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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9-9 16: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11 17:26 编辑

严晓星：友人知道我在增订《金庸年谱简编》，纷纷提供帮助 (2018-11-12 09:38:59)转载▼
标签： 金庸 绝代佳人 明报 《金庸年谱简编》 李锐       
      11月11日。严晓星朋友圈微信“金庸遗像、金庸翻阅《李·锐口述往事》、《绝代佳人》书影”，说：“友人知道我在增订《金庸年谱简编》，纷纷提供帮助，带来刚出的《明报周刊》，提供自己收藏的金庸手稿，告知大陆版金庸著作删除的篇目，提示金庸谈到自己著作刊发的时间错误，代为翻检与核实资料，快递来刊有金庸文章的民国杂志，还有一位友人提供了金庸1959年创办《明报》之前的大部分文章目录，比我搜集的完备很多。明天（12号），查先生的私人葬礼即将举行，做这点实实在在的事，多少可以告慰曾经给予我们很多的查先生。图二，查先生看的是李·锐老的书。图三，《绝代佳人》竟然是有剧本的！又多了一个小小的期待。”严晓星著有《金庸识小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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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儒家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吗？丨燕京访谈
原创 张弘X倪培民 燕京书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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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张弘

全文共 10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14 分钟


问题不在于礼治本身导致官本位和人治，而在于礼治需要得到法治的补充和健全的体制保障。儒家显然认为，如果人人都首先想到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而不是我有哪些资格，那么人的权利也都可以得到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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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任教的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也叫大峡谷州立大学。


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按照李泽厚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中的说法，“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不仅如此，李泽厚还身体力行，并出版了《论语今读》。



迄今为止，关于《论语》的解读，关于孔子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儒家参与构建和维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存在许多争论；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更是面临着现代价值的挑战。



唯有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化，适应现代观念，直面种种疑问并与时俱进，儒学才能获得新生。就此，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以横贯中西的学术背景，打通古今的哲学思辨，让儒学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对话，并且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概念作为参照，对《论语》和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让孔子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得到了鲜明体现，并且对儒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普适性”的解释。



就儒家思想的历史实践，儒家观念的现代困境和转化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倪培民。第一篇已于昨日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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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1982年获哲学学士，1985年获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后出国深造，1991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等职。早年研究主攻西欧近代哲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从“功夫”角度阐发儒家学说，并由此出发，开辟“功夫哲学”领域。其主要著述有Understanding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孔子论语理解》)等八本著作及八十余篇中英文哲学论文。




▌儒家对君权起到了相当的制约作用，只是不太成功


燕京书评：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尊君思想没有那么强烈，《荀子·子道篇》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文大行也”。但是，汉代开国以后，儒家就开始为君权服务，抬高皇帝，贬低臣民，使得君权至高无上，与臣民的高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导致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这里面有哪些教训需要检讨？



倪培民：关于君权至上，前面我已经解释过，这不是经典儒学的观念。经典儒学的观念是“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后来的儒家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这一传统，但中国两千年专制，法家的责任远远大于儒家。儒家的问题在于面对专制暴政无能为力，没有一套有效制约君权的制度保障；法家才是助纣为虐，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贡献了“强国弱民”等具体的策略。汉武帝时代以后，由于朝廷的“独尊儒术”，成为儒士也就成了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儒家学说也被利用来为君权服务。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从此儒家就只是君权专制的帮凶。在汉以后的历史上，儒家实际上是对君权起了相当的制约作用的，只是不很成功，这与助纣为虐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为后来推翻暴君统治的起义提供了“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



燕京书评：如你所说，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遭到了严重扭曲和误解。另外，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这可能不完全是其他人不理解儒家或误解了孔子，就孔子和儒家思想本身来说，它所设计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秩序，确实更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尽管儒家也想约束君主权力，但一直没有成功——董仲舒即是明例。对此，你怎么看？



倪培民：至于儒家设计的那套政治和社会秩序，也需要历史地看待。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重新发现了康有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尽管康有为是个复杂而极具争议的人物，其思想资源却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康有为继承和发挥了源于《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以此作为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所谓三世，是指远古“大道之行”的“太平世”，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的“升平世”，和孔子自身所处的“礼坏乐崩”的“据乱世”。就历史而言，这三世是一个逐渐递降的过程，然而从理想目标看，它是逐级提升的方向，即从孔子身处的“据乱世”，通过实现“升平世”，最后再重新达到“太平世”的理想。从政治制度的进化而言，它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据乱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从仁道发展而言，“据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康有为《孟子微》卷3，《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从这个观点看，儒家在据乱世不反对君主专制的制度，是为不得已。好比一个家庭，当孩子尚幼、无法自立的时候，必须要有父母的权威和引导。同样，在民众尚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训练、时间、及有关信息来积极参政的时代，只能希望统治者像父母那样去爱护和引导子民。而当孩子长大了，家庭里就可以而且应该赋予每个家庭成员以权利，让他们都有自主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样的，一个社会在进入升平世的时候，需立宪而实行君民共治。最后，正如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能充分合作、相互信任地生活在一起，在理想的太平世状态下，“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可见，儒家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当代和未来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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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人能弘道》

倪培民著，李子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1月版




▌儒家思想：只讲责任，不讲权利？


燕京书评：我读完《孔子：人能弘道》后有一个感觉，就是儒家不断地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对个人赋予了种种义务，完全没有讲个人权利。显然，这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而且会严重束缚个人的思想、个性和创造力。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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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研究称喝咖啡能降低死亡风险

据韩联社，韩国等亚洲四国研究团队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喝咖啡能降低亚洲人的死亡风险，男女分别减少24%、28%。

首尔大学食品营养学系和医学院预防医学教师联合研究小组10日表示，对参与亚洲队列联盟的韩国、中国、日本、新加坡4国共33万人进行长达12.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多喝咖啡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显著。此前已有针对欧美人群的研究得出相似结论，但在亚洲人群中证明咖啡上述功效尚属首次。
研究小组分析称，咖啡所含的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咖啡因、葫芦巴碱（trigonelline）、镁元素有抗氧化、抗炎症功效，能调节血糖水平。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9-13 00:0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14 11:52 编辑

莫言：论剑须纵酒 谈诗必交心
原创 莫言、王振 两块砖墨讯 今天




—2021年11月14日—

（第八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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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振深感艺术之魅力，书法之有用，遂商定申请一公号，名“两块砖墨讯”，以此为平台与书友文朋通声气。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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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莫言



莫言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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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论剑须纵酒
谈诗必交心

撰陋联并书兼忆金庸先生丰采于京华
   莫言
（莫言 书）


《笑傲江湖》主题曲


莫言作诗忆金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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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大侠初逢魏公村，
香江投帖拜师门。
高人多说家常话，
擒虎屠龙不足论。
辛丑初冬忆金庸先生
莫言
（莫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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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诗忆金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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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仗剑负书天下行，

凌云壮志宝刀横。

红颜翠袖西夏梦，

大马长枪蒙古营。

香港明珠百岁盛，

神雕侠侣千秋名。

君乘仙鹤浮霄汉，

遗憾人间未了情。

辛丑立冬打油诗
忆金庸先生莫言
（莫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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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书法作品





莫言改诗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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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改诗小记

这首诗虽标明“打油”，但还是按七律来写的。颔联出句夏字拗，以对句第五字'蒙'救之。颈联出句百字拗，以对句第五字'千'救之但如此则造成了三连平大忌，故改为“香港明珠星月伴，神雕侠侣凤凰鸣”改诗过程中得到物理学家任晓敏教授指点，在此深谢之。任教授虽是物理学家，但在格律诗词方面的造诣堪称大神级别，令我钦之敬之。他在律诗拗救方面多有创见，感兴趣者可从网上蒐而学之。
辛丑立冬后二日
莫言

（莫言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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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家家抱荆山之玉
人人握灵蛇之珠
莫言
（莫言 书）
金庸每天斜挎着一个书包，书包中装着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遇到有"金迷"上前请求签名，他每次都婉言拒绝，并补充一句："我在散步或者在喝咖啡时，可以给你们签名。"


　　刚到剑桥那阵，金庸上下学还曾骑过自行车，不过不久就不骑了，因为金太太担心校园里穿梭的汽车很容易把他撞倒。后来，金庸便改为开汽车，没开几次也放弃了。金庸说自己是个没有方向感的老头儿，认不清路。最终他解决上下学的办法是每天打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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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于杜甫草堂赋诗 自谦是班门弄斧

封面新闻10月31日 05:12关注摘要： 随行工作人员邀请他题诗留念，他诚惶诚恐地谢绝说：“这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我怎敢题诗。”朋友劝他说浪漫主义何不为现实主义润点色，他见工作人员真心实意地摆好笔墨纸砚，挥毫写下“一代诗圣传千古，前辈风流后人思”。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摄影 朱建国

10月30日，惊闻金庸先生辞世，书迷一片哀嚎。不少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在朋友圈晒出2004年金庸先生在杜甫草堂的留影，缅怀他笔下的武侠世界。

2004年9月，金庸受华西都市报邀约来到四川，夜访华西都市报编辑部。此次四川之行，他还抽空去了峨眉山、青城山和杜甫草堂。

据说当年金大侠晨起准备前往杜甫草堂的时候，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临近中午终于雨停，这位八旬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工作人员回忆，金庸游览草堂的时候，轻轻念出了门口的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他对草堂的一切都很好奇，向讲解员询问“杜甫在这里住了多久”“杜甫真的很瘦吗”。站在杜甫的雕塑前，老人陷入沉思，仿佛是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进行心灵对话。


随行工作人员邀请他题诗留念，他诚惶诚恐地谢绝说：“这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我怎敢题诗。”朋友劝他说浪漫主义何不为现实主义润点色，他见工作人员真心实意地摆好笔墨纸砚，挥毫写下“一代诗圣传千古，前辈风流后人思”。

临别时候，意犹未尽的金庸感慨万分：“成都是一个充满了悠久历史与人文传统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了休闲与娱乐气氛的城市。在我看来，成都的娱乐是一种具有相当文化情趣的娱乐，这多半归功于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段动人的经历，被金庸老先生自谦为“班门弄斧”。2007年6月，金庸在北京大学为300多位师生演讲，十分谦逊的开场白里就提到了草堂题诗的故事。

原来，金庸去浙江绍兴兰亭镇王羲之的园林住所参观时，当地人盛情邀请他在此题字留念，他忙推辞说：“这是书圣王羲之的故乡，我怎敢题字。”朋友劝他说一生难得几回游，此别兰亭何时还。他想在书圣故乡写字确实机会难得，只有献丑了，于是写下“班门弄斧，兰亭挥毫”。后来游览杜甫草堂，他盛情难却，诚惶诚恐应邀赋诗。这次到访北大演讲，他谦逊地说“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此语一出，赢得师生雷鸣般的掌声，谦虚的金庸折服了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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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

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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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不可，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幽默风趣而又自谦的开场白引来了同学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金庸曾于杜甫草堂赋诗 自谦是班门弄斧
封面新闻2018-10-30 22:57

10月30日，惊闻金庸先生辞世，书迷一片哀嚎。不少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在朋友圈晒出2004年金庸先生在杜甫草堂的留影，缅怀他笔下的武侠世界。


2004年9月，金庸受华西都市报邀约来到四川，夜访华西都市报编辑部。此次四川之行，他还抽空去了峨眉山、青城山和杜甫草堂。

据说当年金大侠晨起准备前往杜甫草堂的时候，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临近中午终于雨停，这位八旬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工作人员回忆，金庸游览草堂的时候，轻轻念出了门口的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他对草堂的一切都很好奇，向讲解员询问“杜甫在这里住了多久”“杜甫真的很瘦吗”。站在杜甫的雕塑前，老人陷入沉思，仿佛是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进行心灵对话。

随行工作人员邀请他题诗留念，他诚惶诚恐地谢绝说：“这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我怎敢题诗。”朋友劝他说浪漫主义何不为现实主义润点色，他见工作人员真心实意地摆好笔墨纸砚，挥毫写下“一代诗圣传千古，前辈风流后人思”。


临别时候，意犹未尽的金庸感慨万分：“成都是一个充满了悠久历史与人文传统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了休闲与娱乐气氛的城市。在我看来，成都的娱乐是一种具有相当文化情趣的娱乐，这多半归功于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段动人的经历，被金庸老先生自谦为“班门弄斧”。2007年6月，金庸在北京大学为300多位师生演讲，十分谦逊的开场白里就提到了草堂题诗的故事。

原来，金庸去浙江绍兴兰亭镇王羲之的园林住所参观时，当地人盛情邀请他在此题字留念，他忙推辞说：“这是书圣王羲之的故乡，我怎敢题字。”朋友劝他说一生难得几回游，此别兰亭何时还。他想在书圣故乡写字确实机会难得，只有献丑了，于是写下“班门弄斧，兰亭挥毫”。后来游览杜甫草堂，他盛情难却，诚惶诚恐应邀赋诗。这次到访北大演讲，他谦逊地说“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此语一出，赢得师生雷鸣般的掌声，谦虚的金庸折服了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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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如何看待批评
楞个想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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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当我对一本书的直觉感受异于权威批评家的感受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我是错的。我不知道批评家是否常常接受传统观点，我也从没想过他们能对他们根本不怎么了解的东西言之凿凿。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在艺术作品上，唯一对我重要的就是我对它的看法。我现在对自己的判断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信，因为我注意到自己四十年前对当时所读作家的直觉感受，以及因为与流行观点不符而不愿留意的部分，今天已经被相当普遍地接受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阅读大量的批评文字，因为我认为批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文学类型。人们并不总是为着灵魂得益而想去读书，要打发一两个钟头的时间，没有比读一卷批评文字更令人愉悦的方法了。意见相同固然有趣，意见相左也很有意思。了解一个聪明人对某些你从未有机会阅读的作家的意见，比如亨利·莫尔或是理查森，常常是有趣的。
但一本书里唯一重要的是它对你的意义；它对批评家可能还有其他的以及更加深远的意义，但一经转手，它们就少有用处。我不为书而读书，我为自己读书。评判一本书不是我的分内事，我的分内事是像变形虫吸引异体微粒一样从书中吸取能吸取的东西，我无法吸收的东西与我无关。我不是学者、学生或是批评家；我是个职业作家，现在我只读对自己有所助益的职业性的东西。谁都能写一本推翻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托勒密学说观点的书，而我不读它亦心满意足；他也可以描述在巴塔哥尼亚腹地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之旅，我还是可以漠视它。小说家没必要成为任何主题的专家，他只做自己主题的专家就好；反之，则对他有害，因为人性软弱，很难抗拒不恰当地使用其专业知识的诱惑。
小说家太重技巧就不够明智。流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使用大量行话的做法让人厌倦。不如此而做到逼真应该是可能的，为营造气氛，付出的昂贵代价是乏味的。人物是小说家的话题，小说家应当对与人有关的重大事件有所了解；不过如果他只知道一点通常也就够了。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卖弄。即便如此，写作的话题范围还是巨大的，我努力将自己限定在于自己的目的有意义的作品当中。对你的人物你永远了解得不够。传记和回忆录，以及专门性的作品经常可以提供私密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的感动、予人启迪的暗示，这些你从活生生的模特身上永远也得不到。
人是难于了解的，诱导他们向你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且于你有用的特别之事是个缓慢的工程。他们的缺点在于，你无法看过以后就放在一边，对书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得不读完整卷书，就为了明白，它要告诉你的其实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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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评价日本人：“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卑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日本人是一群讨厌的黄色蛮猴，日本明治天皇是一个动作可笑的家伙”。
美帝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法国总统戴高乐：“日本，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美帝巨富约翰·D·洛克菲勒：“日本人除了复制别国科技外一事无成，它何曾独立为世界文明作过贡献，充其量只是个工匠型的二流民族而已。”
德国二战后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吾人至今还对二战期间发生在巴黎的一件事记忆犹新，当一辆满载德国士兵的军用卡车在巴黎街道翻倒时，有许多巴黎市民纷纷自发上前尽力将被压的德国士兵拖了出来，其中好几名巴黎平民还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因为德军在法国几乎没有暴行，德国士兵在占领后并没有摆出战胜者的姿态，而是与巴黎市民和平相处，一起生活得十分融洽。令人震惊的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人却在大果肆无忌惮的屠杀手无寸铁的大果妇孺，日本人非要杀完最后一个大果人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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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
岳不群是金庸贡献给武侠世界最经典的人物，比较同一类刑的戚长发、慕容复更有深度，也更具中国文化特色。岳不群黑化的根本原因是小马拉大车，所承担的历史责任超过了自身能力，最终的结果是马死车毁。华山派曾经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单位，在对抗魔教过程中贡献最大。随着剑宗、气宗的内耗，魔教十长老围攻华山，华山派好手丧失殆尽，一代宗师风清扬隐居避世，这才有了嵩山派的崛起。岳不群时代的华山派，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恢复华山派昔日辉煌只能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辟邪剑谱，最终的结果是挥刀自宫，迷失本性。华山派没有少林武当深厚的武侠文化底蕴，岳不群也没有向问天、左冷禅的雄才大略，黑化为伪君子有着诸多的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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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在《约瑟·安特路传》卷三第一回中声明：“我写的并不是指定某甲某乙，我写的是人的性情，写的不是个人，是一派一类的人。”钱锺书在《〈围城〉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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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0岁的乔伊斯跟37岁的叶芝会面，乔伊斯说，“我们见得太晚了。你年纪太大了，我已经没法影响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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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那么出色，为何没有女人嫁给他，到死还是个处男？
移光幻影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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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宇宙奥秘

26岁时，牛顿就已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而该席位不仅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它都象征着旁人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以及至高无上的荣誉。

46岁时，牛顿就已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

英国国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

国王：英国国会的首领为英国君主，按照惯例，并不投票。

上议院：议院议员大部分是以指派方式产生，分为神职议员和世俗议员两种。

神职议员，指英国国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如：大主教、主教。
世俗议员，都是贵族成员，如：世袭贵族、终身贵族、王室贵族和上诉审贵族（高级法官、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等）组成。

但是，上议院议员都被法律禁止从下议院议员中选出。

下议院：由选民按小选区多数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每届议员任期最长为5年。所以，牛顿也是国会下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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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

47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而该院成员仅有安妮·麦克莱伦、约翰·威尔金斯、乔纳森·戈达德、罗伯特·胡克、克里斯多佛·雷恩、威廉·配第、罗伯特·波义耳、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寥寥数人。

53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和督办，并因成就突出当上了太平绅士，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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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而该会也是英国的最高科学学术机构，还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并且任职长达24年之久。同时，他也是法国科学院的会员。

64岁时，牛顿临终前的诊治医生伏尔泰曾说过：“艾萨克·牛顿爵士在病床上时向我承认自己是处男。”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牛顿绝对是一个世界顶级牛人。但是，如此出色的一个男人，为何没有女子嫁给他呢，为何到死还是个处男呢？

其实，牛顿曾有过两段短暂的“情史”。

第一段情史：遗忘的情缘

23岁时，牛顿在剑桥大学求学，因校园发生瘟疫，学校放假，于是来到舅父家暂住，并且经常和舅父家的表妹一起散步，而表妹也很是欣赏他的学识与才华。

当时的二人，颇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情窦初开。

为此，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可爱、美丽、聪明的女子，而且对我所讲的学识很感兴趣，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解决我的许多困难问题，与我共同工作，那该多好啊！”

结果，牛顿因性格腼腆，还未主动向表妹表达爱意，便收到了剑桥大学“瘟疫消除，重新开学”的消息，于是匆匆赶回学校，并沉浸在了科学的研究中去，从此将家乡的表妹抛到了九霄云外，始终都未给家乡的表妹传去只言片语的书信。

于是，等了几年后，表妹误以为牛顿对自己没有感情，只好另嫁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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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情史：扼杀的浪漫

后来，牛顿又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并迅速坠入爱河。

二人手牵手，肩并肩，坐在草地上，幸福地看着蓝天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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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

谁知，牛顿的思绪居然飞到了数学研究的世界，只见他缓缓抓起姑娘的一根手指，突然塞进烟斗中，姑娘疼得大叫起来。

原来，牛顿误将姑娘的手指当成烟斗条了。

姑娘的叫声，瞬间让牛顿清醒过来。于是，牛顿急忙向姑娘道歉：“啊！亲好的，饶恕我吧！我知道，我是不行了。看来，我是该打一辈子光棍！”

最终，二人的恋情也因此而结束。

后来，牛顿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并且一直“守身如玉”到了生命的尽头。

对此，有人感到颇为疑惑，难道牛顿不怕独孤吗，咋没有女子主动追求他呢？

在《牛顿的一生》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肯定不会孤独，因为科学的世界里乐趣无限，快感连连。说实话，科学远比任何娘们儿都风骚，玩科学比玩女人更有快感。得到一个成果所获得的高潮强烈而持久，不仅有快感，更有巨大的自我认同感，远非那数秒寒颤之后无边的空虚与落寞可比……

记得美国数学家、计算机之父乌拉姆，曾这样向别人介绍他的好友“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冯诺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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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一个数学家，仅在素数的日子和妻子同房：月初还挺不错，2、3、5、7；但是到月末就比较难过了，先是素数变稀，19、23；然后是一个大的间隙，一直要等到29 ……”

终身未婚的世界上第一位女数学家希帕蒂娅还曾说过：“我已经嫁给了真理！”

其实，还有许多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等，都是终身未婚的，如：叔本华，笛卡尔，亚当·斯密，柏拉图，梵高，贝多芬，伏尔泰，诺贝尔，哥白尼，康德，安徒生，恩格斯，尼彩，胡志明，帕斯卡，张伯伦等、特斯拉，达芬奇、泰勒斯……

似乎，这些世界级的牛人，已将“各领域的研究”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才不需要生活中的“另一半”。

甚至，还有人戏言，这些牛人都是来自未来的穿越者，很可能不允许和过去发生性关系。

另据媒体报道，有日本人曾对世界上的280位科学家的生平进行研究，居然发现大多已婚科学家的创造力枯竭得都很快，而单身科学家却能将高效的创造力保持到五六十岁。

难道说，婚姻会使人变得迟钝；研究数学物理过于深入，会使人脱离生理需求？

同时，英国哲学家培根还曾经说过：最好的作品，最伟大的情操肯定出自未婚的或没有子女的男性。

不过，最多的一种说法却与他的母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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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

牛顿的母亲汉娜还怀着自己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所以说，出生后的牛顿，比一般家庭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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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牛顿3岁时，母亲却抛弃了他，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30岁左右的老头纳巴斯·史密斯，直到11岁，牛顿才重回母亲的身边，而这件不幸的往事，也成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愤恨。

这一点，从保存在菲茨威廉博物馆和纽约摩根博物馆中牛顿早期的2本笔记中就能发现部分端倪。

其中一本中写道：要把我那姓史密斯的父母连同房子一起烧掉……愿意死掉，同时也希望另一些人死掉。

因此，更多的人推测，牛顿的怪异性格和终身不婚的理念，很可能就是来自母亲的伤害。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9-13 20:0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30 11:17 编辑

余先生首先指出：“‘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继而，余先生引了陈垣（1880—1971）《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如下的一段话，作为“不是答案的答案”：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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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古书的话，则最能代表古罗马精神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出逃时是背着老父，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所以最终也只是妻子死了，但祖孙三代成功脱险。罗马人的始祖，对女人虽然极不靠谱，但也称得上为父则慈，为子则孝。



《圣经》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照做（虽然最后关头天使出现用替罪羊解决了问题），这固然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之坚定，也一样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小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毫无畏惧，对上帝的信和父亲的孝，可谓浑然一体。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为了让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背城邦的法律，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很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这段话颇有《左传》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味道。安提戈涅贞洁观念如此之淡，春秋以后的中国人未必看得惯（后世的欧洲人也看不惯），但从孝悌的标准衡量，她实在是可以算标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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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反乌托邦主义者：波普尔】

他是20世纪极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之一，曾推动人类真理观和历史观的转折，在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都做出了被后世铭记的贡献，他被哈耶克视为终身知己，在通信中，亲切地将他的思想称为“我们的哲学”。今天是他逝世27周年纪念日，致敬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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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拙文初稿，最先是为了参加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所举行的“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而写的

　　一　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关系

　　虽然，无可讳言地，在分散各地的中国人士当中，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已经在中国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巳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

　　在这个使人易动感情的，纪念“五四”五十周年的场合里，我提出这个题目来讨论，既不实际而又不易谈得清楚，所以，很可能使人觉得我是耽迷于怀乡式的个人梦想中。然而，我不拟对为何提出这个题目加以辩护。在讨论之前，我只想把今天所谈的范围尽量予以明白的界定。我不能预测未来，也不拟讨论与中国自由主义前途有关的一切问题；例如，自由主义的思想及理想与社会政治实际情况之间相互的关系，这一重要而繁复的问题今天只能略而不谈。本文所能包括的有限范围是：第一，对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加以简要的考察。并探讨它如何在中国出现与如何在一八九八——一九二０年间在中国甚为盛行，第二，从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境况(dilemma)来界定它的性质(这种“两难”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未清楚意识得到的)；第三，探讨上述了解对于那些同时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中国人士而言，有何意义。(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坚持在法律之下个人底自由与价值的。)这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与孔孟人文主义的结合，能够促使中西文化的新整合并促成儒家传统创造的转化吗？当然，这个立场是与目前中国政治与思想潮流完全隔离的。然而，从理知与道德的观点加以深思以后，如果一个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她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坚持他的立场比与目前的潮流妥协，可能对中国更为有用。我觉得，继续讨论孔孟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创造整合的可能性，不但含有理论的兴趣，而且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从有关严复和梁启超的精辟研究中①，我们知道当初自由思想和价值之传入中国，主要是为了诱导中国民众的潜力以维护国家权益，另一方面是用来唤起中国民众的士气以重建并巩固中国社会。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在政治社群中，个人应当作目的，不可当作手段，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源自个人本身价值的体认——便遭到了曲解。但，无可否认地如果要个人的道德人格得到相当的发展，就必须给他相当独立的自由；在领导变法维新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与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就难免会对个人产生居间性的道德关怀(intemediate moral concerm)。当时大家并不以为这种关怀对于关心国家存亡的基本关怀(primary concern)具有威胁的作用。反而认为它在“功能上”与关心国家有关。对个人的关怀已见于粱启超的著作中：但到了五四时代的早期，却愈形显著‘为什么在当时这种关怀会愈形显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本质作—番检讨。

　　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发端于第—代知识分子。可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亡以后，由于《新青年》等杂志的大力鼓吹，反传统思想变得更为昌盛，之所以更为昌盛的深远理由与适然(contingent)因泰本文拟加以切实的考察。不过。我们现在首先要谈的是．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想与注重个人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在当时发展的关系。对于五四自由知识分子而言，获得独立之自由②的主要意义在于从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束缚中求得解放。因为，他们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加诸个人的压抑实在太过严苛。因此，争取个人独立之自由，对五四自由分子而言，主要是指：从断丧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压抑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并不与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相同；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导自个人价值在伦理上的基设(presuppositlon)，而五四时代，个人自由的观念却是随着反抗中国传统社会

　　与文化对个人的压抑而增强的。易言之，五四时代早期，对个人愈形显著的关怀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

　　当时，抗议社会压抑个人的西方文学作品极受欢迎。易卜生的《娜拉》成了提倡妇女解放的重要媒介．可是当此浪潮消退之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不费心去读他晚期所写较深邃而更成熟的剧作。也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发展⑦，或研读康德所阐述的更深刻的道德自主理论。简言之，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接受西方个人士义的思想和价值，主要是借它来支持并辩解反传统运动。

　　如果以上对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早期兴起之源由所作的简要说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时对个人主义诸价值之愈形显著的关怀，实是激烈反传统思想之崛起的同时产物。个人生义所肯定的诸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并不是不征自明的最终目的。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代知识分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

　　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抱持个人主义诸价值是很不安稳的。如果仍要攻击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反传统思想可以根据许多个人主义诸价值以外的论点来进行。况且，个人主义诸价值并不一定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由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之所以并未深植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将个人主义诸价值与民族主义和反传统思想纠缠在—起的缘故。

　　在一九一九年当年及以后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日渐澎湃(主要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所致)，左派和右派的“意缔牢结”(ideologies)日益普遍，其中并镕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笼罩于个人主义诸价值之上，个人主义诸价值不再被当作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于是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必须与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互相协调。因此，如果反传统思想还不被放弃的话，它必须根据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作一调整。总之，反传统思想不复以自由主义为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价值就日渐消弭了。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思想之成因

　 五四自由主义和反传统思想既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使应切实地对这种反传统思想的起源和性质作一番探讨。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反抗传统的运动发端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今文学派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打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安宁。谭嗣同针对“三纲”所做的“冲决网罗”的呼吁，对后代更产生了强烈的刺激。然而尽管谭嗣同和梁启超慷慨激昂地多方指摘中国传统，传统和现代却尚来被放在敌对的地位上，他们仍未放弃寻求改革传统的可能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反传统思想还不算是整体性的(totallistic)，也许主要是因为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还没有完全崩溃．他们仍然以为某些传统预设(assumptions)是当然之事。(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或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conoclastic

　　thought or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在此，严格地用以形容一种“意缔牢结”，意指：要求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而整体的抨击。)

　　无论由中国史或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想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我们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知识得知，社会和文化变迁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般而言，创造新的东西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反传统思想往往出现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是因为接受新的标准以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许多观念和作法变得特别突出而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破坏”传统的方式以及反传统思想的种类很多，在抨击传统中有害的因素时，并无需将传统和现代置于对立的地位，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一个传统若有很大朗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于”，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利的条件④。

　　但是，五四反传统思想和上述的模式完全不同，它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为“变”就是“价值”。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所以流行，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知上的，一是“意缔牢结”上的。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认如上被用来解释西方入侵中国所引起的、史无前例的羞辱与困惑。国人把它当作一个解释工具，去应付由于不明情势所产生的最难忍受的不安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和自然之天然演变所做自以为是的事实陈述，在逻辑上，并不能导衍出要求变迁的命辞。“要求”与“事实”有关，但并不能从“事实”逻辑地推论出来。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舆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转变成一种维持现状的、保守的“意缔牢结”⑥。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使它成为求变的“意缔牢结”。不过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使人蔑视过去的思想和价值，却无法解释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要求全面而整体之抨击的特色。

　　许多政治事件[如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时滥用传统文化的符号)加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挫折感，也加深了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疏离。但这些政治事件也不能解释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全面而整体的反抗的思想本质。笔者以为以下三点才是解释这种反传统思想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若撇开这三个因素不谈，我们简直无法想像五四反传统思想会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初期。

　　第一，一九一一年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溃，是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终于完全瓦解的决定性因素。普遍王权的意义远较传统帝制为深⑦，它是维持政抬秩序和文化秩序密切联系的重要关键，正因为普遍王权对此二者有高度的整合作用，政治秩序因王权的崩溃而毁坏，文化秩序也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这并不是说，单靠王权的崩馈，就能突然地使中国政治和文化在一九一一年以后完全解体。传统政治及文化秩序的腐蚀，当然历经了一段长久而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整个西方入侵中国的历史，同时，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大解体，深受传统中国社会本身缺乏足以应付西方挑战之活力的影响。从分析的观点，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连系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环结——普遍王权——之崩溃的情形与堤防水闸的毁坏类似。水闸受水侵蚀，虽不致倒塌于旦夕之间；但经过长久的侵蚀终于毁损，洪水因而泛滥成灾冲毁了地上一切已有的秩序。正如水闸的倒塌破坏了空间既有的秩序，王权的崩溃带来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瓦解。

　　我并不是说，在这种文化解体的情况下，中国人就不再持有任何传统的观念或价值。我所谓传统文化的解体，意指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之基本结构的崩溃。因此在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整合下所形成的观念和价值，遭受到腐蚀或分解。那些要维持传统观念和价值的人被迫只得另寻新的辩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轻易地假定传统的任何事物，因此在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崩溃之后，传统中每一事物均可能遭受怀疑和攻击了。

　　第二，反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分辨他们所憎恶的传统社会规范和政治远作与传统文化符号和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辨别能力的缺乏以及一元沦(monistic)和整体现(holistic)的趋向，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地合文化中心与社会政治中心于一的倾向所致②，同时他们也深受传统中国的联想式思想模式(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association)的影响。

第三，五四反传统思想的一个极重要因素，便是笔者所称谓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反之则非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泉源．

　　关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形成的原因，我们可由对儒家思想模式(Confucian modes of　thinking)的考察中加以探讨。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cstegories of analysis)中极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即：“心”之内在道德与／或理知经验之功能)(the　functl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mind)。对于这种功能的强调可一直追溯到孟子和荀子。

　　孟子和苟子对“心”和“性”的观念虽迥不相同，但他们同样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孟子谈“心”，一般人认为，主要是强调“心”的道德本能(moral faculty)，他对“心”的理知本能(intellectual faculty)并不如对“心”的道德本能那么重视。孟子的基本论点在于他的人性原善论。由以下这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可以得到证明：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令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⑨

　　但是，孟于此处所指的“心”，不无暖昧含混之处。因为“智”含有理知以及智慧的意思，而“智”来自是非之心。足见孟子在此并末清楚地区别“心”的理知本能与道德本能。有些学者认为《孟子》一书之后部含有孟子晚年深邃的思想，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此处之“心”，乃指一种本能，若发挥尽致即可自知人性之特质。由此句句法来看，“心”字之用法大概是指“心”之理知本能而言。(“心”是主体，“性”是“心”之理知本能的对象、)孟子晚年可能为了厘清他早期对“心”的观念之含混而将其哲理做精微之改变。若承认此一解释，则上段引文适足以指出：孟子由仅强调“心”之道德本能，转为强调“心”之理智本能先于道德本能。

　　但是如果有人耍坚持《孟子》之一贯性，主张在该书的前后不可能找到此种转变。那么，读了上段文字仍然无法厘清孟子对“心”的观念的含混⑩。

　　然而，当前要务并不在于找寻上述引文之正解。我们应当记得的是：朱熹及宋代以后历代多数儒者，因受朱熹《孟子集注》之影响，都把该段文字中的“心”解译为“心”的理知活动。

　　根据荀子的看法，心的理知本能是导人弃“恶”向善的内在泉源。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借演绎的方法推论出入不会犯错的命辞，但荀子哲学的特色在于他一开始便对人性持有悲观的看法。他既知人性原“恶”，却又向往孔子所呼吁的广披德化，两者的冲突端赖他对“心”之理知本能的信心而化解。远古圣君深知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的必要，所以他们为人类创立了“礼”和“义”以维持人间的互助合作(见《苟子‘礼论篇》)。一般普通人，虽无得天独厚的创造力，却可以“心”的理知本能去了解圣君之道，并根据功利的考虑而遵行之．人之所以能摆脱天生“恶”的倾向，完全是因为“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the intellectual—moral functlon of the mind)发挥效用的结果。(此处将“理知”与“道德”两词相连，意指一种信念，此种信念相信“心”的特殊理知功能会导致向往的道德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心的理知与迈德功能’的强调，在宋明各派理学家思想中各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似乎不是受到苟子的直接影响，因为荀子思想在汉朝发生广泛的影响后，直到十九世纪，仅处于陪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受孟子的影响很大。他们关于孟子对“心’之观念的了解．可能是根据＜孟子＞书中后部有关“心”－－－当然。朱熹之“二元”(“dualistic)式的哲学的内在理路导出他所主张的“心”，并非其本身的主宰，而“心”本身需要一个主宰。这一点和陆王学派的主张截然不同。由于“心’必须由“理”来统摄，所以朱熹说，“心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这个“理”同于太极，亦容于太极之中。以“心”和“理”同为主宰所发生的混淆，实际上并非由于朱熹思想不清，而是因为他的文字含混之故。

　　程朱学派的理学思想建立在“理”之优先性上，要这个假设成立，必须先确立“理”的“主宰地位”。而“心”的“主宰”地位可由其理知与道德二重功能去了解，先要楔而不舍地用“心”的理知本能去“格物”，终可明了事物之理，然后，明了事物之理(即；心中观念之形成)遂为修身养性的基础。

　　王照明提倡“心即是理”④，与朱豪“性理同一”的学说很不同。根据王阳明阳学说，万物实体之存在仅系于“心”知其存在，万物之理与”心”实为一种有机式的连系；易言之，万物之理实为“心”中之理的延伸。

　　“心”的本质是仁，形予外便是爱——一种能包涵天地万物的性质⑥。“心”的能力在于知④，能够知“良知”。当王阳明讨论“良知”时，至少指谓三个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知之”(knowing that，“知的受体”(the referent of knowing that)和“知之如何”(knowing how)。所谓“知之”是指谓以“良知”代表一种与生俱来能分辨是非的知识以及对于具有此种道德心的认识④。“良知”有时候另指谓道德性质本身，也就是我所谓的“知的受体”②。另外，“良知”有时又指谓“道”或“天理”，意指“心”本身具有一种“知之如何”使人依循“道”和“天理”来实践道德的生活。

　　因此．根据下面这些理由．“良知”包涵“致良知”：首先．人之天生道德本性的呼唤，会促使人根据“心”所知之‘天理”作道德本身的实践和发展以至于愈采愈高深、愈广阔的领域。对王阳明或其他懦者而言，“是”蕴含着“应该”。因此，认知的层面及规范的层面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是经由道德讨论的符号所整合。其次，“良知”有时又指谓天理，所以“致良知”也可以用来描述由洞悉天理之“心”给予万物以理的过程。

　　王阳明的哲学系统以“知行合一”为极致。这个理论主要的意思是：人如能扩展天生的是非之心至充沛全心，必然产生趋善避恶的意志和行动。“良知”是导人行善的原动力，行善则是“良知”充沛全心以至发挥于外的行动。

　　在王阳明有关“心”的优先性理论中，“心”的功能之重要性与“心”的活力是和在朱熹哲学中同样的显明。事实上，王阳明的三个关键概念，是用“心”的理知或思想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 of the mind)来沟通的。“心”包含了会向外发扬的道德本质，但是，这种“扩展”并不稳定，因为它往往受到私欲的阻挠。除非”心”能自觉其仁，否则道德行为无以维续，这种对内在仁的自觉乃是“良知”最重要的一面。“致良知”端赖“良知”，因为，人内心一旦意识到内在之仁的存在，此种意识就会时时刻刻地要求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是因人对天生内在之仁的自觉意识推广至极致的结果。如前所述，根据王阳明的“一元唯心论”(monistlc idea1ism)，在引导人实践儒家道德思想时，是“仁”的观念(即心中对“仁”之存在的自觉意识)而非“仁”的本身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朱熹与王阳明两个学派，对“心”之作用所依循之途径的了解各不相同，但就两派的分析范畴而言，他们都以“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为共同基设。(朱熹以为借外在的“格物”，事物之理自会成形于心；王阳明则以为天生之仁的观念，可经由内心的自省而得。)我们不能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风格，可以完全化约为这个民族中重要哲学家的共同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民族中重要哲学家的共同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可以完全化约为这个民族的文化风格．但我们可以说，先秦以后不同时代之哲学家所共同持有的分析范畴，与一种代表儒家文化特殊倾向的思想模式极为相关。这种特殊的思想模式是为了谋求解决道德上与政治上的问题，特别强调基本思想(或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与优先性——无论这种基本思想(或观念)是如何界定与获得的。

　　从哲学层面来看，横越先秦以后各派儒家思想藩篱的共同特点，便是强调“心”的理知本能为掌握基本观念的手段，与此种基本观念掌握之后，所能产生的解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功能。

　　从普通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面对道德与政治问题时，往往会强调他所了解的基本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与优先性。这种思想模式可以说是先秦之后儒家文化的一种基设。但此种作为思想模式的基设，从分析的观点来看，应与静态的、约定俗成、视为当然的观念有所区别。

　　明朝覆亡以后所兴起的考证学派表面上似以反主知主义(anti-intellectualistic)的姿态出现，但是我们如果详察其内容，它仍然以传统主知主义的思想模式为基设。朴学大师顶炎武指斥王阳明“良知”之教播下了覆灭明朝的种子⑧，这项谴责不仅代表当时对形上玄思的厌弃，也反映了先秦之后儒家所强调的思想力量及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由于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的贡献，汉学在十八世纪达到顶峰。除了许多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外，戴氏尚致力于阐明儒家哲学中主要观念的工作。他对“理”的看法，和朱熹迥不相同——戴震以为理存于气，而朱熹以为理先于气——但是他们对心的观念却相类，皆认为“知”的本能可使人把握做人的道理。戴氏颇以＜盂于字义政证＞一书自许，因为他认为其中蕴含着“正人心之要”⑩。载东原之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以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是与先秦之后儒家文化的倾向完全一致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很明显的，中国第一与第二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受上述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但是，至少有两种主要论点可以提出来反驳我所提出的看法。

　　第一种，也是最容易提出的，是拿西方思想之影响来反驳我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了许多外来思想的影响。由于大量吸收西方思想，他们的思想内涵发生急剧的改变；但是，笔者以为他们所以倾向“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导自先秦之后儒家的思想模式，而非源于西方思想的影响．西方虽有许多思想派别强调思想的力量；但任何一派西方主知主义或唯心论皆非西方文化的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各种不尽相容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易言之，其中许多人也受到了西方反对主知主义或唯心论的思想的影响。因此由西方影响这个论点，无法解释为何第一代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采取“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那些受西方反主知主义与反唯心论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内。尤有进者，西方影响这个论点也无法解释，虽然许多第一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

　　子随着在不同时间冲激到中国的不同西方思潮而改变立场，却从未放弃他们“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笔者以为，强调理知功能与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如此弥漫而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以致在思想改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仍深受其决定性的塑造而不自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虽然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但在思想内容改变的当中，他们的“思想模式”却深受强调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所影响，以致他们仍对思想力量和优先性深信不移⑥。

　　反驳我的分析之第二种可能，较具理论性。光秦之后儒家强调“心”的功能，但这个命辞并不妨碍对“别的功能”之认识与强调。人类意识中观念之形成很可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非理知因素(如：政治力量、经济条件、以及社会组织等)的影响所致。这种论式可以无限地推演下去。另外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人类的思想可能会有逻辑上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先秦之后的儒者可能强调“心”的功能以及思想的力量及优先性；但，他们也可能强调非思想因素对人类活动之决定性影响；这两种强调可能是排列在同一层次上而不是有系统的放在不同层次上。假若如此的话，思想因素与非思想因素究竟那一种在历史中比较更具影响力，实为一难以解答的问题。假若光荣儒家思想中强调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思想，其力量与优先性并不超过其他非思想因素，那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强调的思想变迁之优先性便可能不是受了儒家传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

　　以上的反驳意见，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却缺乏史实根据。先秦之后的儒家思想模式以为经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基本思路，只有决定性的力量与优先性；此种意见实为儒家分析方式的终点。而近代中国知识分于所采取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认为经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基本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与优先性，此种意见亦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分析方式的终点。因此，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受先泰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

但是，为什么这种主知主义的假设会变成先秦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分析终点？我在此处尚无法提供最确切的答案。不过，我想也许与儒家思想中的“人为构成说”(anthropogenic conatructivism)有密切的关系。此种说法在儒家的著作中到处可见，诸如《孟子》、《苟子>，甚至康有为助著作里。所谓“人为构成说”是指一种信仰——相信世界上的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都是远古圣君与圣人所有意创建的。古代圣君与圣人有目的地创建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说法详见于儒家的各种文献中。在此无须详征博引，下面引文已足可证明：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于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苟子一险恶篇＞)

　　康有为为了使“人为构成说”适应当时的情势，硬把它引伸到荒谬的地步。康氏解释孟子所云“民为贵，社强次之，君为轻”就是孟子有意为现代设计的民主政治制度。

　　当然，有些古代文献表示；圣君与圣人之所以能够创建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并非由于自身之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神圣之源的感召。然而，儒家思想之特征却是将文化、道德与制度之神圣渊源冲淡，而特别强调——有时竞无顾于推论的逻辑性——圣君与圣人为民创立道德与社会秩序之自身力量。

　　同时，我们应注意的是，《论语》中有些章节予“命”以决定性的功能，而在＜中庸＞中“诚”或“天道”则具有创生的力量：

　　于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适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子路＞）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庸》)

　　根据这些说法，社会与道德秩序的渊源可能是神秘的“诚”或“天道”。或可认为，先秦儒家思想里有关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起源并不如我所提出的“人为构成说”那样清晰。在此，不宜阐释有关儒家思想内那些艰深而纠缠不清的，“诚”或‘天道”酌本质及功能的问题，我也无意将综合性的先秦儒家思想加以“系统化”：因而将其内在思想的冲突或逻辑的矛盾予以忽略。不过，上述“诚”或“天道”的观念，并末改变儒家“人为构成说”与先秦之后儒家所强调的“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之间的关系。就形上学的观点而言，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诚”或“天道”，但是古代圣君与圣人业已体认“诚”(见《中庸》)：就经验的观点而言，圣君与圣人为人类创建社会和道德秩序，并不依赖外源，但却需要一种内在运作之源以产生创建人间秩序的力量。因此，儒家自然将“心”视为‘人为构成说”之经验上的(非形而上的)本源。当圣君与圣人的“功业”为后人绝对景仰敬服之时，对其“心”的力量之信仰亦深植于先秦以后儒家文化中；因此之故，主知主义的预设遂变成了先秦以后儒家思想模式之分析的终点。

　　即使儒者欲超越其思想和预设的架构，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也难找到其他的出路。道家主张宇宙万物皆生于“无”，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起源无法在这种激烈的否定主义哲理中寻得解答。法家和墨家亦未提供新的理论。虽然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儒家有所不同，事实上，他们在解释人类的制度和道德起源时却与“人为构成说”相似。在中国的思想界，对种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似乎从未产生清晰的了解，也从未有人楔而不舍他去探究社会和道德秩序之演进的性质与过程。这种秩序的演进，如佛格森(Adam Ferguson)于一七六七年所言，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任何人类的设计”(“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the execution of any human design”)。

　　在儒家思想的幅度之内，“修身”和“治国平天下”为其两端④。从倾向“治国平天下”这一端入手，一种对制度重要性的切实了解是可能的。关心国家社会客观环境而强调制度之重要性的人，间或有之。北宋的王安石(一０二一——一０)八０)和清代“经世学派”的思想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在中国思想史中，一些有深远创见之士，甚至发展出社会政治秩序自然演进的思想(如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对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起源所做的解释②)，以及对于制度之独立与分疏的功能的了解(如叶适[一一五０——一二二三]所指出的君主政体本身的弱点在于权力过度集中⑩)。这些新颖的观念也许具有突破儒家既有的分析架构的可能。但是，这种被斥为“异瑞”⑥的柳宗元的思想与叶适的思想影响均极小。大家记得的是柳宗元的文采，而不是他对宙代封建制度起源的精辟见解；关于叶适，大家知道他属于经世学派，而并不了解他对君主制度本质的精微分析。像这种具有突破潜力的新思想竞未能植根于中国学者的心中，足证“人为构成说”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优势。因此“人为构成的思想模式”可说是传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根据儒家的思想．尽管圣君得有“天命”，使之成为“一人”，具有异常的禀赋和责任，但圣君也是人，从人性的观点来看他的本性，却和常人并无二致，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君或圣人受天之命，得天之惠而有别于常人，但常人必须以圣君或圣人的思想言行为其典范。常人如欲修身养性，他必须使用圣人卓有成效的修身养性的方法。常人且无力创建仕会和道德秩序，但他必须以其“心”之本能了解并遵循此种秩序。(此种中国思想的内容与方式，与“先知”的观念所导衍出的思想内容与方式，大异其趣．)

　　从先秦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观点而吉，在人类意识中，最根本的改变乃是基本观念的改变。唯有经由理智上的说服始能导致这种思想的改变。这种思想的改变，甚难由非理性的力量加诸人心之上所导使，因为人类意识的根本改变，必须建筑在对这种变迁的准确性的正确了解上。人类意识固然会受非理知力量的影响(譬如：社会及经济变迁的冲击），有人说人类意识的改变可经由外界刺激之改变所导致。然而，这种论点显然与儒家思想模式相停。因为人的心理可能对外来刺激有许多种反应，因此，外界刺激的改变，并不能保证导使所需求的思想变迁。然而，儒家相信理知的说服是有效的，因为儒家相信“心”具有了解并掌握真理的天生本能——只要真理得到详明的闻释。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五四反儒家思想的整体性(the totalistic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anti-Confucianism)是受了先秦以后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摸式的影响所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虽然要求打倒整个传统文化，但他们之所以做此种整体性的要求，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这种思想模式，因为是一元论式和主知主义的，本身具有发展至主知主义整体现(holistic)的可能。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又因政治与社会的腐败（如袁世凯的专权与滥用中国传统神圣的符号等）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强烈疏离感；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受了主知主义整体现的思想模式的影响，“发现”他们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设施，是与传统中基本思想有一必然的有机式因果关系。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不过儒家思想中仁爱之说等等，在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眼里，却只是世界文化的公分母，不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特有的东西皆源自中国特有的思想，既然均已视为败坏而有害，加要革新，就非彻底而全面的抨击传统不可。传统社会与文化之特性决定于传统的独特而根本的思想；因此思想革命遂为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其为繁复，除了儒家思想以外，尚有道家、法家、佛教等。但这些非儒家的传统思想，有的反传统主义者(如吴虞)，虽对其中某些成分相当欣赏．却认为它们并未改变中国传统的基本特质①。另外的反传统主义者(如陈独秀)，则认为这些非儒家的传统成分与儒家思想同样有害。

　　笔者以上的分析应该导引出对于文化和思想变迁的两种层次的分析性了解：一为思想内容层次上的变迁，一为思想模式层次上的变迁，两者相较，后者较为基本而难以达成。第一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于的思想内容大为改变，巳不是传统性的了。然而，在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继续持有传统的思想模式。总之，五四的反传统思想，是思想内容的变迁与传统儒家思想模式交互作用的产物。虽然五四时代初期的反传统主义者没有任何足以导致社会基本改变的积极力量，但是他们却企盼基本的改变。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由于内在缺乏任何新的分析范畴，而外在社会与政治环境使得他们深感基本变迁的必要，他们遂将传统的思想模式推展至其极限。根据以上论析所见，我们可以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是如此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以致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全面而彻底的反抗。就此一意义而言，五四时代之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充分地现代化。(虽然第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反传统思想不是整体性的。主要因为——如前面的分析所涵蕴的——在尚未完全解体的社会、文化秩序中，他们仍然视某些传统的价值与信念为当然。)

　　三　五四反传统主义之特性——陈独秀与胡适的反传统思想

　　有关五四反传统主义之特性，我们可以经由考察当时两位领导人物——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内涵面了解其具体的内容。

　　陈独秀的反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简单而确定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我仅须指出，他之所以对儒家思想做全面性的攻击，主要是因为他把儒家思想当做一种基教式的整体论(fundamentalistic holism)之故。因此，他以为所有儒家思想与规范的发展都是孔于思想有机性的衍发。

　　当常乃惠要陈氏对孔子的原始思想与后来的儒学作一区分时，陈氏答道：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互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拂之无生，耶之一种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救主圣人。…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末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救与真正孔子之教，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绦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令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⑩？

　　既然陈氏相信儒家传统的整体性是由先秦儒家的中心思想所决定，而日后各支派也是原始儒家学说之特性衍发的结果，所以他反礼教迫使他不仅攻击礼教的本身，而且也要攻击礼教的泉源——即：孔子的原始思想。因此，陈氏对儒家思想做整体性的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陈氏相信儒家传统的整体性，他的这种想法乃是他受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影响所致。除了上引的一段文字外，下面一段引文也能证实此点：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双武独草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公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巳。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④。

　　以上关于陈氏“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之方法”的引述当然有其暖昧之处。既然他将秦火以及汉武帝的独尊儒家与儒学的兴盛相提并论。有人因此可以辩称陈氏已经了解儒家之所以能够支配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思想一环外，尚有其他因素——陈氏可能了解儒家得以支配中国社会不仅由于孔子思想的力量，而是许多繁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陈氏会承认儒学之盛行于传统中国是由了许多因素使然。如果陈氏曾进一步探究此一认识的涵义，他可能不会如此执着于形式的理论——墨守他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陈氏既然已经知道儒学在传统中国之流行是由于许多原因．何以他仍然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所以如此，我想并非由于陈氏想像力贫乏之故，而是由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充塞于他内心分析的范畴中，以致他要用坚持此种一元论式的思想模式来应付各种挑战。他答复常乃－的话充分显示笔者此处分析的有效性。他深溺于这种预设约分析范畴中，不能摆脱，也不愿考虑每一可能的矛盾，或用开放的心态注意别人的意见。如果我对陈独秀的思想模式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据我猜测，陈氏如要“厘清”上述文字的暖昧性，他会说原初孔于思想中即有鼓励帝国专制的动因，所以在秦火之后汉初帝王要四处搜求儒家经典，而汉武帝之独尊儒术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

　　胡适的文字，表面上虽然甚为清晰，如果要仔细考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我们会发现他的意见是相当混杂的。虽然他有时全面性地否定中国传统，但是他也时常主张逐步的、“有机式的吸收”(“organic assimilation’)②西方文化。他一方面在一九二九年提出了著名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在他的晚年，虽然未能提出有力的理知论证，却以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cultural natlonallst)的姿态，倡言他的文化论调是为了使“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复活力”⑩。胡氏在他的一生中改变过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可是，他关于中国传统与西化的看法的混离，却不是由于他的意见的变迁所致。事实上；胡适思想的特色之一是：他在五四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传统与西他的观点，终其一生并无基本的改进。如要掌握胡适关于反传统思想不易捉摸的性质，我们应该仔细地剖析他的思想中一个结其一生从未清楚自觉的基本矛盾，即：他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传统的渐进改革，一方面却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的反抗。

胡适从在美国作学生之时起，对中国传统一直抱持改革的态度，虽然此一态度的内容随时间的转移而有所不同。在他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前，他对儒家的观点决非否定的。例如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他发表的《儒学运动在中国》(《Tk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一文中，虽然对国内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表示遗憾，因为此一运动仅是为了恢复旧有的儒家思想而无意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革，但是，整篇文章却流露了他青年时期为改革儒学所做的探讨。

　　然而，当一九一七年四月胡氏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成为杜威的忠实追随者。他无保留地接受了杜威早期实验主义的概念与价值，并以介绍杜成的“科学”概念到中国为己任。社威对“科学方法”之整体观(或科学主义式)的(holistic)看法，胡适是完全赞成的。他们要求将“科学方法”普遍地应用到人类各方面的活动。胡适相信借着杜威界定的”科学方法”，足以掌握“创造性的才智”，那是一个成功地解决任何中国现代化问题之必备的钥匙。很明显地，胡适接受了杜威的价值与观念以后，其思想本身发生了重大而基本的改变：从探讨如何改革儒家思想转变到找寻一个植根“科学方法整体观”(the　ho1istic no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于中国的方案．因此，胡氏心中的一切，包括改革主义，都必须与他的科学方法整体观取得一致的协调。

　　虽然他的价值观念有了剧烈的改变，胡氏仍然奉行改革主义。在他博土论文的导言中，他说明了他一生努力的方针与工作的方式——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胡氏信服“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认为西方的文化进展中，杜威的哲学是最高的阶段。对胡氏而言，“现代特质”(modernity)的外延与内涵是不含混的。事实上，套句俗话说，他对“现代特质”的了解可说是巨硕一统(monolithic)的。对胡适而言，所谓“现代特质”实际上就是杜威实验主义所肯定与强调的一切。因此，胡氏努力工作的目标是简单而清楚的：使中国文化成为科学主义式的文化使文此中的一切——包括伦理——均受科学及杜威式的科学方法所支配⑩。

　　根据胡氏的看法，经由中国固有文化“有机式的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最佳成分”②，此种目的始可达成。于是胡氏展开了在中国文明中寻找与杜咸的科学观念相容的材料。如此，中国人民能用有机式的方式与杜威实验主义所界定、所代表的美国科学文化相联接。“借着西方哲学之启示与帮助”⑩，胡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发现儒家的“正名”为一种“逻辑”。但此种儒家的“逻辑”不能使他满意，他因而倾向《墨子》与《公孙龙子》，在这两部书中胡氏找着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逻辑方法”，可认为是社威方法的雏型(prototype)。他为了“教导”②中国人知道“那些西方的方法对中国人的心灵而言，并非是完全陌生的”⑩，遂发现了古代中国的逻辑理论与方法．简单言之，杜威的“科学方法’即使比较精密，胡氏认为在性质上并非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因此。“有机式的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不仅是可期的，也是可能的。他所计划做的是以杜威的科学方法为模范，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胡适相信如此做不但未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而且使它成为现代特质的一部分．

　　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国后，仍继续致力证明在中国演变成的科学方法雏型与杜威科学方法的类似性。他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理想的发挥，在精神上与方法上，都是科学的。虽然，宋明理学助其它成分——根据胡氏的看法，主要是受佛教的影响——曾经阻碍了科学探讨的进展，但是他们不能阻止近三百年来考证学派的兴起——这是主张“大胆假说，小心求证”之固有科学传统的“文艺复兴”。

　　当我们考察胡氏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时，我们知道他不仅强调传统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类型的相似性(generic similarlty)，而且更强调，科学的精神与探讨是中国传统的特色。这一点与印度传统正相反，却与近代西方相当接近。以这些命题为基础，我们对胡氏全盘西化的理论不能解释为意含着对于中国传统完全的拒斥⑥．以特有的中国科学传统“有机式的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以达成中国之全盘西化，即使那些中国传统中与西方近代文明不相容的成分将在此一过程中被淘汰；就定义而言，此一计划乃植基于固有的科学传统之上。

　　前面曾提过，胡氏以中国文明渐进地“有机式的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理论，是以二者之间类型的相似作其理论基础。但是，何以他们在类型上相似呢？他是以生物及环境决定论来解释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根据一民族生理上的需求对于生存环境所作的调适。不同文明的特殊差异仅是环境与时间不同的结果。近代西方在科学与民主政治上的成就是由于西方近三百年来的环境所促成的。胡氏对人类历史的普遍进步深信不疑。他觉得类似近三百年来的西方环境与问题将会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挑战。因此，他预料科学与民主政治毫无疑问地将在中国繁荣滋长。简单言之，由于他的中西文明类型相似论，与他对科学与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期望，他否认中西文明之间有任何“质”的不同的可能性②。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知识分子，胡适毫无顾忌地接受了杜威的思想与价值，因为对胡适而言，它们不仅是一套特别的西方思想与价值，而是世界文明中最进步的思想与价值，每一文明迟早都须追随之⑥。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胡适的科学改革主义(scientific reformism)主要是使中国全盘杜威化的工具，而不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中国文化的认同。对胡适而言，中国传统科学研究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本身的贡献，而是因为它能与社威的实验主义相融之故。他个人在思想上是认同于杜威的，因此，他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研究的批评也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准。

　　如果胡氏的改革主义不源于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追求，那么，它主要的理由何在？第一，以渐进的、逐步的改革作为实际有效的手段以达成社会、文化变迁的目的，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杜威主义者，胡适对于此一观念非常执着，井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他故意寻求改革的方法以求达成他激进的目标。第二，虽然胡氏对各类的民族主义感到怀疑与担忧，他个人却是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当面对他所接受的西方价值时，有意或无意间，他在中国传统中寻找些足以使他自傲的东西，以抵销他面对中国传统所产生的自卑感。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以中国具有科学传统由此使他能够提出“有机式的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为荣。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胡适曾说过，中国全盘西化的结果将是在固有的基础上使中国文明重现活力；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全盘西化论原是为了达成复兴中国文明朗一种手段①。但这是他应然命题(ought—proposition)与实然命题(is—proposition)之间的混淆，并是是为了“化解”他思想上的推论及信念，与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的遁辞．就他思想上的推论及信念而言，中国文明的全盘西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的。正如胡适所提出的，这过程是渐进的、“有机式的吸收”近代西方文明。既然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了解并不含混，而且是一元式的，这个目的是明显而清楚的：使中国文明杜威化。

　　然而，胡氏也知道中国所应努力争取的“全盘西化”的目的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因为文明是保守的，而且，所谓全盘西化在“量”上相本不可能。有时候，他似乎颇为这种不可能而快慰，乐意见到中国文明的发展终究是仍要以本身之基础为基础的。但此一了解是由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支持。在他的文章中，我们不但不能发现全盘西化理论的改变，也不能找到以理知的论点辩解中国不需全盘西化的观点②．

　　应该如何(what ought to be)与事细R何(what is)之间的混淆，在胡适的晚年逐渐成为他思想上的信念[indellectual commitment)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化解“。虽然，在内外压力之下，他已感到他的全盘西化论的限制与因惑，但是，他不能正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供一个实际可行的、创造地转化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借此将传统中不应保留的成分祛除，并且在谋求传统现代化的同时，将中国文化的特质由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相反地，胡氏只能宣称他全盘酉化的理论是一个复兴固有文明的手段。这种修辞上的解释，使得他觉得可以向自己及他人保证：对于中国将失去本身文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每人仍须尽量使自己杜威化。他有时说，如果中国传统中真有宝贝的话，它们将经由西化的过程而复兴；但他却对甚为困难的，如何复兴中国传统的问题轻易地避而本谈了。

　　胡氏有时也主张中西文化应该溶合，但这仍是经由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推动的修辞广的口号。如果固有中国传统中的每样事物，除了不如西方的科学方法之雏型以外，都须排除，试问我们如何能为此种镕合辩解，而此种溶合又如何实践呢？杜威无需学习汉学的科学方法以增进他的科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胡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并无任何可以贡献的地方，他的溶合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建设只是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而已。

　　但是，朗氏的科学改革主义并不足以说明他对中国传统的通盘态度。他的改革主义是基于一个观念，即传统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有类型的相似性，而这个观念是以生物与环境决定论来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论在别人很可能促成悲观或无所作为，但它却被胡氏用来支持他的全盘西化论。作为一个乐观的改革者，他相信中国社会的新环境将导致中国的西化。历史是与他站在一边的，他的鼓吹是为了使国人自觉别此一历史趋势，并指出一条明确的途径；经此途径使中国的西化得以达成。然而，胡氏的改革主义并未能抑止他的整体性反传统的冲动。在作这些攻击时，他并末意识到这些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会与作为他改革主义基础的生物与环境决定论相抵触。若凡事部由生物性质与环境来决定，则传统中的罪孽可化约为外在的与历史的因素。谁也不能被归罪，那么，反传统的论点在理论上便不能成立了。但是，胡氏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强调内心之思想与道德的功能，以致他归根结底仍认为中国传统的罪孽是由于传统中国人民心灵的罪孽所造成的。他受了此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所影响以致不能领悟到他的生物与环境决定论与他的主知主义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

　　胡氏认为残忍、懒惰，以及对于个人的压抑是中国传统最根本的特性。除了传统中国人心灵的卑劣这一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说明这种中国传统的特性。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上，胡适与陈独秀联合答复一位读者来函时，他们说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在在为《吴虞文录》作的序中，胡氏高呼吴虞是“四川省只于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称赞吴虞扫除了街坊上的尘土、使青年人得以自由地前行。胡氏为他的整体性攻击儒家思想所作的主要辩护，与陈独秀为他的反孔教的辩护相类。事实上，胡氏引用了陈独秀答复常乃真的两段文字〔见的引文)，来支持他赞同吴虞攻击儒家的论点⑥。这两段文字是他整体性攻击儒家的证据；在他后来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是采取一元论整体观的论点。毫无疑问地，胡氏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包含许多成分，儒家。道家、法家、文学、艺术等等。但是，当他攻击中国传统之时，他无意去区分它们。

　　胡氏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并不蔑视孔于。孔子曾悟出了一些人类的普便价值——如忠、孝、仁、爱等。但是，以这些价值来维护中国的传统就不切题了。与陈独秀一样，胡氏认为这些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共有，因而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特性。既然在中国无法实现这些理想，它们只是一些“空话”而巳⑥。中国传统的特征就是中国所“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以及板子夹棍的法庭．”四他指出；“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②反而只见大家祟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他井未将这些罪孽或中国的“独有的宝贝”归之于生物或环境的因素，却归咎于传统中国人心灵的罪孽。因此，胡氏说中国所“独有的宝贝”是“祖宗造的罪孽”。既然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是罪孽的，那么，根据胡氏经由传统思想模式所得到的看法，中国文化传统中每一成分都含有此种特性。所以，攻击中国的传统，如果要有用的话，就必须是整体性的．

　　胡适很爽快地承认“西洋也有臭虫”画，诸如贞操锁等。但是，这些西方的罪孽是孤立事件，不能与中国“独有的宝贝”相提并论，后者不是孤立或偶然事件⑩，却是传统中国心灵的典型产物。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经过二十年的反省”⑧，胡氏了解中国传统中有三点长处：中国语言简易的文法、中国传统中较为平等的社会组织与薄弱的宗教心。也因此，胡氏以为传统中国人的心灵较不易陷于迷信②。在这三点中，头二点不可能影响他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第一点是关于语言的形式方面，它不能影响传统道德的好坏。胡氏是依据历史的环境来解释第二点，因此它与传统中国人的心灵并无关联。然而，第三点有改变或修正他的反传统思想的可能。他认为中国人心中特别具有自然主义的与非宗教的成分(对胡氏而言，自然主义的几乎都是同义字)，此一体认隐隐地与他在他的渐进西化论中视科学的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为传统中国特有的成分有关。如果胡氏能从此一体认中获得积极的启示，则他不会攻击一项他喜爱的成分，因而他可能修正他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然而，在考察胡氏整个反传统思想的著作以后，我们知道他并末获得如此积极的启示。虽然胡氏与杜威都相信科学的理性一向具有道德的性质；但他知道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中，此一理性成分却不发生任何道德效用。他对于这个理性成分的“发现”只能在他建构他的渐进西化论时发生功效。因此，在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中，这样一个理性成分与中国传统中的道德〔或不道德)的性质并不相干。

在评价中国传统之时，对于此一传统的理性成分与传统中的道德性质相互无关的了解，可由他认为佛教对中国文明有不良影响的想法获得证实。当胡氏陷于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时，他有时将中国人的线忍归咎于佛教的影响⑥。可是在他反传统的文章里，他并未将中国人的残忍归咎于佛教的影响．当宋明两代摆脱了佛教影响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产生更为人道的文明。因此没有理由将中国人的残忍归咎于外来的影响。简言之，根据胡氏的看法，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是根本而绝对的卑劣。传统中国人内心中　的理性成分受到了更根本的卑劣成分所左右．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既然传统中国人的心灵已病入膏盲，它不可能依靠本身来解救自己。只有西方文化出现在中国人眼前以后，始有获救的可能。胡氏说：八股、小脚等的废除全然不是程颐、朱熹、顾炎武、戴震以及其他儒学领袖的功绩，而是中国人与近代西方文明接触的结果。然而，虽然年轻女孩缠足的不良习惯以及束缚思想的八股都已绝迹了。“但裹小脚助残酷心理，上夹棍板子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酷野蛮的国家，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⑥。职是之故。是否中国人能被解救，端赖他们是否能够全盘西化。

　　以上的分析已明显地指出胡氏思想在逻辑上的矛盾：他一方面要将传统的成分作为他的渐进改革主义的基础，一方面却整体性的攻击传统．然而，虽然中国的科学成分有助于中国的西化，不应受到攻击；但是，从胡氏反传统思想的观点而言，它是中国传统中不相干的成分，因为它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卑劣性发生任何正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何胡氏从未认真地感觉到此一逻辑上的矛盾对于他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杜威主义者的主要职责是清晰地思考问题。

　　不过，我相信在潜意识里，胡氏仍深爱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但是这份喜爱不能打破他整体性反传统主义，尤其与他强有力的整体观思考(holistic thinking)方式比较起来，他几乎找不到任何适当的理由来作为这份喜爱的理论基础②。

　　四 展望中国自由主义之未来

　　在前面的讨论中，有关中国自由主义前途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五四全面性反传统思想之形成是深受一项传统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⑥。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未曾受到此项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某种反传统思想可能仍会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兴起；但是，此种反传统思想也许不会像五四时代那样激烈到要求整体性反抗的程度。第二，当我们分析了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以后，笔者关于五四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的论点，希望已获得证实②。至于强调个人价值与自主性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笔者的主要观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暗示了。

　　我们展谈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时，可以发现五四反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识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是甚为不同的。简短的叙述并不能确切地掌握此一繁复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仅拟提出几点一般熟知的、有关西方个人价值观念的特征。第一，个人价值的最终辩护不是基于理性的探讨，而是基于由宗教信仰世俗化所演化的伦理信念②。个人的价值是由法律及政治秩序(法治与民主制度)所保障；这些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非有意的特别设计。而自由的政治与立法制度的功能亦大大仰赖于思想与道德的秩序，这也是由历史演化而来。当然个人主义的精神必须经常自觉地维护，否则将趋于式微。如果没有争取个人自由的自觉运动，则自由制度经常会遭受每个社会中均有的反自由力量的破坏。但是，此种自觉运动必须建立在既有的价值与道德架构上，而这个架构仅能从传统演化而来。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但是，表面上这似乎是一诡辩式的说法。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对于权威采取批评的、独立的态度，而传统却必须因权威在过去—直为人所遵守而承认权威。然而，自由的传统性结构不仅与理性的批评及创造性的革新相容，而旦是理性的批评与创造的革新的必要条件，虽然传统式的结构要求这种批评与革新必须在传统所范限的脉络中进行⑩。博兰霓及其他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们曾有力辩解真正的创造及创见仅能在具有创造性的传统中获得⑩。

　　我想五四自由主义的两难(dilemma)现在已非常明显了。五四时代初期对于个人的关切与反传统思想运动有密切的关连。而且这种反传统思想是整体性的。但是，个人价值的观念必须是一个道德信念，而此一道德信念仅在它为社会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时方有其社会的意义。这种道德秩序也仅能由传统演化而来。五四时代的社会情况及思潮却不容许中国传统作任何刨造的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而此项转化却为真正的自由理想在自由知识分于心中获得某些基础所必需的。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地转化

　　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他们急切需要的思想秩序(inte11ectual order)，仅能建立在外来的＂意缔牢结”所提供的建构大纲[constructivist scheme)之上，即：科学主义(scientism)或马列主义等。

　　如果我们就思想意义了解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这项了解有助于下面问题的解答吗？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如何？它的前途实在很暗淡。但是，我们应该气馁吗？我想如果我以下的分析有几分正确性助话，我们无须完全放弃希望。

　　首先，必须再度强调的是，在理论上，个人价值的强调应该基于个人内在价值的信念。假若提倡对于个人的关怀是基于功利或功能的考虑，则极易导致变质。其次．就思想的观点而言(虽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精神之实现，也就是。要求根本的改变以及信任经由知识而获致的解放(这种改变与解放，必须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一区分)，但在意识型态上却不可持续五四式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我认为要获得个人价值观念的掌握，依赖整体性反传统思想是不可能的，而需对儒家人文主义作创造的转化。五四的反传统主义者并不能摒弃中国传统中所有有害的成分，他们也不曾对传统作足够的了解。当路新传统主义者开倒车式的尝试更不能适合当时的情况.

　　对儒家人文主义进行创造的转化的大纲是什么呢？其理由又是如何呢？

　　今日对于文化与社会的了解的重要出发点，其中之一是：文化与社会系统互相不能化约(mutual irreducibility)的观念。虽然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层面与让会．政治、经济组织的社会政治结构层面互有影响；但是，对此二层面作一区分是必要的。基于此一了解，则五四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文化化约主义的谬误(a fallacy of cultural reductionism)。人们可以摒弃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有的罪孽，而无须攻击整个传统中国文化。

　　我曾在别处就“仁”与“礼”的和谐与冲突，讨论了先秦儒家的根本理论。拙文指出借着对于“仁”的重新取向(re—orientation)．分离传统的“礼”是有可能性的⑥。根据先秦儒家思想，道德并无意义，除非它在人际关系中植根。“礼”因此是必须的。人类奋斗的最高理想在求得“仁”与“礼”之间完美的平衡，借此“仁”可以在“礼”中培养，而“礼”之存在即在于养“仁”。在这“仁”与“礼”的创造的激荡中，“仁”乃具有优先性，虽然它需要“礼”。“礼”之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养“仁“的架构，“礼”本身并无意义，而“仁”的价值与意义是独立于“礼”的。

　　如果说先秦儒家公形式结构上与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十分相融，似乎并不牵强。“仁”的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信仰并不同。但是．要成为现代儒者无须作一基教主义者(fundamentalist)。若对儒学重作一番解释的功夫，我相信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的新整合有相当可行的可能．无人能预言此一整合之结果：但是，对我而言．似乎仅有这样的整合，自由个人主义始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这新的中国自由个人主义当然与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不能尽同。但是，它有许多要点是与西方自由个人主义相合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此一新整合的工作可能在其本身就是一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也许因此会发现一个新的认同意识。

　　(《中外文学》第三卷第一二期，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修订后经《明报月刊》转载，第一二五——一二七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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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制)文明，平均年齡是200年。蘇格蘭歷史學AlexanderfraserTytler就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民眾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里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

競選成了討好選民，取悅選民的遊戲時，競選就開始腐敗了，或者說，竟選不是體現選民的公民覺悟，而是體現人性之惡的時候，選舉制度就開始凋謝了；選舉制度如果包含了討好和許諾，就一定會走向失敗。選舉有效的前提和基礎是，民眾是具有共同價值理念的一群人，而在烏合之眾占據多數的情況下，民主完全可以做惡，而墮落和做惡的責任和後果卻要由民眾自己來承擔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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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食人魔：蒙古军与朱元璋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0 昨天


本文目录





1、民族史与保守主义

2、蒙鞑食人

3、宋元之变，明承元制

4、朱元璋与红巾军食人

5、结语







三观一致者，速速关注本号！




1、民族史和保守主义



我最近有多篇文章研究食人族历史。

这不是猎奇，而是要梳理民族与文化之根脉。

这与保守主义息息相关。欧美保守主义有非常重要的一环，民族主义。MAGA运动就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体现。但在东亚，这个词被歪曲了。

老有人问我，保守主义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保守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好的历史传统的继承。所谓历史传统，当然包括了很多因素，如文化，宗教，制度，血统，基因等等。

但历史传统既然有好的，当然也有坏的。不是所有传统都是好的。保守主义不能保守承坏的传统。

那么，怎么甄别好的传统和坏的传统，就成为一个问题。

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往往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把坏的说成是好的，或者把好的坏的一锅乱炖，不加区分、乱作区分。秦晖、刘军宁、阿姨、曹长青……没有一个不在这个问题前面栽跟斗的。

我正是希望以食人族历史这个角度切入，对东亚保守主义作一次深刻的正本清源。


2、蒙鞑食人

1、黄巢食人
公元883年，黄巢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缺乏军粮，于是“俘人而食，日杀数千”，建立了一条人肉生产流水线，名叫“舂磨砦”。贼兵制作了三百个巨大的石臼，将抓来的老百姓塞进石臼里，活活舂烂，变成肉糜血糊一样的东西，连皮肉带骨一起吃。

把陈州附近的老百姓全吃光了，黄巢就派兵去附近几十个州郡抓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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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舊唐書，卷二百下，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 ‘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资治通鉴，第二五五卷


黄巢围陈州三百日，“日杀数千”，以每日杀三千人算，三百日就舂烂、吃掉了九万人；以每日杀五千人算，三百日就舂烂、吃掉了十五万人。如此规模，在东亚食人史上肯定史无前例，但却远远谈不上空前绝后。

因为在黄巢死后三百多年，又有大批食人魔王横空出世，驰骋中原，肆无忌惮地吃人肉，与黄巢交相辉映，将整个东亚大陆吃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第一批食人魔，是蒙古鞑子：铁木真和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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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铁木真的“安答”札木合用大锅煮人

我在《🔗 别认错爹了：这不是汉族基因，是食人族基因！》一文中指出，父系单倍群O3是食人族基因，而蒙鞑铁木真可能是O3的主要散播者。有人表示怀疑，认为缺乏蒙鞑食人的历史记载。

下面就是蒙鞑食人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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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在短期修整以后，他召集了他所有的人，出发去进攻契丹人。经过长期战斗，他们征服了大部分契丹人的领土；他们并且把契丹皇帝围困在契丹的一座最大的城市里面，他们围城如此之久，以致军队的粮食完全吃光了。当他们完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成吉思汗下令：在每十个人中，应抽出一个人来当作食粮。”

由于蒙鞑再次对欧洲兴兵，教宗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派遣劳伦斯和加宾尼出使蒙古，向鞑靼皇帝颁布敕令，要求其忏悔并停止迫害基督徒。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后来根据出使途中所见所闻，写成《出使蒙古记》一书。

书中所说“契丹”，指的是金国。所说的围城战，应该就是铁木真亲自率军围攻中都。铁木真在下令蒙古军队每十个抽一个作军粮之前，必定已经像黄巢那样，把附近所有能找到的平民百姓和敌方俘虏全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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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特使关于蒙古军食人的记载并不是孤例。

拉施特所著《史集》（商务出版社1985年）第二卷201页记述，“当窝阔台合罕出征阿勒坛汗，前往汉地哈剌沐涟河畔的南京城时，派遣拖雷汗走另一条路。他经由吐蕃而出，通过被居民称为忽兰迭格勒腾即 ‘红袄人’的乞台地区。因为合罕（所走的）路远，所以拖雷汗忍受了途中的艰难并缓慢地行进到下一年；他们没有粮食，便吃起死人、倒毙的动物和干草来了。”

拉施特（Rashid-al-Din Hamadani‎，1247年－1318年），伊朗哈马丹犹太人，改宗伊斯兰教，归附蒙古军，成为伊儿汗国丞相。

伊儿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由铁木真幼子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及其后人所统治。拉施特30岁时当上了阿八哈汗（旭烈兀长子，伊儿汗国第二任汗王）的御医，后被合赞汗（阿八哈的孙子）委任为丞相。合赞与完者都汗（合赞之弟）委托，编撰一本“世界历史全书”，这就是《史集》。

上面记载的是，铁木真死后窝阔台继位，窝阔台汗于1232年再次伐金。当时金国已经放弃中都（北京），迁都汴梁（河南开封）。窝阔台兵分三路，自己亲率大军渡黄河直扑汴京，斡陈那颜率东路军走济南，四弟拖雷率西路军自汉中强借宋道，沿汉水迂回到背后包围汴京。

文中所说的“南京城”就是汴京，“哈剌沐涟河”就是黄河，“红袄人”就是山东一带起义反对金人的红袄军。（多桑《蒙古史》称，拖雷军“经种种险阻，士卒饥困，至以草及人肉为食。”）

蒙鞑之中，食人的绝不止铁木真一部。《蒙古秘史》载，公元1190年，札木合与铁木真大战之后，札木合以七十口大锅煮死了赤那思氏所有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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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第72页，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虽然秘史没说扎木合煮熟了人之后吃人肉没吃，但显然一个没有食人习俗的部族是不会突发奇想以大锅煮人的。

札木合后来兵败投奔乃蛮部。公元1204年，铁木真部攻乃蛮部。《蒙古秘史》载，札木合以诗章形容铁木真麾下“四狗”（者别、忽必来、者勒密、速别额台）极其凶残，以人肉为军粮：

《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版 p158
《蒙古秘史》另一个译本

额如生铜般坚硬
舌如锥子般尖长
心如钢铁般无情
牙如钉子般锋利
四条吃人的疯狗
挣脱其钢铁锁链
欲吃我人肉尸骨
垂涎三尺狂奔而来


铜铸的额颅
凿子似的咀
锥子似的舌 铁的心
他们以环刀作鞭
饮露御风而行
在厮杀的日子里
他们以人肉为粮
他们挣脱了铁索
自由自在地来了
欢天喜地 咀里流着唾液



撤退时，札木合还不忘介绍追来的铁木真亲兄弟合撒儿是“用人肉喂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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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鞑贵族把吃人肉、大锅煮人写进秘史，已经足以证明食人在蒙古部落里是常见现象。


三观一致者，速速关注本号！



3、宋元之变，明承元制

——废丞相、文字狱、酷刑治国、下跪、廷杖、殉葬……


蒙鞑是靠着食人肉打下江山、占领中国的，在充分的外文资料面前，这已经不是什么疑问了。

朱元璋下令宋濂修撰的《元史》为什么缺失了这部分资料？这就很可能与“明承元制”有关了。

很多人只知道“周秦之变”和“秦制”，却不知道东亚大陆的弊端之根不单单在于“秦制”，而在于“汉承秦制”——汉朝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暴政统治术。

“周秦之变”后一千年，有一个“宋元之变”。

陈寅恪盛赞宋朝：“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虽然出了两个昏君宋神宗、宋徽宗，但总体而言宋朝在分权制衡、司法公正上做得极好。宋朝的司法公正，基本做到了让每一个蚁民在国家公权力之下获得平等待遇，足以为后世之师。

但是，蒙古人挟奴仆“乣汉”大军灭亡了宋室，野蛮战胜了文明，东亚大陆重回黑暗时代。

宋元之变对东亚的负面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五胡乱华。因为中原板荡之后，虽然留在华北的汉人被奴化，但衣冠南渡，大量士族和平民移居江南，在那里重建了一个新的文明纪元，华夏文明虽然遭受惨重打击，也因此契机得到了重生。宋元之变却是食人生番们将江南的华夏文明也彻底消灭了，将整个东亚大陆上的汉人全部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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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检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墓碑曰 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拏人妻女，有志者，率皆自裁。
——徐大焯《烬余录》


全体汉人被奴化90年的后果是：宋代的华夏文明被蒙元毁灭了，这种毁灭是不可逆的，所以次生的朱明社会没能继承到宋代的任何文明基因，只继承了蒙元的暴政基因。

深谙“国民性”的鲁迅曾说过：奴才做了主人，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是被蒙古奴化的“乣汉”（有一些资料指出朱元璋其实是回人）出身，一旦当了皇帝、天可汗，确实比他以前的主人还残暴，还摆架子，还可笑。

蒙古奴才朱元璋，为了坐稳江山、做稳主子，把功臣宿将以各种借口清洗一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株连蔓引，杀死了十数万人，入狱充军发配的不知凡几。仅蓝玉一案，明军将校就被杀了一两万人，军中人才青黄不接，这才导致数年之后燕王朱棣造反成功，篡夺了侄子的皇位。

朱元璋本身是个半文盲，心理阴暗，时刻怀疑朝野上下的知识分子阴阳怪气讽刺他，所以大兴文字狱，连御史写诗“夜深宫禁、小犬吠影”都被腰斩。

朱元璋将亚圣孟子牌位撤出孔庙，还删去了《孟子》中所有“对君不逊”的文字，占全书三分一，名曰《孟子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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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丑像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李善长后，史无前例地废除丞相一职，将行政权收归己有，大权独揽，皇权至上，其独裁程度达到了东亚帝制史的顶峰。这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逻辑，是从蒙元行省制开始的，到明代废丞相而达到顶峰。

朱元璋这个半文盲，为了洗脑百姓，还厚颜无耻搞出来一套“圣训”，名之曰《大诰》，规定天下每一户都要有一套。朱元璋说这是“臣民之至宝”，谁要敢不收藏这部书，就“迁居化外，永不令归”。若有人犯法，只要收藏了此书就可以减轻一等罪名，官府还会对犯人家属考核《大诰》书里的内容，背不出来的不管老幼都要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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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 ，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大诰三编·颁行三诰第四十三》
“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大诰武臣·御序》


为了将士大夫的脊梁打断，朱元璋从蒙元继承了“廷杖”，将有明一代变成“打屁股的朝代”，满朝文武不论官职高低，只要触怒了皇帝和把持朝政者，立刻就会被锦衣卫当场捺倒，剥掉衣裤，一顿笞杖捶打，打得鬼哭狼嚎，生死不论。刑部主事茹太素因为写的奏折冒犯了朱元璋，就被他毒打了一顿。（“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明史·卷139》）到了明英宗、明宪宗年间，廷杖更是大行其道。正德元年，群臣上疏反对宦官刘瑾专权，朱厚照逮二十一人下诏狱，痛打廷杖，打死二人。正德十四年（1519），群臣谏止南巡，一百四十六人被打廷杖，打死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朱厚熜对一百三十四人打廷杖，打死十六人。后来魏忠贤擅政，亦曾屡兴大狱、打廷杖，工部郎中万燝、御史吴裕等人被打死。

朱明一代的廷杖，是从蒙鞑的统治术学来的。丁易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这是元朝的野蛮行为，朱元璋却接受下来，而且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明代特务政治》）吴晗说：“锦衣卫学前朝的诏狱，廷杖则是学元朝的办法。在元朝以前，君臣的距离还不太悬绝，三公坐而论道，和皇帝是师友。宋代虽然臣僚在殿廷无坐处，礼貌上到底还有几分客气。蒙古人可不同了，起自马上，生活在马上，政府臣僚也就是军中将校，一有过失，随时杖责，打完照旧办事，甚至中书大臣都有殿廷被杖的故事。”（《朱元璋传》）

朱元璋发明了许多种酷刑，除了滥用族诛、凌迟之外，还把当土匪所见所闻的酷刑、前代用过但早已废弃的肉刑全部复活，一一用在官员和百姓身上。如断手、剁指、挑筋、墨面、刖足、 斩趾、去膝盖、阉割、枭令、称竿、剥皮囊草、抽肠、刷洗、锡蛇游、铲头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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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将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郤放彼端石，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桃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
——祝枝山《九朝野记》


明代才子祝枝山在《九朝野记》里说，明初老百姓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逃离村庄去当无业游民，或者去当和尚。朱元璋对此十分痛恨，每每抓到几十人，就将他们埋进土里，只露出头颅，用大斧头贴地砍去，一斧就能砍掉几颗脑袋，这叫“铲头会”。

所谓“刷洗”，就是把犯人赤裸绑在铁床上，用沸水一浇，再用铁刷刷去皮肉。所谓“枭令”，就是用挂猪肉的铁钩，穿过犯人的脊梁骨挂起来。所谓“抽肠”，就是把犯人挂在架子上，以铁钩戳入肛门，钩出大肠，铁钩另一端系在大石头上，石头下坠，尸起肠出。朱元璋、朱棣父子统治的时代，类似的法外酷刑数目繁多不胜枚举，史上罕有其匹。部分见诸《明大诰》，部分见诸明代笔记。

明初将这些惨毒的酷刑“法制化”，无疑是对蒙元戮民、残民的暴政统治术的效仿。参见蒙古鞑子在花剌子模的屠城，在西夏的屠城，在金国中都的屠城，战胜俄罗斯基督教军队后多次屠城（基辅被屠后，只幸存两千人）、将九名罗斯王公压在宴席下活活压死，在中原的屠城，在四川和南方的屠城，徐大焯记述的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元代将凌迟写入法典，无疑是朱元璋在《大诰》中将酷刑法制化的思想来源。

东亚的杀人殉葬在秦朝和西汉后废止了一千多年，到了元明两代却死灰复燃，殉葬规模重回历史最高水平。

伊儿汗国的伊朗历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里记载，铁木真死后至少有四十名处女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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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学者术思札尼（Siraj al-Din al-Bulqini，为逃避蒙鞑军队从伊朗跑到印度苏丹宫廷）在《纳昔儿史话》里记载，金帐汗国第一任大汗拔都死后，多人殉葬：“拔都按照蒙古儀式入葬。按這裡的人們的做法，有人死去后，須按這位進地獄的惡棍的地位在地下蓋一所像屋子或壁龕的住所。……將他與他的武器及全部財產一起葬在那裡。他的妻妾、僕役及最寵愛的人也與他一起入葬。”

亚伯拉罕·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瑞典史学家）《蒙古史》记载，伊儿汗国首任大汗、拖雷之子旭烈兀死后，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

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铁木真的孙子、蒙鞑第四任大汗蒙哥死后，在运送他的棺材到陵墓时，按照惯例将路上遇到的所有人全部杀死殉葬，总共杀死了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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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一卷 75页

既然是“按照惯例”，那么铁木真、拖雷、窝阔台、贵由、术赤、蒙哥、旭烈兀……死后归葬时同样会将路上遇到的人全部杀殉。

冯承钧《成吉思汗传》据此说，铁木真死后“諸將負成吉思汗柩歸蒙古，祕其喪，在道，遇人盡殺之。”

朱元璋僭政后，正是由于“明承元制”，他不但没有恢复东汉至唐宋禁止杀人以殉的文明葬仪，反而将辽金元的殉葬陋习全盘继承下来。

次子秦王朱樉死后， 朱元璋勒令秦王妃观音奴殉葬，谥号愍烈。观音奴是元将王保保的妹妹，《倚天屠龙记》里赵敏的原型。

朱元璋死后，有很多妃嫔宫女被迫殉葬。《明史·后妃传》：“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所谓“宫人多从死者”，就是说朱元璋的宫女大多数都被杀掉殉葬了。这些被杀妃嫔宫女的父兄被封为千户、百户，世袭吃皇粮，以示抚恤，人称“朝天女户”。后来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都以活人殉葬。景泰帝朱祁钰以诸侯礼节下葬，仍旧以活人殉葬，因为当时不但皇帝要活人殉葬，所有诸侯都要活人殉葬。

《万历野获编》说：“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可见，为朱元璋殉葬的妃嫔明确数目共有三十八人。按照朝鲜《李朝实录》所载，朱棣死后被迫殉葬妃嫔也有三十余人。直到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死前才废除殉葬制度。

朱元璋还有一件极恶心事，就是继承了元鞑的“跪礼”。自古至今，皇帝朝见群臣，彼此或坐或站，大臣从来不必向君王下跪。

康有为在《拟免跪拜诏》中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 汉朝皇帝见了丞相要站起来以示尊敬。晋、六朝及唐，君臣见面彼此相对而坐。宋太祖撤去了群臣的座椅，君坐臣站，但诸大臣仍不失尊严。但元鞑占领中原后，群臣上朝议事，全过程都得跪着——“惟元乃跪”。

元鞑是什么时候开始勒令群臣下跪的，已不可考。《元朝名臣事略》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元鞑太史许衡觐见忽必烈，群臣“皆跪奏事”，许衡也得跪，忽必烈念其老病，令其起身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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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至少在1280年，元鞑已经让群臣跪着议事了（同书又有“方列跪未读奏”，元臣读奏折之前先得“列跪”：一排排跪着）。

朱元璋僭立明朝后，没有恢复宋朝的君坐臣站之礼，更没有恢复晋朝到唐朝“君臣皆坐”之礼，而是全盘照搬元鞑君坐臣跪、尊君卑臣的朝仪。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甚至还制定“五拜三叩之礼”，规定群臣见君要叩头三次（《大明会典》：“凡百官朝见，洪武二十六年定：稽首顿首五拜、乃臣下见君上之礼”）。

朱元璋的暴政暴行罄竹难书，几可谓集古今中外所有暴君之大成。综上所述，他的暴政暴行绝大部分沿袭继承自元鞑，小部分是在模仿元鞑的基础上加一点点创新（如《明大诰》是元鞑酷刑传统与白莲教洗脑经书的结合物）。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摆起架子来比主人更可笑。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元明连续性”，强调元朝和明朝之间的一体延续。他认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只是朱元璋忽悠汉人的口号而已，明朝学习、继承了元朝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檀上宽认为，朱元璋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永乐帝》，王晓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209页）。宫崎市定认为，朱棣的榜样也是元世祖忽必烈（《宮崎市定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359页）。

其实，朱元璋甘当蒙古人孝子贤孙的小心思，在他兴建帝王庙的举动中就可窥知了。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刚坐稳江山不久，就下令在南京钦天山兴建“历代帝王庙”，将忽必烈的造像，与黄帝、周武王、唐宗宋祖等一同供奉于庙中。

一边嘴里嚷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恐中土久污膻腥，故率群雄奋力廓清”，一边却实操“元明连续性”，全盘继承蒙古人的残酷统治和君主专制，将宋元之变推至巅峰。这就是朱元璋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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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元璋食人，红巾军食人



残暴是一种天性，同时也是一种习性。

蒙鞑军队频繁的食人现象，显然来自他们食人族祖先的遗传。蒙鞑两大父系单倍群，D1和O3，都是南亚次大陆、安达曼群岛和南洋诸岛的食人生番基因，详见🔗《别认错爹了：这不是汉族基因，是食人族基因！》🔗《杀害华人基督徒，烧死婴儿：无恶不作的民族》。食人族的底色，是一种将酋长当神、除自己之外所有人皆可杀皆可吃的民族文化，这种“自古以来”的文化特色使蒙鞑族群的思维结构兼具主奴二重性，成为独夫暴政-群氓暴政的天然高效载体。

朱元璋的残暴，既是对蒙鞑残酷统治的欣赏与模仿（习性），也是元末明初淮右朱部“义军”由于大规模食人而催生和固化的反人类行为模式的沿袭（习性），更是食人族基因被唤醒后的必然结果（天性）。

东亚历史上不胜枚举、花样繁多的食人现象背后，是野蛮的食人民族屡屡战胜征服文明民族，夺取统治权；文明民族被屠戮血洗，被替换，被奴化；文明被魔染，堕入暗黑深渊。

文明一旦被魔染堕落，再想恢复就难乎其难。有时候表面看似乎恢复了，人模人样了，其实是沐猴而冠，骨髓里涌动着食人魔的躁狂基因。

制度无法解决野蛮的食人族。反过来，食人族可以解决制度。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残暴制度化，一言以蔽之，即暴政。朱元璋亲自草拟的《明大诰》，就是将残暴制度化的典型案例。

朱元璋本身是乣汉食人族的一个魔头。而整个朱明王朝，则是披上文明马甲的准生番政权。读懂这点，也就读懂了明朝王室可恨复可怜的诸多历史细节了。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以食人始，以食人终。

蒙元末年（1351），明教-白莲教造反，教主“明王”韩山童虽被官兵捕杀，各地邪教头目刘福通、杜遵道、彭莹玉等人仍号召教众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纷纷“起义”。因起事的白莲教徒们均头裹红巾，故被称为“红巾军”。安徽邪教小头目郭子兴率领几千人占据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自号“元帅”。在破庙出家的朱元璋闻讯前往投奔，得郭子兴赏识，不但让他当将领，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他，这个瘌痢和尚就此飞黄腾达。

元鞑无道，为祸天下，将其推翻本属正义之举。但是，一来东亚人被元鞑的暴政统治洗去了文明的粉饰，露出了兽性和奴性，二来邪教徒们本来就性格乖戾，因此造反尚未成功，食人肉之风已再度大行其道。

根据史料，最先食人的似为刘福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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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資治通，维基文库

“福通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毕沅，《续资治通鉴》）

每攻陷一城，就以城里居民为军粮。把这个城市的人全吃干净了，就去攻陷另一个城市继续吃人。白莲教这是真没把汉人当人，全当作猪狗牛羊了。如此大规模的食人，不但超越了几十一百年前的蒙鞑食人，还远远超越了四百六十八年前黄巢围徐州食人。

《明史·韩林儿传》亦记载了白莲教红巾军的大规模食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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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122，维基文库


“然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

明史弱化了对刘福通部吃光所陷城市居民的指责，但却指出白莲教红巾军诸部都有“啖老弱为粮”的习惯，而诸部将领都是刘福通的同辈，所以刘福通就算想制止也制止不了。

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下，郭子兴是刘福通、杜遵道的部下。郭子兴在刘福通起事（1352年5月）的第二年（1352年2月）就跟着造反，而朱元璋在1352年三月初一就到濠州投奔郭子兴了，说朱元璋是刘福通部的红巾军元老也未尝不可。因此，刘福通本部疯狂食人、所率诸部均食人，与郭子兴和朱元璋肯定脱不了关系。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第二年就逐步掌握军权，郭子兴起事造反仅三年就病死，部下势力全由朱元璋继承，因此，朱元璋在食人现象上的责任，明显大于郭子兴。

元末明初的文史学家陶宗仪著有《南村輟耕錄》，记述了白莲教“起义军”的食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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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輟耕錄/卷09“想肉”，维基文库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卦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这支军队食人翻出百般花样。把人放在缸里，不加水活活用火逼熟，这是顺德菜“干逼鸡”、“砂锅鸡”的做法。把人置于铁架上生炙，这是烧烤的做法。把人绑起来用沸汤浇熟，再刷掉苦皮，这大概是油浇活鱼、汤浇活驴的做法。把人放进布袋再投入巨锅活煮，这是白切鸡这道菜的“浸鸡”工序。把人腌了再挂起来日晒风干，这是腊鸭的做法。还专吃小孩儿，因为肉嫩。还把女子的器官和男子双腿切下来吃。酷毒残暴，千古罕有其匹。

像黄巢和秦宗权，把人扔进大石臼里磨碎，连骨头带肉一起吃，那是真的缺军粮，只好吃人肉。像陶宗仪笔下的“淮右之军”，把活人做成各种“美味佳肴”，那证明他们其实并不十分缺军粮，而是长期吃人肉吃出瘾来了。

那么，这支“淮右之军”究竟是谁的部队？

所谓“淮右”，就是“淮西”，是淮南西路的简称。淮南西路是宋朝划定的一个行政区，大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南部以及河南省东南角。淮南西路几大州府之一，就是濠州。朱元璋是濠州人，郭子兴是濠州人，他们都是“淮右”之人，也在“淮右”造反起家发迹。朱元璋在《諭中原檄》和其他文告里经常自称“予本淮右布衣”、“朕本淮西布衣”，标榜自己的老家就是淮右/淮西。朱元璋部下的功臣宿将，也多出自淮右，如徐达、汤和、常遇春、胡惟庸、李善长等等。因此，“淮右之军”就是朱元璋的军队。

年长陶宗仪三十余岁的诗人谢应芳，也佐证了“淮右之军”食人之说。

谢应芳有诗《至正丁酉冬昆山顾仲瑛会客芝云堂适时贵自海上来以黄柑遗之仲瑛分饷坐客喜而有作属余及陆良贵袁子英等六客同赋》（收入钱谦益《列朝诗集》）云：

      赤眉横行食人肉，逃我昆山采黄独。

      上书不伏光范门，忍饥宁负将军腹。


“赤眉”，是用东汉时的乱匪赤眉军来比喻红巾军食人。

谢应芳另有诗《狗寨谣》， 直指红巾军中的“淮西军”食人：

往闻淮西军食人，狗亦有寨屯如军。
是时江南幸无事，尚谓传者言非真。
安知吾乡今亦尔，地方百里皆荆榛。
三村两村犬成群，见人如见东郭㕙。
跳踉大啖猛于虎，跛跎高踞声狺狺。
路旁青草堆白骨，天外飞鸢衔断筋。
征夫早去胆欲落，冤鬼夜哭情难伸。
可怜性命葬馋腹，往往多是还乡民。
向来丧家狗绝食，遗骸或与狐狸分。
乘时为暴至若此，此事千古同悲辛。


由谢诗可见，“淮西军食人”在元末乱起时广为人知。谢应芳当时隐居在江南常州白鹤溪，筑室名“龟巢”，生活安逸，以为淮西军食人之事只是谣传。不料兵乱一起，他的故乡也变得荆榛百里，乡民死尽，野犬啖尸，鸟衔人肉，一片人间地狱景象。他只好逃入深山避祸。

谢应芳《龟巢稿》又云：至正丙申年，“是岁八月之初，天兵自西州来者，火四郊而食其人。”他说，有支“天兵”自西而来，在常州四郊到处放火劫掠，还把乡民抓起来弄死食人肉（“天兵”还把龟巢和他的老宅给烧了，他辗转逃亡到娄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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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支食人肉的“天兵”究竟是谁的军队？

正史说得很清楚，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派徐达攻克镇江；七月，张士诚派军反攻镇江失败；八月，徐达乘胜追击，进围张士诚控制的常州，不克；徐达一直围城到次年三月，终于打下常州（《明史·太祖本纪》、《明史·徐达列传》等）。

而谢应芳《龟巢稿》说：至正丙申年八月初，“天兵”焚掠常州四郊而食其人，至正丙申年就是至正十六年，就是公元1356年。换言之，谢应芳所说火四郊而食其人的“天兵”，就是朱元璋派来攻打常州的徐达部队。徐达是朱元璋的嫡系，典型的淮右之军、淮西军。

朱元璋的军队“淮右之军嗜食人”，得到了正史和笔记的双重证实。元末红巾军食人是普遍现象，其中以朱元璋部队为最。

可以推想，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些匪夷所思的酷刑，如枭令、剥皮、抽肠、刷洗、锡蛇游、铲头会等等，其实是从淮右之军食人的花样中获取灵感的。以前朱皇帝是把人变着各种花样弄死吃掉，后来是把人变着各种花样弄死但不吃了，或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吃了，如此而已。

朱元璋麾下淮西军的食人恶习，至少一直保留到建文年间。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三年（1401），辽东总兵杨文与造反的燕王朱棣军队作战时，在蓟州、遵化一带劫掠人口，不论老少一概“烹食之”。杨文所部军士还将婴儿贯穿在槊尖上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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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辽东杨文等引军围永平，出游兵万馀掠蓟州遵化诸郡县，所得人民无老少皆烹食之。有年百十岁者亦被杀。军士竞贯婴儿于槊末为戏。纵恣淫刑，百姓苦之。守将郭亮以闻命刘江率军往援。


杨文，安徽含山县人，是朱元璋红巾军的淮西系将领，“开国老臣”之一。他在“靖难之役”中的食人暴行，也佐证了淮西军有出兵必“火四郊而食其人”的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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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卷八》，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明英宗年间的吏部左侍郎叶盛曾在他的《水东日记》卷四十写道：“肉羹肥油点皆圆，惟人肉羹点皆半侧不圆，食人肉多者睛有黄色，头恒晕欲坠地。洪武初经乱人皆能言之。今日总镇诸公语如此。”

这是明说几十年前的“洪武初”有大量食人肉事件，总兵们对此都很有经验，知道吃人肉吃多了会头晕、眼睛变黄。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叫王文禄的官员写了篇《龙兴慈记》，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常遇春老婆是个悍妇，朱元璋把她抓来肢解，砍成一块块分赐功臣，上书“悍妇之肉”。这个故事无论真假，却让我们知道，在明朝人心目中，朱元璋绝非“慈父明君”，而是一副专嗜酷刑和食人的魔头形象。

朱元璋以食人起家，其后代以“圣祖”定下的食人者制度（酷刑、廷杖、跪礼、特务、刀笔吏……）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到了末代皇帝崇祯，终于还是逃不过“食人者恒被食之”的定律。以人肉饲马的李自成攻破洛阳，将崇祯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活活脔割，与鹿肉同烹，“义军”边喝酒边吃，名曰福禄宴。福王极肥，体重有三百多斤，“义军”们看着垂涎欲滴，大叫“一块好肉”，便把他杀了食用（《花村谈往·补遗》：“贼中持刀抚肌，垂涎咸叫‘一块好肉‘遂杀焉。称重三百六十斤，脔分肢割，与囿中之鹿同烹，列贼胪食，谓之福禄酒饭”）。

明朝与元朝一样，以食人始，以食人终。

太史默曰：上述历史告诉我们，制度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

对于一个古代文明体而言，它有没有食人族的底层结构，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创设至关重要。被这种底层结构支配的文明体，很难逃出食人族的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把任何别人当作可杀食的对象，与刍狗猪羊鸡鱼无异，有利可图时笑脸相迎，无利益时反手便射出毒箭（参见安达曼岛食人生番的交易方式）。食人者必然选择食人的制度，哪怕它们不再食人了。哪怕制度不食人，它们也会把制度变成食人制度。是故，食人社的任何制度建设必然是权宜的，虚伪的，道德虚妄的，只为统治者谋方便、获利益的。而得到方便和利益的最快捷方式就是暴政。而推行暴政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将其变成“法”，即制度化（参见秦朝的刀笔吏治国，朱元璋的《大诰》）。

所以在食人社中提倡制度化十分可笑。因为道德虚妄者们把好制度搞成坏制度是分分钟的事。鼓励制度化，无异于鼓励食人制度化。

食人族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化，它们实际上是最欢迎制度化的。没有制度化，秦族根本不可能消灭真正的文明体周王朝，而晋身为一个偌大无比的伪文明体。

食人族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的制度必然暴政化。暴政的制度化则不断巩固着食人者与被食者的主奴关系。被食者的愿望是晋身为食人者，而食人者只想继续食人。于是，制度只不过是食人社结构之外的一件锦袍，使其远远看着很像一个文明体，揭开衣襟里面还是一具暗黑的魔躯。当制度出于某些原因崩溃了，秦-明式的历史过程又得重来一遍，从食人状态到伪文明体再次轮回。这就是古代“一治一乱”、“治乱循环”现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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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食人的世界，毁灭才是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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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您在《“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顾彬:《“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在德国，文学评论家做出了精英文学、娱乐文学(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区分”。您在访谈录《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说，不赞成小说讲故事，把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的小说称为“通俗文学”，在旅行时候可以带上读，也可称为“火腿”，在旅行时可以吃。我觉得《早安，重庆》也是在讲一个故事。事实上，我在前不久法国开会时认识海娆，她送给我这本书，这本书我就是在法国会议期间以及回中国的旅程中读完的，觉得很精彩，能解除我旅途的单调和疲劳。那么《早安，重庆》是属于“精英文学”还是“通俗小说”?您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顾:《早安，重庆》不属于精英文学，也不属于通俗文学。精英文学的代表是卡夫卡，通俗小说的代表可以说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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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   顾斌

论文联盟www.LWlM.com主持人语：金庸研究目前已成显学，也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积累颇丰。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如何创新，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难题。本期栏目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德国波恩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从对金庸武侠写作的批评给予我们以反思，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的文学?好的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哪里?我们认为，从“汉语新文学”的大平面审视一个作家及其贡献的思路，或许是一条良好的进路。汉语新文学的视角能够有效避免金庸研究中的意义炫张现象，还金庸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李以建先生更是站在一个资深的金庸研究者的立场，对最近围绕“金庸与汉语新文学”主题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这一新角度的研究趋向表现出热情的支持。从“汉语新文学”这一平台透视金庸文学现象，会有效地触发我们学术思维的新契机。当我们将“汉语新文学”并不仅仅当作一个平台、一个视角时，就会发现，不仅在金庸和武侠研究方面，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有另一番新的观感、新的领悟。
　　摘要：在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文学区分视野之下，金庸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所提供的快速消费型文学并不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应对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金庸；金庸小说；武侠小说；现代性；当代汉语文学；危机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9841(2012)02-0075-06
　　“仿佛一切都是打着‘后现代’的口号来进行的，这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写了什么东西，都将或多或少被看作为‘文学’作品。”对于读者、作者和评论者来说，似乎不再有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区分了。现在任何形式的写作都被称为文学，因此任何受到欢迎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好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写的任何东西都能自动地冠上优秀文学作品之名吗?像任何一场街头足球赛都可以被看作是精彩的表演，并被看作是“欧洲冠军杯”比赛了吗?
　　汉语文学世界在1912年后，特别是在1949年后失去了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和什么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时下甚至那些没有什么思想深度，只知道和自己的母语(汉语)做“斗争”，仅存有一些模糊文学形态的创作者，竟然成了国内外的畅销书作者。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作者、读者和评论者眼中，已经不再用“文学类型”来界定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不过像那些娱乐或诽谤的文学一样，仅仅是看看内容的“噱头”而已。甚至连陈思和这样有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在公开场合也几乎只讨论某一些作品的内容而不讨论它们的“文学类型”。
　　当然我们不能把类似这样的事例看作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例如德国的夏洛特·罗奇(Charlotte Roche，1978)以她贫乏的文学经验写出了她所谓的小说，赚取了数百万稿酬。帮助她赢得了名声和让那些感情饥渴的观众欣赏的东西，正是她那有着令人厌恶内容的自传、**的倾向和她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前曾是一名电视明星的事实，成为了“噱头”。
　　一、现代性与危机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反对畅销书作者本人，我也不认为谁可以比得上金庸。在我看来，所谓的当今美女作家还没有她们的作品那么吸引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确实不能没有某些畅销书的作者，例如《圣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柏拉图的哲学。还比如《红楼梦》的德文译本，甚至在德语

世界里依然畅销，据说它已经被纳入德国的文学史了。但是此类“畅销书”是经久不衰的，与现在的许多仅在几年时间里卖得好的畅销书的状况是不同的。一些经典著作的作者现在被看作是世界顶级的作者，可能在其生前却是穷其一生卖不出去一本书。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精神失常之前，因找不到出版人而不得不自论文联盟www.LWlM.com费出版所有自己写的书，如我们所知，正是他的这些书确立了20世纪的现代性。
　　毫无疑问，金庸对汉语的把握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这要比现在北京和香港的某些作家所使用的呆板的汉语好很多。与那些不懂得怎样讲述故事的人不同，金庸知道他作为一名叙述者的职责是什么，并且能够塑造出那些尽管有些老套但仍比较生动的人物形象来。简而言之，他是可以掌握作家自己权利的创作者。但是，金庸是一位用几百年前的传统方式讲述、复述故事的现代作家吗?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把金庸看作是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所面临的危机中的重要部分，我不认为他穷尽毕生精力创作的作品是上述问题的答案或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
　　德国虽然是一个小国，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一小群翻译家和学者志愿出版了几乎全部的可以被德国接受的杰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哲学作品。同时比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当你听到我的报告后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与英语世界不同，同期的许多中国武侠小说译本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金庸的作品被翻译成德语，恐怕今后也根本不会出现他的作品的德语译本。这样看来，金庸在提到“西方”对他的毕生之作没有太大的兴趣上的看法是对的。但是理由却不是像他所说的“国粹”，而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因为西方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众多作家那里得到“娱乐和消遣”。
　　被誉为中国当代武侠小说之父的金庸在德语世界无人问津，他或许既对德国汉学家的忽视无能为力，又对其作品翻译可能遭遇的困难也同样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德国已经出现了有相当深度的金庸研究，甚至还有专书的出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著作一直以来被翻译成常见的优秀德语书籍，例如《道德经》有100多个德语版本，《易经》有6个德语版本。
　　德语世界忽视那些最广为传阅的中国作品，原因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尽管有些怀旧的倾向和对现代性的持续批判，德国实际上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家了，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现代哲学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政治思想都反映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代性”意味着确定性、永久性和整体性的消失，最后的“理性”终将不再。一个人没有了确定性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去往何方；没有了永久性，他周遭环境只不过是暂时的，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没有了整体性，他眼中的人类存在将被打破成支离破碎的碎片，曾经清晰的或不模糊的存在变得含混不清。这一切对20世纪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讲故事不能再用明确的方式了：没有情节，没有可信的讲述者，没有正面的主角，这就是世界广为流传的现代文学的特征。最明显的发展是故事情节的消失，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中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与英语情节来叙事的方式不同，在近几十年里，好的德语文学叙事手法仍然是避免将整个故事讲述下去，他们宁可专注于讲述一个人的人生中的几个片段。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听故事仍然是社会上男男女女的需求，不论他们是不是足够现代。我们读到《旧约》中的记载，没有机会听故事的人是会得病的。这个有趣的观点现在看起来也是真的。我们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这个故事，偏爱传统情论文联盟www.LWlM.com节和拥有许多主要人物的故事，并且有着数十年的影响力，这些作品的读者会比20世纪所有畅销小说的读者之和还多。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以故事为向导，指引他们渡过难关并借此理解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叙述者应该是可靠之人的原因，他会与(保守的)读者一起分享自己的价值观。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共识。读者仅想全知的叙述者所想，反之亦然。
　　金庸提供的此类叙述满足了读者的期望。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文学有回归到传统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倾向，然而你要知道他并不是第一个因此而导致武侠小说复兴的作家，实际情形更为复杂。在他之前，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要求中国作家应该回到传统的中国写作形式上来。无论你是否喜欢，毛泽东和金庸是有共同之处的。金庸反对像巴金(1904－2005)、茅盾(1896－1991)、鲁迅(1881－1936)这些现代作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非西方民主政治的特殊密友。不必惊讶于邓小平喜欢读金庸的小说，也不必惊讶于邓小平甚至愿意接纳他。文学和政治融合的原因可以通过这一事件取得验证：金庸的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
　　他的“功夫小说”正如那些肤浅的人常常看到的是不太现实的探险，可爱的少女与思想单纯的武士之间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爱情。事实上，他们展现的是塑造了向一切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东西的致敬：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思想、社会秩序、传统和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人认同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他们灵魂深处极为小心地进行珍藏。金庸帮助他的中国读者战胜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自卑情结和那种乏味生活的共鸣感。
　　让我们回到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上来：将现代文学转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不可能的，然而，很有可能利用传统形式来改革社会。如果我们不将诗歌或特定时期的先锋文学考虑进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必然走向传统而非“西方”现代性的道路。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提到的当代汉语文学可以等同于长篇小说一样是无可救药的倒退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传奇，是汉语和非汉语读者从中国语言叙述中所期望得到的传奇。金庸满足了读者的期望。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他在德国没有取得丝毫成功?甚至在消遣小说领域也没有取得成功?这里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还是有可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金庸是当代汉语文学的危机之一。
　　二、低端文学的问题
　　通常认为一件好的文学作品必须首先是“纯文学”，例如，一种可以为任何读者所阅读并欣赏的文学
作品。目前我对这个假设十分怀疑。任何人的一生都可能经历相同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与年轻时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年轻时不喜欢的东西在我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它有吸引人的地方。一部好的作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出现，这是我们走向成熟之路的一个进程。这样看来，恐怕我们不得不告别“纯文学”，一种论文联盟www.LWlM.com被所有年龄的人广泛喜爱和接受的文学这一观念了。同时，我还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受到一定的年龄、性别和文化教育背景的限制。因此，要求所有人去喜欢或不喜欢这个还是那个作者是毫无道理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谁来制定最佳文学作品的标准?
　　在德国，文学评论家做出了精英文学、娱乐文学(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区分。在英语世界通常仅有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分，这与德国强调的东西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与德国的三种区分方式所类似的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区分方式。那么，在德国人眼中，金庸属于哪一个层次呢?恐怕要划分在中端或偶尔的低端范围内了。这有什么区别呢?像诗歌这样有些难度的文本，德国人将其划分为高端文学。这意味着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仅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归属于这一类范畴，而其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将划入中端和低端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划入中端文学范畴的作品通常被看作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过，在高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分界线。以德国最著名的探险小说作家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为例，我12岁时，几乎读遍他所有的长篇小说。1968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所说的西德，人们认为他写的书或多或少是给青少年看的，成年人看的话会认为太过繁琐。然后，在1968年之后，德国学界的精英们发现他的作品具有道德价值，甚至是哲学思想。因此，他们把他的作品推向了中端文学的范围。现在我可以想象，如果我12岁时有机会读到金庸小说的话，我也会非常喜欢读它们，其实就是被一些学者和作家们称之为写给年轻人看的小说。
　　文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众读者对他们喜爱的阅读材料，从来不会产生固定和持续的阅读稳定性，他们甚至会扔掉读过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将低端文学称之为“快速消费型”文学，是这个快速消费型社会的快速消费品。尽管大众读者在所有读者中占据了大多数，尽管他们的读物有上百万的印刷量和销量，但是一段时间后，能够留在图书馆书架上的读物却不多，除非是某些学者发现有价值的作品，而广大读者在读后通常可能几乎忘记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变的标准以及少量的无法供养作者的读者。保存下来的读物在文学史和专栏副刊有着固定的地位，哪怕它在全世界仅有很少的读者。
　　那娱乐文学和中端文学又怎么样呢?在英语和德语世界里，著名的作家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小说来娱乐，他们可能会很严肃地处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生活问题。他们的书通常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成为国际文学史的一部分。他们允许学者来验证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当代中国文学通史是否把金庸的小说当作中端文学的例子呢?
　　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和其他地区严肃地应对当代文学的危机。这不单单是一场叙事上的危机，更加可能是一场道德价值上的危机。现代性意味着道德是没有约束的。面对“亚洲人的价值观”，基督教的价值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得到了全面审视。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传统价值体系是会引发焦虑并被现代世界里的现代人的新理解所取代的，他们并不想受到以上提到的(神职人员、统治阶级的)任何约束。其特别真实地体现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例如尼采曾公然宣称基督教的道德已经死亡。一个特别明显的价值转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雄观”，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为“上帝、君主和国家”牺牲自己了，好战的英雄似乎只会出现在小说、电影和电玩中。
　　高端读者不想听别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们可能会因了解一个人的颓废感而得到阅读享受，但是大多数的中端读者和大众读者却想知道明确的价值观。现代人也许仍然会孕育着再次遇见大师的梦想，以此来经历一种启蒙，随后加入到兄弟姐妹的行列。但是今天只有普通读者会继续相信人在其一生中可能会找到一位真正的大师，为我们指点迷津，然而这种假设不过就是某一处境中因为迷茫所产生的生存幻觉。金庸的小说代表了什么?“公正、荣誉和正义的武士精神”、“超自然的真实和宗教的狂热”，最终在打斗和报复、酗酒和杀戮以及介于对与错之间的斗争中结束。这些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武士的行侠仗义论文联盟www.LWlM.com展示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敬畏、孝、仁和义。通过他们的寻宝之旅或寻找自我身份的道路履行这些精神，也就是在神秘故事里，伴随着阴谋的冒险完成英雄的建构。英雄形象被两倍或三倍放大，承担着特定符号，例如印记或光环，一同经历考验并最终结合等等。如果谁读过他的一部小说，谁就可以说几乎读过他所有的小说。这并不会使他的读者感到惊讶，一个普通的读者想探索一些他所熟悉的东西，而他如果错过了一个“朋友”(熟知的环节)，就不会太感兴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些特定的文本，如同高端文学一样仅仅面对的是全新的事件。
　　三、文学的危机
　　大众文化热潮是当代文明的特征，并持续高涨。这其实是媒体的产物，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并非很受欢迎，因为媒体需要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来消费他们的产品，于是制造了“幻象”。金庸的小说有很多版本并被翻拍为系列电视剧，这是大众传媒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很多艺术产生了冲击。他的成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证明他是一个好作家吗?他当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作家。依我看，只有我们从当代汉语文学所处的危机这一点来看他时，我们权当他是作家。这场文学危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审美疲劳
　　尽管金庸宣称自己再次开始动笔，但自那时开始他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让我们来阅读。他不过是修改和重写他在1955年到1972年所创作的全部作品。可以说他将近40年没有继续创造小说的意识了，现在已经80多岁的德国的中端文学作家如君特·格拉斯(Gonter Grass，1927－)或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则从没有停止过写作。可以说，他的审美疲劳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例子。白先勇(1937－)和张爱玲(1920－1995)早期都很有成就，而后来只能重写或改写他们几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沈从文(1902－1988)和钱钟书(1910－1998)在1949年后就开始保持缄默。不必谈20世纪80年代所有那些明星作家们，在1989年之后就远离文学，开始赚钱并变成了有钱人。这种作家的疲劳仅仅是中国才有的问题吗?不，国际文学圈子里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在17岁时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然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什么。杰出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柯本(Wolfgang Koeppen，1906－1996)和乌韦·约翰森(Uwe Johnson，1934－1984)每个月从著名的祖尔坎普出版社领取大量的费用，但是却有十来年没有发表过一行字了。也许我们应该因此而重新来理解作家了。他们很像运动员：只在年轻的时候做大量的工作，然后就停滞不前了。
　　(二)大本厚书
　　低端文学在德国被称为bacon(培根)。我们可以说，金庸给我们看的就是这种书。不仅在德国和英语世界的出版社，而且连中国的出版社都知道怎样做广告和发行这种书。一本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的书并且有吸引眼球的装帧设计。因此不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个高端读者还是大众读者何时进入书店，他就会知道这本书是我想要的书，或这本书不是我想要的书。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书店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告诉高端读者和大众读者：请不要读我们摆放在一楼的书，请买我们不会摆放在二楼和三楼的书。
　　(三)过量生产
　　金庸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他的小说，是为了提升他在香港《明报》上的影响力。任何连载都是有限的。

好像一个传统的故事叙述者想赚钱，他就不得不在剧情到达高潮时中断。因此不用怀疑，金庸的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第二天故事情节的发展。真正的现代文学是充满悬念的，不是以情节来吸引人的。情节也许没那么有意思，最吸引高端读者的是语言和任何隐藏在其中的深层思想。
　　(四)字数稿费
　　如果中国作家的小说或散文要是以字数赚稿费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会卖字数。他们一天的高额产量是一个高端作家至少一个月的工作量。金庸一天可以写一万字，而一个优秀的德国作家每天将难以应付到250字，也许他要花上三天时间才能写出一页文章。快速写作意味着要遵循着一个时间表，一个众所周知的时间表。这不是金庸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很多中国小说家面临的问题，熟悉大众文学的作者轻车熟路知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样进行表达。
　　这样说来我终于触及到了评估的问题。当然没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可以说明哪一类的文学作品可以被放置在什么文明和文化中的人来进行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审美需求迥异，但是还是有些或多或少合乎时宜的标准来允许进行评估。当我阅读小说《鹿鼎记》，看到韦小宝有七位漂亮的妻子的时候，我立即产生这样的意识，小说中一定有些“反女性”的倾向，当主人公和他的母亲谈到他的父亲时，这种情况更糟。一旦他得知自己的父亲不是外国人后，他才感到如释重负。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仇外的表现吗?我们不能为此而责备论文联盟www.LWlM.com叙述者，作为主要人物的感觉，将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也就是一周内每天换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叙述者用来满足他的男性读者的幻想而已。一个高端的读者在看到小说中出现这样让人难以接受的情节时会立即停止阅读。
　　如果有人想评论金庸现象，那他必须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去讨论。意大利文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欧洲传统故事的叙述方式，他的小说《玫瑰之名》(1980年)的故事情节发生于中世纪，但其传奇色彩与金庸作品不同。不过，金庸和安伯托·艾柯的作品是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经典文学著作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给读者以启迪，虽然这些非经典的作品在今天仍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它们的第一批读者(可能也是仅有的这一批读者)去世之后，或许这样的阅读接受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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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大墓惊现波斯王子？秦国与波斯、印度究竟有何联系｜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紫凝笔斋 ，作者紫府夜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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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报导曾经让我脑洞大开！



2018年7月20日

星期五

【秦墓惊现波斯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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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导，疑似秦始皇嫔妃与始皇之子的两具考古遗骸，日前成功运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模拟出“真容”。他们很可能死于胡亥在秦始皇死后进行血腥屠杀。



其中，疑似秦始皇“王子”的头骨底部右颞骨中，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明确指向了他的死因。落葬时，他的头骨和四肢已经和身体分开，放在棺材顶部的一个宝盒里。根据复原图，他死时约30岁左右，有橄榄形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



而面部复原图中的女子有一双圆润的大眼睛，和高挺的鼻梁。根据颅面复原的结果，这名女性可能有非汉族的血统——她的面部特征并非典型的汉族人，可能有中亚甚至欧洲血统。这一结果或将引发激烈学术争议。



秦始皇陵博物院正计划对这两具遗骸进行DNA检测，希望能提供更多他们身世的线索。同时，考古工作部主任张卫星指出，并非所有考古学家都一直断定这些遗骸就是秦始皇的皇子和嫔妃，他们也可能是秦始皇的大臣。



这则报导让许多脑洞学者如苏三、朱大可之类非常激动，因为他们已经坚持不懈宣扬波斯人主导秦国文明几十年了……



我也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没有那么夸张。秦国政权中有外来因素是明显的事情，仅《史记》中的蛛丝马迹就极多，比如“十二金人”的由来至今没人能说的清。



而咸阳城处中国之西，在秦朝时就容纳了一些波斯人不足为奇。在此一百年前，亚历山大兵峰直达中亚，有流民或者客商经过西域城邦，到达中国实属正常。西域在前17世纪左右就有城邦国家了，而秦始皇时的匈奴还没有强大到封锁西域，也就不需要张骞这样的人物来“通西域”。换言之，几百年来，咸阳向西的道路是畅通的，这里从来都是民族的熔炉。



好，下面我就出入于《史记》等书的文本，分析一下哪些人有可能从西方来到了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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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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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佛教此时已经传教三百余年。有佛徒很早就零星进入中国，这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议题，主要依据有三：



1

约公元前304-前232年，北印度与阿富汗一带在著名的阿育王统治下，佛

教盛行一时。阿育王统治后期派出了大量佛教使团，最远达到叙利亚、埃

及，来到中国不无可能。此时正当嬴政统治期间，马非百《秦集史》即认

为十二金人可能是佛像，其崇拜当然是阿育王使团带来的。

2

《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

话历来聚讼不休。岑仲勉先生先是相信日本学者的说法，认为“不得”乃是

buddha，即佛陀。所以“禁不得祠”是禁止佛寺。但是他后来又转而认为

不得祠是拜火教寺庙。辛德勇先生极力反对，认为本句应该读作“禁不得-

祠明星出西方”，就是禁止祭祀“明星出西方”。

但实际上，“不得”上古音和buddha尚有差距，辛德勇先生的解释也不能

定论，这一句到底是悬案。

3

最后一条最有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

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封禅书》又有：“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

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这里“羡门”应该指一类人，“羡门高誓”在别的文献中又名“羡门高”“羡门子

高”。马非百《秦集史》认为“羡门”即是“沙门”（梵文 śramaṇa）之转，

乃是佛教僧侣之称。那么这个东来的和尚应该叫“高”之类的名字，很可能

也属于阿育王使团。

不过羡门子高的活动区域基本在东海，不在西域，难道是秦始皇病急乱投

医，把佛教徒也派到东海去找不死药了？我曾经另有一个解读，“羡门”也

可能是“萨满”，东北的巫师而已，所以《封禅书》又说：“宋毋忌、正伯

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




虽然尚有不少难点未厘清，但总的来说，秦代的中国已有一些疑似佛教徒的痕迹了。秦始皇大规模招揽奇人异士，有一些印度人或西亚人进入帝国高层是有可能的。并且也不一定是佛教徒，还可能是拜火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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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

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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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猜测便是关于著名神棍“安期生”的了。此人一般被认为是道家，其实也可能是纵横家：《史记.田儋列傳》“蒯通者...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



但是脑洞大开的马非百又认为，安期生其实是安徒生，安期生其实是拜火教徒。安期，上古汉语拟音为 an-giə，正合古印度《梨俱吠陀》之中的火神阿耆尼Agni。而这位神的原型，就是拜火教（又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中的火神Athr。



拜火教是波斯帝国的官方信仰，其教徒称为magi（中国文献一般称“穆护”），《希罗多德历史》中称为马哥斯僧magos。耶稣诞生时，从东方来的三博士（或译做三圣王）magoi，其实就是拜火教徒。英文中的magic,magician 等词便是来源于此。可见magi们的影响之大。他在中国也留下了蛛丝马迹。



周代以来很多人名叫“毋忌”或“无忌”，西周时即有齐厉公姜无忌；后又如楚国的费无忌，害死伍子胥父亲的权臣；晋国韩厥之子韩无忌，为公族大夫，有“无忌镇静”之美名；再如著名的魏国信陵君，名为魏毋忌；最后，秦始皇广招异人时，又冒出来一个“宋毋忌”（引文见上），《史记索隐》注：“乐彦引老子《道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博物志》《魏书.管辂传》等书亦有相关记载。这个“毋忌”上古拟音为mia-giə或ma-gɯ，正是magi啊。



拜火教来源甚古，如其太阳神密特拉mitras，就被认为原始雅利安人的神。早在波斯帝国之前，米坦尼国的主神即为密特拉，最早记录见于公元前14世纪。即便波斯帝国灭亡之后，密特拉信仰也曾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之一，更影响了Maitreya，也即未来佛“弥勒佛”的诞生，更有甚者，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也和他关系匪浅。而著名的反罗马英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其名意为“密特拉的赠礼”。如此可见这一信仰在秦朝之前已经传播了千年，此后也一直盛行。所以magi一词在周代就曾影响过中国，并非怪事。



故而，宋毋忌和安期生都有可能是拜火教徒，秦始皇乞灵于异教秘法，于是将之引入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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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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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天马行空了许久，并不是要做“历史的发明家”。我罗列这些前人的脑洞，无非是想说，佛教、拜火教等信仰，在秦朝时已经零星存在于中国，并非完全不可能。而秦始皇为了求长生不老，就四处搜集这些异人引入宫中，他们最后死在一场政治变乱里。这或许就是秦墓新发现“波斯王子”的真相。



如果像某些考古学家所作的假设那样，这些人真的是秦国的王妃和王子，在二世胡亥尽杀诸公子时死亡（仅《史记》所载便有34人）也是有可能的。秦始皇要是看西域美女深目高鼻长得好看，娶回来生了个儿子也没什么可怪的。电视剧《秦时丽人明月心》里面嬴政不还娶了迪丽热巴么……



质言之，正如我在《关陇：民族的熔炉》一文中写过的：



长安虽为关中，似乎很长时间内扮演着中国的中心，但其实是外来种族进入“华夏”的大入口。这个地方，在关东看来是个泥丸封关的宝地，在西疆番邦看来，却是个出入自由的通衢。



秦墓出现两个波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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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写张爱玲：适得其志，死得其所

大眼观视吕

发布时间: 18-01-27
12:11




按：前时曾请香港朋友搜觅阿城在香港发表的零星文字。朋友很帮忙，逐一找寻，凡能找到的，都扫描发我。我很高兴，亦很感激。但碍于年来事多烦累，遂一直未得空录入。今天午后，午睡起身，因觉今日无事，即先输入阿城在张爱玲逝世之后写的一篇纪念文字，想来也是诸位朋友亟欲一读的。 我理解诸位读阿城文字的急切之情，不过有一二朋友发信来骂我的“迟缓”，我似也有点吃不消……


适得其志，逝得其所 阿城 对于张爱玲的死，我其实没有资格置喙。我出生成长成熟于一个张爱玲格格不入的社会，这从她的《对照记》图四十六、四十八的说明可以读出，我猜她可能犹豫观望过，终于不能忍受，一走了之。环境再恶劣，没有可以退缩的私人空间，容易死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巨隐隐于心，只有杨绛在小说《洗澡》中写出连心都无法隐的惊心动魄。张爱玲五二年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五五年再到美国，不料在美国差一点又隐不成。 洛杉矶有一位女士是“张迷”，文字及小意象处颇学得有几分，知道张爱玲不见人，就去张爱玲住处附近租屋监视，也叫她惊鸿一瞥瞥到“鸿”出来倒垃圾。终于是晤不到，于是就翻检张爱玲的垃圾，而且将自己的变态写成文章发在报纸上，逼得张爱玲只好搬家。崇拜竟可以像苛政，达到猛于虎的地步，令人不寒而栗。 我猜张爱玲是一个有“洁”癖的作者，这种洁癖使她最终于生活里拒绝与“脏”或可能“脏”的人来往。我想我自己恐怕就是一个“脏”人，她不打算与我同类的人来往是对的。我身上可能有令人感兴趣生好感的部分，但处久了，“脏”东西摊开了，就会被人厌恶。坦诚相处，不太是好的意思，你不能保证对方不认为你的“坦”与“诚”是忍受不了的“脏”。 张爱玲被人发现死后的次日，洛杉矶华文报纸登出那位女士在桌上铺排张爱玲的垃圾的照片，同日的报纸有美国参议院议员派克伍德因性骚扰而宣布辞职，后被同僚限期离开的新闻，读后觉得世界好像有些许公理可言。 张爱玲遗嘱自己死后请遗嘱执行人立即火化她的遗体，将骨灰抛撒旷野。张爱玲生前不晤人，不应门，不接电话，不回信，这已经是“志”了，张爱玲死后才被人启门发现，可说是适得其志，死得其所。人生难得“志满意得”，张爱玲做到了，正该为她高兴，不料洛杉矶的华文报纸有些人认为按遗嘱做太过凄凉，治丧人员定二十天后追悼，究竟要如何，仍在商量之中。 崇拜张爱玲的人无疑是好意，不忍凄凉。为了尊敬所崇拜的人，却忘了逝者的遗嘱是要尊重的，这是信。逝者不可能再怨再怒了，有感情的只是活着的人，世间若无信，即便是好意，另外的人到底不安。若尊敬张爱玲，就让她按自己要求的方式走吧。 所以我想我没有资格置喙张爱玲的生与死，因为张爱玲拒绝做公众人物而且做得干净彻底，我只能对“公众”对她的死的反应置喙。


张爱玲的公共物是她的文字，我来试着稍稍置喙一下。 不妨抄一下我在《闲话闲说》里的一段：“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 张爱玲的感觉方式，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也是我认为不会有多少大陆人学得了她的原因。迷可以迷，学是一定学不好的。要学她，得没有受过多少共和国文体的浸染，或有能力抗拒腐蚀，或与张爱玲有相近的文化结构、感情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学她学得有些意思的都在台湾、香港。不过痴迷地学，小心大树底下不长草。 另外，北人写南，或南人写北，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道理不知道，但我们算一下古今以来的作家，差不多是这样。南人写南、北人写北也有好的，比例上不多。南唐后主李煜是南人写南的好例子，他的词哀婉凄凉，算得绝唱。鲁迅其实在北方很久，文体在北方形成，所以可算是北人，他的《野草》是北方意象，他最简捷犀利的杂文则是写南。张爱玲写南，她的感觉、意象和灵魂是北方的，所以才是苍凉，而非南人写南的凄凉。“苍”是近于无色的黑，北方的狼，整天跑来跑去，却常常在苍茫时分独自伫立良久，之后只身离开。 我以前不太理会得张爱玲为何会写苍凉的意象，及至看到她的绝笔《对照记》中写小时候在北方及其家族，于是猜测苍凉在她幼年就渗进心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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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和阿城曾去拜访北岛。北岛问，你们这么喜欢张爱玲，她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义呢？阿城说，写尽了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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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八十年代的文学，不能不提阿城。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那个时代文坛的例外。他的那些学问，在作家里少见。汪曾祺看到了他内在的功夫，这恰是早就消失的传统。中国文学，与文章关系很大，但旧时的士大夫玩坏了文章，是世俗小说解放了文体，将辞章救活了。懂此理者不是很多，王国维就从宋元戏曲里看到了艺术的生气，可是新文学家不幸放弃了这个传统，乃至载道甚多，书写的路子越发狭窄。而提倡大众化的人，拒绝了智性，其实被大众所化，文字后的历史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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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后，文人要另起炉灶，建立现代人的语体文，而成功者寥寥。汪曾祺、阿城都不喜欢五四腔，他们觉得胡适等人把古老的文脉破坏掉了。汪曾祺希望恢复辞章的韵律，注意句子与句子、词与词的搭配。古语、方言、书面语悉入笔端。与汪曾祺略微不同，阿城不喜软性的表述，而是顿挫之间，气爽文酣。他觉得先秦思想者都有文气，可惜后来的读书人衔接不了那些遗存，调子不对了。但民间的表述，有这个东西。他在汉代造像、器皿里，感受到了这种遗绪。台阁间的美物，最初还在民间，是有品位的。后来不接地气，遂落得孤寂之状，那是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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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 。
知人知乐D 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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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杨小凯


杨小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数学很好的人，怎会为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坐牢十年，我都没哭，但祷告流泪了。肺癌晚期，死到临头，才知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授、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全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编者按：2015年7月7日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11年。《境界》特推送杨小凯2003年公开自述的基督信仰历程以示纪念，因篇幅太长，节选部分发出。这位生前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几乎穷尽半生钻研的经济学，以及一贯信仰的科学似乎并未成为疲惫灵魂的最后稻草，在生命的最后时节，他的灵魂展开了与上帝的对话，并在祷告中被深深的安慰，感动落泪。



他生命的境界不是在最强壮时，乃是在晚期肺癌最软弱的时候，被上帝大大拓宽，真正谦卑下来，进入了永恒之门。

杨小凯教授简介：



祖籍湖南，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2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突破理性的天花板



我1983年去美国，在美国读书时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我太太小娟为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



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益计算的理由。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因此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去教会。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



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7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时，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



但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



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与死亡面对面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会经验到。



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看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



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



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



从我个人经验，去年9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



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时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



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



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



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



但有时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



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



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9月份、10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



去年10月我走路走半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现在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能是毁灭



我们在中国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时也受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很深，去寻找上帝的原因都是从知识，从我学到的经济学知识角度来看。这都是人类的知识，而且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知识。



圣经跟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先看创世记里代表撒旦的蛇来勾引人类吃禁果。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三2至7）



这段话就是说，上帝不愿意我们知道得太多。他不让我们吃这个智慧果。吃了就犯罪，然后人就要死。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对科学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得太多？



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基督徒，很重视创世记十一章1至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段话是说，上帝不希望人类的能力太强大，当时人们的口音一样，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讲不同的话。上帝要限制人的能力，不让人类太发达。上帝不喜欢人追求现代化，他用一些办法使人不能团结一致来搞全球化。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趋势，慢慢都变成一种语言，大家都讲英文，那人类有可能团结起来，达到上天。但上帝不这样看，怎么理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帝。好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但他也发觉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占优势，所以他们就拜倒在基督教下。但如果他坐下来老老实实读圣经，他会发觉，圣经讲的跟中国人认识的基督教可能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反现代化，并限制人的能力，并且不能让人知道得太多。



跟这个反现代化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约翰一书二章15至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为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这些？从知识就是力量这点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反而给人带来更多的灾害。对武器的知识，造成了那么多战祸，像克隆技术（cloning），这种基因知识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会使人类灭种。所以，当现代化越往前走，你就发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不正确。



还有五章4至5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么？”



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我们经济学家相信并崇拜经济理性。可是自从哈耶克以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觉，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力是有限理性，否定了经济是完全的理性。



我们莫纳什大学有个递增报酬经济研究中心，根据最近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觉经济发展不一定增加人们的幸福。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让人们自由贸易，把政府的垄断打破了，中国就会发达起来。但到西方来后，我们仔细看看，这个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好。孩子现在有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有大房子住。我小学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计算机；但实际上我们那时的生活质量好些，有很多时间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和交流。现在的孩子，却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电视上面，对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好处。



电视养成孩子被动学习，没有主动研究，更不要说健康。至于计算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出现，而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超过一百到二百年。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和精神很不利。



就拿计算机来说，我得这个肺癌，也有很多人得肺癌，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我周围得了肺癌的十几个人，都过着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从1985年以来，我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养成一个对我工作很有利，却对我健康非常不利的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敲键盘，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写书的时候当然很方便，但是我就一天到晚那样坐着。这样就不太呼吸，这肺大概只用到四分之一。



尤其认真的时候，屏住呼吸，比正常的呼吸要少。还有一个例子，开车，好像是很幸福的事，但开车对身体非常不好。开车时人不动，而人本来是动的，自从开车以后就不动了，而且很紧张。有什么事情就屏住呼吸，肺又是呼吸很少。你若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看这个肺越来越不好。你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事实。



我们研究经济理论，理论中有一点说，经济发展来自于分工。分工的发展带来好多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你现在专业用化肥农药，伤害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业化造成很多职业病，分工使得交易增加，交易中的分层结构，上面是一个总裁，是一个管理者，下面是几个处长，每个处长管几个车间主任。



这样的分层结构造成上面这个人的一个小错误，会引起整个系统很大的问题。为了这个人的效率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操作，必须给他很高很高的工资。这个钱要高到使他自愿拼命给你做。拼命到什么程度呢？要了你的命。按照美国的统计，美国总裁的年薪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们紧张到不敢休息，不敢花时间给自己的太太。



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原罪，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一般都是罪恶的选择。很多人都选择利用一些“上瘾机制”来把你勾引到他的商业利益里。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游戏，那东西对小孩一点用也没有。它让小孩被动地去凑一个它预先生成的东西，没有一点原创性，小孩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但是他上瘾，离不开那东西，这样就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学习，毁了他的智能。这都是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更不要说汽车，汽车制造的污染，毁掉我们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分工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越发达国家越是这样。按照一个统计，五十年前，每个美国人有三十至五十个最亲近可以谈心的朋友，他们花好多时间交流。现在没有了，每个人都盯着电视，盯着计算机，他们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但他们知道电影明星的私生活非常详细，他们从来不认识那些名人，对身边的人却根本没有时间分享。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就是说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好处比实际上增加的要少。



你要是仔细看这些东西，就发觉，哦，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这东西，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慢慢地毁灭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毁灭自己。我们会有一天活在启示录里边，上帝来拯救，来审判。



通过读圣经，我慢慢改变原来那种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我认识到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自己。你真正要得到救赎，就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物质追求、现代化的追求，转到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救恩。




精神压力害死人



我的太太介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Healing Power of the Faith》（信心的医治能力）。我刚才说了，现在很多商业模式用上瘾机制，通过自由化竞争，把现代化变成一个毁灭人类健康的过程。



你看我从1985年开始搞计算机，到现在才知道这后果，但已经很迟了。如果我早信上帝，我就早知道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命的。现在有些朋友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那我推荐你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一种系统的研究，特别书里统计的大量例子，都是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研究。统计上说：信耶稣、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经常祷告、有较深信仰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在现在所谓的体重增加的现代病的得病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统计上的证据。



刚才我说了，现代化带来的很多疾病，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精神压力。精神压力成为一个现代病，对你的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信耶稣的人平均来说，在统计上很显著地比不信耶稣的人精神压力小，使他不受那么大的损害。这是有统计上的证明的，是研究中心做的统计。



精神压力，就是我说的现代化分工、自由竞争，是魔鬼通过上瘾机制，用自由竞争摧毁人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精神压力在过去一百年，每个人增加的数量用数字来表达，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大学生就想：“如果我拿个博士，拿个工商管理硕士，到投资公司工作，起薪10万美元、20万美元；如果拿不到，起薪才3万美元；我非得往上面爬！”



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成几何级数增加，增加到可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友谊，牺牲你对孩子的爱，牺牲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你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差别。比如中国人，想想你跳出中国，在中国每年的收入是几千美元吧，一下子变成几万、十万的，差别这么大，却又有很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都使人变态、患心理病、自杀。人的一点点差别造成的后果差别却很大，这使有些人从社会孤立起来，别人不理，他就边缘化，对竞争失败者产生巨大压力。



但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属天的盼望，他们不积累财富在地上，要在天国积累财富。我原来不懂，但遇到我的老师－－郑平治教授后才明白过来。他来此地访问时，我们尽量为他安排很好的酒店住；但他不住，他找很差的。他不是没有钱，就是因为信耶稣，不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住很寒碜的小木房子。当时我就说：“哎呀，信教的人不错，在现世是个失败者，所以追求来世。”



但你看看，谁是真正的失败者，谁是真正的成功者？我的学生里，有的做到总裁，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我原来也是这样，追求终身教职、教授、讲座教授。追求这些时，我对我太太好苛求，逼着她去读书，找工作，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丢掉了太多。其实这些东西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真的是一钱不值，要跟永生比起来，更是一钱不值。



我看这本书的统计资料说：凡是真心信教的，他们不上魔鬼的当，拼命往上爬，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丢掉这些一点都不痛苦。这些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蝇营狗苟，为了现世的一些物质利益，就要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爱，牺牲对上帝的爱。



我2001年10月，诊断为四级肺癌，那时我的右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光是大瘤子就有三个，每叶肺都有，还有好多小瘤子。开胸手术后，医生根本不敢治疗，只好缝合起来，说你顶多有三个月命，没希望了。我当时也完全绝望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这种人从来只相信我自己，我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没有上过大学，可以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从我们事业来说，爬得比较快，爬得比较高，也跌得比较惨。我认为凭自己奋斗得到这些，看不起不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努力。



我接到这样的肺癌诊断之后，绝症嘛，那就相当于宣判死刑。医生还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都是中文叫做“安乐死”的治疗，在你死之前不要太痛苦。



我现在好像讲得很轻松，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这样的判决书，很多人会精神崩溃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就被吓死了。有的不吃药，反正是要死了。有的就动都不动，躺在病床上，很快就死了。



而我后来我信了耶稣，天天祷告。每天走路时，别人都带着收音机随身听。我集中精神祷告。走路是最好的时间集中精神祷告。祷告时，你的心平静下来，现世的忧虑慢慢就没有了。而且你还为别人祷告；你爱别人，你心里也好了。你原来处在竞争之中，你心里是恨啊，妒忌啊。像我这样坐过十年牢的，就恨那些迫害我的人；然而你读圣经，圣经却说要爱你的敌人，要爱那些迫害你的，要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境，你一高兴起来，身体就好了。



你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因为不宽恕，结果害的是你自己；谁最受苦？是你自己。



所以统计上明显证明，凡是信耶稣的，特别是信得深的人，他能克服这种压力，调整自己。我在化疗的时候看到有些人被吓坏了，他做化疗后一动不动；但我每天走路四个小时，我还举重、跑步、打球。为什么？有上帝，我在祷告。



宗教对你的精神生活，对你现实的生活质量，对你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你信得越早越好，像我这样，太迟了。真的，不要学我。我是要走到人的尽头，才到了上帝的开头，你们应该未到尽头之前，就选择打开心门给上帝。




上帝使用敌人来帮你



我分享读圣经的两个感受。基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而且要全心的，用全部的力量、脑筋和你的灵魂去爱。这个爱上帝，不要讲别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治疗，治疗你自己。



我这个人，他们说我常给人压力，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价；就是说，老是急于要把事情做成。这就有点像癌症。人啊，特别是现在成功的人，有些都带给人压力，就是在很短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目的，拼命去做，有时候不择手段。



这种人就喜欢抱怨，老说你这么做啊，那么做啊。虽然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也可能这样，老是担心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精神高度紧张，老是在想问题，然后就抱怨。我经常这样。我指责我太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总看到别人的问题。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种给人压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魔鬼、现代化给你这个压力，这样的人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症一样。



培养你爱上帝之心，最低层次是救你自己。我就想办法培养我这爱心，首先我不能在家里还老挑毛病。要下定决心，让上帝给我力量，从今天起，要找太太可赞扬的地方。太太小娟的评价是：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



第二是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这也很难做到。这问题跟现代社会的分工、现代化是有关的。现代化使妒忌、仇恨成千倍地增长，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只要差一点点，他就会把你的饭碗完全抢掉，所以人变得极其敏感，变得非常妒忌。



对我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什么呢？是跟我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说，1985年，我有一个朋友，我把他搞到美国去，他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正规训练拿博士，我拿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好辛苦。他只学了几个月英语，就被美国国会请了去，一下爬到我头上去了。我妒忌吧？



原来是你底下的，他一下爬到你的上面，还颐指气使的，你却一点功劳也没有。我曾这般辛辛苦苦的想往上爬。当时你那个心啊，就像虫咬了一样。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你想想你的同班同学，他什么考试都比你好，因此你气得要死。这就是你的邻舍。为什么叫邻舍？就是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厉害关系的人。如果你能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那你就得福啦。



爱你的敌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43至48）



“爱敌人”这句话是最难理解的。我不认识的人，我都没感情，我都没法爱，那敌人怎么爱法？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最受感动的是：上帝，这个基督，比人高明，他不是人能想到、做到的。这说明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讲不出这种话。从常理你想不通爱敌人的理由。上帝还把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参马太福音廿三12）。



你要爱你的敌人。那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看很多历史，就发觉，比如说，日本天皇痛恨美国人，特别是丢了原子弹以后，更加恨。但你想想，真正使日本富强起来的是谁？是美国。也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帮你。



从长远来考虑，上帝通过敌人来救助你。旧约里，上帝用很多敌国，如巴比伦，来教训犹太人。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有人在找我麻烦，压制我，就想想圣经说过“爱你的敌人”，上帝可能是通过敌人在救助我。你也可以读旧约约瑟的故事（参创世记卅七至五十章）。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差点把他杀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就是上帝藉这方法使约瑟成功了。就是他离开父亲的荫庇，到外头闯天下，后来这个家族都靠他来救助。



爱你的敌人，这是常人讲不出的道理；但是它是真正的道理。你要是真的学通了，第一对你健康有利，第二，对你最后的救赎有利。



我读经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圣经是本什么奇奇怪怪的书，有历史、犹太史，又有一些箴言、诗歌，一本不伦不类的书。你要读那些历史，还不如啃那些史书更加可信。



但这就是说，你还没有读通那句话，“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不谦卑，你以为人的知识比上帝的要高，还没有脱离“知识就是力量，现代化第一”的这种人类的眼光。如果你改变了这种态度，就可以慢慢地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无价之宝。对你的生活，对你人生的真正事业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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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告诫长子，“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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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9-20 10:5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5 15:34 编辑

金庸版《中国通史》：写史不是戏说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09:23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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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报道9月30日，金庸与北大教授严家炎同游峨眉，坐而论道，谈论的主题就是他近年来开始动笔的白话版《中国通史》。金庸认为，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则不然，在征服的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孙旭辉摘编）

　　来源：上海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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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金庸作品：思想饱满 通俗而不媚俗

中国日报网

发布时间: 18-11-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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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人民网-人民日报11月6日报道金庸将武侠写成新经典，说明题材、类型限制不了有素养、有追求的作家。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不能因为创作的形式通俗、面向大众而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金庸逝世引发的众多缅怀与追忆，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之大。作为武侠小说大师巨匠，金庸作品虽然书写古代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精神，不仅具有良好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养分。因此，60多年来金庸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以各种形式进行改编传播，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热度。今天，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汲取他留下的文学养分，是纪念金庸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思想饱满，通俗而不媚俗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鲁迅历来主张真正的文学要启人之蒙、有益人生，又要令人愉悦，给人艺术享受，金庸的小说观可说与鲁迅根本上是相通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其实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他对于正和邪、英雄和罪人，显然有自己的答案。在《射雕英雄传》将要收尾时，主人公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富有深度的思想，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萃取传统，注入现代精神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一代新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色彩。

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金庸主张为多数民众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上，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方面不可偏废。

金庸武侠小说核心思想之一就是 “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他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把“义”提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新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烈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跨越雅俗，铸就时代经典

所谓雅与俗，都是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在中国古代，诗文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戏曲则是所谓“鄙俗”的“小道”，不能进入文学大雅之堂，雅俗对峙发生在诗文与小说戏曲中间。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将小说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度。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新体白话小说占据文学中心地位，进入文学殿堂，连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小说也有幸得到重新评价，脱去“鄙俗”的帽子。但有一部分小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那就是20世纪面对中国市民大众的通俗小说，它们仍被新文学家、文学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于是，雅俗对峙转到了小说内部，表现为严肃小说、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商品化小说之间的抗衡。

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吸取“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无论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可能产生伟大作品。《水浒传》《红楼梦》当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之书，直到现代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国的大仲马，在19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了解了这种状况，严肃文学家就没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学，而通俗小说家也大可不必在严肃文学面前自惭形秽。严肃文学中，其实也有大量思想和艺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高低、体验的深浅和文学表现才能的优劣。

1918年，鲁迅特意把周瘦鹃的作品推荐到教育部，他认为这种看上去通俗的文学其实是有创造性、有深度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此推崇白话通俗小说，可见其眼光和胸怀。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我们更应该有文化上的包容胸怀。通俗还是高雅，与它的文学成就高低并不相关。我们一方面不能将通俗、高雅对立起来，不能将通俗简单等同于庸俗；另一方面，对于雅与俗也要仔细甄别讨论，积极汲取大众文化的养分，提升通俗，使之转化成有更高成就的精品。这种转化需要思想和艺术上的一再打磨淬炼，精益求精。不能因为自认是通俗文学，所以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不下苦功夫，不肯付出艰辛努力，这是出不来成就的——在勤奋努力这条路上，不分通俗与高雅。

（作者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本报记者胡妍妍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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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里说的很明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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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意味着停止展示自己，并学会隐藏自己。（埃莱娜·费兰特 《失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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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这种说法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用世界人均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是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做法。资源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少数国家占很多资源，所以平均下来世界平均会很高，这种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我这里举的这些例子，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里面，人均淡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的是166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74%。不仅淡水，其他各种资源也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以世界人均资源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的话，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的。

那么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如果按中国人均资源在世界上的位次来看的话，实际上对大部分资源来说，我们都处于中间靠前的位置，比如淡水资源，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处在118位，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人口占44%。在很多其他的资源上，中国处于更好位置，也就是说世界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人均资源低于中国的国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些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人均资源低于中国的国家来的更富有

大家讲得很多的还有城市拥挤。实际上，城市拥挤与国家人口多少并没有很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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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罗列了秦始皇时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别征发了多少民夫。范先生把这些人数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数，得出结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今天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这个数字。但实际上，15%是这个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剑雄先生的《人口史》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
范文澜先生算出来的征发民夫数，高了，因为很多工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他估算的总人口数则低了。这么算下来：始皇帝的征发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2.5%而已。
但是，这只是直接征发的人口数量。农业社会和现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动员成本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支撑这2.5%的人口的流动和服役，以当时的后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征发全国50%的人口。
后来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剑雄先生这个判断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总之毫无疑问的是，超过50%的秦朝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之中。
伟大的始皇帝主观上可能确实没想过把社会伤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继承的所谓“六世之余烈”“四世有胜”之类，都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经验。征发人数变多，征发路程边远，这个成本增加是几何级，始皇帝按代数级算了（毕竟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还经常犯这个错误）。皇帝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大秦的官僚系统虽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但面对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帝王，没有谁活腻味了敢去劝谏送死。
于是全社会民众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万丈深渊。这口大锅，真不是秦二世、赵高等几个小人背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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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提出“平庸即恶”，并指出这种平庸也表现在犹太人自己身上，一开始对纳粹就有诸多妥协，几乎是一场合谋。这一来，阿伦特将所有犹太朋友及许多犹太人都得罪了，那又怎么着？历史最终证明她是对的。有朋友指责她不爱犹太民族，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连人类都不爱，我只爱我的家人、朋友”。
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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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在他写的书《自由与权力》是这样描述大历史观下的人类社会的：



每个时代的自由和常识，都面临四大挑战：



1）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

2）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

3）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

4）无信仰者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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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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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但是，最难习得的，亦仍是自由。……一般来讲，自由只有经历剧烈动荡的种种艰难后方能确立，并通过非暴力的论战和争论（civil discords）才得以完善，而且自由的禆益也只有在它久已确立之后方能为人们理解和享受。”——托克维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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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总结“光荣革命”的遗产时指出：

「 光荣革命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确立了一些品质，它们一直是（英国）力量的巨大源泉：宽容、尊重法律和公正的司法以及尊重私有财产。它还确立了一项传统，即政治变革的寻求和达成，应该走议会路线。正是这一点使我们避免了暴力革命——这种革命让我们的欧陆邻国饱受困扰——并使得1688年革命成为漫漫进程的第一步，经由一系列改革法案，我们最终确立了普选和充分的议会民主。」

「 1688年的遗产并非尽善尽美——尤其是在爱尔兰。但是，我们的祖先在1688年取得的主要成就仍在，并确保了人民的意志要通过议会的形式行使，而非诉诸于任何集团、宗派的恐吓或施压。这是1688年的遗产，这份遗产不单属于我国，也属于世界各地的议会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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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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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雷蒙·阿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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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噩梦，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场大萧条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持续辣么长的，没道理的。“市场总是会结清”，也即是说，只要价格足够低，商品肯定能清空，只要破产的足够多，市场自然会见底，资源最后肯定得到最佳配置，经济产出肯定最优，这是在纸上用数学公式和经济学原理可以推测出来的结论，这如此美妙，现实世界简直是不讲道理，以至于经济学家们都说：谁要是破解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奥秘，谁就拿到了圣杯



在我看过的经济学家著述中，奥地利经济学者群体的见解更接近历史事实：1929年金融市场崩盘引发的经济危机，其实在胡佛执政的最后一年差不多见底了，但罗斯福上台改变了这一切，他的经济振兴计划其实是一场灾难，由于价格和行业管制，他将一场普通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蔓延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的唯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广告做得好，通过主流媒体的吹捧，美国和世界民众普遍相信是罗斯福拯救了美国和世界经济，但事实上，再美国对日宣战之前，美国经济依然未走出衰退泥潭，只有在全面进入二战之后，失业和开工不足的问题，才全面消失



这个判断，大家可能觉得很扯，不过有心人上网搜一下罗斯福的“社会复兴法”，就明白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前苏联，但基本上不是救美国经济，其实是毁美国的。譬如大家都熟悉的“资本家朝阴沟倒牛奶”的故事吧？说是资本家为维护利润和不破产，宁愿倾倒牛奶也要维护价格。事实上是，牛奶价格是美国政府强行规定的，厂商不能随便降价，否则就是违法……



这样的栗子，我就不举了，下面一个问题：罗斯福为首的皿煮党真的这么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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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两个人相处，这是他们的最高职责：保护对方的孤独。（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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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情四百年
[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 著；穆西 译 / 新世界出版社 / 2012-09 / 平装


西方有一个专写怪异小说的小说家勃拉姆·史岛坎，他小说中的吸血鬼主角特拉古拉伯爵，?**墒浅杉?己沟闹毕底铀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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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爱思想网学术委员。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等。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b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nhui.html秦晖，很多

http://www.sun989.com/space-uid-89130.html预测风情扬尘通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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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撒切尔夫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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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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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哈耶克这句话不是哈耶克说的，是哈耶克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说法：试图用自己的自由换取微不足道的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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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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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看来，她能够理解外国人在观察中国人拍婚纱照时的惊讶：“在英国，人们会在婚礼当天邀请摄影师来拍照——我猜婚礼摄影是一门好生意——但没有人会花几千英镑（比如说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来请摄影师拍婚纱照。人们惊讶的是在中国拍婚纱照的昂贵程度，而且居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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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设莫盛于元”，明朝的教育还不如蒙古人，扎心了｜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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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桓大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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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参与的大型纪录片《岳麓书院》火爆热播中，该片由执导过《圆明园》、《大明宫》、《玄奘之路》、《神秘的西夏》等纪录片大作的金牌导演金铁木执导，内容翔实，三观合宜，令人沉浸，大司马隆重向大家推荐。



第一集导览：

古代许多书院的前身是佛寺，佛教助华夏文明脱胎换骨





今天推荐第二集，第二集的看点有：



1



岳麓书院与潭州抗元。



上一集的导览，我们说到，宋代理学家并非如后世一样，只知袖手谈心性，于实务一无所知，而且，他们鄙视科举，注重成才济世而非做官，理学中最注重实践的湖湘学派就更是如此。



宋末，襄阳失守，元军循江东下，势如破竹，贾似道以精锐宋军十三万与元军战于丁家洲，一战溃败。而区区一个潭州城（今长沙），丁壮不过数千人，在知州李芾的指挥下，却能抵御阿里海牙的大军三个月之久。



在潭州保卫战中，岳麓书院五百师生并未坐谈心性，而是手执兵器，登上城墙，与元军血战，几乎全部战死，幸存的岳麓诸生张唐等人，城破之后再度组织义军抗元，与文天祥呼应，最后全部壮烈战死，潭州军民也多有举家自杀者。



可以说，潭州城近乎奇迹的保卫战，与岳麓书院对潭州之民的浸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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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代重书院，明代毁书院。



受近代以来民族革命理论对史实的筛选，以及近年许多网络帖子的无良捏造，普罗大众对元与明的印象与真实历史可谓截然相反。本片不偏不倚，史观很正，对元明两朝的评价，从书院的兴废一事中吐露了出来。



蒙古大汗打天下时确实屠戮极惨，但治天下却因为征服半个世界带来的极度自信，对于秦制帝国鼠窃狗偷，把民间管死以防倒台的做法不以为然。蒙古贵族当然也予取予求，蒙元朝廷当然也有暴政，但是其盘剥民间也讲究效率，而不会为了脆弱的安全感，先设好重重限制，牺牲效率以后再盘剥，令平民受更重的祸害。



同样，对于社会上一切有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因素，只要不是十分显眼，蒙古大汗一般不予管制，他们还喜欢看社会热热闹闹的，所以元代对书院着意扶持，书院的赞助人很多，侵犯书院是重罪，所以留下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美名。



相反，朱元璋心理极度自卑，人格极度龌龊，以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时间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有步骤、有计划地残害社会，令整个社会回复秦与西汉的状态，窒息到无以复加，毫无希望，连复兴的机会也预先扼杀掉，私人讲学的书院当然在朱元璋打击之列，所以明朝中前期民间书院衰敝，到明朝后期才略有复兴，岳麓书院当然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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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与心学兴衰。



明朝中后期，随着朱元璋体系的松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所复兴，书院也有所恢复。



王阳明在流放贵州途中，曾经特意前往岳麓书院参拜前贤，在长沙城流连多日，可以想见，湖湘学派的余韵必然会影响到心学的形成，心学主张知行合一，重视行的一面，就与湖湘学派旨趣相近。



但是，心学作为一种规范薄弱的宗教哲学，容易产生各种奇行种。理学信徒学不到家，或许能够“刻鹄不成尚类鹜”，心学信徒没学到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概率就很大了。



王阳明身后，王学左派出现了很多怪异的角色，甚至有人主张杀人越货、丧家败德也能成圣贤，形成极其恶劣的学风。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岳麓书院挺身而出，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身为心学信徒，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却调和朱张正学，主张悟修并进、知礼兼持，矫正心学的流弊。



从张栻主动邀请朱熹讲学开始，岳麓书院就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它虽然是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但并不是一个讲究门户之见的地方，这样的学风，当然会促使来访岳麓书院的人也抛开门户之见，这即使在现代社会也非常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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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各种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抓住老百姓心理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人专政也是从读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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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说：我本可以忍受奴役，假如我不曾知道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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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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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结束争论。
如果你只是想让别人喜欢你，意味着你在任何事情上随时妥协，结果什么也得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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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富人从政的国家，也好过从政之后变成富人的国家——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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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全民沉浸在帝国的狂热中时，爱因斯坦却决定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同时放弃德国国籍，并宣布永远不再回德国。他这样解释说：“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都没有保障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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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台湾受访者不能接受拆除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

民进党内部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58％的台湾受访者表示不支持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反省权威历史公园”，另外高达54％受访者不能接受中正纪念堂拆除已故总统、国民党强人蒋介石的铜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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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者造就了一种最危险的不平等，即权力的不平等。允许政客来决定所有其他人可以赚多少钱，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鲁莽的赌博之一。”——托马斯·索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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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


　　一个社会离真相越远,它就越仇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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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还相信布鲁诺是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的，事实上是，布鲁诺是因为卷入宗教纷争，被作为异端而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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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个旧的原则，已被 "不服从者不得食 "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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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善良之人无所作为。 ——Edmumd Burke 埃德蒙.伯克.

国家如果为了达成一致而将观念强加给人民，只会使一半的人变成傻瓜，另一半人变成伪君子。－－——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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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许多历史学家将欧洲的成功归结于政治上的分裂。正是由于欧洲无法完成统一，使得欧洲诸国有意识地同他们的邻居展开竞争，有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展开竞争。
这种政治格局，就象风箱一样，刺激了意识形态竞争之火，并使任何有利一国竞争优势的技术革新之火花得以燎原。分裂产生了竞争，而竞争有利于保护好国民。因为如果国家不善待他们，他们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不让政府侵犯私人财产和企业，也不让金钱操纵政治。好资本主义就在欧洲深根发芽。例如西方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对个人和公司政治捐款行为和数额的规制。
相反，在古代中国，在中央集权政府的大一统组织下，官僚政治制度垄断了几乎所有大规模活动，诸如行政管理、军事、宗教以及大规模经济活动。因此，私人企业从来不可能在没有官方庇护时发展。商人一直处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为官方的联盟，其活动总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以满足官员个人或政府的利益。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好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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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废除’了上帝，政府就成了上帝。”——切斯特顿
“没有规则，你们就会有统治者。”——切斯特顿

“一种错误的理论，可以歪曲一百个事实。”——切斯特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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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穷）人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处境，但对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托马斯·索维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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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怦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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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胆小怕事、以猪的形态生存，政府就一定会以屠夫的身份管理这个国家。——帕特·莫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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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张维迎：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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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日本最牛逼轰轰时，美帝另一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专门论述了日本经济模式的弊端：依赖规模技术而缺乏内生性创新。1991年日本经济轰然倒塌人克鲁格曼大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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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雷蒙·阿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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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人的生计，也就控制了人的意志。”——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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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贡布里希：一个人以自己的出身或长相为荣是愚蠢的
理查德·贡布里希 那特艺术学院

尽管我的父亲无疑是一名维也纳人，但他从不以此为荣。他甚至总是认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出身或长相为荣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这一点在他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二战结束若干年后，他甚至都不愿意踏上维也纳的土地，理由是他的亲友与旧识大多都已逃走或遇难。正因于此，他对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颇有微词，尽管他从未将这样的想法公之于众。对于自己被说成是一名犹太难民，他也总是表面上默不作声，但心里却耿耿于怀。他并非难民，因为在事态迫切前夕，他便已筹划好前往英国；同时，只有在纳粹主义的“人种”划分下，他才算是一名犹太人，而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种划分无比丑恶和愚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嗤之以鼻。他会在私下里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多么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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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罪犯有怎样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可以帮我们了解他的行为，而不是谅解他的罪行。——《法证先锋2》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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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安德鲁·布莱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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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每出台一条政府法规都意味着对自由多了一层限制，任何法规都有其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对待政府法规要像对待婚姻（用祈祷书上的话说）一样，“不要冒险，也不要轻率或随意”。——撒切尔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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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物理大师爱因斯坦一封质疑上帝存在的手写信，4日以289万美元成功拍出，刷新了爱因斯坦手写信的拍卖纪录。爱因斯坦在1954年写给德国哲学家葛金（Eric Gutkind）的这封信中说，他是无神论者。爱因斯坦在信中写道：“上帝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人类软弱的表达和产物。”他还说：“圣经所收集的是一系列可敬但相当原始的传说。”

在我看来，驱动我们人类向前的东西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贵，而随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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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落败的武士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电影《七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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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废除户籍制度# 2019年1月1日后，世界上只有中国，贝宁，朝鲜三个国家保留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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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这个追问里挣扎：是以贫穷为代价的平等好呢，还是以不平等为代价的幸福好？

同时我们还要一再重温托洛茨基这句话：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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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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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北大附中毕业，高考总分109分。
(当年北京本科录取分数线：文科477，理科472)其母、毛泽东儿媳邵华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
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
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
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
丁石孙因拒绝让低分上北大，接着被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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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搞不明白一件事的时候，我就说它是辩证的。” 源自耶鲁大学《近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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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们没有被“多元论”糊弄住，捍卫西方文化的古老价值，坚信“不承认自由的文化，我们也就不承认其自由，不承认平等的文化，我们也就不承认其平等”。
在这一点上，他们绝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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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帕斯卡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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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多年前英国人穆勒发现的言论自由定律：禁言导致错谬。若被禁言论是正确的，人们就只剩下接受错误的机会；若被禁言论是错误的，正确思想就失去了在与错误交锋中验证正确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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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干涉和控制他们的生活。——Ronald Reagan（罗纳德?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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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在拒绝精神分析时曾说：如果我的魔鬼弃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会振翼飞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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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说过，没有生活意义的人，不适于生活的人，除了做官也就没有别的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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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阿克顿勋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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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国人的“四个理论”:1、无神论，让人不信善恶有报，从而敢于无恶不作；2、进化论，让人把自己归类为禽兽，从而接受丛林法则；3、阶级论，人为制造社会矛盾，挑拨民众自相残杀；4、辩证法，混淆是非善恶，颠覆伦理道德，使人放弃价值判断。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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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地方自治也能保留自由的方法，迄今尚未发明出来。任何中央集权的计划，无不导致官僚主义、暴政、僵化、反动和衰落。”——柯立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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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它却没有过去……中国没有历史”；
罗素说“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
　　2.史学家兰克：中国处于“永恒停滞不前”的状态；

　　3.爱默生：“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它把世界上最丑陋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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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卢梭）向与他几乎毫无关系的人释放柔情，然后他抛弃已让自己腻烦的恋情，把子女送进育婴堂，就像扔掉垃圾粪便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熊尚且能呵护和养育自己的幼崽，但熊不是哲学家。”
@保守主义评论
柏克对卢梭的评价：“怀有对全人类的爱，却对与他有交往的每一个人缺少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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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赞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就是不盲从和迷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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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共提出了四种现代化（近代化）定义或标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就是不盲从和迷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人离“现代“还相当遥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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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基本上就是谎言。 —— 柏拉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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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说得好啊：“你到哪里去找一群天使替你来运作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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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你早晚会花完别人的钱。”——玛格丽特·撒切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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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五道口金融科技文化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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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来源 | 先知书店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一

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

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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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管我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

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

三

衡量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官发财是否就叫成功？

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叫成功。千万不要按一个标准衡量成功与否。

四

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按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做事的正确与否。有的人赚钱了，我不认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当官，我也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关键是你走的路对不对？若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官当得再大，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之所以不认为那是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发挥人性本身的优点，总是生活在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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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曾说过，一个人若在某个单位没被提拔，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本身是个小人，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的人，而你却是一个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会被提拔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你的成功。

如果你堕落得跟他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失败。

六

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道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

七

人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当大官了，或者赚大钱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过得踏实，这很重要。

八

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

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九

我跟某一个人交往，坦率讲，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喜欢交往，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让我感兴趣。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来不从朋友那里获取个人好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你可以说我是我行我素。你官再大，钱再多，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更神圣的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不好接近。

十

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

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

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戏看人生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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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父查文清的浙江乡试朱卷
原创 思绥草堂 思绥草堂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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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1849—1923），字沛思，号沧珊，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先生祖父。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他所讲的“丹阳教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曾收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查文清身为丹阳县令，在处理“教案”事件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不肯为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的高风亮节，令后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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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先生《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了查文清的会试朱卷。但是《查文清光绪乙酉科浙江乡试朱卷》却是首次发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现大概介绍一下，以飨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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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试朱卷第拾贰房。



中式第七十三名举人查文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学附生民籍。



三场题目分别为《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乎》。



同考试官即用知县孔况荐批：志和音雅经策淹通。



大主考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潘 取批：理实气空经策精确。



大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白 中批：清丽居宗经策赅博。



本房原荐批：首艺前路曲折赴题一如题界中后四偶不浅不深适如题分措辞亦隽永有味次推阐尽致滴滴归源三语有注射到底不懈诗选韵深稳。

经机贺调熟五篇一律。

策矞皇典丽赅洽详明。



聚奎堂原批：心细手和理精法密次三有发挥诗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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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卷最末，为查文清《赋得涛白雪山来，得来字五言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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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滔天白惊涛，顷刻催净同寒雪。

积猛挟叠山来拔，浪排成阵飞花滚。

作堆气凝鲛窟冷，声撼鳖亹开混接。

横江露雄争出地，雷高低银海眩荡。

決玉峰颓倒峡驱，枚笔奔湍绕越台。

恩波寰宇徧，咫尺到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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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出不了人才
原创 梦里绍兴 夏家少爷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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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秦国和别国的最大不同，在于用人政策。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也和他这个用人政策有关。



      战国各国由于大多源于周朝的封国，各国用人不是君王的亲戚就是本国的贵胄。权力是一帮人共享，利益的界定从封建时已经确立。所以国内政治大致平衡，民众生活比较稳定。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战国各国民众生活，除了秦国，民众的生活总体是稳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秦国从秦孝公起，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尽管此时还不敢公开统一六国的野心，但所有的国家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要想消灭别国，甚至统一全国，必须从加强内部管控开始。内部管控的第一步就是权力的集中，只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才能有效的对外扩张。



          秦孝公的政治改革，其目标就是权力集中。



         纵观中外，任何权力的集中，所采用的手段只有两种，对统治集团内部就是打压为主，愚化为辅；对于底层民众是愚化为主，打压为辅。打压和愚化是权力集中的两大杀手锏，其侧重于哪一面，取决于对象的不同。



         商鞅的立木为信就是告诉秦国人，从现在开始我将说一不二，说到做到。这后面的潜台词，无非是让大家明白，以后一切都有秦孝公说了算。立木为信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表明说话算数，只是想告诉民众只要我说的你相信就可以。



          人才生长和发展的基础是需要有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土壤，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都不可能有整体性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被几千年历史证明的事实。



         秦朝打压和愚化的结果，自然让秦国的人才出现整体性断代的后果，而扩张对人才的需求又变得极为迫切。



         当时的六国相比于秦国，那就是一块自由的乐土。虽然许多人才不一定能在本国才尽其用，但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不受禁锢，行动得以自由。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一次人才爆发，都产生在战国时代，这是中国人对人类历史最大的一次文明贡献，和古希腊文明比一点都不逊色。



         但这些闪耀于历史深处的群星，你很难找到哪一颗星星是来自那个武力强盛，管控严格的秦国。



         这是集权体制无法出现人才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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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独处时感到寂寞，这说明你没有和你自己成为好朋友”——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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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喜欢自由而独立阅读的人，是最难被征服的，这才是阅读的真正意义——精神自治。在一个毫无权利可言的时代，阅读是有教养者唯一的特权。

——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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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本杰明·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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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两句至理名言：一是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二是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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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来是脆弱的，而无神论更从根本上摧毁了人在内心中战胜邪恶的精神力量。不仅就个人而言是这样，就民族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培根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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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流氓花光勤劳者的钱，最后集体分担痛苦。
-----撒切尔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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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把两种非常不同的保守主义分开。王国维从来没有什么挣钱的能力，却令人惊讶地运用经济学论据。他的理由是：财产总得有人管理。公有制只会将业主的权力交给官僚，后者只会更糟【王写于1924年5月的《论政学疏》：“危险之思想日多……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不用说康有为和朱执信【1885-1920，国民党文宣家，1920年死于桂系军阀之手】，即使兰格【1904-1965，波兰经济学家，推崇苏联模式，在1930年代与米塞斯、哈耶克进行论战】在三十年代都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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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确实像陈所说的那样保护大清，理由却是大多数遗老遗少不要说运用，连理解都做不到的。他说皇室的财产也是私有财产，论证的步骤跟马克斯·韦伯反对没收霍亨索伦王朝财产的论证一模一样【1926年，德共发动无偿没收贵族财产运动，提出公投。社民党支持，自由派保守派反对。韦伯是自由党人。公投没有通过】，令人怀疑其原创性。王国维许多主张都是直接横向引进同时代德国人的意见，这一次很可能也是。

1919年1月，王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柯劭忞①）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联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此事关系甚大，拟致函于十余年不通只字之陆宗舆②，以利害言之。”又说：“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沈曾植）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③”1924年12月，王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说：“赤化之祸，旦夕不测。”】。陈寅恪没有这种预见能力，甚至很高兴国民党这群激进分子遭到更激进分子的折磨【国府长江防线失守，陈寅恪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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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过：

“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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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说的，宁可使我的盘子空着，也不装不相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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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至今，《围城》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该书除了各种单行本外，还被收入到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丛书、“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库、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等，同时还出版了《围城》英汉对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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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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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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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首次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查到答案。
接下来爱因斯坦说了句后来特别有名的话，他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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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伯利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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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通过拉下强者来扶起弱者。”—— 卡尔文·柯立芝（美国第 30 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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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法国印象派大画师莫奈说过这样的话：「好些人老是要明白我的作品，要解释一下。但我的作品根本不用明白，不用解释。我的作品需要的只是他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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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希望国民能独立思考，只希望他们刚好聪明去开动机器，而又刚好笨到去接受现实。一一乔治.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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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 ——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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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爱因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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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终生未嫁，“低质量的婚姻真的不如高质量的单身”、“没有钱，女性就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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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一些流传甚广的语录，

各位可自行判断是否有“误导青年”?

1.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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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索阿：“人性从来是老样子——可以改变，但没法完美，有所摇摆，但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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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1992年12月7日与查良镛合影于浙大邵逸夫科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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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引录吾粤名儒陈澧的一段话：“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后来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又引申说：“用现代的话说，‘士大夫之学’相当于通识，‘博士之学’则相当于专家。”由此观之，罗韬的学识文章，正可谓“略观大意”，正可谓“士大夫之学”。
在晚清学者陈澧眼中，“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於博士之学。”———“专明一艺”，乃是“博士之学”； “略观大意、存其大体”才是“士大夫之学”。金庸之于国史，是能“观大意”、“存大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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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一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若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什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未免低估我了”，二十四史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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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 ????】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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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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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的话，你反着听刚好。他们说的英雄，其实都是流氓无赖；他们说的坏蛋，其实都是君子。因为他们的观念体系和评价标准，都是反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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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吃正宗的灵芝孢子粉和桑黄，我同学癌症几乎要挂了，医院退回来处理后事，死马当活马医，吃了这个挺过来了，桑黄有引导癌细胞自行死亡的功效，不过你得找专业的人问下，和你化疗的药物啥的是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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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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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处于专政下的人民被判处终身充满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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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 【美国大兵都吓呆了 怎么中国兵不要命】鞍山养老院抗美援朝89岁老兵李振举老人含泪讲述:在朝鲜两年我没杀过一个美国鬼子,自己的人却杀得记不清。他是督战队的,负责枪杀临 阵脱逃的志愿军官兵,他不开枪自己就会被当叛徒枪决,见有逃兵就用机枪横扫,所以志愿军不怕死,像蝗虫向美军阵地扑去,尸体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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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爱因斯坦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

在欺骗上建立起来并且依靠恐怖来维持的暴政，不可避免要被它自己所产生的毒害所毁灭。——爱因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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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吉拉斯《新阶级》

　　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吉拉斯《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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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苏联大谈爱国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毫无底线无耻的骗子，一类是非常激动的傻子。这两类人是绝配，前者负责收割，后者负责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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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是智慧的源泉。——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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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福泽谕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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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萨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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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 —— 迈克尔·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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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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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宽容必将导致宽容的消失。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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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政治制度会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人格品性不断地堕落；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法国学者-路易-博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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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目的不是技术上的，它的意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对穷人灌输宗教，道德与服从价值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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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的论证理由之一：“我们自己的信仰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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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使美好、高尚的道德架空，还不如让它不太美好、不太高尚一些。   ——李银河《社会学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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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堂先秦史研究的天才，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文献佚亡的商朝史做出解释，更是在1917年就以一句：“近观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的预言，令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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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谈到

　　“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的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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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自由思想十诫
1. 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
2. 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
3. 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
4. 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家人，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
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
5.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6. 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
了这些意见的压制；
7. 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8. 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
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
9. 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
10.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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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约翰.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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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弗朗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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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老爷子的话问你们一句：你们“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叹一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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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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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即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应用作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加缪则进一步说到即使为了独立、自由、正义等 崇高目的，也不能牺牲无辜：“我的母亲就可能在一辆有轨电车上。假如通过炸毁电车来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是正义的话，我还是更想要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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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一年之后，《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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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国家而生。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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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经说过，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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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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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合群性大概和他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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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乔治·萧伯纳）
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伯特兰·罗素）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布罗斯·皮尔斯）
任何时候，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爱他的国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在期待为此获得报偿。（门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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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卡尔．波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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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木心论》
·文 | 李劼·



按理说写完《木心论》以后，好像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因为诸多想法都已写在书里面了。但是出版社在此书出版之际，还是希望我再说几句。那就再说多几句吧。
想要说明的是，木心的谈论价值到底在哪里？
在所谓的五四新文学以降，文学很长时间是失落的。因为文学混迹于救国救民事业，文学本身就消解在那样的事业里了。
我的《木心论》首先是写给木心本人看的，就像两个在纽约街头邂逅的流浪汉，坐在马路边互相欣赏一番。当然，这不过是我的幻觉。木心已然谢世，身后如何如日中天，跟木心本人毫无关系。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唠叨木心呢？因为木心不能被掩埋掉。

倘若拿掉唐诗宋词，中国文化的一张美丽面孔就没有了；假如拿掉《红楼梦》，中国文化的一双眼睛就没有了；假如拿掉先秦诸子，中国文化就不成立了。但是，假如拿掉五四以来，尤其是四九年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化会缺胳膊少腿吗？不要急于回答，思考一下即可。答案不重要。

但是，倘若拿掉木心，中国文化就会缺了一块。这就是我在木心已逝的世界上，还会写下《木心论》的原因。写完此论，好比种了一片以木心命名的小树林。生活在雾霾中的人们，倘若感到疲惫了，痛苦了，无奈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类的等等什么了，不妨到这片森林里休息片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会精神的芬芳，然后继续活下去。审美的需求，也是人的本能所在。不是么？

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根据本人的视频演讲整理修改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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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托利的一句话对于本文的主旨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自由出发，人们可能实现一定的平等;但是，从平等出发，人们一定会消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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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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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档案解密以后人们才知道苏联1928-3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生产一吨钢要死19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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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上级秘密摸排逮捕名单，全国各地在深夜突然袭击，包括将已安排工作的国军政们都拉出被窝逮捕枪毙，金庸父亲也被毙，几秒钟人就没了，有饿死不吃美国大米的朱自清儿子朱迈先;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抗日救亡将领;起义投诚人员都被毙。后来平反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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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师所说的，“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一个人，不要总是欺世盗名，不要总是说好听的话。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只要你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最后都会对人类的幸福有好处的。
回顾中国大陆的学术趋向（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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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夸大狂慢慢进入中国学术，实际上1949以后的学术我们已经说过了从毛泽东时代讲起，从1949年到毛泽东死1976这是整个的教条主义的时代，当时发表人文研究今天没一个人看，没一个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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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触及了我痛恨的庸众生活中最丑陋的一面，军队制度。一个人居然对四人一组随着军乐队的节奏列队前行而感到欢乐，这简直让我鄙视。给他一个大大的头脑简直是错误。没有保护的简单反射的脊髓对他就足够了。军队制度这一人类文明罪恶的根源应该尽快被清除。
如果有人听到音乐,会兴致 盎然地列队前进,这点尌足以使我轻视他,上天错植了大脑给他,他只要有脊髓尌绰绰有余了。」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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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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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
                   ——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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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常任侠先生的文集，发现的八卦是常先生和孙多慈也有过一段：）
　　孙多慈还是金庸的美术教师呢。我还知道她年轻时学过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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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 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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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所说的，“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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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虽然可怖，但奥威尔同时指出，一个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人们只有在缺乏知识和疲于生计时才不会想到反抗极权，而接受了教育的民众最终会通过思考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处境并拒绝服从。这就要求极权者付出科技退步的代价摧毁知识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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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国官的查尔斯·休斯说过：当我们失去与众不同的权利，我们就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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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批评中国“尺权寸柄，悉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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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国学派，认为社会是演化的，而不是由理性控制的。经济学碰到的是人，而每一个人有他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也是不断变化 的。我今天想要喝一杯茶，明天喝咖啡，今天想要喝老茶，明天可能是新茶。人类采取行动的各种想法是主观的，奥国学派最重要的一项是个人，所以他们叫做主观 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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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1958年在牛津大学就职演讲中提出了“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强调“自主”和“自治”，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强调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选择。柏林指出，积极自由可能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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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曾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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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9日，蒋介石向“文革”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毛泽东斗争 的伎俩”时说：“它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复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而其对国家则是一个蟊贼， 对革命乃是一个败类。总括起来，它的斗争伎俩就是「欺诈」两个字，它是无言不诈，无行不欺，亦是无人不欺，无事不诈的。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 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而你们今日被它所欺诈、所迫害的程度，竟遭到如 此之惨，就是因为你们不愿及时听信我的话，而偏要跟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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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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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哈耶克《致命的自负》,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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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 ——乔治·萧伯纳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伏尔泰？）
约翰·洛克（1632－1704）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 “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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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他就准备着犯下任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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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对金庸评价很高，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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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写明：「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换言之，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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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前题就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
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是建立在目的论的假设之上的。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一直在朝着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前进。但是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冯友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说，希腊和现代欧洲都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人一直力求“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万维刚说，科学是一个不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是人类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是想破解世界的源代码。鉴于生物本能是生存和发展优先，没有科学是正常的，有科学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答案是只有古代希腊有科学。希腊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科学。
罗马没有科学，阿拉伯人也没有科学。阿拉伯人翻译希腊著作不是为了追求科学，而是认为那套东西可能有用，再加上当时阿拉伯人有钱。
直到伽利略出现，科学才真正在欧洲复兴。
那希腊为什么会有科学呢？也许是因为希腊有个哲学传统，而这套哲学恰好不追求有用。
所以科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东西。可能在一个初始条件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里，地球人到今天也没有科学。
近代中国人总想对人类文明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 我们也许应该先想到，这样的贡献并不好做。
爱因斯坦在回答一个叫J.S. Switzer（斯威策）的学生“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时说：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对此段话的翻译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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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神话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雷蒙·阿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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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看到有人因为讨论四大发明出事儿了。个人认为四大发明挺伟大的，可惜的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为什么活字印刷在中国发明之后没有推行开呢？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密度大，人力成本低。
马德斌说，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大城市的工人工资，仅仅是英国或者荷兰的三分之一。印度也差不多，168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是印度工人的4倍。
这种工资上的差别，就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差别。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拉船用的都是纤夫，用人来拉船。但是在荷兰用的是马。为什么呢？因为荷兰人工太贵，用不起，而中国人的工资非常便宜。
工资高，资本家就有充足的动力去改进技术，节省人力，而中国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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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里面说：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三百年后诸葛亮改一字引用了这两句话，到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版权是诸葛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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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会犯具有糟糕后果的错误，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政府的角色就是介入替我们做某些决定。政府准备从哪个星系雇佣不会犯错的生物是他们仍未回答的问题。——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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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1 | 金庸的政治立场（三）

金庸是东吴大学学国际法的，早年以当外交官为志向，新中国建立后，他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后来被告知：相当外交官先要读中国人民大学，读大学之前先要政审，他此时表现出了相当的政治敏锐感，觉得现实和他的理想出入太大，于是回了香港。

初，金庸同梁羽生一同供职于《大公报》，梁羽生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金庸也来了兴趣，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在新晚报发的。大公报和新晚报都是香港的左派报纸，梁羽生的小说也有着浓厚的左派倾向，这实际上影响了金庸早期的小说创作。

梁羽生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思想偏左。写出来的小说经常被人批为脸谱化，实际是革命小说的武侠版。正义的一方都是的，官员和皇帝基本都是坏蛋（可能只有武则天除外。）善恶壁垒分明，武侠人物行走江湖的理念极为高尚。偶尔有几部出色的，也基本是超出了上述框框。比如白发魔女为情所困，厉胜男以死来占据情人的内心。这样使得人物丰满很多。

金庸一开始也是这个路子，比如红花会的立场，乾隆的阴险恶毒，袁承志和李自成的同盟。但是逐渐地偏离革命文学，比如他对李自成胜利后腐化的描写，虽然也能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面找到根据，但是已经把闯军上下写得颇为不堪。此后立场逐渐模糊，也在意料中，等到创立《明报》自立山头，正式离开了革命文学。

我们看看《七剑下天山》和《鹿鼎记》中对康熙的描写，简直是两个人，就知道二人已经分出了高下。



2008-09-28 | 金庸的政治立场（四）

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立场还是相当左派的，红花会就是天地会的改编本，历史上本来没有红花会和陈家洛，但是乾隆和陈世倌本为亲生父子的传说，在海宁是家喻户晓的，金庸受了梁羽生的影响，将历史、掌故、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力糅合在一起，编了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卧虎藏龙》、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戈内》、香妃的传说、阿凡提的传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的历史，等等等等。细节生动，令人惊喜。其中也包含了很多金庸后来常常写的题材和桥段，比如天真淳朴的人物（香香公主、周绮）、女强人因为比男人强，反而得不到爱情（霍青桐）。英雄由于壮志未酬而隐退。等等。但是故事的主线并不讨好。

故事的主线，是陈家洛领导的革命的失败过程。其关键就是陈家洛试图用兄弟亲情打动乾隆，以达到回复汉人江山的目的，这条路线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敌人太狡猾（金庸其实很少写帝王，在这本书里，我们会发现乾隆的嘴脸相当丑恶不堪），陈家洛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老想着和平演变，其结果是与虎谋皮。而且陈家洛的形象因为没来由的吃醋和嫉妒而降低了不少。（连女扮男装都看不出来，这个总舵主江湖经验太嫩了。）

到了《碧血剑》，主题虽然也是袁承志，但是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充其量是一个革命的过客和参与者而已，他除了有一个复仇的念头以外，生活的主动性不大。而且金庸一再宣称是要写袁崇焕和夏雪宜。这两个人物都写得不好。袁崇焕就不用说了，夏雪宜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变态的复仇者和一个玩弄感情的情人，品格不高。金庸花在修订这部小说的时间是最多的，改动也是最大的，结果仍然不成功。

《射雕英雄传》，被人认为是一代宗师终于奠定基业之作。此书的主题是大侠的成长，也随之界定了大侠的定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个标准还是有些嫌高了，明显是按照现代人的价值观设立的。支持到萧峰，终于支持不下去了。

革命活动不能再做了，改为抗击外族侵略。这实际上代表着金庸不再一味的。



2008-09-29 | 金庸的政治立场（五）

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开始创办《明报》，此报号称超出左右之争，采取中间路线，有人评价它持有知识分子立场，其实按照原来的标准，还是偏右。因为原来的标准就是偏左的。

神雕是一部“情书”，里面的主线是讲爱情的。书中写了大量的感情，主线是杨过与小龙女，这两个人按照通常武侠小说的标准是颇为奇怪的。杨过性格偏激、充满反社会倾向，小龙女长年幽居古墓，不食人间烟火，一出古墓就遭人诱奸。但是金庸就有本事把这一对边缘人的感情，描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令读者把其中所有的不合理都视为正常。

金庸后来也让杨过被郭靖的伟大人格感化，二人携手抗击侵略者，但是杨过毕竟是杨过，他对抗蒙活动毕竟达不到自觉，基本就是兴之所至、客串一下而已，打死了蒙古大汗，然后就隐居去了。他一见到郭襄，就恢复了拈花惹草的本性。给郭小姐送三件大礼，本意居然是和郭芙赌气，这种惊天动地的手段，结果是多了一个感情的受害者郭襄，杨过一生，伤害的女生包括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种段位，比段正淳可高多了。

他的后代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倚天屠龙记》里面出手干预了一下江湖事务，我们发现杨龙的后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出入还带着八名跟班，日子显见过得比较滋润。总的来讲，杨过夫妇的人生信条基本属于自我中心主义。

《雪山飞狐》是一部中篇小说，金庸在文体上刻意求新，用黑泽明《罗生门》式的叙事方式，让立场冲突的各路相关当事人来讲同一个故事，而且还来了个开放式结尾。其中关系到政治的地方，就是讥讽革命者的后代如何堕落成为了财宝相互仇杀。

《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写得有些矫揉造作，作者自己后来也承认了，他本意是要写一个高大全的侠客形象，结果写得很不近情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胡斐（也包括前期的袁紫衣）的调皮捣蛋，惹是生非。一个是程灵素的黯然神伤。前者好玩，后者感人。结尾陈家洛的再度出场，一个sentimental的情圣形象，还是比较惹人喜欢的。政治立场因为和《书剑》的相关性，又转为简单的反官府。福康安和他的老妈，一个比一个阴毒，令人愤恨。



2008-10-01 | 金庸的政治立场（六）

《倚天屠龙记》的主题，说的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身处复杂政治斗争中的软弱无力感。这一点金庸在该书的后记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比较了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个人的态度。张无忌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厚道，小小年纪居然有护送杨不悔西行万里寻父的义举。他以一人之力调节六大门派和明教的纷争，立意也是好的，绝无个人权欲。（权力欲极强的人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失败，这也算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规律，可是现实政治当然不是如此。）所以在政治斗争中经常被人利用。

读者都不喜欢周芷若，因为她多次利用张无忌的感情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赵敏也利用过他，但是赵敏的手段更为高超，也许是她对张无忌的感情更真，也许她做事从来就懂得留有余地，也许她的权欲并不十分旺盛，反正她显得更可爱，所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多年之前，我在报纸上看过布丁（苗炜）的一篇文章《聪明赵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有一位读者提醒我：周芷若和赵敏的权欲观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周芷若出身于下层，而赵敏出身于上层，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书中另外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谢逊，金庸在描写此人的时候，渗透了一些佛家的理念。比如魔由心生，佛魔之别仅仅在一念之间。比如谢逊在冰火岛上听得婴儿啼哭而恢复善念，最后更是悔悟平生罪孽，遁入佛门，得到彻悟，自废武功，仇家们也放弃了杀他的念头，仅仅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些情节都是很好的。其实，谢逊也是政治权谋的失败者和受害者。成昆利用他挑起江湖纷争和仇杀，“以一人之力挑了明教”（布丁语），政治手腕在全书中是最为高超的。

同时写的《鸳鸯刀》是个有趣的小品，“仁者无敌”是一句没有用的空话，可是真正的智慧往往都是无用的。

《白马啸西风》是一部描写失恋的爱情小说，“这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全部古兰经上都没有说明，自己喜欢的人偏偏爱上别人怎么办”。金庸写爱情，自有动人之处。

《连城诀》的主题就是人心险恶。狄云来自乡下，心地淳朴，一入城市，反遭陷害，无法立足，只能远离人群。



2008-10-03 | 金庸的政治立场（七）

从《天龙八部》开始，金庸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可以称为独孤求败的时期。天龙、笑傲、鹿鼎三部小说是三座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说不尽，也不必说尽。

天龙的主题，陈世骧先生总结得很精彩：冤孽与超度。该书是一部浸透了佛教慈悲精神的著作，以至于有僧人把它视为学佛的入门读物。本来写到连城诀，人性阴暗已极、几无一丝亮色。孰料天龙以力超度人心，把作品的格调提上了一个高层次。

天龙的结构，本来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作者本来可能要写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大理，极有可能在报纸连载之初，萧峰和虚竹的形象还没有非常清楚的设想，甚至一点没有。结果作者越写越顺，以至于改变原有结构，将格局扩大。最后写出的著作居然有三位主角，按照水浒传的形式轮流上场，互相穿插，最后在一个场景内（少林寺大战）全部现身，随后迅速进入终篇。即使这样，依然让作者写成了一个伟大作品，而且至今还有人争论究竟谁是真正主角。

段誉、萧峰、虚竹三位，谁都不是唯一的主角，这部著作就是三位主角，虽然虚竹的分量要弱一些。

段誉是天生有慧根的人，在开始的时候最接近于佛的境界。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他的部分，不仅仅因为这里面渗透着喜剧色彩。他的生活轨迹有许多的不由自主，但是有两个关键的地方是由他自己主导的，一个是开始时期他身无武功却偏要调节纠纷、救人危难。（这是他的全部历险的开端）虽然显得非常迂腐，但他的确出于真心，其实，真正有信仰的宗教信徒都是一样的不合时宜。一个是他是真正的追求爱情（王语嫣），但是这一追求使得他无法逃脱乱伦恐惧，而这又是上一代的karma，一个佛缘深厚的人和别人一样陷入轮回之中无法自拔，这才是作者要说的。

古龙在《碧玉刀》里面写了个段玉，仅仅靠着诚实使自己身处险境而安然无恙。这就是他对天龙八部的致敬。看到这段，我想很多人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段誉的故事，让人觉得温暖。

萧峰则是另外一种感觉。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他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世后，被迫为他不认识的父亲而复仇，寻找着一个注定无法现身的带头大哥，最后搭上了自己情人的性命才罢休。这一故事有着类似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色彩。另外一重悲剧是他遵照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式理念，最后却发现根本不知道哪里才算自己真正的“国”、“民”、“家”。他生于辽、成长于宋，仕于辽，宋和辽都是他的祖国，但是这两个祖国却打了起来。用现代的话来说，萧峰遇到的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一危机，郭靖没有遇到过，杨过作为个人主义者，遇到了也不在意，但是在萧峰这里，成了一个死结。这种心情，谁能体会？

也许，只有那些抗战时期帮助八路军的日本人才能感受得到，最近电视台又开始播放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里面的玉旨一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分明感受到他被中日两个“祖国”撕扯的痛苦。



2008-10-04 | 金庸的政治立场（八）

萧峰是硬给逼成了国际主义战士。

虚竹的生涯更像一个寓言。这个寓言的版本有很多，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人，突然给放到尘世之中，他是很难做到不为外物所动的，小龙女就是这样。但是虚竹即使经历了堕落的生活，但是佛心不变。在他身上，更多是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洒脱，虽然这种生活不是他的初衷，他最后能否安于这种生活，作者没有说，我估计他和段誉的结局都是最终出家为僧而已。尘世繁华，最终成空。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karma）随身”，就是佛家的道理。

刘国重先生是网上评金诸家中颇为活跃的一位，他认为慕容父子影射的就是老蒋和小蒋，此言有一定道理。但是老慕容证得大道，小慕容最后疯癫，大燕复国是空，不复国也是空。政治角逐最终让位于佛性体悟，这就是天龙的政治立场。

小说中最为热衷政治的除了慕容父子，就是鸠摩智，后者最终也得到解脱，三位主角虽然都在政坛上身居高位，但是除了萧峰以外，基本上没有政治抱负。段正淳也仅仅是耽于男女之情而已，虽然历史上的段正淳当过多年货真价实的大理皇帝。

还有一个丁春秋，看来是讽喻先太祖的。不过也就是体制化的自吹自擂而已，什么“星宿老仙，威震寰宇”之类。太祖雄才大略，没有这么简单。丁春秋的个人崇拜其实效果很好，只是他失败之后，其信徒马上改换门庭，将“星宿老仙”变成“灵鹫主人”，这一点和太祖死后颇为相像，看来个人崇拜的土壤没有失去，中国人做了这么多年的奴才，突然不做，肯定有很多人不习惯的。而下一任领导者还是喜欢这一套。

末了帖一首陈毅的诗歌：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渐怍。

吁嗟乎，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这首诗还是不错地。虽然他说的很多防腐败的办法都不管用，还是人民监督这一条最好使。但是真能监督政府，又何其难哉？我还是喜欢中间那三个“岂不爱”，真是大实话。其实除了权位、粉黛、推戴，世人爱的还有很多。基督教讲人之大罪有七条，小罪何止七条。宗教信徒一生以抗拒这些东西为宗旨，都抗拒不了。政治家还不如宗教信徒，自然是要时刻警惕他犯错误的。



2008-10-05 | 金庸的政治立场（九）

《侠客行》算是个喜剧作品。狗杂种到处找爹妈，结果找不到。因为心地太好而化险为夷，因为不识字而参悟武学秘籍。据说是佛家的道理，我看说是道家的也没有什么大错。其中有个白自在，因为精神受刺激而大搞个人崇拜，后来又好了。谢烟客看似高明，其实是个糊涂蛋。发出玄铁令就是作茧自缚，这种赔本买卖干来作甚？说是沽名钓誉吧，这种法子也太吃亏了。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小说，时间进入到1967年，金庸对政治的看法成熟了，开始全面描写政治。于是成就了两部最为辉煌的经典。我们还能在天龙中找到结构的缺陷，在笑傲和鹿鼎中就很难找到大的漏洞。金庸的创作已经进入化境。

徐克为电影版加了一句点睛之笔----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心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

这句话是整部笑傲江湖的核心。难为他怎么想出来。

社会学者于阳先生在他的《江湖中国》一书中仔细描述了中国式江湖的起源与运行规则，以及他的现代意义。把江湖当成黑社会，可能把它看得太简单了。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完成民主和法治，整个中国政治都是江湖化的。家与国、黑道与白道、江湖与政治，都是一体的。

笑傲是一部真正的大书，它不是简单影射谁。而是勾画中国政治的若干特点，比如我在前面说的那个“统一的迷思”。比如大面积的个人崇拜、告密、权谋。有个别洁身自好者想要脱离这个游戏，也基本上被毁了。

第一个被毁掉的是林家，就因为藏有剑谱又没有争霸武林的权力欲，而遭受灭门之祸。

第二个被毁掉的是刘正风与曲洋两家。这两位是正邪双方阵营的隐退者，他们试图退出游戏，结果也被人以道貌岸然的理由灭门。这段描写非常震撼。嵩山派暗地包藏祸心，想要逐个削弱其他四岳，但却抬出了一个“正邪不两立”的意识形态作为屠杀两家的理由。这个带把的烧饼被嵩山派抓住，刘曲二人自是非死不可。但是嵩山派在刘家杀人的过程却是一份关于中国历史的好教材。费彬等人先划分敌我，孤立刘家，将四派同盟拆散，然后力逼刘正风出卖朋友。恒山派虽然对此不满，却遭到嵩山派的武力镇压。更精彩的是陆柏逼迫刘正风的儿子刘芹和父亲断绝关系，对父亲进行大批判。这种以意识形态区分敌我（亲不亲，阶级分）、人为挑动群众斗群众、鼓励叛卖和告密行为的作风，中国人玩得过于纯熟，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估计都亲身经历过这种事，读来自然有切肤之痛。

其他和刘曲同类的人比如梅庄四友等，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被利用，就是变成了斗争对象。除了令狐冲夫妇以外，唯一一个逃出去的人是莫大先生。此人神秘莫测，冷傲孤僻，虽不能救世，但是自保有余，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自然也没有被人背后捅刀子的危险。刘正风金盆洗手他都不参加，也许是暗中知晓了嵩山派的阴谋，自知无力相抗而干脆躲开了，也因此没有被逼着表态，也没有站错队伍的危险。但是这种做法只能自保，顶多就是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出手，杀了一个费彬而已。后来左冷禅在华山的大屠杀，他居然也逃过去了。此人自保能力超凡，但是品格自然降低了。

最后被毁掉的，是那些试图争霸天下的政治家，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都是如此。权力本身就是毒药，掌握权力，就是饮鸩止渴。任我行用吸星吸人内力，最后体内异种真气无法化解，终于令他于权力最盛时期一命呜呼。为了练《葵花宝典》必须自我阉割。这都说明权力有毒。想我太祖高皇帝一生文韬武略，实乃不世出的伟人，结果两个儿子一死一疯，女儿离散，多年见不了一面，终身难以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

笑傲对权力欲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都是极为深刻的。比如东方和任我行换汤不换药的专政手段。比如任我行政变成功后，下属往东方身上扣屎盆子。我小时候看到公开出版的批判猫头鹰的材料，对王张江姚都有一定程度的妖魔化，江夫人由于身为女性，其形象被糟蹋得最厉害。某杂志好不容易把一张她当年在法庭上神态端庄的照片作为封面，结果被勒令今后不许报道政治事件。我小的时候听说江青居然是毛主席的夫人，觉得非常不理解，主席如此英明，怎么娶了个这么坏的人？长大了才知道，我接触到的资讯是扭曲的。



2008-10-06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

意识形态的作用，的确惊人。

人类发明意识形态，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斗，就为我们显示出了意识形态的力量。那时候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信仰。18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力量越发重要，直至今日，它依然困扰着很多人。

意识形态的功能很多，其大者，一为区分敌我，二为凝聚人心。

卡尔·施米特有句名言：“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这句话和先帝爷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相似之处。盖政治家需要敌人，敌人的存在才是凝聚人心的最好办法，所以即使没有敌人，高明的政治家也需要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办法，也是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重要途径。

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希特勒早期提出自己的纲领的时候，树立了明确的敌人，正是他对“敌人”的攻击，才使得他迅速取得了民众的支持。现在看来，他所树立的“敌人”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但是民众对现状的不满需要有一个出口，换言之，民众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把所有的错误和不幸的根源都推给敌人，这就是政治家动用意识形态的妙处。

意识形态的大旗一旦祭起来，人们只需要表态、站队就可以了。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司令部分”，就是这个意思，个人为了自保，不惜父子决裂、夫妻反目。历史上这种例子多的是。

《笑傲江湖》中，正邪之分，就是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

金庸小说中，涉及到正邪之分的内容不多，一旦涉及，基本都是对意识形态的嘲讽和揭露。射雕中，黄药师被一部分人视为邪道中人，可是这一部分人也就是以江南七怪为主，因为梅超风夫妇和他们有仇，他们就把梅超风的师妹黄蓉叫做小妖女。大规模的正邪冲突也就是在笑傲中出现过。

金庸设置了守信用的采花贼田伯光、音乐爱好者曲洋这些人和费彬、陆柏这些所谓正道中人相对照，讽刺意味是很明显的。所谓正派、其实不一定正，所谓邪派，也不一定就特别坏。80年代初，香港无线借用了这个思想，拍了一部电视剧叫《魔域桃源》，说是有个邪派分子聚集的秘密基地叫做“魔域”，后来发现这些邪派人物就是一些厌倦江湖仇杀的隐士。当然，这个地方最后也被满口仁义道德的正派人士给毁了，正邪双方全部死光，只剩下一个幸存者在给大家讲述故事。

用一个伦理学命题来说：目的正确，不能保证手段正确。在政治行为中，凡是良好目的，最后非常容易被人利用，作为恶行的遮羞布。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完全可以将自由换成爱情、公理、正义、幸福等等。无知父母一边说“我这都是为你好”一边伤害孩子的事情太多了。



2008-10-07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一）

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由谁掌握？

在古代的专制政体之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来自独裁的帝王。帝王或者自己发布意识形态，或者树立某权威，自己则垄断解释权。秦始皇在位过短，没有树立意识形态的想法，在汉武帝以后，孔子被树立为意识形态权威，由帝王垄断解释权。解释权在谁手里是最为重要的。

现代独裁者也基本逃不出这个规律。

非独裁政权也有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官方树立的唯一的意识形态权威，比如民主自由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的维持靠的是法律和制度。其中虽然也有人拉大旗做虎皮，歪曲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但是不能长久欺骗大家。林肯那句名言：“最高明的骗子，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独裁体制下，谁掌握了意识形态解释权，谁就可以“替天行道”。左冷禅正是因为抢占了这个解释权，所以才能获得大家的支持。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句话中有一层意思，就是防止儒者和侠客篡夺意识形态解释权，挑战独裁者的权威。但是自从人们发现意识形态的妙用以来，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斗争就开始了。

现代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玩弄，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就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君师合一”或“神道设教”的把戏，还是在不同国度、不同时空之中上演。而且早已经形成了系统化、长期化、制度化。他们可以改写历史、操纵宣传机器，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把所有人都变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只关心个人私利的奴才。



2008-10-08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二）

金庸对政治的讽喻，在《鹿鼎记》中达到顶峰。

《鹿鼎记》是一部奇书，金庸称之为历史小说。其实它也不能说是历史小说，顶多也就是“仿历史小说”而已。

欧洲小说家中，最接近金庸的是大仲马，他的故事多是借助历史片段敷衍成篇，把虚构的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活动。金庸很多小说都是如此。鹿鼎记的特出之处在于它对于武侠精神、江湖规则的消解，以及对政治游戏的揭露和反讽。这部书，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未必有来者的书。其境界之超拔，见解之通透，实已达到了武侠小说所能达到的极限。

有人把鹿鼎记比作《堂吉诃德》，是因为后者是对骑士小说的嘲讽，前者是对武侠文化的嘲讽。这只是皮相之见。《堂吉诃德》的主题关乎整个人类生存处境。鹿鼎记的主题仅仅是关乎中国政治和历史而已。即便如此，此书也堪称神品。

鹿鼎记一书极难定位，我把它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盖武侠传奇本来就含有假定性和幻想性，和寓言相近，鹿鼎记的主题又关乎政治。

韦小宝这样奇特的遭遇，在真实世界中当然不可能存在，但是却有可能存在之理。这个理恰恰在于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之中。

如果这是一部以赌钱骗人为主题的小说，似乎应该叫做《千王之王》，如果这是一部讲卧底、间谍的小说，也许应该叫做《无间道》。但是却叫做鹿鼎记，金庸专门在第一回安排吕留良给女儿解释鹿鼎二字的含义，就是指江山社稷、政治权力。书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政治权力角逐的逻辑之中生存。鹿鼎山的宝藏，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众人争夺的对象。

韦小宝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居然同时在朝廷、天地会、神龙教这三个政治团体中身居高位（至少都是省部一级的领导），担任多重身份的间谍工作，在尖锐凶险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这固然非常人所能，但是作者故意安排他如此这般，自然是要顺便揭露中国政治游戏的规则。关于这些规则，时贤多有论述，读者应自己体会。



2008-10-12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三）

韦小宝的生存本领很大，招数很多，不少人总结过。其实每个中国人都会一点，但是如何使得纯熟，这就难了。我在这里先总结几点。

第一，永远不能站错队，谁是老大就抱住谁的大腿不放。溜须拍马、见风使舵。

第二，善于撒谎，撒谎的内容要九分实、一分虚。

第三，了解人心，知道对付不同的人，如何运用不同方法。这一招是赖昌星的拿手本领，他当年在厦门行贿，对方喜欢什么，他送什么，有的领导不喜欢金银财宝，喜欢书，他就给弄了一套很贵重的书送去。

第四，要给足别人好处，自己不能太贪心和自私。所以江湖义气还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懂得进退，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做什么事情，不适合做什么事情。

第六，混字当头，可以有一些坚持，但是不要过于理想主义。

等等。

把这些本领练好了，不仅仅能保全自己，简直就已经达到了大政治家的水准。所以最后顾炎武等人劝说韦小宝做皇帝，硬是有理呢。

只要是人，就有弱点，所以政治家必须深知人性的弱点，充分加以利用。政治家之中凡是理想主义色彩相对浓厚的，基本上都败在更加实用主义、更加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手下。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鹿鼎记里面的政治家，各自有各自的弱点，唯一弱点比较少的人是康熙。作者对康熙的描写的确是很正面的，但他绝不是没有弱点，他的弱点是韦小宝之所以能成功的最大保障。

这个弱点，就是康熙作为皇帝的孤独和无奈。

康熙幼年登基，他过的生活其实与囚犯无异，享受不到普通小孩的快乐，正巧这个时候韦小宝和他打起架来。这使得二人具有了真正的友谊，在成长的过程中，二人的友谊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而加深了。韦小宝同时具有皇帝的玩伴、内宠、弄臣、替身等多重身份，韦小宝的每一项成功，都是康熙希望做到、而无法亲自做到的。这种地位是每个大臣都梦寐以求而无法达到的。如果没有这个身份，韦小宝就无法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成功。

韦小宝和陈近南的关系又不一样。他因为杀了鳌拜，而取得了香主的职位（实际原因是青木堂群龙无首，即将发生内讧，这也是金庸对中国人窝里斗的描写），又因为身份特殊，可以充当卧底，又屡立功勋，所以地位能够保住。他又是陈近南的弟子，二人情同父子（08版电视剧里面对二人感情的描写颇为到位，祝延平扮演的陈近南充分表现了他对韦小宝的父爱之情）。

韦小宝和洪教主，则完全是互相利用的关系。韦小宝一上神龙岛，就赶上许雪亭带头造反，除他一人之外，大家都中毒或受伤不能行动，他的态度决定着政变是否成功，由于苏荃的引诱、小郡主和方怡的被挟持，韦小宝投向了洪教主一方，这一大功使得他再一次取得了教主的信任。（小说对于神龙教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现实影射成分，后文另说）后来虽然破了神龙教，因而落入教主手中，但是由于他溜须拍马、善于说谎，利用了教众的矛盾，才再次得以保全。（洪教主之所以不杀他，也是由于他掌握了关于鹿鼎山宝藏的情报。）

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于登天。我等凡人，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好。韦小宝是学不来的。



2008-10-13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四）

《鹿鼎记》对各个政治力量的描写，也各有精彩之处。

关于朝廷，由于康熙领导得力，知人善任，所以有能力的人士可以展露头角，比如施琅，比如赵良栋（韦小宝认为，不溜须拍马的肯定有真才实学，所以把赵给提拔了。）那些仅仅会搞歪门邪道的大臣不至于充斥朝廷。但是康熙也是一位精通政治手腕和驭人之术的君主。

关于各派江湖势力，基本上就是问题重重。天地会与沐王府各为其主，不能真正团结，天地会和延平王府的矛盾也很激烈。郑成功、郑经、董夫人、郑经的两个儿子之间互相裂痕极深，不断内斗，最终导致了陈近南毫无价值的死。这一部分可以作为中国人“窝里斗学”的好教材。

对神龙教的描写是金庸对个人崇拜最为尖锐的批判。开篇引用的“石碣遗文”本来是韦小宝为了逃避追杀而随口胡诌的，但是被陆高轩伪造成为一篇对洪教主歌功颂德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从“大楚兴、陈胜王”开始，意识形态宣传就采取了装神弄鬼的形式，天人感应，图谶之学盛行于汉代，直至宋代，各地还在向皇帝大献祥瑞，这种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

洪教主控制教众用两个方法，一是药物，一是口号（意识形态宣传）。底层教众把口号当成兴奋剂，念一段“洪教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教众尽忠而死，死后升天堂”就可以增长功力。对高层干部，他知道这些口号不好使，所以只能用药物控制。如果不是因为夫人意外怀孕，洪教主的政治合法性不会受到冲击，他还会继续统治下去的。

洪教主屠戮老臣，喜欢提拔小青年。这在小说发表的年代，读者会以为这是对现实的影射，的确有贴近现实之嫌。任何开国帝王拥有天下之后，为了怕老臣功高震主、危及自己江山和后代统治，贬斥功臣是很正常的。要怪只能怪这些功臣不知进退，范蠡就是一个好榜样。如果帝王思想不废除，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政体，这种事情不会断绝。

有先生以为苏荃二字是蓝苹的转化形式，谁知道金庸在起名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想法。但我看她比江夫人强。苏荃一出场的表演是非常精彩的，看过这一段的读者，对她的心机、手腕、决断想必印象极深，这种段位的政治家，如果娶到家里是很危险的。但是她嫁给韦小宝之后判若两人，这就是为了编故事而编故事了。我想韦小宝本人对这位夫人，估计也会有着三分忌惮之情。

2008-10-19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五）

苏荃这种“翻脸无情，不翻脸也无情”的狠脚色，适合去搞政治，一旦她离开了权力斗争，进入到家庭生活，会不会使得自己的人性复苏，就不好说了。好在金庸给韦小宝安排的七位夫人大多数都属于心地善良之辈，估计他的家庭生活没有太大问题。

金庸是想把韦小宝写成另一个阿Q，我们从他的身上也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一方面，金庸告诫读者，韦小宝是不能学的，甚至在第二次修订版中要让韦小宝的七位夫人都离他而去。按金庸这种事事念及小朋友、怕小朋友学坏的心态非常近于哗众取宠。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在后记里面为韦小宝所做的辩护有趣：“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Ｑ，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这段话不尽不实，但是硬是有三分理。

金庸说读小说的一大乐趣是读者会把自己代入书中的主角，而韦小宝不能代入，其实韦小宝非常可以代入。很多读者会觉得这正好满足了自己的某种心理，至少韦小宝的几位夫人是很有妇德的，比如双儿，比如曾柔。

所以，很多人模仿《鹿鼎记》，按照YY的路子往下走，但是除了YY，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

比如那个《寻秦记》，我完全相信黄易写此书的动机就是模仿鹿鼎记，但是这里面除了随处可见的床上情节，就是智计和权谋了。个人以为计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糟粕，如今后宫戏大行其道，更是将糟粕发扬光大，什么人性的光辉，早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还有模仿《寻秦记》的一类作品，估计更是等而下之。

我少年时期读金庸，还幻想自己也写一部类似的传奇作品，故事架构就是1640-1689年间，一个中国人因缘际会，到了英国，亲身经历了英国革命，参与了查理二世等人的复辟活动，以致加官进爵，和克伦威尔周旋数年，最后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隐居了。故事的背景从1640年英国内战开始一直写到1689年的光荣革命，也按照大仲马写火枪手三部曲的路子来，可惜没有写出。如果在黄易之前写，说不定还能赚点银子，但是现在再写，估计就不行了。



2008-10-28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六）

《鹿鼎记》对所有美化江湖逻辑和中国政治的想法，都是当头一棍。

《笑傲江湖》全篇都是在说“退出江湖”的困难，最后虽然还是给人以美好结局，但是这个美好结局由于虚幻，所以和金庸其他小说的结尾一样，令人很是惆怅。（金庸结束故事的方式向来都是很高明的。）其中，刘正风退出江湖的方式居然是进入官场，官场代表合法社会，似乎比江湖还好一些。

其实，官场和江湖，政府和民间组织NGO,都是同一套逻辑，这一点在笑傲江湖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精神上，《鹿鼎记》深化了这一点。

韦小宝无论是在什么组织都能混得很好，这一点说明任何组织的性质和规则都有相通之处。所以，他“退出江湖”的困难不是比令狐冲更小，而是更大。

也有人会反驳说，韦小宝和令狐冲不一样，因为前者并不想主动的退出江湖，而是情势所迫，不得以而为之。

这就正显示出金庸的高明之处，试想淡泊名利的令狐冲要逃，连热衷名利、如鱼得水的韦小宝都不得不逃，这个世道，何如？

所以我说《鹿鼎记》看待世事的眼光之通透，令人难以企及。它根本是对中国人的社会规则提出整体的怀疑。只有这套体制最后绝迹了，中国人才有出路。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除非你不“出来混”。

纵观金庸的整个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尊崇江湖规则、民族大义（外带尊王攘夷的大汉族主义）到拆解江湖规则、批判中国政治的过程。韦小宝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郭靖、杨过、乔峰、胡斐等人的荒诞与无聊。

所以，《鹿鼎记》的精神何止是反武侠，更是反江湖、反中国传统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为中国社会提供镜鉴。



2008-11-26 | 金庸的政治立场（十七）

中国人至今没有从武侠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为什么？

中国人常常做的梦，一个是皇帝梦，一个是武侠梦。华罗庚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难道言情小说不是吗？

武侠和言情，同样是虚幻的，但是为什么更多的人批判琼瑶虚幻，而更少的人批判金庸（包括所有的武侠小说家）虚幻呢？

武侠和言情，涉及到人的两大本能，即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

从这一点看出，武侠小说的盛行，有着非常深厚的心理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由于中国属于前现代化国家转型而来，这个转型至今没有完成。正如我在思考启蒙时期的时候总是想：英国的启蒙是17世纪，法国的启蒙是18世纪，德国的启蒙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俄国的启蒙在19世纪，而中国的启蒙呢，在20世纪，而且已经延伸到21世纪，仍然没有完成。

武侠梦，正是中国人启蒙没有完成的标志之一。

由前现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大体上通过两种方式，和平转型和暴力转型。法国人是暴力转型，英国人是和平转型（当然，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他们也是有过武装斗争的，所以和平转型也只是相对的和平）。

由于和平转型的路被堵死，所以暴力转型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所谓“革命和改良的赛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形势比人强，当年的清政府主张预备立宪，设想的转型期是12年。但是清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完全丧失，谁也没有想到四川的铁路问题和武汉新军的起义会引起如此激烈的连锁反应。三十多年以后，赛跑的双方变成了国共两党，结果都是革命跑得比改良快。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如果再赛一次，谁能取胜？

尹老师的博客讨论过暴力问题，当时就有人评论：如果别人以暴力对你，难道你不反抗？

以暴易暴，没有好结果，如今连新疆的分离势力都打起非暴力的旗号，事情是有趣得很啊。

但是普通人在遇到不平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武力抗争。这就是武侠小说的深层基础。我说过，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虽然很多人把侠的精神打扮成以德服人，但是这从来就不是武侠小说的精神。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人有蝙蝠侠，蜘蛛侠，但是却没有武侠小说。因为以力服人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当然了，历史上的殖民者搞炮舰政策，对异教徒进行屠杀是另外一码事，他们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的精华。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还是science,democracy,liberty,equality, law, consititutionalism and love.有了这些东西，武侠文化的基础就消失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道：

----张无忌说道：“所谓‘武林至尊’，不在宝刀本身，而在刀中所藏的遗书……武林传言之中，尚有两句言道：‘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剑中所藏，乃是一部厉害之极的武功秘笈。我体会这几句话的真意，兵书是驱赶鞑子之用，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三联版1562页）

古人云，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用暴力手段得天下之后，不能再继续用暴力手段对付民众。否则自然激起又一次的革命。

我不喜欢革命，也不喜欢暴力，自己庆幸生在了没有革命的时代，但是世界恐怕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将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也许对于历史，我们终究无从选择”，结果这句话让编辑删掉了。我还是觉得，人在历史面前是无力的。

还是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吧。

（按：金庸最近第二次修订自己的小说，基本改得越来越差。所以讨论情节，还是应该以未修改之前的通行版，即第一次修订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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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那些“小事”：郭靖为何姓郭？左右互搏有原型？

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18-10-3114:10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金庸小说大多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也多有原型，而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也大多能找到出处。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便是这么一本考证金庸小说中那些“小事”的书，比如明教四王紫白金青的排名背后西方文化的意涵；逍遥子为什么恋上玉石雕琢的美人；日月神教在《笑傲江湖》最初连载时为何被称作“朝阳神教”；韦小宝在少室山下嫖院为何开口就问有没有大同府的姑娘等等。从中也可看出老爷子学养的厚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读金庸小说除了有更深的感悟之外，对于喜欢乱翻书的我而言，也时常会有一些小小的欣喜。这些年来翻书所得，或可为《金庸识小录》做一些补遗，也能为老爷子的渊博添一个脚注。


金庸识小录书影。郭靖的祖先到底是谁？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郭靖，临安牛家村人士，祖上是梁山好汉赛仁贵郭盛，后来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居功甚伟。据《元史》记载，有一位姓郭的汉人将领曾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只不过他的名字是——宝玉。《元史》卷149《郭宝玉传》：“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唐中书令子仪之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封汾阳郡公，兼猛安，引军屯定州。岁庚午……会太师木华黎军忽至，败其兵三十余万……宝玉举军降……甲戌，从帝讨契丹遗族……次暗木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


《元史郭宝玉传》。郭宝玉从成吉思汗讨契丹遗族，当即讨喀喇契丹（也称西辽）。而暗木河（即今中亚之阿姆河）之战，则已是灭喀喇契丹之后征讨花剌子模的战争了。但是他应该没有像郭靖那样在撒马尔罕城下来个神兵天降。而且他不是临安牛家村人士，也不是梁山好汉赛仁贵郭盛的后代，他是郭子仪的后人（据他自己说）。《射雕英雄传》颇得老辈蒙元史专家推崇，以为它虚构归虚构，却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感。老爷子写作时《元史》恐怕是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之一，他在创造主人公时偏偏让他姓郭，而不是姓李、姓王，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郭宝玉呢？华筝公主原名“火臣”郭靖最终没能当上真正的驸马，他选择了蓉儿，原本与他定亲的成吉思汗之女华筝公主最后远走西域。在历史记录中，这位公主的感情生活大概没那么不顺。据《元史》卷109《诸公主表》载，成吉思汗有女名火臣别吉，封为昌国大长公主。这个封号应该是从她的姑姑，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妹妹帖木伦继承来的。帖木伦和火臣别吉先后嫁给了孛秃，而孛秃在忽必烈建立元朝采纳汉制后被追谥为昌忠武王。帖木伦和火臣别吉的“昌国”封号即自丈夫孛秃而来。《元史》卷1《太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著之《史集》以及不知作者的《元朝秘史》也都提到这位火臣别吉。只是《太祖纪》作“火阿真伯姬”，《秘史》作“豁真别乞”。这是同一名字的不同音译。比起什么火臣、火阿真、豁真，当然还是老爷子的译名最优雅：华筝。至于别吉、伯姬、别乞，则是同一个蒙古语名词的不同音译。别吉在蒙古语中即为“公主”之意（《至元译语君官门》：公主作“别吉”）。学左右互搏术需不需要智商？郭靖的把兄周伯通有一门奇特的武功：左右互搏（老爷子发明这门武功，不知是不是对自己左手社评，右手武侠的夫子自道）。练这门功夫的基础就是先练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照周伯通的说法，这门功夫“说难是难到极处，说容易也容易之至”。然而“蠢笨得紧”的郭靖学会了，“玲珑剔透”的黄蓉却始终学不会，直到周伯通遇到小龙女，这门功夫才又多了一个传人。比周伯通的时代早五六百年的时候，有个小孩子也会左右互搏的入门功夫。《朝野佥载》卷5：“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员，右手画方”。元嘉小朋友不但能两手同时画方圆，还能同时“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一绝。”手里画着方圆，嘴里背着课文，眼睛数着羊群，肚子里作着四十字的诗，拿脚尖在地上另写一首五言绝句。“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这不是人，简直就是一台超级AI机器人。


《朝野佥载》中的“神仙童子”。不过这个“小时了了”的少年除了这一段传奇之外，在史籍上并未留下其他事迹。历史上另一位元嘉是北魏的广阳王，《魏书》本传中只说他“少沉敏，喜愠不形于色”，还喜欢喝酒，经常喝醉了在皇帝面前放言无忌。看来不像是个特别聪明的人，而且他是鲜卑贵族，应该不会亲自去放羊。加强版金蚕蛊毒《射雕》谈得够多了，换一本书。《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一章《排解纷难当六强》中说华山掌门鲜于通企图用金蚕蛊毒暗算张无忌，结果反被张无忌逼回的毒雾毒翻。小说中说鲜于通在苗疆获得金蚕，制成毒粉。金蚕蛊毒发作时犹如千万条蚕虫在周身咬啮，痛楚难当，无可形容。中毒者要受七日七夜的折磨，肉腐见骨而死。《洗冤集录》卷四《服毒》也提到了这种金蚕蛊毒：金蚕蛊毒，死尸瘦劣，遍身黄白色，眼睛塌，口齿露出，上下唇缩，腹肚塌……一云如是：只身体胀，皮肉似汤火疱起，渐次为脓，舌头、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洗冤集录>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20）


《洗冤录》中对金蚕蛊毒的描写。 “服毒”条下注释11说金蚕又名食棉蚕，毒虫，躯壳磨粉可制成毒末（页122）。《倚天》里的金蚕蛊毒显然更猛烈。或许是为了阅读时的震撼和冲击力，金庸将《洗冤录》上的死状夸张渲染成“肉腐见骨”。而中毒后犹如万虫咬啮，痛楚难当，身受七日七夜折磨始得一死的情形大概是为了强调此毒猛烈可怖的虚构了吧。主张开放的慕天颜最后谈谈老爷子的收山之作《鹿鼎记》。钦差大人韦小宝驾临扬州禅智寺，想起当年被寺里和尚“殴辱之恨”，便想毁了禅智寺的芍药。全赖江苏布政司慕天颜连讲故事带送高帽，总算保全了扬州的这一处盛景。《金庸识小录》中说慕天颜为官“谨慎周到”。其实这位慕大人还颇有眼光和远见。


陈小春版《鹿鼎记》中的慕天颜。康熙年间，为了封锁台湾的郑氏政权而实行海禁。当时已升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上疏皇帝请开海禁。他先是回忆了顺治六七年间尚未实行海禁时，“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由于海禁，“所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现在白银短缺，解决之法要么开矿，要么“惟番舶之往来”。开矿“事繁而难成”，“所取有限，所伤必多”（中国也没多少高品位的银矿可开采），而允许外国的“番舶”前来贸易则“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不仅能刺激生产，还可解决缺钱的问题（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26编）。17世纪的慕大人已经明白开放的重要性了。一位读书人的致敬和悼念昨天刚吃完晚饭，便在手机上看到金庸去世的消息。虽然素未谋面，但很多人应该都会像我一样，觉得和老爷子很亲近，对他的去世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不舍和眷恋（尽管老爷子近几十年来并无新作问世），多希望这次又如之前的许多次那样，老爷子只是“被去世”的。金庸的小说，能令我一遍一遍地去读，当然不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典故、出处，除了故事写得好看，更重要的是其中对人性的描写和刻画，借用老爷子自己的话说：“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会随时代而改变，而“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神雕侠侣》后记）苗若兰对胡斐说的那句“我很欢喜”，用情郎的血毒死自己的程灵素，杨过面对“杀父仇人”郭靖时内心的挣扎纠葛，虚竹在冰窖中自愿破戒，那些疯狂争抢梁元帝财宝的正邪人士，都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同样的事情今天仍在发生。伟大的小说就在于能把那些阳光底下并不新鲜的事写得令读者同悲同喜。然而我的学力和才识不足以解说金庸小说中对复杂人性生动而深刻的呈现。我和老爷子唯一的共同之处，大概就是我们都是读书人吧。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许多，其实并无益于世道苍生，只是一个读书人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和自满，庶几是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的意思。谨以此文作为一个读书人向另一个读书人的致敬和悼念。【【【【【【【【【【【【【【【【【【【【【【【

张春桥



头几天，在《东方时空》偶然看到记者采访金庸的报导。《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的主题是“浓缩人生精华”，以宣传“社会精英”为唯一目的。这回是宣传金大侠，祝贺他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访问者对大侠崇拜的五体投地，金大侠春风得意，满面笑容，谈得很投机。
　　以前，我只知道金是写武侠小说的。后来，见《人民日报》的某篇文章，把金放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排行第二的位置，仅次于鲁迅而高于茅盾、巴金、老舍。这倒新鲜。有这么一位大作家，我怎么不知道呢？香港报刊我经常看到，好像也不曾见过他的大作。后来，从广播里听了一遍他的《笑傲江湖》。同历代的武侠小说比，似乎有一点新东西。也和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不 同。 金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刻划［刻画］，但写的又是江湖侠客，不是张天翼的流氓兵痞。他的语言也不是程式语言。他的令狐冲也不属于七侠五义中的古代人物，是20 世纪的“大侠”。这些，我想，这是金庸优于他的前辈的地方，武侠小说本来就流行，他的新武侠受到读者欢迎，那也不足怪了。不过，出于我的习惯，对他的作品也有疑问。《笑傲江湖》究竟是说的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问题？他似乎崇拜佛教，又很尊崇道教，又喜欢一群行侠仗义的丐帮？特别是他着力刻（画）了魔教，又似乎主张正魔两教和平共处，“人狼共舞”，他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么混乱不堪？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美国人所提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是古代英国、现代美国的混合型知识分子。—因为我当时确是边听广播边想过，所以还记得一点，不过除令狐冲以外，多数主人翁都记不得了。
　　这次记者的访问，得知：金庸信仰佛教，他不但写小说，还是政论家，香港《明报》的老板兼评论员。他对国内时政作过多种“预测”。包括中共中央的人事，如“毛死后江要倒霉”，“因为大家反对毛的文革政策，希望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得意。好像当今中国的诸葛亮就是这位金大侠。如此说来，他的众多侠客的政治含义就不难了解了。他崇拜的人物，就是令狐冲（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角色）那样的能够又爱正教又爱魔教，又爱道教又爱佛教、多个教派都要他，而他却“笑傲江湖”去了。他没有说令狐冲平定天下之后，多个教派怎么样了，恐怕也难说。他还没有“预测”到他要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当院长。据他说，他到浙大，不要工资。他和学生间，他是大师兄，学生们是师弟师妹—那一天，听到这句话，我笑出声来了：真没想到，中国会有一座这样互相称呼的大学，校院里一片师兄师弟声，向大师兄参拜，岂不热闹！继而一想，师兄、师弟之外，师父是谁呢？太师又是谁呢？金庸怎么忘记了师父？他并没有忘记。他说他的作品，想从人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影响国民的精神。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讽刺“精神胜利法”，他想影响国民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我没有看过金庸的全部作品，无从评论，是否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无法和鲁迅比。鲁迅，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为革命的。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提出的口号是“推翻这吃人的宴席！”他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勇往直前，从未动摇。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是［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今天，他被吹捧到“大师兄”的地位，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社会气候，使他像一支［只］热气球飘飘向上，换一换气候，他就会落到他应当去的地方。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任何大侠都改变不了这种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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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小说不好看的5大原因
2020-11-21 12:16·得闲读书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巨匠——梁羽生，金庸，古龙中，梁羽生的小说无疑是最不好看的。严肃一点的表达是”可读性“最差。

——这里说的最差，是指在三大巨匠中最差。就譬如说南岳衡山是五岳中最矮一样，人家依然是五岳之一，不是一般凡山俗岭可比。

我读了《龙虎斗京华》与《云海玉弓缘》两部。一部是梁的成名作，一部是梁的代表作。应该说，虽不能概其全貎，也可窥其一斑了。

整体的感觉，梁作不好看的原因，有5点（为了篇幅，每一点原因，我只引证原书一例）：

1、文字拖沓，情节牵强

《龙虎斗京华》的开篇楔子，花了大段的篇幅，写”我“在塞外游历的情形，最后才引入听老尼姑讲往事，从而展开全书的故事。为什么要写这段？三两句就可以交待清楚的事情，为何长篇口水写自己在塞外的所见所闻？

《云海玉弓缘》中，泰山派邀集群豪，大闹邹锡九，金世遗暗中助江南当英雄，援手杨柳青、邹绛霞母女一大段，都明显与全书后面的故事毫无关联。闹事的群豪，甚至大半在后来的章节中，都不再露面。

这一段将近两个章回，读来读去，满纸就是打架，搞事。金世遗不出面，暗助江南，也完全读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虽然每次都不露面，但经常让人怀疑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逼，装得很没必要，很失败。是梁羽生让他装的，不是他自己想装的。

2、写武太无端

这个”无端“有两层意思：

一是江湖斗殴太无情由

《龙虎斗京华》中，独孤一行、云中奇与柳剑吟，本来就互相折慕，久仰对方，而且还有一个钟海平可以为双方引见，双方却偏以约架的形式见面，三更半夜的来了一场比试。

《云海玉弓缘》中为了显得金世遗的性格疯怪，让他逢人就要捉弄，又不让他露面。这样的安排，也是十分牵强，无端。——江湖这般无规则？

厉胜男最后约架唐晓澜那一段，更是莫名其妙——全书的情节铺垫，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显示了厉胜男有必要这样作。

人在江湖飘，难免要斗殴。但斗殴绝对不是在人江湖的第一任务，更不是唯一任务，是不得己而为之。梁羽生却写成了无赖上市 ——想闹就闹，一天不闹，睡不着觉。

二是斗殴双方无计划

这个无计划，是梁羽生无计划，他自己好像也闹不清自己的笔下的角色谁强谁弱。

一般来说，江湖侠士的武功，是有修行层次的。

比如黄药师跟一灯大师之间，是同一层次的，但黄药师跟丘处机，就绝对不在同一星级，丘处机再怎么狂、怎么幸运，都清楚自己的天花板中在哪里，在黄药师面前，可能有勇气斗上一场，但若干招之内，必定是痛痛快快地败走，这是不丢脸的事。

但在梁羽生的江湖中，不是这样的。

柳剑吟、独孤一行这样的绝顶高手，与岳君雄那些小打手之间，孰强孰弱，都让人糊涂。

《龙虎斗京华》中，柳剑吟、独孤一行等人被岳君雄的手下围殴，久攻不突，明显占不到便宜。可后来，丁剑鸣在斗殴中受伤后，柳剑吟等人却反而如有神助，冲杀闯宰，瞬刻之间，就解决了对方的围殴，突围大胜而去——丁剑鸣死得好冤啊！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梁的原著，在斗殴中，经常出现类似的描写：

甲虽是二等的高手，但因为如何如何，所以对一等高手乙的攻击还是能够如何如何……然而乙终究是一等的高手，又如何如何，可是甲毕竟习武多年……于是一场架打下来，老梁一会帮甲几句，一会又帮乙几句，双方居然看不出一等与二等的区别了。

——老梁，你究竟站哪边？

一流高手之间的过招，又经常是类似以下的描写：

更别说经常出现A使用XX神功，B顿时招架不住……B又使出了XX，A又再难抵挡，情急之下，使出了XXX剑法……B使出了XXX刀……

——这样写，也不能说不行，毕竟我虽然有原子弹，但不见得一开战就扔出来。

可高手过招，性命尽系于顷刻之间，在我有冲锋枪的情况下，似乎也犯不上因为你只用烧火棍，所以我就改用扁担。

难道等我的扁担打断了，才换用冲锋枪，就不丢人吗？

再说了，你知道我有冲锋枪，还敢拎根烧火棍上来跟我横，这样的智商还出来混江湖？



3、写情太浅率

这方面，绝对是梁羽生的软肋。至少，在《龙虎》与《云弓》两部书中，都看不出他写情的妙笔。

金世遗与李沁梅、谷之华、厉胜男之间的一男多女恋，是梁先生自己用自己的旁白话说出来的，不是人家这四个人相处出来的。

柳梦蝶本来就与三师兄左含英两小无猜，这是相处出来的感情。但梁羽生简单的交待了几句，离别十余年的娄无畏还没回到师室几天，就导致了柳梦蝶堕入三角恋的痛苦——梁先生啊，就算是娄无畏“问世间情为何物”，但他与柳梦蝶才见面几天哪，你的心中，柳梦蝶用情如此之滥？



4、设人太矫造

金世遗的疯、怪，是让他无端端地到处捉弄人来突显的，又经常让他不露面，故装神秘。这样的金世遗，能活过三集？

欧阳锋再毒，也没这样。黄药师再邪，也不屑。周伯通再顽皮，也不至于。为什么？

丢身份嘛！

就算是韦小宝，也不会这样。为什么？

又不是脑子进水，到处惹事干嘛？嫌活得太腻？



5、设事太无奇

小说故事的最妙之笔是：“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

比如我们假设武松上景阳冈遇到老虎了，打断了哨棍还是打不过，眼看就要命了。那我们作为读者，就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产生很多联想、推测。

如果接下来发生的，符合我们推测的，这就是在情理之中。

比如卖酒的老板带着人丁赶到了，又比如刚才遇上过路的鲁智深或谁谁，这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我们大多人这时候，都是会这样想。但这样就平常无奇了。

而实际上，作者写武松扔掉断棍，空手斗虎一段，明显就这就“出乎意料”了——毕竟这样的场景，常人难以想像。但也在情理之中，武松是何等人物？对吧？

但如果作者写这时老虎突然心脏病发作，或者用力过猛，四肢抽筋，这就“出乎意料”，却不合乎情理了。

梁羽生的故事，基本无悬疑。——虽然他很多时候，都很努力地设疑，但只要你稍微想一想，都猜得到答案。平乏无奇，也就没有吸引力。



所以，梁先生虽然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但作品的可读性，实在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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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黄蓉有什么可爱的，因为她成了郭靖大侠的秘书吗？
原创 Isee我见 I see 我见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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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作者：差不多小姐
简介：I see 原创成员，知名写手
资深媒体从业者

关心股市和货币政策的娱乐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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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字数：1400
阅读时长：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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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提到有些人会不喜欢黄蓉，尤其是女性，在我看来是这个角色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本书里产生了割裂感。



不是没有性灵俏皮的少女，也不是没有心怀大义处处妥帖的英雄妻子。这是“经常”存在的两种小说人物角色，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割裂感，体现的正是男性叙事里的漠视。



无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光彩的，多样的。但他也是隔离的，不熟悉的。女性通常不产生欲望、丑恶、邪念，是男性作者笔下的美好象征，理想象征，爱情指代。除非她是坏人。



但男性角色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宽容度，负责承担试探人性、道德边界的责任。女性角色在这时候是被漠视的。



这其实才是女权主义在文学里的“抗议”点。男性作者写的都是“你们”以为的女性，而作为社会的第二性，更多时候是被承受被通知被凝视，被动地接受这个社会的规则，被要求如何行事更加合乎规范，被动理解男性到底如何定义这个世界。但是这个性别因此缺乏参与的机会。因为已经被规定了是贤惠的妻子，英雄的伴侣，乖巧的少女，慈爱的母亲。



所有的“被定义”的，必定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否则男性作者也不会观察到这些人群并且把她们提炼出来，写成这样精彩的角色。



但是合理吗？每个现代女性在代入少女黄蓉后，都会产生同样的割裂感。啊，她和中年黄蓉，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嘛。



有人会说那又怎样，你终究要结婚，你终究要变成中年黄蓉的。——这或许也是大多数的事实和大多数人的观点。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主动的吗？一个性格鲜明犀利直斥孔孟，看轻世间一切的年轻少女，在变成沉默妥协，不对旧友家的浪荡小子出一字讽刺的中年女性，变成月子里就下水救人上来后还要被丈夫谴责的英雄妻子，这个过程，这个成为男性附从的标签的过程，或许是那个世界必然经历的。但是，必须的就是一定要做的吗？这个过程，是幸福的吗？自愿的吗？没有过任何扭曲，痛苦，不甘愿，隐秘的愤恨和自我被消磨的黯淡吗？



这才是男性叙事和女性叙事的根本区别。



这种过程几乎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越是敏感的女性越能感受到复杂的，自我和社会规范冲突的剧烈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或者被迫选择，也是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神雕里的黄蓉，像是完全都没有经历过。她自然地关闭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启动第二个人设。



如果一个女性曾经自我代入过少女黄蓉，恐怕就很难理解中年黄蓉，或者甚至会愤怒黄蓉为什么会这样平静地变得黯淡。但如果你是在神雕里第一次见黄蓉，你根本不会有这种愤怒，因为她是如此合乎标准，她是郭靖最合适的伴侣，她没有个人想法，做着一切这个身份应该去做的事，而且她还有超群的智慧和领导力。是多么厉害的郭伯母啊，少年人或许还会遥想郭伯母当年会是如何风华绝代。——但是再如何想象，也很难想象她的少女时代是在为成为英雄的妻子做准备，而已。



黄药师说了，三从四德，好了不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9-30 15:1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5 10:41 编辑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政界对苏联事业的同情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多。比阿特丽斯·韦伯曾说，“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还剩下二三十年的生存时间”，而丘吉尔的知己布伦丹·布拉肯则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把握……世界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不完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他们一次私人的非正式谈话中，艾登这样回应迈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是“一股已经衰竭的力量”的粗略评论：

「 是的，你是对的。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但它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也许这将是一种特别纯粹的英国式“保守社会主义”。」

【那个年代，向左转成为一种舆论的气候，连艾登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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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的是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然后返回家乡的过程，一共有18个部分。《尤利西斯》这本书也分18个章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和希腊史诗《奥德赛》对照起来看，两者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我们也不要完全对照着读。《尤利西斯》更多的是讲20世纪初都柏林的生活、爱尔兰的生活。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一天里——1904年6月16日，更精确地说，只有18个小时。

陆建德：如何读懂“天书”《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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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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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學其實比所謂純文學更本質。進一步說，不通俗，還能是文學嗎？就現實而言，現代純文學發展百年，其影響力，或曰對「現代中國人」的形塑力，仍遠遠不及古典及現代的通俗文學。而且，通俗文學的跨界能力也遠超純文學。當然，通俗文學和純文學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比如張愛玲的小說，既可當作純文學閱讀，也可當作通俗文學閱讀。其實，讀法（mode of reading）遠比分類重要。 比如，一部《三國演義》，完全不能用通俗小說的概念去涵蓋，也超越了現實和虛構的概念框架，完全看你怎麼去讀。


金庸祖父查文清的乡试硃卷被发现
原创 思绥草堂 思绥草堂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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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曾在浙江上虞购得一批科举方面的古纸。因为对此并无研究，一直塞在一旁，少有翻看的机会。最近因为面临折迁，草堂却依然不知何去何从，每日总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常站在书架边发呆,无意中抽出了这些古纸中的一些朱卷翻看，却有了意外的发现，未免小兴奋了一下，也算是一舒往日郁闷。

这堆朱卷总共有四五十份，主要是绍兴和宁波地区，其它地区只有几份。时间最早在乾隆，至迟到清末的光绪。既有乡试朱卷，选拔贡卷，也有几份会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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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享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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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监临督学部院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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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纸是告知浙江通省应试诸生知悉的特示，也就是考试时需要遵守的规矩。纸宽51厘米，高26.5厘米，同治九年活字印刷。请教了萧山科举文化博物馆钟妙明馆长，钟馆长认为这一类物件非常罕见，史料价值很高。

相类似的，还在一份，是在上虞王登堦的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朱卷前面手写的《棘闱事宜》，多达四页，字迹相当工整。文中最后说：“科名得失，虽曰天命数，然必人事尽，而后天瑞归焉。每见老成名宿，或以注误为伤，俊彦新才，多以差讹抱恨，失一时之检点，致三载之空劳。卞泣随悲，千秋同叹。不揣迂陋，谨列规条，亦人所共知之内，用助百密一疎之诫云尔。”殷切告诫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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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同怀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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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榜而汇刻朱卷的,称之为“同怀朱卷”。这一份“同怀朱卷”是上虞县钱殿宣、钱殿灿兄弟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的乡试朱卷，兄弟分别中式第四十四名和八十四名。

朱卷多而同怀朱卷不多，毕竟兄弟同榜也不容易。清晚期“同怀朱卷”还偶有见到，乾隆时期的“同怀朱卷”则相当稀少。

钱殿宣、钱殿灿兄弟出自上虞丰惠的通明钱氏家族，为家族二十八世。兄弟俩是这个家族首次中举的读书人，到光绪二十年钱会为止的一百多年间，这个家族出了进士二人，举人十八人，贡生十六人，庠生不计其数。可见兄弟俩对家族读书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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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间，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前往镇海途中，沿四十里运河经通明坝时，决意停船靠岸，看望曾经的同窗好友、同榜进士钱騋。钱騋（1776—1838年）是通明钱氏三十世孙，受朝廷器重，官至荆州道台，为官二十余载，清贫自律，崇尚节义，囊无私蓄，被道光帝誉为“真读书人”。

03

活字泥版印刷术发明人吕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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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昌吕氏朱卷有三份，分别为光吕衷谦绪（八年）壬午科《浙江乡试朱卷》、吕秉常光绪（十四年）戊子科《浙江乡试朱卷》、吕家骐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浙江乡试朱卷》。三人为共一家族，始祖均为吕由诚。但只在吕衷谦的“履历”中，发现了“曾伯叔祖”吕抚的世系记载：“抚，邑庠生，乾隆朝举孝廉方正，著有《圣学天地》《天文地理》《帝王三才一贯》《羲经》《皇极经学》《正修天人》《变化百忍》《乐天年谱》等图，并《教家箴》《二十一史演义》《皇极数趣园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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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抚生于康熙十年，于乾隆元年举孝廉，虽博览群书，却屡试不第，后隐居乡间，专心著述。让他后世成名的，就是研制成功了简便科学的活字泥版印刷术，将自己的《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付梓，从而刷新了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一成不变的印刷史，被誉为“中国印刷史上一部奇书”。这份关于他的著作书目，比之他们家族《吕氏宗谱》中收录的《吕逸亭翁墓志铭》记载，还要详尽。

04

查文清光绪（十一年）乙酉科

《浙江乡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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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1849—1923），字沛思，号沧珊，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先生（查良镛）的祖父。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他所讲的“丹阳教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曾收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查文清身为丹阳县令，在处理“教案”事件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不肯为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的高风亮节，令后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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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册是他的乡试朱卷（右图）。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是他的会试朱卷（左图）。很显然，他的乡试朱卷是首次发现，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名人家谱中，有一份续《红楼梦》作者高鹗的家谱，用的就是他的朱卷（收录在《清代朱卷集成》）。所以，把这册查文清朱卷，当作金庸家族的家谱，也是有例可循的。https://mp.weixin.qq.com/s/sv1TmJCccoaZ8ouJiA6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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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2018-01-08 15:23
节选自《笔花六照》

梁羽生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一九四八年春初，胡政之从上海到香港。此时国共相争的局势正起着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胡政之必须为《大公报》作出如何应变的决定了，他是为了恢复香港版《大公报》而来的。

张、胡并称一诗一联

《大公报》一向张、胡并称，张即被于右任盛赞为“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的张季鸾。胡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外，还善于理财。有人赠他一对楹联：“文章自古夸西蜀，事业于今胜北岩。”胡政之是四川华阳（今成都）人，成都文风素盛，如古代著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和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就是成都人。上联“文章自古夸西蜀”切胡政之籍贯。按照中国赠联给名人的传统习惯，上联如果切籍贯，下联就该切姓氏。因此有人认为下联“事业于今胜北岩”的那个“北岩”应该是指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一八二三—一八八五），原名光墉，安徽绩溪人。发迹于浙江，但在其巅峰时期，主要财源却是来自西北。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与胡雪岩虽不是同代人，但也相去不远。胡政之九岁那年，因为胡登崧在安徽做官，随父入皖。至十八岁方始回四川原籍。因此这两个人不但姓氏相同，和安徽这个地方，也都有点关系。但问题在于，他们纵然有某些地方可以相比，毕竟不同“界别”。即使是一代巨贾的胡雪岩，也不能与一代报人的胡政之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以胡雪岩比胡政之虽不算恰切，但却颇能道出胡政之那副“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本事。不过，胡政之的算盘是为《大公报》打的，涓滴归公；胡雪岩则只是为了自己。高阳写《红顶商人》，说胡雪岩发达之后，居室之美埒于王侯，姬妾众多，住满十三楼院。这些都是有史实可考的。胡政之身后萧条，并无积蓄留给儿孙，张季鸾也是一样。张、胡二人都是以劳力入股的，再加上一个以资金入股的吴鼎昌，就是人称“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了。

三巨头合作之始，就有言在先，谁做官谁就得退出《大公报》。一九三五年冬，吴鼎昌接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当实业部部长，便即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一九四一年四月，《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五月，张、胡联名对美国公众广播，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不幸，张季鸾在同年九月逝世。至此，《大公报》三巨头已是三去其二，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主持大局了。

最后的辉煌

一九四五年四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对别人而言，获此殊荣，已是如愿足矣；对胡政之而言，则是尚未甘休的。直到扶病前来香港之际，他才表白心迹，要“将香港《大公报》的复刊视为自己事业的‘最后开创’”。在胡政之领导下，协助他从事这个开创的，还有随他来港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和李宗瀛等。他们像胡政之那样，都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大公报》的人。

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每晚亲审稿件，撰写社评，五次试刊，历时两个月，卒抵于成。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胡政之在亲笔撰写的复刊词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

正是由于“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多少年来，人们对《大公报》的评议，纠缠不清。已故《大公报》社评委员、共产党员李纯青直到垂暮之年，方始在北京写出《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胡政之这篇复刊词作出如下评论：“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与蒋家同归于尽，估计《大公报》也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世界继续存在。因此，他选择了在‘国门边上’——香港办报，‘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走出一条出路。”

评论见仁见智，对胡政之来说，他总算是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查良镛“听”胡政之话

港版《大公报》复刊之后一个多月，胡政之突然病倒，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胡政之返沪就医，从此卧床不起。于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寂然逝世。

胡政之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影响却延续至今。与其纠缠于他的身后是非，不如多谈一些他的生前轶事。

在香港这段时间，胡政之住在赞善里八号四楼，是报馆的宿舍。赞善里位于香港坚道，横街小巷，毫无特色。附近有点名气的建筑物只是一座中区警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活动空间较大，“环境”算是最好的了。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后来也在那里住过，正好也是住四楼。胡政之住的是一间单人房，卧床以外，只能容纳一张书桌。但若按“人均量”计算，他所占有的空间则较多。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四楼的“大公人”，年纪最大的是谢润身，人称老谢；年纪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今日名闻天下的金庸了。老谢是经济版编辑，小查是翻译。另一位级别和老谢相当的是翻译科主任蔡锦荣。还有一位人称“何大姐”的何巧生，是翻译科的副主任，年纪比老蔡还大。在“文革”期间，和老蔡一样，几乎被打成“右派”。金庸在赞善里宿舍住的时间很短，大概只住了几个月。何大姐则住了十年有多，现还健在。这次为了写胡政之，我曾经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虽然年已九旬，对往事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入住赞善里宿舍的，当然见不到胡政之了。不过我在那个宿舍，倒是住了七年有多。对于这位我早已心仪的前辈，虽未得承教泽，亦已感同身受。

胡政之是《大公报》的“至尊”（三巨头只剩下他了），老谢、老蔡等人则只能算是“中层”，双方相处，亲若家人。看来“等级森严”这种观念，在“老大公人”的脑袋里，似乎尚未形成。

胡政之逝世后，查良镛写了一篇题为《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就是胡政之对小查、老谢说的。胡政之谈到美国人，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行为，绝不能伟大。”查良镛写道：“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说的也是，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诊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老谢退休之后，移民美国，住在波士顿，如今已将近一百岁了。

二〇〇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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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言过其实被严重过誉，近代世界的出现另有原因｜文史宴
原创 张笑宇 文史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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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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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签署之后，王权与贵族权利屡有反复，英国王权甚至长期强于法国，而近代转型之路却走得比法国顺畅得多，可见《大宪章》绝非英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充分条件。商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权利通过议会得到保障，才是英国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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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民族限制王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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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少人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印象，认为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这些议事机构是现代社会的发明，是民主共和思想诞生之后的产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其实，绝大多数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制约国王的合法机构。比如，当代的联合王国议会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的合并，而英格兰议会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代威廉一世设立的王下议会，苏格兰议会则是在 1235 年由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建立的。如果继续向前追溯的话，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 1000 年以前就有高级官员、贵族领主和宗教人士组成的贤人会议。



这些机构毫无疑问是后来议会的前身。



当代法国议会的前身是所谓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的一系列议会，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 1302 年由法王腓力四世设立的，在此之前，法国只有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二级会议。这些咨询机构又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法兰克王国年代。



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是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继承者，而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之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同样有帝国议会，不仅如此，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还能够选举皇帝，对帝位拥有投票权的七个领主或主教被称为“选帝侯”（prince-electors）。



如果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各国议会这一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组织，其历史往往可以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后裔，而古日耳曼人拥有军事民主制和设立部落议事机构的传统。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 98 年写成的《日耳曼尼亚志》，就记载了日耳曼民族选举军事领袖的传统。当长老们喊出候选人的名字时，与会的日耳曼人会大声呼号、敲击兵器或盾牌，喊谁的名字后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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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部落议会



当选的领袖（王）作各种决策时，也需要咨询手下各领主和小统领的意见，这些咨询意见的机构，后来演变成中世纪的议会。



在军事传统较为发达的古代部落制民族那里，设立类似的议事机构以限制王权的情形并不罕见。比如，中国古代建立了金朝的女真族的勃极烈制，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与高级贵族共议国是的制度。蒙古人有忽里勒台会议，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领袖都是由忽里勒台推选出来的。



后来的突厥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今日的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克里米亚鞑靼等国家和地区的议会还叫作“忽里勒台”。建立了清帝国的满人则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它源于努尔哈赤建立的非正式协商机构，到皇太极正式确立下来，最后被军机处取代，并在乾隆年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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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过其实的《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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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类机构的诞生年代如此之早呢？根本原因在于零增长社会中的暴力至上逻辑。前文已经反复讲过，零增长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暴力。只要有机会，零增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想组织暴力来攫取利益，由此涌现出的精英，自然而然就是暴力精英。



虽然所有的暴力精英最终可能服从于一个最高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马上“清零”自己组织起来的暴力，因为暴力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根本资源。这就是古代世界部落统领与最高领袖、领与国王、军事贵族与皇帝之间关系的实质。



越是社会不发达的、组织技术不高超的民族，暴力精英就越是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暴力能力。因此，虽然从传统上而言，古代议会的确是现代议会的前身，但是从组织性质上，古代议会却与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与共和理念没有太大关系。



组成古代议会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以贵族、领主与骑士为代表的暴力精英。古代议会也不是民意机构，而是暴力精英制约最高权力的机构，他们的权力来源与国王是同质的，都来自暴力能力。



我对当代人过分强调类似于《大宪章》等文献的进步意义，一向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如果说《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源还有些道理，但若像有些溢美之词中经常说的那样，把它理解为民主的起源，则未免有点时代错乱。



事实上，在各种世俗的、日常的史料中，签署了 1215 年《大宪章》的“无地王”约翰是被英国人看作历史上最失败的国王之一的。他不仅无力取得内部诸侯的认可，对法国的作战也不成功。



也就是说，《大宪章》是英国社会各阶级逼宫的结果，是约翰统治失败的象征，其本身对英国政治的改善意义并不太大。



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就曾经借助教宗克雷芒五世的声明，事实上废弃了《大宪章》的绝大多数条款，但是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名声却要比约翰好得多。



《大宪章》也不是中世纪限制王权的唯一文件。实际上，中世纪许多国家都诞生过类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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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并不稀奇

也不是唯一的限制国王的文件



比如，1319 年，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去世，死前因为连年征战而破产，丹麦议会为了向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二世追索欠款，要求国王签署了《限权文件》（Haandfæstning）。



这份文件禁止国王监禁、流放或处罚主教，不得向教堂征税，不得迫使贵族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国作战或提供作战装备，不得干涉贵族向农民收取费用或租金，如有贵族被俘，国王必须在一年内为贵族支付赎金，等等。很自然，克里斯托弗二世对此大为不满，在他统治期间，多次与手下的贵族发生冲突。



再比如，波兰王国 16 世纪发展出了所谓的“黄金自由”体制（Złota Wolność），规定施拉赤塔（贵族阶级）有选举国王的权利、限制王权的权利、自由起义权（rokosz，允许施拉赤塔阶级对侵犯其自由的国王发动叛乱）、自由否决权（任一议员可在瑟姆议会中中断讨论并宣布通过的法规无效）和军事结盟权利，等等。



这里面，自由起义权和自由否决权是最致命的，前者基本允许贵族阶级随时叛国，后者则基本宣布了国王的决策权形同虚设。16世纪是波兰最强盛的时代，当时波兰贵族信奉所谓“萨尔马提亚主义”，认为波兰是民主共和在中欧的绿洲，虽被专制国家和异教徒包围，却能我自岿然不动。



但是，“岿然不动”只是假象，当时许多贵族已经暗中与周边领主勾结，不断挖空中央政府的墙脚。到17世纪，波兰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18世纪更是连续遭到三次瓜分，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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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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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这么多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宪政、民主与共和又在近代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呢？关键在于，利用这些概念限制王权的到底是谁，是领主，还是商人？



领主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是同质的，二者都来自暴力，领主运用宪章来限制王权，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零增长社会的本质。但商人的权力，与领主和国王的权力则是不同质的。



政治学认为，权力就是改变他人决定的能力。领主和国王靠暴力威慑来改变他人的决定，商人靠金钱收买来改变他人的决定。这很好理解。



因此，我们要再往前仔细想一步：商人的金钱从何而来？领主和国王可以靠暴力威慑来获得金钱，如收取税赋，但商人的金钱，则主要是靠自己在行业中的知识与经验得来的。



他了解羊毛产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或了解冶铁和锻造的知识，或了解钟表的机械运作原理，这些具体的知识与经验，是他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有价值的基础。因此，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制衡往往会带来零和博弈，而商人与国王之间的制衡，则更有可能带来双赢局面。



商人不是操控暴力的专家，更不是成天学习如何带兵打仗的将军，即便是在中世纪的商业城邦，他们从事战争也多依靠雇佣兵，而非本城市民。所以，商人与国王之间如能展开合作，就可以实现各司其职的局面 ：



国王剿灭盗匪，取消领主无端收取的关税和过路费，搭建各种“基础性利商制度”，以便利商人的贸易，降低做生意的风险；商人则提供税收，供给关键物资，传播技术，甚至开展“高级金融”业务，投资国王。



只要有一系列的制衡机制保证商人与国王之间能够谈判，二者就有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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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海洋城邦是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先驱

但其体量有待提高



16 世纪以前的中世纪社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商人不肯离开自己城市的小圈子，更愿意以行会的形式抱团治理城邦；另一方面，国王也缺乏足够的暴力能力来对抗分散在各地的领主。



但是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发展，一系列新的条件出现了。



商贸方面，包括我们前文提到的包买商、复式记账法、远洋航行技术等。



政治方面，尽管我们说中古时代的宪章制度与议会经常成为土地领主限制王权的工具，会对国家安定造成不利影响，但“限制王权”这一原则本身却是政治进步所需要的——古代议会制度的发展，恰好为新兴的商人提供了可用的政治工具。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15 世纪以后的一项关键技术扩散，为现代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关键技术，就是火枪。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试图从世界史和大历史的角度剖析商业的重要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7 10:3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28 10:32 编辑

陈志明:
不好好说话，被围剿了吧。。。

茶本赵跃利:
当年梁羽生仅写了一套草莽龙蛇传，很快就出了三版，用版税就足够租房子结婚娶老婆了

茶本赵跃利:
金庸没写武侠小说之前，仅翻译的《中国震撼世界》，二年多时间出了五版，印了八千册，第一桶金就挣出来了，更别说以后的射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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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德国首相俾斯麦。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导人，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927纽约市市长约翰.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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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全球传播史：外国人眼中的武功、英雄、侠义和江湖
古籍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燕京书评 ，作者林遥


历时四年，英文版《射雕英雄传》终于在2021年全部出齐，这是西方商业出版社首次推出中国武侠小说全译本。在此之前，中国武侠小说的海外传播是怎样的情况呢？除了金庸，其他武侠作家又是否具备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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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第一次知道武侠小说还有其他语种的译本，是在金庸自己写的“后记”里：“《雪山飞狐》有英文译本，曾在纽约出版之《Bridge》双月刊上连载。”当时即想，金庸小说能够翻译吗？且不说外国人能否理解金庸笔下那些奇功绝艺和具有东方美感的人名和地名，光是中国的一些哲学感念，恐怕都解释未明。



2021年3月25日，《射雕英雄传》最后一册英译本《A Heart Divided》（《心灵困境》）正式面世；至此，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已全部译为英文。英译本共分四卷，前三卷分别为《A Hero Born》（《英雄诞生》，2018）、《A Bond Undone》（《未竟盟约》，2019）和《A Snake Lies Waiting》（《蛰伏之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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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


诞生于1957年的《射雕英雄传》，甫一刊出便“洛阳纸贵”，“开谈不讲《射雕传》，纵读诗书也枉然”成为彼时香港读书界一股浪潮。作为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的作品，英文版的《射雕英雄传》从版权输出到整套书翻译完成并出版，历时近十年。



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不仅在全世界华人圈内广为流传，除英文译本，还有日文、法文、马来文、印度尼西亚文、泰文、韩文、越南文等翻译文字。其翻译的时间，可与金庸的创作时间同步。



金庸小说之外，古龙、梁羽生、卧龙生等武侠小说名家的作品，亦有其他语种译本。虽然与金庸小说相较，不免相形见绌，未可等量齐观，却拓展出了中国武侠小说多语种传播的广阔版图。



把金庸武侠译成英文，真正的难点在哪？



2012年，从事中文图书版权代理及文学翻译工作多年的郝玉青（Anna Holmwood）决定翻译《射雕英雄传》。郝玉青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瑞典人，丈夫是中国台湾人，自己曾在牛津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之后长期从事英语、瑞典语和中文的翻译工作。这一译，就历时6年。英文版卷一于2018年3月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面向全球出版发行。2014年开始，郝玉青邀请中国香港的张菁参与卷二和卷四的翻译，自己则继续翻译卷三。



2019年10月末，我在苏州大学举办的“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张菁，闲聊中方知，原来武功场面、人名、地名，并不是最令译者犯难的事。



张菁说：“书中许多武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在附录里介绍了中国武术与哲学的关系，武功虽然虚构，描述方式却来自现实。人名和武功名的翻译，不硬性以音译或意译去呈现，而是从阅读的流畅性，以及名字对读者或角色的意义等多方面考虑。”



她举了一些例子：包惜弱和穆念慈的名字，反映了角色性格，借“弱”和“慈”的字义发挥，包惜弱译为Charity Bao，穆念慈为Mercy Mu；而郭靖和杨康的名字，代表 “靖康之耻”，靖康是年号，单独翻译“靖”或“康”意义不大，所以使用音译的方法，在尾注中添加“靖康之耻”的简介；“黄蓉”的“Rong”读来不顺，因为外国人念不出来，便译作“Lotus （莲花）Huang”；黄药师的五位徒弟，都有“风”字，是到桃花岛拜师后改的名，梅超风和陈玄风是卷一的大坏人，给他们取了杀伤力强的名字，前者是Cyclone（旋风）Mei， 后者是Hurricane（飓风）Chen；卷二中其他师兄弟粉墨登场，于是继续以风命名，Tempest（暴风雨）Qu是曲灵风，Zephyr（清风）Lu是陆乘风，跟中文名较贴切。



这种翻译再译回中文，曾招来过网友乃至其他专家的吐槽，“黄蓉成了黄莲花”一时流传于网络。



但其实从翻译者角度视之，这些并非最重要的问题，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看来，译过来的英文就是英文，不会去想“译回中文后”会是什么意思，关键还在于整体的文学叙事。



文学叙事是对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永恒关怀。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性意味着确定、永久和整体性的消失，人的存在陷入环境的转瞬即逝和历史记忆的不断解离的困境中。金庸小说产生的文学语境，是源于环境的体验，再投射到小说叙事中，如何让西方读者顺畅阅读，并接受这种文学叙事，才是郝玉青与张菁重点的思考。



在英译《射雕英雄传》过程中，张菁直言，不怕翻译对白，但最怕连接性的叙述，喝酒吃饭之余掉书袋，说些与主线情节没有关系的事情。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书外书”的写法，但英语阅读没有这个习惯。英文小说颇似好莱坞电影，爱情片就是爱情片，不会中间插入搞笑，再来个武打，这样落差太大，不知怎样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



在情节的时间线上，《射雕英雄传》原著存在问题。郭靖进关后，在中都遇到“比武招亲”“王府夜战”“长春服输”等事件，书中写丘处机与彭连虎等人约斗，讲得明白：“半年之后，八月中秋，咱们一边赏月，一边讲究武功，彭寨主你瞧怎样？”此时应是二月十五，之后“洪七公收徒”，书里写的时间约有两月，接下来“大闹归云庄”“被困桃花岛”“学习《九阴真经》”“流落荒岛”等故事，等回到临安，大闹皇宫，靖蓉二人密室疗伤，黄蓉猛然间想起：“今日七月初二，靖哥哥要到初七方得痊可。丐帮七月十五大会冬岳州城，事情可急得很了。”



张菁说，自己哭笑不得，怎么算时间都不对，“中文的读者注重故事情节的阅读，是看过程，不太在意这种时间逻辑，可是英文的读者不一样，他们看结果，看大脉络，时间进程也是他们阅读的一部分。《西游记》里三藏永远都被救，看点是怎么救，不是救不救，这可以说是东西方故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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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卷一在亚马逊上有超过71%的读者打4星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自推出以来，受到了读者广泛好评。通常而言，外国读者会在两大网站撰写评论：一是销售图书的亚马逊，另一家则是专业图书评论网站Goodreads。Goodreads是一家大型英文图书评论网站，特别近似于中国的“豆瓣”，刊登图书介绍、读者评论，并评选年度图书，能够集中反映书籍的接受情况。



收集2018年2月到2020年1月份的读者评论，会发现读者近73%的读者都对英文版《射雕英雄传》打了4星及以上，27%左右的读者评价为3星及以下。但是，这不意味着4星及以上评分读者撰写均为积极评价，3星及以下评分读者撰写的均为中性或者消极评价。例如名为Sasha的读者就写道：“我欣赏作者的写作风格，从一开始就以内容吸引读者，并且我对其爱不释手。我向任何想读好书的读者推荐这本书。”（2018）可以看出评价非常积极，但该读者的评分仅为３星。



这些评价中，除了介绍故事之外，也有部分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来评论， 主要提出自己不理解的内容。这些评论对于考察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程度，倒是颇具参考价值。比如署名Bans hee的读者就说：“我总是不明白荣誉为何如此重要，即使有时候你需要为此付出生命代价。”（2019）



英译《射雕英雄传》自卷一出版至今已三年，从英语世界读者的1000余条评论来看，读者总体评价较高，但翻译策略仍有改进空间，如果能够辅以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恐怕中国武侠小说的推广还能再进一步。



金庸小说在欧洲的翻译历史及现状



在《射雕英雄传》英译前，金庸小说只有《雪山飞狐》《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三部被译为英文公开发表或出版。其中《雪山飞狐》有两个译本，其他两部都只有一个译本。



在这四个译本中，《雪山飞狐》最初是美籍华人吴罗宾（Robin Wu）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期刊杂志上，也就是金庸在“后记”中提到的版本。由于金庸1976年才开始重新修订《雪山飞狐》，吴罗宾的翻译底本是连载本的《雪山飞狐》，属于节译，译文的前三期覆盖了原文前五章内容，最后一期，一次性覆盖了剩余五章的所有内容。由此推断，译者在后期改变了翻译计划，留下了一个结构失衡的译本。



另外三部译本，均以图书的形式出版。



1993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莫锦屏（Olivia Wai Han Mok）翻译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金庸特别在《雪山飞狐》新世纪修订版“后记”中加了一句“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莫若娴小姐（Olivia Mok）的译本”。这个版本尽可能翻译原文细节，包括书中的地图、中国武术中武器插画、穴位、故事引言和角色介绍，但基于翻译策略的原因，在翻译时对金庸原文进行了大量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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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锦屏（Olivia Wai Han Mok）翻译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



1994 年，为配合金庸赴澳洲参加作家节，英国汉学家、学者、翻译家闵福德（Prof.John Minford）翻译了《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两个章节。此后，在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期间，完成了全部翻译，于1997 年陆续出版。英译本的《鹿鼎记》，只有三卷本，原著共五卷，也只是原著的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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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福德（Prof.John Minford）翻译的三卷本《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鹿鼎记》英译本出世，与澳洲学者柳存仁的极力促成密不可分。金庸曾在《鹿鼎记》英译本序言中写道：“此书译本之能成为事矣，由于柳存仁教授热心提议并给予极大鼓励，作者以感激之心，谨与闵福德教授共同将此译本献给我们敬爱的柳教授，庆祝他的八十华诞。”柳存仁是著名汉学家，研究道教史、明清小说及中国古籍，著有《和风堂文集》等，2009年于澳洲逝世，享年92 岁。



闵福德原计划还要陆续翻译《连城诀》《侠客行》及《射雕英雄传》，后来却戛然而止。对此，闵福德曾表示，因为与原作者的翻译意向不一致。



闵福德翻译时，将《鹿鼎记》诠释为一个“捣蛋鬼”的历险故事，贴合了西方文学中“流浪汉小说”的情节，但对于一直将《鹿鼎记》自视为“历史小说”的金庸而言，实难认同。



这里还有个细节需要提到，金庸本人英文极佳。金庸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东南日报》社供职，担任的工作就是记者兼英文翻译，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篇署名本名“查良镛”字样见报的文章，就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是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为“查良镛译”。



在香港《大公报》时期，金庸也有大量译稿，并且翻译出版了大仲马的小说《蒙梭罗夫人》。这本书，金庸从英译本译出，译名为《情侠血仇记》。



以此观之，金庸对自己小说的英译本，足可以顺畅阅读，并发表意见。



1995年，在上海工作的记者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在互联网上发表，尽管此书没达到金庸小说的标准篇幅，但长度已四倍于两个《雪山飞狐》译本，更是远超过普通的英文小说。出于英文读者阅读习惯考虑，晏氏对原著进行了节译，原文的20章分成了9个“部分”，除第6部分覆盖了原文4章，其余8个部分基本囊括了原作2章的情节，但晏氏删去了涉及文史典故、人物详情、心理活动和打斗场面等主题的细节性。晏氏费时十年，最后由闵福德夫妇加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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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



追溯这四个译本，其实不难发现，译者初衷大半是用于教学和研究，且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不具有市场性。换言之，在《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之前，还没有金庸作品的英文全译本。兹此而言，英国麦克洛霍斯出版社的四卷全译本，是西方商业出版社首次推出的中国武侠小说全译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英语之外，从2004 年至今，共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侠客行》四部金庸小说被译为法文陆续出版，出版社均为巴黎的友丰书店（éditions You Feng Libraire & éditeur）。友丰书店创立于1976 年，主要以中国文化文学为出版方向，经营者潘立辉祖籍潮州，是出生于柬埔寨的法籍华侨，曾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据《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记述，潘立辉最初是因为不满意金庸小说的柬埔寨译本，特意去香港向金庸先生表达将其作品译为法文的意愿，并得到了金庸的支持。



金庸小说首部法文译本也是《射雕英雄传》，译者王健育。王健育二十多岁已开始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忠实读者。翻译时，采取逐章翻译，然后请法国朋友阅读，听取意见，如他们觉得难理解或累赘，就进行删节，前后删了大约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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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手中所持即王健育翻译的法文版《射雕英雄传》



金庸小说在韩、日、越南的流行



相对于西方世界，金庸自己也在《书剑恩仇录》日译本的《给日本读者序》中说：“我的小说虽有英文版、法文版等，却很难引起西洋人的共鸣。而以朝语、印度尼西亚语、泰语、越南语等东方语言来翻译却能博得好评，这是因为文化背景相似吧。”



的确，金庸小说最早的翻译，起步于东南亚等国家的传播。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约1960年，越南徐庆丰翻译金庸《碧血剑》在《同奈日报》上连载。随后，《民越日报》也连载了肥徒的译作《射雕英雄传》（越译《射雕英雄》）、《新报日报》登载了武才陆与海鸥子合译的《神雕侠侣》（越译《神雕大侠》）。



1963年，西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共两集的《白马啸西风》（越译《独霸群雄》），译者三魁。同一年，三魁还翻译了《飞狐外传》（越译《小英雄胡斐》），1964年又推出《雪山飞狐》的越语版。1964年，光明之路出版社出版《倚天屠龙记》（越译《屠龙女侠》）。



这些翻译者均出身于书香世家，译作到位，再加上作品本身的魅力，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南越读者只要提到武侠小说，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金庸武侠。因此，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就是武侠小说“非金庸莫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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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越南版金庸作品的封面



金庸小说越南文的最重要译者为寒江燕，原为中学教授，汉语知识深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专门为法国殖民政府教育部翻译书籍。他从1965年起开始翻译金庸作品，1967年，香港《明报》连载《笑傲江湖》时，寒江燕联系金庸，并得到授权。于是，越南与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推出《笑傲江湖》。在此期间，西贡共有44家报社，其中就有12家订购了寒江燕的金庸作品译作。每到新一期出版之时，金庸手稿往往会从香港连夜空运到西贡。



当时南越民间流传着“无金庸，不卖报”的说法，整个西贡的报社几乎全靠金庸小说以及寒江燕的译著来维持销量。每逢台风，飞往西贡的香港航班均被取消，既没有了金庸的原稿，也没有了寒江燕的译稿，报社只好暂停连载，连载一停，销量就暴跌。



金庸小说的韩译始于1972年的《飞狐外传》（韩译《武剑道》）、《笑傲江湖》（韩译《恶风剑》），由汉阳出版社和大兴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原著者被标记为“卧龙生”。在韩国，金庸武侠小说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是《英雄门》，这部书其实是“射雕三部曲”韩译后的整合版。在韩国，人们认为“射雕三部曲”所涉历史背景与人物形象存在关联性，通常将其合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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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韩译整合版《英雄门》



《英雄门》在韩国曾掀起了198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阅读狂潮，据首尔钟路书店统计，1986年销量最多的翻译小说就是《英雄门》。由于当时版权体系不够完善，再加上译者署名多为笔名，同一作品几经翻译后又被冠以不同书名发售，因此，译本的总体销量较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英雄门》发行5个月的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至今已再版20次以上，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



基于《英雄门》的效应，金庸其他武侠小说陆续大量翻译为韩文，1986-1989年短短三年间，金庸所有作品均被翻译出版，且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本。尤其是1994年出版的金庸译作，达19种之多。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全部译介，可说是韩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史无前例。



在韩国，金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2018年，金庸仙逝后，韩国媒体直言“江湖陨落一代豪侠，两国共忆一世英雄”，众多韩国网友纷纷表达悲痛和伤感。为缅怀金庸，金庸去世后第二天，韩国CHING电视台紧急调整节目排单，临时安排播放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



至于金庸小说的日译本，则要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日本德间书店买下金庸小说全部的日文翻译版权。1996年4月，金庸亲赴日本，与德间书店出版社签订翻译版权协议。德间书店取得版权后，决定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担任金庸小说日译本的总负责人。



1996年4月，冈崎由美正式接手该项工作，10月《书剑恩仇录》卷一最先翻译完毕，该书在发行时这样说：“由一群剑术与侠义而聚在一起的好汉上演的能撼动黄尘大地的大活剧”。该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好评如潮，这给了德间书店很大的鼓舞，至1997年1月，短短8个月期间，完成全部四册的翻译出版。随后，德间书店按照计划，出版了全部金庸小说的单行本，同时又出版了携带便利的文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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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由美翻译的日文版《书剑恩仇录》



德间书店对金庸小说的出版，不仅注重推介，在版本制作方面也颇下了番功夫。在书中，对主要人物和基本用语加以说明，并附有大量插图，对一些难懂的地名、人名，也按照日本读者的习惯进行翻译，如香香公主翻译为"ウイグル族の美少女"；掌门人被翻译为“总帅”，而“狗杂种”则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文中直接用“狗杂种”、注释中用“のらいぬ”（野狗）来加以说明。



为了让日本读者仅看书名就能产生阅读兴趣，各册也没有按照中文卷数来划分，而是按照译者的理解，划分为不同卷，为每卷取了日式名字，比如《射雕英雄传》日译为五卷，分别为：第一卷“沙漠霸者成吉思汗”，第二卷“江南有情”，第三卷“桃花岛的决斗”，第四卷“云南大理帝王”，第五卷“撒马尔罕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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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射雕英雄传》



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研究者秋山骏曾经对《笑傲江湖》这样评价：“金庸因其武侠小说，被称为汉字圈第一畅销作家。我读完他的第一部作品，就非常佩服。作为大众文学，几乎堪称完美。”日本的科幻作家田中芳树也对金庸小说赞不绝口：“金庸的作品，并非是为了学习‘历史’而读，然而读下去的话，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和人物，被其作品的魅力甚至可以称之为魔力的东西所吸引。”



金庸的武侠小说描写乱世，却没有止步于乱世；在“江湖危机”的下面，隐藏着作者对民族生存境遇，以及文化问题的深思。寄托在小说中的呼声或许微弱，却不期然间为天涯散落的“失群者”系上了一根记忆的纽带。



根据日本亚马逊网站上读者的评价，在日本最受欢迎的金庸小说前三名为《鹿鼎记》《碧血剑》《天龙八部》，第四至六名为：《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书剑恩仇录》。最不受欢迎的是《连城诀》《越女剑——杰作武侠中篇集》。



这个排名与中文读者的喜好程度不同，尤其是《碧血剑》，在中文读者中很难排到前列。



《鹿鼎記〈1〉少年康煕帝》，有读者评价留言：“故事的大体框架与丰臣秀吉比较相似。主人公因为一个机缘巧合，成为清朝皇帝的朋友兼臣下，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成功。”



这位读者将韦小宝比做丰臣秀吉，颇为有趣。



而对《碧血剑》的评价，有读者留言：“我是个时代小说、剑侠小说迷，在读这部作品前对中国武侠小说一无所知。读后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小说……读起来觉都舍不得睡。读完后决定把金庸的作品全部找来看看。故事情节很好，登场人物也很有魅力。我喜欢接地气的英雄形象，所以主人公金蛇郎君、青青、何铁手等都是我喜欢的人物。特别是青青，嫉妒心强且任性，但正是这点让人感到可爱。”还有读者留言：“主人公高强的武功令人倾倒。不仅武功高强，而且在任何争斗中都不会伤害对手的那种同情怜悯之心令人感动。平日绝不显示自己高强、非常低调。这正是我理想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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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碧血剑》



《射雕英雄传〈4〉云南大理帝王》的读者留言：“‘射雕’就是能将鷲射下的男子冒险小说。金庸的作品，多为悲剧小说，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诚实阳光，可以成为焦虑的现代人的疗伤剂。黄蓉是主人公的恋人，才色兼备，武艺高超，虽然有残忍的一面，但精灵可爱。特别是这两个人的对话，颇似相声，非常有趣。”



从这些留言可以看出，日本读者喜欢金庸小说的理由在于其娱乐性与文学性，故事情节清晰、简练，场面宏大、充满人情、义理，虽然很多虚构的历史场面和人物，但巧妙的故事安排，阅读时仍然颇吸引人。这样的武侠世界，是吸引日本读者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阅读体验，恰是东西方读者的不同之处。



其他武侠名家的海外传播



东南亚地区，武侠小说成批量被翻译出版的国家，首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据苏尔梦教授《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报纸如《新报》、《镜报》上发表， 有些则以小型多卷本形式出版：“全部刊载武侠小说的第一种杂志出现于1930 年，是著名翻译家陈德和在万隆创办的，初名《小说宝库》， 四年后（1933）改名《武侠小说》， 编者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1931年，另一位翻译家何乃全在打横创办了一份杂志……汉文刊名为《剑侠小说月刊》……1936年至1940年期间出了不下四种专门刊载武侠小说译文的杂志：《武侠》，打横出版（1936-1942），《武侠与神怪小说》， 巴达维亚出版（1936-1937）；《义侠》，打横出版（1937-1942）和《武侠精神》，绒纲出版（1938-1940）。”



这些被翻译的中国武侠小说在专门报刊上连载，小说原作者大约有四十余人，包括了民国时期旧派武侠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顾明道、陆士谔等人。



到1942年，日占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度尼西亚的风行时期才暂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印尼语为“国语”，出版物均要以印尼语为规范。是以在20世纪50年代，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兴起后，先是梁羽生的小说进入印尼，1958年《新报》连载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印译《草原英雄》），翻译者颜国梁；《竟报》则连载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印译《一个皇帝的秘密》），翻译者黄金长；同年，黄金长翻译《碧血剑》（印译《金蛇剑》）在《竟报》属下的印尼文《明星周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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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版《塞外奇侠传》



此后，出版商也加入中国武侠小说出版行列，先后出版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作品，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雪山飞狐》等作品，都曾被翻印。



印尼另一位翻译家曾荧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入武侠小说翻译队伍，至今已翻译了大约70 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古龙、秦红、独孤红和陈青云等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曾荧球的名字同古龙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因而蜚声印尼文坛。



版权法在印尼当时不受重视，武侠小说的翻译，都没有附上原作者名字，只署译者名。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大量发表时，读者并不知金庸、古龙、梁羽生；直到80年代，版权法受到重视，这些作品重版时，原作者的名字才在书上出现。



20世纪60年代，金庸小说在越南大受追捧，古龙小说也被引进到了西贡。但与金庸相比，古龙小说在越南的传播并不是很顺利，其因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古龙刚出道，其作品影响力不能与金庸相比；二是，金庸小说的翻译队伍实力雄厚，远胜古龙小说的翻译者。



20世纪70年代开始，颜国梁开始翻译古龙的作品《绝代双骄》，达58册，受到评论界高度评价。随后，古龙《楚留香》第一部以及《风云第一刀》（越译《龙虎风云》）也受到读者欢迎。



梁羽生在梁、金、古三人中出道最早、出名最早，小说却进入越南最晚，不过他的小说《白发魔女》《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多次再版，仍然畅销。



同一时期，中国港台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也被大量译介为越南文。据阮友哲在《一本如此珍贵的书》书中统计，当时有六家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的五部作品，起码有六家出版社出版诸葛青云的十部作品。



1975 年，越南统一，文艺政策收紧，迨至1990年后，胡志明市的一些私人出版社开始筹划再版1975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是武侠小说。目前，金庸、古龙作品几乎已全部被译成越南语并多次再版。此外，卧龙生、陈青云、温瑞安、黄易以及中国“大陆新武侠”作家小椴、萧鼎、凤歌、步非烟、苍月的作品也也陆续译介到越南，并掀起了一次次武侠热。



东亚地区，古龙小说直到冈崎由美继1998年的金庸小说翻译后，才陆续主持翻译了古龙的《楚留香之蝙蝠传奇》（日译《楚留香 蝙蝠伝奇》）、《欢乐英雄》（日译《歓楽英雄》）、《绝代双骄》（日译《マーベラス·ツインズ》）、《多情剑客无情剑》（日译《小李飛刀シリーズ多情剣客無情剣》）、《边城浪子》（日译《辺城浪子》）、《白玉老虎》（日译《聖白虎伝》）、《陆小凤传奇》（日译《金鵬王朝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1》）、《绣花大盗》（日译《繍花大盗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2》）、《决战前后》（日译《決戦前後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3》）九部，但销量并不能与金庸相比。目前在日本网络上仅能找到寥寥数条评价，其中一位读者这样认为：“金庸对女性角色的命名很重视，而古龙对男性角色的命名更在意，两位都很好地以经典为书籍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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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陆小凤传奇》



造成古龙小说日译推广不如金庸小说的原因，冈崎由美在采访中曾言，古龙小说的版权归属不清，至少三家以上出版社分别在谈授权合同，无法制定系列的出版计划。如果楚留香和陆小凤，不能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现，读者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与日本一水之隔的韩国，武侠小说流行的情况大不相同。韩国与中国大陆尚未建交前，与台湾的关系较为密切。据李致洙《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的翻译介绍与影响》一文所述，第一部被译为韩文的武侠小说是台湾武侠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韩译《情侠志》），由金光洲翻译，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至1963年11月24日的《京乡新闻》，后来集结成书。1966年，金一平翻译卧龙生的《玉钗盟》（韩译《群侠志》），由此掀起了韩国的“卧龙生热”，卧龙生的武侠小说开始在韩国大为流行，翻译者甚众，甚至一书有好几本不同译作，如《无名箫》就分别有康湖、金刚、金修国等人的译本，彼时“卧龙生”这三个字对喜好武侠小说的韩国读者来说，几乎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代名词。



卧龙生的声名远播，据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回忆，1970年代他所接触的韩国留台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卧龙生，反而对金庸未必知晓，可见其风靡程度，这也解释了金庸小说最初登陆韩国，署名为“卧龙生”的原因。



武侠小说中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和纷繁复杂的文史典故，让西方译者普遍畏难，但韩文译者却能相对容易地进行语言转换，也能够相对轻松地被韩国读者解读和接受。因为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自传入朝鲜半岛之后，一直为其所用；直至今天，汉字仍然是韩国书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性文字。韩国人大多具有较强的汉文解读能力，比如武侠小说中的“六脉神剑”“五虎断门刀”“无量剑法”“罗汉刀法”“降龙十八掌”“一阳指”等术语以及“越女采莲”“八阵图困陆逊”“烽火戏诸侯”等文史典故，在韩文翻译过程中，均辅以繁体汉字标注，韩国读者通过汉字就能较为准确地进行解读，减少了相关“文化信息”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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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小李飞刀》的韩文版


中国武侠催生出的各国武侠创作



纵观中国武侠小说在东亚地区的翻译传播，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即：中国武侠小说催生了该国家使用本国语言创作武侠小说。



印度尼西亚翻译中国武侠小说的同时，出现一批以印尼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作家。最著名的作家有S·哈地、明达佐、许平和等人。许平和的印尼语武侠小说有《白龙宝剑》《红蛇剑》《白鹤的故事》《一条神龙》《快刀柔情》等100多部。



这些作品中常把中国背景改为印尼，人物形象既有华人也有非华人，成为有别于中国武侠小说的“印尼武侠小说”。但是，这些“印尼武侠小说”是在中国武侠小说影响下产生的，其中的背景、人物形象，乃至语言，无不打上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就有论者指出，在印尼，武侠小说“印尼化”是公认的；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如何虚构、如何“印尼化”，与中国武侠小说的渊源仍显而易见，“往往可以看来金庸、梁羽生、倪匡以及古龙的影子”。



由于中国武侠小说不可撼动的地位，越南作家也是以模仿为主要创作手段。20世纪70年代，当时越南武侠小说翻译家梦平山，就把自己创作的故事写成类似原著的续书，其代表作《古剑奇书》《叶家剑》《黑骑草寇》《红旗飞扬》，流行一时，后世学者称为“越南武侠野史小说开创者”。



越南还有李佛山的武侠小说也特别受读者欢迎。李佛山亦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家，最初负责《前线日报》武侠小说点评专栏，后来亲自执笔开始创作。他的早期武侠小说，在很多方面明显借鉴金庸小说中的元素和桥段，比如其《龙虎争雄》中的德州，因奇遇修成“十力指禅”，此指法能发出剑气。而德州的剑气与《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再者，李佛山越南武侠世界中也存在着丐帮，尽管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丐帮相比，帮会条规等并不一样，组织形式却趋同。伴随着创作深入，李佛山后期的武侠小说，结构清晰、语言朴素、流畅生动，以禅学及佛学为思想支撑，把武侠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巧妙引入越南真实历史人物，使武侠形象更为本土化。



韩国武侠小说走的也是从翻译、改写到模仿创作的路子。1961年5月，《京乡新闻》登载金光洲翻译的武侠小说《情侠志》，原作是台湾武侠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经比较就会发现，尉迟文的《剑海孤鸿》只有不到50页的厚度，而经过金光洲翻译后，居然变成连载810回的长篇武侠小说。因此可以看出，金光洲在原作基础上所做的“改写”远远大于“翻译”。



在此基础上，金光洲继续改译中国的武侠小说。他此后翻译了沈绮云的《天阙碑》（韩译《飞虎》）、左大藏的《古剑吟》（韩译《黑龙传》）、伴霞楼主的《独步武林》（韩译《狮子吼》）。



金光洲没有原创作品，皆为中国武侠小说原作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和扩写，但是通过他的改写、扩写，加入了很多体现韩国传统文化、符合韩国人审美心理的情节，以及符合韩国读者阅读口味的内容。这些武侠小说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受到热烈追捧。由此，金光洲被看作创作韩国武侠小说的先驱。



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韩国作家原创的武侠小说，比如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1970年出版的赵丰衍的《少年剑客马亿》、1971年出版的李文轩的《豪杰黑龙》等。由于对武侠人物的热爱，韩国民间历史上的假想侠义人物林巨正被人们热炒，赵永岩、金勇在、许文宁等人对林巨正的故事进行小说化的重写。宋志英、赵行日、刘炫宗、崔仁旭、高友英、方学萁等人，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创作小说。



金庸小说进入韩国后，韩国武侠小说质量又有了明显提高，不再围绕着林巨正这样的假想侠义人物做文章，开始讲述虚构江湖世界中的武林英雄故事，代表作品有金炳淙的《刀和露》《大剑子》、金刚的《渤海之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庾河的《武林日记》、金英夏的《武侠学生运动》、司马达的《大道无门》《武林经营》、李仁石的《侠客记》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与中国“大陆新武侠”发展相似，韩国武侠小说也与网络创作相结合，如龙大云、左柏等人的作品，最初在网上连载，继而进入出版市场，又陆续改编为网络游戏，取得巨大成功。



韩国学者李晋源（韩国综合艺术学校传统艺术院助理教授）所写的《韩国武侠小说史》（2008）中，就认为韩国武侠小说史几乎就可以视为中国武侠小说史的一种延伸。



中国武侠的成功输出，需要提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2014年，位于北美网络文学翻译网站“武侠世界”建立，热心的网民开始将中国的网络小说翻译介绍到国外，这其中包含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更多的是修仙和玄幻，不同于“学院派”的翻译，网站上的翻译，更重故事情节的推进，是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的结合。“武侠世界”网站的读者地域分布为北美第一，占据24%，菲律宾、印尼分别占比8%和6%，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来这里寻找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小说，读者总量3000万左右，平均月浏览量约1亿次，日活跃用户约30万人次。



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可以短暂，亦可长久，它或许刊登在报纸的某个角落，迅速被人遗忘，亦或在世人的关注中，从流行走向经典。



就《射雕英雄传》而言，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后，吸引了不少欧洲的出版社关注。张菁说，现已在芬兰、匈牙利和葡萄牙，在英文版的基础上，以本地语言出版，未来几年还会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巴西以本地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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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内页



完成《射雕英雄传》后，郝玉青和张菁已经进入《神雕侠侣》的翻译，张菁目前头疼的是《神雕侠侣》复杂的男女关系问题，“《射雕》这一点上没啥问题，而《神雕》和《倚天》的问题就比较大，谁爱谁其实没关系，问题在于一男多女，现在流行女性自主的角色，都喜欢谈独立性，不能以男主光环解释所有。当所有女角都喜欢男主角，这个故事的世界观就出现问题。五六十年代，甚至更近代的流行小说，所有超级英雄都有一大堆女粉，但今天的读者不会包容。你没法知道人家会不会就抓住这点不放，推翻作者所有成就。”



在张菁看来，推动金庸小说翻译，并非一桩独立事件，不仅是因为金庸在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因为此前有许许多多前辈们的努力，从文学翻译到影视作品、武术教学等，都勾起了西方读者和观众的兴趣，为翻译作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根据书目数据商鲍克公司统计，美国出版市场上，翻译图书只有区区3%，其中文学作品就更少。西方文化的主导，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中国武侠小说要想成功输出，还必须提炼出人类文化的主题，以此应对中西文化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侠义精神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永恒主题，虽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道德，但这种正义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却是人性中的真善美，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因此，武侠小说多语种翻译，不仅应该复制悬念迭出的故事，传递中国的武术传奇，更应凸显中国武侠小说的核心——侠义精神，也许这才是武侠小说跨越语言和国界，走入国际文学视域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作为大众化的读物，武侠小说是虚构的，但人物思想、心理、感情是中国故事固有的基础，当异域读者接受了这个基础，进而也就接受了关于武功、侠义精神、历史语境的设定，对中国文化才有了进一步的亲近感。武侠小说已走出国门，向更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讲述着古老的东方梦幻，它曾饱受非议，却在质疑声中收获一代又一代读者。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李光贞教授、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越南阮竹荃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文章。）



林遥系作家、编剧、非遗项目“京味评书”传人，著有学术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话》、长篇小说《京城侠谭》、数字电影剧本《八卦掌之潜龙勿用》等。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9 09:2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31 20:41 编辑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的三大谎言 (2009-02-15 11:32:30)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逸闻趣事
　　　　　　　最近，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称：“那一次，金庸来南京，我作为南大文学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在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后来给南大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作了让步，他给学生们作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
　　　　那天，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可以说是十分失败。演讲中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这么短短两段话，却有三处关键之处说谎，而且这样的谎言竟然出自南京大学的院长之口，实在是令人吃惊：
　　　　
　　　　1、董健“全程参与”接待？
　　　　
　　　　董健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全程参与”了金庸到南京大学的接待工作，但是根据陪同金庸去南京大学的毛丹教授所写的《董健何必撒谎以自重》(XYS20041228)一文可知，“查先生访问南大的整个行程安排、接待、包括这场报告的组织、主持工作，始终是由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先生负责的。”所以，董健所谓“全程”陪同、接待查先生，纯属谎言。
　　　　
　　　　2、历史系学生？历史系教授？还是根本子虚乌有？
　　　　
　　　　根据董健2003年11月10日发表于《现代快报》的文章《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一文，董健当时说：“一名历史系同学告诉我：‘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但是到了2004年12月金庸提出辞职时，一个“历史系学生”的话怎么又换到了一个“历史系教授”的嘴上了？究竟是历史系学生还是历史系教授？还是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信口胡掰？
　　　　
　　　　3、金庸在南大的演讲中错误百出？
　　　　
　　　　从多方的来源也可以证实，这个作为董健对金庸学术水平不高的指控中最核心的证据，也是一个谎言。根据毛丹教授的文章所说“据我的亲历，查先生在南大礼堂作的报告，大致是解释十国以降‘南方’文士盛、而‘武力’较弱的现象。
　　　　查先生的海宁口音可能不太好懂，但是他对问题的解释水平并不低，更非董教授所指斥的那样。”
　　　　
　　　　如果说毛丹作为浙大人文学院的老师，也许描述会更倾向于维护金庸的话，
　　　　那么可以看看董健自己写的《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一文中的原话。在文中，董健写到：“晚上的演讲，同学们希望他讲讲武侠小说，他坚辞再三，而他要讲的题目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他的演讲还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同学告诉我：‘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金庸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以向大侠提问的方式，稳定大会秩序。于是金大侠在提问中度过了难关。没有一个人提问什么‘南京的历史与政治’，人们提出的仍然是关于武侠小说的，还有是关于他的爱情生活的，等等。”
　　　　
　　　　显然，南大学生起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金庸的期望，是希望听他自己来讲讲他的武侠小说，并不是金庸的演讲有什么“百出的历史政治错误”。在接受香港《星报》记者的采访时，董健则更是说“他（金庸）没讲错甚么，是传媒报道错误而已，但演讲会的确搞得不太成功。”
　　　　也许金庸在南大的演讲的确不太成功，但是，从本文的调查来看，从该采访从头到尾的叙述来看，董健怎么能让别人相信《金陵晚报》记者所写都是报道错误，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终于听到金庸正式辞职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的结果呢？
　　　　
　　　　韩愈曾经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做老师很关键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意思是说做老师的人不仅要有学识，一言一行也应该是世人学习的榜样。虽然南大文学院是南大的虚体学院，系才是办学实体，所以南大文学院院长不过是个空头衔，还不如金庸的院长头衔来得实在，但是董大教授顶着南大院长的帽子，总得注意维护一下“一直保持着严谨的学风与学问之道”的南京大学的面子吧？总是喜欢对着媒体胡批乱侃也就罢了，如果总是这样子谎话连篇，如何为人师表？
　　　　
　　　　董大教授批评别人没有学问，不适合担任院长，那自己担任了南大十多年的院长，到底为南大文学院作了什么贡献，所以非常称职、非常有资格呢？“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已经颁发了三四届了，作为一所全国著名大学的极其有学术水平的院长，您的大作获得了哪一届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呢？您老先生自己举办的打算签名售书的演讲才有寥寥二三十人来听，真的是仅仅由于自己学术水平太高，所以曲高和寡吗？据传南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没有通过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专家评审而被摘牌，是否确有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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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杠上浙江大学文学院前院长 　金秋季节，金庸大侠在众多金迷的前呼后拥之下，以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气势，“登”华山而“论”剑，好不风光！单是这“金秋”、“金庸”、“金为”，三“金”为“鑫”，就颇有象征意味。鑫者，钱多也。不知金大侠是否借此捞了一大把钱，可以肯定的是，簇拥着他的金迷们各人都捞了一大马钱，连被邀而至却又被临时拒之门外的王彬彬教授，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当然，主其事者必为此有一大笔付出。这流水般花出的钱，不知是政府拨款还是民间赞助？不管钱从何来，我不知道金庸先生登高望远之时，是否看到了滚滚渭水的远影？那里刚遭了洪灾，灾民们当然是无心接受论客们“论剑”之高论的。他们如果知道花了这么多钱，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反正我的心是隐隐作痛的。我有没有权利怀疑：这一大笔款项中有没有本该是用去救灾的钱？我在“论剑”的“论”字上加了引号，因为从他们论的内容来看，实在是贫乏、浅薄、无聊之极，太辱没了学者常用的“论”字。　　但我的最大收获是又一次领会了“作秀者必虚伪”的道理。过去，、不少人说金庸善作秀，我将信将疑，有人说他虚伪，我则不信。我和他老人家有一面之缘，他给我的印象是谦和、热情、诚恳。那是两年前，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金大侠。金说，很多政府、企业单位都邀请他去演讲，他不想去，倒是很想到南京大学去看看。这样，他就来了。校长办公室通知我说：“金庸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你作为我校的文学院院长，今晚应请他吃饭，然后陪他与学生见面。”这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我尽管喜欢读大侠的小说，而且认为他的武侠小说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最好的，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消遣品，但他与真正的文学、与大学的教育似乎没有多大的正面联系。那时我刚刚接受了记者采访，我的观点已经发表。我特别指出，我们南京大学，从20年代的东南大学、20-40年代的中央大学，直到49年以来的南京大学，一直保持着严谨的学风与学问之道，我们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聘请金庸这样的武侠小说家任我们的教授，更不可能聘之为文学院院长。有我这番言论在先，我怎么与金大侠见面呢？我觉得有些尴尬，请辞再三。但校方出于“外交对等”的原则，坚持要我出面。这样，我们就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饭后我陪他到大礼堂向学生演讲。　　见面时，金庸的谦和之态立即打消了我的尴尬。他说：“南京大学是学术重镇，仰慕已久；诸位先生是大学问家，敬佩……”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甚至对前几天在报纸上说他的那些话，有些愧疚。言谈间，我也感到，他似乎早已知道了我那些言论，所以他一再“淡化”他作为武侠小说家的色彩，而强调他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晚上的演讲，同学们希望他讲讲武侠小说，他坚辞再三，而他要写的题目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他的演讲还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同学告诉我：“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金庸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以向大侠提问的方式，稳定大会秩序。于是金大侠在提问中度过了难关。没有一个人提问什么“南京的历史与政治”，人们提出的仍然是关于武侠小说的，还有是关于他的爱情生活的，等等。只有这样，我们的金大侠才恢复了侃侃而谈、游刃有余的“作秀”。看客们看作秀，也大多得到了满足感。有的向他表示敬意，有的围着他叫他签字。　　怎么说“善作秀者必虚伪”呢？我多年研究戏剧，戏剧讲的是“假定性”，以“假”见“真”。舞台上演的都是假的，人们也知道是假的，但“假”之中表现了“真”——好戏都有极深刻、极真实的精神内涵、生活体验、历史教训。但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同了，那逻辑恰恰是倒了过来。你如果善于作戏、表演也就是作秀的话，人们就只能看出你的虚假来。生活联系实际，他的虚伪就现出原形了。就说这次“华山论剑”吧，主其事者本想容纳各种不同意见，以提高学术的涵量，所以特地邀请了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参与其事。但王教授赶到后，被告知不让他参加，但一切待遇不变。据说是有人打了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谁打的招呼呢？活动组织者本来就有不同意见，才邀请了王。难道是省委领导为了“尊重”金大侠而下禁令？我想他们学了十六大精神，也不会如此吧。难道是金庸人一人“不希望有不同意见”？这我并不吃惊吃。因为上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王彬彬对金庸那些“大不敬”而实际上颇为深刻的评论，尽管使那些金迷们恼羞成怒，但却得到了不少有新思想、新观念，也就是有理性而启蒙意识、批判意识的人的赞同。尤其是王教授的《文坛三户》一书，对金庸和金迷现象更有学术层面上的分析。这些金大侠当然心知肚明，坚决不让王彬彬到场来干扰他作秀的快感，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我仍希望这不是出自金大侠的“指示”，因为这连起码的“侠气”也一扫而光了。　　最令我吃惊的在，在这次活动结束之时，金大侠居然若无其事地说：“这次活动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听不同意见。”我的天！鲁迅说，当他把事情尽量想象得更坏一些时，往往事情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中国的有些文化现象和“文化人”，不剥掉三层皮，不放到理性的碱水里煮三遍，你是看不清真实面孔的。“华山论剑”是扯淡，是金钱与精力的浪费，但我感谢它给我上了一课。　　祝金大侠长寿！祝王彬彬永远健康！我希望组织一次金王对话，许多人一定是热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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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力证肯定是金庸使阴招不让那南大王88教授进去的？
王88教授当年在央视一个节目里赤红脖子“冲向”笑容可掬的金庸，表情傲慢，一面不屑--连基本礼貌都不懂，那次明显就是一个不爱武侠小说的找茬来的。首先他否定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雅俗共赏”之说，再苍白地认为“雅”和“俗”不同层次，所以根本不能“共赏”，随即和在场的学者嘉宾展开讨论。而当说到金庸“男尊女卑”问题的时候，王88教授又激动起来，疾声说：“武侠小说都是这样，全都是这样，都是写男人，所以都要让几个女的围着这个男的转，目的就是突出这个侠，没有不是的！”（大概）
我看这王88教授根本就没有仔细研究过武侠小说，最多也停留在皮毛的层面，他以为自己看几本金庸（或几部古龙）就代表了武侠小说的全部，如果我当时在场，肯定给他王88教授兜口兜面一句：“你真确定吗？你确定所有武侠小说都是写男人，都让几个女的围着这个男的转吗？你看过梁羽生的小说没有？你知道《白发魔女传》、《女帝奇英传》吗？你算博导吗？说话这么轻浮！！！”


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向民众灌输一个观点。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一一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9 10:2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9 19:15 编辑

金庸首次参加华山论剑，为何点名要见贾平凹？还特意调换座位！

史来赏鉴

发布时间: 20-09-13
00:15
国际政治学博士

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在自己的小说里描写了大量与陕西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华山，在金庸小说里，华山是华山派的门户所在地，华山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比如在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男主角令狐冲就是华山派。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金庸的家乡在浙江海宁，然后金庸就去了香港，较少回大陆，从来没有去过华山。金庸将华山派的故事，写得如此跌宕起伏，华山派诞生了很多武林高手，想必，金庸对华山有着特殊感情。

那么，当金庸第一次来到华山，他最想见的人陕西人到底是谁呢？


点名要见贾平凹

2003年，在中国文化界多方邀请下，早已经封笔多年的金庸先生终于愿意登上华山，参加大型直播节目《金庸华山论剑》了，此时，金庸先生已经八十岁高龄，虽然在自己的作品多次描写华山，但这次却是他第一次来到华山。

在登临华山之前，金庸先生造访了陕西的多个著名景点，像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乾陵、碑林博物馆等。

除了这些极具陕西特色的景点外，金庸还见了很多人，比如严加炎、蔡澜、陈墨、康哲声、黄树森、贾平凹、高建群、魏明伦等近20位学者。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金庸点名要亲自相见的，他就是贾平凹。


据有关人士回忆，金庸先生在来到陕西的第一天，就主动询问接待方：这次能不能见到贾平凹先生。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金庸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仅如此，金庸在陕西全程就特别关注贾平凹，在金庸的欢迎晚宴上，金庸先生甚至特意要求将座位调换至贾平凹临近的那一桌，这样，他就可以和贾平凹进行交流了。

贾平凹先生也是一位蜚声文坛的作家，他比金庸小了整整28岁，他并不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而是一位传统文化作家，虽然同为文化人，但领域完全不同，金庸先生为何对贾平凹如此感兴起呢？


原来，金庸虽然身在香港，但一直在关注着内地的文化界去向，很早就看过贾平凹的小说，至于贾平凹，也当然接触过金庸先生的作品，两人早已经神交已久。

贾平凹用自己的文化造诣，让金庸先生特意垂青，亲自询问，可谓荣幸之至。

陕西的乡土作家

贾平凹，本名贾平娃，陕西省丹凤县人士，1952年出生，专职作家，曾经出版过多部影响较大的小说。


其中，《废都》是贾平凹最为重要的作品，曾经获得过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在国内有着大量的读者。

贾平凹在大学时期就发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至今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贾平凹毕业后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后加入西安市文联，专门从事小说创作。

贾平凹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出版了多部流传广泛的小说，先后获得施耐庵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是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远在香港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金庸先生能读到他的作品，并且对其念念不忘。


有着与金庸相同创作特点的作家

中国的作家很多，成就高的也不计其数，但为何金庸会对贾平凹的小说产生浓厚兴起呢？原来，虽然创作的作品类型不一样，但其实两个人具有相同的创作特点，因此，两人自然会产生共鸣了。

首先，贾平凹是一位关注现实的作家，他描写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当代人身上的故事。

虽然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但很多人都知道，金庸的创作题材都是来自于现实的，有种用武侠小说描写现实的味道。


而且金庸的小说喜欢用描述历史，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历史何曾不是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作家的关注点都是现实的，自然会有共同的话题了。

其次，贾平凹的作品充满了对个体的关心，这也与金庸小说高度一致，金庸小说，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这是金庸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一直都在试图表现个体的性格和命运。

虽然他的小说多以历史题材主，家国情怀永远是主题，但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甚至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人。

贾平凹的小说同样如此，在贾平凹的代表作《废都》里，通过一个作家与三个女人故事的描写，深刻表现了每个个体的性格特点，人物命运，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


关心个人，是优秀作家的必备技能，无论是金庸先生，还是贾平凹，都始终将个体放在第一位，这是两位作家高度一致的地方，金庸在阅读贾平凹小说的时候。

他们有共同的思路，共同的眼光，共同的描述手法，共同的中心思想，当然会对这位远在陕西的作家产生好感。必然，贾平凹在阅读金庸小说的时候，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出来。

两人作品中树立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就包括了：向往自由、形象和妇女的形象。


金庸小说里，每位主角带着一些傲不驯，充满着对自由的追求，两个人的作品都擅长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者文化，多个角色都具有儒者的特点。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两人都塑造了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这同样是他们共同的的价值观造就的。

同时，两位作家都擅长以散文似的语言来书写小说，文字中充满着唯美与神秘气息，金庸当然会对这位与自己高度一致的作家产生兴趣。


贾平凹的回应

在华山论剑现场，贾平凹毫不掩饰自己对金庸作品的喜欢，他在公开发表的言论说道：

"我从1992年开始接触金庸的武侠作品，此后我收集了很多金庸先生的作品，其中对《笑傲江湖》特别感兴趣，也有许多感慨。我很喜欢金庸小说中弥漫的那种气氛，感觉就是在读一幅中国山水画，那些景色是扑面而来的。


两位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金庸生于江南水乡，长年居住于香港，接受外国思想的熏陶，而贾平凹长年内地，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基础，以现实主义为题材创作小说。

虽然与金庸的武侠区别很大，但最终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高度统一，真可谓神交已久，这就是金庸先生对贾平凹生产浓厚兴起的原因。

文/南宫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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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狄德罗：

苏格拉底的囚禁和狄德罗在万塞讷的经历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和这位法国哲人不同，苏格拉底面对指控时异常顺从，冷静并且自愿地饮下了夺去他生命的毒药。相比之下，狄德罗为了重获自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了欺骗抓住他的人，有意戴上了一系列不同的假面。

刚到监狱时，他是对抗权威的哲人；很快，他又成了忍受折磨的囚犯；最后，他成了诚心悔罪的马屁精。若干年后，狄德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这样的道德上的反复无常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直接导致的。

——#书摘# 摘自《狄德罗与自由思考的艺术》第三章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10 12:5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10 19:40 编辑

西南郝鸣
1小时前
来自 iPhone 6s Plus(玫瑰金)
今天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读到这样一段话，特别转发——

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一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其实是一批青年学生，包括后来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意识，是通过读书、游学产生的。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衰落，从而自愿投身革命，改变国家，并不是因为背后那个“资产阶级”的推动。

相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因为孙中山等人激烈的革命行动，出于对自身财产的担心，还多次对革命表示反对。“资产阶级”支持的，多是康梁的立宪派。

所以，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造就的革命，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

既然是知识分子造就的革命，让我转发另一段王人博说的话，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缺陷——

“西方思想家是为了人的自由，而中国知识分子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是中国的，原因在于，他们可能赞同西方的某个理论，但赞同的理由却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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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结束时，国家成了这个样子
网络，感谢原作者 滨湖读书会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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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 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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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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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
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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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猫头鹰”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等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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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访谈录》，第558页)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中央领导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14 16:5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27 11:56 编辑

金庸小说的“时代错乱”——从金庸、梁羽生的一桩公案谈起
仗剑南窗

一、“宋女唱元曲”为梁羽生所讥
1966年，梁羽生应罗孚之约化名佟硕之（谐音“同说之”），在《海光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论及金庸在诗词、回目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并拈出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来作为个案加以平章。文章中写道：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与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里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樵子唱的三首，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首是“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首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
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2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
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二、金庸的三次“回应”
同年，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对“宋女唱元曲”第一次回应道：

佟兄一文很反对我《射雕英雄传》中宋代少女黄蓉唱元曲这段情节。我所以写这一段，主因是在于极欣赏这几支元曲，尤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几句话，忍不住要想法子抄在小说里。
元曲的曲，起源于唐。据王国维的研究，元曲三百三十五种调子，出于唐宋古曲者一百十种，此外若干种虽不知其来源，亦可确定是从唐宋时的曲子变来。其实，我以为在小说戏剧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黄梅调，时代曲。山西人的关公绝对可以讲广东话，唱近代的广东调。梁山伯祝英台是晋朝人，越剧的曲子却起于民国初年，梅兰芳以起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皮黄曲调唱秦朝末年的《霸王别姬》，董永是东汉时人，黄梅调起于清朝末年，《天仙配》中的董永却满口黄梅调，那在艺术上都不成问题。我想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的曲调在三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任何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所用的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司马迁写史记，就将《尚书》中尧舜等人古奥的对白“现代化”（汉代化）了。如果认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么宋人说话“的了吗呢”更加不可以了。我国的成语都有来历出典，假定每一个词都要研究一下出于什么时代，比如说，在写历史小说时，马援之前的人不能说马革裹尸，刘秀之前的人不能说得陇望蜀。三姑六婆四字，出于明人所述元朝史事的《辍耕录》，我们在写宋代的故事时，事实上不能用三姑六婆四字，那不是太迂腐了吗？
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数年后，金庸逐一修订旧作，在黄蓉唱元曲那回（《射雕》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庸有自注云：

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
一方面承认“元人散曲，系属晚出”；另一方面，则强调散曲这种形式“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颇有“你没输，我也没赢”的倔强，这是金庸第二次的“回应”。

而在修订版的其他几部中，金庸亦时时对其小说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乃特特征引史料多种，并称：

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
又如《鹿鼎记》第二十一回：

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
后自注云：

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
曰“学者通人”，盖微讽佟硕之等人乎？

但这桩公案还并未结束。几十年后，金庸在世纪新修版《射雕》的第二十九回，又增补了大段文字，写郭、黄二人在求见一灯大师途中，借宿于一家“米铺客栈”，主人杨姓老者夜间在堂上唱起了《山坡羊》：

清风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朝，对青山！晚，对青山！
又讲解起这曲子的来历：“这首曲子流传至今，少说也有三百多年了。那是唐朝天宝年间传下来的”。当年，唐军两次进攻南诏，两次大败，“被俘和逃散的唐将唐兵十余万人，全数流落在云南”，老者“的祖先就是唐兵的小军官，在云南……安家立业，绵延至今”，并说“这《山坡羊》的曲子，还有好几首，是老朽的祖宗传下来的，听说当年在长安城中流传很广，贵裔庶民，很多人都会唱。唐将唐兵，……被俘不死，沦落云南，这些小曲便也在云南落地生根了。只云南口音跟北方不同，有些小小改动（注：见本回之末）”。

后文又写到黄蓉与樵子对唱《山坡羊》，黄蓉唱了老者昨日所唱那首，只将末句改为“贫，气如山！达，志如山！”（南窗按：三联版此处则是按元人宋方壶《山坡羊·道情》原文作“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该回回末注释二写道：

作者于二〇〇年初夏，随同围棋老师聂卫平、林海峰，友人沈君山先生等前赴云南丽江，参加“炎黄杯围棋名人赛”，于木王府余兴晚会中，得聆“丽江古乐团”演奏唐宋遗曲，乐手多数为白须老人，乐器用古琴、古筝、古笙等，女歌手合唱唐宋遗曲中，有后世传为元人张养浩所作之《山坡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及若干宋人遗曲。
合唱曲有录音带出售（今仍可在丽江购得）。据该乐团领队兼指挥宣科先生称，该等古曲曾在英女皇、挪威国王等御前演奏，并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演出，获得赞赏，并赠以学术荣衔。
千余年前之古乐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我国诗文源流悠久，非一朝定有一朝之诗文，如李白作《菩萨蛮》词，后人于敦煌石窟中发现不少唐人所抄写之“宋词”。此山坡羊诸曲或真出自唐人手笔，流传后世，元人张养浩闻而善之，加诸笔录，后人遂讹以为张所自作，亦非无可能。
毕竟真相若何，后人难知。王国维先生乃一代大学者，其名著《唐宋大曲考》中予此亦未述及。笔者曾查考唐韵、宋韵及元曲数次修改之韵脚，以古韵学素养太浅，难有结论，当再求教于硕学通人矣。欲究其原委，恐非今世考古学家、文学史家、古音乐家、敦煌学家、民族学家等研究不可。评者以本书“宋代才女唱元曲”为笑，作者撰写武侠说部，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但求故事生动热闹，细节不免有误。本书初作时，作者未去大理，不知此史实，本小段为后补。在南诏覆没之唐军遗留云云，未必系事实，视作小说家言可也。
仍念念不忘“宋代才女唱元曲”的旧事。而金庸为能自圆其说不惜增删原著内容，又写长注说明原委，可说煞费苦心，但修改的效果如何，则又是见仁见智了。这是金庸第三次“回应”。

               三、应该怎么看待小说中的“时代错乱”？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先唐鬼神作近体诗”条和第四册《全宋文》卷“词章中之时代错乱”条，洋洋洒洒，对此问题辨析既明切透，可为的评。（钱氏引例甚夥，亦极精彩，大家可自去翻检）。如云：

作者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
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
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
钱氏诸句，实中佟硕之此论之病（包括金庸“自负谨严”而作注解释，也是太在意这些批评而显得“拘泥”了），可堪玩味。

金庸小说多有“时代错乱”之处（非仅梁氏所举），窃以为应作具体考察。

一当观其主观意图，是“明知故为”亦或“无知失察”。前者如《射雕》三部曲中对诸史实的别裁，后者则多散见各书。更切要处当观其客观效果，是有裨于故事情节叙述及人物塑造，还是无伤大雅（如钱锺书《谈艺录》第396页所言此类“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而“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亦或有损小说之整体效果。分别对待，庶几无笼统偏颇之病。

用这种态度，则大可一一拈出金书之“时代错乱”之处，权当趣话，以资谈助。知者当晓我之用意在此而不在彼也。

附记
梁羽生深讥金庸小说“宋人唱元曲”，而明王骥德却不以马致远杂剧“唐人用宋事”为非（见其《曲律》卷三《杂论》上），二人评语恰可作对，而二人识见不免有高下之别。宜乎顾亭林所言：“俳谐之文，不可与之庄论矣”（《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


订补
偶忆古龙撰文指出金庸小说中的某些本事，如《书剑》中清兵用望远镜诱惑周仲英小儿子，套出他的话来，是模仿梅里美的小说。今本《书剑》已改动这一情节。可证金庸对批评意见亦在在留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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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段誉报信与柳毅传书
仗剑南窗 11-22 08:06 投诉阅读数：34
《柳毅传》“叩树叫门”的桥段被后世小说广泛借鉴，“段誉报信”便是这一类型最晚近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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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开篇不久，段誉和钟灵就惹上了神农帮。为搭救钟灵，也为解除身上的断肠散之毒，段誉带着信物（一双花鞋），匆匆奔赴万劫谷，去搬请钟万仇夫妇。



这段故事让我想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名篇——李朝威的《柳毅传》（原题应作《洞庭灵姻传》）。《柳毅传》开篇即写落第书生柳毅遇龙女牧羊于道畔，龙女为夫婿厌薄，又不容于公婆，于是托柳毅传书至洞庭娘家，使亲人能得知自己的境遇云云。两相对照——书生偶遇落难女子，女子请其传送信物给父母，希图搭救——其主线的相似之处，是比较明显的。



金庸对唐传奇非常熟悉（他在《三十三剑客图》里对虬髯客、聂隐娘、红线等唐传奇人物即如数家珍），也应该读过《柳毅传》（连载版《神雕侠侣》写杨过在绝情谷见到冒称柳氏的小龙女，“想到了唐人小说中龙女牧羊、柳毅传书的故事，心想龙女与柳氏原有渊源，如此则眼前之人千真万确必是姑姑”云云，可证），再通过上文的对比，可以大致认定，这段“段誉报信”借鉴了“柳毅传书”。

2004年发行的特种邮票《民间传说—柳毅传书》。2004年发行的特种邮票《民间传说—柳毅传书》。



不仅如此，“段誉报信”在细节上对“柳毅传书”也有因袭模仿。因为龙女所居在洞庭水府，柳毅担心“道途显晦，不相通达”，于是龙女告诉他进入的方法：

“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
而《天龙八部》写万劫谷位置隐蔽，于是钟灵：

伸出脚尖，在地下划明道路。原来钟灵所居是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远，但地势十分隐秘，入口处又有机关暗号，若非指明，外人万难进谷。段誉记心极佳，钟灵所说的道路东转西曲，南弯北绕，他听过之后便记住……
经过一番曲折：

只见迎面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段誉）知道已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见左首一排九株大松树参天并列，他自右数到第四株，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拨开长草，树上出现一洞，……钻进树洞，左手拨开枯草，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用力提起，木板掀开，下面便是一道石级。他走下几级，双手托着木板放回原处，沿石级向下走去，三十余级后石级右转，数丈后折而向上，……上行三十余级，来到平地。眼前大片草地，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走过草地，只见一株大松上削下了丈许长、尺许宽的一片，漆上白漆，写着九个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八字黑色，那“杀”字却作殷红之色。……（段誉想）她叫我在九个大字的第二字上敲击三下，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敲去……

通读文本对比，可以发现，“段誉报信”在“叩树三发，当有应者”这一核心细节上借鉴了“柳毅传书”，但在前后故事的敷陈及叙事技巧上，却又踵事增华，后出转精。如钟灵告诉段誉入谷之法时，故意虚写，造成悬念，而《柳毅传》前后两写稍显重复；又如段誉入谷较柳毅入水府更多曲折，改直接“叩树三发”为先来到并排九株松树前，按指点从右数第四株的树洞中进去，下石级，再展转来到一片松树前。而击打树干时，又增出“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这一细节，为下文钟万仇、甘宝宝夫妻与段正淳之间的恩怨情仇埋下伏笔。



二
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放开来，还会发现，在《柳毅传》出现的唐代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柳毅传书”型的故事其实就已大量出现，前辈学者对此作了很好的梳理。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第一七八则“柳毅传书事”：

卷三〇〇《三卫》（出《广异记》）北海女神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乞三卫寄家书，旋大风折华山树，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与柳毅为龙女致家书而钱塘君怒淹泾川，水火异灾，情节一揆。龙女谓毅：“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北海女神谓三卫：“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皆落窠臼。《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引《春秋后传》华山君托郑容以书致鄗池君，“过鄗池，见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当有应者”（《搜神记》卷四同）；又卷三八《溱水》有使自洛还，忽一人托寄书，谓家在观歧渚前，“石间悬藤，……但叩藤自当有人取之”（《广记》卷二九一《观亭水神》出《南越志》即此）。《广记》卷二九二《洛子渊》（出《洛阳伽蓝记》）洛水神倩樊元宝致家书，曰：“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卷二九三《胡母班》（出《搜神记》）泰山府君托致书河伯，曰：“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卷二九五《邵敬伯》（出《酉阳杂俎》）吴江使托通问齐伯，教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卷四二一《刘贯词》（出《续玄怪录》）龙子托寄书，曰：“家在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则均小异。“取石”以“款”，要声之响彻达内，胜于手叩，即所谓“敲门砖”、“叩门瓦”（按：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卷二“洞庭灵姻传”条亦谓该传“传书、叩树情事亦有所自”，并举数例为证，因与钱锺书所引略同，故从略。）
三联书店版《管锥编》三联书店版《管锥编》



三


而由于《柳毅传》的广泛影响，“遂使叩物传书成说家程式，循之不替矣”（李剑国语）。特别是“叩树叫门”这一细节，往往又被神怪题材的通俗小说单独化用过去，姑举几例。

比如《西游记》第七十九回，写孙悟空、猪八戒在比丘国追拿白鹿精，追至柳林坡，不见踪迹。本处土地神指点道：

去那南岸九叉头一颗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

又如《警世通言》卷三十六《皂角林大王假形》，写北宋时有位新任知县赵再理，因为得罪了“皂角林大王”，这邪神就变作赵知县的样子，陷害于他。后泰山东岳庙九子母娘娘命座下孩儿给赵知县一枚金钗，并指点道：

你去那山脚下一所大池边头一株大树，把金钗去那树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来。你说是九子母娘娘差来，便带你到龙宫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内，便可往东京坏那皂角林大王。
又如清代神怪小说《绿野仙踪》（八十回本）第十五回，写冷于冰在峨眉山丹凤岭游玩，偶遇一位妇人，乃是桂树修成人形的木仙。木仙引领冷于冰去往她的洞府：

过了两个山头，盘绕至山底，见一绝大桂树，高可齐天，粗径亩余。那妇人走至树前，用手一推，其树自开，现出门户屋宇。
而金庸笔下的“段誉报信”便是这种故事类型最晚近的一个例子。



附记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曾引述《水经注》的两则故事，发现其与《柳毅传》的情节类似（《茶香室丛钞》卷一五《为神人寄书》条），于是便发议论道：

可知古来小说，皆转展沿袭而来，世人不博览，则但诧其奇怪耳。
俞曲园能看到古来小说“转展沿袭”的一面，却没看到后来者踵事增华、推陈出新的一面，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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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天龙八部》中的三位药叉女
仗剑南窗

本文虽指出了“三位药叉女”的素材原型，但她们自是小说中的鲜活人物，而非佛经中的神道精怪。
严晓星在《叶二娘与诃利底药叉女》中指出，金庸写叶二娘“日窃一婴而杀之”，是“借鉴了唐代义净法师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一中诃利底（Hariti）药叉女吃小儿而最终皈依佛陀的故事”，通过故事对比，这一判断应是成立的。严兄还通过比较《天龙八部》的修订版和新修版，发现在新修版中，叶二娘将偷来的婴孩玩腻后，便胡乱送与人家去收养，而并非杀死，严兄称这是变重口味为小清新。

但如果阅读最初的连载版，我们会发现，连载版的描写才是重口味。

连载版写木婉清发现被叶二娘杀死的婴孩：

只见草丛中丢着六个婴儿的尸身，有的仰天，有的侧卧，日前所见叶二娘手中所抱的男婴也在其内。木婉清呆了半晌，走近那男婴一看，只见他颈边两排牙印，咬了一个小洞，正在颈边的血管之上，想起南海鳄神的言语，登时了然于胸：“这无恶不作叶二娘，果真每天要吮吸一个婴儿的鲜血。她在峰上六天，已杀了六个婴儿。”……六个婴尸中有一个身上犹有暖气，但皮肉干枯，血已吸尽，那便是叶二娘适才投掷过来的了。
之后，叶二娘又抓到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穆的独子左山山：

左子穆见她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转眼便要将自己的亲生孩儿吃了，如何不惊怒交迸……南海鳄神也问：“你见过我徒儿没有？”左子穆又道：“你徒儿是谁？我没见过。”南海鳄神怒道：“你既不知我徒儿是谁，怎能说没有见过？放你妈的狗臭屁！三妹，快将他儿子吃了。”叶二娘道：“我今天早晨已经用过了早餐……
按南海鳄神的口气，连载版中的叶二娘似乎真会吃婴儿的，最起码书里明确写她每天都要吸食婴儿鲜血。连载版的这类描写，在细节上对“诃利底药叉女”故事的借鉴更为明显。

但一方面吸食鲜血与《倚天》中韦一笑的行为过于雷同，更重要的是，它太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显得不近人情，因此修订版中金庸把这些血腥描写都进行了删改。如上面引文那句“我今天早晨已经用过了早餐”，就被改成了“你二姊是不吃小孩儿的”，两相对比，很有点此地无银的意味。

叶二娘窃婴杀婴的行径是借鉴“诃利底药叉女”故事，而她名字的灵感，则应来自《水浒传》的“母夜叉”孙二娘。不仅是都叫“二娘”，而且“药叉”其实就是“夜叉”的另一个译音。金庸在《天龙八部·释名》中介绍说：

“夜叉”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
而原本年轻美貌的“药叉女”形象，随佛教东传到中国后，也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人心中，“母夜叉”三字几乎成为外貌丑陋、行事凶恶的女人的代名词。

除了叶二娘，《天龙八部》还有两位“药叉女”，即木婉清和钟夫人甘宝宝。这三位的行事都颇为狠辣，正如中国人心中的“药叉”。叶二娘自不必说，木婉清也是动辄杀人（连载版渲染得更明显），甘宝宝虽然出场不多，但她与秦红棉、木婉清同出一门，且称自己“辣手无情”，当年风采可以想见。



至于相貌，叶二娘“两边面颊上各有三条殷红血痕，自眼底直划到下颊”，毁容后很有些恐怖；甘宝宝是段誉眼里“容色清秀”的美妇，是云中鹤口中的“美貌佳人”，更是钟万仇心里“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如前所说，中国民间认为母夜叉凶恶丑陋，所以她的外号像“俏李逵”周绮、“西山一窟鬼”的俏鬼一样，前面要强调一个“俏”字，叫做“俏药叉”。但即便这样，甘宝宝仍嫌这外号“不大好听”；木婉清在现在通行的修订版及新修版中没有外号，但在连载版中却叫做“香药叉”。这种“不大好听”且也不够准确（木婉清并不丑）的外号所以被传开来，恐怕跟木婉清在江湖中始终面覆黑纱，不以真面目示人有关。

所以在连载版中，神农帮帮众面对假扮木婉清的段誉，大开轻薄玩笑，一个说要看她“到底是美若西施，还是丑如药叉”，一个附和道：“她名叫药叉，定是个药叉婆了，否则老是蒙住了脸干什么？”甚至连段誉也产生过这种误解。木婉清昏迷时，段誉既想看她面纱后的容貌，但又不敢看：

她若不是丑逾常人，何以常年戴上面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何况她外号叫作“香药叉”，这个“香”字是确实的，那“药叉”二字，想来未必会假。这位姑娘行事凶恶无比，料想也和“清秀美丽”这四个字无缘，我不看也罢。
书呆子段誉对“香药叉”咬文嚼字的分析，虽然好笑，但其实同前面神农帮帮众一样，都是基于“药叉”在中国的民间形象，而产生的自然联想。修订版因为删掉这一外号，只好改为段誉担心她“当真是满脸的大麻皮”而不敢去看，合理性未免稍差了。

“夜叉”是“天龙八部”之一。也许金庸在创作之初，确有将小说人物与“天龙八部”大致对应的打算，但在创作中，特别是几次修订后，这种对应关系其实已经不太明显了。所以金庸在《天龙八部·释名》中说他“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本文写“三位药叉女”，主要是想指出与之有关的一些素材、原型，她们自是金庸小说中的鲜活人物，而非佛经故事中的神道精怪。

附记一

在连载版中，钟夫人并未被提及姓名，而且还一度冒充木婉清的名号，甘宝宝这个名字是修订版所添。

附记二

诃利底药叉女又叫鬼子母，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女岐（九子母）形象结合，形成鬼母携九子（九子鬼母），能保佑多子、母子平安的民间神祇的形象。武侠小说中也偶有借以起名的，如梁羽生《白发魔女传》有红花鬼母，古龙《大旗英雄传》有“九子鬼母”阴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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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扯闲篇儿】叶二娘为什么叫二娘？
仗剑南窗

今天来八一八叶二娘的名字。



我曾说过，叶二娘的命名灵感应该来自《水浒传》的孙二娘（见拙文《〈天龙八部〉中的三位药叉女》）。但如果撇开这点不谈，再看题目的这个质问，似乎简单得有些多余。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之“母夜叉”孙二娘。明·陈洪绶《水浒叶子》之“母夜叉”孙二娘。

有人会说，因为她排行第二，所以叫二娘。但如果再追问几句——是什么排行，能不能在原文中找到根据？恐怕就不太好回答。

古代女子（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多有叫某娘的，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孙大娘、孙二娘、扈三娘、赵五娘、杜十娘等等。武侠小说的女性命名，自然也受其影响，这里仅以金庸小说举例。如《书剑》有韩五娘，《碧血剑》有归二娘，《雪山》有双刀郑三娘，《神雕》有陆二娘、武三娘，《倚天》有易三娘、“闪电手”卫四娘、湘西排教彭四娘，《天龙》有叶二娘，《笑傲》有桑三娘等等。

古代女子叫某娘，多是按娘家排行，如《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那名姬姓杜名媺，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
又如《聊斋志异》的《辛十四娘》：

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风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几？”生曰：“年约十五余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

金庸小说中，则更多是根据丈夫的排行，并冠以夫姓。而其丈夫的排行，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丈夫家族中的排行，如《神雕》中的陆二娘，其夫陆立鼎是陆展元的二弟；《书剑》洛阳铁琵琶韩家的韩五娘，其夫虽未出场，但书中交代她是韩文冲的婶娘，则韩乃是她的夫姓，五也应该是她丈夫在家族中的排行。

另一种则是根据丈夫在江湖帮会、门派中的排行。如归二娘的丈夫归辛树，在华山派门下排行第二；武三娘的丈夫武三通，在一灯的渔樵耕读四大弟子中排行第三；鸳鸯刀骆冰，则虽然自己在红花十四侠中排行第十一，但因为丈夫文泰来排行第四，她也自称“文四娘子”。

除去别无线索交代的，金庸书中称某娘的女子，大致是上面两种情况，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倚天》中的易三娘，他丈夫叫杜百当，可见易并非是她的夫姓，三娘或许是她的娘家排行；另一个就是叶二娘了。书中对叶二娘的娘家全无交代，更不知道她的娘家排行，她与玄慈偷情，“未嫁生子”，后来一直独身，自然也没有夫家。那么是否是因为她在“四大恶人”中的排行？



“四大恶人”在书中都以兄弟姐妹相称，而“无恶不作”叶二娘排行刚好第二。“南海鳄神”岳老三总想当岳老二，于是就故意称叶二娘为“三妹”，后来又抬出段老大来压她，叶二娘反驳道：

我又不想做叶大娘，老大干么会跟我过不去？
这么看，她叫做二娘确实可能是由于她在“四大恶人”中的排行。

但当萧远山揭穿玄慈和叶二娘的私情，玄慈站出来对叶二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二娘，既已作下了恶业，反悔固然无用，隐瞒也是无用。这些年来，可苦了你啦！

注意，玄慈这里称呼她也是“二娘”。叶二娘与玄慈偷情时还只十八岁，是“好好的姑娘，温柔美貌，端庄贞淑”，从时间、从情理上看，叶二娘当时应该没有加入“四大恶人”，自然也不会有根据四人排行而叫二娘的道理。何况，二人猝然相认，玄慈脱口而出的，必然是当年叫惯嘴的称谓。

就像《天龙》里谭公称妻子谭婆为“阿慧”，但谭婆的师哥赵钱孙却只称呼她“小娟”。玄慈虽然不像赵钱孙，认为“小娟是她的闺名，天下除我之外，谁也称呼不得”，但二人当年相好时，叶二娘确是黄花闺女，“好好的姑娘”，那么玄慈当年叫惯嘴的“二娘”，应该就是以她娘家排行而起的闺名了。

或是江湖排行，或是娘家排行，两种说法，各有书证。可见本文开头的质问，并非简单得有些多余。

而她究竟为何叫二娘，大家不妨说说自己的判断。

附记
《倚天》中殷离怒斥其父殷野王“一味袒护二娘”，这个“二娘”，是对其父所娶妾的称谓，跟作为排行的“二娘”无关，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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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不识陈近南”
　　
　　江湖上有言道：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铁鞭镇八方”周威信老镖头这句座右铭端的是有道理。这是笼统而言，像 “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这种具体而微的辞令更是不知凡几。如果你“有眼不识泰山”，驳了面子，跌了份子，那后果往往相当严重。
　　
　　另一方面，“识人”除了趋利避害，也是一个人江湖阅历的重要体现。这个“识”，较低层次是“知晓”。举例来说，《天龙》中人不知道“北乔峰，南慕容”是何方神圣，《笑傲》中人不知道方证大师、冲虚道长是哪路高人，实在只能算初出茅庐的雏儿。而真正的“识”乃是打过照面，甚至有过交情，所谓“识荆”之“识”。如《射雕》中马钰初见江南七怪，即说：“久慕江南六侠威名，今日识荆，幸何如之。”而陈家洛起先不认识王维扬，其名虽然“如雷贯耳，只是无由识荆，实为恨事。”
　　
　　而在整个金庸小说中，被渲染得最为江湖人所愿结识的，还是要数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有道是“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我这篇小文并不想谈陈近南如何英雄了得，如何悲剧收场，而是想说说有关这句江湖顺口溜的两个问题，一是异文，一是来源。
　　
　　先谈异文。读者诸君可以心头默念，自己记得的是否即是我刚才所引的，或许有的会说是，有的会说不是。甚至会有很多人言之凿凿地说：“下半句明明是‘便称英雄也枉然’！”其实大家所认为的都有根据，最关键的是金庸自己就没统一。
　　
　　这句话首先出现在第一回。查伊璜称赞吴六奇为“海内奇男子”，吴六奇说：“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在下尚未见过陈总舵主之面，算不了什么人物。”而过了数十回，在第三十四回，柳江上的一艘小舟中，吴六奇终于得见陈近南：“江湖上有言道：‘平生不见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从今天起，我才可称为英雄了，哈哈，哈哈”，“不识”写作“不见”；而茅十八口中又念作“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第二回、第三回），韦小宝被绑进青木堂，心里琢磨得又是“为人不见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第七回）。
　　
　　简言之，这句话后半句各回全同，而前半句在《鹿鼎记》中，共有四种不同的写法。即“平生不识”，“平生不见”，“为人不识”，“为人不见”，未免过于混乱。至于“平生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那是周星驰版《鹿鼎记》里的台词，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金庸小说无涉，也就不去管他了。
　　
　　这种因匆忙连载而产生的前后不一，金庸似乎也发现了，并作了小幅修改。（也可见金庸的新修版并非如很多金迷所认为的，只改了一些大的情节，其实他改得非常细致。）在世纪新修版中，他将“不见”统统改成了“不识”，这样吴六奇在第一回和第三十四回所说的都是“平生不识陈近南”，而茅十八及得闻于茅十八的韦小宝，说的都是“为人不识陈近南”，各成系统，两不关涉，四种异文变成两种，清爽多了。
　　
　　再说说这句话的来源。金庸不善诗文韵语，这从他作品中少量给小说人物代拟的文字，以及晚年在各地频频的题词中可以看出。这句江湖顺口溜写得不错，读来掷地有声，但却也是有所借镜的。研习“红学”者往往爱引清人得硕亭的一首竹枝词：“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成仙。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草珠一串》），当即为金庸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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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儿酒”
　　
　　“好酒及色”似乎是灵长类动物的共性。
　　猿猴好色，早见载于西汉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南山大玃，盗我媚妾”），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部”也说蜀中有一种猿猴类动物，“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后代如《补江总白猿传》、《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小说更为踵事增华。
　　 至于猿猴好酒，也早载诸史籍。东汉学者高诱在《淮南子》的《氾论篇》“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句下注释道：“猩猩……嗜酒，人以酒搏之，饮而不耐息，不知当醉，以禽其身”。 而唐章怀太子李贤给《后汉书》作注，在《西南夷传》“哀牢出猩猩”句下更引了《南中志》一段颇为传神的故事：
　　
　　猩猩在此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群。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又喜屩子，土人织草为屩，数十量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屩，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屩子着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人欲取者，到牢便语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竟相对而泣。”
　　
　　 这个“猩猩病酒记”的故事在唐代及后世被广为传播、改编，也成了白居易、李贺、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爱用的典故。猿猴不唯嗜酒、贪酒，据说也能自己造酒——即造一种金庸小说里提到的所谓“猴儿酒”。
　　《笑傲江湖》第2回《聆秘》写“六猴儿”陆大有向众人讲述令狐冲智骗“猴儿酒”的故事：
　　
　　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的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甚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甚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还捉了一头小猴儿……
　　
　　 山林中猿猴会酿酒，古人笔记杂著里多有记述。明代学者李日华在《蓬栊夜话》中写道：
　　
　　 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嬲死之。
　　
　　无独有偶，清代袁枚在《子不语》卷20“猢狲酒”条里记载，曹洛禋康熙年间同友人也是游黄山，得遇一隐居老人：
　　
　　曹私忆此间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猢狲酒也。”酌而共饮。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则说在海南岛有“猿酒”：
　　
　　琼州多猿，射之辄腾跃树杪，于四周伐去竹木，然后张网得之。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绝难得。
　　
　　清人陆祚蕃的《粤西偶记》则记述了在广西的见闻：
　　
　　 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从上引几例可见，深山丛林中猿猴造酒的故事流传地区很广，金庸上世纪40年代曾两次在湘西短暂生活工作，也许真听说过“湘西山林中”猿猴造酒的故事。“猴儿酒”应是一种果物酒，又往往杂以百花（屈大均说还杂有“稻米”，但深山何来稻米？），味道似乎也很不错（“香气溢发”、“澄碧而香”、“香美异常”），有的则认为比较烈（“味最辣”），甚至连丹青生这样的品酒大名家也引为珍品（《笑傲江湖》第19回《打赌》）。至于“猴儿酒”倒底是猿猴有意酿造还是无意得之，猴子是否能劳动之类宏大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另外有趣的是，比《笑傲江湖》早一年连载也早大半年结束的古龙的《绝代双骄》，也写到了“猴儿酒”。那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回：
　　
　　　　欢乐的时候没有酒，就好像菜里没有放盐一样。大家正觉得有些失望，忽然发现黑压压的一群人“吱吱喳喳”的爬上山来，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群猴子。这群猴子有大有小，吵得翻了天，手里却都捧着样东西，竟是些瓶瓶罐罐，破坛子、破茶壶。大家又奇怪，又好笑，正不知这些猴子是为什么来的，鼻子里却已闻到一阵浓烈的酒香。
　　　　…………
　　　　这时小鱼儿正在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哧哧地笑着，道：“我打赌，他们就算想一万年，也绝对想不出酒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酒？”
　　　　苏樱像只猫似的蜷伏在小鱼儿怀里，媚眼如丝，似乎根本懒得说话。只是懒洋洋地问着道：“那究竟是什么酒？”
　　　　小鱼儿道：“那就叫猴儿酒，就是猴子自己酿出来的。”
　　　　苏樱道：“猴子也会酿酒？”
　　　　小鱼儿笑道：“猴子酿的酒，有时比人还好得多，无论酒量多好的人，若是喝多了猴儿酒，至少也得醉三天。”（第一二七回《真相大白》）
　　
　　 联系古龙对金庸的推崇与早期创作的多有借鉴，再联想到《绝代双骄》也同时连载于《明报》旗下的《武侠与历史》周刊，也许这算是对金庸小说的一种“致敬”吧。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即金庸写猴儿酒既不是借鉴于古书，亦不是在湘西得诸于传闻，古龙也并非从金庸那取经，而是金、古二人共同得益于还珠楼主。
　　还珠的《青城十九侠》就多次提到“猴儿酒”，如第二回写方端“偷来猴儿一些百花酒”贴补家用；第二十三回写怪兽康康、连连“向绝顶强逼猴子贡献，用各种花和果子酿成的猴儿酒”等等。甚至在其以现实为背景的情爱小说《征轮侠影》（又名《轮蹄》）中，还细致描写如何制作“猴儿酒”：
　　
　　 （一位余姚人）说他家传有一种猴儿酒，又叫百果酒的……那是将各色水果放在大缸里，沤烂霉过，等它发酵，加上少许酒母，再沥青过滤，蒸晒埋藏，过年取用，因成本贵而费事不能多做，难得做上一回，不以出卖。……我们令他如法一试，制成果是妙绝，香腴清醇兼而有之，甘芳无比。尤妙是饮后心身清快，多醉也只眩然欲睡，仿佛春困，心不跳，脑不热，安然入梦，舒服已极。醒来通身舒畅，神智力清。（第一八章《青梅竹马，胜事忆当年　美酒佳肴，快聚在今日》）
　　
　　写得细密妥帖，引人遐想，又超过金、古乃至古代笔记杂著作的描写了。还珠楼主的小说被认为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素材渊薮，此或又是一例。
　　
　　
　　可参观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焦氏易林》卷“大玃盗妾”条（中华书局版第546页）
　　见[唐]裴炎《猩猩铭序》、[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李亢《独异志》卷中、[明]刘元卿《贤奕编》。
　　白居易《感兴二首》之二：“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李贺《夜来乐》：“春水滴酒猩猩沽”，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陆游《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
　　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8册。
　　见《广东新语》卷21《兽语》部“猿”条，[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一名《粤东笔记》）卷九“猿”条全袭之。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饮食》“金粟香、陆武园饮猿酒”条在撮录上引陆祚蕃（武园）《粤西偶记》后，又写道：“漓江两岸间猿尤多，粤寇时，沿江炮火震惊，猿迁越深山邃谷间，罕有至江岸者。江阴金粟香、平湖陆武园皆尝饮之。粟香有句云：‘岩暖猨搜花酿酒，林深狸攫果为粮。’武园亦有句云：‘猨入深山为避乱，桃源何地属秦人？’”。
　　可参看傅国涌《金庸传》等书。
　　金庸《笑傲江湖》1967年4月20日至1969年10月12日连载于《明报》，古龙《绝代双骄》1966年5月31日起连载于《公论报》，1969年2月由《春秋》出版社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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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崖的狗
　　　　
　　　　《笑傲江湖》第三十五回《复仇》写令狐冲、任盈盈为暗中护送林平之夫妇，偷来农家衣物，扮作兄妹，遂引出一段旖旎情话来：
　　　　
　　　　盈盈道：“你别打岔，成不成？我跳进墙去，一只狗叫了起来，我便将狗子拍晕了。哪知这么一叫，便将那老公公和老婆婆吵醒了。老婆婆说：‘阿毛爹，别是黄鼠狼来偷鸡。’老公公说：‘老黑又不叫了，不会有黄鼠狼的。’老婆婆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只怕那黄鼠狼学你从前的死样，半夜三更摸到我家里来时，总带一块牛肉、骡肉来喂狗。’”
　　　　
　　　　……
　　　　
　　　　盈盈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她在回想那对老农夫妇的谈话：老公公道：“那一晚屋里半两肉也没有，只好到隔壁人家偷一只鸡杀了，拿到你家来喂你的狗。那只狗叫甚么名字啊？”老婆婆道：“叫大花。”老公公道：“对啦，叫大花。它吃了半只鸡，乖乖的一声不出，你爹爹、妈妈甚么也不知道。咱们的阿毛，就是这一晚有了的。”
　　　　
　　　　……
　　　　
　　　　盈盈轻声问道：“冲哥，你睡着了吗？”令狐冲道：“我睡着了，我正在做梦。”盈盈道：“你在做甚么梦？”令狐冲道：“我梦见带了一大块牛肉，摸到黑木崖上，去喂你家的狗。”盈盈笑道：“你人不正经，做的梦也不正经。”
　　　　
　　　　南窗按：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诗经》卷，“吠尨”条恰可与《笑傲》此处参读：
　　　　
　　　　“无使尨也吠”；《笺》：“贞女思仲春以礼与男会”。《传》：“非礼相亲则吠狗”。按幽期密约，丁宁毋使人惊觉、致犬啀喍也。王涯《宫词》:‘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高启《宫女图》:‘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可与“无使尨也吠”句相发明。李商隐《戏赠任秀才》诗中“卧锦裀”之“乌龙”，裴硎《传奇》中昆仑奴磨勒挝杀之“曹州孟海”猛犬，皆此尨之支与流裔也。《初学记》卷二九载贾岱宗《大狗赋》：“昼则无窥窬之客,夜则无奸淫之宾”；而十七世纪法国诗人作犬冢铭，称其盗来则吠，故主人爱之，外遇来则不作声。故主妇爱之，祖构重叠。盖儿女私情中，亦以‘尨也’参与之矣。
　　　　
　　　　 金庸此细节或本诸故书（如《昆仑奴》一文即其特嗜者），或仅是“造境既同，因势生情，遂复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师”（《管锥编》第654页“蛟龙为津梁”条），不能明，姑拈出聊供一哂。
　　　　
　　　　[附录] （1）《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2）李商隐《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
　　　　一丈红蔷拥翠筠，罗窗不识绕街尘。
　　　　峡中寻觅长逢雨，月里依稀更有人。
　　　　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书札损文鳞。
　　　　适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
　　　　（3）《昆仑奴》：
　　　　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链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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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墙”
　　　　 　如果要选择金庸武侠读来最恐怖、压抑、愤懑的一部，我想大多数读者会选《连城诀》。而其中使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又实在首推“砌墙”。
　　　　　　“五云手”万震山杀死（他自以为）“铁锁横江”戚长发，埋入“书房西壁的那堵白墙”中，其行自是丧心病狂，其法却也令人匪夷所思。
　　　　　　但正如狄云与丁典在狱中的情节，被人指出多有蹈袭《基督山伯爵》处一样，“砌墙”这一细节也有所本。
　　　　　　严家炎先生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课中一同学即发言指出：“《连城诀》中的‘砌墙’来自爱伦•坡”[注1]。
　　　　　　爱伦•坡这位恐怖、侦探小说先驱的作品，金庸自然是读过的[注2]，更有人认为，《连城诀》的“砌墙”是受爱伦•坡的名作《黑猫》的影响。《黑猫》里的小说主人翁“我”，一次想杀死家中那只胸口有白斑的黑猫，妻子伸手劝阻，“我”在情绪失控下，竟用斧头劈死了她：
　　　　　　
　　　　　　我打定主意把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据传说，中世纪的僧侣就是这样把殉道者砌进墙里的。……我……一下子就撬掉砖墙，再仔仔细细把尸首贴着里边的夹墙放好，让它撑着不掉下来，然后没费半点事就把墙照原样砌上。我弄来了石灰，黄沙和乱发，……配调了……新灰泥，小心翼翼的把它涂抹在新砌的砖墙上。
　　　　
　　　　　　但“我”的恶行最终还是被暴露，就是因为那只黑猫。当警察拆下那堵墙：
　　　　
　　　　　　（妻子）尸体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畜生，张开血盆大口，独眼里冒着火。它捣了鬼，诱使我杀了妻子，如今又用唤声报了警，把我送到刽子手的手里。原来我把这怪物砌进墓墙里去了！
　　　　
　　　　　　而在我所读的中国闲书中，也有涉及猫与“砌墙”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叫黄汉的人著有一本有趣的小类书《猫苑》，全搜集的是古今有关猫的典故、辞藻。其中“灵异门”第五十六条有这么一则故事：
　　　　　　
　　　　　　蒋稻香（田）云：“阳春县修衙署，刚筑墙。一日，其匠未饭，有猫来，窃食其饭并羹。匠人愤极，旋捉得此猫，活筑墙腹以死。工竣后，衙内人皆不安，下人小口，率多病亡。因就巫家占之，云：‘此猫鬼为祟，在某方墙内。’于是拆墙，果得死猫。遂用巫者言，奠以香锭，远葬荒野强署泰然。此道光十六年事，余在幕，亲见之。”
　　　　
　　　　　　两相对比，一是活猫“捣鬼”，一是“猫鬼为祟”，而中西两位作者年辈复相近（南窗按：爱伦•坡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黄汉生卒年不暇细考，但忆《猫苑》中提及其与林则徐（1785-1850）过从甚多，年岁相差应不会太多）想想真是很好玩的事。话题扯远，打住。
　　　　　　“砌墙”的情节爱伦•坡并非单在《黑猫》中用过。周作人《关于活埋》（收入《苦竹杂记》）写道：“小时候读英文，读过美国亚伦坡的短篇小说《西班牙酒桶》，诱人到洞甬里去喝酒，把他锁在石壁上，砌好了墙出来，觉得很有点可怕。”
　　　　　　知堂先生提到的《西班牙酒桶》，今一般译作《一桶白葡萄酒》。这是篇极短的小说，大致情节即如上述，小说末尾的描写颇为恐怖：
　　　　
　　　　已是午夜，我快完工了。第八层，第九层，第十层都砌好了。最后一层，也就是第十一层，也差不多了，只消填进去最后一块石头，涂上最后一抹灰泥即可。我拼命搬起最后一块石头，把它的一角放到该放的位置。不料壁龛里却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吓得我毛发倒竖。笑声过后，是个凄切的声音……我赶紧干掉剩活。我把最后一块石头塞好，抹上灰泥。再紧靠着新墙，堆放好原来那垛尸骨。
　　　　
　　　　 自然，这是“活埋”。《关于活埋》一文还提到一些“欧洲的实例”，就不一一征引了。
　　　　这类故事读来的确恐怖，金庸对它的借鉴也是明显的。但细想下来，把人杀死放入墙中这一具体行为，并非是我们觉得《连城诀》“砌墙”描写渗人最重要的原因。作者其实并没有正面描写万震山杀死戚长发的详细过程。
　　　　“老爷半夜三更起来砌墙！”
　　　　小妾桃红所感受到的恐怖，才是读者们所真正感受到的恐怖吧。跟随戚芳的视线，读者们看到了如下惊心动魄的一幕：
　　　　
　　　　屋里灯火已熄，却传出一阵阵奇怪的声音来，“嘿，嘿，嘿！”似乎有人在大费力气做甚么事。……从窗缝中向房内张去。其时月光斜照，透过窗纸，映进房中，只见万震山仰卧在床，双手缓缓的向空中力推，双眼却紧紧闭着。
　　　　……
　　　　只见万震山双手空推一阵，缓缓坐起身来，伸腿下床，向前走了几步，蹲下身子，凌空便伸手去抓甚么物事。……又看得片时，但见万震山的手势越来越怪，双手不住在空中抓下甚么东西，随即整整齐齐的排在一起，倒似是将许多砖块安放堆叠一般，但月光下看得明白，地板上显是空无一物。
　　　　……
　　　　只见他凌空抓了一会，双手比了一比，似乎认为够大了，于是双手作势在地下捧起一件大物，向前塞了过去。
　　　　……
　　　　只见万震山将空无所有的重物塞入空无所有的墙洞之后，凌空用力推了几下，然后拾起地下空无所有的砖头，砌起墙来。
　　　　不错，他果真是在砌墙！脸上微笑，得意洋洋的砌墙！
　　　　 ……
　　　　但见万震山将拆下来的“砖块”都放入了“墙洞”，跟着便刷起“石灰”来，直到“功夫”做得妥妥帖帖，这才脸露微笑，上床安睡。
　　　　
　　　　 万震山半夜“砌墙”的“离魂之症”，不禁让人想起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著《麦克白》来。麦克白将军在他夫人的唆使下，杀害了苏格兰国王邓肯。而麦克白夫人也患了同样的“离魂之症”，剧本第五幕第一场这样写道：
　　　　　　
　　　　　　麦克白夫人持烛上。
　　　　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
　　　　……
　　　　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
　　　　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
　　　　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
　　　　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
　　　　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
　　　　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
　　　　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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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
　　　　医生：有这等事？
　　　　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
　　　　
　　　　　　莎士比亚是金庸极其熟悉的一位作家，他曾对严家炎说：“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注３]上面半夜砌墙的情节，恰可为这段话作一注脚。
　　　　　　但金庸对古今中外大家的学习借鉴，很少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可对比梁羽生《七剑》之于《牛虻》）。爱伦•坡《黑猫》是死葬，《一桶白葡萄酒》是活埋，而《连城诀》却是万震山以为死葬而实是活埋，又最终既非死葬又非活埋；同是“强迫症”（不停地“洗手”和不停地“砌墙”），莎士比亚《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这么作是为了消除心中的恐惧，万震山则一方面是“怕戚长发的‘僵尸’从墙洞里钻出来”（“万震山那日将戚长发封入了夹墙后，次日见到封墙的砖头有一块凸出，这件事令他内心十分不安，这才患上了离魂之症……因此睡梦中砌了一次又一次，要将墙洞封得牢牢的”），而“脸上微笑，得意洋洋的砌墙”，“不是心中不安，他是十分得意，这砌墙的事，不知不觉的要做了一次又一次”
　　　　当万震山要把戚芳等也埋进墙壁时，“瞧着那堵白墙，双手搓了几下……脸上现出十分得意的神情”，甚至“挖出一块砖头后”还“拿到鼻子边嗅了几嗅”，似乎已陶醉于他的“杰作”中了。这些描写，使读者知道万震山之所以是万震山，而非什么麦克白夫人的简单复制。
　　　　 对现在的读者来说，“砌墙”这一情节早已不陌生，甚至显得有些“俗套”了，可大量恐怖、悬疑题材的电影作品仍旧乐此不疲。其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就是，年初那部打着“向希区柯克致敬”的电影《门》，其精心设计的悬念被观众一眼看穿。
　　　　 以至于有“不厚道”的网友建议导演李少红，何不写作“向万震山致敬”？
　　　　
　　　　
　　[注1] 见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之《生死以之痴千态——说金庸笔下的“情”》。
　　[注2]金庸《看李克玲的画》（见《三剑楼随笔》）：（李克玲）“青山绿水”那一幅画……令人想到爱伦坡的小说、布莱克的诗，表现手法中有一点诡异的意味。
　　[注３]见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之《金庸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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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帮“大礼分舵”舵主考
　　　　在《天龙八部》中，丐帮设有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信、大勇六大分舵。其中除大智分舵舵主“十方秀才”全冠清作为重要配角，姓名绰号齐全外，书中仅明确交代大义分舵舵主姓蒋，大勇分舵舵主姓方（第十六回），其余三大舵主似乎姓名无考。
　　但在第二十一回《千里茫茫若梦》中，却又提到了一个“王舵主”：
　　
　　　　萧峰道：“嗯，丐帮中和马大元兄弟最交好的，一个是王舵主，一个是全冠清，一个是陈长老，还有，执法长老白世镜跟他交谊也很深。”阿朱嗯了一声，侧头想象这几人的形貌神态。萧峰又道：“马兄弟为人沉静拘谨，不像我这样好酒贪杯、大吵大闹。因此平时他和我甚少在一起喝酒谈笑。全冠清、白世镜这些人和他性子相近，常在一起钻研武功。”
　　　　阿朱道：“王舵主是谁，我不识得……”
　　
　　　　这里出现的“王舵主”，我们只能从文中知道，他与马大元“交好”，和全冠清、陈长老等人“常在一起”。但他会是大仁、大礼、大信三大分舵舵主中的哪一位呢？
　　好在，金庸在十六回《昔时因》里，对丐帮内部的派系（站哪个队伍）有所描写：
　　
　　　　奚长老大声道：“谁愿跟随乔帮主的，随我站到这边。”他左手拉着宋长老，右手拉了吴长老，走到了东首。跟着大仁分舵、大信分舵、大义分舵的三个舵主也走到了东首。三分舵的舵主一站过去，他们属下的帮众自也纷纷跟随而往。全冠清、陈长老、传功长老，以及大智、大勇两舵的舵主，却留在原地不动。这么一来，丐帮人众登时分成了两派，站在东首的约占五成，留在原地的约为三成，其余帮众则心存犹豫，不知听谁的主意才是。
　　
　　 这一段文字很重要，也有几处值得说明的地方。
　　其一，在旧版此段中，大信分舵舵主和大勇分舵舵主的位置与上引三联版相比，刚好互换，即大信分舵舵主在旧版中留在原地，而大勇分舵舵主走到了东首。按我的猜测，金庸这么改动，更契合分舵名称所代表的人物性格（金庸小说中，这类极次要的角色，性格常常符号化，即陈墨所谓“名号人物”）。在杏子林事件中，具有仁、信、义品质的显然更容易相信乔峰。留在原地的，全冠清别有动机，暂且不说。大勇则少谋（直肠子），容易被蛊惑，留在原地也很好理解。
　　 其二，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觉，上引此段的“全冠清、陈长老、传功长老，以及大智、大勇两舵的舵主，却留在原地不动”一句有些问题。全冠清就是大智分舵的舵主，怎么会一句中反复出现呢？显然是作者的笔误（旧版此处同三联版）。用排除法可知，这句的“大智”当是“大礼”之误（南窗按：托朋友“笑笑道人”代检新修版《天龙》此句，告之新修版正改为“大礼”）。则留在原地的（反乔派）有全冠清、陈长老、传功长老、大礼、大勇两舵的舵主。
　　 将这份名单与二十一回乔峰提到与马大元“交好”的名单相比，相同的有全冠清和陈长老。其余三人，传功长老项长老并非舵主，大勇分舵舵主姓方，则大礼分舵舵主的位置恰好不多不少地落在王舵主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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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哈你家”
　　
　　《笑傲江湖》第二回《聆秘》，华山派众人为刘正风金盆洗手事来到衡山城，在小茶馆与茶博士有段好玩的对话：
　　
　　……茶馆中卖茶不卖酒，茶博士奔将过来，说道：”哈你家，哈小店只有洞庭春、水仙、龙井、祁门、普洱、铁观音（南窗按：连载版此句“洞庭春”为“寿眉”，无“普洱”，如此增删不知有何用意。），哈你家，不卖酒，哈你家。”
　　　　衡阳、衡山一带之人，说话开头往往带个“哈”字，这茶博士尤其厉害。
　　　　陆大有道：“哈你家，哈你贵店不卖酒，哈我就喝茶不喝酒便了，哈你家。”那茶博士道：“是！是！哈你家。”在几把茶壶中冲满了滚水。
　　
　　金庸说“衡阳、衡山一带之人，说话开头往往带个‘哈’字”，我曾询问衡阳籍的寝室同学，却说没这种说法。《笑傲》同回还有这样一句话：
　　
　　……店小二道：“再过三天，便是刘大爷金盆洗手的好日子，小店住满了贺客，你家到别处问问罢！”
　　
　　又只称“你家”，前面并没“带个‘哈’字”。最初的连载版此处则还多了一句解释的话：
　　
　　……湖南人称人“你家”，乃是尊称，是“你老人家”的简化。
　　
　　但我印象中，倒也像是湖北的方言，。（四川有的地方称“你”做“你屋”，曰“家”曰“屋”，词殊意同。）金庸《飞狐外传》第二回《宝刀和柔情》写鄂北鬼见愁锺氏三雄：
　　
　　……（老大）锺兆文道：“苗大侠你家腿上不便，原本不该打扰，只是杀徒之仇，不能不报，请苗大侠你家恕罪。”他“你家，你家”，满口湖北土腔。
　　
　　可见金庸本人也认为“你家”为“湖北土腔”。又如古龙《苍穹神剑》第十二回《星陨月落》写湖北谷城的店伙计：
　　
　　……（伙计）道：“你家这两位朋友，比你还年轻，她俩暂借你家和尚客官的坐马一用，明天一早就送回来的。”又低声说：“好漂亮的两个小妞儿，你家，你家……”
　　
　　其他文学作品里也颇多提及“你家”这个词，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回写汉口人说话：
　　
　　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
　　他老子道：“督办赏脸，哪里敢说个不字，你家。”
　　那姑娘道：“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你家。”
　　
　　但到底“哈你家”是衡阳一带的方言，亦或是金庸误记，还是不大明白，只有就教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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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阴•九阳
　　　　
　　引言：金庸笔下的武功秘笈可谓夥矣，《九阴真经》与《九阳真经》尤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笔者故亦撰小文闲谈一二。遵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也是集》之例，题目但取其简括，非有意冒犯“金庸新”先生的YY大作也。
　　　　
　　一、西来的和尚会念经？
　　在最初的连载版（下文皆称作“旧版”）中，这两部秘笈的来历与大多数人所见的三联版大不相同。
　　关于《九阴真经》来历的，如旧版《射雕英雄传》第五十四回《洞中奇人》，周伯通对郭靖言道：“那九阴真经是武学中第一奇书，相传是达摩祖师东来，与中土武士较技，互有胜负，面壁九年，这才参透了武学的精奥，写下这部书来。”（南窗按：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版，叶洪生《论剑》第270页引作“旧三十四回”，误。）又如旧版《射雕》第九十回《午夜寻仇》，郭靖在一灯大师处随口背诵出“哈虎文钵英”等《九阴真经》上的怪文，“一灯惊叹无已”，随即说道：“达摩祖师原是天竺国人，他用汉字写了这部九阴真经，但经文的主旨总纲，却用梵文书写。这经若是落入与佛法无缘之人手中，总是难诣极峰。若是换作别人，这些咒语一般的长篇大论，他也不会记熟心中。”
　　关于《九阳真经》来历的，如旧版本《神雕侠侣》第一百一十回《尾声》，觉远和尚道：“……这部楞伽经中的夹缝之中，另有达摩祖师亲手书写的一部经书，称为‘九阳真经’。”当场众人“那想到除了‘九阴真经’之外，达摩祖师还着有一部‘九阳真经’，阴阳相济，这部经书想必与‘九阴真经’威力相若，且有互发互辅之妙。”（南窗按：三联版《神雕》第四十回此处文字除“阴阳相济……”后这几句删去外，与旧版基本一致。但“除了‘九阴真经’之外，达摩祖师还着有一部‘九阳真经’”这句，明显指出《九阴真经》作者也是达摩，则与修订版的“黄裳说”不符，留下删改未净的痕迹。直到新修版才写作“那想到除了《九阴真经》之外，另外还有一部《九阳真经》”，不提达摩之名，解决了这一BUG。）又如旧版《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二回《百岁寿诞》，俞莲舟道：“……这‘九阳真经’传自达摩老祖，恩师言道，他越是深思，越觉其中漏洞甚多，似乎这只是半部，该当另有一部‘九阴真经’，方能相辅相成。”又第四十四回《金在油中》，“当年达摩祖师手着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两部武学奇书，一阴一阳，两部书中的武功相辅相成，相生相克，不分高下。只是九阳真经中的功夫偏重养气保命，九阴真经则偏重致胜克敌。从内功纯真言，是‘九阳’较胜，说到招数的奇幻变化，则是‘九阴’为优。”又第五十九回《两仪剑法》，“原来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学自天竺国（今印度）达摩老祖所传的‘九阳真经’”等等。
　　可见旧版中“九阴”、“九阳”二书的作者，都明白无误地标明是天竺僧人达摩。但在比较通行的三联版（即金庸第一次修订的版本）中，作者却费心力对二书来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是因为随着金庸学殖日富，他发觉到“达摩撰书说”的种种漏洞，西来的和尚也不好念经了。
　　　　
　　二、矛盾百出的“达摩撰书说”
　　“达摩撰书说”之硬伤，下拟分别叙述之。首先看书名。何谓“真经”？陈寅恪先生谓：“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三联版第110页），可见本源自道家语言。而唐时《庄子》又称《南华真经》，《列子》又称《冲虚真经》，则“真经”一词乃指道家典籍明矣。再看“九阴”一词，台湾学者叶洪生《论剑》第270页首先发现因新旧版差异而导致“《九阴真经》弄巧成拙”，但却未能切中要害。他一口咬定“道家既无‘九阴’怪谈（佛家亦无）”，强不知以为知；又谓“盖此为道家形而上学所定，关乎阴阳消长之机，即令是太上老君也动它不得”，甚至说“莫非欺弄读者不学无知乎？”，大言炎炎，不值一哂。后应笑我兄《金庸识小录》已多引典籍证明“九阴”一词古已有之，且道家典籍确有“九阴经”之名。金庸在新修版《神雕侠侣》附录中也略引典籍驳斥了这位“叶君”的观点。（南窗按：应笑我兄与金庸先生相关文章见本篇附录。又，东晋葛洪的《报朴子•遐览》篇所罗列的道经中，就有“九阴经”的名目，二位文章未提及此处。）可见“九阴”乃道家词汇而非佛门语言。再看“九阳”一词。三联版《倚天》第十六回《剥极而复参九阳》有这样一段话，“（张无忌）不久便在第二卷的经文中读到一句:‘呼翕九阳,抱一含元,此书可名九阳真经。’”而查对旧版《倚天》的相应段落，却没有这一句。实际上“呼翕九阳,抱一含元”是西晋文学家陆机《列仙赋》中的话（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灵异部》），后面还有“引新吐故．云饮露餐”之类的句子，是讲仙人吐纳导引，修真练气。金庸修订时添上《列仙赋》中这句话来给《九阳真经》释名，显然也是意为之。
　　更重要的是，小说所叙“九阴”、“九阳”的武学原理及经文内容，与佛家功夫大不相同，而同道家功夫极有渊源。如《九阴真经》的内容颇有参杂《道德经》原文处，“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等修炼法门也是道家者流之常谈。又如《九阳真经》的内容及原理多照搬张三丰《拳论》及清代太级名家李亦畲《太级拳论》等等，网上已多有人指出，不赘述。（南窗按：可参看“笑笑道人” 《笑笑乱弹金书的武学》，“寒雪牵魂箫”《〈九阳真经〉实乃道家武学之论证》，佚名《〈九阳〉与〈九阴〉的武功家数》等文。）
　　另外，旧版中所谓达摩亲手用汉字在纸上书写两部经书，也与历史常识不符。
　　　　
　　三、从佛门典籍到道家著作
　　鉴于上述种种漏洞，金庸在后来的修订版做了较大的修改。关于《九阴真经》，除剔除达摩撰书的字句外，。主要是添写“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射雕》后记）,将此书的“著作权”交给了这位刊印《万寿道藏》的历史人物。《九阳真经》比较麻烦些，因为经文是写在所谓达摩“亲笔所抄的楞伽经行缝之间”（三联版《倚天》第二回），所以一方面仍保留觉远说明《九阳真经》为达摩亲撰的段落（三联版《神雕》第四十回及《倚天》第二回），另一方面又借张君宝（三丰）所疑，含糊地否定了“达摩撰书说”（三联版《倚天》第二回，张君宝想到，“达摩祖师是天竺人，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也必文理租疏。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外国人决计写不出，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假托达摩祖师之名，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又第九回，俞莲舟转述张三丰的话，“恩师言道，他越是深恩，越觉未必尽然。一来真经中所说的秘奥与少林派武功大异，反而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学；二来这《九阳真经》不是梵文，而是中国文字，夹写在梵文的《楞伽经》的字畔行间。想达摩老祖虽然妙悟禅理，武学渊深，他自天竺西来，未必精通中土文字，笔录这样一部要紧的武经，又为甚么不另纸书写，却要写在另一部经书的行间？…………或许这是少林寺后世的一位高僧所作，却假托了达摩老祖的名头”，更进一步点出《九阳真经》“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学”的事实。）
　　修订版的删改，使本属佛门秘笈的“九阴九阳”几乎成了道流之作。如此的确使原作的漏洞大大减少，然终成一佛经夹缝中录一道流之“真经”，与“九阴真经”为道家经文而末尾赘以梵文译音一样，终有些瑕疵。（南窗按：旧版梵僧撰梵文，理所当然；修订版改后，此处本该删去，但此段怪文为书中主要情

】】】】】】】】】】】】】】
《连城诀》第一回《乡下人进城》写躺尸剑法，一招曰"忽听喷惊风，连山石布逃"，并称其实际为"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
　　　　南窗按：此为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中句，唯原诗作"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如朝东"。。金庸把不是一联的两句诗抓置一处，如无深意，则近于蛮拧。
　　　　
　　　　[附记]贺兰骑墙MM在QQ中告之金庸断句讹误又一例：
　　　　
　　　　昨天翻《桃花扇》，《沉江》：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鹿鼎记》引过（南窗按：见第三十四回），却做：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不知道金大虾用的什么谱子，如此断句。摆渡了一下，发现流毒无穷啊。

【【【【【【【【【【【【
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论及金庸小说中“闹笑话”的地方，举《射雕英雄传》“宋代才女唱元曲”为例。我对这类小说中“时代错乱”的看法略见《“宋女唱元曲”——也说金庸小说中的“时代错乱”》一文。但有时会想，梁羽生会犯这种毛病么？钱钟书《宋诗选注》曾戏称：“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创作家一动手批评”，难免也会自咬其手。
　　　　如梁氏小说《白发魔女传》第八回：“三人上到（嵩）山上，石浩道：“这株老柏居然还如此苍翠，真是难得。咱们到树下歇歇。”那个‘李大人’叹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株树号为‘大将军’，二千岁高龄犹未白头，真令我辈钦羡。’卓一航心想：这人肚中倒有点墨水。那三人越行越近，白石道人正想跃出，忽然山风中又送来了女孩子笑语之声，那三人一齐停住。”
　　　　这“李大人”的确肚里“有点墨水”，而且他的‘口占’竟与后人诗句暗合。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冬友侍读出都，过天津查氏，晤佟进士溶；言其母赵夫人苦节能诗，《祭灶》云：‘再拜东厨司命神，聊将清水饯行尘。年年破屋多灰土，须恕夫亡子幼人。’查恂叔言其叔心谷《悼亡姬》诗，和者甚众。有佟氏姬人名艳雪者，一绝甚佳，其结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与宋笠田明府‘白发从无到美人’之句相似。”
　　　　原来写“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两句的人，乃乾隆诗人一小妾，“名艳雪者”。又查，此女名赵艳雪，今天津水西庄“艳雪楼”即其居也。诗题为《和查为仁悼亡诗》。
　　　　“宋女唱元曲”正如“明人诵清诗”，都为“时代错乱”可供谈助者。
　　

】】】】】】】】】】】】】】】】】】】】】】】
皇宫·古庙·妓院
　　古庙、妓院与皇宫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金庸小说中却曾被奇妙地联想到了一起。
　　先说古庙与皇宫。《天龙八部》第三十六回《梦里真真语真幻》写天山童姥带虚竹逃至西夏王宫，“只见一座高楼冲天而起，高楼后重重叠叠，尽是构筑宏伟的大屋，屋顶金碧辉煌，都是琉璃瓦。虚竹见这些大屋的屋顶依稀和少林寺相似，但富丽堂皇，更有过之，低声道：‘阿弥陀佛，这里倒有一座大庙。’童姥忍不住轻轻一笑，说道：‘小和尚好没见识，这是西夏国的皇宫，却说是座大庙。’”而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邹泰来道：‘当初，太祖皇帝带了王妈妈、季巴巴到皇宫里去，他们认做古庙。你明日到国公府里去，只怕也要认做古庙哩！’”又《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嗳呀！这里还有个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三例类似，都是揶揄小和尚、老奶奶“好没见识”也。和尚与村妇村夫对庙宇之类最熟悉不过，由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见骆驼说是马肿背”，亦在情理之中。
　　再看妓院与皇宫。《鹿鼎记》第三回韦小宝初入皇宫，“一路上走的都是回廊，穿过一处处庭院花园。韦小宝心想：‘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眼见飞檐绘彩，栋梁雕花，他一生之中那里见过这等富丽豪华的大屋？心想：‘咱丽春院在扬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的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象样。’”或拿妓院与皇宫作比，是受大仲马小说影响（大仲马《夏尔尼伯爵夫人》序写道：“有人向我建议……要我写王宫的历史，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饶有趣味的复式记帐——一方面是赌场的故事，一方面是妓院的故事。”），似乎过于坐实。正如钱钟书所言，很多文字是“造境既同，因势生情，遂复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师”（《管锥编》第6 5 4页“蛟龙为津梁”条）其实中国古代文字中亦有可供互参的。如《桃花扇》第十七出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三人的上场诗：“院里常留老白相,朝中新聘大陪堂”，陪堂即帮闲、狎客，此处揶揄新任官职的杨龙友，亦拿妓院与朝廷作比。韦小宝到皇宫却联想到妓院，除了表明其无知外，也是暗示妓院与皇宫的某些本质上的相通之处。这些多有人著文论及，就不赘述了。

】】】】】】】】】】】】】】】

金庸小说中的印章
　　飞狐外传：
　　上册：最爱热肠人，清，陈豫钟
　　下册：素情自处，清，陈豫钟
　　雪山飞狐：吾狐也，齐白石
　　连城诀：吾草木众人也，齐白石
　　天龙八部：
　　第一册：流风回雪，明，苏宣
　　第二册：虎啸风生，龙腾云萃，清，鞠履厚?
　　第三册：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清，赵子谦
　　第四册：得自在禅，清，黄易
　　第五册：灵丘骑马，用的是汉代的烙马印
　　射雕英雄传：
　　第一册：江南布衣，齐白石
　　第二册：要知天道酬勤，齐白石
　　第三册：花未全开月未圆，齐白石
　　第四册：秋风红豆，齐白石
　　白马啸西风附雪山飞狐后，无印章
　　鹿鼎记：
　　第一册：玉树临风，清，周亮工
　　第二册：读圣贤书，行忠义事，清，林皋
　　第三册：当中和天，偕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清，沈凤
　　第四册：兴酣落笔摇五岳，清，许容
　　第五册：浮螺山人，清，高凤翰
　　笑傲江湖：
　　第一册：白衣大士门下，清，沈凤
　　第二册：檗下琴，清，高凤翰
　　第三册：襟上杭州旧酒痕，清，赵懿
　　第四册：吾亦澹荡人，清，屠倬
　　书剑恩仇录：
　　上册：登山观海，清，黄易
　　下册：长相思，清，丁敬
　　神雕侠侣：
　　第一册：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吴昌硕
　　第二册：鲜鲜霜中菊，吴昌硕
　　第三册：富岗百炼，吴昌硕
　　第四册：心月同光，吴昌硕
　　侠客行：
　　上册：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春，清，赵之琛，是两面印
　　下册：不贪为全，心无妄思，齐白石，是两枚印
　　倚天屠龙记：
　　第一册：曾经沧海，清，徐三庚
　　第二册：身行万里半天下，清，翁大年
　　第三册：肝肠如雪，意气如虹，清，林皋
　　第四册：可是当年人面，清，鞠履厚?
　　碧血剑：
　　上册：兰生而芳，明，梁千秋
　　下册：负雅志于高云，明，归昌世
　　鸳鸯刀附雪山飞狐后，无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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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南窗寄傲生Lv 19 时间：2005-06-05 21:23:20
　　金庸的三十六枚印章 佚名
　　
　　 我最爱“神雕侠侣”，先说这个：四册“神雕侠侣”都是近人吴昌硕的印章。第一册是“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以郭靖的本意是每一步都要扶以绳，哪知阴差阳错，杨过遍历凄酸苦楚，反而被磨练成为大器。第二册是“鲜鲜霜中菊”， 古墓派的玉女素心剑法有一式叫 “小园艺菊” 是咏有情人联剑江湖的迤逦风光。宋儒周敦颐 “爱莲说”评菊花为花之隐逸，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第三册是“富岗百链”，这是作者唯一一个解不了的，他说应该可以原谅。第四册是“心月同光”，“月”是指“冷浸溶溶月”的小龙女，金庸说小龙女是“心中光风灵月”（见“神雕侠侣”1123页）。
　　
　　 再说“倚天屠龙记”
　　 第一册是清人徐三庚的“曾经沧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全都是陈腔滥调，确说明了小东邪郭襄大半生的不幸。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发边也见到了白发。
　　 第二册用清人翁大年的“身行万里半天下”，咏的是张无忌闯万里，护送孤女，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张无忌年纪小小，却很有孔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气度。
　　 第三册用清人林皋的“肝肠如血，意气如虹”，以志勇仁义，凭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凭一人之力，排难解分当六强，群雄归心约三章，此是咏张无忌。
　　 第四册用清人鞠履厚的“可是当年人面”，配合最后一回的回目，不识张郎是张郎。一个人年纪大了，不会再是少年时的模样，回首前程，缅怀过去，总不免觉得少年时的一切都要比放在眼前的事务来得美好。如长大了的周芷若，不用说比小时候更清雅秀丽，但却不再是当年汉水舟中的小女孩。还有徐达，常遇春在张无忌心中都变了质。可是当年人面？
　　
　　 “飞狐外传”
　　 上下册都用清人陈豫钟印章，上册的“最爱热肠人”是咏胡斐。
　　 他对马春花的恩惠念念不忘是热肠，为钟阿四一家的惨事不肯罢休也是热肠，对圆性最后一次示爱求亲也是热肠。胡斐在金庸最喜欢男主角中排在第一位（见“飞狐外传”802页）。无怪要选这枚印章了。
　　 下册的“素情自处”是咏程灵素。程灵素虽是弱质纤纤，但明慧过人，只因相貌不够美丽而在情场上失败，天意弄人，还能够不“素情自处”吗？
　　 两册“飞狐外传”的封面图画也颇堪玩味，都是选用了晚清人居廉的作品。
　　 第一册是“山茶水仙图”
　　 第二册是“迎春，樱桃，望春图”
　　 山茶艳丽，水仙清雅，象征袁紫衣和程灵素，迎春，樱桃，望春则象征苗夫人和马春花。胡斐爱上了艳丽的山茶，而只好辜负了清雅的水仙。
　　 谁知道最后，眼前的山茶竟是伪装，实际上是一朵优昙花。
　　
　　 “天龙八部”
　　 第一册用明人苏宜的“流风回雪”，金庸解释为引自曹植的“洛神赋”，用以咏逍遥派的“凌波微步”。
　　 第二册咏清人鞠厚履的“虎啸风生，龙腾云萃”，毫无疑问是咏乔帮主的神威。
　　 第三册用清人赵子谦的“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说的是萧锋心灰意懒，落寞无奈的心境。“射雕”第三册的印章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意境却完全不同。一个对将来还报有无限希望，一个已是觉得意兴阑珊。灭门的仇恨，却因证人死的精光而再无线索，是为云散雪消。而阿朱的玉陨香消，是为花残月阙。信阳城还是信阳城，堪叹桃花依旧，而人面全非。塞上牛羊之约，就给一招亢龙有悔给毁掉了，如云散，如雪消，如花残，如月阙。
　　 第四册用黄易的“得自在禅”，咏虚竹的“有求皆苦，无求乃乐”。虚竹一心参禅，却不得自在，最后终于做不成和尚，反而无求乃乐。
　　 第五册不用印章，选了汉代的烙马印“灵丘骑马”。那是咏那奔腾如虎的燕云十八飞骑。倪匡先生曾经在“再看金庸小说”中详细分析过这段文字的优美之处，他认为“马上乘客一色都是玄色薄毡大氅”中的“乘客”二字稍弱，但也没提出修改的意见。灵丘在今日山西省，汉朝时属代郡，在北宋时则属燕云十六州的蔚州，明清隶大同府，宋人无力恢复，想要灵丘骑马也不能。
　　
　　 “射雕英雄传
　　 四册都用近人齐白石的印章。
　　 第一册是“江南布衣”，布衣是庶人的服装，江南布衣自然咏的是江南七怪：飞天蝙蝠克镇恶，妙手书生朱聪，马王神韩宝驹，南山樵子南希仁，笑弥陀张阿生，闹市侠隐全金发，越女剑韩小莹。丘处机误人子弟，险些命丧徒弟之手，在危机关头，幸得江南六怪施以援手，“终南羽士”不得不亲口承认败在“江南布衣”手上。
　　 第二册是“要知天道酬勤”，是指郭靖练功之勤。
　　 第三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讲的是郭靖黄蓉感情上的波折。黄蓉被裘千仞所伤，命悬一线。虽然过得黄老邪一关，仍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第四册是“秋风红豆”，秋天气候干燥，又是许多树木落叶的时候，即是所谓一叶知秋。秋天亦有利骑兵征伐，战争杀戮便用秋风来暗喻。郭靖虽为成吉思汗立了大功，但是他的家却在南国，终于要与大汉决裂。秋风红豆，是为矛盾中的统一。
　　
　　 “书剑恩仇录”
　　 上册用清人黄易的“登山观海”，“登山”是说书中第七回“琴音朗朗闻雁落，剑气沉沉做龙吟”，陈家洛在杭州飞来峰的上天竺与乾隆初次邂逅。“观海”是说书中第八回“千军岳峙围千顷，万马潮汹动万乘”，乾隆在海宁的海神庙偷祭陈世倌，又再于陈家洛相会，二人在塘边信步观潮。
　　 下册用清人丁敬的“长相思”，金庸指明这个印章是在兆惠黑水营突围的下一年刻成，即是在香香公主死后。“长相思”是指陈家洛为香香公主作的铭文。
　　
　　 “侠客行”
　　 上册用清人赵之琛的两面印，一面是“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另一面是“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香”。金庸特别选一个两面印来配合书中主角与他人面貌相似。石破天因受谢烟客陷害而走火入魔，阴差阳错之下被救而脱大难，一觉醒来的遭遇，的确是堪惊，此身虽在，却是如烟，如雾，如梦，如幻。后来回到旧游老家，再见阿黄，妈妈不是真的妈妈，不是有如“柳烟花雾迷香”吗？
　　 下册用齐白石的“不贪为全”和“心无妄思”两枚印，讲的是石破天在侠客岛上学武，不贪为全，没有象其他人一般的沉迷留恋，最后得以练成“侠客行”的武功就是因为他心无妄思。
　　
　　 “笑傲江湖”
　　 第一册用清人沈凤的“白衣大士门下”，直指恒山派的美貌小尼姑仪琳。令狐冲在仪琳身上，见到圣洁的光辉。宗教信仰能洗涤人心的威力，在此可见一斑。
　　 第二册用清人高凤翰的“檗下琴”，金庸解释为苦中作乐。琴是乐器，此乐不同彼乐。金庸说高凤翰“乾隆初因病右臂失去知觉，以左手治印，风格古朴”。令狐冲先被成不尤掌力所伤，再被桃谷六仙和不戒弄得伤上加伤，自陆大有死后，又蒙上盗宝物，杀师弟的罪名，师父，师娘，师妹也误会，真是苦不堪言。然令狐冲生性豁达，亦苦中作乐。
　　 第三册用清人赵懿的“襟上杭州旧酒痕”，衣襟上留有旧日酒痕，自然是物主不肯洗去，以怀恋故人旧事。由旧酒痕到旧酒友，忆的应是一起喝酒的朋友。此是说令狐冲好酒。
　　 第四册用清人屠倬的“吾亦澹荡人”，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这个故事和典故很长，下次再说。
　　 (伊按 原诗说鲁仲连却秦事 表追慕之思)
　　
　　 “鹿鼎记”
　　 第一册用清人周亮工的“玉树临风”，这当然不是说韦小宝，第一册出场的人物之中，称得上“玉树临风”的只有吴应熊。
　　 （伊按 只怕这四字考语非陈近南无可当得）
　　 第二册用清人林皋的“读圣贤书，行忠义事”，这一句不是说韦小宝而是说他的主子小皇帝。陈近南行忠，但只是不识大体的愚忠，韦小宝行义，却是虚假的意气。
　　 第三册用清人沈凤的“当中和天，偕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这枚印的用意，金庸说得很明白，说韦小宝“吟自在诗”，却唱“十八摸”，与乐易友所行的是骄乐，宴乐。然而历史上功高震主之人，都要多行损友三乐以自污避祸。
　　 第四册用清人许容的“兴酣落笔摇五岳”，咏韦小宝写字。
　　 第五册用清人高凤翰的“浮螺山人”，金庸说这浮螺山人即是钓鱼伯。所谓高处不胜寒，聪明人懂得在登上最高峰之前激流勇退，保有辛苦得来的名利。为什么“亢龙有悔”呢？因为“盈不可久”。
　　
　　 “连城诀”
　　 扉页用齐白石的“吾草木众人也”，说主角狄云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种草木的庄稼人。如果一切可以从头再开始，狄云和戚芳一定愿意继续做平凡的草木众人。草木众人的人格可比许多成名大侠高尚得多。
　　
　　 “雪山飞狐”
　　 扉页印章用齐白石的“吾狐也”。现代人认为狐狸狡猾，古代人确认为狐狸多疑。“雪山飞狐”完全没有多疑，更没有狡猾了。“雪山飞狐”的悬疑测试读者的人生观和是非观，胡斐之所以进退两难，是为了他轻易向苗若兰许下诺言，假如没有苗若兰的因素，这一刀是非劈不可的。
　　
　　 伊按
　　 原文少碧血剑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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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南窗寄傲生Lv 19 时间：2005-06-05 21:24:43
　　印窥金庸 作者无处不飞花
　　
　　 宝文堂和三联版的金庸集选，扉页都有闲章一枚，是切题之作，试解来以博同好一晒。
　　 注：排序以金庸自撰对联为序，不分先后。
　　 又注：关于巨著《鹿鼎记》的学习正在进行中，暂时无发言能力。
　　
　　
　　 飞狐外传
　　
　　 如果没有《雪山飞狐》的影响，胡斐在我心目中形象要清白些，不然，总归不能接受程灵素已亡，袁紫衣出家，胡斐却又与苗大小姐酬唱相和，虽然，那也是很好很好的。
　　
　　 卷一：最爱热肠人
　　
　　 胡斐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而且绝不计较利害关系，这点很叫人喜欢。
　　 钟阿四家小儿吃螺，吃出一场破门惨祸，若非碰到胡斐，便也只有冤沉大海。不过凤南天毕竟非同一般土豪，居然关系直通到京城待卫大人身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些都算难得，更难得是中间加上袁紫衣一层关系，胡斐居然也未退缩。当得起热肠人这三字考语。
　　
　　 袁紫衣这个姑娘实在有些难懂，自知是出家人，又何苦招惹胡斐，自堕情网？（是她先看到了胡斐的马的）如果不能忘情，何不央求师父，成就一对神仙眷侣，岂不也好？偏偏是这样做不到，那样又不行，还好端端地离散了胡斐与程灵素一段情。
　　
　　 （一直有个小小的疑问，倘若自己身为马春花，经不经得起那样的诱惑，懒懒春暮，黄昏阳光照在绿草上，那面如冠玉的公子，轻轻吹一曲凤求凰。徐铮也罢，商家公子也罢，江湖一介武夫，哪里懂得女孩儿家的寂寞心思。
　　 如果运气好一点，马春花会不会也有个幸福的结局？
　　 但见她始终念着的，还是那个负心的郎君。陈家洛这时候成全了她，为什么当年不晓得成全另一个同样痴心的姑娘？）
　　
　　 卷二：素情自处
　　
　　 一颗精灵的心被襟固在一具平凡的躯壳里，最后究竟会有什么结局？多半是叫人叹息。看看程姑娘就知道了。
　　 除了点漆双瞳外，程灵素身量尚小，发色枯黄，实无可观之处，胡斐帮她做活计，可实在也是热肠助人，并无他想。
　　 只是胡斐剑眉星目，热忱少年，多得了程姑娘一颗心。
　　
　　 双骑并行，胡斐终于开口说：程姑娘，我与你结为兄妹可好？
　　 如同杨过在绝情谷中，对陆无双和程英说：我欲与两位结成兄妹之好，何如？
　　
　　 谁要做你的妹子？可是你只愿做我的兄长。
　　
　　 程姑娘无可奈何，只好拿自己的性命，浅浅地在他心上刻下一道痕。胡斐若干年后，感念她相救之情，果真留了一把大胡子。
　　 只是那又如何？陈家洛奠香香公主时，胡斐想起的，还是那白马上的紫衣姑娘。
　　
　　 雪山飞狐
　　
　　 都说过这个故事有点儿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在同样的故事设定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两个发展，叫俺们这些容易入戏的读者当真难办。其实胡斐见苗若兰那段，写得也是风光旃旎，颇有看头。
　　
　　 卷一：吾狐也
　　
　　 一桩故事，由不同的当事人口中说来，面目不一，但是我们自然能判断孰真孰假，拼拼凑凑也能得到真相。因为这毕竟是小说，而诸位看官都是局外人。
　　
　　 可是如果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呢？那多半就真的说不清了。比如南兰。书里自然说她不是好女人，抛夫弃子，可是苗人凤习武为生，怎么懂得待一朵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该当如何才好？比如亦舒小说里的，利壁伽因周至美待她全如一件精美的家具，一样地要离家出走。能象胡一刀和胡夫人那样，他在火里，她也必定在火里，那自然是最好。但是我们碰到的，不都是纵然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么？
　　
　　 故事结尾，金庸留了道问题给读者，这一刀是砍下去还是不砍？
　　 巧的是古龙和梁羽生在书里也都曾经给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梁羽生呢，就传统些，他自己给了答案。
　　 在《冰川天女传》中，冰川天女的母亲，时为公主，问前来应征附马的男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男子，可这男子爱上了宫中的一个侍女，国王给了他两条路，两道未知的门，一扇门后是饿狮，一扇门后是那个侍女，当这男子要开门之际，公主示意他开左边的门？那么，这公主究意是由爱生恨，还是甘愿成全他们呢？
　　 梁羽生书中的男主角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这公主是东方的公主，那就是成全了别人了。如果这公主是西方的公主，门后自然是饿狮。
　　 最后？最后当然这求亲的男子迎得美人归，不然哪来的冰川天女？就说你笨，还问．￥%——：）
　　 古龙就投机取巧，楚留香最后也在两扇不同的命运之门里，选了一扇拉开，古龙居然直接这样说：门后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过，活过，爱过。
　　 金庸比较符合中庸之道，在一部不算太重要的游戏之作里，小小地玩了一把：）
　　
　　 连城诀
　　
　　 连城诀是一个冤狱的故事，看得人心情灰暗。全然不知人间还有真善美，好在凌霜华的那一盆菊花，水笙最后的那件羽衣，算是大团乌云后的一点点金边。
　　
　　 卷一：吾草木生人也
　　
　　 此为齐白石印，白石老人早年家贫，一边放牛一边读了书，又做过木匠，直至中年，才渐入佳境。故此常有印，说早年事。此方印即是。吾草木生人也，换个现代说法就是，俺是个草根阶级：）
　　 狄云和戚芳两小无猜，都是乡下人家的孩子。可是一样有乐趣，戚芳会给他擦擦脸上的汗，亲呢地叫他一声“空心菜”，而双双对对的菜粉蝶，也变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
　　 如果没有连城诀，没有那桩宝藏，多半狄云和戚芳可以做一对平凡的夫妻，白头偕老。
　　
　　 如果能给狄云选择的机会，他多半不想要这般传奇的人生的，所以最后他选择了回归雪山，与世隔绝。
　　 或者把这个机会给丁典，他也会带着凌霜华远走高飞，不管她容颜是否如旧。
　　 可惜草木众生，命运全由不得自己。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实在是气势恢宏，段誉痴于情，萧峰拘以义，虚竹钝于佛，慕容复执于名，段正淳迷于欲，由金庸一只生花笔，编就热血传奇。
　　
　　 天龙八部之一：流风回雪
　　
　　 甫开章，段誉欣欣然出场，天南大理，有上关风，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四景，少年公子磊落行。此人身上颇有些纳兰容若的影子，不是人间富贵花，只见了钟灵一双葱绿鞋儿，就求长伴左右，一番奇遇，最后莫名其妙多出两个妹子来，惹得三处伤心。
　　
　　 卷四段誉远赴西夏求亲，木婉清黑衣独骑，段誉见面一句：“妹子，你如何清减了？”想起这姑娘苦候七日七夜，以致情根深种，却不得开花结果，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考流风回雪此句出于洛神赋，与凌波微步源属同门，噫，离合神光，罗袜生尘（原来洛神都不穿鞋子的：）是段大公子保命绝招也。
　　
　　 天龙八部之二：虎啸风生，龙腾云萃
　　
　　 向来痴，从此醉，段誉曼陀山庄这一番相思，当真是写得好。只见其趣不见其苦，正当其酒入愁肠之时，遇见乔峰。
　　 借段誉之眼见乔峰，那彪形大汉，只一抬头，精光四射。
　　 其后丐帮内乱，乔峰平乱救人，义释风波恶，观其行事，刚柔并济，举重若轻，但观其人其言：实在是要叹一声，好汉子。
　　 这一回风云际会。龙腾虎啸，天翻地覆，乔峰从此成萧峰，身世成谜，萧峰不知所措，只得去帮离乡。
　　
　　 天龙八部之三：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
　　
　　 这方印配得实在是贴切。印人赵之谦，中年妻女于一月之内相继辞世，为印曰：我欲不伤悲不得已，取乐府诗《妇病行》句，又有此方“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
　　 虽未嫁娶，萧峰早以阿朱为妻，用此悼亡之作，最是切题。
　　
　　 聚贤庄一战，中原已无立锥之地，雁门关外，绝壁无余字，萧峰满腹愤懑，却回头，俏生生红衣女子立于花树后，似幻似真。
　　 此后一路行来，千里粲粲如梦，若不是身边这个亦嗔亦喜的小阿朱，当真以为是在梦里。这是萧峰一生中仅有的片刻温存。
　　 行至信阳，康敏，段正淳，白世镜，阮星竹，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不会酿成萧峰平生大恨。
　　 果然是由来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常聚。
　　
　　 少了阿朱在身畔，身世大恨又再不得解，一路累得养父养母，玄苦大师，单家一门，赵钱孙，智光和尚逐一送命，实非萧峰所愿。曲终人散，只得萧峰一人谢幕。
　　 说着说着，就要想起黄沾写的要命好听的那几首歌，《两忘烟水里》，塞外约，枕畔诗，他朝两忘烟水里，啪哒啪哒的眼泪就变得不值钱起来。
　　
　　 萧峰一生重义守诺，这塞外约，却只得空许了。
　　
　　 天龙八部之四：得自在禅
　　
　　 以虚竹之钝，遇见段誉之痴，自然是相得益彰。两人你引一句法华经，我用一句金刚经，居然说得情投意合。
　　 虚竹这小和尚，阴差阳错解了珍珑，糊里糊涂救了童姥，然后莫名其妙地就成了逍遥派传人，灵鹫宫主人，少林寺方丈之子，西夏公主的附马爷，萧峰的三弟。幸亏小和尚自己一颗平常心淡然处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几番下来，最福气是伊。
　　 无欲乃刚，虚竹无求，故而出入其间，得自在境界。
　　
　　 天龙八部之五：灵丘骑马
　　
　　 卷五开头，就是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飞烟举，马上人玄色薄毡大氅，马蹄竟是黄金打就。这一场少林寺大战下来，最记得萧峰一句话：“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真是要抢下酒袋来，浮三大白。
　　 其后中原武林尘埃落定，萧峰自做其南院大王，小阿紫身边长伴，各自无事。
　　
　　 宋自建国起积贫积弱，赵匡胤边境未定，即杯酒释兵权，灵丘地处燕云十六州之地，属辽所辖，宋人欲求灵丘骑马，是万万不能，但得辽人不南下，已是天佑大宋。
　　 萧峰身为辽人，却生长中原，不肯见生灵涂炭，千军万马中挟持辽帝，保得中原苟安。然后自刎雁门关。
　　 此地为父母葬身之所，阿朱初许之地，萧峰得此埋骨，心下无憾。
　　
　　 落得小阿紫一番心事无人知，不如身随萧峰去，“姊夫，你答应了姊姊要好好照顾我的。”
　　
　　 归途见慕容复，风流儒雅人虽称颂，只知念念不忘光复大燕，放马灵丘，却如井中捞月一场空，成全了阿碧姑娘腮边一滴凄凉泪，
　　
　　 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得八三版电视剧之助，在大陆可以算是众人皆知的一部作品了，也正因如此，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强解之。
　　
　　 射雕英雄传之一：江南布衣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江南七侠诸人各操市井百业，大约也有为二三铜板争执之时，但无损其可爱之处。
　　 张阿生对韩小莹一段情，因为自惭形秽，使终未曾说出口，这样的事情，在你我身边仿佛常常可以见到，更添三分亲切。
　　 南希仁更是心许之人，他随口一句话，往往有莫大道理，“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累断肠”，郭靖这傻小子当时记是记住了，可是要一直等到桃花岛看北丐西毒二人比武时方始明白。
　　 二师父朱聪最是可爱人物，第一眼见黄蓉，只是夸好美貌小姑娘啊，全无门户之见。（对了，前天看八卦新闻，提到当年八三版里的朱聪是由许绍雄扮的，就是后来在《河东狮吼》里唱我是一颗白菜。菜菜菜菜菜菜。。的勇邦兄，跟杨千桦也总是一起配戏的，人家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天啊，依稀记得，真的是他。）
　　
　　 在江南小镇悠哉度日，名头里既带了侠，也不免有扶贫救弱，惩恶劫富之举，江湖的腥风血雨多半是吹不到这里，闲快活。
　　 倘不是碰上了丘处机，教了郭靖这个好徒弟，江南七侠何用在那北地大漠耽搁十八年之久？又何用桃花岛上兄弟凋零，只得柯镇恶一个孤零零度余生？
　　
　　 说起来，人生有些机遇不知是好是坏，李斯临死前，对一同赴刑的儿子说：“今天我想要同你象平民一样，一起牵着阿黄，骑着马儿去那郊外游玩都不可以了呀。”
　　 江南布衣的日子，要等过了才明白。
　　
　　 射雕英雄传之二：要知天道酬勤
　　
　　 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终破吴。郭靖这傻小子，连越女剑都练得举轻若重，最后也成了一代大侠，果然只能用天道酬勤这四字解释。
　　 可我总觉得还要加一句傻人有傻福，要不是蓉儿二十四桥明月夜，君子好逑汤一道道灌上来，郭靖哪能学得到降龙十七掌？又倘若不是他傻乎乎的性子对了周伯通胃口，怎么老顽童会捉弄他背九阴真经？
　　
　　 这一段最记得的，反而是两人山中遇雨，行人争走避雨，黄蓉却想，前途既是充满了忧患伤心，不论怎生走法，终究避不了，躲不开。
　　 除了娇俏可爱，聪慧美丽之外，蓉儿更得黄药师遗传三分睿思。
　　 （黄药师这个人，身份多重，武林高手，情圣，建筑工程师，文学中年，洞箫演奏家，实在还是个思想家：））
　　
　　 又跑题了，索性再跑一跑。
　　 翠微亭上，连郭靖这粗人都知道夸，嗯，这诗中既有马蹄，征衣字样，当必是好的。此亭是韩世忠解职后，感念时局，建亭以怀故人岳飞。翠微取自岳诗：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可惜江山仍遭金人涂炭，抗金的将军却早已枉死风波亭上。
　　 天道不公，酬勤又有何用？
　　
　　 射雕英雄传之三：花未全开月未圆
　　
　　 其实最好是这时候，今日花开，明日花则谢，否极泰来，剥极而复。
　　 郭黄二人上山求医，渔樵耕读打将上来，特别是辛末状元这一关，只有笑傲江湖里梅庄一段可比。
　　 几事各有出处，辛末状元一谜出自江阴袁舜臣辛末会试所做灯谜；琵琶琴瑟魑魅魍魉一联出自翰林唐皋出使朝鲜，朝鲜王所出之对，与那四句起夫子于地下亦无法自辩的诗同为冯梦龙所编《古今笑》（此非无花自己考证，不敢贪功，原处见《武侠小说话古今》：）
　　 花未全开自指二人感情甚笃，但尚有华筝大漠苦候，黄药师未得首肯，柯镇恶目之为仇，须逐事解决。
　　
　　 此段瑛姑已出场，一段孽缘，段皇爷伤心出家，周伯通远避他方，可怜瑛姑未老头先白，犹记得晓波深处，相对浴红衣。
　　 按周伯通此人并非不懂情意，看在桃花岛上蛇毒发作之后，老顽童喃喃自语：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有些男人，碰见爱情难题就只会逃避，全不念心上人二十年苦处。
　　 爱上这等不负责任的男子，花好月圆又有何喜。
　　
　　 射雕英雄传之四：秋风红豆
　　
　　 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郭靖既为胡马，又为越鸟，真不知道何以自处。
　　 家破人亡，是拜金人完颜洪列及宋将段天德所赐，成吉思汗待郭靖如自己子侄，拖雷与郭靖义结金兰，还有小华筝，芳心可可，只许郭靖。说起来是情深恩重。
　　 然郭靖身如红豆，只生南国。（这个比喻有点肉麻的说，应该说牛牵到蒙古还是牛比较好：）），所以后来死守襄阳，成千秋英雄侠义。
　　
　　 同样以身报国，郭靖收场就好过萧峰，萧峰是辽人受中原教化，落得左右为难，须得如此这般，才能全了宋国的义，报了辽国的忠。雁鸣声声，吊英雄冢。
　　 人生识字忧患始，果然。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之一：白衣大士门下
　　
　　 观音原身为妙庄王三女妙善公主，因哀民生多艰，舍身出家，成道后许下宏愿，凡有人受苦受难，口呼“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之名，即得庇佑。
　　 自中土有观世音以来，化身千万，数有鱼篮观音，黄金锁子骨观音，多宝观音，不肯去观音，一叶观音种种。最多以白衣示人，据说白衣是淳净菩提心所化。后世传诵《白衣大士神咒》，尊为不二法门。
　　 （德化何朝宗白瓷雕传世精品以观音造像为多，最得神韵，今日故宫馆藏仍可见。）
　　
　　 仪琳这小尼姑，大约也是常诵《白衣大士神咒》的。只可惜纵念千遍万遍又有何用，白衣大士一生不沾情尘，如何解得你苦处，如何救得你回头。
　　 小尼姑就在那恒山悬空寺上，念一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念一声令狐大哥。长夜昏灯，对着那流星许了千个万个愿，盼望能再见他一面。
　　
　　 不知这一生，到底是念谁更多些。
　　
　　 令狐大哥，令狐大哥。
　　
　　 《笑傲江湖》之二：檗下琴
　　
　　 松下听琴，本是高人乐事，柏实味苦，柏下琴谓苦中作乐之意也。
　　 令狐冲此时有三苦，曰身苦，心苦，意苦。
　　 身苦者，此时伤重难愈，更加桃谷六仙和不戒八道真气冲撞，当真是连废人也不如，平一指十指齐出，亦无良策，白累得送了性命。
　　 心苦者，岳灵珊许了林平之，一对神仙般人物，令狐冲如何说得比得？只有冷眼旁观，暗自伤神。
　　 意苦者，师父原来不是君子，满面仁义，满腹奸谋，偏偏是不敢疑，不愿疑。
　　 如此苦苦相逼，若不是五霸岗上有老头子，祖千秋，蓝凤凰这等可爱人物，令狐冲怎么笑得出？
　　
　　 《笑傲江湖》之三：襟上杭州旧酒痕
　　
　　 西湖今有郭庄，刘庄，莲庄，都是锦绣一般去处，却怎比梅庄？
　　 杭州超山香雪坞，有唐梅，宋梅，至今仍年年花开不知为谁？不知可是梅庄余香，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能于风景如画之西湖，以琴棋书画四事遣此有涯之生，梅庄四友是何等人物，人间清福，莫过于此。
　　
　　 只是那秃笔翁，面目太过模糊，书家倘无绝大心胸，如何挥毫万里。宋徽宗身为人君，瘦金体飞扬跋扈，天马行空，书意造本无法，卫夫人簪花，风流雅致面目，苏子瞻墨戏，白衣卿相本色，秃笔翁何得列其中？
　　 只得丹青生，与令狐冲倾盖如故，窖藏美酒，得一知已共饮之，何等快哉事。
　　 令狐冲此人，自出场始，终日饮酒为乐，初见仪琳，即在衡阳酒楼，此后思过崖，洛阳，杭州，黑木崖一路行来，诸事如奇峰叠起，纵有美酒在前，亦非当日少年。只得青衫酒痕，留待追忆当年意气。
　　
　　 那时日，小师妹还未曾嫁了林师弟呵。
　　
　　 《笑傲江湖》之四：吾本澹荡人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令狐冲虽与岳灵珊青梅竹马，可是且听宁中则这般评价令狐冲，“但他胡闹任性，轻浮好酒，珊儿倘若嫁了他，势必给他误了终身。”试看此人当时行径，此言不缪。
　　
　　 然而令狐冲之可爱，不在其沉稳大方能为人师，恰在于酒后无行无赖，若非另有应诺，直是万事无不可对人言者。绿竹翁另有评价：琴为心声，想是因他胸襟豁达之故。”
　　
　　 吾亦澹荡人为令狐冲自述，本是恰如其分，奈何小师妹一去，情天恨海难度，因负盈盈良多，这一世再也无法松开她的手，不知令狐冲心中可还再想回华山，做那连宁氏一剑也挡不过的大师兄，闲下来漫山遍野替岳灵珊捉萤火虫？
　　 千秋万载，永为夫妻。果真是不得已而为之，非澹荡人如何使得？
　　
　　 除令狐冲外，更有一人能当此语。
　　 任盈盈一呼百诺，好好地当她的圣姑，怎么好端端地青眼有加到令狐冲身上？
　　 究其渊源，曲洋长老难绺其责，倘不是《笑傲江湖》一曲，盈盈姑娘怎会隐隐说：“琴箫合奏，世上哪里去找这一个人去”？
　　 不知道这一个人早已恭敬立于堂前。
　　
　　 其后盈盈为令狐公子自囚少林，换得令狐冲也愿为她舍了性命，只是这条性命要来何用？
　　 嫁了冲郎，也只得一枕边人，心已随他人去，莫求莫求。
　　
　　 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早期的作品，大陆初版的时候，还羞答答地改了个名字叫《乾隆秘史》（大十六开本，大约是受当时很流行的一本杂志《今古传奇》的影响，当时流传很广，不知还有没有同好看过的说。），开篇就是陆菲青用金针打苍蝇，俺也用俺娘的缝衣针试了几把，一个苍蝇未打到，俺还被漏在椅子上的针刺到屁屁，痛哭了一场。
　　 这本书也是金庸所有作品里看得最气闷的一部，几许人物豪气冲天，却少着笔墨，男主角长得风流倜侃，人头猪脑，却做出那等负心事，得我腹诽良多。
　　
　　 书剑恩仇录之一：登山观海
　　
　　 偷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陈家洛风流自许，既至杭州，自要去杭州名胜之迹随喜一二。
　　 登山观海原是实指，言陈家洛在飞来峰初遇乾隆，二人果然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和。后海宁相会，陈家洛放不下三倌身份，溜回那富贵乡，温柔处，春晖堂过处，潮神庙前又见乾隆。就动起了那还我河山的念头。
　　
　　 倪匡有评，红花会诸雄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是这里，让一个本来是皇帝的人，干冒奇险，而许给他的报酬是让他做皇帝。
　　 当然最后是没有成功，落得蛰居回疆，白白埋没了一帮豪杰。
　　
　　 故此小女子大胆，曲解一回金大侠之意。
　　 想陈家洛出场之前，先有陆菲青，余鱼同，骆冰，文泰来诸般可爱人物，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老当家珠玉在前，怎能忍得住此人瓦砾在后。拿自己心爱的姑娘去与敌人苟且，又不识天下大势，寡情薄意，昏头胀脑，委屈了无尘道长，枉杀了千手如来。
　　
　　 书剑恩仇录之二：长相思
　　
　　 单就印面而言，自然是说陈家洛一生郁郁寡欢，长思香香公主。
　　 每次看到这里，既痛且恨。忍不住说一声：既知如此，何必当初。想起天人永隔，实在不忍再苛责。
　　 只得说，香香单纯不是她的错，陈家洛愿意为天下牺牲一已之爱也不是错，其余不予置评。
　　
　　 长相思，当真是蚀心蚀骨，再见无期。何止陈家洛思香香，难道余鱼同不思骆冰？
　　 （骆冰与文泰来算是金庸书中一等一的神仙眷侣，虽然历经颠簸流离，终能长相厮守，不弃不离。文四哥侠骨柔肠，骆大小姐美慧重情，令阅者得于满腹瘴气中得一长啸。）
　　
　　 又再翻出一首乐府曲辞来：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而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可能有错漏现象，实在是记不太清了，又懒得查书：））
　　 恰是翠羽黄衫写照，闻君有他意，相思与君绝。
　　 似霍青桐这般烈性女子，一生成空。
　　
　　 神雕侠侣
　　
　　 一直以为金庸是个传统的完美主义者，不然，怎么连书的回目都写得如此精致，从内容到形式。当中推为鳌头者，个人以为是《天龙八部》那五首词，简直可以作为文学作品大大传扬下去。《倚天屠龙记》的七言也好，起首一句天涯思君不可忘，我看的时候，就盯着这七个字先自呆了半天。其他中《笑傲江湖》的两个字，言简意赅，还有难度极高的《鹿鼎记》，居然纯用了查慎行的诗句，当真是匪夷所思，嗯，匪夷所思。
　　 《神雕侠侣》看起来就质朴的多，四个字，平实无奇，大约是此书写情深到极处，面子上却淡淡地不带出来了。我实在想用俞岱岩评论屠龙刀的八个字来形容：神物自晦，无色无光。
　　
　　 卷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
　　
　　 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扶以准。
　　 千里的道路，万家的都市，就不能再要求整齐划一，世间万事万物，亦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要求。可是郭黄伉俪都犯了这样的错误。
　　
　　 杨过尽管十余岁才由郭靖携到桃花岛上，算得心智已开，但毕竟只是孩童，与郭芙二武也相处得来，争端只属小孩子闹家家，谁要郭黄二人介入，在这个年纪的孩子，遇到的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加上柯镇恶凶霸霸地在一旁，杨过焉能改过？
　　 可惜他们一定要把杨过当成一张白纸，顺着自己的心思描画。郭靖是傻，满心要把一个轻佻跳脱的杨过变成憨厚朴实的小郭靖，黄蓉是精明过了头，怕他学武难以制服，索性只教他读书。柯镇恶年岁太高，完全不知所云。
　　
　　 杨过反出全真教，也是因为此。只是赵志敬，孙不二等，比起郭黄又差一层。
　　
　　 难得欧阳峰，人情世故糊涂了，所以反而以真心待杨过，才成全这番父子交情。
　　 （古墓派拜师的时候，有个奇特礼节，须得向王重阳大大唾一口，林朝英想得出这招，果然是可爱女子，只是此情出于无奈，好叫人心疼。）
　　
　　 金庸自己说，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六七十年代，西风东渐，青年人一反传统，开始盛行叛逆，杨过的所作作为，无一不是现实的折射，对抗郭黄只是开端，待得后来，为与小龙女相恋，不惜与武林反目，性情乖张，却有其可取之处。
　　 可惜金庸还是个传统的人，最后安排杨过神雕侠侣，绝迹江湖：（
　　
　　 卷二，鲜鲜霜中菊
　　
　　 菊花是隐逸之花，晋陶渊明独爱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后世清名。小龙女隐于南山，却未如陶渊明般得自在境界。
　　
　　 少时小龙女心如止水，是未经风雨，后得杨过朝夕相处，但如不经尹志平之变，离墓出走，怎得见杨过之情，龙儿之心？
　　 绝情谷中再见，小龙女已披公孙止嫁裳，两下相认，感情才如决堤之水，直卷过来，古墓派功法虽讲究静心，而天性如何可以泯灭？这下子，杨过牵了龙儿的手，再也不肯分开了。
　　 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
　　
　　 其后颠沛流离，实出想象之外，一连串事件过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已顾不得责骂郭芙这粗坯，只想知道，小龙女她，去了哪里，杨过你，到底怎生是好？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菊若不经风霜，哪得显此傲骨。要是没有这十六年，杨过如何能与小龙女安稳相守？唯有刻骨铭心地过了这般长长岁月，才明白世间没有万全之事，只求至爱能相守，其他一切都可以抛开。
　　
　　 卷三：富冈百炼
　　
　　 此卷中，杨过已单身一人，潮中练剑，某日风雨如晦，忽有所得，于是自此江湖行走，，博下一个神雕侠的名头。
　　
　　 富冈百炼是吴昌硕为日本印人富冈铁斋所冶，其人是日本一代艺术巨匠，与吴过往甚密，故有此方印。百炼是形容其在创作过程中，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书中自是实指杨过习独孤求败之技，百炼成钢。
　　
　　 然而富冈始终非我族类，成就再高，也只是日本的天才人物，影响不到我泱泱中华。杨过就是练就十八般武艺，也不会成就象郭靖那般的侠之大者，不会去召开武林大会，不会死守襄阳，此天命注定不可违也。
　　 所以，杨过至情，只得可亲可近可怜可爱，却输了一番可敬。
　　 （这后面的一段属于俺牵强附会，吴与金之本意都不会如此，游戏文字，就让俺胡说几句吧。。。）
　　
　　 卷四：心月同光
　　
　　 小龙女在碧水潭下住了十六年，容颜依稀如旧，是因为晓得那个人还好端端地在，已经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换了他的，现下心愿得偿，此生也无憾。
　　
　　 长春子说小龙女是姑射仙人，不知伊人之心矣。
　　 小龙女外表清丽绝伦，浑似不食人间烟火，却一直在渴望耕织相守的生活，从初出墓，误认尹志平是杨过始，后又决定嫁公孙止为妻，她对世俗里爱的向往，清清楚楚写在眼中。
　　 可一生中只有一刻，生死关头，躲在猎户家中，怀中孩儿哇哇而啼，杨过身边相守，这刹那才找到归宿。
　　
　　 许多人的一生，得到了幸福却还浑浑噩噩，过得无风无浪。另外有许多人，没得到却也没发现自己需要，也好平安度日，只有那剩下的一些人，眼睁睁看着幸福在那里，却总是差之毫厘。
　　 小龙女果真能等到杨过出现，十六年有甚么打紧。
　　 这一生一世，她只为他而生，谁理身外诸事诸人？
　　 我所有的灿烂，都是因你而起的。
　　
　　 侠客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太白（此太白非彼taibai,哈哈）若活在现代,怕多半被人目为特立独行,贬入文学愤青行列,运气是早生了千多年,成就一代诗仙美名.
　　 其实这侠客,照小的理解,也就是有情有意的黑帮大哥了.（各位武侠饭屎，打人打莫头啊）
　　 《侠客行》从头到尾，就没看到什么大侠，多半是血肉之躯，善恶参半，倒是真实的很。
　　
　　 卷一：二十一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香。
　　
　　 这是一方双面印，即六面印石，有两面镌有印文；借以喻男主角名一实二；以石破天的视角来看，种种不可捉摸之事，都是因此而起。
　　
　　 从石破天到了长乐帮起，他所做的事就顶着一个石中玉的名头，于是天上掉下来忝为黑白双侠的父母，满腹计谋的部属，温香软玉的丁丁当当，也有欲将他诛而后快的师父师叔，等着带他去喝腊八粥的张三李四兄，好歹史婆婆信了他。阿玉信了他。
　　 真相大白后，原本以为他是石中玉的人终于知道了他是谁，可是他自己却摸着脑袋，浑不知“我是谁”。
　　 果然二十一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梅芳姑生生为石清葬送了一生，没有爱，何来力气支持这么多年的恨？但观石清此人，实无可取之处，且不论对感情事处置是对是错，能教得出石中玉这等孩儿来，也不是什么有担戴男子（人家郭芙虽然凶点，好歹还有郭襄和郭破虏两只好笋替父母支持门面：）
　　 他若爱了别人不爱你，最高明的报复就是爱个比他好十倍百倍的人，何必自苦若是。
　　 梅芳姑这二十一年，又何尝不是一场恶梦，回首亦当惊。
　　
　　 卷二：不贪为全；心无妄思
　　 金庸的小说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心想而事不成，而无意之间，往往得窥门径。觉远练九阳真经如是，游坦之练易筋经如是，连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如是。
　　 石破天无意中练成侠客岛上武功，是因为他没有读书习字，懂得人间道德伦理，教化文章。对诸侠来说，实在是莫大讽刺。
　　 其实我倒觉得相对于金庸的其他小说，《侠客行》里的人性，更真实一些，也更叫人难过一些。
　　
　　 （题外话一下，梁朝伟的《侠客行》演得真是好，他那时候还年轻，头大身子小，活脱脱一个轻佻少年，可惜后来又过了很多很多日子，硬生生把人家熬成了深情中年，才红起来。）
　　
　　 倚天屠龙记
　　
　　 卷一：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难为水。
　　 倚天屠龙记起始，那骑着小小黑驴的青衫女郎，分明是金庸舍不得她月明之夜，两滴清泪而后就此不知所踪，非要给读者看她天涯憔悴，也陪着一同叹声“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不可。
　　
　　 郭二是我最爱。豪爽明秀，情深不疑。风凌渡一场夜话，小姑娘明珠钗儿换得几桩英雄故事，只是好奇。而后黑沼捉灵狐，杨过三根金针见赠，小郭襄见了这青衫男子清瘦面庞，终至情茧深结，虽不能化双飞蝶而不怨。
　　 至英雄小宴，杨过送了一份大大礼品，天下英雄前，郭二芳名永留。世间何等的女子，才值得这一场烟花。而又是世间何等的烟花，方能换得这样的女子终生挂念。
　　 十六岁生辰，嗯，郭襄一生故事，到这里已经完结，剩下的日子，魂魄已随那人去。
　　
　　 直至若干年后，那一招天外飞仙般的黑沼灵狐，由灭绝师太手底使出来，叫人泪不能禁。
　　 峨眉绝顶，佳人幽居。直不知一日要念几句山有木兮木有枝。
　　 而君，已同他人终南山后绝迹江湖。
　　
　　 这一册看下来，只记得这一回。实属个人偏爱，不得已。
　　
　　 卷二：身行万里半天下（西安事变，张无忌，杨不悔，此为上联，有对得出下联的么？）
　　 （伊按 有对“天宝之乱 郭破虏 李莫愁”者）
　　
　　 张无忌身罹重症，由张三丰携往四处求医未果，汉水舟中，见了周芷若，常遇春。而后，跟了常遇春去蝴蝶谷中求医，得遇杨不悔，胡青牛逝后，孤身少年送不悔妹子远赴昆仑，虽经艰难险阻，终得平平安安将她交到了杨逍手中。
　　 这一路走下来，行迹已遍大江南北，而后流落至朱九真处，机缘巧合，学得九阳真经，一番颠簸下来，稚气孩童已成少年。
　　 张无忌做事，最叫人赞赏就是这件，一诺千金。
　　
　　 古人云，行千里路，读万卷数，成一家言。张教主万里行来，果已成武学大家。
　　
　　 （能不能跑个小题，让俺说一说杨不悔？）
　　 杨不悔人如其名。后来终是嫁了殷梨亭。犹记得她与张无忌一番话，殷梨亭是她最先爱上的那只糖人，后来的再大再好，也不是最初的那一只了。
　　 纪晓芙与杨不悔这对母女，都爱上父执般男子，许是遗传罢。
　　
　　 倒是张无忌，听了杨不悔一番表白后，居然泪光盈盈，真是莫名其妙，好端端地他哭什么，莫不成想在四女同舟何所望之外，再加不悔妹子一个？
　　 （又，此印现存上海博物馆，上次去看画时，恰好看到。）
　　
　　 卷三：肝肠如雪意气如虹
　　 六派围攻光明顶，张无忌当逢其盛，独战群雄，可是他竟不知当真站在哪边的好，义父，母亲均是明教中人，而父亲是武当门下，张无忌心中为难，舅舅外公要顾，又不能当真对师叔下手，还莫名其妙地伤在了周姑娘手下，最后吐了一口血，轻轻说道：“六叔，你打死我罢了。”
　　 此般行为，倒也算英雄侠气，只是气短情长，叫人看了发闷。
　　
　　 比起峨眉派心狠手辣，华山派道貌岸然，昆仑派恩将仇报来，明教并无多大劣迹。且明教下多豪气男儿，试看范遥，酒馆相会，斩指明志，行事何等干脆利落。阳顶天虽不得妻子真爱，却得伊心甘情愿地下相随，也是一条好汉。其余韦一笑神出鬼没，冷谦语短情长，当胜过武当七子面目模糊，不知所云。
　　
　　 待张无忌当了教主之后，感念胡青牛救命之恩，在蝴蝶谷中明教集会。会众白衣如雪，齐唱“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张无忌想起此后数年中，如许大好男儿，行将热血撒遍中原大地，才真是应了这八个字。
　　
　　 卷四：可是当年人面
　　
　　 先想起的就是周芷若，书上说伊清丽绝伦，俺只觉汗毛直竖，若娶了这种老婆，当真要担足一辈子心。就算是灭绝师太逼她发的誓，她若真心相待张无忌，自可悄然远引。哪有人发个毒誓就完全变了样的？若不是天生手段，哪里会得骗倒众生，可怜宋青书，可惜韩林儿。
　　 再来是赵敏，不知道张无忌究竟是哪里好。父兄家国都弃之脑后，当年一诺百呼的敏敏郡主生涯，变作张家妇。爱也只爱她情真意切，得张无忌深深一吻，居然欢喜地晕了过去，可恨张无忌这小子，这当下心里还想着“周姑娘待我哪里有这番好？”，真是气杀人子。
　　 殷离最叫人怜，不识张郎是张郎，犹自痴痴念着当年那倔强少年，（咦，早知道幼儿园大班的那小帅哥同学，我也捉过来狠狠咬一口？）这一生，怎么过。当年她母亲为心上人甘愿散去千蛛万毒手却不得美满结局，殷离哪敢再信真爱？不敢信，却又渴望，世间女子，真叫人心疼。
　　 还有黛绮丝和小昭，遥想黛绮丝当年光明顶上，貌美如花，再看今日金花婆婆形影孤单，只得陪了小昭波斯国去也。噫，可是当年人面？
　　
　　 伊按
　　 奇怪也少碧血剑两枚
　　 闲了等我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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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南窗寄傲生Lv 19 时间：2005-06-05 21:26:02
　　转两个回贴
　　
　　
　　 回应人: 双城炼剑 发表日期: 2003-01-17 12:24:25
　　
　　 很喜欢你的文章, 可是这篇 -- 乍看来花团锦簇, 细看不知所云.
　　
　　 中国有“三十三观音”，说化身千万, 轻率. 说三十三观音都同一出身, 不对.
　　 观音原身为妙善公主, 出自《南海观音全传》, 是明人附会. 鱼篮观音另有出身, 早于妙善公主一说. 那个白衣大士出身却叫做妙音. 所谓《白衣大悲咒》, 有误, 白衣大士神咒和大悲咒不是一回事.
　　
　　 “檗下琴”，非"柏下琴". 檗可入药, 倒真是苦的. 金庸是通人.
　　 "襟上杭州旧酒痕”出自白居易的诗, 出处我不说了 -- 鲁迅解其意为"顾影自怜".
　　
　　 从瘦金体能想到"飞扬跋扈，天马行空", 可谓不知书矣. 虽然我十几年来没写过几个汉字,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不识书的人.
　　
　　 柳永屡试不第, 自称白衣卿相, 拿来说苏轼, 不伦. 墨戏是画, 非书. 把米芾父子的看家本领送给大苏, 张冠李戴. 要说身为人君就有心胸, 未免与金庸之意不符. 看一下书剑可知.
　　
　　 李白的诗, 应为"吾亦澹荡人", 两人皆错.
　　
　　 最后, 莫求莫注是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 知道没什么用, 不知道没什么不好, 只是这样为文, 却与金庸是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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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人: 无处不飞花 发表日期: 2003-01-17 20:23:28
　　
　　 光，一块大大的天外飞砖扔过来，当时就把无花从坐骑上吓到了地板上，还好，家里没别人，自个儿拍拍屁屁上的灰爬起来，准备回贴。
　　
　　 首先得谢谢双城仔细看了在下信手涂鸦的贴子（那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仔细看了？啊，不看他挑不出那么多错处来哇：）），真的谢谢。
　　
　　 然后有几点要加以解释说明的：
　　
　　 在跟阿赖的贴时，我就说了，观世音按正统的说法，确乎不是俺讲的这样子，我所取的，只是附会的那部分，出自我所看的一本不知谁写的小说《仙佛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册，讲到观音先后显相，依次为圣观自在观音，鱼篮观音，蛤蜊观音，施药观音，莲花观音，持经观音，马头观音，三面观音，多宝观音，洒水观音，垄见观音，一叶观音，琉璃观音，鳌头观音。）这与正统的佛教道义自然已经相差甚远，类似于民间传讲的经变故事，但是观音之所以在民间有如此的影响力，也泰半是由此。
　　
　　 鱼篮观音又称马郎观音，观音为点化世人，变做卖鱼女子，手提鱼篮，若干渔户对其生爱慕之心，观音先教众人诵《普门品》，能于一夕间诵熟，即嫁此人。有十多人诵熟，观音又教众诵《金刚经》，又教《法华经》，最后只有一个姓马的渔郎诵得，观音即嫁彼为妻，当夜忽然死去。马郎空欢喜一场，闲时常诵经文，悟性渐开，这时，观音显像，点化马郎。
　　 此后，当地所供观音即为鱼篮观音。
　　
　　 这是我看到的故事，可能是小说家言，有偏差之处，还请指正。
　　
　　 白衣大悲咒确是错了，应该是白衣大士神咒，惭愧惭愧，摸头憨笑ING。。。
　　
　　 印文确是檗，只记得宝文堂的版本，是金老先生自己解释成柏的，可能是时间长了，出了什么岔子，待我再查。（哪位手边有老版的，也盼告我，我记得是封二还有一幅八大山人的鲇鱼图的那个版本：）
　　
　　 瘦金体想到天马行空，这个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来，初看赵佶的字，只觉酣畅淋漓，无拘无束，我想用飞扬。。天马行空来形容，只能算是各人形容方式不同，不见得算大差错，双城不知以为如何？
　　
　　 白衣卿相是取苏轼本人上能陪天子读书，下能与百姓同乐之意，白衣是白衣，卿相是卿相，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与双城这样十几年未曾写过几个汉字的人不太一样，对不起：）让您误会了。
　　
　　 墨戏，只不过是取苏大胡子逍遥为书之意，我还真不知道这词是专给米氏用的，长了一见识：）
　　
　　 最后一印，是我看错了，信手涂鸦，偶承认误导了。至于苏MM，那是笔误，犯不着物地提出批评。
　　
　　 莫求莫注，那注是一个错别字，急着结束，手敲错了地方。你明白了吧？
　　
　　 就这么多，敲得我累啊。双城兄，再次感谢你的批评，不过窃以为，口气还是希望温和一些的好，有什么意见再给我留言吧，咱们就不要增加这个贴子的点击率了。
　　
　　 某年某月某日，我的某个曾经的朋友说：留言是为了表达自己，跟贴是为了表现自己。
　　 今天 ，我这是好好地表现了自己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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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南窗寄傲生Lv 19 时间：2005-06-05 21:27:54
　　印窥金庸-鹿鼎记(振臂高呼~~终于写完啦~~)
　　 作者: 无处不飞花
　　
　　 鹿鼎记是游戏文字的巅峰,能看见世情的小说不多,能笑嘻嘻地看见炎凉,冷暖,跟红顶白,权衡得失的小说更不多,我这样儿的读者,只能把大腿拍得青紫交加,再扎扎实实夸一句,啊,真好.
　　
　　 卷一,玉树临风
　　 说康熙小皇帝的.
　　 鹿鼎记里有武,也有侠.有寻常江湖,可是主人公韦小宝身不在其中.从他的眼睛里看,反清复明固然是对的,小玄子坐龙位可也没什么不好。
　　
　　 康熙算有道明君，通天文地理，晓数学格致，除鳌拜，平三蕃，治得国家政通人和，立了好大的功业，可惜子孙都不争气，只知守成，不懂破立，可叹我泱泱中华，后世竟有甲午之耻，庚子之辱，一二八之变。
　　 早知这般，不如让小桂子大义灭了亲罢。
　　
　　 卷二,读圣贤书，行忠义事
　　 圣贤书抚远大将军韦是决计不读的，忠义二字倒是做得有模有样，不过分开两处，对小玄子忠，对天地会兄弟义，需得见机行事看风使舵，不可谓不难矣。
　　 陈近南便文武双全，诗书满腹，不仅读，且身体力行，看他叹息：“大业艰难，也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了。”正合夫子知之不可为而为之义，台湾偏海一隅，自保已是不易，又谈复国，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人说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陈大侠自己，又哪里不枉然？
　　
　　 倒还是玄烨小皇帝，不仅读圣贤书，且读蛮夷书，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方显我上国风范。
　　
　　 （咳，看小道消息，云TW敢公投，我们就动武。国人相残，轰平了那弹丸小岛有何难？难的是人心向背。要么也来学雍乾两朝，清风不识字，不许乱翻书，好，半部鹿鼎记，可治天下矣。）
　　
　　 卷三,当中和天，偕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
　　
　　 韦小宝赏芍药一段，足可当此语。
　　 衣锦还乡，扬州风物繁丽已依旧，地方官员亦步亦趋，对韦小宝此人来讲，诤友不要最好，狗肉朋友倒是多多益善。不闻子云人至察则无徒云？
　　 欢喜酒是多多的，自在诗不会吟么，喂，兀那歌妓，你且唱十八摸来听。
　　
　　 康熙必想，以如此吃喝玩乐之人能做之事，我皇帝大人必亦手到擒来。
　　 是也不是，读者自知。
　　
　　 天气不错，小的给大家唱一个，唱的不好，瞎唱：）
　　 紧打鼓来慢打锣~~停锣住鼓听唱歌~~诸般闲言也唱歌~~听我唱过十八摸~~咳咳~~咳~~□□□□□□□~~咳~~老年听见十八摸~~少年之时也经过~~后生听见十八摸~日夜贪花睡不着。
　　
　　 卷四，兴酣落笔摇五岳
　　 句出李白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韦公小宝写字一段，金庸极尽铺陈之事，当真绝倒。想来纸文房四宝如此精美，必无墨干不醮之事，又有良仆在旁，有细线拖来拖去，也当吃干抹净，倘陆高轩重来，必六体投地，云：胜笔多多，败笔一些也无。
　　
　　 自打不知哪朝哪代哪位老先生振臂高呼文以载道以后，俺们就被迫扒开字缝再往里看，可是这游戏文字写到此地，还用俺再说些什么好？
　　 不仅于此，韦小宝一路行来，除奸党，平藩镇，出使俄罗斯，签尼布楚条约，结义大喇嘛，平西疆战事，救老皇帝，降郑克爽，正史之中，小宝处处留痕，天衣无缝，金庸一支笔，匪夷所思矣，匪夷所思。
　　
　　 卷五：浮螺山人
　　 不知道这浮螺山倒底是何处，金庸自己是浙江人，杭州南高峰下有沧海浮螺洞，不知道有没有干系。
　　 只能从字面上解，既是浮螺，四海为家，也落得逍遥自在，韦小宝要忠又要义，不肯对不起小皇帝，也不肯对不起天地会，倒有些象萧峰处境。但这等惫赖人物，断不会自绝于党和人民，使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带着如花美眷，退隐去也。
　　 金庸亦金盆洗手，团团笑脸，做富家翁去也。
　　
　　 又，鹿鼎记有些回目，实在是妙绝。
　　 四十四回：人来绝域原拼命，事到伤心每怕真，讲陈近南死于冯锡范手，韦小宝心头郁郁。
　　 四十三回：身作红云长伴日，心随碧草又寻风。韦爵节首鼠两端，又都不是虚应故事，可不恰是此诗写照。
　　 二十八回：未免情多丝宛转，为谁辛苦窃玲珑。叙令部属假扮盗伙，逼亲阿珂事，配上此诗，实在叫人大快朵颐
　　
　　原来所转第一文是潘国森《解析金庸小说》摘编版
　　 全文见
　　http://isubculture.ichannel.com.hk/F/F005/F005.html#p2
　　
　　
【【【【【【【【【【【【【【【【【【【【【【【【【

金庸小说人名举隅
　　 或谓名姓者，盖符号耳。然严又陵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命名岂易乎？好名姓之于小说，犹黼黻之于轩窗，实有锦上添花之效。古今小说界之名家巨擘，大多精研于此。金庸素谓之为武侠小说执牛耳者，其小说人名或典雅清丽，或暗含深意，远超碌碌庸手。余平素雅好其书，多留心于其小说人名之来历，每有会意，辄随手记之。集腋成裘，至今凡数百则矣。今拈出数则，缀以成篇，与同好者共赏。
　　（一）阿朱、阿紫。二姝乃《天龙八部》段正淳与阮星竹之女，自小分离，后一为慕容氏之婢女，一为星宿派之顽徒。朱紫一母所生，而性格、品质迥异。其名取自《论语》。《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何晏集解：“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以乱正色。”后因以“朱紫”比喻以邪乱正或真伪混淆。《后汉书·陈元传》：“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又比喻人品的高下。刘峻《广绝交论》：“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胆。”由是观之，查氏以“朱紫”为二姝命名，爱憎之情不言自明矣。
　　[附乔峰]乔峰本名萧峰（萧姓为辽国大姓），其姓得自养父农户乔三槐。“乔”字已暗含其并非本姓（“乔”在字义上有“装假”、“改扮”意，如乔装，乔模乔样等，《水浒》有“李逵寿张乔坐衙”）而“峰”字又遥接其父之名“远山”。
　　（二）丁典、凌霜华。丁典和凌霜华是《连城诀》中一对命运悲惨的爱侣。丁，有遭逢的意思。《后汉书·岑彭传》：“我喜我生，独丁斯时。”有词语“丁忧”、“丁艰”；典，有抵押、典当的意思。杜甫《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故“丁典”可释为“遭逢出卖”，正似丁典与其把弟狄云身世的写照。凌，“凌寒独自开”之凌，冒着；“霜华（花）”，雪也。能凌霜华（花）之物，菊也。合“人淡如菊”之评，亦符其爱菊之性。故其女仆名曰“菊友”。
　　（三）杨过、小龙女。“神雕大侠”杨过，字改之，其名及表字皆为郭靖所取。《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南宋辛派词人刘过，字改之。不知金庸是否从这位词人身上得到某种灵感。龙女，神话中的龙王女儿。《法华经》中有龙女成佛的故事，唐李朝威《柳毅传》有“龙女牧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冷斋诗话》有“吴城小龙女”。而小龙女的原型又似《庄子·逍遥游》中那位“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
　　（四）令狐冲、任盈盈。令狐冲是厌恶权利斗争的“隐士”，一位“道家之侠”。冲，冲淡空虚貌；盈，水满貌。这似乎暗示着令狐冲和任盈盈性格的差异与冲突。但事物是辨证的，《老子》四十五章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穷。”(金庸在其另一部小说里借周伯通之口引用过这句话，可旁证这种解释并非牵强。“周伯通道：‘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跟着将这四句话的意思解释了一遍。郭靖听了默默思索。”)冲与盈又达到了统一。而事实上他二人最终是“笑傲江湖”，“曲谐”一生的。
　　[补记]或谓任盈盈名取自《古诗十九首》“盈盈楼上女”,不确。清孔尚任、顾彩合作传奇剧本《小忽雷》中女主角名郑盈盈。又《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
　　（五）“奔雷手”文泰来。文泰来乃《书剑恩仇录》红花会四当家，是堪与乔峰媲美的好汉。“奔雷手”形容其工功夫气势不凡，辛弃疾《沁园春》（杯汝前来）有“于今喜睡，气似奔雷”句。泰是卦名（卦象为上坤下乾）。坤地乾天，地重下沉，天轻上浮，天地交而万物通，征兆顺利。文泰来由被清兵拿获到逃脱囚笼，虽屡经周折，然“否去泰来终可待”（唐韦庄《湘中作》），正印证“泰来”二字。
　　[补记]历史上以“泰来”命名者甚夥（仅我就收集有十余人），如南宋绍定年间有进士萧泰来，元朝有画家王泰来（《图绘宝鉴》卷五）等等。
　　（六）乾坤五绝。《射雕英雄传》中五位高人被誉为“乾坤五绝”。金庸对他们的命名参考了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东方尚青，属木，故“东邪”为黄药（藥）师（平素亦着青袍）；南方尚赤，属火，故“南帝”号一灯；西方尚白，属金，故“西毒”为欧阳锋；北方尚黑，属水，故“北丐”为洪七公；中央尚黄，属土，故“中神通”为王重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巧妙地镶嵌在五人的姓名中。又小说中一灯大师的“一阳指”为欧阳锋“蛤蟆功”的克星，暗合五行相克的原理（南火克西金）。《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五行旗五位掌旗使的命名与此类似，不赘述。
　　[补记]黄药师。药师本意为古时之医师。《大宝积经》卷一零八“譬如大药师，善能疗治一切疾病。”药师又有药王之意，旧时各地多建有药师殿。历史上名“药师”者有唐初军事家李靖，本名为李药师。又辽有郭药师，辽天祚帝时为“怨军”统帅。
　　（七）林平之、游坦之。一为副威镖局之少镖头，一为聚贤庄之少庄主。然两位公子哥儿前途却并非“平之”、“坦之”！查氏以“平坦”二字为两位富家子弟命名，实有深意存焉。又历史上名“坦之”者尚多，如晋有王坦之（《晋书·郗超传》），南北朝有萧坦之（《南史》），唐有诗人喻坦之和聂夷中（字坦之）等等（二人皆见《唐才子传》）。
　　（八）武修文、武敦儒。《神雕侠侣》中的武氏兄弟乃大理武三通之子。修文，修明文教。《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敦儒，意敦厚儒雅。南宋有词人朱敦儒。命子名为“修文”、“敦儒”，本冀其文雅；但二子仍是赳赳武夫，亦可发一笑。
　　（九）曲非烟。曲非烟是《笑傲江湖》中魔教长老曲洋的孙女。非烟，祥瑞的云彩。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三《迷梦诗四十韵》：“非烟含瑞气，驯雉洁霜毛”。又唐武公业有妾步非烟（见《唐诗记事》卷七九及唐传奇《非烟传》）。
　　（十）夏雪宜、温青青。二人为《碧血剑》中一对父女。夏季炎热，雪只下于寒冬，“夏”与“雪”本不“宜”。作者如此命名，用意何在？我想起钱钟书对《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中一句费解话（“他家（按指武大夫妻）卖拖蒸河漏子，热汤温和大辣酥”）的精辟解释。他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藉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象是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像河漏子（一种点心小食）既经蒸过，就不必再拖；大辣酥（另一种点心小食）也不可能同时具有热烫温和两种特质。据此可以断定是王婆的一句风言风语，用来挑逗西门庆，同时也间接刻画出潘金莲在《水浒》中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参看水晶《侍钱“抛书”杂记》）查氏对夏雪宜的命名似也运用了“oxymoron”的修辞手法，钱钟书所谓“间接刻画出…………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的评语大可移用到夏雪宜身上。以前有人著文认为温青青名字来自《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恐怕未为的论。《庄子·德充符》：“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礼记·曲礼上》：“凡为人之礼，冬温而夏凊（qing去声，冷、凉的意思）”作为温仪和夏雪宜的女儿，身上同样兼有“温”、“凊”（或谓“夏”、“雪”）两种矛盾的性格，小说中其时而刁蛮时而哀苦的情绪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
　　[附袁承志]《礼记·祭义》：“君子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袁承志所承之志，本应是其父袁崇焕抗击满清之志，但终《碧血剑》一书，他隐居域外，只能算是“名不副实”的人物。历史上名承志者尚多，如唐武后时有杜承志，现代有革命家廖承志，戏剧家焦菊隐（原名焦承志），作家张承志等。
　　（十一）逍遥派诸人。《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是一个崇尚道家的门派，其掌门人为无涯子。其名来自《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无涯子一辈的尚有天山童姥与李秋水。童姥谓年老而童身，其造型与武功似取材于佛祖释迦牟尼。李秋水名字来于《庄子·秋水》不必多言。无涯子有弟子二人，一名苏星河，一名丁春秋。“星河”是空间上的“无涯”，而“春秋”则是时间上的“无涯”。
　　[附“函谷八友”]“函谷八友”是苏星河的八位弟子。“函谷”暗指道家始祖老子出关之处，点名逍遥派的渊源。八人各擅一技，老大康广陵（琴），姓名分别取自三国时的嵇康与他所弹的那首《广陵散》；老二范百陵（棋），姓名取自清朝的两位围棋高手范西屏（海宁人）和过百龄；老三苟读（书），命名之意显见；老四吴领军（画），书中述其曾任“领军”之职，而姓恐来于唐大画家吴道子；老五薛慕华（医），慕华即仰慕华佗之意（中国古代有一批以“慕X”名的，如“慕韩”，“慕华”等等）。又近代有黄乃裳，号慕华，曾参加康梁变法；老六冯阿三（匠），其名甚俚，应无出处；老七石清露（花），“石”谐音“莳”，莳花；清露古诗常见（如如陆机《赴洛道中作》“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虞世南《蝉》“垂绥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红楼梦》三十四回记有“玫瑰清露”）；老八李傀儡（戏），傀儡寓意甚明，姓李似暗寓唐朝那位在皇宫搬演梨园的李隆基。
　　（十二）穆念慈：或谓名字取自《尚书.大禹谟》“帝念，念慈在慈。”此说不确。首先，全部《尚书》（包括所谓《伪古文尚书》）都无“念慈在慈”四字，有的是“念兹在兹”四字，兹，此也。也即“念念不忘”的意思，这和穆念慈的名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我的理解，念慈者，怀念母亲也。古时称父亲为家严，母亲为家慈。并非臆测，有旁证。清朝有李念慈，字屺瞻。其字来自《诗经》。《诗经·国风·魏风》有一篇《陟岵》，一共三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
　　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无偕。
　　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这首诗是写征人远役，登高瞻望，想象父母兄弟对他的思念和希望。所以名“念慈”，字“屺瞻”就是从上引“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来的。叫某某念慈的还有很多，如清名画家管念慈。以他们的名和字对勘，大多都表达对母亲或长辈，家族的思念，崇敬的意思。因此我谓穆念慈的名是“怀念母亲”，应该大致不错。从小说内来看，杨铁心为养女取此名字，也有深意。名字寄托父母的希望，愿女儿“念慈”，反过来不也是父亲（杨铁心）思念妻子（包惜弱）吗？自己心中所感，偏从女儿名中道出，作者巧思一至于斯。
　　
[读金庸小说札记]
 
楼主：南窗寄傲生
　　[弁首识语]昔日曾读施爱东《点评金庸》，喜其多事例而少虚论；又于网上得览应笑我《金庸识小录》，短章小品，清新可读。一时技痒，遂效颦于后，虽招饾饤獭祭之讥弗顾也。六月三日后一日南窗识。
　　　　　　
　　　　　　
　　　　　　 （一）“宋女唱元曲”——也说金庸小说中的“时代错乱”
　　　　　　 1966年，梁羽生应罗孚之约化名佟硕之，在《海光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论及金庸在诗词、回目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并拈出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来作为个案加以平章。文章中写道：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与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里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樵子唱的三首，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首是‘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首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 1269年，卒于公元 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 122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2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同年，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并未对此批评作出回应。但我们从后来修订版的《金庸作品集》来看，金庸对佟硕之的批评是有保留意见的。黄蓉唱元曲那回（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庸有自注云：“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其意旨大可玩味（如刻意强调“山坡羊”小曲宋金时已有）。而在他书中，金庸亦时时对其小说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乃特特征引史料多种，并曰“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又如《鹿鼎记》第二十一回：“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后自注云：“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曰“学者通人”，盖微讽佟硕之之辈乎？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先唐鬼神作近体诗”条（第663+1页）和第四册《全宋文》卷“词章中之时代错乱”条（第1299页至1304页），洋洋洒洒，对此问题辨析既明切透，可为的评。（钱氏引例甚夥，亦极精彩，读者可自去翻检）。如云“作者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钱氏诸句，实中佟硕之此论之病（包括金庸“自负谨严”而作注解释，也是太在意这些批评而显得“拘泥”了），可堪玩味。
　　　　
　　　　　　 金庸小说多有“时代错乱”之处（非仅梁氏所举），窃以为应作具体考察。一当观其主观意图，是“明知故为”亦或“无知失察”。前者如《射雕》三部曲中对诸史实的别裁，后者则多散见各书（详以后所作札记，此不赘。）；更切要处当观其客观效果，是有裨于故事情节叙述及人物塑造，还是无伤大雅（如钱钟书《谈艺录》第396页所言此类“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而“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亦或有损小说之整体效果。分别对待，庶几无笼统偏颇之病。
　　　　
　　　　　　 秉此态度，则大可一一拈出金书之“时代错乱”之处，权当趣话，以资谈助。知者当晓我之用意在此而不在彼也。
　　　　　　
　　　　　　[附记]梁羽生深讥金庸小说“宋人唱元曲”，而明王骥德却不以马致远杂剧“唐人用宋事”为非（见其《曲律》卷三《杂论》上），二人评语恰可作对，而二人识见不免有高下之别。宜乎顾亭林所言：“俳谐之文，不可与之庄论矣”（《日知录》卷十九“假设之辞”）
　　　　[订补]偶忆古龙撰文指出金庸小说中的某些本事，如《书剑》中清兵用望远镜诱惑周仲英小儿子，套出他的话来，是模仿梅里美的小说。今本《书剑》已改动这一情节。可证金庸对批评意见亦在在留心也。
［订补2]《碧血剑》第十四回，回末自注：汉、宋、清三朝宫闱秘事，未尽可信，牵扯为一，或近于诬。小说家言，史家不必深究也。
（二二）诚王爷的辈分
　　《碧血剑》第十五回：“单铁生道：‘……诚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父，宗室贵胄’”。但十八回袁承志问阿九，“诚王爷是甚么人？”阿九道：“是我叔父。”同回又述诚王乃“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浓须的胖子”（而崇祯亦“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面目清秀”）。
　　　　阿九称其为“叔父”，则作者心中诚王当为崇祯同辈。第十五回叙其为崇祯叔父乃作者笔误。
　 (二)万劫谷的门
　　　　　　 《天龙八部》一开始段誉就身处险境，由于身重断肠散之毒，只得奉命前去万劫谷请钟万仇带貂毒解药来。但万劫谷位置隐蔽，于是钟灵“伸出脚尖，在地下划明道路。原来钟灵所居是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远，但地势十分隐秘，入口处又有机关暗号，若非指明，外人万难进谷。段誉记心极佳，钟灵所说的道路东转西曲，南弯北绕，他听过之后便记住”经过一段曲折，“只见迎面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知道已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见左首一排九株大松树参天并列，他自右数到第四株，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拨开长草，树上出现一洞，……钻进树洞，左手拨开枯草，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用力提起，木板掀开，下面便是一道石级。他走下几级，双手托着木板放回原处，沿石级向下走去，三十余级后石级右转，数丈后折而向上，……上行三十余级，来到平地。眼前大片草地，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走过草地，只见一株大松上削下了丈许长、尺许宽的一片，漆上白漆，写着九个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八字黑色，那“杀”字却作殷红之色。……（段誉想）她叫我在九个大字的第二字上敲击三下，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敲去。……他又敲击了两下，挂回铁锤。过了一会，只听得松树后一个少女声音叫道：‘小姐回来了！’语音中充满了喜悦。”
　　　　　　
　　　　　　 这一大段精彩的描写实本自唐传奇《柳毅传》而又踵事增华也。《柳毅传》叙落地书生柳毅遇龙女牧羊于道畔，龙女为夫婿厌薄，托柳毅传书与洞庭娘家。恐其不能至，乃告之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月余，（柳毅）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而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
　　　　　　 主要情节大同小异，因一涉神怪而一仅人间传奇，故改水府为庄庭，易武夫为婢女矣。
　　　　
　　　　[订补]金庸书与李朝威文比有两个地方好些,一是钟灵告诉段誉路时仅虚写,造成悬念.而李文前后两写稍显复遢;二是金书较李文进门多出几多曲折,改直接击树为先进树洞,下石级,再展转来到一片松树前,三击而入.而增出所谓“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一枝接,则又伏下情节发展线索.这正是金庸善用前人文而又后出转精之例.
　　　　又可参看《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柳毅传书事”条所摘引此一故事模式的诸多变形。
　　　[订补2]《西游记》第七十九回比丘国柳林坡清华庄进法：“去那南岸九叉头一颗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
　　（三）康熙圣旨与唐代碑文
　　　　
　　　　　　《鹿鼎记》第二十二回《老衲山中移漏处，佳人世外改妆时》写韦小宝到嵩山少林寺出家，来到寺中，“韦小宝取出圣旨，拆开封套，由张康年宣读，只听他长篇大论的读了不少，什么‘法师等深悟玄机，早识妙理，克建嘉猷，夹辅皇畿’，什么‘梵天宫殿，悬日月之光华，佛地园林，动烟云之气色’，什么‘云绕嵩岳，鸾回少室，草垂仙露，林升佛日，倬焉梵众，代有明哲’”云云，“文绉绉的骈四骊六”，让韦小宝“听了不知所云”。
　　　　
　　　　　　实际上这道康熙圣旨大率袭自唐代碑文。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四十一载有《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碑》（刻于裴漼碑文上方）中云：“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又“梵天宫殿，悬日月之光华，佛地园林，动烟云之气色”，“云绕嵩岳，鸾回少室，草垂仙露，林升佛日，倬焉梵众，代有明哲”诸句全见唐裴漼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见《金石萃编》卷七七），仅“云绕嵩岳”碑文作“云摇大围”。
　　　　
　　　　　　 “十三僧救秦王”而太宗赐碑是少林寺历史赫赫有名的事件，金大侠素不善诗赋骈文，在这里就顺手让康熙抄一段唐太宗和其大臣的碑文了事了。好在小宝“不知所云”，只不知少林诸僧听着是否耳熟？一笑。
　　
　　（四）活死人墓
　　　　
　　　　　　《射雕英雄传》后附录“关于‘全真教’”里金庸引刘祖谦《重阳仙迹记》云：“……（重阳）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则所谓“活死人墓”并非金庸杜撰。而《神雕侠侣》中复写小龙女居古墓事。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云：“……有玉女房，盖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数茎，下有青石坛……玉女每遇月夜即出于坛上，闲步徘徊，复入此房。”不知道金庸是否受此故事启发，但细节（包括幽静的氛围）真的很像，也许是有趣的巧合吧
　　（五）“敢期张生是前身”
　　　　　　 题目是套宋代诗人王禹稱的一句诗：“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改字而取它的字面意思。这里要谈的是“韦小宝这小家伙”，怎么会把他和书剑飘零的张生张君瑞扯到一起呢？
　　　　
　　　　　　 先引两段文字。一段是《鹿鼎记》第二十二回，小宝在少林寺外初见阿珂，“不由得心中突的一跳，胸口宛如被一个无形的铁锤重重击了一记，……心道：‘我死了，我死了！哪里来的这样的美女？’”而在王实甫《元曲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里，写张生到普救寺游玩（注意！也是在寺庙），偶遇崔莺莺，剧中写道：“[末做见科]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元和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末云]我死也!”
　　　　
　　　　　　遇见美女，“小无赖”喊道：“我死了！”而酸秀才也云：“我死也！”，不知道金庸是否有意模仿，但两者联想，倒会使人感到一种反讽的味道。这种下意识的感觉和冲口而出的语言，使得两种文化教养，两个阶层的人在人性上站到了同一位置。雅（张生）与俗（小宝）的界限在此刻被突然消解了。
　　　　
　　　　　　但片刻之后，小无懒采取的依旧是单刀直入、死缠烂打的方式，而书生却是迂回行事，羁绊于礼数了。当然，这是后话。起码那一刻，小宝是颇有点张生的做派的。
　　（八）谈胡逸之的身份
　　　　其实标题或许该写成“也谈胡逸之的身份”，因为昨天在“仗剑”里看到sang4 写的《美刀王传奇—鹿鼎记中的一件悬案探密》”，而自己以前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看法，也就写下这篇小文。
　　　　
　　　　　　 （一）胡逸之生平的矛盾及解决
　　　　　　胡逸之在《鹿鼎记》中出场不多，但以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让人唏嘘不已，难以忘怀。他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十三回，广西柳州的一家赌厂中，“是个乡农般人物，五十岁左右年纪，神色愁苦，垂眉低目”。第二次是在柳江的木排小屋上，“身穿粗布衣裤，头缠白布，腰间围一条青布阔带”。他自己向小宝讲述了他的经历，大致是：在成都，无意中遇到陈圆圆，一见倾心，后来一直追随陈圆圆。陈圆圆在平西王府，他就在那做园丁。陈圆圆移居到三圣庵，他又追随去做了伙夫。前后长达二十三年。这是胡逸之口述的“自传”，也是我们探讨他生平的一个基础。其中有两个关键时间是可以确定并且必须同时满足的，其一是他在成都初见陈圆圆的时间，这是这个“自传”可考的起点。小说第三十二回陈圆圆将说《圆圆曲》自述道：“我跟着平西王打进四川，他封了王”，根据史料记载该是顺治八年左右（1651），则胡逸之初见陈圆圆至早在此年。其二是柳州遇韦小宝，这是他初次出场的时间。小说对这一时间并无明确说明，但可以通过后面发生的时间逆推。小说第三十七回写到了康熙下令撤藩，史载是1673年。而之前所写小宝由昆明缓缓回京，然后到辽东打神龙教，继而来往于俄罗斯（书中写道单程就需四个月以上），至少时间在两年以上。则可得知柳州遇韦小宝的时间大约是康熙九年（1670）左右。
　　　　
　　　　　　这两个时间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作者所写胡逸之口中“二十三年”相伴陈圆圆身边和出场时“五十岁左右年纪”二者根本不能同时成立！如两者并存，则会出现下列：
　　　　　　（1）假设一，“二十三年”从吴三桂镇守云南（史载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算起，其生平简谱是：
　　　　　明崇祯五年（1632）至清顺治七年（1650）1——18岁 幼年少年期
　　　　　　顺治八年（1651） 19岁 初见陈圆圆
　　　　　　顺治九年（1652）至顺治十五年（1658）20——26岁 纵横武林
　　　　　　顺治十六年（1659） 27岁 吴三桂镇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27——50岁 “二十三年”相伴
　　　　　　康熙二十一年（1682） 50岁 柳州遇韦小宝
　　　　　　 问题：首先与上述“确定时间二”（1670）矛盾。另外三藩之乱平定时才康熙二十年（1681），小说清楚交代柳州会时，三藩还远未叛乱，更与小说中整个叙事顺序不符。
　　　　
　　　　（2）假设二，即使“二十三年”从成都初见算起，其生平简谱是：
　　　　　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七年（1650） 1——26岁 青少年期
　　　　　　顺治八年（1651） 27 初见陈圆圆
　　　　　　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十二年（1673） 27——50岁 “二十三年”相伴
　　　　　　康熙十二年（1673） 50岁 柳州遇韦小宝
　　　　　　 问题：同样与“确定时间二”（1670）矛盾。进而康熙十二年（ 1673）正是吴三桂叛乱开始的那年，同样与小说叙事顺序不符。
　　　　如此，则“二十三年”与“五十岁”两个条件必须更改一个，胡逸之的生平才基本讲得清楚。五十岁的年龄改了没什么作用，只有将“二十三年”的苦恋时间缩水一下（当胡逸之是在浮夸吧）。下面由两个“确定时间”来推出一个胡逸之的“苦恋时间”。则有：
　　　　
　　　　　　（3）假设一（改），“苦恋时间”从吴三桂镇守云南算起，其生平简谱是：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顺治七年（1650 1——30岁 少年青年期
　　　　顺治八年（1651） 31岁 初见陈圆圆
　　　　顺治九年（1652）至顺治十五年（1658） 31——38岁 纵横武林？
　　　　顺治十六年（1659） 39岁 吴三桂镇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九年（1670） 39——50岁 “十一年”相伴
　　　　康熙九年（1670） 50岁 柳州遇韦小宝
　　　　　　结论：胡逸之苦恋时间为十一年。
　　　　
　　　　　　（4）假设二（改），“苦恋时间”由成都初见算起，其生平简谱是：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至顺治七年（1650 1——30岁 少年青年期
　　　　顺治八年（1651） 31岁 初见陈圆圆
　　　　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九年（1670） 31——50岁 “十九年”相伴
　　　　结论：胡逸之苦恋时间为十九年。
　　　　　　
　　　　　　小结：比较之下，似乎以“假设二（改）”最接近理想情况，十九年与原来的二十三年相差不算太多。但遗憾的胡逸之初见倾心的年纪似乎晚了点，都而立之年了；而更要命的是这种尊重小说叙述时间一致性的改动可能会对我们后面探讨胡逸之的身份带来麻烦。
　　　　
　　　　　　（二）“飞天狐狸”家族（附苗、范、田三家）
　　　　　　“飞天狐狸”家族一百馀年的事迹主要是在《雪山飞狐》第三章由苗若兰讲述的。叙事的起点是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困九宫山，苗、范、田三卫士突围求救，“飞天狐狸”则忍辱负重，献上假的李自成尸体，取得清廷信任，在吴三桂手下任提督。苗、范、田三卫士突围后，“找了七八年”（约1651——1652），没有“飞天狐狸”的音信。“再过几年”，得知吴三桂“封了王，在云南享福”（时间至早在1659年），三月初五，三人准备行刺吴三桂，结果意外发现“飞天狐狸”，四人约定三月十五到滇池相会，结果当日“飞天狐狸”被三人错杀。“消息传到了那义兄（“飞天狐狸”）的家乡，他儿子十分悲伤，就赶到昆明来替父亲报仇”（1659年隆冬）。第二年三月十五（1660），“飞天狐狸”的儿子（当时“约莫二十岁上下年纪”）向三人说明真相，三人自刎而死，
　　　　
　　　　　　三家后代“二十馀年后”（姑且算二十三年，则约为1683年）找到那姓胡的儿子，他被逼自杀。此后百馀年四家后人辗转报复。雍正初年，胡家曾出了一对兄弟。而到了乾隆年间，胡家出了胡一刀，于乾隆十八年（1753）遭暗算中毒而死，幸而留有一子胡斐。
　　　　　　至此，从“飞天狐狸”到“雪山飞狐”，胡家百馀年来共传六代，详见下表（附苗、范、田三家）。
　　　　　　 胡 苗 范 田
　　　　（1）“飞天狐狸” 脚夫公公 化子公公 郎中公公
　　　　（1659.3.15卒）（1660.3.15卒）（1660.3.15卒）（1660.3.15卒）
　　　　　　
　　　　（2） ？ ？ ？ ？
　　　　（约1640—1683）创“苗家剑法” 兴汉丐帮头脑 天龙门创派人
　　　　　　
　　　　（3） ？ ？ ？ ？
　　　　　　
　　　　（4） 一对兄弟 ？ ？ 田安豹
　　　　　　 （雍正初） （闯王军刀归天龙门）
　　　　　　
　　　　（5） 胡一刀 苗人凤 范帮主 田归农
　　　　　　 （1753.12.26卒）
　　　　　　
　　　　（6） 胡 斐 苗若兰 ？ 田青文
　　　　　　 （1753.12.20生）（1763生）
　　　　　　
　　　　（三）胡逸之究竟是谁？
　　　　 从年代、姓名、兵器特点等各方面来看，胡逸之都与“飞天狐狸”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庸显然也是有意这么写的，之所以不点破，无非是要造成如《倚天屠龙记》中黄衫女子那样的一种神秘气氛。
　　（十）胡青牛的药方
　　　　《倚天屠龙记》第十三回《不悔仲子逾我墙》写胡青牛开给张无忌一味药方：“我开张救命的药方给你，用当归、远志、生地、独活、
　　　　防风五味药，二更时以穿山甲为引，急服。”
　　　　
　　　　　　无忌先觉得这个药方与药理全不相符，但不久就领悟到“莫非他说当归，乃是‘该当归去’之意？”想到“当归”或是“该当归去”之意，跟着便想：“远志”是叫我“志在远方”、“高飞远走”、“生地”和“独活”的意思明白不过，自是说如此方有生路，方能独活，那“防风”呢？嗯，是说“须防走漏风声”；又说“二更时以穿山甲为引，急服”，“穿山甲”，那是叫我穿山逃走，不可经由谷中大路而行，而且须二更时急走。
　　　　
　　　　　　这种以药名语带双关的写法很符合胡青牛的身份，放在这儿也显得很巧妙。但这种写法并非是金庸的独创。按：《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诸葛）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手眼略同，当为此类写法之始。后世诸多游戏体之药名诗、药名小曲、药名文之类皆踵事增华也。
　　　　
　　　　　　[附记]前一阵在央视10套热播的刘心武“揭密红楼”，认为〈红楼梦〉中张友士给秦可卿看病时开的药方也是语带双关，并且予以解密。从上文中可知，这种双关的写法是渊源有自，自然也可能被写到“红楼”中；但个人觉得刘心武的解释却太过于牵强。（比如他错误地把中药“白术”的“术”（音竹）读作“数”，又把“星宿”的“宿”（音秀）读作“肃”，再根据错误的读音来作谐音分析）
　　[订补]
　　明江盈科《雪涛谐史》：
　　四明丰翰林讳坊，号南禺，有口才。…………宁波县令遣吏向南禺索药方。丰乃注方云：“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归以观县令，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吏请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语，谓一伙滑吏耳。”
　　　　
　　　　又神木MM友情补充：《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十二)“化尸粉”
　　“化尸粉”是《鹿鼎记》中一种极霸道的毒药。“据传为宋代武林怪杰西毒欧阳锋所创，系十十余种毒蛇、毒虫的毒液合成。”（二十六回）小说中“化尸粉”最初为太监海大富所有，这种装在“青色白点的三角瓶子”里的药末遇血即发生反应，《鹿鼎记》第三回这样描述化尸粉的功效:“（小宝）倒了些药末，撒在尸身伤口之中……只听得小桂子尸身的伤口中嗤嗤发声，升起淡淡烟雾，跟着伤口中不住流出黄水，烟雾渐浓，黄水也越流越多，发出又酸又焦的臭气，眼见尸身的伤口越烂越大。尸身肌肉遇到黄水，便即发出烟雾，慢慢的也化为水，连衣服也是如此。”后来它为韦小宝所得，成为他护身灭敌的一件利器。（如智退众喇嘛僧即靠此物）
　　　　　　
　　　　　　 这种毒药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倒不是金庸先生的向壁虚构，而是渊源有自。现知较早描写到这类东西的可能是唐末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酉阳杂俎》前集卷七“王玄策”条记婆罗门国药，“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七章甚至认为此为世界最早关于无机酸的记载），同为唐末人的裴硎，在他的唐传奇名篇《聂隐娘》中，写聂隐娘除掉刺客“精精儿”之后，“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这段描写更为后世人所熟知，并被展转因袭。宋人笔记中也有这类描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写洪州书生杀人后，“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又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三）引《花月新闻》写一剑仙杀人后，得“一髑髅，如五斗大。出箧中药一刀圭糁之，悉化为水。”（按:金庸《卅三剑客图》谓其出处为元代林坤《诚斋杂记》，为晚出。又明王世贞辑《艳异编》亦收）清代这类故事依然常见，如唐芸洲《七剑十三侠》写怪侠一枝梅“向身边取出一个小小瓶儿，将指甲挑出些药末来，弹在那尸骸颈上。说也希奇，片刻之间，把个长大汉子消化得影迹无踪，只存一滩黄水。”（第七回），几乎已和金庸所描写的差不多了。甚至连《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骗人的张铁臂，也会吹嘘自己能将“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此段本自《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条，但并无“以药化为水”的描述）
　　　　　　
　　　　　　 民国武侠作品没怎么看过，无从置喙（但我相信这类东西应该还是会有的）。而新派武侠小说中“化尸粉”一类的东西还是偶可一见。金庸除了《鹿鼎记》，《笑傲江湖》第十七回《倾心》写任盈盈处理平一指的尸体，也是“用药将他尸体化了”。又如古龙《名剑风流》第三章提到“化骨丹”，见血后能让人的身体“一分分，一寸寸地腐烂，鲜红的血肉，奇迹般化为黄水”。梁羽生不怎么喜欢写怪力乱神之事，所以他《江湖三女侠》第二十二回虽然写允禵给唐晓澜一个药瓶，说这是“大内的秘药，浇了之后，他尸身便化为血水。”但实际上却是假的。
　　　　　　
　　　　　　 上面简单梳理了下历代有关“化尸粉”之类东西的记载，感觉唐宋传奇、笔记更多是为了炫奇显怪，并未有多少褒贬色彩。而到了新武侠小说作者笔下，道德感增强了，这类东西不为名门正派之人所用，使用者不是邪教之人（如任盈盈），就是无耐混混（如韦小宝）。而在道德思想比较严肃正统的作家笔下，化尸粉之类干脆就成了子虚乌有的骗人玩意。
　　　　　　
　　　　　　
　　　　　　[参考书目]
　　　　　　金庸《卅三剑客图》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附录]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残’字”条:
　　　　　　《番禺书生》（出《闻异录》）。按后世笔记中多袭述之，如何薳《春渚纪闻》卷一零《草制汞铁皆成庚》记僧法坚言歙客事、袁枚《新齐谐》卷二一《蛇含草消木化金》记张姓事“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馀化为水矣”；宋以来必曰:“唯馀枯骸，他化为水。”
　　　　　[订补]《白发魔女传》第二十三回：“（玉罗刹）摸出一个银瓶，将药未洒在上面，片刻之后，那庞大的身子化为一摊浓血，玉罗刹以剑挖土，将血迹埋了。”
　　（十三）胁下生人
　　　　《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一回《千钧巨岩》写郭靖、黄蓉等被困“压鬼岛”，其中有这样一段“闲笔”：
　　　　　　
　　　　　　（黄蓉）转口问道：“靖哥哥，怎样才会生孩子，你知道么？”
　　　　　　郭靖道：“我知道。”
　　　　　　黄蓉道：“你倒说说看。”
　　　　　　郭靖道：“人家结成夫妻，那就生孩子。”
　　　　　　黄蓉道：“这个我也知道。为甚么结了夫妻就生孩子？”
　　　　　　郭靖道：“那我可不知道啦，蓉儿，你说给我听。”
　　　　　　黄蓉道：“我也说不上。我问过爹爹，他说孩子是从臂窝里钻出来的。”
　　　　　　
　　　　　　这段话将郭靖的憨直，黄蓉的忸怩写得很生动。而也让我们知道即使如“非汤武，薄周孔”之黄药师，在这种问题上也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过去。
　　　　　　“我是从哪儿来的？”几乎所有的小孩都问过这个问题，传统的中国家长有几个标准的备选答案，或曰“拣来的”，或曰“大水冲来的”，或者就如黄药师所说：“是从臂窝里钻出来的”！
　　　　　　
　　　　　　有趣的是，这种“胁下生人”的说法又是“古已有之”。似乎最早来源来印度的释尊本行故事。早在三国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就说：“《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右]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这就是释迦牟尼出世的故事，又见于晋·竺法护《普曜经》卷二：“尔时菩萨（按：指释迦牟尼）从右胁生，忽然见身住宝莲华，堕地行七步。”这个故事传播很广，如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插图第九十六图即胁生图像。这当然是佛教徒为神化释迦牟尼
　　　　　　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而葛洪《神仙传》也说：“（老子）生时剖母左腋而出”（引自《太平广记》）与释尊本行故事针锋相对。这倒是当时道徒、释子争奇斗胜的一个例证。
　　　　　　
　　　　　　到后世，“胁下生子”成为夸诞神异的套版为小说家流所袭用，如《聊斋志异》卷八《嫦娥》：“嫦娥腹中忽闻儿啼，遂以刃破左胁出之，果男；无何，复有身，又破右胁而出一女。”
　　　　　　
　　　　　　又每每施于男人身上，以为调噱、讽刺。如《西游记》五十三回，写猪八戒误饮子母河水，“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爷爷啊!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胁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又如《聊斋志异》卷八《男生子》：“福建总兵杨辅有娈童，腹震动。十月既满，梦神人剖其两胁去之。及醒，两男夹左右啼。起视胁下，剖痕俨然。儿名之天舍、地舍云。”
　　　　　　
　　　　　　而其为父母羞言生育事之托词，则见前论。现在能直言之的父母应该多起来了吧？
　　
　　（十四）“烧饭瘴”
　　　　《天龙八部》第四十七回《为谁开 茶花满路》写段誉一行南行，将近草海。因为草海瘴气厉害，搞得钟灵丫头疑神疑鬼，结果发生下面这一段趣事来（当然这也是作者有意用“闲笔”来调节小说的节奏、气氛）：
　　　　　　
　　　　　　钟灵突然指着东北角，失声惊：“啊哟，不好啦，那边有瘴气升起来了，那是什么瘴气？”各人顺着她手指瞧去，果见有股云气，袅袅在林间升起。巴天石道：“姑娘，这是烧饭瘴。”钟灵担心道：“什么烧饭瘴？厉害不厉害？”巴天石笑道：“这不是瘴气，是人家烧饭的炊烟。”果见那青烟中夹有黑气，又有些白雾，乃是软烟。众人都笑了起来，精神为之一振，都说道：“咱们找烧饭瘴去。”钟灵给各人笑得不好意思，胀红了脸。
　　　　　　
　　　　　　而《西游记》第八十五回写唐僧师徒来到隐雾山，花豹怪作法搞得山间风生雾起，孙悟空有意戏弄猪八戒，说：“前面不远，乃是一庄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哩。这些雾，想是那些人家蒸笼之气，也是积善之应。”猪八戒果然前去化缘，险些被擒。
　　　　　　
　　　　　　巴天石骗钟灵，说炊烟为“烧饭瘴”；孙悟空诓猪八戒，谓妖氛是“蒸笼之气”。同是戏弄，对小女生则施以吓唬，对大肚汉则诱以食物。结构虽似，但各具手眼，金庸巧学而不生搬。
　　（十五）七心海棠
　　　　金庸小说最有名的毒药非《飞狐外传》中的“七心海棠”莫属。这毒药的名字取得很漂亮，施爱东《点评金庸》第315页说：“‘汗血宝马’、‘七星（按：误，当作“心”）海棠’、‘九尾灵狐’等，都是典籍中移用过来的名称”。可惜语焉不详。
　　　　　　
　　　　　　“汗血宝马”见《史记》，“九尾灵狐”见《山海经》，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但可惜自己读书少，“七心海棠”的出处始终没找到。（未知施氏此处是否只是随便说说，因为他书中有些引证是有些问题的）后来重读《飞狐外传》，越发觉得这也许只是金庸杜撰出的名目，而联系“七心海棠”拥有者程灵素的性格、生平，我发现“七心海棠”其实就是程灵素的象征（金庸善于利用一些道具，如武功招式等来揭示、象征人物性格，不赘言）。从象征的角度分析，也许能解读金庸命名缘由。
　　　　　　
　　　　　　小说第十章这样描绘“七心海棠”：“程灵素……手中捧着一小盆花。这盆花的叶子也和寻常海棠无异，花瓣紧贴枝干而生，花枝如铁，花瓣上有七个小小的黄点。”顾名思义，似乎所谓“七心”，不过是指“花瓣上有七个小小的黄点”罢了，但事实上作者寓意远不止此。
　　　　　　
　　　　　　《史记·殷本纪》说“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联系小说，程灵素正是一个“七心”之人。一方面，心窍多历来是形容女子聪慧的典故，如大家熟知的《红楼梦》对林妹妹的断语：“心比比干多一窍”。程灵素正是机智堪比黄蓉的女子。而另一方面，心眼多又容易让人敏感多疑，反映到小说中，她对胡斐的语言很在意（“敏感”），不停地“试探”胡斐的感受，反不如袁紫衣的落落大方。她的犹豫、退缩、逃避，是因为一种“自卑”的心态在束缚。结果“七心”之人反不如“素心”之人（如其他小说的香香公主）在爱情上来得果敢。
　　　　　　
　　　　　　另外，在小说中程灵素是拿着以“七心海棠”炼制的蜡烛克敌的。也就是说，“蜡烛”实际上是“七心海棠”的替代物。如果说“七心”暗示了程灵素的性格，那么“蜡烛”则暗示了她的命运。
　　　　　　
　　　　　　李义山说：“蜡炬成灰泪始乾”！程灵素是为了爱情，为了爱人而死的——她本可以不死。金庸忍不住在小说的最后一回向读者们暗示：
　　　　　　
　　　　　　胡斐身旁躺着三具尸首，一个是他义结金兰的小妹子程灵素，两个是他义妹的对头、背叛师门的师兄师姊。破庙中一枝黯淡的蜡烛，随风摇曳，忽明忽暗，他身上说不出的寒冷，心中说不出的凄凉。终于蜡烛点到了尽头，忽地一亮，火焰吐红，一声轻响，破庙中漆黑一团。胡斐心想：“我二妹便如这蜡烛一样，点到了尽头，再也不能发出光亮了。
　　　　　　
　　　　　　终于蜡烛点到了尽头…………
　　（十六）智擒采花贼
　　　　从《七侠五义》“花蝴蝶”花冲开始，采花贼就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角色。采花贼的本领固然不错，但百密一失，也有失手的时候。
　　　　　　　　
　　　　　　　　如《笑傲江湖》二十九回《掌门》写“万里独行”田伯光被不戒和尚搞成了“不可不戒”，他向令狐冲交代个中原委道：“那日在衡山群玉院外跟余矮子打了架，心想这当儿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不能多耽，于是北上河南。这天说来惭愧，老毛病发作，在开封府黑夜里摸到一家富户小姐的闺房之中。我掀开纱帐，伸手一摸，竟摸到一个光头。”原来是不戒和尚“他老人家料到我不怀好意，跟这家人说了，叫小姐躲了起来，他老人家睡在床上等我。”
　　　　　　　　
　　　　　　　　这一段笔墨明显是套用《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的情节。《水浒》此回写鲁智深路经桃花村，投宿刘太公处，桃花山头领周通欲强娶刘太公女儿。鲁智深“脱得赤条条地，跳上床去坐了”，结果周通娶亲未果，反被鲁智深痛打一顿。后来《西游记》第十八回，唐僧师徒路经高老庄，孙悟空变成高翠兰的模样，“独自个坐在房里等那妖精”。实际上也是模仿的这一模式。
　　　　　　　　
　　　　　　　　《笑傲江湖》与《水浒》此处，不戒和尚与鲁智深的形象非常相似（甚至都是胖大和尚！），而周通大摇大摆地强行娶亲和田伯光“黑夜里摸到……闺房之中”，又自是二人身份不同的表现。
　　　　　　　　
　　　　　　　　当然此招也不是万用万灵的，《射雕英雄传》第十五回《神龙摆尾》写丐帮长老黎生等捉拿采花的欧阳克，就是另一番面貌。欧阳克既不同于周通的强娶，又不同于田伯光的偷偷潜入。而是自矜身份，只派手下女弟子下手。而丐帮这边，“黎生走到小姐床边，揭开绣被，鞋也不脱，满身肮脏的就躺在香喷喷的被褥之上”，欧阳克的女弟子也将他装进袋子带走，但欧阳克却技高一筹，难怪他得意洋洋的道：“老叫化在楼上钻布袋，却不知区区在下守在楼梯之上，当即请了程大小姐，先回来等你们驾到。”后来若非郭靖等出手，丐帮此次真要一败涂地了。
　　（十七）金庸小说中的笑话
　　　　中国人擅长于讲笑话，从曹魏时邯郸淳《笑林》到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笑话书的历史也已经有一千七百余年。闲翻金庸武侠，发现其中也有采撷古代笑话的地方。
　　　　　　　　
　　　　　　　　《射雕英雄传》二十六回《新盟旧约》，写郭靖、黄蓉“来到江南西路界内，上了一条长岭，突然间一阵凉风过去，东边一大片乌云疾飞过来。这时正当盛夏，大雨说来就来，乌云未到头顶，轰隆隆一个霹雳，雨点已如黄豆般洒将下来。”郭靖说快跑，黄蓉摇了摇头，说道：“靖哥哥，有本书上讲到一个故事。一日天下大雨，道上行人纷纷飞奔，只有一人却缓步行走。旁人奇了，问他干么不快跑。那人道：‘前面也下大雨，跑过去还不是一般的淋湿？’”
　　　　　　　　
　　　　　　　　按：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笑话。见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徐行雨中”条（原注：出（明朝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我手头无此书，不能复检）：“有徐行雨中者，人或迟之，答曰：‘前途亦雨’”。这本是嘲笑这个在雨中行走的人，但金庸让黄蓉讲述这个故事后，加上了下面一节：“黄蓉心中却忽然想起了华筝之事：‘前途既已注定了是忧患伤心，不论怎生走法，终究避不了、躲不开，便如是咱们在长岭上遇雨一般。’”这样这个老笑话便和小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了。
　　　　　　　　
　　　　　　　　又《笑傲江湖》第五回《治伤》写令狐冲给仪琳讲笑话：
　　　　　　　　
　　　　　　　　“师妹，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今年元宵，我们师兄妹相聚饮酒，灵珊师妹出了个灯谜，说是：‘左边一只小狗，右边一个傻瓜’，打一个字。那时坐在她左边的，是我六师弟陆大有，便是昨晚进屋来寻找我的那个师弟。我是坐在她右首。”仪琳微笑道：“她出这个谜儿，是取笑你和这位陆师兄了。”令狐冲道：“不错，这个谜儿倒不难猜，便是我令狐冲的这个‘狐’字。她说是个老笑话，从书上看来的。只难得刚好六师弟坐在她左首，我坐在她右首。也真凑巧，此刻在我身旁，又是这边一只小狗，这边一只大瓜。”说着指指西瓜，又指指她，脸露微笑。仪琳微笑道：“好啊，你绕弯儿骂我小狗。”
　　　　　　　　
　　　　　　　　这个“从书上看来的”笑话见《聊斋志异》卷四《狐谐》：
　　　　　　　　
　　　　　　　　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夫臣以狐对。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令狐冲姓名中有一“狐”字，金庸把这个笑话搬来倒也贴切。
　　（十八）《广陵散》出蔡邕墓
　　　　《笑傲江湖》第七回《授谱》交代《笑傲江湖曲》的来历，说本于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嵇康临死时曾说“《广陵散》从此绝矣”曲洋说：“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晋时人，此曲就算西晋之后失传，难道在西晋之前也没有了吗？……我对他这句话挺不服气，便去发掘西汉、东汉两朝皇帝和大臣的坟墓，一连掘二十九座古墓，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到了《广陵散》的曲谱。”
　　　　　　　　
　　　　　　　　嵇康的事迹见《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晋书》本传等（按：金庸小说中说他是“西晋时人”，不准确，嵇康死在西晋建国之前，是曹魏正始年间的文人。），暂且不谈。这里关注的是金庸小说说《广陵散》在蔡邕墓中有藏，虽是向壁虚构，却也虚构得有道理。
　　　　　　　　
　　　　　　　　蔡邕，字伯喈，东汉末人。他是著名的音乐家，《搜神记》卷十二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蔡邕）至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声，曰：‘此良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此则故事又见《后汉书·蔡邕传》），同卷还有他制作“柯亭笛”的记载。
　　　　　　　　
　　　　　　　　他不但善于识别乐器，还精于弹奏，《后汉书·蔡邕传》：“（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三国志·顾雍传》：“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於吴，（顾）雍从学琴书。”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同样“妙于音律”（《后汉书·列女传》）。
　　　　　　　　
　　　　　　　　蔡邕还创作有琴曲《蔡氏五弄》及琴学文献《琴操》（《全三国文》有辑录）
　　　　　　　　
　　　　　　　　综上，蔡邕墓有《广陵散》是“可能”的，金庸并非是随手拉来一个名字充数。细节的严谨也是他比一般武侠小说家高明的一个原因。
　　（十九）“放人鸢”
　　　　《天龙八部》第二十八回《草木残生颅铸铁》，游坦之被契丹士兵抓住，阿紫“询问契丹人有何新鲜有趣的拷打折磨之法。有人说起‘放人鸢’。这法儿大投阿紫之所好，她下令立即放行，居然将游坦之‘放’了起来。”
　　　　　　　　
　　　　　　　　契丹骑兵将游坦之脖子用绳圈套住，倒拖在地上，“纵马疾驰，竟将他拉得飞了起来，当作纸鸢般玩耍。”阿紫后来也抢着“放”，“但她重初愈，手上终究乏力，手腕一软，绳索下垂砰的一声游坦之重重摔将下来跌在青石板上，额角撞正阶石的尖角，登时破了一个洞，血如泉涌。”
　　　　　　　　
　　　　　　　　这种酷法令人发指，近墨者黑的阿紫对此全无反感，倒是意料中的事。我觉得悲哀的是，小说家笔下之事竟又是“古已有之”，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了。
　　　　　　　　
　　　　　　在金庸先生最熟悉的《资治通鉴》卷一六七，有这样一段史料：
　　　　　　　　
　　　　　　　　齐显祖将如晋阳，乃尽诛诸元，或祖父为王，或身尝贵显，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为之久不食鱼。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
　　　　　　　　
　　　　　　　　齐显祖高洋是有名的暴虐荒淫之君，上引的“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即是一例。使人“乘纸鸱以飞”与将人用马拖着“当作纸鸢般玩耍”，真是“异曲同工”。
　　　　　　　　
　　　　　　　　中国人于此方面的想像力向不缺乏，或许这也是固有文化的一部分？
　　
（二十）任我行佩服和不佩服的三个半
　　《笑傲江湖》第二十七回《三战》，朝阳神教教主任我行评点天下英雄，说“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还有三个半，是老夫不佩服的。”佩服的三个半是东方不败，方证和尚，风清扬以及冲虚道长；不佩服的三个半只说出了个左冷禅。其间有一人向任我行发问，任我行笑道：“我不佩服的三个半人之中，你也不在其内。你再练三十年功夫，或许会让我不佩服一下。”
　　　　　　　　
　　　　　　　　中学时买有《中国文学知识宝库·清代卷》，其中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一文。标题为杭世骏对汪中《哀盐船文》八字赞语。汪中为人恃才放旷，曾公开说，扬州通者三人：王念孙、刘台拱及他自己，不通者三人，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一个士人不识高低也去拜访他，汪中说：“你不在不通之列”。此人大喜，但汪中接着说：“你再读三十年书，才可以作到不通。”
　　　　　　　　
　　　　　　　　金庸写任我行此节明显参考了汪中的故事而又加以改动。最明显的是把“三个人”变成颇俏皮的“三个半人”。“三个半”的说法在民间帮派、行会中比较流行，比如旧时乞丐行有“三个半叫花子”的说法，三个是薛平贵、严嵩、高怀，半个是李后主；又如“三个半和尚”，三个是济颠、目莲僧、唐僧，半个是杨五郎。
　　　　　　　　
　　　　　　　　后来如M*Z*D青年时代，有所谓“三个半朋友”，解放前的“三个半军事家”等等，“三个半”已成为一种“话柄”了。
　　　　　　　　
　　　　　　　　
　　　　[附录]苏大博士马大勇先生博客“佳谷斋”http://madayong.blogchina.com/
　　　　有文找出汪中事的详细出处，附录于下：
　　　　此意本自清乾隆时大文豪汪中语，见洪亮吉《更生斋文集甲集》卷四《又书三友人遗事》：“（汪中）时侨居扬州，程吏部晋芳、兴化任礼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有盛名。中众中语云：‘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适有荐绅里居者，因盛服访中，兼乞针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中徐曰：‘汝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两相比较，可发现“三十年”之时间短长亦同。但金庸先生将“三个”增为“三个半”，则又趣味横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在。
　　　　[订补]网友“linyi518”君补充：袁世凯对人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萧一山《清代通史》，注：张幼樵即张佩纶，清流派，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徐菊人即徐世昌，官至民国总统。杨莲府即杨士骧，直隶总督。张季直即张謇，状元。）
　　　　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写汪中：汪中说：“扬州地区，文章通的有三人，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和我，不通的也有三人……”刚好有个人要汪评价自己的文章，汪说：“你不在不通之列！”那人大喜过望。汪又慢慢说：“你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
　　　　　　汪中喜欢骂人，他解释说：“我老家很多人经商，他们分不清谁优谁劣，平时身边溜须拍马的人太多，一旦被别人骂，就疑心碰到了高明人士。我平时不屑骂那些庸俗之辈，有人想让我骂很难的。外边传闻我骂了某人，大都是妄传。”（孙星衍《五松园文稿•汪中传》）


（二十一）“诱出户”与“逃出户”
　　明·浮白斋主人《雅谑》“诱出户”条：
　　　　　　
　　　　　　朱古民文学善谑。一日在汤生斋中，汤曰：“汝素多知术，假如今坐室中，能诱我出户外立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受用诱汝，汝必从矣。”汤信之，便出户外立，谓朱曰：“汝能诱我入户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诱汝出户矣。”
　　　　　　
　　　　　　这是一个经典的机智故事，被后世转相沿袭，又如明·江盈科《雪涛谐史》：
　　　　　　
　　　　　　少年在楼下，会楼上一贵人，呼曰：“人道尔善骗，骗我下来。”少年曰：“相公在楼上，断不敢骗；若在楼下，小人便有计骗将上去。”贵人果下，曰：“何得骗上。”少年曰：“本为骗下来，不烦再计。”
　　　　　　
　　　　　　在魏明伦《中国公主杜兰朵》中，沙漠怪客也用这个方法骗杜兰朵，但杜兰朵却没有上当。这也算这类模式的一个变型。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也运用了这个传统的智斗模式，但与前面几个相比，又玩出了新花样。
　　　　　　
　　　　　　第九回《铁枪破犁》，黄蓉被沙通天的“移形换位”拦住不能脱身，黄蓉道：“只要我一出这门，你不能再跟我为难，成不成？”沙通天道：“只要你能出去，我就认输。”黄蓉叹道：“唉，可惜我爹爹只教了我进门的本事，却没教出门的。”…………沙通天冷笑道：“从外入内，跟从内到外还不是一样？好！你倒来闯闯看。”当即让开身子，要瞧她从外入内，又有甚么特别不同的功夫。黄蓉闪身出门，哈哈大笑，道：“你中计啦。你说过的，我一到门外，你就认输，不能再难为我。现下我可不是到了门外？沙龙王是当世高人，言出如山，咱们这就再见啦。”
　　　　　　
　　　　　　和上引的笑话相比，笑话是诱人出户；而黄蓉则是为逃命，诱人让己出户。模式虽类，机杼不同。
　　　　　　
　　　　　　又，第十回《冤家聚头》，黄蓉依旧被王府一干武士围困。面对欧阳克的阻挠，黄蓉又生一计。她用脚画了一圈，和欧阳克站入圈内，“谁出了圈子，谁就输了”。欧阳克说两人都出圈也算他输。黄蓉说道：“我要走啦，却不是给你推出圈子的。你不能出圈子追我。刚才你说过了，两人都出圈子就是你输。”于是缓步走出圈子。
　　　　　　
　　　　　　这次又与前面不同。黄蓉利用欧阳克自命风流而托大的特点，诱他说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笑话中“出户”者是受骗的人，是被动地“诱出户”；而金庸小说中的“出户”者则是用计骗人的人，是主动地“逃出户”。虽然故事模式很相似，但人物关系（骗与被骗）却刚好颠倒过来。这是金庸灵活借鉴传统素材，学古而不泥古的一个例证。
　　
　　[补正]“神木王鼎123”女史补充：李渔《归正楼》直用此事，比金庸须逊一筹：
　　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试你一试。我如今立在楼上，你若骗得下来，就见手段。”贝去戎摇摇头道：“若在楼下，还骗得上去。立在上面，如何骗得下来？”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来，且看用什么骗法。”及至走到楼下，叫他骗上去。贝去戎道：“业已骗下来了，何须再骗。”
（二十二）诚王爷的辈分
　　《碧血剑》第十五回：“单铁生道：‘……诚王爷是当今皇上的叔父，宗室贵胄’”。但十八回袁承志问阿九，“诚王爷是甚么人？”阿九道：“是我叔父。”同回又述诚王乃“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浓须的胖子”（而崇祯亦“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面目清秀”）。
　　　　阿九称其为“叔父”，则作者心中诚王当为崇祯同辈。第十五回叙其为崇祯叔父乃作者笔误。
（二十三）杨公再兴之墓
　　冯梦龙《广笑府》“玉堆宫”条：
　　　　　　
　　　　　　二蒙师相遇于道，道旁有鲁叁之墓，其一忙下拜曰：“此曾参墓。”其一辩为曹参墓，争讼久之，因相殴讼于王推官处。官曰：“召坟邻询之。”知为鲁叁墓，各笞二十逐出。其友人为之和解，因置席于玉堆宫，二人将入门，举目见轩扁，慌奔走出，相顾惊愕曰：“此是王推官家，如何又去惹他？”
　　　　　　
　　　　　　又冯梦龙《古今谈概·无术部》“萧望”条：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 有达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书，只合题萧望墓，何必加之字？”
　　　　　　
　　　　　　上面两则笑话一个认错字，一个乱断句，都是讥笑人不学无术。它们有类似的模式，都是行于路上，遇到坟墓上的题字而闹出笑话。只不过前一则是二人相互争辩，后一则只是一人的自言自语。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似乎糅合了上述两则笑话的一些元素，并且踵事增华。（人物由一二人变为六人，对姓名的解读更是花样百出，“变本加厉”）
　　　　　　
　　　　　　《笑傲》第十四回《论杯》写桃谷六仙来到开封朱仙镇，朱仙镇有座杨再兴将军庙，六人还未进庙就争辩起来。竟列出杨老令公、杨四郎、杨五郎、杨六郎、杨七郎、杨宗保、杨文广等一长窜“候选名单”。进庙后，木主上写着的“杨公再兴之神”，又被桃干仙断成“杨公再”“兴之墓”。进而“兴之神”乃“精神很高兴”，杨再兴行七即杨七郎，“再”字为“再来一个”，所以杨公再又是杨再兴……等等奇谈怪论都从六个浑人的嘴巴里冒了出来。
　　　　　　
　　　　　　古代的这类笑话是以讽刺为主，而金庸则用此闲笔舒缓节奏，调节气氛，并无多少讽刺意味。而在这段闲笔的最后，“桃干仙忽道：‘杨七郎啊杨七郎，你只要保佑咱们六弟不死，老子向你磕几个头也是不妨。我这里先磕头了。’说着跪下磕头。”又把故事收束到主线上来，自然而不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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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二四)韦小宝寻找顺治本事
　　《鹿鼎记》十七回写韦小宝奉命到五台山寻找顺治。他想“假装要做法事，到庙里大撒银子，再借些因头，赖着不走，慢慢的找寻老皇帝，老和尚总不能赶我走。”
　　　　　　
　　　　　　 可是清凉寺乃禅宗寺庙，不做经忏法事。小宝又生一计，说要 施舍僧衣，僧帽等，并说：“我母亲说道，每一份礼物，要我亲手交 给宝刹每刹一位大和尚，就算是火工道人，种菜的园子，也都有份。……请方丈集合寺僧众，由我亲手施舍”
　　　　　　
　　　　　　于是“韦小宝到得西殿，见僧众络绎进来，他将施物一份一份发放，凝神注视每一名和尚”。可没发现老皇帝，又问道：“宝刹所有的僧人，全都来的？……既然尚有僧人未来领取，大和尚去请他来领罢！”
　　　　　　
　　　　　　最终他这招也没成功，但这个办法却是有所本的，兴许就是小宝从说书先生那得来。
　　　　　　
　　　　　　《西游记》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写殷温娇假意施舍一百双僧鞋到金山寺还愿，实际是与儿子玄奘见面。虽然细节不同，但基本的元素：借施舍东西为名到寺庙寻找和尚和《鹿鼎记》一样的。
　　　　　　
　　　　　　《鹿鼎记》此节更明显地借鉴的是《七侠五义》第六回的情节。这回写丞相王芑到大相国寺去寻找包拯。王丞相“便问了然：‘此庙有多少僧众？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愿，愿施僧鞋僧袜每人各一双，须当面领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领取。一一看过，并无此人。王大人问道：‘完了么？你庙中还有人没有？’了然叹道：‘有是还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这一双鞋袜。如要见这人么，大概还须大人以礼相见。’王宰相闻听，忙道：‘就烦长老引见引见何如？’了然答应，领至方丈。”
　　　　　　
　　　　　　可以看出，除了结局不同外，《鹿鼎记》写韦小宝寻找顺治与此处几乎如出一辙，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
　　　　　　
　　　　　　顺带一提的是，后来韦小宝设计救顺治下山也有所本。金庸《卅三剑客图》二十三《张忠定》写道：
　　　　　　
　　　　　　“宋太宗淳化年间，四川地方官压迫剥削百姓，贫民起而作乱，首领叫做王小波……后来王小波为官兵所杀，余众推李顺为首领，攻掠州县，声势大盛。太宗派太监王继恩统率大军，击破李顺，攻克成都。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南窗按：手头暂无此书，无法复检其卷数及原文，企书友帮忙补充）记载，李顺逃走的方法甚妙：官兵大军围城，成都旦夕可破，李顺突然大做法事，施舍僧众。成都各处庙宇中的数千名和尚都去领取财物。李顺都下数千人同时剔度为僧，改剪僧服。到得傍晚，东门西门两处城门大开，万余名和尚一齐散出。李顺早已变服为僧，混杂其中，就此不知去向，官兵再也捉他不到。官军后来捉到一个和李顺相貌很像的长须大汉，将他斩了，说已杀了李顺，呈报朝廷冒功。”（南窗按：此节为小宝救顺治所本，已由施爱东先生拈出，见其《点评金庸》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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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阴阳面”
　　武侠小说惯例，运气练功不慎，很容易会“走火入魔”。（南窗按：未知此词来历，仅于《红楼梦》回目中见之，暇时当考索之）
　　　　　　
　　　　　如《射雕英雄传》十八回，郭靖运功抵抗黄药师《碧海潮生曲》，“左边身子凛有寒意，右半边身子却腾腾冒汗”，形势其实已非常凶险。
　　　　　　
　　　　　　而《侠客行》第四回，石破天的情况更恐怖。他被谢烟客误导，阴阳二气不能交汇，结果“突然间全身半边冰冷，半边火热”。“左边脸上青气隐隐，右边脸上却尽是红晕”，“一时似乎全身在火炉中烘焙汗出如渖，口干唇焦，一时又似坠入了冰窖，周身血液都似凝结成冰。”
　　　　　　
　　　　　　这类描写在古代的笔记中也出现过。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阴阳面”条（第771页）：
　　　　　　
　　　　　　《郑仁钧》（出《戎幕闲谈》）有表弟因疾丧明，“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颔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按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九《谈丛》记张锷“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虽暑月，巾袜袍袴纱棉各半”
　　　　　　
　　　　　　南窗按：张锷事后世小说笔记多有记载。如冯梦龙《古今谭概·妖异部》“张锷”条谓：“秘书丞张锷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热，虽盛暑隆冬，着袜袴纱棉各半”。又施爱东《点评金庸》第66页谓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张锷”条亦记此事，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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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金庸·周瘦鹃·花花草草
　　周瘦鹃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又酷爱花卉盆景，建国后成为苏派盆景艺术大家。几年前偶读一篇帖子，作者说他偶然“看到周瘦鹃的《花花草草》中‘菊花’那一节，几乎没吓得跳起来，那大段大段的，一一列举出来的菊花名称，黄的、白的、红的、淡红的……看上去只觉得眼熟之至；再往下看，说到两盆绿菊花，《连城诀》里丁典念念不忘的‘春水碧波’和‘绿玉如意’，居然就是周瘦鹃家养的名品。”
　　　　　　
　　　　　　当初看到这段话，也很好奇。马上到图书馆翻找周瘦鹃的书来查。结果在他的《花木丛中》一书中发现一篇《秋菊有佳色》，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菊花的品种和名称，多至不可胜数……考之旧时菊谱，黄色的有都胜、金芍药、黄鹤翎、报君知、御袍黄、侧金盏、金孔雀、莺羽黄诸品。白色的有月下白、玉牡丹、玉宝相、玉玲珑、一团雪、白西施、白褒姒、太液莲诸品。紫色的有碧江霞、双飞燕、佛莲座、翦霞绡、紫玉莲、紫霞杯、玛瑙盘、紫罗伞诸品。红色的有美人红、海云红、醉贵妃、绣芙蓉、胭脂菊、鹤顶红、锦荔枝诸品。淡红色的有佛见笑、红粉团、桃花菊、醉西施、红傅粉、胜绯桃、玉楼春诸品。（南窗按：周先生《拈花集》中同名文章无“菊花的品种……”一段）
　　　　　　
　　　　　　参照《连城诀》第三回《人淡如菊》：
　　　　　　
　　　　　　丁典道：“……这菊花会中名贵的品种倒真不少，嗯，有都胜、金芍药、黄鹤翎、报君知、御袍黄、金孔雀、侧金盏、莺羽黄。白菊有月下白、玉牡丹、玉宝相、玉玲珑、一团雪、貂蝉拜月、太液莲。紫菊有碧江霞、双飞燕、翦霞绡、紫玉莲、紫霞杯、玛瑙盘、紫罗撒。红菊有美人红、海云红、醉贵妃、绣芙蓉、胭脂香、锦荔枝、鹤顶红。淡红色的有佛见笑、红粉团、桃花菊、西施粉、胜绯桃、玉楼春……”
　　　　　　
　　　　　　几乎是照搬的周瘦鹃那段。更有趣的是，周文接着写道：“可是诸家菊谱中，似乎没有绿菊。吾园旧有碧玉如意、春水绿波诸品，花品很高，都作绿色，苏州早已断种，现在所看到的只有绿牡丹和水绿金带罢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而到了《连城诀》里，周老先生“摇身一变”而成凌大小姐，唇吻相似得紧：
　　　　　　
　　　　　　丁典道：“当我观赏完毕，将出花园时，说道：‘这菊花会也算是十分难得了，就可惜没绿菊。’”。“忽听得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在我背后说道：‘小姐，这人倒知道绿菊花。我们家里的“春水碧波”、“绿玉如意”，平常人哪里轻易见得？’”
　　　　　　
　　　　　　金庸小说中还有一处写花卉出彩的，即《天龙八部》十二回中段誉在苏州曼陀山庄对山茶花的品评。鉴于上述《连城诀》的情况，顺藤摸瓜，竟也在周瘦鹃先生的文中找到相应的内容。下面分别罗列排比。
　　　　　　
　　　　　　（1）段誉心道：“山茶花又名玉茗，另有个名字叫做曼陀罗花。”
　　　　　　 按：周文《山茶花开春未归》：“山茶一称玉茗，又名曼佗罗。”
　　　　　　
　　　　　　（2）段誉道：“王夫人，你说这四本白茶都叫做‘满月’，压根儿就错了。……其中一本叫作‘红妆素裹’，一本叫作‘抓破美人脸’。”
　　　　　　“那本大白花而微有隐隐黑斑的，才叫作‘满月’，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那本白瓣上有两个橄榄核儿黑斑的，却叫作‘眼儿媚’。”
　　　　　　“白瓣而洒红斑的，叫作‘红妆素裹’。白瓣而有一抹绿晕、一丝红条的，叫作‘抓破美人脸’，但如红丝多了，却又不是‘抓破美人脸’了，那叫作‘倚栏娇’。
　　　　　　
　　　　　　按：周文《山茶花开春未归》：“又有倚栏娇一种，白瓣中洒红点红丝；红妆素裹一种，白瓣洒红斑，这两种花如其名，都很可爱。……花瓣全白，花朵特大的，名无瑕玉，又有满月与睡鹤二种，也是全白大花，与无暇玉是大同小异的”
　　　　　　周文《山茶续话》（见《花木丛中》，《拈花集》将此篇并入《山茶花开春未归》一文）：“如粉红色洒红条的名槟榔，而园圃中卖花人却称之为抓破脸；其实抓破脸是白色洒红条的，宛如白脸被人抓破而出血一样，现在已看不到了”
　　　　　　
　　　　　　（3）段誉道：“大理有一种名种茶花，叫作‘十八学士’，那是天下的极品，一株上共开十八朵花，朵朵颜色不同，红的就是全红，紫的便是全紫，决无半分混杂。”
　　　　　　“比之‘十八学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是十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生于一株，‘八仙过海’是八朵异色同株，‘七仙女’是七朵，‘风尘三侠’是三朵，‘二乔’是一红一白的两朵。这些茶花必须纯色，若是红中夹白，白中带紫，便是下品了。”
　　　　　　
　　　　　　周文《山茶续话》：“此外如一干而开数色花的，名十八学士，可说绝无仅有；就是开花一红、一白的二乔，也少见了。”
　　　　　　
　　　　　　可见《天龙》此回谈茶花，大量借鉴了周先生的文字。不过与《连城诀》大段照抄不同，此回中金庸把很多素材重新进行组合，并且大有发挥（比如比较“落第秀才”、“风尘三侠”等不同的特点的，都说得饶有趣味），而由花及人，借以反映人物性格，自然又是金庸的当行本色。
　　　　　　
　　　　　　让我感兴趣的是，金庸这些文字是否是旧版时就有的？如果是，当时五六十年代，周瘦鹃的文字是在哪被金庸阅读到的（内地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周曾将文字寄到香港发表？），但我暂时无条件和精力去考索了。
　　　　　　
　　　　　　[附记]周*作*人《苦茶随笔》有一篇《洗斋病学草》，谓范啸风《墨妙斋诗稿》卷五杂咏中有《抓破脸》四绝句，注云：“白桃花而有红点者，俗以此名之。”
　　（二七）彭连虎的鼻烟壶
　　《射雕英雄传》第十一回《长春服输》：
　　　　
　　　　“妙手书生”朱聪“慢吞吞的从怀里掏出一件件物事，只见有汗巾、有钱镖、有几锭碎银子、还有一个白色的鼻烟壶。彭连虎愕然呆了：“这些都是我的东西，怎么变到了他身上？”原来来聪右手和他拉手之际，左手妙手空空，早已将他怀中之物扫数扒过。”
　　　　
　　　　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
　　　　
　　　　“近（南窗按：指康熙年间）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
　　　　
　　　　又，清末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勇卢闲诘》对鼻烟壶的起源有记载：
　　　　
　　　　“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明）万历九年，利玛窦泛海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至国朝雍正三年，其国教化王伯纳第多贡献方物，始有各色玻璃鼻烟壶……”
　　　　
　　　　故成书于康乾之世的《红楼梦》会有这样的描写：
　　　　
　　　　“（晴雯）头疼鼻塞声重，……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
　　　　
　　　　于是可知，在《射雕》所描写的南宋，是绝不会有鼻烟壶的，金庸一不小心又犯了“时代错乱症”。
　　　　
　　　　金庸在其他小说中也多次提到过鼻烟壶，如《笑傲江湖》十六回《注血》写游迅“左手拿着个翡翠鼻烟壶，右手则是一柄尺来长的折扇，衣饰华贵，是个富商模样。”，《连城诀》第九章写言达平“除下长袍……倒转来抖了两抖，丁丁当当地跌出几两银子和一只鼻烟壶来，都掉在地下。”这两部书都没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可以存而不论。
　　　　
　　　　又如《书剑恩仇录》第八回，“张老爷笑嘻嘻的把手中鼻烟壶递给了他”。《飞狐外传》第一章，“阎基从怀中取出一个金光灿烂的黄金鼻烟壶”。第十七章，胡斐化装出行，“身锦衣灿烂，翡翠鼻烟壶、碧玉搬指、泥金大花折扇，打扮得又豪阔又俗气”。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则和鼻烟壶流行的时间正吻合。
　　　　
　　　　由上引各文可知，金庸常拿鼻烟壶作为略带富贵气和俗气的人的标签，相对来说，南宋年间彭连虎身上的鼻烟壶实在有些突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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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韦小宝的书房陈设
　　《鹿鼎记》第四十二回有一段极滑稽的描写：
　　　　　　
　　　　　　韦小宝要“写字”，“（那亲随）当下抖擞精神，在一方王羲之当年所用的蟠龙紫石古砚中加上清水，取过一锭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烟香墨，安腕运指，屏息凝气，磨了一砚浓墨，再从笔筒中取出一枝赵孟疃ㄔ斓暮菀獍咧窦费蚝帘剩炭艘徽潘位兆陔分频慕鸹ㄓ癜婕悖闫鹆艘宦婪蛉诵醋质彼俚牧晕瞒晗悖Ш虿舸笕嘶雍痢Ｕ饧茏影诮隼矗蟹纸蹋褐油跖否已樟裕圆巡患拔ば”Α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14 20:0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14 22:28 编辑

在旧版《倚天屠龙记》 (原名《天剑龙刀》)里面有很明显的论述:九阴真经偏向外用,九阳神功偏向内功。







杜兰特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美国思想史上的巨人，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人们熟知他的《历史的教训》，却不知道这本书不过是鸿篇巨著《文明的故事》的浓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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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

杜兰特和胡适先生都是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以《哲学的故事》一书成名，更以《文明的故事》一书达到其六十年学术生涯的巅峰。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而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的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

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说，杜兰特是一位难得的持保守主义姿态的知名历史学家。

杜兰特比胡适更早投入杜威的门下，却完全超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文明观念的捍卫者——15卷《文明的故事》，将这些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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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被设计出来的？
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雅典传统代表了商业文明，斯巴达传统代表了农业文明。

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这预示着年轻的欧洲击败古老的东方。自此，雅典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自由城邦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与此截然对立的是，斯巴达解散了陆军，回到了封闭的农业社会。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

文明的制度是如何诞生的？有两种思想试图探索源头：

●一种是基于理性构建的乌托邦设计，认为文明是由学者和政治家设计出来的，这是柏拉图、马克思的理想国。

●一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演化论，认为文明是在商业传统、自由市场中积累、演化来的，这是老子、哈耶克推崇的自发秩序。

杜兰特不喜欢理想国，他说：

“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杜兰特认为，文明的火种源于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来自习俗和利益的冲突，思辨则源于人类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因此他坚决主张：只有在全面开放的商业中，思想才会碰撞出火花。第一批怀疑论者，就是在那些见多识广的商人中产生的，商人不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正因为他们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科学、哲学才会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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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
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

乌托邦主义向人们许诺了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

后世的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

杜兰特告诉我们：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无数人巴望“圣主明君”，期盼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有的统治者甚至试图改造人性、除恶务尽……但是，从古罗马皇帝戴里克先，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到20世纪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杜兰特以一位人类哲学家的视角，花费八年时间审视中国上古时代的遗产，希望还原那个“已经消失的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乐园”。他思考中国的命运和文化根源：中国的传统被彻底地连根拔起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生出新根，以挽救富有文化的生活。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18 19:40

岳丈嫌他清贫，不肯将女儿嫁给还珠，还派出五六个打手设下鸿门宴局，打算整他个灰头土脸知难而退，结果这帮泼皮反而却被还珠一一折服，还珠后人整理回忆录时曾对其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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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携夫人合影



提到父亲的气功，有件往事可供读者一粟：母亲因不甘受家庭禁锢而出走后，外祖父曾雇佣一伙青皮打手，企图“教训教训”父亲。那伙青皮的头子姓马，人称“马五爷”，是个专门欺压善良的家伙。他手下有几十个徒弟，都是以打架斗殴为业的流氓。他们听说父亲是写武侠小说的，以为父亲会武术，未敢轻举妄动，就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请父亲赴宴论武，待探清虚实之后再作主张。



这真可说是一出“鸿门宴”。席间，马五师徒轮番向父亲进行挑衅和试探。仆人端上来一只鸡，马五的大弟子便骂骂咧咧：“这叫嘛玩艺儿！也不剁一剁，囫囵个儿地端上来，叫人怎么张嘴？”边骂，边用银筷子去“剪”鸡。随着了一阵“咯吱”声，那只鸡连骨带肉被“剪”成寸断。父亲见他顾盼得意的样于，觉得十分可笑，没有理他。他以为父亲软弱可欺，说一声“请”，便夹了一块鸡骨头递过来。出于礼数，父亲端起一只碟子相迎。岂料那块鸡骨头递到碟子上方，对方竟不肯松筷子，他斜睨着父亲说：“这年月，日子不好混。没本事，骨头也啃不着。”父亲淡然一笑，拾起面前那副筷子，慢慢插入对方筷子的缝隙，运气于指，只轻轻一拨，那块鸡骨头便“咯噔”掉落在自己的碟子里。



马五见弟子“栽”了，再也沉不住气。顺手夹起一片火腿，径伸至父亲的唇边。这一招确实厉害：看你敢不敢张嘴？不张嘴，表明你胆小无能，你就“栽”了；张嘴，他就可以在你口中捣牙戳喉，不死必伤。果然，父亲刚一张口，那双长长的银箸便直插进去。可是，这时父亲已运力于齿，将箸头牢牢咬住，再一发功，箸头即被切断。接着，父亲轻轻一吐，只听“铮铮”两声，被咬断的箸头，像两根寸把长的钉子，真戳戳地钉在桌面上。一时间，弄得马五一个满面羞惭，忙赔不是。



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只是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神’的。人体内本来蕴蓄着无限的气力，只要把它集中于一点，奇迹就会发生。就像一根钉子，看起来很平常，当力量集于钉尖时，它就可以穿透很坚硬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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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李渔《十二楼·奉先楼》，舒娘子被掳，将军宠愈专房，其子亦视如己出。舒秀才偶然得遇妻子，妻子寻死云云。这个情节其实十分牵强，但富有戏剧性。

于是被金庸移用到《射雕英雄传》中，“将军”变成了完颜洪烈，舒娘子变成了包惜弱，。这个情节几乎成为了《射雕英雄传》全书展开故事的基础，甚至影响到另一本《神雕侠侣》。

当然，金庸有点铁成金之功。但基本内核来自李渔，也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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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

南怀瑾曾经说“现在写武侠小说的都是乱写，很多都是偷还珠的东西”。当然具体是谁在偷，他并没有点名，但是以“现在写武侠小说的”来看，他这番话的所指里肯定是少不了金庸的。

这番话有卖老资格的味道，也讲得有些过头。平心而论，金庸作品的文学水平，还是比还珠楼主要高一大截的。

但是，南怀瑾老先生讲的，又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金庸作品里确确实实有很多——注意，我说是“很多”——还珠楼主小说的要素，包括情节设计、人物形象等。而对此，金庸先生也没有太充分的说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怀瑾的话也不无道理。

先看情节方面。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原名《书剑江山》）的开篇，写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李可秀为女儿聘了一位家庭教师陆高止，表面上，这“陆高止是位饱学宿儒”，实际他“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因为“清廷严加查缉，陆菲青想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理，混到李可秀府中设帐教读。”而他的江湖仇敌发现了踪迹，上门寻仇，引发了一连串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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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

这个情节既有几分诡异，又富有悬念，作为武侠、传奇小说的开篇相当成功。不过，它并非金庸的原创，而是来自还珠作品。

还珠楼主先是在《蜀山剑侠传》中构设了类似的情节。侠客赵心源为避祸到一个大户人家陶钧的家里来当教师，被仇人发现。他的仇人是西川八魔，结仇的原因是抱打不平，用梅花针伤了八魔邱聆。

而《书剑》中，向陆菲青寻仇的是关东六魔，陆菲青用芙蓉针射死了三魔焦文期。可以说，脱胎、模仿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

而还珠楼主当年对自己设计的这一情节相当得意，以致在后来的作品中又多次“复现”。如《青门十四侠》的开篇，写侠客裴琮避仇隐身于大户人家做教书先生，身份暴露，仇敌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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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剑侠传》

又如《独手丐》开篇也是写一侠士“文武双全”，因为“得罪了好些亲贵，仇敌太多……不得不暂避凶锋，隐居土豪家中做教书先生。忽接良友警告，有仇敌寻来，避往秦岭深山之中”云云。

这一基本情节如此反复出现，引起金庸的关注并有意无意之间进行了模仿自然有很大概率了。

类似的情况可以举出一大批，如《碧血剑》袁承志和猩猩一起发现了一个秘洞，在洞里得到了金蛇宝剑。这一情节来自《蜀山剑侠传》，其中写裘芷仙带着大猿猴袁星发现了一个秘洞，在洞里得到了七修剑。

又如《飞狐外传》，小英雄胡斐被困于铁厅，英勇机智逃出困境。这一情节来自《独手丐》，其第十回回目就叫“铁牢中的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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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狐外传》

再如《雪山飞狐》中，写一个贪官南某，用龌龊的手段得了一口宝剑，才德不配，因宝剑丧了命。

这个情节在还珠的《蛮荒侠隐》里出现过，其中有一个超级污吏贾本治，也是得了口宝剑然后因为宝剑送了命。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再来看人物形象方面。这方面，金庸从还珠楼主的作品中获取的灵感、思路，甚至“红模子”，同样为数不少。

《射雕英雄传》的洪七公是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从外形到嗜好，都与其他侠客们有较大的区别度。

华山论剑产生了五大高手，其中最可爱的就是这个北丐洪七公。他的形象特征是缺了一个手指头，所以江湖人称“九指神丐”。

从性格上看，最与众不同的是非常馋、非常贪吃。对此，作品反复渲染。而最生动的一笔是小姑娘黄蓉用厨艺结交他，不仅得到他的传授，还使他出手赶走了讨厌的求婚者欧阳克。就人物形象的生动、个性鲜明而言，以上描写都堪称生花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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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争奇记》

不过，类似的形象在几十年前已经出现在还珠楼主笔下了。还珠的《云海争奇记》中有一个奇特的形象葛鹰，个性突出，与他人区别度极大。从形象上讲，他一只手多了两个指头，所以江湖人称“七指神偷”。

从性格上看，最与众不同的是非常馋、非常贪吃。对此，作品反复渲染。而最生动的一笔是小姑娘江小妹用厨艺结交他，得到他的保护，出手赶走了讨厌的求婚者冉金红母子。

还珠描写葛鹰的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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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捞起整只酱鸭撕下一腿，放在口边一阵乱啃，晃眼剩了一根空骨。又抓起一把果肉满塞口里，嘴皮乱动，喳喳直响。跟着又抓了两个馒头同塞口内，方始坐下。一样跟一样，酒菜馒头接连不断大嚼起来。小妹见那些东西便七八个人也吃不完，他却狼吞虎咽，吃得那么难看，有似饿疯了一样。

金庸描写洪七公的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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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撕下半只，果然连着鸡屁股一起给了他。那乞丐大喜，夹手夺过，风卷残云的吃得干干净净，一面吃，一面不住赞美：“妙极，妙极，连我叫化祖宗，也整治不出这般了不起的叫化鸡。”黄蓉微微一笑，把手里剩下的半边鸡也递给了他。那乞丐谦道：“那怎么成？你们两个娃娃自己还没吃。”他口中客气，却早伸手接过，片刻间又吃得只剩几根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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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

若称之为异曲同工，似乎不足以说明二者之间的形神毕肖。

葛鹰这个形象给金庸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把他的一些言行又“拆”下来，用到了其他作品中。《鹿鼎记》有一段很滑稽的笔墨：韦小宝串通沐王府群雄，强行要把一个丑女（装扮的）嫁给纨绔子弟郑克塽，逼他拜天地。

而这一段其实是《云海争奇记》中葛鹰戏弄冉金红的桥段：葛鹰和黑摩勒扣住了冉的儿子纨绔子弟姜绍祖，声称把他带走和一个丑女成亲云云。

洪七公这个形象贯穿了《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后者有一段别具特色的描写：洪七公在华山顶上装睡，要杨过为他警卫；他的宿仇藏边五丑要借机杀害他。结果五个坏家伙全被洪七公废掉。洪的别出心裁行为，一则考验杨过，二则诱使五丑上当，同时由此表现出他的游戏风尘、自负自信。

类似的桥段，也在还珠楼主的作品中出现过。《云海争奇记》里也有一个乞丐，叫神乞车卫，同样是装醉昏睡，让一个年轻人申林来护卫他，诱使四个恶棍借机来行凶，结果除掉了恶贼。有趣的是，洪七公是把五丑弄成了废人，车卫也是把带头的凶徒弄成了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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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

类似的人物形象的借鉴以致模仿同样不胜枚举。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徐天宏，人称“武诸葛”，特点是个子较矮。和他唱对手戏的是个女汉子周琦，人称“女李逵”。两个人见面必拌嘴，而其实暗生情愫。

还珠楼主的《天山飞侠》里，有个陆平，也是个子比较矮，也有个女汉子叫淳于荻，两人也是见面必斗口，而其实彼此很感兴趣。又如反派人物丁春秋，出场时大讲排场装神弄鬼，与《蜀山剑侠传》的亓南公差相仿佛，等等不一。

对三四十年代的其他武侠作家，金庸也是广采博收的。如《碧血剑》里，袁承志的大师兄黄真，形象很奇特，完全是一个商人打扮，兵器也是左手一个算盘，右手一支笔；对敌时满口经商话语，滑稽玩世。

这个形象乃脱胎于朱贞木的《七杀碑》。《七杀碑》中有一个“贾（gu）侠”，也是拿着算盘做兵器，张口闭口生意经地滑稽玩世。其他如《碧血剑》里的老捕头独眼龙，角色、言行都与《七杀碑》中的老捕头虞二麻子相似。

还有《碧血剑》里的“大关刀”、“怪蛇”等，也都可以在《七杀碑》中看到类似的影子。几乎可以说，金庸在写作《碧血剑》时，是比较集中地翻阅着朱贞木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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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金庸合影

如果说金庸早期的作品的灵感多来自于本土——如前述的还珠楼主、朱贞木的小说，到了中后期借鉴、袭取外国文学的内容就多起来了。

例如《连城诀》。小说的故事框架是一个乡村的年轻人狄云被人陷害，他入狱后多年的情人被哄骗嫁给了设计陷害的仇人。但他在死囚牢中结识了异人丁典，从丁典处学到了一身高明的本领。出狱后，凭借着学到的本领，快意恩仇，置几个仇敌于死地。而面对旧情人时，却陷入了情感的旋涡。

这一框架明显来自于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作《基督山恩仇记》。其故事框架为：

青年爱德蒙·邓蒂斯遭到几个卑鄙小人的陷害，被打入黑牢。入狱后，女友梅色苔丝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嫁给了陷害他的仇人费尔南。但邓蒂斯在黑牢中结识了狱友法利亚神甫。神甫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

邓蒂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神通广大的巨富，化名基督山伯爵，精心策划后，快意恩仇，置几个仇敌于死地。而面对旧情人时，却陷入了情感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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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

借鉴与模仿的痕迹昭然。当然，金庸不仅是借鉴与模仿，他在此基础上加上了重要的一笔：欺骗狄云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他最信赖的师傅、外表忠厚质朴的戚长发。这一笔也就使得全篇的主旨不是停留在奇诡的命运转折与报仇手段方面，而是转移到武林的尔虞我诈与人心险恶上。

金庸对大仲马这一传奇意味十足的故事情节十分喜爱，以至于到创作的末期再次借鉴、移用，那就是他更重要的作品《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写青年人令狐冲陷入黑牢，却在无意中得到了异人任我行绝世武功的秘诀。因他的被冤，青梅竹马的小师妹移情别恋。而最阴险的人物恰是他视为偶像的师傅岳不群。

虽然这部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厚，意味也非常复杂，但最基本的故事情节：黑牢奇遇而命运转折，被人冤枉而失去请人，却仍然不离大仲马的路数。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杰克·伦敦《海狼》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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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海狼》

魔鬼号的船长拉森绰号“海狼”。他强大无比，象一头猛兽。由于少年时受的压迫、欺凌形成了他极端偏激的性格。拉森狂暴凶恶，不仅对其他水手任意虐杀，而且蔑视上帝，挑战大海。

但是，他又才能超众，机智勇猛。各种偶然的因素使得儒雅的卫登与美女莫德到了魔鬼号上。他俩随时处在暴虐的威胁之下。共同的遭遇使卫登与莫德结合到一起，，运用智慧与“海狼”周旋，终于找机会逃走，到了一个小岛，艰苦生存下来。失明的拉森也到了这个小岛上。卫登与莫德修复“魔鬼号”并回到了文明世界。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是从张翠山与谢逊的故事开始的。

谢逊绰号“金毛狮王”。他强大无比，象一头猛兽。由于青年时受的欺骗、凌辱形成了他极端偏激的性格。谢逊狂暴凶恶，不仅对各派人物任意虐杀，而且蔑视苍天，挑战大海。但是，他又才能超众，机智勇猛。

各种偶然的因素使得儒雅的张翠山与美女殷素素到了谢逊的船上，并随时处在谢逊威胁之下。他俩运用智慧与“狮王”周旋，终于找机会逃走，到了一个“冰火岛”艰苦生存下来。失明的谢逊也到了这个小岛上。最终张翠山与殷素素脱离冰火岛，回到了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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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

相似的程度是不是超出一般的想象的？

当然，这样向“外”借鉴的做法在中国作家中绝非金庸一人。上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几乎都是一时之风气。

武侠小说“三大家”中，梁羽生借鉴于《牛虻》《双城记》，古龙借鉴于弗林明《007》系列小说，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所借鉴，而在于是照搬还是点化，点化的水平是高还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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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金庸先生文学活动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广采博收。不但是借鉴、模仿的面广泛达于古今中外，而且有些模仿程度之深令人吃惊。

怎样认识这一现象，对于全面、准确评价金庸的创作成就，以及其文学史地位，都是很重要的侧面。同时对于类似的文坛现象也有举一反三的意义——在这方面，金庸的表现堪称典型。

大体说来，金庸对前人作品的借鉴、模仿可分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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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手迹

一种是借鉴其思路，不涉及细节，或细节涉及较少。如前述《论语》的“托孤寄命”，《庄子》的“忘”，还有《水浒》的二龙山、《三国》的当阳桥等。这种情况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避免，甚至越博学的作家越会出现。所以，这种借鉴完全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争议。

另一种则带有“红模子”的嫌疑，也就是说不仅思路，在细节上也有较多模仿。前面举出的《倚天屠龙记》之于《海狼》，《射雕英雄传》铁木真敬酒哲别之于《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洪七公之于《云海争奇记》之葛鹰等。

后一种情况里，金庸借鉴、模仿最多的是还珠楼主。笔者粗略统计，金庸小说从还珠作品中“乾坤大挪移”的地方可达三位数。他的很多奇思妙想其实来自还珠楼主。

比起戛戛独造来，这一事实当然令人不爽。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金庸的借鉴不能简单视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因为他在借鉴的同时又经过了力度不小的熔铸。

即以洪七公的形象来讲，金庸借鉴于葛鹰形象的地方实在是不少：手掌的畸形，贪吃而知味，因品尝美味而与小姑娘结交，因喜爱小姑娘而保护其免遭骚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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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

但是，洪七公的性格基调却与葛鹰大不相同。葛鹰亦正亦邪，行事带三分诡异；而洪七公则是坦荡磊落，在五大高手中以光明正大、正气凛然明显区别于黄药师、欧阳锋等四人。

上述借鉴于葛鹰的“细部”描写，融汇到洪七公整体形象中，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由于“锦”的出色，“花”也变得分外出色。

黄蓉为洪七公烹饪，洪七公对黄、郭一对小恋人的欣赏、爱护，在金庸笔下趣味盎然。比起《云海争奇记》中，江小妹顶名烹饪一段，应该说是“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再以前述“铁厅”有关情节而言，还珠楼主的贡献是想象出了“铁厅”的奇诡情节，并以这种独特、怪异的环境作为少年英雄姜飞面临的考验。这两点都被金庸吸收到《飞狐外传》之中，但他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很大力度的再创造。姜飞困在铁厅，所能做的只是演练武艺试图破除误会。

而在《飞狐外传》中，困于铁厅的共有八人，彼此间恩怨纠葛，在生死关头各有打算；而胡斐的舍己救人、机智大胆与赵半山的沉稳、仗义因众人的反衬格外突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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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狐外传》

尤其是胡斐脱险后，再入铁厅火窟抢救敌对的王剑杰，更是塑造出仁厚义侠的动人形象。可以说，这番改造是原来的故事脱胎换骨，称之为“创作”也完全无妨。

要说明的是，金庸的借鉴并非都能做到这种“点珠成金”的程度，有些稍加改头换面便用到自己的作品里。这和当年的写作本是定位于通俗小说，又是以报刊连载的方式（目的主要是增加订阅数量，而不是文学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式》专论文学写作中借鉴与抄袭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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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汉定律令，厥罪不书……弱手芜才，公行劫掠。若许贫道片言可折，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阃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看来唐代的诗苑文坛，借鉴与抄袭也是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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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式校注》

皎然的分析文本之间的“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文字全同，即“偷语”，皎然斥之为“公行劫掠”，主张严厉惩罚。另外两种就比较微妙了。“偷势”，是受到启发，充分借鉴，但重新熔铸冶炼一番，以致表面上几乎看不出借鉴的痕迹。

皎然认为这是高明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接受。“偷意”就有点麻烦了。皎然也没细加分说。不过大意是明白的，即有模仿的痕迹，却又不是照搬过来。皎然对此持矛盾的态度，主张不能“一例”对待，是要有所区别的。

皎然这种文“偷”论甚有见地，对我们认识、评价金庸的“采、收”有启发意义。金庸作品基本可以排除“偷语”现象。“偷势”现象既然痕迹不彰，这里也置而不论。

金庸的“采、收”大体可算在“偷意”范围内。这一范围不可“一例” 观之，所要做的就是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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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

前面提到的诸如洪七公、胡斐、铁木真等文例，虽有采撷自还珠的灵感，却又经过了金氏炉鼎的熔炼，可谓已经“点珠成金”了，也就是说可以予以正面的评价——读者群早已通过自己的阅读行为做出过同样的评价。至于提到的陆菲青、裘芷仙一类文例，大约可以看做是金庸创作的美中不足之处。

不过，如果金庸先生能够更坦荡一些，更明确地对还珠楼主等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这些“不足”也就自然消逝了。当然，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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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论语·泰伯》，《四书章句》，76页，齐鲁书社，1992年。

    《庄子·大宗师》，《庄子校诠》，266页，中华书局，2007年。

    《水浒传》，17回，208~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金庸《笑傲江湖》，30回，三联书店，1994年。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四回，127~128页，三联书店，1994年。

   金庸《射雕英雄传》40回，1444~1445页，三联书店，1994年。

    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10回，419页，中国书店，1989年。

    《射雕英雄传》12回，425~426页，三联书店，1994年。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20 07:5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20 08:18 编辑

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黑箱》里说：对细小的声音，要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要保持质疑。
我不信[怒]//@爱跑步的跑渣不是坏孩子:《银元时代的生活》和《上海工人运动史》里有具体描写当时的工人生活，一个纺织女工比巡长的工资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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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时的鲁迅：举家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
一地秋白 凤凰网历史 2014-02-16

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



蒋光鼐和蔡廷锴的19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淞沪抗战虽然始于1932年1月28日，其实从1月20起，日本人就有了明显要发动战争已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在1932年1月20到1月28日这九天时间里，日本人的明显挑衅让上海人实在忍受不了，但是鲁迅缺显得像是处在桃花源里，平静而乐和。



《鲁迅日记》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几乎是没有任何愤怒和感觉。1月28日，就是即将开战的当天，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大战的氛围比其他的地方更是明显。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这样大的历史事件，这样牵扯到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在鲁迅的内心，并没有惊起很大的波澜。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淞沪抗战：“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的军队欺凌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实在是难以理解。



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一个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而遇到敌人却收起了匕首和投枪，对于鲁迅，是十分不正常的。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让人失望了，战火纷飞的一天，，鲁迅的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谁遇到了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一点感情色彩，没有一点愤怒。



我们不能强求鲁迅拿起武器，跟日本人开战，他毕竟不是士兵。1月30日，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自己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对于鲁迅，肯定是一块历史的瑕疵。每每读到这一时期鲁迅的日记，总是为鲁迅感到汗颜不已。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不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了。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到了1932年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女佣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开始了另一种战时的生活。鲁迅依旧是买书，逛书店，访问朋友。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还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2月1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2月17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但是在这连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鲁迅日记里的捐款大多是水灾捐和佛教捐，却没有见到抗日捐。这是真是的历史，是鲁迅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的历史。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第一次淞沪抗战以日本军队胜利而告终，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这段历史，是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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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在平常的一些言论中，对自己身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血统表现出一种厌恶、甚至仇恨的态度。这一点从他在2016年8月14日脸书上发表的一段小文就可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人是要管的，这一点笃定，但只对了一半—中国人没人管，是灾难，中国人给中国人管，更是十倍的灾难：其中的欺诈、贪污、自相吞噬，中国人管中国人，残酷恶毒的行为，千百样做绝。

中国人只配给外国人管，譬如：如果中国高铁由日本人来管，食物给法国人来管，酒店给瑞士人来管，法治给英国人来管，机械工程给德国人来管，中国人什麽也别管，就像中国的王光亚港澳办主任说—让洋人来培训，把你骨子里的奴性，用在良性的渠道，一切只管执行，中国人就会安居乐业。

中国人瞎吹什麽民族爱国主义呢？中国人真的要把民族主义实践到衣食住行之上，自己人毒死自己人，自己人玩死自己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人类最骇人的恐怖剧。

中国的愤青，先不要开骂，想一想吧：这是你们嘴巴里永远不敢承认的常识。爱国？哈哈，准备用你自己的一条命做试验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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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20岁的时候就和舞女郑莉莉同居。同居期间，古龙开启了长达一生的武侠写作。古龙和郑莉莉之间，一个才华横溢，一个柔情似水，相互欣赏，夜夜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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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的古龙，终于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于是同时期他的作品也是充满了温暖的色彩，如：《绝代双骄》《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等。
这几部小说的问世，把传统武侠远远的抛在了后面，一时之间古龙成为武侠小说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名声在台湾渐渐响起来了，他的心也变得更加的狂野了。
他的内心越不满足于现在这种状态，于是他狠心抛弃了郑莉莉母子，转头奔向外面的花花世界，至死都没有再见过他们母子。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22 16:3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0-22 21:37 编辑

久将醉眼视群雄系列之
百剑堂主（陈凡）
梁羽生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开篇是一首七律代序，题目是《题同
门弟梁羽生：草莽龙蛇传》，全诗是：
一去萧萧数十州，相逢非复少年头。
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当日龙蛇归草莽，此时琴剑付高楼。
自怜多少伤心事，不为红颜为寇仇。
署名是“中宵看剑楼主”。
这位梁羽生同门哥“中宵看剑楼主”究竟是谁，曾引起广大读者的猜测和考证，
后来梁羽生在《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一文中主动亲自揭
秘，同门哥就是文中怀念主角陈凡。
原来此诗是二人合作，其中“真名士”、“迈俗流”、“此时琴剑付高楼”和“不
为红颜为寇仇”，出自陈凡手笔。梁羽生忆及陈凡说署名问题，“既然大家都不想要
这首诗的版权，那就给你虚构一个师兄吧。这首诗当做是他给你写的序。”这就是此
诗的来历。
从三水到香港
陈凡，字百庸。出生于民国四年（即 1915 年）12 月 26 日，1997 年 9 月 30 日
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广东省三水县（现为佛山市三水区）人。三水县
由于境内西江、北江、绥江在此汇流而得名，常常闹水灾，水灾给陈凡留下的深刻
的印记。
1915 年是农历乙卯年，5 月下旬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此时陈凡尚未出生，
不曾目睹，却也“身受”其害，他的母亲怀着他逃难。陈凡后来查看记录当年水灾
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在《走马人间数十年》（署名“陈众一”）长文中感慨：
“碰到了乙卯年这样的大水，啼声处处，泪眼双双，露宿风餐，流离载道，诸
种惨况，任你用多少镜头，都不会拍摄得尽。”
尽管有点生不逢时，但陈凡自称“生辰八字”不错，从他曾祖父到他父亲都是
三代单传，到他这个“头胎”起了一个好头，拖妹引弟，连他在内，他母亲竟生了
一女四男，人丁稀薄的小门小户竟而变成令人生羡枝繁叶茂的大家庭。家中为了要
陈凡“知书识墨”，省吃俭用地把他送入当地私塾“西溪书舍”，入塾之前要先“求
师”，必须要在夜间去，头上要罩着一块红布，为了辟邪，还要有一个人背着他，路
上不能讲话，陈凡回忆说：“除了背我的人之外，还要由另一个人手提灯笼，作为前
导——估计是表示前途光明之意。”求师还有一套繁文缛节，做完了之后，再重复来
时的做法回家去，才算礼成，非常地郑重其事，颇有仪式感。
陈凡毕业于三水县县立中学附设初级师范班，毕业后曾在汕头市“广州旅汕小
学”任教，1938 年初参加过汕头反侵略游行，后来北上梧州，与友侪在梧州办过一
份《曙光报》，那是抗战时期流行的“油印报”。
1939 年，从梧州徒步北上到桂林，参加了“广西学生军”第二团，这是“七七”
抗战后广西当局组织学生成立的学生军队伍，是一支主要担任抗日宣传任务的特种
部队，但也装备武器，可以参战。陈凡担任过副班长，曾经在桂林和阳朔之间六十
五公里的路上拉练，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上还背着一支七九步枪、一把铁锹、
一把鹤嘴锄、一个行军背包、腰间还有一百发步枪子弹，两三个意大利式”
（《多少悲欢忆逝波》），以急行军的速度，一天走完，一路还唱着《游击队之歌》等
抗战歌曲，热血青年激昂痛苦，也无所谓苦。后来又从桂林徒步南行，经过荔浦等
县南下桂平。
同时陈凡加入到胡愈之、范长江等人组织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但陈凡
最初工作并不是新闻记者，直到 1939 年冬春之际，才进入桂林“国际新闻社”当记
者，开始真正的记者生涯，属于外勤记者。“国际新闻社”社址在桂林环湖北路，由
范长江和孟秋江驻守当家。
但从现有的有限资料来看，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初，陈凡还曾供职于“中国农
民银行”，并与银行的一位女职员结婚，租住在太平街好友万婴子的二层木楼，并很
快有了女儿。
1941 年 3 月 15 日，桂林版《大公报》创刊，编辑部设在七星岩后边的星子岩
脚，因为防备空袭，印刷机器设备都安装在了岩洞内。报社主政的胡政之答应发给
陈凡和银行同样的月薪，把陈凡揽入《大公报》。陈凡负责的采访范围和任务，是“广
西绥靖公署”和“广西省政府”，采访对象自然是来来往往的军政大员，经常“十一
路”（步行）或者偶尔骑着报社一台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哪哪都响的破自行车，穿梭于
广西首脑机关要地。桂林市区的大街小巷都闪过陈凡的身影。陈凡工作做得很是快
乐，只是破自行车经常掉链子，弄得一手油污，让他苦恼。
陈凡在追踪报道柳恕人贪污一案中，主创了“集体采访”，因为柳恕人背景通天，
凭借他仅是一个外勤记者的身份，是不能承受之重，集体行动无非是希望法不责众，
结果是集体被批评，但因此新闻通讯是独家头条及时翔实，集体采访制也传为一时
美谈。
尽管工作出色，但收入有限。除了报社月薪，陈凡还经常投稿到戴望舒主编的
《星岛日报·星座》以及《珠江日报》、《大众日报》等副刊，赚取稿费，贴补家用。
陈凡在报馆吃饭不用付钱，妻子在银行的待遇也很高，但因物价飞涨，日子过得还 是很拮据。
1942 年春，陈凡被派到柳州去当办事处主任，主持《大公报》在当地的工作。
但不知什么原因，陈凡有过一个短暂的失业时期，就在木楼二层的家中，借着荧荧
的油灯，与胡明树、万婴子、鸥外鸥、韩北屏、洪遒等同好编印《诗》刊，刊登的
作品有新有旧，但不乏鲁迅、艾青、柳木下等文坛大咖的诗作。1942 年 7 月，今日
文艺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海沙》，列为“今日文艺丛书第五种”，署名“周
为”。
1943 年 1 月，经过报馆同意，前往桂越沿边进行采访，一直走到被日军控制的
安南的北圻。从北圻折返，最后从上思县爬过十万大山到防城，再经钦州、灵山北
上回到柳州，全程约步行四千五六百里，几乎走遍了广西全境。
1944 年 8 月 8 日，日军攻陷坚守 47 天的衡阳，沿湘桂铁路南下，兵锋直指桂
林，引发了惨烈悲壮的湘桂黔大逃难（又称湘桂黔大溃败），大量难民和溃军在湘桂
黔的崇山峻岭之中流徙。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南宫搏斯时供职桂林《扫荡报》，也成为流亡中的一员，从桂
林一路逃难到重庆，1960 年，南宫搏在《春秋》杂志上详细描述了这段经历，标题
是《尘沙万里行》，取自王安石的《示长安君》诗句“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
里行”。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难民的饥寒伤亡，同时另一方面也展望
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意志。他在书中记述，难民对待夹杂在他们之间的溃军态度
是两个极端，对参加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军始终礼遇有加，而对其他溃军，嗤之以鼻，
老百姓心中明白谁才是真正抗战的人。从桂林逃到重庆，在进入当时首都重庆之前，
难民在城外清洗干净，军车也都擦洗一新，使人看到民心不堕，只是国军太不争气，
风声鹤唳，望风而逃。“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人心不死，国家不会
亡，必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尽管复兴的道路有可能漫长而曲折。
陈凡亲身经历了这次湘桂黔大逃难，后来写了一部回忆录《转徙西南天地间》，
于 1973 年 12 月由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署名“皮以存”，取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他在书中以沉重的笔调书写逃难的沉重脚步：
“九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在夜色苍茫中离开了桂林，沿着铁路线徒步南下二塘。
各人背负着沉重的行李，但心情比行李更加沉重。„„桂林以南的第一个火车站叫
二塘，其名字的由来，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离开桂林有两塘路，亦即是照旧里算的二
十华里。„„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多钟头，才摸索到二塘车站。„„在黑夜里，随处
都闪烁着微弱的炊火，在炊火的映照下，尽是些愁苦的面容。”
“夜深胡骑扑城来，欲往城南望城北。”陈凡以笔做刀，把难民“行无车、渴无
饮、饥无食、病无医”的惨状通过新闻报道，公之于世，同时质问当局，“湘桂人民
的流离颠沛的遭遇，固然是敌人之所赐，但政府当局若能够善为之计，难道就不能
使他们减少些痛苦及损失么？”陈凡“身历着和目击着，心中也不断地发生强烈的
激动”，痛心疾首地指出：“军事上的大溃败，是政治大腐败的结果，正是政权本质
的一个严酷的缩影。”陈凡后来在谈到《转徙西南天地间》的写作动机时说“如果全
忘了过去，恐怕也会影响到对今天的认识，而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似乎也不妨忆
述一下过去。”
陈凡心中耿耿的还有好朋友万婴子死于这次大逃难中，不知埋骨何处，同时也
使得陈凡与妻女第一次骨肉分离。陈凡留在重庆《大公报》工作，妻子则被中国农
民银行调往江津工作，女儿则暂时寄养在成都的林家。
1945 年抗战胜利，陈凡以广州特派员身份，受命到广州设立《大公报》办事处，
于 10 月 26 日来到广州，结果，展现在陈凡眼前的广州，却是极其混乱而贫苦的。
陈凡在《两样的胜利》新闻通讯中，如此描述：
广州是光复了，但广州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广州，随处是垃圾堆，随处有苍蝇
飞舞。晚上，最繁盛的长堤大马路的骑楼下，随处睡满难民，随处跑着私娼，生活
的呻吟随处可以听到！但在同样的黑夜笼罩之下，因胜利而易主的崇楼巨宅，电灯
通明，酒肉宴熹，笑声弥漫。胜利，在它一到来的时候，就已分开两种了。
陈凡又在欢迎国军凯旋的彩排楼上，发现一副对联：“抗战八年容易过，和平两
日实难捱”，有人还在牌楼上吊起了沙煲（饭锅），暗示“吊起沙煲等饿死”的意思。
陈凡以激愤的心情写下了闻名遐迩的新闻通讯《凯旋牌坊上吊沙煲》，留下了“拍
错手掌，迎错老蒋，烧错炮仗”的金句。此篇通讯被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转载，
激怒了国民党。
1947 年 6 月 1 日凌晨三点多，四名便衣特务以查户口为名，把陈凡从被窝里抓
了出来。便衣队长刘德威煞有介事地向陈凡出示了广东保安司令部副总司令韦镇福
的手令，手令全文是：
大公报记者陈凡，现住惠吉西路二坊四号三楼该报办事处，勾结匪党，阴谋暴
动，密报到部，着即拘拿来部候讯，此令。韦镇福（印）
陈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抓走，特务审讯的时候，陈凡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
的“勾结匪党”，实际是说他写的文章，“都是帮共产党的忙，而对于他们的坏处则
从来不写，而对于政府的弱点则尽量暴露。”陈凡反诘说，我们做新闻工作的尊重事
实。那意思按现在说法就是，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特务理屈
词穷，只有借题发挥，又对陈凡说：“你在《岭南风候》那篇通讯里有一节的开头说
‘暗云愈聚愈多’，不是说政府是很黑暗的吗？”陈凡答复说：“了解能力或许各有
不同，照我自己的原意，只是形容社会空气紧张，好像密云不雨。”我猜测陈凡心里
在说：你是真傻假傻啊，这种暗喻我能说实话吗？特务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潦草
收场。后经各种关系斡旋，16 日吴奇伟（时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出具保书，韦
镇福在担保书上签了一个“可”字，才被释放。
陈凡从被抓到释放，总共十六天，胡政之将他调到上海，来到上海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胡政之给广东省府秘书长丘誉（字与言）通了长电，是提早获释的原因。罗
孚在《陈凡十年祭》一文中，说是“胡政之亲赴广州保释，偕返上海”，与陈凡在自
述《被拘前后》一文有出入。
陈凡到了上海，先被放了半个月假，和上海版的副刊编辑陈伟球、南京办事处
记者高集，来了一个“江南游”，游太湖时住在王昆仑的别业“万方楼”，陈凡想到
楼名暗含着“万方多难此登临”，尤其想到再次与妻女远隔，心中十分感慨。随后写
下了五首诗，“藉表自己当日的实意真情”（《劳生碎梦录之一》），第二首《夜宿太湖》
如下：
此身此夜万方楼，风雨茫茫伴旅愁。
倦眼欲垂天地暗，江湖何处有归舟。
1949 年 3 月 15 日，香港《大公报》复刊（1938 年 8 月始在香港发行，1941 年
日寇侵略港九进占九龙的次日，即 12 月 13 日停刊），陈凡由上海调到香港，从记者、
编辑直到升至副总编辑。
从百剑堂主到陈少校
1954 年罗孚以“吴陈比武”之事，催生了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
梁羽生于 1954 年 1 月 20 日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罗孚
情商金庸接续，正好金庸跃跃欲试，于是，金庸在 1955 年 2 月 8 日开始撰写《书剑
恩仇录》，也在《新晚报》上连载。有趣的是，梁羽生和金庸都是副刊编辑，而陈凡
是以副总编辑的身份分管副刊，恰好是他俩的“顶头上司”。不知是陈凡自己技痒，
还是受此二人蛊惑，用“百剑堂主”的笔名，也写起武侠小说，名字叫《风虎云龙
传》，于 1956 年 9 月 9 日在《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书前自题一阕《满庭芳》：
一剑寒霜，满腔热血，行行几遍神州。冲风冒雪，肯为己身谋。自恃短衣硬骨，
悲慷气，酷近燕幽。难平处，披肝沥胆，不惜少年头。
悠悠过廿载，英雄腐草，儿女荒丘。剩如涛爱恨，郁郁东流。梦里南天北漠，
时重对，虎侣龙俦。挑灯起，捣烟和酒，抑泪写恩仇。
金庸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特别广而告之各位读者：
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
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风虎云龙传》的背景时代是清代，出现了谭廷襄、崇保等有史可查的人名，
但人物活动时间和地点都与历史记录不符，估计是作者顺手借用。故事场景和出场
的武林人物，都局限在济南府以及周边几个府县，谈不到所谓大江湖格局。
故事梗概是以无常道人为首的山东豪杰，为了夺回被清军占领的济南府，浴血
抗战的故事。听这么一句简介，像是一部革命斗争小说，实际上，虽不中也不远。
本书故事类型与常见的武侠小说，无论所谓的新派旧派，都有明显的不同。它就是
单纯的敌我双方为了争夺一个城（或者下一个城）的斗争，每个人物出场都已定型，
没有人物成长，同时它没有主角，展现的是群体形象，人物随着事件走，这些武林
人物还非常烟火气，既没有玄幻华丽的武功，更没有虚无缥缈的内功，连常见的少
林派、丐帮等都没有，连和尚、乞丐等这种身份的人物也没有，看来作者有意顾及
作品人物身份。故事布局是两条或者三条线索进行，时合时分，虽有脉络可寻，但
显得凌乱不堪，阅读起来，感觉并不流畅，时而倒叙，时而旁白，或者又变道到另
一条线索，倏左倏右，瞻前顾后，很是考验读者的阅读毅力，至少如我这样，看惯
一条道儿跑到黑的，比较不适应。但是，文笔很好，毕竟作者的功力高深，比书中
人物的功底强大得多，个别细节尤其能使人会心一笑。
比如石臼道人刺杀总兵被捕而遭杀害的剧情。石臼道人是个游戏风尘的怪侠人
物，这种类型在武侠小说里都是世外高人的形象，神龙见首不见尾，武功也是深不
可测的样子。结局多数归隐、坐化等，这是正常方式，不正常的就是中毒、伤重、
走火入魔等死法，还有的像洪七公和欧阳锋那种同归于尽的，原书说法是内力耗尽，
从法律来说就是互殴而死。但是，石臼的死法是被敌人抓住，拷打致死。这种高人
这样死法，笔者是第一次见，真是活久见，想来想去，没有想到第二例。看看原文
描述：
石臼道人被捕之后，几个总兵派人会审，严刑毒打，威胁利诱，什么都来，可
是石臼道人坚强不屈，对方问他一句，他嬉笑惊骂十句，又历数清廷罪恶，义正辞
严，弄得会审的人心胆俱寒，毫无办法。清军为了施威慑众，在杀他之前，满城贴
上了纸条，还要每家每户到时派人去看。到得那天，城中戒备森严，石臼道人由百
多名刀斧手押在中间，先在城里大街小巷，游行示众。大家见到石臼道人满面伤痕，
但神志异常镇静，忠肝烈胆，眉宇轩昂。沿途陆续随上的老百姓，愈来愈多，到后
足有万多二万人，到了行刑的地方，大家也并不散去。行刑的地点就在城中的广场
上，清军现在那里搭了一个刑架，到那时候，先把石臼道人吊起来，然后叫十名刽
子手用有刺的钢鞭，将他活活地打死。由始至终，石臼道人没叫一声，没流一滴眼
泪，倒是行刑完了，许多老百姓却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一段看完，笔者的脑海中嗖嗖嗖地闪现过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就义的光辉形象。
稍有遗憾的是最后一句，老百姓的表现不好，不应该写哭了出来，而应该拿着
馒头上前蘸点石臼道人的鲜血，回去救治生病的亲人，这样是不是更完美？
这个情节是体现“侠”，再举一例体现“武”，武侠小说必要有武有侠。
有一段写群雄追踪五龙，进入青蛇帮山洞的情节，看看是不是另有一番异域风
情？以下节略原文：
（群雄在山洞中）忽听得一阵笑声，突然而起。众人驻足辨听，只听得那说话
的人道：“好！你这是‘双峰挺玉’，我用‘金爪银抓’来拿你。”随着，另一人发出
恨恨之声，但声音低微，听不清楚。又听先前说话那人道：“这是‘如封似闭’吧？
你漫想这点能耐，就能抵拒我，看我用‘五马分鬃’来破你！”那另一人道：“我宁
死也不让你称心！”一语未完，突听掌声啪啪，像是两人已经交上了手，只不知胜负
谁属。其时，又听先前那人道：“你竟用‘青龙献爪’，哎哟，我的脸已经被你抓破
了。小心！等一下我来个‘一针见血’，你可不要叫苦。”众人听那人说的都是武林
各派的架式，有些是内家拳的，有些是外家拳的，但因杂乱之至，连洞真道人和洞
玄道人也理不出头路，不知那两人是什么派别，又正斗得怎样。„„
怎料正当其时，又听到了得意的笑声，先前那人道：“看我‘灵猫捕鼠’，再来
一个‘燕子入巢’，你便知道滋味了。”„„此时，忽又听那人“哎哟”叫了一声，
并道：“你竟用‘魁星踢斗’！你的一双腿倒厉害，真是‘我不动，你不动，我一动，
你先动’。„„让我来一个‘左右提鞭’，破你的‘卧虎当门’。”说罢声音又寂。
众人隔墙听得这两人对话，都听得糊涂了。洞真道人最后闯过去一看，竟是反
派的李庭光正要强暴侠女柳晚珠，原来刚才二人说的“武林架式”，竟是“来比拟不
堪入耳之事”。
谜底揭穿，高尚的读者大概嗤之以鼻，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读者（如笔者）就
自行脑补一下吧。百剑堂主袭用了古代文人的游戏笔墨，有些类似《欢喜冤家》里
的《乖二官骗落美人局》的重编千字文，却也表现了风趣的一面，文人的幽默也是
别有花样。
此书的奇峰突起，集中在终章部分，有模仿，更有创新。
结尾模仿的是：在此半年之前金庸就已写完的《碧血剑》。无常道人（对应穆人
清）把群雄都召唤到一处叫“断魂崖”（对应华山）的地方，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前
文毫无铺垫的顶级高手金身剑妖，是无常道人的师弟，要抢李红霜和孤孤两个少女，
这情节和旧版的《碧血剑》完全可以对应，是一样的。
虽然抄袭了金庸的桥段，但此部书的两个创新，不容小觑，反过来，可能影响
了金庸以后撰写的两部作品。毕竟独创的主题思想才是最大的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结尾处断魂崖桥段的设计。断魂崖类似金庸《侠客行》的侠客
岛，此处有一个山洞：
“众人一看左边壁上，刻着许多龙形人身的图像，一式一剑，变化无穷，骤然
看去，意不暇会，目不暇给，再向右边一看，那里有一块磨得极平的石壁„„”
这石壁上刻的即是“太玄五龙剑经”（对应《侠客行》的《白首太玄经》）。众人
辨析图形，解析文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悟，而且谁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
说法公婆都有理，但奇妙的是，即便是相同的一个图形，一句经文，每个人按照自
己的参悟，哪怕参悟的意思完全相反，但各自修炼后，武功都有进步，进而学成了
不同的功夫。当然，最后谁都不想离开这个山洞了。金庸在创作《侠客行》的时候，
是不是受到这部小说的启发呢？
第二个创新，是接着第一个创新来的。众人无法理解这种情况，最后无常道人
出面，指点迷津，他的指导思想就是：“有经不如无经，有式不如无式”。原文从儒
释道三方面，对此有深度阐述，原文过长，略去不赘。金庸后来在《笑傲江湖》里
发扬光大的“无招胜有招”，是不是在创作时，想到了当年百剑堂主的这部小说，无
从得知。
这一思想的本源大概出自老子的“有无相生”之说，或者说脱胎于孟子的“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笔者认为，所谓“无招胜有招”，只是一个噱头，“无招”，只是
说明招式没有名称，但不是说没有招式，因为随便一个动作，必然是一个招式，“无
招”实际还是“有招”，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
《风虎云龙传》于 1957 年 7 月 29 日连载结束。《侠客行》连载始于 1966 年 6 月 11 日《明报》，比《风虎云龙传》的结束还晚了近九年。
按情理来说，金庸大概率会读过他当年顶头上司这部唯一的武侠小说，那时候
他们可是在蜜月期。当时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三人除了正当职业之外，都在
写武侠小说”，本来每人都可以开辟一个专栏，“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
更可以互相壮胆”，于是《大公报》就多了一个“三剑楼随笔”专栏，三人轮流执笔，
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正式开张，至 1957 年 1 月 30 日暂停营业。这些文章于 1957
年 5 月由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至 1958 年 10 月 4 日，“三剑楼”再次开张营业，直
到 12 月 23 日收摊散伙。次年，作者另开“百剑堂”专栏，一个人唱起了独角戏，
三剑侠分道扬镳，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早期三育图书、伟青书店出版的金庸（旧版）、梁羽生、高峰等人的武侠小说，
书名题字都出自陈凡之手。
1963 年陈毅元帅在展现中国必须发展核武的坚强决心时，说“不管中国有多穷，
我当了裤子亦要造原子弹”，金庸却持反对意见，在《明报》连续发表社评，批判“宁
要核子不要裤子”，左派的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因为立场问题，与右派的《明
报》展开笔战，势成水火，陈凡以笔名“张恨奴”，写了《明报的妖言与妖术》等文
章，攻击《明报》和金庸。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997 年陈凡去世，金庸出席了葬礼。据罗孚说，陈凡晚年曾给金庸致函，讨要
金庸作品。金庸亲笔签署了一套小说，专人送去。金庸认为，这大概是陈凡向他示
好，希望和解。
《风虎云龙传》出版后，可说毫无反响，陈凡意兴阑珊，写不过手下小兵，大
将很没面子，再也没有写武侠小说，但他以笔名“陈少校”写的《金陵残照记》，却
火遍大江南北。《金陵残照记》于 1963 年由香港致诚出版社陆续出版，是一个系列
作品，含五部独立作品，分别是《酒畔谈兵录》（写淮海战役）、《关内辽东一局棋》
（写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金陵残照记》（写渡江战役以及南京政权内幕）、《逐鹿
陕川康》（写陕北之战到川康之战）和《黑网录》（原名《蒋朝黑网录》，写蓝衣社、
军统、中统、中美合作所以及保密局等形形色色的蒋政权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秘
密内幕）。于 1988 年 4 月引进内地，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最初作为内部资料发
行，随即被盗版无数，是当年最为流行的书籍之一。同类作品里，只有署名“唐人”
的《金陵春梦》可与之比肩，宋乔的《侍卫官杂记》尚逊色几分。正是有心栽花花
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使他始料不及。
其后，“陈少校”趁热打铁，又写了“军阀列传”系列，包括《山西老妖阎锡山》
《西昌幻梦》《宋希濂被捕前后》《害群之马》等等，但内地没有引进，仅在香港出
版。
笔名“陈少校”的来历，据罗孚在《陈凡十年祭》中记载：
当年国共内战时，上海有一份用苏联人的名义办的报纸。上面有一分析军事局
势的专栏，作者署名秦少校，这个专栏很受读者欢迎，作者也就在读者心目中留下
深刻印象。陈凡后来利用内战一些当事人在北京写的回忆录（全国政协因而出版了
几十本文史专辑，专门刊载这一类文章），改写成章回体的小说，总题目是《金陵残
照记》„„因此想到秦少校这个名字，于是取了陈少校这笔名。
从《壮游诗记》到《壮岁集》
陈凡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更是一名优秀的诗人。
在广州旅汕小学任教期间，已经写了一些新诗以及散文诗，投稿在《星岛日报》
《大众日报》等发表，著名的有《灯》、《北行草》等，笔名是“周为”。
1955 年初，陈凡从香港到北京做探亲旅游，到内地走了一趟，一来一往历时一
个多月，“由岭南经中南到京都，又由京都经天津去东南，在从东南返回香港，游程
足有万里。”作者以前没有踏足北国，以致见到“冰糖葫芦”，都想起卞之琳写北平
生活的诗，觉得“自有一种朴实可喜的情致”；在游览北海公园，恰好遇到“平生得
意之事”——天降大雪，“狂喜真是难以形容”，美景之外，也不忘记夸赞一下美人，
看见北京的女孩子，“明眸皓齿，两颊又一例是红冬冬的，的确美。”陈凡把一路游
目骋怀之乐，用古诗连缀成篇，以七言绝句为主，写了七十多篇“有诗为证”的游
记，结集成《壮游诗记》，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署名“南鄙人”，开篇是一首七
律：
不为多情不自伤，不将杯酒作离觞！
酷嫌近减幽燕气，慷慨悲歌本擅场。
风柔月润出羊城，假我湖山一月程；
塞北江南都绝好，故携魂梦上燕京。
陈凡的内地之旅自此打开，以后“至少每年回内地一次，遍走大城市采风访友，
在此过程中兼顾约稿事宜”，由此在《大公报》上创办了《艺林》周刊，并主编了《艺
林丛录》。（详见祝淳翔《君子交，患难情——香港〈大公报·艺林〉始末》）
1961 年 10 月，香港宏业书局出版了陈凡的《往日集》，收录了《春思》《梦归》
《清晨》《秋晚》《除夕》《秋》等等，大部分写于他在汕头任教时期，正值抗战初期，
充满激情和热血，以及青春的彷徨和冲动。黄裳曾言：“《往日集》惊才绝艳，流誉
人间。”夏尚早（即何达）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掩卷高歌怀往日——读周为的
〈往日集〉》，认为“诗人的感情，必如长江大河„„收在这个集子的诗，犹如一股
溢出的支流，只是诗人生命的一片投影。我从收在集中的诗句中间，窥探诗人被树
荫遮住的灵魂的峰顶„„心情好到不能再好！”
其后，陈凡编辑了《黄宾虹画语录》《齐白石诗文篆刻集》《出峡诗画册》等有
关诗文作品，直到 1990 年秋，才给自己编辑了一部诗集《壮岁集》，是他晚年的唯
一著作。从酝酿至面世，经八年之久，由何氏至乐楼出版。“壮岁”之名，猜测来自
他早年自拟的一副对联：“笔墨少时难厚璞，江山壮岁喜奇雄。”（《尘梦录》）原是称
赞黄宾虹山水画作的句子，后来以首句写入《看山引——为黄宾虹作品欣赏会作》：
江山壮岁喜奇雄，欲将五岳罗我胸。独恨足迹难及远，是故酷嗜黄宾虹。„„
《壮岁集》由何耀光（何氏楼主人）、钱钟书、饶宗颐三人作序，其中钱钟书评
鉴“嘻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泣可歌”，又称誉说“酣放可以惊四筵，精
微可以适独座”。陈凡请饶宗颐作序时，特意嘱咐说，已请默存先生（钱钟书）写过
序，但“钱君”写得都是“揄扬之辞”，你可别这样。不料饶宗颐看后说，“君之七
绝如丙辰杂诗，已入定庵堂奥”，你的诗都有龚自珍那种深远的意境了，还客气什么，
“并乞质之钱君有以扬榷之”，大概意思就是说，写得真好，钱钟书并没有替你吹牛。
黄裳所作跋语，则借用龚自珍赠送广东友人黄蓉石的诗句，“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
亦侠亦温文”，“以此二语可尽兄之丰神心事也”。
其中写在《壮游诗记》里的部分诗，也收录到《壮为集》中，其它尚有《勒马
洲侠盗歌》《相马篇》《倚剑篇》《斗酒歌》《出峡行》《丙辰杂诗》等名篇。
从大骂国民党到保护毛主席
陈凡早期加入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即是记协的前身，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的团体，全国新闻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陈
凡和共产党密切接触的肇始，后来加入桂林“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是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创办的，专门发布抗战新闻，1938 年 9 月，在周恩来指导下，以
“青记”的骨干为基础，采取合作社形式，对国内外发稿，宣传团结抗战，实际又
是共产党领导的，针对国民党的“中央社”的组织。再后来陈凡又加入到《大公报》，
可以说，陈凡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下生活工作，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着
极其清醒的认识。他亲身经历的湘桂黔大逃难，所见所闻，更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无
能失望至极，逃至重庆后，更亲眼所见“蒋介石与敌伪政权眉来眼去，重庆也成为
披着各式各样伪装的汉奸分子的活动之地，许多肮脏的暗潮，也在这里翻滚。”秉承
新闻记者的神圣责任，陈凡目击湘桂黔大逃难的种种腐败现象，但到了重庆之后，
竟“完全不能宣之于报章”。陈凡记载：
最初，有些报纸以“奉命免登”或开天窗的办法，表示温和的抗议，及后则连
这个办法也不许在报上出现了。
难怪陈凡对“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沉默中孕育着厌恨”了。（以上均引自
陈凡《胜利前后的雾重庆》）
陈凡在《大公报》工作了四十五年，可说大半生命运与《大公报》紧密相连。
《大公报》是左派报纸，陈凡自然也划归左派，在特殊的十年时期，他紧跟内地政
治风向，从左又走向了极左。
梁羽生在《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一文中说：
陈凡在“文革”期间一些“失常”的行为，那也是不必为尊者讳的。他以毛泽
东的“大刀卫士”自居，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藏在身上，听说不仅在办公室里把弄，
甚至在大会发言时，也挥舞这把小刀（他心目中的大刀）以助声势，吓得同事心惊
胆跳。
聂绀弩也曾言及陈凡的失常行为。1979 年 12 月 7 日聂绀弩给高旅的信中说：
斯福兄此次来，送了一份厚礼，质量不坏。他有意为我出版三草合刊。正通讯
商量中，因开会时各住一处，相见时难谈更难。我想封面二字由你写，甚至由你写
一小序，但能办到否，未卜。他处境难，别人说陈凡要杀他，可见内部矛盾亦不简
单。（斯福，即罗孚。）
四年之后，1983 年 5 月 3 日的信中又写：
陈凡公骂徐罗，我还不知徐公有什么事故，只见记者协会委员之类无徐公名字，
当是有事。沪文汇销路全国第一（第二为羊晚）数以百万计，不意竟与徐公无关乎？
又你为某公算命，今年三月可解，今何如矣？如徐公有事，则凡公骂之，并非神经，
表示彼等与己无关，术语谓之表态，神经健康之至。（以上摘自王存诚整理《聂绀弩
致高旅信》。徐罗，即徐铸成、罗孚。）
忽略事件背后的故事，仅从陈凡又骂又杀的，甚至身藏小刀的行为，就不能以
常情常理忖度，恐怕是患有幻想症之类的精神性疾病，也未尝可知。
陈凡所用笔名，早期常用“周为”写新诗和散文，用本名“陈凡”写新闻通讯，
用“百剑堂主”写武侠小说，用“陈少校”写近代史，还曾经用“徐克弱”在《大
公报》写“灯边杂笔”专栏，后以此署名结集出版了《灯边杂笔》和《秋兴集》，而
用“陈众一”写的回忆录以及用“张恨奴”写的那些所谓失常乱骂文章，均没有出
版。
一九八五年左右陈凡退休，“封笔、息交、绝游”，直至过世。其间仅出版了薄
薄一册《壮为集》，可做传世而观，如选用其中一首，作为总结“陈凡真是不凡才”
（章士钊语）的壮游人生，大概这阕《临江仙》足以相称：
回首流光真似驶，匆匆换了姿容。
几多往事渐朦胧，几多甘苦辣，都在梦魂中。
狂侠温文兼慷慨，酒边花畔刀丛。
死生荣瘁不横胸，慰情唯此最，得见九州红。
（此词最初见于 1976 年 2 月《走马人间数十年》的开篇，后收录到《壮为集》，
略有修改。）
附录：已出版著作：
年龄 年份 月 书名 出版社 署名 其他说明
28 1942 7 海沙 今日文艺社 周为 今日文艺丛书第五种
32 1946 6 革命者的乡土 时代社 陈凡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34 1948 12 泪是这样流的 南国书店 周为 南国袖珍文艺丛书（四）
41 1955 8 壮游诗记 文宗出版社 南鄙人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42 1956 4 客家爱情山歌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凡等合著
43 1957 5 三剑楼随笔 文宗出版社 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
1957 7 风虎云龙传 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百剑堂主
46 1960 3 百剑堂杂笔 香港友侨公司 百剑堂主
47 1961 3 黄宾虹画语录 上海书局 陈凡/辑
1961 3 画法要旨 万竹堂 黄宾虹/著 陈凡/辑
1961 9 齐白石诗文篆刻集 上海书局 陈凡/辑
1961 10 往日集 香港宏业书局 周为 新诗集
48 1962 1 艺林丛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 陈凡/编 共出 10 辑
49 1963 7 酒畔谈兵录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金陵残照记之 1
关内辽东一局棋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金陵残照记之 2
金陵残照记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金陵残照记之 3
逐鹿陕川康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金陵残照记之 4
黑网录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金陵残照记之 5
51 1965 12 白石印谱 香港上海书局 陈凡/辑
52 1966 1 军阀别传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又名阎锡山的兴灭
55 1969 4 灯边杂笔 大光出版社 徐克弱
58 1972 5 阎锡山之兴灭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军阀别传之 1
59 1973 12 转徙西南天地间 七十年代杂志社 皮以存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60 1974 4 西北军阀记 香港致诚出版社 陈少校
63 1977 8 出峡诗画册 于今书屋 陈凡
64 1978 3 桂林行旅记 于今书屋 陈凡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附：广西闻见录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1978 8 尘梦集 广角镜出版社 陈凡
65 1979 9 秋兴集 大光出版社 徐克弱
71 1985 2 一个记者的经历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凡
74 1988 7 三剑楼随笔 台湾远景出版社 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
76 1990 秋 壮岁集 至乐楼 陈凡 旧体诗词集
何氏至乐楼丛书 34
83 1997 1 三剑楼随笔 学林出版社 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
？ 幸福的颂歌 收录《一个记者的经历》
？ 无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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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阿当》·《耍花枪》


    悉尼话剧社的雷雨上演时，我初到贵境，躬逢其盛，转眼已是十年有多。十年间我在悉尼看过的话剧，除了《雷雨》和《阿当的故事》之外，还有《俏红娘》、《移民一族》、《双宿双栖》，等等。这几个话剧都是该社制作的。从剧目也可以看得出来，题材是多样化的。有古典，有现代，有创作（移民一族），也有改编。我爱看话剧，在香港的时候，心杂事忙，往往只能“目送芳尘”，待到移居悉尼，方始可以“旧欢重拾”——碰上华人演出的话剧，我都不会放过。上周末，我就看了一个由“现代经典话剧团”演出的《我爱耍花枪》。
    “现代经典话剧团”是悉尼最年轻的的话剧团，成立至今，未满周岁，第一部制作就是《我爱耍花枪》。和《阿当的故事》一样，都是现代城市喜剧，令人捧腹大笑。舞台上同时有三个家庭的布景，说的却是四对夫妻的故事。何以少了一个家庭布景？因为其中最“搞笑”的一对是欢喜冤家，耍花枪老是要耍到别人的家里去。其他三对夫妻，也是各自各精彩。总之“花枪”随处可耍，不论“自家”“他家”。灯光亮到哪儿就在哪儿做戏。演员十九都是来自香港，有曾在“无线”的《欢乐今宵》做过主持的廖安丽；有被誉为“香港最后一位幽默大师”的霍达昭；还有一位名气或者稍逊，但演出却是“最放”的陈丽文，也有曾在香港有过电台工作的经验。这些演员对香港移民来说，是倍感亲切的。
    城市喜剧“往往能令种种现代人的焦虑和忧郁在笑声中发泄出来，笑声带出问题而不说教”，这是一位剧评家对流星喜剧Women in Law的评语，这个评语亦可移用于《我爱耍花枪》。
    从《雷雨》、《阿当的故事》到《我爱耍花枪》，悉尼的华人话剧，其发展的轨迹，亦可说是和中国的轨迹大同小异。同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只是加上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地方特色。
                                                   


                                                                               二零零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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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规格的名联




    《中国对联大辞典》（一九九一年出版）中收有孙中山写的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周策纵教授说：“过去党人成千上万的文献，恐怕没有一件拥有这副对联那么多的读者和观众。”孙中山逝世后，全国所有机关、学校逢星期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在总理遗像两旁，悬挂的就是这副对联。有人以为这是《总理遗嘱》中的句子，其实只说对一半。《遗嘱》中有一句“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但并无“同志仍须努力”。吴稚晖把此联改成“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须努力。”周策纵评为“大幽默家的杰作”。
    此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联的上联一般以仄声字结尾，下联一般以平声字结尾，此联则反是。可说是打破了陈规。
    由于“约定俗成”，有些学联的人以为只有“仄起平收”一种格式，甚至认为根本就未曾有过以仄声字结尾的对联。其实例子虽然非常少，但还是有的。且再举两个堪称名联的例子来看看吧。
    第一个是杭州西湖仙乐酒店联：


    翘首仰仙踪，白也仙，林也仙，苏也仙，我今买醉湖山里，非仙亦仙；
    及时行乐地，春亦乐，夏亦乐，秋亦乐，冬天寻诗风雪中，不乐亦乐。


    “白”指白居易，“林”指林和靖，“苏”指苏东坡，都是和西湖有关系的名人。“白”、“林”、“苏”、“我”并列，作者、读者都飘飘欲仙了。六嵌“仙”、“乐”二字，具见才情。
    江苏泰州光孝寺联：


    三世诸佛，无非戒生定，定生慧，磨炼到皓月场中，直入下如来宝藏；
    六道众生，皆因贪生嗔，嗔生痴，漂流于黑风队里，何时见妙明真性？


    “戒定慧”是修习禅定的法门，“贪嗔痴”是“无明”的造因，以“诸佛”与“众生”的业报作对比，是阐释佛理的名联。
    说到不拘规格，在诗联中，甚至有连平仄都不对的呢。崔颢《黄鹤楼》诗的“颔联”（律诗中第三四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颔联是必须用对仗的，“黄鹤”对“白云”可以，“一去”和“千载”只能说是“半对”，“不复返”和“空悠悠”就全不对了。但崔颢此诗，却能令青莲（李白）搁笔呢！有谁敢否定它是诗中极品？
    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也有好些地方并非严守格律，因有阮元擅改孙联，点金成铁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论诗，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见第四十八回“香菱学做律诗，向黛玉求教事”）。律诗是对联的一个源头，曹雪芹此论，亦可用于对联。不过当然要有一定根底，这才可以无招胜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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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0-22 16:51

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
    ——怀念“百剑堂主”陈凡

    近年研究武侠小说之风大盛，听说也有人研究“中宵看剑楼主”是谁，请凡兄原谅，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我们之间这一个小小的“共同秘密”揭开……

    有人说过了七十岁最宜写回忆录，我也有过这念头。但精神不济，恐难如愿。像陈凡去世时（一九九七年九月），我本应写点追悼文字的，结果也只寄出一幅挽联。联道：

    三剑楼见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有关故实，需要一点解释。就当作我补写的回忆吧。
    陈凡是《大公报》的前副总编辑，五十年代中期，曾经写过武侠小说，笔名百剑堂主。金庸和我，则是副刊编辑。由于大家都写武侠小说，陈凡提议我们合写一个专栏，名称就叫“三剑楼随笔”。专栏自一九五六年十月开始，只三个多月光景就结束了。但三个人一共也写了近百个题目，约十五万字。从“三剑楼”“关闭”到陈凡去世刚好是四十年，四十年间的变化之大，真是当时意想不到的。
    “三剑楼随笔”开始之前，我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已在准备出书，需要一个“开篇”，开篇亦可以代序，惯例用诗或词。前一部《龙虎斗京华》用的是词，调寄《踏莎行》，这一部我就改用七言律诗的形式。结果诗写出来了，但并非我一人之力，而是和陈凡联手作的，其中二十个字出自陈凡之手。为何有这样特别的组合？先录原诗，再加解释：

    一去萧萧数十州，相逢非复少年头。
    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当日龙蛇归草莽，此时琴剑付高楼。
    自怜多少伤心事，不为红颜未寇雠。

    写了开头两句，就碰上对仗的问题了。我先想颔联，想到的是“亦狂亦侠”可对“能哭能歌”，前者截取龚定庵诗，后者则脱胎鲁迅语录。但如何补足一联，有待斟酌。初时我想顺着语气，第三句作“亦狂亦侠真豪杰”，但再一想，“侠”与“豪杰”，意义重复，不好；而且押韵的对句亦不易为。正自为难，陈凡来了，看了一会，提起笔来，把“真豪杰”改为“真名士”，在“能哭能歌”底下加上“迈俗流”三字，意殊自得，问道：“如何？”我念：“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道：“好！真的是好！不如你就补足这首诗吧。”他说：“还是联句的好，因为你已经开了头，我想跟着你的思路。”只剩下四句了，第五七两句归我，第六八两句归他，很快就完成了。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诗是完成了，但结句却非我的原意。原来《草莽龙蛇传》中有一个外号“铁面书生”的中年人，他暗恋一个外冷内热的寡妇，双方都不肯轻易露出感情，结局亦无答案，只让读者去猜。我写了第七句“自怜多少伤心事”之后，结句本来想表达一种“不辞冰雪为卿热”的情怀的，没想到陈凡来了那么一句“不为红颜为寇雠”，突然把人物“拔高”，刚好与我的“思路”相反。
    但继而一想，以陈凡的诗词功力，岂有看不出我的思路之理，莫非他是借此来纠正我的“偏差”？在五十年代的“左派”阵营，许多人还是抱着理想、追求“进步”的，如此一想，我非但没把原意说出来，反而感激陈凡了。
    跟着署名的问题也解决了，陈凡说：“既然大家都不想要这首诗的版权，那就给你虚构一个师兄吧，这首诗当做是他给你写的序。”这个虚构的师兄署名是“中宵看剑楼主”。近年研究武侠小说之风大盛，听说也有人研究“中宵看剑楼主”是谁，我不想研究者浪费精力，请凡兄原谅，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我们之间这一个小小的“共同秘密”揭开。“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如今移作挽联，回报凡兄，想凡兄也当明白我的心意。这一联本来应当是属于你的。
    说陈凡有“侠气”，那也不是随便说的。陈凡是《大公报》记者出身，抗战期间曾翻过十万大山，沿中越国界边境线旅行采访，为大公报写了出色的《中越边境见闻》系列报道。又曾以“皮以存”的笔名，写了一本名叫《转徙西南天地间》的书，报道湘桂大撤退这一场空前灾难（发生于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间）。从这些作品亦可见其侠气。
    除了陈凡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从别人的作品来看陈凡。在陈凡的友人中，曾敏之和他相交六十年，相知之深，可想而知。陈凡去世后，曾敏之有悼诗十首，其八云：

    不问虚名值几钱，只凭肝胆看幽燕。
    交亲不为荣枯改，笑揽青山入醉筵。
    （注：凡兄有慰友人诗：“丈夫所责在肝胆，不问虚名值几钱。”）

    当然，陈凡有“侠气”亦有“狂态”，甚至可能是真正的狂。陈凡在“文革”期间一些“失常”的行为，那也是不必为尊者讳的。他以毛泽东的“大刀卫士”自居，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藏在身上，听说不仅在办公室中把弄，甚至在大会发言，也挥舞这把小刀（他心目中的大刀）以助声势，吓得同事心惊胆跳。我这里用的是听说二字，因为我在“文革”期间，已经很少到报馆去了。不过说的不止一人，可信的程度应当很高，虽然我没亲眼看见。
    我亲眼看见的是他在报上写的骂人文字，他本是能文之士，文字的简练尤其得到行家赞赏。但不知怎的，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骂人文章竟是毫无章法，不但欠缺逻辑，有时甚至可说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除了笔伐，还有口诛，激动之时，“友”“敌”都骂。他的“失态”，往往使得朋友心酸，“凡兄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在终于等到“猫头鹰”倒台这一天，“文革”成为了过去，陈凡最后也渐渐好起来。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年或者八五年吧，陈凡宣告退休，得以享受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晚年乐趣。曾敏之悼念陈凡诗其九云：

    自古浮生逐逝波，邯郸有梦似南柯。
    衡门修到尘心静，六字堪称隐士歌。
    （注：凡兄退隐多年，以“封笔、息交、绝游”六字自勉，有真隐士之风）

    曾敏之说陈凡“平生慧业具诗文”，此一评价，我深具同感。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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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赞善里·金庸
                     ——《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一九四八年春初，胡政之从上海到香港。此时国共相争的局势正起着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胡政之必须为《大公报》作出如何应变的决定了，他是为了恢复香港版《大公报》而来的。


    张、胡并称一诗一联

    《大公报》一向张、胡并称，张即被于右任盛赞为“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的张季鸾。胡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外，还善于理财。有人赠他一对楹联：“文章自古夸西蜀，事业于今胜北岩。”胡政之是四川华阳（今成都）人，成都文风素盛，如古代著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和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就是成都人。上联“文章自古夸西蜀”切胡政之籍贯。按照中国赠联给名人的传统习惯，上联如果切籍贯，下联就该切姓氏。因此有人认为下联“事业于今胜北岩”的那个“北岩”应该是指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一八二三——一八八五），原名光墉，安徽绩溪人。发迹于浙江，但在其巅峰时期，主要财源却是来自西北。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与胡雪岩虽不是同代人，但也相去不远。胡政之九岁那年，因为胡登崧在安徽做官，随父入皖。至十八岁方始回四川原籍。因此这两个人不但姓氏相同，和安徽这个地方，也都有点关系。但问题在于，他们纵然有某些地方可以相比，毕竟不同“界别”。即使是一代巨贾的胡雪岩，也不能与一代报人的胡政之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以胡雪岩比胡政之虽不算恰切，但却颇能道出胡政之那副“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本事。不过，胡政之的算盘是为《大公报》打的，涓滴归公；胡雪岩则只是为了自己。高阳写《红顶商人》，说胡雪岩发达之后，居室之美埒于王侯，姬妾众多，住满十三楼院。这些都是有史实可考的。胡政之身后萧条，并无积蓄留给儿孙，张季鸾也是一样。张、胡二人都是以劳力入股的，再加上一个以资金入股的吴鼎昌，就是人称“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了。
    三巨头合作之始，就有言在先，谁做官谁就得退出《大公报》。一九三五年冬，吴鼎昌接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当实业部部长，便即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一九四一年四月，《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五月，张、胡联名对美国公众广播，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不幸张季鸾就在同年九月逝世。至此，《大公报》三巨头已是三去其二，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主持大局了。


    最后的辉煌

    一九四五年四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对别人而言，获此殊荣，已是如愿足矣；对胡政之而言，则是尚未甘休的。直到扶病前来香港之际，他才表白心迹，要“将香港《大公报》的复刊视为自己事业的‘最后开创’”。在胡政之领导下，协助他从事这个开创的，还有随他来港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和李宗瀛等。他们像胡政之那样，都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大公报》的人。
    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每晚亲审稿件，撰写社评，五次试刊，历时两个月，卒抵于成。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胡政之在亲笔撰写的复刊辞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
    正是由于“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多少年来，人们对《大公报》的评议，纠缠不清。已故《大公报》社平委员、共产党员李纯青直到垂暮之年，方始在北京写出《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胡政之这篇复刊词作出如下评论：“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与蒋家同归于尽，估计《大公报》也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世界继续存在。因此，他选择了在‘国门边上’——香港办报，‘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走出一条出路。”
    评论见仁见智，对胡政之来说，他总算是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查良镛“听”胡政之话

    港版《大公报》复刊之后一个多月，胡政之突然病倒，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胡政之返沪就医，从此卧床不起。于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寂然逝世。
    胡政之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影响却延续至今，与其纠缠于他的身后是非，不如多谈一些他的生前轶事。
    在香港这段期间，胡政之住在赞善里八号四楼，是报馆的宿舍。赞善里位于香港坚道，横街小巷，毫无特色。附近有点名气的建筑物只是一座中区警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活动空间较大，“环境”算是最好的了。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后来也在那里住过，正好也是住四楼。胡政之住的是一间单人房，卧床以外，只能容纳一张书桌。但若按“人均量”计算，他所占有的空间则较多。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四楼的“大公人”，年纪最大的是谢润身，人称老谢；年纪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今日名闻天下的金庸了。老谢是经济版编辑，小查是翻译。另一位级别和老谢相当的是翻译科主任蔡锦荣。还有一位人称“何大姐”的何巧生，是翻译科的副主任，年纪比老蔡还大。在“文革”期间，和老蔡一样，几乎被打成“右派”。金庸在赞善里宿舍住的时间很短，大概只住了几个月。何大姐则住了十年有多，现还健在。这次为了写胡政之，我曾经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虽然年已九旬，对往事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入住赞善里宿舍的，当然见不到胡政之了。不过我在那个宿舍，倒是住了七年有多。对于这位我早已心仪的前辈，虽未得承教泽，亦已感同身受。
    胡政之是《大公报》的“至尊”（三巨头只剩下他了），老谢、老蔡等人则只能算是“中层”，双方相处，亲若家人。看来“等级森严”这种观念，在老“大公人”的脑袋里，似乎尚未形成。
    胡政之逝世后，查良镛写了一篇题为《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就是胡政之对小查、老谢说的。胡政之谈到美国人，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行为，决不能伟大。”查良镛写道：“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说的也是，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诊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老谢退休之后，移民美国，住在波士顿，如今已将近一百岁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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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关怀见性情
         ——悼蔡锦荣




    曾经在香港《大公报》长期担任翻译主任的蔡锦荣，不幸于今年八月十六日在悉尼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有九。生老病死人所必经，何况已是高寿。但当我在香港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仍是不免有所感触。
    蔡锦荣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香港《大公报》当翻译，正是归他领导。不过大约只有三个月光景，我就转到副刊科了。时间虽短，印象却深。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译员每有疑难，他都可以随问随答，像一部活字典。他做人方面，则更具特色。他是个直性子，乐于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目为顽固、落后，亦坦然置之！
    一九六七年，他离开报馆，听说是告假回澳探亲，但一去不回。有人就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就跑了。父亲在澳洲有个大农场，为何还要在这里天天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时正是“文革”期间，香港也正在展开抗暴运动的时候。
    过了整整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因老来从子，移居悉尼，方始与老蔡重逢。每个月最少见面一次，这段相聚的时间也有十六年，逐渐对他的“别来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他在澳洲的生活并非香港友人想的那样写意，恰恰相反，有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特别是第一个十年。农场不是他个人的，是家族的。他在农场辟地种菜，盈亏自负，亲力亲为。蔡夫人道：“我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割菜、装车。老蔡做监工，我做煮饭婆。卖菜必须赶早，否则生意就给别人抢了。”说罢眼有泪光。老蔡却笑道：“我很幸运，最困难的时候遭遇车祸，断了两根肋骨，换来三万澳元赔偿，这才开得成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他的笑声更加令我心酸。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文革’后我曾经回过香港两次，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只敢在报馆附近徘徊，生怕给熟人碰上。”“因何？”“因为我是逃兵！”“没人当你是逃兵，‘文革’期间的过‘左’做法早已被批判了。”“即使你说我犹有余悸也好，我一想起当年那些人对我冷冷的目光，我就不禁打颤！”我不想说下去了，看来我是无法解开他的心结了。
    老蔡淡然续道：“现在我有了自置的村屋，又有养老金可拿，是大可不愁衣食了。唯一的遗憾，只是不能达成吾父赐我嘉名的期望。”
    是啊，锦荣、锦荣，重点在个“荣”字。只是两代人概念不同而已。父辈要的是“衣锦还乡”那种“荣”，子辈把人格尊严当作锦衣，倘要付出尊严，即使轻微到只是“嗟来之食”的辱，那也是“不能承受的轻”。
    跟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以蔡锦荣的条件，何必如此艰苦自困？这是否也是“老大公人”的一种情操，像张（季鸾）胡（政之）两先贤那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过于贪“荣”，回报就很可能是“不能承受的重”了！
    是耶非耶，可惜不能起老蔡于地下而问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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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结千里肝胆相照
                         ——记谢克


    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新加坡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人所周知，“梁羽生”是在香港“诞生”的，如果说香港是我武侠小说的老家，则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乡”。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小说是在新港两地的报纸同时发表的，而且不仅限于武侠小说，大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的文史小品也以报纸专栏的形式和新加坡读者结缘。在有关报纸的编者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因为他既是小说版的编辑，也是文艺版的编辑，而我们的文学理念也较为接近。
    我在香港退休，移居悉尼之后，曾写了一篇回忆录一类的文字，题为《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其中一段在谈到“以文会友”的非比寻常之乐时，我说“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不过，“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辑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一九八七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之感”（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联合早报》副刊《别有天地》）。编者给这一分段起一标题“武侠小说缘结千里”，另加副题“良师益友肝胆相照”。题目起得真好，我要向这位如今尚未知名的编者致谢。
    在这一分段中，我提到因武侠小说结缘的一些良师益友。“良师”我已写明是谁（华罗庚、汪孝博等），“益友”则并未写明。不过新加坡文化界的朋友，看到这段文字，相信都猜得出说的必是谢克。
    不过我和谢克虽然是因武侠小说结缘，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纯文学”。而他对于文学的诚恳和热情，也真是足以令人起敬。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初访新加坡，这也是我和谢克的初次会面。“一见如故”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他给我补了一课——有关新加坡文艺的一课。说来惭愧，我虽然是新加坡报纸的“资深”作者，但对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却是所知甚少。是谢克给我补了这个缺陷，他给我带来了《新加坡华文文艺作品选集》（孟毅编）、《新加坡文艺》（季刊，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他著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等书刊。他给我补的这一课还真“管用”呢。两天后，我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之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专题讲演，“专题”之外，也谈到了我对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感想。对这个临时附加的问题，我还不至于言之无物，这都有赖于谢克给我补课之功。
    在那次和谢克的初会中，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对“新人”的热情和爱护。他为我介绍新加坡多项文艺评奖的情况，并特别提到尤今。因为当时他和尤今都在《南洋商报》工作，而尤今正是商报安排她来采访我的记者。《新加坡文艺创刊号》有一篇谢克写的文章，题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其中有云：“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最大的收获是新的写作人的大批涌现。这批文艺新兵，为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我们的文艺园地，开满了灿烂的文艺花朵。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底，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有深度。”谢克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六年，当时还是“作品不多”的“新兵”尤今，如今已经成为整个华文世界的畅销作家了，足证谢克“法眼”无差。而尤今为我写的那篇访问记《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也经常给武侠小说的研究者所引用。
    一九七六年的新加坡之行，不但让我“正式”“认识”了谢克，并且也从别人的口中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有“文坛老园丁”之称，除了编文艺副刊、积极培养新苗之外，对有利于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活动，他也是不遗余力。多方面才能，能写能编，任劳任怨。他的一位《南洋商报》的老同事说他是“编文织艺不知倦”（这是一篇访问记的题目，作者吴启基。刊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说得真好，我深有同感。记得又一次我和他谈起鲁迅的杂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说：“你的不求名利，只爱文艺，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正是傻子呢。”他笑而不答。我徐徐补上一句：“不过，这个世界也正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傻子呢。”
    我的这个看法其实是过于悲观的。懂得欣赏傻子的人绝对不止于我们想象的零丁小数。在这新千禧年（二零零零年）的开始，谢克获得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就是明证。因此，我虽然早已“金盆洗手”、“闭门封刀”，也禁不住要为他献上贺词了。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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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
                  ——在浸会大学的专题演讲


    开场白


    说老实话，浸会大学请我来讲武侠小说，我本来不敢应邀的，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就已“封刀”，武侠小说那是早已放下的了。一九八七年移民澳洲之后，更是连兴趣都已差不多转移到别的文学领域了。如何还敢“接招”？但邝教授和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他这一说，倒真的打动我了。我如今快八十岁了，老人记远不记近，说说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我大概还可凑合。


    释题


    “早期”的界定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新派武侠小说”，这是当时公众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亦大都沿用这个名称了。这段时期我认为是“探索期”，一方面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而以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在这一年，我完成了《白发魔女传》，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大约十分之八）。


    白头宫女说玄宗


    套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新派武侠小说真是其兴也速，一开始上市（见报），就有颇不寻常的走势。一九五八年更是它的第一个高峰。辛弃疾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句出他六十五岁那年所写的《永遇乐》。辛弃疾生长于北方的沦陷区，二十三岁始归南宋，成为他生命中重大的转捩点（后来做了浙东安抚使这样的大官）。一九五八年至今（二零零一年）也正好是四十三年，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了大约两年光景（总共是连载约两年半），正在踏入突破早期（模式）的阶段，极受读者欢迎。我在那年完成《白发魔女传》，反应似亦不差。不过我可不敢比辛弃疾，要比也只能比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好，现在就让我这个有份参与的“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吴陈比武


    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发生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之事，两位拳师从报上骂战到擂台比武，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告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个“静态社会”，难得有这样充满刺激性的新闻，因此纵然比武告终，也还是个热门话题。罗孚遂“忽发奇想”，立刻把我找来，要我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于是这一场不到五分钟的比武，竟“连累”我写了三十年的武侠小说。罗孚后来有一篇文章提及此事，说“这一拳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看目前武侠小说的“走势”，最少恐怕还有十年以上的“天下”吧。那么这一拳的影响所及，就不只五十年了。
    但对于罗孚的“点将”，最初我是颇有顾虑的。
    一，由于所受教育（家庭，学校及因特殊机缘而得受业的老师）的影响，我认为写武侠小说即使成功，也不是“正途”出身。（想不到三十年后，我却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辩护士，并因此曾在海峡两岸成为新闻人物，命运真会开玩笑！）
    二，出于在报馆地位的考虑。当时我是《大公报》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另外还写两个颇受欢迎的专栏。改写武侠小说，不无“委屈”之感，但最后我还是被罗孚说服了。


    《龙虎斗京华》面世


    吴、陈十七号比武，《新晚报》十九号登出预告，二十号我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报上连载了。由于匆匆上马，说真的，当时只是想好这个篇名，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都还茫无头绪。只好来个“楔子”，拖它几天。“开篇词”调寄《踏莎行》，其中有一句“卅年心事凭谁诉”，不料竟成词谶。
    拖了五天，得出初步构思。我把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运动。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逼出来的，此一“动乱”，固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其表现方式则为盲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排外）与愚昧（乱七八糟的迷信）。义和团内部亦分成三派，内斗甚烈。较有理性者大都属于并不拉帮结派这一类“独行侠”，为数少之又少。小说女主角柳梦蝶的父亲和情郎就都是被以慈禧为靠山的“保清派”害死的。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
    但这样“新”的题材，读者会接受么？报馆有的同事都曾为我担惊：“你写义和团，不怕吓走读者？你的‘新’，在别人心目中可能是当作洪水猛兽呢？”我则以一贯的书生气作答：“题材本身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于你怎样写？你觉得对，你就写，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话是这样说，读者能否接受，我亦殊无把握。想得到的只是从三十年代说到五十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旧瓶装新酒。在形式方面，我尽量采用旧式章回小说写法，用回目，讲对仗，求典雅，用诗词作开篇；至于我完全不懂的江湖术语，武功招式，等等，则只能从前辈作家的著作“偷师”了。我曾在这方面闹出笑话，这倒启发了我的灵感，若要藏拙，须创新招，因此其后我遂改“写实”为“写意”。


    出乎意外地流行


    没想到我这个毫无准备便即登场的处女作，竟然立即就成为流行小说，令人感意外的消息频频传来。试举几例：
    一，报纸的销量增加了（行话叫“起纸”），当年《新晚报》的竞争对手是《星岛晚报》，《星晚》领先（可能高达六四之比）。《龙虎斗京华》刊出后，差距逐渐缩短。以前是有“大新闻”才起纸的，如今则小说打到紧张的时候，也会起纸的了。这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武侠小说逐渐成为城中的话题了。以前是只有“连续性的新闻”才可以有话题的，如今则不但在公共场所（如茶楼、巴士）听得有人谈武侠小说，文化圈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在谈了。我的老友舒巷成有一次就忍不住好奇，用话试探，想要“撞”出我的“秘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许多朋友都想知道《新晚报》的武侠小说作者是谁（见舒巷成《犹是书生此羽生》一文）。
    三，在小说结集出版之前，粗制滥造的盗印本已充斥市面。
    四，外地的中文报纸也出现了争相转载的现象。首先是泰国，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缅甸、菲律宾。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则大约是在一年之后，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版权的（最先那家《民报》，销量有限，但却是颇有影响力的“小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两家大报则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取得和港报同步刊载的版权才开始连载的。那时《龙虎斗京华》早已结束，连载的是我别的作品了）。
    五，最先在香港吹起了“武侠风”。
    （一）许多“大报”增加了武侠小说。
    （二）武侠小说作家更是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我在上面说的那些现象，到了金庸登场，那更加愈演愈烈了。


    金庸登场


    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是根据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来写的，说乾隆皇帝其实是海宁陈家的后人，一出生就被换入宫中。后来陈氏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小说中作为乾隆皇帝对立面的红花会首领陈家洛了，戏剧性很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对他家乡的传说自是耳熟能详，因此他是一开始就有缜密的构思的。这当然是要比《龙虎斗京华》登场时，题材都还没想好强得多了。
    《书剑恩仇录》也是采用就是章回体的写法，用回合，正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的好像是辛弃疾的那首以“绿树听鹈鴂”起头的《贺新郎》。这首词的后半阙“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慨当以慷，沉郁苍凉，王国维评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是辛弃疾的名篇。
    《书剑恩仇录》是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差不多两年，是《龙虎斗京华》加《草莽龙蛇传》的一倍。当然也取得了比《龙虎斗京华》更大的成功。


    上下求索


    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由于我对《龙虎斗京华》不满意，想作多方面的尝试，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他们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飞红巾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者，不料这歌者后来变成叛族的罪人，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祭奠亡父。我把这个情节作为“序曲”处理，大部分篇幅则用来描写汉族英雄后来成为天山剑客的杨云骢，把主要矛盾转变成飞红巾、纳兰明慧（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并尝试用新文艺手法，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这部小说前几年曾被新加坡编成电视，看来它的艺术生命似乎比《龙虎斗京华》更长。
    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点），又再作一个新的尝试，这本书是模拟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小说甚至运用佛洛依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运用得不够自然，但也说明了当时“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接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如西方电影的手法；有些地方则似乎还可以看做是早期意识流的手法（至《射雕英雄传》时更成熟）。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我认为在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其时金庸的《碧血剑》已经完成，《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我写完了《七剑下天山》，开始写《白发魔女传》）已经奠基。


    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


    一，从旧到新的演变。此处的“新”、“旧”，专指武侠小说而言。从这一时期的梁、金小说，已可略窥其演变过程。更具体地说即是既有继承，亦有拓展。例如上面说过的：
    （一）招式从写实到写意。
    （二）同门师兄妹的三角关系，从白羽到梁羽生，再到金庸都有不同的表现手法，我个人觉得以金庸写得最好。
    二，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三，重视中国传统，亦向西方取经。
    四，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五，比较讲究章法及节奏。
    六，“侠”的提升。


    因何在香港勃兴


    新派武侠小说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那自是因为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新的魅力。但何以它在香港兴起呢？依我看，这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加上机遇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内地已经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新的武侠小说突然在《新晚报》出现，这可真的是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
    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九四九年后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了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广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对香港社会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在于对历史的因素重视不足，对读者的思想情况也估计失准。而且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一点——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可以超越政治的。
    后来据报馆的调查采访所得，有许多新移民就因为要看武侠小说才买《新晚报》，因为他们觉得小说的写法很像他们熟悉的“北派小说”。这也难怪，我这个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的影响的。
    一九八八年初，我的作品获得台湾当局“解禁”之时，台北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与会者提出一个“文学断层”的观点，意思是台湾和大陆有三四十年的文学断层，必须设法补救。他们认为过去国民党政府把梁羽生和大陆作家等同处理，因此如今对梁羽生的作品“解禁”，也等于是接上了一块文学断层（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中央日报》首先刊出我的《还剑奇情录》，颇获好评）。我觉得一九五四年的香港，虽然并没和祖国分开，但在武侠文学方面，却的确是存有断层的。我写《龙虎斗京华》，就是想要接上那一小块断层。看到新派武侠小说如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我想或许这也算得是一种“文化断层”的“互联”吧。不过对我而言，则还要加上“回馈”二字。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


    特点与模式相连，特点是内容方面比较属于本质的东西，模式是某些近于固定的表现手法：
    一，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
    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
    （一）时间大都选择：
    1、外敌入侵。
    2、民族矛盾深化。
    3、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用当时“新史学术语”，即“阶级矛盾激化”。
    （二）地点经常选择：
    1、边疆地区。
    2、北京与江南。
    （三）人物方面：侠士、美人的结合。侠士大都是有抱负的，甚至有使命感的，“艺高”之外还要“德高”；美人则是纯真兼痴情。
    三，爱情的矛盾往往采用“双方分处敌对阵营或出身背景差异极大”。


    新派武侠小说的自我突破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越来越深入地着重于人性的刻画（如郭靖、杨康、梅超风，尤其是后者的“邪中有正”），着重于表现历史人物的真实（如成吉思汗），这就突破了善恶分明、大侠的“道德形象”等模式。对于金庸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许多“金学家”已有鸿文发表，我只是第一个知道金庸有写武侠小说之才的人，但并非“金学专家”，在此就不多说了。
    《白发魔女传》在卓一航与练霓裳之恋中，也是突破了上述的“侠士模式”与“爱情模式”的。
    台湾作家陈晓林在“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在写武侠小说时，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不懂，但他这段话说得的确很有见地。“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色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也就是不再以固定的概念形态来诠释现实。例如，以前我们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每个人都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正统的教科书中了解历史。但除了这些之外，生命还有无穷多层面……另外，他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梁羽生的著作若是串联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白发魔女”是“女强盗头子”，可说亦属于“草野侠义”一类。陈晓林对梁羽生的了解比我更深，我在对自己的作品作“分期”的界定时，可说部分是得到了陈晓林的启发。我只想“加多一点”说，如果以《白发魔女传》作为“反正统”的标志，则这个“反正统”不单是反《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统，也反“左派”、“早期模式”的“正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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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在广西师范大学的专题演讲
【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甲辑十篇第十。】


    这次来到贵校，特别高兴。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是的的确确这样。因为从“时、地、人”这三个因素来说，都有特别值得令我高兴的事。
    时：过两天就是中秋了，据天文台报道，今年的中秋正是月球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月亮最圆。月是故乡明，我们将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团圆佳节。
    地：广义来说，桂林是我的故乡，我的青春岁月是在桂林度过的。我有一部以桂林作背景的小说叫《广陵剑》，一开始写的就是独秀峰：独秀峰“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洒墨化飞泉。”你们的校本部就在独秀峰下，撑天铁笔，形容知识分子风骨棱棱；洒墨飞泉，象征文化的乳露。我的文笔不好，不过我可以带你们看看一副脍炙人口，特别为广西人传诵的对联。不远，就在这里看得见的七星岩上，岩上有马君武先生的题联：

    城东佳境，常绕梦魂，叹半世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
    岭表旧都，屡经离乱，望故乡英俊，共筹长策致升平。

    这也好像我的心声。抗战时代在桂林读中学，每逢跑警报必到七星岩。这么多年现在才回到来，已经将近一个甲子。我们这些屡经离乱从海外归来的游子，最大希望就是祖国能够进入太平盛世，这个愿望就要靠你们来完成了。
    人：这个因素，就从写这副对联的马君武谈起吧。中国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之称，“北蔡”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马”就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他做广西大学的校长时，据说不论哪科教授缺席，他都可以代课。因为他曾经在日本京都大学学应用化学（一九〇三年），后来又在德国柏林工业学院学冶金（一九〇七年），获得工科博士衔，同时他又是著名诗人。另一位可与马君武比肩的是杨东莼。杨东莼是以前广西师专的校长，我的哥哥是他的学生。他留学法国，译有《费尔巴哈论》，著有《中国文化史大纲》，抗战期间曾任香港《大公报》顾问。还有一位和我们都有关系的，五十年代中期曾任贵校中文系主任的林焕平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他是香港的南方学院院长，兼任《文汇报》社评委员，我当时是《大公报》社评委员，一九五一年他请我兼任南方学院的讲师。你们现在的校长梁宏先生，是化学博士，据说他很喜欢看武侠小说。说来凑巧，我也曾念化学。不过只念了一年，就因为不会做实验而放弃了。好在我曾经念过化学，后来是用得上的。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
    从马君武、杨东莼，到林焕平、梁宏，他们都是一专多能的博雅之士，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通识教育”了。通识教育，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称“博雅教育”，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的。外国大学文科，就叫做“Liberal Arts”。我以前在那里念过书的岭南大学，几十年前已经在推行博雅教育了。其实通识教育不是洋东西，是中国文化很长远的根。孔门弟子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通识。这和岭南大学早就提倡的“综合教育”，即把“德”、“智”、“体”、“美”、“群”综合在一起的博雅教育，其性质正是一样的。
    四书之一《大学》（《礼记》篇名），开宗明义，即说明什么叫做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成为南宋以后理学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
    朱熹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不是指年龄，是说养成伟大人格之学。
    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校训是“止于至善”，这都说明了大学的宗旨。程颐注：“亲者，新也。新民，使人除去旧习，日新又新，进步不已。”做学问之道，就在跟着时代与时并进，日新又新，追求臻境，到达最高境界。论语也有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文”，即经典文籍；“约”，指约束。孔子说：有道德学问的人，先要读圣贤的文典，建立基本功，再用礼来约束自己的一切，遵守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这样就不至离经叛道了。
    不论东西方，博雅教育都包括了人格和知识两方面。一个君子完人，是要具备道德、人格的完善，以及知识广博两方面的。这和武侠小说有没有关系呢？有，武侠的“侠”，就是道德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赞成“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以“侠”为主，即道德方面。尽管大家对“侠”的解释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是互相补充的。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这里不详细解释，现在单谈知识方面。
    武侠小说的特点是知识面越广越好。知识，包括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上的知识。《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也。我今天只讲书本上的知识。
    一，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对联。我最初写武侠小说时用回目，用诗词开篇，就是抓住南来香港人的怀念旧小说的特点，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二，地理：武侠小说内容涉及的地域较广。写爱情小说，从头到尾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例如曹禺的《雷雨》，就是二十四小时里在周家发生的。但是武侠小说不可能这样，因为侠士们到处游历，“闯荡江湖”。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地理知识，譬如桂林七星岩和广东七星岩就不同。同样是石林，桂林的石林和云南的石林就不同。我的《广陵剑》——听说就要拍成电视片集了——里面有很多关于桂林的描写，所以必须清楚其中的地理特点。至少在桂林人看来，还是很实在的。到过桂林的人，就容易有共鸣，未到过的，就可能产生了向往。
    三，历史：至于历史知识，也跟地理一样。写别的小说，可能不需要知道历史，只发生在某段时空就可以了。但武侠小说最好结合历史，似假还真，更加吸引人。尤其是典型的武侠小说，因为写的是古代人物，所以最好能结合历史。我在《七剑下天山》里面就加上一些历史人物，但是也不能像历史教科书那样写。历史元素也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真实，是历史上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件，一些重大的事件，不可生安白造。例如《萍踪侠影录》里的“土木堡之变”。历史事件不可以改变。另一种是历史上没有的，但很可能发生，就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写上去，称为“艺术的真实”，英文叫做“Higher Reality”。我的武侠小说的主角一定是虚构的，我将江湖融入朝廷，但以不歪曲史实为原则。例如《萍踪侠影录》里于谦和张丹枫的关系，于谦是历史人物，张丹枫是虚构的，他们的结交、张丹枫的出谋献策，不会改变“土木堡之变”的历史事实。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我认为有些艺术塑造是可以的。例如京剧里孔明、周瑜的扮相，孔明是挂胡子老生，周瑜是帅哥小生，这也是跟事实不符（周瑜比孔明年纪大），但这正是刻画他们当时的心态和性格（孔明老成持重，周瑜则一向表现为少年气盛，在赤壁之战时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艺术手法。
    四，宗教：写武侠小说常常涉及宗教，尤其佛教，也需要懂些。武侠小说里十本有八本是写到和尚的，假如你写的和尚只懂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那么你的这个和尚未免太没味道了。所以至少要知道一些佛学，才有深刻的描写。
    五，心理学：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譬如写到一些性格异常，行为怪异的人，就最好懂一点心理学。《七剑下天山》里有个桂仲明，他怀疑自己杀了父亲，他做了个梦，我就是用潜意识来解释的。我写小说时中国很流行讲潜意识（Sub-conscious mind），人的潜意识像冰山一样，十分之九是潜在水底的。潜意识就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东西，梦的化装就是潜意识。佛洛依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 pretation of Dreams）就很详细说明潜意识。在写人物心理时，最好也懂得一点心理学。
    六，民俗学和四裔学：如果具备一些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变革等知识，可使作品有趣得多。例如我就不只一次写到“叼羊”、“赛马”和“姑娘追”这些回疆民俗。
    七，化学：说到我所学过的化学，和写小说有没有关系呢？我只读了一年化学就转到经济系了，因为我不懂做实验，一到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一定失败了。但是我的小说就运用了一点化学知识。《冰川天女传》写到吕四娘、唐晓澜和金世遗到了天山之顶，写着“人天绝境”处，他们手挽着手，合三人之力，也只能再进一步，因为空气稀薄，再走就缺氧了。就凭这一点化学知识，我只能把他们的内功作合理的夸张，而不能把他们写成超人。《云海玉弓缘》提到蛇岛火山爆发的一段，金世遗利用石棉逃过大难。石棉是一种天然纤维状的硅质矿物的泛称，细长弯曲，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建材防火板和硅酸盐类矿物纤维，也是唯一的天然矿物纤维，它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和良好的隔热性与防腐蚀性，不易燃烧，故被广泛应用。这也是把一点化学知识写进小说，既有趣味，又不失真实。
    除了知识方面的应用外，写武侠小说还和化学有更高层次的关系。例如有媒体知道我要回广西，就曾来访问我，其中有一位女记者问我：你怎样定义江湖？江湖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凡是抽象的东西，就很难解释。比如爱情，就各有不同说法：
    元好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纳兰容若：“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这是各有说法的，甚至有“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流行讲法，这是说明抽象的东西，很难定义。那位记者问到江湖，我当时也没想到怎样解释。
    《龙虎斗京华》里有“江湖儿女缘多误”，《七剑下天山》有“已惯江湖作浪游”，英文把江湖翻译成“The River and The Lake”。有人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是江湖”。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俏皮，但是好像没有说到江湖的本质。而英文虽然只翻译了实境，但却似乎触及了一点江湖的本质。我认为江湖必须是动态的，我来讲讲我的解释。在一般武侠小说里，经常提到“闯荡江湖”、“江湖凶险”、“重出江湖”等。就拿“重出江湖”来说吧！重出江湖，就是说原来不在江湖了。重出江湖以前的地方就不是江湖 了，否则不能说重出。那么请问重出之前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人群呢？所以有人群的地方就是江湖的意思不是很周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根据王度庐同名小说改编），女主角玉娇龙是九门提督的女儿，她跟大盗罗小虎闯荡江湖去了。那她以前住的地方就不是江湖了，提督府里有很多人钩心斗角，那是不是江湖呢？
    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里俞剑平退隐江湖后重出江湖，未重出之前的村庄，人群很多，算不算江湖呢？同样道理，金庸《碧血剑》里有个阿九，是公主身份，后来跟袁承志去行走江湖；在我的小说里也写过，后来变成独臂神尼，那么皇宫人群很多，尔虞我诈，是不是江湖呢？又譬如桃花源里也有很多人，但是与世隔绝，不闻有汉，无论魏晋，那桃花源又算不算江湖呢？云南女儿国，生活在母系社会，自得其乐，宁静和平，纵有人群也不能称为江湖吧！桃花源、女儿国纵有争执，那也是茶杯里的风波。当然，当它和外间有了接触后，也可能变成江湖。是不是江湖，怎么来判定呢？那就要用化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来鉴定了。
    在我未为江湖下定义之前，我想谈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面有写到江湖，而且有静态和动态的。
    静态：“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动态：“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结尾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里有动态江湖和静态江湖，而且江湖和庙堂是两个世界了。这是儒家的江湖，但却触及江湖的本质了。我认为有风波的地方才是江湖，而且这风波不是茶杯里的风波。若用较具哲理的话来说，亦即“江湖者，众生扰攘的俗世也”。
    要解释江湖，可用化学的定性分析来说明。是不是江湖，要从它的本质来决定。定性分析是用来决定东西的性质的。比如拿几件东西来分析，这是灵芝，那是蘑菇，这是定性分析。再拿几种灵芝来分析，这是赤芝，那是云芝；这种孢子含量低，那种孢子含量高，这是定量分析。再拿围棋来说明，你下一步棋，可以用数学计算，可胜多少目。像满地钞票，先捡千元后捡百元再捡十元，这是量的计算。但是有时下某一着，尽管占的目数多，但从全局来说未必有利，这种关系着全局胜负的地方，叫做急所。必须先占急所，下哪一步，这就要用定性分析了。
    江湖也是这样，指的是它的本质。分析它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就是用定性分析决定那地方是否是江湖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关系密切的。我想起一段谈禅的“机锋”：“老僧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三十年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愿再过三十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数学是科学之母，哲学是社会科学之母。通识讲的也是跨科目的研究。文科理科，关系密切。我想用几分钟和各位玩个开立方游戏，补充说明一下。
   （注：根据相关报道，此时梁羽生请在场千多位观众从一至九十九随便选一个数字，用手机算出其立方，再把数字告诉他，他即可说出这组数字的立方根是什么。前后一共五位同学举手，他不出三秒便将答案准确说出）
    为什么只用几秒钟就可以开立方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立方和立方根的关系是有特点的：从一到九十九，各有对应的数字。这样你就可以轻易地断定最后一个数字。抓住这个特点，跟着练成必须的基本功，即背熟一至九的立方。这样你就可以断定第一个数字了。
    新派武侠小说从《龙虎斗京华》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在中国武侠小说史的评论上，大都指出了它在文化层面上的特色：
    一，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二，对旧文学的继承和拓展；
    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进而至东西方文化融合；
    四，“侠”的提升；
    五，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马君武、杨东莼、林焕平以及你们的校长梁宏博士，都是博学多才的好例子，亦在通识做出了好榜样。你们有这样优良的传统，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博雅之士，为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腾飞做出伟大贡献，就像我所描写的独秀峰那样，像一只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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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拘界处觅诗魂

【本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廿九。】


                           一
   在我的朋友中，舒巷城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能诗能文能写小说，样样出色当行。我和他认识接近半个世纪，大家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了。
   人到暮年，害怕的往往不是自身的死亡，而是朋友的“大去”。走一个，少一个，眼看着老朋友好像秋天的树叶，一片片随风而逝，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朋友已经要讲缘分，何况不是普通朋友，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字知交”。龚定庵诗：“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说的就是这种缘分。巷城如今先我而去，忝属文字知交，虽然我的诗才远不及他，这篇文章也是不能不写的了。
   舒巷城原名王深泉，王深泉有许多笔名，如秦西宁、邱江海、舒文朗、方维等等，但都不及舒巷城的“名头”响亮。我和王深泉开始认识的时候（一九五二），王深泉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我和秦西宁也是好朋友，但不及“后来者”舒巷城的交情之深。


                                 二

   五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新晚报》编副刊，秦西宁是在副刊上写短篇小说的作者。副刊名叫《天方夜谈》，短篇小说统称《都市场景》。顾名思义，可知他写的是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生活，是属于香港这一片“乡土”的。
   秦西宁的小说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正如一个无须借助脂粉的美人，荆钗布裙，已是令人惊艳。也看得出他对新旧文学都有相当造诣，否则不可能写得那样简练和优美，在文字技巧上已经可以说得是挥洒自如。不过我虽然欣赏他的小说，但对香港这片“乡土”，我的所知和他的级数相差太远，要谈，只有他说我听的份儿。因此在我们之间能够作为“双向交流”的话题，就只能是彼此都有兴趣的诗词了。但也还要等到舒巷城“出现”之后，我才知道，他对诗词不仅“懂得”，且是“会家”。而我和王深泉的友谊也才突破“彼此欣赏”的层次，达到更进一层的“知心”。
   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不过我们的“诗词论交”，却是从他送给我的一首旧体诗开始的。那是他为《萍踪侠影录》作的“题赠”：


   裂笛穿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裂笛穿云”句出我少年时代写的一首词。《萍踪侠影录》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也曾给我带来一些虚誉，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梁羽生大概可算是已经“成名”的。“风霜未改”“犹是书生”云云，则是舒巷城眼中的梁羽生。好一句“犹是书生此羽生”，令我不禁大呼：“知我者，巷城也！”同时也令我明白，我和巷城，不只是诗词的同好，还有一样我们都有的“书生”本色。也正是这个“书生本色”，维持了我们五十年不变的友谊。

                                  三

   “诗人舒巷城”，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诗人只是属于新诗的，少数读者才知道他也擅长写旧体诗。原因除了数量的多寡不能相比之外，作者本人的“低调”也影响了他的诗名。舒巷城似乎从来没有在传媒上谈过自己的旧体诗，即使是用其他笔名，也只是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个专栏谈过一些。
   专栏名“无拘界”，笔名尤加多，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商报》副刊《谈风》这版“开档”，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四日结束（结束前专栏名称似曾改变，但性质不变）。
   专栏很特别，内容也很有特色。每篇不到五百字，但在这个小框框内，题材却是非常广泛。新诗旧诗、话剧打戏、西乐中乐、打波唱曲、红楼水浒、李白杜甫、莎氏乐府，进而至耳闻的巷议街谈，目睹的社会怪状……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谈自己也谈别人，破了舒巷城的禁忌。龚定庵诗：“不拘一格降人才”，“无拘界”则是“不拘一格降题材”。能够不拘一格就好。
   “无拘”还有一重意思，那就是“无拘束”。晏几道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小晏是名相之子，恐怕也只有到了梦中，才能享受到无须自律（拘束、检点）的乐趣。我和巷城都很喜欢这两句词，至于巷城是否也有小晏那种“自我解放”的欲求，是不能起巷城于地下而问之了。
   舒巷城很少写政治诗，但“很少”不等于没有。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见报的“无拘界”就有讽骂“猫头鹰”的旧体诗，骂姚文元那首，铸词炼句，对仗工稳，功力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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