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
顶层的永远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
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16 20:34 编辑
[严复：“民之生计，祗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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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西蜀散人 发表于 2021-1-30 12:03
美国的左化，毛在六十年代的革命输出很重要。50年代的美国社会高度有序理性，号称“学校里最严重的违纪是学 ...
这个话题太敏感。我前几天说过：雅尔塔已经决定今天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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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维尔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是一种最隐秘的权力，那就是思想标准的制定权，而且他们还能享有一种特权，那就是不必为思想的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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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节录，我已经读了一周。它让我继续反思我一直存在的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态度。或许，会帮助我进一步思考基督教会和中国文化社会之间那可以把握的“政教分立”的关系。遗憾的是，在中国教会和文化关系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要么理想化、要么妖魔化的氛围。我怀疑，以传统的方式推翻帝制，或思维文化上的“五四”模式，是否也影响了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也绑架了中国基督徒的日常政治思维？
第一，迄今为止的人类个体的心灵自由发展无一可以脱离土生土长的传统的涵盖（如果我们都同意“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
第二，“福音是反革命”——它似乎有一种内在激进激进而外在温和渐进的格局。这个反革命的思想预备需要嵌入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使命的长远构想中
第三，目前看来，福音洗礼人的灵魂，上帝的策略仍然是一种以知识逐步渗透的方式（其他的西化方式也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也好，莫不如此）。如此看来，这个渗透不会在短期内以人想象地轻松的方式完成。或许，你从地方性的改革宗教会在中国省会以外的地方存在和继续的步履维艰可见端倪。
【儒家本身有了不起的文化，但儒家的了不起在今天的中国不是第一位的。我绝不把它放在普世的自由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但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昨天属于你，今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法治在处理一切纠纷、界定一切产权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在先的权利”。如英美普通法对“先例”的遵循，“两者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法q谚，甚至“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都显示了一种孔夫子式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立场。因为没有对既存事实的尊重和认同，就根本没法想象司法活动及其规则的存在。只有当社会共同体拥有一种同情传统、尊重连续性的基本心态，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涵养出真正的权利意识，并为自由的生长提供时间上的维度。譬如第一个房屋被强制拆迁的人站出来维权，第二个维权者的诉求就有了真实的依靠，社会就在开始延续和积累一种活在当下的传统。一种先验式的反传统心态，貌似现代，却恰好是与现代权利意识背道而驰的。任何传统都含有个人权益的内涵，含有无数个体在私生活中的积累。即使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黑社会收保护费，你也要相信这条街上必有自由的传统，有值得一个人去活、去爱的幸福含量。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每一个鲜活的个人。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前景，无论在极权时代还是后极权时代，自由永远是从昨天开始滋长的。追求自由，就是延伸和扩大这种滋长的历程，而不是在价值上推倒重来的工程。你要保守在20世纪90年代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一套房子，要让“房子是你的”成为一项不被颠覆的权利，你就必将拒绝在任何意义上否定中国社会十几年来的整体经验——即使你的确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某些不正义；否则你的所谓“权利”就在时间上失去了根源。
文化保守主义还有一个最平常和最基本的心态就是“敝帚自珍”。敝帚应该自珍，也必须自珍。危舟说：“爱传统不是老鼠爱大米。”我给一个正面的结论，健康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像爱自己的老婆一样去爱传统。你在五十岁后爱你的黄脸老婆，不因为她是全世界最美、最温柔、最善良的，而是因为她与你的精神世界血肉不可分，须臾不可离。黄永玉画老鼠图，题曰“我很丑，但我妈喜欢”。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所以我很欣赏道家的一个姿态，即“抱残守缺”，残缺并不完美，但残缺之中却葆有根本，而无根的自由一定是激进和空洞的。年初我请一位朋友写了这四个字的条幅，并以“抱残守缺，明目张胆”八个字自许。中国人的文化与价值世界历经摧残后事实上已经残疾。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永不可逆的残疾。就像有人车祸后注定一辈子拄拐杖，有的孩子生来就只有单亲。个人似乎较容易接受生命的残缺处，民族在文化上的残败却很难被它的知识分子群体既认同又守护。文化的自负在民族国家转型中是一种深刻的负担，这在中日两国迥异的近代化之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更少负担的日本人恰恰在成功西化的同时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精神性。而我们沉重的负担，却因自卑最大化地毁灭了传统，又因自负最大化地阻隔了现代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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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小说承袭了现代文学史上《家》《财主的儿女们》这一脉的家族小说“读法”；而余家人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兜转，则关涉近代以来有关国族现代性方案的论争实践；至于孜城风土人情，又与川地的袍哥文化形成了勾连观照。哪些前辈作家给你启发？写作时是否也会有意识地去超脱前辈们的方法，找到一种新的路径？
李静睿：你说的这两部书我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最早在拟大纲的时候，我心里对标的可能是张恨水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张恨水，喜欢他写的那种“世情”，喜欢他那些又矛盾又软弱又惹人怜爱的人物，他是被文学史严重低估的作家。
这些资料和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流动，但我等了3年，才开始下笔，我写得很慎重，也积蓄了足够的耐心，一是不想浪费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二是想等人物慢慢自己出现，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人物是第一位的，最终决定动笔，也是因为去了一次横滨中华街，在那里我看见了余达之和林恩溥。小说最早在《十月》发表之后，有几个读过的朋友来家里吃饭，他们在饭桌上讨论令之怎么样、达之怎么样、恩溥怎么样，我就特别高兴。前段时间我重读了《飘》，觉得实在太好看了，这就是我现在最喜欢读的书，也是现在我最想写出的书，读完之后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作者的天赋和技巧，作者不重要了，留下的是故事和人物。
至于别人怎么评价这种题材选择，对我完全不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指导我应该写什么和应该怎么写，我独自寻找我个人的写作脉络。文学或者任何一种艺术，最重要的是保证多样性，而不是保证正确，在沈从文的时代，也有很多人批评他写的东西毫无意义，但作品最终的价值是要留给时间去验证的。
这倒不是说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可以对标沈从文的信心，而是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在内心而不是外部寻找力量，前段时间看格丽克的诺奖演说词，她说：“我们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拥有许多读者。然而，有些诗人不会追求在空间意义上抵达众多读者，如同坐满的观众席那样。他们设想中的拥有众多读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是渐次发生的，许多读者在时间流逝中到来，在未来出现，但这些读者总是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单独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现在就是这样想，我希望一本书出版之后，它的读者不是在一个广场上参加派对，大家迅速聚集在一起，又迅速消散，我希望我的读者们是在走一条并不是那么宽阔的长路，大家可能零零散散的，也没有什么气势，但这条路上一直有人，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野心，但很多时候写作者是需要野心才能支撑的。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6 09:43 编辑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是属于立法。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编辑：马琦
作者：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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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Antonio张: [赞]//@胡用刀:齐泽克：“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此有一个十分简洁的表述。所有的作家都有前辈和先行者，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他的过去，创造了他自己的先行者们。所以，伟大的作家确实是被人影响的，但是只有当他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这种影响。”
风清扬尘:
#媒体荐书#【没有鲁尔福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的经典开篇，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自如切换，被后代众多作家争相模仿。这一令加西亚·马尔克斯蜚声文坛的名句，灵感来源于早十余年出版的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佩德罗·巴拉莫》：“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在那天夜里，硬邦邦的床使他难以入睡，迫使他走出家门。米盖尔·巴拉莫就是在那晚死去的。”（by《半岛都市报》）http://t.cn/A6t0qP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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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化江湖｜刘勃
刘勃 行思cogito 今天
图片
《题不对文》
行思文化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联合推出
『今天推荐的文章来自刘勃最新随笔集《题不对文》。
这本书读了让人愉快。起码这妙处首先惠及编辑，以至于每次谈起，她的脸上都浮起笑容。坑爹的哪吒、吃甜的屈原、“当不了流氓当片儿警”的刘邦……好像都是老熟人，叫出来喝两杯，亦无不妥。
我们知道，读历史总是能让人脑子更清楚。好在，读历史也并不总是那么累的。刘勃就是那种跟你说正经事，但不会让你有负担的作者。
好消息：《题不对文》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了，敬请关注！』
金庸的文化江湖
金庸小说里哪部分内容，和现实隔得最远？大概就是“武”和“侠”二字了。
金庸坦承自己不懂武术，金庸小说中对武打场面的描写，也确实和传统武术没什么关系。但是，也不同于古代剑侠小说的神乎其神。我的朋友萧湘老师说得好：金氏武学，是一种在现代枪炮的启发下，类型可细分，威力可量化的设定，又披上一层文化外衣而已。
金庸笔下的“侠”也不同于现实中的侠。现实中的侠什么样？其实韩非子两句话说得很精准：一是“侠以武犯禁”，指出侠是靠暴力手段，站在国家体制的对立面的人；二是“群侠以私剑养”，一个“养”字，则点出做侠客是经济行为，背后是有金主的。
总之，游侠对权贵的依附性很强。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展昭、黄天霸之类的人物，甘于给某个清官当打手而不惜出卖江湖兄弟，这类情节是多么有现实基础。而平江不肖生的《侠义英雄传》里，写少林方丈自恃武艺高强，跑到北京去找人家比武，输了之后还是喜欢帝都的生活，就对自己进行了技术处理，然后找个门路进宫当了太监。读惯金庸的人哪能接受这种设定？然而现实中的江湖侠义道，品味可能真不过如此。
所以，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是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写《游侠列传》开始，一个又一个梦境叠加，到金大侠大笔一挥，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 道家：从庖丁解牛掌到独孤九剑
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创作很偶然（因为好友梁羽生来不及供稿），写作态度也未必很端正。起初金庸大约是并没有创造自己的江湖的打算，也没想过这里面可以寄托多少文化内涵。
所以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套用了许多旧武侠的门派和武功名目。新起的名字，也很没有创意。女主人公的武功，可以叫三分剑术；大反派的招数，可以叫无极玄功拳……这种名字，当然也不能说多不好。只是雅不到碧海潮生曲的地步，俗不到打狗棒法、蛤蟆功的地步，更没有独孤九剑的遗世独立，葵花宝典的政治内涵，总之，就是平庸。
男主人公陈家洛的武功，叫百花错拳。综合天下武功，但总有一点小改动，这个创意，特别梁羽生。好在区别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梁羽生笔下，这么创造出来的天山剑法，就天下无敌了一部又一部。陈家洛用这套拳法只击败了一个状态不佳的周仲英，后来面对一流高手，就再无值得夸耀的战绩。而百花错拳的发明者天池怪侠，对这套拳法则干脆不用。博洽而俏皮，只是媒体写手的高招，没法和真正的专家拼功力。
于是很自然的，引出庖丁解牛掌。
这是《庄子》里的名篇，讲“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其实差不多就是以无招胜有招，专找敌人破绽打的意思了。这是个精彩的创意，但这里用得还有点飘。第一，陈家洛读到的这卷《养生主》，是回族高手的遗物，这是个文化碰撞、交流的好题目，如果是后期金庸，无论如何会展开一段情节，这里却轻轻放过；第二，庄子的妙处，在于与正常认知逆反，这里陈家洛武功上觉悟了，人生却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所以武功的意蕴，和人物的命运，仍然是剥离状态。
但无论如何，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接下来就有无限可能。
于是就有了独孤求败的剑冢。四柄剑，第一柄“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端的是弱冠时代的意气；第二柄紫薇软剑已经被弃之深谷，理由是“误伤义士不祥”，心事拿云的少年，要不要成为油腻中年，最容易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人生大错往往由此铸成；第三柄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境界是儒家和道家最相通的地方，《庄子》书里也有许多借孔子之口发表的议论，往往就在这一层；最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才是庄生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对四柄剑的描述，就是一位绝顶高手的一生。杨过遭遇剑冢时，正是他未曾谋面的紫薇软剑的状态：天下第一流的武功学了大半，正如盛开的紫薇花开繁似锦；始终未臻一流高手之境，与大反派对决，仍更多靠花样百出的“软”劲；杨过倒是没有误伤义士，自己却断了一臂……所以俯身拾起玄铁重剑的时候，也正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但至少到《神雕侠侣》结束的地方，杨过仍远不能突破重剑的境界。因为他终究不是道家人物，自我坚执而炽烈。少年时代的叛经离道也好，伟业成就时的为国为民也罢，杨过身上，终究只有郭靖的和反郭靖的，而没有非郭靖的。
所以还要有令狐冲。令狐冲武功的突破，常源自人生的挫折；而武功有了飞跃提升，往往也不能并不能解决什么困境，反而是卷入更大的危机。这种绝望感无力感，才真像是从庄子书里流出来的。庄子生在一个机遇无限的大时代，热衷名利可以做商鞅做张仪，甚至跑到齐国稷下去写写书吹吹牛，也有丰厚的待遇，但庄子就是不去。正如可以问令狐冲：不入魔教也就罢了，为什么少林派你也不去？
写《笑傲江湖》时的金庸，已经不是写《书剑》时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江湖该是什么样子的金庸。所以风清扬传授令狐冲剑法，各种议论都像是随口说的大白话，不像陈家洛的武功，唯恐人家不知道是出自《养生主》，有炫耀文化品位的嫌疑。《笑傲》中有一场令狐冲与武当掌门的比剑，冲虚道人的长剑不断画圈，无数圈圈组成一个移动的堡垒，让令狐冲竟无破绽可寻。冲虚的剑法，其实也是在为《庄子》作注释：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但最后令狐冲不管不顾，一剑直刺圆环的中心，冲虚的剑法也就破了。这是《庄子》之意，超越了《庄子》之文。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此之谓也。
二 释家：七十二绝技的变迁
金庸所以信佛，访谈中提及缘起，是与1976年十九岁的长子自尽有关。其时距离1972年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连载完毕，也已经数年过去。但金庸对佛教的兴趣，显然早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故陈世骧评价连载版的《天龙八部》时，已有“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恻隐佛理，破孽化痴”等语。
《天龙八部》的创作，当然大量运用了佛教的信息。这个名词本来就是佛家语，连带派生一个问题：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这八部众小说里分别是指谁？
看最初连载的版本，金庸本来大概还是有所指的，但写着写着，情节运行的逻辑，突破了原始大纲。原来有些被设置为八部之一的人物，被抛弃不用（修订是自然被彻底删去），原来大概并未想到的乔峰，却一出场就立刻站稳了第一男主角的位子。八个人物对应八部，自然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金庸强调，“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不说清自然是最妙的，越发显得世相无穷。而把问题留给网友猜测争执，低俗的想，也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小说的吸引力。
金庸拒绝说清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少林七十二绝技究竟是哪七十二项，他绝不会像《水浒传》排列一百单八将，或《西游记》最后开具荒诞不经之经目那样，完完整整告诉你，而是这里出现几门，那边耍上几套。
少林七十二艺的说法，不是金庸发明，但历史却也并不久远。大致不过是民国时的地摊文字，什么双锁功、抱树功、拔钉功、跳跃法……种种名目，浓郁的乡土风扑面而来，就是民间武师想象的产物。
到了金庸手上，变成了般若掌、千手如来掌、多罗叶指、无相劫指、拈花指……这自然是文化人的想象了。其实这些名词佛教意味浓郁倒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金庸为少林寺设计了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鹿鼎记》里澄观老师侄言道：
“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熟习之后，再学罗汉拳，然后学伏虎拳，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柢了，可以学韦陀掌。如果不学韦陀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
这些都是少林武功，但并不在七十二绝技之列。似乎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之类，都是初等、中等教育，然后韦陀掌和大慈大悲千手式是文理分科。这些学完，才算进入本科阶段，开始七十二绝技的研习。七十二绝技的差别也大，有的似乎是应用型学科，上手容易，但最终成就也受限；而如般若掌的功夫，难以炼成，可以探索的境界却没有穷尽。另外，有类似学工部的戒律院（当然管得比学工部宽，毕业了也要管），有类似研究生院的达摩堂，还有心禅堂之类特别的科研机构。所以也难怪当年的大学生爱读金庸，这里面确实太容易看见自己生活的影子。
个人感觉，金庸创作小说时，对佛法有体悟而尚无信仰，是大幸事。就好像古代小说，有重点讲人生或鬼怪故事，最后让老和尚出来点化一下的，也有通篇刻意宣扬佛法灵异的，前者几乎一定比后者好看得多。文学作品与任何一种信念，都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
小说里的佛法，妙在不深。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大白话说就是每个人都不容易，其实也是很日常的体验。《侠客行》最后，写石破天参破石壁上的武功，原因是不识字，读不懂繁琐的注释，眼中只有一幅幅图画。金庸后来回顾这个设定，说：
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皆是此义。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学和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这段话，讲自己未读《金刚经》而情节设置与经义暗合，大概也有点暗示自己有慧根的意思。但此中因缘，当然其实是可解的。一般不读《金刚经》的人，禅宗的片汤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是耳熟能详的。把石破天的成功和这段话联系起来，其实更容易些。
研究对经典的注释，固然是过去许多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但被繁琐的注释弄得筋疲力尽，吐个槽也很自然。《侠客行》最后一句“白首太玄经”，是汉代扬雄的典故。小说写众家武林高手对于注释的种种争论，其实更像汉代经学界的状况。所以后来儒家也有抛弃注释，直接解经，甚至“六经注我”的倾向。
学者里有一派，认为金庸开始是儒家，后来变为道家，最后是佛家。看金庸封笔不再写武侠之后，在政坛、学林的事功，就知道这个判断恐怕不确。即使确实成了佛教徒（李敖们是很怀疑的），但以出世的心肠，做入世的事业，论迹不论心的话，还是儒家。
三 儒家：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
金庸笔下，最有儒家气派的，其实是丐帮。丐帮的日常当然是艰苦的，这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最著名的两位丐帮帮主，洪七公好吃，乔峰好酒，这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加上“唯酒无量”，分明就是孔夫子本人了。
丐帮两套压箱底的武功，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前者如丧家狗孔夫子的自嘲，后者拍出去，却是孟夫子的浩然之气。
打狗棒法是权变之学，共有绊、劈、缠、戳、挑、引、封、转八诀，大旨就是和别人不要正面对抗，巧妙的周旋将敌人的攻势消于无形。孔子其实是很有些滑头的。《墨子·非儒》里很集中的骂过。《论语》里的表述其实也不少，什么“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什么“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言危行逊”，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该封的封，该转的转。
但“权”是儒家眼里最难的一环，不有圣人的境界，就特别容易变成无底线的小人。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以帮主之外，打狗棒法不可传人。
降龙十八掌出自《易经》，有意思的是，最著名的一招，不是飞龙在天，而是亢龙有悔。飞龙在天是乾卦九五爻的爻辞，对应帝王的命数，皇帝叫“九五至尊”，就源于此。小说中对这一招只是泛泛带过。于“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的内涵，却有详细阐发。这里面，隐然是有一种对无远弗届的君主权力的不信任。
就武功的气质论，降龙十八掌是“天下阳刚之至”，却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孟子》里著名的“养气章”：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则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强调浩然正气出自生平一贯的正义行为，而不是偶一为之的善行。《射雕英雄传》最后著名的情节，裘千仞说你们谁没有恶行，那就过来杀我。结果旁人都羞惭退开，只有洪七公慨然上前。一般论者都注意到裘千仞的问题和《圣经·新约》的渊源，却较少人谈到，洪七公的回应：
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好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底气却是源自《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所以，裘千仞想用基督教的忏悔态度来挤兑众人，却被洪七公用孟子一派儒家的饱满自信拍了回去。这场对话，大可看作中西文化的一次碰撞。
但这种简单乐观的自信，终究难以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萧峰阻止辽国皇帝攻打宋朝，救了万千生民，却成了国家的叛徒。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可敬，萧峰自己却“行有不慊于心”，按照孟子的逻辑，浩然正气开始消散，降龙十八掌失去了凭依，萧峰的生命，也不能不走到尽头。
郭靖之后，降龙十八掌无传人，不是智商天分不够，而是从耶律齐开始，人格力量便不足了。《倚天屠龙记》里史火龙强练掌法而瘫痪；《笑傲江湖》里解风生活不检，《雪山飞狐》里，丐帮帮主沦为朝廷鹰犬，这倒隐然是一条从原始儒家到蕞尔小儒的颓败线。
四 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海宁查氏虽然是诗礼之家，但是得风气之先，金庸小时候没有念过私塾，上的新式学堂，于旧学，老爷子没有多少幼功。说到经史，露出破绽的地方，实在挺不少。
如《天龙八部》里段誉说到自己小时候接受的教育，“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这就挺穿越。宋代，《论语》、《中庸》、《大学》、《孟子》，重要性确实渐渐凸显，但并称四书，却是朱熹以后的事。段誉是北宋中期的人，当时并没有四书五经这个固定搭配。新修版，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改，相反加了鸠摩智跑到慕容博的书房里去找书，见到“《十三经注疏》、《殿本廿二史》、《诸子集成》之类书生所用的书本”，十三经的组合出现在北宋末，现在说《十三经注疏》，一般指清代大学者阮元的刻本；宋代的正史，还只有十七部，没有“廿二史”，殿本的殿，则是指现在北京故宫的武英殿；至于《诸子集成》，那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硬皮洋装书了。
就是说，金庸的学问，比起老辈学者肯定差距很大，现在受科班训练的年轻学人，要超过他，也不是很难。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大学者谈论金庸的小说，碰到这类问题，只是就事论事的指出，并不影响他对金庸的推崇。
这就是个理解层次的问题。对经生小儒，这种错是大问题，对金庸不是。金庸最杰出之处，在于融汇。一两笔点染，就是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从他们构成的人际网络里，慢慢生长出完整的江湖。这个世界里的所谓文化内涵、历史认知，政治隐喻之类，拆分开来看，在各自领域的专家眼里也许并没什么了不起，组合起来，却是难以企及的境界。类似于《世说新语》里评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END
《题不对文》
内容简介
楚庄王的演讲水平、周礼其实是什么、商纣王形象崩塌史、小哪吒本是坑爹王、瘟神与财神；穿上又脱不下的男装、真真假假的战场红颜、金庸的文化江湖；杜甫的生前身后名、园林与文人的归隐梦……知名历史作家刘勃的文化与读书随笔，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奇思妙想，俯首可拾。不乏幽默与戏谑，亦不少独到精妙的见解，更难得的是，作者古今对照，契合当下心态，打通古今中外文化壁垒的高超处、融会贯通的绝妙处，让人心领神会之时，又不禁叹服。
作者简介
刘勃，著有《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失败者的春秋》《传奇中的大唐》等书。在《读库》《南方周末》《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MOOK发表文史随笔。纪录片《生活在古代》文学主笔。在精雕细课、蜻蜓fm等平台开设音频节目。现任教于南京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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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说：“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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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他是一流的历史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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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流的历史小说家
文：网摘编：李强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有人说：十亿人，也出不来一个高阳。金庸也称高阳是一流的历史小说家。
那他究竟有何厉害？
▌从热血青年到回归本色
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原名许晏骈，为钱塘望族，杭州横河桥许氏门第显赫，高祖许乃钊咸丰年间官至江苏巡抚。
许乃钊是嘉庆庚辰榜眼，官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值南书房的许寿彭，都是高阳的曾叔祖。
到了高阳一代，时代风云变幻，家族前清昔日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
上世纪二十年代，高阳先生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名门世家。在他念大学时，恰逢战乱，学业未完便入空军军官学校服役，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
1960年高阳辞卸军职，转入新闻工作，长年担任《中华日报》主笔，并曾任总笔，于1982年退休，1992年病逝。
高阳本人由于抗站关西失学，大学未毕业便进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年也是有志抗站报国的热血青年。
从学校出来，顺理成章地做了国民党空军军官，而后，随军辗转到了台湾。一直做到国民党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
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高阳一生博览群书，投笔从戎是时代的需要，他的本色仍是一介书生。
也就是说，退伍之后的高阳才回归了自我。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出手极快，作品极多，个人的才识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毕生著作89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史小说。
当台湾评论家尉天聪将高阳比作中国的巴尔扎克时，高阳曾诙谐地说：“愧不敢当！我跟巴尔扎克相似的，只有晚婚这一点。”高阳49岁时与22岁的郝天侠小姐结婚。
婚后，郝天侠名下的两幢房子，都借与高阳抵债。债就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高阳，他的婚姻失败了。高阳后来又有了一个红粉知己，名叫吴菊芬。
两人同居后，他的生活重新变得规律起来。早上6点起床，整个白天全部用于写稿看书，有时为了赶工，连夜写作。
高阳名士风流，诗酒自娱，与三五知己话旧谈掌故，直至夜深以至通宵达旦，是他最大的乐趣。独坐屋中灯下慢饮，也是他喜欢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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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至右：高阳、牛哥、诸葛青云、古龙
▌老百姓的代言人
高阳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塔里的作家”，而是像从前天桥下的说书艺人，一个老百姓的代言人。
五十年代初期，高阳先生开始写小说。高阳先生对明清史非常熟悉，对历史材料掌握之丰富，文字之引人入胜，是少有的。
台湾《中华日报》总编辑刘昌平慧眼识珠，约高阳写长篇小说《李娃传》，使高阳在这方面的才华得以崭露、发挥，从而走上了历史小说的创作道路。
高阳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在高阳笔下的乾隆、慈禧、等一个个君王的政治生涯和私生活，我们不仅看到了作为人的本性显露的宫闱生活，而且，还了解了从前的民意和今人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
他的博闻强识，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使他的历史小说具有融艺术想象与学术考辩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以考据入小说，以小说成考据。”
在历史的尘埃里，发掘人物最本真的面目，不人云亦云，在搭建历史舞台的时候，更注重细微的雕梁画栋，然后将人物放置于舞台，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作家在不同角度对历史的冷静观察，显得卓尔不群。
不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历史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而且，古事细节时常都有据可查。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高阳烂熟于心，随时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
高阳不但有史才与史学，而且有史识，对近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如对慈禧、李鸿章、胡雪岩，或"百日维新"、"义和团之变"等等。
比时下一些所谓的历史小说，毫无史识，只知道拼凑一些阿谀庸俗口味的"皇帝杂耍"古事，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
作家杨明曾说：“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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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才，学，识”
历史小说家，不同于一般的小说作者，除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外，他必须具备厚实的历史功底，具有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 既不能完全脱离历史，又不能照搬历史，此中分寸很难把握。
如此，他才有可能以小说的形式写出历史的真实。高阳历史小说的一大优势，就体现在这一方面。
晚清历史，头绪纷繁，变幻莫测，"剪不断，理还乱"。
高阳却是从容驾御，诸条线索，分别写来，又交错相关。在一张一弛的古事叙述过程中，晚清的历史面貌自然地显现出来。读者在急欲了解古事的进一步发展的阅读渴望中，不知不觉也熟悉了那一段史实。高阳历史小说的另一大优势，就体现在这里。
高阳先生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创作历史小说时，常常用尺量地图，在草稿纸上演算书中人物的行程，以及事情发展所需的时间，努力使自己的小说经得起读者的多方位的检验，从不主观臆造。
他在构思新著时，未必像许多人写文章那般，先拟好工整架构，而往往是身上一张薄纸，记下大纲，然后就像酿酒，假以时日，当这张纸变皱，又写满了旁人难以辨识的草字之际，即表示文思成熟，可以动笔了。
高阳的前妻郝天侠说：“高阳先生撰写历史小说的技巧，以及他在写作之前、写作期间，对于史料钻研的努力与创见，确有异于他人之处。
读高阳的历史小说，会有一种很浓的临场感，读《李娃》时，仿佛我们也活在唐朝里。读《慈禧前传》，好像我们也处身于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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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记者采访，可以了解到，高阳对史“事”脉络分明，史“时”更能完全分开掌握，要清末有清末，是中唐不会写成盛唐。高阳在同一个时间里，最多曾进行五部小说的写作。
高阳对一个朝代的人生哲学、感情世界、生活习惯甚至器皿用物等，都连贯一气，毫无“移植”的牵强。
高阳的才气有目共睹。高阳的学与识，既得自家学渊源，也得自刻苦的攻读和异常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识、学兼备，高阳便登上了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峰。相传"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著述宏富，《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梦断红楼》等均已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1992年，他走完人生最后历程。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刘知几曾经提出著史者必须具备“才，学，识”三种标准。用这三种标准同样可以衡量历史小说家的优劣。高阳先生这三者无不具备。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单深具娱乐性，更蕴涵高度的文学价值，海外华人圈对此评价甚高。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十亿人口，没有出过一个高阳
在当前书市，历史小说热销，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层出不穷。挑出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与高阳做一个比较，用"武侠小说"群体做比拟，高阳可比金庸，其他的历史小说作者最多只可比拟梁羽生之类。
高阳的众多作品在大陆行畅销，已将近二十年，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盗版书随处可见，都说明了高阳的受欢迎程度。
正如上文所提到高阳尤其擅长清史，而《慈禧全传》无疑是高华毕生最巅峰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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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慈禧全传》这套书的书名，很多人是拒绝的，以为只是解读历史的传记读物；但翻开书，进入阅读，那就是一座宝库。所谓人不可貌相，书不可“名”相，高阳先生的《慈禧全传》，正是这样一部奇书。
◎给近代史一个完全翻转的视角：
《慈禧全传》是一套从内到外的书，高阳先生因为家世和对晚清历史深刻体认，有能力回到当时的那个清朝政府的决策的内部，去体察他们的人情和社交关系，从而给我们看近代史一个完全翻转的视角。
所以，这套书写的不是慈禧本人，它被誉为“晚清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官场黑幕、权力角逐、社会百态…全景展现。
◎极强的历史代入感：
高阳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要改变人们看历史的格局。即，不是以善恶忠奸定是非，而是从普通人的人情世故出发，看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权力位置、人情关系中会做什么决策。因此，这本书的历史代入感很强，书中对人物事件的观点独具特色，读来会让人体会一种关于历史的意识与智慧。
推荐这套书的名家作者可以列一长长串：
金庸：高阳是一流的历史小说家。
倪匡：他每一本历史小说都极极极极好看。
张爱玲：“闻所未闻”。（一直追着报纸看本书连载）
张大春：“高阳就是中国历史小说作家中那座“顶峰上的顶峰”，以至于出版家霍宝珍曾对他做出过一个尽人皆知的断语：中国大陆有十亿人口，也没有出过一个高阳。”
羽戈：我读中国近代史，大爱高阳先生的小说。《慈禧全传》，知人论世鞭辟入里、洞幽烛微，有时完全可作信史来读。
史航：台湾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我最迷恋最钦仰的。在高阳笔下，河山大好，人心难测，万事古难全。
罗振宇：我自己受这套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它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
首先，我建立了历史感，也就是在格局中思考问题的能力，如果当年没读过这套书，也许今天就不会有《罗辑思维》这个节目了；
第二，《慈禧全传》精彩的是写各种人的心态和算计，你等于是站在古人的身边，在历史现场中看他们做各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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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养肝方
1.肝火目赤：症见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咽喉红肿、暴发火眼、大便燥结、小便赤黄等，这时可服些黄连上清丸。
2.肝火失眠：症见夜卧不宁、容易惊醒、口渴多饮、大便干燥、胁肋时胀或小腹隐痛，可选用复方芦荟胶囊，连服2天即可。
3. 肝火耳鸣：肝火上攻耳窍导致耳鸣，常表现为耳如雷鸣声、轰轰作响、或如潮声，同时还伴有易怒、面赤、口苦、胁痛、耳窍胀塞等，可用龙胆泻肝丸。
4. 肝火眩晕：肝经之火而上炎的眩晕，表现为头晕头痛、面红赤、口苦目赤、小便短赤等，可用清肝泻火的龙胆泻肝丸。
5. 肝热自汗：因肝热迫汗而易出汗，动则尤甚，常兼口干、口苦等症，治用丹栀逍遥丸。
山药扁豆饭
粳米100 克，扁豆20 克，新鲜淮山药50克。加适量水，大火煮沸，然后小火焖熟即可。由于春季容易出现肝气过盛而影响脾胃，因此春季养肝还强调健脾益胃，这碗饭的精妙之处便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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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白银市场备受关注，更有人已经喊出每盎司白银的合理价格（计算通胀之后）应该在1000美元（本人没能力评论这个数据）。
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进行了大放水、去年又加码放水，但本世纪以来美国GDP增长的十分缓慢，这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的速度很慢，但市场中货币的数量却在急剧膨胀，这意味着货币需要加速贬值（指的是购买力加速下降，非美元指数）。
可我们在生活中对美元贬值的感觉并不强烈，为什么？源于有人进行了掩盖。
要掩盖货币贬值，就要美化CPI，通过CPI来掩盖真实的通胀率。所以，美国早就已经将房价剔除出计算通胀的篮子，也会调低医疗、教育项目在计算CPI时的权重，根源在于房价、医疗、教育价格涨势太猛，等等，十八般武艺齐上，目的都是通过CPI数据掩盖真实通胀。
稍微有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是银行券（认为纸币是货币的，是个人的自由）。当以纸币标价的金银价格涨势过快的时候，人们就知道纸币（银行券）在加速贬值，人们就会抛弃纸币（银行券）转持货币金银，所以，要掩盖美元真实贬值的速度就要压制金银价格。
这个重担应该交给谁哪？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美元被抛弃就会导致美联储信用受损甚至破产，压制金银价格的重担就应该交给美联储的重要股东。美联储中有一个重要股东叫摩根，所以您就看到摩根大通长期是白银市场的空头。
有人认为，既然要压低白银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多开空仓就可以了，反正摩根大通有钱，这是典型的想当然。如果多头合约最终要求空头合约进行实物交割，而空头交不出实物，就构成违约，违约的结局就会让你破产！
所以，要压制白银价格需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供过于求。
当供过于求的时候，市场上卖出实物的合约数多于要求交割实物的合约数，此时，金融机构就可以肆意开空仓，因为不必担心交割问题。
第二，必须掌握尽量多的实物库存。
这个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突发事件，有些事件会导致数月内金银实物的避险需求暴增，进行实物交割的需求集中释放。此时，进行价格操纵的那些空头合约，就有可能被要求进行实物交割，当自己有大量的现货库存时就不会因无法完成交割而构成违约。
所以，我们就看到美联储的重要股东、白银市场的大空头摩根大通大约占有纽约期货交易所约一半的白银库存。
由下图可见，由于白银在过去二十年中供过于求（新兴市场国家大基建导致伴生白银产量暴涨）、摩根大通掌握了大量的实物现货，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空银价（这是明摆着的），导致金银比持续下跌，最低曾达到1:100以下。当白银价格长期不振的时候，又会拉低黄金价格，再加上对CPI的操弄，就提升了美元在市场中的地位，掩盖了美元真实的贬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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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银来说，基于矿山不可能在短期被勘探出来，产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即供给刚性受限，当供需关系逆转、导致库存“耗尽”（或走向耗尽）时，就会产生逼空效应。
白银供需关系逆转（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是白银库存可以走向耗尽的前提，如果美国爆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本质是美元危机）就会加速让库存走向耗尽，因为避险需求将激增。
与杀多石油、逼空GME股价一样，“耗尽”也是白银市场的关键词。
白银在未来会否爆发逼空，以及何时出现逼空，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人会知道（至少现在很难看见），但一个乐观的信号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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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白银正常的供给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库存开始受到冲击。此时，要观察实物需求高速增长的状态能否持续，只有如此才能尽快耗尽库存。
当市场高呼美元危机的时候，说明白银已经被逼空了。
杀多、逼空都是很极端的情形，都会让人实现财富大翻身。
但无论杀多还是逼空，都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一旦将对手盘快速耗尽（即主力空头或多头被逼平仓），杀多和逼空走势就告结束，源于杀多或逼空的基础消失了。
任何一个品种，无论是出现杀多还是逼空，都需要具备很多特定的因素才会出现，要考虑生产特点、交易规则、库存、供需关系、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纸币是否面临危机，等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这件事上永远不会千篇一律，但就我个人的理解，“耗尽”是关键词。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2-8 10:00 编辑
野蛮人的一切个人生活都是公共化的，受其所属部落的法令约束。文明，就是将个人从集体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安•兰德《源泉》（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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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维尔：文化竞争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战争，征服战争的结果决定了接下来几个世纪双方的后人说什么样的语言，运用什么样的思维逻辑，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管理他们的道德世界。在今天，即便是西半球痛恨欧洲文明的人，也要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愤恨，用欧洲的道德观来阐述欧洲文明的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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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鲁迅所受的尊荣，真的高的不能再高了。周建人也跟着沾光，风光无限。
只有周作人，一生背负着汉奸的烙印。
但抛开爱国因素，仅从传统的做人上，周作人似乎又是三兄弟中最好的。
只有他没有抛弃结发妻子，而且把弟弟周建人的两个儿子也抚养成人。
至于妻子娘家的老老小小，也都由他工资供养和照顾。
当时鲁瑞和朱安都住在北京。
鲁瑞死后，周作人甚至承担了供养寡嫂朱安的担子，当时朱安还带着一个仆人。
如此，周作人的义气和担当，简直算兄弟中的楷模了。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11 14:46 编辑
查继佐的南明史撰写http://www.doc88.com/p-2982470346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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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牵连甚广，李令皙及其四子、朱佑明及其五子皆斩杀，凡为此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及地方官吏均处死，牵连致死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凌迟处死，
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书凡一百余卷，作为自己的著作，并请李令皙作序，题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于其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藉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
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1663）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惨遭屠戮。庄廷鑨之弟庄廷钺也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4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十六岁，法司命他减供一岁，得免死充军。少年不肯，最后一并处斩；董二酉当时已死，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36块，子董与沂，也被诛杀。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1662）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顾炎武在山西汾阳闻知惨事，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 金庸《鹿鼎记》首篇即以“庄廷鑨明史案”开场。
有一部大书要写 罪惟录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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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陈去病《五石脂》载，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
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云。
《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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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上伊璜先生查继佐与明史案
作者：成语词句网日期：2020-03-01 13:55:26返回目录：文章阅读
金庸祖上伊璜先生查继佐与明史案
读过《鹿鼎记》的都知道，《鹿鼎记》的开篇就写了庄廷鑨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因病眼盲,偶然得到邻里朱相国（明末首辅大学士朱国桢）孙子抵押的其祖父遗稿，便欲效仿左丘明写就一部史书。于是以朱相国的明史遗稿为底本，又延请一些江南才子编辑修订,并增补了崇祯朝的一些历史。后来此书以《明书辑略》（实际是《明书》）刊行问世。
此书中在满清入关之后仍奉以南明年号,在提到明末建州女真的事时多有扬明抑清意思(如呼努尔哈赤为“努酋”,称清为“建夷”)。此书被罢官知县吴之荣得到，并告于湖州知府处,但以重金贿赂相关官员得免。吴之荣并不罢休,继续鼓噪,惊动秉政权臣鳌拜,遂兴大狱。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五月,庄廷鑨明史案结案,七十余人被处死,其中十四人凌迟,受本案牵连者则有千余人。《明史辑略》被销毁。
明史案牵涉到伊璜先生查继佐。庄廷鑨仰慕查继佐,擅自将其名署于书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被牵连进此案。但査继佐得在此狱中幸免成为三位幸存者之一。
金庸祖上伊璜先生查继佐与明史案
金庸在《鹿鼎记》中说是查继佐与大力将军吴六奇交好,吴六奇为其周旋的缘故。其实不仅金庸，早在清代钮琇的《觚剩》一书中有《雪遘》一文，就记载查继佐独酌赏雪，见一乞丐破衣烂衫却气宇轩昂，便招其同饮，后又赠寒衣，勉其自强。入清后，此丐积军功官至提督，专诚邀查赴任所，后赠宅邸以报当年一酌之恩，并送一座名为英石峰的奇石给查继佐 ，此石改名为皱云峰，后世誉为江南三大名石。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大力将军》一则，叙查伊璜遇吴六奇，称吴六奇为“吴六一”：“后十余年，查犹子令于闽，有吴将军六一者，忽来通谒” ，记载查继佐在一庙内看见吴六奇单手可以升起庙内的大钟，并取出藏在钟内的剩饭，惊为奇人，认为他在这个乱世应该报效社会，使其异能得以发挥。尔后，中国改朝换代，而吴六奇官至水陆提督，衣锦荣归后向查继佐道谢。
除此之外，清代徐珂的《清稗类钞》、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蒋士铨的《雪中人》、《铁丐传》，以及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等作品中均有相似的的记载描述。
其实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査继佐自己在《查继佐年谱》否认了此事:“葛如,方布衣野走,世传余有一饭之恩,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是则公在时已传其事,故公为之辨。”可见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实则査继佐得以幸免另有原因，即查继佐先出首检举了此书。查继佐被认为是《明史》一案首告者在历史中多有记载。
査继佐得知庄廷鑨慕其名而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先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后来，归安知县吴之荣再次告发，此书终引起清廷关注，遂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
金庸祖上伊璜先生查继佐与明史案
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应属最为客观可靠：“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着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馀口。”
不过查继佐和吴之荣检举的目的不同，査是为了自保撇清关系，吴则是为了以此献媚升官。
值得一提的是查继佐有一本史学著作《罪惟录》流传后世（据说此书一直藏在墙壁内，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而《罪惟录》据说参考了《明书》。《罪惟录》中,查继佐坚持反清立场,认为自己是明朝人。书中也都用明朝年号,康熙三年写成永历十八年。
查持反清立场并不奇怪。他是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后随明鲁王监国绍兴，被授兵部职方。在浙东地区亲自率军抗击清军。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占绍兴，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改号为左尹非人。但他又不是迂腐读书人，懂得保身，也是能逃脱此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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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松平信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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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史纪事本末》最后一卷是《甲申殉难》，叙事到甲申国变为止。另外该书成书于顺治十五年，明史案发在顺治十八年，书里是不会提及的。（更详细的分析移步评论区 @无端人口司马亮 的评论）然后呢，谈谈庄廷鑨（读“龙”）这个案是怎么发的。直江实纲：试析“明穆宗叫什么”的问题zhuanlan.zhihu.com上文中提到过一本朱国祯的《国朝大政记》，其实这只是朱国祯修史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家贫，已经写好的一整套《皇明史概》只刻印了一半，这也导致了很多人说《皇明史概》失传了。实际上因为不完整的缘故，《大政记》、《大训记》等部分后来多为单独成书。后来机缘巧合，《皇明史概》的手稿被后人典当到了庄廷鑨家（价格是巨款——白银六两），于是庄氏决心网罗人才，续修《皇明史概》，形成一套完整的明史。庄氏知道自己水平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他请了顾炎武，顾炎武却没去的原因），于是广泛延请名家给予指点，其中就包括查继佐。查继佐得知庄廷鑨为了修史把眼睛累失明了，主动提出可以替他修史，然后让庄廷鑨去看病，但是被庄氏拒绝了。（有人说他不忍心中途放弃，也有人说他这是想独霸，此处暂且不提）终于，这本书修成，名字叫《明史纪略》（一作《明史辑略》）。首先我们看查继佐和庄廷鑨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查继佐还差点参与了《明史纪略》的编写。时人对庄氏颇有微词（比如批评该书价值不高、庄廷鑨在刻印时有意掩盖朱国祯原稿的印象、署名时“窜名己作”等等），但是查继佐笔下的庄廷鑨是这样的：<img src="https://pic2.zhimg.com/50/v2-36fd87027d1d8f5bf293f31d1b602fa7_hd.jpg?source=1940ef5c" data-rawwidth="634" data-rawheight="104" data-size="normal"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34"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36fd87027d1d8f5bf293f31d1b602fa7_r.jpg?source=1940ef5c"/>《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第二，查继佐在与此同时，也在写自己的明代断代史《明书》——明史案发后改名为《罪惟录》，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意。可以说二人虽然有竞争，但是志向是一致的。明史案发以后，查氏同样被逮赴杭州，临走前告诫自己的孩子，断不可为了救自己攀咬其他人。查继佐等三人被抓的时候，还有朋友为之写唁诗（估计是以为一去不返了）。从明史案脱身后，查氏放情诗酒，还买了一批舞女，整日歌舞升平，可六年后他又重拾史笔继续写史，直到康熙十一年（一说十四年）成书。该书列南明为《帝纪》，称清军或用“夷”、“虏”，或用“东师”、“北师”，绝口不用清朝正朔。查继佐如果真是毫无气节之辈，何必自苦如此？最后，我们看这个“首告”，究竟说了什么。先生（查继佐）殊骇, 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 拟牒当事, 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 先生曰: “吾三人不工, 此书是仇庄, 非善。”因投牒督学, 手著四六体, 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 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 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 生三家三百余口。 ——《查东山先生年谱》（根据查继佐日记，写完投牒他还写了一封信，大略意思是这文章里有蒸汁银鱼，但是和我没关系，以后要是出了事，千万别牵连我和我全家。和引文意思差不多。）文中提到的督学胡尚衡批示湖州府学查办，府学发现其中确实有蒸汁银鱼内容，于是庄氏花大价钱买通官员，劈毁旧版，修改后重新刊印并呈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备案（这备案，估计也是花钱买的）。然后，有个叫吴之荣的得知此事，借机敲诈钱财不成，又被庄氏买通官员驱逐，怀恨在心，将初刻本（注意这几个字）直接上交北京刑部，告发庄氏“私修明史，毁谤朝廷”，明史案发。所以查继佐的上书确实成了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引子，但是他本身绝对是无意告密以引发大案的。至于为了黑金庸是“满遗包衣”，就把这么一位对我大明忠心耿耿的史学家说成无耻小人、告密汉奸，我看这种说法是夫子自道。题外话，一般认为查继佐得救是吴六奇的功劳，但是查继佐自己说“余时诖误（即涉及明史案）, （杨）犹龙适以书投当事，云读书种子，定宜呵护”，对于吴六奇的传闻（当时这个传闻就已经满城风雨了），查继佐的态度是“世传余（对吴六奇）有一饭之恩, 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 ”所以，救了查继佐的，另有其人。【这段的准确性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对查继佐的话是真实情况还是为求平安而曲笔，有争议。总之，查继佐被救确实得了贵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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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1600—1667)，本名继佑，因应县试时误写，遂沿用。生当乱世，累更字号：初字三秀，更字友三，又字伊璜、敬修，号与斋，又号左隐、方舟、发标、钓玉、兴斋、晚号东山钓叟。海宁袁花人。幼时家贫多病，好学不倦。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
南明鲁王时，曾任兵部职方主事，积极抗清。参加保卫钱塘江的武装斗争，曾督兵在赭山(海宁西南)打败过清军，又从御史黄宗羲出师渡海，驻扎谭山。明亡后，更名省，字不省，还把“查”字写成“楂”（古代给犯罪的人的名字加偏旁，这是查继佐自比为罪人）。归乡辟敬修堂，聚众讲学，并编撰明史。清康熙二年(1663)，因庄廷鑨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经粤提督吴六奇奏辩得免。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氏，隐居于硖石东山，仍聚徒讲学，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
钮琇的《觚剩》一书中有《雪遘》一文，评价查继佐道：“浙江海宁查孝廉，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愁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
送TA礼物
回复1楼2013-01-28 00:44
东汉十三州都督
发愤河朔11
以上来自百度百科，我没考究 。但至少百科上没有查先生的不良信息。
收起回复2楼2013-01-28 00:46
东汉十三州都督: 传送门。http://baike.baidu.com/view/224285.htm
2013-1-28 00:48回复
齐鹏也: 百度百科。。。。。
2013-1-28 01:34回复
我也说一句
柯西47
枕戈击楫9
每个人能信的只有自己，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
回复3楼2013-01-28 00:57
菲尔比痛宰清狗
封狼居胥8
按《清鉴》：“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按《查东山先生年谱》：，“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菜九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着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馀口。”
按《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收起回复4楼2013-01-28 01:29
菲尔比痛宰清狗: 查氏宗祠有康熙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并赐以“澹远堂”“敬业堂”“嘉瑞堂”等匾额。显然很受清酋赏识。作为忠实走狗，领几根骨头，再自然不过。
2013-1-28 01:43回复
我也说一句
菲尔比痛宰清狗
封狼居胥8
2007年第1期-33-查继佐与明史案
作者：韩逢华，-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刊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关于查继佐之所以能释放，传说是吴六奇保释之力。......综合比较多种史料，并且权衡当时的情势，我们可以推测查氏之所以被释放，其主要原因是对明史案“检举”。如果无此举动，虽有高位人士的保释也是徒然。
如一时流传的吴六奇也未必敢一伸援手。在此敏感的大狱中，人人自危。如不是查氏自己之举动，以他人之力也是难保查继佐摆脱与此案的干系的。
我们可知查继佐与吴六奇无交往之关系，也不存在知遇之恩的说法。若吴六奇对查继佐有知遇之恩，也未必能脱查氏文字狱之灾。吴六奇时在广东，查继佐被捕的消息在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不可能传播得如此之快。且得知这一消息也是鞭长莫及。
此其一。
其二，吴六奇当时身为降官，身份尴尬，涉及“明史案”这样敏感的大狱，倘若出面打点，恐受株连之罪，自身难保。其三，吴六奇时任广东提督，权位次于将军松藩、巡抚朱昌祚，即使辇金入京运动，恐亦难以扳回。
而范、陆二人与吴六奇并无瓜葛，却与查继佐一并开释受赏，足见此事与吴六奇无关。
回复5楼2013-01-28 01:55
东汉十三州都督
发愤河朔11
易代之际，清政府最忌私人撰写明史。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查继佐仍然坚持写作，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开机。初稿成后，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
直到20世纪上半叶此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后世也证明了《罪惟录》的历史价值。吴之荣的告发是在康熙初年。而查继佐的“告发”是在顺治年间。时间上要比吴之荣早。
但是，最先发现查继佐与另外两人范骧、陆圻名列《明史》参校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范骧的好友周亮工。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号栎园等，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御史。后降清，官至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偶尔发现一本庄氏《明史》，看见该书载有李自成进入北京事迹，明朝有降表，并在下面注上了龚鼎孳的手笔。龚鼎孳又是怎样一个人呢？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江西临川人。此人诗文俱佳，为“江左三大家”之一。但其行径多为人所轻。明亡后，先降李自成，后降清。龚鼎孳时任清朝都察院左御史。周亮工认为龚鼎孳为人心胸狭窄，如果知道庄氏《明史》中列自己名字，必然报复。因此，极力劝三人赶紧向官府检举，以免无辜受牵连。查继佐的“告发”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保护，免受牵连，以继续其《罪惟录》的写作。即便是“首告“，这也不同于吴之荣之流贪图富贵的卑劣行径。此事无可厚非。这是其一。至于以后事态的发展，则是清廷借以打击江南士子，巩固其统治，这是查继佐所始料未及的。其二，门人沈起对查继佐行状的记载，并不是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我们要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来看。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成书时，查继佐已去世。
而此时文字狱愈演愈烈，有感于前车之鉴，我们可以看作是沈起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的一个障眼法。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对于此案，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骧居海宁，治远莫致。其弟文清合词简举，问之杭严熊光裕，不得报。是月之五日，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
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
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553-54对查氏自己的交待我们可以结合上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查继佐的辩词来看。谷氏《明史纪事本末》与查继佐同时，较为可信。
但在这段辩词中我们看不出查氏的邀功之态，把这段供词看作是对吴之荣之流的讥讽似乎更为合理。
《查东山先生年谱》与《清鉴》均是后人之作，在叙述过程也没有提到这段辩词。查继佐也就失去了替自己辩解的机会。其三，明史案的罪魁祸首应是吴之荣。他在此案中捞到了很大的好处。据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载“：吴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584对于吴之荣，各种史料都无异议。
正是这个小人牵着历史，亵渎文明，间接引爆了这场耸人听闻的文字冤狱。其卑鄙龌龊的行径为人们深恶痛绝。
他为富贵告发湖州庄氏也是情理中事。《查东山先生年谱》中还记载了吴之荣与查继佐结怨的一件事：“康熙元年壬寅（1662），先生六十二岁。时旧乌程令吴之荣与庄氏为仇，讦奏伪史于朝，词连先生。”[554事情的起因，《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引陆莘行（陆圻之女）《老父云游始末》说吴之荣因一女优而报复查继佐“：有吴之荣者，取货于庄，不获。又查（继佐）有女优，吴欲观之，不与，亦憾甚。遂抱书击登闻鼓以进。”[554而当事人在其《查东山先生年谱》所引《得案日记》中明确表达了他的轻蔑之情：有吴之荣者，旧旗书，为乌程令，贿败，拟大辟。
又绍兴王石公者，以诸生工造款，继事败，亦坐辟。会恩赦两得脱。石公授指于吴，使典货湖乡绅庄老勉上百金，受之而衔庄，毒为摘《纪略》中四事……是冬，钱唐令慕公（天颜）奉督台赵公命以手版晨至敬修堂求见。
[554列名参校者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后得以无罪释放。
尽管圣旨中有对他们三家的褒扬，“十月初，有旨，将庄、朱家产一半给首人吴之荣，一半给查、韩逢华：查继佐与明史案2007年第1期-31-陆、范。
父曰：合家获免，幸矣，反贪他人产耶？尽归查、范。”[6但三人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心境凄凉。陆圻自脱罪后，心有所歉，出狱后便出家云游，家人不知其所踪。范骧被释后一蹶不振，锐气消殆尽，最终终老于家。唯有查继佐的经历有一番传奇色彩。关于查继佐之所以能释放，传说是吴六奇保释之力。据《年谱》作者认为是陆晋。
回复8楼2013-01-28 11:11
东汉十三州都督
发愤河朔11
总结
1.査继佐可能看过先《明史》，也可能没先看过，但是没有参加校订。
2.出版的《明史》，把査继佐列为参校。
3.就盗用其名誉权一事将其告上学道。
4.学道下发文件，要求查办。
5.查办的教谕，查出违禁语多处。
6.多处疏通关系，然后回收，重新校订出版。此事告一段落。
7.前知县吴之荣知道此事后，前去勒索不成，向满人镇浙将军柯奎 告发。
8.多处疏通关系，并驱逐吴之荣，此事再次告一段落。
9.吴之荣，向京师告状，当时，鳌拜主事，认为汉臣上下其手欺上，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的统治，达到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
10，査继佐，因为书上，名列参校，下狱论死。因为以前上告过名誉权问题，再多处疏通，才被释放。
https://ishare.iask.sina.com.cn/f/30EJh4QR2xB.html
推测查继佐首告学道，无论是看不上庄的草台班子或是因为恐惧避祸，不认为查是要以此作为进阶之梯，作为明遗士大夫，这点底线还是有的，当然，也就不那么高大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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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余 486楼 2014-02-25 02:39:00
陆圻拒收财富而不知所踪：不是对也不是错。
——作为一个人，他绝对可以这样做，因为不损害任何人。
、
他也必须离开家庭免收清廷报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选择。
——是一个配套行动：拒绝则必须失踪。
但，为了满清和庄廷龙的错误、一个飞来横祸，是否值得？无人可以替他评断。
——也并非有德无德的问题。
他也不成为圣人：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查继佐接受财富、享受“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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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正常。
陆圻没错，保家人或者保良心，当然以保家人为主。然良心不安，唯有归隐。
查继佐也没错。他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卖，他只是为了家业，为了一个逗比赔上查家几十口人性命和世代积累的家业，这世道，除了楼主，谁都会正确选择。
错的只是，贪名逐利，牵连无辜，写本书还四处拉名人壮声势，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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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圻没领财物只是楼主YY罢了，并没史料支持。
反而查继佐在《明史》案后修书《罪惟录》，与逃避的陆圻相比，查继佐更值得敬重。
查继佐在书中明示，自己是明朝人，不是清朝百姓，此书具有相当分量的历史价值，不是不知所谓的《明史辑略》能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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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是学术界大佬级别，而和查家家世差不多，所以要看顾炎武面子，而他相信先斩后奏也能摆平查家。
按《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
无论你如何诡辩，史料上已说明是单方面把查某列入参校的，查继佐告发存档，到7月份的时候，吴之荣持书出首，查继佐因为事前已有报警回执，所以脱罪。
就是说，查某被侵犯知识产权，所以去报警，有存档。事后才发现该书有反动性质，于是将相关人员都捉拿归案，而查某就拿出报警回执“看，我报过警了，该书不关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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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时，查继佐家道中落，开始在当地做塾师维持生活。由于他声誉很高，富家望族都抢着聘请他。他一面教书，一面读书。三十三岁时，他考中举人后，寄居西湖南屏，读书，讲学，直到明朝灭亡，方怀着“亡国”的隐痛，回到自己的家乡。
查继佐
查继佐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抗清志土。公元1645年闰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他听到消息后，毅然渡江去参加了鲁王政府。他在鲁王政府，初任兵部职方主事，监郑义兴军，后迁职方员外兼御史监军，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在鲁王监国的一年中，查继佐在浙东地区亲自率军抗击清军。多有所获。为了西征，他费尽心血。亲自组织兵力，派人设间行探，秘密联络太湖等地义旅，互相接应。可惜当时鲁王政府内部分裂，政治腐败。他的主张处处遭到掣肘，未能实现。
公元1646年六月，清军攻占绍兴，鲁王政府复亡，查继佐辗转回到家乡海宁，发愤著书立说。公元1652年，查继佐52岁，离家到西湖觉觉堂讲学，旋又主讲杭州铁冶岭之敬修堂。各省学子不远千里前来就学，成一时讲学之盛。从此，查继佐一面讲学，一面著书，一直到去世。
查继佐一生写过很多种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查继佐“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书，特别是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书。可惜大部分已经散佚，目前流传的只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而已。
《罪惟录》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原名《明书》，后来改名《罪惟录》，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义。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坚持反清立场。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明朝人，不是清朝百姓。书中都用明朝年号，直到清康熙三年，仍称永历十八年。南明各主，均列本纪。福王称安宗简皇帝。建文、崇祯两帝谥号，皆从弘光朝所定，不用清政府所谥。对清朝或称“满人”，或称“后金”，或称“建彝”、“建虏"，或称“东师”、“北师”，绝不称“大清”。书中对抗清人物立传特别多。并随处发抒对满人和投降派的愤恨。如书中引张煌言的《报韩论》说：“自古称张良始终为韩，先儒论之详矣。今世仕虏庭者多借此为口实，以建州固常驱贼，遂以沛公亡秦，子房事汉为拟。噫!何其不犹之甚也!”
《罪惟录》的撰写时间，据自序说，从甲申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开始，壬子年（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年）写成，用了29年的时间。这部书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写成的。当时清政府最忌私人撰写明史，尤其是易代之际的历史，唯恐把历史真像揭露出米。浙江湖州南浔人庄廷鑨购得朱国桢《列朝诸臣传》稿本，补以崇祯朝事，定名《明书》，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因为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用清朝年号，康熙元年被入告发，结果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阅、刻字、印刷以至卖书、买书的人和地方官，都被处死，死者70余人。查继佐列名参校，亦被逮捕入狱，幸经友人多方营救，才得免死。在这样一个万分恐怖的情况下，查继佐冒着灭族的危险，终于把《罪惟录》写了出来。他在自序中说，手稿改易了数十次，备极辛苦。
《罪惟录》的材料来源，关于明末史事，一部分是作者自身所经历，尤其关于鲁王政府的历史，作者就是当事人。许多人的传里都有关于他的记载。一部分是调查访问得来的．这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说明。他在《自序》中所谓“耳采经数千人"，就指的是调查研究。关于崇祯以前的史料，一部分采自庄廷鑨《明书》，一部分采自明纂国史和实录。明黄尊素著有《时略》，记嘉靖、隆庆时事及诸臣奏疏，其子宗羲著《续时略》，记万历至崇祯朝事及奏疏。宗羲与继佐在鲁王政府同事，因此《罪惟录》部分史料可能得之于宗羲。
《罪惟录》是一部未定稿。书中常有“某卷颠倒错乱，当重为排定”一类的批语和“当入某目”的眉注，可以概见。原稿在作者当时已经“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收藏者惧祸，又将“建虏”、“满兵”等字样都涂改成“大清”，在南明各主及年号上加一“伪”字，所以稿本已非完璧。1931年，张宗祥借得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原稿加以校补，厘订为本纪22卷、志32卷、传36卷（皆为类传），并子目合共102卷。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嘉业堂原稿，将涂易可辨的字恢复原样，加注张氏校补文字，影印行世。历经沧桑，沉埋了二百多年的《罪惟录》，至此才得与世人见面。
《罪惟录》最注意“靖难”（指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的事）以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记载。《荒节传》中人物都是“靖难”迎降诸臣。《播匿传》所记孙镇以下44人都是“靖难”时反对成祖的，田时震以下40人都是明末抗清的。《抗运》、《致命》两传，亦大多为“靖难”和易代之际的人物。王鸿绪的《明史稿》、傅维麟的《明书》和清代官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往往把真实情况湮没。牵涉到清入关以前的事和易代之际的事，更是讳莫如深，略而不详。查氏《罪惟录》翔实过于三书，尤其是关于清入关以前的历史和易代之际的历史，可以补正三史的缺失。此书也有一些缺点：记事间有自相牴牾处，取材间有道听途说，失于考核处，列传分类，亦有不尽允当处，外志一篇，简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总起来说，此书大醇小疵，终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成就荣誉
查继佐癖好历史，著作甚丰。明亡后，他花了29年时间，易稿数十次，访问数千人，始完成明史巨著《罪惟录》，记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甚多(后经里人张宗祥校订整理，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班汉史论》、《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均系极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精音律，喜弹唱拍曲，家有女乐班，亲自教授，蜚声江南。著有杂剧《续西厢》、《鸣凤度》，传奇《三报恩》、《非非想》等。另著有《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东山外记》、《五经说》、《四书说》、《通鉴严》、《知是录》、《兵榷》、《南语》、《北语》、《敬修堂说造》、《敬修堂弟子目录》、《豫游记》、《独指直嗤》、《诗可》、《敬修堂诗集》、《说疑》、《粤游杂咏》等。兼善书画，亦有名于世。
初，吴六奇微时曾行乞盐官，查继佐见其有勇力，迭与痛饮，赠资助归。后吴六奇从军，官至提督，不忘旧恩。查氏蒙难，竭力营救。曾迎查到广东小住，曾助其翻建住宅。吴六奇并访得奇石绉云峰，由海路运来袁花查宅。《聊斋志异》中《大力将军》篇，即记述这段故事。绉云峰为江南三大名石之一，百余年来历经变迁，今屹立于杭州花圃之江南名石园中。
康熙六年（1667），查继佐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康熙二年，因庄廷鑨之《明史》案被牵连入狱，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著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书，是清初著名史学家。
其它信息
1.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u2018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u2019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u2018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u2019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u2018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u2019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2.
陈去病《五石脂》载，
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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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客和尿布必须经常更换。不经常换会很脏臭的。——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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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书吴潘二子事》记载，顾炎武、吴炎、潘柽章三人交情不错，均曾受庄氏相邀。顾炎武认为庄氏态度不诚，是在沽名钓誉，就退还了聘书，遂坚辞拒绝。吴炎和潘柽章虽未参与编书，但却未退还聘书，似是愿意在书前列名，以博名望，结果被列入参校名单，事发后被戮，顾炎武还写了一篇《祭吴潘二节士诗》悼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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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顺治十八年十二月首告的，那是1662年，而吴之荣两次告发，均在1663年，1660年（庚子）查继佐检举
1661年（辛丑）查继佐入狱
如何来个“事发下狱后，为了推诿责任而作的狡辩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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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而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佑（后改名为查继佐）、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的家产（“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眉庐从话》），并从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云”——《费恭庵日记》）。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査继佐却对和朱家（庄氏的亲家）的器物照单全收，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明史案”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
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陈去病《五石脂》载，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云。
《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归辛树勇士归辛树年代与査继佐？
1967年金庸逃跑
没有入仕清廷
有一部大书要写罪惟录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罪惟录不以朱明为本位，而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4:7 和合本...
《罪惟录》，原名《明书》，是明末清初查继左撰纪传体史书，为明朝—南明史事的纪传体史书。《罪惟录》纯属私修，修成后更不敢公开，一直在夹壁墙里，辛亥革命后始公之于世。
统记明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1601～1676）撰。查氏字伊璜，一字敬修，号兴斋，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浙江海宁人。明末举人。明亡后更名省，又隐姓名为左尹非人，坚持反清立场，谓必明室再兴之后，始恢复原姓名。曾参加南浔庄廷鑨纂修《明史》。崇祯十六年（1644）起作明史，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易稿数十次，毕一生之力成书。原名《明书》，后因遭庄氏史狱（见文字狱）牵连，以“获罪惟录书”而署书名，故名《罪惟录》（注：一说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原书分帝纪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传三十六卷，次序纷乱，后由张宗祥、姜佐禹等人整理，分别部居，编次前后，写成目录，定为一百零二卷。与《明史》相比，该书多南明诸帝纪；志的部分也较细，设有《土田志》、《贡赋志》、《屯田志》等；传的部分为以事立传，不以人立传，与传统写法不同。另外还列有台湾专目。该书所记，始于洪武迄于南明弘光、隆武、永历、鲁王朱以海、韩本铉各代，记农民起义之事尤较他书为详。是研究明代，包括南明历史的比较有系统的资料。
《罪惟录》的撰写时间，据自序说，从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开始，壬子年（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写成，用了29年的时间。浙江湖州南浔人庄廷鑨购得朱国桢《列朝诸臣传》稿本，补以崇祯朝事，定名《明书》，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因为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用清朝年号，康熙元年被人告发，结果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阅、刻字、印刷以至卖书、买书的人和地方官，都被处死，死者70余人。查继佐列名参校，亦被逮捕入狱，却终以证人身份得免，甚是蹊跷。
其实，告发庄廷龙的正是查继佐。庄书私自将查继佐列入作者名单以壮声势，且不知查继佐也在编写明史，二人发生了竞争。两件事引起了查继佐的警觉，最终向官方举报了庄廷龙。
《罪惟录》的材料来源，关于明末史事，一部分是作者自身所经历，尤其关于鲁王政府的历史，作者就是当事人。许多人的传里都有关于他的记载。一部分是调查访问得来的．这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说明。他在《自序》中所谓“耳采经数千人”，就指的是调查研究。关于崇祯以前的史料，一部分采自庄廷鑨《明书》，一部分采自明纂国史和实录。明黄尊素著有《时略》，记嘉靖、隆庆时事及诸臣奏疏，其子宗羲著《续时略》，记万历至崇祯朝事及奏疏。宗羲与继佐在鲁王政府同事，因此《罪惟录》部分史料可能得之于宗羲。
《罪惟录》是一部未定稿。书中常有“某卷颠倒错乱，当重为排定”一类的批语和“当入某目”的眉注，可以概见。原稿在作者当时已经“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收藏者惧祸，又将“建虏”、“满兵”等字样都涂改成“大清”，在南明各主及年号上加一“伪”字，所以稿本已非完璧。1931年，张宗祥借得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原稿加以校补，厘订为本纪22卷、志32卷、传36卷（皆为类传），并子目合共102卷。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嘉业堂原稿，将涂易可辨的字恢复原样，加注张氏校补文字，影印行世。历经沧桑，沉埋了二百多年的《罪惟录》，至此才得与世人见面。
《罪惟录》最注意“靖难”（指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的事）以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记载。 《荒节传》中人物都是“靖难”迎降诸臣。《播匿传》所记孙镇以下44人都是“靖难”时反对成祖的，田时震以下40人都是明末抗清的。《抗运》、《致命》两传，亦大多为“靖难”和易代之际的人物。王鸿绪的《明史稿》、傅维麟的《明书》和清代官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往往把真实情况湮没。牵涉到清入关以前的事和易代之际的事，更是讳莫如深，略而不详。查氏《罪惟录》翔实过于三书，尤其是关于清入关以前的历史和易代之际的历史，可以补正三史的缺失。此书也有一些缺点：记事间有自相牴牾处，取材间有道听途说，失于考核处，列传分类，亦有不尽允当处，外志一篇，简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总起来说，此书大醇小疵，终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罪惟录》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原名《明书》，后来改名《罪惟录》，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义（一说取“获罪惟录书”之义）。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貌似坚持反清立场。他在《自序》中假意明确表示，自己是明朝人，不是清朝百姓。书中都用明朝年号，直到清康熙三年，仍称永历十八年。南明各主，均列本纪。福王称安宗简皇帝。建文、崇祯两帝谥号，皆从弘光朝所定，不用清政府所谥。对清朝或称“满人”，或称“后金”，或称“建彝”、“建虏”，或称“东师”、“北师”，绝不称“大清”。书中对抗清人物立传特别多。并随处发抒对满人和投降派的愤恨。如书中引张煌言的《报韩论》说：“自古称张良始终为韩，先儒论之详矣。今世仕虏庭者多借此为口实，以建州固常驱贼，遂以沛公亡秦，子房事汉为拟。噫！何其不犹之甚也！”
顺治九年（1652年）于西湖觉觉堂讲学，旋至杭州铁冶岭之敬修堂讲学，从学者众，人称敬修先生。康熙元年（1662年），罹南浔庄廷鑨私刻《明史》案，列名参校，下狱论死，后获救。晚年喜写梅。
归乡辟敬修堂，聚众讲学，并编撰明史。清康熙二年（1663年），因庄廷鑨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经粤提督吴六奇奏辩得免。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氏，隐居于硖石东山，仍聚徒讲学，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
青骢骏骑，小疵难免
庄氏编写明史时，査继佐、陆圻、范骧三人未实际参与，却在刊印时，被庄氏列入“参阅者”名单，这三人感觉会出事，于是就呈文到按察衙门备了案，澄清自己和这书无关。后来，吴之荣告发明史案，鳌拜极狠，连在衙门备案的三人及家属也被抓。査继佐为了脱身，在公堂和吴之荣争夺明史案“首告”之功。
最后的家产，有一半归了谁呢？谁得到了最大利益？
假若清廷赏给你了，你不可以拒绝，更不可以退给，否则自己就要家破人亡。
金庸美化了查继左，但没有洗白他——本来不黑，何必洗？
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陈去病《五石脂》载，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云。
《明史纪事本末》：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查继佐列名参校，亦被逮捕入狱，幸经友人多方营救，才得免死。在这样一个万分恐怖的情况下，查继佐冒着灭族的危险，终于把《罪惟录》写了出来。他在自序中说，手稿改易了数十次，备极辛苦。
查文清县令在处理“丹阳教案”后，即辞官返乡了（返乡时，他将被当地财主陷害并关押在牢中的和生悄悄带回了海宁老家，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故。金庸把他的事演绎成了《连城诀》）。朝廷“甄别参革”时，他已在老家。平时作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将查家行医资料汇编成《查氏医案》，还完成了《海宁查氏族谱续编》（查良铿语。金庸先生说是其祖父在此期间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但可惜都未刻印，查文清便去世了。
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1814年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北大
“河汾”确解
隋代王通设教河汾之间，受业者达千馀人。见《新唐书·隐逸传·王绩》。后以“河汾”指称王通及其学术流派。皮日休为王通作墓志铭：“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生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屑就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二十一篇、《易道》七十篇。孟子之门人有高子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勣、房玄龄、杜如晦。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实不相戾，岂徒然哉！”王通不仅表彰先秦儒家的思想，而且准备亲自担当使天下有道的时代使命。因此，后又以“河汾”指代文化的传承与担当。明高启《追挽恭孝先生》诗之一：“ 关洛遗风在，河汾旧业传。”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拟。”陈寅恪“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都是此意。
如果说，古代的王通“续命河汾”仍不过是士人走通庙堂的另一种形式，相传其授弟子数千，唐朝开国功臣房玄龄、魏徵等人均出其门；而陈寅恪先生却更看重的是韩愈在文化上的“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在文化上薪尽火传开启后世。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韩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其心向往之者，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在新朝开国之初，率先发出的是“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不是”的师训，以专业知识为价值取向，以民间岗位为立足根基，才有了不曲学阿世的根本所在。若专业知识的一面不强调甚而漠视，那人格与气节，依然停留在梁漱溟式的士大夫品位之上，依然不能传出陈寅恪先生的现代精神之真谛。读蒋天枢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传》，短短三章中有一章重点介绍了传主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相对照之下，这本传记回避对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接触，或可说是作者于学术的敬畏态度，但终是件遗憾事。其轻者，也是时代之轻也。
寅恪先生不会轻易走出国门，也就是他要用他的睿智与胆识，实践出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远离庙堂，续命河汾之路。什么叫“续命河汾”之路，其典出自隋代大儒王通隐居河汾讲学，守先待后，使传统文化如汾水之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过去，发扬光大。寅恪先生一生为人师表，自叹“续命河汾梦亦休”，吟出此句时为1949年，若作广义解，“续命河汾”也不仅仅是设杏坛执教鞭，而应有更深大的意义，即守住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在政治权力以外，建构起自成一体的知识价值体系，并在这价值体系内实践并完成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人生以至对文化的责任与使命。在传统的读书人中，即便是苟且性命于乱世的诸葛亮王通之辈，其南阳躬耕也好，河汾教席也好，行文出处的最终价值仍在庙堂，庙堂不存，文化也难免看得轻些，所以有静安先生的自沉，而寅恪先生明知庙堂者旧朝既崩，新朝未卜，但他仍旧决定了自己的去留，以一具残废之身来尝试新的道路，即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坚定了这个心思，才会有他答复科学院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他是明知这两个条件不会兑现，而舞项庄之剑意在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惊天动地的旗帜，凝聚了一代以至几代知识分子血泪与生命的精神标志。这篇“答复”是值得回味再三的，寅恪先生首先重申这“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出典，为1929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际之首次提出，现又重申，表明不专对共产党政权而言；然后再次阐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只是为了划清庙堂的政治权力价值与民间的知识权力价值的分界，使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与庙堂权力者长期纠葛不清的对立、冲突、参与、争宠等恩怨孽缘得一了断。或可追溯，寅恪先生提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在民国达成一统之际，也就是知识分子将永远告别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将重新确定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之际。静安先生之死与寅恪先生首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看作是古代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即将完成。自然，一方面是庙堂的封建王者（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的僵尸尚在作祟；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脱胎换骨，根除了庙堂意识，以后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史均可证明这一点，然而寅恪先生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意识，也只有在半个多世纪的沉痛教训中，才会慢慢地被后来者所领悟、所感受，这正是寅恪先生精神不死的当下意义。
陈去病《五石脂》载，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具，约十余舟云。
查继佐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在史学上很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抗清志士。公元1645年闰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他听到消息后，毅然渡江去参加了鲁王政府。他在鲁王政府，初任兵部职方主事，监郑义兴军，后迁职方员外兼御史监军，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在鲁王监国的一年中，查继佐在浙东地区亲自率军抗击清军。多有所获。为了西征，他费尽心血。亲自组织兵力，派人设间行探，秘密联络太湖等地义旅，互相接应。可惜当时鲁王政府内部分裂，政治腐败。他的主张处处遭到掣肘，未能实现。
公元1646年六月，清军攻占绍兴，鲁王政府复亡，查继佐辗转回到家乡海宁，发愤著书立说。公元1652年，查继佐52岁，离家到西湖觉觉堂讲学，旋又主讲杭州铁冶岭之敬修堂。各省学子不远千里前来就学，成一时讲学之盛。从此，查继佐一面讲学，一面著书，一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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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亡后，随鲁王监国绍兴，授兵部职方。在浙东地区亲自率军抗击清军。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占绍兴，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改号为左尹非人。顺治九年（1652年）于西湖觉觉堂讲学，旋至杭州铁冶岭之敬修堂讲学，从学者众，人称敬修先生。康熙元年（1662年），罹南浔庄廷鑨私刻《明史》案，列名参校，下狱论死，后获救。晚年喜写梅。
查嗣庭 于雍正元年（1722），由隆科多荐举，授内阁学士，又受蔡珽荐举，兼礼部侍郎衔。雍正四年(1726)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考题第一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如同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的说法。民间传说他以“维民所止”为题，此句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却被人劾告“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但此说法仅为民间谣传，查案单纯只是文字狱的案例而已，与隆科多也无牵连；又查其笔札诗钞，认为“语多悖逆”，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逮狱。雍正五年（1727）五月戊午自杀谢罪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示。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其妻与二儿媳被定发配边疆为奴，怕受辱双双自杀；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后浙江巡抚李卫上书才得恢复，史称“查嗣庭试题案”。
有妻陈氏，许氏，史氏。
查嗣庭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查昇的堂兄。
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鑨《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贾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
我自己家里有过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我的一位祖先查嗣庭，于清雍正四年以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这句话出于《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那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题目，但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出这试题，用意是要杀皇帝的头。雍正那时初即位，皇位经过激烈斗争而得来，自己又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居然凭了“拆字”的方法，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浙江全省士人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六年。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后来得以放归，不久即去世。
雍正的上谕中说：“查嗣庭……朕令在内廷行走，后授内阁学士，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系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热河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余人，又书雨中飞蝗蔽天；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着即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雍正所公开的罪名是：看其相而料其心术不端；讽刺时事；日记中记录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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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仆闻之，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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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日本對傳統文化的保存，令國人豔羨。日本的成功，歸根結底，可表述為：有形與無形的傳統文化，成功融入了現代秩序。重新各安其位。相比之下，我們的現代秩序未完全確立，我們的有形與無形傳統，喪失損毀破壞太嚴重，曾經像是被驅逐的遊魂。如今，無論家庭還是社會層面，傳統都沒有重新獲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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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金庸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人物：真相令人震惊
小方方聊历史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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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金庸小说经典人物的真实原型：众所周知，金庸小说里时常有历史人物跑进来客串，光是皇帝就有成吉思汗、忽必烈、康熙、乾隆等一大堆;主角也时常参与历史重大事件，比如蒙古统一、南下征宋，李自成进京，康熙平三藩等等。
但书中所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基本都只是套了「历史」的外衣，里面则根据剧情需要做了大量修改。理由很简单：为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冲突的戏剧化。
因为真实世界里极少有凭着个人武力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这与武侠中的一骑当千完全相反。所以必须要对史实进行删改，甚至只借个名字进行原创，才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小说。
NO1.《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与历史的交集甚多，单是元末明初这一段混乱时期的出场名人就不计其数。
明教方面，太祖朱元璋以及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花云等一干开国元勋以及韩山童、韩林儿等义军头领都曾是张无忌的旧识或部下，但这几位名气太大，不好自由发挥，所以也没安排什么武侠戏份。
陈友谅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他还年轻，可以安排一些篡位丐帮、挟持少林之类的剧情，失败后就逃走并保持和正史一致去了。
五散人的功夫则厉害得多，而且其中四位也都是见于史书的真实人物：
彭莹玉最为有名，他先率徒弟周子旺造反(常遇春初次出场时就是周的部下)，失败后又联合徐寿辉等起事并建立「天完」政权，可惜日后战败身死;
铁冠道人张中曾辅佐朱元璋大破陈友谅，据说他精通易理，能算出大明江山命运。而后功成身退，不知所踪;
周颠人如其名，是个疯疯癫癫、蓬头赤足、非僧非道的怪人。但史载他多次为朱元璋做出神奇的预言，助他取得江山，而后不辞而别。朱元璋十分怀念这位半仙，洪武二十六年时亲笔撰写了一篇《周颠仙传》来纪念他。
(张中和周颠的事迹都载于《明史·方伎列传》，两人的位置甚至排在张三丰之前)
冷谦则是元末明初的着名道士，善于养生、音律、书法、绘画。他的事迹曾被许多书籍记载，而且侧重各不相同，可见此人学识之渊博。最权威的是《明史·乐志》记载他为宫中太常司校订音律，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吧。另外他道号龙阳子，这让五散人的兄弟情变得十分可疑……
最后的布袋和尚说不得虽是虚构，但也有原型，即五代时的「布袋和尚」契此。也是个疯疯癫癫的游方和尚，整日笑嘻嘻地袒胸露怀，身背一个大布袋，圆寂后被人认为是弥勒佛的化身。如今庙中的弥勒佛形象就是当年照着布袋和尚所塑的。
历史上对张三丰的种种神奇记载分歧很大，版本不一。有的说他是北宋人，有的说是元末明初，连明中晚期甚至清初也有关于他的事迹流传。小说中的张三丰比较接近《明史》的记录：原名君宝，身材魁伟、环眼大耳、邋里邋遢。而且借民间传说将他设定为武当派创始人与太极拳发明人。
武当七侠生平事迹不详，只有姓名流传，除了六侠殷利亨改为殷梨亭之外，其余六人都沿用原名。其中唯独张松溪见于古籍记载：他本是明代嘉靖年间着名内家拳师，自称拳法传承自张三丰，而这个张三丰据传是北宋徽宗年间人……金庸直接把他拉前了一百多年，成了张三丰亲授的四弟子。
小说中对明教历史和教义的描述，大都出于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金庸也承认小说中许多灵感来自吴先生此篇考证，甚至直接引用其中史料，仿佛真的将武侠融入了历史。
小说中元末各地起义军均以明教总舵为领导核心与精神领袖，不过实际的明教并无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而是早已分散在各地成为独立教派，波斯总教更是灭亡于数百年前，怎能大举遣使来中土寻找圣女呢?
各起义军则只在初期以宗教作为凝聚人心的口号，所建立的政权也不是宗教国家。不过类似书中的情况倒是曾发生过：宋代方腊起义就是政教合一的风格，从帝王到军士均严格遵守教义，难怪会令杨逍和张无忌十分神往了。
波斯总教流传的圣火令武功源自「山中老人」霍山，历史上中亚着名刺客组织阿萨辛派的首领，全名叫拉希德丁·锡南·伊本·萨勒曼·伊本·穆罕默德·阿布·哈桑·巴士里，霍山即为哈桑的另一译法。在《倚天》中仅作为背景人物出现，想多了解的话不妨去玩《刺客信条》。
而蒙古朝廷方面出场的主要就是帖木儿家族(金庸写书时特意将常用的「帖木儿」改译为「特穆尔」，显得不那么像游牧民族)。
父亲察罕帖木儿，历史上确实是朝廷重臣，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将。但他并没有被封汝阳王，而是遭刺杀后朝廷追封颍川王，真正的汝阳王是一并被追封的他父亲阿鲁温……
儿子王保保可是元末的名将，连死对头朱元璋、徐达都佩服不已。但他并非察罕的亲生儿子，而是外甥，且有汉人血统，后来过继给察罕。王保保才是本名，扩廓帖木儿是后改的名字。
女儿赵敏——这位人见人爱、聪明美貌的郡主却是虚构的。察罕并没有女儿，王保保倒有个亲生妹妹，史书也没记下名字。王氏妹妹后来被朱元璋强行许配给了他的儿子秦王朱樉，想必是为了向王保保示好招降。但王保保至死未降，朱樉死后，或许是朝廷认为王氏已经无用，或许是她自己心灰意冷，竟然随夫殉葬。这位赵敏原型的悲惨结局令人扼腕不已。图片
NO2.《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有近四分之一篇幅发生在蒙古草原上，前有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族，后有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里面遍地都是真实历史人物，如铁木真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麾下大将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哲别;对手札木合、王罕、桑昆等等。
剧情不涉及郭靖时基本符合史实，一旦郭靖出场，历史就要为主角让位。
比如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与西征花剌子模之间相隔了十几年，但为了让郭靖参与进来，时间被压缩到了两三年之内。
西征前决定汗位继承人时的分歧也和史载一致：术赤出身有争议，察合台性格暴躁，托雷年纪太小，最后立窝阔台为下一任大汗。而术赤和察合台酒后带兵厮杀、被郭靖平定的剧情则是虚构出来加主角光环用的。
有人说郭靖的原型是元朝大将郭宝玉，实际并不然，硬要给两人找共同点的话也只有三条：1、汉人血统，都姓郭;2、成吉思汗麾下大将，善用兵;3、参与了西征花剌子模之战。
除此之外，两人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郭宝玉本是金国将领，后来降了蒙古，当然不会是弯弓射雕的金刀驸马，也不会降龙十八掌，在西征归途上就病逝于军中了。而且他极有政治和军事才能，曾为铁木真献上平定南朝之策;郭靖当然没有这样的战略头脑，而且就算他想得出，也绝不会让成吉思汗攻宋。
金国六王爷完颜洪烈纯属虚构，他和历史上真实的六王完颜忒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是金章宗完颜璟第六子，夭折时年仅两岁。
用来与精明强干的完颜洪烈做对比的是纨绔子弟三王完颜洪熙。此人原本叫完颜讹鲁不，是章宗的次子，比六王更惨的是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王重阳和全真七子都是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只是并非武林高手而已。
周伯通也是确有其人的，全真教典籍中只用寥寥几句讲了他是宁海富户，崇拜并大力推广王重阳的学说，然而未能正式拜师，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金庸只借用了这个名字，化为小说里人见人爱的老顽童。
丘处机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清静养生、止杀爱民是史实，但时间略有不同。
整部《射雕》的时间跨度不长，全真掌教始终是丹阳子马钰。而历史上此时不仅王重阳逝世已久，全真七子中的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都已担任过掌教并先后去世，身为掌教的丘处机也已七十四岁高龄，仍然不远万里去劝说成吉思汗戒杀行善，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无愧于「真人」二字。
而丘处机辞行回乡后，成吉思汗特发圣旨问候，其情可见一斑：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身起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相比之下，「南帝」一灯大师的形象就没那么高大了。历史上的大理宣宗段智兴在位 29 年，崇信佛法，整日不理国事反而大修寺庙，搞得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与小说中不同的是，他并未避位为僧，而是在皇位上驾崩的。
NO3.《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中冲突双方的主力，一边是清廷，另一边是红花会和回部。
红花会是完全的原创，借鉴了一些天地会的元素。(如天地会的标志红花亭，被金庸借来一劈两半，化为红花会的前任总舵主于万亭)
而回部和清军的战争正是乾隆年间有名的“大小和卓之乱”，中学历史课上都教过。
回部首领老英雄木卓伦的原型即是小和卓，本名叫霍集占。所以金庸才给他的一双儿女起名霍阿伊和霍青桐。
书中所写的兆惠将军征回部，在黑水河被围困三月，次年援军抵达并里应外合大破回军这些均属史实。唯一的不同在于小说情节里木卓伦父子战死，而史载大小和卓西逃后还有很多后续，看来是为了剧情需要而砍掉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重口味的事情：史载霍集占原有一位妻子法蒂玛，但由于她的家族与霍集占家族不和而被抛弃。清军平定回部后，被俘的法蒂玛作为大小和卓的家眷被解送北京并入宫，后来被封为容妃。
这位容妃，就是日后民间传说中的香妃，也就是《书剑》中的香香公主。
倘若把史实和小说结合起来，那么同时爱上陈家洛的并不是姐妹二人，而是母女……
嗯咳，大家先不要遐想了，历史上的容妃和乾隆恩爱二十余年，既没有怀恨也没有刺杀，更没有多出一个陈家洛在中间插足。
顺便提一下陈家洛带着母女……姐妹两人在沙漠中发现的那座玉山与古城，原型正是历史上着名的楼兰古城。当然，楼兰城中并没有什么通体雪白的玉山，但古城位于罗布泊复杂多变的雅丹地貌中，地磁强烈，指南针都会失灵，所以书中所讲的迷宫与吸走兵器的磁山还是有些根据的。
书中乾隆的身世之谜源于清朝各地都流传过的着名民间传说：雍正无子，用自己的公主偷换了某某家的孩子，就是日后的乾隆(某某的身份在各版本里均有不同)。
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流言最初应该是各反清团体所散布，用于涣散对面的军心：你们的皇帝其实是汉人，那你们的血脉就断了，江山也坐不牢啦!
金庸依据自己家乡的传说，将乾隆设定为阁老陈世倌之子，和陈家洛是同胞兄弟。
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之说也一直十分流行，主要是因为乾隆对他超乎寻常的宠信，让不少人起了疑心。事实上乾隆是福康安的姑父，从小就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侄子，召他入宫学习，长大后又让他带着精兵良将屡立战功，如果不是四十多岁就去世，将来肯定能封王。
而福康安受此娇宠，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引起了无数人的不满。
传出这种流言，有一半也是出于泄愤——别看你平日闹得欢，其实你只是个短命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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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21 12:50 编辑
伏尔泰认为《哈姆雷特》是
“醉醺醺粗人”的作品
乔治三世曾说：“莎士比亚哪里了不起了？说谁都不能说他！”
乔治·萧伯纳在评价《辛白林》时
辛辣地表达了对莎士比亚的厌恶
“要是能对他掘尸抛石，我估计会大为畅快。”1592年，一个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在公开出版物中抨击莎士比亚
说他是
“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他人的羽毛打扮自己”莎士比亚在剧院工作，主要负责表演、写剧本
那些残酷悲剧、热闹喜剧所获得的门票让他收入相当可观
除此之外
他还购买环球剧场的股份，参与公司利润分红
这些足以让他积累大量财富
②偷税、漏税
按照当时的标准，1597年时莎士比亚已经很富有了
他发现有钱人守住财富秘诀：偷税漏税
根据英国当年官方的税收记录
莎士比亚被列入欠税人名单中
三年后，他拖欠的税款仍然没有还清
1600年的税收记录中记载说他
“仍有13先令4便士的税单尚未偿付”
最后还是接到了入狱威胁
莎士比亚才不情不愿地付清了最后这些欠款
③放高利贷
莎士比亚经常借钱给有需要的朋友
只是为了让他们支付高额利息
以此赚取更多的钱
莎士比亚自己会欠债不还
但他坚持让别人还清债款
为了收取未还的债款
莎士比亚常常把借钱的人告上法庭
尽管借出去的那笔钱多么微不足道
注：莎士比亚没说过
这位极为吝啬的守财奴
他从不在老家附近的穷人身上花一分钱
并在饥荒时囤积谷物和麦芽，因此声名狼藉
（小印友情忠告：以上内容不是致富秘诀）
生前尽可能守住财物
死后也不能被他人拿走
莎士比亚在墓碑上刻上这么几句墓志铭
用来劝诫盗墓者不要取走他的财物
莎士比亚墓碑上的墓志铭
墓碑上写着：
“好朋友，看在耶稣份上，莫要挖掘这里的墓葬。全此碑石者老天保佑，移我骸骨者要受诅咒。 ”
目瞪口呆了吗？？
尽管莎士比亚的有些行为在现在为我们不耻
但是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成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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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江不肖生小说人物原型趣谈
看到这个标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江湖奇侠传中柳迟的原型-柳惕怡。因为这个原型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在此要慎重的说明一下，网传甚广的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说的，柳迟的原型是柳森严。这完全是个误传。
柳惕怡和柳森严都是湖南长沙人。都习武。但不肖生在写江湖奇侠传时根本不认识柳森严。1932年不肖生应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健之邀，回湘任省国术馆秘书时才认识柳森严。柳森严因为对当时的国术馆教官都是外省人和北方人有意见，他习的巫家拳，其师傅唐徽鼎是第一届湖南省省国考的冠军，却没能进入省国术馆当教官，师徒俩心中很是不服气。于是由柳森严出面，叫板当时的省国术馆总教官顾汝章，要跟顾打擂台。顾汝章能在高手如云的国术馆当上总教官，绝非浪得虚名。一身硬功夫已殝化至。真要跟柳森严打起来，柳森严不死也重伤。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叫板，是因为知道何健有严格的规定，凡国术馆教官，一律不准私斗，所以纯粹是为了示威，给何健施加压力。擂台没打成虽然第二次国考何健为了要他顔面扫地，特意要人请他来打擂台，顾汝章不想与他交手，派了自己的学生宁德生与他打擂，没几个回合。就被宁德生打下擂台。柳森严虽败了，但其武功很一般，但治伤却是一绝，至今在长沙化龙池还有他的徒弟在家开诊所，专治伤科。门庭若市，神乎其技。所以他门徒众多，有人就胡说八道，说顾汝章被他打败了，无脸在长沙呆下去，没多久就辞职了。顾汝章是辞职走了，但绝非是因为打不过柳森严而走的，反而是因为名气太大，朋友众多，请他的人太多了，所以南下广州帮朋友去了，那时的人都讲江湖义气，这里职位再好，朋友召唤，就不管不顾的去了。他又不屑于对打擂台的事说点什么，所以他无意中反而成就了柳森严，让他不战而成名。解放后柳森严也是开了疗伤的诊所，并以此为生。其人喜欢到处惹事生非，自吹自擂，后来何健又搞了个民众俱乐部，请向恺然主持工作，俱乐部条件极好，那个时候里边就有高尔夫球场，理发室，电影院，练功房，一时成了长沙最豪华的休闲去处。柳森严常去那里玩，但他不守规矩，俱乐部不许骑 进去，他天天骑车进去，还调戏女服务员，理发就找碴，说没理好，不给钱。俱乐部那时有保安队，我公公向一学就是保安队的，他们都要教训柳森严，但俱乐部的学员也是不能与人争斗的，所以向恺然不许他们动手。有一次柳森严 又骑自行车在俱乐部横冲直撞，迎面碰到向恺然，柳森严叫了一声：向秘书，你到那里去？向恺然笑了笑说：有人告诉我说你买了新车，我来看看。说完就弯腰在柳森严的自行车上摸了摸，说：车是好车，路不一定是好路，以后就不要到这里来骑车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柳森严再看自行车，整个梁都弯了，根本没法再骑，他吃了个哑巴亏，还不甘心，又各种惹事，正好杜心五来看老朋友向恺然。杜心五当过孙中山的保镖，一身功夫神鬼莫测，正好柳森严又来找向恺然说，他要到俱乐部来当教官。向恺然灵机一动，说：这样吧？我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能赢得了我这个朋友，我就请你来当教官，你要是输了，以后不得再进俱乐部的大门，你敢不敢赌？柳森严向来目中无人，何况那时杜心五已经年近五十，个子也不高，他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边说一言为定，一边就准备偷袭杜心五，刚近身，两人一交手，就听柳一声惨叫，重重的摔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抱着手灰溜溜的走了，据说他的手臂断了，幸亏自己会治。从此后他真的再也不敢去俱乐部了。所以就凭向恺然和柳森严这关系，他也不会把他写进自己的小说，去当主人翁的。所以柳迟的原型百分之百是柳惕怡。关于柳惕怡还有一个小故事，说起来挺玄的，也许各位不信，但却是真的。1948年，解放前夕。我老公的哥哥还不到一岁。不知得了什么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水米不进，人事不知。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查不出病因，没法治疗，只有回家等死，那天晚上下好大的雨，婆婆抱着儿子在哭，公公急得不知怎么办。向恺然在房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没多久，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柳惕怡站在门口，向恺然说，你终于来了，快来救我孙子。柳惕怡边走边说，我感觉到你需要我，就来了。向恺然说，可不是，我孙子能不能活命就指望你了。柳惕怡到房里看了看烧得满脸通红的向小克。我老公哥哥的名字。是向恺然起的，因为算命的说他的命太硬，上頂兄下踩弟，要起一个名字克一克，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字。事实是还真有这么回事，他上面有个哥哥，被过继给姑妈做儿子，下面有个弟弟，七岁时走失了，到现在还没找到。此是题外话。
话说柳惕怡看了病人的情况，对我公公说，你们把孩子放在床上，拿一碗清水和一碗米来，然后你们都出去。我公公照着做了。他看到柳惕怡拿出三根香点燃，朝天拜了拜，然后就没法看了，柳惕怡把他推了出去。不到十五分钟，就听柳惕怡在房里叫我公公进去，说：还有半个小时，你儿子就会醒，你们准备点稀饭给他喝。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儿子如果好了，你要皈依佛门。不是要出家，当居士就行，你能做到不？我公公只要能救儿子，什么都可以。马上说可以，没问题，柳惕怡这才把一碗符水递给我公公，要他给小孩喂下去。喝完柳惕怡告辞走了，他刚走，小孩就醒了，吵着要吃东西。这个画符水救人的法术在当时的湖南很是流行。现在怕是差不多失传了。我老公有个师弟在岳阳，据说会这个法术，说了几次给我们演示一次，可每次都有借口，什么今天日子不对，下次又说师傅不许。我看就是不会。
另一个就是江湖奇侠传中的金罗汉，此人俗家名字李农田，在湖南武术界那是神一般的存在。被尊祖师，应该也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可惜资料太少，其生平不太清楚。只知道解放后还在世，住在山洞里，不问世事，与世隔绝。只随身带了一个徒弟，我公公曾去看他。大冬天的人人都穿着棉衣还冷。他徒弟穿了件夹衣，他自己只穿件单衣，盘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打坐，我公公说那山洞里很冷，但一靠近金罗汉，就感觉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浑身暖洋洋的。他还有意的握了握他的手。他感觉金罗汉的手温暖如春，柔软如绵，着次吃了一惊。听到向恺然已去世，他轻轻的叹息了一声，可惜了，英年早逝。他那时有一百多岁了，对于67岁就去世的向恺然来说，真的是英年早逝！他最后是那一年去世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是无疾而终！
江湖奇侠传中还有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只是有的是几个人的故事放在一个人身上。比如欧阳月庵，巫必达。巫必达是巫家拳的开山鼻祖。这个拳在湘潭一统天下。黄兴也习过这种拳。还有，金罗汉的两只鹰，其实是他养的两只很通人性的鸡，向恺然大笔一挥，写成了两只鹰。
侠义英雄传就不是原型了，就是原人。霍元甲，大刀王五，孙禄堂，每一个都是民国武林的风云人物，小说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是为那些人立传的。
再有就是留东外史，那里边有个主要人物叫黄文汉，据学者们多年研究，那就是向恺然自己。我看了那小说，黄文汉的所做所为还真像向恺然。我虽然没见过老公公，但我妈见过。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外公也是平江人，跟向恺然是结拜兄弟，长向恺然两岁。解放后向恺然一度没有工作，我外公因为在上海时多次利用他在日本通讯社工作的身份，救过李六如，李六如打电话给湖南省政府，给我外公安排在省参士室工作，向恺然一到周六周日必去我外公家吃饭聊天，我妈那时候上初中，见过向恺然，她说我老公的讲话神态，行事风格，连班大人长相都跟向恺然一模一样，我看留东外史里黄文汉干的那些事，我老公也能干得出来。
这几天状态不好，写的有些混乱，各位见谅！——余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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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在探究什么事物，或者思考什么问题，你只需要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以及事实证明的真理是什么？不要你所愿意相信，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就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东西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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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美国私人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中国只占39%。中国如果只靠内循环，将导致严重失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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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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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究竟是个什么宗教，到底有没有光明使者、护教法王？｜文史宴
圣谛 今天
编者荐语：
今天刚把欧洲史写完，明天再整体捋一遍，所以这两天不更新了，谢谢大家。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史宴 ，作者文史宴
文/陈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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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摩尼教到明教的一个总体介绍，包括摩尼教的教义和教规，以及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作为一个曾经分布极其广泛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值得仔细了解，感兴趣的朋友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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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忌顺手取过杨逍案头的书来，见封面写着“明教流传中土记”七个字的题签，下面注着 “弟子光明左使杨逍恭撰”一行小字。……书中载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三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长安洛阳建明教寺院“大云光明寺”。此后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镇，均建有大云光明寺。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大衰。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秘，终于摩尼教这个“摩”字，被人改为 “魔”字，世人遂称之为魔教。
——《倚天屠龙记·举火燎天何煌煌》
金庸笔下的《倚天屠龙记》中影响力最大的教派，当属明教。但是这个明教是什么来源，书中只提及自西域传来，并且提及在明教的总坛在波斯。并没有很详细描述它的教义和渊源。那么这个神秘的明教究竟是什么来历，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宗教流派，它的前世今生又是如何，下文我们就详细的起底一下明教的来龙去脉。
首先，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明教”这个教派，它与“祆教”、“景教”在唐朝时并称为“三夷教”，即唐朝时期三个最大的自外传入的宗教流派。其中，祆教又名“拜火教”，原名琐罗亚斯德教，而“景教”则是指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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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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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正式名称为：摩尼教，又作牟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ānī）所创立，受基督教与伊朗祆教马兹达教义所影响，是一种带有诺斯替主义色彩的二元论宗教。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崇尚光明。
摩尼创立摩尼教和传教，与其家庭背景有着极大关系。其父亲跋帝（Patek）原住哈马丹（Hamadan）曾参加犹太派基督徒派别厄勒克塞（Elchasaites）派，这个教派以禁欲和实行烦琐的浸礼仪式为特点。摩尼从四岁起就被他父亲带到这个教派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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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画像
幼年的生活为摩尼日后创立摩尼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期摩尼创立摩尼教的许多教义和戒律都与之息息相关。
二十四岁的时候，摩尼宣称自己得到天使的启示，与厄勒克塞派决裂，真实创立摩尼教，提出“二宗三际论”的教义，尊崇光明，崇拜日月。由于得到其父亲跋帝的保护，他和摩尼教在创立初期免于遭受来着厄勒克塞派的迫害，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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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教义、戒律与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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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的根本教义即“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三际的特征分别是——“初际”：明暗分开，混沌未开；“中际”：黑暗入侵光明，光明与黑暗斗争；“后际”：明暗重新分开。
摩尼教拥有完整的戒律和仪轨，据《下部赞》中记述"此偈你逾沙忏悔文"写道："於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销灭"。"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中也有类似的文句。
三印十戒，是摩尼教教众的基本戒律，三印是指：口印、手印、胸印（汉文经典译作心印）；十戒是指：不拜偶像，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不行巫术，不二见（怀疑宗教），不怠惰。而三印的意思是：口印即不妄语等戒律，手印即不杀生等戒律，胸印即不奸淫等戒律。除此以外，摩尼教还规定，僧侣教徒都要穿着白色服帽。
三印和十戒是摩尼信众以及摩尼僧侣都需要遵守的，而摩尼僧侣比普通信众在原有的十戒上还专门增加了五条戒律，称之为“五净戒”，即：“真实，不害，贞洁，净口和安贫。”
其中，不害是指禁止从事任何可能伤害光明分子的行为，即不要进行耕种、采集动植物的事情。因为摩尼教认为，动植物是光明分子的化身之一。贞洁是指禁止性交，摩尼教认为性交是模仿恶魔通奸，会导致人类生生不息，而人类是恶魔用来囚禁光明分子的躯体，这会导致继续囚禁光明分子。净口即不可以吃肉饮酒。安贫是指，不得拥有私有财产，靠施舍和乞讨为生，年易一衣，日乞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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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文献残片
此外，摩尼教拥有一整套完整的仪轨制度，根据《群书类述》，摩尼教要求一般信徒每天祈祷四次，僧侣每天祈祷七次，即《佛祖统纪》引《夷坚志》说的，以七时作礼。一般信徒在星期天（汉文音译密日）斋戒，选民（僧侣）在星期天和星期一（汉文音译莫日）斋戒两天。
摩尼教除了日常的祈祷外，每年的12月会举行庇麻节，用以纪念摩尼受难。在庇麻节开始前一个月，摩尼教信徒会进行长达一个月的斋期。
庇麻的意思是指祭坛，虚位以待，象征着摩尼降临。根据摩尼教经典《下部赞》中的"叹五明文第二叠"说"夷数血肉此即是，堪有受者随意取"，描写的就可能是这种仪式。另外根据《祈祷和忏悔书》中的记述：在庇麻节上要朗读摩尼最后的书信，吟唱赞美摩尼、第三使、光耀柱、救主耶苏、诸明使、庇麻等的诗篇和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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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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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记载，摩尼教团内部通常分为五个教阶：
第一、十二慕阇，译云承法教道者（使徒）；
第二、七十二萨波塞，译云持法者，亦号拂多诞（主教）；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译云法堂主（长老）；
第四、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选民即僧尼）；
第五、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俗信者）。
这些名称的音译，出自中古波斯文，同时，这些教阶也能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史料中得到印证。摩尼设十二个使徒的做法，显然模仿耶稣的十二使徒。将信徒分为僧尼和一般在俗信徒，则有可能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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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峙画像
而关于寺院的制度在《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记载，摩尼教寺院中有"经图堂一，斋讲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不得别立私室厨库。每日斋食，俨然待施；若无施者，乞丐以充。唯使听人，勿蓄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每寺尊首，诠简三人：第一，阿拂胤萨，译云赞愿首，专知法事；第二，呼嚧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劝；第三，遏换健塞波塞，译云月直，专知供施。皆须依命，不得擅意。"
在制度上，基本上都遵守了摩尼所提出的三印十戒和五净戒，但传入中国后由于传教的需要借托佛教形式进行传播，从而促使摩尼教原本的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发生了改变，最后在不断的汉化中历经会昌法难后改名明教，流传入民间。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摩尼教与原始摩尼教区别较大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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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成长为世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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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摩尼只在波斯北部传教，拥有少量信徒，后来他通过海路到达印度，促使杜兰国王皈依摩尼教，此后回归波斯后，又结识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的兄弟、呼兰珊总督卑路斯的友谊，得以觐见沙普尔，并用波斯文将其教义理论写成《沙卜拉干》一书，呈献给沙普尔，得到沙普尔的赏识，准许他和他的信徒在波斯境内任何地方旅行和传教。
自此摩尼教正式成为一大宗教流派，开始自波斯帝国向东西方转播。
而在波斯境内，由于沙普尔的逝世，新任君主沙普尔之子受到祆教教主科德的影响改变了对摩尼教的宽容政策，摩尼教在波斯境内开始遭受迫害，其后它的主要力量逐渐汇聚到中亚乌浒水（Oxus，今阿姆河）流域。粟特城市萨秣建（撒马尔干）和赭时（塔什干）成为摩尼教传播的重要基地。
而摩尼本人，则在向帝国申请前往贵霜时遭到拒绝，此后更是被诏命前往贝拉斐朝廷，途中他访问了故乡高凯当地的摩尼社团。公元274年1月27日，他到达贝拉斐朝廷，觐见巴赫兰一世，遭到国王的指责，摩尼激烈抗辩，被投入监狱，2月26日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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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在中国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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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写本《摩尼经》记述，唐朝武周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至中国，这也标志着摩尼教正式开始传入中国。但此后不久，就遭到唐玄宗的禁止。
摩尼教传入初期，设法假借佛教之名传教。据《通史》记载：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敕严加禁断时称：“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这是摩尼教在传入中国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爆发著名历史事件“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末期，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史朝义诱骗回鹘可汗牟羽可汗进攻长安，唐朝遣派药子昂迎劳，牟羽可汗遂支持唐军东击史朝义，顺利攻克洛阳，并且放纵手下士兵剽攘洛阳。
次年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牟羽可汗带着睿息等四僧回到回鹘，经过三日三夜的激烈辩论，正式改宗摩尼教，远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教主更是派遣一级僧侣到回鹘境内，确立了摩尼教成为回鹘国教。而回鹘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出兵协助大唐平定叛乱有功，摩尼教借由回鹘的支持，再度得以在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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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供养人壁画
此后，由于受到回鹘皇室的推崇，摩尼教僧侣地位陡增，到唐元和、长庆（公元806-824年）摩尼教僧侣常与回鹘可汗讨论政事，此外，摩尼教僧侣更是多次代表回鹘出使唐朝，并且受到唐朝皇室的礼待。
其中《佛祖统计》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敕准回鹘摩尼教徒在长安建摩尼寺——大云光明寺。此后回鹘又乞请在荆州、扬州、越州等地兴建摩尼寺。另据《旧唐书》记载，长兴元年，回鹘宰相将令摩居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见其借回鹘与唐关系，势力已延伸到政治层面。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在河南、太原兴建二座摩尼寺。自此，摩尼教已然在大唐国境内兴盛无比，举国上下皆有信众，成为其自创立以来的巅峰时刻。
此外，彼时的的摩尼教僧侣更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根据《旧唐书·回鹘传》记载：摩尼至高师，岁往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但是好景不长，这种鼎盛的局面，只持续了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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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皇室供养人壁画
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部被新兴的草原政权黠戛斯所破，回鹘开始从大唐撤军，撤军的同时，上书祈求大唐皇室继续优待摩尼教僧侣，遭到唐朝皇室拒绝。此后，唐朝一改之前对摩尼教的优容政策，开始下令严加禁断摩尼教。
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下令没收摩尼教资产与经书文献画像等资料，此次事件导致长安摩尼教教众死者达72人。
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朝爆发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之一的“唐武宗灭佛”运动。据《会昌一品集》记载：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下令敕禁江淮诸镇的摩尼寺。而据日本僧人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作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自此以后，摩尼教在中国境内一败涂地，转入地下秘密流传，依附于佛、道两教流传。
据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呼禄法师逃脱会昌法难后，倒到福建“授侣三山（福州），游方泉郡（泉州），卒葬郡北山下。”因此，福建成为会昌法难后，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新一源头。由于其吃斋和消灭恶魔的教义，民间称之为：“吃菜事魔”或“吃菜灭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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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霞浦摩尼经文献
摩尼教虽然在唐朝遭受重创，但历经五代两宋依然存在。到了宋代，摩尼教已经完全汉化成为明教，与原本的摩尼教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并依托着道教，摩尼教在宋代时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北宋至道（995-97）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在京城开封一家卜筮商店里用五十千钱买到了一尊摩尼像，从此摩尼像就在福建流传开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天禧三年（1019）朝廷两次敕福州；政和七年（1117）、宣和二年（1120）礼部两次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经颁入道藏"。真宗朝（998-1022）进献明教经典的福建士人林世长授守福建文学。元朝统治者依旧承认了摩尼教的合法地位，并在泉州设立对明教和景教的管领进行管理。
进入明代后，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政令，禁断异端教派和信仰，而明教因其冲犯国号，被列入这一行列，被朝廷严加禁断。
此外，由于自五代两宋到元朝末期，明教经常与弥勒教，白莲教等结合，成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团体之一，许多农民起义也经常借托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因而明教自唐武宗禁断后开始，就经常遭到抨击和抵制。
宋代道教著名祖师白玉蟾就因为其学生问及摩尼教是否为老子遗教一事而著书论述否定这一说法。而在禅宗典籍《历代法宝记》中也出现了对外道末曼尼（即摩尼）的攻击，《历代法宝记》在约765年时传入吐蕃，此后约775年—797年间由赤松德赞赞普编撰的《真正言量略集》中也出现对异端末曼尼（即摩尼）的攻击。
此后，清朝和安南朝都因承袭明律，所以依旧禁止明教流传。清代以后，中原地区的明教活动已经基本消亡，只剩下东南沿海的福建等区域有所流行，但也已经面目全非，基本上被佛教或道教同化。而至于安南地区，在清代恐怕也早就没有明教教徒的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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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摩尼教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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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唐朝的摩尼教僧侣呼禄法师逃离会昌法难，至福州、泉州等地传授明教。因此，现如今中国境内只有福州和泉州两地有摩尼教遗留痕迹。
其中福州市台江区的浦西福寿宫，就是明教在福建传播的一个遗存，其中正殿供奉明教文佛和度师真人神像，神像背后悬挂有一幅绘制于清代的水陆画，画像上方的灯笼上书“度师真人”、“明教文佛”字样。而在中堂前悬挂的两幅楹联：“朝奉日乾坤正气，夕拜月天地光华”，“悟彻灵机群沾法雨，参来妙谛普荫慈云”。楹联中明显体现了明教（摩尼教）“朝拜日，夕拜月”的日月崇拜以及崇拜光明的教义，以及后期为了传播所需糅合佛教思想的宗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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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宫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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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宫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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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宫明教文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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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宫绘制于清代的明教文佛水陆画
此外，泉州市晋江余店苏内村万山峰草庵摩尼教寺现遗存有全世界唯一一尊摩尼光佛石刻像。该寺始建于宋绍兴年间，初为草筑，故名草庵。元代初期改为单檐歇山式石构建筑，面阔三间，宽6.7米，进深两间，长3.4米，檐下用单挑华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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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外观
正厅内依崖壁开凿一圆形佛龛，龛内浮雕一尊摩尼光佛坐像。佛身高1.25米，宽0.83米，头部呈现灰绿色岩石，长方形面孔0.32X0.25米，背有毫光射纹饰，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容圆润，眉毛隆起，颚下二条长须，嘴唇薄，嘴角线深显，形成下额圆突，面容安详。着宽袖僧衣，胸襟处打结带，无扣，结带为圆饰套束蝴蝶结，并向下延伸下垂至脚部。双手结佛教禅定印，平放于腹下，衣褶线条流畅，整体呈现佛教造像中的跏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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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正厅元代石刻摩尼光佛像
佛龛的左上角阴刻一段文字“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五行楷书，34字，字径2.5X2.5厘米。在右上角还有阴刻比较粗糙的文字“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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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草庵考察的照片
此两处遗迹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两处有关摩尼教的遗址，草庵摩尼教寺更是因为留存下这尊石刻摩尼光佛因而更加重要。这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留存的一尊摩尼造像，对于研究摩尼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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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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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自公元3世纪由摩尼创立，到后期传播到东西方，在中国达到兴盛后，历经数朝最后消亡。自唐朝后，由于历朝历代皆有所禁断，这也导致摩尼教各类文物资料以及建筑遗存少之又少，许多出土的文献资料都残缺不全。
但是作为一个兴盛于公元三世纪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在整个东西方文明史以及宗教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摩尼教的存在，是结合了祆教、佛教、道教等诸多教派的教义、理论以及仪轨等，不断进行融合创造而流传的一个世界性宗教。虽然这一宗教现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其对于研究历史上宗教之间的融合和宗教争斗的意义巨大。
参考文献：
一、古代文献资料：
唐·拂多诞译：《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唐·佚名：《历代法宝记》
唐·赤松德赞：《真正言量略集》
唐·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宋·释志磬：《佛祖统记》
宋·洪迈：《夷坚志》
后晋·赵莹《旧唐书》
明·何乔远：《闽书》
宣统阴印·佚名：《摩尼经》
二、现代文献资料：
白寿彝：《中国通史》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马小鹤：《光明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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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祷文有云：
“上帝，请赐予我平静，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给予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赐我智慧，
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复旦大学研究报告，整个清朝267年前，只有13%的男性留下了自己的染色体。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经历了这267年间后，只有13．61％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尽管期间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绝嗣现象仍普遍发生，人们延续香火的理想受到普遍绝嗣现实的狙击。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 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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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見聞錄（原胡段子）作者：徐晉如（胡馬）
張叢碧癖於海棠，每嵗海棠花開，例赴天津賞花填詞。丙午之難，不復更為此遊。其時北京中醫學院有海棠數本，亦饒丰致，某氏遂邀叢碧往遊。行至半途，叢碧内急難耐，便於街邊大解。某氏後語人云：此眞名士也。
天風閣主人，詞學白石老仙，而野雲孤飛，極致清空，又頗與玉田為近。先生早嵗過七里{，有浪淘沙詞紀云：萬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搖夢過江城。可惜層樓無鐵笛，負我詩成。 杯酒勸長庚，高詠誰聽？當頭河漢任縱橫。一雁不飛鍾未動，衹有灘聲。先生晚年語諸弟子曰：余易簀時，汝等幸無落淚，但於余耳畔誦此闋，余當含笑而瞑。後諸弟子果誦此闋為先生送行。嗟乎詞仙，今世尙復能見斯人乎？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德清俞氏亦僅四世，四世中亦僅三人。三人者，春在堂主人之經學、俞探花之辞章、小俞先生之紅學，皆足自立。小俞先生不甚依傍家學，冠年篤好新文學，一生鍾情磨{，年且八十，尙以假嗓唱《遊園》之春香。磨{素分清曲與劇曲，小俞先生所為者，清曲也。寒柳堂詩：“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奼女”，知定不為小俞先生而發。又：平伯晚年邋蹋，泗流，恒以中山裝袖口抹拭，久之袖口有若油浸。
周玉言雖出身寒微，而平素最以風流自喜。負笈燕京時，亦儼儼然一浊世佳公子也。才人性狡，自古卽然，玉言尤甚。嘗私拟曹雪芹詩，流佈在外，又故作玄虛之論，吳子臧遂信焉，詳為{説，卒為天下笑。子臧銜之終身。予聞而嘆曰：予輩知識分子，所應仇恨者惟愚昧、卑賤二者，餘皆閑氣，殊可不必也。况子臧與玉言，同出燕大者耶？
沈從文嘗云：丁玲摽梅之年，醜似無鹽，而亂若武曌。予觀今世女作家，亦可想見前輩風流也。然毛郎深愛賞此抵得三千毛瑟精兵之文小姐，有洞中開宴會，款待出牢人之句，紀初會也。紅羊之嵗，丁亦不免，後有客問曰：汝恨毛郎否？丁答曰：吾不恨也。其愛我不得，故令人辱折我，吾何恨耶？
黃葯眠先生藏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一部，宣紙精印，美雅絶倫，丙午刧起，先生恐是書燔於秦火，乃忍痛轉讓。初議定二十圓，而買方還至十六圓，出卡車一部\走。後遂不知所終。嗚呼，我知黃公，醫卻眼前疮，剜卻心頭肉矣！
紅朝最重出身。任二北以前朝鉅公胡氏記室，遂不得用。流寓四川，至鬻花生米度日。文革後應博學鴻詞召，入翰林院，以性耿介忤人，又當行。維揚，二北桑梓地也，欲終老焉。先是，二北有祖屋數椽，土改時已為新民所據，二北索而不得。將去長安，買草席一方，語友人曰：若不索回祖業，有死而已。後果席其門，宿焉。有司不能堪，終以完璧歸之。
予嚮於清園時，受公文寫作之業，教習者誰？中文系黨委書記孫公也。孫公衡文，必主通達，嘗戒諸生，慎勿為無人能解之洋八股。予初不知洋八股為何物，後李慎之先生語我云：“儂曉得汪暉不啦？予讀其中文論著，慨其文字艱澀，以為必有獨知之慮者，及見其英文論文，則駭其\薄也。”予始知洋八股者，唬人術耳。
西諺云僕人眼中無偉人，東土何嘗不然。紅朝十年，嵗大饑，有官保奉諭示陳義寧曰：若！當戴德！今領導恩及汝，日供牛乳一支。義寧曰：吾妻兒亦需牛乳，其如之何？官保後常以語人，且笑曰：“盲鬼，咁資産！”資産，北言資産階級生活方式。
三十年代清華園梓有《清華周刊》，存世甚眇，惟清華圖書館尙存全帙。頃有張玲霞氏拋心於茲，遂成一專著。或謂：此刊當時實一尋常之學生刊物耳，何研究價值之有？然當時藉藉無名之作者，後多成享譽世界之名家，卽黃公度詞，傳世無多，亦有賴此刊而存天壤者。此刊之眞價，何待言耶？主其政者，則中文系學生蔣南翔。南翔少年即抱澄清之志，潛入馬黨，鼎革後長校清華，嗣遷教育部主事。蔣贅於吳氏，吳氏父，涇陽吳宓也，曾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主任、清華西洋文學系主任等職，時為西南師院教授。南翔欲涇陽返京，許以重建清華西洋文學系，涇陽報曰：汝今私於我，非汝眞欲行此道也。不果行。時上有言：大學我看還是要辦的，但首先是理工科大學。涇陽定知蔣必不能踐言也。
孫公軼青，久歷官場，曾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國家文物局局長，二品大員也。素親翰墨，復喜附庸詩賦，致仕後膺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倡文藝服務大眾，詩詞必須通俗之說，嘗謂古今第一好詩非李白《靜夜思》莫屬。有句頌十五大云：小康奔嚮大康門。其不知小康出諸《禮\》，與大同對也。予嘗駭蕭艾教授不知靜安“誰能妄把平成業，換卻平生萬首詩”之平成出諸《尙書》，反引“君王忍把平陳業，衹換雷塘數畝田”證平成必為平陳之誤，今孫會長之謬，尤出人意表矣。
言慧珠訪日回國，曾致送文懷沙襪子一雙，送襪，東國之俗也。文卻於辦公室洋洋自得，炫云：“言慧珠言老板，梅蘭芳的弟子，從日本給我帶回一雙襪子，你們知道是什么意思嗎？——你蹂躪我吧！你踐踏我吧！”
人謂文懷沙以“反老大哥思想罪”入獄，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云：“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云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文氏入獄，實以售祕藥於黨政要員，徒見伐身，未收演蝶兒之妙，終至罹禍。又迷奸青年藝術學院女生，數罪並發。實自取之耳。文氏年過九十，猶自色心不減。頃見其預某會，端坐主席臺上，一手持話筒，一手猶摩搓身側女主持香肩不已。
何新八十年代以沈昌文薦，暴得大名，有《諸神的起源》一書，附會燭龍為北極光，可足發喙。（其餘荒唐可駭之論尙多，余不能一一省記。）又謂魏連殳是中國第一個多餘人。其善於投機，往往如是。而青年多乏智識，遂奉為偶像。何新以白丁而入翰林院，卽此一端，可證“卑賤者最聰明”之語，非妄發也。其時李澤厚編修謂其學粗疏，何新便於翰林院張大字報，云汝再敢妄議，我必手刃汝。澤厚經紅羊之刧，已成驚弓之鴈，餘子亦無人敢面折之，何新氣焰，遂不可一世。何新後充國史館，余友閔公同其行。閔公嘗語之云：汝之學博，夫文學也，美學也，余不能解，惟歷史學，汝一無所知。何但為白眼，亦莫可奈何。余友李公入國史館時，何已青紫在身，離去多日，李公於館中假書，竟屢見缺頁，人皆曰：此必何新所為也。當八九前何氏名最盛時，有北師大女生某，曾至其家，入座未二分鐘，何即前索吻，女生奪路而出，返校，大哭不已。初，何新所姘者為一打字小姐，頃則《漢武大帝》之导演胡玫也。
〖打边鼓：何氏一章，補綴一語。都城之内，何氏惡名人皆聞之，而尤以膽壯为甚。蓋其無不敢言說之語，無不敢繕冩之書，無不敢爲作之學問。若無所懼者。然何氏眞無懼耶？否！風聞何氏素不敢夜行，何也？殆畏剥皮拆骨者再！〗
南開寧公宗一，情種也。素治《紅樓夢》，亦栩栩然紅樓夢中人物。知天命之年，猶且與一雙十年華之女生相戀，女家不欲與之，二人遂仰藥殉情，幸為人救挽得免。
吾鄉戴公文葆，早年畢業於復旦，後入三聯書店，當世有數之出版家也。然戴公每聞人談沈昌文，必切齒曰：此人流氓。一日予晤沈昌文，偶有客笑問：頃於潘家園見三聯老檔多宗，寧無公當年揭發告密之件乎？沈則恬然自得，若無其事。沈以上海百樂門應門小廝，而為《讀書》之主編，其際遇之奇，又過於何新。沈為何父執，何之得意，沈實予力焉，然沈亦曰：何新眞流氓。
吳則虞先生嫻於經子，實則詞學亦足名家。中華書局所出清眞集、山中白云詞，校讎之任，皆先生為之。至其己作，亦復清麗可喜。先生皖人，而自云一生低首服湘人，故其令坦卽湘人也。
世知何新嘗迻譯培根《論人生》，以爲必會通中西者，不知何新素不解娵隅。所謂迻譯，非就原文譯出，迺就水天同先生全譯本，删繁就簡，若小學生“用自己的話復述”者。試舉書中《論青年與老年》篇一節於下：「青年人在執行或經營某事的時候，常常所包攬的比所能辦到的多，所激起的比所能平伏的多；一下就飛到目的上去，而不顧慮手段和程度；荒荒唐唐地追逐某種偶然遇見的主義；輕於革新，而革新這種舉動是會引起新的不便來的；在起始就用極端的補救之法；並且(這是把一切的錯誤都加重一倍的)不肯承認或挽救錯誤，就好像一匹訓練不足的馬一樣，既不肯停，也不肯轉。有年歲的人過於喜歡反對別人，商量事務商量得過久，冒險過少，後悔太快，並且很少把事務推進到十分徹底的地步的；反之，衹要有點稀鬆平常的成功，他們就很滿足了。」(水譯本155頁)何譯如下：「青年的性格如同一匹不羈的野馬，藐視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極端。勇於革新而不去估量實際的條件和可能性，結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卻招致更大的禍患。老年人則正相反。他們常常滿足於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於行動，議論多於果斷。為了事後不後悔，寧肯事前不冒險。」(何譯本59頁)則知何全未見原文，所謂譯文，實從水譯檃括而出。惟何於其《譯者的話》中云：“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水先生那個譯本中的譯筆可能略微古奧了一些。但筆者在重譯的過程中，還是從水先生的譯文中受益非\ 的。”或其時天良猶未全泯，尙内疚神明歟？又有瑞士人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著，署名何新譯。然此何新非彼何新也。聞有客問何新：汝非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者乎？何卽嘿然受之。
曩於《文學自由談》見謝冕來信駁某公指其文中用錯成語，畧謂：予學問若何，自有公斷。然則謝冕究有何學問，余不能知也。或語余：謝靠三篇論文喫一輩子，卽俗所謂“三個崛起”也。余因悟《銀翹集》中“偶見紅顔仍崛起”句，實指謝冕而言。（按：楊憲益先生譯才當世第一，餘事為文史研究，有《譯餘偶拾》，樸學鉅著也。詩集名《銀翹集》，有報嚴文井贈蛤蚧酒詩：早知蛤蚧壯元陽，妻老敦倫事久忘。偶見紅顔仍崛起，自慚白髪尙能狂……云云，自注，崛起句，謂新詩人高呼三個崛起也。）
趙生建林，余在北監之學弟也。初，徇眾謁錢公理群，諸生皆問文學、問理想，惟趙生問：先生以為我當不當入黨？錢倉卒無以應之，但曰今天天氣矣。黨義一科，生繳論文，歷數成祖之辜，而心眷太祖（按華氏為建文），若不能已，洋洋灑灑，幾數萬言。某日義憤\膺，語余曰：知識分子太骯臟了！余驚問其故，彼云：周國平的老婆竟然嫁給陳鼓應了！余駭其就讀哲學系，不知陳鼓應與陳嘉映之為二人。
文聯張主席鍥，素性風流自喜，耳順之年，仍作《上海灘》中許文強之大包頭，亦西門、未央儔也。予嘗於地攤見其文集，無一篇非垃圾，迺深慨曰：“一個人寫一篇垃圾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寫垃圾，不寫好文章，這纔是最難最難的啊！”十年前其女正讀初中，有成語不知出處，時嚴家炎過訪，卽以告之。主席訕訕然謝，而銜之入骨，每與人言此事，必曰：學者，就是有學問。然而學者雖有學問，靈性必為學問所汩滅。
錢鍾書嘗致書吳忠匡教授云：尊詩賢於趙釘鉸、郭打油遠矣。唐胡令能以負局鎪釘為業，感夢能詩，時稱胡釘鉸，亦張打油之倫亞。錢公所指，則為紅朝二鉅公也。余在安慶，同行皆入趙釘鉸故居參觀，以為翰林舊府，必助文興，予則心鄙其人士行蕪穢，明信空王，暗參歡喜，拒不入其門。
郭打油少年為新文學開山，蔑視舊道德，崇尙性自由，曾因花柳病而累及其下堂妾安娜。晚年歸樂山掃墓，竟曰：男某率妻某某、妾某某、某某同拜。至此舊道德又獲完全之勝利矣。
某新詩人，不知誰氏子也，95年初冬，著長衫馬褂，瓜皮帽，留辮子，步入清華西門之萬泉河中，且行且除帽、剪髪、逐一脫衣直至全裸，便於河水中非法出精。河上早備數十境外媒體記者，“記錄這一後現代主義的行為藝術”。詩人旋以此入德國籍矣。
當九十年代末，予友李公洪巖、范公旭侖考證錢鍾書留學英國，決不可能獲副博士之蘇聯學位，又謂楊{《錢鍾書與〈圍城〉》非信史，楊便致電丁關根同志哭訴，請將李、范書銷禁。令遂行。而中書君身後，楊{終不得不推翻昨日之我，承認錢所戴者為學士帽，而非蘇聯友好援助英聯邦之副博士帽也。
棣之師嘗謂，錢鍾書心中孫柔嘉必係楊{無疑，而必語之云：汝卽唐曉芙了。唉，在敵人眼皮底下幹革命，用句京戲詞兒說：忒亦地辛苦了！
孔凡章先生，詩壇之通天教主也，門下弟子眾多，佳者亦頗不少，時號孔門。余至友劉公夢芙，卽孔門大弟子也。門主素不喜《紅樓夢》，更不喜紅學，嘗從容語馮其庸云：你們這些搞紅學的，是不是連林黛玉什麼時候來月經都要研究？
余曾於周曉川師處見其抄錄方重禹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四皓者，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四教授也。余傑《火與冰》云：「把江青捧為鳳凰的，是馮友蘭；為江青講《離騷》的，是魏建功；積極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為江青講李商隱是法家的，是林庚。」即四詩本事也。然予不知當日之猶大，有何資格刺四皓也。
周一良有閑章一方，云：“書生上了毛澤東當”。
〖無事三分醉：補白：昔彊村{一妾，取名“抱賢”。或有不解其故者，詢之，答曰：無甚，亦自名為“賢”耳。〗
朱庸齋祖師貌俊朗不凡，曾眷於汪兆銘之女，《分春館詞》中有《燭影搖紅》一闋，卽詠其事也。詞云：“碎雨黃昏，倩誰偷喚春魂轉。亞階紅白盡辭枝，向晚餘寒\。清夢人間易斷。最難消、啼鵑又遍。傷心重過，綺戶朱門，風花盈面。翠管銀船，當時肯放韶光賤。一春心事水東西，流恨天涯遠。愁裏年華自換。費{高、相思淚眼。暮雲過後，未了重陰，閑簾休捲。”
京俗呼嫁夷人者為扛洋槍的。九三年海上某名校曾查出十二對男女共處一室，行無遮大會。男皆夷人。後檢出此十二女子同罹艾滋之疾。校方欲以開除學籍論處，十二女子謂：汝敢行之，我等卽於學校旁長住，逢男人便勾引。校方不能堪，遂各予畢業證書，戒其返鄉迺已。噫，扛洋槍的之寡廉鮮恥一至於斯，亦幾希矣。
余在北大之學長王公，性滑稽，嘗云：吾知張也之前身必為張南皮也！按《說文》：也，女陰也。段金壇注：此本無可疑者，而\者妄疑之。鳴呼，南皮公豈唱走進新時代輩耶？
黃公延復，海內外共知之清華校史研究專家，自謂以一人敵一室。一室者，官辦之清華校史研究室也。余在清華日，中文系辦有《清華中文報》，主編則屠兄曉光，王兄洪波亦予其事焉。時洪波兄問黃公何謂大師，黃公從容曰：予心目中大師，必有第一流思想、第一流學問、第一流之文采而後可。仿佛其人者，其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與？洪波遂直錄之。不意此語竟致使《清華中文報》停刊整頓，聞校黨委開會痛批黃公，有某公曰：黃延復眼中，寧有吾輩耶？又傳達：此後校內任何刊物，不得刊載黃延復文章，雖片紙隻字，亦不許用。後清華九十華誕，校報擬紹介清華風物，又非黃公文字不可。黃公見主事者，因笑曰：汝不言乎，黃某雖片言隻字，亦不得流佈在外，今何前倨而後恭耶？主事者但訕笑而已文學評論家白某以與韓寒罵仗而為世所聞。予知白氏，則稍早於是。白某素昵於蘇州戴女作，魚雁相傳，未嘗有間。偶以電腦病毒相侵，閨閫之言，遂流於外。白有贈戴之作云：我的手拉著你的手，我的口對著你的口……或曰信天游體也。予友張子，閱而嘆曰：不意白公年高體衰，語言暴力猶若是之生猛！
向日《北京娛樂信報》載，某Z姓女星出自風塵，其時趙薇著日本軍旗裝事方熾，世咸以Z卽趙。不知趙薇乃正途出身，更不知七十年代人之夢中情人蓉兒，竟為昔日杭城坐葷臺之小姐。我若為金庸，寧不如吞蒼蠅哉！
昔朱淑眞有句云：“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已啟人詆訾，今日女作家所為小說，放蕩越情之處，有甚於此者遠矣，而世無衛道之士一為蕩滌，思之可嘆。今屆作協，入值樞密之婦人者六，皆善性描寫，時號曰六必居。亦可謂謔而近虐矣。
近聞陳染女士所狎者為一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之女司機，人前但呼曰表姐。不知當日陳氏亦有所歡，歡則北師大某君。某君時受業於棣之師之門，偶擕陳女士詩作謁師，師云：咦，此女子甚可畏也！次日某君卽與陳氏絕！
北大女詩人YN，早年自費出版詩集，倩謝冕為序，遂得不予統考，經面試直昇北大文史哲實驗班。彼在北大日，素常喜箕坐，雖露底褲，無嫌焉。余頗引以為笑談之助。後予友張子道此女面試時情事甚詳。云：YN入京，宿於先鋒小說家QHD家。Q欲享之，而YN委曲不肯就，曰：“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妹妹。哥哥和妹妹怎能幹這種事呢？這樣吧，我給你用嘴吧。”
新文化\動起，新潮青年咸與維新，惟黉舍講習，仍多以舊學授群生。紅朝定鼎後，百舊俱「新」，卽大學中文系之課堂，亦皆以新文學為主，新進監生，無不視舊文學為骸骨，惡之欲其死。蓋當日上庠，非根正苗紅則不{，此輩素無根基，故覺新文學較易入人耳。費師振剛，時從王公瑤遊，獨好古敏求，異於時輩，王公遂以「費老」呼之。
予嘗謂凡操北京土話者必無眞學問，此雖獨斷之言而屢屢驗之，予友劉錚頗韙予言，亦未知何故。黔之陳，嘗注韓蘇詩者，有子不能克紹箕裘，卽滿口京腔,，殊可厭也。予曾聞之曰：你説余秋雨没有學問嗎？他學問大着呢！人家是聰明人，知道做純學問没錢，他做純學問做不好？要做，做得好着呢！可人家聰明！又嘗有翰林編修劉小偉，與予同預國際金庸小説研討會，詰予曰：您説賈寳玉搞同性恋，您是瞧見了還是考證出來的啊？予曰：此查先生所云。彼迺頽然就座。先是，劉潛知予出蓝田門下，卽於大庭中痛詈予師，謂其道德敗壞。予怒曰：對子罵父，是為無禮，汝尙是人否？故詰予者，欲以報予，而卒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昔年上海京劇院編排有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晉京演出，各大學皆有贈票。余時任清華京崑協會秘書長，故亦預焉。余觀此劇，駭其花臉竟唱南梆子，自餘殊不必論矣。翌日，余之同班同學某，道逢余，盛道斯劇服飾燈光之奇美，劇情之跌宕，矛盾沖突之激烈，余曰：汝不懂戲。不顧而去。又數日，上海京劇院假座人民大學，邀各校學生座談，清華又推余赴會。會上余痛詆該劇，北大與會二君，與余爭執不下。越明年，余轉學北監，復與二君逢，余為二君養廉恥，不欲言之，二君則自承當日之謬也。蓋二君初受業北大駱正教授之門，便為其導入歧途，頃以吾友張衛東先生每週赴北大義務教戲，始稍知舊劇門徑。駱正於北大開壇多年，謬種流傳，害人不\。嘗於書肆睹其《中國京劇二十講》，\薄幼稚已極。
戲曲電影《群英會》、《借東風》之拍攝，識者咸以為京劇形製已頗遭割裂，不知今之傳世版本，亦是葉公盛蘭鬥爭得來。導演陳懷皚，卽陳凱歌之先考，強不知以為知，如起霸諸節，並欲橫加刪削，眾不能堪，而無敢言者。獨葉公以指戟之，詈曰：“孫子！你丫懂戲嗎？”魯殿靈光，遂得賴以保留。馬連良私語葉曰：“四弟，你今兒可給咱大家伙兒都出了口惡氣！”
八十年代，新潮藝術家於傳統戲曲反頗垂注，如今日白先勇之屬目崑曲然。有藝術家某，作《南腔北{大匯唱》，遍邀京師名流，一時滿座諛言，獨張君秋云：你們搞的什麼南腔北{大匯唱，咱也不懂。但是，我們現在喫飯放的背景音樂，京劇裡叫《哭皇天》，那是死人用的！
某文獻大家，渠生前所出單行本，久絕其版，中華書局近為其出文集，洵學界幸事也。惟此公有斷袖之癖，門下男研究生，往往遭其強吻。
〖击壤歌：曾聽聞某校文藝學一老教授“只招女研究生”，而未知底細便入門之女學生無數，深為之一嘆。不意男研究生亦有此厄，真真男女平等啊！〗〖{：此文藝學教授號曰和諧美學家。周LX〗
某女碩士畢業時，其師對她說：你出去後，千萬不可說你是我的學生。因為你讀我的研究生，是你考進來後學校安排給我的，不是我要招你的。你這麼差的學生，我根本就不想要，但我沒有辦法。所以，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學生，你也不可說我是你的老師。後來，此女碩士考取了金庸的第一個博士生。她也的確不敢對人說，她是某老師指導的研究生。
劉叔雅先生執教於西南聯大，任教授。時沈從文以小說暴得大名，亦為西南聯大聘為教授。叔雅先生聞而怒曰：陳寅恪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百塊，我劉文典也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十塊，朱自清，每個月該拿四塊，至於沈教授，連四毛錢都不該給他！又一日，防空警報甚急，叔雅先生亦隨諸生奔跑躲避，道逢沈，叔雅先生遂立而詈曰：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民族的將來，你這該死的，你跑什麼！
蜀詩人楊啟宇云：中國在歷史的每一個關鍵時期，都是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
名主持陳魯豫，於“中央二臺”采訪名流，一時有“平生不識陳魯豫，便稱英雄也枉然”之説。或有自以為名流者、欲為名流者，趋之若東海逐臭之夫。丙戌年魯豫議訪黃公苗子，黃公本在兩可間，其妻郁風曰：吾觀其人，身量甚小而厥首至鉅，殊非人類，吾不允也。兹議遂寢。
吳小姐虹飛，當今有數之娱記也，更曾榮膺“無良記者”稱號，比來更因黄吳之戰，聲名大噪。憶在清華日，吳小姐有小説一篇，通篇囈語，毫無情節可言，余不能卒讀，謂其“無内容”，時文學社社长顔濤正色曰：“有——内容！”十一年後，余偶憶此，遂並志於是，但默誦定庵詩“天教僞體領風花”而已。
蔣慶者，今世之僞儒也。廣安朝，蔣子流宕京師，以策動學生\動为業。時蔣生信耶教，其於儒學，固無所知也。後事泄逃逋，亡匿川大某博士家。乃語博士，云倘天假以年，自當致力儒學。博士云：汝眞欲治儒學，第一不得以宗教视之，第二不得倡專製，第三不可不反康姆囿你之末。而今日蔣慶之爲儒業，莫不反博士之誡而行之。
范曾就學於中央美院，時將畢業，美院成例，凡畢業生例須交作品一幅。范曾繪事已畢，則每日潛伺於恭門府花園外，冀得郭樂山一言之褒。樂山素以通天教主自命，乃親爲題筆書數語以志其端。范曾遂以此幅呈彼師。師見之極不忿，而亦無可奈何。范氏之得名，蓋多類此。
盧師永璘視事北大中文系時，有流浪者某，不衫不履，道中截師，睥睨曰：若！幸予余三分鐘，閲余説部第一頁，若必延余為教習，惟余非碩士生不授也。盧師徐曰：汝或眞有才，然吾校自有章程，如之奈何？對曰：何沈從文便延之耶？盧師倉卒無以應。予聞而笑曰：師何不答：那是在萬惡的舊社會？
余友張公，雅部之伶人也。丁丑年新正，與余同觀新年京劇晚會，李勝素出場，余等皆目不轉瞬，張公見之，撫頷而嘆，曰：咱這模樣是不行了，下輩子啊，咱也託生為美女，把劉忠德、高占祥這些色鬼都迷死！
北大圖書館藏何新《諸神的起源》一著，内插印混沌（見莊子知北遊）之圖，頗有遼東白豕之態。圖上則有學生以鋼筆大書三字，曰：“吳樹青”。吳樹青者，向日中國人民大學之副校長，己巳秋來長北大者。樹青既踐祚，推行洗澡用澡票，出操領操票，打開水用開水票，迺得嘉名曰吳三票。
五十年來，左派專政右派，可謂司空見慣渾閑事，乃右派竟能專政左派，此事僅見諸北師大。反正後，有司議立博士生導師制，惟首重根正苗紅無歷史污點者，故張公岱年竟先馮公芝生一年。郭公預衡，依例亦當膺首届之選，不意启功、黃藥眠諸右派堅不允之，此事遂終作罷論。終郭任教之年，不能為博導也。
有北大邊緣人柳哲者，必謂其為柳下惠後人，又謂其為中國之“和聖”。予聞央視某美女主播，於大疫之歲成功上位。惟妾雖絲蘿，難託喬木，小姑獨處，摽梅無期。嘗與吾友劉君一見傾心，便欲自薦枕席，而神女有心，襄王無夢，惟餘嗟嘆而已。劉君眞今世之柳下惠也。柳哲先生若知之，不當呼劉君為祖宗耶？劉君者，《走向共和》之制片也。
朱德熙先生性保守，偶見女生衣著暴露，必厲辭呵責之。噫，是亦過矣！
臺灣南氏懷瑾，不學無術而善欺世盗名。德宗朝，充祕使，游辯兩地。德宗嘗以為杜月笙一類人物，及讀南書，迺喟然嘆曰：杜月笙何得比諸南老！鳴呼！宜其為俗所嗜也！
名博盡心，早年曅業自某海關學校，常以不入名庠為恨。故自北師大研究生班結業，復倩人代作論文，並薦於某核心期刊，遂得預考博士生試。博士既將卒業，復又申請博士後。此女早歲頗得張中行輩賞，吳祖光許之八字考語曰“明眸皓齒玉立婷婷”者也。余則以為酷肖《英雄無敵2》中之美杜莎。嘗有吳壽松者，贈之聯，曰：“能叫老頭都入彀，可憐小姐未成家”，吳亦老頭也。余有詩詠之云：“少女最長游擊戰，老頭爭作護花鈴。臀波乳浪原無價，況有紅鉛未絶經。”後數年，彼謁吳小如氏，贈其所著小女人散文若干册、小女人詩詞若干册。既辭出，吾友周穆復至吳所。坐談移時，周穆亦辭，吳氏語周穆曰：“頃有文盲來，贈余垃圾一包，汝下樓時，可為余抛之也。”
盡心女博有詩云：“我是多情天上客，人間隨處種相思”，頗蒙舒蕪愛賞。或曰，此詩初作“君是多情天上客，人間隨處種相思”，為贈魏新河之作，魏業飛行員，天上云云，蓋有實指也。魏性風流，軍制，師級飛行員每歲可療養數月，每療養，輒有所幸，故魏不甚重女博耳。某歲所幸服務員某，以珠胎暗結，欲得名份，得其師孔凡章斡旋，乃免。後孔凡章病重，魏強求之序，及魏集刊行，不果用。其涼薄有如此者。何公琳儀，今世樸學鉅子也。木訥剛毅，方正狷介，仁人君子行也。而生具至性。初在東北，前妻欲自出，公苦挽，不顧。公心灰意冷之餘，即隻身赴皖省。當行，發數十載之藏書而盡售之，蓋不欲更作夢窗偷展之憶也。初出價三萬，後為韓國某氏以二萬得之。噫！此韓人，亦忍人也！
學部嘗有令，凡博導，例須有國家課題，不然卽裭其資格。黃克劍先生遂語有司：“吾不能也！汝可徑裭之也。吾猶貞女，十年不字，汝必欲強余字之，可乎？”有司無柰，衹得法外開恩一綫也。
杨叔子者，華中理工大學老校長也。以工程院院士而篤好人文。又親翰墨、喜詩詞，更膺瑜珈詩社社長之職。惟所作尙不脱老幹習氣。己卯年聯合清華北大中華詩詞學會，舉辦“世紀頌”詩詞大賽。有詩人參賽作品題曰《郎君新購摩托車》，蓋七絶也。余省記其結二句曰：撩起衣裙登後座，抱郎腰杆貼郎胸。每以語人，一座皆大笑。
拙集原有《無聊的張中行，無恥的吳祖光》一文，後自删去。故今行世之本無之。蓋亦為賢者諱爾。當吳殁前數月，於三聯書店大罵毛\，故余筆下特寬一綫也。
北大中文系招研究生，最難者厥在大綜合，時號鐵門限，而能跨此鐵門限者，多非北大本校學生，以彼等素喫不得苦也。惟入得門限者，多非學問中人，近年學風敗壞、學術日趋平庸，招研遴選之政，不得不任其咎也。此鐵門限，即留學生亦不得免。故每歲招研前，必有留學生高其束脩，延師家教。所延者若為出卷人，則多能輕易中式。此或亦潛規則之一型乎？某年，竟有韓國留學生大綜合得满分，吾師某，閲卷者也，擲筆嘆曰：為此生做家教之人，其尙复有良心乎？
樓宇烈著《中國人的品格》一書，有人轉一册與某公。是書裝幀甚惡，某公一瞥後，便抛置一旁，曰：不意别來竟寫什麽《中國格格》！
金公應熙，嶺南有數之史學家也。以香港史之研究最足傳世。金公早歲受業義寧陳氏，後以信膺馬列故，不復更傳其學統。惟金公亦癖於詩，據云唐詩能記誦者有二萬餘首。洵可駭也。曾慕一盘姓女生，思之不得，但口誦義山詩“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盘”以消永日。義山詩用漢趙飛燕躡水晶盘，作掌上舞之典。惟此盘姓女生體態豐盈，如於水晶盘上作掌上舞，吾恐非五丁力士，不能承舉也！
余向在清華時曾入文學社，轉校後不復有此雅致。清華文學社可記者有二事。一為詩探索主編劉文玉，來清華座談，有同學前與之探討疑義，劉云：“要是我還記得你的話，我回去寄本書給你。”二則名詩人俞心焦，日蹭飯於兹，余亦偶與之相盘桓。此君眼中甚有睥睨之意，余初甚異之，後知其以與人相毆，遂致眇一目，故視人每不正視爾。此君極崇拜毛主席，七年前以威逼行奸而入獄，計其刑期，今年當出獄矣。
中書君一生未收弟子，人或怪而問焉。則曰：研究生非欲利用我者，便為欲害我者。
王主編干，創作、評論兩棲之實力人物也。此君咸豬手之名，著於京城。室有靚女，則必摸之。蓋深諳女性心理，料其不敢聲張爾。某次文代會，又竟大施祿山之爪，不意靚女良人亦在，當場飽以老拳，王主編自知理亏，不敢還手，不一時血流一地。
又有白氏子者，文革後嘗著電影劇本，有臺詞曰：“爸爸，你愛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你嗎？”成祖聞而不悅，欲殺之，而不果下令。但此人遂以此聲名藉甚。乃卽以為資本，迭行奸騙，八十年代清理精神污染，此人遭傳訊，彼不知其為我黨例行傳喚，乃誤以為東窗事發，主動交待與有床笫之歡之文學女青年四十餘名。二十餘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世竟以受難者目之，不亦謬之甚矣！
有新詩人黃某，於網路發帖，求為富婆入幕之賓，遂得文化賤客之號。不知白洋淀派名詩人芒克，專靠北京電影學院女生包養以維持生計，芒克所住之房、所{之車、所用之物，莫一而非諸女生為\之，黃某若知，不當瞠乎後塵乎？
〖紫鳶：王朔數年來亦靠徐靜蕾接濟。他的書稿費在一堆白粉裏吸成了灰燼。〗
劉寄廬先生曰：西人之以巩俐為美也，亦猶中土人物，讀《茶花女》、《飄》而善之，曰：吾今眞見大著作矣！
余嘗與臺灣名伶奶茶同車，予座側則奶茶助理葉氏焉。予友時方著{蘭公子劇本，予因問葉氏：奶茶素演時裝劇，或可一試清裝，去清代大才子之妻乎？葉氏笑曰：清代大才子，我衹知道唐伯虎！
川大舊多美髯。最著者三人，一者蒙文通先生，一者楊明照，一者數學家某。數學家某聲聞於域外，然余始終不能記其名。文革起，諸紅衛兵欲得一反動學術權威以折辱之，以楊明照為紅色專家，數學家恐滋外議，故此職惟蒙公任之。是日也，諸紅衛兵見公之銀髯垂胸，卽前鎒之，拍手笑樂，蒙公不能堪，歸，卽從容自經。蒙公殁，經今文學統遂絶。若今世蔣慶輩，不過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潘閞發商石屹，應新浪網邀，為聊天嘉宾。偶凴欄下眺，見正北數百丈外有空地一块，立時興發，呼記室曰：中關村還有這樣一大块地，去查一下！如果没人買咱們趕快買了！記室提醒：潘總，這是北大！
蔣公南渡後，每歲耶誕，必高延島内資深教授與宴，殆李氏主政，則改共宴為接見，而陳氏卽此亦無之。至夫視知識分子為仇讎，通令永不許給張申府漲工資者，又遠出陳氏下矣。
某歲余秋雨自費遊美，欲自薦設坛哈佛，以增其價。四處央挽人，遂得謁王德威氏。薦頭情面甚大，王氏不能卻，遂見之。秋雨自云，其在臺灣設坛開講，聽\五千餘人，又云方自哥倫比亞大學來，該校聽講者亦五百餘人。王德威心道：予卽臺産，臺灣安有五千餘人之埸所？予畢業自哥大，哥大又安有五百人之大教室——不但無五百人之大教室，卽三百人、二百人之教室亦莫之有。此人眞能鬼扯也。
齊白石自謂詩書畫三絶，詩最工，畫最下，迺竟以畫名。是則妄人妄語，殊不足一哂。齊氏所為詩，大抵猩猩能言，何嘗知詩為何物？此公於畫，亦非當行，吾姊某曾謂其為農民藝術家。非有徐悲鴻輩之推挽，畫坛安有此君哉！聞此君晚年，色欲不衰，每見青春少艾，必持放大鏡，由頭看到腳。思之令人作嘔。子曰：老而不死是謂\。彼與文懷沙，可稱二\。
《上海灘》去丁力之吕良偉將出演《張大千》一劇，不意竟誤惹訟事。張氏之女心慶，謂乃父雖女弟子\多，實甚能慎獨，怒斥斯劇所云大千風流韻事，皆向壁虚造。此直是睜眼説瞎話耳。吾聞之，篆家陳鉅來，曾為某閨秀\為張氏弟子，張謂：予性好漁色，若見美女，必強之吻，都是熟人，如何好意思？陳謂：予所薦者，貌若無鹽，君其毋慮！張見而訝其醜，遂南面而受之。
世上無目人最\，蓋不僅今世為然。昔者曾有南張北溥之謂，而南張何得比諸北溥？心畬先生曾誨啟元白曰：“汝不必練畫，詩工，畫自工耳。”鳴呼！此心畫之法也！南張於此境何曾夢見！
作家狗子素不修邊幅。嘗與某高尙社區保安相執，狗子不勝，遂曰：你不想在北京城混了？你知我姐是誰嗎？保安曰：看你的德性，你姐難道還能是宋祖英？
有詩官劉征者，曾任“紅荳杯”詩詞大賽評委主任，賽至中途，劉征忽提出：余亦有詩，余故當參賽。人皆曰：先生卽為主試官，主試官何得自為舉子乎？劉遂辭去評委主任之職，果參賽，而果膺首選。獨得獎金二十萬。劉詩虚造昭明太子情事，厚誣古人之作也。又詩體號古詩，其實不過整葺之戲詞。人或曰：劉征先生也不缺錢，何至於此？霍懋青先生曰：缺錢也不能不要臉面！红豆曲刘征 ２００１年访无锡，因得赏无锡红豆树。树传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手植，已一千多年。原为两树，后两干合抱，并为一树，上枝仍分为二。近处旧有文选楼，已圯无遗迹。时值岁寒，木叶尽脱，根柯盘结如虬龙。廊上悬有红豆树图片及前贤诗文，益我见闻。听老者讲昭明太子浪漫传说，哀艳动人，遂有写《红豆曲》之萌动，孕育多日，终于呼之欲出。２００２年春节多暇，命笔成章。传说为我起兴，赋事任臆所之，真实不虚者只一情字。
南国红豆生处处，最数无锡红豆树，道是萧郎手自栽，红泪千年咽风雨。萧郎帝子人中龙，金蝉翠緌当华风，济贫苏困不自足，文选楼头夜烛红。恰是清明新雨后，信马青郊问花柳，暂辞倦眼万飞鸦，难得清心一壶酒。当垆女儿傍前溪，杏红衫子绿杨枝，相逢却似曾相识，未曾相识已相思。素手捧杯奉公子，明眸含笑凝春水，不须丝竹伴清歌，天下流莺欲羞死。碧桃花下誓终生，阿侬小语许花听；“因爱红豆名红豆，不慕繁华只重情。”归来杜门耽笔砚，寝馈沉酣书万卷。碧玉未及破瓜时，待嫁三年应未晚。文选终成第一书，牙签锦轴聚琼琚。凤笙龙管迎红豆，春风十里紫云车。白头阿母吞声泣：“讵料一病终不起！欲寻红豆向何方？前溪一片埋愁地。朝占鹊噪暮灯昏，枫叶桃花秋复春，伶仃寸草当垆女，寒微无路叩金门。嘘气如丝泪成血，枕上声声犹唤君，叮嘱一物遗公子，锦帕包裹是儿心。”帕上鸳鸯女亲绣，鸳鸯帕裹双红豆，如闻红豆唤萧郎，红豆与郎永相守。悔因功业负佳人，恨我来迟卿已走，从今见豆如见卿，豆似明珠捧在手。一双红豆种楼前，春怜风雨夜怜寒，泪挽柔枝唯脉脉，月移树影望珊珊。香丝未尽春蚕死，红豆树长年复年，双树合抱成一树，双枝交叶绿含烟。黄鸟来歌白蝶舞，芝兰相伴幽篁护，彤管轻吹玫瑰风，情天漫洒金盘露。梦里繁星坠地来，枝头红豆结无数，祝福天下有情人，欲启朱唇作低语。岁寒来访雪压枝，回廊图展令心怡，豆似丹霞花似雪，前修诗笔罗珠玑。树前闲话得小憩，秀眉老父道传奇，和泪翻成红豆曲，聊补摩诘相思诗。纷纷争斗多仇怨，采撷休忘摩诘劝，安得播爱遍人间，婆娑红豆植伊甸。 ２００２年３月
周曉川師嘗嘆曰：現在是越形而下的東西越值錢。畫家最有錢，書家次之，詩人窮得没飯喫。
文革中，懋青先生家藏萬軸圖書，皆為洗劫一空，又有名家字畫若干，尤以于右任先生所贈字幅，上款題松林老弟者，最所寳愛，亦不免於革委會之收繳。反正後，都無蹤影。政府遂象征性補償于右任法書一幅，即今縣於唐音閣者也。余友盧氏，嘗負笈川大爲研究生。偶與其師相執，師怒詈之，至口不擇言。盧不能堪，遂決意退學。師母強挽之，曰：汝師讀《左傳》不熟，不善言。氏遂止焉。
中國書協副主席林岫，初入藝坛，欲自高身價，輒必語人云：你知道范曾嗎？我是他前妻！
延復師退休後，日與諸退休教師相婆娑。一日偶語諸人：余年雖僅稍長，與汝輩實爲兩代人。余爲老清華，汝輩爲新清華。余講天良，汝輩不講天良。然此非汝輩之過，新清華之教育不讓汝輩講天良！諸人聞此，嘿然無語。
錢仲聯氏有高弟某，講學浙黉，偶齒及其師，竟曰拙師錢仲聯若何，錢氏且笑且罵：余為人師，其眞拙乎？
棣之師講學新加坡某校，時陳平原夫婦亦在座。演講已畢，有女生問：先生曷為余畧述博士生活？棣之師答曰：“汝幸勿讀博士！清華有言：清華有三種人：男生，女生，女博士。汝若為博士，即為第三種人，即找不到男朋友矣。”陳平原忙插話：“{師戲言，汝不必當眞。”{師正色道：“汝非余，安得謂余言為戲？” 遂語陳妻：“夏曉紅，陳平原何以至今不和你離婚？”夏答：“因為我衹念到碩士。”
有港商安子介者，篤好小學，以是遂膺清華中文系客座教授之選。余嘗聆其講演，謂古人所謂六書，皆是混話——蓋以漢字皆會意字。彼乃曰：船者，舟八口也。諾亞方舟上有八種生物也。予驚駭莫名，不意天壤之間，乃有安郎也。
余傑嘗遊斯德格爾摩，偶凴欄下眺，見户列珠璣，川原如綉，念及父母之邦，猶在風雨如磐之夕，一時百感交集。其妻乃笑問：相公豈有終老之志乎？余傑嘆曰：此邦風土雖佳，其奈無回鍋肉食何！
安徽大學胡公，與馬蘭爲桑梓交。馬蘭偶歸皖，公款之，杯盞移時，酒酣耳熱，芗澤微聞，公遂笑曰：馬蘭你現在戴了眼鏡，倒像個學者，你們家余老師，卻越來越像個演員！
前朝承有清漢學餘緒，學術大盛，一時學者雲蒸霞蔚，何減稷下之風！持見不合當道者，多無縲紲之憂，故清議特盛。雖然，身赴邊府，甘為義民者，則惟燕京大學范某。毛詞即賴其首為吹噓，謂能超李杜而臣苏辛者，以其人而阿之，非篤論也。後果充國史。文革起，著長衫上街，為紅衛兵所得，痛加凌辱，後知為毛氏故人，驚駭欲死，遂卑辭厚幣而歸之。嘗嬖一婦，偶於史館中宣淫，為工人撞破，范即戒其毋言，又問所欲，工人曰願升學焉爾。范陽為應之，次日即窜之青海。
西元一九九四年，昇平署紀念梅蘭芳周信芳誕辰百年，上令下達，皆曰梅周紀念，衛東師聞之大笑，道：我們唱戲的本來就没飯喫，現在連粥都没得喝——“没粥”了，還紀念！
交城朝，復有書同文之令，頒令「齡」簡為「令」、「幫」簡為「邦」、「副」、「傅」、「腐」簡為「付」、「街」簡為「亍」、「停」簡為「仃」、「舞」簡為「午」、「部」簡為「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令中商字下亦嫌繁重，故簡為冂，商錫永先生怒曰：“是抉余心肝也！”
李汝倫老以詩人、雜文家兩棲身份並著文坛，有當代杜甫之譽。其論某氏詩，則曰：當抗戰之年，彼集中竟無一首抗戰詩。余謂，汝老一語可稱定讞。詩集名《紫玉簫集》，詩史也。尤以長春圍城之作，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乃蘭州大學女教授林氏致詩譽揚，結句云“待品先生紫玉簫”，一時騰笑\口。
當紅羊之劫，中大中文系諸師為有司所竄，赴東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白祖師亦預焉。東莞，祖師之鄕梓地也，而左風亦甚烈。行次虎門，東莞革委會知之，遂遣緹騎捕祖師。祖師亦稍覺，便潛張大字報一份，云：容庚是個壞人，不堪為人師表，現決意解甲歸田。遂匿。後緹騎於山洞中得之，蓋欲絶粒而自求清白也。昭代教授評審之制，前世之所無。故中國新聞學院嘗有一士，素治唐宋文學，積學邃密而拙於英文，以評審不過，乃欲自焚，有司不能堪，遂特為寬假一綫。
北大校方嘗延名教授共商校是，自紅朝批判教授治校以來，未之有也。時任彦申主政北大黨務，迺謂在座諸君，須加倍努力，俾北大成為國際一流社會主義大學云。吾師曹公高聲應曰：若是，我等回家睡大覺可矣。社會主義大學，其有排名高過北大者乎？一\始則忍俊不禁，終於滿堂{笑。
余嘗以朱湖南拟諸王臨川，近聞朱氏語港媒：温天津當世偽君子第一，始知王臨川固不足以當朱湖南也。
三世有“三個代表”之旨，發其端緒者，則鄭氏必堅也。惟鄭氏亦“兩個凡是”之首倡，知者蓋眇。予今試為鄭氏作一聯語云：三個代表，兩個凡是。橫批：與時俱進。
勝朝史總撰修李公，嘗有詩云：初級階段就是窮，社會主義一場空。封建專制老傳統，法西斯蒂洋為中。語雖不佳，其風足徵。
戊子歲，北京衛視每於節目間插播奥\宣傳片。有尖聲以作“咦——呀——”之音者，人或以為京劇元素，國粹藝術，不知此為京劇中太監出場也。昔余傑著文《中國太監與太監中國》，良有以也。
謝生有順，以批評家而逞志文壇。余嘗語余至友張公：謝生平生為文，除於余傑橫加指斥，外無一語否（音痞）及人物。張公哈哈大笑，曰：此非批評家也，此贊揚家也！
民間有制謎者，以德宗褲腰帶為謎面，而射一流行語，則包二奶也。予學長王公，獨曰：此謎無文化，若予則射羅兩峰也。按，兩峰，清畵家，揚州八怪之一。
鄧亞萍以退役國手而先入清華，後入劍橋，世訝其淹通。入劍橋所業者何，予無聞焉。惟在清華日，央視為作一讀書生活之專題片，亞萍自述讀書之辛苦，蓋欲以勤力自彰耳。遂取架上書誦之。遽視之，則《中國革命史》也。
紅朝初定，各高校教授，必先經思想改造，迺可登杏壇。主事者意猶未厭足，復於青年中簡其根正苗紅者，使為名教授助手，陰則伺而報也。其時北大經濟學有十教授者，偶當教學研討會，助手某氏卽奉令往聽，歸，有司詢以其實，助手曰：諸教授交談皆英文，予如聾瞶，一字不能記之。或曰，此十教授暗護某氏也。
己巳之刧，錢文忠氏以曾預其事，遂去國寓滬，業西餐，旋為王公元化所賞，依其門下為博士。迺丁亥歲，温天津朱筆點之，令登央視《百家講壇》，紅朝優渥士林，既往不究，異寵蓋未有過於是者也。或曰：錢氏眞識時務之俊傑也。
予友姜公，貌比子都，時有清華第一美男子之譽。嘗眷一姝，姝偶持泰戈爾詩集，曰：郎君固善詩，幸為妾一吟，妾最好者，即泰翁詩也。姜公遂取而誦之，誦畢，曰：我們還是分手吧。
丁亥歲，北師大附中建校九十週年知名校友評選，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岩女士芳名赫然在其列。世皆知宋岩為博士矣，而不知其婿即吾黨内之丘處機也。更不知宋女士本名彬彬，即曾以銅頭皮帶、帶釘木棒虐打卞仲耘老師致死，毛氏親自接見，賜名“要武”者也。語云：忘記過去即是犯罪，然則吾國何人非罪人哉！
經濟學家陳岱孫終身未娶，蓋以心有所眷，金石不移。所眷者誰？則周培源之令正也。初，女子云英未嫁，搗藥裴航，二公皆欲任之。女云：孰先得學位歸國，孰即其人也。陳先得學位，而哈佛成例，優秀畢業生可得金鑰匙，陳必待得金鑰匙而後可，周遂先歸國，至陳邀譽歸，則司勛之感，不勝悵懷。子曰：吾未見剛者。近世則丁公石孫可謂之剛。丁公長校北大時，自北大附中投考，成績僅得録取綫之零頭。上峰嚴令北大特招，丁公曰：校長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方便之門，不可開也！以是，遂未入北大。
西元2003年，孫會長軼青自費辦“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週年詩詞聯大\賽”，有一卷造語甚雋，曰：澤被蒼生，有三面紅旗十年文革，東來紫氣，\千堆白骨萬戶冤魂。
鍾書君眼高於頂，而為文懷沙所惑，至欲結鄰而居。後終悔悟。文懷沙嘗曰：近世英雄，惟余與鍾書君。鍾書君是學問型，余則為智慧型。吾聞而大笑，曰：不若云鍾書君是庸人型，彼是賤人型耳。
周起應晚年，每思及為所整肅之冤魂，恒淚事。周亦能詩，有“魯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門前等殺頭”之句。
己巳國難作，有司大搞“人人過關”，李可染聞有緹者登門，以為文革又至，當場吓死。
北監教授董子，素治毛派文藝理論，十數年間，講義未嘗訂正，每授業，常恐紙張碎爛，而生徒鼾聲已起。己巳時，為文阿上，一時門庭若市，登堂者，皆邸報之名記也。後十年，董子{博導銜，北監諸治文藝理論之碩士，皆另投南監，有語云：董子出，北羣空。斯年也，北監推教授分級制，而董子僅三級，遂致書有司，略曰：錢理羣素攻異端，乃得二級，余為忠\黨員，竟得三級云云。有司亦無以助之，事久洩之，人傳以為笑。
温天津雅好文學，每秀，必援古人語，以示淵雅。或語余：汝以之博學乎？汝知栾貴明乎？彼未秀，必令人電栾貴明，以康皮特搜出可用古語若干，以臨塲用之耳。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法”之類，皆是耳。康園某師，聞而大笑，曰：文革中崇法批儒，此語流行天下，又何待乎康皮特耶？
王瑤公臨殁，語人云：“我們這個民族，活得太沉重！”先是，公有女，志烈非凡。國難作，遂去夫父母之邦。及公之殁也，\衣者數十人，伺於八寳山以作待兔之守。值歲暮，天寒，弔者皆衣重綿，女子則巾裹頭，罩掩口，\衣人不能辨。或引頸熟視，某女立前，掌撾其面，而詈曰：“流氓！”受者惟默然退耳。流不止。楊憲益詩“起應晚年餘涕淚,天涯尚有未招魂”，即詠其事。周亦能詩，有“魯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門前等殺頭”之句。
己巳國難作，有司大搞“人人過關”，李可染聞有緹者登門，以為文革又至，當場吓死。
北監教授董子，素治毛派文藝理論，十數年間，講義未嘗訂正，每授業，常恐紙張碎爛，而生徒鼾聲已起。己巳時，為文阿上，一時門庭若市，登堂者，皆邸報之名記也。後十年，董子{博導銜，北監諸治文藝理論之碩士，皆另投南監，有語云：董子出，北羣空。斯年也，北監推教授分級制，而董子僅三級，遂致書有司，略曰：錢理羣素攻異端，乃得二級，余為忠\黨員，竟得三級云云。有司亦無以助之，事久洩之，人傳以為笑。
温天津雅好文學，每秀，必援古人語，以示淵雅。或語余：汝以之博學乎？汝知栾貴明乎？彼未秀，必令人電栾貴明，以康皮特搜出可用古語若干，以臨塲用之耳。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法”之類，皆是耳。康園某師，聞而大笑，曰：文革中崇法批儒，此語流行天下，又何待乎康皮特耶？
王瑤公臨殁，語人云：“我們這個民族，活得太沉重！”先是，公有女，志烈非凡。國難作，遂去夫父母之邦。及公之殁也，\衣者數十人，伺於八寳山以作待兔之守。值歲暮，天寒，弔者皆衣重綿，女子則巾裹頭，罩掩口，\衣人不能辨。或引頸熟視，某女立前，掌撾其面，而詈曰：“流氓！”受者惟默然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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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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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今莆田王继祀以少年读书苦思欲，自去睾丸。又闻嘉靖末年，闽人户部主事柯维麒，以修《宋史新编》，求绝房室专功，亦如太史公下蚕室故事。”——按：柯与王继祀一样，都是福建莆田人；而《笑傲》里，《葵花宝典》恰巧也被设定为藏在莆田南少林。[衰]@南郭刘勃 @宝树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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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精神”，如果要问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自由。
——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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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从接受学的视角看，对金庸影响最大的非莎士比亚莫属，其武侠小说充满戏剧冲突和矛盾的张力，戏剧性是吸粉的；其次是传奇性，这就有赖于司各特、大仲马、斯特文森等，金庸似乎较少受到哥特小说的影响，其恐怖性退居幕后；再次是历史性，其武侠小说绝大多有历史背景。至于唐传奇、明清小说、旧派武侠小说、浙东及海宁方志传说、查氏家族故实、香港商界风云等等吧，则已融为血肉与身为一，是金大侠之为金大侠的血脉传统。人之为人本就是传承的产物，所谓道统、政统、学统与血缘、地缘、业缘密不可分，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而一当吸收西方视角则金碧辉煌，七宝楼台，万象更新。金庸诗词瀚墨功力远不及梁羽生，而能超越前人与同辈者岂非新学之力。新学者，西学也。有江山之助和新学之力，金庸武侠文学建立在华学与西学之交汇点上，自非前人所能及，而又能每日看一部看影写一篇影评，出一期《明报》则左手小说右手政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龙不出，谁与争锋？收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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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你认识雷震吗？和他有没有接触？
许倬云：我和雷震没有直接的联系。雷震先生当年和王世杰一样在制宪、选立法委员的时候被国民党派来选立法委员，雷震其实和国民党内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不是那么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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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你说你不赞成胡适先生的科学主义，为什么持这样的立场？
许倬云：我反对胡适先生的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的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宗教性的信仰，认为科学是对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绝对正确，但事实上科学并不严格，不只胡先生一个人，整个一代的中国人都是科学主义者。
河西：你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鲁迅差太远了。”但没有说得很清楚，你是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说他的史学差太远了，还是说整个成就都很差？
许倬云：鲁迅要破，胡先生想要立。胡适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有立的基础，但鲁迅是评判一切，打破一切，他是负面破坏性的，胡先生想要正面的建设。我们总不希望总是有人来把房子砸得稀巴烂吧？现在我们要理解，修一个破房子要比打烂一个房子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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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你觉得在当时的语境下，鲁迅批判一切的立场和观点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台湾对鲁迅的评价是否公正一些？
许倬云：有价值，但不只他一个人持这样的立场。他早死，如果不早死的话早就给打到地狱里去了。幸亏早死。
现在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胡适的文学作品价值也不很高。鲁迅的话，和他同一个水平的作家很多。我觉得比鲁迅的文学成就更高的，茅盾、巴金，驾驭大的场面，理清它的线索两人都不错。《家》、《春》、《秋》是相当了不起的书。近年来内地对巴金评价的走低与时代有关，他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时代和现在已经大相径庭。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批判旧时代的家庭，你们现在都没有经历过，隔膜了。
此外，周作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要比鲁迅更高，周作人的散文随笔真是一把手－－不幸作了汉奸。鲁迅和日本人的关系也很深，他的好友内山完造也是日本人，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里去泡，没钱的时候内山接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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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可是日本和欧洲对鲁迅的评价还是很高。
许倬云：也不是。欧洲说中国某某作家最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来没有提过鲁迅。他们对巴金、沈从文的评价比较高。你们是因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把鲁迅当成革命圣人来看待，所以对他的看法根深蒂固。
当然，鲁迅造就的阿Q形象是很了不起的，就像屠格涅夫的罗亭一样，他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这很了不起。
王小波：他不表现为愤怒，他表现为反省
河西：王小波是你在匹茨堡大学的学生，但他是中文系的，你们之间的师生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许倬云：王小波是没有地方可以请教，中文系的课没什么可选的，就找到我那儿来了。他也不能跟着我的班上课，我就让他选一些“指导研究”、“独立研究”等等的课，换了名来上，我也就一对一地教他。我们上课是这样的：他问我问题，我就回答问题。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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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
许倬云 VS 河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河西：你们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许倬云：自由主义。很多问题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我们谈美国社会、欧洲社会，谈到当下的国际社会新闻牵涉到的前因后果，牵涉到的背后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后面的症结所在。我们也谈到思想的分野。比如美国为什么会有两个大党，两个大党基本的立场怎么样，等等问题。历史问题他也问，中国历史他知道，但是西洋历史他基本上不了解，后来我就慢慢教他。
河西：你在《忆王小波》一文中谈到你们当时见面的话题，有一部分是他当时出版的文章，已经看到了他的小说了吗？
许倬云：我看的是他的小说，短篇小说和“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我都看过。他早期的作品（比如《绿毛水怪》）和他后期的作品风格不一样。
他在“时代三部曲”中写的是一个知青下放时的感受，他是一个很有血性、又很纯厚的人，所以他不表现为愤怒，他表现为反省，他的嬉笑怒骂是一种手段，悲悯之情很重，他是菩萨心肠。他的批判不是拿机关枪来扫射，他是用嬉笑怒骂来揭露那个年代的可笑之处。他自成一格，主要我觉得这个人性格真纯厚，对人和人类他非常善良，他觉得对人都应该尊敬和欣赏。
他是个好人。
河西：我知道你父亲许奉藻（号伯翔）是海军将领，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职务？你父亲给你读《史记》，从那时候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倬云：我父亲是晚清的海军将领，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参加起义。北洋政府时期，南北方都自己管自己，所以海军没人管，司令部设在上海。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海军建制，他就转变为文职－－海关监督。
他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我父亲并不是特意让我看《史记》，他看我在读小说，他就对我说：历史里有比小说更有趣的。于是，他就给我拿来了《史记》。第一篇看的就是《项羽本纪》，我觉得比小说还要热闹。那时候我其实很小，9岁，古文知识并不够用，但因兴趣而努力去看。其实我的中文和古文水平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高中之前，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我到现在也常念别字，因为没有老师教，我能理解那个字的意思，但这个字读什么，我常常是靠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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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河西：我看你的文章写到当时你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
许倬云：一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我舅舅看，我就也拿来看。那时字认识的也非常少，就从那几个字开始，一下子就摸出来了。我看过很多武侠小说，主要是旧派的武侠小说。
河西：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和你有过矛盾，你说他编造了很多你老师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他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不严肃的？
许倬云：李敖这个人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应他？我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和我，做人的态度，为学的态度都不一样。，不足讨论。我进台大做系主任，他不是我的学生，是姚从吾先生的学生。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压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工作。
他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著作，但是他的水平是不够的。他是聪明人，但是可惜了，被姚老师带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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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剑桥大学三次来人恳促萧乾去英国。“当时就是福斯特（E·M·福斯特，英国作家）出力让萧乾去英国。‘文革’后有人告诉我们，在剑桥萧乾的档案里，有一句‘萧乾处在危险中’（Hsiao Chien is in danger）。”文洁若说，福斯特把友谊看得高过一切，他对萧乾说过，“假如在友谊和祖国间做抉择，我会选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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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翻译原则。首先是存真。梁实秋译作的最早读者是他的妻子、女儿。她们读译作都感吃力，妻子程季淑建议改为流畅的中文，弄通俗些。梁说：“不成，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看来，在“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他首要遵循的是“信”。不只是在语体上，对莎作中的淫秽内容也坚持存真，不作通常的删节处理。女儿文蔷偶读莎剧，感到其中猥语甚多，不便朗读，便提醒父亲在翻译中可否去荤。他告诉女儿早在1818年，Thomas Bowdler就把莎剧内太荤的部分全删了，编印了一部所谓“在家庭里可以朗诵”的全集。这种去荤的办法于是就叫作Bowdlerism。“莎士比亚与性”一直是莎学中一个重要命题。一位英国学者说：“莎士比亚是最长于性描写的伟大英文作家。他毫不费力且很自然，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对此，一直褒贬不一。梁实秋认为，戏剧中含有狠亵成分很正常的，中外皆然。因为剧本主要供演出，并不当案头文学供人阅读，因地因时因人而宜，随时变动，另外过去看戏的观众主要是男性，故没有忌讳，不加限制。梁实秋对英国文坛争论莎氏是不是**作家，感到不可理解。他还引用了莎氏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以描写性欲为主题，表现诗人对于性交的强烈厌恶，以此说明莎作未必是最富**。梁实秋认为，就莎剧中的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尤其是双关语表现的，通常是隐隐约约，并非常人所能欣赏的。朱生豪译莎剧时，将这方面内容，以及一些较为费解的地方删去了。据梁实秋估计，每剧约删去二百行以上。对此，他颇感可惜。他认为“莎氏原作猥亵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不只是存真，作为译者他还指出莎剧中许多“时代错误”，即中国所谓的“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时空错位。梁实秋译莎作看了大量参考书，加上他学识渊博，故能发现许多莎作错误。曾写下专文《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此不赘述。梁实秋不仅是莎作译者，同时也是莎学专家。从存真和辨误两点可看出梁实秋学者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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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翻译莎剧所遵原则如下：“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朱译面世后，好评如潮，王元化即曾说：“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皆大欢喜》至今搁着未抄，因为对译文不太满意”；“比起梁实秋来，我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风流娘儿们》进行得出乎意外地顺利……似乎我在描摹市井口吻上，比之诗意的篇节更拿手一些”；“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综而观之，朱生豪对迻译莎剧是自信的，对自己的译文也是满意的。关于朱译莎剧，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即人们往往将其统称为散文体，事实上其中有着大量经典的诗歌翻译。1929年，朱维基以诗体翻译了《乌赛罗》片段；1934年，孙大雨提出以“音组”移植五音步的素体诗理论并付诸《黎琊王》之翻译实践；1944年，曹禺为成都的剧团上演而用诗的语言译出《柔蜜欧与幽丽叶》；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21 20:14 编辑
所有的#真理# 經過三個階段。
首先，它是可笑的。
第二，它被強烈反對。
第三，它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
———亞瑟·#叔本华#
“任何真理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它受人奚落;第二,她遭到强烈反对;第三,它被当做不证自明的东西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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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很容易。采取行动是困难的。但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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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成功的政客都是无耻的说谎者，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他们，也反映了我们。当人们想要不可能的事情时，只有骗子才能满足。
———托马斯·索威尔#靈魂精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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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我为什么说，只有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新V悦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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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文
我比在座各位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注：此话讲于2005年）。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经历告诉我，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的好朋友就是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列强中只有一个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成都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大学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更迭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这个钱就没有了，一直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大家告诉他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都找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美国人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教授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
这样大家才知道，尽管中断了几十年，但这笔钱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了。
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修美军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
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亲眼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
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过。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说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才搞到这个程度。当时中国人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枪了美国人也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
美国地勤人员还因为中国人偷东西被炸死过。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
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是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了美圆，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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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
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会放的……"（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应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
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那边参观的日程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我就很失望，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那里。
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区别？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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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
麦金利堡的墓碑，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每个都是一样的。
墓碑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墓园前面刻了一些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
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
这个小伙子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
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
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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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
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时读的那个“窝门”，women。
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到朝鲜去，看到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边的帝国主义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告诉我，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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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查良钊查良鉴家族世系 (2014-11-12 10:27:5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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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查均宝（1325—1385）——二世查慧（1358—1414）——三世查浩（1384—1443）——四世查实（1406—1471）—五世查恒（1430—1477）———六世查祚（?—1515）——七世查琼（1483—1542）—八世查懋言（1508—?）——九世查尚贤（1538—1618）——十世查孟麟（1563—1631）——十一世查敬宗（1585—1670）——十二世查嗣馨（1607—1686）——十三世查焜（1633—1698）——十四世查昌轼（1679—1742）——十五世查景（1707—1777）——十六世查世芳（1741—1789）——十七世查有新（1771—1830）——十八世查人渶（1795—1850）——嗣子十九世查光泰（1829—1894）——二十世查美荫（1860—1915）——廿一世查厚垿字燮和（1891—1977）——廿二世查良铮（穆旦）（1918—1977）。
十九世查光泰（1829—1894）——二十世查美斌（1854—1886）——廿一世查厚基（1872—19 ？）——廿二世查良钊（1897—1982）、查良鉴（1904—1994 ）。
查景（1707—1777）字士瞻，号望斋，喜博览，精识解，著有《弃余诗文钞》。配宋氏（1714—1755）、
查世芳（1741—1789）字可南，号讱庵，太学生。配沈氏（1739—1761）、继邬氏（1742—1765）、继邬氏（1748—1782）子有新、有品（1773—1802，庠生）。继祝氏（1758—1803）。
查有新（1771—1830）字铭三，号春园，邑庠生，议叙州同。精《易》理，工诗。著有《春园吟稿》16卷、《次宪斋笔记》12卷、《地理真传》4卷。配吴氏（1770—1843）子：人骏（1793—1852，廪贡生）、人渶、人渊、人骥（1809—1858，增生）、人鸿（出继，1813—1863）。
查人渶（1795—1850）字仲湛，号青华，一作清华，别号赤山樵人。道光乙酉科（1825年）拔贡，朝考一等分发河南，历任柘城县、郾城县、汝阳县、安阳县、内黄县、林县、涉县知县，卒于任。善擘窠书，工画。著有《画论存精录》、《笪江上画筌注》。配朱氏（1793—1841）；侧室蒋氏（1822—1885）、薛氏（1823—1895）。嗣子光泰，弟人渊子。
查人渊 （1798—1839）字原叔，号冲泉。郡庠生。孝友诚笃、精医善书、尤好施与。配朱氏（1796—1836）；侧室蒋氏（1823—1886）。子四：济胜（1819—1860）、济奎（出嗣）（1821—1861）、济秀（1826—1843）、光泰（出嗣）。
查光泰（1829—1894）原名如济，字如江。太学生，咸丰壬子顺天乡试挑取誊录，议叙从九品。选授顺天府司狱、照磨、经历，历署宁河县、宝坻县、房山县等县知县，调三河县知县，升涿州知州，顺天府治中，长芦盐运使司运同，三品衔直隶候补知府，诰授中议大夫。著有《圣门诸贤传》、《古今体诗》四卷等。配闵氏（1829—1864）子美斌；侧室陈氏（1831—19 ？），子美荫、美度（1864—1879）、美咸（1868—19 ？，直隶霸县、宝坻县知事）。
查美斌（1854—1886）字敬伯。太学生，议叙主事分兵部车驾马司学习行走，改捐通判加盐提举衔分发河南补用。诰授奉直大夫。配顾氏（1852—19 ？），子厚基。
查厚基（1872—19 ？）字积甫，号筠孙。考取国史馆供事，议叙府经历历保知县加同知衔，补授广平府经历，代理威县知县，历署顺德府、大名府经历。山西太原县知事。配颜氏（1872—19 ？）。子四良钰（1893—19 ？）、良钊、良铨（殇）、良鉴。长女查良镜（1891—1929）适汤聘之。
查美荫（1860—1915）字仲嘉，号觉圃。太学生，河北候补县丞，历保知县、同知，补授北运河同知，加花翎四品衔、在任候补知府以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历署易州知州，天津河间等府盐捕同知，张家口厅、围场厅抚民同知兼万全县知县。
配蒋氏（1859—19 ？）。子四：履忠、厚培、厚本、厚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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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雪山飞狐》第六章：“苗若兰轻抒素腕，‘仙翁、仙翁’的调了几声，弹将起来，随即抚琴低唱……”
按：古琴有开指小曲《仙翁操》，因配有“仙翁仙翁，仙翁得道仙翁”的唱词和其八度合弦来定音，其音似"仙——翁"而得名。
参看伍三土《金庸小说所涉音乐故实》（《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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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是20世纪后半叶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批评斯大林，索尔仁尼琴被囚禁8年之久。他曾说：“善恶的分水岭，不经过国家，不经过阶级......它经过每个人的心，所有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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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顿：“美国可能会比英国更早走向衰落”
刘志刚 译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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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著名作家、神学家。著有《异教徒》、《回归正统》等。本文选自《改变就是进步？——切斯特顿随笔》（刘志刚 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08-211页，原标题“论新旧文明”（发表于1924年），作者拿英国与美国做对比，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返本开新”的重要性。另，本文的“衰落”更多是指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文章虽有戏谑的成分，却不无道理，值得推荐。
我曾预言，美国这类新兴国家可能会比英国等老牌国家更早走向衰落。近来有人问我何出此言。首先必须声明，本人对于任何国家是否会衰落、何时会衰落的问题，根本一无所知。同时，也不会针对任何国家做具体的预测。我不认为目前的禁酒令真的会逼使美国人偷饮成风，也不认为最保守的麦克唐纳首相真能带领国人抵御革命的来袭。我只是说，倘若必须赌新旧机器哪个先报废，那么我猜很可能是新的那台。当然，也可能，最先停摆的是这个世界。
之所以有此感想，与我对“复兴”本质的理解有关。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复兴。人类总是津津乐道于后世和未来，然而谁也不曾也不可能与未来产生任何联系。我们甚至不知道未来叫什么名字。或许将来一个叫“米格”的人会成为称霸天下的历史巨人。但是，我们不可能因此就向着黑暗大声呼唤米格的到来。我们无法一头扎进空茫的未来；我们只能凭记忆回想历史的画面。而且这其中还有个规律：能回忆起多少，端看我们有多少过去。即使新潮的思想，是否能够持久、确立，也要看我们有多少历史可以遗忘。
实际上，越古老的国家反倒越年轻。也就是说，记载的历史越悠久，未来的前景也就越宽广。现在所谓的新兴国家，其实是个建立在错误类比之上的错误概念：国家与新生儿是没有可比性的。就具有限定寿命的事物而言，越新诞生的很可能会存活越久。但是对于具有神秘、几近形而上意义的群体生命而言，这一推论则完全不成立。
因为诸如国家、文明这些生命体，其寿命的长短在于多少世代能够延续其独特的传统。国家是一种思想观念。在观念的世界中，新生儿在呱呱落地以后，往往立即就皱缩成了老人。而老人则不断得到新生，返老还童。社会实验越是标新立异，就越是好景不长；而那些由来已久的，则大多能够益寿延年。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更显然的原因。古老的文明，因为有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可供选择，所以充满更多自我更新的希望。这就像肥沃多样的土壤层：有志于创新的人可以向着纵深不断发掘。历史的大潮总是后浪推动前浪，永不停歇。新兴的国家多起于一时之风气，或许是十分正确、理性的精神气概，但那毕竟不是人类心理经验的全部。一旦其独有的魅力不再合乎时宜，且又遭到后生青年的冷遇，那它就会捉襟见肘，再也拿不出新的愿景和思想来激励年青一代。相比之下，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年轻人不论有何精神需求，都几乎总能通过回归历史的记忆而获得满足。
当前的美国正是这么个鲜明的例子。可以说，当初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主要是依托一种颇为纯良、雄健的民族精神。它具有18世纪共和政体朴素无华的特点：坚持高尚的理想，奉行简单的生活，推崇民贵君轻、公民至上的理念。长久以来，这一传统始终保留着某种诚实而无畏的特性。林肯劈木扎篱笆、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曾经确实激励了无数美国人。然而，今天再听到这些传说，即便是最淳朴的西部人也不会肃然起敬了。至于养尊处优的纽约人，甚至要对此嗤之以鼻。而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骄奢的纽约人只懂得纸醉金迷，却学不来尊贵和大气。也就是说，他们无从撷取丰赡的文化传统来升华眼前的物质享乐。因为在他们英勇的历史当中，唯有简单朴素的记忆，缺乏辉煌灿烂的篇章。他有能力雇佣上百个仆人，却无法像古代封建主一样，命令忠诚的家奴在城头高悬他的旗帜。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根本不曾出现过飘扬的章旗和堂皇的制服。他可以不顾禁酒令，买走私的香槟开怀畅饮，但却无法感受骑士向国王敬献法国美酒的那份豪情。因为纵观这个国家的历史，你既看不见尊贵的国王，也找不到光荣的骑士，甚至连一瓶好酒也无处寻得。他们找不到传统的记忆来冲淡生活的伧俗，所以只好沉湎于眼前的灯红酒绿。而如此的穷奢极欲也只能沦为当下的恣意欢谑。他们无法随着心境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时代，因为他们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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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曾设想有个穿越百代的不朽诗人，回望他自己几世的经历。其中最具幽古之情的莫过于这一句诗的写照：“我酒醉于青春不老之乡。”历尽了岁月的沧桑以后，你总能回溯到过去，发现新意、焕发生机；总能在青春之乡寻觅到不老的佳酿。可是在那里绝对不会有鸡尾酒，因为那不过是奢华的象征，苍白空洞且勾不起任何回忆，正如未经酿造的烈酒谈不上什么质地与品味。它缺乏点燃未来的想象力，所以注定只会灼伤自己。它也无力召唤逝者的灵魂。所以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在美国人纵情享乐的背后，掩藏的其实是冷酷与无情。纽约人的寻欢作乐只是为了打发漫漫长夜。等到黎明来临，一切都会消失无踪。他们的饮宴不过是吃吃喝喝。别指望他们把圣诞树、复活彩蛋等悠久传统传承给后代。这些人对世界毫无贡献。他们只会办一场又一场的筵席，却营造不出欢乐的节庆气氛。
人类的各个文明，视其悠久程度的不同，都能或多或少翻出新意来。所谓新意，其实是指不合时宜的东西被遗忘许久之后重又展露新颜。假如厌倦了朴实的共和时代，你尽可以回溯历史，遥想昔日君主王国的辉煌。假如看够了王侯将相，你还可以继续探寻，回到小国寡民的村落社会。总之，这一切都是你所承继的传统，且其中必有合乎你心意的部分。你不用像古董商那样，掘地三尺、疯狂淘宝，也不用穿戴古人的服饰，把自己弄成出土文物。因为你有各式各样的衣装可供挑选，而且都是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有的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仿佛你就是那拥有上百套礼服的德国皇帝。然而，我撰此文，目的并不是要吹嘘大英帝国如何了不起，更无意嘲讽、诋毁美国的独立革命。我是本着客观精神讨论这个问题的。我想指出一个久被忽略的历史真相，以便帮助各位更为平衡地看待美国以及一些目前正在经历革命的国家。倘若诸位能以平常心看待，定会相信我所言乃是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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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常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
譬如说，英国人一提及国民性，必定会想到约翰逊博士这类人物。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平和理性的精神，融合了丰富的睿智与性情，而且不会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所以每当英国人需要这种精神的时候，便可轻易找到相应的标志性人物。当然，如果一时钟情于奇思幻想，你同样也可以寻古探幽，找到众多性格怪诞的异代知己。比方说，你会发现莎翁原来特别嗜用华丽辞藻，托马斯·布朗更是英国怪才的典型。假如要领略富丽堂皇的场景，你可以想象自己是诗人乔叟。假如要感受狂野浪漫的情怀，你又可以改扮为侠义的罗宾汉。总之，这些古人先贤始终都立于革命潮流的浪尖。就此而言，文明古国的好处正在于它能不断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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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伊顿公学奖学金评选考试试卷。
卷一是文史类题目，卷二是理工类题目，要求考生卷一卷二必须各回答一题，然后再选择其中一卷回答不少于2个、不多于4个的问题。
参加这个考试的学生处在13岁年龄段。当时正值二战期间。
卷一文史类，第一题，人物对比评价，最后一组，列宁VS甘地，甘地当时还活着。
第二题，评价大英帝国的优缺点，如果它现在解体，会对人类有利吗？
第三题，欧洲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手中，这话有几分道理？
第四题，如果轰炸德国的城市，多大程度上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么做是否正当？
第五题，你想活在英国哪个历史时期？
第六题，地理在历史学习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第七题，摄影技术的发展，会杀死绘画艺术吗？或者，现代爵士乐和摇滚乐，算“音乐”吗？
第八题，乔治三世讽刺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有谁曾像莎士比亚这么了不起？这样说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这样说他！你怎么看？
第九题：英国历史上哪位政治家对这个国家造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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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就像是獅子，您不必捍衛它，放任它吧，它將捍衛自己。”
—— 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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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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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將是一個尋求#真理# 的真正追求者，則有必要在您的生活中至少一次懷疑所有事物。”
——— 雷內·笛卡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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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人生》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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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土郎中
口干汗多，五心烦热？你可能需要吃点这个药！
口干渴饮，五心烦热是阴虚的典型症状之一，夏天到了，出汗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本就有阴虚症状，汗出过多不仅会伤心阳，同时也会导致阴虚症状的加重，这时候的问题是喝多少水也改善不了的，您可以考虑选用以下方剂。
一、养阴主方增液汤
增液汤出自《温病条辨》由生地黄、玄参、麦冬三味药组成，为增液清热、润燥通便之剂，主治阴津不足证，乃养阴主方。
增液汤既能养阴增液，又能清热，而且润燥通便，临证时要按阴亏部位加味：心阴不足，选加炒酸枣仁、柏子仁、茯苓，肝阴不足，选加当归、白芍、枸杞；脾阴不足，选加黄精、芦根、石斛；肺阴不足，选加沙参、紫菀、百合；肾阴不足，选加女贞子、旱莲草、何首乌；如见阴虚内热，选加知母、黄柏、银柴胡、桑白皮、地骨皮；如见虚火上炎，选加交通心肾的黄连、肉桂；如见大便秘结，选加增液行舟的白菊花和全当归、何首乌、草决明、桃仁、全瓜蒌。
增液汤能治疗干燥综合征，石斛必须用，如有鲜芦根，可把鲜芦根榨汁，兑在汤药里面，会更有效。治疗干燥综合征关键在中焦，养胃阴是关键，要养胃阴、去胃火，用增液汤配上白虎汤，不用粳米而用生薏苡仁，还要想到阴和气是互根的，补气能增强养阴，要加补气的药，既补气又生津养阴的药就是西洋参，用5g，另煎，煎3遍，煎出来的水兑在汤药里喝，然后把药渣吃了，这样就不浪费了。也可以把西洋参改成30g太子参，或者加白扁豆，做成白扁豆粥。
二、百合固金汤退虚热
百合固金汤出自《医方集解》，由生地黄、熟地黄、麦冬、百合、白芍、当归、浙贝母、生甘草、玄参、桔梗 10 味药组成，养阴清热、润肺祛痰，主治肺肾阴亏、虚火上炎证。
“百合固金汤”，不是用来润肺，而是用来退虚热，虚热就是西医讲的神经性发热，不明原因低热难退，凡属阴虚内热证类，可试投“百合固金汤”，组方特点：第一，以增液汤养阴清热，用生地黄、麦冬、玄参；第二，润肺祛痰，用百合和桔梗；第三，通过柔肝来润肺，用当归和白芍，临证应用可加味：滋水涵木，选加枸杞子、白菊花；滋阴健脾，选加黄精、白术；清降虚热，选加青蒿、桑白皮、地骨皮、知母、银柴胡、车前草；气阴两虚，选加生黄芪、仙鹤草；阳中求阴，选加生杜仲、桑寄生、川断；调理月经，选加鸡血藤、香附、丹参、益母草。
三、归脾汤止汗
归脾汤出自《严氏济生方》，益气养血，成为心脾两虚证的效方。方中健脾补气用四君子汤、生黄芪、姜、枣，养血宁心用当归、炒酸枣仁、远志、龙眼肉，补而不滞用木香。
临床见自汗和低热，虚证居多，见到气血不足证者可投归脾汤。健脾用党参、炒白术、茯苓、生黄芪，宁心用当归、炒酸枣仁，补而不滞用木香。自汗不止，可选加浮小麦、生牡蛎；低热不退，可选加青蒿、银柴胡、地骨皮；心悸明显，可选加柏子仁、琥珀粉；失眠严重，可选加夜交藤、川芎、知母；贫血肌衄，可选加三七粉、仙鹤草、茜草、鸡血藤、石韦；月经不调，可选加香附、柴胡、鸡血藤、伸筋草、益母草；宫血不止，可选加赤石脂、乌梅炭、艾叶炭、生牡蛎、生栀子。
归脾汤可以用来治疗自汗、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也可以用归脾汤，但别疏忽了舌苔，苔腻的病人绝对不能用归脾汤，苔腻是有痰瘀，改成温胆汤疗效马上就提高了，舌苔退了以后，还是虚证再用归脾汤，效果就非常好。
再举个例子：脑卒中的恢复期或者后遗症期，大家喜欢用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重用补气药，黄芪用到 30~60g，加上活血药，补气活血，但如果苔腻、大便还干时效果就差，这时可以用温胆汤、导痰汤，苔不腻了，再用补阳还五汤，就有效了，所以舌苔相当重要，绝对不要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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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崇信佛教，且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佛教新的大本营，汉人高僧向周边各族传布佛教，周边各族也因为接受汉传佛教而视唐朝为精神家园，因此汉传佛教成为唐朝构建世界性帝国的文化纽带，南诏早期即深受汉传佛教影响。
不过，随着唐朝中央政治日益混乱，受到周边各族的轻视，其中西部各族在汉文化之外尚可接受内陆亚洲和印度的文化，在多种文化的浸润之下促进了自身文化的觉醒，有意摆脱汉传佛教的影响。于是回鹘信奉了从内亚传来的摩尼教，吐蕃则从印度引进大小乘与密宗融合后的印度佛教。
唐武宗为抢劫钱财、收割韭菜，掀起会昌法难，联系周边各族的精神纽带汉朝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唐朝实质上放弃了世界帝国的地位，从此急剧内卷。如此一来，实力弱于回鹘、吐蕃的南诏在宗教上也试图自立门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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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灭佛实属挥刀自宫
南诏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东南亚佛教的影响。东南亚佛教与南印度关系甚密，湿婆在南印度影响极大，与湿婆有渊源的观音地位也水涨船高，具有了“转轮圣王”的地位。
转轮王是佛教理论中统治全世界的理想君主。传说佛祖诞生之时，有仙人变化成卜者，预言这个婴儿要不就会成为统治全世界的君主，要不就会成为全人类的导师，但二者只能取其一。日后佛祖开宗立教，成为精神导师，世俗君主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远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推行佛法之时，即有借转轮王身份巩固统治之意，贵霜帝国建立后推崇新兴的大乘佛教，贵霜王更是利用佛教理论自居转轮王，举行大量仪式，为其统治印度提升合法性。
此后，转轮王成为印度系君主的标配，并随着佛教的东传影响到中国。如隋文帝被称为“转金轮而御天下”，李世民自称“钦若金轮，恭膺宝命”，武则天更是自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将转轮王之号公然写入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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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七宝之转轮圣王
在南印度，因湿婆-观音地位的尊崇以及观音为转轮王之子的说法，密宗金刚顶派发展出以不空罥索观音为转轮王的新理论，师子国（在今斯里兰卡）僧伽罗王即以观音面目统治国家，此事为玄奘大师所记录。湿婆-观音作为转轮王的观念，也传到东南亚，《南齐书》、《梁书》中都有记录扶南国（在今柬埔寨）以摩醯首罗天神（即大自在天、湿婆）为护国之神。
在汉朝佛教之外，南印度与东南亚的佛教也一直在影响南诏，故而其转轮王观音的传统也成为南诏政权塑造自身合法性的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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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图传》与阿嵯耶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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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唐朝会昌灭佛，挥刀自宫的前后，南诏却愈战愈强，如日中天。
南诏自阁罗凤时代两败唐玄宗征讨的大军之后，异牟寻时代又与唐朝合作大破吐蕃。到与唐武宗同时的劝丰佑时代，随着唐朝军政腐败，又毁佛灭法，致使边境离心，南诏权臣嵯巅趁机向北进犯巴蜀，向东南进犯邕管（今广西）、安南，向东北进犯播州（进贵州），连战连胜，竟然一度打到成都城下。
859年，南诏一代雄主祐世隆（一名酋龙）即位，其名字犯李世民、李隆基两帝名讳而不改，甚至称帝建国，国号“大礼”，对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一度攻陷交州，且两度围攻成都，成为唐朝心腹大患。
南诏从劝丰佑时代开始的倔强自雄与称帝自立，显示出其民族意识的觉醒，继回鹘、吐蕃之后，南诏也需要打造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土汉传佛教对南诏影响至深，但一方面南诏想要斩断对中土的文化依附，另一方面汉传佛教在中土的被灭也令其威望大降，难以再充当南诏的意识形态，于是，南印度和东南亚的密教（阿叱力教）成为南诏的新选择。
劝丰佑时代，天竺、西域僧人将南印度莲花部的瑜伽密教和观音信仰传入南诏；祐世隆时代，阿叱力教已经在南诏大盛；隆舜即位后，铸阿嵯耶（即阿叱力）观音像护国佑民，同时自称“摩诃罗嵯耶”，改元嵯耶，以转轮王观音自居；到南诏末代君主舜化贞时，将劝丰佑以来的意识形态建设编为《南诏图传》，以图文形式固定下来，将观音菩萨称为“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
《南诏图传》中，将南诏建国之因由，说成是阿嵯耶观音变化的梵僧的授权。第三化中说梵僧授记于南诏开国之君细奴逻曰“鸟飞三月之限，树叶如针之峰，奕叶相承，为汝臣属”，又说阿嵯耶观音变化的梵僧授教于细奴逻的辅臣罗傍，从此南诏兵强国盛，辟土开疆。
阿嵯耶观音的塑像，也与其来源之地印度、东南亚关系颇大。阿嵯耶观音的造型既吸收了印度笈多风格的眉眼厚重，又吸收了印度帕拉风格的身材纤细，衣饰上则吸收了东南亚佛像围裙、胸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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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多种风格的阿嵯耶观音
但是，南诏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也无法完全斩断，从《南诏图传》的线索之中，仍然能够找到汉传佛教的底层代码。《南诏图传》虽然旨在借用南印度和东南亚的转轮王观音的理论来加强其统治合法性，但在“梵僧七化”的具体故事之中，则多有化用汉人高僧智仙、僧伽、万回的事迹。实质上，南诏是将南印度和东南亚的传统与汉传佛教的传统，杂糅为自身的文化传统。
总之，从此之后，阿嵯耶观音成为云南统治者的化身，大理段氏统治云南之时，甚至以观音自称。因此，段延庆得观音菩萨眷顾，自然就认为大理皇权的化身观音菩萨将转轮王的天命赠与自己，因而坚定了谋朝篡位的决心，从此苦心孤诣，朝乾夕惕，终于在大理国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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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延庆知道真相后的惊诧
在学术和互联网都远不及今日发达的时代，金庸能够钩稽到观音菩萨与大理皇位的联系，虽未必知道内中全部详情，但其杂学工夫着实了得。
参考资料：
马维光《印度神灵探秘》
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
周广荣《观音与湿婆——南亚宗教文化交流、互鉴例示》
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
李惠铨、王军《〈南诏图传·文字卷〉初探》
罗炤《隋唐“神僧”与〈南诏图传〉的梵僧——再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伪造与篡改》
杨斯斐《大理白族观音形象变化背后的信仰变迁研究》
观音之形象主要来源于大自在天（湿婆），其救苦救难的属性则来源于印度教的医药之神双马童。
湿婆身上有大量上古生殖崇拜的遗存，自己就是雌雄同体，象征物是林伽是性爱进行时，通过性爱来得到解脱是部分湿婆派信徒的修行法门，故而形象从湿婆而来的观音也具有此类功能，如锁骨观音、马郎妇观音、鱼篮观音等相，均通过性爱来渡人修佛。
如宋人叶廷归《海录碎事》记马郎妇观音事：
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吾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云而去。
可见，观音菩萨因材施教，通过性爱来点化一些人，是其手段之一。段延庆生于全民崇佛的大理国，与刀白凤一夜风流，误以为自己得观音菩萨临幸点化，因而死志尽去，生机勃发，符合当时的流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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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操纵的人相信他们是在自由意志下行事时，宣传效果最好。
———约瑟夫·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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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郝鸣
33分钟前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明年是中国非基运动开始100周年。什么是非基运动？一场由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发起者都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等，参加者有各地的大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基督教在校学生、有许多的基二代。 非基运动的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其国际因素让我们反思从保罗把福音带到雅典开始到上个世纪初的欧洲基督教发展历史的情况。其国内因素会让我们反思基督教四次入华的曲折经历。非基运动的发生在五四运动的晚期，或者说它是五四运动的逻辑高峰，这让会让我们思考所谓的五四启蒙运动其本身的巨大缺陷。它有什么缺陷呢？丢失了信仰，抽空了灵魂，让中国人真正成为木乃伊一般的存在。它不但让启蒙知识分子自己成为一盘散沙，也让这个信仰空心化的国家在灵性上成为一盘散沙。在本质上，我把中国五四运动看作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失败的一个东方投影。因为中国的五四其实是快速地再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情景。但在欧洲它得到一个挽救，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新教，在两次大战后，结束了欧洲启蒙运动带来的血腥，在欧洲终于确立了宪政文明。但在中国，其内部并没有这样的预备，这让法国式砸碎旧世界的革命的启蒙之路似乎一条路走到了黑。在五四的高潮非基运动100年之际，让我们开始有严肃的思考。收起全文d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20 11:12 编辑
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福柯《规训与惩罚》
历史是一套商定的谎言。
———#拿破仑#
保持人们被动和顺从的明智方法是严格限制可接受意见的范围，但允许在该频段内进行的非常热烈的辩论。
———诺姆·乔姆斯基
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充满好奇心。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墨守成规,是自由的狱卒,是成长的敌人。——约翰·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 遵循规范是自由的狱卒、成长的敌人.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
我們聽到的一切都是觀點，而不是事實。 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一個視角，而不是事實。
———馬庫斯·奧雷留斯（M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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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郝鸣
26分钟前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法国启蒙运动：一个对基督信仰的反动
先来看第一点，法国启蒙运动：一个对基督信仰的反动。刚才我讲到，法国启蒙运动是以另一种形式，就是以极端强调个人“理性至上”的方式，让希腊人对人的崇拜复活了。或者说，法国启蒙运动就是圣经之外迄今为止的最大的巴别塔运动，借用哈耶克的话说是最典型的“理性自负”运动。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今天的人往往只从它强调人的理性这一个普世价值的视角看问题，而基本上看不到法国启蒙运动背后的复杂的精神背景。我谈几点：
第1， 法国启蒙运动的共济会背景。在某一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是共济会的一场历史运动。共济会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协会，其成员当时大约有10万人。其中的大多数人有理工科背景，当然，也有很多哲学家和艺术家。
第2， 受共济会影响，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理解有醒目的数学理性思维的特色，这样的理性是很精英的、小众的。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个“我”，你要从数学理性思维的意义来理解。而当他们让这种理性越界，运用到主观性很强的人类社会中时，你会看到灾难性的后果。你还没有获得未来的新知识，你却宣布已经掌握了未来社会历史的新规律，你非要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进行社会实验，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共济会的神学是自然神论。什么是自然神论？我给你举一个伽里略的例子。他说有两本书，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认为自然之书比文字之书更能准确地表达上帝的意思。这是科学家在和神父争夺上帝话语的解释权，这可能是伽里略受审的真正原因。启蒙运动后期，一些极端的共济会人士就从自然神论转向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启蒙运动期间影响很大的大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就是一例。
第四，法国启蒙运动最直接的恶劣后果。面对强大的君主权力和教会权力，他们最初只是要求君权和教权退出自然科学领域，这没有问题吧？然后是要求政治参与和政教分离，这还是属于正常的要求，对吧？要命的问题是，他们最后是要求结束君主制，要求宗教信仰退出历史舞台，以建立人类理想的千年理性社会。法国启蒙运动最直接恶劣后果是什么？否定宗教信仰就等于否定社会粘合剂，等于是要让社会解体。无论科学民主有多吸引人，如果没有共同体的信仰，科学只会是一种工具理性，自由民主也很逃脱世俗化的算计。有人这样批判理性主义：“思考数学规律，肯定是个人的事情，不可能团结起来共同发现数学规律。理性建立在独立思考上，会让人更关注自己的想法，让人独立于群体。理性思维本身没有能力提供共同体凝聚力，倾向于分散化，原子化、沙粒化。这是过去那些仅仅讲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启蒙者”所不明白的。”其实，在西方，两希融合后，超民族超阶级的基督教信仰一直为西方社会提供非常高的凝聚力。法国启蒙运动破坏了这个凝聚力，代之以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低凝聚力，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随之兴起，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和这个低敌水平的凝聚力有关。中世纪有它自己需要悔改的功课，但很难想象，在中世纪内部会爆发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样的世界大战。幸运的是，在欧洲大陆以外的英美世界，高凝聚力的基督信仰仍然被持守，社会共同体没有被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撕裂。可惜当时的知识分子眼睛里只有法国、德国、后来还有苏联，而看不到保守主义的英美，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法国启蒙运动：一个对基督信仰的反动。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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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
残雪 故问学社 今天
「明知故问」
故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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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残雪
经常有人问我对当代文学现状如何看。
我认为当代文学有没有希望，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向西方经典学习的程度是同步的。不可否认，80年代至90年代，大家都写过一些好东西。但拿到今天来看，那种“好”是很有限的，无论是情感积累还是文化积累都很稀薄。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积累不是掉书袋子的那种积累，而是指那种文化是否渗透到了你的潜意识深处；我说的情感积累也不是“体验生活”之类，而是指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内部的那种混沌、本能的东西，意识到了多少。
所以我认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作品，包括我自己早期的一两部作品，都是缺陷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缺乏创作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空白。历来的中国文学在人性刻画上都是平面的，没有层次而幼稚的。所以文学作为文学自身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我认为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积弱已久，当时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
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绝大多数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人家学，只想从人家那里捞点技术过来就算了，只有自己家里的东西使起来才有把握。可说是心里发虚，投机取巧。
学习西方经典是一件要命的事，每天要去解剖自己，谁受得了啊？吃错了药才会去做这种事呢。所以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作家都愿意在写作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都对西方的那种搞法既不理解又害怕。说到底，这不是自卑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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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继承”是对文学的毒害
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和观念太西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据说这也是我失去大批读者的主要原因。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我的作品在国内已经发行得相当不错了，超出我预料的好。青年和中年里面都有残雪迷。我又不是通俗娱乐文学，非要那么多读者干什么？
另外我要说，对于我们这种传统文明古国来说，打破惰性会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我早就有这个准备，所以一点也不感到沮丧。现在一谈起传统，我们文学界的主调就是继承，先要继承才有发展，才能发展。这是什么逻辑。前面我已经反驳过了，我说说现状，说说这种所谓的“继承”对我们的文学的毒害吧。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王蒙。在80年代初的改革大潮中，他是那一辈人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甚至张开怀抱接受西方文化(当然也是很有限的)。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系列比较好的，具有一定批判性的作品。但是这位老作家在新世纪里的表演实在令人失望，不但创作上大大倒退，而且还抛出他那套老于世故的、圆融的传统哲学来毒害青年，一时居然洛阳纸贵。他的“老王哲学”说来说去就是传统的那套为人、为官之道，他自己不知有多么自得。可是从那里面你哪里看得到一点现代性的东西啊？
既无丝毫的内心斗争，也无思想上的矛盾，更谈不上有深度的自我解剖了。他那种哲学，放到几百年以前也是最好的人生哲学，为官的学问。给人的印象是世外桃源的境界。可惜并不是人人都有他那样的条件去保持那种白日梦的心态的。
再一个例子是阿城。一开始写过一两篇好小说，马上江郎才尽。这是因为他在传统中浸淫颇深，无法达到更高境界，现在的社会也不再有古人为文的基础了。结果是非常尴尬，到了“遍地风流”简直就是在强写，堆砌词藻了。于是只好放弃，从此不写小说。这批人中了毒自己还执迷不悟，还教导别人也要摆脱西方影响，否认文学的通约性，将地域文化当文学，实在是可悲。
中国文人大都像他这样狭隘，很多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越国界、人种的文学，也不承认有什么共同的文学标准，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从来不知道这种东西嘛。再说现在是后现代了，没有标准才是正常的！确实，这种文学上的虚无主义同后现代的某些观念倒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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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一些中国作家和汉学家喜欢卖土特产，认为越土，越是原汁原味，外国人越喜欢读。这种策略也许会有一点点效应，但终究站不住脚的，而且同文学也没有很大的关系。一部作品，里头共性的、通约的东西越多，文学价值就越大，这是个常识。因为共性又由作品的深度决定。纯靠地域性传奇和奇风异俗撑起来的作品是不会长久拥有读者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当前文学界总的趋势是回归。绝大部分作家都到中国文化里面找写作资源，越传统越好，有的甚至声称讲故事的才能是衡量一部作品的高低的首要条件。我想，回归大概是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唯一出路。因为当初的向西方学习本身就没有诚意，只不过是想“剽学”人家一点技巧。技巧学会了之后，还是来做国粹的东西最顺手，最有感情。
传统文化是温床嘛。但是这个温床，里头越来越缺少营养，所以里头长出的某些作品也变得惨不忍睹。不论我们的作家如何掩盖这一点，作品日益苍白、蒙骗读者、胡乱拼凑的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最为致命的特点就是写作的平面化，没有精神境界，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那种东西。当代文学发展成这样，主要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精神这个内核，而绝大部分作家又寄生在这个文化上头，从那日益干瘪的身体里头去吸取营养，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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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采用异域武器批判传统
我主张向西方传统学习，并不是我身上就没有中国传统，我是有的，而且很深。我要批判我身上的传统，就必须采用异域的武器，只有这样做才会有效果。我在批判自身的过程中促使自己新生，这个生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是传统了，但它必然会是传统的发展。
我认为，要想发展传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否则就是痴人说梦，既达不到传统经典的高度，也没有任何发展的前景。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应当早就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
我还想在这里举格非的《人面桃花》作为例子。我认为《人面桃花》是格非写得最差的作品，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东西，而且写了十年(从作品看，很明显是没有冲动的表现)。我看过他早期的几个中短篇，那里头有热情，有冲动，有矛盾和迷惘，而且他的感觉也算好的。可是《人面桃花》里面有什么呢？
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大概绝大部分批评家都不会问这个为什么，用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学工作者是不会有这个习惯的。所以我认为谢有顺等人对这部作品的批评是伪批评。
他们写这类批评文章时也没有任何真实的冲动，只有一种自以为自圆其说了的沾沾自喜。《人面桃花》不但同格非早期作品相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同他的长篇《欲望的旗帜》比，也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才能了。《欲望的旗帜》虽然有观念化的痕迹，也有做作之处，但毕竟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冲动的，有很多段落比较好。但现在就是这样一篇编造痕迹十分明显的东西，获得那么多的专家一致叫好，使人深感文坛的窒息和黑暗。《人面桃花》和其随后的获奖是一场中国文坛的滑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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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纯文学不必以中国文化为本
对于文学上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本，我的看法是，作为通俗娱乐文学大概可以。但作为纯文学，这是没有可行性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典文学是平面化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产生不了精神的。作为人的文学，作为有层次的精神产品，这个源头还是在欧洲。我们文学界读西方经典浮皮潦草，根本没有把人家弄通就宣称已将西方那套全部“玩”过一遍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感觉(中国文化在这个方面很畸形)差劲，另一方面还是那个自卑情结。因为隔膜，搞不懂别人，就不去深入研究，就走回头路，说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哪里比得上我们自己家的。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将“西方标准”的说法挂在口头上了，好像标榜自己爱国就能写出好作品一样。
我反对纯文学的创作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很多人就说我搞出来的文学会是无根的文学。一般的理论认为文学失去了本土的根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在国外也是站不住脚的。我想在此谈谈我的观点。实际上，我就是要搞这种所谓“无根”的文学。我认为只有斩断了某些传统的毒根，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我的根比他们要深。文化啦，地域啦，甚至政治啦，这都是些表层的东西，哪一天中国作家能够摆脱它们的束缚，希望也就降临了。
我学习西方文化传统，并不是学那些表层的东西，而是学习人类共有的精神的东西，学习那个文化中的人性内核。我学会了他们的方法之后，运用到我的创作实践中来，一头扎进潜意识这个人性的深层海洋，从那个地方发动我的创造力。所以我相信我这类文学是最站得住脚，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搞的这种文学，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过，我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的新文学。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时，一些作家也企图这样来创作，但他们身上传统的负荷太重，也不够胆大，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
回归传统的趋势在年轻畅销作家身上更厉害，几乎所有的畅销书里头都是一点现代性的影子都见不到。即使模仿国外的动画之类的作品也是一个传统模式。除了个别作家，以及民间有一些爱思索的青年以外，场面上的后起之秀几乎无不是懒惰到了极点。虽然寄生在传统文化上，但那只是惯性，他们连传统都懒得去钻研。
文学虽然是极端个人化的，但也是可以竞赛的。比激情，比力度，比深度，比形式感，比勇敢……当然竞赛的前提是承认文学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承认人性是可以相通的，作品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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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英雄和灵魂作家，彼此间未必能够认同；但在世界文学的万神殿中，莎士比亚享有无可置疑的和众望所归的崇高地位。他在生前即已成为英国现代-民族文学的偶像明星：1596年，理查德•科茹称他是英国的卡图卢斯（Catullus）；1598年，弗朗西斯•米尔斯称他是英国最杰出的悲剧和喜剧诗人，并目之为“奥维德灵魂的再生”。他去世后，本·琼森在《莎士比亚作品集》第一对开本的献辞（1623）中盛赞他是“一切时代的灵魂”和“诗人的恒星”，从而开启（或至少是预示）了后来的“莎士比亚崇拜”（Bardolatry）传统。自浪漫主义时代以降，莎士比亚声誉日隆，并随“日不落帝国”的政治声威和英美文化霸权而成为普世文学的人格化身。当代“莎士比亚崇拜”的首席代言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宣称“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中心”（甚至就是经典本身），是“唯一的普世作家”，他的作品乃是“世俗的圣经”（他因此成为“世上的神”），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发明了人（the human）”——他“创造了我们”，而“没有莎士比亚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如果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再也无法辨识我们所谓的‘自然’（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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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Bloom (1930-2019)
布鲁姆的说法看似惊人，其实渊源有自。早在19世纪20时代，歌德即由衷赞叹“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类的思想感情”，“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无余了”，“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隼戳耍 彼氖旰螅旯灿型母锌骸罢飧鲇⒐耸侨死嗑竦幕恚╤uman genius）……他就是人（Man）。”此即“莎士比亚发明了人”一说之张本。再如海涅（他声称“德国人要比英国人更善于领悟莎士比亚”，却闭口不谈歌德）亦云：“这位伟大的不列颠人不仅是诗人，还是历史家”，“他的戏剧的舞台是这个地球，这便是他的地点的统一；他的剧本演出的时期是永久，这便是他的时间的统一，他的戏剧的英雄……便是人类，他不断地死去，又不断地复生”（尼采与之会心不远，但用希腊式的“酒神-英雄”代替了莎士比亚的“人类-英雄”）……这些赞颂构成了莎士比亚传统——确切说是莎士比亚文学的阐释传统——的交响音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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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Bloom (1930-1992)
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堪称现代人性-感受-审美的伟大“作者”（ποιητής）。即如另一位布鲁姆、同为犹太裔美国学者的艾伦•布鲁姆（1930-1992）在其名著“爱欲三部曲”第二部《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1993）结语处所说：
莎士比亚对所有时代和国家中那些认真阅读他的人产生的影响证明我们身上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东西，为了这些永恒的东西，人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回到他的戏剧。
一个思想共同体是由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围绕他聚集起的传统阐释构成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最接近“存在大链条”的东西……正是这一阐释传统（tradition of interpretation）为我们建立了文明。抛弃这一伟大的阐释体系就等于抛弃了对自我认识的追寻。
这番话可谓布鲁姆的“天鹅之歌”和学术遗嘱，其说已近乎道矣。后来之学者，无论中外，当有感于斯言并以此自勉或相期。
但也不能无疑：他们所说的“人类”或“我们”是谁呢——这个“我们”包括作为非西方人的中国人吗？这里是否蕴含了现代人的傲慢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借用德里达对伽达默尔的著名批评）“善良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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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
艾伦•布鲁姆著 马涛红 译
华夏出版社 2017-3-1
首先，这个“我们”恐怕只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即如雨果所说：“莎士比亚与荷马[分别]阖上了两座野蛮（Barbarism）之门：古代时期和哥特时期的门”；“荷马标志了亚洲的终结和欧洲的开端，莎士比亚则标志了中世纪的终结。”“中世纪的终结”意味着“现代”——以欧洲为主导和原型的现代世界——的开启。如果说莎士比亚“发明了人（性）”，那么这个“人（性）”是“现代的人（性）”。莎士比亚并没有“发明”古代的“人（性）”：我们很难认为他早期的《提图斯·安德洛尼克斯》、中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希达》和更晚的《雅典的泰门》达到了荷马、索福克勒斯或阿里斯托芬的崇高境界（倒是他有一些非古典背景和题材的作品，例如《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以及他最好的几部历史剧，在探索人性及其生存限度[即所谓“conditio humana”]方面不遑多让，甚至因作家身处后基督教征服时代而别具深度）——即便是《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这部真正体现了他“发明人性”之功的杰作，也只能说作者在此是重现发现/准确再现而不是“发明”了古代的“人（性）”。
其次，这个“我们”在我们看来更多是西方人的“我们”，即西方人自我认同的、以西方人为代表的、甚至默认（首先或主要）是西方人的那个“我们”。正像莎士比亚取代不了荷马、维吉尔、但丁一样，我们——我们中国人——在莎士比亚中也读不到屈原、陶渊明和杜甫。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一不同无损于莎士比亚（或杜甫）的伟大；事实上，正是这一不同使得阅读和理解莎士比亚——对于我们，他代表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既在（确切说是被投入或卷入）其中又不在其中的世界——成为一种必需的和美妙的人生经验。
首先是翻译。1631年（明崇祯四年），中国西学先驱徐光启上书朝廷：“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历书总目表》）清朝末年，鲁迅以“令飞”之名昭告国人（《摩罗诗力说》，1907）：“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933年（此时日本开始侵入中国华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现身说法鼓舞同行：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比较-知人”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第一步，即是翻译：文字的、观念的乃至制度的翻译。而这岂止对“吾民族”有效，它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真理和共同规律。即如美国古典语文学名家吉尔伯特·海厄特在1949年出版的《古典传统》一书中所说（其中作者的战争记忆和文明忧思“潜虽伏矣，亦孔之炤”，一如我们在赫伊津哈、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等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所见）：
没有哪种语言和民族可以自给自足。它的思想必须得到其他民族思想的补充，否则就会扭曲和枯萎。
如果伟大的思想能够被交流——无论多难、无论多远——他们就会催生出新的伟大思想。这是所有翻译存在的理由，哪怕是坏的翻译。
对于这些说法，莎士比亚的翻译者们一定会深表赞同；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他们的工作（用德里达的话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好客”表现），我们——作为他们的后来者——充满了感激之情。
如果说翻译作品是注疏和研究的第一步，那么注疏则是作品翻译的深化和研究工作的准备，同时也是翻译和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原典的翻译已有百年以上的发展和积累，如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人的译本广为流传而脍炙人口，此外并有新的全集译本正在或即将问世，这为日后的注疏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人治学格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时至今日，中国汉语学界的西学研究渐入“加邃密”和“转深沉”之佳境，而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作品的注疏——或者说以注疏为中心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也该提上今天的工作日程了。
有鉴于此，我们准备发起“莎士比亚注疏集”和“莎士比亚研究”两套系列丛书，以为“为王前驱”、拥彗清道之“小工”——即如哲人洛克所说：在一个已经产生了许多大师的时代，“我们充任一名小工（under-labourer）来清扫地基”，这已经“够有野心”了。根据编者的计划，“莎士比亚研究”丛书将以翻译为主，重点译介20世纪以来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的莎学研究名著，兼顾文学、思想史、政治哲学、戏剧表演等研究领域和方向，从明年（2021年）起陆续分辑推出。至于前者，即“莎士比亚注疏集”（以下简称“注疏集”）项目，兹事体大，编者也有一些原则性的先行理解和预期定位，敢布衷怀于此，并求教于海内方家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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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e's Sonnets
首先，在形式方面，注疏集将以单部作品（如《哈姆雷特》或《十四行诗集》）为单位，以朱生豪等人译本为中文底本，以新阿登版（兼及新牛津版和新剑桥版）莎士比亚注疏集为英文底本（如果条件允许，也会参考其他语种的重要或权威译本），同时借鉴具有学术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地对之进行解读——事实上这已触及注疏集和文学解释乃至“解释”本身的精神内容，而不仅是简单的形式要求了。
所谓“入乎其内”，首先指解释者有意识地暂时搁置或放下一切个人意志与成见而加入莎士比亚文学阐释传统这一不断奔腾、历久弥新的“效果历史”长河。现代解释学认为：凡对领会有所帮助的解释都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此即“解释的循环”；解释的循环并非恶性循环，只要我们意识到“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此言甚是。然则何谓“正确的方式”？一种可能的回答是（这也是我们愿意接受和准备施行的方案）：“人们必须首先理解某个陈述，亦即首先必须按照作者有意识地赋予的意义去理解这个陈述，然后才能使用或批评那个陈述”；与此同时，“一切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都具有某些陌生的因素”，解释者“必须去除掉其中的陌生性”并将它“占为己有”而实现“在的扩充”，也就是“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进入文本、进入文本的历史、进入历史的发生现场、进入历史现场的语境脉络（以及背后的话语-权力运作）。此为本人所说“入乎其内”的第一层含义。
“入乎其内”的第二层含义，是进入“文学”，确切说是莎士比亚文学的传统。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以及由此派生的阐释传统——自成一世界，而它首先和根本是文学。现代“文学”作为古典“文学”的突变和反转，以放弃（或者说超越）古典“文学-政治”的原始共生关系（它在现实中往往扭曲变形为附丽或寄生关系）为代价而解放了自身，但这种解放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本体”、“纯文学”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现代“文学”日趋细密而不断朴散的学科设置，无不证示了这一点。单纯的（或者说非政治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现实的：它只是一种作为批判、反抗或逃避的乌托邦愿景。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根植于政治（这就是说政治是文学的基础：没有政治就没有文学）这一原初事实并不意味着文学属于政治或以政治为目的（ἐντελέχεια）。相反，文学——真实的文学和理想的文学——是高于政治的存在，并因其高于政治——现实政治——而引领、护成了政治的理想和理想的政治。这一点对于理解莎士比亚来说尤为关键：莎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并展现了具体的人物和情景，但它们并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阶级、利益集团、意识形态而写。莎士比亚志不在此：作为“一切时代的灵魂”，他关注的是具体情境中的普遍人性——即便是他政治意味相对明显的英国历史剧和罗马剧，也是如此。认为他的作品为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阶级、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提供了戏剧的传声筒、文学的背书或世俗政治的神正论，此乃对莎士比亚文学意义的严重误解乃至亵渎。文学兼容并包而随物赋形，固非单纯美好的“华屋”（House Beautiful）或“在水一方”的桃源秘境，但它自有根基和家门；研究文学而忽略文学本身——语言、文本、阐释传统——有可能导致观风望气、逢迎当道和“阉然媚于世”的“思想（史）”研究，对此我们须有足够的反思和警惕。
“入乎其内”的第三层含义，是进入“中国”，即我们身为中国人而特有的审美感受、历史记忆、文化经验和问题意识。事实上，这也构成了前文所说“出乎其外”的前提条件与精神实质。如伽达默尔所说：“偏见即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只要运用得当，我们拥有或习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即是这样一种宝贵的偏见。没有这一必要的文化偏见（或者说洞见），我们能否真正“入乎其内”固然大成问题，而“出乎其外”将更加不可想象。哈罗德•布鲁姆声称“走到莎士比亚之外来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是危险的”，虽然不无道理，但有一间未达。如其先前所说，“我们”阅读莎士比亚时，最大的困难恰恰在于“我们根本感受不到困难”，因为“我们是被莎士比亚塑造成形的”——莎士比亚造就了“我们”的感受力，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认识到他的原创性；如果是这样（我们在此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权力意志的自我膨胀[ὕβρις]与作茧自缚），那么中国的文化经验和历史记忆（二者共同塑造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审美感受）恰为布鲁姆口中所说和心中所想的“我们”——与我们互为他者的“我们”，即“他们”——走出这一悖论式困境提供了“偏其反尔”的机缘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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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e
只有进入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我们才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说自话而进一步证成莎士比亚文学的阐释传统。反之亦然：中国文学与文化（如杜甫诗、《红楼梦》、昆曲和书法艺术）只有“出乎其外”走向普世接受和现代理解，才能“入乎其内”而更上层楼地见证自身的历史存在。在此也许会发生主流阐释传统或效果历史的断裂，但这恰正为另一种理解-意义——它们之前或是作为异己的力量被敉平消灭，或是因其不合时宜而泯声于历史的长河——的解放与新生提供了契机。
以上所说，只是编者的一些初步想法。所谓“知难行易”，真正实现谈何容易！（我在此想到了《哈姆雷特》“戏中戏”里国王的感叹：“Our thoughts are ours, their ends none of our own.”）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企划人倪为国先生信任，本人忝列从事，承乏主编“莎士比亚注疏集”和“莎士比亚研究丛书”项目，自惟瓦釜之才，常有“抚中徘徊”、“怀隐忧而历兹”之感。但我确信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值得为之付出。昔人有言：“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左传·昭公元年》）又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请以二十年为期，其间容有小成，或可留下此在的印迹，继成前烈之功并为后人执殳开道。本人愿为此前景黾勉努力，同时祈望海内学人同道惠然肯来，共举胜业而使学有缉熙于光明——为了莎士比亚，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方生方逝的我们：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There lies the port; the vessel puffs her sail:
'T is not too late to seek a newer world.
Our virtues li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me.
Multi pertransibunt et augebitur scientia.
2020年7月14日写定于昌平瑞旗家园寓所
本文为《莎士比亚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序，原载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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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让自私的欲望看起来像国家利益的艺术。
———托马斯·索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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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孩提时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爱因斯坦能够获得后来的伟大成就。“我父母，”他在回忆过去时讲到，“他们很为我担心，因为我很晚才学会说话。他们咨询了大夫，因为那个时候，我都3岁多了。”上小学时，他的成绩也并不突出，他说那时候的老师总是让他感到自己像是受训的士兵。爱因斯坦年轻时，欧洲教育的“特色”是受到过分鼓吹的民族主义和僵化的思想，而他则在反抗这种机械死板的教育方式。“我宁愿受罚，也不愿意唠唠叨叨地死记硬背。”不论是校园之内、科学殿堂之中还是政治舞台之上，爱因斯坦总是站在那些刻板守旧之徒的对立面。
5岁时，爱因斯坦迷上了指南针。后来他又写道，“12岁时，一本讲欧式平面几何的小书又一次震撼了我，让我认识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书里讲到一些道理，比如三角形的三条高相交一点这一条，尽管不能一眼就看出来，但其实确定性可加以证明，不留任何可质疑的余地。”但正规的学校教育却令这种思维无以为继。爱因斯坦在提到他的“自我教育”时写道：“在12到15岁的时候，我熟悉了基础数学，包括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书，它们的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是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阅读了的著作。”当代的科普作家也许可以从这些话之中得到些许安慰。
没有一位老师发现了爱因斯坦的天赋。在路易波德高级中学——慕尼黑最好的中学里，一位老师这样对他说：“爱因斯坦，你将一无所成。”15岁时，老师强烈建议他退学，还对他说：“你的存在让我的班级名声扫地。”爱因斯坦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在19世界90年代，高中退学生爱因斯坦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游玩了好几个月。爱因斯坦一生不修边幅，他年轻时的做派，要是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对会被守旧的人划归到“嬉皮士”的行列之中。
但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兴趣和对宇宙的好奇很快就盖过了他对正规教育方式的嫌弃。尽管连高中文凭都没有得到，他还是向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爱因斯坦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于是进入当地的高中去拿到了文凭，第二年才被学院录取。但在那里，他还是普普通通——讨厌一成不变的课程，不愿去教室上课，仍在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后来他写道：“当然，问题就在这里：你必须为了应付考试而将所有东西，喜欢的、不喜欢的，统统装进自己的脑袋里。”
——卡尔·萨根《布罗卡的脑》
#人平陪你读好书#
风清扬尘:
阅读下面这个对话后，我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国家主义“信仰”凝聚，其实又透过某个东西而借尸还魂了。就是说，“五四”激烈地反信仰凝聚，但又必须有共同体的凝聚，于是只能低水平地寻求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而它们的组织载体一定是国家。国家主义就借尸还魂了——
杨鹏：……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开始破除传统的祖先-家族礼教及天命-朝廷的凝聚力，后期知识界兴起否定基督教的“非基运动”，总之就是不要“信”字。受欧洲“启明运动”影响，视宗教为科学之敌，从严复、胡适以来皆以宗教凝聚力为敌。蔡元培还讲以美育代替宗教，完全不明白宗教信仰的真正作用：超越民族、阶级的价值凝聚力。人民群众会以“美”而凝聚起来？“五四”中讲“科学与民主”而破信仰，强调的不是“信仰-科学-民主”。结果迎来的是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来填补“信”的空间，而两者的组织载体，一定是国家，结果就是国家信仰压倒一切。理性科学思维，只是工具思维，而工具，是要被人有组织的愿望所支配的。
子云：国家主义信仰其实是知识分子百年理性启蒙的最终结果？
杨鹏：三十年启蒙，不过是从历史的滑梯上，从高喊理性的“启蒙主义”开始，滑向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的底部，这是必然的……
风清扬尘:
忍不住又重读《大师与玛格丽特》（我真的花太多时间读旧书了，导致新书阅读量严重不足），第一章里教授说耶稣的存在不需要任何观点，也不需要任何证据，这其实就是陀在宗教官里所说耶稣为何不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所以没下来，同样是因为你不愿意用奇迹降服人，你要求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凭仗奇迹的信仰。渴求自由的爱，而不是囚犯面对把他永远吓呆了的权力而发出的那种奴隶般的惊叹。” 信仰不是来自证据，而是来自信心。
1943年，伊顿公学奖学金评选考试试卷。
第七题，摄影技术的发展，会杀死绘画艺术吗？或者，现代爵士乐和摇滚乐，算“音乐”吗？
摇滚乐还要再过十来年才会有，这里有问题，或许是翻译上的 西蜀散人 发表于 2021-3-15 11:32
1943年，伊顿公学奖学金评选考试试卷。
第七题，摄影技术的发展，会杀死绘画艺术吗？或者，现代爵士乐和 ...
您说的是，但看全文，不似编造，应是翻译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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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朱贞木
原创 马黎 呆着 2018-05-20
这些年，顾臻一直在寻找朱贞木。
朱贞木当然早已离世。所谓寻找，是因为这个人在世上留下的印迹太少了。除了知道他是绍兴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他生于何时，又逝于何时。
顾臻本来也是靠猜测——朱贞木应该是早逝的，上世纪50年代，他的名字和作品彻底消失，或许就在1955年。
8年之后，朱贞木的外孙费祥英出生了，他也没有机会见外公。听妈妈说，外公在1955年的冬天去世了。如今，他手里只有几张妈妈留给他的外公的老照片，这是家里仅存的相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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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 图片由费祥英提供
1988年便移居日本的费祥英，也在寻找朱贞木。
他在网上陆续搜集了很多线索，看到了研究民国通俗文学的学者张元卿关于朱贞木的研究文章，同时，也注意到了顾臻这个名字。
《朱贞木小说版本流传考》、《朱贞木序跋琐谈》、 《从一篇关于朱贞木的佚文说起》 、《报刊上的朱贞木小说连载》……有太多他所不知道的外公，都在顾臻一点点的寻找和拼凑中，清晰起来。他一直有疑虑，这个顾臻是网名，是过去的人，还是确有其人？
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寻找，一些等待，朱贞木的过去，依然面目模糊，直至遗忘、消失。但熟悉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人，是知道他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创作兴盛之前——上世纪30到50年代，大陆武侠小说创作曾有一个黄金时期，尤其出现了几位领军人物，被学术界称为“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白羽（《十二金钱镖》）、王度庐（《卧虎藏龙》）、郑证因（《鹰爪王》）和朱贞木（《罗刹夫人》）（注：括号内为其代表作）。而列最末的朱贞木，被誉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之祖”，换句话说，他的创作特点，更为直接地影响了金庸等很多武侠作家。
前四位的作品，就算没看过小说，我们也都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但对朱贞木几乎是陌生的，这个名字只存在于“北派”的人物列表，零星穿插在研究者的文章里。而且，前四位的照片，都有留世，唯独朱贞木的真容，不得而知，甚至百度百科朱贞木词条里展示的照片，都是错的，那是一张还珠楼主年轻时的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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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上错误的照片和生卒年不详
顾臻一直在寻找线头。
去年，他新发现了一条线索，找到了朱贞木在1951年6月出版的一部小说《铁汉》，卷首语里写道，小说是为写剧本而开始构思和撰写的，这说明他在解放后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写成小文《朱贞木在天津编话剧》，发在了天津《今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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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祥英的高中同学看到了，转发给费祥英。
他心里一动。这条关于戏剧的线索，曾听母亲口述过。1949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外公不能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心情非常压抑，便主要居家篆刻制印，作画，赋诗，有时写一些散文消遣。同时，偶尔努力创作了一些与时共进的新时代独幕话剧剧本而已，但在“文革”中剧本与小说原稿全部付之一炬。
散落的线头，接上了。
费祥英通过报纸，找到了顾臻——武侠小说收藏家、研究者，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理事。
上个月底，费祥英从日本赶到了天津，与顾臻、张元卿见了面。他的行李中，小心夹着一张1949年，外公53岁的照片：清瘦，干净，温柔凝视前方。即便额头已有白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江南才子的儒雅，到了中年，没有减去半分。
朱贞木离世63年之后，我们在学者顾臻与外孙费祥英的讲述中，才得以真正“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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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 图片由费祥英提供
1
外公是1895年在绍兴出生的，费祥英补充了朱贞木的出生年代。
他本名朱桢元，字式颛，生在官宦世家。1955年冬，朱贞木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
这个年份，夹在两个关键时间节点里。
1951年6月起，所有武侠小说都不准出版。1956年文化部颁布命令，并配发查禁图书目录，朱贞木的所有作品在目，和还珠楼主、郑证因等武侠作家的所有作品一同被禁。
朱贞木的去世，和当时的环境突变有没有关系，我们已无法得知。但在创作上一贯我行我素的朱贞木，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努力尝试运用当时提倡的新的文艺观念创作武侠小说，却没有等到开花结果。
1934年8月，朱贞木在《天津平报》上开始连载处女作《铁板铜琵录》，这是他武侠小说创作的起点。
那年39岁，他已经在天津电话局工作了6年，先做文书，后来升职任文书主任，写小说属于“业余爱好”。
而2年前，他在电话局的同事兼好友，后被列为“北派五大家”之首的还珠楼主，已经成名了。1932年夏天，李寿民以“还珠楼主”为笔名，在天津《天风报》发表长篇连载《蜀山剑侠传》，魔幻之笔，从此横扫武林。
李寿民婚后为天津电话局局长秘书，不仅创作武侠小说，还擅长编写京剧。第一代研究民国通俗小说的天津学者张赣生先生认为，朱贞木开始武侠创作，是因见还珠楼主在《天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一举成名，朱氏见猎心喜而作，以两人密切关系而论，确有此种可能。另一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也有相同观点。
还珠楼主的儿子李观鼎先生曾对顾臻说，幼时在北京家中见到过来访的朱贞木，身材瘦削，双目有神。他记得父亲和朱贞木一聊就是一整天，说到激动处，互用手指比划，两人关系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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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朱贞木发表处女作的那年，他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绍兴接到了天津。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电话局的工作是托人介绍的，顾臻猜测，应该是浙江老乡。
朱贞木自幼在家读私塾，喜爱诗赋和绘画，也喜爱文学，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当地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文学系。
但浙大之说目前存疑，因为“浙江大学”成立于 1928 年，朱贞木就是在那年去天津电话局工作的，在时间上能对上的，只有“之江大学”。
费祥英是外婆带大的，住在天津，耳边却环绕着“各种”吴侬软语——他的外婆是绍兴慈溪人；父亲祖籍宁波，上海生人；母亲绍兴慈溪人。费先生说，家母的书面文字和讲述，都是“浙江大学”，但他推测，家母和外公在对话沟通时，有可能因为绍兴话发音近似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2017年，顾臻编校的《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朱贞木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朱贞木作品的原刊本和相关资料，也由顾臻提供。他做过一个统计，剔除同书异名者，从1934年至1951年，各种体裁的朱贞木小说一共出版了十九种，另外有一部《翼王传》，很特别，是他的一位好友、著名越剧编剧苏雪庵所作。但应苏雪庵的要求，署上了朱贞木的名字。为此，朱贞木还特地在序言里做了说明。
关于苏雪庵，公开的资料非常少，生平不详。顾臻曾去找寻线索，但苏雪庵身后无子女。1955年，苏雪庵曾改编过越剧《西厢记》。而朱贞木在序中国提到“钱塘苏雪庵君”，钱塘，应是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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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中，你会发现，朱贞木的“朋友圈”，很窄，但很多都是浙江人，以及文学艺术圈之人，很少有社会人士。顾臻说，他结交的人，对脾气，是一路，就来往，否则根本没来往。
费祥英依然记得，妈妈口中的外公，也是如此，自幼喜爱文学、赋诗、篆刻、绘画以及书法。自尊心极强——费先生笑说自己也是，“外公自认清高孤僻，不愿受人管制，不与世事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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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接受过私塾和学堂两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长期教育，又读过大学，其学历在武侠小说作者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而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富庶的绍兴度过，肯定接触过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文学书籍以及翻译的西方小说作品。所以，朱贞木的语言功底，非常扎实。
根据费祥英提供的资料，朱贞木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1940年就自动从电话局离职，在家闲居，作画治印之余，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偶尔也写点文章。
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武侠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短暂的新高潮，朱贞木的小说出版了不少，代表作《罗刹夫人》，还有《飞天神龙》《艳魔岛》《炼魂谷》三部曲、《龙冈女侠》、《七杀碑》、《塔儿冈》、《闯王外传》、《郁金香》等，是日据沦陷期间的几倍，其中既有武侠小说，也有社会小说，还有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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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叶洪生在《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联经版）中，提出了“北派五大家”之说，并对五大流派做了归纳，学界沿用至今—— “奇幻仙侠”（还珠楼主）、“社会反讽”（白羽）“悲剧侠情”（王度庐）、“帮会技击”（郑证因）、“奇情推理”（朱贞木），“五大流派的勃兴，决定了近五十年来武侠小说的发展方向与走势。”
朱贞木的“奇情推理”，是一种革新，“对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所谓‘新派’武侠小说颇有启迪作用。”
我们倒过来，先说“推理”，这反映的，是语言功力。
30年前，顾臻一口气读完了600多页的朱贞木名作《七杀碑》。“他特别会讲故事，一环套一环。而且，他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能力给你引导出一种氛围，通过叙事把你抓在里面。”
赵树理先生这样评价过他：“写法上有本事，识字的老百姓爱读，不识字的爱听。”由此可见朱贞木讲故事的水平有多高了。
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处女作《铁板铜琵录》，还是遵守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采用对仗的回目，古典文学素养深厚。但是，从第二部《龙冈豹隐记》开始，包括之后的所有作品，他开始打破，全部摒弃传统章回对仗回目，章节名称首创以文白夹杂的短句、成语或专有名词分章，不拘一格，新鲜灵活，比如采用“血战”、“李紫霄与小虎儿”、“金翅鹏拆字起风波”等名词、词组或短句，长短不拘，完全不谈对仗，“这是新派体，过去写武侠小说的人没有这样写的。”
同时，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喜欢用当时流行的新名词，比如“观念、计划、意识”等，紧贴时代变化，所以，叶洪生先生称他为“新派武侠之祖”。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便有所借鉴，叶洪生说，“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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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情——奇情，怎么个奇法？
看叶洪生的归纳，你就懂了：掀起武侠世界“一夫多妻制”情海波涛。
在很多民国武侠作品中，女性主角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我们熟悉的，就有《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等，即使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女剑仙、女剑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切都间接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传统、反道学的社会流行风气。
但是，在描写女性的感情上，都不如朱贞木突出。
比如《卧虎藏龙》的玉娇龙，王度庐完全是新文学的笔法写小说，所以他的武侠小说，更多是在言情。玉娇龙是一个叛逆性格的女性，最后脱离家庭行走江湖。李安当时拍电影，也是看中玉娇龙这个角色，离家出走，符合西方人的口味。
朱贞木呢？
“他的《罗刹夫人》，有点女版的《人猿泰山》的味道，她是跟大猩猩长大的，后来被师傅接走。所以她充满了野性、叛逆，但是她没有家庭概念，不是和家庭有冲突，纯粹是人聪明、漂亮、泼辣大胆，同时又富有正义感，但又有趣，收放自如。”
可以这么说，朱贞木笔下的女性，更现代化。
有时，朱贞木会用热辣辣的语言展现女性对于爱的向往，比如《罗刹夫人》中的罗刹夫人、《七杀碑》中的三姑娘、毛红萼、《飞天神龙》中的李三姑等等。同时，穷追男主人公的侠女达数人之多，叶洪生先生称之为“数女倒追男”模式。这一特点被后起的香港、台湾武侠名家如金庸、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人继承并发扬，比如《倚天屠龙记》。而“侠情”特色名传后世的王度庐，笔下恋爱男女的表现反而显得含蓄、收敛和传统。
而朱贞木笔下的男主角，多数反而没有女性角色那么生动而有活力。顾臻说，《罗刹夫人》中的沐天澜竟然一副小男人的娇样儿，喜欢拜倒在两位罗刹姐姐的石榴裙下，有些《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味道。
“说来有趣，被划入蝴蝶鸳鸯派的顾明道笔下没有这样娘娘腔的男主角，王度庐笔下有些优柔寡断的李慕白也仍是男子汉一个，其他如更早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和同期的白羽、郑证因等人，都不弹此调，因此武侠小说中‘娇男型’男主人公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朱贞木的首创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小奶狗”人设，70多年前，朱贞木早就玩过了。
《罗刹夫人》出版时，朱贞木在附白中指出，武侠小说有两弊，一是过于神奇，流于荒诞不经；一是耽于江湖争斗，一味江湖仇杀。他希望《罗刹夫人》一书可以为读者换换口味。
他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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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乡人，我们很想知道，为何33岁的朱贞木会离开绍兴远走天津生活。具体的原因，已经无法得知。
顾臻曾在《七杀碑》原刊本中发现过朱贞木的通讯地址，去年在《铁汉》的卷首语末尾，再次看见：“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
这应是朱贞木的故居。
顾臻找到了，只是，此地早已被拆除，随着记忆一同消失了。
此次费祥英和顾臻的见面，他还带来了另一件珍藏多年的物品：朱贞木画作《拟临安山色图》长卷照片。
费祥英的母亲1987年1月故去。生前，她拿出父亲仅存的遗作，包括《拟临安山色图》、黑檀木盒篆刻等，以及遗物，对费祥英讲述并书写了朱贞木的生平。
朱贞木绘画和治印造诣很深，画宗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字石谷），他临摹其名作《临安山色图》长卷，更邀请多位在天津或已回乡的浙江籍文化名流题跋，如俞品三、向迪琮、傅仲钊、袁泰、方东、屠季和、九秋老人、陈吴璜、陈伯琴、朱允中、张颐等。
这些人中，除了俞品三、向迪琮、方东、朱允中外，其他人暂时无法查到更多信息，比如袁泰，只知他字文白，曾在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原名浙江体育学校）主持过校务。学校创办于1912年，创办人王卓甫，校址就在杭州。创办初期由沈钧儒（号衡山，浙江体育会副会长）任董事长，浙江体育会会长吕公望（字戴之，浙军第六师师长）兼任校长。
还有另一条线索。
南京师大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学者张元卿，曾写文解读《拟临安山色图》背后朱贞木的心绪。
他在1940年《立言画刊》第104期“天津专页”上，看到两首写给朱贞木的题画诗，题目均作《题朱式颛拟临安山色图》。第一首作者是顾寿人，诗云：“立马吴山事有无，眼明今日见新图。何当乞取鹅溪绢，装就长康顾氏厨。”第二首作者是王伯龙，诗云：“故国山围系梦思，江南一发绿参差。寒宵小鼎茶声沸，疑是胥潮欲上时。”
两位作诗人，都是天津城南诗社成员，
完颜亮觊觎宋室河山，曾有诗：“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我们已无法知道朱贞木什么时候画于何时，但刊出这两首题画诗的时间是1940年，朱贞木依然还在天津，“当时正是日寇‘立马吴山’时，朱氏本浙人，怎能无动于衷？”张元卿写道。
而另一首王伯龙诗中的“胥潮”，就是钱江潮。
千愁万绪，潮起潮涌，遥遥不可及。
- 写在最后 -
目前朱贞木的前半生，30岁之前，尤其在绍兴的生活，仍然有太多的空白。如有知情人，请给我们留言。
撰文｜马黎
整理｜马正心
图片｜朱贞木的照片由费祥英提供 朱贞木作品的原刊本照片由顾臻提供
参考书目
《朱贞木和他的武侠小说》作者 顾臻
《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作者 叶洪生
《朱贞木<拟临安山色图>》作者 张元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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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和他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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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是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名家辈出，佳作潮涌，领军人物就是学术界称为“北派五大家”的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和朱贞木。朱贞木虽然敬陪末座，但他拥有一个响亮的头衔——“新派武侠小说之祖”！近日，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朱贞木卷”丛书，全套共13册，350万字，收录了朱贞木的经典武侠著作，如《虎啸龙吟》《七杀碑》《罗刹夫人》等。朱贞木的这些作品曾在民国时期受到读者热烈追捧。他的创作不仅集前人之大成，又有其独特新颖之笔法，对1950年代以来一批港台武侠作家如金庸、古龙、司马翎等产生巨大影响，是现代武侠迷们不可不追溯的一套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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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请该文库“朱贞木卷”原刊本提供者、编校者顾臻撰文略谈朱贞木生平及其作品。
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说：“在小说语言上，金庸吸取新文学的某些长处，却又力避不少新文学作品语言的‘恶性欧化’之弊。他扎根于本土传统文学中，较多承继了宋元以来传统白话文乃至浅近文言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鲜活泼、干净利索、富有表现力、相当优美而又亲切自然的语言宝库。”这些评价用在朱贞木——金庸的浙江同乡前辈身上，同样十分贴切。
朱贞木是谁
朱贞木（1895—1955），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家、画家、篆刻家。本名朱桢元，字式颛，浙江绍兴人，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在家读私塾，喜爱诗赋和绘画，更喜爱文学。在绍兴读完中学后考入浙江大学文学系，毕业后曾在上海求职并从事创作。1928年经友人介绍进入天津电话南局（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做文书工作，后升任文书主任。1934年将妻女接来天津，并定居于此。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朱贞木因家庭原因继续留在电话局，但其个性清高自尊，不愿长期做忍气吞声的工作，遂于1940年自动离职，在家闲居，以绘画、篆刻自娱，也写点散文和诗。此时有出版社登门邀请他写武侠小说，于是他将1934年在《天津平报》上连载的处女作《铁板铜琵录》续成长篇，易名《虎啸龙吟》出版，结果销路很好，于是他陆续写下了《龙冈豹隐记》、《罗刹夫人》、《蛮窟风云》、《飞天神龙》等十余部作品。
1949年后，朱贞木尝试按照新的文艺观念进行创作，写了一些独幕话剧，而正在创作的武侠小说由于政策原因，半途中辍。1955年冬，朱贞木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
朱贞木的小说构思精妙，叙述生动，引人入胜，语言清丽，流畅自然，富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同时，他以新文学的形式革新了当时武侠小说惯用的章回体回目，代表作《罗刹夫人》、《七杀碑》等，突出描写了女性的爱情自觉和主动追求，这些都为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因此朱贞木被誉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之祖”。
武侠小说之外，朱贞木还写有历史小说《闯王外传》和社会小说《郁金香》、《红与黑》。
朱贞木绘画和治印造诣很深，画宗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字石谷），曾临摹其名作《临安山色图》长卷，更邀请多位在天津的以及浙江籍文化名流题跋，如俞品三、向迪琮、傅仲钊、袁泰、方东、屠季和、九秋老人、陈吴璜、陈伯琴、朱允中、张颐等，该画卷被誉之为“远宗宋元，近仿娄东，可谓取法乎上者矣。近时流辈中罕有其匹。”
追求自由恋爱的大侠
追求自由恋爱是“五四”以来各种文学体裁的共同主题，武侠小说自然没有落后于这股时代潮流。在《蛮窟风云》《罗刹夫人》《飞天神龙》等朱贞木小说中，主要男女人物积极主动地寻找、追求自己的爱情，尤其是女性人物，一反全凭媒妁之言的传统，大胆示爱对方，甚至还有私奔、野合的情节。朱贞木有时还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他对于“情”字的解读，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间接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传统、反道学的社会流行风气。其实，在朱贞木同期的很多武侠作品中，女性主角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也出现不少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如顾明道《荒江女侠》、王度庐《卧虎藏龙》等，即使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中，女剑仙、女剑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只是多数作家虽然突出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突出她们的纵横江湖，但在描写男女爱情上着墨不多、不细致，而在这个方面，朱贞木就显得比较突出。
他把恋爱中男女的哭、笑、逗、闹等言语和肢体动作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而对于堕入情网中男女间的对话，更是绘声绘色，就连男女之间的武功切磋，有时也“写得花枝招展，脉脉含情”，表现了有情男女之间那种若隐若现、欲拒还迎的情致与趣味。有时他则用热辣辣的语言展现女性对于爱的向往，比如《罗刹夫人》中的罗刹夫人，《七杀碑》中的三姑娘、毛红萼，《飞天神龙》中的李三姑等等，这一特点被后起的香港、台湾武侠名家如金庸、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穷追男主人公的侠女达数人之多，叶洪生先生称之为“数女倒追男”模式。相比之下，以“侠情”特色名传后世的王度庐，笔下恋爱男女的表现反而显得含蓄、收敛和传统。
至于男主人公的表现，除了在房梁上刻下“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杨展，多数没有女性角色那么生动而有活力，《罗刹夫人》中的沐天澜竟然一副小男人的娇样儿，喜欢拜倒在两位罗刹姐姐的石榴裙下，仿佛有些《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某些味道。
说来有趣，被划入鸳鸯蝴蝶派的顾明道笔下没有这样娘娘腔的男主角，王度庐笔下有些优柔寡断的李慕白也仍是男子汉一个，其他如更早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和同期的白羽、郑证因等人都不弹此调，因此武侠小说中“娇男型”男主人公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朱贞木的首创了。
对于爱情的结局，虽然同时期的王度庐偏重悲剧，但朱贞木还是和大多数武侠作家一样，选择了喜剧。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对读者的感染力自然不如悲剧来得深刻，但在剧烈变动的时世中，对于经常听说和目睹人间惨事而无能为力的一般读者来说，也多少算得上一点安慰，多少能保留一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期待，多少能暂时得到些许快乐与心情的放松！
力反武侠小说流弊
作者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本是无可厚非的，而朱贞木选择爱情喜剧结尾，却并非出于“为稻粱谋”的需要。1943年9月出版的《369画报》第23卷第1期刊登了《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朱贞木》一文，作者毅弘在文中写道：“朱贞木先生并不指着卖文吃饭，他不过是闲着没事，作一点解闷而已，在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中，朱贞木先生是一位杰出人才，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所以将来的成功，殊不可限量。”
可见，朱贞木写武侠小说虽是为了解闷和消遣，却也不肯胡乱涂抹，而是要有真正的消遣价值！
他在处女作《铁板铜琵录》的序言中感慨小说的出版有量而乏质，原因则是社会不景气，认真作品没有销路，大家都要有口饭吃，于是就“卑之无甚高论”了。他又写道：“在下这篇东西，本来用语体记述了许多故老传闻、私乘秘记的异闻逸事，借以遣闷罢了。后来因为这许多异闻逸事确系同一时代的掌故，也没有人注意过，而且看见小说界的作品，风起云涌，好像作小说容易到万分，眨眨眼就出了数万言，不觉眼热心痒起来，重新把它整理一下，变成一篇不长不短、不新不旧的小说，究竟有没有违背时代的潮流，同那个小说界的金科玉律，也只好不去管他，俺行俺素了。”
朱贞木显然十分清楚小说的真正要求是什么，客观环境所限，走消遣的路子罢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是向壁虚构，胡乱编些故事应付读者，而是有所依据的。他这样认真地选择和使用材料，显然是有成绩的，他的第二部作品《龙冈豹隐记》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前以旧作《虎啸龙吟》说部，灾及枣梨，颇承读者赞许，实深惭汗，且有致函下走：以前书仅只六集，微嫌短促，希望撰述续集为言。……稗官野史，无关宏旨，酒后茶余，聊资消遣。下走亦以撰述说部为消遣。以下走消遣之笔墨，转供读者之消遣，消遣之途不一，消遣之理相同。然真能达到读者消遣目的与否，则须视内容之故事是否新颖，文字之组织是否通畅为衡。以各种说部风起云涌之今日，而欲求一有消遣真价值之作，亦非易易。”
待到数年后的《罗刹夫人》出版时，他对武侠小说创作题材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他在该书附白中指出，武侠小说有两弊，一是过于神奇，流于荒诞不经；一是耽于江湖争斗，一味江湖仇杀。他希望《罗刹夫人》一书可以为读者换换口味。他也的确做到了，该书影响范围之大、时间之长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寂寂无闻到重现江湖
朱贞木虽然屡屡强调自己写小说只是消遣，但他身处一个战乱频仍的大时代，又从家乡绍兴北迁天津，个人际遇的变化、人生的起伏都会多多少少在作品中有所流露。他的小说题材不少出自明末清初的笔记，为何选择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变乱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和人物，背后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在《龙冈豹隐记》等书中，轻松和趣味之外，作者自身感受的某种无奈时有体现——身处乱世的人们，无论高人愚氓，何处可以求得安定的生活！
随着1949年1月天津的解放，这种对于时势的困惑与无奈就消失了。朱贞木在这年7月出版的《七杀碑》第二集结尾处写道：“烽烟未戢，南北邮阻，渴盼解放，当再振笔。”“解放”二字表明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也表明了他对于新时代的期盼。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朱贞木主动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尽力掌握新的文艺观点，并尝试运用在新的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中。《铁汉》就是他的一次努力：一个侠士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意欲拯救无辜百姓，免遭官军的蹂躏。在《庶人剑》的序言中，朱贞木已经认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与局限，认识到人民的力量的可贵，他写道：“‘老百姓的剑’是用钢铁一般的意志铸就的，无形的，锋利得无可比喻的，而演出的方式，不是斗鸡式的，是集合大众的意志，运用脑力体力，推动整个社会机构，而与障碍前进的恶势力做斗争的……”
可惜类似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进一步开花结果，《庶人剑》刚刚写了三集就停刊了，预告的不少新作如《酒侠鲁颠》等似乎都未曾出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三十年间，朱贞木的小说彻底消失，连朱贞木这个人也寂寂无闻至今。
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基本写成喜剧结局，可是他自己的写作生涯却以近乎悲剧收场，令人唏嘘不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武侠小说又重新出现在图书市场上，而且颇有声势，名家名作纷纷重现江湖，朱贞木的作品也出版了几种。中国文史出版社“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朱贞木卷”的再版，既是对该社此前辛勤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的肯定，也再次证明了朱贞木作品的价值，同时，亦聊可告慰这位身后寂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知名作家”于地下。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顾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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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档案里的朱贞木真相
原创 伯玥 空山百鸟 2019-02-18
女儿档案里的朱贞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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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著名武侠小说家,浙江绍兴人,在天津工作多年并寓居多年，其武侠小说被誉为奇情推理情派，与王度庐（悲剧侠情派）,还珠楼主（奇幻仙侠派），宫白羽（社会反讽派），郑证因（帮会技击派）称为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但由于其鲜有武侠作品变为影视作品以及武侠小说被禁等多种因素,遂逐渐淡出世人视野，只被资深武侠小说读者及文学研究者所熟识。在四十年代,朱先生武侠小说风靡之时,颜梅华先生刚出道之时，曾画过朱先生的《虎啸龙吟》。（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画武侠小说，如被成为民国武侠五大家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朱贞木的《虎啸龙吟》）①
朱先生不仅仅是撰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同时也善治印、画山水画，可惜存世较少!朱先生曾在天津电信局担任文书工作，在其供职期间，与知名人物吴云心、李寿民（还珠楼主）都当过同事，并受其当时的同事还珠楼主影响，也走向了武侠小说的道路。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看,在49年之前,有几份刊物介绍过他，如《沽上文人小介：古越朱贞木》（《新天津画报》第12卷第10期）以及《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朱贞木》（《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3卷第1期,18页）。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重新流行之时，了解朱先生武侠小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实为一件憾事！
在熟识朱贞木先生的研究者中，有这么几个说法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并有相关材料可以佐证：一、朱贞木生于约1905年；二、朱贞木在1949年之后南下上海；三、朱贞木曾在天津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四、朱贞木曾在天津开设饭店。{“朱贞木,原名桢元,字式颛,约生于1905年”②；“朱贞木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多，除上面4部外（《铁板铜琶录》、《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目前已知约16部：《虎啸龙吟》、《龙冈豹隐记》、《龙冈女侠》、《边塞风云》、《罗刹夫人》、《千手观音》《玉龙冈》、《闯王外传》、《郁金香》、《翼王传》、《五狮一凤》、《庶人剑》、《塔尔岗》、《七杀碑》、《苗疆风云》、《铁汉》。这些小说大多是在上海出版，时间集中在1949到1951年。1952年之后就极少见了。据此推断，朱贞木极有可能在1949年后离津返沪，否则人在天津，作品却不在天津推出（在1949到1951年这个时段，尚未发现一部在天津出版的作品），反而集中在上海出版，这有悖常理。”③；这说明，朱贞木是为写剧本而开始构思和撰写《铁汉》的，显然他当时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④1949年后，朱贞木脱离文坛,开设饭店。⑤}最近，笔者在逛旧书摊时，偶然购得一份由朱贞木女儿朱如瑛填写的档案。在这份档案中，给出了一些相关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推翻上溯的这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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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贞木先生实际年龄与家庭关系考
百度百科显示，朱贞木先生约生于1905，这可能也是根据《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为依据的，不过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显示朱贞木先生的生卒年为（1895-1955）。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并有家属的相关信息可以佐证。上面的材料显示，女儿朱如瑛女士填写资料的时候，家父朱贞木时年57岁，并且在材料当中填写的住址是天津市第十区河北路312号院楼上。以现在的地理坐标看，应属于十分繁华的五大道地段，但此楼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刘云若的故居也在附近，但也没能幸存。1952年8月16日之后，天津做了新的行政区划，第十区的区名就不复存在了。从材料还能看出，朱如瑛女士在填写个人详历的时候，也填写了1952年7月15日参加十区烟台道合作社工作组，所以笔者推断这份档案是在1952朱女士参加合作社工作组之后填写的，填写的时间应该也是在1952年7月15日后到1952年8月16日之前。所以，结论是这份档案是在1952年填写的。以1952年减去57做计算，实际年份应为1895年，这也大概就是朱贞木先生的实际出生年份，约不应该是在1905年，而是约1895年！朱先生的实际出生年份可以往前推10年左右！以中国人实际的以虚岁算年的习俗，正负不过两年！而且，朱贞木外孙费祥英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外公是1895年在绍兴出生的，这也是相当有例证的证据。另据费祥英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透漏，1955年冬，朱贞木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⑥所以，朱贞木先生的生卒年应为1895-1955。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给出的信息是正确的。这份材料，另一个比较有用的信息就应该是朱先生的家庭关系了，妻子赵楙昭，女儿朱如瑛。根据这份材料，笔者也猜测，朱如瑛是朱先生独女，因为朱女士只在社会关系中填写了父母与友人，并没有填写哥姐弟妹，有友人没有哥姐弟妹，以亲疏关系论，应该就是没有了。特殊年代，审查极为严格，笔者认为如相关兄弟姐妹的话不可能不写。因此推论，朱先生的家庭谱系应为朱贞木、赵楙昭——贾振德、朱如瑛——费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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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河北路310-312号，为先农大院，重建品)
二、朱贞木先生压根没去上海
这份材料中，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女儿把他的武侠小说归入到了通俗小说，而不愿提及父亲曾写武侠小说。张元卿先生根据其著作出版社出版所在地的地方，推断出他49年之后南下上海的假设，笔者也认为是个伪命题！朱贞木先生根本没有去上海,而是在天津终老！上面笔者所购的档案是强有力的证据并伴有其他相关材料为佐证!另一位朱贞木研究者顾臻先生在《今晚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及过朱贞木先生在《铁汉》的卷首语提及作者通讯地址通讯处是河北路312号，“在这篇卷头语的末尾，他写道：“我根据了上面一点浅薄的意识，我又写了这部《铁汉》，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⑦这跟档案里的信息是对的上的。同样在这份材料当中，朱如瑛女士在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写父母并不像写友人那样，后去哪里也标明了。上文也曾提及，据费祥英先生口述，朱先生于1955年冬，在天津总医院离世。51年直到朱贞木先生过世，朱如瑛应该是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并肩负着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也极有可能是她提出生活困难的部分原因。朱贞木的外孙费祥英先生也在《寻找朱贞木》的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提及“费祥英是外婆带大的，住在天津，耳边却环绕着各种吴侬软语。”⑧从常理上看，夫人住在天津，先生应该不会离开，虽说，费祥英出生时，外公已经不在了。至于1949到1951那一段空档期，笔者也认为是在定居在天津的，否则费祥英也应该在《寻找朱贞木》一文中提及，跟出版社联系，在上海出版作品，有可能是通过写信投稿或相熟的编辑邀稿，毕竟朱贞木的名头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响当当的。在北平的穆旦，也曾在巴金、萧珊主理的平民出版社出过书，写作与出版亦不是一个地方。
三、朱贞木也没有开过饭店
“1949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外公不能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心情非常压抑，便主要居家篆刻治印，作画、赋诗，有时写一些散文消遣。”；“根据费祥英提供的资料，朱贞木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1940年自动从电话局离职，在家闲居，作画治印之余，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偶尔也写点文章。”⑨外孙透漏的信息表明，朱贞木先生在1940年之后，就已经处于自由撰稿人的状态了。女儿填写的资料也没有提及朱先生曾开设饭店，52年还是允许有一些私人买卖存在的时候，并不是很紧，如果要是真开饭店的话，也不至于为了生活而提出某些要求。饭店的名字是什么，曾开设于何时，是倒闭了还是盘给他人了，如果有的话，应是在社会关系里父亲的简介中注明的。至于天津坊间流传的，朱先生曾在小白楼地区起士林旁边开设西餐厅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里所说的曾开设饭店是以吴云心的口述为依据的，但没有相关资料能证明这件事情。材料里明明填写的是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综上信息，笔者认为，如果开设饭店的话，应该在父亲的简介中这样标明曾写通俗小说并曾开设某某饭店，但材料中没有提及曾开设饭店，而且在外孙对外祖父的还原中，也没有向公众介绍外公曾开设饭店，以及饭店的名字是什么，饭店的主营菜品又如何，饭店的知名厨师又有谁，外公所拥有的饭店时间是何时！结合费祥英先生的口述以及笔者所拥有的资料，笔者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朱先生也没有在天津拥有并经营过饭馆！当然，如果朱先生是经营过饭店的，是否在天津档案馆能够查出来呢，当时饭店的名字又是什么呢，笔者一贯的主张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是结合某些材料做出臆想判断，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四、从武侠小说到通俗小说、戏剧剧本再到武侠小说
亦是在《朱贞木在津编话剧》一文中，顾臻先生是这样介绍朱贞木风格变化的“小说开头有一篇朱贞木写的卷头语，他（朱贞木）表示意识到武侠小说确是要不得，确是应该淘汰，文艺作品应该立场确定，意趣自高，对于武侠二字的见解，也提高到应跳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反抗封建压迫这一高度。”⑩结合前文的材料，读者们也不难看出，朱贞木先生自打1940年从天津电信局离职后，就处于自由撰稿人的状态了，治印、作画、写小说尤其是写武侠小说，以及49年之后的写通俗小说等也都有可能是经济来源。至于从事过编剧工作，编辑过的剧本如有公演的话，应该有当时的戏报作为佐证，就算没有戏报，媒体也应该是有所提及的。而且将小说改为剧本，可能也是朱先生的一种创作计划。《铁汉》的出版也是以通俗小说的面目而不是以剧本，有剧本的构思，但无剧本的出版，至于是否有《铁汉》剧本的底稿，由于某些原因，也应该是不易找到了。“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这几个字，也是强有力的说明。纵观多方材料，笔者认为，朱贞木先生是想写跟时代相适应的通俗小说，包括将通俗小说改编成话剧剧本，以及撰写话剧剧本，来继续其文学创作，可惜天不遂人愿。49年之后，连曹禺先生的创作水平也有一定的下降，何况是初试话剧的朱贞木先生呢！笔耕不辍，一直是专业作家对自己的期待，可见49年之后，朱先生还是没有撂下笔的，只可惜了那些付诸一炬的诸多文字底本，倒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在话剧舞台看见话剧团体排演的《铁汉》。武侠小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大陆范围内算是禁区，从武侠小说变成通俗小说的说法，既有时代因素的影响，亦有朱先生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环境的转变对父女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上中学历史课时，不明白为什么介绍完当时的历史事件之后，后面还介绍文化，经济、文学等。现在想想，也是解释历史学的一种方式罢了，脱离时代背景的去看问题，只能变得狭隘。纵观诸多资料，朱先生还是渴望融入当时的社会的，内心还想有某些作为，可惜郁郁不得志，时间或许是可以冲淡一切的良药，如今朱贞木先生还是更多的被冠以武侠小说家的名号，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末学不才，从故纸里翻来这份比较有意义的资料也算十分荣幸。比较欣慰的是以49年作为结点，朱先生都有作品问世。作品写的好，名留青史也不是不可能，可见书比人长寿不是一句空话。
另从材料上看，能跟朱如瑛女士做同学或师姐师妹，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最起码生活水平与条件也不可能太低，想必朱先生的武侠稿费，也是不菲的吧！至于朱女士曾经读过的慈惠小学，曾经工作过的马大夫医院，也都可以单独来写一篇文章。环境的变化、生活的落差，对于父女还说都需要从新适应，这绝不算一件易事！文章透漏的另一个消息也极有意思，到档案填写的时候，已经只住在楼上了，只是不知是闺女与朱先生是分开住的，还是住在一起的？
(许亮、罗逊、李东元等诸位师友对文本亦有帮助一并感谢)
①周斌 《颜梅华传》 新民晚报 2018-4-10
②张元卿 《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西北大学师范学报 第35卷第五期
③张元卿 《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西北大学师范学报 第35卷第五期
④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⑤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202 5页
⑥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⑦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⑧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⑨马黎 《寻找朱贞木》 浙江在线
⑩顾臻 《朱贞木在津编话剧》 今晚报 2016-11-14 第12版
文章已于2019/02/18修改
全真教、王重阳，是如何爱国爱宋的
萧湘zz 03-21 18:56 已编辑 投诉 编辑记录阅读数：6671
金庸笔下的全真教、王重阳、丘处机的形象，并不是伪造，而是民国历史学界的主流认知。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是杨讷先生研究全真教的三篇论文合集。本书依然延续了杨讷的风格，以一套文献功夫包打元明史。通过文献考辨，还原丘处机的本事，摧破了自元代以来，全真教后学及其他研究者，为丘处机和全真教添加的诸多光环。
本书第二篇为 《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讨论了自金元以来，历代学者对全真教、王重阳和丘处机等人的研究或评价。按照本书的提示，对照《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金庸书中全真教的形象，应该是袭用陈垣、姚从吾的研究成果。
按杨讷的研究，王重阳和全真教的宋室遗民形象，来源很晚，首发于晚清的陈铭珪。
陈铭珪称王重阳是“有宋之忠义”，主要根据有两条……二是元朝的商挺写过一首《题甘河遇仙宫》诗，其中有“重阳起全真，高视仍阔步。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等句。陈铭珪乃释“乘时或割据”为“曾纠众与金兵抗”。陈铭珪的两条根据，经郭旃、郑素春二位细加辨析，都被证实站不住脚。
陈铭珪的后继者，是民国史学家陈垣与姚从吾。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把遗民的范围，从王重阳扩展到整个全真教。
遗民说完全是陈垣的一家之言……而他发觉了这一点，是有感于时事的结果。
所谓时事，是1937年卢沟桥之变后，华北相继沦陷，陈垣困于北平，相继撰著《通鉴胡注表微》《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遗民。
而王重阳与全真教爱国爱宋，反抗异族的形象，最终完成于姚从吾《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该书初版于1946年。姚认为，“王喆不仅是贤者避世，而且有反抗异族，保全汉族文化的积极行动”，“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的原因……是由于从事爱国运动的失败”。（P147）。这个判断的依据，仍是前引商挺诗。
陈铭珪将割据提升为忠义，姚文再由忠义拔为爱国运动。
陈垣是民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姚从吾历任北大历史学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于1958年当选中研院院士。二人持论如此，足可以代表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认知。
于是，1957年，当金庸提起笔，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时，丘处机的形象，就毫无疑问地，是一位在沦陷区不忘故国，为反金事业奔走的忠义之士。《射雕》第一回《风雪惊变》
丘处机道：“贫道本是北方人，金兵害得我家破人亡，眼见中原不能恢复，所以愤而出家。”
《射雕英雄传》连载结束于1959年，继之连载的《神雕侠侣》，对全真教和王重阳有更多的描写，整体基调，则与陈、姚完全一致。
《神雕侠侣》第十回《终南旧侣》，丘处机对郭靖追溯王重阳的早年事迹及出家原因：
忽然想到诗中的几句话，喃喃说道：「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丘处机道：「对啦！重阳祖师不是生来就是道士的。他少年时愤恨金兵入侵，毁我田庐，杀我百姓，曾大举义旗，与金兵对敌，在中原建下了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后来终以金兵势盛，先师连战连败，将士伤亡殆尽，这才愤而出家。那时他自称活死人，接连几年，住在本山的一个古墓之中，不肯出墓门一步，意思是虽生犹死，不愿与金贼共居于天国之下。」
这里所引的诗，正是陈铭珪、姚从吾视王重阳为忠义遗民的核心依据——商挺《题甘河遇仙宫》。
第六十七回《白发老人》，金庸以旁白叙述全真教的历史：
自金人侵华，宋室南渡，河北道教新创三派，是为全真、大道、太乙三教，其中全真尤盛。此时北方沦于异族，百姓生活痛苦不堪，眼见朝廷规复无望，许多人便把全真教视作救星。。
这段关于河北新道教的叙述，大概来自于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书序的定性。
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在元时事。……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
把全真教称作"救星"，也不是金庸首创，前文提到的姚从吾，就肯定丘处机为“万民的生佛，民族的救星”。
至此，随着《射雕》《神雕》的风行，全真教自王重阳以下，心怀故国、尽忠大宋的形象，彻底树立了起来。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3-27 08:37 编辑
唯物反对唯心和形而上，因而是唯形而下。哲学无不形而上，无不仰望星空，形而下乃是本能和条件反射。唯物反超越，算不上哲学，本质是以话术包装的本能，若非要根据其语言形式称之为哲学，那就只能归入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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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原作的《古屋杂忆》的翻译 | 吴其尧
原创 吴其尧 文汇笔会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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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在《琴瑟相谐的翻译》（《文汇报·笔会》2016年5月7日，参见今日二条）一文中盛赞夏济安先生的翻译，认为夏先生的译文跟严复在《天演论》“译者例言”中的说法互相呼应，做到了“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还引了董桥对夏译的评价：“夏济安先生学富才高，中文典雅，英文博通，……只读中译，行云流水，风清月明；中英对读，琴瑟相谐，鸾凤和鸣，功夫很深。”据董桥自己说，他对夏译的这个评价大概实在太高，以致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在《英华沉浮录》“夏济安的译笔还是好的”一文中做了点解释：“诵读夏先生的中译，我只觉得他的中文实在上佳；他尽力让中文跟着英文走而不流失中文的韵致，这样的努力不禁教人感动，值得后进学习。”董桥还回忆读了夏译《名家散文选》两卷后“惊为翻译秘笈，如痴如醉，从而学而时习之，经年累月，闭目几可背诵十之八九”。除了董桥，刘绍铭文章中还提到了宋淇（林以亮）、余光中和他本人对夏先生翻译美国作家霍桑《古屋杂忆》（The Old Manse）一文的推崇备至。
宋淇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见《翻译研究论文集》下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说，《古屋杂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很少人会相信这是译文”。“读者在读了原文之后，再回过头去读译文，就会立刻觉得原作的一股‘圣洁之气’，跃然纸上，这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译，而是原作美感经验的再度创作。我们如果拿原作和译文再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笼，在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造上的满足；在读者而言，得到的则是一种新奇的美感经验。”夏济安当年在北大任教时的同事金隄在《论等效翻译》一文中指出：这是任何翻译家都不敢企求的最高评语。
余光中在《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中认为《古屋杂忆》是“西而化之”的上乘译文，“夏济安的译文纯以神遇，有些地方善解原意，在中文里着墨较多，以显其隐，且便读者，不免略近意译，但译文仍是上乘的，不见‘西而不化’的痕迹。”余光中作家兼译家，视翻译为大道，对译者的中英文水平均要求极高，曾在多篇文章中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诸多作家的中文西化现象表示过不满。他对自己期许也甚高：“作家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总之，他对夏译的评价也不可谓不高了。
庄信正的《异乡说书》里有一篇回忆夏济安的文章《才情·见解·学问》，其中说到夏的翻译：“我以为夏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几个能手之一，比傅雷、傅东华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美国散文选》是中国翻译文学中的不朽杰作。”随后提到《古屋杂忆》：“译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以后，有一位不懂英文的作家读了大为赞赏，觉得不但译文美妙流畅，而且完全像篇中文创作，没有翻译的痕迹。”喜欢两位傅先生译文的读者也许会不大开心了！他还借他人之口赞美夏译：完全像中文创作，没有翻译的痕迹，差不多达到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翻译的“化境”了：“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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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1956年11月5日在给哥哥夏济安的信中（见《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也提及了《古屋杂忆》：“你所译的《古屋杂忆》，词汇的丰富，当可与霍桑的原文媲美。我手边有两巨册美国文学选，把你的译文和霍桑的原文粗略地对照了一下，看到你把霍桑的长句子拆开后，重新组织，另造同样幽美的长句子，确是不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你把霍桑的带些‘做作’性的幽默也译出来了。”这是具体而微的评价，讲到了翻译中字、词、句子的处理还有风格的再现。
四十三年后的1999年2月20日，夏志清在写给复旦版《美国名家散文选读》一书编辑的信中坦承：金隄对《古屋杂忆》首段译文的批评没有错。他同时为哥哥做了点辩护：“当年先兄在台大教书，收入不多，凭译书增加收入，当然不可能字字推敲。他中英文都是一等，少的是时间。”
金隄按照宋淇的指引对比原文做了研究，“意外地”发现《古屋杂忆》“全文都有不少问题”，仅在开头第一段中“就有十来个译错或不妥的地方”。金隄认为这篇译文“文字优美而问题很多”，最刺眼的错误是把原文中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两三头失群的母牛），因一时疏忽把cows看成了crows，译成了“偶尔有两三只乌鸦飞来，随意啄食”。因为看错了cows，vagrant一词也便没有了着落，只好把“漂泊流浪”译成了“偶尔……随意”。这里，“再度创作”是有的，但“心灵上的契合”就很难说了。金隄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原作的信息，译文的魅力只有和这个根本任务一致，为完成这个任务起积极作用，才谈得上真正的传神。金隄还指出了第一段中几处理解上的错误，都能做到切中肯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文章一读，在金隄所著《等效翻译探索》或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两书中都有收录。
说句实话，任何从事翻译的人都会犯错误，即使“学富才高”如夏济安先生者，在从事翻译时，也难免有错。还是宋淇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得好：“一个从事翻译者，在指出别人的误译时，如果引起别人的反质，会发现他自己面对同样进退两难的情况。不管一个翻译者如何负责、细心、勤勉和问心无愧，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总免不了犯过不少无心之失。”我自己也翻译过十余部英美文学作品，这类“无心之失”肯定有不少。文学翻译，力求文字优美，使译作具有与原作相当的魅力，这是译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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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笔会文粹《这无畏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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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相谐的翻译 | 刘绍铭
原创 刘绍铭 文汇笔会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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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为兄长夏济安《现代英文选评注》1995修订版作序，说：“先兄早在中学期间即打好了中文基础，文言白话写起来同样流畅。本书所载之作者简介和选文评注，文字是一流的，简明的白话文里常见妥切的文言文词组，读来非常舒服。……济安在五O年代译了好几本书，以《美国散文选》上集(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最受推崇。此书后来中英对照本上下卷，改题为《名家散文选读》。……济安所译霍桑《古屋杂忆》一文，宋淇、余光中、董桥等内行评家早已认为是译文与原文完全相称的翻译杰作。”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红字》的作者。济安先生在《古屋杂忆》(“The Old Manse”)译文的小引说：“在新英格兰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家之中，看来以霍桑最可能永垂不朽。”我们且看《古屋杂忆》译文首段：
Between two tall gateposts of rough-hewn stone (the gate itself having fallen from its hinges at some unknown epoch) we beheld the gray front of the old parsonage terminating the vista of an avenue of black ash-trees. It was now a twelvemonth since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f the venerable clergyman, its last inhabitant, had turned from that gateway towards the village burying-ground.
一条大路，两旁白蜡树成林，路尽头可以望见牧师旧宅的灰色门面，路口园门的门拱已不知在哪一年掉下来了，可是两座粗石雕成的门柱还巍然矗立着。旧宅的故主是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现已不在人世，一年前，他的灵柩从园门里迁出，移向村中的公墓，也有不少人执绋随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夏济安先生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教的是英国文学史和十九世纪英国小说。授课之余，他也替外文系同事赵丽莲所编的《学生英语文摘》写稿，专栏取名“Grammar Road, Rhetoric Street”。大概专栏的文字经常碰到翻译问题，难怪他有时课余之暇跟同事“诉苦”，说翻译一旦要符合parallel translation的要求，感觉直像有不速客到访，迫得衣冠不整坦荡荡地去应门。
所谓“平衡翻译”，应是双语对照的翻译。平常我们看翻译作品，除非要做“研究”，否则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兑换过程和细节不会理会。但版面排出来的，若是双语并行，那译文在那个枝节地方不依书直说，可能马上对译者的能力打了问号。海明威A Farewell to Arms的中译，一作《战地春梦》，一作《永别了，武器》。如果问为什么“a farewell to arms”这句话生歧义，变为“战地春梦”，那译者得费一番唇舌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了。乔志高译F.Scott Fitzgerald的The Great Gatsby，取名为《大亨小传》而不是literally逐字逐句地译为《伟大的盖茨比》。
我们回头看看前面引的《古屋杂忆》一段。看中文版本，看不到什么翻译痕迹。若拿英文原著参照来读，最先发觉的形式差异应是“the gate itself having fallen from its hinges at some unknown epoch”这句话是放在括号之内的。Bracket或parenthesis在英语书写中的作用是“附言”，给意犹未尽作补充。夏先生译文，没有用括号：“路口园门的门拱已不知在哪一年掉下来了。”依整段译文的文理看，这句话不加括号读来更通爽，上下文的关节也更自然流畅。由此我们或可这么说，夏先生翻译，受原文文体“形式”的束缚。要是原文作者爱用括号，译者刚巧是讲究中文书写要干净利落的行家，认为括号虽然不是文字，但出现的次数多了，看来跟冗词一样臃肿。旧时的中文书写，就是少见这种“括号体”。
读夏济安这段译文，若是一字一句地对碰着看，一不小心就会误判。试以这个句子为例：“可是两座粗石雕成的门柱还巍然矗立着。”英文原文没有相当于“巍然矗立”的迹象。却原来是译者把two tall gateposts中原为形容词的tall当作动词处理。夏先生译文首重变通，但绝不无中生有。例二：“旧宅的故主是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现已不在人世，一年前，他的灵柩从园门里迁出，移向村中的公墓，也有不少人执绋随行。”
相对的英文原句是：
It was now atwelvemonth since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f the venerable clergyman, its last inhabitant, had turned from that gateway towards the village burying-ground.
“也有不少人执绋随行”? 对的。这是从funeral procession衍生出来的。“执绋”，辞典说是送葬的人牵着灵车的绳索以助行进。Procession，“队伍”或“行列”，因此“也有不少人执绋随行”之说可以成立。
先生翻译，名重“译”林。老行家董桥说得好：“夏济安先生学富才高，中文典雅，英文博通，……只读中译，行云流水，风清月明；中英对读，琴瑟相谐，鸾鳯和鸣，功夫很深。”
不妨拿先生译华盛顿·欧文 《西敏大寺》(“Westminster Abbey”)开头一段作印证：
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将云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大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调和;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
本文开始说过夏志清替兄长济安书稿写序，其中有言：“先兄早在中学期间即打好了中文基础，文言白话写起来同样流畅。……简明的白话文里常见妥切的文言文词组，读来非常舒服。”
此说一点不假，例证就在眼前。“时方晚秋，气象肃穆”；“岁将云暮，终日昏暗”；“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这些显浅的文言文词组，夹杂在显浅的语体文中，功效仿如盈袖暗香，教人耳目一新。
总体而言，夏先生译文，跟严复在《天演论》的“译者例言”中的说法互相呼应：“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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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华 (1893.4.21—1971.9.9)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现代作家辞典
原名傅则黄，浙江金华人。幼年读家塾，阅读了许多绣像小说。1912年毕业于南洋公学，进中华书局任编译员。1913年开始为《中华小说界》译作短篇小说。1919年至1924年在浙江东江县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师，业余翻译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第一部理论译作是与金兆梓合译的《诗之研究》1929至193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33年至1935年任《文学》月刊执行编委，随后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为《世界文库》和《小说月报》撰稿，30年代创办《文学社》，编写过《孤岛闲语》、初中《国文教科书》和高中《复兴国文教科书》、《国文法程》等。
解放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和编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等职。他以翻译为主，译作有《红字》、《飘》、《琥珀》等。还为《文字改革》、《中国语文》及《语文知识》？写文字学方面的文章，注释过《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著作书目]
诗歌与批评（理论集）1932，新中国
李清照（评论集）1935，商务
山胡桃集（散文选）1935，生活
李白与杜甫（评论集）1935，商务
创作与模仿（理论集）1947，博文书店
文学百题（理论集）与郑振译合编，1935，生活
[翻译书目]
诗之研究（文艺理论）美国勃利斯潘莱著，与金兆梓合译，1926，商务
社会的文学批评论（论文集）美国浦克女士著，1926，商务
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26，商务
近世文学批评（论文集）美国琉威松博士著，1929，商务
人生鉴（长篇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9，世界
奥德赛（史诗）希腊荷马著，1929，商务
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论文集）美国卡尔佛登著，1930，华通书局
比较文学史（论文集）法国洛里哀著，1931，商务
饥饿及其他（长篇小说）俄国赛米诺夫著，1932，新生命书局
我们的世界（长篇小说）美国房龙著，1933，新生命书局
化外人（短篇小说集）芬兰哀禾著，1936，商务
红字（长篇小说）美国霍桑著（出版年代及单位不详）
吉诃德先生传（上下册，长篇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著，1939，商务；后改名《堂吉诃德》，1959，人文
珍妮姑娘（长篇小说）美国德莱塞著，1939，上海文艺
业障（长篇小说）俄国史普林著，1946，上海龙门书店
文学概论 美国韩德著，1947，商务
青鸟（戏剧）比利时脱灵著，1947，商务
慈母泪（长篇小说）美国H·C·嘉理色著，1948，龙门联合书店
天下太平（长篇小说）希腊哀索克拉斯著，1949，龙门联合书店
夏伯阳（长篇小说）俄国富曼诺夫著，1950，三联
伊利亚特（史诗）希腊荷马著，1958，人文
失乐园（诗）英国约翰·弥尔顿著，1958，人文
飘（上中下册，长篇小说）美国马格丽泰·蜜西尔著，1985，浙江文艺
琥珀（上中下册，长篇小说）美国温索尔著，1987，安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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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鲁迅后期的散文，您仍然不觉得那是文学作品？
夏志清：他的气量太小，做了事情，也用不着这样辩的。鲁迅这样的地位，小家伙来骂你，一点都不理就是了。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如果你认认真真地做些事）。他晚年只写散文，别的事情不做，翻译《死魂灵》，翻得一塌糊涂。鲁迅就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只有绍兴乡下的作品那些是好的，《故事新编》并不好，长篇都没有。有人说我骂人，其实我没有骂过人。
夏志清：还是这样的，张爱玲在前三四名。张爱玲到了后期，身体不好，不行了。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鲁迅开头懂点德文，因为念医学。后面忘记了，英文也没有学好。周作人日文好，两个人日文都好，周作人比他更好，能够翻译古日文。周作人、郁达夫人日文好，英文也好，还懂一点德文。郭沫若也懂一点德文，郭沫若就是英文不够好。
夏志清：开始看《伤逝》，就觉得很有真实性，你感觉到了吗？他的经验就是靠自己嘛，《肥皂》里的老头就是他自己。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其实骂鲁迅的人和批评他的人很多呀。
1988年6月，汪荣祖到京访钱锺书。钱锺书与其谈及鲁迅：“许多名人之透明度日渐昭然，如毛、如鲁迅皆然。鲁迅与蔡元培之品德皆不足取，若鲁迅姘妇成为弟媳，而蔡乃一官僚耳。” “然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夏志清说过的，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存疑夏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最可笑的是这一句：“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吗？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吗？“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可是，世界上有哪一本书是大家必须看的呢？
对鲁迅的评价——鲁迅的可怜之处在于洋文没有学好。
夏志清说：“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
余英时：谈鲁迅与周作人（有声文选）
原创 童年de小书斋 童年de小书斋 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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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丨宁静的童年
（微信：yezi--fly）
按：
最近梦到过两次余英时老先生。最近的一次是和他在同一个病房住院，聊家国之兴衰，叹世政之恶化。我邀他去家里做客。不料随后病房中有一潜伏者来杀我，把我逼至墙角，挥刀向我的手臂砍来。
然后梦到曾经喜欢的女孩儿，一起经历了一次冒险之旅，一次奇幻之旅，末了她对我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目送她远去后，我惆怅地在走在路上，路过她家，抬头望了望楼上那亮着的灯光。我接着走，好像是骑着一只小毛驴。我心想，过几天余英时老先生来我家，顺便还能让他我书架上那几本书签个名。想到这里，也就不那么悲伤了。
梦中神交之后，即决定再录几篇老先生的文章。昨夜录了一篇长文《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但由于某些原因，再思之后，还是决定不在此分享。下面是先生的另一篇短文，虽然谈的是鲁迅与周作人，但颇可看出老先生自己对为人处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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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我是门外汉，至于更握一点的所谓「革命文学」我更是面也没有见过，所以我是完全没有资格谈现代文学的。现在忽然心血来潮想谈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则是从中国传统所「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与文学艺术都无关系。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明知这是一个非常陈旧背时的观点，但我是读旧历史出身的，结习难除。好在用新观点讲这两个人的，特是鲁迅，今天触目皆是，也用不我来凑热闹。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两兄弟同时在现代文坛上各擅胜场真是一大佳话。中国文学史上当然也不乏前例，如建安时代的曹氏兄弟、北宋的苏氏兄弟、和公安三袁之类。但这毕竟是数百年才得一见的。
更奇的是这两兄弟的局却有天渊之别，鲁迅成了革命的「圣人」，周作人则沦落为人人不齿的「汉奸」。这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了。其实两人的升沈荣辱不待盖棺便已论定。早在三年代，青年人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已把鲁迅捧到了九天之上，而把周作人践踏在脚下了。所以鲁迅死了，当时青年人便不许周作人写关于鲁迅的文字，落伍甚至反动的周作人怎么配谈伟大的鲁迅的问呢？
如果今天我们撇开政治恩怨，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氏兄弟的成学过程，我们会承认他们之间终是所异不胜其所同。他们中外文学书都读得多，而且范围也很相近。看他们的小品杂文便可见他们在明清掌故、小说、笔记、野史等方面，都涉猎得很广。他们也同受教于章太炎的门下，虽未傅章氏的专门绝业，但国故学的常识都十分丰富，而且品味很高。他们文笔都洗练警拔，那是不必说的，尽管因性格不同而有刻削与淡雅之别。在他们兄弟未反目之前，两人的思想也并不差得那么远，所以有时同用一个名，外人也难以分辨。现在《鲁迅全集》中，便难保没有误收周作人的文字在内。
他们兄弟最后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所共同造成的。鲁迅激烈而倔强，「横眉冷对千夫指」不失为忠实的自画像。这种性格一旦卷入激进思潮之中便不免要一泄千里了。周作人至少在早年和中年的文字中都表现了一种平淡和有节制的倾向，但生在乱世而变幻无端，弄得不好便会转为与世浮沈了。周作人也未尝不世、未尝不暴露黑暗，但写的东西较多含蓄，缺乏刺激性，进者读来总嫌不够味道。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多数年轻读者似乎都不大能欣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境界了。
我很喜欢鲁迅早期的作品，那些文字都是诅咒黑暗的，但含有一种深沈的力量。我想这也许因为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我之境」，借用王国维的话说。鲁迅「有我之境」的作品都不是我所能欣或了解的。一类是出于个人恩怨而刻毒咒骂的文字，如章士钊、骂「正人君子」陈源教授、梁实秋等。鲁迅在这里显出了眦必报的面目，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使人厌鄙。而且他毫无认错的勇气。例如梁实秋用「褒贬」这个动词，他却讥笑梁实秋，又褒又贬，根本不通。后来虽经梁实秋指出这是北平土语，他却装作未见，置之不理。即使他不懂北平话，难道太炎门下连复词偏用也不知道吗？另一类更可怕，那是他自居左翼大宗师的文字。他骂徐懋庸、「四条汉子」之类本属狗咬狗的东西，是非曲直外人无从判断。不过我读了总不免要联想到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故事。鲁迅自己也经常扮演假洋鬼子的角色。有一群所「托派」的青年相信他正直无私，曾写信求他主持一点公道，他的回信冷酷残忍到简直令人难以想像。这真正是他说的「痛打落水狗」。《新月》杂志因为批评国民党而遭到麻烦，他不但没有表示任何一点声援和同情，反而冷嘲热讽，意思是这些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也配反抗吗？
鲁迅早年的骨头是很硬的，但不知怎的，晚年紧跟D的路线以后，颇有点欺善怕恶的气息。在三0年代他骂的对象都是比较安全的，最奇怪的他黑日本却骂得很少，至少不成比例。也像阿Q一様，他只摸小尼姑的脸，小D也不大敢惹。从作品看，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鲁迅，到底哪一个是真呢？还是鲁迅也会变呢？最难解的还是鲁迅死后忽然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最初鲁迅眼中的中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黑暗，除非读外国书，变成了外国，中国将有光明的一天。最后他终于在苏联那里看到了光明。难道这就是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所在么？他「痛打落水狗」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确有了伟大的传人，这当然也是他赢得这个称号的另一根据。在我看来，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否定意识的化身，思想云乎哉!
周作人则是另一个典型。我对于他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zg地下党奉命促成的。但这种事口说无凭，如何认得真？这是他不及其老兄练达之处。周作人的最大失策是晚年写了一本《知堂回想录》。他本来人的印象是冲和淡雅，上面已说过了。在《回想录》中他依然想保持这个公共形象。对于下水和后来入狱的事，他也一再表示一种不屑置辩的态度，并且引倪云林的话，「一说便俗」。但他的「不说」是假的，以致在《回想录》中一说再说。譬如他为何被日本人看作是「反动老作家」，甚至是奉命至平作抗日的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判他坐了一千一百五十天的监牢，他憎恨国民党政权是人情之常。但他写出狱以后的心情竟是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那就未免是媚世违心之言了。他难道完全不知道，在他受审期间，左派报刊对国民党施多大的压力，惟恐法院判他无罪释放？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给胡适写信，特别警告他不能再说「我与周作人仍旧是朋友」之类的话，因为上海《文汇报》与左派小报都「嚷成一片」，以此为攻击胡适的口实。最不可恕的是他也落井下石，随声附和地痛斥胡风。他还向中央表功，说他曾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走，他也同様劝过史家陈垣。但陈留而胡去，可见还是援菴老人眼光远大云云。看到这些文字，我觉周作人的淡雅恐怕也是平时无事装出来的，遇到考验就原形毕露了。
鲁迅幸而死得早，变成了「革命圣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长，竟应验了他所引的「则多辱」那句古语。他们两兄弟都精明得很，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后是非」的问题。但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命运对于个人的作弄。总之，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必然占很高的位置，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后人若怀着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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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你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鲁迅差太远了。”但没有说得很清楚，你是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说他的史学差太远了，还是说整个成就都很差？
许倬云：鲁迅要破，胡先生想要立。胡适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有立的基础，但鲁迅是评判一切，打破一切，他是负面破坏性的，胡先生想要正面的建设。我们总不希望总是有人来把房子砸得稀巴烂吧？现在我们要理解，修一个破房子要比打烂一个房子难得多。
河西：你觉得在当时的语境下，鲁迅批判一切的立场和观点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台湾对鲁迅的评价是否公正一些？
许倬云：有价值，但不只他一个人持这样的立场。他早死，如果不早死的话早就给打到地狱里去了。幸亏早死。
现在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胡适的文学作品价值也不很高。鲁迅的话，和他同一个水平的作家很多。我觉得比鲁迅的文学成就更高的，茅盾、巴金，驾驭大的场面，理清它的线索两人都不错。《家》、《春》、《秋》是相当了不起的书。近年来内地对巴金评价的走低与时代有关，他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时代和现在已经大相径庭。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批判旧时代的家庭，你们现在都没有经历过，隔膜了。
此外，周作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要比鲁迅更高，周作人的散文随笔真是一把手－－不幸作了汉奸。鲁迅和日本人的关系也很深，他的好友内山完造也是日本人，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里去泡，没钱的时候内山接济他。
河西：可是日本和欧洲对鲁迅的评价还是很高。
许倬云：也不是。欧洲说中国某某作家最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来没有提过鲁迅。他们对巴金、沈从文的评价比较高。你们是因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把鲁迅当成革命圣人来看待，所以对他的看法根深蒂固。
当然，鲁迅造就的阿Q形象是很了不起的，就像屠格涅夫的罗亭一样，他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这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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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张謇起点有多低，我们先拉一个对照组。随便举几个和晚清名人的读书状况：
林则徐家境也是清苦的，父亲做过私塾先生。林则徐四岁时，就跟着入塾，父亲“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之无”泛指识字，这个“章句”，自然是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做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则是七岁入塾，八岁“授书即解大义”，这个“书”，当然也是指儒家经典。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都是爱标榜自己是神童的。康有为六岁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大学》《论语》《中庸》和《孝经》，梁启超则是“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前这个学习就完成了。
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张謇的恩师翁同龢，出身文化世家，父亲已经是大学士，教育环境更好。他自叙学习经历，反而朴实一些：七岁入塾，四年内读完了四书五经。很容易觉得秀才不值钱。甚至于有比方说，秀才相当于大学本科，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那更是完全不挨着。
一方面，现代的学历和古代的功名，性质上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看一下人数，也会发现这种对比完全不合理。
现代学者的考证，认为清朝中期往后，同一时期内，天下的秀才总数，也就是五万人。
提一个数据作比较，2020年，985高校的招生总数，将近20万人。
这是一年20万，那是同一时期活着的总数，五万。
既然数量上看还挺稀缺，相应的，秀才还是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的。
现在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张謇说，板子头上出状元，自己从小挨的打，“其数不在庚子赔款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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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26 09:45 编辑莎士比亚
柔蜜欧与幽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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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如何走向全球 ？| 尼尔·麦克格雷格
Neil MacGregor 行思cogito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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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来自《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作者是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麦克格雷格非常擅长讲故事，但不是小说家或剧作家的那种故事，而是真实历史中的某个片段。
比如这本《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里，他的故事总有一个支点，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件——一柄镶了名字的叉子，一把失落在泰晤士河前滩上的长剑，一枚纪念英国首次环球航行的纪念章……这些东西为莎士比亚的文本增加了另一重惊奇感：眼下这些道具，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构件。那句著名台词呼之欲出：“全世界是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时间制造出虚虚实实，历史总像是一出戏。但这本书里的这些物件，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时代和公众。那一瞬间，我们就在历史中。
选自《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英] 尼尔 · 麦克格雷格 著
范浩 译
第二十章
莎士比亚走向全球
1942 年 7 月 22 日，德国党卫军宣布，所有在华沙的犹太人都要被“重新安置”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是当时的委婉语，实际就是死刑判决。但是，有六种人可以免于此难。时年二十二岁的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赖希 – 拉尼茨已经九十一岁，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2012 年他在向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其中包括所有到达工作年龄的健壮的犹太人，被德国公共机构雇佣的人，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还有犹太居民委员会 和犹太医院的工作人员。有一句话忽然让我开始动脑筋：满足条件者的配偶及子女也不必重新安置。
拉尼茨是德国和波兰混血的犹太人，在纳粹设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工作。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但是已经订婚，于是他忽然意识到，如果他马上行动，可以把未婚妻从“重新安置”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他必须立刻和她结婚：
命运刚刚颁布，我就派人去找提尔菲拉，让她立刻带着出生证明来找我。她马上就到了，很慌张的样子，因为恐慌情绪已经在街头蔓延开了。我立刻跟她下到一楼，找到在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历史记录部工作的一位神学家。我之前已经跟他商量好了。当我告诉提尔菲拉我们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她只是稍稍有些吃惊，随即就点头同意了。神学家有权行使拉比的职责，主持婚礼，不会有人反对。隔壁房间的两个官员充当了证人。整个仪式的时间不长。一切都是在紧张和匆忙中进行的，我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吻过提尔菲拉，总之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们都被恐惧所包围，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Ward je in dieser Laun’ein Weib gefreit ？”
“Ward je in dieser Laun’ein Weib gefreit ？”即“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让人求爱的？”这句话引自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权威德文译本，一个年轻的德裔波兰人会在这种时刻想到这句话，着实令人吃惊。在如此惊恐万状的情况下，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脑中浮现的居然是莎士比亚。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是莎士比亚如何使剧本面向特定的观众群，以及这一观众群身处的充满变数、动荡不宁的世界。我们集中讲述了莎士比亚对于当时公众的意义。他们在初次倾听那些台词的时候，只是把它们作为伦敦商业舞台上一个成功作家的最新作品，并未把作者当作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家。最后这一章里，我们则要讨论莎剧对于全世界产生的意义。几百年以来，有很多像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这样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传达最深刻感情的语汇。如此极致的大众作家是怎样成为这么多人的私密伴侣，他的语言如何承载他们的希望、恐惧和梦想？这位极其英国的剧作家又是如何获得世界影响的？
答案很简单，都是因为一本书：《威廉 · 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与悲剧》——它通常被简称为“第一对开本”，很厚，大概有一盒爆米花那么大，900 多页的篇幅里收录了 36 个戏剧。这本书在 1622 年法兰克福书展打了广告，当时莎士比亚已经去世六年。但是，和常见的情形一样，出版商动作比较慢，一直到 1623 年才正式出版。当时，单个作者创作的英语戏剧被结集出版是一件相当罕见的事情，这种待遇通常被留给用拉丁文写作的大作家。如果要照莎士比亚本人的意思，这本书多半不会问世—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似乎对于出版剧本不感兴趣，或者说兴趣不大。（这一点他和朋友本 · 琼生不同。本 · 琼生很仔细地为自己整理出一套作品集，为此在几个圈子里都受到了大肆嘲弄。）不过，这件事情并不是由莎士比亚决定的。创立莎士比亚产业的是两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约翰 · 赫明斯和亨利 · 康德尔，他们也供职于国王剧团。由于他们的灵感和辛勤，第一对开本才得以问世。其中收录的剧本是从国王剧团的存档和很多其他资源收集而成。他们在献辞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动机的：“谨以此书为一极其高贵的友人及伙伴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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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封面和目录中就可看出赫明斯和康德尔为我们做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书中收入了三十六个剧本，只有《波里克利斯》 （Pericles）和《两个高贵的亲戚》（The Two Noble Kinsmen）不在其列。其中大约有二十个剧本是现存的唯一可靠文本。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不会读到《第十二夜》《皆大欢喜》和《暴风雨》，也不会读到《冬天的故事》《尤里乌斯 · 恺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里奥兰纳斯》以及《麦克白》——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笔下大部分杰出的女性角色都将与我们失之交臂。假如存在一个没有第一对开本的平行宇宙，那么莎士比亚的地位将主要由他的历史剧奠定，还包括几出早期的喜剧，伟大的悲剧虽然有，但数量要减去不少——《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总之“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莎士比亚已是所剩无几了。这个版本的莎士比亚还能在今天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么？还是因为《全集》大大缩水，他会与马洛和琼生比肩，仅仅被列为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剧作家之一？
第一对开本包含了建构莎士比亚偶像崇拜的早期材料，例如那幅著名的木刻肖像、献辞、致读者书，还有颂扬作者天才的诗篇：莎士比亚 “乐于师法自然”，为“时代之灵魂”，“常读常新”。这些同代仰慕者首创的说法，都收入了书中。赫明斯和康德尔向读者的开篇致辞就是悼念莎士比亚的文字：
其人乐于师法自然，且最能形之以文。其心手合一如是：心到则笔随，吾等所见之稿几无删改之墨迹。惟吾辈不通此道，但集其文，称誉赏鉴则委于诸君。开读之际，诚愿列位多艺之士就中发见可观之处，兴为之鼓，心亦为之所系：彼之大才，如不蒙识拔，则有湮没之险。故彼之剧作，一读、再读可也。
正如赫明斯和康德尔所呼吁的，因为有了这本书，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在剧场看过莎剧的人们，才得以把他的作品纳入自己的人生，并且一读再读。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第一对开本使得莎士比亚得以走出剧院，周游世界。存世的版本中有一部书的主人叫作威廉 · 约翰逊，家住苏格兰的邓弗里斯。页边上写着对剧本的评论——估计是约翰逊的手迹。读着这些字迹，就等于站在莎士比亚最早的读者身后，看着他独自一人在 17 世纪 20 年代邓弗里斯的书房里，把感兴趣的段落一一勾画下来，再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心得。这些笔记使我们得以目睹莎士比亚是如何进入约翰逊的内心世界的。他勾出了麦克白夫人梦游的段落，并评论道：“昏神的王后起身写字，梦中说话，反常之心理盖由反常之行为所致。”这个苏格兰人在读到《理查二世》中约翰 · 刚特的演讲时——“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不屑地把眉毛扬起来，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一边噘着嘴，一边潦草地在页边上写下：“对英格兰赞美太过”。
约翰逊距离伦敦岸边区剧院里那些兴高采烈剥着牡蛎、舞动长剑的观众有几百英里之遥，但他却是莎士比亚新观众群体的元老：世界各地任何有能力阅读莎剧，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相结合的人都在此列。莎士比亚摇身一变成了书本，环球剧院的幕后作家也随之成了环球人物。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最新意义的：约翰逊的第一对开本现藏于日本的明星大学，但是我可以用智能手机在伦敦阅读。事实上，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阅读。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仲夏夜之梦》，剧中的迫克可以“在四十分钟之内绕着地球转个圈儿”；可是在现代的魔法世界里，莎士比亚的网络资源只需瞬间即可游遍全球，并且每转一圈，剧中的词汇都会生发出新的含义。2012 年新成立的南苏丹共和国的观众在官方资助、用朱巴阿拉伯语演出的《辛白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的历史。100 年前，纽约的一家电影工作室重拍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将这对苦命的恋人设置为休伦的勇士和莫西干的公主。爱情故事。在劫难逃。美国。新媒体。但是，莎士比亚仍然、永远身在其中。
值得纪念的是，莎翁的足迹还到过罗本岛，那是一所臭名昭著的南非监狱，20 世纪 70 年代曾关押了大批从事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桑尼 · 文克特拉斯纳姆（Sonny Venkatrathnam）即是其中之一：
我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其他阅读材料。我申请买书，答复是只许买一本。最后我决定买的是《莎士比亚全集》，这是唯一能够持续阅读的书——嗯，反正我也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买《资本论》之类的。
为了在监狱里能方便地携带莎士比亚的剧作，桑尼 · 文克特拉斯纳姆把人家寄给他的排灯节贺卡贴在封面上，伪装成印度教读物。后来它被称为《罗本岛圣经》，并且成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传奇的一部分：
我的释放日到来之前六个月，我在狱中把《莎士比亚全集》散发给志同道合的兄弟，让他们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一句或是一段台词，然后签上名。他们都选了鼓舞他们继续斗争的句子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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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2 月 16 日，伪装版的罗本岛莎士比亚全集传到了纳尔逊 · 曼德拉的手中。他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尤里乌斯 · 恺撒》中关于勇气和死亡的段落旁边：
恺撒：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
这个段落也曾经感动过 350 年前的苏格兰人威廉 · 约翰逊：“死乃必有之结局，将来则来，无法预知。”
另一位囚徒沃尔特 · 西苏鲁则对南非的种族不公进行了反思，耐人寻味的是，他选择的台词并非来自于奥赛罗，虽然这位威尼斯的摩尔人常常是种族主义詈骂的受害者。相反，他选择了威尼斯的犹太人夏洛克：
夏洛克：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好，看来现在是您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 您骂我是狗……”
想象西苏鲁阅读这段台词，就是想象莎士比亚的剧本如何呈现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加之于人的羞辱。这部《罗本岛圣经》证明了一个重大事实：人人都能在莎剧中看到自己命运的镜像。
在第一对开本中，本 · 琼生对莎士比亚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评价：既称他为“时代之灵魂”，又说他“并不囿于一时，而是照临百世”。乔纳森 · 贝特说：
我想莎士比亚之所以历久不衰，之所以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时代都有现实意义，都来自于这个悖论。一方面他是“时代之灵魂”，所有当时的冲突和变革、发现新大陆，还有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莎剧中都有反映。他确是时代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把自己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探究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共鸣。莎士比亚永远是我们的同代人。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公共剧院创作的，这是当时的新媒体。20 世纪 20 年代，他又进入了另一个新媒体：广播，这一“空虚的无物”这里和环球剧院差不多，布景和道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观众的想象力完全靠文字调动。1932 年英国广播公司的新大楼——播音大厦落成之时，建筑师们想要找一个标志，象征播音面向世界。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莎士比亚。于是，播音大厦的门楣上方放置了两尊由埃里克 · 吉尔制作的雕像：一个裸体的小男孩站在地球上，被一个长胡子的老人卫护着——这是爱丽儿，缥缈的空中精灵，在为《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效力。最早扮演爱丽儿的演员飞越舞台时需要系上提线，但是无线电——当时仍处于雏形——最终将赋予他自由，并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传播到全球：
普洛斯彼罗：我们的这一些演员们，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他们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莎士比亚起初只是被许多人视为低俗的大众娱乐的从业者；他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他和他的观众们身处的世界，不但描写了饱受折磨的魂灵、令人目眩的技击、丑角，运用了滑稽夸张的手法，还开了很多玩笑——好的，坏的，粗鲁的。他把歌舞加入剧中，为台词配上当时最流行的曲调。可是，几个世纪以后，无论是在华沙的隔都，还是南非的监狱，莎剧对于动荡的现代社会的呈现能力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对于那些身处历史黑暗瞬间的人们，以及那些探索狂野或甜蜜爱情彼岸的人们，莎士比亚的语言同时具备了抚慰、激励、启迪和质询的功用。说得更简单一些，它为我们捕捉到了动荡世界中动荡人生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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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西游之三 猪八戒的前妻卯二姐 / 萧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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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八戒无疑是《西游记》里塑造得最成功出彩的人物，与孙悟空略嫌脸谱化的英雄形象、面目模糊的沙僧以及身“残”志坚的唐僧相比，猪八戒的形象更复杂更丰满更立体，由此深受历代读者喜愛。猪八戒是走在大街上浑身飘散着烟火气的俗人，人们从他的欲望之镜里照见自己，从他的缺点以及克服了贪欲、懒惰和怯懦后的勇敢中寻找理解、宽容和提升人性的共鸣。
猪八戒的喜剧角色，给读者带来很多快乐——就像莎剧里那个福斯塔夫，好在《西游记》的作者宽厚温润，他（或他们）笔下的笑声里也渍着泪痕。无论读过原著，还是看过影视，没有人会讨厌猪八戒，因为他的世界里存放着卯二姐们的遗像——无论她会被多少人无视与遗忘，它尊重欲望与挣扎最微弱的涟漪，也谛听所有憧憬与努力的最远回声，他是我们自身的倒影。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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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曹禺应清华同学、著名导演张骏祥的邀请，为四川一个剧团翻译了莎剧《柔蜜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译本的目的是为了舞台演出，不仅要考虑语言的翻译，还要考虑舞台效果。我国过去的译者都把莎剧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唯有曹禺第一个将莎剧作为戏剧来翻译。既然为了演出用，在翻译上就要有所体现。曹禺在剧本的人物对白中增加了566条舞台指示——插入对人物、动作、情境的解释，因而他的译本最适合舞台演出。《柔蜜欧与幽丽叶》是我国莎剧的第一个“演出本”，而且还是第一个诗体译本。这些都令方平赞叹不已。
曹禺也很器重方平。方平没有上过大学，完全靠自学成才。曹禺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可是在英语方面遇到问题，还得请方平帮助解决。
方平在从事莎剧翻译之余，著有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1983)，收入论文17篇，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莎剧论文集。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5-27 17:44 编辑
知識的最大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知識的幻覺。”
———斯蒂芬·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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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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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喜欢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代人普遍缺少这种自信。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自嘲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预言的未来水平，可谓臭名昭著，聊以自慰的只是，比经济学家的准确率，可能还是高一些。
“政府足夠大，可以提供您想要的一切，而政府又足夠大，可以帶走您擁有的一切。”
———托馬斯·杰斐遜（】】】】】】】】】】】】】】】
风清扬尘:
政治就是把你的私慾變成國家利益的藝術。
———托馬斯·索厄爾的名言#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能夠了解一種想法而不一定會接受它，這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標誌。”
———亞里士多德#靈魂精神論##临帖日课##隶书##微博书法##书法#
风清扬尘:
“知識分子在觀念上比普通人更極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完全準備好接受獨裁手段、祕密警察、系統篡改歷史等等，只要他們覺得這些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喬治·奧威爾，1944年#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人們很少意識到促使他們行動的真正原因。
———愛德華·伯奈斯#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借鑑昨天，活在今天，憧憬明天。”重要的是不要停止質疑。”
———#爱因斯坦##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歷史學家是不成功的小說家。
———門肯#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如果你想成爲一個真正的真理的追求者，那麼有必要在你的生命中至少有一次你儘可能地懷疑一切。
———勒內·笛卡爾（RenéDescartes）#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沒有自由。”
———畢達哥拉斯#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每个正派的人都为他生活在政府之下感到羞耻。”
———门肯#靈魂精神論#
“從來沒有人真正理解過我，我也從來沒有完全#理解# 過任何人;沒有人能理解其他人。”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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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驚訝不已的是:我們都愛自己勝過愛別人，但我們更在乎別人的看法而不是我們自己。
———馬可·奧裏利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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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2020年年报。不到2%的人财富占比82%。其中0.06%的顶层人群财富占比31%。
剩下98%的人的财富占比18%，人均1万元。
2%的门槛是50万。
让人们远离他们的历史，他们就很容易被控制。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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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邵逸夫与张彻商讨的另一件大事是：李翰祥的回归。1972年，李翰祥创办的国联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的他重回香港，拍了两部小成本的赌片后，稍有起色。以此为资本计划再回邵氏。于是邵逸夫找到张彻，问张彻的想法。张彻与李翰祥的恩怨自然是人尽皆知，而此时张彻已火的一塌糊涂，自然要表现出大人有大量的一点来，便同意了。
因为在张彻看来，李翰祥就算回归也无法和自己平分秋色。第一，黄梅调势头已去，凭借两部拼凑起来的“骗术片”，无论如何也比不过自己的武侠。第二，东山再起，听起来振奋人心。但能在影视圈东山再起的人，至今还从来没有过。不过，张彻这次又失算了。李翰祥回归后，并没有重拾黄梅调，也没有续拍自己的“骗片”。而是风格一转，拍了风月电影。回归邵氏的第一年，李翰祥便以《大军阀》雄居票房首位，打破了张彻的武侠片记录。
《大军阀》剧照第二年张彻带领自己的“张家班”，赴台创办了“长弓”公司。公司仍由邵氏出资，但是自负盈亏，有票房分红。“长弓”二字由金庸亲自题名，将“张”字分拆后的结果，有“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的气势！可谓精彩至极。又因为比较形象化且武侠味浓厚，令张彻爱不释手。
由左至右：黄霑、金庸、林燕妮、张彻、倪匡也正是“长弓”公司，让张彻一直到临终都没有缓过来。在长弓公司的几年，让张彻负债近千万（70年代），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常人遇此，可能干脆就跑路了，但张彻却重回邵氏，为邵氏拍二十五部影片，以此偿还债务。同样负债累累，同样回归邵氏，张彻却没有李翰祥这般幸运。在回邵氏的几年，十几年，一直到去世，张彻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风清扬尘:
韦小宝的索菲亚
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罗曼洛娃，名字索菲亚是她姑姑索菲亚公主那里来的，阿列克谢耶夫娜是父称，她父亲是沙皇阿列克谢，姓罗曼洛夫。
1657年顺治14年出生，比康熙小3岁。1704年康熙43年去世终年46岁。她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沙俄的实际统治者，尼布楚条约就是在她治下签订的。
她的亲弟弟费奥多罗3世是个短命鬼21岁就死了，本该由身体强健的异母弟弟彼得一世继任，她通过射击军政变扶自己另一个亲弟弟伊凡5世上位，由于伊凡5世患有癫痫不得已两帝共治。而索菲亚执掌大权与慈禧太后仿佛。
年轻的彼得忌惮索菲亚射击军的实力，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玩具兵团。以做战争游戏为名征集的农奴玩伴，由德国人训练。彼得夺权有点像康熙擒鳌拜，17岁的彼得大婚亲政，射击军反对企图推举索菲亚做女沙皇，此时有玩具兵团的彼得先动手抓了索菲亚。
据说彼得想起7年前这个异母姐姐政变把自己吓出心理阴影的仇恨，亲自拷打询问了索菲亚，但索菲亚也很横就是不认罪。彼得在缙绅大会的劝说下没有杀姐，勒令索菲亚进入修道院做修女圈禁。
10年后彼得去欧洲考察，射击军乘机第三次作乱企图营救索菲亚但被镇压。彼得下令将索菲亚幽禁，除了复活节之外连其他修女也不能见面。6年后索菲亚死去46岁葬于新处女修道院。
鹿鼎记写到：‘’韦小宝见那女子一头黄金也似的头发，直披到肩头，一双眼珠碧绿，骨溜溜地转动，皮色雪白，容貌甚是美丽，只是鼻子却未免太高了一点，身材也比他高了半个头”
但法国使节记录的真实的索菲亚：‘’她极其肥胖，脑袋大得像口锅，嘴巴上有小胡子，腿上生着疮看起来至少40岁。”鉴于她的异母弟弟彼得身高2.04米，她也不会太矮，高韦小宝肯定不止半个头。
但索菲亚精通拉丁语和波兰语还有法语，博览群书谈吐文雅而治国并不昏聩。法国使节记载：‘她敏锐的思想和文雅的语言还有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她外貌的丑陋形成极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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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还是“遗弃”了胡金铨
原创 文白丶 影画志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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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先喜欢了徐克，而后才“发现”的胡金铨。
1992年，徐克的《新龙门客栈》上映，一时风头无俩，我也是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当年还有另一部《新龙门客栈》要拍，主演李连杰，出品人蔡子明，监制，则是胡金铨。
《龙门客栈》是胡金铨1967年的电影，当年曾经打破过港台的票房记录，影响到后面据说一百多部电影不断出现东厂和锦衣卫的形象，更有甚者，还上演过舞台剧。
这让人有些困惑，既然胡金铨一直声称他没有授权给徐克，那么，徐克的版权究竟来得是否正当？
这两部《新龙门客栈》之争众说纷纭，联想到1990年胡金铨与徐克就《笑傲江湖》产生的矛盾，一时也难辨真假。
纠纷是随着一声枪响结束的，蔡子明被杀，李连杰萌生去意，徐克，可以说意外造就了经典。
徐克是胡金铨忠实粉丝之一，他的大学论文，研究的便是胡金铨电影，而后从影，除了联合导演了《笑傲江湖》与翻拍《新龙门客栈》外，还可见许多胡金铨电影的影子，《倩女幽魂》中张国荣的背篓，《青蛇》中法海的疾行等等，这些随处可见的“借鉴”以及一脉相承的“政治江湖”表达让我不免对胡金铨产生多一分的在意。
于是从《大醉侠》到《阴阳法王》，这十几年里我不断地重看胡金铨的电影，久而久之，也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很“离谱”的想法：胡金铨，大概是华语导演中，少数几个可以划入大师行列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胡金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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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后被爱
介绍一个人很难，往往我们的做法都是从生平年月说起，好处是可以立刻给他一个时代定位，坏处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往往都会将它忽略了去，当作是行文的八股范文。
那么，介绍胡金铨，我们不妨先从“他人”的角度来说。
1989年，大概是年底的时候，《号外》杂志做了一个策划，邀请两位大佬导演风云对话，两人互为记者，访问彼此，后来将内容整理，发表在1990年的1月号上。
这两篇对话，一篇叫“恋恋风尘胡金铨”，一篇叫“大地儿女侯孝贤”，是胡金铨与侯孝贤访问集，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后来《电影旬报》见了，也连忙翻译到自己的杂志上。
那个时候《悲情城市》正在热映，侯孝贤凭此片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正向着大师的道路上迈进，而胡金铨呢，他挂名导演的《笑傲江湖》也在当月上映，《笑傲江湖》中胡金铨和徐克闹得不是很愉快，不过人前人后，他总客气地说，《笑傲江湖》是徐克的功劳，我只拍了几个镜头而已。
我想《号外》此举，大概也是借着胡金铨来力撑侯孝贤的意思。
访问中，侯孝贤问到《笑傲江湖》事件，胡金铨直接说，都是香港那边的团队在做，“大约只有摄影师、打光师傅、副导是我的人”，顺势，两人吐槽了台湾电影的专业程度、吐槽了台湾政府对电影的支持，甚至还吐槽了了影评人，“有的写得莫名其妙，我就挂个电话骂两句”，侯孝贤说。
那时侯孝贤力邀胡金铨加入他的一个计划，也是就是将唐传奇影视化，“拍成几个故事，一个故事一小时半，一下子挤出十个或八个，一定很过瘾”，“由你当头，我们一人拍两个，剩下六个给新人拍”，胡金铨举双手赞成，“我们打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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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隔代对话其实多少有些“讨教”的意味，要知道台湾电影是有“新”“旧”之分的，别的地方是“新浪潮”，台湾则直接是“新电影”，侯孝贤杨德昌是“新”，那么胡金铨在台湾拍的那些片，也就自然被分到“旧”的行列。
“新人”踩“旧人”是个不变的传统，新人要出位，就得抛弃旧文化，杨德昌就曾经说过，“（胡金铨）我只认为他在当导演前是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言下之意，就是“你过时了”。
但侯孝贤似乎不太一样，他侧耳聆听，也颇为恭敬，后来我们知道，侯孝贤那唐传奇的梦也并不是简单地说说。
2015年，侯孝贤唯一的武侠片《刺客聂隐娘》终于上映，这部改编自唐传奇的电影使人一眼便看出胡金铨的影响来，他研读唐史，细心考究，这部电影也给他带来了一座戛纳最佳导演的奖杯。
而再往前两年，同样的戛纳电影节上，内地导演贾樟柯同样凭借一部致敬胡金铨的《天注定》拿到了最佳编剧奖，他说这是借鉴了胡金铨“穿越流动”的美学。
这时候，距离1975年胡金铨在戛纳第一次凭借武侠片获奖，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而胡金铨本人，也早已于1997年意外辞世。
那个轰轰烈烈的唐传奇计划，终究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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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金铨的重视，基本上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的，就像那些传说中的人物，黄飞鸿和叶问，或者一些著名的导演，奥森威尔斯，生前困苦，死后被爱。
最早引起的讨论，是李安开始扬威国际。
2000年，在胡金铨去世的三年后，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电影中出现了致敬胡金铨《侠女》竹林打斗的一幕，李安以竹子为喻体，以此呈现周润发与章子怡的人物状态。
据杜琪峰所说，当时他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个场景相当激动：“李安导演，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
李安和杜琪峰对胡金铨都有着不一般的尊重，李安说胡金铨是致力于华语电影艺术性的先驱，杜琪峰则说胡金铨把中华文化带到了欧洲。
说起自己当年看不懂《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时，杜琪峰更是爆了句粗口：“屌，都不懂拍片不就是看不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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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2010年金马奖评选过一个50大华语导演，胡金铨在那里位列第五。
另一方面，前10名里，其实绝大多数导演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胡金铨的影响。
侯孝贤和李安自不必说，一部《刺客聂隐娘》与《卧虎藏龙》让更多人知道了胡金铨的美学概念。
王家卫1988年拍摄了处女作《旺角卡门》，动作指导董玮就说，里面黑帮厮杀压缩空间的处理方法是来自胡金铨的《大醉侠》。
其他人呢，张艺谋拍了部《十面埋伏》致敬《侠女》，蔡明亮的那部《不散》，首尾呼应的场景也恰恰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
李行算是同代人，当年联手拍过片，1983年的《大轮回》，胡金铨李行白景瑞，被时人称为“三剑客”。
陈凯歌倒是没多大关系，只是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的制片人，是胡金铨一手发掘的御用女主角徐枫。
至于许鞍华，众所周知，她是一直以胡金铨徒弟自居的，她帮胡金铨拍过《笑傲江湖》，胡金铨也帮她处理过《客途秋恨》，后者几乎可以算是许鞍华的自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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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致敬的也不少，你们知道徐浩峰推崇胡金铨，也会知道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用了《大醉侠》的声音，路阳拍摄的《绣春刀》没法不想到胡金铨，更年轻的陈哲艺，《热带雨》里就播出了《大醉侠》和《侠女》的片段。
总的来说，但凡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涉及到武侠或者动作，总跳不开胡金铨这三个字。
所以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给胡金铨下一个历史地位的定论：他是华语武侠片的开山宗师，尤其是从艺术角度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先驱。
开山宗师很容易理解，当年《一代宗师》的编剧，和胡金铨工作过的张大春就说胡金铨有三个小得意：青竹竿、东厂衣，以及藤编书箱，这三个小物件都是胡金铨的首创，第一个扩大的刀剑片的造型边界，第二个引领了明朝宫廷的暴徒形象，第三个则成了赶考书生的必备。
这说的有点虚，其实也就是说，在动作场面、政治表达、造型设计方面，胡金铨奠定了往后武侠片的基础，这个基础经由徐克、程小东、叶锦添们的发扬光大，成为了八九十年代武侠片最终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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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驱呢，则要从另一个故事来理解，那是胡金铨的女弟子徐枫说的。说是当年徐枫成为制片人之后想和胡金铨合作一部片，但在武术指导这里两人产生了分歧，徐枫想找程小东，当年可以说是香港武侠片顶尖的人物了，但胡金铨觉得，得要找那些便宜一点，甚至于徐枫觉得水平很差的。
是胡金铨省钱吗？当然不是，而是从“纯电影”角度来说，他觉得武指不重要，香港电影那个时候把动作场面交给武指来拍的做法也不符合他的理念，他所拍的片，不能完全被称为武侠片。
所以你看胡金铨的电影，重气氛、重考据、重剪辑、重时空，重一切影像化的技术与表达，但就不像大部分武侠片一样，给你一种奇技淫巧的“爽感”。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在当年被评为所谓“世界五大导演”之一，与黑泽明等人“平起平坐”，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一生困苦不堪，以至于被影坛遗弃，死后方才赢得那么一点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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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之于传统，走火入魔
胡金铨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里有两个故事，或许能够代表他的样子。
一个故事是马家辉说的，他说胡金铨和阿城是好友，两个人都是那种知识丰富特别能聊的人，但两人的聊天方式又不一样，有一回，两人跟别人聊天，胡金铨毫不客气，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说个不停，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而阿城呢，插不上嘴，在旁静静地听着，只是表情略有怪异，仿佛在想：你怎么还不停口？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
另一个故事则是来自倪匡，说是1967年，他去台湾，在宾馆的角落里发现了胡金铨，只见他一个人呆呆地一脸沉思，于是上前询问，“你在这里干什么？”胡金铨答，“看云”，“什么意思？”“就是看云”。后来倪匡才知道，胡金铨因为一个镜头里的云到底是满谷还是半满还是初起而伤透了脑筋，已经坐在这苦思了七八天了。
一个是热爱热闹口若悬河可以几天几夜不停歇的胡金铨，一个是孤坐七八天为一个普通观众根本不在意的镜头而苦恼的胡金铨，截然相反，却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得从他的“去国怀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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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引用一下别人的话，这次是北岛。
北岛说胡金铨，“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意思是胡导潇洒，四海为家。
但我总觉得，“不提”的原因，是有痛处。
胡金铨是1932年生人，“官宦”子弟，祖上做过山西巡抚，汉八旗，父亲有着矿厂、面粉厂等多家企业，据说还有戏院，因为胡金铨说他小时候去看戏都是不要钱的。
但当他只身一人来到香港时，身无分文，甚至连“家徒四壁”都称不上。
原因无它，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家的财产很快就充了公，胡金铨的父亲也被拉去劳动改造，死在了矿场。
胡金铨和家人断了联系，也就一直流落在香港，往后的日子，又是反右又是文革，运动一场接一场，再次得知家人消息，要等到近30年后。
所以说，“家乡”在胡金铨心里，就是美好记忆与痛苦当下相互碰撞，是炽热乡愁与冷漠现实的相互纠缠，是李宗盛的那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你能看到全方位地把传统文化搬进了电影，与“往事”不断“瞎扯”。
岂止是“瞎扯”，简直是“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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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做执行导演的《玉堂春》（虽然这部也是传统题材），你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主宰了胡金铨的几乎所有的电影。
处女作《大地儿女》是抗战题材，改编的是老舍的《火葬》、《偷生》等作品，开头就呈现出了一种地道的民国味，唱戏的、卖艺的、画画的、沦落风尘的，民俗文化与传统戏曲信手掂来，胡金铨更是在其中拟仿了一段“关公刮骨疗伤”的传奇，其醉心传统的态度已现端倪。
到了第二部《大醉侠》，胡金铨更是把京剧的元素直接搬上电影，人物的亮相、节奏的古典、打斗的走位，不是求真，而是求意，主演郑佩佩也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
之后的《龙门客栈》在我看来是胡金铨“走火入魔”的开始，他开始以考据的方式拍片了，明代的人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于是他便去研究明史，上到政治大事，小到茶叶多少钱一两，他都给考据得清清楚楚，其中锦衣卫和东厂的形象与庙堂江湖之争的故事设计直接影响了华语武侠片日后的走向。
再往后，《侠女》里他引入了佛家的元素，《空山灵雨》以六祖的故事拍摄佛门争斗，《天下第一》拍摄五代十国、《迎春阁之风波》拍摄元朝末年，《山中传奇》拍《西山一窟鬼》、《阴阳法王》拍《聊斋志异》，甚至于，连帮李翰祥还债的《喜怒哀乐》之《怒》也直接改自京剧《三岔口》。
1979年，金马奖颁奖，《山中传奇》一举获得包括优等剧情片在内的6项大奖，胡金铨单人的奖项就占两个，最佳导演与美术设计，而同年套拍的《空山灵雨》，他更是包办了导演、编剧、剪辑、美术在内的四个职位，事事亲为。幸好当年的职位分工不细，否则什么服装设计、造型设计之类的职位都得由自己一手包揽。
胡金铨唯一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是《终身大事》，拍的是当下，却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不满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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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说胡金铨只是拍摄传统题材并考据历史考据文化的话，那显然就小看他了，虽然他也看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和黑泽明、比利怀德等人交流颇多，但他的电影，基本上是把中国传统的概念全面复刻到了自己的电影中。
就拿最受诟病的人物塑造来说，胡金铨的电影一直被视为重氛围不重人物，角色脸谱化、扁平化。是胡金铨不善于塑造人物吗？甚至是胡金铨不善于说故事吗？显然不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一不称赞他讲故事的能力，但何以到了电影中，他却被认为人物单薄呢？
其实这与传统文化很少注重心理描写有关，无论是小说还是京剧，往往都是开场便把人物的基调给定了下来，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忠奸善恶一看即明，京剧更直接，白脸花脸无须交代你便能把他归各类，简洁明了，有的只是境遇的起伏。
全面拥抱传统文化到底好不好？当然不好，你现在来看胡金铨的电影，多多少少会存在着一些表演和节奏的“问题”。
但也正是如此，他脱离了六七十年代那种“流行”的电影语法，几十年后再看，因为后无来者，所以也不会给人过于陈旧之感。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有模仿者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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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你大概会明白，为什么胡金铨的电影中会出现大量空镜了，山水之间，蝼蚁般的人在行走，那根本就是取自水墨画，要意境，要留白，而这些都不是现代西方的电影语法。
或许你大概也会理解，为什么胡金铨对一些细小的物件那么着迷了，《空山灵雨》里徐枫一件一件把开锁工具拿出来，不厌其烦，这也是胡金铨对考据的走火入魔。
甚至可以这么说，他研究老舍，研究明史，研究古代的皇帝吃什么，其实都是所谓的“乡愁”作祟。
2020年，当张大春在那部虚虚实实的《南国之冬》回忆起《笑傲江湖》之争时评论道：胡金铨对一个人物“起霸”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讲清楚一个完整的故事。“起霸”，戏曲表演程式，起源明代，项羽垓下之战前检查铠甲的生活细节……
但与此同时，他又有着一种“冷感”，保持着旁观者的心态，他一边说着那些江湖侠义的故事，一边又让剧中人物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性”这个词在他的电影中很难找到，即便说到了青楼，也是功用大于一切，《侠女》里徐枫和石隽孤男寡女睡了一夜，但来得那么突然又去得那么迅速，亲情爱情之类的感情都不会是表达重点，把人物从剧情中抽离出来，能得到的只有一个词：孤寂。
为什么永不疲惫地行走？为什么空间与人物对比那么强烈？甚至于为什么最终归于佛家，这便有了很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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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狂热”背后的冷感
1975年，胡金铨的侄女胡维尧来港，辗转联系上胡金铨。
一家人约在尖沙咀码头见面，胡维尧一眼便认出了胡金铨，胡金铨于是不断询问着家里的情况，也是此后，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不谈其他，只聊家庭。
胡维尧说胡金铨对家庭有一种凄凉、落寞的情怀，他有过快乐的童年时光，但这种快乐持续得不长，再加上政治环境，使得胡金铨很少对别人提起他的家庭。
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胡金铨是在台湾拍片的。
胡金铨去台湾主要是和邵逸夫闹掰，而和邵逸夫闹掰主要是源于“不得志”。
在进入邵氏之前他有过一段艰苦岁月，帮人校对电话簿，校对佛经，要么枯燥无意义，要么一个字也不懂，但不能算是“不得志”，他的不得志，主要在于邵逸夫的轻视。
众所周知，李翰祥于1963年离开了邵氏，和邵逸夫分道扬镳，但这次离开并没有那么和和气气，彼此心里都有些心怀怨恨，李翰祥拍了部《七仙女》，邵逸夫不甘示弱，连忙找来何梦华等一帮导演赶拍了另一部《七仙女》，提前上映，把李翰祥将得死死的。
而这“一帮导演”中，就有李翰祥的结拜兄弟胡金铨。
现在看来，胡金铨帮忙《七仙女》，有些纳投名状的意思，于是第二年，他获得了拍摄《大地儿女》的机会，但《大地儿女》一是拍摄超支，二是抗日题材敏感，不但被删减得只剩100多分钟，还引来了邵逸夫的严重不满，以至于胡金铨三年后苦苦求来的第二部电影《大醉侠》，不但主角只能用新人，连所用的服装都是别的电影剩下的。
邵逸夫没想到的是，《大醉侠》爆了，他看走了眼，电影试片时他还对胡金铨说，“要多向小徐（徐增宏）学习”，等到上映，不但观众喜欢，评论也是一片叫好，就连偏文化类的杂志《明报月刊》，也放了《大醉侠》的剧照并展开电影讨论。
胡金铨没想到的却是，《大醉侠》爆了之后，他依然得不到邵老板的好眼色，工资没有涨，分成等于零，连下一部打算开拍的《龙门客栈》也得不到首肯，作家沈西城回忆说，邵逸夫看完剧本后连英文都冒出来了：“要死快哉，十几场戏哪能拍电影？No Way！”
这时候，当年“策反”李翰祥的联邦公司适时出现了，他们对胡金铨说，我们可以支持你拍电影，而且还有分成……胡金铨二话不说，毁约入台，一代武侠经典《龙门客栈》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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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是60年代，台湾政治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
胡金铨是什么家庭？虽然父亲被打成右派，但五哥是地下党，二姐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二姐嫁给了何光，也就是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因为敌对状态，过多地谈论家庭可能是危险的，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胡金铨此后一头扎进故纸堆的原因，亲情有了寄托，也有了壁垒。
电影毕竟是个商品，被政治干涉之后，难免乌烟瘴气。
但老实讲，即便是从商业上来说，胡金铨也并不成功，非但胡金铨没赚到钱，挖胡金铨墙角的联邦赚得也不多。
首先来台湾的那部《龙门客栈》投资实在巨大，当时的台湾电影业百废待兴，胡金铨于是带着团队一边拍片一边搭建片场，可以说台湾市场的收入基本上都给搭进去了。
其次呢，因为胡金铨的合约问题，邵氏要了《龙门客栈》包括星马在内的发行权，最终邵氏空手套白狼，赚了几百万。
所以结果就是，电影大破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票房纪录，但胡金铨却什么也没得到，当年说好的票房分成也只有台湾扣除成本之后的那么一点，搞得胡金铨差点和联邦打官司。
之后的《侠女》更是“惨淡”。
电影拍了足足三年，耗资巨大，胡金铨为了每个镜头都绞尽脑汁，前面所说倪匡的那个故事也是发生了这段时间，但艺术家可以拖，商人却不行，在电影还没拍完的时候，联邦就把电影的前半部分拿去上映，结果可想而知，票房口碑双扑街。
如果不是香港一帮文人硬撑，如果不是贸然把电影拿去戛纳电影节得了奖，可能胡金铨的顶峰只能到《侠女》这里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其后他拍摄了与《龙门客栈》相类似的《迎春阁之风波》，本来打算全室内场景，结果不得不应投资人的要求拍摄了结尾高潮动作戏，成为了电影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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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改革开放，时任港台办负责人的廖承志邀请胡金铨回国，请教如何将中国电影打入世界，这是胡金铨30多年后第一次返回家乡。
那个时候胡金铨已经是名导了，1975年他凭借《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1978年被《电影指南》评为世界五大导演，应邀参加全球各种电影节担任评委，当时，可以算是华语导演走向国际的第一人。
但这次回国，也是秘密进行的，胡金铨“参观”了自己曾经的家，但不敢声张，更不敢让台湾知道，他还是担心台湾方面的反应，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他的徒弟许鞍华，那一年许鞍华回大陆拍摄的《投奔怒海》，在两个市场都成为了禁片。
而据说，这次秘密行动最后还是泄露了，有报纸登了出来，胡金铨只好斩钉截铁地否认，反正大陆方面不会给你作证，你奈我何？
由此可见，所谓乡愁，只能默默埋在心里，或者以“曲线”的方式表现。
作为外人，我们很难体会到胡金铨那样的心情，一方面家破人亡的痛让他难以平复，一方面即便偷偷摸摸也要回家，他对家乡的情感之复杂不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是“不能为外人道”，即便是这段返乡的历史，他也是等到十几年后，台湾与内地关系正常化之后，才说了出来。
由此，我们大概能理解他电影中“狂热”与“冷感”相交织的原因，我总是在想，如果胡金铨活到今天会是怎样？他可以正常地来大陆拍戏，并借助于更好的技术以实现他的理想，那或许不再是孤独行者的一个状态，但绝对是会把中华文化呈现得最好的导演之一。
只是，他去世得太早，他唯一一部来大陆拍摄的电影，也太过波折，这让他的那份感情，平添了一分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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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个技术主义者
我最喜欢的胡金铨的电影是《侠女》，看的次数最多的，却是《空山灵雨》，《侠女》让我赞叹，《空山灵雨》让我着迷。
《侠女》改编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原文短短几千字，胡金铨给拍到了三个小时。
故事是说落魄书生荒宅遇鬼，结果这个女鬼是忠臣杨涟之后，正在被东厂追杀，于是书生小姐联手杀敌。
但有意思的，就在这“大义凛然”的书生身上。
书生顾省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拒绝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一口一个“淡泊明志”，但从他不断重复诸葛亮的《出师表》可以看出，其实他并非是个真正无欲无求的人，他骨子里的名利心还是很重。
他的理想是和诸葛亮一般，一朝闻名天下知，做成那诺大的功业。
胡金铨在这里讽刺的是他身边的好友，也就是知识分子，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傲骨，但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渴求名利。
《侠女》中当然帮他实现了那份功业，深夜荒宅中，书生顾省斋凭借各种精巧的机关设计，以弱敌寡打退了东厂的进攻，他站在高楼上，“羽扇纶巾”，得意大笑。
然而当他得意忘形时，忽然意识到地上躺的都是一个个尸体，是曾经活生生的人，于是惊慌失措，从此没了方向。
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描写，胡金铨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即便是拿到今天的语境下来看，依然讽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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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在《侠女》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影像技巧，大家都称赞竹林打斗那十几分钟，他依靠剪辑和抽格展现出了别人无法比拟的视觉效果，效仿者甚众，但我最喜欢的，却是芦苇追击那一场。
芦苇丛的那场戏有三个人，旁观的是顾省斋，打斗双方是杨之云与欧阳年，你会发现从欧阳年进攻开始，到三人户外打斗、欧阳年落败、杨之云追击，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废话，却行云流水，视听语言的逻辑满分。
比如说视线原理，香港动作片一直不在乎这方面的逻辑，很少有人能做到完全合理，但《侠女》就不一样，它给你一柄剑，紧接着的一定是顺着剑的方向的镜头，即便其中还会出现大量的、零碎的，甚至故意空缺的镜头，但再接上这段戏时，依旧在它的逻辑之内。
而打斗场面，也是在顾省斋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中相互跳跃，及至追打得远了，也只是给你远远的剪影般的画面，非但符合视听逻辑，更是制造出一种独特的传统画卷的意味来。
胡金铨当年和王敬义的一次访谈中说他最在乎的是技术，“想试验用技巧能否能让电影成为独立的艺术”，以电影语言来说，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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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空山灵雨》中，他更制造出了一种在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间巧妙配合的魅力。
胡金铨“玩弄”时间的把戏由来已久，《侠女》中就有这么一段，当顾省斋发现危险狂奔回家，等到拍门时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中间已经省略了很一大段的叙述，看似连续的镜头，但实际已经跳转到了找完马车并把母亲送走的阶段了。
而《空山灵雨》，则是通过行走把时间拉长，通过翻腾把空间扩大。
第一次看《空山灵雨》的时候我是有些懵的，我熟悉是胡金铨是在狭小的空间里制造出宽阔的场面，比如客栈，小小的客栈中被人为制造出极强的空间感，但《空山灵雨》，徐枫和吴明才跑去偷经，在寺庙里四处奔走，搞得我完全弄不懂地点。
后来我才知道，胡金铨是通过大量的剪辑整合出了一个虚构的寺庙全景，并以其“大”“小”对比，带出其佛理的主题。
这种纯影像化的做法是让人着迷的，也是我看了那么多遍也觉得津津有味的原因，这种表述延续到动作场面中，就胡金铨利用空间障碍，拍出了《三岔口》式的你抢我夺，动与静的对比在这场戏里运用得尤其得心应手，那不是写实的动作，而是极具艺术美感的。
香港导演里，能做到这样程度的，几乎没有，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在我的香港导演排名里，一直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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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遗忘，被遗弃
胡金铨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来内地拍摄的，那是1992年，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天下第一》，已经过去了九年。
这部电影叫《画皮之阴阳法王》，其缘起，可以算是徒弟的报恩。
资金是吴明才找的，他时常出现在胡金铨的电影中，最后一部出演的正是《空山灵雨》，而主演阵容里，有《山中传奇》里的张艾嘉，以及未成名时便在胡金铨《侠女》、《忠烈图》里演出的洪金宝。
那个时候，胡金铨的另一个徒弟徐枫，则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拍摄那部《霸王别姬》。
《画皮之阴阳法王》很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内地电影工业还不完善，胡金铨回忆说，“拍电影就像打仗，由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都很困难”，关键是，拍摄了一段时间后，没钱了。
吴明才并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制片人，在他投拍的电影中，从来也没有过如《画皮之阴阳法王》一样的大制作，胡金铨一超支，拍摄就撑不下去了，据说当时吴明才直接都跪倒在胡金铨面前了，苦求他尽早拍完。
最终，电影草草地便结束了拍摄，所以你看这部片，前半部分的水准是绝对高于后半部分的。
但是事情还没完，为了收回成本，即便是本来就不如意的电影，片方依旧为了排片而进行大量的删减，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删减成了95分钟，最终票房131万，位列当年的117位。
电影面目全非，早已脱离了原意，不知道写出这个剧本的阿城，看了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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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胡金铨来说，这样的挫折几乎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他的《大地儿女》是从三个小时删到了现在的108分钟，《侠女》当时香港上映的版本，从179分钟删到了两个多小时，《山中传奇》呢，从191分钟删到了121分钟，即便是本来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空山灵雨》，在台湾再次上映也从120分钟删到了90分钟，当时去宣传的许鞍华得知影片删减后面色尴尬，决定不予置评。
如今，《侠女》、《山中传奇》、《空山灵雨》都已经有了完整版本，还出了蓝光，电影的历史地位也早早被恢复，只是《大地儿女》与《画皮之阴阳法王》，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原本的样子了。
这样的删减毫无疑问对胡金铨有着很大的伤害，本来他就已经是当年香港影坛的异类了，再加上删减，这让胡金铨的电影更加不受到重视。
黄霑就曾经讲过一段往事，说当年他们公司三个股东打算找胡金铨拍《雪山飞狐》，结果胡金铨觉得《雪山飞狐》的故事不好，便游说他们拍《空山灵雨》，开口闭口禅意半天，黄霑多精明啊，一听到给钱还不能干涉拍摄，便打了退堂鼓，“这事我不干”。
直到2004年，黄霑还觉得，《空山灵雨》“看不出有什么禅味”。
《利玛窦传》，找不到资金，《张羽煮海》，找不到资金，《华工血泪史》，找不到资金。
就连结拜兄弟李翰祥病故，身在国外的胡金铨都没有钱买机票回来，弟子们得到消息帮买了机票，等胡金铨回来，丧礼已经办完。
一个享誉国际的大导演，一个可以称得上宗师级的人物，落魄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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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谈胡金铨，不单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造神，自胡金铨出现，其争议便一直存在，但胡金铨电影中的时间与空间，其动与静的创新，即便再过几十年，也依然是值得赞赏的对象。
我们谈胡金铨，还是因为当下。
在电影越来越“长视频”化的今天，聊胡金铨是件“不合时宜”的事，恰巧，我喜欢这“不合时宜”。
其实在当年就有许多人“劝告”胡金铨，观众爱看故事，所以拍电影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但胡金铨却认为，电影，首先是影像的艺术，电影之所以是电影而不是其他，是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法的。
所以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他极度讲究考据、极度讲究景深、极度讲究摄影、极度讲究剪辑、极度讲究韵味，但偏偏，大家关心的故事关心的热闹他毫不在意，留下了作品，失去了市场。
这种失去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你说我是呼吁这个时代再次出现胡金铨？不不不，在电影这个词得到尊重之前，我们恐怕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大师了，就像阿城那篇悼念胡金铨的文章的标题：碎一个，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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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市场这个话题，他说，影片票房收入高，就表示观众喜欢，难道“大多数”人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肯定地回复：有时候会错。
胡金铨举了个例子，是美国的一个舞台剧，叫《中秋月茶座》，他说里面有一段是美国占领了冲绳岛，一个军官下乡去宣传民主，口若悬河各种优点大半天，然后一个老头儿问：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
大概觉得要用直白的话来表述，这个军官就说，民主就是，大多数人能够决定一件事的对错。
然后呢，美国政府拨款给当地人建学校，结果来人一看，这笔钱已经给用来盖了个艺伎馆，美其名曰：这是全村人的决定，我们这些老人，夕阳西下去艺伎馆坐坐，多美。
美国人大怒：你们就不为后代考虑吗？
当地人：年轻人上战场都死光啦，小孩们也给飞机炸死了……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这件事，还会那么绝对吗？
最后胡金铨引用了卢梭的一句话作结，“与其和群众站在一起，不如与真理站在一起”。
这，大概就是胡金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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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60年“10本最差的书” 《鹿鼎记》居首
2009年10月12日 09: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中新网10月12日电网友自发评选的“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近日揭晓，金庸、琼瑶、徐静蕾等一批名人、明星的作品纷纷“中招”，而备受争议的80作家张一一更是有两部作品同时入围这一“光荣榜”，此榜单一经公布，文坛“集体失声”，读者大跌眼镜。
名人明星作者纷纷“中招”
除开金庸、琼瑶、徐静蕾外，著名作家柏杨、王朔，著名电视主持人赵忠祥，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都各有一部作品入选“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而排名榜首的还是金庸的《鹿鼎记》，网友广泛认为妓院长大的小无赖韦小宝居然“全国通吃”左右逢源妻妾成群，分明有“歌颂流氓手段和一夫多妻”的嫌疑；琼瑶的《窗外》紧随金庸的《鹿鼎记》其后，网友认为《窗外》滋生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师生不伦恋”的不良风气；徐静蕾的博客书《老徐的博客》也位列三甲，被认为是一本“流水账垃圾书”；80后作家郭敬明被判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名列第十，被网友广泛认为是“史上最不具备原创精神的作品”。
争议80后作家“独中两元”
去年以来因撰文批评各省不良风气而“得罪近10亿人”的80后作家张一一，俨然是这一“光荣榜”上的“最大赢家”，一个人梅开二度，但他“众骂所归”的《丑陋地理志》并没能最终入选“10本最差的书”，取而代之的是励志作品《一夜成名》和长篇小说《努力》，网友不无讽刺地表示，《一夜成名》出版的时候，张一一自己连一点儿名气都没有，他又有什么资格告诉读者“成名”？而对于张一一另一部号称“娱乐圈成名秘笈，80后创业史诗”的小说《努力》，网友更是毫不留情地直斥“除了娱乐圈的那一些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之外，从头到尾压根看不到一星半点‘努力’的蛛丝马迹！”
附：“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光荣榜
一、《鹿鼎记》 金庸
上榜理由：小无赖居然左右逢源妻妾成群，分明是在歌颂流氓手段和“一夫多妻”制。
二、《窗外》 琼瑶
上榜理由：宣扬考大学落榜便自杀本不足取，自杀能轻易获救更是戕害了许多年轻的生命；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师生恋”提供了情感依据。
三、《老徐的博客》 徐静蕾
上榜理由：眼前分明流水账，心底却思太费木。枉称“才女”的徐静蕾，不过是“戏子装知性”的典型代表罢了。
四、《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上榜理由：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已有整整35年不曾回过大陆，未免有闭门造车、隔靴搔痒之嫌；《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后的25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分明已“过时”。
五、《我的千岁寒》 王朔
上榜理由：东拉西扯，呓语连连，晦涩难懂，故作高深，至此，曾“影响一个时代”的王朔被广泛认为是“江郎才尽”。
六、《一夜成名》 张一一
上榜理由：连自己都还没有成名，怎么能告诉读者怎么成名？
七、《岁月情缘》 赵忠祥
上榜理由：作为赵忠祥“岁月三部曲”之一的《岁月情缘》，依然顾左右而言他，其实读者最关心的是赵老师那些风花雪月的另类“情缘”。
八、《努力》 张一一
上榜理由：从头到晚只看到娱乐圈的那一些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根本找不到任何“努力”的蛛丝马迹。
九、《我把青春献给你》 冯小刚
上榜理由：都是些溜须拍马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压根没见咱们的冯导把青春献给谁。
十、《梦里花落知多少》 郭敬明
上榜理由：169个句子一模一样，57个段落基本相似、12个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完全雷同，郭小四的该部大作，堪称“史上最不具备原创精神”的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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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接受一个英国摄制组的采访:“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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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字经》：孝悌
南郭刘勃04-05 11:18 投诉阅读数：5377
肖桓注刘勃评
香九龄，能温席，①孝于亲②，所当执③。融四岁，能让梨，④弟⑤于长，宜先知⑥。
【注释】
①“香九龄”二句：香指黄香，字文强，东汉时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人。黄香九岁丧母，因悲伤过度而身体憔悴，但仍守丧三年，“乡人称其至孝”。因家贫没有奴仆，黄香就独自照料父亲，“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见《东观汉记·黄香传》）②亲：指父母双亲。③执：实行，做到。④“融四岁”二句：融指孔融（153-208），字文举，东汉末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四岁时，与哥哥们一起吃梨，就知道主动拿小的。大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理应拿小的。”（见《后汉书·孔融传》注引《融家传》）⑤弟（tì）：同“悌”，指敬爱兄长。⑥宜先知：应当尽早知道。
【解说与引申】
这八句里，关于黄香的四句讲“孝”，关于孔融的四句讲“悌”。悌是一种附加在孝上的价值，有孝才有悌。
《说文解字》的解释，孝是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部分，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
孝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之本”，就是说，孝是核心的基础。最鄙视中国的人，也是这个判断，如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五四以来，反思中国落后之由，归结为传统文化，孝道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鲁迅、胡适、傅斯年等大家，都有言辞极为激烈的文章。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师多半言行不一，从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看，其实是算得上“孝子”的。
既然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孝”，照这个逻辑推下来，则西方能够领先，自然是不提倡孝道的。颇有学者看见可用的证据，就忙不迭拿过来。如邓晓芒先生的《希腊罗马讲演录》说：
建立在权力意志之上的神谱，就导致最初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祖先越古老，就越尊贵，最初的人类始祖是最崇高的，地位随着世系的下降而递减。希腊的神的地位是可变的，最开始是天神乌拉诺斯统治整个宇宙，后来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阉割并打入地狱，这就带有强烈的侮辱性了（儿子阉割自己的父亲，并打入地狱）。然后克洛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也打入地狱。这就意味着谁要是能占据统治地位，谁就可以为王，所以在《神谱》中以血缘关系为线索，但是已经掺杂了权力意志的因素。
以邓老师之渊博，《史记·五帝本纪》自然是看过的，黄帝如何取代更古老的神农氏，他绝不至于不知道。至于子弑父，臣弑君，这种“权力意志”在中国更是只会过剩而绝不至于稀缺。所以只能说，默认了中国文化最重视血缘关系这个前提，又急于在西方文化里找不同，让人太容易选择性忽视许多事实了。
当然，中国的权力斗争往往喜欢拿道德来做包装，希腊神话这种兴趣小一些。这是因为神话保持着较多原始时期的面貌：老一代的强者怀着要被年青一代推翻的焦虑，而年青一代的强者击败老一代后，并不还要讲一番大道理，这哪里是什么打破血缘桎梏的新思想，原始社会的兽性遗风罢了。实际上，到了古典时代，用道德语言给父权涂脂抹粉，是希腊人一样很喜欢做的事情。
大致说：
第一，强大的父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定会出现的现象，——所以类似“孝道”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古代文明里表现形态可能不同，却大抵都是有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为了让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背城邦的法律，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很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这段话颇有《左传》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味道。安提戈涅贞洁观念如此之淡，春秋以后的中国人未必看得惯（后世的欧洲人也看不惯），但从孝悌的标准衡量，她实在是可以算标兵的。
有段子说，遇到危险，“循规蹈矩地寻找门道出逃的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崇尚理性和规矩。迅速越窗而逃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崇尚实用主义。首先帮助情人或者妻子出逃的是法国人，而首先背着母亲逃跑的是中国人，因为法国人浪漫，而中国人讲究孝道。”这话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现代西方人的刻板印象，翻古书的话，则最能代表古罗马精神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出逃时是背着老父，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所以最终也只是妻子死了，但祖孙三代成功脱险。罗马人的始祖，对女人虽然极不靠谱，但也称得上为父则慈，为子则孝。
《圣经》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照做，这固然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之坚定，也一样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小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毫无畏惧，对上帝的信和父亲的孝，可谓浑然一体。
实际上，五四先贤看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往往其实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西方进入现代之前，很多地方反而也和中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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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学医，就到了东京，跟光复会混在了一起。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后来被剖腹挖心，光复会要报复，派鲁迅回国去刺杀清朝大员。鲁迅接受了任务。但临出发前，他又跑去找领导说：我仔细想了，我不能去。领导问：为什么呢？鲁迅说：我有老母，我死了，没人养我妈。领导说那就算了吧。
拿老妈当挡箭牌，这个有点牵强，再说你还有俩弟弟呢！鲁迅自己也觉得有点亏心，所以他不断地做解释，弄得跟祥林嫂似的：我不是怕死，而是接受不了这种组织行动。我亲眼看见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派手下人暴动。事变之日，别人生死系于一线，陶成章坐在屋子里聊天，谈笑风生，毫不在意，我就觉得很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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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要创作出震撼世界的长篇小说呢？因为世界文坛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学地位，不是诗歌和散文，恰恰是长篇小说的厚重程度。哪怕西方文学界低看俄、苏文学作品，毕竟他们拥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世界级文豪，以及后来的高尔基、左琴科、扎米亚金、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的文学作品撑起了俄、苏文学的天空，他们用长篇小说不断拔高俄罗斯国家文学高峰，正是有了这些文学高峰，俄罗斯才能傲然俯瞰天下文学。
基于这样的共识，中国当代文学必须突破长篇小说的瓶颈，真正创作出并拥有几座文学山峰，支撑起中国文学的多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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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
什么也不做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最困难并且最智慧。
生活是世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生存，仅此而已。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
生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人自己。生活是单纯的，单纯的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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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落是庸才对天才的颂歌。
真相很少纯粹，也绝不简单。
不满是个人或民族迈向进步的第一步。
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
很多东西如果不是怕别人捡去，我们一定会扔掉。
犬儒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我不愿意暴露我的灵魂让那些好奇的凡夫俗子瞧个没完。
我喜欢自言自语，因为这样节约时间，而且不会有人跟我争论。
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是臣服于诱惑……我能抗拒一切，除了诱惑。
平常的财宝会被偷走，你灵魂里无限珍贵的东西是无法被夺走的。
只有两种人最具有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悲观主义者是这种人：当他可以从两种罪恶中选择时，他把两种都选了。
永远宽恕你的敌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们恼怒的了。
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你。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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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
光明日报甘以雯04-16
插图：郭红松
插图：郭红松
【中国故事】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鼎钧的名字，在台湾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后知后觉的我，认真关注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创作，始于《散文海外版》创办之初，至今将近30年。
初识鼎公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读到了王鼎钧先生的散文《那树》，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了。《那树》描绘了街头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辉煌而又苍凉悲壮的一生。因为挡住了人的路，“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的大树被肢解和运走，绿着生，绿着死。深一层品味，会发现大树象征着执着而悲壮的人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新求变、求物质享乐的时代，和人的情感上的恋旧念故，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冲突。作品全是客观的白描，看似平和、冲淡，其内里却翻卷着感情的波澜，是一首传统文化的挽歌。我所主持的杂志转发后，又收入了我编选的散文精品集中。
2009年，我参加了海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著名作家韩少功言称自己早就是王鼎钧的“粉丝”了，“过去见到王先生的作品集或收有他作品的集子都会买到手”，“如果王先生到会，我肯定会把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作品集带来请他签字的”。“好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标杆”。这次会议，使我对鼎公的散文创作从理论上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问及他的稿酬邮寄地址，他都指定祖国大陆一个人代收，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此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自与鼎公有了直接联系，鼎公嘱台湾尔雅出版社给我寄赠他的作品集。每每收到鼎公的作品集，我都很感动。很多名家，很少赠书与人，更少有邮寄赠送；台湾的书价较高，加之邮资，鼎公一再寄赠，显出他的豪爽。鼎公为人确实慷慨，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在广电公司资料室工作时，每月工资台币120元，他写稿挣些稿酬，供弟弟妹妹读书，每月每人50元台币，这兄长，应是很大方、很负责任的了。
鼎公的散文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将我深深感动。他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这赋予了他敏锐、深刻观察体悟世事人生的特质。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描述这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其中有《红头绳儿》《一方阳光》《哭屋》《失楼台》《种子》等。《红头绳儿》中那黑里透红、能够发出苍然悠远声音的大钟，那正直而严厉的校长，那手指尖尖、扎着红头绳儿、消逝于飞机轰炸声中的小姑娘，作者那美好情愫的破灭，带给人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感伤。
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自传《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鼎公所目睹和亲历的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意识形态、个人恩怨是非的独特历史，“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1年，我与新到出版社不久的张云峰社长谈及鼎公时，他委托我邀约出版鼎公的自传，张社长是人大博士后，我很佩服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当然也很想为崇敬的鼎公当一回“责编”，当日就给鼎公写了约稿信。但三联出版公司邀约在先，鼎公很快就与“三联”签约了。张社长还想出版鼎公的日记和散文选集，因工作调动没有进行。没能为鼎公出一本书，尤其是与鼎公的传记失之交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之憾事。
拜见鼎公
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2018年初夏到洛杉矶参加华文文学论坛，我很想借机去纽约拜见心中一直尊崇的鼎公。据和鼎公交往较多的纽约作家说，94岁高龄的鼎公精力不如以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位作家、学者拜访的请求。我试着给鼎公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鼎公的回邮，用了“王鼎钧夫妇敬复”。看来，鼎公和夫人欢迎我到纽约。
能够拜见鼎公是件幸事。我即刻下决心改变行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直飞纽约。其实，对于我这不通英语、第一次到美国的六十多岁的人，独自一人从美西南到美东南，飞行距离3400多公里，飞行四五个小时，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我拜见心目中的文学大师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邮件往来中，当我提出可能有一东北籍作家陪我一起去拜访时，鼎公回复说：“欢迎您和东北的朋友同来。舍下简陋，不堪待客，咱们还是找个小馆聚聚。”（2018年6月10日邮）
待我抵达美国后，又辗转收到鼎公邮件：“敬邀：6月29日，星期五。中午12时30分，与甘以雯女士餐叙，敬请光临。地址见下图：湾仔海鲜城（截图）。”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湾仔海鲜城门脸儿不大，一进门，就看到在门厅里站着的高大魁梧的鼎公，旁边是他的夫人王棣华和顾月华老师。高大挺拔的鼎公真好像“一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鼎公外着一件米色夹克，里面是米色的格子衬衣，显得很洁净，洁净的长者，常常会增添我对其的敬重感。
因饭店较小食客又多，能吃饭却不能久聊天，只能更换用餐的地方。鼎公听从了顾女士的意见，我们一起步行到不远处的喜来登酒店。拄着拐杖的鼎公走在前面，王阿姨、顾女士紧随其后。走出方几步，王阿姨掏出一张一元美钞，四处寻找着，说是刚才路上遇到的一乞者不见了，鼎公见到乞者总是会赠予的，鼎公也四下张望，终未见，不免有些歉然。鼎公是基督徒，王阿姨是佛教徒，夫妻俩一向乐善好施，形成习惯。对乞讨者施以援手，也折射出鼎公乐善好施的性情。
从后面看着拄着拐杖的鼎公大步前行，我想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经历过抗战的大迁徙，用这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祖国的山河，抛洒过自己的血和泪，获取了宝贵的“生命体验”，并用艺术之笔将其真实地再现，以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良知，演绎了一个热血男儿在血与火时代的生死歌哭。
熟悉喜来登酒店的美食家顾女士抢先定了四份中式套餐，鼎公的是红烧鳕鱼，王阿姨的是焖锅牛肉，我随顾女士要的是黑胡椒羊扒，另有西湖牛肉汤，鲜菌玉子豆腐，豌豆黄。饭菜很是精致，很是合乎大家胃口。鼎公的胃口也很好，可能也是多年军旅生活训练有素，一份套餐很快便吃得干干净净。我们四人都做到了“光盘”。
鼎公一边吃一边说，没有什么客套话，似乎都是他很想谈、我也很想听的话题。先是谈了基督教、佛教，鼎公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也很有研究。
很快谈到写小说，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属《红楼梦》成就最高，“红楼”是复线结构，交叉着写人物和情节，“三国”与“水浒”就差了很多，“三国”里的故事，一个一个看着不错，就好像看放烟火，一个飞上天了，又来了一个，又飞上天了！互相没有内在的联系。不像“红楼”，一直穿插着进行下去……鼎公认真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他也出版过小说，不知他是否认真考虑过创作长篇小说？
谈到身体，他说不想太长寿，不能走路了就不要活下去了，味蕾没有知觉了，也不要活下去……小孩子出生拍一拍，老年人去世摔一摔，老年人就怕摔，一摔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他很少应酬，很少出来。
我内心有一个问题，即鼎公为什么一直没有回祖国大陆、回家乡？但甫见鼎公，张不开口。其实，鼎公对家乡的感情真挚而浓厚。他在《中国在我墙上》中写道：“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读中国全图。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山东仍然像骆驼头，湖北仍然像青蛙，甘肃仍然像哑铃……”中国在他墙上，他天天看得见；其实，中国一直在他心间。
在《一方阳光》中，他描绘了厚墙高檐四合院的一个场景——“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秸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这场景，可以说融注了作者最深切的情感，因为作者“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这一方阳光……
缘于理解鼎公对家乡的感情，我给鼎公精心准备了见面礼——两盒他家乡的山东日照毛尖。我带着这两盒春茶，从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再到美国东南部的纽约，这茶经历了一路的山山水水，经历了飞机、大巴的颠颠簸簸，也经历了初夏的热，不知这茶是否还是鼎公心目中家乡茶的味道？但这表达了我的心意和情感。
王阿姨的手似乎不是很灵活，她伸出蜷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经伸不直了。她说，是多年剪花卉落下的毛病。我不明底细地问，是插花弄的吗？“插花？我是一直在花店打工，年纪大了，近两年才不做工了。”原来，鼎公夫妇并不富有，如今已七十好几的王阿姨过去一直在花店打工。说来也巧，2019年末我参加一次笔会，与一位自己开花店的女作家谈起花店，她满肚子苦水，她写作的散文《玫瑰刺》，描述了卖花女的艰难生活，犹如扎在身体里的一根刺，时常隐隐作痛，这种痛楚，可能会伴陪她终身。而王阿姨到美国后的工作，还不如这位女作家，女作家毕竟是自己开店，为自己打工，王阿姨是为人家打工，是花店雇佣的工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整理一捆一捆的鲜花看着简单，甚至还能勾起年轻人浪漫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繁杂的劳作，一些美丽的花朵是有刺有毒的，扎在手上是疼痛难忍的。王阿姨凭靠蜷曲的双手，帮助鼎公供养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凭靠创作实力和勤奋，鼎公会有一定的稿酬，但他从来没有参与、配合市场运作，他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对华文图书最大的市场，他淡然以对。据我所知，国内的名作家，都早已过上小康生活，除却版税、片酬，还有讲课费、出席费；祖国大陆机构团体和企业家“追星”，引得海外名家也纷至沓来，出书、演讲和光临各种笔会、论坛，收获满满……而鼎公，连祖国大陆几次举办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没有亲临，当然也不会有其他收入。可汶川地震、祖国大陆水灾的捐赠活动，鼎公却积极参与，不肯“缺席”，他捐出自己签字本书籍参加“义卖”，每每引发众人抢购，收入交由主办方捐赠。
近读鼎公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
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狠狠地撞击了人们原本平和、舒适的生活，社会被撕裂，人群被撕裂，灵魂也被撕裂。而96岁高龄的鼎公就生活于这场疫情的重灾区纽约，这不能不令我这个“粉丝”不时地念念想想，有时也将国人防疫的经验，尤其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张文宏医生的防疫语录发送给鼎公，除了介绍点防疫知识，相信鼎公也会喜欢张医生直率、形象而幽默的话语，希望在此际带给鼎公些许的安慰。
一日，我看到纽约文友转发的鼎公新作《这恐怖的威胁，不料晚年又经历一次》，我马上阅读，并推荐给相关选刊。“这一仗，人类的终极武器是疫苗，研制疫苗需要时间，这期间要死多少人？以血肉长城争取时间，犹如中国的对日抗战。生死之间，联想美国的乐透大奖，中奖的机会很小，比‘陨石击中的机会还小’，还是有人要去买奖券，他心里想的是‘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文章写于4月纽约疫情最严重之际，鼎公的镇定、智慧和幽默，可见一斑！
疫情下的纽约，可以说“黑云压城”，而老人是病毒首当其冲袭击的目标。鼎公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甚至更加奋力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以后，我又在《光明日报》读到鼎公的几篇短文。
2021年春，从万能的朋友圈看到鼎公散文集《春秋花果》分享会的信息，我即刻加入进去。3月4日晚，当从手机听到鼎公那浓重的山东话时，我很激动，鼎公仿佛就在眼前侃侃而谈——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写作可能为名可能为利，也可能为了出口气，都有，都不长久，即使勉强维持下去，也不快乐。只有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爱，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讲到魂牵梦绕的中国汉字时，鼎公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我的心绪也随之沸腾……
当编辑多年，每每阅读作品、接触作家，我很是注意作品和作家本人显露出的“情怀”。有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其境界自然“高拔”，心胸自然开阔，其流露出的真情，往往能撼人心魂！
一个小时的“分享”，令聆听的读者激动不已，大家纷纷提问。
有读者问到鼎公对故乡最怀念的是什么？
“看到你提出来的问题，我就想起家乡那一片田地，野外的田地。那时候发生对日抗战，我参加过游击队做娃娃兵……土堆起来很高，长满了野草，那些都是我们天然的阵地，我很想念那些泥土。还记得在电影《乱世佳人》里头，一切随风而去，女主角费雯丽弯腰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她高高举起那把土，大声宣告，只要有土！”
我想到了鼎公的散文《土》，写的是一位患了“乡愁症”的游子，吃药、打针无济于事，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心一意要寻找丢失的装有故乡黄土的玻璃瓶子。找到了瓶子，终于“药”到病除。这人，尽管有些病态，但从他身上，折射出经历过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执着、坚韧的赤子之心，抒写出作者对故乡、故土的满腔真情。
俗话说：不疯魔不成活，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科学巨人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者，不乏疯魔之辈，唯有此等痴迷投入才能终成大器，成就大业。96岁高龄的鼎公，身居异乡，却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将生命融进使用中国汉语汉字的文学创作中。几十年笔耕，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魂牵梦绕的是中国汉字！
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爱，对故土中国的爱，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和人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坚信，王鼎钧先生作为卓越的文字记录者、创作者留下的作品定当传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融入传统，得以传承。一个葆有本色，葆有知识分子良知和品格的作家，一个大写的“人”，鼎公像一座大山般在我心中“矗立”着。
（作者：甘以雯，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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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陽臨終遺頌：
「地肺重陽子，呼為王害風，
來時長日月，去時任西東。
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
一靈真性在，不與眾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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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疾控中心承认新冠肺炎住院与肥胖有直接相关
2021年3月29日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D缺乏会导致3000多名患者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这项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尤其缺乏维生素D，因此更容易受到阳性测试的影响。
12月份的一项较小的研究发现，每个新冠肺炎阳性患者都有维生素D缺乏。另一项研究发表在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去年10月，82%的新冠肺炎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症。
尽管如此，在美国并没有推动人们增加维生素D的摄入量。这就需要吃更多的蛋黄、奶酪、蘑菇、脂肪鱼和/或服用补充剂。禁闭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症，因为它们会让人们呆在室内。日照触发维生素D合成当它击中你皮肤中含有的胆固醇的时候。因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负有直接责任。
◆肥胖与新冠肺炎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收到数亿美元的免税捐赠每年都来自制药公司。它的利益相关者依靠生病、超重的人群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疾控中心偶尔也必须以公正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身份出现。然而，即使该机构试图做到公正，它仍然记得它作为制药广告公司的主要职能。
一个CDC报告从3月12日开始，78%的因新冠肺炎住院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数据显示，近40%的美国人肥胖，72%的人超重。请注意，超重和肥胖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例如，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一个5英尺9,175磅的男人超重。尽管疾控中心梅尔帕在提到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前，它仍然把利益攸关方的愿望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发现强调了更高的BMI对临床和公共健康的影响，包括需要加强对新冠肺炎相关疾病的管理，继续确定疫苗的优先次序和掩蔽，以及支持健康行为的政策。
◆美国的卫生政策
美国的现实突出了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口头禅。国际健康，Racquet&SportsClub协会(IHRSA)发现，美国15%的健身房永久封闭到2020年第三季度。据估计，到2020年年底，将有25%的健身房关闭。
IHRSA还发现健身房不是传播新冠肺炎的来源。但许多州关闭或严格限制健身房。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拥有近4000万居民，但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仍不允许室内健身。允许室内健身的县有很多妨碍警告锻炼身体。同时，快餐店在这场所谓的大流行中茁壮成长。.
企业和媒体也在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Krispy Kreme因其臭名昭著而声名狼藉提供免费的釉面甜甜圈在2021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任何出示“疫苗卡”的人。
当然，釉面的Krispy Kremes是最低热量选项在他们的菜单上。但想法是让人们进入商店购买更多。此外，他们正在结合脂肪，含糖消耗品和实验镜头。
”世界主义”杂志甚至没有糖衣(没有双关意)它的议程。2021年2月的封面为自己辩护。
据媒体和政府称，新冠肺炎是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疾控中心说，肥胖使疾病更严重。然而，美国政府、企业和媒体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些实体正在有意识地做相反的事情，首先是鼓励(强迫)人们去做实验。
最好的疫苗是维生素D，绿色蔬菜和运动
“倾听科学”是这场持续不断的新冠肺炎营销活动的口号。然而，理解健康和不健康之间的区别只需要常识。人谁有规律地锻炼，并且有饮食意识。全因死亡率降低35%，癌症发病率降低21%，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低41%.
健身和健康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新年的决心。那些重视自己健康的人在饮食习惯、体育活动和获得充足的阳光方面找到了平衡。实验性的接种，口罩和恐惧不能也不会拯救你。个人责任是新冠肺炎的终极预防措施。请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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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人的鱼，绝少向右上方游动，通常游向左下或右下，似乎即将深潜。这条鱼“反其道行之”，仿佛有特别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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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画在右侧题有“河周”二字，压“周”字钤有“八还”印章。
“河周”应取“在河中周游”之意。
“八还”印章，系八大山人60岁后所用。
“八还”是佛教用语，讲的是世间万物变化，都有其“本所因处”。
《楞严经》卷二记载：
阿难向佛祖询问：“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
何以有此一问？因为学佛之时，人常会有“缘心听法”的误区，总是去设想前因后果，但法性非生非灭，与因缘无关。
阿难听法，正是拘执于因缘生灭，所以似懂非懂。佛祖的话听在耳中，默识于心，不敢认定是“本元心地”。
释迦牟尼于是用“八还”之法来开示他，明耀还之于日轮，昏暗还之于黑月、通还之于户牖、壅还之于墙宇、缘还之于分别、顽虚还之于空性、郁袝还之于昏尘、澄霁还之于清静，这些变化涵盖“世间一切所有”。还到最后，不能还的，就是法性。
再来看这条鲶鱼，前文已经说了，对照八大山人其他许多画作，这条鲶鱼游动的方向是独特的，不像要潜走，而像要回归到某处。但，题款即写明“河周”，似乎又是说它本无还处，只是一直周游着。
它的神态看起来诙谐、滑稽，但又很快乐。这是否代表着朱耷参透了人生给予他的种种痛苦、折磨，顽虚还之于空，郁袝还之于尘，留下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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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护肝片，疏肝理气，健脾消食。具有降低转氨酶作用。用于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等。复方益肝丸
锁定复方益肝丸，中成药名。为祛湿剂，具有清热利湿，疏肝理脾，化瘀散结之功效。主治湿热毒蕴所致的胁肋胀痛、黄疸、口干口苦、苔黄脉弦；急、慢性肝炎见上述证候者。
易善复
风清扬尘:
强肝胶囊热利湿、补脾养血、益气解郁。用于纤维化、早期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中毒性肝病、脂肪肝等。
风清扬尘:
[文件]
风清扬尘:
麦卡洛
风清扬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应既兴奋又期待。
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俄国式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俄国鼓掌，他认为俄国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鲁迅先生当时也很积极，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据赵元任晚年回忆，梁启超主张讲学不分地域门户，而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记”。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肺炎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
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罗素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渴望人类国家能够走向自由法治的环境，渴望世间永无苦难，人人安享太平。
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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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熊培云 凝听 今天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
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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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
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
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
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5-7 22:0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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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回忆，那时他十几岁每天都能在海边见到浮尸，他父亲的同事，也是金庸的旧同事，在他家里聚会时会背地里议论金庸，他们称他『小查』，『小查今天的社论写的不错』，和曹骥云一样，他们大部分也不满，但没有勇气出走。此刻感情颇为复杂。曹骥云在大公报副总编辑位置退休。
后来陶杰在一次英文访谈中谈到他父亲时说，成年后他非常想问问他们这代人，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老来有没有后悔，每次父亲都是叹息，并不回答，他十几岁时一天父亲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去皇都戏院看傍晚7点场的《日瓦格医生》，他感到惊讶，父亲从来没请他看过电影，后来他去看了电影，『可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让我自己去这部电影里找答案』，陶杰说，『他们那代人可能很分裂，明明美梦破碎，但不愿醒来，理想破灭终究是令人叹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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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鹿鼎记》，他借韦小宝口问陈近南：现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念，为什么还要反清？（暗喻殖民地归属并不重要，繁荣稳定才是根本）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叨岩印！惶戎泄矊Υ嗣竦淖黠L，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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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48岁便及时封笔，后来在RTHK做的杰出华人系列节目访谈里，他对着记者笑眯眯的说，我嘛，小说写的的确不错，人物写的不错，不朽不敢说，但死后一两百年肯定会有人继续读我的书吧。我有时候看自己的小说也觉得，哎，写的真好。现在我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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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当时金庸也征求陶杰意见，陶杰说，你如果去了，就会被当作张浚生的人，别人想攻击他时，你知道国内的政治官僚文化的，就会隔山打牛，攻击你。金庸听了之后没表态，最后还是接了这个职位并一如陶杰预料，引出许多风波。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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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个老派文人，大概也是最后一批老派文人了，这是陶杰推测他并没有追求过夏梦的理由之一，夏梦是有夫之妇，他不会做出格的事。另外马鼎盛在节目里说金庸是一流小说家，但他并不适合从政，因为不够黑，很多事情写得出，做不到。他年轻时在深圳读到金庸小说的结集，写了读后感投递《希望》杂志发表，寄给金庸，得到金庸亲笔回信，非常感动。刘天赐和金庸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他说有一次和金庸吃饭时说他看了小说之后觉得有些地方有疏漏，比如宋朝是没有镖局的，到明朝才有，希望讨论，金庸接起话说：天赐兄（其实金庸长他许多），那些都是急就之下的专栏文字，来不及查考，还望海量汪涵。刘天赐就没有把这些考据的瑕疵写进专栏。后来刘天赐出版了几本关于办公室政治的随笔集叫《小宝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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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曾感叹，读了那么多书，就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 “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已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
亚当斯警告说，美国“注定要在未来历史中留下最光彩或最黑暗的一页，这取决于一点:那种最终将会被凡俗心灵塑造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被正确利用了，还是被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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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心情不好，去散散步。
如果你心情還不好，再去散散步。”
———希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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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從是自由的真正基礎。
聽話的人必須成爲奴隸。”
———亨利大衛梭羅#靈魂精神論##书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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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人如此容易地就從說「我不喜歡某些事情」過渡到說「政府應該禁止这些事情」。
如果你選擇了這條道路，那就不要指望自由能存活太久。 索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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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较有影响力的珠宝品牌是这几个：周大福、周生生、六福珠宝、谢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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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个生物系统，大脑和地球本身，都以相同的频率工作。”
———尼古拉·特斯拉#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哲学入門使人的意識倾向于无神论，而深入的哲学则使人的意識转向宗教。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無論麻醉品還是酒精，嗎啡還是理想主義，每種成癮形式都是有害的。”
———榮格#靈魂精神論#
风清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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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
他是如此论证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在他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暴力。然而，“拥有武装的先知”还是先知吗？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在我看来，关键是对这一句话的理解：“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在微观的历史中，几乎每个悲观的人都被他具体而暂短的肉体感知限制了，而思想的胜利是超具体而暂短的肉体的。从长久的历史看，难道不是那些已经征服了每个个体的前设的思想在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吗？
如果你是一位有信仰者，你应该赞同杨小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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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巨人、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一段经典论述：自私是生物得以生存、繁衍的基础——当发生森林大火时，我们最同情的对象依次是：自己、他人、猴子、蚂蚁、树木……
斯密认为，人类的爱是“有层次的”，而自由市场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让人们能够“以自私为目的，达成利他的结果，最终使每个人都互惠互利”——由于发现并承认了“人性自私”的公理，斯密创设了市场经济理论，被尊为“经济学鼻祖”。
因此，与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不如切实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促成弃恶扬善的环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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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凑了一笔钱，杂志还是办出来了，就是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的《独立评论》。在这一期中，蒋廷黻发表了他的《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里面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避谤不能做为有血气的人的人生哲学。
这是他的基本的人生态度，他攻击中国政治上爱玩“分谤”的把戏，他认为这“最足表现中国人玩政治的滑头和卑鄙”。显然的，蒋廷黻从不怕受谤一点上表现了他的人格和风骨——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蒋廷黻这一阶段所写的争论最能代表他一生的主要思想，归纳起来，有五个重点值得特别叙述：
第一是他的反共论。蒋廷黻对反共的立场，是一贯的，绝不属于一些翻云覆雨的一群。他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治本的反共论，呼吁：
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唯独这个方法是治本。（《中俄复交》）
他又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
他更把眼光投射到国外，延伸到历史，他把苏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种研究更细密，他花了五百美金，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十六号启程赴俄，亲自要翻查苏联的档案，结果当然遇到阻挠：
俄国人怕我们根据历史来图收复黑龙江岸及中央亚细亚。俄国人未免看中了我的学术研究的政治意义。档案看到了一种，但都是第四种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我随手略作笔记，但是参观人的笔记，照章均须受检查后才能发还。直到现在，此种笔记我还没有得到手呢。
虽然被挡了驾，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却一眼看出苏联极权政治的恐怖，他一语道破了德国极右派的国社党和苏联极左派的共产党“相差并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远”！
这是对集体主义、一党专政、特务恐怖、统治经济的政权一针见血的透视！
理智的爱国论
这一时期蒋廷黻主要思想的第二部分是他的理智的爱国论，理智的爱国论不是“义和团主义”，也不是“沙文主义”，这种爱国的态度是不说大话、不逞意气、不虚骄自负，我们看他在九一八后一周年说的话：
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半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说虚伪的话、做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反日的热潮中，《独立评论》的编者们也闹出相反的意见，如傅斯年是激烈主张快快作战的，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却是主和的，蒋廷黻甚至写出这样的话：
我国当前最急最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办法能获得——更无疑的，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这种论调，若在晚清，早就被骂成“亲日派”、“卖国贼”了，可是蒋廷黻是最明白这一段历史的人，他清楚的知道甲午战争等悲剧是中国士大夫说大话、呈意气、虚骄自负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常和外国朋友讲笑话，说：上帝造日本的时候，原只造了一个三等国，日本人擅改为一个一等国；上帝造中国的时候，原造了一个一等国，中国人自改为一个三等国；但是我还信上帝。（《热河失守以后》）
这是何等婉转的爱国论！何等理智的爱国主义！
蒋廷黻第三个主要的言论是他的建设论。蒋廷黻是最热中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人，他的原则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又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他认为对内来说，建设可以使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对外来说，他认为：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看我们建设的成绩。近二三年来，美国比其他国家要算对我们最表同情了。但是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很像一个富翁对于一个穷而无用的远亲。我们今天来救济，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了；明天求援助，说某邻居又欺负我们了。对这样的一个远亲，谁能不讨厌呢？谁愿意认亲呢？乞丐在社会上不能活动，不能有地位。一国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的。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著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蒋廷黻这种积极的建设论，当时遭到“无为迷”胡适的猛烈批评，两个人打了一阵不留情的笔杖，可是好朋友还总归是好朋友（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应该休养生息，建设易生流弊，反倒扰民）。其实他们互相打笔仗的情形还有一场更严重的，那就是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民治与独裁
独裁论是蒋廷黻的第四个主要议论。他所信奉的是新型的独裁。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年，正是世界上独裁思想流行的季节，不论是意大利、德国、奥国、苏联，乃至“新政”下的美国，都弥漫了独裁的空气。这种空气飘到中国，自然也就开始弥漫。在这种空气中，几个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的学者，居然也开始怀疑民主与议会，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人，就是丁文江和蒋廷黻。
蒋廷黻第一篇讨论专制的文字是《革命与专制》，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写道：
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黑暗的。
在“漆黑”之中，他表示：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需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
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就是个人专制。
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
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乃是因为他相信“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统一方法的讨论》）。
他这种见解遭到胡适的激烈反驳：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
其实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他似乎相信建国大业需要高度的效率，而这效率的来源，“不能不赖于政权的集中”，他认为：
无论在那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近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随即举“大彼得的横暴”等为例，认为革命的成功，有用革命的成功，有用“极大的暴力”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蒋廷黻似乎是犯了“求治过急”而“不择手段”的通病，为了求一时建设的效率，而可能引来尾大不掉的狄克维多，这究竟不是合算的，尤其是对一个千年万世的国家生命说来，这更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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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吴宓 儒士軒 前天
《学衡》1922年第4期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
惟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抉择，尽成盲从，实大可衰矣。
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则西学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
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譬犹久病之人，专信庸医，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菽粟，更有参饵。父母兄弟苟爱此人，焉能坐视不救？
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昔赵高指鹿为马，以语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异辞。然马之非鹿，三民童子犹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于一时，可也。欺一部分之人于千古，可也。
然欺全世之人于千古，则不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莫知其际。然使有身履蓬莱者，则不当为所炫惑。今中国少年学生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误以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学美国者，其情顿殊。
时间之潮流，各国之政术学艺，古今之书籍道理，岂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此固显而易见。今者于留美学生有不附和新文化运动者，即斥为漠心国事；有不信从新文化运动之学说者，即指为不看报纸，夫岂可哉？
古人云：“盖棺论定。”凡品论当世之人，不流于诋毁，即失之标榜。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
我留美同人，所习学科，各有不同。回国后报效设施，亦自各异，未可一概而论。总之，留美学生之得失短长是一事，而新文化运动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学生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而遂斥为不知近世思潮、不爱国、其程度不如国内之学生，此当为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当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
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譬如不用牛黄而用当归，此亦用药也，此亦治病也。盖药中不止牛黄，而医亦得选用他药也。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
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譬如天上云彩，朝暮异形。然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为雨，物理无殊。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
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俗语云:“少见多怪。”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