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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4 09:0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9 09:5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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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收录与金庸关系不大的文章】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鲜为人知的是，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曾有两年“同窗”之谊，还曾一度住在同一个公寓，其兄陈衡恪与鲁迅又是留日和教育部同事时期的密友，因此，陈寅恪是鲁迅相识多年的熟人，但陈寅恪平生从没有公开提及鲁迅，倒是鲁迅在日记和文章里多次记下与陈寅恪的交往。
直到晚年，陈寅恪才在日记里淡淡提到此事，并说出了不公开谈论鲁迅的原因。



1、12岁与鲁迅同船前往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同学两载：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从南京同行的还有陈衡恪、陈寅恪兄弟。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三兄弟（从左到右）



陈氏兄弟是俞良田明震的外甥，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父亲是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人的陈三立（又称陈散原），由于家庭原因，兄弟俩一心向往新学，大哥陈衡恪27岁，三弟陈寅恪12岁，一同赴日留学。



鲁迅对俞明震和陈氏兄弟的印象不错，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俞明震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



陈氏兄弟来到日本后，与鲁迅一起进了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于1904年毕业。



鲁迅与年长的陈衡恪是终身好友，而年幼许多的陈寅恪，在鲁迅眼中更像一个小弟弟，这大概也是陈寅恪很少与鲁迅论交的原因之一，他与鲁迅同学之时，像是一个初中生与大学生相处，二人的见闻、想法和追求都存在着年龄的鸿沟。



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而陈寅恪更为特立独行，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2、大哥与鲁迅过从密切，妻子是许广平老师，陈寅恪却从不公开提起鲁迅：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陈师曾）是著名美术家，精通绘画与篆刻，比鲁迅和陈寅恪成名更早。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但名人圈总是那么小，1926年，36岁“高龄”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与对鲁迅的淡漠态度相反，陈寅恪与不少新文化运动代表如胡适、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戴望舒等人交游密切，也常在文中提及彼此的交往。



这种对比格外令人费解，陈寅恪不提鲁迅，并非因为二人的志趣不同，也非二人有什么过往嫌隙，这种近乎回避的谨慎态度，不管是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陈寅恪都没有改变过。



3、晚年说出原因，不愿向鲁迅“谬托知己”


晚年时，陈寅恪曾公开回应了别人的不解，说是因为鲁迅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出殡时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他担心自己与鲁迅论交，会被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绝食而死，陈寅恪悲伤过度，高度近视的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最后导致双目失明。

虽然名声在外，但陈寅恪的人生脱不了贫病二字，十分艰难，而他的学术著作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他不愿与鲁迅论交，一来是自己个性孤弱内敛、热衷学术，与鲁迅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迥然不同；二来是他内心清高骄傲，自觉将来凭一己学力，必为学界泰斗，不愿攀附名人。

倾盖如故，白头如新。



尽管少年相识、同窗两载、兄弟结交、妻为师生，但作为公认的“中国文化托命人”，颇有遗少风采的陈寅恪，内心恐怕并不认同鲁迅几乎全盘否定传统的战斗性，也不一定认可鲁迅的学术地位。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都成为一代文化大师，一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一为旧文化输血续命，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为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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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一次批评，是1978年发表《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直接对钱穆的政治意识展开严厉抨击。

钱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属于“平民政治”、“士人政治”、“民主政治”的说法由来已久，徐复观原本认为，此类看法虽然错误，但一般人能够了解，就用不着他来批评。不过，1978年11月钱穆从台湾到香港讲学，徐复观从《明报月刊》刊出的《钱穆伉俪访问记》，了解他又发表了关于秦以后的中国政治不属于专制政治的见解，觉得他“依然发表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于大陆刚刚兴起的抗议“猫头鹰”的民主运动而言，犹如“泼上一盆冷水”。于是以“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为题，言辞激烈地抨击了钱穆的政治观点。

徐复观首先表明，“钱先生的史学著作，是不宜做一般读者之用的”，“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键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接着对钱穆政治意识的几个主要观点进行反驳。关于平民政府的说法，徐复观说，“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富豪之家，是同样的可笑。”而所谓帝王的“爱民观念”，徐复观认为，史家更应该考察的是“通过何种政治机构去实行”，而不是“爱民”的词句，不然何以何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的专制之君？以词句代实际制度，则一个“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就足以掩盖现代独裁者的罪恶。他说，钱穆所说的“士人政府”也是不可靠的“浓雾”，既不能解释何以地位越高、与皇帝愈近，命运愈困扰、艰难，也不能解释何以屡屡发生宦官外戚专权。

徐复观说，钱穆史学最反对的是把秦始皇以后的政治称为专制政治，其实中国历史上没有将“专制”一词用于帝王，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帝王专制之实际。“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汉代政治和思想，是徐复观和钱穆都用过功的领域，徐复观用具体的事实，来反驳钱穆的举证，揭示出这些“不三不四的事例”根本似是而非。文章最后说：

“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因而认为在专制下的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

综上，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既“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传统主义者；其服膺的传统，一方面是儒家学统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儒家学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结合。



作者：何卓恩，原题名：《徐复观对钱穆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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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100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这本来就容易引起对方忌惮。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上还岀现了很多夸大中国建设成就的舆论和观点。无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种妄自尊大和忘乎所以的非理性宣泄，都推波助澜地让外界对我们更加戒备，也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国内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下严峻的外部环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结果，张口闭口“修昔底德陷阱”。表面看似有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人们也许忘了，与GDP规模相比，GDP的结构和质量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靠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必须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实力增长，更多是量的扩张，而不是质的飞跃。低水平的重复和叠加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试问，除了5G等个别技术，我们今天还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PK美国？

还应该认识到，由于人口基数大，虽然中国GDP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居世界中游，尚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抽水马桶。“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话，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今天的中国国情。我们的民生领域还有很多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较大的群体差别、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粗放的发展方式也让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沉重代价，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如饥似渴地呼唤清新空气和青山绿水。此外，我们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加强。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迄今并没有那种“藏不住”的软硬实力！即使不愿示人以弱，但至少不应示人以“强”，因为这种“强”不是事实的全部。有人说，我们现在需要低调。这是对的，但不确切。对一个正琢磨着镶金牙的暴发户，你可以奉劝他低调；而对一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还没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你想让他怎么低调！坦率讲，我们现在连“低调”的资格都没有，实事求是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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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他最早提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为启蒙运动的拓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郑强教授在谈到清朝时说：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清朝太穷，而是因为清朝太富了，当时的清朝经济是英国的6倍，日本的9倍，如果拿这些钱来建设国防，谁又敢来惹事呢？的确清朝在大多数的年代里GDP排名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非常遗憾，清政府却不是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清朝时的人口大约为4亿，那时候的英国人口只有1000万。也就是说虽然清政府的GDP是英国的6倍，而清朝的人均GDP只不过是英国的1/7。更致命的一点，清朝是皇权专制社会，社会的财富都控制在皇族和地方豪强手中。底层的老百姓根本都吃不饱饭，就算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如此。老百姓反正吃不饱饭，在他们眼里跟皇帝干活，还是跟八国联军干活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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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取中国改开不久的1980年为节点，来对比中印两国在俄式体制下的发展成就，当年两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其实差不多。

人口、（7亿&9.9亿）面积、（298万平方公里&960万）自然资源等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石油储量：中国25亿吨，印度8亿吨；煤炭储量：中国1145亿吨，印度606亿吨；铁矿储量：中国70亿吨，印度45亿吨），当年GDP，我们仅仅比印度多不到50亿美元！

（也就是说，同样搞计划经济时，其实我们并没有资格笑话印度，如果印度人需要廉价的优越感，它反倒可以不费力地从我们这儿找到）

2018年，印度GDP为2.73万亿美元，与2006年中国的2.75万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也就是说，中印两国经济上的差距，约为12年；与印度改开推迟滞后的时间，大体相当！

这样看来，并不是印度人就比我们更笨、更低能；1991年，苏俄土崩瓦解，才让印度人对俄式体制， 终于再无可恋 ！计划经济这才算彻底退出印度社会的主流话语。印度拉奥政府，轰轰烈烈拉开了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这一年，被印度人看成了改开元年：那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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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闻的那国未必是真美国，正如罗素、罗兰、徐志摩脑中曾有个假苏俄
原创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先后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之后，十分沉重地写道：

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颇令人吃惊地宣称：

我绝不会为自己的信仰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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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来一直比较关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难免想写点东西来整理自己的思路。但感觉很恼火的是，读者的口味太难将就了，一言不合就怒怼，一句不爽就取关；乃至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人家只瞄了半行标题就残忍地拂袖而去。


不知今天的国人咋那么喜欢走极端呢。无论左右，都差不多地简单粗暴又执著，这种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只是像我这般老朽之身实在是赶不上趟，要被这千年未有之大时代淘汰了。

想起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场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碰撞，感叹如今相当大部分的强国文人知道分子们和人民群众，咋就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说的是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华。那次长达10个月的中国之行，令罗素很失望，以至于回到英国后，他在《中国问题》一书得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没想到，他的中国之行竟然令双方都颇为失望——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的问题寻到他原先误以为能在东方获得的解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更多，其中之一竟是没法把罗素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

换言之，很多中国人在听了罗素的演讲后突然发现，原来他多年的进步公知“人设”，竟是假的。


罗素夫妇在中国，与蒋百里（前左一）及瞿世英、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后排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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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欧洲的公知们为之兴奋不已。伯特兰·罗素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其反应跟同时代的另一位国际公知领袖——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一样，既兴奋又期待，只不过他比罗兰和纪德（法国左翼作家）更早造访苏联，因而更早觉悟而已。


十月革命刚刚爆发，罗素就不断地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正在发生的各方面情况。1920年，罗素更是亲赴苏俄，与列宁等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事实证明，罗素的这一趟“饿乡行”实在太值了。亲身考察苏俄后，罗素发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存在人性上和理论上的两大谬误。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罗素后来还写了一本《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进行了总体上的否定。此举惹恼了很多人，甚至还引发了罗素家庭内部的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狼狈不堪。




这样的争论，也传染到了古老东方的中国，并引发了当年的中国公知们对罗素的差不多算是集体的诟病。

连当时的胡适也曾不遗余力地为苏俄点赞。他认为苏俄领导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对此，徐志摩还曾与之展开讨论，而胡适后来的转变应该与这次跟徐志摩的辩论有关。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紧随其后火力全开，讥评四起。连胡适也曾试图阻止赵元任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反复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

古往今来，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种“不错的想法”可惜是痴人说梦。事实证明，给人类带来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可惜大多数中国人听不懂他的话。当年如此，今天又未尝不是呢。


徐志摩最著名的一幅肖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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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了诗人徐志摩的苏俄观。虽然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者，但他早年对社会主义亦抱有热忱期望，因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曾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一度是英国工党的拥趸。


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毕业后，徐志摩又转赴英伦，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对英国的制度推崇备至，认为“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没有化石性的僵。”

也正是因其拥有这样的思想底色，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转变，才不至于太令人感觉突兀。

访俄之前，徐志摩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同情之心，列宁逝世时还曾作诗悼念，对罗素由亲苏而反苏的思想逆转还曾撰文批评。1924年，他在《落叶》中盛赞苏联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但是，1925年3月徐志摩前往莫斯科访游三日后，身临其境的观感却击破了他玫瑰色的苏俄梦，令其对苏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离开苏俄后，徐在旅居佛罗伦萨时写了《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在拜访了托尔斯泰之女后，徐志摩还在文中表达了一个布尔乔亚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的迷恋。


莫斯科之旅促使徐志摩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转而同情罗素访苏后放弃其红色信仰的思想转变。


所以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立即找来拜读，随后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堪称经典的话：



“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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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跟伯特兰·罗素、罗曼·罗兰等人一样，对苏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过程，那就是都发生在各自访俄之后（类似的例子还有蒋中正，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当然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很多时候其实是靠不住的。

今天，别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笃定自己所见所闻的各种各样“事实”，一定是“真相”。

今天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方便和经济，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种强势力量利用其占有的丰厚资源去屏蔽、改写、渲染甚至制造信息，并精准投放给受众，这样一种态势，比起罗素、罗兰、志摩们生活的时代，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从那些打着各色旗号的媒体和那些篇篇十万加的网文中所看到的美国，未必就是一个真美国，正如当年全世界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苏俄，未必是一个真苏俄。
【【【【【【【【【【【【【【【【【【【罗素：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刘梦溪|访学记情——和余英时先生的“谈讲之乐”

一　记略

大约是四十年前的 1977 年或1978年，我第一次读到余英时 先生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 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如同山涧听泉，夏日饮冰，所发生的 共振共鸣，无以言喻。从此大好余著，各方收罗，凡能找到的绝少遗漏。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既研究《红楼梦》，也研究陈寅恪，在治学范围上，我与他不无重合点，因此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久矣。

不意十年后的1992年，我们竟有了晤面的机缘。我应邀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在9月3日至5日。我是9月2日到康桥的，会后又继续访学一周。英时先生因另一会议，刚好也由新泽西来到哈佛。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应英时先生之邀，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讲学。我们一起从波士顿乘 火车前往，到达后，头两天和最后一天住在英时先生家里，几乎 又谈了三天三夜。古人所谓“谈讲之乐”，充分领略到了。我写的长篇访谈对话《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就是当时我们快意谈讲的简要记录。普大东亚系的演讲，我讲的是红学，以《红楼梦： 从胡适之到王蒙》为题，英时先生主持，很多名家都参加了。

其间经英时先生推介，赴耶鲁大学访学三天，耶大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安排接待并主持演讲，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由于我不懂英文，英时先生为我的耶鲁之行作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先是余夫人开车送至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咖啡厅小坐，约好三天后回来，我在此处与她会面。然后买好车票送我至车站候 车。余先生写有一封英文信，让我上车后交列车员。当我将此手谕交给高大魁伟的黑人列车员时，他悉心阅读了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频频点头，并发出似乎是中文“你好”的声音。车到耶鲁所在城市纽黑文（New Haven），列车员提前站在我面前了。其实 New Haven这个词，英时先生反复教我念了好多遍，播音刚报站名，我就知晓了。

返回纽约，搭的是浦安迪教授的车，他送我至哥大门前的咖啡厅，余夫人陈淑平已等在那里。回到余宅，英时先生高兴得像个孩子。当我离开普大时，他以隽雅的书法写了三首送行诗，其中一首是录其旧作：“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的名字嵌入在一二两句诗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虽然事已过去二十年，英时先生照拂我的情谊，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么，此后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余先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英时这个名字，对我的为学是一种提醒，一种激励。

上面这些文字是四年前的2016年所写，《七十述学》的相关篇章与此约略相同。现在是 2020年3月下旬，蜗居家中，每日与书册为伍，重订旧文，续写新篇。不料在翻检旧稿时，发现了从哈佛到普林斯顿，再到耶鲁，直至最后离开普大的日记。时间连贯， 记事至详，包括与英时夫妇相处的细微处，也有感受性的记载。 既可补我写的《访谈对话录》之遗，又可再现英时夫妇待我之厚。 除了童幼时期的亲长之爱，内子祖芬的至爱深情，梦溪平生所遇，似尚少有可与访学普大期间英时夫妇的悉心照拂相比并者也。

二　日记

（1992年9月12日至19日）

9月12日阎云翔开车送我到The Inn at Harvard，已是下午1：50了。云翔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哈佛念人类学博士学位。车在楼前停下，余英时先生就走了出来。于是上车前往火车站。

我们乘3：10分的火车去普林斯顿。一路上畅谈一切。六个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了。

中间过纽约，英时先生让我看看车外的夜景。一路上，进站、出站、上车、下车，英时先生细致入微地照料我。我带了几只箱包，他总是帮我拖最大的一个。这叫我十分过意不去，真不该带这么多东西。

到英时先生家里，已是晚上10点了。余太太正在等我们。洗漱一下，就吃便餐。余太太的红豆粥，着实精彩——好多年没吃这么好的豆粥了。余太太喜欢说话，但人甚娴静。

饭后，英时在小书房为我搭床。从沙发上抽出床板，铺上床垫，成为一个双人的席梦思。我过去帮忙，英时已铺好了。

到英时书房，又谈了起来。第一次在Harvard Inn见面是9月9日，我们一直谈到早上5时半。他为我另开一房间，我只睡约一个小时，便轻轻离开酒店，回到Lee Street（我的住处）。和英时第二次畅谈，是从波士顿到普林斯顿的列车上。然后是在余宅。有谈不完的话。主要围绕文化、学术、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大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谈话中间，他让我看一篇即将在第 10 期《明报月刊》刊载的、评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文章，是传真稿。我看了一过，觉得文中有些话过于直露，特别小标题比较刺激，如说郭研究学术“怀有个人目的”、“往上爬”等等。我说不妨蕴藉一些。英时接受了我的意见，提出小标题亦可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而他当即接受。人生缘谊，也属难能了。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2时多。我有些疲倦，但英时谈兴还浓。如不是我提议请他早些休息，可能又要到4、5点钟。

9月13日

整天在英时家。又畅谈了一天。他送给我很多他的著作，都一本一本的签上名。我筹划的“经典丛书”计划及选目请他看，他提了很精辟的意见。一开始他觉得选得较随便，后来觉得还好。他建议活着的一律不选。新儒家最多选唐君毅，牟、徐都不必了。

英时先生对新儒家颇有看法。

我是想跟他做一次学术访谈对话，在《中国文化》刊载，所以每次谈话都边谈边记。

谈话中，也插入一些现实的话题——他解释何以对流落在外的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他说并不是喜欢他们，主要是出于同情。

我们的看法时有交错。对他批评郭，我心有不忍。我告诉他， 我认识郭的女儿。

他表示理解——他说我忠厚。他说如是他也会这样。

学者对现实有关切，我们无不同。关切现实可以使文章有力 量。但我认为学者的关怀在长远，不必尽求有用。所以我近年一 直在探讨学术独立的问题。包括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再审视。英时先生深以为然。

他告诉我，他有许多个世界。现实的关注，只是一部分。

中午他们夫妇带我到外面草地散步，看到有好几丛长得很高的嫩竹。淑平先生为我和英时照了相。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感到大受教益，英时说互有启发。

他也了解了我。他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

晚9时多，英时开车送我到普大一个招待所。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私人别墅，周围有非常广阔的花园草地。房主人原是一对老夫妇，生前决定他们离世后将私人别墅捐给普大。但先生去世后， 老夫人又活了很长时间。从余宅出发之前，英时先开车去学校一个地方取钥匙。回来后我们才走。到别墅后，英时把一只小行李包拿上二楼，安排我住进一间好大的卧室。如何开门，如何开电视，如何用餐，每一点都向我交代清楚，然后英时才离去。

9月14日

昨晚睡了一个好觉。是到美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15日下午有我的演讲，上午在房间准备讲稿。

中午，余先生委派他的一学生——罗志田来陪我吃午饭。罗是四川人，人甚朴厚，说话一言不虚。午饭后，志田带我在普大校园转了转。这是一所非常有传统的学校，校园不大，历史悠久，只有美国上层的子弟才能来普大学习。

晚上英时先生请饭局。作陪者有四个人。王汎森，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人，台湾中研院来的，出过两本著作，毕业后仍回中研院。他做的题目是傅斯年。我问他可否将其中一部分译成中文，给《中国文化》发表，他高兴地说好。

另一位是周质平教授，负责普大美国学生的中文教学，暑假常带学生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学汉语。他是台湾来的，研究胡适。

另两位是国内来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陆扬，钱文忠的同学。

大家谈得很高兴。饭后，我去英时家打电话给祖言弟。又和英时谈起来。他说评郭的文章，吸收了我的意见。

谈得很欢悦，一个快乐的晚上。我们有早已相识之感。不是相 识恨晚，而是早已相知。

谈到 12 点，英时开车送我回住所。

9月15日

上午继续准备演讲，写了12页的演讲提纲。

中午罗志田来，陪我到外面用餐。早晨别墅是带早餐的，牛奶、面包、麦片、饮料、咖啡，颇丰盛。只有一个东欧来的学者和我一起用餐。很大的长餐桌，能坐十多个人。互不相扰。志田谈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小雪过后准备回国。而且愿意到我们研 究所工作。只要能帮他解决住房，就可以来。

下午3：30，到英时先生办公室。英时正在等我们。参观了 他的图书。里外间满满的。外间有一写字桌，是爱因斯坦用过的。 恰好我的挎包上有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于是我双手放挎包上， 与英时在写字桌前拍了一张照。

下午4：00，到演讲场所，用茶点，听讲人陆续来到。

和王汎森谈了谈傅斯年。

下午4：30，演讲开始。英时先生主持，对我作了介绍。

我讲的题目是《百年红学：从胡适之到王蒙》。回顾清末民初 以来百年来红学的历史、学派、人物和未来展望。

最后我引清末徐兆玮的《黄车掌录》，其中有一首《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 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 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

听讲者不无会心——几次笑声满场。一小间教室，前后坐的满 满的，有二三十人。

讲完回答问题。英时先生启发式的回应，他说七十年代后很多 关于曹雪芹的所谓发现，大都不可靠。周质平、孔捷生、苏炜都有问题提出，我一一作答。还有一位提问道：“照刘先生所说，红学的命运似乎和国运有关。那么，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是不是并非好兆头？”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任何一门学问，太热了都不好。”

讨论有半个多小时，至5：50结束。大家热烈鼓掌。我站起一回头，看到了作家刘宾雁。他过来和我握手，说想看看我，并问祖芬好。我的演讲，也许会给他些许宽慰吧。

晚上又是英时请饭。开车到很远的一家山东馆子。一起用餐的有唐海清夫妇，台湾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有罗志田，和文学所来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两年了。

饭后英时先生开车送我回住所。

9 月 16 日

去耶鲁。耶鲁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是英时夫妇的好友。为我访学耶鲁大学，他们策划得极为周密。主要是怕我一个人从普林斯顿去耶鲁，不懂英文，半路走丢了。

与英时从哈佛到普大的路上，火车过耶鲁，英时先生就叫我听 列车员报站的发音——“纽黑文”。“纽黑文”New Haven 是城市名， 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在纽约北两个小时的车程。

早 8：30，陈淑平先生到住地接我。为走路方便，她特地穿上球鞋。很快就到了车站。9：47 的火车，结果提早了一个小时。买好了票，我们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聊天。几天接触，英时夫妇已 把我当作老朋友了。陈先生说：“难得知音，你是君子。”人与人 之间的相契，像谜一样。这次和英时见面，如见故人，仿佛相识 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一二十年了。我没有想到，英时是一位极 热诚、坦直而又单纯的人。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和我太像了。

火车晚点5 分钟。9：50进站。我上了车，陈先生还站在外面看着我。她已经把一张写好的便笺交给了列车员。英时先生写的，密密麻麻，八九行，要求列车服务人员关照我，特别到纽黑文时， 能够及时提醒我下车。另一张同样的便笺让我带着，如果那张不落实，临时还可以用这张。陈先生还向列车员交代，到纽约如果列车员换人，一定交代给另一个列车员。同时英时还复印了一张列车表，用红笔标出普大这站和到站纽黑文，以及中间几点几分到哪站，让我带着。

余英时为刘梦溪教授买去纽黑文的车票，附了一封信，请他上列车时交列车员。信中请列车员到纽黑文站的时候，提醒刘教授下车。（刘梦溪提供）

余英时为刘梦溪教授买去纽黑文的车票，附了一封信，请他上列车时交列车员。信中请列车员到纽黑文站的时候，提醒刘教授下车。（刘梦溪提供）

孙康宜教授那边准备得同样周详。为我到耶鲁，她和英时夫妇不知通了多少次电话。我到普大的第二天，孙先生就传来一份周详细密的日程表：16 日至18日，三天时间，每一个小时做什么，谁来陪，和谁说话，谁陪吃饭，谁接站送站，清清楚楚。

距纽黑文还有半个小时，一个黑人列车员就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下一站就是New Haven纽黑文。

列车停在纽黑文站。我一出车门，孙教授和另一位指定陪我的研究生已站在面前。

孙先生极为干练。来接的还有另一位著名诗人郑愁予。三个人送我到耶鲁大学最近的一家饭店，我的房间是 16 层 22 号。房间阔大，两面玻璃窗，纽黑文全景尽收眼底。

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诗人郑愁予边走边向我介绍街旁的建筑。

午餐是在饭店的咖啡厅吃的。孙先生、郑愁予、小严一块用餐。小严叫严志雄，台湾来的研究生。

接着就是下午3：00的演讲座谈。孙先生主持，听讲者不到 十人。郑愁予、小严外，另有几个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还有图书馆馆长龚先生等。孙先生是东亚系的掌门，运筹能力强。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种我以前出的书，还有近年有我文章的《明报月 刊》。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旧日的东西早已忘诸脑后了。《中国文化》第三期我写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长篇文章，孙先生划满了阅读记号，她说她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我还是讲《百年红学》这个题目。人不多，讨论得倒很热 烈。孙先生晚上打来电话，说听众都不愿意走了，最后已过一个半小时。

演讲后，严志雄带我参观校园。耶鲁校园很大，比普林斯顿大 有十倍，建筑古朴而有特色。其中一栋楼，是专门为纪念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耶鲁学生的。楼前有一纪念碑，上面写着：“为了纪念他们忠于耶鲁的传统，为自由而牺牲者。”

9月17日

早8时，严志雄来，陪我到18楼用早餐。然后一起去一家银行，把演讲报酬的支票换成现钞。

上午10时，到研究院三楼孙康宜办公室。我将《中国文化》第 三至五期送给她，她送给我她的《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情缘》。

然后一起到四楼，听一位日本学者的演讲。讲北岛的诗，快讲完了，人也不多。这名日本学者的太太是中国人叫陈薇，曾在 《文艺报》工作过，1986年去日本，两个人结了婚。

他讲北岛诗，涉及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孙教授叫我发言。 我只好讲一点看法，讨论一下活跃起来。

中午东亚系请吃饭，在耶鲁一个“古老”的餐厅。孙先生说：如果不来这里，就不算到耶鲁。墙上密密地挂着耶鲁一二百年前毕业生的照片，有和哈佛比赛的足球队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满墙都是。为的是展现这所大学的传统。

餐桌也是当日的旧观，上面坑坑凹凹，刻有各种不规则的字母——真正是“古老”耶鲁的再现。这间餐厅不许照相。

一起用餐的有孙教授、郑愁予先生，陈薇和她先生，还有两位 美国教授。

下午 1：30，台湾来的一位叫刘裘的研究生，陪我参观图书馆和耶鲁校园。在图书馆整待了两个小时，看了大半中文藏书。内 容真是丰富，羡慕何极。图书馆馆长龚先生陪着我。没想到龚先生竟是汪荣祖的同学。他说弗吉尼亚大学没多少中文书，汪荣祖如果在这里该有多好。但他来不了——龚先生说“也在运气”。

我看到一本《散原精舍诗手稿本》，请本家刘同学代为复印。 本来计划看图书馆后，再看校园，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看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俱乐部。加入者的条件，须对那个 时代的艺术、文学比较熟悉。刘裘加入了。她有钥匙，可以自己 打开进入。她带我看了看。古朴、幽雅——可以在这里交谈，随 意用茶点，和哈佛教授俱乐部相似。

约好下午4：00在孙教授办公室会面。刘裘说：刘教授在图书馆不想出来了。

接着和康宜到街上一家咖啡店小坐。她谈起她的身世、经历。

然后一起去康宜家。刚到，她约的一位张先生也来了。张是从北京来的，已来六七年，在耶鲁教汉语。

我们参观了康宜的藏书。她的书，以明末、清初的著作最集中。她先生是工程师，在纽约工作。

然后去一家餐馆，康宜请吃中餐。

餐后有抽签——我抽的英文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懂得怎样交一个好朋友的秘密。”

孙康宜说，这个太准了。这次自到美以来，每次中餐，我抽的签都准。好像冥冥中在指示着、启晤着我的一言一动。

9月18日

早8时，严志雄来，一起到18楼吃早餐。饭后回房间取手提行李，11点到孙康宜办公室。社科院的赵世如先生也去纽约。11点30，孙康宜请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浦安迪来了，我有些认不出了。我们 1986 年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见过面。他瘦了，黑了，学问大进益了。

午餐后，浦安迪送我去纽约，赵先生同车。

在耶鲁，康宜待我为上宾，推心置腹与我交谈，也是人生的缘分。

从纽黑文到纽约，浦安迪开的车速很快。赵先生重听，我尽量与浦安迪说话。他问我周汝昌的情况如何。他正在完成《红楼梦 批语偏全》一书，我建议他在中国也能出中文版。

下午2：30从纽黑文出发，4：00到纽约。事先约好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一家咖啡馆与孙淑平先生会面。她是乘火车到纽约的， 下午2时就来到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浦安迪的车刚停在咖啡馆前，淑平就看到了，举手向我招呼。

我们一起小坐了一会儿，然后乘地铁去普林斯顿。淑平认识的两个青年人送我们到地铁入口。乘到七十几街出来，改乘去普林斯顿的火车。在地铁里，淑平先生说：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们早就传说纽约的地铁可怕。其实也是安全的。特别上下班时，人们都乘地铁。纽约不好开车、停车，人 们都是把自己的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换乘地铁。淑平先生调侃。 我也说没有看到蒙面大侠。

到普林斯顿站，已是下午6时了。淑平先生开车与我一起回家。在车站她给英时打了电话。在哥大门外的咖啡馆，我到了之后，她打电话给孙康宜，告知我已到达，完成与浦安迪的交接。回到家又打电话给孙，告知已经顺利到家。

我们回到家里，英时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我归来。祝贺我在耶鲁的成功——他早得到孙康宜的快报了。他给我写了两幅字， 一幅诗版。每一幅都是我喜欢的内容，都很对我的境况。其中一幅是他离开耶鲁到普林斯顿执教时写的一首七律，我在孙康宜办公室看到，手录在本子上。一定是康宜向他说起，他知我喜欢，写了下来。

另一幅是一首七绝：“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名字的梦溪二字，都嵌入在一二两句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 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心意相照，有如此相同者。

诗版写的是杨万里的《桂源铺》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过前村。”真吾情境之写真也。

我在耶鲁三天，英时、淑平夫妇显然对我有所评议——所以淑平提出：友直、友谅。我们初相识，英时夫妇待我如此热情，我还直陈自己的看法，当然是友直了。而对英时先生的学问世界和人生世界，我都抱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此可谓友谅也。

晚饭是淑平先生早准备好的——烙的薄饼，四五样精致小菜， 卷饼吃。此是以亲切的家礼待我，在英时夫妇也是少见的。

饭后又论学——我们畅谈文化、学术、历史、经验、未来。最终得一圆解：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当晚又住宿在英时家。加上刚来的头两天，共住宿三个晚上。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待客隆仪。

9月19日

下午祖言弟从宾汉顿大学开车来接我。上午仍是与英时先生叙 谈的时间。他想起一首诗，七八两句是：

平生尽负名师教，

欲著新书纸未裁。

我一看此两句的句意，正合于我与英时的关系。此次与英时先生订交，是我友亦吾师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风义生平师友间。”亦可作为我与英时先生之写照也。

早晨起来得比较晚，睡得极安稳。醒得并不晚，只是未即起而已。我听到淑平先生很早起来烧水、做早点。后来英时也下楼了， 两个人用最低的声音说话，后来连最低的声音也没有了。为的是不吵醒我，让我多休息一会儿。

我想再见一见王汎森，英时立即打电话请他过来。

与王商量“经典丛书”傅斯年卷，可否由他来编选——他当即同意。英时提出，傅可与顾颉刚合卷——简直妙极。这样，便决定傅、顾卷由王汎森来编校了。我给他一份编例和汪荣祖的萧公权卷范作，约定明年5月交稿。

中午英时夫妇请王汎森和我一起用餐。

下午1时40分，祖言弟开车来到余宅。

英时先生开车在前面引路，送我们到普大校园。普大一位教授等着与祖言会面。接上头后，英时才离去——走很远，车子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时先生还伸出手来和我招呼。

三　后记

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待我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凌云健笔，纷陈胜义，著述不辍，而尤以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独占文化史学一科的鳌头。而十年之后，又以八十有四的高龄，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3月初版），研议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许多论述都是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其作为学说体系的整全和学术创发价值，为人文学界多年来所未曾有者。前些年余先生荣获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后来又获得华文大奖“唐奖”，在英时先生可谓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

他只在1978年回大陆一次。但即便一次，也还是诱发了他的深切的中国情怀。他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已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0，页 376）

他并且引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的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英时先生显然也有“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感慨，故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 而往往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又极讨人嫌的废话。”这与我们国内学人有时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不是词达一理、心发一声吗？所以说者，为我有心，心既不死，其说焉止。

2006年12月15日，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通篇讲的是一生追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忘宣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我见到的英时先生，其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心志始终未变，内心世界极为单纯，惜时人不知耳。

2017年，我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出版，尝寄请英时先生指教，电话交谈时，他说：“看得出，你是多情之人。”则前述“你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和后来的“你是多情之人”，大约便是他对我的一种印象了。

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傅斯年卷，因王汎森先生回中研究院后事繁，改由欧阳哲生先生编校，亦附此为记。

2020年岁在庚子清明后二日增补重写于东塾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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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还对我讲起过，有一次他得了病，连续高烧，整个人昏沉，大家都觉得没救了，余先生昏沉中听得有人好像说什么他的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他的命不祥之类，建议扔了算了，但他的伯母硬是不同意，说这孩子可怜，生下来就失去母亲，她坚持要照护他，结果让余先生康复了。

余先生与我讲这些故事时，特意指出，传统中国当然有着种种不好的东西，但好的东西终究是主流。读余先生的相关叙述时，可以体会到他对传统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多从正面给予说明，其实是有着他的取舍的。余先生着意要表达的还是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东西，虽然他深知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

余先生的故居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好奇的是，屋子正面的院墙与门不在一条线上，好像院墙受地基的影响，而门为了保持某个朝向，特意作了调整，结果与墙有了一个角度。我猜想这可能是风水上的处理，那时的手机上好像还没有罗盘针，我也不知门的准确朝向了。

我不记得是否与余先生说起过这事，不过，估计余先生也不一定晓得或记得这么具体了。余先生祖上都是农家，靠着勤勉，渐成富农，到了他父亲，便有了可能支持外出读书，以后才有了余先生。传统中国讲风水，其实便是要使自己的生活依循着道理，尽心力而为，至于结果往往全不由自己，须从宽看，不可刻意。余先生处理事情，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的。是在潜山，还是后来，我已记不清了，余先生的二弟与我建立了联系。

余先生的父亲先后三次婚姻，余先生是长子，二弟在国内，三弟随父母在美国，先是大学教授，后来好像做了校长。相比之下，二弟及其生母的生活要差好多。余先生的二弟讲了许多家里的故事给我听。大家庭的长子、长兄往往要承担比较多的责任，只是这种责任并不是强制性的，事实上也很难强制，何况余先生在国外，许多事也难以顾及。但是，余先生还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不仅代父妥善处理好二弟的母亲，而且帮二弟到香港工作，直到退休。

余先生许多次对我讲起“亲不失亲，故不失故”的话，而但凡深具这样情怀的人，又总不免受伤。2005年上半年我在香港中大客座一学期，余先生介绍我去拜访了他在中大的老朋友，比如当时还在校长任上的金耀基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主任陈方正教授等。记得有次听陈方正讲起余先生在中大主持建制改革的故事，其间余先生最伤心的便是来自老师辈的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攻击。

陈教授讲，有次晚宴，可能是余先生已决定不接受续任，如期结束香港中大的任职，返回哈佛任教前的道别，余先生与他同车散归坐后排，那晚酒多，余先生恸言这些师长辈平时当面都很好，背后却恶对，激动而醉吐。我从来没有与余先生喝过酒，不知他的酒量，以我贪杯的经验，凡善饮者，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果自己不想醉，别人是很难劝醉的，故闻言心想余先生实在是心伤不已。

又听陈方正教授讲，某次宴聚，徐复观先生取钱穆先生追求钱夫人的故事，以资笑谈。徐先生是余先生的师长，而余先生作为钱先生的弟子，对钱先生的感情更进一层，人人皆知。顷闻师尊被人嘻笑调侃，既不能为之辩，也不能避而不听，余先生深觉难堪。

余先生尝叮嘱我，不管什么情况下，遇到任何人批评甚或攻击他，都不要为他辩，权当没有听到。起初听余先生这样吩咐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后来听到陈方正讲的故事，便联想到了余先生的叮嘱。事隔这么多年，陈方正还真切地记得这些事，当作事情说与我听，亦可想而知当日余先生的受伤。

大概也是这些事情的累积，余先生对“新儒家”是有看法的，他写《钱穆与新儒家》的长文，定要把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作分别论，固然是依着学术思想上的根据，但实在也是来自他对唐、牟、徐三先生的切身感受的。

余先生始终以现代学者的身份来论说，从没有拿儒家来自标身份，但他的实际立身行事却是依循着儒家明理亲仁的原则，而唐、牟、徐三先生的做派则让余先生颇有点保留的。不过，余先生并不因此否定唐、牟、徐三先生的学术思想贡献，相反，他对他们的成就都给予了公开的高度肯定。唐门弟子为唐先生立像，余先生应邀撰写碑文即是一例，尽管他自署“门人”而非“弟子”，以示学术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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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梦到过两次余英时老先生。最近的一次是和他在同一个病房住院，聊家国之兴衰，叹世政之恶化。我邀他去家里做客。不料随后病房中有一潜伏者来杀我，把我逼至墙角，挥刀向我的手臂砍来。

然后梦到曾经喜欢的女孩儿，一起经历了一次冒险之旅，一次奇幻之旅，末了她对我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目送她远去后，我惆怅地在走在路上，路过她家，抬头望了望楼上那亮着的灯光。我接着走，好像是骑着一只小毛驴。我心想，过几天余英时老先生来我家，顺便还能让他我书架上那几本书签个名。想到这里，也就不那么悲伤了。

梦中神交之后，即决定再录几篇老先生的文章。昨夜录了一篇长文《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但由于某些原因，再思之后，还是决定不在此分享。下面是先生的另一篇短文，虽然谈的是鲁迅与周作人，但颇可看出老先生自己对为人处世的态度。

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我是门外汉，至于更握一点的所谓「革命文学」我更是面也没有见过，所以我是完全没有资格谈现代文学的。现在忽然心血来潮想谈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则是从中国传统所「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与文学艺术都无关系。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明知这是一个非常陈旧背时的观点，但我是读旧历史出身的，结习难除。好在用新观点讲这两个人的，特是鲁迅，今天触目皆是，也用不我来凑热闹。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两兄弟同时在现代文坛上各擅胜场真是一大佳话。中国文学史上当然也不乏前例，如建安时代的曹氏兄弟、北宋的苏氏兄弟、和公安三袁之类。但这毕竟是数百年才得一见的。

更奇的是这两兄弟的局却有天渊之别，鲁迅成了革命的「圣人」，周作人则沦落为人人不齿的「汉奸」。这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了。其实两人的升沈荣辱不待盖棺便已论定。早在三年代，青年人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已把鲁迅捧到了九天之上，而把周作人践踏在脚下了。所以鲁迅死了，当时青年人便不许周作人写关于鲁迅的文字，落伍甚至反动的周作人怎么配谈伟大的鲁迅的问呢？

如果今天我们撇开政治恩怨，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氏兄弟的成学过程，我们会承认他们之间终是所异不胜其所同。他们中外文学书都读得多，而且范围也很相近。看他们的小品杂文便可见他们在明清掌故、小说、笔记、野史等方面，都涉猎得很广。他们也同受教于章太炎的门下，虽未傅章氏的专门绝业，但国故学的常识都十分丰富，而且品味很高。他们文笔都洗练警拔，那是不必说的，尽管因性格不同而有刻削与淡雅之别。在他们兄弟未反目之前，两人的思想也并不差得那么远，所以有时同用一个名，外人也难以分辨。现在《鲁迅全集》中，便难保没有误收周作人的文字在内。

他们兄弟最后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所共同造成的。鲁迅激烈而倔强，「横眉冷对千夫指」不失为忠实的自画像。这种性格一旦卷入激进思潮之中便不免要一泄千里了。周作人至少在早年和中年的文字中都表现了一种平淡和有节制的倾向，但生在乱世而变幻无端，弄得不好便会转为与世浮沈了。周作人也未尝不世、未尝不暴露黑暗，但写的东西较多含蓄，缺乏刺激性，进者读来总嫌不够味道。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多数年轻读者似乎都不大能欣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境界了。

我很喜欢鲁迅早期的作品，那些文字都是诅咒黑暗的，但含有一种深沈的力量。我想这也许因为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我之境」，借用王国维的话说。鲁迅「有我之境」的作品都不是我所能欣或了解的。一类是出于个人恩怨而刻毒咒骂的文字，如章士钊、骂「正人君子」陈源教授、梁实秋等。鲁迅在这里显出了眦必报的面目，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使人厌鄙。而且他毫无认错的勇气。例如梁实秋用「褒贬」这个动词，他却讥笑梁实秋，又褒又贬，根本不通。后来虽经梁实秋指出这是北平土语，他却装作未见，置之不理。即使他不懂北平话，难道太炎门下连复词偏用也不知道吗？另一类更可怕，那是他自居左翼大宗师的文字。他骂徐懋庸、「四条汉子」之类本属狗咬狗的东西，是非曲直外人无从判断。不过我读了总不免要联想到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故事。鲁迅自己也经常扮演假洋鬼子的角色。有一群所「托派」的青年相信他正直无私，曾写信求他主持一点公道，他的回信冷酷残忍到简直令人难以想像。这真正是他说的「痛打落水狗」。《新月》杂志因为批评国民党而遭到麻烦，他不但没有表示任何一点声援和同情，反而冷嘲热讽，意思是这些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也配反抗吗？

鲁迅早年的骨头是很硬的，但不知怎的，晚年紧跟D的路线以后，颇有点欺善怕恶的气息。在三0年代他骂的对象都是比较安全的，最奇怪的他黑日本却骂得很少，至少不成比例。也像阿Q一様，他只摸小尼姑的脸，小D也不大敢惹。从作品看，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鲁迅，到底哪一个是真呢？还是鲁迅也会变呢？最难解的还是鲁迅死后忽然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最初鲁迅眼中的中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黑暗，除非读外国书，变成了外国，中国将有光明的一天。最后他终于在苏联那里看到了光明。难道这就是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所在么？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确有了伟大的传人，这当然也是他赢得这个称号的另一根据。在我看来，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否定意识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周作人则是另一个典型。我对于他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zg地下党奉命促成的。但这种事口说无凭，如何认得真？这是他不及其老兄练达之处。周作人的最大失策是晚年写了一本《知堂回想录》。他本来人的印象是冲和淡雅，上面已说过了。在《回想录》中他依然想保持这个公共形象。对于下水和后来入狱的事，他也一再表示一种不屑置辩的态度，并且引倪云林的话，「一说便俗」。但他的「不说」是假的，以致在《回想录》中一说再说。譬如他为何被日本人看作是「反动老作家」，甚至是奉命至平作抗日的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判他坐了一千一百五十天的监牢，他憎恨国民党政权是人情之常。但他写出狱以后的心情竟是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那就未免是媚世违心之言了。他难道完全不知道，在他受审期间，左派报刊对国民党施多大的压力，惟恐法院判他无罪释放？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给胡适写信，特别警告他不能再说「我与周作人仍旧是朋友」之类的话，因为上海《文汇报》与左派小报都「嚷成一片」，以此为攻击胡适的口实。最不可恕的是他也落井下石，随声附和地痛斥胡风。他还向中央表功，说他曾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走，他也同様劝过史家陈垣。但陈留而胡去，可见还是援菴老人眼光远大云云。看到这些文字，我觉周作人的淡雅恐怕也是平时无事装出来的，遇到考验就原形毕露了。

鲁迅幸而死得早，变成了「革命圣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长，竟应验了他所引的「则多辱」那句古语。他们两兄弟都精明得很，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后是非」的问题。但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命运对于个人的作弄。总之，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必然占很高的位置，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后人若怀着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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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解的还是鲁迅死后忽然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最初鲁迅眼中的中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黑暗，除非读外国书，变成了外国，中国将有光明的一天。最后他终于在苏联那里看到了光明。难道这就是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所在么？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确有了伟大的传人，这当然也是他赢得这个称号的另一根据。在我看来，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否定意识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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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赚得全世界：电影《投名状》
王书亚 王小羊 2015-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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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在饥饿、压迫和雄心的驱使下，从荒野旧道上一座接一座贞节牌坊下穿过，去赚取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世界。就这一幅画面，我知道近年来罄竹难书的古装大片，终于有了一次丰收。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在陈可辛的改编下，成为对一个男人世界的撕心裂肺的破碎。一面是“义结桃园”和“聚义梁山”，一面是裂土封疆，“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谢谢导演，总算没有挂在钢丝上飞来飞去的人了。古战场的残忍，和人这辈子的荒凉，有了中国古装电影中前所未有的灰尘味。

可惜两个版本，土匪投军，阵前叫嚷的也不一样。他们在大陆电影院是这样叫的，“抢钱、抢粮、抢地盘”。但在香港电影院，却是这样叫，“抢钱，抢粮，抢娘们”。地盘是朝廷的，又不是这些卖命者的，自然是要“抢娘们”。土地和姑娘，永远是革命者激情燃烧的梦想。就如1930年的瑞金，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第二部是《土地法》。多少前尘往事，大抵如此。世界的诱惑，从来与苦难相伴同行。后者使人在底层的挣扎，带着一股傲气；但前者，却使两千年来每一对义结金兰的挣扎者，都蒙受了命运最终的羞辱。 “约”的文化，在中国从来都以一种庙堂之外的民间形态存在着，就是男人的“结义”。“关公崇拜”成为江湖的信用卡，因为你不得不拜。这世界若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约，你就需要一个团伙，向着世界，用“约”的形式把自己捆绑起来，封闭起来，成为一个自给自主的道德共同体。你用这张卡行走江湖，渴望赚取一个稳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刷爆了卡。

戏台上唱完了刘关张，又唱起了庞青云弟兄三人的投名状。兄弟决裂之前的赵二虎，在酒楼听戏班传唱他们义薄云天的故事。在我看来，他此刻的泪水，比最终的结局更悲凉，也更透彻。尽管电影改了“刺马”案中的人名，但基本还是同一个故事。当年湘军将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他义结金兰的弟兄张汶祥刺杀。70年代，香港大导演张彻的《刺马》，主演也是当年的三位巨星，狄龙、姜大卫和陈观泰。张彻用年轻俊美的狄龙，饰杀兄娶嫂的马新贻；陈可辛也如法炮制，用满面正气的李连杰演马新贻一角（庞青云），实在是神来之笔。和老版相比，三个角色的苦难与挣扎，都显得更丰富。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有父才有兄。在儒家的视野中，这是一个拟制血亲的理想，换言之唯有血缘的扩大，才能支撑一个人伦的秩序。但对乱世之中落草为寇的赵二虎、姜午阳来说，一旦离开君父的治权，世界就回到了丛林。对他们来说，求生的意思，不但是“抢钱、抢粮、抢娘们”，而且也是重建一个“盗亦有道”的世界。世界既无父，也就无兄。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名状。

电影中有一明一暗两个投名状，明的，是起初庞青云要入伙，山贼们说，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杀人入伙，称为“投名状”。庞、赵、姜率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弃匪从军，跟着野心勃发的庞青云，拿命去拼。第二次是庞青云与二嫂相恋，平洪秀全之乱后，官升江苏巡抚。但朝廷说，老佛爷凭什么相信他呢。于是庞青云杀赵二虎，再纳一次投名状。 两千年来，从庙堂到江湖，原来投名状都是唯一的政治哲学。可陌生人可以杀，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就如戏文唱到他们三人的生死之交，说出那句老话，“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既如此为什么兄弟就杀不得呢。可怜人总是欺哄自己，在世界之上划出一个范围，说里面的是爱，外面的是恨；里面的是忠信，外面的是无义。可怜义薄云天的神话，敌不过自我血气的张扬。就如老版中狄龙杀弟之前，那句赤裸裸的话，“凡挡住我去路的东西，我都要踢开”。后来张彻的弟子吴宇森，在电影里把这句话发挥到淋漓尽致。

后来赵二虎孤身一人进入苏州，就如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在庞青云苏州杀降之后，开始与“投名状”式的兄弟之义决裂，他也看破了庞青云为天下穷苦人的豪言壮志，只说，“人无信就是畜生”。他所谓的信，包括对敌人的信。那么当初为投名状而杀人，又算什么呢。在一条无义的赚取全世界的路上，他想回头，回头却没有岸。 姜午阳的信念比二哥更简单，他依旧迷恋在投名状的封闭秩序里，“外人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杀了二嫂。“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于是他刺杀了大哥。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家里吵架，他弟弟就像姜午阳，说“嫂子是外人，我们两兄弟才是姓张的”。前不久又听一位老将领的后代摆谈，当年清洗AB团，为节约子弹，军中的弟兄们相约喝酒，喝酒壮胆，壮胆就在席间，他父亲将其中一人活活勒死。江山是这么来的，也要这么去。世界是这么赚的，也要这么亏。只是人为什么要白白来这一回呢。 电影一直将太平军的基督信仰作为一个隐约的记号。一个十字架反复被当作保平安的符咒，在几个男女之间挂来挂去。苏州围城九月，快饿死的清军流传说，城里有一位神仙，随便拿一张饼来分，就喂饱了五千人。怎么分都分不完。于是士兵们拼了命想溜进城，而城里的太平军已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这个情节意味深长。那从贞节牌坊下走过的流民，身怀陈涉之志的首领，那无数来了又去、活了又死的生命，真正的饥饿，什么样的饼可以将他们喂饱；什么样的水，叫人喝了就永不再渴？ 假想沙场换成市场，庞青云变成CEO或党委书记，旷野变成钢筋的丛林，投名状的世界依然是今天的世界。苏州太平军守将为保百姓，主动就死于乔装入城的赵二虎之手，二人滚落水池，仿佛一次出死入生的洗礼，暗示着一位弥赛亚的牺牲。宇宙中没有一位父，我们真就不是弟兄。没有一位无辜的兄弟，赔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的投名状；那我的世界就不是你的世界，你的也不是他的。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投名状里。除了自己，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投名状。用萨特的话说，他人就是地狱。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如果给我一杯酒，让全世界在我眼前消失”，我会说，让全世界见鬼去吧，但我要有酒喝。奥委会曾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赵二虎却问庞青云，谁的世界，哪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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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且放话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说到文化，余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则可呼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说白了，故乡不是指出生地，而指归属地，归属不是指血缘，而指自由。明确了这一点，可知故乡与他乡之争，一般人也许会纠结不已，在余先生看来，不过浮云。他也许会喜欢苏轼的那句词：此心安处是吾乡。

听过一个小故事。尽管余先生明言不愿回大陆，大陆却未放弃统战，将他在潜山官庄镇金城村的祖居修缮一新，并派出一支十九人的乡亲团到美国拜访，恳请他回乡看一看。一向敦厚的余先生被逼急了，冒出一句狠话：“我没有乡愁。”

2019年8月9日“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

问：最欣赏的作家/学人有哪些？为什么？

答：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用世说里的话讲，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前不久听说了一个关于余先生的故事，似可抄在这里，以见老辈风范：

罗四鸰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拿去一堆新出的《余英时回忆录》请其签名。余先生每签一本，都会问签给谁，男士还是女士。有一本签给周保松，余先生问：是香港的周保松老师吗？罗答是。余先生说：那我可以再多写一句话吗？罗答：太好了。于是余先生写道：“极佩先生在香港之努力。”（《新京报书评周刊》访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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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度平等与行政集权一体者，临敌易降。”——托克维尔。

卢冠霖 冠霖微觀 6月12日
话说世界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左翼横行。左翼为了破坏各个国家民族信仰文化，不断推出所谓民族劣根性理论。如清末民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曲解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指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揭露了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主张用改良渐进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表现出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

康有为提出所谓“大同计划”，他认为当时的国人，甚至是黄种人都是劣等民族。如果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要变得强大，那么就必须要和白人接近，把自己变成白种人，因为在他的眼里，白人就是优等民族。



所以说如果国人一旦成为了他所谓的优等人种，那么自然会实现他所谓的人类的“大同”。那么这种“大同”如何实现？在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几近疯狂的“种族改造”计划，那就是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鼓励男人娶白种女人，从而达到人种的附和。


具体分为了两个步骤。其中一种就是政府大量引进西方的高加索人，让他们移民到中国，并且给他们一定的奖励，并且鼓励他们和中国人通婚，并且在中国生育他们的后代。第二是政府大量派遣中国的男性到欧美的一些国家与白人的女子结婚。

在康有为的设想下，通过了这两个的步骤，在差不多近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改造成白种人。但是试想，康有为的计划一旦成功的实施，那么中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将不复存在，那么中华的文明就可能面临着消失，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将不复存在，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个民族劣根性理论康有为才是鲁迅祖师爷。至于康有为的疯狂理论来自何方，他只是参考欧美几本左翼进步理论书籍还是这套理论同时也是他背后势力的主张？这个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里先卖个关子，以后再慢慢道来。

当然，最近几十年欧美也开始灌输白人原罪论，罗马是淫乱堕落，中世纪是黑暗的宗教压迫以及后面的欧洲全球殖民虐待世界，美国就更推行奴隶制，反正白人就是一个罪恶的民族。套用鲁迅的名言，整个欧美白人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他们的套路百年不变，先定性黄种白种人是贱种，罪业深重，需要改造，让他们从灵魂深处闹革命。但世界真有天生邪恶的民族吗？在下认为是有的，只是不是犹太左翼口中的黄种人白种人，而是一直保留活人献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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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
傅季重 等译 柏克研究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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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 等译），第18章“乌托邦和暴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 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可以这样来表征：“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吧，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p.453

2. 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以某种程度的理智的谦卑为前提。它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pp.453-454

3. 一个讨论要合乎理性，总是需要双方努力。每一方都必须愿意向对方学习。你和一个宁愿开枪打死你而不愿被你说服的人，不可能进行合乎理性的讨论。换句话说，合乎理性的态度受到种种的限制。宽容的情况亦复如此。你切莫不加限制地接受宽容一切褊狭之人的原则；否则，你不仅会损害自己，而且还会损害宽容原则。p.454

4. 选择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我们一切政治行动都应为之服务的目标，这种乌托邦的方法很可能引起暴力。这一点可表明如下。既然我们不能科学地或用纯理性的方法决定政治行动的终极目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怎样的观点分歧，就不可能总是用论证的方法加以消除。这些分歧至少部分具有宗教分歧的性质。而在这些不同的乌托邦宗教之间不可能存在容忍。乌托邦的目标旨在用作为理性的政治行动和讨论的基础，而只有当目标被明确地决定时，这些行动看来才是可能的。因此，乌托邦主义者必须说服，否则便压服和他对抗的乌托邦主义者，后者不赞同他的目标，并且不肯皈依他的乌托邦主义宗教。

但是，他必须做的尚不止于此。他必须彻底根绝一切相竞争的异端邪说。因为，通往乌托邦的道路漫长修远。因此，他的政治行动的理性要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始终如一；而要达到这一点，他不仅要压倒与他对抗的各种乌托邦宗教，而且还要尽可能彻底抹掉对它们的记忆。

如果我们考虑到乌托邦建设的时期往往是社会改革的时期，那么，为镇压对抗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就变得更为紧迫了。在这种时候，观念往往也发生变化。因此，乌托邦蓝图刚决定时许多人觉得合意的东西在后来也许不那么受人欢迎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整个方案就岌岌可危了。

……要避免对目标作这种改变，唯一的方法似乎又是诉诸暴力，包括宣传、压制批评和消灭一切对立面。随着这些手段的运用，设计和执行乌托邦蓝图的乌托邦运筹者、乌托邦工程师的聪明睿智和先知先觉就得到了证明。这样乌托邦的工程师必然成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他们变成了神。在他们面前，你们再没有任何别的神。

乌托邦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pp.457-458

5. 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建立幸福，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p.459

6.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人的苦难可仅仅看作是达致下一代或下几代永久幸福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这种论点并不能因为许诺高度的幸福或使许多代人得到好处而变得更好。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过客。他们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权利，但我们无疑对现在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另外，我们决不应该试图用牺牲某些人的幸福来补偿另外一些人的苦难。p.460

7. 乌托邦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国才产生的。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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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 静嘉读书 今天


罗素，英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瑞典文学院的评语说：“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共同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



以下是罗素的十八句震撼名言：



一



“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二



“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



三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四



“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叶茂花繁。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只消一句话：你应当爱某个人，就足以使你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五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六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七



“恐惧是迷信的根源，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智慧始于征服恐惧。



八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九



“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十



“幸福的秘诀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十一



“人的情绪起落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你对事实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动感情。



十二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十三



“放弃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四



“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十五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十六



“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十七



“意识到时间重要乃是智慧之门。



十八



“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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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与里根的初次相遇是在1975年。　　

当时，撒切尔夫人是英国保守党的党魁，但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政客并不买她的账，而里根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演员的过往经历，被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看不起，被戏称为“好莱坞的戏子”。

都是“局外人”的身份让两人一见如故，根据在场的人回忆，“他们像多年的朋友一样聊得十分投合和亲热”。



多年以后，当二人分别执掌英美两国，在西方世界刮起一股强大的“自由风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二人能“一见钟情”——是哈耶克、弗里德曼、柯克等思想家，塑造了两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撒切尔改革与里根革命：
    哈耶克自由市场的胜利

1979年，撒切尔夫人接手的英国，是一个被经济滞胀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英国病人”。

撒切尔夫人为“英国病”开出了三味药——

◎ 将那些庞大且亏损的英国国企市场化。

◎ 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的税负，削减福利政策和公共开支。

◎ 打击无节制的罢工，恢复生产。

当“刮骨疗伤”进入深水区时，撒切尔与内阁同僚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激动之余，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摔在同僚面前，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的药方成效显著，英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困扰几十年的“英国病”基本痊愈。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重要的，您对我们来说是居功至伟。”

就在撒切尔改革在英伦三岛如火如荼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里根革命”，正在改变着这个超级大国的命运。

80年代，里根总统在国会对全体议员发表演说：美国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里根革命之前的美国经济，同英国出现了一样的病症，那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效率低下，产能浪费、财政赤字、通货滞胀。

身为政府首脑的里根，要对自己开刀了。1981年，里根在白宫会见哈耶克，以此为标志，里根革命与撒切尔改革，共用一味药，那就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主要思想。要把民众的自由和经济权利归还给民主，用自由竞争来代替政府干预与管制。

很快，里根革命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从而奠定了战胜苏联的基础。在市场力量的神奇作用下，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美国国内市场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里根革命重新将美国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巅峰。

里根与撒切尔的改革方案，出奇地一致，这背后源于共同的思想源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和共同的价值观——对自由市场的信奉。



灵魂深处相同的价值观，让两人的关系超越了政治，往更加亲密的方向发展。在私下，双方甚至以“里”和“玛格丽特”称呼对方。

1981年7月，七国峰会在渥太华召开。会议上，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言时，里根显得很不耐烦。

他用钢笔在纸片上涂鸦。里根离席后，撒切尔夫人将纸片悄悄收藏。撒切尔夫人回忆道“我把纸夹在自己的文件里，带回唐宁街10号，一直收藏在家里。我十分着迷于里的这幅涂鸦作品。”

而里根对撒切尔更是“含情脉脉”。一次，撒切尔夫人生日时，里根在贺词中说，“能与您分享生命中这么多特殊的时刻不胜荣幸!”很多人就此惊呼“那口吻就像丈夫对妻子”。

而当撒切尔夫人在国内受到罢工之类的压力时，里根也会及时送上支持：“想你，我和以前一样相信，你一定会克服困难的。”

▍保守主义的精神：
    里根与撒切尔灵魂深处的价值纽带

作为政治家，里根与撒切尔之间并非只有温情和友爱，当两个国家出现利益冲突时，两人也会像夫妻一样，出现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源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要给一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但这一做法危及了英国公司的利益。撒切尔夫人因此在电话里对里根喋喋不休。

但里根听完她的唠叨后，温柔而又尖锐地提醒她，“美国才是自由世界的老大！”。撒切尔夫人一时语塞。

不过，“铁娘子”也不是容易服软的人。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开战。这就是著名的“英阿马岛战争”。

撒切尔夫人本以为美国会支持她。未曾想，里根在电话里跟她说，“我也很难啊，国会不会赞同支持英国的行为。”并让她叫停军事行动。撒切尔夫人大为震惊，坚决拒绝叫停，甚至摔了电话。

在1985年的一次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对着里根和他的助手滔滔不绝。一名美国在场人员回忆说：　

“她是个伟大的演讲者，可不是个好听众。”

后来，美方一行人离开，怒也不是，笑也不是。

有时，里根对撒切尔夫人只能私下里无可奈何地抱怨一下。虽然他们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可到最后都会冷静下来。

里根与撒切尔就像一对夫妻，这源于二人对“保守主义精神”这一价值观的共同信仰，这成为二人关系的压舱石。

所谓保守主义的精神，简言之，就是保守人类社会最珍贵的自由、智慧与美德，反对改天换地的激进大革命。超验的道德秩序、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审慎等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

保守主义的开创者是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而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则受益于美国保守主义之父罗素˙柯克，他的《保守主义的精神》，正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案头书。

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知识分子竞相撰文纪念。

但是，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撒切尔夫人，竟与埃德蒙·柏克的看法如出一辙。在被记者问到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撒切尔夫人答道：

“法国大革命？过去200年至今，我们英国一直在消化它留下的苦果。我们不要这样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堆高高的被断头的尸体，站在尸堆最高处的是一位独裁者。每个试图复制法国大革命的国家留下的都只是腥风血雨和高高在上的独裁者。”

而里根，是第一位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他认为，是柯克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帮助他赢得了1980年的总统选举，为保守主义取得了空前的政治胜利。

此次胜利，不仅是政治的胜利，而且是观念的胜利。在1981年的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上，里根总统直截了当地宣布：保守主义的同道们，我们的时代到来了！1989年，里根总统授予柯克先生以总统公民奖，以褒奖这位杰出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家。



像任何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妇一样，共同的价值信仰，可以破除阻碍，塑造和谐。尽管有激烈的争吵，但事后，他们又会和好如初。因为有了共同的价值纽带，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彼此的关系。

▍里根的葬礼：
    灵魂伴侣为他致悼词

1994年，83岁的里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里根自知此症只能加重、无法好转，于是，他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出席自己的葬礼。传闻，撒切尔夫人看到此信，强忍悲伤，应诺了里根的请求。

世事难料，6年之后的2000年，撒切尔夫人的记忆力也明显衰退，同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想到自己的承诺，担心届时不能出席里根的葬礼，于是，她请人帮助录制了一段在里根葬礼上的悼词。　　

2004年6月5日，里根逝世。　　

在6月11日里根的葬礼上，撒切尔夫人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成为首位在葬礼上致词的外国领袖。由于当天医生认为撒切尔夫人的身体状况不适于单独致词，因此播放了她4年前录制好的悼词。在悼词中，撒切尔夫人称没有人能比里根总统更能代表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撒切尔夫人曾经在公开的场合声称，里根总统是除了她的丈夫以外在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而里根也毫不掩饰地称赞撒切尔夫人是“英格兰的人中龙凤”。

他们之间的情愫，伴随着撒切尔夫人忠实地履行了对朋友的承诺，画上圆满的句号。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因为价值观的相通，带来感情上的相惜，灵魂上的共鸣，并超越利益之争。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因为价值观的相通，带来感情上的相惜，灵魂上的共鸣，并超越利益之争，成就了一段美好的政治佳话。

可见，无论寻觅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还是建立君子之交的终身友谊，价值观都是最关键的纽带，以致于有人说，三观一致将超越血缘关系，成为新的人际纽带。

而连结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两大思想纽带——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与柯克的保守主义的精神，曾在20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自由奇迹，今天也越来越成为热爱自由，关注历史拐点时刻家国命运者寻找“灵魂伴侣”的价值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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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以平均消费水平而言，2010年美国最穷的20%人，也要高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近亲的平均值，还有瑞典、丹麦、冰岛等高福利的，还有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聪明又拼的
@何不笑
Action Institute 依据BEA的官数对美国收入底层的20%人口的生活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
（O网页链接）

他们认为，WB、IMF、财媒等机构在比较美国穷人生活（福利）水平时，喜欢使用 收入水平的方法不够好，因为这些方法没有纳入大量的非现金福利、政府补贴和慈善福利，比如食品券、医疗补助、学校的午餐、租金补贴等等。这些数据的遗漏会导致失真。比如应该使用他们的消费数据来衡量，因为消费才是他们实际get到手的福利，在表达效果上更直接，包括商品和服务。而且，这种衡量还应该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显示出美国穷人的真实状态。（似乎主要是为了手撕Times的文章。）

直接上分析结果：（以2010年为例）

●图1，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米最贫困20％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全部OECD国家，也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但低于西班牙，丹麦，日本，希腊和新西兰国民平均。）

●图2，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最贫穷的20％人口，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比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民人均水平还高出3-30倍不等。

● 如果把美国底层20%的“穷人”单独成立为一个国家（约6200万人），那就消费能力而言，该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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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太大的市场与太多的货币，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语）。

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机构，即接待海外朝贡使团、同时查禁海贾的国家机关。

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

明王朝的悲剧便是，它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型体制”，才可能艰难地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匠籍制与诸色户计的松懈，月港的开放，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一段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清人入关，中世纪制度又出现回潮：

社会经济层面：清初恢复了严厉的海禁，强行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海禁虽开，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为“单口通商”，又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从草原带入奴隶制，“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禁止或限制民间采矿，“一切铜银坑俱封不开”。

文化生活层面：强行剃发易冠，以此强化民间对朝廷的服从；大兴“文字狱”；立碑严禁士子言事论政；大面积禁毁图书，“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导致知识积累发生断裂，士民思想陷于禁锢；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层面：清王朝拷贝了朱元璋开创的体制，同时又将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日理万机的政府首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我们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转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但清朝体制跟君主立宪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改造起来势必要伤筋动骨，于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则等得不耐烦，最后一拍两散。

追究起来，这首先应归咎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政府首长，等于抽空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基础。清制因之，设军机处，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与近代“责任内阁”的距离，甚至要远于明代内阁与“责任内阁”的距离。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体下，将宰相领导的政府转换为“责任内阁”，我相信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但他们的思考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作抽丝剥茧，而是直接将炮口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构成了近代转型的路障，是传统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这样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时期全面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达到顶峰，余绪绵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症候群。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跪拜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脚下。顺乎逻辑地，他们主张以全盘摧毁传统的极端激进方式建立“美丽新世界”。他们控诉传统婚姻家庭，拆毁祠堂，抨击宗族，砸烂孔家店，消灭士绅阶层，挖掘孔子墓，焚烧儒家经书，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造国民性。

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美丽新世界”直到最后，都未能建成。

（本文为我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自序的节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品）为什么说宋代之后华夏文明出现断裂？
吴钩

元制的插入
（上一篇文章我们谈了宋代中国的近代化文明成就）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1、“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2、“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3、“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4、“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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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论断：“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严复）”（《李慎之文集》2004年版第70页）。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进而考证：“自由是舶来品。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称“陈寅恪实际上已经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定位陈寅恪为独立自由精神开山老祖。

……中国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至今没有共识，成重大学术空白。倒是海外学者、政要，旁观者清。1970年龙夫威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称：‘徐继畬对西方威胁的回应，是基于对他的文化和国家的高度忠诚。不论怎样，在其《瀛环志略》中，呈现出了可以感知到的一个自由的儒家学者(liberal Confucian scholar)所能宽裕地到达的智力边界的宽广极限。徐仿佛已经乐意宽容无论什么被需要的变化——甚至这些变化可能威胁到他的满族君主的生存——如果中国文化的要素可以藉此被保护。”

      1998年克林顿总统北大演讲称，徐继畬直探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核心理念。时下瞀儒罔顾历史文本，胡言乱语，印证了广轩慨叹：“此以见博学者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者尤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而又识高眼明者，盖往往而绝也！”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以孔孟陆王儒学思想为主流的、包括释道在内的独立自由思想，接纳榫接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而不是自由基因的移植，更不是基因置换，甚至人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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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004
1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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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延续了古代言官传统，他的设想和从政气质被民国知识界很多人发扬了，表面扬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其实是没有对大局势的理解能力下文人的行为艺术的自我表演而已。对开明威权不断言论计较，游行抗议，最后赢来更大集权。东林党风格代代传！ 主因，南方文官不识大体，热衷个人虚荣，袒护地方利益
@陈以忘
是日阅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毕，并阅《陆游词集》卷一。黄梨洲此书所论旷古未闻，盖良知所呈露而不能已者，拔本塞源，刊去俗论，直欲另辟天地，再造日月，岂止区区补漏堵罅。然其中所论不无偏颇处，如士子可以哗退郡县官，李滋然所谓”未有研究科学之本心，先逞干预政治之能力”，实中其弊。梨洲本意，盖欲以学校分当道之权，然学生论事每每偏激，若实予其权，恐生乱象。其他如《原臣》所论，则脱胎于孟子，李滋然硁硁小儒，焉能见及此。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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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钱逊（钱穆之子）

一代鸿儒：最后的“士大夫”

钱穆，生于1895年7月30日，逝世于1990年。1911年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

钱穆是一位文雅学者，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士大夫”。他早年其实很想读大学，但没有读上。他任小学教师时，“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见报载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师友杂忆》）。

后来，钱穆以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的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史学家、国学家。


值此钱穆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重温其经典、传承其精神是我们对先生和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纪念。

例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钱穆）能从人人能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
——严耕望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黄仁宇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 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杨联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
——狄白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以上摘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言为编者加）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刘梦溪

“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

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霍韬晦（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法住文化书院院长、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一位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惧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俱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企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以上摘自《中国文化史导论》，引言为编者加）
一代国学大师，虽别离我们，但他的学术著作，将永在人间。
——杨向奎（历史学家）

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然夷考旧文，茫昧无稽；虽有美盛，未可苟信。当孔子时，夏、殷之礼，已为无征。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余英时

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

（以上摘自《国学概论》，引言为编者加）


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耶鲁大学校长特请耶鲁教授李田意用汉语读出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的中文颂词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60岁，都读《论语》40遍到100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

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方克立（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城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

（以上摘自《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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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认为中国人的低等民族，需要引进白人改造外，还认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进一步细究推敲每一类悲苦的性质，则可发现这都是出自人类在彼此之间所作的分别——即家庭、性别、阶级、国别、职业、法律的藩篱；人类若能消除这些分别，就能臻至大同境界。人类靠着技术和远见，或许能一一破除这些分别。透过逐渐走向联邦体制，国界终有消泯的一天（康有为认为美国、德国是由小国进而合为大邦的典范），不必兵戎相见，诉诸物竞天择较为粗暴的一面。

民主政体与独裁统治截然相对，乃是一大美兆，因为民主政体遍行，工会、社会主义式组织日兴，就有望于摆脱国家中央集权。小国本来就会逐渐统合为大邦，譬如俄国合并东欧诸国，巴西合并其余拉丁美洲国家，德国吞没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回教帝国由土耳其、波斯、印度熔铸而成。



然而这几个大联邦不可能彼此永久相隔；有「公议会」经济约制，有海军舰队巡弋，还有音乐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制定「全地语言」，在此压力下，这几个大联邦势必逐渐趋于合并。这几股趋势再加上各国全面裁军废武，便可登临大同境界。


大同世界并无阶级之分，奴隶、种姓体系或贵族、封建制度的残余将荡然无存。但是世界既已进入工业生产，工厂益发庞大，交通网络日益复杂，问题将会更形棘手，「贫富不均远若天渊」。



康有为认为，贫富之争既然无可避免，那么消弭贫富冲突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摒弃家庭制度，如此一来，人心便能摆脱私产之论的宰制。



各地的统治者会循序渐进，破除当今隔阂世界的种族差别，不分黑、棕、白、黄种，一体视之。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没有一厢情愿，以为光是透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种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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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启超，钱穆用刘知几所总结的“史家三长”, 即才、学、识三方面来评价梁启超, 认为梁启超有史才, 但缺少史学, 更缺少史识,他说:“我觉得梁任公该可说有史才, 他实能写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学。他究嫌书读得少, 并也不能精读, 因此他对这一时代的事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论王荆公变法, 论清代学术, 均无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上详细地学, 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识' 字, 那就更高一层。梁任公讲《中国六大政治家》、讲《清代学术概论》, 均嫌见识不够。”但钱穆并不完全否定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他客观地肯定梁启超文笔气势磅礴、书的写法布局值得效法,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 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 一气而下, 有生意、有浩气, 似较太炎各有胜场, 即如清代学术概论, 不论内容, 专就其书体制言, 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 实则在`五四' 运动后, 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
钱穆先生厚道，在下的理解就是梁启超学养不足，但文章又浩气，就是能鼓动人心，作为政治宣传则为第一。

余英时认为梁启超最大的问题是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他的《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

梁启超说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余英时说“科学的史学”有一个弊端是：如果按此预设，必然会得出“中华文化落后了两千年”的结论。“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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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让我们一起重温钱穆先生的总结：”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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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论断：“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严复）”（《李慎之文集》2004年版第70页）。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进而考证：“自由是舶来品。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称“陈寅恪实际上已经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定位陈寅恪为独立自由精神开山老祖。

……中国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至今没有共识，成重大学术空白。倒是海外学者、政要，旁观者清。1970年龙夫威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称：‘徐继畬对西方威胁的回应，是基于对他的文化和国家的高度忠诚。不论怎样，在其《瀛环志略》中，呈现出了可以感知到的一个自由的儒家学者(liberal Confucian scholar)所能宽裕地到达的智力边界的宽广极限。徐仿佛已经乐意宽容无论什么被需要的变化——甚至这些变化可能威胁到他的满族君主的生存——如果中国文化的要素可以藉此被保护。”

      1998年克林顿总统北大演讲称，徐继畬直探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核心理念。时下瞀儒罔顾历史文本，胡言乱语，印证了广轩慨叹：“此以见博学者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者尤寡，博学而细心深思，而又识高眼明者，盖往往而绝也！”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以孔孟陆王儒学思想为主流的、包括释道在内的独立自由思想，接纳榫接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而不是自由基因的移植，更不是基因置换，甚至人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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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004
1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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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延续了古代言官传统，他的设想和从政气质被民国知识界很多人发扬了，表面扬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其实是没有对大局势的理解能力下文人的行为艺术的自我表演而已。对开明威权不断言论计较，游行抗议，最后赢来更大集权。东林党风格代代传！ 主因，南方文官不识大体，热衷个人虚荣，袒护地方利益
@陈以忘
是日阅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毕，并阅《陆游词集》卷一。黄梨洲此书所论旷古未闻，盖良知所呈露而不能已者，拔本塞源，刊去俗论，直欲另辟天地，再造日月，岂止区区补漏堵罅。然其中所论不无偏颇处，如士子可以哗退郡县官，李滋然所谓”未有研究科学之本心，先逞干预政治之能力”，实中其弊。梨洲本意，盖欲以学校分当道之权，然学生论事每每偏激，若实予其权，恐生乱象。其他如《原臣》所论，则脱胎于孟子，李滋然硁硁小儒，焉能见及此。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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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和敬意，是贯穿在他全部学术中的核心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钱逊（钱穆之子）

一代鸿儒：最后的“士大夫”

钱穆，生于1895年7月30日，逝世于1990年。1911年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

钱穆是一位文雅学者，有人称他为最后的“士大夫”。他早年其实很想读大学，但没有读上。他任小学教师时，“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见报载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师友杂忆》）。

后来，钱穆以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教学水平，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的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史学家、国学家。


值此钱穆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重温其经典、传承其精神是我们对先生和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纪念。

例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钱穆）能从人人能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
——严耕望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黄仁宇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 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杨联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
——狄白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以上摘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言为编者加）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刘梦溪

“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

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霍韬晦（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法住文化书院院长、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一位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惧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俱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企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以上摘自《中国文化史导论》，引言为编者加）
一代国学大师，虽别离我们，但他的学术著作，将永在人间。
——杨向奎（历史学家）

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然夷考旧文，茫昧无稽；虽有美盛，未可苟信。当孔子时，夏、殷之礼，已为无征。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余英时

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

（以上摘自《国学概论》，引言为编者加）


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耶鲁大学校长特请耶鲁教授李田意用汉语读出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的中文颂词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60岁，都读《论语》40遍到100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

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方克立（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城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

（以上摘自《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引言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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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认为中国人的低等民族，需要引进白人改造外，还认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进一步细究推敲每一类悲苦的性质，则可发现这都是出自人类在彼此之间所作的分别——即家庭、性别、阶级、国别、职业、法律的藩篱；人类若能消除这些分别，就能臻至大同境界。人类靠着技术和远见，或许能一一破除这些分别。透过逐渐走向联邦体制，国界终有消泯的一天（康有为认为美国、德国是由小国进而合为大邦的典范），不必兵戎相见，诉诸物竞天择较为粗暴的一面。

民主政体与独裁统治截然相对，乃是一大美兆，因为民主政体遍行，工会、社会主义式组织日兴，就有望于摆脱国家中央集权。小国本来就会逐渐统合为大邦，譬如俄国合并东欧诸国，巴西合并其余拉丁美洲国家，德国吞没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回教帝国由土耳其、波斯、印度熔铸而成。



然而这几个大联邦不可能彼此永久相隔；有「公议会」经济约制，有海军舰队巡弋，还有音乐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制定「全地语言」，在此压力下，这几个大联邦势必逐渐趋于合并。这几股趋势再加上各国全面裁军废武，便可登临大同境界。


大同世界并无阶级之分，奴隶、种姓体系或贵族、封建制度的残余将荡然无存。但是世界既已进入工业生产，工厂益发庞大，交通网络日益复杂，问题将会更形棘手，「贫富不均远若天渊」。



康有为认为，贫富之争既然无可避免，那么消弭贫富冲突唯一的办法，就在于摒弃家庭制度，如此一来，人心便能摆脱私产之论的宰制。



各地的统治者会循序渐进，破除当今隔阂世界的种族差别，不分黑、棕、白、黄种，一体视之。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没有一厢情愿，以为光是透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种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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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梁启超，钱穆用刘知几所总结的“史家三长”, 即才、学、识三方面来评价梁启超, 认为梁启超有史才, 但缺少史学, 更缺少史识,他说:“我觉得梁任公该可说有史才, 他实能写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学。他究嫌书读得少, 并也不能精读, 因此他对这一时代的事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论王荆公变法, 论清代学术, 均无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上详细地学, 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识' 字, 那就更高一层。梁任公讲《中国六大政治家》、讲《清代学术概论》, 均嫌见识不够。”但钱穆并不完全否定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他客观地肯定梁启超文笔气势磅礴、书的写法布局值得效法,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 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 一气而下, 有生意、有浩气, 似较太炎各有胜场, 即如清代学术概论, 不论内容, 专就其书体制言, 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 实则在`五四' 运动后, 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
钱穆先生厚道，在下的理解就是梁启超学养不足，但文章又浩气，就是能鼓动人心，作为政治宣传则为第一。

余英时认为梁启超最大的问题是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他的《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

梁启超说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余英时说“科学的史学”有一个弊端是：如果按此预设，必然会得出“中华文化落后了两千年”的结论。“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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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让我们一起重温钱穆先生的总结：” 民国以来，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之难局。此一点，日本明治维新较中国又占几许便宜。日本政权迁禅，自藩府还之天皇，既不如中国变动之剧。而日本在藩府统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于尊王攘夷，其道为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之纲领节目，久已在长期部族统治之猜防压制、诱协愚弄下变色。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满清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一旦政体更革，名为“民主”实则全须士大夫从政者良心自负责任，而中国士大夫无此素养。既昧心祸国，又以“民权”之说委罪卸责。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狮之喻所能得拟也。
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



所谓更生之变者，非从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 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来，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怠于务研寻。又复掺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种根本病也。“

洞悉人性的经济学名言
全球善商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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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新媒体整编

导 语



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给人们带来关于人生态度上的启发。以下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摘编的30句经典话语，与大家分享。






1. 人，天生、并且永远是自私的。



2.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3. 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但是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在追求最高荣誉时，一旦碰到困难和危险，就懒惰、犹豫，容易沮丧。



相反，我们也常常发现能够完善地进行自我控制的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倒他们的勇气，没有任何危险能够惊骇他们，但同时，他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似乎无动于衷。



4. 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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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6. 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



7. 交换倾向出于自利的动机，并且引发了分工。



8. 意识到被人所爱，自有一种满足感，对一个心思纤细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种满足感带给他的幸福，比他或许会期待的那一切可能从被人所爱当中得到的实质利益更为重要。



9. 财富是交换劳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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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获得内心平静就必须做到“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如果这些条件能够达到，那么财富的增加会是多余。



11. 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



12. 我们谈论关于自已的事情时必须有所节制。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同伴对所有这些事物很感兴趣就像我们自已一样。人类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很多人缺乏这种节制。



13. 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14. 不管某人如何自私，这个人总是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他看到别人幸福时，哪怕他自己实际上一无所得，也会感到高兴。这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同情的感情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便是最残忍的恶棍，即便是严重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丧失全部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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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已是受人注意和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16. 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消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



17. 在竞争中，个人的野心往往会促进公共利益。



18. 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们倾向于同情和附和富者、强者的感情之上。



19. 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呼吁人们实践仁慈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



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这根柱子一旦动摇，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宏大而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土崩瓦解。所以，正义必须要靠强制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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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



21.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22. 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



23. 对我们来说，看到别人的同感使我们高兴，发现别人与我们完全没有同感则使我们震惊。



24.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25. 只要有了和平、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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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让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东西要更严重。因此，侵犯财产，比仅仅撕毁契约罪恶更大。



27. 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



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



28. 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个国家的相距久远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



进步是缓慢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29. 我们赞同别人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和对方的情感一定要完全相同。



30.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只是阻止我们去伤害邻居。一个人仅仅克制自己，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确实只有一丁点可取之处。可是，他已经履行了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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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消极自由”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
原创 胡文辉 历史的擦边球 昨天
按:此题搁置已久，近承洪光华君托请，收到《瓯越此门两代贤》展览图册，有刘节《我之信条三则》手迹，乃检书匆匆写出。



关于学术与“消极自由”的三个文本



       此篇主要是“钞书”，不必作为文章看待。然则我钞的文章，却是比我自己的文章重要多了。



       第一个文本

       1953年，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动员他的老师陈寅恪到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于是就有了《对科学院的答覆》这一著名文本。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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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113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这一文本世已熟知，议论亦多，论者似多强调陈氏掷地有声的大勇，这自然不错；但我想强调，陈氏同时说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他要坚持的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故我以为他的本意，其实是要求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学术空间，一种学术上的“消极自由”。

这一点，前一阵我已谈到过：“一般老是突出他的《对科学院的答覆》，要求不学习政治，不信奉马列主义，其实他本人的意思是强调不想介入政治，只是希望政治不要影响到个人研究学问。所以我觉得他要求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东西，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他并不是追求‘积极的自由’，而是要求‘消极的自由’，他的不是要做斗士，不是要做公知，他只是追求做好一个学人，能够保持自己做学问的独立，他要求的只是这一点。”（《胡文辉谈陈寅恪诗及语录》，“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1年9月12日）



第二个文本

在文革期间，陈寅恪的弟子刘节留下了一个札记式的文本，《我之信条三则》。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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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津藏，据《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温州博物馆、衍园美术馆)

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我之个性偏于静的方面，自以忠于研究学问为最适宜。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立，即是自立系统，达，即是通达无碍。凡是能立、达人的人，必定他自己真有所立，确是通达，然后才能立、达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决不能把为学同做人分成两段，此所谓一本之学。做学问的最大需要是精神上的。……我现在客观的生活很令人烦闷，而心中则无一毫痛苦，此即不矛盾之乐趣。……

……凡是恶势力其破坏人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还不算厉害，最厉害的莫过于制造空气来动摇你心理上的常态，使你逐渐失掉自信心，觉得害怕、觉得前途无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须预备下满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长生的出路。（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曾宪礼编《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附录，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对这一文本，过去我曾有评论：“这种将治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的芸芸众生虽嫌过于理想化，但刘节以本人的身体力行，竟完全实践了这种高远理想；他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可称古代中国‘士’的楷模。《我之信条三则》这篇写于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来，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可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先后辉映。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学术为职业而非以学术为志业的时代，对于刘节的学术理想，我辈即不能致，也仍应心向往之。”（《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人物百一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现在来看，刘节强调“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这当然也是要求一种“消极自由”。——因胡风案落难的张中晓曾有这样的话：“只要真正的探索过，激动过，就会在心灵中保持起来，当恶魔向你袭击，它就会进行抵抗。”（路莘整理《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刘节与张中晓的知识背景迥然不同，但面对横逆之来，他们的反应不是很相似吗？

据刘节之子刘显增说，刘节日记1966年9月26日有“晚写感想五百字”，可能即指《我之信条三则》，而这正是刘氏被批判并戴高帽的时候（《刘节日记》，下册第500页）。如是，这一文本就是他在面对专政与群众双重压迫时的内心独白。



第三个文本

以上两种文本，《对科学院的答覆》不必说，《我之信条三则》也早受瞩目，而我也谈不上有新的看法。我真正想拈出来讨论的，其实是第三个文本，吴宓日记里的一处内容。

1951年4月15日，友人劝吴宓焚毁日记和诗稿以避祸，他遂有以下的自我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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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宓日记续编》扉页)

……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乃宓拒却昀（按：张其昀）、穆（按：钱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112页）

这一大段文字，似未见有人讨论过。就时间来说，此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山雨欲来，这是吴宓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时代——的一个秘密宣言。他自承“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只是要做“草间偷活”的吴梅村，而非遗老顾炎武，甚至批评自己“依违唯阿，卑鄙已极”，但他的态度，终究是要坚持最低限度的知识尊严。为人处世，可以退让，可以妥协，然而终有不可自我否定者在，终不能连记录自我言行都不可为。“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这不也是在要求学术上的“消极自由”吗？

众所周知，吴宓是陈寅恪的故友，但他是个很不通世故的人，比之陈寅恪，他实际上更加迂而勇。在陈寅恪、刘节之前，他发出了这个捍卫内心自由的声明，我以为是可与《对科学院的答覆》、《我之信条三则》这两个文本鼎足而三的。



总结一下，陈寅恪、吴宓、刘节三人，其关系或友或师，可归入同一个学术群体。以上三个文本，则体现了他们在学术遭到政治压迫时的一种抵制心理，一种捍卫内心自由、捍卫为人为学底线的努力。在政治黑云压城之际，知识分子无法对于“武器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的“俗谛”作公开的积极的反抗，只能凭一张安静的书桌，维持个人的学术理念和良心自由。一介书生，所求者学问，他们不是殉道者，不是烈士，他们要的只是“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然而，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候，在知识分子尽折腰的时候，在全体热烈鼓掌的时候，能坚持其“消极自由”，又何其难，又何其勇！

陈、吴的反应，大体是针对“思想改造”的压力，而刘节针对的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相较之下，此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刀霜剑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比1950年代初更为噤若寒蝉，因而刘节的反应我以为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可与梁漱溟在1974年批孔运动中“匹夫不可夺志”的态度相提并论。他们代表了知识分子在被践踏到最低处之时的不屈意志。

当然，三人情况不同，地位不同，对底线的标准也不尽同。相对来说，陈寅恪地位最尊，更有所恃，故他的陈义也最高，坚持的更多是为学的底线，而吴宓、刘节坚持的更多则是为人的底线。但不论如何，他们共同捍卫了学术的尊严，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说到底，是捍卫了人的尊严。

“消极自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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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
大先生们 墨教Mohism 昨天

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在“学阀”傅斯年的圈子之外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年代，知识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却并没有健全的角色意识。因此，除了陈独秀、梁漱溟、陶行知等圣贤式个人外，知识人始终没能摆脱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以傅斯年为例，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被朋友们称道的学术活动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他和陈寅恪、钱穆等人在日本侵华前就组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不仅如此，傅斯年不畏权贵，除蒋介石外，一切人都被他当众批评，时人称为“傅大炮”，这些都可圈可点，一再被当代文化 人称引。但如我们探寻历史的诸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无私只止于他依附的圈子。说白了，傅斯年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阀”。



傅斯年的火爆脾气开拓有余，作“大将”敢冲敢闯，但他自身始终无容人雅量。除了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蒋介石，以 及他的校长蔡元培、他的老师胡适等有数的几人外，他对别人并无同情的理解，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有一种旁观者的理性。甚至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断义，不再来往”。顾放弃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学任教，傅还觉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话于顾：“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 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思成带他到李庄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 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王世襄轰了出来。如果王世襄理解傅斯年们的圈子心理以及中国知识人角色意识的欠缺，他也许不会在晚年回忆此事仍充满了感慨与悲凉；我们甚至设想，如果他了解傅斯年对他的师辈陶孟和都绝情的事实，他也许会释然很多。





中国早期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陶孟和先生在新政协会议上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后来，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之意，蔡元培劝其归顺中央研究院不果，傅斯年等人就跟任鸿隽串通，切断陶孟和的经费来源，逼得陶孟和只好把他的队伍从北平拉到南京，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种种冲突导致书生气十足的陶孟和对傅无好感。金岳霖说陶孟和本可以做大官，但陶对国民党由失望到反感，他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意思就是说不可救药了。而他的学生辈傅斯年则以社会名流身份， 仍以自家人自家事自居，竭力维护这个“核心”。



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可是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去信要求关掉这个违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的学会。当然，他也很快如愿。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近代中国知识人却因名、因信称义，站在真理或知识的碎片上彼此伤害甚至屠杀，依附权力来解决争端，这是大可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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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之下哪有屌丝逆袭，有的只是贵族和国家的双重压迫｜文史宴
文史宴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我们的火炬 ，作者张勉之

许多人喜欢《大秦帝国》，是因为喜欢“屌丝可以从贵族的垄断下逆袭”，然后把自己代入进去自嗨。但是《秦砖》通过仔细分析史料，剖明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秦国的实际操作是秦王利用散沙化的识字者构成的文法吏系统，既削弱贵族，平民实质上也无法获得突破阶层的机会，而这些文法吏也是秦王的工具，待遇十分苛刻。只可惜这样的常识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具备：有钱人都朝不保夕的社会，穷人又怎么可能过得好呢？



可以说，大秦帝国利用传统的历史条件和新兴的社会变化，构建了一套极度猥琐的、除了秦王本人，社会所有阶层皆输的制度。具体的分析，可以直接阅读《秦砖》。







这是一部制度史视角的好书，它讲出了秦制何以残暴的根源所在。



古往今来的君主们无一不对权力有着如下的终极想象：“理想状态的暴君会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置于其权力之下，以此满足自身的饕餮之欲，而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要做到这一点总是很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终极秘诀诚如言九林所言：“欲使天下人为奴，必先使天下人互不为主奴。”



《秦砖》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梳理出一条为了让原来互为主奴的天下人解除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统一匍匐于君主脚下而必经的由自然国家向镇压型国家跃迁的制度演进之路。



作为制度的秦制所以如此特殊，或者说足够残暴恰在于它正处于僭主们瓦解贵族与平民们之间的统治关系，并将他们逐一击破的关键节点。这就让秦制本身呈现出鲜明的“双轨制”特征，它既保留了血统贵族们赖以维生的等级制，又在这个本乎自然的等级制（尽管已经非常变态）之外重新用权力建构起一套基层政权经由文书系统直接服务于王权的吏治系统。秦国百姓既要被基于血统名爵的等级制牢牢压制在社会底层，同时又要受到吏治国家的无情盘剥，他们承受的是双重的暴政。



在本书中，读者们将看到，刘三解基于对秦制军制、军功系统演变的细致考据，证明“分封制”并没有因为商鞅变法而自秦国“消失”。 天生的血统、 身份仍是能够位极人臣的硬性指标。以宗亲为代表的老秦人们、外来客卿是高位卿爵的主力军，即使是那些没有战功的贵族，其富贵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只是不再享有与财富相匹配的荣誉。与此同时秦吏地位得到大幅抬升，军功授爵制的存在基本保证了他们“一体均沾”的上升路线，盈论时与贵族一起接受封赏；连坐时享受更轻的惩罚。



惟有底层黔首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军功授爵制的存在而有些许改善。他们无战时要自带干粮、千里戍边，履行必要的国家义务；外征野战之际则接受征召入屯充当军队的临时工，有功小赏（杀人未到爵位要求用钱相抵）、小过大罚，被牢牢按在血统身份的天花板之下，既要被贵族们凌辱，也要遭受国家机器的宰割，成了名副其实的D端人口。



刘三解形象将这种为高阶爵位预留后门，不动贵族利益，大规模抬升吏的地位，同时把黔首们牢牢压制在社会最底层的做法称为“赎买”。



在这场基于权力的交易中，君主用高爵厚禄买来了贵族对他们的效忠。“汉承秦制”后的《二年律令》爵位名录显示，本应高度稀缺的高阶卿爵像变戏法似地被塞进了“左庶长、 右庶长” 、“少上造、 大上造、 驷车庶长 ” 等高门大爵，与此同时中等、初等爵位却几乎没有变动。秦制君主们在对高阶爵位不断掺沙子的同时，又极大降低了血统贵族们爵位跃迁的普遍难度，“大将、 御、 参皆赐爵三级。”，双方携手大踏步向官本位迈进，一道收割社会底层的韭菜。



说过了秦制制服贵族的手法，再来看它对付普通人的手段。



秦、 汉初百姓的普遍负担， 为 1 年服役 3 次， 每次 1 个月， 即“践更” 3 个月、 “居更” 9 个月，董仲舒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秦役苛重30倍于古，饶是如此，在刘看来这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在秦朝实际运作的戍边体系中， 以‘年’为单位的‘戍卒’ （含“罚戍” “谪戍” “宂募” “赀戍” ） 与“屯戍” 的结合， 才是人力的主体， “更戍” 更大程度上是小国寡民的旧制度遗存， 以及一部分‘家贫’ 黔首不得不亲自服役的补充。"



所谓“罚戍” 是那些因为刑罚不得被派往边地驻守的“徒”，劳改犯；“谪戍”指那些因身份低贱被发配至边疆驻守之人；“宂募”为充作“隶妾” （官奴婢）的母亲及同母兄弟姐妹为，甘愿“宂边” 五年，不要“兴日” 的报偿，用以赎免一个亲人为“庶人” 的编户民；赀戍”指那些因为出不起“更戍”减免费和亲自服役的路费只能向官府借贷，逐步沦为债务奴隶的编户民。



由此可见，秦法的残暴既在于涵盖社会各年龄段、各阶层的无处不在的国家义务，更在无处不在的身份歧视：歧视穷人、歧视贱民。就是对这些具体徭役的赎买方法，也同样牢牢嵌入到个体荣华富贵的基础之中。如刘三解所言“低爵代替高爵， 高爵代替低爵， 或无爵代替有爵者‘戍’”。



一个没有爵位的平民娶了商人之女被迫戍边；一个穷人因为出不起戍边的“干粮费”被迫向国家借贷，自此踏上沦为国家债务奴隶；就是富人，总有一天也会在繁重的免戍边费与其他名目繁多的国家赋税上节节败退下来，由富返贫，重新走上刑徒经济的不归路。



刘三解笔下的秦国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奴隶、使用奴隶、最后消灭奴隶的奴隶生产加工厂。它同时包含了僭主制、寡头制、暴民制的突出特征：用身份高低、财富多寡来区分人的等级，将贵族和平民远远隔开；靠着虚幻的军功授爵制满足底层人民对平等的嗜好，僭主们得以伺身其间，暴虐万民。秦制真堪称是古典时代集恶之大成的混合政体。



秦制伦理中这种把恶当成好，把好当成恶，不仁不义到极点的本相，其最终结果就是整个秦国社会被彻底抽象成一个纯粹“理性社会”，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在这种制度之下尽可能延长自己不沦为贫民、贱民的时间。



黔首和奴隶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进入帝国“利出一孔”的吏治系统，匍匐于君王脚下，在成为王的奴仆的同时，摆脱贱民的地位；第二，就是全民求富，一切行动向钱看，在权力为其构建好的“市”内从事无需长途物流的小宗商品交易活动（大宗交易由秦灭亡六国前的客商完成）。刘三解意识到 “ ‘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 。秦始皇不但是一个帝国的君主， 还是一个分公司遍布近千个县的企业家……”。



从国家层面看，这种经营性特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秦制对于人本身的“物化”与“异化”。在秦制伦理之下，绝大多数人不可算作人，而只可充作某种人力资源，秦制之下的县则是对刑徒和从编户民进行统一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秦简中牲畜与“舂”、“卒”同时出现的某些经营性指标：“‘舂产子’ ‘卒死亡’ ， 乃至于‘仓’所管的‘隶产子’‘徒隶死亡’这些‘人数’ 和‘牛、 羊、 马、 猪、 鸡、 狗’ 一样， 都有增减比例指标。”



秦国民间，则在商鞅变法之后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全民创业，人人奋勇求富的社会风潮。在古代中国商人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轻贱的职业，但比起作为职业的“末业”来，秦民们显然更害怕贫穷本身。



贫穷意味着国家已经无法从个体身上套取必要的经济租金，他的成本大于它的收入。这部分负资产就要从秦国的会计账簿里被清理出去，进入另一套“公有制刑徒经济”序列，从此成为秦制国家真正的“自己人”。



这种“利益算计”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秦对贱民的定性，比如赘婿。在秦灭六国前，其地位所以称贱（统一后，更具危害性的贾人成为国家重点打击对象），恰在于赘婿因贫穷不按按律令“成年后分户立籍” ，却选择进入他者核心家庭成为“后父”。这一进一出，一方面减少了国家可以徭戍税赋的户口数，另一方面又让原本因“绝户” 而面临充公危机的家庭财产得以保存。秦国这家“大型家族企业”的收入减少，人力成本却依然横亘在那里，这是秦王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



回到本文主旨，秦制的残暴根源何在：在镇压型国家的“国家垄断经济”之下，人已经不再是人，而沦为人力资源，或者说人型智能（human-like intelligence），成为了秦制国家文书系统组成的巨型数据库中可增可查可删的条目。惟其是一种人类资源，我们就不难理解三解所言“‘秦制’人力资源使用， 虽然细致入微却根本毫无效率， 甚至可以说是对一切经济学原则的反动。”的评语。



恰恰是因为“垄断”和“人的异化”的存在，秦制君主们可以不用顾忌人力资源们为履行三个月的国家义务，而不得不在广袤的帝国版图上“被运输”时对社会资源的空前消耗和浪费；可以始终放肆地追求在地域层面一个个孤立的，互不统属、交流、沟通的孤立市场的存在：“大量的物资被留置于本地使用，全国性的市场根本没有产生， 区域之间没有分工，形成的是以县为单位的区域市场，而区域市场的主体，又是‘刑徒’ 组成的‘国营工厂’ 和单独的‘编户民’ 。” ；以及为了完成这种消耗资源、消灭市场的目的，而甘愿忍受的巨大的管理成本。



在秦制层层镇压、层层监视的吏员管理模式之下，秦国拥有比西汉末期更庞大的吏员集团，“秦代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有 152 户， 却有 104 人的吏员编制。” ，吏民比达到在古代十分骇人的比例9:1。



针对这一切，刘三解只能无奈地写道：“ 这就是‘秦制’ ， 既不‘公平’也不“效率” ， 它所追求的， 仅仅是在掌控一切的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个体的资源。”



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



刘三解选择从制度演变角度解构秦制的运作逻辑，摒弃了传统史学中侧重宏大叙事，概念平移的窠臼，从问题本身出发，与他的读者一道探寻秦汉交替之际，秦制兴亡之间稍纵即灭的制度“源代码“。他为新书副标题取名《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可谓恰如其分，不禁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试图向后人传递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大革命看似在埋葬一个旧制度，其实只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使其日臻于完备，更好地进行中央集权。



非常有趣的是，备受刘推崇的奥地利裔政治思想家哈耶克恰恰是托克维尔的迷弟，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书名即源自托克维尔针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真知识分子的选择还真是出奇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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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清朝百姓真实生活样貌

但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发明创造的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乾隆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与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乾隆皇帝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和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两三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英国工业革命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人们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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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好歹也是战胜国之一，却没有资格参加巨头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人家苏联，美国和英国根本不承认你中国是和他们有一样地位的国家，非常憋屈，但是也很无奈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讨论到海参崴这个地方的归属问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苏联在当时虽然领土面积世界第一，但是他们国家很发愁没有一个好的出海口，大家摊开地图就可以发现，俄罗斯现在唯一的一个不冻港就是海参崴，这还是从中国的手里强取豪夺过去的，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当时苏联私下和中国协商，签订了一个《中苏加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原文如图。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两条是这样的：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苏殖民地大连主权；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崴的主权，苏联同意在50内以内撤走苏联驻海参崴所有武装力量。



中国政府将在1995恢复对海参崴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崴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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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条就能看出，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在1995年收回海参崴。



但是可惜的是，最终这件事还是黄了。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条约是和国民政府签订的，后来1949年他们就被打到了台湾，然后和苏联从新建交的是新中国。对于之前签订的条约，即使是斯大林亲笔签署了这份《中苏加盟条约》，斯大林自己也不和新中国承认这件事的合法性了。再加上后来苏联意识到海参威对他们的重要性，结果这件事就成了历史问题，一直在讨论。







再到后来，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接管人是俄罗斯，俄罗斯根本不承认苏联那一套，所以风云几次变幻，当年的文件早就没了法律效益，两家都换了人，最后事情就黄了，真是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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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浙大校歌里我最喜欢的三句歌词

一是“无曰已是，无曰遂真”
意思是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对的，不要认为自己就已经掌握了真理。这句话可以一辈子用来自省。

二是“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意思是没有什么革新不需要因循传统，没有什么传统不需要进行革新。这句话很深刻地描述了传承和革新的关系。

三是“尚亨于野，无吝于宗”
意思是对社会方方面面包括乡野都要去了解透彻，不要局限于某一流派的知识。看待问题要从最广大和基层的眼光出发，不要让自己陷入小圈子的固执来党同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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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迎着爱情和欲望走去。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加缪《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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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家庭！废除姓名！我们的先贤曾经激进到这种程度
原创 唐山 北青艺评 今天
1930年4月18日，为修订《民法·亲属编》，国民党立法院长胡汉民邀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餐叙，提出三问：是否保留姓氏？是否保留婚姻？是否保留家庭？



在今人看来，此三问实属“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当时人眼中，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蔡元培认为，应废除姓名，“用别称符号来代替”。他说：“在理想的新村里，不结婚好。因为在这新村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亦有两人同居之房间，有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两人要同居住之前，应先经医生之检查，并须登记。如是则将来生下男女可有标识了。”



李石曾从进化论角度，提出社会发展趋势是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小家庭到无家庭。



蒋梦麟认为：“五十年内结婚是需要的。”



吴稚晖认为，废除家庭，但保留姓和婚姻。



这个只在《动物农场》中才会出现的讨论，被胡汉民概括为：除吴稚晖外，大家说的都是“正经话”。好在，“正经话”未能变成法律，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以窥激进思潮的演进。



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家庭曾深深地被裹挟到革命中。百年易过，前人的梦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又偏离了多少？为了这些梦想，几代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切尽在这本《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中。

    从个体解放出发，却走向普遍主义



家与国的解体，是标准的“近代化事件”。此前不论东西，家庭都是服从的训育所，父权都隐喻着君权，移孝作忠是通例。



以法国大革命对照中国近世之变，有非常近似的一面：在过于完密、僵化的控制下，只有通过污名化父亲、拆散天然的“父子情”，代以共同理想捏合起来的“兄弟情”，从而使变革获得足够多的社会资源。



清末康有为曾说：“凡有小界者，皆最妨害大界者也。”后来李大钊也认为：“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其实，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无力感——渴望变革，却无处下手。因此把国家、社会、家族、家庭都视为限制，想一体拆除，只留下“世界”和“我”。与之相对应，堆砌成两大神话：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一切制度构想都围绕着此二者展开。



康有为建构的美丽新世界是：废除姓氏，以出生时的医院、房间号、出生时间来命名。




康有为

这在“五四运动”前后曾部分变成事实，一青年改名为“他你我”，一北大女生被问贵姓，立刻回怼：“我是没有姓的！”还有一些学生给父亲去信，宣布：“从某月某日起，我不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蔡元培建构的美丽新世界是：孩子出生后，交国家抚养至7岁，然后国家负担教育，直到24岁，此后国家安排工作，48岁后统一养老。



引人注意的是，个人主义本是家庭革命的基石，正是借口个体解放、个性自由，家庭革命才取得了合法性，可康有为、蔡元培设计的明天却都是极致的普遍主义，个体反而被遮蔽。


    个人主义无法安慰人们的心灵



个体被遮蔽，原因有很多，但与其崛起方式不无关联——提倡个人，只为突破僵局，一旦达成目标，自然被排除在外。毕竟在我们的传统中，尚未形成一种可以充分包容个人主义的文化。



个体崛起，因为在西学东渐、西力东渐外，还有一个西欲东渐。随着近代爱情观的舶来，传统价值中无法安放的情欲，终于得到应有尊重，实现了个人体验与道德实践之间的无缝链接。情欲与生俱来、人人皆有，将这个“随身的尺度”提拔起来，遂凸显出家庭、家族、社会等的约束，而其中的逆反心理，恰好可征用为变革的力量。



可概念先行，缺乏环境、制度的支撑，新概念很容易被利用。“爱情至上”风行后，最大获益者反而是军阀、巨商等，他们本是旧制度维护者，却用新观念来套利。而社会对女性缺乏足够保护，“爱情”反而加剧了性别剥削。



是否可以离婚？是否可以纳妾？如何处理传统婚姻？如何面对子女的反抗……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中，找不到通约的解决方案，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应对。可在博弈中，自身的人性恶被放大，人格处于分裂状态。



以吴虞为例，他曾被胡适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称父亲为“老魔”，与其对簿公堂，晚年却在日记中多次怒骂女儿们“不孝”。事实证明，个人主义无法提供一个道德制高点，无法真正安慰那些靠本能参与革命的人们的心灵。

“五四”后，各种工读互助团风起云涌，知识青年以10—20人为单位，共同劳动、共同居住、按需分配，以“养成一般人‘嫉恶如仇’的心理，对于腐败社会、黑暗家庭完全立于宣战地位”。



然而，这个“宣战组织”或因三角恋，或“弄得几文捐款，手头宽展些，便大家逍遥自在。等到钱没有了，又急急忙忙，想法募捐，对于工作，却全不在意”，或“床铺被褥，非常肮脏，垃圾满地”，纷纷解体。



显然，泯灭个体后，普遍主义又落入乌合之众的困局。



    一步步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以惨败告终，却刺激起人们对普遍主义的信心。



陈独秀评论道：“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所说的“三件事”，均无清晰定义，外延可无限扩展，足以解释一切。显然，这其中包含了一个低级的逻辑误区，可为什么陈独秀没看出来？因为他落入建构理性的魅惑中。



理性是冰冷的，无法满足人的道德需求，而建构理性则以理性的名义，创造出一套道德体系。表面看，它尊重并捍卫真理，认为理性是人的标志，并通过理性，推导出一个“必然的明天”。



可问题是，人类拥有的只是“有限理性”，理性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今天的真理，明天可能就是谬误，所谓“必然的明天”，只是谎话。显然，建构理性是一种新迷信，通过神话理性，引诱人们为所欲为。建构理性的危险在于，它内部逻辑高度自洽，越失败，反而越能激起人们对它的信心。



其实，废除姓氏、婚姻、家庭，就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惨剧？这真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冷静分析，其论证过程异常粗糙，无非是：



第一，从直线逻辑看，似有关联，但社会无限复杂，岂是直线逻辑能概括的？



第二，现实有需要，但这种需要常常是各种概念塑造出来的。



第三，外国的先进经验。但很少有人追问，外国真是如此吗？



粗糙论证，加上“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之类话术，遂形成“先行动，再论证”的惯性。



    跑了百年，却跑丢了当初的目标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吴稚晖等都曾留洋，当然知道，当时欧洲正处在家庭观念极为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讲学期间，因谈到了社会主义，且和“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甚至被英国警方列入黑名单。更何况，启蒙主义大师卢梭、洛克等都赞美家庭，认为家庭是人类美德的基础。



为什么不引入这些主流的“西方先进经验”，却要引入家庭革命，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的“西方先进经验”呢？




吴稚晖

显然，近现代史上所谓的“西方先进经验”，经常是了解不够、想象的产物。以少数经验材料，通过建构理性，然后自行推导出一个“西方先进经验”来。这就把“学习”变成了想象力游戏——在传统大家庭向欧式小家庭转化过程中，一旦遇到困境，知识阶层不是去探寻国外的解决方案，而是迷恋上更有想象力的方案：从欧式小家庭向俄式无家庭转化。



从激进到更激进，再到更更激进，这是一条不归路，回望百年，除了被污名化的父亲、被神话的爱情、被功利化的家庭，家庭革命意外地失去了当初的目标——人们既没因此获得世界，也没因此获得个人，倒是收获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在西方语境中，自由、平等之类本是政治词汇，在中国，反而成了习语。一个人会坦然抱怨在婚姻中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旁人居然都能大概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拥有无限的解释可能。

在今天，人们最常说起“家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当然不错，但这个家是家庭革命后的产物，是最近100年才形成的。在无数次被取缔的风险后，家侥幸被保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在自我与世界之间，依然需要一个中介、一个传声筒、一片试验场。



本书精描了家庭革命的历程，揭示出那些被遗忘的歧途与激情，它们看上去似乎已不太重要了，却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生活。其实，这种塑造并非过去时，也是进行时。那么，我们是否仍会落入建构理性的误区？该如何避免？引导读者更多去思考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最大价值。

作者|唐山奥威尔格言集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著有《1984》、《动物农场》等。奥威尔参与过欧洲的左翼运动，其经历与反思颇有参考价值。


1. “过去的被抹掉，抹掉的又被遗忘，于是，谎言变成事实。”



2. “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



3. “有些观念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会相信。”



4. “很多左翼思想都是在玩火，这些人甚至不知道火是热的。”



5.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6. “从极权主义的角度看，历史是需要创造的，不是用来借鉴学习的。”



7. “败坏思想的捷径是败坏语言。”



8. “如果说，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也可以败坏思想。”



9. “在哲学、宗教、伦理或政治领域，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人类设计或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



10.“难道你不明白‘新话’（Newspeak）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最后，我们会使思想犯罪成为不可能，因为那时已经没有用来表达思想的词汇了。”



11.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12. “政治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3. “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14. “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15. “进步不是幻想，它确实会发生，但它是缓慢的，并且总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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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如何读，为何读
——《庄子奥义》读后
卜雨

木心曾说：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这个观点如此武断，正是木心风格：为了开一扇窗，声明推倒一堵墙。木心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有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汉的赋家，魏晋高士，唐代诗人，全从庄子来。嵇康、李白、苏轼，全是庄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石涛、八大，似信佛，也是庄子思想。中国的伦理观是孔孟的，艺术观是老庄的思想。中国出庄子，是中国的大幸。”
我不想顺着木心的点名簿一一论证这些作家都应纳入庄子传统。因为，先秦留存至今的文化元典并不多，读过、喜爱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化用《庄子》，不算一件稀奇事。过于强调《庄子》的文学性，对一个弘扬“得意忘言”的思想者来说，近于买椟还珠。重要的是，两千多年过去了，庄子作为思想家，其思想是否还值得作为一种信仰，这信仰又能把我们带往何处，这一首要问题仍然悬置。
自从视老庄为师的嵇康被诛后，就很少有古人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归依庄子思想的信徒。魏晋以前，庄子很明显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圣人而被修道者追随。如木心所说“汉的赋家”枚乘，在其代表作《七发》中，假托吴客说七件事，从而启发楚太子，这一形式引起后世众多作者的效仿，号为“七体”。当然我们可以猜想，七体的“先驱”，正是庄子自著的“内七篇”，而将“庄周、魏牟”等人的教诲之言喻为“发药”，典出《庄子·列御寇》。但枚乘在他的笔下强调的，不是庄子汪洋恣肆的艺术功力，而是庄子的思想有利于沉溺世间的人恢复精神健康。
大多数入世者拒不承认自己的追逐欲望是一种疾病。所以后来的多数七体文章，主题从枚乘的“问疾”，渐渐衍生出立场相反的“招隐”。所谓招隐，就是要求之前教诲朝中之士的隐者出来为朝廷服务，夫子降格为仆人。如果我们用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的史家眼光观照这一现象，这里面大概隐藏着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儒道之争，庙堂立场与江湖立场之争。从庄子的道家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病者，社会的发展和组织本身就在不断制造病症，用问疾的态度看待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才可能好。当社会病了，必须有人能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一样诚实地指出它病了，才是正道。
有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大家应该对社会“有用”，而从现实可以依赖的路径来说，首先也就是对统治有用，身为隐士本身就是罪过。就像《韩非子》中姜太公杀贤的故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贤士，因为不仰仗君上，不听任用，不好管理，于是姜太公“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社会的监督者，自由平等的践行者，被污名化为社会的敌人，这是古代中国更为常见的思想模式。
为什么读庄子，因为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佛法，与之同时代的那些中国一流思想者，却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向统治者说话，给统治者进言，从而获得一份民脂民膏，成为靠“精神”发家的贵族。即便也有道德高尚的人，离了庙堂他们对大众其实也无话可说。而庄子这样的道家信仰者，和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一样立足江湖，向每个人讲述什么是道，如何行道，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至人。
“看哪，我来把至人教给你们！至人是大地的意义。”庄子如是。
现代百年，许多人在呼唤文艺复兴，希望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获得启示一样，从我们的轴心时代，获得来源于我们自己本根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然而我们的轴心时代，给君王统治思想以启示的遗产挺多，给大众自由思想以启示的遗产，太少。许多伟大先驱如杨朱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著作遗留。庄子就是著作完整得以保留的极少数自由人中，最亮眼的一个。他的思想，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
不过，直接读庄子，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懂。
庄子的难懂，不是靠着文言功底好，加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迷之自信，便可穿越。庄子用寓言传道，寓言里角色众多。寓言中到底哪些角色的观点，代表庄子本人的观点，哪些角色的观点，是庄子树来批评的靶子，在不能充分把握庄子思想核心的情况下，将难以分辨。加上古代并无完善的标点符号系统，如果义理上不能贯通，就会出现把庄子反对的观点，当做庄子自己的观点来批评或者推崇的谬误。
小说家可以不赞同笔下任何人物的话，哪怕这人是主角，哪怕这是自传体小说，这是虚构作品享有的艺术自由，他们只刻画现象，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但哲学家的对话不能等同视之，哲学家必然而且必须赞同其对话中某一人物的观点，因为这人，就是哲学家思想的代言人，他需要把这一思想的火把，传给他人。
“我要带给人类的是一件礼物！”庄子如是。
后世对庄子的最大误解，就是把他误读为“小说家”，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如果庄子是“不明是非”的和稀泥者，庄子的思想就一文不值，因为我们的社会有无数高明的和稀泥者，那么他们个个都达到了庄子的高度。然而庄子是“不谴是非”，他的胸襟可以尊重每个人的因缘差别，无差别地接纳真诚愿意求道的人，帮助他们走向光明大道。
现在有太多仅仅把阅读作为乐趣、增长知识或职业的人。而古典主义色彩的探索哲学、学习哲学，是为了吸收伟大思想家的见地，成为自己的见地，把它用起来，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吸收的见地错了，用的是庄子反对的观点，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果一味地诵读原文，不进一步思考，念上百遍，可能通过字典认识了字，感受了一点庄子的文学才华，但思想内容，其实仍是不懂。如果无懂的人引导，光靠硬读，除非天资聪颖到惠能一般能够言下大悟，恐怕永远无法读懂。而且懂的意思，也是有弹性的。如果庄子的智慧含量是一百分，理解五分也是懂，理解五十分也是懂。更糟的是，就这五分可能还理解错了，自己也会以为懂了，那就更是南辕北辙。
这些矛盾，困难，障碍，主要从何而来？
不同价值观的注者形成的众声喧哗当然是一个原因。而这个世界，也总有些人，会用瞒和骗把水搅浑。然而如果仅限于此，这些矛盾，困难，障碍，不会难住认真细致的读者：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但很明显，“作案者”庄子本人，却主动参与了制造矛盾，困难，障碍的工作，故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故意不让人懂？
经历过删帖的当代网民，恐怕对这种体验非常熟悉。庄子是宋人，与在位五十二年的母邦暴君宋康王毕生共始终。庄子说真话，既要避免被训诫，又要避免被删帖。如果不主动追求语言表达的善巧，游走在说话艺术的悬崖边缘，真话将无立足之地。这样溯源，看上去粗暴，但这却是我们日日所处的事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粗暴。为了在青天白日下传递隐秘的真相，就有了黑话、暗语的密码制造与破译。
张远山是非常敏锐的密码破译者，他在《庄子奥义》中致力于思考庄子出谜的源代码，即“庄学四境”的结构对位法。掌握了这个解谜诀窍，代码的真意就会被正确解读，文本中有意的修改错谬和无意的传抄讹误，就会在对位中显出BUG，找到修复真义的机会。
例如《庄子奥义》总结的动植象征系统，将无生物、小动物、大动物、植物作为“无知”“小知”“大知”“至知/无知”四境的象征范型。排行隐喻系统：用伯仲叔季的排序，对应庄学四境。这样庄子“七篇”的近二百种角色，或通过动植象征、排行隐喻而直接定位，或通过结构对位而间接定位于庄学四境。他们的观点，在立场、境界清晰的情况下，获得了准确理解。
承认境界的差异，虽然符合事实现象，但这种现象却绝非静态。固化分判，将形成宿命论的种族歧视。庄子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求道之路次第成长。例如道家的列子，墨家的惠施，儒家的颜回，都在庄子七篇中步步发展，直至成长为至人。从“逍遥游”到“应帝王”，不仅仅是主题的转换，也是修道之路的升华。人们对洗脑的过分警惕，虽然带来了部分智慧，但因此失之交臂的智慧，恐怕更多。这起始并非众人之过，但结果一切黮暗无明都将由众人承受。
有人害怕受到《庄子奥义》的影响，害怕被庄子影响，但最后我仍愿意引用木心的话：“你认为受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好的，那么你已经受了影响——坏的影响。”你受庄子的影响，不会变成第二个庄子。但受庄子的影响，你会成熟。也许，我们应该先被庄子“洗洗脑”，把庄子的思想带到生活中，指导人生，让庄子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观念，乃至生命品质。最后，庄子一定会在你成熟的时候等着你，作如是说：“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自适其适）。”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4 10:0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 22:48 编辑

重复收录【与金庸关系不大的文章】

洞悉人性的经济学名言
全球善商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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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新媒体整编

导 语



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给人们带来关于人生态度上的启发。以下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摘编的30句经典话语，与大家分享。

1. 人，天生、并且永远是自私的。



2.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3. 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但是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在追求最高荣誉时，一旦碰到困难和危险，就懒惰、犹豫，容易沮丧。



相反，我们也常常发现能够完善地进行自我控制的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倒他们的勇气，没有任何危险能够惊骇他们，但同时，他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似乎无动于衷。



4. 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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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6. 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



7. 交换倾向出于自利的动机，并且引发了分工。



8. 意识到被人所爱，自有一种满足感，对一个心思纤细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种满足感带给他的幸福，比他或许会期待的那一切可能从被人所爱当中得到的实质利益更为重要。



9. 财富是交换劳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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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获得内心平静就必须做到“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如果这些条件能够达到，那么财富的增加会是多余。



11. 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



12. 我们谈论关于自已的事情时必须有所节制。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同伴对所有这些事物很感兴趣就像我们自已一样。人类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很多人缺乏这种节制。



13. 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14. 不管某人如何自私，这个人总是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他看到别人幸福时，哪怕他自己实际上一无所得，也会感到高兴。这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同情的感情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便是最残忍的恶棍，即便是严重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丧失全部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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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已是受人注意和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16. 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消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



17. 在竞争中，个人的野心往往会促进公共利益。



18. 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们倾向于同情和附和富者、强者的感情之上。



19. 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呼吁人们实践仁慈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



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这根柱子一旦动摇，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宏大而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土崩瓦解。所以，正义必须要靠强制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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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



21.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22. 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



23. 对我们来说，看到别人的同感使我们高兴，发现别人与我们完全没有同感则使我们震惊。



24.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25. 只要有了和平、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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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让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东西要更严重。因此，侵犯财产，比仅仅撕毁契约罪恶更大。



27. 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



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



28. 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个国家的相距久远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



进步是缓慢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29. 我们赞同别人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和对方的情感一定要完全相同。



30.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只是阻止我们去伤害邻居。一个人仅仅克制自己，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确实只有一丁点可取之处。可是，他已经履行了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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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消极自由”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
原创 胡文辉 历史的擦边球 昨天
按:此题搁置已久，近承洪光华君托请，收到《瓯越此门两代贤》展览图册，有刘节《我之信条三则》手迹，乃检书匆匆写出。



关于学术与“消极自由”的三个文本



       此篇主要是“钞书”，不必作为文章看待。然则我钞的文章，却是比我自己的文章重要多了。



       第一个文本

       1953年，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动员他的老师陈寅恪到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于是就有了《对科学院的答覆》这一著名文本。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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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113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这一文本世已熟知，议论亦多，论者似多强调陈氏掷地有声的大勇，这自然不错；但我想强调，陈氏同时说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他要坚持的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故我以为他的本意，其实是要求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学术空间，一种学术上的“消极自由”。

这一点，前一阵我已谈到过：“一般老是突出他的《对科学院的答覆》，要求不学习政治，不信奉马列主义，其实他本人的意思是强调不想介入政治，只是希望政治不要影响到个人研究学问。所以我觉得他要求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东西，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他并不是追求‘积极的自由’，而是要求‘消极的自由’，他的不是要做斗士，不是要做公知，他只是追求做好一个学人，能够保持自己做学问的独立，他要求的只是这一点。”（《胡文辉谈陈寅恪诗及语录》，“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1年9月12日）



第二个文本

在文革期间，陈寅恪的弟子刘节留下了一个札记式的文本，《我之信条三则》。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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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津藏，据《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温州博物馆、衍园美术馆)

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我之个性偏于静的方面，自以忠于研究学问为最适宜。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立，即是自立系统，达，即是通达无碍。凡是能立、达人的人，必定他自己真有所立，确是通达，然后才能立、达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决不能把为学同做人分成两段，此所谓一本之学。做学问的最大需要是精神上的。……我现在客观的生活很令人烦闷，而心中则无一毫痛苦，此即不矛盾之乐趣。……

……凡是恶势力其破坏人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还不算厉害，最厉害的莫过于制造空气来动摇你心理上的常态，使你逐渐失掉自信心，觉得害怕、觉得前途无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须预备下满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长生的出路。（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曾宪礼编《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附录，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对这一文本，过去我曾有评论：“这种将治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的芸芸众生虽嫌过于理想化，但刘节以本人的身体力行，竟完全实践了这种高远理想；他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可称古代中国‘士’的楷模。《我之信条三则》这篇写于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来，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可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先后辉映。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学术为职业而非以学术为志业的时代，对于刘节的学术理想，我辈即不能致，也仍应心向往之。”（《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人物百一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现在来看，刘节强调“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这当然也是要求一种“消极自由”。——因胡风案落难的张中晓曾有这样的话：“只要真正的探索过，激动过，就会在心灵中保持起来，当恶魔向你袭击，它就会进行抵抗。”（路莘整理《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刘节与张中晓的知识背景迥然不同，但面对横逆之来，他们的反应不是很相似吗？

据刘节之子刘显增说，刘节日记1966年9月26日有“晚写感想五百字”，可能即指《我之信条三则》，而这正是刘氏被批判并戴高帽的时候（《刘节日记》，下册第500页）。如是，这一文本就是他在面对专政与群众双重压迫时的内心独白。



第三个文本

以上两种文本，《对科学院的答覆》不必说，《我之信条三则》也早受瞩目，而我也谈不上有新的看法。我真正想拈出来讨论的，其实是第三个文本，吴宓日记里的一处内容。

1951年4月15日，友人劝吴宓焚毁日记和诗稿以避祸，他遂有以下的自我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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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宓日记续编》扉页)

……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乃宓拒却昀（按：张其昀）、穆（按：钱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112页）

这一大段文字，似未见有人讨论过。就时间来说，此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山雨欲来，这是吴宓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时代——的一个秘密宣言。他自承“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只是要做“草间偷活”的吴梅村，而非遗老顾炎武，甚至批评自己“依违唯阿，卑鄙已极”，但他的态度，终究是要坚持最低限度的知识尊严。为人处世，可以退让，可以妥协，然而终有不可自我否定者在，终不能连记录自我言行都不可为。“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这不也是在要求学术上的“消极自由”吗？

众所周知，吴宓是陈寅恪的故友，但他是个很不通世故的人，比之陈寅恪，他实际上更加迂而勇。在陈寅恪、刘节之前，他发出了这个捍卫内心自由的声明，我以为是可与《对科学院的答覆》、《我之信条三则》这两个文本鼎足而三的。



总结一下，陈寅恪、吴宓、刘节三人，其关系或友或师，可归入同一个学术群体。以上三个文本，则体现了他们在学术遭到政治压迫时的一种抵制心理，一种捍卫内心自由、捍卫为人为学底线的努力。在政治黑云压城之际，知识分子无法对于“武器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的“俗谛”作公开的积极的反抗，只能凭一张安静的书桌，维持个人的学术理念和良心自由。一介书生，所求者学问，他们不是殉道者，不是烈士，他们要的只是“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然而，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候，在知识分子尽折腰的时候，在全体热烈鼓掌的时候，能坚持其“消极自由”，又何其难，又何其勇！

陈、吴的反应，大体是针对“思想改造”的压力，而刘节针对的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相较之下，此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刀霜剑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比1950年代初更为噤若寒蝉，因而刘节的反应我以为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可与梁漱溟在1974年批孔运动中“匹夫不可夺志”的态度相提并论。他们代表了知识分子在被践踏到最低处之时的不屈意志。

当然，三人情况不同，地位不同，对底线的标准也不尽同。相对来说，陈寅恪地位最尊，更有所恃，故他的陈义也最高，坚持的更多是为学的底线，而吴宓、刘节坚持的更多则是为人的底线。但不论如何，他们共同捍卫了学术的尊严，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说到底，是捍卫了人的尊严。

“消极自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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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4 10:00 | 只看该作者余东海丨父子必相隐，史官无三讳
原创 余东海 凝听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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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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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昨日发在客厅的一个思考题：“看到一则双汇父子决斗的讯息3说的是双汇火腿肠之父万隆，被亲儿子万洪建举报1.5亿美金的国有资产流失及和秘书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若是现代王道政府，司法如何处理为宜？”



崖山厅友所说最为正确：“先治其告父不孝之罪，然后审理其举报内容。”



父子相隐是权利也是责任，还是刑法要求。顾则徐厅友说：



“子为父隐是中华法典的基本原则，归入‘不孝’罪名之中。《唐律疏议》定基本原则为：‘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过失，理须争谏；起敬起孝，无令陷罪。’《大清律例》规定：‘反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杖一百，徒三年。’这是起码惩罚，即只要告，即必须给予仗一百、徒三年的刑罚。”



新礼制下，不孝之罪，具体如何惩罚可以另行规定，但将“子告父”纳入不孝之罪则是必须的。注意，万隆导致1.5亿美金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与秘书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自然有罪，理当受到相应惩罚，但不应由其子告发。



從容厅友说：“如果父亲制毒販毒，毒害很多人，子告官，挽救了很多人，从家法角度或不可原谅，从国法角度，至少可功过相抵。”



似是而非。父亲制毒販毒，自有他人告发。即使没有他人告发，为人子者也只能劝谏，不能告发。制毒販毒之害最大，也大不过逆人伦之罪和逆天道之害也。毛鉴不远呀，那个时代父子互斗、兄弟相残的人伦惨剧，岂毒品的危害所能比拟。



從容厅友说：“如果子告父有刑责，则正在举报时，执法人员应立即阻止其进行举报，如果听敢举报，就是共同实施犯罪了。”答：王道社会，子告父有刑责必须落实为刑法规定。如果有人告父，说明其人明知故犯，执法人员无权阻止，必须受理，同时将其子关押，等候法官依法审理和惩罚。



從容厅友说：“ 父子有亲，其绝对性只在父子之间，在更大的体系内，就有更多考虑，个别的父子亲情，在更大的共同体不具绝对性，子告父伤害的只是当事者的亲情，不能据此引为对其他父子情的伤害。”



东海答：父子是天伦，父子有亲具有无上普适性，普适于古今中西一切人类。法律纵容子告父，伤害的不只是当事者的亲情，而是天伦。不仅父子一伦，其它四伦都具有普适性，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都是普适价值。



或担心法律禁止子告父，会导致很多罪恶得不到惩罚。可以毋忧。历代王朝都有容隐之制，在司法中贯彻亲亲相隐原则，禁止子告父和祖父母，各种罪恶照样可以得到惩罚。



禁止子告父是维护人道健康和人伦幸福的必须。人道政为大，政治制为大，制度礼法为大，礼法以维护人伦为重，五伦以父子之伦为首，父子大义高于君臣大义。



郭店楚简《六德》篇有“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句，表达了父丧重于君丧之义。古礼最重丧礼，丧礼最重丧服，故“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味着在礼制中父重于君，父子大义重于君臣大义。必要时可以为了父子之情而断绝君臣关系，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反过来，为了君臣之义而断绝父子关系。



五伦之中，君臣朋友是义亲之人伦，以义而合，可以合则从，不合则去。夫妇之合以人兼天，父子兄弟是血亲之天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不孝之罪通天，忤逆就是自绝于天。



对于五伦，儒家高度重视，两极主义和民粹主义极端反对，佛道和西学虽不反对，颇为轻视。无论她们如何说法，实践中都难免轻视。其实都是意识问题。佛道之所以轻视五伦，是因为立足点不在人道上；西学一分为二，神学立足点也非人道，人学立足于人道，但昧于天道，于人道立足亦不稳不全，不明伦常的重要性。



注意，亲亲相隐有其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至亲之间。父子相隐，礼也，史官三讳则非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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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家有三讳说，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家将其视为《春秋》原则和史官规则，是错误的。《春秋经》非史书，而是对史书的改编，借其中人物事件阐发政治大义，选择性地说事，就是为了阐发义理，并非为某些人隐讳。

《春秋》有二部，一史一经，史重事实，经重义理。孔子以史书《春秋》为框架作《春秋经》，是为了借助春秋人物事件的框架表达政治大义。就像有人以史书为框架写一部历史小说，不能说小说家伪造历史。

历代史官包括先秦史官都强调直德，以秉笔直书为史官美德。先秦以来史书记载的帝王将相的丑事多了，何尝为尊者讳？相信史书鲁国《春秋》也不会为尊者讳。另外，有《春秋》责备贤者之说，又何尝故意为贤者讳？相信史书《春秋》更不为贤者讳。兹不详论。

秉笔直书，不隐瞒不夸大不溢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这才是史官必须具备、儒家特别赞肯的德行。孔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篇》）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

孔子还曾赞美晋国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由义也夫，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弟弟叔鱼大恶，激起朝廷动乱，威胁到社稷稳定，触犯了礼法。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付诸刑律。孔子对此高度肯定。
  
或以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言为三讳中的“为亲者讳”辩护，无效无效也。家事与国事、家史与国史、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同中有异，不可混为一谈。父子相隐，亲亲相隐，可以；君臣相隐，官官相隐，则不可以。



《礼记》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



当然，一般臣下非史官，有些事情也可以为君隐，美则归于君，过则归于己。这是臣下的美德，但不是原则要求，而且有条件，其君非暴君，君恶非大恶，大恶无隐，不容隐也。



臣下忠君爱国必须围绕着民本这个原则展开。君主大恶，大害于民，臣下就必须依据爱民第一的政治原则，采取相应态度对待，或劝谏或辞职或抗争，甚至革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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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昭公娶于吴，孔子以为知礼，何哉？讳君之恶也。”以此为三讳中的“为尊者讳”辩护。无效无效也。昭公一事载于《论语述而篇》，全文如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读完全文就知道，孔子并没有讳君之恶，没有为昭公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前言有过，也就是承认昭公不知礼，有非礼。

鲁昭公是周公之后，吴姓是泰伯之后，泰伯是周公伯祖，故昭公与吴同姓，依周礼不能通婚。昭公娶吴女为夫人，有违周礼。孔子说昭公知礼，说错了。古今学者都代孔子解释，说孔子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为鲁昭公讳，因为鲁为孔子父母之邦。但陈国司败（位如司寇）指出昭公之错后，孔子也不曲为之辨，而是直承己过，自称“丘也幸”。

《论语正义》说：“孔子得巫马期之言，称己名云：是己幸受以为过。故云：苟有过，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礼，我答云知礼。若使司败不讥我，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以昭公所行为知礼，则乱礼之事，从我而始。今得司败见非而受以为过，则后人不谬，故我所以为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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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昭公不知礼、违礼之事多了，岂止“娶吴女为夫人”而已？“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鲁昭公都僭用，子家驹因此指责他“诸侯僭于天子”。但东海以为，孔子说鲁昭公知礼，应该是指另一件事。

据《公羊传》：“齐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鲁国之社稷？’昭公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再拜颡……昭公于是曒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以币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相见。孔子曰：‘其礼与其辞足观矣！’”

鲁昭公被季氏逐，出奔齐国，齐侯唁公于野井（吊失国曰唁。齐侯哀吊鲁昭公有国难投也）。在与齐侯的宾主应答中，鲁昭公表现优秀，礼节和言辞都颇可观，所以孔子赞许他“知礼”。但陈司败说鲁昭公不知礼，也没错。因为鲁昭公其他方面的表现，实在不咋地。故孔子不为之辨，唯承认自己错误。

重申一下，尊重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尊重事实，包括尊重过去、现在一切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过去的事实即历史事实，史书不允许三讳。把三讳说当成政治原则和历史原则，是对圣经严重的误解。《春秋经》是孔子根据史书《春秋》框架自造的经典，旨在彰明王道大义，并非介绍历史事实。欲了解历史，另有史书在。后来作为史书的《春秋》亡佚，非孔子所能逆料也。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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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和君、情与法产生冲突的时候，儒家并非一味唯亲唯情，而是尽量兼顾。瞽叟杀人，舜帝的做法，就是对人伦和法律兼顾。

这个孟子假设的事件中，人情和法律的冲突极端尖锐，但舜帝最大程度地化解了这一冲突。不以天子权位干涉司法，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弃天子位，窃父而逃，尽到了对父亲的孝道。还有比这更好地办法吗？

情、理、法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不外乎人情，道理不悖乎人情，良好的法律和正确的道理，必不违背人情之常和人之常情。同时，法律和道理自有其严肃性公正性，不能拿法律和道理做人情。在法律和人情、道理和人情产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如何争取情法兼顾或情理兼顾，唯儒家能够。

2021-8-21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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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翻译下《老子》里专门调侃和骂人的一章，第71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意思是说：即使知道，也自以为不知道，这才叫高明。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叫做有毛病。“圣人”没有毛病，是因为他把毛病当做“毛病”来治。正因为他总把毛病当做“毛病”来治，所以他不容易有毛病。

因此，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佛陀和马克思在论述完自己的思想后也都进行了彻底的自我否定，“我什么也没说过”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牛人尚且如此，但很多愚昧者，却觉得自己啥都懂，这是“有病”，得治！

风清扬尘:
诺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所提出的7大观点：
①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②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③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④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⑤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⑥“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
⑦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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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有限度的”：撒切尔夫人对父亲的回忆
原创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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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深情回忆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fred Roberts，1892-1970）。

罗伯茨的家世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相当普通。“罗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顿的鞋匠。”因为家境贫寒，罗伯茨十三岁便辍学回家，先是在欧德尔学校做木匠，后来在食品行业谋生。

凭借勤劳能干，罗伯茨1913年成为格兰瑟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1917年，他和当地的女裁缝斯蒂芬森（Beatrice Stephenson）喜结连理。192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穆里尔诞生，这个穆里尔便是玛格丽特的姐姐。1923年，经营有方的罗伯茨拥有了第二家店。1925年，他的小女儿玛格丽特（注：撒切尔夫人婚前名为玛格丽特·罗伯茨）出生。据说，拿破仑曾把英国称作“小店主之国”（Nation of Shopkeepers），那么，玛格丽特则是名副其实的“小店主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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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为罗伯茨的食品杂货店，撒切尔夫人的出生地

罗伯茨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我们虽把他称作“小店主”，但他不止这一重身份。实际上，他不仅是食品杂货店经理，也是卫理公会的平信徒传道人、自学成才的学者，还担任过格兰瑟姆的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市长。撒切尔夫人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孕育的。

撒切尔夫人认为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种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

一、自由市场

上世纪70-80年代，撒切尔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的代名词。那么，她对自由市场的认同从何而来？

世人对自由市场的态度，不论是接受还是反对，通常受某种具体契机的影响，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她说早年帮助父亲打理食品杂货店的经历，对自己接受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567-568页）“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第568页）

这种切身经历使她有别于同代人。20世纪20-30年代之后，英国社会普遍把大萧条视为资本主的罪证，并试图寻找更好的替代品，例如国有化、混合经济等。在70年代之前，这几乎成为英国两党的“共识”。不过，撒切尔夫人的生活经历使她很难认同这种观点，“我在格兰瑟姆所了解的一切，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批评与我亲自经历的现实不一样。”（p.568）

也许，当代的历史学家可以戏剧性地写道，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自由市场思潮的复兴，其种子居然可以追溯到格兰瑟姆的一家食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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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情操

撒切尔夫人说，她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

她的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注：新教的一个分支），父亲罗伯茨在当地是一位颇为威望的平信徒传道人。

宗教在他们一家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每周去教堂作礼拜，从12岁起，玛格丽特开始为唱圣歌的小朋友担任钢琴伴奏。

和同龄人一样，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觉得礼拜活动很枯燥，甚至有排斥心理。她和父亲争辩道，“为什么别人家的小朋友可以不去教堂，能够出去玩耍？”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罗伯茨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撒切尔夫人后来承认，“不因别人持有不同意见或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被灌输进我的头脑。”

除了严厉的一面，罗伯茨也有温柔的一面。撒切尔夫人讲述了父亲的两个小故事：

当时，罗伯茨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此人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之后，带着年轻的一家投奔父母。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可救药，应该把他赶出家门。罗伯茨说：孩子就是孩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撒切尔夫人还强调，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但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时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父亲担任公职期间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当时，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二战期间，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附近的驻军便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扰那些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市民。同时，他强烈反对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

需要注意的是，撒切尔夫人认为个人的宗教品德不能与政治美德划等号。保守派不一定是基督徒，基督徒也不一定是保守派。撒切尔夫人说，在上世纪20-30年代，她们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大多数是和平主义者（绥靖主义者的代名词）。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主义在政治上很愚蠢，应当对全国没有及时备战负责。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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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习惯

上文提到，罗伯茨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决心依靠自学弥补这个损失，并要求玛格丽特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

罗伯茨喜欢阅读，并且鼓励女儿阅读经典，例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狄更斯等人的小说。撒切尔夫人回忆道，“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除了阅读，父亲还带她一起去旁听大学的讲座，“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关于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

四、政治

罗伯茨一家热心政治，这既是出于公民责任，也是兴趣使然。

在父亲的引导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小养成了对政治的兴趣。“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 （第22页）当时，他们家订阅了大量的新闻报纸，例如《每日电讯》、《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泰晤士报》。此外，他们还买了收音机。

玛格丽特在政治上很早熟，她童年时期的梦想是去印度殖民地当文官。当她和父亲交流这个想法时，父亲预见到那个时候印度的文官制度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果不其然，1947年英国退出了印度。

前文讲过，罗伯茨先后担任过格兰瑟姆的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以及市长。可见，他对政治是有实践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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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政治的兴趣，他还传授给玛格丽特许多宝贵的从政经验。

1、具体的政纲

严格说来，罗伯茨属于“老派的自由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政纲可以概括为“要有个人责任感，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 （第21页），这是典型的有限政府理念。需要说明的是，在“一战”之后，英国自由党逐渐左转，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此外，自由党已经让位于工党，沦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在当时的英国，真正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反而是保守党。

2、败选时，安然接受失败

对于政治家而言，败选是政治中的一部分。面对政治上的挫折，罗伯茨能够做到不以为意、泰然自若，给女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撒切尔夫人回忆道，“1952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第21-22页）

3、“政治是有限度的”

笔者认为，罗伯茨给撒切尔夫人留下的最宝贵的教训是，“政治是有限度的，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第21页）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首先，不能把生活中完全政治化。政见分歧不应影响私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对于一个健康的共同体而言，这种政治上的节制是非常必要的。撒切尔夫人提到当地的情况时说，“工党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第21页）

其次，不要高估政治的作用，也不要指望通过政治手段建造出“人间天国”。撒切尔夫人这样形容父亲，“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第163页）撒切尔夫人撰写回忆录时，找到了自己六年级化学笔记本。在笔记本的背面，父亲写下了一些布道讲话提纲。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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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论公民美德
玛格丽特·撒切尔 保守主义评论 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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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撒切尔夫人自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559页。


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领域是道德和文化气质，一个能够运转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价值标准。多少世纪以来，学问最渊博的思想家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埃德蒙·伯克（即柏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婪；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取的是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必须越强。事物命定的性质就是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
注：这段文字采用了陆建德先生的译文


同样，虽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选择了强烈的欲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强烈的欲望以维护自由，但共和国早期的先辈们非常清楚，德行会收到意义深长的效果。正如伟大的美国爱国赞歌所述：

用自我约束确保你的灵魂，用法律确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国家的品格，同时国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因为它向我们再次保证——就像70年代末它曾向我保证过的一样——如果人民比它的政府更好，改变政府就能挖掘出未被发觉的才能和展现出梦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个警告。因为即使是一个自由政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众，特别是政界在观点和心态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品格或是集体的品格，自然是通过许多途径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和我们的闲暇时间里形成的。

传统认为，通过这些途径形成的好的、有用的习惯特征被称做“美德”。虽然从定义上说这些美德总是好的，但它们的效用则要根据情况而定。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赞美的一些美德虽然能帮助我们进入天堂，但在我们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实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当我们敦促要恢复那些传统的美德——例如节约、自律、责任感、对自己的社区感到自豪和对它尽义务，以及有时称做的“维多利亚”美德——我们并不一定是说，只有大规模地重新宣讲福音才能把西方社会团结在一起。毕竟是超人文主义的古希腊人最初确认了节欲、刚毅、具有实用价值的智慧和正义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谈了这些以后，我发现，难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因为这些美德是重整社会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实际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又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所需要的。虽然我总是抵制这样一种论点，即一位基督教徒应该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是我从未丧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经济主张与基督教的深刻义理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

1978年3月我在伦敦市的圣劳伦斯犹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说中曾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这一联系：

如果不在某种道德的框架内、不在某种共有的信念内、不在通过教堂、家庭和学校传播的精神遗产内行使自由，那自由就会毁灭自己。如果自由没有目的，它也会毁灭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祷文，它把上帝的服务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对本国人民的愿望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服务”。
依我看来，关于社会，《新约》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伟大的基督教的教义，即我们都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概念表达了这一想法。从这一教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这一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在赢得快乐或拯救。
这是影响了我们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真理。但还有另一个，即我们都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与恶当中作出选择。在造物主的眼里，人类是无限宝贵的。你几乎可以说，全部政治智慧就在于使这两种思想彼此之间能有正确的关系。


我一般不赞成政治家布道，但由于如此多的神职人员在宣传政治，看来在这方面似乎不应采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时回到了这个主题。10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讲了类似的内容。我强调基督教没有特别赐福于集体主义，使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要社会改革和福利或要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宣称信仰基督教和去教堂——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活的圣洁、与自由伴随而来的责任感以及基督最后的牺牲……

在我即将卸任首相职务时，我日益意识到基督教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对它越来越有兴趣。我发现我以前的议会私人秘书迈克尔·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布赖恩·格里菲斯这两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对这些事情和我一样入迷，我所进行的讨论以及为这些讨论所准备的文章构成了一些论说文和《基督教与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一书的基础。我为该书写了序言。该书在1990年我即将离开唐宁街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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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如果设想重新出现有助于实施传统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风气，那至少似乎是不现实的。可是现在，这类事情已成为严肃讨论社会问题时的重点。

在重新塑造人们看法时必须大力依靠宗教领袖们，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对于国家的规定和干预所带来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进行考虑，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谕《一百年》中说道：

由于其直接干预和使社会失去了它的责任感，提供社会补助的国家导致了人类精力的损失和公共机构无节制的增加。这些机构更多地为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着要为它们的救济对象服务，这也使开支大量增加。事实上，看来只有最接近这些困难户的人们和他们的近邻才了解和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罗马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靠近格兰瑟姆。

今天，美国的所谓“文化战争”，其结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在彼岸没有减弱迹象的思想与看法之间的冲突势必会影响到英国和欧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保守党人有必要像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样，也在社会政策方面赢得思想上的战斗。

没有这一点，即使有限的行动要取得胜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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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台湾讲演的深远影响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严格说来，只是对钱钟书演讲内容的概要性质的简述，并不是完整详尽的记录稿。不过，仅从此报道的基本内容来考察，也至少透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为1948年4月1日上午十时，时年38岁的钱钟书在台湾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这对于研究钱氏生平乃至编订年谱，自有助益。二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是在钱氏撰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宣讲，为此做一番文本与演讲内容上的比较研究，及至将这一比较研究纳入到钱氏学术思想的衍进历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话题。



仅据笔者所知，一般读者及研究者接触到《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大多是通过《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初版），此书迭经多次再版重印，流传渐广。《七缀集》乃是钱钟书将其非常重视的七篇旧文结集而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居于书中首位，发表时间也属其中最早者。



事实上，在辑入《七缀集》之前，《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又曾辑入《旧文四篇》（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初版）。据此书钱氏所撰“卷头语”，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最早乃是发表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初版时间为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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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1947年初版



溯源至此，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至迟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一年之后，1948年4月1日，钱钟书选择以此文内容为基本框架，远赴台湾大学做同主题演讲，足见其对此文的重视。此次演讲，仿佛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缩写版”，且是由钱氏远赴台湾，现场宣讲出来的“缩写版”，真真是此文诸多版本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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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著《旧文四篇》1979年初版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讲演报道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栏目，该栏目是由上海总社陈向平主编的。当时，这一报道通过《东南日报》公开发布，而该报在上海、杭州两地又同时发行，因此在当时整个东南地区应当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说到这里，就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东南日报》总社在上海，分社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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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4日《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栏目】，钱钟书讲演之报道，位于版面左端



据考，《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更名为《东南日报》。1937年11月中旬，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刊，“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成为分社；“南平版”则迁到上海，作为总社。可以看到，抗战前后，《东南日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战之前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与总社所在地，抗战之后杭州却成了分社所在地。



◎钱钟书台湾讲演的历史细节



另一方面，钱钟书此次赴台演讲，究竟是以什么名义、以何种身份去的，也是需要考索一番的。

最早对这一历史事迹予以考察的，乃是台湾学者林耀椿，其著《钱钟书与书的世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初版）之中,有《钱钟书在台湾》专章考述。大陆学者方面，新近有桑农所撰《钱钟书的台湾之行》（原载于《书屋》杂志2018年第12期），对这一历史事迹钩沉索稽，在史料文献不甚充分的情况之下（当时此《东南日报》演讲报道尚未被发现），仅据台湾林氏著述及《槐聚诗存》所辑的两首钱氏诗作，基本梳理出了钱氏台湾之行的来龙去脉。

原来，钱氏是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文化宣慰团成员赴台的。此行相关活动，当年台湾《自立晚报》上有连续报道，对钱氏演讲亦详实报道。那么，此次团体赴台的缘起，或者说活动目的又是怎样的呢？

查阅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一书，可知抗战胜利后不久，钱氏曾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因中央图书馆归属教育部，随着抗战胜利之后的台湾光复，教育部方面希望通过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促进台湾当地的文化发展，于是便有了文化宣慰团的台湾之行。


此次文化宣慰团名士云集，阵容可谓强大。其中，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以及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钱钟书。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北京大学教授、敦煌学专家向达，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屈万里以及画家王季迁、俞子才，学者李宗侗等20余人。

据台湾当地报刊报道，宣慰团于1948年3月18日抵达基隆，24日在台北市的省级博物馆和图书馆办展，展出从南京带去的661件图书、瓷器、陶器、铜器、银器、俑及善本古籍等。3月30日至4月2日，分别安排了几场演讲，钱钟书的演讲安排在4于1日上午。

当时，台湾《自立晚报》曾经报道，钱钟书的演讲大受欢迎，是宣慰团赴台三日以来听众最多的一场演讲。因演讲时值4月1日，恰逢西方习俗的“愚人节”，钱氏即以此为由，来了一个十分幽默生动的开场白：

刘院长（指主持演讲的台学院院长刘鸿渐）介绍使我心里很惶恐，像开出一张支票，怕不能兑现。好在今天是“愚人节”，我这“愚人”在这里演讲，接受大家的审判。

这样风趣幽默的开场白，即刻引来在场听众会意的笑声，也于无形中拉近了学术演讲与一般听众的距离。这一代学术大家的演讲，也能令普通民众深感兴趣，这恐怕是主办方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此次演讲33年之后，时至1981年，台湾翻译学会理事长苏正隆曾邀钱钟书访台，以作旧地重游，期以旧事重温。钱氏复函婉谢，信中这样写道：

“承邀愚夫妇访台湾，极感厚爱，但弟自年前访日归来，自觉老懒身心，不宜酬应，且无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故前岁远则欧、美、澳，近则新加坡……皆有招邀，一律敬谢。今复多病，更安土重迁。台湾为弟旧游之地，尝寓草山一月……”

据考，钱氏信中所言，乃是其本人生前唯一一次谈到1948年的台湾之行。而台湾学者林耀椿也正是循此线索，着手查访相关史料，方才撰成《钱钟书在台湾》一文。

◎期待两岸相关文献“合璧”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关于钱钟书此次演讲，台湾《自立晚报》的相关报道，笔者至今尚未获见。试想，如果有一天，能将当年台湾方面的报道，与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合璧”，更充分的还原演讲原文原貌，更深入的探研此次演讲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特殊影响，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欣然之事。

无论如何，笔者已然寻获《东南日报》报道，已实属幸运之至了。这一篇70余年前的钱氏远赴台湾演讲之报道，竟忽尔于故纸堆中悄然浮现，难道真是冥冥中“书缘”使然乎？对此，笔者自感欣幸无已，自当珍藏永铭。同时，也衷心期待终有一日，能亲睹两岸相关文献“合璧”，完整再现此次重要演讲的历史原貌。


肖伊绯

刊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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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本公眾號整理 史學界的人與事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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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先生和他的嫡传弟子——“七只九斤黄”，右三戴眼镜者为秦晖，其余是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木。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但郭沫若、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陈伯达在党校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只是列席，不发言，也没有表决权。但这就赋予了“静观”的机会。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社，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噼里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可惜这封复信在文口口口口中被抄走了，不然我一定把它影印出来，“立此存照”。


　　复信分两段，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说您向我们爽直地反映了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我们很感谢。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口口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口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最有代表性的大报的编辑室，表的就是这样的态，对自己的成员不惜用威慑别人的口吻予以保护，而且在此后历次运动中也都是一贯地保护积极分子，打击提意见者，这个传统才造成了此后一直是“一言堂”的传统。我这个匹夫小子，在开国之初，不过是初试锋刃罢了。


　　另外一件冲突是为了一篇文章。当时，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光明日报》上的副刊，叫《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有一天，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他反应很痛快，一口答应了。而且没隔几天，就把稿子交给了我。题目是《蜥蜴的噩梦》，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已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现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叶和我商议，郭老是大人物，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于是叶说：“你就近问一问，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我问了。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好家伙，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我和叶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原样照登”就是。


　　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杨局长察觉到了，就问：“你和谁生气啦？”我憋不住了，就“竹筒倒豆子”通通说了，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于是被“听者有意”的正处长关肇直听去了，就连忙向党组汇报。适逢周末，我去打开水，遇见副局长恽子强了（他是革命先烈的弟弟），他说：“到我家坐坐不？”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立马去了。果然，恽十分温和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的。”这一下，我就完全明白了。


　　我的气越憋越厉害。《人民日报》的复信叫我憋了第一口气，关肇直打的小汇报叫我憋了第二口气，当时我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时去留的事是依靠组织安排，已经没有“辞职”这一说了，可我还是走老路了，辞职。要辞职，第一找杨局长，第二找副局长恽子强，但我都没有找，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在我的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中午下班时，编译局的女秘书姚舞雁同志（她是姚蓬子的妹妹，姚文元的姑姑）交给我一张“中国科学院便条”，上面写着：



　　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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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螺旋：国民政府失败的根源真的只是“不得人心”？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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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衡 文  |  先知书店 编

旧中国的恶性通胀，一直被定谳为政治溃败的“并发症”，并不被视为“独立的”经济事件，也便无须做“纯粹的”经济解释，更谈不上运用“西方”货币经济理论阐述，故此，张嘉璈先生的作品《通胀螺旋》在国内不免鲜为人知，引用者更是凤毛麟角。

“同一著作，两样光景”似乎折射出“同一历史，两张面孔”。然而，“困扰并最终葬送国民政府的现象背后的基本经济状况”，毕竟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日来看，这本书所做的观察、分析与总结，不仅是权威的经济文献，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照亮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理性认知。

深入研读这部著作，有助于拓宽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深度与广度。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体把握与全面认识中国货币经济的渊源助益良多，对认知当下形势尤显重要，不可或缺。


▌国际大视角：民国最严重的十年

《通胀螺旋》系统性地阐述了1939—1949年中国恶性通胀及其所导致的货币失败与货币经济崩溃的“基本经济状况”，实证地分析了政府的反通胀政策。作者坦陈：“如果不解决第一部分罗列的那些基本问题，现象就很难遏制。”

概言之，“那些基本问题”亦即“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这无异于宣称，长达10年的政府反通胀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终不能免于货币的失败与货币经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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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世界发起了“货币大分流”：西方列强及其殖民地都先后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却致力于建立自身的银本位制。这实际上是“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货币分流。

中国币制改革的“银本位”目标，即为在全球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体制”中造就一个“浮动汇率”之“银本位制”。银本位制（即浮动汇率制）十分脆弱，原因在于，全球货币体制只能存在一个固定汇率体制，金本位的确立意味着白银等的“去货币化”，沦为价格浮动的国际商品。

中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因此是建立在价格浮动基础上的，将因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特别是银价走高）而极其脆弱：银价高企将直接冲击货币基础，造成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

无论是否建成银本位制，白银货币经济的本质没有变化，其浮动汇率的脆弱性也不会发生改变，政府当局又缺乏抑制白银外流的管制措施和监管能力，中国的白银货币经济因此面临着极为强大的国际银价（或然性）上涨所带来的致命“外部冲击”，这是国际性的“货币梗阻”。

为了顺应中外货币情势，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晚清以降，中国当局皆在谋求币制改革，并渐趋形成了“先银本位制，再金汇兑制”的货币转轨渐进主义方略。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史无前例的全球通货紧缩促发了“颠覆性”的全球货币变革，历史性地将黄金逐出货币体系，瓦解了“金本位”，进入管理通货和外汇管理时代。

作为重大社会经济历史事件，大萧条在经济上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而解释大萧条时宏观经济的“圣杯”，探求大萧条的货币冲击及其遗产亦应是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

从1933年白银危机到1948年法币崩溃，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历时16年，是在最为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和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发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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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法币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无疑是“纸币的回归”。大萧条破坏性地推高了全球银价，动摇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基础，截断了中国渐进“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路径，迫使政府实行激进的货币转型，奉行“纸币本位”。

《通胀螺旋》记录的中国恶性通胀所导致的货币失败，同样终结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国民政府赢得了抗战胜利，输掉了反通胀之战，接下来，输掉了内战，更彻底地输掉了货币。

法币改革是一场分水岭式的货币变革，将“（传统）旧经济”的总根子（即白银货币体系）拔除了，但在播种“（现代）新经济”的货币种子（即管理通货体系）方面最终陷于失败。这一失败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经济困难，使得国民经济最终成为政府计划和行政管理的对象，从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走向。

从这个角度看，《通胀螺旋》是整体性认识、理解与把握中国货币经济现代转轨所不可或缺的经济和历史文献。


▌货币与体制：货币的失败导致了政权的兴替

如果说1933—1948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货币，此后很快就转到体制上来了。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日本、苏联是影响与角逐中国体系的三股外来力量：大萧条代表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冲击，通过美国购银政策改变了中国货币经济的历史命运；日本的侵华战争恶化了美元化的中国法币经济；苏联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

但是《通胀螺旋》认为，就根本原因而论，无疑是币改的失败导致了政权的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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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经济史的视角，考察1933—1948年中国货币经济现代转型、失败及其遗产，不难发现，大萧条的货币冲击直接导致中国货币经济的转轨、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现代经济命题，如政府统制经济、产业组织面临全面重组、外汇本位无法恢复、国债体系瓦解等。

这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方向，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

也就是说，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大失败，才破坏并瓦解了并不成熟、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纳入到政府部门的管理之中，并嵌入式地引入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全面的行政性政府控制。

换言之，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失败，才带来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货币的“失败”导致了政府的“成功”：国民政府竭尽全力想要使政府获取对经济的主导权甚或支配权，却戏剧性地在1949年后实现了。

大体上看，从1948年的货币崩溃到1978年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再到1988年的“物价闯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曲折动荡的几十年。可以说，该进程是大萧条外部冲击下，一个不断适变、改革、挫折与再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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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货币经济的被动转轨与瓦解失败，过往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总脉络就失去了完整性，在诸如中美货币经济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角色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经济议题上，错失相当的历史依据。

于此，重读张嘉璈先生的《通胀螺旋》，有助于我们把握前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历史脉动，深刻理解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命运：缘起、发展、挫折及其市场化的改革与开放。


▌历史时间轴：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轨、失败与再生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史上，“行钞”失败后，货币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通货反趋匮乏，于是，大量的实物性“代用券”开始流通起来，纸币的别称即为“钱引”。这些纸质的“引”或“券”大量流通起来，往往是“行钞”失败后的一大景观。

1956年，中国大陆全面建立了户籍制度，这就使得票证可以直达每个家庭乃至个人，1950年后军政部门等所实施的计划配给制便有条件适时地全面推广开来，并成为历次运动中动员与支持的体制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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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的体制差异，并没有引起比较经济体制学界的关注。这些因素或在事实上导致中国与苏东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大分殊：中国走渐进改革之路；而苏东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激进策略，甚或“休克疗法”。


诚如诺斯所言，我们的理想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表现”。将中国货币经济的近现代历史脉动在时间轴上延展开来，不难发现，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轨、失败与再生，是“大历史”嬗变中的货币主题所在。

“历史服务于长跑，有时服务于中跑，但很少服务于短跑。”时隔一甲子，张嘉璈先生手稿之中译本得以面世，实为“遗珠”重拾、熠熠重光！

值此，吾辈后学如秉巨烛，鉴往知来，幸甚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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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民国历史的回顾总是趋向于国民党“不得民心”、“贪腐无能”等万金油似的结论，而财政这个重要且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原因，却被忽略了。在经历了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初建的“黄金十年”后，国内形势还没稳定，抗战烽火起，加之大萧条的外部影响，让当时的经济雪上加霜。


8年抗战，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600倍。抗战后，情况更坏。国民政府和军队疲惫不堪，而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可以说，是，最终促成政权更迭。只不过这段历史，被有意无意“隐藏”了。

为此，闻道不分朝夕诚挚推荐先知书店特别组织的张嘉璈《通胀螺旋》，以及阿瑟·杨格的《抗战外援》。

◎作者亲历历史，解密时代真相。张嘉璈，是“中国现代银行之父”、蒋介石指定的中央银行总裁；阿瑟·杨格，曾担任蒋介石财政顾问，且时间最长。两位作者的两本著作引入大陆，为我们全面理解民国财政与抗战，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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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民不聊生，原来不是地主惹的祸
全球善商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小炒说 ，作者小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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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炒说

作者|小炒君

导 语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有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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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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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1
独特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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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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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2
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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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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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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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佃反。

我在读书群里做了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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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没有任何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用秦晖的话来说，书里讲的是一群地主带着一帮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政府的东西，而不是地主的。

历代农民起义反抗政府，从他们大肆屠杀官员就能看出来。

陈胜吴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而且杀官的手法极其残忍。东晋孙恩起义，“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到之处，将官员剁成肉泥，分给他们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肢解并掏空身体，或熬成膏油，或是乱箭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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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纳粮，指的是交给政府的皇粮，而不是给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获河南福王朱常洵。这个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斩首，身体和鹿肉一起放在锅里煮熟，炖了一大锅，摆酒开宴，称为“福禄酒会”。

从这些历史材料都能明显感受到，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强烈仇恨。

3
越来越重的税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欧洲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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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

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

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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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比如，秦朝时期的官方税率是1/12，但社会崩溃了；西汉的税率长期都是1/30，但汉武帝时期，“关东流民二百万”“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

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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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4
没有低保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权力大于责任，因此政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古代中国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先天反对回馈于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强调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将利益留在上层，任何多余的好处都不会留给百姓。

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有义仓，非常时刻可以开仓济民。但是，这些义仓基本上是摆设，要么没有存粮或者粮食发霉，能吃的粮食早就卖掉了，““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要么烂在义仓也不愿意救助灾民。

典型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粮仓失火，隋朝灭亡时洛阳粮仓堆满了粮食。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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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到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非常悲惨，饿殍遍野和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还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径在灾荒地区，就看到有人若无其事地割人肉剥人皮。过了半日，见到一位老妇看着锅里煮的一个孩子伤心哭泣，陈其猷就问：既然要吃他，为什么还哭呢？老妇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别人就会抢着吃了。陈其猷感觉毛骨悚然，几天吃不下饭。

正是这种过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农民不断起义。对于农民而言，饿死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起义争取一线生机。

只要有人大声一呼，这些饥民纷纷响应。不管朝廷怎么镇压，只要兵马散去，流民起义就会卷土重来。电影《大明劫》里明军将领孙传庭的一句话就非常经典：“他李自成可以失败十次一百次，我孙传统一次都输不起。”

但西欧农奴不是这样的，他们有基本的保障。天灾降临时，领主负责救济农奴，它们会给农奴发放粮食，确保他们能活下去，这样做符合领主的直接利益，因为他需要这些劳动力，而且救济一个农奴的成本低于购买农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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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地里，如果一个农奴死去，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全家流离失所。

但古代中国，农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亲友，政府是不会管的。如果无人接济，他们就成为了流民。

因此，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

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

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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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专制制度的专属品。



中国在上千年的先秦社会，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农民起义。但秦朝刚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陈胜吴广起义，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成为常规操作。



俄国在基辅罗斯的四五百年间，没有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确立专制制度后，囊括了俄罗斯有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



法国在千年中世纪，只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从波旁王朝16世纪逐步确立专制制度到1793年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普遍发生，17世纪被称为法国农民战争的世纪。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里，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价。枢密使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过，“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还说过，灾民还算人吗？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过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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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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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萨克逊人到底是什么人
原创 柳展雄 第四中夏 昨天
由于最近几年的中美贸易冲突，五眼联盟，盎格鲁萨克逊人控制世界阴谋论的说法，越来越普及。

随便一搜，就搜出许多营销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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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八年前，只有西方历史爱好者小圈子内流传“盎格鲁萨克逊”这个词组，普通大众都是把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分开看待的。

那么问题来了，众所周知，英国在中世纪以后被诺曼人征服，各个王朝都是诺曼统治，直到今天女王的温莎王朝。

为啥要把英美、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说成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而不是诺曼国家呢？

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差异。诺曼人跟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不同的种族，征服者威廉一世从欧陆引入农奴制、尊卑等级、君主崇拜等事物，当作政治上的枷锁，套在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故此有“诺曼之轭”（NormanYoke）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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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威廉一世


英伦三岛的本土民众非常痛恨外来侵略者，小说家沃尔特·司各脱在《艾凡赫》，描述了两个族群的地位悬殊：“英格兰橡木兮，诺曼人伐之；英格兰人脖颈兮，诺曼人轭之；英格兰羹汤兮；诺曼人食之；英格兰之治兮，诺曼人主之；凡此四者之尽除兮,英格兰重返乐土之所系。”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流传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早在萨克逊七国时代，这片土地就存在一套久远的“古老宪法（AncientConstitution）”，人民享受法治、有限政府和个人主义，然而只不过被诺曼征服者侵略奴役，英伦三岛陷入黑暗专制。



法官律师描述了一幅玫瑰色田园诗景象：在那个遥远的七国时代，人民讲究契约与财产权，国王不能专断独行，必须听从“贤人会议”“群众大会”的民意。



人人都在法律之下，从最尊贵的君主到最卑贱的农民，一律受普通法（TheCommonLaw）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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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逊七国



诺曼征服后的不列颠成了失乐园，征服者威廉贪婪地调查臣民财产，以方便进行掠夺。



按照盎格鲁编年史的记载：“他要求财产清查必须彻底执行，哪怕一头公牛，一头奶牛，或者一头猪，逃脱了他的调查都不允许。”清查结果汇成的报告，有个令人胆寒的名字——《末日审判书》。



“诺曼之轭”“古老宪法”之类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部落民主制度并不稀奇，贤人会议和群众大会组织散漫，非常粗糙，无法跟近代程序正规、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议会相比。



虽然“盎格鲁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不尽符合史实，却非常适合作为理论口号，动员民众。而且也在民主转型中，起到润滑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觉得民主是外来的，不符合本国国情，缺乏理论支撑。



17世纪内战，资产阶级面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祭出了“诺曼之轭”的旗帜。革命者自称，自己不是在革命，而是恢复古老的秩序。



共和派阵营里，政治主张最左倾的约翰·李尔本（他因要求普选、土地公平分配，跟克伦威尔反目为仇），也自称不是激进分子。李尔本认为，自己只是打碎“诺曼之轭”，恢复撒克逊人曾经拥有过的古老权利。



诗人乔治·威瑟(GeorgeWither)目睹国王查理一世之死的场景，兴奋地写下：“这一刻，我们受诺曼人奴役的枷锁首次被打破了；英格兰冲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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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代表了专制主义，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法律、个人自治和代议制政府。今天，通常习惯上把联合王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合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而不是诺曼国家。



英国内战不是诺曼人跟盎格鲁萨克逊人斗争的休止符，他们在北美开辟了新的战场。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人相信自己血统高贵，跟北方人没有亲缘关系，他们来自于英国的上流社会，直系祖先就是11世纪的诺曼贵族。

而北方美国人的父祖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直到在16世纪的资产阶级内战中成功翻身。

“骑士党”（Cavalier即追溯国王查理一世的保皇派）战败后，到美洲的南方殖民地避难，那些清教徒平民的后代则迁居美国北方。

1834年威廉·卡拉瑟斯的《弗吉尼亚骑士党》出版，诺曼起源论开始广为流传。1863年一个弗吉尼亚人宣称，“北佬是‘五月花号’上爬下来的‘撒克逊蛔虫’”，他们不配和“具备高贵血统的不列颠-诺曼种植园主”有任何“关系”。

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对这股民族情绪，无意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司各特描述了高贵的中世纪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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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曾讲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南北战争，如果说文字的力量足够煽起一场动乱，那么《罗勃罗伊》《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担负着更大的战争责任，马克·吐温就将内战的祸端归咎于南方人患上“沃尔特爵士症”。

严谨的学者对诺曼起源论嗤之以鼻，英格兰历史上经历多次诸侯征伐，尤其是红白玫瑰战争，原有的贵族阶层几乎大换血。

在大航海时代，背井离乡、移民海外的人群无非是破产户、冒险家，还有因圈地运动而流离失所的农民。

只有少数新贵受封北美领地，如果真存在什么纯种诺曼底贵族，那也是濒危生物。

除了弗吉尼亚州，很少有人能拿得出详细确凿的家谱，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查理一世的骑士党，更遑论六七百年前的诺曼人。

在原有的统一政权看来，这是可笑的谬论，但对于反方而言，却是自我身份认同的理论武器。

美国的南方人把根源上溯到威廉一世，创造了一套谱系：诺曼贵族—骑士党—迪克西（即美国南方人的绰号）。他们天潢贵胄，身带王室血液，是诺曼征服者的嫡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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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外国人都注意到南方的独特性，认为这一民族传说是导致联邦走向分裂的潜在原因。1853年，法国的路易斯•菲利普说，在清教徒北方与贵族骑士南方之间，文化分歧意味着美利坚民族“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利益、野心，以及难以平息的猜忌。”


南方人的失败，断送了诺曼国家转世复活的可能性。英国平民—美国北方人一系大获全胜，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意识确立。



在英国君主立宪确立后，改革派重申“英吉利人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这一信条，争取扩大普选，加强议会主权。

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如弥尔顿、霍布斯、威尔克斯均受“诺曼之轭”理论的影响。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缺陷，自由权利有族群局限。带有启蒙理性色彩的“天赋人权”论逐渐兴起，民主派改变理论策略，呼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就是范围扩大到非盎格鲁的民族：犹太人，苏格兰人以及爱尔兰人。

其中爱尔兰人地位最低，反犹主义在光荣革命后几乎绝迹了，苏格兰是跟英格兰和平合并的，法律地位相等，爱尔兰则是被克伦威尔用刺刀征服的。

再加上宗教因素，问题更复杂了，数万新教徒从英国移民定居爱尔兰北方一小块地区，而大部分地区仍然属于本地的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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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反向移民发生了，穷苦的爱尔兰人到伦敦、曼彻斯特进城务工。阶级斗争和族群冲突交织在一起。

19世纪伦敦发起骚动最多的人员有两种，一为工会领袖，二为爱尔兰帮派头目，比两者更厉害的则是领导工会的爱尔兰帮派头目。

有些爱尔兰人甚至远赴印度、澳大利亚组织反殖民运动，不遗余力地给大英帝国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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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剧《浴血黑帮》，剧里涉及到爱尔兰人


更多的爱尔兰人迁徙到北美，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乘船，奔向纽约自由女神像，结果搞得，美国爱尔兰裔移民比老家的人还要多。

今天的爱尔兰国家人口仅有400余万人，而目前爱尔兰裔的美国人约有3600万人，是爱尔兰本土人数的九倍之多。

爱尔兰人把反抗大英帝国的事业带到北美，19世纪美国和英属加拿大发生边境摩擦，一时间局势紧张，爱尔兰裔非常兴奋，“全国爱尔兰人联盟”表示愿意动员10万人以征服加拿大。

更厉害的是，爱尔兰人试图鸠占鹊巢，通过把持政党机器，管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头上。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

清教徒的后代打赢南北战争之后，战胜了自封为诺曼后裔的南方人，结果自家后院失火，让爱尔兰人夺了权。

经历了数百年的受压迫后，爱尔兰开始反杀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爱尔兰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争，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1——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



1649年8月，刚刚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一支远征军起航，他的目标是躲在爱尔兰的保王党与天主教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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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的部队一路向北，在罗赫里达（Drogheda ）屠杀了3100名驻军中的2500多人、一些平民，以及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克伦威尔在一封致下议院议长的热情洋溢的信中，赞美这是上帝的胜利。



战胜国颁布了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的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准充当公职或担任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组织，纷纷发展起来。



天主教神父们为向其教民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或者与英国人合作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抵抗组织的粗暴袭击。



从此，爱尔兰人形成了盎格鲁人不同的政治性格。盎格鲁人偏好渐进的温和的改良，著名的瓦特·泰勒起义，造反群众认为自己不是在造反，而是恢复美好的旧时代。



起义者详细列举了萨克逊人在诺曼征服前的那些权利，包括自由进出城做买卖的权利，在所有森林、公地狩猎的权利，在所有河流湖泊打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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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起义



而爱尔兰人由于长期受压迫，形成了地下政治风格，组建秘密团体，不信任外人，对异己分子以暴制暴。这种风格促成了内部团结，也相当排外，爱尔兰移民到大洋彼岸，迅速把老家的模式带了过来。



在波士顿，从1880年代起，爱尔兰后裔开始当选为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民主党坦慕尼协会，而在美国建国之初，该协会一直是拒爱尔兰人于大门之外的。

从1880年代始，由爱尔兰人执政治牛耳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此种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大城市政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政治机器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油水——薪俸、受贿，以及将追随者和宠幸者安插到肥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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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肥缺不仅包括高官显位，也涉及到低收入的基层职位，如警察、消防队员、文秘、小学教师，还有在19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委任而获职的市政府职员。

1855年的纽约，该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美国政治的贿赂、暴力和裙带关系，主要是爱尔兰人带来的坏影响。



忠诚支持政治机器的选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烦时向之求援，诸如听到房东声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轻微的刑事起诉，甚至因受到某种侮辱要想报复等等，都可以找内线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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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党派捐款或向政治头领行贿的商人，则可指望有关市政管理规定会有所松动，对他的违章行为能睁一眼闭一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种合同会落入他的手里。

政治首领的基层追随者们，也可指望通过为头头们拉选票，关照所在地区选民，或为上司吹喇叭抬轿子，这样泡上几年，总归会有所报偿，迟早会捞到一官半职。

北方那些源远流长，能追溯到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家族，不愿当官，同流合污。

清教的大本营波士顿被爱尔兰天主教徒占领了，詹姆斯·迈克尔·科利四次蝉联波士顿市长，他公开放话，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作是“一个奇怪而愚蠢的种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征兵主管曾经询问他，自己能否征召具有盎格鲁血统的波士顿人，加入到英国一方。科利的回答是：“去吧，上校，把每一个家伙都带走，死在那里”。

波士顿新教徒无可奈何，因为架不住对方选票多，爱尔兰人拥戴领袖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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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升到高官的爱尔兰人，用自己手中权力，暗算大英帝国，最典型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老约瑟夫（Joseph Patrick "Joe" Kennedy），他是美国证监会的第一任主席。

老约瑟夫后来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处处跟英国政府作对，明里暗里协助爱尔兰反殖民运动。

盎格鲁人与爱尔兰人的恩恩怨怨延续了数百年，甚至到爱尔兰独立后，也没休止。

因为人口以英国移民为主的北爱尔兰地区，没有跟着独立。这个地区陷入长达30年的宗教和政治派别冲突，3500多条生命死亡。

直到1998年英国、爱尔兰两国政府和北爱尔兰的8个政党签署《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才结束了持续不断的暴力。

但英国脱欧中，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硬边界”问题成为脱欧难题，被双方同时加入欧盟而模糊化的北爱尔兰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1年4月，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再次陷入了暴力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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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年底的一天，十个孩子的母亲琼·麦康维尔被一伙蒙面人从贝尔法斯特的家中绑走，她的孩子们从此再也没见到她。这是北爱尔兰冲突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桩案件。

2003年，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订五年后，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人类骨骼。当麦康维尔的孩子们被告知骸骨的衣服上有一个蓝色的别针时，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母亲。

非虚构大师帕特里克·拉登·基夫据此创作《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作为对一场谋杀案的真相的追寻，本书可以当作推理小说读。

有限的凶手嫌疑人选项，环环相扣的情节，最后一章作者才揭露出凶手是谁，符合一般推理小说的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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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本书描绘了一群北爱尔兰共和军上层活动者的人生轨迹，如传奇的普赖斯姐妹、新芬党的领导人格里·亚当斯。

作者在叙述这些人用暴力来追求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与爱尔兰统一的过程中，追问了北爱尔兰冲突的责任，追问了理想与实现手段的张力，揭露出爱尔兰人的民族性格——服从暴力，不信任官方，党同伐异，不声张小团体内部的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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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尴不尬的盟主，进退失据的文豪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20-06-30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无花的蔷薇》）



一



1930 年3 月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盟主鲁迅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台下的左翼青年们，回顾了彼此间昔日的论战：


“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


约从1927 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3 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郭沫若指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攻击规模之大，有郁达夫的打抱不平可证。郁说：



“他（鲁迅）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
转折发生于1929 年秋。时任组织之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吴黎平当时在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他回忆说：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高层的过问，使鲁迅与左翼青年们“瞬间”和解，由敌人转为盟友。潘汉年嘲笑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反讽潘汉年“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这类剧情就此打住。身为“文委”（宣传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组织）书记，潘汉年将新指示迅速贯彻了下去。先是命各支部成员停止攻击鲁迅，转身又去找了未参与论战的地下党人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他出来做左联的盟主。左联成立之日，潘又代表组织，在鲁迅之前讲话。潘的演讲富有激情，与会的“一丁”，40 多年后还记得他当时的演讲姿势，“是模仿列宁的，……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潘说，“红军正在盛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这样的调子，稍后李立三还会当面向鲁迅再“传达”一次。



二





1930 年5 月7 日，左翼文学盟主鲁迅由冯雪峰陪同，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在上海爵禄饭店秘密见面。30 年后，1960 年3 月1日，当许广平造访李立三，询问他当时和鲁迅究竟谈了些什么的时候，李立三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



“当时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两个问题。（一）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二）分析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经过那次谈话以后，鲁迅完全和党一致了。和创造社的对骂也不见了。”


李立三“不能记忆”鲁迅谈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当时两人“各人谈各人的”，分歧很大。1949 年后，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与鲁迅曾有过的论战和冲突，李立三也不例外。



1967 年6 月，李立三去世。8 月，另一当事人冯雪峰刊文《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冯说，李约谈鲁迅的目的，是希望后者能“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所谓“立三路线”，简单说来，即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组织应该“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争取“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李立三在谈话中提到是自己出面，中止了左翼青年对鲁迅的攻击，进而希望鲁迅能发表一个类似《告知识阶级书》的宣言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鲁迅没有同意，……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该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谈话结束后，鲁迅又向冯雪峰解释：答应李立三的要求：



“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


鲁迅生前对许多人提起过这次谈话。听闻者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与冯雪峰的叙述大同小异。比如，胡愈之说：



“那次见面，鲁迅也对我说过，记得就是我从香港回上海那时说的。他说：‘李立三路线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这是鲁迅把当时谈话内容漫画化了。”


周建人也说：



“ 鲁迅同我讲过他见过一次李立三。他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就回来了。”


三



鲁迅与李立三的这种分歧，其实也是鲁迅与左联内多数左翼文学青年们的分歧。夏衍在晚年坦率承认：“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一面是鲁迅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另一面是左联的行动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1930 年4 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血战的斗争日”。盟主鲁迅就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



当然，左翼文学青年也并非全都热衷于“血光的五一”。夏衍在南京路飞行集会上侥幸脱险，碰到李求实，李大发牢骚：“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地送进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装保卫SL”的标语，孔也有“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SL”的怨言……至于夏衍自己，“我听了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因为“每次运动之后，小组长和支部书记都得向上级汇报，哪些人没有参加”，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不积极、有怨言者，轻则被批评、公开警告，重则被打成“右倾”逐出组织。周扬也反思说，当时的左联实际上“成了第二党”，“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

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



作为盟主，鲁迅尝试过想要扭转这种“专门谈政治”的风向。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他新寻到的一种“思想武器”。徐懋庸回忆说：“鲁迅在与我的谈话中，……有一回，谈到李立三同志……要他写一篇反对日本和反对南京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文章时，鲁迅接着就谈及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文章中，鲁迅也特意祭出列宁作为法宝：“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按鲁迅的说法，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革命更困难，也更重要，“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意识到这一点的列宁被鲁迅誉为“真实的革命者”。言下之意，左翼文学青年们不事写作，终日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正是走上了歧路，犯了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



但鲁迅的批评并不奏效。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备受尊崇而无人服从的主帅，只好对茅盾不无自嘲地说道：



“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 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了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定性为“反动投机分子”，被开除出了左联。



四



1931 年底，左联的上街之风回落，转而开始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所谓“自由人”，是学者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提出来的。胡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阶级和政党的工具，而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若将艺术堕落成政治的留声机，无异于是艺术的叛徒；胡反对“只准某种文学把持文坛”，认为革命文学可以存在，也不妨让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也存在。



“第三种人”则是小说家杜衡的自称。在杜衡看来，除了左联和胡秋原（及其支持者）之外，还有一大群像自己这般被文艺观之争搞得无所适从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而搁笔，而左翼作家却又大都“左而不作”。



夏衍回忆：“左联在1931 年11 月决议之后，一开始就把胡秋原定性为敌人，……当时（1932 年春），左联方面不仅冯雪峰、钱杏邨，而且瞿秋白也是站在反‘第三种人’论争的前线的。”鲁迅没有参加对胡秋原的攻击。当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辱骂乃至恐吓胡秋原后（该诗中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这样的句子），鲁迅曾出面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试图挽救一下恶劣的影响。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篇文章，是在左联内部多数人不同意向胡秋原道歉的情况下，由冯雪峰出面请鲁迅写的。冯之所以请鲁迅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已得到组织的指示，正积极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恐吓诗事件发生后，冯不得不向胡秋原一再解释该诗的发表不是组织之意，鲁迅出面写文章批评该诗，即是证明。



批“第三种人”，鲁迅一开始没有直接参加。不过，几乎每篇参与批判的文章，他都在发表之前看过。1932 年10 月，鲁迅刊文《论“第三种人”》，断言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存在超越阶级的“第三种人”，以总结者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有组织的大批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安抚了胡秋原，同时也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在杂志上刊文，批判鲁迅。说他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主张革命的诗人不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



1933 年10 月，与鲁迅私交甚好的冯雪峰，因身份暴露离开上海，周扬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帅。周与鲁迅交往不深，且已有过不愉快——被鲁迅批评的《汉奸的供状》一诗，就是周负责编辑刊发的——鲁迅的左联盟主身份，愈加尴尬。据夏衍回忆，1934 年10 月的一天，周扬来找他，“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如果夏衍的回忆属实，就意味着自周扬接替冯雪峰后，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竟与左联领导层处于一种“半失联”的状态。
稍后，周扬、阳翰笙、夏衍、田汉去找鲁迅汇报工作，结果引发鲁迅不满，酿成了左翼文学史上著名的“四条汉子”事件，也与这种漫长的“半失联”状态，有极大的关系。



五



周扬、阳翰笙、夏衍、田汉去找鲁迅汇报工作，是在1934 年末。“四条汉子”成为一桩文学史事件，则要延迟至1936 年8 月给徐懋庸的信。在信中，鲁迅如此漫画化地回顾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场不愉快的会见：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之所以“四条汉子”的典故，较之事件的发生，晚出炉了差不多两年，是因为在工作汇报的现场，胡风被指责为叛徒，虽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但程度仍很有限，毕竟当时社会上确有这方面的流言，一般人也很难辨别真假。真正引发鲁迅愤怒的，是此后两年间，左翼青年们对鲁迅的持续攻击，以及周扬与鲁迅关系的持续恶化。

早在1934 年春，左翼青年们的攻击，就已让鲁迅生出了幻灭之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同年，他也曾对冯雪峰说过类似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1935 年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至于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帅周扬，在鲁迅眼里，不过是个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隶总管”。1934 年底，鲁迅曾对着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抱怨，对周扬这样人，组织“为什么不清出去！”1935 年秋，在给胡风的信里，鲁迅又如此形容周扬和自己的关系：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意见不同，鲁迅眼里的左翼文学工作，往往也很难入周扬的法眼。1936 年春，在给王冶秋的信中，鲁迅留下了这样的抱怨：

“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一翼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隔阂生疑心，疑心生暗鬼。周扬接掌左翼文化界时，正值上海地下党遭受巨大破坏。为安全计，周深居简出，不再似冯雪峰那般常抛头露面，本是可以理解之事。但在鲁迅看来，这却是对自己盟主身份的极大不尊重：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1936 年春，冯雪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由此不难想见稍后“四条汉子”典故出炉时鲁迅的心境。然而，冯雪峰虽比周扬更善于承顺鲁迅，却也算不得鲁迅的同道。1936 年夏，鲁迅病重，为打击国内的托洛茨基派，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写了两篇批判文章。鲁迅不反对冯代他执笔，但要求写好后须念给他听，听完后觉得没问题才能发表。故此，冯私下对胡风如此感慨：



“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本文原刊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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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题
羽戈

一、为什么还要读鲁迅？

2012年初，我从市区搬到乡下，带去两百本书，以备数年之需。这两百本书的拣选，一度煞费周章。单单专业书（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便填满三箱。在最后一个空箱子面前，我沉吟良久，还是搁进了一组人民文学版的鲁迅文集，以杂文和书信为主，大约二十本。这不像带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著作下乡，目的非常明确：研读。我把鲁迅文集置于箱底，看见他的名字交错于宪政、民主之间，也许只是因为：我需要与这个人的灵魂同行。

二月的山村清冷异常，黑夜被寂寥分割，不知尽头。整整十天，我都在读鲁迅，从《热风》读起，读到《三闲集》《二心集》等，便如溺水一般，不时要推开窗户，大口呼吸，窗外的寒气使人心愈发敏感，愈发能感知鲁迅文字背后的无聊：在我看来，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书写，都可以无聊概括，越到后来，越是无聊（按钱玄同总结，则是“三无”：1932年11月7日，他购得鲁迅《三闲集》《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5年1月12日，购得《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具体说来，《而已集》以后的杂文，至少三分之二，于世无益，除了向后人证明，鲁迅所生存的世道何其逼仄，鲁迅所选择的生活何其虚妄；对鲁迅自己而言，恐怕也是得不偿失，所挣来的稿费，远远不及写作与仇恨对其身心的戕害（窃以为，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一是怀人的散文，如《为了忘却的纪念》《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二是书信）。后世惯于用战斗精神为鲁迅的无聊生涯包装，再用意识形态为扭曲的战斗精神包装，然而如你所知，论理之时，一旦请意识形态加持，大抵暗示黔驴技穷，败局已定。
对于书写的无聊，以鲁迅的敏锐，以及自我解剖之深切，早已明察在心。1925年12月31日，他编定《华盖集》，感慨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在此，鲁迅把写作的意义下降为对历史的见证，相比“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从为人到为己，显然是一种让步或否定。更不幸的是，此后十年，他的生命将继续耗费于写作“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的灵魂将继续走向“荒凉和粗糙”，直至陷入无垠的虚无。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到三十岁后，才能读出鲁迅的无聊。这是缘于心智的成熟呢，还是生命体验的精进？若为后者，那么到底是幸运，还是悲哀：譬如我对杂文的态度，对写作的态度，对人性的态度，与鲁迅一脉相承，其代价，则是灵魂的粗糙与荒凉？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无法改写一点事实：我终于能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认知鲁迅，认知他的空虚与绝望，以及空虚之后的热情，绝望之后的慈悲。

说起来，我读鲁迅，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年，我十六岁，抛开教科书，自觉读鲁迅。那本节省了一周晚餐费而购得的盗版鲁迅杂文集，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道，支撑了我青黄不接的青春期，使我敢于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对抗中学教育流水线上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以我当时的心智，阅读鲁迅杂文，目光只可能止于文辞，学鲁迅炼字的精简，学鲁迅反讽的刻薄，学鲁迅文气的转折，结局不难想见：画虎不成反类犬。若干年后，我才读到张宗子先生的告诫：“鲁迅的文章不宜学，仿效者的境界但差一小截，不是油滑，便成刻毒。”

第二次读鲁迅，则在2006、2007年间。彼时闲居在家，穷得只剩下时间，于是把书信与日记之外的鲁迅文集通读一遍。检索读书札记，可知阅读的重心落在了政治及文化批判。且抄一些读后的感悟：“鲁迅向往自由，具有自由主义的批判气质，却谈不上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文本并未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理念与路径的认同，相反，他对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及其行动不无嘲讽和批评。后世的自由主义者引他为同道，善意而言，可视之为策略，恶意而论，则与把鲁迅的灵魂推上红色圣坛（祭坛）性质一样。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破坏力，终将成为自由主义所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用自由主义与鲁迅联姻，乃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误会。鲁迅之为鲁迅，即在于不能用任何一种政治观来定位、约束，他甚至超越了左右之争，当右翼执政，他表现为左翼，假如左翼执政，他则将表现为右翼，他是一个人的反对党，永远的不合作者。”

如果说我读鲁迅，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文辞，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政治，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生命，与此同时，第一阶段的心态是崇拜，第二阶段的心态是批判，第三阶段的心态则是体悟。这三个阶段，不是进化，不分高下，不妨比作三块平行的拼图，终于拼出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一个不是神、不是魔，而是凡夫俗子的鲁迅。经由这三个阶段，我自觉越来越接近鲁迅，在他身上，窥见了光明之下的黑暗、热烈之下的无聊，同时窥见了自己的生死爱欲。

毋庸讳言，我接近鲁迅的目的，便是以其为坐标，确认我的位置，以其为尺度，丈量我的存在。对我而言，百年中国，这样的坐标和尺度，还有胡适、傅斯年、徐梵澄等人。他们或者代表生命的宽度，或者代表生命的硬度，或者代表生命的高度，唯有鲁迅，代表了生命的深度。以前我视胡适为平原，鲁迅为高山，如今想来，更合适的譬喻，应该是深渊。鲁迅内心的幽暗和仇恨，无疑与深渊更为匹配。当他化作一道黑色的深渊，横在我们面前，对他的探测，关乎我们生命的深度与存在的勇气。
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读鲁迅，为什么还要读鲁迅？记得张文江先生这般描述《金刚经》：它适用于所有人，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就相应到什么程度，不但可以作为入门，还可以作为归宿。一本书做到了这一点，便可称之为大书或经典。我没有读过《金刚经》，在我有限而浅薄的生命当中，堪比《金刚经》的只有两本书，一是《论语》，二即鲁迅文集。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享年九十六岁，堪称高寿。曾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冯象讲完这个故事，写道：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我则希望，每隔三五年，能够重读一遍鲁迅文集。



2016年9月25日

、鲁迅不骂蒋介石有什么关系？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不过这也给一些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每月三百元，前后共计四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支撑？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本身。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种错误，质言之，鲁迅骂不骂蒋介石，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



在一些人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择，都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强迫一个人去批评，批评同样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者并无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深处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反过来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正酣，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



201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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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题
羽戈

一、为什么还要读鲁迅？

2012年初，我从市区搬到乡下，带去两百本书，以备数年之需。这两百本书的拣选，一度煞费周章。单单专业书（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便填满三箱。在最后一个空箱子面前，我沉吟良久，还是搁进了一组人民文学版的鲁迅文集，以杂文和书信为主，大约二十本。这不像带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著作下乡，目的非常明确：研读。我把鲁迅文集置于箱底，看见他的名字交错于宪政、民主之间，也许只是因为：我需要与这个人的灵魂同行。

二月的山村清冷异常，黑夜被寂寥分割，不知尽头。整整十天，我都在读鲁迅，从《热风》读起，读到《三闲集》《二心集》等，便如溺水一般，不时要推开窗户，大口呼吸，窗外的寒气使人心愈发敏感，愈发能感知鲁迅文字背后的无聊：在我看来，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书写，都可以无聊概括，越到后来，越是无聊（按钱玄同总结，则是“三无”：1932年11月7日，他购得鲁迅《三闲集》《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5年1月12日，购得《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具体说来，《而已集》以后的杂文，至少三分之二，于世无益，除了向后人证明，鲁迅所生存的世道何其逼仄，鲁迅所选择的生活何其虚妄；对鲁迅自己而言，恐怕也是得不偿失，所挣来的稿费，远远不及写作与仇恨对其身心的戕害（窃以为，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一是怀人的散文，如《为了忘却的纪念》《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二是书信）。后世惯于用战斗精神为鲁迅的无聊生涯包装，再用意识形态为扭曲的战斗精神包装，然而如你所知，论理之时，一旦请意识形态加持，大抵暗示黔驴技穷，败局已定。
对于书写的无聊，以鲁迅的敏锐，以及自我解剖之深切，早已明察在心。1925年12月31日，他编定《华盖集》，感慨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在此，鲁迅把写作的意义下降为对历史的见证，相比“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从为人到为己，显然是一种让步或否定。更不幸的是，此后十年，他的生命将继续耗费于写作“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的灵魂将继续走向“荒凉和粗糙”，直至陷入无垠的虚无。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到三十岁后，才能读出鲁迅的无聊。这是缘于心智的成熟呢，还是生命体验的精进？若为后者，那么到底是幸运，还是悲哀：譬如我对杂文的态度，对写作的态度，对人性的态度，与鲁迅一脉相承，其代价，则是灵魂的粗糙与荒凉？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无法改写一点事实：我终于能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认知鲁迅，认知他的空虚与绝望，以及空虚之后的热情，绝望之后的慈悲。

说起来，我读鲁迅，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年，我十六岁，抛开教科书，自觉读鲁迅。那本节省了一周晚餐费而购得的盗版鲁迅杂文集，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道，支撑了我青黄不接的青春期，使我敢于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对抗中学教育流水线上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以我当时的心智，阅读鲁迅杂文，目光只可能止于文辞，学鲁迅炼字的精简，学鲁迅反讽的刻薄，学鲁迅文气的转折，结局不难想见：画虎不成反类犬。若干年后，我才读到张宗子先生的告诫：“鲁迅的文章不宜学，仿效者的境界但差一小截，不是油滑，便成刻毒。”

第二次读鲁迅，则在2006、2007年间。彼时闲居在家，穷得只剩下时间，于是把书信与日记之外的鲁迅文集通读一遍。检索读书札记，可知阅读的重心落在了政治及文化批判。且抄一些读后的感悟：“鲁迅向往自由，具有自由主义的批判气质，却谈不上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文本并未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理念与路径的认同，相反，他对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及其行动不无嘲讽和批评。后世的自由主义者引他为同道，善意而言，可视之为策略，恶意而论，则与把鲁迅的灵魂推上红色圣坛（祭坛）性质一样。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破坏力，终将成为自由主义所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用自由主义与鲁迅联姻，乃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误会。鲁迅之为鲁迅，即在于不能用任何一种政治观来定位、约束，他甚至超越了左右之争，当右翼执政，他表现为左翼，假如左翼执政，他则将表现为右翼，他是一个人的反对党，永远的不合作者。”

如果说我读鲁迅，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文辞，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政治，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生命，与此同时，第一阶段的心态是崇拜，第二阶段的心态是批判，第三阶段的心态则是体悟。这三个阶段，不是进化，不分高下，不妨比作三块平行的拼图，终于拼出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一个不是神、不是魔，而是凡夫俗子的鲁迅。经由这三个阶段，我自觉越来越接近鲁迅，在他身上，窥见了光明之下的黑暗、热烈之下的无聊，同时窥见了自己的生死爱欲。

毋庸讳言，我接近鲁迅的目的，便是以其为坐标，确认我的位置，以其为尺度，丈量我的存在。对我而言，百年中国，这样的坐标和尺度，还有胡适、傅斯年、徐梵澄等人。他们或者代表生命的宽度，或者代表生命的硬度，或者代表生命的高度，唯有鲁迅，代表了生命的深度。以前我视胡适为平原，鲁迅为高山，如今想来，更合适的譬喻，应该是深渊。鲁迅内心的幽暗和仇恨，无疑与深渊更为匹配。当他化作一道黑色的深渊，横在我们面前，对他的探测，关乎我们生命的深度与存在的勇气。
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读鲁迅，为什么还要读鲁迅？记得张文江先生这般描述《金刚经》：它适用于所有人，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就相应到什么程度，不但可以作为入门，还可以作为归宿。一本书做到了这一点，便可称之为大书或经典。我没有读过《金刚经》，在我有限而浅薄的生命当中，堪比《金刚经》的只有两本书，一是《论语》，二即鲁迅文集。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享年九十六岁，堪称高寿。曾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冯象讲完这个故事，写道：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我则希望，每隔三五年，能够重读一遍鲁迅文集。



2016年9月25日

、鲁迅不骂蒋介石有什么关系？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不过这也给一些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每月三百元，前后共计四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支撑？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本身。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种错误，质言之，鲁迅骂不骂蒋介石，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



在一些人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择，都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强迫一个人去批评，批评同样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者并无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深处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反过来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正酣，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



201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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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那么出色，为何没有女人嫁给他，到死还是个处男？
移光幻影 昨天


26岁时，牛顿就已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而该席位不仅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它都象征着旁人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以及至高无上的荣誉。

46岁时，牛顿就已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

英国国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

国王：英国国会的首领为英国君主，按照惯例，并不投票。

上议院：议院议员大部分是以指派方式产生，分为神职议员和世俗议员两种。

神职议员，指英国国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如：大主教、主教。
世俗议员，都是贵族成员，如：世袭贵族、终身贵族、王室贵族和上诉审贵族（高级法官、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等）组成。

但是，上议院议员都被法律禁止从下议院议员中选出。

下议院：由选民按小选区多数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每届议员任期最长为5年。所以，牛顿也是国会下议院议员。
47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而该院成员仅有安妮·麦克莱伦、约翰·威尔金斯、乔纳森·戈达德、罗伯特·胡克、克里斯多佛·雷恩、威廉·配第、罗伯特·波义耳、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寥寥数人。

53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和督办，并因成就突出当上了太平绅士，直到去世。

60岁时，牛顿就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而该会也是英国的最高科学学术机构，还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并且任职长达24年之久。同时，他也是法国科学院的会员。

64岁时，牛顿临终前的诊治医生伏尔泰曾说过：“艾萨克·牛顿爵士在病床上时向我承认自己是处男。”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牛顿绝对是一个世界顶级牛人。但是，如此出色的一个男人，为何没有女子嫁给他呢，为何到死还是个处男呢？

其实，牛顿曾有过两段短暂的“情史”。

第一段情史：遗忘的情缘

23岁时，牛顿在剑桥大学求学，因校园发生瘟疫，学校放假，于是来到舅父家暂住，并且经常和舅父家的表妹一起散步，而表妹也很是欣赏他的学识与才华。

当时的二人，颇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情窦初开。

为此，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可爱、美丽、聪明的女子，而且对我所讲的学识很感兴趣，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解决我的许多困难问题，与我共同工作，那该多好啊！”

结果，牛顿因性格腼腆，还未主动向表妹表达爱意，便收到了剑桥大学“瘟疫消除，重新开学”的消息，于是匆匆赶回学校，并沉浸在了科学的研究中去，从此将家乡的表妹抛到了九霄云外，始终都未给家乡的表妹传去只言片语的书信。

于是，等了几年后，表妹误以为牛顿对自己没有感情，只好另嫁了他人。

第二段情史：扼杀的浪漫

后来，牛顿又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并迅速坠入爱河。

二人手牵手，肩并肩，坐在草地上，幸福地看着蓝天白云。
谁知，牛顿的思绪居然飞到了数学研究的世界，只见他缓缓抓起姑娘的一根手指，突然塞进烟斗中，姑娘疼得大叫起来。

原来，牛顿误将姑娘的手指当成烟斗条了。

姑娘的叫声，瞬间让牛顿清醒过来。于是，牛顿急忙向姑娘道歉：“啊！亲好的，饶恕我吧！我知道，我是不行了。看来，我是该打一辈子光棍！”

最终，二人的恋情也因此而结束。

后来，牛顿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并且一直“守身如玉”到了生命的尽头。

对此，有人感到颇为疑惑，难道牛顿不怕独孤吗，咋没有女子主动追求他呢？

在《牛顿的一生》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肯定不会孤独，因为科学的世界里乐趣无限，快感连连。说实话，科学远比任何娘们儿都风骚，玩科学比玩女人更有快感。得到一个成果所获得的高潮强烈而持久，不仅有快感，更有巨大的自我认同感，远非那数秒寒颤之后无边的空虚与落寞可比……

记得美国数学家、计算机之父乌拉姆，曾这样向别人介绍他的好友“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冯诺依曼：

“我知道一个数学家，仅在素数的日子和妻子同房：月初还挺不错，2、3、5、7；但是到月末就比较难过了，先是素数变稀，19、23；然后是一个大的间隙，一直要等到29 ……”

终身未婚的世界上第一位女数学家希帕蒂娅还曾说过：“我已经嫁给了真理！”

其实，还有许多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等，都是终身未婚的，如：叔本华，笛卡尔，亚当·斯密，柏拉图，梵高，贝多芬，伏尔泰，诺贝尔，哥白尼，康德，安徒生，恩格斯，尼彩，胡志明，帕斯卡，张伯伦等、特斯拉，达芬奇、泰勒斯……

似乎，这些世界级的牛人，已将“各领域的研究”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才不需要生活中的“另一半”。

甚至，还有人戏言，这些牛人都是来自未来的穿越者，很可能不允许和过去发生性关系。

另据媒体报道，有日本人曾对世界上的280位科学家的生平进行研究，居然发现大多已婚科学家的创造力枯竭得都很快，而单身科学家却能将高效的创造力保持到五六十岁。

难道说，婚姻会使人变得迟钝；研究数学物理过于深入，会使人脱离生理需求？

同时，英国哲学家培根还曾经说过：最好的作品，最伟大的情操肯定出自未婚的或没有子女的男性。

不过，最多的一种说法却与他的母亲有关。

牛顿的母亲汉娜还怀着自己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所以说，出生后的牛顿，比一般家庭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更甚。
但是，在牛顿3岁时，母亲却抛弃了他，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30岁左右的老头纳巴斯·史密斯，直到11岁，牛顿才重回母亲的身边，而这件不幸的往事，也成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愤恨。

这一点，从保存在菲茨威廉博物馆和纽约摩根博物馆中牛顿早期的2本笔记中就能发现部分端倪。

其中一本中写道：要把我那姓史密斯的父母连同房子一起烧掉……愿意死掉，同时也希望另一些人死掉。

因此，更多的人推测，牛顿的怪异性格和终身不婚的理念，很可能就是来自母亲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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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拙文初稿，最先是为了参加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所举行的“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而写的

　　一　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之关系

　　虽然，无可讳言地，在分散各地的中国人士当中，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已经在中国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巳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

　　在这个使人易动感情的，纪念“五四”五十周年的场合里，我提出这个题目来讨论，既不实际而又不易谈得清楚，所以，很可能使人觉得我是耽迷于怀乡式的个人梦想中。然而，我不拟对为何提出这个题目加以辩护。在讨论之前，我只想把今天所谈的范围尽量予以明白的界定。我不能预测未来，也不拟讨论与中国自由主义前途有关的一切问题；例如，自由主义的思想及理想与社会政治实际情况之间相互的关系，这一重要而繁复的问题今天只能略而不谈。本文所能包括的有限范围是：第一，对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加以简要的考察。并探讨它如何在中国出现与如何在一八九八——一九二０年间在中国甚为盛行，第二，从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境况(dilemma)来界定它的性质(这种“两难”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未清楚意识得到的)；第三，探讨上述了解对于那些同时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中国人士而言，有何意义。(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坚持在法律之下个人底自由与价值的。)这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与孔孟人文主义的结合，能够促使中西文化的新整合并促成儒家传统创造的转化吗？当然，这个立场是与目前中国政治与思想潮流完全隔离的。然而，从理知与道德的观点加以深思以后，如果一个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她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坚持他的立场比与目前的潮流妥协，可能对中国更为有用。我觉得，继续讨论孔孟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创造整合的可能性，不但含有理论的兴趣，而且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从有关严复和梁启超的精辟研究中①，我们知道当初自由思想和价值之传入中国，主要是为了诱导中国民众的潜力以维护国家权益，另一方面是用来唤起中国民众的士气以重建并巩固中国社会。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在政治社群中，个人应当作目的，不可当作手段，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源自个人本身价值的体认——便遭到了曲解。但，无可否认地如果要个人的道德人格得到相当的发展，就必须给他相当独立的自由；在领导变法维新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与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就难免会对个人产生居间性的道德关怀(intemediate moral concerm)。当时大家并不以为这种关怀对于关心国家存亡的基本关怀(primary concern)具有威胁的作用。反而认为它在“功能上”与关心国家有关。对个人的关怀已见于粱启超的著作中：但到了五四时代的早期，却愈形显著‘为什么在当时这种关怀会愈形显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本质作—番检讨。

　　现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发端于第—代知识分子。可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亡以后，由于《新青年》等杂志的大力鼓吹，反传统思想变得更为昌盛，之所以更为昌盛的深远理由与适然(contingent)因泰本文拟加以切实的考察。不过。我们现在首先要谈的是．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想与注重个人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在当时发展的关系。对于五四自由知识分子而言，获得独立之自由②的主要意义在于从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束缚中求得解放。因为，他们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加诸个人的压抑实在太过严苛。因此，争取个人独立之自由，对五四自由分子而言，主要是指：从断丧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压抑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并不与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相同；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导自个人价值在伦理上的基设(presuppositlon)，而五四时代，个人自由的观念却是随着反抗中国传统社会

　　与文化对个人的压抑而增强的。易言之，五四时代早期，对个人愈形显著的关怀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

　　当时，抗议社会压抑个人的西方文学作品极受欢迎。易卜生的《娜拉》成了提倡妇女解放的重要媒介．可是当此浪潮消退之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不费心去读他晚期所写较深邃而更成熟的剧作。也很少有人研究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起源与发展⑦，或研读康德所阐述的更深刻的道德自主理论。简言之，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接受西方个人士义的思想和价值，主要是借它来支持并辩解反传统运动。

　　如果以上对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早期兴起之源由所作的简要说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时对个人主义诸价值之愈形显著的关怀，实是激烈反传统思想之崛起的同时产物。个人生义所肯定的诸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并不是不征自明的最终目的。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代知识分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

　　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抱持个人主义诸价值是很不安稳的。如果仍要攻击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反传统思想可以根据许多个人主义诸价值以外的论点来进行。况且，个人主义诸价值并不一定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由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之所以并未深植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将个人主义诸价值与民族主义和反传统思想纠缠在—起的缘故。

　　在一九一九年当年及以后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日渐澎湃(主要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所致)，左派和右派的“意缔牢结”(ideologies)日益普遍，其中并镕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笼罩于个人主义诸价值之上，个人主义诸价值不再被当作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于是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必须与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互相协调。因此，如果反传统思想还不被放弃的话，它必须根据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作一调整。总之，反传统思想不复以自由主义为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价值就日渐消弭了。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思想之成因

　 五四自由主义和反传统思想既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使应切实地对这种反传统思想的起源和性质作一番探讨。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反抗传统的运动发端于第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今文学派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打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安宁。谭嗣同针对“三纲”所做的“冲决网罗”的呼吁，对后代更产生了强烈的刺激。然而尽管谭嗣同和梁启超慷慨激昂地多方指摘中国传统，传统和现代却尚来被放在敌对的地位上，他们仍未放弃寻求改革传统的可能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反传统思想还不算是整体性的(totallistic)，也许主要是因为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还没有完全崩溃．他们仍然以为某些传统预设(assumptions)是当然之事。(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或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conoclastic

　　thought or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在此，严格地用以形容一种“意缔牢结”，意指：要求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而整体的抨击。)

　　无论由中国史或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想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我们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知识得知，社会和文化变迁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般而言，创造新的东西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反传统思想往往出现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是因为接受新的标准以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许多观念和作法变得特别突出而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破坏”传统的方式以及反传统思想的种类很多，在抨击传统中有害的因素时，并无需将传统和现代置于对立的地位，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一个传统若有很大朗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于”，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利的条件④。

　　但是，五四反传统思想和上述的模式完全不同，它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为“变”就是“价值”。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所以流行，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知上的，一是“意缔牢结”上的。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认如上被用来解释西方入侵中国所引起的、史无前例的羞辱与困惑。国人把它当作一个解释工具，去应付由于不明情势所产生的最难忍受的不安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和自然之天然演变所做自以为是的事实陈述，在逻辑上，并不能导衍出要求变迁的命辞。“要求”与“事实”有关，但并不能从“事实”逻辑地推论出来。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舆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转变成一种维持现状的、保守的“意缔牢结”⑥。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使它成为求变的“意缔牢结”。不过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使人蔑视过去的思想和价值，却无法解释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要求全面而整体之抨击的特色。

　　许多政治事件[如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时滥用传统文化的符号)加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挫折感，也加深了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疏离。但这些政治事件也不能解释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全面而整体的反抗的思想本质。笔者以为以下三点才是解释这种反传统思想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若撇开这三个因素不谈，我们简直无法想像五四反传统思想会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初期。

　　第一，一九一一年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溃，是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终于完全瓦解的决定性因素。普遍王权的意义远较传统帝制为深⑦，它是维持政抬秩序和文化秩序密切联系的重要关键，正因为普遍王权对此二者有高度的整合作用，政治秩序因王权的崩溃而毁坏，文化秩序也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这并不是说，单靠王权的崩馈，就能突然地使中国政治和文化在一九一一年以后完全解体。传统政治及文化秩序的腐蚀，当然历经了一段长久而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整个西方入侵中国的历史，同时，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大解体，深受传统中国社会本身缺乏足以应付西方挑战之活力的影响。从分析的观点，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连系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环结——普遍王权——之崩溃的情形与堤防水闸的毁坏类似。水闸受水侵蚀，虽不致倒塌于旦夕之间；但经过长久的侵蚀终于毁损，洪水因而泛滥成灾冲毁了地上一切已有的秩序。正如水闸的倒塌破坏了空间既有的秩序，王权的崩溃带来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的瓦解。

　　我并不是说，在这种文化解体的情况下，中国人就不再持有任何传统的观念或价值。我所谓传统文化的解体，意指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之基本结构的崩溃。因此在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整合下所形成的观念和价值，遭受到腐蚀或分解。那些要维持传统观念和价值的人被迫只得另寻新的辩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轻易地假定传统的任何事物，因此在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崩溃之后，传统中每一事物均可能遭受怀疑和攻击了。

　　第二，反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分辨他们所憎恶的传统社会规范和政治远作与传统文化符号和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辨别能力的缺乏以及一元沦(monistic)和整体现(holistic)的趋向，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地合文化中心与社会政治中心于一的倾向所致②，同时他们也深受传统中国的联想式思想模式(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association)的影响。

第三，五四反传统思想的一个极重要因素，便是笔者所称谓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反之则非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泉源．

　　关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形成的原因，我们可由对儒家思想模式(Confucian modes of　thinking)的考察中加以探讨。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cstegories of analysis)中极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即：“心”之内在道德与／或理知经验之功能)(the　functl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mind)。对于这种功能的强调可一直追溯到孟子和荀子。

　　孟子和苟子对“心”和“性”的观念虽迥不相同，但他们同样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孟子谈“心”，一般人认为，主要是强调“心”的道德本能(moral faculty)，他对“心”的理知本能(intellectual faculty)并不如对“心”的道德本能那么重视。孟子的基本论点在于他的人性原善论。由以下这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可以得到证明：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令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⑨

　　但是，孟于此处所指的“心”，不无暖昧含混之处。因为“智”含有理知以及智慧的意思，而“智”来自是非之心。足见孟子在此并末清楚地区别“心”的理知本能与道德本能。有些学者认为《孟子》一书之后部含有孟子晚年深邃的思想，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此处之“心”，乃指一种本能，若发挥尽致即可自知人性之特质。由此句句法来看，“心”字之用法大概是指“心”之理知本能而言。(“心”是主体，“性”是“心”之理知本能的对象、)孟子晚年可能为了厘清他早期对“心”的观念之含混而将其哲理做精微之改变。若承认此一解释，则上段引文适足以指出：孟子由仅强调“心”之道德本能，转为强调“心”之理智本能先于道德本能。

　　但是如果有人耍坚持《孟子》之一贯性，主张在该书的前后不可能找到此种转变。那么，读了上段文字仍然无法厘清孟子对“心”的观念的含混⑩。

　　然而，当前要务并不在于找寻上述引文之正解。我们应当记得的是：朱熹及宋代以后历代多数儒者，因受朱熹《孟子集注》之影响，都把该段文字中的“心”解译为“心”的理知活动。

　　根据荀子的看法，心的理知本能是导人弃“恶”向善的内在泉源。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借演绎的方法推论出入不会犯错的命辞，但荀子哲学的特色在于他一开始便对人性持有悲观的看法。他既知人性原“恶”，却又向往孔子所呼吁的广披德化，两者的冲突端赖他对“心”之理知本能的信心而化解。远古圣君深知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的必要，所以他们为人类创立了“礼”和“义”以维持人间的互助合作(见《苟子‘礼论篇》)。一般普通人，虽无得天独厚的创造力，却可以“心”的理知本能去了解圣君之道，并根据功利的考虑而遵行之．人之所以能摆脱天生“恶”的倾向，完全是因为“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the intellectual—moral functlon of the mind)发挥效用的结果。(此处将“理知”与“道德”两词相连，意指一种信念，此种信念相信“心”的特殊理知功能会导致向往的道德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心的理知与迈德功能’的强调，在宋明各派理学家思想中各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似乎不是受到苟子的直接影响，因为荀子思想在汉朝发生广泛的影响后，直到十九世纪，仅处于陪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受孟子的影响很大。他们关于孟子对“心’之观念的了解．可能是根据＜孟子＞书中后部有关“心”－－－当然。朱熹之“二元”(“dualistic)式的哲学的内在理路导出他所主张的“心”，并非其本身的主宰，而“心”本身需要一个主宰。这一点和陆王学派的主张截然不同。由于“心’必须由“理”来统摄，所以朱熹说，“心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这个“理”同于太极，亦容于太极之中。以“心”和“理”同为主宰所发生的混淆，实际上并非由于朱熹思想不清，而是因为他的文字含混之故。

　　程朱学派的理学思想建立在“理”之优先性上，要这个假设成立，必须先确立“理”的“主宰地位”。而“心”的“主宰”地位可由其理知与道德二重功能去了解，先要楔而不舍地用“心”的理知本能去“格物”，终可明了事物之理，然后，明了事物之理(即；心中观念之形成)遂为修身养性的基础。

　　王照明提倡“心即是理”④，与朱豪“性理同一”的学说很不同。根据王阳明阳学说，万物实体之存在仅系于“心”知其存在，万物之理与”心”实为一种有机式的连系；易言之，万物之理实为“心”中之理的延伸。

　　“心”的本质是仁，形予外便是爱——一种能包涵天地万物的性质⑥。“心”的能力在于知④，能够知“良知”。当王阳明讨论“良知”时，至少指谓三个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知之”(knowing that，“知的受体”(the referent of knowing that)和“知之如何”(knowing how)。所谓“知之”是指谓以“良知”代表一种与生俱来能分辨是非的知识以及对于具有此种道德心的认识④。“良知”有时候另指谓道德性质本身，也就是我所谓的“知的受体”②。另外，“良知”有时又指谓“道”或“天理”，意指“心”本身具有一种“知之如何”使人依循“道”和“天理”来实践道德的生活。

　　因此．根据下面这些理由．“良知”包涵“致良知”：首先．人之天生道德本性的呼唤，会促使人根据“心”所知之‘天理”作道德本身的实践和发展以至于愈采愈高深、愈广阔的领域。对王阳明或其他懦者而言，“是”蕴含着“应该”。因此，认知的层面及规范的层面在王阳明的哲学中，是经由道德讨论的符号所整合。其次，“良知”有时又指谓天理，所以“致良知”也可以用来描述由洞悉天理之“心”给予万物以理的过程。

　　王阳明的哲学系统以“知行合一”为极致。这个理论主要的意思是：人如能扩展天生的是非之心至充沛全心，必然产生趋善避恶的意志和行动。“良知”是导人行善的原动力，行善则是“良知”充沛全心以至发挥于外的行动。

　　在王阳明有关“心”的优先性理论中，“心”的功能之重要性与“心”的活力是和在朱熹哲学中同样的显明。事实上，王阳明的三个关键概念，是用“心”的理知或思想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 of the mind)来沟通的。“心”包含了会向外发扬的道德本质，但是，这种“扩展”并不稳定，因为它往往受到私欲的阻挠。除非”心”能自觉其仁，否则道德行为无以维续，这种对内在仁的自觉乃是“良知”最重要的一面。“致良知”端赖“良知”，因为，人内心一旦意识到内在之仁的存在，此种意识就会时时刻刻地要求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是因人对天生内在之仁的自觉意识推广至极致的结果。如前所述，根据王阳明的“一元唯心论”(monistlc idea1ism)，在引导人实践儒家道德思想时，是“仁”的观念(即心中对“仁”之存在的自觉意识)而非“仁”的本身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朱熹与王阳明两个学派，对“心”之作用所依循之途径的了解各不相同，但就两派的分析范畴而言，他们都以“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为共同基设。(朱熹以为借外在的“格物”，事物之理自会成形于心；王阳明则以为天生之仁的观念，可经由内心的自省而得。)我们不能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风格，可以完全化约为这个民族中重要哲学家的共同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民族中重要哲学家的共同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可以完全化约为这个民族的文化风格．但我们可以说，先秦以后不同时代之哲学家所共同持有的分析范畴，与一种代表儒家文化特殊倾向的思想模式极为相关。这种特殊的思想模式是为了谋求解决道德上与政治上的问题，特别强调基本思想(或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与优先性——无论这种基本思想(或观念)是如何界定与获得的。

　　从哲学层面来看，横越先秦以后各派儒家思想藩篱的共同特点，便是强调“心”的理知本能为掌握基本观念的手段，与此种基本观念掌握之后，所能产生的解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功能。

　　从普通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面对道德与政治问题时，往往会强调他所了解的基本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与优先性。这种思想模式可以说是先秦之后儒家文化的一种基设。但此种作为思想模式的基设，从分析的观点来看，应与静态的、约定俗成、视为当然的观念有所区别。

　　明朝覆亡以后所兴起的考证学派表面上似以反主知主义(anti-intellectualistic)的姿态出现，但是我们如果详察其内容，它仍然以传统主知主义的思想模式为基设。朴学大师顶炎武指斥王阳明“良知”之教播下了覆灭明朝的种子⑧，这项谴责不仅代表当时对形上玄思的厌弃，也反映了先秦之后儒家所强调的思想力量及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由于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的贡献，汉学在十八世纪达到顶峰。除了许多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外，戴氏尚致力于阐明儒家哲学中主要观念的工作。他对“理”的看法，和朱熹迥不相同——戴震以为理存于气，而朱熹以为理先于气——但是他们对心的观念却相类，皆认为“知”的本能可使人把握做人的道理。戴氏颇以＜盂于字义政证＞一书自许，因为他认为其中蕴含着“正人心之要”⑩。载东原之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以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是与先秦之后儒家文化的倾向完全一致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很明显的，中国第一与第二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受上述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但是，至少有两种主要论点可以提出来反驳我所提出的看法。

　　第一种，也是最容易提出的，是拿西方思想之影响来反驳我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了许多外来思想的影响。由于大量吸收西方思想，他们的思想内涵发生急剧的改变；但是，笔者以为他们所以倾向“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导自先秦之后儒家的思想模式，而非源于西方思想的影响．西方虽有许多思想派别强调思想的力量；但任何一派西方主知主义或唯心论皆非西方文化的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各种不尽相容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易言之，其中许多人也受到了西方反对主知主义或唯心论的思想的影响。因此由西方影响这个论点，无法解释为何第一代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采取“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那些受西方反主知主义与反唯心论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内。尤有进者，西方影响这个论点也无法解释，虽然许多第一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

　　子随着在不同时间冲激到中国的不同西方思潮而改变立场，却从未放弃他们“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笔者以为，强调理知功能与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如此弥漫而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以致在思想改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仍深受其决定性的塑造而不自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虽然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但在思想内容改变的当中，他们的“思想模式”却深受强调思想力量的儒家文化所影响，以致他们仍对思想力量和优先性深信不移⑥。

　　反驳我的分析之第二种可能，较具理论性。光秦之后儒家强调“心”的功能，但这个命辞并不妨碍对“别的功能”之认识与强调。人类意识中观念之形成很可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非理知因素(如：政治力量、经济条件、以及社会组织等)的影响所致。这种论式可以无限地推演下去。另外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人类的思想可能会有逻辑上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先秦之后的儒者可能强调“心”的功能以及思想的力量及优先性；但，他们也可能强调非思想因素对人类活动之决定性影响；这两种强调可能是排列在同一层次上而不是有系统的放在不同层次上。假若如此的话，思想因素与非思想因素究竟那一种在历史中比较更具影响力，实为一难以解答的问题。假若光荣儒家思想中强调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思想，其力量与优先性并不超过其他非思想因素，那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强调的思想变迁之优先性便可能不是受了儒家传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

　　以上的反驳意见，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却缺乏史实根据。先秦之后的儒家思想模式以为经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基本思路，只有决定性的力量与优先性；此种意见实为儒家分析方式的终点。而近代中国知识分于所采取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认为经由“心”之理知功能所获致的基本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与优先性，此种意见亦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分析方式的终点。因此，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受先泰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

但是，为什么这种主知主义的假设会变成先秦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分析终点？我在此处尚无法提供最确切的答案。不过，我想也许与儒家思想中的“人为构成说”(anthropogenic conatructivism)有密切的关系。此种说法在儒家的著作中到处可见，诸如《孟子》、《苟子>，甚至康有为助著作里。所谓“人为构成说”是指一种信仰——相信世界上的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都是远古圣君与圣人所有意创建的。古代圣君与圣人有目的地创建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说法详见于儒家的各种文献中。在此无须详征博引，下面引文已足可证明：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于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苟子一险恶篇＞)

　　康有为为了使“人为构成说”适应当时的情势，硬把它引伸到荒谬的地步。康氏解释孟子所云“民为贵，社强次之，君为轻”就是孟子有意为现代设计的民主政治制度。

　　当然，有些古代文献表示；圣君与圣人之所以能够创建社会、政治与道德秩序并非由于自身之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受到神圣之源的感召。然而，儒家思想之特征却是将文化、道德与制度之神圣渊源冲淡，而特别强调——有时竞无顾于推论的逻辑性——圣君与圣人为民创立道德与社会秩序之自身力量。

　　同时，我们应注意的是，《论语》中有些章节予“命”以决定性的功能，而在＜中庸＞中“诚”或“天道”则具有创生的力量：

　　于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适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子路＞）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庸》)

　　根据这些说法，社会与道德秩序的渊源可能是神秘的“诚”或“天道”。或可认为，先秦儒家思想里有关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起源并不如我所提出的“人为构成说”那样清晰。在此，不宜阐释有关儒家思想内那些艰深而纠缠不清的，“诚”或‘天道”酌本质及功能的问题，我也无意将综合性的先秦儒家思想加以“系统化”：因而将其内在思想的冲突或逻辑的矛盾予以忽略。不过，上述“诚”或“天道”的观念，并末改变儒家“人为构成说”与先秦之后儒家所强调的“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之间的关系。就形上学的观点而言，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诚”或“天道”，但是古代圣君与圣人业已体认“诚”(见《中庸》)：就经验的观点而言，圣君与圣人为人类创建社会和道德秩序，并不依赖外源，但却需要一种内在运作之源以产生创建人间秩序的力量。因此，儒家自然将“心”视为‘人为构成说”之经验上的(非形而上的)本源。当圣君与圣人的“功业”为后人绝对景仰敬服之时，对其“心”的力量之信仰亦深植于先秦以后儒家文化中；因此之故，主知主义的预设遂变成了先秦以后儒家思想模式之分析的终点。

　　即使儒者欲超越其思想和预设的架构，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也难找到其他的出路。道家主张宇宙万物皆生于“无”，社会与道德秩序的起源无法在这种激烈的否定主义哲理中寻得解答。法家和墨家亦未提供新的理论。虽然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儒家有所不同，事实上，他们在解释人类的制度和道德起源时却与“人为构成说”相似。在中国的思想界，对种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似乎从未产生清晰的了解，也从未有人楔而不舍他去探究社会和道德秩序之演进的性质与过程。这种秩序的演进，如佛格森(Adam Ferguson)于一七六七年所言，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任何人类的设计”(“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the execution of any human design”)。

　　在儒家思想的幅度之内，“修身”和“治国平天下”为其两端④。从倾向“治国平天下”这一端入手，一种对制度重要性的切实了解是可能的。关心国家社会客观环境而强调制度之重要性的人，间或有之。北宋的王安石(一０二一——一０)八０)和清代“经世学派”的思想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在中国思想史中，一些有深远创见之士，甚至发展出社会政治秩序自然演进的思想(如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对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起源所做的解释②)，以及对于制度之独立与分疏的功能的了解(如叶适[一一五０——一二二三]所指出的君主政体本身的弱点在于权力过度集中⑩)。这些新颖的观念也许具有突破儒家既有的分析架构的可能。但是，这种被斥为“异瑞”⑥的柳宗元的思想与叶适的思想影响均极小。大家记得的是柳宗元的文采，而不是他对宙代封建制度起源的精辟见解；关于叶适，大家知道他属于经世学派，而并不了解他对君主制度本质的精微分析。像这种具有突破潜力的新思想竞未能植根于中国学者的心中，足证“人为构成说”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优势。因此“人为构成的思想模式”可说是传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根据儒家的思想．尽管圣君得有“天命”，使之成为“一人”，具有异常的禀赋和责任，但圣君也是人，从人性的观点来看他的本性，却和常人并无二致，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君或圣人受天之命，得天之惠而有别于常人，但常人必须以圣君或圣人的思想言行为其典范。常人如欲修身养性，他必须使用圣人卓有成效的修身养性的方法。常人且无力创建仕会和道德秩序，但他必须以其“心”之本能了解并遵循此种秩序。(此种中国思想的内容与方式，与“先知”的观念所导衍出的思想内容与方式，大异其趣．)

　　从先秦之后儒家思想模式的观点而吉，在人类意识中，最根本的改变乃是基本观念的改变。唯有经由理智上的说服始能导致这种思想的改变。这种思想的改变，甚难由非理性的力量加诸人心之上所导使，因为人类意识的根本改变，必须建筑在对这种变迁的准确性的正确了解上。人类意识固然会受非理知力量的影响(譬如：社会及经济变迁的冲击），有人说人类意识的改变可经由外界刺激之改变所导致。然而，这种论点显然与儒家思想模式相停。因为人的心理可能对外来刺激有许多种反应，因此，外界刺激的改变，并不能保证导使所需求的思想变迁。然而，儒家相信理知的说服是有效的，因为儒家相信“心”具有了解并掌握真理的天生本能——只要真理得到详明的闻释。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五四反儒家思想的整体性(the totalistic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anti-Confucianism)是受了先秦以后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摸式的影响所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虽然要求打倒整个传统文化，但他们之所以做此种整体性的要求，实因他们未能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有机式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缘故。这种思想模式，因为是一元论式和主知主义的，本身具有发展至主知主义整体现(holistic)的可能。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又因政治与社会的腐败（如袁世凯的专权与滥用中国传统神圣的符号等）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强烈疏离感；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受了主知主义整体现的思想模式的影响，“发现”他们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设施，是与传统中基本思想有一必然的有机式因果关系。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不过儒家思想中仁爱之说等等，在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眼里，却只是世界文化的公分母，不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特有的东西皆源自中国特有的思想，既然均已视为败坏而有害，加要革新，就非彻底而全面的抨击传统不可。传统社会与文化之特性决定于传统的独特而根本的思想；因此思想革命遂为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其为繁复，除了儒家思想以外，尚有道家、法家、佛教等。但这些非儒家的传统思想，有的反传统主义者(如吴虞)，虽对其中某些成分相当欣赏．却认为它们并未改变中国传统的基本特质①。另外的反传统主义者(如陈独秀)，则认为这些非儒家的传统成分与儒家思想同样有害。

　　笔者以上的分析应该导引出对于文化和思想变迁的两种层次的分析性了解：一为思想内容层次上的变迁，一为思想模式层次上的变迁，两者相较，后者较为基本而难以达成。第一与第二代中国知识分于的思想内容大为改变，巳不是传统性的了。然而，在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继续持有传统的思想模式。总之，五四的反传统思想，是思想内容的变迁与传统儒家思想模式交互作用的产物。虽然五四时代初期的反传统主义者没有任何足以导致社会基本改变的积极力量，但是他们却企盼基本的改变。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由于内在缺乏任何新的分析范畴，而外在社会与政治环境使得他们深感基本变迁的必要，他们遂将传统的思想模式推展至其极限。根据以上论析所见，我们可以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是如此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以致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全面而彻底的反抗。就此一意义而言，五四时代之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充分地现代化。(虽然第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反传统思想不是整体性的。主要因为——如前面的分析所涵蕴的——在尚未完全解体的社会、文化秩序中，他们仍然视某些传统的价值与信念为当然。)

　　三　五四反传统主义之特性——陈独秀与胡适的反传统思想

　　有关五四反传统主义之特性，我们可以经由考察当时两位领导人物——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内涵面了解其具体的内容。

　　陈独秀的反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简单而确定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我仅须指出，他之所以对儒家思想做全面性的攻击，主要是因为他把儒家思想当做一种基教式的整体论(fundamentalistic holism)之故。因此，他以为所有儒家思想与规范的发展都是孔于思想有机性的衍发。

　　当常乃惠要陈氏对孔子的原始思想与后来的儒学作一区分时，陈氏答道：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互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拂之无生，耶之一种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救主圣人。…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末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救与真正孔子之教，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绦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令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⑩？

　　既然陈氏相信儒家传统的整体性是由先秦儒家的中心思想所决定，而日后各支派也是原始儒家学说之特性衍发的结果，所以他反礼教迫使他不仅攻击礼教的本身，而且也要攻击礼教的泉源——即：孔子的原始思想。因此，陈氏对儒家思想做整体性的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陈氏相信儒家传统的整体性，他的这种想法乃是他受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影响所致。除了上引的一段文字外，下面一段引文也能证实此点：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双武独草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公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巳。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④。

　　以上关于陈氏“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之方法”的引述当然有其暖昧之处。既然他将秦火以及汉武帝的独尊儒家与儒学的兴盛相提并论。有人因此可以辩称陈氏已经了解儒家之所以能够支配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思想一环外，尚有其他因素——陈氏可能了解儒家得以支配中国社会不仅由于孔子思想的力量，而是许多繁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陈氏会承认儒学之盛行于传统中国是由了许多因素使然。如果陈氏曾进一步探究此一认识的涵义，他可能不会如此执着于形式的理论——墨守他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陈氏既然已经知道儒学在传统中国之流行是由于许多原因．何以他仍然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所以如此，我想并非由于陈氏想像力贫乏之故，而是由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充塞于他内心分析的范畴中，以致他要用坚持此种一元论式的思想模式来应付各种挑战。他答复常乃－的话充分显示笔者此处分析的有效性。他深溺于这种预设约分析范畴中，不能摆脱，也不愿考虑每一可能的矛盾，或用开放的心态注意别人的意见。如果我对陈独秀的思想模式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据我猜测，陈氏如要“厘清”上述文字的暖昧性，他会说原初孔于思想中即有鼓励帝国专制的动因，所以在秦火之后汉初帝王要四处搜求儒家经典，而汉武帝之独尊儒术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

　　胡适的文字，表面上虽然甚为清晰，如果要仔细考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我们会发现他的意见是相当混杂的。虽然他有时全面性地否定中国传统，但是他也时常主张逐步的、“有机式的吸收”(“organic assimilation’)②西方文化。他一方面在一九二九年提出了著名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在他的晚年，虽然未能提出有力的理知论证，却以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cultural natlonallst)的姿态，倡言他的文化论调是为了使“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复活力”⑩。胡氏在他的一生中改变过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可是，他关于中国传统与西化的看法的混离，却不是由于他的意见的变迁所致。事实上；胡适思想的特色之一是：他在五四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传统与西他的观点，终其一生并无基本的改进。如要掌握胡适关于反传统思想不易捉摸的性质，我们应该仔细地剖析他的思想中一个结其一生从未清楚自觉的基本矛盾，即：他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传统的渐进改革，一方面却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的反抗。

胡适从在美国作学生之时起，对中国传统一直抱持改革的态度，虽然此一态度的内容随时间的转移而有所不同。在他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前，他对儒家的观点决非否定的。例如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他发表的《儒学运动在中国》(《Tk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一文中，虽然对国内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表示遗憾，因为此一运动仅是为了恢复旧有的儒家思想而无意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革，但是，整篇文章却流露了他青年时期为改革儒学所做的探讨。

　　然而，当一九一七年四月胡氏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成为杜威的忠实追随者。他无保留地接受了杜威早期实验主义的概念与价值，并以介绍杜成的“科学”概念到中国为己任。社威对“科学方法”之整体观(或科学主义式)的(holistic)看法，胡适是完全赞成的。他们要求将“科学方法”普遍地应用到人类各方面的活动。胡适相信借着杜威界定的”科学方法”，足以掌握“创造性的才智”，那是一个成功地解决任何中国现代化问题之必备的钥匙。很明显地，胡适接受了杜威的价值与观念以后，其思想本身发生了重大而基本的改变：从探讨如何改革儒家思想转变到找寻一个植根“科学方法整体观”(the　ho1istic no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于中国的方案．因此，胡氏心中的一切，包括改革主义，都必须与他的科学方法整体观取得一致的协调。

　　虽然他的价值观念有了剧烈的改变，胡氏仍然奉行改革主义。在他博土论文的导言中，他说明了他一生努力的方针与工作的方式——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胡氏信服“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认为西方的文化进展中，杜威的哲学是最高的阶段。对胡氏而言，“现代特质”(modernity)的外延与内涵是不含混的。事实上，套句俗话说，他对“现代特质”的了解可说是巨硕一统(monolithic)的。对胡适而言，所谓“现代特质”实际上就是杜威实验主义所肯定与强调的一切。因此，胡氏努力工作的目标是简单而清楚的：使中国文化成为科学主义式的文化使文此中的一切——包括伦理——均受科学及杜威式的科学方法所支配⑩。

　　根据胡氏的看法，经由中国固有文化“有机式的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最佳成分”②，此种目的始可达成。于是胡氏展开了在中国文明中寻找与杜咸的科学观念相容的材料。如此，中国人民能用有机式的方式与杜威实验主义所界定、所代表的美国科学文化相联接。“借着西方哲学之启示与帮助”⑩，胡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发现儒家的“正名”为一种“逻辑”。但此种儒家的“逻辑”不能使他满意，他因而倾向《墨子》与《公孙龙子》，在这两部书中胡氏找着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逻辑方法”，可认为是社威方法的雏型(prototype)。他为了“教导”②中国人知道“那些西方的方法对中国人的心灵而言，并非是完全陌生的”⑩，遂发现了古代中国的逻辑理论与方法．简单言之，杜威的“科学方法’即使比较精密，胡氏认为在性质上并非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因此。“有机式的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不仅是可期的，也是可能的。他所计划做的是以杜威的科学方法为模范，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胡适相信如此做不但未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而且使它成为现代特质的一部分．

　　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国后，仍继续致力证明在中国演变成的科学方法雏型与杜威科学方法的类似性。他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理想的发挥，在精神上与方法上，都是科学的。虽然，宋明理学助其它成分——根据胡氏的看法，主要是受佛教的影响——曾经阻碍了科学探讨的进展，但是他们不能阻止近三百年来考证学派的兴起——这是主张“大胆假说，小心求证”之固有科学传统的“文艺复兴”。

　　当我们考察胡氏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时，我们知道他不仅强调传统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类型的相似性(generic similarlty)，而且更强调，科学的精神与探讨是中国传统的特色。这一点与印度传统正相反，却与近代西方相当接近。以这些命题为基础，我们对胡氏全盘西化的理论不能解释为意含着对于中国传统完全的拒斥⑥．以特有的中国科学传统“有机式的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以达成中国之全盘西化，即使那些中国传统中与西方近代文明不相容的成分将在此一过程中被淘汰；就定义而言，此一计划乃植基于固有的科学传统之上。

　　前面曾提过，胡氏以中国文明渐进地“有机式的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理论，是以二者之间类型的相似作其理论基础。但是，何以他们在类型上相似呢？他是以生物及环境决定论来解释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根据一民族生理上的需求对于生存环境所作的调适。不同文明的特殊差异仅是环境与时间不同的结果。近代西方在科学与民主政治上的成就是由于西方近三百年来的环境所促成的。胡氏对人类历史的普遍进步深信不疑。他觉得类似近三百年来的西方环境与问题将会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挑战。因此，他预料科学与民主政治毫无疑问地将在中国繁荣滋长。简单言之，由于他的中西文明类型相似论，与他对科学与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期望，他否认中西文明之间有任何“质”的不同的可能性②。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知识分子，胡适毫无顾忌地接受了杜威的思想与价值，因为对胡适而言，它们不仅是一套特别的西方思想与价值，而是世界文明中最进步的思想与价值，每一文明迟早都须追随之⑥。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胡适的科学改革主义(scientific reformism)主要是使中国全盘杜威化的工具，而不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寻找中国文化的认同。对胡适而言，中国传统科学研究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本身的贡献，而是因为它能与社威的实验主义相融之故。他个人在思想上是认同于杜威的，因此，他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研究的批评也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准。

　　如果胡氏的改革主义不源于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追求，那么，它主要的理由何在？第一，以渐进的、逐步的改革作为实际有效的手段以达成社会、文化变迁的目的，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杜威主义者，胡适对于此一观念非常执着，井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他故意寻求改革的方法以求达成他激进的目标。第二，虽然胡氏对各类的民族主义感到怀疑与担忧，他个人却是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当面对他所接受的西方价值时，有意或无意间，他在中国传统中寻找些足以使他自傲的东西，以抵销他面对中国传统所产生的自卑感。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以中国具有科学传统由此使他能够提出“有机式的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为荣。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胡适曾说过，中国全盘西化的结果将是在固有的基础上使中国文明重现活力；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全盘西化论原是为了达成复兴中国文明朗一种手段①。但这是他应然命题(ought—proposition)与实然命题(is—proposition)之间的混淆，并是是为了“化解”他思想上的推论及信念，与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的遁辞．就他思想上的推论及信念而言，中国文明的全盘西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的。正如胡适所提出的，这过程是渐进的、“有机式的吸收”近代西方文明。既然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了解并不含混，而且是一元式的，这个目的是明显而清楚的：使中国文明杜威化。

　　然而，胡氏也知道中国所应努力争取的“全盘西化”的目的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因为文明是保守的，而且，所谓全盘西化在“量”上相本不可能。有时候，他似乎颇为这种不可能而快慰，乐意见到中国文明的发展终究是仍要以本身之基础为基础的。但此一了解是由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支持。在他的文章中，我们不但不能发现全盘西化理论的改变，也不能找到以理知的论点辩解中国不需全盘西化的观点②．

　　应该如何(what ought to be)与事细R何(what is)之间的混淆，在胡适的晚年逐渐成为他思想上的信念[indellectual commitment)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化解“。虽然，在内外压力之下，他已感到他的全盘西化论的限制与因惑，但是，他不能正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供一个实际可行的、创造地转化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借此将传统中不应保留的成分祛除，并且在谋求传统现代化的同时，将中国文化的特质由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相反地，胡氏只能宣称他全盘酉化的理论是一个复兴固有文明的手段。这种修辞上的解释，使得他觉得可以向自己及他人保证：对于中国将失去本身文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每人仍须尽量使自己杜威化。他有时说，如果中国传统中真有宝贝的话，它们将经由西化的过程而复兴；但他却对甚为困难的，如何复兴中国传统的问题轻易地避而本谈了。

　　胡氏有时也主张中西文化应该溶合，但这仍是经由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推动的修辞广的口号。如果固有中国传统中的每样事物，除了不如西方的科学方法之雏型以外，都须排除，试问我们如何能为此种镕合辩解，而此种溶合又如何实践呢？杜威无需学习汉学的科学方法以增进他的科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胡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并无任何可以贡献的地方，他的溶合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建设只是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而已。

　　但是，朗氏的科学改革主义并不足以说明他对中国传统的通盘态度。他的改革主义是基于一个观念，即传统中国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有类型的相似性，而这个观念是以生物与环境决定论来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论在别人很可能促成悲观或无所作为，但它却被胡氏用来支持他的全盘西化论。作为一个乐观的改革者，他相信中国社会的新环境将导致中国的西化。历史是与他站在一边的，他的鼓吹是为了使国人自觉别此一历史趋势，并指出一条明确的途径；经此途径使中国的西化得以达成。然而，胡氏的改革主义并未能抑止他的整体性反传统的冲动。在作这些攻击时，他并末意识到这些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会与作为他改革主义基础的生物与环境决定论相抵触。若凡事部由生物性质与环境来决定，则传统中的罪孽可化约为外在的与历史的因素。谁也不能被归罪，那么，反传统的论点在理论上便不能成立了。但是，胡氏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强调内心之思想与道德的功能，以致他归根结底仍认为中国传统的罪孽是由于传统中国人民心灵的罪孽所造成的。他受了此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所影响以致不能领悟到他的生物与环境决定论与他的主知主义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

　　胡氏认为残忍、懒惰，以及对于个人的压抑是中国传统最根本的特性。除了传统中国人心灵的卑劣这一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说明这种中国传统的特性。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上，胡适与陈独秀联合答复一位读者来函时，他们说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在在为《吴虞文录》作的序中，胡氏高呼吴虞是“四川省只于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称赞吴虞扫除了街坊上的尘土、使青年人得以自由地前行。胡氏为他的整体性攻击儒家思想所作的主要辩护，与陈独秀为他的反孔教的辩护相类。事实上，胡氏引用了陈独秀答复常乃真的两段文字〔见的引文)，来支持他赞同吴虞攻击儒家的论点⑥。这两段文字是他整体性攻击儒家的证据；在他后来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是采取一元论整体观的论点。毫无疑问地，胡氏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包含许多成分，儒家。道家、法家、文学、艺术等等。但是，当他攻击中国传统之时，他无意去区分它们。

　　胡氏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并不蔑视孔于。孔子曾悟出了一些人类的普便价值——如忠、孝、仁、爱等。但是，以这些价值来维护中国的传统就不切题了。与陈独秀一样，胡氏认为这些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共有，因而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特性。既然在中国无法实现这些理想，它们只是一些“空话”而巳⑥。中国传统的特征就是中国所“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以及板子夹棍的法庭．”四他指出；“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②反而只见大家祟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他井未将这些罪孽或中国的“独有的宝贝”归之于生物或环境的因素，却归咎于传统中国人心灵的罪孽。因此，胡氏说中国所“独有的宝贝”是“祖宗造的罪孽”。既然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是罪孽的，那么，根据胡氏经由传统思想模式所得到的看法，中国文化传统中每一成分都含有此种特性。所以，攻击中国的传统，如果要有用的话，就必须是整体性的．

　　胡适很爽快地承认“西洋也有臭虫”画，诸如贞操锁等。但是，这些西方的罪孽是孤立事件，不能与中国“独有的宝贝”相提并论，后者不是孤立或偶然事件⑩，却是传统中国心灵的典型产物。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经过二十年的反省”⑧，胡氏了解中国传统中有三点长处：中国语言简易的文法、中国传统中较为平等的社会组织与薄弱的宗教心。也因此，胡氏以为传统中国人的心灵较不易陷于迷信②。在这三点中，头二点不可能影响他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第一点是关于语言的形式方面，它不能影响传统道德的好坏。胡氏是依据历史的环境来解释第二点，因此它与传统中国人的心灵并无关联。然而，第三点有改变或修正他的反传统思想的可能。他认为中国人心中特别具有自然主义的与非宗教的成分(对胡氏而言，自然主义的几乎都是同义字)，此一体认隐隐地与他在他的渐进西化论中视科学的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为传统中国特有的成分有关。如果胡氏能从此一体认中获得积极的启示，则他不会攻击一项他喜爱的成分，因而他可能修正他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然而，在考察胡氏整个反传统思想的著作以后，我们知道他并末获得如此积极的启示。虽然胡氏与杜威都相信科学的理性一向具有道德的性质；但他知道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中，此一理性成分却不发生任何道德效用。他对于这个理性成分的“发现”只能在他建构他的渐进西化论时发生功效。因此，在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中，这样一个理性成分与中国传统中的道德〔或不道德)的性质并不相干。

在评价中国传统之时，对于此一传统的理性成分与传统中的道德性质相互无关的了解，可由他认为佛教对中国文明有不良影响的想法获得证实。当胡氏陷于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时，他有时将中国人的线忍归咎于佛教的影响⑥。可是在他反传统的文章里，他并未将中国人的残忍归咎于佛教的影响．当宋明两代摆脱了佛教影响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产生更为人道的文明。因此没有理由将中国人的残忍归咎于外来的影响。简言之，根据胡氏的看法，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是根本而绝对的卑劣。传统中国人内心中　的理性成分受到了更根本的卑劣成分所左右．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既然传统中国人的心灵已病入膏盲，它不可能依靠本身来解救自己。只有西方文化出现在中国人眼前以后，始有获救的可能。胡氏说：八股、小脚等的废除全然不是程颐、朱熹、顾炎武、戴震以及其他儒学领袖的功绩，而是中国人与近代西方文明接触的结果。然而，虽然年轻女孩缠足的不良习惯以及束缚思想的八股都已绝迹了。“但裹小脚助残酷心理，上夹棍板子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酷野蛮的国家，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⑥。职是之故。是否中国人能被解救，端赖他们是否能够全盘西化。

　　以上的分析已明显地指出胡氏思想在逻辑上的矛盾：他一方面要将传统的成分作为他的渐进改革主义的基础，一方面却整体性的攻击传统．然而，虽然中国的科学成分有助于中国的西化，不应受到攻击；但是，从胡氏反传统思想的观点而言，它是中国传统中不相干的成分，因为它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卑劣性发生任何正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何胡氏从未认真地感觉到此一逻辑上的矛盾对于他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杜威主义者的主要职责是清晰地思考问题。

　　不过，我相信在潜意识里，胡氏仍深爱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但是这份喜爱不能打破他整体性反传统主义，尤其与他强有力的整体观思考(holistic thinking)方式比较起来，他几乎找不到任何适当的理由来作为这份喜爱的理论基础②。

　　四 展望中国自由主义之未来

　　在前面的讨论中，有关中国自由主义前途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五四全面性反传统思想之形成是深受一项传统儒家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⑥。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未曾受到此项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某种反传统思想可能仍会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兴起；但是，此种反传统思想也许不会像五四时代那样激烈到要求整体性反抗的程度。第二，当我们分析了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以后，笔者关于五四整体性反传统思想的论点，希望已获得证实②。至于强调个人价值与自主性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笔者的主要观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暗示了。

　　我们展谈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时，可以发现五四反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识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是甚为不同的。简短的叙述并不能确切地掌握此一繁复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仅拟提出几点一般熟知的、有关西方个人价值观念的特征。第一，个人价值的最终辩护不是基于理性的探讨，而是基于由宗教信仰世俗化所演化的伦理信念②。个人的价值是由法律及政治秩序(法治与民主制度)所保障；这些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非有意的特别设计。而自由的政治与立法制度的功能亦大大仰赖于思想与道德的秩序，这也是由历史演化而来。当然个人主义的精神必须经常自觉地维护，否则将趋于式微。如果没有争取个人自由的自觉运动，则自由制度经常会遭受每个社会中均有的反自由力量的破坏。但是，此种自觉运动必须建立在既有的价值与道德架构上，而这个架构仅能从传统演化而来。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但是，表面上这似乎是一诡辩式的说法。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对于权威采取批评的、独立的态度，而传统却必须因权威在过去—直为人所遵守而承认权威。然而，自由的传统性结构不仅与理性的批评及创造性的革新相容，而旦是理性的批评与创造的革新的必要条件，虽然传统式的结构要求这种批评与革新必须在传统所范限的脉络中进行⑩。博兰霓及其他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们曾有力辩解真正的创造及创见仅能在具有创造性的传统中获得⑩。

　　我想五四自由主义的两难(dilemma)现在已非常明显了。五四时代初期对于个人的关切与反传统思想运动有密切的关连。而且这种反传统思想是整体性的。但是，个人价值的观念必须是一个道德信念，而此一道德信念仅在它为社会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时方有其社会的意义。这种道德秩序也仅能由传统演化而来。五四时代的社会情况及思潮却不容许中国传统作任何刨造的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而此项转化却为真正的自由理想在自由知识分于心中获得某些基础所必需的。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地转化

　　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他们急切需要的思想秩序(inte11ectual order)，仅能建立在外来的＂意缔牢结”所提供的建构大纲[constructivist scheme)之上，即：科学主义(scientism)或马列主义等。

　　如果我们就思想意义了解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这项了解有助于下面问题的解答吗？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如何？它的前途实在很暗淡。但是，我们应该气馁吗？我想如果我以下的分析有几分正确性助话，我们无须完全放弃希望。

　　首先，必须再度强调的是，在理论上，个人价值的强调应该基于个人内在价值的信念。假若提倡对于个人的关怀是基于功利或功能的考虑，则极易导致变质。其次．就思想的观点而言(虽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精神之实现，也就是。要求根本的改变以及信任经由知识而获致的解放(这种改变与解放，必须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一区分)，但在意识型态上却不可持续五四式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我认为要获得个人价值观念的掌握，依赖整体性反传统思想是不可能的，而需对儒家人文主义作创造的转化。五四的反传统主义者并不能摒弃中国传统中所有有害的成分，他们也不曾对传统作足够的了解。当路新传统主义者开倒车式的尝试更不能适合当时的情况.

　　对儒家人文主义进行创造的转化的大纲是什么呢？其理由又是如何呢？

　　今日对于文化与社会的了解的重要出发点，其中之一是：文化与社会系统互相不能化约(mutual irreducibility)的观念。虽然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层面与让会．政治、经济组织的社会政治结构层面互有影响；但是，对此二层面作一区分是必要的。基于此一了解，则五四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文化化约主义的谬误(a fallacy of cultural reductionism)。人们可以摒弃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有的罪孽，而无须攻击整个传统中国文化。

　　我曾在别处就“仁”与“礼”的和谐与冲突，讨论了先秦儒家的根本理论。拙文指出借着对于“仁”的重新取向(re—orientation)．分离传统的“礼”是有可能性的⑥。根据先秦儒家思想，道德并无意义，除非它在人际关系中植根。“礼”因此是必须的。人类奋斗的最高理想在求得“仁”与“礼”之间完美的平衡，借此“仁”可以在“礼”中培养，而“礼”之存在即在于养“仁”。在这“仁”与“礼”的创造的激荡中，“仁”乃具有优先性，虽然它需要“礼”。“礼”之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养“仁“的架构，“礼”本身并无意义，而“仁”的价值与意义是独立于“礼”的。

　　如果说先秦儒家公形式结构上与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十分相融，似乎并不牵强。“仁”的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信仰并不同。但是．要成为现代儒者无须作一基教主义者(fundamentalist)。若对儒学重作一番解释的功夫，我相信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的新整合有相当可行的可能．无人能预言此一整合之结果：但是，对我而言．似乎仅有这样的整合，自由个人主义始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这新的中国自由个人主义当然与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不能尽同。但是，它有许多要点是与西方自由个人主义相合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此一新整合的工作可能在其本身就是一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也许因此会发现一个新的认同意识。

　　(《中外文学》第三卷第一二期，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修订后经《明报月刊》转载，第一二五——一二七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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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制)文明，平均年齡是200年。蘇格蘭歷史學AlexanderfraserTytler就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民眾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里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

競選成了討好選民，取悅選民的遊戲時，競選就開始腐敗了，或者說，竟選不是體現選民的公民覺悟，而是體現人性之惡的時候，選舉制度就開始凋謝了；選舉制度如果包含了討好和許諾，就一定會走向失敗。選舉有效的前提和基礎是，民眾是具有共同價值理念的一群人，而在烏合之眾占據多數的情況下，民主完全可以做惡，而墮落和做惡的責任和後果卻要由民眾自己來承擔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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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五道口金融科技文化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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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来源 | 先知书店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一

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

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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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管我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

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

三

衡量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官发财是否就叫成功？

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叫成功。千万不要按一个标准衡量成功与否。

四

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按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做事的正确与否。有的人赚钱了，我不认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当官，我也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关键是你走的路对不对？若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官当得再大，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之所以不认为那是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发挥人性本身的优点，总是生活在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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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曾说过，一个人若在某个单位没被提拔，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本身是个小人，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的人，而你却是一个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会被提拔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你的成功。

如果你堕落得跟他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失败。

六

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道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

七

人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当大官了，或者赚大钱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过得踏实，这很重要。

八

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

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九

我跟某一个人交往，坦率讲，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喜欢交往，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让我感兴趣。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来不从朋友那里获取个人好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你可以说我是我行我素。你官再大，钱再多，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更神圣的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不好接近。

十

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

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

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戏看人生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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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出不了人才
原创 梦里绍兴 夏家少爷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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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秦国和别国的最大不同，在于用人政策。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也和他这个用人政策有关。



        战国各国由于大多源于周朝的封国，各国用人不是君王的亲戚就是本国的贵胄。权力是一帮人共享，利益的界定从封建时已经确立。所以国内政治大致平衡，民众生活比较稳定。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战国各国民众生活，除了秦国，民众的生活总体是稳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秦国从秦孝公起，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尽管此时还不敢公开统一六国的野心，但所有的国家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要想消灭别国，甚至统一全国，必须从加强内部管控开始。内部管控的第一步就是权力的集中，只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才能有效的对外扩张。



          秦孝公的政治改革，其目标就是权力集中。



         纵观中外，任何权力的集中，所采用的手段只有两种，对统治集团内部就是打压为主，愚化为辅；对于底层民众是愚化为主，打压为辅。打压和愚化是权力集中的两大杀手锏，其侧重于哪一面，取决于对象的不同。



         商鞅的立木为信就是告诉秦国人，从现在开始我将说一不二，说到做到。这后面的潜台词，无非是让大家明白，以后一切都有秦孝公说了算。立木为信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表明说话算数，只是想告诉民众只要我说的你相信就可以。



          人才生长和发展的基础是需要有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土壤，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都不可能有整体性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被几千年历史证明的事实。



         秦朝打压和愚化的结果，自然让秦国的人才出现整体性断代的后果，而扩张对人才的需求又变得极为迫切。



         当时的六国相比于秦国，那就是一块自由的乐土。虽然许多人才不一定能在本国才尽其用，但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不受禁锢，行动得以自由。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一次人才爆发，都产生在战国时代，这是中国人对人类历史最大的一次文明贡献，和古希腊文明比一点都不逊色。



         但这些闪耀于历史深处的群星，你很难找到哪一颗星星是来自那个武力强盛，管控严格的秦国。



         这是集权体制无法出现人才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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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出不了人才
原创 梦里绍兴 夏家少爷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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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秦国和别国的最大不同，在于用人政策。秦国最终能统一六国，也和他这个用人政策有关。



        战国各国由于大多源于周朝的封国，各国用人不是君王的亲戚就是本国的贵胄。权力是一帮人共享，利益的界定从封建时已经确立。所以国内政治大致平衡，民众生活比较稳定。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战国各国民众生活，除了秦国，民众的生活总体是稳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秦国从秦孝公起，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尽管此时还不敢公开统一六国的野心，但所有的国家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要想消灭别国，甚至统一全国，必须从加强内部管控开始。内部管控的第一步就是权力的集中，只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才能有效的对外扩张。



          秦孝公的政治改革，其目标就是权力集中。



         纵观中外，任何权力的集中，所采用的手段只有两种，对统治集团内部就是打压为主，愚化为辅；对于底层民众是愚化为主，打压为辅。打压和愚化是权力集中的两大杀手锏，其侧重于哪一面，取决于对象的不同。



         商鞅的立木为信就是告诉秦国人，从现在开始我将说一不二，说到做到。这后面的潜台词，无非是让大家明白，以后一切都有秦孝公说了算。立木为信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表明说话算数，只是想告诉民众只要我说的你相信就可以。



          人才生长和发展的基础是需要有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土壤，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都不可能有整体性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被几千年历史证明的事实。



         秦朝打压和愚化的结果，自然让秦国的人才出现整体性断代的后果，而扩张对人才的需求又变得极为迫切。



         当时的六国相比于秦国，那就是一块自由的乐土。虽然许多人才不一定能在本国才尽其用，但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不受禁锢，行动得以自由。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一次人才爆发，都产生在战国时代，这是中国人对人类历史最大的一次文明贡献，和古希腊文明比一点都不逊色。



         但这些闪耀于历史深处的群星，你很难找到哪一颗星星是来自那个武力强盛，管控严格的秦国。



         这是集权体制无法出现人才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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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言过其实被严重过誉，近代世界的出现另有原因｜文史宴
原创 张笑宇 文史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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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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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签署之后，王权与贵族权利屡有反复，英国王权甚至长期强于法国，而近代转型之路却走得比法国顺畅得多，可见《大宪章》绝非英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充分条件。商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权利通过议会得到保障，才是英国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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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民族限制王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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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少人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印象，认为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这些议事机构是现代社会的发明，是民主共和思想诞生之后的产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其实，绝大多数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制约国王的合法机构。比如，当代的联合王国议会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的合并，而英格兰议会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代威廉一世设立的王下议会，苏格兰议会则是在 1235 年由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建立的。如果继续向前追溯的话，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 1000 年以前就有高级官员、贵族领主和宗教人士组成的贤人会议。



这些机构毫无疑问是后来议会的前身。



当代法国议会的前身是所谓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的一系列议会，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 1302 年由法王腓力四世设立的，在此之前，法国只有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二级会议。这些咨询机构又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法兰克王国年代。



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是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继承者，而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之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同样有帝国议会，不仅如此，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还能够选举皇帝，对帝位拥有投票权的七个领主或主教被称为“选帝侯”（prince-electors）。



如果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各国议会这一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组织，其历史往往可以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后裔，而古日耳曼人拥有军事民主制和设立部落议事机构的传统。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 98 年写成的《日耳曼尼亚志》，就记载了日耳曼民族选举军事领袖的传统。当长老们喊出候选人的名字时，与会的日耳曼人会大声呼号、敲击兵器或盾牌，喊谁的名字后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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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部落议会



当选的领袖（王）作各种决策时，也需要咨询手下各领主和小统领的意见，这些咨询意见的机构，后来演变成中世纪的议会。



在军事传统较为发达的古代部落制民族那里，设立类似的议事机构以限制王权的情形并不罕见。比如，中国古代建立了金朝的女真族的勃极烈制，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与高级贵族共议国是的制度。蒙古人有忽里勒台会议，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领袖都是由忽里勒台推选出来的。



后来的突厥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今日的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克里米亚鞑靼等国家和地区的议会还叫作“忽里勒台”。建立了清帝国的满人则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它源于努尔哈赤建立的非正式协商机构，到皇太极正式确立下来，最后被军机处取代，并在乾隆年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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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过其实的《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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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类机构的诞生年代如此之早呢？根本原因在于零增长社会中的暴力至上逻辑。前文已经反复讲过，零增长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暴力。只要有机会，零增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想组织暴力来攫取利益，由此涌现出的精英，自然而然就是暴力精英。



虽然所有的暴力精英最终可能服从于一个最高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马上“清零”自己组织起来的暴力，因为暴力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根本资源。这就是古代世界部落统领与最高领袖、领与国王、军事贵族与皇帝之间关系的实质。



越是社会不发达的、组织技术不高超的民族，暴力精英就越是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暴力能力。因此，虽然从传统上而言，古代议会的确是现代议会的前身，但是从组织性质上，古代议会却与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与共和理念没有太大关系。



组成古代议会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以贵族、领主与骑士为代表的暴力精英。古代议会也不是民意机构，而是暴力精英制约最高权力的机构，他们的权力来源与国王是同质的，都来自暴力能力。



我对当代人过分强调类似于《大宪章》等文献的进步意义，一向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如果说《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源还有些道理，但若像有些溢美之词中经常说的那样，把它理解为民主的起源，则未免有点时代错乱。



事实上，在各种世俗的、日常的史料中，签署了 1215 年《大宪章》的“无地王”约翰是被英国人看作历史上最失败的国王之一的。他不仅无力取得内部诸侯的认可，对法国的作战也不成功。



也就是说，《大宪章》是英国社会各阶级逼宫的结果，是约翰统治失败的象征，其本身对英国政治的改善意义并不太大。



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就曾经借助教宗克雷芒五世的声明，事实上废弃了《大宪章》的绝大多数条款，但是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名声却要比约翰好得多。



《大宪章》也不是中世纪限制王权的唯一文件。实际上，中世纪许多国家都诞生过类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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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并不稀奇

也不是唯一的限制国王的文件



比如，1319 年，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去世，死前因为连年征战而破产，丹麦议会为了向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二世追索欠款，要求国王签署了《限权文件》（Haandfæstning）。



这份文件禁止国王监禁、流放或处罚主教，不得向教堂征税，不得迫使贵族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国作战或提供作战装备，不得干涉贵族向农民收取费用或租金，如有贵族被俘，国王必须在一年内为贵族支付赎金，等等。很自然，克里斯托弗二世对此大为不满，在他统治期间，多次与手下的贵族发生冲突。



再比如，波兰王国 16 世纪发展出了所谓的“黄金自由”体制（Złota Wolność），规定施拉赤塔（贵族阶级）有选举国王的权利、限制王权的权利、自由起义权（rokosz，允许施拉赤塔阶级对侵犯其自由的国王发动叛乱）、自由否决权（任一议员可在瑟姆议会中中断讨论并宣布通过的法规无效）和军事结盟权利，等等。



这里面，自由起义权和自由否决权是最致命的，前者基本允许贵族阶级随时叛国，后者则基本宣布了国王的决策权形同虚设。16世纪是波兰最强盛的时代，当时波兰贵族信奉所谓“萨尔马提亚主义”，认为波兰是民主共和在中欧的绿洲，虽被专制国家和异教徒包围，却能我自岿然不动。



但是，“岿然不动”只是假象，当时许多贵族已经暗中与周边领主勾结，不断挖空中央政府的墙脚。到17世纪，波兰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18世纪更是连续遭到三次瓜分，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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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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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这么多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宪政、民主与共和又在近代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呢？关键在于，利用这些概念限制王权的到底是谁，是领主，还是商人？



领主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是同质的，二者都来自暴力，领主运用宪章来限制王权，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零增长社会的本质。但商人的权力，与领主和国王的权力则是不同质的。



政治学认为，权力就是改变他人决定的能力。领主和国王靠暴力威慑来改变他人的决定，商人靠金钱收买来改变他人的决定。这很好理解。



因此，我们要再往前仔细想一步：商人的金钱从何而来？领主和国王可以靠暴力威慑来获得金钱，如收取税赋，但商人的金钱，则主要是靠自己在行业中的知识与经验得来的。



他了解羊毛产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或了解冶铁和锻造的知识，或了解钟表的机械运作原理，这些具体的知识与经验，是他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有价值的基础。因此，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制衡往往会带来零和博弈，而商人与国王之间的制衡，则更有可能带来双赢局面。



商人不是操控暴力的专家，更不是成天学习如何带兵打仗的将军，即便是在中世纪的商业城邦，他们从事战争也多依靠雇佣兵，而非本城市民。所以，商人与国王之间如能展开合作，就可以实现各司其职的局面 ：



国王剿灭盗匪，取消领主无端收取的关税和过路费，搭建各种“基础性利商制度”，以便利商人的贸易，降低做生意的风险；商人则提供税收，供给关键物资，传播技术，甚至开展“高级金融”业务，投资国王。



只要有一系列的制衡机制保证商人与国王之间能够谈判，二者就有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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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海洋城邦是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先驱

但其体量有待提高



16 世纪以前的中世纪社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商人不肯离开自己城市的小圈子，更愿意以行会的形式抱团治理城邦；另一方面，国王也缺乏足够的暴力能力来对抗分散在各地的领主。



但是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发展，一系列新的条件出现了。



商贸方面，包括我们前文提到的包买商、复式记账法、远洋航行技术等。



政治方面，尽管我们说中古时代的宪章制度与议会经常成为土地领主限制王权的工具，会对国家安定造成不利影响，但“限制王权”这一原则本身却是政治进步所需要的——古代议会制度的发展，恰好为新兴的商人提供了可用的政治工具。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15 世纪以后的一项关键技术扩散，为现代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关键技术，就是火枪。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试图从世界史和大历史的角度剖析商业的重要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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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言过其实被严重过誉，近代世界的出现另有原因｜文史宴
原创 张笑宇 文史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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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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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签署之后，王权与贵族权利屡有反复，英国王权甚至长期强于法国，而近代转型之路却走得比法国顺畅得多，可见《大宪章》绝非英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充分条件。商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权利通过议会得到保障，才是英国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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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民族限制王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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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少人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印象，认为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这些议事机构是现代社会的发明，是民主共和思想诞生之后的产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其实，绝大多数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制约国王的合法机构。比如，当代的联合王国议会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的合并，而英格兰议会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代威廉一世设立的王下议会，苏格兰议会则是在 1235 年由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建立的。如果继续向前追溯的话，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 1000 年以前就有高级官员、贵族领主和宗教人士组成的贤人会议。



这些机构毫无疑问是后来议会的前身。



当代法国议会的前身是所谓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的一系列议会，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 1302 年由法王腓力四世设立的，在此之前，法国只有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二级会议。这些咨询机构又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法兰克王国年代。



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是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继承者，而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之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同样有帝国议会，不仅如此，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还能够选举皇帝，对帝位拥有投票权的七个领主或主教被称为“选帝侯”（prince-electors）。



如果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各国议会这一代表民意、限制王权的组织，其历史往往可以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后裔，而古日耳曼人拥有军事民主制和设立部落议事机构的传统。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 98 年写成的《日耳曼尼亚志》，就记载了日耳曼民族选举军事领袖的传统。当长老们喊出候选人的名字时，与会的日耳曼人会大声呼号、敲击兵器或盾牌，喊谁的名字后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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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部落议会



当选的领袖（王）作各种决策时，也需要咨询手下各领主和小统领的意见，这些咨询意见的机构，后来演变成中世纪的议会。



在军事传统较为发达的古代部落制民族那里，设立类似的议事机构以限制王权的情形并不罕见。比如，中国古代建立了金朝的女真族的勃极烈制，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与高级贵族共议国是的制度。蒙古人有忽里勒台会议，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领袖都是由忽里勒台推选出来的。



后来的突厥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今日的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克里米亚鞑靼等国家和地区的议会还叫作“忽里勒台”。建立了清帝国的满人则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它源于努尔哈赤建立的非正式协商机构，到皇太极正式确立下来，最后被军机处取代，并在乾隆年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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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过其实的《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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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类机构的诞生年代如此之早呢？根本原因在于零增长社会中的暴力至上逻辑。前文已经反复讲过，零增长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暴力。只要有机会，零增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想组织暴力来攫取利益，由此涌现出的精英，自然而然就是暴力精英。



虽然所有的暴力精英最终可能服从于一个最高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马上“清零”自己组织起来的暴力，因为暴力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出人头地的根本资源。这就是古代世界部落统领与最高领袖、领与国王、军事贵族与皇帝之间关系的实质。



越是社会不发达的、组织技术不高超的民族，暴力精英就越是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暴力能力。因此，虽然从传统上而言，古代议会的确是现代议会的前身，但是从组织性质上，古代议会却与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与共和理念没有太大关系。



组成古代议会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以贵族、领主与骑士为代表的暴力精英。古代议会也不是民意机构，而是暴力精英制约最高权力的机构，他们的权力来源与国王是同质的，都来自暴力能力。



我对当代人过分强调类似于《大宪章》等文献的进步意义，一向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如果说《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源还有些道理，但若像有些溢美之词中经常说的那样，把它理解为民主的起源，则未免有点时代错乱。



事实上，在各种世俗的、日常的史料中，签署了 1215 年《大宪章》的“无地王”约翰是被英国人看作历史上最失败的国王之一的。他不仅无力取得内部诸侯的认可，对法国的作战也不成功。



也就是说，《大宪章》是英国社会各阶级逼宫的结果，是约翰统治失败的象征，其本身对英国政治的改善意义并不太大。



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就曾经借助教宗克雷芒五世的声明，事实上废弃了《大宪章》的绝大多数条款，但是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名声却要比约翰好得多。



《大宪章》也不是中世纪限制王权的唯一文件。实际上，中世纪许多国家都诞生过类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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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并不稀奇

也不是唯一的限制国王的文件



比如，1319 年，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去世，死前因为连年征战而破产，丹麦议会为了向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二世追索欠款，要求国王签署了《限权文件》（Haandfæstning）。



这份文件禁止国王监禁、流放或处罚主教，不得向教堂征税，不得迫使贵族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国作战或提供作战装备，不得干涉贵族向农民收取费用或租金，如有贵族被俘，国王必须在一年内为贵族支付赎金，等等。很自然，克里斯托弗二世对此大为不满，在他统治期间，多次与手下的贵族发生冲突。



再比如，波兰王国 16 世纪发展出了所谓的“黄金自由”体制（Złota Wolność），规定施拉赤塔（贵族阶级）有选举国王的权利、限制王权的权利、自由起义权（rokosz，允许施拉赤塔阶级对侵犯其自由的国王发动叛乱）、自由否决权（任一议员可在瑟姆议会中中断讨论并宣布通过的法规无效）和军事结盟权利，等等。



这里面，自由起义权和自由否决权是最致命的，前者基本允许贵族阶级随时叛国，后者则基本宣布了国王的决策权形同虚设。16世纪是波兰最强盛的时代，当时波兰贵族信奉所谓“萨尔马提亚主义”，认为波兰是民主共和在中欧的绿洲，虽被专制国家和异教徒包围，却能我自岿然不动。



但是，“岿然不动”只是假象，当时许多贵族已经暗中与周边领主勾结，不断挖空中央政府的墙脚。到17世纪，波兰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18世纪更是连续遭到三次瓜分，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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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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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这么多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宪政、民主与共和又在近代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呢？关键在于，利用这些概念限制王权的到底是谁，是领主，还是商人？



领主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是同质的，二者都来自暴力，领主运用宪章来限制王权，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零增长社会的本质。但商人的权力，与领主和国王的权力则是不同质的。



政治学认为，权力就是改变他人决定的能力。领主和国王靠暴力威慑来改变他人的决定，商人靠金钱收买来改变他人的决定。这很好理解。



因此，我们要再往前仔细想一步：商人的金钱从何而来？领主和国王可以靠暴力威慑来获得金钱，如收取税赋，但商人的金钱，则主要是靠自己在行业中的知识与经验得来的。



他了解羊毛产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或了解冶铁和锻造的知识，或了解钟表的机械运作原理，这些具体的知识与经验，是他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有价值的基础。因此，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制衡往往会带来零和博弈，而商人与国王之间的制衡，则更有可能带来双赢局面。



商人不是操控暴力的专家，更不是成天学习如何带兵打仗的将军，即便是在中世纪的商业城邦，他们从事战争也多依靠雇佣兵，而非本城市民。所以，商人与国王之间如能展开合作，就可以实现各司其职的局面 ：



国王剿灭盗匪，取消领主无端收取的关税和过路费，搭建各种“基础性利商制度”，以便利商人的贸易，降低做生意的风险；商人则提供税收，供给关键物资，传播技术，甚至开展“高级金融”业务，投资国王。



只要有一系列的制衡机制保证商人与国王之间能够谈判，二者就有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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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海洋城邦是国家与商业相依存的先驱

但其体量有待提高



16 世纪以前的中世纪社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方面，商人不肯离开自己城市的小圈子，更愿意以行会的形式抱团治理城邦；另一方面，国王也缺乏足够的暴力能力来对抗分散在各地的领主。



但是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发展，一系列新的条件出现了。



商贸方面，包括我们前文提到的包买商、复式记账法、远洋航行技术等。



政治方面，尽管我们说中古时代的宪章制度与议会经常成为土地领主限制王权的工具，会对国家安定造成不利影响，但“限制王权”这一原则本身却是政治进步所需要的——古代议会制度的发展，恰好为新兴的商人提供了可用的政治工具。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15 世纪以后的一项关键技术扩散，为现代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关键技术，就是火枪。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试图从世界史和大历史的角度剖析商业的重要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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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结束时，国家成了这个样子
网络，感谢原作者 滨湖读书会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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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 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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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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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
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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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猫头鹰”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等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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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访谈录》，第558页)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中央领导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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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特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美国思想史上的巨人，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人们熟知他的《历史的教训》，却不知道这本书不过是鸿篇巨著《文明的故事》的浓缩版。
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

杜兰特和胡适先生都是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他以《哲学的故事》一书成名，更以《文明的故事》一书达到其六十年学术生涯的巅峰。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而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的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

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说，杜兰特是一位难得的持保守主义姿态的知名历史学家。

杜兰特比胡适更早投入杜威的门下，却完全超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文明观念的捍卫者——15卷《文明的故事》，将这些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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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被设计出来的？
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雅典传统代表了商业文明，斯巴达传统代表了农业文明。

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这预示着年轻的欧洲击败古老的东方。自此，雅典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自由城邦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与此截然对立的是，斯巴达解散了陆军，回到了封闭的农业社会。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

文明的制度是如何诞生的？有两种思想试图探索源头：

●一种是基于理性构建的乌托邦设计，认为文明是由学者和政治家设计出来的，这是柏拉图、马克思的理想国。

●一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演化论，认为文明是在商业传统、自由市场中积累、演化来的，这是老子、哈耶克推崇的自发秩序。

杜兰特不喜欢理想国，他说：

“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杜兰特认为，文明的火种源于自由的思想市场，良善的法律来自习俗和利益的冲突，思辨则源于人类个体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因此他坚决主张：只有在全面开放的商业中，思想才会碰撞出火花。第一批怀疑论者，就是在那些见多识广的商人中产生的，商人不肯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正因为他们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科学、哲学才会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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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
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

乌托邦主义向人们许诺了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

后世的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

杜兰特告诉我们：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无数人巴望“圣主明君”，期盼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有的统治者甚至试图改造人性、除恶务尽……但是，从古罗马皇帝戴里克先，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到20世纪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杜兰特以一位人类哲学家的视角，花费八年时间审视中国上古时代的遗产，希望还原那个“已经消失的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乐园”。他思考中国的命运和文化根源：中国的传统被彻底地连根拔起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生出新根，以挽救富有文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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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时的鲁迅：举家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
一地秋白 凤凰网历史 2014-02-16

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



蒋光鼐和蔡廷锴的19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淞沪抗战虽然始于1932年1月28日，其实从1月20起，日本人就有了明显要发动战争已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在1932年1月20到1月28日这九天时间里，日本人的明显挑衅让上海人实在忍受不了，但是鲁迅缺显得像是处在桃花源里，平静而乐和。



《鲁迅日记》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几乎是没有任何愤怒和感觉。1月28日，就是即将开战的当天，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大战的氛围比其他的地方更是明显。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这样大的历史事件，这样牵扯到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在鲁迅的内心，并没有惊起很大的波澜。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淞沪抗战：“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的军队欺凌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实在是难以理解。



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一个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而遇到敌人却收起了匕首和投枪，对于鲁迅，是十分不正常的。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让人失望了，战火纷飞的一天，，鲁迅的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谁遇到了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一点感情色彩，没有一点愤怒。



我们不能强求鲁迅拿起武器，跟日本人开战，他毕竟不是士兵。1月30日，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自己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对于鲁迅，肯定是一块历史的瑕疵。每每读到这一时期鲁迅的日记，总是为鲁迅感到汗颜不已。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不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了。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到了1932年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女佣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开始了另一种战时的生活。鲁迅依旧是买书，逛书店，访问朋友。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还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2月1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2月17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但是在这连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鲁迅日记里的捐款大多是水灾捐和佛教捐，却没有见到抗日捐。这是真是的历史，是鲁迅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的历史。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第一次淞沪抗战以日本军队胜利而告终，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这段历史，是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语。  
倪培民：儒家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吗？丨燕京访谈
原创 张弘X倪培民 燕京书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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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张弘

全文共 10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14 分钟


问题不在于礼治本身导致官本位和人治，而在于礼治需要得到法治的补充和健全的体制保障。儒家显然认为，如果人人都首先想到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而不是我有哪些资格，那么人的权利也都可以得到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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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任教的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也叫大峡谷州立大学。


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按照李泽厚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中的说法，“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不仅如此，李泽厚还身体力行，并出版了《论语今读》。



迄今为止，关于《论语》的解读，关于孔子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儒家参与构建和维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存在许多争论；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更是面临着现代价值的挑战。



唯有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化，适应现代观念，直面种种疑问并与时俱进，儒学才能获得新生。就此，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以横贯中西的学术背景，打通古今的哲学思辨，让儒学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对话，并且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概念作为参照，对《论语》和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让孔子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得到了鲜明体现，并且对儒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普适性”的解释。



就儒家思想的历史实践，儒家观念的现代困境和转化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倪培民。第一篇已于昨日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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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1982年获哲学学士，1985年获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后出国深造，1991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等职。早年研究主攻西欧近代哲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从“功夫”角度阐发儒家学说，并由此出发，开辟“功夫哲学”领域。其主要著述有Understanding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孔子论语理解》)等八本著作及八十余篇中英文哲学论文。




▌儒家对君权起到了相当的制约作用，只是不太成功


燕京书评：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尊君思想没有那么强烈，《荀子·子道篇》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文大行也”。但是，汉代开国以后，儒家就开始为君权服务，抬高皇帝，贬低臣民，使得君权至高无上，与臣民的高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导致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这里面有哪些教训需要检讨？



倪培民：关于君权至上，前面我已经解释过，这不是经典儒学的观念。经典儒学的观念是“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后来的儒家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这一传统，但中国两千年专制，法家的责任远远大于儒家。儒家的问题在于面对专制暴政无能为力，没有一套有效制约君权的制度保障；法家才是助纣为虐，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贡献了“强国弱民”等具体的策略。汉武帝时代以后，由于朝廷的“独尊儒术”，成为儒士也就成了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儒家学说也被利用来为君权服务。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从此儒家就只是君权专制的帮凶。在汉以后的历史上，儒家实际上是对君权起了相当的制约作用的，只是不很成功，这与助纣为虐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为后来推翻暴君统治的起义提供了“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



燕京书评：如你所说，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遭到了严重扭曲和误解。另外，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这可能不完全是其他人不理解儒家或误解了孔子，就孔子和儒家思想本身来说，它所设计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秩序，确实更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尽管儒家也想约束君主权力，但一直没有成功——董仲舒即是明例。对此，你怎么看？
倪培民：至于儒家设计的那套政治和社会秩序，也需要历史地看待。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重新发现了康有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尽管康有为是个复杂而极具争议的人物，其思想资源却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康有为继承和发挥了源于《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以此作为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所谓三世，是指远古“大道之行”的“太平世”，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的“升平世”，和孔子自身所处的“礼坏乐崩”的“据乱世”。就历史而言，这三世是一个逐渐递降的过程，然而从理想目标看，它是逐级提升的方向，即从孔子身处的“据乱世”，通过实现“升平世”，最后再重新达到“太平世”的理想。从政治制度的进化而言，它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据乱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从仁道发展而言，“据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康有为《孟子微》卷3，《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从这个观点看，儒家在据乱世不反对君主专制的制度，是为不得已。好比一个家庭，当孩子尚幼、无法自立的时候，必须要有父母的权威和引导。同样，在民众尚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训练、时间、及有关信息来积极参政的时代，只能希望统治者像父母那样去爱护和引导子民。而当孩子长大了，家庭里就可以而且应该赋予每个家庭成员以权利，让他们都有自主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样的，一个社会在进入升平世的时候，需立宪而实行君民共治。最后，正如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能充分合作、相互信任地生活在一起，在理想的太平世状态下，“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可见，儒家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当代和未来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只讲责任，不讲权利

燕京书评：我读完《孔子：人能弘道》后有一个感觉，就是儒家不断地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对个人赋予了种种义务，完全没有讲个人权利。显然，这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而且会严重束缚个人的思想、个性和创造力。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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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时的鲁迅：举家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
一地秋白 凤凰网历史 2014-02-16

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



蒋光鼐和蔡廷锴的19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淞沪抗战虽然始于1932年1月28日，其实从1月20起，日本人就有了明显要发动战争已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在1932年1月20到1月28日这九天时间里，日本人的明显挑衅让上海人实在忍受不了，但是鲁迅缺显得像是处在桃花源里，平静而乐和。



《鲁迅日记》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几乎是没有任何愤怒和感觉。1月28日，就是即将开战的当天，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大战的氛围比其他的地方更是明显。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这样大的历史事件，这样牵扯到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在鲁迅的内心，并没有惊起很大的波澜。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淞沪抗战：“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的军队欺凌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实在是难以理解。



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一个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而遇到敌人却收起了匕首和投枪，对于鲁迅，是十分不正常的。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让人失望了，战火纷飞的一天，，鲁迅的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谁遇到了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一点感情色彩，没有一点愤怒。



我们不能强求鲁迅拿起武器，跟日本人开战，他毕竟不是士兵。1月30日，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自己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对于鲁迅，肯定是一块历史的瑕疵。每每读到这一时期鲁迅的日记，总是为鲁迅感到汗颜不已。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不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了。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到了1932年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女佣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开始了另一种战时的生活。鲁迅依旧是买书，逛书店，访问朋友。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还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2月1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2月17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但是在这连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鲁迅日记里的捐款大多是水灾捐和佛教捐，却没有见到抗日捐。这是真是的历史，是鲁迅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的历史。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第一次淞沪抗战以日本军队胜利而告终，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这段历史，是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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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父亲

《雍正王朝》里太子胤礽不仅无能，还淫乱康熙后宫，这个给人很错误的印象。我总觉得这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为啥呢？能和康熙这样的强势君主相处好本来就很难，他做了36年的太子。太子这个职位很难干，无能吧，强势君主看不上，太能吧，强势君主受威胁。康熙把自己的儿子们培养的都不错，用人大清史研究所毛立平的说法，康熙因为从小缺乏父爱，身为皇帝却很鸡娃，把自己的儿子培养的个个文韬武略。

自古以来，强势君主+强势太子的组合就没有好下场，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不是个认怂的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兄弟李元吉，让自己的老爹李渊变成太上皇。李世民可不想太子把自己变成太上皇，于是他用魏王李泰去制衡太子李承乾，可是魏王以为自己拥有了争夺储君的机会，真的去争皇位，打破了李世民的政治平衡框架，太子、魏王双双倒霉了。最后，李世民另起炉灶，选择了晋王李治，变成了强势君主+弱势太子的组合。

康熙朝的九子夺嫡其实是康熙布下的一个局，几乎跟李世民一样，用康熙自己的其他儿子去平衡太子的势力，太子的势力不能大到架空皇帝，甚至把康熙变成太上皇，同时，康熙的其他儿子既要制衡太子一党，又不能忘本到觊觎储君之位，这就太难了。所以，客观的说，康熙布下的这个局本就残忍，注定了九子夺嫡的明枪暗箭，谁不想试试能不能当皇帝呢？万一要行了呢？

康熙第一次废除太子，原因是太子的势力过大，并不是胤礽本身有什么问题，否则在康熙这么难搞的人身边没法当36年的太子。康熙本来的打算是，他已经表明了心意，敲打太子已经完成，官员体会上意，走个流程重新立胤礽为太子，这个时候，八阿哥胤禩被各方势力推出来了，他本身也有了争夺储君之位的想法，这就犯了忌讳，跟魏王李泰一样。被人坏了局，康熙破口大骂，说八阿哥胤禩“辛者库贱妇所出”，这可不是出身歧视，是纯粹的政治斗争。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邬思道说了一句话，“太子，毕竟是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所谓名分早定、盘根错节，无论是谁扳倒了太子，他都将不容于天下，不容于朝廷，最终也将不容于皇上”。果然，以调查以钱买命的刑部冤案名义，老八胤禩夜审肖国兴，假借康熙的名义成功诱骗，从而拿到了扳倒太子的罪证。康熙从图里琛那里得知真相后，没有杀肖国兴，但说了一句话“其心可诛！”。串起来看，胤禩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反而表现出图谋储君之位的野心，肯定不容于皇上。

康熙这一套布局是残忍的，就算胤禩明白，他被皇帝选中作为蓝军，因母亲家族势力薄弱被其他家族选中作为容易控制的储君，他也忍不住要搏一搏储君之位。有人说，十四阿哥胤禵被外派为大将军王，这是皇上选定的继承人，更不可能，皇位继承人一定会留在中央，到康熙时期，中央对于陕甘川的控制没问题，胤禵做不了什么大文章。

康熙年轻的时候总想做一个好父亲，以弥补自己没有父亲陪伴长大的遗憾，他对自己孩子成长很关心，哪怕在亲征准噶尔的时候，他让自己孩子们学习文武艺，儿子、女儿生的多，活到成年的也多。可惜，在皇权面前，这一切都不现实，作为父亲的李世民、玄烨，都无法阻止皇权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再好的局都无法避免人伦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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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儒家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吗？丨燕京访谈
采写 | 张弘



问题不在于礼治本身导致官本位和人治，而在于礼治需要得到法治的补充和健全的体制保障。儒家显然认为，如果人人都首先想到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而不是我有哪些资格，那么人的权利也都可以得到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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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任教的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也叫大峡谷州立大学。


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按照李泽厚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中的说法，“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不仅如此，李泽厚还身体力行，并出版了《论语今读》。



迄今为止，关于《论语》的解读，关于孔子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儒家参与构建和维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也存在许多争论；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更是面临着现代价值的挑战。



唯有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化，适应现代观念，直面种种疑问并与时俱进，儒学才能获得新生。就此，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以横贯中西的学术背景，打通古今的哲学思辨，让儒学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对话，并且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概念作为参照，对《论语》和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让孔子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得到了鲜明体现，并且对儒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普适性”的解释。



就儒家思想的历史实践，儒家观念的现代困境和转化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倪培民。第一篇已于昨日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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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1982年获哲学学士，1985年获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后出国深造，1991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夏威夷大学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等职。早年研究主攻西欧近代哲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从“功夫”角度阐发儒家学说，并由此出发，开辟“功夫哲学”领域。其主要著述有Understanding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孔子论语理解》)等八本著作及八十余篇中英文哲学论文。




▌儒家对君权起到了相当的制约作用，只是不太成功


燕京书评：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尊君思想没有那么强烈，《荀子·子道篇》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文大行也”。但是，汉代开国以后，儒家就开始为君权服务，抬高皇帝，贬低臣民，使得君权至高无上，与臣民的高低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导致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这里面有哪些教训需要检讨？



倪培民：关于君权至上，前面我已经解释过，这不是经典儒学的观念。经典儒学的观念是“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后来的儒家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这一传统，但中国两千年专制，法家的责任远远大于儒家。儒家的问题在于面对专制暴政无能为力，没有一套有效制约君权的制度保障；法家才是助纣为虐，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贡献了“强国弱民”等具体的策略。汉武帝时代以后，由于朝廷的“独尊儒术”，成为儒士也就成了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儒家学说也被利用来为君权服务。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从此儒家就只是君权专制的帮凶。在汉以后的历史上，儒家实际上是对君权起了相当的制约作用的，只是不很成功，这与助纣为虐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为后来推翻暴君统治的起义提供了“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



燕京书评：如你所说，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遭到了严重扭曲和误解。另外，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这可能不完全是其他人不理解儒家或误解了孔子，就孔子和儒家思想本身来说，它所设计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秩序，确实更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尽管儒家也想约束君主权力，但一直没有成功——董仲舒即是明例。对此，你怎么看？



倪培民：至于儒家设计的那套政治和社会秩序，也需要历史地看待。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重新发现了康有为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尽管康有为是个复杂而极具争议的人物，其思想资源却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康有为继承和发挥了源于《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以此作为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所谓三世，是指远古“大道之行”的“太平世”，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的“升平世”，和孔子自身所处的“礼坏乐崩”的“据乱世”。就历史而言，这三世是一个逐渐递降的过程，然而从理想目标看，它是逐级提升的方向，即从孔子身处的“据乱世”，通过实现“升平世”，最后再重新达到“太平世”的理想。从政治制度的进化而言，它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据乱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从仁道发展而言，“据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康有为《孟子微》卷3，《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从这个观点看，儒家在据乱世不反对君主专制的制度，是为不得已。好比一个家庭，当孩子尚幼、无法自立的时候，必须要有父母的权威和引导。同样，在民众尚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训练、时间、及有关信息来积极参政的时代，只能希望统治者像父母那样去爱护和引导子民。而当孩子长大了，家庭里就可以而且应该赋予每个家庭成员以权利，让他们都有自主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样的，一个社会在进入升平世的时候，需立宪而实行君民共治。最后，正如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能充分合作、相互信任地生活在一起，在理想的太平世状态下，“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可见，儒家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当代和未来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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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人能弘道》

倪培民著，李子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1月版




▌儒家思想：只讲责任，不讲权利？


燕京书评：我读完《孔子：人能弘道》后有一个感觉，就是儒家不断地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对个人赋予了种种义务，完全没有讲个人权利。显然，这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而且会严重束缚个人的思想、个性和创造力。在这方面，如何实现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



倪培民：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确实，儒家给人的印象是只讲责任，不讲权利。但实际上，权利与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也就是子女的权利；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讲责任就是在讲权利，只是责任是你应该尽的义务，而权利是你应该享受的资格。儒家显然认为，如果人人都首先想到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而不是我有哪些资格，那么人的权利也都可以得到保障了。在家庭关系方面，你可以说儒家对子女的权利强调得不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父母怎么虐待子女都可以，子女却必须对父母无条件的顺从。但儒家的观念是“父慈子孝”，是双向的。只是鉴于父母一般都有关爱自己子女的天性，“父慈”一般无需提醒和强调，所以儒家更多强调的是孝。这不等于父母可以不慈。



其次，如果讲自己的责任是间接地讲他人的权利，那么讲自己的权利就是间接地讲他人的责任。价值的直接和间接的优先顺序，还是会引起实质性区别的。你说到的个性和创造力的缺失，就是强调责任的一个副作用。反过来强调个人权利的文化，也会有它相应的副作用。这种对立，有时在实践中难以两全，但它们的区别不是“格格不入”的善恶对立，而是通常可以互补的“诸善冲突”、“价值优先”。我们现在讲到权利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所谓“第一代人权”，即人的人生自由、信仰自由、公正审判等个人政治权利。其实，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还有“第二代人权”，即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这里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顺序只是它们在联合国被提出来讨论的顺序）。



相对而言，儒家可以说是更重视第二代人权，认为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比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更为基本。美国哲学家罗思文（Henry Rosemont）先生还提出，在保障了第二代人权的基础上推及第一代人权会很自然，而反过来保障了第一代人权却不一定能推及到第二代人权。他举了一个例子：“在99%的情况下，我可以简单地用不予理睬你的方式来尊重你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即第一代人权）。你当然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听你讲”（Rosemont，“HumanRights：A Bill of Worries，” inWm. Theodore de Bary & Tu Weiming ed.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59页）。杜维明先生也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儒家的、作为社会一员的自我观作为补充，第一代人权的实践就会滑向“极端个人主义、好竞争、和恶意诉讼”，那将“不仅危及到他人的幸福，也有害于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杜维明，“Epilogue：Human Rights as a Confucian Moraldiscourse，” in Wm. Theodore de Bary & Tu Weiminged.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305页）。当然，罗思文和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儒家的观念不需要现代个人权利观念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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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读易有感》


燕京书评：孔子一方面说人“性相近”，一方面又说有“生而知之者”，“唯上智与下愚不疑”；一方面主张“杀身成仁”、“见危授命”，一方面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学者刘泽华认为，“孔子的保守的边际平衡思想利于守成而不利于进取。它对中国人的精神有过极大的影响，应该加以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244页）你怎么看待刘泽华先生的观点？



倪培民：刘先生所谓的“边际平衡思想”，指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从你所引用的那句话的上下文看，刘先生是把中庸理解为没有立场、模棱两可的折衷了。这是个流传非常之广的误解。其实中庸是指始终恰到好处，“发而皆中节”（《中庸》），像射箭能够始终不偏不倚正好射中靶心一样。要始终射中靶心，就必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比如风向风力等，来作出调整，不能机械死板地用同一个方法来对付所有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论语·里仁》）。“杀生成仁”值得赞扬，但做无谓的牺牲就不应该鼓励了，这里面没矛盾。说“性相近”，同时又承认人有天生智力的差异，也不矛盾。那几句话该怎么理解，历代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注释，可以参考。儒家文化固然有“守成”的一面，它也有“进取”的一面。孔子也有让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时候，总的来说，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正是为了能“发而皆中节”。孟子认为，孔子高于其他古代圣贤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而是“圣之时者”（《孟子 · 公孙丑上》）。



要始终射中靶心，恰到好处，当然非常之难，所以学功夫应该从一般的指导原则开始，逐步进入能够变通的高功夫境界。原则和变通，就是“经”和“权”的关系。还没学会基本功就模仿高级功夫，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比不模仿更糟。很多人没有领会到中庸是功夫，他们把它看做“思想”或者“原则”，于是“中庸”的“无可无不可”就成了毫无原则的“看着办”；更有甚者，成了油滑之徒、乡愿之类浑水摸鱼、颠倒是非的借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的精神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孔子曾经浩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并且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洞察到，所有的德性都有它相应的“蔽”，如“仁”之蔽为愚，好心人容易被利用；“勇”之蔽为乱，胆大的人容易闯祸。在达不到中庸的情况下，则宁可退而求其次了。狂，指率性冒进，是“刚”这一德性的蔽；狷，指不敢行，是“慎”这一德性的蔽。虽然狂和狷是刚与慎之蔽，但至少狂者坚持刚，狷者坚持慎，狂者有雄心大志，狷者不会没底线地乱来。



尽管中庸是高于狂狷的，它在形式上却更容易与更低一层的乡愿混淆。“中行”与“平衡”就有一种表面的近似，很难区分。模仿高级功夫的变通而结果连基本的原则都抛弃了，这才是刘先生所批评的弊病之所在。把误解和歪曲怪罪到孔子头上，对孔子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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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琴歌盟坛》



▌“内圣外王”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燕京书评：儒家主张内圣外王，这四个字最早出于《庄子·天下》，你怎么理解这一观念？“内圣外王”现在还有现实意义吗？



倪培民：“内圣外王”是庄子最早提出的说法，但它后来成为了一个儒家的基本命题；因为作为思想内容，它在此之前就存在于儒家传统之中，只是这个说法把此内容提炼概括出来了。“内圣”指的是人格的修炼，这显然是儒家的主要思想。《论语》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点出了“学以成人”的主题。一个人生下来还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不是“成人”；需要经过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才能逐渐完善起来，成为“成人”，成为“君子”。这种修炼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圣人”。“外王”是指治世，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服务社会。其最高成就是成为圣君，让天下和谐安宁，繁荣昌盛。



对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理解：



一种理解是，“不仅要内圣，而且要外王”。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内修，而且要为社会服务，有公益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自己就是个榜样。他不只是个学者，而且是个政治改革家。他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其大同世界的理想。这对于儒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没有为社会服务的心，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就称不上是儒家。当然，事实上能不能做到，或者能做多少，也要看世道。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哪怕仅仅是孝敬父母，友于兄弟，也是“为政”，也属于“外王”。从这个理解而言，“内圣外王”显然现在还有现实意义。



第二种理解是“只有内圣，才能外王”，也就是说，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自己的人格修炼不好，就没法服务社会，尤其是担任公职，不仅需要才能，而且需要品德。这个观点应该也没有问题。有人认为，人品属于私德，有了制度的保障，对个人品德的依赖就可以降低。但私德不好会严重影响一个人服务公众的质量，因此“内圣”作为“外王”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今天也依然有效的。



争议主要出现在对内圣外王的第三种理解：“只要内圣，即可外王”。传统儒家似乎给人这种印象，即内圣不仅仅是外王的必要条件，它还是外王的充足条件。所谓从“内圣”即可“开出外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上述这些话语显然强调了内圣对于外王的重要性，但未必就意味着只要内圣就足够了。“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显示需要有“居其所”这个重要条件，不是有了德就可以了。这个“所”就是社会政治地位，其背后是一套政治体制。在传统儒家的背景上，就是“礼”的体制。如果光有德就可以了，孔子何必“栖栖”奔走于列国之间，寻求“用我者”？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更说明社会政治体制的重要性。正是意识到仅仅从内圣不足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提出要良知自我的“坎陷”，让位于形式，以使民主的政治形式能够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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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不对田赋》



▌礼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吗？


燕京书评：你认为，礼是仁的载体，也是有效的教育方法。此外，礼还有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第三章）。如果从平等的观念来看，礼实际上是维护着不平等也不对等的差序格局，例如，在古代，臣民要叩拜君主，而君主不需要叩拜臣民；即使君主对臣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不会对臣民叩拜以谢罪。以此而论，礼也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以牺牲臣民的人格尊严来维护君主的尊贵和高高在上。你怎么看？



倪培民：确实，“礼”和“正名”不可分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蕴含着不平等的差序格局。我们今天一讲到“不平等”，好像就一定是错的，其实不然。该平等的地方，不平等是错的。比如在教育方面，孔子就是“有教无类”，他的学生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甚至被称为“贱民”的社会最底层的人。但在该不平等的地方，就不能要求平等。医院里的手术室，能讲平等人人都可以进去吗？军队里的士兵，能要求与将军一样指挥部队吗？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是要有分工，有不同的角色。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差序格局，才能有基本的秩序。



另一个误解，是以为儒家所肯定的地位差序只有特权而没有相应的责任。儒家所理解的礼是双向的，君主在社会的最高位，相应地责任也最大。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王冲解释道：《傳》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论衡》）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但在尧、舜的治下，几乎家家都可以找出可以封赏的，而在桀、纣的治下，几乎家家都有死罪犯。所以，是在上的人应当为民风负责。所谓“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历代帝王下“罪己诏”的有八十多位，据统计，仅唐太宗一人就下过二十八份罪己诏。当然，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依赖君主的思想觉悟，它缺乏强制的执行力，所以民众只能期待明君和清官。遇到了明君和清官，则感恩戴德；遇不到，则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揭竿而起。所以，问题不在于礼治本身导致官本位和人治，而在于礼治需要得到法治的补充和健全的体制保障。



关于维护君主的尊贵，需要多说几句。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确实有对君主和达官贵人的特殊礼遇。比如“八议”（也叫八辟）制度，就是对王室宗亲故交、有德行才能或功勋之人、高官显贵、为国服务特别勤劳之人、先朝王室之后等在刑罚上的特殊待遇。如果这些人犯罪，需经过特殊的审议，并交专门的机构来处罚。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它背后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功法考虑。由于这些社会地位是能够调动能量的社会“公器”，所以处罚其人的时候，既要公正地处罚他们所犯的罪行，又需要注意不伤害公器本身的尊严。读《论语·乡党篇》的时候，人们往往困惑，为什么孔子对待君主，甚至是君主所坐的座位，都恭恭敬敬，显得非常拘谨。其实，孔子是在维护那“公器”的尊严，而不是要取悦于占据那位置的个人。



当代世界上，英国、荷兰、日本都保留了虚位的“君主”，实际上就有这样的考虑。让君主虚位，不负责具体的行政，而由别人去承担那些容易犯错误的职务，这样他们的位置所代表的权威和尊严就不会受到影响，必要时他们可以出面，罢免行政首脑，重新任命新的人选。当然，如果一种制度设计使得权贵能够侵吞公共资源，穷奢极欲，逍遥法外，那种设计绝对不会是经典儒家思想所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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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拜胙遇途》



▌儒家真的迂腐吗？


燕京书评：你肯定了孔子的政治改革思想，认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显示着魅力。但是，孔子生前的政治实践并不成功，孟子、荀子都是这样，而荀子的弟子、法家韩非却被君主所用（但造成了巨大的恶果）。有学者强调，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想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实施，这种吊诡，是否可以说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想陈义过高且迂腐而不切实际？



倪培民：成功不成功，不是非此即彼的，它可以有程度上的区别。要是说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这我同意，但不能说儒家的理念或理想完全没有得到实施，也不能说这种实施完全没有成功，只有恶果。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就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所塑造的。选贤与能的政治理念，以及在它影响下形成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也曾经被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钦羡，认为这种制度远远高于当时他们所要推翻的西方贵族世袭制。



其次，没有完全实施或者实现，并不等于迂腐。“迂腐”是个明显的贬义词。孔子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称得上精神领袖。他有远大抱负和值得人类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但不等于不值得我们怀着敬意去追求，去尽可能地实现。



燕京书评：谭嗣同在《仁学》里面说， “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你怎么看？



倪培民：谭嗣同的这个说法，必须要放到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上，并且与他所要推行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看，而不能作为一种严格的历史事实的判断。作为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家，他需要大声疾呼来唤醒麻木的民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对历史的事实描述，这个判断显然是过于极端了。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作为全称判断，只需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这是不难做到的。秦朝本身才延续了15年，秦政的失败对汉朝早期的统治者是放在眼前的教训，所以汉初的统治者转而接受了黄老思想，以道家的清静无为，加以儒家的仁道等，减少了对百姓的干预和赋税，很快恢复了元气，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



我在《孔子》一书中特别提到的汉文帝，简直是个模范君主。他减轻税役、躬修节俭、赈灾济民、释放官奴、废除酷刑、整肃司法、赦免战俘、招募贤才。最令人惊异的的是，他还废除了诽谤之罪，指出该法律使民众不敢畅所欲言，官员们不能耳闻批评。这样的政治，当然不是秦政。问题是这样的政治成了例外，而不是常态，这是需要反思的。至于说两千年来之学皆荀学，皆乡愿，那也是他痛恨乡愿的愤激语言，不能作为全面的客观评价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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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圣迹图《舞雩从游》



▌儒家为何没有出现民主思想？


燕京书评：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儒家有民本思想，但一直没有产生民主思想，其中原因何在？



倪培民：儒家为何没有出现民主思想？前面提到康有为“三世说”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当孩子幼小的时候，父母的权威必不可少，家里的事务不可能依靠一人一票的表决。在孔子的时代，普遍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说文解字》曰，“民，众萌也”，萌是“草芽”的意思，这就是“草民”一词的来源。段玉裁注曰，“萌，犹懵懵无知儿也”。殷墟甲骨文“民”字，像眼睛被箭刺盲之形，所以董仲舒说，“民者，瞑也。民之号，取之瞑也。冥、瞑，皆无知之貌”（《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不是看不起民众，而是当时的客观情况，那就是当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信息渠道根本不具备参与政事所必须的水平。所以，儒家传统里把“民”比做“赤子”，把官员比做“父母”，认为官员对民众应该“如保赤子”（《康诰》）。民之需要保傅，正如子女幼小之时需要父母的爱护养育一样。



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曾经说过，只有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时候，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才可行。但“赤子”的比喻也可以用来说明，一旦孩子长大成人，家庭的事务就需要他们共同的参与了。儒家重视教育，重视人品的培养，可以看做培养民主的主体，为民主打基础。尽管传统儒家没有产生过民主的制度设想，但其价值倾向绝对不是秦制所代表的君主利益，而是民众的利益。“民所归者天命之”，“民所叛者天讨之”（《尚书∙虞书》）。孔子十分重视的“远者来，近者悦”，就是一种以民众“用脚投票”的方式来看治权合法性的方式。



燕京书评：《孔子：人能弘道》讲到了传宗接代的延续（59页），在古代社会，传宗接代被普遍重视。但是，当下的年轻人都没有生育的动力，而且传宗接代的观念也很淡薄。在这方面，儒家能提供怎样的见解和助益？



倪培民：是的，这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传统儒家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一种责任，断了香火，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观念变化了，许多年轻人认为生孩子是个人的私事，与责任无关。但是，我认为儒家不会一味地去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自私，而会要求我们反思这个现象后面的社会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不是不想要孩子，是不敢要孩子，代价太大。这就需要政府在社会机制、政策等方面进行改革，给他们减压。



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庶”，即人丁兴旺，是社会治理得好不好的一个基本标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政者首先要担负起责任，制定各种政策，降低住房、教育、医疗等在生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其次，是要反思现代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只需担心人口爆炸引起资源短缺，而无需担心人类会失去传宗接代的动力？为什么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资料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发达；另一方面却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去一个人工作养一大家，现在双职工抚养一个孩子都觉得不堪重负？社会的发展不能只看GDP，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还要看幸福指数。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可以参考儒家《礼记·礼运》篇里所描绘的大同世界的标准，而不仅仅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为目标。这是儒家能够提示的更为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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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兰 |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一、关于“封建”及“封建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当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从二十世纪后期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辩论，目前，学界已对这样两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一、五种社会形态的的顺序发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除了西欧以外，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形成这种发展途径。二、奴隶社会不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因而不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关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问题虽然没有象上述两个问题那样，展开大规模的讨论，但是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以往对所谓封建社会的误解多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一种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另一种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模式，即把封建社会看成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与地主对立的社会。从这一意义推断出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性，中国和西欧都曾存在过封建社会。这使人们只注意地主与农民两个抽象的阶级(实际上这种抽象的阶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只注意土地所有制，只看到经济剥削，而忽视了官僚集团靠政治权力对全社会进行的掠夺，或者是把政治强权的剥夺说成是剥削。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比较欧洲的封建制，提出一些崭新的见解，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甚至在西欧中世纪，也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方兢在《走出史学研究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化中国》1998年6月号，第5卷第2期。)中指出：“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性质讨论， 我们发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重大缺陷，这就是人们对于所争论问题的大前提并没有经过论证。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照这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绝无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如果不首先论证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个大前提，就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未免有些鲁莽。”“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中国自己特色的封建制，这就是在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封诸侯，建同姓’。但这种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确切地讲应是Feudalism，仅仅是表面上相似，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至于秦以后中国社会的形态与性质，则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状况，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历史阶段。”文章具体分析，指出中国秦以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皇帝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皇帝、官僚统治的中国社会，是与欧洲中世纪社会截然不同的专制、集权的和统一的社会。皇帝官僚集团靠暴力取得政权，又凭强权统治社会，社会中没有欧洲那种个人契约关系，更没有下层制约上层的可能。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类具体的、性质不同的地主。一种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官僚地主，一种是庶民身份的地主。与欧洲领主不同的是，官僚地主主要用政治权力取得财富，所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了对地产的经营。庶民地主也与欧洲的领主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领主所有的个人领地，和从领地派生出的种种权利，更没有欧洲领主所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时刻遭受官僚地主的欺压和剥夺。这种地主剥夺地主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

　　周东启从另一方面提出相近的看法。他在《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中说，马克思是在了解了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来概括和描述封建社会的特征的。现在我们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习惯理解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形态有着原则的区别。认为五大社会形态应适用于一切地域，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的发展道路。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契约关系，各阶层都被涉入契约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领主”，领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称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称为“采邑”。这样使我们容易理解“封建制度”这个名词的意义。西欧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权力上极度分散。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看，它并不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是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形态，有着严格发达的土地私有制，而没有商品生产。欧洲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建制，一个趋向分裂，一个严格要求统一；一个政治上分散，一个权力必须集中，是多元政治与一元政治的对立。从上面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世界史专家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中分析了对封建社会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是中国古典‘封建’的误译，已有一个世纪了。古典中国的‘封建’和不少‘封’，是说殖民建邦，封邦建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欧中世之FEUDALISM 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他还说：“问题的中心，Feudalism问题，只能是中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之对译，不对。但本世纪初年的这种误译，不久就在国内外大为流行，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关于中世纪本身的问题，中国和欧洲有各自的特点。”

　　有的学者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用新概念代替“封建社会”的概念。王亚南早在40年代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把中国古代社会明确称为“中国官僚社会”和“专制官僚社会”。在新时期这种作法日益普遍。何怀宏称春秋时代为“世袭社会”，秦至晚清为“选举社会”。他的两本专著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历史阶段。何怀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封建制的意义以及“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和确立过程。他认为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最初尤其是法律)的范畴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则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并且，在这一经济范畴中，土地所有权也不再是西方中世纪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层层‘封土’的土地占有制，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和平面的土地占有制，但在这一平面上，存在着一条庞大的、把地主与农民截然两分的鸿沟。”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作者在导论中说明，他提出“选举社会”这一概念，是想用它来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因为，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他总结说，从秦汉至晚清，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大的改变。这些特征是：一、君主集权制，二、官僚制、三、社会等级制、四、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这其中，官僚制和社会等级制对选举社会的确立至关重要。

　　以戴逸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王和、商传、曹大为、赵世瑜任主编的一部新编《中国大通史》力求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主编之一曹大为指出，《中国大通史》在以下几方面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区别：一、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用“上古时代”取代“奴隶制”，并且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二、提出对中国历史的新的分期。中国大通史把从夏到清统称为“农耕文明”。其中从夏到春秋战国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从秦到清代中期为“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这一长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①]

　　叶文宪写了《封建和“封建社会”新论》(《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文章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是严复的一个误议。中国的“封建”是贵族分权，封邦建国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实现了皇帝集权、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中古时代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帝国。关于“封建”这个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产生了许多的误解。叶文宪批评说，“封建”不是垃圾筒。他列举了一系列冠以被冠以“封建”的名词，指出这些名词在概念上大都是错误的或自相矛盾的。文章指出：”我们使用‘封建’一词之混乱已到了该封建的不封建，不该封建的都封建的不可复加的地步。不过我们发现，大凡冠以‘封建’前缀的名词都是贬义词。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封建’成了垃圾筒，不管什么坏东西都往里面扔；‘封建’也成了恶谥，凡是坏人就给他贴上一张‘封建’的标牌。这种做法只是一种丑陋的权术，不是科学的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虽没有全面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提到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作“封建社会”的阶段时，尽量避免使用“封建社会”这一词，或用“古代社会”，或用“传统社会”，或用“中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词来代替原有的名词(目前看来，用“古代社会”者较多)。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段时期称为“中古时代”。他在题记中说明：“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②]有些学者还特别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例如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中一开头就郑重声明：“这里的‘传统社会’是指从秦到清的帝国时代。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是想避免用‘封建社会’来指称这一时期。正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过的，按‘封建社会’的本义只能勉强套用在先秦时代，而秦以后，中国则结束了‘封建时代’而进入‘帝国时代’。”冯天瑜提出，应克服概念的滥用。他说，中国古来的“封建”，是指周代的封建制，这本是一个内涵明确、并未引起歧义的概念。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生产方式”的角度确定其涵义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也与“封建”的世界通义相悖。这既有碍于理解古史，也给国际交流及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带来不便。为避免滥用“封建社会”的概念，近几年来我撰写的论文和几部专著，论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都不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而用“宗法—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农业—宗法社会”代之。这些概念也不一定准确，但较之滥用“封建”，心里踏实几分。[③]

　　滥用“封建”的确造成极大的混乱。有不少人感到惊异：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封建”制度的周代，却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而必须称为“奴隶社会”(西周封建论者的“封建”实际上与中国古史中“封建”的本意并不相同)。相反，已废除了封建制度的秦汉以后的社会却必须称为“封建”时代。还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封建”和专制联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专制的就是封建的，有封建就必有专制。而在实际上，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我们多年来大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却不知道这一提法极大地违背了历史常识。北成在《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中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它只是‘东方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

　　看来，对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必将有一个大的理论突破。

　　大多数学者同意中国的封建制只存在于西周，还有人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相同之处。方兢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根本不同。黄敏兰从更广泛的意义提出质疑，指出封建制并非欧洲中世纪社会中普遍实行的制度。

　　黄敏兰在《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性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指出：将欧洲中世纪看作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的局限性。唯物史观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抽象性和单一性的特点。唯物史观只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而忽略社会中多种多样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把社会中种种复杂的结构和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从这种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原则来考察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必然就成为了理论核心，并以此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即封建社会，而不能看到和区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封建性制度。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因此也就决定了社会中所有制度的属性都是封建性的。然而，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封建制只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和明确的实行范围。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不仅有封建制，而且在许多领域实行的是非封建性的制度。非封建性制度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结论，与前苏联与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占主导地位并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观点截然不同。文章还指出，欧洲的封建主并不都是同质的，有些人因执行两种制度而具有两重性。

　　揭示封建制与非封建制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中相互并存、相互交融的历史状况，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形态，结构及发展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欧洲中世纪没有种种非封建性的制度，绝不可能产生出近代社会的结构。同样，如果没有封建制的种种原则(如契约原则)，资本主义也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就是孕育在封建制与非封建制这并存又交融的两种制度和原则中。

　　就象对“奴隶社会”一样，对“封建社会”也应有观念上的更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新认识将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理论。

　　二、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即一直被称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这种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的简单做法不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官民对立，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官，即官僚集团，其中也包括皇族贵族。民主要是庶民百姓，其中也包括庶民地主和商人。当然，比庶民更低等的贱民更是官僚压迫的对象。

　　在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王亚南明确提出“官民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与民众。一般人认为官僚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王亚南认为，官僚不是简单地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可以说，“官民对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中国的官僚自身构成了一个阶级，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以权谋私，用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官僚积极的以权谋私，首先是贪污和受贿。王亚南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官僚的贪污和受贿，已形成了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任何严刑峻法都难以禁止。官僚“以权谋私”，离不开与地权、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根据官民对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王亚南把中国古代社会称为“专制官僚社会”和“中国官僚社会”。其实，当时有不少学者有相同的看法，但在建国后，阶级分析法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不能为人所接受。

　　近年来，黄敏兰正式在理论上提出此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 期)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日常生活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其中庶民地主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庶民地主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受官僚地主的剥夺和欺压。庶民地主受官僚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对一般农民的剥夺。虽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同属于一个阶级，但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官僚地主不会照顾与他们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庶民地主的利益。更何况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仅仅是在经济行为上有着部分相同之处，并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黄敏兰的观点曾引起不少人的激烈反对。例如有人在一部批判李泽厚《告别革命》一书的论文集中，不点名地批评黄敏兰“不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矛盾关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即被称为封建社会──原作者注，引者按)中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这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太远了。”[④]

　　孟祥才赞同并发挥了黄敏兰的观点。在《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这个征课对象的主体应是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其中当然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役特权的一般地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象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那么尖锐。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因地租剥削过重而引起的佃农大起义还不多见。倒是自耕农因受不了封建国家过重的赋役征课而自动举家投献地主作佃农的情况多有记载。东汉时期，黄巾起义的队伍基本上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在豪族地主田庄上的佃客等反而跟着他们的主人参加镇压农民军的活动。这说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官民对立的情况。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指出，宋朝将臣民分为官户和民户。官户，即品官地主是地主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官户享有种种特权，官户有权势，更便于强占和强买土地。由于宋时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故官户的主要兼并对象应是地主的田地，而非农民的田地。宋朝的乡村上户作为编户齐民，没有特权，并且必须按其田业和家产，承担各种赋役。由于推行户等制的原则，乡村上户的负担还比乡村下户更重。确有不少乡村上户因承担职役而破家荡产。

　　《历史研究》1986年2 期张显清文《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明代亦然。”“社会等级虽然是‘多级’的，但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划分却是最基本的。”

“本文所讲的官绅等级，系指具有进士、举人、贡监生员身份的出仕、致仕、未仕人员的阶层。……皇族、贵族也属于官绅等级，……庶民等级，除了广大的农民阶级之外，还包括非身份的地主，即庶民地主。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役其身’与‘不役其身’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特征。……庶民服役，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官绅等级，不仅他们本身及其家内部分或全部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地也部分或全部享有免役之特权。人是有特权之人，田是有特权之田。”(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

　　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十分沉重的。明代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徭役之苦重于赋税。他们说：‘至粮外之役，尤能破家。’……今人王毓铨先生也说：中国封建历史上，‘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的多。’国家徭役的绝对数量已经如此之重，再加上官绅等级的转嫁，庶民的负担就重上加重了。……这里着重论述的是徭役给庶民‘中等人户’带来的痛苦和破产。”“庶民中小地主，作为地主阶级，有剥削农民的一面；作为非身份的庶民，又有必须承担徭役的一面。他们往往是重役的担负者、官户转嫁徭役的受害者，”“官绅优免加重了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和破产。”

　　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最显著的就是频繁的“农民战争”。民间流行的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农民”反。王亚南即指出：“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黄敏兰也指出官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残酷剥夺是历代起义的主要原因，许多庶民富户因不堪忍受官僚的剥夺和欺压而造反。刘泽华、王连升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君主专制国家征收大量的赋税、 徭役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当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但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管怎样残酷，因为这种剥削关系是租佃制，农民可以转租，这种剥削大体上就得服从简单再生产的规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只要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就不致于发生大的动乱。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可以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直接引起的。因为地主阶级的剥削不可能普遍地破坏简单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而专制君主国家靠权力强行征收大量赋税、徭役，剥夺了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手段。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的地主比西欧的地主更坏，只会杀鸡取卵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常发生国家编户民逃入地主之家的情况，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赋税。

　　中国古代的地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是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大等级。1983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建国以来史学界第一次专门研究地主阶级问题的学术会议。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对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结构提出看法。李文治将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官绅地主和庶民地主两部分。他指出，庶民地主没有特权，赋役负担比较沉重，和贵族官绅地主有矛盾。他们多是中小地主，比较注意农业生产。到封建社会后期，有的庶民地主经营工场手工业，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由于农村中没有行会束缚，在这类经营地主中较早地发展了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庶民地主数量愈显增加，起的作用愈大。他们的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文治还特别论述了明清时期地主阶级状况，指出，明清两代，官绅和庶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由庶民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虽不能完全摆脱超经济强制，但和官绅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毕竟有程度上的差别。庶民地主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官绅地主则是保守、落后的乃至反动的。傅衣凌、王仲荦主张把地主分为身份性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两部分。[⑤]

　　侯外庐早就对地主作等级上的区分。他不赞成一些人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大、中、小阶层的做法，认为，单纯以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区分地主阶级，并不足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他依据古代社会中等级、身份制研究地主阶级，将其分为三个阶层：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即豪门、豪强)和庶族地主(或细族、寒门)。他指出，品级结构是和土地权力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皇族地主占据了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品级性地主”，“庶族地主是指那些社会地位地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他们占有土地权，也能支配奴隶和招引客户，但不享有免役权，一般要负担国家的课役，我把它称为‘非品级性’或‘半品级性’地主。”所谓品级是指特权者的身份，“是特别的与国家相联系的职能。所以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身份性地主”，把庶族地主称为“非身份性地主”，指出二者是有区别的。[⑥]

　　不同的地主，剥削方式不同，与农民的关系不同。

　　李文治指出，地主可概括为两大类，即具有封建特权的贵族缙绅地主和“凡人”地位的庶民地主。“这两类不同等级的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不完全相同。由庶民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是比较自由的。由缙绅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由贵族缙绅地主的土地垄断到庶民地主的发展，是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土地关系中封建宗法关系的瓦解。”

　　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李文治说，在清代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主要是庶民地主。到清代前期，伴随着庶民地主的发展，又在经营地主中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类庶民地主和雇工容易形成自由雇佣关系。庶民地主的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引起一系列变化。他们的生产不单纯为了自给自足，还为了进行商品生产。他们为了增加生产，不自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组织生产。这类经营的社会性质在发生质变。[⑦]

　　柯建中也指出明清时期缙绅地主与一般地主，尤其是与经营地主的不同。他说，缙绅地主拥有政治特权，缙绅地主的佃户在生产条件上比普通地主的佃户要恶劣得多。缙绅地主的寄生性对经济所起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⑧]

　　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冯尔康指出，数量很大的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自耕农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不处于对立的地位。自耕农主要与国家发生关系，与国家处于对立状态。[⑨]

　　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包括庶民地主。据李文治说，乾隆五十一年修订雇工律例明确规定，其得以解除法律上身份义务的长工必须具备下述条件：一、在雇主方面必须是“农民、佃户”。这里的“农民”指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和庶民地主。

　　顾真在《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中提出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为“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税民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庶民地主。

　　顾真指出，以往的定论是：农民就是佃农，农民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他们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分析封建社会历史的唯一武器，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议论。如果深入考察，即可发现这些“定论”有某种失误。顾真认为：一、农民、佃农不是同义词，只有佃农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农民中有多种成分，其中自耕农占多数，此外还有平民地主。佃农只是其中的一种，佃农以外的多数农民并不与地主阶级构成生产关系。二、地主并非都是统治阶级。地主分为几个等级，绅缙以上的地主(皇家地主、贵族官僚地主和绅缙地主)是特权地主，或身份性地主，平民地主及贱民地主是非身份性地主，没有特权。他们与特权地主不属同一等级，也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三、当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另一种是平民地主和自耕农与封建国家的矛盾，也即“税民”与国家的矛盾。平民地主与自耕农一起是国家的主要赋役承担者，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当赋役沉重不堪时，就会和农民一起武装起义。四、研究封建社会，需使用等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能仅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封建社会是划分为等级的。“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等提法，是以佃农即农民的观念为前提的，倘若我们承认农民中有不可忽视的自耕农等成分的存在，就不能不认为上述概念缺乏科学性。“地主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之说，忽略了地主构成里包含庶民地主，如果将命题改为“特权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就确切了。顾真认为，只有认识到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由此认识封建社会所出现的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政治改革等，历史或许会清晰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封建国家为控制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等税民所采取的措施。

　　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确定，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以往所理解的那种地主压迫农民的“封建社会”。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从上述情况看，有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封建社会”套用于从秦至晚清的这一长段中国历史。而有些学者虽仍使用“封建社会”及“封建”等词，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见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张艳国主编《我的历史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45—47页。

[④]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⑤] 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⑥] 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⑦]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44页。

[⑧] 柯建中：《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306页。

[⑨] 见《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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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
不是东西刘老师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中的核心；先秦诸子的著作，是古代经典中的经典。



这个判断，几乎可以算正确的废话。我自己读诸子的书，本来只是因为兴趣，没想过有什么用。不过，社会上有一些论调，让我有反驳的欲望，所以反而倒有话可说了。



从消极方面说，是清热解毒；从积极方面说，是尊老爱幼。







所谓“清热”，就是别热血上头，觉得中国文明有多么了不起。



这几年，社会上有股子虚火，好像就得把中国文化说成全方位都最伟大的，不然不过瘾。



较真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吗？当然不是。两河、埃及都比我们古老得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吗？是的。但这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



如果有外星人在太空中鸟瞰地球，他绝对不会同意把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分成欧洲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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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到北非、西亚到南亚次大陆，中间都有相对便利的水陆道路可通，这是一个完整的大区域。这个大区域内的不同文明，充满了互动。一个文明衰落，另一个文明兴起，彼此的成就交织在一起。



中国就不同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东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国是这个区域的核心，中国之外，古代不具备再孕育一个发达的文明的条件。中原王朝被游牧民族入侵，这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但是古代，华夏文明并没有真正面对另外一个文明的挑战。



还有一种论调，现代世界有病了，只有靠华夏文明去给世界治病。



这个就更扯了，现代世界的复杂程度，比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有很多现代世界特有的毛病，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肯定只有现代的办法可以解决。



先秦诸子对有些我们今天还要面对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只要克服字面上的障碍，并且不强行赋予他深刻的内涵，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他们的解释过分简单，甚至荒唐可笑。



踏踏实实读原著，可以戳穿国学骗子的大忽悠。



这是清热。







所谓“解毒”，就是别中某些宣传的毒，觉得中国文明有多糟糕。



有一种说法，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觉得是“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糟糕”，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很多古代习以为常的东西，是现代社会不能容忍的，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读古代史，当然觉得中国古代很糟糕；但“不读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有多伟大”，因为读读希腊的，罗马的，欧洲的历史，会发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有很多毛病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共有的，都这德性。而传统中国为了克服这些毛病，作出了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的努力。



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在了西方后面，而且差距非常大。有些人突然开眼看世界，然后一下子心理就崩溃了，看中国哪儿哪儿哪不行，哪儿哪儿哪不对。真别这么没出息。



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一套很火的历史书，叫《罗马人的故事》，其中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在中华帝国修长城的时候，罗马人在修道路。中国的城市文化就是城墙文化，一个国家有城墙，一个城市有城墙，城墙里面紫禁城还是有城墙。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阻碍而是畅通。







对这段话您怎么看？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干了这碗鸡汤再说？



其实这就叫典型的瞎掰。这个道理，就像你练一个游戏人物一样，你不能把所有的点数都加在一项技能上。你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修道路，就是加敏捷，修城墙，就是加防御。



一个大帝国，当然是既要加敏捷，也要加防御，既要修路，也要修墙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秦始皇在干吗？秦为驰道于天下，还有秦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也在积极修路。



至于修城墙。秦国的都城咸阳城就没有城，因为有自信，山东六国都威胁不到我。罗马本来是台伯河畔的村庄，特别怕人来打自己，所以随着罗马城的扩大，城墙也修了一圈又一圈。



中国人爱修城墙的名声，很大程度是因为修了长城。但罗马人也修长城，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哈德良长城。至于罗马人的长城没有中国这么规模浩大，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北疆，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大河。天然就有地理屏障，这是命好，节省了许多开支。



后面我们会说到，很多问题，直接用地理、经济就可以解释，用不着说成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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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某公号发文，邓晓芒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

说儒家的危害是伪善，以理杀人，则少正卯邓晓芒则是古人说的：真恶，以无理杀天下后世。

区别是：古人说的是以学问杀天下后世，而邓晓芒是以无学杀天下后世。

楚兄说：和批判儒家的目的一样，邓晓芒对鲁迅的批判性继承，是想从骨子里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他以为他是誰啊。简直神经病。

中华文化，不是架上陈列的书，版本可以更新，也不是烂尾楼，可以拆了重建，文化从来都是以人为载体，以家庭乡党邻里之往來为脉络，推而广之于国家天下以至后世的。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以，文化的建立，更新，重建，都得从具体的人入手，从家庭入手，从风俗入手，浸浸然不觉其变而变之。他写了几本剿袭他说以诬妄前贤的书，侥幸在时代转型时期大帮哄式参与过一套丛书的编辑以博得虚名，持妄侫之词上几次讲座，就大言重建文化，这不是疯子就是骗子。晓芒邓他自己修齐了沒？睦邻敦里了沒？慎终追远了沒？会祭祖嗎？会过节吗？懂衣食日用之礼之忌吗？这些都不做，轻易一张嘴，就举国文化重建，他以为他是上帝。
凡是自己于具体的事无知、所知不多而轻言这废除、那重建，成天抡几个概念以妄言惑人混天下的，必无格致之功夫，混入学问界的马师傅。

邓晓芒这种注定成为笑柄的妄人，坚顽之性导致其不可能反省，愚钝之资使其无力向学，早年侥幸得名其实是害了他，让他不敢、舍不得、也没能力否定自己，即不敢也无力自新。他那一代根柢浅薄又借时代之风气侥幸得名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沉寂养老或暗然凋零了，只有他还老妓倚门式涂着红唇满街飞眼儿吐瓜子皮儿，不成为完美小丑不肯谢幕。









附下图，算是对邓晓芒的注解——


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
原创 金台玉龙 许石林






【按】——照时下风气这个女娃的要求倒不算太日眼，就是这种言语词气太可憎。

邓晓芒曾经说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虚伪（装）和集体无意识。

许多东西，要心照不宣，应该讲个含蓄，即装一装，文明就是装，装一生、装到底，就是真的嘛。

牲口市场买卖还知道在袖筒里捏手指头呢。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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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暴君？
   以商鞅站队，拥护商鞅、就是暴君、或者暴君奴才；
   反对商鞅、则有可能善良、爱民。
   
   汉武帝说“我本来想做好人”。
   即位，“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斥退了法家。
    接着：
“征鲁申公”，又“置《五经》博士”。
   甚至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反思汉武帝政策的盐铁会议上，为汉武帝辩护的全部是法家。
    独尊儒术、所以儒生在野、怒视暴君？罢黜百家、结果法家肆虐、万民哀嚎？
      所以，“盐铁会议”有必要设计一个专题“论商鞅”，给拥护商鞅者定位，让百官“选边站队”、划分正邪。
    1、商鞅有没有增加国家财富？
    政府说“国富民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儒生认为，商鞅以国家权力代替市场，“秦人不聊生”，“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食”，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儿童在家里受苦，“老母好泣、怨女叹息”，稍有良心之人、“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而文帝景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政府不干预、人民丰衣足食。经济有它的永恒规律，高产就牺牲地利、减少下一季收获，做好就是顺应、不折腾。
   2、秦灭六国是否商鞅奠基，秦的灭亡是否赵高偶然
      儒生反驳：
      商鞅的所有策略都是竭泽而渔，短期见效而埋下祸根。你们“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商鞅模式、越陷越深，即使没有赵高、秦国也回天无术。
   3、商鞅的军事策略
    儒生反驳：
    商鞅策略的确所向披靡。但是，“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功劳在表象，灾难却足以摧毁秦国，“初虽乘马，卒必泣血”～～～
   ～～～
   除盐铁会议代表之外，反对汉武帝的儒生中，还有宣帝时的夏侯胜等人。他们似乎更激烈，更精彩。
    总之，汉武帝说他尊儒，儒家却全面否定汉武帝，官员也认为汉武帝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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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自由》的卷首，密尔引用了同时代德国大学者洪堡的说法，洪堡说： “人类最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个性这个问题在密尔那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甚至我们可以说，个性在密尔看来就是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所在，密尔说：

“一个人的能力接近成熟时，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并解释经验，这是人的特权和正当条件”而如果缺乏个性，“他们作为人的能力凋零枯萎，没有能力形成愿望和活得快乐。“

而细读《论自由》文本的话，我们会发现密尔在讨论个性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努力超越习俗对人的影响。密尔认为，只要一个人没有在思想上超出习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说有真正的个性。他说：

“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

所以说，个性的养成和自由的实现是非常困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密尔这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来说是这样。可以说，这个修行的过程，是人一生不停磨练自己，开放自己的过程。

这种修行尤其体现在心智磨砺之上。密尔一直在强调不能对言论和思想进行限制，为什么呢？放开思想和自由不是让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为了能够给人们机会去锻炼自己的心智，去不断辨别和考究各种说法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这也就是人在思维上保持活力，保持个性的过程。

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一个时代的认知和风尚在不久之后可能随着风气一转，就成为谬误。所以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就不是一味地跟随时代风潮和书本知识，而是要不断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用我们的老话来说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一定兼听得到的就一定是真理，偏听得到的就一定是谬误，但是多听听别人的说法，自我思考，总是能相对地降低错误发生的几率。所以说，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就是为了打破权威或者舆论对知识的垄断，垄断之下形成的思想氛围只可能是失去个性的一潭死水。

密尔认为，真理必须在和错误的公开冲突之中得到考验，从而使大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如果禁止挑战真理，真理就会僵化，没有活力。密尔始终强调一种开放的、公开的大众辩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生活的一些重大实践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相互协调和结合的事情。”而密尔的一生正好就是这种不停思辨，不停走出流俗意见，反思自己的早先成见的最好写照，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有的气质。

总之，密尔的自由对个体的要求其实非常高，可以说是要求人一生保持开放，不停思考。唯有这样，人才能够依据自己的天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实现最本质的自由。而在民主社会中跟随大众，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扼杀了人的个性，使得所有人都变得千篇一律。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民主社会和流俗意见对自由的伤害，平等对个性的伤害。这种平等其实是一种平庸，造就了庸庸碌碌之辈，这种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危及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想，给密尔以一种窒息感，而《论自由》一书，一定程度上就是密尔对社会平庸化所开出最好药方。当然，密尔深知，现实之中个性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很多时候还是愿意停留在社会舆论中，人云亦云。所以密尔强调个性，重点也在于希望在民主化的平庸社会，为知识精英留下一些成长的空间，发挥其超常个性和非凡的创造性。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人的优越，而没有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显然不是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奴隶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庸人，而没有少数人的个性和天才，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社会。所以如何平衡好个性与平等，平衡好自由与民主，正是现代政治的困难所在。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和包容社会的人，密尔仍然是他们立场最清晰、最诚实和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密尔心灵的诚实，或者他文章的智识魅力，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和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推荐版本，孟凡礼翻译的密尔的《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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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学者林毓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反传统思潮如何影响了历史？
原创 罗小虎 经济观察报书评 3天前


作者=罗小虎

1956年8月1日，22岁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林毓生，在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将《罗素自选集》的“导言”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上。这是林毓生生平第一次发表东西，也是第一次领到稿费。当时，殷海光先生正在翻译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章节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林毓生读后，决定用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买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英文原版。哈耶克、殷海光、林毓生，中国人所熟悉的三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交汇与承继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5年秋季，刚从哈佛大学访学回去的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大学开设“逻辑课”，历史系学生林毓生选了这门课。但“殷先生把逻辑课使头脑不受专制散步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夹杂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林毓生颇感“空谷足音”，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一段师生情缘。即便几年后去美国求学，他也从未曾殷海光中断过思想上的交流。多年后，师生两人的交流通讯汇集成书《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1981年台北狮谷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这本通信录收集了殷海光与林毓生在1960年至1969年之间通信往来，不仅记录了两人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更是就当是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广泛讨论，哈耶克、帕森斯、奈特（Frank H. Knight）、席尔斯（Edward Shils）、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甚至包括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史华慈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以及与殷海光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学者胡适等，也总是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为此，林毓生说：“我的思想取向，从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开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义以来，至今一贯未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的。” 对于自己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林毓生在《翰墨因缘念恩师》中写到：“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在林毓生看来，殷海光属于“五四”中人，同时，与他同时代的五四一代不同的是，殷海光对“五四”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说，林毓生一生的思考也正是从此处继承了其老师殷海光先生。



1960年，26岁林毓生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留学资格，漂洋过海师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六年中，林毓生的奖学金有五年是由哈耶克推荐的两个基金会提供，这让穷留学生林毓生免于困顿之苦，可以安心攻读博士学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对铁幕里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庞大的影响。他的书的翻译本在那些国家的黑市被广泛流传和阅读，最后形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公众舆论环境。”然而，在林毓生看来，哈耶克最大的魅力来的“人格素质”：哈耶克先生勤奋的一生具体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召唤”所赋予的尊严与乐趣，在林毓生看来，这正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描述的“知识的贵族”。“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 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无论是殷海光先生，还是哈耶克，在林毓生看来，都是一个内心炽热、有着道德热情的人，这不仅仅吸引了林毓生，也深深影响了林毓生，因为林毓生也是一位具有强烈道德热情的人。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林毓生照例一早去上学，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转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这对年龄尚幼的林毓生造成巨大的震撼：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于是在其内心浮现出一个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晚年的林毓生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少年时代的想法几乎决定了林毓生的一生。1948年年底，14岁时的林毓生随父母移居台北。“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愈发让少年时代的林毓生的政治情怀，抱着“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的雄心走进了台大历史系，并遇上殷海光先生，以及之后哈耶克先生，并沿着他们的思考，展开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思考。



1963年，林毓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在开始准备博士论文的实话，他内心却出现了精神危机：在芝加哥大学读了西方原典之后，林毓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兴趣，是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关注中国的自由主义呢？林毓生陷入纠结，最后，他的导师哈耶克的一番话把他解救出来：“关于你宄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做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作参考。自从1918年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这番话实际上鼓励林毓生继续把关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从此，这成为林毓生努力一生的学术领域。



在201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的序言中，林毓生把1975年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完成了两项学术任务，一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二是尽力建立了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对“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这么艰难”进行了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便是197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他的老师本杰明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s）在《中国意识的危机》序言中尤其称赞道：“林教授并没有将其论题只处理成抽象论证的命题。他反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途径：借着考察三位最卓越的五四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想，来验证其论题。”



作为海外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林毓生沿着其老师殷海光的思考继续前行，对五四出现的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了思考，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出现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既从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文化模式中找到成因，也看到了世界外来因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自1986年，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出版的，他的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林毓生：思想与人物》随后在大陆出版，并不断再版，让中国思想界对自由主义重新进行了思考。



2018年，记者几次联系了隐居在康州的林毓生先生，病中的林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回答部分均摘自林先生已出版的文章。林先生看过稿件，但因工作繁忙，林先生未能对稿件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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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世界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问=罗小虎

答=林毓生



1，问：在您看来五四运动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可比性吗？



答：表面上看，十八世纪以反基督教为其主要诉求之一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与五四反传统思潮相比，但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虽然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批判，虽然极为激烈，它却对西方古代的传统，包括希腊罗马的法律、文学、哲学及人文精神，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大是提倡。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未溢出它自己的范围——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从这点说，法国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根本不同的。



2，问：不过，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全盘性否定传统？



答：五四人物与传统的关系非常复杂。比如胡适在其学术著作中，对孔子、朱熹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鲁迅则对法家一些成分说过一些正面的话，对儒家道德传统中一些德行的正面意义表示过理解与同情。在个人生活层面上，鲁迅和胡适都基本符合儒家的道德传统的。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与中国传统成分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不少自觉的与不完全自觉的正面关系。另外，他们攻击中国传统的材料显示着他们的火力，是集中在传统的儒教或思想与文化传统及其有关的制度智商，仅从这个方面看，很难说成他们是在攻击中国传统的所有成分，当然也就不能说成他们的反传统活动是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注意，我所说的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乃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而不是整体的反传统主义。



3，问：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五四文化领导人物虽然没有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但他们有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倾向？



答：是。虽然他们意识中对于一些传统成分表示肯定或是同情，但并未阻止五四反传统的激进化。在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达到最激进的时候，其领导人物们所使用攻击中国传统的语言是毫无保留的，对中国传统复杂、丰富的内容，不做分析，其攻击的对象直指中国传统的整体。例如，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只有两期：一是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时在激烈反传统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流行胡适倍极推崇的吴稚晖说的一句话：线装书均应丢到茅厕去！在这个脉络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他们意识中的矛盾加以认识，因为这个矛盾相当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们在与传统成分保持不少正面关系的情况下，居然主张中国传统应该全部打到？



4，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与传统保持联系却又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打到？



答：主要原因是在五四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国出现了对于传统整体主义的（totalistic）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拒斥。这个激烈到无以复加的攻势中国传统整体的态度，正科称其为整体注意的反传统主义（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或以更口语化的汉语表达，可称其为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这个层次上，它有它的“理据”，这些理据构成了一个自足系统，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发酵、发展。在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者们的意识中的其他层次上，他们与中国传统许多成分均有正面的关系，以至于显然与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攻击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矛盾。然而，他们把这个矛盾推到意识中极为偏远的角落，在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白热阶段，其参与者无法顾及这个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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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举例说，从这个激进化反传统运动的观点来看，对其贡献最大者，当推鲁迅。他的文艺创作与杂文最能具体而深切地说明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必须整体地抛弃。然而，“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主导的全盘化或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经由鲁迅的推展，出现了逻辑死结，注定使得思想革命讲不下去，指向着由政治、军事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未来历史逻辑。我所说的逻辑死结是指：一个思想与精神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够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都不可能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



5，问：为什么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会如此封闭，以至于不顾及意识中的矛盾？



答：这就需要对ideology的性质说明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根据社会学家西尔斯（ Edward Shils）与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对其精审的界定。我综合一下用在这里，认为意识形态有两个特征：1 它根据自己的前提在其内部发展出来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性”论述；2 论述的“系统性”，则依靠着对于可能对它挑战的“事”与“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封闭性的程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强度与它所要应对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程度往往成正比：危机愈严重，愈需要意识形态的系统化来对付。为了要维持其“系统性”于不坠，意识形态便愈需要对其可能的挑战采取封闭的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帝国主义、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可以达到完全自我封闭的程度。五四式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在其最高激烈的时候，达到了类似的强度。不过，在其高潮过去之后的时空中，其封闭性与强势则有所缓和。



6，问：五四时期为何会出现封闭性如此之强的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只能大致谈谈三点原因。



首先，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深感挫折，因此引起了彻底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这许多政治现实成分，是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兴起的背景心理因素，但它们不能解释五四时代要求对于中国传统整体拒斥的思想本质。从分析观点来看，下面两个原因更为关键。



第二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后天子制度的覆灭，不但带来了早已捉襟见肘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而且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与传统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由于这三重秩序的解体，原来绝大多数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各项预设（包括朱熹、王阳明等大儒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是维系传统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秩序在一起的——三纲），其预设性及其直接或间接为天子制度服务的功能性，变得暴露出来了，所以均有被怀疑、被攻击的可能，因此，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结构上成为可能。



第三，天子制度的崩溃使得已经看清其预设的虚妄性的五四反传统运动的领导人物们，感觉到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文化 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一元式高度统合性。从这个视角出发，在面对这三重秩序大解体的严峻危机的时候，在与其他历史因素——包括并不完全自觉、但却极力坚持从传统中国衍生而来的一元、有机式的思维模式——互相而相互加强以后，他们很容易滑落到意识形态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过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当作一个完全统合的（fully integrated）、类似有机体的“整体”来看待。既然如此，这个旧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例如，陈独秀于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上说：“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他与胡适于1918年10月15日在同一期刊上共同答复读者的来信时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职是之故，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们激烈反传统意识高涨之时，一致认为：投入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乃是中国的新生所必需走的道路。



另外，中国知识分子带有极强功效性中西对比，也因他们于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一元化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加强。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即以中西对比的二分法来谴责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落后。这种以——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分法来衡量中西制度与文化的价值与功效的方式，已经隐含着极强的反传统的信息——它事实上是现代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滥觞。



然而，他们既要把中国传统整体地打倒，而事实上却又不可能做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自然出现了无法纾解的矛盾，也自然出现了暧昧性。这样的吊诡或悖论呈现着中国近代历史中深沉的思想和文化危机的一面。



7，问：五四时期出现的激烈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五四全盘化反传统思潮的风行与持续，实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激进主义的重要心理与逻辑背景因素之一。当许多五四激化反传统人士决定要把传统全部打到并发起一个全盘化或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的时候，面对未来，他们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vacuum）。虽然面对过去，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势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坚持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是负面的，无法提供正面的政治性行动方案。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性行动的意愿，它本身无法知道如何行动。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诉求，预设着最低限度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这些先决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在客观上，变得不甚相干。至于科学主义，它本身也无法提供之政治性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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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怀特海（A.N.Whitehead）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了；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波兰尼（Midael Polanyi）与哈耶克——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见识。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期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



8，问：在中国，说起自由主义，必称胡适。您对胡适似乎颇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



答：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同化”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则是一个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活力”，但他并为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思想的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地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胡适既主张进化地改革中国传统，又主张全盘摒弃这一传统，但他自己并未清楚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对他这个终身矛盾进行一番分析，那么，他的反传统主义的捉摸不定的性质就可以迎刃而解。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个矛盾仅只是形式上的或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胡适的改革主义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假改革主义。也就是说，他的改革主义是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胡适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的科学方法（或雏形形式的科学方法），对他推行西化的渐进纲领主义固然有用，但与他对中国传统持反传统主义的评价却不相关。他承认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这一一种积极因素，但这并未阻止他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也为妨碍他对全盘西化的辩护。实质上，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9，问：您说：鲁迅精神上的极度矛盾，反映的正是现代中国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机。鲁迅精神上的矛盾与胡适的矛盾有什么不同？



答：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为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若是分析鲁迅的多层次意识性质就会发现：在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同献身于理性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紧张的思想冲突。鲁迅反对一切空谈理论以及他意识中的复制紧张性质（这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脉搏，并且是20世纪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象征），表明了在“简单的一般化”这种陈腐思想泛滥的时代，他具有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然而他不能超越这种冲突——本来可以换个另外的说法来改变对中国传统的解释，或者最低限度他可以名言质问，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是否妥当——不能超越这种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占支配地位。但为什么它会占支配对位呢？归根结蒂，在他所主张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现实所产生的压力使这种影响形成了他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方法。尽管他热切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传统的思想模式仍然束缚着他，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他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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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



10,问：您形容您的老师哈耶克为“知识的贵族”，对他的“人格素质大为赞赏”，您可否仔细谈谈您对哈耶克先生的印象？



答：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hcoel Polaniy)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间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社,他自然更觉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海耶克先生的知性追寻之所以深具洞见与远见，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因为他始终忠于知性的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抵的缘故。这样的实践可在其内心一致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条件下，从他终极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导出。他的一生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了令人钦敬与欣慰的交代,并使知性神明光耀着人间的大地。



11,问：您曾经说，您的思想取向受殷海光先生影响一生未变，您是如何看待殷海光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答：先师殷海光先生在五十岁（1969）的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以臻成熟的阶段。这是他晚年一再提到，甚感遗憾的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中的许多见解, 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例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人权、 个人 的尊严)为前提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消解个人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殷先生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中所说的安那其主义不同。殷先生的个人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强制性和随意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与安那其个人主义，虽然殊途，但是同归。但在其它许多关键的地方， 则是相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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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殷海光书信录》



从学院的观点看，殷先生的著作之中是有欠妥当的、收到当时不完整的资讯限制的以及相当形式化的地方。然而，殷先生一生思想探索的意义，并不在于学院层次上的理论细节。他以真诚的声明投入思索的工作，起道德资源与道德想象力不断促使他认真地吸取失误的教训，并力求自我改进，最后终于从浪漫的激越落定到以自由主义大方向、大原则为根基的启蒙工作，并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这一启蒙工作。如他在逝世之前二十六天（1969年8月21日）以口述方式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序》中所说：



“我恰好成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我这里只选了一段。任何人接触到这篇文字所显示的真挚与清醒时，我想均不能不受其感动，因为它所呈现的精神动力，超越了殷先生一生思索工作的任何限制，并赋予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启蒙工作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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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如何凶狠地汲取民脂民膏？ | 短史记
12-07 21:26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61810
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 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编者按：这是篇旧稿，是昨天的文章——《胜利者撰修史书的丑陋嘴脸——读《三国志.袁绍传》》——的姊妹篇；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所以附在这里。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所有的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样，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杀降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曹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拥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中，未必有人愿意穿越到汉末，生活在曹操的治下。因为他（包括他死后遗留给曹魏政权的制度）是当时对民众最狠的那个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对外），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对内）。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做自由民的代价，是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



当赵至成为“郡计吏”，得以前往洛阳，与屯田兵的父亲相见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对赵至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失，还告诫他不要再回家来。及至司马炎灭曹魏，太康年间，赵至再度以“良吏”的身份前往洛阳，才知晓母亲已逝。史书记载，本期望着自己提升了阶层身份、可以好好奉养双亲的赵至，获知消息后万念俱灰：



“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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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危难

这时，那个黑影天使将脸转向南方，我看到非洲有个凶恶的幽灵，向我们的土地接近。这个幽灵缓缓的掠过美洲，不放过任何一个城市乡镇。幽灵所到之处，地上的百姓随即摆开阵势、打起仗来。我再看下去，只见一位光明的天使，头上戴著一顶发光的冠冕，上面有「联邦」两个字。他将一面美国国旗放置在分裂的国家之间，说道：「别忘了你们是同胞。」那些百姓立即放下手中的武器，和好成为朋友，再度团结成为一个国家。

（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三、第三次危难

神祕的声音又说了：「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这时黑影天使拿起号角，吹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又向欧洲、亚洲、非洲撒下海水。于是，我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从这三洲的国家冒出浓密的乌云，很快就结合成一团。

（全球的流氓组织起来，对付美国）

这一团乌云闪烁著暗红的光，映出一群又一群的武装大汉，他们随著乌云登陆、从海上向美洲前进，将美洲的国家捲入乌云裡。我隐约看见这隻大军蹂躏整个国家，焚毁城市、乡镇、村庄。就在隆隆的砲声、刀剑碰击交鸣、数百万人的喊杀声中，我听见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话声一停，黑影天使又拿起号声，吹出可怕的一长声。

我的上方立即出现一道彷彿一千个太阳凝聚出来的强光，将那一大团席捲美洲的乌云刺穿、破碎。同时，那位头戴「联邦」发光冠冕的天使，一隻手持美国国旗、另一隻手拿长刀，率领一支军团从天而降，这些白色的灵随即加入美洲百姓的行列。那群正在呻吟哭泣快要败落的百姓立刻士气大振，重整溃散的部队，扭转战局。

就在可怕的喊杀声中，我又听到那神祕的声音说：「共和之子，看清楚，熟记在心。」声音一停，黑影天使最后一次掬起海洋裡的水、撒在美洲，只见乌云层倒捲，牠挟带的大军也掉头撤退，离开了那块土地及得胜的美洲百姓。



（光明天使带领美国任珉最终击败老木偶败灯背后的邪恶势力）

终得平安

我再看时，只见城市、乡村、村落就像先前一样冒出来，那位光明天使带了一面蓝色的旗帜给百姓，他一面插旗一面高声宣告：「只要星辰存在，只要天上有露水降落地上，这个联邦也必存在。」然后，他从头上的发光冠冕取下「联邦」两个字，放在那面旗帜上，百姓全体下跪，齐声说：「阿们！」



（美国不会分裂，联邦像星辰一样久远，真是一块被神祝福的大地。看来这次危难，是为了考验美国对神追随的信心和勇气）

这景象随即淡出消失，最后成为水气袅袅上升，就像我最初见到的异象。这景象消失后，我再次面对那位神秘的访客并凝望著她。她用同样的声音说道：「共和之子，你所看到的景象要如此解释：有三次大危难将临到共和国，最可怕的第三次危难，即使是联合全世界也无法胜过。要叫共和国的每个儿女，都知道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语毕，这异象就消失了，于是我从那张座位上见到的异象，开始看见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走向她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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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的三次异象中，展现了美国的三次危难，令人欣慰的是三次危难都在神的帮助下，最终获得转机，美联邦最终在神的佑护下，从危难中挺了过来。


第一次危难兵困马乏的艰难情况下，美国打败强大的雇佣军立国（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美国建立）



第二次危难邪灵从非洲兴起，以解放黑奴的名义自相残杀（南北战争，在神的帮助下，顺利地重新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这最可怕的第三次灾难正在发生，65锅介入了这次美国大选的5弊，算是应了全世界流氓联合进攻美国的第三次灾难，



还好在美国国父华盛顿看到异象中，美国在神的保佑下最终保住这片兹由的大地。



而胜过第三次邪恶势力的力量来源就是美国大地上的每个儿女，都要为神、为土地、为联邦而活。



要记住失去了这个信念，神不会站在任珉中间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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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汪精卫的诗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將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將实現，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稿》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沒有系統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並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來，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钱与龙时相过从，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打也。”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 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举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页202——204）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

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哪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哪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响雷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晚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健康！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讨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115——116，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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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男老郭｜八部半
原创 大头费里尼 八部半 昨天
文｜费里尼



老郭，又名郭老。郭老的名头忒响，以至于不齿其为人的很多人，最后说起伊，也一口一个郭老。他们不是尊敬，是惯性。



算了，从这里开始不叫他老郭了，就郭老吧。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无数天上的繁星。



世间渣男如繁星，而郭老就是当中最璀璨的那颗。



郭老的渣男面目很早就大白于天下。1990年代初，我在大学念中文系。文学课上某老师激情四溢口吐飞沫：“当年，郭老扛着一根如椽大笔……”底下男生集体发声：“嘁，戆卵……”



不是骂老师。



郭老四川人。少年搞基。这件事我没有臧否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20岁那年，家里给他成亲。他没有圆房就离家避走了。30年前我看到这个故事，还以为是反抗封建礼教，或者嫌弃新娘不够漂亮。后来懂事了，晓得不过是一个同妻的悲惨故事。



这个同妻一直守在郭老的四川老家，前后68年；甚至连鲁迅的原配朱安都不如，朱安后来至少蹭老太太的福和鲁迅同一个四合院好几年。1930年末，郭老衣锦还乡，特意给这位被挂起来的原配一个深鞠躬。据资料记载，这位原配“受宠若惊”——看得我要拍台子了，作者是否对“宠爱”有什么误解。



郭老后来去了日本学医，后来和迅哥儿很像，开始爬格子。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郭老在日本，直了。



伊和仙台望族佐藤家的女儿好了，女孩为了他不惜和家庭断绝关系，后为他生下5个孩子。改名安娜的女孩彻底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37年，郭老抛下安娜和孩子回国，就此死人不管。抗战中，安娜作为敌对阵营名人的家属在日本备受折磨，但居然坚称自己是中国人。这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很像，嵯峨浩原来是关东军为控制溥仪家族安插的日本皇族，与溥杰联姻。未料婚后嵯峨浩彻底倒向丈夫，最后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北京直至去世。



郭老和安娜婚姻期间，外面也没闲着。冶游时还在专业人士那里染了不可描述的毛病——这点，郭老在自传里也没有避讳。



第一桩人命案子出来了。在日本的时候，郭老搭了《大公报》驻日的记者于小姐，花好稻好甜言蜜语，讲一定和安娜离婚迎娶小于。等到小于肚皮搞大，又支支吾吾让伊打胎——世间渣男的套路总是相似的——写到这里我几乎要打算撤回昨天《渣男老刘》那个标题了，和郭老相比，老刘就是清流，和吴秀波相比，薛之谦就是清流。



小于拿掉了肚皮里的小人，1937年初，回国没多久自杀。当中发生了啥，勿晓得。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于小姐曾经和朋友哭诉：“他是个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实在是恨透了他，我要自杀。”



死前她曾留下十七字遗言“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似情伤，又好似包括不限于。



早年郭老除了“如椽大笔”，也是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北伐战争时，他在队伍里担任类似文宣的工作，为校长摇旗贴金。后来大革命失败，郭老和老领导翻脸，奋书檄文《且看今日之Jessie.J》。老领导很生气，全国通缉伊。不过伊1937年抗日时回国，老领导非常大气，不计前嫌，给他一个厅长的干活。



郭老回国，又认得了一个欢喜演戏的于小姐。巧的是，这个于小姐居然就是前一个于小姐的亲阿妹。阿妹当时应该不晓得阿姐事体。



1939年，郭老和于小姐在重庆大后方结婚。搿辰光，两个派对合办了，风度翩翩的周先生也在重庆，在婚礼上，老周和郭老咬耳朵，讲：希望这是侬的最后一次婚姻。郭老讲，有数。搿趟伊到说到做到了。这真的是伊这辈子最后一次婚姻。



顺便讲一下老周也蛮有意思的。当年上海文艺界还有一个渣男金先生，风流倜傥本傥就是伊，黑白两道通吃，会演戏，人称话剧皇帝，还为派对搞情报工作，1950年代去三胖故乡文艺慰问，居然睏了头胖的女秘书，头胖气不过，请伊吃了一只大头耳光，不敢动伊，据讲最后女秘书……后来金先生回国，搭了周先生的干女儿孙小姐，最后要结婚。老周勿想同意，也没啥办法，最后送去婚礼礼物——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后一个于小姐又为郭老养了6个孩子。



等到抗战胜利，安娜回中国寻郭老，发觉郭老已经是十几个孩子的父亲，并且对伊十分冷漠。最后还是老周上路，1949年后安排安娜进政协，给了副部级待遇，最后安娜101岁在北京去世。安娜和郭老的其中一个儿子生活在上海，是高级知识分子，业余欢喜摄影，特别擅长拍老房子的户外楼梯。这个儿子讲过一句邪气煞根的话：我父亲对国家是忠臣，对家庭是罪人。



郭老早年治学还有点料。1930年代，徐志摩还没有从飞机上掼下来的辰光，有趟约胡适和郭老吃茶，席间徐志摩和郭老讲，胡先生觉得侬一篇学术文章写得不错。郭老很开心，从对面冲过来抱牢胡先生的面孔就香了一记。



综合判断，郭老属于表演性人格。



撩妹时狂写情书是，包括后头伊根据不同风向写的诗，基本属于一泡污——也是表演的一部分。1978年，我刚上小学时，里弄里就流传过郭老热腾腾的打油诗：大快人心事，粉碎……



郭老也是在那一年挂的，享年86岁。于小姐非常蹊跷地在半年后在寓所自缢。坊间一直传说，是一份关于伊阿姐死亡真实原因的文本被伊看到。这是郭老渣男生涯里的又一桩命案。



时间超前追溯十几年，还有一桩命案。



特殊年代，郭老一个儿子在大学被揪斗，命悬一线。郭老已经收到求救信息，当天他就要和老周碰头，是开口求救还是隐忍不发。郭老最后选择了沉默。其子旋即自杀。据讲，郭老晚年闷在书房，把自杀儿子的日记全部誊抄了一遍。搿桩自杀案之前，还有一桩……郭老另一名学音乐的儿子1967年莫名自杀，死因至今成谜。



耳顺之年过后的郭老开始搞古人。万历皇帝的墓被他挖开，当时的官方盗墓手段很低（今天还是如此），造成大批文物见光后迅速氧化衰败。后来郭老还意犹未尽想挖武则天的墓秦始皇的墓。习惯晚到的老周这次没迟到，一纸手令：十年内不许再挖。



那个多血质早年要号称与天狗掰头的郭老其实早就死在了他的盛年。Jessie.J没把他如何，或许前者还有底线。换了人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这个渣男，舆论有着统一的风向。对他的才华，倒也没有因此一盆水全倒掉，迅哥儿当初对他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才子加流氓。



翻检郭老往事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体。我常想，郭老的渣，恐怕既不空前，也没绝后。换一个我们上去，还真未必比他更不渣。但是，在处理具体的沉渣往事时，是不是存在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时代浪潮的汹涌固然让人身不由己，但总有罅隙里侧漏出的光，让人不至于对人性彻底绝望。



在今天，对郭老的攻讦无疑是安全的。



津津乐道郭老八卦往事的我们，也是怯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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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是伪历史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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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所谓的“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



它是一则广为人知、却疑点重重的近代史典故。



该典故的大意，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袁克定伪造了一份日本人经营的《顺天时报》，使其父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他称帝。



描述此事最为详尽的材料，是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叔祯）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成于1963年，由“恽霞表记录整理”。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袁静雪在文章中说，伪造《顺天时报》蒙骗袁世凯的，是其长兄袁克定，自己则是此事的直接揭破者。下文，是对袁静雪所讲述故事的完整引用：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①

袁世凯生有17子15女，袁静雪是其第三妾金氏（朝鲜人）所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未遂去世时，袁静雪17岁。她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这段历史，本该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然而，上面这段文字，却存在着颇多可疑之处。

先扼要介绍一下《顺天时报》。该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1901年底在北京创办。1905年转让给日本公使馆，置于外务省的保护之下，成为日本在华的半官方言论机构。1915年，该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销量大涨，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930年停刊。②

袁世凯谋划称帝，日本的立场至关重要。他关注《顺天时报》，自是情理中事。这也意味着，袁克定若想通过伪造《顺天时报》来蒙蔽袁世凯，使袁世凯产生日本支持他称帝的错觉，就有了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当日的袁世凯，手中有多种渠道来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与立场，并不会仅凭《顺天时报》来做判断，更不会只看到假《顺天时报》，就相信日本政府会支持他称帝。

比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其中，有贺长雄曾受袁派遣，就帝制问题向日方疏通，表示“实欲极诚联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立场变化，也俱经由陆宗舆，传递给了袁世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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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时报》相当于日本外务省在华半官方言论机构

袁克定不是傻子。他自然也明白，伪造一张假的《顺天时报》，乃至于伪造一整年的假《顺天时报》，都不足以蒙蔽袁世凯。他没有办法阻断袁世凯了解、沟通日本立场的诸多渠道。

此外，恢复帝制严重牵动列强华利益，列强的反对之声，会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入到袁世凯的视野，绝不会被假的《顺天时报》所掩盖。比如，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联合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

“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这种警告很自然地被汇报到了袁世凯那里。袁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更不得不出面正式回应称：当局本无意改变国体，只因国人呼吁恢复帝制者甚多，故“惟有尊重民意”。稍后，法、意两国加入，“三国警告”又升级为“五国警告”。

这些警告，是袁克定无论如何都屏蔽不了的。袁克定不是傻子，袁静雪却说他想着单凭一张假《顺天时报》，就要蒙蔽袁世凯，冀望着让袁世凯产生日本和列强都支持他称帝的假印象。这种事，岂非荒唐？④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合情理的荒唐叙述，是因为“袁克定伪造假《顺天时报》”之说，是一桩以讹传讹的伪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中新书局先后出版《袁世凯轶事》（6月）、《袁世凯轶事续录》（10月）两书，内中载有“乞丐劝进”“妓女劝进”等诸多与袁称帝有关的不光彩传闻。但其中尚无任何“伪造报纸”的内容。

最早记录“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之事者，是一份叫做《虎厂杂记》的材料。

1926年，民国著名媒体人戈公振写成《中国报学史》一书（次年出版），援引摘抄了一段《虎厂杂记》的内容。其中提到，伪造报纸欺蒙袁世凯者，并非袁克定，而是袁乃宽；伪造的报纸并非《顺天时报》，而是上海《时报》。

其原文如下：

“近人《虎厂杂记》载此事（注：指袁政府强迫各报纸使用洪宪纪元）甚详，并言及假《时报》事。亦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其言曰：‘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⑤

戈公振的《报学史》，是中国首部报业史专著。戈氏亲历过袁时代，1914年入上海《时报》，历任校对、编辑、总编辑等职。对当时的报界掌故了解甚多。他所援引资料的来源《虎厂杂记》，或已失传，难考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戈氏的描述，只能知道该《杂记》是其同时代之人的作品，成书必早于1926年。戈氏很认同该书的史料价值。

伪造报纸者是袁乃宽等辈，伪造的报纸是上海《时报》，事情就都合乎情理了。

袁乃宽与袁世凯，并非血缘之亲。晚清之时，袁乃宽攀附袁世凯，对其“执子侄礼”。进入民国后，袁乃宽仕途畅通，获授陆军中将。袁世凯谋划称帝，袁乃宽参与组织筹安会，为其摇旗呐喊。通过收买、威逼等手段，来整合媒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支持，是袁乃宽当时的一项“本职工作”。他伪造上海《时报》，其实是为了完成自己的KPI，来向袁世凯邀功。梁士诒的情况大体相似。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亦被国内舆论视为“帝制祸首”之一。

上海《时报》与《顺天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前者代表的是“国内民意”，后者代表的是“日本的半官方舆论立场”。对于前者，袁世凯要的，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登拥护帝制的文字”，以粉饰现实政治，至于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并不重要。这与他对后者，也就是《顺天时报》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袁世凯之所以对“假上海《时报》事件”震怒，并不是因为该报上面刊登的“民意”是假的（这对他来说不重要），而是他意识到了袁乃宽等辈没有尽职尽责去完成他们该完成的KPI，反用假报纸来蒙蔽自己。

如前文所言，“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之说的最大漏洞，是这种伪造毫无意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蒙蔽袁世凯的作用，因为袁有更多更可靠的渠道去了解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但“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则不然。这种伪造的目的，是向袁世凯展示其“工作成效”，若无意外事件发生，袁世凯也不会想到亲自去市面上买一张上海《时报》来比对。替他监控、整理报刊舆论者，即是袁乃宽等辈，露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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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袁乃宽；右：1955年版《中国报学史》封面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无一字提及“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显见这说法在当时还不存在，至少连戈这样的资深媒体人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民国时期坊间流传的“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也都是指“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包括其他国内媒体）。

比如，鲁迅1927年在文章《扣丝杂感》中写道：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⑥

虽然鲁迅没有说出具体的报纸名称，但从“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一句来看，显然是指那些反映“民意”的国内报纸、而非反映日本外务省立场的《顺天时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本《而已集》，相应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袁静雪所谓的“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再比如，任白涛1941年出版学术著作《综合新闻学》，提到袁世凯“因为畏惧舆论，故在称帝之前，仍不怠于阅报，遂致左右利用他的心理，按天把反帝的报纸改成拥帝的报纸”，书中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其他。⑦

以上种种，均显示在民国时代，流传的不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而是“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不过，鲁迅与任白涛等人均认为袁世凯会在意上海《时报》的拥护文字是否代表真实民意，则未免太过天真。袁世凯要的，是上海《时报》真的刊登拥护文字，而不是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

然而，袁克定远比袁乃宽出名，《顺天时报》也远比上海《时报》更广为人知。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之说，便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比如，阎锡山1958年在台湾做口述回忆，即提到：“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⑧阎锡山不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这些信息无疑来自道听途说。

再比如，袁的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奉命为文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唐一面承认自己对袁的家庭内部情况“不甚详悉”，一面也依据道听途说，称袁克定“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

历史典故、历史名言在传播过程中，名气小的元素被名气更大的元素取代，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比如“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段话，本来是胡适的一个朋友说的，由胡适转述在了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传来传去，便成了胡适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出自一位英国女作家，结果也成了伏尔泰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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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这个故事的最终成型，是袁静雪1963年撰写的文史资料。如前文所言，袁静雪虽然自称亲历者，但她这段回忆资料，在事理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袁乃宽伪造假国内报纸完成KPI欺蒙袁世凯，是正常人可能会做的事情；袁克定用假《顺天时报》来伪造他国的政治立场，却只有完全不懂现实政治运作的傻子才做得出来。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袁静雪在撰写文史资料之前，已听说过此类传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选择了将自己打扮成亲历者，植入传言之中。至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斯人已逝，也无相关资料留存，已不得而知。

但也有一项案例可供参考与管窥。那就是与袁静雪大略同期，也在写作文史资料的沈醉。据沈醉日记，他撰写文史资料时，存有一种心态，就是力求多得稿费，以改善困顿的生活。沈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一天四五千字，一月的收入的确可观”（为凑字数，沈在很多事件中将自己伪造成了亲历者）。结果，这种做法引来了上面的批评，被指责“不必过多描写，简洁一些”。受到批评后，沈在日记中承认：“这是我追求字数想多得稿费的毛病，今后必须注意改正”⑨。

与沈醉大肆铺陈写了几万字相似，袁静雪的回忆文字也有五万余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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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史资料选辑 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P145-146。
②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P56-60。
③④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4辑 民初政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P179-180。《虎厂杂记》之“厂”，音、义当同“庵”。
⑥ 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1927年9曰1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三卷，P370。
⑦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据1941年版影印），P78。
⑧《阎锡山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P121。
⑨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第4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P33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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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哪有什么“新美国”？（附音频）
原创 赵晓 全球善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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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善商原创

作者|赵晓

导 语



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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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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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出现了一个名词“新美国”。有些人认为，美国从来就是变化的美国，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山巅之城”；后来是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民族大熔炉”；现在和未来将是全世界各色人种移民构成的“沙拉大拼盘”；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全世界的美国，全世界的人涌入到美国，美国当然就变成了“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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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位杰出的、先知性的政治学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特别强调：随着在美国的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面前，“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外部，而是将发生在美国内部；亨廷顿并做出了美国政治将走向极化的预判：“美国精英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而大多数美国公众则赞成美国保持已经三个半世纪之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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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所谓“世界主义社会”的主张就是在漂亮的“全球化”的旗帜下，让美国变成“非美国”，或者美其名曰变成所谓的“新美国”。



这个“新美国”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领袖，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就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预警：“美国正在走向衰败，这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罗素·柯克还清楚地指出，首先被谋杀的，是“保守美国”的根基：清教徒价值观。



这意味着“温水煮青蛙”式的美版“颜色革命”至少已经历了70年之久，但其加速却是近30年！



以“新美国”为旗号的美版“颜色革命”自克林顿以来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开始加速，特别是在“总加速师”奥巴马同志的极力推动下，大步往前推进。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16年6月17日公布的资料，奥巴马政府从2009至2014年，共接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难民人数为83.2万。从2015年开始，奥巴马大批接收叙利亚难民，穆斯林难民数量可能超过100万（参见何清涟：《奥巴马的8年 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奥巴马同志执政期间，美国基督徒人口比例在2007年至2014年间，从78.4%下降到70％。白人基督徒的比重下降更加明显。1976年，美国白人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1%，白人新教徒的比例也达到55%。但到2017年，只有43%的美国人是白人基督徒，30%是白人新教徒（美国研究机构P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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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比较，非基督教信仰人士比例从4.7％上升到5.9%，其中穆斯林比例增加了一倍；无神论者的比例增长近一倍；没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比例从2007年的16.1％上升到2014年的22.8％。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数据，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增长全部来自少数族裔。2019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60%；少数族裔人口比重接近40%，正引发美国种族生态的“颜色革命”。



这意味着，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也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经典新教美国正在渐渐远去，成为一道历史的背影。



美国专栏作家杜塔特认为：“新美国正在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唯一的、真实的美国（转引自沥泉、愈嘉：《解构：“新美国”吞噬“旧美国”》）”。按目前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传统的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基督徒将沦为少数民族，预计到2040年降到40%，而美国无宗教化人数到2050年可能上升到26%，届时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宗教化人口的国家。



现代人喜欢“变化”、喜欢“进步”，“白左”就用“进步主义”的标签来忽悠人，于是大家一齐为代表“进步主义”的“新美国”而欢呼、喝彩；尤其是美国的白左以及受白左影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象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争相拥抱这个“新美国”。



当前，拜登政府更是全力以赴，加紧推动“新美国”彻底翻转且成为不可逆转：拟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言明，五年给绿卡，八年给入籍。为何不是九年十年，而是八年以后？因为到那个时侯，正是新一届大选的关口；如果抓紧时间，在选前大批办好入籍，这1100万新选民的数量可确保民主党永远胜选、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新美国”永不回头。



虽然很多人一听“新”就高兴，一听“进步主义”就向往，但对饱尝过“左祸”的中国人、东欧人、越南人、古巴人来说，却难免抱以警惕。因为新名词包括“新社会”之类的，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但结果却是非常地不堪，因此很怕再上当受骗。



张维迎教授有句名言：当“新社会”烧毁地主与农民的那张地契的时侯，一夜之间中华世族几千年的信用也被烧毁了。



过去，经济学家这样批评“公有制悲剧”：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人人都不惜烧毁公家的房子。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白左真是太坏了，为了煮熟自己权力的鸡蛋，不惜烧毁美利坚200多年的房子，还妄图连根拔除人类2000多年的基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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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意义，这是它们无法走向繁荣的理由。只有美国，这个典型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崇尚工作的意义，以工作为荣。这一切源自新教伦理——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并通过工作来荣耀上帝，这一清教徒的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标准。



然而在“新美国”的叙事中，个人不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不再追求工作的荣耀，白左把产生的一切问题推给社会，推给大公司，推给政府，推给阶级，推给男人，推给白人，推给阴谋论，对“社会变革”的热情超过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保守主义之“新教美国”的价值观被“进步主义”之“白左美国”彻底解构时，美国也就被掏空了灵魂。白左的做法除了形式上更加隐蔽外，本质上和当年“红 ZUO”号召穷人起来造反，让社会秩序瓦解，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很显然，对于所谓的“新美国”的“新”，善良的人们无疑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搞清楚“新”的外衣下究竟是什么东东。



因为过去我们上的当实在太多了！好听的名词下，包裹的也许是非常坏的东西；所谓的“进步主义”，也许本质是“退步主义”；表面上的“好心”，暗藏的也许是“私心”甚至“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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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奥巴马、拜登所宣称的“新美国”正是这样！



“新美国”有什么新东西吗？没有。可以说完全是国际上早已出现过的旧的、烂的甚至臭的东西，其核心内容包括：



敌视基督信仰

抛弃新教伦理

以“全球化”和人权包装的非法移民

高福利社会

低效率经济

大政府甚至极权政府

多元文化

相对主义以及身份政治带来的信仰与道德沦丧

族群撕裂

社会冲突

……



曾几何时，在过去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在类似漂亮口号和旗帜下，人们见识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帝国的诞生；见识了伊朗如何从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国家倒退回原教旨政教合一的国家；委内瑞拉如何从一个富庶国家变成一个穷国；也见识了南非如何在激进的口号下从一个现代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治理混乱、社会经济倒退的国家。



现在，浩浩荡荡非法移民闯入、泥沙俱下、族群冲突的“新美国”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也许是：



腐败的委内瑞拉+倒退的南非+因高福利而失去活力的欧洲+动荡与冲突的中东！



当年，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强调：＂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上帝和《圣经》是不可能的(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第一届大陆会议成员Patrick Henry 则进一步谈到：＂（美国）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宗教上,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



第28任总统Woodrow Wilson 如此告诫美国人民：＂美国被建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建立，是要成为一个践行神圣圣经所启示的公义要素的榜样 (America was born a Christian nation。America was born to exemplify that devotion to the elemen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revela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如果说以上是美国先贤对美国人民的正面教导，那美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们还从反面对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约翰.亚当斯，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任总统这样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参见《美利坚众合国的历史：由发现新大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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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26任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警告：＂在这现实世界中, 一个没有教会的社会，一个放弃，嘲弄和忽略他们信仰需要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快速下滑的社会。＂



第40任总统里根则指出：＂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受神所管理的国家, 那么, 我们就必然成为二流的国家 (If we ever forget that 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n we will be one nation gone under)。＂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也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警告：“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 美国也就不再伟大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she is good。If America ceases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从人类历史看，“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旧约《圣经》清楚显示：当以色列人敬畏上帝时，就得祝福；当以色列人偏离（ LEFT ）上帝且不悔改时，就受咒诅和灾祸。



以色列之外，历史上的罗马、欧洲的蛮族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自不例外。



过去，美国受祝福，是因为这个国家虔诚地信仰上帝。以教育为例，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90%的大学校长是牧师。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威廉马利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都是由基督徒牧师建立并隶属于教会, 其出发点都是要为基督造就年轻的一代。



约翰·哈佛, 牧师, 哈佛大学 (1636年) 的创始人，他创办哈佛大学的宗旨就是:“任何一个学生都会被清晰地教导和迫切地要求, 认真思考他的生命和学习的终极目的: 认识神和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因此, 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知识和学习的根基, 并知道惟有主赐人智慧; 愿每个人都能严肃认真地透过祷告寻求基督作他的主宰和主人。”



看看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何等地偏离上帝，世俗化、白左化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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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咒诅和灾祸自不远矣。不妨看看美国自1963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祷告后的部分统计数字:



15-16岁的性传播疾病上升226%; 离婚率上升111%; 非婚夫妻上升536%; 非婚生育上升325%; 10-14岁少女的怀孕上升553%; 暴力犯罪上升995%。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则显示这样的结果:



全美每24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 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 每68秒一起抢劫案; 每51秒一起严重伤害案;每27秒一起暴力犯罪。加在一起, 每3秒钟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过去，世界各国的人都无不崇尚和羡慕美国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分立、选举公正等等。然而，2020美国大选，美国让全世界的眼镜都掉了，原来美国已经如此腐败、腐朽；美国人则惊呼自己的国家竟然变成了“大号的委瑞内拉”！



未来的美国，随着“白左主义”泛滥，美国或继续偏离上帝，偏离以基督建国的根基越来越远，美国因此会进一步腐败、腐朽、腐烂到一个什么地步，同样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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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耶利米书，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



上帝问耶利米：“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



上帝感叹：“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上帝责备：“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上帝最终警告：“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这是上帝当年对以色列说的，是不是也象是对今天的美国人说的呢？



有一天，当美国的灯塔倒下、“新美国”的泡沫破灭时，请千万记住：这正是美国不再当上帝的儿子，非要做世界的浪子的必然结果！



有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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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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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很成功，根本就没有失败 | 短史记
赵冬梅 短史记-腾讯新闻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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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赵冬梅
编辑丨吴酉仁


宋神宗登基后，希望通过变法，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



变法最大的障碍，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找到那个善于理财的人。宋神宗的第一人选，原本是做过两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走儒家路线的张方平。但偶然因素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张方平刚刚就任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丁忧守制，退出了政坛。



最终上来的，是王安石。



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真意



王安石走的是法家的路线，宣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如司马光所言，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



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政策的常见误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一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



生活在21 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现代人以今度古，鄙视司马光，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平，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革开放以来之中国”。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判断数千年前的历史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



过去四十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



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盛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责备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韩非子》“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变法的初衷就是这样，那么，变法的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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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像


二、王安石其实是「成功」者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有可能引发无名之火的题目。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知之甚少，却无比笃定地相信，自己所知道的都是真理；一旦谁说出不同意见，或者提醒他们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他们便会气得脸色发青、指节咔咔作响，在键盘上敲出一连串血腥的语句，像连珠箭一样射向假想的敌人。



“王安石变法”，正是这样一个题目。他们相信，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等于进步，等于正义；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是死硬的顽固派。因此，任何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性说法，以及对司马光除史学成就之外的任何肯定，都是应当被唾弃、被打倒的，包括说话的那个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衡量标准不同、观察立场不同，观感当然不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衡量标准与观察立场。



第一，“评价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依据言论，还是依据行动，是依据动机，还是依据效果，这应是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经学造诣、思辨水平和知识广度皆高出一般，文章更是写得漂亮。但是，王安石变法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国家政策，是政策就必然要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所以，看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动机怎样，而是看他和他的政府做了什么，对国家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我们站在哪里看历史？看历史当然要看长远、看大轮廓，但是，也要看当时，关心那些生活在当时的、受到王安石政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没有“人”的历史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第三，还要修正一个传统观点。传统观点关注对立，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上层指官僚、地主和商人，下层指普通农民，所以，传统观点赞美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上层利益的削减，好像这样社会下层就会得到好处。其实不然，损有余未必补不足。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有矛盾，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社会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与皇帝的诉求、朝廷国家的利益之间未必能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标准和立场如下，第一看实施，第二看当时，第三考虑社会整体。



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役法改革、青苗贷款、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很大的一片园地，专家众多，著述如林。在这里，我只想通过一个例子，管中窥豹，来看一看新法的精神实质。



这个例子就是程昉淤田破坏民田案。



淤田属于农田水利法，简单地说，就是把河堤打开一个口子，人工制造洪水，借水力把河底淤泥输送到岸边洼地，以期改良土壤，制造良田。可是，洪水哪能那么听话？宦官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被人告发“堤坏水溢，广害民稼”。官司打到中央，惊动了神宗皇帝。程昉解释说，淤田是老百姓自愿请求的。怎么证明呢？程昉说，他在淤田之前，先派出官员征求当地意见，拿到了淤田“知情同意书”。那么，程昉拿到的究竟是由谁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呢？逼问之下，程昉承认，他拿到的是“诸县乞淤田状”，也就是各县的县政府请求淤田的状子。换句话说，程昉并没有挨家挨户去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属于强制性淤田，并且确实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程昉淤田违反了新法所标榜的自愿原则与利民主张，所告属实。神宗因羞耻而愤怒。王安石说：“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也就是说淤田这个事情得到中央淤田专员和各县官员的请愿书就够了，哪儿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呢？这句话干脆利落地否定了淤田行动的实施前提——百姓自愿，从而间接否定了新法所宣称的目标——利民。紧接着，王安石又说，程昉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额达到了四千多顷，因此，“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就算是在“知情同意”这个问题上说了谎，也没有怪罪理由啊！



神宗随即转怒为喜，然而尚存犹疑，说：“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实利”指朝廷国家通过淤田所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比，老百姓的无辜受损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差失”了。



一言以蔽之，王安石和神宗真正在意的是“实利”，而非“利民”。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才是王安石新法的追求，至少是它的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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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像


比如受到批评最多的青苗法，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发放的季节性小额借贷，打着救荒济贫和限制高利贷的旗号，号称“凡此皆以为民, 而公家无所利其入”。实际上怎么样呢？首先是利率其实并不低。青苗钱一年两次发放和回收：春天贷的夏天还，夏天贷的秋天还。政府规定利率20%。听起来不高是吧？然而这只是半年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是40%，甚至更高。贫苦农民借了还不起怎么办？好办，拉上富户一起借，互相担保，穷人还不起，富人帮帮忙。青苗法最初宣称是自愿借贷，结果在地方官的执行中却变成了强制贷款，等于是新增税费。



再比如免役法。役是老百姓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通常以无偿劳动的方式进行，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宋代军人职业化，老百姓免除了兵役负担，只服劳役，比前代自由了不少。免役法规定，老百姓不再身体力行亲身服役，而是出钱来换取自由，政府拿这个钱向市场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役分很多种，穷人有穷人的役，富人有富人的役，富人愿意花钱买自由，穷人没钱可是也要出钱免役。正式的免役钱之外，还有“免役宽剩钱”，这个钱干什么用？多收出来以备政府不时之需。而且，按照原来的役法（差役法），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太困难的群众是彻底不服役的，现在也要交助役钱。总而言之，只要能增收，名义可以创造。王安石新法所创造的这些敛财方式，听起来非常“先进”，处处流露着创新气息。但是，你要深入进去，看看当时人的感受，就并非如此了。



过去权威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根本就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神宗驾崩以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 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 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在神宗对西夏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



王安石和他的团队，的确是理财的天才。



三、司马光为何会「失败」？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军人、百姓的热烈欢迎。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几千名开封百姓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给百姓寻一条活路！



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神宗政策之苦的人们盼望他，希望他能够把宋朝国家和社会带到一条不同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王安石—神宗路线的支持者虽然不愿意，但是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是当时的朝野共识。



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那个合适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在执政的十八个月当中，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不仅如此，官僚集团的分裂也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分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司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废除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废除市易法，政府从经济领域后退，恢复工商业的活力。斥退聚敛之臣，表彰爱民之官。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宦官，不让宦官统兵，以免引发祸乱。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希望和解，重返多元宽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事调整是必须进行的。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



然而这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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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像


司马光远离开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政治模式。所谓“国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难题：他需要论证变革的思想基础，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统一思想，避免官僚队伍的动摇和分裂。为了统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舆论队伍，掌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能发出尽可能一致的声音来。新法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广大官僚队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要改变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队伍的稳定，该怎么做？新法推行之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政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持，需要对国家财政运行状况充分了解，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关于财政问题，司马光显然想得太简单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政本来就困难，司马光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增收。在王安石—神宗路线指引下，政府规模、官僚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突出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司马光上来之后，废除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政府怎么支持？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司马光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听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却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为什么？钱不够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还是很丰富的，应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通盘考虑国家的财政安排。可惜，这样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家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认识。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队伍。爱戴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边，第一，缺乏财政、行政专家。财政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神宗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定细则，曾布回答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忙，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一定在行政机构里，财政专家在户部。



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追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台谏官是可以批评他的，所以，苏轼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苏轼能喊，就说明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追随者揪出来斗，赶出政府。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面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



作为政治领袖，司马光干净而无力。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他批评王安石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梦想靠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凝聚开封军人、百姓期待的“司马相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历史却选择由他来解决神宗死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就注定了结果的悲剧性。在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王安石的追随者重掌大权，仇恨爆发，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道德破产，北宋政治耗尽了它残余的理性，彻底偏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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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已获授权。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著有《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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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王安石，忍不住想转一篇郑永年的文章。同时强烈推荐他的《贸易与理性》一书

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
顶层的永远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

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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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我为什么说，只有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新V悦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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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文



我比在座各位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注：此话讲于2005年）。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经历告诉我，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的好朋友就是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列强中只有一个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成都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大学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更迭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这个钱就没有了，一直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大家告诉他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都找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美国人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教授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



这样大家才知道，尽管中断了几十年，但这笔钱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了。



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修美军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



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亲眼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



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过。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说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才搞到这个程度。当时中国人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枪了美国人也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



美国地勤人员还因为中国人偷东西被炸死过。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



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是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了美圆，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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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



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会放的……"（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应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



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那边参观的日程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我就很失望，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那里。



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区别？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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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



麦金利堡的墓碑，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每个都是一样的。



墓碑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墓园前面刻了一些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



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



这个小伙子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



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



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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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



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时读的那个“窝门”，women。



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到朝鲜去，看到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边的帝国主义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告诉我，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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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是一个系统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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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写《雪隐鹭鸶》是我的写作生涯中很例外的一件事情。我通常写一本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金瓶梅》我觉得不知不觉就写完了。我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写一点，感觉没怎么开始这个书就写完了。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读《金瓶梅》的次数太多了。



我还记得我刚调到清华，那是一个大夏天，跟我爱人一人一个房间读《金瓶梅》，我看完一本传给她。她其实也看了很多遍，做了很多笔记。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写关于《金瓶梅》的文章，这种愿望特别强烈。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书中所有的问题我都熟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特别坐下来苦思冥想。所以从构思到开始写作，过程非常的顺利。所以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把它写完的。

另外，我在写《雪隐鹭鸶》之前找到了一些需要的文献，然后把这些文献都堆在我的书架上，这样我心里比较踏实。一边翻文献一边写，非常安静。所以这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最愉快的一个经历吧。


2

细读《金瓶梅》二十多年，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种影响是两个方面的。通常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是思维方式层面的，比如我们读到一本书，它的观点或者观念对我们构成某种震惊，或者会让我们反思，这是一种影响。《金瓶梅》的影响不完全是来自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你在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会受到它的那种笔法和叙事方法的影响，特别是绣像本。

我认为《金瓶梅》的文字最早的雏形是《水浒传》。《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中国章回体小说发展史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作家们对《水浒传》的评价极高，认为是它是中国最好的章回体小说的开端，那么《水浒传》的笔法和文风直接影响到《金瓶梅》的创作，这之后也影响了《红楼梦》。



所以我认为这三本书是一体的，必须联系起来考虑。尤其从叙事分析来说，《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一个系统，这样一来，它当然会对创作者产生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张爱玲，我认为张爱玲基本上她的笔法是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里面产生的。



所以多年来的阅读，这也对我的文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倒 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大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手法等叙事修辞的比较层面，较少注意到两者在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复杂关系，更无法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重要改造与超越。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清]《怡红夜宴图》（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而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至李商隐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并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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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导演的“豪横情史”
原创 吃瓜的万小刀 万小刀 昨天
一、



1968年，浙江姑娘樊馨蔓两岁的时候，17岁的张纪中下放山西原平插队，喜欢上女知青王玎，追了3年后两人结婚，很快生下一个女儿。

随后张纪中先后报考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山西省艺校，都因政审原因被拒。最终，在67届老知青的帮助下，张纪中在煤矿上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那时矿务局有一支业余文艺队，大部分成员都是矿工，张纪中来自北京，能说会唱，很快成了这支文艺队的中坚力量，这为他日后做制片人，埋下了伏笔。


岁月蹉跎到1977年，26岁的张纪中，到山西省会太原找同学程鹏玩，恰巧程鹏父亲的老朋友孙道临来太原出差，顺道看望程鹏。

张纪中见到著名演员、导演孙道临，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孙道临觉得小张其志可嘉，便推荐张纪中进山西省话剧团成为一名演员。

1978年，27岁的张纪中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西安事变》，只有8句半台词，一共141个字，但毕竟是第一次，于他来说意义重大。

第二年，28岁的张纪中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晚上，因一段“俄罗斯水兵独舞”被广西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相中。


导演又得知张纪中岳父母是原中央广播电影事业局的局级老干部，便让他在电影《苦恋》中担任男主角。后因《苦恋》作者白桦受到批判，电影也被封杀。

导演觉得对不起张纪中，更不愿意在这个非常时期得罪张纪中岳父母，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他推荐给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在电影《舞恋》中演男主角。

巧合的是，《舞恋》的女主角，正是之前被封杀的《苦恋》女主角，程晓英。


1981年上映的《舞恋》，并未令张纪中成名，但当时还是白面小生的他，却打动了一个女孩。她从电影画报上剪下他的剧照，随身一带就是15年。

这个小女孩，就是杭州姑娘樊馨蔓，当时正上初中，只有15岁，距离和张纪中相逢还有数年时间。



二、



30岁的张纪中，并不能预测小他15岁的樊馨蔓，日后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掀起什么风浪，此时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妥善解决王玎对他和程晓英的怀疑。

程晓英比张纪中还要大4岁，但成熟性感、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岂是糟糠之妻可比的。


然而原配夫人王玎父母的背景，又是张纪中不能放弃的。于是张纪中选择回到太原，与王玎继续生活。

到了1982年，一个叫杜星霖的小女孩悄然出生，网上几乎没有她的信息，她既神秘又低调，仿佛生长在黑暗里的一朵玫瑰花，默默等待着日后那个男人。

5年后，36岁的张纪中担任制片人，和导演张绍林合作，拍了一部《百年忧患》，获得当年飞天奖提名。

随后，他陆陆续续又拍摄了一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在业内有了一点小名气，很多人都称他们的团队为“太阳集体”。


张纪中深知太阳只能有一个，报了中戏的进修班深造学习，由此认识了中戏女生王菁华。

王菁华比张纪中小21岁，东北人，童星出身，长得高挑漂亮，两人很快出双入对，后来王菁华毕业，遇到香港导演徐克伸来的橄榄枝。


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正是“双周一成一李”的黄金时代，想要在内地寻求市场的导演徐克，在《黄飞鸿1》大获成功之后，接着要拍《黄飞鸿2》。


王菁华面对这样的机会，当然很心动，但徐克的电影都会把演员签到自己工作室，根据香港公司惯例，艺人不许谈恋爱。几番权衡之下，王菁华选择了徐克。


但王菁华并未因徐克电影一炮而红，反而是后来与张纪中合作，演了李雪健版《水浒传》中的林冲娘子、邓超版《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才为人知。

1991年，央视准备拍《三国演义》，40岁的张纪中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果断放弃了山西电视台电视剧制片人的身份，转投央视剧组。

此时的张纪中，经岁月打磨，早已不是白面小生，留起了胡子的张纪中，常常因为外形的原因，被导演拉来做临时演员。

但张纪中还是更享受幕后的感觉，于是到了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张纪中便主动请缨，担任《三国演义》第四部分“南征北战”的制片人。


因为干得不错，随后张纪中被央视正式从山西电视台挖走，当年的小女孩樊馨蔓，从中戏进修毕业后也进入央视，与张纪中在此重逢。



三、



为什么说重逢呢？因为两人早在中戏进修期间就认识。

关于两人的结识，坊间流传版本甚多，还有说樊馨蔓本是一饭馆服务员，处心积虑攀上张纪中的。但万小刀经过核实，发现那些版本谬误太多，不值得采信。

我对人性抱有希望，所以更愿意相信，大多数爱情，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张纪中在中戏进修时，小他15岁的江南美女樊馨蔓也在读进修班。

有一天，樊馨蔓的同学约她到张纪中的宿舍串门，当时张纪中正在对其他同学滔滔不绝，当他看到年轻漂亮的樊馨蔓时，眼中一亮，讲话都心不在焉了。


后来，张纪中以借书的名头，去樊馨蔓宿舍找她，在她宿舍里发现了一张许多年前自己主演的《舞恋》的海报。


张纪中就问樊馨蔓：这老掉牙的东西，你怎么还挂着？现在小女生不是都挂刘德华、郭富城吗？樊馨蔓却说，这可是我的偶像，他伴随了我15年了！

张纪中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知道这个演员是谁吗？就是我！”

樊馨蔓听到后大吃一惊，依稀从张纪中茂密的毛发中，找寻到了当年的痕迹，感叹于命运的安排，两人相熟。


1995年，王玎与44岁的张纪中离婚，此后远走他乡。

同年，31岁的马云想做一款互联网产品，但没人能理解他的想法，也没人愿意给他投资，他到北京寻找机会，正好碰到了在《东方时空》做编导的樊馨蔓。

樊馨蔓当时根本理解不了马云说的有关互联网的一切，但她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说：“我可以帮你个忙”。

此后，央视《东方时空》播出了专题纪录片《书生马云》，这让马云得到了足够的关注，推动他在未来真的改变了世界。


正因如此，马云一直把樊馨蔓视作他的恩人。

更有消息称，为了回报当年的恩情，马云还把自己手中的部分华谊股份赠给了樊馨蔓，而这些股份，最终落在了张纪中的手中。


可是马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些股份，让张纪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资本的好处之余，也为后来的“大事件”埋下了一颗暗雷。



四、



1996年，45岁的张纪中作为《水浒传》的制片主任，再一次给全国观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远在香港的作家金庸也看到了这部剧，深表认同。


3年后，张纪中得知金庸有个“1元钱出售改编权”的想法，便立马联系了金庸。


1999年，48岁的张纪中和75岁的金庸在杭州见面，两人以“1元版权费”签订了《笑傲江湖》作品改编权。


张纪中看金庸这么大度，便找到一个年份吉利的1元硬币，密封在一个圆形的特殊玻璃当中，做成一个摆件送给了金庸先生。

此时的张纪中还没有后来的江湖气，更没有花开满地。金庸看中了他背后央视的“金字招牌”，希望能够凭此来打造自己在内地“根红苗正”的地位。

后来，通过央视的电视剧，确实让金庸先生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但却也把“大胡子”张纪中推向了名利钱色的深渊。

拿到了《笑傲江湖》改编权的张纪中，正式开始了他的“金庸翻拍之路”，首战告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


央视赚得盆满钵满，金庸先生也十分满意，张纪中也名利双收，一石三鸟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鹿鼎记》《倚天屠龙记》，一部又一部张纪中版的“金庸剧”陆续出炉。

随着江湖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手中高举着央视“虎皮大旗”的张纪中，逐渐功成名就，让无数新生代的女演员们竞折腰。

渐渐地，张大制片人爱用刚出道的女演员，成了圈内人所共知的典故，于是和另一位女明星的故事也如一对大白兔一般，呼之欲出。



五、



2002年，张纪中51岁，同居12年之后，36岁的樊馨蔓终于结束了无证驾驶的日子，如愿以偿拿到“小红本”，和张大制片人升级为合法夫妻。

同年，张纪中任制片人，孙海英、吕丽萍主演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后大火，口碑爆棚，网友们看待张纪中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于是，张纪中再次对“金庸剧”动手，筹拍2003版《天龙八部》，该剧集齐了胡军、林志颖、高虎、刘亦菲、陈好、刘涛、钟丽缇、蒋欣、郑爽等演员。


此时正准备踩着琼瑶经典IP《还珠3》一飞冲天的刘涛，没想到因此剧恶评如潮。

即便在剧中，20多岁的刘涛只穿着一个肚兜楚楚可怜，当时也还没有“这么美的背不拔罐可惜了”这样的梗，大露特露的刘涛还是没能在娱乐圈一帆风顺。


收到张纪中的邀约，让她喜出望外，义无反顾地奔向《天龙八部》剧组演“阿朱”。


随后，网传刘涛和胡军相差10岁，但却假戏真做，绯闻乱飞。还有网友爆料，说两人在情不自已时，曾大声“朗诵”骆宾王的“鹅鹅鹅……”

可能是声情并茂感染了附近的制片人，于是制片人也参与了“朗诵”，此处省略3000字。


后来，剧组拍摄结束，上述绯闻，也被间接辟谣，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

《天龙八部》播出后好评如潮，刘涛也水涨船高，闯出了一些名气，于是得偿所愿的刘涛，和“恩人”张纪中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6年，28岁的刘涛拍完央视出品的《白蛇传》后返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涛声依旧”影迷见面会。在此期间，刘涛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一会儿过后，一位神秘嘉宾从天而降。此人正是本应在九寨沟拍摄《神雕侠侣》的张纪中。大家都道刘涛好大的面子，居然可以请动张大制片人拨冗光临。


张纪中却解释说，这次只是回北京办一些公事，次日就要返回拍摄现场。事实真是如此吗？



六、



后来樊馨蔓回忆，她和张纪中在2006年开始分居，结束了16年的同居生活。

当时没人发现，或许是因为这一年，张纪中真的很忙。

3月底，带着《神雕侠侣》的主创黄晓明、刘亦菲们开始宣传开新闻发布会，下半年就又投入到黄晓明、钟汉良主演的《鹿鼎记》的筹备阶段。

但无论是什么活动，张纪中的身边都会跟着一个小姑娘，比他小37岁的何琢言。


这一年，雅虎举办“雅虎搜星”活动选秀，19岁的河北姑娘赵丽颖成了冯小刚组的冠军（详见万小刀公众号往期文章：《最招黑“冯女郎”洗白史》）。

18岁的江南美女何琢言，则是张纪中组的冠军。至于另一位大导演陈凯歌组，冠军则是一位叫艾力江的新疆男生。


比赛结束后，何琢言就开始了自己“一帆风顺”的演员之路，在张纪中电视剧《鹿鼎记》中饰演双儿，并直接签约华谊。

此后又出演了张纪中的《大唐游侠传》《兵圣》《倚天屠龙记》《西游记》，等等。这让无数人怀疑她与张纪中之间的关系，毕竟当时张纪中手握华谊的原始股。


直到后来，有记者发现何琢言出现在张纪中的家宴中，何琢言的一声“舅父”，打破了之前的所有猜测，既是自家小辈儿，受到关照无可厚非。

可是，这种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亲属关系，为什么张纪中和何琢言，此前都一言不发，任由谣言满天飞呢？

可能是因为张纪中并不在乎。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公关策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无论如何，2009年华谊上市后，手握原始股的张纪中鸟枪换炮，不再只是央视一个金牌制作人，不再只是演艺圈“大哥大”，而是已经跨进了资本的江湖。

当年，所有人都知道冯小刚是第一个赚到2亿的导演，却很少有人看见，他的名字下面，还有一个仅次于冯小刚持股数量的张纪中。

虽然，张纪中没有选择和冯小刚一样，第一时间就套现，但手中持有价值1.53亿的股票，还是让张纪中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


于是，从此以后，他的创作不再纯粹，他的艺术里面散发出资本的气息，他开始酝酿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资本帝国。

只是这个资本帝国里，却不曾给樊馨蔓留一个位子。



七、



2012年12月，上海张纪中文化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纪中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简单单的“股份”二字，向外界释放了张纪中“挂牌新三板”的野心。

此时，樊馨蔓早已离开央视，46岁的她担任董事长，成为张纪中推到台前的代言人。张纪中本人，则作为公司最大的无形资产，隐居幕后，操控一切。

新进来的肖齐，37岁，血气方刚，负责把控市场方向及筹备上市。

早在2010年，肖齐就跟着张纪中执导了新版《西游记》，此后也多次担任导演，都是老相识。坊间盛传张纪中甚至把相差24岁的肖齐，收为干儿子。


作为央视金牌栏目《感动中国》的九届总导演，樊馨蔓的个人能力和资源不言而喻，张纪中的能力和资源也是有目共睹，再加上有华谊兄弟和冯小刚成功上岸的案例，所以很多人也都看好张纪中的未来。

于是，各种电视剧电影的资源合作纷纷提上日程。


但事情进展却没那么顺利。有传闻称：纪中文化早已负债累累，甚至快要资不抵债，当年所谓的“剑指新三板”，只是当初画的一个饼，早已没人再提。

同时，坊间还传：张纪中和樊馨蔓早已貌合神离。张本人常年住在美国，鲜少回国处理业务，公司一直由樊馨蔓和张纪中的“干儿子”肖齐负责打理。

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的一则离婚声明掀起巨浪，宋喆人人喊打，从此经纪人都变成了高危职业。

而65岁的张纪中和50岁的樊馨蔓，以及41岁的“干儿子”肖齐之间，也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橙色风暴。



八、



2016年8月30日，网爆“张纪中妻子出轨张纪中的干儿子肖齐，疑似正转移财产”。这瓜太大了，比宝强被绿还要劲爆！


然而很快，当事人之一的肖齐，微博回应，称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造谣。

随后，樊馨蔓直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反驳所有指控，自曝正和张纪中诉讼离婚，原因是张纪中在美国养了一个比他小31岁的小三，且有一个私生子。


这瓜更大更甜，简直是一瓜未完、一瓜又熟的“连环瓜”了！

但在第二天早上，刚过7点，远在美国的张纪中便通过电话回应，称樊馨蔓是在编故事，“简直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


当天晚上19点多，张纪中团队宣传人员又代表张纪中在朝阳区某酒店举办了一个记者会。问答环节很简单，重头戏是张纪中亲笔签名的书面公告。


公告洋洋洒洒，写满一张纸，但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我没出轨，但他俩给我戴了绿帽！”

当晚，樊馨蔓再次做出回应，直接“致命三连击”：

如果不是做贼心虚，你张纪中为什么不敢回国处理离婚问题？你否认小三，有没有想过身边杜星霖的感受？如果孩子不是私生子，那你敢用DNA说话吗？

次日，樊馨蔓又在微博爆出杜星霖陪张纪中去看病的照片，并在下面链接了一个豪宅的地址，上面特意注明了“与盖茨同一区”。


然而，张纪中的豪宅旁边是不是住的比尔·盖茨，我们无从知晓，倒是他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王宝强，购买的豪宅，实实在在就在他家隔壁。


两人都是在洛杉矶买的豪宅，都是被信任的身边人“绿”了，又都在同一个8月“出事”，“爆雷”时间相隔只有半月，由此可见，此地风水实在不怎么好。

此后，国内有记者联系上了“恰好”在美国的杜星霖，杜否认是张纪中小三，更没有私生子，说只是工作关系，至于微博一夜清空，是朋友干的，怕她被骂。

记者又问，为何张纪中会把美国的两处房产转入你名下？杜星霖顾左右而言他，答曰：这是张导和樊女士的家庭私事，我不知情，而且也不方便回答。


但有媒体扒出，张纪中曾在一日之内，分两次，把美国的两处房产转入“Duxinglin”的名下。


数月以后，张纪中回国，与樊馨蔓之间又上演了各种狗血剧情，乃至双方大打出手，此后不知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两人终于在2016年12月，结束了长达26年的感情纠缠，宣布正式离婚。


后来，有人说曾在美国看到过60多岁的张纪中，和30多岁的杜星霖，两人出双入对，亲密无间。


后来，又有人扒出一个据说是杜星霖的社交帐号，大部分都是晒日常的。


其中各种晒娃……所晒合照中，有大量张纪中的书，还有许多圈内的明星大佬。

看完帮忙“分享、点赞、在看”哈，谢谢。
鲍里斯·约翰逊的丘吉尔情结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成为英国首相。鲍里斯是21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其争议性会达到何种程度，还有待历史的回答。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看看他是如何看待温斯顿·丘吉尔的，这位英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在其时代最富有争议却也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任何敏锐的观察家发现鲍里斯与丘吉尔之间隐隐约约存在某种关系之前，鲍里斯本人先将自己与丘吉尔有意或无意地关联起来了。这或许也是他给观察家们的一个暗示。所有这些暗示都写在鲍里斯的《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一书中。


时间回到2015年。这一年是丘吉尔逝世五十周年，鲍里斯还在担任伦敦市长。英国国内局势并不那么美好。一年前苏格兰刚举行脱离英国的独立公投，一年后英国将举行脱欧公投，联合王国何去何从困扰着英国人。就是在这样的年份，鲍里斯出版了《丘吉尔精神》，想必他有不少话要以此托出吧！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


因此，读者最好不要期待鲍里斯会像职业传记家那样翔实叙述丘吉尔的一生。这既无必要，也无新意。丘吉尔曾写了八卷本的《丘吉尔传》，他的助手马丁·吉尔伯特则写了单卷本的《丘吉尔传》，后者是丘吉尔唯一官方传记，较真的读者可以去阅读这些。《丘吉尔精神》则融入了太多鲍氏元素，使得本书甚至可以改名为《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事实上，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21世纪英国面临重大内外挑战之际，一位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特立独行的政治家，在叨扰了他所崇拜、敬仰并在其身上找到了自我身影的伟大首相的亡灵后，发表的个人感悟与对当下的反思。这些感悟与反思对任何一位想要弄明白英国历史与现状的人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丘吉尔传》



1


鲍里斯·约翰逊其人


欲知鲍里斯所说的“丘吉尔精神”到底是什么，首先需要知道鲍里斯·约翰逊是谁。限于篇幅，此处不可能详述鲍里斯的生平，但仍需强调他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决定着他将如何看待丘吉尔，这些特点也多多少少让熟悉丘吉尔的人们不自觉地将他与丘吉尔相关联。


鲍里斯在《丘吉尔精神》中多次强调出身之于丘吉尔的影响。例如说丘吉尔是“半个美国人”、贵族出身却仍需写作赚钱维持昂贵的生活、受父亲伦道夫影响极大，等等。鲍里斯的出身多少也有点相似之处。196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在那里度过了童年，2017年才放弃美国国籍。鲍里斯也算是，但家境却不那么殷实，拿奖学金读完上流社会专属的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由此可知鲍里斯学识优秀。至于父亲的因素，我们无从得知鲍里斯与其父斯坦利·约翰逊这位老保守党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父子二人显然在脱欧问题上尖锐对立，父亲支持留欧，儿子则是硬脱欧派领导人。


本书一开篇就看到鲍里斯将丘吉尔描述为“精通演讲、风趣幽默、桀骜不驯，在他的时代标准下，他甚至政治不正确”。这当然是丘吉尔的特点，但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鲍里斯。尽管没有丘吉尔那样杰出，鲍里斯也是一名多产的作家，拥有相当高的语言与写作能力。他显然也喜欢演讲，曾在牛津大学就读时担任过牛津辩论社主席。成为首相后，在议会下院与反对党领袖科尔宾首次正面交锋时，鲍里斯几乎以碾压科尔宾的方式展示了他惊人的辩论能力。在英国文化氛围中，英式幽默是拉近人与人关系的有效方式。鲍里斯也从不缺少这一点。许多伦敦市民认为他风趣幽默、搞怪杂耍、喜欢冒险、爱好太多且很非主流。但也是因为这一点，讨厌他的人认为他是个另类、怪咖，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人当首相。鲍里斯的言行举止让人们戏谑他为“英国特朗普”。这个名称有强烈的政治蕴意，但他是否真的像反对党所说的那样是“极右势力的代表”还有待观察，但他的确不按常理出牌。





▲鲍里斯·约翰逊


或许，鲍里斯最大的特点是拥有极强的“自我”。这体现在他极强的自命不凡感上，正如他曾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世界之王”。鲍里斯也蔑视规则，那是制定给普通人的行为准则，他对规则缺少忠诚度（正如丘吉尔变换党派属性一样）。鲍里斯骨子里有浓厚的精英意识，即便他看上去亲民或拒绝卡梅伦那样的精英感。鲍里斯的权力欲望极强，但他懂得遮蔽，以他叛逆的非主流的喜好与兴趣遮蔽过大的野心。



2


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


在了解了鲍里斯的这些特点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眼中的丘吉尔。


无疑，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是一位伟人，一位绝对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伟人与普通民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上，鲍里斯走到了极端。他毫不避讳地写道：“从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到中东，我们都发现丘吉尔改变世界的痕迹”，“丘吉尔拯救了我们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宏观的，是去个人化的，是被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而《丘吉尔精神》旨在说明，一个人也能改写历史。”


就在这样极端的伟人创造历史的史观下，鲍里斯开启了他的丘吉尔崇拜之旅。不同于以时间线索讲述丘吉尔生平的传记，本书分23章讲述了丘吉尔的伟大之处，最后两章是全书的总结。在鲍里斯眼中，丘吉尔的伟大并非仅限于他一个人所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公共决策，还包括丘吉尔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以及品德。有时丘吉尔犯的错误、个性中的缺陷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鲍里斯眼里都具有某种魅力，那似乎是一位伟大人物必不可少的特征，因而得到了鲍里斯的理解、同情、宽容甚至辩护与支持。


众所周知，丘吉尔最伟大的一点在于带领英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在1940年5月，丘吉尔顶住了内阁中要求接受与希特勒和谈的巨大压力，做出了浴血奋战的决议。鲍里斯对这一决议出台的描写几乎可视作电影《至暗时刻》的极简版原著（他显然看过原著或电影）。有趣的是，鲍里斯认为丘吉尔最终赢得内阁支持是因为说了一通“可怕的胡话”，因为先前“诉诸理性的尝试失败了”，那一通胡话以“莎士比亚式高潮结束”，“以某种更热血的方式感动了内阁成员”。





▲《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


鲍里斯还认为丘吉尔是“同时代最超前的政治家”。不仅最早意识到德国的纳粹倾向，还应该与劳合·乔治一起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丘吉尔推动新技术发明与应用，“如果不是在丘吉尔想象力的推动下，坦克很可能早就失败了”。说服美国签订《大西洋宪章》，“只有丘吉尔才能让美国人放弃中立”，而珍珠港事件只是让美国参战的一个“小麻烦”。丘吉尔最先“对苏联的威胁忧虑至深”，提出了最大的战略问题，“一个许多美国人当时毫无兴趣的问题”，“铁幕演说后杜鲁门与丘吉尔撇清了关系，但他发现丘吉尔是正确的，并采纳了著名的遏制学说”。丘吉尔“颇具眼光，是联合欧洲运动的发起者”，但当时的工党政府愚蠢的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时的谈判，否则“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不同模式的欧盟，一个更盎格鲁-撒克逊化的更民主的欧盟”。丘吉尔还告诉英国人“永远不要和美国分开”，制定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战略思想。丘吉尔还缔造了现代中东，但中东遇到的麻烦不是丘吉尔的错。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还在于，鲍里斯强调、欣赏甚至崇拜丘吉尔几乎所有的方面。鲍里斯展示了许多丘吉尔在身处常人惧怕的危险时却表现出极其兴奋的故事，认为丘吉尔十分勇敢。丘吉尔的“新陈代谢一定有特殊之处”，因为“没有人在一整天的工作和喝得大醉的丰盛晚餐之后还能写出一等的文章，除了丘吉尔”。鲍里斯对丘吉尔“西塞罗式的雄辩”流露出羡慕，“老派、夸张、爱夸海口”，因为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能激发人们的情绪，“所有伟大的演说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修辞手法”，即便“一切修辞均是可疑的，其让薄弱的论点变得强大，并由此迷惑听众”。但这样的演讲在关键时刻产生了巨大意义。丘吉尔是“约翰牛”，他的品质让他能够代表英国，“他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忠于人之本性”。丘吉尔还拥有“百匹马力的头脑”，超级高效地操作多线工作，丘吉尔的抑郁不再是负面问题，成为他作为天才的某种神秘因素。鲍里斯也不认为丘吉尔是一个叛党变节的人，认为他是“伟大的跨界者”。这些让人不禁联想到鲍里斯本人：浮夸的语言、旺盛的精力、编造事实进行演讲、幽默的英国人、更接近人之本性的表现、被指责为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等等。


总之，鲍里斯眼中的丘吉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普通人、伟大的病人、伟大的酒鬼……至于丘吉尔犯的错，那是那些事件本身的错误，丘吉尔已经尽力了。写到这，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鲍里斯极端的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论是不是失灵了？答案是：没错！



3


鲍里斯的丘吉尔之问


鲍里斯写作《丘吉尔精神》，绝不是为了向世人再现丘吉尔的伟大事迹。事实上，本书通篇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丘吉尔如此伟大？丘吉尔伟大事迹的核心是什么？这或许才是他灵魂深处的发问。鲍里斯在本书序言末写道：“性格即命运，希腊人曾这样说过。我同意这句话。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更深层、更有趣的问题莫过于：性格是如何构成的？”


鲍里斯将丘吉尔性格中“自大、狂妄、神经质”等特点归于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他写道：丘吉尔的“双亲行事风格也固执任性，不受传统约束，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他们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两人对这个孩子都漠不关心”。“他的父亲先是恶劣的对待他，然后溘然早逝”，这使得“丘吉尔必须模仿父亲”，才能向父亲证明自己。不仅如此，丘吉尔还继承了其父的政治取向和诙谐的说话方式，而这样的说话方式来自英国另一位伟大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启发。此外，鲍里斯认为丘吉尔的部分个性源于“矮人综合症”，“他被这种心理障碍所困扰”，因为身高不足而产生了自卑，继而喜欢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比其他人强。


于是，鲍里斯笔下的丘吉尔变成了这样：丘吉尔的敌人觉察到，他的内心拥有巨大的竭尽所能追逐一切风浪的欲望，直到风浪在沙滩上化为飞沫，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大和神经质的形象有原因可循……丘吉尔是一个乐于铤而走险的人……他需要观众来见证他的英勇事迹……丘吉尔想象力惊人，喜欢逞能，以及拥有瞬间做出决断的能力，英雄般的冒险精神在他的血管里汩汩流动着……他对炫耀乐在其中，他还像凯撒一样，无论说过和做过什么，他都会格外注意记叙它们的方式……他渴望冒险，新闻曝光和肾上腺素，还有人们的赞誉……一切证据表明，丘吉尔是一个率直的、感情用事的热心人……非常幽默、酒量惊人、爱玩文字游戏、喜欢奇装异服……他的抑郁让他必须工作，因为他无法应对无聊……喜欢大肆推销自己……你可以从他的长寿中看到他性格的要素：坚持不懈、奋斗不息，从不放弃的本能……


鲍里斯继而总结说：“丘吉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随后，鲍里斯又说自己“深思的最后一个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也不是他如何完成了这些事，而是他的精神有多么强大，这种精力到底从何而来？”到底从何而来呢？百思不解的鲍里斯继续写道：“我们所说的精神力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难道他的基因和荷尔蒙天生具备某种内部燃烧的超级进程？难道源于他少年时代的心理状态？”最后，鲍里斯给出了答案，他说：“我总是想，丘吉尔心中一定有秘密的三段式推演，即英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丘吉尔=大英帝国最伟大的人，因此，丘吉尔=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换言之，丘吉尔有庞大的自我，是庞大的自我让丘吉尔成为丘吉尔，让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



4


《丘吉尔精神》的当代隐喻


以上是《丘吉尔精神》一书的主要内容、风格、特点与中心思想。但这本书的看点并不止于此，当今英国首相鲍里斯的《丘吉尔精神》暗含着许多当代隐喻。





▲1950年丘吉尔摆出胜利的手势


无疑，英国当前面临内外危机，一场没有刀枪弹炮的悄无声息的危机，联合王国面临着解体，也面临着重新调整其与欧洲、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丘吉尔时代的热血战争还能唤醒麻木不仁、内部分裂的政客的团结的话，这场悄无声息的危机正在吞噬着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本应该具有的最后的道德与责任。就像鲍里斯在赞扬丘吉尔做出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决议时所感叹：“很难想象今天的英国政治家有魄力做出与丘吉尔一样的选择。”


鲍里斯当然也是在为像他这样的人的冉冉升起做准备。他在讲述完丘吉尔是“同时代最超前的政治家”之后，说“如今的英国，没有人会委任丘吉尔任何公职，除非他最大限度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鲍里斯是想说人们太容易依靠表面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一位政治家了。这话当然是在讽刺西方国家对政治正确的坚守，也意味着像鲍里斯这样的人在提议政治家应该突破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限制。


鲍里斯显然也在本书中为自己浮夸的讲话风格做了辩护。辩护的依据是其纯洁的道德与动机，在此之前所产生的夸张言辞以及激发的民众情绪并无过错。鲍里斯在对丘吉尔的演讲以及批评他的人的观点做了细致介绍后，说“我想，除了一般意义的仁慈、幸福与和平，以及保留他成长起来的这个世界之外，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至于他的演说激发出的情绪，它们完全是积极和健康的。”这让人们不禁想起鲍里斯本人曾在脱欧过程中编造数据、夸大言辞，只为让人们产生惊恐后投票脱欧。这的确让人不自觉地将其与民粹风格联系起来。


鲍里斯还在本书中借丘吉尔之口为脱欧做宣传。鲍里斯强调丘吉尔是最早倡议欧洲联合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主张英国应该介入欧共体建立之际的谈判，这样才会有一个更适合英国的欧洲框架，但是当时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拒绝介入，使得英国错过了机会。等到七十年代加入时，欧共体已经基本定型，英国再无逆转可能，只能成为其中普通一员。鲍里斯还指出丘吉尔主张欧洲联合，但不认为英国应该是欧共体中的普通一员，“假如英国必须在欧洲与公海之间选择，她总会选择公海。”最后，鲍里斯借丘吉尔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展望：“丘吉尔一定会希望这个欧洲组织强大并且与美国结成同盟，而英国则在其中活跃地帮助二者稳固关系，他一定看到了联合的欧洲在对抗自信的俄罗斯和其他潜在的外部威胁时的重要性。”


本书暗含的隐喻也不止于上述几点，鉴于篇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此处只能先写到这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华人曾在海外竟建立过7个国家！

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劳节俭，意志坚韧的精神名扬海外。自古以来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善于经营，对于如何治国治家方面更是有天然的优势，对于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和中国比。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们竟在海外建立了国家？接下来让我们盘点一下海外哪些国家是中国人建立的。

1、兰芳共和国

“兰芳”，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顽强求生。

公元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今广东梅州的客家人罗芳伯乡试不第，“乃怀壮游之志”，发扬客家精神，漂洋过海，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在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一个与东印度公司相类似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

五年后，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以东万律为首都“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建立。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

罗芳伯，原名罗芳柏，罗芳伯是后人对他的尊称。生于1738年（干隆三年），“自幼学文习武为群儿冠”。

刚到婆罗洲时，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才能，又懂武术，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

婆罗洲土地肥沃，可耕可牧，又有山林、金矿，资源丰富，还有港湾可发展交通，但岛上内部各大小采矿公司之间互相争斗，外部又有荷兰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入侵，内忧外患。罗芳柏在站稳脚跟后，带领自己的伙伴，和当地人一起，协助当地苏丹首领平了土著人的叛乱，得到了首领的嘉奖，将东万律划归罗芳伯管辖。这块地方有10多万人及南北几十公里的产金地，吸附华人数万，土著好几十万，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巨大的经济实体—兰芳公司。

1776年罗芳伯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始用“兰芳”年号。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罗芳伯当了十九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临终前他还交代国民，无论今后谁为国家领导，归顺大清之心决不可变。之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七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



1886年，兰芳共和国遭到荷兰殖民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不如人而陷落，这个存在了110年的华人小国不幸灭亡。



拥有百万人口，战时可以全民皆兵的兰芳国，败在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手下，据说主要原因是武器太差。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经济的实力、科技的实力，以及军事的实力。



华人在海外建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罗芳伯不是惟一的一个，但他是惟一一个共和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之一。





2、戴燕王国



当时在东南亚建立的华人国家不仅是“兰芳共和国”一个，还有其他几个国家：



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于19世纪亡于荷兰;



戴燕王国是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一个王国，王位世袭，存在时间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余年。于19世纪中期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戴燕王国的第一代国王为吴元盛，原为广东嘉应州梅县人，清朝乾隆中后期因为谋划发动起义事泄而逃亡到东南亚的婆罗岛，18世纪中期在当地创建了很有影响力的聚胜公司，成为首领。



后来，其下属罗芳伯的威望逐渐超过了他，罗芳伯取代了吴元盛的首领地位，成立了兰芳公司，吴元盛成为罗芳伯的下属。



1777 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吴元盛是罗芳伯的手下部将，被派驻守在坤甸河北部的戴燕王国（Tayau）。



当时，戴燕国王很残暴，人民都怨恨他，1783年，吴元盛杀死了戴燕国王，吴元盛杀死国王后，人民都很感激他、敬佩他，因而被人民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后来，吴元盛逝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1783—1797年间），戴燕女王还在位。此后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直到19世纪中叶，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对戴燕王国进行了记载：戴燕在昆甸南，由昆甸南河溯流而上，约七八日，至双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数日，至国都。干隆未，粤人吴元盛刺杀番酋，国人奉以为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3、纳土纳岛国王








明朝末年，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Kepulauan Natuna，也有安波那岛等其它几个称呼）印度尼西亚北部岛群，属印尼廖内群岛省。位于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由主岛大纳土纳岛（Natuna Besar）和其他许多小岛，共由127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2110平方公里。

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约1.5 万，当时华人占八成以上，据新加坡媒体过去的报导，这一群岛上的华人一直希望独立建国，但被印尼弹压。纳土纳群岛海拔不高，全年高温、雨量多、富热带森林。







纳土纳群岛一些比较早的华人家谱记载：清兵入关后消灭了南方的南明政权，在广东沿海岛屿上坚持抗清的几百残兵和几百家不服满清统治的渔民逃到了南洋的一个小群岛上——荷兰人后来命名的纳士纳群岛!



纳吐纳群岛在当时不过是一块蛮荒之地，华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噼荆斩棘，将它开拓建设成一方乐土，纳吐纳群岛成为华人的一个独立的土邦。



可到了一百多年前，在纳土纳岛首领（也算是国王）张杰绪去逝后，内部发生纷争，荷兰人乘机灭了张氏王国。印尼独立出荷兰后，纳土纳岛群岛未能独立出印尼，像新加坡那样独立建国。这个本来属于华人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印尼的领土，看到不由得心痛!





4、暹罗王国




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是华裔郑信（1734-1782年），，生于泰国阿瑜陀耶城，史称“达信大帝”或“吞武里大帝”。







郑信的父亲郑镛是中国澄海县中外莆都（今上华镇）华富村人。清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居阿瑜陀耶城（大城）。娶暹罗女为妻，生郑信。



郑镛去世后，郑信被暹罗国大臣收为养子，接受泰国传统教育。长成后从政，官居甘碧府府尹，封爵为披耶。



1763年，缅甸入侵暹罗，郑信率部防卫暹都。四年后，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



郑信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根据地，组织反抗军，光复大城，并迁都吞武里。







1767年12月28日登基为王，史称吞武里王朝。随后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三年后统一了暹罗全国，又多次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扩张。他也派使臣到北京，入朝于清廷。



1782年4月7日，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郑信被杀。从柬埔寨前线率大军回京的却克里将军拿握政权，建立曼谷王朝。



泰国政府规定每年12月28日为郑王节。




5、马来吴氏王国








吴阳（1717—1784），又名吴让，字士侃，马来吴氏王国的建立者。原为福建漳州府海澄县山塘乡西兴村人。



马来吴氏王国演变为如今马来西亚的宋卡市。



1750年到暹逻（今泰国）南部宋卡（今属泰国，位于马来半岛）谋生。宋卡原是荒无人烟的地带，吴阳带领华侨开发垦植，使宋卡逐渐繁荣起来，吴阳因此被称为建设宋卡的第一人。



1769年，暹逻郑皇率兵南下讨平洛坤叛乱，吴阳乘机请为端四岛、五岛燕窝税吏，愿年纳白银五十一斤，郑皇准其所请，并封他为子爵。郑皇嘉其忠诚，1775年诏封昭孟（Chao Muang），意为城主，爵号銮素汪奇里颂木，府署设廉松。统治宋卡城和大郡候、赛武里、大泥、丁加奴三城及马来西亚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四州。1784年，吴阳逝世。





6、“飞龙”国








张琏，“飞龙”国开国君主。



明朝嘉靖年间饶平人，汉族，生年不祥，亡于1563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不满朝政腐败，杀死族长，投奔大埔郑八、萧晚义军。郑八死后，被推为首领。后因起义失败，遂率余部由云霄河引航出海，联合海上武装力量，继续对抗明朝政府。以后辗转南下，夺占三佛齐岛（今苏门答腊），自立为国王，占有旧港、柔佛、马六甲等地，垦殖为渔，称番舶长，漳州人和泉州人及海外华裔移民均依附他。



苏门答腊岛是南洋国家印度尼西亚所属的一个岛屿，世界第六大岛，面积47万平方公里，跟四川大小差不多，人口5000多万。苏门答腊岛东北为马六甲海峡，链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如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据史料记载，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过古碑石，上面记载了飞龙的年号，这个正是张琏当年建立的飞龙国凭证。梁启超在其《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中称张琏是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之一。



后来，这些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不断繁衍，直到现在仍然大量华人居住在中国苏门答腊岛上。《明史•三佛齐》亦有记载：“久居三佛齐有数千家闽粤人，可能是张琏部属的后代。”





7、爪哇顺塔国







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宋将张世杰兵败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江苏盐城人）负幼帝蹈海而亡;其幼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



陆自立被推举为首领，自立为国。



顺塔国在明朝永乐年间还向明朝进贡了，《明史》记载了顺塔国进贡的事情并追述了顺塔国建国始末。《明史》：“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



梁启超《中国殖民伟人传》：“新村主某，逸其姓名。亦广东人也，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隔巽他海峡。岛之北境以西有地名巴达维亚，亦称葛剌巴，向为爪哇大都会。元史世祖遣史弼征爪哇有葛郎邻国来拒，即此。爪哇国在元明时，雄于诸番，久握南洋霸权，其北滨海有地名杜板，即古阇婆国，亦名杜薄曰杜婆，又名诃陵，刘宋元嘉时始通中国，唐宋皆尝入贡。明太祖时爪哇者婆并时入贡，盖本二国也。者婆亦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流寓多广东及漳泉人。”



以上这些华人国家大多立国时间较短，结局基本就是两类：一是被西方殖民者入侵导致灭国；二是融入当地民族中去了。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华人国家都带有极强的海洋文明属性，重视航海和贸易，为东南亚的发展累积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文明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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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顿：“美国可能会比英国更早走向衰落”
刘志刚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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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著名作家、神学家。著有《异教徒》、《回归正统》等。本文选自《改变就是进步？——切斯特顿随笔》（刘志刚 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08-211页，原标题“论新旧文明”（发表于1924年），作者拿英国与美国做对比，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返本开新”的重要性。另，本文的“衰落”更多是指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文章虽有戏谑的成分，却不无道理，值得推荐。


我曾预言，美国这类新兴国家可能会比英国等老牌国家更早走向衰落。近来有人问我何出此言。首先必须声明，本人对于任何国家是否会衰落、何时会衰落的问题，根本一无所知。同时，也不会针对任何国家做具体的预测。我不认为目前的禁酒令真的会逼使美国人偷饮成风，也不认为最保守的麦克唐纳首相真能带领国人抵御革命的来袭。我只是说，倘若必须赌新旧机器哪个先报废，那么我猜很可能是新的那台。当然，也可能，最先停摆的是这个世界。

之所以有此感想，与我对“复兴”本质的理解有关。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复兴。人类总是津津乐道于后世和未来，然而谁也不曾也不可能与未来产生任何联系。我们甚至不知道未来叫什么名字。或许将来一个叫“米格”的人会成为称霸天下的历史巨人。但是，我们不可能因此就向着黑暗大声呼唤米格的到来。我们无法一头扎进空茫的未来；我们只能凭记忆回想历史的画面。而且这其中还有个规律：能回忆起多少，端看我们有多少过去。即使新潮的思想，是否能够持久、确立，也要看我们有多少历史可以遗忘。

实际上，越古老的国家反倒越年轻。也就是说，记载的历史越悠久，未来的前景也就越宽广。现在所谓的新兴国家，其实是个建立在错误类比之上的错误概念：国家与新生儿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具有限定寿命的事物而言，越新诞生的很可能会存活越久。但是对于具有神秘、几近形而上意义的群体生命而言，这一推论则完全不成立。

因为诸如国家、文明这些生命体，其寿命的长短在于多少世代能够延续其独特的传统。国家是一种思想观念。在观念的世界中，新生儿在呱呱落地以后，往往立即就皱缩成了老人。而老人则不断得到新生，返老还童。社会实验越是标新立异，就越是好景不长；而那些由来已久的，则大多能够益寿延年。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更显然的原因。古老的文明，因为有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可供选择，所以充满更多自我更新的希望。这就像肥沃多样的土壤层：有志于创新的人可以向着纵深不断发掘。历史的大潮总是后浪推动前浪，永不停歇。新兴的国家多起于一时之风气，或许是十分正确、理性的精神气概，但那毕竟不是人类心理经验的全部。一旦其独有的魅力不再合乎时宜，且又遭到后生青年的冷遇，那它就会捉襟见肘，再也拿不出新的愿景和思想来激励年青一代。相比之下，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年轻人不论有何精神需求，都几乎总能通过回归历史的记忆而获得满足。

当前的美国正是这么个鲜明的例子。可以说，当初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主要是依托一种颇为纯良、雄健的民族精神。它具有18世纪共和政体朴素无华的特点：坚持高尚的理想，奉行简单的生活，推崇民贵君轻、公民至上的理念。长久以来，这一传统始终保留着某种诚实而无畏的特性。林肯劈木扎篱笆、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曾经确实激励了无数美国人。然而，今天再听到这些传说，即便是最淳朴的西部人也不会肃然起敬了。至于养尊处优的纽约人，甚至要对此嗤之以鼻。而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骄奢的纽约人只懂得纸醉金迷，却学不来尊贵和大气。也就是说，他们无从撷取丰赡的文化传统来升华眼前的物质享乐。因为在他们英勇的历史当中，唯有简单朴素的记忆，缺乏辉煌灿烂的篇章。他有能力雇佣上百个仆人，却无法像古代封建主一样，命令忠诚的家奴在城头高悬他的旗帜。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根本不曾出现过飘扬的章旗和堂皇的制服。他可以不顾禁酒令，买走私的香槟开怀畅饮，但却无法感受骑士向国王敬献法国美酒的那份豪情。因为纵观这个国家的历史，你既看不见尊贵的国王，也找不到光荣的骑士，甚至连一瓶好酒也无处寻得。他们找不到传统的记忆来冲淡生活的伧俗，所以只好沉湎于眼前的灯红酒绿。而如此的穷奢极欲也只能沦为当下的恣意欢谑。他们无法随着心境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时代，因为他们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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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曾设想有个穿越百代的不朽诗人，回望他自己几世的经历。其中最具幽古之情的莫过于这一句诗的写照：“我酒醉于青春不老之乡。”历尽了岁月的沧桑以后，你总能回溯到过去，发现新意、焕发生机；总能在青春之乡寻觅到不老的佳酿。可是在那里绝对不会有鸡尾酒，因为那不过是奢华的象征，苍白空洞且勾不起任何回忆，正如未经酿造的烈酒谈不上什么质地与品味。它缺乏点燃未来的想象力，所以注定只会灼伤自己。它也无力召唤逝者的灵魂。所以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在美国人纵情享乐的背后，掩藏的其实是冷酷与无情。纽约人的寻欢作乐只是为了打发漫漫长夜。等到黎明来临，一切都会消失无踪。他们的饮宴不过是吃吃喝喝。别指望他们把圣诞树、复活彩蛋等悠久传统传承给后代。这些人对世界毫无贡献。他们只会办一场又一场的筵席，却营造不出欢乐的节庆气氛。

人类的各个文明，视其悠久程度的不同，都能或多或少翻出新意来。所谓新意，其实是指不合时宜的东西被遗忘许久之后重又展露新颜。假如厌倦了朴实的共和时代，你尽可以回溯历史，遥想昔日君主王国的辉煌。假如看够了王侯将相，你还可以继续探寻，回到小国寡民的村落社会。总之，这一切都是你所承继的传统，且其中必有合乎你心意的部分。你不用像古董商那样，掘地三尺、疯狂淘宝，也不用穿戴古人的服饰，把自己弄成出土文物。因为你有各式各样的衣装可供挑选，而且都是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有的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仿佛你就是那拥有上百套礼服的德国皇帝。然而，我撰此文，目的并不是要吹嘘大英帝国如何了不起，更无意嘲讽、诋毁美国的独立革命。我是本着客观精神讨论这个问题的。我想指出一个久被忽略的历史真相，以便帮助各位更为平衡地看待美国以及一些目前正在经历革命的国家。倘若诸位能以平常心看待，定会相信我所言乃是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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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常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

譬如说，英国人一提及国民性，必定会想到约翰逊博士这类人物。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平和理性的精神，融合了丰富的睿智与性情，而且不会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所以每当英国人需要这种精神的时候，便可轻易找到相应的标志性人物。当然，如果一时钟情于奇思幻想，你同样也可以寻古探幽，找到众多性格怪诞的异代知己。比方说，你会发现莎翁原来特别嗜用华丽辞藻，托马斯·布朗更是英国怪才的典型。假如要领略富丽堂皇的场景，你可以想象自己是诗人乔叟。假如要感受狂野浪漫的情怀，你又可以改扮为侠义的罗宾汉。总之，这些古人先贤始终都立于革命潮流的浪尖。就此而言，文明古国的好处正在于它能不断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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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伊顿公学奖学金评选考试试卷。
卷一是文史类题目，卷二是理工类题目，要求考生卷一卷二必须各回答一题，然后再选择其中一卷回答不少于2个、不多于4个的问题。
参加这个考试的学生处在13岁年龄段。当时正值二战期间。

卷一文史类，第一题，人物对比评价，最后一组，列宁VS甘地，甘地当时还活着。
第二题，评价大英帝国的优缺点，如果它现在解体，会对人类有利吗？
第三题，欧洲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手中，这话有几分道理？
第四题，如果轰炸德国的城市，多大程度上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么做是否正当？
第五题，你想活在英国哪个历史时期？
第六题，地理在历史学习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第七题，摄影技术的发展，会杀死绘画艺术吗？或者，现代爵士乐和摇滚乐，算“音乐”吗？
第八题，乔治三世讽刺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有谁曾像莎士比亚这么了不起？这样说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这样说他！你怎么看？
第九题：英国历史上哪位政治家对这个国家造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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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字经》：孝悌
南郭刘勃04-05 11:18 投诉阅读数：5377
​​肖桓注刘勃评



香九龄，能温席，①孝于亲②，所当执③。融四岁，能让梨，④弟⑤于长，宜先知⑥。

【注释】

①“香九龄”二句：香指黄香，字文强，东汉时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人。黄香九岁丧母，因悲伤过度而身体憔悴，但仍守丧三年，“乡人称其至孝”。因家贫没有奴仆，黄香就独自照料父亲，“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见《东观汉记·黄香传》）②亲：指父母双亲。③执：实行，做到。④“融四岁”二句：融指孔融（153-208），字文举，东汉末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四岁时，与哥哥们一起吃梨，就知道主动拿小的。大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理应拿小的。”（见《后汉书·孔融传》注引《融家传》）⑤弟（tì）：同“悌”，指敬爱兄长。⑥宜先知：应当尽早知道。



【解说与引申】

这八句里，关于黄香的四句讲“孝”，关于孔融的四句讲“悌”。悌是一种附加在孝上的价值，有孝才有悌。

《说文解字》的解释，孝是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部分，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

孝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之本”，就是说，孝是核心的基础。最鄙视中国的人，也是这个判断，如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五四以来，反思中国落后之由，归结为传统文化，孝道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鲁迅、胡适、傅斯年等大家，都有言辞极为激烈的文章。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师多半言行不一，从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看，其实是算得上“孝子”的。

既然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孝”，照这个逻辑推下来，则西方能够领先，自然是不提倡孝道的。颇有学者看见可用的证据，就忙不迭拿过来。如邓晓芒先生的《希腊罗马讲演录》说：



建立在权力意志之上的神谱，就导致最初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祖先越古老，就越尊贵，最初的人类始祖是最崇高的，地位随着世系的下降而递减。希腊的神的地位是可变的，最开始是天神乌拉诺斯统治整个宇宙，后来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阉割并打入地狱，这就带有强烈的侮辱性了（儿子阉割自己的父亲，并打入地狱）。然后克洛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也打入地狱。这就意味着谁要是能占据统治地位，谁就可以为王，所以在《神谱》中以血缘关系为线索，但是已经掺杂了权力意志的因素。


以邓老师之渊博，《史记·五帝本纪》自然是看过的，黄帝如何取代更古老的神农氏，他绝不至于不知道。至于子弑父，臣弑君，这种“权力意志”在中国更是只会过剩而绝不至于稀缺。所以只能说，默认了中国文化最重视血缘关系这个前提，又急于在西方文化里找不同，让人太容易选择性忽视许多事实了。

当然，中国的权力斗争往往喜欢拿道德来做包装，希腊神话这种兴趣小一些。这是因为神话保持着较多原始时期的面貌：老一代的强者怀着要被年青一代推翻的焦虑，而年青一代的强者击败老一代后，并不还要讲一番大道理，这哪里是什么打破血缘桎梏的新思想，原始社会的兽性遗风罢了。实际上，到了古典时代，用道德语言给父权涂脂抹粉，是希腊人一样很喜欢做的事情。

大致说：

第一，强大的父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定会出现的现象，——所以类似“孝道”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古代文明里表现形态可能不同，却大抵都是有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为了让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背城邦的法律，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很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这段话颇有《左传》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味道。安提戈涅贞洁观念如此之淡，春秋以后的中国人未必看得惯（后世的欧洲人也看不惯），但从孝悌的标准衡量，她实在是可以算标兵的。

有段子说，遇到危险，“循规蹈矩地寻找门道出逃的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崇尚理性和规矩。迅速越窗而逃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崇尚实用主义。首先帮助情人或者妻子出逃的是法国人，而首先背着母亲逃跑的是中国人，因为法国人浪漫，而中国人讲究孝道。”这话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现代西方人的刻板印象，翻古书的话，则最能代表古罗马精神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出逃时是背着老父，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所以最终也只是妻子死了，但祖孙三代成功脱险。罗马人的始祖，对女人虽然极不靠谱，但也称得上为父则慈，为子则孝。

《圣经》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照做，这固然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之坚定，也一样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小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毫无畏惧，对上帝的信和父亲的孝，可谓浑然一体。

实际上，五四先贤看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往往其实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西方进入现代之前，很多地方反而也和中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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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改革前的中印比较（下）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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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与“新经济史”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G，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图片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1. New York: Oxford，转引自胡鞍钢：《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对明清尤其是清代经济的好评适逢我国史学界的“大清热”因而得到国内的响应，但他们对民国经济的评价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实际上，清代经济与当时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优势仍然很有争议。但是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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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A.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中印之比值为笔者算出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印的这个比较数据明显地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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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看报纸的印度铁路工人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wg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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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印度报馆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综上所述，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至于忽视人们消费偏好导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这种“非市场经济”中的通病，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因此在绩效方面，人们无须比较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类的“经济奇迹”，即便与苏联式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相比它的绩效也很差。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美籍中国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曾经就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当地经济在1949年前后都处于传统的“过密化”状态，改革后才摆脱过密化困境，进入实质性的发展。他的这个“过密化”作为一种理论解释能否成立，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不计“和平红利”的因素而仅就制度与绩效的关系言之，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转折不在1949年前后，而在1978年前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而且决不仅仅对于长江三角洲农村来说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进入纵深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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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郭沫若、李星华……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看人性如何堕入暗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

那么先生是什么“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从鬼变成了人”，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干部”这个词从贾老嘴里说出来，自有特别的指向，他对那些官场中人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

1954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

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


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

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

像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像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

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反革命集团”称号的正是此公，第一个提出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此公。

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

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


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世说新语”，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

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百花齐放”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铁”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

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

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

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

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

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

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1948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

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好一顿训：你们反对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

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

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伯伯”，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

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

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历史再翻过一页。1986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

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得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

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

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

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

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

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

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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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之后的贾植芳与哥哥贾芝一起回到故乡，拜祭父母。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

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

1947年在国民党监狱里，1955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

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像个朋友，“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

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国家利益”或者“革命名义”或者“党的原则”等等，伟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压倒了性情。

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可谓真知灼见！

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原则”和“性情”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学者”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

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传部长”陈沂。

陈将军在1957那场“阳谋”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陈大哥”，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

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

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放屁！”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

1984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

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

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老母鸡变鸭”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

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

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

“同志就是敌人”：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洗脑”的结果吗？

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解甲归田”，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价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

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用“无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根”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综合症”？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

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

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


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心甘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人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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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领域内，他作出的多个预测均已实现。

美国方面，他预测德州会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会衰落，目前正成为现实。中国方面，他2000年发文指出东北会衰退，2005年前后认定经济中心会从东、北往西、南转移，因为中国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东低，这一预测也实现了。

2007年，易富贤出版了《大国空巢》一书，对一刀切的计划生育政策表达担忧，他认为根据误判的人口数据所制定的政策，将带来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紧抓不放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老龄化加重、劳动力不足都将变得非常严重，“未富先老”才是国家的现状。

《大国空巢》出版时，便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多科学者的支持和推荐，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茅于轼曾为其作序，足见其重要性。

十多年过去了，易富贤的预测又正在成为现实。

2021年拜登上台前，美国前白宫官员曾编发《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便是易富贤在中国人口宏观研究上的文章。再次证明了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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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易富贤经常有直抒己见的尖锐言论，也正因此，他一度不受国内待见。譬如2016年的博鳌论坛上，他曾对《纽约时报》直言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因此被扣以唱衰中国的罪名。

然而，读过他书籍和文章的人都知道，易富贤实非哗众取宠，其刺耳的言论背后，实则是苦口婆心的建议。

基于中国的崛起依赖人口这一认识，易富贤对他的上述论断做了说明。

1979年改革开放，1980年我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是30岁，那时是一个“正值青年的中国”对决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稍微顺应规律，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从2014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开始下降，中位年龄在2018年之前已经超过美国，如今已经是42岁，美国是38岁。

如果中国稳定住1.2的生育率，即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那么到2035年，我国的中位年龄是49岁，美国是42岁。到2050年我国是56岁以上，美国是44岁。

易富贤通过对比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规律后发现，人类发展指数（HDI）与育龄妇女平均生孩数（TFR）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人类发展得越好，生育率便自然下降。2007中国的HDI为0.8，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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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与TFR呈现负相关关系

2000年，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易富贤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是1.2，那时便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但是相关部门认为一旦放松，便会使数字飙升到2.1，计划生育继续实施。同年，他预测中国将在2012年迎来人口和经济的拐点。

果然12年后，中国GDP开始从9.6%回落，到2019年已经是6.1%。

很多人都直观地把人口过多当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压力、房价高昂等，易富贤逐一戳破了这种错觉，指出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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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反驳“人口过多”问题论

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这之前，相关部门预计每年可出生4700万婴儿。后来或许觉得这一预测过于难以实现，便于2015年将其降低为2200万。事实上，下调后的这一预期也没有实现。

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出生人数为1786万，之后逐年下降。2019年甚至出现两个数据，一个来自统计局1465万，一个来自公安部1179万，两者相差甚大。2020年的数据为100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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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易富贤指出，由于人口跟经费拨付等利益相挂钩，真实的出生数据存在“扩大化”的可能性。他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000万左右，已经开始负增长了。

虽然易富贤的部分观点在国内不受待见，但是由于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国内逐渐放开对他的限制。《大国空巢》一书，经过他重新修改，已经在国内出版，他的部分论文也在国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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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易富贤在《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6期上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预估2020年中国总人口应该为12.6亿人，而非14亿人。他在发表论文的同时，经常于网络上呼吁，国家的发展政策应该基于科学的人口数据。

当然，这只是易富贤作为一个学者所提出的观点，更多人肯定还是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但也由于他的声音的存在，七人普才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文章最后，有一个与人口政策息息相关的现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日，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达2.4亿人，超过7700万人独居。2020年，登记结婚仅为813.1万对，创2003年以来最低纪录，仅为2013年高峰的60%。我国正迎来第四次单身潮，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单身潮出于离婚人数增加，这次是因为结婚率低。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5 20:5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15 21:10 编辑

已保存，无关。


梁实秋《关于鲁迅》原文赏读(5)
梁实秋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 ”，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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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
沉默的风景
来自: 沉默的风景(随喜。)

（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着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

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

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又译《等待戈多》——编者注）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幺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幺关系？……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

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幺难得的天真！这是在偌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幺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着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幺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幺值得质疑、多幺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着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

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幺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幺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

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浮躁》，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

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

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着，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

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着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

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外，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幺，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幺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幺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幺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幺明白、多幺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

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〇〇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幺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幺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幺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着《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着，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幺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趣)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着作，拙着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二〇〇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幺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 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对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四）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雅存”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幺前辈后辈的分别呢？

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幺好，我的英文那幺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幺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

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着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着的《共悟红楼》，竟写了这幺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

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以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她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着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幺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幺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

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幺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幺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着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着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着。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远离政治的。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幺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

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幺的稀少，多幺的宝贵。

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着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着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着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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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实“法治”，最关键的就是让法律有效执行。如何做到？必须要有愿意服从法律的人和有效执行法律的人。



如何让人服从法律？只靠暴力是行不通的，法律只有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时，人们才会自愿地遵守法律，这就叫“良法”。如何执行好法律？就必须有一批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官僚，来对法律进行解释和审判。



而这两种要素的缺失，正是古代“法治”无法施行的原因。搞清楚这个，就理解了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逻辑。先说为什么难有“良法”产生：



良法是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这就要求法律必须体现多元利益群体的意志。可自秦汉以来，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法律成为了皇帝一人意志的体现，无法满足和表达多元群体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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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广开言路、完善《唐律》被后朝袭承，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典的高峰，却没法再进一步了）



即使是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利民才能利己的好皇帝，也难以制定出“良法”。他有意愿却没有这个能力，用市场经济的原理可以解释：皇帝就像计划经济的中央计划部门，无法掌握分散于市场的全部信息，制定出的法律自然是“低效的”。



那谁能充分掌握信息，制定出“良法”呢？从现代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代议制立法机关和央地分权是最佳选择。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议会上“市场竞争”，少数服从多数选出最优方案。而再好的法律不可能适用于任何环境，所以要有地方法补充。



相比古代依皇帝意志制定法律，同期西欧的立法机制要合理的多。中世纪欧洲的法律主要由三种类型构成：君主制定的民法、教会制定的宗教法和来自地方的习惯法，这是一系列制衡所产生的巧合。君主遂无法垄断对法律的制定，反而使法律更加有效。



一个对比案例，是13世纪末的爱德华一世和14世纪初的朱元璋，前者比后者早几十年，算同一时期。朱元璋开国后制定的《大明律》，成为了官员治理国家的行为参考。然而，这部法律在明中期就形同虚设，许多法条根本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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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将刑罚推向了高峰，却也无力治理贪腐）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员工资，朱元璋规定一个知县的俸禄为45两白银，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每个月3000块。而这微薄的工资，还要雇佣师爷和衙役，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造成了“制度性被迫腐败”。



而朱元璋的另一部法典《大诰三编》，又规定贪污超过60两就杀头。在这种脱离实际的法律下，“依法治国”的结果就是杀了十几万官员都治理不了贪腐。而后面的皇帝，更是一届不如一届，自然不用谈什么“良法”了。



被称为英国“查士丁尼”的爱德华一世，在前十八年所制定的一批法律，被认为是英国制定法的起点。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法律对后世的影响，有太多法学论文可以参考，不做赘述。可同时期朱元璋制定的法律，却很快被子孙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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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就是《勇敢的心》里的大反派，但历史上却是一位雄主）



爱德华一世立法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制定法律的方式。中世纪晚期产生了一批“新式君主”，他们加强权力的途径不是无脑杀戮，而是与议会合作。1295 年爱德华因对法战争召开议会，成功通过了加税方案，并在各群体代表的支持下得以有效地将法令实施。



1295年议会，被称为英国议会的真正发端。新式君主发现，相比暴力强迫，用商议的方式加税，一旦通过，法律会更容易施行。这引发了西欧其他国家的效仿，塑造了欧洲的立法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影响着世界。



因此，无法被制衡的皇权和皇帝本身的信息局限，造成了古代王朝难以制定和维系一部“良法”，进而产生不了愿意服从法律的多数。诉诸暴力惩戒可以管得了一时，可一旦财政危机无法维系暴力，沸腾的民怨会立刻重新洗牌，然后再进入循环
讨论完法律的制定，再看法律的执行。对于一国而言，拥有一批专业化的官僚是律法得到有效执行的保障。
欧洲早在中世纪中期，就有了“大学”，来培养官僚和法官。中国虽然有科举和私塾，但是考试方向过于务虚，使科举变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智力测验。而培养出的官僚也可想而知，读了半辈子书，居然判个案都不会，得请师爷代劳。
（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距今有900多年的历史）



这种低效的官僚培训系统，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还得归咎于立法的不合理，有了前面朱元璋的例子，官员就是想“依法办事”都难。皇帝也深知法律就是个形式，无法强推，于是只能通过模糊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君主灵光一现的个人政令，来管理一个国家。
科举无法培养出专业化官僚，而皇帝任命的流官制度，又导致了地方根本不可能产生独立立法的可能。糟糕的官吏和不愿配合的百姓，最终使“人治”取代“法治”，连良好的规则都建立不起来，遑论什么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

没有规则的结果就是极易出现权力失控，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然后抓起来大敲一笔才算了事。

“法治”是按规则行事，而“人治”的本质就是利害计算、趋利避害。长此以往，法律成了明面上的摆设，官吏完全按自身利益计算得失行事，“潜规则”成为了真正的规则。等贪官污吏把老百姓欺负的受不了，体系就崩溃。

总结，法治精神的建立，前提要有高效的立法系统，这个系统要能产生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而让法律得以执行，必须有一套专业化官僚和防止权力僭越规则的体系。至于如何制衡权力，那就是另外一个事了，我们以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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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7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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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孔子”与“子路颂秦王”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晚清以来从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甚至劳乃宣那种以反秦制、批法家来凸显古儒立场的“反法之儒”也逐渐失声。与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形式对抗的“反西之儒”取而代之，在当时自称儒家者中日益多见。除辜鸿铭这样“学于西洋”而特为标异的极端“洋儒”外，劳乃宣以后一些标榜“正统”的儒者热衷于与西学划清界限、同时却模糊乃至取消古儒与秦汉体制的界限、甚至反过来吹捧秦制，重新堕入“儒表法里”、“儒的吏化”之泥坑，这样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

说起来这也是秦制下儒家的一个可悲之处。从战国时起，崇周仇秦、抵制“周秦之变”的古儒在愈来愈甚的法家暴政压力下就产生了分化，所谓“儒分为八”，主要就是分成了坚持“三代”道统的思孟一支和“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靠拢秦制的荀子一支。

后者以“性恶论”排斥古儒的温情，以“法后王”把“今上”的强权置于“先王”的道统之上，以“隆君不隆父”的主张颠覆了古儒“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小共同体本位逻辑。荀子由此培养出韩非、李斯那样的秦制鹰犬。



这并不能证明有些人说的什么法家源出于儒家，因为从法家先驱子产、李悝直到史有定论的法家三支：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和慎到之“势”，韩非一般被认为是集三家之大成者都早于荀子。但是荀子-韩非-李斯的确体现了部分儒者趋炎附势的转向。由周秦之变导致的儒法斗争由此演变为自称儒家者中“反法之儒”与“法儒”-法家化的伪儒或儒表法里者的斗争。

秦末一方面有“焚书坑儒”，尤其镇压孟学，“孟子之徒皆尽焉”。由此激起强烈反抗：从诸儒“以古非今”，到孔子八世孙孔甲率洙泗门生“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参加陈涉反秦起义乃至“与涉俱死”，出现了“缙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的一幕。

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以叔孙通为代表的一大批犬儒，“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正如司马迁所言：叔孙通之流所务“大抵皆襲秦故”，“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却获得上宠，“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这样的斗争到了清末民初仍然明显。晚清谭嗣同曾经指出：

“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煮之理, 以竟孔之志。……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讬之于孔，被讬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讬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谭嗣同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居,“畅宣民煮之理,以竟孔之志”，而以“秦政荀学”为敌。几十年后他的一位湖南老乡强调“儒法斗争”而以法家自居，这两者可谓价值判断对立而事实判断相同。然而，曾被他奉为师友的康有为，在流亡日本后却越来越倾向于“秦政荀学”了。

辛亥以后康有为一直反对民煮共和而效忠清朝，这倒也罢了。君主立陷并非坏事，君宪不成而守夷齐之节，也是古儒所欣赏的。问题是进入民国后他开始吹捧秦始皇，贬低起“三代”来，这就有悖于古儒的原则了。

这时的康有为宣称三代“封建”是不平等的，而“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秦制下居然有“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和法国大革命后一样？这真是“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新中国”了！

这还不算，晚年康有为尽管敌视新文化运动，而且妻妾众多的做派被人讥为老朽，但在“学理”上，他反对家庭伦理却不在最时髦的五四青年之下。他晚年那本《大同书》，“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这还能说是儒家吗？

这里要指出，谭嗣同戊戌死难，他那本以“引西救儒”为宗旨，以“秦政荀学”为仇敌的《仁学》写于戊戌之前，是没有疑义的。而《大同书》就不同，人们知道康南海喜欢制造“历史文献”，或虚张其事如“公车上书”，或假造其文如“衣带诏”，都是其例。《大同书》当然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但是否如其声称写作于戊戌前是大可怀疑的。

如今的研究者认为该书实际始撰于20世纪初年赴印度期间，也就是他在日本流亡数年之后，因此同样有浓厚的明治色彩。该书后不断修改，民国初年才发表了头两章，而这两章可以说平淡无奇。最关键而耸人听闻的后8章都是他死后才全文出版的，应该写于民国初年，代表的是他晚年的思想。

这些文字均以强烈批评家庭家族为特色，诚如研究者所言：“去家界为天民,是康有为致大同的最重要的理论”。他主张废除家庭、取消父子关系、实行彻底的性解放和“子女公有”，这不是要根本颠覆儒家伦常吗？这样的《大同书》，与古儒的“大同”理想可以说完全南辕北辙。

古儒论“大同”，虽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说，类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式的道德理想，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也。但是，这种“泛爱”却与当时墨家作为制度理想的“兼爱”有根本之别。儒家的“泛爱”仍要有制度上的长幼秩序，而且这种秩序以小共同体本位的逻辑为基础：“泛爱”可以无边，父权与父责却须有界，且其界必严。否则“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按孟子的说法就是“禽兽”，甚至“率兽食人”了。在孟子看来，这比“个人主义”的杨朱学说还要邪恶。

就这一点看，说《大同书》是儒家文献，还不如说是墨家文献——但康有为当然也不是墨家，因为“兼爱非攻”的墨家不会喜欢秦制。而联系康有为此一时期不但谋划复辟，亦或还可以解释为要搞君主立陷，而且还鼓吹秦汉“废封建”就算实现自由平等的言论（这是否意味着他要复辟的不是什么“虚君”，甚至并非“三代王道”，而希望秦始皇再现）。

这个时期的康有为就更像是法家——通过皇权操控下瓦解家族的“伪个人主义”来达到君权至上的“军国主义”，就是其拿手好戏。而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理想就是在这种军国强权与“伪个人主义”的双向压迫下破灭的。

这时“毁家崇秦”的康有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崇周仇秦”的古儒本意，更远离了“引西救儒”、“孔子改制”的戊戌初衷，而回到了“儒表法里”的窠臼中，恰恰应了谭嗣同当年痛斥“乡愿”时说的“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亏他还要建什么“孔教会”且自命教主。看来此时的南海康先生意中，只要不搞民主共和、根除西夷邪说就算“儒家”，哪怕他六亲不认而且还焚书坑儒！

无怪乎，尽管康有为以倡立孔教而为今天一些“新儒家”捧为圣人，实则当时无论新儒旧儒还是半新不旧儒，都有很多人否认与他同道。例如，自认思想处于曾国藩、张之洞（“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就把他的祖父、同为维新先哲的陈宝箴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认为他祖父虽然被世人视为与康梁同志的维新派，但其实其旨趣与学源和康有为并非同类，在陈寅恪看来，陈宝箴与引西救儒、崇周仇秦的郭嵩焘才是一路人。

其实平心而论，戊戌时康有为与谭嗣同陈宝箴们区别并不那么大，但在陈寅恪说这话时，民初康有为确实已经大不同于戊戌了。而思想上的如此“激进”却与康现实中的支持复辟等等并行不悖，按我们以上的分析，这也是不难解释的。

这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一个怪现象：仅仅时隔数年，辛亥前抨击“礼教”最力的一批前“法理派”，此时又纷纷向“礼教”靠拢。尽管杨度因劝进“异姓”而不见容于遗老，但如章宗祥、董康、汪有龄等人，在民初两次“帝制复辟”前后又打出尊孔读经旗号，甚至把辛亥前他们强烈抨击、乃至不择手段推翻议决程序而予以排除出正典的“无夫奸入罪”等“礼教”条款，在袁世凯时期的修律中又由他们力主重新塞入了正典。

法学界对这批“清季法律改革的新派人物”这时思想却发生如此“集体性倒退”感到很“吊诡”。其实，过去他们消除“孝子”不是为共和，而是要为秦制增加“忠臣”，现在他们回归“礼教”也不是为孔子，而仍然是为秦制增加“忠臣”。过去他们的“荆轲刺孔子”是一种“伪激进”，而现在他们的“子路颂秦王”也是一种“伪保守”-不是保王道而是保霸道，这个弯真的很难转吗？

20年前谭嗣同就仿佛预见了这种现象，他斥前者为“责所讬之孔，又乌能知孔哉？”而斥后者为“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者的“华丽转身”会如此自然。

在中国的土地上“荆轲刺秦王”要远比刺孔子更危险；而“子路颂孔子”又远不如颂秦王有“实惠”。于是“伪激进”与“伪保守”往往都很盛产且互相转换，而真激进和真保守却往往都很稀缺。人们在某个时期埋怨“保守”误人，可是那绕过秦王专刺孔子的“激进”却危害更甚；于是下一个时期人们又发现“激进”误人，可是那虚言尊孔实则颂秦的“保守”更令人恶心。

一次次轮回下来，刺秦的荆轲与尊孔的子路都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而以刺孔为能的“伪荆轲”和以颂秦为业的“伪子路”却愈发得志。新文化运动后来的争论，包括“激进”与“保守”的双方在内，也就越来越扭曲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极端守旧人士骂陈独秀等“启蒙”派“讨父仇孝”，毁灭中国文化，甚至说启蒙就是要“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答道：“我们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这个回答应当说是很精彩的：反对不近情理的严酷父权，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怎么就与孝道有违？这道理本是显而易见：真正的孝敬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

如果“中国文化”中的人们本是天性孝敬，何必要用如此威胁来逼他才能尽孝？如果没有了这种威胁他们就会忤逆不孝，又怎能说“孝文化”是确实存在的？假如某种“文化”的价值必须在死的威胁下才能被接受，谈论“文化”还有意义吗？举个极端之例，当年在奥斯维辛，上百万的犹太人都在枪口下别无选择地进了毒气室，你能说偏好进毒气室也是“犹太文化”的内容之一？

当然，陈独秀也并非无懈可击。今天看来，陈独秀们应该被批评的是：那时的中国真的有如此可怕的父权存在吗？“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确实是中国的现实。但“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离谱的夸张。

中国人权的最大敌人真的来自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父母吗？陈独秀已经说了，他不是一般地要“反抗父母”，只是要反抗父母的“无理压迫”，我们也不妨承认只严不慈、毫无爱心的冷酷父母及其对子女的“无理压迫”确实存在，但这样的父母真比大共同体陌生人社会中“父母官”的“无理压迫”更具代表性？亲生父母是中国“无理压迫”的主要来源和存在方式吗？在中国维护人权，真的必须从反抗父母的“无理压迫”开始吗？

早在两千年前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和法家就都注意到了“臣之于君，非有骨肉之亲也，”“[君]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以“君君臣臣”类比“父父子子”只是应然、而非实然之比。君之爱臣应该如父之爱子，则臣之忠君方能如子之孝父。但应该如此并不等于实际如此。

在现实中，基于骨肉之亲的“虎毒不食子”乃天性使然，例外虽有必不多。亦即父之爱子较少依赖于制度约束。而君之爱臣则大不然，没有制度约束的暴君虐臣，“苛政猛于虎”绝非罕见。——这个事实判断其实儒法两家都不否认。

区别在于价值判断：儒家认为既然君臣关系应该（而非实然）以父子关系为模范，则父子关系的伦常地位当然远高于君臣，连父慈子孝都做不到，还谈得上什么君仁臣忠？是以亲亲重于尊尊，“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君殆不如父重”。而崇尚极权的法家则大骂“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从由儒转法的荀况就讲君父不能“并隆”，隆君高于隆父，直到韩非推崇“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其次，既然君仁臣忠只是应然，那么君若不仁臣该如何？儒家认为君不君则臣不臣，对暴君就该推翻，“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而法家则强调无条件、单方面的忠君，乃至明目张胆主张忠暴君：“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所以像晚年康有为那样吹捧秦政而只反爹妈，固然已是货真价实的伪儒，而陈独秀虽非“讨父仇孝”，反对父权“无理压迫”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把个性解放的矛头专注于此，也不能不说是舍本逐末，不但未达个性解放的目标，实际上也没有与《大同书》中的康有为真正划清了界限。

康有为之后，民国新儒中“反西不反秦”的代表人物应数钱穆先生，他在严西儒之辨的同时已少言“三代”，而特别为秦汉至宋明的体制讲了许多好话（钱穆对满清很不满，这与他的“反满兴汉”情结有关）。
到了民国晚期他这样讲是有积郁于现实的，他不能接受当时砸烂了“旧社会”的革命，认为那都是“西化”之祸。但有趣的是他最后却避居到了夷狄管辖下的香港，并得以在那里重主杏坛。而他最著名的高足如余英时先生并不讳言赞成在西方实现的自由民煮，并在宏扬古士大夫独立人格的同时，不但对现实的砖制、而且对1911年以前的砖制或秦制持明显的批判立场。

事实上，港台海外新儒家大多也是类似态度，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一直到近年的李明辉等人，都是批判秦制、认同自由民煮的。尤其在wg时期“反孔扬秦”，反而刺激了大陆以外新儒家的崇周仇秦情结，有的人如台湾的侯家驹先生乃至大讲“法家的统制经济”和“儒家的自由经济”，不仅把儒家与“天下为公”的民煮政治、而且把儒家与当年郭嵩焘都不重视的“西洋末学”即市场经济的“商贾之术”联系在了一起。

而“反西不反秦”之“儒”，或曰“现代叔孙通式的儒”主要还是在1990年代后的大陆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尽管大陆新儒家中的李存山、黄玉顺等人也在呼应李明辉，坚持“反法之儒”，但在一片“子路颂秦王”的时髦中，他们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病中语录
文/ 殷海光






1


我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

2


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我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我觉得我以前所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内容，仅仅是我的心路历程中的一些记录。

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

3


我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我这是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作衡量的。虽然这样，但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仍是有显明的条理的：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

4


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我恰好成长在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地摇撼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激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的背逆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国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徬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苦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了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
1969年8月18日










5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

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再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在强大的皇权下，人民却有很大的社会自由。拿犹太教和回教来说，比孔教要专断多了。历史的社会应与历史的社会比较，拿历史的社会与近代西方的社会比较，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6


现代人讲传统，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

传统并不等于保守。传统乃是代代相传文明的结晶，知识的累积，行为的规范。传统是人类公共的财产，为每个文化分子事实上所共有的。

7


一个人不可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这样，那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

我所说的革命，乃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指科学性的革命（科学性的革命是革新或革进）。中国人谈革命带着很浓的打倒主义。

8











我根本不相信某一类狂热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我不以为世界上有这样完美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完美性居然要用人的生命、要涂人的肝脑才能实现。

9


行动人物往往口头唤着要改造世界，心里却只想占有世界。

这里之所以搞得如此混乱，无一成就，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都缺乏知识的缘故。我们不能迷信革命主义，我们应有constructionism。

10


满清承袭了很多优良的传统。清朝的士大夫多能固执于道德理想，所以为人甚有规范、风格。我认为成为社会明灯的，必须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全看是否尊重知识。










11











中国的学问，或有中国成分的学问，除知识传授以外，还要耳提面命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才有一种性灵的感应，才能进入心灵的深处。

英国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师生长期在一起，才能得到真学问，像今日台湾的教学法，上课犹如流水席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是鸭子背上泼一瓢水。

有些人文学科是和人的性分不可分的。愈有特色的人，愈不容易被了解。必须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他的究竟。

12


台湾的知识界，学派成见极深，但都没有学问的成就。读书人的心思，常常拘锁在芝麻绿豆的事情上。精力和时间常常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

“大辩不言”，庄子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当你受到无理性的攻击时，大可不必理睬；你不反应的时候，更使对方自卑、挫折、受创伤。

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

13


隔离的第一个方式是withdraw，这不是萎缩，乃是保存能力，培养工作的力量。

14


今日台湾的知识分子，大事糊涂，小事精明。

15











今日的文化界，到处可看到虚假的面貌。甲乙碰面：
甲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乙说：“哪里！哪里！”
一方恭维，另一方自卫。

16


有些人名位越来越高，车子越坐越大，而心灵越来越萎缩。

17











许多人借崇拜别人来壮大自己。

18











许多人用空虚来填塞空虚。结果还是空虚。

19


不要怕承认自己的无知。我的老师金岳霖谈起学问来，常说：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清楚。

20











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个逻辑研究会上，有人提起K. Goedel，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听了，先哦了两声，然后坦然地说：“那就算了。”师生对话，神色自若；学生不感到是冒犯老师，老师也不以为学生在顶撞他，面对学问的真诚如此！

21







一个文化要能存续与发展，不外乎：





一、主动地或被动地吸收或适应外来文化。
二、保存原有的文化。保存原有文化的程序可能是revitalization movement。
三、创造活动。

22











许多讲中国文化的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分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其实中国文化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价值。不过，对中国目前情形来说，用严格的方法来界定知识，检验知识，当然是重要的。

23











中国文化，不能凭借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
第一是不能凭借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
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
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
第四不能通过Marx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24











徐复观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

殷海光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我希望徐先生也要走超越的路。”

25











陈鼓应说：“您给徐复观先生的信，昨天我和张绍文送去了。在路上我问绍文是否觉得徐先生和殷老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绍文说：‘徐先生的泥土气息很浓，第一眼看见他，就感到他像个从坚硬的地壳里冒出来的地鼠，对于这世界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好奇的感觉，充满了一股向外跃动的生命冲力。而殷先生则像兀立在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树上的老鹰，凌厉，高迈，孤寂，凝神。俯视物界，一目了然。鼓翼而飞，则一举冲天，直入云霄。’您觉得绍文的批评有没有道理？”

殷海光笑笑说：“有趣！有趣！”

26







就思想的模式而论，我是长期沉浸在西方式的分别智中，我比较细密，讲推论，重组织。徐复观等人比较东方式，讲直觉、体悟、透视、统摄。这两种思想模式应互相补偿，而不应互相克制排斥。






思想的转折真不容易，如长江三峡，曲折弯转，才能一泻莫遏，直奔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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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有时出语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他的冲力大极了，常常向外冲时，变成了魔王，回到书堆时，又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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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时下有许多时髦的学者，没有读过一本经典著作，只拿美国浅薄的论调和名词来唬在台的人。学问的功夫，必须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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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智力颇高，然而仍须向深沉处下功夫。他具有相当的工作力和潜在力，将来或可向中国哲学的园地上开辟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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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问：“老师这二十年来教了不少特出的学生，您是否可以找出几位将来在学术上有工作能力或有所成就的同学，对他们作一些分析和批评？他们一定很希望听到老师的评语。”

殷海光说：“可以的。像张灏，林毓生，林悦恒，罗业宏，何秀煌，叶新云，洪成完，林昭田，林正弘，孟祥森等很多很多，还有些一时想不起来。你记下来，让我对每个人构思一下，改天再作批评。”

陈鼓应问：“您觉得何秀煌怎么样？”
殷海光说：“他是个优秀的学院式的人物，也是很好的教育家。”
陈鼓应问：“叶新云呢？”
殷海光说：“他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有思考力，智力高，反应敏锐。”
陈鼓应问：“孟祥森呢？”
殷海光说：“对于人性有深彻的透视力，看他的《幻日手记》，对于人性负面的意义抓得这么紧，挖得这么深，真是一本极好的存在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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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中国人搞西洋哲学，有三种：
（1）蜻蜓点水。
（2）雾里看花。
（3）水牛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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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工作，始终停留在所谓汉学和宋学两派之争的小圈圈里，转来转去：一是没有思想生命的考据派，一是玄玄虚虚的义理派——云雾哲学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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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谈到中国文化就动辄说：中国文化是静态的，中庸的，和平的，伦理的……一个个格子式的观念往里套，自己很安然地躲进思想的囚牢里。

我们的思想范围要像探照灯一样，耀射到每一角落里，不拘限于一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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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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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像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常比本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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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空影，但是在潜意识里却还残存着优越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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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只能算是一团肉，一团肉便做成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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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的关切心为其推动力，如果没有人类的关切心，就如同没有情感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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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以博士、教授一类的头衔沾沾自喜者，都是不足挂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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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活着，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搞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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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物，只有一个主词：如何重建自己，开拓学术思想的园地，其他的一切只是陪衬。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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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隔离的智慧。要和别人隔离，必须先学习自己和别人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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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是观念的探险者，也是新境界的开拓者。他的心灵永远对真理开放，对别人开放，他不拒绝倾听和他自己的思想不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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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问的面前，我像沙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永远是那么新奇，不停止，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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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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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许多老和尚，在深山大泽的生活中安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对生死看得很淡然，那是一种自我放弃。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对人类天然的关切，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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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存在主义，必须要有这些基础：
（1）要对尼采以来的生命哲学有了解。
（2）要对休姆、康德以后的哲学发展的线索有了解。
（3）要对传统宗教有认识。
（4）要对现代文明的病态有认识。
（5）要对时代环境的问题有真切的感受。
（6）要对死亡的问题有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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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应，我对存在主义的认识不会太离谱吧！十年前你好几次说我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当时我听了颇不愉快，现在才发现原来是同道人。等我病好了以后，我要和你跟新云一块来研究。还有，要好好地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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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的思想要从根地消解一切刑名制度，狂热营求以及杀伐活动。他们要撇去与生命活动不相干的繁褥，而致虚静，收敛生命的能量，提升越俗的自我，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安排，绝不是孔制所能提供的。






50











孔制的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对于社会文化既有稳定作用又有拘束作用。事实上，任何价值系统和依它而制定的伦理规范，不可能只有维系社会文化的稳定作用而没有拘束作用；也不可能只有拘束作用而没有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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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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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体悟和重新的认识所获致的结论，在我整个思想过程的发展上来看，确是得来不易的，必须从我整个奋斗的心路历程中来了解才有意义。

绝对不可以把我的看法和钱穆这一般人混在一起，他们的脑子被既定的制式思想所凝着，双眼被俗世的考虑所迷惑。他们思考问题纯粹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在没有看清楚问题之前就抢先下价值判断；他们富于根源感而缺乏展望力和分析训练；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地从堂庙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依德、达尔文碰头的。因此，他们谈中国文化只是在做文章，其结果不是空论就是玄扯。

严格说来，钱穆这般人乃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基本的心态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否定自己的错误。他们谈问题时，经常和不相干的心理因素牵扯在一起。

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两者之间的异点不可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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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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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德问：“在过去若干年中，您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为什么现在反而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好感？”

殷海光说：“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
（1）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
（2）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
（3）我受了Eisenstadt，Parsons等人的影响。
（4）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复观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像Eisenstadt一些人，感到西洋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故而转向东方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但这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我们必须将东西文化作一个comparative study，然后才能确定文化evolutional意义（这里所说的evolutional并不是达尔文的意义）。我们学哲学的，处在今日文化危机的时代，也正是我们为文化做莫大贡献的时代。

55







张尚德问：“老师，你将来要研究宗教吗？”

殷海光说：“是的。”
张尚德问：“要做神的信仰者吗？”
殷海光说：“是的。不过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我的神不是有一个具体对象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我活不成了！平常看到人家把棺材一副副地抬出来，我们看了却很淡然，为什么今天面临自己，却有异样的感觉呢？

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

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

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我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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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害相权：秦制时代的底层民生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今天
本文是之前做的一次小分享会的内容整理，略有增删。

一、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而是久已有之的概念。

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

谭嗣同这句话，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现代人则不同，因为那是过去了的历史。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总结，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和百姓，建，意味着贵族对封地和百姓拥有治理权。也就是封地里的生产资料属于贵族，劳动力也属于贵族。封建贵族拥戴王权（皇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皇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王权（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王权（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从秦汉到明清，我们一般将之称为“封建时代”，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封而不建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贵族与高级官僚的名下有土地、有爵位，也有俸禄可领，但他们不能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不能治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也不能去处理封地里的政务。它是一种抽离了具体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的“抽象化封建”，或者叫“空洞化封建”。

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会致力于消灭那些有影响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最后造就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当然，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在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重视维护农夫们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农民其实很难从重农抑商政策中获益，汉文帝推行重农抑商，结果农民们纷纷转行去做商人，“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最后只好“驱民而归之农”，用行政力量强行将这些百姓赶回农田。大约同时代的晁错也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其实，商业能让资源与劳动力得到更好的配置，擅长纺织丝绸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纺织丝绸上，生产出更多的丝绸，擅长种植粮食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种植粮食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是“做大蛋糕”的思路。但秦制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不是“做大蛋糕”。

二、秦制的兴亡

按欧阳修和谭嗣同们的看法，秦制从秦帝国一直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这中间，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当然，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全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那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化的原因可以总结？

我把“兴”放在后面，先说“亡”。按我的粗浅理解，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王朝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了中原。

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一项是官僚集团，另一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和运转。如果这两项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王朝就岌岌可危。

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结合，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从流民蜕变为武装力量。

我认为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王朝的灭亡都不出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王朝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中的军队造反。大部分王朝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它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很自然地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明帝国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可以走。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

传统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萧何为首功，将他排在功劳榜的第一位，就是因为萧何为刘邦建立起了一套非常稳定有效的汲取机制。《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刘邦与项羽争战了五年之久，“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经常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是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将之送往前线，让刘邦最终得以击败了项羽。

遗憾的是，这种稳定而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往往是非常狠的。这里的狠，指的是对治下的老百姓狠。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对百姓非常残酷，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以往说曹操实施屯田政策，一般都视为仁政。其实曹魏的屯田政策是没有多少温情可言的。它的民屯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也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它的军屯比民屯更狠，内中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士”就是屯田兵。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也正是这种缺乏温情的屯田制度，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让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对此持比较悲观的看法。比如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全部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说，今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来逃避朝廷的劳役，不但要治罪，劳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百姓们自残手足的做法，归咎于“隋末遗风”，吕思勉就批评他是胡说，理由是“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劳役太沉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砍自己的手和脚呢？

再如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的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同样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司马光的亲身见闻，是自从实施了“乡户衙前”政策之后，“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因为衙前这个差役是要让底层百姓免费为官府去承担种种运作成本，家庭资产满足条件者就会被选中，然后一年衙前两年衙前做下来，必定倾家荡产。为了逃避倾家荡产，百姓们普遍不敢追求财富，宁愿做不够资格承担衙前差役的穷人。这是个恶性循环，百姓们不敢求富，官府就只好降低资产标准，于是百姓们只好再次“主动”变得更贫穷。

三、秦制下的民众

最后要谈的，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还能采取哪些生存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自然是努力去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通俗一点讲，就是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北宋的江西人疯狂鸡娃，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非常坏，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且收益难以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寻求有力量者的庇护。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也就是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西汉人贾谊当年也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这是“封建”尚未空洞化的时代，底层百姓可以选择的方式。待到“封建”空洞化了，或者说“封而不建”了，百姓们便只能连人带地荫庇到那些在纳税服役方面享有特权的士绅名下。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有大变故的时代——其实，寻常时代也会有，只是烈度不一定会引起时代记录者们的注意。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民众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一切认识之人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其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关于汉武帝时代百姓们的这种消极反抗，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也提供过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萧望之讲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消极反抗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为了减轻伤害，只能选择消极怠工，骗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说海里不出鱼了。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只在某些时段成立，而不是在所有时段里成立。从秦汉到明清，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因为频繁征伐钱不够用，便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便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也就是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代，才在御史大夫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减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当然完全无助于改变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而且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到了东汉的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的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这段故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一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违天逆道”的惨剧，也就是孩子生下来，便被母亲给弄死了。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女婴，而是男女婴皆杀。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哪里受得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他先制定了特殊的地方政策，说杀害子女者与杀人同罪，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第二段史料出自晋代的《零陵先贤传》。里面提到，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的百姓很感激他，把地名给改了，叫做“更生乡”，也就是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

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救济措施，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普遍性的悲惨遭遇。所以，类似的生下孩子便杀掉的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史料。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刘大中说，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知道百姓们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便要给朝廷缴纳紬绢，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没有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儿也不养。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许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也存在了150多年。当然，不是说所有南宋底层百姓都在杀孩子。但南宋不同时期的官员们不断地在奏章里谈这件事，足以显示它是一种常见的、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制度性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但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不能把它当成支线，不能把它当成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我觉得，它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以上种种，当然也并不是要将中国的古代史说成一团漆黑。先秦有讲求民本、提倡仁政的孔孟，汉代也有敢于公开责备桑弘羊苦苛百姓的贤良文学，明代也有人敢于反对删节《孟子》，敢于批判阉党。《诗经》《楚辞》与《史记》是光芒万丈的遗产，唐诗宋词元曲与明代的市井文学也是传诵千古的宝藏。一方面，秦制从秦汉到明清维系了两千多年，另一方面，那些伟大的心魂和伟大的作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有一种说法，阅读历史应该怀有从“理解之同情”生发出来的温情。我想，这温情最该指向那些普通底层百姓，最该关心他们在历史上的命运起伏，而非相反。毕竟我自己也是底层百姓。这也是《秦制两千年》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

谢谢诸位。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的不好请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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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失之交臂的思潮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先知书店店长说 ，作者先知书店




保守主义

失之交臂的思潮

文、编：先知书店



近代以来，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再次“开眼看世界”，寻求救国良方——



他们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被德国、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被苏俄改天换地的乌托邦主义所诱惑，并逐一模仿和学习，却在当代三大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面前，望而却步。



那个时代，中国人学习的时机非常不幸——保守主义长期处于低潮，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全世界狂飙突进，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如今，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个“古老的新思想”——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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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不保守



中国语境下的“保守”，是一个形容词——过时的，抱残守缺的，不思进取的。说一个人“保守”，头脑中浮现的，不是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丑陋形象，就是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作为思潮的保守主义，“保守”是个动词——保护，守住的意思。保护，守住什么呢？——自由，能够扩展个人自由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



如果保守的不是自由，而是其他限制自由，甚至剥夺自由的东西，那就不是保守主义。非自由，不保守。比如，妇女裹脚，是传统，甚至被誉为“病态美学”，但却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那么，它和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最显著的区别，是重视传统和经验，反对激进。



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人类历史的大传统中，追溯自由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囿于本国的传统，尤其是本国自由传统少之又少的地方；保守主义者更相信自然演化的力量，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持审慎的态度。



说一个人是保守主义者，等于说他无比热爱自由，却又反对激进；说一个国家是保守主义的国家，等于说这个国家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动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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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印象中，美国的制度，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国父们，在费城根据某个新思想，“设计”出来的新东西；但实际上，这些看起来非常新的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早已有之的文明根基之上。



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将美国立国的秩序根基追溯到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伦敦这四座城市：



●基督教信仰源自耶路撒冷，国父把上帝的意图——“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变成了现实。



●乔治·华盛顿在权力顶峰，拒绝黄袍加身的治国范本，来源于雅典的梭伦——为国立法，缔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制的民主国家。



●共和政体的宝贵经验源于罗马——个人的权力、少数人的权力，和多数人的权力，都必须被分立与制衡。



●丰厚的自由传统来源于伦敦——财产权、大宪章、代议制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得以确立。



“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保守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刘军宁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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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观点，但和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不折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再次说明，保守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智慧，真理，或者“天道”（老子语），是超越时空而相通的。



仍以美国为例。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迄今200多年过去了，却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



保守主义重视传统，反对激进，但绝非拒绝变革。事实上，保守主义从不轻视通过渐进的变革，不断创发新的自由。只不过，对变革持有审慎的态度——不求完美无缺，而是“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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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



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追求完美？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



然而，保守主义者会先问，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事情，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公共领域，保守主义者既不相信完美，也不追求完美。



相反，保守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



保守主义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比如，丘吉尔说：“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由善良的意图酿成的悲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美国某些州为保障女性权益，曾规定：夫妻一旦离婚，无论错误在谁，丈夫都必须净身出户，还要给妻儿不低于之前生活水平的保障。



结果，美国出现大量可怜的男人：他们因妻子出轨而离婚，失去了婚姻、子女、财产，还要负债补偿前妻，许多人不堪重负，或流浪，或自杀；很多男性不敢再轻易结婚。看似保护女性权益，结果伤害了更多人。



法国大革命，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不断消灭掉那些“对理想社会意志不坚定，革命性不彻底的人”。起初，牺牲掉了部分无辜者；再往后，温和派和中间派也要牺牲掉；最后，所有看起来革命不彻底的人，都要被牺牲掉。



被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罗兰夫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她在临死时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血腥动荡十五年后，法国大革命走向尾声。这场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理想主义试验，最终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



砸烂“旧机器”，重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为何必然走向暴力和激进，并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人性不可强制改造”和“理性不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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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可改造



什么是人性？如何看待人性？这几乎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同思潮最根本的分水岭。



人类有不可磨灭的“天使”本性，也有与生俱来的“魔鬼”基因；人天生既有同情、怜悯、友善、上进之心，也有自私、贪婪、嫉妒、懒惰之欲。



激进主义者，妄图改造或消灭人性中所有自私的、丑陋的东西，只保留无私的、美好的东西，为此，不惜付出代价。



苏联1920年代的“造就新人运动”，把大量青少年送入“教育实验基地”，强制根除他们人性中固有的“不高尚”因素，然而事与愿违，大部分人最后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废人。



保守主义承认和尊重人性，认为“人性亘古不变，人性不可改造”，但却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放大人性中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恶。



好的秩序，比如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既能激发人追逐财富的天性，也能抑制诸如不劳而获，甚至抢劫、均分他人财富的念想。



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承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采取“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规则，打破了之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模式，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当年就实现了增收。



坏的秩序，会摧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在这种秩序下，普通人即便作恶，也常常不自知、不自省，阿伦特将此称之为“平庸的恶”，这种恶无限累加，化为滔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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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战争失败后逃匿到阿根廷，隐姓埋名，妄图逃脱审判。当他被抓获时，让人们惊讶的是：鹰钩鼻子，眼睛不大，棱角分明的下巴，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这哪是一个杀人魔鬼，倒像身边的邻家大叔。



然而，他却是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煤气鸩杀”这一高效“杀人机器”的发明者。当他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时，却言之凿凿：“奉命作恶，罪不在我。”



纳粹之恶，是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纳粹的权力之恶，则源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与此相反，保守主义对权力保持怀疑。因此，不寄望出现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然后把权力授予他，而是尽可能的将各种权力分散，并且让权力监督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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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可滥用



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知识：



●第一种知识，立足于理性构建，常运用于物理学、数学、工程等自然科学中。



●第二种知识，立足于直觉和经验，它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或理论模型来表达，常运用于人类社会实践中。



就构建一个良善的秩序而言，保守主义宁愿相信人的经验，而不盲从人类的理性。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文明，源自集体的经验积累，而非理性，尤其是个别人的理性能力。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以此来解决庞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然而，人类天性中就有“滥用理性”的冲动。各种妄图以少数“聪明人”的理性，构建人间天堂的激进主义，历史上层出不穷。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财富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改天换地”的激进主义思潮迅速崛起，并在全世界蔓延。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最后是东亚，无一幸免。



有人说，20世纪的大部分灾难和悲剧，都是“理性癫狂的产物”。



今天，人类的技术水平再次登上了新的顶峰，“理性被滥用”的魔咒，再次笼罩着人类：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



大数据的普及，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完全可行；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有人预言，“AI治国”将改造和颠覆现有秩序，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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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研究》中预言：“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将‘致命的自负’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



100多年前，科学曾是与民主并列的启蒙口号。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科学思维和技术进步，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应该警惕的，是科学被滥用于伤害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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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唯保守主义屹立不倒



源于思想的观念与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动逻辑。



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在英、美，论述保守主义的著作不胜枚举；但，中国语境下的“保守”，是一个形容词——过时的，抱残守缺的，不思进取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00多年前，从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到章士钊等人创办《甲寅》杂志，保守主义在中国曾发出微弱之光，“五四运动”后，随着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黯然退场。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被忽视，被遮蔽，被严重轻视，甚至存在许多误解。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作者包括柏克、柯克、托克维尔等保守主义思想大家，带领我们深入、细微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深刻内涵。



◎当下社会最稀缺的警醒思想：诸多社会乱象和不可思议的悲剧，再次警醒我们，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刻不容缓。保守主义思想正是中国当代最紧缺的思想，它不仅关乎国家，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走向。正如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刘军宁老师所言：保守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有着直接相关性，在诸多思潮中，保守主义当然是当下最重要的。



◎为生活保驾护航的思维模式：真实的保守主义，不仅可以帮助看清历史和时代，还能在日常生活决策中帮助分析判断，避免可能的危险和陷阱，为生活保驾护航。可以帮自己做一个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再盲从，面对汹涌的潮流也能保持自己坚强的定力。



◎合乎西方思想正典的观念格局：大到世界趋势，小到生活琐事，将会全部纳入思考框架，并用保守主义的观念泰然处之。保守主义是一种信念，它延续西方正典精髓，可以帮助自己事业稳固，步步为营，成为坚不可摧的思想之盾。拥有充满魅力的个性和品格，做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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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胡适”：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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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胡适”
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文：邵建  编：先知书店
  
“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胡适研究会会长 耿云志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段话来自《武岭乐亭记》，它骈散交错，文字称美，是民国时代被选入国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为编《大学人文教程》，我和朋友们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项安排是去绩溪上庄拜访胡适故居。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车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带的山道，一边是岭一边是溪，便不由得产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视，尽管它写的是浙东。皖南与浙东，同样山水形胜，人杰地灵。对着窗外不断移动的秀水青山，一车人纷纷慨叹：难怪这里出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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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故居

从胡适故居中出来，正逢一间学校放学，我随意问路边的小学生胡适是谁，一连两次，谁知都望着我摇头不语。是不知道、还是有什么隐讳？我不解。真不知上庄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前辈乡贤的，这个不是生于上庄却是从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先知”。

不过，这个“先知”在20世纪的命运却是绕有意味的。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先知”

胡适，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岁时（1910）通过前清华的庚款考试，先后留学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完成哲学博士的考试，回国后因蔡元培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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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青年照

回国前夕，一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语言革命，以致我们今天通行的语体都得拜那场运动之赐，胡适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国的影响。

天下何人不识君，1920年代，胡适的影响达到了高峰，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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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

然而，20世纪下半叶，形势陡转，胡适的形象一落千丈。1950年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几十年后，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个时代（1949-1980）批胡运动的史料汇编。近三百万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这厚厚的四卷大开本，把它小山一样堆在书桌上，我就像打量一个怪异的时代。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就像接触鲁迅很早一样。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只能读到鲁迅而无从读到胡适。吃着鲁迅的奶长大，又从鲁迅的文章里看胡适，胡适纯然是一个反面形象。打个比喻，如果鲁迅是“战士”，伟岸的战士，那么，“走狗”两个字庶几便是我脑海中对胡适形象最早的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统地读胡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了个大大的“之”字。

1980年代，大陆中国逐步对胡适重开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胡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逐步从学术领域过渡到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随着人们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深入，胡适的形象再度走向历史前台。以致一个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这样语重心长：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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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双子星：鲁迅与胡适

这句话意味着一种时代精神的变迁。几十年来，我们的精神历程缓慢地然而是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很简单，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概括为从“鲁迅”到“胡适”。当然，这里的“胡鲁”都不仅是他们自己，而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他们原本就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问题是，今天，如果我们把“胡适”作为21世纪的文化选择，那么，由胡适所代表的精神坐标到底是什么呢？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胡适的一生和他的思想都极为丰富，有这样一篇写胡适的文章，内容没看，但题目却过目未忘：“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这句话非常到位，庶几可以视作胡适的墓志铭。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以及20世纪历史本身都有所开创和影响的胡适，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放在今天，我以为有这样一点——这也是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什么是宽容？应该说在中国本土的传统中找不到这样的精神资源，至少它是极为不丰富的。作为一种价值之光，20世纪以来，它主要是靠当年留学英美的那拨知识分子输入和奉持，而胡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在牛津、朗门或韦伯斯特等大辞典中，宽容通常解释为对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承认。美国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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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

是的，社会作为一个异质共同体，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异的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无法一致。那么，这样一群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存呢？如果我们不是强调彼此之间斗争的话，宽容就是构成社会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培养自己的宽容意识和能力。

然而，20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宽容。20世纪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因此，在那个年代，我们尚崇的是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格言，也成了斗争性最强最坚决最彻底的个性表现。相反，胡适的宽容是价值的反面，它至少是和“软弱、妥协、不彻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奉持宽容的胡适因这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从而成为鲁迅的反面比照。


▌他是自由主义者，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众所周知，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劳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却以“容忍与自由”为题，连续作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讲演），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容忍”。

他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进而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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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题字

在胡适看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当然胡适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可以看到的是，胡适一生都有这样的雅量，不独老年。甚至早在1920年代，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的话当然是有所指的。容忍问题远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部发生分歧。胡适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过来人，这场运动足以形成我们20世纪的文化传统，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传统呢？至少，由它的“不宽容”所导致的历史负面性，我们今天还缺乏到位的认知。


▌“不宽容”的年代，他是理智的，也是孤立的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这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间的一通书信，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营的不同文化对比。如果胡适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陈的态度则是“不容”。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的。陈独秀没有考虑到，所谓“对”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种“认为”，而“认为”常常是人各认为。当你认为“对”就不容讨论，哪怕即使“对”的是你，这样的逻辑也将导致文化专制，“对”的专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开始骂人。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以“通信”为题，钱玄同写到：

“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针对上述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接过话头：

“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要问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钱玄同语）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者骂人在先，对方还没出阵，它就把未来敌手给“妖魔化”。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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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更有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了，新文化运动已有10年的历史，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鲁迅对于反白话文的态度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当年，苏俄的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胡适呢？和以上几位相比，胡适是理智的（也是孤立的），面对来自美国留学生对《新青年》骂人和不容讨论的批评，胡适在《新青年》上表态：

“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却无以代表《新青年》。上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文化气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钱、鲁的方式为主导，胡适则注定要被边缘化。因此，那场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

这条“不宽容”的逻辑线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比如1925年，一干人众居然公开火烧《晨报》馆（陈独秀认为应该，胡适提出严厉批评）……终于，“不宽容”的逻辑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带来了极负的影响，它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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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走近胡适，走近宽容

192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动一场被称作“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试图以暴力推翻段祺瑞政府，火烧《晨报》报馆是此次群众运动的一个“副产品”。1925年11月29日，游行群众围攻并烧毁《晨报》报馆，原因主要是反对《晨报副刊》批评苏俄的立场。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观上也走出了那个世纪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三十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

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九十年的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

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着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正确”，但决不能取舍“专制”。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需要宽容的制度。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胡适的一生，就是为制度宽容而努力的一生，尽管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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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并非指的是实然，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这里的走近“胡适”，其诉求也就是走近“宽容”，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成为一个非血火的宽容世纪。

那么，丈量一下吧，我们和宽容之间的距离，到底还有多远。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们这个世纪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我期待我们能为这宽容世纪的到来作出努力、哪怕是抗争的努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让这个世纪早日到来吧！

让我在此馨香祷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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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说：“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胡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胡适本人的评价，事实上早已超出学术本身。正如殷海光所说：“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



胡适，至少有三点，让我们受益无穷：

◎思想：这一点如陈志武老师所述。胡适先生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护宪、自由主义等的思考，以及对乌托邦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尤其是对宽容社会的呼吁，至今振聋发聩。

◎时代：从1917~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所以读他的书，就是读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方法：主要让我们看到胡适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胡适四书”（4卷15册）。读先生的书，读先生的人，读先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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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设莫盛于元”，明朝的教育还不如蒙古人，扎心了｜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文/桓大司马

大司马参与的大型纪录片《岳麓书院》火爆热播中，该片由执导过《圆明园》、《大明宫》、《玄奘之路》、《神秘的西夏》等纪录片大作的金牌导演金铁木执导，内容翔实，三观合宜，令人沉浸，大司马隆重向大家推荐。

第一集导览：

古代许多书院的前身是佛寺，佛教助华夏文明脱胎换骨





今天推荐第二集，第二集的看点有：

1

岳麓书院与潭州抗元。

上一集的导览，我们说到，宋代理学家并非如后世一样，只知袖手谈心性，于实务一无所知，而且，他们鄙视科举，注重成才济世而非做官，理学中最注重实践的湖湘学派就更是如此。
宋末，襄阳失守，元军循江东下，势如破竹，贾似道以精锐宋军十三万与元军战于丁家洲，一战溃败。而区区一个潭州城（今长沙），丁壮不过数千人，在知州李芾的指挥下，却能抵御阿里海牙的大军三个月之久。



在潭州保卫战中，岳麓书院五百师生并未坐谈心性，而是手执兵器，登上城墙，与元军血战，几乎全部战死，幸存的岳麓诸生张唐等人，城破之后再度组织义军抗元，与文天祥呼应，最后全部壮烈战死，潭州军民也多有举家自杀者。



可以说，潭州城近乎奇迹的保卫战，与岳麓书院对潭州之民的浸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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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代重书院，明代毁书院。



受近代以来民族革命理论对史实的筛选，以及近年许多网络帖子的无良捏造，普罗大众对元与明的印象与真实历史可谓截然相反。本片不偏不倚，史观很正，对元明两朝的评价，从书院的兴废一事中吐露了出来。



蒙古大汗打天下时确实屠戮极惨，但治天下却因为征服半个世界带来的极度自信，对于秦制帝国鼠窃狗偷，把民间管死以防倒台的做法不以为然。蒙古贵族当然也予取予求，蒙元朝廷当然也有暴政，但是其盘剥民间也讲究效率，而不会为了脆弱的安全感，先设好重重限制，牺牲效率以后再盘剥，令平民受更重的祸害。



同样，对于社会上一切有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因素，只要不是十分显眼，蒙古大汗一般不予管制，他们还喜欢看社会热热闹闹的，所以元代对书院着意扶持，书院的赞助人很多，侵犯书院是重罪，所以留下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美名。



相反，朱元璋心理极度自卑，人格极度龌龊，以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时间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有步骤、有计划地残害社会，令整个社会回复秦与西汉的状态，窒息到无以复加，毫无希望，连复兴的机会也预先扼杀掉，私人讲学的书院当然在朱元璋打击之列，所以明朝中前期民间书院衰敝，到明朝后期才略有复兴，岳麓书院当然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3



岳麓书院与心学兴衰。
明朝中后期，随着朱元璋体系的松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所复兴，书院也有所恢复。
王阳明在流放贵州途中，曾经特意前往岳麓书院参拜前贤，在长沙城流连多日，可以想见，湖湘学派的余韵必然会影响到心学的形成，心学主张知行合一，重视行的一面，就与湖湘学派旨趣相近。
但是，心学作为一种规范薄弱的宗教哲学，容易产生各种奇行种。理学信徒学不到家，或许能够“刻鹄不成尚类鹜”，心学信徒没学到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概率就很大了。



王阳明身后，王学左派出现了很多怪异的角色，甚至有人主张杀人越货、丧家败德也能成圣贤，形成极其恶劣的学风。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岳麓书院挺身而出，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身为心学信徒，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却调和朱张正学，主张悟修并进、知礼兼持，矫正心学的流弊。



从张栻主动邀请朱熹讲学开始，岳麓书院就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它虽然是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但并不是一个讲究门户之见的地方，这样的学风，当然会促使来访岳麓书院的人也抛开门户之见，这即使在现代社会也非常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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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这种说法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用世界人均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是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做法。资源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少数国家占很多资源，所以平均下来世界平均会很高，这种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我这里举的这些例子，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里面，人均淡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的是166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74%。不仅淡水，其他各种资源也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以世界人均资源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的话，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的。

那么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如果按中国人均资源在世界上的位次来看的话，实际上对大部分资源来说，我们都处于中间靠前的位置，比如淡水资源，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处在118位，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人口占44%。在很多其他的资源上，中国处于更好位置，也就是说世界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人均资源低于中国的国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些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人均资源低于中国的国家来的更富有

大家讲得很多的还有城市拥挤。实际上，城市拥挤与国家人口多少并没有很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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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 。
自述| 杨小凯


杨小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数学很好的人，怎会为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坐牢十年，我都没哭，但祷告流泪了。肺癌晚期，死到临头，才知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授、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全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编者按：2015年7月7日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11年。《境界》特推送杨小凯2003年公开自述的基督信仰历程以示纪念，因篇幅太长，节选部分发出。这位生前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几乎穷尽半生钻研的经济学，以及一贯信仰的科学似乎并未成为疲惫灵魂的最后稻草，在生命的最后时节，他的灵魂展开了与上帝的对话，并在祷告中被深深的安慰，感动落泪。
他生命的境界不是在最强壮时，乃是在晚期肺癌最软弱的时候，被上帝大大拓宽，真正谦卑下来，进入了永恒之门。

杨小凯教授简介：
祖籍湖南，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2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突破理性的天花

我1983年去美国，在美国读书时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我太太小娟为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



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益计算的理由。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因此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去教会。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



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7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时，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



但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



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与死亡面对面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会经验到。



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看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



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



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



从我个人经验，去年9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



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时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



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



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



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



但有时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



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



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9月份、10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



去年10月我走路走半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现在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能是毁灭



我们在中国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时也受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很深，去寻找上帝的原因都是从知识，从我学到的经济学知识角度来看。这都是人类的知识，而且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知识。



圣经跟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先看创世记里代表撒旦的蛇来勾引人类吃禁果。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三2至7）



这段话就是说，上帝不愿意我们知道得太多。他不让我们吃这个智慧果。吃了就犯罪，然后人就要死。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对科学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得太多？



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基督徒，很重视创世记十一章1至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段话是说，上帝不希望人类的能力太强大，当时人们的口音一样，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讲不同的话。上帝要限制人的能力，不让人类太发达。上帝不喜欢人追求现代化，他用一些办法使人不能团结一致来搞全球化。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趋势，慢慢都变成一种语言，大家都讲英文，那人类有可能团结起来，达到上天。但上帝不这样看，怎么理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帝。好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但他也发觉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占优势，所以他们就拜倒在基督教下。但如果他坐下来老老实实读圣经，他会发觉，圣经讲的跟中国人认识的基督教可能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反现代化，并限制人的能力，并且不能让人知道得太多。



跟这个反现代化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约翰一书二章15至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为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这些？从知识就是力量这点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反而给人带来更多的灾害。对武器的知识，造成了那么多战祸，像克隆技术（cloning），这种基因知识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会使人类灭种。所以，当现代化越往前走，你就发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不正确。



还有五章4至5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么？”



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我们经济学家相信并崇拜经济理性。可是自从哈耶克以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觉，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力是有限理性，否定了经济是完全的理性。



我们莫纳什大学有个递增报酬经济研究中心，根据最近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觉经济发展不一定增加人们的幸福。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让人们自由贸易，把政府的垄断打破了，中国就会发达起来。但到西方来后，我们仔细看看，这个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好。孩子现在有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有大房子住。我小学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计算机；但实际上我们那时的生活质量好些，有很多时间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和交流。现在的孩子，却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电视上面，对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好处。



电视养成孩子被动学习，没有主动研究，更不要说健康。至于计算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出现，而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超过一百到二百年。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和精神很不利。



就拿计算机来说，我得这个肺癌，也有很多人得肺癌，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我周围得了肺癌的十几个人，都过着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从1985年以来，我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养成一个对我工作很有利，却对我健康非常不利的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敲键盘，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写书的时候当然很方便，但是我就一天到晚那样坐着。这样就不太呼吸，这肺大概只用到四分之一。



尤其认真的时候，屏住呼吸，比正常的呼吸要少。还有一个例子，开车，好像是很幸福的事，但开车对身体非常不好。开车时人不动，而人本来是动的，自从开车以后就不动了，而且很紧张。有什么事情就屏住呼吸，肺又是呼吸很少。你若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看这个肺越来越不好。你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事实。



我们研究经济理论，理论中有一点说，经济发展来自于分工。分工的发展带来好多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你现在专业用化肥农药，伤害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业化造成很多职业病，分工使得交易增加，交易中的分层结构，上面是一个总裁，是一个管理者，下面是几个处长，每个处长管几个车间主任。



这样的分层结构造成上面这个人的一个小错误，会引起整个系统很大的问题。为了这个人的效率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操作，必须给他很高很高的工资。这个钱要高到使他自愿拼命给你做。拼命到什么程度呢？要了你的命。按照美国的统计，美国总裁的年薪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们紧张到不敢休息，不敢花时间给自己的太太。



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原罪，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一般都是罪恶的选择。很多人都选择利用一些“上瘾机制”来把你勾引到他的商业利益里。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游戏，那东西对小孩一点用也没有。它让小孩被动地去凑一个它预先生成的东西，没有一点原创性，小孩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但是他上瘾，离不开那东西，这样就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学习，毁了他的智能。这都是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更不要说汽车，汽车制造的污染，毁掉我们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分工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越发达国家越是这样。按照一个统计，五十年前，每个美国人有三十至五十个最亲近可以谈心的朋友，他们花好多时间交流。现在没有了，每个人都盯着电视，盯着计算机，他们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但他们知道电影明星的私生活非常详细，他们从来不认识那些名人，对身边的人却根本没有时间分享。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就是说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好处比实际上增加的要少。



你要是仔细看这些东西，就发觉，哦，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这东西，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慢慢地毁灭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毁灭自己。我们会有一天活在启示录里边，上帝来拯救，来审判。



通过读圣经，我慢慢改变原来那种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我认识到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自己。你真正要得到救赎，就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物质追求、现代化的追求，转到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救恩。




精神压力害死人



我的太太介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Healing Power of the Faith》（信心的医治能力）。我刚才说了，现在很多商业模式用上瘾机制，通过自由化竞争，把现代化变成一个毁灭人类健康的过程。



你看我从1985年开始搞计算机，到现在才知道这后果，但已经很迟了。如果我早信上帝，我就早知道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命的。现在有些朋友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那我推荐你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一种系统的研究，特别书里统计的大量例子，都是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研究。统计上说：信耶稣、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经常祷告、有较深信仰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在现在所谓的体重增加的现代病的得病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统计上的证据。



刚才我说了，现代化带来的很多疾病，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精神压力。精神压力成为一个现代病，对你的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信耶稣的人平均来说，在统计上很显著地比不信耶稣的人精神压力小，使他不受那么大的损害。这是有统计上的证明的，是研究中心做的统计。



精神压力，就是我说的现代化分工、自由竞争，是魔鬼通过上瘾机制，用自由竞争摧毁人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精神压力在过去一百年，每个人增加的数量用数字来表达，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大学生就想：“如果我拿个博士，拿个工商管理硕士，到投资公司工作，起薪10万美元、20万美元；如果拿不到，起薪才3万美元；我非得往上面爬！”



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成几何级数增加，增加到可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友谊，牺牲你对孩子的爱，牺牲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你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差别。比如中国人，想想你跳出中国，在中国每年的收入是几千美元吧，一下子变成几万、十万的，差别这么大，却又有很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都使人变态、患心理病、自杀。人的一点点差别造成的后果差别却很大，这使有些人从社会孤立起来，别人不理，他就边缘化，对竞争失败者产生巨大压力。



但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属天的盼望，他们不积累财富在地上，要在天国积累财富。我原来不懂，但遇到我的老师－－郑平治教授后才明白过来。他来此地访问时，我们尽量为他安排很好的酒店住；但他不住，他找很差的。他不是没有钱，就是因为信耶稣，不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住很寒碜的小木房子。当时我就说：“哎呀，信教的人不错，在现世是个失败者，所以追求来世。”



但你看看，谁是真正的失败者，谁是真正的成功者？我的学生里，有的做到总裁，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我原来也是这样，追求终身教职、教授、讲座教授。追求这些时，我对我太太好苛求，逼着她去读书，找工作，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丢掉了太多。其实这些东西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真的是一钱不值，要跟永生比起来，更是一钱不值。



我看这本书的统计资料说：凡是真心信教的，他们不上魔鬼的当，拼命往上爬，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丢掉这些一点都不痛苦。这些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蝇营狗苟，为了现世的一些物质利益，就要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爱，牺牲对上帝的爱。



我2001年10月，诊断为四级肺癌，那时我的右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光是大瘤子就有三个，每叶肺都有，还有好多小瘤子。开胸手术后，医生根本不敢治疗，只好缝合起来，说你顶多有三个月命，没希望了。我当时也完全绝望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这种人从来只相信我自己，我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没有上过大学，可以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从我们事业来说，爬得比较快，爬得比较高，也跌得比较惨。我认为凭自己奋斗得到这些，看不起不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努力。



我接到这样的肺癌诊断之后，绝症嘛，那就相当于宣判死刑。医生还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都是中文叫做“安乐死”的治疗，在你死之前不要太痛苦。



我现在好像讲得很轻松，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这样的判决书，很多人会精神崩溃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就被吓死了。有的不吃药，反正是要死了。有的就动都不动，躺在病床上，很快就死了。



而我后来我信了耶稣，天天祷告。每天走路时，别人都带着收音机随身听。我集中精神祷告。走路是最好的时间集中精神祷告。祷告时，你的心平静下来，现世的忧虑慢慢就没有了。而且你还为别人祷告；你爱别人，你心里也好了。你原来处在竞争之中，你心里是恨啊，妒忌啊。像我这样坐过十年牢的，就恨那些迫害我的人；然而你读圣经，圣经却说要爱你的敌人，要爱那些迫害你的，要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境，你一高兴起来，身体就好了。



你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因为不宽恕，结果害的是你自己；谁最受苦？是你自己。



所以统计上明显证明，凡是信耶稣的，特别是信得深的人，他能克服这种压力，调整自己。我在化疗的时候看到有些人被吓坏了，他做化疗后一动不动；但我每天走路四个小时，我还举重、跑步、打球。为什么？有上帝，我在祷告。



宗教对你的精神生活，对你现实的生活质量，对你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你信得越早越好，像我这样，太迟了。真的，不要学我。我是要走到人的尽头，才到了上帝的开头，你们应该未到尽头之前，就选择打开心门给上帝。




上帝使用敌人来帮你



我分享读圣经的两个感受。基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而且要全心的，用全部的力量、脑筋和你的灵魂去爱。这个爱上帝，不要讲别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治疗，治疗你自己。



我这个人，他们说我常给人压力，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价；就是说，老是急于要把事情做成。这就有点像癌症。人啊，特别是现在成功的人，有些都带给人压力，就是在很短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目的，拼命去做，有时候不择手段。



这种人就喜欢抱怨，老说你这么做啊，那么做啊。虽然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也可能这样，老是担心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精神高度紧张，老是在想问题，然后就抱怨。我经常这样。我指责我太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总看到别人的问题。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种给人压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魔鬼、现代化给你这个压力，这样的人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症一样。



培养你爱上帝之心，最低层次是救你自己。我就想办法培养我这爱心，首先我不能在家里还老挑毛病。要下定决心，让上帝给我力量，从今天起，要找太太可赞扬的地方。太太小娟的评价是：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



第二是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这也很难做到。这问题跟现代社会的分工、现代化是有关的。现代化使妒忌、仇恨成千倍地增长，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只要差一点点，他就会把你的饭碗完全抢掉，所以人变得极其敏感，变得非常妒忌。



对我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什么呢？是跟我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说，1985年，我有一个朋友，我把他搞到美国去，他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正规训练拿博士，我拿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好辛苦。他只学了几个月英语，就被美国国会请了去，一下爬到我头上去了。我妒忌吧？



原来是你底下的，他一下爬到你的上面，还颐指气使的，你却一点功劳也没有。我曾这般辛辛苦苦的想往上爬。当时你那个心啊，就像虫咬了一样。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你想想你的同班同学，他什么考试都比你好，因此你气得要死。这就是你的邻舍。为什么叫邻舍？就是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厉害关系的人。如果你能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那你就得福啦。



爱你的敌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43至48）
“爱敌人”这句话是最难理解的。我不认识的人，我都没感情，我都没法爱，那敌人怎么爱法？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最受感动的是：上帝，这个基督，比人高明，他不是人能想到、做到的。这说明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讲不出这种话。从常理你想不通爱敌人的理由。上帝还把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参马太福音廿三12）。

你要爱你的敌人。那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看很多历史，就发觉，比如说，日本天皇痛恨美国人，特别是丢了原子弹以后，更加恨。但你想想，真正使日本富强起来的是谁？是美国。也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帮你。

从长远来考虑，上帝通过敌人来救助你。旧约里，上帝用很多敌国，如巴比伦，来教训犹太人。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有人在找我麻烦，压制我，就想想圣经说过“爱你的敌人”，上帝可能是通过敌人在救助我。你也可以读旧约约瑟的故事（参创世记卅七至五十章）。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差点把他杀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就是上帝藉这方法使约瑟成功了。就是他离开父亲的荫庇，到外头闯天下，后来这个家族都靠他来救助。



爱你的敌人，这是常人讲不出的道理；但是它是真正的道理。你要是真的学通了，第一对你健康有利，第二，对你最后的救赎有利。



我读经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圣经是本什么奇奇怪怪的书，有历史、犹太史，又有一些箴言、诗歌，一本不伦不类的书。你要读那些历史，还不如啃那些史书更加可信。



但这就是说，你还没有读通那句话，“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不谦卑，你以为人的知识比上帝的要高，还没有脱离“知识就是力量，现代化第一”的这种人类的眼光。如果你改变了这种态度，就可以慢慢地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无价之宝。对你的生活，对你人生的真正事业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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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大墓惊现波斯王子？秦国与波斯、印度究竟有何联系｜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紫凝笔斋 ，作者紫府夜凝


根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导，疑似秦始皇嫔妃与始皇之子的两具考古遗骸，日前成功运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模拟出“真容”。他们很可能死于胡亥在秦始皇死后进行血腥屠杀。

其中，疑似秦始皇“王子”的头骨底部右颞骨中，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明确指向了他的死因。落葬时，他的头骨和四肢已经和身体分开，放在棺材顶部的一个宝盒里。根据复原图，他死时约30岁左右，有橄榄形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

而面部复原图中的女子有一双圆润的大眼睛，和高挺的鼻梁。根据颅面复原的结果，这名女性可能有非汉族的血统——她的面部特征并非典型的汉族人，可能有中亚甚至欧洲血统。这一结果或将引发激烈学术争议。

秦始皇陵博物院正计划对这两具遗骸进行DNA检测，希望能提供更多他们身世的线索。同时，考古工作部主任张卫星指出，并非所有考古学家都一直断定这些遗骸就是秦始皇的皇子和嫔妃，他们也可能是秦始皇的大臣。

这则报导让许多脑洞学者如苏三、朱大可之类非常激动，因为他们已经坚持不懈宣扬波斯人主导秦国文明几十年了……



我也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没有那么夸张。秦国政权中有外来因素是明显的事情，仅《史记》中的蛛丝马迹就极多，比如“十二金人”的由来至今没人能说的清。



而咸阳城处中国之西，在秦朝时就容纳了一些波斯人不足为奇。在此一百年前，亚历山大兵峰直达中亚，有流民或者客商经过西域城邦，到达中国实属正常。西域在前17世纪左右就有城邦国家了，而秦始皇时的匈奴还没有强大到封锁西域，也就不需要张骞这样的人物来“通西域”。换言之，几百年来，咸阳向西的道路是畅通的，这里从来都是民族的熔炉。
好，下面我就出入于《史记》等书的文本，分析一下哪些人有可能从西方来到了秦国。
印度的佛教此时已经传教三百余年。有佛徒很早就零星进入中国，这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议题，主要依据有三：



1

约公元前304-前232年，北印度与阿富汗一带在著名的阿育王统治下，佛

教盛行一时。阿育王统治后期派出了大量佛教使团，最远达到叙利亚、埃

及，来到中国不无可能。此时正当嬴政统治期间，马非百《秦集史》即认

为十二金人可能是佛像，其崇拜当然是阿育王使团带来的。

2

《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

话历来聚讼不休。岑仲勉先生先是相信日本学者的说法，认为“不得”乃是

buddha，即佛陀。所以“禁不得祠”是禁止佛寺。但是他后来又转而认为

不得祠是拜火教寺庙。辛德勇先生极力反对，认为本句应该读作“禁不得-

祠明星出西方”，就是禁止祭祀“明星出西方”。

但实际上，“不得”上古音和buddha尚有差距，辛德勇先生的解释也不能

定论，这一句到底是悬案。

3

最后一条最有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

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封禅书》又有：“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

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这里“羡门”应该指一类人，“羡门高誓”在别的文献中又名“羡门高”“羡门子

高”。马非百《秦集史》认为“羡门”即是“沙门”（梵文 śramaṇa）之转，

乃是佛教僧侣之称。那么这个东来的和尚应该叫“高”之类的名字，很可能

也属于阿育王使团。

不过羡门子高的活动区域基本在东海，不在西域，难道是秦始皇病急乱投

医，把佛教徒也派到东海去找不死药了？我曾经另有一个解读，“羡门”也

可能是“萨满”，东北的巫师而已，所以《封禅书》又说：“宋毋忌、正伯

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




虽然尚有不少难点未厘清，但总的来说，秦代的中国已有一些疑似佛教徒的痕迹了。秦始皇大规模招揽奇人异士，有一些印度人或西亚人进入帝国高层是有可能的。并且也不一定是佛教徒，还可能是拜火教徒。
这条猜测便是关于著名神棍“安期生”的了。此人一般被认为是道家，其实也可能是纵横家：《史记.田儋列傳》“蒯通者...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

但是脑洞大开的马非百又认为，安期生其实是安徒生，安期生其实是拜火教徒。安期，上古汉语拟音为 an-giə，正合古印度《梨俱吠陀》之中的火神阿耆尼Agni。而这位神的原型，就是拜火教（又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中的火神Athr。
拜火教是波斯帝国的官方信仰，其教徒称为magi（中国文献一般称“穆护”），《希罗多德历史》中称为马哥斯僧magos。耶稣诞生时，从东方来的三博士（或译做三圣王）magoi，其实就是拜火教徒。英文中的magic,magician 等词便是来源于此。可见magi们的影响之大。他在中国也留下了蛛丝马迹。

周代以来很多人名叫“毋忌”或“无忌”，西周时即有齐厉公姜无忌；后又如楚国的费无忌，害死伍子胥父亲的权臣；晋国韩厥之子韩无忌，为公族大夫，有“无忌镇静”之美名；再如著名的魏国信陵君，名为魏毋忌；最后，秦始皇广招异人时，又冒出来一个“宋毋忌”（引文见上），《史记索隐》注：“乐彦引老子《道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博物志》《魏书.管辂传》等书亦有相关记载。这个“毋忌”上古拟音为mia-giə或ma-gɯ，正是magi啊。

拜火教来源甚古，如其太阳神密特拉mitras，就被认为原始雅利安人的神。早在波斯帝国之前，米坦尼国的主神即为密特拉，最早记录见于公元前14世纪。即便波斯帝国灭亡之后，密特拉信仰也曾为罗马帝国的主流信仰之一，更影响了Maitreya，也即未来佛“弥勒佛”的诞生，更有甚者，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也和他关系匪浅。而著名的反罗马英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其名意为“密特拉的赠礼”。如此可见这一信仰在秦朝之前已经传播了千年，此后也一直盛行。所以magi一词在周代就曾影响过中国，并非怪事。

故而，宋毋忌和安期生都有可能是拜火教徒，秦始皇乞灵于异教秘法，于是将之引入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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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天马行空了许久，并不是要做“历史的发明家”。我罗列这些前人的脑洞，无非是想说，佛教、拜火教等信仰，在秦朝时已经零星存在于中国，并非完全不可能。而秦始皇为了求长生不老，就四处搜集这些异人引入宫中，他们最后死在一场政治变乱里。这或许就是秦墓新发现“波斯王子”的真相。



如果像某些考古学家所作的假设那样，这些人真的是秦国的王妃和王子，在二世胡亥尽杀诸公子时死亡（仅《史记》所载便有34人）也是有可能的。秦始皇要是看西域美女深目高鼻长得好看，娶回来生了个儿子也没什么可怪的。电视剧《秦时丽人明月心》里面嬴政不还娶了迪丽热巴么……



质言之，正如我在《关陇：民族的熔炉》一文中写过的：



长安虽为关中，似乎很长时间内扮演着中国的中心，但其实是外来种族进入“华夏”的大入口。这个地方，在关东看来是个泥丸封关的宝地，在西疆番邦看来，却是个出入自由的通衢。



秦墓出现两个波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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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食人魔：蒙古军与朱元璋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0 昨天


本文目录





1、民族史与保守主义

2、蒙鞑食人

3、宋元之变，明承元制

4、朱元璋与红巾军食人

5、结语







三观一致者，速速关注本号！




1、民族史和保守主义



我最近有多篇文章研究食人族历史。

这不是猎奇，而是要梳理民族与文化之根脉。

这与保守主义息息相关。欧美保守主义有非常重要的一环，民族主义。MAGA运动就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体现。但在东亚，这个词被歪曲了。

老有人问我，保守主义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保守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好的历史传统的继承。所谓历史传统，当然包括了很多因素，如文化，宗教，制度，血统，基因等等。

但历史传统既然有好的，当然也有坏的。不是所有传统都是好的。保守主义不能保守承坏的传统。

那么，怎么甄别好的传统和坏的传统，就成为一个问题。

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往往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把坏的说成是好的，或者把好的坏的一锅乱炖，不加区分、乱作区分。秦晖、刘军宁、阿姨、曹长青……没有一个不在这个问题前面栽跟斗的。

我正是希望以食人族历史这个角度切入，对东亚保守主义作一次深刻的正本清源。


2、蒙鞑食人

1、黄巢食人
公元883年，黄巢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缺乏军粮，于是“俘人而食，日杀数千”，建立了一条人肉生产流水线，名叫“舂磨砦”。贼兵制作了三百个巨大的石臼，将抓来的老百姓塞进石臼里，活活舂烂，变成肉糜血糊一样的东西，连皮肉带骨一起吃。

把陈州附近的老百姓全吃光了，黄巢就派兵去附近几十个州郡抓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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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舊唐書，卷二百下，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 ‘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资治通鉴，第二五五卷


黄巢围陈州三百日，“日杀数千”，以每日杀三千人算，三百日就舂烂、吃掉了九万人；以每日杀五千人算，三百日就舂烂、吃掉了十五万人。如此规模，在东亚食人史上肯定史无前例，但却远远谈不上空前绝后。

因为在黄巢死后三百多年，又有大批食人魔王横空出世，驰骋中原，肆无忌惮地吃人肉，与黄巢交相辉映，将整个东亚大陆吃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第一批食人魔，是蒙古鞑子：铁木真和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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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铁木真的“安答”札木合用大锅煮人

我在《&#128279; 别认错爹了：这不是汉族基因，是食人族基因！》一文中指出，父系单倍群O3是食人族基因，而蒙鞑铁木真可能是O3的主要散播者。有人表示怀疑，认为缺乏蒙鞑食人的历史记载。

下面就是蒙鞑食人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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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在短期修整以后，他召集了他所有的人，出发去进攻契丹人。经过长期战斗，他们征服了大部分契丹人的领土；他们并且把契丹皇帝围困在契丹的一座最大的城市里面，他们围城如此之久，以致军队的粮食完全吃光了。当他们完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成吉思汗下令：在每十个人中，应抽出一个人来当作食粮。”

由于蒙鞑再次对欧洲兴兵，教宗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派遣劳伦斯和加宾尼出使蒙古，向鞑靼皇帝颁布敕令，要求其忏悔并停止迫害基督徒。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后来根据出使途中所见所闻，写成《出使蒙古记》一书。

书中所说“契丹”，指的是金国。所说的围城战，应该就是铁木真亲自率军围攻中都。铁木真在下令蒙古军队每十个抽一个作军粮之前，必定已经像黄巢那样，把附近所有能找到的平民百姓和敌方俘虏全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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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特使关于蒙古军食人的记载并不是孤例。

拉施特所著《史集》（商务出版社1985年）第二卷201页记述，“当窝阔台合罕出征阿勒坛汗，前往汉地哈剌沐涟河畔的南京城时，派遣拖雷汗走另一条路。他经由吐蕃而出，通过被居民称为忽兰迭格勒腾即 ‘红袄人’的乞台地区。因为合罕（所走的）路远，所以拖雷汗忍受了途中的艰难并缓慢地行进到下一年；他们没有粮食，便吃起死人、倒毙的动物和干草来了。”

拉施特（Rashid-al-Din Hamadani‎，1247年－1318年），伊朗哈马丹犹太人，改宗伊斯兰教，归附蒙古军，成为伊儿汗国丞相。

伊儿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由铁木真幼子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及其后人所统治。拉施特30岁时当上了阿八哈汗（旭烈兀长子，伊儿汗国第二任汗王）的御医，后被合赞汗（阿八哈的孙子）委任为丞相。合赞与完者都汗（合赞之弟）委托，编撰一本“世界历史全书”，这就是《史集》。

上面记载的是，铁木真死后窝阔台继位，窝阔台汗于1232年再次伐金。当时金国已经放弃中都（北京），迁都汴梁（河南开封）。窝阔台兵分三路，自己亲率大军渡黄河直扑汴京，斡陈那颜率东路军走济南，四弟拖雷率西路军自汉中强借宋道，沿汉水迂回到背后包围汴京。

文中所说的“南京城”就是汴京，“哈剌沐涟河”就是黄河，“红袄人”就是山东一带起义反对金人的红袄军。（多桑《蒙古史》称，拖雷军“经种种险阻，士卒饥困，至以草及人肉为食。”）

蒙鞑之中，食人的绝不止铁木真一部。《蒙古秘史》载，公元1190年，札木合与铁木真大战之后，札木合以七十口大锅煮死了赤那思氏所有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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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第72页，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虽然秘史没说扎木合煮熟了人之后吃人肉没吃，但显然一个没有食人习俗的部族是不会突发奇想以大锅煮人的。

札木合后来兵败投奔乃蛮部。公元1204年，铁木真部攻乃蛮部。《蒙古秘史》载，札木合以诗章形容铁木真麾下“四狗”（者别、忽必来、者勒密、速别额台）极其凶残，以人肉为军粮：

《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版 p158
《蒙古秘史》另一个译本

额如生铜般坚硬
舌如锥子般尖长
心如钢铁般无情
牙如钉子般锋利
四条吃人的疯狗
挣脱其钢铁锁链
欲吃我人肉尸骨
垂涎三尺狂奔而来


铜铸的额颅
凿子似的咀
锥子似的舌 铁的心
他们以环刀作鞭
饮露御风而行
在厮杀的日子里
他们以人肉为粮
他们挣脱了铁索
自由自在地来了
欢天喜地 咀里流着唾液



撤退时，札木合还不忘介绍追来的铁木真亲兄弟合撒儿是“用人肉喂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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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鞑贵族把吃人肉、大锅煮人写进秘史，已经足以证明食人在蒙古部落里是常见现象。


三观一致者，速速关注本号！



3、宋元之变，明承元制

——废丞相、文字狱、酷刑治国、下跪、廷杖、殉葬……


蒙鞑是靠着食人肉打下江山、占领中国的，在充分的外文资料面前，这已经不是什么疑问了。

朱元璋下令宋濂修撰的《元史》为什么缺失了这部分资料？这就很可能与“明承元制”有关了。

很多人只知道“周秦之变”和“秦制”，却不知道东亚大陆的弊端之根不单单在于“秦制”，而在于“汉承秦制”——汉朝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暴政统治术。

“周秦之变”后一千年，有一个“宋元之变”。

陈寅恪盛赞宋朝：“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虽然出了两个昏君宋神宗、宋徽宗，但总体而言宋朝在分权制衡、司法公正上做得极好。宋朝的司法公正，基本做到了让每一个蚁民在国家公权力之下获得平等待遇，足以为后世之师。

但是，蒙古人挟奴仆“乣汉”大军灭亡了宋室，野蛮战胜了文明，东亚大陆重回黑暗时代。

宋元之变对东亚的负面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五胡乱华。因为中原板荡之后，虽然留在华北的汉人被奴化，但衣冠南渡，大量士族和平民移居江南，在那里重建了一个新的文明纪元，华夏文明虽然遭受惨重打击，也因此契机得到了重生。宋元之变却是食人生番们将江南的华夏文明也彻底消灭了，将整个东亚大陆上的汉人全部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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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检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墓碑曰 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拏人妻女，有志者，率皆自裁。
——徐大焯《烬余录》


全体汉人被奴化90年的后果是：宋代的华夏文明被蒙元毁灭了，这种毁灭是不可逆的，所以次生的朱明社会没能继承到宋代的任何文明基因，只继承了蒙元的暴政基因。

深谙“国民性”的鲁迅曾说过：奴才做了主人，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是被蒙古奴化的“乣汉”（有一些资料指出朱元璋其实是回人）出身，一旦当了皇帝、天可汗，确实比他以前的主人还残暴，还摆架子，还可笑。

蒙古奴才朱元璋，为了坐稳江山、做稳主子，把功臣宿将以各种借口清洗一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株连蔓引，杀死了十数万人，入狱充军发配的不知凡几。仅蓝玉一案，明军将校就被杀了一两万人，军中人才青黄不接，这才导致数年之后燕王朱棣造反成功，篡夺了侄子的皇位。

朱元璋本身是个半文盲，心理阴暗，时刻怀疑朝野上下的知识分子阴阳怪气讽刺他，所以大兴文字狱，连御史写诗“夜深宫禁、小犬吠影”都被腰斩。

朱元璋将亚圣孟子牌位撤出孔庙，还删去了《孟子》中所有“对君不逊”的文字，占全书三分一，名曰《孟子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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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丑像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李善长后，史无前例地废除丞相一职，将行政权收归己有，大权独揽，皇权至上，其独裁程度达到了东亚帝制史的顶峰。这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逻辑，是从蒙元行省制开始的，到明代废丞相而达到顶峰。

朱元璋这个半文盲，为了洗脑百姓，还厚颜无耻搞出来一套“圣训”，名之曰《大诰》，规定天下每一户都要有一套。朱元璋说这是“臣民之至宝”，谁要敢不收藏这部书，就“迁居化外，永不令归”。若有人犯法，只要收藏了此书就可以减轻一等罪名，官府还会对犯人家属考核《大诰》书里的内容，背不出来的不管老幼都要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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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 ，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大诰三编·颁行三诰第四十三》
“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大诰武臣·御序》


为了将士大夫的脊梁打断，朱元璋从蒙元继承了“廷杖”，将有明一代变成“打屁股的朝代”，满朝文武不论官职高低，只要触怒了皇帝和把持朝政者，立刻就会被锦衣卫当场捺倒，剥掉衣裤，一顿笞杖捶打，打得鬼哭狼嚎，生死不论。刑部主事茹太素因为写的奏折冒犯了朱元璋，就被他毒打了一顿。（“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明史·卷139》）到了明英宗、明宪宗年间，廷杖更是大行其道。正德元年，群臣上疏反对宦官刘瑾专权，朱厚照逮二十一人下诏狱，痛打廷杖，打死二人。正德十四年（1519），群臣谏止南巡，一百四十六人被打廷杖，打死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朱厚熜对一百三十四人打廷杖，打死十六人。后来魏忠贤擅政，亦曾屡兴大狱、打廷杖，工部郎中万燝、御史吴裕等人被打死。

朱明一代的廷杖，是从蒙鞑的统治术学来的。丁易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这是元朝的野蛮行为，朱元璋却接受下来，而且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明代特务政治》）吴晗说：“锦衣卫学前朝的诏狱，廷杖则是学元朝的办法。在元朝以前，君臣的距离还不太悬绝，三公坐而论道，和皇帝是师友。宋代虽然臣僚在殿廷无坐处，礼貌上到底还有几分客气。蒙古人可不同了，起自马上，生活在马上，政府臣僚也就是军中将校，一有过失，随时杖责，打完照旧办事，甚至中书大臣都有殿廷被杖的故事。”（《朱元璋传》）

朱元璋发明了许多种酷刑，除了滥用族诛、凌迟之外，还把当土匪所见所闻的酷刑、前代用过但早已废弃的肉刑全部复活，一一用在官员和百姓身上。如断手、剁指、挑筋、墨面、刖足、 斩趾、去膝盖、阉割、枭令、称竿、剥皮囊草、抽肠、刷洗、锡蛇游、铲头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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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将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郤放彼端石，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桃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
——祝枝山《九朝野记》


明代才子祝枝山在《九朝野记》里说，明初老百姓为了逃避苛重的赋税，逃离村庄去当无业游民，或者去当和尚。朱元璋对此十分痛恨，每每抓到几十人，就将他们埋进土里，只露出头颅，用大斧头贴地砍去，一斧就能砍掉几颗脑袋，这叫“铲头会”。

所谓“刷洗”，就是把犯人赤裸绑在铁床上，用沸水一浇，再用铁刷刷去皮肉。所谓“枭令”，就是用挂猪肉的铁钩，穿过犯人的脊梁骨挂起来。所谓“抽肠”，就是把犯人挂在架子上，以铁钩戳入肛门，钩出大肠，铁钩另一端系在大石头上，石头下坠，尸起肠出。朱元璋、朱棣父子统治的时代，类似的法外酷刑数目繁多不胜枚举，史上罕有其匹。部分见诸《明大诰》，部分见诸明代笔记。

明初将这些惨毒的酷刑“法制化”，无疑是对蒙元戮民、残民的暴政统治术的效仿。参见蒙古鞑子在花剌子模的屠城，在西夏的屠城，在金国中都的屠城，战胜俄罗斯基督教军队后多次屠城（基辅被屠后，只幸存两千人）、将九名罗斯王公压在宴席下活活压死，在中原的屠城，在四川和南方的屠城，徐大焯记述的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元代将凌迟写入法典，无疑是朱元璋在《大诰》中将酷刑法制化的思想来源。

东亚的杀人殉葬在秦朝和西汉后废止了一千多年，到了元明两代却死灰复燃，殉葬规模重回历史最高水平。

伊儿汗国的伊朗历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里记载，铁木真死后至少有四十名处女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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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学者术思札尼（Siraj al-Din al-Bulqini，为逃避蒙鞑军队从伊朗跑到印度苏丹宫廷）在《纳昔儿史话》里记载，金帐汗国第一任大汗拔都死后，多人殉葬：“拔都按照蒙古儀式入葬。按這裡的人們的做法，有人死去后，須按這位進地獄的惡棍的地位在地下蓋一所像屋子或壁龕的住所。……將他與他的武器及全部財產一起葬在那裡。他的妻妾、僕役及最寵愛的人也與他一起入葬。”

亚伯拉罕·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瑞典史学家）《蒙古史》记载，伊儿汗国首任大汗、拖雷之子旭烈兀死后，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

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铁木真的孙子、蒙鞑第四任大汗蒙哥死后，在运送他的棺材到陵墓时，按照惯例将路上遇到的所有人全部杀死殉葬，总共杀死了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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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一卷 75页

既然是“按照惯例”，那么铁木真、拖雷、窝阔台、贵由、术赤、蒙哥、旭烈兀……死后归葬时同样会将路上遇到的人全部杀殉。

冯承钧《成吉思汗传》据此说，铁木真死后“諸將負成吉思汗柩歸蒙古，祕其喪，在道，遇人盡殺之。”

朱元璋僭政后，正是由于“明承元制”，他不但没有恢复东汉至唐宋禁止杀人以殉的文明葬仪，反而将辽金元的殉葬陋习全盘继承下来。

次子秦王朱樉死后， 朱元璋勒令秦王妃观音奴殉葬，谥号愍烈。观音奴是元将王保保的妹妹，《倚天屠龙记》里赵敏的原型。

朱元璋死后，有很多妃嫔宫女被迫殉葬。《明史·后妃传》：“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所谓“宫人多从死者”，就是说朱元璋的宫女大多数都被杀掉殉葬了。这些被杀妃嫔宫女的父兄被封为千户、百户，世袭吃皇粮，以示抚恤，人称“朝天女户”。后来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都以活人殉葬。景泰帝朱祁钰以诸侯礼节下葬，仍旧以活人殉葬，因为当时不但皇帝要活人殉葬，所有诸侯都要活人殉葬。

《万历野获编》说：“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可见，为朱元璋殉葬的妃嫔明确数目共有三十八人。按照朝鲜《李朝实录》所载，朱棣死后被迫殉葬妃嫔也有三十余人。直到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死前才废除殉葬制度。

朱元璋还有一件极恶心事，就是继承了元鞑的“跪礼”。自古至今，皇帝朝见群臣，彼此或坐或站，大臣从来不必向君王下跪。

康有为在《拟免跪拜诏》中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 汉朝皇帝见了丞相要站起来以示尊敬。晋、六朝及唐，君臣见面彼此相对而坐。宋太祖撤去了群臣的座椅，君坐臣站，但诸大臣仍不失尊严。但元鞑占领中原后，群臣上朝议事，全过程都得跪着——“惟元乃跪”。

元鞑是什么时候开始勒令群臣下跪的，已不可考。《元朝名臣事略》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元鞑太史许衡觐见忽必烈，群臣“皆跪奏事”，许衡也得跪，忽必烈念其老病，令其起身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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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至少在1280年，元鞑已经让群臣跪着议事了（同书又有“方列跪未读奏”，元臣读奏折之前先得“列跪”：一排排跪着）。

朱元璋僭立明朝后，没有恢复宋朝的君坐臣站之礼，更没有恢复晋朝到唐朝“君臣皆坐”之礼，而是全盘照搬元鞑君坐臣跪、尊君卑臣的朝仪。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甚至还制定“五拜三叩之礼”，规定群臣见君要叩头三次（《大明会典》：“凡百官朝见，洪武二十六年定：稽首顿首五拜、乃臣下见君上之礼”）。

朱元璋的暴政暴行罄竹难书，几可谓集古今中外所有暴君之大成。综上所述，他的暴政暴行绝大部分沿袭继承自元鞑，小部分是在模仿元鞑的基础上加一点点创新（如《明大诰》是元鞑酷刑传统与白莲教洗脑经书的结合物）。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摆起架子来比主人更可笑。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元明连续性”，强调元朝和明朝之间的一体延续。他认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只是朱元璋忽悠汉人的口号而已，明朝学习、继承了元朝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檀上宽认为，朱元璋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永乐帝》，王晓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209页）。宫崎市定认为，朱棣的榜样也是元世祖忽必烈（《宮崎市定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359页）。

其实，朱元璋甘当蒙古人孝子贤孙的小心思，在他兴建帝王庙的举动中就可窥知了。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刚坐稳江山不久，就下令在南京钦天山兴建“历代帝王庙”，将忽必烈的造像，与黄帝、周武王、唐宗宋祖等一同供奉于庙中。

一边嘴里嚷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恐中土久污膻腥，故率群雄奋力廓清”，一边却实操“元明连续性”，全盘继承蒙古人的残酷统治和君主专制，将宋元之变推至巅峰。这就是朱元璋的“丰功伟绩”。

三观一致者，速速关注本号！



4、朱元璋食人，红巾军食人



残暴是一种天性，同时也是一种习性。

蒙鞑军队频繁的食人现象，显然来自他们食人族祖先的遗传。蒙鞑两大父系单倍群，D1和O3，都是南亚次大陆、安达曼群岛和南洋诸岛的食人生番基因，详见&#128279;《别认错爹了：这不是汉族基因，是食人族基因！》&#128279;《杀害华人基督徒，烧死婴儿：无恶不作的民族》。食人族的底色，是一种将酋长当神、除自己之外所有人皆可杀皆可吃的民族文化，这种“自古以来”的文化特色使蒙鞑族群的思维结构兼具主奴二重性，成为独夫暴政-群氓暴政的天然高效载体。

朱元璋的残暴，既是对蒙鞑残酷统治的欣赏与模仿（习性），也是元末明初淮右朱部“义军”由于大规模食人而催生和固化的反人类行为模式的沿袭（习性），更是食人族基因被唤醒后的必然结果（天性）。

东亚历史上不胜枚举、花样繁多的食人现象背后，是野蛮的食人民族屡屡战胜征服文明民族，夺取统治权；文明民族被屠戮血洗，被替换，被奴化；文明被魔染，堕入暗黑深渊。

文明一旦被魔染堕落，再想恢复就难乎其难。有时候表面看似乎恢复了，人模人样了，其实是沐猴而冠，骨髓里涌动着食人魔的躁狂基因。

制度无法解决野蛮的食人族。反过来，食人族可以解决制度。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残暴制度化，一言以蔽之，即暴政。朱元璋亲自草拟的《明大诰》，就是将残暴制度化的典型案例。

朱元璋本身是乣汉食人族的一个魔头。而整个朱明王朝，则是披上文明马甲的准生番政权。读懂这点，也就读懂了明朝王室可恨复可怜的诸多历史细节了。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以食人始，以食人终。

蒙元末年（1351），明教-白莲教造反，教主“明王”韩山童虽被官兵捕杀，各地邪教头目刘福通、杜遵道、彭莹玉等人仍号召教众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纷纷“起义”。因起事的白莲教徒们均头裹红巾，故被称为“红巾军”。安徽邪教小头目郭子兴率领几千人占据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自号“元帅”。在破庙出家的朱元璋闻讯前往投奔，得郭子兴赏识，不但让他当将领，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他，这个瘌痢和尚就此飞黄腾达。

元鞑无道，为祸天下，将其推翻本属正义之举。但是，一来东亚人被元鞑的暴政统治洗去了文明的粉饰，露出了兽性和奴性，二来邪教徒们本来就性格乖戾，因此造反尚未成功，食人肉之风已再度大行其道。

根据史料，最先食人的似为刘福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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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資治通，维基文库

“福通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毕沅，《续资治通鉴》）

每攻陷一城，就以城里居民为军粮。把这个城市的人全吃干净了，就去攻陷另一个城市继续吃人。白莲教这是真没把汉人当人，全当作猪狗牛羊了。如此大规模的食人，不但超越了几十一百年前的蒙鞑食人，还远远超越了四百六十八年前黄巢围徐州食人。

《明史·韩林儿传》亦记载了白莲教红巾军的大规模食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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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122，维基文库


“然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

明史弱化了对刘福通部吃光所陷城市居民的指责，但却指出白莲教红巾军诸部都有“啖老弱为粮”的习惯，而诸部将领都是刘福通的同辈，所以刘福通就算想制止也制止不了。

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下，郭子兴是刘福通、杜遵道的部下。郭子兴在刘福通起事（1352年5月）的第二年（1352年2月）就跟着造反，而朱元璋在1352年三月初一就到濠州投奔郭子兴了，说朱元璋是刘福通部的红巾军元老也未尝不可。因此，刘福通本部疯狂食人、所率诸部均食人，与郭子兴和朱元璋肯定脱不了关系。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第二年就逐步掌握军权，郭子兴起事造反仅三年就病死，部下势力全由朱元璋继承，因此，朱元璋在食人现象上的责任，明显大于郭子兴。

元末明初的文史学家陶宗仪著有《南村輟耕錄》，记述了白莲教“起义军”的食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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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輟耕錄/卷09“想肉”，维基文库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卦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这支军队食人翻出百般花样。把人放在缸里，不加水活活用火逼熟，这是顺德菜“干逼鸡”、“砂锅鸡”的做法。把人置于铁架上生炙，这是烧烤的做法。把人绑起来用沸汤浇熟，再刷掉苦皮，这大概是油浇活鱼、汤浇活驴的做法。把人放进布袋再投入巨锅活煮，这是白切鸡这道菜的“浸鸡”工序。把人腌了再挂起来日晒风干，这是腊鸭的做法。还专吃小孩儿，因为肉嫩。还把女子的器官和男子双腿切下来吃。酷毒残暴，千古罕有其匹。

像黄巢和秦宗权，把人扔进大石臼里磨碎，连骨头带肉一起吃，那是真的缺军粮，只好吃人肉。像陶宗仪笔下的“淮右之军”，把活人做成各种“美味佳肴”，那证明他们其实并不十分缺军粮，而是长期吃人肉吃出瘾来了。

那么，这支“淮右之军”究竟是谁的部队？

所谓“淮右”，就是“淮西”，是淮南西路的简称。淮南西路是宋朝划定的一个行政区，大致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南部以及河南省东南角。淮南西路几大州府之一，就是濠州。朱元璋是濠州人，郭子兴是濠州人，他们都是“淮右”之人，也在“淮右”造反起家发迹。朱元璋在《諭中原檄》和其他文告里经常自称“予本淮右布衣”、“朕本淮西布衣”，标榜自己的老家就是淮右/淮西。朱元璋部下的功臣宿将，也多出自淮右，如徐达、汤和、常遇春、胡惟庸、李善长等等。因此，“淮右之军”就是朱元璋的军队。

年长陶宗仪三十余岁的诗人谢应芳，也佐证了“淮右之军”食人之说。

谢应芳有诗《至正丁酉冬昆山顾仲瑛会客芝云堂适时贵自海上来以黄柑遗之仲瑛分饷坐客喜而有作属余及陆良贵袁子英等六客同赋》（收入钱谦益《列朝诗集》）云：

        赤眉横行食人肉，逃我昆山采黄独。

        上书不伏光范门，忍饥宁负将军腹。


“赤眉”，是用东汉时的乱匪赤眉军来比喻红巾军食人。

谢应芳另有诗《狗寨谣》， 直指红巾军中的“淮西军”食人：

往闻淮西军食人，狗亦有寨屯如军。
是时江南幸无事，尚谓传者言非真。
安知吾乡今亦尔，地方百里皆荆榛。
三村两村犬成群，见人如见东郭㕙。
跳踉大啖猛于虎，跛跎高踞声狺狺。
路旁青草堆白骨，天外飞鸢衔断筋。
征夫早去胆欲落，冤鬼夜哭情难伸。
可怜性命葬馋腹，往往多是还乡民。
向来丧家狗绝食，遗骸或与狐狸分。
乘时为暴至若此，此事千古同悲辛。


由谢诗可见，“淮西军食人”在元末乱起时广为人知。谢应芳当时隐居在江南常州白鹤溪，筑室名“龟巢”，生活安逸，以为淮西军食人之事只是谣传。不料兵乱一起，他的故乡也变得荆榛百里，乡民死尽，野犬啖尸，鸟衔人肉，一片人间地狱景象。他只好逃入深山避祸。

谢应芳《龟巢稿》又云：至正丙申年，“是岁八月之初，天兵自西州来者，火四郊而食其人。”他说，有支“天兵”自西而来，在常州四郊到处放火劫掠，还把乡民抓起来弄死食人肉（“天兵”还把龟巢和他的老宅给烧了，他辗转逃亡到娄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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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支食人肉的“天兵”究竟是谁的军队？

正史说得很清楚，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派徐达攻克镇江；七月，张士诚派军反攻镇江失败；八月，徐达乘胜追击，进围张士诚控制的常州，不克；徐达一直围城到次年三月，终于打下常州（《明史·太祖本纪》、《明史·徐达列传》等）。

而谢应芳《龟巢稿》说：至正丙申年八月初，“天兵”焚掠常州四郊而食其人，至正丙申年就是至正十六年，就是公元1356年。换言之，谢应芳所说火四郊而食其人的“天兵”，就是朱元璋派来攻打常州的徐达部队。徐达是朱元璋的嫡系，典型的淮右之军、淮西军。

朱元璋的军队“淮右之军嗜食人”，得到了正史和笔记的双重证实。元末红巾军食人是普遍现象，其中以朱元璋部队为最。

可以推想，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些匪夷所思的酷刑，如枭令、剥皮、抽肠、刷洗、锡蛇游、铲头会等等，其实是从淮右之军食人的花样中获取灵感的。以前朱皇帝是把人变着各种花样弄死吃掉，后来是把人变着各种花样弄死但不吃了，或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吃了，如此而已。

朱元璋麾下淮西军的食人恶习，至少一直保留到建文年间。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三年（1401），辽东总兵杨文与造反的燕王朱棣军队作战时，在蓟州、遵化一带劫掠人口，不论老少一概“烹食之”。杨文所部军士还将婴儿贯穿在槊尖上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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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辽东杨文等引军围永平，出游兵万馀掠蓟州遵化诸郡县，所得人民无老少皆烹食之。有年百十岁者亦被杀。军士竞贯婴儿于槊末为戏。纵恣淫刑，百姓苦之。守将郭亮以闻命刘江率军往援。


杨文，安徽含山县人，是朱元璋红巾军的淮西系将领，“开国老臣”之一。他在“靖难之役”中的食人暴行，也佐证了淮西军有出兵必“火四郊而食其人”的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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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卷八》，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明英宗年间的吏部左侍郎叶盛曾在他的《水东日记》卷四十写道：“肉羹肥油点皆圆，惟人肉羹点皆半侧不圆，食人肉多者睛有黄色，头恒晕欲坠地。洪武初经乱人皆能言之。今日总镇诸公语如此。”

这是明说几十年前的“洪武初”有大量食人肉事件，总兵们对此都很有经验，知道吃人肉吃多了会头晕、眼睛变黄。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叫王文禄的官员写了篇《龙兴慈记》，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常遇春老婆是个悍妇，朱元璋把她抓来肢解，砍成一块块分赐功臣，上书“悍妇之肉”。这个故事无论真假，却让我们知道，在明朝人心目中，朱元璋绝非“慈父明君”，而是一副专嗜酷刑和食人的魔头形象。

朱元璋以食人起家，其后代以“圣祖”定下的食人者制度（酷刑、廷杖、跪礼、特务、刀笔吏……）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到了末代皇帝崇祯，终于还是逃不过“食人者恒被食之”的定律。以人肉饲马的李自成攻破洛阳，将崇祯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活活脔割，与鹿肉同烹，“义军”边喝酒边吃，名曰福禄宴。福王极肥，体重有三百多斤，“义军”们看着垂涎欲滴，大叫“一块好肉”，便把他杀了食用（《花村谈往·补遗》：“贼中持刀抚肌，垂涎咸叫‘一块好肉‘遂杀焉。称重三百六十斤，脔分肢割，与囿中之鹿同烹，列贼胪食，谓之福禄酒饭”）。

明朝与元朝一样，以食人始，以食人终。

太史默曰：上述历史告诉我们，制度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

对于一个古代文明体而言，它有没有食人族的底层结构，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创设至关重要。被这种底层结构支配的文明体，很难逃出食人族的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把任何别人当作可杀食的对象，与刍狗猪羊鸡鱼无异，有利可图时笑脸相迎，无利益时反手便射出毒箭（参见安达曼岛食人生番的交易方式）。食人者必然选择食人的制度，哪怕它们不再食人了。哪怕制度不食人，它们也会把制度变成食人制度。是故，食人社的任何制度建设必然是权宜的，虚伪的，道德虚妄的，只为统治者谋方便、获利益的。而得到方便和利益的最快捷方式就是暴政。而推行暴政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将其变成“法”，即制度化（参见秦朝的刀笔吏治国，朱元璋的《大诰》）。

所以在食人社中提倡制度化十分可笑。因为道德虚妄者们把好制度搞成坏制度是分分钟的事。鼓励制度化，无异于鼓励食人制度化。

食人族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化，它们实际上是最欢迎制度化的。没有制度化，秦族根本不可能消灭真正的文明体周王朝，而晋身为一个偌大无比的伪文明体。

食人族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的制度必然暴政化。暴政的制度化则不断巩固着食人者与被食者的主奴关系。被食者的愿望是晋身为食人者，而食人者只想继续食人。于是，制度只不过是食人社结构之外的一件锦袍，使其远远看着很像一个文明体，揭开衣襟里面还是一具暗黑的魔躯。当制度出于某些原因崩溃了，秦-明式的历史过程又得重来一遍，从食人状态到伪文明体再次轮回。这就是古代“一治一乱”、“治乱循环”现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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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华人基督徒，烧死婴儿：无恶不作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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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保守主义书单
2020-06-03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2767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世算起，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有200余年的传统；我们知道，西方人一般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列为三大意识形态；在英、美，论述保守主义的专著、期刊、智库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长期缺席，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理解西方。事实上，国内较为系统地译介保守主义思想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据小编不完整统计，此一时期的相关译著至少有70余本之多，兹列于下，以供读者参考。如您觉得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著作未被收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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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1980年版；

塞西尔《保守主义》1986年版；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89年版；

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1989年版；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991年版；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

萨托利《民主新论》1993年版；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1993年版；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版；

韦伯《学术与政治》1998年版；

柏克《法国革命论》1998年版；

勒庞《乌合之众》1998年版；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1999年版；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2000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2000年版；

波兰尼《个人知识》2000年版；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2001年版；

阿克顿《自由史论》2001年版；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001年版；

曼海姆《保守主义》2002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2002年版；

柏克《美洲三书》2003年版；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2003年版；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2003年版；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2003年版；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2003年版；

凯克斯《为保守主义辩护》2003年版；

欧克肖特（或译为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2004年版；

加塞特《大众的反叛》2004年版；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2004年版；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2005年版版；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2005年版；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2005年版；

托克维尔《回忆录》，2005年版；

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2007年版；

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2007年版；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2007年版；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2007年版；

米塞斯（或译为米瑟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2007年版；

休谟《人性论》2007年版；

米瑟斯《社会主义》2008年版；

欧克肖特《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2009年版；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2010年版

迈斯特《信仰与传统》2010年版；

杰里·马勒《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2010年版；

白璧德《民主与领袖》2011年版；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2011年版；

切斯特顿《异教徒》2011年版；

梅因《民众政府》2012年版；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2012年版；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2012年版；

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2012年版；

柏克《自由与传统》2012年版；

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2012年版；

休谟《英国史》2012年版；

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版；

根茨《美法革命比较》2014年版；

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2014年版；

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14年版；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2014年版；

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2014年版；

尤瓦尔·莱文《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2014年版；

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2014年版；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2015年版；

杜兰特《历史的教训》2015年版；

丹尼尔 ·汉南《自由的基因》2015年版；

巴克利《耶鲁的上帝与人》2015版；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2015版；

维沃《思想的后果》2015年版；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2015年版；

       《多余的人》2015年版；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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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关于《红楼梦》
原创 李泽厚 古吴轩 20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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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

李泽厚

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作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么复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而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种种情感。一百二十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给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以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著散佚了，没有细节，只见大体轮廓，而且很不清晰，作为艺术作品有重大缺陷。

我感兴趣的除了艺术方面，也在考证、探佚。我对《红楼梦》，没有像对鲁迅那么熟，但对《红楼梦》的考证和探佚极有兴趣，尽管有些考证和探佚因未把握好“度”而失真，但还是有味道。我对《红楼梦》也有很多想法，我觉得真假宝玉，可能是两代人，把两代人和事混淆在一起写，似假还真，似真又假。当然其中的关键就是发生在乾隆朝的那件大案与曹家的关系，还没找出材料来。所以可以澄清，说我对《红楼梦》不感兴趣，不对，我非常有兴趣。我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它的艺术方面，而是考证、探佚方面，但要是真进去了，一入侯门深似海，那就迷在里边出不来了，别的事都不能做了。所以我只是看人家考证，自己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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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总之，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因之，千言万语，却仍然是鲁迅几句话比较精粹：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这不正是上述人生空幻么？尽管号称“康乾盛世”，这个社会行程的回光返照毕竟经不住“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内在腐朽，一切在富丽堂皇中，在笑语歌声中，在钟鸣鼎食、金玉装潢中，无声无息而不可救药地垮下来、烂下去，所能看到的正是这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它的不可避免的没落败亡。《红楼梦》终于成了百读不厌的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到这里达到了一个经历了正反合总体全程的最高度。与明代描写现实世俗的市民文艺截然不同，它是上层士大夫的文学，然而它所描写的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却又是前者的无上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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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们看《红楼梦》有没有这个感觉，这部书不管你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下去，这就奇怪啊！这就是细节在起作用。看《战争与和平》没有这感觉，有时还看不下去。尽管也是伟大作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这感觉，尽管极厉害，读来像心灵受了一次清洗似的。这使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净化说”，与中国的审美感悟颇不相同。《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它可以是一点也不寻常。就是那种趣味，让你体会到人生的细微和丰富，又熟悉又新鲜，真是百看不厌。

外国人看《红楼梦》就看不出什么味道来，因为真是太啰嗦了，简直引不起阅读兴趣。所以它在国外并不受欢迎，尽管有两三种译本。

这说明什么呢？这可能说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化心理不完全一样。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世界里体会人生的意义，体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巨细变数，从这里获得感受、珍惜、眷恋、感伤、了悟。这情感就不仅仅是爱情。基督教的精义是认为这个世界太污秽，追求灵魂纯净的天国。从而相比之下，尘世间的这种种人情，价值不大。对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像《故乡》，他们读下来，没什么特别嘛，这有什么好？较难体会里边对世事苍凉的沉重感伤。所以中国人很热衷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包括中国人吃饭。这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世界，很肯定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在中国上古，饮食是祭礼中的重要部分，饮食有通鬼神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得非常仔细、考究。事死如事生，又与巫史传统的根源有关。

在《红楼梦》的日常描写背后，有着巨大的悲痛。正是这一点，外国人看不出来，欣赏不了。

我尝以为《红楼梦》应与《卡拉玛佐夫兄弟》对读。它们两美并峙，各领千秋。但能否取长补短、相互帮助？上帝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给人生以目的、生命以价值，以及作出最后审判，比起在日常世俗、平凡生活本身中去建立或追求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似要远为顺理成章和稳操胜券。但中华民族以广阔时空和延续不绝的生存事实，却又未必一定有此结论。究竟如何呢？愿提斯问，请教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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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如果抽掉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就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中国的话本小说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均缺乏这种哲学氛围和智慧，所以艺术境界难以与《红楼梦》相比。《金瓶梅》中的女性只是一些供男人玩乐的工具，尽管这对社会有揭露的作用，但没有深刻的思索。

《红楼梦》对人生，对个体生命有很深的感慨。它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对青春（美）的“瞬间与永恒”的思考。我一再讲哲学应当是研究人的命运的哲学。哲学思索命运，文学表达命运，特别是表达人对命运的感伤。生命意义，人生意识，人的情感本性，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对人的命运的伤感，使整个小说充满着哲学气息。

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视为最后的实在，人的意义也蕴含其中，但这种实在遭到如此的重压，这样，人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杀，但人不会都去自杀，都有恋生之情、恋情之情；于是，就有大伤感。

这种叩问是哲学的叩问，但不是采取纯哲学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以文学形式提问了哲学问题，很深刻，尽管作家本人未必如此自觉意识到。你看，《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息息相关，也不是外在的、强加的，不是游离的。《红楼梦》中，既有文学，又有哲学。



   (摘编自《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年，《美的历程》1981年，《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1995年，《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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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给“中国唯一哲学家”邓晓芒上一节启蒙课
原创 李立群 吾日三省身草庵 昨天
“邓晓芒是中国唯一哲学家”，是易中天教授对老乡、老学友邓晓芒教授的公开赞誉，今天，就要对这位“中国唯一哲学家”上一节启蒙课。

为何要向邓晓芒教授上一节公开课？皆因前几天前网上漫游，发现了半年前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打开一看，是大名鼎鼎的邓晓芒教授将过去多年发表过文章集合成册刊出版，一位在读博士生为新书撰写的荐文。读后再百度一下，发现《腾讯新闻》、新浪网、《新快报》、《新京报》等媒体都发表了其他作者的荐文，细读这些荐文后，遂生了对邓晓芒教授上启蒙课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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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有必要谈谈邓晓芒教授的“荣誉职称”问题一一几年前，他百度百科的名片，就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上面赫然写着“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当时我就纳闷：只知道邓晓芒曾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十几年也以“批评家”身份而扬名海内外，何时又成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几年后，我见“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衔头依然在百度百科巍然屹立，几天前，我又发现《新京报》为邓晓芒《批判与启蒙》一书所写的荐文上，也介绍邓晓芒为“中国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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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问邓晓芒教授：“哲学教授”与“哲学家”是同义词吗？一一出过十几本谈哲学的书就“中国著名哲学家”了？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哲学体系的哲学吗？？？知道学界泰斗钱钟书为什么在《围城》中借人之口调侃说：“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而从来没有哲学家”？知识当今中国知识界无人敢称哲学家吗？？？包括名气比邓晓芒牛得多的刘小枫一一人家可不是像邓晓芒那样是武汉大学的国产博士，而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洋博士！

我绝没有轻视国产博士的意思：赵林教授也是武汉大学国产博士，可是我就经常在视频中观看他的哲学课一一他讲的西方哲学课我就十分爱听，而邓晓芒教授讲的康德哲学我就不喜欢！

有人会说：“称呼上的事是小事嘛，何必太计较？！”果真有人这样和稀泥，我会很郑重告诉他说：自封“中国著名哲学家”，滋长个人虚荣心夜郞自大事小，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事大！另，作为一位经常批评他人的“批评家”，首先自己立身要正，处处严于律己一一一面抨击刘小枫教授抛出“国fu论”，批评刘小枫的“学理”，一面自己又搞江湖瞎吹那一套，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我之所以要首先指出邓晓芒教授的“荣誉职称”问题，并非吹毛求疵，也非节外生枝，而要告诉大家：口无遮拦、满嘴跑火车，是邓教授老毛病了一一早在2014年于《共shi网》读到邓晓芒《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一文时，当时我便大吃一惊，若该文不是他与《共shi网》主编袁训会先生的对话录，我真会怀疑此文乃另一个邓晓芒所作一一因为此文漏洞百出，简直如酒徒醉后胡言！当时，我便以巜中国知识分子果真没有尽到启蒙责任吗》为题予以驳斥，《共Shi网》还头版登出，文中我指出：在管道淤塞的条件下，指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就如同指责韩国政府刻意阻饶南北韩统一一样荒谬怪异！

另，邓晓芒文中说“鲁迅算是中国自 由主义一面旗帜”（注意，是“旗帜”，而不只是自 由主义者，真正可笑至极：自 由主义是一种以自 由为人生最高价值，并以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学（在哲学教授面前谈何谓自 由主义真正是罪过），对鲁迅先生生平事迹有所研究，对自 由主义一词定义真正了解的人，都不会把“左联”的一面旗帜，说成是“自 由主义一面旗帜”的胡话来一一把胡适的招牌摘过来给鲁迅，让人实在不可思议！请问，据说是鲁迅先生“粉丝”的邓晓芒教授：遍观《鲁迅全集》，哪一篇是谈自 由主义的？？？又问，知道哪位伟大领袖说过鲁迅是“圣人”，自谦“我是圣人的学生”吗？

千万不要把热爱自 由的人认作是自 由主义者一一罗伯斯庇尔无比热爱自由，能将他认作是自 由主义者吗？罗曼.罗兰、罗素、萧伯纳、茨威格、本杰明、巴比塞等等一样都是无比热爱自 由的人，但同时又无比热爱苏俄＋史达林同志，用现在流行的语来说就是“白 左”，能说他们是自 由主义者吗？

我曾经感叹：专业外的知识十分可怜，乃至等于零，是吾国读书人的致命短板，没想到，邓晓芒在专业内的问题也如此糊涂！

在《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中，邓晓芒教授又说：“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

邓晓芒教授上述一番话，尤其是“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更谈不上制度”这句话，让我怀疑他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它就如同指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责任”一样荒谬！我想，邓晓芒或许是每天忙禄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王国里，实在没时间和真实世界接触，才会说出如同“为何不食肉糜”般梦呓胡话来吧？？？

还想请教邓晓芒教授，“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究竟是怎样的？相关“制度”又是怎样的？？？

而《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一文，是一个叫“史海残云”的在读博士生根据《批判与启蒙》一书的主要精神写就的。老师出了书，学生在一旁叫卖本无可非议，真正问题是：有其师必有其徒，老师为文如酒徒醉后胡言，学生也如此如此，且看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话：

“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相较于第一次启蒙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旨在破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主义，当时的四亿亿中国人居然都在激进的政治思想下都丧失了思维能力，所以在当时从根本上摈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迫害，把社会科学从庸俗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只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相当一段时间是“闷声发大财”时代，真不知有“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之说。姑且算是笔误一一将七十年代末写成了八十年代末，但后面连起来读，又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七十年代末“批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主义”还凑合，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已过十亿，然而笔者竟写成“四亿亿中国人居然……”。还有，“从根本上摒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迫害”一一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堂堂在读博士生，竟然这点都不懂！

来看下面一番话：

“中国社会前两次的启蒙都都有一些共性，这正是它们的局限性所在。第一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由上层精英人群由上而下发起的运动，而这种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本就丧失了其＇启 ＇的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反启蒙＇，变成让本该由群众自己萌发的思想启蒙变成了只是让群众等待着上层领导班子的政策颁布和社会舆论的指导，这样的启蒙，容易造成启蒙程度不够，更容易让人盲目跟随。”

从上到下的启蒙是“反启蒙”？世界上还有从下到上的启蒙吗？一一难道文革工农兵代表给臭老九讲哲学的日子又到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卡尔大叔式冗长复合句子一一“变成让本该由群众自己的思想启蒙变成了只是让群众等待着上层领导班子的政策颁布和社会舆论的指导”，真不知道这位博士在读生这句话想表示什么！

看下面一句话：

“第二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似昙花一现，极其容易随着政治形势的摇摆而消沉，或是在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变得偏离初衷，变得过分激进，最后变成过犹不及。”一一这句话容易理解得多了，不过想请教博士在读生的是：“两次启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按你的意思是，应成立一个“启蒙办”？哈哈，邓晓芒教授师徒都是桃花源中人啊！……

这里要着重启蒙一下邓晓芒教授师徒：世界上举凡“启蒙运动”，都是自发、断断续续的、十分松散的文学活动，而不是由某个人或个组织发起的，或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运动”。谓之“启蒙运动”，都是事后人们对当时历史事件的描绘一一无论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所谓“欧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所谓“新文化启蒙运动”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所谓“启蒙运动”，莫不如此！

再看下面一番话：

“第三方面，这两次启蒙没有达到运用理性思考启蒙观念的来龙去脉的高度，只是在当时迫切需要一种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手段，于是，这种启蒙就诞生了，它更多的停留在＇救亡＇层面上，没有对这些思想进行从人性上的剖析，所以并不彻底，它们的确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显得急功近利。”

读毕上面一段话，要问的是：第一次启蒙说“停留在救亡层面上”还勉强说得过去，第二次启蒙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它究竟救什么“亡”？？？

另，启蒙指使人从愚昧或迷信状态中走出来，它本身并不能马上能解决什么问题一一比如五四时期，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从“新青年”上看到一篇鲁迅的巜我的节烈观》深受启发，思想或人生观发上了深刻变化，但行动上未必发生立竿见影变化，所以，说启蒙“的确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显得急功近利”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在读博士生“史海残云”的文章一一《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破绽百出，而且不是一般小错，篇幅所限，不一一指出（他背后（她）是否有学术腐败令人怀疑！）。另，列位看官且记住：这篇像征着当下博士生教育之耻辱的文章，献花人数竟有四百余人！

启蒙有多方面的，诸如科学、神学、人文、政治等领域。而政治领域里，自从17世纪以来，真正扮演了启蒙者角色的，只有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人，到了廿世纪，米塞斯、哈耶克师徒在某种意义而言，也扮演了启蒙者角色。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吾国知识精英一百多年在政治启蒙上的尴尬事一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就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革命家，他对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的价值意义不以为然（或许不太了解），而是十分推崇激进的“法兰西式民主”；但从他提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口号来看，他又是个西方x政知识储备十分不足，理论素养更远不够，更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全局意识的秀才。五四新文化那一代，只有胡适算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理论上也没有任何建树；周氏兄弟呢？鲁迅后来成为左盟盟主，其政治倾向可想而知；周作人1919年到日本探亲时，还到洋溢着乌托邦幻想的“新村”参观，回国后还认真撰文予以介绍，还在北京准备搞“新村”试验……所以，五四那一代远没有成熟的思想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注定所谓“第一次启蒙”结果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第二次启蒙”亦如此……而从邓晓芒及其追随者的言论受追捧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化精英轻浮浅薄之风仍未得到些许改变。王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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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法家时代的“伪个人主义”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图片墨子讲学



法家代表了一种什么思维方式？什么行为规则呢？这种规则就是要以赤裸裸的暴力打破小共同体、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天下整合的规则。从表面上看，法家好像与墨家有截然的对立，墨家也有天下观念，但它的天下观念是以“爱”为基础的，它要把天下变成一个道德共同体，让这里面没有仇恨，只有爱。墨子是主张“兼爱非攻”，他对各国之间的战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小共同体时代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主要继承者就是“儒”。什么“差序格局”、“爱有等差”、“礼仪分疏”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儒家尊崇的那套思想体系到了动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受到了挑战。首先它受到了杨子的“个人本位”的挑战，又受到了墨子“天下本位”的挑战，可是这两个挑战都没有成功，后来杨家、墨家都消失了。在那个时代此二家可是非常“显赫”的显学，到了后来都成了“绝学”，尤其是杨子根本就消失的很难见其踪迹了。根本无法和法、儒、道等几家相提并论，除了一些搞思想史的人外，在民间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杨家的东西，只是在后来的“列子”中有一个“杨朱篇”。但是现代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杨朱篇”反映的基本上不是杨家的思想，很多都是伪作，实际上和杨子的思想关系不是很大。现在杨家只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甚至就是这些“只言片语”也是在别人骂他、批他的文章中留下的。比如我多次提到的“把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墨家实际上也断绝了，现在传下来的墨家也掺杂了许多后人的东西，并不能真正代表春秋时代的墨家，而且墨家连后继者也几乎决绝了。真正完成小共同体解构冲锋陷阵的就是法家。如果说杨子的思想不能归结为“自私自利”的话，法家倒是真的在鼓吹“自私自利”，但是这个“自私自利”指的只是高高在上那“一个人的自私自利”。



我认为黄宗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准确。他说，家天下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知道谈论“砖制主义”的形成时，古代的人往往是从道德的眼光着眼的，说以前那个时代乱糟糟的，是丛林时代，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后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把大家都拢在一起统一起来，于是就有了“大一统”，就有了“集全”等等。



图片黄宗羲



可是黄宗羲讲得正好相反，他讲的这个道理倒是和近代启蒙运动对“砖制主义”的解释很相近。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上古时代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立也”。他并不认为上古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代，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有一个人，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他并不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而是为了“邪恶”的目的，他禁止了所有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能自立，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



这句话是黄宗羲对法家一个形象地高度概括，实际上很多后世的儒家也讲过与此类似的话。他们说法家搞的那套东西，“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就是说天下人有自己的利益，皇帝有自己的利益，天下人要只顾自己的利益就侵犯了皇帝的利益，于是皇帝就要把其他人的利益都灭掉，灭掉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大公”，实际上是“大私”的时代，就是“天下为公，但是公为皇帝”这么一个局面。



每个人的个人权利都被剥夺，好像是为“公”，这个“公”=皇帝，“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立”只是为了皇帝的“大私”。这里“大公”与“大私”已没有区别。总而言之，它和儒家讲的“小公”不同，“小公”已被“大公”吞噬掉了。



法家为了“化解”掉“小公”建立了整整一套价值体系，应该说法家的理论是富有逻辑性的，其实在韩非的学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十分明显。韩非就认为“上古争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长于气力”。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的，而进化是在竞争中进行的。上古的人都有点混混沌沌懵懵懂懂，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有道德的人；到了中古发生了变化，中古的人崇拜聪明的人、智力高的人；而韩非所在的时代就不同了，“当今长于气力”——看谁的拳头硬。他的这个“气力”指的是“权势”、“强权”、“权力”。说的简单点，就是谁的官当得大，我就服谁崇拜谁，就捧谁追随谁。



法家政策的一个悖论，即法家政策两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商君书》到《韩非子》再到《管子》这些代表法家思想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法家在经济方面非常强调“国家统制、国家垄断”，提倡“利出一孔”、“强国弱民”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史学中一直有法家实行“私有化”的说法。我们以前通常地说法是“商鞅变法”实现了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是统一的。



图片《韩非子》



法家的所谓“私有化”，我前面讲过法家的财产关系是以瓦解小共同体为目的的，在“破”的时候它非常强调每个人对于小共同体都有独立的财产权，在一个小家庭里，父子、夫妻各有其产，而且法家那一套都是反宗法的，鼓吹“杨忠抑孝，崇行废德”那样一套理论，鼓吹“告亲”，禁止“容忍”，都是法家通行的做法。实际上是要通过解构小共同体来实现大共同体控制的一元化，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小圈子都砸碎，因而便于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对一盘散沙似的个人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因此法家表面上矛盾的两个面实际上在又是高度统一的。



法家打碎小共同体、解构家族、瓦解儒家式理想的“亲亲之道”，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个性，并不是为了弘扬个人权利。这就是法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和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的很多理念表面上相似而实质上相反的关键。近代启蒙理念（西学）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因此它要解构小共同体，在经济上要打破行会的垄断，在伦理上要冲破宗族、家族的束缚，实行自由婚姻、自由恋爱，现在甚至发展到同性恋自由，在政治上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但是它对小共同体的是解构以个人本位、个人权力为基础的，而法家摧毁小共同体是以大共同体本位为基础的。可以设想，在法家的统治下，如果小共同体的自治权尚无法存在，那么个人权力怎么谈得上呢？打掉了这个中间碍手碍脚社会资源，国家统治起来就更容易。因此在法家的治理下，小共同体的瓦解并不等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权力的成长，恰恰相反，在这种条件下，小共同体的解构往往意味着个性的进一步被压抑。通俗地说，法家对小共同体的这种行为，就是体现出“天大地大不如权势大，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这样一种逻辑。



直达个人的大一统



法家对宗族关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然而这种对宗族关系的打击与现代文明的个性解放是截然相反的。法家的确在瓦解小共同体的意义上好像是实行了许多私有化的政策，它对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冲击是巨大的。而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宗族公社制度，关于井田制的争论此处不赘。



法家的反宗族措施势必导致它的解体，但打碎它的意义绝不是在民间形成一种自由竞争、自由市场格局，而是为了建构大共同体的垄断。对秦始皇建立的土地关系在中国史上历来就有争论。有人说秦始皇以后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侯外庐先生就持这种观点。有些人则认为这种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不管说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没有人说它是土地村社所有制。



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制度和大多数其他文明国家不同的一点。其他文明在传统时代，一方面不像现代那样有比较明确的个人权利边界、公民自由和财产自由等等，但是另外也没有像中国那么庞大的大一统集权国家。比如像俄罗斯、印度、东南亚等地，它们在传统时代的土地关系都是村社土地私有制，包括欧洲中世纪也有很发达的马尔克土地所有制，英国是在圈地运动以后小共同体的土地关系才被打破。



欧洲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传统的土地关系都是小集体所有，因此往往有很明确的村落和宗族的地界，甚至我们的东邻日本，虽然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但它的社会结构也带有这种特点。日本以前的村落就叫“町”，这个词在日本现在还有，就是“村”的意思。



图片日本乡村彩绘



日本学者到了中国以后就提出说，日本的“町”有“町界”的，问中国村子的边界是怎么划分的呢？中国的土地表面上是私有的，民间可以买卖，这种买卖方式造成了土地畸零散漫交错不成片段。我可以在李村买地，李村的人可以在张庄买。不要说在传统时代地界模糊，就连人民公社化结束以后，土地的分布也是极为零散的。



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屋旁的地是另一个生产队的，而我们生产队的地有在40里以外的。道理很简单，集体化只是把原来这个村子的土地集中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生产队，因为原来的土地七零八落，所以形成生产队以后导致集体的土地分散化。于是就没有什么村界，也没有这个村子的地和那个村子的地的说法，要么土地私是有的，要么就像曹魏的屯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西晋的占田那样，国家对土地进行干预，这个土地又成了国家的，但是中间这个层次是很少有的，所谓集体也是伪集体。



因此在谈论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区别时，梁漱冥先生——新儒家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本土论者讲过，中国人的观念“小”小到分家析产，“大”大到天下一统，缺少一个中间层次。而西方与中国不同，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中间层，也就是既不是个人、个体小家庭，也不是国家组织，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村社、行会、教会、采邑、领地等等。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西周时代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种中间状态，自从法家治理中国几百年后，基本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大共同体本位之下的“原子化”的“伪个人主义”状态。之所以称为“伪个人主义”，就是说这种个人主义可以达到“六亲不认”，鼓励大家相互告发，相互打小报告，弄得社会上人人自危，谁都不相信谁。而实际上它并不是个性发展的结果，而是大共同体进行一元化控制的结果，便于朝廷把握每一个人，个人很“散”，自然就便于国家的“统”，而且不是一般地“统”。



这就形成了国家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信息传递条件下、就技术而言很落后的状况下却有非常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能力。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立即就表现出他不同与西周的特征。秦朝只是一个2千万人口的国家，但是它动用50万、70万劳动力的工程搞了N多，修长城据说动用了50万人，南戌五陵据说也动用了50万人，修秦始皇墓动用了70万人，修阿房宫又动用了70万人。这种同时进行那么多重点工程的能力大概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才能实现。



图片《阿房宫赋》配图



秦朝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严密什么程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商鞅的遭遇。众所周知商鞅是建立秦制的功臣，但是他一旦失势出逃，在诺大得秦国竟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地。按照史书记载，他出逃以后想找一个旅店，店家说根据商君的法令，住旅店要官府证明，没有证明者万不敢收留。于是他走投无路，说了一句后来成为汉语成语的话——“坐法自毙”，自己制定的法律到头来束缚了自己，商鞅很快就被捉住了。



“闾里什五”制



商鞅时期的制度是全国人民都被打破了宗族的框框，被用国家的一元化制度编制起来形成所谓“闾里什五之制”。编制起来的人按照25家为一里组成居民区（25家当然是一种理想规划，实际执行的结果不会那么规范）。大家注意一下，所谓的“闾”它是有“门”的。按照当时规定必须有一个围墙，“门”就是所谓的“闾”，里面就是“里”，门旁边还有两个收发室或门卫那样的小房子，闾长和里系就住在里面。



据说闾门是早上打开，晚上关闭，打开以后出来的人还需要点名，“令民毕出，然后归，”晚上回来以后又要点一次名，防止有人出逃。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按照“什五”编制起来以后实行“连坐”制度，即一个人犯了法整个里都要受惩罚。以此来鼓励大家互相检举，如果你不检举别人，别人一犯事就会牵连到你，即所谓“为保证社区安全请告发你的邻居”。每年要定期查户口，户口管制非常严格，“使民勿得擅迁”，也就是老百姓不能任意迁徙，或反过来，国家要让你迁徙你绝不能赖着不走。



这种制度造成了整个社会人口摆脱了宗族的束缚，但是却处在严格地法家专制体制的控制之下。我们前面讲过，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写在纸上的东西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法家规定的这一套制度到底落实的如何呢？可以肯定地说，不会100%地落实，但是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证明，它的落实程度的确不可小视。因为通过大量的考古挖掘证明、通过地下文献、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户籍档案证明，当时的居民点的确是按照闾里的原则布置的。



秦王朝的闾里管理体制中有一些现象也是很奇怪的：第一，闾里系统的管理和任命，就是基础结构的官员的委派不是根据草根原则在地方上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来治理，法家认为基层组织要国家委派任命。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基层干部呢？首先要逃选当时的“强谨之人”，什么叫“强”，就是斗争性强，这些人决不能是“老好人，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其次必须“谨”，是指绝对服从听命令的人。只要有这两种特性，他在地方上有没有道德威望并不重要，甚至也可以不是本地人，是由朝廷从别处委派的。



在秦和西汉两朝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刘邦这个人家连汉朝的史学家、可以说是刘家的臣民的司马迁都说，这个人是个“玩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无赖”、“二流子”、“混混”。他在地方上没有威望，就连他父亲也不满意他，说你这个人游手好闲逛来逛去，惹是生非，你就不如你哥，你哥挣下了一大份家业，你有什么？但是刘邦有好勇斗恨的本事，他就当了亭长。



图片张耳、陈馀



像这种的人当时颇多。还有一个例子，对秦汉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会知道，在秦汉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一个是韩国的贵族一个是赵国的贵族，该二国被灭以后，他们埋名隐姓，跑到陈这个地方，而且成为左右塾，就是担任闾的正副负责人。奇怪的是，这两人是外地人，跑到几千里外去当“闾”的基层干部，而且好像还有报酬，“为里监门以自食”。可见当时挑选这些人主要是方便国家的管理。这些人决不是现在有些人所描述的“不知王法为何物，”只知家族伦理，按照理论原则、按照乡里乡亲熟人社会来进行自治管理的。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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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通史》(章嵚　著)
中华通史（上下卷）
作者：dangdang

当当

本书作于民国三年，乃融会日本与我国史论之精神，而以新观点撰成者。内容共分四编:甲编为上古，乙编为中古，丙编为近古，丁编为近世及现代。首列导言，于国史之地、族、系、时、政、民，皆加诠释;凡一切术语之当先事说明及历代总表之必须首为罗举者，均为列入，以见眉宇。其于历代之官币，币制、税制、兵制、法制，以及文学、史学、天文、医术、雕刻、音乐、宗教、风俗等，凡足瞻先民活动之梗概者，皆能条分缕析，予初学以明确之观念。
至其对于史料之采辑与征别，态度亦尚谨严。凡涉古代之难以确考者，则罗陈众说而折中之;其于近时所难征实者，则搜稽信史而考订之。参考中外新旧各籍，计达五万余册，可称富赡;而于史类琐记，子类小说之未易征信者，则一概不录。
尤有足称者，著者自述其历史观念，乃欲由“君史”而进于“民史”，鉴于本书成于鼎革之后，固以契合时代新势为其帜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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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追求的“理想国”，了解以后让人三伏天也能不寒而栗｜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史料搬运工 ，作者言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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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非子》，很容易发现，韩非子这个人，是反智的。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显学》）


大意是：民智这东西，跟婴儿的心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创，是为婴儿好，但被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这一点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众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重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都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这些政策，都是为民众好，但民众全都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这东西“不足用”，没有价值，没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众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被官府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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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里的韩非


那怎么办呢？


最基础的办法是“劝之以赏”——用利益来诱惑民众、“畏之以罚”——用刑罚来恐吓民众。


但还不够。

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对民众进行了分类。


首先，有五种人相当于“不可回收垃圾”，需要被彻底清除。


这五种人是：


学者——约相当于儒家。

言古者——约相当于纵横家。

带剑者——约相当于游侠。

商工之民——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

患御者——约相当于食客或者权力掮客。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体制的运作逻辑，对秦制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相当于“可回收垃圾”，需要被教育、被改造。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光从“畏死远难”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要注意，“畏死远难”这些字眼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

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

有能之士——大略相当于能出门远游谋生的人。

辩智之士——大略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

磏勇之士——大约相当于能/敢提剑杀人者。

任誉之士——相当于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有害的。


再次，有六种人不属于“垃圾”，是好东西，应该奖赏表彰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


光从“赴险殉诚”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都是很好的人。但要注意，“赴险殉诚”这些字眼，也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

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

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之人。

愚戆之民——没有智识逆来顺受之人。

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

謟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之人。

这六种人，是韩非子心中秦制国家的“理想民”。


正常情况下，民众不会愿意做最后那六种人。那该怎么办呢？


在《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也就是洗脑。


韩非子对民众的这种期望，与他的法家前辈商鞅是高度相似的。


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就不应该具有“思考”的意识。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然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



反对者被杀，歌颂者也被流放，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是不愿民众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也需要动脑子。民众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民众毕竟不是工蚁，商鞅的理想很难达成。韩非子的“去智能”，反倒更具可操作性：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篇与《五蠹》篇，曾浩然长叹：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后主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


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


再往后，则如明人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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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历久弥新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历久弥新？

文 刘军宁|编 木叶

多数人的暴政、自由的国家未必尽是民主国家，而民主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

历史上有许多自由的国家，但其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受到严重限制。自由与民主，尽管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读罢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大感想。因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消灭了自由。

▌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吗？

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立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

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然而，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

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论源自卢梭。　
　　　
该理论认为，民主是一套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政府制度，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在表达这一声音时，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最高的裁判者。少数总是错误的。

除去生存的权利和成为多数的权利外，少数不能要求任何权利与多数对抗。这种“天使的蜚语”所产生的疑问是，假定全人类都持有一个观点，而只有一个人持与此相反的观点，那么，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而后者就一定错吗？

即使如此，全人类有理由让这个人保持沉默吗？若是这个人有足够的理由，而且他的观点正确，他有理由使全人类都保持沉默吗？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数和少数都不握有绝对的权利。多数统治剥夺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可能性同样体现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中。

可是，如果人民都是主权者，谁是主权的对象？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特选的少数人。

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予自由某种固有的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 　　

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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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

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需他们自助。

基于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养的，而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则是不可传授的，因为它来自所有伟大的人类情欲的神秘处：我也不相信对自由的真正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

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　　

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他也发现，多数人呼唤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们便呼唤平等的奴役。

基于民主和自由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民主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妨碍，托克维尔的困惑是，在一个民主社会，自由还能生存吗？

若是能，自由又如何生存呢？常识告诉人们，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制。

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有！这个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

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大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多数人的民主的确可以蜕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

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及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发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样，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最终带来专制主义。

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因此，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保守的自由派，而非民主派，托克维尔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他毫不犹豫地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

尽管人们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选择奴役上的平等，他们宁愿忍耐贫困，也容不得贵族。这就是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法国人政治心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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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基于对民主可能妨碍自由的担心，自由主义提出了衡量自由的另一条标准，即政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权力者的人头数，而在于对权力运用方式的控制和运用。　　
　　
判断政府的好坏，不在于该政府的权力是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这种权力运用的方式、服务的目的和所受限制的程度。

对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不论归多少人所有，总是危险的。所以，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民主应该服从自由。

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与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仅仅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

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只是自由与民主的早期争论的一个历史记录。

在这场争论中，焦点是多数的专制。在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奋力为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权力——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入侵加以辩护。

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哈耶克认为，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很可能与专制或寡头政体一样，是专制主义的。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托克维尔的观点只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个缩影。

托克维尔的思想可归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传统，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大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柏克、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与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瑞士的布克哈特，美国的联邦党以及二十世纪的哈耶克、波普尔等一脉相承。

对自由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保守自由更加至高无上呢？　　

所以，托克维尔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

正像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所说，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级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目标。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则把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界限划得更清楚，走得也比托克维尔更远。哈耶克认为，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
　　　　
在哈耶克看来，个人自由的第一要件是经济自由，而且有其内在的价值。民主的价值，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民主政治可以与伸张自由的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甚至在反专制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相互融合，但是一旦民主成为现实，就有必要把两者的关系重新区分开来。


自由主义和民主是针对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反应。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府的职能，而且特别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民主的问题涉及的则是，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统治。自由主义要求所有的权力，包括多数人的权力都应该受到约束。民主则把多数人的意见看成是对政府权限的唯一限制。民主的反面是君主，自由的反面是奴役。

由这种相对应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差异。在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法则面前，民主并没有豁免的特权。

所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指出，若是把自由主义仅仅看成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摈弃它，然而，自由主义被理解成致力于限制国家专横的权力时，你还能轻松摈弃它吗？

根据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大传统，个人在政治权力出现之前就已是特定权利和利益，包括财产权的拥有者。不论是什么人掌权，甚至是由多数人产生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在这方面也应受到限制。在自由的民主国家，消极的自由最为广泛。
　　　　
所以，一切权力都有其危险性。因此，唯一公道的政府只是权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多数人的绝对主权并不比专制君主或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力更值得信赖。

因此，民主与自由的不相容之处，就在于当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时，个人就不得不服从于集体的权威，因此，也就有可能失去只属于个人的自由。

所以，民主的产生有其有利于保护自由的一面，同样，也存在着妨碍自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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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呢？

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托克维尔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会。

他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领域，他强调的，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积极地参与自愿的结社，否则就难以保证政体的自由性质和公民个人的自由不致失落。

市民社会自身就是社会整合和公众自由的最重要的领域。考虑到市民社会有助于限制国家政治权力，托克维尔情不自禁地欣赏法国大革命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的自由，即建立在封建等级基础之上的自由，甚至对法国大革命把这种自由扫荡掉都深为惋惜。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与柏克颇为接近，即都十分珍视传统。他认为，旧制度正是大革命的起源和条件。

他发现，法国之所以长期受害于威权传统，是因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各个孤立的个人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力，这样，个人就形不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

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组织和社会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社会中介的存在，就会出现独裁或集权政权。这种存在如果不能构成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构成其必要条件。

像在柏克的著作中一样，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哲学路线。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对自发的社会结构，如父权制家庭、地方社区、教会和行会等旧制度的尊重，而激进主义则视之为万恶之源，并发誓要连根拔除，大有“即使毁灭世界，也要伸张正义”之势。

在挖掘大革命与多数暴政的思想根源时，托克维尔发现，十八世纪法兰西启蒙的理性主义难辞其咎：有人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

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共同智慧缺乏信心。……“这种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对于作为近代激进主义、极端理性主义、集权民主思想三重始作俑者的卢梭，柏克和托克维尔既欣赏他的天才，又厌恶其政治与道德学说。柏克宣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主笔；托克维尔则认为，激进的理性主义应对法国大革命负责。　　　　

根据已知的事实，像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这样的雅各宾派在革命的高潮期间，虔诚而频繁地阅读卢梭的作品。卢梭谴责一切传统团体，如行会，教会和企业。

托克维尔则认为，民主的最大危险就是把普通人摆在第一位，强调多数的价值观。对大众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平民专制。

众所周知，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大革命中的自由不仅成了空洞的口号，而且成了少数人独享的专横权力。因为，卢梭的自由思想本身就是空洞的。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有如说，“鱼生来要飞，却无往不在水中。”（赫尔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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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自由的界限，“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寻求过大的奴役。”所以，在托克维尔和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追求。

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一个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以自由与平等的名义搞虚无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实行集权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借助强力和恐怖，可以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改造。

用当代自由主义哲学家柏林的分类法，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口号不过是伸张性的积极自由、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而不是消极的自由和有序的自由。若是以为大众民主，或是建立在代表大众利益基础之上的民主可以对人为所欲为，那么，其所面临的集权专制的威胁也最大。

20世纪以来，民主变得更加神圣。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对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
　　　
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

所以，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当自由再次让位于极端民主的时候，当民主沦为仅仅是多数人的声音的时候，当这个声音已不再是正义的声音，而是恐怖的咒语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中的大民主与大恐怖就注定要重演。

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同样，“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

追求民主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

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得以历久而弥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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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因《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掀起的托克维尔热，起因就是人们想从大师思想中吸取避免灾难的教训，为转型和变革提供思考理路。现在看，托克维尔的预言已经一一验证，历史在托克维尔之后仍然是激进暴力的不同升级版。

他思考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传世经典。托克维尔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哈耶克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21世纪，托克维尔的启示，更具空前意义，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代人的命运：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对过去痛苦经验的反思，很难避免再次掉入乌托邦陷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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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还曾使用过一种罗生门式的多重叙述。即同一案件，不同的当事人分别讲述。他们的讲述，或是基于事实，或是捏造事实，或是无意识的选择性的遗忘了事实……而真相与人性就在一遍遍的讲述中越发复杂的浮现出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啤酒谋杀案》就用了这样的写法。在金庸小说里，此类叙事风格的典型代表是《雪山飞狐》：在雪山玉笔峰的山庄里，不同当事人分别讲述并逐渐澄清了两起事件。第一起事件是数十年前大侠胡一刀死亡之谜。第二起事件是围绕天龙门掌门田归农神秘死亡为中心的一系列谜团。在众人分别的叙述中，后一个叙述者往往质疑前一个叙述者的讲述，使故事充满了不断的悬念和层层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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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
那些要求延长中国人退休年龄的人，总拿德国的退休年龄说事。德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是说事的人绝不会告诉你：
1，德国人60岁领退休金，继续工作等于拿双份工资。
2，德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175天。而中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300天！
如果参照德国按照工作日计算，中国人应该是43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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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

人才能有所发明

文 | 爱因斯坦


我很高兴，你们让我有机会作为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欧洲人和一个犹太人，向你们表达深挚的谢意。通过你们精心的救济计划，你们不仅对那些无辜遭受迫害的学者，而且对全人类，对科学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你们证明了，你们和全体英国人民仍然忠诚于宽容和正义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你们国家值得自豪地保持了这个传统。



正是在像我们今天到处都经历着的经济艰难的时代，我们才会认识到一个民族生气勃勃的道义力量的现实意义。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时候，当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起来以后，历史学家作出的判断会说：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子里，这个大陆的自由和荣誉是靠西欧各国拯救出来的；它们像中流砥柱，在严酷的时代里坚定地反对仇恨和压迫；它们成功地保卫着个人自由，这种自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知识上的进展和发明，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凡是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觉得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要去裁判多年来把我也算作它的一个公民的那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这不可能是我的任务；在迫切需要行动的时候，甚至连试图去评价它的政策或许也是无益的。今天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样来拯救人类和它的文化遗产？怎样来保卫欧洲使它不遭受另一次灾难？



无可怀疑，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由它所引起的痛苦和穷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危险动乱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满产生仇恨，而仇恨又导致暴力行动、革命甚至战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困苦和灾难怎样招致新的困苦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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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二十年前的情况一样，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们又要再一次担负起十分重大的责任。人们只能希望，在时间还不算太迟以前，他们将为欧洲订立一些其含义完全一清二楚的国际条约和保证，使一切国家都会认识到，任何战争冒险的企图全都是枉费心机的。不过，政治家的工作，只有当他们受到人民的诚挚的和坚决的意志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所碰到的，不仅是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有启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务。如果我们要抵抗那些威胁学术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我们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自由本身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应当体会到，我们的先辈通过艰苦斗争所赢得的自由，给了我们多大的恩惠。

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没有疑问，目前的经济困难将会产生一些法律上的措施，使劳动的供求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调节，经常通过政府的控制来实现。但这些问题也必须由自由的人来解决。在寻求解决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被驱使到一种会阻碍健康发展的奴役制度中去。

我还想讲一讲我最近想起的一个主意，当我孤独地生活在乡间时，我注意到单调的清静生活怎样激起了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还有某些职业，要求人孤独地生活，而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我所想到的就是像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这类职业。难道不能让愿意思索科学问题，特别是带有数学或者哲学性质问题的青年人去从事这种职业吗？有这种抱负的青年，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多产的时期，也很少有几个能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一个青年人即使非常幸运地得了一种有一定期限的奖学金，他也总是被迫要尽快地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的学生只能是有害的。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参加了一种使他足以糊口的实际职业，情况就要好得多；当然，先得假定这种职业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他的科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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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于乡间小路上的哥德尔和爱因斯坦

难道我们只能哀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紧张、危险而匮乏的时代吗？我并不以为然。人，也像一切动物一样，本性是被动的。除非受到环境的刺激，他简直不愿费神去考虑他的状况，而往往像机械人那样机械地动作。我想以我的年纪，我已经有资格来说，在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我是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在那段时期，人们只想到个人生活的琐事，把头发向后梳得光光的，讲话和行动都力求同他们的同伴们一样。人们总是好不容易才会发觉隐藏在行为和言词的习俗假面具后面的是些什么东西。这个假面具把真正的人掩盖了起来，就好像他是被棉花包裹着的那样。

今天却是多么不同呀！在这个暴风雨时代一阵阵通明彻亮的闪电中，人们能够看清楚赤裸裸的人和人的价值。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现在都清楚地暴露出他的优点和弱点，他的志向和激情。在当前事变的冲击下，通常的行为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习俗常规就像干枯的外壳一样脱落了。

人们在困苦中会觉悟到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和需要有超国家的政治约束。只有遭到危险和社会动乱时，国家才会真正感到不得不采取进步性的政策；人们只能希望目前的危机会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可是，除了这条颇为抽象的途径以外，我们决不可忘记那些至高的和永久的价值，惟有有了它们，生活才有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把它们作为一份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而这份遗产该比我们从自己的父母手里接受下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纯净，更加丰富。像你们所做的那种高尚的努力，将会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这是爱因斯坦为避德国纳粹特务的谋杀从比利时流亡到英国以后，所作的公开演讲。这次演讲由英国“流亡者援助基金会”组织，于1933年10月3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厅（Royal Albert Hall）举行，演讲内容于次日发表于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上。本文原标题为《文明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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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对功利的删除

原创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曾说，那些最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是失意感最强的人，他们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新的穷人”，是被剥夺了美好过去的人。

一个失意的人是这样，一个失落的文明也是这样，它曾经辉煌的历史，让它的人民难以忍受现在惨淡的现实。

正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回忆，让欧洲觉醒，走出了千年的中世纪。对古老文明的追寻中，欧洲人复活了人的价值、美的想象以及自由的精神。

▌当权力复兴罗马，就只能带来黑暗，
当文艺复兴罗马，那就是文明的曙光

文艺复兴的辉煌在于——它是人文的辉煌，而非权力的辉煌，是美的复兴，因为美，是对功利的删除，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辉煌。

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精神的源泉，此后的一千年则被称为“黑暗中世纪”。

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整个中世纪都是一部试图复兴希腊罗马的千年历史。

但不幸的是，最想恢复希腊罗马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梦想着开疆拓土、江山永固，却几乎毁灭了一切，却从不关心希腊、罗马精神的实质：智慧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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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的维纳斯,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古希腊雕刻家

但意大利和北德意志的海上贸易带动了商业城邦的复兴，个人奋斗和创造财富不再是羞耻的，而是智慧、勤奋和信用的回报；在经院和大学里，教士沉思着自身和世界，智慧的火光在他们沉思的目光中跳动，这是复兴的真正火种。



事实是，当人们想靠权力复兴希腊、罗马时，只留下无尽的黑暗。当人们想靠人文复兴罗马时，文明就充满光明。


▌文学艺术，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

康德曾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每当“美”被遮蔽，被篡改，被扼杀，留下的就只有破坏、失败、灾难和恐怖。

当艺术成了黑暗统治的附庸，绘画和雕塑中的神明，正如一切伟大叙事中的伟人和英雄，面容都模糊不清，远离芸芸众生。

反之，只有在文艺所带来的美的复兴中，人类才重新认识了世界——

但丁的《神曲》将教皇打入地狱，将天堂与地狱的秘密揭示给普通人，于是人也可以同上帝沟通，在信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欲望与诉求，写真实与丑陋，写挣扎在污泥中的人，真理重新站回到世俗的一面，而虚伪的教会暴露出了掌权者的丑陋嘴脸。

达芬奇走入人群之中，观察他们的面貌，研究他们的身体肌理，注意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甚至解剖他们的尸体。

于是，在《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等画作中，神变得更像人，人也变得更像人。


我们在画作中看到了他人，也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人不再只是蒙昧中的奴仆，而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谜。艺术让人们去观察人、解读人，去发现人的内在。

以至于，卢浮宫的一个看守爱上了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天天对着她自说自话，嫉妒来看她的游客，最后在发疯的迷恋中被辞退。
虔诚的基督徒米开朗基罗却渴望冲破肉体追逐自由，将人类被囚禁的理想气质重新解放出来，在人性中重新寻找神性。


他给了大卫一具完美的身体，又赋予了大卫内在的冲突，庄严的大卫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巨大的力量。


从此，信仰和人性握手言和——人对自身的超越，成为荣耀神的伟业——这是教会一千年来未能实现的伟业，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前奏。

拉斐尔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理解这个人类文明最为群星闪耀的年代。

在他的《雅典学院》中，不同时代、学派的思想家、学者齐聚一堂，柏拉图手指上天，那个象征着思想、智慧和理念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手指地下，那个象征着经验、科学和法律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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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雅典学院》，中心的两位伟大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原型是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文艺复兴大师系列·达芬奇》

那是拉斐尔心中的黄金时代——人类以追求智慧、真理作为最高的生活理想，这也是艺术家自己的宿愿。

▌最伟大的复兴，是改造人类的文化基因


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扩散至全人类文化基因之中，那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首先，最伟大的复兴来自于创造，而非破坏。

在历史上，一切以破坏为代价的复兴，最终都必将失败，剩下的也将是一片废墟。


试图将复兴希腊罗马作为旗帜的，不仅有中世纪君主，还有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破坏，共同结局是失败，共同留下的也都是灾难和恐怖。

而文艺复兴是美的复兴，是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伟大创造，它有力地证明，创造远比破坏更能复兴人类的荣光。

它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甚至超越时间，因为它体现的是每个人内心的需要，是美的复兴，这也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最大贡献——人本主义。

因此可以说，最伟大的复兴，不是国力和军事的强大，而在于能否建立一种让全体人类为之效仿，让所有渴望进步的民族主动继承的伟大传统。


具有开放视野的唐朝，曾经领土辽阔、国力强盛，但继承者们只想保留唐朝的遗产，却没有继承唐朝开放的胸襟和眼界，因此未能重现辉煌。

带着这份遗憾，假如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鼎盛的唐朝，我们应该对唐诗抱有额外的尊重。


不管当今华人散居于世界何地，只要读过李白的诗，他们便会在节日里不约而同的想起那首诗——传唱了一千多年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诗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诗性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它便因此而不朽。


同样地，文艺复兴的伟大就在于，那些大师的文字、画作、雕塑，永久地启蒙了人类。


我们从艺术的美好中看见了强权之可怕，伪善之邪恶，虚假之丑陋，并因此坚定了对真理、智慧、人性之善的追求。

可以说，只要艺术之美不死，人性之善便不会昏睡，再黑暗的地方，也永远会有人坚定地寻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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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中收录的《创世纪》组图


▌一切文艺的复兴，都是美的复兴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文明曾一次次在黑暗中湮灭，又一次次复兴。但不管文明如何演变，人性永远不变，人性对美的渴望永恒不变。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无法追求美的地方，就只能追求丑和罪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伪善和丑陋横行，导致文明的堕落和湮灭。

可以说，所有文明的湮灭，都是人性之美的湮灭，所有文艺的的复兴，也都是人性之美的复兴。

西方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看似是绘画、文学的“文艺复兴”，但其背后却是希腊之美的复兴、人性之美的复兴、创造之美的复兴。

人的尊严和高贵，就源自人对丑的厌恶、对美的热爱，这是人类情感中不甘堕落、不愿受困于“当下”的永恒的精神追求。

戕害美的行径，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消失过，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今天，很多人批评“甲方审美”、“网红审美”、“土味审美”、“直男审美”等恶俗的审美风气。


然而，很多批评都止步于表象，对于“丑陋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却极少触及，更却无力去突破现实，追求“对美的永恒盼望”。

图片《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一书中收录的《泉》

今天的我们，每当回溯美的源泉时，都不得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停留下来，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唯一一次用美战胜了统治千年的强权，一扫自身的灰暗和卑微，让人类有权利去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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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哪？会让你彻底跌碎眼镜。

下图是过去二十年世界人均GDP的变化曲线，数据来自具有权威性的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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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世界人均GDP是5503.673美元，2020年为10925.728美元，以现价美元来核算，20年间全球人均GDP增长了98.5%，这个数据可以彰显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是大人物们吹牛的本钱。

但我们也知道，美元的价值是不稳定的（不断贬值的），以现价美元作为基准来衡量过去20年的人均GDP增长是不稳妥的。

黄金代表一种恒定，以黄金来作为基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是1971年之前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做法，也是更加公平的。

2000年国际黄金均价是279.01美元/盎司，当年世界的人均GDP是19.73盎司黄金。2020年的国际黄金均价是1769.64美元/盎司，当年的世界人均GDP是6.17盎司黄金。以黄金来为基准，人均GDP是大幅下降的。

这就是大人物们的底裤被脱下来之后的“景观”。

有朋友说，本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确实是变好了，这是事实：第一，中国是后发国家，在主要国家中几乎是最后加入世贸的（比中国更晚的只有俄罗斯了），这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全世界的趋势形成了对冲；第二，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低利率时期，低利率有利于借贷，借贷就是对未来的透支，当将未来数十年的劳动集中在过去二十年内消费的时候，生活当然就显得更好。

从全球来说，过去二十年的真正受益者是富人和国际资本（包括各国的权贵），这是超级富豪飞速壮大的时代。

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达到高潮的本世纪二十年，全球经济并未实现令人信服的增长，而是一个超级的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能代表这个世界在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的真实变化。

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67653美元，15年之后的2014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变成62462美元，下降了7.6%；

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1999年的77898美元下滑至2014年的72919美元，跌幅为6%。

这说明中产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这漫长的15年中不仅没有增长，还出现了下降。

上述变化并不是全部，因为1999年的美元和2014年的美元是不一样的美元，后者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幅下滑。

以黄金为基准，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243盎司黄金，2014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49.3盎司黄金，家庭收入中位数出现了大幅的倒退，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后退。

当然，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在表面体现出来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并没有上述数字所反应的那么严重，因为在低利率时代美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也在通过借贷透支未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因此，美国的贷款大部分由中低收入群体拥有，而富人阶层所承担的贷款比例很小。

下面是一张朋友发来的图，可以十分生动地看到过去二十年中美国社会所发生的财富变化。顶端最富有的1%的家庭大幅受益，财富排名90-99%的家庭（蓝色线）小幅受益，财富排名90%以下的家庭（紫色线）都是“牺牲品”，同时还会观察到，大约从2014年开始，顶端1%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财富已经超过了0-90%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这就是美国式经济全球化的真相。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美国所发生的故事，而是在全世界的故事，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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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直接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富人和国际资本（包括各国的权贵，他们的巨额财富经常以灰色或黑色的方式存在）是受益者，中下阶层是受害者。

但既然中下阶层受到损害，为何各国还可以维持基本稳定哪？

第一，低利率环境下，中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借贷透支未来以稳定自己的生活水平；

第二，低利率环境就是低通胀环境，在低通胀环境下人们生活成本上升的速度比较慢，这就形成了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比较容易实现社会稳定。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财富转移的过程，让富者更富、贫者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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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疲劳国家排名公布 中国排名第九位

英国床褥制造商Sleepseeker公布了全球疲劳国家排名，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疲劳指数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的疲劳指数为4.59。

Sleepseeker在排名时考虑四个因素，包括被调查的16国民众睡眠时间（数据来自Statista）；民众每日使用荧幕时间（数据来自BusinessFibre.co.uk）、民众平均每年工作时数（数据来自维基百科），以及Google Keyword Planner中不同语言睡眠相关关键字搜寻次数。它就这4个项目给予一标准化分数后，算出平均结果，成为“疲劳分数”。

中国在每年工时数量的排名中全球第三，仅次于墨西哥（2,255小时）和新加坡（2,238小时）。中国人平均每年工作2,174个小时。德国人的工作时间最少，只有1,354个小时。报告作者认为，过度上班对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令人无法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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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两千年》文摘：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袁绍传”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这篇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与沮授之智。按书中的说法，田丰与沮授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

2. 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袁绍“不听”。

3. 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袁绍“不许”。

4. 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袁绍“疑”而不听。

5. 沮授对袁绍说颜良“促狭”不可重用，袁绍“不听”。

6. 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沮授劝阻，袁绍“弗从”。

7. 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

8.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的来源是《魏书》。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其中的《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显然，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



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其实，即使这八条“不听”“不从”全部为真，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一、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 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 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作“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氏的统治，将军贾信带人平定起义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 他想告诉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与《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常令”，曾被曹魏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

另据《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不赦”之列。《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后有余党，皆应伏法”一句显示了“围而后降者不赦”其实是一道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毕竟，天知道刺史、郡守会不会抵抗，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赦”的一分子。总之，稳妥起见，还是先跑了再说。


二、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1. 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本文的“曹魏”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也包括曹丕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带有强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于是，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摧抑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 ；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考虑到亩产有限，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百姓用脚投票，寻求庇护，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2. 兴办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的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 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

自然，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 的现象。公元213 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曹魏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被称作“士妻”，其家被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

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文苑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官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于是在15 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的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士息”出身，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与之鼎立的其他政权，也是相似的情形。

注释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201页。

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并非事实，详见拙文《胜利者撰修官史的丑陋嘴脸》，“史料搬运工”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7页。

《后汉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10页。

《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3页。

《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裴松之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9页。

《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增刊。

可参见：王仲荦：《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5页。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2页。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4页。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0页。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

《晋书·赵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2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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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元代，法律终于上马惩治了。

在元代，东汉《陌上桑》中使君的行为，可是犯了性骚扰或猥亵部属罪，这是官吏独有的罪名。元律明确规定，“诸职官因谑部民妻， 致其夫弃妻者， 杖六十七， 罢职，降二等杂职叙”。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一个蒙古官员就因为“将部民妻阿五扯捽戏谑，决六十七，罢现役，降二等杂职内叙用”。

由于调戏手下人的妻子，这名蒙古官员不仅被重杖殴打67棍，而且被罢免现役官职，降职二等，只在“杂职”内叙用。可以说，这是古代反性骚扰的难得的进步。
▲元律中有针对性骚扰的处罚规定。

而像唐朝李元婴的行为，如果在元代也犯了一种罪——求奸罪。

求奸罪，也是针对官吏的独有罪名。元律规定，如果官员用言语、动作等挑逗求奸， 即使未成也构成犯罪：“诸职官求奸未成者， 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

《元典章》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 ， 江西瑞昌县达鲁花赤屯屯求娶民妾， 对方不从，乃“扯定求奸”，被拒。事情发生后，达鲁花赤屯屯被判决“甚失牧民之体”，遭重殴57杖，并免官罢职。

元代针对性骚扰的重罪，在明代也得到了继承。

明朝初年，天下甫定，朱元璋用酷刑来安定社会。明代《大诰》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骚扰女子，手脚不检点的，将被断手斩脚。

当时南京城中就有一个案例，一个公子哥当众调戏民间妇女，被报官后，有司判处罚款了事。不料朱元璋大怒，直接判定将这个浪子斩断双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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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
灵魂SU醒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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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历史
许小年/文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年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来，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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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6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该文收录于：
上海版《士与中国文化》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文集第一卷）

关键词：
士族、豪族、强干弱枝、士大夫对统治者的片面依赖

西汉政权之建立，士人虽未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高祖阵营中还是有少数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本质如何呢？稍一回想便可知道：他们还是和战国时单身的“游士”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的社会凭借。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在天下未定之前，却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但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然则，士与宗族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家族群居之制源自远古，本非汉代的新产物。秦与汉初的移徙大族政策，一部分用意便在于防止封建宗族势力的复活。武帝时更有强宗大姓不得族居的禁律。……可见传统的宗族势力一直很强大，而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畏惧。然而这种宗族势力与士人之间并未发生有含义的联系，故其性质应与后来的“士族”有别，未可混为一谈。

个别士人的言行可以超越他所属的阶层利益，终为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王莽新政的失败，便恰恰是说明这项原则的例证之一。在王莽新政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中，限制士族大姓在经济上的过度扩张，是最主要的项目之一。这种限制后来便具体化为复井田与禁奴婢。盖土地兼并与奴婢买卖为当时士族大姓势力发展之一要端。

汉初豪宗强族多为古代封建势力之遗，故汉廷对付他们的政策，除迁徙之外，便是严厉的打击，甚至不惜加以“夷灭”。此观《史记·酷吏列传》可知。武帝以后，强宗豪族既逐渐因“士族化”而与统治阶层发生联系，其势力遂益为巩固与浩大。而一般对付豪强的官吏，便往往要采取分化与利用的政策，不能一味地杀伐了。

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实也可以说明东汉政权与士族大姓之间的关系。《通鉴》卷四十“建武二年”条下云：
庚辰，悉封诸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四县。博士丁恭议曰：“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帝令诸将各言所乐，皆占美县。（参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强干弱枝”原为西汉早期的重要政策之一，及至中叶以后，其事已颇松弛，然犹未被正式放弃。今光武政权之建立既颇有赖于士族大姓的助力，自不能再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止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
而且由于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事实上也无法再推行下去。丁恭之议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光武对当时的士族大姓如此迁就，而桓谭上疏犹云：“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后汉书》本传)是希望光武对士族大姓的政策更为放宽也。但事实上一个要统一全国的政权与分散各地、拥兵自保的士族大姓之间多少是存在着矛盾的。这种矛盾，在战乱之际还不易察觉，等到局势稍一稳定，便自然地暴露出来了。

高祖十一年诏曾数“贤士大夫”字样，其文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高祖纪下》)
我们试将此诏所流露的傲慢之气，与前引耿纯说光武之情味作一比较，便立即可以看出“士大夫”在两汉政权建立之初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及其在统治者心目中的轻重之别。尤其是“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以及“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等语，最足以显出那时的“士大夫”对统治者的片面依赖性。


二
1956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

关键词：
事件与行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想象、历史推理、记忆与见证不等于历史

他认为历史家在研讨任何过去的事件时，对于该事件都采取外在性与内在性(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的两面看法。所谓“外在性”便是一事件的物质状态，如陈胜吴广与戍卒等起事于大泽乡，李世民于玄武门剪除建成元吉之势力等；“内在性”则是一事件中人之思想状态，如王安石变法时代新旧两党对于新政看法之冲突，戊戌政变时代维新派与清朝旧臣在思想上的矛盾。历史家决不能只注意一方面，而必须双方兼顾。因此柯氏认为历史家所探讨的不是单纯的事件(即只有外在性而无内在性)，而是行动(actions)，行动是一事件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历史家不妨先从发现外在事件人手，但他决不能停留于此。他的思想必须深人该行动之中，以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状态。于此，我们便可看出自然科学与史学的根本差异之所在，因为在自然过程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件件的“事”(event)，换言之，它仅有外在性而无内在性。
科学家于观察现象时，是要找出此一“事”与彼一“事”之间的关系，并把它们纳于一种自然法则或一般公式之下。凡此种种都是外在性的。历史家则不然，他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深入当时人们的思想之中，否则他便无法了解该事件。举例言之，如果我们只知道陈胜吴广于秦二世元年在大泽乡起义这一表面现象，而对起义者对秦代政治的心理反应以及秦始皇的政策等毫无所知，那么我们决不能说已懂得这个事件。而陈胜吴广、大泽乡、秦二世元年、揭竿而起……这一连串的外在事象之间的关联也就变成不可理解了。所以当历史家真正知道了某一事件的发生时，他同时便已知道它何以会发生了。历史学虽亦常用“原因”(cause)一词，而其意义则与自然科学中所用者迥然有别。11由于自然过程仅为事件的过程，而历史的过程则是行动的过程，换言之，即有其包括了思想过程的内在面，所以历史家所真正寻求的乃是这些思想的过程(process of thought)。据此，柯氏推演出一项最著名的原则：“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他指出心理学另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在，那便是人的头脑中非理性的部分。依照旧的分类法，人的头脑中理性的部分是spirit，而非理性的部分则是psyche或 soul。心理学的对象是后者而非前者。此种非理性的成分乃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盲目力量与活动；它亦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但却不在历史过程之中。它是感觉而非思考，是情感而非冥想，是欲望而非意志，但这并不是说，此种非理性的成分毫不重要；相反地，它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外衣，使理性可以存在于其中。它虽不是理性的一部分，但却是我们理性生活的基础。理性可以发现它，但是研究它并不即等于研究理性之自身。对于非理性成分的研究可以有助于健康的理性生活之培育，俾使理性得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自觉地创造它自己的历史生命！

我们若真想在史学上有所建树，除了批评精神之外，得具有建设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这就是柯氏所说的“历史的想象”。
柯氏说，历史的重构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添改的行为(act of interpolation)，不过这并不是随意乱改历史，而系完全建基于历史的良知之上。这种添改具有两个特征，须加解说。第一，它决不是武断的或任性的，而是必需的，或用康德的话来说，是先验的(apriori)。当然，这种添改不能没有一个限度。举例来说，我们如要写三国史，我们必须根据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再佐以其他种种史料，用自己的话重新叙述这一段史事的始末。在叙述时我们势必要加上自己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一点新意没有，只是重复陈寿、裴松之的语句，我们就根本无须重写三国史了。如果别有所见，则当然得根据自己认为是心安理得的种种证据重构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局势之演变。在这样做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话，以使整个叙述可以构成一幅历史的景象。所以这种添加乃是必需的，否则历史的叙述便无法存在。但是这种添加却是有限度的，限度的标准便在于证据充分与否。如果我们漫无止境地幻想，则这种叙述虽可以变得极其详细，然而却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流为历史小说了。此所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在大的关键上不甚违背历史事实，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历史著述也。
第二，它乃是一种想象，这与上一点是密切相连的。所谓想象，也就是把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想象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试举例以明之。如果我们读《通鉴》，发现吴起为楚相而有变法之事，楚国因之而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而秦亦强，韩昭侯相申不害，又“国治兵强”，我们便很有理由想象当时各国均须变法以自强，故变法运动不是偶然的，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样的想象其接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怀疑的，但这样我们实已添加了自己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想象面比以上所说的还大得多，为节省篇幅起见，此处只好从略。于此可见，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我们实可以说，在不违背证据的情形下，愈能将想象之网面张得大的人便愈表现出为具有良史之才。柯氏结合以上所说的两点，而称此一“添改的行为”作“先验的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

在历史推理之中，根本的关键便在于证据之有无及对于证据之了解。一般人不明白这一点，故常对历史有所误解。有人以为历史便是记忆(memory)，因而不能分别见闻录的作品与历史著作之间的差异。其实记忆是无组织的，并且也无任何证据，决不能与历史混为一谈。又有人以为历史即是一种见证(testimony)，亦属大谬不然。见证乃是别人对于问题的现成答案；历史家如被动地接受别人现成的答案，则根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更何成其为学问？不但普通的见证与历史有别，即使是历史学权威的见证亦非历史家所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接受以前权威的见证实是接受权威的现成论述之另一说法，这种错误前文已略有解说，此不具论。接受见证也可以是一种知识，但决不是历史的知识或科学的知识，盖其间没有历史家自己的推理与组织存在也。如果历史家接受前人的见证而出于自己重行组织与推理而又用证据以加强之的方式，则他已经不是接受见证了。在此情形下，见证既不复为见证，而权威亦不再是权威，只是他自己立论的证据之一而已！唯有建筑在证据基础之上而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


三
1957年
《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史学、史家与时代》

关键词：
玄学的历史哲学与批评的历史哲学、孔子与历史人文主义

英、美的哲学家现在已将历史哲学分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是黑格尔一系的“玄想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另一则是由英、美经验论一派哲学中所发展出来的“批评的历史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批评派历史哲学不同于玄想的历史哲学之处最根本的在于前者所注重的乃在于历史知识之成立如何可能，换言之，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实为真实不虚，而后者则注重历史事件之本身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并如何能解释全部历史进程为一必然之归趋。在两派哲学中“解释”虽同样存在，但却具有极大的差异，不可不辨。玄想派的“解释”一词我以为在英文中是 interpretation，而批评派则当是explanation。Explanation(亦可译作“解说”或“说明”)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这种解释乃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决不容分割。离开了这种解释则历史学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只能流为一种流水账了。Interpretation则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上看出了“世界精神”、“理性”、“自由”等是也。这种解释很难说有什么客观性，因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往往不清楚“解释”有这两种区别，以致以为史事之考订及整理与“解释”可以分为两事。说这种话的人，其本意极可能是指interpretation而言，但显然会引起严重的误解。

我们知道，孔子修《春秋》实是以人为中心的，质言之，即欲借历史以教人，而思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我们都知《春秋》寓褒贬之意——-至少后人多如此相信，而褒贬之前提即人具有自由意志，故可以并必须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承认个人有意志自由乃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哲学中的重要一环，亦是否定各式各样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之基本论据之一。孔子既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他的历史观则无疑是人文主义的。尤有进者，孔子复为中国人文思想的创始者，从来“不语怪、力、乱、神”，因之我们自更不应怀疑他的历史人文主义(historical humanism)了。至于《春秋》中所记载的日月蚀、地震等自然现象，我们认为孔子的本意只是用之以警戒人君，并不涵神的力量直接干预人事之意，所以根本上不妨害他的历史人文主义。清儒刘宝楠对此点有很好的解释，其言曰：
至日食、地震、山崩之类皆是灾变与怪不同，故《春秋》纪之独详，欲以深戒人君，当修德力政，不讳言之矣！
但是孔子的褒贬一方面固然承认了人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却又给中国传统史学蒙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近代中国的历史家们颇攻击这种伦理的色彩，以为有害于历史的客观性。我们觉得这种责难是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的。诚然，在近代科学历史家中颇有人反对对历史事件或人物加予道德性的评判(moral judgement)，可是我们也不应忘记，直到今天，关于道德因素是否必须完全摒除于史学之外的问题仍在聚讼纷纭的阶段。因之，我们便不能对孔子曾用道德眼光看历史一点单独加以苛刻的责难。西方最早的史学家如 Herodotus 与 Thucydides 都具有历史的道德意识，也就是说，对史事曾加以价值的判断，然而西方学者仍然承认他们是伟大的历史家。

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而所谓“人”，则并不指孤立的、个别的、以至片面的个人（如社会学上、经济学上、或心理学上所研究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从这一角度去着想，我们终将找到史学本身的独特领域和功能。我们决不应把史学降为社会科学的应用之学。


四
1958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文集第三卷）

关键词：
思想与经济的关系、战争对工业绝无裨益

相信经济生活决定人的思想与精神，这种决定论的流传使人们在近数十年来几乎完全放弃了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努力。但人之所以为人，所以有其尊严，乃在于他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尚有精神生活。他固然不断地在谋取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他同时也在无所为而为地求真、求善和求美。这种精神上的自我超拔也同样是决定历史的因素。
过去四百年中欧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乃是思想运动与经济——尤其是工业状况——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科学史家目前已一致承认16、17世纪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时代，而同时，根据经济史家的研究，这一期间也有着一连串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与工业革命。虽然欧洲与美洲的商业交通在这一时期内有长足的进展，但我们却不能把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归之于美洲的发现。往深一层观察我们即可看出，根本的动力是来自欧洲文化的本身。其中之一便是对制造新式事物以取悦感官的新兴趣。这种兴趣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由于Ghiberti(1378-1455)与Brunelleschi(1377--1446)等艺术家的倡导，文艺复兴的优美建筑发展颇速。自此以后一股建筑的狂潮就传布了开来。随建筑而来的为新式的装修，新旧教堂、市政厅房舍以及豪商的住宅都装潢得富丽堂皇。这类装饰又自然刺激了各种艺术品的大量制造。
新式建筑与装饰需要大量的原料，而新的技术之发明(其中大部分系由于艺术上的需要)如印刷、玻璃器物之制造以及用铅将含银的铜矿中之银与铜分开等，使生产量增加数倍。就中欧的银与铜的产量而言，1460至1530年之间较前增加五倍，而纸的生产增加尤多。纸业的发达配合着印刷厂的增加，于是书籍得以普遍流传。这对路德新教之宣传亦大有帮助，据说当时宣传品的散发数以万计，所以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商品数量的普遍激增，但这并不完全，甚至可说并不主要是出于牟利的动机。在中古早期，艺术与宗教就已支配着欧洲工业发展的方向，到伊拉斯谟(Erasmus)与哥白尼时，情形依然未变，不过艺术的力量远较宗教为大而已。我们实可以说爱好艺术的完美乃是促使当时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法国与荷兰等地的宗教战争之后继之有三十年之战。那是一个全体性的残酷斗争，正与11、12世纪之战争无殊。初看，它似乎对工业主义之产生有刺激作用，至少战争并未妨碍经济的进程。但事实上战争对工业发展绝无裨益可言。举例言之，英国在内战前之一段繁荣实由1560年至1640年间境内和平及与欧洲大陆无长期性战争所导致。同时英国又是自由贸易的地区。和平与自由的结合遂使英人获得在经济上发展的机缘。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对有关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思想并未有何激励。伽利略诸人之能改变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使人得以重新探求自然的奥秘，也并非受战争之赐。16世纪以来人们控制自然的力量之增长，有利于生产的成本的减低与出产的倍增，而同时，限制战争的需要也增强了。但战争具有人的因素，此则非科学的力量所能控制。战争的外在因素是无穷的，它们的作用也因每一不同的战争而异。但无论我们分析战争的外因至如何详尽无遗的地步，其中却有一个因素是所有战争所共同具备的，那便是人性的错误。人类未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于是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才不断产生。

当时比较成功的几个宗派如路德教、加尔文教与英国国教都过分注重德性的消极的一面，故对属于人的身体部分的问题之处理采取极严厉的清教徒式的态度。路德以人为完全堕落不堪，唯有上帝的恩惠可使人上升。加尔文尤为严格，照他的理论则大多数人都要永远沉沦不复。……据近人研究，其中有一派僧侣(Trappists)，由于过度苦修，死亡率乃大增，而死于肺病者尤多。无论这种中古最严厉的教规之复活在宗教上之价值如何，它对现实世界中之残暴与残暴的态度并无所改善。这是因为严厉苦修之本身亦是残暴的一种形式--对罪恶的残暴反抗。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其结果是残害了人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自始即含有深厚的仁爱(charity)观念，这可以从耶稣的一生行为及其教义中见之。其后的经院哲学亦以仁爱在一切尘世的德性中为独能使世人归向上帝者，因此遂有“信仰由仁爱而构成”(fides charitate formata)的著名公式。不幸至16世纪下半叶此一公式在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竟被推翻。加尔文且指斥之为“辩士之谎言”。就此点而言，则天主教教理较之初期的新教教义实具有更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17、18世纪时，艺术性的工艺对当时人之发展高度道德性的典雅生活方式也有相当的影响。此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经蔚成风气之后，便为欧洲各地所争效。这样看来，如果16世纪末欧洲人但知一味利用煤与铁以发展廉价商品的大量生产，则其结果必不能如精美物品的制造那样刺激人们对增加生产的兴趣与意识。更有进者，当时人的生活态度多粗鄙不堪，若使粗俗的商品与粗俗的生活态度相激相荡，而又无艺术性的事物可以变化其气质，则颓波所趋将不知伊于胡底，近代文明之进程必大受阻遏，是可以断言的！


五
1958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该文收录于：
东大版《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现代学人与学术》

关键词：
贤者常感痛苦、自由与文学、钳制思想

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其二则为借《论再生缘》之书而感慨世变，以抒发其对当前之jq统治之深恶痛绝之情（按：广西版有几处改动与删削，不一一标出），此层则为本文后节所欲三致其意而暂时不能不搁置者也。

陈先生于论及《再生缘》之思想时云：“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陈先生之所以于端生之不能见容于当世，一再致其叹息者，实以彼自身今日之处境殊有类乎才女之在往昔。故文末有云：“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合而观之，其意不亦显然欤？
昔王国维先生自沉之后，陈先生尝撰有挽词一篇，其序言中论王先生之死因有云：当一文化变迁之时，凡为此文化之人必感痛苦，其承受此文化之量愈闳，则所感之痛苦亦必愈深。今按陈先生本人亦正是深为中国旧文化所化之人。当王观堂先生死时，彼已有“神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曹皆苟活”之感触，则在今日其内心之痛苦，更不言可知矣！《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极沉痛之文字，而颇易为读者所忽略，兹迄录于下，以供参证焉：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吾不知今日中国dl士大夫阶级中由于“善应付此环境”而致“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徒读此等文字后作若何之感想，吾读此文则似觉眼前有一贤而拙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如陈寅恪先生者由于不胜其历史文化之重负及因之而生之痛苦感，而渐有趋于消逝之象。抑又有进者，今日dl贤而拙之士大夫“恐止陈先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借用陈先生论端生语)！而此一人或少数人又必四顾茫茫，虽欲求一知己而不可得焉。

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jq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
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此节痛斥jq统治者之钳制思想、窒息文学之愚昧，诚可谓情见乎词。夫吾国文学之价值问题，以非属本篇范围，兹不置论。然就吾国文学之发展环境言，则虽在上为残暴之君亦未尝对文学有何控制驾驭之事，此事实之昭然而无可曲解者。故吾人实可谓中国文学自三百篇以降皆在思想自由之气氛中成长者也。有清一代最以文字狱著称。而乾隆一朝尤为酷烈。然试一察当时之文学作品，如南方弹词之《天雨花》与北方说部之《红楼梦》，当时称之为“南花北梦”者，均为吾国文学史上不朽之杰构。而陈先生所击节称赏之《再生缘》弹词亦成于乾隆之世，可知文化统治之铁腕犹未尝及于文学也。故陈先生所谓“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固国人所习知之真理。信如是，则陈先生斥之为“愚不可及”之“世人”者舍今日之dljq统治者而外更复何所指乎？又至可注意者，陈先生此书之撰述，依吾人上文之推定，在1953与1954年之间。此一期间亦正值国内大举清算“资产阶级文学观”之前夕。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最初受攻击之时间为1954年之9月……唯攻击“新红学”之公开化虽在九月，然其事之酝酿必已早始于数月之前。陈先生在此“山雨欲来”之际，精神上亦必感受极深之苦闷，故于写此书时遂不觉处处流露其对思想不自由之厌恶之情，而婉转不能自已。总之，陈先生此节文字实有为之作而非泛论之辞，则可以不待烦言而决者也。
虽然，陈先生固熟读史乘之人，思想之压制，文学之摧残，纵可奏效于一时，亦绝不能行之于久远。……

果如是，则陈先生一人之所向往者亦即吾辈今日lw海外之士及天下苍生所日夜焚香祈祷之事也。虽然，吾实不能无疑而更不能无忧。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世局，欲挽汉家十世之厄，吾诚不知何术以致之，此陈先生所以寄望于“人事终变，天道好还”，其志为可悲而其情尤为可悯也。昔宋时女真人汴，悉掳宋室君主后妃宗室以北去，而汪彦章代废后告天下手书，有“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之句，陈先生引之，以为是赵宋四六之文之冠。情在言中，意出弦外，诚先生所谓“古典今事，比拟适切”者也。而吾人唯一可引以自慰者，岂亦在斯乎？岂亦在斯乎？


六
1959
《汉晋之际士之新觉醒与新思潮》
该文收录于：
上海版《士与中国文化》
广西版《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文集第四卷）

关键词：
士族群体觉醒、个人觉醒、清谈起源、怡情山水、儒衰道胜

唯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东汉中叶以前，士大夫之成长过程较为和平，故与其他社会阶层之殊异，至少就其主观自觉言，虽存在而尚不甚显著。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趋明确。故欲于士之群体自觉一点有较深切之了解，则不能不求之于东汉后期也。东汉之政治，自和帝永元元年以降，大抵为外戚宦官迭握朝政，且互相诛戮之局，然略加深察，又可分为二大不同之阶段，而以延熹二年(159)，即桓帝与五宦官诛梁冀之岁为其分水线焉。前乎此，外戚之势为强，后乎此，则阉宦之权转盛，而东汉之士大夫亦遂得在其迭与外戚宦官之冲突过程中逐渐发展群体之自觉。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于此际，至其后于宦官争斗时之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

自来中外学者论清谈之起源者，大致注重其政治背景，而谓清谈及汉代清议之变相，因党锢之祸及魏晋之世政治压迫太重，士大夫逐渐由具体指斥朝政及批评人物转而为抽象之谈玄。此说虽有相当真实性，但似不足为解释清谈起源之全部理由。盖此说过分重视清谈与清议之关系，故假定汉末士大夫之谈论内容多限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及至名士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始转入抽象原理之探讨，于是月旦人物一变而为谈论思想。鄙见以为汉末士大夫之清谈实同时包括人物批评与思想讨论二者：李元礼每摈绝他宾听符融言论，而为之捧手叹息。符融之言论所以如此引人入胜者，岂能尽在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又岂能仅为其辞藻华丽或音调铿锵之故哉！斯二人在思想上殆必有符合冥会之处，故听者为之心醉而不觉深为叹赏耳。其后名士既多以指斥当权人物招祸，遂于谈论之际日益加强思想之讨论，而人物批评亦随之愈
趋抽象化，清谈与清议在性质上亦因之而不复能相混矣。由是言之，老庄清谈乃自汉代清谈中学术思想之谈论逐步演变而来。此所以魏晋之清谈不徒在形式上可上溯其源至东汉，即其思想内容亦有远源可寻也(详后)。

自然之发现与个体之自觉常相伴而来，文艺复兴时代之意大利一方面有个人主义之流行，另一方面亦是士人怡情山水之开始。但丁发其端，彼特拉克继其后，登山临水，遂蔚成风尚。自然景物不仅为文士吟咏之题材，抑且为画师描写之对象，此亦足资参证者也。又《庄子》卷七外篇《知北游》有云：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
是士大夫之怡情山水，哀乐无端，亦深有会于老庄之思想也。
复次，魏晋南朝以下士大夫有田园或别墅之建筑，近人考证者甚多，然大抵皆从经济史之观点出发，非兹篇所欲论。兹所欲说明者，田园或别墅之建筑尚另有其精神之背景，即汉魏以来士大夫怡情山水之意识是也。

汉末儒学弃末流之繁而归于本义之约，其事虽人所习知，但其所以有此转变之故，则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窃以为一切从外在事态之变迁而迂曲为说者，皆不及用士之内心自觉一点为之解释之确切而直截。盖随士大夫内心自觉而来者为思想之解放与精神之自由，如是则自不能满足于章句之支离破碎，而必求于义理之本有统一性之了解。此实为获得充分发展与具有高度自觉之精神个体。要求认识宇宙人生之根本意义，以安顿其心灵之必然归趋也。故东汉学术自中叶以降，下迄魏晋玄学之兴，实用之意味日淡，而满足内心要求之色彩日浓。跌宕放言之辈如孔文举、祢正平、嵇叔夜之罹祸虽多少皆与其思想有关，然卒不之顾，其重内心而轻外物之精神为何如耶！此亦汉晋之际学术思想之发展不得纯以政治状况等外在事态释之之故也。
……何以宗教与学术史上之复古要求产生于某一时代而非别一时代？质言之，何以经学之简化运动必兴于东汉末期，而基督教之复古运动亦必迟至15、16世纪始得发生？则其间当有时代之背景。汉晋间之思想变迁，吾人既持内心自觉之说论之矣，而基督新教反求之《圣经》之运动亦正具同一背景。盖基督教经中古诸经师之详尽发挥，亦流为章句(Sentences)之烦琐，而渐昧于大义。及至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兴起，个人之自觉日益发展，于是人文主义学者如瓦拉(Valla)、伊拉斯谟(Erasmus)之流，乃起而整理《圣经》，言训诂而举大义，马丁·路德之宗教革命思想一部分即导源于此。故基督教之反求《圣经》所以迟至16世纪始蔚成广泛之运动者，良由个体自觉至是始发展成熟耳。汉晋间学术思想之变迁以个体内心之自觉为其背景之说，得此一有力之旁证，乃益可无疑矣。

儒学实与汉代一统之局相维系，儒学之功能在此，其所以终于蹶而莫能振者亦在此。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者，诚是也。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淹没。徐孺子寄语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即是士大夫不复以国家或社会为念之证。蔚宗谓“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得其情矣。自党锢以后下迄曹魏，就士大夫之意识言，殆为大群体精神逐步萎缩而个人精神生活之领域逐步扩大之历程。当时社会上最具势力之士大夫阶层既不复以国家社会为重，而各自发展与扩大其私生活之领域，则汉代一统之局势已不得不坠。一统之局既坠，则与之相维系之儒学遂失其效用，而亦不得不衰矣。故推原溯始，儒学之衰，实为士大夫自觉发展所必有之结局。

儒道虽平流并进，然正始以后道家一支波澜日阔，而儒家则渐呈泉源枯竭之象，一盛一衰，其故果安在哉？前论儒学之衰，在于汉代一统之局不复能持续，故儒学丧失其旧有社会文化之效用。所谓儒学之效用者，具体言之，即其名教纲常之说可以维持稳定之社会关系，使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父子君臣等皆各安其分而已。然汉末以来，君臣一伦既随人心之分裂而渐趋淡漠，而父子一伦亦因新思潮之影响而岌岌可危。此外如夫妇朋友之关系亦莫不发生变化，儒教旧有之安定作用遂不复能发挥矣。至于当时士大夫及一般子弟之所以背儒而向道者，则因儒术具有其普遍性与约束性，远不若老庄自然逍遥之旨深合其自觉心灵追求自由奔放之趋向也。


七
1959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文集第二卷）

关键词：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自由意志与入世责任、古典人文教育

中国学人近数十年来每论及文艺复兴，常喜拈“由复古而得解放”一义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此一观念即是从布加特书中辗转传下来的。布氏认为文艺复兴意大利之古典再生系以公民生活之发展为前提，但此种城市中产者的文化，当其从中古之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并不能立即找到它自己的出路，故必须有一向导。而古典文化之形式与实质均恰恰符合这种要求，遂成为当时意大利人狂热爱好的对象，卒至蔚为其时意大利文化之主要部分。是则依布氏原意，文艺复兴乃是市民阶级从中古文化中解放后而产生的复古运动，与我们所了解的“由复古而得解放”已大有距离。中国近代学者谈西方文化源流往往不加深察，以致因果倒置，此亦是一例也。不过此层尚无大伤，因为布氏原书中对“复古”(The revival of antiguity)与“个体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二观念同等重视，并分别列为专章。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人们是否真正获得了“解放”，而可以在思想上无所依傍，畅所欲言？此层殊有商榷之余地。据 Huizinga之研究，文艺复兴时人之盲目尊崇古代为永恒的权威与典范，已足说明文艺复兴为一尚权威之文化。因此，若以尊权威与尚个性为分别中古与近代之标准则文艺复兴不能列为近代，其事至显。文艺复兴之整个精神正是极端规范性的(normative)：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等之永恒有效的准则。抑又有进者，文艺复兴一方面尊古代为权威，另一方面复未离弃中古之权威。
……就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之历程言，比较真能彻底地摆脱权威的束缚，而以个人之理性评判一切之态度，要到18 世纪理性主义盛行后始出现。理性主义者极憎恶中古时代，因此对文艺复兴特加赞美，视之为近代进步之开始。布加特对文艺复兴之综合性的解释，多少亦接受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暗示。如此辗转相传，愈传愈失真相，“五四”前后之中国人遂至以“思想解放”为文艺复兴的最重要内涵。而“五四”前后中国人所以特别垂青文艺复兴之“思想解放”者，其用心实在于借此以证明他们鄙弃传统、独抒己意的思想态度为正确的而已。这种态度的是非得失非所欲论，但他们误解或曲解文艺复兴的历史则殊不容为之隐讳。

我们曾指出近代正统的文艺复兴观的最大毛病乃在于过分夸大了中古与文艺复兴的对立。这一错误也具体地表现在一般人对人文主义的认识上，即以人文主义为反抗中古之精神。对人文主义作如是观者大抵均未深究人文主义者在当时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以致误认他们为一群特殊的先知先觉者，在社会上无固定的分位，而一惟古典之复兴是务。这一印象之造成，一大部分是源于布加特对人文主义所作的描写。但是，正如Kristeller所说的，布氏之说仅适用于少数杰出之士如彼特拉克薄伽丘(Boccaccio)及伊拉斯玛斯等，因此乃是一种例外。
事实上任何对人文主义的正确了解，离不开对人文主义者之社会地位及其历史渊源的追溯。从起源上看，人文主义者并非空无依傍的自由人，而是中古传衍下来的一种职业流品。中古时代有一种“书记”(dictatores)者，以修辞与文法为其本业：他们的职业则可大别为二种：一是王侯宫廷与城邦政府中之秘书，另一则为修辞与文法教师。此二项职业亦正为后来人文主义者所继承。虽然人文主义者之社会地位已视中古之dictatores为高，但若将前者在社会文化之处境与后者在行政与政治上之重要性作一比较，则二者仍颇有相似之处，其间一脉相承之迹显然可见。不过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中古的dictatores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在本质上毫无分别。人文主义者的最显著的成就在复兴了古典的研究，这是中古dictatores所缺乏的。而人文主义者之所以致力于古典研究，推其原始，则是为了要改进文体与模仿古人之“辩才”，此中绝无任何反抗中古之精神，同时这种古典学也绝不能代替中古之学术。不可否认地，文体的模仿必然会进而导向与古典思想之接触。近人所谓人文主义主要是指这种与古典思想接触后所衍发的新思潮而言的。这种新思潮也许对近代思想与态度之建立有过接引的作用，但是此接引作用也并不是在否定中古或反抗中古的方式下表现出来的。就学术范围言，人文主义者之兴趣限于修辞、文法、政治、伦理诸方面，至于哲学与科学则本非他们所尝措意，故仍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他们所鄙视的经院主义者的盘踞之所。二者学术范围既不一致，则自不可能互相代替。Kristeller 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曾一再指摘近人把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之争看做中古与近代、新与旧之争的错误。依他看法，这二者在意大利之发源与流传的时间相同，互相影响有之，但人文主义的意义绝不在它对经院主义的反抗。故二者之互相攻击殆系不同行业间的斗争的结果，正如人文主义者彼此亦时有争执一样。

早期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体之欣赏进而为古典作品之内容所感染，确已逐渐建立起一种对人生的新态度。这种新态度，质言之，即比较注重人之本身。所谓“比较注重人”又可分两层来说：一是对人之尊严及其在宇宙中特殊地位加以强调，另一则是对于表现个人的情感、意见、经验与环境之具体特色感到无上的兴趣。这一倾向可以从当时的传记与描述文学以至人像画中得到证明。布加特称这种趋向为“个人主义”，是很切合的。

在这里，一方面人之意志自由得到了肯定，而另一方面人对灵魂之沉沦或超拔所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乃不得不更进一层注意人之自身之问题及其如何求超拔之道。这样就引导出彭波那齐的思想。彭氏在对人性的分析方面有两点最大的贡献：第一是强调道德的才能是人之所以异于神或其他动物之所在；人惟有在道德上努力不懈以求达到至善之境才算尽了人性。第二是灵魂之不朽须在人世中求取之说。此说尤为转出世的人生观为人世的人生观之重要关键。

Kristeller 氏在其《古典学与文艺复兴思想》一书的结尾处，对今天古典学之沦为少数专家的专门绝学一事曾深致慨叹。他指出许多职业教育家似乎已完全忘记了人文主义学术的存在，更不必说它的重要性了。他接着说：
然而我仍希望并期待我们对古典学及历史学的兴趣终会继续以至复兴起来，因为我坚信它们的内在价值……我们并不只是学者，我们同时还得是公民，工作的人，思维的人和一般的人。诚如布加特所说的，历史知识未必立即使我们变得更为谨慎，但是长远地看却会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些。
Whitfield 更深切地告诉我们：
继彼特拉克之后，人文主义者所要教育的乃是完整的人，但是当教育不再关怀人的本身而提出为自然知识而知识时，那就是人文教育逊位日子到了。……我相信自然科学的知识的正确性。但是接下去又该如何呢？……人文主义者一样可以把彼特拉克关于教会占有财富一事所说的话应用于科学的成就上面：“如果它占有财富那倒是一件好事，不过如果它竟为财富所占有，那就糟到无以复加了。”离开了人文主义的中心，一切外在的知识都是和我们不相干的。


八
1960
《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该文收录于：

三联版《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联经版《历史与思想》

广西版《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关键词：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种德性、中庸、伊壁鸠鲁派、

苏氏（苏格拉底）最不满辩者的相对主义。他相信客观真实的存在，人世间的客观标准即本此而立，而人的行为则应当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实可以说，他在一个丧失了客观标准的变动时代中重新肯定了伦理的绝对(ethical absolutes)。在他看来，这种绝对的真实即是理性知识的惟一对象。他尤其反对辩者哲学中不为灵魂留活动余地一点。辩者大体上认为人的知识皆从感官直接反应而来，故所得者仅为流动的现象。其知识上的极端怀疑论实伏根于此。苏氏则以为灵魂为开启理性知识的钥匙，使我们可以在感觉的流变中窥察永恒的真实。苏氏把人分为身体的和灵魂的两部分，灵魂之需要食粮与营养亦与身体不殊。而知识即是灵魂的食粮。但此所谓知识并非一般的经验知识，其对象颇近似形上学的绝对(metaphysical absolutes)。因此，苏氏所欲建立的人文主义乃是以神为中心的，也就是要把人和圣多玛(St.Thomas)所谓“永恒的真实”连接起来。这和 Protagoras 的以人为中心之人文主义迥然有别了。但苏氏虽攻击辩者甚力，却也有其承继辩者的地方。首先他在哲学思辨上所表现的怀疑精神，也正是辩者之一特征。此所以他批判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观念，而终于招流俗之忌。所不同者苏氏另有其积极的、肯定的一面，不像辩者之流入虚无之境而已。其次，重人事轻天道也是苏氏与辩者相同之一点。前面已指出辩者在把希腊思想的兴趣从自然转变到人生方面，颇具功绩。这一精神至苏氏而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亚里斯多芬在其名剧(The Clouds)中曾把苏氏描绘成一个辩者，是不无理由的。苏氏最注重的问题乃是决定美好人生的基础。诚如西塞罗(Cicero)所云，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介绍到人间世的人，同时，对伦理思辨的热烈追求也由他而开启，并成为此后希腊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苏氏持理性主义甚坚，他所谓的真实与原子论派的物质的真实不同，而是关于形式、关系及一般通性之概念性的真实(conceptual reality)。这种高度抽象的真实是合乎理性的，也是通过理性(灵魂)而可以辨识的。惟有这种真实才是知识之惟一有效的对象，和美好人生之惟一有效的基础。
综观苏氏之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辩者重人轻物的新风气的洗礼，另一方面则又扬弃了辩者的相对主义。他指出理性为最高的认知机能，通过理性我们始能获得综合性的知识，可以透过感官所接触的表象而深入概念性的与客观性的真实。这样，苏氏又接上了希腊文化思想的正统--在万象纷纭中求最后的真实，在紊乱中求秩序，在变中求常。苏氏的这种知识论极有助于人的尊严之提高。盖人既能透过表象而进入绝对之世界(world of absolutes)，则显然已上通于永恒与超越之境，非复尘世之变幻与时间之流逝所能完全淹没了。

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古代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未免崖岸过峻且带有神秘意味，柏拉图则抽象而无系统。惟有亚氏（亚里士多德）才达到健全、清晰，而复实用之境界。亚氏思想之一基本特征是避虚就实。因此他在形上学方面是从经验世界出发，在心理学方面则从功能的观点讨论人之灵魂。在伦理方面他也取同一途径，即在“把人当人而非神或魔”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所以他说：“我们必须研究的德性乃是人的德性。”
亚氏认为伦理与美好生活之目的都在求取一种快乐(eudaimonia)或福利。此快乐或福利乃是源自道德行为的一种满足，也就是“依据完美德性之种灵魂的活动”。因此他并不把德性当作超越的理想，而视之为理性功能之适当的运用；它本身便是目的，而非手段。道德行为盖不离乎人伦日用，是入世而非出世的。又由于人具有积极的理性，此理性即为人之至境，所以理性的行为同时也便是德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亚氏却也不肯把伦理提高到无法实践的程度。人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在理性的灵魂之外，他同时还具有营养的灵魂与感觉的灵魂。人与其他生物所同具的这些功能也绝不容加以否定。人如果过度地压制这些自然的功能，那么人已不复是完全的人了。人的功能，自滋养、生育以至概念性思维，都是有机的。人既为一复杂的有机体，则当然应该对他性分中所具有一切复杂的功能予以合理的综摄，使之成一协调而均衡的整体。
亚氏分德性为两类：一是推理的德性，一是实用的德性。由于他受了柏拉图的影响，对纯粹思维的生活特加重视，故以推理的德性比实用的德性要高出一个层次。所谓推理的德性盖超越于实用道德之上，而翱翔于柏拉图式的纯思境界。它所追求的只是概念性的形式知识，同时因为它的玄思对象亘古不变，它所获致的真理也具有绝对性。另一方面实用的德性则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其所得者乃是相对的真理，故可有商榷的余地。推理的德性又可再分为科学知识、直觉理性与哲学智慧三种；但这些主要是针对着哲学家而发的，和一般人的生活无大关系。实用的德性则施之于感觉世界(包括人事)，而感觉世界变动无常。若处理无常之人事而随时随地都求得最适当办法，那便是道德。在这一方面，亚氏提出了十二种美德，如勇敢、节制、慷慨之类，以为人如依之而行即可得道德的行为。就常人言，最好的人生当然就是将推理德性与实用德性加以融和；因为人一方面是理性的动物，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然而灵魂的功能甚多，且又有高下之分，若混而杂之，亦非所以求融和之道，故融和之中必不能不有所轻重。亚氏是一个希腊的理性主义者，很自然地，他虽反对压制低级功能如饮食男女等等欲望，但却主张用理性(最高功能)来调节之，使人的生活最后能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亚氏著名的中庸说(doctrine of the mean)。所谓中庸并非任何先验的规范，故必待智者在具体情况之下自作决定。所可确言者，即人如能把握住中庸之道便可将相互冲突的部分加以适当的配搭，使之成为一调和的整体。至于如何始能灵活地运用中庸之道以处世接物，那便得由个人的智慧和不断地修养来决定了。
从亚氏之整个伦理思想推断，我们更可见希腊人文主义这时发展至成熟之境，真有“千里来龙，至此结穴”的样子。亚氏之中庸说乃是希腊人不趋极端的精神之更高形式，他之推尊理性尤可谓抓住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最重要的一条思想线索。亚氏在他所提出的十二项美德中，以公道(justice)为全部美德之总纲，此益可见他之善于承继希腊文化的大统。盖公道为希腊思想之一中心观念，若以中国古代人文主义作比较，其地位殆近似“仁”字之于儒统。

斯多噶派以外便该提到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一般人颇误会他们是物质的享乐主义者，其实不然。他们诚以去苦求乐为人生的目的，但他们所谓乐却不指感官的享受，而是指内心的宁静。……然而他们既丧失了希腊正统思想中的超越精神，又缺乏改进社会的淑世精神，更没有向往他世的宗教精神，而一惟当下个人之智力是赖。在一个文化剧烈变动的时代，这样空无依傍地追求小我之解脱，其可能的结果为何是不难想像的。所以伊壁鸠鲁主义一方面虽保留了希腊人文思想的余影，另一方面却正象征着古代人文精神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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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风骨：追忆余英时先生
2021年08月06日 21:23 来源于 财新网
余英时先生的历史观与他的现实态度一样，都是棱角分明毫不含糊的。但他的历史著述并不大谈理论、标榜价值，而是寓论于史，用事实说话
　　文｜秦晖

　　2021年8月1日，在海外华人人文学界声誉极高的余英时先生，在睡眠中安详逝世。逝前一日，他还与几位老朋友通了电话。逝世后，根据前已立下的遗嘱，后事极为低调，直到家人奉先生生前已立下的遗嘱，安葬在普林斯顿父母近旁。学界友人于8月5日才惊闻噩耗，以致几日前还与他隔洋交谈如常的友人都如闻霹雳，难以置信。但是，如此低调的后事与高调的怀念同样感人，就这一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不少怀念文章。

　　与这些文章的作者相比，我与余先生交往其实很少。1999年“五四”八十周年时，余先生领衔出过一本八人论文集《五四新论：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八篇文章中余先生大作点睛于前，拙文则叨陪末座，算是以文会师。2003-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也曾两次到余先生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里拜访。那所美国典型的郊野宅院四周林木葱郁，不时有鹿出没，据说有时还有熊。那次，余先生谈了他对“五四”的看法的前后演变，给我的感觉是考证深入而不拘饾饤，罕言理论而思辨精良，不追时髦而新见迭出，尊重传统而力辟陈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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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越甚，改朝换代死人越多”原因何在？
原创 仝麟阁 麟阁经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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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遍史书，中央帝制的更迭绝对是最惨烈


在秦晖老师的一篇旧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时巨大的破坏性是人类历史所独有”的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其因的话题，它可以解释古代王朝的轮回和其制度的运行规律。思考数月后，我想用一篇长文阐述我的看法，可归因为四点：



1.帝制下矛盾无法疏通，最终爆发式宣泄。2.个体之间信任感丧失，彼此敌对。3.机体总是整体腐坏，没有缓冲区。4.革命总是由底层发起，是极端情绪的产物。





用史料说话，不讨论外族入侵，只说王朝内部动荡所导致的更迭。在《中国人口史》中，有如下数据：



“西汉末年人口近6000万，王莽时期人口损耗三分之二。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到西晋建立时人口仅剩760万，存活七分之一。



隋文帝时代人口4600多万。隋唐更迭战乱，唐高祖统一时候，仅余1000万，剩余五分之一。



安史之乱前一年人口5291万。到唐代宗时人口剧减70％，仅1692万。



明太祖统治后期人口达5987万。而清初恢复统一后，又仅剩1900多万。



咸丰元年人口达到4.3216亿，之后太平天国及回捻之乱后，又掉到2.3亿。”



人口减少是衡量社会破坏的最直观数据，在古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人口死亡过半以上简直司空见惯，战争年代平均寿命不超30岁。



而欧洲历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事件是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三分之一人口消失，也远比不上王朝变迁。



不妨用史料对比欧洲诸国王朝的更迭情况，篇幅有限，我们只举四个主要王国，不列颠王国、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古罗马。



如果从绝对死亡数字来比，太不公平。所以我们评估王朝更迭时的激烈程度，一来用人口死亡比率，二来看它对原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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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规模丝毫不亚于中原王朝）



先看古罗马，罗马共经历三个阶段，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的王政时代、前509年到前27年共和时代、前27年之后的帝国时代。



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的罗马，最高领袖要通过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选举产生，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更迭政权时别说内战，连大规模流血事件几乎都看不到。王政转向共和的过程，也不过是以罗马城的一场终结。



比较惨烈的是罗马共和转向帝国时期，从前88年马略和苏拉发生冲突开始算起，到前27年屋大维当上奥古斯都。61年的内战里，拉丁地区（亚平宁半岛中部）人口从300多万，变成了406万。



人口不降反增，也因内战打打停停，但政权的确在较小的代价下完成了更迭。甚至在帝国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元老院、部分前朝贵族、地方官员都得到了保留，没有赶尽杀绝，彻底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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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遇刺后，其侄子屋大维没有将贵族赶尽杀绝）



进入帝国时代，砖制程度加深，更迭时的社会动荡也更加激烈。从公元27到395年帝国分裂（不谈被外族征服的东西罗马帝国），发生过两次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分别是公元69年“四帝夺位”和公元235年-284年的“三世纪危机”时期。



很遗憾，这段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缺失的。但从塔西佗对“四帝夺位”时期的记载可知，冲突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政治中心罗马城附近，并非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一场战争的破坏程度，和其地理范围、卷入人口数有直接关系，该时期军阀混战，规模还不如凯撒庞培、屋大维安东尼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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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分裂前最动荡的时期，参与的军阀更多，还伴随着奴隶起义，77年换了22位皇帝乃历史罕见！可这段时间的战争中心，依然是围绕罗马城，其中不少皇帝死于宫廷政变而非战争，因此规模也有限。



从公元前753年—公元395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罗马在其统治中心，亚平宁半岛的人口就没出现过“死一半”这种程度的锐减，像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这种“地区性屠杀同胞”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



再说法兰西王国，从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克洛维在公元486年建立政权后。经历了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这五代，到1792年法国大革命中结束，共1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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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向罗马教皇献土，换取支持）



加洛林王朝很出名，宫相“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没费一兵一卒，就让早已被架空的“懒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禅让”了皇位，和当年曹丕干的事如出一辙，没有社会动荡。



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的更迭也是异常平静，要么旁系继承、要么是贵族选举。



瓦卢瓦在五个王朝里动荡最为频繁，国内发生了扎克雷起义、公爵内战、法国宗教战争等。最惨烈的宗教战争（1562-1598），死亡总人数在300万左右，占法国人口总数五分之一，这已经是欧洲历史上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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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诺宗教冲突 给巴黎圣母院带来了首次损害）



宗教战争时期，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即位，这次更迭也没发生流血事件。亨利四世上台后化解了宗教恩怨，结束了战争。



纵观法兰西王国1300多年，政权更迭平稳的令人艳羡。



再看法兰西东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地区），它的历史较法兰西短。从936年奥托一世加冕，到1806年拿破仑废弗朗茨二世算起，共800多年。



前四个王朝，萨克森、萨利安、斯陶芬、卢森堡王朝的更迭都是老剧本，无嗣由旁支继承或者贵族选举产生，平静的很。真正动荡的是1254-1273皇帝空缺时期，争了20多年，最后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贿选上台，死亡人数还不及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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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城市中产 逼英王签署《大宪章》）



英国就更不必说了，社会最平稳的国家之一，王室血脉现在没断，伦敦上百年的老店随处可见。虽然也发生过玫瑰战争、宗教冲突，但英国佬的优点就是“点到为止”，1215年贵族都打到约翰王家门口了，也不过是签一个《大宪章》了事。



对比过后，回答本文开头那个问题：为何中国古王朝破坏性如此巨大？根源在于“制度”。



古中国、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主要有三种制度：中央帝制、封建贵族制和共和制。



罗马王政和共和时代，是共和制。特点为男性公民有选举权，按财产、身份决定政治权利；最高领导层由选举产生，且有任期；和现代民主制有一定相似之处。



欧洲中世纪和古中国先秦时期，是封建贵族制。特点为地方高度自治，国王有权授予贵族土地，但只是贵族的共主，而非上下级。国王的产生往往通过世袭（法兰西）或贵族选举产生（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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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制的基本自治单位——采邑）



罗马帝国和古中国秦汉之后，是中央帝制。特点为中央高度ji权，地方没有自治权。帝王和其他管理者皆为上下级关系，拥有绝对权力，只通过世袭，而非选举产生。



查遍史料，这三种制度中，中央帝制的更迭绝对是最惨烈的。



为何会如此呢？首先，相比共和制和封建贵族制，中央帝制是最难以被更迭的。



共和制度下，执政官都是一年任期，由选举产生，大家有意见了就换，投票就行不用留血。封建贵族制稍微难一点，但只要几个有实力的地方领主联手，换国王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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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开启了“家天下”时代）



但是中央帝制就不同了，根本不存在“干不好就换”的机制。所以中央帝制的更迭，往往就如洪水决堤般猛烈。矛盾被积压太久，宣泄起来就不可阻挡！



另外，前两种制度下，最高领袖虽然能享受荣华富贵和大权在握，但是不能胡作非为。如果你是12、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面对三种势力，罗马教廷的宗教势力、地方领主的贵族势力、城市兴起的中产势力，哪一种势力惹毛了都会让你失去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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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跪在教皇面前请求宽恕）



但是中央帝制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能建立起中央帝制，这三种势力必然都被消灭了，不会存在能制约皇权的力量。



贾宜在《过秦论》中写道，“（秦）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



为啥要“焚百家之言”，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宗教势力。春秋时期孔墨门下学徒千人，涵盖王公贵族，甚至能引发和阻止战争，到了秦代全给你灭了。



“隳名城，杀豪杰”就是干地方贵族势力，周天子的分封制创造了一大批地方强国，秦始皇深谙这点，全改成郡县，用直属中央的地方官僚取代地方贵族，消灭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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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至于工商阶级，《商君书·说民》有云：“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等你还没成气候时，把你抄家。富不起来，所以工商阶级也不可能发展。



秦之后，历代王朝基本沿袭了这个路径，在结合儒释道之后，虽不像秦那么过火，但也换汤不换药。秦晖先生的老师赵俪生就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纲》中评价，中国古代史，就是皇帝和地主豪强的斗争史，而结局总是皇帝赢。



南朝和两宋时期是中国商业环境最宽松的两个朝代，而官僚资本也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垄断性强、利润高的行业基本都是官营，而民营还要被课以重税。



《宋书·孔觊传》记载，觊有二弟为官，兼善经商，某年东还，伴丝绢布匹一千渔船。觊大怒，道，继而为官，何以经商？遂焚之。说明商人再有钱，都不如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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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商君书》）



中央帝制要保证其绝对权威，必然要瓦解一切组织和团体，让社会变得“原子化”。秦制甚至鼓励父子、夫妻之间相互告密，告密者可以获得对方财产。还实行连坐制度，邻居犯法你都要同罪。在这种状态下，你还能信任谁？



当人与人之间彼此没有信任感，就必须依附一个“强权”才能生存。在秦制之下，所有社会纽带都被打散，只有由王权产生的上下级关系才是有力的。



当社会没有组织力、信任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丛林状态。仁慈、道德不复存在，杀起人来也毫无心理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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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把四川人屠戮殆尽，今天的川人都来自于两湖两广）



因此，中央帝制下，矛盾不断积压后的爆发式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是更迭时死伤惨烈的一部分原因。



另一个原因更深层、更难以被注意。



中央帝国建立的国家，虽然庞大，却没有自我调节机制的。这不光体现在权力无替，还体现在组成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完全没有缓冲地带，一块坏就是全盘崩坏！



共和制和封建贵族制下，各地方有高度自治权。尤其是后者，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宗教、司法、治安、军队等大权，国王根本无法干预贵族领地的事务。而且佃农拥有自由身，你这个领主不地道，我就去别的领主那里种地。



这就意味着，局部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全局。诺曼底地区的农民爆发起义了，可法南、法中的农民过得不错，就掀不起全国性暴动。流寇、强盗想要抢劫、屠城，要面对有独立武装、城堡森严的地方贵族，根本打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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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城堡是地方贵族的小王国，防御力惊人）



可中央帝制就不同了，地方不存在自治，一个地方被榨干了，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好到哪去。所以纵使帝制让社会“原子化”，当压力最终爆发时，各地也是揭竿而起，这根本不是靠组织、商量出来的，而是自发产生的，整个机体每个部分都是坏的。



衡量一次ge命的破坏力，我创了这几个指标：1.规模。2.主要参与者。3.主要诉求。



规模不必说了，一般来说，主要参与者越是底层，破坏力越大。



这个原理简单，顶层不会自己革自己，顶多会“改革”，这是社会转型中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中产、贵族发起的战争，也不会很激烈，因为他们都谋求社会的稳定，一个被破坏殆尽的社会，无论是经商和统治，都是不划算的。



像《大宪章》运动、光荣革命、南北战争.....都属于此类型，最后的结局几乎都是妥协和谈判，不会斗个你死我活，灭绝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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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未留一滴血，就实现了封建向现代政体的转型）



但是军阀和农民发起的战争，就必定会打个翻天覆地。军阀是底层暴力的代言人，这是它和贵族最大的区别。底层革命之所以有巨大破坏性，在于它根本不是为了改良或维持原有秩序，而是完全破坏掉它。



在罗马共和晚期就出现了大批军阀，除了苏拉和庞培这样的少数。几乎人人都想依靠暴力当上皇帝，而他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失地贫民。



最后看ge命的诉求，中央帝制下社会矛盾都被强力的官僚机构压制下去，能闹到ge命，必然是已经要饿死的程度。所以底层革命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瓜分”。我都要饿死了，一切都不管不顾了，有什么我就抢什么，有吃的我就安分，没吃的我就继续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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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约，法皆斩” 被逼到无路的陈胜吴广）



底层ge命是一种长期被压抑下，极端情绪的产物，再受制于文化水平，它必然不会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方案，重建秩序。索取和破坏是它的底色，极端情绪下难有什么道德与怜悯。



中央帝制下，机体的整体腐坏无法调节和ge命总是由底层发起，是其更迭时破坏力巨大的第二个原因。



总结一下，不宜用道德高低，来评判中西历史，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导致了制度的差异。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多语言、少平原的状态，本就难以建立中央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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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复杂）



有人说，中央帝制更容易抵抗外族侵略，这也不对。自秦算起，汉、隋、唐、宋、元、明、清，八个朝代。两个是外族建立，两个灭于外族，而西欧自10世纪开始，陆续打败了穆斯林、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维京人等劲敌。罗马共和时期更是建立起横跨亚非拉的庞大版图。



也有人说，相比封建贵族制而言，中央帝制不会出现山头林立、互相倾轧的局面。这也是一种误解，罗马帝国时代，动乱根源在于各地方军阀割据，后来戴克里先称帝后，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然而这也只是把危机延后而已，越管制地方军权，边防就弱，越不管制，就会叛乱，这也是中央帝制最无解的点，以后我们还会聊。



好的，今天文章写了一个极复杂的题材，又引用了一堆史料，篇幅比较长，有疑问的点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提问。如果您喜欢这种文章，请点个星星让我知道，谢谢！



最后，和读者们打个招呼，这个月15号会参加秦晖、金雁老师的游学，之后还会去云南做一个公益活动，可能要走一个多月，更新频率如果下降，还请您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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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7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扒一扒武汉病毒所所长成功史》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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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粉丝”张大同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一篇旧文。

读《纪事录笺证》（明初人俞本/撰，李新峰/笺证，中华书局，2015），印象最深的，不是俞本这位明朝开国老兵所记下的朱元璋的种种残暴恶行，而是张大同这位明末知识分子在《纪事录》里留下的诸多批语。

作为一名“老军人”，撰写《纪事录》的俞本，见惯了朱元璋集团在开国之路上的各种残暴屠戮。见惯了，自然就有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态，记述这些残暴屠戮时，往往不觉得它是残暴屠戮。笺证者李新峰说，俞本“经常用一种貌似心平气和、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的态度，记录朱元璋及其政府、军队的劣迹暴行”。其实可以把“貌似”两字拿掉，这种心平气和、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恰是一名“老军人”应有的心态特征。

这种心态，是明末知识分子张大同所不具备的。他对朱元璋和明初开国史的了解，来自于经过了细致过滤的官方话语。这些话语，将他塑造成了一位非常典型的“朱元璋粉”。故而，《纪事录》那些俞本见怪不怪的残暴屠戮，在他眼里就成了不可接受的事实，成了必须反驳、攻击、否定的东西。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王用彦、宋伯颜不花和陈宁，内中有这样的细节：朱元璋命卫士用“巨棍”在宋伯颜不花的“脅、背各打一百”，抛在雨花台下，见其未死，命卫士将之扛到太医处救治；次日拉出来，揭开伤疤再打一百巨棍，未死，又送往太医处；第三天再拉出来打一百巨棍，然后将尸身抛在市井。

在俞本的这段记载后面，张大同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太祖惩贪励忠之心，拳拳不忘。宋、王两臣，实撄所恶，弃市不枉。”

俞本不过据其所闻记录了上述施刑细节，并无一字替王用彦、宋伯颜不花这些人鸣冤。张大同在批语里歌颂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强调被杀者死有余辜，其实是因为这些法外之刑和暴虐的施刑细节，让他很不舒服，破坏了他心中的朱元璋形象，所以要用这样的批语做一番修补。

再如，俞本记载朱元璋夺部下之妻：

“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或谏曰：‘故将之妻不可纳。’遂以本妇配总管胡汝名，朱生随母往焉。以德成义子韦正袭为元帅，仍领其众。”

俞本的叙述很平静，并无一字批评朱元璋。但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无法做到像俞本那样平静，他不愿接受这种事实，在后面写了一段批注：

“三代而下，创业之君靖乱安民，功被天下，即有小德出入者，何损大德。我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皇，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何足为圣德累。盖本隶韦正部下，受恩颇深，正乃德成义子，本直言不讳，虽曰非私谤，吾不信也。”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有“大德”于天下，是商汤周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私德上这些许瑕疵，根本伤害不了他的历史形象。再说了，你俞本是韦正的部下，受了很多韦家的恩惠，你直言不讳披露这个事，虽然说不是私谤，但是我不信（不信私谤，抑或不信此事？）。

张大同的“我不信”，明显是立场先行。换个角度来看，就事实而言，正因为俞本在韦正麾下做过军官，所以他披露的这段秘事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俞本是韦正部属而不讳言此事，多少也有些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

其实，朱元璋喜好美色、夺人之妻非止一次。俞本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上闻相国（即李善长）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宫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允，纳聘财讫，择日归内。来释启曰：‘熊氏女许参政杨希武弟杨希圣久矣。’上怒曰：‘汝既为媒，令臣民知吾之过。’立命将士提于内桥，众刀砍为泥，示众。追回财礼等物，仍令与杨希圣为婚。希圣终不敢娶。”

据李新峰的笺证，这场美色风波还见于刘辰《国初事迹》。风波中，不止张来释被朱元璋砍成了肉泥；那位“未婚夫”杨希圣，后来也在李善长的运作下，被朱元璋寻了个借口，割了鼻子，发配淮安。然后，在杨希圣之兄杨宪来南京朝见之际，朱元璋又故作公正，下令“与之熊氏随住”，让人把熊氏交给杨宪，让他带给没了鼻子的杨希圣（杨宪后来也被朱元璋诛杀）。

俞本没有记载杨希圣的悲惨结局，所以张大同非常开心地在这段记述后写下批注，尽情讴歌朱元璋英明神武：

“太祖英明，岂肯娶已聘之女。张来释无翘君过之心，不幸有其迹矣，杀身之祸，乃其自取。”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如此伟大，怎么可能强娶他人的未婚妻。那个张来释，虽然没有刻意彰显君王之过的用心，但他的行为，客观上彰显了君王的过失，他被剁成肉泥，实在是咎由自取。

如果张来释是个懂得侍奉秦制君王的小人，这场美色风波，确实可以有另一种处理方式——“隐瞒不报”（不管朱元璋知道不知道）熊氏是他人未婚妻这个事实，先满足了朱的需求再说。如果没人敢踢爆，那自然是好；如果被人踢爆，就把责任全揽在自己头上，至于会不会死，就看朱的心情。踢爆不踢爆五五开、踢爆了死不死五五开，张来释大概有3/4的生存几率。偏偏他要去学魏征（魏曾公开劝阻唐太宗娶别人的未婚妻），结果成了“朱元璋粉”张大同口中死了活该之人。

在“老军人”俞本眼里，朱元璋是缺乏神圣性的。红巾军时期，他是“首批入选三百六十人的朱元璋警卫部队”的一员，后来成了韦正的部将，再后来又作为“朕跟前小厮”充当过韩国公李善长的随从（李新峰，《整理前言》）。他文化水准虽然有限，但亲眼见识过明初开国元勋们的吃喝拉撒与勾心斗角，自然也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天降伟人。

张大同则不一样。他头脑中的朱元璋，是由经过仔细过滤的精致的官方话语所构筑。作为一名“朱元璋粉”，他拒绝接受俞本《纪事录》里的那个缺乏神圣性的朱元璋。

比如，俞本在书中说，朱元璋“惑天师言”，被人言辞煽动，“天下府、州、县官吏多被诛戮，名曰‘钦録官吏’”，大量诛杀地方官吏，“具中纵有一、二廉洁，则贪婪贿赂因之日盛，玉石难分”，有一些廉洁的好官，也在这场诛杀风潮中被弄死了。

张大同看了就很不开心，写下一段批注：

“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圣主操纵，安能窥其万一也。”

大意是：我太祖皇帝的英明神武，是上天所授，他的任何赏罚决断，都自有他的道理。俞本说太祖皇帝被天师所惑，简直是小儿之见。一代圣主的政治智慧，岂是俞本这种人能够管窥万一。

朱元璋诛杀官僚集团，自然未必是“惑天师言”，应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这里不展开了）。俞本是个学识有限的“老军人”，非政治中心之人，他体察不到朱元璋的政治考量，是正常的。有意思的是，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的批语，念兹在兹只是要维护朱元璋天降伟人的虚幻形象。

此类维护，是张大同《纪事录》批语是核心内容。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廖永忠，提及“筑天牢”、“给美膳”，有人报告说廖永忠在牢里感觉热，朱就命人“日汲凉水数十桶浇之”，直到把廖永忠浇成瘫痪，“御杖四十”后给送回家，没几天就死了，“天下哀之”。

俞本写“天下哀之”这四个字，其实有一种同为“老军人”物伤其类的感受在其中（尽管二人在官职上相差很大）。但这四个字惹恼了张大同。他在批注里说，廖永忠有不臣之心，太祖皇帝把他关进牢里，给他送好吃的，是顾念他曾是功臣。俞本居然说什么“天下哀之”，他这种人，“何足以知英主之心”，怎么可能明白太祖皇帝这种英明君王的深刻用心。

“粉”到极致，往往只剩下罔顾事实这一条路径可走。张大同也不例外。

俞本记载朱元璋屠戮后宫，先是怀疑锦衣卫秦指挥乱宫，“斩之”，后又杀妃子胡氏及其全家，最后“悉诛宫人”。张大同对这段记载很不满，他在批注里强调：三代以来，宋朝后宫最为清肃，我大明朝比宋朝还清肃，太祖皇帝定下的后宫家法“百世可师”，世世代代有效，俞本所说的，乃是“以讹传讹之妄”，是胡说八道。

史实是，因疑心病过重，朱元璋当年确曾大肆屠戮医生、宦官及宫中妃嫔。俞本说朱“悉诛宫人”，李默《孤树褎谈》引《草木子余录》则说朱“杀后宫妃嫔近千人”。两份史料互证，可知屠戮后宫之事非是虚妄（其子朱棣也很擅长血洗后宫）。

一位“老军人”，记下了一些自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朱元璋暴行；一位被官方话语洗了脑的“朱元璋粉”，拼命否认这些暴行，努力想要维护皇帝在自己心目中的光辉形象。真是可笑复可叹，可叹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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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与钱锺书

文/刘世南

龙榆生的《忍寒诗词歌词集》，是他去世后由儿女和门人编辑，2012年12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感兴趣的，是他有几首和钱锺书有关的诗词，可以看出钱的参加英译《毛选》工作，在老知识人中的巨大影响，有非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1953 年（癸巳）有《癸巳中秋风雨，有怀钱默存教授（锺书）北京》：

待捧银盘上晚林，黏天风雨作秋阴。蛩吟向壁如相泣，药裹关心恐不任。莽荡乾坤供啸傲，纵横简册恣披寻。漫郎合赞中兴业，伫听云山韶濩音。


一、二句写中秋风雨，三、四句写自己愁病交加，五、六句想象钱的政治得意，参加英译《毛选》工作，七、八句以元结比钱。漫郎，即元结，唐肃宗时人，曾任道州刺史，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赞美他。元结被一般士大夫称为漫郎，曾作《大唐中兴颂》，又有句云 ：“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故此二句谓钱如元结一样歌颂新中国的成立，龙氏等着看钱的杰作。

1954 年有《次韵冒叔子景璠兼怀钱槐聚（锺书）北京》：

花时何遽怨春迟，冷暖由来只自知。待振天声张赤帜，枉思公子从文狸。湘灵赋罢规房杜，水绘园荒杂惠夷。看化云龙追二子，石渠麟阁是归期。

一、二句用比的手法说明新中国遍地春光，只有自己感受不到（次句用佛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第三句用班固“振大汉之天声”，说自己也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做宣传。第四句用屈原《九歌·山鬼》，以山鬼比冒、钱，说他们俩“乘赤豹兮从文狸”。而自己呢，“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思公子兮徒离忧”。加一个“枉”字，是怨冒、钱只顾本身得意，不肯提挈自己。第五句用唐人钱起赋《 湘灵鼓瑟》（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点出中书君的姓，又用“规房、杜”写中书君将如房玄龄、杜如晦之佐唐太宗成就一番伟业。第六句用“水绘园”，明末清初的冒襄（辟疆）的私家园林，点出冒（冒景璠即冒襄后裔）字。“惠、夷”指柳下惠和伯夷，孟子说柳下惠是“圣之和”，伯夷是“圣之清”，“杂惠夷”，赞美冒景璠又和又清，像孔子是“圣之时”。第七、八句以韩愈、孟郊云龙相逐，比喻冒、钱将在新中国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建立丰功伟绩。石渠阁，汉宫中藏书处。汉宣帝曾与诸儒讲论于此。麟阁即麒麟阁，汉宣帝图绘功臣之所。

由于龙氏的诗对自己期望值太高，钱锺书大为不安，于是我们看到附《忍寒先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读之感叹，即追和前年秋夕见怀诗韵奉报，聊解幽忧，并酬雅意（一九五四年，钱钟书）》：

知有伤心画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侭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且借余光邻壁凿（谓吸取苏联先进经验也），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

首二句说，我了解您龙先生由于和汪伪国府的关系，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来诗非常凄切（第一句从前人“一片伤心画不成”化出）。第三句用刘禹锡“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意谓尽管古人说大器晚成 ；第四句用杜甫“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意谓您现在虽然力求赶上时代，可是一般后进都是当面敷衍，谬为恭敬；背后却冷嘲热讽，笑你太不自量；第五句本用《国策》贫女借诸女余光做女工，每天以打扫卫生为报偿，自注却说是学习苏联，一边倒；连接第六句是，我钱某人只能随大流。这实际已经表态 ：我的参加英译《毛选》，绝非攀龙附凤，想往上爬，只是奉命而行，如此而已 ；所以，最后一联说，你说什么“青眼高歌望吾子”，别开玩笑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只希望粗茶淡饭，了此一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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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致刘世南札



《得榆生先生金陵书并赠诗，即答（一九四三年，钱锺书）》：

一纸书伸渍泪酸，孤危契阔告平安。尘多苦惜缁衣化，日暮遥知翠袖寒。负气声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总艰难。意深墨浅无从写，要乞浮提沥血干（乾）。

此诗也收在《槐聚诗存》里，题目改为《得龙忍寒金陵书》，时间是 1942 年。而另一首七古《剥啄行》则作于 1943 年。今天两诗合看，是非常有意思的。

《剥啄行》：

到门剥啄过客谁？遽集于此何从来？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旧邦更始得新命，如龙虎起风云随。因馀梁益独隅负，恃天险敢天心违。张铭谯论都勿省，却夸正统依边陲。当年蛙怒螳螂勇，堪嗤无济尤堪悲。私门出政贿为国，武都惜命文贪财。行诸不义自当败，冰山倒塌非人推。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我闻谢客蹶然起，罕譬而喻申吾怀：‘东还昔岁道交趾，馀皇衔尾沧波湄。楼船穹窿极西海，疏棂增槛高崔巍。毳旄毡盖傅蜡板，颇黎窗翳流苏帷。金渠玉鉴月烂挂，翠被锦裀云暖堆。大庖珍错靡勿有，鼋胹鲸脍调龙醯。临深载稳如浮宅，海童效命波蹊开。吾舟逼仄不千斛，侍侧齐大殊非侪。一舱压梦新妇闭，小孔通气天才窥。海风吹臭杂人畜，有豕彭亨马虺隤。每餐箸举下无处，饥犹喂虱嗟身羸。船轻浪大一颠荡，六腑五脏相互回。邻舫吕屠笔难状，以彼易此吾宁为。彼舟鷁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闭门下帷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

先看1942年《得龙忍寒金陵书》那一首七律。龙那封信现在我们看不到了，但从钱的这首诗看，大概是龙在向钱诉苦，说汪伪政权内部倾轧、自己受排挤的苦恼。第一联说龙的来信一把辛酸泪，非常孤立，非常危险，分别以来，只能报一个“平安”，其他乏善可陈 ；二联上句用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明说汪伪政权污浊不堪，下句用杜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龙孤立、危险三联上句批评龙为了一时政治上负气，自毁名声，甘心附敌，不顾万世唾骂。下句说现在你搞得欲哭无泪，狼狈不堪，这能怪谁？末联上句钱表示要劝龙及早回头，但这层深意很难表达。下句用王嘉《拾遗记》“浮提国献善书二人，肘间金壶四寸，有墨汁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 意谓自己要找到浮提国那个铜墨盒，把自己的鲜血变成墨汁，用这血汁写信劝你一定要猛醒，回头是岸。

怪得很！第二年（1943）却发生了南京汪伪集**人来拉钱下水的事，不知和龙有没有关系？此诗刘梦芙先生在《二钱诗学之研究》第 155—157 面有详细的解释，读者请参看，这里我就不讲解了。但我要说，钱先生这两首诗真表现出他一身浩然正气，要说“道义担当”，这是民族危机深重时代的一种严峻考验，钱先生平时淡泊、宁静，而在严峻考验面前，他独立不惧，心雄万夫，真是“强哉矫”！联想到《宋诗选注》他坚持不选《正气歌》，绝不是对文天祥和《正气歌》本身有什么不满，而是别有深意存焉。正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抗议雍正帝的“以理杀人”。

1955 年龙氏又有《岁晚寄钱默存教授北京大学》：

自拨垆灰听雁音，生憎岁月去骎骎。中人寒气成龟缩，抱膝吟怀老鹤心。世运日昌情转淡，春花定好信还沉。多闻我爱钱夫子，岁晚尊中酒浅深。

完全是一派幽怨的弃妇之声。前四句写盼望收到钱的回信，可是完全失望了。五、六句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你对我却“情转淡”，“信还沈”。其实钱本明哲保身，根本不愿和政治复杂的人交往，可龙偏要缠住他。末联不免讥刺 ：你倒好，一边文史纵横，一边和夫人浅斟低酌，哪会想到“龟缩”的老友呢！——不过还好，这时龙已不相信他会成为房玄龄、杜如晦，画图麟阁了，否则他哪敢这样讥刺。

过了两年，1958 年，龙又有《八声甘州·写红梅寄钱默存教授》：

看一枝春色逐人来，双脸晕潮妆。对遥山斜睇，修篁倦倚，照影寒塘。曾是霜侵雪压，岁月去堂堂。留得芳心在，省识东皇。撩拨何郎诗兴，便胡沙扫尽，难近昭阳。甚才通一顾，赢得几回肠。是冰肌，何曾点污，记那回，憔悴损容光。横斜影，映簪花格，淡月昏黄。

这是龙氏一幅自我画像，他以为自己已是一位唱《红梅颂》的江姐了。这也难怪。《忍寒诗词歌词集》第 181 页《满江红（二首）写定〈葵倾集〉，将寄陈副总理转献毛主席，再缀二章》 。第 187 页《自上海乘飞机经武汉至北京》七绝第三句 ：“载取丹忱瞻日色”，他要捧着红心见太阳了！《绛都春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怀仁堂宴席上呈毛主席》:“春回律琯，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海汇众流，宾集群贤同欢宴。欢呼竞捧深杯劝。看圆镜，灯火缭乱。蔼然瞻视，熙然濡煦，彩霞迎面。长羡。乡风未改，美肴馔，双箸殷勤为拣。爱敞绣筵，乐近辛盘芳韶展，融融恰称平生愿。佇姹紫嫣红开满。冻梅徐吐幽芳，颂声自远。”不但和毛同席，而且就坐在他右边，所以，还给他拈菜，充分显示了中国敬老尊贤的乡风。第 197 页《五月二十五日自黄浦江入苏州河视察，倚槛放歌》。居然视察工作了，难怪他要倚槛放歌。第 199 页《蝶恋花·初夏视察西郊，车过杨家桥作》，又是“视察”！第 216 页，1957 年《水调歌头·老友周谷城教授枉过畅谈，赋词以纪，兼托上候毛主席》，第二首有“曾是为虚前席，顿感心头火炽，照我有星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祭祀天地五畤后，享用胙肉），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把座位移到贾生身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毛自然不会跟他谈鬼神，一定是和他讨论填词。用“前席”，既显示和领袖的亲密，是否还含有毛是余事为词，在他这位词学专家面前说了几句请教的话呢？下面就是《八声甘州·写红梅寄钱默存教授》了。懂得上述背景，就知道他确是以红梅自比了。你看，“省识东皇”，他是多么兴奋啊！可“难近昭阳”，这么“才通一顾”，就无缘再觐天颜，“赢得几回肠”，太难过了！他所以要写此词给钱，该跟托周谷城“上候毛主席”一样，可是钱对这类事恰是避之唯恐不及，哪肯给他传书递简呢！同一年又有《戊戌元宵后一日寄钱默存教授北京》：“岂缘多病故人疏，窗外春光画不如。柳蓓才黄梅露白，倾城看要好妆梳。”我并非“不才明主弃”， 你为什么总不给我来信？我就有倾城之色，也要靠你们帮衬（“好妆梳”）呀！可是这位“钱夫子”就是怪，尽管你“艳若桃李”，他却是“冷若冰霜”。真是“急惊风偏遇着慢郎中”。直到 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才有《除夕前一日，得默存来书，关怀鄙况，走笔报之》：“黄州一谪四经秋，破帽宁容久恋头。细拨炉灰真有味，回暄遥睇思悠悠。”从 1958 年起，次年“三面红旗”酿成大饥荒，他把这四年比作苏轼的谪居黄州，虽然又在“拨炉灰”，总算“回暄”有望了。

同年又有《读新编〈中国文学史〉，赋寄钱默存教授》：

定见门多问字车，文章藻鉴比何如？三长小试展知几，万卷移辉抱璞居。秋爽王城占笔健，露涵朝旭孕花初。淹留绝代輶轩语，宁止新编映石渠。

此应指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句“小试展知几”一定排印有误，如何能对“移辉抱璞居”呢？至于“绝代輶轩语”自然是指钱的高深的英语水平，意谓钱的更大贡献在为英译《毛选》工作把关，参加《中国文学史》编撰还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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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致刘世南札二



1963 年有《立夏日，小斋漫成，寄钱默存教授》：

双竿翠竹襟初解，一朵玫瑰酒半酣。怎得词源疏凿手，为抛珠唾到江南。

可以看出，龙是多么翘盼辇毂之下的钱能和他消息常通。可是总是失望。

最后一首是 1964 年的《清明后七日，病中忽忆黄任轲谈钱默存教授近状，因成长句寄之》：“当年风度故翩翩，报道腰围转硕然。囊括异闻归腹笥，牢笼万汇出真诠。可能余事添新构，更缀旁行济大川。怅对花辰人卧病，我思黄子为传笺。”

二句说听黄讲钱发胖了。三、四句开玩笑说钱真大腹便便、腹笥甚富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联，上句说，钱是余事为诗的，不知有新作否？下句说钱更重要的工作是英译毛的著作，包括其诗词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济大川”用伪古文《尚书·说命上》：“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此殷高宗对其相傅说的话。龙用它和前诗房、杜、麟阁云云，含意相同。

此文该结束了。就在我写此文时，偶见《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 年7月29日第8版有一篇路来森的《余英时评钱钟书》，说钱“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1979 年钱访美时，余曾谈到英译《毛选》的事，钱“只是淡淡地回答说 ：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

我确实有无限的感慨。今之知识人究竟该如何自处？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最重名节。这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势的关系。龙榆生对权势唯恐求之不得，钱钟书则避之唯恐不及。学问到底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看来有学无识是不行的。识从何来，当然从学问中来。文天祥、留梦炎同时，都是南宋的状元、宰相，而一抗元喋血燕市 ；一降元，且劝降前者不成，反劝元主杀文，免致放回江南再图恢复。同样道理，顾炎武与钱谦益同时，而忠奸判然。我分析，邪正之别，实在一私欲上。宋儒特别强调以理制欲，是抓住了本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苟且偷生行同狗彘，其区别就在能否以理制欲。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统一体，亦即理与欲的战场。“义（理）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丹书》），当然，单靠道德自律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形成良风美俗，使人不敢、不能、也耻于为非作歹。这确非民主宪政莫为功。宋明理学之所以为人诟病，即因其末流相率而流于伪，成为“假道学”“伪君子”。其所以致此，即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人是需要外力约束的，不能单靠自觉。只有主客观条件相配合，才能创造出好公民。



2014年8月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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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现代化的批评家 (2006-05-07 22:54:17)[编辑][删除]转载▼
分类： 杂谈与乱弹
      很久以来,   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 论上,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   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 于 1935 年——1936 年 年 间 因 书 评 而 引 起 的 和 巴 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 “官司”。职称论文发表但是毫无疑问, 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省级期刊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 一直以来, 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   或者是印 象鉴赏的批 评, 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 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 象主义, 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 因而他的批 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 在我看 来, 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 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 而 是表里的关系, 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 而中国传 统文学批评为里, 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 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 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   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 ,   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 义的余
波,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   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   因而印象主义提出 “为批评而批 评”。此 外, 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   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 唯美主义观 点,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   甚至认为 “最高之批
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   李健吾所持的 “自我发现论”,   就是把批评当作是 “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犹如 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 决定价 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 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 他的人格, 增深他的认识, 提高他的鉴赏, 完成他 的理论。 (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 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 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 而不必 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 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脸色,    因为 “作者的自白 (以及类 似自白的文件),    重 述创作的经 过 ,   是 一 种 经 验 ; 批评者的探讨,   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 (书),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 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   当 《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 表示批评者的 “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 而 是坦然道: “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 金先生的自 由, 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   因为批评 “是一种独立的,   自为完成的, 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 尊严的存在”。在他 看来, 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 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 “攀亲戚”,   批评和作品是两
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 创作的地位为代价, 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 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 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 而是恰恰相反, 批评主体的 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 ,   甚至判决的 冰冷的铁面,   而是以 “泯灭自我”为条件,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 对于批评 者来说, 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 而是经验的对象; 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 并由此确立批评的 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那么批评也就是 一种 “表现”,    表现 “它自己的宇宙,   它自己深厚 的人性”,   于是而有 “所谓的风格,   或者文笔”。风 格即是 “人自己”,   表现自我,    同时就 “区别这自 我”,“证明我之所以为我”,其难在于一个 “诚” 字。近年来,   批评界不时冒出 一两声对文 采的呼 唤,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批评要有文采,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润色”, 它 “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    李健吾把 “自我”作为批评的 “根 据”。文学创作中 “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 鲜事, 但在批评中,“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 上说, 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 他认 为强调 “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 “批评 的独立”, 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 独立的创造 “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认 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 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   一切所谓 “真 实”都无非是 一种感 觉, 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 印象主义者就特别 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   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 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 的固定的标准, 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 所谓 “客观意图”,   他认为是不存在的,   因为即使 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 那么批评家就 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 同样 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 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 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 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 首先是阅读, 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 “凡落在书以外 的条件, 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 把辞 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   然后赤 手空拳, 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 “全份的力 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   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 要 “像一匙白松糖浆,喝下去,   爽辣辣的一直沁到 他 ( 作者)   的肺腑”。否则, “缺乏应有的同情”,   就 “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   强调感受, “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 批评家很少读作品, 或是浅尝辄止, 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戳不到痛处,   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 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 现代化正如温儒敏 在 《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史 》中所 说: “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 中国古 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 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 形式, 偏重直觉与经验, 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 的鉴赏, 以诗意简洁的文字, 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 神或阅读体验; 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 同, 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 是不管哪一种, 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 辨, 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 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 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 这些都 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 开各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 主义与术 语,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用心体会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 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如 《文心雕龙》、《人间词 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使之更富有操作性,   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体的方法,    就是“把他独有的印象形 成条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 而是他独有 的, 基于他全部个人的修养、经验、知识和人格的 印象, “条例”即规则,   即综合,   要通过理性分析来 完成。不妨说, 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 为基础, 以普遍的人性为指归, 以渊博的学识为范 围的潇洒自由的批评。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赏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话说: “好批评家是这样一 个人:   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用李健吾自己的话说,批评的过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   形成 “独到的印象”;   第二步,   将这印象适当条理化,“形成条例”。我们发现,这两 步虽然并不复杂,   但却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   一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偏重直觉与经 验,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的方法;一是注重理性判断的批评方法。这两者各有各的优点, 当然也会有各自的缺点,但很显然,   李健吾更偏重的是中国感悟式的批评理论。大学学报征稿但是,他也看到了这 一批评方法的致命缺陷,   那就是在中 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   文学批评越来越要兼具 文化信息传 播的功能,   光靠悟性的点拨是不行 了,   理论化、明 晰 化 、 系 统 化就 势 必 成 为 批 评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标 。而传统批评只有革新拓展,   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而当务之急,   是依助西方批评理论 方法来刺激 调 整固有的批评思维方式。在这个方面,   王国维 早 已走在前面,《〈红楼梦〉评论》振聋发聩,从根 本上调整了批评的思维方式 。但这样巨大 的改变势必会引发争议,   且效果难以理想。李健 吾则选 取了一种更加温和,   更有继 承性的方式 ,   那就是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基础上,   从 西方理论中借鉴一些东西融合进 去——这就 是 李 健 吾 的 文 学批评理论的核心。
最后, 本文以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对李健吾的 评价作结:“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   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 但更为圆融无碍; 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   但更为圆熟;   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 朗, 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    30 年代的文 学批评几乎就等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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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7 09:5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5-3 22:00 编辑

别再被药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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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明矾水去除口臭法：取10克明矾，溶于100克水中，再放入10个捣碎的橄榄，浸泡半小时后，用來漱口，每天3～4次，每次15分钟左右，连用2～3天，一般即可去除口臭。

掉发/脱发
艾蒿是非常好的一个中草药，新鲜的艾蒿可以驱虫并且有祛湿治皮肤病的功效，晒干后的艾蒿做成艾條后更是一种中医的中药治疗手段艾灸。新鲜艾蒿或者干艾蒿煮汁后湿敷头部，可以防脱发，還能帮助头发乌黑。而且一定不要用吹風机其实是很伤害发根的，很多人掉头发的原因是吹風机损伤发根导致的，容易掉头发的女性，头发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不要用吹風机，等自然干最好。

喉咙肿痛
用羚翘解毒丸加去疼片早晚各一次，一盒药搞定







胃溃疡
甲氰米胍或西咪替丁片加莨菪片，12元，吃兩瓶，好了不易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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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过敏、红血丝
有些朋友皮肤较敏感，易出现红血丝！先把脸部清洁干净。

取：芃医冷敷凝胶膏，涂于患处，1天2次。天猫和药店均有售，因爲洋甘菊含有修复皮肤，提高皮肤免疫力的作用，一般20天左右皮肤就会修复的很好，此方简单方便！

腰间盘突出 滑膜炎 颈椎 肩周 坐骨
腰椎间盘突出是在腰椎间盘退變的基础上，由于各种原因引起有椎间盘向椎管内突出，刺激或压迫窦椎神经、主要癥状就是腰腿痛伴有下肢放射痛，下肢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功能障碍。有这類情况推荐使用 (芃医冷敷贴)它的作用原理是将多种药物通过渗入皮肤，起到、通经络、散寒湿、消肿痛的作用。可以刺激皮肤的神经來扩张血管，促進局部血液循环，以达到消肿、消炎和镇痛的作用。因爲它局部给药，所以可以达到一定的药物浓度，从而发挥较强的作用 对于滑膜炎 颈椎疼痛的效果也是很好 天猫京东上就有卖！注意有这个情况的人一定要早睡！睡觉以平躺的方式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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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
用次碳酸铋，吃半片，兩小时后就见效。

婴儿寶寶湿疹
用:芃医湿疹膏，这些都是草本植物萃取无激素安全，万能的京东/天猫就有卖。一天2~3次，几天可痊愈。

治痛風奇效
新癀片，三片止疼，再三片消肿。但不去根，不要用西药！目前痛風所用西药都具有严重的副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另外在间歇期服用降尿酸西药，不但停药反弹较快，而且经常因爲尿酸溶解过快而引起转移性痛風发作。最可的是，长期吃西药，注定会吃壞了肝肾脾，导致无法逆转的痛風反复加剧发作。最好還是外用涂抹芃医痛風冷敷凝胶，成分纯中药還添加鸸鹋油，鸸鹋油作用大家都懂，鸸鹋油有深层渗透能力关節炎癥有快速消炎镇痛作用。被用作天然的关節炎痛風镇痛治疗油 天猫京东上就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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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脑热
服用藿香正气液太极牌正气液，之后就会神清气爽，一个小时就止住了泻。

失眠的人
白天常犯睏，熬夜可能会上火，大便也拉不出，肚子胀得很厉害.吃了好多下火的药都无效，喝靈芝糖浆(30多元一瓶)，喝了大约2个多小时就能轻松排便了。猜测是靈芝的效果，买了很多靈芝片熬水喝，喝了大约半个月，就再也没有失眠了.而且持续十几年的精神差、容易恍惚的癥状也没有了。

高血压
波依定，才3.8元一片，血压可平稳降下來，還可以减少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并发。


伤口消炎

用消炎粉，才几毛钱，還收敛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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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脸上黑星(雀斑)/黄褐斑/皮肤斑
斑斑点点的肌肤，是睏恼愛美人士的一大难题。时下，空气污染、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一切都成爲我们肌肤的强敌。长斑變得更爲普遍了。之前也用过很多的祛斑产品，包括美容院做护理，但是效果都不理想，后來一个同事推荐我使用（摩寶人參珍珠面霜），是北京一个老中医的祖传配方。在长斑的部位進行按摩没想到三个月后雀斑明显淡化，效果特别棒，也白了几个度 需要的亲到天猫上去找吧， 良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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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桃体炎
上呼吸道炎癥等，夏桑菊颗粒(冲剂)，一大包20小包.卖2.5元一大包，平时也可做清凉饮料，不过病情严重的不行，适合刚有癥状，赶快吃。

阴囊湿疹股藓肛门周围
皮肤湿疹瘙痒股藓，主要是由于體内血熱风燥淤毒互阻引起的

推荐 芃医冷敷凝胶 选用多種植物藥材精研配方，从深层处解决皮肤的湿疹瘙痒问题 天猫上就有！良心推荐

見效。(熬夜也會引起肺胃蓄熱，牙龈因此肿痛)。

脚气 脚脱皮 水泡
脚臭也就是足癣,属于真菌感染,彻底的治愈只有將菌體完全的杀灭,具體的治療,最好最有效的治療還是中藥治療,患瞭脚气推荐上天猫搜 芃医旗艦店，他们家的芃医脚气喷剂组合，喷上几次 便可除臭,雲南草本中藥配方，有脚臭 脱皮 水泡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基本上一天就有效瞭，平時应该穿透气性较好的鞋子,最好不穿皮鞋，天猫就有售，正品保障自己买吧。很便宜很好用！效果杠杠滴。不好用不推荐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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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痘·痘印·粉刺·痤疮
推荐使用 摩寶美肌精华，这是湖南的一个老中医研制的配方并在卫视栏目有過推荐。笔者之前脸上全是痘痘，痘印，非常严重，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影响，去医院花瞭好多冤枉钱，也没見好转，偶然机會認识这个老中医，推荐使用这个，就去天猫上买！基本上用瞭一个月左右，痘痘就瘪下去瞭，也不泛红瞭，效果非常好！







狐臭腋臭體臭
没必要做手術！解决狐臭體臭的小妙招可用 摩寶清爽套装，天然草本成分萃取，组合里面還有一瓶草本配方沐浴露可解决體臭 喷雾包包里必备， 逛街约會喷一喷，避免异味尴尬！价格很实惠還非常好用 天猫就有卖。體味比较重的，记住千萬别想着用香水可以遮盖，越遮盖味道越难闻！

耳朵痒
医院皮肤科诊断是外耳道湿疹。用“芃医草本乳膏”，天猫和藥店均有售，提示要谨防假冒产品。用棉签沾瞭伸进耳朵擦，几次可好且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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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肚子
诺氟沙星或黄链霉素片。

感冒发烧呕吐
中医看瞭下说是肠胃感冒，0.3元一袋的藿香正气片(20片)吃瞭半片.半小時後見效。如果有拉肚子又不肚子疼的症状一般用藿香正气水就能見效。

防感冒
黄芪用蜂蜜炖，每次几滴到一杯水里，每天一杯，冬天大人和小孩防感冒。

感冒发烧用扑熱息痛
最贵的5分钱一片，一般一次吃半片，2片基本就能搞定.要想用好点的就是感冒胶囊，5毛一板，一次吃2片，一般一板搞定。

小兒感冒
孩子咳嗽,不发烧,一次用维C,B1各一粒,還有小兒止咳糖浆;孩子发烧,可服小兒APC,效果很好.病毒感冒用病毒灵3到5元.中藥有抗病毒口服液6.8元，藥到病除。

长期咳嗽
如从秋冬到春咳嗽兩三个月都不好，喝生姜片泡开水，几天見效;甘草片对咳嗽都不错。

吃瞭海参牛肉等发物
牙龈肿得很高，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2元一小盒)，吃瞭三片就好瞭。基本是一片見效。(熬夜也會引起肺胃蓄熱，牙龈因此肿痛)。

前列腺炎(慢性)
吃几瓶10几块钱一瓶的前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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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肿大 结節 淋巴结
甲亢、甲减、甲状腺结節等各類患者现已超過2亿，某種程度上来说，甲状腺疾病其实是一个時代病，它和现代人长期工作强度大、心情压抑有着密切關联。大凡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要么他的脾气非常暴躁，要么长期郁闷、心情郁结。暴躁的人多會出现甲亢，郁结的人多會出现结節和囊肿。这个情况可以外用

(芃医甲状腺凝胶)采用多味地道纯草本中藥大组方综合藥，效迅速渗透皮肤进入體内直达病灶，软坚散结，化瘀通络，改善循环，通咽利喉，快速使结節逐渐软化，最终消散 天猫上就有 ！建议试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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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
用熱姜水代茶饮用，可加速血液流通，消化體内酒精。還可在熱姜水里加适量蜜糖，可缓解或消除酒醉。

荨蔴疹
氯雷他定片，普通過敏(遇冷，吃错東西等)導致的荨蔴疹，用扑尔敏.几分或者几毛一片，見效很快，不過太便宜藥店不一定有卖，只能卖含類似成分的息斯敏等（口服产品谨遵医嘱）。


早泄 龜头 敏感


射精快分3种情况,2分内以下为重度,2-4分射为中度,4-10分射精为正常,同房時间短,容易影响身心健康，说起来挺尴尬小编自己第一次比较快！在2分鐘内，第二次稍微久一些，後面才知道是龜头過于敏感，女朋友也经常抱怨，後面她帶我去看中医，中医说不要乱用藥！介绍瞭 芃医延時喷剂 说是含植物草本和中藥 抱着试下的心态买回来用瞭效果还行 现在一般第一次在10分鐘以上，天猫京東或者一些藥店都有卖需要的自己去搜！



吃藥必看！喝对水藥效翻倍

吃藥必看！喝对水藥效翻倍



人们生病最常听到的话可能就是“吃藥多喝点水”，其实藥不同，喝水方法是不一樣的，喝对水能让藥效翻倍。








服胶囊


　　服用胶囊時，有些人喜歡先把胶囊放嘴里，再用熱水冲服，这樣因口腔较干，胶囊容易黏在嘴里不易吞咽；而用熱水送服胶囊會使其快速溶化，胶囊皮极易黏在喉咙或食道里，因此服用胶囊前最好先喝少量温水或凉开水，不要选择熱水或果汁等。服胶囊後如果感到喉内有异物，这说明服藥時用水量不够，只需再加量連续喝水就可以让胶囊顺利服下去。





口崩片


　　口崩片是一種放在舌面30秒内即能自動崩解成无數微粒的新型藥物制剂。它崩解速度快、吸收迅速等，适合一些特殊病人如老年痴呆症、癫痫病人等和孩子服用。服用口崩片前後一般不需喝水，尤其是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急救藥品或须迅速起效的藥品，如硝酸甘油、硝苯地平、硫酸沙丁胺醇等口崩片在含服後切忌立即喝水，否则會將口腔中的藥物冲入胃里，影响療效。





糖浆和含片


　　止咳糖浆、含片類藥物服用後會黏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變部位，从而起到消炎、止咳作用。如果喝過多水，會把咽部藥物有效成分冲掉，使局部藥物浓度降低，影响藥效。一般要求服完止咳糖浆、含片至少5分鐘内不要喝水，最好在服藥半小時後再喝水。





胃藥


　　胃藥如铝碳酸镁、氢氧化铝混悬凝胶等，服藥時不宜多喝水，一般只需50毫陞水冲服即可，且服藥後半小時内不宜喝水。因为此類藥物进入胃肠道中會變成无數不溶解的细小颗粒，像粉末一樣盖在受损胃肠黏膜上，喝水過多或服藥後马上喝水，會使覆盖在受损胃肠黏膜上的藥物颗粒减少，保護膜稀释變薄，从而影响療效。





解熱镇痛藥


　　吃解熱镇痛藥要多喝水,这不但能稀释藥物毒性，還可避免脱水。磺胺類抗菌藥如复方磺胺甲噁唑片等，服用後也要多喝水，否则會因尿量减少，藥物在肾或输尿管中形成结石，堵塞输尿管，甚至會造成肾衰竭。但也不用過分擔心，只要遵医嘱，定量服藥、喝水即可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一般服藥正确喝水方法


　　200毫陞温水送服，多喝水是指一天2陞~2.5陞，少喝水是指用50毫陞左右水送服，且半小時内不宜再饮水。



　　但需註意，患有严重心脏病、肾病的人不适合上述“喝水”的衡量标準，因为喝水太多會加重心、肾负擔。这類人对于如何及喝多少水，应咨询医生，不要自行确定。





告诉家人
这些食物千萬不要与藥同服！




谨慎用藥！

宁波60岁的王大伯將藿香正气水与頭孢同時服用，引起乙醛中毒。马上提醒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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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脱的不是发，是气血，讲一个中成药，气血好，头发才好
原创 温暖中医
这篇文章曾在前段时间发表过，后经粉丝朋友提醒，此方也有中成药，故而今天拿出来再与大家说上一说，以下是正文。

古人把头发比作三千烦恼丝，认为头发掉落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然而现在却反过来了，脱发反倒成了现代人的一大烦恼。

脱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古医书中找找答案。

《黄帝内经》里说：“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

发始堕是头发开始掉落的意思，阳明指的是足阳明胃经，大家知道，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句话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人的这个气色啊，头发啊都跟气血有关。

《外科正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血虚不能随气荣养肌肤，故毛发根空，脱落成片。”

《外科正宗》是明代大医陈实功所著，他在书中不仅指出脱发的原因是血虚，同时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一方——神应养真丹。

神应养真丹：当归、白芍、川芎、熟地、菟丝子、天麻、木瓜、羌活、各10克，水煎服。

中成药——养血生发胶囊。

当归、白芍、川芎、熟地，四味药分开来看各个都是补血的高手，组合到一起又总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就是什么方，四物汤，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四物汤是有名的补血剂，很多补血的方子都是以它打底，在它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前面提到，脱发是因为血虚，四味药一上来先把血补足。

菟丝子补肝肾，肝藏血，肝脏里头存储的是身体剩余的没有被分派出去的气血，专门为头发的生长提供营养，要不怎么说发为血之余呢。肝在五行中属木，肾属水，肾水生肝木，或者说肝肾同源，通常就一起补了。

再看羌活，羌活擅长走上焦，能一直上到巅顶，把补进去的气血一直往上推。大家都知道脱发可能跟血虚有关，可补血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补进去的气血没有上到巅顶？现代人老是久坐，气血本身就不怎么流通，四物汤里头虽然有上行头目的川芎，但是仅凭川芎的力量还不够，加了羌活以后，有它助川芎一臂之力，这事儿就稳妥了。

天麻平肝息风，把体内游走不定的风邪压制住。

风是从哪里来的？血虚生风。

这就好比天上老不下雨，土地干涸得厉害，树木吸收不到水分，它就会干枯，会掉叶子。没有了雨水的滋润，风也刮得更猛更频繁了。风一吹，叶子岂不是掉得更快？

最后还剩一味药，木瓜。不是我们平常吃的水果木瓜，而是药房里头切成片的药用木瓜，有除湿的作用。

我们说血虚会导致脱发，如果这个时候再有点儿其他邪气跟着搅合一下，比如风邪，风邪已经被天麻控制住了，再比如湿邪，湿邪是一种病理产物，是不能被身体吸收利用的，就像你用洗碗水浇花一样，虽然也是水，但是因为水里头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花儿也是受不了的，过不了多久，它就枯萎了。湿邪腐蚀发根，头发也会掉。

这就是陈实功的神应养真丹，适合血虚风燥导致的脱发。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常说的脂溢性脱发、斑秃都可一用。

脂溢性脱发：头发爱出油，你看现在好多人的头发一天到晚湿哒哒的，今天刚洗完，明天又恢复原样，其实就是水湿上泛。

斑秃：头发呈片状脱落，小的像硬币，大的像鸡蛋，有时候早上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头发少了一块儿，民间俗称鬼剃头。

关于神应养真丹，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曾经做过研究，结果显示神应养真丹治疗脱发总有效率在96.67%。无怪乎有人说神应养真丹治脱发效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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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治伤。这里的伤不光指外伤，还有内伤。比如，食伤，暴饮暴食伤到脾胃了；怒伤，怒火中烧伤到肝胆了；恐伤，担惊受怕伤到心肾了等等，仙鹤草都可以缓解。

仙鹤草使用方法：

1、仙鹤草煮鸡蛋，这在江南地区非常盛行。取仙鹤草30-60克，水煎后放入鸡蛋1-2枚，直至蛋熟，去皮，放入汤液中再煮15分钟后食用。

2、取仙鹤草50克，红枣10枚，加水浸泡5分钟，煎煮15分钟取汁代茶饮。

《中药学》里记载说，“仙鹤草用于劳力过度所致的脱力劳伤，症见神疲乏力而纳食正常者。每天用本品30克同等量红枣水煎浓汁，分服，以调补气血，有助于体力恢复。”

《现代实用中药》里也说，“仙鹤草一两，红枣十个，水煎，一日数回分服，治贫血衰弱，精力萎顿等。”

3、取仙鹤草30-60克，红糖适量，将仙鹤草煎汤取汁，加入红糖，搅匀后饮用。

世人只知道人参、鹿茸这些药物的神奇功效，却不知道小小的仙鹤草竟也有神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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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霍香正气水/液，建议多备，
作为预防，用过这个冬天都没问题，
玉屏风补气扶正增加抵抗力，霍香正气去寒湿，病毒就是寒湿体质易感
有传言冬天第二波攻势要开始了，注意预防，有备无患

玉屏风可按我们推荐的药材，长期吃，自己打粉很划算 ，参考网页链接

霍香正气水/液， 用处很多
可以喷在棉布口罩上防病毒
另从一位中医看到的信息：
非要打苗的话（不建议冒险）提前三天喝藿香正气水，打的时候手臂打针部位提前都抹藿香正气水，打完再喝一礼拜藿香正水！！！
总之好处很多，
喵后解毒方，与道长有过一些交流，道长认为，解毒需要辨阴阳，考虑适用人群广泛，安全为要，他推荐如下几个方剂:
目前分以下几类:——

1.未成年，无症状:
玉屏风散(扶正补气去邪，可防可治)，
大枣蜂蜜五味子茶(修复保肝解毒，增加抗性)，
多吃葡萄干或饮葡萄酒(补血活血)，
锌(提升免疫力)，

2.成年，无症状:
玉屏风散，单用即可，也可加人参败毒散同用
大枣蜂蜜五味子茶，
三七粉或松针茶(活血化瘀)，平日可吃葡萄干或饮葡萄酒(不吃也没事)，
锌，
中焦虚寒(胃寒，呕吐等)可加姜枣茶(姜枣茶适合轻症胃寒。理中汤，附子理中汤，以胃寒程度，级别逐渐提高)

———————
3.有症状:

荆防败毒散，去邪，适合壮实不虚的人，
人参败毒散，扶正去邪，可防可治，适合气虚风寒症，可单用，有祛风散寒除湿活血消肿止咳功效，可同用玉屏风
再造散，适合阳衰寒甚体虚之人，又有活血功效

宫寒(痛经，量少)加用艾附暖宫丸，
脾肾寒得厉害，如月经果冻状，可与参桂理中丸合用
以上两丸，非虚寒不可用，发高烧不可用

———————
4.症状严重，有其他疾病，务必找医生辩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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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2周一个疗程
锌(提升免疫力)，
大枣五味子蜂蜜茶(保肝修复，增加抗性)，
都属于保护性质的，喵后群体皆可用，正常人也可用，

～～～～～～～

！锌，建议不要用片(容易过量)，口服液温服短期没问题，肉类含锌较多

！大枣蜂蜜五味子茶，做法:
北五味子每日3~5g(不可多用)，大枣两三枚，泡水
蜂蜜调和成酸甜适口（依个人口味）
如胃寒，可用炼蜜
自己炼，小火砂锅慢熬至黏稠变色即可，去除蜂蜜寒性，这个得掌握技巧与火候，否则就易糟蹋蜂蜜。一般情况不用炼，胃寒怕炼蜜麻烦，平日可结合姜茶，理中汤保养脾胃。
北五味子，即东北五味子，首选野生，
参考网页链接

！松针茶，参考 网页链接

！玉屏风散和人参败毒散，扶正兼去邪，药性温和，都属于可防可治，既能预防XG，预防喵人传染，也能解毒。

！玉屏风散
推荐自己选好药材，打粉，制散剂沏茶效果好，因防风受热易挥发。比药房颗粒或口服液效果好，长期吃还省钱。
推荐药材: 仿野生种植黄芪，白术，野生关防风(注意这里用的防风)，
散剂冲茶饮或小煎至沸即止。预防用6-9克，3岁以下3克。常用6~9克，最大15~30g，三岁以下3g即可。
如用量大，可药材煎水。
加减的问题，不太虚而邪盛防风适当加大比重，气虚为主而无邪，防风减少比重。2：2：1. 或 3：3：2常用配比。
服用易腹胀的——
可用3:3:2，加大防风用量，
白术可用炒白术，增加去湿功效，
服用时从小量慢慢加大，3克~9克不等，

这里推荐的野生关防风，普通防风的药效不足，燥湿祛风作用差，也不能很好地制约黄芪，配出来喝了不爽。药材质量问题也需要特别注意。所以药房买的玉屏风成药，效果肯定是差一截。

参考 网页链接
网页链接

！人参败毒散，属可防可治，药性温和，比清肺排毒汤适用性要广。使用人参，因现在种植人参的药性不足，除非野山参，故如图推荐的红参。

！荆防败毒散，人参败毒散改下方子即可:
去人参，加荆芥，防风，配比不变
甘草减半，其他药等份

！几种散剂(荆防，人参，再造)的煎服方法:
煎两次，每次十五分钟，合并药液，分两次服。饭后服用。
先泡好药材，水开最多煎十五分钟，不可久煎，有附子的那个可先煎15-30分钟，体质特别寒的直接用再造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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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300英尺的地下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石器工具，经鉴定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
1968年，考古学家朱伊特（Y. Druet）和萨尔法蒂（H. Salfati）在法国的一块石灰岩层里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岩层的年龄是6500万年（Corliss, 1978, 652～653）。
远可追溯到在南非克莱克山出土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距今28亿年。
在这些事实和進化论假说面前，我们选择什么?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的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发现这是25万年的武器。
这个违背進化论的结果实在让传统的科学家无法接受。
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名望的教授，因为坚持事实，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事业。
考古学家胡安·阿曼塔的遭遇同样发人深省。
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他发现一个动物的颌骨化石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这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
随后，阿曼塔失去進入考古现场的权利，一些人带著枪去现场，逼迫工人签字，表明那是他们埋在那里的。
60个人中，有3个人签字。
阿曼塔的事业夭折了，失去了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
好象一些人总在维护著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见识否定客观事实。
随著时间的推移，在事实面前，進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一些進化论学者开始反戈一击，他们根据事实对進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
然而，事实毕竟是真理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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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二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电子厂员工签名证实发现了这只从三亿年前的煤里掉出的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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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周期性发展的规律

史前文明展示了人类周期性发展的规律，与化石记录珠联璧合。
大量史前文明遗迹的相继发现，事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的诸如進化论之类的假说。
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Richard Thompson ）的《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 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几万以至几十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这些都曾是進化论回避的对象。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12具人的脚印化石，十几年前，卡尔·鲍就对此开始了深入的研究，他以充分的论据排除了人为雕刻的可能。
后来，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表明这个地区在远古时，曾经深埋在地下。
锤头含有96.6 %的铁，0.74 %的硫，2.6 %的氯，这种现在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合金，展示了史前一个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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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蓬共和国发现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反应堆的结构也比今天的还要先進，可用的放射性元素全部被提炼光了。
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玻利维亚2万年前的帝华纳科（Tiahuaracu）古城，其中的古代神庙等巨石建筑显然是地球人的遗迹，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
而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一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Science杂志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发现：1.5万年前的人像，2.3万年前的人像、3万年前用猛象牙雕刻的马，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蒙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些间隔久远古迹的，很可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根据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
他们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象以前想象的那样，而是周期性的，不同时期地球存在不同的文明，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甚至灭绝了当时绝大多数的生物。
有幸残存下来的人，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進入下一次文明，又在下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中毁灭，周而复始。
遵循着出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循环往复。
这一理论，与地质历史记录可谓珠联璧合。
当我们正视那些被進化论掩盖的历史时，冷静地认识到：化石不应该为進化论作证。進化论最基本的证据---过渡类型的化石，实际一直没有找到，《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
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那么化石在见证什么呢？---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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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不是一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
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
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现代科学界公认：在地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特大的灭绝，几乎灭绝了所有的生物，但并不是说大绝灭周期之间，就没有灭顶之灾。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
波士南斯基对帝华纳科古城研究了50年，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毁灭那个文明的灾难，是一场空前的大洪水。
在西伯利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
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
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温带的草。
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极短时间内，发生这场不可思议的毁灭性的灾难，温和地区的生物，全部冻僵在今天的位置。
迄今可见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明遗迹，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古玛雅人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帝华纳科古城遗址、秘鲁萨克塞华曼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
这些巨石建筑体现了一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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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亿六千万年前三叶虫上的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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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科学发展路线

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展现了另外的科学发展路线。
一个重要的线索告诉我们，有关这些地方的最初史料记载：古埃及人声称基沙金字塔与他们无关。
过去人们不能理解，就把这丰功伟绩给了古埃及人。
现在学者认识到：仅埃及基沙三座金字塔的石料重量，已经超过了伦敦所有建筑重量的总和，古埃及十万工人在二十年内搬运它们根本不可能，何况还要切削得不差分毫、更要精确的建造---没有一丝失误的痕迹？！
这些建筑用的巨石切削极为平滑整齐，重量都在几吨、十几吨，甚至上百吨、几百吨。
如埃及大金字塔中的王殿石棺，是一整块花岗岩雕凿成的，当时所使用的钻具比今天钻石头的电钻要快500倍。
巨石之间堆砌得极为紧密，连最薄的刀片都插不進去。
帝华纳科遗址的新发现揭示了这些建造技法的高超之处：他们把相邻的巨石之间凿出凹槽，倒入熔化的金属，金属凝固后，就把相邻的巨石牢牢地连在一起了。
这需要一个移动自如的冶金车间，一次能熔化好几加仑的金属，随著巨石向高处堆砌，冶金车间自如上升，下边的石块上没有留下任何压划的痕迹，可见冶金车间多么轻便！
这些技术是今天都无法做到。
埃及基沙三个金字塔正对著猎户星座带纹的三星，帝华纳科的神庙的正门和墙角，精确地定位了春天、夏天、冬天第一天太阳升起的位置。
所有建筑和方位和天体保持高度一致，表明他们掌握了精密的天文学技术。
如何把那样重的巨石摆放得那么整齐、方向极为精确，是今天的建筑师无法想象的。
它们充分展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曾经在地球存在过，在地球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风格的巨石建筑。
为什么当时的人类非要建造难度如此之大、耗费如此之大的建筑？
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的人类文明比我们推测的还要发达得多，建造这些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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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巴格达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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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学误入歧途

今天的科学在许多方面与上述一期史前文明精神相反，背道而驰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实证科学忽视总体、整体，重视细枝末节。
它的指导思想认为“把握整体的关键是分化”，要研究一个事物，就把它细分、再细分，研究清楚每一个细节，再还原到整体，称为还原论。
而实际上，由于领域、学科分得太细、太专，根本就无法还原到整体，甚至各学科之间都不能完全了解，还原论成了泡影。
实际上实证科学发展的结果，已经无法把握整体，那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就是：实证科学无法全面认识事物。
这条发展科学的路线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人们抱著進化论，斥宗教道德善恶为迷信，蔑视古人的一切。
当我们发现这是误入歧途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潜在危害，这也正是今天科学的不足之处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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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论误导了整个生物学，同时误导了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
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
它强调个性的发展，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進化的、更好的结果；
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
西方心理学進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進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
科学使人们相信人是自然的主宰，对自然進行贪婪的掠夺和破坏，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惨烈的战争、为所欲为、只为自己、不计后果。
人们强调著个性，一面放纵地发展、“進化”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
人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
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幸福的真正含义。
失去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发展私欲，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著无可挽回的一切。
人类对此已经无能为力。
与那期巨石建筑代表的史前文明相比，今天科学的不足取、今天文明发展的误入歧途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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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警告我们

今天忘记了过去，历史却在警告我们。
周期轮回的史前文明告诉我们：历史是重演的，就象星球的运转有规律一样。
昔日我们凭借進化论自豪地甘当动物的后裔，自诩科学蔑视古人的愚昧。
许多从事進化研究的科学家奋斗几十年，越研究越发现進化的飘渺，有人象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最终醒悟，去宗教中寻找答案。
有一些陷入不可知论，还有一些人对科学的新進展所知甚少，还在维护著進化论----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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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开始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的时候，一些考古学家，认识到古老传说的真正价值，特别是对自己祖先的故事，在后续的考古分析中，许多相继得到了证实。
留存至今的远古文明的后裔，他们信仰神灵，相信因果，也就有著道德的约束。
他们早已知道了文明轮回的规律，在世界各地的传说，比圣经还要古老，在上一次文明毁灭的灾难形式上惊人地一致---大洪水？！
在文明被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一致---人类道德的败坏？
在古老文明的发源地的古老传说中，我们也能知道人类如何败坏，如何走向毁灭。
留下的人在警醒后人，而今天的人类，却把古人的警告看作神话。
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残迹，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记得柏拉图时代留下的传说：发达的亚特兰帝斯文明葬身海底。
当我们勇敢地正视人类真正历史的时候，也许能体会到那一期睿智的人类为什么要建造那些坚不可摧的“纪念碑”。
复活节岛上，那些默默望著东方的巨石人像，那些刻著眼泪的面孔，也许是祖先留给今天最珍贵的警醒。
突然面对这些一反过去的思维框框的事实，也许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尽管面对的是事实。
笔者也曾面对繁乱的事实和矛盾，陷在進化论中茫然无措。
谁能找出这些杂乱、对立的疑团背后的和谐统一的答案呢？
我们期待著。
延伸阅读
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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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网科技讯  500多名美国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这些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反对文章中写道：“我们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表示非常的怀疑”。　
这篇文章还称：“我们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有责任要求各领域科学界进行一系列更加深入的研究，以确定达尔文的理论是否合理”。
在这篇反对文章上签名美国科学家共有五百一十四名，其中有一百五十四名是生物学家、七十六名化学家、六十三名物理学家，其余的是一些毗邻学科的专家们。
据这篇反对文章的起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具有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达尔文进化理论狭窄的框框根本容纳不了地球生命的起源与未来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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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比人聪明的多

几年前，一位长期从事猴子野外行为研究的人说，猴子的行为十分神秘，几年研究下来，越发觉得进化论的理论无法站住脚。
猴子的群体的管理方式很独特，他们有很多办法“使自己生活的更好”，很多东西是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比如对自然变化的反应，猴子比人要聪明的多，对于地震，洪水等各种灾难的反应，比科学仪器还准确。
怎么能说人是猴子变的呢？
按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算，人类出现文明最多也就是1万年吧。
那么按着这个推理，猴子应该是最聪明的动物了，在猴子变成人之前，应该是它们主持世界了？
这又和进化论物种竞争的说法打架了。
进化论认为，生物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而成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上万物都是这样进化来的了，那么小白鼠是什么进化来的？
大象是什么进化来的？
苍蝇蚊子是什么进化来？
现代生物学分类的那些不同的动植物中，同一分类级别的物种，哪些是简单的，哪些是高级的？
它们都是怎么来的？
当时有多少猴子变成了人，什么样的猴子能变成人，什么样的猴子不能变成人？
地球上那些没有猴子的地方，人是怎么来的？
远古时期又没有交通工具。
这位研究工作者说，如果把所有的疑问提出来自己就完了，研究课题就得结束。
因为那些老“科学家”绝对不同意这种背叛达尔文的观点。
因为这样，他们就等于在推翻自己研究一辈子的“成果”，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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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学标准让达尔文尴尬

2005年8月10日是一个让达尔文十分尴尬的日子。
这一天，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以六票对四票通过了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教学标准，同意在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引入和进化论矛盾的学说。
经过一些外界评审，新的教学标准将在新学期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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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科学家否定进化论

超过5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质疑。
签署声明的科学家当中，有的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享有很高声望的成员。
2001年，PBS电视台为宣传其“进化”系列节目发表声明称：“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一个科学家都相信进化论是正确的。”
就在那个时候，西雅图的「发现学会」对PBS的言论首次提出了质疑。
发现学会科学与文化中心副主任约翰韦斯特说：“达尔文主义者仍在说没有一个严肃科学家怀疑进化论，但是这里有500名科学家愿意公开表示他们质疑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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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没有肯定过他的理论

其实达尔文没有肯定过他的理论。
专家说：其实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设理论，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进化论是对的，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
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
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现在被人当成了真理。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
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
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结果现代的人一着急就自己伪造证据。
史前文明展示了人类周期性发展的规律，与化石记录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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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起伪造的“进化论证据”，伪造始祖鸟化石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
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
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
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
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
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一具拥有者坚决拒绝拿出来做任何鉴定。
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找不出证据只好自己伪造。
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的造假之事不予更正，继续蒙蔽公众。
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展现了另外的科学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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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年前核反应堆与进化论相矛盾

科学最新研究：地球上动物首次出现的时间距今不超过5.8亿年。
按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算人类出现文明都没有超过一万年；可是另一项考古成果却是20亿年前，非洲落后的加蓬共和国造了一个核反应堆！
那时候连动物都没有，这不是打坚持进化论学说的科学家嘴巴吗？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千5百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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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考古学家没饭吃

其实很多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进化论使科学走进死胡同，说真话的考古学家没饭吃。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
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
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
一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改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
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一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一个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今天忘记了过去，历史却在警告我们。
其实现在，很多真正以事实说话的科学家认为进化论是一个不能证明的荒唐学说。
新西兰遗传学家旦顿(MichaelDenton)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一针见血的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很多专家认为：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进化论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人的贪欲是人的自然流露，给弱肉强食，疯狂掠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提供了理论根据。
世界就是这样败坏的。
很多人开始反思，重新认识人和社会，关注生态，避免人为的再次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
作为个人，无论人类社会道德如何下滑，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道德底线总没有坏处，如果更多人认识到就会汇成巨大的回归洪流，未来就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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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应对紧急情况物质储备个人推荐方案（按照成年人的人均考虑）

一、应对7天左右断绝水电的紧急情况储备：
1、1000克巧克力（推荐黑巧克力或者军用巧克力）。1000克压缩饼干。500克牛肉干。
2、6000克矿泉水（推荐300毫升左右的小瓶，矿泉水瓶也是重要资源，喝完别扔）
3、4个500克以上马口铁罐头（建议水果、肉类各2，罐头也是重要资源）
4、250克盐（不仅仅用来吃），一小瓶高度白酒或者酒精。
5、刀具、指南针、口哨、打火棒、打火机、可以使用干电池的手电筒和收音机（以及额外的干电池）。
6、小型急救包、一盒安全套（安全套是万能工具别想歪）、两包卫生巾（卫生巾同样是万能神器别想歪）一瓶凡士林、其他个人急需药品。
7、所在地区的大比例地图、中国地图，野外求生手册（这些建议提早准备）。
8、橡胶雨衣、捆扎绳、隔潮垫。根据季节准备衣服。准备一双适合长途越野的登山鞋，若干袜子，手套，滑雪头套。
9、所有上述物品存放在一个大容量登山包内。

PS1：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要准备撤离或者转移的，所以要准备高能量食品和步行转移装备。
PS2:重要个人信息资料（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妥善保管。重要财产（金银首饰手表）妥善保管。重要照片等准备U盘或者移动硬盘准备。

二、应对15-30天左右防疫隔离（水电网络等基本能保障条件下）的战略储备。

（一）、必须部分
1、20公斤以上的大米/面粉/玉米粉。
2、10公斤以上的香肠、酱肉、咸肉、火腿、腌制鸡鸭鱼类（无需冷藏的以节约冰箱空间），另外可以准备一些小包装的牛肉干、猪肉脯1公斤以上。
3、3公斤以上的鸡蛋及蛋制品（咸鸭蛋、松花蛋）。
4、5公斤以上的食用调和油。
5、按照每个人每个月2瓶酱油/1瓶米醋/1瓶料酒/2公斤盐准备各种调料。再强调一句：盐要超额准备，准备中途做腌制用。另外各种花椒八角桂皮茴香孜然等调料也相应准备。
6、各种辣椒酱、豆瓣酱、芝麻酱、花生酱、沙拉酱、咖喱酱、火锅调料等根据个人口味相应准备。
7、5公斤以上黄豆绿豆赤豆等（不仅用来直接吃，缺乏蔬菜时用来发豆芽）。各类真空包装耐存储的榨菜、咸菜、酸菜2公斤。
8、生姜、大蒜、干辣椒、带根的葱苗等1公斤以上。
9、整箱的可长期储存牛奶，按照每天250毫升以上考虑。
10、木耳、香菇、笋干等干制品1公斤以上。
11、耐存储水果：苹果、橙子、哈密瓜、柚子，10公斤以上。
12、耐储存蔬菜：土豆、大白菜、山药、老南瓜、番薯、老玉米10公斤以上。准备适量速冻蔬菜（如冻青豆）
13、洗衣粉/洗衣液/洗发水/香皂/肥皂/卫生纸/洗洁精等确保一个月用量。
14、至少3个月用量的垃圾袋。

（二）、根据个人经济条件及饮食习惯准备
1、按照每天500克考虑准备耐存储的零食。推荐准备瓜子、果仁、水果干、饼干。各种即冲的燕麦片、藕粉、膨化食品，糖果等。
2、速溶饮料、橙汁、咖啡。
3、方便面、自热锅等即食食品。
4、、午餐肉罐头、水果罐头。
5、不管是否饮酒，准备至少2000毫升以上高度白酒。其他酒水饮料自行考虑。
6、真空包装食品。
7、苏打粉、发酵粉。
8、黄油、奶酪。

（三）、其他必备物品
1、常用必须药品1个月。感冒、发烧、腹泻、抗生素等常用药物。
2、口罩、消毒液、湿巾。（至少2个月用量）
3、女性卫生用品和计生用品。（至少2个月）
4、宠物食品。
5、充电宝、干电池，可使用电池的手电筒和收音机。
6、一个带轮子的拖车或者推车（应对大量采购或者物资运输）。
7、蜡烛、储水容器。
8、婴儿所需要的奶粉、尿片等按照3个月用量准备。
9、其他特殊需要人群的特殊物资。

（四）、其他准备
1、现在开始保持家庭里有一周用量的新鲜蔬菜和肉类。
2准备3天左右速冻食品，去掉外包装重新包装后储藏。
3、准备好一周用换洗内衣单独打包存放。
4、家庭内准备一个可通风的房间（最好是具备独立的卫生间），并事先准备好足够的保鲜膜和胶带纸、储水工具、电茶壶、独立餐具，以应对万一家庭内部隔离需要（在房间门口搭设独立玄关空间，避免接触）
5、对常用电器进行一次事先检查。
6、各类水电网络费用预充值。
7、电脑手机上下载好游戏、APP。
8、了解好常用疾病所需要药物及采购渠道。

三、总结：
1、上述准备按照最极端、物资供应完全断绝情况下维生而考虑，在我国发生这种情况概率极低。无需超过建议过多准备以造成浪费损失，也注意及时更新到期食品（建议打成清单并标注好质保期到期时间）。
2、保持清醒和镇定的良好心态，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不要轻信谣言传播谣言。
3、邻里之间在避免非必要接触情况下互帮互助，尤其是帮助老人和其他困难家庭。尽早建立楼道、社区微信群。
4、确保信息通畅，和家人、社区保持联络畅通。
5、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尽量保持采购，但是要预防采购过程中的接触风险。
6、保持生活规律，在家里积极开展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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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的开场致辞中，拜登向其他领导人发出请求和警告，要对气候变化采取有力行动。他呼吁，“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退缩、作壁上观或是吵来吵去了，这是我们所有人毕生的挑战。我们知道，这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白左还是喜欢演戏，就在10月29日拜登抵达罗马出访梵蒂冈时，80多辆汽车组成的“超长”车队在意大利首都行进的画面引发热议。出行都是那排场，那样的资源浪费，还大谈特谈什么狗屁气候变化，被嘲讽是白左的“教科书式虚伪”！


小编今天要说的不是虚伪，而是虚假，这次所谓的气候大会上，没有一个人提气候变暖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气候变化......！


因为气候变暖很难再骗到人了；


非洲国家喀麦隆降雪；

2021年9月9日，赤道附近的非洲国家喀麦隆罕见地出现了降雪，当地民众见到积雪后纷纷感到好奇，甚至有人身着夏装就迫不及待地玩起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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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现降雪是紧邻赤道的非洲国家喀麦隆，具体地点是喀麦隆西部地区，包括被当地人成为“小巴黎”的巴纳。

南非-9.9极度寒流：
2021年7月25日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021年7月23日，南非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通告称，在南非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结冰现象，在24小时内突发的低温至少打破了19项该国的历史低温记录，其中南非北开普省的金伯利地区温度低至-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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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巴西7月飞雪；
据2021年7月30日的报道，巴西有几十座城市都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巴西气象部门表示，巴西的南部地区至少有43座城市都出现了降雪或者冻雨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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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以前，所谓的气候专家们，动不动就开世界大会，晒一些冰川融化的照片，晒一些所谓的极端高温造成的死亡数据，但今年的天气实实在在的打了他们的脸！

有些冰川在融化确实不假，但有些地方的气候在变冷可以被忽视吗？全球气候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变暖，根本不是减少炭排放就可以解决的！

地球现在的气候真实情况是：冷的地方在变热，热的地方在变冷，就连长年干旱的沙漠地区今年不也是有多处在发洪水吗？

所以说地球的气候其实是在迁移，而不是简单的变暖，所以普通人千万别为气候变暖一说点赞叫好，如果形成这样的共识，那么就会共同协力减少炭排放，减少炭排放最根本的方法不是少开车，少吃肉，少烧煤。你们看看这些讨论气候问题的各国专家们，哪个出行不是飞机，车队，他们有减少自己的炭排放吗?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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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松：只属于“老实人”的翻身机遇
原创 如松 如松 今天
这是一个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话题，感觉在今天有必要重提。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金本位解体。

在金本位解体之前，国际金价是35美元一盎司。有部分人认为当时的金价是被美联储控制的，不属于市场价格，这种认识有误差。源于伦敦一直在进行现货黄金交易，虽然在美元危机时金价会上涨，但涨幅也不太大，总体来说，在金本位解体之前的金价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大致在每盎司35美元附近波动。

传统的理论认为，持有黄金是抵御通胀的手段。

我们知道通胀永远是货币行为。一升汽油从10元涨到20元，虽然价格上涨了1倍，但这一升汽油并未改变，加进汽车之后、汽车也不会因油价已经上升了1倍而多跑一米，因此，汽油在油价上升的过程中并未出现丝毫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货币，当货币贬值到原来的二分之一之后，油价就上涨了一倍。

上述是以单一种商品来说事，通胀也一样，它是将很多种商品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这也是物价的表现方式。因此，如果通胀上涨了100%，即物价上涨了1倍，计算物价的一揽子商品并未出现丝毫的改变，通胀上涨100%的唯一原因是货币贬值了50%。

有朋友曾经问过，为何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会加剧物价上涨哪？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似乎物价上涨又不完全是货币的原因，也与物资的供需关系有关。

表面看起来这种价格上涨是物资太少所造成，但本质不是。为什么会出现物资供不应求这种状况？那是因为央行发行的货币太多了，当社会中的存量货币太多时就会体现出供不应求。在这里，购买的人再多也不会导致供不应求，购买的人很多只是表面现象，真相还是货币太多，源于没有货币就无法形成购买行为。而货币太多的时候就需要贬值，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并导致物价上涨。

总而言之，只要仔细思考就知道，通胀（物价上涨）的本质都是货币现象。

虽然物价上涨是货币现象，但加印钞票也未必立即在物价上体现出来，会有一个滞后期，这是过于繁杂的问题暂时不细说。但无论怎么滞后，最终都会体现出物价上涨，终点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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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能已经发现问题了。

过去我在课程中计算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时期，1美元的购买力在十年间大约丢失了三分之二，即10年的总通胀率约为200%，在解除金本位时的金价是每盎司35美元，既然黄金体现的是抵御通胀的职能，到80年的时候金价就应该上升到大约每盎司35*3=105美元。

但事实不是，80年的金价最高上冲到了每盎司850美元，与金本位解体时（每盎司35美元）相比上涨了23倍以上。

所以，说“黄金是抵御通胀的手段”这句话明显是有缺陷的。





为什么那十年间金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十年间的通胀？这巨大的差异从何而来？

黄金天然是货币，货币的核心是信用，即黄金展现的是信用，这种属性千百年来都不曾改变。

我们知道，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信用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了它，任何交易都无法完成，所有人都会饿死（包括农民，因为他们买不到生产资料也就无法完成农业活动），所以千百年来黄金都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守护神。可黄金又确有交易不便的问题，所以人类就依托黄金发行了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就是金本位货币。银行券的发行以黄金为保证金，保证金的比例一般被控制在所发行货币的28%以内（即央行有28块钱的黄金就可以发行100块钱的货币）。这不仅解决了黄金流通不便的问题，也放大了市场中的信用供给，这是进步，当然也是好事。

但由于政府债务问题不断加剧，政府就需要不断向央行借钱，但央行能够印多少钱被自己金库里面的黄金数量制约住了，这就是一对矛盾，当这对矛盾不断激化时央行就只能耍赖，所以1933年美国调低了1美元的含金量，到1971年的时候彻底解除了金本位（由于当时非美货币依托美元发行，所以相当于所有非美货币同时解除了金本位，所以谁都不要说谁，大家在同时耍赖），耍赖的过程都是货币进行违约的过程。

由此可见，货币违约是数十年一次的事件，这其中所蕴含的机会是数十年一遇，对多数人来说几乎就是一生一次。

在货币未违约（即按照发行规范来发行）之前，立足于货币为基础所发行的国债以及其它债券都具有类黄金的职能，收益率与通胀率同步（信用等级越低意味着风险越高，但收益率也越高，这是对风险进行补偿的机制），就对通胀给货币持有人带来的损失通过收益率进行了补偿。基于各种债券具有方便交易的特点，一旦人们需要抵御通胀带来的购买力损失时就可以购买这些债券，黄金的地位就很低，此时谁也不愿意持有不方便交易和储藏的黄金。

但货币开始违约（违反发行规范）之后，意味着货币的信用不断丧失，货币的信用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意味着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国债和债券的信用是不确定的，不再具有抵御通胀的职能（即不再具有类黄金的职能），此时就会带来两种需求：

第一是避险。

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在货币信用加速丧失、通胀不断恶化的动荡时期，通过购买实物金币依旧是避险的主要方式，源于黄金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守护神，过去五千年来黄金一直在承担这样的角色，从未让人类失望。

第二是弥补信用短缺。

在多数时期，机构和个人购买国债、商业债券抵御通胀之后，还可以将他们抵押给金融机构贷款，这有助于金融机构放大杠杆率进行商业扩张活动，也是金融机构创造信用的主要方式。可当货币信用不断丧失、债券的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就会降低质押率或拒绝接受，机构的扩张活动就遇阻，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活动也受阻。此时机构就会转而购买黄金抵御通胀，就可以将黄金正常地质押给金融机构进行扩张活动，金融机构也可以继续创造信用，此时，黄金起到的是补充市场信用功能。

因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时期，基于通胀的上升推动金价上涨了2倍左右，基于避险需求和补充市场信用的需求推动金价上涨了21倍，合计让金价最高上涨了23倍。

或者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述就是，通胀让金价上涨了2倍，类黄金产品（国债、债券等）失去信用职能之后、黄金进场承担信用职责，基于类黄金产品的数量（相对于黄金）极其庞大，黄金就开始体现稀缺性，因稀缺性回归推动金价上涨了21倍，合计上涨23倍。

再简单一点说，黄金是抵御通胀的手段，还是保证当代社会信用流转的最后屏障。

“老实人”的心中有“信”，所以这样的翻身机会只属于老实人。

（我从未见到市场上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人们似乎也忽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金价的涨幅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通胀率，本人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思维。同时，在上周一的文章《信号闪亮，一生一遇的良机正在降临》中已经论证到，美联储正在破坏自己制定的货币发行规范，个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元已经开始进行轻度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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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研究称喝咖啡能降低死亡风险

据韩联社，韩国等亚洲四国研究团队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喝咖啡能降低亚洲人的死亡风险，男女分别减少24%、28%。

首尔大学食品营养学系和医学院预防医学教师联合研究小组10日表示，对参与亚洲队列联盟的韩国、中国、日本、新加坡4国共33万人进行长达12.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多喝咖啡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显著。此前已有针对欧美人群的研究得出相似结论，但在亚洲人群中证明咖啡上述功效尚属首次。
研究小组分析称，咖啡所含的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咖啡因、葫芦巴碱（trigonelline）、镁元素有抗氧化、抗炎症功效，能调节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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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土郎中
口干汗多，五心烦热？你可能需要吃点这个药！

口干渴饮，五心烦热是阴虚的典型症状之一，夏天到了，出汗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本就有阴虚症状，汗出过多不仅会伤心阳，同时也会导致阴虚症状的加重，这时候的问题是喝多少水也改善不了的，您可以考虑选用以下方剂。

一、养阴主方增液汤

增液汤出自《温病条辨》由生地黄、玄参、麦冬三味药组成，为增液清热、润燥通便之剂，主治阴津不足证，乃养阴主方。

增液汤既能养阴增液，又能清热，而且润燥通便，临证时要按阴亏部位加味：心阴不足，选加炒酸枣仁、柏子仁、茯苓，肝阴不足，选加当归、白芍、枸杞；脾阴不足，选加黄精、芦根、石斛；肺阴不足，选加沙参、紫菀、百合；肾阴不足，选加女贞子、旱莲草、何首乌；如见阴虚内热，选加知母、黄柏、银柴胡、桑白皮、地骨皮；如见虚火上炎，选加交通心肾的黄连、肉桂；如见大便秘结，选加增液行舟的白菊花和全当归、何首乌、草决明、桃仁、全瓜蒌。

增液汤能治疗干燥综合征，石斛必须用，如有鲜芦根，可把鲜芦根榨汁，兑在汤药里面，会更有效。治疗干燥综合征关键在中焦，养胃阴是关键，要养胃阴、去胃火，用增液汤配上白虎汤，不用粳米而用生薏苡仁，还要想到阴和气是互根的，补气能增强养阴，要加补气的药，既补气又生津养阴的药就是西洋参，用5g，另煎，煎3遍，煎出来的水兑在汤药里喝，然后把药渣吃了，这样就不浪费了。也可以把西洋参改成30g太子参，或者加白扁豆，做成白扁豆粥。

二、百合固金汤退虚热
百合固金汤出自《医方集解》，由生地黄、熟地黄、麦冬、百合、白芍、当归、浙贝母、生甘草、玄参、桔梗 10 味药组成，养阴清热、润肺祛痰，主治肺肾阴亏、虚火上炎证。

“百合固金汤”，不是用来润肺，而是用来退虚热，虚热就是西医讲的神经性发热，不明原因低热难退，凡属阴虚内热证类，可试投“百合固金汤”，组方特点：第一，以增液汤养阴清热，用生地黄、麦冬、玄参；第二，润肺祛痰，用百合和桔梗；第三，通过柔肝来润肺，用当归和白芍，临证应用可加味：滋水涵木，选加枸杞子、白菊花；滋阴健脾，选加黄精、白术；清降虚热，选加青蒿、桑白皮、地骨皮、知母、银柴胡、车前草；气阴两虚，选加生黄芪、仙鹤草；阳中求阴，选加生杜仲、桑寄生、川断；调理月经，选加鸡血藤、香附、丹参、益母草。

三、归脾汤止汗

归脾汤出自《严氏济生方》，益气养血，成为心脾两虚证的效方。方中健脾补气用四君子汤、生黄芪、姜、枣，养血宁心用当归、炒酸枣仁、远志、龙眼肉，补而不滞用木香。

临床见自汗和低热，虚证居多，见到气血不足证者可投归脾汤。健脾用党参、炒白术、茯苓、生黄芪，宁心用当归、炒酸枣仁，补而不滞用木香。自汗不止，可选加浮小麦、生牡蛎；低热不退，可选加青蒿、银柴胡、地骨皮；心悸明显，可选加柏子仁、琥珀粉；失眠严重，可选加夜交藤、川芎、知母；贫血肌衄，可选加三七粉、仙鹤草、茜草、鸡血藤、石韦；月经不调，可选加香附、柴胡、鸡血藤、伸筋草、益母草；宫血不止，可选加赤石脂、乌梅炭、艾叶炭、生牡蛎、生栀子。

归脾汤可以用来治疗自汗、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也可以用归脾汤，但别疏忽了舌苔，苔腻的病人绝对不能用归脾汤，苔腻是有痰瘀，改成温胆汤疗效马上就提高了，舌苔退了以后，还是虚证再用归脾汤，效果就非常好。

再举个例子：脑卒中的恢复期或者后遗症期，大家喜欢用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重用补气药，黄芪用到 30~60g，加上活血药，补气活血，但如果苔腻、大便还干时效果就差，这时可以用温胆汤、导痰汤，苔不腻了，再用补阳还五汤，就有效了，所以舌苔相当重要，绝对不要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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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疾控中心承认新冠肺炎住院与肥胖有直接相关
2021年3月29日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D缺乏会导致3000多名患者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这项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尤其缺乏维生素D，因此更容易受到阳性测试的影响。
       12月份的一项较小的研究发现，每个新冠肺炎阳性患者都有维生素D缺乏。另一项研究发表在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去年10月，82%的新冠肺炎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症。
       尽管如此，在美国并没有推动人们增加维生素D的摄入量。这就需要吃更多的蛋黄、奶酪、蘑菇、脂肪鱼和/或服用补充剂。禁闭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症，因为它们会让人们呆在室内。日照触发维生素D合成当它击中你皮肤中含有的胆固醇的时候。因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负有直接责任。
◆肥胖与新冠肺炎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收到数亿美元的免税捐赠每年都来自制药公司。它的利益相关者依靠生病、超重的人群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疾控中心偶尔也必须以公正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身份出现。然而，即使该机构试图做到公正，它仍然记得它作为制药广告公司的主要职能。
       一个CDC报告从3月12日开始，78%的因新冠肺炎住院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数据显示，近40%的美国人肥胖，72%的人超重。请注意，超重和肥胖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例如，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一个5英尺9,175磅的男人超重。尽管疾控中心梅尔帕在提到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前，它仍然把利益攸关方的愿望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发现强调了更高的BMI对临床和公共健康的影响，包括需要加强对新冠肺炎相关疾病的管理，继续确定疫苗的优先次序和掩蔽，以及支持健康行为的政策。
◆美国的卫生政策
       美国的现实突出了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口头禅。国际健康，Racquet&SportsClub协会(IHRSA)发现，美国15%的健身房永久封闭到2020年第三季度。据估计，到2020年年底，将有25%的健身房关闭。
      IHRSA还发现健身房不是传播新冠肺炎的来源。但许多州关闭或严格限制健身房。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拥有近4000万居民，但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仍不允许室内健身。允许室内健身的县有很多妨碍警告锻炼身体。同时，快餐店在这场所谓的大流行中茁壮成长。.
       企业和媒体也在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Krispy Kreme因其臭名昭著而声名狼藉提供免费的釉面甜甜圈在2021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任何出示“疫苗卡”的人。
       当然，釉面的Krispy Kremes是最低热量选项在他们的菜单上。但想法是让人们进入商店购买更多。此外，他们正在结合脂肪，含糖消耗品和实验镜头。
      ”世界主义”杂志甚至没有糖衣(没有双关意)它的议程。2021年2月的封面为自己辩护。
       据媒体和政府称，新冠肺炎是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疾控中心说，肥胖使疾病更严重。然而，美国政府、企业和媒体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些实体正在有意识地做相反的事情，首先是鼓励(强迫)人们去做实验。
       最好的疫苗是维生素D，绿色蔬菜和运动
“倾听科学”是这场持续不断的新冠肺炎营销活动的口号。然而，理解健康和不健康之间的区别只需要常识。人谁有规律地锻炼，并且有饮食意识。全因死亡率降低35%，癌症发病率降低21%，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低41%.
       健身和健康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新年的决心。那些重视自己健康的人在饮食习惯、体育活动和获得充足的阳光方面找到了平衡。实验性的接种，口罩和恐惧不能也不会拯救你。个人责任是新冠肺炎的终极预防措施。请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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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护肝片，疏肝理气，健脾消食。具有降低转氨酶作用。用于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等。复方益肝丸
 锁定复方益肝丸，中成药名。为祛湿剂，具有清热利湿，疏肝理脾，化瘀散结之功效。主治湿热毒蕴所致的胁肋胀痛、黄疸、口干口苦、苔黄脉弦；急、慢性肝炎见上述证候者。
易善复

风清扬尘:
强肝胶囊热利湿、补脾养血、益气解郁。用于纤维化、早期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中毒性肝病、脂肪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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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印度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因为他们用了依维菌素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随着COVID -19大流行在纽约地区和整个加利福尼亚爆发，疟疾药物羟氯喹（HCQ）作为治疗和预防冠状病毒感染的用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它与阿奇霉素联合使用时，确实在治疗感染的病人身上有显著效果。

    在那些依靠该药治疗的国家中，有许多关于感染最严重的病人完全康复的记载。
    在大流行为背景前提下，由6200名多国医生对COVID-19进行的具有大规模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揭示了治疗模式 。


治疗和疗效

在COVID-19治疗方案中，最常用的三种是：56%的镇痛药、41%的阿奇霉素和33%的羟氯喹。

羟氯喹在COVID-19治疗方案中的使用率：西班牙为72%，意大利为49%，巴西为41%，墨西哥为39%，法国为28%，美国为23%，德国为17%，加拿大为16%，英国为13%，日本为7%。

在15个备选方案中，羟基喹总体上被选为最有效的COVID-19治疗方案（占COVID-19治疗方案的37%）。西班牙75%，意大利53%，中国44%，巴西43%，法国29%，美国23%，英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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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 拯救便秘



羟氯喹最常见的两种治疗方案是：

(26%) 第一天400mg；第二天开始每次200mg，每日两次，连续4天。

(38%) 第一天每天两次，每次400毫克；以后每天400毫克，连续5天。

在美国以外，羟氯喹同样用于症状轻度至重度的确诊患者，而在美国，羟氯喹最常用于高危确诊患者。

在全球范围内，19%的医生为高危患者开具或见过羟氯喹预防性使用，8%的医生为低危患者开具羟氯喹作预防性使用。

    在中国和韩国，当COVID-19首次出现时，用羟氯喹与阿奇霉素治疗广泛有效。法国的一项研究显示，6天内治愈了所有21名服用该药的患者。


结论

    虽然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但结果表明，对COVID-19患者进行早期诊断、早期隔离和早期治疗，至少3天同时服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可使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其它治疗方法，病毒载量下降较快。
    在《法国马赛3737例COVID-19患者接受羟氯喹/阿奇霉素和其它方案治疗的结果：一项回顾性分析》的文件中显示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虽然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但结果表明，对COVID-19患者进行早期诊断、早期隔离和早期治疗，至少3天同时服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可使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提高，病毒载量下降速度也比其它治疗方法快。
    羟氯喹、维生素D、锌的联合使用，可起到预防作用，阻止COVID-19病毒附着在健康细胞上，从而防止病毒在细胞内复制。

    然而，尽管羟氯喹作为抗疟疾剂，最近又用于治疗狼疮，已经安全使用了70多年，但美国医学会（AMA）和其它机构都谴责羟氯喹的使用是无效和危险的。


    然而，美国医学会（AMA）反对使用羟氯喹的声明却被推翻了。在《美国医学会撤销之前反对给COVID-19患者开羟氯喹的声明(更新版)》一文中，美国医学会（AMA）的509号决议部分指出：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撤销美国药剂师协会和美国健康系统药剂师协会的联合声明，并更新原联合声明，告知患者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以明确羟氯喹和联合疗法治疗COVID-19是否有任何潜在益处（行动指南）；并进一步：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在此发布最新声明，以明示我们支持医生在其最佳临床判断的情况下，能够开出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进行标签外使用，并特别提到使用羟氯喹和联合疗法治疗最早阶段的COVID-19（行动指南），从而让医生给开出18种羟氯喹和联合疗法的患者放心；并进一步指出：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采取必要的行动，要求当地药店发配由医生开具的，并符合美国医学会（AMA）第H-120.988条政策所阐述的原则的处方药，即 “患者能够获得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并包括与美国药剂师协会和美国健康系统药剂师协会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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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 查看详情


时机就是一切

    拜登在当选后两天宣布批准使用羟氯喹。并且是在辉瑞、摩德纳、强生公司能够制造出疫苗之后。

    由此不由发问，如果大药厂，以及作为武汉实验室和COVID-19疫苗投资人的福奇博士（Dr. Fauci）不公开反对使用羟氯喹，会少死多少美国人？
    如果在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冰岛和意大利等其它国家，去年春天就可以使用羟氯喹。

    在美国也会被广泛使用，然而，医生被法律警告反对使用。药店也一样，被禁止发配有效处方药。
    羟氯喹、锌和维生素D被认为可用于预防性治疗，即在症状的最早阶段服用，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维生素D和锌基于其对抗流感、感冒、季节性疾病，当然也包括 COVID-19的作用，被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服用以建立免疫系统。重点是建立免疫系统，避免感染。
    相对于受病毒攻击染病，防患于未然是如此简单和低成本。


COVID-19仍然在美国各地肆虐

    1月份有8万多人死于COVID-19，拜登上任后有10多万人死于COVID-19，可见冠状病毒依然活跃，而且是致命的。(疾控中心：拜登上任首月预计10万人死于冠状病毒)。
    用这些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防止成千上万的人发展到需要住院或呼吸机的地步。通过给他们提供预防感染的屏障，防止数百万人得病。
    羟氯喹价格低廉，易于制造，全国供应可随时获得。对于那些没有其它选择，也没有其它治疗方法的人来说，不采用这样一种唾手可得的治疗方案是难以想象的。
    现有数据表明，越早使用羟氯喹越有效。


川普对羟氯喹持乐观态度

    当然，一旦川普总统满怀希望地谈到羟氯喹的可能性，很多建制派媒体就以此为线索，嘲笑这个概念，贬低其有效性。无知和满怀嘲讽地撕毁人们的期望。


    媒体没有关注到这个药物可能非常有前途，而是对它大加嘲讽，试图削弱其有效的印象。我们必须立即就羟氯喹、锌和维生素D的使用进行全国性的讨论。

如果羟氯喹被医生采用是有效的，可能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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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汉的白日梦
今天 21:11 来自 iPhone客户端
全球首例! 澳洲宣布彻底治愈关节炎！
澳洲每年有300万人因为关节炎而丧失行动能力，必须接受关节移植手术才能恢复站立和行走能力。
澳洲科学家Peter Ghosh和他的团队发现，用于尿路感染的药竟奇迹般地治愈关节炎！这个药就是：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木聚糖多硫酸酯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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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独家｜管轶：新冠疫情是场长跑，我还看不到终点O管轶：云南再次爆发疫情，这件事刻不容缓

核心提示：

1、如果能在早期找到病毒感染人的源头，并且去除这些传染源，堵住它们进攻人类的“门”，那么很多大流行病是可以遏制的。很遗憾，我们没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门”封堵住。因为病毒有一个成熟期，它已经充分发育进化成了这个已经高度适应、高度传播的病毒，这个时候再去堵这个“门”用处已经不大了，所以基于当时的态势，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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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合计拥有35,218吨黄金储备，高于一年前的34,700吨。在恶性或其它经济危机情况下，国家持有黄金储备以支持本国货币。

过去10年，央行大量购买黄金，帮助金价保持在高位。但创纪录的购买热潮在2020年暂停，当时金价飙升至历史新高，而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停滞。2020年第三季度，一些国家选择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各国央行成为净卖家。

然而，这一趋势似乎正在迅速扭转。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今年2月份全球央行是黄金净买家。购买黄金最多的是印度，购买了11.2吨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高级分析师克里桑·戈保尔（Krishan Gopaul）今年4月7日表示：“我们预计2021年各国央行将成为净买家，但近期央行需求前景仍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尽管黄金储备是每个国家都想拥有储存的奢侈品，全球只有不到100个国家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在全球35,000吨黄金储备中，五个国家拥有大部分黄金资源。全球只有34个国家拥有超过100吨黄金储备。

为了确定控制世界黄金的国家，Wall St. 24/7审查了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截至2021年2月，按国家（吨）计的黄金储备数据。

毫不奇怪，该名单上的许多国家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列。以下是全球黄金储备最多的前五个国家。

1. 美国
截至2021年2月黄金储备：8133.5吨
美元价值：5,000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7.5%
GDP：20.5万亿美元（人均62,530美元）
人口：3.282亿

美国是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它的储备量是第二名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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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3362.4吨
美元价值：2,06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4.5%
GDP：4.5万亿美元（人均53,785美元）
人口：8310万

3. 意大利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51.8吨
美元价值：1,50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9.3%
GDP：2.6万亿美元（人均42,420美元）
人口：6030万

4. 法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36.3吨
美元价值：1,498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4.5%
GDP：3.1万亿美元（人均46,110美元）
人口：6710万

5. 俄罗斯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量：2295.4吨
美元价值：1411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22.0%
GDP：4.0万亿美元（人均27,044美元）
人口：1.444亿

第六名到第十名的国家及其黄金储备数量分别是：中国（1948.3吨）、瑞士（1040.0吨）、日本（765.2吨）、印度（687.8吨）和荷兰（612.5吨）。

台湾的富裕程度不容小窥。排名第12，黄金储备有423.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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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0:58 来自 微博 weibo.com
研究揭示：———智慧基因主要存在于Y染色体上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个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团队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的PNAS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了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研究揭示：人类的智慧和灵性基因至少60%存在于细胞的Y染色体上。

众所周知，女性细胞中只有X染色体，即，XX染色体。 男性的是XY染色体（既有X染色体，也有Y染色体）。

这项研究结论也符合生活经验和常识：通常女性比较感性化和情绪化，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思维的逻辑性相对而言比男性少。而男性比较理性和逻辑。就是因为理性和智慧基因至少一半存在于Y染色体上。

同时，该项研究也暗示：不同人种的灵性智慧差异，主要在于Y染色体中灵性智慧基因的差异。黄色人种中Y染色体上的灵性或智慧基因相对较少，表达量较低，或者处于隐性状态（不表达状态或者关闭状态）；而白人男子中Y染色体上的灵性智慧基因较多，或者处于显性表达状态，或者这些灵性基因的表达量较多。（这里的“表达”，是一个分子生物学词汇，指基因通过转录和翻译体现出来的影响思维行为的数量。嗯，只能这样通俗地讲了，有点难懂，呵呵）。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肉体主义者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男人的灵性智慧基因较少（或者虽然也不少，但是都处于关闭状态和不表达的隐性状态），因而看问题比较肤浅和短视。比如一个中国人经典的宇宙之问：＂思想和灵魂能当饭吃吗？＂ 这个问题难倒了西方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题外话：男人具有XY染色体，也间接暗示了，神为何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就能造夏娃的原因。因为男人同时还有X染色体，只需要提取出男人的X染色体，自然就能造出夏娃了。（如今，国内还独出新裁，流行取出一节男人肋骨为女性垫鼻梁，美曰：肋骨鼻）

补充一下：虽然有些人（比如一些女人和一些中国男人）的灵性智慧基因（智慧DNA）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由于这些DNA的表达量（由DNA生产出的特定灵性蛋白质或RNA的数量）较多，从而也会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智慧和灵性。智慧和灵性不仅取决于DNA（基因）的数量，还取决于由这些DNA（基因）表达产生的蛋白质或RNA的量！ 比如有的人有10个拷贝数的DNA，但是由于其表达量很低，只产生10个蛋白质分子或RNA，导致灵性感悟能力较低。而有的人可能只有2个拷贝数的DNA，但是由于其表达量很高，可以由这2个拷贝数的DNA生产和制造20个蛋白质分子或RNA。显然，后者的灵性智慧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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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参与第一线COVID-19治疗与观察的两名医生，Brian Tyson博士和George Fareed博士对于伊维菌素用于治疗的方式如下：

IVM 3mg 片每天口服 12-18 毫克（5 -6 片）

至少 2 天，然后每天继续服用相同剂量（12-18 毫克）

直到恢复最多 5 天（服用总剂量不超过 5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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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打哈欠：西芹榨汁，加量维C维D（维D对付突刺蛋白），松针茶，姜黄素/粉，MMS1 ,选择适合的解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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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和北方邦遵循了2021年4月20日发布的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 (AIIMS) 指南，该指南要求连续3天，每公斤体重服用0.2毫克伊维菌素。这相当于一个150磅的人每天15毫克，或一个200磅的人每天18毫克。法里德博士和他的同事布莱恩•泰森 (Brian Tyson) 博士使用羟氯喹、伊维菌素、氟伏沙明 (Fluvoxamine) 和各种营养药物（包括锌、维生素 D）的组合，治疗了大约 6,000名患者，几乎100%成功。


硫酸羟氯喹+阿奇霉素+锌口服液，是针对目前病毒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其次是伊维菌素，这两者的功效非常显著，印度疫情现在基本缓解下来了，就是这两种药方的作用。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口服羟氯喹，首次400毫克，隔一周后，剂量减半至200毫克，每周服用，对于变异病毒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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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驴看大戏
2小时前
来自 iPhone 12
已编辑
[笑而不语]上次我跟你们说我发现了一个宝藏推主ZUBY，名义上是一个著名的说唱歌手，但是金句频出，像一个哲学家。他发了自己在大流行期间的20条感想：

1， 大多数人宁愿成为大多数，也不愿成为正确的人。

2，至少有 20% 的人口具有强烈的威权倾向，这将在适当的条件下显现。

3，对死亡的恐惧只能与对社会异见的恐惧相媲美。后者可能更强。（要好好理解）

4，宣传在现代与 100 年前一样有效。获取无限信息并没有让普通人变得更聪明。

5，任何事情都可以而且将会被媒体、政府和信任他们的人政治化。

6，如果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愿望，许多政治家和大公司会很乐意牺牲人的生命。

7， 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的行为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甚至许多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

8，一旦他们下定决心，大多数人宁愿承担错误，也不愿承认他们错了。

9，人类可以通过快速和相对容易的训练和调节来显著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好是坏。

10，当受到足够的惊吓时，大多数人不仅会接受专制，而且会依赖专制。

11，被斥为“阴谋论者”的人通常都经过深入研究，而且完全领先于主流叙事。

12，大多数人更重视安全和保障，而不是自由，即使所说的“安全”只是一种幻觉。

13，享乐适应一旦产生惯性，就很难让人们恢复“正常”。

14，很大一部分人非常喜欢且享受被征服。

15，“科学”已经演变成西方数百万人的世俗伪宗教。这种宗教与科学本身关系不大。

16，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看起来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实际做正确的事情。

17，政治、媒体、科学和医疗保健行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腐败。科学家和医生可以像政治家一样容易被收买。

18， 如果你让人们足够舒服，他们就不会反抗。你可以通过给他们金钱、食物和娱乐来让数百万人在剥夺他们的权利时保持温顺。

19，现代人在捍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政府干预时过于自满且缺乏警惕。

20，愚弄一个人要比让他们相信他们被愚弄容易。（划重点）

21， 大多数人都相当富有同情心并且有良好的意图（这很好），因此，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包括我们的“领导者”在内的某些人可能怀有恶意或不正当的意图（这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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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癌症

1、碳酸氢钠---小苏打
治疗白色念珠菌(酵母）
2、蒲公英
3、艾灸局部加热
温度提高1度，抵抗力增加5倍 ​​​

一生平安好2013:回复@Ccccfei:[作揖][作揖][作揖]
7-19 12:26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谢谢！！！
7-19 11:23
Ccccfei:回复@一生平安好2013:食用柠檬酸，或者自己买柠檬提纯柠檬酸，网上有方法
7-19 11:20
Ccccfei:回复@无昼10269:食用小苏打和食用柠檬酸，柠檬片浓度太低了，用于改善苏打水口味可以
7-19 11:19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好的好的 是不是那种食用小苏打 柠檬酸能不能直接加柠檬片 柠檬酸是不是要买的那种药啊
7-19 11:14
一生平安好2013:回复@Ccccfei:请问柠檬酸是在水里加柠檬吗？&#128591;
7-19 10:57
Ccccfei:回复@无昼10269:少打一个1，3g兑1500ml，[允悲][允悲][允悲][允悲][允悲]，有癌再加柠檬酸一起喝，正常人就喝小苏打就可以了
7-19 10:25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好的 谢谢！
7-19 10:17
Ccccfei:平时兑水喝，3g兑500ml的水，可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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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黄金最难就是最近十年的经验对今后十年没有借鉴意义，必须追溯到50 年之前，才更恰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黄金已经过时，工业用途不广泛，而美元已经代替黄金的货币功能。毕竟黄金的大牛市是70年代，距离现在也50年了。这50年黄金也只是波动。



康波周期以60年为一周期，与我们的一个甲子类似。60年分四个小周期，分别为回升，繁荣，衰退与萧条。也类似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图片



最近50年，如果你投资黄金是非常可怜的，金价的上涨速度甚至达不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可以说做生意还可以有钱赚的时候，持有黄金资产不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甚至不能满足保值需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当经济还在增长的时候所产生的丰厚利润超过印钞的速度。这样经过40-50的长期惯性思维后，大家普遍认为黄金第一不能对抗通胀，而工业用途也不广泛，因此才有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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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的表现就不令人奇怪了。科学家现在已经沦为政治的武器，他们利用人民对科学的迷信来达到政客的目的。

在下坚持低碳饮食已经超过4年，感觉越来越年轻，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所谓低碳饮食就是尽量避免米面糖，因为淀粉进入身体后也变成葡萄糖。记得刚开始低碳饮食的时候，晚餐无论怎样吃，都不会撑，非常舒适。当天我已经知道，这个饮食是符合人的饮食习惯。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才几千年。农业社会以前都以打猎为生，何来淀粉与糖？人类的消化系统就是这样诞生的。加上不吃糖后，身体会把脂肪转化为酮，以酮代替糖作为能量，脑部能量供应更充足。

如果想维持大脑健康，建议素食者使用营养补剂，很多营养植物中是没有的，大脑健康涉及了40多种营养素。素食者缺乏的营养素，胆碱，肌酸，肌氨酸和牛磺酸，所需含量都非常大，有时候补剂也不够用。

最重要的是，素食会导致维生素B12和铁缺乏，这肯定会影响人的智力。
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真的要多吃一些肉，孩子大脑需要发育，我们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要想脑子好，还得多吃肉。老人，如果想防止痴呆，少吃点米面糖，可以防止大脑胰岛素抵抗，多吃点肉，可以改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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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黄金在经历过20年大熊市之后，远远低于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在2003-2006年，黄金逐渐觉醒，4年涨了80%，
008年到2011年的黄金大牛市中，黄金价格对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一直是溢价，最高的时候有27%的溢价。这种溢价显示出黄金市场预期实际利率未来趋势下行，提前透支了黄金价格。

2012年开始的黄金7年熊市中，黄金价格对实际利率对应的中性价格一直是折扣，最高有18%的折扣。这种折扣直到2018年熊市彻底结束，才逐渐消失，回归中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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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最富有1%美国人少缴1630亿美元税

赫芬顿邮报当地时间9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税收缺口“分析，美国富裕家庭每年少缴6000亿美元税，最富有1%美国人，”选择不缴纳1630亿美元税“。

美国的税法包括两套规则：一套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和工薪阶层的，他们几乎要申报所有收入;另一个是富裕的纳税人，他们往往能够逃避所欠的大部分税款。美国国税局局长雷蒂格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税收缺口可能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

拜登政府希望推动更严厉的税法，以抵消大规模改革联邦安全网络的成本。

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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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归去来：小民该囤积神马东西来应对黑天鹅事件？
原创 在家蹲了一个月的 九龙塘右眼财迷 今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今天，应各位看官的要求，来填一个坑——面对黑天鹅事件，该囤积一些神马东西？



窃以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黑天鹅事件的严重性。



在证券投资领域，“归纳法”无处不在。电视上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天花乱坠、舌绽金莲的股市分析师们经常谈论的技术分析（看K线图之类）本质上依赖的就是“归纳法”。窃以为他们的分析就和下面这张图一样引人发笑：





就财迷看来，证券投资领域的技术分析人员似乎都有狭隘经验主义者之嫌——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是机械地以为历史统计数据能够涵盖未来的所有现象，于是他们用旧事物预测新事物，用过去预测未来。机械地以为过去会怎样，未来就可能会依旧怎样。




苏格兰有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David Hume（大卫.休谟）: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性论》。其中以著名的“黑天鹅问题”表达了对于狭隘经验主义者的怀疑：我们看到的白天鹅数目再多，哪怕几百万只甚至上千万只，也无法推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这个猜想。



后来，人们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鹅,为此还发行了邮票纪念：





黑天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与白天鹅的强烈不对称性：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成千上万只白天鹅累成的证据大山，让一切归零。



写出《黑天鹅》的Taleb信奉随机性，总是警告大家小心概率的发生：





然鹅，这世界却喜欢非黑即白，总是一意孤行。据《黑天鹅》内容，信奉概率的发生让Taleb在198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不但保留了本钱，甚至赚到了一点小钱钱。一意孤行则导致他的同僚在金融危机中大起大落，再也木有了翻身的本钱。



同理，就我等小民来讲，少数人觉得黑天鹅事件可能导致大洪水，两脚羊云云，这个或不靠谱，小看了现代社会的风险控制能力，但是，这次三镇疫情已经很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黑天鹅事件并不遥远，一些人或可能因缘际会，因随机的黑天鹅事件而一切归零。证据如下：



即使厅局级干部，也免不了受病毒侵染：





纵然霸道总裁，也难逃魔爪试探：







虽然学富五车，仍免不了撒手人寰：





更不要提众所周知的常凯导演：







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不信可以看财迷文章《财迷‖神州阶层划分与阶层跃迁的天地人三关：从文章马伊琍离婚谈门当户对》，然后自行判断。



他们不缺钱财，不缺人脉，也不缺资源，遇到黑天鹅事件，却仍然去世，这就是黑天鹅的可怕之处——一次性让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人生游戏直接归零，不可能再翻身。



昔日恒温有言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类似地，领导/大亨/院士尚且如此，你我小民又何以堪？



说实话，对神州人来说，黑天鹅并不陌生，不管是大西北曾经出现过的25乘以3事件，还是哪个“春夏之交”，又或66-68年之间的“文”斗，抑或58-60年的事件（不懂这些的自行问度娘），虽然时间都过去很久，但当事人都还活着，列位看官去问问身边的父辈和祖辈，都会发现一旦出现黑天鹅，总有代价出现。只是可叹很多神州中产阶级都是“金鱼中产”，和鱼缸里的金鱼一样，眼光只有五米，记忆只有三秒，早就已经忘了这些，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岁月一直静好。结果一不小心，就会输掉最后的本钱。



实际上，即使不会输掉最后的本钱——遇到黑天鹅事件，最麻烦的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带来的稀缺及相关成本上升——你突然发现口罩价格大涨，一些粮食蔬菜的价格也大涨，甚至一些服务，比如电工/水管工，等等价格都会大涨。



搞不好还会被敲竹杠，成为资本大盘的玩物：





所以，黑天鹅不得不防。



要应对黑天鹅，就需要构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



无论是疫情也好，平原地区的洪灾也好，或者是台风也好，当出现大规模灾害之后。尤其是如果这些灾害发生之后，出现情况失控，下岗增加，人们开始疯狂的你争我抢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a)迅速地月兑，远离灾害发生地区，或者b)不出门，与世隔绝。



遇见黑天鹅，如果不能a)月兑，需要b)家里蹲，窃以为需要做的准备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食物



三镇疫情表明：一旦遇到黑天鹅事件，大家最好能不出门则不出门。但宅在家，万一物资配送不灵，或者连快递小哥也怕了，不敢出门。辣么别的还好，大家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填饱肚子。



a)首先，人体需要碳水化合物。为了这个目的，家里可以囤一点真空包装的大米。一般来说真空包装的大米保质期是十二个月。所以理论上各位可以囤一年的粮食，最低也要囤三个月的粮食。



b)人体也需要维生素。比如，缺乏维生素A会得夜盲症。维生素C是骨骼组织和牙齿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维生素C可能导致坏血病。一旦得上这种病，就会牙龈肿胀，关节肌肉疼痛无比。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会不治身亡。



如有条件，可以在天台或院子里开辟一块小菜园。种一些时令蔬菜，做到补充维生素。其中，番薯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这个嫩叶可以食用，根茎也可以食用，藤蔓还可以作肥料。土豆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土豆在各种气候和泥土里都能长得不错。在电影《火星救援》里，马特呆萌就是靠着种土豆吃活了几百天:





如果没有条件自己搞小菜园，可以囤一点黄豆/绿豆，学会如何制作豆芽的方法。豆芽是补充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好东西。中世纪的欧洲水手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最怕的不是巨浪风暴，而是坏血病。中国水手却并未出现这类问题，因为他们发明了用木桶发豆芽——豆芽富含维生素C/B、胡萝卜素、叶酸和微量元素，都是人体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绿豆一斤大约可以泡出9至13.5斤豆芽，黄豆一斤大约可以泡出9至10斤豆芽。即使是用黄豆，按一个三口之家一天消耗一斤豆芽算，如果囤40-50斤，应该足够支持一年。所以，一个三口之家，最低也需要囤积10-15公斤黄豆/绿豆。



c)人体需要蛋白质。以前人家的腊肉，酱肉，香肠等也都是可以囤积的。商场通常有很多腊肉卖，不过比较贵。最好的办法是和在农村是亲友的农户联系，请他们养一头猪，然后整个买下来自己杀了吃。如果能囤半条猪的腊肉（一百多斤），一个3口之家省着吃一年应该是完全木有问题的。下半年可以再买新的。



d)人体也需要脂肪。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囤一点食用油。食用油保质期是十八个月，囤一年的食用油肯定木有问题。最低也要囤三个月的食用油。



食用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来在停电的时候点灯照明。寺庙里的长明灯，很多都是豆油、菜籽油。其余的油，甚至猪油，都是可以用来点灯的，没有专门的灯芯，可以用面纱代替，找一个家用的不锈钢盆子，倒进油，放进灯芯，就可以点灯了。



e)除了这些生的食物，我们还需要囤积一点熟食，保证即使没有火也能维持生活。这些熟食中首推军用干粮。10斤的90军用压缩饼干，一共20包，一个人一天一包就够了，记得同时多喝水。一家三口最低需要囤60天的，那90-100斤这种军用干粮就够了。



第二类：医疗用品



这次三镇疫情已经证明：一旦发生黑天鹅事件，很可能医院就会人满为患。如果你去医院，等于是给医院添麻烦。



所以，首先，各位要高度重视锻炼身体。财迷哪怕是在疫情期间，都会隔一天运动一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药品是可以常备的：



a）感冒药/发烧药/拉肚子的药，都是必备的。



b)酒精可以用来消毒，也可以用来做燃料，是必备的



c)创可贴，碘酒/绷带/医用钳子及剪刀是干活时不小心伤到自己后必备的。



d）抗生素如青霉素/头孢类药物在出现长期药品断供的时候，是可以救命的（伤口感染需要抗生素）。白求恩大夫就是因为缺发抗生素，伤口感染过世的:





e）维生素A/B/C/E等也最好囤一点，万一连蔬菜都找不到，光靠碳水化合物维持生命，哪么补充维生素就是必要的了。



f）如果各位家里老人或别的亲人身体不好，一定要备好常用药物。比如心脏病常用药，胃病常用药，降血压/血脂的常用药。



g）除此之外，各位可能还会忽略一样东西：常见病诊疗手册。以前神州有很多赤脚医生手册，就是这样的。财迷这里推荐《默克家庭诊疗手册》：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财迷会将这本手册发到财迷QQ群1057540359，有需要的请到公号下鼓瑟吹笙一栏，找到入群方式）



第三类：工具



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家用设备找人修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即使不会给生活造成麻烦，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财迷自己就遇到这个事：疫情期间，老人在家，家里却突然断电。家里的工具不是很全，只好出门找电工。结果连续找了两个电工，都不愿意出门，第三个给了三倍价钱，才勉为其难地出来——当时财迷就想——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黑天鹅事件，会不会找不到电工？如果找不到，那岂不是就要倒退回原始时代？有人或云我有网就行，大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问题在于：没电的话就也会没网，这就让人很头疼。



所以窃以为如下几类工具是必须的：



a）日常工具：手电筒，电池，有能力的可以搞一个小型蓄电电瓶在家里，虽然不能用来带动大功率电器，比如电磁炉冰箱，但是照明够了。



b）电工工具：在家里常备一只电工笔，一把平嘴螺丝刀，一把梅花螺丝刀，一个尖嘴钳，都是必要。同样的，漏电器、空气开关、保险丝、灯泡等等需要更换的器材也是值得准备的。



c）装修工具：电钻，以及刀/锯/锤/钳，这样万一有什么事，包括地震/洪水导致门卡住无法出门，基本上都能用工具解决。



d）防护工具：包括垃圾袋、保鲜膜、雨衣胶带等等，在很多场合下都能用上。



e）户外求生工具。



之所以需要户外求生工具，是因为万一形势太过严峻，想要迁徙到安全区域，则可能需要行走一段路程，还需要和亲友保持联系。



1)准备一把兵工铲，可铲可砍可挖哪种，淘宝上有很多：





2）最好备一个净水器。万一遇到水源问题，接雨水净化了喝也是可以的：







3)短波收音机。这个可以帮助你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闻。注意，一定是短波收音机，不是中长波收音机。



4）对讲机，就是保安常用那种，事先定好调频，可以在户外移动的时候和亲友保持联系。



以上这些工具其实都不算很贵（我在万能的X宝上都可以找到）。但在必要的时期，比如没有网络，没有电，没有净水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些工具，其实在财迷看来，作为生存狂是必备的，但在这里就没法子多说。财迷会另外在我的VIP群，也就是方舟群，发一篇文章《应对黑天鹅事件高阶版》以飨读者。感兴趣的看官拉到本文最后去加入财迷的方舟群静候财迷隔几天把文章推到方舟群中。



备齐了以上三类东西，就可以做到万事不求人，在家蹲3个月到一年。外面不管有神马疫情，即使是丧尸出笼，都不用担心了。即使要出门，也可以全服武装，不用担心裸奔。



最后，谈一谈人的问题。



神州历代兵荒马乱之际，动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曹孟德），或者“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工部），而经过这样的时代还能活下来的人，在神州主要有两大族群：1）客家人，2）潮汕人。



根据研究文献和文化线索，客家人和潮汕人都是从中原来的。李辉、潘悟云等人2003年论文《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表明客家人大都来自中原，而汕头大学的胡盛平论文表明潮汕基因与闽南民系基因存在延续性。闽南延续隋唐发音，客家话以宋朝发音为主。



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大概率可推论客家人和潮汕人都是河洛一带生活的“河洛郎”。潮汕人祖先走的沿海路线，从隋唐甚至更早就南迁到闽南，最后到达潮汕。而客家人是走山地路线，从宋代甚至更早就开始迁徙到赣南，再到闽西，然后再到粤东。如下图：





客家人（没有在外做官的哪些）和潮汕人都能活下来，且活得很好，窃以为是有原因的。



第一，这两个族群的名人都很厉害，客家人善于做官，其中最厉害的是就像是开挂了一样运气极好且夫人换了好几个的花帅。而潮汕人善于经商，和温州人都号称神州的犹太民族，号称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本地，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深港，三分之一潮汕人在海外，其中翘楚就有李财主和鹅厂的小马哥。



就财迷观察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得出一个经验：三类人存活的几率更高。a)掌握物资分配的人存活几率更高;b)掌握物流的人存活几率更高;c)抱团的人存活几率更高。下图请自行体会：





客家人和潮汕人两个族群，前者做官的人多，能控制救济物资的分配，后者经商的人多，能部分控制物流，同时又能抱团。比起其他地区的散沙们，高到不知到哪里去了。



最后，再说一下，而客家人和潮汕人这两个族群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就是善于月兑，当初从中原月兑到南方，现在潮汕人又从南方月兑到海外，颇有一点孔夫子“乘桴浮于海”的感觉（不要和我提前一句，我忘了）。



在罗马衰落的时代，遗民们逃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渔村，在滩涂上硬生生地建立起了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这就是后来的“千年共和国”威尼斯:







而同时期在意大利出现的另外几个小社群如热那亚、比萨和弗洛伦萨都颇有建树，其中弗洛伦萨后来成为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摇篮，这里出产的名人包括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画家达·芬奇，雕刻家米开朗琪罗，历史与政治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布鲁尼、瓦拉以及天文学家伽利略。



所以古人讲，树挪死，人挪活，是有道理的。下图请自行体会：



正如开头提到的，五柳先生有诗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辣么，看官或问：所归何处？



窃以为一句苏轼的诗就可以回答这个大哉问：“此心安处是吾乡”。



言尽于此。
新时期应急手册
原创 worldpupil111 历史之瞳 昨天
前言

　　疫情刚刚开始，全球交流和经济活动受到重创。未来有很多未知因素，意外和惊喜，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我们平时该做哪些准备呢？以三口之家的常见需求，谈一下个人看法，供参考。

　　

　　

～１～

短期应急



　　短期应急主要是防火防震。

　　去过不少机构，都对安全极为重视。比如，很多外企对来访者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介绍安全需知，安全专员还会每年组织员工开展防火演练，所有人都必须参加。

　　现在很多人住在高层，高层一旦着火，因为有烟囱效应，浓烟不到半分钟就可以从一楼冲到30楼，灭火与逃生困难很多。所以，高层住户应配置灭火器、防火面罩与消防绳。

　　处于地震带的国家，家庭大都备有应急包。比如日本的防灾背包，叫作非常持出袋，袋中装有险情发生时必备的生活保障品以及逃生工具：三天饮用水和食品、防滑手套、防灾头巾、保温急救毯、急救药包、手电、逃生绳、求生哨……，一般放在门口顺手可及的地方。

　　这些都是应对临时的突发情况，我们还需要应对更长的危机





～２～

中期储备



　　先提醒一下，这方面的准备，不止是需要屯一些物资，更多的是培养独立生活的习惯、技能和精神。下面以问题导向说明：



　　停水了

　　水的重要性超出我们的想象。非洲大草原的动物们、干旱地区的人们，都会为了争夺水源而打仗。

　　当水龙头和厕所没有水，是非常痛苦的体验。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某个南方的夏天，停水第一天还比较平静，而三天停水让空气中弥漫着排泄物的味道。

　　只要不发生战争，长期停水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准备应急饮用水即可。每人的基础饮用需要2升，每人每天5升的量。三口之家3天的饮水储备是30升，超市里面5升装净水是6大桶。我的建议是4大桶，外加二箱小瓶装。



　　停电了

　　停电更麻烦。停电不仅导致停水，还会电梯停运，照明、通讯等都会受到影响。目前中国的电力基础建设还是相当好，但近年来上马的特高压网，其可靠性有待验证。

　　这方面，可以备一些应急照明，比如手电、电池若干，现在的充电宝+应急灯组合也很实用，偶尔停电点个蜡烛也不失浪漫的气氛。



　　食物缺乏

　　这方面，可以根据家庭偏好，准备一个月的基础消费需求。包括30斤米，植物油、速冻食品、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坚果、蜂蜜、巧克力、牛奶、方便面等。对于特殊群体的食物需求，比如婴儿和病人，还有宠物，都需要考虑。请注意，食品都有保存条件与保质期，但稍过期问题不大。

　　只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不主动和外界隔离，粮食问题不需要担心。令人担心的是脑子，很多人对粮食的理解，还停留在确保多少亿亩耕地的农民思维。

　　六十年前耕地很多但吃不饱饭，现在耕地少了很多不担心饿肚子。以前之所以吃不上饭，原因是经济管制。改革开放后，大家可以参与市场交换，就再也不担心饿肚子。



　　商店空了

　　现在市场物资丰富，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产生哄抢，都会产生临时的局部短缺问题，就象前些天美国的卫生纸供不应求。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是轻工业品的生产大国，普通产品无需担心，缺货很快就能得到补充。

　　作为70后，接触过票证时代的尾声，肉、米、油、布、煤，一切都要凭票供应。后面的80后90后，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很难想象那种物资匮乏的感觉。供给制下的生活，可以看一下历史读物，或者参考现在的曹县。关于日用品，大家可根据自己需求决定。

　　清洁用品：洗漱用品、洗手液、洗衣液

　　卫生用品：卷筒纸、抽纸、女性用品

　　日用物品：瑞士军刀、垃圾袋

　　特需用品：隐型镜片、药水、冲牙器



　　车没有油了

　　汽油存储有安全问题，也不能久存。所以应给车辆习惯性加满油，并做好保养。不管好车孬车，都用全合成机油，跑一万五千公里问题不大，可以拉长保养的周期。

　　有空琢磨一下常用技能，比如换轮胎啥的，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我曾经坐商务车在荒僻的高速上爆胎，几个人合作很快换好了备胎，要是等救援不知猴年马月。

　　如果公共交通出问题，可考虑低成本无损耗的自行车。武汉封城期间，就有居民用自行车拉家人去医院的报道。



　　电子支付故障

　　电子支付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引起不少问题。

　　比如，有的地方不能刷卡，有的时候网络故障，那会很尴尬。另外，当我们的消费全部实现电子化，如果隐私信息不能得到保护，其实就相当于在公众面前裸奔。所以，请勿对无现金社会有太美好的幻想。

　　日常生活，可随身携带二千元现金，以及二百元的小额钞票。



　　医疗匮乏

　　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挑战。前段时间的疫情，已经展现了强烈的次生灾难。很多手术被推迟，很多治疗被延误。现在很多医院，一进去先做CT和核酸测试，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还增加了聚集传染的风险。

　　科技是对付病毒的关键因素。病毒已经广泛传播，感染测试应该在社区快速完成，而不是在医院扎堆。随着快捷高效的抗体测试技术出现，已经获得免疫力的感染者，可以免于14天隔离的折腾。希望这些黑科技早点引进，造福民众。

　　不管你是否承认，全世界最终都会走向“群体免疫”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是推迟自己感染的时间。如果你不能享受特需医疗服务，那强烈建议做好身体的保养，尽量避免去医院。家中需常备药物：

　　消毒用品：碘伏、邦迪、卫生湿巾

　　卫生防护：口罩、一次性手套、84

　　医用工具：耳温计、医用纱布、绷带

　　常用药品：泰诺、消炎药、达克宁、布洛芬、马应龙、西瓜霜、龙角散

　　特殊药品：降压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抗过敏药

　　常用补剂：儿童AD，金维他等



　　匮乏的误区

　　关于匮乏，有二个认知的误区。

　　一是把匮乏理解为数量问题，其实本质上是质量问题。当社会无法自由竞争，将出现逆淘汰，优质的供给被排挤出局，市场上只能充斥着低劣的产品。

　　二是把匮乏理解为物质匮乏，其实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匮乏。不妨准备一些可以重复阅读的优秀作品，陪伴我们渡过困难的岁月。比如：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东二千年》、《二战回忆录》、《荒漠甘泉》、《自由的基因》、《致命的自负》、《佛学入门》、《中国近代史》、《万古江河》



　　上面这些应急物资，是平时就应当准备的，定期检查定期更新。但如果长期的危机到来，存贮更多物资的意义不大。如何理解





～３～

长期危机



　　长期危机，是指短期无法结束的社会大动荡，比如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或是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或义和团造成的混乱。

　　真的遇到这样的局面，就好比恐龙遇到陨石撞击地球，我们也就认命了。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你准备的物资多么齐全，无论你训练的能力多么超凡，即使到达荒野求生节目中贝爷的水准，也很难在乱世中生存。

　　现在那些鼓动你配置各种极端求生装备的文章，更类似于商家促销的手段。在我看来，你装备越豪华物资越丰富，更可能成为暴民的目标，挂的越早。所以，与其大量囤货，不如更加关注社会公义，努力建设和维护良好的秩序。

　　疫情远未结束，欢呼尚早。人类嘲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其实人的记忆也长不了多少。才过了一个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艾芬医生的那句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多么痛的领悟。

　　回顾武汉疫情，如果专家们不是随口说病毒不传人，如果李医生们的警示能够正常传播，如果武汉隔离的措施能够提前几天，如果能够多几个方作者传递一线信息，那么现在全社会付出的代价，会少很多很多。

　　试问自己：我们是否足够努力，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正如先人所说：

　　抗灾不如防灾，防灾不如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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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广告，家里有存米面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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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存储方法


家中储存粮食有个烦恼，打开米箱小虫与米粒齐飞，估计，遇到过这情况的也不在少数，这可怎么办？


大米为什么会生虫？

原因一：当粮食还在地里时本身就带上了虫卵。


原因二：年年买米，年年生虫有些虫卵就玩起了捉米藏藏在米缸底、米袋缝、墙缝、地缝等地方中由于藏得隐蔽，因此很难清除干净。


一般情况下，大米是不容易生虫的，但是当大米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温度达到20℃-40℃，湿度达到65°-95°时，仅需一周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大米正好给米虫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它们便能顺利繁衍下一代了。

如何防范大米生虫？





1.花椒法



花椒是一种天然抗氧化物气味特殊，米虫对气味敏感，对这种气味避之唯恐不及，准备几块干净的小纱布，将花椒包住。


放置在米箱中的上、中、下等不同位置，然后把米箱盖严盖子就好了，花椒要选用新买的，气味浓的，隔一段时间，等花椒味道变淡了，再重新换新的花椒纱布包就行了。


另外还可以取大约30粒花椒煮成花椒水，将装米箱用花椒水浸泡10分钟，然后自然晾干后再用来装米，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大米生虫。


2.海带法


干海带有很强的吸湿能力，同时还具有抑制霉菌的作用，将干海带与大米按照重量为1：100的比例混装，每隔10天将海带取出晾至干透再放回，一份海带大约可以反复用20次左右，如此便可防止大米霉变和生虫。


3.橘皮法


将吃橘子剩下的橘子皮晒干，然后放在大米里，橘子皮的味道不仅可以驱虫，而且会使大米有清香味。


大米的保存要点


1.大米不要与水分高的食物同时储存，否则大米吸水易霉变；



2.大米不要存放在厨房内，因为厨房温度高，湿度大，对大米的品质有很大影响；



3.大米不要靠墙着地放置，将其放置在垫板上，也可以防止霉变和生虫；



4.大米存放时不要放在袋中，要隔绝空气存放。


大家选购大米时尽量选择小包装的，最好是现买现吃，杜绝生虫的隐患。


面粉的存储方法


面粉是面制食品的主要原料，在大家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环境气温高，湿度大，面粉很容易吸潮结块，容易被微生物污染引发霉变，甚至滋生虫害。因此，面粉的安全储藏对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面粉储藏的目的

储藏面粉在供应及用户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储存面粉带来四个方面的好处。


1、降低成本：在商业活动中，进货量越大，货价越低，运输成本也越低，信贷额也会越高。



2、改善粉质：大家都知道，面粉熟成需要时间，储存面粉就是给予面粉有足够熟成的时间。



3、稳定品质：面粉始终是生物产品，虽然制粉师会尽其所能去稳定产品，但免不了有其差异，这类差异则依赖烘焙师的经验和技术来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工作是需要预先测试面粉的性质后才能进行。储货越多，测试及调整工作不但可以减少，产品一致性可以得到延长，而且，面粉在熟成过渡期比已熟成好的面粉较不稳定。



4、保证货源，存货越多，短货机会越少，货源供给越充分。


面粉储藏的特点

1、容易发热霉变：面粉颗粒细小，与外界接触面积大，吸湿性强，同时粉堆孔隙小，导热性特差，最易发热霉变。刚出机的面粉温度高，未经摊晾即行码垛，往往也易引起发热。面粉发热多从水分大、高度高的部位开始，然后向四周扩散。


2、容易发酸变苦：面粉在高湿高温的环境下储存或储存时间过久，其中的脂肪容易在酶和微生物或空气中氧的作用下被不断分解产生低级脂肪酸和醛、酮、羧酸等苦、异味物质，使面粉发酸变苦。


3、容易结块成团：面粉颗粒小，堆垛下层常易受压结块成团。储藏时间越长，水分越大，结块成团就越严重。


4、容易发生虫害：面粉营养丰富，一旦生虫较难清除；若温湿度适宜，害虫繁殖速度非常快，以粉螨为例（温度：25℃、水分：15%），繁殖一代只需14-16天。


面粉的储存方法

面粉储存方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散仓储存，一种是堆仓储存。


1、散仓储存：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面粉厂或大型的食品厂。这种方法可减去大量的包装和运输费。


2、堆仓储存：干燥低温的面粉，宜用实堆，大堆，以减少接触空气的面积；新加工的热机粉宜堆小堆，通风堆，以利散湿、散热。不论哪种堆型，袋口都要向内，堆面要平整，堆底要铺垫好，防止吸湿生霉。堆垛高度应根据粉质和季节气候而定，水分在13%以下的面粉，一般可堆高20包。长期储藏的面粉要适时翻桩倒垛，调换上下位置，防止下层结块。大量储存面粉时，新陈面粉应分开堆放，便于推陈储新。


这种方法是把面粉包装后储存，虽然总成本要比散仓高，但是这种方法灵活，且投资成本低。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面粉的储存的要点

此提出要点，是以堆仓储存最为基础。


1、通风良好，面粉熟成需要空气。这就是面粉的呼吸作用，而且新磨的面粉还有一个出汗的时间，这段时间面粉会排出大量水汽和热量。通风可以加强排出水汽并且帮助散热。


2、湿度干爽：储存时要注意仓库的湿度，因面粉的吸湿性很强，导热性很差，而面粉的含水量高时，则容易变质及发霉，库藏理想的湿度为60%。


3、温度清凉：面粉的熟成与温度有着密切关系，温度高，熟成快。但温度过高时，面粉中的蛋白质可能会使到破坏；酶活力增高，化学反应不正常，都会影响面粉的质量。


理想的储存温度都是在18℃-24℃之间，超越此限，就有可能发热生霉。


4、环境清洁：面粉是直接食用的成品粮，很容易吸引鼠蚁昆虫，保持环境洁净，可有助减少害虫及微生物的污染。尽量使用吸尘器清扫避免扬起地面散落粉尘。


5、没有异味：面粉的吸湿性很强，也容易吸附周边环境的异味，连带生产出的烘焙产品也含有异味。所以面粉与有异味的物品要分仓储存，切忌与有异味的物品堆放在一起，以免吸附异味。


6、离墙离地：国家法例规定，所用粮食包装都要离墙离地，好处有：①、增进通风，有利于面粉的呼吸及降温。②、容易清洁、散落在地上的面粉容易清理。③、减低虫鼠污染、因为通爽，虫鼠不容易结巢。


7、先进先出：仓库管理的运作定律，可以保证稳定及减少人为过期。


8、托盘选用：面粉利用托盘堆放时，可以达到离墙离地的要求，还有利于搬运。


托盘有多种原材料制造



①、木制托盘：这种托盘比较普遍，但是容易虫蛀，污染面粉。也容易导致木刺进入面粉袋中。


②、塑料托盘：目前比较好的，可以减少面粉污染机会。



③、钢托盘：承载能力强，100%环保，可以回收再利用，具备稳定的包装性能，防水,防潮及防锈；与木托盘相比有环保优势（如木托盘容量滋生虫害），与塑料托盘相比有强度、耐磨、耐温及价格优势。
年轻一代没有缺粮的体验，很难理解食物的重要。历史上，美国、苏联、德国、日本这样的强国，都曾经被粮食问题困扰。美国曾经有资本家焚烧粮食、倾倒牛奶的生产过剩年代，几年后就因为大萧条，人民到处挖野菜。



德国在战争时期，一个普通德国公民一天只能吃125克面包。



日本在二战后期，成年人每天只能喝一碗粥，只有未成年学生可以优先吃饭。



在粮食数量还充足的时候，储备适合长期保存的食物，不仅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打造更大的农业产能，也可在危机时刻给家人带来安稳感，还可以救济急需的人，也缓解了社会缺粮的危机。



所以，在任何时刻都在自己家里储备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是每个公民的美德。





2、不适合长期保存的食品



食物若不能长期储存，就会因为变质而浪费。所以要了解哪些食物不适合长期储存。



首先是容易变质的多水食物。比如土豆，番薯，新鲜的果蔬，都很容易腐烂变质。



鸡蛋日常只能储存几星期，若是用石灰水或水玻璃处理，可以储存几个月。但是长期储存不行。




咸鸭蛋和皮蛋储存期也不宜超过半年。



还有一些食物虽然可以长期保存，但是热量和蛋白质含量低，占地方。比如八宝粥和水果罐头，就是这样的例子。作为方便食物是不错的，若是作为长期战略储备，那就太浪费储存空间了。



火腿肠是一种营养最均衡的食品，里面有淀粉、动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纤维素、脂肪、诸多无机盐。食用方便，味道也过得去。但是，火腿肠通常只能保质半年到一年。原因是密封效果不如罐头好。



牛奶，酸奶，都不能长期保存。





3、适合长期保存的即食食品



可以长期保质的食品中，首选即食食品。因为既然作为一种储备，就是为非常时期准备的，非常时期你可能遇到缺乏电、燃气和其他燃料的情况，很多食物就不能烹饪，只能直接吃。



可以长期保存的即食食品里，最常见的是方便面。虽然多数人觉得方便面需要热水泡，实际上它是熟的，直接啃就可以。方便面的名义保质期是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但是很多方便面放二三年还能吃。



类似的还有粉干，粉丝。这二样东西跟方便面一样，可以直接吃，保质期比方便面还长，若是烘干密封，放五六年没问题，有些加了很多明矾的老式粉丝甚至可以放十几年依然可以吃。平常年代你绝对不会干吃，但是它们在没有燃料的时候凑合一下还是不错的。



更适合的是炒熟的干粮。尤其是豆类，炒熟烘干全密封，可以保存多年。大众最熟悉的炒豆子大概是蚕豆、聪明豆之类，营养价值最高的的其实是炒黄豆。除了炒豆子，小麦、大米也都可以炒熟了干吃。



更专业的速食食品是压缩干粮。各种军用和救灾的压缩干粮，体积小，密度大，非常适合长期储存，平均保质期二十年。



还有一种高热量的速食食品，叫能量棒，提供能量的效果比压缩饼干更好，价格也更贵。



一些炒熟的食物种子加糖的传统零食也可以长期保存，比如芝麻糖、花生糖、大豆糖。



白糖可以保存几万年不会损坏。蜂蜜成分复杂，主要成分也是糖，如果对蜂蜜进行脱水处理，也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蜂蜜可能产生糖结晶，这不是变质，没问题的，可以照样吃。蜂蜜的问题是许多蜂蜜含水量偏高，长时间保存不如白糖方便。



从营养角度看，蜂蜜和白糖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很多人坚信蜂蜜里有许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保健物质。



适合长期保存的高蛋白肉类即食食品，以肉干最好。越是含水率低的肉干，保质期越久。若是真空加热脱水的肉干，在密封包装条件下，可以存放十几年。但是这类肉干非常硬，口感差。



与肉干比，罐头可以保持更好的口感。只要没有漏气，大多数罐头的保质期是可以远远超过三年的。所以保质期三年的罐头，即使过了保质期，你打开看看，若是味道没变，可以照吃不误。



罐头里面的午餐肉，是高蛋白高热量的品种。如果储存空间有限，多囤积一些午餐肉。平常我们选食品总是选低热量的「健康食品」，但是在非常时期，高热量食品才适合养活人。



除了肉干和干粮，还有干燥的果蔬。现代的烘干技术，可以用射频真空烘干炉进行脱水，可以在温度不太高、保持更多原有味道和营养的前提下，得到含水率极低的蔬果干。这些蔬果干，在密闭干燥脱氧的包装下，保质期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



番薯、芋头、山药、土豆这些高淀粉的食物，煮熟后再经过真空射频干燥，都可以作为速食主食。



食盐、酒精含量50%以上的高度酒、纯净水，都是可以无限期保存的东西，无需担心变质。





4、粮食种子的长期保存



大米是常用食品。大米「以及其他大多数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粮食种子」的保存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三点：干燥，隔氧，隔光。



普通真空包装的干燥大米，可以存放三年以上毫无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在袋子里冲上氮气隔离氧气，并且外面用隔光的铝箔之类包装，避免光和氧气。



在家庭条件下，充氮气不方便，一般可以用脱氧剂代替。扔一包脱氧剂进去，消耗掉袋子里的氧气，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做好干燥、隔氧、隔光，大多数粮食种子都可以保存十年甚至更久。大豆、芝麻、稻谷可以保存几十年。未脱壳的莲子可能可以保存上千年。但是，保存时间过长的粮食味道会变差，只适合非常时期作为应急救命食品。



酿酒厂经常收购过期的陈米，做饭吃虽然味道差点，酿酒基本上还可以。





5、腌制品



腌制肉类，是古代常见的保存食品的方法。腌肉风干可以保存几年。虽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吃几十年前的咸肉干，但是味道和卫生状态都不合适。



尤其是以现在的卫生标准，尽量别吃长时间的腌肉。







腌肉里面也有美味极品，比如金华火腿，就是一款深受人民喜欢的食品，虽然它也是亚硝酸盐超高的不健康食品，但是味道好，可以长期保存。即使挂在农村厨房的炉灶边的墙上，沾满烟尘和各种脏兮兮的杂质，金华火腿也可以存放很多年，削掉发霉发黑的外皮，里面的肉是好的。有人吃过十五年的金华火腿，依然可以吃。



除了肉类，还有海鲜。许多海鲜都可以腌制。比如温州人喜欢的的鱼生、咸蟹、腌带鱼、鲨鱼鲞、黄鱼鲞、泥螺，都是腌制品的典范。



咸菜也是腌制品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某军区举办了一次咸菜比赛，有些部队竟然发明了二百多种咸菜。基本上任何蔬菜都可以腌制，即使是番薯藤、南瓜叶、蒲公英、车前草，都是可以做咸菜的。



除非你特别喜欢吃这些腌制品，否则不推荐。因为真的不健康，不如吃方便面、压缩饼干、干燥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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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食物长期保存一千年丨硬核生存指南
原创 南洋富商 南洋富商 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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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存一辈子的食物


普通人并不需要长时间保存食物。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非常在意食物能保持多久，甚至希望能永久保存，他们也会在家里存放大量长期保存的食品。不久前，Costco就推出了一种末日生存者套餐：一大堆可以保质三十年的罐头，够你吃很久。这种套餐并不便宜，一套要七八万块。大多数人就是当时一时冲动，充满激情地为未来做准备，实际上都没用到那些罐头，我猜想再过二十年，那些罐头可能还堆放在他家地下室或者某个避难所。




但是，保留这种食物是有价值的。如果在未来的三十年，有一天他忽然需要用到这些食物，即使一生只用到一次，这些食物就是他的救命之宝。

这种末日罐头，保质期少则三十年，多则五十年，国外很多prepper会或多或少储存一些以防不时之需。

军队会大量储备罐头。1944年广岛生产的一批罐头，在2018年被人发现，打开尝尝，居然没变质，味道还行。这证明以1944年的技术就可以确保罐头存放74年。以今日的高新技术，做出更好的罐头并不难。

除了罐头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食物可以保存很久呢？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你知道如何保存，很多食物都可以保存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2、肉类长期保存——冻肉


现在的技术，速冻保存是最合适的。快速冷冻，保存在零下18度以下，就可以使细菌长期失去活性。但是长期冷冻的电费成本相当高。

只要从未解冻，这样保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传闻中的冷冻了四十年的鸡爪不是传说，而是真的可以照样吃。但是口味会变，细菌和卫生也达不到要求，所以通常半年时间就要轮换备用肉。可以吃和味道合格，毕竟不是一回事。按照中国规定，这种备用肉，猪肉四个月轮换一次，牛羊肉八个月轮换一次，所以通常你是不容易吃到40年的僵尸肉的。

在极高冷冻速度下，某些动物可以保存生命，解冻后甚至还是活的。比如许多鱼类就可以冻硬后再苏醒复活。很多年以前，就有某些身患绝症的富人把自己的躯体冷冻起来，保存在极低温度下，指望等未来科技发达后复活。但是，以当今的科技水平，他们即使解冻，也只是一具没有变质的冻肉，而不会复活。这种冷冻技术是很厉害的，冻上几万年都不会变质。目前，提供冷冻尸体的公司承诺，他们保证五百年之内不会让尸体有任何损坏。




在大自然中也有冻肉长期保存的记录，尤其是在隔绝空气和阳光的冻土层，经常保留千百年前的动物尸体。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西伯利亚冻土层下的猛犸尸体。最年轻的猛犸肉，大概有四千年。有些有一万年。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的猛犸冻肉，是39000年前的。

二百年前，当地土著居民埃文基人(Evenki)偶尔会将猛犸象肉喂狗。猛犸肉脂肪形成的尸蜡气味令人作呕。肌肉纤维也会发生变化。食品化学家马特·哈廷斯（Matt Hartings）说，冰晶的形成会刺穿肉的肌肉纤维，解冻后却会变成一种粘性物质。

事实上，俄罗斯古生物学家“曾试图炸猛犸象肉，但最后它变成了一种臭气熏天的液体”。

所以，虽然猛犸肉可以给狗吃，人若是不到万不得已，大概不会去吃。

人应该吃的，是当代速冻技术制造的冷冻肉，那些保存复活尸体的，保存精子卵子的，都是这种技术。保存温度越低耗电越大，即使在极低温下可以保存几千年，也不是一种经济的手段。

我曾问驴友朋友，如果他在冰山，会不会吃那些野生动物冻硬的尸体。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想起那些殉难的登山者，他们的尸体经常冻在冰山，上百年不变，如同一座座路标。


3、腌制的干肉


在没有冷冻技术的古代，人们用腌制再烤干的办法保存肉类。这种办法，或许会让人想到古埃及的木乃伊。




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发现一批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3-1855）吃的肉。这批肉的生产日期是拿破仑时代的。这种肉极硬，需要用锯和斧头加工，一般的厨师刀根本切不了。1839年达尔普林船长在阿松森岛的仓库发现那些咸牛肉是1809年腌的。1870年海军水手发现他们吃的咸牛肉是1805年装进木桶里的。英国水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吃着纳尔逊时代（1805年以前）的咸肉干。

美军在一战时，也曾吃过南北战争年代的咸肉干。

这类古代的腌制干肉，味道都很差，气味都难闻，若非迫不得已，不会有人喜欢。也绝对达不到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人不会那么讲究，有吃就活，没吃就死，道理就是那么简单。

在中国，有一种美食叫金华火腿，以前浙江农村的人经常把它挂在墙上，可以保存十年以上。有人吃过十五年的金华火腿，味道尚可。金华火腿最好吃的是一年到二年之间的火腿。太久的火腿味道会变差。若是真空包装，则保存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金华火腿味道极好，保存方便，存放多年依然味道不错。你若不在意亚硝酸钠含量偏高，不妨多囤积一些作为应急食品。

类似的，很多鱼类加盐腌制，再晒干，就可以保存几年。有些海生动物，比如墨鱼、鱿鱼、贻贝、干贝、海参，晒干就可以保存很久。若是采用现代方法加热真空脱水，真空包装隔绝空气，保存时间可以长达十几年到几十年。


4、干燥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有各种不同的保存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利用干燥种子本身的生命力。比如说，干燥的稻谷，在室内堆放的保存时间就远超大米。大米暴露在空气里，一二年就会长虫发霉，时间再长变成碎屑，要隔绝氧气才适合长期保存。稻谷可以在粮仓里保存十年。多年保存的稻谷碾米，味道虽然不如新稻好，至少比陈米好得多。

用古代传统的陶罐保存方式，最适合长期储存的是黄豆和芝麻，芝麻可以保存60年，黄豆可以保存20年。



大多数豆类晒干后，装在罐里密封防虫，就可以储存多年。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都可以。如果不密封，很容易被虫子吃掉。黄豆是出类拔萃的豆，营养含量高，可以做成大量的美食，无论是豆浆豆腐脑，还是豆腐、豆腐干、豆腐皮、素鸡、腐竹，都是美味。黄豆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炒熟了吃。

炒熟的豆子只要干燥防虫，也可以保留很久，是非常好的即食食品。在燃料缺乏、停电的年代，可以只吃炒豆。另一种美味炒货是炒麦粒。

现代科技带来一些更好的储存方式。首先是真空包装。如果再加上脱氧、隔光，就更完善。

大米如果放在个铝箔真空袋包装，充入氮气，可以保留十年以上。普通人家里没有氮气罐，也不大会操作，那就用脱氧剂代替。脱氧剂可以把密封袋子里的氧气以化学反应的方式消耗掉，这样细菌和各种虫子都不易生存。

更好的干燥技术不是晒干、晾干、烘干，而是射频真空脱水。真空脱水技术在很多领域有应用，比如很多极硬的木头，可以放在真空罐里，加上短波射频电场加热，再抽真空，就可以迅速干燥。这种技术也适合各种粮食、蔬菜。

经过真空脱水的干蔬菜和粮食，密封条件下可以长期保存。若是加一点防腐剂，基本上是永久保存，几十年没问题。

有些碳水化合物，比如白糖，冰糖，蜂蜜，有极强的渗透压，可以把细菌杀死。只要里面水分含量低，基本上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尤其是白糖，存放一千年绝对没问题。

最好的纯天然种子食物，是莲子。埋在泥炭层保护的古代莲子，隔了一千多年依然可以发芽开花。如果你希望用古代的技术也把粮食能存放一千年，那就囤莲子。记住，要用外皮还没剥掉的莲子。


5、糯米砖，古人的生存智慧


大米做的年糕，若是烘干，存放几年不会变质。类似的还有粉干、粉丝、粉条。尤其是明矾含量高的传统粉丝，存放十几年可以照样吃。

在古代，中国江南人有一种特殊的囤积食物的方法，叫糯米砖。

糯米砖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糯米年糕。把糯米磨粉蒸熟，加入大量红糖，捣成年糕，里面还有明矾之类的防腐剂。一块块做成砖的形状，烘干，它就有了极高的硬度和强度，甚至比砖头和木头更结实。用这样一块块糯米砖砌墙，外面刷上石灰，看起来就和最普通的墙壁毫无区别。在石灰、明矾、红糖的共同作用下，糯米砖的存放时间是很久的。

遇到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把家里的某堵墙砸开，取出里面的砖，就可以吃。

这种保存方式非常隐蔽，无论是土匪来抢劫，或者穷人吃大户，都不会被发现。

在中国东北，清末明初有很多土匪，经常抢粮，东北人发明了一种保存食物的办法：把玉米糊一层层刷到墙上。干了以后，看起来就是一面墙，没有特殊之处。这样，即使家里的粮食都被土匪抢走了，还可以从墙上砸下玉米糊填饱肚子。

杭州临安有一种传统的加明矾的粉条，是把番薯粉做成很大的一块长方体，趁半硬的时候用一种特殊的刨子一条条削下来做成粉丝，再晒干。这种粉丝砖强度极大，足以砌墙或做各种用品。或许prepper可以去搞一些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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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什么是硬通货
大官人与十六哥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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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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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地很多街道都修复为民国风，有些小资也缅怀民国情调。

这让我想到民国年代的钞票大贬值。

那时候，我外公买了一个大衣柜，高度大约一米八。这个衣柜不是放衣服的，是存放现金的。

发工资的时候，若是拿不到大额钞票，就只能拿小额的。我外公是个技术工人，工资太重，一个人拿不动，就装在麻袋里，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回家，然后一捆捆放在衣柜里。

上街买菜，要带二个篮子，一个篮子装钞票，另一个篮子装菜。一篮子钞票花出去，一篮子菜拎回家。需要大笔钱的时候，大家懒得数钱，就用尺子量一下，看看钞票有多厚。

这就是我外公外婆民国时代的生活。

那时的工资，如雨后春笋，前几年工资还是一个月二十块，很快就是几百块，几千，几万，几十万。后来，很多人把太小的钞票贴在墙上，作为糊墙装饰，因为比买纸便宜。

这就是民国风。这样的乱世，别人跟你借钱，你敢借么？今天你借出去一千块给别人买房子，等他还钱的时候一千块只够买一斤猪肉。

2

当年民间有一种硬通货，是粮食。你今天跟我借五百块钱，收据上要写「今借到xxx谷300斤」，也就是把钱换算为粮食。不管你用什么钱还我，也按照当时的粮价计算。

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是非常合适的：产量有限，谁也没能耐一年把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十倍。它有使用价值。它是防伪的，你要伪造大米或小米，那只有上帝做得到。粮食容易分割，可以按斗或斤计量。

粮食在任何乱世，都是硬通货。如果粮食不是硬通货，说明这世道还不乱。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就是粮食不值钱。

当今以粮食作为硬通货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有很多交易群，开始是物物交易，后来就就出现了一种计价通货：方便面。

比如说，某个委内瑞拉人有一个旧手机要卖掉，拿到跳蚤市场群去卖，标价20包方便面。

方便面是比稻谷更容易使用的货币。它不需要拿秤去称，数一下数量就可以。

关于粮食，我想说几个故事。

故事一：河南某地，娶老婆聘礼是三十万人民币，加一套房子。以前缺粮的年代，聘礼曾经是几十斤大米；

故事二：建国初，华罗庚和苏步青抢夺数学所所长职位，苏步青主动放弃了，因为数学所所长的工资是一个月600斤小米，苏步青一家十来口，这工资太低，没法养家糊口；

故事三：1950年，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拿到国旗设计的巨额稿费五百万「相当于后来的五百元」，赶紧买了几百斤粮食藏在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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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内瑞拉，最不值钱的钱，是本国的钱。在网上曾经流行一张照片：

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垃圾堆里，大把大把的钞票扔那里，被风吹得乱飞。

国外的钱还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元。

如果你有美元，就是比方便面更好的货币：因为外国人对方便面不感兴趣，他们不缺粮食。但是大家都认美元。当年萨达姆侯赛因要求石油用欧元结算，美国就不开心。有美国在，美元总是比别的钞票更可靠。

一旦政府出问题，本国钞票上到数字就可能位数大增，从二位数到十几位的例子，就是津巴布韦。这时候，就需要大家更认可的硬通货当货币。

金银虽然不再是主流货币，但是金银依然是不错的东西。乱世年代，黄金永远比纸币有用。

4

在乱世，哪些东西最适合当硬通货？

首先是能救命的。人命最值钱，无论你有多少钱，命没了，钱就是人家的。

乱世之中，粮食永远是最要紧的硬通货。身无分文，有吃有喝能活几十年。没了食物，即使腰缠万贯，一个月就会饿死。

无论是方便面，火腿肠，大米，还是罐头。但是，要考虑到粮食的储存期限。大米只能储存二年，晒干的稻谷可以储存五到十年，大豆可以储存二十年，芝麻可以储存六十年。

很重要的一种代替粮食的物资，是糖。如果你买冰糖或白砂糖，可以储存一千年不变质。白糖还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很多食物加大量白糖，就可以保存很久。

除了粮食和糖，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药。所有的药里，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记住：在乱世，无论是虫草，灵芝，石斛，黑枸杞，人参，都是没用的。那时候，即使是兽医用的那些药，养殖场给鸡鸭猪牛吃的那些抗生素，都可以拿来救命。也不要担心过期，有些过期很久的药，也可以救命。

即使你只有几百块一公斤的兽用四环素，也比没有抗生素好。

另一种好东西是净水材料。最方便的是沉淀用的明矾，消毒的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

明矾现在很少有人用。很脏的普通水塘里的水，稍微加一点点明矾，可以把大量的悬浮颗粒结块沉淀下来，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寄生虫卵，就会成为沉淀物。

然后一缸水加一克二氧化氯或次氯酸钠消毒，杀菌杀病毒，这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乱世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越危险到达干净水源之处。在打水的地方，或许正有持枪的匪徒霸占。逃生的路上，可能几天也遇不到干净的水，甚至只能得到路边水坑里的积水。

没有食物可以活一个月，没有水只能活六天。净化水的设备和药品，绝对是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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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硬通货是武器。没有武器，乱世就难以保命。武器弹药，总是乱世的硬通货。

张作霖先生当年成为中国首富，跟他擅长经营有关。据说他割据东北时，经常自己把大量枪弹武器通过黑市卖出去，又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到民间强制没收武器，过段时间又偷偷卖出去。一边卖，一边没收，这钱就源源不断地挣。毕竟他是土匪出身，知道武器的价值。

除了武器，还有一种东西是燃料。燃料是消耗品，乱世时代，无论砍树还是割草，都不足以维持使用。在乱世，你能储存石油，石蜡，甚至煤，都会很值钱。尤其是汽油和柴油，可以直接发电，这在乱世极其重要。

6

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东西，是工具。

在乱世，你不能指望工厂开工源源不断生产各种物品。你得准备什么都要DIY的日子。这时候，你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工具，你得准备足够的电源——充电电池，太阳能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柴油。

如果你是一个极限生存爱好者，一定熟悉贝爷的系列剧本。贝爷仅仅用一把小小的生存刀，就可以在各种环境下求生。

但是，那仅仅是电视节目。贝爷没有告诉你的是：他后面有一个救援团队，他出门前打疫苗，吃抗生素，他遇到危险有直升飞机救他。你若真信贝爷，想学他的样子靠一把刀独自荒野求生，那是太赌命了。

普通人若想钻木取火，三天也点不着一张纸。但是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只需要一秒钟。拥有大量的打火机在乱世就是富人。

普通人若想徒手抓鱼，可能一天也抓不到一条。若是有一张普通的小渔网，一天可以收获上百斤。那时候，一张渔网的价值，远超几十万的瑞士名表。而那些名表的使用价值，只相当于二十块的电子表。

在现实中，你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你要在乱世来临之前就熟悉这些工具的用法，经常玩玩DIY，学习有用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给你一个富士康工厂也没用。

手电筒、打火机、对讲机，也是重要工具。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玩过对讲机，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乱世年代，你难道还指望可以用安卓手机上互联网？你要回到古代的日子。

有了对讲机，几十公里范围的信息传递只需要几秒钟。短短时间就能通知你的同伴。人群就不再是原子，而是组织。

这些工具，在乱世非常值钱。

7

在乱世，你会发现劳斯莱斯的作用还不如五北京吉普，林肯加长还不如拖拉机好用，LV包包远不如驴友的登山包，爱马仕皮带不如一根电工用的插工具的腰带，一个工具箱的工具的价值远超宋代官窑瓷器，卡地亚手镯的价值不如一卷铁丝，深海鲍鱼不如最便宜的火腿肠。

在乱世，有用的东西才能成为硬通货。你若能储存一些，到时候就可以交换各种用品。


这些东西总结一下：

粮食、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净水用品、武器、燃料、工具、黄金和美元。

还要补充一点：最最值钱的硬通货，是你的知识和技能。

你的医疗知识，可以救人性命，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在乱世生存。

你的各种劳动技能，在乱世都可以为大家服务，用你的服务换去各种物质。


你的知识和技能，别人抢不走， 路上不会丢，也不占地方，也不会变质过期。

不要等到乱世来临才学，那时候你根本没机会。你需要时刻有一颗生存狂的心，慢慢积累你的知识和技能，一步步优化你的乱世库存储备。

那时候，你和你的家人，会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

血氧计相当便宜，不少美国家庭尤其是本来就有慢性肺病的还是有它的，或者至少现在买个贵的也来得及 ($100以内在local药店还是能买得到的)。但是不少美国穷人家庭甚至连个$10称体重的秤都买不起，也就没有自己测血氧的能力。



3、不论如何造成的，今天新冠已经在全美广泛流传了，而且已知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也就基本上不可能扑灭了。



所以象流感一样，大部分人在接下来的有生之年，迟早都会得上一次新冠，而且得了一次也不保证过几年不再得一次。这是人类医疗水平决定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虽然现在貌似扑灭了，但一旦打开国门还是会要面对。所以，你我将来多半都会得上新冠，但如下所述，对此完全不必恐慌。



4、如果你将来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 (发烧干咳嗓子痛) ，可以就当作你得了新冠或流感。



居家休息，和家人严格隔离，电话告知医生，加上自我密切测量血氧 (每4小时测一次，保证 >95%)，就足够了。因为没有神药特效药，所以不必纠结于去测试。去测试并不能改变什么，顶多满足一下你自己的好奇心。即使测出来是阴性，如果你症状很象，那测试也可能是假阴性，你还是该隔离和密切监测。如果发烧，只吃 Tylenol (acetaminophen) ，按瓶子上所写计量吃。



如果吃了药烧退了，血氧也保持在95%以上，就不必看医生。







此外，我觉得治疗一般会有两个误区：



第一，狂喝水。



这个病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是要尽量少给水的，以避免肺积水 (pulmonary edema)，所以在家喝水喝到满足自己口渴的程度就够了，不要刻意多喝水，象国内那种动不动吊瓶水更是不可取的。喝水要保持盐分，所以chicken soup比白水更好。



第二，长时间一个姿势卧床。



这个病多睡觉多休息很有利康复，但是长期卧床可能出现血淤导致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在医院都是给注射化血淤的药避免这点，在家则可通过多运动来避免。建议至少每四个小时起床一次在家慢走个一刻钟建，而且卧床时也多动动腿，多变换变换姿势（时不时趴着睡也有疗效，即所谓proning）。



5、从长期来讲，新冠的确是象个大号的流感，它的总体致死率大概也就是流感的几倍。



绝大多数得了新冠的都是无症状或者轻症就自愈了，也没什么后遗症。我亲眼所见，即使需要住院的新冠病人大概四分之三都出院直接回家了。因为美国已知新冠是无法扑灭的，所以出院标准远比中国宽松，例如不发烧不需要吸氧48小时即可出院，不需要重复做核酸检测，医嘱在家继续隔离14天即可。



这不是因为没床位，事实上我院普通床位现在一点都不紧张，而是因为呆在医院里没必要了，毕竟医院没有家干净。







6、但是为什么近期内我们还是要严格停工隔离呢？



因为新冠它是全新的，而不是象流感一直都在。在美国，流感每年死几万人 (这点绝无高估，每个医院里的医生每年都实际感受得到)，但是新冠把这一年的病压缩到几个星期里发，造成单日发病数很高，医院爆棚。Flatten the curve的意思只是把单日发病数压下去，对这个flattened curve做积分的总发病人数还是不会少的。



但只要每天医院不爆，就能保证该给氧的给氧，该上呼吸机的上呼吸机，就能救回一些命。



7、新冠严重到要进ICU上呼吸机的是极少数，但如果上了呼吸机，不说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可能也最多只有一半了，这也是人类目前医疗水平决定的。



所谓抗细胞因子风暴的药我院也用，效果貌似很有限。病情严重到要上呼吸机一般都不是因为病毒本身，而是因为ARDS，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肺的过激反应。各种病毒和细菌，乃至一些非感染类的病，都可以导致ARDS。



如何避免ARDS一直是老大难问题，重点研究几十年了没有很多进展，不是近期可以解决的。就我这次亲眼所见，也只能说，会不会变成ARDS全都是靠命。虽然统计上来说有基础病的更容易得ARDS，但确实有年轻没有基础病的病人也得ARDS然后去世了，而有些高龄病人有很多很重的基础病，比如肾衰长期靠透析，心衰，肺阻滞，因为他们的基础病严重了要住院，然后医院几乎给每个病人都查新冠也查出来他们得了，但他们只是轻症，过几天也就出院了。



8、因为新冠在美国已不可能扑灭，而且致死率低，我认为只要疫情控制到平时流感的程度，也就是正常运转的医院能有床位接纳需要住院的新冠病人，就可以复工了。



象中国那样一直停工直到几乎没有新冠病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比如像华盛顿州目前的情况，貌似就可以在保持social distance的前提下在一两周内逐步复工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作为呼吸道病毒的一种，在半年之后秋冬季时还会来犯。所以这半年里可以开始谋划如何应对第二波了。我建议等到这波疫情过去，夏天东西不那么贵的时候，屯好：血氧计（每个人都学会如何自己使用），体温计，Tylenol，鸡汤 (罐装可长期保存的)。如果工作需要经常旅行或者去人群密集处的话，根据风险程度屯好普通口罩，N95，护目镜不等。能复工的时候多挣点钱存着，做好再次居家隔离的准备。



9、美国12天已经更新了6代新冠肺炎检测试剂，从当初的检测时间：2天-1天—6小时—35小时—1.5小时—5分钟，准确率均大95%。



现在不用纠结于谁的作业该抄，也不用纠结于哪国的感染人数最多，不在一个平台上比较，这些数字都毫无意义。



这场疫情已经导致了世界各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大比拼，相信最后战胜这场疫情的一定是新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

凛冬时代生存守则
原创 天风盗 天风盗 今天




凛冬已至。如何度过这数十年一遇的大漂移时代？为此，本文结合本人此前所发文章，以及相关分析，就当前趋势进行全面梳理，从资本运行、风险应对、资产配置和避险求存等角度，提出相对完整周期的逻辑与看法。



我希望，在季节转换之际，这些原则看法，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点点有益的参考和启发作用，得以稍微从容一些渡过这个时代。本文篇幅较长，共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篇：周期性质与判断

第二篇：临博周期

第三篇：破局周期

第四篇：SHTF状态



以下正文，直入主题。



第一篇：周期性质与判断



（1）周期划分



要知道事态往何处走，首先要清楚它从哪里来。从资本的角度，自白头鹰的里根和大英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15年，约三十年时间，属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全球化演绎周期。



2015年之后是逆经济全球化周期，标志性事件主要是三件，一是大英退欧，二是欧债危机，三是老特上位。



这里面还可以细分，譬如，逆全球化力量出现，事件的发轫点有两个，一是2008年华尔街次信贷危机，二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这个角度，2008年到2015年之间这7年，为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周期的重叠点，但主要还是经济全球化所占比重份额要大。2015年之后，逆全球化力量开始超过全球化力量。



之所以把这个分期点选在2015年，而不是大英公投退欧和老特上位的2016年，主要是从资本的角度划出分期。2015年秋，“李超人跑了”，即为春江水暖鸭先知。



要点在于，在超人之前，对于资本和资产安全性的考虑，主要是一个市场风险问题；而在超人之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正在愈来愈多的延入郑智的、政策的以及外部冲击所传导而来的各种不确定风险，包括诸多尚难以量化判断的、且极可能将交替起舞的灰犀牛，和黑天鹅。



那么，从2015年9月到2019年8月，这四年时间属于什么阶段呢？这要从性质上进行确定。所谓的逆全球化周期，在我看来，就是破局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和既有多边框架经贸模式。2008到2015，为逆全球化力量崛起周期；2015到2019，即为逆全球化转守为攻阶段。



2019年8月，我称之为临界点博弈周期（以下简称为临博周期）的开始。



在这个大周期里，逆全球化力量从2008到2015的崛起周期里，所用时间为7年；2015到2019转守为攻周期，为4年；而如今的临博周期，我认为完成的时间一定会少于4年。



因此，概要而言，2008→2015，为逆全球化力量崛起周期；2015→2019，为逆化转守为攻周期；从2019年开始，为临博周期。本周期时长大概率低于4年，即不超过2023年。



也就是说，“2008→2020（或2023之前）”所含三个周期博弈，为克劳塞威茨所言的“破坏行动”，之后，最早于今年2020或最迟于2023将步入“决战周期”，也称之为破局周期。



（2）资本、资产和资源关系和价值



凛冬时代，必须清晰认识到资本（货币）、资产和资源的三者关系和价值，即：资源>资产>资本（货币）。尤其对于第三秩序而言，这是关乎对诸事态运行作出判断的基本前提。



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相比美联储的缩表操作，还有更决定美元信用的基础要素。而这些，正是老特一直都在干的事情。目前来看，主要是这三个，一是推动全球产业链转移和制造业回流，二是实施大规模市场减税，三是大打所谓的单边主义经贸牌。鲍威尔和老特，两人玩的这种游戏，并非属于同一量级的事情。只要这三点继续玩下去，既有的全球化经贸秩序就会被动摇，没有悬念。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无论美联储具体操作如何，这八个字都不会改变——美元回流，信用收缩。



在以上三条资本趋势线的冲刷之下，加上第三秩序整体需求不足和信用丧失，对于不远的未来，可以预见，无论是市场流通货币，还是银行储蓄货币，难以充分体现为市场的有效需求，而且随着这种货币逐渐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与交换功能，因而也谈不上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资本。甚至，随着信用的加大流失，也难以作为可投资的资源筹码。即是说，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源对接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作出“资源>资产>资本（货币）”判断的逻辑基础。本项判断，属于凛冬时代，将贯穿全文。



（3）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以上关于资源、资产和资本的关系与价值，从个人操作层面上，实质又可具体表述为——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这里的资源，指的是一种市场空间和秩序，关乎结构安全。从经济体的角度说，譬如，鹰举办毛衣展会，便是对于某种经贸秩序的抽离；又譬如，某主要经济体希望与韩日建成某种区域形式的经贸区，也是出于对秩序获得的渴求。其关键词是抱团与互助。至于能否获得，那是另一回事儿。



对于企业和个人，资源的关键词，依然是抱团与互助。正如本人天风盗在之前文章所说的那样，从大的轮廓来看，抱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郑智力量，二是社团形式，三是宗族血亲。这也是社会结构的三种层面，彼此之间经常含有一定重叠交汇的空间。



还需清楚的是，在失序的情形下，所谓的经济力量或集团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必须以某种形式，至少去依附以上三种力量之一。个人亦如是。



这里的资产，指的又是什么呢？还是先从经济体的角度来举例，譬如，当某经济体难以获得对接和融入白头鹰市场空间时，寄望于降低毛衣展会的规模与烈度，保持一定获取美元的渠道；又譬如，考虑与东瀛央行计划重启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至少得以通过与日元关系的方式，维持一定的货币信用和国际市场空间。



这里说的就是资产。通过美元与日元，依靠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硬通货般的交换和交易功能，至少可以部分确保能源、粮食、矿产等商品资产的获得。



这里所说的资本，主要就是指货币。对于某种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基本失去以上关于资源和资产的获取功能后，将主要迎来两种结果，一是高强度降水的雨季，二是票据时代。我以为，前者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



对此，本人此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结合本文语境，不妨从资本、资产和资源的角度，再来看看这句话。



所谓“好好工作”，要旨在于，首先无论多少，保持一份收入来源渠道；其次，通过融入工作运行，保持一种人和事、人与信息以及人与人的秩序获得。这样的收入渠道和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资源。



所谓“善待家人”，“家人”是指除血亲宗族之外，还包括信得过的知根知底的朋友，要旨在于，沟通与信任成本能够尽量降低，并更有效地达到以上所提到的“抱团与互助”效果，获得源于团体的力量与支撑。这，主要也属于资源的范畴。



以上，在失序或趋向失序的形态下，由于这样拥有对资源和秩序的获得能力和渠道，当然有助于维持自身的存活率与安全性，无需多说。



所谓的“锻炼身体”，很简单，要旨在于，就是将自身视为一种“资产”，前置性做到身心强健，除了尽可能降低可能由于疾病等引发的医疗成本支出外，劈柴、搬砖、种田、修车、打架、缝纫等体力活都能去干，这样增加自身“被利用”或“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也有助于提高自身在可能的失业潮和失序环境下的存活率。



所谓“关注粮食”，对于瓜众来说，如果你的资产不是以美元或日元来计价，那么，面对更大可能来临的高强度降水雨季后，你所拥有的货币形式，价值自然难以比得上资产形式的实物，譬如油气，譬如粮食。



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还会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篇：临博周期



所谓的临界点状态，扼要而言，就是指当前断层线之间的博弈，不但纵向加深，横向加宽，时间加快，而且不再存在单纯的解决方案。不再有单纯的毛衣，不再有单纯的货币，也不再有单纯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博弈的任何一方，在单一领域上的示弱或取胜，都不足以消弭冲突的趋势。



（4）资产配置三原则



第一原则：安全与风控，必须获得一票否决权。



毋庸置疑，在接下来的未来若干年里，无论资产还是人身，安全性都是考虑问题的第一要义。



体现在个人资产配置与管理上，即为“安全-保值-避险”，在未雨绸缪的基础上，才是投资获利等其他诉求。对于任何自认为输不起的游戏，均必须一票否决。



如果，有人自认为是市场交投高手，愿赌服输的，获取财富的概率，当然不能排除。其实，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滑，市场永远都蕴含机会。如果，你是胡雪岩，哪怕在战乱的形态下，也有办法去为自己挖来一桶桶金银。但又有几个普通人具有如此能耐，或者幸运？所以这些，不在本文分析之列。



第二原则：水落石出，唯有真金白银和粮食。



这已经是一句大白话了。不妨记住，这种时候，凡事越简单，就会越有效。



首先，先说真金白银。



所谓真金，这里说的当然就是指黄金，包括金条和熊猫币，以及部分信用程度相对较好的金店金银首饰。



所谓白银，这里主要指的就是美元，而且是指现钞。如果可以选择，就尽量不要持有现汇，毕竟含有诸多不可控的不确定因素。具有同样信用等级的货币，主要是英镑和日元。



有必要说明一点，我这里列举的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有些小经济体国家货币信用等级其实也相当高，优于美元与日元，譬如瑞士法郎，便是成色十足的国际硬通货。但在凛冬时节，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又有几个人认得瑞士法郎的真实模样？为了减少未来交换与交易的沟通与流通成本，不建议普通人持有瑞郎，或是瑞典克朗这样的小经济体货币。说实话，这只能是高净值阶层或高能量群体才会采取资产配置的货币品种之一。



比美镑日稍低一个等级的，我认为是加元、澳元与欧元，其中，我认为，持有欧元的风险系数为以上六种货币中的最大者。



另外，港元的信用等级其实一直都不错，然而趋势在于，时间愈往后，其信用成色与成分，就愈往人民币靠拢。所以，如果你的主要诉求，不是以通过持有港元的方式试图去操作财富出境或转移的目的，那么与其选择港元，不如宁愿多些麻烦，直接考虑美元。



以上，一言以蔽之，配置部分真金白银的核心诉求是，黄金以避险，美元以保值，而非投资获利。所以，在持有过程中，面对市场必然会出现的那些价格波动，无需耿耿于怀。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其次，再说粮食。



当凛冬时代来临，粮食与真金白银具有同等层级的价值地位，在某些特定形态下，其重要性甚至会超越真金白银。



第三原则：遵从三项资产选择标准。



这三项标准分别为，标准一，不懂的就别做。标准二，高流通性。标准三，市场标准化。



先说标准一，不懂的就别做。



顾名思义，你若不懂字画，就不要买字画，你若不懂资本市场，就别玩股票。很简单，毕竟凛冬时节，真没有多少空间让你来玩虚的花的。任何输不起的，都请别玩。



标准二，高流通性。



主要是指该资产品类市场份额大，认可度高，易于交易流通。在可选情况下，要侧重选择这样的品类。举个例子，你略有余钱，有意配置一些名家字画。假如有两个同等名气与市场价位的名家作品，但不同的是，一个存世作品只有十幅，另一个则有一万幅，这时你会怎么选？



是选择物以稀为贵吗？我的答案是，不。



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作品存世量更多的那位名家作品。存世量多，流通量大，说明经过相对充分市场化检验，不但价格稳定，识别度高，而且鉴别真伪也相对容易，因而在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也更容易找到下家。



当然，在字画市场上，任何落款为名家的作品，赝品一般都要比真品多。



再举一个例子。若你有意购置一辆中档价位的家庭乘用车，选择标准也是如此。正如前面卢沟晓月提到在白酒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大厂正规渠道，购置汽车也是一样，应优先考虑大品牌知名厂家，除非你有特别偏好或特殊需求，那自然另当别论。



譬如，中档价位汽车里，丰田凯美瑞（含2.0，2.4，2.5在内），性能品质不必多说，早已经过充分的市场化检验，而且流通量大，认可度高，重要的是价格相对稳定，就算开了几年之后，只要不出大的状况，作为二手车出让，价位在10万左右，都不难转手。价位稍高一些的皇冠也一样。



标准三，市场标准化。



简而言之，就是指该资产品类可以进行具体量化计价。譬如前面提到的黄金，就是如此。钻石也一样，鉴别和定价标准全球统一，1盎司黄金或1克拉钻石，无论是在法兰克福，还是在新德里，其市场价格都差不了太多。



但如果你有意持有的是翡翠这样的资产品类，就完全不是这样。翡翠，无论是在种、水、色上，并没有统一的并可具体量化的执行标准。玉石市场里常见的一句销售口头禅是，因你是有缘人，所以卖给你有缘价。什么叫做有缘人？什么叫做有缘价？根本就没有标准。



还有一个市场规律应当要清楚。在盛世时代，消费扩张，标准化的黄金，不会太起眼；非标准化的翡翠，其价格则会呈现泡沫化走向，甚至一飞冲天。而在动荡时期，需求萎缩，标准化的黄金，其避险与救命的作用反而会凸显出来，价格也一样；非标准化的翡翠呢？其价格哪怕打到一折，甚至都会无人问津。



其他原产地玉石、普洱茶、观赏石等资产品类，和翡翠差不多，也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不像黄金和钻石，硬通货就是硬通货，完全不跟你玩虚的。



以上所述，即是本人天风盗认为的凛冬时代资产配置三原则。这三项原则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具有明确的层级差别，优先次序为：第一原则高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高于第三原则。具体资产配置的品类、数量和占比份额等，则必须要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条件进行选取。



（5）关注粮食



何谓粮食？在这里也是一种泛指，主要包括两种层级物资，一类是大米、小麦、高粱、大豆、玉米，以及包括猪牛羊、鸡鸭鱼、蛋类蔬菜水果等日常民生食品。另一类指的是前者的衍生品或制成品，譬如酒类、罐头、饼干、香肠火腿肠，乃至于盐油酱醋茶，以及香烟巧克力等。



在本文语境里，常备西医药品和中医药材等，与粮食具有同样的资产配置意义。



诸位明鉴，当前的整体趋势，体现在粮食市场上，就是价格上涨。基于此，对于普通人而言，从资产保值的角度出发，前置性储备一定的粮食量，当然值得考虑。



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提前预见凛冬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两年，抑或是十年。同时，许多粮食品种，譬如真空包装的大米，常备药品，其保质期却是确定的。罐头与压缩干粮保质期较长，但使用率又不高，在未来特定环境下，作为物物交换，也不是较好品种。



较好的储存品种，我认为是50度以上高度粮食白酒。在一个失序的或趋向失序的艰难环境下，高度粮食白酒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其一，普通人日常生活需求会紧缩，但对高度白酒的需求几乎不会减少，甚至还会上升；二，相比其他日常生活用品，高度粮食白酒保值性能较好；三，物物交换中，高度粮食白酒是极受欢迎品种，不但易于保存和携带，还会较容易换取粮食、能源、医药、工具等物品；四，高度酒除了饮用外，还具有消毒镇痛，以及作为燃料等功能。



在白酒选择与储藏方面，有一位名为“卢沟晓月”的朋友曾有给过我相关指导。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常具有价值，所以就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以下看法会提到一些酒类品牌名称，是为了更好进行客观陈述，不代表对具体酒类品牌的选择，也不代表其品质的好与不好，更不代表那些没有提到的酒类品牌好或者不好。



具体为以下五点，供各位参考：



首先，要避免假酒，应对途径是购买于大厂正规渠道；但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很多大厂生产的高度白酒也是以粮食酒精加各种添加剂调味出来的，不是纯粮固态发酵，时间久了会分离影响质量。



其次，白酒只能存高度纯粮酒，时间久了会更好。真正纯粮固态发酵的白酒就那几个知名的，都非常昂贵，而且排名第一的还买不到。实在不行，大厂正规渠道的高度白酒也只能凑合了。



其三，1、普五等五粮液的高端酒瓶盖设计可能导致跑酒；2、青花郎、珍品剑南春应该也是瓶盖设计问题，盖顶里面都有两个孔；3、都说存“坤沙”酱香酒比较好，飞天茅台酒瓶盖设计简陋，买来还要自己再隔着胶帽顺时针再稍微旋紧点，然后瓶身用保鲜膜缠好才能长期保持不跑酒。茅台王子等系列酒比较好：一般如果瓶子上写了是“大曲酱香型白酒工艺”的都是坤沙酒，而且密封好、不需要二次包扎，如：有点文化价值的：茅台王子鸡年生肖、狗年生肖；中端纯饮用价值的：酱门经典、2018年6月前出厂的赖茅传承（之后就降级了）、金王子，稍低端的：普王子、迎宾中国红。



其四，外国的酒基本都是40度的，难以长期保存，纯粹是商品让消费者无法享有陈瓶价值；中国的酒大部分虽然高度，但是新工艺的勾调酒，没有长期保存价值，纯粮固态发酵的酒就特别贵，而且瓶盖还跑酒让你存不了；当然如果是存了为了以后交换用的，存点52度以上的二锅头都可以。



其五，未来烟酒税仍有可能增加。



在此意义上，以粮食酿造的高度白酒，这样的资产，至少跑得过人民币，当然值得拥有。



（6）境外求学、就业和移民选择层级



本内容是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我扼要谈一下个人看法，以为抛砖引玉。综合经贸形式、语言文化、法律体系、制度形态等参数来看，在求学、就业和移民等选择上，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选择层级，或四种选择模式：



第一层级：美英系。



涵盖范围：美利坚，大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湾和以色列。



第二层级：日韩。



涵盖范围：顾名思义，就是指东瀛与韩国。



第三层级：德系与法兰西。



涵盖范围：德意志，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兰西。



第四层级：欧系。



涵盖范围：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捷克等。



第五层级：其他。



涵盖范围：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希腊，北极熊等。



以上即是我个人对于选择层级圈层的划分，可能有人会感到有些疑惑，没关系，以下就是我关于进行这种划分的相关说明，共11点：



1，不同层级的划分，并不绝对说明上一层级所有国家都好于下一层级国家，譬如德意志的教育水平就高于上两个层级的许多国家。东瀛的教育、就业环境也不亚于上一层级的美英系。又譬如，第三层级的德系瑞士，为永久中立国家，整体上也不亚于前两层级，瑞郎的信用等级甚至要高于美元、日元和英镑。在许多方面，瑞士几乎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2，层级的划分除了文化制度经贸法律等相近或相融之外，主要是语言的区分。这里主要指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譬如在第一层级美英系中，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在大学教育中，主要授课语言除了希伯来语之外，就是英语。同时，整个以色列，大多数人都会讲英语，是通用的语言。台湾类似这种情况，但英语通用率要低于以色列。香港和新加坡，英语通用的程度则更高一些。



可以说，第一层级，基本就是英语可通用的鹰秩序，是最为自/（由）与开放的体系，圈层的流通与发展空间最大，同时也会让人拥有相对较多的前景和机会选择空间。



3，日韩列为第二层级，之所以高于法德，主要着眼于地缘、文化、传统、民族等较为相近，与境内联系和呼应较为便捷。有一点很重要，一百年多前，即使在甲午海战之后，清末民初失序时期，老蒋、鲁迅、汪精卫、孙中山、秋瑾、陈独秀、李大钊、陈寅恪等一大批目标诉求各不相同的人到东瀛留学或活动，均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整体上看，东瀛并不排华。



4，第三层级的德系，是指除了德意志之外，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都是德语国家。我将法兰西放到这个层级，也是出于法语和经贸文化的圈层影响力。譬如，地中海沿岸国家，非洲大部，中东即东南亚部分国家，均与法兰西有着较深的渊源，以及较好的认同感，会让你具有潜在的较大的生存空间或发展前景。



法兰西黑绿比例成分较多，容易产生族群之间矛盾以及治安管理问题，这是弊；但同时也说明，法兰西社会宽容度较高，这是利。所谓选择，实质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5，关于第四层级欧系，主要是指在德系和法兰西之外，主要是其他新教和天主教为主体国家，但不包括以东正教为主体的欧洲国家在内，譬如希腊、罗马尼亚等。这个层级里，有不少人对北欧五国情有独钟，我也认为不错。



6，关于第五层级，主要是指相对稳定和传统对华友好的国家如泰国等，以及当前新兴力量体系国家，譬如越南，印度等。还有，还包括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与我国多有关联往来国家，譬如北极熊等。



7，以上所有层级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层级范围内，均为可选项。第五层级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巴西等，亦为可选项，其他诸如北极熊等，为谨慎可选项。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则介于两者之间。



8，我所列举的这些层级国家，均不含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但要说明，我不把马来西亚包括在内。毕竟华裔在马来西亚为第二大族群，人口占比超过20%，和泰国一样，华人在当地经济运行和文化合作往来等方面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除了伊斯兰教之外，马来西亚主要还有佛教和基督教，这一点与印尼有所不同。



9，以上五层级范围之外，如非必要，最好暂时不考虑。譬如波斯，如非具有明确出于语言、宗教、文化与经贸交流合作项目、重大投资项目以及具有家族渊源关系等诉求之外，普通人应暂时避开这个选项。



10，无论计划选择哪一个目标所在地，一定要对有关咨询进行充分的掌握与分析，譬如所在地的入学、就业和移民条件，法律体系，产业结构，商业环境，消费水平，以及所需的费用成本等，然后根据个人家庭条件和关键目标诉求，因人而异，作出各自适合的选择。



11，关于相关选择与决策问题，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多与孩子沟通，即使彼此还存有部分分歧，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还是要学会逐渐把最终选择权交给孩子。在我看来，任何专业和行业，都不会没有前途，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天赋能力，这是未来竞争的、长期的决定性因素。年轻人对信息与价值的掌握和鉴别能力，包括渠道来源、视野范围和标准设定，与其父辈，往往都有所不同。



请多一点相信年轻人，无需太多忧虑，也不必强求，儿孙自有儿孙福。还是慢慢放手吧，这里会产生源自信任的力量，也是作为父辈们走向真正成熟的必经之途。



在凛冬时代，如果一定要说投资，我以为，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让自己和家人平安与健康渡过这个时期，便是最好和最大的投资。



第三篇：破局周期



所谓破局周期，将出现于临博周期之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序状态的降临。所谓的标志性事件，有可能是任何偶发的或飞出黑天鹅的诸项事件。



（7）本周期下的资本逻辑



资本流动的性质是什么？扼要而言，即是某种金融资产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能力，换言之，就是金融的本质，即是交易融通。从运行形态上看，用五行的语境来表达，则是水性润下，往下走，有滋润万物并无处不在的意思。



不仅是资本，包括货币、金融和经济在内，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估值和融通。其运行的基本形态，遵循耗散结构规律，以耗散的形式向下分流，先从大的资源管径流向分支，再到消费终端。这个过程是循环可逆的，流向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形成阻塞物。在一些特定状态下，当某些阻塞物无法被有效排除，从货币与金融的角度上表述就是，有些大渠道和大资本被阻塞了，无法“润下”到终端市场，就会出现大资金的空转和虚耗，市场的核心功能就被破坏了，亦即为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呈现。



从逻辑上看，这个点就是资本临界点状态，打破这个形成阻塞的运行结构就叫做破局。



当前全球债务扩种模式及其规模，就是这样的阻塞点。无论从货币，还是从金融的角度，那些所谓的“池子”理论或模式，作为成规模化的资本固化（如楼市等）或债务形式，核心都在于缺乏融通渠道，逐渐丧失在市场上往返对流的循环功能。不同程度上，白头鹰，欧元经济区，第三秩序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随着这样的问题的不断累积，就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所蕴含的资本危机。因而所谓的破局周期，也就属于经济全球化危机的出清过程。



这个时候，资本的功用性就会发生变化。投资，经营，以及抄底等，这时都不再是新周期的主要博弈形式了。



在破局周期，对某些经济体而言，资本演绎逻辑将出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资本将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对接能力，原因包括货币信用丧失、流通渠道堵塞和市场秩序动荡等。二是，财散而冰聚，部分siquan势力就有可能会冲击公权体系。上文提及的何谓标志性事件问题，其实就涵盖于本逻辑之内。



对于鹰系而言，老特锋芒直指 “白左建制派＋华尔街跨国资本集团”，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即将启动的大基建计划等游戏，核心意图就是要通过此举给白头鹰回血。换言之，老特必须破局白左建制派体系，抽干华盛顿沼泽，才有可能夺回鹰优先政策下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的全面资源对接能力。



至于鹰本年度选战，驴党唯一的机会，只存在于鹰经济“突然”出现某种“失控式”的走向之中。千万别低估驴党可能出现的“疯狂”程度，毕竟处在临博周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此，老特并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资本。



所以，所谓的破局形式，用克劳塞威茨在《战争论》里的话来说，便是到了“决战行为”的演绎周期，或者用Bannon的话来说，也就是将开启“第四回合”。



（8）物资储备和配置要点



必须要说，未来之局并非必然一定走向失序之地，这里尚存有不确定性。



所谓失序，是一种非正常的极端状态，存续的时长是现在无法作出量化判断的。同时也要知道，如果出现某种失序，在诸多条块之内，也会有区域性的秩序形成、崛起并取代，但时长和形态，也不是现在就可以判定的。



所谓物资储备，即是面对某种可能出现不确定性的或最坏的情形，未雨绸缪，在资金、粮食、药物、工具以及部分日常耐用品和易耗品等方面，稍做一些前置性的准备，有其必要。



除了物资，还包括心理和认知上的准备，譬如，你要考虑到，如果你失业了，又该怎么办？别以为自己现在捧的是铁饭碗，不会有事儿，满清那么多铁帽子王，还摆明了说是世袭罔替呢，然而能善终的又有几个？所谓变局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包括你的铁饭碗所谓的“铁”。



配置的基本原则，首选当然是硬通货。配置的形式构成，主要为“美元+实物金条”模式。说白了，持有美元，主要是出于维持基本生活质量的考虑；选择黄金，则是前置性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进行准备，为家庭在不确定性状态下预留一条逃生通道。



具体配置的份额，则要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譬如有储蓄存款余额和无余额的家庭，或者可支配余额为100万元（或以上）和可支配余额低于10万的家庭，具体的配置份额或者是否选择配置，都会不一样。



理论上说，美元现钞和现汇，除了有无利息之外，在一般情形下，两者是一样的。但在当前趋势演绎之下，持有现汇的方式，随着管控力度的持续加大，有可能面临被强结的情形，不能被排除。因而从安全性考虑，现钞比现汇自然要好。



仍需知道的是，持有现钞并非就可以从此安枕无忧了，在未来某些情形下，要提前准备将部分美元储备转换为实物黄金的相关预案。



物资储备不是多多益善，过多反而会招来贼惦记，留下安全隐患。一般而言，能跑赢半数人即可。活下去，安全并保持健康，是第一位的。



除了上述所言，本周期里，应注意以下储备、配置等若干具体事项：



1，黄金、美元与白银



处在经济危机周期的当前，我继续看好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币的信用稳定性，对于黄金价格继续长趋看涨。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眼下全球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方向和利率走势，均明确指向——继续利好美元债券资产。因此，面对未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周期，从保值和避险角度，将一部分资产，转换为以包括黄金在内的硬通货币为计价的资产，是可考虑的配置形式。对于有渠道和选择空间的人，“美元+美债+黄金”对冲组合，是一种对冲未来金融危机、地缘郑智压力、疫情影响等风险的较佳资本配置模式。



这里的美元，也可换为日元、英镑等同一信用等级的货币形式；美债则主要是指10期及以上长期美债。



关于白银。我曾说过，这10年里，金强银弱的分化走势是一个特点。两者作为贵金属，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相比之下，黄金的贵金属属性更高，白银要差一些；同时，白银的商品属性则多一些，黄金少一些。这段时间的行情，白银更多跟随的是大宗商品走势。但作为一个较大风险周期，白银的贵金属属性还是会显现出来的，这是长趋。



2，黄金股和纸黄金



有人对黄金股更感兴趣，这没什么问题，但要知道的是，黄金股和现货黄金价格走向虽有同方向特点，但并非完全相关，一是黄金股会更敏感，二是你还要对具体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数据有一定掌握。此外，如果股市出现波动或洗盘风险，必然也会传导到黄金股。



银行里的纸黄金呢？我当然也不会认为一定会有什么问题。依然要知道的是，你买的究竟是什么。与原油宝不同的是，纸黄金不是投资实物金的标的，不存在交割提货上的问题；相同的是，本质上所买的都是银行本身的信用。



有人会担心，如果现在兑换部分黄绿作为资产配置，以求保值与避险，在未来某些形态下会不会被宣布持有该项资产为非法，或被强行收缴，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被排除。但大概率会给出一个过渡期，譬如在过渡期内以某种“价位”回收黄绿，不至于让你颗粒无收。同样是大概率的是，这种“价位”不会是所谓的“市场价。”



只是话说回来，在一片缺乏siyoucaichan保护fazhi基础的土地上，又有那一项资产必然是万无一失的呢？所以在危机周期进行资产配置时，必须要有一种权衡利弊的风控意识，并根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配置。



3，关于实物金具体形式



其一，金条，金币，以及金店所售的项链、手镯等首饰，均为可选之物，但金条的保值性能要优于金币和金店首饰。在经济凛冬周期内，如同字画市场的收藏功能必然会下降一样，含有较低加工成本的金条，其保值性能当然要超过具有较高加工成本的金币和首饰。



其二，对熊猫币情有独钟的朋友，一定需要注意的是，购买的时候，务必选择那些除了标注面值之外，还同时标示出具体重量和含金量的金币品种。当前的市场上，有些金币只有面值，而没有标示出具体含金量，从市场和流通的角度上看，这甚至不能被称之为“黄金”。



其三，黄金和白银，两者亦是可选之物，但黄金还是要优于白银。主要区别在于，白银在市场上的流通便利性不如黄金，而兑付成本一般又会高于黄金。



其三，境内和境外购买渠道，都可以。在可选的情况下，境外渠道如渔村等，整体信用程度要高一些。



4，硬通货配置之忧



有人存在这样一种对于未来的不安，即是担心系统会有一天宣布持有黄金美元等硬通货为非法。我的判断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这是小概率事件，强化管控为更可行政策方向。



其二，如果真的出现，则意味着四点：一是，所处时间节点不是回到1956，而是更接近1948。二是，大概率主要针对特定区域，难以全面实施。三是，若试图全面施行，那么执行成本、操作难度以及秩序控制度要求都很高，难以为继。四是，触发更多临界点事件出现。



5，关于美股等风险类资产



经济全球化所蕴含危机的出清，意味着美股仍将迎来大幅且无情的洗盘。诸位明鉴的是，1929年华尔街金融风暴，道指持续下跌时间为3年，幅度约为90%。再加上几年之后的二战，这就是危机出清。今年年初道指下跌30%的走势，不过是小菜一碟。如今的美股，当然是高风险类资产品类。



在不影响趋势方向的前提下，老特一直试图控制脱衣的节奏，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不想在选战关键时刻里看到天空飘起过于璀璨的烟火。这一役，对手又将在何时抛出胜负手呢？



6，渔民村落资本流向



本埠角色定位未决之际，资本以及人口呈现某种持续外流迹象。流向的主要目的地，除了临近的新加坡，还包括白头鹰，大英，加拿大，澳洲与东瀛等。我以为，无需过于纠结于这个问题上，毕竟这远非终局之势。而且，所流向之地，基本属于资本可自由进出的、流向可逆的系统，当定位问题消弭之后，仍可归来。



资本寻求某种安全港以避风浪，有所担忧，是常识之举。我个人对其前景判断，并不绝望。三个基本原因，一是，村落为系统国际资源和市场对接主要枢纽通道，仍不可或缺；二是，系统内各大佬财富停靠、兑现与xi/白之金融港，怎可随手放弃？三是，各条块利益博弈之风暴眼，谁又会轻言退场？



村落水很深，地当孔道，还有得玩儿，请别太短视了。



7，村落求学



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虑，面对当前事态，留学村落是否仍然可行？我的判断是，相比境内，这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可选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我认为村落最终走向失序之局，为小概率事件，整体环境仍优于境内。其二，基本为独立办学，整体教育依然处于高水准。其三，基本属西式教育体系，主要为英文授课，开放性与兼容性都不错，以及与英美等高校交流合作空间大，机会也多，有利于培育独立分析判断能力。其四，利于本埠内外就业选择，以及利于获得永居资格，未来整体选择空间较大。



8，关于购房



关于房产购置，我的基本看法依然是——若是确有自住需求，譬如免不掉的婚房、被要求的学区房等，那么该买还是得买，无需过多考虑价格的涨跌。



如果是出于投资性或保值性购房，我的看法是能免则免，能后延则后延。别忘了，从资本和经济的角度上看，当前老特推动制造业和资本回流，其实包含着一个金融上的诉求——让海外美元资本尽可能逃离园区资产价格泡沫。



如果你只拥有本币计价资本，担心跑不过房产，一定要进行投资性或保值性购房，那么可能的话，请首先选择一线城市，或者是苏宁杭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珠三角优于长三角，我个人认为前者的人文包容性和商业上的开放性，都要好一些。在所选城市中，别光顾着眼前价格而去选择偏远区域房产，地段和功能配套等仍是核心要素。



9，房地产税



基于临界点状态分析，我的基本判断是，全面施行房地产税仍是小概率事件。更可能的征收方式有两种，一是主要面对高净值群体（投资性购房诉求者应注意这一点）；二是仍采取局部区域试点方式，并预留下多种弹性操作空间。



财收问题的解决方式，当前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更大的概率是，采用财赤和货币发行等措施，以此为支撑维持系统整体运行的支付方式。



10，土地与粮价



不久前，多地试点区域下放农村用地审批权限，此事从整体上看，目前仍属试水温阶段。关键要看财收模式如何分配和走向。这是博弈的焦点。



从更远一些的周期来看，未来土地财政出现具有全局性的改变，是大概率方向，主要即是从楼市上涨模式切换到农村土地资本化模式。换言之，从财税角度看，即是要从高房价征收模式切换为高粮价征收模式。



这种判断的核心逻辑是两个，一是，楼市模式已不可长期持续。二是，若干年前，在整体低成本经济运行阶段，没有实现产业链升级。如今已失去进行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能够选择的，只能是进行产业转移。



应该知道的是，如此涉及面广的模式切换，过程中可能伴随着诸多难以预见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粮价模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当前主要操作方向是，一是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收储准备；二是在城市范围逐步推出房产税征收试点与试行；三是尝试以“城市房产税征收+部分粮价征收”模式逐步推广过渡。



这个阶段，至少从控盘者的角度，是不允许楼市失控，或出现价格持续大幅走低情形。



此外，有人担心，在当前疫情影响之下，其他经济体会不会进行粮食出口封锁？我的看法是，当前诸国所为，只是短期的进出口限制，不算是封锁，具有暂时性。若事态继续发展，美俄巴西阿根廷等几大粮食出口国政策走向可能会出现变化。



接下来会对粮价造成影响的还包括，随着美日德意志持续跟进撤资，转移产业链，导致第三秩序美元不足，粮食进口会遇到资金压力。最坏的情形是走向失序。



11，个人负债问题



有人认为贷款购房等个人负债没什么问题，尤其是处在未来放水与通胀周期，债务也会因此而被稀释，实质等同减少负债规模。



这种看法太想当然了。常识是，大通胀会带来高利率，也必然带来整个市场环境的高失业恶化之局。因此，具有以上大额负债消费想法的人，不妨先考虑这几个问题：



1，若出现大通胀，你是否可确保一定不会失业？2，若还有工作，工资上涨的滞后期有多长？能否跟上物价上涨速度？3，负债的利息浮动区间，你能接受多大的变动？4，大通胀首先意味基础民生物品大幅上涨，生活成本大幅升高，你如何面对持续增大的消费压力？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债务扩张式泡沫迟早有消散的一天，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论何种形式的负债，其实也一样。



因此，不要负债，或尽量减少负债。只要是还没有偿还与结清，勿论生死，债务迟早都会找到你头上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服毒处死之际，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底子，说他还欠着别人一只献祭的公鸡，请一定要帮他还上。这是苏格拉底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12，地域生存成本判断



在失序或部分失序情形下，如果一个人必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存，从安全的角度上看，如何评价风险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以为，以下六条评判标准可供参考：



其一，沿边地区优于内陆省份，因为存在可能的外部联系通道，无论是物质、人员还是信息等皆如此，如岭南、西南等；其二，功能性集中型城市优于普通城市，这里所言的功能性包括军政要害部门驻地、物流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中心等；其三，单一民族成分城市优于多民族混居城市；其四，产业综合化城市优于单一产业城市（指一般情形，某些战略物资生产型城市不一定）；其五，沿海沿江（可通航运）城市优于其他城市；其六，具有商业传统城市优于商业文化较弱城市。



因此综合来看，在主要区域上看，我个人以为，优先次序大致如下：



岭南闽优于江浙沪，江浙沪优于京津冀、湘楚皖以及川渝滇，川渝滇优于中原与华北，华北优于东北，东北优于西北。



第四篇：SHTF状态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本篇内容基于一种假设前提——SHTF状态——来展开分析。所谓的“SHTF”，即是英文“SHIT HIT THE FAN”的缩写，意思是大麻烦来了。



必须首先说明，本篇文字基于塞尔克的《SHTF城市生存报告》，内容主要记录1992年间波斯尼亚危机中与其家庭于长期SHTF状态下生存的第一手报告。



对于SHTF状态，塞尔克是这样描述：“我在一个5-6万人的城市里住了一整年并且活了下来，这一年里我们没有电、燃油或燃料，自来水，食物分配，任何其他的商品物资分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法律机构或政府同样没有。城市被包围了一年，在城里实际上就是SHTF状态。”



原文很长，回复中的各种问答也非常多。本人天风盗对相关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和归纳，但尽量保持塞尔克的原话。同时，就问答内容，我均作出了个人的具体点评，标注为“风评”。



（9）社会、货币与金融秩序



问1：秩序是如何失去控制的？



答1：我没有移民到其他国家，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就在SHTF前几天，电视上说一切都好。现在我觉得我还有本事早早发现可能要有麻烦，比如当你听到人们都在说不会有事的，那你就该注意，没准周围的一切都要垮了。我们没有准备的时间。关于抢劫食品店和加油站，这些发生的非常非常快，枪声一响，储备一耗光，抢劫就开始了。



的确有些部门企图保持秩序，但秩序在事发后第一周就瓦解了。而在一两个月后，警察也消失了，80%的医务人员逃回家去。我们有一些自卫小组。实际上，任何有枪的人都在为了他的居所和家庭而奋战。



风评1：失序，往往说来就来，让人瞬间猝不及防。SHTF状态是如此，其他轻度的或局部的失序，也是如此。譬如呈现在信用与金融体系上，委国、北极熊、阿根廷等国主权货币大幅贬值或者恶通出现，不会给大多数人预留足够的准备时间。再譬如，2015年A股市场突然出现连续大幅下挫，也往往超过大多数散户的意料。



问2：关于内战和宗教争斗，有什么说的吗？



答2：这不是一场天主教对msl的战争，这是一场内战。敌军迅速把城市环形包围起来。如果你问我这只军队之前在哪里，为什么我们 没看到他们开到，答案很简单：这支军队本来是我们自己这一方的，一觉醒来，发现他们变成敌方了，而且他们把所有离开的路都堵死了。这是真事。解释得简单点，进攻方与防守方之间，双方角色经常互换。我只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能活下来而战。



风评2：失序的状态下，人性暗黑的一面必然被加倍放大，好与坏之间的道德界限趋向无限模糊，并随时会交叉与重叠。让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安全并活下去，这是第一要义，其他的都不再重要。



问3：你们当地的货币还保值吗？能用钱买到东西吗？期间金银是否很有帮助？



答3：当地货币一钱不值。我有时可以用外币买到东西，（美元或德国马克），但即使是这种能买到的罕见例子中，兑换率也很离谱。比如一罐豆子需要 30-40美元（正常价格是0.5美元）。有些人有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黑市什么的，可以从中赚很多钱，但这很少见。多数交易还是物物交换。当地的货币体系崩溃的很快，几周内或个把月而已。关于金银，我当时用自己所有的金子买了弹药，但金银那时并不值钱。



黑市是存在的，比如，为了一罐牛肉玉米罐头，女人会随你摆布几小时（这听上去很令人悲哀，但这是事实）。我还记得，大部分这样的妇女都是绝望的母亲。蜡烛，火柴，抗生素，电池，弹药，当然还有食物，我们为了所有这些，像动物一般争斗。



风评3：SHTF状态下，尤其是处在一个封闭而缺少外向渠道的城市街区内，金银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是非SHTF状态，而是局部失序且仍有外部联系通道的空间里，金银的持有，依然非常重要。譬如，如果你毗邻港澳，或者所居住区域接近东南亚等境外国家，尤其是黄金，包括金条或熊猫币都可以，就会呈现出硬通货的本色，不但能够让你进行一些较大的交易行为，关键时刻甚至还可以用来保命和脱险。从避险与保值的角度，美元基本等同于黄金，但在流通与携带上比黄金具有优势。



若持有美元现钞，最好准备一些小额面值的，以方便日常使用与交换。可选情况下，境内尽量不要现汇。欧镑日等其他国际化货币也可以考虑。



问4：银行的情况如何？



答4：关于银行，贷款，信用卡，所有金融体系瘫痪大约1年，所以这些都没用。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欧洲法庭与银行打官司，因为银行不承认他们的存款。那段时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货币改变了，我是说基本的货币名称种类都变了，而且变了2-3次，通胀发生了，存折或贷款证明什么的可能也丢了。我记得有人利用那种情况发财，他们现在还是富人。



很多人事后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财产的主人，比如：我父亲有个很好的公寓，战后他打了4年官司证明这栋公寓是他的。发生这事的原因很多。



风评4：SHTF状态下，忘记银行里的存款吧，但若有条件，要记得保存好有关你拥有资金与资产权益的相关证据材料，未来会起到作用。部分秩序失控，但未到SHTF状态，大约就像委国或阿根廷那样货币贬值，或者每人每天取现被严格限制抑或可能形成挤兑无法取现等，如果判断未来可能有风险，根据个人具体收支情况，手头上应该持有部分现金，不一定全部存放银行。



还有必要的是，尽量不要负债，或尽可能消减自身负债。此前就有人放风，欠人钱财，倾家荡产也要你还。而且要注意，货币贬值或持续通胀情形下，你的收入未必会见涨，甚至会失去收入来源，但你的债务，无论是临博周期还是破局周期，都不会因此而削除。



（10）安全自保与敌我判断



问5：你是如何安全地行走的？



答5：事实上，整座城市和我们的街区都完蛋了，我住的街上（15-20个房子），我们组织了巡逻队（每晚5个武装男子）严防歹徒或敌人。我们在一条街上与人们进行物物交换，这条街距离我家大约8公里，街上有一些多少有点组织进行交换的人。但去那里非常危险，只有晚上才能去（白天这就是一条狙击手之路）。而且，你在那里被抢劫的概率比交换到东西的概率还高。所以我在那里只交换过2次。请相信，我是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才去那里的。



城里几乎没有车辆，因为大部分街道塞满了废墟，废弃车辆，损坏的房屋碎片，而且汽油非常宝贵。如果我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我几乎总是夜间行动，并且从不单独行动，但也不会很多人一起去（大概2-3人而已），出去时永远带着武器，迅速行动而安静。事实上，我总是隐蔽行进。



关于在城市里穿行：如我所说，永远在夜间行动，绝不单独行动，最好2-3人，行动要迅速。不要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特色，要和其他人看起来一样。如果别人面露绝望，贫穷，肮脏，你也要这样。绝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家有许多食物，弹药，干净衣服或其他东西。外表和行为要看上去和别人一样。但当有人攻击你或你的家庭时，你要让他明白，你是有充分准备的。



风评5：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接下来增加自我安全与防范意识，都是必然。非SHTF状态而可能局部失序情形下，出行交通工具选取上，如果你选用的是购置燃油汽车，就有必要提前考虑到，你究竟能承受得起多高的燃油价格，甚至如果是燃油紧缺呢？这并非是完全多余的问题。



问6：为什么夜里比白天安全？夜里当然比白天容易躲藏，但匪徒难道不是夜晚行动吗？另外，你具体去什么地方？原因？



答6：白天几乎无人出来，因为有狙击手。战线离我们很近，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夜里再干。交换东西，找木柴（我要强调在城里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找其他东西，查看某人的情况，打听消息（这非常重要，许多人就是在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去打听新闻时，被杀死的）。记住，当时没有新闻，没有电台广播，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只有流言满天。你可以呆在家里冻饿而死，甚至可以死于小伤口引起的感染，也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搜寻生存所需的东西，交换有用的东西。



风评6：在某种状态下，消息是不畅通，甚至是闭塞的，手机、电视和网络等，都有可能处于瘫痪状态，或者是严密受控。这个时候如果能及时获得外部不同的信息来源，会非常重要。因此，如果这个时候你拥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记住，不是中长波，一定要选取短波。同时要准备一些质量较好的配套电池。



问7：你如何强化你的住宅？当时你的住所有那些安全保卫？



答7：我家的防卫是很原始的，我们事前没有准备，只能用现有的东西防卫。窗户破损，屋顶受损，所有窗户都用东西挡住，沙袋，石块。每天夜里我都把院门用街上找来的瓦砾碎块堵上。我用一个旧的铝制梯子从围墙进出，回来时叫屋里的人把梯子递给我，让我爬进来。



很奇怪，大部分有安全系统的房子首先被摧毁了。当然，城市里会有些房子非常漂亮，有好看的墙，有狗，警报器，窗户上有护栏，报警器。你可以想想会发生什么：歹徒首先会攻击这些房子。有的房主会抵抗，有的不会，取决于你有多少人，多少枪。所以，房子有安全系统是好事，但必须低调。别再想什么报警器了。如果你住在城里，SHTF时，你需要外表简单但实际受到保护的房子，房子里要有很多火狗弹药。低调，不花哨，这非常重要。



风评7：很不幸的是，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的都是多层和高层公寓楼房，如果某种失序状态到来，断水断电断气等都会是常事。更严重的是，如果处在一个缺乏安全管理的鱼龙混杂小区，或者是城郊高层住宅小区，有可能面临安全问题。装置防冲撞钢制安全门是必须的，但这也只能应对短期的或偶发的乱局。



问8：当歹徒冲你或你的家庭来的时候，你是如何对付的？



答8：多数情况下，如果有人攻击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强大。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不知道我有些什么。我的确遇到过歹徒对我们的住所发生兴趣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我们有更强的火力，我们有砖墙。我们房子里在窗户上堆放各种东西，只留一个小的开口用于射击。永远有至少5个家庭成员随时准备战斗，还有一个藏在对面的街道上。



而且我们有街道卫兵，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组织好了，如果出现匪徒歹徒，这条街到处都会射出火力。城里交火很多，起初我没有足够的武器，只有一长一短（二战时期的）两支枪，大约100发子弹，后来我与别人交换来更多的弹药。记住，我用汽车电池换了两支长枪。



风评8：必须要考虑与多个邻居或者是所居住小区组成自己的安保小组，这些人必须要信得过，除了家人，最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关键点是抱团与互助。从大的轮廓来看，抱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郑智力量，二是社团形式，三是宗族血亲。这也是社会结构的三种层面，彼此之间经常含有一定重叠交汇的空间。



还需清楚的是，在失序的情形下，所谓的经济力量或集团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必须以某种形式，至少去依附以上三种力量之一。个人亦如是。



问9：你如何确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答9：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判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没有郊区和农场，郊区只有敌人的军队，我们是被敌军包围着的。街上有有组织的匪帮，10-15人一伙，有时甚至50人一伙，但同样也有许多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普通的父亲，爷爷，亲友，其中有些被抢劫甚至杀死。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绝对的非黑即白的好人或坏人，多数都是灰色的，准备做任何事，应付任何状况。



我只信任家庭成员和少数几个真正的朋友，其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当你的朋友必须在你和他的孩子之间杀死一个的时候，你认为他会干掉哪个？



风评9：这本质就是信任成本问题。非正常秩序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便会呈现得一览无遗，“我们”的定义就会随着局势恶化的趋势日益变小。譬如，一开始没那么糟糕的时候，来自同一个文化地域或者是操持同样口音的人之间，或者是朋友与同事之间，会更容易获得彼此的信任；当局势继续变糟后，哪怕是来自相同地域，持有相同乡音的人之间，都可能转向彼此防范。这时候信任感更会体现在彼此血缘远近上，尤其是直系亲属。



问10：你的后勤支援小组是哪些人？



答10：我的小组就是我的家庭，我的血亲（叔叔、祖母等亲属），在市镇街道上，我有些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家庭。我从不把陌生人带进小组。人数少的家庭单位，那不大有利。通常小家庭单位会团结起来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包括亲戚们（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单枪匹马想活下来，没门，不管你准备的多好，武器多么精良，也活不下来，你最终会被干掉。我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看到过很多次。家庭小组，或者最好的朋友结伙，小组成员各自做好了不同的准备，有各种知识技能，我相信这是最好的。



我赞成低调，不因任何理由引起他人注意是很重要的。但当歹徒来到的时候，你需要数量众多才能抵抗，人要多，枪要多，最好的伙伴就是你的家庭。我从没加入过大的团伙，那个时期大的团伙就是匪徒歹徒。这就是我那时的经验。对于一个大家庭或一圈好朋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更多的嘴等着吃饭，而是把他们看作更多的枪手和更强的力量。



风评10：必须强调塞尔克所提到的这个经验——“对于一个大家庭或一圈好朋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更多的嘴等着吃饭，而是把他们看作更多的枪手和更强的力量。”这个时候，哪怕是你年迈体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他们都有可能给予你非常宝贵的经验或建议。你要更关注依然是如何去凝聚更多的力量，以应付各种难以预测的不同事态。另外，真的千万不要试图单打独斗。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英雄，那么好吧，你可以天外飞仙了。



（11）储存物品类别与方式



问11：你是否事前做了准备？



答11：我们事前没有做准备，事发后只好就现有的条件应对情况。你可以想象，我们用自己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帮助生存。真到了SHTF的时候，也不必考虑过多，用常识思考就行了。多准备小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打火石。有一台发电机当然不错，但我觉得1000个美制BIC打火机更好。发电机是好，但在SHTF的情况下，恐怕会引来一整支军队。1000个BIC打火机不占多大地方，还便宜，你总是可以找到愿意交换的人。



风评11：令人遗憾或者黯然的是，任何大的变局来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好准备，只能随波逐流。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我相信，未来还会是如此。从心理认识的角度，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会是一个例外。愚蠢，是人类的本色之一。



问12：如果今天给你3个月时间做准备，你会怎么做？



答12：如果我有3个月的额外时间做准备，我要有足够6个月的食物、卫生用品、能源，等等。住所在安全方面要经过强化。我的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掌握了种植农作物的知识。我想我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的家庭活下来。当一切都在垮掉的时候，你要确保为了保护子女，你有做坏事的能力。你并不想当英雄，你只想与家庭一起活下来。



风评12：只作为一种对生存的认知思考，诸位如果拥有三个月时间准备，究竟要做些什么？我以为，对这个问题，至少值得花一分钟来想一想。就一分钟，可以么？



问13：我们应该储存哪些东西？



答13：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储存的越多越好，只要你的钱和储存空间允许。我想，只储存一样东西你是活不下去的，除非你想当强盗，那你只储存弹药就行了。武器方面，简单些比较好，我总是带着.45口径的Glock，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枪。除了弹药，食品，卫生用品，能源（比如电池），你还需要注重储存可供物物交换的小东西，比如小刀，打火机，打火石，等等。那时打火机和火柴是真正宝贵的东西，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柴火来保持长明火。对大部分人来说，那时的生活就是永远在搜索：找火种，找木柴，找食物，找弹药。



还要多备酒精，这玩意儿能保存很久。我的意思是储存威士忌一类的烈酒，具体是哪种并不重要，这是非常好的用于物物交换的东西。净水药片，任何品种的酒精棉一类擦拭用品，消毒用品，大量的肥皂，漂白粉，手套，口罩，各类一次性卫生用品，还要非常注意急救训练，学习如何处理小伤口，烧烫伤或枪伤。那时没有医院，即使你找到了医生，他也可能没有必需的药品或医疗仪器，或者你没法给他用以交换的报酬。还要学习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抗生素，储存大量抗生素。相信我，有了足够的医药知识和药品，那时你会成为富翁。



另外，你必须储备一些简单的卫生用品，比如大量的垃圾袋。请注意我说的是“大量”，垃圾袋有很多用途。你还需要橡皮膏或透明胶带那样的东西，很有用处。杯子，盘子，不管是纸的还是塑料的，你都需要很多。当时我们没有多少。我的意见是，卫生用品可能比食物还重要。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可能认识一些附近山上的可食用植物。



战争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通过房顶的4个大桶收集水，然后煮沸消毒。城里也有河流，污染太严重了。我觉得，根据你要生存多久，你必须准备好做一些比较丑恶的事情。



风评13：弹药这个问题还是先不考虑吧。一些可供防身的刀具如柴刀菜刀斧头等，还有一些可供击打的棍棒等，应有所考虑。酒类最好就是高度粮食酒，至少是50度以上。能源永远是大问题，如果真的失序，水电气供应都不会正常，甚至会长时间断供。你烧柴么，或者是储存煤球？用什么烧？不妨有所考虑。



饮用水来源和存放问题，也应提前有所考虑。譬如，你居住在某小区高层住宅里，楼下会每天用罐装车给你运送来生活用水么？或者每天运来，成本你消受得起么？这个环节未必个人可控。



问14：我应该留多大地方用于储备酒精？安全体系如何？



答14：要考虑两个方向。在绝望的时期，人们需要比平时更多的酒，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赌博。酒类是很好的可交换物品，我用酒精与别人交换时从未遇到过问题。但我也要说明，我认为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储藏占地比酒精少但同样可用于交换的物品，比如电池，抗生素。我从不在自己家进行交换，更不会大额交换。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家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风评14：存储物品，最好有两个以上地方，而且尽量做到不要让亲人之外的人知道你的储存物品和方式。狡兔三窟的玩法，不妨学一学了。



问15：你提到交换弹药等物品，你有多少弹药？你希望有多少？到哪里可以找到愿意交换给我武器的人？



答15：我有多少弹药？有很多，能搞到多少就要多少。如果你让我给建议：首先要准备的是武器和弹药，然后是其他东西。我是说任何东西，取决于你有多少钱，多大的储存空间。如果你忘了储备什么，没关系，总有人储备了你遗忘的东西，你可以交换。但你如果忘了储备火狗弹药，那你可能根本无法走到进行交换的地点。



开战后每个家庭都有武器。的确，警察采取行动收缴非法武器，但各有各的办法，许多人能把武器藏好。我有有执照的合法武器，政府部门有所谓“临时收集”法，也就是说，某种异常情况发生时，政府有权临时收缴合法持有的武器。我牢记这一点，我也像其他人那样做。



SHTF时，如果你有可交换的东西，弄到枪并不难，但非常重要的是，最初的日子里，恐慌和是最严重的，也许你根本没时间弄到枪。而面对骚（乱）和（暴）民，没有武器可是太糟糕了。具体到我的情况，我想有人需要汽车电池是为了用车上的收音机，而他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用来交换。



风评15：武器不是问题，前提是你必须拥有别人需要或缺乏的东西。



问16：那时盐宝贵吗？你如何得到酒精和其他物资的？何时进行？在哪里进行？



答16：宝贵，但不是特别宝贵，比如咖啡和香烟就比盐贵。我说过我有很多酒精，可以毫不困难的换来我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那时酒精的消耗量10倍于平时。更不用说还要用酒精擦洗和消毒了。谣言很重要。如果某人告诉你几个街区之外有个老人有些罐头食品，而他在寻找弹药或其他东西，你就去那里试试。我说过，那时人们都在不停的找这找那。同样，也会有人来到我的街区，带着他们的东西进行交换。夜里有所谓的“交换街”，就是体育中心的一大片废墟，你可以去那里交换东西，但那里不受任何人控制，很危险。



风评16：在某种情形下，黑市或“交换街”是获取信息来源的方式之一，而信息应当被视为具有某种“物品”交换功效的东西，包括某些实用技术也是。与咖啡和香烟具有同等价值的，是茶，在易于保存与携带方面，普洱茶不错。



（12）生存状态、技能以及其他



问17：需要何种技能？



答17：一定要学会修理，包括修鞋或“修理”人体，任何修理都行。我的邻居知道如何制造油灯所需要的油，他在那段期间从不会饿着，但他绝不告诉我怎么做。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学习掌握一些技能，因为SHTF状态下，人们需要那些掌握了修缮技能的人。我是一个注册护士，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知识就是我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平时把自己训练好，学习好，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会修理东西，这可能意味着财富。你的储备总有一天会消耗光的，但你的知识可以变为食物。



风评17：这里评判技能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现实生存必须；二是可以进行具体量化。除了塞尔克说的这些，还包括，诸如你能打架，或者一个人能扛三百斤土豆爬上十层楼之类。那些务虚的，或者是超出常识之外的理论见识等，不会被大众需要。真的别去想太多，对于普通人而言，简单的生存常识更为重要。不妨记住——越简单，越有效，在失序环境下尤其如此。



问18：木柴呢？看上去在你的城市周围有许多树林，你为什么要用门和家具做柴火呢？



答18：如果你看地图，波斯尼亚的确有很多树木丛林，但我住在一个靠近克罗地亚的城市，市内有一些树木，公园，果树，但城区大部分都是建筑物和住宅，相信我，当没有电力可供取暖和做饭时，所有城区树木都被飞快的用作木柴烧光了。然后，你就只能烧家具，门窗，木地板等。请相信我，这些东西烧得太快了。



风评18：煤炭，煤球，煤油，蜡烛等，可能会是日常消耗品，也都可以长期存放。



问19：和我们多说说做饭的情况，你不担心做饭的味道被其他人闻到，知道你们这里有吃的吗？



答19：当时的情况是：没电，没有自来水，下水道系统几个月前就完蛋了，尸体就在毁坏的房子里，污垢和垃圾到处都是，相信我，人们很难闻出什么味道。关于做饭，我用一些东西换来一个老式的烧木柴的炉子。我把它放在厨房，加上一个固定排风烟囱穿墙而出，我后来就靠它做饭和取暖。夏季我在后院做饭（后院有围墙，砖制的，很幸运）。



也许野外生存情况会不同。我们的饭，多数情况下就是面饼加当地的可食用植物（这些东西不需要用油烹饪，也不需要太多柴火）。当然我也吃任何能找到或交换到的食物。米饭那时也是很好的食物，也不需要太多柴火。



风评19：要考虑无法用电或生火的情形，因此压缩饼干、罐头、密封袋装香肠、火腿肠、方便面等，有条件的话不妨可以考虑。



问20：上厕所怎么办？抱歉问这种私人问题，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



答20：我们用铲子在靠近房屋的任何地方挖坑作为厕所。听着很脏，也的确很脏。我们用收集的雨水擦洗自己，有时去河里（多数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大部分时期都没有手纸。如果有，我会用来交换，而不是自己使用。厕所的问题确实一直很糟糕。



风评20：确实糟糕，如果想一想，要是住在20层楼，无水无电，下水系统全部堵塞，家里又有老人和小孩，那实在是太糟糕了。高处不胜寒。



问21：人们死后如何处理？哪里去火化？



答21：那个时期死去或被杀的人，不会有合适的葬礼。人们用每一块合适的空地，离家近的土地，安葬死者，有时甚至就葬在自家花园里。2-3个城市公园也变成了乱坟岗。我没注意到什么火化一类的事情，就我所知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风评21：几乎是不堪设想。死亡成本或者很高，或者极低，总之呈两极分化。高，是指安全成本付出；低，就是随手丢弃。生命无比高贵，又是如此卑贱。



问22：受伤的人如何治疗？



答22：那时人们大部分是枪伤，在没有专家或其他物品的情况下，如果伤者设法找到一个医生，他有大约30%的可能活下来。这不是电影，现实中大部分伤者都死去了。很多人甚至仅仅因为很小的伤口，造成感染，死去了。我的抗生素只够治疗3-4个病人，这些当然要为我的家庭留着。



那时候小病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比如在没有药且缺水（补水疗法，输液治疗）的情况下，拉肚子就可以在几天内夺去你的生命，尤其是孩子。许多皮肤霉菌性疾病，食物中毒，我们毫无办法。我们主要靠当地的草药治病，如果你受伤了，把拉齐亚酒倒在伤口上，然后努力寻找药品，特别是抗生素。你需要学习治疗处理许多情况，上网找找，完成训练，也许是EMT或急救训练。SHTF状态真的与平时不同，你需要懂得输液，何时使用某些药物或抗生素。给自己打破伤风疫苗，准备好对付毒蛇咬伤的东西，肾上腺素相关的东西（过敏反应，各种各样的），去虱子的东西（虱子引起的疾病可以致死，要学会如何去掉身上的虱子）。



你的储备里应该有复苏装备，比如氧气包，人工呼吸罩。学会使用这些东西并不难。我得说清楚，在正常生活状态下，你不能随便使用上面说的这些，除非你受过训练并有执照（急救执照，护士执照，医生。但在SHTF情况下，没人关心你有无执照，你只要学好怎么用，储备好，就行了。



我用我拥有的资源提供帮助，但我要求食物或其他东西作为交换。我对医疗问题未作准备，现在我知道这种准备是必须的。



风评22：塞尔克本就是医护人员，这里说得已经很详细了。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懂得一些简单的中医治疗，中草药识别与药用使用等，就太棒了。当然，如同其他技能一样，掌握某种医护知识，当然是你拥有的可供交换与利用的一种资源。



以上，即为SHTF城市生存手册，以及本人所作的具体点评。



假设是假设，认知是认知。没有人愿意看到失序或趋向失序情形的来临，但万一出现了呢？只是希望通过此文，让更多人埋下一份认识的种子，若未来万一出现某种失控情形，大家都能拥有一些基本的对应意识，不至于过于慌乱。



纵观全篇内容，其实也就是这一句话——好好工作，善待家人，锻炼身体，关注粮食。



活下去。



必须在此说明，本文关于资本（货币）、资产、资源等内容，只是个人看法，作为观点交流之用，仅供参考。在相关选择配置和交易操作上，本人没有也不会提出任何建议。



天风盗

2020年6月29日

【【【【【【【【【【【【
这期间已知的16万4,280个死亡案例中，从年龄段来看，65岁以上死亡病例占79.2%左右，而44岁以下年龄段死亡病例约占2.97%。

就像被广泛报导的那样的，新冠肺炎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具威胁。

从性别来看，男性8万8,716人，女性7万5,560。男性致死率比女性高。而且90%的死者是住在老年关怀院。

《紧急援助法案》，医院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可以从联邦政府的更多的补助。拿纽约来说，据说医院每申报一个新冠死亡病例，就可以得到1.2万美元的补助。《纽约时报》8月29号报导指出，根据7月份的美国对新冠肺炎筛检研究显示，有近九成的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并不足以传染给其他人。这是因为美国采用的C19 PCR检测过于敏感，无法用于评估传播，高达90%的检测呈阳性的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病毒。

CDC终于明白了，检测来检测去，原来绝大多数都属于体内病毒含量很低的携带者。于是修改了检测标准“除非是高风险族群，针对可能暴露在感染环境中却没有感染征状的民众都无须筛检。”



中美两国检测标的不一样，美国的统计方式，只要携带病毒就会被记录到确诊病例中，所以也就是说美国620万确诊案例中，实际上有近560万人是不具有传染性的。



【【【【【【【【【【【【【【【【停电应急包】物品清单+部分物品链接及购物/试用心得。之前本来只是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小伙伴们准备的小礼物，结果太多人来问各种链接，就一并回复一下。纯属个人购物记录分享，非广告。

1、收纳包，双层，好分类，隔断可自由调整，很轻。除了下述清单物品，还可以放其他你觉得重要的东西。38-48元/个，2件8折。http://t.cn/A6qC3pwe

2、打火机，订的BIC还沒到，就先超市买了一点。防风款，12个20元；

3、蜡烛x2，单颗可燃烧8小时（说明书上写的，6-7小时应该有），50颗59元，约1.2元/颗。两包9折http://t.cn/A6qCXtv8

4、邦迪创可贴x10片，自己搜着比价吧，正品就行；

5、小剪子，之前买4.8，刚去看变5元了http://t.cn/A6qC3pwg

6、酒精消毒棉片x6片，之前家里屯的，安可新牌；

7、电池，小米，5号x4节，7号x4节，可能是因为颜色好看才买的，价格也比劲霸什么的便宜。我自己还另外买了两板象蜡笔那样透明盒子装的http://t.cn/A6qC3pwk

8、手电筒，这个试用过了，还不错，三种灯光模式：照明、频闪、SOS，23.9元/个（我买的时候好像贵一点[允悲] http://t.cn/A6qC3pAP

9、充电宝，大部分人都有，可以不用再买。我自己很少用充电宝，选这个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轻巧，自带三线。还没试用过，对质量不负责任～99-112元（价格一直在变），两件9折http://t.cn/A6qC3pwD

10、暖宝宝x2片，京造，69.9元/箱，100片，应该够用一整个冬天……http://t.cn/A6qC3pw1

11、黑巧克力x2片，嗯，这个是袁老师建议的，可能怕停电时大家饿着吧。下了单，明天才到，就只能先上链接了http://t.cn/A6qC3pwF

12、现金零钱100元，我现在一年也用不到几次现金，身上也完全不带现金。但考虑到一旦手机没电，就傻了。所以可以备点现金，100的大家随意放多少，建议放点20、10、5元的小面额，因为对方可能也没有零钱找给你，这样可以以最小的找零损失完成交易。

这个包里还有些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入证件、卡、常用药、收音机、针线包等各种物品，转换成适用性更强的应急包，一拎即走、很方便。

坐飞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打火机和剪刀不能随身携带，剪刀可以托运，打火机不行。

谢谢大家的信任，很高兴跟你们分享。照顾好自己，有余力时可以顾及一下家人、朋友和小伙伴。[心]

应急物资清单（全网购）

1、可长期储存主食：三口之家 600斤／年

   抽真空包装大米、面粉、干面条、意大利面、军用压缩饼干、各类饼干、方便食品.



2、罐头类食品：三口之家600-800个／年

   牛肉、紅燒豬肉、魚、雞、午餐肉、糖水菠萝、脱干蔬菜



3、辅料：5公斤盐、20公斤糖、60升食用油、火锅底料5公斤、6公斤黄油（冰冻）、10公斤蜂蜜、5公斤果酱等高热量食物



4、大过滤量手压式净水器、戶外单人直飲水杯，50-100升塑膠水桶數个



5、应急燃料：20公斤固体酒精、小蜡烛200只、点火器、50只装防风打火机



6、医药品：消毒酒精10瓶（300毫升），酒精棉若干，口罩500只，双氯芬酸鈉片（止疼消炎）、硫酸羟氯喹40盒，阿奇霉素10盒，青霉素、紅霉素油膏、眼药水若干，黃莲素若干、感冒藥、创可帖若干、止血绷带、体溫計、血壓計、家用急救包等



7、其他物资：

   对讲机、手電筒、電池、全波段短波收音机、太陽能電池板4-6平米（充手机等）、長時LED应急灯2个、室内蚊帐床2套（防断电后蚊虫）、户外帐篷、雨衣、雨鞋等，户外应急背包等



8、个人防护物资（参考香港黑衣人）

   户外刀、工兵铲（斧）、防刺衣、防弹背心、防护头盔、运动面罩、伸缩棍、护膝、护肘等



9、大量衛生紙、衛生巾（棉）、肥皂40個、消洗液若干、半年以上寵物食品、其他個人用品（理发器等）

6个养肝方
1.肝火目赤：症见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咽喉红肿、暴发火眼、大便燥结、小便赤黄等，这时可服些黄连上清丸。



2.肝火失眠：症见夜卧不宁、容易惊醒、口渴多饮、大便干燥、胁肋时胀或小腹隐痛，可选用复方芦荟胶囊，连服2天即可。



3. 肝火耳鸣：肝火上攻耳窍导致耳鸣，常表现为耳如雷鸣声、轰轰作响、或如潮声，同时还伴有易怒、面赤、口苦、胁痛、耳窍胀塞等，可用龙胆泻肝丸。



4. 肝火眩晕：肝经之火而上炎的眩晕，表现为头晕头痛、面红赤、口苦目赤、小便短赤等，可用清肝泻火的龙胆泻肝丸。



5. 肝热自汗：因肝热迫汗而易出汗，动则尤甚，常兼口干、口苦等症，治用丹栀逍遥丸。

山药扁豆饭

粳米100 克，扁豆20 克，新鲜淮山药50克。加适量水，大火煮沸，然后小火焖熟即可。由于春季容易出现肝气过盛而影响脾胃，因此春季养肝还强调健脾益胃，这碗饭的精妙之处便在此了。
最近几天，白银市场备受关注，更有人已经喊出每盎司白银的合理价格（计算通胀之后）应该在1000美元（本人没能力评论这个数据）。
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进行了大放水、去年又加码放水，但本世纪以来美国GDP增长的十分缓慢，这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的速度很慢，但市场中货币的数量却在急剧膨胀，这意味着货币需要加速贬值（指的是购买力加速下降，非美元指数）。
可我们在生活中对美元贬值的感觉并不强烈，为什么？源于有人进行了掩盖。
要掩盖货币贬值，就要美化CPI，通过CPI来掩盖真实的通胀率。所以，美国早就已经将房价剔除出计算通胀的篮子，也会调低医疗、教育项目在计算CPI时的权重，根源在于房价、医疗、教育价格涨势太猛，等等，十八般武艺齐上，目的都是通过CPI数据掩盖真实通胀。
稍微有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是银行券（认为纸币是货币的，是个人的自由）。当以纸币标价的金银价格涨势过快的时候，人们就知道纸币（银行券）在加速贬值，人们就会抛弃纸币（银行券）转持货币金银，所以，要掩盖美元真实贬值的速度就要压制金银价格。
这个重担应该交给谁哪？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美元被抛弃就会导致美联储信用受损甚至破产，压制金银价格的重担就应该交给美联储的重要股东。美联储中有一个重要股东叫摩根，所以您就看到摩根大通长期是白银市场的空头。
有人认为，既然要压低白银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多开空仓就可以了，反正摩根大通有钱，这是典型的想当然。如果多头合约最终要求空头合约进行实物交割，而空头交不出实物，就构成违约，违约的结局就会让你破产！
所以，要压制白银价格需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供过于求。
当供过于求的时候，市场上卖出实物的合约数多于要求交割实物的合约数，此时，金融机构就可以肆意开空仓，因为不必担心交割问题。
第二，必须掌握尽量多的实物库存。
这个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突发事件，有些事件会导致数月内金银实物的避险需求暴增，进行实物交割的需求集中释放。此时，进行价格操纵的那些空头合约，就有可能被要求进行实物交割，当自己有大量的现货库存时就不会因无法完成交割而构成违约。
所以，我们就看到美联储的重要股东、白银市场的大空头摩根大通大约占有纽约期货交易所约一半的白银库存。
由下图可见，由于白银在过去二十年中供过于求（新兴市场国家大基建导致伴生白银产量暴涨）、摩根大通掌握了大量的实物现货，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空银价（这是明摆着的），导致金银比持续下跌，最低曾达到1:100以下。当白银价格长期不振的时候，又会拉低黄金价格，再加上对CPI的操弄，就提升了美元在市场中的地位，掩盖了美元真实的贬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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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银来说，基于矿山不可能在短期被勘探出来，产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即供给刚性受限，当供需关系逆转、导致库存“耗尽”（或走向耗尽）时，就会产生逼空效应。
白银供需关系逆转（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是白银库存可以走向耗尽的前提，如果美国爆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本质是美元危机）就会加速让库存走向耗尽，因为避险需求将激增。
与杀多石油、逼空GME股价一样，“耗尽”也是白银市场的关键词。
白银在未来会否爆发逼空，以及何时出现逼空，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人会知道（至少现在很难看见），但一个乐观的信号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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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白银正常的供给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库存开始受到冲击。此时，要观察实物需求高速增长的状态能否持续，只有如此才能尽快耗尽库存。
当市场高呼美元危机的时候，说明白银已经被逼空了。

杀多、逼空都是很极端的情形，都会让人实现财富大翻身。
但无论杀多还是逼空，都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一旦将对手盘快速耗尽（即主力空头或多头被逼平仓），杀多和逼空走势就告结束，源于杀多或逼空的基础消失了。
任何一个品种，无论是出现杀多还是逼空，都需要具备很多特定的因素才会出现，要考虑生产特点、交易规则、库存、供需关系、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纸币是否面临危机，等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这件事上永远不会千篇一律，但就我个人的理解，“耗尽”是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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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至今已有367名孩童感染冠病 没有一例重症

新加坡至今有367名孩童感染冠病，其中近半数感染的是德尔塔变种病毒，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出现严重病况。

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今天（9月14日）在国会上答复提问时公布有关孩童染疫的数据。

普杰立说，全球数据显示，比起成年人，因出现严重病症而须要入住加护病房的确诊孩童比率非常低，以色列有0.7％、韩国0.3％、法国0.6％。一般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肥胖、糖尿病或哮喘等其他疾病的孩子，冠病病危的风险也相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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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英国对本周献血者的检测结果，96.2%的人有新冠抗体（上周是95.5%），其中16.4%是自然感染产生的抗体。献血者都是健康的成年人，而且素质比较高，接种率也高，全人群的免疫率未必这么高，但应该差不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全面放开后感染率反而下降。2021、8

在日本因为学历造成的收入差距不大，所以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没有国内高，家长不会逼孩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日本2020年的学历和收入调查：
高中毕业平均工资：29.5万
专科学校：30.9万
高等专科、短期大学：34.5万
大学毕业：39.1万
研究生毕业：46.5万


丹麦政府宣布本月10日取缔罐罐肺炎禁令，从该日开始，丹麦将不再认为罐罐肺炎是“危害社会的传染病”。
瑞典卫生部长 Lena Hallengren 也在昨天宣布将在本月29日取消以下的限制：
公共聚会的最高人数限制
私人聚会的最高人数限制
饭店每桌最高人数限制
在家工作的建议

根据美帝财政部本月8日的报告，最富有1%的美帝纳税人2020年未能缴纳约1630亿美元（约合10534亿人民币）的税款，约占未缴税款总额的28%，而收入排名前5%的美帝纳税人2020年逃税约3070亿美元（约合19829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53%。
美帝财政部指出，最富有的美帝人是逃税“大户”。因为拥有高收入的纳税人，有财力利用会计师和税务员提供服务，来帮助他们免于承担真正的所得税责任。美帝财政部官员娜塔莎·萨林在报告中写道：“美帝的税收占GDP的百分比低于近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部分原因是未征收到的欠税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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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rmectin 用法用量
药物类别：抗寄生虫，抗细菌，抗病毒和抗真菌
剂型：薄膜衣片
包装： 4片
成分：
Ivermectin 6mg
SDK：VD-26110-17
制造商：制药股份公司An Thien-Estore>
书记官长：Thien Estore制药股份公司>
发行人：Estore>
点：
Ivermectin已被选择用于治疗Onchocerca丝虫病，尽管它在治疗包括由类固线虫引起的肠道类线虫中非常有效。Ivermectin在淋巴系统淋巴蠕虫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药理特性：

Ivermectin是阿维菌素之一的半合成衍生物，阿维菌素是从发酵链霉菌中分离出的具有大环内酯结构的一组物质。伊维菌素对多种线虫有效，例如线虫病，鞭虫，pin虫，round虫，钩虫和班氏无花果。但是，该药物对肝吸虫和tape虫没有作用。

目前，Ivermectin是治疗肠粘虫丝虫病的首选药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线虫剂，但对成虫无害。服药2-3天后，皮肤中的蠕虫幼虫迅速消失；而幼虫在角膜和前房较慢。

用法用量
-Ivermectin在清晨不吃东西或其他时间用水服用，但在服用药物前后应避免进食2小时。- 成人和5岁以上的儿童：使用0.15毫克/千克的单剂量。每年必须以上述剂量重新治疗，以确保控制Onchocerca丝虫病。如果患者的眼睛中的幼虫受到严重感染，则可能需要更频繁地重新治疗，例如每6个月一次。

-关于Ivermectin剂量治疗Onchocerca感染的说明：

体重（kg）单次口服
15-25 3毫克
26-44 6毫克
45-64 9毫克
65-84 12毫克
≥85 15毫克
每三天一次，每次按对应体重服用
副作用：
Ivermectin是一种安全药物，非常适合多种治疗方案。该药物的大多数不良作用是由于对死幼虫的免疫反应。因此，这种作用的严重程度与皮肤中幼虫的密度有关。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发烧，瘙痒，头晕，水肿，皮疹，淋巴结压痛，出汗，震颤，肌肉疼痛，关节肿胀，面部肿胀应用程序Mazzotti）。据报道严重体位性低血压伴有出汗，心动过速和意识模糊。
注意事项：
没有足够的经验为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药物，因此请勿在该年龄段使用药物。

【USANA 葡萄糖酸锌咀嚼片】

夏天必补锌
锌 被誉为“生命之花”
影响食欲、抑制病毒复制#

为什么要给孩子补锌？
锌虽然是微量元素、但是作用可是很大的
⚠️ 5-9月份‭补锌‬
&#127880; 锌是容易流失的‭一种‬微量元素，
&#127880; 会随着‭汗液‬的流失而排出体外，
&#127880; 夏天‭出汗‬多造成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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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被认为可以增强中性粒细胞抵抗感染的能力；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剂，可能在免疫反应中发挥相当作用。

而且，先前部分而不是全部证据显示，大高剂量的维生素和葡萄糖酸锌似乎可以减少普通感冒持续的持续时间，并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

就是说，它们对于感冒治疗似乎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在缺乏针对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的情况下，葡萄糖酸锌和维生素C是否可能有助于这种严重疾病的治疗呢？

似乎值得尝试。

为此，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科学家设计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对锌和/或维生素C是否可以带来常规治疗以外的额外好处进行了探讨。


试验共招募到了214为经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病毒病患者。

所有患者被随机1：1：1：1分为4组，分别接受10天的葡萄糖酸锌（50 mg），维生素C（8000 mg），两种药物组合使用，以及常规的治疗。

试验主要终点（研究目标）是看包括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和疲劳严重程度等症状减轻（已评分进行评估，每种症状4分）50％所需要的天数。

次要终点是观察包括症状严重度总体评分达到0分所需的天数，到第5天时症状累积的严重度评分，住院时间，死亡率，需要使用的辅助处方药物，以及观察这两种非处方药的不良反应等。

结果显示，对于随观察的主要终点，四个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

其中，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症状评分减轻50％所需要的平均天数为6.7，（4.4）天，维生素C组为5.5天，葡萄糖酸锌组为5.9天，同时接受这两种药物患者组为5.5天。

至于其他系列次要终点，各组之间同样没有显着性差异。

因此，研究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大剂量的葡萄糖酸锌和维生素C对于新冠病毒病的治疗没有正面意义，因此，研究被提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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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灾难之应对无净水：家中常备聚合氯化铝PAC+含氯净水片+高锰酸钾消毒片+活性炭，都是淘宝几十块钱就能配齐的净水装备，就算是洪水，沉淀后用这一套也能起到净化作用，净化几吨没问题，不光自己，邻居也够了，烧开后饮用无忧——自来水厂差不多用的就是这一套，有效期三年；有条件的再加臭氧消毒、滤水壶或纯水机，就可直接饮用了。不能直接上滤水壶，水太脏一会儿就废了。
城市灾难之应对停电，家中常备夜市灯（60W亮度，代替应急灯，充一次电可放半年，亮7-10小时）+快充充电宝+快充太阳能充电板（家用21W就够）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之一，太阳下2小时充小米10 80%的电不是问题，阴天一上午也够了。不充手机的时候可以慢慢晒着它充电宝。这一套淘宝300配齐。
升级版配置是18650DIY电池盒，可以配合18650强光电筒（夜间求生）使用。不是末日求生，没有必要买手摇收音机，家里哪找不到几截干电池？收音机买个德劲爱华几十块的就可以，撑过一周就OK。没收音机也可以用喜马拉雅、蜻蜓等APP听FM，就是费点电而已，黑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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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周喝两次松针茶，其余时间柠檬片+五味子+冰糖

苗里可能存在的毒素，方法如下：

每天早，晚用松针粉，松针茶，蒲公英泡水喝。

射過並需要幫助，請向他們提供此營養方案：

• NAC（N-乙酰半胱氨酸）（加速解毒，被認為是體內超級解毒劑穀胱甘肽的生產者） 劑量：每天空腹服用 1200-2400 毫克。 推薦使用 NAC 對氧化石墨烯和 SM-102 進行解毒。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最近將在美國的櫃檯購買定為非法，因此很難找到 NAC。
• 洌刻? 30-80 毫克，取決於免疫壓力）
• 維生素 D3 *（每天 10,000 IU）
• Lypospheric 維生素 C（30 毫升，每天兩次）*
• 槲皮素（500-1000 毫克，每天兩次）*
• 碘*（劑量取決於品牌，並非越多越好。碘是一種產品，您必須從小劑量開始，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積累。
• PQQ *（每天 20-40 毫克）
• 鍍銀（每天 1-6 滴，取決於暴露程度）（鍍銀阻止刺突上的含硫蛋白進入細胞。刺突蛋白上的富含硫的氨基酸與銀相互作用，導致它們折疊錯誤）。

莽草酸鹽主要來源：
• 莽草酸或莽草酸松針茶（來自綠色食用松針）有有毒松針，小心！ 喝松針茶時，也要喝掉積累的油/樹脂！ 莽草酸、莽草酸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癌、抗病毒、抗菌、抗凝和抗血栓形成的特性。
• 茴香和/或八角茶：這些也是莽草酸或莽草酸（已知可以中和刺突蛋白）的極好來源

• C60（每天1-3 滴滿）：我們在註射者身上看到的問題之一是他們的能量場（磁場）和炎症熱點的干擾。 C60 是一種豐富的電子來源，就像滅火器對炎症的作用，同時（因為它在整個身體內生物分佈）推動整個身體的電子流正常化。 建議使用 C60 來中和刺突蛋白，解毒氧化石墨烯和 SM-102。

• 木炭（每天2-4 粒）：木炭是卓越的解毒劑，當空腹服用時，會向下進入腸道並激活稱為“間質透析”的血液淨化過程。

• 柑橘類水果（尤其是血橙，因為橙皮苷含量高 - 橙皮苷是一種查耳酮，如槲皮素，可使刺突蛋白失活）
薄荷（橙皮苷含量很高）

• 幫助禁用刺突蛋白的超級草藥：
五味子*（莽草酸含量高）
Triphala 配方：在梵語中，Triphala 一詞的意思是“三種水果”：由印度醋栗 (Emblica officinalis)、黑木莓 (Terminalia chebula) 和黑木莓 (Terminalia belerica) 組合而成。欖仁果實富含莽草酸。
聖約翰草（莽草酸存在於整個植物和花中）
紫草葉（富含莽草酸）
小白菊（葉子和花富含莽草酸）
銀杏葉（富含莽草酸）
GiantHyssop 或 Horsemint (Agastache urtifolia)（富含莽草酸）
LiquidAmbar（甜膠樹）一種刺狀種子莢茶，富含莽草酸。

• 食物：胡蘿蔔和胡蘿蔔汁（富含莽草酸鹽）
蒲公英葉（Common dandelion (Taraxacum officinale) 在體外有效阻斷 ACE2 細胞表面受體與刺突蛋白 D614、突變體 D614G、N501Y、K417N 和 E484K 之間的相互作用）

• 植物芽：
Wheatgrass and Wheatgrass Juice（幼葉莽草酸含量高）收起

切记：低血压和孕妇不能喝松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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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疗法和维生素C疗法 Zinc & Vitamin C Shock Therapies
Anjani 蜂鸟健康TheHummingBird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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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xt is further down

锌疗法和维生素 C疗法是强大的疗愈工具，锌和维生素C本身也是安东尼威廉新书《Cleanse to Heal》中几乎每个疗愈方都用到的补充剂，可以为免疫系统提供对抗感染所需的关键营养元素，从而快速重建免疫系统，无论是应对第一次发生的病症还是复发病症。

锌可以滋养免疫系统，为免疫系统提供最关键的微量矿物质，使其处于最佳运作状态。现在地球上每个人都缺乏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流感和各类病毒得以肆虐的原因之一。锌可以抑制病原体，使其变得迟缓且不那么活跃，有助于阻止病原体快速增殖，从而帮助免疫系统去除病毒和有害细菌。

维生素 C 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氧化意味着衰老和死亡，抗氧化意味着逆转衰老和死亡），同样可以滋养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是，致病的病毒和有害细菌对维生素 C 高度过敏。在保护我们细胞免受氧化的同时，维生素 C 具有摧毁病原体的能力，可以使其分解和消散。

如果有以下任何病症，可以尝试锌疗法和维生素疗法：感冒、流感、尿路感染、麦粒肿、唇疱疹（单纯疱疹病毒1型）、单纯疱疹 2型、带状疱疹、皮疹、咳嗽、喉咙痛、鼻窦感染、肺部感染、口腔溃疡，或单核细胞增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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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锌疗法

锌疗法是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方法，因为现在地球上所有人都缺乏锌。这种矿物质很久以前就从地球的土壤中消失了，因为当有毒重金属进入土壤（包括有机农场的土壤）时会发生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破坏土壤的免疫系统，导致其死亡。在今天，食物中的微量矿物质锌微乎其微，且随着各种污染物进入土壤并耗尽土壤的免疫系统（诸如杀虫剂、除草剂、汽车尾气、过去几十年汽车刹车产生的旧石棉、DDT和从天而降的有毒重金属）而变得越来越少。锌本应该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而现在每个人都缺乏锌，因此每个人都非常需要锌。

如果我们体内没有足够的锌，免疫系统可能会对流感病毒等外来入侵者反应过度，或者对EB病毒等慢性病毒感染反应不足。反应过度可以意味着更高的高烧和其他更严重的症状。反应不足则意味着长期的低度病毒感染会随着时间发展成慢性疾病。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获得充足的锌时，就不会发生这种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情况。锌还可以抑制病毒、有害细菌或极具攻击性的细菌，因为病毒和有害细菌对锌过敏；锌可以去除并削弱病原体，使其变得不活跃，帮助免疫系统能够更快地消灭病原体。

如果你感觉自己感染了病原体，或感染了流感，或者患有以上列出的病症之一，对于成年人，请每3个小时将 2 吸管的高品质液体硫酸锌滴入喉咙，在吞咽前使其在喉咙处静置一分钟。如果你没有诸如流感引起的恶心症状，则每天最多可以重复该操作五到六次（即每三小时将两吸管液体锌滴入喉咙，每天摄入总共 10 到 12 吸管），进行两天时间。

如果你的味觉很敏感，可以尝试更温和版本的锌疗法：每三小时滴 1 吸管，每天最多重复 5 次，或每次摄入2吸管，每天重复 3 次。

请在如此操作两天后，将锌的剂量恢复到平时补充剂正常摄入剂量。

以下儿童的锌疗法剂量（请注意，同样操作两天后，请将剂量恢复至正常儿童摄入剂量）：

1 至 2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 2 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3 至 4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 3 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5 至 8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4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9 至 12 岁：醒着时每三小时将10小滴锌（请注意剂量，是滴，而非吸管）加入果汁、水或直接滴入口中；

13 岁及以上：醒着时每四小时将1吸管（请注意剂量，在此是吸管）滴入口中；

由于儿童的特殊敏感性，选择正确类型和品质的液体硫酸锌尤为重要，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锌都具有强烈且一般人不喜欢的味道，而且通常还含有刺激性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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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生素C疗法

成人维生素 C 疗法需要： 2粒500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1杯水（最好是温水）、2茶匙生蜂蜜和一个橙子的鲜榨橙汁。

准备方法如下：

打开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入温水中，搅拌至溶解后，加入生蜂蜜和橙汁，搅拌均匀。

在出现感冒、流感，或任何以上列出的病症感染刚开始的迹象时，在醒着的时候每两小时喝一次以上的混合液体。

可以进行两天后，再将剂量调整为平时每天摄入维生素C的剂量，或者也可以在整个感冒或流感期间持续使用该方法。

如果感觉每次需要更多的维生素 C，可以在每杯混合饮料中使用 2 粒以上的维生素C胶囊。如果不想使用生蜂蜜，请用100%的纯枫糖浆（请注意，不是枫糖味糖浆，这含有味精成分）代替。如果不喜欢橙汁，可以用一个柠檬的汁代替。

以下儿童的维生素C疗法的剂量和制作：

1 至 2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半杯水、1茶匙生蜂蜜和半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 6个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3 至 4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半杯水、1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5个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5 至 8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4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9 至 12 岁：1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2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13 岁及以上：2粒500 毫克的维生素C胶囊，将粉末倒出与1杯水、2茶匙生蜂蜜和1个橙子的鲜榨汁混合，醒着时每 3小时摄入该混合饮料一次。

注：

1. 安东尼威廉推荐的所有补充剂品牌和食品品牌可以在官网上查看：
http://www.medical-medium.com/preferred/supplements

2. 安东尼威廉推荐的液体锌和维生素C的品牌为Vimergy，可以在天猫上搜索“Vimergy海外旗舰店”找到（或复制以下链接在淘宝中打开）：
9&#128072; hi:/✔h2o0X6SDsOC₤Vimergy海外旗舰店

3. 以上新书中两种疗法的剂量基于Vimergy这个品牌的锌和维生素C的剂量，如果使用其他品牌，第一请选择无任何添加剂成分的高品质补充剂，第二请根据品牌自行决定剂量，因为不同品牌剂量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以避免过量或不足摄入。关于补充剂如何选择的更多信息，请见：关于草本和营养补充剂

4. 以上剂量和使用方法并非每日摄入补充剂的剂量，而是在遇到感冒流感或以上列出病症期间使用的疗法，请在规定时间之后恢复到日常剂量：锌疗法请使用两天，维生素C疗法一般也是两天，也可以选择在整个感冒和流感期间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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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锌 - 对抗病原体的强大武器

锌（液体硫酸锌形式）负责肝脏的2000 多种化学功能，包括我们在子宫内受孕后肝脏发育的过程，以及随着我们的成长到成年期之前，肝脏发育都需要锌。肝脏储存了大量的锌，因为知道我们都缺乏锌，匮乏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中缺乏锌。如果没有锌，肝脏就无法发挥保护全身的功能，病毒、细菌和其他病原体的侵袭会耗尽我们的锌储备。



锌可以增强白细胞（诸如淋巴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从而显著增强免疫系统，帮助免疫细胞寻找并摧毁病原体细胞。锌有助于肝脏的免疫系统抵御进入肝脏的各种有害微生物。如果感觉自己可能感染了感冒或流感，请立即尝试以上锌疗法。



几乎所有人基本上从父母辈开始就缺锌，父母辈缺锌会遗传到小孩，如果长期缺锌，指甲并不光滑，会有许多竖纹，严重缺锌会导致指甲非常脆，容易折断。现在很少有人指甲光滑，一条竖纹都没有。维持健康的锌水平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病原体侵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的疾病风险。缺锌导致我们的免疫抵抗力普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流感如此肆虐以及各类细菌病毒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出生时就继承了祖辈的锌匮乏，或者在一生中逐渐变得缺乏锌，弱化的免疫系统给病毒提供了发展的绝佳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出现各类病症以及恶化，诸如疲劳、皮疹、头晕、眼睛浮肿、心悸、偏头痛、皮肤干燥、头发脆易断、耳鸣、睡眠问题、经痛、甲状腺问题等。

严重缺锌会导致严重的病症（可点击直接每种病症阅读更多信息）。锌是肝脏健康、自身免疫疾病、青春痘、肾上腺问题、关节炎、癌症、湿疹、牛皮癣、脑雾，儿童和婴儿健康、糖尿病、疲劳、情绪波动、痛风、心悸、肝炎、高血压、高胆固醇、潮热，各种炎症、偏头痛、小肠细菌过度增长、鼻腔内的感染、体重问题、眩晕、耳鸣、多发性硬化症、狼疮、莱姆病、各种甲状腺疾病、EB病毒和带状疱疹等病毒引起的各种病症、尿路感染、念珠菌以及现在存在所有各种症状。如果现在有任何的病症，或希望能够预防疾病，请将锌变成你最好的朋友。

即使血液检查显示你有足够的锌，也不代表肝脏或关键器官内有充足的锌。因此血液检测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缺锌的状况。是否有慢性病症、指甲的竖纹和易脆状态与否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请选择高品质的液体硫酸锌，使用剂量可以参考新书《Cleanse to Heal》中不同病症的建议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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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生素C - 对抗任何疾病的必需品

维生素C具有消炎作用，因为它能加强免疫细胞诸如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从而增加血液的白细胞计数，得以对抗病毒、细菌、酵母菌、霉菌和其他真菌。充足的维生素C是对抗任何疾病的必需品。



补充正确种类的维生素C能够净化肝脏、血液和淋巴系统、增强肾上腺、修复受损的神经传递素，从而恢复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助于帮助身体有效排毒，这是许多慢性疾病患者面临的挑战，维生素C会支持我们直到获得所需的排毒支持营养元素。



维生素C还可以增强肝脏免疫系统的各个方面。肝脏在其执行的2,000多种化学功能中都会用到维生素C。维生素C不仅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和净化，还可以阻止肝脏变得停滞（即功能不佳），分解并排出肝脏内储存的脂肪细胞，并在肝脏经历与压力相关的肾上腺素激增后帮助肝脏复原。维生素C还可以帮助阻止肝脏核心部位瘢痕组织的形成，并帮助修复。维生素C还可以帮助缩减结节、肿瘤和囊肿。


愿天下人健康、平安、健康。



以下是三种查找公众号所有发布过内容的方式：

1.在公众号介绍页面，右上角有放大镜显示的搜索功能，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搜索所有包含关键字的文章。这个是最全面的方法。

2. 关键字查找：公众号已经设定关键词回复功能，但功能有限（因为有数量限制），无法找到至今发布所有内容。

3. 大家也可进入公众号菜单中的索引和链接文章中进行查找，这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公众号至今发布的所有文章：

- 如欲搜索各种疾病相关信息，请在公众号菜单->疾病篇中点击查看“疾病索引和链接”一文以查找您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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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搜索相关排毒疗愈净化法，请在公众号菜单->疗愈篇中点击查看不同的净化疗愈法；

- 如欲搜索健康菜谱，请在公众号菜单->更多中点击“美味食谱索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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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意味着稳定、财富，是历史上唯一存续并保持购买力的实物。就目前公开的历史来讲，黄金统治了5000年，而且所有以法定货币为形式的对手都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持有34000吨，价值2万亿美元的黄金。正如格林斯潘说的那样，“如果它（黄金）毫无价值和意义，为什么每个人都（中央银行）仍然持有它？”美国政府讨厌黄金，因为它暴露了他们对经济的操纵和管理不善。

那美元为什么会崩溃？因为超级、债务崩塌和泡沫断裂已经无法阻挡的到来了。就像海底发生了10级地震，无论你的堤坝多么牢固也抵抗不了即将到来的超级海啸。从1971年至今，美元的价值下降了98%。但这只是开始，随着世界各国央行不顾一切的试图拯救金融体系，美国和其他所有货币可能从现在再下跌98%以上。历史上的每一种货币都消失了或变得一分不值。至少有160种货币死于恶性，今天现存时间最长的货币是1694年发行的英镑，当时一英镑可以购买12盎司白银，今天一英镑只能购买0.05盎司。这就是我说的，尽管英镑存在了超过300年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它失去了99.9%的购买力。
对于金融而言，随着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泡沫资产的实际崩溃，实物黄金和白银将成为救命稻草。鉴于当前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贵金属必须存放在系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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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好几个人问怎样服依维菌素，我是没有针对疫苗的答案，但要告诉大家美国医生在新冠预防和治疗上的依维菌素经验开方：

剂量是依个人体重，

预防：单日剂量：0.2mg/kg，服一日，隔两天再服一次，（也有医生建议连服两日，不间隔），然后每7天服用一次。按医生的经验，大概是开12-18mg/日。
（请看附图，什么人适合预防用药有解释）

治疗：单日剂量：0.2mg/kg，连服不超过4天左右（通常少于4天）

比较前面讲的墨西哥城的轻症治疗剂量：2片/日，6mg/片，服两日，和美国医生的单日剂量是一致的，所以美国医生大概是参考了墨西哥城剂量。

预防为什么先服两天后再每隔一周服用，医生解释是依维菌素进入人体细胞后有一定存留期（排出较慢），所以隔一周后再补充体内含量。

既然依维菌素可用于健康人的预防药物，又有医生实际开方经验，大体成人10mg/日左右，服两天是安全的。

大家可作个参考。但一定要和医生咨询，因为还有体质，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和其他药物相冲的情况。

（在国外医学网见有人说他曾连续一年用依维菌素药膏（应该是治皮肤病）抹在鼻孔内作预防新冠。这个当花边新闻看吧）

另外，依维菌素有极好治新冠后遗症效果。
后遗症：胸闷，心悸，晕眩，头痛，疲乏，发冷，出汗，身体痛疼，干咳，体温高，脑雾/注意力不集中等。

依维菌素用法（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医学教授经验）：0.2mg/kgx2日：88%患者彻底改善，在此基础上（看到效果），接着0.4mg/kgx2日，94%患者彻底改善。

美国俄亥俄州肺科医生经验：气促，非典型支气管炎症 ，脑雾，疲乏，0.2mg/kg，3-5日，显著效果。

这些患者通常有几星期至1年症状。年龄从30几岁至77岁。

后遗症患者当然是体内不再有新冠病毒（检测不到病毒RNA），但仍持续有新冠相似症状，只有一个原因：血液中有未清除刺突蛋白（因为新冠症状的几乎唯一祸首就是刺突蛋白），而依维菌素有效，是它能强效杀刺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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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7 14:0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1-29 16:51 编辑

[以下为新文


杜老誌兴衰史：从顶级夜总会到平民大排档
原创 西野之米蟲 西野米虫 2020-05-15
湾仔有一条“杜老誌道”，承载着许多老一辈港人的回忆。



1948年10月，有个姓杜的年轻女孩，跟随着新婚丈夫，从杭州来到香港工作。没多久她就发现，周围的人开口闭口都叫她“杜老誌”。



杜姑娘很郁闷，明明是美貌典雅的大家闺秀，为何被起了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绰号。



经解释才明白，几个月前湾仔开张了一家“杜老誌舞厅”。每天黄昏开始营业，灯红酒绿夜夜笙歌。



以此三字戏称，是并无恶意的玩笑。但杜姑娘却不感到好笑。她不懂粤语，也不习惯香港的饮食。丈夫忙于工作，缺少朋友的她无法适应香港的生活。



所以杜姑娘很快移情别恋，向丈夫提出离婚，后来她一个人返回了杭州。



杜姑娘的名字叫做杜冶芬，那个失意的丈夫名叫查良镛。他在50年代曾有个笔名叫“林欢”，专门写影评和编剧本。



据说，“林”是因为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曾经男欢女爱的幸福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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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杜冶芬的结婚照。网络图片



到了60年代，查良镛已经成为名声响亮的小说家金庸。杜老誌也从舞厅变成了夜总会，而且是全港格调最高的夜总会，光顾的均是老板、律师、名流等达官贵人。



如果要带小姐外出吃宵夜，客人需支付五百至一千港元的出台费。而当年普通劳工阶层的月薪仅两三百元。



作家沈西城60年代中期曾光顾过一次，半个世纪后他仍念念不忘，于2018年撰文回忆细节，说杜老誌的装修一点也不豪华，之所以雄霸全港，是因为小姐和客人的素质都很高。



不能说所有杜记的小姐都漂亮，然而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本身的特色，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表达，就是有她个人的气质，或表现在举止上，或反映在语言中。



至于客人，则是十居其九都是非富则贵。因为有了身份，都不会是急色鬼。这就让杜老誌由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高贵浪漫的气氛……



时光流转到80年代，夜总会换了老板，杜老誌的招牌依然保留了下来，在纸醉金迷的香江继续绽放光彩。



小姐的素质更高了。据本地媒体采访当年的某位经理成哥表示，挑选的标准“不单要看容貌身材，还要考学识，严过选港姐”。



地产界投资达人、专栏作家汤文亮也曾撰文大赞当年那些小姐的文化修养：什么诗词歌赋何止略懂一二，简直是琅琅上口，见我没反应，主动说唱支“夜上海”给我听，见我对国语歌没兴趣，于是改唱英文歌《Yesterday Once More》……



她们不单会唱英文歌，还会用标准流畅的英文与你谈经论典，比如告诉你，“杜老誌”这个街道名，其实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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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1841年12月生于印度孟加拉，1862年到香港当官学生。曾任英治时期香港政府布政司、财政司、香港监狱长、海军法庭负责人，兼司法长官及死因裁判官。1882年曾署理香港总督。



当他在这块小小的弹丸之地发号施令时，不会知道未来的某个时间段里，自己的名字竟然和夜总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被人铭记。



90年代初，香港夜总会继续繁荣昌盛。每个月营业额至少几千万，甚至过亿元。客人一晚消费数万、数十万者屡见不鲜，打赏给服务生的小费都是一千元起价。



但那已是最后的辉煌。



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严重下滑。之后深圳高速发展，欢场行业纷纷北上。客人不再重视小姐的素质高不高，更看重的是性价比。



杜老誌的生意也江河日下，苦熬数年后，于2002年6月宣布结业。



结业启事写的非常文雅：花开自然花落，明月几见常圆。盛宴无友不散，欢欢乐乐收场。谨向十数年一直支持到底各界人士致衷心谢意。



不少老一辈的人感到可惜，对它依然心心念念，所以到了2006年，“杜老誌”在万众期待之中重新开业。



然而好景已一去不复返，生意始终差强人意。据说每月营业额最多也就几百万元。



2011年2月，作为夜总会的杜老誌再度倒闭。时代的滚滚洪流，终于将它彻底淹没。



剩下的，仅是那么一点点的怀旧情绪，仍然被商家惦记。2019年9月，又有金主打着“杜老誌”的招牌开业了，这次开的不是夜总会，而是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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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最佩服他！把他写进小说，为他一怒拔剑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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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版《八千里路云和月》





千万人是金庸的粉丝，那金庸是谁的粉丝？金庸在不同场合列举过佩服的人，今人不说了，单说古人，被提及相当多的是范蠡、张良、岳飞。范蠡是《越女剑》的男主，张良在《神雕侠侣》中林朝英的石刻上被提及到，有“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之句，作者表现得都很克制。到了岳飞这里，才暴露粉丝本性。



我做了个统计，金庸小说中提及岳飞的小说有《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碧血剑》《天龙八部》《卅三剑客》。



从少到多说起。



《笑傲江湖》第十四回“论杯”中，岳不群带着一家人来到朱仙镇，特意去看战争古迹，因为都姓岳，还颇为自豪。



《卅三剑客》中“秀州刺客”开头就是“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侵”，自然少不了岳飞的英雄身影。



《天龙八部》的“释名”中，迦楼罗的词条里提到岳飞，因为有传说，岳飞是佛祖身边的大鹏鸟转世。《说岳全传》第一回就叫“天遣赤须龙下界，佛谪金翅鸟降凡”。



金庸之敬岳飞，不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打call，而是带着深层次的思考和讨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



《射雕英雄传》通过岳飞说“忠奸”。《射雕英雄传》等于是《说岳全传》的续篇，价值观就是岳飞的忠孝，这是郭靖的品格底色，不同的是性格塑造。《射雕英雄传》开篇张十五说书就是说岳飞故事，而且提出了在当时比较新的观点，害死岳飞的不是奸臣秦桧，而是昏君赵构。



之后几乎每一回都会出现岳飞的名字，毕竟有大段故事是围绕《武穆遗书》展开，岳飞两个字是绕不过的，于是就会出现完颜洪烈频繁艾特岳飞的段落。新修版梅超风的往事如烟里，也提到黄药师的祖父一再为岳飞上奏折伸冤。黄蓉、郭靖到陆乘风家中，品评过岳飞的《小重山》。郭靖辅佐铁木真打仗，用了不少岳飞的战术，后来和铁木真反目，是用岳飞做榜样。我们说郭靖是儒家典范的大侠，其精神品格的参照就是岳飞，所以《射雕英雄传》也可叫《说岳后传》。



这个调子在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就定了下来，袁承志大概是存在感最低的男主，因为金庸暗线主人公是夏雪宜和袁崇焕。袁崇焕的设定就是岳飞的翻版，第一回中，张朝唐将袁崇焕比作岳飞和诸葛亮，文武全才，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小说之后还特意写了《袁崇焕评传》，袁崇焕和崇祯的关系，很有岳飞和赵构的影子，金庸对袁崇焕的推崇，更多是因为把袁看成是岳飞再生，有偶像光辉的加成。



《倚天屠龙记》通过岳飞说“生死”。小说中用到《武穆遗书》，自然也少不了岳飞，结局时候还用了岳飞的牛头山之战。实际上，早在第五回“皓臂似玉梅花桩”就有了关于岳飞的大辩论，辩论双方是谢逊和张翠山，这次的主题不是忠奸，而是生死。谢逊的观点是，不要一味惋惜岳飞之死，他是不愿意和奸贼为伍，为理想信念而死，所谓求仁得仁，又何苦之有。毕竟人固有一死，只要自己觉得重于泰山，虽死也无憾。



谢逊的观点和明教人诵念的“焚我残躯，熊熊烈火”是一个意思，不是将个人的生死归结于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殉道，从而使死亡超越了一般的现实意义，并带有了哲学意味，对岳飞的形象是一种深化和升华。



《鹿鼎记》通过岳飞说“进退”。韦小宝的文化知识都是听书而来，所以只知道猫头鹰、岳家军、大明英烈，他一说人的政治前途，就拿岳飞当例子，什么元帅、少保，面对打仗，也是觉得岳家军最为开挂，所向披靡。而拿岳飞说事最多的是天地会，玄贞道人很早就说“不做秦桧，也不能做岳飞”，施琅被郑家欺凌之后，归附清廷，面对陈近南的质问，直接就是一句“难道让我学岳飞”，意思是主公不仁，自己就要等死。陈近南也只能回复一句“不做岳飞，也别做秦桧”。



如果说之前金庸小说中对岳飞的选择是持肯定和赞颂的，那么到《鹿鼎记》已经有所质疑，陈近南身上就有岳飞的影子，后来死于郑克爽之手，也和风波亭之冤一样让人唏嘘，但更多已经传递出“不值得”的价值观，不是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而是理性思考的现实主义。所以《鹿鼎记》不像武侠，也可以从岳飞作为儒侠人格偶像的被质疑乃至坍塌窥见一二。



之后，金庸就很少如此频繁地为岳飞打call了，最后一次比较大的动静是封笔之后的二十多年，有条假新闻说金庸要写历史小说，且要为秦桧翻案，就有读者“向金庸先生进一言”，金庸也立刻撰文《论岳飞与秦桧》出来辟谣，列举大量证据表达对岳飞的推崇，也算是一怒拔剑了。



何止金庸，他的老友梁羽生也喜欢在作品中cue岳飞，包括《江湖三女侠》《萍踪侠影录》《狂侠天骄魔女》《瀚海雄风》《鸣镝风云录》《风云雷电》《武林天骄》等。所以，武侠迷们也要感谢岳飞，毕竟他给武侠人物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才会让作者塑造出那么多的侠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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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他了。

——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



他创造的思想和美如此广受传播而俯拾即是，令人出于本能与之亲近。

——简·奥斯汀（英国作家）



从我十岁起，我几乎每天都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柯勒律治（英国诗人）



莎士比亚这种天才的降临，使得艺术、科学、哲学或者整个社会焕然一新。他的光辉照耀着全人类，从时代的这一个尽头到那一个尽头。

——维克多·雨果（法国作家 ）



莎士比亚征服了全世界，他的胜利比拿破仑们和恺撒们的胜利更为巩固。

——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诗人，剧作家）



他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

——德莱登（英国古典主义者）



上帝梦见了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梦见了他的戏剧。

——博尔赫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



他是“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

——本·琼生（批评家、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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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革命教员”杨云骢
楼主：南窗寄傲生Lv 19 时间：2006-01-15 20:22:00 点击：875 回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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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费力地温习完梁羽生的这部并不算长的《塞外奇侠传》，脑子里却奇怪地联想起大陆曾风靡一时的“革命小说”来。。因为小说的男主角的言行太“革命浪漫蒂克”了。下面摘抄两段原文以见一斑。
　　
　　《塞外》第六回，杨云骢教育楚昭南的一段，杨说：“你自己细想一会，然后告诉我们，你错在什么地方，投降清兵是一个大错，但在这件大错之间，早已经有许多错了！比如，你只是为着这个姑娘而打仗，虽然作战勇敢，也是错误。”又道：“我不提你啦，一个人的错误，要他自去细想，自己去挖掘出来。投降胡虏这个大错，是许多错误总因，你要把错误的根挖出来！”。。。楚昭南，听懂了吗，“要把错误的根挖出来”，换句话说，“灵魂深处闹革命”乎？
　　
　　又第八回，杨云骢“看到了飞红巾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好好的和飞红巾讲”，后来第十回，他对飞红巾进行思想辅导，严肃地批评了飞红巾“内心的骄傲”，他苦口婆心地说：“如果你任凭自己的骄傲在心里滋长，甚至开花结果，那么，飞红巾，那个果子就会把你的心灵毒害了……红巾，你真实的告诉我，当你听到那些赞颂你的歌声时。你的感觉怎样？是引起你的高兴呢，还是引起你的戒惧？我猜，你是高兴的，就是表面上表现出不高兴听，其实心里还是高兴的，是不是这样呢？飞红巾。”
　　
　　不用再引了，我相信梁先生是带着严肃认真地态度写这一段的，他的确想树立一个大侠的形象。但现在我们读来，却受不了思想的感染，只觉得滑稽好笑。杨云骢的口吻，不和那些样板小说，公式英雄没什么两样么。。
　　他不是什么大侠，只像个板着脸说教的‘指导员’。又比如《七剑下天山》第二十四回，‘七剑’中的张华昭对易兰珠说：“兰妹妹，我懂得的，我的父亲给清兵杀死的时候，我的心中也是充满着复仇的火焰，一点也不想到其他。但是，我们永远在一起，也并不妨碍我们的事业呀！”
　　按：梁羽生小说中颇爱写这种“爱情与事业（革命）”的冲突，这也与大陆左翼革命小说类似。龙皮大衣　回复日期：2006-1-15　21:18:04　
　　　　 还看这个吧,连农村包围城市都出来了
　　　　 义和团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
　　　　几十万人的大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人的小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
　　　　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分子都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
　　　　狰狞的面目——对外谄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围匪”，中国老
　　　　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梁氏的“侠”是一个和当时政治观念联系很紧密的概念，不是单单的行侠仗义。梁氏受左派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抗日救亡时那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梁氏任职于《大公报》，属于左派报纸而且基本上与大陆政府保持一致，梁本身在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属于左派。所以梁氏小说中强烈的左派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不奇怪了，况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政治气味很浓，

　　梁羽生作品年表：
　　第三部 塞外奇侠传 1956年08月18日～1957年02月23日 周末报 清 时名《飞红巾》

　　至此已经有了答案。1 灵魂深处闹革命，人家就是闹革命这一派的。2 这是梁羽生的第三部作品，在各方面还远未达到成熟期。刚才我也打开梁羽生全集的电子书瞄了几眼《塞外》，这文笔确实不够华丽，不够却明显能感觉到一种很“纯”的味道，并不能完全说是一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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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三问
　　
　　（1）《连城诀》第一回《乡下人进城》：
　　
　　那老丐笑吟吟地受了他这几拜，随即解释剑招，如何“忽听喷惊风，连山石布逃”，其实是“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如何“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乃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在湘西土音中，这“泥”字和“日”字却也差不多。
　　
　　 有朋友告之我“泥”和“日”湘方言相同（近）吗？或者哪位熟悉音韵学的高人告诉下这是否在音韵学上有根据（惭愧只知道章太炎有个著名的音韵学观点叫“古音娘日二纽归泥”，音韵学所谓的纽就是现在的声母，但不知是否和这个有联系）
　　
　　（2）还有个和上面类似的问题，《倚天屠龙记》第十六回《剥极而复参九阳》：
　　
　　那少女…………问道：“你叫甚么名字？为甚么到这儿来？”…………“我叫阿牛。”那少女微微一笑，道：“姓甚么？”张无忌心道：“我说姓张、姓殷、姓谢都不好，‘张’和‘殷’ 两个字的切音是‘曾’字。”便道：“我……我姓曾。姑娘贵姓。”
　　
　　问题就是“张”“殷”能反切出“曾”吗？在古代韵书上是否有依据。
　　
　　（3）《笑傲江湖》：岳灵珊微笑道：“自己师兄妹，老是记着一口剑干么？何况那剑确是我自己失手掉下山谷的，那只怨我学艺不精，又怪得谁来？大家‘蛋几宁施，个必踢米”罢了！”说着格格格的笑了起来。令狐冲一怔，问道：“你说甚么？”岳灵珊笑道：“啊，你不知道，这是小林子常说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他口齿不正，我便这般学着取笑他，哈哈，‘蛋几宁施，个必踢米’！”
　　
　　福建话是这样读的吗？具体是福建什么地方的口音？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28 20:0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3 17:07 编辑

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的兩則資料
原创 鄭振偉 獨家人物傳媒 今天
《百年巨匠系列》之
金庸辭世三周年祭 電影、武俠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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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設有各種救助機構，包括戰區學生指導處，為逃離戰區的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救濟安排。凡選擇繼續學業者，經審查合格後即可以借讀或轉讀的方式安排就學，而政府也有貸金政策。及後淪陷地區日增，教育部為救濟學生，凡未及考入專科以上學校者，予以登記驗證後，即分發至先修班肄業。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月的浙贛戰事，對於救濟戰區青年，政府亦積極辦理招訓工作。教育部本來就有戰區學生招致訓練會，各戰區亦設有分會，負責辦理招致、接待和分配訓練等事項，至於登記考試入學則由各該省教育廳和專科以上學校負責辦理，而當時教育部在蘇南、皖南和閩北各地都設有招待點。查良鏞十九歲前後經歷的正是這個戰亂和流徙的年代。

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

查良鏞先生十九歲的時候正值浙贛戰事，筆者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案卷中找到兩份相關的珍貴資料。檔案館供閱讀的是電子掃描檔，第一份資料包含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以及「廣東省教育廳收容戰區退出學生登記表」。在曲江縣城韶關的廣東省教廳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日十一日發出兩封電文，其中一封有七名學生，另一封有一名學生，前一封電文的內容如下：
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教育廳重慶教育部鈞鑒：現據上海私立新本女子中學校等畢業生張履冰、鄭雲章、許祖雄、張耀、陸綸、唐日新、查良鏞等七名，各呈具表件遵章申請登記前來，除將登記表各抽存乙份外，理合連同原繳證件呈報察核電示祗遵。計附張履冰等證明書七紙、登記表七份、相片五張。韶廣東省教育廳長黃麟書酉（戍真）三戰印。
教育部於十二月九日分別回復國立中山大學和廣東省教育廳，編號分別為高字第50696號和50697號。原文如下：
（一）電5789//坪石「中山大學」：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該校先修班肄業，仰驗證收容。教（育）部（）印亥青高。
（二）代電//廣東省教育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三戰字第一一○三、四兩電暨附件均悉。准予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國立中山大學先修班肄業。仰即轉飭該生速即持同學歷證件徑赴該校報到入學。登記表存部備查，餘件發還。教育部（文）坿件。
該案卷中八名學生的登記表保存完好，從登記的資料來看，各人於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月期間先後抵達韶關，當中有三名僑生。查良鏞與其他七名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似沒有任何關係，應是廣東省政府教育廳於各人登記以後一併呈報重慶教育部辦理。查良鏞的登記表上各個欄位的資料如下：姓名「查良鏞」，性別「男」，年齡「十九」，籍貫「浙江」，現在地址「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原肄業學校（校名/科別/年級）「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畢業」，離校年月「卅一年七月廿九日」，到韶年月「卅一年九月十五日」，原擬借讀何校何年級「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系」，證件或聯保人「畢業證明書」，在韶之親戚姓名及地址，空白，備考「畢業證明書經驗證後彙報教部未發還」。表格下方有辦理登記人員的印章，辦理日期為「卅一年十月五日」。又登記表的右上方貼有查良鏞的半身照。
這些資料明確顯示查良鏞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抵達韶關，並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獲教育部分發至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先修班。分發的意思就是不用再經考試，案卷中還有其他個案，有的是空白，有的是「擬准」、「未便照準」，又或「自行報考」。

查良鏞致教育部的親筆信件

能看到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實屬難得，但筆者之後又再發現查良鏞的一封親筆信。謹轉錄如下：
敬啟者：學生查良鏞籍貫浙江海寧男性十九歲，本屆於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部畢業。此次因浙贛戰事發生，倉皇經江西、廣東、湖南等地而至桂林，因途中勞頓跋涉，在江西南豐縣臥病達二月餘，故至江西贛縣時已九月八日（有南昌青年會文件證明），至廣東曲江已九月十五日（有廣東省教育廳文件證明），已桂林已九月十八日（有桂林青年會文件證明），各大學招生考期均已差過。生於十月一日曾有報告請求貴部分發至國立大學肄業，想已先此收到，日昨見鈞部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籍之規定中有載明，在戰時凡高中畢業生因特殊故障而不及參加大學之入學試驗者，可請教育部核准在大學中試讀，肄業一年後，如成績及格，再參加次年之新生入學試驗，成績及格即可轉為正式學生。自維尚合於此項規定，故再行申請，祈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肄業。生之志願為法學院經濟系（能分發至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亦所願意），實因不及參加考試（在江西南豐生病時居於南城遷來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如屬需要，生可請該部出具證明書，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辕熕嗫沙鲎C明書），且生現在桂林，舉目無親，途中衣物棉被散失殆盡，現經濟異常窘迫，日常生活僅靠中央振濟會第九振濟會所發之少數生活費維持，而繼續求學之心則非常迫切。生此次在衢州中學以第一名畢業，在校中六學期均為公費生，每學期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以上情形可向浙江省教育廳調查，純系屬實。如能分發，至學校後，生願受任何考試，如成績不及該校之錄取新生標準，自願不能肄業，因生自信平素對高中各項功課均尚有根柢也。生有淪陷區退出之檔，畢業證明書於九月十五日至廣東省教育廳登記請求救濟時已由該廳送部核驗，可請抽驗之。現有廣東省教育廳出具之收據。為以環境困難，熱心向學，務祈照準為丁Ｈ缰林醒氪髮W能入學，則生自當排除萬難，即日來渝，因生之惟一志願，即為入中央大學也。無論可否，均請賜一覆書。通訊處：「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懇切上聞，專此敬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鈞鑒//學生查良鏞謹啟//十月七日//同行來桂之同學皆得復入桂林高中求學，而生則以高中畢業，故無校可進，務請准予分發。

原手稿或有筆誤，此處不作訂正。衢州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淪陷。根據衢州中學昔日師生的回憶，浙江省立衢州中學的校址原在衢州城府山，一九三九年的時候已遷至石梁；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侵擾浙西，衢州告急，校長陳博文決定遷校，師生於五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全部遷離。衢中遷校的第一站是常山縣芳村，但只停留約一個月，因日軍侵擾加劇，也傳聞有人企圖搶劫，學校於是再遷往遂安縣夏洲村，大約是當年的七月。浙贛西段的日軍於八月底撤回原防。衢州中學於一九四三年二月遷回石梁。
一九四二年各大學的試期應是七月中以後，查良鏞臥病兩個月，肯定錯過試期。查良鏞在信中提及同行赴桂的同學，假設是同行，理應與查良鏞一起向廣東省教育廳登記救濟，但上文提及的登記表未見有衢州中學的高中學生，而同行的人於抵達桂林後即轉讀桂林高中。查良鏞在南豐因病滯留兩個多月，夥伴同行的情況並不清楚，所以也可能是查良鏞抵達桂林後再跟各人會合。浙贛戰事始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查良鏞走的路線從浙江衢洲石梁鎮開始，到過江西的南豐縣和贛縣，之後是曲江，再到桂林。查良鏞表示當時衣物棉被盡失，只靠一點救濟費維生，雖然生活困窘，但字裡行間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當時希望能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但更大的志願是「法學院經濟系」和「中央大學」。查良鏞於九月十五日抵達曲江，即日便到省政府教育廳登記，登記表上填報借讀國立中山大學的志願，但之後即啟程前往桂林，十月七日信件上的通訊處是「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與登記表上的地址完全相同，足以說明查良鏞在韶關時已知道自己的去向。登記表上的其他資料與信中的資料基本相同。這封信的內容還有一個特點，查良鏞多番強調自己有不同的證明，包括「淪陷區退出之檔」，也有「南昌青年會」、「廣東省教育廳」和「桂林青年會」等單位的檔，也可請求「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和「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辕熕钩鼍咦C明，可以猜想戰區退出來的學生當時必須有足夠憑證以資證明身份，而最重要的應是經廣東省政府教育廳呈繳的畢業證書，但當時的教育部應該還沒收到相關的登記表和畢業證明書，因上文提及的「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是十一日十一日發的，而這一封信於十月十六日已寄達重慶的教育部（見下）。
上述信件中的內容顯示查良鏞另有一封寫於十月一日的信件，惜未有發現。案卷中的該組文件另有一頁「教育部文電摘由紙」（一百七十二頁），備考一欄蓋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收到，批示一欄蓋印十月十七日下午到高等司，事由一欄填寫「懇請分發入學」，擬辦一欄見三列文字和多個簽名，但難以辨讀，文字可能是「（前呈----第四九○三四號）//已分發------先修班//此件擬存」，簽名者包括陳立夫和吳俊升等。如辨讀無誤，即十月一日的信件已見於當時的案牘。相同標題的案卷共三個，案卷號和起訖時間分別是6093（1）/1942.8-1942.11、6093（2）一九四二.1-一九四二.9和6093（3）1941.12-1942.8，而案卷中的各組檔也不全是按日期順時排列，筆者檢讀另外的兩個案卷後也再無發現。

查良鏞投考各學校的情況
查良鏞再次致函教育部申請，表示入讀中山大學的意願，但獲分發至先修班，他是否前往，不得而知；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國立中山大學公佈各院系的新生名單上，未見有查良鏞的名字，也未見有其他獲分發該校的學生名字。當年的中央振濟委員曾命該會第七救濟區對於經韶赴桂林和重慶等地升學的學生，全部發給免費乘車證。既然查良鏞強調自己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故筆者也就順便追縱相關的資料。《中央日報》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十四日連續四天公佈「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錄取各區新生的通告，錄取名單上合共五百三十九名學生，查良鏞的名字就在「重慶區」考生的名單上，依第一志願錄取。這說明查良鏞當時已排除萬難抵達重慶。名單上還有依第二志願錄取的名單和語文專修科的錄取名單，蘭州區的名單有待公佈，獲錄取的學生限於十一日一日至二十日期間到重慶小溫泉該校報到，逾期者將取消入學資格。但由於當日的新生宿舍未及落成，新生的報到日期延至十一月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保送生則延至十一月五日起至二十日止。另外，「國立中央大學」於九月六日亦公佈了重慶、成都和貴陽三處新生或轉學生的錄取名單，文學院五十二名、理學院六十四名、法學院一百二十七名、師範學院一百二十四名、農學院六十九名、醫學院四十九名、工學院一百九十名，另二年級轉學生六名，查良鏞的名字就在師範學院的名單上。國立中央大學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和八月一至三日，考生共有五千九百四十七名，法學院占一千四百八十二名，約錄取8.56%，而師範學院占七百一十七名，約錄取17.29%。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告末端其中一個「注意」事項：「凡因志願投考之院系名額已滿而取入性質相近之院系者入學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查良鏞在信中說他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但後來的選擇是中央政治學校，除了因為中央政治學校是免費以外，這個「注意」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入讀師範學院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
查良鏞是否同時報考了其他大學？查良鏞的信中還提及復旦大學和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和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西南聯大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和七月二十八日起。此外，當時的國立四川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及司法組政治系經濟系」也在招生，報名日期是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考試日期是八月六至八日。各校之間的試期，及其與國立政治學校和國立中央大學的試期亦無衝突，就資料所見，西南聯大錄取新生的名單上有查良鏞的名字，但名字是列在文學院而並非法商學院。
中央政治學校直接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該校原是國民黨培植革命建國人員的機關，與普通大學隸屬於教育部者不同。該校始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創辦中央黨務學校，修業年限原為一年，一九二九年六月改為四年，並以黨校第二期學生為政校第一期學生，一九四七年二月該校奉令與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從一九四三年七月份刊登的招生廣告所見，該校在重慶、成都、西安、蘭州、洛陽、桂林、昆明、泰和、永安和雲和等地共設置十個考試點，招一年級新生四百名，但前此教育部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高字第26723號訓令「中央政治學校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除由該校招考三百名外，另行規定二百六十一名，由各省市縣教育廳局保送」。重慶考區設在該校本部即南岸小溫泉，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報名，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口試，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筆試。根據同屆考生饒敏卿所述，中央政治學校考取三十二年度應考人數八千五百四十六名，錄取六百三十五人。考生須呈繳畢業證書、相片和體格及格證書。招生簡章規定的體格標準，男生須身長在一百五十八公分，體重四十五公斤，女生身長一百五十四公分，體重在四十二公斤以上。這是劃一的標準，饒敏卿的文章並記重慶區二千三百二十五名考生中，體格不及者多達四百七十二人。饒敏卿於一九四二年春畢業於浙江省立金華中學高中，也因為浙贛戰事而錯過試期，他的名字見於雲和區依第二志願錄取名單上（雲和區第一志願錄取三十三名，第二志願十一名）。他是九月二十九日接獲錄取通知，之後從浙東經閩贛湘桂黔至渝，走了三千多公里路，歷時三十四天。根據另一位曾重考的學生所述，口試沒有一定的範圍，視乎主管人員而定，時間也可長可短，老先生和新先生的問題也不同，該文還記下兩次口試須回答的問題，作者的建議是要多留心報章雜誌，而態度和口才尤關重要；筆試共六科，分別是國文、英文、黨義、數學（高等代數和解析幾何）、中外史地和理化。
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設有大學部、專修部和公務員訓練部。大學部設有法政、經濟、外交、地政和新聞五系，法政系分行政和法制兩組，經濟系分經濟行政、財政金融和統計三組，地政系分土地行政和土地金融兩組，外交和新聞兩系不分組，肄業期各為四年。專修部設地政、新聞、統計和語文專修科，語文專修科又再分蒙文、藏文和印度文三組。三十二年度只招上列五學系和語文專修科新生。公務員訓練部分高等科和普通科，分別收考試院高等考試初試及格和考試院普通考試及格的人員，前者訓練期四個月，後者半年，訓練期滿再試及格即可分發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服務。查良鏞入學以後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如何？上述饒敏卿一文關於該校的學習和生活有詳細的記錄，可資參考：
首為始業教育：始業教育為本校各科系班學生必經之階段，新生一進校，即開始始業教育，惟期間長短各異。按以往規定，大學部為一學期，專修科為三個月，普通科一個月，高等科三星期。始業教育期內，除授以基本課目外，更有精神訓練與軍事訓練。精神訓練之範圍甚廣，有關於本校之認識者，如本校校史、沿革、組織系統、教育宗旨與內容等。有關於本黨之認識者，如黨史，總理及總裁革命史、主義、政綱、政策等。有關於國內外大勢之認識者，加本國文化、政治、經濟概況，及國際情形等。有關於生活之訓練者，如立身處世為學辦事之方法等。此外又有音樂訓練以培養愛美之情感，有體育訓練以鍛煉堅強之體格，軍事訓練分學術科訓練及軍事管理二者，學術科訓練授現代國防知識，軍事學術科之基本要義，及軍事之基本技能。軍事管理在使學生養成簡單樸素，整齊清潔，勤勞刻苦之生活習慣，熟習確實、迅速靜肅、秘密之行動要領……本校設有特別黨部，下設若干區黨部，每一區黨部之下，分若干區分部，區分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組，每一學生均編入此組織系統內，而以區分部在小組討論會為實施訓練之重要機構。小組討論會每週舉行一次，由主管訓導列席指導。學生除參加小組會議外，又由訓導指定閱讀總理遺教等書，讀後各筆作記，送交主管訓導批閱。
由此可見，校內的管理相當嚴格。中央政治學校的大學部設於小溫泉，而這個校部原是重慶的名勝，饒敏卿描寫得非常優美，「四山環繞，花溪曲折，流貫其間，林木叢生，蓊鬱蒼翠，嚳舍錯落，掩映於綠蔭叢中，恬靜清幽，遠絕市囂。課餘暇日，利涉橋邊，憑欄遠眺，則可見萬山夕照，瀑布奔流之勝；花灘溪裡，扁舟蕩漾，則可覽數峰競秀，飛泉奔霧之奇」。該校學生的膳食由學校供給，衣履如棉大衣、棉軍服、單軍服、綁腿、皮帶、帳、枕等，也全部由學校供給，學生每月並可獲發二十元零用。理髮和洗衣免費，校方更把溫泉辟為浴室和游泳池。
圖書館約有五萬冊藏書，學校有法政研究會、經濟研究會之類的研究會社共十五個，研究會刊物出版之時，貼滿了走廊壁間。校內也不時舉行美術展覽會，展出中西圖畫、木刻和刺繡，又有歌詠團、話劇社、國樂平劇等組織，每逢節日或國慶和校慶，禮堂內歌聲舞影。此外，學生也注重個人的體格鍛煉。饒敏卿記述的簡直是人間樂土，與戰區何啻天壤。
筆者試比較另一篇文章，該文作者以為即使在軍事管理之下，但在相當範圍內仍然是很自由的，也認為該校的生活環境優美，同學有求知精神，邉语L氣好，生活上受著政府的優遇，學術研究和藝術生活也很豐富。故即使饒文有誇張之嫌，但某些學習和生活條件也應屬客觀事實。

小　結
查良鏞沒給自己寫傳，但某些傳記是經過他本人審核和改正過的，某些立傳者也跟他做過訪談以收集資料，而他也許認為沒必要告訴別人自己的所有經歷。查良鏞入讀中央政治學校一年多便遭勒令退學，不管是因為對校內的某些現象打抱不平，又或是不願投筆從戎，但他離開了中央政治學校後得表兄幫助而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卻又有機會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的原著和譯本。
年僅十九歲，已經歷烽火硝煙、求學入學失學。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些主角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艱辛，筆者無意於索隱，但個人經歷是否隱含其中，或未可知。儘管這些際遇暫難揭示與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的因緣，然而卻也不是絕對。金庸的第二部小說《碧血劍》，作者正是讓金蛇郎君在藏寶圖上寫上兩行字，要求得寶之人到浙江衢州石梁尋訪溫儀。
查良鏞在中央政治學校就讀那年的暑假裡，除了讀《資治通鑒》以外，還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睏了便直截睡在窄窄的長櫈上，睡了一個暑假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神雕俠侶》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查良鏞曾憶述這也許就是創作靈感的來源。
在結論補上這一筆，旨在說明本文整理出來的一段經歷的意義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學術界雖然有不少金庸傳記的專著，但關於查良鏞十九歲的這段經歷，只有傅國湧的《金庸傳》（修訂版）寫得比較詳細。作者引述程正迦的回憶錄，補充了查良鏞與另外七名同學（江文煥、王浩然、黃文俊、吳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和朱卿雲）結伴西行的經歷，各人大約是在贛州分道揚鑣，查良鏞表示去湖南找老同學，一九四二年冬輾轉到達湘西。傅著的一大特色是成功利用檔案的資料，其中包括杭州市、衢州市和浙江省檔案館的庋藏，筆者在二檔館無意中也發現了兩則，謹此也略作補苴。查良鏞先生已逝，亦盼以茲紀念。
（作者鄭振偉系澳門大學學者）

排版：高玉婷/審核：陳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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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邝万禾《金庸小说中的佛理》
原创 潘国森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海宁查良镛先生以九旬以外的高寿辞世，他以「金庸」为笔名撰写的武侠小说必定是今后中国人一见「金庸」两字，便立刻想到的成就。他的小说必然盖过了九十多年来他别的功业，虽然写小说以外的金庸，还曾经为他身处的时空、在其他领域贡献良多。

　　老人家走了，大家都少不免悼念一下，笔者却以为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须经历，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也绝不必过于伤感，「读好金庸（小说）、读懂金庸（小说）」就是对「明教金教主」、「武林盟主查大侠」的最崇高敬意。

　　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读金庸小说，学习金庸、研究金庸，竟然成为人生一大读书计划、学习经历和智力活动（intellectual activity）。

　　忽然有一日，附录在修订二版《天龙八部》陈世骧教授的两通书信吸引了笔者的眼球！

　　金庸白纸黑字写道：

　　……「热切的」将此书（《天龙八部》）献给陈先生。

这可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得了！
陈教授说：
　　……然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指《天龙八部》）……

　　……书中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

于是笔者就开始接触一点佛学的入门基础，然后就有了推介陈教授两通信的文字，在一九九四年发表（见附录《释「陈世骧先生书函」》）。笔者虽然在「金庸学研究」的领域里经常勇于「现炒现卖」、「自吹法螺」，但是涉及佛学佛法，还是要度德量力为宜。
　　本书从佛学、佛理的角度去赏析金庸小说佛法最高的《天龙八部》和《侠客行》。

谈《天龙八部》的慈悲胸怀，即是陈世骧教授的「悲天悯人」；谈《侠客行》的般若中观思想……如此种种，不愧是以佛理研究金庸的接棒人，读好金庸小说的佛弟子或会更有共鸣。而当年有幸得聆陈世骧教授讲《天龙八部》的朋友如果有缘得见此书，会不会有甚么回响？
　　笔者能够与邝万禾医生结识，超越了一个在香港、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地理阻隔，当然完全是为了金庸小说的因缘。王勃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当代人会有一番与前贤截然不同的体会。

　　万禾与王怡仁大师、「愚夫愚大师」都是学医，他们对金庸小说的热诚相同，用心钻营的领域却相异。

　　查大侠老人家走了，会不会反而激发起海内外「金庸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三位大夫都比笔者年轻）都把他们精读金庸小说几十年、修练「金庸学神功」几十年的成果与千千万万、甚至数以亿计的读者同道分享呢？

　　我们十分期待不断会有新的惊喜，然后掩卷击桌叹曰：「连这个领域、这个范畴都有人研究！」

　　万禾提到《碧血剑》、《雪山飞狐》、《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和《越女剑》都没有触及佛教哲理。其他各部在此补充一下，俾读者能以本书与各小说对读，更贴近金庸大师的创作意图和成绩。

　　《书剑恩仇录》有南少林天虹禅师为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讲《百喻经》，陈家洛以「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婉拒禅师的劝导。

　　《射鵰英雄传》有欧阳锋以图说佛经故事「割肉饲鹰」，意图挤兑一灯大师损耗功力救人，预先除去劲敌。

　　《神鵰侠侣》有一灯大师讲《佛说鹿母经》，还惊叹在死亡边缘的小龙女「说出话来竟是功行深厚的修道人口吻」，能够「参悟生死」。一老一少、一男一女的心心相印，大情圣杨过反而第一次感到与姑姑隔了一层，似是外人！

　　《倚天屠龙记》有创自《金刚经》的「金刚伏魔圈」与渡厄大师点化旧日的连环杀手金毛狮王谢逊。

　　《飞狐外传》有圆性拒爱的佛偈：「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无独有偶，《倚天屠龙记》也有小郭襄无意中听到觉远禅师都是在念这几句。

　　《笑傲江湖》有仪琳多次虔敬地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感动了浪子令狐冲。

　　《鹿鼎记》则有晦聪方丈和澄观老师侄赞叹晦明僧（韦小宝）的惊人定力，晦聪方丈说小师弟「时时无心，刻刻不动」；老师侄则以《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比拟小师叔的大智！

陈世骧教授推崇金庸小说「恻隐佛理，破孽化痴」，读者若要加入探讨「金庸小说中的佛理」，相信还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期待继陈教授、邝医生之后，还有更多发人深省的妙论高见！
　　是为序。



潘国森序于香港心一堂

二零一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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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姑蘇行
原创 查玉強 獨家人物傳媒 2021-11-30 09:01
《百年巨匠系列》之
金庸辭世三周年祭 電影、武俠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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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坦言，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但金庸出生時，祖父已離世，故金庸對祖輩的情愫，實際更多地體現在祖母身上了。金庸的祖母查黃氏（一八七三至一九三七）是蘇州人，金庸從小聽著祖母的蘇州話長大，祖母燒制的蘇州菜是他的最愛，即便到了耄耋之年還時常念叨著。出於親情，金庸愛屋及烏，遂對蘇州也比別的地方更來得鐘情了一些。
金庸在蘇州有幾門過往甚密的同宗近親；金庸的胞兄良鏗曾在蘇州國立社教學院任教；金庸曾就讀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雖已遷至上海），其前身就是蘇州大學；金庸還有個愛好，喜歡聽蘇州評彈……所以說金庸與蘇州似乎有著割舍不斷的情緣。
金庸還坦言，從童年就開始喜愛著蘇州這座城市，喜歡看蘇州的粉牆黛瓦，喜歡聽蘇州人的吳儂軟語。既然金庸這麼鐘情於蘇州，那他這一生中究竟去過多少回蘇州？對此，恐怕誰也說不清楚。金庸老家海寧與蘇州離得不遠，即便在交通不便的農耕時代，也不過是一天的水路。所以，對當年的金庸而言，蘇州就是個說去即至的地方，若要想過去實在太方便了。
但自從一九四八年金庸去了香港後，倘想再造訪蘇州，這機會就不多了。特別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間，且不說路途遙遠，行動亦多有不便。這三十年間，金庸是否到過蘇州，據他的胞弟及蘇州的幾位堂弟回憶，都說沒這回事。
自改革開放後，思想解放了，禁錮消除了，國門敞開了，陸港之間交流日顯頻繁。金庸與其他香港同胞一樣，返陸隔三差五，易如反掌。所以盡管金庸事務繁忙，但對蘇州一定仍是擬造訪的必選之地。話可能扯開去了，還是言歸正傳，說說金庸究竟到過蘇州沒有？在對現有信息梳理後得知，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金庸曾三次造訪蘇州。
第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那年，金庸四月下旬在北京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剛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專題小組港方負責人。會議結束不久，久存訪蘇之心的金庸即從北京乘夜（火）車南下，專程到蘇州探望堂伯父查忠禮（已故）之家人。
七日上午，金庸在蘇州市政府有關部門的安排下，偕夫人驅車前往由堂弟查良平任廠長的蘇州絲綢印花廠參觀。到廠後，金庸與兩位等候多時的堂弟良平與良中（時任市紡織產品研究所科研辦主任）愉快地見了面。兄弟相逢，因多年不通音訊，彼此先相互詢問年齡。金庸對良平說：「我今年六十二歲，比你年長四歲。」邊說邊指著夫人林樂貽，「你還得叫她嫂嫂呢。」大家還拉起了家常，金庸說：「當年，家父到過蘇州伯父家，長兄良鏗一度還住在伯父家，這些事我都還有印象。」接下來參觀工廠，聽了介紹，金庸為印花廠還題了詞：「謇C江山千萬裏，慧心巧手妥安排。」參觀一結束，金庸便向兩位堂弟道別，當天下午就離開了蘇州。
事後，金庸給兩位堂弟作了本為專程家訪，卻又匆匆離去的解釋：「我不習慣一大幫人隨行（當時陪同人員加記者有二十多人），尤其是政府領導陪同。」慣於平民化的金庸，一時適應不了由官方安排的這種排場，於是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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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第二次到蘇州是在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金庸抵蘇前二天（二十七號），人在南京，他是受邀訪問南京大學，當時在南大還給學子們作了《南京的歷史政治》的演講。這次抵蘇，適逢母校蘇州大學的百年校慶。金庸也是受了邀請，前來接受蘇州大學給予名譽教授的聘書。學校為此還專門搞了個受聘儀式。儀式結束後，金庸為學弟學妹們作了《蘇州的人文精神》的演講。隨後還為母校的百年校慶題了詞：「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季劄、伍員、陸遜、範仲淹皆吳人中之可法者也。」這一天，整個活動安排得十分緊湊。

當晚，金庸下榻於蘇州的竹輝飯店。堂弟良平一家白天欲會金庸，時間排不進去，便在晚上前往拜訪，雙方見面後攀談了許久。金庸還特別為上回匆匆離蘇再次解釋。金庸看著良平一家子，祖孫三代，人丁興旺，則不無感慨地對堂弟說道：「我至今還沒有第三代「家」字輩的人。」到了快分別時，金庸與堂弟一家人合了影。第二天，事務纏身的金庸離開了蘇州。

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金庸第三次來蘇州的日子，這次主要為其小說《雪山飛狐》被改編為蘇州評彈，舉行開播儀式而來。是日，由蘇州電視臺與蘇州日報社派出專車到上海浦東機場去接自香港飛來的金庸。

當天下午，先到蘇州評彈學校，金庸觀看了師生們的表演，並接受了學校授於的榮譽教授的聘書。離校前，金庸為學校題詞「評彈搖籃」。當晚，宿香格裏拉大酒店，蘇州的幾位堂弟照例趁晚上這段時間，前往賓館晤見堂兄，拉起了親人間拉不完的家常話。

第二天是活動的正日。這天，金庸先參加了評彈《雪山飛狐》的開播剪彩，然後在現場由市領導陪同聆聽了邢宴芝、邢宴春兄妹的精彩彈唱。不知是聽到了久違了的鄉音，還是為自己的作品成功地搬上評彈的舞臺，金庸聽著激動得熱淚盈眶。接著應母校所請，金庸又去蘇州大學接受了名譽博士的證書。

當得知這是蘇大有史以來第一次授出的名譽稱號，金庸特別高興，他說：「我得過很多學校的名譽博士、名譽教授，但像這樣的第一個，我還是第一次獲得。在我有生之年，我對蘇州大學的「愛情」不會改變。」隨後，金庸便在存菊堂禮堂內對學弟學妹們作了《中國歷史大勢》也是七年後的第二次演講。當時，蘇州的幾位堂弟也在座聆聽了演講。

當晚，金庸應邀赴松鶴樓宴，品嘗到了地道的蘇幫菜，並欣然為松鶴樓飯店寫下了「百年老店，歷久常新，如松常青，如鶴添壽」的祝福之語。

第三天，東道主仍作了參觀遊覽、會客訪談的活動安排。當時，有記者問金庸，對《雪山飛狐》（節選）取代魯迅的《阿Q正傳》，入選北京版的高中語文教材，最後被定為推薦閱讀作品並列為教師教育參考書一事有何感想。

金庸回答說：「我獲此消息很高興，但千萬不要把我和魯迅相提並論，我很佩服魯迅，我遠不及魯迅。」第四天，即九月二十五日，金庸離開了蘇州。這是金庸在蘇州待得時間最長的一次。

對於金庸每次都是匆忙來去，蘇州的幾位堂弟也曾不無抱怨地跟這位堂兄提過意見：「您別老是匆匆來匆匆去，下回到蘇州，能否推掉所有的公事與應酬，讓我們家人好好地敘敘親情，拉拉家常，行嗎？」

金庸對兄弟們提出的這個合理要求，則很爽快地回應道：「好的，好的！」於是，弟兄們一直盼著這一天。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香港傳來噩耗，堂弟良中即發去唁電以示哀悼，不久就收到金庸夫人發往蘇州之復函，其曰：「查良鏞（金庸）先生圓滿無罣礙走完人生旅程，蒙惠賜唁函，高誼隆情，謹致謝忱。」這是金庸對蘇州的兄弟們最後的一聲回音，也是金庸對蘇州這座一直喜歡著的城市的最後告別。

如今，金庸離開了人間，離開了號稱人間天堂的蘇州，他已到了真正的天堂。願金庸天堂快樂！

（作者查玉強系內地文史學者）

排版：高玉婷/審核：陳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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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祖查继佐在“明史案”中的作用
新垣平 明史学会 2022-01-02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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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初年的“明史案”是清代一起大狱，也是历代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当代许多人是从金庸小说《鹿鼎记》以及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了解这桩惊天惨案的。金庸的故事讲得很引人入胜。可惜真实历史中并没有妇孺被武林高手救出，最后还杀掉吴之荣报仇的解气情节，而是非对错也远比小说中更复杂纠结。特别是金庸的先祖査继佐（伊璜）在此案中的作用就和小说中所写完全不同。


顺治年间，湖州南浔的富户庄廷鑨编了一部明史，因为文字违禁而被人告发，清廷下令严办，最终七十多人被诛杀，数千人受株连。在金庸小说和一些简化版本中，告发者就是吴之荣一个恶人；而该书的修阅者査继佐因为名将吴六奇的救援而侥幸得脱。但实际上，最早的告发者恰是査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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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是一个盲人，得到明朝首辅朱国桢的一部明史书稿，便想以此为基础编一部明朝全史，让自己也流芳百世。庄廷鑨身为盲人，才智也非一流，本来困难重重，但财力雄厚，得以请到江浙一带不少文化精英参与修撰，一时成为文坛盛事。然而庄廷鑨在成书前就已过世，由其父庄允城最终于顺治十七年（1660）刊成《明史辑略》一书，一时洛阳纸贵。此书洋洋洒洒一百多卷，但出自多人之手，成书草率，错谬不少，特别是一些心系明朝的撰述者用明正朔，激烈攻击清朝先祖，也没有删去。


另外，在本书扉页的“参阅”名单中列入了査继佐、陆圻、范骧三位江南名士的名字，实际上三人并未参与，纯粹是被用来打广告。顺治十八年（1661），陆圻首先看到此书，告诉了査继佐，本来大概只是当成笑谈，但査继佐的政治嗅觉很是灵敏，他深知明朝灭亡才十几年，南明郑氏等残部还在边陲活动，此时敲锣打鼓公开出版一部讲述明亡清兴的史书有多敏感可想而知。査继佐随手一翻，就发现里面不知多少违禁的文字，而他的名字赫然在首页上列第一位！


査继佐“殊骇，所谓大警者以此定矣”（据其门人所编《年谱》），决定主动向朝廷检举。他很快给浙江学政胡尚衡写了一篇牒文，说明自己和陆、范三人与此书无关，并含糊说此书“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对此事，胡尚衡并没有太重视，踢皮球般转给了湖州府学方面。


但审查一启动，就沿着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湖州府学的教谕赵君宋积极表现，找出了许多条违碍文字，报给上头。庄允城通过其关系网得知后，使出了釜底抽薪的高招：一边贿赂各级官员，一边将书店里的《明书辑略》收回，抽毁有问题的章节，用别的内容取代，制造出“洁本”，一度让此事不了了之。但原本毕竟卖了不少，不可能完全瞒天过海。不久其他一些人也开始揭发。最坚持不懈的就是吴之荣，屡屡碰壁后一咬牙去北京活动，终于让翻了船。


清廷下令彻查，査继佐一度被拘到北京，查家差点陪着一起覆灭，但最后证实査继佐等人是首告者，三人成功脱罪，还因首告之功，被赏了被籍没的部分财产，査继佐也因此被一些士人非议。此后，査继佐据说靠这笔血财弄了很多美貌歌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颇为人不齿。


但谁也不知道，这只是査继佐的伪装，此时他本人也在撰写一部明史，十年后方得完成，是一百零二卷的巨帙，名为《罪惟录》，取“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意。此书写了二十九年，“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十分不易。书中记载了南明抵抗运动的许多秘史，其“悖逆”远在《明史辑略》之上。经过明史案之后，査继佐哪里还敢出版，只能将这本书秘藏起来，留给未来。清朝灭亡后，《罪惟录》才重现人间，成为现代学者研究南明史的必读书。《明史辑略》基本不存，但检举此书的査继佐居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更反清的史书，堪称历史的极大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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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査继佐何以去检举庄氏，留下人生污点？撰写《罪惟录》的査继佐，不论对《明史辑略》乱列自己姓名多么不快，但思想情感上是有共鸣的，不至于像吴之荣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去告密。问题在于，其他人置身事外即可，但如果他不去主动撇清关系，一旦明史案发，自己死定了不说，也必然殃及家人，一生心血之作也会胎死腹中。而即便自己不去告发，以《明史辑略》的招摇过市，其言论迟早会被人注意到，社会永远也不会缺告密者。退一万步讲，就算一时成为漏网之鱼，以清廷文网越来越严厉的趋势，过几十年还可能被追查。吕留良死后多年尚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这个角度讲，査继佐没有清白而又安全的选择，这或许也是“罪惟”二字的深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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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原创2021-10-15 18:05·麟稀的书影流年
原创：麟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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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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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老舍在文坛上举足轻重，被称为“人民民艺术家”，作品脍炙人口，入选语文课本，是公认的大家，但被韩寒和陈丹青“炮轰”：“文笔很差”，“不经读”，舆论一片哗然，支持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骂：一个写畅销书的赛车手，一个画画的艺术家，竟然敢如此狂妄？！

觉得梁实秋那批人他们文字非常活，所以看的比较多是他们的文字。包括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

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炒作，这些大家的水平地位并不会动摇，他们随便一个人都著作等身，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耳熟能详，巴金的《家》《春》《秋》蜚声海外，是《红楼梦》之后描写封建大家族衰败最优秀的作品。茅盾虽然有些陌生，但《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韩寒陈丹青以名人身份在公开场合如此评论，当然不对，但这次谈话却让人豁然开朗，原来名家并非完美无缺，我们从小仰望他们，没想过质疑，也没有质疑，一直当他们是神，其实，读书没有思考没有见解等于白读，对名家的名作只会喝彩是种亵渎。

名家的文学水平到底如何？毫无疑问，肯定一流，不然也成不了名，不然也不能选入教科书让亿万学子研读，但，有没有瑕疵呢？今天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分析下。



环境描写繁复冗长，简单直白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在烈日和暴雨下》是教材中不变的篇章，描写祥子在暴风雨中拉车的心酸，真实深刻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作者对挣扎在旧社会最底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其中的景物描写令人称快。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跟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老城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

仅仅一小段就可见功力非凡，老舍的文字通俗易懂，浅近直白，非常有感染力，用环境的严酷写出祥子的艰难，刻画出人物形象，但这一章放在整部作品中就显出不足。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全书24章，这是18章，高潮即将开启，读者盼着看故事，老舍却安排这么一长段环境描写，环境能展现人物，交代大环境当然很必要，但一般在开头，中间可以但不能大篇幅，因为会影响故事的流畅。

环境描写不论写的再好，都不能喧宾夺主，但老舍用大段笔墨，这不是塑造人物，而是想炫耀写作技能。翻完整本书，会发现环境描写非常多，老舍时不时来一大长段，翻来覆去的写环境恶劣，无非凸显祥子的勤劳，啰嗦冗长。

景物描写繁复有时会韵味十足，形成独特意境，但老舍的文字不是高雅范儿，而是通俗款，他写的一看就懂，不用思索更不用回味，柳树打着卷，马路上尘土飞扬，而祥子在暴雨中拉车，老舍表达的太过简单直白。



心理描写细腻曲折，和身份不符
比环境描写更繁复的是心理描写，这也是《骆驼祥子》最打动人的地方，祥子不善言谈，为了刻画人物，就得写内心世界，老舍能把祥子写的栩栩如生，靠的是心理描写，但他写的过多，全书至少有15000字在写所思所感，但祥子是不识字，头脑简单的糙汉子。

祥子是乡下人，没念过书，性格直倔，是以拉车为生的底层体力劳动者，但他的感受细腻敏锐接近贾宝玉，这就有逻辑破绽。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乡下人当然会思考，没读书不影响思考，但不会细腻，而是粗线条，选一样放弃另一样，很简单，更何况祥子性格倔强不转弯，他平日一言不发，逼急了打架，说起最关心的拉车也没多两句话。

“我不愿意闲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为是省得费话与吵嘴。

“我会！赚不着钱！我会拉车，我爱拉车！”祥子头上的筋都跳起来。

祥子又没了话。

祥子说话掷地有声，全是短句，连稍微绕点弯都不会，但老舍却让他和虎妞发生关系后，坐下来浮想联翩，昨晚的事让他憋闷、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

祥子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虎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一向敬重，没听过虎妞有不规矩的地方，没人在背地议论虎妞，那，为什么有昨夜呢？祥子临时回来没人知道，虎妞怎能一心一意等他？难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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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完虎妞的贞洁和人品后，祥子想起娶亲，这是他的第二个想法，他想等有了车，生活舒服些后，想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他一直规规矩矩，因为他想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

想完亲事，祥子更厌弃虎妞，拿她当朋友看，的确不错，但当老婆看，丑，老，厉害，不要脸！虎妞比抢他车，差点要他命的大兵都可恨可厌，虎妞毁了他，害他成了偷娘们的人！厌恶虎妞是祥子的第三个想法。

祥子又想到刘四爷，刘四爷知不知道虎妞是破货呢？不知道祥子独自背黑锅，知道但不管，那父女俩是什么破烂玩意？他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又是什么东西？祥子打定主意：

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她；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车，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人和车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

祥子的第四个想法是不娶虎妞，不娶就不娶吧，那就想着如何善后，得给虎妞和刘四爷一个交代，但老舍来了段500字的心理描写，让祥子回味起昨夜，他愤恨烦乱，但被吸引，他忘不了，昨夜在他心里盘绕，他不知如何是好，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好矛盾好纠结好难忘，但还没完，因为祥子想喝酒，他想喝的人事不知，但不敢去，他又想起买车，但不能专心地去想。他该回车厂，但真怕回去。他怕遇到虎妞，又越想躲又越想遇到，好奇怪呢，他想起小时候捅马蜂窝……

五大三粗的祥子话都没两句，老舍却给他安了七窍玲珑心，让他没完没了的想，刚想好一件事很快再推翻，嫌弃虎妞又摆脱不了诱惑，想一刀两断又不想离开，繁复、矛盾、千回百绕，这还是简单木讷的祥子吗？



对祥子过于同情 失去客观
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必然有感情，没感情写不出鲜活，这点老舍自然懂，但老舍不懂，除了要倾注情感，还要保持全知视角，既能深入内心，又能冷眼旁观，写优点也写缺点，对人物全面不避讳的描写评价。

祥子善良、勤劳、踏实肯干，老舍非常欣赏，他不惜笔墨，用大段的环境和心理描写把祥子塑造的更立体鲜明，哪怕因此行文不够流畅，也在所不惜，老舍同情祥子的遭遇，他屡屡用严酷环境衬托祥子的坚韧不拔。

但老舍只写其一，却少写其二，一个人为什么总那么惨？似乎全天下的倒霉事都让他撞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舍极力渲染可怜，却很少写祥子的可恨。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初读很同情祥子，可代入其中，就发现祥子的愚钝多于悲剧，他人生的两次大劫难，换个人都能躲过去。

整整三年日晒雨淋，祥子终于有了自己的车，打仗的消息到处传，西苑来了兵，长辛店打上了仗，齐化门已关了半天，祥子都不注意。粮食涨价，有钱人出高价逃命，车都不敢出城，在“谣言”传了十几天，祥子依然把车拉出城，为了两块钱和“大个子”的恭维，他连人带车被兵捉了。

北京城那么多车夫、车行，怎么倒霉的偏偏是祥子？老舍没一句苛责。

虎妞怀孕后分外娇惯自己，贪吃油腻也不爱运动，导致胎儿过大，虎妞是头胎，年纪偏大，但祥子依然拉车，虎妞支持不住，让祥子请接生婆，还不到生产的时候，但虎妞受不了折磨，哭着喊着要去寻死，祥子的做法是：暂不去拉车。

虎妞从月中闹到月底，不像人样，祥子就每天看着，接生婆暗示祥子会难产，而接生婆只会接生，但祥子什么也没做，他守着虎妞三天三夜，看着虎妞喊佛许愿，喊的嗓子都哑了，也没主意，还是虎妞让他请虾蟆大仙。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请虾蟆大仙得五块钱，祥子没钱，虎妞拿出最后七八块钱，祥子请来装神弄鬼的两人，他迷迷糊糊的磕头，虎妞喝了神符还是闹，眼珠已慢慢往上翻，祥子直挺挺跪在高香面前，虎妞只剩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最后的指望是送医院。

但祥子张着大嘴哭起来，帮忙的小福子落完泪去医院问问，接生20块，难产去医院得几十元，祥子只有那辆值80块的车，但他觉得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虎妞带着死孩子断了气，祥子把车卖了办丧事，他老婆孩子和车全没了。

这出悲剧闹剧让人无法看下去，祥子的愚钝令人发指，但老舍只有一句：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轻飘飘一句一带而过。

祥子的愚钝无能远胜善良勤劳，他总遇上倒霉事，遇上一点办法也没有，但老舍突出祥子的优点，极力淡化缺点，把人物的悲剧归根于外部环境。老舍偏爱祥子，偏爱到为他开脱，看过原文都知道，祥子和虎妞那一夜是祥子主动的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

可一夜过后，祥子很后悔，他嫌弃虎妞老、丑、厉害，指责虎妞不要脸，有意思的是，老舍整本书只写祥子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让读者以为那就是全部，祥子的所思所感绝对正确。



对女性的偏见和肆意嘲讽
虎妞是最惨女主角，没有之一。民国人均寿命35岁，虎妞的年龄被设定为三十七八，比祥子大十七八岁，年龄大已够致命，虎妞还相貌丑，粗俗彪悍，没一点女性魅力，但老舍还嫌不够，再添上致命一击：不是处女，不要脸。

虎妞一个人吃酒菜却摆三个酒杯，大晚上11点多不睡，擦了粉抹了红唇，穿着浅绿绸子夹袄，青洋肥腿单裤，让祥子觉得奇怪慌乱，老舍这么写，虎妞真是百口莫辩，所有描写都暗示这个人不检点，似乎随便哪个车夫都可以。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但看过小说都知道，虎妞很要强，她继承刘四爷不受气的脾性，哪怕是亲爸敢骂骂咧咧到她身上，照样骂回去，就算没人惹她，身体疲乏也颇想找谁叫骂一场，这种性格的人做事怎么会落人褒贬呢。

再说，虎妞是车行老板的女儿，穿的起绸缎，吃的起酒菜，是有头有脸的人，所有车夫盯着她，若是有什么把柄，哪儿还管得了人

别看虎妞年龄大相貌丑，但眼光很高：

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都留给祥子听。

虎妞嫁给同龄人只能当续弦，她不可能受这委屈，她是女强人，是干事业的，找个年轻听话的棒小伙，既能和之前一样“野腔无调”，还有家庭的温暖，她能牢牢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她看中的祥子强壮、善良、精神，是车夫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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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厂的三间铺面房，其中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交涉事情，不许随便进入，祥子能进去吃饭是虎妞厚待，虎妞活在所有人的视线下，毫无隐私可言

他一向很敬重她，而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随便爽快，可是大家没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

要强、彪悍、不受气的虎妞被不停嘲讽，“她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像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像个大黑塔”“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像拔去毛的冻鸡”，虎妞在丈夫祥子眼中不堪到极点：

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

老舍对虎妞极尽嘲讽，用词刻薄到不像名家，可嘲讽的点无非是“老”“丑”，这种不适在读到小福子时达到顶点，小福子是暗娼，靠卖肉为生，却被称赞：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满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

大杂院是北京的底层，但小福子在大杂院也被唾弃，混账父亲把她的血泪钱要走，还辱骂她，小福子大气也不敢出。一个是祥子的老婆，一个是爱人，老舍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女性观的折射。

老舍欣赏善良、简单、顺从、软弱、被侮辱、甘于牺牲的底层女性，哪怕小福子做妓女也美，而虎妞市侩、强悍、大胆、泼辣，是生活的强者，不是传统女性，精明能干追求爱情全是错



小说读到最后总觉得不够过瘾，老舍写了大环境黑暗，写了祥子的悲惨遭遇，但不深入思考悲剧根源，缺乏入骨三分的剖析，他甚至不愿深入剖析祥子的性格劣根，这和老舍的性格及成长经历有关。

老舍作品水平如何？韩寒：文笔差，陈丹青：不经读，这评价对吗？
老舍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阶层，在他看来，国家秩序比利益更重要，他笔下的坏人都是秩序的破坏者，他笔下的好人是本分勤劳的朴实人，比如祥子，他赞美好人，但对坏人只是嘲讽，不赶尽杀绝，这种含糊态度令同时代作家非常不满，尤其再加以幽默，连嘲讽都消解殆尽。

看老舍的作品像吃卤煮火烧，简单爽快，口味独特，但食材都烩到一起，不分彼此，没什么可深入解析的。

慕容德 发表于 2021-11-29 20:20

看郑振伟这篇文章，对金庸1942至1943年这段少年求学经历了解又深了，金庸生前都没披露过哦。

之前看严晓星的《金庸年谱简编》，只说金庸1942年逃到江西南丰后，就去了湖南同学老家经营农场，想不到还去了广东韶关、广西桂林。若如此的话，金庸之后是否又从广西桂林去了湖南同学那里住了几个月，再1943年去重庆升学考试？这才能和严晓星所讲述的对得上啊。很想这篇文字继续解惑，但没有说清楚。

1942至1943年，金庸的行程真的好紧凑，去了多个省份城市，真正的颠沛流离，年纪轻轻就见识尽世间的苦难哀愁。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1-30 19:2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1 22:59 编辑

慕容德 发表于 2021-11-29 20:20
看郑振伟这篇文章，对金庸1942至1943年这段少年求学经历了解又深了，金庸生前都没披露过哦。

之前看严晓 ...

我在《金庸评传》，把1950之前的数年，称为【金庸的漫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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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世界上最好的十部小说
博雅人文 2021-11-30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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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好的十部小说

文 | 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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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本书读者书中的论文是怎么写成的。我在美国期间，有一天《红书》杂志的编辑要我列出心目中的世界十大好小说。我遵命照办，之后就把这件事忘了。

我随同书单写了一篇短评说：“聪明的读者若学会把书中没有兴趣的部分略过不读的艺术，读这些书将是最大的享受。”过了一段日子，有位美国出版商建议把这十大名著重新刊行，删去一般人不会喜欢看的部分，再附上我为每本书所写的导读。这项建议勾起了我的兴趣，我遂着手进行。所写的导读经过删节，大抵已在《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似乎颇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有人觉得集结成单行本对读者将方便不少。

我原来开列的书目，稍微做了更动。书单最后一本我起先列了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是基于若干理由，此书并未收进后来提的名单内。我并不后悔。普鲁斯特的小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篇幅极长，即使大删特删仍不可能删到合理的规模。

此书成就非凡，但要评估后世对它的评价则言之过早。普鲁斯特的狂热仰慕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可以兴致盎然细读每一个字，不觉厌烦。有一次我一时夸张，曾说过我宁可读普鲁斯特的作品烦死，也不愿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开心得半死。但我现在愿意承认：那本书各部分的价值优劣有别。依我拙见，普鲁斯特受他那时代的心理和哲学思潮影响所写的漫长章节，未来的人势必不感兴趣。

上述思潮有些已被认定是错的。我想到时候会比现在更明显看出他是伟大的幽默作家，他创造新颖、多样化、栩栩如生人物的能力足以和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媲美。也许那时候才会发行他浩瀚巨作的浓缩本，省略已被时间削去价值的部分，只留下小说的精华，亦即具有永恒趣味的部分。《追忆似水年华》还会是很长的长篇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上乘佳作。

我最后选的世界十大好小说书目如下：


《汤姆·琼斯》



《傲慢与偏见》



《红与黑》



《高老头》



《大卫·科波菲尔》



《呼啸山庄》



《包法利夫人》



《白鲸》



《战争与和平》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不过我事先声明，筛选评论世界最好的十部小说简直是胡扯。世界最好的小说何止这十本，也许要挑一百本最佳小说，连这个我也不敢确定。若找五十位博览群书、拥有深厚学养和精湛功底的人来列出世上最好的一百部小说，我相信至少有两三百本书得一票以上的。但这五十张书目若由使用英文的人士提出，我想我选的十部小说也必占有一席之地。我特别强调使用英文的人士，是因为我书目上的小说至少有一部《白鲸》在受过教育的欧洲大众心目中仍相当陌生。我想除了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之外，这本书的德文版、西班牙文版或法文版大概不会有人阅读。18世纪法国有很多人读英语文学，可是后来法国人对于自己疆界外的作品都没有太大的兴趣，直到最近依然如此；若由法国人来列一百本最佳的小说，里面一定有不少英语系国家的人听都没听过或者很少人阅读的作品。

这种意见分歧的现象不难解释。某一部小说特别吸引某一个人（判断力非常健全的人），使得他认定这本书身价非凡，理由肯定有很多。也许他是在生命中特别容易受感动的时期或环境下阅读的，也许基于他自己的偏好或个人的联想，书中的主题或背景对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例如我可以想象，热爱音乐的人一定很容易把澳大利亚作家亨利·汉德尔·理查德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1870～1946）的《毛里斯客人》列为最好的十部小说之一，英国史塔福郡“五城”的原居民欣赏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1867～1931）忠实描写五城的特性和民风，很可能将《老妇人的故事》列为十大小说之一。

上述两本都是好书，但我想公正的裁判绝不会把它列入世界十大好小说之列。读者的国籍使他对某些书特别感兴趣，会觉得它比一般公认的出类拔萃。举例来说，我想任何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像我一样列书目，可能会把拉斐特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列进去。说来也算公平，那本书有显著的价值，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心理学小说；故事动人，具有说服力，角色刻画得很生动、很微妙，文笔出色，而且精炼优美。书中描述一个在法国连小学生都很熟悉的社会状况，小学生读过法国两位戏剧家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的作品，对这本书的道德气氛早已非常熟悉，书中内容涉及最辉煌的法国历史时段，魅力非凡，对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具体的贡献。可是在英美读者眼中，人物显得像木头，举止不自然，他们的荣誉感、他们对个人尊严的重视，有点可笑：我不是说这种想法正确，但有此想法就不会把这本书列为世界十大最佳小说啦。

不过我想长篇小说个别价值的评断会产生极大的分歧，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不完美的文学体裁。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十全十美的。我所选的十部小说，没有一部你无法在某一细节挑出毛病，我写每一部书的导读时就打算好好挑剔一番；不分青红皂白赞美某些被公认为经典名作的书对读者反而是最大的伤害。

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发现某某情节不太可能发生，某某角色不真实，某某段落描述冗长不堪。他若天生不耐烦，会指责向他推荐这部小说为杰作的批评家们简直是傻瓜；他若生性谦卑，就会责怪自己，认为这本书超出他的智力，不适合他读；但他若坚忍不拔，极有毅力，他就会本着良心读下去，然而读的时候仍觉得没什么乐趣可言。但小说是要给人津津有味阅读的啊，若不能提供乐趣，这本书就一文不值了。既然如此，每位读者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家，只有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又不喜欢什么。

人没有读小说的义务。批评家可以指出，依他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某部一般公认的伟大小说有哪些长处，缺点又在哪里，从而帮助读者。我再说一遍：我们要先提醒读者，千万别奢望小说十全十美。

在我详述这个说法之前，我想对小说读者说几句话。小说家有权对他们提出一点要求：他有权要求读者们下点功夫读一本三四百页的书时稍有耐心；他有权要求读者具有足够的想象力，能揣摩作者想引他们介入的场景，在脑海中填上作者所绘的肖像；最后小说家有权要求读者们具有同情的能力，否则他们便无法进入小说人物的爱与悲、忧患、危险和奇遇之中。除非读者能付出一点自己，否则他不可能从一本小说里领略最好的内涵。

现在我要指明我心目中一本好小说该具备哪些素质。它该有兴味广泛的主题——我的意思是说，不只是一小群批评家、教授、文化素养精湛的人、卡车司机或洗碗工感兴趣的主题，而是广泛符合人性、各种男人和女人都觉得有趣的主题。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作家可以写一本小说来谈蒙特梭利教学法，教育学家一定非常非常感兴趣，但我相信这本小说必然是平庸之作。小说的故事应该连贯、有说服力；应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结尾应该是开头的自然结果。一件件插曲该有可能性，不只发挥主题，且由故事中衍生出来。

小说家创造的人和动物应以个别特性来观察，他们的行动应由个性产生，绝不让读者说：某某和某某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反之读者不得不说：我就预料某某和某某的言行会是如此。我想人物本身若是趣味盎然那就更好了。福楼拜写过一本名叫《情感教育》的小说，在许多杰出的批评家之间享有盛名，但他特意选一个没有特征、没有个性的人当男主角，叫人简直不可能关心他做些什么或者遭遇如何，结果这本书虽有许多优点，却很难让人读完。

我想我该解释我为什么说人物该以个别特性来观察；寄望小说家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未免要求太苛刻。他的题材是人性，虽然人有各种类别和处境，但种类并非无限，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史诗写了几百几千年，作者创造出全新人物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我综观所有小说，想得出来的绝对原创性人物只有堂·吉诃德一个，如果有什么博览群书的批评家发现他这号人物也有远祖，我不会感到吃惊的。作者若能透过他自己的个别特性来看他笔下的人物，而他的个别特性若够称得上特殊的话，往往能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些人物是原创的，那这个作家就很幸运了。

举止应衍生自性格，言谈也是一样。时髦女性说话该像时髦女性，街头妓女说话该像街头妓女，卖汽水的说话要像卖汽水的，律师说话要像律师。对话不该有一搭没一搭，但也不该让作者趁机卖弄他的意见；应该用来刻画发言者的性格，让故事进展下去。叙述的段落应该生动、不离题，长度只需使相关人物的动机和所处情境清晰服人就行了。文字应力求简洁，让一般教育程度的人可以轻易阅读；文体应符合题材，就像剪裁合度的鞋子符合形状优美的脚一般。最后，小说应做到引人入胜。我把这一项放在最后，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特质，少了这一项，其他特质将派不上用场。头脑健全的人，谁也不会为了求教诲或启发而读小说。他若需要教诲或启发却不去读专门写来教诲和启发人的书，那他就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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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一本小说具有这一切特质——那已要求太多了——仍像宝石有瑕疵一般，其形式本身就有缺陷，使得完美不可能达成。短篇小说可以依据长度在十分钟到半个钟头内读完，处理的是界定清晰的单一题材、一个事件或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精神或实体事件，而且是完整的，不可能再增添或去除什么。我想短篇小说可以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我认为要搜集相当多已达此境界的短篇小说并不困难。但长篇小说长度不确定，可以长如《战争与和平》，一段时间内述及一系列事件，出现许多许多人物，但也可以短如梅里美的《卡门》。

为了使故事合乎可能性，人物合情合理，作者必须叙述许多跟故事相关、本身却不见得有趣的事例。事件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来分隔，作者为了作品的平衡必须尽可能杜撰些内容来填满这段时间。这些段落称为桥段。有些作家尽量避免桥段，直接从辞藻绚丽的事件跳到另一个辞藻绚丽的事件，但我想不起成功的例子。大多数作家乖乖过桥，而且多多少少有些技巧，但过程中很可能有点沉闷无聊。

作家是人，难免有他的古怪念头；长篇小说的形式不严谨，尤其在英格兰和俄罗斯写的更是如此，使作者有机会详述自己心中珍爱的题材，他的心智或批评意识往往不够强，不明白某一题材尽管他觉得有趣，除非是他的小说计划所必需，否则就不该摆进书里。此外小说家几乎免不了受当时的风尚影响，毕竟他受影响的力量非凡，所以往往会写出风尚一过便失去吸引力的作品。

我来举个例子：19世纪之前小说家很少注意场景，一两句话就足以把他们要描述的背景交代完毕；可是浪漫派得到大众的喜爱之后，为描写而描写日渐流行。某个人上街到一家药店买牙刷，作者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人经过的房子是什么模样，店里卖哪些东西。黎明、落日、星夜、万里无云的天空、上升和渐缺的月亮、波涛汹涌的大海、山尖积雪的群山、黑暗的森林……没完没了的描述。有些描述本身美极了，但跟内容毫不相干！

作家们过了很久才发现，场景的特征无论以多么诗意的眼光来观察，又以多么可敬的手法来表达，除非必要，否则仍属徒劳。也就是说，除非能帮助作者继续说故事，告诉读者跟书中人有关而他非知道不可的东西，否则都没有用。这是长篇小说中一项偶然的缺陷，但另外一项缺点似乎是与生俱来。既然是篇幅相当长的作品，写起来难免要花费一段时间，至少要几个礼拜，通常大概要几个月，有时候甚至要好几年。作者不可能持续被灵感眷顾这么长的时间。我不喜欢用“灵感”一词——用来指句式自由的散文有点自抬身价，我宁可留给诗人专用。诗人从事的艺术比小说家高贵；可是小说家另有补偿：诗除非具有最高的品质，否则易受忽略，长篇小说就算有许多缺点，仍不至于一文不值。

尽管如此，小说家写稿受某种东西影响，若不叫灵感，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只好称之为潜意识。也许正因为这是一个意义有点不明确的含糊词汇，可以充分表达作者的一种感觉：他白纸写上黑字，充其量只算活跃的媒介，其实他是抄录者；他发现自己正在写他不晓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快乐的思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泉涌而来，未曾预料的概念像宴会的客人未先告知就登门造访一样惊喜。我想这没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未曾预料的概念无疑是过去长期经验的结果，快乐的思绪起自概念的联想，他自以为不知道的事情储存在记忆的隐秘处。潜意识把它带到表层，自由自在地从笔尖流到纸上。

但潜意识是率性又不确定的；无法强迫，任何意志的努力也无法激励它活跃起来；它就像风爱向哪儿吹就向哪儿吹，像雨落在正直的人身上也落在不正直的人身上。老练的作家有各种方法哄潜意识来帮他的忙，但有时候潜意识始终固执不来。若听任潜意识自生自灭——在长篇小说这么长的作品中，此事常常发生，作者只能孜孜不倦下功夫，仰仗他的一般能力。倘若他能借这些方法引起读者的注意，那才是奇迹呢。

当我斟酌小说家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回避多少预料不到的困难和危险，我一点也不惊讶连最伟大的小说家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我反而惊讶他们竟能做到没有“更不完美”。大抵由于这个原因，要挑出十本小说来评为举世最佳简直不可能。

我可以再列出十本各自不同却可媲美前十本的巨作：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巴尔扎克《贝蒂表妹》、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简·奥斯汀《劝导》、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名利场》、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亨利·詹姆斯《使节》、勒萨日《吉尔·布拉斯》。我选前面十本有充分的理由，选现在列的这些也可以提出同样充足的理由。我的选择十分武断。

过去读者似乎喜欢小说写得很长，作者往往只得就范，提供超过故事本身所需的内容给出版商。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轻松的办法：在长篇小说中插进一些短篇小说，有时候长得可以称得上中篇，跟原先的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充其量只是看似合理而附加上去的。没有一位作家做这件事比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更优游从容的了。这些额外加入的内容往往被视为这部不朽杰作的瑕疵，如今读来只叫人厌烦。当代文学批评家为此攻击他，他在书本的第二部分避开这个恶习，遂产生一般公认不可能的现象——续篇竟写得比前集优秀；但这并不能阻止后继作家（他们一定没读过那些批评）使用这么方便的手法，交给书商们大量稿件，凑成可以卖的一册书。

19世纪新的出版方法产生，小说家受到了新的诱惑。以大量篇幅刊登所谓轻巧版文学的月刊杂志销路极佳，使作家有机会用连载方式将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自己也获利颇丰。大约同一时间，出版商们发现每月分期发行畅销作家的小说对他们十分有利。两种情况下作家都会签约提供一定数量的内容填满某些页数。这套办法鼓励作家们从容不迫、唠唠叨叨。法国作家论行支付稿酬，他们毫不犹豫尽量多写几行。他们是需要赚钱糊口的工作人员，即或这样所得也不丰厚。有一次巴尔扎克到意大利，见到一些图画，大大动容（谁不动心呢？），就打断他正在写的小说叙事，插入一篇谈这些图画的文章。

我们从作家们自己的“招供”中得知：连载的作家们，即或是一流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也不时会觉得被迫在固定时间交稿是一种可憎的负担。难怪他们要东拉西扯凑篇幅，难怪他们的故事布满不相干的插曲。有一次出版商告诉狄更斯他的某一堆月刊稿少了两大张，亦即十六小页，他只得坐下来，尽可能搜索枯肠勉强写出。他对这种写法很有经验，事实再明显不过：如果他写在这十六页中的内容是处理这部分故事所不可或缺的，那他一开始就会写上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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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说的缺陷无论是由于小说这种体裁与生俱来，或者归因于作家的缺失、时代的风尚或出版方法，读者都没有理由耐心忍受。有见识的人不会把阅读小说当作应尽的义务。他把看小说当作消遣。他想要被带出己身之外。他准备对书中人物产生兴趣，念兹在兹想看他们在特定情境下会有什么言行，遭遇又是如何；他同情他们的烦恼，为他们的喜悦高兴；他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多多少少还体验了他们的人生。书中人物的人生观、他们对于人类思辨题材的态度，无论以言语说出或由行动中表现出来，都会勾起读者惊奇、欣慰或愤恨的反应。但读者凭本能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他就像猎犬追踪狐狸的味道一般兴趣盎然。可是有时候作者失败了，读者找不到兽迹留下的味道，只好四处慌乱挣扎，直到再找着为止。他会跳来跳去略过乏味的部分阅读。

人人都会跳来跳去，但要跳着读却不损失重要内容可不容易。就我所知这可能是天赋，也可能必须靠经验来求得。约翰生博士看书跳得很凶，鲍斯韦尔告诉我们：“他天赋异禀，立刻就能抓住任何一本书有价值的地方，用不着苦苦从头读到尾。”但鲍斯韦尔说的无疑是知识方面的书籍；读一部小说若成为负担，干脆不要读就好啦。不幸的是，基于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的基本缺陷、作家或出版方法的缺失，很少长篇小说能从头读到完始终是兴趣盎然的。跳着读或许是坏习惯，却是情势所逼而养成的坏习惯。可是读者一旦开始跳着读，就很难停止，于是他可能会错过许多读了对他有好处的东西。

过去的读者似乎比今天的读者更有耐心。以前娱乐少，他们较有时间看我们现在嫌太冗长的小说。也许他们对打断陈述的枝节话和题外话并不感到愤慨。但某些具有此项缺点的小说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名著之林，这些书若因此愈来愈少人阅读未免太遗憾了。

我们设计这一系列文章，是要劝诱读者阅读这些好书。我们尽量删除这十部小说中累赘的部分，只留下道出作者想说的故事、刻意阐明扣住主题的概念、充分展现他所创造的人物等内容。某些文学系学生、某些教授和批评家会怒斥戕害一本杰作是令人震惊的行为，作者怎么写就该怎么读才对。但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吗？我建议他们跳过不值得阅读的地方，或许他们已培养出略读却获益良多的艺术，但大多数人还没有做到。若由鉴赏力和辨别力够高的人来替他们略去无趣的部分，岂非更好。此事若做得高明，就能给读者一本每个字读来都津津有味的小说了。

柯勒律治（Coleridge）谈到《堂·吉诃德》说：这是一本只需从头到尾浏览一遍的书，他的意思也许是说有些部分冗长沉闷，甚至很荒谬，一旦发现这一点，再读就浪费时间了。这是一本伟大和重要的书，专攻文学的学子无疑该从头到尾读一遍（我自己从头到尾读了三次），但我忍不住认为一般读者——读书求乐趣的读者——全然略去枯燥沉闷的部分也没什么损失。这一来他必定更能欣赏与故事直接有关的斯文武士和世俗乡绅的冒险与对话，非常有趣、非常动人的部分。另外有一部小说，确实很重要，但不能肯定算是伟大的作品，就是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帕梅拉》，篇幅很长，除了意志最最顽强的小说读者，一般人大概无法全部读完。若非我见到一部删节过的版本，我相信我一定读不下去。删节做得极好，我完全不觉得少了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损失。

节略没什么好指责的。我想任何上演过的剧本在排练阶段多多少少做过全盘更动或删节，而且对该剧还是有好处的。我不知道长篇小说有什么理由不能经过同样的程序，说真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出版商都有编辑专门从事这个工作，而他们处理过的书大抵因此变得更好。小说中原来被视为一大堆枯木的部分若不剪除，读者是不会读它的，如果读者能接受引导去读本系列的伟大小说，出版商和编辑的努力就不算白费了。这些伟大小说不会因删节而损失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几册书现在所留下的尽是珍宝，他们能尽情享受极大的知性快感。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1 10:1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 12:10 编辑

牛阿曾:
当时香港的报纸分为两派，一派坚持用白话文写作，叫中原派，一派搞粤语入文，叫粤港派。讲粤语和粤语入文是两回事，中国方言那么多，但大家平时写作还是用白话文，用方言写作的情形不多。
明报创刊号的副刊一共就两版，一版登神雕侠侣，另外一版登三苏（高雄）的三及第小说《香港靓女日记》，三及第小说是当时和武侠小说并重的明报副刊两大卖点，甚至明报的新闻标题都搞粤语化。迎合广东籍读者，打开销路的意图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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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垣平 | 《鹿鼎记》里的明史案，金庸祖先是不是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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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一年（1654），名士查继佐听到一桩轰动士林的劲爆消息：前明朱国祯的秘本史稿出现了。

查继佐出自海宁名门查家，人称“东山先生”，明清之际曾参与抗清，事败后迁居杭州，书画自娱。查氏家资豪富，宅中养了许多绝色歌姬，交游的多是官员富户，日子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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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像

这一年查继佐已经五十四岁，本可就此安度余生，但这个消息传来，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随之复活。

朱国祯是晚明的内阁首辅，也是史学大家，晚年写过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皇明史概》。不过该书的列传部分只写到明初，欠缺很多，朱国桢于崇祯五年（1632）去世了，后面的内容也就断更了。

此后明清易代，天下大乱，谁知过了二十年，朱国祯未发表的四十多本手稿忽然重现于世，出现在同镇的富户庄胤城家中。

据说，没落的朱国桢子孙，拿一部手稿向抵押筹钱，庄胤城的两个儿子庄廷鑨、庄廷钺爱好文史，发现这书稿正是《皇明史概》中缺失的列传部分，原来朱国祯已经写就了底稿，只是未及出版。他们如获至宝，找人日夜抄录，不久朱家子孙又把手稿赎回，不知所踪。

得到了朱国祯的未刊史稿，并正打算以此为底本，写成一部完整的明史。

对此事，查继佐深感振奋，又有些复杂微妙的情绪。

此时南明残余势力日益式微，大部分人接受了明亡的事实。修撰有明一朝的全史，既可以寄托故国哀思，又可以成为传世的不朽事业，许多明朝遗民都在致力，宛如学者间一场无形的竞赛。比如查继佐的朋友张岱正在写《石匮书》，谈迁在写《国榷》，查继佐自甲申之变后就有此志向，可是尚未动笔，人家已经手握一部武林秘籍，占尽先机了。

查继佐认为朱国祯“才弱”，不过“考核最详，称信史”，这种对史实的整理和考证，正是最重要的根基。有这样一部书作为底本，可以说著史已经成功了一半。

查继佐开始积极地打听有关消息，据说庄廷鑨正在积极进行，但限于能力，累到失明，也没什么头绪，查继佐为朱国祯的书稿落在才干不足的人手上而深深惋惜。同时又觉得，这或许是他的机会，他派人去转达，自荐“代草”史书，让庄廷鑨安心养病。

查继佐一定不会想到，他将因此卷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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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的后人金庸在《鹿鼎记》就提到了明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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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得知名闻遐迩的“东山先生”有意参与，十分兴奋，派弟弟庄廷钺前往杭州，拜在查继佐门下。

但不到一年，双方合作告吹，据查继佐的日记，庄廷钺不无尴尬地告诉他：“家兄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庄廷鑨不愿意让人分享著作权，不打算把朱国祯的文稿给查继佐看。

似乎是庄廷鑨太小气，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由查继佐来“代草”，那么书稿是朱国祯的，整理是查继佐的，还能有多少主导权？所以庄廷鑨不愿接受。至于“先生不须此”一句更是意味深长，似乎是赞扬查继佐的史学造诣，又似乎是暗指查继佐也打算写一部明史，二者有竞争关系。总之，这次合作无疾而终。

不过即使查继佐到了，合作也未必能顺利进行。稍晚一些时候，庄廷鑨请来了比查继佐名头还大的顾炎武，见面后顾炎武认为庄廷鑨学问太差，无法编好这部书，也是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连朱氏原稿的影子都没看到，查继佐颇感挫败，在此刺激下，他正式动笔，写作自己的明史。为搜集南明史事，查继佐南下游历，在广东，他遇到了一生中的贵人——镇守潮州的总兵官左提督吴六奇。相传吴六奇是当年查继佐救助过的“雪中奇丐”，此时前来报恩。不过查继佐大弟子沈起编撰的《东山年谱》中说，这是以讹传讹，与查继佐有旧交的是潮州提督陆晋，查继佐是通过陆晋，结识了吴六奇，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吴六奇还让两个儿子拜在查继佐门下。

有吴六奇和陆晋罩着，查继佐在广东舒舒服服呆了一年多，访求了不少南明的珍贵资料。回浙后，查继佐陆续听到南浔的进展：庄廷鑨已在几年前去世，但其父庄胤城仍在完成儿子的心愿，具体事务是庄廷钺掌管。庄廷钺的史学才能还不如他哥哥，也没什么编史的兴趣，就是花钱去砸，重金聘请名士来整理撰写，名士们或者为了钱敷衍了事，或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父子没有能力统筹审核，而的修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查继佐听说之后常感到心绪不宁，写诗作画都没有心情，一直告诫身边人：要出大事了。

顺治十八年（1661）初，大事来了：顺治皇帝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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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驾崩于正月初七，野史说他出家了，不足为信。顺治帝汉化较深，他自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个满洲顾命大臣把持朝政，打压汉官，稍加和缓的满汉关系又紧张起来。江南作为汉人的文化中心，遗民众多，反抗意识强烈，受到清廷特殊的注意。顺治刚死，就在苏州爆发了“哭庙案”，四大臣严办之下，金圣叹等十多个文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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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哭庙案”，金圣叹被杀

就在这节骨眼，父子所编的《明史辑略》（又作《明史辑略》《明书辑略》《明史纪略》，因遭禁毁，确切书名已不可考）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江南各大书肆。

撰述明史，在清初倒未必一定不许。但清廷希望臣民接受的叙事是这样的：明朝历经二百七十余年，气数已尽，被反贼李自成所灭，天下大乱。上天决定，让爱新觉罗家来当天下之主，爱新觉罗说我一个东北少数民族，怎么到北京当皇帝了？然而天命已经决定了，所以大清入关，剿灭流寇，为明朝皇帝报仇，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开创了满汉共治的新大清。

这样，不去提及明朝后期的辽东战事，也不提清军下江南的种种屠杀暴行，结束于1644年崇祯帝之死，也能有头有尾。清朝欢迎，至少不拒斥这样的“洁版”明史。

然而《明史辑略》，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有无这样的政治觉悟，就很成问题。

查继佐第一时间拿到《明史辑略》，这是一部将近一万页，上百册，好几百万字的煌煌大书，不过查继佐直奔他最感兴趣的内容，很快发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本书对和清朝有关的敏感内容没有任何避讳：直书清朝先祖的名号，更用夷、虏等蔑称指涉清廷，记载了南明的抗清事迹，甚至不书清朝年号，而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这几乎是公开叫嚣要反清复明了。

这些问题，在《国榷》《石匮书》和查继佐自己撰写的史书中都存在，甚至应该说是闪光点：如果不直书其史，褒贬在心，写史还有什么意义？不过区别在于，这些史稿只是秘藏或者小范围内流传，谁也没有傻到拿去公开出版。但《明史辑略》却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上，谁都可以购买，而此时书中的永历帝、郑成功等人还在南方准备反攻中原呢。

查继佐必然也同时注意到另一件事，一万头草泥马在他内心咆哮：

首页上的“参订”，领衔的是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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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订表面上是参与修订的意思，不过事实上的作用相当于今天书腰封上的“xxx推荐”，当事人都未必知道，就被“联袂推荐”了。《明史辑略》上二十来个参订的名士，有几个真正参与的都不好讲，排在第二第三的陆圻和范骧是浙江名士，也是查继佐的好友，他们就根本不知情。

不过查继佐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没给他看朱氏原稿，但毕竟他们有过接触，追查起来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后来，庄胤城也说“查某始原共事”，认为查继佐是本书整理者之一。

顺治十八年春，查继佐呆坐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明史辑略》前，满头黑线，不知如何是好。

查继佐犹豫了很久，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明史辑略》规模宏大，售价高昂（六两银子一部），销量有限，起初影响还不算大，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危险系数在不断增加。

查继佐的朋友陆圻偶然听人说起此书有问题，上面还列着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就来找查继佐商量，结果发现查继佐书桌上就放着一本，一翻之下大惊失色，对查继佐说：“这玩意你还放在桌上？快想办法，要不然我们死定了！”（据陆圻女儿陆萃行的《老父云游始末》）

然而二人还是没有立即行动，直到十一月十三日，查继佐、陆圻和范骧三个老友因为子侄考学的事在杭州相聚，提到此事。范骧拿出了一份底稿，说朋友周亮工也警告过他赶紧和这本书划清界限，要和二位朋友共同去检举。

周亮工也是当世名流，长期在清廷为官，非常清楚上面的政策变化，他的意见显然更值得重视。再说事情都传到他耳朵里了，可见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促使查、陆二人下定决心，联名上书。

呈状写好之后，先是送给浙江按察使熊光裕备案，熊光裕说这是读书人的事，不肯接手，到了康熙元年（1662）一月十七日，又把呈状还给了他们，查继佐只好暂时放在自己书房里。

二十二日，严州推事嵇永福来访，求看查继佐宅中的女乐表演，查继佐说姑娘们还没梳妆，得等半天。嵇永福等着无聊，随手翻书，看到了状子，询问原委后拍胸脯说，这事兄弟帮你办了，算是今晚的酒钱。就去找浙江学政胡尚衡。胡尚衡也为难，请嵇永福代为处理，嵇永福就代批了一句“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仰湖州府严查确报”，让湖州府方面去查办。（据范骧子范韩的《范氏记私史事》）

不过查继佐在其日记里坚持是自己的检举最后说动了胡尚衡，他自称写信给胡尚衡晓以利害：书里提到本朝上位的事，学政大人您还不知道吗？弄不好把您也拖下水！这才引起了胡尚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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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案的“首告”，按理说并不光彩，不过后来脱难的查、陆、范三家留下的记叙中，都并无避讳，各家记载虽有一些矛盾和混淆，但三人的共同检举是无疑的。

查陆范三人都是明朝遗老，从感情上还是心怀故国的，但搞出这么大的乌龙属于自己找死，不应让旁人也受牵连。后来案发后，查继佐还叮嘱儿子说，无论朝廷已经知道多少，你小子不能说出其他参阅者的姓名，要不然就是杀人。光看这一点，完全可说是品德高洁。

查继佐等三人认为自己检举没有错的理由在于，事情是吴之荣告发才闹大的，和三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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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氏史案本末

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胡尚衡批示后，事情下放到了湖州府学赵君宋手里。赵君宋拿着《明史辑略》中的问题，勒索了一笔钱，又打点知情官员，从市场上收回原书，出了“修订本”，把有问题的地方全部删去，又把原刻版毁去，认为可以就此过关。但之后陆续有人听到风声，继续去勒索，其中革职的归安知县吴之荣连番举报，却没捞到多少好处，一咬牙一口气告到了北京，四大臣正对汉人咬牙切齿，便趁机兴起大狱。

吴之荣毫无疑问是明史案的第一祸首，许多当时的人，包括侥幸没被波及的顾炎武，也不认为文字狱是查陆范的锅，査继佐的旁系后代金庸写《鹿鼎记》，以明史案开篇，却完全略去了首告三人组的故事。但无论怎么说，吴之荣后来的举报和查陆范之前的检举之间还是存在着间接的因果联系。

査继佐他们可能会说，这个指控没有意义，即使他们不去检举，《明史辑略》这么公开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也早晚会被查到。他们还可以辩称，自己只是向浙江学道备案提醒，而由于自己与浙江官员的良好关系，此事本在可控范围内，之后官员要求缴书毁版，本质上也是一种大事化小的保护。而事实上，经过前期的查禁和销毁，原版的完整《明史辑略》最后只剩下一部，被赵君宋藏在湖州府学内，如果这一部侥幸未被发现，很多列名的学者就可以保全。

有很多理由可以辩解，不过在实际的因果链条上，三人的检举的确是明史案爆发的导火索，除了三家自己外，也未能挽救最后的惨烈结局，如果他们不去检举会如何？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鹿鼎记》中金庸的曲笔固然是为亲者讳，但有些网贴大肆渲染查继佐等人的“告密”，认为这是不齿于人类的卑鄙行径，也是丝毫没有理解当事人的两难处境：如果去检举，自己和家人可以脱罪，但其他人很可能要死；如果不去，未必就不会事发，结果很可能是所有人都会死。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艰难的抉择。

此后几百年的国人，对这种道德困境应该也不会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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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与《明史辑略》之间的关系暧昧，案发后，作为第一批要犯被捕，同批的庄胤城死于狱中，其他人也被诛杀殆尽，但查继佐的确有贵人相助，嘱咐他一口咬定毫不知情，靠着首先检举的官方档案，最后和范陆二人成功脱罪。这位贵人是吴六奇还是陆晋，或者其他人，已经难以考证。

康熙二年（1663），判决出来了。诛杀者近百，牵连被流放的可能有上千之多，刻书的工人、卖书的书商、买书的读者一律被杀。只有查陆范三人脱罪，不但脱罪，而且领到了和被株连的朱姓富户（非朱国祯家）的大量财产作为官方奖励。但三人的反应各有不同，范骧推拒了分给他的抄没财产，闭门谢客，陆圻出家云游，不知所踪，他领到的财产，据说都送给了查继佐，酬谢他投递呈状，保全自家。

查继佐在杭州被无罪释放后，第一个举动却是奔赴北京，去向京城中帮助过他的官员感谢，这种高情商做法巩固了他的人脉，从此再没人找他麻烦。此后，他继续莺歌燕舞，纵情诗酒，而知情者如弟子沈起，却在年谱中说，老师是以自污来自保，目的，还是一个：是他心中的明史。

史案后，“民间修史”之风立刻刹住，但查继佐还在暗中进行，沈起就是他的助手。为了这一事业，他必须示人以沉溺享受，再无大志。但查继佐没有耽误自己的“地下工作”。十二年后（1675），七十多岁的查继佐最终完成了一百零二卷的明史全书，取名《罪惟录》， “罪惟”即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意，其中隐含无数辛酸惨痛，查继佐在序言中说“改书名为罪惟，天下之大，或犹有深原其故者”，言下之意想必也有当年明史案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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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惟录》

《罪惟录》的许多写法比《明史辑略》更加大胆，比如详实记载了明亡后的抗清活动，并为南明诸帝立本纪。查继佐当然不敢拿去给人看，而是嘱咐后人秘藏起来，清亡后才公诸于世，成为研究明代特别是南明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完成《罪惟录》后第二年，查继佐溘然长逝。他不知道《罪惟录》的命运将会如何。

后记：

《罪惟录》面世时，全本的《明史辑略》已经无存，但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抄录的几卷保留了下来，对照显示，两部书有不少雷同，而年代上显然是庄廷鑨在先，因此有人认为《罪惟录》是《明史辑略》删削而来，洗稿之作，欺世盗名。

不过也有许多地方截然不同，相同之处可能是使用了共同的史料来源，古代史书相互沿袭文字是惯例，不能以现在的抄袭概念来套用。近年的研究者进一步分析《罪惟录》的资料出处，发现或者取自早先的多种历史著作，或者来自于查氏自己早年的史学著作和收集的口述文献，能明确与《明史辑略》挂钩的地方很少。

故而，《罪惟录》应当是一部独立著作，应当相信查继佐在序言中所说，此书是他“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而成。

不过，《罪惟录》中仍可能保留了《明史辑略》中一些重要史料。若如此，是最令人欣慰的，它证明了一点：历史的记忆薪火相传，多么暴虐蛮横的杀戮焚毁都无法将其彻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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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秘书李以建：金庸先生在张印通校长铜像前涕泪横流



　　上世纪90年代，我到了香港，刘再复老师推荐我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于是我又遇到了一位常人难以求教到的老师。

　　2003年，我跟随金庸先生前往浙江嘉兴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安排了一项活动，邀请金庸先生返回他的母校——嘉兴一中，拜访老师，跟众多的学弟学妹们见面。那天，当金庸先生步入校园，先来到张印通校长的铜像前，他献花三鞠躬后，情感交集，难以控制自己，竟然涕泪横流，乃至失声痛哭，在场的所有师生无不为之所恸。直到他在学校的大礼堂入座，面对着近千位的老师和同学，仍很难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用哽咽而沙哑的声音，说出第一句话：“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感恩自己的父母，感恩自己的老师。”当时金庸先生已经八十岁，而张印通校长则是他十二三岁时的老师，时隔六十多年，他依然刻骨铭心地难以忘怀，可见师恩如山重。这，也是我在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次见到如此场景。

　　大家知道，金庸先生于1936年小学毕业后，就考入了当时的省立嘉兴中学。其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入学的第二年，1937年11月嘉兴即将面临日军的沦陷，张印通校长于是带领全体嘉兴中学师生，走上流亡办学的道路，他们跋山涉水，经余杭、于潜、兰溪、永康，最后到达丽水碧湖。在艰难的流亡生涯中，张印通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路上坚持给孩子们上课，并照顾和安排好这些学生的衣食住行。我以为，张印通校长的所作所为对青少年的金庸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在金庸先生心目中，张校长就是爱国爱民的侠之大者，他甚至印刻在金庸小说的英雄人物身上。为此，金庸先生于1995年捐资在校园内设立了一座张印通校长的铜像，并亲笔题词：“敬爱的张印通校长”，下署“学生金庸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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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之花：谈《围城》与《应物兄》的差异 | 新批评
原创 何建委 文学报

《围城》连载后，面对有些读者的批评，钱锺书亦不无遗憾地说道：“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可见，钱锺书对《围城》这个“小时候的营生”并不是很满意。
如青年评论者何建委所言，《围城》是“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才胜于情”的“学人小说”，

与钱锺书否定《儒林外史》对《围城》的影响类似，李洱不仅否定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也不认为《应物兄》与《围城》有多大关联。他说：“开句玩笑，把它与《围城》相比，就像拿着猪尾巴敬佛，猪不高兴，佛也不高兴。”两位作者的否定，是出于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的考虑吗？虽然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笔者还是愿意相信，钱、李二人只是在陈述事实。
《围城》与《应物兄》的形式也有着显著不同。钱锺书的好友郑朝宗并不讳言地说：“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得令人想出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而夏志清则认为，《围城》“是讽刺文学，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称得上是‘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

事实上，与其说钱锺书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了17、18世纪英国散文随笔的影响。早在1946年就有读者指出，“钱锺书写的小说有一种散文的美，轻灵飘渺，幽默中带有点俏皮，《文艺复兴》上写的一篇《围城》，虽非力作，也拥有一部分读者。”而《应物兄》采用的形式，虽然有着筹备儒学研究院的主要情节，但与钱锺书的“流浪汉小说”式的叙事，显然是不同的。李洱的小说，更多汲取的《论语》等中国传统典籍的叙事方式，以“言”推进叙事。在这个叙事场域中，所有人都在说话，包括动物、植物也在说话，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们不难判定，《围城》更多属于“独白”小说，即《围城》更多的是钱锺书的声音。
虽然同样描写了知识分子，但钱锺书与李洱对待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女性）的态度明显不同。钱锺书是“刻薄”的、讥讽挖苦的。陈炜谟于1949年1月化名熊昕发表了《我看〈围城〉》一文。他认为，《围城》虽然在当时寂寞的文坛有重要分量，显现了作者的天才，但由于作者自命不凡，抱着事不关己、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视人生与现实，“对于女人似乎只有奚落，不然就是谩骂”，缺乏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以致“从全体来看，依旧是失败的，至于效果，甚至是有毒的”。1948年，王元化《论香粉铺之类》用近三分之一篇幅批评《围城》，“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再有，就是要雨下不停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迟至上世纪80年代，尽管《围城》已经充分经典化，但施蜇存、史景迁等大家依然对《围城》有着尖锐的批评。施蛰存认为钱锺书“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是“洋才子说刻薄话”。2014年3月到华来访的史景迁认为《围城》“以一种轻蔑的姿态评判了他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悲伤而尖锐，对婚姻、家庭以及对学术界都有着极度悲观的看法。整本小说描述了一幅阴冷的图像，女性是可以被操控的，西方人则荒谬而专制，主人公想要冲出去却最终一无所获”。陈炜谟、王元化、施蛰存和史景迁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围城》的批评，皆为基于学理的批评，并非无根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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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痛诋”《围城》探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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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简介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02

“痛诋”并非无根游谈






作为特意推崇鲁迅、罗曼•罗兰、契诃夫的王元化，在《围城》当中，“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难以得到精神升华，虽然这样批评未必完全正确和符合《围城》作者的本意，但与《围城》文本部分吻合，有一定根据。当时，与王元化感同身受的尚有四川大学教授陈炜谟。他于1949年1月化名熊昕发表了《我看〈围城〉》一文，认为《围城》虽然在当时寂寞的文坛有重要分量，显现了作者的天才，但由于作者自命不凡，抱着事不关己、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视人生与现实‘对于女人似乎只有奚落，不然就是谩骂”，缺乏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以致“从全体来看，依旧是失败的，至于效果，甚至是有毒的” 。



王元化、陈炜谟对《围城》的批评，或许可能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但施蛰存、史景迁等大家对《围城》的批评，足可佐证部分读者的真实感受。尽管上世纪80年代后经夏志清追捧后，《围城》风靡大江南北,但文学大师施蛰存并不认可，认为钱锺书“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与“洋才子刻薄话” 。无独有偶，2014年3月到华来访的史景迁认为《围城》“以一种轻蔑的姿态评判了他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悲伤而尖锐,对婚姻、家庭以及对学术界都有着极度悲观的看法。 整本小说描述了一幅阴冷的图像，女性是可以被操控的，西方人则荒谬而专制，主人公想要冲出去却最终一无所获” 。上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围城》作出殊途同归的批评，可见并非无根游谈。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长达10页的篇幅高度评价了《围城》，认为《围城》是讽刺文学，有统一的结构和丰富的喜剧性，称得上是‘‘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具有讽刺、风险味道；文体简洁有力， 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结尾以终结故事的那个怪钟，亦带着它全部的有意讽刺，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总体上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 并认为《围城》“可能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他在高度评价中，大量引用了 1947年文本中的事例，与王元化批评《围城》用的是同一版本。夏志清与王元化的视角不同，夏志清关注的是文体、风格等。这一点，夏志清也有所意识！“明白”没有引用《围城》“精彩警句和双关语”的缺憾。同时,他也没有涉及《围城》是否具有人性关怀这一重要话题。另外《围城》是 ‘‘讽刺小说，与汤姆•琼斯有所类似”，并不是夏志清的创见，早在1948年林海（郑朝宗）便已撰文指出。



夏志清的赞誉与王元化的批评，都不能使钱锺书满意，前者被冠为“过高评价”，后者被视为“痛诋”，显然他们都与钱锺书的本意有所偏离。关于《围城》本意,钱锺书1947年的夫子自道颇可玩味，他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疑这本书该怎么写，但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 符合理想。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为残酷的对照” 。由此可知，钱锺书创作《围城》有较高期待，充满了理想，但由于各种原因《围城》没有达到预期，他不太满意。即使33年后，《围城》已今非昔比、赞誉无两，他仍觉“很不满意”。



王元化的“痛诋”、夏志清的“过高评价”、钱锺书的本意一有理想却不太满意，这三者之间虽看似矛盾，但若联系到他们的独特视角，注意到他们的特定场合，觉察到他们的意图伦理，却又具有各自的真实，都非常合理，共同丰满了《围城》，使之‘‘立体化了，活起来了”。



03

‘痛诋”的原委






王元化的《论香粉铺之类》共2573字，由13个段落组成，其中922字涉及《围城》。王元化通过该文既批评了《围城》，又批评了当时文坛普遍存在的不良风气，比如严肃的文艺作者参与低级趣味创作， 过多刻画肉体、欲望以片面迎合观众;文艺界盛行只重技巧不问内容的风气，流行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明明违背克里斯朵夫精神、却以之相标榜相装饰；张爱玲等作家又要像敌伪时代那样走红了。1947年朱自清亦有类似的批评：“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的和玩笑的作品，都是迎合一般人的低级趣味来骗钱花的” 。当时的环境可见一斑。令人疑惑的是，王元化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如此“痛诋”？若细读该文，便不难感受“痛诋”背后浓郁的“约翰•克里斯 朵夫”精神“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是打开“痛诋”原委的密钥。



首先，王元化在行文开展批评时，处处参照《约翰•克里斯朵夫》“节场”部分，直接援引的有五处： 分别是“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证明某部描写男娼风俗的小说实在是纯洁’，“肉欲是艺术酵母’，“用 着本多派教士那样耐心研究五大洲艳窟” “这样使产生了雨点般多的小说，老是猥亵的，装腔作势的……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糖味””借用的词有标题中的“香粉铺”，文中的 “呕心尽心“象鸡下蛋似的“万牲园“技巧”等。

施蛰存先生侧记（图）


摘自《拾遗小笺》，陈子善著，

　　推荐理由：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由于各种原因，有不少精品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本书是陈子善教授对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生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结集，其中包括一些在当时非常有名，但后来被历史遗忘的作家。这些人物有傅雷、柯灵、施蛰存、姚克、南星……作者搜寻探讨了有关这些作家不为读者所了解的文学作品，既是对文学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每次去拜访施蛰存先生，都在午后三到四点之间，这是施先生会客的固定时间，二十多年如一日。除非特殊情形，我不会在上午去打扰他老人家，那是他的工作时间，也二十多年如一日了。

　　施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上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二楼朝南，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床头悬挂名人和友朋的字画，经常掉换，我记得起的就有康有为、沈从文、周退密、潘素等位。老式写字桌前小玻璃柜内陈放着他老人家近年雅兴大发搜集的文物古玩，都是玲珑剔透、惹人喜爱的小物件。室外略嫌局促的走廊上则是高到天花板的木制书架，挤满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书刊，我仔细浏览过，大都是一九八年代以来印行的，以古典文学为主，偶尔也能翻出一二本老人家一九三、四年代的著译残本。施先生慷慨，每次我去翻书，总不忘提醒一句：“你如有兴趣，拿去就是！”

　　这位中国一九三年代的大作家，引领一代风气的《现代》杂志的主编，被李欧梵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老人，自我认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间普普通通的小屋子里看书写作，会客答疑。我原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不清最初是怎么拜见施先生的，反正是既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像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位，都是必须经常请益的，施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施先生虽然“窗开四面”（指现代小说、古典诗词、碑版书法和外国文学翻译四大方面），著作等身，名扬中外，但当时他老人家的研究重点在唐诗和词学上，写《唐诗百话》，编《词学》丛刊，忙得不亦乐乎。本来不应有太多的接触。不料一九八年代以来，“新感觉派”时来运转，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重获评价，用他自己带点自嘲的话说，就是“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这就与我的专业发生这样那样较为密切的联系了。

　　查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昭苏日记》（二一年一月文汇出版社初版），一九八五年三月廿一日条下有：上午“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五月十八日条下又有：“下午陈子善来”。这大概是我最初到施先生家去的记载，但也不敢完全确定，也许更早些时候就已登门，施先生日记中失记了。所谓“取赵令扬字”，系指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来沪，慕名向施先生求字，施先生欣然挥毫，交我转达一事。后一次拜访已经全无记忆了。

　　幸好一九九七年秋到日本访学后，我开始记日记，因此留下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向施先生请教的记录，可在这里摘录数则。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带台湾学者许秦蓁等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施先生仍很健谈，谓刘呐鸥是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中国台湾、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

　　同年六月一日下午，带韩国留学生白承道、梁兑银夫妇访施先生，“谈三十年代"现代"同人。据施先生回忆，当时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书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则看电影（以外国片为多），一周大约要看二三次电影，也去跳舞场，也去跑马厅，但听音乐会则较少。看电影是与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与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机会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鸦片，也不大有机会一起玩。这些对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帮助。施先生在答问时强调"上海永远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谓至理名言。”

　　同年十月廿四日傍晚，陪中国台湾学者彭小妍、英国学者贺麦晓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戴望舒、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社团、文艺茶话会、书报检查制度和曾今可、虞岫云等。施先生记忆清楚，妙语如珠，实为翻检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部"活字典"。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下午访施先生，“得其赠《施蛰存散文》（浙江文艺版）一册，与其谈张竞生《性史》。施先生谓此书"不灵"，有招摇撞骗之嫌。此书显然受当时西方的盛行的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学说的影响，这类书当时西文也出了不少。张竞生此书轰动三四个月后也就过时了。张在上海又开"美的书店"，出版《第三种水》，也不成功，后来就回广东去了。又观赏张伯驹妻潘素的山水图卷。”

　　同年六月八日傍晚，陪李欧梵访施先生，陆灏也在座。“施先生畅谈三十年代文学、电影和自己的创作。施认为现在上海经济不错，文化不行，比不上三十年代。现在上海没有吴昌硕，北京没有齐白石。三十年代（一九三至三七年）是最辉煌的。施并回忆二十年代（一九二三至二四年间）在上海《时报》副刊（李涵秋主编）用施青萍笔名发表影评，评介德国默片电影《斩龙遇仙记》（即《尼布龙根指环》原型），同时推崇第一部默片《赖婚》和《璇宫艳史》等电影，他喜爱的电影明星是卓别林和邓波儿。施先生还回忆与邵洵美、项美丽吃过二次饭，一次与戴望舒等在知味观，邵、项不请自来。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饭店请邵，项也来。项美丽后来去香港嫁一英国军官，邵洵美汇钱给项，被认为资助英国特务而受连累吃官司。施先生还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即坐在施先生邻座。那次文代会是在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傍晚访施先生，“数月不见，老人家更显清瘦，耳也更聋，但精神尚好，其时他正与师大中文系基地班学生漫谈，谈及钱锺书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次日下午又访施先生，“交以拙编《饭后随笔》（上下），得知其正在读《马可·波罗游记》，还想读《遐庵谈艺录》和《骨董琐记》。施先生还问为什么还没有出版周作人的全集，应该出，可定书名为《知堂全集》。”

　　二年一月十二日下午访施先生，“转达香港作家林真的问候。老人家幽默地说：耳朵越来越聋，心脏越跳越慢，记性越来越差，手写字越写越僵。”

　　同年二月二日下午，带刘呐鸥之子、中国台湾物理学家刘汉中夫妇访施先生，“谈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的发现和整理，谈刘呐鸥全集的编辑，施先生对此事表示极大的关切。”

　　同年八月廿一日下午访施先生，“漫谈《北山楼诗》的编选，并请其在《云间语小录》、《北山谈艺录》上签名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救助地震灾民义卖之用。”

　　同年十二月廿六日下午带香港张历君、郭诗访施先生，“请施谈小说创作包括与弗洛伊德和心理学以及与外国电影的关系，施先生回忆当年心仪的电影明星是嘉宝、卓别林和邓波儿。”

　　够了，仅从上述不加修饰的简略记录，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虽然已届期颐高龄，仍思路敏捷，真率可爱，在交谈中不时灵感迸发，睿智闪现。老人家所说的不仅是回忆一九三年代文坛轶事，更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

　　值得补充的是，关于鲁迅，关于一九三年代与鲁迅那场有名的“庄子与文选”的论战，施先生从不主动谈起，若你问及，他会建议你先去认真读一读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过后再来与他讨论。鲁迅称他“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早已淡然处之。他曾对我说过，鲁迅“骂人”从不留情面的。新世纪以来，施先生耳背越来越严重，去拜访他只能完全依靠笔谈了，再加师母谢世，老人家的精神明显大不如前。为了让他好好休息，我尽可能少打扰，也不再带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谈”（其实是写了）。像他这样几乎亲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作家、学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丰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就看你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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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王元化批评的对象与《约翰•克里斯朵夫》高度契合。王元化能够觉察到身边存在的这些文坛现象,与他所喜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有关《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指责往昔严肃道德的文坛权威,为片面追求上座率‘像下蛋一样’、“心血呕尽”地“有规律生产”**等低级趣味作品，且不惜增加噱头，实在可怜、可笑、可悲、荒唐至极;批判文艺作品，仅仅推崇表达技巧，忽视艺术性与人道主义的关怀内容,比如将“展览大腿”与艺术混为一谈，将贝多芬变成玩笑符号,不仅亵渎艺术、蔑视人性，混淆猥亵与神圣，更是病态与空虚的体现。王元化深受《约翰•克里斯朵夫》启迪，所以有联系现实而批评《围城》。



再次，王元化的大无畏批评与“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鼓舞密不可分。在他看来，1948年前后的上海文坛，与约翰•克里斯朵夫面临的巴黎庸俗艺术市场非常相似,而且相似的更有人们冷漠麻木的态 度。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而王元化选择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方式，对这些现象进行艺术“痛诋”。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他在《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文结尾处特意激赏了 “约翰•克里斯 朵夫对巴黎庸俗艺术市场的挑战’并对此深表钦佩，巧合的是,48年王元化在《论香粉铺之类》一文 结尾处语重心长地申明了自己要向当时文坛的不良现象进行挑战的意思。这充分说明“约翰•克里斯 朵夫”精神一直在他心灵深处涌动，直至三年后全面喷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的鼓舞，如果不是文坛不良现象与“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相悖，王元化也不会发出这样的呐喊。



第四，王元化的批评目的与“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灵犀相通。作为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 他们痛感的是这些不良文艺现象，实质是与过多的讥讽一样，忽视了艺术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质，冲淡了严肃思想，消解了尊严与伟大。他们尤其担忧这将动摇大家对理想与崇高的信念。他们批评这些文艺现象，目的是避免其影响扩大，合理引导群众的纯正趣味，发挥文艺的人道主义关怀，发扬文艺对生命的唤起和对人性的关注，推动文艺健康发展与社会进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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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督师传》· 梁启超 (2016-12-17 21:08:33)转载▼

第一节　发端
   
      有人焉，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响直及于全国者，斯可谓一国之人物也已矣。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文关系甚浅薄，于历史上求足以当一国之人物者，渺不可睹。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创立禅宗，作佛教之结束；其在有明，白沙陈子，昌明心学，导阳明之先河。若此者，于一国之思想界，盖占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明史》之传督师也，一则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再则曰：“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呜呼，何其言之之有余痛耶！吾闻万季野《明史稿》，为督师立传，凡二巨册（见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于督师之雄材伟略、远猷硕画，必能纤悉详尽。又督师当时所以对待敌军，及敌之所以委曲行反间者，一切重要关目，必能甄载无遗。惜乎宫修之本，忌讳滋多。原稿今虽流传人间，而鄙人弇陋，未获钞读。以此率尔论述，能无恧焉？虽然，以数千年来历史上一大异动，重以乡先正之纪念，蒙虽不文，乌可以已，作《袁督师传》。

第二节　袁督师之时代
   
       满洲之初起东裔，自其始非必有并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帅愎、将疲、卒孱，实有以启之。故欲知当时明、清递嬗之历史，当分三方面观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当时北京政府之权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内监，三曰阁臣，四曰本兵。袁督师时代之政府，其帝则熹宗之昏弱而无能也；怀家之卞急而善疑寡断也。其内监则与魏忠贤相终始也。其阁臣则皆□冗伴食之辈也。而制阃外将帅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权至重也。今将天启以来，任兵部尚书者列表如下：

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黄嘉善
天启元年王象乾　张鹤鸣
二年鹤鸣　孙承宗　董汉儒
三年汉儒　赵彦
四年彦
五年彦　高第　王永光
六年永光　冯嘉会
七年嘉会　王之臣　霍维华　崔呈秀　阎鸣泰
崇祯元年鸣泰　王在晋　王洽
二年洽　申用懋
三年梁廷栋
四年廷栋　熊明遇
五年明遇　张凤翼
六年至八年凤翼
九年凤翼　杨嗣昌
十年至十一年嗣昌
十一年嗣昌　傅宗龙
十三至十四年陈新甲
十五年新甲　张国维
十六年国维　冯元飙　张缙彦
十七年缙彦

　　（表之说明）崇祯二年以后之本兵于袁督师无关，并列之者，为末节叙督师逝后之时局须资参考也。凡与东事最有关系着，添·符于其旁。
　　二曰东北边将。边将之任免，政府主之。而边将之得人失人，大局系之。岂惟袁督师。即如熊廷弼、孙承宗之流，使能久于其位，东事之败坏，尚不至此极也。今将当时任东北兵李之将帅列一表，次乃论其功罪。

人官年摘要杨镐巡抚辽东万历三十八年旋罢。杨镐经略辽东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四十七年三月帅师出塞败，逮治罪。熊廷弼宣慰经略辽东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四十七年三月代杨镐，四十八年八月罢。袁应泰经略辽东天启元年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辽、沈死之。薛国用经略辽东同 王化贞巡抚广宁天启元年至二年化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贞弃广宁与廷弼走入关，俱被逮。熊廷弼经略辽东同王在晋经略辽东天启二年其年八月告归，孙承宗代之。王象乾蓟辽总督同 孙承宗经略蓟辽天启二年至五年五年十月为魏忠贤所排去，高第代之。袁崇焕监关外军天启二年至六年时实官由佥事进按察史。高第经略辽东天启五年至六年六年七月，以不救宁远罢黜。王之臣经略辽东天启六年寻罢经略不置。袁崇焕巡抚辽东天启六年至七年至是罢经略不置，以关内外专任崇焕。王之臣巡抚辽东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 袁崇焕督师蓟辽崇祯元年至二年



　　三曰满洲之势力。满洲之势力与明达将之贤否为消长。
　　今列一略表，与前表参观，而大势可知矣。

　　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抚顺。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万伐清。不克。
　　天启元年　　　　清攻克沈阳。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举，西渡辽河，攻宁远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议和不成，清来攻，不克。
　　崇祯元年　　　　复议和，不成。
　　　　二年　　　　清大举入寇。

　　合观三表，然后当日之时局可得而论次焉，万历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于扈伦四国（哈达、叶赫、乌拉、辉发也），未有窥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十四年），四国已服其三，惟叶赫恃明援不下。欲图之则狼顾，恐明之议其后也。故四十六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为明清交兵之始。
　　其年虽克抚顺，然未尝守也。时杨镐始为经略，镐镇朝鲜者十余年，丧师数次，本无军略。朝廷以其谙辽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学土方从哲、兵部尚书黄继善等，日促镐进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关为戒。不能用也。乃集沈阳兵二十四万，分四路深入，袭清都。清太祖以五万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阅五日而三路皆破。镐遂以丧师逮罪。
　　是为清军第一次得志。则杨镐之溺职，与部臣之调度乖方为之也。
   于是乃起熊廷弼代镐。延弼者，前于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兴屯田、察军实，辽人所以神明视也。时辽湾大震，诸城堡军民尽窜，数百里无人迹，中外谓必无辽，廷弼兼程冒雪，遍阅形势，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主固守，不浪战。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口。小警自御，大警互援。更选精锐为游徼，乘间收零骑，扰耕牧，以俟窍会，清人惮之。为之按兵不出者岁余。
　　而明臣忌廷弼者，争劾其不战。廷弼遂不安其位，愤愤抗疏乞罢斥。（疏云：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文将，用武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以袁应泰代之。应泰吏事敏练，然非将才。会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不急收之，且为敌有。招降数万，分处辽、沈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妇女，辽人大怒。而清又阴抚之，于是降人与辽人皆为敌耳目。敌伺廷弼之既去也，乃于天启元年引兵七万攻沈阳。明军以万余众拒敌，殊死战。史家谓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云。然遂不支，辽阳随陷，应泰与巡按御史张铨死焉。坐是辽河以东堡寨营驿及海、盖、金、复、耀诸州，大小七十余城俱陷。是为清军第二次得志，则政府妒嫉廷弼，而袁应泰用违其才之为之也。
　　辽、沈既失，朝廷大震，乃尽谪前劾廷弼诸臣，而起廷弼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登莱，各设巡抚，而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广宁巡抚王化贞，先部署军事，沿辽河置六营，又分戍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破其一营，则诸营皆溃。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而大兵悉屯广宁，深濠高垒以俟。此实一时制胜第一义也。化贞素呆不知兵，与廷弼议不合，徒为大言。谓用毛文龙，用降将李永（芳）等，用蒙古插汉助兵四十万，可以一举荡平。尽懈营垒城濠，不复设备。廷弼既屡与龃龉，乃相互劾。而兵部尚书张鹤鸣袒化贞，无言不从。化贞拥兵十四万于广宁，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号称经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复将渡河，边民争窜。
　　鹤鸣方集廷议，以经、抚不和，欲去廷弼，专任化贞。而清兵已围西平矣。化贞稗将孙得功阴通敌，伪言敌骑已薄广宁。
　　化贞不知所为，跄踉弃城单骑走，遇熊廷弼大凌河，乃相与尽焚积聚，护难民数十万入关。廷弼数年来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广宁，化贞窜已二日矣。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余城堡旨陷。时天启二年正月也。是为清军第三次得志。则鹤鸣、化贞相狼狈，以厄廷弼，罪不容于死。
　　然且化贞以轻罪末减，而廷弼被戮，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明之政府，殆不可与处矣。至是而袁督师乃受命于败军之际，始渐预兵事。

第三节 袁督师之履历及监军时代
   
   督师名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土，授邵武县知县。史称其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云。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司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即王化贞失事之役），廷议守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己，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盖廷臣监军，明制然也。乃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命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
　　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以是在晋亦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
　　守关外以捍关内，此袁督师毕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势也。时王在晋以兵部尚书代熊廷弼，无远略，徒作偷安计，以故崇焕不能尽其才。至是，在晋议于距关八里筑重城，崇焕力争，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亦不省。会在晋与蓟督三象乾争论不决，而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自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以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呜呼！崇焕一言之用否，十余万人之性命系之，此既可为一长叹者也。
　　承宗既驳八里重城议，集诸将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而承宗代在晋督师，崇焕之政略乃得实行。时关以外、宁远以西诸城堡悉为蒙古所据，声言助守边。崇焕议尽驱之边外，毋倚以为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焕与副将满桂屯军宁远。是为袁督师领兵之始。

第四节 袁督师之守宁远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面辽东湾，与桃花岛相对。
　　今者榆营铁路所经过之一要驿也。初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崇焕与将卒共甘苦，抚民庶如父兄，人人皆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旋遭父忧，夺情视事，时尚官佥事也。
　　天启四年九月，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兵万二千，东巡广宁，历十三山（按：十三山即大凌河出海处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按：三岔河入辽河，汇辽河入海，即今之营口也。督师此行，殆由辽东湾航海返镇）。寻以五防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崇焕之东巡也，相度地势，策画战守，为恢复之计。时承宗委任甚专，言听计从。五年夏，种种准备既具，崇焕乃说承宗遣诸将分戍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要害，扩地复二百里，几尽复辽河以西旧疆，而宁远且为内地。循此以进，则敌军欲越雷池一步，盖其难哉。故自承宗、崇焕之戮力，而敌军戢伏，不敢犯明边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斯言谅哉。时魏阉之势，炙手可热。其党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谓关外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将士于关内。崇焕谏曰：“兵法有进无退。诸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不听，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
　　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愤悒，三抗疏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然数年心血委于一旦，敌志始骄矣。
　　清军知经略之易与也，又窥崇焕之无援也。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捣宁远，兵十三万，号二十万，越城五里，横山海关大路而军。边将皆震恐，无人色。崇焕乃偕大将满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其书语多触犯本朝，故《明史》缺焉。而将士诵书，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请与将军共生死焉，盖至诚之感人深矣。于是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模诘奸，通判金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凡遇宁远将卒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
　　是时我军仅万余人，而敌之强且十二、三倍。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盈廷皇皇，谓：必无宁远。越十日，崇焕以捷闻，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挢舌，额手以相庆者。先是，清军进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圮丈许。崇焕身先士卒，辇石塞缺口，身被再创。部将劝自重，崇焕厉声曰：“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宁远不守，则数年以后，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自裂战袍裹左臂伤处，战益力。将卒愤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呜呼！若于吾先民中求完备之军人资格者，袁督师当之矣。明日复攻，崇焕乃令闽卒发巨炮，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却，围遂解。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乃分兵略觉华岛。宁远军虽以城初完，方缮守备，不克救，然敌之锐气大挫。故《明史》大书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呜呼！岂敌之果强？毋亦我之太弱而已。请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兰以来，未尝一遇勍敌，至是为崇焕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数月而殂落矣。

第五节 袁督师之初督师
   
   捷报闻，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厉桂等，进秩有差。
　　初高第镇关门，尽反承宗所为，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
　　至是坐失援褫职去。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任之。魏忠贤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省。旋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赍银币，世荫锦衣千户。时代高第者为兵部尚书王之臣。之臣亦庸才，与崇焕不相协。中朝乃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崇焕知廷臣忌己也，上书曰：
　　“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盖崇焕保守进攻之大计划，皆略具于是。而此后死于敌之间，死于朝廷之疑，皆若先见之矣。书上，优旨褒答。
　　其冬，崇焕复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高第所弃旧土。盖当时满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过卤获，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焕等之政策，实足以自固其圉，而无启戎心。惜珠厓之弃，视为固然，一误再误。数年而缮之，一旦而堕之；复数年而后再缮之，复一旦而堕之。今日崇焕所掷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数年前掷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呜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于是崇焕益上书言，辽左之坏，虽由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矣。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帝报从之。

第六节 袁督师之和议及宁锦之捷

　　以和为守，以守为战，此袁督师对满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虏，羊祜之所以沼吴，名将之最上战略，往往在此点。于是清太祖方殂落，崇焕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吊丧，贺新君，且觇虚实焉。清太宗遣方吉纳、温克什送之还，且来报聘。崇焕乃复书申和议。（书云：“再辱书教，知渐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竟，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国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曰禾？此极惨、极痛之事，我国家所难消受，而汗家之雪怨固已满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杀机，起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开后来许多吉祥。不佞愿汗熟思之。来书中所开诸物，以我国家之财用广大，亦宁靳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又汗所当酌裁也。
　　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朝廷。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凛简书以科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宁或虚汗美意，壅于上乎。”
　　据《开国方略》补录。）太宗复书，词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鲜，惧崇焕蹑其后，和议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议以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专属崇焕，与镇守中官应坤、用并便宜从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清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特书议和。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按：即在田庄台、营口之间，今正日、俄陆战之烧点也。）为牵制之势。
　　会朝鲜降，乃还。
　　初，崇焕议和，中朝不及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持益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宝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书云：
　　“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故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崇焕议和之真相，盖在于是。其时清太宗复移书相诘，有“今将军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潜图侵逼”等语。盖崇焕议和之故，敌军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为明，殆难言哉！奏上，帝优旨报闻，然非其意也。后崇焕莫须有之狱，遂伏于是。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
　　五月十一日，清兵南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援师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围益急。
　　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清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又发昌平、天津、保定兵驰赴上关，檄山西、河南、山东守臣整兵听调。世禄等将行，清军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清军亦旋引去，益兵政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是为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皆袁督师节制调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敌军奄至，未免有亏蒉之憾。观此，益信“以和为守，以守为战”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则成就亦安止此？
　　时魏忠贤方专权，炙手可热。中外争颂功德。崇焕不附，衔之滋甚。叙宁锦战捷功，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犹以为未足，复使其党劾罢之。七月，崇焕遂予告归。

第七节 袁督师之再督师

　　熹宗崩，怀宗即位，忠贤伏诛，削诸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
　　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目曰：“陛下既要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煤。”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呜呼！督师此言，字字血，语语泪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见信于其臣，则亡征之尤剧而不可药者也。
　　不然，以磊落飒爽之袁督师，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所以待督师者，后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呜呼！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书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桩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焕以八月初抵关，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戳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时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
　　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又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喇镇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旨听命。
　　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

第八节 袁督师之杀毛文龙

　　杀毛文龙一事，袁督师冤狱之近因，而其为功为罪，又当时舆论所最嚣嚣者也。文龙之应诛与否，该《明史》本传自明。而督师此等举动，非有霹雳手段者不能学也。今录本传全文如下：（以下引自《明史·袁崇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六七一五页至第六七一页。略）
　　程本直《漩声记》评文龙之案曰：“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观此则当时舆论之所存，可以见矣。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自文龙之死，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后卒为满洲伥，扫定西南。或以是为袁督师实有以致之。虽然，吾以为此亦有乎其人耳。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而督师死后，其最得力之部将祖大寿，虽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刚被执不屈，义烈炳千古，则又何说焉？彼不徒感激主将之私恩，而服从主将之公义者，盖有素也。

第九节 袁督师之冤狱

　　子胥湛而吴沼；鄂王僇而宋夷。古来豪杰以一身生死系一国存亡者，历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师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焕上疏通筹全局，略言：“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前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著。”时督蓟者为刘策，巽懦不知兵事。崇焕一疏不省，复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会议，迁延不行。
　　是年十月（崇祯二年），清兵十余万人，以蒙古兵为向导，大举入犯。惮崇焕之威，乃改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喜峰口，所向披靡，如行无人境，果如崇焕言。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檄调诸辽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
　　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敌众。十二、十三等日，与敌兵相持于马升桥诸要隘。清军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乃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崇焕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至三日。清军初遇崇焕救蓟，意欲避坚攻瑕，乃越蓟西，蟠踞潞中。将中断京师，使与崇焕首尾不相应。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谓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也，不知崇且舍潞而绕其外也，不知崇焕业据京而出其前也。时崇焕军营于广渠门外。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二十日，转战于广渠门，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清将阿巴泰、阿济格、恩格德尔之军皆溃。太宗及诸贝勒相语，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于是不复逼京师，惟出没于海子、采囿之间以观变。先是，崇焕以兼程赴援，仅以马兵五千从。其步兵不能兼进，以五千而当十余万之大敌，势力太相悬绝。故朝议虽日促战，而崇焕犹持重不发，即广渠门之役，犹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逍遥城下，拥兵纵敌”，呶呶为崇焕罪。计步兵全军，十二月初三、四间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焕之旨。
　　先是崇焕至蓟，奏报达，帝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重犒将士。及兼道入卫，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倚重甚至，时清军新挫，畏崇焕如虎。借贝勒有请攻城者，太宗托以不欲损将卒，二十七日，乃退驻南海子。适前获明太监二人，以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鸿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三十日命纵杨太监归，具窃以所听者上闻，狱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焕再被召对，遽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事详《剖开录》。略）时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崇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崇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崇焕由是得罪。又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友善，龙锡故主定逆案者。
　　魏忠贤遗党高捷、袁宏勋、史塟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塟、宏勋继之。又前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入权宦囊中，自崇焕斩文龙，尽失其赂，咸相衔刺。至是清军犯京师，中官、勋戚在围城中，思旦夕解围，咎崇焕不即战。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守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合此诸原因，故崇焕遂不得不死。于是，铺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各疏救，不报，总兵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不报；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不报。布衣程本直诣阕抗疏呼冤，与钱龙锡同论死；御史罗万寿以申辩崇焕非叛逆削职下狱。凡崇焕在狱中半年余，关外将吏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所号哭雪冤、愿以身代者未尝绝，承宗知内旨已定，不敢上闻。于是崇焕遂死，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遂弃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第十节 袁督师死后徒东北边事

　　督师下狱之明日，命大同总兵满桂为武经略，督步骑四万阵永定门外，严濠栅，环以枪炮十重。清兵宵进，效明兵甲裳旗帜，黎明乘不意，突冲入其营，满桂战死，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帝以庶吉士金声之荐，擢游僧申甫为总兵，造战车，又擢庶吉士刘之纶为兵部侍郎，募义兵。皆以仓卒未训练，败死。举城皇皇，不可终日。会祖大寿、何可刚得督师手书，引兵还救。初清军料崇焕下狱后，大寿辈非叛作贼，即降从彼。至是，见辽兵还为明战守，乃遽为议和书，分置永（安）定门、德胜门外，移军略蓟而还。盖督师一书纸，犹足以却敌也如此。
　　清军既还，沿途侵略。明年正月，克永平、克迁安、克滦州，遂班师，留贝勒济尔哈朗统兵万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复命二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镇守。时明帝已复起孙承宗镇关门，而祖大寿统各路援军相为犄角。五月，遂连复滦州、迁安、遵化、永平诸城。清军殆尽覆。六月，阿敏逃还沈阳，太宗震怒，议罪幽禁。皆祖大寿力也，皆袁督师教也。
　　崇祯四年，清军复攻大凌河。时孙承宗率由袁督师政策，已复关内四城，复理关外旧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为屏蔽。巡抚邱禾嘉违其节制，中央政府复掣肘，遂败衄。十一月，廷臣复劾罢承宗，而明益不可为矣。令将此后明清之交涉复列略表：
　　崇祯七年　清兵四路来侵。一从尚方堡之宣府，趋应州，至大同，一由龙门口入，会于宣府；一由独石口入，会于应州。一由得胜堡入，历大同，趋朔州。
　　八年　　清多铎攻锦州，多尔衮由朔州毁武宁关入，略代、忻、应、敦，斩俘七万余。
　　九年　　清阿济格等分路逾独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过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八万。督师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
　　十一年　清多尔衮，岳托两路来侵，一沿山，一沿运河，山河之间，六道并进。督师卢象升拒战，于庆都死之。清兵遂蹂躏真定、广平、顺德、大名，至山东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亲攻锦州、中后所、围杏山。九月，略锦州、宁远，扰其秋获。
　　十三年　遣兵屯义州城南，逼明关外诸城，扰其春耕，宁远总兵金凤战死。
　　十四年　清多尔衮、豪格攻锦州，围之经年，饷道断绝，祖大寿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应敌，清军遂入城。蓟辽总督洪承畴生降，锦州亦陷。十月，清阿巴泰等复来侵，直抵山东兖州。
　　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万。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内遏，尽弃关外四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关卫京师，途中闻燕京陷。适清多尔衮率师将收关外地，并经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长驱入，明亡。
　　当十四、五年间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谕诸将：以士军屡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倾举国之兵，竭两年之力，以必克为期。
　　及宁、锦陷，而明、清之兴亡决矣。凡此皆袁督师所逆料之而经营之于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寿、大弼、大乐以督师裨将，遵其方略，犹能为睢阳之守着岁余，非洪承畴之降，锦州固未易下也。呜呼！使袁督师而在也，雷池一步，敌其能飞渡耶。督师始终一贯之方略曰“守关外以捍关内”，而此后明卒以弃关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师其知之矣。抑督师以擅主和议为冤狱之一口实，而明亡以后，史家追惟覆辙，乃知当时竭天下兵饷大半以事关东，为直接引起中原盗贼之原因，卒至东西交哄，驯即于亡。使循督师“以和为守，以守为战”之策，则有余力以靖内难，然后休养国力，从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坏长城，引虎入卫也耶。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之谓矣。崇祯十五、六年间，山海关内外仅千里间，有督臣四（关外总督、关内总督、昌平总督、保定总督），巡抚六（一宁远、二永平、三顺天、四密云、五天津、六保定）；总兵八（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事权愈分，大局愈坏。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专阃十数，能赎一袁督师乎？痛哉！

第十一节 结论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为袁督师讼冤数四，卒与俱死者。自言：尝三求见袁公而不予见。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且谓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原矣。云云。
　　此亦一奇士，崇拜袁督师者宣并崇拜之。）之为袁督师讼也，曰：“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亦有攻而不下，战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宁远丙寅之围，而后中国知所以守；有锦州丁卯之功，而后中国知所以战否？曰：然也。（中略）今日滦之复，遵之复。永之复也，谁兵也？
　　辽兵也。谁马也？辽马也。自崇焕未莅辽以前，辽亦有是兵，有是马焉？否也。”又曰：“崇焕十载边臣，屡经战守，独提一旅，挺出严关。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数百里而逃，弃城于数千里而遁？敢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翻使此敌望而逃弃而遁者，舍崇焕其谁与归！”呜呼！此岂阿好之言哉。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清军之处心积虑以谋督师，宜也。而独怪乎明之朝廷，自坏长城，为敌复仇，以快群小一日之意见，而与之俱尽。天下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呜呼！岂惟前代，今日之国难，急于明季数倍，而举国中欲求如一袁督师其人者，顾可得耶？顾可得耶？“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读袁督师传，二百年前事，其犹昨日也。
　　程氏又评袁督师之为人曰：“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力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呜呼！读此言也，则袁督师之为人，虽百世以下，犹如见之矣。余大成氏复记袁督师之论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呜呼！吾侪昔读加富尔传，称彼无妻，以意大利为妻。稍有热血者，闻之罔不感叹焉！若袁督师者，岂所谓无家而以中国为家者耶？乡人有传录督师遗诗者，有云：“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南还别陈冀所总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候。”（《边中送别》）又云：“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偕诸将游海岛》）呜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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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3 20:3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5 16:04 编辑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

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

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

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

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

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

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

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

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

出要离职。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

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

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

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

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

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

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

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

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

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

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

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

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

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

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

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

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

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

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

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

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

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

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

，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

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

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

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

。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

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

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

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

，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

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

，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

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

，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

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

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

。《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

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

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

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

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

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

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

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

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

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

》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

，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

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

，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

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

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

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

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

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

，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

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

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

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

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

《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

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

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

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

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

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

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

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

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

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

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

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

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

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

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

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

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

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

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

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

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

。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

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

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

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

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

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

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

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

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

，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

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

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

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

，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

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

”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

、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

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

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

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

不受潮流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

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

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

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

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

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

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

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

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

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

”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

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

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

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

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

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

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

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

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

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

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

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

，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

，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

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



　　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

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

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

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

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

，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

“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

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

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

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

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

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

，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

，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

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

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

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

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

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

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

”，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

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

》，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

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

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

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

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

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

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

，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

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

。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

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

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

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

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

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

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

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

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

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

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

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

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

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

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

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

，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

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

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

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

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

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

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

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

，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

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

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

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

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

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

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

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

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

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

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

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

，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

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

，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

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

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

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

写，自己不写？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

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

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



　　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

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

以供各位同享：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

不亦快哉；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

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

。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

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

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

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

”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

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

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弟：金庸乙卯六月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

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

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

：‘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

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

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

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

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

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

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

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

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

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

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



　　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

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

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

——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

“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

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

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

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



　　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

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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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茫茫愁，浩浩劫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短歌终，明月缺

白云悠悠流水远                      郁郁佳城有碧血

回首万里故人绝                      一缕香魂无断绝

是耶非耶                        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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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其一——王度庐 （文：古龙）



一



每本书都有一个作家。



每一本成功的书，都有一个成功的作家，就好像每一个成功的男人，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一样。



这种比譬是不是很荒谬？



不是。


因为一个作家跟一本书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一样，他们已经达到一种息息相关，生死与共的阶段。这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没有写过小说的人所能了解的。



这种感觉当然也不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所能了解的。



当一个小说作家，一个真正的小说作家，创造了一个他喜爱他也相信会被读者所喜爱的人物时，那么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已脱离了他的控制范围。



一个作家，如果要让他笔下的人物生，那个人物当然是生。



一个作家如果要他笔下的人物死，那个人物当然是死。



这种事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因为那个人物产生在那位作家的笔下，他的喜怒哀乐、生死荣辱当然也都在那位作家的控制之下。



这个道理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就好像每个人都能了解鸡蛋是鸡生出来的一样。



可是这个道理是不是绝对正确的呢？



不是。



鸡蛋是鸡生出来的，鸡也是鸡蛋生出来的。每件事都有两面，一个作家固然能够控制他笔下的人物，可是一个作家笔下所产生的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物，往往就不受那位作家的控制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生命。他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谁给他的呢？当然是创作他的那位作家。


有什么样的作家才能够创造一个真正有他自己独立思想生命的人物呢？



只有一种作家，那当然无疑是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怀念的作家。



二



现在，我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以前当然不是，没有人能够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写武侠小说。



以前，我甚至也不是一个看武侠小说的人。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武侠小说的了。却不是一个看武侠小说的人。



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看武侠小说的「迷」。



我「迷」武侠小说从我七八岁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可是「迷」的武侠小说作者也只不过三五个人。




三


王度庐是谁？



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大概已经很少人知道王度庐是谁了。



幸好我已不再年轻，所以我还知道王度庐是谁。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武侠小说，那个时候，我最不欣赏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是王度庐。



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王度庐的小说太淡。



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



每个人都有七八岁的时候，可是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每一岁都会过去的。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过去的，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成熟转变。



❈   ❈   ❈   ❈



所以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可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也是王度庐。





四



每一部成功的小说里，一定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主角，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成功的一个男人，就是李慕白。



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失败的一个人，也是李慕白。



王度庐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一个失败的男人，更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失意的男人。



可惜王度庐已经不由自主了。



因为李慕白已经脱离了王度庐的控制，因为李慕白在王度庐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一个作家能够在他的笔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



文人相轻。



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的赞扬总是有限度的。



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能够如此赞扬，当然也有它必然的理由。



六



王度庐是一个作家。



我也是。



　　古龙

　　一九八O年十月


【【【【【【【【【【【【【

王度庐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他是满人，出生于北京的穷困旗人家庭。七岁丧父，全靠母亲和姐姐做佣人和做针线维持生活，因为家贫，他未曾接受过系统教育，十二岁就去了眼镜铺做学徒，又因营养不良、身体瘦弱、手脚不灵，很快便被辞退。他唯有刻苦自学，终于做了小学教员。



当时，王度庐常去北大旁听。那时的北大名家荟萃，他免费听了大量课程，还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或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竟打下了扎实的中外文学基础。他后来的《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都有西方文学的影子，还有弗洛伊德的分析法，又不乏中国古典文学的美感。后来，他因投稿结识了北平《小小日报》主编宋心灯，受聘做了编辑，还写些连载的侦探小说。据说他的侦探小说均仿《福尔摩斯探案》，主角是“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倒也有趣，可惜我未寻到。



1933年后，因时局动荡，他离开北平，辗转流亡于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还曾在陕西遭遇绿林强盗，衣物被洗劫一空，颇似《铁骑银瓶》中韩铁芳在陕西一带被匪帮劫持的经历。在那期间，他做过报纸编辑，当过小公务员。可他既无学历又没关系，性格内向孤僻，每每被辞退，颠沛流离中唯一的慰藉便是在西安娶了李丹荃女士，伴他一生。



他的传奇，从青岛开始。他1937年来到青岛，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写成三十几部小说，且多连载于《青岛新民报》。



他到青岛，本是投靠妻子李丹荃的大伯。这位大伯生活优越，本可让他们安顿下来，谁知不久后便遭遇日军入侵，到1938年1月，青岛沦陷，大伯的房子被日军占去，只好在青岛宁波路4号租了房子，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图片

▲王度庐故居（周彧绘）



如今的宁波路4号仍是民居，颇为残旧。当年这里也并非高尚住宅区，小楼的形貌和设计都不出彩，隐约间可体会到王度庐的落魄。就在这小楼的陋室中，他写成三十几部小说，且多连载于《青岛新民报》。



1938年6月1日，他开始连载武侠小说处女作《河岳游侠传》，首次使用笔名“度庐”，据说有“寒门度日”之意。这本《河岳游侠传》属牛刀小试，并未出版单行本，而之后的《宝剑金钗记》则让他声名鹊起。连载结束不久，报社就推出了单行本，不及一月便售罄。又重印五千部，不久又售罄，于是一印再印，共售出数万册。之后多年间，他陆续出版《剑气珠光录》、《紫电青霜录》、《宝剑金钗记》、《舞鹤鸣鸾记》、《卧虎藏龙传》、《铁骑银瓶传》和爱情小说《古城新月》、《落絮飘香》、《虞美人》、《海上虹霞》等。其中《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这五部曲，是他奇情武侠的巅峰之作。



那时的青岛，因为沦陷的缘故，此前客居的大批作家和学者都已提前离开，而一介布衣的王度庐只能选择留下。得以连载武侠小说获取稿费，可谓不幸中的万幸。只是抗战期间，稿费极其微薄，所以王度庐尽管高产，却难维持生计，还得一边写着小说一边兼职，曾在中学短暂代课，还曾在“摊贩公会”做文案，在赛马场当售票员。1946年时，更是举家摆地摊卖春联以度年关。



据夫人李丹荃回忆，王度庐“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笔疾书，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写累了，便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支烟。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用的稿纸就是自己裁成的16开白纸，他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现在想来，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写，不打底稿，不查资料，能使写出的故事生动感人，而且前后连贯，决无矛盾，实在不容易”。



想来，王度庐并未系统接受教育，全靠自学，又未曾留洋开拓视野，所依仗的无非读过的书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却能运笔如飞。在没有任何可鉴资料的情况下，在那斗室里写下数十部小说，且皆非凡品，何止是不容易，简直是神奇。



那时，王度庐的武侠小说连载被认为是“青岛沦陷区苦难人民的精神慰籍”，甚至有“订报只为看王度庐”的说法。而《青岛新民报》的发行区域，也因为王度庐的连载，扩展至诸多省区，这在当时的报业而言，也堪称奇迹。当时还有不少读者逐日剪报，将他的连载小说装订保存。另外，他的作品大多由当时的上海励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于是影响愈大，甚至非沦陷区的大后方也流行其作品，据说当年重庆就出过一位假王度庐。



1943年前后，这位“李鬼”自称“重庆大学教授王度庐先生”，表示自己为生活所迫，四处说书，专说“九华奇人”系列故事，还博得不少学生同情。此人身份虽假，可说的还真是书中故事。



据李丹荃回忆：



由于王度庐的作品实在动人，他在女中代课时，甚至还有对其连载小说入迷的学生跑上门来询问结局，更有女生同情言情小说《落絮飘香》中的女主角范菊英的不幸遭遇，跑来求情，希望王度庐不要把菊英的下场写得太惨。



而他另一篇以青岛为背景的言情小说《海上虹霞》，也成“潮流风向标”，有读者专门跑去小说中提及的四方路，寻找男主角摆的摊档。书中多次提到的约会地点——海滨公园（如今的鲁迅公园）的海滩礁石上，也成为当时青年人约会的地方。



不过王度庐性格内向，向来寡言，所以尽管名气大，却不愿露面。有人前来登门拜访，他也装病躲避。他又体弱多病，写稿太累，健康受损，家人劝他换个职业也可糊口，他却写上了瘾，便一直写下去了。



1949年，王度庐前往大连。1953年赴沈阳，任中学教师，又因自己的文坛名气，曾任沈阳市人民代表，皇姑区政协委员。文革时遭遇冲击，与夫人下放到昌图县泉头公社大苇子大队，不久转到泉头大队，1974年与夫人落户铁岭市，1977年2月12日因病去世。在这28年间，他再也未写过小说。



不过王度庐一生悲苦，加上低调内向，在文革中倒非文化圈里的大靶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开始也被要求“靠边站”，然后被迫进“学习班”，“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一切活动”，但他历史背景清楚，一直都是一介布衣小民，而且既然沉默寡言，就更没什么反动话语，加上淡泊名利，人缘极好，罪名也就难找。



但在那个年代，蛛丝马迹都可入罪。于是王度庐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比如说他不吃高粱米饭，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是因为他胃病严重），又说他平时被同事们称为“活字典”，是“资产阶级权威”。但这样的大字报没什么太大打击性，没法上纲上线，无法扣大帽子。



至于批判会，王度庐也遭遇过，不过他的“罪行”无非是写了很多武侠和言情小说，又人微言轻，所以批判会也是小范围的，还多是同事，纯属走过场。李丹荃女士曾记载：



“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小巷娇梅》（王度庐的《古城新月》的分册），读一段，批一段;读到精彩之处，批者笑了，听者笑了，王度庐也不由得笑了”



宛如一场作品研讨会。



只是，在这荒唐可笑的背后，他的创作生涯确已结束了。那满满当当的几十部作品，就这样留在了他在青岛的岁月里，后人念及，只能徒添感慨。



而他在青岛的蛛丝马迹，也在我的走访中逐渐成型。比如他所住的宁波路4号，其实是我年幼时回家的必经之路。又如他曾代课的圣功女中，就是如今的青岛七中，前几年又恢复为女子中学，恰恰与我的母校德县路小学相邻，都依着青岛天主教堂。他也曾在博山路市场摆地摊卖春联，那也是我少时常去的地方。



还有连载了他所有代表作的《青岛新民报》，其主编住址便在八大关韶关路4号——韶关路被认为是“青岛春天的代表”，两旁是形式各异的欧式建筑，每一栋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路两旁栽满了樱花与桃花，还有数十年乃至百年的法国梧桐，每逢春天，这里粉红与嫩绿、桃红与洁白，彼此相映。见过很多青岛的风光照片，都少不了韶关路4号这栋建筑。



我也曾感慨，韶关路4号与宁波路4号，无非路名不同，可前者隐藏于樱花、桃花和花岗岩石墙之后，别有情致，后者却是王度庐的蜗居之所，属于他的只有一间斗室。



也因为这半生的颠沛流离，王度庐的作品总脱不开孤独惆怅的意味。又因年少丧父，他笔下的主角也多是孤儿，四处漂泊，处处遭冷遇。小说里的那些欲说还休，怕是只有亲历这切肤之痛，才可以写出来吧！



在1939年出版的《宝剑金钗》单行本上，王度庐曾有自序，文字极美，兼有他对“奇情武侠”的独特理解，值得一读：



“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之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余谓任侠为中国旧有之精神，正如日本之武士道，欧洲中世纪之骑士。倘能拾摭旧闻，不涉神怪，不诲盗淫，著成一书，虽未必便挽颓风，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谈，亦足以浮一大白也。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



“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那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作品的来源，而那句“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不但有古汉语的神韵美，也道尽了武侠小说的一切。




作者| 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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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王怡仁《金庸武侠史記——三版变迁全纪录》系列
原创 潘国森

喜见金庸学考证派发扬光大
　　金庸小说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文小说，金庸也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家，这里没有所谓「之一」而是「唯一」、「独一」。而且二十世纪已经完满落幕近二十年，这两个「最伟大」可以作为定论。

　　金庸武侠小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面世不久已经甚受读者重视，最早较具规模的论述始自八十年代初的「金学研究」。在此之前，倒不是未出现过有份量的评论文字，但是以数万字长文刊行的单行本，则始由曾为金庸代笔的作家倪匡开先河。

　　后来因为金庸本人谦光，认为「金学研究」的提法不好，于是大家就改称为「金庸小说研究」。这个叫法还是不够全面，此所以我们决定用涵盖面更广的「金庸学研究」，为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推广研究金庸其人及其小说这样的学术活动给一个新的定义。

　　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内部研究以作品本身为主，作者本人为轻。在于金庸学当然以武侠小说为主，至于研究金庸写武侠小说时的同期作品，如政论、剧本、杂文等都可以作为点缀。
外部研究则可以旁及作者的生平，他所处时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面貌，以及他交游的人物等等。虽然与作品本身未必有实质的因果关系，但是也不失为全面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助谈资料。
　　金庸两番增删润饰全套武侠小说作品的原意，其实可以概括为贪新厌旧四字。早在七十年代重刊修订二版之前，金庸就静悄悄地在香港市面上搜购所有流通在外的初版单行本，然后拿去销毁。可是事与愿违，金庸无法回收香港所有旧版，而海外读者见到二版的改动之后，更把手上的旧版视如珍宝。

　　到了二十一世纪新三版面世时，金庸曾经公开声称原来风行多时的二版全面作废！但是许多老读者对新三版颇有微词，后来金庸见群情汹涌，便改口说让二版、三版并行，随读者喜好自便。不过，可以预期三版出而后二版不重印，在金庸的心目中，还是以三版为优。按照现时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不会再有第四版的金庸小说问世了。

　　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宏一教授总结过去数十年读者对金庸小说的讨论，将众多研究者粗略分为「点评派」、「详析派」和「考证派」三大流派。并分别以倪匡、陈墨和潘国森等人，作为三派的代表人物。

　　从字面理解，点评派的特色是见点而随缘说法。代表人物倪匡打从金庸小说初刊就亦步亦趋，据说他是金庸四大好友之一，并且曾经代笔《天龙八部》连载数万字。因为倪匡非常接近金庸本人，所以同时是金庸学外部研究的一部活字典。

详析派则是将一部小说从头到尾细加分析讨论，代表人物陈墨也是截止今天，刊行金庸小说评论专注最多的论者。
　　至于考证派，可以说是比较贴近传统中国文哲研究的旧规矩、老办法。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当中亦有考证一派。因为金庸不愿意与红学争胜，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金学而只有金庸学。

　　我们金庸学考证派，较多用上中国文史哲研究的利器──「普查法」。潘国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先从查找《金庸作品集》（二版）所有个人能够看得见的错误入手，不过那是一个小读者希望心爱的小说免除所有可以避免的小瑕疵，而不是打算要拿小说的疏漏去江湖上四处炫耀。

吴教授说「潘国森等人的考证」，这「等人」二字落得真是精确。我们或可以说倪匡的点评派和陈墨的详析派都要后继无人。
　　金庸学考证派，至少还有专注金庸版本学研究的王怡仁大夫和开展金庸商管学（Jingyong BusinessAdministration, JBA）的欧怀琳等人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加入研究的行列。

　　王大夫既属考证派，亦带有详析派的研究心法。他既用普查法同时地毡式的搜索遍了三版小说；也有跨部排比，即是将不止一部小说串连在一起评论。现在王大夫只愿意整理修订金庸武侠六大部超过百万字的回较，即《射鵰英雄传》（约九万字）、《神鵰侠侣》（约十七万字）、《倚天屠龙记》（约二十万字）、《天龙八部》（约三十三万字）、《笑傲江湖》（约二十二万字）和《鹿鼎记》（约四万余字）。余下八部中短篇（《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和《侠客行》）和不重要的《越女剑》的回较就不打算再最后定稿和发表了。这样就为考证派的后来者，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实金庸小说其他领域需要好好考证的地方还多着呢！

这巨细无遗的六大部三版回较，等同于其他学术领域入面最扎实的基础研究，为金庸学更细致的进阶考证准备好最详尽的三版演变纪录。笔者认为是今后所有立志于金庸学研究的后来者必备的参考工具书，那怕是学院入面严肃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还是一般读者轻轻松松的看书消闲，都宜以小说原著与王怡仁回较并读。
　　愿金庸学考证派从此发扬光大！

　　是为序。


潘国森序于香港心一堂
二零一八年戊戌岁仲夏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5 10:3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17 11:25 编辑

大家或许有这么一个错误印象，认为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没错，但是他在22岁的时候（1901年）就取得了瑞士国籍。因为当时瑞士相比于德国来，对犹太人更宽容。

加入瑞士国籍的爱因斯坦迎来了创作上的井喷期，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他发表了发表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接着完成了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

成名后的爱因斯坦受到德国科学界的邀请，于1914年重返柏林居住。随即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使爱因斯坦生活在战争鼓吹者的包围之中，但他却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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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爱因斯坦加入柏林犹太组织，并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从此，爱因斯坦将自己的命运和其他犹太人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1932年，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爱因斯坦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

1933年德国纳粹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焚毁其书籍，没收其财产，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爱因斯坦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教授，得知消息后便加入美国国籍。从此爱因斯坦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949年5月，美、英、法3国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史称“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西德成立后，鉴于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力，西德政府想要邀请爱因斯坦重回德国，但是被爱因斯坦本人一口回绝。因为爱因斯坦再也不想回到这个曾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国家了。

1955年爱因斯坦病逝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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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国籍的争论

1921年，爱因斯坦撰文指出，“社会或者国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对象；他把社会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社会应当给个人的个性以和谐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之上。”（文集，页10）爱因斯坦正是从良知、人性、正义的角度看待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从日本回国的船上得到了获奖消息。按要求，在授奖仪式上，获奖人员要由所在国家的代表陪同；如果获奖人不能亲自领奖，可由所在国家的代表代领。爱因斯坦出国未归，谁能代他领奖呢？德国和瑞士的大臣都声称有此特权。德国称：“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瑞士说，爱因斯坦是用瑞士护照旅行的。德国作证，1920年7月1日，爱因斯坦曾向德国宪法宣誓，他在柏林科学院任职即为“间接的国家官员”，因而属于德国公民。瑞士称，爱因斯坦1901年就已加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适时返回，特别对国籍问题作出两点澄清，一是在加入柏林科学院时曾经声明，“不要改变我的国籍”；二是不反对“获得德国公民权”的说法。（《爱因斯坦传（下）》，弗尔辛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71、573）

1930年，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从哲学和政治学上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在政治上，他崇尚民主而反对专制。他指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文集，页43）

在哲学上，他认为：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是高于国家的，人本身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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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22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主权的限制》一文。这篇文章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他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文集，页82）

15岁那年，爱因斯坦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是不满德国奉行的军国主义。人到中年，他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曾经的祖国，他毅然宣誓做德国公民。而当德国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德国再次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里，爱因斯坦不顾生命安危，再次拒绝了祖国。在这里，中国人奉行的“人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猥琐的人生哲学，“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荒谬说教，对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任何意义。

4月5日，爱因斯坦从比利时致信普鲁士科学院，“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文集，页107）在他看来，平等和自由的理念高于国家的藩篱。

1940年10月1日，爱因斯坦正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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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促美研制核弹

很多年后仍然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一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那就是在“二战”期间，他竟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加快原子能研究，让美国人以原子弹对付自己的祖国。事实上，美国确实抢在德国前面率先掌握了原子技术。在国人眼光里，这大约应属十恶不赦的“卖国”或“德奸”行为。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因此，建议美国“加速实验工作。”（文集，页177）这封信未能及时引起罗斯福的重视。9月3日，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二战”骤然爆发。罗斯福这才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决定，“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我们炸得粉碎，……”（聂本，页328）并于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的“曼哈顿工程”。法西斯德国未等原子弹派上用场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8月，美国为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战中大量军人的阵亡，美军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宣布投降，战争提前结束。

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 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加快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1952年9月20日，日本《改造》杂志就原子弹问题向爱因斯坦提问。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人的提问显然带有责难性质。爱因斯坦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却感到非采取这一步骤不可，因为（当时）看来很可能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上进行工作。我看，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文集，页306）1953年2月22日，爱因斯坦回复另一封日本来信时也强调，“我的确相信，我们必须防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万一会单独占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在当时，这是真正的危险。”（文集，页313）遏制“祖国”发展经济与遏制“祖国”祸灭人类，两者性质迥异，爱因斯坦选择的是后者，这两封回信，都强调了法西斯威胁之下的别无选择，反映的都是：爱因斯坦开阔的正义胸怀而非狭隘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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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庸俗的国家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基于法西斯德国给整个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向来主张宽容和解的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

1944年，他说：“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爱因斯坦不承认“人民永远不会犯错”的逻辑，他指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聂本，页281）这就是国人在指责民主弊端时常用的例证，希特勒是德国人民主选举上台的，德国人当然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责任。在爱因斯坦看来，罪犯不是希特勒，不是纳粹党的领导，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整个德国国家。1944年，他在《华沙犹太人居留区英雄们的讣告》中写道：“整个德国国家应该为这次大规模的屠杀负责，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的话，德国作为整个国家应该受到惩罚。”（文集，页198）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72年后，德国人明白了，纳粹当政的国家剥夺了国民的自由，才使它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他们明白了，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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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韩之三癖

拙鸠（郑逸梅）《新上海》194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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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知道清末民初的一位小说家冷血，著有《侠客谈》等说部，有时和天笑合作，署名冷血。这位冷血先生，便是《申报》的发行人陈景韩。他的大名虽天见于《申报》的报端，可是他老人家的尊驾却是不到馆的，现在他是到牯岭去了，蒋主席且派人到山麓招待一切。



陈先生一天到晚的静默着，朋友和他讲话，你问他一句，他慢慢地答你一声，甚至数十年不见面的老朋友，一旦握晤，他也淡淡的说不上几句话就静默下来。他的署名冷血真是名副其实哩！据他告诉知己的朋友说：“多说话最易伤神，世俗谓‘夏天不宜多开口，开口不见四两肉’，其实不但夏天宜少开口，即春秋冬三季，也以少开口为是呢！”



他喜浏览前人有关身心摄养的笔记，曩时进步书局所刊行的《笔记小说大观》，他读的烂熟，书看倦了，就燃吸一枝雪茄烟，原来他生平有三癖：

（一）照相机；

（二）狗；

（三）雪茄。

如今照相和狗都淡漠了，只有雪茄烟却仍结着不解缘，清晨和旁晚，灌溉花木，自充抱瓮叟，他能弄盆景，颇具丘壑，其他一切事，都不关心，用了钱不记账，什么怨仇，那更抛诸九霄云外，所以他身心廓然，了无挂碍，一年到头没有病痛。他又喜欢打拳锻炼身体，有位拳家陆某，常到他家中讨论拳术。他的一位大小姐，从陆某学习拳术学到现在，已有很高的造诣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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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韩（冷血）：曹聚仁/1962
曹聚仁 民国故纸堆 2020-07-28 06:57
陈景韩（冷血）

曹聚仁| 香港《循环日报》




日前，翻看《上海闲话》，说到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托胡雪岩替他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万两。上海《申报》著论批评攻击，左氏看了大怒，写信给友人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他所指无赖文人，就有杨乃武在其中。那时十分闭塞，朝野人士，都把报馆主笔，轻之为无赖文人。到了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章太炎的《苏报》《民报》出来，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这才转移了社会的视听。可是，报纸之为社会教育事业，我说过，还得等到狄平子来到望平街，创办了《时报》，这才合上现代世界的标准。



在《时报》上写短评、短篇小说及译介欧美小说的“冷”或“冷血”，便是陈景韩。以往如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都是政论家，直到陈景韩来了，才是一本正经的报人，陈氏是《时报》创业的人，后来也是《申报》的巨头。他曾在天虚我生离职时，兼编《自由谈》，也曾在史量才遇难后，主持《申报》董事会会务。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主持《申报》笔政。



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谈到《时报》那一章，刊有陈氏的照片，手扶单车，身穿猎装，头戴鸭嘴帽，神采奕奕。前几年，我在上海看到他，已是八十老翁，唇齿不清，虽然担任上海政协委员，已是难于行步了。我们知道从望平街这一龙门跳上政治舞台的，代有其人。只有陈氏可以有进入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的张子房的机会，却留在望平街岗位上，并不以为鸿鹄将至的。这也是难得的了。



蒋介石的政治旅途中，陈其美可说是他的“师”，吴稚晖、黄膺白则在师友之间。邵力子、杨永泰则介乎朋友与幕僚之间。陈布雷只是幕僚，至于陶希圣、张其昀，连幕僚都不够格了。一生是蒋的朋友的，只有张季鸾和陈景韩二人。陈氏一直不肯做蒋氏的“智囊”，蒋氏对他也格外敬重一点，每有大事，蒋氏必到上海访陈，听听他的议论的。膺白死了，景韩已老，只让陶希圣辈趋承鼻息，蒋氏的政治生命，也就日益黯淡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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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冷血先生：宁远/1960
宁远 民国故纸堆 2020-05-11 07:33


回忆陈冷血先生

宁远 | 香港《大公报》19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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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报馆佬，后来都成为小说家；也有许多小说家后来都兼充报馆佬。这情形是相当普遍的，几乎可以说中外古今，莫不皆然。



以晚清时期为例：大名鼎鼎的南亭亭长李伯元和我佛山人吴趼人，都曾办过报，当过报馆编辑。稍后在北京有徐凌霄、徐一士等；在上海则有陈冷血、陈蝶仙（天虚我生）等。就是鲁迅先生，也曾主编过好几种期刊，算得上是半个报馆佬。



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因有著作流传，盛名历久不衰，后世就只知道他们是小说家了。但也有少数几位，虽然也写过或译过一些作品（数量当然比较少），但他们最突出的成就还在报馆工作方面，因而社会上始终只当他们是报馆佬，很少提到他们写过什么小说。这样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陈冷血先生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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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二万号纪念感言 | 陈冷（血）



陈先生原名陈景韩，江苏松江县人。辛亥革命前，已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工作，能力很强，历任总主笔、总编辑等要职，直到他去世。他写的社论见解精辟，笔锋犀利，在当时（大约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间）上海报界中，公推第一。据说有不少订阅《申报》的人，就是专门为了要读冷血先生写的社论。



我生也晚，冷血先生在大写社论时，我才脱掉开裆裤，背起书包进小学堂，他所写的政论文章究竟好在哪里，不敢乱吹。这里只谈谈他所写和所译的小说。



大概他的大部分精力确实都放到报馆工作中去了，写译小说不过是出其余绪，偶一为之。现在还能找得到他的创作，只有一部写了四回、尚未完稿的《新西游记》，于宣统元年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内容是讽刺时政，很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此外，虽然有人认为“中国凉血人”和“心冷血热人”也是陈先生的笔名，但后来据钱杏村先生等考证，《拒约奇谭》和《新官场现形记》二书均另有作者，并非冷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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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谈》叙言 | 冷血著 时中书局宣统二年初版



冷血先生翻译的小说可就比较多了，大约从光绪二十八九年起，他已开始从事译述。出版最早，享名最盛的是《虚无党》一书，（此书有三种本子，原著人名都不同，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待考。）便是光绪三十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刊行的。后来又陆续译了二十三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侦探谭》四册（所收为短篇侦探小说，英、法、日各国的作品都有）及《侠客谭》等。



陈先生的从事翻译究竟是像林琴南那样的全凭别人口述，而由自己笔录呢，还是他本来懂得外文，直接翻译的？我可说不准了。从他所译的小说半属法国名家（如雨果、大仲马、莫泊桑等）原著这一点上看，可能冷血先生是通法文的。还有一点倒可以看得很明显，他真正是在编报之余，再搞写作的，因为他的创作和译作十九均由《小说时报》或有正书局出版，这两个机构都是当初的时报馆所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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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 | 摘自《老上海·民国趣读老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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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望平街上有一张《时报》，那是1904年4月29日由维新派志士狄平子（名葆贤，字楚青，江苏溧阳人）创办的。狄平子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与唐才常等策划武装起义，狄变卖所藏书画作为秘密活动经费，事败，唐才常被捕就义，狄平子乃致力办报，作文字上鼓吹。辛亥革命前后曾起积极作用，如今却被人淡忘了。



《时报》创刊之初，狄平子延陈冷（字景韩，号冷血，松江人，狄与陈在日本时相缔交）为总主笔，辟时评一栏，摆脱过去做古文长篇论说的老腔调，每篇200字左右，短小精悍，敢于大胆说话，笔锋犀利，切中时弊，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产生过有力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体。有人认为，“冷血文笔以峻简见长，议论波谲翻腾，盖脱胎于《东莱博议》”。其实，评论的质量还关系到洞察世事和有分析判断的胆识。



陈冷血是前清秀才，留学东瀛，在办报方面每别出心裁，不随旧习，除撰论外，提倡评介外国文艺，提倡教育，保存国粹，注重图画；后来复与名记者戈公振一起革新报纸，增加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开报界的新风气。这符合狄平子创刊之始所主张的报界革命的宗旨。



上海日报上介绍新小说、短篇小说和译作小说，冷血可算提倡最力的一人。当时《时报》上刊载署名“冷”或“笑”的译著小说，乃出诸陈冷血和包天笑的手笔。近代我国报纸上有像样的副刊，大概也是从《时报》开始的。当年胡适还是一位14岁的少年，他是阅读《时报》以后引起了对文学的兴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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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一如其名的陈冷血

金雄白 | 《记者生涯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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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一节的标题是有语病的。这一位望平街上的前辈陈冷血先生确是够冷的。而且算得是报坛中的奇人之一。人们取名用号，多少有些祷颂勖励之意，而他偏偏会用“冷血”两字为号，就显得不同寻常。但其名为“景韩”，却何以又并不索性改为“景寒”呢？他平素处事对人的冷静，有时到了冷酷的程度，真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在我服务《时报》期内，前后三年余中，大概每晚总会看到他悄然而来，面无表情，东看西望，终于不出一声，又默然而去了。



我们这批年轻的同事，看到他一副冷若冰霜不可或犯的样子，等他一脚踏出门口，就哗然说：“真是冷血！”五十年前说惯了，也说多了，因此一写到他，也就不期然而然的以此为题了。



包天笑丈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冷血怪僻的行径，太多事就有异常情。早期的《时报》，编辑只有陈冷血、包天笑与雷继兴三人，尤其是陈冷血是狄楚青视之为重镇的人，而居然有一天忽告失踪，到处寻访，杳然不知其去处。正在焦虑中，忽然接到他的来信。才知他已不声不响地远赴东北，正遨游于白山黑水之间也。



又有一天，林康侯与雷继兴为了一块钱而你推我让，恰巧冷血来了，就说：“你们都不要，不如丢了！”说着，也真把这一块钱抛向窗外去了。



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新闻界赴海宁看潮，车抵硖石，自车站至钱塘江畔，要有一段路步行，冷血穿着夹大衣，愈走愈热，就脱了挽在臂上，却又嫌其累赘。同行的一位朋友说：“既然讨厌它，就不如丢了。”此时路旁正坐着一名老丐，冷血也真将大衣递给了他，连说：“给你！给你！”说罢，头也不回地去了。



冷血的怪僻，而且表露在面上的，无笑容亦无温色，俨然有褒姒之风。但他却不断有人对之垂青，以我的学识，尤其以我那时的年岁，当然莫测高深，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了解其成功之道。



狄楚青与史量才两人，不能不说是近代新闻界中杰出的人士，而对冷血，都能推心置腹，视为股肱，历数十年而信任不衰。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新闻界芸芸众众，济济多士，而受最高当局的器重能引为上宾的，整个报坛，一南一北，亦唯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与《申报》的陈冷血两人而已。



国民政府自一九二七年建都南京起，以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中西移武汉为止，十年之中，内忧外患，变乱频仍，每有一度重大事故发生，蒋氏辄摆脱日常政务，避地庐山，深思熟虑，以为运筹决策，而张、陈两人，也往往被召往，视同智囊，不啻成为惯例。



——未完待续

张季鸾先生不要看他布衣一袭，貌不惊人，而短小精悍，显得精神矍铄，英气内敛。他的一枝笔，更是议论纵横，震动当世，而且他更懂得小骂大帮忙的绝妙手法，既讨好了读者，也受知于当道，他的见重，自是不难索解。至于冷血虽主持《申报》数十年，我却从未见其有惊人之社论，平时又且沉默寡言，也不信其会有什么荩筹硕划堪以献曝，而终于能邀特达之知，以后且转任六河沟煤矿公司总经理，从经济上为变相之酬庸，岂此亦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耶？

我对冷血，无成见，亦非武断，姑举一事为例。黄伯惠接盘《时报》以后，听从了冷血的意见，废除了过去称为“时评”的社论，而代之以“上下千秋”。所谓“上下千秋”，既非评论，亦非散文，每篇短短三四百字，刊之于第二贩，内容颇似现在若干报纸副刊中的随笔，胥属不着边际的老生常谈，空泛肤浅，索然寡味。



最早冷血自己还动笔写过几次，以后索性交由校对房里一名姓唐的负责撰拟。这位唐某本属庸才，绝无可取，惟以他是冷血的松江同乡，又兼有些葭莩之谊，乃以《时报》宝贵的篇幅，竟作为私人示惠之工具。

有一次，我斗胆问冷血：“上下千秋，言之无物，我们何贵有此？”



他却说：：报纸不能无评论，但此时既不容昌言无忌，不如留此一格，以待他日之用。”这种强辞夺理的说法，又安能使我心服？平时，黄伯惠几乎无日不往《申报》，馆中事无大小，也必向冷血请命而后行，任何意见，伯惠也靡不奉行唯谨。我们在背后本已称之为太上老板，而他在《时报》，并末担任任何名义。先伯父虽名为总主笔，权力所及，每晚看稿而已，凡有兴革，均不就商，我早已为之愤愤不平。



有一晚，冷血又照例来至编辑部，我装作没有看见，背过身，指着当天的报纸说：“这还叫什么‘上下千秋’，某段说得莫名其妙，某句又写得狗屁不通，叫人家出钱来办报，又如此糟蹋篇幅，实在岂有此理！”以我这样一个小职员而如此放肆，换了别人，当然决难容忍，而冷血却能做到一似充耳不闻，面不改色，不知是涵养，是素性，是阴沉，还是雅量？



最近在东京遇见《申报》小主人史咏赓，他对我说：“黄伯惠办了《时报》，陈冷血常似《申报》的新闻，暗中送给《时报》，这倒是天大的寃枉。记得有一晚，我正在埋头写作，忽觉桌边有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太上老板陈冷血，不知何时进来的。每晚九时左右，他在总会打完麻雀以后，照例先到《时报》一转，稍作勾留，再去《申报》办公。他日常都是西装革履，带一副墨晶眼镜，口衔雪茄，举步甚轻，行路了无声息，编辑部中人，有时竟会不知他何时来何时去的。那晚，他看我正在写稿，意外地问我：”你写什么新闻？”



我当然据实以告，他难得开颜一笑说：“今天本埠有没有发生其它什么重大事件？”我说：“没有”，他再次一笑，回身而走。我毫未想到他的笑就是太不寻常现象，当时竟未觉察。第二天晨起阅报，看到《申报》上独家登载了南浔旅沪富乔张石铭在石路（福建路）被绑架的大新闻，当时竟因一无所知而把它遗漏了。各报社会新闻的线索，一般都倚赖捕房。负责总巡捕房电话总机的人，不论日夜班，每月都致送有固定的酬劳，一有事故发生，不论为窃盗、杀人以至绑架，凡可做为报纸资料的，听电话的人，一面转告有关部门，一面即通知各报至现场采访；但张石铭绑案，其家属因恐一旦报警，或会危及被绑者的生命，故封锁了消息，严守秘密。然亲友之间，为了商量援救，转辗传述，知道此事的就颇不乏人了。



冷血每晚去的总会，是上海富豪聚会之地，他也是从那里听到的。也尽管此事并非由于我的疏忽，但既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的职务，自属有亏职责。



——未完待续

第二天正在懊丧烦恼之际，冷血又来了，一进门就走到我桌边，还是衔着一枝雪茄而向我说：“张石铭的绑票案漏掉了吧？”我怀着一肚子的好气，就对他说：“陈先生！昨晚你问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吧？”他点点头，我又十分冲动地说：“那当时你又为何不说？”他倒好，照常十分轻松地道：“我不是《时报》的外勤记者。”我这时更动了真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保持应有的礼貌道：“那末，陈先生，你几时又担任了《申报》的外勤记者？”如此顶撞，你想冷血会怎样？他回过头不置一辞地，却又悄悄下楼去了。



也许我与他的性格实在相去太远，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而况犯上作乱，从在中学时代起，又已成为我的一贯作风。采访部里有一个陈大凡，是我的青浦同乡，最初由投稿开始，也由我的推荐而被聘任为正式记者的。论他的学历，也许只读完了小学，文字也未到通顺的程度，但为了乡谊，我就一直袒护着他。不料他穷心未退，色心高照，玩长三堂子玩昏了，对报馆一味敷衍了事，他本来规定是采访华界警察局的新闻，又连连遗漏了几件较大的消息。



一天，伯惠先生通知我，下月起陈大凡停职了。我当然要与他争论，他说：“这是陈先生的意思。”当晚冷血没有来《时报》，我就去《申报》看他，直截了当提出我反对这一决定的意思。他说：“陈大凡荒嬉不能称职，停职是应有的处分。”我却强辞夺理地道：“第一，我是采访部的负责人，如有新闻遗漏，应当由我负责，所以，要停，也应当首先停我；第二，我是采访部主任，你要停我的部下，应先征询我的意见，你这样径自决定，要我来何用？所以，我现在就向你辞职。”换了别人，也一定会老羞成怒，而冷血之所以为冷血，竟轻描淡写地说：“既然你愿意负责，今后就把他交你管束。”谁能想到他会这样轻易地就收回了成命？



但是冷血到底并不真是胸襟宽大的人，他对我不过蕴怒在心，待时而发。大约以他想来，如我的年少无知，又且职位低微，他还不屑与我斤斤较量；再则，他与先伯父又究属多年老友，也不能不推屋乌之爱，而暂加容忍。先伯父于一九二七年底终于辞职了。在此以前，在外人看来，也许以为我在《时报》尚能有点表现，《时事新报》的潘公弼就曾嘱该报总编辑何西亚来向我接洽，要我改就《时事新报》的采访任务，月薪肯出一百元，我当然怦然为之心动。



我回去禀告先伯，不料不待辞毕，先伯父即正色对我说：“我家不许有见钱眼开的子弟，我在《时报》一天，即不许你离《时报》而转入他报。”家长的命令，我绝无反抗的余地，此事也只好作罢。但先伯父向《时报》辞职时，却曾对我说：“我在，你是我子侄，薪水无法定得高；现在我辞职了，你可以要求增加到一般的待遇。”他老人家离开后，我即提出要求加薪，结果却由十二大元一跃而为六十元。



先伯辞职整整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的阴历年底，报纸照例要停版数天。先伯父忽然打电话来要我去看他。一到他就给我看《申报》总编辑张蕴和先生给他的信，信内表示陈冷血要他转告先伯，到次岁新年复刊时，我就不必再去《时报》了。辞退一个小职员，而需要兜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可见冷血也真是怕了我，深恐我当面向他责问，弄个下不了台，所以还要先伯来压制住我。其实，离开《时报》，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走而闹，岂非自失风度？



冷血也实在太谨慎了。自我离开《时报》后，从此也就没有再见过他，伯惠先生在香港，前几年还曾提起此事，他还不免有些忸怩地说：“这完全是出于陈先生的主意。”其实，去就本是常情，又何必为此介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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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元璋对待读书人的政策

文：张宏杰



善待



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读书人的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读书人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教遣”。



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读书人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



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



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1300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



朱元璋说，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读书人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读书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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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也在他们的薰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作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读书人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读书人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



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读书人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



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读书人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事，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读书人弱点的灼见，更多一杆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读书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



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



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他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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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读书人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



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侧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土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鲠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读书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读书人，但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读书人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



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造反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辞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



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圳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



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



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做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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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戮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



杨基入明曾官至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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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12 18:4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1 20:08 编辑

谁是杀死银叶先生的凶手？
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一对夫妇都很奇特，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后来金花婆婆扣回了紫衫龙王的帽子，算是有始有终，韩千叶却在独闯光明顶后，再无英雄事迹，就这么默默的死了。
 金花婆婆因此怪罪于胡青牛的“见死不救”，却没见她去找真正的凶手报仇，那真凶究竟是谁呢？书中也只借胡青牛之口一笔带过：“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哑巴头陀所为”。 (三联版)
蒙古人手下、西域、哑巴、头陀，如此鲜明的特征，凶手必是范遥无疑了。 
动机也很容易猜到，范遥一直喜欢黛绮丝，黛绮丝嫁给韩千叶后，范遥恼羞成怒，便易容改装，将其毒死。连谢逊都看出来了：“范兄此举，苦心孤诣，大有功于本教，实非常人所能。唉，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激啊。”不然何以解释金花银叶夫妇都中了毒，“老岛主无药可治，但尚有数年之命；老夫人却中毒不深，可凭本身内力自疗”？那自然是因为范遥舍不得杀心头之爱、只要韩千叶一人之命的缘故。
     
但在最初的连载版中，下毒的却另有其人，而且来头十分响亮：“我一问起下毒之人，知道是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所为”（旧版），西域白驼派，那自然是西毒欧阳锋一脉的后人了，可见在作者初始的设定中，《倚天屠龙记》作为“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仍有意延续前两部中“五绝”的体系。（没过多久，南帝一脉的后人朱长龄武烈就出场了）
 那这位“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究竟是谁呢？后文却再也没有提及，埋下的伏笔成了闲笔，到了修订版中，金庸灵光一闪，索性将犯罪嫌疑人指向范遥，如此一来，也和范遥单恋黛绮丝的剧情联系上了。
 但单单只改了这一段，书中再也其他剧情与此呼应，范遥既早知金花婆婆就是紫衫龙王，为何一直不提？黛绮丝又为何不找范遥报仇？以范遥的性格，是否真的会做这种事？如果要把这个分支补齐，《倚天屠龙记》势必要大大增写，甚至可能由四本扩充为五本，那么伤筋动骨不说，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于是到了新修版中，金庸快刀斩乱麻，让胡青牛旁述出了凶手三世：“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老番僧所为”，范遥由此洗脱嫌疑，和韩千叶之死再无关联。
至于那个西域老番僧究竟是谁，为何毒死韩千叶，那又是和《倚天屠龙记》无关的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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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香港10月30日电 (记者 曾平)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港去世，享年94岁。文学评论学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同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金庸小说体现了最多中国人做的梦，此梦的含义包括追求幸福、可以比赛以及忠孝节义最后会赢。
许子东解释，追求幸福是指金庸相信中国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幸福生活，而很多作家怀疑这一点；可以比赛意为金庸用江湖、侠客的形式来说明人的能力及其做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可以比较的。就好像功夫一样，你打什么拳，我打什么棍，我通过苦练、秘诀可以做到比人强。比如郭靖，其实就代表只要做得比人好就能成。
许子东认为，这种“可以比赛”的状态是所有在职场打拼的人、在商场奋斗的人，所有这些人，尤其是男人们的梦。
在做得好的过程中凭借的便是忠孝节义。许子东指出，就是对亲人要好、对朋友要好、对师父要好，人不能做坏事，把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当中体现。
从文学的角度，许子东认为金庸将通俗小说引入经典境界、打破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也许再过几十年、百年以后，人们会因为金庸重新定义通俗文学、严肃文学。
而金庸的贡献不止于此。许子东表示，金庸创作最旺盛的年代正是中国文化遭遇挫折和断裂的年代，金庸用他的一支笔及其虚构的人物，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用最通俗和最有效的方式传承中国文化。“所以将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期，这个世界上最有效地传承中国文化的人，就是金庸。”
谈及金庸与香港的关系，许子东表示，金庸必然产生在香港，因为像韦小宝那样投机、依靠幸运的特点其实都与香港的老百姓和文化生态有关。而金庸立足香港，其影响却辐射全世界的华人社会，这同样与香港这座城市的意义相似，本身带有一定局限，却以自身的独特性，影响整个大中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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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

我觉得在《射雕英雄传》里，那些人对杨康的态度很操蛋。或者说，金庸在这本书里写的本身就很操蛋。杨康也许有贪恋荣华富贵的一面，但是完颜洪烈对他也确实非常好，像亲生儿子一样。杨康中毒的时候，他不惜给欧阳锋下跪求情，还犯险冲上去保住杨康。



所以，杨康对他有感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从小就把完颜洪烈当成父亲，不管后来情况怎么变化，这段情感历程是没法一笔勾销的。

在理智上，杨康当然知道完颜洪烈是祸害他原生家庭的罪魁祸首，但是情感上，那些由日常生活堆积起来的情感难以抹杀。如果理智可以完全否定情感，那么人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但是丘处机也好，穆念慈也好，都逼着杨康去杀完颜洪烈。郭靖也逼他表态：”我明日去北京杀完颜洪烈，你去也不去？”杨康“想起完颜洪烈养育之恩，一时踌躇不答”，郭靖就马上面露不满。

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操蛋了。

完颜洪烈该不该杀？

当然该杀。

那郭靖就去杀嘛，为什么非要逼着杨康去手刃一个自己叫了二十多年父亲的人？杨康已经经历一次人伦惨变，他如果手刃了完颜洪烈，不啻是双重的人伦惨变。

可郭靖不这么想，穆念慈也不这么想，金庸也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是非清清楚楚，杨康不该犹豫不定，犹豫不定就说明他天性不纯。



但如果把郭靖置身于杨康的位置，他会去杀吗？不会的。是个人都很难下得去手。



成吉思汗很大程度上就像郭靖“精神上的父亲”。成吉思汗逼死了李萍，后来郭靖不也说“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恩恩怨怨难以清楚，最后也就算了吗？

那为什么就要逼着杨康去杀完颜洪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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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父母双全，小尼姑仪琳为何对令狐冲自称“没爹没娘”？
原创 华伊云 一梦如是观 2021-05-31 07:16
谁还看金庸
回雁楼头的高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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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插图，报纸连载时主要由姜云行（云君）绘制，到正式修订出版后，则一半姜云行，一半王司马，金庸曾评价二人：“他（姜云行）的画风细腻而生动，表现武侠小说中的动作和打斗很见功力。王司马先生的画风富于人情味，很能表现人物的情感”。

此二人负责插图，相信是金庸钦点，直到多年后重新推出世纪新修版，很多情节都做了修改，插图却依然原封不动。

甚至有一种可能：某些金庸不满意的情节，本打算在新修版中做修改，但由于这些情节已呈现在插图中，插图无法更换，索性这些情节也保留了下来，没有修改。

王司马、姜云行的插图，是自行选取情节，还是金庸指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成品，得到了金庸的认可，因此才一直沿用至今。

甚至小说中一些本来比较模糊的描述，在插图里都变得清晰直观。

比如：《连城诀》最早于《东南亚周刊》上连载时，人物并非清装，到了修订版，姜云行重新绘制插图，却都结了辫子，成为清朝人，但从小说本身看，似乎并不一定非要放在清朝不可。（多个版本的电视剧也都没有放在清朝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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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诀》于《东南亚周刊》连载，当时还叫《素心剑》，姜云行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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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诀》修订版插图，人物改成清朝装扮，姜云行绘）

姜云行应该不是一拍脑门，就做了修改，必然征求了金庸的意见，而到了新修版中，金庸又增写吴六奇等相关情节，将《连城诀》的历史背景盖棺定论。

但插图难免也有疏漏的地方。

比如《连城诀》里，狄云在第二回就被削断了右手五根手指，但插图中却一直十指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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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诀》插图，狄云十指齐全，姜云行绘）

类似的错误，多因画家的疏忽，没有考虑周全，但《笑傲江湖》的这一张插图，却实在难以索这是《笑傲江湖》的“坐斗”一回，情节大家都很熟悉了，主视觉的三个人物分别是令狐冲、仪琳、田伯光。

而背景中还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店家，另外三人同桌共饮，这三人是谁呢？

仪琳曾回忆起当日回雁楼上：“一张小桌旁坐着个身材十分高大的和尚，另一张小桌旁坐着二人，直到令狐冲被杀，自己抱着他尸体下楼，那和尚和那二人始终没有离开。……

还有，记得当时看到那个和尚端起碗来喝酒，在田伯光给令狐冲骗得承认落败之时，那大和尚曾哈哈大笑，这小姑娘当时也笑了的，她清脆的笑声，这时在耳边似乎又响了起来，对，是她，正是她！

那个大和尚是谁？怎么和尚会喝酒？”（修订版）

桌上的小姑娘和老者，对应曲非烟和曲洋，还有一个胖子是谁，无从得知，按照小说描写，这桌应只有曲洋爷孙，不该有此人。

插图上没有画出来的，还有“喝酒的高大和尚”，从形象上看，这个喝酒的高大和尚自然就是不戒，但不戒和尚是仪琳的父亲，看到田伯光如此调戏爱女，会笑着在旁边看热闹吗？仪琳看到慈父在旁，会任由令狐大哥惨被殴击，还不高声呼救？绝对不会。

但如果不戒和尚此时尚未和仪琳父女相认，那就说得过去了。

因此在小说第五回，令狐冲说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后，仪琳应了一声，自称：“我也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自幼便蒙恩师收留，从小就出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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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喝酒的和尚是金庸随手埋下的伏笔，本意是指向不戒，事后又发现不妥，因此后文并未明确说明“这个和尚就是不戒”，就把他当作了过路的路人甲？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很小。要知道，金庸小说历经多次修改，太过明显的破绽、闲笔很难留存下来，仪琳自称“无父无母”、回雁楼上的“喝酒和尚”，这两处作者肯定注意到了，新修版中还把“无父无母”改为了更口语化的“没爹没娘”，如果这是写错了，很难忽视吧？

而且这个“喝酒和尚”在旧版中压根没有，是修订版中新增、并在新修版中得以保存的角色。

旧版里的场景是这样的：“一张小桌旁坐着二人，直到令狐冲被杀，自己抱着令狐冲的尸体下楼，那二人始终没离开桌子。当时她心中怔忡不定，诸种事端纷至沓来，那有心绪去留神坐在这小桌旁的二人是谁，此刻见到那女童的背影，其脑海中残留的影子，一加印证，清清楚楚的记得，昨日坐在小桌旁的二人之中，其中之一人便是这个小姑娘。她背向自己，所以只记得她的背影，昨日她穿的是淡黄衫子，若不是此刻背转身子，说什么也记不起来。

可是另外一人是谁呢？她只记得那是个男人，那是确定无疑的，是老是少，什么打扮，那是什么都记不得了。”

可见旧版中只有曲洋祖孙，修订版新添了个和尚，这和尚喝酒不说，仪琳还专门在心中另起一行，扪心自问：“那个大和尚是谁？怎么和尚会喝酒？”如果仪琳早知自己父亲也是个酒肉和尚，她或许就不会有此一问，即使有此一问，也应该会想到同是酒肉和尚的父亲。

故事也许是这样的，在仪琳还是婴儿的时候，不戒就把她送去了恒山白云庵，然后云游四海苦寻爱妻，一日行至回雁楼，围观了一场精彩至极的坐斗，却和亲生女儿相见不相识。或许正因为看到了仪琳这个妙龄尼姑，不戒想起了十多年前送去恒山出家的女儿，于是亲自前往寻亲，通元谷中父女重逢，始知回雁楼头早埋因缘，不戒记起当时情景，怒从心起，抓到田伯光百般折磨，这才有了后来万里独行肩挑美酒独闯思过崖之壮举。

另有一处佐证，田伯光改名为“不可不戒”之后，曾向令狐冲转述太师父不戒和尚的回忆：“在那酒楼之上，你和那华山派的小伙子打赌，说道输了便拜我女儿为师，难道那是假的？我上恒山去找我女儿，她一五一十，从头至尾的都跟我说了。”新修版改为：“我上恒山去跟我女儿相认。”若回雁楼上的不是不戒，他和女儿什么时候相认的无关紧要，不必有此一改。

疑点也还是有的，不戒正式登场后，曾对病怏怏的令狐冲一阵奚落，绝口不提回雁楼之事，事实上，他也从没提过。这实在不合常理。

也许那个和尚真的不是他？我又犯难了。但转念一想，无论不戒有没有在回雁楼上出现，这对剧情根本毫无影响！

那么，就当“回雁楼上不戒”是个彩蛋吧，仅见于导演剪辑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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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庸同在剑桥读博的日子

2018年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镛）逝世。本刊记者苗千曾在2017年撰写此文，讲述与金庸先生同在剑桥读博的日子。今日我们重发此文，以表纪念。


主笔｜苗千
一晃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还是会奇怪2005年剑桥的夏天怎么那么热。我住在一栋维多利亚时期建的老房子里，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被一个纸糊的灯罩罩着。到了半夜吹进热风，我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户随热风一起进来的还有一种体态极大的蚊子，这让我想起家乡野外草原上那种专叮牛羊的蚊虫，心里充满恐惧。“这种蚊子在草丛里生活，不会咬人的。”来自台湾的林小姐告诉我。
林小姐是台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继续深造，刚完成了一年的硕士课程，正打算继续读博士学位。她恰好住在我的楼下，我们房间的构造一模一样，温度也基本相同，到了夜里都热得睡不着，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喝茶夜谈。
图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剧照

林小姐房间的书架上摆了满满三层佛教经典，大概是分了多少次从台湾背来的。我不明白一个以唐代佛教史为专业的学生何以从台湾跑到英国来深造，于是林小姐给我介绍她的导师——据说这位学者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了不起的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几十年，直到现在每年都还往中国跑。“他真的很厉害，你给他一个汉字，他都可以告诉你这个字最早是什么形态，最早出现在中国哪本书里。”林小姐的台湾腔听起来很是夸张，我将信将疑，不过没有继续追问，毕竟当时我有自己的烦恼。
一天我和林小姐约好一起吃晚饭，下午时我却发现房间门下有一张她塞进来的便条，上面写她读博士的计划突生变故，心里实在太过烦乱，吃不下晚饭。此后我便很少再见到她，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她似乎就离开了剑桥，据说去了伦敦。
开学后，剑桥小城的华人圈一下子热闹起来，因为据说金庸在拿到名誉博士之后，又来这里亲自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博士导师的名字，正是此前我听林小姐说过的西方最了不起的汉学家。
图片2005年6月22日，金庸（右）身披“荣誉博士”长袍准备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学位颁发仪式。当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此后我便常从身边的同学朋友那里听到有关金庸的消息。与金庸同学院的同学常绘声绘色地向我形容他们将这位作家团团围住要签名和合影，把学院的中国学生聚会生生变成了一场读者见面会的盛况。有时我也从报纸或是国内的网络上看到他的消息，说他在剑桥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每天从家到系里上下学的路上走一个来回，这期间他不会为“粉丝”签名合影，因为此时是学生身份，其他时间则愿意和读者交流。听说他爱去城里一家广东风味的中餐厅吃饭。他的那位汉学家导师，有时会亲自去金庸的家里辅导。
虽然和这位大作家在同一所大学同年入学，除了这些偶尔传来的消息之外，我与金庸最大的交集却只是在我卧室的书架上，有一套我从国内带来的《倚天屠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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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道《荒江女侠》初集序

赵焕亭（192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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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书影



往予读唐人《谢小娥传》，每叹其文词斐亹①，生气跃然，固由作者笔札精妙，亦小娥之奇节伟行，足以张之。夫然后其人其文，峥嵘两峙于天壤，历千古而不敝，今读顾子《荒江女侠》之作，笔意倜傥，其奇恣酣畅处，乃欲突过《小娥传》，嗟乎！其人其文，相得益彰，谁谓古今人不相及耶？此真能传侠女者矣！



顾子之文如长江大海，浩瀚无际，每于盘蹙处起波澜，而伏流细淙，亦复涓窈有奇致；又如风行水上，杳然相遭，自成文章，则其词源之来，盖养之有素，故一发沛然莫御也。至于书中叙述，如昆仑学艺破韩庄，毁禅院以及月夜探塔，荒江歼盗诸节目皆一篇之最警策处，而全书大旨，悉以至性中之仁孝义侠为归，尤足挽晚近传武侠者荒诞讳盗之颓风，则是书固卓然可传。



时在季冬，适顾子由吴门驰书索序，因数语识归以之。



民国十八年季冬玉田赵焕亭谨序



注：①斐亹（wěi）：文彩绚丽貌。



— 完 —

本文由民国故纸堆公众号整理，转载请注明

顾明道的丧礼

程小青《海报》1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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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道兄的丧礼，已经在凄风苦雨中过去了。我并不想用什么“素马白车”、“执绋千人”一类的夸张，可是那四周给深水封没了的大众殡仪馆的礼厅上，仍拥挤了不少文友、同学和亲戚。丧礼是由谢颂三牧师主领的，简单而隆重，礼堂中充满了悼惜和同情的气氛。我在参加这一次丧礼以后，引起了几种感想，可是并不是消极的悲感。



独鹤兄在诔词中，用“清苦”两个字来提示明道兄的一生，的确，明道兄的一生都是在苦味中熬过的，可是他虽在万分艰难的挣扎中，除了用心血换取他的一家的生活以外，他不曾收入一个“不劳而获”的大钱。这是凭着二十多年的朋友的资格可以给他证明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的眼光中看，当然是够苦的——也许有些人会把他看做傻子，但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却少不掉这种分子来撑持。



明道兄的从事著述、教读和对待朋友，我也不想用粉饰的词句替他宣扬。我认为他的长处只有“真诚”——一个基督徒的真诚。他对朋友说话，不虚伪；他答应朋友做一件事，不失约误时；他教学生，总是唯力是视的“孜孜不倦”，甚至肺病有了热度还是不肯停课。他虽是一个基督徒，因着他的不良于行，终难难得上礼拜堂，但他的严行无愧于一个基督的信徒。他交朋友，也难得登门拜访，可是朋友们偏面去看他的仍是络绎不绝。



去年他的病已经相当沉重，他还是支撑着授课，我一再劝他不能不停课了，可是他的补习学校开课还只一个月，要停课不能不发还学费。我和几个文友商量，大家凑集一笔钱，向学生们情商，打算把发还的学费打一个折扣，可是他和学生们商量的结果，不但不要他发还一个钱，而且再每月集送两千元。自去秋到现在，不曾中断。前天来送丧的同学们，还一致允许以后仍照常补助他的家族。在这个“师道陵替”教育商品化的时期，还有这样一班学生，——大都是职业阶级，并不是富有者，不能不使我深深的感动，同时也使我体验到真诚的感召力是多么伟大啊！



他的著述态度也是谨严纯正的，他写的《荒江女侠》只着重“义”和“侠”，却绝不像其他武侠小说含有“神怪”的毒药。因此他获得了不少忠实的读者群。那天有一位姓沈、一位姓陈的读者，冒雨送了很大的赙仪到殡仪馆去，还有程仲权先生，出了厚赙以外，还涉水躬奠，这，都可以显示他一生的笔墨，并不是白费的。



明道兄在病中和这次丧礼，亲戚朋友和同学们给他奔走出力的很多，在这混乱的时期，社会上有这样温暖的同情，那也可以给一般坚苦自守的人们一个慰藉。



末了，我觉得一个苦恼平凡的文人，有这样的收场，可以说是无憾了。只要使明道兄遗族能有温饱教养的友助，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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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冲和孙悟空：大师兄的体制人生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2020-06-15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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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版《西游记》





《西游记》和《笑傲江湖》都是讲体制秩序的小说，两位主人公孙悟空、令狐冲都是大师兄，都向往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不同的是，令狐冲一出场就身在体制中，是华山派的大弟子，在五岳剑派中的同辈人中，也算佼佼者，如果岁月静好循规蹈矩，他的未来应该是莫大先生的样子，成为一派掌门，保全一点天性。



作为体制中人，两样东西不可缺。一是立场，正邪之分不能含糊，自居名门正派，绝对不能沾染邪魔外道，即便只是谈谈音乐，也有杀身之祸，刘正风就是例证；二是规矩，不能说话行事都要小心，要当进贾府的林黛玉，而不能自诩为有祖母奶奶撑腰的贾宝玉，否则早晚会被贾政大家长打个屁股开花。



而这两条，令狐冲都没做到，先是同情曲洋、刘正风，再是保护任盈盈，后是结交向问天、任我行，每件事都轰动江湖，等于公然向正道宣战。至于喝酒闹事，不胜枚举，早就被没有暴露面目的岳不群看不上，后来直接就是决裂和利用。所谓立场和规矩，也就是两个字“服从”，立场是个人主义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主义，规矩是下面的人必须服从上面的人，如果当了不服的人，那就没法在体制里混了。



而孙悟空一开始是体制外的人，取经之前是反抗体制，取经之后是进入体制，所以可以说取经故事是治疗不服的故事。大闹天宫之前，他短暂地进入过体制，虽然出身是体制外的野神仙，但神通很大，收服不了，只能收编，先是给实的待遇，封了小官，后是给虚的名号，认可称齐天大圣。



只是猴子进入体制后，立场没有问题，问题是没有规矩。捣乱了蟠桃会，吃了老君丹，还当没事人，他可能没想到自己就是干了点吃吃喝喝的事情，咋会引起天庭出动那么多人大动干戈？



其实，吃喝是小事，吃谁的东西、喝谁的东西就是大事，这就是规矩。蟠桃会是王母主办，老君丹是太上所炼，这是神仙世界的最高管理层，不是谁都有资格动他们的东西。没资格还动了，后果就很严重。



天兵天将擒不过，还有二郎神，天庭制服不了，还有如来佛祖，等把孙悟空压住了，就开个“安天会”庆祝。压了五百年，取经五千天，唐僧的磨难是已经导演好的基层锻炼真人秀，孙悟空的磨难则是体制生存法则公开实践课——规矩要严明，立场要坚定。



三打白骨精是没有规矩的矛盾顶点，孙悟空一再质疑顶撞团队首脑唐僧，结果白骨精是不是妖精已经不重要了，反倒是让孙悟空走变得很重要，而由离去到回归，孙悟空的规矩意识渐渐强化固化；打死了一模一样的六耳猕猴，彻底消除“二心”，从此只有一个立场。



到了玉华州，妖怪分两股，九头狮子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孙悟空放了毫无心理压力，而那些野妖怪狮子精就要被活活杀死，剥皮烹饪，成为盘中餐，何其惨也，孙悟空也毫无心理压力，谈笑风生，以为是好事善事。



再之后，老孙天上地下呼朋唤友，毫无阻碍，已经是彻底进入体制，只差个封号而已。到了西天被封“斗战胜佛”，和体制外的妖怪的斗战，自然是胜了，和体制内的妖怪的斗战，胜了也无从制裁，他最终还是被体制收编。



《笑傲江湖》是大师兄如何摆脱体制，《西游记》是大师兄如何进入体制。而《笑傲江湖》的书名来自《西游记》第九回的一首《西江月》，原文是“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其实，“笑傲江湖”只能是个梦，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标配而来的就是立场拷问和规矩拷打，是各种“不服”的专治猛药特效药，又有几人能笑得出来、傲得起来呢？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15 23:0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8 12:59 编辑

与金庸无关

近人梁启超在他的《王安石传》中，几乎把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毕竟卓识而不凡，他敏锐地意识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种“干涉政治”，并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干涉政治”在立宪法治国家易行，而在专制国家难行。



梁启超还很有洞见地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附为他自己的时代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济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虽然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但对他的新法却明显缺乏信心：“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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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象一个健康机体，其抵抗力有三层保护：爱国主义、道德及宗教。如果我们能削弱这三个方面，美国就会从内部垮掉。
约瑟夫·斯大林

1926年8月3日，胡适在访苏期间所写的日记中称：
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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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故事源头，其实是南宋的民间抗金武装 | 短史记
孙述宇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12-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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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孙述宇
编辑丨吴酉仁

梁山泊忠义堂的好汉全伙归顺朝廷，是《水浒传》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使许多现代读者嘲笑甚而痛骂《水浒传》。

梁山泊受招安，本身是件颇为奇怪的事。读者记得，《水浒传》起先讲众好汉如何一一到梁山落草为寇，他们上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致都不是由于生来贪财嗜杀，也不是性格上有着社会难容的特点，而是由于受到压迫虐待。压迫虐待的根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官吏与政府，否则便是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土豪。

这样看来，英雄们应当是与他们当时的政权过不去的， 当他们喊出“替天行道” 的口号时， 读者会直觉认为这表示他们要推翻现有政权。可是，等到一百零八位集齐了，他们的领袖宋江却提出要归顺朝廷，这时虽有好几位弟兄反对，但是到头来大家还是由宋江带领着，受了招安，为宋廷效力。效力的方法，除了与外患辽国作战，还扫荡田虎、王庆、方腊这些与梁山泊差不多的组织。这样的结局，说起来真是很令人诧异的。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一、水浒好汉与南宋忠义武装

其实，《水浒传》早已安排好，要众英雄受招安。

早在第一回，小说解释这百多个好汉的来历时，说他们都是些星宿，由于魔心比较重，从前被道教的祖师镇压在龙虎山上清宫里，现在太尉洪信来到宫里，不小心把他们都放了出来。可是洪太尉之所以会放掉他们，也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因为：“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辏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这第二句，“宋朝必显忠良”，表示天数已定，众英雄会为宋室效力。

今日的一般读者，带着看侠盗的心情来读《水浒传》，看到这句话突突兀兀的，又别无说明，自然会摸不着头脑，也就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读者看的若是金圣叹所编纂的七十回本，就根本读不到这句话，因为金某把它连同上下几句一起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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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义水浒传》插图“洪太尉释放妖魔”

要理解《水浒传》为何早早安排好了众英雄受招安的结局，便不得不提到这本书的来历。

《水浒传》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亡命心态，可见当初有强人参与创造。这强人，便是南宋时某些抗金的民间武装，那些广泛地称为“忠义”队伍的某一支。他们依据新鲜的宋江传闻，以他们的观念加以改编，拿来自娱部曲，并做宣传。这些加进了他们自身经验的故事，流传下来，在明初编进了《水浒传》这本长篇里。整本长篇未必全是他们创作的，民间职业说故事的艺人可能有份，别的亡命武装也有份，编纂成书的人（罗贯中？施耐庵？）更有份；但“忠义军”一定有份，否则书中许多现象无从解释。

南宋的忠义民军与《水浒传》有关系，这样的观念，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王利器（文学家、历史学家）和严敦易（古典文学专家）等学者提出过。王利器的讨论可惜不详，严敦易的意见则可见之于他的《水浒传的演变》一书。他提出几点证据，说水浒故事是忠义民军创造的：

一、这些武装民众以“忠义”为号，宋朝廷这样称呼他们，他们也这样自称，而《水浒传》向来叫《忠义水浒传》，梁山上又有忠义堂。

二、忠义武装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太行山，太行距梁山泊很远，可是水浒文学常把这两个地方并提，小说也来一个“河北玉麒麟”与“山东呼保义”并列为梁山的两首领。

三、宋金战争中的一些名字，如张叔夜、关胜、王伦等，都在书中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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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

严氏的讨论，大旨肯定是对的。奇怪的是他竟完全没有看出小说中报国之心与保皇之忱也是有力的证据。

招抚盗匪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不限于有宋一代。不过，草泽报国却可说是南宋的特色。南宋的情况颇有特殊之处。当金破了汴京劫走二帝之时，各地守土与勤皇的军队溃散而沦于草泽的为数极夥，加上河东、河北及山东等沦陷地区的平民为了自保而在山间筑堡营寨，民间武装的总量变得非常惊人。在南方复兴的宋室就借助这些民间武装力量来与金人周旋。民间武装之中有许多人，在建炎绍兴以至再后的数十年间，曾为国抗金。宋朝廷借助他们的方法有几种。有的是收编为官军。他们成了张、韩、刘、岳麾下的精兵。宋室对江淮一带的民间武装，则往往是供应钱粮，委以官职，责令守土，有时还许以世袭，造成一道缓冲地带，以减轻金国与伪齐的压力。这一类武装之中，如翟兴、刘位、赵立、李彦先、薛庆等，都为国捐了躯。至于远处黄河北岸的“忠义”，宋廷一再与之互通消息，颁给名位，而他们对朝廷的军事行动也曾热烈响应。岳飞在绍兴十年出兵河南之时，部将“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这种情形，与忠义堂的好汉受招安后为国效力的故事，是可以紧凑地对照而观的。

有了这一段历史作为背景，《水浒传》中许多话便都有了一种意义。

比方说，玄女娘娘对宋江的训示，和天门石碣上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恐怕就是当年宋廷训勉忠义民军的意思。大聚义之时，一百零八人的盟誓词中，有“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话，这些大概也反映了一些忠义武装的誓言。“替天行道”这很重要的四个字，在玄女圣训、石碣天文和众人誓词中都有，联系历史来看，这四个字便是宋廷在责成沦陷区内的忠义队伍去代替官府抚恤柔民，所以在大聚义的誓词中，“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是连接着的，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试想，草泽英雄矢誓要同时“共存忠义”与“保境安民”，除了是反映金境内的游击武装表示仍宗赵宋而抗金保民，还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梁山泊里“忠义堂”前竖一支写着“替天行道”四字的杏黄旗，这幅图画，不是正代表一个典型的两河或山东忠义武装的山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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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忠义人的逻辑，“替天行道”之“天”指的是赵宋天子

《水浒传》对皇帝的态度，曾使许多人困惑不已，我们凭这一段史实，可以解释得很自然。《水浒传》只反官吏，不反天子，痛斥蔡童高杨“四贼”之余，却赞颂徽宗皇帝为圣明。我们依史实来解释，这种忠心便是那些忠义人马的态度——忠义民军的出身，是以溃散的官军和地方自卫组织为主，他们成为法外之徒是因为所在地区的宋地方官府已经崩解了，他们又不甘受制于金，所以叫他们作忠良。徽宗是很可责备的，他断送了江山，可是传讲水浒的忠义队伍却很可能特别不愿对他出言詈骂。

再如，阮家弟兄在第十九回对付缉捕使臣何涛之时，唱过两首很奇怪的渔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据汇校本《水浒全传》，两歌都载在这小说的一切重要版本里，不好轻易说是手误。我们若以忠义军的史实来解释，这些歌中的忠君意识，便是忠义军的意识。可是，这里头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这种意识与阮家弟兄的其他行动并不一致，他们一向对朝廷无好感，后来又“倒船偷御酒”，读者从不闻他们说过“奸臣瞒蔽圣明天子”之类谅解皇上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对皇上尽忠呢？

这个问题，也许要这样解释：忠义军创作水浒故事，里面本有许多忠君保皇的话，但这些故事流传到山砦之外时便要修改，否则会有政治迫害之虞。还有，忠义武装渐渐都消灭了，流传的人的政治意识也就渐渐减弱，会从艺术观点来修改故事。到《水浒传》在明代编纂之时，许多故事都改动过了，许多话语删掉了；但歌儿由于押韵的缘故，留存的能力特强，于是这些保皇渔歌便像古生物的化石一样保存着，不过与包藏它们的故事却不十分对应了。

二、晁天王之死与宋钦宗之死

曾头市是《水浒传》的一个重要故事。

故事开始时，宋江和公孙胜在芒砀山收了樊瑞等几个好汉加盟，回到梁山泊边界，遇见金毛犬段景住来入伙。他自言是涿州（河北）人，平时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为生，这次去一个叫作枪竿岭的地方偷到大金皇子乘坐的名驹“照夜玉狮子”，打算牵来梁山泊作为谒见之礼，不料经过凌州西南曾头市时给曾家五虎抢了去。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去查，戴宗回来时报告道，曾头市为首的家族叫作曾家府，原是大金国人，五个孩儿都有武艺，号为“曾家五虎”，他们发了誓愿要与梁山势不两立。晁盖闻报大怒，亲自领兵去报仇惩戒，却给两个法华寺僧人骗进曾头市内埋伏之中，被敌方的史文恭射死。以后，梁山英雄们拥宋江为主，引了卢俊义上山，又收了关胜、索超等几员重要官将，破了大名府，然后大队人马去围曾头市。攻破之时，把史文恭捉住拿来剜心活祭晁盖，其他未战死的曾家人口一个也不留。

这是个有寓意的故事。

今天的读者不喜欢讲寓意，他们看见这种方法从前用来解说《诗经》和《楚辞》都解得不好，他们反对在《红楼梦》中索隐，自然也反对在《水浒传》中找寻隐匿的意思。可是曾头市故事只能这样解。倘使这是个无寓意的、直白的真实故事，倘使这里头的宋江就是《徽宗本纪》里那个淮南盗，那么，他在宣和初年来到山东河北之时，怎么会遇上一个金人的村镇呢？这时在宋金之间隔着一个辽，领土广阔，有三百多座军州，比宋小不了多少。

严敦易已经注意到这个故事是在映射宋金交绥，他指出，曾头市与梁山泊的往还书札很有国书公文的味道，其中有“各守边界”“遣使讲和”“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等言语。不过，严氏忽略了晁盖死在此地的重大意义。

晁盖丧生之事，很令人诧异。依照《水浒传》叙述，蓼儿洼的好汉们在征方腊之前，上上下下都很齐全，一个也没有死。他们武艺固然高强，所以不会死于战斗中，而且运气也实在好，即使被擒了，也总是囚在牢狱或槛车中，迟早让弟兄们救回。这种英雄故事的写法是很袒护英雄的，使读者听众易于自拟其中的主角，从而得到快乐。那么，晁盖为什么是个例外呢？他是“梁山泊主”，理应更难丧命才对。曾头市那场仗，一个弟兄都没有牺牲，偏偏是身为主帅的他死了。这个既有违故事惯例又兼不合常理的结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曾头市故事若是映射宋金双方在动干戈，晁天王是梁山泊主，便相当于大宋皇帝。宋的徽钦二帝是给金人掳去而死在异国的，现在故事说晁盖在这个金人村镇遇害。他死后，梁山好汉把他的灵位供起来，喊着报仇的口号来打曾头市。当年的南宋，在和谈之后是不作兴提这件国耻了，但在建炎和绍兴初年，自高宗皇帝而下，许多大臣和武将，乃至那些溃卒军贼如“没角牛”杨进和铁枪王明等，前前后后说了不知多少“迎还二圣”的话。

也许晁盖是专指钦宗，因为钦宗皇帝像晁盖一样，据说是给敌人用箭射死的。

《宋史》中钦宗的本纪并没有说他怎样死去，大概由于南宋史馆讳言此事。但宋人对被俘的皇帝很关心。《三朝北盟会编》卷首所引书目中，叙述二帝北行的不下三十种之多。士大夫看书，半文盲的贩夫走卒则在勾栏瓦子职业说话人和其他道听途说的场合得到消息。他们所听到的大概就是录在《大宋宣和遗事》之中的这个伤心的故事：

（正隆六年）春，（完颜）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延禧、天水侯赵集，各领一队为击掬。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宋钦宗）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气坠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是岁，亮刷兵马南征矣。（《宣和遗事》后集，“延禧钦宗坠马为马踩死”条）


《水浒传》中晁盖便是被敌人一箭射下马来的，弟兄们当然不会任由他被践踏在马足之下，他们拼死命把他救回，但这箭究竟取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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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宣和遗事》关于宋钦宗之死的记载

《宣和遗事》是一本奇奇怪怪的杂录，大概是南宋的“说话”资料集成。研究《水浒传》的学者都知道它收了几段零碎的水浒故事。靖康围城和二帝被掳的叙述很详，内容与一本叫作《南渡录》的书差不多。《南渡录》是南宋时文字，当年一定曾经遭禁，也许金与宋两国都不准刊行，可是流传很广，证据是那一长串的书名— 除了《南渡录》，又叫《南烬纪闻》《窃愤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蒙尘录》《北狩日记》《徽钦北狩录》等，大抵总是在某地禁了，在他处换个书名又印行起来。书之所以畅销，自是由于宋人怀念旧帝；遭禁的原因，也可于内容中看出：书中有无数皇室受辱的故事，诸如皇帝受命行酒、皇后被逼唱曲、宗姬被污以及高宗皇帝的生母韦太后也已失身于盖天大王，等等。这些故事，金人不会愿意任由它们激发汉人的愤慨，而宋高宗一力主和，自然也不会喜欢国人讲谈这种种耻辱。

事隔了八九百年，我们今天不会觉得曾头市故事有什么特别，也不觉得射死晁盖有什么深意；但在绍兴末年和以后的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的年代，金境和宋境的汉民听故事时，一听到梁山人马和金人族类打仗，就会很留心，及至听见梁山泊的主公丧生在金人境内，他们就会明白，这是“靖康耻”的故事，史文恭的箭是那个紫衣人的箭。

此外，我们拿《水浒传》与别的早期水浒故事比较，会发觉曾头市这个故事是《水浒传》所独有的，在《宣和遗事》和元人创作的水浒剧中，曾头市和曾家五虎这些名字找也找不到。元杂剧所据的那套水浒故事，把晁盖的死地定在祝家庄。说不定“祝家庄”之名是有象征意义的，不过总是太隐晦了一些，令人很难联想。《水浒传》所收集的一套故事，把晁盖放到曾头市去死，真是画龙点睛了：这是个金人聚居的地方，这些金人又是誓言与梁山泊不两立的。等到他们射死晁天王时，宋人必定清楚明白这是个什么故事了。“曾”字不是胡乱取的，它与“金”字及女真的“真”字谐近。

三、“智取生辰纲”与打击伪政权

晁盖等八条好汉截劫大名府梁中书生辰纲之事，是宋江三十六人故事中极其有名的一个。书里说“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宣和遗事》也载有这个故事，只在细节上与《水浒传》略有些出入。

这也是一个喻言故事。

骤听起来，故事倒也真实，因为说来好像有条有理：一群江湖好汉合谋劫掠一批财宝，这批东西是一个凭借着裙带关系而高踞要津的贪官以生日礼物之名，送去孝敬在京城里为他撑腰的老丈人的。可是细想起来，这样一件事还是不甚合理，主要原因是财宝的数量似嫌太大了。生辰纲是十多担金珠宝贝，总值达十万贯，而且是每年送的。从前形容巨富，也不过是说“家财万贯”，如果梁中书每年要把十个巨富的家财输到丈人蔡太师库中，他这女婿的贪官岂非白做？

故事中“为丈人敛财”这一节，其实是暗指“为金人敛财”。梁中书呢？指金人所立的大齐皇帝刘豫。这个比喻带着嘲讥却并不离谱：刘豫是金人的“儿皇帝”，现在小说称之为女婿，只叫歪了一些儿。刘齐是傀儡政权，每年理当向金人上头进贡，这年贡便是一年一度的生日礼物了。

晁盖等八筹好汉截劫生辰纲，所指的当然是忠义人劫取刘齐输给金人的进贡。这种事情发生过吗？依情理推测，一定发生过，而且次数会不少，因为沦陷区里的忠义人是些法外强徒，他们受匮乏之苦，心中亦有贪欲，兼且对刘齐傀儡政权与女真侵略者都很憎恨，看见这些“不义之财”，当然觉得是“取之何妨”？除了推测，我们也有一项直接证据，那就是《金佗稡编》所录得宋枢密院的谍报，“探得大名开德府界梁小哥人马截了山东路金帛纲、河北马纲”。梁小哥（梁青、梁兴）即是《水浒传》里的燕青，《水浒传》虽然在“智取生辰纲”中没有算他一份，但是较早的《大宋宣和遗事》是把他列名在同谋的八筹好汉之中的，这是有力的证据。（《遗事》的八人中有燕青和秦明，没有公孙胜和白胜，其余与《水浒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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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剧照

我们这样判断，还有几项“环境证据”。一是大名府。这城市是宋的陪都之一，叫作北京，属河北路。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刘豫初受册封为齐帝时的首都。三年后，到阜昌二年（即宋绍兴二年），齐才把首都迁到汴梁去。我们说生辰纲是刘豫给金人的贡礼，恰好小说中叙述这批宝货是北京留守梁世杰所输，是从大名府送去的。

北京留守梁中书手下有大将李成和闻达，职任兵马都监，是日后上梁山做好汉的勇将急先锋索超的上司，这两人是谁呢？李成就是同姓同名的李成，传在《金史》卷七九，列传第十七。这人本是建炎时军贼首领之一，后来他降给刘豫，到金人废了大齐，他便直接做金人的鹰犬，屡与岳飞打仗。《金史》说他“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所以《水浒传》也说他有“万夫不当之勇”。李成的绰号，也如在小说中一样叫作“天王”，见《岳侯传》（《北盟会编》卷二〇七）。与李成并称的闻达，我们可以猜想是指徐文。徐文本是南宋的水军统领，在李成等人降附刘豫时，他受到朝廷与同僚的疑忌，终于领军越界投降，传在《金史》与李成同卷。只因闻达的姓与徐文的名同音便把两人连起来，读者会不服，但是《金史》说徐文“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水浒传》里的闻达亦恰巧叫作“大刀闻达”。

当初创作水浒故事的忠义人为什么要选徐文来讲呢？他们为什么不选其他人？大概是因为徐文手上沾着忠义人的鲜血特别多。据《金史》举出的劳绩，徐文是专做境内的保安绥靖工作的。

此外，《水浒传》中宋江与历史上岳飞的事迹虽有许许多多不同，但相似之处也不少，绝不是巧合解释得来的。除了忠皇攘夷等大处以及屈死与平反的命运，宋江的一些故事也显然是从岳飞那里来的。比方说吧，宋江在江州要杀头，因为有人告他谋反：那正是岳飞的罪名。宋江谋反的证据是什么呢？黄文炳说看见他在酒楼题了反诗。题反诗的故事，章回小说里常见，读者习以为常，也就不甚注意，但宋江这件是反诗故事的鼻祖，不是从别的作品中模仿来的。而且我们查查历史，文字狱要到明清才盛，唐宋时何曾有什么名人题过反诗呢？而岳飞却恰巧有这样的“罪证”，据他最早的佚名传记《岳侯传》载，岳飞一入狱，万俟卨等人便说他反状甚明，因为他曾在游天竺寺时题了“寒门何载富贵”这样的句子（《北盟会编》卷二〇七）。

总之，《水浒传》故事的源头，与南宋民间的抗金忠义队伍有很密切的关系，与《宋史》里真实的“淮南盗宋江等”反倒关系不大。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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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水浒传的诞生》， 孙述宇著，后浪出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减。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孙述宇，学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34 年出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毕业于新亚书院外文系，继在美国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多年。学术专长为英语文学、英语史，以及中国旧小说。专著有《古英语》《金瓶梅的艺术》《水浒传的诞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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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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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四”，还原自身文化传统的逻辑

文章摘自《论家》

孙向晨 著



文章共4445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厘清了西学与现代性思想“二而合一”的状况后，在现代社会如何重新面对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巨大疑问。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萦绕于怀。要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就必须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迈过“五四”这道坎。“五四”是一个结，“古今中西”在这里被打成了死结。“五四”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蕴涵了太多需要厘清的线索。无论赞颂还是反对，一旦成了符号，就意味着它未经审视地与某种思潮挂上了钩，自由主义将其奉为圭臬，左翼视之为新中国的肇始，保守主义斥之为传统的颠覆。符号变成了神主牌那就更不容反思和质疑了，这与“五四”本身的精神恰恰是相悖的。正如西方有启蒙运动，也有“启蒙辩证法”。在中国也需要“五四辩证法”，重新审视“五四”传统。一方面“五四”所阐发的启蒙精神：个体上强调自由和平等，社会上强调反帝反封建，价值观念上强调科学和民主；高扬个性的解放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代表了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精神依然指导着中国人的现代价值观念，“五四”精神依然需要发扬光大，“五四”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在当年就对“五四”的命题有着深切反思，已然显露出“五四”的某种局限。现代中国要求以更加阔大的视野来审视“五四”，这样就意味着需要用“五四”激发出来的批判精神，来对“五四”本身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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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是多样化的，有着多向度侧面，但就现实层面而言，无论出于什么样原因，其留下的精神遗产却代表着以现代性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传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古今”问题显得如此得扎眼，以致只能通过“断裂”来完成“古今”的转化。“传统”在现代中国长期以来背负着沉重的负面形象，“五四”对此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即便是激进的士人，仍然对中国文化传统保有信心。“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传统价值观念就一直被视为现代进步的障碍与绊脚石。“传统”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并没有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加以反思，任何对传统的“反思”都是以彻底批判为基本出发点，在这个前提下，“家”成了“万恶之源”，“孝”成了人格丧失，“家族”成了专制体制，由此造成了“传统”的积极意义在现代社会一直晦暗不清的局面。尽管有梁漱溟、熊十力、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的努力与挣扎，传统的价值形态长期以来都只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这个局面直到今天才有所改观。时至今日，当人们如梦初醒，开始回首“传统”时，希望从传统价值形态中汲取力量时，“传统”早已离我们远去，当代中国社会则显得摇摇欲坠。“五四辩证法”意味着从“五四”汲取的批判精神要指向“五四”本身；而备受“五四”诘难的中国文化传统，其本身反倒可以成为反思“五四”的一个基点。


“五四”精神的展开有两个基本逻辑：一个是政治的逻辑，一个是文化的逻辑。用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就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和“启蒙”大致指出了这两个层面。与更为直接的“救亡”和“启蒙”相比，“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的区分可能更为确切。“五四”所展现的政治逻辑显然要比“救亡”概念复杂得多，文化的逻辑也远大于“启蒙”概念。就政治层面多重线索的交织而言，有自由主义的诉求，有左翼激进的追求，有“救亡”的努力，也有建立新中国的气象；就文化层面多重线索的叠加而言，“五四”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有历史进步的指向，有文化革新的倡导，有对普罗大众的关怀，有科学和民主的推进，有反传统的激烈情绪，也有保守传统的坚持。


尽管“五四”存在着政治和文化的两种逻辑，两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在“五四”之前，我们清楚地看到，梁启超即便对中国政治秩序在态度上日趋激进，但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依然保有他的肯定与坚守。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政治的逻辑”已经开始深切地压迫“文化的逻辑”。最终政治的诉求，而且是政治中最狭隘的诉求成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指向，李泽厚先生称之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诉求”，这只是一个方面；在更大范围里，则是激进主义的政治要求压倒了文化上一切进一步反思的空间，不仅“启蒙”的工作没有完成，在启蒙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合理反思更没有完成。急迫的政治要求使“五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种种局限因此被遮蔽，“五四”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也掩饰了其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单薄性，现代性的完整性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性都因此被牺牲了。所有这些都成了现代中国不得不接纳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黯然失色。李泽厚先生的“救亡与启蒙”的逻辑依然局限于现代性叙事的内部，显然没有顾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这一向度的问题。



从保守主义的立场看，“五四”颠覆了自己的传统；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救亡”压倒了“启蒙”。就此而言，“五四”不是走错了方向，就是错失了自己的使命。放眼历史，必须承认“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是历史使然。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思想者一直在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道路，从器物到制度，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民主，从思想改良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中，确有种种尝试，失败也是有目共睹。甲午海战、袁世凯复辟、种种不堪回首的现实终于击碎了人们的梦想，迸发出“五四”的呐喊。事后诸葛亮式的“告别革命”，是过于轻忽了历史进程中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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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题，科学与民主的前进口号，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梦想——始终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驱动力。但是，“五四”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激进的，即便在“文革”中，“五四”依然是一面旗帜，这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尽管“五四”的激进迫不得已，在那样的时代“五四”不得不以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手段来震撼整个社会，呼喊她的觉醒。鲁迅的文章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种急切的“呐喊”，试图以激烈的方式使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变得更为彻底。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使一种新的理念深入人心，使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深入到寻常百姓的意识之中，使追求现代社会的愿望成为整个社会不得不加以体认的内在要求。



“五四”确是中国价值观念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是近现代中国的转折点。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比辛亥革命更为重要，它终于在器物与制度之外，更为内在地塑造了中国人现代性精神的追求。因而不管党派如何，现代中国人都会坚持某种形式上的“五四”价值，以“五四”为精神正朔，形成了现代中国的精神认同。“五四”在确立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现代”一极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五四”政治—文化的双重逻辑使它带给我们的遗产变得异常复杂。政治上的激进指向压缩了文化上的伸展余地。民族的深重灾难不是几句启蒙口号就能拯救的。政治层面上的历史急迫性使“五四”最终的命运定格在了通过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来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主张。其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则过于单薄，“科学与民主”既是前进的旗帜，也成了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的过滤器，于是只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表”，忽视了西方文化传统的“里”，在“科学与民主”之外的文化传统通通被过滤掉了。这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自己看待文化传统的基本视野，成为我们重新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价值资源的巨大障碍，甚至是摧毁自身文化传统的尖锐利器。一种没有根基的制度终不能成为一种活的制度，一种没有文化传统支撑的现代性终不能健康运行。这是“五四”文化逻辑中最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



尽管目下有种种论述，提醒要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多元取向。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对传统的批判，其精神遗产是一种激进思想。由此衍生出两种次级的精神状态：



一种是所谓的科学主义。“五四”在学科上对传统文化的界定是“国故”。以一种貌似科学主义的精神来整理“国故”，实则是否定了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活的、有生命力的、有智慧的传统。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所谓科学精神对文化传统的戕害尤大，他以西方人对待东方死文物的态度对待自己母国的文化，目的只是使之归档。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对于作为学科存在于大学中的文化研究来说危害依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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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追新”的思维模式。“五四”在政治上的强迫性还在文化层面上塑造了一种不断“追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新”一方面让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不息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常使中国人迷失在“新”的追求上，至今没有摆脱。当今天终于赶上或将要赶上世界最新状况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丢失了很多，这种局面不免让人唏嘘不已。“五四”真正地使现代性视野进入中国社会，但却是一种“薄”的现代性，以致“追”到了后现代；要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我们还是要回首过去，重新拥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那样的年代，“打倒孔家店”具有震撼效果，其偏颇之处亦无可厚非；以之为历史指引，则有可怕后果。丧失传统，也使我们失去了建构现代社会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机会，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约束越来越松弛，整个社会显得摇摇欲坠；丧失传统，使我们失去了基于传统进行前瞻的能力，只能跟随西方社会发展的大流，没有独立的现代叙事能力。


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早已变化。在脱离了种种灾难之后，曾经在“政治”胁迫下的“文化”逻辑，是否应该重新回到按自身逻辑来展开的轨道上去呢？每一种文化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五四”在那个时代已经完成了它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但一种文化价值传统要在现代社会立足，还需要有一个从政治到经济、从经济到文化、从文化到价值的系列转化。不是哪一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否则也就不会有今天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认清“五四”精神中以政治形式反映文化内涵的问题实质，在这种政治折射中，文化及其价值形态的多重线索被压制了，对现代性的理解单一化了，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理解狭隘化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狭隘批判和盲目漠视。我们完成了“救亡”的主题，但现代性的完整性以及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厚性却都没有在我们的价值形态中确立起来。这完全是因为在“五四”的政治框架中，这个问题被结构性地屏蔽掉了。以“启蒙”为代表的现代性固然被削弱了，更可悲的是清末以来中国思想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反思也因“五四”政治性任务的完成而戛然而止。当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时，“五四”的遗产是否已经足够了呢？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五四”在政治上实现其“救亡”的目标时，它对于文化逻辑全面展开的压制，以及对于传统的极端批判，会使现代国家因为丧失文化价值传统的继承而有走向虚无的危险。“五四”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就是一个象征，“火”可以是光明的象征和指引，“火”也有烧尽一切的危险；而且若没有薪柴相续，“火”也会枯竭熄灭。有人认为反思“五四”之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漠视“传统”更是一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就是要对思想重新开放我们自己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传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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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


张曙光





能够为夏道平先生的文集写序，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不安。高兴的是，夏道平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前辈，是中国自由经济学的先驱，特别是一生恪守和践行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令人敬仰。本人也持此理念，并曾以此为书名出版过一本评论集，故视为知己和同道。不安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人并未见过夏道平先生，此前也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只是在以前借阅台湾银行研究所编译出版的一套现代经济学译丛时，看到过这个名字。2005年一些奥地利学派同仁成立“华入哈耶克学会”，我有幸认识了湖北经济学院的夏明教授，在每年一次的年会上，我才知道夏明是夏先生的孙子，也才了解到一点夏先生的情况。所有了解仅此而已，也许一般大陆学者不比我了解得更多。这次夏明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何卓恩教授不辞辛劳共同编选《夏道平文集》，而当夏明教授请我为他爷爷的文集作序时，我并未当即答应，只是说等我读完书以后再说。这虽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但是有的读，有的不读，有的读了不写，不读自然也不会写。因为，我的序文不是随感而发，不着边际地神侃一通，而是严肃的学术书评。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项长达五年的大型研究课题，时间比较紧张，不愿旁赘牵扯精力。要作序，就得放下正在从事的工作，专心读书。这是需要选择和取舍的事情。然而，在繁忙之中，我一口气读完了有400多页的夏道平文集，有一天下午甚至连续读了三四个小时，以致眼睛累得非常难受。但的确心清愉悦，爱不释手。遂有此序。



夏先生是《自由中国》的四大撰稿人之一。在该杂志存续的11年(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中，共出版249期，发表社论429篇归夏先生执笔的116篇，占27%。包括1951年6月那篇引起很大震动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笫3-5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以及对1958年发生的“奉命不上诉”事件的四篇评论和对蒋中正三连任所写的7篇评论。这些评论都是一把把投向专制体制和独裁垄断的匕首和投枪，也是一篇篇自由权利和独立思想的宣言书。虽然独裁者查封和扼杀了《自由中国》，把它的主持人雷震先生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监禁10年；把它的后期主编傅正先生判刑6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以言冶罪之典范之一，也令作为它的保护伞的名义发行人胡适不再就此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但是，《自由中国》以及它的参与者们，在台湾转型的道路上，的确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对此，笔者表示由衷地敬佩。



笔者之所以看重夏先生文集在大陆的出版，就在于阅读夏先生的文集，学习夏先生的精神，对于大陆的改革和发展是有莫大助益的。



夏道平先生是中国自由经济学的先驱，是他最早翻译和介绍了奥地利自由经济学大师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他1949年就翻译出版了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为》，1970年又翻译了哈耶克的代表作之一《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还翻译了他们的另外两部著作以及洛普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这些著作不仅在台湾传播了自由经济思想，而且对大陆学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笔者以及大陆的很多学者就是从台湾银行研究所编译出版的那套丛书中最早读到米塞斯和哈耶克的。



夏先生不仅翻译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著作，而且写了不少介绍和研究自由经济思想的文章。读了先生的文集，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给人以启迪和享受。不过，笔者认为，有两篇可以作为先生思想的代表作。一篇是《经济学家的思路》；一篇是《平等与经济平等》。



《经济学家的思路》是为吴惠林先生《经济学的天空》所作的序文，文章给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素描，实际上概括出自由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据本人所及，这一概括纯正、简练、精辟，无出其右，笔者想简引在下面（第153—154页）。



1.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2.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而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的种种限制。于是在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3.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会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可同样争取他的自由，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有此认知。所以也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而不同于本能形成的蜂蚥社会。



4.人类社会之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人，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何；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轩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各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少数人或一个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   “团队“行为。



5.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的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6.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于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7.如果我们把上述5、6两点引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第5点所谓的长成的社会秩序之一部分。政府就是第6点所讲的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夏先生的思想非常清晰，其论说也很有说服力，用不着笔者再多费口舌，画蛇添足。



夏先生坚信自由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这也是笔者崇尚和追求的。不过，理论的彻底性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对其他相互竞争的理论理解不深和尊重不足，甚至有可能发生某种绝对化和片面性。这是值得严肃的学者思考的。自由经济理论是一个有坚实依据和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市场经济是人类至今发现的一个最好的制度，但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经济学家应当有这样的意识。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论，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因而少不了假定和抽象，这就有可能发生偏颇和不足，这是笔者从夏先生关于问题的讨论中发现的问题。夏先生认为，今日的是凯恩斯理论错误的结果，恐怕也不完全，虽然凯恩斯的理论难辞其咎。因为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也发生过，就是在金银本位下，也不曾避免。也许与其他危机一样，也是人性缺陷和理性不足的结果。哈耶克最先明确揭示出理性的不足和局限，对的认识也许不会那样简单。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是在两个极端（包括和通货紧缩）之间摇来摆去地前进的。笔者这样讲，决不意味着主张和支持政府实行政策。



读了夏道平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为人。他是一个真人，一个真学者，一个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自由经济学者。前面讲到，1960年9月，台湾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查封了《自由中国》杂志，把它的组织者雷震和傅正判刑入狱。夏道平、殷诲光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了一篇抗议声明，公开承认那些被指控＂涉嫌叛乱”的文字，大都是他们三人撰写的。表现了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魄和精神。



在《文集》中，夏先生多次讲到三类经济学人：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工桯师和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笫153-155、301-   302页）。三类人都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发表文章谈论经济问题。于是鱼目混珠，黑白难辨。特定利益代言人如果公开承认自己代表何人，倒也无碍于事，只是他们往往假冒公共利益。经济工桯师与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把“人“物化，而不是把人当做活生生的人。而在现代，经济工程师则成千上万，成批生产，特定利益代言人也不乏其人，而真正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否是现代化的不幸和悲哀，值得深思。不过，就此而论，再加上对科学主义（文中称为“科学迷”)和凯恩斯理论的批判，也证明夏先生真正属于后者。



夏先生对长辈、同仁、晚辈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可亲、可敬之人。这从他写的大量序文、评介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家的评介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他对胡适、殷海光、王云五、王世杰王德芳、周德伟、雷震傅正等人的评说，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而对蒋硕杰、吴惠林等的支持和提掣更是不遗余力。这些文字都是先生心迹的流殍，既无过分的吹捧和炫耀，也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之处，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和谐，包括对他们的批评在内。体现出夏先生对他人的尊重，真正懂得了平等的真谛。夏先生对自己的认识和估价是恰如其分的，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们常说，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也许是成人成事的根本。夏先生做到了这一点。就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修订版译者序”来说，夏先生说，＂｀拙译',这个名词，是译书人常用的一个客套话。二十年前我译的这本书（由台银经研单位出版的），现在我用平平实实的话讲，不仅是＇拙＇，而且既｀拙＇且｀劣＇。拙，是指有些句子译得太长，没有摆脱原文句法的拘束，让读者费劲。劣，是指有些地方，把原意弄错了。这是译者该打自己手掌的＂（笫183页）。这种公开认错自责的态度和做法，学界还有多少？不要说主动认错自责，别人指出错误，“背着牛头不认账＂，再三强辩者有之，公开抵赖者有之，倒打一耙者有之。难怪学界本来是块净土，现在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夏先生对学问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从他对学术批评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本文集中，有三篇这样的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是《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第157-161页），一篇是《走出“社会正义”的流行迷思》（第162—163页），一篇是《勿开时代倒车》（第164-168页）。其中第三篇的批评最为严厉，但这种批评却是有理有据。至于“官学两栖＂，现在已经成为潮流和时尚，我们的学界还少吗？而这种人都是人格扭曲，学问荒废。不是吗？夏先生的批评切中时弊。



在这篇序文的最后，笔者想简述一下有关本书阅读和出版的问题。



由于夏道平先生是一位出生在大陆而生活在台湾的学者，其主要活动又集中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大陆学界对其不大了解，一般人更是感到陌生。如果一开始就读他的经济论文，也许提不起兴趣。不如倒过来读，先读后面的附录，对先生有一些了解，就会产生阅读的兴趣，再读前面的论文。这样也许能够更好地把握先生的思想。



长春出版社能够打破禁忌，出版这样的好书，值得肯定。但印数不多可能与对市场的悲观预测有关。在国内这么大的市场中，如果这样的书没人买和没人读，是读书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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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知道周作人，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他的哥哥周树人，也就是鲁迅。
但若论学问，周作人则远在周树人之上。而文章，就连树人也说，作人的散文在中国第一。
鲁迅这么说也许是出于谦逊，但现代学术大师张中行先生曾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文章两人风格各异，也许难分伯仲，但在翻译方面，因为翻译被梁实秋挑错而骂梁是走狗的鲁迅，则远远不是其弟作人的对手了。
▌作人成“汉奸”

从1905年发表译著《玉虫缘》开始，至1945年止，周作人一共出版了各类著作28种，译著14种，与鲁迅合译著作5种，还有编订古籍1种。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周作人余下的二十多年里就很少再有著作出版了，因为他成了汉奸。
被鲁迅骂得灰头土脸的梁实秋，与作人的关系一向是很好。
梁先生晚年时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名为《忆周作人先生》，文章中说：
周先生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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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家庭，前排右一为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
梁实秋所说的远因与近因，其实多与作人的妻子有关，也与作人对日本的态度有关。
与胡兰成一样，周作人也是从骨子里亲日的，他甚至对梁说过他的“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
他不仅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还写了一篇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的文章，说那里是读书的好地方。他在回忆日本留学经历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1945年12月6日，军警包围了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面对枪口，周作人站起来轻声道：“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审，在法庭，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才去当伪职的，他说“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
但这样的说辞自然是不能够为他解脱的，他最后还是因”奸细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后经复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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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作人难

1949年以后，领袖们看到周作人的请愿书，也许兼顾了鲁迅的面子，便说他改造后还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释放了他。
周作人出狱后，开始编译文学作品来度过余生。那时他家的房产或被充公，或被他的嫂子许广平给卖了，他只能租一个小平房去住。但他还是有每个月的二百元稿费，虽然不能和他当年家里雇佣有七八仆人时相比，但比起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还算是过得去的，并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清贫。
后来八道湾的房子又退还了他，他生活又改善了一些，只是后来妻子信子和小女儿若子都先他去世了，他的心境才越来越坏。
“文革”开始后，周作人的旧账又被翻了出来。一群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有一次，周作人被勒令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那里三天三夜。

那时，红卫兵到鲁迅的纪念馆见到鲁迅的母亲的画像都是满怀崇敬的行注目礼，而到了周作人的家见到了作人母亲的画像却打翻在地再有脚去踩，弄得周作人哭笑不得。
1967年5月6日夜里，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其家属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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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独子，周丰一
本来他的儿子周丰一(原名周丰丸)和长女周静子是通知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来参加他的叔叔的葬礼的，可周海婴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去。
周作人火化后，他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他的儿女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都出了北京城，等他们再回到北京时，周作人的骨灰早已不知撒到何处去了。
周家这两个兄弟的芥蒂到死也没有化解。作为哥哥的鲁迅倒是多次向弟弟示好，但这个弟弟一直不肯原谅他。究竟哥哥是怎么得罪弟弟了，坊间的八卦虽多，但几乎是没有一个靠谱的。
▌作人最难得宽容

而外人说起周作人来，却无一不说他是一个好人的。
一百年前的今天，市面上的银元需换成铜币才能流通，银元：铜元的时价是1：460。一次作人与友人谈及比价，周作人坚说是1：200，佣人就这样算给他的。众人都说你上当了。
他考察了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那佣人忽然跪倒，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道：“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后来周家附近的水顺居小吃部有个胖胖的伙计，提到周作人，就竖起大拇指：“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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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故居，现已破败不堪
在周作人出任伪政府要职后，有个从前的北大学生到他那里求职，因为没有见到周作人，就在门外大声叫骂，几天以后，他就安排这个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作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到别人家门口去骂人，这是多么为难的事，这个人太值得同情了。”
于是，就有了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对其师的评价：他对人宽容，对自己更是宽容，绝对不和自己过不去。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因素。
周作人的命运，几多与他的性格有关。
周作人的一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就连伪职，也是去当北大的图书馆馆长等职。按说这样的职务就是想资敌也资不上什么，相反，他在这些职位上为中国保住了一大批古籍善本，但那有什么用呢？
晚年时周作人曾慨叹，读了那么多书，就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人间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
提到日本，他还是褒多于贬，他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宽容来保障自由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见，都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宽容精神，中国人习惯服从和压制，现实中的干涉与迫害，都来自于不承认他人的权利。更不懂得，承认他人的权利，也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保障。
周作人举了一个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别人读书。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建立以宽容和保障自由为原则的道德和法治。
周作人的宽容论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当受到压迫时，绝对不能宽容，但是获得权力以后，则要多讲宽容。
周作人的胞弟建人曾回忆起他在解放后不久与二哥的一次偶遇。那天，作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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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无反感地回答道：“我认为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情感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他滥用自己宝贵的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人们至少应该向他靠拢。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仍然有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我从来没有为皮诺切特辩护过，也从来没有为斯大林和希特勒辩护过。”

一些左派人士往往从我的上述谈话中得出一种奇谈怪论。认为与其同阿隆站在真理的一边，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解释。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解释为什么好些人不肯否定这种毫无道理的偏爱。甚至在事后，我也认为那些追随萨特误入迷途的人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对萨特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于盲目的忠诚。这个追求自由的哲学家所发表的奇谈怪论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拒绝充当同路人这一角色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阿隆分子，甚至不一定赞成我。只要这个人不拘时间地点，时不时碰巧说了些中肯的话，这个人便会被视作阿隆派。

“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这种具有讽刺味道的说法不仅荒谬无稽，而且令人感到厌恶，它似乎认为同阿隆站在一边就是可耻的。我还需补充说明我的功绩是微不足道的吗？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讲述了苏联的真实情况。伯特兰·罗素在1920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回来时也有了清醒的认识；鲍里斯·苏瓦林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论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成问题的是，许多大思想家和慷慨高尚的人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和错误。我不必恭维那些同萨特一起误入迷途的人；他们如果不愿意会见我，可以从其他同路人中挑选，不过这有点尴尬。

萨特去世两年后，一部以《萨特的遗嘱》为题发表的言论集几乎再次掀起了辩论的高潮。该书作者米歇尔-安东尼·比尔尼埃应邀参加了电视台的“新书评介”节目，但是他那次没讲什么，其他几个客人也都避免评论这本出色的小书，因为无论是这个思想大师的敌人还是其朋友都对这本书感到棘手。人们重读书中摘引的反映他立场多变的言论时，肯定会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大师。

这本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萨特发表在1950年1月的《现代》杂志上的文章：“……如果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数达到1000万……那么就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种转化将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改变前进的方向……人们不能纵容communism，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也不能向它的敌人妥协……”接着，书中引用了他在《communist与和平》一书中的话：“如果有一天苏联对避免战争失去信心，那么它自己就会首先挑起战争，有谁又会因此而指责它呢？”他在给阿尔贝·加缪的《致<现代>杂志社社长》的回信中写道：“两个阵营的存在可能使我们既感到气愤，又感到毛骨悚然，也可能使我们从此不得安宁，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现状感到为难呢？”在谈论罗森堡事件的文章里，萨特指出：“……请注意，美国已经被疯狗咬疯了。我们必须割断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也会被疯狗咬了发起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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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

1954年，他从苏联回来后写道：“我在那边碰到了一些有新思想的人，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有时叫人难以理解，但是除了友谊，我们同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关系了。无论法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它都不可能走与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苏联在言论自由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关于匈牙利的暴乱和苏联的镇压行动，萨特认为：“最大的失误恐怕要算赫鲁晓夫的报告了。因为依我之见，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前，是不能这样开诚布公的。对一个长久以来已成为该政权化身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斯大林）进行郑重其事的政治揭露，并且详细公布其罪行，简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萨特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卡斯特罗同时象征着整个古巴岛，它的人民、牲畜、庄稼和土地……我们应该明白，巴蒂斯塔手下的那些大庄园主攻击卡斯特罗将古巴据为己有，攻击中说的这一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就是整个古巴岛的化身。他既不屑占有它，也不屑为自己保留一块土地……古巴人应该赢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希望。”（十多年后，由于一名古巴诗人遭到监禁，萨特与卡斯特罗分道扬镳了。）

他在为法农所著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时写道：“在反抗的最初阶段，人们必须开枪，打倒一个欧洲人，这等于一箭双雕，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同时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却自由了……”1962年，他为了参加一次世界和平运动大会而重返莫斯科时写道：“苏联的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之间经常交换意见，一本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读者对它的反应。”诸如此类，还有关于1968年写的“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五月风暴”，对苏联共产主义和极左主义的谴责。

《新观察家》周刊对比尔尼埃的著作保持沉默，《快报》周刊亦是如此。这两家周刊并未以此为荣。但是它们是能够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护的。然而，一个昔日的萨特分子利用萨特进行自我批评，把萨特说成是万念俱灰，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人，从而同他心目中已经死去的英雄算总账，这实在令我气愤不已。这种蠢话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早就熟悉萨特的那些文章，熟悉他那些坎坷不平的政治经历，他在辩证法思想上的反复徘徊，以及他在人道主义和信仰（或崇尚）暴力之间的游移不定。即使是在论战文章中，我也很少引用萨特所下的那些总是言过其实，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并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论断。我对这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言论集毫无兴趣，而且萨特本人在世时，也总是拒绝做任何自我批评，从不理睬别人对他的过去的奚落讪笑。

但是，我是否应该把我的证词补充进去？无论是今天的萨特分子还是明天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大思想家会这么胡言乱语？为什么他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自封为政治和伦理的审判官？为什么他使那么多青年人向往莫斯科和哈瓦那，而事后从不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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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里面浅白的说法就是：“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人世间历史上有多少美丽的女子，还不都成了“须臾之物”？留下来的屈指可数，除了被反复书写的赵飞燕、杨贵妃。可是有关她们的美的各种版本，实在是不断复写和转拓的符码。

这种传统的艳诗，直到民国都还有人写，比如袁寒云，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才华出众而沉湎酒色，情色诗也写到一种极致，下面这首《浣溪沙》就是：



一掬兰汤排鬓丝，轻持柔絮腻香脂，不留手处荡人思。

微夜静於花睡里，好春浓过梦回时。波痕无力颤腰支。



你看他怎样在旧的语言元素之间搭配、抽换、翻造：“兰汤”从《楚辞》里来，“香脂”从《诗经》里来，“荡人思”也可以说是从《闲情赋序》的“荡以思虑”来，“不留手处”则是从伪《杂事秘辛》里来：“肌理腻洁，拊不留手”，写皮肤嫩润到手附着上去滑而不留。但全词最后一句极好：“波痕无力颤腰支”，仿佛一道涟漪使整个腰肢的曲线形成一种动感。

敦煌曲子词里说，“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也这样杀气腾腾的用语，其实只是说佳人的眼光令人心醉，属于唐代社会上的惯用说法。希庇阿斯回答苏格拉底美是什么，说：“美就是美丽的女人。”张衡《七辩》云：“蝉绵宜愧，夭绍纡折，此女色之丽也。”女色之丽，正是诗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配方的实验中心。莎士比亚是一个不带教训的诗人，他只呈现出人间如斯美妙的男欢女爱，具有绝对饱满的性感的感性，只不过他经常性感得过了头。有人说，莎士比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性的气息。莎剧之荤，可以去看小白的《好色的哈姆雷特》。生活中的莎翁看来不像一个谈情说爱的圣手，却对性有一种近乎促狭的好奇，多半是为了环球剧场的票房吧，哪怕他最美的爱情咏叹曲里也飘散着大量性爱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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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的莎士比亚》， 小白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看他的十四行诗集，第一三五、一三六首，都是拿心愿（will）一词做游戏文章，表面看起来是情诗，但研究者提醒我们，will除了心愿、意愿之外，在莎士比亚那时代它还是男女性器的俚称。所以，当你读到这样的诗句，“心愿将充塞你的爱情的宝藏，/请用心愿充满它，把我算一个，/须知道宏大的容器非常便当，/多装或少装一个算不了什么”，你可千万不要感动，要知道莎士比亚准在一旁捂着嘴窃笑呢！何况 Will又是William的昵称。有人说莎士比亚被自己姓名的暗示给催眠了，Shakespeare，摇动的长矛，不懂弗洛伊德理论的人也会分析是什么。所以William Shakespeare，从姓到名，全部是跟性有关，难怪他特别喜欢在诗句里面弄许多咸湿的双关语。比如说第五十四首，梁宗岱的译文如下：



野蔷薇的姿色也是同样旖旎，

比起玫瑰的芳馥四溢的姣颜，

同挂在树上，同样会搔首弄姿，

当夏天呼息使它的嫩蕊轻展：

但它们唯一的美德只在色相，

开时无人眷恋，萎谢也无人理；

寂寞地死去。香的玫瑰却两样；

她那温馨的死可以酿成香液：

你也如此，美丽而可爱的青春，

当韶华雕谢，诗提取你的纯精。



很美的一首诗，可是不能分析，一分析就黄了。比如，这玫瑰和野蔷薇都包含了性的象征，诗人对花儿的描写也隐含了性事的影子。夏天的呼吸，也就是风，撩开了嫩蕊，其实也与《西厢记》“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如出一辙。花儿搔首弄姿，原文是放荡地嬉戏（play as wantonly），暗含了在性方面的自我欢娱，而两种花儿的死（die，deaths）无不隐喻了性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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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文：阿克顿勋爵编：李强





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教育人们去追求自由，去理解自由，去获得自由。



自由的理念是最宝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



自由对人类的心灵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自由：人类良知的守护神



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中，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



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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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

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即具有受过教育、拥有知识、身心健康等素养。
自由与道德是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的。

自由作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其作为政冶问题的紧泊性。

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

自由是义务的存在状态，是良知的守护者。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自由之核心的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宗教只是在17世纪产生过这种良知的统治力量——就像它曾在19世纪30年代拯救过奴隶制一样。


▌自由与国家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作为一种人们所安享的状态而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安全感而存在。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进自由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欧洲，自由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之中。

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它只受更大的自由的限制。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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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意志和法律之间的和谐。

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

没有安全保障，自由就等于零。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自由要求具有牺牲精神。它假定事物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状态——这就要求在相互竞争的众多利益之间要相互作出妥协和牺牲部分利益。

自由的试金石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控制国家的力量。如果在所有领域都只是一种力量占优势支配地位，那么，就没有办法制衡这种力量。因为正是通过其他力量的相互联合，我们才防止了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形。

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平等蕴含着一个产生自由的伟大因素——它意味着宽容。

伴随着新闻自由而来的就是良知自由。

腐败比惨无人道的绞刑架、手指夹或脚趾夹等刑具要好多了；但是，腐败也会导致同上述刑具同样的目的。腐败会损害吞噬自由。

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自由则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的历史

自由的历史——自由，是贯穿于几干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唯一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因素——一条历史哲学的原则。

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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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进程：追求自由和反对自由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一条贯穿人类社会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主线。

自由的历史确实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世界的历史，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哲学。

自由、正义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经常互相斗争以推动历史进步的三种力量。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幸存的遗迹。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

自由是正当权利的思想在几干年的漫长时光里从未出现过，直到奴隶制度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也还未出现。这是因为几干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奴役与征服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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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像生命和财产一样弥足珍贵，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在古代世界和传统社会里早就充满了这类论调。因此，我们并没有为时代开拓出更大的空间来。

自由不是原始的、必有的或遗传而来的，它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这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是一种具体的特殊权利。这是中世纪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只有当你能证明你的要求是自由的，你才是自由的。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自由被认为是与民选政府相关联的产物。然而，宗教自由却是君主政体而不是民选玫府的成果。

自由与民族性格品质的关系：众所周知，自由不是与天才、创造性思想、发明、逻辑性、勇气、道德文化以及节俭等品质相伴而生的东西。


除了依靠法律，自由的存在还依靠其他许多事物的支持——文明、道德、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永远要面临和背负的一个问题。

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作为依据。

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自由无法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开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由的一些标志：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陋习，自由留易，新闻自由，有教养，有民族自豪感，制定抚恤贫困的法律，对独立性的自我驾驭。

自由贸易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使人民适应自由的要求。

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的阶段才出现。它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阻碍自由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压迫，也有贫困和无知造成的障碍。

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价值：使老人安享天年，救治有疾患的孩子，拯救战争中失败的幸存者——因伤残废和绝望的士兵，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些努力：尽最大的努力和花最大的代价去改造罪犯，而不是把罪犯送上绞刑架时去祈求刽子手廉价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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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各种威胁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

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极权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极权主义。

作为自由的敌人的斯宾塞遗产：斯宾塞主张要从作为进步之根源的环境里获得解放，如果依附于环境或其他因素，就会阻碍进步——这是通过聆听上帝的教诲而不是人的教诲才完成的事情。它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乃至革命。

种族主义者坚持种族的影响力——这会减损并毁弃自由。

天国的目标就是自由。人类离这个目标还有多么的遥远啊！非洲还没有开始——亚洲的起点也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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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滴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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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未必是保守的，但恶一定是激进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十大区别



策划：先知书店



文：白格尔、屏营



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第一种，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存在，因此，对任何改天换地，要在人间建造一个整齐划一的“理想国”的激进变革，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在思想谱系中，这是保守主义；



第二种，迷信人类的理性能力，尤其是那些“卡里斯马”式的人物，认为可以在他们的带领下，按照一定的计划和步骤，消灭旧世界，建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在思想谱系中，这是激进主义。而后者，正是历史上无数灾难的始作俑者。为此，先知书店提炼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十大主要区别，供参考。



1、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保守主义源自超验的信仰与自由的灵魂，认为人生命的意义，是通过创造，去荣耀心灵深处的信仰。



激进主义源自对理性的过度崇拜，人存在的意义，是让宇宙万物屈从于“改造者”的意志，将现实世界打造成一个“美丽新世界”。



2、如何看待人性？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人性的问题。人既没有天生的美德，也没有天生的罪恶，善和恶的可能性都潜藏在人性之中。



在激进主义看来，人性就像一张可以任意涂抹的白纸，必须用强制的手段来改造。不是像“礼教杀人”一样不惜任何代价的使人向善，就是像“纳粹”一样通过恶来消灭“恶”，不需要有任何怜悯之心。

3、人类因何进步？



保守主义认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依赖演化产生的，社会的一切变化只能是渐进的、零星的，一旦违背自然的法则，改天动地，自然就会向人类报复，文明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是倒退。



在激进主义看来，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新必胜旧，人定胜天。任何新事物均是旧事物向更高级、更完满的发展。



4、社会秩序是如何产生发展的？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是由民间自由自愿形成的，人类的理性具有局限性，人类不可能凭空设计出一种新秩序。



激进主义人为的消灭了民间自治、自发的传统。因此，建立在国家机器上赤裸裸的暴力，就成了维持秩序的唯一手段。



5、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保守主义认为，现在的人，无论多么高明，其实都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传统是人类最重要的智慧来源，解决问题更多的只能依靠经验和模仿，而不是创新。



激进主义认为，不需要根据实际状况来看待，根据头脑中抽象的尺度与理论，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有全新的理论，才可以解决全新的问题。



6、社会的改革之道是什么？



保守主义认为持审慎的态度，比不分青红皂白地赞成或反对要好。真正的保守只能在合理的变革中实现，彻底摧毁旧秩序，只会回归到比旧制度更为落后的制度。



激进主义认为，为了实现某种更为“崇高”的价值，可以摧毁一切阻拦它的旧制度，只有全盘激进的消灭传统与社会组织，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世界。

7、政府的目的是什么？



保守主义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要在制度上做最坏的打算，因为人性总是追求更大的权力，制度化的分散权力，才是人类自由最可靠的保障。



在激进主义看来，集中的权力可以使抱着良善的意图的政治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不需要有任何制度上的防范。



8、权威还是威权？



保守主义认为权威是必要的，但必须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自愿的服从，通过国家的权威与民间的权威相互制衡，才能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他人侵犯。



激进主义认为社会不应当存在阻碍政府的权威，即使有也应成为政治权威的附庸，政府的权威无需建立在公民的自由、自愿之上。



9、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保守主义认为，市场自由（流通、兑换、竞争）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真正的平等只可能是自然权利上的平等。



激进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全面介入经济，政府相信管控者的知识与能力，优于市场自发自动的配置、调节，管控要强制为每一个人，制造“最终结果”上的平等。



10、国与家是什么关系？



保守主义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习俗与观念最重要的传承之所，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才能受到最好的训练和塑造，成为文明的人。



激进主义认为国家才是培养美德最伟大的课堂，家庭成员与国家的政治关系，要凌驾于家庭内部的亲缘关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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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刀尔登惜墨如金，文章轻易不出手，常以“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来要求自己，产出极低、质量极高。得天下者得民心
文：刀尔登 编：白格尔、kuang

“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

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

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

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温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

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

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

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

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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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但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如何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

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

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

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

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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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本意是为了规劝君王仁义，但在历史演变中，民心渐渐也成了被玩弄、被操控的东西，最后还是变成了帝王手里的一张牌。

刀尔登这篇小小短文，把民心与天下经常互相颠倒的关系抖搂出来：只要武力在手，民众自会高呼天子万岁，我等心悦臣服。这完全不顾亚圣孟子的面子，正如著名作家《半生为人》作者徐晓所评价的，“很刁”。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25 23:4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25 23:47 编辑

金庸笔下的英雄与佳人
杨兴安 金庸武侠书友会 2021-12-25 08:09
金庸的小说世界引人入胜，当中故事主人翁不乏英雄与佳人，各具性格、面貌，无论观之于书籍或大银幕，都令人难以忘怀。



金庸笔下美女之多，美女之动人，使人怦然心动，眼花撩乱。一提及女角，总让人泛起柔情美貌，娇俏动人小姑娘的影子。以读者眼光看来，究竟谁最美丽，谁最可爱呢？今且细看金庸笔下怎样描述那仪采风姿、令人心神俱醉的女子。

美人胚子眼花撩乱
《碧血剑》：阿九
青青听她吐语如珠，声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动听之极，向她细望了几眼。见她神态天真、双颊晕红，年纪虽幼，却是容色清丽、气度高雅，当真比画儿里摘下来的人还要好看，想不到盗伙之中，竟会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极无俦的人物。



作者借一个美女之口，衷心讚歎另一个美女之美，自愧不如。阿九之美，清晖之中，带着人间高雅贞洁。一般人形容美女只谈样貌，但作者在这儿却绘声绘影、美人胚子，恍至眼前，真箇掩卷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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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传》：黄蓉
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盪舟，长髮披肩、全身白衣，头上束了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匹、容色绝丽、不敢逼视。


黄蓉女装打扮出现。娇俏精灵，又高贵华艳，不愧黄药师掌上明珠之描绘，少年遇之莫不色授魂与。莫怪欧阳公子见之宁弃尽身边全部姬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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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鵰侠侣》：李莫愁
但眼前此人除了改穿道装之外，却仍是肌肤娇嫩，宛如昔日好女。她手中尘拂轻轻挥动，神态甚是悠閒。美目流盼，桃腮带晕，若非素知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定是位带髮修行的富家小姐。


作者将一个成熟美女写得淋漓尽致，桃花风姿、艳光流射。纵是杀人魔鬼，天下男士均有亲而后快的感觉。金庸说女性之美，意态神采，无不令读者动容，上文只列举三人而已。而世间男子均知好色而慕少艾，最漂亮的女子，是否最可爱呢？也许是，但绝大多数时却不是。因为一个女性之美，不光是容颜，容颜只不过是皮相。还有气质、仪形、心性，这样的美人，才能征服出类拔萃的男子。简单来说，还要看一个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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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三种性格

金庸15部小说中女角当然不少。看来可以归纳出三种明显的性格。



第一种是美貌温柔，对恋人倾慕依恋，情深一片。金庸笔下的女角几乎都有这些性格。这种性格比较平板，欠缺一点独特个性。早期作品女角大抵如是。如翠羽黄衫霍青桐、香香公主喀丝丽、《碧血剑》的青青，均是此辈。依笔者看来，还应加上后来仙气萦绕的的小龙女、和目下最多人喜爱的双儿。双儿无嗔无怨，有爱无恨，全为韦小宝而生，平板得可以。后来《笑傲江湖》的任盈盈亦同属一脉。



金庸笔下第二种女角也有情深温婉的特色，但除了貌美与武功外，本领心计出众。她们干练能耐，都是出类拔萃的，身影招展于江湖之间。「射鵰」所以为金庸的成名作，是多了个可喜可爱的黄蓉，黄蓉便是此中人物，金庸写黄蓉，其实写得比郭靖深刻跳脱得多。黄蓉能烹调一手江南美食，惹得老饕洪七公也亲近亲近，这便是她特别的本领。但说到心计干练，似乎以「倚天」中赵敏（赵明）第一。赵敏率统群雄，诛少林、灭武当。对一切常态或突变形势，都成竹在胸，应付游刃有馀。



这里尚有武学大辞典的王语嫣（笔者极喜爱这个名字，认为金庸把王玉燕改为王语嫣改得最好），亦具一家之长。说到本领，毒手药王当然非同小可，小药王程灵素的本领绝不可小觑，江湖豪侠个个闻之色变，惊惧崇敬，兼而有之。



金庸笔下第三种女角属情深无奈，情天难补，甘为爱侣牺牲一切的痴情女子。写得最动人的，是读来胸臆难平，泪沾衣襟枉死的阿朱。阿朱无辜受爱郎萧峰霹雳雷霆一掌，何能活命？难道阿朱事前计算不到吗？非也！非也！她不想忤逆爱郎旨意，为消除爱郎孽障，唯有以生命延续爱郎生命的光辉。情痴伟大，有情人为之失声痛哭。为爱侣牺牲性命的还有程灵素以一命换一命，捨生救治胡斐，也极哀痛动人，令人欣赏同情。



此辈甘于自我牺牲，成全爱侣的还有甘心远赴波斯作圣女，救助心上人于危难之中的小昭。金庸写两人相离，极有电影感：



「但见小昭悄立船头，怔怔向张无忌的座船望着，⋯⋯终于海上一片漆黑，长风掠帆，犹带呜咽之声。」



笔者掩卷而歎，但感到二人殷殷珍重，再会无期，逝者如斯，恍如满纸呜咽，长空遗恨。

刻画男角体系相沿
金庸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可知其笔下男角身世遭遇一脉相沿。先说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陈家洛，一介贵胄书生，虽然背负着稀有的重担，但是拥有世间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和本领，是典型的白马王子，少女的梦寐人物。随后的《碧血剑》中的袁承志身分非凡，名将之后，性情易于与人接近，平凡外形中拥有高深武功，使人震惊慑服，闯荡江湖，无往不利。


跟着是《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的胡氏父子。胡氏一脉是闯王李自成贴身卫士，武功和地位绝超然。后来「射鵰」主角是郭靖和杨康，两人虽然是草莽名门之后，但身世与称雄一时霸主、边疆名将，当今天子血缘关係已降一大截。及至张无忌、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出身更坎坷，身分也愈见卑微。张无忌目睹父母双亡，哀痛欲绝，令狐冲是个弃养孤儿，身世可怜。到了压卷之作《鹿鼎记》，金庸把主角身世降到最卑贱，是个生父不知是谁，婊子养大的小杂种。



这十多二十年的笔耕，金庸从童话中的王子，沿脉络而下变成市井小厮，能不奇哉怪也？金庸笔下英雄的嬗变，有三大特色。一是男角的身分由极尊降至极卑;二是男角由先天性的优越成功，渐次变为因后天的努力而成功;最后是男角的遭遇愈来愈悲鬱失意。



十馀年来写作风格的改变，当然是十馀年来生活经验的感受。看来这位当今文坛武林盟主，要从云端走进人间，也和我们说，人生多挫折，庸人多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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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凤英雄无泪──金庸影剧手法
杨兴安 金庸武侠书友会 2021-12-24 08:30
金庸的影剧手法，描述得最出色的，要算是《飞狐外传》中，苗人凤寻妻一场，特引出来，让读者一再欣赏。原文颇长，此处只撮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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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之上，飞马镖局的镖头和趟子手集在东首，阎基与群盗集在西首，三名侍卫与商宝震站在椅子之后，各人目光都瞧着苗人凤、田归农与美妇三人。

苗人凤凝视怀中的幼女，脸上爱怜横溢，充满着慈爱和柔情……

那美妇神态自若，呆呆望着火堆，嘴角边挂着一丝冷笑，只有极细心之人，才瞧得她嘴唇微微颤动，显得心里甚是不安。田归农脸如白纸，看着院子中的大雨。……三个人的目光瞧着三处，谁也不瞧谁一眼，各自安安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苗人凤望着怀里幼女那甜美文秀的小脸，脑海中出现了三年之前的往事。这件事已过了三年……苗人凤想到当年力战鬼见愁钟氏三雄的情景，嘴角上不自禁出现了一丝笑意……于是他想到腿上伤愈之后，与南小姐结成夫妇，这个刻骨铭心、倾心相爱的妻子，就是眼前这个美妇人。……

终于有一天……终于在一个热情的夜晚，宾客侮辱了主人，妻子侮辱了丈夫，母亲侮辱了女儿。

那时苗人凤在月下练剑，他们的女儿苗若兰甜甜地睡着……（此删节号原文所有）南兰头上的金凤珠钗跌到了床前地下，田归农给她拾了起来，温柔地给她插在头上，凤钗的头轻柔地微微颤动……

……

她听到女儿的哭求……

自从走进商家堡大厅，苗人凤始终没说过一个字，一双眼像鹰一般望着妻子。外面在下着倾盆大雨，电光闪过，接着便是隆隆的雷声。大雨丝毫没停，雷声也是不歇的响着。

终于，苗夫人的头微微一侧。苗人凤的心猛地一跳，他看到妻子在微笑，眼光中露出温柔的款款深情。她是在瞧着田归农。这样深情的眼色，她从来没向自己瞧过一眼，即使在新婚中也从来没有过。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瞧见。

苗人凤的心沉了下去，他不再盼望，缓缓站了起来，用油布细心地妥贴地裹好了女儿，……他大踏步走出厅去，始终没说一句话，也不回头再望一次……。

大雨落在他壮健的头上，落在他粗大的肩上，雷声在他的头顶响着。

小女孩的哭声还在隐隐传来，但苗人凤大踏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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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而至 柔情无限
这段极具戏剧感的描述，同时糅合舞台剧与电影的语言。开场是商家堡的大厅，一干人物都集中在这个舞台上，滂沱大雨营造了沉重气氛：舞台东边是镖局镖师，西边是死对头的群盗，舞台中央是旁角的官差和屋中少主。之后是气势慑人的粗汉上场。彪形冷面的大汉抱着嫩如春花的女婴，在狂暴风雨下踏步而来，目光却柔情无限，好一出舞台剧的序幕！随之是电影镜头式描述。镜头扫向美妇（近镜）。我们见到她那呆呆的神情，那心里动荡不安心神，挂在嘴角的冷笑。镜头轻转，扫向美妇身旁的情郎（近镜）。见到他脸如白纸，呆望滴雨。镜头再转到形容枯槁的苗人凤脸上（近镜）。慢慢又转移到他怀中那甜美的小女儿的脸庞。之后是「淡出」，松松蒙蒙的镜头渐渐清晰，映出苗人凤的回忆。他怎样独战鬼见愁钟氏三雄，怎样与南兰结婚，镜头同时带出恬静温馨的画面；天下第一高手怎样在月下练剑，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是怎样酣睡。跟着出现美人的「特写」，头钗跌在地上。镜头又拉阔，见到一个俊美的男子，怎样向美人示好，巧妙地交待出宾客怎样挑逗主人的妻子。

雷声隆隆 洗涤人心
跟着，叙事的镜头，又「溶入」回到当时的世界，倾盆大雨，夹杂着隆隆雷声、电光闪闪，烘托出剧情高潮的来临。是私奔的情人亡命窜逃？是失妻的丈夫大开杀戒？作者借一场罕有的大雨，将众人迫停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从而写出每一个人的背负、欲望，交织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场豪雨产生极具作用的戏剧效果。当中雨点滴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像要洗每个人身上的尘垢，照耀出每个人贪嗔，喝醒每个人的欲望。大家都是默默无语，而心中所思却又比什么时候更纷杂。结果，舞台上苦恋的丈夫，终于见到妻子对情郎的情深一笑而心死。镜头下是雨点打在苗人凤的头上、肩上的特写。全场没有对白，只有雨声、雷声，女儿的哭声。被遗弃的丈夫一言不发而来，在风雨中也是一言不发傲然独去，更显出他毅然承担着心中那无穷无尽，凄风苦雨所带来的压力，把英雄低首的悲怆，推到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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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金庸的武侠外衣
杨兴安 金庸武侠书友会 2021-12-09 23:41
在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鸯」里（加上短篇⟨越女剑⟩）共15部作当中，最先的是《书剑恩仇录》，我们便从《书剑》谈起。《书剑》虽然是金庸第一本面世的著作，但已显露出作者是第一流小说家的才华。此书一出，文坛瞩目，已视作者为奇才。

历史背景 情节取胜

《书剑》中吸引读者的地方，是情节的转接进展，既有柳暗花明之妙，复有一波又一波之壮阔波澜。开场不久，众英雄抢救文泰来，情节的发展就如满弦扣矢，锐势难当。迭起的高潮，将故事拉得紧紧。随之铁胆庄周仲英毁庄杀子惊变，一步一惊心。乾隆皇帝之会陈家洛，场面的设计，气势的跌宕，都写得精采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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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中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情节。袁承志的投拜穆人清门下，得木桑传艺，获金蛇郎君秘笈的过程，读来趣味盎然。及袁承志挟艺下山的经历，更如水汇长河，滔滔翻滚气势自成。袁承志阁石梁五老，掀出金蛇郎君的情史，与石梁派的恩怨，写得回环紧扣，细针密缝、恩由怨起，怨自恩生。一卷在手，细读下来，真个中夜不寐，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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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物武功神异

「两剑」之后的长篇是「两雕」，两书的写作比重，再不是情节。在《射雕》中刻意于人物、武功和神异色彩;在《神雕》中则是侧重人物和人性的描写。



「两雕」的情节其实非常薄弱。远不如书中人物的吸引和神异武功的描绘;《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全真七子、江南六怪、梅超风、周伯通、裘千仞兄弟、瑛姑...... 每一个人物，都写得血肉俱全，雄、豪、清、冷、怪、邪、嗔、怨的性格，跃然纸上。令人爱之恨之，惧之厌之。这些虚构中的人物，在朋友相谈之时，朗朗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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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的主要情节更薄弱，但写人物写得更深刻，更入人心。金庸在《神雕》一书中，从人物塑造的努力，转移到人性深刻的描写，人物更有内心世界。其中几个人物的性格、人性的表现的描写，提升到作者自己的一个新高峰。就如小龙女的清绝、李莫愁的情痴泼辣，公孙止的险狠，裘千尺的怨毒、公孙绿萼的清真、杨过的拂逆以至成长，都有极淋漓尽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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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是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小说，《神雕》则是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小说。武侠只不过是这部小说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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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悬疑 人生追求
《倚天屠龙记》的特色接近侦探小说。谁害武当俞三侠，弄得他半生残废？金毛狮王为什么狂性大发？后来又为谁所害？是赵明（敏）害他？还是另有其人？谁要诛少林、灭武当了？一个个疑问打出，一个个情节去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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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则是金庸小说另一高峰得意之作，写尽人性的贪婪与得失。「天龙」是金庸诸作之中，最博大精深的作品。它几乎总括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切优点。既有误闯桃源、柳暗花明的局面，亦有千溪万水、东向归源的章法。段正淳一人的身份，牵附着书中人物自丝万缕的关系。伞张这些关系，数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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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的描述，在《天龙》中更跨前一步，将《射雕》、《倚天》中的神化武功，做更进一步的夸张。一阳指化展成六脉神剑。乾坤大挪移、太极拳化为姑苏慕容独步天下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神功。还有鸠摩智的火焰刀、高手汇流御气、隔空杀人于无形，端的厉害。少林寺前，天龙三雄大战丁春秋、游坦之、慕容复三人，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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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中作者表现的路向，最着力的，而又最成功的，是人性的描述。全书以萧峰、段誉、虚竹三人的事迹为经脉，不着痕迹地串连在一起，写尽人生的欲望、人生的痴怨、生命的无奈，浮现出生命的孽和缘。《天龙八部》是一部人性小说，一部最堪回味的小说，笔者极之欣赏，许为金庸小说之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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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全书着力于权力争夺的描写。（2013年电视剧《笑傲江湖》剧照）

政治传奇主宰人生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最特出的是作者的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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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全书着力于权力争夺的描写。小说中，无论是核心人物，或旁及枝节人物，突然间都有争夺大权的野心。魔教中任我行和东方不败的争夺教主大位是全书故事骨干。正教中左冷禅的阴谋控制五岳派人士也处心积虑。伪君子岳不群也暗中捞上一手，然后满口谦让，堂而皇之登上正教群雄中第一把交椅。

《笑傲江湖》之后是《鹿鼎记》。在金庸一系列作品中，《鹿鼎记》是最受人争论的一部小说。有人誉为写得最好，有人评为写得最差，表示极为失望。因以评武侠小说的眼光去评《鹿鼎记》，内容并没有足以填饱武侠小说饥渴的武侠素材，所以便大失所望。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小说，《鹿鼎记》则是一部传奇小说。金庸对人心之描绘，得心应手，更细微深挚。其中许多人性微妙之处，都写得入木三分，拍案叫绝。其实在金庸武侠小说当中，武侠的描述，就像舞台上演员的外衣。「神雕」的武侠外衣脱下是爱情，「天龙」武侠外衣之下是人性等等。而《鹿鼎记》却披上最褴褛的武侠外衣。但以写作技巧而论，毫无疑问，是《鹿鼎记》第一。

《鹿鼎记》是极难写的，而写得极好的小说。但在金庸小说中，不可以算为最佳作品。金庸的最佳作品，笔者认为应是令人再三重读，犹低回咏叹的《天龙八部》，这是一部描绘人性、充满文学元素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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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安
文学博士。曾任编辑、编剧，曾经教学，任明报社长室行政秘书，长江实业集团中文秘书。其散文被选为中学课文。着有《金庸小说与文学》、《浪荡散文》、《现代书信》等多种著述，现为香港小说学会荣誉会长。原刊于笔者著作《金庸小说十谈》，本社获作者修缮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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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战阵满目悲凉
杨兴安 金庸武侠书友会 2021-12-15 09:49
一般武侠小说，只写扑击对打，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兼写千军万马的对垒，其精采之处，不下前者。他把战场上厮杀，推到读者眼前，带读者亲入战场。我们看到雄猛激壮的气象，听到金甲铿锵、万夫争鸣、杀声盖天之声。金庸笔下剑戟如林、刀寒胜雪、刁斗森严、气势磅礡。读之使人有一股凛冽之气，陡然惊悚震栗，或胸怀激荡，或满目悲凉，是阅读其他作品时难以感受到。

战胜者：顾盼自豪


战争所追求的，是胜利，金著中对战争的胜利，写得最深入的有两场，一是《碧血剑》中闯王入京；一是《射雕》中成吉思汗大破花剌子模。且看小说家对破人城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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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志等闪在一旁，只见精骑百余前导，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疾驰而来。……李自成走上城头，眼望城外，但见成千成万部将士卒正从各处城门入城，当此之时，不由得志得意满。闯军见到大王，四下里欢声雷动。
………
袁承志仰望李自成神威凛凛的模样，心下钦佩之极，……李自成下得城头，换了一匹马，在众人拥卫下走向承天门……弯弓搭箭，嗖的一声，羽箭飞出，正中「天」字之下。他膂力强劲，这一箭直插入城墙，众人又是一阵欢呼。来到德胜门时，太监王德化率领了三百余名内监伏地迎接。李自成投鞭大笑……

破城自有破城之乐。这段写李自成终于破城入京，贵为天子，意气风发，顾盼自豪，余人也是喜气洋洋，迎接新的命运……

战败者：不忍卒睹


战胜者得为新主，自然喜气洋洋，但战败者又如何呢？金庸对战败者的描述，比战胜者刻划何止十倍？铁木真破花剌子模屠城之灾，其震撼力实在教人看得惊心动魄，晕眩呕吐。

殿上诸将尽皆跃起……一出城门，只见数十万百姓奔逃哭叫，推拥滚扑，蒙古兵将乘马来回奔驰，手舞长刀，向人群砍杀。……撒麻尔罕居民此时才知大难临头，有的欲图抵抗，当场被长刀长矛格毙。蒙古军十几个千人队齐声呐喊，向人丛冲去，举起长刀，不分男女老幼的乱砍。这一场屠杀当真是惨绝人寰，自白发苍苍的老翁，以至未离母亲怀抱的婴儿，无一得以幸免。

当成吉思汗率领诸将前来察看时，早己有十余万人命丧当地，四下里血肉横飞，蒙古马的铁蹄踏着遍地尸首，来去屠戮。……成吉思汗手一摆，喝道：「尽数杀光，一个也不留。」郭靖不敢再说，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人丛中逃了出来，扑在一个被战马撞倒的女子身上，大叫：「妈妈！」一名蒙古兵疾冲而过，长刀挥处，母子两人斩为四段。那孩子的双手尚自牢牢抱着母亲。



金庸以细腻近镜头笔法，写出战场上战败者悲惨命运，凄厉无伦、人性泯灭，不忍卒睹。当此时也，生而为人何其不幸？何其无辜？

金庸对战争场面的描述的逼真，如带读者亲临战阵，不单是写出军人豪勇、沙场上的耀武扬威，还有他那反战精神，才使他那战阵的描述，跃进登峰的境界。

书写反战之悲


自《书剑》开始，每有战役的描述，总是以旁笔伏下战争残酷、生灵涂炭之悲，将反战精神放在第一，以两军对垒，轻启战端，期期不可。且看《碧血剑》中，写兵燹过后，满目苍凉。

两人又携手走了一阵，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料是闯军又在焚烧民居。李岩与袁承志这几天来见得多了，相对摇头叹息。暮霭苍茫之中，忽听得前面小巷中有人咿咿呀呀的拉着胡琴，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他一面唱，一面漫步走过李岩与袁承志身边，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歌声渐渐远去，说不尽的凄惶苍凉。

这一段写战事苍凉，就是反战呼声，《射雕》卷末写成吉思汗之死，也是画龙点睛反战之作。金国使者献上明珠千颗，求息干戈，成吉思汗亲手接过，连盘带珠，摔在草原上，纵声长叹：「纵有明珠千颗，亦难让我多活一日！」铁马纵横，所得者何？

金庸反战精神，实有迹可寻，他的笔墨，并非义正严词、大声疾呼的，而是v疏笔淡墨、细水长流，慢慢汇成长河巨浪，波涛澎湃的打入读者心坎之中。《书剑》中说乾隆穷兵黩武，兆惠大军欺压善良少数民族，自招其辱；《碧血剑》中李岩夫妇自杀收场，苍凉无奈；《射雕》中郭靖宁弃辞婚之请，恳求铁木真收回屠城之令，丘处机苦口婆心，劝铁木真止息干戈；《天龙八部》中慕容氏的丑恶，是欲再启战端，重夺山河，置黎民不顾；萧峰之名列英雄榜首，乃以一己身死，阻辽汉大战，令辽王耶律洪基怅然而归；《鹿鼎记》中清室少主康熙之仁和，在视兵乃不祥之器，非不得已而用之，在在指出战争之可怕可厌。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楔子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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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像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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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肯定会带来英雄，但也带来了大人物、小人物、忠烈之士和奸宄邪恶之徒的大悲剧。沙场上耀岁武扬威之士的背后，制造了比他们大上千千万万的人间苦难！

大仲马与金庸
原创 金汨磾 人在旅途202111 2021-11-28 19:40
法国的大仲马可能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三个火枪手》（中译本也有翻译为《三剑客》的）、《基督山伯爵》等等，都是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小说，而且很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中国人就算没看过小说，也一定看过电影。

金庸——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最先开创中国新派武侠小说这个领域的是梁羽生，但成就最大、大家公认写的最好的作家是金庸。

我很早就发现大仲马与金庸之间的联系，金庸比大仲马小100多岁，生活的地域更是相距遥远。但两人的写作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金庸是后来者，想来应是受大仲马的影响。大仲马出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802年，曾经亲身参加过多次起义和革命，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也有所反映。我最熟悉的大仲马的作品是《基督山伯爵》，本书就是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甚至拿破仑本人也在书中或明或暗的出现过。他的小说里都是先把时间、地点说清楚，人物有历史真实的人物，如拿破仑。也有小说虚构的人物，如男主角唐斯泰斯（基督山伯爵）。现在就能发现与金庸小说的共同点了吧。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的铁木真（成吉思汗）对应拿破仑，男主角郭靖对应唐斯泰斯，历史背景是南宋。金庸先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中国历史、佛教、《易经》都有所研究，因此在他的作品里能学到很多知识。出现在金庸很多作品里的武功——降龙十八掌的招式名字就出自《易经》。他另一部作品——《天龙八部》，书名出自佛经。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从南宋一直写到明朝建立。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纷纷登场，如铁木真、他的儿子们、他手下的将领们基本都出现在《射雕英雄传》里，《神雕侠侣》里只记得蒙古大汗——蒙哥，小说里说蒙哥是率军攻打襄阳时被杨过用弹指神功扔出的石头所击杀，而真实的历史是蒙哥死在今天属于重庆合川县的钓鱼城下。《倚天屠龙记》里出现了朱元璋、常遇春、陈友谅等历史人物。金庸巧妙地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小说人物和小说故事相结合，使得读者不忍释卷。

但是金庸确实是学的大仲马的写作风格。先介绍一下《基督山伯爵》故事发生的背景。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得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充分展现，其地位也迅速蹿升，终于以其赫赫战功和野心在法国称帝，并多次率军击败反法同盟。但物极必反，随着远征俄罗斯的失利，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开始走下坡路，终于被第六次反法同盟所击败，拿破仑被迫下野，并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路易十八返回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但拿破仑又逃出厄尔巴岛，并重新执掌法国100天左右，又再次被第七次反法同盟击败于滑铁卢。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从此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小说《基督山伯爵》的男主角唐斯泰斯是一名远洋货轮的水手，在一次远洋中无意间帮助了从厄尔巴岛逃出并正返回法国的拿破仑，因此当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被仇人诬陷，被囚禁于伊夫堡监狱，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个被作者神话的人物，是一名神父，他教了唐斯泰斯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各种知识、还有上流贵族社会的各种礼仪、以及击剑等等技能，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一笔巨大宝藏的藏匿地点。然后神父就死了，唐斯泰斯又利用神父的遗体逃出伊夫堡监狱，取得宝藏并化名基督山伯爵，开始报恩又报仇的惊险历程。

唐斯泰斯在监狱里的学习过程，很像《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在山谷里自学《九阳真经》的经历。金庸的写作虽然受大仲马影响，但其作品里主角的成长过程比之大仲马作品里主角的成长过程显得更加合理。射雕三部曲里三位主角——郭靖、杨过、张无忌，全是各种机缘巧合，要么得到众多高手指点，要么得到武功秘籍，亦或两者兼而有之，终成一代顶尖人物。反观大仲马笔下的唐斯泰斯原来出身底层，仅得到一位高人的指点，就彻底脱胎换骨，感觉不是太合理。大仲马的另一部作品《三个火枪手》里的主角——达达尼奥一出场还不到20岁，就很厉害。没有成长的过程。而且大仲马的作品里对人物心理描写也很少，远不如金庸的作品。

      总之，从一名中国读者的角度观察，虽然金庸的作品受大仲马的影响，但从可读性来说远胜于大仲马，正应验了那句话“今人胜古人”。

杨兴安

文学博士。曾任编辑、编剧，曾经教学，任明报社长室行政秘书，长江实业集团中文秘书。其散文被选为中学课文。着有《金庸小说与文学》、《浪荡散文》、《现代书信》等多种著述，现为香港小说学会荣誉会长。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12-26 21:2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3 21:13 编辑

“写死阿朱？写瞎阿紫！倪匡代笔的《天龙八部》到底怎么样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2022-01-03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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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版《天龙八部》





倪匡代笔《天龙八部》的事情在金庸写的后记中有实锤：“《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中《所谓“代写”》提及先是金庸推荐他续写《倚天屠龙记》，没敢答应，后来金庸游欧，才勉强答应代写天龙，所写的字数是“六万字左右”。



倪匡代笔的部分后来删去，要在连载版中才能见到。两版对比，连载版《天龙八部》共计140回，回目都是四个字，三联版共计50回，用的是五首词作回目。



倪匡代写的部分开始于虚竹遇到阿紫，然后丁春秋到来，接着和慕容复大战，也就是三联版中第三十三回“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连载版是第八十九回“弟子遭殃”，关键点在于这场大战导致阿紫的眼睛瞎了。



三联版写的是：“丁春秋奈何不了慕容复，本已焦躁之极，眼见阿紫的笑容中含有讥嘲之意，更是大怒欲狂，左手衣袖一挥，拂起桌上两只筷子，疾向阿紫两眼中射去。”连载版中，丁春秋看慕容复总是回护阿紫，恨极在心，“将阿紫的双眼生生戳瞎”。



这是倪匡代笔的最大原创，所以金庸一回来，倪匡赶紧说“对不起”，因为他实在很讨厌阿紫，借着代笔的特权，给阿紫惩罚。



三联版第三十四回是“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主线人物是虚竹，他误救天山童姥，开始奇遇之旅。而连载版第九十回是“铁头痴儿”，主线人物变成了游坦之、阿紫，接下来的“极乐掌门”“老怪落败”“胡僧夺经”“林中少年”“黑汉白僧”都是围绕游坦之而展开，他自称王星天，是极乐派的掌门，而阿紫对她十分相信乃至倾心，有以身相许的意思。



他们遭遇了丁春秋、哲罗星、鸠摩智、段誉、慕容复等人，打败了丁春秋，阿紫自称是星宿派掌门。游坦之想拜鸠摩智为师，被骗到树林中和段誉遭遇，两个人打在一起，一寒一热两种内功，谁也分不开，来了两个人才分开，隐含是慕容博、萧远山。



慕容复和王玉燕还帮游坦之隐瞒，说他武功高、人英俊，哄得阿紫开心、游坦之安心，然后故事才进入乌老大一群人要造反灵鹫宫，并要杀掉被抓的小女孩。倪匡代笔所写，相当于是游坦之的番外篇，萧峰没有上线，虚竹等于下线，段誉起到工具人作用，对于故事整体脉络没有什么影响，而且都是突然遭遇的打斗，承接金庸原有的剧情，不用后面的剧情来大幅承接。可以说，除了阿紫的眼睛，倪匡没给金庸制造什么情节麻烦。



就人物来说，倪匡重点写了游坦之，利用阿紫眼盲和游坦之笨拙来制造矛盾冲突，能够自圆自洽；给慕容复增加了好感度，包括慕容复对段誉的态度非常好，甚至告诫手下人见到段誉如同见到自己，而且帮助游坦之圆谎，相当有情趣。如果金庸不回来的话，“天龙三兄弟”估计没什么戏份了，没准成了游坦之和慕容复的双雄戏。



就文笔而言，倪匡竭力接续金庸文风，并无什么破绽，而且他此前对《天龙八部》阅读很细，既不时地回应之前的情节，也在语言上贴合原来的风格，很是收敛个人的顽童作风，对于金庸，相当够朋友。



倪匡在1977年作为编剧改编了《天龙八部》，由邵氏拍成电影，故事线只有段誉，李修贤主演，段延庆成了秦红棉的丈夫黄袍人，被段正淳打断双腿，修炼武功伺机报仇。电影从剧情到造型都是一塌糊涂，充斥着不少恶趣味，倘若倪匡将自己代写的“游坦之外传”拍出来，没准会更好看。



至于有人说，阿朱之死也是倪匡的责任，这就大大冤枉了他。阿朱是在连载版中第六十回死去的，离倪匡代笔还远，因此，阿朱是金庸写死的，阿紫是倪匡写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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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家的孩子反而不叫贫贱。”金庸说
陈桥驿 风马牛茶铺 2016-09-12 14:08



▎斗笔争锋

下面录几则武侠宗师斗笔争锋的掌故，拾人齿间牙慧菜叶，附会成章，但不敷衍。

温瑞安八十代因故离开台湾，香港安生，坐拥八千册兵马，勤力码字时的事迹，是时《四大名捕》正风起云涌，暗香袭人。



由于温瑞安巨侠既厚爱喧嚣的繁华都市，也钟情于清净的室外桃园，作品里常有累赘的风景描摹。当时温巨侠与金庸先生交集甚好，手头可能还有书在他那里出。在金大侠的游艇上，金庸规劝温瑞安说道：

“写风景不必只写风景，可以写书中人物所见的风景，在情节里引入，这样会自然一些。”

温巨侠说这是在指出他“神州奇侠”里不自然的地方。轻描淡写一句话，对于今日写文的人而言，依然没有过期，同样受用；所谓高手“杀人不见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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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画龙点睛，言简意赅，一语说中要害；亦如所撰“兰花拂穴手”，纤纤玉指轻拂，云淡风轻中，取人性命蓦然不见。

情节里贯通书中人物所见的风景，才自然，自然而然是大自然，真自然；原来最美的风景在风景之外，有懂风景的人，可意会成为人文胜迹。

温大“侠少”里的主角叫关贫贱，暗示其贫寒出身，自卑但自强不息。金庸笑着说：

“穷人家的孩子反而不叫贫贱。”

这应了曹雪芹的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金庸太厉害不能招架，不愧一代宗师，是不是在转弯抹角自夸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以小说做得那样好？人家有这个吃饭本事，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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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一次会晤中，金庸在听涛馆把温瑞安的书稿《结局》交回时对温巨侠表示：

最好能改一下，但如果不改，明报也会用。

言辞恳切，没有咄咄逼人，没有咄咄逼人，是前辈对温巨侠偏爱有加，扶持后生小子。温大离开的时候，碰巧把稿子落在餐厅，侍者追还稿件；金庸马上替温瑞安付给侍者小费。微末细节，虽不足道，但金先生老一辈的儒侠风范历历如在眼前，启迪晚学。

温大客气地说：这是《结局》的第一笔“稿酬”。其中饱含的勉励对逆境中寓居异乡的游子不是杯水车薪，是雪中送炭，寸草寸晖。

拿到书稿的温瑞安上了车，开车的是倪匡。倪匡听后说：“作品要有自己的风格，不一定要改。”原来他是和温大一样怕改动自己的作品，倪匡写得快，最快每天上万字，要改恐怕也无从改起。




这样，改就不如不改，要稳妥得多，初心岂不更好，那怕是不经世事的“少作”，青涩惜有青涩味，味道。

金庸有此还说，温瑞安小说里的人物太多，且死得太快，阅者才刚刚对那人挂在心上，但书里已经结束了性命。温大表示同意并决心下不为例，认为都是龙哭千里的年少，戾气太重所致。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向往平和安定。

他不能免俗。

温瑞安巨侠很个性，小说《结局》最终没改，也没再交回《明报》。他有自己的看法：错不一定是不对，坏也未必是不好。

他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所以小说写得那样好看，有味，还推陈出新，年纪轻轻就忝列武侠四大宗师之列。这离不开前辈们的呵护抬爱，还有自身的天赋异禀不懈追求。穷人家的孩子嘛，需自强不息，眼前不算，要看到头；不能被区区名字就盖棺论定了。

《结局》看来最后没有结局。

没有结局何尝不是最好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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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个文学评论家叫哈罗德·布鲁姆，他说，我们都害怕孤独、发疯、死亡，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也无法让我们不怕，但他们带来了光和火。
这光和火是什么呢？安慰、同情和理解，洞察更复杂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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