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3-5-1 09:05 编辑
4月26日是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诞辰312周年纪念日。文学史上有句老话，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而在思想史上，休谟也是说不尽的——
·休谟被公认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集大成的经验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的学说或许最接近于理性思考。
·休谟26岁就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人性论》，有生之年却主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赢得声誉的。他的六卷《大不列颠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
·他的哲学贡献虽然生前开花结果缓慢，最终却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科学里的多个领域，尤其是让康德深深地怀疑人生而写出一部《纯粹理性批判》。
但在中国，休谟的重要性显然被有意无意低估了。当然了，这跟休谟的思想和中国人从小受到的决定论教育完全抵触，有很大关系。
他对决定论的挑战，是对中国人所受思想教育的一种根本性颠覆：
◎休谟颠覆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
休谟认为，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逻辑上，都不能推导出，世上存在什么客观必然的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只是基于人们习惯的一种主观联想。如果有人宣称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是在教人们走向智慧的反面。
这一颠覆性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康德、罗素、波普尔等思想大家：
康德坦言“是休谟将我从教条的噩梦中惊醒”；罗素根据休谟对归纳法的洞见提出了“火鸡理论”；波普尔受其影响推翻了“历史决定论”；爱因斯坦说，“如果没有休谟的哲学研究，我很有可能无法抵达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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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触及了人性的本质。
他提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人们总是被自身的感觉、信念驱使，而非理性。理性时常来自于自身信念，而不是理性导致信念的形成。我们觉得某个想法美好或凶险，并基于此判断正误。理性在这之后出现，只是为了支持原先的观点。
◎休谟提出了现代文明的三原则。
它们就是：私有财产权的确立与稳定；同意的转让；许诺的履行。
这三原则被世人冠以——“休谟三原则”，它作为文明的基石，相比较于法国大革命的美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不容易产生歧义。放在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当下，尤为值得庙堂与江湖反思！
……
休谟在人类思想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他也是这么做的，可以说，他树立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哈耶克：休谟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构成了他赞成自由的理论依据。
熊逸：休谟的思考，如果放在佛教系统里看，几乎算得上是般若智慧了。
施展：休谟第一次把我带入哲学的大门。
诚挚推荐读懂休谟和他思想最重要的三部著作，从入门、原典、人生三个维度完全读懂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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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休谟》：理解休谟著作和他核心思想的绝佳入门书。书中，作者选取休谟著作中的10个核心主题，以原典切入，围绕主题串联起休谟不同时期的著作及论述要点，帮助我们不断推进，最终获得自己的发现。书友评价：简短易读，有助于进入前的准备与走出后的梳理。
《人性论》：这本书是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对于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休谟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
《大卫·休谟传》：是介绍休谟及其思想最好的书，作者莫斯纳“耗费半生写就”。《时代》杂志评价：本书作者智力超群，为本书的篇幅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都构成了智识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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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东方为什么落后于西方？
原创 风灵之声 风灵 2023-04-18 11:27 发表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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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灵
近现代的历史上，同样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很多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东方的器物落后，有人认为是技术落后，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中体西用”，就是认为中国只需引进西方实用的器物或技术；有人认为是制度落后，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制度。
但米塞斯认为，器物或技术也好，制度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一种让自由市场得以发展，现代文明得以出现的观念。
虽然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比如说，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研究的思想——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这是希腊人赠与人类文明的，但直到300年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仍然差不多，东西方的平均生活水准也相差无几，都是非常糟糕。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水平、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知。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所说的“天下一家”（One World），如果不考虑其政治含义的话，更适用于当时而不是现在。
拉开东西方差距的是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即所谓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米塞斯提到工业革命，不像一般人那样强调什么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织布机普遍得到运用等等。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现代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因为机器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分工的产物，是思想的产物。
工业革命最重大的变化不仅是生产方面，而且是消费方面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而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不再像中世纪的行会和手工业者那样，只是为富人生产。这意味着，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每个人都依赖于他人维生，依赖于市场交换维生。大规模的分工和大规模的交换，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合作，极大地改进了生产状况，于是在短时间内，人口成倍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面貌彻底改变。
但产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观念的更新。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或者不那么恰当地说，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盛行的观念是某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发家致富的代价是他人的潦倒贫困。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十八世纪经济学家发现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即若要为自己谋福利，就先要服务于他人；谋求自身的利益，其实也是促进了社会公益。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使得合作双赢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进而产生了使大规模储蓄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得政府体制和立法体制。这才是西方腾飞的基础。
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将西方和东方分立为两个世界。东方仍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即某人发财就会导致他人贫困的观念。如果一国的政府和人民认为，某人所得甚多必然是他人贫困之因，那么，大规模储蓄过去不可能，现在仍然不可能。没有储蓄，也就没有资本积累和投资，没有经济状况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认为，只要援助“欠发达国家”，为他们提供技术等专门知识，提供先进的设备，就可以让他们发达起来，这种思路完全是南辕北辙。落后的国家缺的不是技术，他们有很多聪明的学生，可以到西方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或者，美国等国家的专家也可以去那些国家工作，提出建议。但米塞斯敏锐地指出，如果没有近代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为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物理和化学等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将是“纸上谈兵”，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聪明而勤奋的。但近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虽然有一些技术发明，但也没有应用来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古代限制资本，限制商业贸易等营利活动，普通人的财产权也没有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因此，科技发明并不能给发明人或传播者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自然没有什么人愿意为此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成本了。
印度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独立后，征收了西方投资的企业和产业，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机器设备，印度就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他们不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实物，而是一种心态。在印度人转变心态之前，他们先得到了西方传来的现代药物和治疗传染病的现代方法，因此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人口迅速增加，但资本投资却不断减少，人均资本不升反降，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持续降低。
不过，米塞斯也谈到，美国和印度或中国的区别，主要是一种时间上的区别。东方要发展也并不算晚，西方只是更早开始把超过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存了起来，然后作为资本品进行投资。
米塞斯生前并没有看到中国的崛起，但诚如他所说，主要只是时间问题。在米塞斯逝世几年后，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鼓励贸易，鼓励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这片古老大陆的面貌，让十几亿人口基本摆脱了贫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之后，印度也在经济制度上做出了改变，同样见到了明显的成效。
但是，现在的东方和西方，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存在一种往相反方向发展的运动，反对储蓄和资本，反对资本积累的运动。米塞斯一直警惕这种动向，并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要坚持正确的观念，抵制不良的观念。否则，不但经济将停滞不前，而且300年来人类文明所取得的种种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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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石油將在 10 年後消失。
1970 年代：10 年後的又一次冰河時期。
1980 年代：酸雨將在 10 年內摧毀所有農作物。
1990年代：臭氧層將在 10 年後消失。
2000年代：冰川將在 10 年後消失。
現在2023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但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更多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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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爱出汗。头部爱出汗是维生素D缺乏的典型症状。
肠道出现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发现，克罗恩氏病以及腹腔或肠炎，会影响脂肪吸收，因而更容易导致维生素D缺乏。
超重或肥胖。身体脂肪过多会降低血液维生素D水平。其原因是维生素D具有脂溶性特点，身体脂肪越多，就越容易被“稀释”。
超重或肥胖人群，可能需要补充更多的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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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医生
为什么血压突然升高时心慌心跳变快
李金梁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咨询
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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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
血压突然升高时心慌、心跳变快，考虑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存在器质性的疾病:比如患者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当心绞痛发作时，患者
会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心前区疼痛症状，疼痛非常剧烈，可以刺激患者，使情绪紧张等，而导致血压骤然升
高、心跳突然加快的情况。
第二、存在继发性高血压:比如继发于甲状腺功能亢进，当甲状腺功能亢进发作时，患者可以出现体内的T3、T
4，也就是甲状腺素分泌的升高，这种时候机体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另外，当
患者患有继发性高血压，且有肾上腺占位时，当人体刺激到肾上腺占位等部位，也会使体内儿茶酚胺等物质的分
泌增多，也会导致血压骤然升高、心跳骤然加快。
第三、其他原因:患者由于情绪紧张、焦虑、休息不好、劳累、压力大、熬夜、吸烟、饮酒、喝浓茶、喝浓咖啡
等原因，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升高，引起体内儿茶酚分泌旺盛，可以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的情况。
2021-09-15浏览2822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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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江山！
江山发布 2023-10-07 19:47 发表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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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15日，侵华日军全面发动以摧毁衢州军事机场为主要战略目标的“浙赣战役”。就读于衢州中学即将毕业的金庸（原名查良镛）等学生，只得提前考试毕业，拿着盖有衢州中学公章的毕业证书和流亡学生证明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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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求学路上，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在江西赣州的合影
金庸在衢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两位好同学、好兄弟，一位是江文焕，金庸称其为“焕哥”，一位是王浩然，金庸称其为“浩弟”，三人合称友谊“三驾马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金庸、“焕哥”、“浩弟”立即组织同学，结伴踏上艰难的大西南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江山是他们求学路上的第一站。今试图通过查找档案史料、翻阅民间家谱、细读当事人回忆、询问知情人，并结合逻辑分析，考证梳理他们在江山发生的以及与江山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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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出发赴江山
浙赣战役爆发后，前线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萧山被占、富阳被占、建德被占、兰溪被占、金华被占，衢州处于危险之中，1942年5月24日早晨，就在日军发动攻打金华战争之际，衢州中学全校师生在石梁静岩学校操场上集合，等待校长讲话。校长陈博文沉重地宣布：“衢州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刻，随时都可能被邪恶的日本侵略者占领。上级决定从今天起停课！”随即，绝大部分同学只能纷纷带上铺盖和学习用品回家了。
回家？金庸这下犯难了，老家在浙江海宁，已被日军占领，从衢州到海宁回家的路处处是子弹乱飞的战场，怎么回家？成绩全校第一的金庸，马上找到最为要好的同学江文焕和王浩然商量，三人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前往大西南继续求学。这一决定也得到黄文俊、吴汝榕两名男同学的积极响应。
做出决定后，江文焕和王浩然心里均惦记着各自女朋友程正迦和朱卿云，想把女朋友一起带上。王浩然立即找到朱卿云，很快朱卿云就被说服了，但不知江山长台镇老家的父母是否会同意。这么重大的事情得征求家长意见，于是朱卿云当天就往江山老家赶，并与王浩然等约好，一起帮忙说服其家长。
因江文焕的女朋友程正迦当时已在衢州城家里，江文焕便马上赶往其家中征求意见。程正迦回忆录记载着这一经过，江文焕向程正迦提出“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一起去大后方读书”的请求，程正迦一口答应：“去！不过，我还要与父亲商量一下，出门要路费呀。”可程正迦没得到父亲的同意，反被父亲大骂了一顿。她父亲提出：“你要跟他一同走，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江文焕只能打道回府，与其他同学一起商量对策。第二天，江文焕再次赶到程正迦家中。江文焕提出，没钱不要紧，好朋友同一个钱袋，他和王浩然、黄文俊三个人带了钱，让程正迦不要担心，况且朱卿云也要去，几个姑娘正好结伴。这样，程正迦在没得到父亲的同意便答应出发了，程正迦的大妹妹程正返听到也想跟着一起去。于是，程正迦姐妹第二天便带上衣裳物品和路上吃的炒米，在江文焕的陪同下，赶到航埠镇彭村王浩然家里集中。
此时，金庸、黄文俊、吴汝榕已在王浩然家里等候。王浩然家对金庸来说太熟悉了，王浩然父亲是航埠有名的富商，金庸到衢州中学读书以来，曾多次到过这里，这是金庸第四次到访了。七人相聚后，大家一起讨论行程，一起商议求学的计划。第二天早饭后，也就是5月26日，七人告别王浩然同学父母，匆匆向约定的江山出发。王浩然的父亲专门叮嘱他们路上要互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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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江城遇伯乐
衢州航埠镇与江山四都镇交界，从航埠镇彭村到江山县城有近35公里路程，金庸一行人走了7个多小时，经四都、上余，由通化门入江山县城，已是下午，便在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他们第一次来到江山县城，大部分同学稍作休息，逛了江山县城的孔庙等地，而金庸便试着去寻访东南日报社的编辑陈向平了。
金庸在衢州中学读书时，曾先后于1941年9月4日和12月7日，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和《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闻偶感》两篇文章。“笔垒”副刊编辑陈向平是名中共地下党员，见到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金庸的文章，十分欣赏，便将其文章发在“笔垒”副刊头条。1942年5月中旬，东南日报社正迁在金华办报，陈向平觉得金华与衢州很近，便主动向金庸写了封邀请信，想请他到金华面谈一次。可是信发出不久的5月20日《东南日报》受战局影响就停刊了，人员物资分别向江山、丽水两处迁移。陈向平便随队来到江山。金庸在学校收到陈向平的来信后，受宠若惊，真想立马飞到陈向平身边，可形势变化太快了，没来得及去金华，衢州中学也停课了，他们被迫走上西去求学路，也就来到了江山。
真是缘分，两个心心想念却又从未相见的两人，竟然在江山大街上偶遇了，更幸运的是两人相见的过程，被陈向平写成《千人中之一人》一文发表在1942年8月30日的《东南日报》上。这份当事人第一时间留下的“实录”，使我们得以在80多年后依然能较完整复原两人相见的过程、长谈的内容、复杂的心情。
5月26日傍晚，金庸在江山到处打听东南日报办事处驻地，想上门去拜访下他心中德高望重的陈向平，实现两人面谈的心愿。他来到中山路县政府驻地的大街上，忽然发现迎面走来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胸前佩戴着东南日报社的徽章。金庸推了推高度近视的眼镜，瞪大了眼睛，马上上前询问：“你好，你是东南日报社的吗？”“是的。”“请问你知道陈向平先生他在何处吗？”“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人却在眼前处！到这里，他们彼此都“心里有数”了。两人不自觉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默默之中，他们心里一时相互传递遍了万语千言！陈向平问金庸：“作何打算？”金庸说：“到昆明去进联大读书。”他们在大街来回走着，从身边琐事到天下大势，无边无岸地倾谈开去。直到店家都关上排门，小巷口只剩下几盏卖“夜点心”的灯火，他们还忘情地沉浸在热情的谈话里，从未停过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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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日报社在江山使用的便签
这天，也正是东南日报社迁到江山后发行的第一张《东南日报》号外的日子。东南日报印刷厂设在江山溪东生关碓8号，江山办事处设在县城中山路7号县政府附近，陈向平就在这里办公，离金庸他们住的旅馆很近。第二天一早，陈向平想再到旅馆去送金庸，发现金庸已和同学们走了。过了两天，金庸寄来了一篇《千人中之一人》文章，是在刚离开江山的旅途上写成的。6月4日，日军逼近江山，《东南日报》江山版号外停刊，员工及家属继续南撤福建，文章未能及时发表。8月21日，《东南日报》南平版于南平西郊昼锦坊创刊。陈向平和金庸分别写的两篇《千人中之一人》同题文章，分别登载在8月30日和9月3日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他俩在江山经过一夜长谈，两人均称遇到了“千人之中一人”的知己！金庸一生最成功的两个职业一是作家，二是报人，而陈向平是金庸办报、从事写作的“伯乐”和“引路人”。之后的1946年11月，金庸还经陈向平向东南日报社总编辑汪远涵推荐，得以入职东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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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长台如归家
按事先约定，下个目的地就是朱卿云老家江山长台镇。
长台镇位于江山县城东南部，距离县城约23公里，走路约需要5个小时。一个月前的4月19日和4月23日，这里刚刚营救过从天而降的3名美军飞行员。原来美军为一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耻，以詹姆斯·杜立特中校为首的16架飞机80名美军飞行员执行了一次大胆、神秘、冒险的轰炸东京行动，其中有2架返程飞机的6名飞行员降落在江山，长台镇居民直接参与了3号机领航员奥祖克和5号机机械士兼机枪手曼斯克、轰炸员特鲁洛夫的营救，长台镇的朱氏祠堂是飞行员的休整地之一。由于营救得力，曼斯克和特鲁洛夫成为所有飞行员中最早到达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目的地的一批人员。没想到这一营救事件成了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的导火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要不然，金庸他们应该还在衢州中学教室里读书。
他们是怎么去长台镇的？王浩然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到江山的第二天一早，我和江文焕、查良镛、程正迦赶往长台镇，邀请同班女同学朱卿云参加西南之行，估计会遇到困难，准备到父母加以说服。”共7人的团队为何王浩然只叫上江文焕、程正迦、金庸三人呢？王浩然当然是精心考虑过的，做足迎接困难的准备。
一来王浩然、江文焕、金庸三人是最要好的同学，特别是金庸对王浩然和朱卿云谈恋爱非常知情，没有不知道的秘密。1941年寒假，王浩然约金庸到他家玩，那时王浩然情窦初开，刚写过一封信寄到同班女同学朱卿云家，被金庸知道了。金庸鼓励王浩然把这封情书的全部内容背给他听，王浩然如实照做了。金庸听完后，大加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十之八九会有回信。”后来果然收到朱卿云的回信。
二来程正迦和朱卿云是亲戚。据程正迦回忆录记载，朱卿云是她姨父的侄女。按理这线索是很清楚的，可想尽办法分别询问程正迦和朱卿云的亲戚，均答复由于年代已久只是隐约知道一点，都不知详情。只能去查找长台镇《嵩高朱氏宗谱》试试，很庆幸长台朱氏是个望族，族谱编修及时，保存完整。宗谱在江山市档案馆有收藏，查找就很方便了。先查朱卿云老爸入手。宗谱记载她爸：“朱斌全，字珂声，号柯生，光绪15年（1889年）生，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优级理化科毕业，历任江山文溪小学，省立第八中学教员，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国民政府铁道部科员，抗战爆发后回乡任长台嵩高小学教员。”从朱卿云老爸的号柯生可以看出，她爸很可能当时是在衢县出生的，朱卿云奶奶叶德姑就是衢县人，正好符合逻辑。再查朱卿云的叔叔，宗谱记载他叫朱斌甲，民国六年北洋大学毕业，民国七年起先后在天津英文华北明星报、济南美商慎昌洋行、山东金口盐税征收局、天津长芦和汉口鄂岸盐务稽核分所、财政部盐务总局等处工作。朱斌甲娶光绪23年生的衢县清附生叶少伯之女。这是不是就是程正迦的姨妈呢？经询问程正迦的侄女等人，得到确认其奶奶确实姓叶，其名字也不清楚。没想到答案却在《程正迦回忆录》里的流亡路上部分找到了。有这样两段记载，一是在赣州，“我们凭战区流亡学生证住进赣州战区流亡学生招待所，食宿免费。文焕有高中毕业文凭，进了中正大学，我、正返、文俊、汝榕进十九中读书。读了三四个月吧，我收到了重庆表妹朱韶云的信。她要我们赶紧去桂林，到桂林等上海盐务分局的汽车去重庆。”二是在重庆，“1943年夏天联考，我考上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文焕去了西南联大。到重庆找到姨父姨妈，姨妈抱着我痛哭。姨父是盐务总局公务员，他家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吃饭间。卧室放两张床，姨父姨妈睡一张床，我与韶云妹睡一张床，晚上在吃饭间拉开折叠式行军床，让文焕睡。”表妹朱韶云是谁？朱氏宗谱清楚记载，朱韶云是朱斌甲的女儿、朱卿云的堂姐，这下就对上号了，也真要亲上加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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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王浩然、朱卿云合影
三来都是一批校友。省立衢州中学的前身是浙江省立八中，现校名是衢州一中，经查《衢州一中校友录》，朱卿云的叔叔朱斌甲，字伟声，1914年浙江省立八中毕业。前面宗谱记载，朱卿云的父亲朱斌全曾是省立八中教员。当时衢州中学是衢州最好的学校，汇聚了一批衢州最优秀的师生，这下不就成了衢州中学的校友相聚，距离不就小了嘛。
临近中午，王浩然4人赶到长台镇，朱家就在长台镇公所边上，当要踏进朱家时，一股宁静和睦、亲情洋溢的家庭氛围扑面而来，很快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虑。据王浩然回忆录记载：“到了知书达理的朱家，见过两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和众多朴实的眉目清秀的弟妹，我很快就产生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觉，真的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无意中到了岳父母的家，连个礼物都不拿。”其实，朱卿云回到家中已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了。第二天清晨，朱卿云含泪告别父母和弟妹，5人一起奔赴下一站新塘边，准备乘上西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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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边同学再相会
在《王浩然回忆录》《程正迦回忆录》中均提到，他们是到新塘边上火车的。新塘边位于江山市西部，新塘边火车站是浙赣铁路浙江段的最西端的一个车站，是上海铁路局和南昌铁路局的交界处。
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何要去新塘边上火车？江山有站、贺村有站，不是更方便吗？为何舍近求远？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肯定有特殊目的！经查1942年《衢州中学毕业生名录》，学生来自衢州周边各地，外省就有江苏、安徽、江西，省内有杭州、丽水等地，籍贯注明江山县的有6人，分别是朱卿云、王土才、姜为宝、毛玲之、毛仕余、王德曜，是除了当时的衢县之外人数最多的县。其中一名姓姜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新塘边姓姜的人最多，能否找到姜为宝呢？很快江山市档案馆同志帮忙在馆藏的《嘉湖姜氏宗谱》中找到了一位姜为宝，谱载：“姜为宝，肇銮公长子，字水表，江山第四区嘉湖中山小学毕业，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从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金庸的同学，而谱中记载的信息肯定不全，不然不会姜为宝小学毕业后就没续写了。这套谱是2012年完成续修的，经电话咨询该套宗谱的负责人，负责人调查告知姜为宝此轮修谱时因本人已过世、江山没他后代就漏修了，后代在江西，但没联系。光同名可不能确定就是同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江山市档案馆的档案又一次给出了确切答案，证明了此姜为宝就是他们的同学！馆藏的一份1985年12月13日姜为宝申请书记载着：“兹有江山县新塘边乡嘉湖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姜为宝，现年65岁，系194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在江山县教育界服务，先后在江山县礼贤乡中心学校、淤头乡毛家仓保校、新塘边镇中心学校任教。”
出门找同学，应该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何况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姜为宝家就在新塘边镇中心，俗称“三个井头”地方，他家当时家境较富裕，应该在毕业离校前，同学们就留下联系地址，并相约走门做客的。八个人是怎么去新塘边的，王浩然回忆是说从长台走到江山，再从江山走到新塘边的，要是这样走上近百里路。会否是金庸他们5人从长台出发直接走大路，经读溪口、山塘、淤头到新塘边，这样只要走25公里。而吴汝榕等3人提前一天就从江山出发也走了近25公里到新塘边的，因吴汝榕3人没去长台，而按陈向平1942年的文章描述，金庸已和同学们走了，这一天多时间他们去了哪里，我想他们已约定分组到新塘边，在同学姜为宝家集合一起出发的。
在新塘边，他们第一次目睹战争的残酷，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浙赣边境的路旁看到一个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农妇，她身旁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抚着妈妈的尸体，呆呆地坐着。那死去的农妇身上没半点血，脸色黄得可怕，她是给炸弹震死的，不知怎样，那孩子却没有受伤。我们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给孩子几个烧饼之外，没有什么办法，三个女同学一面走，一面流眼泪。对于我们这八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是第一次见到人间的惨事。”这浙赣边境就是江山的新塘边，他们刚刚踏上西行路，看到这一切，也可预料到路途的艰辛和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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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路上得帮助
1942年5月28日，金庸一行八人离开江山，走上漫长的求学之路，他们分分合合，有的提前回家，但大部分同学通过1943年夏天联考，陆续考进了理想的大学，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可一年多的路途艰辛难以叙述，他们途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等地，面对战争、疾病、经费等重重困难，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只能找亲戚帮忙，江文焕、程正迦就得到了朱斌甲一家的全力帮忙，王浩然、朱卿云也同样去投靠亲戚，可我没想到金庸一个人在广西时，还得到了江山人毛咸的大力帮助。
近日，偶然看到一篇郑振伟写的《查良镛先生的十九岁──往重庆求学的两则资料》文章，作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两份珍贵档案。第一份档案是在重庆的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往来电文，以及广东省教育厅收容战区退出学生登记表。教育部的电文称，1942年11月11日三战字第103、104两电暨附件均悉。准予分查良镛、张履冰等八名入国立中山大学先修班肄业。随附的查良镛学生登记表内容记载有“查良镛，男，19岁，籍贯浙江，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毕业，拟借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现在地址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第二份档案是金庸致教育部的亲笔信件，信中写道：“学生查良镛本届于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毕业。此次因浙赣战事发生，仓皇经江西、广东、湖南等地而至桂林……因生之惟一志愿，即为入中央大学也。无论可否，均请赐一复书。通讯处：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两份档案均注明现在地址或通讯处是“广西桂林环湖北路八号毛咸转”，这也说明金庸当时在广西桂林，毛咸应该是他最可靠的人。
毛咸，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的名字！毛咸是江山人，1890年出生，1913年浙江省立八中毕业，后参与创办江山私立西河两级女子小学，同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五四运动，后到柏林大学附属医院学习，1925年回国，1926年由北平赴广西梧州任梧州市医院医务主任，抗战开始创办广西救护学校。1944年，应浙江省政府邀请接任浙江省立医院院长。
没错，档案中的毛咸就是江山人毛咸，当时桂林是广西临时省会，毛咸正在负责管理广西救护学校，担任培养救护人员和参与救护抗战受伤的百姓和难民之责。可金庸怎么会认识毛咸的？首先两人有缘是校友，一个是1913年浙江省立八中第三届毕业生，当时学制5年。一个是1942年浙江省立衢州中学第四届毕业生。当然不知两人有没有谈起。其次，毛咸同程正迦的姨父、朱卿云的叔叔朱斌甲很熟悉。朱斌甲是1914年浙江省立八中第五届毕业生，当时省立八中一年的毕业生仅十五六人，两人在读书期间交往很深。另外，朱斌甲的妈妈名叫叶德姑，是衢县人，1913年就被毛咸聘为他创办的江山私立西河两级女子小学第二任校长，可见他们应该常联系。同行的程正迦、江文焕得到其姨父朱斌甲的照顾，作为一同出发的团队人员，和他们特别要好的金庸，彼此之间肯定也保持联系。推测金庸和毛咸认识是朱斌甲介绍的，两人取得联系，金庸得到了毛咸很多的帮助，况且毛咸当时从事的工作就是救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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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程正迦、程正返合影
2004年10月，金庸先生回到母校衢州一中，留下诗作“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弟兄；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表达对学校和同学的深情厚爱。金庸、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在衢州中学和前往大西南求学的这段经历，给他们一生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江山的著名景点仙霞岭和廿八都被金庸写进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王浩然成了江山女婿；江文焕解放战争时期在江山投身革命，创建当时衢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江山县中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献出生命。没想到金庸、江文焕、王浩然友谊“三驾马车”同江山这么有缘，有革命缘、有爱情缘、有友情缘、有事业缘！
湖光农场与湘西旧情——金庸生平新考
原创 牛阿曾 金庸江湖网 2023-10-21 13:57 发表于广东
图片湖光农场所在的“青水溶”航拍，远处即沅江图片
一、尚存天壤
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中曾自述：“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讲的便是1942年冬至1943年夏、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期间，他寄居湘西湖光农场的往事。这是他唯一一段混迹底层社会的经历，也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在湖光农场，金庸和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睹了旧湘西的老百姓在凄风苦雨中命如草芥。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办报纸、写小说，始终高扬民本主义，自有湘西生活的影响在其中。他还在六部小说里提到湘西，铁掌峰、青龙滩、湘西土音和民歌等昔日见闻，挥洒于笔端。他写了这许多，看似是为故事作陪衬，实则这些正是寄托他眷怀之情的用心所在。
但湘西又是似重还轻的。金庸的这段湘西经历并不明朗，知情人余兆文回忆十分简略，金庸本人也仅在《民歌中的讥刺》和《谈<彷徨与抉择>》中留下一点当地见闻，而迄今面世的档案亦只有《查良镛请求借读国立湖南大学的书信》，这些只言片语均未提及湖光农场的详情，其湘西经历也就笼罩着一层云雾。
2022年2月，笔者根据查玉强老师寻到的“湘西浦市湖光农场”这条线索，查得湖光农场位于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种羊场、农场主为王侃，随后撰写《金庸湘西行历管窥》一文，考述金庸的湘西经历及融入小说的见闻感知。但由于种羊场占地广阔，又未能寻到当年的亲历者，农场的确切位置及详情欲问无从，留下了难以稽考的遗憾。
自是以来，笔者萦绕心头，穷搜与民国泸溪相关的存世文献，希望撷取到一点历史碎片。幸有工友回忆尚存天壤，终于在2023年6月得见《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该文根据宋宏泽（时任当地副保长，后接替金庸担任农场主任）、原农场工人覃兴旺、覃龙祥、杨长云及当地老人宋贤发等人口述整理，收录于1986年12月泸溪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此书内部发行，仅印3000册，寓目者寥寥，加之误书“查良镛”姓名，以致沉薶至今。
仅就披露的内容而言，该文堪称“海内孤篇”，使湖光农场谜团得以揭晓，对金庸的一段湘西旧情也有披露，可补金庸生平记载之缺误，故尤为可贵。
图片《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书影及目录
二、湖光农场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这篇回忆，除错记金余两人来到农场时间、“王铠”误书“王侃”（参见拙作《湖光农场主姓名考》）、“查良镛”误书“茶良容”外，部分内容可与金庸回忆相印证。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曾回忆这些村民“一百人中是难得有一个人识字的。”可见当时能书写之人极少，全凭口耳相传，经年记忆消磨，也就出了差错。这些农场工友至死不知当年的“茶良容”便是后来的“查良镛”，以致金庸得享盛名后，竟无一人出来相认。
掸落岁月积尘，来看工友们的回忆：
“当时中国农民银行沅陵支行经理王侃，又名王金一（岳阳人），他为访亲友，曾从泸溪县城步行到浦市，见沅水两岸山青水秀，空坪荒地甚多，就想到办一个农场。”（《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中国农民银行《本行通讯》记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提高农业集约化，鼓励兴办农场。中农行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专门银行，除向农场放贷，还在各地开办实验农场、合作农场。其兴办各类农场，获得收成后，可由下属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倒卖牟利，同时也供给中农行食堂、同仁生活供应社等后勤机构。王铠作为中农行沅陵支行负责人，在当地开办私营农场，既有承借农贷、销售物资的特殊便利，还能兼顾银行后勤，可谓一举多得。
浙江省档案馆藏《东南日报社职工名册》显示金庸曾任中农行沅陵农场场长，令人费解，以为履历不实。幸得多方参详，才知并非如是。以王铠的身份，湖光农场极可能有中农行沅陵支行的背书，属于合作农场，是其物资供应基地。
王铠以经理身份与仁安乡乡长文兴祥联系，几经交涉送礼，方取得同意。“将场址选在铁柱潭的青水溶（山名黄土溶)。青水溶长约一华里，上至溶坳，前后至基坎，有山地两百多亩，水田约二十亩。此地，原来森林密茂，经常隐藏盗贼，劫掠过往客商，政府就派附近农民将所有树木砍掉，并放火烧光，成了一片荒山秃岭，正好作湖光农场的场址。”（《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清水溶今属麻溪口村，笔者曾推想农场既名湖光，或在当地最大水塘“青水溶”边上，但苦无确据，不敢妄说，今见此文，始得其解。湖光农场依山傍水，与沅江也近在咫尺。
1940年7月，湖光农场正式建场。“雇请当地二十多名青壮年，其中大多数是为了躲壮丁而来。他们先是剖茅、砍树木和竹子，竖起了五排四间的一栋茅房，还有一栋猪圈、厕所。接着就在场里种田、开荒。还养有一头耕牛，三十多只山羊，数头生猪。建场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时逢大旱，大部分农户无收，而该场却收得稻谷一万多斤，包谷两千斤，草烟四千斤。”（《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民国以来，干戈扰攘，桐油成为紧俏的军用物资行销欧美，油价奇涨。湘西作为中国第二大桐油产区，桐树种植如火如荼。以往只知湖光农场种植桐树，但植桐半年才有收成，须种植其它作物或畜牧，方能维持。民国小学即开设农业或劳作课，金庸的农学知识既来源于学校理论教育，也得益于农场生产实践。多年后，他写起小说，还不时插上一句“今年春雷响得好早，只怕年成不好”、“荒山，乱石嶙峋，那是连油桐树、油茶树也不能种的”等农学见识。
1945年5月，金庸偕余兆文重返湖光农场。“王侃指定余兆文任主任，茶良容（浙江人）为副主任，彭海清为会计。”（《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通常以为农场管理是“金主余辅”，而此文记载却有不同。余兆文出身浙西山区，与湘西山民有着更多共同语言，其高中时便展现出擅长沟通的才干。1940年，金庸被浙江联合高中勒令退学，走投无路，“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两人同窗数载，生死与共相流亡，又携手客居湘西，是以金庸后来在信中对余兆文说：“诸同学中，你和我相交最深，共经患难。”
余兆文在南京四中的《履历表》显示，湖光农场“只供伙食无工资。”2003年，金庸出席“五岳联盟”长沙媒体见面会，回忆起泸溪的生活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想改善伙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办法，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提及在农场时，时常跟着最要好的覃姓农民朋友“去捉鱼、钓田鸡、打山鸡。”
后来，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了一家湘西门派，名叫“辰州言家拳”，该派出场四人为言伯乾、彭三春、覃天丞和宋天保。经笔者考证，言家拳是从“言永福象物创八拳”的辰州武林传奇而来，而彭、覃、宋三姓俱是农场工友之姓，显然金庸不假思索便用上了，这般化用熟人姓名入小说，在陈家洛、程瑶迦、余兆兴等名字上也有印证。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县政府发现余兆文是地下党员，遂派人到农场来抓他。余闻讯后，躲在铁柱潭的宋务元家里。宋家被前来抓余的兵丁围住，宋宏泽带余跳楼逃走。”（《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余兆文的逃场及地下党身份，余兆文之女余小亚予以否认，通说也认为余兆文和金庸是1946年一同返乡。但他自填的南京四中履历表，离场年份是由1945涂改成1946的，加以余小亚当时尚未出生，而工友们却亲历此事。笔者认为不妨两存其说，由读者自择。余兆文曾在《忆金庸的爱好》中自称：“出生在浙西重峦叠嶂一个山窝窝里，野性未改，更善于爬墙攀窗”，他确有跳楼逃走的本事。余兆文后来遭遇政治洪流，一生就此埋没，委实可惜可叹。
余兆文既已逃走，农场便由金庸一人管理。“由于茶良容不善管理，工人散漫，不少人擅自离场，另谋生计。不久，就将农场事务移交给宋宏泽管理。‘湘西事变’时，农场被土匪抢劫一空。宋宏泽又将该场移交王会求管理。”（《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熟悉金庸的人多说他口齿不灵光，与善于写作形成巨大反差。“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沈西城《金庸与倪匡》，利文出版社，1984年，第10页）沈西城初次见到金庸，就留下这般印象。为扬长避短，他后来通过“字条”治理明报，交办工作以笔代口，写字条传递。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如此尚可，而在农场面对的却是一群不识字的工友，可没法通过“字条”来沟通，管理起来必不轻松。
抗战胜利，国家在复员，湘西在复原，热闹多年的大后方，顿成酒阑人散。余兆文在《我所知道的金庸》一文中回忆“这时沦陷区光复，个个归心似箭，成群结队陆续离开湘西。……金庸眼看着这副人群大回游的情景，方寸已乱。”
二战的结束，也导致桐油贸易一落千丈，昔日繁盛不再。农场主王铠曾许诺有收成便资助金庸留学，也已落空。1945年12月，中农行沅陵支行恢复长沙分行名称，迁回长沙复业，王铠任长沙分行经理，离开湘西。面对这萧索局面，金庸必须另谋出路。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难民返乡进入高潮，金庸也终于在6、7月间踏上回家之路。
“解放后，原茅房早已坍塌，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田土分配给农民耕种。一九五二年由林业干部李德明在原场址处筹建一个林业苗圃，后又改成国营畜牧场，以发展成都麻羊和奶山羊为主。”（《湖光农场创建经过》）
据《泸溪县志》记载：“县于1956年在此创办畜牧场。”（《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这个国营畜牧场的面积后来扩大到原农场的五十余倍，定名为“种羊场”。
图片《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载于《泸溪文史资料》（第二辑）
三、湘西旧情
《湖光农场创建经过》还提及“建场后期，副主任茶良容与会计彭海清之妻关系暧昧。彭察觉后，一气之下，离场往浦市开香烟店去了。”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这段孤证，或属实，或失真，又或真谬杂糅，俱已无从析别。笔者试言一二，留待日后“证实”或“证伪”。管见所及，读者姑妄听之。
金庸曾与严家炎说：“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新星出版社，2021年，第225页）1956年10月5日，香港《新晚报》刊登金庸《读者们的来信》一文，谈到《书剑恩仇录》时，他坦言：“我在写这书时，确是也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份子（算是一个小头目吧）来设想。”那么，这位“折射”金庸本尊的红花会小头目是谁呢？
《书剑恩仇录》中，余鱼同初次登场便自称：“在下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脚色，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1956年1月，香港《新晚报》连载该书第十五回，讲的是余鱼同幡然醒悟，放下对骆冰的痴恋。这章回目，头两期（341期、342期）本作“他既无心你便休”，仅过两天，到343期时已变成“你既无心我便休”，显然金庸在创作时觉得以“我”为视角更有代入感。既非手民误植，亦非诗文误引，如此半道修改回目，在连载版金庸小说中只此一例，其中原由值得寻味。
余鱼同谐音“与予同”或“与余同”，均意为“和我相同”，大有弦外之音。稍加推敲，便知“折射”金庸者，乃红花会排行最末的十四当家余鱼同。
余鱼同出身江南望族，中过秀才，这般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却爱上有夫之妇骆冰，令人惊诧。笔者读书剑时就有疑惑：金庸为什么在处女作中要写这么一个人物？当时他火候尚浅，寻常的男女情爱都还驾驭不好，偏要刻画更复杂的不伦之恋，他的创作归趣何在？为何相比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霍青桐的爱情纠葛，余鱼同对骆冰的不伦之恋反而写得更见深度？
红花会中，陈家洛数年学艺在外，余鱼同便成了会中仅有的书生。他江南世家子弟的出身，与其他当家迥然有别。半路加入红花会后，即使家道败落，功名已革，他也始终一副文士打扮，举止斯文，爱掉书袋，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他站在会中那群草莽英雄里，和站在汉子堆里的骆冰一样扎眼。纵与大伙相处和睦，也颇为另类，可谓既依凭又游离，内心的孤独免不了。
再瞧金庸，出身江南世家，抗战以来，家业焚于兵火，痛失三位至亲，流徙各地念书，前后两次退学，两次入湘西山林与农夫为伍，可谓饱经忧患，孤苦迷惘。即便如此，农场闲时，他仍手不释卷，1945年8月还试图到内迁辰溪的湖南大学借读。他被农场工友认为“不善管理”，除了口齿障碍，自有基于家世背景、文化修养，难以融入群体的隔阂摆在那。当余兆文逃走后，这种孤独感更增。
骆冰是红花会中唯一女当家，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是以余鱼同为之心折，章驼子也对她格外亲厚。那位彭家娘子在湖光农场想必也是如此，当时农场多为汉子，女眷极少。金庸正为孤苦彷徨的心绪所困，人往往为了排遣孤独，才去结交异性，以期获得心灵的宽慰，她或许恰好慰藉了这位跌入人生谷底的青年。想来两人过从甚密，失了避忌，以致惹出闲话。但身处小小农场，本已动见观瞻，工友们既只提及“暧昧”，那么两人总归是没有发展成恋情，没有逾越伦理的。
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说道：“湘女很多情，很出名的。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笔者按：此指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江堤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彭家娘子离开农场，此时的金庸二十三岁上下。这段情感将发未发，顿成追忆。转瞬十年，他创作首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巧合的是余鱼同也在二十三岁那年放下。
他后来在《卅三剑客图》之<虬髯客传>中说道：“我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爱上别人的妻子是不应该的，正面人物决计不可有这种心理，然而写现代小说，非但不必有这种顾忌，反应去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金庸居然在书剑中，就写出“爱上别人妻子”的故事。作家初次创作，经验不足，往往会调用过往的诸多人生体验，因而处女作一般更有“自传”色彩。通常认为余鱼同之于骆冰，折射金庸单恋有夫之妇夏梦，此说以刘国重兄《金庸评传》论述最详。笔者也觉得余鱼同身上倾注了金庸对夏梦的情感，但又知晓：金庸与夏梦相识于1952年，当时金已婚、夏单身，到得1953年3月至11月期间，离异的金庸甚至有机会追求单身的夏梦，而小说中，余单身、骆已婚，虚实情形有所不同。
此时联想到金庸的湘西经历，笔者相信余鱼同、骆冰的形象，绝非取材于一人一事。便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角色是拼凑而成的。如果夏梦是那张“明牌”，彭家娘子兴许就是那张“暗牌”。金庸借余鱼同酒杯，浇胸中块垒，写起余鱼同因骆冰而魂牵梦萦、心乱如沸、自伤自怜和自悔自责，无不跃跃于纸上。若能读懂其中的寄兴深微，回味将更加悠长。
余鱼同身上固然有金庸的自我投影，可以领略其心迹。但读小说却又不可拘泥于对号入座。大作家岂会以简单的摹写、复刻为满足？余鱼同单恋骆冰的故事，是多重文学原型锤炉而成，笔笔似有深意，却又安能一一凿实？读者但凭见识，各有领会。
沅江浪奔浪流，逝水滔滔八十年。湖光农场早无昔日旧观，金庸等人也已归道山，只有门前的青水溶，春风不改旧时波。这湖水，曾照见一位青年风尘困顿，参商永离，又见他寂寥而出，再不回顾。
金庸诞辰百年｜专访沈西城、吴思远：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澎湃新闻
2024-03-09 16:03
沈西城，原名叶关琦，香港作家，香港《武侠世界》杂志社前社长，出版有《旧日沧桑》《西城忆往》《西城纪事》等著作。他曾为金庸的《明报》写稿，但并未在《明报》工作。与金庸见面次数虽不多，他但直呼查先生看人准，因为金庸曾说：“小叶坐不定的，不适合做编辑工作，但写东西还是可以的。”
因家在《明报》附近，沈西城经常与金庸的《明报》同事聊天，得知了不少金庸轶事，细节非常丰富。后成书名为《金庸往事》，篇幅虽不长，但还是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沈西城说，如果读者觉得他这本书薄就对了，说明大家觉得有意思，还想继续看。再者，他知道的故事虽多，“但也只能把确有其事的内容写出来”，这样才能对大家负责。
著名导演吴思远是沈西城的故交，他非常佩服金庸对香港新闻事业的贡献。也是他提议沈西城，“你知金庸甚详，何不写一本有别于正统人物传记的《金庸往事》？”
沈西城和吴思远共同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他们就各自了解的金庸往事回答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今日特此刊发此篇访谈，以纪念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
沈西城（左）和吴思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臧继贤 摄）
“我所认识的金庸”
澎湃新闻：读了您的书才知道原来金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这倒是没有想到。
沈西城：他一定不像我们两个这么能说话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到了香港就讲广东话嘛，查先生不习惯，他这个“上海佬”没有办法把广东话讲好。第二呢，他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他太太告诉我，“我跟他结婚四五十年，从来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家里，就是坐在那里看书，不喜欢讲话。所以说你去访问他，他后来的表现已经是非常好了。”当初我们访问他，如果我们讲上海话，只讲广东话，就是我们讲三句，他回答一句。后来我看中央电视台采访他时，他已经讲得很好了。
澎湃新闻：金庸后来跟倪匡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您的书中有写到。
沈西城：是这样的。倪匡从来不主动找查先生的，只有查先生找他，为什么呢？倪先生的理论就是“你发大财了，我找你干嘛”，好像有目的，对不对？人很多时候是会这样想的。查先生是不会把心里话告诉别人的，所以跟他做朋友很好。但说他会非常积极，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他的性格。但查先生的好朋友，倪匡算是其中之一。我看查先生生平也没有什么知己，比较来说倪匡和阿乐同他关系还不错。
吴思远：阿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跟着他了，十七八岁就跟着他，是他的亲信。
沈西城著《金庸往事》
澎湃新闻：所以书里写到，阿乐说，查先生是性格有点多疑，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沈西城：阿乐，他能相信30%吧，大都不能全部相信。但我想全世界的老板、领袖都是这样的，他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对你信任，但是他们相信你一点，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查先生是这样，疑心病很大，聪明的人都是多疑，本来没事变得有事了。
澎湃新闻：这是不是跟他后来事业做太大了有关？
沈西城：不不不，我相信这是DNA。可能生下来就这样，对不对？你看，倪匡赔本了他也不管，还“哈哈哈哈哈”大笑。每个人的性格受后期发展的影响不大的，该怎样还怎样对不对？每个人性格不同，但查先生还是很重友情的。我书里写到一个朋友，是来自上海的作家，不太有名。要过年了，自己没钱了，想到查先生，其实他们是不熟悉的。见面后他问了一句，“查先生，你好吗？”。他是不好意思开口的，但查先生看出他有什么事情，就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说吧”，于是给了他两万块。所以查先生对人也是不错的，他不会要对方还这个钱的，不会给很多，但两万块足够过个年了。
澎湃新闻：所以书里写金庸小气是你开玩笑的？
沈西城：说小气是开玩笑，他其实不是太小气。其实我现在了解了，做老板是不一样的，当去做一些投资活动的时候，是要算计的，因为不一定会赢，输了怎么办？所以查先生是对的，不能乱投资。做生意跟本人是两件事情。我不懂做生意的，但他不是小气，不然《明报》没有办法生存。
澎湃新闻：所以他不仅仅是文人，而且还很有事业心。
沈西城：是的。我相信很难有这种人，小说写的这么好，还能赚大钱做生意，不容易的。多数作家是不适合做生意的，这种例子也很多。
澎湃新闻：那金庸应该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沈西城：对，不开心还是开心看不出来的。他不会骂你，但看人看得很准的。他说我只能写写稿子，不能坐定做事的，他真的看得很准的。那个时候我给《明报》写稿，人家以为我在《明报》做事的，其实我没有做过事。好像倪匡也从来没有在《明报》做事。倪匡说，“我才不来，我就跟你做朋友好了。我进来做伙计，是不是身份不同，关系也不同了？”但我家就在报馆附近，我经常跟他们的编辑聊天，了解了很多关于《明报》和查先生的事情。这些人都跟着他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了。我见查先生次数不太多，但我和他的同事聊过很多。
澎湃新闻：您书里还写到金庸是一个性格多变的人，那是不是也体现在《明报》风格的变化上？
沈西城：这就是女人的感觉跟我们男人不同。女人说老公最好永远爱自己，老公是爱你的，但爱过两三个。查先生做报纸就是这样，有时候想做报纸，定的方针是没错的，但大势所趋，是要变的，不变不行。就好像说他在《明报》里面加一个美女，社会总觉得《明报》变了，但不是的。每张报纸都有，你没有，你不做人家做，销路就少了。他是做生意的，所以在某些地方还是要通俗一下的，但他不会去刻意宣传女人。他的报纸是私营的，还是要想怎么赚钱的。
金庸是韦小宝还是杨过？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里澄清了一些关于金庸感情生活的传言，联想到金庸小说里的人物，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沈西城：我说查先生有时是杨过，有时候是韦小宝，他不开心，讲他是君子剑呢，他更不开心。其实他的性格很复杂的，什么成分都有了，不然他不可能创作出这么多不同的角色。他的内心非常丰富，不一定是感情，对于人性、人物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写女人，他写绝了，这跟他三段婚姻有很大关系。他的第一个太太我们没见过，他说这段婚姻让他很痛苦。第二段婚姻他有很多愧疚。第三段婚姻才是最完美的。
吴思远：第三个太太是他发现的“小龙女”，她那时候才16岁。
沈西城：这个查太太16岁的时候认识了查先生。查先生一眼看见她，就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人，他也懂得追求。那时候查太太都不知道金庸是谁，她不看武侠小说，所以她不认识他。他们认识的过程是查太太告诉我的，应该是最正确的，除非查太太骗我。不是查太太一见面就说：“我很佩服你，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字吗？”不是这样的，她都不认识金庸，但金庸很开心。她没有什么动机。我跟查太太一起吃饭，她那时将近70岁了，还像少女一样。
吴思远：她到现在，行为举止就像小女孩，所以这是我们感觉查先生喜欢她的原因。因为他第二任太太非常强悍，很能干。刚才沈先生讲到他内心是很复杂的，所以他能塑造出不同性格的女孩子。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大概是小龙女。那一刹那他见到这个女孩子很天真、很漂亮，也不知道金庸是谁，也没有什么目的，又对他那么好，请他吃东西。查先生就觉得这是我心目中的小龙女，所以他才会跟第二任太太分开，其实很不容易。如果不是找到他心目中小龙女一般的人，他不会动感情的。所以这三段婚姻是丰富了金庸的人生。他的第三任太太跟他在一起以后低调的不得了，什么事情就是跟着查先生，从来不跟外面讲一句话，几十年也真是不容易。
沈西城：我跟查先生说，他的第三任太太阿May当初是没有什么动机的，但是查先生是有目的的。当时查先生过了两三天就送手表来表白了。当时我是跟阿May开玩笑，我说“你请查先生吃的这个火腿扒很值啊”。她仍然很天真的样子，说“我是一个小女孩，他还真叫我出钱”。
吴思远：他说让请她吃个火腿扒，就是一块牛排，上面有一片比较厚的火腿，旁边一个菠萝，这叫火腿扒。查先生送给她的表多少钱？是几千块钱？
沈西城：是2700块。
吴思远：当时2700块是非常值钱的。那是哪一年？
沈西城：1966年。
吴思远：1966年的时候，我在邵氏公司当副导演，一个月是450块工资。2700块相当于我七个月的工资。那等于现在送10多万的手表了。
沈西城：我开玩笑说，查先生你追女孩子还是很大方的。他真的是很舍得花钱。阿May说，查先生对她来说有四个身份：长辈、爸爸、哥哥、老师，“我不懂的事情是他教我的，我什么事都得问他”。所以说阿May是真的喜欢他，不是贪图他的钱。查先生生病的那几年，人家交代事情，她都说有什么事去找秘书，她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照顾查先生。我听到觉得很感动，她不是骗人的。我跟她说我要写关于金庸的书，她说你写就好，不用给我看，我要照顾查先生，没时间看。所以说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动机的人。
《神雕侠侣》剧照
澎湃新闻：所以金庸其实不像韦小宝，他更像杨过是吗？感觉他还是挺专情的。
沈西城：对，其实他很专情，他的第一个太太让他很心痛，第二个太太比较强势，第三个太太是他找到的真爱，在一起差不多50年。问查太太有没有听过查先生什么绯闻，她说没有。他不像其他著名作家起码有几个绯闻对象，他一个都没有，他就是喜欢阿May。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男人，只喜欢一个女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查先生一找到真爱，他就是杨过。他有一点像韦小宝，有一点像君子剑，但是最主要是像杨过。
吴思远：查先生心里面想做韦小宝，但他表面上做不出来，他讲话很木讷，很深沉。其实他不轻易向人家透露他在想什么。所以你看他的社评写的很好的，很有条理，听说高层都会看。他是学国际法的，对国家大事、国际形势的看法都很有条理。所以他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金庸晚年为什么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
澎湃新闻：那金庸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是什么态度？很满意吗？
沈西城：查先生看自己的书会笑。但是他写第一部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第一他没有写过；第二，虽然读过很多，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写的好不好。那么怎么办？他把小时候在海宁听家里工人讲的故事——说乾隆是汉人，跟红花会结合起来，仿效这种故事，用这种写法，每天写一段。他写的时候不可能知道自己会成为这么受欢迎的作家。有时候他认为自己写得很好的地方，当时人家看来觉得马马虎虎；有时候他觉得很不满意，但是别人觉得非常喜欢。很多文学评论家评论金庸先生的小说如何如何，但他写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文学家看出了作者本人也不知道的意思。
澎湃新闻：金庸晚年修改自己的小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是因为不满意还是有其他原因？
沈西城：他追求完美。但我说世界上没有完美，对不对？但他喜欢，他退休了，想让自己有点事情做，让自己好受。他修改出来，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反对，就是说人家重视他的作品才会有正反意见，所以他也很开心。他改的很过瘾，反正都是自家出版社出版，不用获得审批。他每天喜欢做事，不做事不开心，自小都是这样。
澎湃新闻：他晚年的改编引起的争议还挺大的。他有没有收到这些意见？他听到反对的意见有怎样的反应呢？
沈西城：其实他的性格有点怪，表面上好像没事，但心里有事。他是很紧张自己的作品和人家的意见的。一听别人说的对，他回去就改一改，所以越改越多了。其实他的好朋友倪匡先生跟他说不要改。查先生说“为什么错了也不改”，倪先生回答，南极熊、北极熊乱套了都不要紧，怕什么。倪先生收到读者来信，说“倪先生，你这里写的不好”。他回复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不好？人家说，我看完了，结尾好像有点不对。倪先生会说，谢谢你，不好看你怎么会看完呢？倪先生就是这样的，但查先生就不是，别人一说不对他就要回去研究。
吴思远：因为当时每天连载，并不是说整篇小说写得不好，而是后面总归会跟前面有点矛盾、有点漏洞。
沈西城：所以有的作家是“出门不认账”“不退货的”。但是查先生的作品是读者不满意可以“退”的，这是他和有些作家的根本不同。所以说一个真正伟大优秀的作家，除了他本身的天才之外，认真也是非常重要的。香港有很多作家，大概还是有天分的，但没有查先生这样刻苦，没有他这么认真，没有他这么执着。这些作家成名后，生活就腐败了，泡妞、喝酒，不节制了。查先生不是这样的。所以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天赋、认真刻苦，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运气也很重要，对不对？如果罗孚先生没叫他写，他没有机会也不行。但是如果不能刻苦写作，有机会也没用。
“对金庸的评价不能撇开《明报》”
澎湃新闻：那社评和武侠小说的写作他更看重哪一个？
沈西城：我相信他最爱的还是他的武侠小说。不然不会改了又改，他也很在乎人家对他的评论。所以还是在他面前不要说真话，他还是喜欢听“你喜欢哪一部”。但其实很难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挑出什么大的缺点来。有的像以前连载的时候就出的单行本，他没有很仔细地改，好像《天龙八部》前面和后面有一点矛盾。TVB在拍他书中“六脉神剑”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他：“查先生，这里要修改修改。”后来他改了，修改得很完美，很难找到缺点，只是说你喜不喜欢他的修改。当然了，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有一两部不是很多人提的。好像是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的人比较少，但起码有十部。每个人都在提，这也不得了了。
吴思远：其实查先生的成就不单是他的小说，还有他的《明报》，这是一个成功的报业。他的报纸到现在仍然是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明报月刊》是一直亏本的，但还是在坚持，是现在香港唯一一份比较有学术性的刊物。那么这是查先生的一种理念，他在武侠小说里面赚到钱了，所以有财力把报馆做得很好，而且他的社论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我看他，不仅把他当作能写小说的文人，也把他当作很有水平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报馆也经营得很好。所以当时很多人在他的副刊写小说，在那里写连载是一种荣誉，但他稿费给的就不多了，这是理由之一。他说，你在我这儿写，你就成名了、有格调了，这也算是一种酬劳嘛。到现在为止，《明报》还是相对秉承知识分子传统的，现在香港很多出名的报人都是《明报》出身的。所以我觉得评论查先生，不能仅仅讨论他的小说，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也应该考虑。
沈西城：内地多是关注查先生他的小说，对《明报》不太知道。
吴思远：办报的时候，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据理力争；对的地方，他就说你好。所以我是很尊重他的。
沈西城：没有这种。我们香港之后也没有。
吴思远：查先生当时也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也提了很多方案。当时因为他讲话客观，不像有些报纸乱骂或者乱捧，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以后在这方面将会给他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写小说是他一开始用来谋生赚钱的，但他的理想远远不在此，他想要有格调，做个成功的报人。所以《明报月刊》从第一期到现在我全部看过，一期都没拉过，因为真是有水平的，是知识分子办报。有人就说，你们香港有什么杂志拿得出来？我就说《明报月刊》可以。因为它不是发表政论，而是讲学术。所以我觉得查先生创办《明报月刊》非常有远见，而且是一个文人办报的风范。因为香港很多时候是老板办报，要赚钱才办报。查先生不一定要赚钱，他是文人在办报。他的徒弟林山木的《信报》也是文人办报，只有这两份报纸是成功的，其他都不是文人办报。所以他从稿匠到办这样一个大报馆，真的不容易。像他这样非常成功的文化人和新闻工作者是不多的。
“我为什么没把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
澎湃新闻：想问吴思远导演，您什么时候开始读金庸小说的，对您的剧本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吴思远：我在香港的时候，金庸小说很流行，每天在报纸上连载，有很多人在追，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很小的高潮，吸引读者明天继续看。我记得那时候每过一个礼拜或者十天，就会出一个单行本，大家还是抢着买。虽然大家都读过每天的连载，但还是会买单行本，想一口气再读一遍。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学教书，那时候我们都是年轻老师，一看单行本出版了，买回来大家都是抢着看的，传来传去，你想当时影响力有多大。
1960年代香港的《神雕侠侣》单行本
后来金庸的小说正式出版，封面也设计得很漂亮，还配了图，金庸自己后来也修改过。当然有人认为修改得更好了，有人认为没有。但金庸小说的流行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近代以来是没有的，就算讲跟封建家庭对抗的巴金作品知识分子都喜欢看，但也没有像金庸的作品，上到学者，下到贩夫走卒都会读，所以这真的代表他的影响力。在香港，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变成了一个个符号，现在有很多人就用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做口头禅，比如用杨过指代脑子动得快，用韦小宝代表反派——指那些道貌岸然，其实心里面想做坏事的人，就像我们使用鲁迅的阿Q一样。金庸先生曾说，他希望100年以后，还有中国人会看他的书，他会很高兴的。我相信一定会有的。
香港邮政将要发售的“金庸小说人物II——侠之大者”的特别邮票
我想以后在电脑特技更先进的情况下，金庸的小说能拍成更好的影视作品。因为现在小说里的很多场景写得出来但不一定拍得出来，但是以后一定可以。其实金庸不懂武功。我很早以前就问过金庸懂不懂武功，他说一点都不懂，就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写的。但中国的文化都有传承在，他之前是喜欢还珠楼主的，如果他没有读过《水浒传》或者还珠楼主，他也可能写不出来的，他也要借鉴，也要学习消化，而且他写出来的更好。我想近几十年之内想超越他都很难。
沈西城：你拍了这么多武侠电影，从来没有拍过金庸的，还说喜欢金庸，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来访问吴思远。
吴思远：拍金庸呢，第一个是版权问题很麻烦，人家买了，或者人家拍过你再拍，都很麻烦；第二是他的小说要拍成两个小时的电影很难，是一个挑战。篇幅很长，拍成电视剧比较好。
1963年，金庸（右）出售《倚天屠龙记》版权，此为签约现场照片
澎湃新闻：想请问吴思远导演，武侠电影里的功夫片段，是不是最开始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真功夫的，而现在主要依靠技术手段是吗？
吴思远：是这样的。以前的粤语片都比较有舞台的味道，招数不太好看，舞台都很虚假。当时都是广东粤剧戏班的这些人来参与拍摄的。当时一开始粤语片很流行，就算后来开始拍国语片，也都是爱情故事、文艺片，没有武打的。一直到邵氏集团，才开始追求更加多元的题材，所以就请了个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徐增宏，拍了第一部武侠片，但拍出来效果也是一般。当时香港人很喜欢看日本片，《宫本武藏》这些啊，看的我们都傻眼了，运用武士刀啊剑啊之类，非常精彩。但他们到底怎么拍的，我们毫不清楚。
后来包括徐增宏在内的一行人到了日本的片场取经才了解到，武打场面除了套招以外，还要利用摄影师的角度加上被打或者出招的那一方的反应来配合，还要利用观众视觉的误差。利用这几种条件套出来的招才会更加真实。再加上后来美国电影《圣保罗炮艇》在香港拍戏，当时香港很多武士也积极参与到拍摄当中，才发现美国人是如此拍摄拳击的，也是利用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打斗场面的。尤其让他们大开眼界的是，他们摔在的地上铺的都是香烟盒子，不像我们香港人用的是棉被。以前这三楼跳下来，不得了，下面即使铺棉被，演员掉下来还是受伤，因为这个不卸力。一看老美叫人在外面买香烟盒子，折起来铺在下面，人跳下来在上面，“哗”的一卸，把力道都卸了，就不会受伤。我们香港演艺圈前一代，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会折纸皮盒子，我都会折的。因为一有什么镜头演员要从上面掉下来，武术指导说几层、多宽，我们每一个人就马上很熟练地开始折纸皮盒子。因为一个人折的话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全组人都来帮忙。这就是香港电影从外面学来的学问。
香港的武打片之所以拍得那么好看，首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武术，各门各派的武术。第二个因为我们在香港的心态是开放的，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技术，我们把外来的技术融入自己的派别——南少林、北少林、南拳北腿、鹤形拳、福拳，然后又拍得多了，慢慢累积了经验，就成了气候。所以现在我们香港人拍的动作片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我们超越了美国，他们来来去去就那几样，但是香港的片子变化就很多，尤其是吊威亚，出神入化。我们吊威亚的技术好得不得了，像洪金宝、袁和平的班底都有几个专门吊钢丝的专家的。导演说这个人要飞到这里，以前是很简单，演员飞就可以了，现在里面还有变化。那么吊钢丝的技术在当年还有一个困难，就是需要摄影机避开钢丝，因为没有特效能把钢丝抹掉。现在简单，有电脑做特效，全部拍好以后把画面上的钢丝抹掉就行。所以现在香港的动作片是出神入化的。
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行是一种文化现象吗？
澎湃新闻：吴陈比武之后，香港才有武侠小说的连载，就想问两位，武斗是武侠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吗？
沈西城：在吴陈比武之前呢，香港其实已经有武侠小说了。
吴思远：你要解释一下，否则他们可能不清楚。吴陈比武就是当年两个名家，一个是吴公仪，另一个是陈克夫。当时香港是不准比武的，法律不允许。结果他们移师到澳门，在澳门一个小的赌场比武。当时很轰动，报纸每天报道——要打了要打了，最后打个平手。但是已经掀起了武侠的高潮了，讲究各种派别。
沈西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方就已经有武侠小说了。当时叫南派，就是在广东一带的作家，写“洪熙官”“方世玉”那些的，但这种小说太枯燥，不是太好看。吴陈比武之后呢，《新晚报》的一位先生在跟罗孚老总聊天时说，香港人澳门人都这么喜欢看比武，我们可以刊发武侠小说啊。他们就找了梁羽生，他写了《龙虎斗京华》之后，非常受欢迎。他们也贪心，找到一个人写不够，还要再找一个人。这时又“炸”出来查先生，写了《书剑恩仇录》，然后就不得了了。
吴思远：这也是个偶然机会！他从来没写过。
沈西城：他们两个都没写过。
吴思远：假如当时总编辑罗孚，不找到查先生写，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人是很讲究机会的。总之，他抓住机会，写出来，非常受欢迎。这个受欢迎程度也让他以后有雄心办报纸，用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来吸引读者。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您的书里也写到很多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读完让人觉得金庸的作品不仅仅应该放在文学作品层面进行评价，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想问问两位如何看待金庸武侠小说引发的这种文化现象？
沈西城：文化现象是因为他的小说太普及了。有多少人都是上学的时候晚上不睡觉，打着手电筒在被窝读金庸小说的。这也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买不到书。我小的时候也是妈妈不让看，我就把被子盖在头上看，一定要看完了才睡。也有人在上课的时候，上面摆一本教科书，下面却在看金庸小说。结果被老师发现没收了，老师自己也想看。就有同学去找老师要书：“老师，这本书是我的。”真是每个人都要看，有哪个作家会有这样的待遇？
吴思远：所以后面不管有人怎么去批评金庸的小说，我觉得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一本如此流行、不同阶层都喜欢看的书，说它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有点故意与众不同的意思。金庸的小说很吸引人，要说有什么价值，肯定是文字很流畅，情节很丰富，才会吸引读者追下去。有些书很有分量，但看了几页已经闷得不得了，金庸的书却这样吸引人，就说明他的文字吸引力非常强。很多去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带着金庸小说，或者让家里人寄，用以排解寂寞的时光，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很荣耀的事情。此前我在活动现场介绍金庸时说过，“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金庸很高兴。我觉得他的成就就不用再评定了，他的文字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了，没有争议了。
对于金庸的小说，自己喜欢多少，每个人是不同的，没有必要去争论。金庸小说的价值在于，第一，在他之前虽然也有很多武侠小说，但并没有他的文字那么吸引人。第二，金庸的小说把历史跟幻想的人物结合得很好，故事都有历史背景，让读者以为历史上真的有韦小宝这个人物，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小的时候在上海读过《十二金钱镖》，那时候说武侠小说是旁门左道，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能看的。但我当时就很喜欢武侠小说，但我那时读的和金庸的一比，还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用电影的术语来说，金庸的每一个人物造型都活生生的、都是不同的——正派、邪派或者表面正派其实邪派。金庸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能够吸引读者不停看下去，这其实是一种不简单的功夫。
《十二金钱镖》（1948年第1版）
沈西城：查先生把高雅文学跟通俗文学融合起来了，所以他写的小说很多人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我看很多专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的文字让人能读下去，大学教授也看，开车的也看，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不能只在一个小圈子，而是属于全体同仁，是14亿中国人民的。这一点最重要。查先生做到了。我后来受查先生影响，写作也是有雅有俗，不能太深，但也不能太浅，让教授觉得很有意思，普通人也能看得明白。
澎湃新闻：目前武侠小说相对于玄幻小说会有一种式微的状态，想问下您对武侠小说的前景怎么看。
沈西城：现在武侠小说在香港是没什么前景了，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基本都没有了，老的作家已经过世了。原本能够写的还有位西门丁，他也退休了。香港的《武侠世界》也停刊了，已经没有纸媒发表的途径了。从前景来讲，反而在内地还是好一点，加了一些玄幻的内容，变成了仙侠，那就是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类小说差不多，对不对？跟金庸、梁羽生的有一点分别。可以说传统的武侠小说是后继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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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向问天到底是左使还是右使？金庸也弄糊涂了？
原创 华伊云 一梦如是观 2024年12月17日 07:00 湖北
金庸小说中不为人知的粗节
向问天到底是左使还是右使？
此则公案由来已久，当年新修版面世，仍有读者第一时间质疑：“向问天是左使还是右使的问题，仍未解决！”
先说结论：没有问题，金庸是精心设定过的。
向问天既当过右使，也当过左使。是任我行重出江湖后，把向问天从右使升为了左使。
光明左、右使不是齐名的关系，光明左使是教主之下第二把交椅，右使是第三把交椅，排序不同。
任我行一期，左使是东方不败，右使没有明说，有可能是向问天。
东方不败时期，左使没有说，有可能没有设左使，右使是向问天。
任我行二期，左使是向问天，令狐冲拒绝出任右使后，也没有说谁来当。
我们来看看在《笑傲江湖》小说中，向左右使分别出现在什么时候。
以下优先引用修订版（二版）文字，连载版（一版）及新修版（新三版）如有不同表述，会在后面注明。
第十八回-联手：
魔教人丛中彩声如雷，数十人大叫：“向右使好俊的身手。”
只听得向问天骂道：“你奶奶的！”一名汉子叫道：“向右使，得罪！”
一版向问天在和令狐冲结拜之前，说：“我是魔教中的光明右使，本教中人便叫我向右使。你不是魔教中人，不能如此叫法。”
可知向问天此时职位是光明右使。（东方不败时期）
第十九回-打赌：
令狐冲……随即恍然：“向大哥是魔教右使，曲长老是魔教长老，两人多半交好。曲长老得到这部琴谱之后，喜悦不胜，自会跟向大哥说起。向大哥要借来抄录，曲长老自必欣然允诺。”
新三版在打算入梅庄之前，加了一段：
向问天道：“兄弟，我是日月神教的右使者，在你们正教中人看来，我们的行事不免有点古里古怪，邪里邪气。”（此处有争议，见备注）
第二十一回-入狱：
（令狐冲）寻思：“向大哥聪明机变，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他纵横江湖，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
黑白子单独找过令狐冲后，令狐冲寻思：“也不知他们捣什么鬼，却将我牵连在内。”新三版在前面加了一段令狐冲的判断：“向大哥是魔教右使，此事自必跟他相干。”
第二十二回-脱困：
任我行道：“我和你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向兄弟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你意下如何？”
这一段在一版为：
任我行道：“我和你二人结为金兰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向兄弟升为我朝阳神教（日月神教在一版叫朝阳神教）的光明左使，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你意下如何？”
向问天左右使之分歧，全因任我行这一句话而起。
任我行重出江湖，向问天记首功，因此任我行将向问天从右使升为左使。
第二十七回-三战：
方证说道：“原来是任教主和向左使，当真久仰大名。两位光临，有何见教？”（新三版改为向右使）
方证说道：“如此说来，两位师太不是任先生和向左使所害了。”（新三版改为向右使）
任我行道：“……向左使，解帮主世上有甚么舍不得的人啊？”（新三版不变）
任我行道：“我就跟你再打一场，向左使斗余矮子，我女儿女的斗女的，便向宁女侠请教。”（新三版不变）
武当掌门冲虚道人走上两步，说道：“素闻向左使人称‘天王老子’，实有惊天动地的能耐。贫道忝居武当掌门，于正教诸派与贵教之争，始终未能出甚么力，常感惭愧，今日有幸，若能以‘天王老子’为对手，实感荣宠。”（新三版改为向右使）
新修版这一改，出现了左右使看似“混乱”的情况，但显然是金庸刻意为之。
接第二十二回，向问天此时已升职，因此二版正魔双方都称“向左使”。
新三版修改后，则是任我行称“向左使”，方证、冲虚仍称“向右使”。
注意时间背景，此时任我行虽然已经复出，但尚未完成复辟，两人还是“在野党”，江湖上所承认的，仍是黑木崖上的东方教主，江湖上所熟知的，仍是叛出日月神教的“光明右使”向问天。
方证、冲虚称他们“任教主”、“向右使”，或许是出于礼貌，至于任我行私下提拔向问天为“左使”之事，方证、冲虚未必知晓，就算知晓，那也只是任我行的口头许诺，还没有成为事实。
金庸小说研究家刘国重先生则说：“任我行复辟未成功。称呼他任命的官职，会影响与东方不败的魔教的外交关系。”
之后任我行推翻东方王朝，成为“圣教主”，向问天也终于名正言顺，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升任“光明左使”。
“三战”这一回之后，三版本都只有向左使，“向右使”的称号就完全绝迹了。
一些朋友认为小说中出现了“向左使”、“向右使”混用，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以为“左使”、“右使”乃平级职位，没有注意到任我行复辟后，将向问天改为“左使”，是提拔之举。
一版的文字明确指出，右使改左使是“升”，即同为光明使者，左使的地位更在右使之上。
二版、新三版虽然没有了这个“升”字，但左使的地位仍比右使高。
倘若左右使没区别，向问天一番操劳，难道任我行连一点嘉奖都没有？那也不必特地给他从右使改成左使了。
向问天曾回忆：“想当年教主对待东方不败，犹如手足一般，提拔他为教中的光明左使，教中一应大权都交了给他。”当年的左使东方不败，是地位最接近教主的人。
众所周知，《笑傲江湖》的江湖和其他武侠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倚天屠龙记》也有光明左右使“逍遥二仙”、有紫白金青“四王”，《天龙八部》有丐帮传功、执法二长老、有宋奚陈吴四大长老，《连城诀》有南四奇“落花流水”，其中也有顺序讲究，但本质上是“齐名当世”的关系，大家义气深重，也不在乎排序如何。
日月神教不一样，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就是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的区别，话语权压得死死的，青龙堂长老贾布对白虎坛长老上官云，同样也是排名压制，令上官云耿耿于怀。
如果《笑傲江湖》的日月神教不借用光明左右使的配置，可能更接近梁山和红花会那种座次排序，光明左使是二当家、光明右使是三当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版中，向问天反叛之后，魔教很快另设了左右使。
令狐冲接任恒山派掌门这一回，代表魔教前来祝贺的贾布、上官云，在一版中就是光明左右使，二版则贬为长老。一版又明确说了一次，左使贾布位居右使上官云之上。
二版将贾布、上官云革职之后，左右使的地位更显特殊，《笑傲江湖》全书中，仅有东方不败、向问天出任过这两个职位。
后来任我行指定令狐冲接班，也没有贬向问天，而是新设了一个“副教主”。
由此可见，金庸并不是分不清“左右使”，恰恰相反，他对“左右使”非常重视，对“左右使”的差别，也相当在意，不然也不必在新三版“三战”这一回中，特地修改少林武当掌门人对向问天的称呼了。
（节选自《金庸小说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粗节》，有修改，2014年5月25日）
备注：
新三版第十九回，在打算入梅庄之前，加了一段：
向问天道：“兄弟，我是日月神教的右使者，在你们正教中人看来，我们的行事不免有点古里古怪，邪里邪气。”
电子版这里都是“右使”，手上2008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三版，却是“左使”。
这里用“右使”才是正确的，“左使”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网上的电子版是对的，正版书反而错了。
大陆早期新修版，可能编辑也分不清向问天左、右使的区别，自行改错了。
经子衿兄确认，朗声现在出版的版本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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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穷聊”琼瑶辟谣:金庸一面之交何谈亲戚
http://ent.sina.com.cn 2003年07月17日09:31每日新报
随着《还珠格格3》的播出，《还珠》系列的幕后高手琼瑶再度成为热门人物。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台湾的琼瑶，其中无意间提到与琼瑶相关的几个传
闻。琼瑶说几年来这些传闻被以讹传讹地越传越远，她更是“称赞”一些记者的“编
剧”水平比自己还高。同时，琼瑶也向记者透露了传闻背后的真实版本。
专访中还涉及了时下的热门剧《还珠3》、琼瑶捧红的众多演员以及琼瑶对人
生、对婚 姻、对创作的诸多
感言。该部分将会在明天本报
的“新娱乐”周刊中刊登，敬
请读者关注。
30年前与金庸有一面之缘
从《还珠格格》开始，琼瑶剧中的人物不再整天泪水涟涟了，以小燕子、杜飞为代表的人物开始整天舞刀弄枪，以“开心果”自居。以前曾有报道说，琼瑶创作小燕子之前，曾经去香港拜访过金庸，这一形象是与金庸交流的产物。昨天，记者向琼瑶提及此事时，琼瑶笑言:“我是见过金庸先生一面，但那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了，如果他对我有什么影响，那也应该是30年前就有影响了。”琼瑶说，自己从小就很喜欢读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在《明报》连载时，她也是一位忠实的读者，但是金庸的作品对她的影响并不大。
琼瑶说，最近还有报道称，她和金庸先生是亲戚，这更是无稽之谈关于该报道中提到的琼瑶在天津还有一个亲戚，她说，自己至今还未来过天津，对报道中提及的这个亲戚提供的所谓“隐私”，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和他素昧平生，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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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亦舒狠批张爱玲
「张迷客厅」摘录有一则如下:
宋淇:可见中国读者的口味始终停留在
melodrama [通俗剧)阶段，不是生癌就是自杀
就是出走，所以琼瑶可以一册册的写下去了。
(1979.8.19)
为什么宋淇会忽然批评「中国读者的口味」呢?
其实是因为亦舒。1979年8月19日的信，宋淇
附上衣莎贝(亦舒另一个笔名)的短文影印本，
该文题为「阅张爱玲新作有感」(此文收录于亦
舒《自白书》，香港:天地图书，1981)，亦舒
说:
「今夜读皇冠杂志(东南亚版第十四卷第二期)中
的《相见欢》，更觉爱玲女士不应复出。我有我
的道理，
--
细说。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
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
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
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
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最后亦舒又说:
「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会再动笔，心中极不
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究竟是为什
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彷彿她以前那些美丽
的故事也都给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
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
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宋淇就是看了亦舒的文章，不服气，才抱怨「读
者的口味始终停留在melodrama阶段」。张爱玲
如何反应呢?她在1979年9月4日的信中答:
「亦舒骂《相见欢》，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
评《浮花浪蕊》《相OO》《表姨细姨及其他》，
虽然措辞较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
得破坏image。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
个包袱，只好背着，不过这次带累Stephen
[即宋淇]。中国人对老的观念太落后，尤其
是想取而代之的后辈文人(……)中国人的小说
观，我觉得都坏在百廿回《红楼梦》太普及，以
致于经过五四迄今，中国人最理想的小说是传
奇化(续书的)的情节加上有真实感(原著的)的
细节，大陆内外一致(官方的干扰不算)。」
张爱玲短篇小说〈相见欢〉初刊于1978年《皇
冠》，以情节论的确没什么看头，主要写上海解
放后两个中年表姊妹荀太太和伍太太闲聊，把
同一件旧事讲完又讲。读者反应冷淡，七窍玲
珑的张爱玲怎会不明白原因?她在〈表姨细姨及
其他〉已指出，是因为「「意在言外」「一说便
俗』的传统」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
夹缝文章」。
不妨这样说吧，张爱玲后期小说着重「意在言
外」，巧手制作「夹缝文章」，跟琼瑶阿姨唯恐画
公仔不画出肠的风格，以及喷满一纸的马景涛
式嘶吼对白，简直南辕北辙。至于哪个更受当
年读者欢迎?亦舒已经告诉你了。可世界真是
「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吗?也不见得。
三、琼瑶畅销，张爱玲长销
「张迷客厅」摘录有两则如下:
张爱玲:大陆印琼瑶金庸的书用光了纸，真发
噱。「洛阳纸贵」变成纸尽。(1988.5.14)
张爱玲:琼瑶的大陆销路惊人也是意中事，因
为大陆还停留在台湾的三四十年前，而且五O
年间就想看的欲望压抑太久了，一旦爆发，即
使已经是新的一两代了。(1988.12.27)
以上两句话都有下文，我觉得更耐人寻味。
1988年5月14日那句，张爱玲在后面说:「我在
大陆就听见说「现在有个琼瑶。」想了快四十年
终于到手了，也真是个unifying的民族性。」
老实说，我不明白那句「现在有个琼瑶」是什么
意思。张爱玲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之前琼瑶
只是个小女孩，张怎可能听到「现在有个琼瑶」
这句话呢?尽管琼瑶九岁(1947年)已投稿上海
《大公报》，但当时她用的是原名「陈喆」，不是
「琼瑶」，张爱玲不大可能听过这小女孩的名
字。琼瑶真正成名，大概是1963年发表《窗
外》之后，张爱玲说自己在大陆听见说「现在有
个琼瑶」，可能是记错了?读者如有头绪，欢迎
赐教。
至于1988年12月27日那句话，下文是这样
的:「从前桑弧就举出那样的天文数字作为今后
的market potential，劝我留在大陆。(根据苏联
小说销路)结果实现这些数字的倒是台湾作品，
不是大陆的，也真是历史的反讽。」幸好张爱玲
没希罕那「market potential」而留下来，否则她
很可能在文革横死，之后还有没有人记得她，
也成疑问。
以上两则，都说琼瑶小说在大陆销量惊人，诚
非虚言。但有趣的是，2024年琼瑶小说早已过
时，而张爱玲却后劲凌厉。
宋淇在1985年3月18日信中跟张爱玲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最近去问了一家书店，
老板是几个大学生，各有专业，然后志同道
合，业余开了家新书店。我详细问他书的销路
和各作者受欢迎的程度。据他的经验，每过一
阵，必有一本书特别畅销，但如以平均销路以
张爱玲为最稳定，最可靠，每年必可实销若干
册，不像别人那样大起大落，琼瑶的新作还有
人买，可是极少人看了新作之后，再去买她以
前的作品，所以几册出名的旧作只选了几种，
各置一册，聊备一格。(…..)我想香港如此，台
湾亦必如此，最近看到台湾一份统计，云你的
《短篇小说集》多年来高踞畅销书榜上。」
上文提及的书店，可能是1984年开业的旺角乐
文书店。1988年9月10日，宋淇说:
「你的书不能说是畅销，至少是长销，而皇冠最
喜欢这类书，每年重印三、四种，成本低，没
人注意，利润厚。」
宋淇三四十年前所说的话，到今天依然出奇地
有效。例如我家附近的书店，毫无宣传的张爱
玲新版《传奇》，居然悄悄稳坐畅销书榜第七
位，细心一想，真是惊人的成就。《传奇》是
1944年在上海出版的，今年刚好80周年，请
问还有哪本80年前出版的书，今时今日依然打
入畅销书榜呢?
张爱玲的后劲，在今天这个「brain rot」横流的
世代，似乎燃亮了读书人和作家的希望。AI要
模仿琼瑶风格写书，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写出
一段媲美张爱玲的句子，我至今仍未见到。张
爱玲的文字，正是那种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说，你要「踮起脚尖阅读(stand on
tip-toe to read )」的文字，只有这种作品，才
是治疗brain rot的跨世代经典。但愿终有一
天，大众也懂得欣赏〈相见欢>、《小团圆》的
「夹缝文章」。
注1:“张爱玲:琼瑶深得英文畅销小说神髓 而
合中国国情”，星岛头条2024-12-07
注2:冯睎乾《张爱玲金句，有时比周星驰更好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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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宋淇谈琼瑶，也谈亦舒
冯睎乾
从上世纪六〇年代中期起，张爱玲就跟皇冠出
版社长期合作，至今她的书也主要由皇冠出
版。皇冠的创办人，正是琼瑶第二任丈夫平鑫
涛。
这两天，Facebook有网民和《星岛头条》都转
载微博「张迷客厅」帖文(《星岛》误写成「张述
客听」，不可思议)，摘录张爱玲、宋淇谈及琼
瑶的对话，很多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注1)这些
对话来自2020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往来书信
集》，我看了摘录，觉得不妨补充一下，让大家
更了解当年「祖师奶奶」是如何评价「言情女
王」。
一、张爱玲自揭通俗小说的创作「秘诀」
「张迷客厅」摘录有两则如下:
张爱玲:《半生缘》也无以为继，我写一部琼瑶
可以写一百部。(1968.6.26)
张爱玲:我觉得琼瑶的好处在深得上一代的英
文畅销小说的神髓，而合中国国情。我总是一
面看一面不由自主自动的译成英文:「我打赌
你……谢上帝!」前两年还有男子脱帽为礼，气
极了就shake〔摇动]女孩子
一绅士唯一可以
对女人动武的方式。我倒觉得三毛写的是她自
己的，琼瑶总象是改编--当然并不是。
(1982.6.20)
张爱玲唯一的长篇通俗小说，是《半生缘》，所
以她才拿这本书跟琼瑶小说比较，自叹不能像
她那样多产。这句话，我觉得既不是褒，也不
是贬，只是客观点出两人差异-张爱玲志不在
写畅销言情小说，当然无法像琼瑶般流水作
业，一条公式编出100个变奏来。
但后来张爱玲半开玩笑指，琼瑶小说读来像「改
编」，却有意无意吐露了自己写通俗小说的「秘
诀」--即改编外国小说。不久之前，我已撰文
说过《半生缘》大量「抄考」J.P.Marquand 的
H.M. Pulham, Esq.(注2)，也难怪张爱玲看琼
瑶时会有「改编」的印象。不得不承认，这种向
西方小说「致敬」的手法，在华文通俗小说界并
非罕见，像金庸从大仲马小说「偷桥」，也早已
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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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张爱玲为什么去香港
灵魂故事 2024年12月02日 12:00 日本
作者/圈儿
01
张爱玲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
单纯的喜欢。
“穷人是黑色的；穷人的孩子，穷人的糖果，穷人的纸扎风车与鬓边的花却是最鲜亮的红绿——再红的红与他们那粉红一比也失了色，那粉红里仿佛下了毒。”
现在再读，仍然是感受到一种震撼。
撇开她的文字，其实我对她的政治嗅觉，还是很赞的。
当然，遇到胡兰成的时候，张爱玲还是颇显稚嫩，不然也不会嫁给一个汉奸。
但，张一直劝胡不要跟着日本人干，因为她预感到日本人迟早要失败，而依据是“日本的国歌听起来是像过丧事似的”。
虽然利用胡兰成汉奸的身份和关系网，营救过一些抗日爱国进步青年，但在预言日本的失败上，却不是处于什么高深的分析，仅仅是感性的判断。
1950年，她开始尝试无产阶级文学，在《十八春》，由于她的出身、她的经历，写不出真情实感。她还是借小说写到：“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1951春，弟弟张子静，问张爱玲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只是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或许她就是从此时开始谋划出走。
02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
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使她成为“异数”。
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张爱玲的好友作家丁玲诧异的问张爱玲：“你怎么穿旗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
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如果一个人穿什么衣服都要被政府统一安排，是不可能有文化和艺术的生存空间的”。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1955年秋，张爱玲乘邮轮赴美国。
自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03
到达美国后，张爱玲第一个拜访的对象就是胡适。
在张爱玲看来，胡适是国内的文坛领袖，还担任了多年驻美大使，肯定有人脉，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另外，胡适还是张爱玲敬仰已久偶像。
可是，当张爱玲走进胡适住的小公寓，她沉默了。
在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胡适夫妇居住的公寓是那样狭小，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堆满了杂物和书籍，看起来显得异常杂乱。”
在他俩闲谈的时候，胡适谈起自己的生活，他说，最近在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但是却一直都在修改。听到这番话，张爱玲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她实在难以想象，自己心中的偶像，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
在一篇《胡适之的追忆》文章中，她记述了与胡适分别的场景。她写道，“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胡适之先生。”
1995年，张爱玲去世，她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
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如果张爱玲没有选择南渡，她或许依旧会成为文坛最耀眼的明星。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无论南渡还是北归，都注定要历经坎坷。
身处局中，还能看透事物本质。在这点上，张爱玲比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强太多，因此她比不少人多活了几十年。
也许在张爱玲看来，自由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它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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