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7-1 22:39 编辑
马识途倡议探讨“金庸现象”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8日04:53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马识途跟金庸走着不同的文学路子，昨日，他的倡议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他认为金庸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
邓友梅提出金庸红到如此是仗了这样一“剑”：金庸武侠中强烈的传统道德观，邓友梅自述年轻时在北京跟老舍、赵树理寻求写作秘方，他们就让他看武侠。因为它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表达传统观念，老百姓爱看。有的打着纯文学牌子，不见得高明，通俗的则不见得低。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吴伯义的，其法国文学一流，学《新闻学》，从事报业后，突然转向武侠，高层次的文学修养，把中国武侠水平跳了一级。再跳一级的，就是金庸。他的学术修养，史学皆通，外文水平，才气逼人，选择武侠这一形式，看到了中文叙述和审美的价值。
严家炎则认为：是“义”和“侠”在近20年失落后，给我们的启示。虽然通俗，也高雅；题材古代，却充满现代精神，比如个性
解放，跟“五四”息息相通。白话，也很带传统古韵。
而省社科院的吴野则认为，从武侠故事承载文化，再看到人性，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其武打中“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的“直教人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大善大恶、大奸大真，都是金庸征服世界的几把“倚天剑”。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读金庸的作品”，这已成共识。日前，金庸的作品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颂。潘耀明先生在此次论坛中专门讲了金庸作品的版本问题。也许由于有着太多的“金迷”了，韩国竟然有多种版本的金庸全集盗版。
毕竟是两种文化氛围，金庸小说蕴涵着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武侠小说中的文化、招式是很难用西方词汇去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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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 藝術長久
2018-11-01
查大俠處世秘笈贈汪明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文釗、李慶全）筆名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前晚離世，各界深切哀悼。大家都很懷念這位「查大俠」，他遺下的作品將成為一代經典，讓人懷念！為悼念這位一代武俠小說泰斗，無綫將於下月7日開始，逢周一至五，上午11時45分，播映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的《神鵰俠侶》。而《書劍恩仇錄》是無綫第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劇，女主角汪明荃(阿姐)稱金庸為香港貢獻不小，對他來說不枉此生，生命雖然短暫，但他的小說會一直流傳下去。
金庸筆下小說可說開拓了電視武俠劇熱潮，《書劍恩仇錄》是無綫第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劇，汪明荃演繹霍青桐一角，鄭少秋演陳家洛，阿姐受訪時表示：「當時不知霍青桐這個角色如何演繹，後來播出後，金庸說做得幾好，給我好大鼓勵。」當時金庸更執筆題字送贈墨寶給阿姐和秋官，阿姐笑說：「演出完後，是他送給我們。」當年阿姐的《荃紀錄 》由金庸寫序：「人生短促、藝術長久」，阿姐表示：「他將自己的做人態度來鼓勵我，人難免會死，他94歲屬於長壽，他的人生非常豐盛，留給後世不少東西，包括小說、報紙、政治上各方面影響，為香港貢獻不少，對他來說不枉此生，生命雖然短暫，但他的小說會一直流傳下去。」金庸喜歡贈墨寶鼓勵後輩，不少藝人收過，當年金庸為多謝阿姐和秋官，更親自題字：「演我說部，熒幕真真，俠女無雙，長在人心。」又送給秋官：「熒幕俠士，颯之英風，家洛無忌，入人夢中。」
苗僑偉覺金庸和藹友善
曾在電視劇中先後飾演過「楊康」、「黃藥師」的三哥苗僑偉，得知查良鏞離世消息感到突然，他表示自己因為拍劇才追看金庸小說，是標準的金庸小說迷，早年有機會見過金庸先生一面，感覺對方和藹友善。
吳啟華則在微博發文懷念金庸先生，以飾演過的角色「張無忌」署名，寫道：「永遠懷念金庸先生！永遠記得金庸先生當年的教誨！無忌拜別。」他還上載當年的舊相剪報，標題寫上《金庸對吳啟華有信心》。
唐鶴德保存金庸題字
張國榮（哥哥）的摯愛唐鶴德(唐唐)是金庸迷，當年他透過哥哥代向偶像索取簽名，一直保存至今，唐唐在社交平台分享當年哥哥為他取得的金庸題字，寫着「鶴鳴九皋 德被三世」！唐唐更抒發心底話：「我是一名超級的金庸迷，記得當年他替我向查先生索取簽名，寫下了這兩句，保存至今。」
劉培基就放上跟金庸的合照，合照中還有已故的沈殿霞、梅艷芳、張國榮、林燕妮，更有金庸的題字，劉培基留言悼念：「敬愛的..查良鏞先生..#永遠在我心中 #請一路好走」。
胡歌保留金庸鼓勵語
一向低調的胡歌昨晚亦在微博發悼文，還講出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原來在2006年，胡歌在內地版《射鵰英雄傳》演郭靖一角，但劇未拍完卻發生車禍，個劇組要無限期停工，對胡歌來說，身體的傷痕遠比不上心理上的傷痛來得重，他有段時間仍覺得自己好像真的要挺不過去了。 當時，雖然各家電視台已經簽了購買《射鵰英雄傳》的合約，但看到胡歌受重傷，不知何時才能恢復身體狀況，全部都終止付款，投資該劇的唐人公司現金流陷入困境，再加上小說的版權要到期了，又有另一家在洽淡改編權。在這個幾乎讓胡歌內外交困、陷入絕境的時候，金庸站出來表示一分錢沒要，給了唐人多一年的改編版權期限。金庸還親自寫下鼓勵語給胡歌：「渡過大難，將有大成，繼續努力，終成大器！」果然金庸沒看走眼，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胡歌，如今成為內地人氣最勁的小生。
胡歌保留金庸的字至今，前晚知道金庸離世，胡歌在微博感慨寫道：「承蒙先生（金庸）的厚愛，讓我完成了至今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個角色，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階段。沒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唐人和我都難以走到今天。先生的俠義不僅在書裡，更在他的生命裡。」
惠英紅與金庸有一面之緣
惠英紅表示前晚凌晨獲知此事，明白人總會走的，但心裡總有點難過、有點酸，心情會有影響，始終又少了一個伯樂。紅姐憶述與金庸有過一面之緣，她新人時演第一個角色是《射鵰英雄傳》中的穆念慈，當時張徹導演邀金庸來看她是否適合演該角色，是要他點頭自己才有機會演出，於電影上她一共演過6部金庸作品的電影，包括《倚天屠龍記》、《碧血劍》及《雪山飛狐》等，後來亦有作家送了慧眼識「英紅」這句話給她。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2-12 17:49 编辑
陈洪：斯人远矣漫平章——金庸小说之文化价值及其他（上）
古代小说研究
发布时间：06-1707:32教授，文化达人
自按：
金庸先生已归道山。各大媒体无不载于头版以致哀。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还是报人、文化产业主、社会活动家，能享此哀荣者屈指可数。
我与査先生有过几次交往，但远谈不上交情。彼此的关系十分简单：他是作者，我是读者；我是学者，他是研究对象，而已。
不过在有数的交集中，还是有些特殊、有趣的内容。其中不适于广而告之的，只能与在天之灵相视莞尔；有些则可以分享出来，或不失为茶余饭后的轶事掌故。
本文系八年前应国家图书馆之邀的演讲稿，向未发表。今稍加整理，作为一个纪念吧。有朋友讲：金庸的辞世，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谢幕。此说稍嫌夸大，然细思之，亦不无合理之处。
好，非常高兴，有缘在这么美丽的北海公园旁，和各位一起来讨论、切磋这样一个文学的、文化的话题。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还要讲金庸？注意我这个逻辑重音：还要！因为如果是在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讲金庸，那没有疑问，当时是文化的热点、文学的热点。
曾经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金庸的某个话题，提前十分钟我要入场时，已经进不去了，走廊里都是人。当时我对学生们说，不是大家如何看中我，而是金庸有面子。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现在呢，这个作为文化热点它已经逐渐的淡出。
去年北师大请我给他们也是讲一讲现代文学的话题，因为涉及金庸，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在一些图书网站里，热销的排名榜前十名，甚至前20名已经没有金庸了，而且是普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金庸呢？我想有这样一些理由。
第一，虽然他已经不再是像前十几年那样的一个非常热的热点，但是仍然不可小觑。这是我在一个月之前接受了《文津讲坛》的这个任务之后，我到百度网查了一下，“金庸”两个字一点，当时出来了2900万个网页。
昨天晚上临出发，想再看一看，会不会行情又跌下去了，结果我昨天晚上一点，3300万个网页，行情看涨。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潜在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第二个原因，去年凤凰台凤凰传媒集团搞了一个评奖，要评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人，最后把终身成就奖奖给了金庸。凤凰传媒集团它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传媒集团，这个评奖过程也是相当有竞争性的。金庸获此殊荣也说明了他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金庸虽然不再是一个特别热的文化热点，但是他多方面的影响正逐渐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
比如说这是十多年前金庸和日本的一位宗教界、政界的领袖的会谈的照片。这位是谁呢？就是日本创价学会、日本公明党的创始人池田大作。他们两个人关于人生的价值、关于世界的和平、人类的未来有一个很长的对话，出了非常漂亮的精装本。
近些年，金庸的作品陆续的被译介到国外。两岸的繁简体本也在各国传播。
我曾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海外的留学生怕孩子对中华文化、对汉语逐渐淡忘，就让他们去读金庸的小说，认为金庸作品的语言是比较纯正的现代汉语，而且是比较典雅的。这也说明了金庸的另一方面的价值。
还有一个理由——这是上周的事情。金庸的作品，从学术的角度应该如何评价，历来是争议很大的。
但是上周的一件事情，使得我对此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组编一批被国家认定的带有一定权威性的文科教材。
上周我受命来审定其中一部的大纲。这个大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定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写作大纲里，金庸已经列了专节，名字在目录中出现。
这在二十年前、十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说明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的争论，对金庸作品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已经有了较多共识。
我想这些理由已经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来讲金庸的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了。但是还不止于此，为什么还要讲金庸呢？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
今年春节的贺岁片中，有一部相当不错的电影，不知在座各位看过没有？就是成龙主演的《大兵小将》。这个电影虽是一部娱乐片，我觉得将来它是有希望获奖的。
它和金庸有什么关系呢？电影片头片尾一个字也没提金庸，也没有说根据金庸的作品改编，但是熟读金庸作品的人一看就会会心一笑。
因为这个电影的基本的文学故事这个框架全是从金庸小说来的。比如说，它基本的故事框架就是，一个普通人无意当中俘虏了敌国的国王，在此基础上就生发出了一系列的故事。
这是金庸哪一部作品的？太对了，《天龙八部》，萧峰无意当中俘虏了辽国的耶律洪基。好，还不止于此，这个国王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他的弟弟要杀掉他来夺取皇位，这一点也是《天龙八部》里有的，耶律洪基正面临政变。
还不止于此，这个电影的最后，“大兵”为了自己的尊严，慷慨赴死，这个结局和《天龙八部》萧峰的结局是不是也如出一辙？还不止于此，这是大的框架，还有细部。
请看电影宣传的招贴画，看着很搞笑的——两人骑一头牛。这是成龙饰演的大兵和这个俘虏国王，两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如何突围而出呢？只好骑在近似疯狂的牛背上冲出重围。
这个细节在金庸的哪一部作品里呀？对，这位朋友对金庸作品太熟啦！正是《神雕峡侣》里的杨过和陆无双——“傻蛋”和他的“媳妇”。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很多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大量的从金庸的作品里偷意，不能说就是抄袭，而是受他的启发。
很多的，比如香港的《功夫》，美国人拍的《功夫熊猫》，甚而至于现在刚刚开始热映的《波斯王子——时光之刃》，你看里面有些情节元素同样明显是来自金庸小说。我怀疑它的写作班子里有华人。所以金庸的影响可能从表面看有一些消歇，但是内在的影响仍然是相当之大。
我们今天要讲金庸，尤其是我要来和各位就这话题讨论，还有一个更小的理由，这就是我和金庸有一点小小的缘分。
首先声明我没有必要去攀附他，不过这是很好玩的一个缘分而已。
那是2002年，我把金庸请到南开，聘他做了名誉教授，然后在南开搞了一场讲座。他在天津连来带去逗留了六天。
金庸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所谓的“口讷”，以致有人说他小说里《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就有他本人的影子。由于讲话能力不强，他一般作报告就是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可在南开创记录讲了两个多小时，下台的时候，他的太太非常心疼，就怕他累坏了。
到2007年，我们在香港又有一会，而这一会就更有意思了，接续前面的文字缘，再生波澜。不过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讲他和南开特殊的缘分。
为什么会在南开待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当年考入过南开，这次到南开写下一段题词，说“半个世纪前，予与南开失之交臂，今日得偿夙愿，大快平生。”
原来是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读书，读的是国民党官办的政治学院，但是他思想比较自由、比较解放，所以和校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被除名了。
在这前后，他听到说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很开放，心向往之，他就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南开的这一部分，但是由于囊中羞涩，路途不靖，最后没有去成。所以南开聘他做名誉教授，他非常高兴。
除此之外，他跟天津还有特殊的缘分。金庸姓査，浙江海宁査家是大家族，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另外还是清代有名的盐商。天津在清代是盐的聚散地，南方是扬州，北方是天津，因为有长芦盐厂。
査家在天津有很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包括一个园林就叫水西庄，是天津在清代最漂亮的园林，以至于有红学家——当然很少量而且主要是天津的研究红学的人，认为大观园的原形之一包括水西庄。
金庸一到天津就跟我讲要去看看这份“祖产”，思古之幽情嘛。我就给他安排了。这个水西庄在天津红桥区，正好区委书记和我是同学，我说如此这般，这个曹书记非常高兴，她倒不是对金庸有多大兴趣，她说这样我就多了一个文化景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不定将来会增加一点GDP的。所以搞得很隆重，迎接金庸。
到了之后，茶献两道，酒过三巡，金庸就说了，我先去看看这份“祖产”，然后我们再来聊别的。结果大家就陪同到了某一个地方，一指说这就是水西庄。原来只剩下了庄园门口的一头石狮子，别的早就都拆没了。
区领导没有注意到金庸的失望之情，还拿来了文房四宝，说请金庸先生留下墨宝作纪念。金庸倒是文思很快，就写了一首小诗，叫《水西庄有感》，五言绝句。最后两句写得非常好，道是“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有味道吧？
好，这是和天津和南开的缘分，最后还回过来说和我本人的，也有一些小小的文字缘。说到文字缘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金庸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就有我写的推荐信，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去剑桥读博士，推荐信也是我写的，成功了。这就算扯平了。
02年在南开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座中一个朋友就说起了金庸的文字的功底，说起了他作品的回目很巧妙，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然后说到我们陈老师有一个上联，号称天下绝对，很多名家都对过。
这么一说，激起了金庸先生的雄心，说“好！你且道来，我对一对看”。我就说了：这个上联是“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
其中有故事。那是95年的时候，南开大学行政换届，上台的校长叫侯自新。非常巧，同年南开中学也换届，校长姓康叫康岫岩，是侯自新的太太。
这可不是开夫妻店，因为中学和大学不相统属，大学是教育部管，校长是中组部和教育部两家来任命的；中学是天津市管，彼此没关系。但是巧了，两口子同时出掌“南开”，而历史上，这两校是一家。
当年年底的一个联欢会出节目，我当时灵光一闪，想了这么一个上联。看着挺简单，但是里面有三个消息埋伏。
第一个表面的，就是我上下这两节有呼应，“一门二校长”，“一门”哪一门？“侯门”，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二校长”，哪一校？“南开”，兼指两所学校。
再说第二个，一提“侯门”，很容易想到常用的一个成语，“侯门深似海”。然后“南开”呢，有个谐音——南开人都知道。那是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平了之后，说了两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体现南开精神的。一句是说，“敌寇可毁灭者，南开之物质；不可毁灭者，南开之精神。”
第二句话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所以这个“南开”有个谐音，就是困难的难，“难开”，然后跟前面的成语能连起来，由于“侯门深似海”，所以这个门不好进，南开还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学校。
这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么多内涵，所以这个上联经过不少的名家来对，包括范曾先生。他作对联的功力很深的，他给博士生上课经常就是拿对对联来提高学生的文字水平。他给我对了一个下联，他说侯校长专业是数学，我拿数学给你对一个，叫“奇数偶邻生，素数畏约”。
当然这个今天不是咱们主题，我不细说了，看得出来，他对得挺巧，但是有点生硬。后来范先生拿去给陈省身先生看，陈省身先生写了一个99分。
再说金庸先生看了之后，半响不语，停箸不食——把筷子也放下了，在那里想，大约有十分钟，一拍桌子，说“店家，将纸来”。服务员就立刻给他一张餐巾纸，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下联：“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
他是拿“南京”来对南开，自六朝南京三度成为国都，而一讲南京，人们想到的就是钟山龙蟠、大江东去，所以拿这个“东”来对我这个“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说的三个“消息埋伏”，他可都没有。
当然大家都是朋友，都说“好啊！真不错！真不错！”这张餐巾纸被当时天津日报的社长张建星一把抄过去，“这个归我了，将来是文物的”，就装到兜里去了。
说到这，我再稍微岔出去一点，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挺神秘的，当时在场的南开中学的康校长，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庸这个下联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啊。
她说我跟你讲，太有意思了，这个六和三，都有讲究，南开中学创立于1904年，南开大学创立于1919年，中学比大学长了15年，不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夫妻俩做校长，巧了，都是第六任。
这六有着落了吧，南开当年是个系列学校，有大学，有中学，有女中，有小学，还有重庆南开，还有自贡曙光，一共有七所，分布于三个省区，天津、云南、四川，这就把“三”也碰上了。
她说，你这个上联性别歧视，“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我们俩都是校长，凭什么你就说“侯门”，对不对？你有点大男子主义，可人家金庸先生下联把你这缺点给补救过来了。他拿南京来对，南京史称“建康”，下联就把我这“康”给搁里边去了。
嗨哟，简直是听得我觉得冥冥之中若有数在啊，真是非常巧，金庸他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2007年，香港实业家蒙民伟，拿出了一笔钱支持香港和内地各六所大学，内地北大、清华、南开，还有浙大、科大等。捐赠仪式之后有个晚宴，在这儿我又遇到了金庸，就是这第二张照片。
他和他太太坐在我斜对面。席间他说：“陈校长，上次我去南开，你弄了个上联来难我，当时我想了个谜语回敬，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咱们就分手了。今天我要拿这谜语来难你。”
我说：“挺有意思，难为您老先生，五年了，还记着呢！那就请道其详吧。”
可是大厅很嘈杂，他口音我听着又费劲，他说了半天我听不准，我说你写下来吧，他就拿过菜单反过来写。大家看，就是这个菜单的反面。大家看他写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写完了墨迹未干，被我抹了一下。
他写的是“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哪一首诗？
对，《登高》，被称为千古七律之首，《登高》里的两句。这和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写了，“萧萧下者，陈也”，然后没地方写了，他就口头补充了，“长江滚滚，洪也。”这里是落款：“弟金庸”。
他把谜面与谜底一起写出来了。什么意思呢？萧萧下，南朝宋、齐、梁、陈，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梁的开国皇帝萧衍，两个姓萧的下面就轮到我们姓陈的当皇帝了，陈霸先，所以说”萧萧下者,陈也”。长江滚滚，为什么突然水大了呢？上面发山洪了，洪也，是一个小小文字缘。文人之间嘛，游戏而已。
好了，我们回到正题，要讲金庸的文化价值。首先我得亮明旗帜，对金庸及其作品有个基本评价。
大家看我这个评价，“空前绝后的”，大家说你这人太敢讲话了，空前容易说，怎么敢说绝后，人类的历史这么长，你怎么敢保证不再出一个？我有我的道理，一会儿再说。
“成绩卓著的”，这个不要说了，大家都认可。
第三个，“青史留名的”，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现在学20世纪文学史，官方色彩很重的文学史，已经都把它列上专门的章节了。后面，“伟大作家/通俗文学家”。
假如现在金庸先生坐在对面，看了我的这个评价，我想他不是太高兴。大家会说，这样的定语他还不高兴吗！这前一半，“伟大作家”，他肯定很高兴；但是，“通俗文学家”他会不太高兴。
十多年以前，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金庸先生到哪儿去讲，自己都会说，我就是个通俗小说的作者，我就是个通俗文学家。但是近十年来，因为捧场的调门越来越高，他不太喜欢这个说法了。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通俗呢？文学家就是文学家嘛。那么我为什么还这样讲，自有我的道理：文学作品自有其文类的属性；金庸的小说写得再好，也是武侠小说，也是英雄传奇类的小说，而这类小说在文学属性上就是通俗文学，具体的理由后面我还会谈到。
首先，我先给刚才这个评价做一个大略的说明。这个话题呢，可以从23年前的一次谈话说起。
23年前就是1987年，那个时候金庸的作品刚刚在内地风靡，还很少有人从学理的角度来加以评说。当时我在沈阳参加一次国际小说研讨会。
在那次会上，有一个老资格的作家端木蕻良先生。他在大会发言当中讲，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还说梁羽生跑到北京来想见我，我不见他，我见他干什么？
休息的时候我就过去跟他讲，我说，老先生，梁羽生且不论，金庸您怎么看？他说，金庸怎么看？一样的嘛，不值一提。
我说您读过金庸的小说吗？他说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那你怎么看？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他写得稍微多了一点，他写的最好几部，就是“五百年后《水浒传》”。
当时老先生很惊讶，因为已经在一起开了两三天会了，也听过我的几次发言，知道我还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所以很惊讶。
为什么我要从这儿说呢？因为对这个讲法到现在我还挺佩服自己的，我觉得这样说就把金庸作品的性质、价值和定位比较生动的、比较准确的说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五百年后《水浒传》”，那么反过来说，五百年前《水浒传》是个什么书？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只有思想比较异端的特别开放的人才会把《水浒传》给很高的评价，比如像李卓吾，比如像金圣叹。
而李卓吾自杀在监狱里了，金圣叹叫官府杀头了。当时的主流的文坛是不认可的。可是现在呢，谁讲中国古典文学，谁讲中国文学史，《水浒传》你绕得过去吗？时间使得它经典化了。
同理，今天看金庸的小说，正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一个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地逐渐地时间会把它经典化。若干年之后，谁来讲20世纪的华文文学，谁来讲20世纪的中国的文化史，金庸和金庸现象都是绕不过去的。
那你怎么能给他冠以“伟大”两个字呢？伟大可不是轻易可以许给人的。好，我想有四点理由，先说明，这四点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要点，这个地方我要讲的比较简略，留出时间给后面谈文化渊源的部分。
第一，金庸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也就是说金庸小说里包含了很多我们传统文化的因子，所以中国人读来特别亲切，经常有会心之处。
但是我又讲了，优良传统。我们民族文化传统非常的庞杂。毋庸讳言，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适合现代的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价值取向。
但是，同样也有更多的是一种优良的传统，使得我们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你不是英国人，你不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不光是因为黄皮肤、黑头发，还因为你血脉里的这个文化的基因。
这种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概括来说，主要体现为仁者的胸次、义者的肝胆，智者的情趣，勇者的气魄。彰显“仁者的胸次”的努力，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他笔下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
我们不妨举例来看，象《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提升、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想一想？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他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宽厚性格。
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内心很欣赏他，看到他来了很高兴，俩人有一番对话，全书就终结于此。
成吉思汗讲，你看我的这一生，我的功业，我建立的这个大汗国，由此往东西南北快马都要跑一年才能到边界，古往今来，有哪一位英雄能做到我这个样子？注意，点题点出“英雄”了——不是《射雕英雄传》吗。
在这前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郭靖养了两头白雕，那个雕随着郭靖来了，成吉思汗不知道是郭靖的雕啊，看见有雕了，成吉思汗立刻就拿来自己的宝弓，张弓来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金庸以“射雕”命名自己的小说与此不无关系。
结果呢，没有射中！成吉思汗讲，“哎呀，我真的老了，我这一生射雕没有射不中的。”先是“射雕”，然后便论“英雄”，说“我是英雄”。
郭靖说，大汗你很了不起，但是你可想过，在你这个汗国建立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有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有多少白骨撑起了你的这个帝国，你的功业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它的代价你想过吗？一个人，人生在世，真正你所需要的有多少？为什么为了自己的欲望给这么多人造成痛苦呢？
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扬起马鞭就要打下去。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马鞭扬在半空停住了，停了半晌，然后说到，我属下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当我的面说这样的话。说完黯然回到他的大帐之中，半夜传出暴薨的消息。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这就涉及到“英雄”的标准问题了。这里不作细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人类的悲悯、关爱。这种情怀贯穿在金庸全部作品之中。他的后期作品解构了很多东西，唯独这种情怀，始终如一。
郭靖所言，是大处着眼；小而言之，咱们再换一个例子，《飞狐外传》。里面写胡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和他的朋友以及敌人一起被困在商家堡的铁厅之中，铁厅主人架起火要把他们全都烤死在里面。
胡斐依靠他的机智和武功把大家给救了。当他把铁厅的门打开，里面的人都逃出来了，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少的这个人是他敌对方的，是在里面被烟给熏昏过去了。而逃出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的亲兄弟，可是这个时候整个大厅已经成了一个大火炉，房梁屋檩都在哗哗的燃烧着掉下来，连他的亲弟弟都不敢进去救人了。
可胡斐连想都不想，就冲进去了，把他的对头从火窟里救出来。这种仁爱、宽厚的胸怀、这种阔达的境界就是 “仁者胸次”，是金庸作品的精神脉络。
再看“义者的肝胆”。什么叫义啊？义者宜也，这个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我的良知呼唤我，我应该做，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不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去做。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还以《飞狐外传》为例，胡斐为了给一个普通的菜农伸冤雪恨，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这种境界比起《水浒传》武松的“义气”，显然是脱胎换骨了。
不光讲仁、讲义，金庸作品还刻画智者的情趣，将其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如《射雕英雄传》里面写烹饪。精灵古怪的小姑娘黄蓉，是小说的女一号，烹饪技术很好。
书中的前辈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为人坦荡，可是馋嘴贪吃。于是，洪、黄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而其中讲各种的菜品以及烹饪的技术，非常生动。
《笑傲江湖》里，讲喝酒，各种的酒的酿制，酒杯酒具的学问，也讲得生动有趣。其他如围棋、书画、音乐，都写得摇曳多姿。
另外，武侠、武侠嘛，一定要有武。金庸作品中的“武”大多数是“武戏文写”，融入很多文化因素，表现出一种智慧。
举个例子，《射雕英雄传》，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武功降龙十八掌。洪七公为报答黄蓉，就教了十八掌中的一招“亢龙有悔”。
“亢龙有悔”，大家都知道，是《周易》里乾卦第六爻的爻词。《周易》里面有很多哲学命题，“亢龙有悔”是非常好的一个，真的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当然这个命题有不同讲法，我只说最通行的讲法。第五爻 “飞龙在天”，大吉。到了第六爻，“亢龙有悔”。什么意思啊？顶了头了，没有发展余地了，就会走向反面，所以“有悔”。
金庸把它用到武功里，让洪七公讲给郭靖：亢龙、有悔，是要有相反的两股力道，刚猛之力出去，但是留有一种反方向的有余不尽的力道，结合到一起才是它的威力所在。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一门一派武术也没有这一招，完全是金庸心营意造，把哲理融合到武术中。这也是智者的境界。
金庸一方面注重传统文化的吸收，一方面把现代普世的价值观引入到古代的题材。
80年代末的时候，上海某报登了复旦大学一位资深教授的一篇文章，把金庸同姚雪垠作比较，说金庸写武侠，是旧瓶装新酒，在旧形式的框架里，表现了现代的观念与价值追求；相反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完全是现代小说的样式，一些字面上的观念也是现代的，但是里面很多观念恰恰是最陈腐的。此文一出，轩然大波，差点惹起了诉讼。
为什么复旦这位先生要这么讲呢？我们看旧武侠，什么《七侠五义》了，什么《三侠剑》了，《永庆升平》了，《雍正剑侠图》了，等等，这些侠客都是依附在一个清官的手下，侠客总是为统治者效力的。
金庸的作品却是对于权势持批判态度，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笔下主要的角色，大多具有自由意志，之所以行侠仗义，是发自内心的良知，是主体的自觉选择。金庸作品中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伸张。
金庸在作品中，倡导宽容。这个更是旧武侠没有的。前期作品中渲染民族冲突，到中后期就改变了。到了最后作品的最后一页，他以一种很调侃的口气张扬到了极致。
他最后一部作品是什么啊？对，《鹿鼎记》。《鹿鼎记》怎么结束的？我不是说他最后这个改写版，这个改写版我不看好。咱们说他原来那个版本，最后是怎么结尾的？韦小宝因为处在一个夹缝当中，最后脱离了朝廷，摒弃了富贵，带着七个太太和一串儿女，隐居于江湖，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
闲来无事，忽然想起一个话题，就去问他妈。他妈叫韦春芳，过去是个妓女。问他妈，说自己的父亲是谁？
这个地方金庸写了很搞笑的一笔。说他妈就回忆了，说你爹好象是个秀才，是个汉人，我记得怀你那前后，有那么一个秀才，他总来，可能是他，我有点喜欢他，但也不一定；好像是个喇嘛，当时有一个从青海来的喇嘛好像来过两趟，我觉得印象也挺深的；不过也不见得是喇嘛，当时好象一个从蒙古来贩马的客商很雄壮的，说不定是他；不对，当时还有一个回民，做什么的记不清了，那个人我觉得也挺喜欢；对了，很可能他们都不是，当时还有个从西域来做生意的，八成是他，可也不一定。
大家想一想，这个调侃的写法应了民国时期的一个词——五族共和，是不是啊？他后期对这个民族问题，民族共存，他以游戏之笔出之。这些观念都是一种现代的价值取向，是传统的话语里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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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斯人远矣漫平章——金庸小说之文化价值及其他（下）
古代小说研究
发布时间：06-1806:42教授，文化达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艺术方面的理由。金庸的作品融古典与现代手法于一炉，所以才能“迷”住亿万不同层次的读者。
先说古典，金庸小说第一大特点就是故事讲的好，情节编织好。我有一个同事，是我们国内甚至于全世界研究中国文言小说第一人，姑隐其名吧。他是搞小说的，但是他从不读武侠，就喜欢读侦探推理。
有一次他找到我，说大家都说金庸写得不错，你找一本我看看。我说你终于改邪归正了，就给他找了《射雕英雄传》。
一周之后他拿来还我，说“哎呀，真是想不到，说武侠小说能写成这个样子，不得了不得了”。我说服了吧？服了！我说那好办呢，剩下的十四部都在这儿了，我再找一个上品给你？他赶忙说，千万不要借给我了，这个东西太害人了，我这一周里什么正事都没干，拿起来就放不下。
金庸善于编织故事，这个主要得力于传统的古典的手法。但是现代文学的很多手法在金庸作品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实现。
比如写复杂人格。传统的英雄传奇这个文类最大的局限就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人呢，一般都是扁平的，但是金庸的作品，虽然扁平仍然是主调——否则就不是英雄传奇了，但是他又有所修正和提高，里面相当一批人物有复杂的内涵。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神雕侠侣》里面写得第一恶毒之人，谁啊？那个外号就透出毒来了——赤练仙子李莫愁。小说开篇就是写李莫愁来杀人，到陆家庄，所到之处鸡犬不留。这么一个女人，可是作品写她也有可悲、可悯、可怜之处。
特别有意思的是她很偶然的把郭靖和黄蓉的小女儿夺到手里，就是郭襄，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唤起了她心灵深处的母亲的本能——女性与生俱来的母爱的本能，于是千方百计喂养、保护这个婴儿，为了这个婴儿去和强敌作战，还捉了一头母豹，挤奶喂这个小孩。
另外写她的痴情，她把爱情在十几年前给了她唯一的情人，终生不渝，最后死在火窟里，背景音乐出来的就是那个“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便写出她为人的另一面。
在金庸笔下的人物有些心理分析完全是现代的，例如《鹿鼎记》里的建宁公主，她那种变态的性心理，古代小说里是绝对没有的。
再比如《罗生门》手法的应用。金庸在《雪山飞狐》里先后用了两次，成为构成这部作品的主要手法，一次是当年李自成之死那个过程，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最后合起来是真相；第二个田归农之死，每一个人讲的都不是真相，合起来是真相，这是现代的艺术手法，但是金庸用得很纯熟。
另外，就是他的语言。我说一文九白，这也可能说得过了一点。他的白话文写得很好，同时里面有文言的要素，所以金庸的小说读起来既通俗，又典雅。有他这样一种语言功力的人不多。梁羽生古典的功底也不错，但文笔没有金庸漂亮.
再说第四个原因，这就要回应一开始的悬念了——所谓的“空前绝后”。为什么敢说“绝后”？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华，如果是那样肯定还会再有，甚至于超过他的通俗文学天才人物。
但金庸成功依靠了好多因素，比如他主要的创作时期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这点很重要。因为香港当时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地方，当时的内地和台湾武侠都是被政府禁止的，而香港没有人管他。香港华人为主体，又有着充分的西方文化的背景，所以金庸的作品才会是这个样子的。
除此之外，和传媒的成功互动，更是金庸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对此我有一个概括，著作权归我，叫“四轮驱动”。他和四种媒体都有非常好的一种互动关系。
第一是报纸。谁能做到他这样？他自己办了个报，这个报就是《明报》，由一个小报最后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明报集团成了一个大的文化产业。这个报金庸自己主要的就负责两个栏目，第一个栏目是头版头条的社评，第二个栏目是最后一版报尾巴的长篇连载。
金庸的社评写得非常好，金庸无论在媒体上甚至于作为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在他这个社评里都得到体现。文革当中，金庸最得意就是对林彪、对江青当时的一些评论，有的预言后来都应验了，所以他这个报纸影响很大。
这个报纸成功，一个是社评写得好，第二个就是长篇连载。每一期报纸后面他都有一段武侠，这一段都要自成一小段落，写到最后不外乎：“一阵风吹过，一个人影飘然落地，要知此人是谁？且买明天报纸。”
所以这个报纸在自己手里，跟他自己写作相互促进，你想偷懒不写都不行，你想不写生动了都不行。另一面我写了准能发，我自己又是老板。所以跟报纸的这个互动是别人没这条件的。
第二个是书。这个不用说了，金庸的作品正版印数已经超过1亿册，哪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步啊？也许《哈利波特》可以，但是华文作家可能没有这样的。然后据抽样估算，要是加上盗版，超过三亿册。以中文写作可能历史上没有了，也许主席语录那时候有。
第三个，屏——电影、电视。金庸特别聪明，金庸经营头脑很强的，谁改编他的作品他都很宽容，有的作品改得很差的，他也无所谓，为什么？差了就有人来批评，有批评就引起关注，他总要保持媒体、社会对他的高度关注，“屏”便成为他一个重要的手段。
中央电视台改编《笑傲江湖》，他收一元钱的改编费，这固然是他的一种姿态，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改编一个武侠小说，给他提供了这个大的影响，其实是什么也比不了的。
第四个是网。金庸特超前，刚刚有网络，立刻就建立自己的网站《金庸茶馆》。而网络游戏等对金庸作品的持久生命力也大有帮助。
这就是“四轮驱动”。金庸和媒体的互动促使他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通俗小说这个领域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后来国内实际有不少有天分的年轻人，写武侠写玄幻，但是难望金庸之项背。除了学养之外，这些条件他没有。
当然我这么一说，大家会以为是不是我是金庸的粉丝啊？我绝对不当粉丝的，当也要当个粉团。金庸的作品也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为什么说强调他是通俗文学家呢？武侠文学、英雄传奇这个文类，与生俱来就有不足，金庸也未能免俗。我们举几个小例子：
一、《守城小兵》与正义盲点。《守城小兵》是一个网上的小说，十多年前出现在网上，叫《守城小兵的自述》，后来网上流传时候，也有人改成叫《守城小兵物语》，学日本的表述。
什么故事呢？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一个在读的学生写的，就是从《射雕侠侣》里一个小情节横生出来的。这个小情节就是杨过进入襄阳城，为了他自己和小龙女，也为了报父仇，要刺杀郭靖。
可是郭靖当时正担当着保卫襄阳的重任，城外是几十万蒙古的铁骑。杨过到这儿之后被郭靖感动，转变立场帮助郭靖守城。而郭靖并不知道这个底细，为了救杨过受了重伤。忽必烈帐下的一批武功高强之士，就想了一个损招，想到城里刺杀郭靖，觉得刺杀了郭靖，襄阳城唾手可得。
郭靖重伤，郭靖的太太黄蓉本来也是高手，可是正要临盆分娩，城里再没有什么象样的高手了。这个时候什么金轮法王，尼摩星啊，全都趁夜潜入了襄阳，要来杀郭靖。于是，杨过挺身而出，可是他打不过这帮人呐。
小说这里有个细节，写杨过掠上城墙，城墙上有很多民兵协助守卫，他就顺手抓了一个人，点了他的穴道，背在背上，把郭靖的帽子扣在这个人头上，向灯火通明之处窜将出去。忽必烈曾经许下重赏，说谁要能够拿来郭靖的首级，就封为大汗国第一勇士。所以金轮法王之流争先恐后地来追。
杨过轻功很好，跑出了好远，最后被后面的人追上，一掌打来就把这小兵打死了。杨过就把这个小兵往后一丢，这些人以为是得到了郭靖，一看上当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调虎离山。
那个小兵在这里就是一个名词，一个符号。但是我们这位大学生用现代的年轻人、现代年轻读书人的眼光看出了问题。他从这横生出个岔来，以第一人称自述道：我是襄阳城的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我家境非常贫寒，从小就过着困苦的日子，长大之后到处给人家当个民工什么的，挣几个钱糊口而已，日子过得淡然无味，比那个富士康的员工还不如了。
可是近半年以来，天空忽然晴朗了，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小巷口搬来了这么一家人家，不知道是从哪个农村来的，他们开了一个早点铺。这个当炉的小姑娘，不知道怎么，我一看见她，心情就特别的不一样。所以不管我口袋有钱没钱，早晨一定要到她这儿来吃一次早点，买一碗豆浆或者稀粥，口袋钱多了也许还买一个烧饼。
每天这是我一定要来的，一天当中只有这短短的五分钟或十分钟，是我生命里最明亮的一个时段。后来这个小姑娘好象有一点感觉了，每次我来的时候，给我盛的豆浆好像比别人都要满一点。这样快乐的日子过了快半年了，我虽然没有更多的想法，但是我愿意这样的日子永远的过下去。
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蒙古的铁骑已经逼近了襄阳城。我听跟我一起做工的人讲，说蒙古的军队好残暴啊，打破了一个城，不但是要把男人都杀掉，还要把女人都抢去。我怎么能够容忍，他们对于我心中的这个小天使有这样的暴行呢？
这个时候幸亏来了一个大侠叫郭靖，组织全城的老百姓守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说我们要全民皆兵，抵抗侵略。我第一个就报了名，我宁可不去当民工挣钱了。
在城楼上，我没黑没白的在那守护，看那爬城的侵略者，尽管面目很狰狞，非常可怕——我生来其实很胆小的，但是我想到了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像花一样的笑容，我就来了勇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不辞劳苦守卫着这个城墙。
话说这么一天，我正在城楼上守夜，我已经很困了，可是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瞪大眼睛站好这一班岗。这个时候，忽然一阵轻风掠过，只觉得后心一麻，不知道为什么四肢就失去了感觉，这个时候我就腾空飞了起来，在这个城墙上掠来掠去，是我生平没有享受过的速度的快感啊。
忽然身后大呼小叫，一顶帽子扣在我的前额上，也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觉得身边的风嗖嗖的吹过。这时我想，如果我能够平安的软着陆的话，将来我要把这个经历讲给她听。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背心一痛，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看着有点搞笑的一个故事，揭示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即使一个卑微的存在，作为一个生命，作为一个人，他有他的精神世界，他有他的生存的权力，有他的理想和追求，这一点实际上是和任何一个所谓“伟大”的侠客，任何一个所谓的“英雄”是平等的，所以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他应该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南方一个出版社让我给编一部作品选，我就把这篇网络小说选进去了。类似的问题在金庸的作品里不是个别的，其实几乎所有的英雄传奇尤其是武侠小说都有这个正义盲点。
二、男性中心问题与欲望张力。金庸小说里有一个形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以至于金庸自己最后也失去了信心，他要做根本的改写。这个形象是谁啊？韦小宝。
《鹿鼎记》刚写出来，香港的一个女性团体就抗议，说金庸大男子主义，写这么一个小流氓有七个太太，一个一个都是如花似玉，结果呢甘心共侍一夫，死心塌地，为了取得一个伺候这个小流氓的权力，七位高贵的女性每天还要掷骰子来获取这个机会，这不是对我们女性一个最大的蔑视吗？
当然，后来金庸就以一个玩笑的态度来回答了，他说我没想那么多，说女士们如果我得罪了你们我表示歉意，不过我也请你们好好读一读我的书，然后扪心自问，你的先生能够赶得上我这个韦小宝的七分之一吗？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有点耍无赖。但是反过来，金庸作品有没有这问题呢？其实是有的。比如他每一个男一号，身边都要围绕着若干女性、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一定都长的很漂亮。其中只有一个人有幸成为其终身的伴侣（《鹿鼎记》除外），而没有这个幸运的人往往就会终身不嫁，保持着对这个白马王子的这份痴情，真的是男性中心。
我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叫《韦小宝与西门庆》。大家说这扯哪儿去了？我开篇就说，我说这个题目肯定朋友们会说风马牛不相及也，且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形象好象不沾边，但是他们有些个基本属性怎么是这么像呢？
韦小宝有七个太太，七个太太都对他痴情；西门庆有六个太太，六个太太为了得到西门庆的宠幸，也是用尽心机，这是一点，桃花运。
第二点，他们两个都有不可思议的财运。西门庆本来就是个生药商，资产中等而已，但是短短的几年时间，暴富如同滚雪球一样，一不留神就发一笔大财。就好象他背后都有什么股神巴菲特给他出主意一样，钱来的太容易了。
韦小宝呢，那也是一样，韦小宝钱多到哪份呢？那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小说里他身处危境，什么武林高手追杀他了，什么侍卫把他包围了，就拿出绝招，怀中掏出一把银票，劈面打去，一张都是三千两的，五千两的，哇，好，敌人都去抢它，韦小宝就逃开了。随后呢，更多的钱就又来了。
还有就是官运。西门庆大字不识，由一芥草民，官越做越大，不光是官大，而且得势，见皇帝、见宰相，不得了，平交巡抚。
韦小宝呢？韦小宝三个字，自己的名字只会写其中的“小”，那两字都不会写，然而做到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官运来的太容易了。这样一笔说明作者一种潜在的创作心态。
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有一种明面上的态度，说我写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要表示他们尽管有这么好的运道，但是我持批判的态度，你看，西门庆最后不得好死，韦小宝虽然看起来命运不错，但实际我充满了对他的调侃和嘲讽。
但事实是这样吗？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劝百讽一”，说的是汉代那些赋作家，写的那些大赋，渲染奢华富贵，最后都会写上一句“奢华富贵不好”的道德批评，再教训几句“人应该追求一种道德”什么的。
评论家说了，说你前边写得花天酒地这种享受，以百倍力量诱导人们，最后加上一句道德的说教，百比一的关系。《金瓶梅》同样有这个问题。《鹿鼎记》在这一点上也是同样。写这些官运、财运，写这种享受，有个潜在的目的，它迎合读者内心的潜在欲望。
三、情节复现。金庸作品还有一个弱点，就是自己抄自己。他写了十五部作品。为什么我说他要是写少一点会更好呢？因为写多了才情不足，就免不了自己抄自己。
同样的故事情节，比如说为了情人自残，甘受一剑，谁啊？令狐冲在嵩山顶上甘受岳灵珊一剑。还有哪一位？张无忌在昆仑山大光明顶上甘受周芷若一剑。诸如此类，可以找出几十处，甚至近百处例子。最厉害的像《连城诀》的故事框架在另一部更好的作品里重新出现，哪一部？《笑傲江湖》。各位要没想到，回去琢磨，不细说了。
为了更深入认识金庸作品，我们要进一步做文化的分析，看看他的思想资源在哪里？刚才我讲了，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他受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都有，但是这里我们只讨论一下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
前面讲得稍微细了点，下面线条就略微粗点。好在这个话题我也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上网查一查。
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是多方面的，一般人们说起武侠，通常就先说到墨家，墨子尚侠，或者说到司马迁，《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个是大家熟知的。下面我想讲的是我“独得之秘”，但是我认为是比前面这两个更重要的思想资源。
先说庄禅，庄子、禅宗。何谓“庄禅”？“庄禅”实际是70年代以来逐渐的被大家使用的一个词，用来概括中国思想史，某一种思想流派，某一种价值倾向的概念。这个词古代有，但是用得很少。
现代的学者最早来用这个词的好象是台湾的徐复观，他是七十年代就开始讲这个。由于庄和禅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于读书人，就往往是混同的，喜欢庄的人也会喜欢禅，喜欢禅的人很多读过庄，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个词。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简要来说，第一，看重人的自然本性，真率放任，反对繁冗的礼法的拘束。
第二，蔑弃世俗的价值，所谓世俗的价值就是名利了，蔑弃名利的追求，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
第三，庄子有个很重要的命题，叫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禅宗讲不二法门，《维摩诘经》里有一章就是《不二法门品》，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红尘里的是非和利益，同样具有一种超越的倾向。
当然，庄和禅还有不同，庄子有蔑视权贵、批判现实的思想，尤其在外、杂篇里，批判现实是很直露的，而禅宗则秉承佛教菩萨乘的慈悲精神，这都是对方所没有的——庄子没有菩萨乘的慈悲精神，而禅宗也很少有批判现实的地方。但是当人们用“庄禅”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彼此相通，有所采撷。
要之，总括来说，庄禅意识成为表现于超脱旷远精神境界为主，但又不排除在现实世界中，“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行为的一种通达的用语。这是近30年，很多思想史文化史著作中，常用的概念。
拿这个概念来看金庸的小说，就会注意到金庸作品的画廊中，有一个色彩相近的形象系列，包括令狐冲，还有段誉，以及杨过、黄药师、风清扬等等。
把这些人搁在一起，说他是个人物系列，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在座的孙勇进先生最早提出来的。
他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有一次跟我说金庸小说里这些人物有共同的倾向，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下面这一步却是我做的了，就是为他们寻找精神源头。这些人物，谁堪为代表呢？最典型的是谁呢？对，是令狐冲，《笑傲江湖》里的主角。
令狐冲形象十分鲜明，这除了对他本人的描写精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给他设置了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他的恩师岳不群。
岳不群在江湖上有一个绰号叫“君子剑”，处处以正人君子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言语行为甚至于武功都要涂上道德的、君子的色彩。
令狐冲和岳不群发生了一个冲突，就是他们一起下山，令狐冲为了救助同盟恒山派的一个小师妹，甘冒生死危险，惹出了一连串纠葛。回山之后，岳不群召开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在会上岳不群做总结性发言，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你令狐冲如此作为，“旁人背后定然说你不是正人君子，责我管教无方。”你看为什么要批评令狐冲啊？不是令狐冲哪件事做的对或不对，而是因为顾及别人背后会怎么说。会怎么说呢？说你不是正人君子，同时说我管教无方。再看这一段：“你此番下山，大损我派声誉，罚你面壁一年。”关注的仍然是名声、社会评价。
岳不群然后拿令狐冲作反面教材，教导他人，说：“都要恪守本派门规，不让堕了华山派的声誉”，“真正要紧的是本派弟子人人爱惜师门令誉”。
好了，这个岳不群对他的批评，以及作为一代宗师开门立派的宗旨，是什么呢？第一要义是社会评价，社会的价值标准，甚至于他人背后的议论，都远远的重于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合乎正义，而令狐冲为了捍卫正义，为了救助他人舍生忘死，都成为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评价、是名誉。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令狐冲被师父如此批评之后，又经很多恩怨终于被开除出师门，成为岳不群最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势下，也有人来支持令狐冲，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庄子。庄子怎么支持令狐冲呢？我们看看庄子怎么讲的？
庄子讲：“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碌碌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又讲：“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庄子说，真正的人、有价值的人生，应该是秉承着自己天生而来的情性和你的良心来做事情，你管别人议论干嘛，你管别人的评价干嘛，那都是愚者所为。看见了吗？和岳不群正相反，他支持了令狐冲。他还旗帜鲜明地讲，被俗众看作异端正说明这是合乎上天自然法则的真君子，这就几乎是和岳不群唱对台戏。
大家说这是偶然的吧，你怎么知道金庸一定受了庄子影响呢？当然有我的理由，因为金庸熟知《庄子》，在作品里或明或暗体现庄子思想的地方很多，我们举几个小例子。
比如说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里面，主角陈家洛一生的大敌叫火手判官张召重，陈家洛一直打不过这个张召重，武功总是差半筹，差那么一点点。到最后他有个奇遇，终于打败了张召重。
奇遇是什么呢？他在一个古墓里读到了一个古本的《庄子》，当时书册翻开的那一页正是第三篇《养生主》庖丁解牛一段。他看了之后豁然大悟，走出古墓就和张召重展开了决斗，把张召重打得落花流水。
再比如《侠客行》。《侠客行》的基本框架当然是从李白的诗建构起来的，但是李白的诗从那儿来的？从庄子里的《说剑篇》来的，“赵客缦胡缨”啊，这是《庄子》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包括在其中的哲理，就是“意大于言”，揭示语言的局限性，这更是《庄子》思想的精髓。
再比如，欧阳锋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断地问“我是谁？我是谁？”，这和《庄子》里“吾丧我”的描写、追问显然有关，等等。可见庄子对金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好了，我们再说孔孟。庄禅犹有可说，孔孟这么一板一眼做人的流派，和武侠有什么关系？金庸小说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武侠，尤其不同于时下这些个年轻朋友们写的，很重要的一点金庸其实他有自己很强烈的一种道德准则和道德使命感。这个主要来源于孔孟。让我们来看，看孔子讲了哪些支持金庸，支持武侠的话。其实都是大家熟知的，不过就看你是不是往这想。
第一，一切武侠文学，他的首要的一点，根本的宗旨就是孔子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就从这儿来的。应该说，所有好的武侠文学它的真精神不在“武”而在“侠”。侠是什么？就是见义勇为。这实际是孔子教他们做的。
再往下看，《论语》里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接受别人的托孤——托孤，如大家都知道的诸葛亮受刘备的托孤，寄百里之命，接受他人托付的重大使命，然后碰到很大的考验——临大节，但终不能改变，终不能辜负他人的信任，这是真正的君子。
金庸小说里类似的描写太多了，但是有一段可说是最典型。谁啊？《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目睹了一个人伦惨剧，纪晓芙被灭绝师太杀死，最后还剩一口气，把自己六岁的女儿托给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女儿送到他父亲那里。他父亲在哪儿呢？万里之外昆仑山的大光明顶。
而当时天下战乱，灾荒，人吃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把一个七八岁的女童，经过种种生死的磨难，送到万里之外他父亲的手中，这种情势简直就是从《论语》这句话变出来的。
我们再看，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好像没有直接说武侠，但是金庸小说那些个正面人物，那些最高大的形象，他们最动人的情节却都是在类似的情势下表现出来的。比如郭靖面对成吉思汗，萧峰面对耶律洪基，都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我们再看孟子怎么说，说得更彻底了，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们看金庸小说塑造人物那些情节，那些境界，几乎哪一部作品都有这样的“大丈夫情结”，夸张一些讲，触目即是，不用我举例子。
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这个观念对金庸的影响更为复杂，表现为两面：一面是人的精神气质、人的精神境界、人的意志，萧峰、郭靖、杨过、令狐冲等，无不表现出这样的“浩然之气”；另一面是金庸小说里写那种内功的修养，修到一种大气磅礴的地步。例如杨过一声长啸，百兽俱倒；张无忌一声长啸，天空犹如飞过声音的长龙。
更有意思就是张无忌在去昆仑山的路上，碰到了灭绝师太，灭绝师太痛下辣手要杀他，中间写他那个对抗，就是自己内心的一股真气，如何如何只凭一口真气便挫败了凶狠的灭绝师太。这些描写当然不是孟子“养气说”的本义，但作为思想渊源，却实在是关系密切。
再看我列举的最后一段，这个和武侠就更贴近了。孟子讲“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勇有小勇有大勇，大勇是什么？）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什么意思？什么是大勇啊？扪心自问，正义不在我这一方，即使对方是很低贱的人，褐宽博，穿的很破烂，我也不会去和他为敌。扪心自问，正义在我这一边，是我应该做的，即使是千万人挡在前面，我也大步向前。
金庸小说里写这种境界也是写了好多好多：为了一种正义，为了一种道义，身处险境，强敌在前，绝不退缩，这样的境界和孔孟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看作品里，郭靖力拒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给他大官、富贵，招他做驸马，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公主许给他，如果不从，就要杀他，但是他坚决拒绝。为什么？为了他心中的一个理念，就是正义——包括维护和平、救助百姓。这样的例子很多。
令狐冲拒绝任我行，任我行许给他也是富贵、地位，甚至于挽救他的生命，可他依然他为了自己的原则拒绝。张无忌送杨不悔，张无忌阻灭绝师太的大屠杀，令狐冲帮助向问天，都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还有更典型的，我相信也是作者特别着力的一段——萧峰拒绝耶律洪基。在民族冲突的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他出于仁爱，出于自己的内心的良知，拒绝了耶律洪基，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是你给分析出来的，还是金庸自己就是具有如此认识，自觉创作呢？我们不妨来看金庸的三段话。
一段是，金庸：“讲社会的根本是信赖。昔日，孔子被弟子子贡问及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的这番话，在现代对个人也是很适合的。”这证明金庸对于孔子、对于《论语》很熟，而且很重视。
我们再看，金庸说：“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我们以往一说起义气、江湖义气多取贬义，但金庸不这么看，他说）即使和一个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的牺牲，那是所谓的‘义气’。”所以他小说里写这些，是有一种理性的思考在其中的。
下面一段是池田大作对金庸讲：“你的武侠小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如斯所言，此为人间正道。就会奋不顾身而为之，为他人而舍己，更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大丈夫’的典范。”等于池田当他的面讲，你的小说的核心价值是和《论语》和孟子都有关联的，而金庸当时是含笑应之。
好了，下面做简单的小结。为什么要讲金庸？为什么我挑出了他也不算太少的毛病，但是我还要给他“伟大“两个字来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成为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所以值得我们来讲一讲。
好，最后还有一个小花絮。这是02年我写的一首小小的歪诗，当时我请金庸到南开，都说好了，事到临头教育部把我给派到苏州大学参加与211有关的一项工作，结果我就没有能够在这迎候，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就写了这首小诗给他。
因为很巧，金庸到我的母校南开，我到苏州大学却是金庸的母校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就是东吴大学，所以我说：“先生莅南开，我适访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
过了若干年，到了2010年的五月，《文津讲坛》的主持者邀我到这儿和各位有这么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我又有一首小诗，叫《谈金戏作》，“把酒品书史，谈侠意兴殊。浅俗见厚重，执手老独孤。”
大家知道金庸的笔下一个有名的没有出面的人物就是独孤求败，我是说金庸在用武侠这种文学样式，来承载着文化传统的一个继承和传播的使命，是无人可比的，所以我们要“执手老独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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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挑灯看剑说义侠---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 (2014-09-22 16:52:22)转载▼
标签： 杂谈
为什么要谈金庸？二十年前不存在这个问题，二十年前畅销书前三名肯定有金庸。金庸没有过气：百度上有四千五百四十万的名字搜索词条、去年是五千九百多万个词条、不久前的七月份，有七千九百八十万的词条。和谈过气呢？统计知名大学图书馆借阅数量，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四名《鹿鼎记》，第八名《天龙八部》。上海交大图书馆、台湾的清华大学也是一样的名列前茅。《大兵小将》电影之中俘虏国王而不知、国王临危而帮助、为原则而赴死，这正是模仿萧峰和耶律洪基；海报上的骑牛突围，正是杨过陆无双夫妇骑牛突围。《功夫熊猫》之中，装死被俘去敌营，正是令狐冲被捉去黑木崖；孤儿被收养而去寻找真相，这正是萧峰身世之谜；以太极面对炸弹，这正是张三丰所学的四两拨千斤。所以，金庸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化圈里占有的地位是险要、而不可估量的。
金庸是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二十年前，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是夫妇，于是陈洪教授对了一副对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此联暗含，侯门深似海因而南（难）开之意 。金庸先生对道：“六朝三古都，大江东去。”提起南京便想到长江，很是自然。金庸先生就陈洪教授的名字出了一副谜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齐梁之皇室皆姓陈，齐梁之后皇室姓陈。长江滚滚是为洪，正合陈洪二字。金庸先生申请诺贝尔文学奖，是陈洪教授写的推荐信，然而并未成功，所以陈洪教授也并未成人（笑）。
提起武侠第一人，应该是梁羽生，他是写武侠最早的一个。他是学过于才，文字功底不比金庸差，传统功底甚至在金庸之上，但不够回肠荡气。主体都是行侠仗义民族大义，想象力很差。古龙呢，是才过于学，文字水平很差，后期又开始招人代笔、自己抄自己。但是中期的作品，如《楚留香》还是可以和金庸抗衡的。他的作品没有历史、没有韵文，有些甚至连常识性的问题都犯难：“百八十斤的大汉就给扔了出去”百八十斤，怎能说是大汉呢？上官鼎论金庸，说再也不会有一个金庸了，因为他那是武加侠加王道，他自己正是以金庸的接班人自居的 。
最近有很多人讨论说，金庸作品里的哪个人更加像金庸？有人说是郭靖，因为郭靖口讷、迟钝像金庸本人。有人说是令狐冲，苦恋岳灵珊正如金庸苦恋夏梦。这种热议恰恰说明了金庸小说的引人入胜，这是金庸作品的一大特点。金庸说：“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文学性不强，我只是个讲故事的而已，那么又怎么样呢？你讲来我听听？”中国现在最稀缺的就是好故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笑）。
前次金庸来到天津，我就给他看了一本盗版的，被烧破了一个小角的《碧血剑》，金庸看了以后很感动。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陈洪）把书借给一个朋友：那时候条件不好，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他半夜里看书看得入迷，十二点还不关灯，影响孩子睡觉，太太就生气，来夺他的书要撕掉，书太厚没撕开，就点开煤气要烧，两个人撕撕巴巴地就给扔到窗外了，就这么给烧掉一个书角。这该是有多收人欢迎，多引人入胜呢？ 引人入胜，这正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命运。这些人物所以抓住人心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杨过，金童玉女、至情至性、一表人才、绝世武功，但他不如意，他稍了条胳膊；本来情场顺利，小龙女又失了贞。再比如萧峰，大英雄，“我是谁”弄不清楚，亲手杀了自己爱的女人，最后还自杀了。传统的小说很少有，西方的喜剧才有这样的悲剧---张力非常大。
还有配角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包不同的“非也非也”，南海恶神的大剪刀。
加之独特的、厚重的历史，只有一部小说没有历史背景----《笑傲江湖》。《射雕三部曲》 写尽了历史的沧桑。香港的小说家倪匡评论说中国人写的小说只有两部能够传之永远不磨《红楼梦》、《鹿鼎记》。《鹿鼎记》中康熙即位、平鳌拜、平三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梁羽生也有写历史，而金庸圆融的知识函摄，如葡萄酒的保存、不发酸，梁羽生不能及。他一点武功也不会，但描写武功特别的好，比如“亢龙有悔”，还有哲学意义，向前发力，亦向后发力，所以所向披靡。“无招胜有招”,儒道思想非常自然，丝毫没有炫技的成分。
第五，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说金庸小说之中，《神雕侠侣》算是写情第一：程英很含蓄，她表达对杨过的爱是自己去练书法。在爱情之中，由爱生妒、由妒生恨，建宁郭芙正是如此。郭芙在《神雕侠侣》最后曾经有一段独白，她自己说：“如果当年杨过不是目中无我的话，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他。”正如马夫人自恃才貌而众人都来看她，乔峰没有来，于是处处为难他。
第六，巧妙的母题发挥。近于模式的文学创作是为母题。比如“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母题：《神雕侠侣》之中，杨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丑小鸭，从小父母双亡、自身还有毛病、爹爹是大坏人，他是一个被损害、被唾弃的典型。第一次变成天鹅，是在大胜关，金轮法王要称霸中土，没有人敢上前，杨过应敌了，应敌之前还把自己的脸抹得黑黑的，做出一副落魄的样子，而他用他的狡猾和武艺战胜了金轮法王，这样的对比时多么的直接。从此，丑小鸭一鸣惊人，扬眉吐气了。袁承志，也是黑不溜秋的一个广东男子，后来扬眉吐气。张无忌也是落魄如野人，在光明顶挺身而出。再比如“灰姑娘”的母题，郭二姑娘过生日，这是典型的灰姑娘受宠的故事。还有“妖女”母题、即“白娘子”母题，白娘子炽热的感情被社会压制。《神雕侠侣》之中，小龙女与杨过的不伦之恋正是这个母题。不仅如此，黄蓉是妖女、任盈盈是妖女、赵敏是妖女！而越将妖女逼走，越艰难险阻，越觉得情比金坚。再比如“贾宝玉”母题，一群女子围绕着一个男子，杨过、段誉、令狐冲都是这样的白马王子。这个主题反过来就是“苦恋中的女孩”母题，比如公孙绿萼自己搭上自己的性命。
比六宝更加重要的是文化的底蕴，作品之中的价值取向，正义感。传统的武侠小说都是伸张正义，为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打抱不平。《水浒传》中，鲁智深正是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典型。而金庸的侠定义更高一筹，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射雕英雄传》最为典型，梁羽生小说基本都是这个，而古龙则没有。金庸建立了“侠”的标准，又超越了这个标准。
三十年代的新武侠，还珠楼主写的武侠一般是反清复明、反元复宋这种民族主义。而到《天龙八部》才超越了这中民族主义的界限，是悲天悯人，是人生的困境叠着困境，是金庸的一大超越。乔峰是契丹人，在宋失去了母亲，但是也被宋朝的子民养大、教育和女真人也有感情。女真人和契丹人有冲突，契丹人和宋人有冲突：特别是耶律洪基让他伐宋，一边是父母之邦，一边是养父母之邦，再加上正义的立场。金庸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待民族大义，有了更深的思考。到了《鹿鼎记》，不再以沉重的思想去看待人生了。韦小宝在《鹿鼎记》最后问韦春花说”妈，我爹他到底是什么人啊？“韦春花说：”从前有个秀才，我挺喜欢他的，他经常来；还有一个鞑子来过，挺魁伟的；还有一个喇嘛也来过；穆斯林也来过一个，来做生意的；有一个大长鼻子的外国人也来过。“五族共和这一个高层次的境界，到这里达到。
到《笑傲江湖》开始，不再区分正邪：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说起来是个大坏人，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坏，也都有丈夫的一面。而最号称是君子的岳不群才是最不能忍受的小人。《笑傲江湖》正邪的复杂到了一个程度，也比较多的引用了佛教的观念。
六五年到六八年，正值文革。丁春秋、黑木崖、东方不败，这些人物并不是无意中写出的，在香港的左翼分子已经将金庸列入了暗杀名单的第二位。金庸依然冒着危险，写洪教主、洪夫人重用少年男女，杀光忠臣老臣。这份正义感来自于孔孟之的担当，曾子说”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万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典型的例子是《倚天屠龙记》中，纪晓芙将六岁的杨不悔托付给八岁的张无忌，要张无忌千里迢迢把女儿交给她爸爸，张无忌面对饥民要吃掉杨不悔，他挺身而出说”吃了我吧，别吃小姑娘了“。”丈夫不可以夺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郭靖面对成吉思汗以金刀驸马、中原大王的利诱，和以母相逼的威逼，都没有改变保卫大宋的爱国之志。”虽千万人吾往矣“令狐冲救向问天说”不要杀姓向的。“
庄子的剑术、自由意志和神乎其技也在其中。包不同就会把庄禅放在口边。庄禅是明末的概念，看中自然本性、直率、放任，追求自由与洒脱，批判现实；佛讲慈悲，普渡众生，平常心事道的通达精神。令狐冲、杨过、黄药师、风清扬都是这样个性鲜明、追求超脱的代表。令狐冲的反叛更加有岳不群作为对比，岳不群处处强调”声誉“，”此番下山你要处处留心，不要毁了华山的声誉。“陈家洛的劲敌张召重，每次两人相遇，陈家洛总打不过他，总差一点点。最后一次，陈家洛进到墓中，看到了庄子的《养生主》，让余鱼同吹着笛子想着庖丁解牛，终于战胜了张召重。最精微的东西是不能够表达的，比如说张三丰教授张无忌太极拳，讲求”他强由他强，明月照大江。他弱由他弱，微风拂山岗。“开始时忘了一半，后来忘了一半的一半，再后来全都忘了，张三丰认为这就是学会了。这与庄子的坐忘是异曲同工。孔子有正大感，庄子有飘逸感：阅读中有正大和飘逸的艺术张力，两者圆融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责任站不起来，没有飘逸又太过沉重。
金庸先生到南开，我正好有事不在，于是我送了他一首诗：”先生莅南开，我适赴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几年来到这里，也送一首诗给同学们：”把酒品书史，谈金XXX。XXXXX，求败老孤独。“ （掌声）
完
最后一首诗不能记得全文，期待有记得全部的同学帮忙补充。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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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陈洪解读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的《水浒传》
2018-10-31 16:35:41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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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家金庸的巨幅图书广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家金庸的巨幅图书广告
中国青年报10月31日报道 （见习记者 沈杰群）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今天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他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生前创作多部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首字，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办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酣畅解读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陈洪和金庸本人也有交情。
“斯人已去，徒留遗响。”今天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陈洪回忆了与金庸交往的一些往事。此前，陈洪邀请金庸到南开大学讲学，等金庸抵达时，陈洪因临时出差未能碰面。“巧合的是，我出差去苏州大学，他来南开大学，恰为各自的母校（苏州大学与金庸就读过的东吴大学同宗同源为一脉——记者注）。”
陈洪说，他曾与金庸讨论通俗小说价值。当时很多人抨击金庸的小说没有文学价值，就是说故事而已。金庸对陈洪说，不愿意别人叫他武侠作家、通俗作家，陈洪当时给金庸打气，表示武侠作家、通俗作家并不意味着“低”。陈洪还赠诗给金庸：“把酒论文学，说侠意兴殊。浅俗蕴厚重，执手老独孤。”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的《水浒传》。”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1999年8月29日，在中央电视台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金庸先生曾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寄语青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欣然题词：“向中国青年报的读者致意。”采访中，金庸对本报的大学生读者提出自己的希望：“能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得到这个机会的人比例很少，要充分利用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大学念书不单单是考试的问题。除了求学，还有做人的学问。”
自上世纪中期开始，金庸武侠小说便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门素材。金庸武侠小说的每一次重拍，都能开启新一轮的热议。
作为一名教育家，金庸认为自己重要的工作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人，“让他们思想开明，头脑开放，不固执己见”。他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读书不是为了自己今后名誉好，地位高。应该对社会有一种关注，对国家、民族有一种关怀。这也就是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很欣赏这种人生态度。”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评价金庸：“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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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百家号11-1619:40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而就在半个月前《中国青年报》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金庸老友，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行了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生动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水浒传》。”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洪先提起了一桩往事。那年他去沈阳参加国际小说研讨会，一位老前辈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后来陈洪问那位前辈是否读过金庸的小说，对方回应“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当时我说，金庸写得最好的几部，就是500年后《水浒传》，那位老先生很惊讶”。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 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
“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金庸在努力彰显仁者的胸次——他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仁者爱人，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一种充满了同情心的胸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陈洪举例，如《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又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前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到他来了也很高兴，因为内心很欣赏他”。
在《射雕英雄传》结尾的情节中，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虽勃然大怒，但说“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当夜在大帐中去世。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仁、对于人类的这种关爱。”
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必说令狐冲、段誉、杨过、黄药师、风清扬这样的形象，就是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胡斐等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品性就绝不仅是‘摩顶放踵’所能包括的。实际上，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武’与‘侠’”。
“庄与禅，都看重自然本性，真率放任，而反对繁冗的礼法拘束；二者都蔑弃世俗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陈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庄禅意识”，带有“出世”倾向。
“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10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
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成为金庸笔下很多男性角色的标准，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
除了有仁有义，陈洪觉得金庸作品还会讲到智者的境界，富有不同层面的“智慧”。比如《射雕英雄传》里写烹饪，并且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黄蓉精灵古怪，烹饪技术很好；前辈的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条不太好——贪吃，于是，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笑傲江湖》里，金庸讲酒和酒具的学问，也极为生动有趣。
而提及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武”，陈洪认为金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武不是那种刀光剑影，写得很血腥，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武戏文写’，一招一式往往有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而且表现出一种智慧”。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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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
发布时间：2018-11-16 19:40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沈杰群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而就在半个月前《中国青年报》主办的第三届会稽山论坛暨第十届文化中国讲坛上，金庸老友，南开大学教授、横山书院院长陈洪，举行了专题讲座《挑灯看剑说义侠》，生动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我评价金庸小说，就是500年后《水浒传》。”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洪先提起了一桩往事。那年他去沈阳参加国际小说研讨会，一位老前辈在大会发言中说，现在小说界乌烟瘴气，“连武侠这种东西都沉渣泛起了”。后来陈洪问那位前辈是否读过金庸的小说，对方回应“我怎么会去读那种东西”。“我说您没读过，没有发言权。他说你读过吗？我说我全都读过。当时我说，金庸写得最好的几部，就是500年后《水浒传》，那位老先生很惊讶”。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 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
“优良的传统在金庸小说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贯穿于金庸所有的作品。金庸在努力彰显仁者的胸次——他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例外。仁者爱人，表现为一种对世界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一种充满了同情心的胸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陈洪举例，如《射雕英雄传》的结尾，“一下子把全书的境界又拓展了”。“《射雕英雄转》结于何处啊？郭靖守襄阳和蒙古大军激烈对抗。在这之后，他听说成吉思汗染了重病，前去探病——这也看出郭靖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成吉思汗此前一直要杀他，而且逼死了他母亲，但成吉思汗对他又有很多恩义，所以他去看望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看到他来了也很高兴，因为内心很欣赏他”。
在《射雕英雄传》结尾的情节中，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虽勃然大怒，但说“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当夜在大帐中去世。
“这是非常有味道的一笔：到底谁是英雄？是成吉思汗，还是像郭靖这样的人？金庸通过郭靖表现出了一个仁者的胸次，对于仁、对于人类的这种关爱。”
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必说令狐冲、段誉、杨过、黄药师、风清扬这样的形象，就是郭靖、袁承志、张无忌、胡斐等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品性就绝不仅是‘摩顶放踵’所能包括的。实际上，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武’与‘侠’”。
“庄与禅，都看重自然本性，真率放任，而反对繁冗的礼法拘束；二者都蔑弃世俗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陈洪认为，金庸笔下的人物，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庄禅意识”，带有“出世”倾向。
“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剑/摄
“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10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
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成为金庸笔下很多男性角色的标准，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
除了有仁有义，陈洪觉得金庸作品还会讲到智者的境界，富有不同层面的“智慧”。比如《射雕英雄传》里写烹饪，并且融合到人物刻划和故事发展里，黄蓉精灵古怪，烹饪技术很好；前辈的侠客洪七公武功极高，“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条不太好——贪吃，于是，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情节”；《笑傲江湖》里，金庸讲酒和酒具的学问，也极为生动有趣。
而提及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武”，陈洪认为金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武不是那种刀光剑影，写得很血腥，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武戏文写’，一招一式往往有很多文化因素在里面，而且表现出一种智慧”。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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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解读金庸小说：郭靖人气低 杨过受欢迎
发稿时间：2014-11-19 10:38:32 来源： 南昌日报 中国青年网
近日，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陈洪为该校师生带来了一场“挑灯看剑话金庸”的主题讲座，吸引了不少金庸武侠迷到场聆听。
陈洪谈到，20年前的金庸，几乎人尽皆知。“我当时在外国语学院的阶梯教室讲金庸，离大楼差不多还有30米时就已经过不去了，到处都是学生。”当时“金庸”这两个字，对年轻人的超高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
陈洪认为，比起近年来在网上有着超高点击量的武侠、剑侠、玄幻小说，金庸高出他们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小说中的价值观和正义感。一般的武侠或侠义，就是指除暴安良。金庸小说在继承这一点的同时，又有了自身的超越：“侠有很多侠，但其间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他通过自己笔下的这些故事、人物，指向他所心仪的道义选择，表明了其内心思想文化的一种取向。
4个月以前，清华南都(公众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组关于“知名大学图书馆近一年来借阅频率最高的书籍”排行统计数据。其中北京大学的第四、八、九名分别是《鹿鼎记》《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上海交通大学第六名是《天龙八部》，第九名是《射雕英雄传》。这些都表明金庸小说在青年中的受欢迎度还是很高的。
据悉，500余名新生在领取讲座门票的同时，参与了“你最喜欢的金庸男主角”投票活动，最终令狐冲、杨过、段誉从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95后新生中最爱的金庸男主角。
面对大家不爱忠厚老实的郭靖，爱上女人缘极好的杨过，放弃大英雄萧峰，选择痞痞的令狐冲，陈洪谈到，大家在读通俗文学时，还是更喜欢轻松顺畅的风格。而郭靖过于正统，萧峰结局悲惨，都与通俗文学的轻松消遣不太相符。
陈洪最后强调，对于当下青年来说，飘逸和正大两种人格缺一不可，应该注重培养，相互圆融。如果没有潇洒和飘逸，你的人生难免会沉重一些，但如果缺少正大厚重，你可能会陷入随波逐流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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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孙勇进：“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上)”
04-09-18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公元2000年，岁在庚辰，南开园。?
马蹄湖畔。?
秋风起兮木叶下。?
甲教授、乙博士登坛论剑。听众数百。
论题：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
?
一、且看《天龙八部》的“练门”
甲：记得当年梁羽生借着澳门一场拳师比武，在1954年写出《龙虎斗京华》，连载于报刊。其后，短短几个年头，就有各路武侠作家出道，在各报副刊争夺读者，一时群雄并起，刀光剑影，争做武林至尊。其中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陆续写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出手不凡，令武林刮目相看。到了1957年，金庸与张梦还二侠论剑，以《射雕英雄传》和《沉剑飞龙记》摆起擂台，招来式往，斗得煞是激烈。但到底还是金大侠内力远为深厚，笔下风光无限，招式精彩纷呈，在这“雕龙大战”中以大比分获胜，终于一统江湖，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从那时起，40年来，金大侠在武侠小说界一代宗师的地位从没有动摇过。前 年5月，大洋彼岸的美国召开了关于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给冰心、巴金和金庸三人。到了去年，又有一家颇有地位的文学刊物评选本世纪影响重大的一百部文学作品，金老盟主的作品又列其中。据说，拟议中有一颗小行星将命名为“金庸星”。金大侠在文学史上可谓风光无限了。?
乙：看样子，您是金庸剑派的拥戴者了。那好，便由在下来充当挑战的角色。金庸先生名动天下这谁个不知？尤其是这几年，说得上喝彩声如潮，什么20世纪的经典，位列第四的文学大师，什么古往今来登峰造极，什么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等等，都出来了。“空前”倒也还罢了，“绝后”又有何根据？难道讲这话的人还前知500年后知500年？ 所以喝倒彩的声音从来就没断过。台湾的怪杰李敖老早就写过《“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 伪善”》及《“武侠小说”，着镖！》，一记飞镖飞向武侠小说，也毫不客气地飞向了金庸 。至于在大陆，不服金庸甚至挖苦金庸的调子也不少，王朔有“四大俗”之说，还有人在《 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赶不上。?
甲：是吗，还有这话？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开篇有几句话讲得好，他说天下只有庸人才无毁无誉，能被人大褒大贬的必非庸常之人。有贬低金庸的调子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推尊金庸先生的可不乏饱学之士。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某著名红学家就说过，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
乙：推崇金庸的尽是学界名流头面人物，这在下十分清楚。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生，我听说他还讲过，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以一个著名红学家的身份讲出这种话来，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连《红楼梦》在结构上也比不上金庸的小说？?
甲：作为个人见解，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红楼梦》真的就神圣到了不可超越？?
乙：当然，当然。在下对那位先生的话不敢苟同，并不是因为它可能冒犯了《红楼梦》，而是问题是这种说法非常可疑。金庸小说的结构真的就登峰造极？比如《倚天屠龙记》，一开头就写到武当三侠俞岱岩下山，无意间撞见一些小帮派争夺屠龙刀，当时刀是在洪炉上高温炼了很久的。可是后来又写周芷若得到屠龙刀与倚天剑，将刀剑互斫，得到藏于刀剑中的《武穆遗书》、《九阴真经》。问题是藏在刀中的兵书或武功秘笈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在洪炉上炼这么久而不受损伤？如果它们早已在高温炼刀时就灰飞烟灭了，后面周芷若还练什么《九阴真经》，徐达还拿什么《武穆遗书》打败蒙古兵？这就不能自圆其说吧？
?
甲：我倒没觉得这算多大问题。也许《九阴真经》就是写在特殊材料上，这种事可以做很多种解释。武侠小说本就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不可以常理揣度，如《天龙八部》中天山童姥的返老还童和桑土公的地行术之类。武侠小说的创作美学原则从来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如果拿现实主义原则去分析武侠小说，肯定不得要领。就好像你读《西游记》，就没必要质问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合不合乎现实。你看《狼外婆》之类的童话时，大概也没觉得让大灰狼讲人话特别不合理吧？每一文类都有它的写作和阅读规则，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不过，你的这个问题是情理问题，和结构没什么大关系。话头回到金庸小说的结构，像 《天龙八部》这样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场面大、气魄足，人物众多、多线叙事，不是大手笔 就写不出来。?
乙：好一番长篇大论，倒也颇有启发。不过就算您的武当神功出神入化，一招太极云手，用“特殊材料”和“传奇原则”就把屠龙刀问题给抛向一边，问题还是没完。您既然用一招《天龙八部》反攻过来，那好，在下现在这一招就指向《天龙八部》的破绽，看你如何来接！
?
甲：是吗，又有什么厉害招数？?
乙：金大侠的《天龙八部》，很多人都称道它的结构，有人说它如千寻铁索，环环相扣，简直是妙不可言。但它的破绽其实很多，结构倒正是它的弱项，是它的金钟罩、铁布衫的练门 。就比如乔峰打死阿朱一段,可说是全书中悲剧的震撼力仅次于乔峰之死的段落吧？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段情节漏洞不少，实在经不起推敲。乔峰为什么要打死阿朱？是因为马夫人告诉他段正淳是“带头大哥”，所以乔峰才误杀来为段正淳替死的阿朱。但乔峰的仇人是30年前的武林首领，是现年“六七十岁”的赵钱孙的“带头大哥”，乔峰应该找一个老头算帐，这是明摆着的事。而段正淳在书中出场时是个“四十来岁、五十不 到年纪”的“中年人”，30年前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中原武人的首领？精明的乔峰怎么会被这种话骗过去？并且，他又明知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如自己，有什么必要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而不擒住对方细细盘问？这个地方要圆不过去，《天龙八部》这棵大树上乔峰故事这个大树杈不得拦腰折断？这又如何来说？！
甲：好一记撒手锏！不过还是少安勿躁，第一，我只是说《天龙八部》是大手笔，并没有说它是完美之作；第二，你刚才说的阿朱的例子并不完全是结构问题，其中也有情节疏漏、情理欠妥的问题；第三，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的话可不是我说的。其实，我也认为结构恰恰是金庸作品的弱项，比如有些作品结构简单，缺少整体运思营造，如《连城诀》、《飞狐外传》等；有些作品结构失衡，如《天龙八部》，虚构的故事铺衍过甚，造成强枝弱干，“枝”大不掉。再有，人家金庸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小说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在对记者谈起自己近两年再度修改作品时，他也说到《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的最大毛病就在于结构，又说这些结构上的缺陷再改恐怕也改不过来。?
乙：您这是以退为守。请恕在下卤莽，这里还得继续追问，一部结构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品，还能不能称得上大手笔，还能不能算作典范之作？请正面回答。?
甲（微笑）：嚯，好厉害。老夫方才已经说过，大手笔之作不等于完美之作，这话当然也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完美。反过来说，什么叫“结构上的完美”？“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一些篇幅短小的作品不存在前后情节照应不上的问题，但这只能叫做结构简单，而不是完美。真要较起真儿来，有在结构上堪称“完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吗？再进一步说，根据一部作品结构上的缺陷就给这部作品划个大红叉子宣判死刑是不是不够慎重？能成为典范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就一定没有毛病吗？
?
乙：我想应该没有。?
甲：这只怕未必！就比如，老夫随便举个例子，举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如《西游记》吧 ，这部作品够不够得上典范、杰出？应该够吧？但它的结构就毫无高明可言，清代批评家金圣叹说《西游记》像大年夜放烟火，逐段捏捏撮撮，一阵儿一阵儿过。也就是说，它的情节是打了一个山头，又逢一个山头，降了一妖，又冒出一妖，前后只有些简单的照应，如此而已，结构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值得称道的地方。相反要较真儿还能挑出毛病，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是何等威风，打遍天兵天将，横扫天宫地府，几乎就无对手，最后还得西天佛祖亲自出手才镇伏了他，但等他保唐僧开始西天取经时，往往一些天神的座下童子甚至坐骑化为妖怪，就治得孙悟空束手无策，这种情节矛盾算不算大毛病？即使算大毛病，是不是就严重影响了《西游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乙：当然，这个世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出自上帝之手，都难免有不足之处，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如此，也还有必要探究一下金庸作品结构缺陷的成因。在下以为，金庸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它不是纯创作，而是还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我们毫不怀疑金庸即使在为报刊写连载时，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字一句都斟酌, 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但是毕竟事先没有一个严密的通盘构思，金庸才力再大，也难以把所有的线索都照顾周全。虽说金庸后来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全部作品修改过一遍，但是毕竟成品已经在那了，总不能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吧？所以金庸花近20年时间修改过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尽管十分出色，但还是留下了一堆漏洞。比如，如果你细读《射雕英雄传》，就会发现，从好几条情节线索，都可以得出黄蓉的年龄比郭靖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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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所以对金庸作品结构方面的评价还是不要绝对化，还是有点儿分寸好。记得温瑞安就说过，金庸的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只不过修为炉火纯青、笔力已臻化境的作者，能把缺陷尽量修饰、减少，让人察觉不出来，而把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话很有道理。?
乙：是这样。既然您也不赞同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论，那么我们这一回合的最终结果，看样子就是握手言和了。现在看来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是不能像体育比赛一样，简单而明确地搞出个冠亚军、世界纪录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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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对！要的就是这话。天底下本就没有完美的作品，金庸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不那么完美，但就其思想和知识的容量来说，还是称得上广博阔大，不比所谓的纯文学作品逊色。
?
乙：好，说到金庸作品中的知识容量，那我们就来切磋第二个回合，就谈金庸作品中的文史知识算不算高明。?
二、由《碧血剑》中的长袍马褂说起?
甲：这就要开始第二个回合了？好，那老夫便应战，谈谈金庸作品的文史蕴涵。金庸是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的，这就令他的武侠世界里时时可见丰盈而熠熠生辉的儒、佛、易、道、琴、棋、书、画等文化因子，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这一点上，只怕没有哪个武侠小说作家可以和他一争雄长。
?
乙：岂止是武侠小说作家，就是当代所谓纯文学作家在这一点上也几乎无出其右者。?
甲：看样子，你也并不打算否认金庸先生的文史修养。
?
乙：当然！要想完全否认，那既不明智，也不可能。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些片断，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笑傲江湖》里祖千秋向令狐冲讲论杯与酒的一段，均堪称神来之笔，称得上雍容华贵。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和上面谈到的结构问题一样，人们对这一点也是捧得过高了。在下不止一次听人说到，可以把金庸的小说作为文史教科书，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
甲：只怕是不只有人这样说过，而且还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中学生问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全真教、丘处机，他们十有八九会说知道。问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又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看到的。?
乙：问题就在这儿，拿金庸的小说做文史教科书就真的那么可靠？前不久我重翻《碧血剑》，见里面写到温仪回忆和金蛇郎君成婚，温氏三老来诱骗金蛇郎君时，赫然写着三老“穿了长袍马褂”，在明末浙西的乡村中，怎么可能有人穿长袍马褂？这样的错误，一个中学生都不应该犯吧？?
甲：这我倒没注意。?
乙：《射雕英雄传》里写到大理国的辛未状元，但历史中大理国并没有开科取士；《天龙八部》写到了鲜卑文字，可是历史中鲜卑族也并没有文字。?
甲：这些问题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武侠小说毕竟不完全等于历史小说，就是《三国演义》也还有个七实三虚，像这种地方，小说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也无妨。 ?
乙：话虽是这么说，但我记得鲁迅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问题就在这，你总不希望中学生看了《碧血剑》后受其影响，真的就认为明朝人穿长袍马褂吧？一般读者读了以后，因精彩的小说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并不姑妄听之， 而是信以为真。就比如您刚才说到的全真教、丘处机，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般人会真的以为全真七子是抗金英雄，而实际上丘处机是在金国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传教活动的。
?
甲：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里多的是：历史上气度恢弘的周瑜给描画成心胸狭隘的典型；深沉而有远略的鲁肃，到了作品中就时常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惊得目瞪口呆。还有历史中他和关羽的单刀会的真实情形是：关羽无理取闹，鲁肃临危不惧，毅然而与关羽相会，并在会上义正词严驳得关羽哑口无言。到了小说中，英雄和小丑完全掉了过来。又比如马腾，据《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叙述推断，他很可能是同出于西凉一系的董卓的同伙，到了《三国》中，他沾了儿子马超的光，竟成了忠义英雄。这样的例子在《三国 》中多不胜数，但几百年来，这些故事就这样流传着，像周瑜，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器量狭 小的人物典型，这种情况，除了一些个别爱较真的文人以外，一般人有谁说了个“不”字？ 又 比如你说的《碧血剑》中长袍马褂问题，《三国》里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历史中关羽使的兵器可能是矛，到了书中，却成了青龙偃月刀，其实这种刀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但是现在你恐怕不会有那个兴致因为这些而大肆批判《三国演义》来误导群众吧？?
乙：上一回合您搬出了个《西游》，这一回合您又抛出了《三国》，而且都是盖棺定论了的经典，用它们来做武器，捍卫金庸，这一手倒着实是高。不过在下这里还是有话说，您刚才举的《三国演义》中的那些例子，是事实，但是，有一样，拿《三国》来和金庸的作品比附，并不天然合理。罗贯中写《三国》，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更多的是对已有的间故事资源的整理，如您刚才说的周瑜、鲁肃、马腾形象及单刀会故事以及整部《三国》的拥刘反曹倾向，这些在元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里已经定型，元代各地关帝庙中的关羽形象已经就是长刀红马，这些都是罗贯中无法回避无法改变的巨大的现实，所以他只能写成那个样子。但是金庸先生写《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吗？只怕没有吧？如果没有，以金庸先生的学识，把作品写得既保持现在见到的作品中所有的巨大的叙事魅力，又不违背史实，不是更好吗？毕竟，鲁迅所说的“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今天也还是事实。?
甲：这一驳驳得好，后生可畏。不过，鲁迅那句话，意思与梁启超所说 “国民性由小说塑造” 差不多，指的是那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特定时代。由小说而求知，是功能错位，问题主要方面在读者而不在小说，否则，首先该打板子的就是鲁迅自己，他的《故事新编》对缺乏幽默感和文化常识的人，肯定产生误导。?
乙：只怕也不全是文盲的问题吧？现在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代社会，隔行如隔山，你要求一个量子力学方面的博士也熟知大理、鲜卑的历史，这可能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是文盲，但他们文史方面的学问，说不定就是从小说中来，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
甲：你的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请让老夫反问一句，武侠小说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普及文史知识吗？你拿文史知识的普及读本来衡量武侠小说只怕不尽合理吧？小说就是小说，它的功能不应和普及读物等同起来，不要说是武侠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历史剧，就完全合于史实吗？往远了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并且不乏杜撰；往近了说，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系列历史小说，文笔老辣，渲染历史氛围逼真酷肖，刻画人物的言行心理相当出色，但是与历史事实也相去甚远，这又该如何看待？?
乙：若照您这么说，武侠小说也罢，历史小说也罢，因为是小说，就可以不太顾忌史实的制约？如果是这样，我在一部武侠小说里将秦桧写成抗金英雄，让令狐冲一类的侠客叼着雪茄开着桑塔纳，那还像话吗？?
甲：当然当然，老夫强调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不等于文史普及读本，并不等于说在它涉及历史背景时就可以将史实完全一脚踢开，不过是说不能拿规范严格的文史普及读物的标准来衡量罢了，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要功能错位。但这类涉及历史题材、历史背景的作品究竟应该受史实多大程度的制约，说实话，这个问题老夫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完全是见仁见智。不过你刚才用什么侠客开桑塔那的话抬了一杠，倒使老夫想到，这类作品即使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与史不合，但在整体的历史氛围上、在历史评价的大关节上不应相去太远。如果你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向读者心中的常识挑战，将秦桧写成民族英雄，让汉朝人抽水烟袋，这首先就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进而对你整个故事借重的历史氛围产生不信任，当然就会失败。?
乙：说到历史氛围，我倒想起了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这些故事的虚拟背景是北宋末年，却全无历史感，有些人物的言论心理不仅仅是现代的，简直就是前卫的了。?
甲：但为什么没多少人就这一点质问温瑞安呢？就是因为你刚才那句话：“全无历史感”，因为它历史氛围的营造太差，不存在“乱真”的危险， 一般读者都不拿它当回事，只是看看紧张抓人的故事就算了，所以反而没人计较它这方面的问题。金庸的作品不一样，他的小说整体历史氛围逼真，就有可能由“逼真”而“乱真”，人们就要计较。那么首先是怎样才能保证历史氛围的逼真呢，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微妙的尺度，就是刚才老夫说到的读者的常识。如果你让作品中的一个唐朝人吟诵宋朝一首不太出名的诗，这似乎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让一个文武双全的唐朝侠客开口吟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问题就来了，因为一个稍微受到教育的读者看到这都会一愣：“不对呀！这不是苏东坡或陆游的诗嘛，怎么给安到这儿来了？这作者什么水平？！”阅读中断，作品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历史氛围也随之被破坏。所以，还拿金庸小说为例，他在《鹿鼎记》中把建宁公主与康熙皇帝由历史中的姑侄关系改写成兄妹关系，这不算什么问题，即使金庸在这一章的注解里说明了历史实情，告诉别人，他在小说里“篡改”了史实，这也没关系，没人计较，因为建宁公主不在人的常识范围内；但是金大侠绝对没有那个胆子，在作品中把李渊、李世民改写成兄弟关系，就算他才力再大也不行。因此从这个道理来说，金庸在作品中写出大理国状元、鲜卑族文字，写了也就写了罢，但是《碧血剑》中让明朝人穿长袍马褂那段，最好还是改掉。?
乙：不愧是老将，又是一堂大课，倒让在下获益非浅。不过在下这里还是要咬住这样一个问题：即使金庸武侠小说中很多文史细节不合事实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这类问题能够避免会更好，这种看法您同意吗？毕竟，您在咱们这一回合的一开始也承认，是有不少人将金庸小说当文史教科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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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轻人当真难对付。对你这句话，老夫倒没有理由不同意，这里只好让半步了，就这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考虑到金庸作品的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把作品中的一些文史细节尽量写得合乎实际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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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样说来，把金庸的文史修养捧得过高就没有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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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轻人，不要咄咄逼人！首先，文史修养不等于文史知识，金庸小 说在这方面的成功， 主要不在于他兜售了多少具体知识，甚至也不全在于他逼真地营造了历史氛围，而在于他在 《碧血剑》、《天龙八部》、《鹿鼎记》中体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独立的思考，以及在他对琴棋书画的描绘中传达出的庄禅意趣，以及整体上散发出的氤氲的文化气息，还有这一切与故事的圆融——这些才是他的高明之处。就传播一般的文史知识而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并不比金庸逊色，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的思考显然不及金庸，圆融程度更差一些。金庸的作品在总体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已与旧文化比较疏远的现代年轻人也包括中年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巨大魅力与意义，在这一点上金大侠功不可没。本来中国古代小说是比较强调向一般民众普及文史知识的，但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新的一批作家兴趣转移，目光主要投向现实人生，创作上也主要依赖一己的生活体验，不太注重文化修养的积累，作品也就缺少这种文化气息。金庸在这方面适逢其会地崛起，自然显得格外地鹤立鸡群。再有，我刚才说过，金庸作品中的文史描写，不是简单地兜售，而是能融于作品中，充分地调动文学手段，把那些具体知识背后的文化的魅力给传达出来，这才是认识金庸文史修养的关键。?
乙：这样说来，金庸是不是可以被看做“作家中的一流学者，学者中的一流作家”？?
甲：你这话真是狡狯，褒中还是带着点儿有分寸的贬，老夫不上你这个当。你这话里透着不承认金庸是一流学者、一流作家，也罢，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姑且求同存异罢。?
乙：那好，权且休战，下一回要就金大侠作品中的众生及美女问题向您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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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领教”不敢当。但你既有心切磋，老夫恭候。?
（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索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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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孙勇进：“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下)”
04-09-21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三、金大侠作品中的美女
乙：上回咱们谈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结构和文史修养问题，这回再来探讨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称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现代精神的文章在下也看了不少，但很多称道恐怕都言过其实。?
甲：是吗？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比，观念的进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金庸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旧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念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独立的弘扬、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应该说都是富有现代气息的。?
乙：这些在下并不否认。这里想说的是金庸的作品也有相当多不够现代的地方。比如金庸作品中在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中所体现出的男权意识，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女侠们个个都是爱情至上，而反派女性，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她们异常凶残的行径与乖戾人格，都是情场失意的结果。金庸作品，无论作家自觉与否，透过一种高明细致的论述，来巩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意识，即女侠最终都得沦为男侠的附庸。无论才智多么出众的女性，若无真心相爱男子与之结合，一生即与幸福快乐无缘。?
甲：但问题是历史中父权意识笼罩一切，事实便是如此。武侠小说既然要依托古代历史背景，便不能太新潮。如梁羽生的《女帝奇英传》，倒颇有现代女权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你看过吗？?
乙：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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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觉得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宣扬现代的女权观念，但是太夹生，像是篇论文。
甲：对，问题就在这里。其实金庸也不是对男权意识不加批判，你还记得《倚天屠龙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吗？小说中说到张无忌、赵敏和宋远桥等武当四侠在雪地里交手后，无意中听知，宋远桥之子宋青书因暗恋峨眉女侠周芷若而偷窥诸女卧室，并将前来清理门户的莫声谷杀害，武当四侠黯然离去后，接下来的情节是：赵敏不无讥讽地说，宋大侠他们事后追想，定然不会怪宋青书品行不端，反而会怪周芷若红颜祸水，毁了一位武当少侠。接下来写道，张无忌心想说不定会如此，但口中却说：“宋师伯他们都是明理君子，岂会胡乱怪人？”这段情节中的意味不难读出吧？?
乙：这段情节，既含蓄地批判了男权意识，又不刻意把古人拔高得具有现代意识，巧妙地寓批判于叙事中，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确是高明。不过，遗憾的是，即便是金庸这样的“明理君子”，作品中也还是有大量的不明理的情节。比如书中常出现的几女共恋一男的格局，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如《碧血剑》的袁承志，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如《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如《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还有那个段正淳，又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您就看吧，都获得不只一个女性而且还是美女的垂青。最终的结果呢? 当然最好是像韦小宝那样照单儿全收，而且还是七个女人掷骰子决定谁陪韦小宝睡觉，这种情节，连带那个忠心耿耿、百依百顺、奴性十足的双儿形象，完全都是男性的白日梦。但是这样写毕竟太不现代了，只能偶一为之，还得是写在韦小宝这种不是正宗的侠的小流氓身上。那么如果是涉及正宗的侠怎么办呢，当然这些男侠只能择一而终，只有这样才够现代。但其他“入围”而终遭淘汰的女性怎么办？或者心理变态，成了反派女魔头，如《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或者死掉，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或者出家为尼，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郭襄、《笑傲江湖》中的仪琳；或者终身不嫁以老姑娘而终，如《神雕侠侣》中的程英、陆无双；个别的还有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远赴波斯做明教教主，而且还特地说明，做此教主，便终身为处女。为了保证这些女性对已经别娶的男侠的贞操，真是煞费苦心。如果有哪个女性胆敢对男侠负心，那就一定没有好下场，如《连城诀》中的戚芳、《飞狐外传》中的苗夫人 、《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等等，这些恐怕都透出不平等的色彩，都说不上“现代”吧？ ?
甲：好一张利口，倒也言之有理。看样子这回得让你占足上风头啦。还有吗？?
乙：还有。如小说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角、反角、主角、次角，几乎一律美貌，可谓美女如云，而像香香公主、王语嫣、阿珂等更是美貌得惊人。这就怪了，为什么这些年轻的武林女子个个美貌？难道说美貌还是习武的必要条件？作品中的男性，貌不惊人可以照样为英雄好汉，如红花会群雄，如袁承志、张无忌等，而女性却鲜有相貌平平而光彩照人者，这说明了什么？这实际上表现出的是男性将女性物化的鉴赏心态，就是作品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 邪、贤、愚，务要有观赏价值，这与《水浒传》的极力丑化女性，实为父权意识一体之两面。?
甲：这种情况，大概既有作者自己父权意识流露的成分，又有作品向广大读者群主要是男性读者群的父权意识有意无意投合的成分。作为通俗文学，毕竟和纯文学不同，不得不面临读者群趣味的强大压力。?
乙：现在再看作品中的众生观，也就是看作品如何看待众生的生命。有某知名学者将金庸的作品与《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一段相比较，认为金庸的作品超越了《水浒传》的草菅人命的观念。其实这种说法很大程度是想当然，并不合乎事实。不错，金庸作品中的正面一号很少滥杀无辜，不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动不动就抡起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排头砍去，但这并不等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做到了“人人生而平等”。《天龙八部》中的萧远山、慕容博这等巨恶大奸可以立地成佛，被他们无辜害死的乔三槐老夫妇等人的冤魂却无处着落；叶二娘十几年里残害了上千个婴儿，真可说灭绝人性，但一旦披露她是英雄虚竹的母亲的身份，就一切都可以原谅；《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克做采花这种淫恶勾当，被大侠洪七公制住时，仅仅因为“怕他叔叔面上不好看”就轻轻放过；再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向问天逃避武林正派和魔教的联合追杀时，向问天为了夺马随手就将无辜赶路人击毙，而大侠令狐冲对他的这位新结义的兄长的如此作为，不过是叹了口气就算了。如果被击毙的是他令狐冲的同门或亲朋又当如何呢？那只怕就另当别论了吧？?
甲：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有类似问题的情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即使不说是比比皆是，也实在不少。对于这种现象，我想说两点看法：首先，历史中的侠本就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众生既然只是他们的拯救对象，生命价值的平等就无从说起，由此而连带出的蔑视众生、草菅人命都免不了，历史中的真实情形就是如此；其次，既然金庸笔下的武侠故事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那么这些人物的思想观念就不能太新潮，把人物都写得像古龙笔下的楚留香一样平生从不杀一人，充满了现代的法制观念，终究不大妥当。?
乙：话虽如此，但还是可以找到两全之策吧？比如，我们刚才谈金庸作品中的女性描写时，您举的赵敏那个例子，像那个例子一样寓批判于叙事倾向中不就可以很高明地两全了吗？?
甲：好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你要明白，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 价值观，几乎是与英雄传奇这一文类连带而生的。用这一文类写作，又要处处、时时寓批判于叙事，只怕不免束手束脚，步履维艰。?
乙：我同意。英雄主义价值观几乎就是英雄传奇这一文类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痼疾，这倒也不能苛责金庸，就像金庸在写武侠小说时，其实也知道他的作品和现代的法制观念相违背一样。但是没办法，既然是写武侠小说，只能那样写。?
甲：说到武侠小说与法制观念的关系，别人已经说了很多，不过还有继续说下去的余地。?
乙：有人说过中国武侠小说流行，是因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西洋侦探小说流行，是因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据我所知，金庸对这种看法大体赞成。一次他曾对采访者说过，西洋侦探小说不在中国流行，是因为中国法律不发达，立场很明显。而武侠小说中“法”的立场比较不明显。他还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
甲：这些话大体不错，其实不只是金庸，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一些现代学者总喜欢从侠对法的破坏的角度来贬抑侠及武侠小说，认为这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天然合理。因为我们一直忽略了但又很有必要追问的一系列问题是：什么是法？法的本质是什么？法是否天然就代表着绝对正义？具体的法的形式又是否绝对完美？事实上，难道法不是和道德一样，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契约？只不过它更强调形式的严密与稳定，并要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罢了。它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绝对的善、正义和真理，雨果的《九三年》正是建立在对此深刻怀疑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如此，这正是侠客滋生的土壤。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与现代学者批评的破坏法制根本不是一回事。韩非子绝不是指责侠对正义的冒犯，而是强调侠危害了君主的统治，破坏的是法治。在韩非子那里，“法”不过是与“术”、“势”并列的工具而已。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就算古代侠自掌正义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今天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是否意味着并强化了法制观念的淡薄？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为什么民众会法制观念淡薄？是因为在民众心中法并不意味着正义或远远不能担保正义。至于为什么民众会有此“落后”观念？是因为武侠小说读多了，还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法制建设远远不健全，还不足以使民众树立起对法的信赖？不错，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有历史形成的国民性方面的原因，但现实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与其将武侠小说的风行看成对法制观念的树立的威胁，不如将其看成现有法制建设状况远不尽如人意的标志，从而敲响警钟，不是更有积极意义吗？因此，对于武侠小说的风行，“警钟论”比“威胁论”更合理一些。?
乙：这一“警钟论”的辩护倒也别开生面。不过说来说去，最后要归结为一句话，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观念并不像有些金学家吹捧的那样，全盘儿现代。?
甲：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意思是说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作品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因时而异，因此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到时世的变迁。而现在的文化背景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初步启蒙，封建文化的表层如旧礼教受到扫荡，但又并未经深刻彻底的批判，因此旧的深层文化心理仍在，新旧杂存。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此，武侠小说作者的心态也是如此，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如此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上，冲决网罗、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很少有先借通俗文学发难的，无它，通俗文学自有其创作、接受、流布的规则。相比于“纯文学”，它更强调娱乐趣味，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掘乃至革命。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改造群众，恰恰相反，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广大读者既有的趣味，如此一来，妥协和迁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关于这一点，金庸作品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四、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大雅之作吗？
甲：就金庸作品的具体问题谈了很多，但还没涉及总的定位问题。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进入雅文学的层次，能不能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平起平坐？?
乙：现在评论界好像一边倒的论调是“能”。金庸不是被评为排名第四的文学大师吗？他的作品不是被选入了百年经典吗？如您所说，他去年不是又和巴金、冰心一道被香港授予什么文豪奖了吗？像北大，还开了关于金庸的讲座。?
甲：金庸的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足以说明，金庸的作品已登堂入室，从整体上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次，一定程度上进入了雅文学的领域。?
乙：这只怕未必。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卡夫卡的作品，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但你能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就是比《城堡》、《变形记》更高明的作品? 就已摆脱了通俗文学身份，进入了雅文学层面？又如三四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也同样风靡一时，还珠楼主五十多集的《蜀山剑侠传》，每一集印出来，万册之数三四天内就一抢而空，但是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蜀山剑侠传》有多么杰出吧？?
甲：但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和《蜀山剑侠传》不可同日而语，就其艺术表现力来说，要超过当代许多所谓高雅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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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实际上在下以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仍大体属于通俗文学层面，并不等于说它就低于雅文学作品一等，而是认为只有先有个正确的定位，才便于思考的深入。?
甲：通俗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消费性。比如日本的著名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我第一次读时，对作品中表现出的细密思维叹服不已，不愧是推理小说中的经典，让人敬佩。可有一样，即使是这样出色的作品，我看了一遍后，就将它束之高阁，再也没有看第二遍。同样，很多二三流的武侠小说也是让人看过就算，很少能让高层次的读者一看再看。但金庸的作品却不同，很多读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良好文史修养的文化人，都对金庸作品读过不止一遍，这说明金庸武侠小说的被接受已经超越了消费的层次。?
乙：金庸的作品我就看过不止一遍，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些篇目我也看过多遍。据我所知，有的年轻学生看《泰坦尼克号》也看了多遍，但在我眼中《泰坦尼克号》仍然不过是个通俗大片。?
甲：但是，这里我问一句，将《泰坦尼克号》看上多遍的人中有高艺术修养的吗？而金庸作品的读者则不同，他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很高文史修养的人。虽然我们不必盲目崇拜权威，但这个现象本身在那里摆着，就说明一定问题。?
乙：即使是文化修养高的人反复阅读金庸作品，原因也很复杂。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是出于消遣的目的，即使看了多遍，不过是反复消遣罢了。就比如在下有时看书、写文章累了，也会找本金庸的小说来翻一翻，让大脑休息，但这时如果找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来休息，那行吗？不可能的事儿！后者不是用来消遣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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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你用读书时是否有沉重感来区分雅俗文学，未免简单化了。其实让人深度思考的作品读起来未必就一定都很沉重，《好兵帅克》就富有喜剧趣味，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再则说，你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很多文史方面的学者不仅仅是将金庸的作品作为消遣，他们明确地宣称，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视为经典。?
乙：说了半天，绕了一圈，话头又回到了很多学者称金庸的作品为经典上了。看样子还得换个角度来谈。前面我们在谈金庸作品的结构问题时，曾说到，金庸的创作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作为促销《明报》的方式，每天为报纸写一段，这种报刊连载本身就是个商业行为。 而注重商业效果恰恰是通俗文学作品写作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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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报刊连载多半是商业行为，这话大体不错，但并不等于说连载的作品就都是通俗文学。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反例，比如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古都》， 就是从1961年底到1962年初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但《古都》可绝对是雅文学中的雅文学。所以用是否为报刊连载来判定作品的创作是不是商业生产，进一步判定是不是通俗文学，恐怕证据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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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那好，既然报刊连载这种外在形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只好深入到作者的内部创作动机。即你的写作是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还是成全大众的趣味？你写作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谁，是留给二三知音鉴赏，还是博得越多的人喝彩越好？你的作品是不断地自我拷问、自我超越，通过纵深的开掘将笔下的世界引向一个未知的领域，还是仅仅用高明的手法对爱情、寻宝、仇杀等俗众感兴趣的故事原型进行横向组合？如果是前者，在创作时就会力避重复，如果是后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重复。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周伯通、周癫、桃谷六仙这类人物反复出现，这主要是出于喜剧趣味的考虑，而寻宝、寻找争夺武林秘笈以及比武大会的情节也一写再写；还有主人公通过各种奇遇而内力大进，一下子超过别人练了几十年，从而大出风头的情节也不少，金庸无论怎样求变求新，这些基本的质素其实并没改变，只是用高明的方式来重复而使人不觉其重复罢了。从这些地方来看，金庸的作品并没有 超出通俗文学的范畴。?
甲：你这番话颇有见地，但也不是滴水不漏。金庸小说的情节细分析起来确实没有超出爱情、夺宝、仇杀那几大元素，但人们为什么读起来不觉得重复？就是因为金庸在讲述这些好看或动人的故事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使各部作品传达出的人 生况味不同，这就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面。你读《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几部作品时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这就不是简单地可以用“重复”二字 概括的吧？另外你的动机决定论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历史小说，它可俗，去迎合大众，迎合市场；也可雅，融入对历史的思考，或个体生命的感悟；还可不甚俗也不甚雅，就是比较单纯 地普及历史知识，你说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应归入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二月河的作品读者定位应属一个较高层次吧？作品中写的漕运、治河、吏治、科举等内容都不是俗众关注的问题，而且作品中还有大量的诗词、典章、酒令、医道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有追步《红楼梦》的意图。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仍有迎合大众趣味的内容，如神乎其技的武侠及法术内容，还有关于性的自然主义描写，都使其中的一些内容带有强烈的通俗文学色彩。动机决定论之二分法，大体上理论框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创作实践又远为复杂，可能会有许多 中间状态。又比如阐释政治意图的文学作品怎么算？如“文革”时产生的《金光大道》之类 ，你说它是雅文学，它并不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你说它是通俗文学，它又没有什么商业动机；当然，你如果认为那根本就不算文学，我也没办法。但《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以及讲述咱们天津卫的《血溅津门》之类的“抗日传奇”又该怎么算？创作是复杂的，用理论去简单地一刀切，这种做法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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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样说来，金庸的作品究竟该如何定位，是通俗文学包含雅文学因 素呢，还是借通俗文学外壳体现雅文学精神呢，这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甲：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探讨并不是为了得出某种确定结论，而是抛砖引玉，以待高明。所谓“未济终焉心缥缈”，留一点思考的余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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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那我们就等着真正的绝顶高手横空出世华山论剑吧，咱们这段南开论剑就此结束。?
（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录音整理：索海军）??
【编者絮语】“金庸迷”中既有文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缔造了20世纪后半叶文坛的一个神话。金庸的世界里，既有传统文化，即希望通过个人的修炼从而达到“内圣外王”（个人人性的完满和能力的极度向外扩张）；同时又有着传统文化所不能包含的内涵，这些内涵是直指现代的。编者以为，金庸世界里也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来源：南开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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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佛学造诣亦不容忽视
菩萨在线
2018-11-02 20:47:23
2018年10月30日，因笔名金庸而为人所知的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创刊人、曾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查良镛因病逝世，享年94岁。金庸之子查传倜告知“下午走了，很安详”。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取自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有一部不在其中的是《越女剑》。金庸因武侠小说而家喻户晓，其作品深受几代喜爱。
（陈洪：挑灯看剑说义侠——金庸小说的文化底蕴）
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曾多次以《挑灯看剑说义侠》为题，解读金庸武侠小说世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风骨。他认为金庸小说有六宝——引人入胜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命运，厚重的历史感，广泛而圆融的知识涵摄，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巧妙的母题发挥。同时，陈洪认为比这六宝更重要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除了是广为人知的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佛学造诣亦不容忽视。
皈依佛门
金庸从小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
“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1976年，因长子自杀，金庸深受打击。阅读了无数书籍，金庸试图探究“生与死”的奥秘。
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后，他在几个月内废寝忘食、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定是这样。”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的内心充满了欢喜，结束了极度痛苦的状态。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他认为他在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金庸谈“色蕴”
1977年，金庸在阅读佛教书籍之余，写了篇题为《谈色蕴》的读书笔记。该笔记近8万字，以下为部分要点：
「色」的意思是「看得见的东西」。「蕴」的意思是许多东西聚为一类，意为「组合」、「集团」。「色蕴」就是「可见类」或「可见组」。
「五蕴」总是跟欲望及烦恼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状态下的「五蕴」，佛家称为「五取蕴」。生理组织加上欲望与烦恼的纠缠，称为「色取蕴」，意思是说，肉体陷入了欲网苦阱，逃不出来。受取蕴、想取蕴等也是一样。「取」的意思是「抓住」，肉体和意识给欲望抓住了，我们只能在欲望的波涛上起伏飘泊，难以自主，永远上不了岸，所以叫做「苦海无边」。
佛说色蕴，教导世人：
一、无常、苦——肉体的成长、衰老、疾苦、死亡，每个人都不能避免。这是生命的必然痛苦。
二、因缘、空、非我——身体的形成和消逝，是由于各种关系和条件（因缘），所以是「空」的。身体无常，不稳定、依赖于其他的关系和条件，不是自己所能控制，因此身体不是「真正的我」——非我。
三、解脱——要解脱生命中的大痛苦，得到永远而真正的自由自在，第一步是正确认识肉体（色蕴）并非「真我」。
四、无住、无着——人生的烦恼，来自对色、声、香、味、触、法、一切人、事、物的贪恋关切，如能减少这种欲望和痴爱，烦恼就能逐渐消减，有助于得到解脱。
阿含经谈论认识「色蕴非我」而得到解脱。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四谛”思想
四谛是释迦牟尼体悟的四条人生真理——苦、集、灭、道。四谛告诉人们人生的本质是苦，以及之所以苦的原因、消除苦的方法和达到涅槃的最终目的。
苦谛是释迦牟尼在彻悟之后，对人生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有苦的，或多或少带有悲剧色彩。其中，《天龙八部》是一部佛学思想意味极浓的作品。萧远山大仇得报，却感到无处可去；鸠摩智泥地开悟，才发觉原来佛在心中；游坦之铁罩加头，舍弃双目，不改痴情，但阿紫最终选择悬崖一跳；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互夺情郎，至死未得所爱……
故事中的主人公对其命运苦因的探索，是形成各种矛盾的重要因素。集谛指出人生之所以“苦”的根源——贪、嗔、痴。张无忌的种种遭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江湖人对屠龙刀的狂热迷信；萧峰经历人生的几起几落，终明白造成他悲剧人生的根源是胡汉身份的差异；郭、杨两家后人的不同结局，源于动荡的社会与不同的生活经历……
灭谛指出涅槃是人生理想归宿的最高境界、最终目的，也是佛教教人追求的方向和目标。谢逊自废武功，皈依佛门；张无忌放下与六大派和解，放弃教主之位而归隐；一灯大师、周伯通 、瑛姑和裘千仞几十年的宿怨得以化解……作品中对灭的表现虽多种多样，但根据人物所遭遇的苦的不同，主要体现了人物对苦的解脱。
道谛指出要解脱人生苦恼的现象须修道。金庸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通过对道谛的表现，达到扬善除恶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道德净化的功能。佛法具有八万四千法门。金庸认为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在表现道谛时，他并不完全用出家人的标准衡量每一个人物。
金庸武侠中对苦集灭道的表现，不仅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更让读者阅读时对是非黑白有所判别。这使得金氏小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教化作用。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神雕侠侣》
花开终有落，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更无法继续让金庸生活在“江湖”之中。先生一路走好。（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参考文献：
金庸，谈色蕴，1977.
池田，皈依的心路——金庸与池田的对话，佛教文化，2006.
余世静，浅谈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四谛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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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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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1 08: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本帖最后由 徽太郎 于 2018-10-31 08:36 编辑
南开”“南京”金大侠对对子
说了金先生和天津、南开的缘分，最后还回过来说和我本人的，也有一些小小的文字缘。说到文字缘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金庸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就有我写的推荐信，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去剑桥读博士，推荐信也是我写的，成功了。这就算扯平了。
2002年在南开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座中一个朋友就说起了金庸的文字的功底，说起了他作品的回目很巧妙，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然后说到我本人，有一个对联的上联，号称天下绝对，很多名家都对过。这么一说，激起了金庸先生的雄心，说，好！你且道来，我对一对看。我就说了我这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很简单，但其中有故事。什么事情呢？那是95年的时候，南开大学行政换届，上台的校长叫侯自新，非常巧，同年南开中学也换届，校长姓康叫康岫岩，是侯自新的太太。这可不是开夫妻店，因为中学和大学不相统属，大学是教育部管，校长是中组部和教育部两家来任命的；中学是天津市管，彼此没关系。但是巧了，两口子同时出掌“南开”。当年年底学校的联欢会出节目，我当时灵光一闪，想了这么一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看着挺简单，但是我这里有三个消息埋伏。第一个表面的，就是我上下这两节有呼应，“一门二校长”，“一门”哪一门？“侯门”，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二校长”，哪一校？“南开”，兼指两所学校。再说第二个，一提“侯门”，很容易想到常用的一个成语，“侯门深似海”。然后“南开”呢，有个谐音——南开人都知道。那是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平了之后，说了两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体现南开精神的。一句是说，“敌寇可毁灭者，南开之物质；不可毁灭者，南开之精神。”第二句话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所以这个“南开”有个谐音，就是困难的难，“难开”，然后跟前面的成语能连起来，由于“侯门深似海”，所以这个门不好进，南开还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学校。这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么多内涵。
金庸先生看了之后，半响不语，停箸不食——把筷子也放下了，在那里想，大约有10分钟，一拍桌子，说“店家，将纸来”。服务员就立刻给他一张餐巾纸，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下联。“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他是拿“南京”的故事来对南开，说自六朝南京三度成为首都，然后呢一讲南京，人们想到的就是钟山龙蟠、大江东去，所以拿这个“东”来对我这个“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说的三个“消息埋伏”，他可都没有。当然大家都是朋友，都说“好啊！真不错！真不错！”这张餐巾纸被当时天津日报的社长张建星一把抄过去，“这个归我了，将来是文物的”，就装到兜里去了。
当时在场的南开中学的康校长，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庸这个下联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她说我跟你讲，太有意思了，这个六和三，都有讲究，南开中学创立于1904年，南开大学创立于1919年，中学比大学长了15年，不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夫妻俩做校长，巧了，都是第六任。这六有着落了吧，南开当年是个系列学校，有大学，有中学，有女中，有小学，还有重庆南开，还有自贡曙光，一共有七所，分布于三个省区，天津、云南、四川，这就把“三”也碰上了。她说，你这个上联性别歧视，“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我们俩都是校长，凭什么你就说“侯门”，对不对？你有点大男子主义，可人家金庸先生下联把你这缺点给补救过来了。他拿南京来对，南京史称“建康”，下联就把我这“康”给搁里边去了。嗨哟，简直是听得我觉得冥冥之中若有数在啊，真是非常巧，金庸他自己也不知道。
～～～专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书生”与“大侠”的邂逅 小小的缘深深的情
津云今天
津云新闻记者 李海燕 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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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追忆金庸：“书生”与“大侠”邂逅
天津日报
百家号10-3112:15
记者 李海燕 任悦
大闹一场，悄悄离开。
突然之间，金庸走了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忆，在一片追忆声中，记者专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他将告诉大家——他自己，南开、天津与这位“大侠”的缘分。
陈教授说：“我和金庸有一点小小的缘分。”而这个“小小的”是令多少人羡慕的。
我们听陈教授娓娓道来：
“靖哥哥”曾考过南开
首先声明我没有必要去攀附金先生，这是很好玩的一个缘分而已。那是2002年，我把金庸请到南开，聘他做了名誉教授，然后在南开搞了一场讲座。他在天津连来带去逗留了六天。金庸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所谓的“口讷”，以致有人说他小说里《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就有他本人的影子。由于讲话能力不强，他一般作报告就是半小时到40分钟，可在南开创记录讲了两个多小时，下台的时候，他的太太非常心疼，就怕他累坏了。
先讲他和南开也有特殊的缘分。为什么会在南开待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当年考入过南开，这次到南开写下一段题词，说半个世纪前，予与南开失之交臂，今日得偿夙愿，大快平生。原来是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读书，读的是国民党官办的政治学院，但是他思想比较自由、比较解放，所以和校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被除名了。在这前后，他听到说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很开放，心向往之，他就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南开的这一部分，但是由于囊中羞涩，路途不靖，最后没有去成。所以南开聘他做名誉教授，他非常高兴。
“金大侠”来天津看祖产
除此之外，他跟天津还有特殊的缘分。金庸姓査，浙江海宁査家是大家族，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另外还是清代有名的盐商。天津在清代是盐的聚散地，南方是扬州，北方是天津，因为有长芦盐厂。査家在天津有很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其中包括一个园林就叫水西庄，是天津在清代最漂亮的一个园林，以至于有红学家——当然很少量而且主要是天津的研究红学的人，认为大观园的原形之一包括水西庄，可见水西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那一年，金庸一到天津就跟我讲要去看看这份“祖产”，思古之幽情嘛。我就给他安排了。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很重视，金庸到了之后，茶献两道，酒过三巡，金庸就说了，我先去看看这份“祖产”，然后我们再来聊别的。结果大家就陪同到了某一个地方，一指说这就是水西庄。原来只剩下了庄园门口的一头石狮子。金庸当时写了一首小诗，叫《水西庄有感》，五言绝句。最后两句写得非常的好，道是“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当然，后来水西庄作为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南开”“南京”金大侠对对子
说了金先生和天津、南开的缘分，最后还回过来说和我本人的，也有一些小小的文字缘。说到文字缘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金庸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就有我写的推荐信，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去剑桥读博士，推荐信也是我写的，成功了。这就算扯平了。
2002年在南开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座中一个朋友就说起了金庸的文字的功底，说起了他作品的回目很巧妙，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然后说到我本人，有一个对联的上联，号称天下绝对，很多名家都对过。这么一说，激起了金庸先生的雄心，说，好！你且道来，我对一对看。我就说了我这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很简单，但其中有故事。什么事情呢？那是95年的时候，南开大学行政换届，上台的校长叫侯自新，非常巧，同年南开中学也换届，校长姓康叫康岫岩，是侯自新的太太。这可不是开夫妻店，因为中学和大学不相统属，大学是教育部管，校长是中组部和教育部两家来任命的；中学是天津市管，彼此没关系。但是巧了，两口子同时出掌“南开”。当年年底学校的联欢会出节目，我当时灵光一闪，想了这么一上联，“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看着挺简单，但是我这里有三个消息埋伏。第一个表面的，就是我上下这两节有呼应，“一门二校长”，“一门”哪一门？“侯门”，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二校长”，哪一校？“南开”，兼指两所学校。再说第二个，一提“侯门”，很容易想到常用的一个成语，“侯门深似海”。然后“南开”呢，有个谐音——南开人都知道。那是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平了之后，说了两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体现南开精神的。一句是说，“敌寇可毁灭者，南开之物质；不可毁灭者，南开之精神。”第二句话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所以这个“南开”有个谐音，就是困难的难，“难开”，然后跟前面的成语能连起来，由于“侯门深似海”，所以这个门不好进，南开还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学校。这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么多内涵。
金庸先生看了之后，半响不语，停箸不食——把筷子也放下了，在那里想，大约有10分钟，一拍桌子，说“店家，将纸来”。服务员就立刻给他一张餐巾纸，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下联。“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他是拿“南京”的故事来对南开，说自六朝南京三度成为首都，然后呢一讲南京，人们想到的就是钟山龙蟠、大江东去，所以拿这个“东”来对我这个“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说的三个“消息埋伏”，他可都没有。当然大家都是朋友，都说“好啊！真不错！真不错！”这张餐巾纸被当时天津日报的社长张建星一把抄过去，“这个归我了，将来是文物的”，就装到兜里去了。
当时在场的南开中学的康校长，把我拉到一边，说金庸这个下联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她说我跟你讲，太有意思了，这个六和三，都有讲究，南开中学创立于1904年，南开大学创立于1919年，中学比大学长了15年，不是同步的，但是他们夫妻俩做校长，巧了，都是第六任。这六有着落了吧，南开当年是个系列学校，有大学，有中学，有女中，有小学，还有重庆南开，还有自贡曙光，一共有七所，分布于三个省区，天津、云南、四川，这就把“三”也碰上了。她说，你这个上联性别歧视，“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我们俩都是校长，凭什么你就说“侯门”，对不对？你有点大男子主义，可人家金庸先生下联把你这缺点给补救过来了。他拿南京来对，南京史称“建康”，下联就把我这“康”给搁里边去了。嗨哟，简直是听得我觉得冥冥之中若有数在啊，真是非常巧，金庸他自己也不知道。
“文章会”的现实版是这样的
有位相声明星，在说传统相声“文章会”时，编了一个金庸出题考“学生”的场景。这个，还真的有现实版——
到了2007年，香港实业家蒙民伟，拿出了一笔钱支持香港和内地各六所大学，内地北大、清华、南开，还有浙大、科大等。捐赠仪式之后有个晚宴，在这儿我又遇到了金庸。他和他太太坐在我斜对面。席间他说：“陈校长，上次我去南开，你弄了个上联来难我，当时我想了个谜语回敬，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咱们就分手了。今天我要拿这谜语来难你。”我说：“挺有意思，难为您老先生，五年了，还记着呢！那就请道其详吧。”可是大厅很嘈杂，他口音我听着又费劲，他说了半天我听不准，我说你写下来吧，他就拿过菜单反过来写。大家看，就是这个菜单的反面。大家看他写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写完了墨迹未干，被我抹了一下。他写的是“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哪一首诗？对，《登高》，被称为千古七律之首，《登高》里的两句。这和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写了，“萧萧下者，陈也”，然后没地方写了，他就口头补充了，“长江滚滚，洪也。”这里是落款：“弟金庸”。他把谜面与谜底一起写出来了。什么意思呢？萧萧下，南朝宋、齐、梁、陈，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梁的开国皇帝萧衍，两个姓萧的下面就轮到我们姓陈的当皇帝了，陈霸先，所以说”萧萧下者,陈也”。长江滚滚，为什么突然水大了呢？上面发山洪了，洪也，是一个小小文字缘。文人之间嘛，游戏而已。
这些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亲切，而先生已逝，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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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唯有入酒党
金庸与柏杨相识相知多年，柏杨遗孀张香华忆及当年，金庸来台拜访柏杨，两人还曾一时兴起在高信疆家中「豪赌」。「实际数字不记得，但犹记得梭哈金额大到两人觉得『很危险』。」两家人总是香港、台湾互访，「吃饭时很不挑」，但说起喝酒，台湾文化圈相聚当时有个「酒党」，金庸回港后也成立个「酒党」，且随口便吟出小诗：「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何以解忧，唯有入党。」
张香华表示，金庸最后一次来访时，高龄80多岁仍在攻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柏杨为此还曾要他「好好用功念书哦！」虽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但向来对政治与社会议题关注的金庸，也曾在美丽岛事件后特别写信关心柏杨。
在潘耀明看来，曾一直想从政的金庸，最像他自己笔下的乔峰，「胸怀开阔，对家国有使命感。儘管他曾自言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那应是他对潇洒自在的追求。」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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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 两岸忆金庸 中国人心中的“江湖侠客梦”
李怀宇评《拜金集》︱金庸小说与人生边上
澎湃新闻
百家号11-0811:02
《拜金集》，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195页，45.00元
我当面问金庸：“很多人给您写传记，您自己看吗？”金庸答：“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一书的首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有言：“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以此观之，要知道金庸，不妨细看他的小说。而将金庸小说看得仔细的“拜金主义者”中，胡文辉是佼佼者，《拜金集》是写在金庸小说边上的妙书。
胡文辉说：“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为了印证他的这句话，我一一采访了这三人，结果，我只同意胡文辉的三分之二。
金庸小说，在我心中早已不朽。胡文辉在给严晓星《金庸识小录》的序中写道：“我想，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对此，“红迷”会作何感想呢？考虑到金庸所言：“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红学”与“金学”爱好者大可各取所爱。更何况，金庸根本就不承认有“金学”！
当然，对金庸本人，胡文辉自有看法：“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又补记：“当金庸处江湖之远，以言论为志业的时候，他可以做令狐冲；但当他近庙堂之高，与权势和解以后，他就近于韦小宝了。”对金庸晚年的某些言行，胡文辉曾有不客气的批评；但对金庸的小说，胡文辉仍只有欢喜赞叹。甚至于，胡文辉就用过一个笔名：胡一刀。
金庸的学问如何？这在学界向来是有争议的。胡文辉写过《现代学林点将录》，他的论断不可等闲视之：“眼见有些学院中人质疑他的学识，内心颇觉不平，他们哪里配！如果说陈寅恪是‘从史实中求史识’的话，那么，我以为金庸称得上是‘从故事中见史识’的。”而在品评诸多武侠小说之后，胡文辉别有创见：“诗词方面的素养，金庸远不及梁羽生，有时甚至连格律平仄都搞不清——我甚至怀疑，他在小说里玩的诗词把戏，是有枪手的。可是，创造出‘最伟大的武侠小说’的，正是金庸，而不是梁羽生，更不是张大春。小说固有别才，非关诗也，非关学问也。”
金庸
金庸晚年念兹在兹的博士学位，胡文辉的看法可谓是“拜金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以他对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本不需要学院派的承认，他垂老还去读剑桥的历史博士，实属多此一举。而剑桥的汉学家们，倒是应当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
如今剑桥的汉学家似乎还没有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胡文辉本人倒是用写论文的方法来研究金庸。他考证韦小宝的前世今生，认为阿Q就是韦小宝的前世：“前世的阿Q是悲剧，今生的韦小宝是喜剧，韦小宝可谓阿Q的颠倒版、成功版、狂欢版……《鹿鼎记》不也是一部武侠化的《反阿Q正传》吗？”他细看武松、石秀、乔峰，发现：“《天龙八部》对《水浒》的借鉴，透露出乔峰这一完美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血统，他不过是中土英雄谱系的最新传人。凡大英雄皆不好色，是为中国古典英雄形象的通例：关羽不好色，吕布才好色；武松、石秀不好色，周通、王矮虎才好色；孙悟空不好色，猪八戒才好色……相比之下，古龙笔下那些有义胆也有色心的男主角，则是007式的英雄，他们其实有着西方的秘密血缘。如果说乔峰是本土英雄类型的代表，那么，陆小凤就是西化英雄类型的榜样了。”
金庸小说除了“好看”之外，学问、历史观之类的论题已多有人论证。而金庸自认对佛法深有研究，胡文辉独具慧眼地对“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作了一番研究。《飞狐外传》结尾与《倚天屠龙记》开头，皆出现佛偈：“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胡文辉由此联想到西哲叔本华的思想：“……不要把获得生活的舒适愉快作为追求的对象，而要尽量避免生活中的不幸……‘幸福地生活’仅仅意味着‘少一点不幸的生活’”，“一切幸福都是虚妄不实的，唯有痛苦才是真实的”，“我们通常得到的快乐总是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动心，相反，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却比我们预料的更为深重”。而后胡文辉又有此一问：“深研佛教的智者如金大侠，‘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颇以世俗之欲为欲，以大众之乐为乐，又何曾能达到‘所离于爱者’的无忧境界呢？”
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回忆师哥王重阳时说：“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乐此而不疲，但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气度识见又有什么干系？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我曾经乐此不疲在读金庸小说，当年读到这段“童言”，不禁心头一震。这十多年来，在金庸的小说与人生边上看多了，也不由得我不信了。
那一刻，査先生颇似金庸笔下的王重阳 | 郑培凯
2018-12-08 08:00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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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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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
与金庸相识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粉丝读者，沉湎于他所创造的侠义世界；二是认识金庸的本尊查良镛先生，成为真正相识的君子之交，体会到什么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高人境界。
作为粉丝读者的时间很长，从我初中在台湾读禁书开始，到我离开美国来香港教书，前前后后有四十年的时间，认识的金庸，只是一个小说家的笔名，熟悉的是他笔下的人物：郭靖、黄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令狐冲、盈盈、赵敏、萧峰、段誉、韦小宝……一提到金庸，这些想象世界的人物就飞扬跋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加入了其他早已镂刻在心底的另外一批丰碑式的人物，如宋江、林冲、鲁智深、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张飞、赵云、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西门庆、潘金莲、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成为我对世情理解的依据。
有时我会想，这五六十年来，两三代的中国人，在理解人生处境的过程中，是否都与我的经验类似，有着金庸创造的想象世界，以及其中展现的各种人物性格与道德标准，当作为人处世的参考或表率？是否向往郭靖的光明磊落、欣赏黄蓉的聪明黠慧、同情杨过的偏执与固守、仰望小龙女的冰清玉洁、佩服令狐冲的风流洒脱、崇尚萧峰的义薄云天、惋惜张无忌的犹豫不决、憎恶欧阳锋的阴狠毒辣、唾弃岳不群的君子伪善，同时也羡慕盈盈的一往情深、赵敏的机变百出？对于韦小宝的首鼠两端、口是心非、见利忘义、阳奉阴违、脚踏两条船，却又恪守他自己心目中的江湖道义，时而还想着成人之美，替天（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天”）行道，当我们看尽了世态炎凉，遭遇了身边远比韦小宝丑恶的众生，应该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人物？金庸的小说提供了现世情态的一面镜子，无论是仙佛圣贤、豪侠君子、魍魉魑魅、元凶巨憝、懦夫宵小，都在此表露了言行神态与心理情状，令人读来，像是阅尽了千古众生相。
与查良镛先生本人相识，是我来了香港之后，因为时常举办学术讲座及昆曲表演，参加一些社会文化活动，也就逐渐相熟起来。最初的印象是，他寡言慎行，与我长期印象中笔锋犀利的大侠迥然不同。来往渐多，特别是参加他的私宴，周遭都是朋友旧识开怀畅叙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有点口拙，不像他小说对白那么词锋犀利。他不擅于公开演讲，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这与他撰写报纸社论，评论天下大事，针砭时政的深刻与聪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饶宗颐先生米寿之时，创价学会为他举办了“学艺双携”书画大展，特别邀请了査先生做开幕致辞。査先生个头不大，上台时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带着亲切的微笑，风度倒是儒雅。他一开口就说：“饶宗颐先生是我在香港最佩服的人。”说完之后，顿了一下，好像想起这句话使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把饶先生捧成了香港至尊，有点不妥，接着补了一句：“我是说，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又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补充得也不妥，似乎贬低了饶公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地位，再追加了一段说明：“香港有很多人，我都佩服。在不同领域都有了不起的人，都是我最佩服的。饶先生是在学术文化艺术领域，让我最佩服的人。”满场的来宾，都屏息听着査先生站在台上，不断自我修正，也不敢打断他的思路，显得十分尴尬。我听他说完第一句，接着还要补充，知道要糟。就好像自己挖了个坑，突然发现自己掉进坑里，赶紧再挖出个通道，没想到越挖越深，出不来了 。
査先生虽然拙于口头言辞，却是个思想锋利的人，只是说话容易卡壳。他聪明绝顶，时常冒出一句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妙语，让人感到他不但学养过人，而且充满了非凡的想象谐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位穿着时髦的女士，从台湾买了件鲜绿色的对襟棉袄，穿在身上，的确靓丽出众。她摆了几个美妙的pose，轻盈地转过身来，査先生突然莞尔一笑，说“后面可以加个‘勇’字”，使我几乎喷出饭来。不禁让我想到古代也有些才华盖世的文学家，善于著书，却拙于口辩。《史记》记载韩非：“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司马迁描写司马相如，则是“口吃而善著书”；《汉书》说扬雄，是“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这些不世出的古人，应该都是属于査先生这一类“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与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大异其趣。我以前读《论语·公冶长》篇，提到孔子称赞宁武子，说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本来不是太懂这句话的深意，总觉得那只是肯定宁武子的政治智慧，懂得应对进退，洞察世情，不过于张扬、不自我矜夸。认识了査先生之后，才了解，有的人真是天生的大智如愚。
我与査先生有同好，就是喜爱昆曲，也不只是爱好昆曲的高雅，而更是喜欢那种慢条斯理的悠游与闲适。我每学期会邀请国内的昆曲团来香港，一连三天，在学校表演传统折子戏，总会预先邀约査先生前来看戏。他每次一定高高兴兴，应约前来，而且经常是早到一个小时，由查太陪同，安安静静，像小学生等着上课钟声一样，坐在我们中心的客厅里，丝毫不嫌等待时间的漫长。我有次问他，离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为什么那么早就赶来？他回答说，从港岛来九龙塘，怕过海隧道会塞车，误了戏，岂不失算？还有一次我问他，怎么喜欢上昆曲的？他说，小的时候在海宁，家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听戏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闲，都唱昆曲，就像现代人在家里唱卡拉OK那样，从小习惯了，就会牵动乡情，让他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査先生虽然退休，时间比较容易自由支配，但还是有偶尔无法前来看戏的时候。有一次我又邀他观赏昆曲，他犹犹豫豫地告诉我，这次来不了，但要先请我吃饭，可否先给他一张戏单，让他过个干瘾。我便拿出素雅的笺纸，用工整的小楷抄了三天的剧目，还抄了饰演者名字，整整齐齐写了两三张纸，写得像从前的戏单那样。吃饭时我交给査先生，他仔细看了一遍，笑了笑，小心翼翼折成四折，放进上衣口袋里，说这次只好自己想象演出的情景了。
査先生来学校剧场看戏，我一般都会作陪，安排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他看戏的时候，十分安静，好像进入了剧中情景，偶尔也会莞尔一笑，那是剧情出现诙谐场面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他都静静地欣赏，或许是心境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看戏也如同观察世情，人世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喜怒哀乐，都在唱做之中，如水中月，如镜中花。有一次，观看《游园惊梦》，杜丽娘梦中初见柳梦梅，表现出无限羞涩，却又情投意合，双双翩翩起舞。演到柳梦梅蓦然扶着小姐香肩，隐到湖山石边、牡丹亭畔，宽衣解带，云雨好合之时，查太突然侧过身，向査先生悄声惊呼：“一见面就除衫，咁快（粤语“这么快”）？”老先生不动声色，悄悄回答了一句，“做梦呢。”
我当时有所触动，觉得査先生颇似金庸笔下的王重阳，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本文刊2018年12月8日《文汇报 笔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不读历史不学马列， 理解不了长者们的事情
原创： 刘根勤刘根勤1周前
这几天，被李泽厚怼金庸的消息刷屏了。
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
都是我曾经的偶像。
金庸大家都熟悉，超越年龄性别。
相比之下，知道李泽厚的人就少了。别说00后，就是80后，学历低点的，没可能知道。
人家影响的是50后，而且是高知。
时间段也比较集中，就是80年代。，只是传说。
那10年间，李泽厚的影响，跟90年前康有为梁启超类似。
意识形态层面的。
事情刚出来，大家有点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关心事情本身，而是，金大侠不在了，李太师还在吗？他不在公众视野，别说80年代，就从《告别革命》开始算，也差不多20年了。
这次，存在感晒得满满的。
有人会问，他俩有交集吗？
我很负责任地回答，有。
余秋雨大师出过很多书，其中90末的某一本书中，有他和金庸李泽厚两位前辈的合影。可惜我没找到这张合影。
余大师在文坛，就跟马云爸爸在互联网类似，他尊敬的人，也是名副其实地“太师”，太老师。
90末，余大师发表过一篇散文，写他的老师王元化与张可夫妇，标题就叫《长者》，抒发他对老师伉俪风度的崇拜，也隐晦地介绍了这对伉俪在非常时代的苦难。
现在风行互联网的“长者”亚文化，余大师算是源头了。
王元化夫妇分别生于1919与1920年，金大侠生于1924年，李太师生于1930年，比起1949年出生的余大师，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长者。
哪怕现在或者很久都无人问津，并不影响他们是，或者曾经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很有意思，我读金大侠是在中小学时期，读李太师是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都是通读。在南大时，近代史的申晓云老师还向我借阅太师的思想史“三论”。
虽然我对金大侠颇多保留，但这三人中间，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看大侠。太师的“康德”与“马克思”我渐行渐远。至于余大师的书，不提也罢。
这次李太师出来怼金庸，毫无“人都死了”的含糊其辞，而是不加隐瞒。我觉得这是好事。李太师西学出身，彻底“求真”。
他们的是非且先不论，文坛一大公案。我们常说，大人物的交游，至少有史料价值。
先爆一段历史。
除了余大师那张照片，我不知道金李二人有私人的友谊。感谢这几天的朋友圈，让我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然后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李太师以前也怼过金大侠。
这个“以前”，是相对现在而言。
2010年11月23日，《新京报·评论周刊》对李太师作了专访。太师对记者说了这番话：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这个时间点，距离太师向大侠求助，过了差不多20年。
从90年初到现在，太师在美国多年，有点像戊戌变法后康梁师徒跑到日本。但滋味更不好受，毕竟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很热血，而且康梁满世界周游。美国是实用主义学术的重镇，胡适都难以融入，更别说太师这种康德粉了。
于是就开始各种回忆杀。
1999年，落寞已久的大院子弟王朔，眼见得北大对金庸青眼有加，嫉妒不已，抛出一个“四大俗”的说法，金庸之外，还有琼瑶、成龙、四大天王。
本来这就胡扯，那“三俗”何德何能，能与金庸并列？
时隔多年，李太师下意识地引用了王朔的说辞，虽然隔空怼了一下老熟人金庸，但除了酸还是酸。
无独有偶，1998年《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上，刊登了李太师的好基友刘再复的文章《金庸：压倒文坛的一棵歪脖大树》。
李刘二位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类似于现在互联网的二马。我也粉过他们好多年。我跟刘的女儿、马里兰教授刘剑梅女士在微博上也有互动。
不过资历不能当饭吃。
文坛上有个隐形的“歧视链”，就是创作的瞧不起搞评论的。
反过来，不会创作，去做文学研究，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像当年某大历史学教授对我说金庸没学问，高华老师听了以后嗤之以鼻，他说金庸的底蕴比他们深厚太多了吧。
所以关于金庸的这些评论，看不出太多的学问，只能看见一些私人恩怨。
然后有人说了，文人相轻。
我较真，听不得这话。
文人概念太大了。
如果严格分类，金大侠是高度商业化的文人，文豪级别，也是富豪，至少对大陆人一直都是。李太师属于体制内学者，高度西化，因为哲学还有美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术。
有人说那就都是知识分子。
我现在最怕知识分子这个词。它来自最会玩概念的法国，以批判为己任。但是都分子了，能有什么行动力？
到了中国，直接成为社会阶层。50年代，中专生就属于知识分子。这要让法国的左拉们听了，直接想死！
所以文人也好，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不是古代的士大夫，君子人。
只能说矮子里选将军。
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太师向大侠借钱，其实就是要钱，大侠给六千刀，谁对谁错？
人生无非几件事，喝酒打牌打架借钱。读书人一般不打架，借钱就是最核心的事了。钱钟书的经验，人跟他借五千，他就给五百，不用还了。麻烦。
许多人对90初的币值进行了换算，我就不多说了，这钱对工薪阶层，绝逼是一笔巨款。
问题是，太师与大侠都不是普通人。太师说了，如此巨人（此处省略N字）。
金大侠出身海宁世家，底蕴与才情不用说，后来跟着大上海的势力南下，在香江大展身手，偶尔到北京与杭州迎来送往，堪称左右逢源。他是文人，也是商人，还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二代目以后N代目都给面子。
大侠虽然以武侠知名，但本身偏佛道气息，猛虎在山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一辈子优游，如同他推崇的范蠡张良。
这种气质，在香江是主流，在北京是异类。
我在《金庸的汉唐气象》中比较过汪曾祺汪老与金大侠的区别。两人都有才，金大侠更完整，而且更真实。汪老年轻时也有政治理想，不过你一个作家能干啥？跟着女皇写《沙家浜》，后来被人敲掉满嘴牙。
李太师也快90了。跟汪老一样，他最好的时间是在帝都，皇城根下。
帝都的特色，是有无限的可能与想象力。出租车司机都认识国家领导，何况思想家呢？二战前日本的学者们，住楼梯间喝清水吃饭团，著作里全是要吞并世界。
虽然后来事与愿违，太师和他朋友学生们到处漂泊，但虎死不倒威熊死不倒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激情不改。
按照太师的预期，我跟你金庸借钱，是给你面子。别看这会我或跃在渊，没准哪天时来运转飞龙在天，我立马是国师与帝师，到时你后悔莫及。
太师与大侠都懂历史。当年领袖跟章士钊借钱，章一出手就是两万大洋。这个人情做的，人家能识英雄于寒微之时啊。
反过来，梁启超不过康有为的马前卒，已经落魄为职业学者，收徐志摩入门墙，学费也是五千大洋，比你这六千到，大方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要是康圣人亲自出手，学费至少百倍。
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虽然不喜欢表哥，但也要学点表哥的见贤思齐吧。
周瑜跟鲁肃借粮，鲁肃一出手就是一般家私。
大方的故事，两位长者比我们熟。
说白了，这不是普通的借钱，这是大佬间的默契，李太师认为金大侠巨有钱，自己也巨值钱，你借钱送钱给我，是投资蓝筹股。
但金大侠不这么看。金大侠的阅历，绝逼在李太师之上。
恩格斯会无保留支持马克思，宫崎寅藏会倾家荡产支持中国革命。但金大侠不会，他不是侠客，他是绅士，核心是节制。
六千刀不少，也不多。你要也好，不要也好。我没做差。我没觉得你会一飞冲天，也没把你当成叫花子。你要不高兴，是你想多了。
反过来，真要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可能，太师咸鱼翻身，成为新贵的话，再来寒碜金大侠的话，你猜猜金大侠会怎么对接？阅人无数的金大侠一定会微笑着说，没有我的动心忍心，你焉能成此大功？
这就是广东与香港文化，最紧要是靠谱，有别于帝都的脑洞大开。
有人说，金大侠笔下，念念不忘庙堂。
我说，这很正常，传统读书人，都是先事功后文学。
金庸是一个古今会通的人，而且尺度极好。
李太师呢？一直活在他的欧陆式的哲学梦中。
高下立判。
所以说，中国的事情，长者们的事情，懂点历史，学点马列，会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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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泽厚悼金庸引申出来的一些八卦
. . 2018-12-20 10:49:49
先贴李泽厚悼金庸的全文（来自友邻刘学浩）：
这篇悼念说白了也就三个功能：1）回忆了6000美金这件事，2）评述了下金庸的地位（不过与其说金庸，不如说通俗小说的文学地位），3）吹捧自己。在引申开来之前，我们先依次说这几件事。
1）6000美金事件
首先，李泽厚为什么不高兴？毫无疑问，导火索是钱给少了。这一点李泽厚在短短篇幅中提及了三次，“如此巨人，为何出手如此小气”，“我既应约登门拜访，岂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以及“因虽出手不太大方，但他毕竟也是一番好意啊”。三次提及，其中两次还有言外之意，第二句表明出的钱够不上自己的身价地位。言外之意大概是，我都亲自登门拜访，而不是让你来拜访我，难道我就是为了这6000美金吗?对李泽厚来说，正确的做法是要么不给，要么多给，要么以合适的方式给。如果是某所学校邀请李泽厚去讲座，然后给6000美金的辛苦费，并声明这是学校的惯例，李泽厚应该还是会拿这笔钱的，即便只是一千两千美金。我相信李泽厚嫌钱少这个事情上，也真不是在意钱多还是钱少，其实还是觉得伤了自尊。
这里先说一个额外的问题，6000美金算不算多？美国的年平均率大概在4%左右，这件事距现在大概是25年左右，那么6000美金相当于如今的(6000 * 1.04^25) = 16,000美金。李泽厚当时是在科罗拉多学院当visiting professor，这笔钱相当于如今两三个月工资的购买力总是有的。所以这笔钱，别说在当时的大陆，就算在美国也不算少。
那么金庸为什么要给这笔钱呢？因为他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去拜访他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么一个红包。其实也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目的，完全就是觉得大家是血浓于水的同胞，给个红包聊表心意而已（略类似于原先央视要拍《笑傲江湖》，金庸以一块钱的价格象征性地卖了版权，就是尽个类似的心意。金庸一直都是个家国情怀非常深重的人）。那么金庸能多给吗？站在金庸的角度来说，给多了也有问题。6000美金虽然说少不少，但说很多也说不上，总也可以看作在香港稍微好一些的住宿、出行、交际加上往返美国的车旅费，就是尽一尽地主之谊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数差不多是当时香港顶级会所潇洒一晚的费用），或者说就当是金庸主动邀请应该承担的费用。如果金庸无缘无故拿出六万六十万美金，拿钱的人（尤其是很有傲气的知识分子）会怎么想？这算是收买吗？毕竟钱太多了，拿了总要帮忙办事的。换一批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也会伤了自尊心。金庸这种在社会上各个圈子摸爬滚打多年，也能写出很社会的小说的人，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李泽厚知道金庸的好意吗？表面上是知道的，因为第三句话就这么了，但实际上却又未必。至少在他眼里，这好意毕竟吝啬地很。如果李泽厚真知道金庸的好意，又觉得这只是一桩不打不相识的趣事，李泽厚压根不会这么写，无论是悼念还是回忆。这事不是不能提，但真的没往心里去的提法会是：当时我们有了这个误会（发生了啥，我当时怎么想的），后来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误会，真是“不打不相识”。
这事最后也是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一段话（来自友邻 维舟）：“鲍千灵连连拱手，和各诸英雄招呼。他可真还不敢大意，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迈的固多，气量狭窄的可也着实不少，一个不小心向谁少点了一下头，没笑上一笑答话，说不定无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无穷后患，甚至酿成杀身之祸，那也不是奇事。”
所以对6000美金事件的总结是什么呢，这件事要说误会还真是个误会，但要说李泽厚完全没有耿耿于怀或自尊心没有受伤也是不可能的，至少他对这件事的解读是金庸太小气。换句话说，这个误会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现实中有误会再正常不过），即便当时金庸有惊讶（且大概也觉察到自己事情做的有些不妥），即便李泽厚刚开始看到金额觉得受辱，但倘若李泽厚气量大那么一些，稍稍微换位思考一下，也就是真的把善意看成善意，那么婉拒掉红包以后这事也就翻篇了，不至于如此耿耿。另一方，出现了这事，金庸察觉到了问题也还真不能主动提，直接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六千美金如何如何，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那个意思”，这么挑明了说大概率会变得越描越黑。所以后来请吃饭聚会也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扬李泽厚也好，金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完全没有不尊重李泽厚的意思。这里还是再强调一遍，我想叙述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有没有因为种种原因发生误会，而在于李泽厚有没有一耿耿了几十年。
2）金庸地位（或者说通俗小说的地位）
其实李泽厚没怎么提金庸的地位，他想说地更多的是，通俗小说不应该被排除在严肃文学之外，也能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灵起到作用。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对金庸或武侠小说的评价中还是有一些言外之意。首先，读福尔摩斯和金庸的人比读托尔斯泰、老舍、矛盾、张爱玲的人多，并不能从“艺术层面的意义上”来解读，这表明前者的艺术成就的确没有后者高。其次，自己射雕英雄传读了大半就读不下去了，至于篇幅短小的连城诀虽然挺好看，不过是“等汽车时赶紧读毕的”。除此之外李泽厚也再没看过金庸的其他书了。所以李泽厚对金庸的真正看法如何，就不需要多说了。当然，李泽厚对金庸的艺术或者思想成就如何的评价，其实本身也是他的看法，所以倒也不必强求他一定要喜欢金庸或者一定要觉得金庸很有思想。其实也是因为朋友的强求，才写了这么一篇非常奇怪的“悼念”。
不过重点是，大家记住这种评述风格。等引申到另外事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种名赞暗贬的评述风格在当时真是常态。
3）吹捧自己
这种对自己的吹捧在文章中其实也随处可见。比如“九十年代初我出国，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得一美国客座教席”，比如“有朋友寄来某省报纸报道他[金庸]称赞我的思想史论”。
和上一条一样，这种吹捧风格在当时也是很常见。
这种自尊心和敏感度，以及评述他人以及吹捧自己的手法，在李泽厚那一代人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很典型的一例就是和李泽厚有过撕逼史的另一人：李幼蒸。
先说一下两人之间非常“敏感”的撕逼流程。
Step 1：按照友邻 刘康康 的的总结，即是（我引用广播原文）：看到大家转发的李泽厚悼念金庸文，莫名想到李幼蒸在《忆往叙实》里回忆李泽厚。说当时李幼蒸翻译了罗兰·巴特的《历史的话语》，把译稿送去给李泽厚拜读，李泽厚看完，送李幼蒸离开时，说了一句“我应该送你到院子大门口吧”。当时让李幼蒸感觉不舒服，觉得李泽厚传达的意思是：以你的地位，我本不必礼遇如此，但还是让我尽个礼数，以示对你的破格善意。
Step 2：后来那本《历史的话语》没有被出版，李幼蒸说liubinyan告诉他没有出版是因为李泽厚说“ “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于是李幼蒸很生气，因为李泽厚给他说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李幼蒸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不忘各种贬低李泽厚（包括对待他时，有人和没人时态度截然不同）并赞扬自己，虽然在总结处还不忘赞扬一下李泽厚“作为五、六十年代出身的学者能够一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品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Step 3：李泽厚看到文章后当然很不爽，接受了一次访谈作为回应，后来李幼蒸看到访谈后又回应了一篇。其中有件事情很有趣。李泽厚和李幼蒸互相指责对方到处说自己坏话，责怪对方太过敏感，中间还有刘再复当搅屎棍。比如，李泽厚说自己从来没指名道姓说“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这样的话，只是常说些译文不如原文好懂，根本没指李幼蒸。是李幼蒸瞎想，又认为李幼蒸“自我感觉异常良好，文章却实在不佳”。之后又说刘再复告诉自己说李幼蒸在美国大量说自己坏话。而李幼蒸又矢口否认，说指示在哈佛举办的一次哲学会议上让杜维明不要突然离题万里地介绍起和会议内容不相关的李泽厚，后来又私下和在场的刘再复说了说关于《历史的话语》没有出版的事情之类。其它就再也没有说过关于李泽厚的任何坏话。继而指责李泽厚太敏感把别人正当的批评都当做坏话。
这里摘抄一点两人的相互指责：
李泽厚：
使我感慨的是，我自认直道待人，也帮过一些“不得意”的人的忙（其中包括多次建议杜任之重用李，等等），到头来，却落得个我乃一两面派小人的“叙实”和嘲讽，真是人心险恶，可怕之至。但不实也不止是李了，例如不久前，邢小群“记述”郑惠讲我的话（郑是好人，但我和他不熟，一共见过两次面），也属不实，已有人提出异议（见《明报月刊》）。其他不属实的口头传闻就更多了，或无中生有，或极度夸张，有的离奇到难以想像的地步。但我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一律不予理睬。在1999年《己卯五说》的后记中，我倒发了一通牢骚，其中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刘再复转告我李幼蒸先生在美国说我的大量坏话，但我没有点李的名。一位朋友告诫我，积毁销骨，说我如果一直不做任何反应，那些话就会被认为是事实。所以这次才做此回应。但我实在没有能力和兴趣对付这种事情。人生愁恨何能免，只好关门自读书。我之所以长期以来极少与人交往和只与极少数人交往，也不喜欢到处开会、讲演等等，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人奋斗”，其苦无穷。因此，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仍将关起门来，一切不予理会，以后再有这种种“叙实”或评议，我便不做回答了。但愿读者不轻信就好。
另外一点使我感触的是，我不理解李幼蒸先生大肆指责他人、极力夸扬自己，说自己的外文、见解和人格如何高超、优越，自己的书“在电影理论界产生不少影响”，如何被邀参加国际会议等等，但为何硬要把我拉上，并作为标题。他的标题是说他和我谈孔子，但这“叙实”中却“叙”不出谈孔子的任何一点实质性的内容。老实讲，我根本想不起八十年代初我和他谈过什么孔子和孔学。
李幼蒸：
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论李泽厚学术”一类文字的，因为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李幼蒸是不可能有兴趣看李泽厚的任何文章书藉的（除了序跋一类，因可借以了解其“心术”）。而我敢说：李泽厚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偷偷）研读李幼蒸的著译文字的。他在回应文初、二稿中以他一贯伎俩故意“占便宜”（他通过故意“居高临下”姿态企图在广大不识真相的读者面前制造和歪曲信息。但我不愿意花时间卷进他那些故意误导性的编造和歪曲言辞，如他在新稿中加上“虚构、编造”等字样以为其初稿弥缝，于是在他这篇“补记”中他选择了干脆撒谎。），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在80年代以其落伍知识和油滑文字，利用文革甫过、青黄不接时期，确曾奏效于一时，倒也为时代留下了印迹。当前读者大概不会像80年代青年那样易于受他这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修辞学”所诱吧？他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残余而已。
李当初不通英文，却站出来批朱光潜，从此确立了他勇于“批判”的作风。以后还有20年时间补修英文（即使当时学英文也不犯法），但李不愿费此力气，而是在wen-ge后又一马当先出来“批康德”。这是一种严肃态度么？（关于此书资料来源，当然也有说法）李就不能先学好外语，多看几本原文书，再去批判么？李还在该书中，大言不惭，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逐一“批判”一番，惹得法国懂中文的哲学家致信，指责李没搞懂就乱批。这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是学风问题。至于其他著述中的作风问题，他自己一清二楚，哲学所也一清二楚，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背景，两种目标，两种风格），他现在选择用继续漫骂姿态以“坐实”我的“对立面”，但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进我的思想视野之内呢？我如把他这样一个时代弄潮ㄦ当成了我的“对立面”，那才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嘲讽呢！不过，他是一个时代之典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制造出了他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少左中右青年曾经受其影响！）也未免太大了吧？
至于原文都太长太琐碎，只贴链接，有兴趣自己看：
李幼蒸的Step 1：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5.html
李泽厚的Step 2：http://bbs.tianya.cn/post-no01-243664-1.shtml （其中包含了回复以及增补回复）
李幼蒸的Step 3：http://www.semioticsli.com/li/a/yiwangxushi/2011/0111/31.html
当然，这中间的谁是谁非谁也不知道，但仔细读一读他们写的东西，往往不忘吹捧自己并明里暗里贬损别人，有时候对人对事极度敏感而且自尊心又极强。并不是说要在李幼蒸和李泽厚之间站队。相对而言李幼蒸是个更加奇葩的人。他的回忆里面叙述的很多事情也真的非常让人咋舌。比如普林斯顿的王浩在一个女生面前说李幼蒸英语很好，李幼蒸认为王浩在讽刺自己。当然说甘阳的时候也是（甘阳算是他的小辈了），前面说了一堆甘阳坏话，最后却要加一段“ 从历史现实角度看，甘阳编辑部不仅对于推动80年代人文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实质性贡献，而且集中、有力地代表了时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倾向：这就是对理论化思维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49年前和当代海外华人学术界。这一事实将成为1980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突出表徵之一。在此学术思想运动中，甘阳本人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思想领导才能。 ” 看到这种话是不是会感到有那么点熟悉呢？
其实大家去看看80年代（以及很多90年代）那些当红炸子鸡们，这种一地鸡毛的事情还真是不少见，自认老子天下第一的一抓一大把。所以还是重复一下广播里说过的话，那个年代吧，大家恰好从精神、身体和信息上的一穷二白过来，稍微占个坑就够功成名就。那时候自由辩论归自由辩论，但这些人之间相互瞧不起的事情也是多了去了，很多人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如今怀念同辈来也必先明里暗里吹嘘自己一番。 既然如此认知了自己的身价地位，又把别人都想成人格和知识上的侏儒，那即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件，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自然也常常受到伤害。
另外再补充一点，你们看李幼蒸写的那些事，去掉情感、去掉他自己的揣测，去掉那些碎碎念的diss，有一点绝对可以确定的是（包括从李泽厚的回应里可以看出），就李幼蒸和李泽厚的撕逼（以及和别人的撕逼）就牵扯了一大帮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以那个年代啊，表面上大家对学术争论是放得很开，但在背后还不是相互diss来diss去，各种大道小道消息传得不亦乐乎。所以啊，也没要美化那个年代。
再再加一句，如果一定有人要把这个人那个人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再来论证这撕逼那撕逼、这误会那误会谁对谁错，那真是没法奉陪（本来一笑了之的事情，搞得各种决裂各种斯不也就是这里来的么）。在学术上自知之明还是要有的；旧文人把戏还没烦够么（本来就是同辈人，非要搞出个谁地位更高谁该更尊重谁是何必呢），平等相处不好么；退一万步讲即便学术做得再好，气量小了、给别人写东西或说事情明里暗里不忘吹捧下自己等等等等这类事情这就是应该的？何况“我仍然尊敬这位长我六岁的名人”里“尊敬”这个词可不是我写的。另外，就我以前在哲学系时的经验，“思想”这种词，往往就是其他地方实在没有东西好讲了，于是开始套起这个词来。算了，反正也脱圈了，本来也就是想说说无关学术本身的事情，最后总有人还是要回到论资排辈。这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某学校委员会投票选系主任，某著名康德专家（倒不是邓晓芒）在发现自己票数不高没法当选时却突然反悔要重新确立选举新规则（如此不康德）。反正讲自由的是同一批人，讲平等的是同一批人，可讲论资排辈时还是同一批人。如果真是扫地僧那种人物，人家看到武功不如自己的乔峰仍然会说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掌法、看到萧远山慕容博偷经书不会觉着少林武功你们不能借阅，而是会默默放一本经书在旁，更不会想着方法吹嘘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看到有人给钱给武功，婉拒了也不会再人家死后再来抱怨别人小气，收下了也会说一句虽然老衲用不着，但愿意拿此前此物行善，为施主添德。回到现实，王阳明又是何等人物？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学能立派，人家从出世到入世再到心性都是知行合一典范。粉丝硬要把这人那人吹成和上述的人等同，也真是只能更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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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5 16:59 编辑
媒体人金庸与他进击的《明报》
作者邹思聪
自由撰稿人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直到1962年5月，广东的饥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始逃往香港。
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地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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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查良镛，作为传媒人的金庸 (2018-11-05 17: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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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金庸 武侠小说 传媒人 分类： 历史探秘
程老汉不读武侠小说，不是对武侠小说有意见，而是对武侠小说无感。所以，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家，程老汉只闻其名而已。但金庸不一样，因为他不仅是武侠小说泰斗，同时也是传媒前辈。他一手创办了《明报》系列报刊，亲手为《明报》写了20余年社评，端的是“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
《明报》创办于1959年，1962年就一飞冲天，那年发生了广东饥民逃港潮。香港媒体里面，《明报》第一个挺身而出，做了系列追踪报道，查老板写了系列社评。
1962年的逃港潮在5月份形成高峰，平均每天有5000“南下大军”，短短一个月15万人逃到香港。传媒人邹思聪曾在港大缩微胶卷室里研读过大量创刊初期的《明报》，包括1962年5月到9月《明报》的所有胶卷，他写道：“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香港其它）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查良镛说，“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5月15日，《明报》发表有关逃港潮的第一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
当时港英当局只管抓捕和遣返非法入境的内地人，绝不肯对他们施以援手。《明报》坐言起行，发起为内地逃港同胞募捐活动。他们开辟专栏，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连捐一块钱的都公布。
响应《明报》的呼吁，宗教团体、同乡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共同发起“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发救助来自内地的同胞，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逃港同胞集中的上水华山。市民还用各种方法保护华山上之亲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香港市民这次对内地逃港同胞的慷慨救援，史称“华山救亲”。期间，《明报》报馆曾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
曾任金庸私人助理的香港传媒人张圭阳写到：“香港居民的这类自发行动，无疑使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了警务工作困难，也无形中鼓励大陆移民再度非法入境。警务处长于5月18日向居民提出警告，不得擅闯边境禁区，否则会被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翌日港府亦扩大了边境禁区范围，希望拘捕及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工作更加顺畅，免受居民的干扰，《明报》亦马上支持香港政府的决定，5月19日在第四版公布‘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理由是‘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祈读者谅之……’。所谓‘各种环境’，就是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同情大陆偷渡客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张圭阳又说：“《明报》亦两度发表社评，呼吁居民勿阻碍警队工作，加重警方困难。社评立场，已由纯人道式、中国同胞式的‘火速救命’的呼吁，转变为站在香港立场，更为现实地看待移民潮问题：‘……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关系。’”
媒体人邹思聪说，“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1962年5月底，逃港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由于内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涌入香港的内地人，开始逐日减少。而港英当局也接受现实，凡是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找到工作的，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明报》报道有关情况，称“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又指导逃港者如何申领身份证。
近些年，美国兴起“解困新闻学”（Solutions Journalism），该学说主张媒体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并探索各种解决途径。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认为，好的解困新闻包括对观点、事件和社会机构的深度挖掘、批评性的评估。“解困新闻学”的理念可以归结为两个“H”：“Help”与 “Hope”（帮助与希望）。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U-T San Diego）的首任“解困新闻学”编辑凯伦.克拉克（Karen Lin Clark）就说：“我的任务是提供希望……而非仅仅提供信息。我提供的是帮助和希望”。
现在许多媒体只停留在发现问题之上，这里不对，那里有错，报道完毕。该怎么解决问题呢？许多媒体都不认为他们该管到这一步。有的媒体，甚至见猎心喜，看热闹的不怕事大，只管一路鼓噪，煽风点火，吸引眼球就行。还有的媒体，只管与政府作对，逢官必反，为反对而反对，以为这才是传媒天性。例如目前的美国主流媒体就一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对，逢特朗普必反。有些主流媒体人士解释说，若是希拉里当总统他们也会这样对待希拉里。
程老汉认为，美国学者之所以现在提出“解困新闻学”，针对性相当强。
而查良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是不仅报道问题，还提出解决之道，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参与解决问题。
1962年5月，在报道逃港潮期间，《明报》的一篇社评这样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先生对凤凰评论提出的要求是：积极、善意、建设性。多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一直在实践着这7个字。而用这7个字来评价查良镛时代的《明报》，挺合适的。
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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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的《明报》传奇
深蓝财经
百家号18-11-0209:55
徐可意：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认识金庸，绝对是从武侠开始，但是钦佩他，绝对不只是武侠。人称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如果说写武侠的金庸是个作家，那经营《明报》、写社评更能让他在作家中也出类拔萃。他自己也说过，“《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看《金庸与明报传奇》这本书，是刚进大学时候的事情，而再次读它，又是另一份感觉，410页的书，竟然厚重了不少。内容如名，这本书主要便是从社会变迁、报社组织、行业角色三方面来考察《明报》的发展史，并从各方面展示了华文世界独一无二的金庸传奇。当然，书本的厚重还在于它以《明报》的发展为线索，在我们面前摊开了宏大的历史画卷。对于生活在内地的我来说，它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少有机会知道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心里感触颇深。
罗孚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个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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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的成功是金庸智慧的体现
最初诞生时的《明报》，是金庸为了不让自己的武侠成果被盗版商撅走而使用的“自己发行，自己赚钱”的工具。从办《野马》变为办《明报》，只有短短两个月，《明报》的诞生，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金庸的勇气很值得赞叹。但是，面对创刊初期的困境与危机，光有勇气远远不够。从日销8000份的小报到现在几十万的销量，这个飞跃，与金庸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的智慧，主要在五方面。
文化：金庸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也成为了创刊初期《明报》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金庸的小说章回曲折，衔接良好，他为了《明报》，也是费尽全力，增加了章回字数，多次带病坚持。虽然以武侠为主的初期《明报》并不成功，而不得不采纳读者意见增加社会新闻等，《明报》也尽量在报纸文化质量上做到最好，金庸一边打品牌效应，不惜花重金请雷炜坡，一边又在选材，刊登上都把关。即使刊登艳星照片，也不走黄色路线……这些措施，使得《明报》有个较高的起点，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不得不提《明报》的社评，金庸作为“第一健行”，文化之厚，有目共睹。倪匡在文中写道：“《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写社评，便一定会引经据典，金庸社评的一大特色，便是儒学。金庸运用儒学的目的，旨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明报》的档次被提升，儒学强化了《明报》作为知识分子报纸的形象。
经济：办报纸的本意为了赚钱，《明报》作为一个事业，在经营过程中极致体现了金庸的经济头脑。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大胆改革、与时俱进,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明报》初期一切都在摸索，从版面的多次改动到报纸内容的设计，《明报》经历了不懈的探索，并且取得一些成效。例如，《明报》第一次小的成功——黄应求事件，正是受益于及时的改版。
传媒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乱世出英雄，《明报》的突破就得益于乱世的把握机遇。1962年难民潮涌入香港让金庸看准了时机，积极促使《明报》从小报向大报发展，销量也得到不断上升。66年到69年的社会动乱，金庸成功地将《明报》办为包括杂志、月刊、周刊、晚报的报业集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更是给《明报》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金庸能够把握机遇，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是说明他拥有敏锐的经济直觉。
事物发展总会有瓶颈，传媒的停滞会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明报》遇到瓶颈时，金庸用提早出纸、出经济晚报、学生报（长远考虑培养读者群）等一系列方法，使得《明报》一直前进，不断发展。
《明报周刊》发刊词中道，“不论是处理国家大事，不论是经营任何大小事业，不论是研究学文或者学习技能，不断地修正总会胜过自以为是，死硬不改的作风。”这是《明报》成功的秘诀，也是媒体获得成功的要领。
品德：《明报》是一份善良的报纸。从它的内容、导向，金庸的《明报》给人一种具有良知的感觉。开设便民版面，首先要考虑百姓的生活，才知道他们欠缺什么，需要什么；打破对非法入境者问题不予报导的立场，虽然是记者所逼，但是正如金庸在社论中写道，他受到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如果没有那份良知，金庸如何敢断然与“左派”分手？否定原子弹，不赞成核电站，他的出发点“希望世界和平”、“关心香港的安全”难道不是合情合理？香港的时候，金庸站在工人一边，坚定告诉他们要同舟共济。
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66岁的老人落泪——金庸为学生落泪和辞去立法草委的决定使得自己和《明报》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11万份上升到18万份。
金庸的人格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他邀请报社成员一起聚餐，也会开着玩笑和大家游地铁车，他的随和增进了《明报》的团结，《明报》是一个家，金庸是家长。
精神：《明报》是金庸一生的爱，他对于《明报》执着的精神，让人感动。上市，集体领导，改革组织结构……这些决策，对金庸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好处，但是他依然坚持着做，他希望的，是“《明报》成为最好的中文报纸，不会因为我死了就办不了”。
反对“左派”，会让自己陷入不安全的境地，面对生命受到的威胁，金庸依然勇敢。
金钱，地位，名誉……都有了，足够了，是否休息？金庸说不，不会满足眼前的成就，他不断追求。
传媒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但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却在事实上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金庸一直追求的自由精神，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生活中随便的金庸在《明报》上可不随便。他会为写一篇社评找长时间的数据，他会在改文章时仔细改正标点符号……金庸细致的精神会影响一代一代的明报人，让《明报》在历史的长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善良、执着、勇敢、自由、细致……这些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不正是现今媒体缺少的么？当功利社会一切都和利益挂钩，忽视了人格的魅力，他们的成功，或短时间，或小规模。《明报》的成功能够带来启示：报纸是智慧和人格的结合物。
- 2 -
《明报》让他更伟大
写到这里，转过头去问香港室友：“如果在香港，想买报纸的话，一般买什么？”
“《明报》。”
“那……香港人眼中，提起金庸，先想到的是《明报》还是武侠？”
“武侠。”
“那金庸办《明报》对他本人的话有什么影响？”
“让他更伟大。”
回答都很干脆，也很说明现实。先有金庸，后有《明报》的观点是正确的，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明报》因为金庸而成功，而金庸从一个“武侠作家”到“文化名家”也是与《明报》分不开的。
虽然查老后来经常会抱怨“写了小说给人看，办了报纸给人赚，后悔啊……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但是，在他心中，《明报》永远值得他骄傲。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许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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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6-10 23:06 编辑
金庸：二流口才，一流文章，最好的朋友
2014-03-11 浮潜新闻
去年圣诞前后，正在香港的刘再复先生计划上门拜访老友金庸。那时，刘再复曾与纸牌屋记者卢雁几次谈到老友金庸：
“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是刘再复认为《道德经》中最重要的。论及复归于质朴的内心和语言时，刘先生举例，“我好些朋友，文采都是天下一流的，李泽厚、金庸都是的。金庸口才很差，但满腹文章。其实呢，按照孔夫子的看法，反而刚毅木讷的***格好，不要巧言令色。所以我们口才好，也不要走向巧言令色，口才好，要讲朴实，要真正讲心里面的话。当你面对真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没有文采，说真话，最好还是说新话。不要老重复自己过去的话，也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很质朴地表述。”
“我周围很多天才，他们的弱点是可以忽略的。那时候我在专栏文章讲金庸的时候，用“万古云霄一羽毛”。也有人批评我，说你把他捧得太高。其实你在肯定一个朋友的时候也往往过分的。像罗孚（香港报人）就批评过我，但罗孚跟金庸也很好，我发现罗孚90岁生日时最重要的客人就是金庸。他们批评金庸说新闻***，他可以表述他的理念，但那不影响我对他的一些看法。而金庸跟我特别的好。金庸很多信，我还保存着。这些朋友，不管***理念不同，朋友归朋友，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理念一致，理念归理念。而且人都有弱点，人有弱点才成为人啊。”
刘再复生日时，金庸特地写下“山顶***，海底自行”八个大字评刘再复的为学之道。“他前年字还写得很好，现在又不行了。我很伤感，人就是有限的，没办法。我现在就是想说，天才都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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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金庸在1992年元旦给罗孚（孚兄）的信中写道：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着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闲暇时间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写作及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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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晚年没有诸多荣誉头衔，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
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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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武侠的因缘——代序
柳苏
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较少了。
三十一年前的1954 年，香港有两派武术的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斗的世界。香港禁武术，要比武，得向澳门去开台。这一场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比武虽然只打了几个回合，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家报纸是把它当做头版头条新闻刊登的。我当时在《新晚报》负责主编的工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热中，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编辑部几个人一谈，都认为打铁趁热，事不宜迟，第二天发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新晚报》其实就是《大公报》的晚报，日晚报是一家，两个编辑部在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日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读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样一个临时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梁羽生的头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说干就干。当天的晚报已经出版，登载了比武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头条新闻前的预告，就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明天和读者见面。梁羽生是个快手，长篇的连载小说这就如期无痛分娩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真是易如翻掌的，就和平常的约稿、写稿一样，不算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有料到，它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就真是新闻。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有人曾说，这以前香港并没有武侠小说，这以后才展开了武侠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可笑的想当然。香港报刊上是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在他们这些新派以前，已经有了旧派的存在，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新派之名呢？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系《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论。
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大约十年后，大陆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就在那一个开始之年，我们在香港带着一点不知不觉的懵懂，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当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作者找谁呢？首先想到的很自然就是梁羽生。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半场笔战了。把核子和裤子扯在一起，是因为陈毅当年针对着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退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明报》和《大公》《文汇》《新晚》“三赤报”——三家左派报纸展开了笔战。
刚展开不久，“三赤报”就受到来自北京的制止，笔战“无疾而终”，一场笔战只能算是半场。左派和金庸以及他的《明报》，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了。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论，包括金庸的议论。
梁羽生很爽快就接受了我的写稿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发表时不用真名，在有人问起来时，要我出面冒名顶替，冒认是作者。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这就是《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1988 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
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分，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由于文章是他写的，他很自然地表现了谦虚，以“金梁”称而不称“梁金”。他说，论出道的先后，尽管应是梁、金，但仍称金梁，一是念起来顺一点，二是曾经有过一位清朝的末代进士、《清史稿》的“校刊点阅”
就名叫金梁（字息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说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谦虚。在私下，他们两人开玩笑时是以师兄弟相称的。梁自然是师兄，因为他不仅写武侠在先，也比金庸要大两岁。
在合论的文章中，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是“洋才子”，他自己有中国名士味；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
他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作合论，首先受到的指责是来自左派的高层。报馆的领导有人认为他是在为金庸作了吹捧。当年笔战不了而了，左派中人对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
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我是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个主意，是想借他的大文，为刊物打开销路。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如古代的“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但是不久以后，“文化大**”来了，金庸却以他的《鹿鼎记》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
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不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二三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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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
很多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
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点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小说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小说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参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小说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回复举报|本楼含有高级字体5楼2012-11-08 14:47
梅剑雪
诗酒佯狂11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新派武侠小说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小说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小说的观点，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说：“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武侠小说；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小说有好有坏，文艺小说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小说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小说，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
关于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小说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中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小说，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1977 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小说，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1985 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己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小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小说。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小说，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说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小说，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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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源起是1994年底香港出版了冷夏的《金庸传》，由于金梁两人在人生道路上关系密切，书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金庸梁羽生合论》这篇文章，再度引用了那段关于梁羽生名士气味甚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并且写道：『一般认为，梁羽生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1995年2月，《明报》同时刊登了两篇有关此书的书评，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谈《金庸传》的得失的，却不约而同的就《合论》一文对梁羽生指名道姓的进行了一番指责，其中的一篇《读后闲笔》即是倪匡所作，引几段文字如下：
『全文有三点，不同意，而且反感。
『第一点，传一开始就大书「百年一金庸」，像是褒词，但是颇莫名其妙。百年以前，有哪一个金庸？中国五千年历史，难道有生十个金庸么？且数来听听。
『金庸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第二，作者屡把金庸小说和《红楼梦》并论，意思怕是百年之前，曹沾可与金庸并列？而且，在流行程度上，也如此并论。红楼与金著，在文学价值上，谁高谁低，或者这可以争论，但是在流行程度、普及程度上，红楼瞠乎其后，根本不能并论，这是事实，不容混淆。
『第三，说作者对武侠小说不是很内行，根据是屡将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与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来替自己增光，行为若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武侠小说所知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这真是一派胡言！亏它《明报》还自诩为香港最好的报纸，居然会刊出这样的文章？！
倪匡的这三点，前两点简直没有必要反驳，恐怕会讲中国话的人（当然除了倪匡之外，只是不知道包不包括金庸）都会知道原因；第三点说『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并论』倒是金庸说过的原话（见本文前面《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一节），可那是金庸说他自己没资格同梁相提并论。后来柳苏（即罗孚）写了一篇《两次武侠的因缘》，对倪匡进行了反驳（其实罗孚在1995年3月3日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了倪匡，也刊在《明报》上）。
此时的梁羽生已封刀多年，在悉尼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倪匡的这篇文章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至于金庸，也已经把《明报》的股份出售，正式退休了，他也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任何反应，所以无从推测他的想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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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蜜蜜：我拒绝了金庸 | 忆旧
原创： 周蜜蜜文学报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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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天，我接到了金庸先生名下的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电话,邀约我到他们那里“商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多多少少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未有和这间出版社发生过任何“瓜葛”，至于和它的老板金庸先生，就有些“关系复杂”，渊源较深，甚至要追溯到上一代：我的家翁罗孚先生，原来与他在同一个报馆供职，有过紧密合作的一段日子，也曾着力催生过他一系列炙手可热的武侠小说。我家的小辈们，自幼都尊称他为“查伯伯”。平常日子，有事无事，查伯伯抽空和我们吃吃饭，聊聊天也是有的，有一两次还会请上他的另一位报馆旧同事，也是武侠小说名作家梁羽生——即我们所叫的陈文统伯伯。难忘的是一次他们回忆起初进报馆工作的日子，说是当时的环境很差，报馆地方狭窄，只为他们提供留宿的床位，查伯伯只有一套西装挂在床头，随身的行李就塞在床底下。陈伯伯为人不修边幅，处事更妙，脚上的袜子要穿到脱下来“可以自行站立”之时才换洗。哎呀呀，真把我们听得爆笑要喷饭了！
罗孚
金庸
还有一个微妙的机缘巧合，就是在我工作的电视台，购买了查伯伯的著作版权，作为编剧的我，就要参与把这些文学原著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剧本的过程。那是一个武侠风行的年代，就连唐代的浪漫诗人李白也要被武装起来，成为电视连续剧《剑仙李白》的主角，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创作”。我和一班编剧大放想象力“飞剑”，硬是把李白的老爸首先打造成被朝廷追缉的亡命大侠，他的儿子无可奈何地成为天生武侠,饮酒作诗只是副业而已。如此荒唐的剧情，居然在当红艺人的演出下大受欢迎，领导鼓励我们大胆创作，还大言不惭地说二百年后必成正史。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查伯伯的作品如日中天。
把金庸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初接任务时以为很好做，因为有那么好的文本,人物鲜明，故事精彩，基本上按照原著的章节脉络稍微改编成电视剧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做起来并不是这样。电视台的主事者因为要迁就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观众,要求将连续剧拍得通俗化、简单化而达到流行化的效果。作为编剧的我们，就首先要将原著“拆解”，再进行通俗化，说实在点，是庸俗化的改头换面的苦差，于心何忍啊？但那时身在江湖，无法自主，只能眼白白地看着文釆飞扬的金庸武侠小说生生地惨被肢解、被糟蹋、被“消费”了，我觉得很对不起查伯伯，总有一种叛离了他老人家创作原意的遗憾感！
百度搜索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多达23部
按照与那位出版社编辑的约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位于香港北角的出版社本部。负责人十分客气地出来接待，对我说出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金庸先生想让我把他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令广大的青少年儿童都可以阅读和理解。
这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我万万没想到查伯伯会提出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艰巨任务,一时之间，百感交集，不知道如何表达是好。于是,我说要回去好好考虑，再作具体的答复。
离开了出版社，在回程的路上，我的脑海中犹如翻江倒海，千潮百涌——把精彩绝伦的金庸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让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从小就读金庸、识金庸，既可以令他们享受武侠文学的阅读乐趣，又可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这无疑是一个很美好的设想，而且是破天荒的一个创举，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敢于作这样的尝试。而现在却由作者本人，尊贵的金庸大师，我所景仰的查伯伯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来了，怎不叫我感到兴奋和激动？如果真的能得以成功的话，那可是造福我们的下一代，更惠及再下一代的大好事、大美事，该会是功德无量的吧。
想着这些，我的头脑前所未有地发起热来，连续几天，寝食难安。
我拿出有查伯伯亲笔签名的金庸武侠小说，一本又一本地翻看，心内炽热如火，熊熊燃烧。回想起自己最初读到这些作品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青少年时期，但还算是属于青年一个。那种新奇、过瘾、刺激的感觉，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就像是青春勃发的奇特经历。
我骤然想起了，在我见过或者听说过的不少中小学生，都前前后后加入了金庸小说迷的行列，他们只要一捧起那些厚厚的书本，就埋头埋脑地看着，再也不愿意放下。
那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我被突如其来的疑问吓得心惊胆战，彻夜失眠了。
也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又浮现出在电视台把金庸武侠小说“拆解”得支离破碎，胡乱组合成通俗情节的回忆。
那对我来说，无异于噩梦一场啊！难道又要再陷入那样的日子中去吗？不不不！我是一万个不愿意的！无论如何，不能再令文釆飞扬的金庸武侠小说被“肢解”、被糟蹋、被“消费”了。我反反复复地思前想后，总觉得青少年儿童或迟或早都可以读金庸小说的原著，只要他们有兴趣，并且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就应该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吸取当中的精华，完全没有必要另外再改写一套儿童文学版本。
就这样，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心神也自始安定下来，竟然有了一种心安理得的舒心感觉。
于是我提起笔来，给查伯伯写了一封信作答，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说明我不能执行把金庸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的计划，因为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必要性，让青少年儿童读者直接阅读金庸小说原著，是最适当的。
结果，查伯伯觉得我讲得有道理，也接受了。把金庸小说改写为儿童文学版本的计划，就此打住。
自然而然，有不少朋友感到可惜，甚至有人说我错过了“扬名立万”的机会。
但对于这件事情，我至今也不觉得后悔。只记得事情过去以后，我又一次出席了查伯伯的饭局。其间，他老人家很亲切地问我：“蜜蜜啊，你写了那么多的科幻童话故事，你的那些科学知识和幻想,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答道:“那都是从书上，互联网上看到的资料积累，再加上联想而得来的。”
查伯伯说：“嗯，知识和想象力都很重要。”
我说：“是的。就像您的武侠小说,有历史、有地理、有情有趣，更有无限的想象力,除了成年人之外，青少年甚至小孩子都爱看！”
查伯伯听了，无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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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上）/罗海雷
2018-12-02 03:17:11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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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年，查良镛探访大公报报馆/大公报资料图片
查良镛是武侠小说大师，也是一代报人，这已有公论。近期写他、怀念他的文章可说是铺天盖地，基本都是高大上的描述。他曾经说过：“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不方便公开。”有些人讥笑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当了解他在香港成长的历史，就更能够读懂查良镛的一生。而这段历史很多是与《大公报》有密不可分的关係，我的父亲罗孚（原名罗承勋）曾是查良镛在《大公报》的上司，在他离开报馆以后也一直保持联繫，是少数知道他与《大公报》秘密的人，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一九四七年底，其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老闆胡政之希望留一手準备，计劃恢复香港馆的运作，他从重庆、天津、上海三馆调派二十人左右的队伍来香港，我的父亲是其中一名，而查良镛不是在这名单裏面。他最终能够来香港因为在名单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当时刚刚新婚燕尔，不愿劳燕分飞，这个“苦差事”只好让查良镛代劳。这个事情知道的人比较多。现在看来这是查良镛命运转接点的开始。
到北京外交部求职
一九五○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北上到北京外交部求职。这裏可能需要为年轻人补充一些背景材料。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少南来香港的民主人士、热血青年都希望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大公报》燕京大学毕业的两个高材生刘克明与谭文瑞，他们是在一九四九年由名记者范长江带领下回京，二人后来任职於中宣部和《人民日报》，还有几年后受到沈从文号召北上的黄永玉等。有文章说因查良镛是得到邀请北上，这个说法与他后来在北京的经历看来不太脗合，我的估计他最多是受到时为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鼓励，梅是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官。文章还提到查良镛获周恩来助手、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的乔冠华告知，以其背景不可能在外交部获委以重任。
但据我所知，查良镛找到外交部负责人的过程还是挺曲折的，他是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高集先找到杨刚，杨刚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大公报》老员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三大女记者之一，当时是周恩来办公室中唯一的副部级秘书，主管外事宣传。杨刚是一位热心大姐，喜欢助人，当年也是父亲在桂林《大公报》的领导，她与乔冠华熟悉。究竟是她还是乔冠华告诉查良镛看来是不重要，关键是他被告知一个党外人士想在外交部得到重用不是这麼简单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查良镛就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回香港的选择。从这次北上经历看出查良镛既有冒险进取的性格，也有灵活应变的能力。要知道当年北上的人很少愿意空手而回。
重回大公一波三折
回到香港应该是一九五○年的下半年，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也是一波三折。当年《大公报》主要负责人提出质疑，说这裏是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地方？父亲作为报馆一个年轻领导，最终提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就是查良镛不回《大公报》而是加入新成立的《新晚报》。《大公报》和《新晚报》关係是一个老闆，一个办公地点，两个品牌，两个编辑队伍。只有少数人像父亲是在两部分都有职务，父亲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一度曾负责系统内《香港商报》的工作指导。
当年香港经济还没有起飞，社会上还是人浮於事，好的工作不容易找。但香港对於查良镛已经不陌生，加上他懂英语，要在香港找到一份餬口工作还是不难。像他这样能力，他可以争取考港英政府的公务员，也可以申请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查良镛年轻时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对於新中国的嚮往是有缘由的，虽然北上碰壁，他依然对於《大公报》这个平台是看重的。如果此时就离开《大公报》，可说是双方的损失，他的坚持在四年后得到回报。
这裏需要说明一点，一九四八年底胡政之在上海病逝，其时局势开始明朗。从美国留学、工作回来的杨刚说服了报馆其他领导层，港版的《大公报》发表了声明，向读者宣布立场的改变。从此香港《大公报》慢慢成为左派新闻阵营的重要一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香港居住的华人，开始分成几大阵营，凡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被认为是左派，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是右派，这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人就成为中间派，在这部分人中主要是希望在香港能够安家立业的老百姓，当然还有部分是亲英派。查良镛在北上碰壁的背景下，还是选择回到香港左派阵营，说明他这时的政治倾向。
《新晚报》利用了一九五四年澳门大比武的新闻，最终引发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运动，这是很多武侠小说迷知道的事，无论《大公报》的陈文统（梁羽生）或《新晚报》的查良镛（金庸）都是书生论剑，据说大公新晚编辑部唯一会武功的人就是黄永玉，不过此时他已经上京了，不然历史是否会改写？还有一事，很少人提起的是当年内地有关部门视武侠小说为有毒的图书，就是在香港也是上不了自视为大报之堂。父亲为了扩大《新晚报》的市场，经常不按传统出牌，按照现在的观点是很有创新意识，这次直觉给他赌赢了。我在想如果此时查良镛不在大公新晚的话，他的“武侠之路”是否有机会开展？
明报向大公报借将
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一生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其中只有四部不是在《明报》连载。这包括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九五五年在《新晚报》连载一年。一九五六年《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一九五七年写《射鵰英雄传》也是连载於《香港商报》。一九五九年《雪山飞狐》连载於《新晚报》，同年《明报》创刊并连载《神鵰侠侣》。《新晚报》实际上是大公晚报，这事已经说了。而《香港商报》也是属於左派周边阵营，当时的总编辑张学孔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老《大公报》员工。
查良镛为什麼在一九五七年离开《新晚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他从来没有解释离开动机和时机。有熟悉内情的朋友认为是大环境逼的，从外交部不信任党外人士到当年内地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使本来一腔热情的大才子顿生异心，兜兜转转最后另起炉灶。《雪山飞狐》连载期间，突然《明报》创刊，查良镛马上迅速而坚定地做出腰斩《雪山飞狐》决定，明显地是为《明报》争取读者。这个朋友回忆当时《新晚报》裏很多人大骂，但父亲力主低调处理，让查良镛写了最后一节（晚报连载每日一节约千字）勉强收场。后来查良镛写过一篇文章，说《雪山飞狐》的突兀结尾，给读者留下悬念，是自己对小说创作手法一种尝试云云。
据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提到查良镛最初是与旧同学沈宝新创办一家专门为在报刊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结集（杂志）的出版社。杂志十天左右出版一次，在开业两个月后，在报贩建议下转为出版报纸，以期得到更多盈利，因此有了《明报》。但这时的《明报》经营方针也是以武侠小说为卖点的小型报纸。父亲保留了多封查良镛的信，其中一封的信纸位址是九龙尖沙咀，这是查良镛与沈宝新的第一家办公室。查良镛在信中提出了：“承勋兄：日前电话中谈起的两件事，想请你正式通知一下，以便前来麻烦：一、我们想来贵报资料室借些旧报，抄录一些文章。借借还还，随借随还。二、晚上要回港闻课讨些新闻，包括重要的澳门新闻。由我们记者向大公值班记者领教。又，汪济兄的帮忙，大致至迟不超过本月底。又，有何指教，请随时示知。你说‘本年度中不考虑此事’，我们紧缩一下，经济问题并不严重，但思想上的领导，仍盼‘经常考虑’。”
提到经济问题，据张圭阳在书上说当年两人为了办杂志準备投入两万资金，但后来改为报纸，资金需要继续投入，为了维持其大股东位置，查良镛最终投入写武侠小说赚来的稿费八万元，联同沈宝新出资二万元，创办《明报》。当年八万元是什麼概念，据说是可以购买两层普通民居。如果换算今天的价格，大约是一千多万。因此多事的人就怀疑，查良镛稿费有这麼多？但也有一说是他曾四出筹集资金，最终得到在港的浙江籍富商支持。据张圭阳说，《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郭卫文也曾经出资一千五百元，究竟这是他个人投资还是代表报馆就不得而知。但一九六一年，郭退出时得到两万元回报。这时虽然《明报》经常强调政治中立，还是给行家认为是《大公报》的友报。
（下篇将於十二月九日刊出）
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209/14/31307318_800433436.shtml
对此，金庸在1992年元旦给罗孚（孚兄）的信中写道：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着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闲暇时间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写作及艺术研究。
来京十余回，均恐累及，未来谒访。今后大气候日佳，相晤之日匪遥，念及殊以为喜。……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镛通过父亲恢复了与巜大公报》就是与左派的联系。但由于双方的伤口都太深，七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与查的来往还是私下不公开的。我曾经问过父亲在巜大公报》与巜明报》的笔战中，是你胜还是查负？父亲的答案真是出乎意意外，他说他从来没有和查笔战过，那些笔战文章没有一篇是出自他的手！应该说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与查双方是知根知底，互通资讯、互相佩服的同事、行家与朋友。
一九八二年父亲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简单来说就是从香港的高峰跌倒在北京低谷。一九八三年重新在北京以“有罪之身”的出现，他为自己订立与以往朋友来往的原则是“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以免自讨没趣。重读这些信札，虽然发现这段时间父亲尽量不求人，但居然为了大哥海星和自己的事，先后三次，而不是一次请求老同事的帮忙。很早就知道在一九八四年，大哥海星请查良镛为他申请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区首席代表职务是提供推荐信，当然事前是经过父亲的同意。我的理解是，如果不是查良镛表达的善意与行动，父亲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帮忙。
一九九○年的信提到海鲜，这是海星小时候的名字，他此时因为 黄雀行动 被扣在广州。《明报》很有心的做了几次专题报道，起码给了家人很大的精神支持；另外翻看记录，父亲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以笔名程雪野在巜明报月刊》发表了二十篇文章，这些事情应该都代表了查良镛的态度。从八十年代开始，他虽然已经成为北京的红人，但不影响他凭着良心做报纸的原则，我前几年看到父亲向母亲的提醒就觉得怪怪的，这样还算是老朋友吗？现在慢慢看懂了，与查先生交往就好像是跟他对弈，需要有相等智慧才可以成为朋友，陶杰特别提醒我，二○一二年虽然在自己身体已经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查良镛还出席了众多朋友和老部下为父亲举办的九十一岁庆生会，这算是很够朋友的举动！
海星之工作问题，弟自放在心上，在伦敦时曾与BBC中工作人员谈及，惜目前英国经济不景，BBC裁员一万人，添聘新人恐颇不易，或当在港安排。海星夫妇为人厚道热诚，工作负责，必有后福 北望京华，诚祝 诸事顺遂，身心安康 弟 良镛 四月十日
一九八六年给母亲的信 秀圣大姐：近来得悉承勋兄生活安定，十分欣慰。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之间，任何时候欢迎你和海星到报馆（七楼）来坐坐，籍以获知你全家近况。我在报社恭候。 此请 近安 弟 良镛谨上八六、二、四
一九九○年给父亲的信 承勋兄：接奉大函，如亲对故人，知近况已有改善，十分欣喜。唯对海鲜事深为念，唯盼当局能从宽处理，我见他从小长大，遭此变故，关怀殊殷。…… 平安 秀圣大姐问好
意怠:
次饭局做东与出主意都是他,是他试图将几位老友的友谊再挽回来。客人还有《新晚报》严庆澍,具体时间与所谈何事他也都全不记得,只记得清楚的是戴天与胡菊人都喝多了。按照查良镛大儿子年纪来推论,这事应该发生在一九七一、七二年之间。
另有一说是五妹海吕透露了一件她默守了四十年的秘密。事情要回到一九七二年夏季的某天,母亲跟我们三个男孩说,翌日下午放学不要回家,父亲在家里要和朋友见面。这种事偶有发生,我们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打听谁是来客。这件事,既然我们几兄弟都不知道,为什么海吕会知道呢?那就是父母偏心了,那时海吕还在读小学,父亲允许海吕回家,但要求她待在房间做作业,令她有幸见证了这次秘密约会。
事后母亲曾得意洋洋向海吕提到这次见面的背景,说这事时父亲也在座,这时她才知道客人就是查良镛。据海吕回忆,见面是查良铺主动提出的。但我向父亲核实时,他这样回答:“见查良镛是自然的事,并不特别,经常见面交换资讯与观点,不存在密谈和上级指示。”
还有第三个说法。我把以上两个说法向香港“名嘴”也是《大公报》员工后辈陶杰描述,希望他能向查良镛求证。他想了一下说,记得查良镛曾提过,因为林彪事件,查良镛特别到我家向父亲求证,结果得到一个不小的独家新闻。看来最晚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镛通过父亲恢复了与《大公报》的联系。这时的查良镛已经名成利就,不单靠武侠小说,还有《明报》的社论成就了他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如果没有深厚的政治嗅觉,他没有紧迫性来主动恢复联系。需要说明,公开的“冰释前嫌”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
知识分子传奇人生
那个年代,香港《大公报》汇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都有极高文化素质,早年也都经受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和困苦,有很重的爱国理想和坚毅不拔的精神,都有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查良镛也是其中一位。但查良镛除了比其他人有更多运气,还有他卓越的灵活性、经营与创意能力、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纵横捭阖的谋略,使得他成为这群人之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但取得令人敬佩成就还是有不少人。
查良镛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是故事,是传奇,也讲人性,也有不少是借古讽今的,都很好看,但不应该被无限制的拔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袁良骏在一九九九年曾指出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的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不好,本来客观的评论,就引发了内地一些金庸粉丝极大不满,最终演变成
意怠:
最终演变成为笔战,这里就不多说。熟悉内情的朋友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从“书剑”、“碧血“、“射雕”到“飞狐”,正反两面分明；但从“神雕”开始,他笔下的人物,正派多是反面,反派反而是正面,这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转变。反观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一而贯之的是泾渭分明。
实际上我最佩服查良镛是在当年香港的错综复杂环境中,他是少数能够被左中右派包括英美国际势力都能接受的一位报人,政论家。说他像书中人物韦小宝可能很多人不服气,他是否更像一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式”人物,有一个虽然“冰释前嫌”但又非被“招安”的喜剧收场?我以这篇文章纪念和我有一面之缘的查先生和那批已经都走得差不多的《大公报》老人。
(上篇已於十二月二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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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之後的時代：俠的失落
時間：2018-11-29 03:16:12來源：大公報
下一篇：從「龍虎鳳」到潮流藝術 紋身記錄故事治療情緒
圖：金庸館內江湖事，不妨到此感受一下
金庸去世當晚，武俠小說家溫瑞安手書悼詞，「天下無雙，不朽若夢，金庸笑傲，武俠巔峰」，兩年前他曾一語道出，自《鹿鼎記》之後，「俠就無以為繼了」。有人說，金庸的離世代表着整個武俠江湖的一去不復返，其實武俠江湖早已遠去。\小惠
千古文人俠客夢，對新武俠小說來講，武俠二字，俠雖在後，重要性卻是排第一。金庸說：「武俠小說的精神在於俠，俠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別人、主持正義的精神。」梁羽生也認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武俠小說的世界裏，武是工具，是方式，是途徑，而俠才是內核，是文人墨客們的願望。
俠義形式緊扣年代
回到武俠小說的濫觴，一九二三年，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和趙煥亭分別發表《江湖奇俠傳》和《奇俠精忠傳》，武俠小說就此誕生，一時間，二人被稱為「南向北趙」。之後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出現北派五大家，包括王度廬、宮白羽、鄭證因、朱貞木和還珠樓主，其中又以宮白羽和還珠樓主影響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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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经济观察网章诗依2014-05-15 11:38我要分享 0
[摘要]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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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罗孚过世：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
2014-05-04 06:53:41 来源: 网易艺术(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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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来源：东方早报【【【【【【【【【【【【【【【【【【【【【【【【【【
我的父亲罗孚》里面的一些材料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5-20 22:32:26)转载▼
标签： 梁羽生 金庸 罗孚 分类： 雪泥鸿爪
《我的父亲罗孚》里面的一些材料
这两天读完《我的父亲罗孚》这部作品，觉得大家都会有些兴趣，所以前来一谈。这是罗海雷先生针对其父被北京方面扣留十年之事的调查成果，虽然人人皆知这是一大冤案，几十年来却见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两三年前，香港武侠小说家西门丁先生来北京办事，侠圣兄喊我和“旧雨楼”一众朋友前去相见，席间我便向西门先生询问此事。西门先生不愧是老江湖，非但知道此事，而且给出了让我非常惊喜的答复。只叹那里面政治的问题挺大，侠圣兄怕我年幼莽撞，再三叮嘱我别公开到博客上。这次把《我的父亲罗孚》读罢，感觉这事件跟西门先生的说法其实略有不同。（没提到西门先生讲的那个诬告。）话说回来，我最想从里面看到的，其实是1984年梁羽生北上出席作协会议期间和罗孚见面的情况，可惜作者几乎没有谈到，只229页有这样简单的一句：“第一个官方允许的非党员香港访客可能是老同事梁羽生，在一九八四年底到北京出席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也被允许探望父亲……”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这部作品里面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就拿第90页和第91页来说，便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对“吴陈打擂”的描述，称“眼见人命关天”云云，显然是直接沿用了某些不靠谱的说法。
第二是对《新晚报》刊登梁羽生小说的描述——“《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这显然是照搬其父《侠影下的梁羽生》里面文字。实际上，比武的日子是17日，预告是19日登的，小说见报是20日。有关这个问题，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见《笔花六照》）注三说得非常清楚：“《新晚报》的‘预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刊出的，‘在比武的第二天’云云应作‘在比武过了两天’。柳苏是罗孚的笔名。”作者最后列举的“参考资料”是包括《笔花六照》的，可惜对这个注释没有留意。
第三是对“百剑堂主”的一句介绍——“《大公报》的副总编辑陈凡也不禁技痒，以‘百剑堂主’的笔名在《大公报》副刊上写起武侠小说来了。”陈凡以“百剑堂主”创作的《风虎云龙传》是见诸《新晚报》的，时间是1956年09月09日～1957年07月29日。由《大公报》刊出一语，我真是第一次见。推敲一下，估计作者是从某网站（譬如“中国网”？）复制来的。靠谱的文献里面，不曾见这种奇说。
短短两页之内，便有三个问题。我将之举了出来，真不是有要意“黑”罗海雷先生的这部作品。恰恰相反，我很重视这部作品提供的一些材料！以我个人的猜测，罗家父子对武侠小说都不大留意，所以这方面难免会有些许小小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这部《我的父亲罗孚》里面提到了几个情况，足以和别的材料进行一番互见。
（一）第91页：“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梁羽生也为他们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又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舍《新晚》。”
从梁羽生研究的角度来讲，这里谈到的其实是梁羽生《草莽龙蛇传》结束之后的空白期的问题；而从这个问题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梁羽生的第三部小说，到底是《七剑下天山》和《塞外奇侠传》中的哪一个呢？有关这个问题，以前有这样几种说法。①“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着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凌未风·易兰珠·牛虻，1957年）②“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的《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是受到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的。”（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1988年）③“我离开《新晚报》，不是停写。一方面固然觉得要休息一下，另方面当时有《周末报》请我写专栏。这份周报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但它的老板是《新晚报》的老板费彝民老朋友，我的老板便叫我帮手写小说……我多方面求索，写成《塞外奇侠传》；这部小说在一九九六年被新加坡拍成二十一集的剧集。”（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2001年，录音稿）④“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点），又再作一个新的尝试。”（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2001年，整理稿）⑤“当梁羽生要为别的报纸写武侠小说而不能兼顾时，金庸就成了被荐举的接棒人，出现在《新晚报》上，同样的一举成名。”（金色的金庸，1987年，柳苏）⑥另有一种说法称，梁羽生《草莽》结束就不想再写了，以便专心搞随笔，但是我忘了出处。
目前看来，最大的可能是梁羽生有意罢手，报馆遂让金庸接替，结果梁羽生后来又被《周末报》搬出来了。否则无法解释梁羽生那一年之久的空白期。除非《周末报》拿了稿子一直没登，但是哪有求人写稿又不立刻登出来的道理呢？
（二）第316页：“金庸曾向母亲提到在六十年代他离开左派圈子时，老同事就只有父亲有胆量和他保持联系。”
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合论》之后的金梁关系。①“呵呵，说实话，60年代的时候我们关系很紧张，70年代两人的关系慢慢缓和了。1994年，金庸到悉尼参加作家节，我在会上发言说，金庸是对中国武侠小说贡献最大的人，我把他喻为中国的大仲马。我相信，他没有料到当初骂他的人，如今会给他这样高的评价。”（梁羽生，我的江湖与人生，2004年，采访）②“父亲和查先生关系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历史、政治的问题没有见面，但他常提起和查先生在大公报一起工作的事。”（陈心宇，2012年）③“后来我去办《明报》了。在政治上和《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诸位旧友仍和我很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兄、文统兄等人，不过平时也较少来往了。”（金庸，痛悼梁羽生兄，2009年）
有了这三条资料，我觉得这里就不用由我来下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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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罗孚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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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2日16:21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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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得悉罗孚92岁华诞时，他的家人和旧部为他庆贺寿宴甚为热闹，出席的亲友多达余人，成为近期香港文化新闻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儿子罗海雷新著《我的父亲罗孚》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1年十大好书，内地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口气出版了罗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诗话》《西窗小品》《文苑缤纷》等七种散文随笔集，真可说是多喜临门。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位颇具传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联想。
罗孚虽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圈里也是名闻遐迩的。他曾担任过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是位著作甚丰、阅历深而交游广的著名老报人、专栏作家。后来因为所谓美国间谍案引起波澜更为人知晓。稍后又因在京城度过十年“休假式的”假释期，与文化界诸友好名士往还唱和，过着一种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潇洒生活。若称过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为“传奇”实不为过。如今有了海雷的书，虽说是写他父亲的传记，其实是以罗孚生平为经，以香港有关的历史变迁为纬，交织融合成一体，从中不仅可以较深地了解这位老报人曾经的沧桑岁月，还能透视大公报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闻的某些曲折、丰富、跌宕的历史身影，使这部传纪有了更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价值。
书中写到大公报在桂林、重庆、香港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创造过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的辉煌业绩，还曾有过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杰出的报人，对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历史的进程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名字都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书中却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轶事，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罗孚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受到熏陶成长起来的。他从1940年桂林时期加入大公报，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副总编辑兼晚报总编辑，从副刊编辑、记者进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传、统战、情报等等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他也因此与好几代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这对他为人和学识修养品性都有所熏陶濡染和深远影响。从早期受益于杨刚的领导，与前辈柳亚子的交往，一直到后来与聂绀弩、范用、黄苗子、吴祖光、黄永玉、杨宪益……等等大批文化人成为情深义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从他与台湾徐复观交往十年，因统战出发最终双方都化政敌为友；在香港既与政见不同的文化新闻界人士强悍论战，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视而友善等等，凡此书中都有叙写，且有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书画墨宝作插图，见证了这样的历史，也使这本书凭添了浓重的文化艺术韵味。
罗海雷并不因为为自己父亲作传而讳言他的缺失。罗孚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性组织性都极强的文化战士，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美化，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包括曾为同事后成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连罗海雷都认为他有时“左气逼人”。在写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动上有时也左得惊人。文革时，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狂热到不仅他的孩子，以至连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当然他还做了大量关于团结海外华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访华团，那时正是中国闭关孤立，亟待打开国门的时候。他又是一位有学养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报人特有的新闻敏感性，擅于捕捉瞬间即逝的最有价值的新闻，深谙读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他创办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他是发表连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的推手，更是主导梁羽生、金庸写武侠小说而成就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的最早倡导者，他还是热心发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溥仪的《我的后半生》曹聚仁的《文坛感旧录》以及张作霖传记等等大批有影响作品的主事者。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党的战士和杰出的有丰富历练的新闻工作者交融成一体的老报人形象，在待人处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诚谦和为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跃驰骋在香港文化新闻界，达到“文化生涯的一个高峰期”。没有想到，随即又步大公报许多前贤后尘，四十一年功名尘与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罗孚是在1979年文代会期间。那时人大礼堂开会时许多厅堂都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我看见一群与众不同的穿着鲜丽说着“鸟语”（粤语，开个玩笑-晨按）的人们正在寻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艳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梦吗？那无疑是香港代表团，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领队，个头不高但却很谦和稳重颇有派头，他们都在问他长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指挥着大家。我旁边有朋友就告诉我：“那是罗承勋（即罗孚）。”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罗海雷所说，那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为众人所知。
稍后，我又听说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发生巴金的随想录文章被大公报擅自删节一事。因原来责编潘际埛（即唐琼）休假，另一位编辑代班忠实执行上面指示，把有关文革的话语统统删去，连“牛”“牛棚”等字样都以为忌讳而砍掉，就像阿Q因为忌讳“癞”，因此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气，就不愿再给大公报继续写稿，这时罗孚闻讯就诚恳地对巴老说，以后把随想录文章转到新晚报发表吧！保证一字不改。后来唐琼向巴老道歉解释才算平息，文章继续在大公报连续刊登。但罗孚的迅速反应和决断说明他作为副总编辑既为大公报解围，也显示了他主事的新晚报的大气和果断。巴老对我说及此事时对罗孚甚为好感，我也因此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听说了他因“间谍”案而身陷“缧绁”（据说始终没有住过一天监狱，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审）之灾，一时轰传文化界。后来又听说判了十年刑即予假释，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派了保姆照顾，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从我自己经验以及听到看到类似的事太多，因而一点也不感意外。过去常有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葫芦案，所以也就不以为意。在罗海雷的书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写，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假释”生活。所以，当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来问我：“罗孚写的稿，现在北京有刊物发表，我们报纸能不能发。”我一口答应：“可以。”一篇随笔稿就由包立民取来用了一个笔名“史复”发表了。再过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写关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罗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请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还悄悄告诉我：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钦犯”。他留我吃饭，我辞谢了。以后偶有电话联系，譬如他问我对聂绀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为聂的诗文编辑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学作学术访问时也曾去他的新东方台寓所看望过他，见他满屋满桌子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他正趴在书报缝隙中赶写一篇专栏文章，写完立即发往报社。我还真目睹体验了一把香港作家写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因看到我的文章兴之所至就写信回应。他写信或寄贺年卡中称我“大兄”，我哪敢当！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我还知道他对许多朋友都这样称呼，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矫情，从我与他不多的交往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亲切，真诚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缘那么好，敌友各方人士对他的人品绝对都是赞赏的。所以当他遭遇灾难羁留京城时，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谊，那么多的新知旧雨对他伸出了美好温暖的手。罗海雷书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顶级文化名人的诗文书画、唱和酬答就是明证。而他自己的生活从此也由绚烂归于平淡，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写了那么多生平从未有过的独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蕴的诗文，结出丰硕的成果——七本随笔集。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离开大公报30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进报社大门受到现任领导的隆重欢迎，旧部亲友为他九二华诞盛宴欢聚庆贺，这足以说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当年给范用信中说的：“……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巴金老人当着罗孚面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这些老人给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宝贵！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谢晋生前爱说的一句话：“金杯银杯（指奖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罗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释然了！
(责任编辑：un649) 原标题：资料：罗孚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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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图)
2014-05-11 08:25: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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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高 林
5月份的第二天，罗孚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住院，终于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用一句话评述罗孚的一生，最合适的恐怕还是聂绀弩的那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那是1983年，罗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京十年”。除了个别亲戚，他首先想到联系的是老朋友聂绀弩。劫后重逢，在病榻上的聂绀弩写了这首诗：
戏赠史复
浮云天际任群乌，咄咄书空小竖儒。
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
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惜墨如金”可能说的是罗孚的文章。罗孚的文章，贵短，他从来就没有写过长文章，即便是长的内容，也会分成许多段来写。他写的《北京十年》，也是把长的内容化成了许多小的段落，每个段落自成一格，读来使人感到轻松，又不失深刻。这也许是他多年来在报纸上写专栏，特别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练就的功夫。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更多的人会更愿意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惜墨如金”更具体的可能是指罗孚开设的第一个杂文专栏“无花的蔷薇”。那是1946年，罗孚在重庆大公报馆做《大公晚报》的编辑，同时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无花的蔷薇”就是这个整版专栏的名字。罗孚写的导语和评论，用三言两语的极简短文字，三五句话就能概括一切。聂绀弩就是在“无花的蔷薇”那个时候认识罗孚的，他在诗中描述了他们初期交往时的形势和罗孚的主要经历和文学爱好之后，就说“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这就是他对罗孚本人及其文章的第一印象。三十多年后，聂绀弩写了这首诗，在他看来，罗孚这样一个没有七尺高大身躯的人，却有着“大丈夫”般的高大勇毅。“惜墨如金”的好文章能像流水一样多，这自然和罗孚的“我行我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罗孚本人对这句诗却有着很轻松的理解。他说，何以一下子又转到了“惜墨如金金似水”呢？那是因为他写信给我，我往往拖延未复，他笑我“惜墨如金”。至于“金似水”，可能是他托我出版诗集《三草》，以为我花了不少钱，却不知道只花了三百多块，我原准备卖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付账，可最后终于得到了友人的帮助，连画也不必卖就解决了。“惜墨如金”是我的不对，“金似水”就是他的误会了。我不过是按照我的老办法去做，我行我素，如是而已。
“惜墨如金”似乎有了解释，“我行我素”好像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皇三巨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只是注释了这个词的出处，并解释为“自行其是”。依照聂绀弩的人品和诗品，这个词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特别是对于罗孚这样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深交同时又经历了磨难的老朋友。那么，罗孚的“素行”到底是什么呢？通过罗孚的生平行止，也许可以来解读这句诗中那不平凡的诗意。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做出版人，和曹聚仁一起使《知堂回想录》面世，还编辑出版了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三草》。但是，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1947年他参与重庆地下党工作开始，一直到1982年被通知到北京开会，这个地下工作，他做了三十五年。
1947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领导的城中心和南岸区特支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党组织。他的“秘诀”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没有给叛徒任何可乘之机。1948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之前，郑重地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但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两位“带路人”的事迹给了罗孚深刻的影响，也使他理解了“惜墨如金”并不仅仅体现在写文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管他叫“罗秀才”。罗孚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电影《刘三姐》，看到里面和刘三姐对唱的罗秀才那文绉绉的样子，廖公就笑着给也是广西人的罗孚安上了这个“诨名”。
1982年4月26日，罗孚到广州探亲，原定28日回香港，不料证件被窃，只好改到5月1日，可就在5月1日清晨六时，他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这一去，再回香港已经是十一年后的1993年了。
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两地新闻界和文化界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就谈论得更多，徐城北讲述了他听到的“传闻”、邵燕祥从党性和人格方面做了自己的判断、金尧如道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背景、陆铿写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求证过程、陈子善感叹于其中的离奇、许礼平表达了“雾里看花”的困惑，黄苗子更是写了一段“书证”：“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问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前事后和罗孚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所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罗孚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资料不可谓不全，但是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当年人民法院对罗孚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承勋在香港工作期间，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先后多次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获取酬金。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承勋亦供认不讳。”这是判决书中有关罪行描述的全部内容。“惜墨如金”的一段话，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唯一的公开文字依据。
罗孚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曾偶尔地说了一点。在《我的父亲罗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儿子的反复追问下，直到书写完之后，罗孚才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一是“我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是“在对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会在一两周内作为左派报纸宣传方针予以透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罗孚初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面对办案人员，绝对不会像这样“挤牙膏”般的吞吞吐吐。他一定是“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股脑儿如实交代出来。
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罗孚的“这几步”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段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及他自己当时和以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却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才是真正的“惜墨如金”。而这一段经历，应该是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我的父亲罗孚》中记载罗孚回到香港以后，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熟睡之时，突然发恶梦醒来。要很久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并入睡”。
以后，罗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北京十年”。他改名为“史林安”。史复，是聂绀弩对他的称呼。罗孚说，史复当然是我，史林安和罗孚合并起来，这是他的“创造”。“北京十年”中，罗孚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写作和交游，成了他的生活。《北京十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北京文化圈中那些人的“世说新语”，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认识了罗孚，也认识并理解了罗孚记述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在“北京十年”中，罗孚更多的还是阅读，他读北京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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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罗孚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5-07 19:50:47)转载▼
标签： 杂谈
也谈罗孚
这张照片给行家一看，就会纳闷。不错,有两本书没在照片之中，《香港，香港》《罗孚诗选》。另外血统有点混。不是一家出版社，最不可解的是还有一个是旁亲。不是罗孚的著作。没错，的确就是这样。
关于罗孚，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可能是排除万难，将这套书整理出版了，的确可喜可贺。也让书友大开眼界。
罗孚早年从事记者工作，同时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也与我党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然而解放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间谍，此案轰动一时。因此，羁绊“北京十年”，后回到香港。
他这套书价值很高，本人也是才华横溢，培养了金庸、梁羽生这样的大作家。可谓是“功成名就”
我之所以这样凑合这套书，当然是有我的理由。北京十年，广西师大出的是一本，而且是删节本。里面很多重要史料不翼而飞了，为此，我只好求外援。收下北京十年与北京十年续集两本。
我的父亲罗孚，是他儿子写的，内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涉及许多敏感题材，喜欢文史的书友自然不会放过。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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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文斗悍将: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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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军事文章A 于 2014/5/3 19:11: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左派文斗悍将
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
香港老报人、前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5月2日晨香港病逝。罗孚早年为中共地下党员，受委派留守香港做统战，期间广交朋友，并力促两大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笔耕不辍，传为佳话。然而1982年罗孚在内地被控间谍罪软禁北京11年，至死未能大白于天下。
罗孚亲属5月2日对外透露，1921年出生于桂林的香港老报人、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于当天晨病逝香港，享年93岁。
香港《信报》称原名罗承勋的罗孚不仅是新闻界和文化界名人，也是中共左派文斗悍将。他在抗日时期加盟《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1948年加入共产党，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升任副总编辑，1950年《新晚报》创刊，罗孚出任总编辑。1967年内地极左思潮蔓延至香港，揭开“反英抗暴”序幕，罗孚担任两报高层的同时，也出任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担起文斗大旗，当时他有一句名言“不到赤柱非好汉”。
当年罗孚每日工作二十小时，还全家上阵参与反英抗暴，两名十多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组织战斗队，四处派传单及放“假菠萝”（假）。罗孚笔下的《时评》被外国传媒形容为“与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
罗孚活跃文坛，出任《新晚报》总编辑期间，一手捧红了梁羽生及金庸两大武侠小说大师，当时《大公报》拥有“唐宋金梁”四支名噪香江的健笔，金、梁是指金庸及梁羽生，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
一篇《话说罗孚》的文章记述道，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他“挖掘”了许多作者。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罗孚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60年代，好友曹聚仁约来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在他的帮助下刊发、出版。他敏锐地察觉到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而产生的阅读兴趣变化，就建议并鼓励同事陈文统通过武侠的形式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诠释传统文化，写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一天一个“豆腐块”，于是就产生了“七剑下天山”的梁羽生。查良镛那时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就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
万没想到的是，外表儒雅的罗孚竟在1982年5月被中共控以间谍罪。他当时接获北京来电，邀请他返回内地出席学术交流会议，但到埗后即被扣查，一年后被控出卖国家机密情报予美国，判囚十年，虽然很快获假释，但只可在北京活动，“软禁”11年后，1993年初才获释返港。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中为父亲平反，书中说：“七十年代实在太露锋芒，当时已有人形容他红到发紫，这是警号，他不懂进退之道是致命伤。”罗海雷又引述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收过美国人的钱。”
罗孚晚年坦言对自己的极左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证如山，无地自容。”这番言论在
内地文坛引起激烈回响，著名作家萧乾说：“这是巴金《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也盛赞，罗孚是第一个就六七暴动事件向受害者以及香港市民道歉的左派人士，他一生致力开拓言论及新闻自由，值得肯定。
2011年罗孚的《北京十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自称，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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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悼念罗孚 | 十年心事梦中人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上班途中，朋友来电话说︰罗老总走了。
去年到他家里探望，他坐在沙发上听我们说话，头一直低下去，好像已经没有力气支撑自己的脑袋，他脑袋里装载太多沉重的东西，年老力衰，终于撑不住了──那时我们都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晶报做校对，业余投稿给新晚报，后来经冯伟才介绍，到新晚报协助编“风华”思想理论版、“星海”文学版和读书版，虽然是罗老总的部下，但远远见他走进走出，高不可攀，与他没有任何交涉。有时见他看报写槁，苦着一张脸，有时看他伏在写字桌上假寐，新晚报与大公报共享办公室，罗老总自己也没有独立房间，坐在大堂里办公。外人不知道，就在那局促的空间，他导演了新派武侠小说一场大戏。
我刚进新晚报两个多月，罗老总突然下落不明，报馆气氛压抑，流言四起，有一天副刊主任来通知我，说我未过试用期，明天起就不用来上班了，我成了罗老总蒙难后第一个被炒鱿鱼的人。后来听说，因为找我进新晚报只有罗孚一人点头，没有经过社委会，所以罗孚一出事，我就合该走人。
离开新晚报后举目茫然，索性回了一趟老家，谁知道就让妻子怀孕了，越年妻子带着儿子来了香港，在这里生下小女儿。女儿生下来，合家如获至宝，那时我又进了文汇报副刊，我就忘记被新晚报炒鱿鱼那件倒霉事了。
九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书展，顺道到双榆树罗老总住处去探望他，他见面就向我道歉，说因为他的事连累我给新晚报炒鱿鱼，我说我还要谢你呢，因为你我多了一个女儿，彼此相对大笑。
他在北京时，给内地和香港报刊杂志写稿，介绍香港作家，后来这些文章经我的手集成一本书，就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那是第一部较有系统向内地读者介绍香港作家的著作。记得写董桥那篇，用的标题是“你一定要读董桥”。当年听罗老总的话开始读董桥的人，一定不会后悔，董桥今日已经名满天下。
再后来，他介绍郑超麟的《史事与回忆》给天地图书，本来声明由他出资印海外版，后来我们认为郑着有极珍贵史料价值，便自行承担出版。可惜因为郑老病重入院，新书寄到上海时，他已经去世八天。不管如何，没有罗老总，郑超麟这部书的未删节版，还是没有机会见天日的。
他的著作《北京十年》、《文苑缤纷》、《北京十年续篇》、《罗孚说周公》等，先后都由天地图书出版，他儿子罗海雷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也由天地图书出版。他一直是我们的好作者、好朋友、好老师。
前年白先勇先生出版《父亲与民国》，香港版也是天地图书出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理工大学演讲厅举办一场研讨会，罗孚先生居然也出席了。他坐轮椅，由罗海雷和他的几位新晚报旧下属陪同，虽然精神显然不济了，但还是坚持到会议结束才离开。我相信那是他一种姿态，一则表达对广西老乡白先勇的支持，二则对于历史的书写和历史的真相，他大概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多年前他从北京回香港后，每次见面，我都劝他要写回忆录，趁记忆没有衰退，自己还能提笔时，把亲身经历的党内外大事都记录下来，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一部份。我说你写下来是真相，以后别人写，你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写了。可惜每次他都笑而不答，我猜他微笑大概是认同吧，不答是有难言之隐。
罗老总是典型的“两头真”的老共产党员，年轻时服膺救国理想，追求公义和平等是他的梦，折腾大半生，在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徘徊，晚年遭逢巨变，彻悟理想之虚妄，政治之严酷，幡然悔悟之际，岁月已无情流逝。从北京回来后，在美国住了几年，又再回香港来，除了个人遭遇有口难言之外，对中国和香港的政治文化也时常仗义执言，清心直说，表现了一个老报人老文化人的风骨。他是在香港的中共干部中，最受人敬重、最有人情味、最温文儒雅有长者风的人。
近年他与夫人住在北角城市花园寓所，日常有一班新晚报旧下属帮忙照料，文化界朋友三天两头上门探访，前年他做九十二岁生日，文化界发起为他庆生聚会，那天晚上数百人济济一堂，分享他九十年人生的悲欣交集。热闹过后，他仍然回到自己的窝里去，每天借报刊杂志和电视新闻打发时间，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心事却还重重结。遥想大陆，中国这只大船正在转弯，风高浪恶﹔回望香港，政治恶斗正方兴未艾，但他已经气息奄奄了，没有力气，也没有着力处，只有把他未做成的梦留给后来人了。
静夜空寂，人世邈然，罗老总突见天门洞开，祥云四起，有幽远陌生的乐音传来，他还是那样面露微笑，冉冉起身，那时我们都还在梦中，而他却不再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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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电台消息，香港资深传媒人、前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于2014年5月2日凌晨在家中病逝 享年93岁。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作者：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资深编辑、作家、评论家。目前任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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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oc88.com/p-5601528570782.html北京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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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罗孚5月2日过世：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
2014年05月03日 08:40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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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
——罗孚及其长子海星：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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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罗孚 罗海星
● 何与怀 (进入专栏)
（一）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5月2日凌晨,罗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许多人也许都有同感：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最终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子女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居下来（海星子女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圣女士和儿媳周蜜蜜女士，还有他们两对内地亲友夫妇。出门前，罗老被小心地给穿好外套、围上颈巾，扶上轮椅，由女佣推着，到餐厅后吃饭也需要女佣帮助。他整个时间都不说话，但似乎也在留心听着我们说什么。最令我感动的，他还在送给我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了字，字迹很小，可见眼睛还好。但饭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经睡去，又由女佣先行推回家。我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一阵感慨。我不由得还想起他的长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罗海星。当时罗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也正是罗孚，催生了新式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成了轰动一时的大热事件。罗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写武侠小说而且一举成名？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共，入党介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胡绳（一说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置于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的领导下，被廖公亲昵地称作“罗秀才”。而这位共党“罗秀才”，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此命运便舛驳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为“美国间谍”一案，被北京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文革早期的罗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罗孚的大名，是因为海星的关系。
1964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以教师身份参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筹建。1965年，建成后的广外首次招生。当时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大量的红五类中，也招了几位洋气的香港学生，当然他们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一系（即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蓝继嫦就不止一次有点神秘兮兮地嘱咐说，有一位新生很年轻帅气，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儿子，要注意栽培。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罗海星，当然内地一般级别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亲罗孚并非“统战对象”而是肩负统战“统战对象”大任者，是比“统战对象”高贵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正苗红的罗海星虽然出生并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却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一进校便马上全身心热切地接受红色教育，不但读书好，各项活动特别对他比较困难的劳动改造也异常积极，很快便加入共青团。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单纯也让他“进步”到文革狂热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伟大统帅掀起，全国腥风血雨，黑浪滚滚，一阵高似一阵。广外很快便停课闹革命，分派文斗，进而武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罗海星，自小崇毛，认为毛主席是带领亿万民众实现均富理想的伟大领袖。他响应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参加一个称之为“三三三兵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三三三兵团”战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学院内是誓死保卫饶彰风的所谓“保皇派”，在社会上是威震四方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在广外与其对立的组织是“东方红”，它也很奇特——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在学院内却与省委派来的、要打倒饶彰风的“工作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当然他们一切行动都贯穿着一条毫无疑义的统一的逻辑：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就那么简单，而且坚决。
罗海星那年只有十七岁。他和全国所有年轻人一样，在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肩上背着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绿色布背包，四处串联批斗，心里想着自己多么富于正义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中，党政部门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通过获取的中央文革小组暗中透露或正式传达的消息，各自领会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罗海星后来用粤语回忆的说法就是：“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罗海星曾和战友们一起，想从广州走到井冈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种”（来到梅县因当地爆发脑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州红卫兵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夺权号召。这样一来便出现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广州市的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分为“旗派”和“总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类对抗，接着到军营抢夺武器，便用真枪实弹相互杀人了。文革中，罗海星还有一个“替毛主席找出敌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务：他以被审查干部的交代材料为线索，用他的红卫兵特权到政府机关遍寻机密档案。他不但逐一面见、查问过广州不少地方高官，还踏遍陕北、新疆、内蒙以及东北各省。
罗海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966年一次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罗海星以及我们广外许多师生也身处其中。赵紫阳不亢不卑，对各条非常刁难的问题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相当镇定，头脑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他拒绝开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然拒绝；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赵紫阳”。他肯定心里这样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却事实上被你们打倒了。
（四）“被毛泽东骗了”：文革后期罗海星幡然悔过
上文提到，罗海星文革中面对面查问过广州不少高官，其中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红军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尽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中共的出现令她满怀希望。这位曾经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条“地方主义”的罪名。饶彰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时也因“地方主义”这个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种种故事慢慢使罗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国参加审干，看到数不清的人纷纷倒下，到头来发现它们并非敌人，绝大部份都是无辜者。事实让他承认，所有审查批斗，几乎都是强词夺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据广外一些师生回忆，罗海星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自己说是因为“过不了良心”。但他却亲眼看过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样，弯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众红卫兵包括黄毛丫头毫无人性折磨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多年以后还是历历在目。其中饶彰风院长之死，最让罗海星深感恐怖。
饶彰风被关禁审查后，经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边接受批斗审问，三番几次对他搞假枪毙，假活埋。饶死前那个晚上，同监人半夜听见他的牢房传出狠喝骂声、拍打声和最后一声惨叫。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粤北乐昌监狱，饶彰风是年仅五十七岁。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数年后开棺验尸，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本来毫无瓜葛的罗海星也因饶彰风受到牵连成为被批斗对象——只因他得悉饶彰风的问题后告诉在香港的父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何与怀 (进入专栏)
落得一个泄密罪名，结果被关四个月，重获自由后，翌年被安排下农村锻炼，一年后才分配工作。当然他这个经历在那个年月不过是小事一桩。
罗海星经历一场文革血红洗礼，才看清年少时所崇拜的伟大领袖的真面目。他认识到，文革不过是中共的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利用人性贪生怕死的弱点来达到个人绝对的极权统治的目的；而文革中所谓“人民力量”，实际只是毛泽东自我膨胀操控老百姓的恐怖手段。罗海星说：“老毛是枭雄，跟古代的独裁皇帝没有分别。一场文革令七百万老百姓死亡，全为满足他的一己私欲。”他无限慨叹：年轻时实在太“左”，太易被煽动，红卫兵都被毛泽东骗了。
（五）“儿子好汉父英雄”：罗孚全家总动员投身“香港文革”
1966、1967那两年，革命小将罗海星在广州冲锋陷阵之时，父亲罗孚在香港亦热血沸腾，亲自出马，毫不逊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老资格文化战士，罗孚党性组织性极强，多年来，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内地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派、大跃进等等，不管造成多么恶劣的后果，不管国际舆论如何恶评如潮，只因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罗孚便百般辩护百般美化，并与对方（其中包括曾为部下同属左派阵营后来自创《明报》成为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有时可谓“左气逼人”。现在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罗孚响应更不在人后了。当时，香港逐步沦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并于1967年演变成了一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大公报》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是二线的其中一个“头头”，但在整个“反英抗暴”斗争中，实际上都是站在“第一线”。他们紧跟当时北京的“极左”政治主旋律起舞，宁“左”勿“右”，甚或更“左”一步，结果斗争行动最后发展到恶名昭著的“真假菠萝阵”的地步——在香港到处安置真假炸弹（香港人俗称炸弹为“菠萝”）。这个行动赢得左派头子的赞赏，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为未来世界性的城市斗争增加了一项新的武器新的战术。
罗孚本人狂热到“全家总动员”。他不仅鼓励他的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参加“战斗队”，发传单，放假“菠萝”，甚至连自己都亲自上阵，以示以身作则。罗孚和他的左派同志完全漠视香港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对几乎天天从两广西江漂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无动于衷。他们对毛主席坚信不移，相信他的世界革命的鬼话，什么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死人的事便难以避免，而且是值得的。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也是丑恶的一笔，其后果众所周知。这场斗争被称为“香港文革”，港英政府则称之为“六七暴动”，虽然为港英制造麻烦于一时，却让己方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在七个月里，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接近五千人被捕。到了1967年底，斗争已无以为继。此时，香港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整个香港形势岌岌可危。“真假菠萝阵”在此次“反英抗暴”斗争中是最失香港人心之举。
罗孚和他一帮香港左派文化界报业界朋友，个个具有出众才华，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开创相当不错的局面，但香港左派这一下等于自绝于港人。就说报业吧，六七暴动前占了报章三成销量的左报，不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萧条。这一群过去多年来尽忠报国、不惜舍身取义的左派精英，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的捉弄下，变得人人自危，或投机取巧，或沉默寡言，或随波逐流，也有出走投敌的。
罗孚实为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却也曾有过一段如此匪夷所思的狂热举动，这正应了很多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的观察和分析：海外某些爱国人士左起来比国内左派还要左。不过，幸好，这毕竟不是罗孚的常态，不是他为人的风格。后来，他曾用八个字形容那段疯狂岁月时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六）从红到发紫的高台打落成了“美国间谍”：罗孚蒙冤被判十年徒刑
过了“疯狂的六十年代”，对罗孚来说，却因缘际会地迎来了“火红的七十年代”。
1949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以后，外交孤立，香港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成为了中国对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其中《大公报》更是中共对外宣传战线的关键点。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外交策略出现变化，北京积极与美国缓和关系，罗孚作为编辑部有份量人物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又有在香港新闻界打滚多年而收取的人脉广人缘佳的优势，便逐步被委以重任，从香港的报人、文化人，延伸至国家安全部领导下，参与对台对美的统战、情报工作。为了报效国家，罗孚开始加强和台、美人士密切接触。
例如，他在1971年，通过和前云南省主席龙云七子龙绳德的合作，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学者访华团。这个“北美第一团”，是与当时海外“保钓运动”有关系的。“保钓运动”背后，有好几十位积极参与者，后来大多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
罗孚还透过时任《星岛日报》编辑曹聚仁，与台湾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儒学大师徐复观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共领导心目中，徐复观是国民党内最了解中共的人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情报头子。
罗孚当时和美国在香港的新闻处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不止一次接受美新处邀请赴美访问。
他还与不少当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官或学者认识、交往，这些人的身份都并非一般。
……等等，等等。罗孚这时纵横于香港文化界、学术界，为中共统战与宣传拼命工作；而北美的学术界、台湾的新闻界，甚至美国、日本驻港的官员，也都找他沟通和开拓与大陆来往的管道。罗孚当时风头一时无两。
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年前有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说他印象里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都能处理得好。”罗孚凭其“极具亲和力的书生”形象，又有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的能力，便很容易获得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特别是文化人的好感和信任。有人说过，国民党搞海外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罗孚一半程度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其形象经过罗孚的“过滤”，给人印象好了很多。徐复观在晚年的时候，还多次表示，他非常欣赏罗孚的人品、学问、文章，甚至说如果共产党人都像罗孚那样，中国就有救了。总之，这个火红的七十年代里，统战工作占了罗孚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北京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也开始重视他的工作。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
谁知突然晴天霹雳。1982年5月1日，在广州陪同亲戚游玩的罗孚突然被召回北京“开会”，下机后立即扣查关禁，一年后被栽上“美国间谍”罪，判处十年徒刑。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当年在香港乃至整个华人新闻界和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判刑后虽然一直到1993年满刑后才能离京返港，却未坐一日监牢，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每天派厨子做很好的饭菜，并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服刑”生活。
（七）罗海雷做了哥哥未作之事：写出了他们父亲的一生
本文有关罗孚种种往事，特别是他“美国间谍”一案，多是从罗海星的弟弟海雷一部大书中获知的。
过去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每次到港都会找罗海星以及广州外语学院的老同事餐聚。而每次和海星谈天时除了关心他的身体外都会谈到他的父亲，表示希望有关罗孚一生的资料能够问世。
早在2002年第一次见到罗老后，我就向海星探问，你父亲有写回忆录的可能吗？我说，你父亲是香港地位很高的报人，又是卓越的作家、评论家，而且又肩负中共的统战工作，交游非常广阔，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岁月里，经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事件，这一切，可谓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引起国际瞩目的“美国间谍”一案，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向世人“交代”一下，实在太可惜了，似乎也不应该。海星回答是：绝无可能。他父亲从来没有这个写作计划，也不可能有，他一向行事低调，这是他的性格，而写回忆录多少与他性格不合。至于所谓“美国间谍”一事，他回港后更守口如瓶了，不论谁问他都只是轻轻一笑，很少作答，采取“不打听，不回应，不讨论”的三不鸵鸟政策。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连母亲在内，大家对此事还是“一头雾水”。我还是不止一次对海星说，不管怎样，能挖出多少算多少，你父亲不写最好你来写，你是长子，比较起来，对父亲的工作和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了解最多，自身经历亦算丰富，文字功夫又不错。但海星总是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也许他觉得此事难度太高，他知难而退；也许他觉得自己毕竟是坐过牢的人，担心难以客观中立，或别人看来不够客观中立，让父亲传记蒙受污损；也许他已经感觉出弟弟海雷完全可以胜任，可以写得更好。后来海星在2005年查出患了血癌，写作之事自然就不再提了。万分庆幸的是，罗老的小儿子海雷有兴趣了。2009年春节回港度假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和父母商量。海雷建议三条办法：一是父亲自己写；二是海雷写，父母再补充；三是海雷自由创作，但对外仍然声称是父亲授权的。对罗老来说，第一条不可能，第三条不愿意，那就只好协商走中间路线了。于是，2009年下半年，海雷每次回港都和大哥一起讨论如何“整”这部书。海星后来于2010年1月初不幸离世，就在出殡前两天，海雷把握这个时机，问父亲关于“美国间谍”的事，希望父亲给历史与家人一个交代，这次，罗老终于“开口”了。这样，世人也就得到一部四百七十九页的大著：《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由香港天地图书于2011年7月出版。2012年我到罗家拜访的时候，罗老夫妇送我《北京十年》的同时，也把这部书送给我，是2011年10月第三版。
全书分为十二章节：桂林“罗秀才”初露头角、黑暗的日子、革命的年代、冷战初期的香港、看不见的战线、疯狂的六十年代、火红的七十年代、羁留北京十年、重返香港、文化人的故事、书画收藏、观察与反思。书前有罗孚亲自撰写的“代序”，罗海雷写了“后记”，除此之外，还有十七份附件，内容也非常吸引人。此书写作非常严谨，据说前后一共易稿十五次，罗海雷搜集了多方面数据，罗孚亲自核对，尤其是对于书中提及的人，力戒出现纰缪。罗海雷表示，书中全是真实故事，记述父亲几十年的浮沉，以及他在三次人生关键转折期间的真实感情；又以《大公报》作为主线，兼及描述1949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港澳工作的轶事、秘闻和谜团，以及改革开放后北京文艺界朋友与父亲交往的人和事。整个分析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也介绍宏观的形势和局面。特别是，此书首次将罗孚“美国间谍”案的来龙去脉、有关人士全盘托出，成为此宗事件发生后首次详细记载的文献。作者既有真凭实据，又有历史视野，整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图象，立体、多元，交织着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想、组织规范、政治博奕和历史限制，映衬出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他的朋友在大时代身受的酸甜苦辣与无奈。
罗海雷这部书荣获佳评，被列入《亚洲周刊》2011年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一。海雷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可惜，罗海星活不到看见弟弟这部佳著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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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罗海星不幸病逝
正当罗海雷埋头撰写他的书稿的时候，死神不知不觉中慢慢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从悉尼经香港到内地，月底又从内地经香港回悉尼，两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谈。他一切看来都好，情绪也不错，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点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馔点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还有罗老夫妇，以及海星的几位朋友。不料，两个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离五天后康复，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玛丽医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疗病房，被鼻饲插喉，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海星始终有斗志与病魔决斗，竟然逐步康复，而后学习呼吸，学习走路。2010年1月10日，医院下达可以出院通知，不过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度还较弱，要更换药品后再出院，谁知翌日又开始体温上升，原以为可以回家过六十一岁生日，却在14日零点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罗海星显得相当平静。这天晚上，他母亲、妻子、儿女都陪伴在侧，八十九岁的父亲当时也坚持要去医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没有让去。当医务人员整理好海星的遗体时，亲人们围拢在病床周围，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海星的脸颊，爱子之情，丧子之痛，难以形容。周蜜蜜说，海星应该很安慰了。
2月4日，罗海星在香港红磡世界殡仪馆出殡，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运火葬场火化。按照海星遗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说，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欢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尘归尘，海归海……
（九）义薄云天，无怨无悔：罗海星参与“黄雀行动”不惜自我牺牲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十）罗孚父子的悲剧宿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苦恋的写照
罗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亲一样，是他们那几代一生心系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的缩影，在在现出他们那些人的“爱国苦恋”的心路历程。
那是藏在心灵最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也难以厘清的思绪和情怀。
罗海雷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这种特殊感情。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人才，本来都坚信党的主义。罗孚自青年起几十年来就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儿子罗海星十六到三十岁在大陆，读书，参加共青团，参加红卫兵，下乡，成为国家干部，并加入共产党，到八九年还在交党费，结果都先后进了这个党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两人也一样，从没半句怨言。问及父兄对中共的感情，罗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随后坦言：“像我爸曾说，已被共产党抄鱿鱼了，他们还怎会有忠心可言？经过一生人的转折历炼，他们俩对共产党的感情都错综复杂，只能说，对于祖国，还是剩存着挥不去的苦恋吧。”
这里，再谈谈罗孚“美国间谍”案。
罗海雷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起来，不啻是潘汉年案的“山寨版”。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如果说这在战争时期还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时，却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党内权力高度集中，还往往轻信以“左”投机的小人诬告，这样的审查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伤透人心。
罗孚“美国间谍”案虽判十年徒刑，却未进监狱。这让人们不由得认为，中共当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但碍于面子，只好将罗孚“软禁”——一方面在权争中必须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无罪而予以宽待。许礼平在他的《雾里看花说罗孚》一文中说：“伟大的、光荣的之后，还有正确的，死不认错，也就正确了。要保持党的一贯正确，只好委屈罗公，请罗公配合，假戏真做……”真是谁也没有“司法公正”这个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个悲剧的存在”形容之。他认为罗孚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左派文人的悲剧宿命。这是从屈原时就已有之的“忠而见疑”的传统悲剧。天真的人，以为自己一心为公，忠心耿耿，遵纪守法，驯顺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劳都没有用，要整你时就是要整你。这又是古来士大夫“忧谗畏讥”的传统悲剧。这四个字是范仲淹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当时的“谗”和“讥”，有不少还是当皇帝面对当事人的指责，不全是“密折”即小报告（或称告密），然共同点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旦蒙蔽上聪，后果可以致命。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问题”越多了。这种种因人治而发生的负面人际关系，又由于继续诉诸人治而无法治环境和法律机制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出出悲剧。
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写罗孚一案：“罗孚，香港资深报人，文采风流，待人淳厚，统战之功卓著。82年骗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国间谍。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罗孚文集》出版，罗海雷有《我的父亲罗孚》问世，皆道及这冤案。王元化说：‘我党冤枉自己人真叫厉害，冤狱遍于国中。’为我党办事者常无好下场，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这又是一个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罗海雷说：“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负起对台对美的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获得了很多荣誉，却也因此引起内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结果根据多方面分析推断，北京有人保他，却可能是更高层的已发话了，便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是罗海雷谈论他这本著作时喜欢采用的词句。他说，这也是他父亲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态度。
（十一）迎来文学创作高峰：罗孚“临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罗孚在北京蛰居了十年。这期间，罗孚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他写了《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等书，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几十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和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写了《燕山诗话》。
返港之后，从1993年至1995年间，罗孚在香港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岛居新语》《伪自由语》等为栏目继续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现已出书两部。这些文字叙述他自己的生活、创作历程和内心活动，并结合文坛的旧事新事，抒发自己的感想。其中记录最多的，就是罗孚在北京时期与文坛人物的往来。在他的笔下，有冰心、夏衍、聂绀弩、沈从文、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王世襄、黄永玉、刘宾雁……等等如雷贯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这等的小人物，当然还有人们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罗孚在《北京十年》“前言”中，自谓此书“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诗讽赫鲁晓夫，并非伪作；潘汉年夫妇骨灰终迁葬于八宝山，官方无言。正史失真，令人兴叹。”此书篇什发表时，正是以其“真实”、“趣味”、“野史”在海内外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
例如改名事。罗孚被“假释”时，当局好心将他改名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写错了，成了“史临安”，错打正着，不就是临时安排么？罗孚却想到“临安”就是古时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经用过“史复”作笔名，便“附庸风雅”请人刻了一方图章：“临安史复”。罗孚还打趣说有人错得厉害，写成“史灵安”，居然要他永远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风婆子”郁风……这些风趣的文字，来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书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调侃……从这些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罗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间，他游走于社会，与北京的文史、艺术界诸多友人重叙契阔，诗酒唱和。聂绀弩1982年写给罗孚的《步和史复见赠》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鲁公应赏此情痴。千年绝塞千山雪，一树梅花一首诗。月满庭除花睡处，日航天海酒醒时。古今中外谁诗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灵活现描画出他们当时相处的情景。罗孚在北京的软禁地有画家华君武相赠的一幅画，上面题字“上不必骄奢，下遗无须悲怆”，这就是罗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诗话》自序中说，“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许多人说，能把这样的假释日子，过出诗意，也算是罗孚的生活功力了。参透人生的罗孚，早已不计较名利得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际，经历沉重打击，能处变不惊，沉着应付过去；后来在身体健康备受各种病魔侵袭时，也有幸能处理得当，力挺过来，好好地活着，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寿。也正是因为罗孚具有这样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经沧海客，又赏狮山云”的淡定，才会在逆境中迎来文学创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罗孚在逆境中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过去。在编辑自己的散文集时，他坦率地承认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读。1988年，在《感慨万千》（此文收入《丝韦卷》，作为代前言）一文中，他说：
“……四十多年来，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最要命的是，当写下这些假话、错话时，自己却是很为严肃的，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真实无疑，正确无误，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现在大梦醒来，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实和正确到了哪里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虚。”
又说：
“……真是以其昏昏，导人昏昏。自己愚民，执行的是愚民政策！”
罗孚写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后来写下《丝韦的自我反左》一文，对罗孚的反思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陈子善教授谈到《北京十年》时说：“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北京十年》连载时就引起轰动，两岸三地许多学者都称赞有加。董桥等人评论称《北京十年》是“罗孚的代表作”。人们指出，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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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罗孚回港后已非“昨日之我”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还是“洗具”？不管怎样，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获释回到香港时，带回一首在京就已写下的五律：
曾经沧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
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浊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罗孚摆脱束缚、不愿再为马列传经的心愿，在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发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来居留过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经去掉了这一重束缚，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觉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小心谨慎……，要按照甚么教条，教义，甚么本子，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么，什么是他想说的话呢？
他首先为香港“六七暴动”道歉。罗孚回港后第一时间于1993年3月15日在《当代》杂志发表文章，向暴动中受影响的人士特别死伤者公开道歉，是第一名当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开道歉的人。认识罗孚多年的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表示，罗老总最难得的地方是勇于对自己过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这在左派中是很难得的品质。那次由左派发动的严重灾难，除了罗孚以外，未有左派领导人向巿民道歉。左派应向他学习，他这种风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十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罗孚绝笔
不理解罗孚者当然很难理解他的这个遗愿——他把“中国好”与“平反”连在一起。
在审视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一生的时候，在审视他们所经历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我游动的思绪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台湾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发行，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当年，年青的贾樟柯在他小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偶然看到消息，无比激动，甚至是深为震惊——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他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贾樟柯回忆说，《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他的脖颈。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导演的贾樟柯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聊天，这位主席的一个观点让他深以为是：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他想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贾樟柯觉得整部电影像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命运的法则高高在上，却从来不给答案，内心偶有感动与落拓，竟无法准确描绘，激情丧却，空留一地残骸……
1989年之后过了二十五年，贾樟柯这位中国独立电影导演与编剧人在国际上已名闻遐迩。他去年编剧与导演的最新作品《天注定》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受多国观众热烈好评，本人也应邀担任今年电影节的评委。可是，这部剧情片至今未能获准在中国上映。
《天注定》取材于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邓玉娇、重庆的周克华以及富士康的跳楼惨剧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讲述几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这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故事，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滋生的社会背景，包括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以及个人的精神困境。贾樟柯肯定亦很无奈，给电影起了这个“天注定”的名字。这部电影所表现的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以及这部电影自己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国度，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罗孚于2011年6月杪在儿子罗海雷那部大著上亲自撰写的“代序”。罗老用的题目为：“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太触目惊心了——这是龚自珍的诗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龚自珍写下四首七律《释言》，流传下来的这首云：“东华环顾愧羣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龚自珍多年来批判现实，倡言改革，写了不少锋芒毕露的文章，发表不少惊世骇俗的言论，多触时忌，冒犯上层，给自己带来不少忧患。他做此诗，表面上是自惭、自悔、自解，其实多为反语，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对自己的嫌弃，曲折地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罗老在“代序”中说：“许多朋友劝我写回忆录，从来都是敬谢不敏。说来惭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也曾向往狂热‘斗争’，忘我‘革命’，到头来，却被抓将官里去。”罗孚引用了鲁迅的诗句。1933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一是《呐喊》，一是《彷徨》。《题〈呐喊〉》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确，“积毁可销骨”，文祸像幽灵一样，是权势的伴生物，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出手，置文人于死地。此诗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当时鲁迅纠结、痛苦、郁闷的心境。但历史证明，鲁迅的“纸上声”绝非“空留”，罗孚当然对此非常清楚。
罗老的“代序”，不但将龚自珍的诗句作为题目，文中还借用他的《己亥杂诗182》中句子：“误我归期知几许？蟾圆十一度无多。”罗孚让人们不能不联想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那两首名诗。其一：“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其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龚自珍深沉的爱国情怀真是天日可鉴。而罗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此时已是年老多病体衰，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他极力振作精神，撰写了这篇“代序”。这是他的绝笔。再过三年之后，在2014年5月2日这天凌晨，天门洞开，仙乐四起，罗老看到他的爱子海星，踏着祥云，前来迎接他，于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罗孚的去世，象征着中国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时代的终结，也预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执着地要人们相信：“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又一次，我们在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那样跃动……
（写于悉尼，2014年5月20日。）
2014年5月25日后记：
2014年5月24日晚七时，罗孚追思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5日上午十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骨灰将洒于广西桂林的母亲河漓江。
罗孚灵堂灵位旁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等人题写的挽联。纪念册上印着黄苗子当年手书的聂绀弩赠给罗孚的诗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遗照四周摆满花圈、花篮，敬献者包括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及夫人、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香港政府新闻处长聂德权、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和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等人。当天下午五时起，香港各界人士陆续前来吊唁。《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总编辑贾西平、总经理盛一平、副总编辑李启文、主笔叶中敏等，皆到现场鞠躬致祭。在追思会上致悼辞者有：《新晚报》前副总编辑郑纪农；《七十年代》创办人、专栏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陈松龄；徐复观之子徐帅军；《文汇报》前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陶杰父亲、《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香港收藏家、罗孚生前好友许礼平；蓝真之女篮列群等。
在追思会上，孻子罗海雷对父亲的一生，用四点作了全面的概括：成为很多人的伯乐、有好强的好奇心、长时间有独立思考及对历史有全面认知。
刘再复先生所撰写的挽联，则对罗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精炼、准确的描写：
“受伤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后期真精彩；
落难成正果，止于大彻大悟，晚节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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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宜：在罗孚家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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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宜
那天，去舒諲家，正好罗孚在，便相互认识了。
这之前，舒諲向我介绍过他，知道他原名罗承勋，因事羁留北京，现名史林安，写文章是好手快手。舒諲让我向罗孚约稿。
罗孚蛰居北京期间，开始很少与人交往。他立了个原则，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人若找我，我才找人。这是指他原来的熟人，“因为来北京以后，我不知人家愿不愿意保持和我的交往”。
他和舒諲的交往就是这样。舒諲抗日时期就为罗孚所编的副刊写过文章。他们同住在双榆树南里，罗孚是知道的，但罗孚按例不去打扰。舒諲就不知道自己早年的朋友临时落户于此，成了他的邻居。是陆铿从香港到北京，当面取得时任安全部长凌云的同意，在去看罗孚时，才把他们二人找在一起。
就在和罗孚相识的那天，我在他家蹭饭。
先是舒諲留我，说，我家今日吃面，就留下一起吃！罗孚说，我家便饭，不费事，就上我家吧。我想到罗家看看，便说，那我上罗先生家吧。
双榆树南里有一区二区，他们同在二区，舒住12号楼，罗住13号楼。跟着罗先生来到13号楼，上了四楼，就到了罗先生的家。
罗夫人原来在香港《文汇报》副刊部工作过，与秦老秦瘦鸥共过事。他们是前辈，因为同行，谈话就少了拘束。他们的邻居中，有不少是文艺圈中人，说起来，有许多趣事。他二楼是京剧演员刘秀荣、张春晓夫妇，五楼是宁夏京剧团团长李鸣盛，他们常要练嗓，练起嗓来，上下齐鸣，罗孚身处其中，也算耳福不浅。
侯德健、程琳这对音乐恋人当年红极一时，他们与罗孚做了两年邻居而浑然不知。一次回香港，才听说他们原来住在同一个楼。返京后，问居委会香港来的一个姓罗的，居委会的人说：“也许就是那位史老头。”告诉了门牌号让他试试看。上得门去一看，果然。这对香港朋友才在北京相逢。
就在侯德健受伤住院那次，另一位邻居、歌唱家毛阿敏还受过一次骗。那个骗子趁程琳和她妈妈不在家，敲开了对门一家的大门，说侯德健在医院动手术，让他来家取钱，程琳又不在家，能不先借些应急。对门住的是位画家，回答很巧妙，说，由我们自己送钱去医院吧。那骗子碰了个软钉子，不甘心，又敲了另一家的门，开门的是毛阿敏，她是个直性子，也没有多想，就给了他数百元钱。事后才知道受了骗。
后来北京的朋友圈都知道罗孚的消息，都愿意“保持和他的交往”，他也忘了“人不找我，我不找人”的原则，旧雨新知走动起来。有一次，罗孚与范用一起去钱钟书家。钱钟书八十大寿，他们带了鲜花去贺寿，结果只见到了杨绛，而钱钟书不见客。这事在舒諲看来，好意讨没趣，煞风景得很，所以有次他见了我忍不住一五一十说给我听。
这事罗孚在文中有过描述。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去钱家，“那是1990年的一天，那天是钱钟书的八十大寿之日，我只带八朵玫瑰，以一当十祝八十大寿，和范用同去。女主人出来接待，坦率告诉我们，钱先生太累，早一日已经累了一天，需要休息，只好任何人都不见了。我们当然理解，祝贺一番即退。”（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十年》）由此可见，罗孚去过钱家两次，这次只见了女主人杨绛，贺寿没有见到寿翁。这之后，罗还曾动过去钱家的念头，是想把前一次为钱、杨拍摄的照片送给他们，但“后来还是打消此意，托我儿子在英国留学时的一位同学替我转去了。这人留英时认识钱家的女儿钱瑗”。我想他所以打消此意，原因应该与贺寿不遇有关吧。
对钱钟书先生我是很崇仰的，但他的清冷、孤傲未免使人有难以理解的地方。王继如先生有段话就委婉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1987年华中师大欲为钱基博百年诞辰开个纪念会，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示不赞同，说了六个“不”字。王继如先生说：“这个六‘不’，当时固作为美谈，但是否也反映钱氏的冷嘲风格，有如《围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学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个疑问的。”这里所说的六“不”，即钱先生认为，开名人纪念会，“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于是这百年诞辰纪念会自然只能不开，而以出一个纪念特辑代之。
罗孚给我的信，留存手头的有两封：一封是他为我争取到夏衍先生的一篇文章：《怀曹聚仁》，并为自己因事忙不能给我写稿道歉；另一封，是他让转一封信给秦瘦鸥先生。之前我告诉秦老我见到罗孚的事，秦写过一封信给罗。那封信罗一时找不到，当时也没有记下地址，写的回信无法投邮，便让我转交。两封信，一封署名史林安，一封署名柳苏。他的笔名，都有说道。史林安，是落户北京时的大名，何意，他自己也没深究，朋友说了，这就是临时安排啦。于是，黄苗子、郁风就唤他史临安。临安，是南宋偏安时的杭州。由之，罗孚率性请人刻了一个闲章：临安史复，权当一名西子湖畔人。史复，罗孚，都是他抗战时用的笔名，崇尚罗斯福的意思。后来不知是谁揣摩出了，原来，史林安取402的谐音。402，史林安，一个门牌号。
这柳苏，集柳宗元、苏东坡于一身。别人问他，他说他岂敢。原来是取其贬谪之意，前者曾贬谪广西，后者曾贬谪广东。他说这名字是他夫人取的。
1993年，罗孚结束十一年谪居生活，从北京回到香港，告别了柳苏，用罗孚登记了身份证。在北京时，郁风把他的名字错写成史灵安，错得离谱，罗先生还风趣地自我调侃一番。如今，罗孚先生，还有曾敏之先生，这对香港报人、作家两栖型双子星，以及黄苗子、郁风夫妇已作古，祝他们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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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忆罗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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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罗孚
● 陈子善 (进入专栏)
北京双榆树南里新建小区一幢小楼的一个单元，两室一厅，窗明几净，1987年以后，我曾多次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下午。这个单元的临时主人就是香港报人、作家罗孚先生。所谓临时，其实很长，有整整十一年之久。
我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周氏兄弟研讨会上结识罗先生的，他的露面令我吃了一惊。他发言回顾1960年代主编香港《新晚报》期间刊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情形之后，我趋前问候，并索要联系方式，他笑咪咪对我说：我知道你，你如不怕，可来我家玩；如果通信，那就写北京××××史林安收，我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个名字。
研讨会结束，我马上登门拜访，我有许多周作人研究上的问题要向他请教，没什么可害怕的。是保姆开的门，我开始还以为敲错了房门。他告诉我，这个小区住着不少名人，如有侯德健、有×××等。而且，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保姆，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我没大没小起来，惊呼道，这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他不禁笑了，但笑容中难掩一丝苦涩。
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的话题，关于周作人、关于叶灵凤、关于曹聚仁、关于聂绀弩、关于香港文坛、关于他正在写的“燕山诗话”……他说自己保存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和其他单篇散文的手稿，将来如能回到香港，一定让我看，应该会对我有用。罗先生一诺千金，他1993年结束北京幽居回到香港后不久，我正好到香港访学，那天上午我们约定在铜锣湾一家茶餐厅见面，他拎着一个大包到来，打开一看，竟真的是厚达一尺高的《知堂回想录》全书手稿和十多篇未曾发表的周作人散文手稿，我后悔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拿着那么重又那么珍贵的的文稿出门，应该我去他家观赏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灸周作人手泽，一页一页翻阅，不免激动万分。后来他把《知堂回想录》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十多篇周作人集外文也复印给我，我提供给钟叔河先生了。直到三四年前，我和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兄去罗府拜访，罗先生精神已明显不如以前，但记忆仍很清晰，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找出几篇周作人文稿，忙不迭让罗师母拿出来给我看，对后学的关爱仍一如既往。
罗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燕山诗话”，我几乎每篇必读。当时这组文字署名“程雪野”，我读时就怀疑到他，见面一问，果不其然。其中有一篇《饱吃苦茶辨余味：关于〈知堂杂诗抄〉》就是写的我参与其事的《知堂杂诗抄》的出版。“诗穷而后工”，我认为罗先生这组“燕山诗话”是他晚年的力作。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他在《序》中透露“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象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正因在京读了“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罗先生写下了一些诗话，并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为避免发表后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明报月刊》）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1990年代以后，他在北京三联出版《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着作，又署名“柳苏”（他所编的叶灵凤着《读书随笔》则署名“丝韦”），据说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唐宋八大家”中的这两家，一被贬广西，一被贬广东，而罗先生又恰在广西、广东都呆过。这个笔名起的妙，妙就妙在取这“贬”意，当然，他是被“贬”在京城。可惜我粗心大意，此事未及向罗先生求证。
大概是1992年吧，我突然接到罗先生一封信，说幽居期将满，可能可以南归了，在京居所中的书刊要处理，你如进京，可来挑选。待我出现在他家时，他说：你来晚了，已有几位友人来过，刚刚艾教授又拿走了一批。幸好还留下一些，其中有一套《博益月刊》就全部归了我。当晚他请我到附近一家新开张的餐馆小酌，悄悄地告诉我：据说是有关方面开的，请我在这里吃过饭，菜肴倒不错，我自己也来过几次了。这是他第二次对我提到有关方面。对我而言，如果不是他蒙受不白之冤，留京十一年，恐怕也无机会与他结识，更遑论成为忘年交，不断请益求教了，世事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幽居终于期满，有关方面询问罗先生何去何从，罗先生答曰：哪里来回哪里去。于是他回到了第二故乡香港。罗先生南返以后，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香港文坛，诗文双管齐下，佳作源源不断，成功地实现了从“报人”（已无报可编）向作家的身份转换。《北京十年》的问世，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我三年前在《罗孚先生与〈北京十年〉》一文中就指出，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是他对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独到观察，是一份难得的真实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这个观点至今不变。
此后，我每次到港，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和罗先生、罗师母一家及鲍耀明、鲍瑞美兄妹欢聚。我是小字辈，罗先生和鲍先生已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了，他俩是曹聚仁先生介绍相识的，曹先生对罗先生的评价是“系一位君子，绝对值得相交的”（引自鲍先生5月3日致我传真）。一次晚宴后，罗先生还欣然挥毫，为我书写了一幅他深情悼念中国改革开放代表人物的七绝。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与“绝对值得相交”的罗先生一起逗猫玩。醒来回味，梦境竟颇似当年的情景。那是“九七”前夕，我再一次造访罗先生府上，一只可爱的大白猫躺在客厅大桌上，爱理不理的样子，可见它在罗府待遇之高。罗先生写过一篇可爱的《你爱猫么？》，细述家里养着一头猫，只是借来吓老鼠，并不是为爱猫。结论却是“你爱猫么？我想不一定吧。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不爱。”不一定不爱，那就是爱了。当年一度“左气逼人”，晚年不留情面地自我反省、大彻大悟的“君子”原来还是爱猫人，难怪他在《夏衍和旧梦》一文中描写夏公与猫难舍难分的关系时赞曰：“猫真是通灵的动物。”而今，罗先生可以在泉下与他的好友夏公尽情说猫了。
2014年5月3日罗孚先生谢世后第二天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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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老成凋谢的旧大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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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年05月09日22:22 来源：经济观察报
章诗依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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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文章惊草木——读罗孚的《燕山诗话》
大家专栏章诗依 2016-03-11 18:59我要分享 0
[摘要]《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作者：章诗依，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因为“间谍案”，罗孚从1982年开始，被迫客居京城十一载。那时的他，已过花甲之年，遭此奇劫，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却遍访京城文化前辈，写出许多一手、生动的文章。这些文字，加上罗孚返港之后的作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结成八卷本的罗孚文集，成为了解晚年罗孚心路的重要资料。著名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名文化人的书写，也是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档案。
【大家】尚有文章惊草木——读罗孚的《燕山诗话》
罗孚在家中。
或许，对罗孚来说，晚年的这些文字，更具有救赎的意义。在罗孚儿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曾经毫不客气地对罗孚八十年代前的文字进行了严厉的否定，他说，父亲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接着，罗海雷引用海外媒体当年的评论：“无论多少残民祸国之事，罗孚一律推崇美化”，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写作《我的父亲罗孚》，缘起于罗孚年事已高，无法自己执笔去回忆、记录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遂有替父亲撰写回忆录之念。书稿完成后，罗孚看过全文，因此，此书也被看作罗孚的自传。
八卷本以“罗孚文集”命名的书，不收一篇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是罗孚用行动对自己文字生涯的鉴定。
犹记八十年代末，一众《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学校做交流讲座，中间，当时的知名记者刘扬讲到，他的同事的父亲，在党的机关报干了一辈子，晚年捧着自己的剪报本，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看看，你看看，哪一篇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一幕，令人震撼。我清楚地记得，闻听此言，我的老师，一位也在官方新闻机构干到退休的老者，神情痛苦，眼中有泪光闪动。
相比之下，罗孚够明智，更够幸运。人生的下半场，他觉醒了，起而拯救自己的文字，才有了由沈昌文先生促成出版的值得流传的文集。否则，回首一生劳作，收获的只是一堆自己无法面对的虚文浮词、假大空，将会何等荒凉，何等空虚，又何等残酷。
罗孚文集中，我最喜欢读的是《燕山诗话》这一卷，其中的文章，全部写于八十年代。罗孚用诗话这种传统体裁，记录了当日文坛、学界中人所写的一些有意味的旧体诗。他自己说，“我的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这话的确不是谦虚，《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由于长于交际，罗孚与北京文坛、知识界交往深入而密切，因此能最快地了解动向，一些前辈的作品尚未付梓，他已先睹为快。比如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出版之前他已读过。还有一些诗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或者发表了局外人也因不知“今典”而无从索解，但消息灵通的罗孚却能给予正解。
比如开篇的《从到乔木》，可谓《燕山诗话》中写的最隐晦、婉转的一篇。文中，罗孚先后引了黄苗子、杨宪益的诗，但不经诠释，很难知其三昧。比如杨宪益的这四句诗：“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羡君先读好文章”，通过罗孚的解读，才知道，是对这位八十年代意识形态总管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做法的讽刺。
罗孚还写过一篇与有关的文章，题为《诗人荒芜的悲剧》，也应算诗话类的，但却没有收入《燕山诗话》，而是收入文集中的《北京十年》卷。话说荒芜有两首题画诗《为某公画像》，其一为：“眼已花来耳已聋，脑瓜难免不冬烘。魂销脂粉绮罗里，身老琼楼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马列，堪怜公子变毛虫。彩油剥尽人争看，特号当今客里空。”第二首是：“从来树大易招风，假药仙丹自不同。遗憾夸夸谈马列，羞人答答扮雷锋。空传西城来天马，不信南阳有卧龙。欲向辕门听《斩子》，谁知《宿店》放曹公。”
某公就是，两首诗都尽情嘲讽了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而其实不过是吹牛皮、卖假药而已。诗中的“公子”，指的是的儿子胡世英，当年他卷入一场诈骗案，被从住处中搜出好几大袋的钞票，“公子”遂变“毛虫”。本来人们以为应该会有“辕门斩子”的好戏，不料“某公”出来请求宽大，才有了捉而又放的戏码。但是，在诗人看来，马列、雷锋挂在嘴边的“某公”，形象已然破产。
介绍完诗的背景后，罗孚点评说，这两首诗流传刊布的时候，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无权无势。
近年来人们开始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致敬，这个十年已经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读了罗孚的如上诗话，你会觉得，这种致敬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尹老人狱中诗》是《燕山诗话》的压轴之作，这篇长文，是较早介绍郑超麟诗作的文章。郑超麟是中国托派中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终其一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七年牢，在共产党时期坐过二十七年牢。罗孚读的是郑超麟诗的抄本，可谓郑超麟的知音之一。
郑超麟从1959年开始在狱中作诗，以打发枯燥的铁窗岁月。虽然起步晚，但成就可观。可惜他的大量诗作都在狱中被抄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后来凭记忆写下来的。请看他的《咏史》诗中的两首：
秦相专权乏远图，锄除异己杀无辜。
生前纵保崇高位，死后难逃斧钺诛。
平民伐罪起蒿莱，一将功成万骨埋。
未见黎民登衽席，但闻新贵筑楼台。
诗所表达的，是对专制政治的审判，是对异化的革命政治的沉痛反思。这种铁窗里孕育的诗篇，闪耀着人类高贵的独立思考精神。罗孚赞郑超麟为“大有‘固执’精神的老人”，信非虚语。
罗孚本人亦能诗。他在赠聂绀弩的诗中，有“尚有文章惊草木，更将诗句写肝肠”之语，称许聂绀弩历经磨难而诗心不灭。对于经历了大半生狂热、虚假，晚年才觉醒的罗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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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罗生门案”?
2014年09月18日 14:43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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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另一起“罗生门案”?
□彦火
溯自罗孚先生1982年被涉“美国间谍案”起，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这起“间谍案”，扑朔迷离，几乎成为当代中国的“罗生门”，迄今仍疑点重重。眼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终于经过多方调查，根据不少可供参考的珍贵材料，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作家的故事》，书中所提供的数据隐约之中显示出罗孚曾牵涉到官员的个人恩怨。
罗海雷在这本书中有一段关键的话，值得一提：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先避开1982年他受‘诱骗’回京的事，把父亲早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的一些人和事搞清楚。2009年下半年，我每逢回港都和大哥海星一起讨论如何整合这本书。海星提到父亲应属中共在香港文化宣传战线的一员，他的直接领导该是香港新华社社长或这方面的副社长，上级领导则是北京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本来父亲参与统战工作主要是针对在香港的文化人，但问题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父亲交游广阔，国家安全部之前身中央调查部点名让他参与工作。从这时期始，父亲有了二重领导，从此他长期高调地与台湾及美国政府有关系的人士来往，成为香港左派中除《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外最活跃的一个人，因而引起内部某些人的嫉妒、不满与怀疑，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而为难的是，父亲又不能到处解释他的‘不公开’任务。”
即使如此，局外人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评断。我不由想，假如经证实罗孚不是“美国间谍”，是否像当年“潘汉年间谍案”一样，也可以得到平反的机会呢？
潘汉年曾是中共的地下间谍，提供了重大价值情报。1943年抗战期间，潘汉年奉命找汪精卫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打探日军情报，在李士群安排下曾与汪精卫会面。其后潘又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李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这些会见，为潘汉年埋下祸端。
会见等事潘汉年于1955年曾向陈毅报告，陈毅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却成为毛泽东判定潘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潘汉年自1955年被捕后，自此备受折磨、批斗，过着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直到21年后的1976年才正式被宣判为无期徒刑，1977年含冤而逝。又过去了5年，1982年潘汉年才被平反。
值得安慰的是，究竟时代不同了，罗孚并没有遭遇潘汉年那样的冤屈苦难。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的案件之谜，还应由官方来解开。
据罗海星提供给我并刊于2014年5月号《明报月刊·明月》附册的罗孚家书，其中有一封，是罗孚在被判刑期间写的，是1986年写给夫人吴秀圣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她向金庸及黄永玉求助。罗孚认为这两人是“有影响的人士”。换言之，罗孚希望金庸与黄永玉可以向中共高层说项，争取对他的“松动”。
兹择录其中原信的三段话如下：
“……至于争取松动，这一阵想到的只是查（彦火按：指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昨晚忽然又想到，也许黄永玉也是适当人选。他认识的人中，可能还有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士。
到今年7月，一是刑期已满三分之一——三年半了；二是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这是时机，可以说此人现状良好，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宽大对待，减刑、释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他余年还可作些有益的事情。类似的话说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查或黄愿说话，当然都好，都愿说话，那就更好。话说在六七月前，让有关方面有时间考虑，较为适当。”
原信颇长，上述援引的第二段文字，提到“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大概指是罗孚被判十年刑期，其中有“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已届满，此时再由金庸与黄永玉出面，他也许可以行动自由了。
至于金庸与黄永玉最后是否曾为罗孚争取“松动”，罗孚家人不得而知，当事人也三缄其口，至今没有明确所指。
彦火注：
这是罗孚于1992年1月16日写给我和黄俊东的信。罗孚1982年被中共指为“美国间谍”，判十年有期徒刑。十年后的1992年“刑满”后，他已可以自由活动，并可以用“罗孚"的真名为《明报月刊》写稿了。
信中提到当时北京传真稿件很不方便，他老人家要亲自进城到大宾馆传真，后来他发现他住家附近的友谊宾馆可代收发代传，方便得多了。
信中还谈到资深报人徐铸成逝世，他曾送去挽联，被官方所拒。信中提到“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意指他为《明月》写的《旷代高名垂报史──悼念徐铸成先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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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择居是香港 ——罗孚浮沉录
发布/2018年5月13日 3:30 AM来自/新加坡�6�9联合早报
文⊙彦火（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彦火注：这是罗孚于1992年1月16日写给我和黄俊东的信。罗孚1982年被中共指为“美国间谍”，判10年有期徒刑。10年后的1992年“刑满”后，可自由活动，并可以用“罗孚”的真名为《明报月刊》写稿了。
信中提到当时北京传真稿件很不方便，他老人家要亲自进城到大宾馆传真，后来他发现他住家附近的友谊宾馆可代收发代传，方便得多了。
信中谈到资深报人徐铸成逝世，他曾送去挽联，被官方所拒。信中提到“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意喻他为《明月》写的《旷代高名垂报史——悼念徐铸成先生》文章里，已写了这副挽联。
当年为明报月刊文化附册《明月》及《明报·明艺》版策划“人物专题”，在“文坛伯乐——罗孚”出版后，我趁假期赴台湾访友。
下榻台北酒店之际，倏地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说罗孚逝世了！消息有点猝然，但也不感到太意外。
《明月》的“人物专题”，除了黄子平教授写的评论及罗孚亲友写的评介，原应有一篇访问记。罗孚的二公子海雷告诉我，他爸爸已呐呐不能讲话了，身体状态也急转直下，所以只好由海雷及大公子海星的遗孀周蜜蜜执笔，另加罗孚北京生前好友邵燕祥的文章。
我在台北翻阅台湾报章，包括当地主要报章如《苹果日报》（台湾版）《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都没有罗孚逝世的消息，倒是对台湾诗人周梦蝶的逝世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我想，这说明罗孚是属于香港的。
罗孚1921年生于中国广西桂林，1941年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他于1947年来港，在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担任要职。直到1982年他被判间谍罪为止。他最后也是在香港度过晚年的。所以罗孚的一生，有大半世纪是在香港度过的。
罗孚曾写道：“我把香港当成第二故乡，我的第一故乡是桂林。但我把桂林当做第三选择，第二选择是北京，而第一选择是香港，我这是说定居的选择。”“为什么香港是第一？因为这是我应有的权利。一生之中，我在香港居留得最久。我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内外的文化人包括传媒，相信没有人不知道罗孚（罗承勋）的名字和罗孚这个人。
应该说，罗孚是左派文化阵线或称“爱国文化阵线”的领军人物，海内外知名文化人几乎无人不识，相信也很少人没有与他交往过。
罗孚业余常用的笔名是“丝韦”，后来多用“柳苏”，较早也用“吴令湄”，写得一手流丽的散文随笔。正职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当年的《大公报》都是由名人主持（如成舍我、张季鸾、王芸生、费彝民），地位崇高。
《新晚报》是《大公报》同系的报纸，所以罗孚在文化界地位举足轻重。加上他是文人、作家，既不恃才傲物，也没有仗势欺人，为人谦和温文，有一股亲和力。
他广结善缘，文友遍布天下。那个年代，不管左、中、右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都乐于与他交往。
早年海内外知名作家、文化人经过香港，如白先勇、傅聪、丁玲等等，都由他出面接待。当年我在某大出版社任事，作为文艺青年，也往往被他邀请，恭忝末席。我们都昵称他“罗老总”。
罗老总还是第一个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的伯乐，可见他的独具慧眼和江湖地位。
罗孚是左派报人，是左派对文化界进行统战的工作头领，是不争事实，也是公开的事实，虽然不是街知巷闻，但文化圈人也无人不知晓。
判刑10年 没坐过牢
1982年他被通知回京的途中被拘押，不久新华社发布消息，说他是“美国间谍”，并重判他10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与众哗然。众人纳罕的是，一个做中共统战的文化人，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美国间谍”，令人莫名所以。
这似乎是中共内部的事，外人无从置啄。但因罗孚的朋友太多，特别是文化界的朋友，对他的境况无不关心。
最令人不解的是，虽然罗孚被判刑10年，他却没有真正坐过一天牢。最初只是安排（软禁）在一座公安部的公寓内，上头还为他提供颇优厚的生活条件，除了给他安排一个宽敞住所，还给他雇请保姆。
许多在北京和海外的文化界朋友也可以公开探访（早年我曾与北京出版家范用探望过他），他也可以用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不久，他更可以自由在中国国内活动，遨游大江南北，最后还让他回香港定居。
对于这一起案件，罗孚本人长期以来从未表态，包括他家人问起，他都支吾以对，不得要领。
耀明、俊东先生两兄：
拙文扰攘了两天，总算赶上。今天才知，附近友谊宾馆也可收发代传，以后就不必奔波进城了。
徐铸成孙子回京来谈，我的挽联和徐四民的挽联都被免挂。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无奈我何！从这里，也可略知气候。不过，刘宾雁、千家驹的花圈倒是摆了出来的。但刘有一个文字的东西，也被免了。一名不知何许人的人，亲送挽联，亲自挂上，未受干涉。联语：“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正是我为徐老八十祝寿诗的一联。一笑！
祝
新春如意！
罗孚 9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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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心事
—— 读罗孚的《北京十年》
戴新伟 2014年5月3日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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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相邻，罗孚的名字是不陌生的。虽然，距离左派辉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远，但这十年来，我在广州曾经多次遇到署名“丝韦”的港版书。他就是罗孚，是周作人与曹聚仁、鲍耀明书信中提及的香港新晚报编辑，是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第一位推荐董桥的人（《你一定要看董桥》），也是《聂绀弩诗全编》编者，但这些都是做配角的掌故，侧身在他人的阴影里。
罗孚作为主角的故事，是因滞留北京十年（1982-1993）而传闻甚广的那个人。近三十年来，罗孚的“美国间谍案”是文化圈谈论较多的一桩公案。去年，香港出版了由其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香港天地图书2011年7月），立意也是要披露“北京十年”的缘故。此外，更有不少人写文章，发凡钩沉，终归隐隐约约，甚至有的文章只能归结到一再问罗孚而罗孚并不声辩云云。对这件事所知不多的读者依然所知不多，并不知道准确的理由，内里的是非曲直——何为冤案，冤在何处，读完与未读一样雾里看花。
今夏接到北京朋友谭然兄寄来几纸复印件，系许礼平先生在《苹果日报》所写的三篇长文，其中一篇即是关于罗孚者，题目正好是《雾里看花说罗孚》。许先生因为与文化老人黄苗子以及罗孚本人都有交往，文中不乏秘辛，比如，当年罗孚是如何从广州被弄到北京，消息传开之后北京文化圈又有何种反应，等等。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乃是许礼平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时在2010年11月，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
“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云云，黄苗子的手迹并刊于该文旁边。当事人罗孚还健在，但坚不吐一词，有谓其对家里人亦然。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外围文章总是在外围打圈，无法进入到事件核心，更无法进入到当事人的内心。
许礼平文中提到了罗孚的《北京十年》这本书。这是罗孚写他在北京期间所见所闻所忆的书，以连载的形式在香港联合报刊出。港版结集为两集，大陆版都为一册，于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套罗孚文集还包括：
《香港人和事》；
《南斗文星高》；
《香港，香港……》；
《文苑缤纷》；
《西窗小品》；
《燕山诗话》。
一共七册。正是因为许礼平这篇文章，使我找到《北京十年》读，正因为读《北京十年》，发现从前的疑窦似乎豁然开朗，对于历史迷雾中的人和事，像盲人摸象那样，大致拼凑，心里有了个图像。如果说另外六部作品反映的是作为作家、文人的罗孚，那么《北京十年》要表达的是罗孚自己，是属于他的故事。因此，这本书实在要比其他六本更具有阅读和分析的文本价值。
《北京十年》共四辑。第一辑“我和我的朋友们”，记的是罗孚在京期间与首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除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也有一些冷僻的名字，比如《与齐白石为邻》，《电子一条街》，《我的邻居们》则记着与张谷若（哈代专家）、侯德健住同院，和歌手程琳、毛阿敏同一个单元楼，另外还写了一些外地来京打工的姑娘们。从这些居住细节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位化名“史临安”的老头子的生活：他住在哪里，自由限度，还有可能与我们的生活重叠的历史痕迹。
但是意味深长的“在京期间”，正如前面提到的黄苗子“证明”所言，毕竟是一件大事，远不止个人生活这么简单。于是罗孚写了聂绀弩、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钟敬文、启功、范用、郑超麟、楼适夷、吴祖光、黄永玉、冯友兰、舒芜、舒展、萧乾、夏衍、李一氓、钱钟书、周而复、陈迩冬、章士钊、端木蕻良、张洁、王世襄、常任侠、卞之琳、臧克家、李锐、王力（及其儿子秦似）、朱光潜、沈从文、荒芜等文化人。这些人之中，有的是罗孚与之交往的，有的是过去曾经有过交往的（就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写的是所见所闻还有回忆）。与文化人的交往，当然少不了“世说新语”，兹录数则：
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话都干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
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出来后，《文汇报》刊发读者来信，人物影射邓大人，据说是总编辑郑伯农写的。王蒙状告该报诽谤。
“小丁”丁聪给罗孚所画漫画像很出名，罗孚请黄苗子题诗于背面，准备两面欣赏，但丁聪认为“把我压下去了”，虽经解释亦不能释怀。
李可染被文化部来的四个人问有关卖画的事，吓得心脏病发作，去世。
某日罗孚在街上，遇黄永玉驾小车，车上都是熟人，正要去吃饭，庆祝。一问，原来那天上午选举中邓力群落选，选不上常委，失去了继续当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可能。
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他对于三十年代的一些往事，总是念念不忘，说了又说，一点不是‘懒寻’，实在是‘勤’得很。”
作家孟伟哉以极“左”而不安于中宣部文艺局之位，苦无出路，后求得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之职，与邵宇一时被称之为“左左相惜”。
大概是个人兴趣的缘故，罗孚笔下的启功、杨宪益、荒芜等人缩写的诗词，都有大量的引用，很明显他热爱旧体诗词，这似乎也更能说明为何他是聂绀弩诗集的编者。其中对荒芜诗词的引用最多，而其讽世之意，大胆程度，实不下于杨宪益、聂绀弩也。
引用这些细节，以及众多交往的故事，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圈的一些现实，颇有历史感。但更值得一叹的，是借这些交往的人，读者大致可以看到那个被迫滞留北京的“史临安”淡淡的影子。不论这是否是罗孚的写作初衷，都可以说不失高明之处，尤其是他一直以来坚不作正面回答，我们只能凭借他眼中的其他人，来映照出彼时软禁中的这个作者的面貌和经历。
《北京十年》更为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是其后三辑。
“胡风集团人和事”、“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所涉及到的，几乎个个都是经历丰富，遭遇奇特的时代人物。罗孚虽为媒体所作连载文章，但就文字的平实、材料的丰富、结论的客观公正而言，实有做学术的严肃和严谨。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相信，这是他的苦心经营之作。罗孚为胡风集团各色人物记录其遭遇，活像一部知识分子的受难“传记”，这些人之中不少人与他有交往，因此更觉得字里行间深沉有味。相比之下，罗孚与周作人，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晚报时期的编者作者之间的交往，甚至和周与曹聚仁、鲍耀明的交往对比，是较为疏离的（罗孚提到，有限的交往也有当时的阶级思想作怪）。而他对优秀情报人员潘汉年、对多面间谍袁殊这两个人的非凡经历的梳爬，对他们人生命运中的风光与逆境，所花力气甚多，更何况这两个人至今也算得上不必谈的禁区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胡风集团人物，其精神创伤一直延续至今，而大节有亏的周作人，更因为“文归文，人归人”的两难，至今没有调和。好卧底潘汉年，多面间谍袁殊，表面来看是他们的人生具有极大的反差，而其实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岁月里，又何妨没有瞬间的万念？想必在这些他人的经历中，书写者亦能想到抗战中的编辑生涯，香港左派报纸的人生经历，以及突如其来的噩运。
罗孚为什么选择为这些人“立传”，钩沉他们的来龙去脉，何尝没有一点借此浇自己块垒的心声呢？这些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极大的冤屈，但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某种底线，尤其是潘汉年与袁殊，为了某种职业准则或者纪律，而绝不辩解。他们的心事掩藏至深，任凭世间人众说纷纭，只有通过曲曲折折的反射，方能让人看到一点：歪斜的影子。
罗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专题研究？罗孚为什么要写胡风、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这样的人？也许这只是他的个人爱好，但足以作为理解他对间谍案缄口不言的钥匙。他无论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怀抱，都只能显得这是一桩悲剧。但明显的，保持沉默远比大声疾呼式的控诉更有尊严，更有耐力——这是另外一种坚持，并且更值得尊敬。
我曾经特别留意鲍耀明日记中提到的周作人与罗孚之间的往来，何以当年发文章、出书一再反复，终于被搁置，现在终于从亲历者笔下得知了一些真相。唐瑜为纪念潘汉年所编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多年前已经看过，李一氓的《存在集》题记“献给潘汉年同志”，并有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似乎都没有罗孚这一组文章令人低徊感慨，这是因为其中寄托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故事，甚至连讲述者的身份都还是一个禁忌，一个名义上的“失德者”。对于人世的不公，命运的捉弄，个人的隐忍，曲折心迹，读者触手可及。
【注】本文作于201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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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雷先生2011年出版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获得亚洲周刊2011年（非小说）十大好书。
这是春节前就得知的好消息，其实作为读者，并不觉得意外，诚如罗海雷先生所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节前还从香港新购了罗孚先生的《北京十年》（续篇）。
在这里送上一份迟到的祝贺。并用这盆怒放的蝴蝶兰祝贺罗孚先生健康长寿！龙年大吉！
附相关新闻：
亞洲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
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非小說）揭曉，既有從史學家角度借古諷今，也有從治國經驗揭開國家發展真相，更有從完整生命角度提出創意教育觀點，岳南、唐寶林、朱鎔基、熊培雲、周德偉、司徒華、張鳴、羅海雷、尉天驄和嚴長壽都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以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揮別二零一一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已達三萬二千億美元。在不少華人心間，這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財富引起的不是由衷的讚美，而是沉重的嘆息：與之匹配的文化財富的積累在哪兒？當代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又在哪兒？一個國家的崛起畢竟不能僅只是為了送走人窮志短的自卑，也更不能只為一展財大粗氣的「豪邁」而得意忘形。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華人社會依然有無數「向上的力量」在咝小＿@就是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和網民孜孜不倦的書寫﹑思考與閱讀；這就是台北敦化南路掌窌戛p深圳書城似乎任何時候都擠滿讀者的「求知景觀」。當然，華人世界「向上的力量」也包括近年中文好書的不斷湧現。
亞洲週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說十大好書揭曉：（一）、《南渡北歸》（岳南、湖南文藝／台灣時報）；（二）、《陳獨秀全傳》（唐寶林、香港中文大學）；（三）《朱鎔基講話實錄》（朱鎔基、北京人民）；（四）、《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熊培雲、北京新星）；（五）、《落筆驚風雲》（周德偉﹑台灣遠流）；（六）、《大江東去》 (司徒華、香港牛津)；（七）﹑《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台灣聯經／香港中和／廣西師範大學）；（八）﹑《我的父親羅孚》（羅海雷、香港天地）；（九）、《回首我們的時代》(尉天驄、台灣印刻)；（十）、《教育應該不一樣》（嚴長壽、台灣天下文化）。
二零一一年夏天，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香港知名報人、共產黨員羅孚（本名羅承勳）幼子羅海雷。二十九年前，時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為「美國間諜」，判刑十年。「機緣巧合」、「歷史獨特環境的產物」，羅海雷如是說。
《北京十年》罗孚著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11年3月初版定价港币80.00
《北京十年》（续篇）罗孚著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11年12月初版定价港币78.00
可惜这本《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暂时应该是不能在大陆出版了。还好，罗孚先生的文集一套共七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分别是《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香港……》、《文苑缤纷》、《西窗小品》、《燕山诗话》、《北京十年》。
当时对比香港天地版和中央编译版《北京十年》，当时还奇了一小怪，很少见到港版比大陆版还薄的。后来春节前买到了香港天地版的《北京十年》（续篇）就不怪了。我说呢，原来香港版的还有续集。续集集中收录了罗孚先生对潘汉年、周作人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传奇人物的评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关于潘汉年和周作人，其实大陆版《北京十年》中也有收录若干篇。但看香港版的《北京十年》目录，显然还有多篇，仅从目录上就可看出真适合那些关注于文人八卦的口味啊，不知与之擦肩而过的人会不会后悔呢。罗孚先生自己也说，“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
可惜，大部分只能看，不能说啊。要不，贴个目录瞧瞧，大家自己对此一下？
《北京十年》（续篇） 罗孚 著香港天地版2011年12月 目录
前言
五次文代会前后 苦雨斋访周作人
向沈从文遗像跪拜 新晚报登回忆录
潘汉年冤案 书停印连载腰斩
潘汉年介绍杨度入党 五十年一大心愿
潘董的几十万元 写信向章士钊求助
三个故事和二老 红卫兵抄家批斗
邓文仪和张学良 死在厨房泥地上
潘夫妇死在洣水 回想录曾在抽奖
顾顺章和潘汉年 八十自寿的趣语
董慧口中的江青 鲁迅对知堂的理解
掩护特务和轰炸 周作人为鲁迅感动
七个月五次会谈 梦中情人乾荣子
潘汉年·恽逸群·袁殊 信子的吵闹和死亡
奉命做汉奸的袁殊 少年毛泽东曾访周作人
补写几笔潘汉年 知堂终于说鲁迅伟大
住进了宋子文公馆 两兄弟互为参商
胡越明找董慧小姐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玩弄日特于股掌 几十年后知堂才开口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鲁迅高度赞周作人
许玉文说了公道话 青史他年又如何
毛泽东召见了潘汉年 袁殊写作周作人
中共中央考虑迁南洋 不如归去去北京
杨帆、潘汉年被捕 给周恩来写长信
十天的奇异沉默 毛泽东拍案而起
审审拖拖六七年 泳衣见客表示冷漠态度
董慧不离婚不回港 骂赫鲁晓夫是托洛斯基
董慧在秦城受称赞 周恩来批评赫鲁晓夫
夫妇重逢团河安家
又进秦城又受审
廖承志质疑陈云平反
死后改名萧淑安
周恩来和伍豪启事
周作人落水之谜
许宝骙一切主动
王定南有所否认
给毛泽东和周扬都写了信
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长信
穷得要收谈话费
也向康生写信求助
写毕，用“罗孚文集”搜了一下前面的博客，发现关于罗孚先生的书居然写了六七篇博客，之所以这么关注，当然－－是因为多年前的那本书，那篇文章－－
《你一定要看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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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付苍茫——谁都没有揭开罗孚的谜底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昨天上午得知消息，香港著名报人罗孚因病去世，终年93岁。对于这个人，很多人都提到他是写了“你一定要读董桥”的那个人，是为大右派聂绀弩编了旧体诗集的那个人，再远一点，在五六十年代，他在自己负责的《新晚报》上催生了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武侠小说，他还是周作人在香港写稿的三个著名接收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曹聚仁和鲍耀明）。
但他引起读者的关注，还因为一本《北京十年》。因为身陷一桩至今没有答案的案件（被判美国间谍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只能用“史临安”的化名。这件事在大陆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香港著名文物商人许礼平前两年便在其苹果日报的专栏里重提此事，披露了当年事情发生后，廖承志、夏衍、黄苗子等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做的努力。许在文章中提到，他在2010年曾经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记录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这份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2011年则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
无论是许礼平的证明，还是罗海雷的著作，都没有揭开罗孚“北京十年”的谜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罗孚一直保持沉默。
因为他的身份，远远不止是著名报人。
罗孚1921年生于广西，从《大公报》做起，后来在香港工作。罗孚是被称为“香港左派”的那一拨人，在鼎革前后，这个称呼基本上指的是左派文化人。这拨人当中，既有北上参加政治协商的文化人，也有返回广州着手舆论建设的左派报人，当然也包括罗孚这样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在1967年香港著名的“反英抗暴”中，《新晚报》等左派报纸，便是与《明报》开战。这场运动实受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被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港英政府则称为“六七暴动”，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就以当年开战双方后来的身份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深刻性——当八十年代“史临安”蛰居京城，正是金庸被大陆奉为上宾时。罗孚就是在那时写了《金色的金庸》一文，其中述及“反英抗暴”，记得他特别提到左派报纸的社论、评论往往都不能畅所欲言（而由金庸亲自撰写的明报社论是如何畅快深刻，可以想见）。他不能畅所欲言的，还包括在六十年代时，不能继续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连原因也不好明说，只好拖了下来。
“北京十年”期间，罗孚也在某种自我约束之中，他写了大量文字，介绍香港文化，但是，说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他是那个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风格像是某种教养，也像是某种纪律。从“国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国，不能说没有某种理想，然而，正如苏联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听到的官方议论“砍倒大树必然溅起木屑”一样，误差与不公正同样存在，同样存在于梦寐追求的社会中。历史的深刻在于，时间改变固有的看法，当“史临安”埋首写下《北京十年》时，回首往事，历史的吊诡又岂止我们这些读者感受到？
香港是一个热词，而罗孚则是一个一直在被冷处理的人物。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言，他被“冷处理”（一定程度上也有“自行冷处理”）这个前后过程就值得研究，正如在现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舒芜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样。他可以映照出很多东西。去年，金庸出版了他在明报上写的社论《明窗小札》，这不仅是香港历史的一个注脚，也可以说是了解金庸的注脚。收录了黄苗子“证明”的许礼平《旧日风云》一书，也有关于“反英抗暴”过程中被当成“木屑”、被误伤的一些人（可参见我在大家的专栏《一个香港文物商人的回忆》）。
但最能为左派文化人、为昔年的罗孚画出时代背景的，应该是一个叫蒙敏生的香港摄影师，他的《香港的另一面》用照片记录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运动，人物、事件，无一不追随大陆的革命运动。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接受历史的不合理。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某些即时评判的单调性，以及无与伦比的自信。只有这些过去的人和事可以增加我们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急于评判的事情也有来龙去脉。
……………………………………
【注】本文原标题《罗孚那一代香港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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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深报人罗孚昨过世
2014年05月04日 00:04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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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 ‘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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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
2014年05月11日 08:22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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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高 林
5月份的第二天，罗孚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住院，终于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用一句话评述罗孚的一生，最合适的恐怕还是聂绀弩的那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那是1983年，罗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京十年”。除了个别亲戚，他首先想到联系的是老朋友聂绀弩。劫后重逢，在病榻上的聂绀弩写了这首诗：
戏赠史复
浮云天际任群乌，咄咄书空小竖儒。
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
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惜墨如金”可能说的是罗孚的文章。罗孚的文章，贵短，他从来就没有写过长文章，即便是长的内容，也会分成许多段来写。他写的《北京十年》，也是把长的内容化成了许多小的段落，每个段落自成一格，读来使人感到轻松，又不失深刻。这也许是他多年来在报纸上写专栏，特别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练就的功夫。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更多的人会更愿意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惜墨如金”更具体的可能是指罗孚开设的第一个杂文专栏“无花的蔷薇”。那是1946年，罗孚在重庆大公报馆做《大公晚报》的编辑，同时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无花的蔷薇”就是这个整版专栏的名字。罗孚写的导语和评论，用三言两语的极简短文字，三五句话就能概括一切。聂绀弩就是在“无花的蔷薇”那个时候认识罗孚的，他在诗中描述了他们初期交往时的形势和罗孚的主要经历和文学爱好之后，就说“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这就是他对罗孚本人及其文章的第一印象。三十多年后，聂绀弩写了这首诗，在他看来，罗孚这样一个没有七尺高大身躯的人，却有着“大丈夫”般的高大勇毅。“惜墨如金”的好文章能像流水一样多，这自然和罗孚的“我行我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罗孚本人对这句诗却有着很轻松的理解。他说，何以一下子又转到了“惜墨如金金似水”呢？那是因为他写信给我，我往往拖延未复，他笑我“惜墨如金”。至于“金似水”，可能是他托我出版诗集《三草》，以为我花了不少钱，却不知道只花了三百多块，我原准备卖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付账，可最后终于得到了友人的帮助，连画也不必卖就解决了。“惜墨如金”是我的不对，“金似水”就是他的误会了。我不过是按照我的老办法去做，我行我素，如是而已。
“惜墨如金”似乎有了解释，“我行我素”好像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皇三巨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只是注释了这个词的出处，并解释为“自行其是”。依照聂绀弩的人品和诗品，这个词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特别是对于罗孚这样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深交同时又经历了磨难的老朋友。那么，罗孚的“素行”到底是什么呢？通过罗孚的生平行止，也许可以来解读这句诗中那不平凡的诗意。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做出版人，和曹聚仁一起使《知堂回想录》面世，还编辑出版了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三草》。但是，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1947年他参与重庆地下党工作开始，一直到1982年被通知到北京开会，这个地下工作，他做了三十五年。
1947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领导的城中心和南岸区特支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党组织。他的“秘诀”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没有给叛徒任何可乘之机。1948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之前，郑重地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但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两位“带路人”的事迹给了罗孚深刻的影响，也使他理解了“惜墨如金”并不仅仅体现在写文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管他叫“罗秀才”。罗孚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电影《刘三姐》，看到里面和刘三姐对唱的罗秀才那文绉绉的样子，廖公就笑着给也是广西人的罗孚安上了这个“诨名”。
1982年4月26日，罗孚到广州探亲，原定28日回香港，不料证件被窃，只好改到5月1日，可就在5月1日清晨六时，他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这一去，再回香港已经是十一年后的1993年了。
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两地新闻界和文化界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就谈论得更多，徐城北讲述了他听到的“传闻”、邵燕祥从党性和人格方面做了自己的判断、金尧如道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背景、陆铿写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求证过程、陈子善感叹于其中的离奇、许礼平表达了“雾里看花”的困惑，黄苗子更是写了一段“书证”：“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问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前事后和罗孚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所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罗孚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资料不可谓不全，但是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当年人民法院对罗孚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承勋在香港工作期间，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先后多次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获取酬金。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承勋亦供认不讳。”这是判决书中有关罪行描述的全部内容。“惜墨如金”的一段话，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唯一的公开文字依据。
罗孚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曾偶尔地说了一点。在《我的父亲罗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儿子的反复追问下，直到书写完之后，罗孚才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一是“我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是“在对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会在一两周内作为左派报纸宣传方针予以透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罗孚初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面对办案人员，绝对不会像这样“挤牙膏”般的吞吞吐吐。他一定是“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股脑儿如实交代出来。
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罗孚的“这几步”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段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及他自己当时和以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却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才是真正的“惜墨如金”。而这一段经历，应该是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我的父亲罗孚》中记载罗孚回到香港以后，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熟睡之时，突然发恶梦醒来。要很久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并入睡”。
以后，罗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北京十年”。他改名为“史林安”。史复，是聂绀弩对他的称呼。罗孚说，史复当然是我，史林安和罗孚合并起来，这是他的“创造”。“北京十年”中，罗孚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写作和交游，成了他的生活。《北京十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北京文化圈中那些人的“世说新语”，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认识了罗孚，也认识并理解了罗孚记述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在“北京十年”中，罗孚更多的还是阅读，他读北京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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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侠骨文心，孤怀统览——浅谈梁羽生博士的人生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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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澳大利亚新州总理李斯代表、新州上议员曾筱龙先生主颁。本文为此盛事而作。）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今，就在这里隐居了二十一年。
说是在悉尼“隐居”，可能只不过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文坛及那里的旧雨新知而言。多年来，生公——我们对他的尊称——是名副其实的生公。在悉尼这里，他每周必到城中，经常参加文友茶聚，而每次必定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事政治、社会人生，都可以广泛甚至深入探讨，至于诗词对联更是他至爱主题，让周围听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二零零三年十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作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算是海星六十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广州外语学院时他的老师，也参与接待。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其间梁羽生不幸前年在香港中风，落得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象征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二零零四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九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现在，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即将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在此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向生公表达敬仰之情。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该知道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头讲起。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真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一九五二年二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一九四一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一九五零年十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党内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他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下面要讲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新闻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作为总编辑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小时，据他回想起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认为是中国最早武侠小说的唐人传奇，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得津津有味。之前，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以及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等。但总之，他小时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听到罗孚请他写武侠小说时，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以及其它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
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后来坊间还流传说，罗孚已经直接请示过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公卓识超人地用反问语气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罗孚于是顿时心领神会。不过这个传说罗孚并不认可。他说真是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
但罗孚当时的确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般决意。梁羽生在他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面前被“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罗孚也许是怕梁反悔，把心一横，来了招“先斩后奏”，索性在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实在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应付第二天的版面——这即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二十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刚开始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报见了，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成了分身乏术的“抢手货”。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从一九五四年创作、发表武侠小说至一九八四年“木盆洗手”（这是他的自嘲说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没钱买“金盆”，就以“木盆洗手”吧），前后三十年，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册，一千多万字。
三十五部作品按初次发表时间顺序如下：
1，《龙虎斗京华》；2，《草莽龙蛇传》；3，《塞外奇侠传》；4，《七剑下天山》；5，《江湖三女侠》；6，《白发魔女传》；7，《萍踪侠影录》8，《冰川天女传》；9，《还剑奇情录》； 10，《散花女侠》；11，《女帝奇英传》； 12，《联剑风云录》；13，《云海玉弓缘》； 14，《冰魄寒光剑》；15，《大唐游侠传》；16，《冰河洗剑录》；17，《龙凤宝钗缘》；18，《狂侠.天骄.魔女》；19，《慧剑心魔》；20，《风雷震九州》；21，《飞凤潜龙》；22，《侠骨丹心》；23，《瀚海雄风》；24，《鸣嘀风云录》；25，《游剑江湖》；26，《风云雷电》；27，《牧野流星》；28，《广陵剑》；29，《武当三绝》；30，《绝塞传烽录》；31，《剑网尘丝》；32，《弹指惊雷》；33，《武林天骄》；34，《幻剑灵旗》；35，《武当一剑》。
此外，梁羽生还出版了《三剑楼随笔》（合著）、《笔不花》、《中国历史新话》、《文艺新谈》、《古今漫话》和《笔花六照》等散文随笔集（梁的散文随笔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很难收全）和联论联评《名联观止》（上下两大册厚达一千二百七十八页）。
真是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而所谓“成就非凡”，还不在于著作等身，数量惊人，更在于开新式武侠小说之风。
许多“梁学”（请允许我强调这个名词）研究者都一致指出，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的梁羽生十分注重史学，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显示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所采用的基本叙事模式是：“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这是“半真半假”的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特别藉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其主题是为武则天平反。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是含著眼泪写于谦之死的）……等等。如果做个统计，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这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品味。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锺，犹善填词作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读者只要一打开梁羽生任何一部作品，都会马上被深深感染，并为之叹服。
有一件趣谈。梁羽生原来对古代兵器、武技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因此在最初的《龙虎斗京华》中写“判官笔”时就闹了笑话，于是，他想，既然完全实写起来难以应付，又会吃力不讨好，不如改为“写意”——“自创新招”。而他着重写意的“新招”，居然可以从古人诗词中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唐代诗人王维写下的千古名诗，就被梁羽生妙笔生花煞有介事地写成“昆仑剑法中相连的两招”，前者形容“一剑刺出，其直如矢”；后者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论者都认可说，武侠小说就是小说而不是练武“秘笈”，此种后来成为梁羽生武技描写一个特色的写意“新招”，既富有创造性、形象性和美感，又不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可谓武技描写的两全齐美之策。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诗词的文学成就早就为识者所赞赏。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但没有想到他谈起梁著中的诗词，非常投入，而且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最近，梁羽生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文心侠骨录》，里面收集了他全部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相信世界各地的梁学研究者对此都会翘首以待，许多专著也会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研究者发现，梁羽生自己也坦言，在写《七剑下天山》时，他尝试把“全知观点”变为“叙事观点”，这是语言技巧。在人物塑造上，他受到《牛虻》的影响，把牛虻一分为二，把其政治身份和身世分别让书中男女主角隐约体现。书中还牵涉到弗洛伊德。张丹枫的弟子于承珠，被两个男子追求，但皆不满意，突然想到不如师父，这可谓“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这牵涉到一些学理问题，梁羽生当时写到这里觉得这个理论可以适合她。再如，在《白发魔女》的女主角玉罗剎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似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厉胜男则有卡门追求自由的思想。梁羽生说，并非自我标榜，但小说中这些西方文化因素，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高一点，看时可能吃力一点，不时要想一下。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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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24 16:18 编辑
金庸在杭州的一段情
邂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那一带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高树盘墙，庭院花香，着实一个温馨的居家之所。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有偌大的客厅、餐厅，楼上是面向阳台的小客厅，两边是三间大小不一的卧室，长长的西厢房，父亲是准备将来行医作家庭病房的，楼下的后院，养鸡、养鸭，还养了条狗。
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甚至众多杭州人为某事争执不下时，往往脱口而出：“……你要不信，去问问咪咪博士去！”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看后不以为然，实在闲得无聊，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
咪咪博士先生：
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事后一想：不对，根本问非所答，岂不存心捣蛋吗？肯定不给刊登的。哪知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我一时怔住了，但又想，真能见到咪咪博士，不也是一桩开心事吗？于是先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却退避三舍，劈头给我一顿训斥：“我知道你要闯祸，这种新闻记者你去惹他干什么？好了，好了，你不要管，让爸爸来接待！”
礼拜天下午，家里严阵以待，我一直在大门口半掩着门探头探脑地四下张望。过了好一阵，远处一位身穿夏季西服，金边眼镜，头带凉爽礼帽的男士朝这边走来，这装束异常显眼，不用说就是咪咪博士。不多时他便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朝我笑了笑，我们僵持了一瞬——他开口了：“你是冶秋吧?”“你是咪咪博士？！”我脱口而出。“我姓查，叫我查大哥就行了。”
我将他领进院子。这时，父亲闻声迎了出来，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很对不起，真是太冒昧了，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害得你百忙中还特地来一次。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哥哥见我闷声不响呆坐一旁，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说的是买活鸭子，他硬要去扯死鸭子。很幽默的。”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是约我们全家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演出者是“抗敌演剧九队”，当时他们是为了躲避去江西慰劳国民党军队，借口从无锡经笕桥来杭州献艺的。《东南日报》作了大量宣传，连市中心最大的“慧光”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全是该剧的大幅剧照。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旅沪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那时，他寄居在著名刊物《时与潮》的宿舍，总爱带我到此处玩耍，还喜欢指着各个景物说：“……这里也有西湖十景，你看，这像不像柳浪闻莺？那像不像双峰插云？”几乎把这些景物都取上十景名称，可见他当时对杭州的眷恋是何等依依。
一天，他对我说：“冶秋，要不要我带你到一个从来没见识过的地方去？我也没去过，到了上海不去看看这种地方，等于没有来过！”他的口气有点神秘。我一听巴不得马上就去！傍晚时分便随他来到大马路（南京路）四大公司一带，只见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不时会撞上一些扬长而过的美国烂水手。查哥哥指了指前面的先施公司说：“到那楼上去看看，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
场子里有两个戏子在装模作样演戏，周围布满了桌椅，男男女女混杂其间，我们活像两个乡巴佬进城，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了过来，问道：“先生，玻璃杯要叫哦？”他沉稳地摇了摇手，那女人便走开了，我问他什么是玻璃杯？他忙说：“是不好的，你不要问。”后来我在一本《游览指引》的书里得知，“玻璃杯”原来就是陪酒女郎。
这天晚上我们可算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查哥似乎觉得带我到这种地方来有点失策，便说：“我是新闻记者，到处都要去看看，你还是学生，自己可千万不要来。”如今查先生著作等身，不同于我辈常人，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不正得力于对生活的洞察和体验，对知识的获取和关注吗？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善辞令，说一口家乡官话，但他话虽不多总包涵着不少意思。譬如，当初我很欣赏他的一手怪体字，表示要模仿，他便在纸上像画圈圈一样，连续写出几行字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仔细一看笔划又全都到位，我划来划去划不像，只好望洋兴叹！这时他才开口：“你看，模仿人家是弄不好的，自己的最好！”话不多，很耐人寻味。
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
姐姐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于是两人延迟了婚礼。对这事我不知情，我只知道他对去香港曾有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
成婚
1948年夏天，父亲辞去上海的公务，到杭州挂牌行医，小有名气，家境也随之小康起来。到了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协理家务井井有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亲友那里，家里的世交、济民医院院长董伯伯（1950年代著名女中音董爱琳的父亲）出面，坚持婚礼要由他在上海操办，于是这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房订在国际饭店，这是当年国内最高的大厦。婚礼则在贝当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姐姐披上洁白的婚纱，好似天女下凡，由长兄陪同踏着红地毯在乐曲声中徐步上前，遗憾的是查家无一人参加，众人都觉奇怪。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辞不来了。
傍晚，在南京路上的康乐酒家举办了西洋社交晚宴，真是宾客盈门，整个底层连周边的夜花园全给包下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朝四下点头致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是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这里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的小城镇。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说的就是本乡祖辈留下的故事。金庸祖上曾当过丹阳县知县，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不幸的是，解放前后，浙南山区土匪顾秀英弟弟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偷偷藏在金庸妹妹后院仓库里。后来顾把这事泄露给了同道，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这件事，尽管查伯伯并不知道这事，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离别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因为新旧社会的更迭，各方面毕竟有所变化，往后两地进出，也不会太方便了。
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那时他们住在湾仔，查哥担任国际版的编译工作，全是通宵达旦，加上查哥为了到北京求职，一去就是很多天，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后来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酱，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导致查哥愤然“抛妻离职”的“壮举”上去。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但已是这年秋末。后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学配药，就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我告了个假，陪他去淮海路“宝大”西菜馆共进午餐，随后又散步到复兴公园。由于关系上的突然变化，我们之间不如往常那般亲密无间了，话都不多，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问起我怎么当演员的。我则告诉他，现在我就是和当初演《孔雀胆》的那些演员在一起。他一听大感意外，怎会有这样的巧事！连忙用自拍机与我合影一张，并说：“回去以后把它登出来，说是和一位大陆青年演员的合影！”临别赠我一架“贝贝勃朗宁”袖珍相机，要我以后拍些照寄给他。
1959年《明报》创刊后，查哥出于尊重给父亲寄来一信，说他完成多年来自己办报的愿望并告知已和一位香港大学的优秀生结婚了。
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物资供应极端匮乏，他主动寄来猪油等食品。谁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姐姐竟因这桩“海外关系”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折磨，我们的家庭也遭连累。
1981年金庸首次回大陆，受邓小平接见，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不便待客。而且实在是“十年浩劫”的阴影太深，母亲心有余悸，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由于事出突然，姐姐略有尴尬，但她还是赶过去了。不料接待人员已将兄嫂驱车接往西湖饭店，让她扑了个空。那时又没有手机之类可通话，兄嫂和查哥又都不知姐姐扑空之事，日后也没机会解释。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年轻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
“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
如何如何。
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但想一个名人说句不入耳的话，你去申辩，便成炒作！姐姐只能噤声，我更不便开口。反正，所谓Betrayed的前因后果，就让多事者去猜谜吧！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姐姐早过金婚之年，查哥也已儿孙满堂，还是友情为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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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儒释道江湖
不是东西刘老师今天
一 道家：从庖丁解牛掌到独孤九剑
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创作很偶然（因为好友梁羽生来不及供稿），写作态度也未必很端正。起初金庸大约是并没有创造自己的江湖的打算，也没想过这里面可以寄托多少文化内涵。
所以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套用了许多旧武侠的门派和武功名目。新起的名字，也很没有创意。女主人公的武功，可以叫三分剑术；大反派的招数，可以叫无极玄功拳……这种名字，当然也不能说多不好。只是雅不到碧海潮生曲的地步，俗不到打狗棒法、蛤蟆功的地步，更没有独孤九剑的遗世独立，葵花宝典的政治内涵，总之，就是平庸。
男主人公陈家洛的武功，叫百花错拳。综合天下武功，但总有一点小改动，这个创意，特别梁羽生。好在区别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梁羽生笔下，这么创造出来的天山剑法，就天下无敌了一部又一部。陈家洛用这套拳法只击败了一个状态不佳的周仲英，后来面对一流高手，就再无值得夸耀的战绩。而百花错拳的发明者天池怪侠，对这套拳法则干脆不用。博洽而俏皮，只是媒体写手的高招，没法和真正的专家拼功力。
于是很自然的，引出庖丁解牛掌。
这是《庄子》里的名篇，讲“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其实差不多就是以无招胜有招，专找敌人破绽打的意思了。这是个精彩的创意，但这里用得还有点飘。第一，陈家洛读到的这卷《养生主》，是回族高手的遗物，这是个文化碰撞、交流的好题目，如果是后期金庸，无论如何会展开一段情节，这里却轻轻放过；第二，庄子的妙处，在于与正常认知逆反，这里陈家洛武功上觉悟了，人生却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所以武功的意蕴，和人物的命运，仍然是剥离状态。
但无论如何，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接下来就有无限可能。
于是就有了独孤求败的剑冢。四柄剑，第一柄“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端的是弱冠时代的意气；第二柄紫薇软剑已经被弃之深谷，理由是“误伤义士不祥”，心事拿云的少年，要不要成为油腻中年，最容易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人生大错往往由此铸成；第三柄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境界是儒家和道家最相通的地方，《庄子》书里也有许多借孔子之口发表的议论，往往就在这一层；最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才是庄生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对四柄剑的描述，就是一位绝顶高手的一生。杨过遭遇剑冢时，正是他未曾谋面的紫薇软剑的状态：天下第一流的武功学了大半，正如盛开的紫薇花开繁似锦；始终未臻一流高手之境，与大反派对决，仍更多靠花样百出的“软”劲；杨过倒是没有误伤义士，自己却断了一臂……所以俯身拾起玄铁重剑的时候，也正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但至少到《神雕侠侣》结束的地方，杨过仍远不能突破重剑的境界。因为他终究不是道家人物，自我坚执而炽烈。少年时代的叛经离道也好，伟业成就时的为国为民也罢，杨过身上，终究只有郭靖的和反郭靖的，而没有非郭靖的。
所以还要有令狐冲。令狐冲武功的突破，常源自人生的挫折；而武功有了飞跃提升，往往也不能并不能解决什么困境，反而是卷入更大的危机。这种绝望感无力感，才真像是从庄子书里流出来的。庄子生在一个机遇无限的大时代，热衷名利可以做商鞅做张仪，甚至跑到齐国稷下去写写书吹吹牛，也有丰厚的待遇，但庄子就是不去。正如可以问令狐冲：不入魔教也就罢了，为什么少林派你也不去？
写《笑傲江湖》时的金庸，已经不是写《书剑》时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江湖该是什么样子的金庸。所以风清扬传授令狐冲剑法，各种议论都像是随口说的大白话，不像陈家洛的武功，唯恐人家不知道是出自《养生主》，有炫耀文化品位的嫌疑。《笑傲》中有一场令狐冲与武当掌门的比剑，冲虚道人的长剑不断画圈，无数圈圈组成一个移动的堡垒，让令狐冲竟无破绽可寻。冲虚的剑法，其实也是在为《庄子》作注释：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但最后令狐冲不管不顾，一剑直刺圆环的中心，冲虚的剑法也就破了。这是《庄子》之意，超越了《庄子》之文。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此之谓也。
二 释家：七十二绝技的变迁
金庸所以信佛，访谈中提及缘起，是与1976年十九岁的长子自尽有关。其时距离1972年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连载完毕，也已经数年过去。但金庸对佛教的兴趣，显然早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故陈世骧评价连载版的《天龙八部》时，已有“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恻隐佛理，破孽化痴”等语。
《天龙八部》的创作，当然大量运用了佛教的信息。这个名词本来就是佛家语，连带派生一个问题：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这八部众小说里分别是指谁？
看最初连载的版本，金庸本来大概还是有所指的，但写着写着，情节运行的逻辑，突破了原始大纲。原来有些被设置为八部之一的人物，被抛弃不用（修订是自然被彻底删去），原来大概并未想到的乔峰，却一出场就立刻站稳了第一男主角的位子。八个人物对应八部，自然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金庸强调，“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不说清自然是最妙的，越发显得世相无穷。而把问题留给网友猜测争执，低俗的想，也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小说的吸引力。
金庸拒绝说清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少林七十二绝技究竟是哪七十二项，他绝不会像《水浒传》排列一百单八将，或《西游记》最后开具荒诞不经之经目那样，完完整整告诉你，而是这里出现几门，那边耍上几套。
少林七十二艺的说法，不是金庸发明，但历史却也并不久远。大致不过是民国时的地摊文字，什么双锁功、抱树功、拔钉功、跳跃法……种种名目，浓郁的乡土风扑面而来，就是民间武师想象的产物。
到了金庸手上，变成了般若掌、千手如来掌、多罗叶指、无相劫指、拈花指……这自然是文化人的想象了。其实这些名词佛教意味浓郁倒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金庸为少林寺设计了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鹿鼎记》里澄观老师侄言道：
“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熟习之后，再学罗汉拳，然后学伏虎拳，内功外功有相当根柢了，可以学韦陀掌。如果不学韦陀掌，那么学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
这些都是少林武功，但并不在七十二绝技之列。似乎少林长拳、罗汉拳、伏虎拳之类，都是初等、中等教育，然后韦陀掌和大慈大悲千手式是文理分科。这些学完，才算进入本科阶段，开始七十二绝技的研习。七十二绝技的差别也大，有的似乎是应用型学科，上手容易，但最终成就也受限；而如般若掌的功夫，难以炼成，可以探索的境界却没有穷尽。另外，有类似学工部的戒律院（当然管得比学工部宽，毕业了也要管），有类似研究生院的达摩堂，还有心禅堂之类特别的科研机构。所以也难怪当年的大学生爱读金庸，这里面确实太容易看见自己生活的影子。
个人感觉，金庸创作小说时，对佛法有体悟而尚无信仰，是大幸事。就好像古代小说，有重点讲人生或鬼怪故事最后让老和尚出来点化一下的，也有通篇刻意宣扬佛法灵异的，前者几乎一定比后者好看得多。文学作品与任何一种信念，都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
小说里的佛法，妙在不深。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大白话是每个人都不容易，其实也是很日常的体验。《侠客行》最后，写石破天参破石壁上的武功，原因是不识字，读不懂繁琐的注释，眼中只有一幅幅图画。金庸后来回顾这个设定，说：
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皆是此义。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学和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这段话，讲自己未读《金刚经》而情节设置与经义暗合，大概也有点暗示自己有慧根的意思。但此中因缘，当然其实是可解的。一般不读《金刚经》的人，禅宗的片汤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是耳熟能详的。把石破天的成功和这段话联系起来，其实更容易些。
研究对经典的注释，固然是过去许多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本，但被繁琐的注释弄得筋疲力尽，吐个槽也很自然。《侠客行》最后一句“白首太玄经”，是汉代扬雄的典故。小说写众家武林高手对于注释的种种争论，其实更像汉代经学界的状况。所以后来儒家也有抛弃注释，直接解经，甚至“六经注我”的倾向。
学者里有一派，认为金庸开始是儒家，后来变为道家，最后是佛家。看金庸封笔不再写武侠之后，在政坛、学林的事功，就知道这个判断恐怕不确。即使确实成了佛教徒（李敖们是很怀疑的），但以出世的心肠，做入世的事业，论迹不论心的话，还是儒家。
四 儒家：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
金庸笔下，最有儒家气派的，其实是丐帮。丐帮的日常当然是艰苦的，这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最著名的两位丐帮帮主，洪七公好吃，乔峰好酒，这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加上“唯酒无量”，分明就是孔夫子本人了。
丐帮两套压箱底的武功，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前者如丧家狗孔夫子的自嘲，后者拍出去，却是孟夫子的浩然之气。
打狗棒法是权变之学，共有绊、劈、缠、戳、挑、引、封、转八诀，大旨就是和别人不要正面对抗，巧妙的周旋将敌人的攻势消于无形。孔子其实是很有些滑头的。《墨子·非儒》里很集中的骂过。《论语》里的表述其实也不少，什么“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什么“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言危行逊”，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该封的封，该转的转。
但权是儒家眼里最难的一环，不有圣人的境界，就特别容易变成无底线的小人。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以帮主之外，打狗棒法不可传人。
降龙十八掌出自《易经》，有意思的是，最著名的一招，不是飞龙在天，而是亢龙有悔。飞龙在前是乾卦九五爻的爻辞，对应帝王的命数，皇帝叫“九五至尊”，就源于此。小说中对这一招只是泛泛带过。于“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的内涵，却有详细阐发。这里面，隐然是有一种对无远弗届的君主权力的不信任。
就武功的气质论，降龙十八掌是“天下阳刚之至”，却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孟子》里著名的“养气章”：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则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强调浩然正气出自生平一贯的正义行为，而不是偶一为之的善行。《射雕英雄传》最后著名的情节，裘千仞说你们谁没有恶行，那就过来杀我。结果旁人都羞惭退开，只有洪七公慨然上前。一般论者都注意到裘千仞的问题和《圣经·新约》的渊源，却较少人谈到，洪七公的回应：
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好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底气却是源自《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所以，裘千仞想用基督教的忏悔态度来挤兑众人，却被洪七公用孟子一派儒家的饱满自信拍了回去。这场对话，大可看作中西文化的一次碰撞。
但这种简单乐观的自信，终究难以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萧峰阻止辽国皇帝攻打宋朝，救了万千生民，却成了国家的叛徒。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可敬，萧峰自己却“行有不慊于心”，按照孟子的逻辑，浩然正气开始消散，降龙十八掌失去了凭依，萧峰的生命，也不能不走到尽头。
郭靖之后，降龙十八掌无传人，不是智商天分不够，而是从耶律齐开始，人格力量便不足了。《倚天屠龙记》里史火龙强练掌法而瘫痪；《笑傲江湖》里解风生活不检，《雪山飞狐》里，丐帮帮主沦为朝廷鹰犬，这倒隐然是一条从原始儒家到蕞尔小儒的颓败线。
刘兆玄：金庸对人物的塑造天下第一 跟曹雪芹媲美
环球网 01月11日 00:53 关注
原标题：台湾前“行政院长”、知名武侠小说作家刘兆玄：把儒家“王道”融入武侠小说
[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我喜欢的第一位是古龙，第二位就是上官鼎”。这位被金庸先生盛赞的“上官鼎”正是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1960年，17岁的刘兆玄与兄弟以“上官鼎”的笔名合写《芦野侠踪》，之后又出版《长干行》《沉沙谷》《烽原豪侠传》和《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大学毕业后三兄弟相继留学深造，1968年登报宣布封笔。2009年刘兆玄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后重新拿起笔，发表了90万字的《王道剑》等作品。近日，他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畅谈心目中的“武侠”和“王道”。
和金庸互称“武林前辈”
环球时报：金庸先生去年过世，他称赞您的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的？能否谈谈您和他的互动？
刘兆玄：我跟金庸先生见过几次面，也聊得很不错，互称武林前辈。他称赞我的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其实我不知道，他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先生（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著有《浮生三记》等，2018年9月去世），他转述说金庸跟他聊起上官鼎的时候很江湖地讲了一句话，“上官鼎在台湾第一，天下第二。天下第一是谁，就不必讲了”。我和金庸先生的互动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有几次他来台湾，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对他的作品读得很多，他对我的作品也蛮欣赏，那些作品都是我17岁到二十一二岁期间写的，难得他还记得。等我2014年写完《王道剑》出版时，非常希望能给金庸先生看看这部最能代表我现在的作品，可惜那时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大看东西了，蛮遗憾的。
环球时报：您的《王道剑》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和事，比如明教、全真教等。金庸先生的小说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兆玄：《王道剑》是一本历史武侠小说，金庸也写历史，但他书中的历史比较属于背景性，让读者有真实感。而《王道剑》里的历史是主要的故事内容，像书中的“靖难之变”，完全是根据我能够考证到的历史写的。我还找到明朝的地图，并据此写了南京的街道和明故宫的布局。由于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东西影响力很大，很多读者认为是真的，像明教、全真教等，所以我就借用，把它放在武林的背景里，相得益彰。
金庸先生的全集，我认为是“前无古人”，以后有没有来者，我不敢讲，总之对他极为敬佩。他写小说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不同时代看有不同的感觉，我大概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金庸作品，初看时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叹为观止，惊讶怎么可以写到这种地步。后来重读发现，哪怕是一般读者心目中没那么热的著作，也相当精彩，比如《连城诀》就有非常多的创意跟可取之处。另外，有人认为金庸擅长写情，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他当然把“情”写得很好，但我觉得金庸最厉害的还是写“人”。他对人物的塑造堪称天下第一，不但我自己远远不及，恐怕写小说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也许可以跟曹雪芹媲美吧。
环球时报：听说您的《王道剑》要拍成电视剧，由胡歌和王凯主演。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刘兆玄：我听说剧本已接近完善，由月关执行改编，郑晓龙担任监制，导演也有非常大牌的人选，但因为还没签下来，我不方便透露。
“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
环球时报：1968年封笔后，为什么时隔近50年再度写起武侠小说？
刘兆玄：这个完全在预料之外。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福建宁德创立了一家公司，多次邀我去参观，一直没成行。不料他英年早逝，很遗憾。后来我到宁德，发现很多人在热烈讨论明朝建文皇帝的事，认为他最终做了和尚，而且就在宁德支提寺。因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皇家规格的坟墓，并在支提寺找到五爪金龙袈裟，要知道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金龙。我建议他们搞文创，后来有朋友让我自己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突然脑筋里有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就决定试试看。结果花了15个月，一气呵成写了90万字的《王道剑》。
环球时报：金庸小说里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写的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两句话哪个更符合您一路走来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或您所接触的政治人物中，您认为谁最有侠气？
刘兆玄：我心中常常会出现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最初是梁启超先生讲的，后半句是“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人在江湖”和它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在金庸先生的书中，郭靖是“侠之大者”。“侠”可以说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
可能因为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讲霸权和利益的部分更多，政治人物不见得会看那么长远。但历史上有侠气的人物很多，像司马迁的《史记》特辟篇章谈游侠和刺客。不过，这些都是个人之间的“侠之小者”。我觉得政治人物其实可以做一个“侠之大者”，当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时候，就是“侠之大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给夫人的诀别书中写道，“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即使他不会武功，你能说他不是侠客吗？他绝对是。可以说，狭义的“侠客”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但“侠之大者”需要有格局和机遇，让他能够做出更大的事情。
环球时报：在古龙和金庸之后，您认为武侠小说的发展之路在哪里？
刘兆玄：只要华人社会在，武侠小说就基本会存在，只是有时候兴盛一些，有时候比较沉寂。“侠”和“武术”是我们文化中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它透过新的艺术形式流传更广，甚至可以影响西方社会，这个情形其实已经在进行当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测，但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断了，可能会有两条路。一是武侠小说在基本架构上仍然是传统的，但不断加入新的元素，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二是从架构上改弦更张，或者更像科幻，或者属于神幻，也可以加入悬疑、科技、冒险和侦探元素，只要有“侠”、有“武术”在其中，它永远都是武侠小说。
用“王道”补足西方治理哲学的缺陷
环球时报：您书中的武功招式如“后发制人”和王道剑等，更像是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对您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哪些养分？
刘兆玄：武侠小说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关系密切，像少林寺的武功跟佛家一些观念接近，全真或武当的一些东西如太极拳和太极剑等则跟道家有关。过去很少有武侠小说跟儒家思想放在一起，但《王道剑》中的“王道”则体现儒家的思想精髓，并以此为哲学发展出武术，等于跳脱过去“非释即道”的传统架构。《王道剑》就是把三个东西网织在一起：历史、武侠和王道。
环球时报：您书中写的“王道”有怎样的意涵？
刘兆玄：至于“王道”，我想阐述的是“内力外王”这样一个观念。从孟子开始，“王道”已经说了2000多年，但从没有真正全面地实行过。因为“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实行“霸道”后你会变得强大，强大后就更霸道，形成一个循环。所以“王道”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只是一种论述，或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我常常想可不可以反过来，就是内在力量非常强大后外在不是霸道，而是“外王”，变成非常强大的“王道”的力量。我写的《王道剑》，主人公傅翔先有了非常高的武功内涵，把明教功夫和全真教的融会贯通，但仍不能脱胎换骨，就差最后那一步。后来他从大海的力量悟到“生生不息”这个道理后，实现了王道的“内力外王”，达到使敌人“不战而自倒”的境界。
如果在21世纪推行“王道”思想，就必须和主流社会做一个对接。21世纪，现代西方治理哲学已经遭遇瓶颈，我认为它有两方面的欠缺：一是，忽略了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二是忽略不同文化有不一样的价值观，用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衡量全世界容易造成不公平，甚至冲突。“王道”两个字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我希望在全世界考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一个跟西方不完全一样的参考坐标。
点击进入专题： 再见江湖！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6-5 00:47 编辑
董千里
本来应该写两篇新闻稿的，但因午睡前翻了一册《玉缕金带枕》的小书，醒后有些欲罢不能，索性一口气便读了。这本小书系二十多年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是香港名作家董千里。当年中国友谊公司陆续出版了董千里的多部历史小说，我收藏的即有《董小宛》、《马克·波罗》、《柔福帝姬》、《成吉思汗》等多种，应该是差不多搜集全了，而此后这么多年董千里的著作似乎并没有更多地传入内地。
��董千里又名项庄，似乎是一个老报人，长期在港报上开专栏，与金庸、蔡澜、倪匡等人过从甚密，似乎还参与过一些电影的编剧等。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似已过世，具体生平不详。
��董千里的文字，颇有古意。这些历史小说虽出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较之现在的所谓历史小说不知胜出多少。此书写甄氏与曹氏父子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极细腻入神，即使是一些情欲描写，也极具古典小说风韵，并不一味地写性欲，而是通过文字引人无限美好的遐想，更激起了我重读《洛神赋》的欲望。
#日志日期：2007-6-17 星期日(Sunday) 晴推荐指数：0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5
��三毛和董千里就认为金庸最好的作品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董千里先生在《玉像与裸女图像》中说：“重看《天龙八部》，一些关键处竟有看新书的感觉，不知是因为自己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还是金庸修订得厉害，总之两‘害’必居其一，更可能的是‘害’不单行。”其实看《射雕》又何尝不是如此。修改工作做到老读者有“看新书”的感觉，可见手术之大。情节都面目全非，更不用说文字了。
��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7
��琴台客聚：项庄舞剑 意在靠吓
��黄仲鸣
��月前，友人告知董千里去世了。闻之不禁黯然。未识董千里，先识项庄。七十年代的《明报》有两大专栏，我必看之，一是简而清的《东拉西扯集》，另一就是董千里的《舞剑谈》，署名项庄，当取其意是「项庄舞剑」的故事。栏名起得好，笔名起得也好。
��简而清的专栏谈新事物，但文字西化，粗劣得很，但从中一样可以得益。项庄谈时事谈文化谈历史，学养甚佳，加上文笔精练，读来每击节。但有文友却嫌他老气横秋，难顶之至！
��《舞剑谈》後来结集出版，跋说：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初中学生都知道的典。当日所以题此篇名，确因对世上大大小小的沛公看不顺眼，明知杀不了他们，至少也可吓他一下或割裂他们所戴的面具。
��董千里报上舞笔，其意原来如此：志在靠吓！
��董千里治史，每有心得，即写成札记。我手上还有他一本《读史随笔》（香港：文艺书屋，一九七四年五月），所录随笔凡一百零六条。我曾说，何不编成一百零八条？符梁山泊好汉之数也。时日旷久，也忘了董千里如何回答。
��当年，我在新闻大厦（星岛报业地址）和南康大厦（明报地址）两边走，兼职也。每见一条瘦削的人影，也是两边走，此即董千里也。他在《星岛晚报》编副刊〈星象〉，与《明报》中人尤其是老板金庸稔熟，两报只隔一条马路，自是来往便利。
��六七年暴动时，金庸远游，报上连载的《天龙八部》找倪匡代笔。倪匡自是一口应承。但金庸却有一条件：要倪匡每日写完的连载，必须交给董千里过目，润饰一下。换言之，金庸不满意倪匡的粗糙文字，而喜欢董千里的精雕细琢。好个有自知之明的倪匡，连忙一口应承。
��董千里的文字有古意，读来铿锵。他五六十年代，曾写过小说，是历史小说之类，坊间仍偶见他的《成吉思汗》、《董小宛》，不过就仅仅这几部而已。做了「项庄」後，便很少再写小说了。在创作力方面，当然难望金庸项背，想像力更及不上倪匡。金庸是伯乐，知道他们两人的长处，於是扯在一起，一人操笔，一人润笔；《天龙八部》阿紫瞎眼就这样产生。
��董千里曾写了篇《和而不同的老友—金庸》的文章，说：「……我们相识之初，彼此的政治观颇有距离，但我在金庸的作品中和谈话中体会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所以并不理会闲言闲语，不仅保持交往，而且发生业务上的关系。後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我判断无误，虽然我们迄今在若干问题上仍然是和而不同。」
其实，用「和而不同」来形容董千里亦颇恰切，如果要加一句，我必定选「威而不猛」。目如鹰，鼻如鹰，其相独特，何其威雄哉，但其人不猛，虽挥剑而舞，始终是一介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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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7:58
��简而清和董千里,都有一副奇相。董千里鹰目锐灼,鹰鼻尖拔挺高,脸形瘦削,颇具英气。简而清年轻时头未秃,而项庄,老来躲在小楼,默默看书消磨,直至逝世。 简而清比董早去几年。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00
��关於报章（特别是里面的专栏文字）的语文问题。去年在一个饭局碰见董千里先生，我向他请教香港专栏的评价，本想约他做一个访问，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扼要地论述了他的「专栏观」，更谈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报章专栏在语文上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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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对过去的报章专栏，很有见地，可以说是香港过去半个世纪报章专栏评价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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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语文」的影响作用
��其中关於「端正语文」的作用，值得我们可以沿著这条路再作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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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且让我披露董千里先生论述专栏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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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特色的杂文」虽然隔代继承了「鲁迅风」，却是旧瓶新酒，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酒，不一定更醇，但更易入口、也更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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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馀来，杂文以一柱擎天的姿态支撑著「香港文学」这块招牌，至今犹然，可谓异数。瞻望未来，这种形势将会逐渐转变，那是因为社会的转变势成必然，文风不能独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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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十年，香港的杂文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提得起，放得下，倒也无须可惜。杂文当然会继续存在，而「香港特色」逐渐消退，复归於杂文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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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半个世纪来，香港杂文在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作用外，又连带起了一个「端正语文」的惊喜作用。此因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香港作品，在语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炼，杂文则非精J细琢不能动人，作者被迫运用「赋、比、兴」一类技法入文，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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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统的文学观而言，杂文确非主干，南面而坐的应该是小说、戏剧和诗，小品或杂文都是游戏人间的「海外散仙」。但半世纪来的香港情况非常特殊，从而孕育了「有香港特色的杂文」。这麼一个特殊结晶，应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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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千里先生写小说，也写杂文，作品横跨七、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小说与杂文的作家，他认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香港文学作品在语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炼，杂文则非精雕细琢不能动人，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文风。是以他认为在「端正语文」上，杂文起了叫人惊喜的作用，也即是说对社会的语文效用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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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间，由中国大陆南来的传统文人，不乏文史哲有湛深修养者，他们在报上写专栏杂文，透过报纸的影响力，一般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自然获益良多，对他们运用语文能力的培养，无疑很有帮助。这也许就是董千里所说的「起端正语文作用」的实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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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16
��依我之见，可以按照董千里的思路，把中国历代的奇女子分别列传，以现代的文字古典的风格一一写之，或可大卖。看过《玉缕金带枕》这样的小说，在比较近年来流行的《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不禁感叹，除了在影像上胜出香港外，在人物的刻画故事的构思和氛围的营造上，一些所谓电影作家还没有超过董千里的高度。虽然董千里的历史小说也没有达到多高的文学高度。
评论人：饮流一笑 评论日期：2007-6-17 18:19
��金庸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著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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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报月刊》发刊词
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华裔学人散处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讯之中，许多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看完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经过了长期以来的通讯商酌，这本看完终于面世而和广大读者们相见。所以叫做《明报月刊》，只不过因为这本刊物由《明报》负担主要的经费、主要的编辑与发行工作。但这本刊物的主干人物，却是亚、欧、美三洲的文化人。我们热切希望，这本看完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更希望海外同胞们热心地给予支持。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绝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绝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报月刊》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并不是它已经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这个看完来加以阐述和宣传。
散处各地的华人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经常阅读到一般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明报月刊》愿意负起这个任务来，每月辑录数百种中文报刊中有参考意义的文字和资料，供给读者。好文章，那是“奇闻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意思；资料和事实，是为了读者们的方便，使它能置于案头，一索即得。
为了求读者群的广泛与普及，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字之外，我偶们也刊登一部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字。今日学术界分工精密，专家学者所钻研的，往往只是一个极小的部门，其尖端处若非本行中人，就无法了解。我们当然不拒绝发表华人学者在学术和科学上的精心创见，但也十分欢迎深入浅出的解释性文章。
新，年轻，现代化，多彩多姿的变化和改革，那是我们在编辑上所企求的精神。我们重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认为那是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遗产。但是世界交通日益迅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我们以本刊的重大任务之一，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思潮、重要的创造和著作。我们对中华文化决不妄自菲薄，篇幅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探讨和介绍中华文化，另一部分，将着重于赶上这个崭新的时代。
《明报》有一个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来信，还颇能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个副刊剔除“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编辑信条。有容，那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觉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由于我们识浅学陋，才疏力弱，报纸距离“大”和“刚”的目标还很遥远，但这是我们一贯的理想，也始终在这样坚持着。如果本刊和《明报》有什么共通之处，我们只希望，在全世界亲爱的华人朋友们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始终不渝地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独立不倚是一件艰难的事，有时不自觉地会看法偏颇，有时会感到难于抗拒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压力。但如果海外的朋友们共同对或则个小小的事业感到兴趣，那便是一股力量，能纠正我们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抗拒压力，使这本刊物永远走在大家所赞同的正确道路上。“中立而不倚，强哉矫”，那本来是强者的事，但人数一多，非强者也能成为强者了。
（这篇文章是金庸先生在《明报月刊》创刊号中所写的发刊词，题目是《金庸散文集》的编者加的。感谢匪的手打录入）
《明报月刊》
武侠名家毕生的事业 作者：张圭阳 2007-09-10 12:36
《明报月刊》在1966年1月创刊。这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月刊，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明报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强调，“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金庸在致纽约《留学生季刊》发起人姜敬宽信函中表示，所以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只是表示《明报》愿意承担这份月刊的亏累。“月刊的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除了名称与《明报》有关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金庸还强调，《明报月刊》的编辑宗旨，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能够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
为了强调《明报月刊》非牟利的学术地位，自第四期起，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
A Non-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明报月刊》又把这句话改为：
A Non-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明报月刊》把这句话译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到了1970年2月号开始，《明报月刊》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同期“编者的话”向读者解释，取消这句话，“并非说今后就不以‘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为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我们今后就孳孳为利。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只是我们觉得标明‘非营利’这三个字大可不必。这会给人错觉，我们领了什么津贴，不愁钱，所以不营利”。
《明报月刊》创办后，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第一号印了四千份售清，三个星期内要加印五版。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以1979年12月号的《明报月刊》的发行来看，共发行了34,830本，海外占12,130本，为全部发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美、加、英三国共占6,650本，新加坡2,100本，马来西亚500本，澳洲300本，泰国270本，巴西250本，另其他各地共计2,060本。最高峰时期曾销四万余本，到了八十年代，月刊销量下降至一万多本。
金庸在筹备《明报月刊》时，虽然向海外华人学者表示，一个事业要长期存在，就要“企业化经营和管理”，但是月刊的运作，还是很精简，很原始的。《明报月刊》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创刊初期并不是与《明报》在一起的，而是在礼顿道2号A二楼，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明报月刊》初期只有一位主编，是金庸，一位副编辑兼校对，是王世瑜。王世瑜编辑了月刊二十多期之后，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明报周刊》，而《明报月刊》则改由胡菊人负责。
胡菊人自1967年起，即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直至1979年止，历时12年，是《明报月刊》任期最长的总编辑。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
胡菊人，生于1933年，本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13岁到香港，一直半工半读，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后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1963年至1966年在香港《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1967年起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著有《小说技巧》、《文学的视野》。他所关注的，有“文学”的范畴，也有“中国”的范畴。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明报》能蜕变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明报月刊》和胡菊人的贡献，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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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的《明报》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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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碧玉 于 2018/11/1 18:26: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珠三角
徐可意：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认识金庸，绝对是从武侠开始，但是钦佩他，绝对不只是武侠。人称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如果说写武侠的金庸是个作家，那经营《明报》、写社评更能让他在作家中也出类拔萃。他自己也说过，“《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看《金庸与明报传奇》这本书，是刚进大学时候的事情，而再次读它，又是另一份感觉，410页的书，竟然厚重了不少。内容如名，这本书主要便是从社会变迁、报社组织、行业角色三方面来考察《明报》的发展史，并从各方面展示了华文世界独一无二的金庸传奇。当然，书本的厚重还在于它以《明报》的发展为线索，在我们面前摊开了宏大的历史画卷。对于生活在内地的我来说，它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少有机会知道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心里感触颇深。
罗孚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个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明报》的成功是金庸智慧的体现
最初诞生时的《明报》，是金庸为了不让自己的武侠成果被盗版商撅走而使用的“自己发行，自己赚钱”的工具。从办《野马》变为办《明报》，只有短短两个月，《明报》的诞生，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金庸的勇气很值得赞叹。但是，面对创刊初期的困境与危机，光有勇气远远不够。从日销8000份的小报到现在几十万的销量，这个飞跃，与金庸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的智慧，主要在五方面。
文化：金庸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也成为了创刊初期《明报》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金庸的小说章回曲折，衔接良好，他为了《明报》，也是费尽全力，增加了章回字数，多次带病坚持。虽然以武侠为主的初期《明报》并不成功，而不得不采纳读者意见增加社会新闻等，《明报》也尽量在报纸文化质量上做到最好，金庸一边打品牌效应，不惜花重金请雷炜坡，一边又在选材，刊登上都把关。即使刊登艳星照片，也不走黄色路线……这些措施，使得《明报》有个较高的起点，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不得不提《明报》的社评，金庸作为“第一健行”，文化之厚，有目共睹。倪匡在文中写道：“《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写社评，便一定会引经据典，金庸社评的一大特色，便是儒学。金庸运用儒学的目的，旨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明报》的档次被提升，儒学强化了《明报》作为知识分子报纸的形象。
经济：办报纸的本意为了赚钱，《明报》作为一个事业，在经营过程中极致体现了金庸的经济头脑。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大胆改革、与时俱进,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明报》初期一切都在摸索，从版面的多次改动到报纸内容的设计，《明报》经历了不懈的探索，并且取得一些成效。例如，《明报》第一次小的成功——黄应求事件，正是受益于及时的改版。
传媒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乱世出英雄，《明报》的突破就得益于乱世的把握机遇。1962年难民潮涌入香港让金庸看准了时机，积极促使《明报》从小报向大报发展，销量也得到不断上升。66年到69年的社会动乱，金庸成功地将《明报》办为包括杂志、月刊、周刊、晚报的报业集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更是给《明报》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金庸能够把握机遇，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是说明他拥有敏锐的经济直觉。
事物发展总会有瓶颈，传媒的停滞会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明报》遇到瓶颈时，金庸用提早出纸、出经济晚报、学生报（长远考虑培养读者群）等一系列方法，使得《明报》一直前进，不断发展。
《明报周刊》发刊词中道，“不论是处理国家大事，不论是经营任何大小事业，不论是研究学文或者学习技能，不断地修正总会胜过自以为是，死硬不改的作风。”这是《明报》成功的秘诀，也是媒体获得成功的要领。
在国家统一、民族富强上，他永远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是对钓鱼岛问题的执着关注，金庸对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重视，也使得《明报》具有了民族气节，因而倍受群众赞赏。
智慧可以让人崇拜，但魅力却可以让人爱戴。《明报》的成功，光靠金庸一个人是不够的，它需要百千名明报人一起努力，需要几十万读者共同支持。《明报》拥有的这种吸引人的魅力，从某方面来说，也是金庸的人格魅力。
品德：《明报》是一份善良的报纸。从它的内容、导向，金庸的《明报》给人一种具有良知的感觉。开设便民版面，首先要考虑百姓的生活，才知道他们欠缺什么，需要什么；打破对非法入境者问题不予报导的立场，虽然是记者所逼，但是正如金庸在社论中写道，他受到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如果没有那份良知，金庸如何敢断然与“左派”分手？否定原子弹，不赞成核电站，他的出发点“希望世界和平”、“关心香港的安全”难道不是合情合理？香港的时候，金庸站在工人一边，坚定告诉他们要同舟共济。
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66岁的老人落泪——金庸为学生落泪和辞去立法草委的决定使得自己和《明报》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11万份上升到18万份。
金庸的人格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他邀请报社成员一起聚餐，也会开着玩笑和大家游地铁车，他的随和增进了《明报》的团结，《明报》是一个家，金庸是家长。
精神：《明报》是金庸一生的爱，他对于《明报》执着的精神，让人感动。上市，集体领导，改革组织结构……这些决策，对金庸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好处，但是他依然坚持着做，他希望的，是“《明报》成为最好的中文报纸，不会因为我死了就办不了”。
反对“左派”，会让自己陷入不安全的境地，面对生命受到的威胁，金庸依然勇敢。
金钱，地位，名誉……都有了，足够了，是否休息？金庸说不，不会满足眼前的成就，他不断追求。
传媒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但金庸一直坚持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却在事实上制约了政府，保障了人民权利，金庸一直追求的自由精神，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明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生活中随便的金庸在《明报》上可不随便。他会为写一篇社评找长时间的数据，他会在改文章时仔细改正标点符号……金庸细致的精神会影响一代一代的明报人，让《明报》在历史的长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善良、执着、勇敢、自由、细致……这些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不正是现今媒体缺少的么？当功利社会一切都和利益挂钩，忽视了人格的魅力，他们的成功，或短时间，或小规模。《明报》的成功能够带来启示：报纸是智慧和人格的结合物。
《明报》让他更伟大
写到这里，转过头去问香港室友：“如果在香港，想买报纸的话，一般买什么？”
“《明报》。”
“那……香港人眼中，提起金庸，先想到的是《明报》还是武侠？”
“武侠。”
“那金庸办《明报》对他本人的话有什么影响？”
“让他更伟大。”
回答都很干脆，也很说明现实。先有金庸，后有《明报》的观点是正确的，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明报》因为金庸而成功，而金庸从一个“武侠作家”到“文化名家”也是与《明报》分不开的。
虽然查老后来经常会抱怨“写了小说给人看，办了报纸给人赚，后悔啊……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但是，在他心中，《明报》永远值得他骄傲。
（注：作者为前媒体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0-26 16:55 编辑
七曜谈金庸梁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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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依稀往梦似曾见
七曜教主 评论 射雕英雄传（全四册） 2009-07-17 11:15:32
金庸修改小说，改动最大的是《碧血剑》，增补的内容超过五分之一。而改动最好的则无疑要属《射雕英雄传》。从报纸原文，到一度风行的版本，再到这几年的新修订版，看得出《射雕英雄传》是日益精进了。
若你对金庸的人生有所了解，若你对武侠的发展有所了解，若你对香港的过往有所了解，那你肯定知道《射雕英雄传》对金庸的意义如何。
1954年初，《新晚报》发表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以一场擂台争胜，赢得了全港轰动，人称“新派”武侠小说。而后梁羽生又续以《草莽龙蛇传》故事，两部小说一前一后，使报纸的销量骤增，然而正是这紧要的关头，梁羽生却突然终止创作，向报社推荐金庸。而金庸亦不负众望，一部《书剑恩仇录》尚未写毕，就有《香港商报》上门邀稿，如此遂有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直到《碧血剑》发表九个月后，《书剑恩仇录》才告结束。这九个月间，金庸以一名刚刚出道的作家，同时连载两部小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厚此薄彼。事实上，我们只需要看看《碧血剑》的连载时间就会明白：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12月31日，前后恰好一年。如此不偏不倚，里面当然大有问题。倪匡对此说得很准：“所以，金庸在金蛇郎君和袁承志双线并叙的时候，虽然只是一线出色，还有可观之处。到了金蛇郎君那一线告一段落之后，就有溃崩的迹象。尤其是到了末段，是金庸小说中最差的一段，可称败笔。”
《碧血剑》年底结束，次年的第一天，《射雕英雄传》就见报了。依然是《香港商报》，依然是金庸的小说，内容和主题却有了天壤之别。《射雕》一出，鬼神震惊，风头几乎盖过了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和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沉剑飞龙记》如今知者不多，当年却是《武侠小说周报》的扛鼎巨著，写方孝孺后人方龙竹的复仇故事，既有还珠楼主的仙侠意境，又有王度庐的慷慨悲情。《沉剑飞龙记》和《射雕英雄传》因路数较近，各显神通，时人称之曰“雕龙大战”。可惜《武侠小说周报》猝然停刊，《沉剑飞龙记》只能以单行本结集出版，影响大大削弱。
《射雕英雄传》历时两年有余，始终喝彩不绝，一扫《碧血剑》留下的种种遗憾。连载期间，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曾把每五回内容结成一册，总共出版了十六册。十余年后予以修订，再交给金庸本人的公司出版、发行，修订后的版本变成了四十回，改动甚大，不仅开篇处的面目全非，更去掉了秦南琴这一重要人物。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曾和郭靖一同捕捉专吃蛇胆的血鸟。那血鸟日后跟随杨过，还啄瞎过李莫愁的一只眼睛，以致公孙止见了李莫愁，竟然说道：“咱们在这里相会，也可说是有缘，不但是‘同病相怜’，而且还是‘独具只眼’，不不，是‘各具只眼’。”这两人独眼相望的场面，想来很是有趣。而今秦南琴的故事一去，血鸟自告消失，李莫愁的独目亦沾光复明。
有关秦南琴的故事，还有一段，不可不提，那就是著名的“蛙蛤大战”。却说郭、黄两人别过南琴，一路边走边玩，至岳州境内，竟目睹了农田内青蛙和蛤蟆的一场大战。“只听那蛤王阁阁叫了两声，一队百余只蛤蟆蜂涌过界，小溪中立时也有一队青蛙上前抵敌。那队蛤蟆稍战数合，即向南退去，青蛙似识破了对方奸计，只追出丈余，即行停步，群蛤回头又战。南边大石后果然藏有伏兵，见群蛙并不中计，纷纷跃出。蛙群众寡不敌，溪中又开上援兵，只听得蛙声阁阁，蛤声咕咕，乱成一片，过不多时，田塍上尸横遍地，双方都已有数十只死亡。受伤的避在一旁，自有本队中的同伴救护回去。这时只是前哨小战，双方主力尚未接仗，但已杀得惨酷异常，蛙蛤时进时退，未分胜负。”构思新奇，隐隐有还珠楼主的风彩。原来那群蛤蟆是铁掌帮的门人所养，裘千仞要从蛤蟆和青蛙的动作之中，揣摩击破欧阳锋“蛤蟆功”的办法。而后蛤军溃散，铁掌帮的门人又放出群蛇，幸得黄蓉放出血鸟，这才保住群蛙，救了一众农民的庄稼。
秦南琴倾心爱慕郭靖，郭靖却一心只想着黄蓉，南琴知难而退，哪知竟被虏走，怀上了杨康的孩子。杨康死后，穆念慈自杀殉情，南琴返家生下杨过，一生凄苦哀婉，惹人唏嘘不尽。金庸小说的故事虽美，主题却无一不是幻灭。这种思想，当然是和他的经历有关。曾几何时，金庸以一腔热忱投效左报，却听到了父亲惨遭镇压的消息，他心中的迷茫、苦痛，又岂是文字所能言表？眼看着政治的风向愈来愈怪，人生的理想渐渐动摇，他最终毅然脱离左派，着手创办《明报》。《射雕》背后的金庸，自迷茫而至清醒，自清醒而至抉择，昔日的种种愿景和诸般理想，那是彻彻底底、全部都破灭掉了。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其实，人生无非就是一场幻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976年，新近成立的香港佳视（CTV）斥资投拍《射雕英雄传》，主演者是白彪和米雪，而且出现了秦南琴这一角色，可惜佳视没几年就倒闭了，这部剧集至今下落不明。这一版本的剧集，反响据说不错，米雪的黄蓉很是喜人，后来TVB重拍《射雕》，大家对翁美玲普遍不太看好，结果翁美玲却大展其才，和黄日华打造出了一部经典。
TVB的《射雕》，是1983年拍摄的，所以又称83版《射雕》，演员俱是一时之选。苗侨伟（杨康）风流俊俏，杨盼盼（穆念慈）刚毅温婉，黄造时（华筝）情深似水。包括曾江的黄药师、谢贤的杨铁心，造型都很不错，又兼收放有度，自是超一流的配角。此外尚有TVB的一群著名龙套，譬如饰演洪七公的刘丹，后来又演了93版《倚天》的谢逊、94版《射雕》的洪七公、95版《神雕》的洪七公、01版《倚天》的汝阳王，但他演得最好的却是《上海滩》里面的冯敬尧；饰演完颜洪烈的刘江，后来演了94版《射雕》的成吉思汗、95版《神雕》的武三通、96版《笑傲江湖》的向问天、97版《天龙八部》的玄慈方丈、98版《鹿鼎记》的康亲王，面孔熟到不行——附带一提，他还演过76版《射雕》的欧阳克呢！一部《射雕》，群英荟萃，倘若细看的话，不难发觉周星驰、郑少秋的身影，当然这是闲话，按下不说了吧。
“我是宁可抛弃生命，痴心决不愿改。”83版的《射雕》能够传世，音乐的居功至伟，否则单以剧集的改动而论，评价一定不高。无论是罗文和甄妮对唱的三首主题，还是两人各自的那些插曲，都达到了武侠剧的音乐顶峰。尤其是甄妮给穆念慈唱的这一曲《肯去承担爱》，柔肠百转，哀婉凄然，以词辅曲，简直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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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偏偏都一一扑空
七曜教主 评论 倚天屠龙记 2009-07-13 14:27:57
“所以这部书中的爱情故事是不大美丽的，虽然，现实性可能更加强些。”
1959年5月20日，金庸开始出版他的《明报》，创设之初，艰难异常。金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用武侠小说招徕读者，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当时满城追读的《射雕英雄传》另作一部续集，如此遂有《神雕侠侣》。此后如法炮制，又有《倚天屠龙记》。金庸对这部小说似乎早有构思，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所以1961年7月6日，《倚天屠龙记》第一期竟和《神雕侠侣》倒数第三期同时见报，两者共存三天，而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一部接续一部。
当年的香港，报纸林立，派别分明，《明报》力求中正持平，不愿靠向任何一方，不愿以偏激的言辞来哗众取宠，故而销路平平。金庸静静等待，至1962年2月总算碰到契机，那就是当时几乎打破香港社会秩序的“广东逃亡潮”。1959年至1961年，史称中国大陆的“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困苦不可言表，饿毙者数以万计。到1962年初，越来越多的大陆居民开始从广东涌向香港，每天都有一万余人。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装得下如此人口？政府一道命令，警察四处抓人，将逃亡者一车又一车送回深圳，却挡不住这股势头。“逃亡潮”爆发伊始，因牵扯着复杂的政治问题，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俱都缄默不语，金庸不敢造次，生怕惹火上身。然而几个月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最终不忍坐视，派人出去采访。收回的消息很惨：边境线上，一个个难民都是泪流满面，没有食水，面临绝境。金庸断然决定，让《明报》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这激动了读者们的侠义心肠，短短数天内，《明报》就募得十八万港币现金和大量物资，组织车队陆续送到难民手中。5月15日，金庸发表了第一篇针对逃亡潮的社评，大呼道：“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然而他和《明报》的这种做法，虽符合人道，却无疑妨碍了香港警方的遣散行动，肯定会损害香港地区的稳定繁荣。5月18日，香港警方扩大了边境警戒范围，以免除民间人士的干扰，《明报》亦随之发表社论，赞同港府措施，停止了一切募捐和援助活动。
这时的金庸，游走人性和理性之间，最终以理性做出抉择，而把人性寄寓小说之中。当年的金庸一派侠肝义胆，下了这样的决心，心中想必很苦。张无忌的软弱拖沓、张无忌的惘然若失，恐怕都是这种心态的展现；而赵敏和周芷若的政治才能，亦是其来有自、殆非无因，“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四个女孩之中，金庸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小昭和张无忌的感情是天然而没有手腕的，这无疑和《倚天屠龙记》要表达的主题相悖，金庸深知此事，所以他痛下决断。小昭离去之前，这是一部淳厚绵密的小说，浪漫而富有侠者的情怀；小昭离去之后，《倚天屠龙记》倏然一变，变得冷睿、深沉，处处充满着赵敏的影子。而将这一变化前后贯穿的，则是周芷若。
周芷若变了，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派掌门，这使她不得不把灵魂卖给使命，想方设法来光大峨嵋。《倚天屠龙记》最初是《明报》刊载，后经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共有一百一十二册，行内人称“旧版”。旧版和通行版（指1980年前后的版本）区别很大，周芷若的故事亦有所改动。旧版的结尾，周芷若把峨嵋派掌门的位子传给了张无忌，尔后削发为尼、不问世事，一盏青灯长伴古佛。当年的金庸，想必曾对周芷若的变化深深抱愧，因此才给她安排了这个选择，以求得一种变相的解脱。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金庸自会删去这一安排，以使《倚天屠龙记》的后半部分实现一种彻底的冷漠、无情。当然，这种删减还有另外一层道理，就是保证小说的情节不致重复。旧版《天龙八部》有一段情节，虚竹和天山童姥、李秋水逃出西夏宫殿，两人功力大损，兀自让虚竹传话较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神雕侠侣》里面，洪七公和欧阳锋的翻版。所以修订时便被删掉。《倚天屠龙记》删掉这段，亦是此理，以保证《笑傲江湖》令狐冲当恒山派掌门的新鲜感。
“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这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赵敏原名赵明，那是旧版中的名字，有读者想不明白：元朝不是正要扑灭明教，为何她的名字里却有个“明”呢？所以修订之时，赵明就变成了赵敏。旧版中的赵明，可能更有风彩，张无忌初见她时，只见她“双目炯炯有神，紫电般的一闪，目光随即隐没。”而修订版的赵敏则看不出这种霸道，只是“双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罢了。金庸的小说，有一个通例，男主角命带桃花，而女主角总是对男主角付出最多的人。“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他未必是爱赵敏的，至少不比爱小昭、爱周芷若更甚。然而赵敏为他的付出太多，他又怎能漠然置之？只要付出至深，便会有至深的回报，这是武侠小说的天真一面，是以金庸一度遂了赵敏的心愿，让她陪伴张郎。然而晚年的金庸，内心大概并不如何喜欢赵敏，索性便给张无忌套上一道枷锁，让他不能和赵敏结婚。正如金庸本人所言：“《倚天屠龙记》一书，因为结构复杂，漏洞和缺点也多，因之第三次修改中大动手术。最主要的更动是：张无忌最后没有选定自己的配偶。”《倚天屠龙记》的爱情故事原就不大美丽，而且非常现实，如今换上这样一个模糊的收束，那是更加现实，合情合理了。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小说的一道分界，自此以降，他的小说人性渐淡、理性渐浓，政治的色彩俯拾皆是。写至此处，不忍搁笔，再添一段闲话。1993年，台湾著名的名制作人杨佩佩和导演赖水清，共同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演者是马景涛和叶童。在这之前，曾有许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比如郑少秋的版本、梁朝伟的版本，但整体上都不算用心。当然93年的版本亦有缺陷，最大的问题是马景涛的嘶吼表演，看多了确实厌烦，幸好这并未遮住该部剧集的光芒。叶童的赵敏、周海媚的周芷若，都是很经典的形象。有人说叶童的相貌太丑，只适合演许仙，不适合演赵敏。其实未必。叶童是实力派的演员，她诠释赵敏，诠释得相当不错。赵敏的霸道和苦心，都被她演出来了。尤其是最后人间仙境的那一场相拥，野人般的张无忌拥着赵敏，后者一脸微笑，温婉、幸福，除了叶童，那是任谁都演不出的。
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最初的主题曲是《随遇而安》，“鬼才”黄霑亲自演唱。继之则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其中有句歌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调子华丽，词也很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另有一种粤语的版本，那地方却是这样写的“刀剑若梦恩怨似风，有没有轻重；只要情浓不要武功，爱恨两难容。只怕热泪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前有你，偏偏都一一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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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张彻、胡金铨的电影和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来比，古龙和张彻的作品都偏爱浪人杀手，傲岸肃杀，故事出人意表，是‘变’的存在；金庸和胡金铨的作品则偏爱侠客力挽狂澜，故事布局严密，是‘常’的存在。这都是他们近似的地方。——温瑞安《空手道》(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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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自评最爱自己这三部小说
在新武侠范畴内，以金庸与古龙成就最高。但新武侠的开山之祖却是武侠名士梁羽生。
“巧遇梁羽生”
1992年金庸在香港一家书店偶尔读到笔者撰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一书，便以香港作家协会名义约请我赴港讲武侠。由于当时办理公派出境手续较费事，办了大半年才办成，待我1993年抵港时，金庸已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由香港作家协会主席倪匡设宴款待。
我在香港讲武侠之际，正好碰到香港书展，香港作家协会总干事谭仲夏陪同我参观书展，巧遇从澳洲返港的梁羽生。当时谭仲夏为我们作了引见。
梁羽生在1987年已移居悉尼，但他还在悉尼与中国香港两地各寓居一段日子。我送了他一本《古龙小说艺术谈》，梁羽生先生也送了我一本他与人合写的《三剑楼随笔》。梁羽生先生中等身体，慈眉善目，他当时已69岁，为人温厚宽容，风度如谦谦君子。他对人的亲切与随和与金庸的不怒自威截然不同。由于当时时间较短，谈得不深。
后来，我与梁羽生经过几次信，他的文笔很有古典文学根底，正如他写的武侠小说充溢了书卷气与名士派作风。但他于1997年后不断定居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无缘再联络了。
1995年我参与中国武侠文学会举行的首届武侠文学研讨会评选活动，我们共同推选梁羽生与金庸获金剑奖。
“悉尼再见梁羽生”
2000年6月，我收到澳大利亚领事馆一封约请信，总领事约请我赴墨尔本大学讲课，并采访将在9月召开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布置我依次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德莱德与布里斯班五个城市作采访。阿德莱德当时正中止市长选举，我在现场采访了澳洲选出的第一位华人市长黄国鑫，黄市长特为我引见了澳洲华人名流梁羽生先生。并说梁大侠移居悉尼后，在华人中影响最大，我便决议赴悉尼前去访问。
我在悉尼大学文学院博士、《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的陪同下，去梁大侠寓所访问，梁羽生在悉尼住的是一套连体式的小别墅，房间并不大，但在市中心左近，环境文雅，闹中取静。陪同他的是梁大侠的夫人林萃如女士，他们几十年相敬如宾，非常恩爱。
梁大侠谈起他最早的笔名是陈鲁、梁慧如与冯瑜宁，他用陈鲁、梁慧如两个笔名写棋评与文史小品，冯瑜宁则是《新晚报》茶座文谈的掌管人，梁羽生还开了一个李夫人信箱，特地答复读者各种问题。他说：笔名女性化，有利于与读者交流。梁羽生还用过冯显华、幻萍等十几个笔名。
我环顾梁羽生的书斋兼客厅，靠窗有一张写字台与两只书橱，墙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唐帝观，骄龙飞天，云海风鸣，广陵三魔魄震散；下联是：草莽钗联，狂侠游剑，银河影幻，武当七绝心惊还。横批是：羽生奇侠。我打量半晌，才悟出这副对联已将楼主梁羽生终身心血写的35部武侠名作的书名，嵌入其中。
再看书斋与其他摆设，和普通人家并无两样。梁羽生先生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1950年考入《大公报》任编辑，后被香港著名报人罗孚调到《新晚报》当编辑，曾与金庸为同一报社编辑，编报之余，两人常以弈棋为乐。1962年梁羽生曾以《大公报》代表的身份参与香港新闻代表团，赴京参与国庆观礼。
由于爱好武侠与侦探，我在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支持下，于1999年兴办了国内第一本以武侠与侦探为题材的《大侠与名探》丛书，前后5年，出了21期刊物，我当场送梁羽生先生几本刊物，梁羽生先生阅读后，为之题词：愿《大侠与名探》培育出更新一代的武侠小说作家。
“梁羽生最爱《萍踪侠影》”
我们在梁羽生寓所合影后，又去左近酒楼小聚，梁羽生要尽东道主之谊，点了一桌菜。席间，梁羽生又说，他住在悉尼的华人区左近，当地华人称为澳洲尖沙咀，每周四中午有不少年已花甲的老人在此喝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文华社，一同下棋聊天，梁羽生说起来展眉笑容，显得非常快乐。
《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当场送了我一册《梁羽生传》，他说梁先生是当地华人中最受崇拜的偶像，在当地华人中有梁羽生的不少粉丝。梁羽生定居悉尼后，不只为《澳洲新报》开了一个对联专栏，还在华人播送电台中掌管一个说武谈文节目，颇受欢送。
梁羽生又插话说：1994年悉尼作家节举行了一个中国武侠小说专题研讨会，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在会上见面了。
我问梁羽生：听说您在会上肯定了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成就？
梁羽生答复：我在会上讲过，关于中国新武侠小说，我只不过算是个开习尚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作出很大奉献的是金庸。
梁羽生老人还说：金庸写人心的复杂，特别塑造背面人物行事的阴险毒辣，我真实是阅历不够，或者说难以想象。我以为这是实话。在金庸笔下，不只要伎俩凶恶残忍的左冷禅、段延庆、欧阳锋、张召重，还有貌似忠厚却心如毒蛇的朱长龄，面似君子而行事阴险的岳不群，媚笑如花而伎俩卑鄙的康敏。总之，金庸笔下背面人物的诡秘伎俩与险峻用心，的确是厚道而有书卷气的梁大侠难以企及的。
梁羽生先生还谈到了本人喜欢的三部武侠小说，他依次说道：《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
回复来自Android客户端17楼2017-02-24 20:25
玛法小弟
剑胆琴心9
》、《还剑奇情录》，这是我创作中比较花心力的三部作品。我问道：在新武侠研讨上，有人将金世遗排名状元，张丹枫排名榜眼，您的见地呢？梁羽生笑道：以武功而论，我这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与那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也没比赛过，我也没法比较。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张丹枫比较单纯，而金世遗的遭遇太坎坷，感情上的迂回也大起大落、无动于衷。至于读者怎样评论，只好由他们本人决议了。
梁羽生于1979年9月成为中国作协文革后吸收的第一批会员，中国作协在2004年举行首届梁羽生杯全球华语武侠微型小说大赛，当年梁羽生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藏书及其书稿、书信与字画。梁羽生先生于2009年病逝于悉尼，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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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弹·蜂腰：孙宜学《梁羽生新传》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新传 2009-03-19 11:57:58
二〇〇二年一月，山东友谊出版社推出了孙宜学先生的《梁羽生新传》。名曰“新传”，实则乏善可陈，不少篇幅都是对刘维群《梁羽生传》的重写，写法上也比刘传更加接近小说。同时刘传的一些问题也被孙传继承下来，例如孙传第一三九页，说《龙虎斗京华》的第一期连载“发表在1954年1月21日的《新晚报》上”，就显然是照搬刘传而来。甚至正文与年表中传主生日矛盾的问题，也被彻底继承下来。孙传第七页说“1924年3月22日，梁羽生急不可耐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年表则写为“1924年4月5日”，两个时间都与刘传惊人一致。甚至谈伟青书店时，也循刘传之说：“在香港，最早将梁羽生的连载小说结集出版的是香港伟青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龙虎斗京华》，时为50年代。”不止同样忽略了文宗出版社才是首家梁羽生小说出版机构的事实，连“伟青出版社”的称谓也如出一辙。除了继承刘传之外，孙传还直接把《金庸梁羽生合论》略作修改，充当其第六篇“佟说之风波”的主体。
孙传中的错误，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上面所说的继承刘传而来的错误，二则是无意中露出的新错误。例如孙传第七页中，梁羽生出生时，其父陈品瑞“已经28岁了”，如此推算则陈品瑞应为一八九六年生人；但第五四页又说一九四四年秋天，“他父亲这时已经50岁”，明显自相矛盾。第一四三页：“《龙虎斗京华》结束不到一周，第二部《草莽龙蛇传》就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谈’专栏开始连载，而且一连就是近一年”，一句话包含两个错误，其实这两部小说的间隔乃是九天，而《草莽龙蛇传》也只连载了半年。第四一四页，认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一年内就将梁羽生的35部武侠小说全部出版发行”，也与事实相悖。至于更荒唐的，则数第三二页，竟直指梁羽生的第八部作品《冰川天女传》为其“第12部武侠小说”。此外还有些更加细致的问题，第一五一页引百剑堂主（陈凡）为“三剑楼随笔”所写《“正传”之前的“闲话”》，并非原文，而是结集出版时经过修订的文字。第四〇二页谈内地盗版给梁羽生带来的损失时，称“80年代初，有人为梁羽生算过一笔账”，这也无甚可能。因为八十年代初时，内地的大量盗版尚未开始，这笔账必须要到九十年代才能计算。
对于梁羽生创作历程的叙述，孙传虽然所涉不多，却也颇有错误。以第一四八页为例：“《塞外奇侠传》连载完毕，梁羽生随即为《大公报》开辟了武侠小说栏目，并从1956年2月开始，在该专栏内连载了与前几部相比更加成熟的《七剑下天山》。”其实《塞外奇侠传》的发表，要比《七剑下天山》晚约半年。并且孙传的叙述，也与他附录的年表矛盾。年表里虽未写明《塞外奇侠传》的发表时间，但却将其列于《七剑下天山》之后。
当然孙传亦非一无是处。首先说来，孙传对梁羽生小说的品评文字，就超过了刘传与李传。虽然他只评了《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寥寥几部，但毕竟已是进步。其次是某些资料，比刘传稍为详细了些。如第四〇三页，就点明了当年为梁羽生追讨版税者，乃是丹晨。这是刘传所未写明的。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孙宜学在写这部《梁羽生新传》时，并未继承他在《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中那些描述梁羽生出道的文字。这真可谓是绝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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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增订版《笔花六照》
七曜教主 评论 笔花六照 2008-12-09 00:39:37
在梁羽生出版过的所有文集中，对开展研究最有助益的，便是《笔花六照》。一方面是由于其结集的时间最晚，1999年才首度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收录的内容与武侠小说颇多关联。
这次梁羽生能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为《笔花六照》重加增订，在我而言，感受可谓又惊又喜。
惊的是书中收录了一篇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我曾有幸见过邝健行教授据现场笔录所整理出的版本，里面对内地政党略有微词，想想之前《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就曾因对毛主席不敬而删去一段内容，那么这篇演讲记录大约也要有所更易了吧。所喜的则是，即便有所更易，但想来大部分文字还是必定留存的，对于内地有志于“梁学”的朋友来说，仍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从整体上说来，此书不止设计美观，并且在排版时，特意将原本的文末注解改为页下注，也使看起来更加方便。另外书中也统一了原版中译名与内地习惯不符合的问题，如把“雪梨”改为“悉尼”、“罗浮宫”改为“卢浮宫”等，虽只一字之差，用心的细致，却是可以毕见的。
这次新出版的《笔花六照》，算上梁羽生为增订而特意写下的序言，还有书末收录的香港繁体版再版后记＜烟云吹散尚留痕＞，一共是在原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文章，全部都在前三部分，而且是列在原版的文章之后，所以找起来十分直观。
其中“甲辑·武侠因缘”添加＜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在浸会大学的专题演讲＞、＜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在广西师范大学的专题演讲＞；“乙辑·师友忆往”添加＜胡政之·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荣辱关怀见性情——悼蔡锦荣＞、＜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记谢克＞；“丙辑·诗话书话”添加＜无拘界处觅诗魂＞、＜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走近黄惟群——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雷雨》·《阿当》·《耍花枪》＞、＜展艺华堂信有缘——听雨楼诗札书信拜嘉藏品展览＞、＜不拘规格的名联＞。
最重要的当然是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这篇文字与之前我所见到的版本相比，改动已是极大，几乎可称得上是面目全非了。比如全文在演讲时当然是贯通无间的，现在则穿插了不少提纲挈领的小标题，并且又在原本的基础上，多了一些关于梁羽生小说在台湾方面的流通情况，以及对早期“新派”武侠小说的总结概括，明显是他后来修订的成果。另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奠基时间，也从原本的一九五八年提前一年，变成一九五七年了。这个时间跟我个人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这次修订有得亦有失，除之前提到的删节外，还增加了不少肯定金庸成绩的言辞，这都是原本讲稿中没有的东西。例如说“《书剑恩仇录》是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差不多两年，是《龙虎斗京华》加《草莽龙蛇传》的一倍。当然也取得了比《龙虎斗京华》更大的成功。”然则武侠小说的成功与否，岂能以长度论定？梁羽生此举，真令我替他难过！
至于书末所收＜烟云吹散尚留痕＞，则是梁羽生写于二〇〇四年的一篇文字。其实当年再版的《笔花六照》，已经增添了十一篇文字，加上这篇＜烟云吹散尚留痕＞就是十二篇，不过内地始终没有再版罢了。换而言之，这次的版本，与其说是增补了十四篇文字，倒毋宁说是仅仅增补两篇吧。（一篇是新写的序言，另一篇是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演讲。）但香港的出版物，在内地一向都很难流传，所以硬要说成是十四篇，却也不能算错。梁羽生在这篇文章中慨叹那次增补“很可能就是经我过目的最后的一个版本了。”读来真是沧桑又兼辛酸，我辈后生，或许真的是要与先生缘铿一面了……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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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弹·凤顶：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传奇 2008-12-09 00:33:24
去年八月廿七日，笔者曾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正雄心万丈，打算撰个系列，将诸种梁传逐一评点，怎奈计划随即耽搁，迟迟没有下文。今晨翻检旧作，偶然见到斯文，不禁爽然若失，回想这五个月来的风云变幻，只觉恍如隔世，于是提起笔来，且借费勇、钟晓毅合著之《梁羽生传奇》，浇一浇心中块垒。
正文之前，当先交待所据的版本。听闻此书又于二〇〇〇年重版，买来比对之后，发现内容完全一致，并无任何出入，实际乃是“一版二印”。这亦暴露了内地出版行业的无知。该书面世极早，比第一部梁传约早三年，因此流传很广、影响亦大，但真正算是“传记”的篇幅，却仅有第一部分“名士风流”而已，区区五十二页，尚未抵通篇的八分之一。
“名士风流”共分六章，依次为：“少年词人”、“扎根岭南”、“误闯武林”、“自成一家”、“迷于棋道”、“安于平淡”。将梁羽生自少年至封笔的人生历程，勾出了大致的轮廓；同时还用“迷于棋道”一章，描写武侠之外的梁羽生，虽说篇幅甚短，但终究聊胜于无。
我们且由第一章“少年词人”说起。两位作者似有意模仿梁羽生的“例附诗词一首”，遂引他一九四四年的词为全书开篇。词虽好词，问题却暴露于接下来的正文之中。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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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一位名叫陈文统的广西少年禁不住内心翻涌的激情，写下了上面这首《水龙吟》。他那时神往的，是作一名洒脱豪迈的词人，将天地间的美丽与神秘凝注于笔端，开创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年以后，他对于古诗词的沉迷，“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遗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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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美则美矣，但红字标出来的内容，可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一九四四年的“八年以后”，自然就是“一九五二年”，这便不符合梁羽生出道于一九五四年的事实。两位作者在开篇即犯下这等错误，着实有些可笑。然而看下文第三章“误闯武林”中，又写明“1954年”，却又端的让人不解。两位作者究竟以什么心态，来写这些文字？一错到底也还罢了，但前后自相矛盾，却只反映出态度的不谨。
同是“少年词人”一章，内中还有一段：“梁羽生从小受到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平稳，使他日后的创作有平实的一面，却缺乏鲜活的灵气。一些观念、教条，成了一种束缚，使他不能放开心胸去写作。”这个论点，恐怕有失偏颇。据笔者个人的意见，所谓的“观念”、“教条”，似与梁羽生的左派立场有关，不可简单归因于“传统的教育”和“经历的平稳”。更何况梁羽生的经历，其实并不平稳，据他《冒险到底》的自述，毕业后竟一度被列入黑名单，遭人追捕，迫不得已才远走香江。不过这是梁羽生在二〇〇二年才披露的，费勇、钟晓毅两位先生著书过早，当时不知此事，亦属情理之中。
次之是第二章“扎根岭南”，其中提到：“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这当然都是作者的臆断。梁羽生《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中明确写道：“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过此文写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两位先生撰书时，若不与梁羽生联系的话，自然也难知晓。
第三章“误闯武林”，内收天地出版社“梁羽生系列”作品列表一份，作者认为天地版“收录了梁氏的绝大多数作品，总共三十二部。”这应是据那份列表而产生的错误推断。该表实为伟青书店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代理的伟青书店版梁羽生小说的目录，并不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的目录。因此才会缺少《武林三绝》、《武林天骄》与《武当一剑》三书。但天地版“梁羽生系列”则收录了后两部作品。两位作者于此事的失考，直到第二版仍未纠正，大约是确乎没见过香港天地的版本。
至于随后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倒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一部仅仅五十二页的“梁传”，竟能存有如许多的错误，并且流传甚广，就未免教人有些遗憾了。
〇七年一月十八日草就
〇七年六月十七日修改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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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弹·燕颔：刘维群《梁羽生传》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传 2009-03-14 23:30:41
在业已逝去的二十世纪里，只有一个人曾为梁羽生立传，他就是刘维群。刘维群原籍湖南郴州，曾获天津市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学位，尔后又获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应聘成为澳洲《东华时报》的总编，不久即改任美国《星岛日报》的主编，二〇〇四年五月四日因胃癌病逝北京协和医院，后下葬万佛华侨陵园。（注：2013年04月13日，我特地去陵园循刘先生墓穴编号祭访，只见墓穴竟空，碑文亦无，则其骨灰后又被迁至别地。）
刘先生的梁传完稿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两个月后即被出版，至今仍是梁传中页数最多、水平最高者。大约梁羽生当时，也在默默等待一个肯为他写传的作家，因此便将所有能够公开的事情，通通告诉给了刘维群。这就决定了刘维群的《梁羽生传》，自他获得授权的那天开始，便注定要有许多内容被后人继承。例如其对传主幼年生活的叙述，就几乎被三年后的孙宜学重抄一番。所以刘传的面世，是有着为日后各种“梁传”奠定基础的深远意义的；但刘传的价值固然很大，问题却也不少，一个直观的弊病是枝叶繁多，全书有将近一半内容是用来介绍梁羽生的朋友或故人，未免有些喧宾夺主。大概作者自身亦觉得这是个问题，因此后来推出港版之时，便将各种枝叶整章砍掉。这是以宏观而论，若由微观角度去细读的话，问题就更多了。
首先是态度问题。刘传中不乏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内容，例如第三〇五页，作者注明要引《萍踪侠影录》，实际引的却是《七剑下天山》。这绝非填写书名时的笔误，因为他在次页将《七剑下天山》又引了一次，显见其用意是从两部小说中各取一例，以此支撑观点，最后却鬼使神差把同一部小说引了两次。仿佛在他看来，《七剑下天山》与《萍踪侠影录》乃是一部小说的两个名字。更有甚者，书末附录的《梁羽生作品年表》之中，竟写错了三部小说的名字（侠古丹心、呜镝风云录、风雨雷电）。
其次仍是态度问题，但不如上述所举之甚，流毒也相对较轻。刘维群在后记中称：“我的意愿，是想为坊间提供一部有关梁羽生先生生平事迹最为详尽和尽量准确的研究参考资料。”观其现状，“最为详尽”确乎实现，若读者肯放宽标准，则“尽量准确”也勉强说得过去。怎奈刘传虽对“梁羽生生平”做到“尽量准确”，其他方面就未必尽然。附录《梁羽生生平年表》“1955年9月”一条写着“年底金庸离开《大公报》”，自然有悖事理——金庸当时正在《大公报》跟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直到转年一月才告结束。况且，正文第三四四页的文字甚明：“可是金庸的变化可就大了。他早于一九五七年谢绝《大公报》的挽留，辞去编辑的职务，而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工作。”所以作者并非不知金庸离开《大公报》的时间，而只是没把附录的年表放在心上，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核对年表。刘传对年表的失察，还有一例：表中梁羽生的生日是“1924年4月5日”，正文第廿一页却说“梁羽生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午时分”。其间的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类似问题又如第三二一页：“到了后来，梁羽生的创作欲之盛，竟至不单为上述两个报纸写稿，还同时为另外两份报纸《周末报》和《香港商报》提供武侠小说。”这种叙述，颇有问题。只要翻翻刘传附录的年表就会知道，梁羽生根本没有为《周末报》和《香港商报》同时提供武侠小说。作者借后记坦言“全书的取材，涉及梁先生作品本身的不多”，那么他在此或是无意涉及传主的创作史，故意含糊代过。只是含糊也要有个限度，起码不能抹杀事实。更何况读者还有年表可资核对。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第四九八页：“不过，因梁羽生是《大公报》的职员，后来更成为一名专任撰述员；故而其作品只能在《新晚报》和《大公报》上刊登。及至稍后，由于武侠小说十分风行，别家报馆争相向梁羽生约稿，结果有三家与《大公报》和《新晚报》同属左派阵营的报纸得以获得梁羽生数部新作的版权。”这也有逻辑错误。梁羽生专任《大公报》撰述员，事在一九六二年间，若按刘传年表来看，那时《周末报》和《香港商报》早已发表过他的作品，“及至稍后”云云，实难令人信服。
除了年表和正文的出入，刘传还存有正文与正文间的矛盾，且尤以全书第二十二章为然。该章第一节“武侠小说处女作问世”中，称《龙虎斗京华》“这是梁羽生首部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的第一篇文字，时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但第二节“浩繁的卷帙”却说此书“从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日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两段的相隔不过数行，日期却不一致，未免荒唐到家。不过，第一节虽写错时间，“星期三”倒未写错。或许刘先生写“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时，又鬼使神差多添了个“一”吧。
刘传里集中存在的另一类问题，是考据问题。这其实亦属态度问题之一，因为几乎都是作者想当然的结果。我们不排除梁羽生交给作者的参考资料本身就存在错误的可能，但作者若未经核实便秉笔直书，却终归算是失察。刘传第四九八页：“梁羽生的连载武侠小说首度在港结成书册，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龙虎斗京华》；由香港伟青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为五十年代中期。”且不说香港地区有没有“伟青出版社”的问题；但是，梁羽生的首部小说，出版社乃是文宗出版社。作者不但搞错了出版社，连“伟青书店”的名字也一并搞错，真怀疑他是否见过实物。但他写了这些错谬，仍不知足，非要画龙点睛再添一句“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上海书店的分支机构”，遂将笑话闹得更大。伟青书店的总编辑沈本瑛先生固然跟上海有关，伟青书店却只是学林书店的一个附属机构，跟上海书店谈不上有何渊源。接替伟青书店出版梁羽生小说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倒是跟“上海”有关，但那是跟香港的“上海书局”（总部在新加坡）有关。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书局”下面的“七十年代”月刊杂志社。类似这样的细节，倘若果然不知，弃之不写也就是了，又何必发挥不必要的想象？传记毕竟不同于小说，一旦错了，流毒更甚。
又如刘传第五一一页及五一二页：“不久，新加坡两份大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以高于香港的稿酬刊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后来两报合并为联合报系，但梁羽生的小说仍在《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刊登。”这也不对。两报合并之后，名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至于《联合晚报》则是台湾的报纸，与之完全无关。
撰写本文之前，笔者一直记得梁羽生曾称赞刘维群的《梁羽生传》“写的很有良心”，写到此处不禁疑窦丛生。查了一下，梁羽生接受sina采访时，确曾说过“刘维群写的很有良心”，不禁更觉奇怪。或许是其他两部传记的质量均逊色刘传远甚，所以梁羽生才迫得非提刘传不可？稍后目光一转，落在前后文间，这才心中了然：原来，梁羽生只是说刘传在谈及《金庸梁羽生合论》时“写的很有良心”罢了。
主持人：还有网友对您和金庸都熟悉，比如您以佟硕之的笔名写的你们的《合论》，想问您对四十年前那篇《合论》做不做修改？
梁羽生：不，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很多书谈论到……这个问题大家看《梁羽生传》，刘维群写的很有良心。
话说回来，刘传的质量较之另外两部传记，还是有其优势可言。读者欲知其详，请续看“羽生传记纵横谈”系列文章之“鸢肩”与“蜂腰”两篇。
〇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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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弹·鸢肩：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
七曜教主 评论 琴剑书生-梁羽生传 2008-12-09 00:31:54
“尽管本书写作的时间只有近四个月，但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却费时半年之久。”看到李斌先生“后记”中的这句话，笔者不禁长叹一声。原来这部传记前前后后，也不过就写了一年而已。作者未免太急了些，否则也许能和刘维群的《梁羽生传》并驾齐驱，亦属难言。然而事既如此，多说复有何益。
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二〇〇一年三月出版，版权页号称二十万字。但据正文看来，每行最多也就二十八字，若以三十个字算，则每页二十五行，最多也就是七百五十字。全书算上附录与后记，总共二百五十五页。这就是说，即使本书从头到尾都被文字填满，也不过十八万七千五百字而已，更何况还有段末的大量留白，实际恐也就是十五万字上下，诈称二十万，实难令人信服。当然这种虚张声势，在目前已是屡见不鲜，至少市面上的三部梁传，就莫不存有类似问题，李传不过其中最甚的罢了。
在书末的“后记”之中，李斌先生很坦诚的谈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其中“传记毕竟不同于小说，若将传主彼时彼地的动作、语言和想法都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读者反而会生疑了”几句，隐隐似是针对刘维群的《梁羽生传》，但却说得颇有见地，着实击中对方要害。然而李斌尽管说得十分先进，可他写出来的梁传之中，仍存在较严重的失察。
例如第七二页中，关于吴陈擂台比武的时间，先说是1954年，后说是1952年，两种说法仅隔一个段落，并且次页又改回1954年，可谓十分混乱。第八六页：“于是在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其实二者只差一年稍多。第五七页认为“在梁羽生的报人生涯里，他在《新晚报》副刊担任编辑的时间最长”这亦不合实情。第九二页引刘伯端为《白发魔女传》所写之词，此词原是针对岳鸣珂与铁珊瑚的恋情，但李斌引用时并未予以说明，很容易令读者误以为是就卓一航与练霓裳而言。
若说以上问题，都是粗心所致。那么李传之后，有个十分奇特的问题，足可引起重视。第二〇二页提及“广西梧州的一家影剧小报”缩写《云海玉弓缘》，“并不道明此文是缩写或改写，很能欺骗读者”。不知李斌写这段文字时，是否有实物作为依据？若由他知道该报第八版登出的所谓梁羽生题给该报的“武侠小说”而言，他应该是了解细节的。但该报“文字缩写”的负责人亦在同版注明，为何他竟不知？或许透露这条消息给他的人，并未交待全部情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斌在下文里说，梁羽生看了这个缩写本后“啼笑皆非”。那这个人恐怕十有八九，乃是梁羽生本人。）
当然李传亦非全无可取，至少关于作者作品的部分，字数就要超过之前的刘传。有些方面如作品创作历程，以及内地的盗版盛况，写得也比刘传详细。因此李传毕竟是在刘传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涉及面也更加宽泛了。至于其缺点也很明显，每节文字都十分单薄，整体看来更像一个有待完成的提纲，让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〇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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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三年底，香港爆出一條熱點新聞，史稱「吳陳比武」——太極拳和白鶴拳宣佈擂台爭勝，生死各安天命！一時間街頭巷尾，盡是拳經。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那時兼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室宣傳戰線黨書記。正是他靈機一動，提議用武俠小說吸引讀者，並讓《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回去物色作者。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吳陳比武當天，港澳諸報均登有特稿要聞，而以《新晚報》招數最奇。其署名「梁羽生」的〈太極拳一頁秘史〉一文，從楊露禪偷拳事一路講下，頗具武俠神韻。當月十九日，該報登出武俠小說重磅預告。當月二十日，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如期見報，以充滿新意的題材和主旨，確立了日後文學史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基本格調。
梁羽生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更是新中國成立後漸歸死寂的武俠小說之喚醒人。他非但挽救了這一小說類別，更使之影響全球，進而得到文學認可，這是他最大的創作貢獻。而他另有數不清的雜文散文和詩詞對聯，同樣值得注意。這一部份著作，論貢獻固無法和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相比，論成就和價值則是各有千秋，均足以使香港文壇增色，具備永恆的閱讀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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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啓後的新派武俠
梁羽生創作《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向他索稿的《新晚報》由新華社直接領導，主旨是傳播新中國的「新」字，所以這部小說勢需具有「新」意；另一方面，新中國政府基本禁絕武俠小說出版，南來香港的大陸客又無法接受當地夾雜方言、水平拙劣的「廣派」（南派）武俠，梁羽生想要用《龍虎鬥京華》幫報館爭取這些讀者，敘事風格上就不得不貼近還珠樓主、白羽等民國時期的「北派」作家。正是這種特殊的背景，促使《龍虎鬥京華》以「舊瓶裝新酒」姿態出現，繼往開來，大放異彩，從內涵上釀成武俠小說的巨大變革，呈現出和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由此開端，香港左派報紙紛紛登出武俠小說。金庸、百劍堂主、江一明、尉遲玄、林夢、楊劍豪、唐斐……再加上早從一九五二年就給《香港商報》創作武俠小說的牟松庭，各報主力編輯競相上陣，以共同的文學主張，形成早期的「新派」武俠小說。
這裏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
（一）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得以勃興，進而風靡東南亞乃至全球，背後實有中共中央的提倡支持。一方面，當時負責港澳辦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確指示《文匯報》不要太講政治，而該照顧讀者興趣，提供些武俠小說（吳羊璧署名「唐斐」的《黃河異俠傳》就是這樣來的）；他本人更是非要讀完梁羽生等人當天的小說內容才可以安睡。另一方面，東南亞僑報紛紛效仿香港同行，競相登出武俠小說，而且大都是轉載《大公報》和《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譬如泰國《中原報》就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開始借《龍虎鬥京華》吸引華僑讀者，而緬甸《中國日報》則是從次年八月開登。僅就目前所知，泰國《中原報》、《中原晚報》、《京華晚報》、《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星泰晚報》、《星暹日報》、《新報》，新加坡《新報》、《民報》、《新生日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聯合晚報》，馬來西亞《詩華日報》、《美里日報》、《大同日報》、《華僑日報》、《建國日報》、《中華日報》，柬埔寨《工商日報》、《棉華日報》、《湄江日報》，緬甸《人民報》、《新仰光報》、《中國日報》，越南《大夏日報》，印度尼西亞《生活報》、《印尼郵報》，老撾《華僑新聞》，早年都曾跟梁羽生小說結緣；除此尚有美國《華僑日報》和《中華新報》等等。這些報紙大都和當地新華分社往來密切，有些甚至跟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一樣，是由新華分社所直接領導；但又不乏「反共」報紙，譬如由蔣介石題字、奉民國正朔的美國《中華新報》就曾鄭重介紹《萍踪俠影錄》。由此益見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之強，雖無法脫離政治，卻足以超越政治。這種世界性魅力的另一體現，當是其各種譯本——梁羽生小說光是被譯成印尼文的就有約二十部，除此尚有柬埔寨文、泰文、英文、韓文、日文等各種譯本。
（二）早期「新派」僅指繼承《新晚報》上《龍虎鬥京華》而來的左翼陣營的武俠小說，概念上是和香港舊有的「廣派」相對，而不是和整個民國時期的作品相對。當時《新晚報》和競爭對手《星島日報》份額大約是四六開，隨着《龍虎鬥京華》出現，這距離不斷縮小，有時《新晚報》甚至會小贏一番；而稍後登出「廣派」耆宿鄧羽公新撰小說《五嶺遊俠傳》的《文匯報》和早就登有牟松亭《山東響馬傳》的《香港商報》卻無大突破，表明只有《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才是成功方向，所以這兩部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卅一日齊告完結，次日元旦分別由商清和金庸的小說接替。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新晚報》武俠小說不再一枝獨秀，而是漸成陣營，當年十月更提出「新派」一語；二是左派報紙的武俠小說由此急劇升溫。而這次升溫又帶來兩個結果：一是使香港的《晶報》、《真報》、《成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華僑晚報》、《新生晚報》等自命「大報」的「非共」和「反共」報紙再難安坐，不得不推出武俠小說相抗衡，卻又都不肯冠以具有政治寓意的那個「新」字；二是使香港固有的「廣派」武俠小說一天天面臨絕境，數年後徹底湮滅。這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和不同陣營的搏殺階段，從結果來看顯然是銳意求變的「新派」優勝，雅俗共賞讓讀者欲罷不能。這一階段的落幕，是金庸創辦《明報》的一九五九年，直到這時才第一次有「新派」武俠小說脫離新華社領導下的左派報系。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所謂「新派」不再有明確的陣營歸屬，概念放大到足以囊括一切新出現的武俠小說，躍升至一般文學史所謂「新」對「舊」的更高含意。
由梁羽生所開創的「新派」之所以得到躍升而非曇花一現，跟早期作者群的文學主張是分不開的。他們的文學主張，主要從文學觀、歷史觀和價值觀三方面體現出來。
先說文學觀。梁羽生嘗謂：「其實所謂『新派』也者，也並沒有甚麼『新』，只不過是要求作品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已，古今中外，凡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創作，都是旣有思想內容，又有藝術創造的。只不過在以前的『武俠小說』中，好些作者還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因此我們這些不成熟的東西，才能給人以一種新鮮的感覺而已。」正如梁羽生所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家的創作目的是養家餬口，沒興趣更沒辦法兼顧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導向。而梁羽生等早期「新派」作者則以接受了「新思想」的「文藝工作者」自命，按照文藝標準來創作，藉武俠小說向讀者傳播思想，其「文以載道」的文學觀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家無疑有天壤之別。
再說歷史觀。「新派」出現以前，武俠小說整體上欠缺歷史意識，故事背景總選擇時距較近的晚清、民國，只有「江湖仇殺」和「除暴安良」兩大套路，不直面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更不會對之進行褒貶評價。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不但讓英雄俠客置身歷史洪流，更用「階級矛盾」闡釋官民對立，小說中的正面形象大都具備推動階級鬥爭和反抗異族侵略的使命感；故事的主要舞台則是邊塞地區或北京、江南，以異族人民跟漢族反抗者的親密合作，渲染侵略戰爭的不正當性；又常以「雙方分處敵對陣營或出身背景差異極大」製造愛情矛盾。他們強調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力求喚醒年輕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並以唯物主義史學理論指導創作，使武俠小說兼具歷史小說之長。
第三是價值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而「新派」提倡集體主義，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俠客首先要保證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梁羽生闡釋道：「我認為，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個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這是我的看法。一個人可以完全沒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沒有俠。那麼，甚麼叫做俠，這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我的看法是，俠就是正義的行為；甚麼叫做正義行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認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就是正義的行為。」金庸則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高度概括。這種集體主義指導下的價值取向，同樣是民國「舊派」不具備的。
早期「新派」武俠小說以上三方面的文學主張，本質上固因組織的需求所致，事實上則都是沿着梁羽生所開闢的道路前行，把他的一部份個人特點發展成流派特點。這是梁羽生小說「開風氣」的一面。而梁羽生小說又另有相當別致和超脫的一面，非但同時期、同流派的作家所無從效仿，後來者同樣難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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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體系的小說創作
梁羽生埋首創作三十年，共著有武俠小說三十三部，結集出版時分成三十五部。倘以內容論，可分出唐、宋、明、清四系；但若從作者本人的創作旨趣來看，則只有「《大公報》小說」和「非《大公報》小說」兩類。後者是指《新晚報》、《週末報》、《香港商報》、《武俠與歷史》等政治性相對不是很凸顯的報紙雜誌上的小說。
其中「《大公報》小說」計有《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萍踪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瀚海雄風》、《風雲雷電》、《武林三絕》、《劍網塵絲》（含《幻劍靈旗》）和《武當一劍》共十三部。十三部小說的共同點是注重闡釋「俠」的精神，除了一般意義的行俠仗義，更包括反抗封建統治和反抗異族侵略，格調雄壯，主題厚重，保持着「新派」武俠小說的正統風格。譬如《七劍下天山》的「俠」主張團結各族人民，推翻外來政權；而《萍踪俠影錄》的「俠」則主張不計個人得失，將一切獻給祖國；至《大唐遊俠傳》更創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人物形象，不斷探求「俠」的可能。
但若將梁羽生的「《大公報》小說」比諸他同時期的「非《大公報》小說」，譬如《江湖三女俠》比諸《白髮魔女傳》、《萍踪俠影錄》比諸《冰川天女傳》、《聯劍風雲錄》比諸《雲海玉弓緣》、《瀚海雄風》比諸《遊劍江湖》、《劍網塵絲》和《幻劍靈旗》比諸《彈指驚雷》和《絕塞傳烽錄》……那結果顯而易見，前者（《大公報》小說）皆不如後者（非《大公報》小說）靈動奇麗、灑脫不羈。
的確，和注重展現「俠」之精神的「《大公報》小說」相對，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是注重展現「情」字。這「情」字不獨指「愛情」一項，而是包括「親情」、「友情」甚至「奇情」等等，再輔以角色的極端性格，形成浪漫的文學效果。縱觀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前所作，堪稱每一部都自有特色，創新的意味十足。
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梁羽生的「《大公報》小說」，不但以《萍踪俠影錄》成就最高，而且完全可以用這部小說來總括；而「非《大公報》小說」各有特色，諸如《白髮魔女傳》、《雲海玉弓緣》、《女帝奇英傳》風格不一，題旨殊異，論到藝術的感染效果則難分軒輊，並沒有哪一部足以涵蓋其餘。
兩大體系有這樣大的分別，自然跟報紙定位有關。梁羽生是這樣評價當時的《大公報》的：「因為那時的左派，一般說都板起面孔；報紙像《大公報》也是。」而《新晚報》雖然是《大公報》的附屬報，卻被明確要求走「灰色」路線，編輯方針不同，政治傾向較弱，留供作者發揮的餘地自然隨之增大。所以若要分析梁羽生個人的創作特色，從「非《大公報》小說」下手無疑更加合理。
這些特色之中，最重要的是角色的個體主體意識。和「《大公報》小說」小說強調社會主體意識不同，梁羽生的「非《大公報》小說」很顯然是受到現實主義文學影響，角色形象帶有特別鮮明的個體主體意識。正如梁羽生之自釋，白髮魔女（玉羅剎）近似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卓一航近似屠格涅夫的羅亭，厲勝男近似卡門，金世遺則近似約翰·克里斯朵夫。他們有的追求愛情自由，有的性格軟弱、遇事舉棋不定，卻全都具有濃厚的個體主體意識，堅持自我，不肯向別人（甚至愛人）妥協，結果招致悲劇。正是這種對個體主體意識的全面把握，使梁羽生小說衝破時代和環境的樊籬，具備極深刻的現實意義和純粹的藝術特徵。
按照西方精神分析學家的「潛意識」論，人之慾念長期被環境壓抑，就會以隱晦的面目現諸夢中。假如允許用該學說打個比方的話，那就是梁羽生本人的慾念（個體主體意識）一直受環境（所屬陣營的意識形態）壓抑，只好藉小說求得變相的紓解。
事實上，綜合各方面資料來看，梁羽生本人的個體主體意識無疑是相當強的。他自幼好學，興趣博雜，文學、史學、棋牌、藝術……方方面面都有深厚積累。個人努力再加上後天際遇，自然令他的才華遠超乎同儕之上，贏得簡又文、饒宗頤、陳寅恪等學者名流讚許。譬如當他讀大學時，人稱「嶺南才女」的國文系教授冼玉清甚至覺得本校國文系根本不足以教他。這種來自社會精英階層的好評，理所當然會助長年輕人的自傲性格，進而加深其個體主體意識，使之體驗到特別強烈的孤獨感。
梁羽生曾不止一次談到當年這種感受，比較明顯的是一九五三年所作〈從卓別靈談到孤獨感〉一文：「從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大都有同一的毛病，老是感覺自己孤獨，感覺到沒有人了解的悲哀……雖然我自己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這些陰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們』走去的。」而一九九九年的〈亦狂亦俠 能哭能歌——憶念《大公報》前副總編輯陳凡〉就更直白了：「但繼而一想，以陳凡的詩詞功力，豈有看不出我的思路之理，莫非他是藉此來糾正我的『偏差』？在五十年代的『左派』陣營，許多人還是抱着理想、追求『進步』的……」
但若論到這種「孤獨感」的最直觀體現，則當數梁羽生早年的詩詞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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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根芽的詩詞人生
眾所周知，梁羽生武俠小說最直觀的特點之一，就是詩詞歌賦的靈活運用。除了概括整部小說的首尾詩詞之外，更常常用詩詞佳句來塑造人物，提升小說感染力。諸如《七劍下天山》第廿六回敘冒浣蓮和納蘭容若因詞寄意、《白髮魔女傳》第卅二回敘卓一航石壁刻詩、《散花女俠》第卅六回敘沐燕向鐵鏡心填詞示愛，都是武俠小說創作中「僅此一家」的獨特手法。再如《還劍奇情錄》第二回藉雲舞陽所吟「辜負梅花一片心」預伏陳雪梅事，同樣是極高明的創作技巧。最難得者，梁羽生這些詩詞絕不光來自學識，更主要是來自性情。所以《萍踪俠影錄》張丹楓的狂歌當哭才特別令人神往；而《雲海玉弓緣》則神似龔自珍的《秋心》三首，極具蒼茫落寞之幻滅感，整部小說都洋溢詩性。
梁羽生小說和古體詩詞的不解緣，顯然是繼承他早年間這方面的創作而來。他祖籍廣西梧州市蒙山縣文圩鎮屯治村——當年是廣西省桂林道蒙山縣龍定里文圩鄉屯治村，實姓陳氏，父母兩家都是鄉間有名的富農地主。他的父親陳品瑞懸壺濟世，古道熱腸；他的堂兄陳文奇是蒙山地區培養出的第一個留學生，歸國後負責協辦中方和法屬越南的沿邊國防及外交事務；而他的外祖父劉乃琳更是當地一等一的文武全才。
劉乃琳字瑞球，年輕時以一腔熱血投奔抗法名將蘇元春，獲蘇氏薦學軍事，後擔任廣西邊防軍之「標統」職務，約和現下的團長相當。辛亥革命成功後，割據廣西的陸榮廷不滿意眾軍隊理念陳舊，特開辦將校講習所，分批培訓手下將官。當時講習所的教官就包括李宗仁和劉乃琳。再後來李宗仁運籌擊潰舊桂系，揮師攻打北洋政府，劉乃琳和陳品瑞皆曾隨軍北上，結果一病一傷，相繼回家調養。
劉乃琳由此卸甲隱居，鎮日以下棋和詩詞自娛。陳品瑞仰慕岳父閱歷豐富又諳熟舊學，提議由他負責梁羽生的啓蒙教育，所以梁羽生就從五歲那年開始隨劉乃琳學習《古文觀止》、《三字經》和《論語》等古典精粹。劉乃琳熟讀《資治通鑒》和廿四史，授課後常常再講些故事，幫外孫打下牢固根柢。如此三年後，劉乃琳又向梁羽生傳授了圍棋和對聯，待他用一年時間熟練了平仄韻律，再教他作詩填詞。
清末有「四大詞人」之說，劉乃琳和其中兩位都有往來。他以王鵬運弟子自居，填詞恪守「重」、「拙」、「大」三個要點，並特別講究音韻；又接受況周頤的美學理念，主張填詞需「有萬不得已者在」——填詞要有寄托才佳，而且要兼顧「性靈流露」和「書卷醞釀」兩方面。上述這些觀點，自然而然被梁羽生繼承下來，使他早年的詩詞作品充滿悲愁困苦之感，意境孤寂、憂鬱。尤其是「重」、「拙」、「大」三字，後來更直接影響到他創作的武俠小說。所謂「重」是生命之重，所謂「拙」是情節之拙，所謂「大」則是意境之大。正如他本人所言：「文學作品能夠感動讀者，主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生動和內心情感刻畫的深入……我個人寫小說並不很注重故事的情節，但有時為了迎合讀者，也不得不兼重情節的發展，惟在敘述時盡可能避免情理不通之處，使故事合理化而不流於神怪奇詭！」
目前留存下來的梁羽生詩詞作品，最早者是題贈韋月仙的《人月圓》詞，詞曰：「不堪回首當年事，休上望鄉台。故園荒蕪，故人零落，故跡難埋。 萍水重逢，悲歡離合，喬木蒼苔。他年花發，天涯音訊，能否傳來。」這顯然是脫胎自倪瓚的《人月圓·傷心莫問前朝事》詞。倪瓚生當元末，感時傷世，使用寓意時光流逝、大勢難挽的「喬木蒼苔」自然不覺突兀；而梁羽生這首詞是要贈給他的意中人的，這就大有「強說愁」之感了。
按照況周頤的理論主張，人需要傷感到一定程度才有望創作出優秀詩詞。梁羽生早年完全遵循此說，若非因故需要「強說愁」的話，就只有情緒特別低落時才會作詩填詞。譬如不得不和意中人分別之時，被影片《一夜皇后》感染得淚流不止之時，知悉衡陽失守而悲憤交加之時……他想要用詩詞來排遣愁緒，而他的性情卻又被這種充滿愁緒的詩詞所攫。
他當時最鍾愛納蘭容若的詞。按照他的理解，納蘭容若出身貴族家庭，本身卻厭惡貴族生活的無聊和腐朽，性格清高，極不屑其父親的庸俗卑鄙，但是封建思想又使他無法公開反抗父親。納蘭容若求不到精神上的解脫，於是在詞章上就化為悲苦之聲。「也許生成氣質相近吧！那時候自己是公子哥兒，不通世故，總覺得和納蘭非常的有緣份……」由此不難推知，梁羽生的苦悶實是由內外兩方面共同構成的，一方面是來自外界人事的情感之傷，另一方面則是他所接受的新思想帶給他的孤獨寂寞。
梁羽生是從初中就接觸了新思想的。時當抗戰初期，國民黨不斷後退，中共地下黨則積極活動，呼喚民眾抗日。梁羽生班上的地理老師就是一位地下黨員，指導學生閱讀《新華日報》和毛澤東《論持久戰》等著作，而梁羽生最愛看《救亡日報》桂林版。後來他到桂林求學，就更是主動接受新思想了。新思想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和年輕人特有的使命感、責任感，同時又不斷提醒他背後是一個地主家庭。
就這樣發展到一九四四年，梁羽生高中畢業，避戰火返回蒙山老家，由此結識了前來投奔他父兄的簡又文、趙文炳和饒宗頤等一群文人學者。梁羽生以詩詞向他們請益，結果得到頗一致的答覆。趙文炳稱讚他的才情，卻說詞由婉約而來，格調悽婉非少年所宜；簡又文則根本不喜歡這種頹靡之感，收他當了弟子後便勸他勤讀修身養性之學；而饒宗頤乾脆親自教他作詩填詞。梁羽生根據先生們的訓導，新作了一首《水龍吟》詞。詞曰：「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家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佇。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巖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斗移星，驚沙落月，辟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龍舞。」他後來有一句自我點評：「這首詞豪情勝慨，抱負既高，胸襟亦廣。」確實跟舊作大異，呈現出新的內容。
梁羽生的詩詞和人生，由此開始一個「莫學新聲後主」的新階段：境界更加遼闊，性情趨向疏朗，不復有幽咽自苦之作。抗戰勝利後，他隨簡又文回廣東生活，就讀嶺南大學，又碰到另一位對他影響至深的老師，那便是地下黨員金應熙。嶺南大學當時有個名曰「藝文社」的合法社團，表面上從事文化藝術活動，其實是校園地下黨員和地下學聯成員的大本營。金應熙長期指導「藝文社」事務，梁羽生和他往來密切，漸漸被熏陶成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很快就被「藝文社」相中錄用，展現出非凡才華，後來更當上由學生自治總會負責編印的《嶺南週報》總編輯，直至受恐嚇被迫辭職。
一九四九年，渡江戰役打響，政府下令後方城市各高校提早放假，遣散學生，防止地下學聯運動。梁羽生老家蒙山正被國民黨桂系控制，而他又上了國民黨的追捕黑名單，因此先到香港謀生。香港《大公報》收留了他，使他得以發揮熱情，可以報效蒸蒸日上的新中國。固然這中間是有波折的，譬如父親和堂兄不幸被冤殺，但是梁羽生畢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無論經歷怎樣的挫折失敗，他總是把使命感看得比一切更重。「那時候的青年是這樣的，儘管共產黨犯了很多錯誤，但是共產黨代表了方向。當時年輕人還是有希望，還是有理想主義，要不然，早就被歷史淘汰了。（中略）年輕時想得太美了，共產主義啊，為理想奮鬥啊。實際上，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膿瘡有血瘤，有醜陋的一面。當時想，東方紅、太陽昇，美得不得了啊。這是我人生的遺憾。也許能看到，也不一定。」梁羽生的這一腔熱忱，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五月。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風暴」帶給梁羽生極大的思想衝擊，他目睹香港的公共秩序被破壞，無辜群眾的日常生活受干擾，信念一瞬間土崩瓦解。他唯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了，從此只想跟武俠小說和象棋圍棋打交道。這個階段（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梁羽生武俠小說是很黯淡的，理想的消亡讓他的作品不再具有精神，反倒致力於推敲回目，而且大都是七字對聯。其絕佳者不勝枚舉：「獨行長劍一杯酒，孤客高樓萬里心。」「四野龍蛇吟寂寞，九邊風雪路迷離。」「故國路遙歸夢渺，天涯人隔客魂消。」「回頭始識風波惡，放眼應知天地寬。」又有用前人名句發展出的：「錦帳青鋒疑是夢，瓊樓玉宇不勝寒。」「何須拔劍尋仇去，依舊窺人有燕來。」「心事浩茫連廣宇，情懷蕭索覓伊人。」更常有嵌字嵌名之作：「欲得仙槎通瀚海，且看豪傑振雄風。」「折戟消兵歌牧野，沉沙洗甲看流星。」「彈指傳烽消罪孽，驚雷絕塞了恩仇。」梁羽生沒興致談理想了，卻牢牢恪守詩魂，想要從詩詞對聯裏尋求排遣。（他的《遊劍江湖》甚至發展到六十九章的每一章開篇都使用一首詩詞，這無疑要花大功夫。）這以前，他小說的回目主旨是概括劇情，到這時則不但對仗工穩，兼且自備意蘊，足可以脫離小說而單獨欣賞，就像他小說裏的那些詩詞一樣，有時如奔濤出壑，奇景壯絕；有時則清雋自然，彌足回味。
一九八六年十月，蒙山縣人民政府發佈〈關於給予陳信玉平反、恢復名譽的通知〉，梁羽生之父沉冤昭雪。次年二月，梁羽生回到闊別近四十年的蒙山老家，回港後於當年秋季移民澳大利亞。移民澳洲的梁羽生開始享受生活，聽蟬看雲，以文會友，詩詞創作隨之趨向喜樂、平和，但仍有「變調」出現。最著名的是陳凡死後，他重題《草莽龍蛇傳》的那一句：「自憐多少傷心事，家國飄零到白頭。」從這個角度來講，梁羽生確實是有些「看不開」和「放不下」的。他曾有「廿年得失隨緣份」之句，自覺很「灑脫」了，卻被好友黃苗子指出「得失」兩字依舊有所計較，不如易以「歡喜」更好。
縱觀梁羽生的一生，確實很像是「別有根芽」的納蘭容若，總無法跟生活的環境相融。在廣西（一九四五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所接受的新思想，使他無法和社會相融；在廣東（一九四九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的家庭背景，使他雖然和「藝文社」同學共事，卻不被真正接納；在香港（一九八七年以前）時，他的「根芽」是他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使他屢屢和他所服務的組織脫節；到了澳洲以後，他的「根芽」卻是他的祖國和故鄉了，悉尼的生活誠然愜意、快樂，卻畢竟無法把他變成一個徹徹底底的澳洲人。
所以梁羽生晚年才會有這樣一幅自況聯：「俠骨文心，笑看雲霄飄一羽；孤懷統覽，曾經滄海慨平生。」他的「俠骨」和他的「文心」、他的「孤懷」以及他的「曾經滄海」，確乎是足以讓他「慨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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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通識的雜文散文
梁羽生是說不清也說不盡的。他學識淵博，經濟學、文學、史學和心理學全都可以信手拈來，行文引經據典，以理論和數據服人，非才華超卓者所不能至；他欣賞藝術，電影、戲曲、音樂、舞蹈，無不是興趣所在；他又活潑好動，象棋、圍棋、橋牌和乒乓球樣樣當行，屢次被報館派出採訪重大賽事。他署名「陳魯」的棋評尤其得報館和讀者的青睞，一而再見諸頭版，如此特別優待就算是他的武俠小說都享受不到。
梁羽生以創作立命，把一切都用文字呈現，而他這些五花八門的愛好，自然絕不是「小說」和「詩詞」裝得下的。事實上，他著有數量相當龐大的雜文散文，只是一直沒得到全面整理。早當他開創武俠小說的「新派」天地之前，就有大量文談、史話等作品見諸報端，包括《大公報》上〈略評「山長水遠」中的人物描寫〉、〈從「相輕」到相重〉、〈風波亭的悲劇〉、〈向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學習〉、〈論五卅運動〉等獨立文章，以及《新晚報》的「茶座文談」和「李夫人信箱」專欄、《文匯報》的「歷史新話」專欄。加上後來的「台灣史話」、「中國社會發展史講話」、「史料點滴」、「古今漫話」、「筆不花雜記」、「棋人棋事」、「筆劍書」、「聯趣」、「有文筆錄」（中間插有「摘錄評點《金瓶梅》」和「古文賞析」）和「聯之趣」，總共十三個大小專欄；另有跟人合作的「影劇廣場」、「上下古今談」、「三劍樓隨筆」、「一人一題」及各大報紙上難以徹查的獨立文章。倘非「五月風暴」促使他躲進小樓，留下十年空白，雜文散文的創作無疑將伴他一生。
梁羽生的雜文散文，從主要內容來說，就包括文藝、歷史、對聯、棋賽、影劇、旅行、雜事、懷舊……真可稱無所不談，而又按空白期明顯分裂成前後兩部份。前期特點是虔信唯物主義，銳意進取，同情工農階級，提倡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偶有《旅途小簡》這種清新雅致之作。後期則歷經滄桑，蕭散野逸，完全以趣味和閒適取勝。前後期共同的特點是居高俯瞰、議論橫生、情感真摯、旁徵博引，形散而神不散，具有錯綜變化之美和自然直率之美。
這跟他的博學通識和出眾記憶力是分不開的。譬如他一九六四年受邀演講「十五年來中國象棋之發展」時，不但以古體詩詞來概括棋手風格，把日新月異的棋壇濃縮成一首七言長詩；更隨手擺出歷史上的精彩對局，用現場大棋盤演示種種變化。他甚至曾在北京表演盲棋，且自信能同時跟八人對弈。又譬如他評點天下名聯，非但注重文辭本身的趣味性、藝術性和背景資料，更對之進行美學分析，譬如輕重的均衡、虛實的映襯，進而至用典是否得當、對仗是否工整，以及該聯之佳處何在，劣處又何在；從文史兩方面把對聯藝術的精湛巧妙處一一點明，非腹笥淵博的大手筆所不能辦。
梁羽生把詩詞功夫挪用到棋評之中，把文史知識挪用到聯話之中，打破壁壘，豐富內涵，固可說別創一格，卻只是「博學通識」的表現之一。更大的表現，是他憑藉淵博的閱讀範圍和知識體系，居高臨下俯瞰整個時代。
譬如他評點新加坡的華文小說，就直接從宏觀角度指出：「香港並非缺乏有才能的作家，但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多少有才能的作家，也只能隨波逐流，寫一些『廉價小說』——過去流行一時的所謂『三毫子小說』，大家恐怕『印象猶新』吧？也不是說所有『廉價小說』都沒有文藝價值，但這些小說中，庸俗的趣味更多，恐怕也是事實。（中略）新加坡作家則無需如此。也正因此，他們倒是比較能夠認真從事於文藝創作的。儘管在技巧方面，他們可能還比不上港台一些老作家的熟練，但主流是健康的。讀到他們的文藝作品，就像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令人呼吸舒暢。」又譬如他解釋文人書信的審美價值，有云：「文人書信，可以是優美的文學作品，還可以是一種雅致的綜合藝術。書法是最突出的一面，好的書法，賞心悅目，未讀內文，已是一種享受。而且朋友的書法，篆、隸、真、草、行、楷，各個不同。其筆致或則恣肆流動，或則沉穩凝重；其體勢或則磊落波磔，或則劍拔弩張，字體不同，各如其面。看到朋友的筆跡倍增親切之感，這更是非『手寫』的信所能給予的。（中略）時至今日，不但有了電話、電傳，還有電子郵件，不論海角天涯，都可傳音傳信。科技的發展，難免在某些方面影響了雅致的藝術，不過物質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原可以並行不悖。工作之餘，放下計算機，聽聽音樂，那也未嘗不是一種享受。」凡此種種，皆足以表明他的視野、境界和成就。
梁羽生的俠士襟懷和他的文人理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的畢生追求正如他之自釋：「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別人的腦袋」、「如俠士之敢於傲視世界」。正是這一種「傲視世界」的肝膽和器量，使得他的小說、詩詞和雜文散文具備獨特的藝術生命，既存活於時代之中，又超脫於時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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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 2016-06-17 11:31:15
梁羽生以武侠小说显名，导致他的其余文章一直不大受读者注意，这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一九八〇年三月，他给新加坡《星洲日报》所开“笔剑书”专栏之内，劈头便道：“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但对写武侠小说，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只盼能够在写满三十周年（一九八三）的时候，顺利退休吧。”从“浪费”、“疲倦”和“顺利退休”等等措辞，不难感知他创作后期的消极态度。尤其《武当一剑》完结以后，他虽然宣称要仔仔细细订正旧作，实则只有《七剑下天山》等有限几部早期作品得到了充分重视，晚近诸作如《广陵剑》、《武林天骄》、《武当一剑》等甚至不惜一删了事。
随之俱来的，却是他以巨大热情扑向《大公报》之“联趣”专栏和更早开设的《香港商报》之“有文笔录”专栏，前者三年，后者十一年，而且两者皆日复一日，罕有间断。一个人的精力本就有限，又何况花甲之年的梁羽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晚年对待武侠小说和杂文散文，绝非“顾此失彼”可以形容，而近乎“丢卒保车”矣。任何读者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察觉梁羽生接受采访时从不会主动谈到《狂侠·天骄·魔女》以后的武侠创作，只有《游剑江湖》和《广陵剑》偶尔被提上一句两句。要言之，梁羽生对其后期的武侠创作，从主观态度上就是很轻忽的。读者若想再次接触那个精神抖擞、学富五车的梁羽生，就唯有向其杂文散文当中寻。
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梁羽生对杂文散文的兴趣绝不是老而弥笃，而是一以贯之，从未有半分消减。众所周知，梁羽生学识渊博，经济学、文学、史学和心理学都可以信手拈来，兼且欣赏艺术，举凡电影、戏曲、音乐、舞蹈……无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如此复杂的知识结构，自然绝不是“武侠小说”就足以装得下的。事实上，梁羽生的确留下数量相当庞大的杂文散文，论字数当有武侠小说的一半以上，只是一直没得到全面整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长达十一年的“有文笔录”专栏。正如梁羽生长子陈心宇先生作序时所言：“我看他的小说不多，而他对我说他的小说创作心得也不多。他说得最多的是历史，闻人逸事，尤其是诗词、对联的创作技巧与品赏。这方面内容后来都在他的‘有文笔录’专栏中得到展现。按照出版社建议，先把有关民国诗词的部分整理出来。”
统揽梁羽生的杂文散文，不难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居高俯瞰、议论横生、情感真挚、旁征博引，具有错综变化之美和自然直率之美。这跟他的博学通识和出众记忆力是分不开的。譬如他一九六四年受邀演讲“十五年来中国象棋之发展”，不但以古体诗词来概括棋手风格，把日新月异的棋坛浓缩成一首七言长诗；更随手摆出历史上的精彩对局，用现场大棋盘演示种种变化。他甚至曾在北京表演盲棋，且自信能同时跟八人对弈。又譬如他评点天下名联，非但注重文辞本身的趣味性、艺术性和背景资料，更对之进行美学分析，关于轻重的均衡、虚实的映衬，进而至用典是否得当、对仗是否工整，以及该联之佳处何在，劣处又何在，从文史两方面把对联艺术的精湛巧妙处一一点明，非腹笥渊博的大手笔所不能办。
梁羽生把诗词功夫挪用到棋评之中，把文史知识挪用到联话之中，打破壁垒，丰富内涵，固可说别创一格，却只是“博学通识”的表现之一。更大的表现，是他凭借渊博的阅读范围和知识体系，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时代。譬如“有文笔录”谈到郁达夫的旧体诗，有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荷属印尼的大部分领土亦继新马陷入日军之手，郁达夫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地名）开设酒厂，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和当地女子何丽有结婚。结婚的日子是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当晚，洞房花烛夜，郁达夫破戒饮了酒，乘酒兴用《毁家诗纪》的四律原韵写了四首《无题》诗……从诗中看来，郁达夫在洞房之夜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对这位新婚夫人虽然没有爱情，但却有感情。一方面对王映霞未能忘情，一方面也想和这位新夫人厮守下去。这种复杂的感情，加上了国破家亡之感，令得后人读这几首诗的时候，都感觉得到那种笑中带泪的意味。”
梁羽生之谈论民国诗词，虽然免不了引用文献资料作注，但是他取舍“谈资”之际，所看重的是艺术性而不是思想性，所强调的是阅读趣味和新奇见解，而不是由此衍生的时代意义或历史价值。譬如他谈廖凤舒的粤语咏史诗，有云：“写秦二世之为‘败家仔’，刻画传神，‘未必乖哥唔识鹿’，尤为警句。意谓秦二世虽为‘蠢仔’，亦未至于连马与鹿都分不清。赵高指鹿为马之能得逞，是因二世为势所逼，不能不做他的傀儡也。故亡秦之责，赵高大于二世。”又如谈康同璧（康有为之女）一九六二年游西樵山诗，有云：“诗中表达了一个饱历沧桑的老年人回乡的感慨，这八十年间，她经过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抗战、解放等大事，‘往来劫历几催迁’，洵非虚语也。‘问询苏村’句颇有唐人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意味。”凡此种种，皆足以表明这部作品的视野、才学和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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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一提，有读者问到北大版和香港版《梁羽生评点民国闻人诗词》的区别，特予说明：（一）北大版是我根据1980年～1990年的全部报纸内容来整理的，而香港版欠缺1988年以后的内容。从绝对数量上，北大版有绝对优势。（二）北大版没有收录谈汪精卫诗词的内容。（三）北大版没有收录简又文等人到蒙山避难时的作品，这些内容将另行呈现。（四）北大版文章以发表顺序排列，香港版是按人排的，因此删除了一部分“起承转合”的段落。从这个角度来讲，北大版基本表现了专栏原貌，仅仅进行了一些词语和人名规范。（五）事实上，北大版完全是从零开始的，而不是引进现成的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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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武俠之外的梁羽生（渠誠）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散文集 2015-06-23 17:46:11
梁羽生以武俠小說顯名，導致他的其餘文章一直不大受讀者注意，這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一九八零年三月，他給新加坡《星洲日報》所開「筆劍書」專欄之內，劈頭便道：「我本來是從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緣，寫上武俠小說，不知不覺，在刀光劍影之中，已是浪費了將近三十年的光陰了。（中略）但對寫武俠小說，我實在有點疲倦了，只盼能夠在寫滿三十週年（一九八三）的時候，能夠順利退休吧。」從「浪費」、「疲倦」和「順利退休」等等措辭，不難感知他創作後期的消極態度。尤其《武當一劍》完結以後，他雖然宣稱要仔仔細細訂正舊作，實則只有《七劍下天山》等有限的早期作品得到充份重視，晚近諸作如《廣陵劍》、《武林天驕》、《武當一劍》等甚至不惜一刪了事。
隨之俱來的，卻是他以巨大熱情撲向《大公報》之「聯趣」專欄和更早開設的《香港商報》之「有文筆錄」專欄，前者三年，後者十一年，而且兩者皆日復一日，罕有間斷。一個人的精力本就有限，又何況花甲之年的梁羽生。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晚年對待武俠小說和雜文散文，絕非「顧此失彼」所可形容，而近乎「丟卒保車」矣。任何讀者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察覺梁羽生接受採訪時從不會主動談到《狂俠·天驕·魔女》以後的武俠創作，只有《游劍江湖》和《廣陵劍》偶爾被提上一句兩句。要言之，梁羽生對其後期的武俠創作，從主觀態度上就是很輕忽的。讀者若想再次接觸那個精神抖擻、學富五車的梁羽生，就唯有向其雜文散文當中尋。
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梁羽生對雜文散文的興趣絕不是老而彌篤，而是一以貫之，從未有半分消減。僅就目前所知，他前前後後就有「茶座文談」、「歷史新話」、「李夫人信箱」、「台灣史話」、「中國社會發展史講話」、「史料點滴」、「古今漫話」、「筆不花雜記」、「棋人棋事」、「筆劍書」、「聯趣」、「有文筆錄」（中間插有「摘錄評點《金瓶梅》」和「古文賞析」）「聯之趣」總共十三個大小專欄，除此尚有跟別人合作的「影劇廣場」、「上下古今談」、「三劍樓隨筆」、「一人一題」以及無從徹查的獨立文章。具體各專欄的時間和篇數，這裏無法詳敍，就請讀者直接翻到最後附錄的〈梁羽生年譜〉慢慢檢閱。
梁羽生的雜文散文倘若全部整理出來，論字數當有武俠小說的一半以上。早當他以《龍虎鬥京華》開創武俠小說的「新派」天地之前，就有大量的文談、史話等作品見諸報端，繼而結集出版，是香港左派報系所重點培養的年輕編輯之一。這一階段的文字，主要見諸《新晚報》的「茶座文談」和「李夫人信箱」專欄，以及《文匯報》的「歷史新話」專欄。三者的共性是虔信唯物主義，同情工農階級，提倡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其中「茶座文談」和「李夫人信箱」分別體現了他的「新」文學觀和「新」價值觀，這兩者再加上由「歷史新話」體現的「新」歷史觀，便是他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決基礎，而且這正是香港「新派」和所謂民國「舊派」的根本區別。要想準確把握梁羽生小說的意境及內涵，閱讀其早年間的雜文散文無疑是一條坦途。
這裏特別強調「早年」二字，係因梁羽生後來重訂了一部份舊文章。比如「歷史新話」專欄〈岳飛的悲劇〉一文，有云：「在岳飛受『十二道金牌所召』時，原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但岳飛究不過是封建時代的『英雄』，他抗戰的決心，敵不過『忠君』的觀念，也許他還有對於皇帝的幻想，以為做一個忠實的奴才，可以升遷，於是不顧人民的『拭淚挽留』，乖乖回京送死了。」至一九七八年「筆不花雜記」重登本文，這一段易作：「在岳飛受『十二道金牌』所召時，原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但岳飛究不過是封建時代的『英雄』，他抗戰的決心敵不過『忠君』的觀念，於是不顧百姓的『拭淚挽留』，乖乖回京送死了。」這都是值得注意之事。無奈篇幅有限，本次只選取相對更有價值的〈五胡十六國〉一文，以助讀者細究梁羽生小說「反抗異族統治」這一常見主題。
以往出版的梁羽生文集，內容大都是他退休前後所作，從而使他只給人留下一個「老態」印象。而年輕時的梁羽生又是怎樣？從早年間的文章來看，他是貫徹了他所提倡的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他學識淵博，經濟學、文學、史學和心理學全都可以信手拈來，行文引經據典，以理論和數據服人，非才華超卓者所不能至；他欣賞藝術，電影、戲曲、音樂、舞蹈，無不是興趣所在；他又活潑好動，象棋、圍棋、橋牌和乒乓球樣樣當行，屢次被報館派出採訪重大賽事。他署名「陳魯」的棋評尤其得報館和讀者的青睞，一而再見諸頭版，如此特別優待就算是他的武俠小說都享受不到。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的孫立川總編輯，是梁羽生晚年最密切的知交之一。這次承蒙孫先生點將，得以編訂一本全新的梁羽生散文集，自然希望將上述方方面面都展現出來，並兼顧所取文章的史料價值。茲提要如下。
第一章「講武論俠」顧名思義，是收錄關乎「武」字和「俠」字之文。其中〈太極拳一頁秘史〉是他第一次用「梁羽生」筆名撰文，時間係「吳陳比武」當日稍早。所以「梁羽生」這個筆名，最初並不是用來創作武俠小說，這是不可不講清楚的。而《新晚報》總編輯羅孚之所以「點」他上陣，除了素知他愛談武俠小說並又擅長寫稿，想來尚有本文之功——從文章內容來看，梁羽生確實具備講好一個武俠故事的興趣和本領。所以〈太極拳一頁秘史〉便如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牛刀小試」之作，價值無可比擬。次者〈看《武術大觀》〉則是他第一次以「武俠小說作者」身份撰文，所談的是武術表演。第三篇〈武俠小說的內幕〉看似交代如何踏上武俠小說之路，實則是給兩天後見報的百劍堂主《風虎雲龍傳》造勢，因此內容上大段虛構，不可輕信，唯其開首提到武俠小說的流行情況，特別值得保存。（簡單來說，若三人早有約定，則《新晚報》登完《龍虎鬥京華》便該續以金庸作品，而不會又是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而且兩人日後皆承認當時是梁羽生有意罷筆，向報館舉薦金庸接替。）第四篇〈大結局改得好〉談及卓一航的性格，具有相當價值。第五篇〈中國武俠小說略談〉被收進《筆花六照》時，有「補記」謂：「這是我早年對中國武俠小說的論述。論點頗受當時流行的『唯物史觀』影響，現在看來，是不夠成熟的。為存其真，不作改動。」其實本文不但比《筆不花雜記》所收有缺，比《大公報》上的最初文本更有缺，而且是缺了自談《大唐游俠傳》的那些段落。本次編選文集，是希望讀者接觸到一個歷史進程中發展、變化的梁羽生，是以選擇報紙文本；又兼《筆花六照》裏本文的落款時間「一九六五年五月」有誤，這次順帶更正。第六篇〈「公案俠義」小說〉是對第五篇的補充，雙劍由此合璧，其事美滿可談。第七篇〈梁羽生寫完顏亮〉係用另一筆名所作，假充第三者而自我評價一番，知情後更覺讀來有趣。第八篇〈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是梁羽生最重要的暮年自敍，可惜一直以八八年「初稿」通行，本次特取來一九九九年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的重校版，內容較前略豐。（所遺憾者，文中「我的第三部小說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報》連載的《七劍下天山》」一句竟未訂正。其實這部小說是始自一九五六年的二月十五日。）第九篇〈新世紀的武俠小說〉則可算作梁羽生對武俠小說的最後一次展望。
第二章「博通百家」是要展現梁羽生的興趣之雜。其中〈論南北朝之莊園經濟〉是他的大學論文，得來十分不易。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一文敍此事曰：「畢業前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南北朝莊園經濟的論文，在四九年《南大經濟》（經濟系的學報。嶺南大學一般簡稱『嶺大』，學校則稱『南大』）發表，這篇論文就是在金師的指導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古羅馬帝國經濟史》，另外還用筆名寫了一篇批判凱恩斯理論的文章。《南大經濟》主編黃標熊告訴我，金師這篇文章，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因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寫的大捧凱恩斯的文章，他決定刊載，但又覺得有點不妥，商之金師。金師說：『是該為他消消毒』，於是執筆就寫，根本不用翻查參考資料，就在編輯室完成這篇論文。」對諸實物，可知梁羽生年邁忘事，不符者三。一者，所言文章均見諸《南大經濟》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的復刊第一期，而非四九年；二者，金應熙批評凱恩斯的《論資本主義之前途》係以真名發表，署名「晨風」的是〈漢與羅馬經濟之比較〉一文，而且題目不是「古羅馬帝國經濟史」；三者，金應熙此舉實因有人詆毀馬列主義，而非某人大捧凱恩斯。這一段歷史舊案，就煩請讀者當作這篇論文背後的小花絮吧。
第三章「三劍樓隨筆」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三日開始，由百劍堂主、金庸和梁羽生輪流撰文的一個專欄，至次年新春前的一月三十日告一段落，共計八十五篇，當年五月由文宗出版社印刷上市。（按：結集之時，百劍堂主和梁羽生均有刪文，梁羽生刪了〈賸揮熱淚哭蕭紅〉一篇。文宗出版社是《大公報》附屬單位，所印者皆報館內最得重視之書，包括唐人《金陵春夢》、張恨水《梁山伯與祝英台》等，梁羽生最早的兩部小說《龍虎鬥京華》和《草莽龍蛇傳》均由該社出版。）是年冬，金庸從《大公報》辭職，轉往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當編劇。次年（一九五八年）十月，三人再度合作，推出「三劍樓隨筆」後續卅二篇。其時金庸決意創辦《明報》，得《大公報》助力極大，因之「三劍樓隨筆」後續部份以他撰稿最勤；梁羽生則只有八篇。後續這部份「三劍樓隨筆」從不曾結集出版，所以這次先把梁羽生的全部文章抽出來給讀者欣賞。
第四章「舊夢依稀記不真」是梁羽生各個年齡段的憶舊文章。二零零四年，梁羽生增訂《筆花六照》時，有後記曰：「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留痕。」而那篇後記就以「煙雲吹散尚留痕」為題。這一次不揣冒昧，就拿前半句來當標題。本章之中，以〈悼沙楓兄〉最具有特別價值，只因這又關乎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一九九八年八月，梁羽生擬以「悼沙楓」之名將本文收進《筆花六照》時，有「補記」曰：「在十年『文革』期間，我只寫武俠小說和棋評。文史小品雜文等均已停寫，這篇〈悼沙楓〉是唯一的一篇例外。」而一九八九年該文被收進《筆不花》時，卻有另一「補記」曰：「這是在此集中，唯一的一篇寫在『十年浩劫』期間的文字。有話不敢明說，只能如此洩憤！」從一九八九年「補記」來看，顯然那十年間梁羽生另有雜文和散文創作，這並非「唯一」之文。究竟實情如何？當然是一九八九年「補記」正確，畢竟本集第二章的〈山川人物兩雄奇〉就是斯時諸文之一。除了〈悼沙楓兄〉，尚有〈魔女三現 懷滄海樓〉和〈還鄉小記〉值得一提，這兩篇文章結集時均有段落缺失，本次特以最初發表的文本補正，並更正《筆花六照》內〈悼沙楓兄〉和〈魔女三現 懷滄海樓〉錯誤的落款時間。
末篇〈冒險到底〉作於千禧之年，是梁羽生對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文字富有活力，神情躍然紙上，可讀性堪稱集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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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谈·鹤膝：陶钢《梁羽生传》
七曜教主 评论 梁羽生 2013-01-17 11:07:54
梁公生前，蒙山县有意利用其社会影响带动当地经济，因把旧有“鳌山公园”易以“梁羽生公园”五字，交陶钢先生负责管理。我和陶先生是忘年交，平时以陶叔称他，具体之结识前后，早有文章录明。陶叔是梁公乡党，和梁公有数面之缘，又深占地理便宜，数十年搜集口述史料，对梁公早年的事迹尤有整理。我当时尚不留意地方文献，曾就梁公早年事迹中的难索解者向陶叔请教，见他以《蒙山县志》、《蒙山地名史》之类文献来答，这才拍案开悟。我们可说一见如故。那次见面时，陶叔称县里要推出一部梁羽生传，拟定由他完成，希望我加以支持。这等善事，我自是一口允诺。
如此未久，陶叔果然来跟我联系，哪知竟是县里催稿甚紧，半年内就要交出十万字的内容。梁公一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十万字如何容纳得下？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陶叔亦有同样慨叹。更加要命的是，时间紧迫无比。陶叔不知如何是好，又苦于蒙山偏僻，早期的资料固极丰富，梁公到香港后的资料就很匮乏了。正好我自嫌《评传》粗糙，有意另撰新稿，便提议陶叔不妨先拿旧稿去摘，只是内中若干观点性的段落不要使用。陶叔深表感谢，又提到无法给我署名一事，我说那就算了，区区十万字，署名本就无甚所谓。
陶叔由此得从《评传》旧稿中摘取部分段落，放进他的梁羽生传，后由“梧州人文丛书编委会”收进《梁羽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之中出版，听说只印刷了三千册，市面上难以买到，陶叔特给我寄来两册留念。有些对梁公很感兴趣的朋友向我打听，我便将之借给他们去看。这些朋友大都读过《评传》旧稿，有人便以两者之文句相似，批评陶叔囫囵吞枣；又有人不知从哪里看到陶叔的梁传，察觉其部分内容明显来自网络，作者却未于后记明示，由此对陶叔加以冤枉。这都是不知道我和陶叔间的交情所致。
陶叔的梁传，以其独家的材料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对梁羽生家庭背景介绍尤详，对梁公给父母重筑坟墓一事和部分信件的披露更是具有意义。譬如他指出梁之外祖父姓刘名乃琳字瑞球，而非姓刘名瑞球字剑笙；而梁母刘氏名淑盛而非淑贞，如此一匡前人之误，可称功彪学林。只可惜其缺点同样明显，纵许瑕不掩瑜，毕竟足谓憾事。陶钢《梁羽生传》之重大缺陷有二。一者，时间仓促，若干段落直引《评传》旧稿而未加调和，以致行文的风格不畅，读来时常有磕绊感。二者，引《评传》之内容却错加更易，如P107称：“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最初是由《大公报》经营的文忠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一年，梁公回港赴浸会大学演讲“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一题，讲后有读者问到早期版本，结果组织者据录音整理文字之际，误将“文宗”听成了“文忠”二字。陶叔没有保留《评传》旧稿中的“文宗”二字，想来便是依据此文。另一个出错的地方是P27称《冰川天女传》为梁羽生第十二部小说，实际上则是第八部。这一错误显然是承袭孙宜学《梁羽生新传》内容，因为只有孙传里将数字搞错。再有个含混的地方，是P3讲梁公外祖父刘瑞球的经历时，有云：“两广战争后曾回乡一段时间，就是这时促成了女儿的婚事。李宗仁统一广西后，他随之复出参加北伐，在武昌负伤，后回乡隐居。”按说“两广战争”是粤、桂两派军队在一九二八年初的战事，而梁公一九二四年便告降生，何以其生母反而未婚？后来问了陶叔方知，这里指的实是1920年的第一次粤桂战争。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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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之外 更有钟情
七曜教主 评论 名联观止（增订版） 2009-11-24 11:14:27
梁羽生的作品以武侠小说字数最多，其次则是联话，但他在联话上所倾注的精力却并不亚于前者。一九八三年三月，香港《大公报》的副刊改版，邀请梁羽生写一个名叫“联趣”的专栏，由于反响颇佳，次年即有出版社要求将该专栏的部分文字，先行结集出版。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因陆续收到读者来信，梁羽生遂不断订正原文，以求尽善，而其最终的成果，便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两卷本《名联观止》。
《名联观止》之名似是效仿《古文观止》而来。“观止”典出《左传》的“季札观周乐”一节。据《左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韶箫》之后，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指韶箫之音是乐器的顶峰，欣赏过后便无意于欣赏其他的音乐，也就是说水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境界。在梁羽生而言，《名联观止》不但囊括了他穷三年心血，在《大公报》所写专栏的全部文字，还收入了他移居澳洲之后，在海外的谈联文字，内容非常全面，涉及了数量超过两千二百副的古今对联，仅以数量而论，就足可许为“观止”。然而此书因作者的博闻强记与熟悉掌故，非但每副对联的前因后事都交代得颇为清楚，遇有用典或隐语之处，还能扼要予以诠释；更兼文笔流畅、诙谐有趣，真教人手不忍释，屡屡拍案惊奇。梁羽生自谓在对联上所下的工夫比写武侠所下的工夫还多，单就这本书而言，其所谈的很多对联技巧、掌故，等等，宛如一部百科全书，以“观止”二字形容，堪称实至名归。
一九八八年秋天，梁羽生应邀访问台湾，在出席《联合报》所设宴会时，与业已八十余岁的“联圣”张佛千结为朋友。张佛千极擅长于制作嵌名联，次日即赠梁羽生一副，不但亲笔书写，而且还是装裱好了托专人送至，令梁羽生大为欣喜。联云：
羽客传奇，万纸入圣；
生公说法，千石通灵。
并有题序云：“羽生先生为武侠说部千百万言，天下传诵，奇肆诡变，引人入胜，窃慕之久矣。顷喜其自港来台，得接杯酒之欢，又读其近作谈联之文中，引余为孙立人将军作成功祠长联，喜制小联为赠。借博方家一粲耳。”把梁羽生的联话与武侠小说并列，可谓推崇备至。其实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能与金庸、古龙鼎足而三，确乎是与联话存有一定的关系。梁羽生的小说，最妙处尽在于一个“雅”字，他对小说的修饰程度，绝不仅仅局限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扩大到每首诗词乃至每个回目——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颇堪咀嚼，如“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终古江流淘不尽，几回梦醒劫无痕”、“难分爱恨情惆怅，说到恩仇意惘然”……其求工、求新、求美之处，飘逸绝伦、卓然不群，实令同期的武侠小说作者们望尘莫及。能够拟出这样隽永的回目，同梁羽生在对联方面的研习有素，当然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对联自问世之日，便令中国文人乐此不疲，尤其是与中国书法结合之后，更博得世人钟爱。梁羽生自九岁起即蒙外祖父传授作对联的功夫，从此就迷上了这种最具中国文学特色的对联文学，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联话、撰联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单论数量，他写的联话虽然不及武侠小说之多，但若说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却还要在武侠小说之上。梁羽生对自己联话的要求很严，每篇都必须要至少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即趣味性、艺术性和有值得一谈的“本事”。这就使《名联观止》与单纯搜罗、倚多为胜的“联话”、“联海”一类作品，有了十分明显的高下区别。同时因作者长期置身海外，被《名联观止》收录的“今联”（以五四运动为界限，起自五四迄于当今的联作，是为“今联”）中，台港两地作品所占的比重颇大，寄居异国的华人作品也所在不少，“遗珠”荟萃，可谓《名联观止》的又一突出特色。
安徽《中国楹联报》2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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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梁羽生长子陈心宇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3-28 12:58:36)转载▼
标签： 陈心宇 内地独家 成都商报 梁羽生 《卧虎藏龙》
独家专访梁羽生长子陈心宇
武侠大师后人生活现状独家揭秘2梁羽生儿子陈心宇（会计师）
策划出品：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
专题策划：彭志强
本期主笔：谢礼恒、陈谋
孝善长子投身财经行业续写梁羽生传奇
八十母亲旅居澳大利亚守望父亲梁羽生
梁羽生长子陈心宇首度接受华文媒体独家专访，披露父亲去世前还在注释《唐诗三百首》，头疼小说被严重侵权
对话实录
为何没从文我遗传了父亲的另一半才能
■父亲在文学上的成就，恐难青出于蓝，感到一点压力，故不如另走一条自己的路。
成都商报：您父亲梁先生的文学气脉、文化内涵对您的性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您，怎么没追随父亲走上文学之路，反而学的是经济学财会专业？
陈心宇：不管是遗传或是后天环境的因素（父亲的性格、生活及家庭环境等）对我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我的性格也有点“书生气”，对世俗的事情也时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走经济财务专业的路，可说是为了平衡自己的性格，为入世而“入世”，毕竟我没有父亲的天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我行我素”的本钱。二来是父亲在文学上的成就，恐难青出于蓝，感到一点压力，故不如另走一条自己的路。
但话说回来，我父亲大学本科是念经济的、在上世纪70年代后他的主要收入是来自财务投资的。每天文学写作及对各上市公司的财务分析，投资计算的时间可以说是五五开。（那时代文化人的收入很微薄，书的版税也不高）所以可能我是遗传了他另一半的才能。
我个人对文、史、哲方面的兴趣也很大，但时间有限，可能要在退休后才能在这方面深入学习。
成都商报：您现在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是否会进行一些文学创作？还会重温父亲梁先生的作品吗？
陈心宇：我对文学创作方面没天分。父亲的小说近来确想看《龙虎斗京华》（梁羽生正式在报上连载的武侠处女作）及《女帝奇英传》，但实在找不到时间看。
父亲家教严教育子女：“打掉的牙齿和血吞”
■父亲离世前几天，当他头脑仍清醒时，仍在手执的《唐诗三百首》一书上写下注释、心得。
成都商报：父亲梁先生在人格魅力、父子教育方面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能否给我们回忆一下您和父亲相处的一些细节和故事？
陈心宇：在我那个年代，父子的关系比较严肃，不像今天的父子像朋友一样。但父亲在我十多岁时告诉我，我家传统对子女的教育是：子女在外做什么都可以，做父亲的不会干涉，但出了事不要回家哭爹喊娘的，“打掉的牙齿和血吞”。这句话至今都是我的座右铭。
父亲喜欢历史，小孩时，晚饭后都会和我们几兄弟讲述历史的人物、故事。对我们长大后的胸襟、处事肯定都有帮助。而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在父亲离世前几天，当他头脑仍清醒时，仍在手执的《唐诗三百首》一书上写下注释、心得。令我深深领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治学态度。
成都商报：梁先生生前看《唐诗三百首》并写下心得。看来梁先生读书时喜欢做一些注释，请问这些读书手记还有保留么？或者会不会出版呢？
陈心宇：有些读书的手记，他的学生正帮忙整理，但只是老人家看书时偶有所感写下的评语，没什么系统性，不一定出书。但有些随笔整理后,有机会的话会考虑出书。
成都商报：梁先生会不会跟子女分享自己的小说或者是讨论小说人物？
陈心宇：偶尔会和他讨论书中的人物，但没有特定哪一位。只是讨论人物所反映的现世价值观，比如说是否太伟大、超脱了点，与现实世界不符，读者会否难以认同等。总的来说，他是“人性善”论者，故其心中的世界是很美丽的，人的情操也很高。
父亲和金庸 曾经是同事 两位老人惺惺相惜
■父亲常提起和查先生在大公报一起工作的事，互相比较强弱是有的，但并没有什么耐人寻味之事。
成都商报：现如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武侠文学四大家（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之后，感觉现在武侠文风后继乏力，作为武侠大家的后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您和武侠大家的后人有无联系或特别的感情？
陈心宇：与各大名家的后人并无联系。对武侠文风后继乏力，我个人认为是时代演进的必然现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之前，大众娱乐的媒介是报纸，每日读者追看章回小说，就像今天大家追看电视连续剧一样。记得父亲多次接受访问时都提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但现在武侠小说给予大众娱乐的功能大大退减，余下可能是只能满足小众兴趣的文学价值。没有市场便自然后继无人。我对这个现象是颇悲观的。当然这可能只限于武侠、推理小说等具有娱乐性的作品，前两年网络文学如《明朝那些事儿》成为畅销书，就证明还是有很多人喜爱读书的。
成都商报：梁先生最精道之处在于对联上的造诣，能否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例子？
陈心宇：父亲对联的造诣在学术上的地位确实比武侠小说高。他于对联的研究可看其著作《名联观止》，他个人对这套书非常重视。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为自己写的挽联：“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如今这对联刻于他的墓碑上。
成都商报：梁先生和金庸先生是曾经的同事，同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两大宗师，据您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有没有比较耐人寻味的故事？
陈心宇：父亲和查先生关系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历史、政治的问题没有见面，但他常提起和查先生在大公报一起工作的事。互相比较强弱是有的，但并无外界所说的有什么耐人寻味之事。
喜欢看电影 陪父亲看最后一部电影：《卧虎藏龙》
■这部影片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去电影院一起看的电影。由于他很喜欢这部电影，故硬拉了我陪他去。
成都商报：您非常喜欢看影碟，最近在看什么片子？对中国武侠电影和导演的看法如何？
陈心宇：我看影碟的种类很杂，中、英、美、日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都爱看。前些年爱看历史剧：《雍正皇朝》《大宅门》等，但近年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历史剧，而且商业味太浓了。中国的武侠电影，我比较喜欢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影片也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去电影院一起看的电影，由于他很喜欢这部电影，故硬拉了我陪他一起去影院再看了一次）。
在《卧虎藏龙》后，中国多了很多武侠电影，但我觉得它们都太倚赖特技及好莱坞式的场面处理，忽略了故事情节及人与人关系的描写。我个人近期喜欢的电影是《非诚勿扰》，而最喜欢的是张艺谋的《活着》。呵呵，都是葛优主演的，他演小人物的角色很出色。
我喜欢看影片也可能受父亲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到澳大利亚后，租看国内的电视连续剧是他的主要娱乐。他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利用录像机剪接编辑好了，再借给朋友看！
成都商报：这个能不能再多给大家分享一点，比如是剪的哪一部戏，为什么剪。感觉老先生很有意思。
陈心宇：要说哪一部片，对制作人很不礼貌。总的来说，电视连续剧因为要卖钱的关系，某些段落太长，故剪掉。偶尔也在段落的前后铺排上整理一下。大概是他，以往做编辑做惯了。
成都商报：您说到和父亲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卧虎藏龙》，他对这部影片是如何评价的？
陈心宇：他很喜欢此片，是因为感兴趣于女主角玉娇龙内心世界的描写，她与自己心魔斗争，而后自杀。他不是看此片的武打场面，而是看其表达人的内心世界。
首度谈家人
母亲已八十多岁两个弟弟在国外
■母亲已八十多岁，她的身体比很多年轻过她的人还要好。二弟在美国居住，三弟则在澳大利亚，生活还可以。
成都商报：您的其他两位兄弟目前生活情况如何？还有您的母亲，目前身体情况怎么样？
陈心宇：母亲已八十多岁，但可能澳大利亚环境空气好，她的身体比很多年轻过她的人还要好。二弟在美国居住，三弟则在澳洲，生活还可以。
成都商报：您如愿回到你的故乡广西蒙山了吗？对故乡，您有怎样的眷恋和感受。
陈心宇：毕竟我并非在蒙山出生，没有什么深刻的回忆。但确实有去看看父亲及家族历史足迹的好奇心。但近年工作太忙，恐怕要退休后才有机会了。
成都商报：我们希望能知晓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陈心宇：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替公司研究企业发展策略。工作近三十年，觉得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内地企业，比香港、甚至欧洲的企业更勇于接受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的新思维，并能够灵活运用———相信是在这方面没有历史包袱的关系。
成都商报：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个人爱好吗？比如您喜欢的饮食、听什么音乐、看什么展览等等。
陈心宇：我喜欢静态活动。青年时在欧洲，喜欢看古堡、历史博物馆，看希腊、意大利的废墟古迹等，寻幽访胜。出来工作后，拿不到太长的假期，偶尔到日本或澳洲比较偏僻的山区，看看书，静静地思考，吃海鲜（我喜欢吃海鲜）。
梁羽生长子:
不喜欢沾父亲的光多年好友不知其身份
陈心宇的英文名为“samuel”，一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在人前提父亲的名字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就连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也不知道他是梁羽生的儿子。直到后来知晓梁羽生的身份，众人才又惊又喜。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在华人世界里，他是无人不晓的武侠文学大师，公认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因其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风格及故事中的侠骨柔情色彩，很多作品都被搬上了荧幕。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但他的《萍踪侠影》、《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作品里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永远留在武侠迷心中。
梁羽生共有三个儿子，陈心宇是梁羽生的长子。据悉，陈心宇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普通话，亦能看懂日语，有意思的是，他更是一个持牌会计师、考取了法律硕士的学位，曾在多家上市公司任职审计师及重要职位。生活中，择偶标准极高。不过，父亲梁羽生也并没有过多干涉他的私人生活，在采访中，陈心宇也并不愿将自己的私生活透露给媒体。
梁羽生早前移居悉尼，陈心宇却没选择继续留在悉尼，而是选择回香港工作，“与香港相比，悉尼的生活主调太悠闲，太单调。我还是喜欢香港，毕竟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与朋友谈到照顾父亲的问题上，陈心宇显得很惭愧，之前梁羽生离开香港时，将香港的所有物业都沽了出去，陈心宇回香港重新发展，因房屋居住面积并不宽敞，加之自己喜欢看录像，所有的空间都被各类影碟占据了，所以，每次父母来香港，都住在酒店。
希望独自回广西老家走走
由于梁羽生处世低调，生性淡泊，世人对他的家庭生活是知之甚少。梁羽生32岁才与其妻林萃如相识，俩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成为文坛佳话。梁羽生总喜欢对别人说，他的夫人是他的护士、公关、会计和秘书，一份情深溢于言表。
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问及陈心宇对广西的印象，他显得很陌生。但也坦言，父亲很喜欢回老家，因为每次回去都……亦感劳累，苦不堪言！陈心宇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回家乡一趟，没有前呼后拥，没有摄像头跟踪，一个人，静静地行走在家乡的一山一水间。
相对于广西蒙山，陈心宇对母亲林萃如的家乡则是再熟悉不过了。澳门与香港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船程，这块弹丸之地，是他母亲的出生地。他每次来珠海，都喜欢住在与拱北口岸只有几步之遥的金叶酒店，虽然金叶酒店并不十分豪华，但因其可近望澳门，且处在珠海的繁华地带，可以尽情地逛街淘碟，所以，成了陈心宇的最爱。
书卷之气延自梁羽生
陈心宇滴酒不沾，却酷爱喝可乐。见过他的人，都觉得望其眉宇间锁着一股书卷之气，并深觉这股书卷气就是来自梁羽生！不过，陈心宇实在是位性情中人，2007年5月他到珠海会友，聊到兴致处还是忍不住连喝了三杯白酒！三杯酒下肚后，他感慨地说：“很多人只知道父亲是武侠文学大师，却不知道，父亲真正的造诣在对联上。父亲这次回香港，北京方面就派了专人来记录整理，想尽可能地把父亲对一些难解之联的诠释和精妙之联记下来。”
看过梁羽生作品的人都知道，梁羽生的小说回目都是对联来诠释的，比如：剑胆琴心，似喜似嗔同命鸟：雪泥鸿爪，亦真亦幻异乡人。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摘自《七剑下天山》）。这些，无不显示了梁羽生深厚的楹联功底！
梁羽生1924年3月22日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家庭的熏陶使他从小便对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著有《名联观止》。梁羽生酷爱下棋，围棋和象棋水平都不错，除了小说、诗词，棋评也写得很妙。
提到父亲小说版权就头疼
谈到读者较为关心的梁羽生小说版权问题，陈心宇3月18日晚在短信中回复成都商报记者，目前梁羽生的作品版权（纸本版和电子书版权）已交给新的出版社接手办理，电子书在iPhone和iPad上均可买到。而由于纸质版本因之前的出版社拖欠版税及侵权，现正和他们打官司，很头疼，所以拖延了出版计划。而对未来版权的安排，陈心宇透露，希望先发行受读者欢迎的几套，比如《白发魔女传》（新版）《七剑下天山》（新版）。
梁羽生和金庸是曾经的同事，同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两大宗师，梁羽生比金庸早两年涉足武侠小说，世人对他俩有“一时瑜亮，难分伯仲”之评。在陈心宇看来，任凭世人如何揣度，梁羽生和金庸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过他俩是好朋友。为此，陈心宇说，“父亲和金庸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两位老人是惺惺相惜，英雄重英雄。”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明日预告：成都商报独家专访古龙儿子
自古龙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就发生了争夺遗产的报道，随后又团结在一起建立了“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为了找到古龙之子，成都商报记者先后从多家杂志、出版社以及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打听，历时近一个月后终于辗转联系到远在台北的古龙大儿子郑小龙。
郑小龙，1967年出生，为古龙在求学时代与同居女友郑月霞所生，郑小龙也是唯一一名真正从事武术工作的武侠小说名家的后人。在采访中得知，作为古龙的私生子，郑小龙在6岁时，父亲便离他和母亲而去。
古龙的三个儿子现在生活得如何？明日，成都商报将为读者还原古龙在儿子郑小龙心目中的真实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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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保镖长子 古龙 多情剑客 一介书生 郑小龙
独家专访古龙长子郑小龙独家专访古龙长子郑小龙
图说：一代多情剑客古龙和他的长子郑小龙。
武侠大师后人生活现状独家揭秘3古龙儿子郑小龙（马英九保镖）
策划出品：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
专题策划：彭志强
本期主笔：谢礼恒、陈谋
老大武功高强，老二从事网游，老三投身贸易
古龙一生独醉江湖三子无人传承写作
古龙长子郑小龙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称，三兄弟目前致力于推龙作品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这句描述“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中的李寻欢的话，被我记了20多年。对于古龙的印象，要追溯到编者的初中时代，那时候言情要看岑凯伦，武侠最爱读古龙（女孩子最喜欢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最吸引我的是古龙那精湛的短句，曲折的故事设计———如果大侠健在，把这文本用到现在140个字的微博上来，相信粉丝拥趸一定不少。
今天，成都商报继续推出武侠大师后人生活现状独家揭秘报道3《古龙一生独醉江湖三子无人传承写作》。古龙（本名熊耀华）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郑小龙（母亲郑月霞）、次子叶怡宽（母亲叶雪）、三子熊正达（母亲梅宝珠）。如今，三兄弟建立了“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为了找到古龙之子，成都商报记者先后通过邮件和电话，从多家杂志、出版社以及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打听，历时近一个月后终于辗转联系到远在台北的古龙大儿子郑小龙。
对话实录
古龙与酒：父亲不低调那个时代他是非常高调的
成都商报：古龙作为您的父亲，在您印象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您对他的一生又作何评价呢？
郑小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晚辈不能评价长辈啦，也许我和读者讲的都不一样，我觉得怎样的评价都不重要，站在广大的读者心目中，他是一个当代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获得大家的喜爱就够了。应该被人记住的是他的文采，他的创作和他留下来的这么多作品，而且去世20多年了还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
其实，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酒量很好的人。说到传记，这些有关古龙的传记中提到的故事是否真实呢？市面上有很多关他的传记，我不清楚，有很多大陆那边一些作家写的传记，可靠性一半一半吧。我父亲的朋友起码都六十岁以上了，目前还有几个与我保持联络，我父亲的好朋友哪个行业的都有，他早期的作家朋友很多。几个时期不一样，早期的朋友比如作家卧龙生（台湾地区武侠“四大天王”及“三剑客”之一，在古龙之前被称为“武侠泰斗”），后来影剧圈的朋友多。要看哪个时期，他很多好朋友也都不在了，像牛哥牛嫂。（名气很响的漫画家牛哥，大名叫李费蒙。夫妻俩被称为漫画的“神仙侠侣”）
我最像父亲最喜欢的是《小李飞刀》
成都商报：有没有看过大陆新生代武侠小说？
郑小龙：没有呢，不过我认识龙人（本名蔡雷平，著名“玄幻武侠”作家），他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作家吧。对于你问到的新小说，这个我很外行，不敢擅作评价，不过各有各的优势吧，我的文学素养又不是很高，没办法评价。
成都商报：您像父亲古龙吗？您如何评价他的小说？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
郑小龙：我应该最像我的父亲吧，尤其性格上。至于他的小说评价不敢当啦，我怎么敢评价我父亲的小说。不过浅浅说一点，他的小说之所以风行，当然是有其独特性，比如小说中人物非常重侠义，重道义，很多小说叙述中对人物的特写和剧情的悬疑感非常强，我想当时，你如果对武侠小说有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笔在武侠小说中是非常创新的，不同于另外的作家。
最喜欢的作品？我最喜欢《小李飞刀》，我认为《小李飞刀》这部小说比较让人有想象的空间，喜欢男主角的性格和行事风格，而且他靠他自己练得一份绝学，我觉得这点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比较像。也不能不单是和李寻欢有共鸣，喜欢一个东西，有时候很主观，不需要太多为什么。
成都商报：您认为古龙小说改编电视剧拍得如何，是否表达出了小说的精髓？
郑小龙：如果说没有看过小说的人，肯定都看过电视剧，我觉得，商业考量有自己的标准，但很多小说拍得不如小说中的情景和要表达的意境，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到武侠的精髓。看过那么多部，最贴切的要属现在山东重拍的《楚留香传》，我去了山东现场，看到了过程，感觉各方面都不错，剧本的对话和小说是最接近的。演员的选择都和我讨论过，我觉得演楚留香的演员挺合适的。
成都商报：既然如此喜欢武术，是否会出演由父亲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角色？
郑小龙：现在应该还不会，以后要看情况了。看是否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在警察专科学校做柔道教官。工作也不算太忙，是否出演电视剧那要看有没有人来找我啊，这个又不是我说了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并不绝对。有时候人有了一个想法，什么事情都能够完成。
说武侠
金庸的武侠英雄有出处
父亲的英雄无出处
成都商报：现而今，你是如何来诠释武侠二字的呢？又如何看待古龙和其他几位武侠小说大师的差别？
郑小龙：什么是武侠啊？我父亲有八个字诠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了后期的话，他还有四个字应该也是最贴切的：“握紧刀锋”，这四个字现在还挂在自己家里，看到就会有一些感悟。我想这四个字这个心境需要上了岁数的人才能消化。
如何看待几个武侠大师的差别，这个问题太沉重了，因为每个都是大师。不过不难看出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就是有条有理，读起来你会知道他们主角的母亲是谁，父亲是谁，儿子又是谁，背景显得很清晰。但你看我父亲的小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父母亲是谁。我想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吧。有时候，英雄不需要问出处。这就是我父亲要表达的吧。你不需要知道楚留香的父亲是谁。你只用喜欢楚留香就好了。
父亲不容易
他是十年苦读独醉江湖的书生
成都商报：是否和几位武侠大师联系呢？能否聊一下你和父亲相处中的一些细节和故事？
郑小龙：这些武侠大师都没有联系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交情啦，我们下一代基本都没有过联系。最近一些年，我只见过倪匡。平常心讲，我也是近些年才和媒体接触，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在公开场合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反过来说，如果我一直问你父亲，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就我的印象所及，他当作家是非常辛苦的，就是一介十年苦读独醉江湖的书生。他的写作方式都是在半夜，而且习惯泡一杯浓茶，然后在书房台灯下写作。小时候我经常在旁边玩，对他的印象和这样的做法不是那么明白和了解，可是长大后才知道文字工作者真的比较辛苦，当自己没有接触文字工作者的时候，就会觉得写出长篇大论来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因为这样，才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能够靠毅力写出这么好的作品，这才是他可贵的地方。我父亲共有五六十部著作，现在有时候想到他这么浩大的工作量也真的是非常厉害了。所以说，他是天才，可能天才都不长命吧。看到他每天熬夜啊，写作啊，写不出来当然是最痛苦的。小时候倒是没有心疼他这样的感触，长大后想想，他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父亲。
我们三兄弟
习武的古龙儿子:我不是高手，练武是喜欢行侠仗义吧
成都商报：您拿过4枚金牌，您也是武侠小说家的后人中唯一身怀绝技的高手，喜爱武术是否是受到您父亲的影响？
郑小龙：不知道，应该不是，不过冥冥中或许有些影响吧，但我不是高手啦，可能出于小时候想保护自己的想法，13岁多就接触到了柔道，自己也喜欢行侠仗义吧。我也是一个平常人，当然我有一些不平凡的际遇，但终究还是一个平常人。学不学柔道都是顺其自然的。
读者如果真的想了解古龙本人，不妨从他的小说的主角和性格去了解，这样可以跟他更接近。他喜欢喝酒，但他喜欢喝酒的重要原因不是真正在于酒，而是因为他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三兄弟20年后重逢
成立“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
成都商报：近日是否有推龙作品的新计划？作为古龙大师的儿子，有没有因为这个身份而影响到您的生活，你身边有没有很多“古龙迷”？
郑小龙：我们一直合作有推广我父亲的作品啊，各方面都有人在和我们接触。我们兄弟都在工作嘛，我们一起建立了“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但又没有太多时间去充实里面的内容。我也在大陆的网上看到一些朋友的评论，说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没有尽到推广他作品的责任啊等等说法，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当然会尽力去推广我父亲的作品，但是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我有自己的家庭。这个状况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有落差，所以也能理解。
成都商报：您曾是马英九的贴身保镖？
郑小龙：马英九是一个古龙迷啊，经常跟我谈论我父亲的小说。他还常常讲我看得还没有他多。
成都商报：三兄弟是经过20年后才重聚的？这个之间的过程是什么？您在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呢？
郑小龙：兄弟重逢真的没有办法三言两语在很短的时间中讲到，或者不管怎么样，我身为长子，经过这么多年来，至少现在我可以把父亲所有的后人都聚集到一起，这真的就够了啊，不管如何，祝大家相聚在一起。我们三兄弟没有从事写作的，我的大弟在从事网络游戏的工作，也有在和大陆厂商合作,小弟在一般的贸易公司上班。
独家专访古龙长子郑小龙
古龙长子 他曾是马英九保镖
他从未靠父亲练就一身本领
郑小龙，1967年出生，为古龙在求学时代与同居女友郑月霞所生，郑小龙也是众多武侠小说家中唯一一名真正从事武术工作的武侠小说后人。在采访中得知，郑小龙在6岁的时候，父亲古龙便离他和母亲而去。一直生活在单亲家庭的郑小龙，从小就有很强烈的自我保护的意识。而郑小龙告诉记者自己从小习武也并非外界所传受到父亲写武侠的影响。除了因机缘接触到后非常感兴趣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从6岁后和母亲单独生活，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
李寻欢，江湖人送外号小李飞刀，与楚留香、铁中棠并列为“古龙三公子”。他武功高强，胸怀博大，是正义的化身。他的小李飞刀百发百中，从不落空。但李寻欢的师傅没考证，多数认为是李寻欢自己练就的一身本领。也正是这一点，郑小龙觉得和自己极为相似。
在采访之前，记者从曾经和他见过面的记者口中得知，郑小龙比古龙更英俊，功夫很好，为人很稳重沉着。从外表能看出是一个练武之人、十分高大健硕。随后记者第一次拨通他的电话时，郑小龙声音非常铿锵有力地从听筒传来。他一开始就向记者发难，表明自己非常不喜欢电话采访，他直言不讳地说，还是到台北后坐下来喝茶聊谈。这样的直率否和常年习武有关系，还是遗传古龙的性格？郑小龙说，他自己真的很像父亲古龙的性格，爽快且不拖泥带水。
但郑小龙自己并不写作，多年来练习柔道，曾参加5次世界级的警政柔道大赛并拿回了4枚金牌，段数已经达最强的五段。之前也给马英九当过保镖，后调到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当柔道教官。提到现在的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觉得不错，也很满意这样的状态。
经过后来多次通话和短信交流，记者也感到郑小龙的谦逊，他说自己并不是武术高手，对于自己两个弟弟没能做好接受采访的准备、自己也没有父亲照片的电子版，表示非常抱歉。但隐约觉得他对于媒体是心存一些芥蒂的，对此他也并不遮掩，聊天中他坦言，媒体有时候会放大无心之言，让大家误会了他本来要表达的意思。
古龙素来有风流才子的称号，除了有两次婚姻，还有多位红粉知己，古龙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对不起那些爱过我的女人。”郑小龙回忆了印象中的父亲，他说年幼时古龙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爱喝酒、爱朋友、爱熬夜写作、半夜喝浓茶的文人，刚开始自己很不能理解这样的工作生活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佩服起父亲对写作的执着。
最后，郑小龙说，感谢所有读者对于古龙的支持，他能把父亲留下来的作品推广，把兄弟三人聚集在一起才是他认为的有意义的事。希望本次采访还原一个真实的郑小龙，还原一个古龙后人的现状生活，还原古龙在他儿子心目中的真实印象。 成都商报记者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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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3-27 10:56:36)转载▼
标签： 文化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比较完整】
武侠大师后人生活现状独家揭秘1金庸女儿查传讷（画家）
策划出品：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
专题策划：彭志强
本期主笔：成都商报文化记者谢礼恒、陈谋
博主前言：首届中华武侠文化节目前正在四川龙泉驿洛带古镇拉开帷幕，少林、武当、峨眉、青城、崆峒、昆仑、山东太极梅花螳螂派以及龙泉山派等八大门派，除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未到外，其余各派掌门人悉数到场，参加中国武侠小说奖颁奖大会、“龙泉论剑”，纵论天下武事。
回想当年香港武术门派比武，直接引发世界诞生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师，然而梁羽生和古龙已经作古，金庸大侠封笔多年……于是我选择2012龙年策划操作“武侠大师后人生活现状独家揭秘”系列深度报道，既是对武侠大师们的怀念，也是对武侠大师后人们的首度集中关注。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我不是小龙女，我像极了郭襄
在《天龙八部》中，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雕刻出了家喻户晓的大侠乔峰。在《神雕侠侣》中，金庸笔下的小龙女留给世界惊世之美，倪匡曾报料“小龙女”原型就是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讷。88岁的金庸给江湖留下很多传奇，目前他在香港低调养老，连同他的儿女们都很低调，少见媒体访问。
正在成都龙泉举办的“首届中华武侠文化节”，勾起了大众对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怀念。近日，经过成都商报记者为期一个月的努力，金庸小女儿查传讷首次接受内地媒体独家专访，讲述一代大师温暖的晚年家庭生活、与儿女们的相处之道，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武侠小说创作细节……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
查传讷给成都商报提供的金庸父女亲密合影。
对话实录
谈父亲
女不类父金大侠怡然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
记者：金庸先生最近身体如何？有没有外出的活动？去年你说过金庸从早到晚都在看书，还会趁大家不去影院的时候看电影。他现在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吗？
查传讷：在此，我想代父亲多谢你们广大读者们的关心。父亲年纪不小了，可是脑筋甚灵活。他在洗手间里甚至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更是放了一本本有关国家大事的时政杂志，闲时他喜欢和九段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智慧不容置疑。
不过，他身边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先他离去，所以他没有太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事实。“细妈”（“细妈”林乐怡是金庸第三任太太。因为父亲娶林乐怡女士之时，查传讷的母亲尚在世，所以不能唤她作"后妈"）有时会和老父二人出外看戏，在非繁忙的时段。
记者：虽然是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的女儿，但你一直很低调。现在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个和你父亲有关吗？
查传讷：以前的生活比较简单，父亲拥有爱戴他的读者，查家不需要另一个小说家；我和你们一样，心里万分倾慕金庸，不同的只是：我乐于做大侠膝下的一个小女。
成为讲故事高手，素来不是我的梦想。打从我懂涂鸦开始，整天嚷着父亲去找一支魔法笔给我，好让我把画得丑丑的小动物都变得活生生的。终于，父亲拿我没法子，叫我替他打理锦鲤鱼池，把癞蛤蟆都一一赶上岸。
隐居大概是形容文人弃官场归故里之意。只可以形容我一直非常低调，因为我知道自己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希望他日能够在父亲有生之年，踏足国际舞台。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记者：不少媒体报道金庸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金庸先生会不会感到遗憾？
查传讷：父亲三番四次，在“细妈”、我的丈夫面前，对我说，我以你为荣。外人怎样报道，怎样形容，我也懒于理会，也不要解释。
父亲常常叮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模仿他，人，贵在有“自我”，独立自主，自己管掌命运，努力上进。金庸的儿女们都没有从事写作事业，可是传字辈有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写作和绘画一样，也是艺术，不是吗？
记者：都知道金庸现有三个子女，能不能聊一下你的兄弟姐妹查传倜、查传诗的近况？
查传讷：（查）传诗排行最大，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育有三个子女。（查）传倜现居深圳，专注饮食事业。现在我们三姐弟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童年时同桌吃饭，长大了各自修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不过，人生无常，我自小早已明白了。上天对我很公平，我有了这些就没有那些，上天赋予我的必有其原由。我不能住得离老父太远，婚后这些年也和他住得比较近，方便照顾家父。
记者：听说金庸最喜爱吃川菜里的东坡肘子这道菜？
查传讷：其实，凡是那种看起来弹性十足的富含胶质的美食他都喜欢，比如我们广东菜里的“白膏”，比如肘子，甚至包括海参。
我的二哥传倜很懂得美食，我可没有他那么丰富的美食阅历。有许多朋友形容过我，说我不太懂享受，每天只懂画、画、画，没有其他……
谈武侠
父亲笔下郭襄是我最爱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
记者：平时和父亲在一起时，查先生会和你们探讨关于武侠的话题吗？你最喜欢哪一个武侠人物？为什么？
查传讷：父亲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每每翻阅之，也会笑眯眯地说，写得真的好！
“探讨”这二字，口吻像高考试题，或金学研究学者常用的字眼。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化界雅士和众多大导演，父亲平日话语不多，倒是他们在一起时很爱争相谈论小说的情节。
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郭襄，我觉得自己最像她了。什么都懂点皮毛，足矣！如果最终可以成一派宗师，更不错啦！为什么是她，不是小龙女？郭襄属于金庸着墨不多的人物，发展空间较大。
记者：电视上经常播出金庸的武侠剧，你们喜欢吗？最满意的一部是哪一部？你认为是否拍得和小说贴近？
查传讷：我有严重的“电视剧障碍症”，无法“坐定定”（坐不住）。每每欣赏任何电视剧集，总是无法集中精神。奇怪啊，戏院里上映的，倒是可以很沉着地观赏。
至于你问的最满意、最好、最贴近的一部，就留给金庸迷们去探究吧！现阶段，我不懂得去形容。或许将来可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者：金庸先生塑造的主角经常会在几个女性之间徘徊，是否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查传讷：试问，谁人不想有更多的选择？孔雀开屏求偶，雌雀外表平凡，所以一雄拥数“妻”。雌雄难辨的，多奉行一夫一妻制。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记者：你画画也是搞艺术创作，父亲的小说也是艺术创作，这点是否是受父亲影响，如果有可能，你会不会创作一些和金庸武侠有关的美术作品？
查传讷：金庸的小说已有别人为他画插图了，我再画会变得画蛇添足。倪匡先生曾建议，把全部小说都翻看一次，你最有资格去画你爸爸的小说人物。其实说实话，作为大侠小女，我承认，心理压力不少。
记者：你为了推广金庸武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是什么风格？
查传讷：说没有做，是假的，不过这涉及能力问题。我酷爱画人物，不过武侠小说如果以油画物料表现，相较现代映画，有很多限制。人们都跑去影院看戏，我凭什么吸引别人看我的平面艺术？打破框架，很重要。正如韩国艺术家李二男的电子版中国四季山水，他的作品很打动人，没有文字解释……这些就是艺术了。
记者：对和金庸同时期同名气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大家，你有什么评价？
查传讷：论辈分，我哪里有资格去评价他们！想也没想过，能够成为武侠已非易事，更不要说一代宗师了！好像坊间没有速成班或补习班教写长、短篇小说的吧？为什么呢，我认为创作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事情，它要求把身体里所有的欲望，全部注入一个个理性经营的人物角色，又要顾及大小场景、历史背景、故事发展……不容易啊！
记者：去年你在香港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为香港贫穷的弱听儿童筹钱买助听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你也曾参与捐款，你是否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这一点和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契合，是否受到父亲小说影响，还是父亲从小对你的言传身教？
查传讷：做善事，很自然的。没有受什么人影响，我只是普通人，以平常心，在能力范围内去做喜欢的事。
记者：倪匡先生曾说你就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原型，你怎么看？
查传讷：哈哈，我也不会“打功夫”，潜水、帆船、游泳倒是懂一点点。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
查传讷来信：我愿用余生专注发展金庸小说
曾几何时，父亲曾说过，看破，放下，自在。
他细阅了贵报今天的头版及文化报道，并略读了访问的稿子后，一如既往，看破，放下，自在。
看破，在江湖闯荡多年，现在回首也是如过眼烟云；
放下，儿女都已近半百，如果还要他老人操心，由爱故生忧……
自在，无欲无求，无忧亦无心锁。
他轻轻说道，我记得，我去过(成都)。
谢谢你们对大侠小女的盛赞和鼓励。完成2012-2013一系列的“流金岁月之我的童年”后，我会尝试余生都专注发展金庸小说系列，在幻想领域里忠于原创原著。
前天重读《倚天屠龙记》，感受之深如五十学易。父亲把元朝丘处机的“无俗念”里对梨花的描写比作小龙女，又把原句“玉树琼葩堆雪”改成“玉树琼苞堆雪”，符合丘处机初次邂逅小龙女之时，正值含苞待放，而非如盛开的梨花。
我不是小龙女。我不会参考太多剧集和电影版本或电玩和漫画，因为不是我心里的幻想。当然，也不代表好。 查传讷
独家专访金庸小女查传讷
查传讷画笔下的金庸小说人物
金庸小女查传讷小传
查传讷，1963年生，金庸最疼爱的小女儿，是金庸与前妻朱玫所生。画家查传讷的首个画展于2011年5月15日在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开幕。查传讷，一个更为响亮和传奇的身份则是：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小女儿。目前，金庸现有的三个儿女中，只有她守在金庸身边，其余的各奔东西，加上查传讷绘画天分卓著，难怪金庸最宠爱她。
查传讷每开始创作一幅新作，她都会先播一段《出埃及记》的音乐，“钢琴家马克西姆把1960年的美国电影《Exodus》主题曲升华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他改编了原来的乐章，把超卓的琴技配合了管弦乐和现代敲击乐、电吉他等，选此歌，好像加了不同种类的辛辣咖喱粉，提升了我对艺术的味蕾！”
记者手记：为了你的前程似锦，我不曾离开过书房，仍思考怎样回答你的问题
数十封电子邮件、上百条短信、数次通电话，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成都商报记者和大侠金庸最宠爱的小女查传讷进行了一次颇为深入的交流。能以如此规模和“阵势”专题讨论金庸的家庭生活，这在内地媒体中绝无仅有。在更多时候，一直坚持上午10点到下午7点工作的查传讷为了更全面地介绍金庸先生目前的生活状态，不得不在凌晨用电子邮件、短信与本报记者交流，16日凌晨1点零5分，查传讷仍在书房给记者回复邮件，“为了你的前程似锦，我不曾离开过书房。仍思考怎样回答你的问题。”
查传讷一直很回避自己是金庸女儿的身份，她更是首次在媒体上透露，“我的娘亲生前叮嘱万遍，不可以对外张扬自己的父亲是谁，别人知道了不用再加以强调。当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可以为查家光宗耀祖之时，就不用避忌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一定要脚踏实地做人"。这是娘亲对我最大的教诲。”
同时，由于地域差异，很多词汇需要反复在短信里确认和校准，在认认真真写下采访问题的答案后，查传讷还要专门发邮件确认，“平时绝少有这样的心态接受媒体专访，我良久没写字了，表达力不足。还望指教。”就在3月18日晚，查传讷专程赶往金庸住处，将成都商报及读者们的亲切问候转达给一代武侠大师。同时，她还将本报的电子版地址告知金庸先生，以便以后时时阅读。
“我只是个普通人，很多媒体欲联系我采访，其实不用感到压力大。新闻工作不易为，铁鞋破了，胃未填饱，也要将真相淘出来，不易的。”今年已49岁的查传讷作为报人金庸的小女儿，也深深知晓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辛苦。得知本报的这组报道主题后，她也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专门提到“我也很想知晓其他宗师的后人都在做些什么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到与成都商报记者交流切磋的感受时，查传讷曾专门致信表示：“我之前在给你的邮件里形容过，你们这次的提问水平之高，好似研究院论题或高考题目，这次能真正静下心来与你交流，更是因为我也是首次遇上高手想与我切磋。” 谢礼恒（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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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外孙女赵明：跳芭蕾圆武侠梦
2019年07月08日 13:28 来源：中国侨网 参与互动
中国侨网7月8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2018年10月30日，香港作家金庸辞世。同一天，纽约华裔导演陈士争为他的新戏《龙泉凤舞》音乐剧演员和舞者试镜。陈士争指着桌上的一份报纸，报上刊载着金庸去世的消息，和制作伙伴说起金庸小说对华人世界的影响。正说着，面试的年轻舞者赵明走过来，陈士争问赵明：“你听说过金庸吗？”赵明顿了一下，说：“他是我外公。”
《龙泉凤舞》讲述的是中国移民的故事，陈士争在纽约面试《龙泉凤舞》演员，要会演戏也要会跳舞。有个年轻女孩小凤的角色，他一直没有面试到满意的，后来听剧组说，有个女孩舞跳得不错，不过人在伦敦。陈士争说，那就让她飞过来面试吧。这个女孩就是赵明。
陈士争制作戏剧20余年，第一次制作功夫音乐剧。他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位年轻的舞者竟是金庸的外孙女，他更没想到，面试那天金庸去世。
这是冥冥注定。那一天，25岁的赵明拿到了演出《龙泉凤舞》的机会，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演出音乐剧。
赵明外表清新，沉着自信。她在接受访问时说，她学舞多年，一直希望也可以学学功夫，演侠女给外公看。《龙泉凤舞》的舞蹈融合武术，她跳起来轻盈洒脱，表现出功夫的外柔内刚。演这部剧，也实现了她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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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外孙女赵明。(来源：美国《世界日报》赵明提供)
赵明 外公取的名字
赵明(Jasmine Chiu)出生于香港，5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温哥华。赵明很少用中文名字，有一天，她在学校芭蕾舞课休息时间，有个同学的妈妈也是华裔移民，闲聊时问起赵明的中文名字。赵明告诉她中文名字是“赵明”，这个妈妈说，这名字和金庸作品“倚天屠龙记”一位人物的名字“赵敏”很像。
回家后，赵明问爸爸妈妈，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公取的。爸爸妈妈说，她刚出生时，外公给她取名“赵敏”，随后又被外公改为“赵明”。
巧的是，“倚天屠龙记”小说中，女主角元朝贵族汝阳王之女，在第一版叫做赵明，本名明明特穆尔，封号绍明郡主；第二版中，赵明改名赵敏，本名敏敏特穆尔，封号绍敏郡主。无论“赵明”或“赵敏”，都是书中这位郡主给自己取的汉名。
“明”字有豁达爽朗的意思，“敏”字则是聪明灵活之意，金庸给外孙女取名赵明，期许是明也是敏。
赵明印象中的外公，总是在书房读书或写作。有一次，赵明看到外公在书房写东西，那时她还小，不明白外公是在创作，但见外公非常专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金庸也没发现外孙女在看着自己。但从此，在赵明心中，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芭蕾 外公也曾有梦
赵明自小在温哥华里奇蒙舞蹈学院习舞，学习最久的是现代舞和芭蕾舞。毕业后，她进入波士顿音乐学院攻读本科，2014年获得艺术学士学位。
2012年，赵明回香港探亲。她和外公相聚时，分享自己学习芭蕾舞的心得。赵明回忆，那时外公年纪已经很大了，听到孙女分享芭蕾舞时，外公说，自己小时候对芭蕾舞特别着迷，还有点研究。
说着说着，金庸站起来，摆出芭蕾舞的“一位动作”和“二位动作”，向外孙女展示舞姿，有模有样。这段分享成为赵明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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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孙辈合照。右二为赵明。(来源：美国《世界日报》赵明提供)
跨界 尝试各种艺术
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后不久，赵明在纽约尝试Broadway Asia等项目。 2017年，赵明移居伦敦，继续舞蹈事业，曾参与泰特英国美术馆的委约作品长篇独舞《Squash》，并与多位与音乐、编舞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合作各项演出。2018年夏天，她还是香港国际舞蹈节12位常驻艺术家之一。
如今的赵明，从事各种与舞蹈相关的跨界艺术项目，不管是舞剧、音乐录像或实验性表演，都大胆尝试，并不设限。
现居纽约的波多黎各摄影师Omar Z. Robles，在世界各地拍摄芭蕾舞者在街头真实环境下的身影，舞者奔放的肢体在城市角落下述说着故事，打破在棚内或舞台拍摄的传统舞蹈摄影，多位芭蕾舞者都曾入镜。赵明也曾和Omar Z. Robles合作，在镜头前飞跃，城市街头留瞬间动态之美。
功夫 是神奇的礼物
《龙泉凤舞》是以中国功夫为灵感的音乐剧，舞蹈中有大量武术色彩。赵明拿到的角色，要接受高强度武术训练，甚至透过吊钢丝学会如何飞翔。对她来说，参与《龙泉凤舞》演出，是中国文化和神话的了解，是外公舞者梦和她武侠魂的结合。
赵明饰演龙凤胎中的妹妹小凤，就像侠女一样，战胜强权。她说，大学毕业后，想多了解外公的创作，“对我来说，这部剧是个神奇的礼物。”
走舞者之路，赵明也遇到过困难，她便想起外公和他留下来有影响力的作品，便能坚持下去。她每天写日记，记录点滴；她的网站还有博客，抒写心情。她说，对写作的热爱来自于外公，写下自己的故事，是培养专注力和自我探索，寻求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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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外孙女赵明：推动东西文化交流 自豪华人身份
中国新闻网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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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7月25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功夫音乐《龙泉凤舞》日前在纽约进行世界首演，剧中饰演龙凤胎妹妹“小凤”的舞者赵明，凭借精湛的舞技备受关注，但她另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武侠小说巨匠金庸的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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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参演功夫音乐剧“龙泉凤舞”，武打结合舞蹈传递侠义精神。（美国《世界日报》/刘大琪 摄）
赵明说：“我希望用舞蹈的形式传达外公笔下的侠义精神、爱人助人，也希望有朝一日读懂他的中文著作，更了解他、靠近他”；她还说，“去年夏天我去看望他，他大部分都是睡着的状态，醒来时虽不记得我的名字，却知道是‘跳舞的那个’，这对我来说意义已经足够。”
今年26岁的赵明，出生于中国香港，五岁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她说那时人生地不熟的移民，又不懂英文、没有任何归属感，“刚上学时班里包括我在内只有两名华裔，凡事还需另外那名华裔女生帮我翻译。”直到八岁那年，妈妈为她报名了舞蹈班，给她打开一扇融入环境的大门，口头表达有困难，便转换成肢体语言与人交流，“慢慢结交到好老师、好朋友，也获得更多关注”，因此越发喜欢上舞蹈，尤其现代舞和芭蕾舞。
“跳舞对我来说已不再是练习一门技艺那么简单，而是自我表达、并与他人分享的方式”，喜欢从变化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赵明，大学时离开加拿大，到波士顿音乐学院就读，毕业后又来纽约做自由舞者，积极参与“Broadway Asia”等项目；后来又毅然转战英国伦敦发展，一边跳舞、一边教英文。
2018年10月30日，赵明飞到美国参加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龙泉凤舞》试镜，期间导演和工作伙伴谈起当天金庸逝世的新闻，便问起赵明知不知道金庸；赵明顿了一下回答：“他是我外公。”因缘巧合，赵明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演出音乐剧的机会，竟是外公写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的武侠故事，结合她视为终生职业的舞蹈。
为此赵明拼尽全力训练，还到中国北京密集培训三周，在该剧武术指导张俊以及两位助理的带领下，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时不断练习，“大部分演员都没有任何武打的经历和基础，尤其在剧中我们都持长枪、长刀等不同的武器表演，更需要努力练习”。
因为是功夫音乐剧，武打的同时要兼顾跳舞和唱歌，赵明感到压力和挑战，但首场演出时看到观众直接、热情的反应，她明白自己做到了，而且整个团队也在纽约做了一件大事。
“外公的著作里写的都是江湖和大爱”，赵明说，她认为《龙泉凤舞》要传递的重要主题和信息，就是爱高于一切、胜过一切，“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着爱，而是怀着贪婪、愤怒、或者恐惧去追求他想要的，那就一定会失败。”
她也说，该剧充分体现了东西方以及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如何通过合作成为崭新的整体、创造一个和谐的未来；“我自己就是亲历者和受益者，有幸参与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中国文化、也尽己之力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并越来越自豪华人身份”。
感恩这一切的赵明常常想起外公，她说高中以前每年圣诞节都随家人回香港和外公相聚，工作后返港次数虽少，但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去探望外公，“后期他渐渐话少，见到我总是抓着我的手”；去年夏天最后一次见外公，他已记不得赵明这个名字、却记得是“跳舞的那个”，“我非常感动他还记得我对舞蹈的热情，能用这种方式被他记着，我很骄傲”。
赵明说，小时候对外公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写作的样子，她也因此受益、一直保持写作记录的习惯至今，以此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加强与他人的交流；但遗憾自己中文水平不够，只能读外公著作的英文翻译版或影视作品，“现在就希望把中文学好，有朝一日读懂外公的中文原版，和他靠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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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金庸与「剑桥大学博士」的二三事
原创： 好困的 英侨说 2018-10-31
“带着东方的思维生活在英国”
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英国的剑桥，立着这三位华人的石碑：徐志摩、翁美玲，和金庸。
志摩诗碑位于剑桥国王学院的一块草地上
徐志摩和有着“小黄蓉”之称的演员翁美玲，年少时都曾在剑桥求学。后者更是在中央圣马丁学院获得纺织设计专业的学士学位。1985年，自杀后的翁美玲没有被葬在香港，而是远离了纷扰，安息在了剑桥的公墓——尽管时至今日都有许多怀念她的影迷前往凭吊。
如果没有回香港参加选美大赛，
她如今是不是一枚优秀的服装设计师？
@博客usavivian
当年翁美玲之所以能够出演黄蓉，也是金庸的大力举荐。
而一辈子书写中国武侠快意恩仇的金庸，也与千里之外的剑桥、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著名表哥”埋下草蛇灰线
在金庸还是查良镛的8岁那年，徐志摩在英国求学。
想必通过昨日的新闻普及，大家都已知晓，金庸本是中国浙江海宁人，出自当地的名门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称徐志摩为表哥。这段“别人家孩子”的经历被父母反复提及，于是在金庸的心里也埋下了“去剑桥读书”的种子。
2007年，金庸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艺术人生》时，曾向主持人透露，“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
金庸在《艺术人生》上
然而世事难料，金庸在上海读大学时，正是内战时期，他连大学毕业证都不曾见到。以至于成名后的金庸，一直渴望能真正地读一次大学。
时光飞逝，2005年初，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阅读金庸写的《鹿鼎记》英译本《The Deer & the Cauldron》时被圈了粉，了解到他在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后，正好是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推荐委员会主席的她，向剑桥大学教授会推荐提名金庸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The Deer & the Cauldron>牛津版在1997年面世，
封面的色彩和设计都与今年年初出版的《射雕英雄传》完全不同，
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金庸理解的变化
通常来说，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每年首先会公布候选人，剑大本科以上的学生、以及教授和院士，都可带着充分的理由提出反对；如果有８个人（或以上）这么做了，候选人就可能丧失这个提名机会。
这其中有一个插曲。
2005年的《青年参考》提到，剑桥大学中曾经有反对的声音。理由是金庸“曾支持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违反了英国的利益”。而另一边，金庸的支持者抗议道：这一行为符合金庸作为中国人的立场，而且也符合中英租借新界条约中“租期是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的规定。
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反对者被说服了。2005年，除了金庸之外，还有5人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2005年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博士
另外五个人分别是：
现任英联邦王国最高法院院长何熙怡女男爵（Brenda Marjorie Hale）；
前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厄夸特爵士（Brian Edward Urquhart）；
美国化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他最出名的贡献是口服避孕药）；
威尔士大学名誉院士、作家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
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大卫海尔爵士（David Hare）
金庸是仅有的一名华人。
耄耋之年背起书包“炸”学堂
按理说，有了荣誉博士，本来算是功德圆满事一桩。
比如李嘉诚在2001年也曾被剑桥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此后的杨卫教授（前浙江大学校长）、白春礼教授（中国科学院院长）、陈奕迅、郎朗、张曼玉都被著名的英国高校盖过这个戳。
虽然这不需经过正常升学程序，但毕竟是对社会某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人士的一种肯定，毕竟生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短暂的时光里把样样都做到周全。
（众多荣誉博士们~没找到李嘉诚穿学位服的照片）
不过金庸却希望能有一个真实的文凭在手，于是在黑袍加身之后，向剑大提出了想好好读书的要求。
据说，起初剑桥大学不大乐意的。因为荣誉博士的等级，比普通博士的学位高，没有理由得了高级学位后，再去念较低的学位（您老人家这不是给人添乱么）。
但金庸却觉得，自己有必要真真正正学一次。他曾专门在采访中解释过：“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只要一提到金庸，就佩服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其实我自己‘无所不知’是假的，我是‘只写所知，不知不写’，‘非知不可，快去查书’”。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剑桥大学被这股劲儿妥协，不过表示除了要审核金庸的一系列资格外，也提出他应先念硕士，通过后再念博士的要求。
升学路上的小“坎坷”
相信在申请英国留学的路上，不少中国学生都曾经被各种证明“折磨”过。比如证明学术能力的成绩单、证明符合入学语言要求的雅思成绩（or托福GRE等等）、还有证明个人经济能力的财务凭证、以及和你成功配对的大学指导老师。
金庸也不例外。一些报道表示，金庸在办理入学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2007年，金庸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15周年庆典时，向媒体透露剑桥大学对于“自己读博士的需要正规手续”的“麻烦”：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拿了几个A，几个B，都要出示证书给学校，还要考英文写作。一关关过去，过了3个多月，后来他们同意了。”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金庸没有教育机构颁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出于各种原因，淹没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只得用此后收到的荣誉博士、教授等证书来替补。
至于语言成绩，以金庸80岁的高龄+等身的著作，去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拼雅思，似乎也不太现实。于是金庸“交了一篇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讲香港回归问题的英文文章”，作为语言成绩的凭证；财务证明应该是这之中最容易的，毕竟他不缺。
另外是导师问题。据说当时的剑桥大学，听过金庸名声的人，都不太敢给他老人家当导师。最后金庸只得找了一位没有听过他大名的汉学家、著名唐史专家David McMullen教授来一起做研究。
最后最重要的，便是研究选题了。
在2007年的采访中，金庸透露自己提出的多个方向，都被“无情”pass：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但因为不懂匈牙利话被否决；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但因为已有珠玉在前，加上不懂藏文、蒙古文，又被否决了……好在唐代历史尚且有一定空白，让金庸有了自己发挥的空间。
就这样经过奔波和准备，2005年6月22日，早已辞去了浙江大学博士导师身份（2007年又被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的金庸，注册成为剑桥的学生。
不给人签名的“大腕”学生
老人家上学并不是那么容易，何况还是年轻人都会读到头秃的博士。在此期间有一阵子，网络曾有传言说金庸辞读博士，不过当时金庸的吴秘书向媒体表示：“金庸一直不适应英国的气候，只好申请到校外攻读博士，学校那边也早就同意。”
金庸自己也曾媒体透露，他每周上两次课，从不缺课。
“他的唐代史导师David McMullen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不仅普通话说得好，尤其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古汉语。金庸读博士的方式主要通过与导师David McMullen的书信来往，并且David McMullen也经常到香港与金庸会面，去年二人就曾在香港进行过一次深入的会面访谈。 ”此前报道中说。
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中，金庸说在剑桥校园里，他谢绝了社会性的活动，也是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和妻子两个人住。有时遇到书迷认出，索要签名，也会被他婉拒。“我在这里是学生的身份，上学路上我不给别人签名题词。”
2006年12月，金庸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
2007年5月，他获哲学硕士学位。
2010年，金庸完成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获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的博士论文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 618-762>
@大英图书馆官网截图
2010年9月，金庸被举荐为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2012年7月4日 文章开头提到的金庸石碑揭幕了
金庸原名是查（Zha）良镛,英文名为 Louis Cha,
所以资料中的标题为
“Cha Stone Unveiled ”（金庸石碑揭幕）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官网截图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官网上，有对于这块石碑的详细介绍，也为大家翻译如下：
“（2012年）7月4日，剑桥大学副校长和圣约翰学院硕士在两位华人研究生欧阳（音译）和欧丽儿（音译）的帮助下，在学者花园北面的玫瑰园中揭开了一块雕刻的石头。
这5英尺高的台湾砂岩石碑，是May Cha（即林乐怡，金庸的第三任妻子，编者注）送给她的丈夫、著名的武术小说家Louis Cha（即金庸，编者注）的礼物。后者于2005年获得了该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块石头上刻有的诗意对联，是由Louis Cha于2005年在研究生生涯开始时为学院创作的。
金庸石碑内容@huangpingping92
对联内容如下：
花香书香缱绻学院道
浆声歌声宛转叹息桥
学生金庸书
剑桥大学和学院部门的代表、以及Louis Cha的读者，来自大学的七个不同的中国学生协会代表，都出席了揭碑仪式。他小说超越了东亚的政治分歧，通过他的小说，他为无数的年轻中国人带来了快乐和知识，甚至包括那些出生在英国的年轻人。”
金庸石碑背后的释文@huangpingping92
不过在金庸前往剑桥大学读博这件事儿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其中有人认为，虽然金庸著作等身，开创了一个武侠小说的新纪元，在华人世界的影响之广是无可比拟的，但学术研究毕竟是要求严谨性，是与小说创作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样“强行跨界”，是否可以有真正的学术成果，是否在占用不必要的学术资源？
尽管有这样的疑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金庸对学问的追求精神，十分令人钦佩。如今斯人已逝，让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留于后人评说吧。
--End--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2-1 20:18 编辑
严晓星︱《荷马史诗》里的三笑逍遥散
原创： 上海书评上海书评今天
《天龙八部》第三十二回插图：“苏星河大吃一惊，跳起身来，放声大哭，跪在虚竹面前，磕头如捣蒜。虚竹忙即跪下对拜。”
文︱严晓星
《天龙八部》第三十二回，两大高手连续因“三笑逍遥散”而毒发身亡。最先出现中毒迹象的是聪辩先生苏星河：
苏星河见他试演无误，脸露微笑，赞道：“掌门人记性极好，一学便会。”
虚竹见他笑得颇为诡秘，似乎有点不怀好意，不禁起疑，问道：“你为什么笑？”（1254页）
但先罹难的是少林和尚玄难：
玄难微笑道：“你得聪辩先生青眼，居然学会了如此巧妙的疗伤本事，福缘着实不小，你尽管在我‘百会穴’上拍击便是。”
虚竹……虽说是为了疗伤，究竟心下惴惴，又见他笑得颇为奇特，不知是何用意，定了定神，又说一句：“弟子冒犯，请师伯祖恕罪！”这才走上一步，提掌对准玄难的“百会穴”，不轻不重，不徐不疾，挥掌拍了下去。
虚竹手掌刚碰到玄难的脑门，玄难脸上忽现古怪笑容，跟着“啊”的一声长呼，突然身子瘫软，扭动了几下，俯伏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旁观众人齐声惊呼，虚竹更是吓得心中怦怦乱跳，急忙抢上前去，扶起玄难。慧方等诸僧也一齐赶到。看玄难时，只见他脸现笑容，但呼吸已停，竟已毙命。……
……苏星河……抓起玄难的手脉，皱眉道：“玄难大师功力已失，在旁人暗算之下，全无抵御之力，竟尔圆寂了。”突然间微微一笑，神色古怪。
虚竹……蓦地想起苏星河在木屋中诡秘的笑容，怒道：“聪辩先生，你从实说来，到底我师伯祖如何会死？这不是你有意陷害么？”
苏星河双膝跪地，说道：“启禀掌门人，苏星河决不敢陷掌门人于不义。玄难大师突然圆寂，确是有人暗中加害。”虚竹道：“你在那木屋中古里古怪的好笑，那是什么缘故？”苏星河惊道：“我笑了么？我笑了么？掌门人，你可得千万小心，有人……”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住口，脸上又现出诡秘之极的笑容。
薛慕华大叫：“师父！”忙从怀中取出一瓶解毒药丸，急速拔开瓶塞，倒了三粒药丸在手，塞入苏星河口中。但苏星河早已气绝，解毒药丸停在他口里，再难咽下。（1257-1258页）
惊心动魄的谋杀时刻过后，苏星河的弟子自然要向新任掌门虚竹解释一番：
康广陵……道：“……家师所中之毒，叫做‘三笑逍遥散’。此毒中于无形，中毒之初，脸上现出古怪的笑容，中毒者自己却并不知道，笑到第三笑，便即气绝身亡。”
虚竹低头道：“说也惭愧，尊师中毒之初，脸上现出古怪笑容，我以小人之心，妄加猜度，还道尊师不怀善意，倘若当时便即坦诚问他，尊师立加救治，便不致到这步田地了。”（1260-1261页）
武侠小说中各种施毒的法门、奇异的毒药见多了，倒也不觉得如何奇特。可若设身处地一想，还当真有点不寒而栗。文字功力之外，不得不佩服金庸能编。
然而，又意外地发现，这种能让人死前出现古怪诡秘笑容的毒药，竟然真的存在。
明天启三年（1623），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完成并刊行了他用中文撰写的世界地理书籍《职方外纪》，其卷二记“意大里亚”（今译意大利）的岛屿“摋而地泥亚”（Sardinia，今译撒丁岛）云：
一摋而地泥亚，亦广大，生一草名摋而多泥，人食之辄笑死，状虽如笑，中实楚也。西谚凡谓无情之笑，皆名摋而多泥笑。（《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7月，88页）
“摋而多泥”，谢方注为“未详”（92页），何高济《〈职方外纪校释〉补释》（《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212页）云：
即摋而多泥Sardonia，是一种有毒的毛茛科植物（Ranunculaceae），据说它可以引起痉挛和强迫的笑，因此Sardonico一词便转作冷笑的、讥刺笑的意思，至今仍保存在欧洲的语言中，即英语的Sardonic。《职方外纪》介绍了一个有趣的欧洲语汇。（Ranunculaceae拼写原误，径改）
“人食之辄笑死”、“有毒的”植物、“痉挛和强迫的笑”，这与金庸笔下中了三笑逍遥散的症状极为相似，差别只在是否口服，笑了几次。不必口服，触之即死，大约仰仗提炼者的技术能力，毒物有了升级版，可以理解；“笑到第三笑，便即气绝身亡”，比现代医疗中大多数药物反应的表现还要精确，不免过分坐实，其实只须明白笑多了便是中毒已深回天无术，堪堪足矣。
“西谚凡谓无情之笑，皆名摋而多泥笑”，饱蠹古典的艾儒略介绍这个“有趣的欧洲语汇”时，心中所想的不知是不是荷马史诗。据说最早使用“摋而多泥笑”的，是这一句“μείδησε δὲ θυμῷ σαρδάνιον μάλα τοῖον”（《奥德赛》20.301—302），王焕生译本作“心中对他报以轻蔑的一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5月，430页）。其中“轻蔑的一笑”对应的“σαρδάνιον”，原型为“σαρδάνιος”，即拉丁文“sardanios”（后演为sardonios），意为“撒丁岛的”。这个词进入法语，成为“sardonien”（后演为sardonique），又从法语进入英语，即“sardonic”。
西塞罗《亲友书信集》第七卷第二十五篇用过“γέλωτς σαρδόνιον”，亦即“摋而多泥笑”（撒丁岛式的笑容）。此后，维吉尔《牧歌》第七章第四十一行“你尽可说我比撒丁岛的草药还苦涩”（党晟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107页），四五世纪间，罗马学者Maurus Servius Honoratus为之作注，提到了“撒丁岛式的笑容”与撒丁岛草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据当代学者研究，荷马原文其实与撒丁岛的神秘植物很可能并无关联；同时，也很难确切指认艾儒略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于哪里。只能说，就算附会不足信，艾儒略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大约就是那么认为的。
撒丁岛水芹，出自Franz Eugen K_hler的《科勒药用植物》（K_hler's Medizinal-Pflanzen）一书。
然而，传说中的神秘植物却是的确存在的。前些年，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Eastern Piedmont）的学者不仅找到了它，还在2009年5月22日《天然产物杂志》（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撒丁岛水芹中的多炔：撒丁式笑容的分子线索》（Polyacetylenes from Sardinian Oenanthe fistulosa: A Molecular Clue to risus sardonicus）。据云，这种植物拉丁名为Qenanthe crocata，当地俗称“水芹”，在撒丁岛极为常见。分析发现，植物中所含的剧毒物质，能使面部肌肉收缩，看起来好像人在龇牙咧嘴或做鬼脸。
“三笑逍遥散”与撒丁岛水芹的直接关联，目前还不能坐实。但金庸若是有意这么写，大约是从英文单词Sardonic涉及的西方博物学知识。独家研发并使用“三笑逍遥散”的丁春秋，带领他的徒子徒孙长年盘踞在西北星宿海，那里大约能沾润些中西交流的余泽，偶尔采用一点儿极西的原料与技术，虽然于史无征，倒也合情合理。
（本文在外文识读与资料查找方面，承张治先生、张凌女士、孙田小姐提供帮助，王家葵先生、张治先生审读了全文，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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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三层的《水浒》，领先一步的金庸
南郭刘勃10-13 10:01 投诉阅读数：3130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做学生的时代，金庸正风靡，也被鄙视，有些为金庸辩护的文化人，他们喜欢拿《水浒》举例，说当年也是被瞧不起的俗文化，现在不也成了经典，不能因为流行就认定价值不高嘛。
作为金庸迷，当年对这个类比法自然挺喜欢。但现在想起来，《水浒》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书。
今天的研究者，大多接受《水浒传》是世代累积的作品这个判断。就是他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施耐庵究竟是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样一部书从生成、流传到大致定型的过程。于是又引出一个判断：这部书是流民社会的产物，集中体现的是这个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只要不事先存着“这是伟大的文学名著”的心理预判，今人读《水浒传》，很容易被小说里的世界引起不适感。《水浒》题材的影视剧拍了那么多，也从来没有忠于原著的，因为那根本就没法过审。太血腥，太暴力，对女性缺乏起码的尊重，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婪和谄媚有时却非常夸张……都完全不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
但有人因为《水浒》的世界恐怖，进而推论中国的传统一团漆黑，显然也不对。儒家贵民厚生的情怀，法家的制度构建的智商，古诗文中的闲情妙趣……这些都是《水浒》里很少，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东西。甚至同样是小说，唐传奇、《红楼梦》里对女性的态度，和《水浒》也不啻霄壤。
《水浒》呈现的，就是流民眼中的世界。虽然它后期也经过文人改造，但已然无关大局。
这绝不是说《水浒》不好，读书如果只为接受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世界上值得读的书就太少了。《水浒》的世界，在“良民”社会的地底下，古代社会有这一面，现代社会也未必就没有。因为“流民”的生成机制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庞大和复杂。所以《水浒》是逼你往地下看的书，叫你别被眼前一点浮花浪蕊烈火烹油所迷惑，终究要直面惨淡的人生。
金庸的十五部（篇）小说，虽然具体内容不免有所依傍，却都是作家一手打造。老爷子的头几部小说，还使用了比较多的真实的江湖元素，但这显然不是他的长项。从《射雕英雄传》开始，眼界始大境界始开，同时江湖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生存空间，而是整个社会的映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虽然是徐克电影里的话，却是对金庸小说的很好概括，这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金庸的“江湖”表现的是所有“有人的地方”，绝不局限于那个和庙堂对立的江湖。这也是今天的网红作家，还是可以随手从金庸小说中撷取片段，来写时事评论的根基所在。
金庸出身文化世家，接受的是优质教育，从事的是文化精英的职业，在香港的鼎盛时代，汇通中西，发为文章，他的价值观，当然比《水浒》要“现代”得多。这点对中国大陆的意义，可能比在香港还要突出。人性是永恒而美好的，政治是肮脏而卑鄙的，国族仇恨有时显得狭隘，爱情却非常非常重要……当时都带点振聋发聩的意味。说金庸小说参与了对七零后、八零后人格的塑造，确不为过。
金庸的视野，也比《水浒传》要广博。老爷子的历史、文化水平，虽然不无专家学者非议，但比起《水浒》的作者群，还是要高明得多。因为与诸多政要都有往来，金庸笔下的帝王将相比《水浒》里的宋徽宗、高俅要更“像”历史人物。东邪、北丐这样的绝顶高手，许多气质则都与宗师级别的文化人暗合。引经据典，谈诗论画，甚至写到娱乐美食，金庸也比《水浒》巧妙精致。
可以说，金庸写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比《水浒》到位。但是金庸写任何话题，也都无法达到《水浒》写游民社会的那种信息密度和表现力度。套《世说新语》里的一个著名句式：《水浒》如“牖中窥日”，视野是很狭隘的，但所见之处，却真实得刺眼；金庸的小说如“显处视月”，写的是广阔的世界，也都有点朦朦胧胧。
看现在的评论，金庸已是舆论所承认的文学大师，但经典化和脱离群众两个进程难免同步，影响大约是不及当年了。十几年前我刚教书时，讲佛教传入汉地，传说白马驮回来的第一部佛经叫《四十二章经》，满教室的学生会“哇”的一声。现在，大抵只是以为老师在说一个知识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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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金庸在丹阳的足迹
丹阳发布2018-10-31
据@人民日报消息
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先生
于10月30日与世长辞
享年94岁
世间再无金大侠
[蜡烛][蜡烛][蜡烛]
其实金庸先生跟丹阳
还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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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金庸先生的丹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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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金庸和夫人林乐怡到内地参加一个活动时，专门在日程安排里自行加上了丹阳的行程。祖籍海宁、早迁香港，金庸和丹阳看似并无交集，他为什么在30多年前的这次内地之行中将丹阳列入访单？他和丹阳的缘分究竟从何而来？
很少人知道，金庸和丹阳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他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就曾在丹阳为官。直到1986年，62岁的金庸才有机会，第一次踏上了这块曾在祖父、长辈口中和自己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土地。
金庸先生在县政府大院
据说，金庸到丹阳第一件事，便是翻看《丹阳县志》，读到其中对祖父查文清的褒扬后，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丹阳县志
金庸先生与时任县领导交谈
金庸专门去看了胡桥齐宣帝永安陵南朝石刻，在丹阳人民公园里观赏了江苏第一钟“唐代中和钟”，并到祖父曾居住过的界牌镇，感受记忆里祖父描述的丹阳古城。
金庸先生在“唐代中和钟”合影
金庸先生在万家欢市场
喜爱书法和绘画的金庸，还在“正则画院”里度过了到访的大半时间。在画院里，金庸收到由丹阳当地多名书画家联手创作的山水画。
作为回报，金庸也欣然挥毫，以一幅“怀先祖之遗爱，睹今贤之丰功”字卷，表达了对先祖的怀念和对丹阳的赞美。这幅字卷现在丹阳市档案局保存。
“怀先祖之遗爱，睹今贤之丰功”字卷
金庸的祖父在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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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浙江海宁望族查家的最后一位进士，在光绪十六年被朝廷派到镇江府任丹阳县知县。到任丹阳仅数月后，查文清便遇到了震惊中外，后来更作为著名反帝斗争事件而编入中学历史课本的“丹阳教案”。
那是在1891年5月，部分洋教士行为不端导致教会与民众矛盾在日积月累后爆发，加上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教会残害婴儿之说，数百名丹阳百姓围攻当地教堂并将之付诸一炬，此事的波及效应甚广，周边数个城市都掀起了反教会反满清的人民运动。
清廷惊恐，加上慑于外国压力，着查文清查办为首闹事的百姓。然而，对当地教士仗势欺人的行径多有耳闻且深恶痛绝的查文清，非常同情被迫揭竿的百姓，“别说全部查处，查文清就连抓一两个人交差都不愿意。”
查文清偷偷通知了所有参与围攻教堂的家庭，让他们连夜逃离丹阳。随后又上书朝廷为百姓据理力争说尽好话。但结果是，他被迫辞职，在刚刚晋升“同知”、仕途一片光明之时，回乡为民。
尽管查文清在丹阳任职前后仅仅年余，却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丹阳后，百姓为他树碑立传流泪追悼。当年受其庇护的几十户家庭和丹阳士绅寻到海宁，三步磕一头行数里路，一直到查家，并集资为查文清买地扩陵。其中一位受恩查文清的丹阳人还定下祖训，要后世子入查家为仆、女为妻妾，不纳方可另外谋生。
如是种种，足见查文清的侠义之举在百姓心中之分量。
1998年，金庸接受祖籍恰在丹阳的杨澜访问，提起了祖父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他永远佩服祖父这种高风亮节，更以做顶天立地的好人为己训。
《连城诀》与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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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近凡俗人生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另类作品，武侠在这部作品中只是一个外包装和背景，其内核是对人性中贪欲的揭露。”这番评论，说的是金庸名作《连城诀》。在《连城诀》的后记中，金庸曾说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一位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老人”，这个老人就是丹阳人。
故事又要从查文清说起。当年查任职知县期间，经常调看过往案宗，清查是否有冤假错案。而很快，一个叫和生的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根据记载，和生是丹阳一个普通百姓，经营着一家豆腐店，为人非常淳朴善良。然而祸从天降，当地一个财主少爷垂涎和生未婚妻美貌，构陷嫁祸将其送进了大牢。关押期间和生被毒打致残，未婚妻也被财主少爷强占为妾。
出狱后和生悲愤交加，用刀刺伤了财主少爷，大仇未报反因此再入牢狱，饱受摧残折磨。查文清辞职回乡前，放不下含冤等死的和生，偷偷将他带回了海宁。
金庸幼时，和生便是他形影不离的随从。他对这个不嫌弃自己身残貌丑的孩子非常疼爱。一天，和生病倒了，病得很重。小金庸得知后非常着急，他带着点心到和生房间里探望。沉浸在感动中的和生，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一改此前多年沉默寡言的性格，对着金庸畅谈心事，其中大部分，自然是关于他坎坷悲惨的一生。
和生的故事在少年金庸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世间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强烈反差令金庸震惊，并且影响了他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在他今后创作的武侠小说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和伸张正义成了永恒不变的主题。
和生在抗战初期时去世，这个“幼年时很亲切的老人”形象永远刻在金庸心头。这也难怪他会在《连城诀》后记中说，“‘连城诀’的故事就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大侠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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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来源：丹阳市档案馆、丹阳日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UzMTI4OA==&mid=2247502928&idx=1&sn=0cb7dcd36dd0dd24df8b4d79a2a2f778&chksm=e9f31527de849c31c355bb9bac549c70a4e5705bdb0224dd01ff20256f56fd80b2bc5a936bc4&mpshare=1&scene=1&srcid=0605XQev1fi0HRfSmmdBPoF8&key=b730dabc2bb83d6ce02980941cc8491643a2775678ca63d3fdb8863ee51a1e21f97e86df6d75d91ace69bda6a2997e9b5b39e3c4b0ad8c2231e1881cf032bf077bcfb88915107e179baccf39924d10fc&ascene=1&uin=MzIwNTg3NzE%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739&lang=zh_CN&pass_ticket=Im%2FLvhd1bQqcl4Uw%2FyVsBsmAcC9aCKeu6mXFBY96ARo%3D【很多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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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90年
诗人牛皮明明苍山夜语昨天
作者：牛皮明明
来源：牛皮明明 （ 微信ID：niupimingming ）
武侠的魅力，是里头有中国人的样子。
01
1928年夏，上海空气里弥漫着怪诞的血腥味，大革命失败后，低落情绪在社会上蔓延。
上海中央大戏院内，一部《火烧红莲寺》正上映。第一批观众走出影院，嘴里念叨着嘿哈、呜哈，对着空气劈掌比划，见人就说：太特么好看了！（我猜的）
用现在眼光看这部片子，剑光斗法、掌心吐雷，全是渣特效。但搁那时候，堪称民国《阿凡达》。上海引爆后，南京、天津、北平、广州等地争先上映，破国产电影卖座纪录。此后连拍18集，带动武侠片第一个创作高潮。
《火烧红莲寺》剧照
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是双胞胎。在民国，写武侠小说是贱行。体面是属于鲁迅、胡适、王国维、李叔同、沈从文他们的。
最早一批给报纸写武侠连载的人，多是吃不起饭的底层文人，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卖字，拿到稿费感到倍受侮辱，发疯似地赶快花完。
《火烧红莲寺》原著叫《江湖奇侠传》，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宗武侠小说。作者平江不肖生，祖父革命党，六岁习武，留学过日本，回国后迫于生计，写武侠小说。
平江不肖生
写完数十万字，赚得第一桶金，悄然离开上海回湖南。小说断更，杂志社只好请编辑代写。之后由湘来沪，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设宴款待，请他复出捉笔，不肖生拍拍钱袋说：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疗饥了。
意思是说，我现在有钱了，还他妈写个屁。
1932年，“一·二八”日寇入侵上海，不肖生回长沙学宫街，兴办湖南省国术训练所。抗战爆发后，这些学生俱成抗战主力。他的儿子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十二期当飞行生，亦奔赴前线。临行前，不肖生对儿子说：
现在真到杀敌的时候了，你去空军，不久我也到前线去抗击日本鬼子。现在是立体战争，你在天上，我在地面，父子俩打一场抗日的现代化战争，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庆祝。
这一别就是10年多，死里逃生。淮海战役后，父子二人相聚于南京玄武湖，泛舟湖上，把酒言欢，泫然泪下。
不肖生算是民国武侠作家里头，唯一勉强保住体面的文人。在他之后，最有名的武侠五大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和王度庐，福气都不如他。
还珠楼主年轻时，在大中银行董事长孙仲山公馆，兼家庭教师，授孙仲山众子女国文书法。教习过程中，与小他六岁的二小姐孙经洵相爱。
孙仲山极力反对，两次将他送进监狱，控告他拐带良家妇女。当时社会绝不容师生恋，惹来满城风雨。但二小姐颇有侠女之风，开庭当日，闯入法庭，朗声道：
我今年二十四岁，和他情投意合，怎么能说拐带？这场官司打完，我就和他结婚。
最终，还珠楼主官司打赢，二人不久便结婚，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亲自送来家具道贺。成婚后，还珠楼主染上鸦片瘾，入不敷出。
晚年潦倒病重，口授完成长篇小说《杜甫》。讲到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的结尾，他对夫人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
二日之后，还珠楼主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武侠小说居贱格，是民国观念。宫白羽当年曾受鲁迅不少提携指点，后来由于生计艰难，开始写《十二金钱镖》。尽管功成名就，但深感辜负鲁迅对他的期望，觉得无颜再见鲁迅，自动断绝了交往。
还珠楼主与夫人孙经洵
02
五十年代初，大批内地文人逃难至香港。其中有个不起眼的愣头青，笔名叫梁羽生。
梁羽生出生书香门第，精古文诗词，象棋、围棋双绝。四九年夏，只身前往香港谋生，五零年底，到《新晚报》当编辑，负责副刊“天方夜谭”。
一年后，报社来了位新同事，方脸大耳，三分佛相，负责编辑副刊“下午茶座”。经打听，这人名查良镛，出身浙江名门，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家学渊博，且好下围棋。
梁羽生与查良镛一见如故，晚饭后煮茶对弈，杀得昏天黑地。收起棋盘，天已破晓。
梁羽生、金庸对弈
1954年1月17日，下午4点，澳门新花园泳池广场。
香港吴式太极传人吴公仪、白鹤派掌门陈克夫，在上万名观众眼皮底下，打了场共计一分钟、两回合的“巅峰之战”。
据目击者称，二位大师在擂台上推推搡搡，对空乱抡，直到吴公仪一拳打在陈克夫鼻子上，众人以为高潮来临，不料二位梗着脖子，拍屁股走人，比武以不胜、不和、不败告终。
赛后，全港吐槽：冇瘾头！
三天后，为增读者兴趣，《新晚报》刊发通告，说吴、陈赛后，将刊载梁羽生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故事紧张异常，敬希读者留意。
梁羽生的蹭热点之作《龙虎斗京华》连载后，《新晚报》订阅猛增。总编辑提议，让查良镛也写写这种类型。查良镛推辞，我从未写过小说。总编辑说，没关系，你就试一试。
翌年，查良镛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炉，广受追捧。他把名中“镛”字，一拆为二做笔名，取为金庸。
五九年，金庸自办《明报》，为促销量，连载《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大获成功，掀起全港武侠热。国外诸多中文报纸，都来转载，等香港刊发之后，国外记者坐飞机带回。但到小说紧要关头，有报馆为抢先刊登，直接用地下电台设备，拍电报传送内容。
连载到《天龙八部》，金庸有一阵抽不开身，请好友倪匡代笔。倪匡笑呵呵答应，金庸回来，才知道他擅自把阿紫眼睛写瞎了，一张方脸拉得比马脸还长。
倪匡自称“汉字写作速度，世界第一”，传说手写时速八千字。他每天写几小时，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如此三十年，以写稿致富。他不光能写武侠小说，也能写武侠剧本，生平有两件事最骄傲：
曾代金庸写小说，屡替张彻写剧本。
张彻出生杭州，其父是浙系军阀，曾在国民政府从政，与蒋经国交好。五十年后，中国电影中心由上海转移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风头最劲。
六五年开始，邵氏老板邵逸夫，决心拍新类型武侠片，请张彻执导《独臂刀》。两年后，这部电影为邵氏创下票房破百万纪录，张彻由此人送外号“张百万”。
《独臂刀》电影海报
香港武侠电影一脉两支，一支张彻，还有一支是胡金铨。
胡金铨是老北平人，家族属汉八旗的蓝旗，是翰林。他七一年执导的《侠女》，在第28届戛纳电影节获最高综合技术奖，把整个华语电影拉高一个档次。
导演胡金铨
除这二位，邵氏还有两大王牌武侠导演。一是人称“港台影坛风云第一人”的李翰祥，二是压张彻一头的楚原。张彻人称“张百万”，楚原则人称“楚千万”，累计票房以千万计数。
“楚千万”出身电影世家，慈眉善目，跑到TVB版《西游记》，演如来佛祖，戴一头套就挺像。七三年执导《七十二家房客》，打败李小龙的《龙争虎斗》，成票房冠军。当时圈内广传：没演过楚原武侠电影的，不算电影演员。
四大导演坐镇，邵迷皆称：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必属佳片还是夸张，今天看大多也是粗制滥造。那时武打中喷的血，是咳嗽糖浆掺红色素加水，装进避孕套让演员含在嘴中里，用牙齿咬破了就往外喷。茫茫大漠烟尘，是电风扇对着水泥吹。张学友有次拍片，中途喊导演：
快把电风扇关了，水泥把我眼睛糊住了！
六七十年代，金庸频繁穿梭港台间，和武侠小说家、邵氏导演们聚宴喝茶、打牌聊天，所有人都一致称他为“武林盟主”。
张彻(左)与胡金铨(右)
03
中国人自古有武侠情怀，因为武侠里头有传统，有中国人的样子。但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武侠精神的向往，只能在港台作品里寻味。
港台武侠，各表一枝，香港有金庸，台湾有古龙。
台湾武侠热时期，三百多位武侠作家，出版上万部武侠小说。其中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并称“台湾三剑客”。
左起至右：高阳、牛哥、诸葛青云、古龙
三剑客常聚一起抽烟打麻将，古龙黑社会出身，常跟着他们瞎混。三剑客都在报纸上写连载，每天被报社派人催稿，有时牌兴正浓，让古龙代写几篇。古龙提笔就写，边写边看他们打麻将，三剑客一圈麻将打完，他一个章节写完。
当枪手这事，古龙只算业余，于东楼才专业，他几乎帮所有名家代过笔，江湖人称“天下第一枪手”。他公寓楼居东边，完稿时于文末注“于东楼”（写于东楼），出版社还以为那是他笔名，“于东楼”因此而得。
1960年，古龙当了半年枪手后，自己下海，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写到七十年代，把三剑客全盖了，公认台湾无敌。
1972年，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在《明报》即将连载结束，写信邀请古龙接笔。
信送到时，古龙正去洗澡，好友于东楼替他拆，说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澡也不洗，匆匆读完，半天不发一语。他深知这封信的意义，就像是武林盟主退位前，钦定接班人。
此后，古龙为《明报》创作《陆小凤传奇》，成为武侠界二代盟主。
古龙（左一）与金庸（右二）的合影
古龙写小说，纯为赚酒钱。成名后，他宝马香车、美女如云，掀开加长林肯后盖，码着满满的XO。他嗜酒如命，天下闻名，拉着人就要拼酒。混武行的洪金宝，见着他就躲，说：我们武行的兄弟算能喝的了，但古龙喝威士忌，像喝啤酒一样干，谁扛得住啊。
林清玄当时在时报副刊当编辑，时常去催稿，古龙要挟道：不跟我喝酒，就不给稿。林清玄手指在稀疏头发里一插，闷出一声：来！
古龙把绍兴黄酒倒在浴缸里，两人用盆子舀酒，一盆一盆地干。大醉，林清玄往前倒，古龙往后倒。
当时有个历史小说家，叫高阳，也爱喝酒，和古龙喝过一次后，两人相互看不爽。
高阳说，古龙喝酒，一瓢瓢往里灌，那不叫喝酒，叫浇菜地。
古龙说，高阳喝酒，一滴滴喝，那才不叫喝酒，叫打吊瓶。
两人见面就仰头，用鼻孔看对方，别人都以为他俩在流鼻血。
对于六十年代的台湾穷文人，写武侠小说是逆袭之道。一本小说畅销，胜做官十年。
那时有个穷文人，叫陈青云，云南人，祖上几代都是贡生，自幼富足，标准世家公子。年少时，每到月明风清的夜晚，邀一帮同学到云龙虎山上，带酒和乐器，饮酒唱歌，通宵达旦。后因家仇国难，家道中落，流落台湾，极为窘迫。
1961年的一天，台湾云阳出租屋内，陈青云问妻子：你存折上还有多少钱？
妻子递出存折，陈青云拿来，取出最后一点钱，去高雄，消失半个月。回来时，带一部《残人传》书稿，寄去台湾清华出版社，一家人等回音。某天，已无米下锅，门外来一人，站在院子里说：你的书稿我们决定出版。
就这一句话，陈青云从此咸鱼翻身，青云直上。
但这些文人发达后，往往挥金如土，忘乎所以。古龙在当时算巨富，要炫富，郭敬明完全不是对手。但架不住他声色犬马，把钱当纸使，最后落得负债累累。
债主上门催债，逼急了，他闭门谢客，独自席地而坐，伴身一瓶白酒，一条香烟，一只大烟灰缸，一摞稿纸，一把圆珠笔。边抽，边喝，边写，乌烟瘴气，神魂颠倒，不分昼夜。累极了，趴着眯一会，醒来接着写。
一周后，一部小说写完。债主上门取货，拿走一摞书稿，归还一张欠条。
写完，约林清玄去泡温泉，全身脱光，浑身刀疤。他跟林清玄说，都是我年轻时，常和人砍杀留下的。
1980年，古龙在松吟阁喝酒，遭遇黑社会逼酒。他桀骜不从，对手出刀相向，他徒手格挡，被割伤手上的大动脉。医生紧急输血，血源不干净，伤好后，患上肝炎。医生嘱咐，切忌烈酒，否则没命。古龙不听，照旧每天畅饮XO，五年后，终于因饮酒过度，重病不治。
临死前，朋友们来看他，他环顾一圈，问：为什么我那些女朋友，一个都没来？
古龙活了48岁，葬礼上，朋友们把48瓶XO放进他的棺材作陪葬。好友三毛，含泪作挽联：
来得多彩多姿，去得无影无踪，不忘人间醉一遭。
笔暗或许微微，安心稍待片刻，我们随后带酒来。
古龙葬礼上的三毛和倪匡
04
古龙逝世后，倪匡感叹：现在的武侠小说，只剩温瑞安独撑大局。
温瑞安写武侠，创作灵感多从电影中来。年轻时在台湾戏院。一天看七场，为省一张20元台币的电影票，天天吃泡面。那时泡面质量奇差，防腐剂过量，吃到最后，导致双手脱皮。
温瑞安的运气不如古龙，尽管在1973年写出《四大名捕》，业内封神，但在影视改编上团灭。邓超、刘亦菲主演的电影版《四大名捕》，豆瓣8万5千多人参与评价，评分低达5.1，平均每十条评论，九条吐槽，堪比武侠片里的《小时代》。
自九十年代起，港台武侠小说整体退热，更具娱乐化的武侠电影更受欢迎。
改编影视最大的赢家是金庸，影视作品超过百部，仅《射雕英雄传》就改编成10版电视剧、5版电影。
《笑傲江湖》的版权，卖给央视时，金庸只收一块钱，等于赠送。结果电视剧播出，特别不满意，到《射雕英雄传》，金庸不再外送，按市价卖80万。但拍完后，他发现还算忠实原作，就自己拿出10万，送给编剧和导演。
九二年，李惠民导演的《新龙门客栈》上映，被誉为香港新派武侠起点。
《新龙门客栈》在敦煌沙漠取景，高温40多度，风沙一刮，遮天蔽日，两米以内不辨人畜。监制徐克，每次打开饭盒，来不及动筷子，沙子就盖了米饭一层。后来他只好把外套披在头上，捂在里头吃，经常吃得筷子插进鼻孔。
徐克人称“徐老怪”，脑子里常有怪点子，执导电影版《笑傲江湖》时，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编成女人。此后金庸每次见他，都咬牙切齿。徐克再去找他买版权，他摆手道：
朋友照做，合作免谈。
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这个改编成女人的东方不败，由38岁的林青霞饰演，她拍的头一个镜头是在水下。那是冬天，她直听见自己膝盖关节咯吱作响。在水里，她完成自己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一袭红袍从水中升起，长发散湿，昂着脸，三分之二侧面，曲线玲珑，英气逼人。
拍这个镜头前，她打了通宵麻将，片场候了一整天。拍摄中，假发套被水下机器卷住，她弃头套，拼命挣出水面。最尴尬的一幕，却被拍出了风情万种的感觉。
《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叫《沧海一声笑》，国语版由罗大佑、黄霑、徐克合唱。当时徐克找人写歌，都不满意，只好找来好友黄霑帮忙。
在香港，凡有人处，皆能唱“黄歌”，黄歌指黄霑写的歌。黄霑出生广州顺德，小时候养番狗、住洋楼，后随父避难香港，大学期间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尽管黄霑是写武侠歌曲的鬼才，但徐克要求刁钻，连写6稿，稿稿被毙。
黄霑被逼得发疯，翻古书《乐志》，忽悟“大乐必易”，反弹五音宫商角徵羽，顿觉雄浑壮阔，古风豪情如潮涌。灵感喷薄而出，旋律歌词一挥而就：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
清风笑，竟若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完稿后，黄霑在曲谱上画了个男性生殖器，写道：
徐克，××××。你要便要，不要请另聘高明。
徐克收到，分外合意。看着纸上生殖器，哈哈大笑，为曲命名《沧海一声笑》。
黄霑不仅写歌词，自己也登台唱歌，他做人爽快，唱歌也爽快。论嗓子，他不如那些歌星，只是有时粗粗吼上几声，大巧不工，苍凉豪迈，无人能及。每到情深处，隐约有呜咽之声，如长风入松，令几多英雄佳人痴醉。
2001年，黄霑患肺癌，他不告诉任何人，唯独跟徐克说：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让你知道，免得你觉得突然。
黄霑豪情一生，来得漂亮，走得也漂亮。逝世前，他为自己的葬礼选好哀乐，嘱咐好友，“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的葬礼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两万多名香港市民，上百位名人前来送他最后一程。葬礼上最后放了一首歌，是那首《沧海一声笑》。
后来徐克说：我对黄霑的去世还是很平静的。只是，他的歌我都不听了。
徐克与黄霑
05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徐克惊呼：新的武侠电影时代到了。
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卧虎藏龙》获得包括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四个奖项，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华语电影。在北美，它取得惊人的1.28亿美元票房，这也是华语电影至今在北美最高票房纪录。
《卧虎藏龙》剧照
这让大陆四大导演看得很眼馋，接下里的十年里，他们第一次集体宠幸武侠片。张艺谋拍了《英雄》、《十面埋伏》，冯小刚拍了《夜宴》，陈凯歌拍了《无极》，姜文拍了《让子弹飞》。
和港台的武侠不同，大陆的武侠里，没有那种迁徙漂泊的传统，没有寻根的欲望。它们只是借助武侠片的壳子，填装导演私货。比如《英雄》里，张艺谋对于权力的辩护，《无极》里，陈凯歌对寓言的执迷，《让子弹飞》里，姜文对政治和历史的揶揄。
徐克在越南长大，爸妈是中国移民，成年后移民到香港，接着又到美国去读书。他常说，我们仿佛被移民的诅咒俘虏，移过来移过去。大陆四大导演，听他这话是无法感同身受的。他高估了时代，一部《卧虎藏龙》虽然走上武侠片一个巅峰，但巅峰后，就是漫长的大滑坡。
2003年4月1日，香港下着蒙蒙细雨。傍晚时分，徐克在家洗了个澡，整理了一下手头的剧本，准备出门。
他手头这个剧本，是专门给张国荣写的，两人谈过好几回。这天，他约了张国荣晚上10点谈戏。徐克一直觉得张国荣是拍武侠的好苗子，他极欣赏九四年，《东邪西毒》里的张国荣，孤身面对广阔天地，登高望断天涯路，望不见一人携手，将那江湖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
晚上7点，徐克接到电话，里头说：张国荣跳楼了。
当时，张国荣就住在徐克家旁边。很多人都跑到张国荣跳楼现场去，徐克没去，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朋友打来电话，问他怎么想，他说：我觉得他没有走，我觉得某一天还会在街上遇到他。那头听他的声音，就像是在说梦话。
徐克与张国荣
还有两个礼拜，电影就要开镜，助理问徐克，这个剧本怎么办？
徐克说：不拍了，我找不到一个人代替张国荣。
张国荣的葬礼，请徐克去念悼词。徐克怕思维会乱，提前写在纸上，在家里练习念，每念一次都要竭力控制住自己，沉默，哽咽，使劲吸了一口雪茄，其实雪茄早就灭了。后来在葬礼上念，结果没人听懂念了什么，他就说：
张国荣的笑容欺骗了我们，我认为他是很开心的人，可是心里的话他一直没法说出来。
二十一世纪初的香港，是告别的时代。张彻因病去世，膝下无子，葬礼由众弟子帮忙操办。之前和他齐名的胡金铨，君子一生，死前无存款，墓地都靠同行吴宇森捐献。
据张彻的弟子们讲，张彻晚年，每次入睡前要拿绢布擦拐杖，极其认真，就像剑客擦自己的剑。
后来徐克在《七剑》中说道：剑，除了是一种武器外，它还是一种身份，一种修养。
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在香港搞武侠文化的宗师，没有一个是本地人。武侠虽是娱乐文化，但操持者，全是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文人出身。他们写武侠、拍武侠，看起来像是在迎合潮流，但本质上，是在勾勒传统的样子，也更像是在表达乡愁。
流亡港台、海外的华人，醉心写刀剑如梦的中国故事。而内地文人讲述的故事，大多倾心现实主义，现实到残忍。李白以后，汉人的精神和生活逐渐萎缩，气息不再。千年后，港台武侠无师自通地接上了这一脉，众生又在武侠里看到中国人的样子。
胡金铨、张彻之后，许多香港导演都拍武侠电影，但徐克，拍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武侠。
为表彰他对武侠文化做出的贡献，国际天文联会颁发证书，给一枚距离地球三十五亿公里的小行星，定名为“徐克星”。
徐克
06
2004年，周星驰的《功夫》里，没有了天涯，只有市井。
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的贫民区，从小母亲带着他看电影。那些少年意气的武侠片，是他灰色童年唯一的色彩，等他当导演后，终于朝花夕拾，把这些记忆像收集落叶一般聚拢，一把火燃烧。
《功夫》不是创世纪，只是集大成。它是对过去大半个世纪香港武侠的致敬和缅怀。
那些一流高手，住在经常停水，如同难民营的猪笼寨内。洪家铁线拳、七十二路谭腿、五郎八卦棍，身怀这些绝技的是裁缝、脚力、油炸鬼。包租婆练狮吼功，包租公打太极拳。斧头头帮穿西装打领结，衣冠禽兽。火云邪神，穿着人字拖，深藏不露。
两个卖唱的残疾人，操琴为刃。那些市井里的侠客，看得人心脏噗通直跳，卑贱处透风云际会，渺小里见天地真知。
谁都不曾想到，天大的道理，竟然从卖油条为生的小人物嘴里脱口而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整个一零年后的华语影坛，港台武侠片，只剩最后两抹回光返照。
零二年，王家卫带梁朝伟，拜访叶问后人叶准，筹拍《一代宗师》。直到零七年，还没开机，梁朝伟对王家卫说：你再不拍，我就老了，打不动了。
王家卫一时感慨，从零八年开始了为时三年的走访。踏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东北三省、上海、浙江等地，拜访了咏春、八卦、八极、形意、通臂等门派的百余位民间功夫宗师。寻访过半，他自己也成了武术行家。
剧本打磨7年，电影拍3年，用光了富士停产的彩色胶片的最后库存。
王家卫
王家卫拍文艺片出身，所以这部武侠片，拍出了晏几道的诗词味道，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港台的文艺片导演，王、侯两高峰。香港王家卫，台湾侯孝贤。
2015年，侯孝贤拍出了《刺客聂隐娘》。这是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和王家卫一样，用文艺片的方法拍武侠片，大众并不买单。
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州，四个月大就随全家迁台湾，本想客居几年，却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回归故里。少年父母双亡，除了打架，就是爱看电影。他把电影院墙上的铁丝网剪开，爬进去看电影。还在地上拣撕掉的票根，拼起来混进去看。
当导演后，侯孝贤行事有古人之风，言谈总是点到为止，从不赘述。他见不得人受苦，总是随时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做任何事情，只要是痞子、混账欺负人，绝对不放过，敢说敢拼，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不管，我不怕！
侯孝贤
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早该拍武侠片，因为他本人就太有侠义精神。
大陆这头，眼看武侠文脉将断，一个叫徐皓峰的导演，这年带来一部《师父》，开硬派武侠一脉，重武术技艺，没有飞天遁地、剑花怒放，只有硬桥硬马、刀刀见肉。
徐皓峰是北京人，但没有北京人能侃的绝技，人多时说话不利索。在电影学院读书时，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风度翩翩，被老师认作将来的“冷面小生”。
九七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去电视台拍纪录片，一个星期挣一万块，但总觉若不为艺术创作，工作都是浪费时间。两年后，26岁的徐皓峰，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在书斋一待八年。
徐皓峰
书斋苦读，晨昏颠倒，他又烟瘾极大，牙齿变黄，身体发胖。再回学校，老师看他这副模样，捶胸顿足：你是在自己放弃自己啊！
他也不辩解，这八年期间，他和两个80多岁的老人相处：一位是道教宗师胡海牙，另一位是他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武林人称“二先生”。
他把二姥爷的口述武林史，写成一部《逝去的武林》。王家卫就是看了这本书，请他做《一代宗师》的编剧。武侠圈外的人，这才听说他的名字。
徐皓峰心中的武侠，和港台那些难民文人心中的武侠不同。港台武侠依靠从古典文化里找寻诗意，发挥对武林的想象，而徐皓峰，结结实实靠的是他二姥爷的口述武林史。
比起张彻胡金铨、张彻和徐克，徐皓峰更懂中国，更理解真实武林中中国人的样子。
在他看来，所谓武侠精神，就是道德与勇气，是一个民族的脊骨。抽去了它，这个民族就成了一堆烂泥。
07
到2017年，武侠又一次迎来“高峰”，成功学教父，兼骨灰级武侠迷马云，和王菲合唱了一首《风清扬》。高晓松为其谱曲，找来尹约填词。尹约是高晓松的得意门生，色艺双全，毕业于美国名校，她在歌词里写道：
唱一曲出塞的歌谣
沧海一声笑，万籁俱寂
风萧萧日落潮退去
天地生太极
其中“沧海一声笑”，是致敬黄霑，也是致敬逝去的武侠时代。
自武侠文化兴起，九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武侠情怀，从搞民谣出身的高晓松、名校海归的尹约笔下写出来，从擅长情歌的王菲、悔创阿里的马云嘴里唱出来，再没了黄霑笔下嗓间，那莽莽苍苍的大气古朴、呼之欲出的豪迈，只弥漫了一股单纯的娱乐和廉价的伤感怀旧。
所谓沧海一声笑，更像沧海一声叹了。
2018年10月，金庸去世。武侠最高一座丰碑，终究远去，只留给世人一些精神里的武侠基因片断，如星辰一般永恒。
现在看过去的武侠，尚能看到古时中国人的样子。这个“样”，是指风度，是为人处世，有分寸感，有道德感，有侠义感，羞耻感。
这些中国人的“样”，眨眼之间，隔几代人就荡然无存了。
武侠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一块金字招牌，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武侠片，不再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不再是为人处世、江湖道义，而是生钱的工具。道具效果越做越好，但侠的精气神没了。看客都做发财梦，再不做侠客梦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手里有权有钱，终究比手里有剑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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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诃德的时代
据说中国识字的人很少。然而咱们没有统计过，如果说中国的识字人只有一万，或者两万，大概你总要摇头罢?可是，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其余的“读者社会”在读些什么?如果这两万人的小团体——在这四万万的人海之中，还把其余的人当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说中国还在吉诃德的时代。“中国”!——我是说那极大的大多数人的中国，与欧化的“文学青年”无关。
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西洋武土道的文学。中国的中世纪，也就充满着国术的武侠小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西班牙中世纪末的西万谛斯写了一部《董古诃德传》，把西洋武士道笑尽了。中草药的西万谛斯难道还在摇篮里?!或者没有进娘胎?!
不错，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但是，恐怕就一部罢。模仿《水浒》的可以有一万部，然而模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草泽的英雄，结果不是做皇帝，至多也不过劫富济贫罢了。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铛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种“过屠门而大嚼”的人!——这个年头，这个世界，不但贪官污吏豪强绅商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怨恨的对象又新添了贪工头，污那摩温，大小买办，党国新贵。—恨得真正切齿，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那里抖动，你可以看见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是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然而，既然这样恨那些污吏，以及新式的贪什么，污什么的，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干?他们信吗?想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的，各不相顾的，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象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后事如何”?那么“请听来生分解”罢。
至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眉山五台山去学道修仙炼剑，——这样的事，最近一年来单是报纸上登出来的，就是六七次，——这已经算是有志气的好汉，总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你不用问，请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
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的中国里面，那中国的西方谛斯……还是在摇篮里呢，还是没有进娘胎?!当人看待。你或者要说：“这几万万人差不多都不读书。那么，我反问你一句：你看不看见小茶馆里有人在听书?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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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两位读金庸的大佬——六神磊磊与刘国重的异同
散仙读史
02-25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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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逝世后，六神磊磊曾如是表达敬仰：“我觉得衡量一个作者，有时候就看他养活了多少人。金庸先生靠写作当然把自己养活了，但我现在只是吃一点金庸先生的边角料，就能把自己养活，我只想感谢他。”
其实，金庸养活的人何止六神磊磊，从办报、出书、影视等，他养活了无数媒体人、娱乐圈、游戏圈、甚至互联网圈。无数人因金庸受益。
限于狭窄的知识面，在散仙的认知里，在解读金庸的人中，六神磊磊大概是名气最大的；当然，刘国重的名气也蛮大，这两人靠解读金庸为生，各有侧重点不同，作为两名大V的读者，散仙也冒天下之大不韪简单谈谈对二人的认识。
我发誓：这酒和1500元的酒一样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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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誓：这酒和1500元的酒一样好喝！
六神磊磊
六神磊磊与咪蒙一样，出身于传统媒体。花露水是新华社时政记者出身，咪蒙是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两人都在新媒体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力，可能是出身+性格+性别的不同，导致两人在新媒体中的风格也完全不同。目前，咪蒙已经被封杀了，花露水未来如何，暂时未知。
据说，花露水开始也没想“读金庸”，只想解读新闻联播，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明显执行不了，所以他选择读了金庸，因为金庸小说内容丰富，人物也多，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都堪称是政治寓言，与实际生活联系比较密切，过去也有不少人在解读，但都是就原书进行分析。
借金庸的小说，也针砭时弊的，花露水或许不是第一人，但肯定是目前解得最好的，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散仙不见得赞同，但总体来看，多数作品都是精品。
随便举一例，《金庸告诉我们的：多提领导的名字》，该文借的是笑傲江湖中费彬、令狐冲两人的故事，表面谈的是职场，实际上讽刺的却是官本位主义以及某些把下属当家臣的领导。
这篇文章其实就有好几种读法：1、对于看热闹者，纯粹看来打发时间。2、对于散仙这种金庸粉+六神粉，可以研究下金庸小说的新读法。3、对于职场新人，可以学习下怎么讨好上司。4、对于一些“心情困惑”者，也可以借这篇文章来引发某些共鸣，发泄内心的情绪。
花露水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善于用金庸小说的内容来讽刺某些潜规则。
散仙猜测，如果金老见到花露水，大概率会这么说一句，“你小子文章写得不错，不过，你赚了那么多，先把版权使用费交了。”
刘国重
刚查百度百科刘国重词条时，关于刘国重有这么一句评价：“为人不识刘国重，便称金迷也枉然”。
如果我没记错，这大概是10多年前，我最早在天涯社区仗剑天涯版这样评价老刘的。
老刘的文章写得极好，文笔好。网友们对老刘的正面评价是：其文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纵横捭阖，无所不容，取得了很高成就。
这一评价散仙基本赞同。
网友们的反面观点则是：文章故作高深，故意引用一些不相干的名人名言似乎显示自己的博学，实际上反而让人觉得浅薄，研究面太窄，一篇篇主题几乎全都相仿，无非就是同一个主题，换个人物线索多说一遍而已，毫无新意！
这一评价，散仙不太赞同。
如果金庸看到了刘国重，大概率会笑着说：“你小子又在歪曲我的小说，但说得还可以。”
散仙认为，总体来看，两人的文章都是极好的，但可能囿于经历不同，花露水对潜规则的把握上较有优势，而老刘对人性的把握更胜一筹。另外，花露水对自己的颜值可能有种蜜汁自信，晒的照片也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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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04V
60分钟前
魏晋六朝文赋的缺点可以概括为一点，后期审美纬度太过，唯美而文弱，文胜于质，缺乏了实际思想内容。问题，儒生古文也不是就真做了圣贤[嘻嘻][嘻嘻]，只是做个道德假把式，演戏给领导和民众看，亡国后多数还是水太凉[嘻嘻]
//@缘起缘取相似相续:西人笃信宗教，道德之观念素深，故专言法治而无害。中国民俗浇漓，虽读孔孟之书，实未遵从孔孟之道。若复弃礼教于不顾，将举国为无忌惮之小人，虽空言法治，何能挽陷溺之似而归于正？况西人宗教之念已不如以前，故仅言法治非独无以治东国，即欲持此以治欧美亦难长治久安
@远行客04V
韩愈古文运动和魏晋文化
我整体评价是，韩柳古文运动是被宋朝以来儒生严重夸大的，整体而言韩愈排佛不过儒官争宠，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的功劳，但是也重新恢复了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和百家争鸣是背道而驰的。而魏晋六朝这种儒释道三家并尊，才是真正的文化开放。
第二，就文学水准而言，韩愈等儒生动不动代圣立言也是精神病的表现，古人也好圣人也好，别人是别人，你是你，连独立思考都没有，这种写作本质就是中世纪欧洲宗教狂热一个性质的。文以载道本身就是自恋自大狂，和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一堆哗众取宠文人清流一样糊涂狂妄！周作人批评过这个，这批评本身还是合理的。继承不同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打破这种代圣立言的木偶游戏，真正把诸子百家平等，开放的继承，才是健康思考的开始。
一句话多读魏晋六朝文章和先秦诸子文章，少读韩柳以来古文木偶，清儒的考据猥琐不值一谈。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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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清朝歌颂为盛世是可耻的！
私享萌妹子🍀
2019-10-13
文章来源：丑人多读书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01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英国人访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面容。
这些普通中国人 “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但是，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与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乾隆皇帝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和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两三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英国工业革命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人们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02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而英国人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总兵强迫百姓引路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但是，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清朝官兵对百姓施暴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 “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
而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
兵丁鞭打试图逃跑和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
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3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在欧洲，人权已深入人心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航行过整个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但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清朝官员奢靡生活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
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
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剃发易服：做奴隶的开始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
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
罪恶的满清百年文字狱大屠杀
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04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期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清朝的专制统治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清朝百姓真实生活样貌
但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发明创造的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 （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
唐朝开元盛世
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
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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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社会观察，正适用于他在《鸿爪记余》结尾所援引的《管子·八观》之言：“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八观还有一说：“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这则表现在他与中国士大夫的笔谈。如《禹域鸿爪记》所示，他先后拜访了方若、王修植、严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宋伯鲁、张元济等朝野名流，以笔代舌，抵掌而谈。他们的笔谈，最关切的话题自然是前一年发生的戊戌变法，像严复、宋伯鲁、张元济等，都是变法的要角，不过细究起来，宋伯鲁追随康有为，属于维新派中激进一系，严复和张元济则属渐进一系，与康有为略有距离。内藤湖南的政治立场，接近后者，所以与他们谈及康有为，格外投契。
内藤湖南告诉张元济，曾在东京见过康有为。“他才力有余，但见识和度量不足，人不够沉稳。而且他虽然有救国济世的大志，却喜欢标榜学术观点的异同，好与人争论。这是他容易失败的原因。大凡成大事的人在学术观点上应该不抱偏见，他这样做就限制了自己的势力，是非常不可行的。”
张元济答：“很佩服您的看法。”然后说道：“康的为人，是要用他的学说来规范众人，反而给人以可乘之隙，引起意外的争执。这些正如先生所言。而且他在去年八月初六（戊戌政变）以后还在人世间偷生，实在令人费解。他难道不知道，他的事业到那时已经结束，以后都是画蛇添足吗？”
两个人的见识都相当高明。尤其张元济的预判，早在1899年，他便敢于断言康有为的事业已经结束。事实上，康有为的一生，以一个点为分界，与一个人相始终，这个点即戊戌变法，这个人即慈禧太后。若把时代比作足球场，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位置乃是前锋，此后则渐渐打到了后卫，甚至退回冷寂的替补席，最终连比赛大名单都进不了。其后半生，用画蛇添足来论断，固然苛刻，却也形象。
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内藤湖南谈到两点。一是守旧派过于强大。如王修植所言：“政府的高官们，大都年老而倦于政务，肯定没有改革的希望。”内藤湖南直言：日本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言下之意，也是指中国守旧派太多。二是维新派急于求成，这是内藤湖南给康有为扣上的帽子，王修植称之为“知进不知退”。这于是构成了两难：进取者太少了不行，进取太快了也不行。
那么中国到底该怎么办呢？内藤湖南与文廷式笔谈之时，文氏一直在强调时机：“时机不到，便是十年百年也未必能成功。时机成熟的话，便如泰山之云，不待终朝，雨水已经遍洒天下了。”然而时机绝不会从天而降，内藤湖南则强调行动：“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踵起于草莽”，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的不下数十上百。后来维新的时候，如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坐等时机，将怎么对待水火中的百姓呢？”“时机的改变，首先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举动。我国幕府的施政，很久以来不得人心，所以必须打倒它，然后国家的状况为之一变。”因此他鼓动中国人起而行，“革命是要实行的事情，不能只在嘴上说。”听起来比康有为们还要激进。说到革命，必须引出王修植的预言，当内藤湖南问他：“贵国的时局还有变法的可能吗？”他答道：“目前还说不到这些。大约十年以后，列强会频频紧逼，即便上边不变，下边也会变的。”结合大清最后十年的历史，可知上边也在变，下边也在变，只是上边变的速度不及下边，改革被革命所抛弃。
内藤湖南自言，己亥年中国之行，所交游的士大夫中，最倾心文廷式。其实二人笔谈，屡有不合，文氏所云，相当玄乎，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不知何以令他莫逆于心？就其记录而言，笔谈最痛快的应是张元济，观感最佳的则推严复：“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代，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严复告诉他，政变之后，士大夫们钳口结舌，北京城并无可谈时事之人。后来他一再引述这个判断，并指出在压抑的政治氛围之下，“朝廷的排外热还常常有发作的倾向。”“北京实际是排外党的巢穴，国人游于那里，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感到压抑、不快……”
不到一年，排外热便发作起来。
2019年1月31日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15 10:12 编辑
齐人物论︱港台武侠三大家
庄周庄子江湖2018-10-30
港台武侠三大家
——选自庄周《齐人物论》
梁羽生《萍踪侠影》
一九八三年，我之所以在校园书亭里咬咬牙以一块八毛钱的巨款买下此书，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一本普通的书不该卖这么贵——同时期买的黑格尔《小逻辑》精装本一块九，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两块六。当时我根本没听说过新派武侠小说。书读完后被我扔在一边（书确实好看，但我当时急于读那些未必好看的中外经典），随后此书就像武林宝典《易筋经》那样在你争我夺中开始了迅速而神秘的传递，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再被另一双手抢走。经过破案般的艰苦追踪（我想保留它做个纪念），半年后书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但是封面已经没了，换成了皱巴巴的牛皮纸，版权页和目录页全飞掉了，所以它的定价不是我此刻查出来的，而是当时狠狠地记住的。这本书承受了与“文革”时期的禁书一样的遭遇，在短时间内成了烂菜皮，足以说明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张丹枫，金庸的郭靖、乔峰、段誉、令狐冲、韦小宝和古龙的李寻欢、江小鱼、西门吹雪，都还没有在大陆出场呢。
金庸《笑傲江湖》
在十多年时间里，每当连续数月“蚕食”（因为速度很慢，起码比我希望的慢）了一大堆中外经典之后，我就会按照金庸自拟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索引，找一部尚未读过的金庸来“鲸吞”——往往一昼夜就能把四五个分册全部干掉。原本作为放松脑筋的休息，却因为通宵达旦，反而累坏了身体。不过这是值得的，脑筋的休息相当彻底。读完一部金庸作品后，我又能够精神饱满地投入下一阶段更为艰苦的“蚕食”了。等到尝过对联中的每个字之后，我再想放松脑筋时就只能吃回锅肉了，好在滋味并不比第一回的生鱼片差。其中我重读次数最多的是《天龙八部》，虽然此书总体结构在金庸作品中最为松散枝蔓，但也最为繁复渊深，这比较合我的阅读口味。然而仅就作品自身的完美而言，金庸最好的作品是《笑傲江湖》，金庸笔下最令我喜欢的大侠，正是令狐冲。
这可能是颇有意味的：我们往往把最高的评价给予客观上更为完美的作品，却把最大的热情给予主观上更对胃口的作品。
古龙《绝代双骄》
据说古龙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经眼的不超过十部，有许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读完的不过三五之数，而且只有《绝代双骄》读了两遍，它很可能是古龙的顶峰之作。江小鱼被古龙称为“天下第一聪明人”，说明古龙深知自己有足够的聪明，但缺乏足够的智慧。虽然有人认为古龙在文体上颇有独创性，但古龙的文化素养较差，所谓独创性就颇为可疑，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有限导致的技穷，迫使古龙标新立异乃至哗众取宠。古龙的许多“名言”，恐怕只对文化素养有限的读者才有新意，对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只是陈词滥调或故作惊人之语。
大致说来，古龙有聪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的智慧和文化素养胜于古龙但不及金庸，古龙的独创性和才气胜于梁羽生但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龙次之，梁羽生殿后。三甲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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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玉器之道》与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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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了被金老化用到小说里的故事！！飞羽飘落心灵
【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这是我这个假期读书翻到一本《琅嬛记》的时候摘录下来的，也是凑巧，我没打算看这本书，只是在书架上看到就鬼使神差的点开，随手点了个进度，看到这条就记下来了，然后读其他书，今天我又鬼使神差的点开神雕，也不知为了什么，也是随手点了下进度条，结果看到以下内容——
【晋南一带，一到冬天便无甚花卉，这日到了山阳，高山挡住了北风，气候温暖，黄蓉忽见一堵断垣下开着一丛花，颜色娇艳，说道：“这棵秋海棠开得倒挺好！”陆无双道：“师姊，这在我们江南叫‘断肠花’，不吉利的。”因程英叫黄蓉“师姊”，陆无双硬要高郭芙一辈，便也跟着叫“师姊”。黄蓉问道：“为什么叫‘断肠花’？”陆无双道：“从前有个姑娘，想着她的情郎，那情郎不来，这姑娘常常泪洒墙下。后来墙下开了一丛花，叶子绿，背面红，很是美丽，他们说，只在背后才红，无情得很，因此叫它‘断肠花’。”
程英想起了杨过当年在绝情谷中服食断肠草疗治情花之毒，过去将两棵秋海棠摘在手里，说道：“秋海棠又叫‘八月春’，那也是挺好看的。这时快十一月了，这里地气暖，还有八月春，可真不容易了！”拿着把玩，低吟道：“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为谁断肠？半随流水，半入尘埃。”黄蓉见她娇脸凝脂，眉黛鬓青，宛然仍是十多年前的好女儿颜色，想象她这些年来香闺寂寞，相思难遣，不禁暗暗为她难过。】
跟我在《琅嬛记》里看到的那条对比下：
【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琅嬛记
【从前有个姑娘，想着她的情郎，那情郎不来，这姑娘常常泪洒墙下】——神雕侠侣
……
【后洒处生草……其叶正绿反红……名曰“断肠花”】——琅嬛记
【后来墙下开了一丛花，叶子绿，背面红，很是美丽，他们说，只在背后才红，无情得很，因此叫它“断肠花”】——神雕侠侣
……
【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琅嬛记
【秋海棠又叫“八月春”】——神雕侠侣
结论：
金老跟我看的是一本书，他在读过这条秋海棠的记载后，在新修时加入了这段。不过说真的，在程英念词里加上“为谁断肠”真是画蛇添足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鬼使神差地让我发现了。
@刘国重
【【【【【【【【【【【【【【【【【【【【【【
【访谈录】一贴，也有
金庸 严家炎 贾平凹 冷成金 等：侠至绝顶金为峰|天涯·新刊
2019-03-06 11:34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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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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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侠至绝顶金为峰
金庸 严家炎 贾平凹 冷成金 等 张英整 理
金庸：我这次到陕西来，真正的目的就是诚心向陕西作家们，比如贾平凹先生、高建群先生，向他们请教的。因为这些作家，我仰慕已久。陈忠实先生不能来，很可惜，因为很多年以前拜读过《白鹿原》，也很佩服他。
这次到陕西来是一种求教的、讨教的心态，请你们不客气地讲，我不在乎的，因为既然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给我面子，我就当你们是朋友，对朋友要直直爽爽的，对方有什么缺点，你就跟他讲，讲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原谅，那么就直接说了，这个是最好的朋友了。
金庸在“金庸小说高层论坛”现场。
肖云儒：金庸的作品能够在全世界华人中间这么大范围的流行，从文本来说，我觉得他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多层面的、十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美。他雅俗共赏，他的武打可以说是生命极限之美；它的浪漫想象之美，把对于人的生命的喷发，用各种美的形态把它展现出来；它的求索解惑之美，它的情节变幻迷离，调动我们类似于数学求解式的欲望。他笔下的山川大地之美，特别写到西部，写到大漠之北，边塞之西，像我们这西部人也很感兴趣，包括他的幽默、调侃之美，到了韦小宝已经使我感到有一点后现代的解构。他满足了不同层面的读者群。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下面四个方面对我来说特别有印象。一个就是文化中国之美。在金庸十五本书里，琴棋书画、刀枪剑戟、渔樵耕读、儒释道侠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全面展示了，所以对海外的华人，它有一种根性文化的要求，它能够从金庸的作品里读到一个根性文化的展示和文化中国之美。
还有我觉得我们民族精神中间，一个不登庙堂之上的，存在于坊间和山林中的这种民族精神之美。比方说，兼爱非攻的止戈精神，武的止戈，止戈为武，楚庄王说的“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用武、用兵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止戈，为了兼爱，为了非攻，这是我们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还有我们民族中间的信义精神，重信守诺，重伦亲友。
金庸作品中还有我们民族精神中间一直被庙堂文化所压抑的那种生命的自由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法治理的国家，所以他是群体认知的。他的自由的、个性的、性情是被压抑的，但是在金庸先生的作品里面，中国坊间、民间的自由主义精神素质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表现。比方说，这个叫肆意呈欲，我有什么欲望，我就肆意地呈示出来。鲁迅说的，敢作敢为、敢说敢笑、敢爱敢恨，并且我用非法制的手段——当这个法制不能为取得公正和正义的时候——大侠就用非法制个人手段，来取得道义和公正。这就是我们被压抑的一些民族精神，这种意识，潇洒的人生，我们民间有很多这种人。
最后我觉得金庸的作品所以受到我个人的喜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民族小说之美。他的情节，他的语言，整个的文化氛围，读进去那个天地是纯然民族的天地，纯然中国的天地。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这样就从精英层面从大众阅读层面，从传统层面，从现代层面，十几种美构建了金庸美学世界。你可以浅读，你可以深读，你可以纵向地读，你可以横向地展开，你可以传统地读它，你也可以现代地来解读它。
金庸：刚才肖先生赞美我了，不敢当，非常感谢他特别指出来一个好像我们中国不被重视的在山林中的、在下层社会里也有的自由、侠义、信义。这些在我们传统的文章中间不大提到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早就存在的，我的小说写的主要不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提到一下，是理所当然的，谢谢肖云儒先生的夸奖。
各位大多数都是学者、教授朋友，可不可以讨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讨论武侠小说本身而不单单是金庸的小说。
现在有一批文学评论家，他们反对金庸小说，也不是反对我个人，而是反对整个武侠小说这种文类，作为这样一种文类，是不是应该反对？或应该怎么看？
冷成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高层论坛，我就把我在讲课当中的学术观点，在这里归纳为三条，来回答会议给我出的这个“如何看待雅俗，或者超越雅俗”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金庸小说本身的特点来看，我给它归纳了八个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所谓大俗大雅，就是指金庸小说它既不是传统的雅文学，也不是传统的俗文学，它是从雅俗文化的结合部切入，把俗文化当中的具有活力丰富因素，纳入到或者说提升到雅文化层面；同时，它又以雅文化的观点、思想和观念来指导、关照对俗文化的理解——也就是在雅文化的关照之下，来看待俗文化，这就是所说的大俗大雅。俗到了极处它就是雅，雅到极处它就是俗，而这个雅和俗和我们一般意义上过去所讲的雅文化和俗文学，是不一样的。第二特点也就是至幻至真，所谓至幻至真就是幻到极处就是真到了极处。为什么说幻到了极处呢，那就是它不仅超越了细节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它追求细节的真实，也只有超越细节的真实，才能够诉诸文化的真实、理念的真实，才能真到极处。这就是它的真。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广泛的喜爱，根本原因是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心理有着深度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以传统的雅俗观点来看待金庸小说，应该以超越雅俗的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金庸小说。
第二，金庸小说给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的历史境遇当中来看，金庸小说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精华的东西、多少优秀的东西，不在于它要指导我们干什么，而在于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转化成了一种可感的审美形象。在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这样的一种历史境遇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其他的小说、其他的文学作品，很难以取代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应该以雅俗文学的这样的方式来审视金庸小说，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金庸小说？我们对待金庸小说的态度，应该是把金庸小说里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具有丰富的文化理想和历史合理性的东西，加以创造性地转化，让它融入到我们的现实和对未来的构建当中。
李震：我也有同感，能不能不要从雅和俗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而且我们的批评界能不能不要从已经形成的我们对其他文学的一种批评定势出发去看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应该是一种我们民族的成人童话，它应该是一种童话形态。
这个我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说，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人物和一些情节，是其中的一些童心式的人物，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类。一类像洪七公这样的老顽童形象；再一类就是有一些是主角但是是一种儿童心智的人物，像张无忌、郭靖、令狐冲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一些纯粹就是儿童，像韦小宝，从儿童写起的。这样一些人物，我觉得这是金庸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而且这些人物最终成了一些精灵，完全超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金庸小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童话，它是保留大量民族记忆的早期的一种东西，而且童话的这种性质，对它赋予了一种虚构、假设和传奇的理由。我们如果写一种现实中的东西，那么，我们没有权力过分地假设一些东西，比方说包括侠义精神，很难给它提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上去假设，但是在童话里边，它有这样的权力去假设。
我们刚才都说了，全球的华人甚至非华人都喜欢金庸的作品，为什么？它有一个现代背景，就是说我们成人世界越来越浑浊、越来越繁复了，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从一种童话中去寻找它最纯真的记忆。这种纯真我觉得是金庸作品中可能是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前一段王朔跟金庸先生“对话”的过程中说，觉得你是不是太纯真了？其实，这一点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最需要的一种东西。我们这个现实太浑浊了，所以可能想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去寻找那份纯真——我是朝这样一个角度看金庸先生的作品的。
2003年10月8日，金庸出席“华山论剑”活动。
韩云波：李震先生刚才说金庸先生的小说是一个现代成人童话，我认为，这个金庸小说是现代平民的神话。为什么呢？因为金庸先生创作的一部部作品，我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神话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里，普通的平民已经不再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也不再是任人宰割、践踏的小草，更不是任人随意搬弄的一块砖瓦，而是一个个具有巨大潜能的生存成长者。如果这个生存成长者勤劳、善良，如果他能遇上奇迹，那么，就像金庸小说所写的，他就能练成“降龙十八掌”，成为救国救民的大英雄，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股面对千万强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让人生最大艰难险阻在自己的身上化作一股高贵的优雅，让生命跳一次最为华丽或者华贵的舞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神话它是一个民族诗意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又是人性一种滋补强身剂，它对人类的想象进行充分的展示，又唤起读者进行充分的人生想象。在金庸作品里面，我觉得它总是用“我想象故我在”的诗意生存精神，在现代科技理性和物质至上的现实世界中，为我们开拓了一片游戏和审美的家园。在这个家园中，人们不再为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是为超现实的公益的荣誉而战斗，尤其是那些不畏艰险、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中获得的荣誉，是人之为人一种最为高贵的精神表现。它比那些为了现实功利而追求的理性精神，具有更多的人性内涵。大家都知道，一条狗为了一根骨头而撕咬，却不会为了作狗的尊严、不会为了无关利害的荣誉而战斗。但人却可以这样，金庸小说里面写的那些英雄们，往往都是为荣誉而战斗的。
第三点，金庸小说虽然创造的是一种现代平民的神话，但是这个平民神话对我们认识现代人生或者现实人生具有一种巨大作用。它里边的那些生存空间，是充满奇迹又充满艰险的江湖；而人物呢，是争名争利、为善为恶的各色的生存者。这些走江湖的人物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他们或正或邪，或正中有邪，或邪中有正，或为善或为恶，或善中有恶，或恶中有善，这种正邪、善恶相互混融、界线不明的生存状态，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帕斯卡尔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越是想扮演天使的角色，他就越像魔鬼。”用这段话来概括金庸先生所创造的现代平民神话中那些人物人性表现，是非常贴切的。他笔下许多武者，为了争天下第一，经常进行自阉或者危害他人。大家知道，竞争使人类有了荣誉感，从而也产生了为荣誉而战斗的高贵意识，荣誉战胜人身上松弛疲软、无所作为的懒汉劣根，使人成为一个热血沸腾、奋发有为的高贵生存者；但为了荣誉害人害己，就把原本的天使目的变成了魔鬼作为。
高建群：小说艺术实际上是一种大叙事艺术，我在很多场合讲过，实际上金庸先生的作品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江南书生，对着墙壁做着的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我对金庸先生的创作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小说艺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一位小说家叫金庸，他在某一个方面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极致。一个什么极致呢，我记得王小波说过，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金庸先生把一种可能性推到了极致，他塑造了那样的大俊大美、大恶大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是别的小说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一人，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一段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叫作《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后来收到我2000年出的一本书《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把中国的很多作家挨着屁股点一遍，这些作家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他们如果要成长为大树还需要哪些条件和哪些自身的努力，我在文章最后谈到金庸先生。
我这样说：倒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高手金庸先生，他无论对中国风格的继承，或对中国文字的提炼方面，对将人物推到极致、事件推到极致方面，对展现人性的大俊大美、大恶大丑方面，以及他的广泛的影响方面，都是严肃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也许只要翻译妥当，他的那些扑朔迷离、剑拔弩张和深得中国古文化深邃的小说，会在世界文学领域里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一样齐名的。
金庸：刚才李震教授还有几位先生都提到神话、童话，我写小说的时候，神话、童话的观念是有的，好像是创造一个现实上不大可能的东西，所以这个跟现代主义的距离很远了。事实上，现在中国人不太守信义了，我希望有一种英雄，特别想强调守信用这个问题。古代有些人为了“信”字失掉性命在所不惜，这种人现在没有了，所以我写这种人大概是中国的一种童话、一种神话或说一种理想主义。自己觉得写一写这些人，好玩。这种人我很佩服，希望有的。
贾平凹：金庸先生是我一直很敬慕的一代文豪。作为作家，他确实是一代文豪，作为一个长辈，又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人。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读金庸作品。我自己不是一个评论家或者专门搞研究的，从理论上也谈不出什么东西，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从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看，我谈一下对金庸先生作品的一些感受吧，尤其是对我写作有哪些启发。最早接触金庸小说是在一九九二年，反正时间不是很早。当时，首先看到的一部就是《笑傲江湖》，当我看完以后，就特别感兴趣。除了他的文化氛围、文笔外，对我创作上来说很有启发，当然每一个作家处理一些现实的东西有他个人的情况，一般情况自己本身越是没有的才越是需要那个东西。
金庸先生也是文弱书生，写武侠刀光剑影的，我自己也是那样，自己身体弱得很，但是我最爱体育里的足球和拳击。别人问你会不会体育？我没有踢过足球也没有打过拳击，但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缺那个东西，就需要这个东西。金庸作品里边，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想象力，我觉得对一个作家、对像我这样一个晚辈的作家，他的智慧和他的想象力是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
严家炎：金庸先生的作品能不能构成经典？我想首先说我对这个经典的认识。这个经典呢，简单地说，就是传之后世、历久弥新的作品。
这个传之后世，我想从时间上来说，总是要通过五代这样的时间考验。我们看到很多作品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们淡忘了。像琼瑶的小说，初中生很爱读的，但是到了高中、大学，大家就不怎么读了，恐怕慢慢就淡忘了。现实题材的作品，当时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过了两三年人们就不再提起了。
但是金庸先生的作品从问世以来，三十多年来、将近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却是依然保持着他的热力，可以说现在至少有两代或者是将近三代的人都喜欢读。这种兴趣不减，就很值得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金庸先生自己解释，说是以传统的形式来写的中国的故事，很强调这个形式。他说，“五四”以后的好多作家的小说是用中国文字写的外国小说。在这一点上，我跟金庸先生的看法不太一致，所以我想听听金庸先生的意见，想向他讨教。他的创作实际上面远远超出了他自己做的概括，他的创作提出的问题远远要比他的理论的问题要丰富得多。他的作品是娱乐品，但是是有思想的娱乐品，他写的是古代的题材，但是体现现代人的精神。他的很多人物都是至情至性的，可以说是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那种个性主义色彩的一些人物。
他看起来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介绍故事，实际上从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法有一些西方作品的特点，也有“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特点，甚至还有戏剧、电影的一些特色。他的作品是属于通俗门类，却有那么丰厚的文化意味，相当高的文化品味，从这些方面来说，好像远远超出了形式。我听到的有些事情，我们系里有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教授，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读了五遍《鹿鼎记》，这根本不涉及他的职业范围，不需要讲金庸小说，但是能够读到五遍，这个什么道理呢？他说，他读得有滋有味。那么，这个就引起我们思考。
还有一些作家的反应，也是这样的。刚才贾平凹先生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那些看法我觉得很重要。我听到过王蒙先生说，他看过《笑傲江湖》，他说半个月以前，如果有人说王蒙看了金庸小说会掉眼泪，他说那是笑话，他绝对不相信，但是他自己读了《笑傲江湖》以后，他说他掉的眼泪。令狐冲的那些经历、遭遇，同王蒙自己的遭遇、经历融合在一起，情不自禁地被感动了。这个就很值得人们思考。我觉得金庸小说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金庸小说很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作品，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向金庸先生请教。
金庸：我来澄清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严老师是半师半友，一半当他是老师，一半当他是朋友，朋友经常有交往，半师是心中佩服。最近，我在修改我过去的小说，严老师给指出来的那些缺点，我已经按照他的那个意思改过了，我非常感谢他。
他刚提到形式和内容问题，我想读者之所以欢迎我，当然也不往往依靠形式。中国形式中国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我感觉我也喜欢听西方音乐、西方歌剧，但是我一听京戏的话，歌剧一概不听了；二胡那个调子其实很简单，小提琴很好听，两个音乐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听二胡——中国人的习惯问题。我到巴黎、伦敦博物馆去看一些世界非常有名的油画，有些看不懂，也不去管他，看得懂了，也还是觉得中国国画味道好。
我想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喜欢中国东西，这个没办法。陕北小调很高亢的，其实内容很简单，但是听起来比外国的名家歌剧还好听。这个是我们形式的关系，所以我的小说利用了中国的形式，这里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希望争取读者多点的关系。当然，我更注重一种手法。
刚才严老师讲的，我有一句话说有些现代的作家，是用中国的文字写一些外国的小说。这句话主要是由新加坡一个记者在一篇访问记里写出来的。这些访问，当时是录音的，录音之后，凭记忆写出来的，他把我两段话并在一起讲的，我本身不是放在一起讲的。
我前面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中国作家写的文字，思想内容和文化结构都是西方的，但是我后来也提到茅盾、巴金这些大作家。两段不是放在一起的，因为我在这里提到的茅盾先生是我的长辈，他跟我爸爸是同班同学，我小时候见到他，把他叫沈伯伯，这个话我觉得对于我的长辈不敢再讲了。还有巴金先生，我也从小念他的书，“文革”之中他受到迫害，但是我很佩服他、很尊重他。佩服他的人格，佩服他的勇气，也很佩服他的文字，也很喜欢他的小说，所以这个对于前辈作家有不敬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访问的记者把我的两段话拼在一起讲，有人误会，以为我对这些作家不尊敬，其实我的话就是有些作家写的文章，好像用外国的结构、外国的语法、外国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故事，也不是说指哪些作家。
魏明伦：我补充一点，刚才严家炎教授提到了金庸先生和琼瑶，说琼瑶的作品给中学生看，很多人长大以后就不再看下去了，金先生的作品生命力比较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多次讲过，现在当着金庸先生讲更好。我多次说过“小燕子”这个形象，我说“小燕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女韦小宝，有女韦小宝的味儿。可是金庸先生他塑造的韦小宝跟琼瑶塑造的“小燕子”那是不同的，所谓不同是作家不同，作家的思想境界不同。
也就是说，金庸先生在塑造韦小宝的时候，他是非常清醒的，看到韦小宝身上除了某些优点以外，他的人格的某些缺陷或者是人性的某些缺陷。他有一个作家的责任心，所以他在塑造韦小宝的时候，他是向读者、向他的年轻读者指出了——用一种艺术的手段——指出了韦小宝是不可盲目地学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知道韦小宝，韦小宝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可是没有几个人去学韦小宝，没有把韦小宝当作偶像。《还珠格格》我就觉得她就有点韦小宝的味道，可是《还珠格格》里边对“小燕子”是欣赏她，是张扬她，包括她那些缺陷。由于作家介入以后，看“小燕子”的时候把“小燕子”当成偶像，以至于形成了“小燕子”现象。我觉得这是金庸先生和《还珠格格》作者的根本区别、根本的不同点。
金庸参加“华山论剑”活动，向聂棋圣行师徒礼，过“残局关”。
金庸：韦小宝这个人，现在我想起来，我在香港、在海外看到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当然韦小宝比较集中了。各种不好的行为、各种不好的说法，很多的人贪污呀、受贿呀这些都搞。我觉得好像是中国人性格中好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缺点，但是，其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所以韦小宝我不是全面否定。我想他身上也有一定的优点，写《鹿鼎记》的时候，脱离了以前一些小说的模型，不完全是浪漫主义，加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情况，从现在生活中间，出来一些认识的人，这些模型也加进去了，来描写这些人了。
侠，主要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遇到社会上有不公平的事情，不顾自己利益去主持正义，这个就是侠了。上次，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感动中国”的评选，2002年全中国最感动人的什么事情，几十个评委，选出来都是见义勇为，我就选了一位女的经济学家。她看到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不正确，欺骗股东，那她就写了一篇短文章，指出这个年报不正确，后来那个大公司真正地告了她，她是一个特别穷的教授，逼她打官司打得穷得不得了，她还是坚持到底，她觉得应该见义勇为，不公道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主持公道。她不是女侠，也不会“降龙十八掌”，可她根据自己的侠义精神去做，我觉得现在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是值得提倡的。
费勇：我很同意严老师刚才讲的一个意思，就是金庸小说所包涵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金庸先生本人的一种概括。像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有时候看金庸先生他对自己小说的阐述不是很过瘾，实际上他的文化的意味非常丰富，但是金庸先生的概括可能是谦虚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显得有些简单。我自己觉得金庸小说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金庸小说它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为什么他的小说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我们的读者从中吸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归纳起来说：我觉得金庸小说假如作为一个文本、一个符号的话，我觉得他对我来说，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我是把它放在文化上的意义来理解。整个中国文化从古典转向现代这个过程当中，金庸的小说有一个功能，是用形象的语言，深情地对古典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最完整、最细致的回望。
实际上，在中国“五四”以来，到现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金庸的小说完成了一个功能，给中国人用武侠小说这么一种形式，把古典中国的美流传下来。这种流传可以不断地唤起中国人的记忆，这个是我早年的记忆，是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给我最初的一个冲击。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背景，一个是“五四”的背景，还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我阅读金庸的小说，他对我有一个意义，就是使我回到古典中国重新发现了古典中国的美。自己就是因为看了金庸小说，后来又去看唐诗宋词，然后反思“五四”的某种激进主义，这个背景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背景我觉得也很重要，金庸小说写作的地点是在香港，是一个殖民地。金庸的小说流行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海外的背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从我阅读的文献当中，我感觉五六十年代在海外中国，尤其是从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民众，都有一种文化中国的乡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1949年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到了台湾，后来到了美国，由于空间上的隔绝，他们感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延续上有一种危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六十年代余光中、白先勇等等，整个都表达了对古典中国的文化乡愁。我觉得把金庸的小说放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当中去理解的话，他那种文化意义更清晰一些，也可以解释为会受到那么多海外、大多中国人喜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金庸给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题词。
金庸：费先生的评价我不敢当。实际上我写的时候也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这种感情是有的。我本身是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对故土有一种怀念，恋恋不舍的，所以到了外边，对中国恋恋不舍，就把这种感觉写到小说里。
汤哲声：我觉得，对金庸先生的无原则的贬低，是不应该的，对金庸先生无意义的说好也没有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应该是客观地、冷静地并尽量科学地分析金庸小说，包括金庸先生这个人。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金庸包括金庸小说，不是孤峰突起，它有着历史的过程，应该看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第三座高峰，不难看到金庸不是一座孤峰，他前面还有。应该看到二十年代的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他在武侠小说史上包括通俗小说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把武侠小说带入了江湖，他改变了武侠小说原来那种合流的状态，所谓的包公案等等的这些状态，进入了江湖世界，也就是江湖中间出现了少林、武当、崆峒、峨眉，他进入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让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一座高峰。
第二座高峰，我觉得，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初朱贞木的武侠小说——他的代表作是《七杀碑》——他把武侠小说带到了第二座高峰。这个高峰就是把武侠小说带入了历史的境界。这个境界在我看来，他就是把江山和江湖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继承了这些新的东西，但是他又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什么新的境界？他把它推到一个人性的境界。金庸的小说是一种人性化的武侠小说。
不过，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查先生也在这儿，我要说一下，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人的标准以及人的塑造，和“五四”时期所提出的个性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传统之中——当然，这里边给金庸先生带来了他的优点。
第二个，对金庸以及金庸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学，不能用现代主义的标准去评价。你把金庸先生的小说用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评，那么他的那种虚拟的世界、那种成人的童话，你就无法承认，没有办法来肯定它。但这恰恰就是武侠小说和金庸小说的精华所在。
在我看来，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和金庸先生的作品就不可能完全用同一个标准，他们各有侧重。我从来不承认说标准好像就要是统一的，不是的。衣服是用尺量，米是用斗量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区别。
高侠：我觉得金庸先生的著作，他的武侠世界对现实也是有影响的。我觉得当时在“文革”后期，打倒“猫头鹰”以后，这种武侠世界对现实也是很有影响的，它给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对化了的政治、写实主义的作品带来巨大的冲击波，所以会有千千万万的读者热爱金庸先生的著作。那是我自己也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的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首歌《耶利亚女郎》里的一句话：“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我觉得读了金庸小说，也就永远不会老，那是一个生命艺术的美好的世界。
韩云波：我觉得金庸先生更重要的，他是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传统写作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在金庸先生的作品里，最重要的有两种品格，一个品格，他是不断地自我超越；另一个品格，是金庸先生一种容纳多元的怀抱。这两种品格，就造成了金庸先生他在整个小说体系里的两个转移。我觉得第一个转移就是过去我们看武侠小说，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武侠小说来写，但是金庸先生写成了以武侠为题材的小说，也就是把很多过去武侠小说所规定的一般化的模式都抛弃了。这就完成了金庸先生自己所讲的，他说他把武侠小说是当作小说来写——我觉得他的第一个转移是从武侠本位向着小说本位转移。
第二个转移，是过去我们讲侠，从汉代开始，大多注重正义的问题，但是正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正？可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正。正义也就成了一个歧义纷争的话题，金庸先生从这里面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发掘，就是从正义的背后找到了自由。在《笑傲江湖》里，金庸先生所塑造的令狐冲跟任盈盈的形象，我觉得可以拿裴多菲的那首诗来做一个对比。裴多菲讲，他把自由放到爱情跟生命之上，而金庸先生不一样，他是把这三者融合为一体，也就是在他这种自由里，包涵了人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包涵了人的一种生命意识。这样一来，这种自由问题也就完成了武侠小说从一种古典的意识到现代意识的转移。
从那个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移之后，金庸先生也完成向小说本位与自由核心的转移，武侠小说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庸先生他所树立的这样一个高峰，他把二十世纪以来，也就是五十年代以前这三十年所积累起来的武侠小说的文化积累一下都囊括进去了，弄得后人没法写了。也就是说，这套游戏规则，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每一条，金庸先生都涉及到了，我们还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没新意了。现在武侠小说，也就因为金庸先生的出现而面临了暂时的危机。
这一次金庸先生第三次修改他的作品，我觉得仍然是一种超越精神的表现。我们很希望后来写武侠小说的人，能够从金庸先生这种超越自己里，吸取一种精神、一种现代精神，一种超越了侠义的单纯的精神、一种广阔的精神。我想经过新的一轮文化积累之后，武侠小说仍然是有希望的。
《神雕侠侣》普及本，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
金庸：《书剑恩仇录》写的时候，三十岁刚出头，年纪慢慢大了，一路写下去，人应该是进步了。尤其我的历史观，以前是非常大汉朝主义的，好像其他少数民族，把它们杀掉、打掉是应该的，后来慢慢对历史多思考、多研究，就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和其他所有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方面是有进步的。
刚才，韩先生提到《笑傲江湖》重视个人的自由发挥，当然人性也不单单包括自由，可以包括一切的。像大哲学家卢梭提到世界是一个自由与组织的矛盾。这个社会，个人都发挥自由，社会就没组织了，天下就大乱了。
我相信，自由和组织这个观念每个人都应该兼有的。不可以单方面追求自由，在《笑傲江湖》里有对自由的强调，其实自由跟义务、责任是相冲突的，你不能因为自由，对社会的义务、国家的责任就放弃了。这些矛盾、冲突怎么解决，恐怕将来的作家可以想想办法。
施爱东：刚才严老师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查先生对传统形式的应用。刚才大家在谈到查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更多地从他的人性、文化或者传统等等来讲，我想在形式方面可能还很少涉及，所以我想我回应一下严老师所说的问题。
曾经有很多的人，是提过不同的意见，抨击查先生作品里面具有大量的模式，我就尝试着去寻找这种模式。我也曾经指导过一个研究生，专门做过金庸小说中间的主人公成长模式。事实上当我们把这个模式罗列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也许查先生会让某一个人物身上缺少某一个功能，但他作为人物成长的顺序是不会变化的。我们就想，查先生这样一种模式，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的答案是，他是成功的。而查先生的作品为什么好看？是因为查先生他掌握了一种模式，而且他懂得使用这种模式去进行变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查先生的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跟史诗人物对比，我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说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我这次提交的论文是《萧峰杀敏与英雄杀嫂》的比较。这个问题，我曾经向查先生提到过。我认为，萧峰跟康敏的关系就是“英雄杀嫂”这样一个故事的变体。大家试着把它进行母题分析，母题罗列出来之后，会发现所有的母题，都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查先生的变化在哪里？就在叙事方式的变化。
传统的杀嫂母题，比如说武松，比如说石秀，第一是跟嫂子相遇，嫂子喜欢上了小叔子，小叔子拒绝了嫂子，接下来嫂子就又去跟别人私通，后又陷害他的哥哥、陷害小叔子，回过头来小叔子要去侦破这个奸情，最后小叔子杀死了这个嫂子。大家回想一下，萧峰跟马夫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英雄杀嫂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查先生的创造之处在哪里？我觉得在于他的叙事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模式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而查先生把时间顺序和叙述顺序打乱了。首先出现的是马夫人陷害萧峰，这样就制造了悬念，回过头来，才开始是叙述，为什么她要陷害他？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
我觉得在查先生的小说里，有大量的民间故事类型，所以说我曾经提出，郭靖和黄蓉的关系，其实就是民间的傻女婿和巧媳妇的关系；我曾经还说过，段誉和王语嫣的关系，其实有点像“皮革马利翁效应”。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查先生，当时查先生认为，不是“皮革马利翁效应”，是画中人——某个人看到一幅画，画上有一个美女，后来，美女就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查先生的小说研究，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不仅仅是从思想内容或者其他的角度来做，从形式的角度，也可以展开一个很宽广的天地来讨论。
蔡澜：金庸先生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武侠小说的境界，讲人性、讲科学、讲医学、讲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武侠小说”四个字能够包括在里面的。所以我想说，征求各位的意见，我们以后将金庸先生的作品叫作金庸作品，不要叫作武侠小说好不好？如果各位学者们有更好的建议我们也很希望听到。
魏明伦：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武侠小说，是非常杰出的武侠小说。他写的是武侠，所以我还是从武侠小说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作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像刚才很多学者分析的，他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这个特殊的时代——传媒时代、网络时代——所造成的。因此，金庸先生除了他本身具有的文化优势以外，还有一个时代的优势，以前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以前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不具备的这些条件的。
我用一句话说，如果说武侠小说，是一条历史长河，是一个什么海的话，那么，“海到无边谁着岸”？下面一句就是，“山至绝顶金为峰”。因为金就是金顶，到了金庸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这个份了，就绝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这个历史长河中，他是前无古人的。马上就下面一句话，后边呢，我觉得可能是后无来者。
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金庸先生已经写到极致了，实际上他的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鹿鼎记》。《鹿鼎记》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封笔三十年了。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或者一个作品，超过了金庸先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阶段看他还是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讲，我觉得，如果不把武侠小说算作文学，这是偏见。但是，如果把武侠小说奉为至尊，可能也不妥当。因为文艺是多元的，武侠小说有它自己的功能。金庸先生说了一句话，他很谦虚地说：我的作品之所以那么多人看，是因为中国人太多。这个是金庸先生客气。
我们在华山顶上说《鹿鼎记》，实际上在华山脚下还有另外一个鹿，就是《白鹿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些小说作品也是高山大海，各有千秋。
武侠小说有它的特异功能，这个特异功能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吸取它的精华。但是武侠小说还是有它的局限的，因为不只是武侠小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局限，都是有它的得和失，有它的正面效益，有它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以后，我们整个武侠小说，还是要超过金庸先生。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后来者居上。蔡澜先生那样的心愿，还要铺天盖地君临整个文坛，我觉得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说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应该过多的把我们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侠义上。从文坛来说，应该是更多地是呼唤德先生、赛先生。金庸先生的作品，和这个并不矛盾，可它毕竟和直接的反映现实，还是有距离的。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后武侠小说应该是我们多元文化里面的一元，大观园里面很灿烂的一朵花，而不是让它占有整个文化界，有压倒优势。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偏见吧，希望金庸先生理解我的初衷。
肖云儒：金庸的研究和对金庸的欣赏，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作品本身的问题，它是社会的大众传播接受综合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我把它概括为得益于四个外在环境：
一个就是金庸先生说的，他拥有了最广大的汉语读者群。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得益于极左思潮和西方思潮给中国文学市场造成的困难，这个时候，金庸先生的作品大量进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第三个，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操作方式和文化心理，像娱乐休闲心理。金庸先生既是一个思想家、学问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明星。一般读者对金庸先生，有一种窥视欲，他希望知道金庸先生的生活，还有个人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觉得得益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曲折和不成熟。“五四”以后由于连年战乱，后来的极左导致我们的新文学很坎坷，没有得到预期的成熟的发展，这时候金庸先生的作品出现，填补了这个类型的空白。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很好的道路，但也不能够说是一个极顶。
这个路是什么呢，在深层里的文化心理的意味上，和现代呼应，呼应弱者对公正的渴望。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把金庸先生想象为浪漫主义者。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实际上已经被压抑得不像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浪漫主义作品，金庸先生以奇瑰的想象，营养和滋补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他呼唤现代人在水泥森林生存中，对于根性文化的渴望，展开对文化中国的想象。
这个都是今后大众文艺和武侠小说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路子，但是不要抛弃大众的话语体系和大众感兴趣的美学坐标。我简单说这么多。
金庸亲书对联。金庸以十四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副对联，短篇小说《越女剑》则不包括在内。
金庸：我的小说起初写的时候，本身就是为了大家好玩、娱乐，看了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就是了。我自己在八九岁的时候就看武侠小说，看到三十几岁才开始写。我想世界上的中国人，像我这样的爱好者很多，所以就提供像这样娱乐性、休闲性的作品。
后来一些朋友、一些文学评论家，就把我的作品、不成话的小说当作文学作品。让我自己想呢，我写的小说中间，有一些向文学作品走，有一些描写人性、表现社会，所以说文学作品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提得太高。
我个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哲学上都主张多元主义的，文学也是。任何形式都允许，不能把人家的不同形式的东西否定掉。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喜欢吃江南口味的菜，也决不否定北京菜、陕西菜、湖南菜、天津菜、山东菜。各种各样的菜，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你就看。中国读者有两种，一种是特别喜欢武侠小说的，一种是根本不喜欢的。根本不喜欢的呢？你跟他讲得天花乱坠，他绝对不相信的，他看到它就讨厌，这里面讲的都是假的！这一拳出去把人打死了，这是不可能的，是骗人的！武侠小说都是故意来骗人的！
特异功能的人，让人来相信他可以给人治病，他假装治病，就给人家钱。武侠小说虽然也有夸张的成分，但并不骗你，让你信以为真。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的书卖了，我收点稿费、版税。一个人有一个人不同的看法，武侠小说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你可以允许它存在，不需要把它一铲铲掉它，不让它发展。
我继承了前人的武侠小说，从唐小说一直到宋朝的话本，明清的通俗小说，也受到“五四”以来这些中国作家像鲁迅先生以来小说创作影响，跟他们学习这是有的。还有一些是现代思潮，世界上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这种影响也是有的；自己想的加进去的东西，也是有的。没有什么谈论成就。积累前人的辛勤功劳，加了一点自己的创作，幸亏汉语的读者人数是这样多。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爱护我们这个民族，对古代文化有一种向往和爱好，所以写出来刚好投其所爱，所以我非常感谢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大家共同所爱就是了。
我一开始做报人，对报纸有一种抱负，评论要公正，要报道事实。有些新闻工作者歪曲事实，毁败人家名誉，造假，我是非常痛恨的。
我办报的原则，不讲谎话，不管你给多少钱，多少政治压力，我都绝不讲假话。所以我办的报纸有点小小的成就，坚持一个公正的道理。我做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道德水准，但不要做坏人。办报纸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我写的武侠小说里边，遇到应该好坏、是非分明的时候，不要去做坏人，那自己做人也应该这样子。做好人不敢当，但你不要做坏人，这是自己的一个信念。
我住在香港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多大收入。收入不大够，有大的引诱来，坚决拒绝，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赚钱，幸亏赚钱的头脑还可以，就这样子走到现在。
现在有些报纸认为我应该把“金庸”作为一个稀有的一个商业活动来运作，对此我绝对拒绝。还有人把金庸两个字和商业联系在一起，我非常反对，绝对反对。在杭州有一家酒厂，准备把金庸两个字作为酒的商标，我说这个不管你给多少钱，我绝对不接受，因为人家喝了这个酒，觉得这个金庸酒不好，把名字搞坏了怎么办？
因为生活在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能受到国家的保护，这种情况之下，爱国情怀自然会加强一些，希望国家强大，希望国家好，希望全国人民好。有家归不得，那些在外的人心中，更加热爱中国文化这种情怀，很自然的不知不觉中反映在小说中。
（本文由记者张英整理，已获论坛主办方陕西卫视、杭州金庸书友会授权，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金庸，作家，2018年10月30日逝世。主要著作有《鹿鼎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23 17:38 编辑
中国台湾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赖声川的最新微博：金庸先生，安息！你教了我们，中国人如何说故事。
他回忆道，“很多年前，有一次有幸和金庸一起吃饭。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小说，结果毫无预兆地向他提问：‘那些小说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样的问题任谁都会觉得很难答，”赖声川颇有感触地说，“但金庸的回答非常生动，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在构筑一部小说前，他会用很长的时间去想象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外貌、性格……他说你只要把这些都想全了，那么他们只要凑在一起自己就会跑，你不用去管……后来，我在和表演工作坊的同事们一起做即兴戏剧的时候，通常都会先确定人物，我们会用几倍于排练本身的时间去做这些人物确立的工作。只要这一步走完满了，通常结局都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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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和江山
2013年08月09日 09:42:47来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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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网讯 2003年7月，傅国涌出版了《金庸传》。十年后的这个六月，再版了修订版的《金庸传》。
十年后推出的修订本，使用大量原始材料，增补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不仅可以理解金庸作为报人、作家和商人的一生，并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更深地认识二十世纪的跌宕风云和世事变迁。
8月3日，傅国涌再一次回到离开24年的故乡温州，在市图书馆以《走下神坛的金庸》为主题，与温州的读者进行交流，并阐述了他眼中金庸的江山和江湖情结。
家国天下和江湖风云在金庸心中其实是对应的，他一生就活在江山和江湖之间，表面看起来似乎写的都是江湖，但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江山情结。
金庸曾经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却因为家庭出身和个人就读的学校原因，一生没有从政的机会。他把自己人生的遗憾都转化为笔下英雄豪杰的故事，他明明想指向江山风雨，落笔却是江湖风云，《明报》也只是他指点江山梦的部分完成。
一、江湖
文学还是商业
在香港连载的《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那是1955年。这部小说揭开了他用一支笔在江湖与江山之间进退自如的序幕。
1959年5月19号他在《香港商报》刊登了《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个片段。 5月20日，他创办的《明报》问世。在报纸的第三版，开始连载《神雕侠侣》。他每天写1300字到1500字，一共写了三年。所以他不能将杨过写死了，也不能把小龙女写死了，只要他们活着，连载就可以写下去。后来他的好朋友倪匡说，如按文学规律，小龙女跳下去的那一刻，小说就应该结束了，至于是死是活，让读者自己去猜吧。但是金庸不能让小龙女死去，这个美好的形象要是死了，很多人可能就不看《明报》了。为了报纸的生存，小龙女16年后一定得继续活着。
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文学还是商业，每个人都会有答案；他的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还是为了吸引读者买他的报纸而提供的娱乐品，大家也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乔峰还是金庸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明报》的报训，虽然金庸没有真的都做到，但是部分做到了。也正是这八个字成就《明报》打下香港的江山，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精英报纸，这是金庸一生辉煌的顶点。金庸在香港真正的成功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因为《明报》。
《天龙八部》第19章，其中有这么一个片段：乔峰端起一碗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旧交,今日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杯,从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证见。”
此刻，乔峰就是金庸，因为写下这个片断的时候，就是他与左派《大公报》旧同事们干杯断义、大开笔战的时候。他的小说和他的评论、他的报纸和他的小说，是交相呼应、纠缠在一起的。金庸与旧同事们绝交并大打出手，他曾一连26天写文章来反击《大公报》，那26天的文章，使《明报》发行量激增，也让他成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金庸成功了，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创伤之上，他与这些旧同事的绝交实际上内心充满了痛苦、不安。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要一次次来到北京，他的心始终向着内地，并要回归内地。
主角都是孤儿
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那些主角都没有爸爸——陈家洛的父亲是谁？韦小宝的父亲是谁？令狐冲的父亲是谁？都没有；乔峰虽然有父亲、慕容复虽然有父亲，但有正如无，因为他们的父亲都躲在少林寺，实际上也还是孤儿。而令狐冲，我们连他生父是谁都没听说过。韦小宝究竟是什么民族的人甚至也不知道；只有《倚天屠龙记》的主角张无忌是有父有母，可是又如何？刹那之间父母双双自杀，几秒钟以后也变成了孤儿。我想说的是，这种孤儿情结，不是金庸虚构出来的，而是有生活背景的。都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子，金庸几乎都经历过。14岁时，他的母亲死了，他二十多岁时，父亲也死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孤儿呀。一个人他的人生如何，他笔下的世界就会如何。金庸笔下所有的孤儿，都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投射。
金庸一生永远不吃亏，因为他知道哪些人是玩不过的。在香港，对金庸不满的人早就骂他“你就是韦小宝”。这句话我觉着骂得很对。但金庸不仅是韦小宝，他还是令狐冲，他心中还有一个退隐江湖的梦，令狐冲就是要归隐，带着美丽的任盈盈归隐江湖。他心目中真正完美的人生范本是范蠡，范蠡当年带着最美丽的西施归隐太湖，而如今，金庸带着他美丽的林乐怡并没有实现归隐梦。
二、江山
评论最拿手
金庸有两张写字的桌子，一张在家里的书房，这张桌子是写武侠的，白天写。另外一张桌子就在办公室，写评论，一般半夜写。他每天上午可能睡得很晚，下午在家写武侠，晚上10点去上班，到12点写1500字左右的社评。这两张桌子，武侠与社评互不打架。这样的生活状态持续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从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密集的、系统的、系列的评论，从4月15日一直到6月底，几乎天天要亲自执笔。其实从1984年以后他就不大执笔了，但是为了评论这么重大的事情他必须亲自出马。他亲自出马写稿，在《明报》内部有一个标记，“查记出品，宋体为号”，其他人写的评论标题是楷体，金庸写的稿件采用宋体，而且加黑。宋体加黑，读者一看就是老板写的，全香港都知道今天报纸上有查良镛写的评论，一定要买来看一下。
他的评论最大的本事是能预见未来。听起来很神奇，其实也不神奇，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两点：第一，人性是相通的，我把《资治通鉴》读了几遍之后就知道，凡事往坏处去想就对了。好事一定是偶然的，坏事是必然的，这是金庸的一个洞察：第二，为什么我预测天下大事往往如此的准确？有一个小奥秘，我猜中的事我会再说一遍，没猜中的就不再说了，所以大家都记住我猜中了的事。
大实话呀，这就是成功的奥秘。成功有技巧，金庸很聪明。
明报小纸条
我经常想，金庸为什么要卖掉《明报》？因为他预见了未来是什么样子，觉得再办《明报》已经没有大的意义了。因此，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刊登启事，宣布查良镛(金庸)先生要退休了，要离开这张报纸了。他把报纸卖给了于品海，这个于品海现在在拍电影，《墨攻》还有许多大片都是他出品的。他买了《明报》以后不久，《明报》就亏得一塌糊涂，又转卖给了马来西亚商人。
金庸为什么将报纸卖给于品海？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于品海长得很像他自杀的儿子，而且意外的是，于品海竟然跟他的大儿子是同一年出生的，似乎就凭这两点，金庸把报纸卖给了他。
以前在《明报》时，讷言的金庸向员工交代任何事情，都是写小纸条的。这个纸条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都是写在《明报》的便签上；第二，抬头称呼都很尊敬，无论称谁，都是小姐、先生、兄，最后的署名很奇怪，永远都是一个“查”字。由此可见他是不用“金庸”这个名字的。而后来，当他将报纸卖了以后，什么也没了，他只剩下“金庸”，所以他的署名便成了“金庸”。
三、家园
婚姻和儿子
我的书里称香港是金庸数十年来的家园，从1948年去香港直到今天，所以他对香港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还是准确的。
香港是他的家园，他对香港充满爱，他在那里结了三次婚，他在香港生下了四个孩子，他在这里创立了他一生中的事业，他在这里写出了全部的武侠小说，他对香港有太深太深的感情。
他的第一任夫人杜治芬。第二任夫人朱玫，也就是后来跟他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太太。金庸的四个子女都是她生的，1976年离婚，她没有再嫁，在孤独中离世。
他们的大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级时上吊死了。金庸到现在都不承认他的大儿子是因为他们夫妻离婚而选择自杀，他把这个儿子的自杀解释为“我的大儿子从小就有一种佛家出世的思想，对世上的事看得很空”。我不知道他这个解释世人能否接受。认识他的许多人都说是因为他儿子那时候劝父母不要离婚，劝不下来就绝望上吊了。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但是金庸内心的痛苦肯定是真的。他在1977年写《倚天屠龙记》后记时，就是他儿子自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其中写过一段话，“我在写到张翠山自杀的时候，张三丰的那一种痛苦，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那种父子的情感，因为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的。”
错位的人生
金庸曾反复对所有人说过，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而已，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意思。他的这种看法直到1994年，才被改变。
1994年，北师大的王岳川等人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与鲁迅、巴金他们相提并论。
金庸一下子就头晕了，这时候他也许没有了鉴别能力，也许心中知道而窃喜。
如果在金庸60岁前你这样跟他说，他可能会不屑一顾，他的脑子清醒得很：这么说不是忽悠我么？我还得给你颁一个“忽悠证”。他才不会去做，他哪会相信你？金庸是极为精明的一个人。但在他70岁、80岁时，已没有了那种辨别能力，可能有那种能力也就装作没有，装疯卖傻罢，你们说我好，我表面上客气几句，心里还是很甜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把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看得很重。这有他2003年7月在cctv关于墓志铭的访谈问答为证。
其实，即使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武侠小说还是写得好的。我的少年时代曾整夜整夜地读，写得不好能读得下去吗？可见在可读性上可能高于鲁迅、曹雪芹；只不过经典性、超越性上高不过他们。那也没有关系啊，也至少有个“第一”了。但他不是这么想的，他非要什么都拿“第一”。可是哪有什么都是“第一”的？
他要是到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当新闻系主任、新闻学院的院长、新闻专业博士生导师，没人会提出质疑，《明报》的成功在那里放着。但他偏要挑战自己，他不仅是最好的作家、报人，同时还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是需要一辈子积累的呀。所以他的错位就表现在什么都想要，这就过界了。他在浙江大学一定要做中西交通史和隋唐史的博士生导师，人家批评他：你写过中西交通事和隋唐史的论文吗，哪怕有一篇论文来证明你在这个领域有发言权也行？没有。以前没有写过没关系，今天能不能写一篇给我们看一眼呢？没有。
他最后二十年的人生，可以说亲手把自己给灭了。他活在江山与江湖之间，没有得到江山，最终也失去了江湖，在繁华的香港，即使他还拥有财富、名声和地位，他晚年的内心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儿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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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仙逝，为什么内地悲怆港人淡然？
2018-11-01 16:26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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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庸仙逝，为什么内地悲怆港人淡然？
30日晚八点的香港养和医院正门，悄然聚集了一批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养和医院是香港最顶尖的私立医院，很多名人如蔡元培、钟荣光、林燕妮、梅艳芳都在这里离开。这一次，记者们来这里是为了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当天下午，94岁的金庸在养和医院病逝。
大侠逝去，两地民间反响截然不同
晚上21点，内地自媒体们的第一批热点文已经在网络发酵了。虽然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是香港媒体，但相比内地媒体，香港媒体报道的重点多是以回顾金庸先生的生平轶事为主。从消息得到确认的一刻起，内地舆论的丰度和烈度就远远超过香港：从金庸先生的名句到其丰富的人生，从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到对众生的启示。正如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衍生价值，30日晚上的内地舆论，似乎每一个话题都已绕不开金庸。
线下的香港，这个金庸一生大部分时间所处的城市，在同一时间却显得有点格外平静：旺角的街市上，记者身边市民闲聊的只言片语基本没有“金庸”二字。记者所乘出租车的司机在听说这个消息时，只是稍显惊讶：“是吗？我很喜欢看他小说拍的电影的。”然后就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收音机里广播到这条新闻，他才又开口：“哦，(新闻)有了。”
《环球时报》记者刚赶到养和医院时，看到的是一副略显尴尬的景象：记者或在忙碌、或坐在椅子上发呆，院方已经明确表示当晚不会有任何消息发布;医院大厅的工作人员很警惕地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他们似乎不太理解为什么即使明知不会有消息，记者们还是不愿离开;而门口进进出出的病人和家属则不时回顾，一脸问号，他们大部分都还不知道金庸去世的消息。
30日晚上的养和医院，记者并未发现金庸书迷，而络绎不绝的粉丝前来悼念的画面，正是记者们留在医院的一大期待。“来都来了，活儿还得干。”摄像大哥已经开始架设灯光、调试机器，年轻的出镜记者在背串场词，一位年长的记者在旁边叮嘱：“注意表情，不许带笑!”
走访“金庸馆”：未见大批市民前来悼念
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于2016年开馆，金庸先生为其撰写的开馆前言也被媒体称为是“最后一次提笔”。31日上午，《环球时报》记者专程来到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追忆大师的武侠世界。
或许是工作日的原因，到这里来纪念大师的人不多，只有一家幼儿园和一所小学来参观，而据老师们讲，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参观活动，小学的行程单里，甚至都没有参观金庸馆的安排。
博物馆入口处墙面和柱子上满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小朋友们看着这些“怪人”，懵懵懂懂。一位胖胖的小学生首先向记者发问：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北京来，北京你去过吗？”
“当然去过啊!”小胖子显得很得意：“我很喜欢。”
接下来，记者开始发起“进攻”：“你听说过金庸先生吗？”
“因为我去北京的时候还很小，所以我没听说过他。”
对于中学生来说，金庸的认知度明显更高，来自陈震夏中学的建壹认为，金庸先生的作品是值得代代相传的，今天来到“金庸馆”悼念的人不多，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上学，自己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才能来这里纪念。在被问到他是否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时，他说，自己的同学并没有很关注。
博物馆门口，马太太正在跟朋友练“杨氏太极拳”，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早上都会来。谈到金庸先生，她还是表现出了些许兴趣：“他的书我都看过!”话音刚落，马太太就又摆起了架势，她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招式是否比墙上的大侠们更美观，她的注意力全在教拳的师父身上。
民众很“淡定”，反而是一批媒体记者的出现，让馆方手忙脚乱了一阵，工作人员一会儿录入名片信息、一会儿讲解相关事项：“我们刚跟查太太沟通过，她现在需要平静，过段时间，博物馆可能会有纪念活动。”记者了解到，11月12日至30日，“金庸馆”将设置弔唁册，供公众作最后致意。
金庸馆并不大，主要陈列着先生修订的手稿、一些个人用品以及影视作品的封面等，根据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经典影视作品片段循环在馆内播放，一些参观民众在屏幕前驻足的时间明显更长，可见，电视还是金庸先生作品传播的最有力渠道。根据31日晚的媒体消息，稍晚时候，一些民众前来在墙上留下写有悼词的便签，但据观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简体字写就。
普通港人为何对金庸逝世“冷淡”？
“金庸先生的作品让上初中的我真正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精深。”正在纪念品商店购物的市民高家齐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昨天听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难过了好一阵子。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感觉香港市民对金庸先生的认知度不够时，高先生说，他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可能是工作日的原因，很多人在周末会来纪念先生。另外，你看，我买的这些书签，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让我帮带的。”
高先生的话是《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常常听到的，每个被采访的香港市民都并不否认自己对金庸先生的缅怀，但在内地舆论中常出现的“情怀”、“青春”之类的流露，在香港却并不多见。“我们香港人可能不太喜欢表现出来。”在离开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说。
对于香港人对金庸逝世表现“冷淡”的一个解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金庸的武侠小说刚刚进入内地时，这种天马行空又不失传统的作品对仍处于物资、精神食粮缺乏的内地人来说，绝对是一剂无可替代的良药。这种说法在特地从深圳赶来“金庸馆”纪念的朱先生口中得到了印证，他表示，自己从1980年代开始看第一本《书剑恩仇录》，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陪伴他度过青春岁月。
“而那时候，香港人的选择比内地人要多很多。”晚餐时，一位香港好友殷先生跟记者“交了底”。年过40的他有两个小孩，在九龙开了两家小卖店。“我的店铺租金每月18000，房租10000，还不算日常花销、小孩上学的费用，你觉得我会有时间来关心这些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先生带着记者走了几家街坊，得到的回答都很相似。
“我记得多年前张国荣离世，很多歌迷都聚集在医院悼念，但现在还没看到，可能过几天会有，也可能不会。”殷先生说，很多香港人越来越少谈“情怀”，读一本书到很晚的情况，已不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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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着镖！（李敖）
djwuwuwu
来自: djwuwuwu 2010-12-18 16:09:46
「武侠小说」，着镖！（李敖）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以后，自由中国的「读物」里，流行起来一种「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贯注的焦点，这就是所谓「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铏的「昆仑奴传」 「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 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绩小五义传」、「永庆升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倘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工夫越来越离谱，情节越来越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越来越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越来超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
如果武侠小说的罪状只跟现时代脱节，那我决不责备它，至少我还承认它起码有点娱乐性的价值。但是事实却不这样简单。武侠小说降至今日，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
十六年来，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由人，面对看大陆的失去，不能急于「青春作伴好还乡」、「光复故土」，心情的沉重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上地小人稠的苦恼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时侯，逃避现实者和弱者们，他们难免不在挫败的情绪下选择一个「发泄甬道」。这个甬道，就是目前「新剑侠派」的「小说」。
「新剑侠派」的特色不是「旧剑派」的多年练功苦修得道，而是投机取巧霍然成侠。它的格局多是一群妇人、孺子、坡子、瞎子，一些弱者或有缺陷的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秘岌」或「天书」一部，然后突然侠身剑骨起来，任何好汉，也打他们不过。因此在「新剑侠派」的产品中，它的结局多是「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
所以。今日的武侠小说，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这种危机，在自由中国，能清楚地看出来并写出来的，只有「先知」李敖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写出来，同时提出警告。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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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朱贞木
原创： 马黎 呆着 2018-05-20
这些年，顾臻一直在寻找朱贞木。
朱贞木当然早已离世。所谓寻找，是因为这个人在世上留下的印迹太少了。除了知道他是绍兴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他生于何时，又逝于何时。
顾臻本来也是靠猜测——朱贞木应该是早逝的，上世纪50年代，他的名字和作品彻底消失，或许就在1955年。
8年之后，朱贞木的外孙费祥英出生了，他也没有机会见外公。听妈妈说，外公在1955年的冬天去世了。如今，他手里只有几张妈妈留给他的外公的老照片，这是家里仅存的相册了。
朱贞木 图片由费祥英提供
1988年便移居日本的费祥英，也在寻找朱贞木。
他在网上陆续搜集了很多线索，看到了研究民国通俗文学的学者张元卿关于朱贞木的研究文章，同时，也注意到了顾臻这个名字。
《朱贞木小说版本流传考》、《朱贞木序跋琐谈》、 《从一篇关于朱贞木的佚文说起》 、《报刊上的朱贞木小说连载》……有太多他所不知道的外公，都在顾臻一点点的寻找和拼凑中，清晰起来。他一直有疑虑，这个顾臻是网名，是过去的人，还是确有其人？
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寻找，一些等待，朱贞木的过去，依然面目模糊，直至遗忘、消失。但熟悉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人，是知道他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创作兴盛之前——上世纪30到50年代，大陆武侠小说创作曾有一个黄金时期，尤其出现了几位领军人物，被学术界称为“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白羽（《十二金钱镖》）、王度庐（《卧虎藏龙》）、郑证因（《鹰爪王》）和朱贞木（《罗刹夫人》）（注：括号内为其代表作）。而列最末的朱贞木，被誉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之祖”，换句话说，他的创作特点，更为直接地影响了金庸等很多武侠作家。
前四位的作品，就算没看过小说，我们也都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但对朱贞木几乎是陌生的，这个名字只存在于“北派”的人物列表，零星穿插在研究者的文章里。而且，前四位的照片，都有留世，唯独朱贞木的真容，不得而知，甚至百度百科朱贞木词条里展示的照片，都是错的，那是一张还珠楼主年轻时的戎装照。
百度上错误的照片和生卒年不详
顾臻一直在寻找线头。
去年，他新发现了一条线索，找到了朱贞木在1951年6月出版的一部小说《铁汉》，卷首语里写道，小说是为写剧本而开始构思和撰写的，这说明他在解放后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有关。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写成小文《朱贞木在天津编话剧》，发在了天津《今晚报》上。
费祥英的高中同学看到了，转发给费祥英。
他心里一动。这条关于戏剧的线索，曾听母亲口述过。1949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外公不能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心情非常压抑，便主要居家篆刻制印，作画，赋诗，有时写一些散文消遣。同时，偶尔努力创作了一些与时共进的新时代独幕话剧剧本而已，但在“文革”中剧本与小说原稿全部付之一炬。
散落的线头，接上了。
费祥英通过报纸，找到了顾臻——武侠小说收藏家、研究者，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理事。
上个月底，费祥英从日本赶到了天津，与顾臻、张元卿见了面。他的行李中，小心夹着一张1949年，外公53岁的照片：清瘦，干净，温柔凝视前方。即便额头已有白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江南才子的儒雅，到了中年，没有减去半分。
朱贞木离世63年之后，我们在学者顾臻与外孙费祥英的讲述中，才得以真正“看见”他。
朱贞木 图片由费祥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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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1895年在绍兴出生的，费祥英补充了朱贞木的出生年代。
他本名朱桢元，字式颛，生在官宦世家。1955年冬，朱贞木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
这个年份，夹在两个关键时间节点里。
1951年6月起，所有武侠小说都不准出版。1956年文化部颁布命令，并配发查禁图书目录，朱贞木的所有作品在目，和还珠楼主、郑证因等武侠作家的所有作品一同被禁。
朱贞木的去世，和当时的环境突变有没有关系，我们已无法得知。但在创作上一贯我行我素的朱贞木，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努力尝试运用当时提倡的新的文艺观念创作武侠小说，却没有等到开花结果。
1934年8月，朱贞木在《天津平报》上开始连载处女作《铁板铜琵录》，这是他武侠小说创作的起点。
那年39岁，他已经在天津电话局工作了6年，先做文书，后来升职任文书主任，写小说属于“业余爱好”。
而2年前，他在电话局的同事兼好友，后被列为“北派五大家”之首的还珠楼主，已经成名了。1932年夏天，李寿民以“还珠楼主”为笔名，在天津《天风报》发表长篇连载《蜀山剑侠传》，魔幻之笔，从此横扫武林。
李寿民婚后为天津电话局局长秘书，不仅创作武侠小说，还擅长编写京剧。第一代研究民国通俗小说的天津学者张赣生先生认为，朱贞木开始武侠创作，是因见还珠楼主在《天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一举成名，朱氏见猎心喜而作，以两人密切关系而论，确有此种可能。另一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也有相同观点。
还珠楼主的儿子李观鼎先生曾对顾臻说，幼时在北京家中见到过来访的朱贞木，身材瘦削，双目有神。他记得父亲和朱贞木一聊就是一整天，说到激动处，互用手指比划，两人关系相当好。
就在朱贞木发表处女作的那年，他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绍兴接到了天津。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电话局的工作是托人介绍的，顾臻猜测，应该是浙江老乡。
朱贞木自幼在家读私塾，喜爱诗赋和绘画，也喜爱文学，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当地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文学系。
但浙大之说目前存疑，因为“浙江大学”成立于 1928 年，朱贞木就是在那年去天津电话局工作的，在时间上能对上的，只有“之江大学”。
费祥英是外婆带大的，住在天津，耳边却环绕着“各种”吴侬软语——他的外婆是绍兴慈溪人；父亲祖籍宁波，上海生人；母亲绍兴慈溪人。费先生说，家母的书面文字和讲述，都是“浙江大学”，但他推测，家母和外公在对话沟通时，有可能因为绍兴话发音近似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2017年，顾臻编校的《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朱贞木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朱贞木作品的原刊本和相关资料，也由顾臻提供。他做过一个统计，剔除同书异名者，从1934年至1951年，各种体裁的朱贞木小说一共出版了十九种，另外有一部《翼王传》，很特别，是他的一位好友、著名越剧编剧苏雪庵所作。但应苏雪庵的要求，署上了朱贞木的名字。为此，朱贞木还特地在序言里做了说明。
关于苏雪庵，公开的资料非常少，生平不详。顾臻曾去找寻线索，但苏雪庵身后无子女。1955年，苏雪庵曾改编过越剧《西厢记》。而朱贞木在序中国提到“钱塘苏雪庵君”，钱塘，应是杭州人。
蛛丝马迹中，你会发现，朱贞木的“朋友圈”，很窄，但很多都是浙江人，以及文学艺术圈之人，很少有社会人士。顾臻说，他结交的人，对脾气，是一路，就来往，否则根本没来往。
费祥英依然记得，妈妈口中的外公，也是如此，自幼喜爱文学、赋诗、篆刻、绘画以及书法。自尊心极强——费先生笑说自己也是，“外公自认清高孤僻，不愿受人管制，不与世事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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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贞木接受过私塾和学堂两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长期教育，又读过大学，其学历在武侠小说作者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而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富庶的绍兴度过，肯定接触过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文学书籍以及翻译的西方小说作品。所以，朱贞木的语言功底，非常扎实。
根据费祥英提供的资料，朱贞木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1940年就自动从电话局离职，在家闲居，作画治印之余，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偶尔也写点文章。
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武侠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短暂的新高潮，朱贞木的小说出版了不少，代表作《罗刹夫人》，还有《飞天神龙》《艳魔岛》《炼魂谷》三部曲、《龙冈女侠》、《七杀碑》、《塔儿冈》、《闯王外传》、《郁金香》等，是日据沦陷期间的几倍，其中既有武侠小说，也有社会小说，还有历史小说。
1994年，叶洪生在《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联经版）中，提出了“北派五大家”之说，并对五大流派做了归纳，学界沿用至今—— “奇幻仙侠”（还珠楼主）、“社会反讽”（白羽）“悲剧侠情”（王度庐）、“帮会技击”（郑证因）、“奇情推理”（朱贞木），“五大流派的勃兴，决定了近五十年来武侠小说的发展方向与走势。”
朱贞木的“奇情推理”，是一种革新，“对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所谓‘新派’武侠小说颇有启迪作用。”
我们倒过来，先说“推理”，这反映的，是语言功力。
30年前，顾臻一口气读完了600多页的朱贞木名作《七杀碑》。“他特别会讲故事，一环套一环。而且，他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能力给你引导出一种氛围，通过叙事把你抓在里面。”
赵树理先生这样评价过他：“写法上有本事，识字的老百姓爱读，不识字的爱听。”由此可见朱贞木讲故事的水平有多高了。
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处女作《铁板铜琵录》，还是遵守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采用对仗的回目，古典文学素养深厚。但是，从第二部《龙冈豹隐记》开始，包括之后的所有作品，他开始打破，全部摒弃传统章回对仗回目，章节名称首创以文白夹杂的短句、成语或专有名词分章，不拘一格，新鲜灵活，比如采用“血战”、“李紫霄与小虎儿”、“金翅鹏拆字起风波”等名词、词组或短句，长短不拘，完全不谈对仗，“这是新派体，过去写武侠小说的人没有这样写的。”
同时，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喜欢用当时流行的新名词，比如“观念、计划、意识”等，紧贴时代变化，所以，叶洪生先生称他为“新派武侠之祖”。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便有所借鉴，叶洪生说，“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
我们再说情——奇情，怎么个奇法？
看叶洪生的归纳，你就懂了：掀起武侠世界“一夫多妻制”情海波涛。
在很多民国武侠作品中，女性主角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我们熟悉的，就有《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等，即使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女剑仙、女剑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切都间接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传统、反道学的社会流行风气。
但是，在描写女性的感情上，都不如朱贞木突出。
比如《卧虎藏龙》的玉娇龙，王度庐完全是新文学的笔法写小说，所以他的武侠小说，更多是在言情。玉娇龙是一个叛逆性格的女性，最后脱离家庭行走江湖。李安当时拍电影，也是看中玉娇龙这个角色，离家出走，符合西方人的口味。
朱贞木呢？
“他的《罗刹夫人》，有点女版的《人猿泰山》的味道，她是跟大猩猩长大的，后来被师傅接走。所以她充满了野性、叛逆，但是她没有家庭概念，不是和家庭有冲突，纯粹是人聪明、漂亮、泼辣大胆，同时又富有正义感，但又有趣，收放自如。”
可以这么说，朱贞木笔下的女性，更现代化。
有时，朱贞木会用热辣辣的语言展现女性对于爱的向往，比如《罗刹夫人》中的罗刹夫人、《七杀碑》中的三姑娘、毛红萼、《飞天神龙》中的李三姑等等。同时，穷追男主人公的侠女达数人之多，叶洪生先生称之为“数女倒追男”模式。这一特点被后起的香港、台湾武侠名家如金庸、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人继承并发扬，比如《倚天屠龙记》。而“侠情”特色名传后世的王度庐，笔下恋爱男女的表现反而显得含蓄、收敛和传统。
而朱贞木笔下的男主角，多数反而没有女性角色那么生动而有活力。顾臻说，《罗刹夫人》中的沐天澜竟然一副小男人的娇样儿，喜欢拜倒在两位罗刹姐姐的石榴裙下，有些《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味道。
“说来有趣，被划入蝴蝶鸳鸯派的顾明道笔下没有这样娘娘腔的男主角，王度庐笔下有些优柔寡断的李慕白也仍是男子汉一个，其他如更早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和同期的白羽、郑证因等人，都不弹此调，因此武侠小说中‘娇男型’男主人公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朱贞木的首创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小奶狗”人设，70多年前，朱贞木早就玩过了。
《罗刹夫人》出版时，朱贞木在附白中指出，武侠小说有两弊，一是过于神奇，流于荒诞不经；一是耽于江湖争斗，一味江湖仇杀。他希望《罗刹夫人》一书可以为读者换换口味。
他确实做到了。
3
作为家乡人，我们很想知道，为何33岁的朱贞木会离开绍兴远走天津生活。具体的原因，已经无法得知。
顾臻曾在《七杀碑》原刊本中发现过朱贞木的通讯地址，去年在《铁汉》的卷首语末尾，再次看见：“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
这应是朱贞木的故居。
顾臻找到了，只是，此地早已被拆除，随着记忆一同消失了。
此次费祥英和顾臻的见面，他还带来了另一件珍藏多年的物品：朱贞木画作《拟临安山色图》长卷照片。
费祥英的母亲1987年1月故去。生前，她拿出父亲仅存的遗作，包括《拟临安山色图》、黑檀木盒篆刻等，以及遗物，对费祥英讲述并书写了朱贞木的生平。
朱贞木绘画和治印造诣很深，画宗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字石谷），他临摹其名作《临安山色图》长卷，更邀请多位在天津或已回乡的浙江籍文化名流题跋，如俞品三、向迪琮、傅仲钊、袁泰、方东、屠季和、九秋老人、陈吴璜、陈伯琴、朱允中、张颐等。
这些人中，除了俞品三、向迪琮、方东、朱允中外，其他人暂时无法查到更多信息，比如袁泰，只知他字文白，曾在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原名浙江体育学校）主持过校务。学校创办于1912年，创办人王卓甫，校址就在杭州。创办初期由沈钧儒（号衡山，浙江体育会副会长）任董事长，浙江体育会会长吕公望（字戴之，浙军第六师师长）兼任校长。
还有另一条线索。
南京师大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学者张元卿，曾写文解读《拟临安山色图》背后朱贞木的心绪。
他在1940年《立言画刊》第104期“天津专页”上，看到两首写给朱贞木的题画诗，题目均作《题朱式颛拟临安山色图》。第一首作者是顾寿人，诗云：“立马吴山事有无，眼明今日见新图。何当乞取鹅溪绢，装就长康顾氏厨。”第二首作者是王伯龙，诗云：“故国山围系梦思，江南一发绿参差。寒宵小鼎茶声沸，疑是胥潮欲上时。”
两位作诗人，都是天津城南诗社成员，
完颜亮觊觎宋室河山，曾有诗：“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我们已无法知道朱贞木什么时候画于何时，但刊出这两首题画诗的时间是1940年，朱贞木依然还在天津，“当时正是日寇‘立马吴山’时，朱氏本浙人，怎能无动于衷？”张元卿写道。
而另一首王伯龙诗中的“胥潮”，就是钱江潮。
千愁万绪，潮起潮涌，遥遥不可及。
- 写在最后 -
目前朱贞木的前半生，30岁之前，尤其在绍兴的生活，仍然有太多的空白。如有知情人，请给我们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