收益。

作为对比，和金庸同时代的另一位知名作家张爱玲在1995年去世时，个人资产差不多仅有32万美元（约两三百万港币）。和金庸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其写作数量远超过金庸，最多的时候同时给12家报馆投稿，他一年的收入据估算在200万港币左右，大致相当于香港投行里面一个中级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其个人资产与金庸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和金庸同一时代一时瑜亮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在1985年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难怪倪匡称金庸是“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简单来说，从商业的角度，当张爱玲和倪匡还在赚着写字的辛苦钱的时候，1972年就已封笔的金庸已经加了好几道杠杆，“躺着赚钱”赚着“睡后收入”了。

同代的文化人当中唯一能在商业成就上与金庸相提并论的只有金庸的表外甥女琼瑶（日后我会写写琼瑶的商业故事）。但是琼瑶在公众当中的口碑和江湖地位与金庸相比又差了很大一个档次。以女性用户为核心用户群体的琼瑶，多年来被“小三上位”和“三观不正”的标签缠身，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人物。而金庸却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在文人当中极难实现的“名利双收”。

本文将系统性的梳理到香港后白手起家的金庸的商业一生，以及他赖以成功的几道杠杆。

文字与版权，金庸白手起家的第一道杠杆
1948年3月29日，刚过完24岁生日不久的查良镛（金庸）独自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飞机。此时国共内战大局已定，国民党已经日渐朝不保夕，为保存实力，查良镛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大公报》但社长王芸生决定派一部分骨干前往香港分社发展，在动身前往香港前，查良镛回了一趟浙江海宁老家，他父亲查枢卿对他说道：“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



去香港时走的很仓促，身上竟然连一分钱港币也没有带。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查良镛连机场巴士都坐不起了。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潘社长对这位小兄弟照顾有加，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出10港币借给他。正是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潘公弼可能想不到，他身边的这位24岁的年轻人将来将成为中国文化圈最有钱的人。

此时，海宁查家已经开始败落。此前，海宁查家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耕读世家，非常有钱。江南地区的大户人家，有钱之后便会供族人子弟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据学者考证，明清两代考取功名的成本极高，保守供给一个进士也需要耗费数千两白银的学习、路费等成本。而查家在清朝一代就出了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家业传到金庸（查良镛）父亲查枢卿时，祖上仍留下田地三千六百余亩，佃户百户之多，雇有不少男女仆佣，并在袁花镇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简单来说，查良镛小时候也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但此后接连而来的战争迅速改变了海宁查家的命运，查家所在的袁花镇遭到日军轰炸、占领，查家的产业也遭到轰炸、搜刮，损失惨重，查良镛的母亲在逃难途中不幸遇难。等抗战结束，又经历此后的内战和金圆券等金融波动，查家祖传产业已经所剩无几。1951年1月后，因为邻村一个残匪揭发查枢卿窝藏，查良镛父亲查枢卿被列入“杀”的名单。1951年4月26日，查枢卿被枪毙。至此，查良镛祖传的家业彻底败落，在香港孤身一人闯荡的金庸，只得靠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

来港初期，条件很艰苦，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大公报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

来到香港初期的金庸靠在《大公报》工作写文章为生，同时在各个报纸投稿连载武侠小说，收入并不高。但是也帮助他积累下自己来港后的第一桶金，也是他日后创办明报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道杠杆。

大部分成功的人，多半是利用了某种杠杆。《纳瓦尔宝典》一书当中总结道，典型的杠杆包括劳动力、资本、代码、书籍等。文字等。

最典型的杠杆是劳动力杠杆，大白话就是让别人为你打工，你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杠杆现在的效率越来越低，因为管理人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第二种杠杆是资本杠杆，通过投资来获取收益，放大收益，管理资本比管理人员相对要容易的多。最后一种杠杆就是“复制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包括书籍、媒体、电影、代码。例如写代码，你上传一个App，1个人在用，和1个亿的人在用，你的开发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收益差距巨大。

而对于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利用文字、代码这些复制成本为0的事物作为杠杆，是最理想的模式，因为它的投入成本极低，几乎只有时间成本，风险几乎为0 。

金庸第一次体会这种杠杆效应是在他15岁时候的1939年，此时正值抗战爆发，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沦陷，金庸和同学一起开始了逃难和求学之路。那时候杭嘉湖等地区的学生集结成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初三那会儿，金庸察觉到了升学考试的艰难，联合两个要好的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此书搜集了大量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编排，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公开发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影响力突破浙江，辐射到了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版税收益帮助他们顺利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甚至还帮助了其他同学。你可以想象，这种成就相当于一个当今还在上中学的学生，15岁时就赚到了百万收入，这种赚到第一桶金的成就感对其人生的影响该是何其强烈。金庸自认为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1959年，金庸和自己同学沈宝新合伙出资10万港币创办明报，当时金庸出资8万港币，沈宝新出资2万港币。8万港币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我找到一些资料，当时香港一个警长的月收入差不多是280港币，当时在路边吃一碗面或者云吞的价格差不多几毛钱港币。‘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1949—1959年这10年间金庸的财富积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上层的中产。我们尚无法确定，这8万港币有多少是来自于金庸从大陆带来的积蓄，多少是在香港打拼早期获得，这8万港币起家资金中，也极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问同乡拆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靠勤奋写作这道杠杆，在10年时间里，金庸在同龄人当中的所获颇丰，成功积累第一桶金。

金庸的15本武侠小说集中创作于1955年—1972年。可以推测，金庸早年依靠这些武侠小说的实际所得并不高。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先在他自己创办的《明报》连载，每天连载1000多字，连载完成后再集结出版成图书。《明报》早年的实际发行量不过是每期1万份左右，到60年代的时候金庸在明报上不停刊载时评，批判大跃进等大陆激进举措，从而和香港左翼报纸进行了连续一个月的文字战，此后《明报》的销量猛增到7万份左右，但即便如此推测，金庸武侠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实际阅读量尚且赶不上当今一篇微信公众号的10万+文章。

早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图书的销量，据推测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金庸常年在报纸上写社论抨击大陆的激进政策，他的小说自然长期在大陆是禁止出版的。在台湾，金庸的小说同样被禁，例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曾被划为左翼小说而被禁，因为“射雕”两个字在台湾被认为是呼应了毛泽东的诗词“只识是弯弓射大雕”。那么仅仅依靠狭小的香港市场，金庸的小说在很长是短时间内，销量仍然十分有限。

从这些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金庸在1949-1959这10年间累计的8万港币财富，大部分是辛苦写稿的稿费和相对有限的小说版税的辛苦钱，更多的是以量取胜。

金庸是在1967年的时候花了40万港币按揭在渣甸山买的一套3层小楼，从这细节推断，过去的10年，金庸已经小有积累，但是绝对算不上是大富大贵。六七十年代，香港普通文员的月薪在100-300港币之间。差不多10年后的1977年，金庸和前妻朱玫离婚，渣甸山的房子给了朱玫，他又花钱在香港另一个豪宅区太平山顶卖了一套占地2000平米的大宅，倪匡来参观的时候，形容到同一层楼内也要装电话，否则听不到对方说话。据此推断，这套太平山顶大宅耗资不菲，可见1967-1977这10年间，金庸的收入颇丰。太平山顶的房子于1996年金庸售出，当时卖到了约1.9亿港币。

金庸的勤奋与高产，也是他初期成功的非常重要因素。1955年—1972年这16年里面，金庸写完了15本武侠小说，这时候恰好赶上他自己创办的《明报》最艰辛的创业期，金庸每天还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社论发表在明报上，金庸一生写了7000篇时评。

许多成功的作家，其共同特点就是高产。鲁迅一生写了20余本著作，倪匡写了50多本书和400多本剧本，古龙一生创作了70几本小说，琼瑶一生写了67本书和100多个剧本。高产意味着作者找到了某种快速写作的密码，这就好像开发好了操作系统，再上面再开发软件并迭代，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而高产的作家，其杠杆和复利效应也是惊人的。同时，对于图书作者来说，巅峰时期维持至少1年出一本书的节奏，这个作者不管是在渠道商那边还是在读者这边，都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号召力，形成马太效应。

1975年，香港作家沈西城第一次走进金庸在渣甸山的书房，发现“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金庸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

沈回忆道，自己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如此高强度的文字输出，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无法保证足够高质量和密度的信息输入，多年的积累很快就会被“掏空”。在这张大桌子上，金庸每天平均要阅读4小时以上。

属于金庸的时代，即将彻底到来。

影视改编，金庸的第二道杠杆
所谓的“杠杆效益”，俗气一点说就是“睡后收入”，你睡觉之后什么事情不用干还有收入。金庸早在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就宣布封笔，但是从80年代开始，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再需要有重复劳动，就开始获得巨额的杠杆收入。2018年金庸去世，我国对作者作品利益的保护期计算至作者死亡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从今天起，再过50年直到年底，金庸的作品仍然在挣钱。若有人想翻拍《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依然得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

金庸所处的香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成为亚洲文化中心，影视产业极其发达，成为亚洲重要的文化IP输出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时一跃成为亚洲顶级IP。

香港并没有大陆的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专业影视人才培训院校，大部分影视人才都出自邵氏电影培训班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却因为极度市场化和接地气，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人才。

在这个年代的香港影视圈，武打片、警匪片和武侠片是最主要的门类，因为香港市场狭小，以粤语为主的影视门类在换了配音之后，若影视作品很强调语言对白，许多作品的精髓就会流失，因此强调动作的武侠片，很快成为香港影视产业一个重要的支柱门类。

1957年，金庸曾经短暂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工作，职务为编剧，此时金庸开始对于现代影视产业有了深刻的认知，此时期他同时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又同时写出了《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事后证明，金庸这段短暂的编剧工作，对他日后在影视界的大红大紫有着巨大影响。金庸此后创作的武侠小说，成为绝佳的影视作品改编题材绝非偶然。

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主要是电影，起初仅在香港上映，且拍摄的大都是粤语片。1958年，由香港峨嵋电影公司制作的改编电影《射雕英雄传》与公众见面，这也是金庸小说联姻影视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金庸的作品虽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此时的香港的电影产业，仍然只是一个观看人数相对较少的产业。但是金庸早期和电影产业的合作，为日后他的作品成功的电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机普及到了普通百姓的家中，在那个有线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大部分的民众依靠天线接收个位数的无线电视频道，用户的注意力也高度集中，一部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动辄能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穿插着鲜明的爱恨情仇，人物个性鲜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线往往引人入胜，武打场景充分融入了舞台戏曲的精华，其故事背景往往又辅以宏大叙事，以宋人抗金、反清复明等宏大历史背景作为底色，又辅以中国的大漠、西域、江南等丰富人文地理，加上少林、武当、峨眉等名山大川背景的武林门派，是绝佳的电视题材。金庸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1983年，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上映，拍摄方是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这一版本的电视剧与1985年在中国大陆上映，引起了极大反响。《射雕英雄传》当中充满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以抵御外族侵略为主题，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氛围，从而在大陆掀起金庸热的第一阵高潮。TVB从1976年开始拍摄金庸剧，第一部电视剧是《书剑恩仇录》，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11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拍摄成21部长篇电视剧。

除了香港的电视剧公司，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电视制作机构都在此后几十年掀起了金庸剧的拍摄热潮，许多经典题材被反复改编，一拍再拍。从80年代开始，港台的摄制组可以到中国大陆取景，使得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金庸剧又有了丰富的取景地，少林、武当、峨眉、大理、华山、西湖这些风景名胜开始频繁出现在金庸剧当中，又极大的带动了金庸剧的热播。例如我的老家襄阳，就因为金庸剧当中多次提到在襄阳的场景，从而带动本地出现了大量的金庸迷，像襄阳一样，中国大陆的大小风景名胜，又有几个没有出现在金庸剧当中过？

金庸的小说和电视剧是绝佳的搭配。而电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带动金庸的武侠小说继续热销，金庸的用户基数至少放大了100倍杠杆。此后，金庸自称每年的版税收入突破千万港币（含影视改编收益）。他多年前写的小说，开始享受空前的杠杆和复利收益。

和他同一个时代的另一位武侠大家古龙，就没有金庸那么幸运，他没有等来自己最好的杠杆时代。1977年，古龙染上了肝病，此后健康便开始走下坡路。1985年9月，古龙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曾写了一幅字给前来探望他的林清玄，“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古龙死后，朋友决定买48瓶XO给生性嗜酒的古龙陪葬，林清玄担心埋了4000台币一瓶酒的墓地会被盗，建议把酒瓶的盖子打开，引得他们共同的朋友开玩笑，过个几十年，这便是陈年老酒了。 1985年9月21日，古龙因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下午六时不治，享年四十八岁。

古龙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给自己的妻儿留下的是70多部小说作品的版权。英年早逝的古龙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版权运作，他的版权授权混乱，古龙版权的继承人也陷入长期纠纷，几个妻儿互相之间长期因为争夺版权长期诉讼，极大的影响了古龙版权的影视剧改编。相比之下，金庸一直到后期，核心版权还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此金庸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版权运作，远成功于古龙。

与同样在影视改编上赚了大钱的琼瑶夫妇相比，金庸并没有过深参与影视改编的投融资和开发。实际上和写小说相比，影视开发的复杂程度可能是100倍的差距。写小说只需要金庸一支笔就可以了，成本几乎只有时间成本，而影视投资与制作，需要协调导演、演员、编剧、剧务、后期、宣发等，同时面临发行审核与监管的风险，实际上，琼瑶夫妇在涉足影视剧的投资与制作后好几次都面临着差点赔的倾家荡产的情况，而金庸在这一块却表现的相当稳健。

不过，看到自己的小说作品被影视编剧改的五花八门，金庸自己的心情也非常复杂。金庸事后回忆道，如果影视编剧是在小说原著基础上做减法减少一些内容，那么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影视编剧则往往喜欢加戏，在小说基础上乱改，例如有一部电视剧在拍摄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的时候经常喜欢抱着一只猫，就惹的金庸颇不高兴，认为有悖于古代基本的文化常识。

明报老板，金庸的第三道杠杆
与此同时，金庸的明报集团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一跃成为香港第三大报纸，旗下业务涵盖日报、周刊、月刊、旅游等。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港币。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明报此时已经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媒体集团，旗下有报纸、周刊、月刊、旅游、出版等多个业务，作为明报的大老板，金庸每年有相当多的收益。

绝大部分作家生性散漫，好自由，对于钱的细节不是很敏感，不善管理庞大的团队。例如张爱玲生性喜静，到美国后长期闭门谢客，就连帮助她在台湾出版了十几本书的台湾著名出版人平鑫涛（琼瑶老公）到美国想见她一面，她都懒的一见。而倪匡则只爱写稿赚钱，日常与朋友流连夜场，花天酒地，像金庸这样同时能做好作家又当的好老板的文人，少之又少。

金庸有经商的天赋，与他在浙江老家时期的家族熏陶有巨大关系。金庸的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很早就见过大世面，他回乡后开办过钱庄、丝厂、茧厂，但是都不大成功。金庸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出门做生意、收帐，耳濡目染。那时他小小年纪，已察觉到父亲办理企业太不精明，对人过分客气而随便，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他说自己十三四岁时，就觉得父亲没用。父亲借钱给人，有时去讨钱，会带他一起去。人家请他父亲喝酒、讲好话，钱却不还，需要还别人钱的时候，只好卖田地垫了还给人家。他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金庸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战乱外出逃难，一人漂泊在外，难免早熟，经历多了人世间的善恶，人也变得早熟起来，这都是日后当老板的必备环境。

金庸在《明报》当老板的时候，以抠门著称，《明报》给作者开的稿费，在香港长期来说是很低的，而《明报》员工的薪酬，在香港也长期较低。

“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金庸回忆道。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倪匡给金庸写稿，曾经多次闹着加稿费，倪匡口才极好，而金庸说不过倪匡，就说回去给他写信，倪匡最怕金庸写信，金庸经常能写好几页纸，陈述明报如何艰难，加了稿费之后其他人会怎么想之类的，总之就是不加。

金庸在明报的办公室位于距离渣甸山十几分钟车程外的北角英皇道。1966年开始明报搬到这里的南康大厦，并与1976年将整幢大楼买下，改名明报大厦。大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金庸在这里度过了近25年的时光，伴随他创作的最黄金时期。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金庸不善言辞，他喜欢在这里的办公桌上给下属或者作者写字条取代口头通知。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

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金庸的两任妻子都说粤语，所以在家他也说粤语，但是他的粤语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也许是这个原因，沈西城回忆道，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

这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作为一位成功的报刊出版人，明报的专栏作者林燕妮形容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

但是在工作以外，金庸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见到自己的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架子，他极少生气，显示出极高的个人涵养。在公开场合，金庸总是一副笔挺的西装。

金庸自称个性散漫，他上中学，上大学都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开除，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又因为与当时的社领导政见不合，被迫离开。金庸的个性不适合给别人打工，也不适合去体制内干个公务员，他受不了这些清规戒律，所以说到底，他还是适合自己干，适合自己当老板，写东西。

金庸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人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倪匡所言非虚，有没有自己当老板，对于文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同样善于经商的琼瑶-平鑫涛夫妇，依靠其旗下的《皇冠》杂志和琼瑶出版的67本书，还有几十部电视剧和电影，在华人文化圈同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其中数次曾经濒临破产的艰辛，或许只有同样操持如此大家业的金庸才能体会。

结束语
我看过很多关于金庸的纪录片和采访，某种程度上，金老爷子也是俗人一个（我们谁不是？）——喜欢玩（围棋）、喜欢美女（以前是夏梦的脑残粉，跟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离婚，后来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侍应）、喜欢讨论政治（键盘党雏形）……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俗，让他很真实，是一个我们愿意亲近的人，而不是一个伟光正的伟人形象……

金庸小说的很多武术细节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他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留有余地，其实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金庸也奉行这样的价值观。

他很谦虚，记者问他的字写的怎么样，他会称写的不好；记者问他围棋下的怎么样，他说水平还很差；谈到自己的小说，他总是说其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写的不好；问他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粤语讲的如何，他也会谦虚的说上一句“讲的不好”……

对于物质生活，金庸也丝毫不掩饰自己渴望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年轻时的金庸，工作压力极大，最巅峰时期每天需要写作一篇1000多字的武侠小说连载和一篇1000字左右的明报社评，被人催着交稿的状态是很痛苦的。同时他还要管理明报如此之大的一个报业集团，同时处理因政见不合而引来的各种攻击和抗议。

金庸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时期，果断选择激流勇退，甘作一个隐士。他平生最爱读书和旅行。90年代金庸把明报集团卖掉之后，他开始和太太一起在全球到处旅游。闲暇时间，金庸还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地讲课，同时在牛津大学念完了博士学位，他每天背个书包，像个年轻学生一般每天在课桌前上课，向老师请教问题，他要弥补自己年轻时被大学开除而未享受大学生涯的缺憾。应该说，金庸的晚年是惬意的。

中国文人，是有着严格的鄙视链的。鄙视链顶端的是科举入仕，出将入相，身居庙堂之高兼济天下，但不管是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名利双收的中国文人极少。他们要么如夜壶般被权贵利用来作官样文章，用完又被无情抛弃，要么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一生，或者身败名裂黯然收场。

如今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字创作者最黄金的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文字可以以极快的速度瞬间传遍大江南北，而各类影视、游戏产业的极度发达，也让文字创作者有了空前的杠杆效应。

金庸将侠的概念传遍华人世界。所谓侠，狭义来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的侠士，这种精神在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世界，很难被理解，但是在东方文化当中，从《西游记》到《水浒传》，再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侠客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被金庸发扬光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正像金庸的小说当中所描写的那些飘逸的人物一样，金庸的一生，也是相当飘逸的，他在财务上自由，在精神上自由，在身体上自由，在爱好上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这样的人生。

参考资料：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池田大作、金庸

《金庸传》——傅国涌

《金庸往事》——沈西城

《古龙传》——幕成雪

《我的故事》——琼瑶

《逆流而上》——平鑫涛

《金庸与倪匡》——沈西城

《我的老板金庸》——石贝

《明窗小札》——金庸

《金庸与报业》——张圭阳

鸣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以下作家朋友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排名不分先后）

六神磊磊、馒头大师、康晨、陆新之、包冉、孙佳山、卢克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星海情报局”（ID：junwu2333），作者：曾航，36氪经授权发布。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36氪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20:09

上面曾航这篇文字写金庸的财富，也做了番考据功夫。但觉得有些不正确，比如他写到1990年代，金庸的财富达到6.5亿港币。实际金庸90年代的财产已不止这数目，郑经翰经营的《资本》杂志，写出金庸1991年以12亿港元资产位列香港富豪第64位，这个可信度高些，其实也是低估了。金庸很快将《明报》集团上市并卖给于品海，几年间趁于品海将《明报》股价炒高时（从2.9元炒到8元多的峰位）抛售了大部分股份，套现了10多亿港元（于品海丑闻曝光，明报股价下跌，已经是金庸套现之后的事了），加上金庸本身积累的存款、股票、房产等，20亿港元身家都不奇怪。再过了20多年，直到他去世，以金庸的理财手段，连同小说版税、影视&漫画&网游&手游&有声书改编版权费，至少几十亿港元身家（40至50亿港元估计有的）。当然，金庸的忘年交陶杰说过，如果金庸在地产投资上进取些，在八九十年代疯狂购买房产，只怕身家没上千亿，也能几百亿港元，的确有一定道理。但金庸一生都追求稳健，觉得做实业（比如办报）才是致富之道，他一生见过太多商场的大风大浪，比如他的同行星岛集团的胡仙女士，就因为在房地产业投资过度，曾经数十亿身家的她在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后亏得几乎血本无归。更别说其他如罗兆辉（绰号神童辉）、钟镇涛等在金融风暴因投资地产而宣布破产的众多例子了。因此他对于房地产业，始终持审慎态度，不敢过分投入。他创业开始，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注意保持充足的现金流，除了1966年购买南康大厦（后更名为明报大厦）要向银行贷款外，基本没借过款了。所以他的财富，固然不能短时间暴涨至百亿千亿，但也绝不会一夕之间因一场经济风暴破产。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6 16:07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3 20:09
上面曾航这篇文字写金庸的财富，也做了番考据功夫。但觉得有些不正确，比如他写到1990年代，金庸的财富达到 ...

欢迎陆续转帖过来。这篇有不少隔膜的地方。例如大陆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读武侠小说，与金庸批评内地，哪有关系啊

慕容德 发表于 2022-9-26 20:49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6 16:07
欢迎陆续转帖过来。这篇有不少隔膜的地方。例如大陆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读武侠小说，与金庸批评内地，哪有关 ...

的确有些隔阂。六七十年代，无论批不批评内地，金庸的小说都进不去，作者可能忘记加上金庸1981年上北京见了邓公，小说才在内地解禁。还有，作者说金庸与朱玫1976年离婚后，将渣甸山的豪宅给了朱玫，随即买了山顶道的豪宅，这也是错的。金庸江湖网在金庸逝世后不久就将他在香港70年来的住处用图列出来，70年代末至80年代买的应该是云景道（香港北角宝马山一带），1985年后才买山顶道1号豪宅。广州报人杨奇（曾是广州羊城晚报主办人）回忆在1978年到香港拜访金庸，也是去他云景道住所的。

这作者写这文章，看出态度还是认真的，详细列出细节佐证，并非胡吹大气，所以才转载过来。但他对金庸的人生不够了解，比如说金庸小说早年（六七十年代）销量很有限，我不知怎么才算有限（对于后来进大陆后，当然要少），但如果开始就销量不佳，金庸怎会有动力写10多年小说？这导致作者估算金庸财富就偏保守。当然金庸的身家一向是个谜，他除了住所定要豪宅外，饮食穿衣都较俭朴，绝不炫富，财富杂志评说他身家时也不会澄清是多是少。无论如何，数十亿港元估计少不了的，远不止该作者所说的6.5亿。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9-29 10:3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0-2 17:46 编辑

一到围棋赛场，吴万平立刻英姿勃发，浑身是劲。2001年8月，他代表报社去贵阳采访国际围棋文化节，天天晚上往回发稿，括号里标明“本报贵阳某月某日电”。这才是他要的生活。

他的“本报贵阳8月8日电”说：贵阳成了围棋城——

首届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规模究竟有多大？不到贵阳，还真难以想象。

主要街道挂满了关于围棋文化节的横幅，彩球和旗帜在风中飘舞；机场、车站、宾馆乃至公园大门口，随处可见穿着统一的文化衫的青年志愿者；各大酒店的门前，排满了专为围棋节服务的小轿车……
最能体现贵阳人激情的，也许是今天上午刚刚彩排成功的“围棋方阵”。该方阵用4002个棋手对弈组成，从空中望下去，“2001中国贵阳”几个大字格外清晰。为此，贵阳动用了4架直升机航拍，准备申报吉尼斯纪录。

最令贵阳人自豪的，不仅是中日韩三国的世界冠军都来参加文化节，角逐“贵阳商行杯”世界冠军争霸赛，还有87岁高龄的围棋泰斗吴清源也将专程从日本赶来助兴。

本届文化节上，有中国围棋名人赛、中国国少队选拔赛、国际女子围棋职业大赛等诸多重要赛事。开幕式虽然后天上午才举行，但从上月开始，各种活动已经展开了。（本报贵阳8月8日电 吴万平）

多么精彩的电稿！有场景，有气氛，有节奏，有细节，主要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且要言不烦。

他的“本报贵阳8月9日电”又说：金庸推崇吴清源———百年难求的天才——

在今天的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庸侃侃而谈，称围棋一代宗师吴清源是几百年才出的天才。

有记者问金庸对贵阳印象如何，金庸说，城美人美。他说过去提到贵州，印象并不深刻，现在亲自来了，才觉得贵州山明水秀，人们温和礼貌。希望通过围棋文化节，对贵州加深了解。

金庸说，围棋文化节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棋手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围棋氛围。像吴清源大师这样的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是机缘凑合，不可强求。

至于围棋和武侠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金庸说：“二者都需要创造。吴清源曾批评日本棋手背定式、走套路，没有创新精神，所以进步不大。”
新闻发布会上的金庸思维敏捷，谈锋锐利，全然没有古稀老人的倦态。（本报贵阳8月9日电 吴万平）

多么写意的写作。多么惬意的采访。竟然见到金庸，听金庸谈论吴清源，还讨论围棋与武侠小说的关系，还能发现金庸没有古稀倦态。
胡洪侠｜与谁同销万古愁！
《深圳落叶：书友吴万平》（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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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江湖春梦何时了
原创 胡洪俠 夜书房 2022-10-01 23:09 发表于广东
《深圳落叶：书友吴万平》（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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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AI绘图：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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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读金庸武侠吗？”那天下午和杨大鸣聊吴万平时，我问他。

“我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大鸣说。

”老吴和你讲过2001年他在贵阳见到金庸的事吗？“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他怎么会见到金庸？是他去贵阳旅游时赶上了金庸的一场活动？“

”不是。“我说，”是他代表商报去贵阳采访围棋文化节，和金庸有近距离接触。“

”那真没听说。“大鸣说，”这几十年喝酒聊天，倒是常听他谈起金庸武侠。毕业后他分到安徽图书馆，发现馆里有套香港原版金庸武侠，如获至宝，到处去讲金庸写得多好多好。我们几个人喜欢古典文学，难免故作清高，自命不凡，看不上通俗文学，以不读武侠为荣。老吴就猛批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什么载入文学史的东西，咱们学的文学史说的都是过去的东西，是过时的。金庸武侠一定会进入文学史的。走着瞧！他不知多少次推荐我看金庸，一开始我还想就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和他争个高低，后来不争了：争不过他。他再推荐，我就答应一定看。可是到现在也一本没看。我还是愿意读古典名著，觉得那才是能够深入心灵的东西。这些观念可能挡住了我读金庸的路。“

”那你觉得老吴为什么喜欢读金庸？“

”年轻的时候老吴很浪漫，有激情，想干大事。有时好冲动，好打抱不平。上大学时，某次见有同学挨欺负，也不是什么关系很近的同学，他怒气冲天，纠集一帮同学浩浩荡荡去人家家里讨公道，逼人家现场写保证书。他干了很多理性的人不会干的事。这样的性格，可能和武侠容易共鸣。“

“老吴不是分配到安徽图书馆古籍部吗？他怎么爱上武侠了？”

“他确实分配到古籍部，可是一参加工作是在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新书的整理、登记、入库。估计他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了馆里新进来的港版武侠。以后很多年，说起这件事，他都很自豪，他称自己是安徽省最早发现并推广金庸的人。”

“但是，安徽省图书馆的港版武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大鸣。

大鸣摇头，“没听老吴讲过。”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此事与深圳有关。”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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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83年4月23日，深圳博雅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在深圳举办首届深圳书市。那是1949年之后内地最大规模的境外图书专题书市。那个书市上的一大热点，即是金庸、梁羽生的港版武侠小说成套出现在订购书单和展销台上。那是内地首次正式进口新派武侠小说。那次书市的邀请对象，是全国省市以上的图书馆与大专院校、出版和科研机构。据当时的一份总结材料，45间省市以上图书馆、140所大专院校，在书市订购了图书八千多种，预订的图书更高达二十多万册，超原计划三倍。

那份总结材料专门谈到了深圳书市上的港版武侠小说：

“书市展出了几十种港版武侠小说，在各地选订中，一些单位偏重或全部选订这一类武侠小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婉言解释，提出此类武侠小说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读者中流传阅读；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订购，以免过多消耗国家的宝贵外汇；三是如大量发行这类书，书市就会走向单纯经济观点的邪路。因此，只许省市以上图书馆每种订一套。”

总结材料中有两处引用了安徽代表的评述，可证此次深圳书市，安徽图书馆界不仅踊跃参加，表现也相当活跃。材料引用当时安徽工学院图书馆馆长马立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们学院曾对学生的知识面进行调查，发现在学的大学生的知识面太狭窄了。这次看到书市所陈列的书，从中到外、从古到今的知识海洋是如此广阔，更加加深了我对这问题的认识，感到世界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建成”四化“中”翻两翻“（原文如此），怎么办？担子重啊！……在这个历史关头，举办这次书市，的确很有必要，也很及时。”这家图书馆在那届书市选购了七千五百多元的图书，不知其中有没有武侠小说。

安徽代表真会讲话，也难怪撰写此份材料的人对他们的评点一再称引。在表达参观特区的感受时，“安徽来宾说，‘看到沿线的铁丝网，感到不是滋味，我们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真不轻。”

深圳美术馆编印的《窗口效应》一书，收入了一份《关于博雅画廊中“深圳书市”期间经营港版武侠小说情况的报告》，其中披露了部分图书馆订购武侠小说的情况。报告说，柳州图书馆书市期间曾订购十二套武侠小说，并持有介绍信说明是图书馆藏书用途。报告还说，潮州图书馆、肇庆图书馆也来函要求供应武侠小说，“由于他们没有党委宣传部门介绍信，都被婉言谢绝。”

综合上述种种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安徽省图书馆没有理由不派人来参加深圳书市；各省市图书馆都在抢订武侠小说，他们没有理由不订；省级图书馆订购武侠的数量和手续都有规定，得到一套已经很不容易。

听了我的一番解释，大鸣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当年老吴很为自己能看到港版武侠小说而洋洋得意，他多次说过这类书是不能外借的，是控制流通的，他却可以先读且饱读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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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非常理解吴万平当年读金庸武侠时的激动、兴奋与自豪心情。金庸武侠是那个年代我们做过的一场春梦。对我而言，这梦是“盗版”的，饶是如此，也甘愿身陷其中，不愿醒来。可是，对吴万平而言，这场春梦竟然是原版的。他确实称得上为数极少的内地首批金庸港版武侠小说痴迷读者之一。

关于“盗版春梦”，我愿意在这里分享几段离开深圳商报后我在晶报一个专栏中发表过的文字：

在北京读研究生的老同事寒假期间回衡水住了几天。几个月没见面了，忽然又相聚我们几个都很高兴。鼻梁上的眼镜还是走前的那一副，但他的头发已烫得弯弯曲曲，仿佛直挺挺的头发已然承载不了更多的学问更多的见识。不见了那件灰蒙蒙的防寒服，他现在的羽绒服是鲜艳的蓝色，宣示的是他高飞远走后的心情。他急着打听他离开后报社有什么变化，我们说你先不要管这些闲事，“你先说说，你们研究生都上的什么课，北京现在流行读什么书，有没有带几本回来？”

他嘿嘿一笑，脑袋一晃：“急什么呀。”从包里掏出几本书，他说：“这本波普的科学哲学，你要读。知道什么叫‘证伪’吗？”“这一本，”他亮出窄窄一本小册子，“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讲的是‘超稳定结构’。你们他妈的也不给兄弟一根儿烟抽？这厮！什么鸟人啊。”他这里话锋一转，换了台词，人马上就从天上堕入了人间。我们边笑边说你小子这才算回家了，骂人的话都还是原来那一套。他忽然又神秘兮兮起来，说还有好书，但不能借给你们，得自己先看完再说，“不过，可以先让你们开开眼。”我们轮流翻了翻，见是香港的原版书，竖排繁体，书名《天龙八部》，署名金庸。此刻附近那个叫谢村的地方传来几声“二踢脚”高亢嘹亮的脆响。1985年的春节果然要来了。

我至今都能轻易重温初次触摸港版书时那种奇异的陌生感：是分成几册的一套书，每册都不厚，翻起来书页啪啪作响：竖排繁体，带线描黑白插图。书名也怪，听了多年的“八路”乍闻“天龙八部”简直不知所云。金庸这个名字依稀听说过，知道是写通俗武侠的。“懂不懂啊？是新派武侠。”老同事一把把书抢过去，“有华人处有金庸。邓小平、华罗庚他们都喜欢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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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他这套金庸，衡水日报那个院子在那个春节也就加入了“华人社会”行列。大家传来借去，《天龙八部》最终也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我倒是翻了几次《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若有所悟地认同了“超稳定结构”。春节过后是春天，小城中一大一小两个书店里署名金庸的书突然就多了起来。当然不是港版，现在也知道了，那些竟全是盗版。真该有人研究研究那几年金庸武侠的出版“版图”：大江南北的出版社好像都在印金庸的书，景象堪称壮观。宝文堂是武侠出版重镇，几乎将金庸的书都翻印了一遍。宝文堂版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的《倚天屠龙记》都是四册一套，湖南人民版和湖南文艺版的则是上下两册，海峡文艺版的则又是竖排。山东文艺社出了《笑傲江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和鹭江出版社印了《射雕英雄传》，安徽文艺社出了《天龙八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都印了《雪山飞狐》，海南人民社印了繁体竖版的《碧血剑》，陕西人民社和安徽人民社则印了《神雕侠侣》，春风文艺社和浙江文艺社又分别印了《飞狐外传》……。这么多正规出版社“联合”翻印一个人的书，论规模恐怕只金庸一人而已……。

老同事回了北京之后，我一直想着找本金庸看看。还好，《侠客行》来了。是农村读物出版社的“中华文学黄河版”，十六开，上下两册，印制质量和港版金庸有天壤之别。可是也真好看。开头即杀机重重，到结尾仍是扑朔迷离。看到第二十章“侠客行”，我简直如雷轰顶：唯独一字不识、机心全无的石破天能够破解石室壁画与蝌蚪文秘笈，无意中将所有上乘武功一网打尽。废书长叹，我对大我十几岁的同宿舍老李说：“咱天天读书，还有用吗？”他说：“你又傻了。金庸不读书能写出这本书？”那好吧，继续读，逢“金”必读，只读得各路武林人物忽聚忽散，朝死暮生，侠男义女，东输西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从哪本书里哪个门派杀出来的：一统江湖常常就变成了一桶浆糊。金庸武侠是那个年代我们做过的一场春梦……。

此刻重读这篇旧文，暗自心惊：原来，我在衡水充满好奇地翻阅老同事自北京带回的港版《天龙八部》时，吴万平正在安徽图书馆一册一册复印馆中不许外借的同是港版的《天龙八部》。那个时候，谁会知道这两部《天龙八部》同属一个港版系统呢？谁又会想得到这两套书可能都来自“深圳书市”？当然，我和老吴当时相距数百公里，一个在安徽省的图书馆，一个在河北的一家地区报社，终生不相遇、不相识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区区十年之后，我们竟在深圳成了同事。1980年代，真的是大时代啊！什么样的大事，乃至什么样的小事，都可能发生。那是一个人人开始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时代，又是一个人人最终从“云端”重返现实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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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平没有简单地重返现实，他逃离了合肥的一种现实，南下深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的现实。遗憾的是，他未能抵达目标。或者说，已不必说什么“抵达”或“目标“了，因为他的目标似乎正变得模糊。

1998年的一天，下了夜班，大鸣送吴万平到红荔西路乘公共汽车回家。等车的时候，老吴突然对大鸣说：”大鸣，我可能病了。“

大鸣一愣。老吴刚把他介绍到深圳商报一年多，老同学因此天天能见面，经常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他从没有听老吴说过自己有病。

”什么病？“大鸣问。

老吴又点着一颗烟，望着空空荡荡的街道，轻声地说：”妈的，可能是抑郁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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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病”：知识分子左倾的十大病征
中美学人 2022-09-27 20:06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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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病”
知识分子左倾的十大病征
编：瑞秋的春天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污蔑，惨遭新闻界驱逐。1935年8月琼斯深入蒙古采访、报道，被土匪绑架，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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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琼斯先生》剧照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

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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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 ，或许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来为他们这种“集体左倾”的行为开脱。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互联网、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众多“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右派”的形象示人，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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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索维尔批得体无完肤的罗斯福、罗尔斯，被很多中国“右派”引为知己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声誉扫地，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形右实左”？


▌知识分子的角色：人类左倾的代表

“左”的渊源，是人类的骄傲；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左”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索维尔总结，各时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以下特征：

1. 对于人性持乐观态度；

2. 对现状不满，并将改造世界、拯救苍生视为自己的职责；

3. 有乌托邦情结；

4. 支持价值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

5. 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

6. 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

7. 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

8. 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

9. 迷恋民主；

10. 痴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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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迷信：轻视观念的后果

“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处理观念”，他们为什么还会轻视观念的后果呢？索维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知识从观念到观念。

他们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是观念，“生产”过程是处理观念，生产成果也是观念；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也是传播观念；最后，只要他们传播的观念足够广、接受的人足够多，就会被视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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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社会》提到：萧伯纳公开主张独裁体制，盛赞纳粹和苏联


▌知识分子的特权：犯错无代价

索维尔尖锐地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无论带来多少灾难，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良心”。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史沫特莱、乔姆斯基、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分子，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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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这个观点撕裂、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区分出思想、知识分子的好坏，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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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二）王重阳的死而复生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22-09-27 19:34 发表于辽宁


一、归乡赴蓬瀛

金庸的《射鵰英雄传》中，有一个精彩情节，就是中神通王重阳临终之际，料到欧阳锋在自己死后会来抢夺《九阴真经》，便通过假死之法引欧阳锋上钩。

欧阳锋果然上当，就在欧阳锋来抢夺《九阴真经》的时候，王重阳破棺而出，用一阳指破去欧阳锋的蛤蟆功，致使欧阳锋多年不履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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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虽然经彩，但毕竟是虚构，不过历史上的王重阳，确实曾经在临终之际死而复生，只是与欧阳锋无关，而是为了他的大弟子马钰。

王重阳离开终南山，到达宁海军后，遇到富甲宁海的马从义。王重阳见到“额有三山，手垂过膝，真大仙之材”的“马半州”，几经周折，将其收入门下，并为其训名为钰，号丹阳子。马钰将家财交付儿子，休妻孙氏，随王重阳至昆嵛山烟霞洞修行。后陆续收下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以及马钰之妻孙不二、刘处玄六名弟子，这六人与马钰合称“全真七子”，为了与南方全真区别，又称“北七真”。

王重阳收下全真七子之后，全真教初具规模，影响日大。大定九年的九月，王重阳带领马刘谭丘四弟子返回关中家乡，途经南京（即汴京），寓于旅店。师徒一边游历名胜，一边精研教理，“切磋琢磨，曲尽其妙”。但未过多久，王重阳预感归期将至，召集众弟子，告诫众人要一心向道，坚定不移，并欲将教事付与马钰。又对于马钰能否真的断绝俗缘，光大全真，又有些不甚放心。便接连让随身的四弟子接受考验，尤其对马钰极为严苛，“狂骂捶楚，不分昼夜”。

时值天寒，王重阳命弟子在室内烧炭，让马钰、谭处端待在室内，丘处机、刘处玄待在室外。在室内者热不可当，在室外者寒冷难当，但内者不敢出，外者不敢入。刘处玄难忍其苦而离开，唯马钰毫无怨言，不改初衷。

大定十年正月，王重阳召四弟子于床前，告之曰：“我将赴蓬瀛了”。并说“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长生、长春犹未也，长春所学当一听丹阳，命长真管领长生。”

随后王重阳吟道：“地肺（即终南山）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时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吟罢，又告诉大家在他死后不要哭泣，随后即闭目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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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弟子便放声大哭起来，不料王重阳又睁开眼睛对马钰说：“吾将甘河所得灵文五篇付你。”马钰跪受灵文。王重阳又对丘处机等三弟子说：“你们的性命都在丹阳子之手了。”

又命拿过笔来题诗一首：“一弟（指丹阳）一侄（指谭处端）两个儿（指丘处机、刘处玄），和予五逸作修持。结成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尸。周匝种成清静景，递相传授紫灵芝。山头并赴金华会，我赴蓬莱先礼师。”写罢放下笔，就闭目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丧事由王重阳在南京新收弟子孟宗献一手操办，灵柩暂厝孟氏后花园中。

马钰率三师弟西行关中，将刘蒋村重阳故庵修葺一新，更名为祖师庵。马丹阳手书“祖庭”扁额，高悬庵楣。

两年后，即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春，重阳四弟子又一同重返汴梁，将师父灵柩归葬于终南山下祖庵，四弟子守墓三年。后来，王重阳弟子们在重阳墓地扩大建置，取名重阳万寿宫，又称重阳宫。屡经修葺，文革时毁坏殆尽，1997年又重新修复。

二、几则神奇逸事

1、甘河遇仙

金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六月，四十八岁的王重阳，任户县甘河镇监酒税的小官，去屠市中饮酒食肉，忽遇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被发被毡，十分惊异。他跟随二人到一个僻静处，行了礼。二人异口同声说：“此子可教矣！”于是，授予王重阳口诀，后飘然而去。这说是历史上有名的“甘河遇仙”的故事。王重阳临终时传给马钰的灵文就是得自于此。

2、上清宫题诗

王重阳在去宁海传道的途中，路过邙山，他登上邙山最高峰——翠云峰。观瞻了翠云峰上的“敕建上清宫”。在上清宫大殿侧壁上，举笔题写了《题上清宫》诗一首：

丘谭王风捉马刘，

昆嵛顶上打玉球，

你还般在寰海内，

赢得三千八百筹。

王重阳这首上清宫题壁诗，并不是一般的即景抒情，也不是谈情说理，而是把自己这次出行山东传道，所招收的弟子的姓都提前公之于众，果然在两年间，验证了王重阳的上清宫题诗的预言。

3、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

王重阳带领四弟子返回关中，抵达南京（今开封）时，寓居磁器王氏的旅馆中。王氏对他不礼貌，又毁谤他。王重阳说：“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王氏认为王重阳在发狂言。但在六十四年后，栖云真人王志谨挈其徒落脚于此，一座壮丽的殿宇，出现在原址上，后名重阳宫，又名朝元宫，最后定名为延庆观。

4、预知大限

王重阳五十三岁时，他在终南镇上清太平宫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他早就预测到自己的大限为五十八岁。

本文参考资料：

《九都释道》

《中国道教》

《王嚞丘处机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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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22-03-29 20:05
全真教是中国道教两大流派之一，创教祖师为王嚞，道号重阳子。王嚞的七位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又称北七真。许多人知道王重阳和全真七子，是因为金庸小说《射鵰英雄传》。但小说毕竟是小说，里面的内容和真实的全真教颇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下面我们就说说历史上的全真教，先从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说起。



王重阳生于北宋末年陕西终南的豪富之家，王嚞曾在金朝担任低级官员，正隆四年于甘河镇“遇仙”得秘文，遂弃官入道，遁入玄门。



王嚞在南时村凿穴室，称之为“活死人墓”，并入内居住修炼。两年多以后，填活死人墓，外出传教。数年后，离开关中东行，在宁海陆续收马钰、丘处机等七人为徒，便是全真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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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全真七子之前，王重阳在关中传教时，有两位同道，并收有四位弟子。

两位同道是和德谨、李灵阳。



和德谨，秦州甘泉人，曾为刀笔吏。后遇一道士，成为莫逆之交。道士死后，又蒙一老妪指点，退居林下修炼，道号玉蟾子。后“闻终南重阳祖师深得九还锻炼之术，乃往参同”，与王重阳同处一庵。王重阳东行之后，他隐居于终南山下。和德谨通医术，常为人治病，于大定十年去世。重阳门下尊称其为“和师叔”。只是这位师叔并不是周伯通，更不是老顽童。



李灵阳，京兆终南县人，据说亦是遇异人点化而隐居修道，号灵阳子。大定三年与王重阳、和德谨同结庵于刘蒋村。其“铅汞龙虎之学，多赖重阳指授”。王重阳东行后，他留在终南，大定二十九年逝于全真祖庭。王重阳曾作诗云：“传与和公与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



除两位同道外，王重阳在终南期间还收了四个弟子。



第一个：史处厚，醴泉人，原名史公密，自幼慕道，大定二年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教其全真性命之学。王重阳东行之时，本欲令其随行，史处厚以老母在堂为由推托了。后迁回醴泉，大定十四年去世，人称“史风仙”。



第二个：严处常，京兆栎阳人，本是王重阳的外戚。大定三年往刘蒋村拜王重阳为师，后迁居终南泉石，道号长清子，大定二十三年逝于全真祖庭。



第三个：刘通微，本是豪门浪荡子，因染恶疾，大定七年王重阳收其为弟子收其为弟子并治好他的病。后来受到金章宗召见，逝于承安元年，有《全道集》行于世。



第四个：赵抱渊，延安鸣川人，“来终南参重阳祖师，玄机密旨，大蒙启证”。后赵抱渊独游天下，晚年返乡居于迎祥观，于泰和三年去世。



以上六人便是历史上全真七子的师叔和师兄。



王重阳去世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弟子奔赴关中，在终南太平宫拜谒和德谨、李灵阳，在京兆见史处厚，在终南会刘通微、严处常，向他们告知了王重阳死讯。后马钰率三位师弟迎回王重阳灵柩，葬于祖师庵，即后来的祖庭。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道教》

《王嚞丘处机评传》

《玄门探珠》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0-2 17:4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0-22 21:26 编辑

殷海光 ｜ 病中语录
殷海光 Acquired 2022-10-21 00:01 发表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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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他受罗素、哈耶克人等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病中语录
文/ 殷海光

一
我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

二
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我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我觉得我以前所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内容，仅仅是我的心路历程中的一些记录。

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

三
我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我这是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作衡量的。虽然这样，但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仍是有显明的条理的：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

四
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我恰好成长在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地摇撼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激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的背逆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国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徬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苦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了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
1969年8月18日

五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

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再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在强大的皇权下，人民却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拿犹太教和回教来说，比孔教要专断多了。历史的社会应与历史的社会比较，拿历史的社会与近代西方的社会比较，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六
现代人讲传统，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

传统并不等于保守。传统乃是代代相传文明的结晶，知识的累积，行为的规范。传统是人类公共的财产，为每个文化分子事实上所共有的。

七
一个人不可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这样，那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

我所说的革命，乃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指科学性的革命（科学性的革命是革新或革进）。中国人谈革命带着很浓的打倒主义。

八
我根本不相信某一类狂热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我不以为世界上有这样完美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完美性居然要用人的生命、要涂人的肝脑才能实现。

九
行动人物往往口头唤着要改造世界，心里却只想占有世界。

这里之所以搞得如此混乱，无一成就，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都缺乏知识的缘故。我们不能迷信革命主义，我们应有constructionism。

十
满清承袭了很多优良的传统。清朝的士大夫多能固执于道德理想，所以为人甚有规范、风格。我认为成为社会明灯的，必须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全看是否尊重知识。

十一
中国的学问，或有中国成分的学问，除知识传授以外，还要耳提面命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才有一种性灵的感应，才能进入心灵的深处。

英国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师生长期在一起，才能得到真学问，像今日台湾的教学法，上课犹如流水席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是鸭子背上泼一瓢水。

有些人文学科是和人的性分不可分的。愈有特色的人，愈不容易被了解。必须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他的究竟。

十二
台湾的知识界，学派成见极深，但都没有学问的成就。读书人的心思，常常拘锁在芝麻绿豆的事情上。精力和时间常常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

“大辩不言”，庄子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当你受到无理性的攻击时，大可不必理睬；你不反应的时候，更使对方自卑、挫折、受创伤。

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

十三
隔离的第一个方式是withdraw，这不是萎缩，乃是保存能力，培养工作的力量。

十四
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大事糊涂，小事精明。

十五
今日的文化界，到处可看到虚假的面貌。甲乙碰面：
甲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乙说：“哪里！哪里！”
一方恭维，另一方自卫。
十六
有些人名位越来越高，车子越坐越大，而心灵越来越萎缩。

十七
许多人借崇拜别人来壮大自己。

十八
许多人用空虚来填塞空虚。结果还是空虚。

十九
不要怕承认自己的无知。我的老师金岳霖谈起学问来，常说：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清楚。

二十
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个逻辑研究会上，有人提起K. Goedel，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听了，先哦了两声，然后坦然地说：“那就算了。”师生对话，神色自若；学生不感到是冒犯老师，老师也不以为学生在顶撞他，面对学问的真诚如此！

二十一
一个文化要能存续与发展，不外乎：
一、主动地或被动地吸收或适应外来文化。
二、保存原有的文化。保存原有文化的程序可能是revitalization movement。三、创造活动。

二十二
许多讲中国文化的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分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其实中国文化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价值。不过，对中国目前情形来说，用严格的方法来界定知识，检验知识，当然是重要的。

二十三
中国文化，不能凭借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
第一是不能凭借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
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
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
第四不能通过Marx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二十四
徐复观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

殷海光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我希望徐先生也要走超越的路。”

二十五
陈鼓应说：“您给徐复观先生的信，昨天我和张绍文送去了。在路上我问绍文是否觉得徐先生和殷老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绍文说：‘徐先生的泥土气息很浓，第一眼看见他，就感到他像个从坚硬的地壳里冒出来的地鼠，对于这世界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好奇的感觉，充满了一股向外跃动的生命冲力。而殷先生则像兀立在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树上的老鹰，凌厉，高迈，孤寂，凝神。俯视物界，一目了然。鼓翼而飞，则一举冲天，直入云霄。’您觉得绍文的批评有没有道理？”

殷海光笑笑说：“有趣！有趣！”

二十六
就思想的模式而论，我是长期沉浸在西方式的分别智中，我比较细密，讲推论，重组织。徐复观等人比较东方式，讲直觉、体悟、透视、统摄。这两种思想模式应互相补偿，而不应互相克制排斥。

思想的转折真不容易，如长江三峡，曲折弯转，才能一泻莫遏，直奔东海。

二十七
徐复观有时出语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他的冲力大极了，常常向外冲时，变成了魔王，回到书堆时，又成为圣人。

二十八
徐复观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时下有许多时髦的学者，没有读过一本经典著作，只拿美国浅薄的论调和名词来唬在台的人。学问的功夫，必须深厚。

二十九
韦政通智力颇高，然而仍须向深沉处下功夫。他具有相当的工作力和潜在力，将来或可向中国哲学的园地上开辟一条路来。

三十
陈鼓应问：“老师这二十年来教了不少特出的学生，您是否可以找出几位将来在学术上有工作能力或有所成就的同学，对他们作一些分析和批评？他们一定很希望听到老师的评语。”

殷海光说：“可以的。像张灏，林毓生，林悦恒，罗业宏，何秀煌，叶新云，洪成完，林昭田，林正弘，孟祥森等很多很多，还有些一时想不起来。你记下来，让我对每个人构思一下，改天再作批评。”

陈鼓应问：“您觉得何秀煌怎么样？”
殷海光说：“他是个优秀的学院式的人物，也是很好的教育家。”
陈鼓应问：“叶新云呢？”
殷海光说：“他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有思考力，智力高，反应敏锐。”
陈鼓应问：“孟祥森呢？”
殷海光说：“对于人性有深彻的透视力，看他的《幻日手记》，对于人性负面的意义抓得这么紧，挖得这么深，真是一本极好的存在主义作品。”

三十一
一般中国人搞西洋哲学，有三种：
（1）蜻蜓点水。
（2）雾里看花。
（3）水牛吃草。

三十二
近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工作，始终停留在所谓汉学和宋学两派之争的小圈圈里，转来转去：一是没有思想生命的考据派，一是玄玄虚虚的义理派——云雾哲学是也。

三十三
一般人谈到中国文化就动辄说：中国文化是静态的，中庸的，和平的，伦理的……一个个格子式的观念往里套，自己很安然地躲进思想的囚牢里。

我们的思想范围要像探照灯一样，耀射到每一角落里，不拘限于一个角落里。

三十四
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三十五
名声像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常比本人大。


三十六
许多人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空影，但是在潜意识里却还残存着优越的幻觉。

三十七
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只能算是一团肉，一团肉便做成什么都可以。

三十八
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的关切心为其推动力，如果没有人类的关切心，就如同没有情感的机械。

三十九
凡是以博士、教授一类的头衔沾沾自喜者，都是不足挂齿的人。

四十
许多人活着，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搞什么都不知道。

四十一
伟大的人物，只有一个主词：如何重建自己，开拓学术思想的园地，其他的一切只是陪衬。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

四十二
真正需要隔离的智慧。要和别人隔离，必须先学习自己和别人隔离。

四十三
思想家是观念的探险者，也是新境界的开拓者。他的心灵永远对真理开放，对别人开放，他不拒绝倾听和他自己的思想不同的思想。

四十四
在学问的面前，我像沙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永远是那么新奇，不停止，不满足。

四十五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四十六
从前有许多老和尚，在深山大泽的生活中安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对生死看得很淡然，那是一种自我放弃。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对人类天然的关切，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四十七
了解存在主义，必须要有这些基础：
（1）要对尼采以来的生命哲学有了解。
（2）要对休姆、康德以后的哲学发展的线索有了解。
（3）要对传统宗教有认识。
（4）要对现代文明的病态有认识。
（5）要对时代环境的问题有真切的感受。
（6）要对死亡的问题有体悟。

四十八
“鼓应，我对存在主义的认识不会太离谱吧！十年前你好几次说我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当时我听了颇不愉快，现在才发现原来是同道人。等我病好了以后，我要和你跟新云一块来研究。还有，要好好地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四十九
老庄的思想要从根地消解一切刑名制度，狂热营求以及杀伐活动。他们要撇去与生命活动不相干的繁褥，而致虚静，收敛生命的能量，提升越俗的自我，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安排，绝不是孔制所能提供的。

五十
孔制的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对于社会文化既有稳定作用又有拘束作用。事实上，任何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不可能只有维系社会文化的稳定作用而没有拘束作用；也不可能只有拘束作用而没有稳定作用。

五十一
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

五十二
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体悟和重新的认识所获致的结论，在我整个思想过程的发展上来看，确是得来不易的，必须从我整个奋斗的心路历程中来了解才有意义。

绝对不可以把我的看法和钱穆这一般人混在一起，他们的脑子被既定的制式思想所凝着，双眼被俗世的考虑所迷惑。他们思考问题纯粹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在没有看清楚问题之前就抢先下价值判断；他们富于根源感而缺乏展望力和分析训练；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地从堂庙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依德、达尔文碰头的。因此，他们谈中国文化只是在做文章，其结果不是空论就是玄扯。

严格说来，钱穆这般人乃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基本的心态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否定自己的错误。他们谈问题时，经常和不相干的心理因素牵扯在一起。

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两者之间的异点不可混淆。

五十三
我是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五十四
张尚德问：“在过去若干年中，您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为什么现在反而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好感？”

殷海光说：“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
（1）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
（2）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
（3）我受了Eisenstadt，Parsons等人的影响。
（4）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复观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像Eisenstadt一些人，感到西洋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故而转向东方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但这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我们必须将东西文化作一个comparative study，然后才能确定文化evolutional意义（这里所说的evolutional并不是达尔文的意义）。我们学哲学的，处在今日文化危机的时代，也正是我们为文化做莫大贡献的时代。

五十五
张尚德问：“老师，你将来要研究宗教吗？”
殷海光说：“是的。”
张尚德问：“要做神的信仰者吗？”
殷海光说：“是的。不过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我的神不是有一个具体对象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五十六
我活不成了！平常看到人家把棺材一副副地抬出来，我们看了却很淡然，为什么今天面临自己，却有异样的感觉呢？

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

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

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我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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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士绅的溃灭
杨念群 风来翻书 2022-10-14 16:00 发表于上海
摘要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末民初名人杨度的曾孙，晚清名人梁启超的曾外孙。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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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读书》2014年第4期，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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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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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士绅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

　　

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就会玩命不怕死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起来可持续两个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记忆的呼唤锻造多少有着某种关联。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其实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



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自组的团练，最后都要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的秘密会社来往，终究挡不住他们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自保”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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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



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给每个村庄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顾人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过别以为武帝表态就意味着儒学突然风靡天下，好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汉宫内倒是设有“博士”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权当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搭着各种互不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儒教国家”那般思无邪的纯净整肃。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大一统”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亿。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宗族在民间如何产生是个复杂的话题，宋代以前只有“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谓“门阀世族”的势力很大，老百姓并无自组宗族的权限，因为宗族要聚居成势，必须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谱牒，以达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修庙设仪，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直到朱熹作《家礼》，刻意简化礼仪程序，放松了民间祭祖资格的限制，允许百姓公开祭祀，民间宗族才有机会扩大繁衍人口，一旦扩张开来，就可自定家法规则，宗族首领多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收归民间自主解决，这在皇帝看来是何乐不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气弥漫，重文轻武之风特盛，却仍不失为一个清平动人的美好年代。民间宗族在乡村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了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却无人否认，绕开面目狰狞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皇朝统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上峰办事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乱搞，保甲制的设计就是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人群被限制在一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



保甲制在历史上到底是否有效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办法为例，雍正设保甲时其实心理一直挺纠结，从道理上讲，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绅，却又害怕他们坐拥保甲实位，尾大不掉，对抗王权。所以他总在琢磨着如何将士绅纳入编户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让他们当上领导，卸去称霸一方的隐患。可到头来，这一石二鸟之计仍遭落空，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纷纷落入士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和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对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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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士绅”身份糜烂的后果



“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况下，士绅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科举制随机调剂的，普通的读书人一旦中举，就会被分配到不同层级，各安其位地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中介。大清新政废了科举，“士绅”就没了这中层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一概转化成新式学堂里的理工男或军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毁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军阀帮派大概与众多青年流入军校有关。学堂区别于科举教育，里面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训课程，理工政法军事学堂的终极目标只负责训练专门的行政人员，帝制崩解后，皇帝作为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们不用再装模作样地效忠传统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约束，活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



士绅身份的变质糜烂深深影响了地方治理技术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编订虽然属于对乡村强制实施控制的准暴力手段，却还是被迫糅进了不少道德的考虑，比如定期宣讲乡规民约，至少让百姓觉得不只是对身心的强制束缚，还有人情脉脉的慰抚。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绅动用自身影响力横向牵动的结果。后来蒋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复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的旧建制，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最终服从于剿杀“共匪”的功利目标，基本没什么道德教化的考量在内。那些残留下来的富裕士绅对此职位毫无兴趣，地痞流氓一看机会来了纷纷抢班夺权，加速了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罗威廉说湖北麻城的保长大多是文盲，连简单的账簿统计知识都没有，恐怕这个现象遍及全国，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职改由恶人庸人充任，自然会蜕化成单纯压榨民间的暴力工具。蒋介石不是没有意识到地方机构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经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加挽救，只是此运动范围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在书面上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毛泽东当年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即有如下挖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所以“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曾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曾国藩”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杀民众的“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平“xiejiao”，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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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一点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农村被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而在西化现代化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五四”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家店，同时必须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后科举时代”的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下来，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耆老放在眼里，“五四”期间不断展开的“家庭”与“职业”选择势不两立的讨论，都与这帮“五四”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激进青年很容易转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的左翼运动拥有城市激进青年做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五四”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最重要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官样的党史说辞。一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五四”启蒙的定义。“五四”的大多数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的乡村神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毁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但最终还是和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造反团伙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切割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士绅”存留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造反绝非限于一般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否则与普通农民暴动进城一窝蜂地打砸抢没什么差别，共产党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程之中，形成了“城市”、“乡村”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五四”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涵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封建主义)，当时常被挥舞的另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抗日旗号却更像是个外表的装饰。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了倒转。“五四”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在根据地话语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地主劣绅”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五四”知识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斗“地主”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

　　

经过如此操作，“五四”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士绅”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青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着摧毁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同时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9 23:51

林保淳：纪晓芙与杨逍――金庸小说中的「贞洁观」【上】
说剑斋 侠隐 2022-12-08 22:25 发表于辽宁
紀曉芙與楊逍――金庸小說中的「貞節觀」

文/林保淳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写道，明教光明左使杨逍，遇见了峨嵋派的徒弟纪晓芙，一见倾心，死命纠缠，甚至强行将其掳掠，后来两人发生关系。数月之后，纪晓芙趁着杨逍松弛了监视，偷溜回峨嵋派。但却已是珠胎暗结，为同门师妹丁敏君察知。纪晓芙只能黯然离山，分娩后产下一女，命名为「杨不悔」，以示其「绝不后悔」之后。其后在灭绝师太逼问之下，纪晓芙道出实情。灭绝师太命其前去刺杀杨逍，以将功赎罪，纪晓芙违命不肯听从，灭绝师太大怒之下，一掌击碎其天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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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杨恋始末】

这段「邪男正女」的「恋情」，是《倚天屠龙记》中相当特殊的情节，杨逍不仅仅是在小说中正派人士「公认」的「魔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阳顶天的渠魁，与正派水火不能兼容，而且其年纪比纪晓芙大了一倍有余，除了「正邪」问题外，还涉及了「老少配」，更重要的是，杨逍是以「掳掠」的手段，造成此一后果的。

从杨逍与纪晓芙结识的过程来看，是纪晓芙奉师命去追寻屠龙刀下落，与同门中人西行至川西大树堡时，首度与杨逍碰面。据纪晓芙的陈述，杨逍见了纪晓芙之后，死缠烂打，「弟子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弟子投客店，他也投客店，弟子打尖，他也打尖」。纪晓芙气不过，便出言斥责，没想到杨逍「说话疯疯颠颠」，于是起了冲突，但两人武功相差太多，杨逍三两下就夺下了纪晓芙的长剑。杨逍未为已甚，但仍然纠缠不放。纪晓芙报出师门，百般躲避，却终于被杨逍「所擒」，最后则是「弟子不能拒，失身于他。他监视我极严，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过了数月，忽有敌人上门找他，弟子便乘机逃了出来，不久发觉身已怀孕，不敢向师父说知，只得躲着偷偷生了这个孩子」。

这段话语，大抵已将杨逍与纪晓芙「恋情」的始末，陈述了个大致的轮廓。但是，纪晓芙说这些过往的情境，是明知灭绝师太要「清理门户」，因此有没有刻意避重就轻、含糊笼统之处，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其中的「说话疯疯颠颠」、为杨逍「所擒」，详情、细节如何，很显然是有所省略的。而更重要的是，「不能拒而失身」、「监视极严」、「过了数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件？纪晓芙是如何「逃了出来」？恐怕都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

「说话疯疯颠颠」，显然是像登徒子一般，用言语挑逗调情吃豆腐，其中当然有些是不便转述出来的，而以杨逍风流俶傥、言词便给的佻达个性，面对一个美丽的女子，会说出怎样亵谑的话语，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这自然会引惹到纪晓芙的不忿，再度与他发生冲突，以至杨逍索性就将她「擒掳」，乃至于后来见色起意，以强暴手段让纪晓芙「不能拒，失身于他」，自也在情理之中。这种事，杨逍极可能并不是第一次做，因为后来说不得用影射的方式说明教有些人「奸淫掳掠」，杨逍立即联想到自己，对号入座，应可为佐证。

【纪晓芙与「杨不悔」】

到底杨逍与纪晓芙发生关系，是两厢情愿，还是杨逍「强逼」，这在杨逍后来听闻纪晓芙死讯，得知女儿名唤「杨不悔」时，也感慨道，「你果然姓杨。不悔，不悔。好！晓芙，我虽强逼于你，你却没懊悔」，纪晓芙所说的「不能拒」，应该是实情。问题的关键在于，纪晓芙失身之后，两人相处的「数月之久」，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纪晓芙说杨逍「监视极严」，连「寻死」都不能，最后终于趁杨逍遇上敌人来寻衅，无暇他顾，所以才找到机会脱逃出来。但是，为何寻隙脱逃之际，身上会有明教的「铁燄令」，且贴身藏着七、八年之久？

「铁燄令」在旧版中称为「铁魔令」，是镌刻着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图像的铁牌，是杨逍送给纪晓芙的，修订版改名为「铁燄令」，「牌上用金丝镶嵌着一个火燄之形」，这显然是有将「魔教」气味冲淡的企图。不过，无论是「铁魔令」或「铁燄令」，各版都明言是杨逍当初送给纪晓芙的。至于杨逍为何会送此给纪晓芙，书中都未明言，但杨逍藉明教中重要的信物，向纪晓芙表达「忏悔」之意，应该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之所以说「忏悔」，而不说是「爱意」，原因是假如杨逍真的痴心爱慕纪晓芙，则当「外敌」退去之后，在其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缘何根本都没有去寻访纪晓芙的下落，甚至连纪晓芙为自己生了个女儿，且因此而丧命，都毫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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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芙以峨嵋派未来的继承人身份，是名门侠女，且又已与武当的殷梨亭有了婚约，骤然失身，羞愤之下，难免会寻短见，因此，杨逍的「监视」，恐怕未必是防范她逃走，而是怕她想不开，送他「铁燄令」，而且将其隐居于坐忘峰的讯息，只告诉纪晓芙一人，想来已有放其自由，而随时可以回来找她的意思。但纪晓芙未必知道这点。「数月之久」的相处，杨逍必然也温柔相待、好语相劝。杨逍是既英俊又潇洒的，相处日久，纪晓芙难免情愫渐生，对杨逍减少了许多恶感，但是不是就此死心塌地爱上杨逍，恐怕也未必尽然。因此，在深思熟虑下，纪晓芙还是选择了脱逃一路。

纪晓芙此时尚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孕在身，横梗在她面前的最大难题，倒不是师门的因素，而是如何对殷梨亭有个交代。这点，从灭绝师太的反应，及纪晓芙的对答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灭绝师太的爱恨情仇】

当灭绝师太初闻爱徒「失身、生女」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怜悯」，「可怜的孩子。唉！这事原也不是你的过错」。丁敏君一旁听了觉得灭绝师太「偏袒」，的确是非常「偏袒」，毕竟，纪晓芙是她最钟爱的弟子。紧接着，灭绝师太询问纪晓芙未来的打算，纪晓芙是决定「削发为尼」出家，青灯古佛渡过一生的。这一个决定，恐怕也不是在生下杨不悔后，又被丁敏君揭穿后才萌生的，而是当初逃脱，就已作下的。此所以才会一再不愿答应与殷梨亭完婚。原因很简单，即便不是有孕在身，而碧瓜已破，新婚之夜就一定无法隐瞒。在小说的那个时代，试想想，新娘子居然不是完璧，会引惹出多少麻烦？更何况，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名门高徒？

纪晓芙与殷梨亭的婚事，其实未必与师门有关，据书中所说，是双方家长决定的，其中固然有「门当户对」的观念，想来也决非「政治联姻」。因此，灭绝师太虽然觉得未必妥善，「那也不好」，但在得知小孩的父亲竟然是杨逍时，还是决定「你回到峨嵋，我便将衣钵和倚天剑都传了于你，立你为本派掌门的承继人」，只是多了一个要纪晓芙杀了杨逍的附带条件。当峨嵋派的掌门继承人，其实也就等于否决了婚姻的可能，与削发不削发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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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对杨逍的恨怒，是剧情急转直下的关键，而这当然与「孤鸿子」之被杨逍「活活气死」有关。但这事涉及男女隐情，故纪晓芙也不敢多问。在这里，新、旧两版的描述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旧版就在「她想问其中详情，却又是不敢出口」下，多增加了「她们峨嵋弟子，均知师父和大师伯孤鸿尊者是师祖座下的两大弟子，却不知这两人情爱甚笃，原有嫁娶之约，只是孤鸿尊者中道殂逝，灭绝师太这才削发为尼」这段话，而且还多了一个同样遭到杨逍羞辱的「昆仑派的名宿游龙子」。新版不但删除了游龙子，更将这段话省略了，更能显示出灭绝师太的刚愎自用、蛮不讲理。

灭绝师太强逼纪晓芙杀害杨逍，以「将功赎罪」，金庸在此透过张无忌用旁观者的眼光描绘师徒二人的动作，究竟两人是如何对话的，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纪晓芙临终前所说的，「我不肯……不肯害她爹爹」，读者当知争论的焦点何在。灭绝师太在此也充分展露其「既灭又绝」的偏狭性格，不但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徒弟，更下令要追杀「孽种」杨不悔，「去将她的孽种刺死，别留下祸根」，狠辣及于无辜的孤女，可见其对杨逍是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杨逍可是纪晓芙的女儿杨不悔的父亲啊，或许灭绝师太亲身赴坐忘峰杀杨逍，纪晓芙也未必会为他求情或阻挡，但是要她亲手杀害这个与自己发生过关系，且又是自己女儿的爹爹的人，恐怕就是完全违情悖理的要求了。纪晓芙当然不可能答应，请注意，这里纪晓芙是一直强调「她爹爹」的。其实，这就是「母爱」的天性，如果杨不悔的爹爹是妈妈亲手所杀，那她未来的一生，将会产生多大的阴影？杨逍的死活，她可以不论不管，但却绝不能伤害到自己的女儿杨不悔，这也是她辛苦将杨不悔长养到八岁，却从没有去寻找过杨逍的最重要原因。

纪晓芙终于惨死在灭绝师太手下了，而孤女杨不悔如何安置？这时她才想起那块「铁燄令」，于是就「托孤」给了张无忌。「铁燄令」是明教的信物，纪晓芙当然不可能挂在身上招摇过市，因此藏在胸前，虽是「贴身」，却未必就是对杨逍的「眷念」，这应该是可以分明辨别的。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紀曉芙將女兒取名「楊不悔」，姓「楊」，自然是有認祖歸宗之意，這是傳統，可不像現在可以改從「母姓」的；「不悔」尤其重要，紀曉芙的確有「不悔」之意，但「不悔」的實質內涵是什麼呢？金庸在修訂版的此章中，訂了個「不悔仲子踰我牆」的回目，哂昧恕对娊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28 00:4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2-29 00:56 编辑

“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X-XI页


最近读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发现“战斗民族”其实和是否擅长打胜仗无关，而是指战斗充斥于生活，或者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军事化了。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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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看完】美国中情局CIA杀害了肯尼迪，掩盖真相近60年，《纽约时报》在肯尼迪遇刺后，推广“阴谋论”一词来抹黑质疑者。肯尼迪被杀前，“阴谋论”一词并不存在于美国的日常用语中。

视频文字节选：

杰克·鲁比在镜头前枪杀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时间是1963年。地点在位于达拉斯的警察总部地下室，许多美国人在这之后对肯尼迪遇刺案有疑问。你不得不承认，这一连串的剧情，非常令人不可思议。一个独行枪手杀害了美国总统，然后在48小时之内，这个独行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又被另一个独行枪手（杰克·鲁比）杀害了。

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有多高？如果你被闪电击中，这还算可能，虽然罕见，但若你的家人在不同的日子都遭到雷击呢？

但美国政府却说：哦！但这确实是巧合。这一串异乎寻常的枪击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发布了《沃伦委员会报告》，报告称，尽管他们动机不明确，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杰克·鲁比都是单独行动，背后没人帮助他们，没有任何阴谋。许多美国人信以为真，因为当时不知道沃伦委员会有多么卑劣和腐败。快50年后，中情局CIA才被迫承认曾向调查人员掩盖信息。CIA掩盖了他们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关系。

正当美国人质疑官方的剧情时，“阴谋论”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进入公众词典。兰斯·德海文·史密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阴谋论”这个词在1964年之前，并不存在于美国的日常用语中。在1964年，也就是沃伦委员会发表其报告的年份，《纽约时报》发表了5篇文章，文中均使用了“阴谋论”这一词汇。

就和当年一样，今天“阴谋论”一词是个针对人的武器，针对质疑美国政府官方说法的人。但尽管被扣帽子“阴谋论”60年，这些质疑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增加了，比如：在1964年4月，一名叫刘易斯·久隆·韦斯特的心理学家，探访了杰克·鲁比位于达拉斯的牢房，根据韦斯特手写的评估，他认为杰克·鲁比严格意义上已经疯了，需要立刻被送往精神病院。

令人困惑的是，之前见过杰克·鲁比的人，都没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对熟人来说，鲁比看起来完全正常，刘易斯·久隆·韦斯特却宣称他疯了。但是韦斯特没有公开的是：他当时在为中情局CIA工作。韦斯特是和CIA这个情报部门有合同的心理医生。 他还是精神控制方面的专家，是臭名昭著的精神控制实验MK Ultra中的重要角色。该实验中，CIA给美国公民服用了强力精神药物，这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世界上心理医生这么多，怎么偏偏是这家伙出现在杰克·鲁比的牢房中？ 媒体似乎对这个问题没兴趣。事实上《纽约时报》1999年发布的给韦斯特的详细悼文中，根本没提他曾为中情局CIA工作，更没提他去过杰克·鲁比的牢房。这难道不重要吗？

所以正常人对肯尼迪遇刺会有疑问很合理， 1974年，美国众议院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的真相，他们超越党派的结论是：肯尼迪几乎肯定是被人阴谋杀害的， 问题是：谁策动的阴谋？

最显然的嫌犯就是中情局CIA，这个情报部门为何向调查人员隐瞒关键信息呢？

1992年，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总统遇刺信息收集法，该法律要求2017年之前解密所有相关文件，也就是肯尼迪被杀后54年，上一任总统保证完全遵守该法律，但在CIA局长蓬佩奥的巨大压力下最终没有解密上千页的CIA文件。

在近60年后，仍隐瞒了上千页的文件，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已去世了，显然不是为了保护任何个体，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为了保护一个机构，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本栏目决定查明真相，我们联系了一名能看到这些文件的内部人士，此人对这些CIA文件非常熟悉。 我们直接问这个内部人士：CIA有没有参与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这是我们得到的原话回复：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他们参与了。这个国家和我们想象的根本不一样，全是演戏。

这样的回答不能更令人震惊了，我们的消息人士可不是搞所谓“阴谋论”的。这个人直接了解的信息，已经多次在美国公众眼前被隐瞒。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是的，CIA参与了刺杀美国总统。

无论你如何看待肯尼迪被杀，请静下来反思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中，有完全不受民主约束的力量，这些力量比被选举出来，本应监督他们的官员更强大。 这些力量可以影响选举结果，他们还可以掩盖自己参与杀害美国总统，他们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民主的最大嘲讽。

这不可接受。自从肯尼迪被杀，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年降低，越来越不信任。也许这就是原因，而且许多高层早就知道这些了，知道这些的人包括：1963年末以来的每位中情局CIA局长。

我们很遗憾的说，我们的朋友蓬佩奥也知道这个内情。他是特朗普执政时期CIA的局长，蓬佩奥知道CIA参与了刺杀肯尼迪。我们邀请蓬佩奥今晚参与节目，他很少拒绝上节目，但是今晚他拒绝来，我们希望他能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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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2-30 20:05

金庸湘西行历管窥
原创 牛阿曾 金庸江湖网 2022-12-30 19:42 发表于广东
按：本文曾于2022年4月发表，考证金庸湘西居址及行历。后又陆续查阅《沅陵县志》《辰州府志》《岳阳市志》和《长城画报》等资料，颇有新获，现对旧文做一次较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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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雾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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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沈从文在《湘西》提及凤凰的神秘时，写下了“不易了解，值得了解”八个字。

对金庸的人生而言，湘西也是一个云雾迷蒙的地方。

金庸在随笔《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

“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

而打量金庸近百年人生，竟发现他在湘西居住的时长仅次于香港、海宁和衢州等地，湘西实为金庸人生旅途无可回避的一大驿站。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这段行历，旁人几无文字相涉，本人也欲语还休，仅在两篇随笔中留下一点片段，见闻感知则大多化进了小说，其湘西行历也就变得极不显豁，以致当年的湘西居址，数十年来都无从确定。

既然一睹《金庸湘西行历图》全貌，已是煎水作冰而不可得，那不妨将现有文献做一番管窥，明明灭灭的雪泥鸿爪连缀起来就是一幅行历简图。



2. 湖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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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神州陆沉的年月。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其时江浙一带已大半沦陷，他被迫西奔重庆投考大学。千里跋涉，备尝艰辛，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途经湖南时路资将尽，只得于当年冬天投奔正在湘西开办农场的同学之兄。此时离考试还有些时日，他便寄居农场，打工备考，直到1943年夏，才赴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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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金庸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一说因拒绝参加青年军）被勒令退学，托表兄蒋复骢关系，谋得中央图书馆馆员工作，暂得寄身。或许冥冥之中与湘西缘分未尽，那位湘西农场主来渝办事，再度邀请金庸协助经营农场，并许诺有收成后，资助金庸出国游学。求学之志不减的金庸颇为心动，便于1945年4月19日从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直至1946年6月才离湘返浙。

前后两度寄居湘西农场，约两年之久。

那么金庸当年寄居的湘西农场究竟位于何处呢？时人持不同说法：

一说农场在“沅陵”。此说疑出自蒋百里侄孙蒋启霆的回忆，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便采此说，记载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中学同窗余兆文赴湘西沅陵，仍经营农场”、“（一九四六年）七月，从湖南沅陵返乡。”

“沅陵说”长期以来是主流。沅陵今属怀化市，怀化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一说农场在“泸溪”。此说出自万润龙《“华山论剑”，79岁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其回忆：

2003年9月23日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兴致勃勃地谈及自己年轻时到湖南的经历，说道:“那是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

“泸溪说”在金庸去世后才出现。泸溪今属湘西州，湘西媒体曾登文采此说。

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直至刘国重兄传来查玉强先生从余小亚处获得的余兆文《履历表》，余小亚正是当年与金庸同赴湘西的余兆文之女。

这份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的余兆文自填《履历表》显示：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余兆文在湘西浦市湖光农场从事杂务管理，介绍人为查良镛。

浦市镇位于泸溪县，有了这宗线索，湘西农场地点便缩小到一镇。这激起了笔者一发其覆之心，且附骥尾，做最后一步考证。

经笔者查阅《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发现：

第256页记载：

“麻溪口种羊场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邻浦市、李家田、上堡三个乡镇地界，面积1.2780万亩。民国时，宁乡人王侃在此办湖光农场。新中国成立后，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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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页记载：

“民国29年（1940），岳阳人王侃在麻溪口办的“湖光农场”内开辟第一个苗圃，育油桐苗1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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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可确定：金庸当年寄居的湖光农场位于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

泸溪县浦市镇自古便是水陆要津，晚清以来商贾辐辏，舟楫络绎，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种羊场位于沅水西滨，山垄延绵，白浦公路穿境而过，如今场内有中南最大种羊场“泸溪县种羊场”。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错落于山丘间，当年农场取名“湖光”，自有应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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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启霆回忆为沅陵农场，或许有历史语境的原因。沅陵自古便是湘西地区“首府”。1942年，湖南设第九行政督察区，以沅陵为治所，辖沅陵、泸溪等县。由于督察区以序数冠名，不易辨识，又经常变更序数和辖县，到了民国后期，不得不改以治所地冠名，而民间为图便利，早以治所称呼督察区，如泸溪所在的第九区便被称为“沅陵行政督察区”，由此产生了“大沅陵”概念。因此，将泸溪归入沅陵，在民国语境下并无不妥。

那么，收留金庸的农场主王侃，又是何人呢？

2000年9月24日，金庸在岳麓书院作“中国历史大势”演讲时，说道：

“我对湖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什么原因？我是浙江人，当时我在浙江南部念书，我自己的家乡跟浙江北部给日本军队占领了。在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192师在我们浙江北部布防，抵抗日本人。当时我们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一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我们守卫家园,不容易。王师长是湖南宁乡人（笔者按：此处记录者耳误，将临湘听成了宁乡），他的两个儿子在我们学校读书，跟我同学，和我是好朋友，还带我去部队看过。”

《金庸：中国历史大势》第20页。
世人多为金庸口述所误，以为此处提及的192师王师长便是王东原，实则谬也，王东原是安徽人且当时军职更高，192师师长另有其人。查史可知是1941年12月升任师长的湖南临湘人王堉。《衢中同学录》显示，金庸的湘籍高中同学仅王铎安一人，为湖南临湘人，而据金庸另一位高中同学斯杭生回忆，王铎安之父便是驻衢部队192师师长，王铎安还有个弟弟也在衢中，低一年级。王侃既是王铎安之兄，那便是王堉师长的子侄了。据《岳阳市志》人物卷记载：抗战胜利后，王堉师长解甲归田，在岳阳湖滨开办农场，竟也叫“湖光农场。”



3. 雪泥鸿爪

图片湘西旧称“蛮荒”之地，但抗战爆发后，国府迁都重庆，大西南战略地位彰显，湘西凭着沅江水系、川湘公路和湘黔公路之便，成为大西南的门户。当时日军多次轰炸沅陵，企图据有湘西，进犯川渝，但终告失败。沦陷区的党、政、军、校和难民纷纷涌入湘西，有的取道西迁，有的就地落脚，“抗战期间共有15000余人迁居泸溪。”（《泸溪县志》第522页）饱受颠沛无定之苦的金庸，得以栖息泸溪。

在湖光农场，金庸协助农场主王侃经营农场，在山坡上垦出梯田，种植桐树，再榨取桐油，行销出去。民国时，湘西造林种树以油桐、油茶为主（《沅陵县志》第31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金庸还记得“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金庸《连城诀》）

桐油是一种防腐蚀涂料，广泛用于军工养护，在民国初年本甚平常。但随着世界大战阴云笼罩，桐油成为各国均需的战备物资。而中国本就是世界最大产桐国，巨大的出口需求促使国内桐树种植如火如荼。抗战时，桐油已位列中国控制换汇物资之首，国民政府多次以桐油为担保向美国借款。湘西是国内第二大桐油产区，湖南省成立了油桐推广委员会并在沅陵设工作站，油价奇涨，商人逐利，“于是种者愈多。环邑数百里，足之所及目之所接，皆是物也。”（《沅陵县志》第314页）

而1938年10月，沅陵成为湖南战时省会，诸多机构迁入。1939年，湖南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收购桐油。1940年，中国植物油料厂沅陵榨油厂建成。（《沅陵县志》第25、26页）。“其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多从沅陵站换车入川，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沅陵县志》第399页）。因此，沅陵作为旧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边县域有着极强影响力。

翻阅金庸小说，会发现他提及的湘西地区，不出泸溪、沅陵（辰州）和辰溪三县。因金庸往返泸溪与重庆，由沅陵乘车最便捷，从事桐油营生，又必往来于沅陵商谈业务，对沅陵的熟悉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湖光农场与辰溪仅一江之隔，其曾向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申请借读，这些都是他当年行经的故地，写进小说也就很自然了。



【1】“铁掌山”之谜 图片

湘西一江如带，群峰似染，正是游目骋怀的好地方。

《射雕英雄传》中提到：

“经常德、辰州，顺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当郭靖、黄蓉两人到达山下后，“望见五座山峰耸天入云，峭兀突怒，形似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


“铁掌山”是金庸杜撰的《武穆遗书》藏书地，郭靖、黄蓉在此大战铁掌帮，于铁掌帮圣地的山洞中发现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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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与辰溪以沅江为界，“铁掌山”自是屹立于沅江边。遍览两岸群山，唯有辛女岩形如五指向天。辛女岩在泸溪县南的侯家村，与湖光农场直距仅几公里，《大清一统志》描述辛女岩：“奇峰绝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辛女岩为当地苗人的祭祀圣地，岩顶原有辛女庙，据《辰阳风土记》记载，每年苗人扶老携幼，祭祀于此，喝酒吃肉，打鼓唱歌，五日五夜方散。

而金庸将“铁掌山”设为《武穆遗书》藏书地，或许受到了当地历史传说“二酉藏书”的影响。二酉，指大酉山和小酉山。一说两山俱在沅陵，一说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元和郡县志》记载，“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古人便以“二酉”为典故代指藏书丰瞻，有“学富五车，书通二酉”之说，历代文人吟咏不绝。

金庸写《三十三剑客图》，有六篇故事参考了《酉阳杂俎》。而这部书的书名，正是取其包罗万象，仿佛是遍阅“二酉藏书”后所作笔录之意。由此推之，金庸是知晓二酉典故的。

他或许糅合了“辛女岩”山势和“二酉藏书”传说，形成了“铁掌山”藏《武穆遗书》的构思。



【2】“青龙滩”之险 图片



沅江自大西南崇山峻岭间奔腾而出，在湖南四水之中，最具野性。《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二回“湍江险滩”中，郭靖、黄蓉船行沅江，望见“混浊的江水束在两旁陡峰之间，实是湍急已极”，到了“青龙滩”，河床陡然下倾，江水喷溅注泻，急流送船，势逾奔马，两人在骇浪之上与铁掌帮激斗。金庸以半章篇幅描写“青龙滩”之险，读来为之惊目。

这“青龙滩”有多险呢？出身东海桃花岛的黄蓉“虽然自幼与波涛为伍，但见滚滚浊流掠身泻注，也不禁头晕目眩，抬头向天，不敢平视江水。”而裘千仞这位武功仅次于五绝，又号称“水上漂”的大高手，在离岸不远的江面跌入水里后，怕被急流冲走，不敢浮上来透气，只能沉到江底攀住底部岩石，手足并用，憋气学狗爬，逃向岸边。“仗着武功卓绝，岸边水势又远不如江心湍急，虽吃了十多口水，终于爬上了岸。他筋疲力尽，坐在石上喘气。”（金庸《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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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查阅地图，沅江之上并无“青龙滩”，莫非是金庸杜撰出来的？



1956年，金庸在随笔《马援与二征王》中写到：

“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带的苗族，因为水流湍急（那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爱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龙滩一带），船不得上，天气又很热，军队中流行疫病，马援就病死了。”


这是金庸笔下“青龙滩”的最早出处，此滩与湘西历史地理相关，当非虚构。而历史上，马援病死于“清浪滩”边。因此，金庸笔下的“青龙滩”或许就是“清浪滩”，即沈从文笔下的“青浪滩”。



经查《沅陵县志》，发现第693页记载：“马援被阻于沅水青龙滩（今清浪滩）南岸壶头山”，可知“青龙滩”是“清浪滩”的古称。取水势湍急，宛如青龙过江之意，清人陆应谷有诗《清浪滩》云：“水声怒作伏狮吼，霹雳横飞蛟龙走。”



沅江以“清浪滩”最称天险，暗礁密布，激流狂泻四十余里，数千年来吞噬了无数生命，旧时有“船过清浪滩，闯出鬼门关”之说。沈从文在《沅陵的人》里写道：“沅水……以青浪滩最长，石头最多，水流最猛。顺流而下时，四十里水路不过二十分钟可完事，上行船有时得一整天。”1939年，国民政府在沅江设险滩照料站，“总站设清浪，配30人，照料船只过滩。”（《沅陵县志》第25页）。1949年后，经过数次炸礁疏浚，清浪滩之险不复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下游五强溪大坝横亘沅江，高山出平湖，沅江第一险滩“清浪滩”沉入水底，如今的清浪滩江面已静如处子。





（如今的清浪滩，即沅陵清浪乡一带沅江段）



有趣的是：小说里郭、黄二人欲往汉口，从桃源境内的沅江下游登船往北边行进，而“清浪滩”位于桃源西南方的沅陵，属沅江中游，按方位，两人绝不会路过“清浪滩”。显然金庸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将“清浪滩”从沅陵挪到了桃源。



这种因小说情节需要而施展的挪移术，在《连城诀》里也用了一次：金庸将杭州的蝴蝶挪到了湘西。旧版《连城诀》里提及湘西一带的人叫一种黑色大蝴蝶为“梁山伯，祝英台”，雌雄一对，双宿双飞，始终不分开。但由于他先前已在随笔《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提到这种叫“梁山伯、祝英台”的黑色大蝴蝶是杭州一带的，为免附会，便在修订版《连城诀》里将“梁山伯、祝英台”改成了黄黑相间的大蝴蝶。



金庸写“青龙滩”时，还以纤夫拉船之艰烘托水势之险：

“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的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间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下行的船只却是顺流疾驶而下，刹那间掠过了一群群纤夫。”
金庸《射雕英雄传》


在写纤夫拉船力竭后，旧版《射雕英雄传》原文是

“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原本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歇下了一大半。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一倍有余。”


修订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增修了两笔：

“这时下游又驶上一艘乌篷船，三十多名纤夫到这里都是气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边，疲累之极，再也动弹不得。郭靖心道：“瞧来下面的江水比这里更急得多。”又见纤夫中有几个是花白头发的老者，有几个却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都是面黄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蓦地里觉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头似乎有物哽住了。”


笔墨一挥，便浮出悲悯，文字的气象就迥然不同了。为纤夫这一底层群体添“闲笔”，并非煽情，实则出自金庸当年亲身见闻。这些吃力气饭的人，终年在恶浪咆哮的沅江边上胼手胝足，却仍然衣食不周，这里头寄托着作者的恻隐，作者与这条江、这群人曾有过某种缘分。



在《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中，还出现了湘西排教。排教即排帮，旧湘西从事木材营生的人结成的帮会。湘西木材运输以“放排”为主，山中伐木后，将木材扎成排节，由放排人驾驭，经江河漂流到码头。放排时生死难测，遇到险滩急流，一不留神就木散人亡。浦市是当时排帮的重要交易码头，金庸耳闻目睹，便将排帮写进了小说。



【3】湘西土音图片



在《连城诀》中，戚长发为掩人耳目，将唐诗剑法讹传为“躺尸剑法”，其中的招式名称也改成谐音字或同声异形字。



旧版《连城诀》里，戚长发向狄云传剑时，将“衣冠拜冕旒”这一招说成“衣冠拜马骝”。然而马骝是粤语猴子的意思，湘西一带的人讲出来甚是古怪，修订版《连城诀》便改为“一官拜马猴”。



既然不便讲粤语，那改说湘西方言，总归妥帖吧？



于是“落日照大旗”这一招，在旧版里本是“绿日招大姐”，修订版里改作“落泥招大姐”，为何这般改动？金庸来了句旁白：

“在湘西土音中，这“泥”字和“日”字却也差不多。”



湘西土音便是指“湘西乡话”，是分布在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归属不明的濒危汉语方言，以狄云老家沅陵麻溪铺的乡话最为纯正。乾隆年间编纂的《泸溪县志》称乡话为“乡谈谜语，语言聱牙，令人不可晓。”《辰州府志》便以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乡话常见词。



其实，除了这招“落泥招大姐”，还有剑招据湘西土音改名，比如“孤鸿海上来”，在旧版里是“古洪喊上来”，修订版改为“哥翁喊上来”，因在湘西土音中，“鸿”和“翁”，韵母都是əu。如今的湘西土音已经濒危，使用人群很少，沅陵、泸溪和辰溪等地早已通行西南官话（客话）。



而金庸谈到湘西土音时，单单以“日”字和“泥”字相近举例，绝非信笔为之。而是由于它们“特殊”，涉及到音韵学著名论断，即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简称“娘日归泥”，简单来说，便是声母n和r（中古时期的娘、日二母），均从n（上古时期的泥母）分化而来。湘西土音中“日”和“泥”读音相近，自是传袭了上古读音。杨蔚《湘西乡话语音研究》便认为湘西乡话由古吴楚方言流变而来，颇多古音遗存。



【4】湘西赶尸图片



在《书剑恩仇录》中，湘西辰州（今沅陵等地）有一路古怪功夫叫“僵尸拳”，只见：

“言伯乾忽然两目上翻，双臂平举，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如僵尸。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慑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慑魄的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头虽不弯曲，纵跳却极灵便。”


后来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又写了湘西武学名宿潇湘子，其身材高瘦，脸无血色，形若僵尸，手持哭丧棒，武功招数也形同僵尸。



这些都化用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湘西山川险阻，人死异乡，运回棺木殊为不易，便由赶尸人在僵尸额头贴一道祝由科的符，念着咒语，摇着摄魂铃，引导僵尸走路回家。祝由科是一种以符咒治病的中医医科，盛行于湘西辰州，所用的符也叫辰州符，湘西赶尸便是通过辰州符来操控。



金庸善于驰骋想象，另辟武学蹊径，世间万象在他笔下都可以入武。僵尸武功，虽鬼气森森，但交手之时，一招一式，都清楚明白，场景感极强，再加以旁白，奇谲诡异却有根底，读者观之，神驰目眩，越看越有味道。



【5】杀蛙大侠与

湘西猴儿酒图片



《泸溪县志》形容当地“八分山一分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县志536页提到“那时，水旱灾害连年，匪患祸乱频仍，官税加重，人民生活极其艰苦。”



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回忆：

“这些农村之中，大多数人家是数代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张椅子的，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时中也是没有鞋子袜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


余兆文《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许多年后，杨过在外流浪，便常常烧烤青蛙，充饥度日。而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山涧之中初见面，他请盈盈吃的第一顿饭，竟是二十余只烤青蛙。见令狐冲洗剥青蛙，拔剑斩首除肠，动作麻利，盈盈笑道：“古时有屠狗英雄，今日岂可无杀蛙大侠？你这独孤九剑神妙得很哪。”



其实杀蛙大侠并不只有杨过、令狐冲，还有金庸自己。



而家中连一条凳子都没有，只有草织圆垫的覃姓农民朋友“搞野味”，未必是山村生活有乐趣，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充饥。



在《笑傲江湖》中，陆大有向同门讲述了令狐冲计赚“湘西猴儿酒”的趣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令狐冲豪爽善饮，一番恳求，叫化子答允他一两银子喝一口。哪知令狐冲这一口好长，只听得咕嘟咕嘟直响，一口气就把大半葫芦酒喝得滴酒不剩。



“猴儿酒”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并非湘西独有。如陆柞蕃《粤西偶记》中提及：“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猿猴造酒，本就是酒的起源之一。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且有藏果习性，久之，含有糖分的野果通过自然发酵生成天然酒浆。金庸当年或许在湘西山林中尝过“猴儿酒”这等野酿，心底难忘，于是化进小说，聊以为趣。




【6】负笈之志再挫图片



多年后，金庸回忆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学业中断的他寄居沅江小山村，难免感伤国事蜩螗，命途多舛。但他并未荒废学习，曾试译《诗经》和《牛津袖珍字典》，可惜未能完成。



当时湖南大学已于1938年内迁至隔壁辰溪县办学，金庸便有了借读湖大，重续学业的念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金庸致函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


“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
湖南省档案馆“国立湖南大学 · 人事类 · 关于各处学生请求借读等资料 · 自1945年起至1948年”的221号档案卷宗第35页之查良镛书信


为打动胡校长，金庸还在信中吐露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虽然言辞恳切，但湖大并未给予通融。十八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借读请求。



金庸当时的失意，可想而知。



【7】民歌荡漾图片



“湖南乡间风俗，山歌都是应景即兴之作，随口而出，押以粗浅韵脚，与日常说话并无多大差别。”
金庸《连城诀》


1957年，金庸回忆：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金庸《民歌中的讥刺》


在湘西，男女往往以对歌的形式来谈情说爱。

“那时他（覃姓农民朋友）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热恋之中。湘西农村中的恋爱很是罗曼蒂克，男的女的隔着一条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着山歌。这些山歌的调子很少变化，歌词是每个人即兴编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晓风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几千几万首山歌，每块岩石、每一株桐树都记住了他俩缠绵的深情的歌声了。”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中国民歌大致有山歌、小调和号子三种。金庸对民歌素来喜爱，对民歌掌故也是稔熟于心，曾写过《民歌中的讥刺》、《黄虹八歌》和《谈几首歌曲》等民歌随笔。他说：

“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
杜南发访金庸《长风万里撼江湖》
“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刘晓梅《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至1958年间，金庸以林欢为笔名，为电影歌曲填词，创作了许多歌曲。金庸认为“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自述“我曾学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金庸《谈谜语》）。



金庸歌曲的代表作《梅心曲》便是典型民歌：

“梅花村旁，湖水清，不知湖水有多深，抛块石子试深浅，唱个山歌试郎心。满湖落花不知深，不知郎心真不真，灯草拿来雨头点，碰头才知一条心。看花要到梅花林，梅花越冷越精神，种树要种芭蕉树，从头到根一条心。蜘蛛结网在梅林，蛛丝虽细黏得紧，由他飘东与飘西，黏东黏西在眉心。”

通过借景抒情，表达出真挚的男女之情。其它如《门边一树碧桃花》等歌曲也有着很强的民歌气息，歌词简朴，曲调爽朗，像抒发喜怒哀乐时的即兴歌唱。要知金庸在这一时段末供职过的长城电影公司属于左派阵营，强调电影的社会教育意义，但金庸为电影歌曲作词，没有“以文载道”，更多是对爱情的纯粹描写，这是颇为另类的。



民歌本为民间性情之响，陌上桑间的男女，歌以传情，歌以择配，最浅、最俚、亦最真。金庸小说也不时出现民歌，陈家洛、温青青、秦淮河歌女、王铁匠、狄云、岳灵珊、李文秀等人均唱过。金庸善于借民歌写男女之情，既合情节，又显心境。



《连城诀》里的湘西汉子狄云是唱山歌的好手，“他当年在湖南乡间，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间，溪前山后，和戚芳俩不知已唱过几千几万首山歌。”后来，为诓宝象，狄云装做无赖汉子，放开喉咙，大声唱起山歌：

“对山的妹妹，听我唱啊，你嫁人莫嫁富家郎，王孙公子良心坏！要嫁我癞痢头阿三，顶上光！” 接着他逼紧喉咙，模拟着女声又唱了起来：“你癞痢头阿三有啥香？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娇娘？贪图你头上无毛不用梳？贪图你……。”

他歌声一出，胸间不禁一酸，自从那年和戚芳携手同游后，这山歌已有五年多没有出过他的喉头，这时旧调重歌，听者却不再是那个俏美的小师妹。



【8】苗汉世仇图片



湘西泸溪旧属“苗疆”，在这里，金庸对民族问题有了深切感触。

“湘西有许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汉人赶到了贫瘠的山里。汉人的官吏和土豪恶霸常常欺侮他们，每过十年八年，苗人忍无可忍，便会爆发一次武装反击。我在湘西时，最近一次的汉苗冲突过去还不久，农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汉苗互相杀戮的事迹。汉人有新式，人数又多，每次冲突自然总是苗人失败。我在乡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汉人交易，苗人总是很少说话，对于轻薄汉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亏，也不敢有什么争执。”
“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农民家里作客，听到一个保长喝醉了酒，口齿模糊地吹嘘他如何手执快枪冲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抢劫他们的财物。火堆旁的听众大都是贫穷的农民，但他们都觉得，欺侮苗人是很应该的，他这样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个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长挺撞了几句，说：“如果别人这样欺侮你的女儿，你心中怎样？”他大怒之下，从此和我成了仇人。”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沈从文在自传里讲过一桩隐痛，他的生身祖母是苗人，由于当时苗汉通婚生下的子嗣没有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儿子后，就被远嫁他乡，沈家对外称她是汉人，已经去世，还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提到官府镇压革命党时，屠杀了许多无辜的苗民，决人生死的方法竟是把人牵到天王庙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



湘西的苗汉史就是一部“相斫书”，世代相杀的惨烈，让金庸思索民族相处之道。1961年，他提出武侠要“主张人类的平等，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在描写古代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如汉人反抗满清等等，主要是从爱国心出发，而不是从种族偏见出发。”（金庸《对武侠片的期望》）



后来他的小说突破汉民族本位，越发强调民族融合，出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英雄萧峰，最终出现了没有民族属性的韦小宝，由于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任一族人，他天生不持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作为小说家，尝试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指出一条民族伦理革新的路子，这显示了金庸对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思索。他自认为：“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9】惨酷不平 图片



沈从文曾说湘西的山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但若以为湘西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那便是一种大误解。

“那年春天，农村中发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个农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农村中没有半点医药设备，短短一个月之内，我所相识的农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没死的，险上也都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金庸的那位覃姓农民朋友，全家染上天花，母亲、哥哥、妹子都死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后来他虽然好了，但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满脸痘疤。他一头牛和三口猪都卖了，用来埋葬他的家人，从此成为赤贫，相好的姑娘不久也嫁了别人。他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卖给了别人，但那买田的有钱人设法不转钱粮户册，每年的钱粮仍是要他缴纳，交涉和哀求都没有用。缴不出，县里下来催钱粮的税吏就要收“草鞋钱”——从县里走了几十里路，草鞋走烂了。税吏所收的“草鞋钱”其实就是迟交的利息，这次付了草鞋钱，过得十天半月，税吏又会再来。金庸气愤地向那税吏交涉，他却说这不关他事，县里的粮簿上记的是金庸那朋友的名字。



在多重打击之下：

“他成日痴痴呆呆，对什么都失却了兴趣。我想同他一起到县政府去交涉，改了粮册上名字，他也一样不关心了，只说：“没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没了幸福，或许，他还是死了的好。”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


读罢此文，让人想起沈从文，这位金庸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两位先生笔下的湘西都由两重世界组成，山川是极其秀美的，老百姓也多是勤劳朴实的，但却有一种“残酷”笼罩着这种“诗意”，让老百姓在一种无望的悲苦中麻木地活着。沈从文的《辰溪的煤》《丈夫》《贵生》等文字莫不流露出这种痛苦，《沈从文自传》更是充满了无辜乡民被肆意屠戮的回忆，仅榆树湾一地，清乡军阀就杀了两千人。冷峻的文字揭示了旧湘西的社会底色，兵祸、匪患、灾荒、苛政，老百姓在动荡不宁的历史风雨中命如草芥。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里也提到自己在湘西记录下来的那一千余首民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



沈从文晚年感慨道：

“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沈从文自传》附记


他和金庸都从近处瞧见了活在底层的那群湘西乡民，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不公、面对死亡，无力改变，只能默默忍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沈从文和金庸的这些文字，他们照旧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水花都不曾溅起一朵。



在湘西的两年，是金庸唯一与底层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光，他领略到了以他的阶层原本这辈子都领略不到的东西，这对后来办报纸、写小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1959年，金庸在《明报》发表他的第一篇社评《我们的立场》，提出帮助社会实现“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立场。他写道：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2000年，金庸在自传体散文《月云》里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4. 不胜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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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前后在六部小说中提及了湘西，尤以《连城诀》为最，曾经熟悉的湘西风物，挥洒在字里行间：

“长身黝黑，颧骨微高，粗手大脚，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



“四川湘西一带农民喜以白布缠头，据说是为诸葛亮服丧的遗风。”



“空心菜是湘西一带最寻常的蔬菜，粗生粗长，菜茎的心是空的。”



“这是湘西沅陵一带的花斑毒蝎咬的，咱们湖北可没这种蝎子！”



……




这些文字真是不胜低回。在这里，金庸见到了山川秀美，民风淳朴，也见到了悲风苦雨，向死而生。但世变之亟，无人能预知其流极。1946年离开湘西，金庸便再也没能回来。



许多年后，水阔山遥，湘西已在万重之外。他修订小说，让李沅芷做了金庸江湖头号出场人物，这一笔，真可谓隐于不言，细入无间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1-27 12:0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1-27 12:13 编辑

理性客观中立，有问题
Cherry it up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2023-01-24 20:14 发表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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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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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Cherry it up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写作、阅读以及思考时的所谓「中立」或「理性」立场。

每次出现社会热点话题时，我们常看到官方媒体提醒读者要「理性」，其实却是在用官方话语的权威镇压其他信息源；在生活中，女性常常被贴上「不理智」的标签从而自动被排除在重要的对话之外；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者的呼声时常被种种强调「客观中立」的声音 dismiss，仿佛只要站队就有原罪；在微博、豆瓣或知乎的留言区里随便谈一点现象、发表点感想也常常被人教育要「一分为二」、要「辩证地看问题」……

这些「理性」的声音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乍看之下似乎也无可挑剔，却不时让人心中不爽，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语境下，所谓的「中立」、「理性」、「一分为二」都是在成就一种恶，都是在压抑某些本应当被听到的声音。

这种问题有时很隐蔽，在一些情况下也很难辩驳，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把它们摊开来写一写，和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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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代价

什么叫「中立」呢？字典里这样解释：

1. The state of not supporting or helping either side in a conflict, disagreement, etc.; impartiality.

2. Absence of decided views, expression, or strong feeling.

总而言之，「中立」就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彻底的不管了。这种立场典型的可以参见二战时期的永久中立国瑞士，既不掺和也不帮忙。

熟悉托福写作的朋友可能知道「中立」这个立场在托福写作中是不大讨巧的，因为会给审题老师一种立场不清晰、观点不鲜明的感觉。* 这个观察当然不代表「中立」就不能写出高分作文，也不代表「中立」就必然是一种不好的立场。

但是，「中立」在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讨论时确实并不是最好的立场，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不存在的立场，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可能是一种比偏见 (prejudice) 更为恶劣的虚伪立场。

1.1   有资格选择「中立」，意味着既得利益 (privilege)

除了托福写作时的那种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在不少语境下，「中立」是作为「偏见」(biased) 的对立面被使用的。我们常常看到愤怒的女性主义者受到某些号称「中立」的观点的抨击，指责 ta 们过于偏激。对于这种声音，我在这里推荐一篇非常有感染力的文章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驳的思路：如果一个人有条件能够对不公正保持「冷静」并且选择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说明 ta 至少没有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压迫，也就是说，ta 是某种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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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ust be nice to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earning 23 cents less per dollar than someone else, solely because you were born with different reproductive organs.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说因为自己「中立」所以不去帮助弱势的一方，就是在纵容不公，等于是压迫者的帮凶。文章引用了来自南非人权神学家 Desmond Tutu 的一句名言：「如果你在不公正的场合仍然选择中立，你就选择了压迫者的一方。如果一只大象把脚放在了老鼠尾巴上，而你却说你中立，老鼠是不会感激你的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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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二战中的瑞士就是一个例子。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不仅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并且吞并他们的财产 。名义上虽然是永久中立国，实际上却是通过不干涉不阻止暴行，谋求自身的安全，等于是站在了压迫者的一边。二战后的瑞士被国际社会批评助纣为虐，政府官员公开向大屠杀受害者道歉 ，就已经很能说明，并不存在无辜的「中立」。

1.2   有权力不使用也是对权力的滥用

小时候看电视，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投票时会存在「弃权」这个选项，直到后来才理解，「弃权」票所具有的力量与其他票确实是一样的，甚至说了更多。原来，选择不使用权力，也是一种使用权力的方式。

马友友在毕业典礼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极深："To not use our power is to abuse it."（有权力不使用也是对权力的滥用）

从高等院校毕业，就已经在社会金字塔上将一大批人踩在脚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毕业生不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所拥有的 privilege（来自文凭甚至学校的名声）去改变社会的不公、去帮助那些没有这些 privilige 的人，就等于是融化进了压迫者的那一方，成为不公的帮凶。这种选择是对权力的糟践，这也是为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伦理上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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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立场也并不能保护任何人免于影响。再回到二战的例子，战争开始时，美国隔岸观火，保持「中立」立场。在 1934 年，时任司法部长查尔斯·沃伦就曾说过「和平时期，更需要积极防战」(in time of peace, prepare for keeping out of war)。沃伦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立」并不代表可以袖手旁观高高挂起，恰恰相反，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美国将不得不与交战国谈判，放弃不少原有的外贸权力 。

总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仗着自己的有利地位而「中立」，不仅在道德上走不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带来大量的内耗。

1.3   中间派 (Middle Ground) 不等于中立 (Neutrality)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必须要一边倒才能算是合理吗？我偏偏就是不同意两端的看法有错吗？——你没有错，大部分辩论都是在一道光谱上展开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让所有人都只有非黑即白的选择。

但是，拥有立场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两回事。我在这里想要批评的是那些打着「中立」的旗号回避讨论、甚至打压其他更勇敢的声音的做法。即使是「中立」，也是需要为自己的立场负责的。所谓的「负责」，也就是说要能够 stand up for your point，为你的观点承担相应的辩护义务。

反过来说，文科学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从写书到讲课，从公开演讲到与 NGO 合作，目的也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思维的复杂性、社会的多面性，只有当人们能用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的灰色解释清楚，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减少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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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上文中所讨论的「中立」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 middle ground 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概念。英语里有一个搭配叫 "meet in the middle ground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们不能强求人们立刻抛弃自己的 standpoint，但如果可以请他们暂时地走出一小步，到达一个中间地带，互相听一听来自其他视角的人的声音，看一眼其他人的立场，那就是很大的进步。哪怕参与者的立场目前没有改变，但至少在这样一次次的会面中，他们可能会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同意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有今天的立场。建立这种 middle ground 是避免思维闭塞的开端，而避免思维闭塞又是防止极端思维的根基。

总而言之，我批评「中立」并不是要把所有人推到两极去。在面对讨论时，「中立」作为一种立场往往带有消极逃避的态度，而一个不偏袒 (impartial) 的立场首先是能够主动发声、正面迎战的。其次，impartial mediator 的功能也不是回避问题 / 和稀泥，而是把论辩的双方带到 middle ground，提供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安全空间。

结束这段讨论前，最后推荐一个油管频道Jubilee，他们做过一系列的middle ground视频，就是把两端点的人带到一个房间里对他们的话题进行讨论。在这些视频里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拒绝倾听对方的观点，也会看到一些人试图去理解、共情对方的立场，无论每个个体的反应如何，这种节目对参与者和观众都非常有教育意义。这个频道还做一个叫 spectrum 的系列，也非常有意思，对改变社会偏见很有帮助，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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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迷思

说完了「中立」，接下来再谈一谈更加 sticky 的「客观」和「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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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客观」和「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在如今汉语中，「客观」一般对应英语中的 "objectivity"，是「主观」(subjectivity) 的对立面。其意义大概可以粗略地追溯到唯物论，或者（在更通俗的语境下）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虽然在哲学上 "objectivity" 指的是独立于个人主观意志 (subjectivity) 存在的，但在日常生活 / 媒体话语中使用时，「客观」往往更接近「中立」的意思，暗示某个信息没有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

而「理性」则一般对应英语中的 "reason" 或者 "rationality"，意义多继承自启蒙运动以下的理性传统。

针对这两个词的意义范畴，这个章节首先讨论「客观」的局限与其引申出的问题。关于「理性」传统的反思放到下一章节来分析。

2.1   绝对的「客观」真的存在吗？

关于客观性的讨论可以一路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在近现代也一直是西方哲学频繁讨论的经典话题之一。为了避免陷入太深的哲学探讨而迷失了本文的目的（我们讨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和接受信息，如何在写作时避免逻辑混乱），大猫这里用一个比较易懂的TED视频开场: The Objectivity Illusion by Lee Ross. (https://youtu.be/mCBRB985bjo)

在演讲中，心理学家 Lee Ross 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现实是一种幻觉，尽管这种幻觉非常稳定。」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精神工作 (mind work) 的产物。更进一步说，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件事的稳定性(consistency) 来给它贴上「真实」的标签的，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也承认这种稳定性，那么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就得到了承认，反之则会引起争议。

Ross 然后指出，这种对「真实」的定义或许在物质世界里不会遇到大问题，但到了讨论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就时常会遇到问题。对此，他列举了三种「客观的幻觉」及其后果：

1. 人们认为自己的认知（以及人的信念、感受、偏好、品味、价值观等）是真实的，因此其他理性的人也都会认可它；

2. 对于自身认知的乐观让我们相信，说服那些不接受我们的认知的人是容易的；

3. 对于那些不能被我们说服，或是不认同我们的认知的人，我们容易形成负面的评价（例如认为他们不理智、不讲道理、被偏见迷惑了双眼）。

这三点问题其实在道理上都很容易理解，难的是：当我们身处讨论之中，并且对自己的立场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时，我们要如何避免落入这种 objectivity illusion？

解决「客观幻觉」的关键在于 C，即那些不接受我们认知的人，不应该被贴上负面标签——Ross 在视频里没有提到的是，比起负面标签更隐蔽却又更值得警惕的，是精英立场，即一种怜悯式 (condescending) 的贬低，即认为那些不认同我们认知的人是没文化、素质低、蒙昧的，是需要被我们教育从而改变的。

这种态度一方面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另一方面会让自己这边形成一种封闭思想，拒绝其他方面的信息。前文已经提到，分享信息、交换观点都是有益促进 middle ground 形成的，但它不应该被放在一个不平衡的权力话语语境之中。

互联网时代，很多讨论最后都沦为骂战，这是互联网的赛博格体质导致的必然现象，但这并不妨碍互联网的一些角落成为论战双方对话的平台。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对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直接攻击对方「都9012年了怎么还…」，而是应该开启一个讨论，「你的信息从哪里来？」「我这里收集到的信息揭露了更多的 / 不同的内容，你怎么看？」「你为什么信任这个信息源而不相信那个？」「我可以讲讲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信息源更为可靠」…

总而言之，以上对于「客观」的质疑提醒我们，当有人 / 媒体使用「客观真实」来标榜自己的时候，ta 传达的信息并不只是「我没有夹带私货，所以你可以完全相信我」，而是「我自认为我没有受到其他派系的干扰，这里是我对这件事的叙述和解读，而且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你应该相信我。」因此，这种「客观」的说辞这并不代表这个人 / 媒体本身是透明无色的。相反，正是这种「客观」的标榜更容易让人赋予信息源某种权威，从而忽略其他不同的信息源。

在一篇题为《关于客观性的问题》的文章中，哲学家 Alfred H. Jones 在介绍新实在论时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从一块布上剪下一块来，现实和表象之间的区别，就像这块剪下来的布和剩下的布一样；被剪下来的那部分有用，就被称作「现实」；剩下的东西没有用，就被称作「表象」。

因此，信息爆炸带来的深刻问题并不是谣言或所谓的 fake news, 而是经过修剪的部分信息往往被当做「现实」去打压那剩下的信息。在媒体与权力话语紧密关联的某些社会中，当权威话语在利用「客观」、「理性」这类价值判断为自身树立权威时，事实上也就将其他信息源、其他声音推到了公众视野之外，对于这种现象读者要尤其留心。

而当我们在写作中批评某个观点的时候，用是否「客观」作为一道衡量标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与其讨论某个观点是「独立于主观情绪」，不如指出其背后的假设和其论点成立的前提，再予以分析。

关于客观性的哲学讨论，我们还可以区分一下感知 (perception) 和构思 (conception)。这是一对心理学 / 哲学上常用的概念。简单地说，前者，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对事物的感知、感受；后者与 "concept"（概念）一词同根，指的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对某个事物的概念。分清楚了这两种感知力以后，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谈论「真实」。

2.2   「情绪」的迷思

在讨论完了「客观」这个概念本身的局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社会对「情绪」的偏见和将「冷静」作为一种美德，这二者对于社会中的讨论都产生了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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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1. 情绪是可耻的

社会性的耻感来自于一种系统性的恐惧。

ZF 害怕公众情绪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普通人也经常会感受到情绪的社会污名 (Social Stigma) 带来的压力：在公共场合哭泣是尴尬的，高声吵架是难堪的，情绪波动幅度大的人是惹人厌烦的，因此，素质高的人应该掩饰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它流露给外人。尽管我的确认为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但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害怕情绪？

最简单的答案是：因为情绪具有传染性。

对于权威而言，这种传染性的危险在于它可以表达为公众的公开意见 (public demonstration)，进而威胁前者的地位和威权。

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传染性的危险则在于它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身体——哪怕是自己产生的情绪，也受到了污名，其原因是情绪的感染力很强，有时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尽管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意识中只有非常一小部分受到自己控制，但那一小部分控制力却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对自己是 in control 的，而当情绪来袭，人们会陷入一种失控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其说是来自于情绪带来的生理反应，而不如说是 in control 的幻觉被戳破时的惶恐。

但是情绪真的可耻吗？这个问题应该不用多言，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情绪自然没有什么可耻的。根据一位脑科学家的研究，人的情绪在体内从被激发到消解通常只花费 90 秒，而后续的情绪反应是由思维方式推动的。所以人没有必要为自己拥有情绪而感到耻辱，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也应该在后续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做文章。

正如心理学家 Brett Ford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把情绪视为是正面的、自然的、有益的，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益；接受情绪，让它以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减少心理上的负担，可以让情绪波动更为平缓地得到纾解。因此，情绪的表达本身并不应该被污名。

进一步说，情绪所传达的信息与「理性」所能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即，新闻报纸上的一句「昨晚在叙利亚南部发生军事冲突，造成两百零三名平民死亡或重伤」指向的是人的理性思维，而一个从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孩子的哭声所指向的是人的同理心。认为后者不如前者重要是对人性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

迷思 2. 情绪必然意味着偏袒，而冷静则意味着不偏不倚

回到公众话题与情绪的问题。我们常常在主流媒体中看到这样的批评：「煽动情绪」、「带有个人色彩」；主流话语也常常把「情绪化」作为一种负面的品质贴在某些群体身上（如学生、女性），而「冷静」、「稳重」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德性受到赞扬。其背后的逻辑是，表达情绪意味着放弃理性，于是成为失控、疯狂的近义词。

暂时抛开「理性」和「控制」本身的有限性不谈，这种逻辑所建立的价值观造成的危害是，受到不公待遇的人的哭声、控诉可以轻易地被衣冠楚楚的「冷静」权威噤声，任何故事一旦被贴上「情绪化」的标签就直接失去了一切价值。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情绪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传播通货。微博上的「群情激愤」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得到解决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情绪具有感染力，能够唤起人们的同理心，它的传播性才特别高，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才能因此得到关注，虚假的信息才能快速被侦破。因此，在许多时候，「情绪」不仅不意味着偏袒，反而意味着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挑战。

除此以外，在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中，受压迫者的 agency（中文一般翻译「能动性」）是相对有限的，这在沟通过程中就表现为，压迫者拥有对话语的使用和解释权，而被压迫者则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无法准确叙述他们所受到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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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候，超越理性话语的情绪成为了后者所能诉诸的一个突破口。超越既定的权力话语，用活生生的哭声、呐喊声唤起其他人的人性，这背后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有意为之，而是对既定话语的挑战与解构。在处理结构性的社会压迫（比如男女不平等）时，情绪的表达与话语的创造需要并驾齐驱，当弱者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用它去挑战现有的不公正话语体系，才能改变权力结构。

作者注：到了这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鲁迅《野草》集里的短文《求乞者》。除了这篇文章，鲁迅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多次提到求乞者，都强调他们因为「并不悲哀」所以惹人生厌，反而给了旁观者一种「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的优越感。这其中的微妙心理很值得琢磨：求乞者的「求」是一种对情绪的索取，而「理性」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情绪通常都带有某种警惕，因此，直接的索取反而会引起逆反的心理，「识破」索取者的意图反而成为了一种感觉良好的契机。但求乞者的「不悲哀」真的纯粹是在碰瓷吗？倒也未必。

如果我们试着用权力话语的理论来理解祥林嫂的故事，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求乞者本身或许是真的有不幸的故事的，但是他们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没有主体可以解释、追问这不幸的源头，更没有足够的地位让他们的声音被重视，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反反复复地输出他们的情感，直到这个故事反过来吞噬了他们，成为了他们的存在本身，直到这种反复的诉说麻木了其他人也麻木了他们自己，最后这些不幸的人就成为了自身不幸的肉身化。

看清楚了这些，在面对这种情感的索取时，我们或许可以在feel good之前稍微想一想，不幸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权力机制，我们是否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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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蒙式理性的反思

对于「理性」，除了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打着“理性中立”的旗号、遮蔽不公的问题之外，还有更加理论化的批评。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一书中，以赛亚·柏林讨论了三位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在分析哈曼时，他着重提到了这位哲学家对「科学理性」这一概念及其所引发的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这恰好可以为我们对「理性」的讨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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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柏林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有三大基础理论：

1.信仰理性 (reason)，即相信逻辑规律，并相信规律是可以被检验、证实的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2.相信人性 (human nature) 和普世人类追求的存在；

3.相信人性是可以通过理性完全实现的，即：通过理性知识分子 (critical intellect) 的分析与实验，以及唯一的理论系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显然，这种理性主义存在一个问题：认为理性规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情况。这种批评在人文科学领域尤其值得重视，面对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本身是发散性的 (discursive)，需要从很多不同的路径反复理解、叙述，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很少是一个干净的单元，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认为「理性」可以完全取代信仰，认为一切都可以用规律法则进行解释，这种思维使人们回避了人类社会 / 自然界的诸多偶然因素与随机性。这种对 arbitrariness 的回避其实也同样会导致人们陷入封闭的思维，认为超越理性理解的东西都必然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无法被理性完全归纳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同时，由于理性化过程是一个理论化过程，它往往伴随着抽象化与归类，而归类也就意味着把一道光谱简单化为若干段，让那些处于类别之间的问题或人无所适从，典型的例子可以参考今日的性别政治讨论。

关于哈曼对启蒙的批评，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哲学讨论，由于篇幅限制大猫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阅读柏林的其他反启蒙主义的文章，以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方面的著作。

总而言之，这篇日志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这些概念的必要性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只是希望通过列举这些概念背后可能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小点，为诸位在确立写作立场时提供一些思路。说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其实是一句话：不偏不倚的讨论往往隔靴搔痒，不要害怕偏见和情绪，真诚与较真有时候更有用；知道理性的边界与情绪的存在极其意义，然后利用好它们，这样才能推进观点的深化。

将立场放到语境中去分析理解，明白偏见与真诚同样可贵并且如影随形。柏林对哈曼就是很好的范例：His attacks upon it are more uncompromising, and in some respect sharper and more revealing of its shortcomings, than those of later critics. He is deeply biased, prejudiced, one-sided; profoundly sincere, serious, original; and the true founder of a polemical anti-rationalist tradi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ime has done much, for good and (mostly) ill, to shape the thought and art and feeling of the West. (Berlin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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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篇日志拖了太长时间，都打算拆成三篇发了，但为了讨论的完整性，也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挖坑不填的悲剧中，还是保留在这一篇长文里了。大猫本来还想再讨论一下「一分为二」和「xx 特色辩证法」，但是写完这三节之后发现大部分的道理都已经讲过一遍了，唯一没有提的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评和反思，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研究，大猫毕竟不是哲学博主，就不班门弄斧了。至于某国化了的辩证法，大猫的基本态度是跟对待前面讨论的所谓媒体「客观」立场、「理性」呼声是一样的，具体的剖析就留给大家自己思考吧。

最后，以一句上周在 fortune cookie 里吃到的话作为整篇的结语：

A good argument ends not with victory, but progress.

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取胜，而在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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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 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200页。

虽然那种认为法律是一刻意的人之意志产物的观点，最早是在古希腊得到充分发展的，但是这种观点对当时实际政治实践的影响却相当有限。有论者指出，对于处在民主制度巅峰状态下的古雅典人来说，“只根据公民大会的一项律令去改变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法的。提出这一律令的人应当对那项众所周知的‘对非法行为的指控’负责；如果法院确认了这一点，那么该项律令就会被取消，而且还要在当年内对他提起诉讼并处以重刑”。对基本的正当行为规则即“内部规则”进行修正，只能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程序而展开，而且这个程序的实施还有赖于一个经由专门选举而产生的机构，即nomothetae。然而，我们在雅典民主制度中也发现了“享有主权”的人民所具有的不受约束的意志与法治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rule of law）之间发生的最早冲突；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转而反对雅典所实施的这种民主制度，甚至认为它无权被称之为一种宪政，主要原因就是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拒绝接受法律的约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人们在界分法律与统治者特定意志方面所做出的最早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对所有西方法律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影响的罗马法，就更不是刻意立法的产物了。就像所有其他早期的法律一样，罗马法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形成的，当时，“法律和各种社会生活制度被认为一直存在着，而且也没有人会追问它们的起源。那种认为法律可以由人创造出来的观点，对于远古时期的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那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以立法为基础的观点”，只不过是“后来较为先进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幼稚想法”。实际上，查士丁尼（Iustinianus I）最终完成的法律汇纂所赖以为基础的古罗马私法，几乎完全是法律人（jurists）发现法律的产物，而且也只在很小程度上才是立法的产物。经由一个与此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的过程，古罗马私法这样一个法律系统通过法律人对那些居于支配地位的正义观念的阐释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渐渐发展起来了。
当然，古罗马私法的这一发展过程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也存在区别，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在古罗马私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律学者（the jurisconsults）所提供的意见，而不是法官所做的判决。只是在古罗马私法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即在拜占庭时期而非罗马时期，而且是在古希腊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这一发展过程的成果才在查士丁尼皇帝领导下编纂成了法律汇编；但是颇为遗憾的是，查士丁尼的这项成就却在日后被错误地视为是统治者所创造的并反映了统治者“意志”的法律的模式。
然而，在13世纪西欧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一书并在 15 世纪接受査士丁尼法典以前，西欧诸国可以说又经历了另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法律再一次被视为是某种独立于人之意志而被给定的东西，亦即某种有待发现而非创制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近千年的岁月中，那种认为法律可以被刻意创造出来或刻意改变的观点几乎变成了一种渎神观念。就这个已为许多早期论者注意到的态度而言，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给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描述，而我们的最佳方法则是比较详尽地征引他的主要结论：
一旦发生了一个没有有效的法律可被援引的案件，法定者或判决者（doomsmen）就会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去制定新的法律，即他们所制定的实是先行存在的善法——这种法律的确不是以明确的方式传至他们的，而只是以一种默会的方式存在着。因此，他们并没有创造法律，因为他们只是“发现”法律。法庭所做的任何一项特定判决，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与该社会的立法活动分不开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判决只是从一项一般性的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那里做出的一个特定推论。无论是在法庭做出特定判决的情形中，还是在社会立法活动的情况中，人们只是发现了一种隐而不显但是已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法律。在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首次适用一条法律规则”这种事情。法律是古已有之的；所谓新法律乃是一种语词矛盾，因为新法律要么是从古老的法律中以明确的或默示的方式推导出来的，要么就是与古老的法律相冲突的——就此而言，此时的新法律便是不合法的。那个基本观念一如既往、毫无改变：古老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真正的法律就是古老的法律。因此，从中世纪的观点来看，制定新法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所有的立法与法律改革也只是对那些蒙遭违反的善的古老法律的恢复。
自13 世纪以降，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人们有关立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且渐进的发展过程，而最终被确认为是一种统治者刻意且不受约束的意志行为。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太长、也太繁复，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详加讨论。对这个思想进程所做的详尽研究业已表明，此一思想进程的展开与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勾连，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种种在此后支配民主诉求的观念。与此一思想发展进程同时展开的，则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把这种制定新正当行为规则的新型权力融入统治者一直行使的较为古老的权力——亦即他们组织和控制政府机器的权力——之中，直到把这两种权力融为一体，变成一种难分难解的、最终被称之为“立法”权的东西。
当时，对这个思想发展进程的主要抵制力量，来自于“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传统。一如我们所知，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把“自然的”这个术语当作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描述那些绝非“发明出来的”或绝非刻意设计出来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在应对情势之需要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个自然法传统，也因人们在17 世纪时将“自然法”渐渐理解成“自然理性”之设计（design of“natural reason”）而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那种抵制力量。
惟一一个成功守成了中世纪的传统并将现代法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观念建立在中世纪所获致的诸“自由权项”（liberties）之上的国家乃是英国。英国之所以能够达致这项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在当时没有全盘接受晚期罗马法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视法律为某个统治者之创造物的观念；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可能是因为另一个事实，即英国普通法论者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念，它们多少有些类似于自然法传统的观念，但又没有用自然法学派所具有的那些极具误导性的术语予以表达。然而，“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英国的政治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结构尚无根本区别，只是那时的英国人似乎还没有肯定英国是否要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阻止英国在此后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的力量，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普通法传统，因为英国人当时认为普通法并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毋宁是对一切权力（包括国王的权力）的一种限制——爱德华·科克就是为了捍卫这一传统而与詹姆士一世（James I）和弗朗西斯·培根展开斗争的，而马休·黑尔于 17 世纪末在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过程中所精彩重述的也正是这个传统。
因此，令18 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羡慕不已的英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并不像英国人自己最先相信并在后来由孟德斯鸠告诉全世界的那样，原本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进行分权的产物，而毋宁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是普通法，亦即一种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既约束独立的法院又为这些法院所发展的法律；对于普通法，议会很少会加以干预，即使做出了干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律系统内的疑点。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权力分立制度之所以在英国得到确立，并不是因为仅有“立法机关”立法，而恰恰是因为它不立法：这是因为在英国，法律是由那些独立于指导和支配政府于的权力——亦即被错误地称之为“立法机关”的法院决定的。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1-30 01:32

启蒙带来了什么？
​刘军宁 中美学人 2023-01-28 21:17 发表于广东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



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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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


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



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 当启蒙来到中国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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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



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启蒙指的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则启蒙运动在中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如何摆脱基督教？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



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


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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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



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



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



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冀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刘国重 发表于 2023-4-24 11:5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5-15 23:2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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