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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二流口才，一流文章，最好的朋友
2014-03-11 浮潜新闻
去年圣诞前后，正在香港的刘再复先生计划上门拜访老友金庸。那时，刘再复曾与纸牌屋记者卢雁几次谈到老友金庸：
“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是刘再复认为《道德经》中最重要的。论及复归于质朴的内心和语言时，刘先生举例，“我好些朋友，文采都是天下一流的，李泽厚、金庸都是的。金庸口才很差，但满腹文章。其实呢，按照孔夫子的看法，反而刚毅木讷的***格好，不要巧言令色。所以我们口才好，也不要走向巧言令色，口才好，要讲朴实，要真正讲心里面的话。当你面对真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没有文采，说真话，最好还是说新话。不要老重复自己过去的话，也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很质朴地表述。”
“我周围很多天才，他们的弱点是可以忽略的。那时候我在专栏文章讲金庸的时候，用“万古云霄一羽毛”。也有人批评我，说你把他捧得太高。其实你在肯定一个朋友的时候也往往过分的。像罗孚（香港报人）就批评过我，但罗孚跟金庸也很好，我发现罗孚90岁生日时最重要的客人就是金庸。他们批评金庸说新闻***，他可以表述他的理念，但那不影响我对他的一些看法。而金庸跟我特别的好。金庸很多信，我还保存着。这些朋友，不管***理念不同，朋友归朋友，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理念一致，理念归理念。而且人都有弱点，人有弱点才成为人啊。”
刘再复生日时，金庸特地写下“山顶***，海底自行”八个大字评刘再复的为学之道。“他前年字还写得很好，现在又不行了。我很伤感，人就是有限的，没办法。我现在就是想说，天才都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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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金庸在1992年元旦给罗孚（孚兄）的信中写道：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着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闲暇时间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写作及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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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晚年没有诸多荣誉头衔，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
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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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武侠的因缘——代序
柳苏
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较少了。
三十一年前的1954 年，香港有两派武术的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斗的世界。香港禁武术，要比武，得向澳门去开台。这一场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比武虽然只打了几个回合，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家报纸是把它当做头版头条新闻刊登的。我当时在《新晚报》负责主编的工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热中，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编辑部几个人一谈，都认为打铁趁热，事不宜迟，第二天发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新晚报》其实就是《大公报》的晚报，日晚报是一家，两个编辑部在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日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读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样一个临时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梁羽生的头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说干就干。当天的晚报已经出版，登载了比武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头条新闻前的预告，就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明天和读者见面。梁羽生是个快手，长篇的连载小说这就如期无痛分娩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真是易如翻掌的，就和平常的约稿、写稿一样，不算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有料到，它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就真是新闻。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有人曾说，这以前香港并没有武侠小说，这以后才展开了武侠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可笑的想当然。香港报刊上是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在他们这些新派以前，已经有了旧派的存在，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新派之名呢？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系《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论。
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大约十年后，大陆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就在那一个开始之年，我们在香港带着一点不知不觉的懵懂，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当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作者找谁呢？首先想到的很自然就是梁羽生。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半场笔战了。把核子和裤子扯在一起，是因为陈毅当年针对着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退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明报》和《大公》《文汇》《新晚》“三赤报”——三家左派报纸展开了笔战。
刚展开不久，“三赤报”就受到来自北京的制止，笔战“无疾而终”，一场笔战只能算是半场。左派和金庸以及他的《明报》，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了。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论，包括金庸的议论。
梁羽生很爽快就接受了我的写稿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发表时不用真名，在有人问起来时，要我出面冒名顶替，冒认是作者。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这就是《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1988 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
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分，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由于文章是他写的，他很自然地表现了谦虚，以“金梁”称而不称“梁金”。他说，论出道的先后，尽管应是梁、金，但仍称金梁，一是念起来顺一点，二是曾经有过一位清朝的末代进士、《清史稿》的“校刊点阅”
就名叫金梁（字息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说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谦虚。在私下，他们两人开玩笑时是以师兄弟相称的。梁自然是师兄，因为他不仅写武侠在先，也比金庸要大两岁。
在合论的文章中，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是“洋才子”，他自己有中国名士味；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
他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作合论，首先受到的指责是来自左派的高层。报馆的领导有人认为他是在为金庸作了吹捧。当年笔战不了而了，左派中人对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
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我是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个主意，是想借他的大文，为刊物打开销路。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如古代的“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但是不久以后，“文化大**”来了，金庸却以他的《鹿鼎记》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
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不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二三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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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
很多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
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点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小说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小说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参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小说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回复举报|本楼含有高级字体5楼2012-11-08 14:47
梅剑雪
诗酒佯狂11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新派武侠小说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小说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小说的观点，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说：“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武侠小说；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小说有好有坏，文艺小说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小说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小说，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
关于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小说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中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小说，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1977 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小说，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1985 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己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小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小说。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小说，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说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小说，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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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源起是1994年底香港出版了冷夏的《金庸传》，由于金梁两人在人生道路上关系密切，书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金庸梁羽生合论》这篇文章，再度引用了那段关于梁羽生名士气味甚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并且写道：『一般认为，梁羽生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1995年2月，《明报》同时刊登了两篇有关此书的书评，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谈《金庸传》的得失的，却不约而同的就《合论》一文对梁羽生指名道姓的进行了一番指责，其中的一篇《读后闲笔》即是倪匡所作，引几段文字如下：
『全文有三点，不同意，而且反感。
『第一点，传一开始就大书「百年一金庸」，像是褒词，但是颇莫名其妙。百年以前，有哪一个金庸？中国五千年历史，难道有生十个金庸么？且数来听听。
『金庸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第二，作者屡把金庸小说和《红楼梦》并论，意思怕是百年之前，曹沾可与金庸并列？而且，在流行程度上，也如此并论。红楼与金著，在文学价值上，谁高谁低，或者这可以争论，但是在流行程度、普及程度上，红楼瞠乎其后，根本不能并论，这是事实，不容混淆。
『第三，说作者对武侠小说不是很内行，根据是屡将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与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来替自己增光，行为若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武侠小说所知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这真是一派胡言！亏它《明报》还自诩为香港最好的报纸，居然会刊出这样的文章？！
倪匡的这三点，前两点简直没有必要反驳，恐怕会讲中国话的人（当然除了倪匡之外，只是不知道包不包括金庸）都会知道原因；第三点说『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并论』倒是金庸说过的原话（见本文前面《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一节），可那是金庸说他自己没资格同梁相提并论。后来柳苏（即罗孚）写了一篇《两次武侠的因缘》，对倪匡进行了反驳（其实罗孚在1995年3月3日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了倪匡，也刊在《明报》上）。
此时的梁羽生已封刀多年，在悉尼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倪匡的这篇文章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至于金庸，也已经把《明报》的股份出售，正式退休了，他也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任何反应，所以无从推测他的想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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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蜜蜜：我拒绝了金庸 | 忆旧
原创： 周蜜蜜 文学报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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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金庸先生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天，我接到了金庸先生名下的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电话,邀约我到他们那里“商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多多少少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未有和这间出版社发生过任何“瓜葛”，至于和它的老板金庸先生，就有些“关系复杂”，渊源较深，甚至要追溯到上一代：我的家翁罗孚先生，原来与他在同一个报馆供职，有过紧密合作的一段日子，也曾着力催生过他一系列炙手可热的武侠小说。我家的小辈们，自幼都尊称他为“查伯伯”。平常日子，有事无事，查伯伯抽空和我们吃吃饭，聊聊天也是有的，有一两次还会请上他的另一位报馆旧同事，也是武侠小说名作家梁羽生——即我们所叫的陈文统伯伯。难忘的是一次他们回忆起初进报馆工作的日子，说是当时的环境很差，报馆地方狭窄，只为他们提供留宿的床位，查伯伯只有一套西装挂在床头，随身的行李就塞在床底下。陈伯伯为人不修边幅，处事更妙，脚上的袜子要穿到脱下来“可以自行站立”之时才换洗。哎呀呀，真把我们听得爆笑要喷饭了！
罗孚
金庸
还有一个微妙的机缘巧合，就是在我工作的电视台，购买了查伯伯的著作版权，作为编剧的我，就要参与把这些文学原著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剧本的过程。那是一个武侠风行的年代，就连唐代的浪漫诗人李白也要被武装起来，成为电视连续剧《剑仙李白》的主角，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创作”。我和一班编剧大放想象力“飞剑”，硬是把李白的老爸首先打造成被朝廷追缉的亡命大侠，他的儿子无可奈何地成为天生武侠,饮酒作诗只是副业而已。如此荒唐的剧情，居然在当红艺人的演出下大受欢迎，领导鼓励我们大胆创作，还大言不惭地说二百年后必成正史。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查伯伯的作品如日中天。
把金庸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初接任务时以为很好做，因为有那么好的文本,人物鲜明，故事精彩，基本上按照原著的章节脉络稍微改编成电视剧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做起来并不是这样。电视台的主事者因为要迁就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观众,要求将连续剧拍得通俗化、简单化而达到流行化的效果。作为编剧的我们，就首先要将原著“拆解”，再进行通俗化，说实在点，是庸俗化的改头换面的苦差，于心何忍啊？但那时身在江湖，无法自主，只能眼白白地看着文釆飞扬的金庸武侠小说生生地惨被肢解、被糟蹋、被“消费”了，我觉得很对不起查伯伯，总有一种叛离了他老人家创作原意的遗憾感！
百度搜索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多达23部
按照与那位出版社编辑的约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位于香港北角的出版社本部。负责人十分客气地出来接待，对我说出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金庸先生想让我把他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令广大的青少年儿童都可以阅读和理解。
这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我万万没想到查伯伯会提出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艰巨任务,一时之间，百感交集，不知道如何表达是好。于是,我说要回去好好考虑，再作具体的答复。
离开了出版社，在回程的路上，我的脑海中犹如翻江倒海，千潮百涌——把精彩绝伦的金庸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让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从小就读金庸、识金庸，既可以令他们享受武侠文学的阅读乐趣，又可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这无疑是一个很美好的设想，而且是破天荒的一个创举，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敢于作这样的尝试。而现在却由作者本人，尊贵的金庸大师，我所景仰的查伯伯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来了，怎不叫我感到兴奋和激动？如果真的能得以成功的话，那可是造福我们的下一代，更惠及再下一代的大好事、大美事，该会是功德无量的吧。
想着这些，我的头脑前所未有地发起热来，连续几天，寝食难安。
我拿出有查伯伯亲笔签名的金庸武侠小说，一本又一本地翻看，心内炽热如火，熊熊燃烧。回想起自己最初读到这些作品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青少年时期，但还算是属于青年一个。那种新奇、过瘾、刺激的感觉，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就像是青春勃发的奇特经历。
我骤然想起了，在我见过或者听说过的不少中小学生，都前前后后加入了金庸小说迷的行列，他们只要一捧起那些厚厚的书本，就埋头埋脑地看着，再也不愿意放下。
那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我被突如其来的疑问吓得心惊胆战，彻夜失眠了。
也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又浮现出在电视台把金庸武侠小说“拆解”得支离破碎，胡乱组合成通俗情节的回忆。
那对我来说，无异于噩梦一场啊！难道又要再陷入那样的日子中去吗？不不不！我是一万个不愿意的！无论如何，不能再令文釆飞扬的金庸武侠小说被“肢解”、被糟蹋、被“消费”了。我反反复复地思前想后，总觉得青少年儿童或迟或早都可以读金庸小说的原著，只要他们有兴趣，并且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就应该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吸取当中的精华，完全没有必要另外再改写一套儿童文学版本。
就这样，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心神也自始安定下来，竟然有了一种心安理得的舒心感觉。
于是我提起笔来，给查伯伯写了一封信作答，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说明我不能执行把金庸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的计划，因为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必要性，让青少年儿童读者直接阅读金庸小说原著，是最适当的。
结果，查伯伯觉得我讲得有道理，也接受了。把金庸小说改写为儿童文学版本的计划，就此打住。
自然而然，有不少朋友感到可惜，甚至有人说我错过了“扬名立万”的机会。
但对于这件事情，我至今也不觉得后悔。只记得事情过去以后，我又一次出席了查伯伯的饭局。其间，他老人家很亲切地问我：“蜜蜜啊，你写了那么多的科幻童话故事，你的那些科学知识和幻想,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答道:“那都是从书上，互联网上看到的资料积累，再加上联想而得来的。”
查伯伯说：“嗯，知识和想象力都很重要。”
我说：“是的。就像您的武侠小说,有历史、有地理、有情有趣，更有无限的想象力,除了成年人之外，青少年甚至小孩子都爱看！”
查伯伯听了，无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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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上）/罗海雷
2018-12-02 03:17:11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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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年，查良镛探访大公报报馆/大公报资料图片
查良镛是武侠小说大师，也是一代报人，这已有公论。近期写他、怀念他的文章可说是铺天盖地，基本都是高大上的描述。他曾经说过：“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不方便公开。”有些人讥笑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当了解他在香港成长的历史，就更能够读懂查良镛的一生。而这段历史很多是与《大公报》有密不可分的关係，我的父亲罗孚（原名罗承勋）曾是查良镛在《大公报》的上司，在他离开报馆以后也一直保持联繫，是少数知道他与《大公报》秘密的人，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一九四七年底，其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公报》，老闆胡政之希望留一手準备，计劃恢复香港馆的运作，他从重庆、天津、上海三馆调派二十人左右的队伍来香港，我的父亲是其中一名，而查良镛不是在这名单裏面。他最终能够来香港因为在名单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当时刚刚新婚燕尔，不愿劳燕分飞，这个“苦差事”只好让查良镛代劳。这个事情知道的人比较多。现在看来这是查良镛命运转接点的开始。
到北京外交部求职
一九五○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北上到北京外交部求职。这裏可能需要为年轻人补充一些背景材料。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少南来香港的民主人士、热血青年都希望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大公报》燕京大学毕业的两个高材生刘克明与谭文瑞，他们是在一九四九年由名记者范长江带领下回京，二人后来任职於中宣部和《人民日报》，还有几年后受到沈从文号召北上的黄永玉等。有文章说因查良镛是得到邀请北上，这个说法与他后来在北京的经历看来不太脗合，我的估计他最多是受到时为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鼓励，梅是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官。文章还提到查良镛获周恩来助手、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的乔冠华告知，以其背景不可能在外交部获委以重任。
但据我所知，查良镛找到外交部负责人的过程还是挺曲折的，他是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高集先找到杨刚，杨刚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大公报》老员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三大女记者之一，当时是周恩来办公室中唯一的副部级秘书，主管外事宣传。杨刚是一位热心大姐，喜欢助人，当年也是父亲在桂林《大公报》的领导，她与乔冠华熟悉。究竟是她还是乔冠华告诉查良镛看来是不重要，关键是他被告知一个党外人士想在外交部得到重用不是这麼简单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查良镛就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回香港的选择。从这次北上经历看出查良镛既有冒险进取的性格，也有灵活应变的能力。要知道当年北上的人很少愿意空手而回。
重回大公一波三折
回到香港应该是一九五○年的下半年，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也是一波三折。当年《大公报》主要负责人提出质疑，说这裏是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地方？父亲作为报馆一个年轻领导，最终提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就是查良镛不回《大公报》而是加入新成立的《新晚报》。《大公报》和《新晚报》关係是一个老闆，一个办公地点，两个品牌，两个编辑队伍。只有少数人像父亲是在两部分都有职务，父亲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一度曾负责系统内《香港商报》的工作指导。
当年香港经济还没有起飞，社会上还是人浮於事，好的工作不容易找。但香港对於查良镛已经不陌生，加上他懂英语，要在香港找到一份餬口工作还是不难。像他这样能力，他可以争取考港英政府的公务员，也可以申请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查良镛年轻时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对於新中国的嚮往是有缘由的，虽然北上碰壁，他依然对於《大公报》这个平台是看重的。如果此时就离开《大公报》，可说是双方的损失，他的坚持在四年后得到回报。
这裏需要说明一点，一九四八年底胡政之在上海病逝，其时局势开始明朗。从美国留学、工作回来的杨刚说服了报馆其他领导层，港版的《大公报》发表了声明，向读者宣布立场的改变。从此香港《大公报》慢慢成为左派新闻阵营的重要一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香港居住的华人，开始分成几大阵营，凡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被认为是左派，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是右派，这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人就成为中间派，在这部分人中主要是希望在香港能够安家立业的老百姓，当然还有部分是亲英派。查良镛在北上碰壁的背景下，还是选择回到香港左派阵营，说明他这时的政治倾向。
《新晚报》利用了一九五四年澳门大比武的新闻，最终引发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运动，这是很多武侠小说迷知道的事，无论《大公报》的陈文统（梁羽生）或《新晚报》的查良镛（金庸）都是书生论剑，据说大公新晚编辑部唯一会武功的人就是黄永玉，不过此时他已经上京了，不然历史是否会改写？还有一事，很少人提起的是当年内地有关部门视武侠小说为有毒的图书，就是在香港也是上不了自视为大报之堂。父亲为了扩大《新晚报》的市场，经常不按传统出牌，按照现在的观点是很有创新意识，这次直觉给他赌赢了。我在想如果此时查良镛不在大公新晚的话，他的“武侠之路”是否有机会开展？
明报向大公报借将
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一生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其中只有四部不是在《明报》连载。这包括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九五五年在《新晚报》连载一年。一九五六年《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一九五七年写《射鵰英雄传》也是连载於《香港商报》。一九五九年《雪山飞狐》连载於《新晚报》，同年《明报》创刊并连载《神鵰侠侣》。《新晚报》实际上是大公晚报，这事已经说了。而《香港商报》也是属於左派周边阵营，当时的总编辑张学孔也是毕业於燕京大学的老《大公报》员工。
查良镛为什麼在一九五七年离开《新晚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他从来没有解释离开动机和时机。有熟悉内情的朋友认为是大环境逼的，从外交部不信任党外人士到当年内地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使本来一腔热情的大才子顿生异心，兜兜转转最后另起炉灶。《雪山飞狐》连载期间，突然《明报》创刊，查良镛马上迅速而坚定地做出腰斩《雪山飞狐》决定，明显地是为《明报》争取读者。这个朋友回忆当时《新晚报》裏很多人大骂，但父亲力主低调处理，让查良镛写了最后一节（晚报连载每日一节约千字）勉强收场。后来查良镛写过一篇文章，说《雪山飞狐》的突兀结尾，给读者留下悬念，是自己对小说创作手法一种尝试云云。
据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提到查良镛最初是与旧同学沈宝新创办一家专门为在报刊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结集（杂志）的出版社。杂志十天左右出版一次，在开业两个月后，在报贩建议下转为出版报纸，以期得到更多盈利，因此有了《明报》。但这时的《明报》经营方针也是以武侠小说为卖点的小型报纸。父亲保留了多封查良镛的信，其中一封的信纸位址是九龙尖沙咀，这是查良镛与沈宝新的第一家办公室。查良镛在信中提出了：“承勋兄：日前电话中谈起的两件事，想请你正式通知一下，以便前来麻烦：一、我们想来贵报资料室借些旧报，抄录一些文章。借借还还，随借随还。二、晚上要回港闻课讨些新闻，包括重要的澳门新闻。由我们记者向大公值班记者领教。又，汪济兄的帮忙，大致至迟不超过本月底。又，有何指教，请随时示知。你说‘本年度中不考虑此事’，我们紧缩一下，经济问题并不严重，但思想上的领导，仍盼‘经常考虑’。”
提到经济问题，据张圭阳在书上说当年两人为了办杂志準备投入两万资金，但后来改为报纸，资金需要继续投入，为了维持其大股东位置，查良镛最终投入写武侠小说赚来的稿费八万元，联同沈宝新出资二万元，创办《明报》。当年八万元是什麼概念，据说是可以购买两层普通民居。如果换算今天的价格，大约是一千多万。因此多事的人就怀疑，查良镛稿费有这麼多？但也有一说是他曾四出筹集资金，最终得到在港的浙江籍富商支持。据张圭阳说，《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郭卫文也曾经出资一千五百元，究竟这是他个人投资还是代表报馆就不得而知。但一九六一年，郭退出时得到两万元回报。这时虽然《明报》经常强调政治中立，还是给行家认为是《大公报》的友报。
（下篇将於十二月九日刊出）
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209/14/31307318_800433436.shtml
对此，金庸在1992年元旦给罗孚（孚兄）的信中写道：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着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闲暇时间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写作及艺术研究。
来京十余回，均恐累及，未来谒访。今后大气候日佳，相晤之日匪遥，念及殊以为喜。……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镛通过父亲恢复了与巜大公报》就是与左派的联系。但由于双方的伤口都太深，七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与查的来往还是私下不公开的。我曾经问过父亲在巜大公报》与巜明报》的笔战中，是你胜还是查负？父亲的答案真是出乎意意外，他说他从来没有和查笔战过，那些笔战文章没有一篇是出自他的手！应该说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父亲与查双方是知根知底，互通资讯、互相佩服的同事、行家与朋友。
一九八二年父亲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简单来说就是从香港的高峰跌倒在北京低谷。一九八三年重新在北京以“有罪之身”的出现，他为自己订立与以往朋友来往的原则是“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以免自讨没趣。重读这些信札，虽然发现这段时间父亲尽量不求人，但居然为了大哥海星和自己的事，先后三次，而不是一次请求老同事的帮忙。很早就知道在一九八四年，大哥海星请查良镛为他申请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区首席代表职务是提供推荐信，当然事前是经过父亲的同意。我的理解是，如果不是查良镛表达的善意与行动，父亲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帮忙。
一九九○年的信提到海鲜，这是海星小时候的名字，他此时因为 黄雀行动 被扣在广州。《明报》很有心的做了几次专题报道，起码给了家人很大的精神支持；另外翻看记录，父亲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以笔名程雪野在巜明报月刊》发表了二十篇文章，这些事情应该都代表了查良镛的态度。从八十年代开始，他虽然已经成为北京的红人，但不影响他凭着良心做报纸的原则，我前几年看到父亲向母亲的提醒就觉得怪怪的，这样还算是老朋友吗？现在慢慢看懂了，与查先生交往就好像是跟他对弈，需要有相等智慧才可以成为朋友，陶杰特别提醒我，二○一二年虽然在自己身体已经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查良镛还出席了众多朋友和老部下为父亲举办的九十一岁庆生会，这算是很够朋友的举动！
海星之工作问题，弟自放在心上，在伦敦时曾与BBC中工作人员谈及，惜目前英国经济不景，BBC裁员一万人，添聘新人恐颇不易，或当在港安排。海星夫妇为人厚道热诚，工作负责，必有后福 北望京华，诚祝 诸事顺遂，身心安康 弟 良镛 四月十日
一九八六年给母亲的信 秀圣大姐：近来得悉承勋兄生活安定，十分欣慰。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之间，任何时候欢迎你和海星到报馆（七楼）来坐坐，籍以获知你全家近况。我在报社恭候。 此请 近安 弟 良镛谨上 八六、二、四
一九九○年给父亲的信 承勋兄：接奉大函，如亲对故人，知近况已有改善，十分欣喜。唯对海鲜事深为 念，唯盼当局能从宽处理，我见他从小长大，遭此变故，关怀殊殷。…… 平安 秀圣大姐问好
意怠:
次饭局做东与出主意都是他,是他试图将几位老友的友谊再挽回来。客人还有《新晚报》严庆澍,具体时间与所谈何事他也都全不记得,只记得清楚的是戴天与胡菊人都喝多了。按照查良镛大儿子年纪来推论,这事应该发生在一九七一、七二年之间。
另有一说是五妹海吕透露了一件她默守了四十年的秘密。事情要回到一九七二年夏季的某天,母亲跟我们三个男孩说,翌日下午放学不要回家,父亲在家里要和朋友见面。这种事偶有发生,我们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打听谁是来客。这件事,既然我们几兄弟都不知道,为什么海吕会知道呢?那就是父母偏心了,那时海吕还在读小学,父亲允许海吕回家,但要求她待在房间做作业,令她有幸见证了这次秘密约会。
事后母亲曾得意洋洋向海吕提到这次见面的背景,说这事时父亲也在座,这时她才知道客人就是查良镛。据海吕回忆,见面是查良铺主动提出的。但我向父亲核实时,他这样回答:“见查良镛是自然的事,并不特别,经常见面交换资讯与观点,不存在密谈和上级指示。”
还有第三个说法。我把以上两个说法向香港“名嘴”也是《大公报》员工后辈陶杰描述,希望他能向查良镛求证。他想了一下说,记得查良镛曾提过,因为林彪事件,查良镛特别到我家向父亲求证,结果得到一个不小的独家新闻。看来最晚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镛通过父亲恢复了与《大公报》的联系。这时的查良镛已经名成利就,不单靠武侠小说,还有《明报》的社论成就了他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如果没有深厚的政治嗅觉,他没有紧迫性来主动恢复联系。需要说明,公开的“冰释前嫌”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
知识分子传奇人生
那个年代,香港《大公报》汇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都有极高文化素质,早年也都经受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和困苦,有很重的爱国理想和坚毅不拔的精神,都有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查良镛也是其中一位。但查良镛除了比其他人有更多运气,还有他卓越的灵活性、经营与创意能力、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纵横捭阖的谋略,使得他成为这群人之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但取得令人敬佩成就还是有不少人。
查良镛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是故事,是传奇,也讲人性,也有不少是借古讽今的,都很好看,但不应该被无限制的拔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袁良骏在一九九九年曾指出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的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不好,本来客观的评论,就引发了内地一些金庸粉丝极大不满,最终演变成
意怠:
最终演变成为笔战,这里就不多说。熟悉内情的朋友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从“书剑”、“碧血“、“射雕”到“飞狐”,正反两面分明；但从“神雕”开始,他笔下的人物,正派多是反面,反派反而是正面,这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转变。反观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一而贯之的是泾渭分明。
实际上我最佩服查良镛是在当年香港的错综复杂环境中,他是少数能够被左中右派包括英美国际势力都能接受的一位报人,政论家。说他像书中人物韦小宝可能很多人不服气,他是否更像一位被逼上梁山的“水浒式”人物,有一个虽然“冰释前嫌”但又非被“招安”的喜剧收场?我以这篇文章纪念和我有一面之缘的查先生和那批已经都走得差不多的《大公报》老人。
(上篇已於十二月二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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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之後的時代：俠的失落
時間：2018-11-29 03:16:12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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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金庸館內江湖事，不妨到此感受一下
金庸去世當晚，武俠小說家溫瑞安手書悼詞，「天下無雙，不朽若夢，金庸笑傲，武俠巔峰」，兩年前他曾一語道出，自《鹿鼎記》之後，「俠就無以為繼了」。有人說，金庸的離世代表着整個武俠江湖的一去不復返，其實武俠江湖早已遠去。\小惠
千古文人俠客夢，對新武俠小說來講，武俠二字，俠雖在後，重要性卻是排第一。金庸說：「武俠小說的精神在於俠，俠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別人、主持正義的精神。」梁羽生也認為：「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武俠小說的世界裏，武是工具，是方式，是途徑，而俠才是內核，是文人墨客們的願望。
俠義形式緊扣年代
回到武俠小說的濫觴，一九二三年，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和趙煥亭分別發表《江湖奇俠傳》和《奇俠精忠傳》，武俠小說就此誕生，一時間，二人被稱為「南向北趙」。之後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出現北派五大家，包括王度廬、宮白羽、鄭證因、朱貞木和還珠樓主，其中又以宮白羽和還珠樓主影響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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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经济观察网章诗依2014-05-15 11:38我要分享 0
[摘要]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罗海雷评价父亲罗孚左派言论：用词遣字恶毒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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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罗孚过世：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
2014-05-04 06:53:41 来源: 网易艺术(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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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来源：东方早报【【【【【【【【【【【【【【【【【【【【【【【【【【
我的父亲罗孚》里面的一些材料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5-20 22:32:26)转载▼
标签： 梁羽生 金庸 罗孚 分类： 雪泥鸿爪
《我的父亲罗孚》里面的一些材料
这两天读完《我的父亲罗孚》这部作品，觉得大家都会有些兴趣，所以前来一谈。这是罗海雷先生针对其父被北京方面扣留十年之事的调查成果，虽然人人皆知这是一大冤案，几十年来却见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两三年前，香港武侠小说家西门丁先生来北京办事，侠圣兄喊我和“旧雨楼”一众朋友前去相见，席间我便向西门先生询问此事。西门先生不愧是老江湖，非但知道此事，而且给出了让我非常惊喜的答复。只叹那里面政治的问题挺大，侠圣兄怕我年幼莽撞，再三叮嘱我别公开到博客上。这次把《我的父亲罗孚》读罢，感觉这事件跟西门先生的说法其实略有不同。（没提到西门先生讲的那个诬告。）话说回来，我最想从里面看到的，其实是1984年梁羽生北上出席作协会议期间和罗孚见面的情况，可惜作者几乎没有谈到，只229页有这样简单的一句：“第一个官方允许的非党员香港访客可能是老同事梁羽生，在一九八四年底到北京出席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也被允许探望父亲……”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这部作品里面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就拿第90页和第91页来说，便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对“吴陈打擂”的描述，称“眼见人命关天”云云，显然是直接沿用了某些不靠谱的说法。
第二是对《新晚报》刊登梁羽生小说的描述——“《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这显然是照搬其父《侠影下的梁羽生》里面文字。实际上，比武的日子是17日，预告是19日登的，小说见报是20日。有关这个问题，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见《笔花六照》）注三说得非常清楚：“《新晚报》的‘预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刊出的，‘在比武的第二天’云云应作‘在比武过了两天’。柳苏是罗孚的笔名。”作者最后列举的“参考资料”是包括《笔花六照》的，可惜对这个注释没有留意。
第三是对“百剑堂主”的一句介绍——“《大公报》的副总编辑陈凡也不禁技痒，以‘百剑堂主’的笔名在《大公报》副刊上写起武侠小说来了。”陈凡以“百剑堂主”创作的《风虎云龙传》是见诸《新晚报》的，时间是1956年09月09日～1957年07月29日。由《大公报》刊出一语，我真是第一次见。推敲一下，估计作者是从某网站（譬如“中国网”？）复制来的。靠谱的文献里面，不曾见这种奇说。
短短两页之内，便有三个问题。我将之举了出来，真不是有要意“黑”罗海雷先生的这部作品。恰恰相反，我很重视这部作品提供的一些材料！以我个人的猜测，罗家父子对武侠小说都不大留意，所以这方面难免会有些许小小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这部《我的父亲罗孚》里面提到了几个情况，足以和别的材料进行一番互见。
（一）第91页：“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梁羽生也为他们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又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舍《新晚》。”
从梁羽生研究的角度来讲，这里谈到的其实是梁羽生《草莽龙蛇传》结束之后的空白期的问题；而从这个问题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梁羽生的第三部小说，到底是《七剑下天山》和《塞外奇侠传》中的哪一个呢？有关这个问题，以前有这样几种说法。①“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着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凌未风·易兰珠·牛虻，1957年）②“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的《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是受到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的。”（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1988年）③“我离开《新晚报》，不是停写。一方面固然觉得要休息一下，另方面当时有《周末报》请我写专栏。这份周报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但它的老板是《新晚报》的老板费彝民老朋友，我的老板便叫我帮手写小说……我多方面求索，写成《塞外奇侠传》；这部小说在一九九六年被新加坡拍成二十一集的剧集。”（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2001年，录音稿）④“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点），又再作一个新的尝试。”（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2001年，整理稿）⑤“当梁羽生要为别的报纸写武侠小说而不能兼顾时，金庸就成了被荐举的接棒人，出现在《新晚报》上，同样的一举成名。”（金色的金庸，1987年，柳苏）⑥另有一种说法称，梁羽生《草莽》结束就不想再写了，以便专心搞随笔，但是我忘了出处。
目前看来，最大的可能是梁羽生有意罢手，报馆遂让金庸接替，结果梁羽生后来又被《周末报》搬出来了。否则无法解释梁羽生那一年之久的空白期。除非《周末报》拿了稿子一直没登，但是哪有求人写稿又不立刻登出来的道理呢？
（二）第316页：“金庸曾向母亲提到在六十年代他离开左派圈子时，老同事就只有父亲有胆量和他保持联系。”
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合论》之后的金梁关系。①“呵呵，说实话，60年代的时候我们关系很紧张，70年代两人的关系慢慢缓和了。1994年，金庸到悉尼参加作家节，我在会上发言说，金庸是对中国武侠小说贡献最大的人，我把他喻为中国的大仲马。我相信，他没有料到当初骂他的人，如今会给他这样高的评价。”（梁羽生，我的江湖与人生，2004年，采访）②“父亲和查先生关系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历史、政治的问题没有见面，但他常提起和查先生在大公报一起工作的事。”（陈心宇，2012年）③“后来我去办《明报》了。在政治上和《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诸位旧友仍和我很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兄、文统兄等人，不过平时也较少来往了。”（金庸，痛悼梁羽生兄，2009年）
有了这三条资料，我觉得这里就不用由我来下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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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罗孚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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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2日16:21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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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得悉罗孚92岁华诞时，他的家人和旧部为他庆贺寿宴甚为热闹，出席的亲友多达余人，成为近期香港文化新闻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儿子罗海雷新著《我的父亲罗孚》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1年十大好书，内地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口气出版了罗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诗话》《西窗小品》《文苑缤纷》等七种散文随笔集，真可说是多喜临门。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位颇具传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联想。
罗孚虽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圈里也是名闻遐迩的。他曾担任过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是位著作甚丰、阅历深而交游广的著名老报人、专栏作家。后来因为所谓美国间谍案引起波澜更为人知晓。稍后又因在京城度过十年“休假式的”假释期，与文化界诸友好名士往还唱和，过着一种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潇洒生活。若称过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为“传奇”实不为过。如今有了海雷的书，虽说是写他父亲的传记，其实是以罗孚生平为经，以香港有关的历史变迁为纬，交织融合成一体，从中不仅可以较深地了解这位老报人曾经的沧桑岁月，还能透视大公报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闻的某些曲折、丰富、跌宕的历史身影，使这部传纪有了更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价值。
书中写到大公报在桂林、重庆、香港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创造过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的辉煌业绩，还曾有过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杰出的报人，对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历史的进程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名字都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书中却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轶事，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罗孚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受到熏陶成长起来的。他从1940年桂林时期加入大公报，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副总编辑兼晚报总编辑，从副刊编辑、记者进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传、统战、情报等等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他也因此与好几代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这对他为人和学识修养品性都有所熏陶濡染和深远影响。从早期受益于杨刚的领导，与前辈柳亚子的交往，一直到后来与聂绀弩、范用、黄苗子、吴祖光、黄永玉、杨宪益……等等大批文化人成为情深义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从他与台湾徐复观交往十年，因统战出发最终双方都化政敌为友；在香港既与政见不同的文化新闻界人士强悍论战，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视而友善等等，凡此书中都有叙写，且有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书画墨宝作插图，见证了这样的历史，也使这本书凭添了浓重的文化艺术韵味。
罗海雷并不因为为自己父亲作传而讳言他的缺失。罗孚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性组织性都极强的文化战士，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美化，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包括曾为同事后成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连罗海雷都认为他有时“左气逼人”。在写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动上有时也左得惊人。文革时，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狂热到不仅他的孩子，以至连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当然他还做了大量关于团结海外华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访华团，那时正是中国闭关孤立，亟待打开国门的时候。他又是一位有学养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报人特有的新闻敏感性，擅于捕捉瞬间即逝的最有价值的新闻，深谙读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他创办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他是发表连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的推手，更是主导梁羽生、金庸写武侠小说而成就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的最早倡导者，他还是热心发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溥仪的《我的后半生》曹聚仁的《文坛感旧录》以及张作霖传记等等大批有影响作品的主事者。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党的战士和杰出的有丰富历练的新闻工作者交融成一体的老报人形象，在待人处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诚谦和为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跃驰骋在香港文化新闻界，达到“文化生涯的一个高峰期”。没有想到，随即又步大公报许多前贤后尘，四十一年功名尘与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罗孚是在1979年文代会期间。那时人大礼堂开会时许多厅堂都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我看见一群与众不同的穿着鲜丽说着“鸟语”（粤语，开个玩笑-晨按）的人们正在寻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艳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梦吗？那无疑是香港代表团，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领队，个头不高但却很谦和稳重颇有派头，他们都在问他长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指挥着大家。我旁边有朋友就告诉我：“那是罗承勋（即罗孚）。”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罗海雷所说，那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为众人所知。
稍后，我又听说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发生巴金的随想录文章被大公报擅自删节一事。因原来责编潘际埛（即唐琼）休假，另一位编辑代班忠实执行上面指示，把有关文革的话语统统删去，连“牛”“牛棚”等字样都以为忌讳而砍掉，就像阿Q因为忌讳“癞”，因此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气，就不愿再给大公报继续写稿，这时罗孚闻讯就诚恳地对巴老说，以后把随想录文章转到新晚报发表吧！保证一字不改。后来唐琼向巴老道歉解释才算平息，文章继续在大公报连续刊登。但罗孚的迅速反应和决断说明他作为副总编辑既为大公报解围，也显示了他主事的新晚报的大气和果断。巴老对我说及此事时对罗孚甚为好感，我也因此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听说了他因“间谍”案而身陷“缧绁”（据说始终没有住过一天监狱，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审）之灾，一时轰传文化界。后来又听说判了十年刑即予假释，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派了保姆照顾，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从我自己经验以及听到看到类似的事太多，因而一点也不感意外。过去常有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葫芦案，所以也就不以为意。在罗海雷的书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写，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假释”生活。所以，当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来问我：“罗孚写的稿，现在北京有刊物发表，我们报纸能不能发。”我一口答应：“可以。”一篇随笔稿就由包立民取来用了一个笔名“史复”发表了。再过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写关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罗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请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还悄悄告诉我：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钦犯”。他留我吃饭，我辞谢了。以后偶有电话联系，譬如他问我对聂绀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为聂的诗文编辑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学作学术访问时也曾去他的新东方台寓所看望过他，见他满屋满桌子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他正趴在书报缝隙中赶写一篇专栏文章，写完立即发往报社。我还真目睹体验了一把香港作家写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因看到我的文章兴之所至就写信回应。他写信或寄贺年卡中称我“大兄”，我哪敢当！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我还知道他对许多朋友都这样称呼，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矫情，从我与他不多的交往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亲切，真诚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缘那么好，敌友各方人士对他的人品绝对都是赞赏的。所以当他遭遇灾难羁留京城时，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谊，那么多的新知旧雨对他伸出了美好温暖的手。罗海雷书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顶级文化名人的诗文书画、唱和酬答就是明证。而他自己的生活从此也由绚烂归于平淡，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写了那么多生平从未有过的独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蕴的诗文，结出丰硕的成果——七本随笔集。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离开大公报30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进报社大门受到现任领导的隆重欢迎，旧部亲友为他九二华诞盛宴欢聚庆贺，这足以说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当年给范用信中说的：“……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巴金老人当着罗孚面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这些老人给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宝贵！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谢晋生前爱说的一句话：“金杯银杯（指奖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罗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释然了！
(责任编辑：un649) 原标题：资料：罗孚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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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图)
2014-05-11 08:25: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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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高 林
5月份的第二天，罗孚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住院，终于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用一句话评述罗孚的一生，最合适的恐怕还是聂绀弩的那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那是1983年，罗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京十年”。除了个别亲戚，他首先想到联系的是老朋友聂绀弩。劫后重逢，在病榻上的聂绀弩写了这首诗：
戏赠史复
浮云天际任群乌，咄咄书空小竖儒。
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
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惜墨如金”可能说的是罗孚的文章。罗孚的文章，贵短，他从来就没有写过长文章，即便是长的内容，也会分成许多段来写。他写的《北京十年》，也是把长的内容化成了许多小的段落，每个段落自成一格，读来使人感到轻松，又不失深刻。这也许是他多年来在报纸上写专栏，特别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练就的功夫。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更多的人会更愿意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惜墨如金”更具体的可能是指罗孚开设的第一个杂文专栏“无花的蔷薇”。那是1946年，罗孚在重庆大公报馆做《大公晚报》的编辑，同时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无花的蔷薇”就是这个整版专栏的名字。罗孚写的导语和评论，用三言两语的极简短文字，三五句话就能概括一切。聂绀弩就是在“无花的蔷薇”那个时候认识罗孚的，他在诗中描述了他们初期交往时的形势和罗孚的主要经历和文学爱好之后，就说“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这就是他对罗孚本人及其文章的第一印象。三十多年后，聂绀弩写了这首诗，在他看来，罗孚这样一个没有七尺高大身躯的人，却有着“大丈夫”般的高大勇毅。“惜墨如金”的好文章能像流水一样多，这自然和罗孚的“我行我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罗孚本人对这句诗却有着很轻松的理解。他说，何以一下子又转到了“惜墨如金金似水”呢？那是因为他写信给我，我往往拖延未复，他笑我“惜墨如金”。至于“金似水”，可能是他托我出版诗集《三草》，以为我花了不少钱，却不知道只花了三百多块，我原准备卖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付账，可最后终于得到了友人的帮助，连画也不必卖就解决了。“惜墨如金”是我的不对，“金似水”就是他的误会了。我不过是按照我的老办法去做，我行我素，如是而已。
“惜墨如金”似乎有了解释，“我行我素”好像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皇三巨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只是注释了这个词的出处，并解释为“自行其是”。依照聂绀弩的人品和诗品，这个词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特别是对于罗孚这样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深交同时又经历了磨难的老朋友。那么，罗孚的“素行”到底是什么呢？通过罗孚的生平行止，也许可以来解读这句诗中那不平凡的诗意。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做出版人，和曹聚仁一起使《知堂回想录》面世，还编辑出版了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三草》。但是，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1947年他参与重庆地下党工作开始，一直到1982年被通知到北京开会，这个地下工作，他做了三十五年。
1947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领导的城中心和南岸区特支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党组织。他的“秘诀”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没有给叛徒任何可乘之机。1948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之前，郑重地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但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两位“带路人”的事迹给了罗孚深刻的影响，也使他理解了“惜墨如金”并不仅仅体现在写文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管他叫“罗秀才”。罗孚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电影《刘三姐》，看到里面和刘三姐对唱的罗秀才那文绉绉的样子，廖公就笑着给也是广西人的罗孚安上了这个“诨名”。
1982年4月26日，罗孚到广州探亲，原定28日回香港，不料证件被窃，只好改到5月1日，可就在5月1日清晨六时，他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这一去，再回香港已经是十一年后的1993年了。
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两地新闻界和文化界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就谈论得更多，徐城北讲述了他听到的“传闻”、邵燕祥从党性和人格方面做了自己的判断、金尧如道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背景、陆铿写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求证过程、陈子善感叹于其中的离奇、许礼平表达了“雾里看花”的困惑，黄苗子更是写了一段“书证”：“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问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前事后和罗孚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所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罗孚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资料不可谓不全，但是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当年人民法院对罗孚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承勋在香港工作期间，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先后多次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获取酬金。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承勋亦供认不讳。”这是判决书中有关罪行描述的全部内容。“惜墨如金”的一段话，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唯一的公开文字依据。
罗孚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曾偶尔地说了一点。在《我的父亲罗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儿子的反复追问下，直到书写完之后，罗孚才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一是“我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是“在对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会在一两周内作为左派报纸宣传方针予以透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罗孚初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面对办案人员，绝对不会像这样“挤牙膏”般的吞吞吐吐。他一定是“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股脑儿如实交代出来。
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罗孚的“这几步”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段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及他自己当时和以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却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才是真正的“惜墨如金”。而这一段经历，应该是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我的父亲罗孚》中记载罗孚回到香港以后，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熟睡之时，突然发恶梦醒来。要很久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并入睡”。
以后，罗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北京十年”。他改名为“史林安”。史复，是聂绀弩对他的称呼。罗孚说，史复当然是我，史林安和罗孚合并起来，这是他的“创造”。“北京十年”中，罗孚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写作和交游，成了他的生活。《北京十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北京文化圈中那些人的“世说新语”，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认识了罗孚，也认识并理解了罗孚记述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在“北京十年”中，罗孚更多的还是阅读，他读北京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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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罗孚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5-07 19:50:47)转载▼
标签： 杂谈
也谈罗孚
这张照片给行家一看，就会纳闷。不错,有两本书没在照片之中，《香港，香港》《罗孚诗选》。另外血统有点混。不是一家出版社，最不可解的是还有一个是旁亲。不是罗孚的著作。没错，的确就是这样。
关于罗孚，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可能是排除万难，将这套书整理出版了，的确可喜可贺。也让书友大开眼界。
罗孚早年从事记者工作，同时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也与我党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然而解放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间谍，此案轰动一时。因此，羁绊“北京十年”，后回到香港。
他这套书价值很高，本人也是才华横溢，培养了金庸、梁羽生这样的大作家。可谓是“功成名就”
我之所以这样凑合这套书，当然是有我的理由。北京十年，广西师大出的是一本，而且是删节本。里面很多重要史料不翼而飞了，为此，我只好求外援。收下北京十年与北京十年续集两本。
我的父亲罗孚，是他儿子写的，内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涉及许多敏感题材，喜欢文史的书友自然不会放过。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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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文斗悍将: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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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军事文章A 于 2014/5/3 19:11: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左派文斗悍将
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
香港老报人、前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5月2日晨香港病逝。罗孚早年为中共地下党员，受委派留守香港做统战，期间广交朋友，并力促两大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笔耕不辍，传为佳话。然而1982年罗孚在内地被控间谍罪软禁北京11年，至死未能大白于天下。
罗孚亲属5月2日对外透露，1921年出生于桂林的香港老报人、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于当天晨病逝香港，享年93岁。
香港《信报》称原名罗承勋的罗孚不仅是新闻界和文化界名人，也是中共左派文斗悍将。他在抗日时期加盟《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1948年加入共产党，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升任副总编辑，1950年《新晚报》创刊，罗孚出任总编辑。1967年内地极左思潮蔓延至香港，揭开“反英抗暴”序幕，罗孚担任两报高层的同时，也出任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担起文斗大旗，当时他有一句名言“不到赤柱非好汉”。
当年罗孚每日工作二十小时，还全家上阵参与反英抗暴，两名十多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组织战斗队，四处派传单及放“假菠萝”（假）。罗孚笔下的《时评》被外国传媒形容为“与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
罗孚活跃文坛，出任《新晚报》总编辑期间，一手捧红了梁羽生及金庸两大武侠小说大师，当时《大公报》拥有“唐宋金梁”四支名噪香江的健笔，金、梁是指金庸及梁羽生，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
一篇《话说罗孚》的文章记述道，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他“挖掘”了许多作者。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罗孚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60年代，好友曹聚仁约来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在他的帮助下刊发、出版。他敏锐地察觉到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而产生的阅读兴趣变化，就建议并鼓励同事陈文统通过武侠的形式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诠释传统文化，写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一天一个“豆腐块”，于是就产生了“七剑下天山”的梁羽生。查良镛那时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就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
万没想到的是，外表儒雅的罗孚竟在1982年5月被中共控以间谍罪。他当时接获北京来电，邀请他返回内地出席学术交流会议，但到埗后即被扣查，一年后被控出卖国家机密情报予美国，判囚十年，虽然很快获假释，但只可在北京活动，“软禁”11年后，1993年初才获释返港。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中为父亲平反，书中说：“七十年代实在太露锋芒，当时已有人形容他红到发紫，这是警号，他不懂进退之道是致命伤。”罗海雷又引述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收过美国人的钱。”
罗孚晚年坦言对自己的极左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证如山，无地自容。”这番言论在
内地文坛引起激烈回响，著名作家萧乾说：“这是巴金《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时事评论员刘锐绍也盛赞，罗孚是第一个就六七暴动事件向受害者以及香港市民道歉的左派人士，他一生致力开拓言论及新闻自由，值得肯定。
2011年罗孚的《北京十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自称，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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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悼念罗孚 | 十年心事梦中人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上班途中，朋友来电话说︰罗老总走了。
去年到他家里探望，他坐在沙发上听我们说话，头一直低下去，好像已经没有力气支撑自己的脑袋，他脑袋里装载太多沉重的东西，年老力衰，终于撑不住了──那时我们都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晶报做校对，业余投稿给新晚报，后来经冯伟才介绍，到新晚报协助编“风华”思想理论版、“星海”文学版和读书版，虽然是罗老总的部下，但远远见他走进走出，高不可攀，与他没有任何交涉。有时见他看报写槁，苦着一张脸，有时看他伏在写字桌上假寐，新晚报与大公报共享办公室，罗老总自己也没有独立房间，坐在大堂里办公。外人不知道，就在那局促的空间，他导演了新派武侠小说一场大戏。
我刚进新晚报两个多月，罗老总突然下落不明，报馆气氛压抑，流言四起，有一天副刊主任来通知我，说我未过试用期，明天起就不用来上班了，我成了罗老总蒙难后第一个被炒鱿鱼的人。后来听说，因为找我进新晚报只有罗孚一人点头，没有经过社委会，所以罗孚一出事，我就合该走人。
离开新晚报后举目茫然，索性回了一趟老家，谁知道就让妻子怀孕了，越年妻子带着儿子来了香港，在这里生下小女儿。女儿生下来，合家如获至宝，那时我又进了文汇报副刊，我就忘记被新晚报炒鱿鱼那件倒霉事了。
九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书展，顺道到双榆树罗老总住处去探望他，他见面就向我道歉，说因为他的事连累我给新晚报炒鱿鱼，我说我还要谢你呢，因为你我多了一个女儿，彼此相对大笑。
他在北京时，给内地和香港报刊杂志写稿，介绍香港作家，后来这些文章经我的手集成一本书，就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那是第一部较有系统向内地读者介绍香港作家的著作。记得写董桥那篇，用的标题是“你一定要读董桥”。当年听罗老总的话开始读董桥的人，一定不会后悔，董桥今日已经名满天下。
再后来，他介绍郑超麟的《史事与回忆》给天地图书，本来声明由他出资印海外版，后来我们认为郑着有极珍贵史料价值，便自行承担出版。可惜因为郑老病重入院，新书寄到上海时，他已经去世八天。不管如何，没有罗老总，郑超麟这部书的未删节版，还是没有机会见天日的。
他的著作《北京十年》、《文苑缤纷》、《北京十年续篇》、《罗孚说周公》等，先后都由天地图书出版，他儿子罗海雷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也由天地图书出版。他一直是我们的好作者、好朋友、好老师。
前年白先勇先生出版《父亲与民国》，香港版也是天地图书出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理工大学演讲厅举办一场研讨会，罗孚先生居然也出席了。他坐轮椅，由罗海雷和他的几位新晚报旧下属陪同，虽然精神显然不济了，但还是坚持到会议结束才离开。我相信那是他一种姿态，一则表达对广西老乡白先勇的支持，二则对于历史的书写和历史的真相，他大概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多年前他从北京回香港后，每次见面，我都劝他要写回忆录，趁记忆没有衰退，自己还能提笔时，把亲身经历的党内外大事都记录下来，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一部份。我说你写下来是真相，以后别人写，你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写了。可惜每次他都笑而不答，我猜他微笑大概是认同吧，不答是有难言之隐。
罗老总是典型的“两头真”的老共产党员，年轻时服膺救国理想，追求公义和平等是他的梦，折腾大半生，在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徘徊，晚年遭逢巨变，彻悟理想之虚妄，政治之严酷，幡然悔悟之际，岁月已无情流逝。从北京回来后，在美国住了几年，又再回香港来，除了个人遭遇有口难言之外，对中国和香港的政治文化也时常仗义执言，清心直说，表现了一个老报人老文化人的风骨。他是在香港的中共干部中，最受人敬重、最有人情味、最温文儒雅有长者风的人。
近年他与夫人住在北角城市花园寓所，日常有一班新晚报旧下属帮忙照料，文化界朋友三天两头上门探访，前年他做九十二岁生日，文化界发起为他庆生聚会，那天晚上数百人济济一堂，分享他九十年人生的悲欣交集。热闹过后，他仍然回到自己的窝里去，每天借报刊杂志和电视新闻打发时间，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心事却还重重结。遥想大陆，中国这只大船正在转弯，风高浪恶﹔回望香港，政治恶斗正方兴未艾，但他已经气息奄奄了，没有力气，也没有着力处，只有把他未做成的梦留给后来人了。
静夜空寂，人世邈然，罗老总突见天门洞开，祥云四起，有幽远陌生的乐音传来，他还是那样面露微笑，冉冉起身，那时我们都还在梦中，而他却不再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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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电台消息，香港资深传媒人、前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于2014年5月2日凌晨在家中病逝 享年93岁。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作者：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资深编辑、作家、评论家。目前任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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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罗孚5月2日过世：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
2014年05月03日 08:40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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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
——罗孚及其长子海星：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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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5月2日凌晨,罗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许多人也许都有同感：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最终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子女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居下来（海星子女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圣女士和儿媳周蜜蜜女士，还有他们两对内地亲友夫妇。出门前，罗老被小心地给穿好外套、围上颈巾，扶上轮椅，由女佣推着，到餐厅后吃饭也需要女佣帮助。他整个时间都不说话，但似乎也在留心听着我们说什么。最令我感动的，他还在送给我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了字，字迹很小，可见眼睛还好。但饭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经睡去，又由女佣先行推回家。我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一阵感慨。我不由得还想起他的长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罗海星。当时罗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年2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1941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也正是罗孚，催生了新式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成了轰动一时的大热事件。罗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写武侠小说而且一举成名？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共，入党介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胡绳（一说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置于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的领导下，被廖公亲昵地称作“罗秀才”。而这位共党“罗秀才”，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此命运便舛驳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为“美国间谍”一案，被北京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文革早期的罗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罗孚的大名，是因为海星的关系。
1964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以教师身份参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筹建。1965年，建成后的广外首次招生。当时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大量的红五类中，也招了几位洋气的香港学生，当然他们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一系（即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蓝继嫦就不止一次有点神秘兮兮地嘱咐说，有一位新生很年轻帅气，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儿子，要注意栽培。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罗海星，当然内地一般级别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亲罗孚并非“统战对象”而是肩负统战“统战对象”大任者，是比“统战对象”高贵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正苗红的罗海星虽然出生并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却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一进校便马上全身心热切地接受红色教育，不但读书好，各项活动特别对他比较困难的劳动改造也异常积极，很快便加入共青团。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单纯也让他“进步”到文革狂热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伟大统帅掀起，全国腥风血雨，黑浪滚滚，一阵高似一阵。广外很快便停课闹革命，分派文斗，进而武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罗海星，自小崇毛，认为毛主席是带领亿万民众实现均富理想的伟大领袖。他响应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参加一个称之为“三三三兵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三三三兵团”战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学院内是誓死保卫饶彰风的所谓“保皇派”，在社会上是威震四方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在广外与其对立的组织是“东方红”，它也很奇特——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在学院内却与省委派来的、要打倒饶彰风的“工作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当然他们一切行动都贯穿着一条毫无疑义的统一的逻辑：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就那么简单，而且坚决。
罗海星那年只有十七岁。他和全国所有年轻人一样，在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肩上背着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绿色布背包，四处串联批斗，心里想着自己多么富于正义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中，党政部门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通过获取的中央文革小组暗中透露或正式传达的消息，各自领会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罗海星后来用粤语回忆的说法就是：“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罗海星曾和战友们一起，想从广州走到井冈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种”（来到梅县因当地爆发脑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州红卫兵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夺权号召。这样一来便出现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广州市的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分为“旗派”和“总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类对抗，接着到军营抢夺武器，便用真枪实弹相互杀人了。文革中，罗海星还有一个“替毛主席找出敌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务：他以被审查干部的交代材料为线索，用他的红卫兵特权到政府机关遍寻机密档案。他不但逐一面见、查问过广州不少地方高官，还踏遍陕北、新疆、内蒙以及东北各省。
罗海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966年一次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罗海星以及我们广外许多师生也身处其中。赵紫阳不亢不卑，对各条非常刁难的问题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相当镇定，头脑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他拒绝开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然拒绝；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赵紫阳”。他肯定心里这样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却事实上被你们打倒了。
（四）“被毛泽东骗了”：文革后期罗海星幡然悔过
上文提到，罗海星文革中面对面查问过广州不少高官，其中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红军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尽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中共的出现令她满怀希望。这位曾经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条“地方主义”的罪名。饶彰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时也因“地方主义”这个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种种故事慢慢使罗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国参加审干，看到数不清的人纷纷倒下，到头来发现它们并非敌人，绝大部份都是无辜者。事实让他承认，所有审查批斗，几乎都是强词夺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据广外一些师生回忆，罗海星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自己说是因为“过不了良心”。但他却亲眼看过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样，弯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众红卫兵包括黄毛丫头毫无人性折磨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多年以后还是历历在目。其中饶彰风院长之死，最让罗海星深感恐怖。
饶彰风被关禁审查后，经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边接受批斗审问，三番几次对他搞假枪毙，假活埋。饶死前那个晚上，同监人半夜听见他的牢房传出狠喝骂声、拍打声和最后一声惨叫。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粤北乐昌监狱，饶彰风是年仅五十七岁。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数年后开棺验尸，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本来毫无瓜葛的罗海星也因饶彰风受到牵连成为被批斗对象——只因他得悉饶彰风的问题后告诉在香港的父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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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得一个泄密罪名，结果被关四个月，重获自由后，翌年被安排下农村锻炼，一年后才分配工作。当然他这个经历在那个年月不过是小事一桩。
罗海星经历一场文革血红洗礼，才看清年少时所崇拜的伟大领袖的真面目。他认识到，文革不过是中共的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利用人性贪生怕死的弱点来达到个人绝对的极权统治的目的；而文革中所谓“人民力量”，实际只是毛泽东自我膨胀操控老百姓的恐怖手段。罗海星说：“老毛是枭雄，跟古代的独裁皇帝没有分别。一场文革令七百万老百姓死亡，全为满足他的一己私欲。”他无限慨叹：年轻时实在太“左”，太易被煽动，红卫兵都被毛泽东骗了。
（五）“儿子好汉父英雄”：罗孚全家总动员投身“香港文革”
1966、1967那两年，革命小将罗海星在广州冲锋陷阵之时，父亲罗孚在香港亦热血沸腾，亲自出马，毫不逊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老资格文化战士，罗孚党性组织性极强，多年来，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内地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派、大跃进等等，不管造成多么恶劣的后果，不管国际舆论如何恶评如潮，只因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罗孚便百般辩护百般美化，并与对方（其中包括曾为部下同属左派阵营后来自创《明报》成为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有时可谓“左气逼人”。现在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罗孚响应更不在人后了。当时，香港逐步沦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并于1967年演变成了一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大公报》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是二线的其中一个“头头”，但在整个“反英抗暴”斗争中，实际上都是站在“第一线”。他们紧跟当时北京的“极左”政治主旋律起舞，宁“左”勿“右”，甚或更“左”一步，结果斗争行动最后发展到恶名昭著的“真假菠萝阵”的地步——在香港到处安置真假炸弹（香港人俗称炸弹为“菠萝”）。这个行动赢得左派头子的赞赏，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为未来世界性的城市斗争增加了一项新的武器新的战术。
罗孚本人狂热到“全家总动员”。他不仅鼓励他的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参加“战斗队”，发传单，放假“菠萝”，甚至连自己都亲自上阵，以示以身作则。罗孚和他的左派同志完全漠视香港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对几乎天天从两广西江漂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无动于衷。他们对毛主席坚信不移，相信他的世界革命的鬼话，什么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死人的事便难以避免，而且是值得的。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也是丑恶的一笔，其后果众所周知。这场斗争被称为“香港文革”，港英政府则称之为“六七暴动”，虽然为港英制造麻烦于一时，却让己方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在七个月里，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接近五千人被捕。到了1967年底，斗争已无以为继。此时，香港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整个香港形势岌岌可危。“真假菠萝阵”在此次“反英抗暴”斗争中是最失香港人心之举。
罗孚和他一帮香港左派文化界报业界朋友，个个具有出众才华，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开创相当不错的局面，但香港左派这一下等于自绝于港人。就说报业吧，六七暴动前占了报章三成销量的左报，不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萧条。这一群过去多年来尽忠报国、不惜舍身取义的左派精英，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的捉弄下，变得人人自危，或投机取巧，或沉默寡言，或随波逐流，也有出走投敌的。
罗孚实为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却也曾有过一段如此匪夷所思的狂热举动，这正应了很多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的观察和分析：海外某些爱国人士左起来比国内左派还要左。不过，幸好，这毕竟不是罗孚的常态，不是他为人的风格。后来，他曾用八个字形容那段疯狂岁月时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六）从红到发紫的高台打落成了“美国间谍”：罗孚蒙冤被判十年徒刑
过了“疯狂的六十年代”，对罗孚来说，却因缘际会地迎来了“火红的七十年代”。
1949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以后，外交孤立，香港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成为了中国对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其中《大公报》更是中共对外宣传战线的关键点。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外交策略出现变化，北京积极与美国缓和关系，罗孚作为编辑部有份量人物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又有在香港新闻界打滚多年而收取的人脉广人缘佳的优势，便逐步被委以重任，从香港的报人、文化人，延伸至国家安全部领导下，参与对台对美的统战、情报工作。为了报效国家，罗孚开始加强和台、美人士密切接触。
例如，他在1971年，通过和前云南省主席龙云七子龙绳德的合作，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学者访华团。这个“北美第一团”，是与当时海外“保钓运动”有关系的。“保钓运动”背后，有好几十位积极参与者，后来大多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
罗孚还透过时任《星岛日报》编辑曹聚仁，与台湾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儒学大师徐复观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共领导心目中，徐复观是国民党内最了解中共的人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情报头子。
罗孚当时和美国在香港的新闻处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不止一次接受美新处邀请赴美访问。
他还与不少当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官或学者认识、交往，这些人的身份都并非一般。
……等等，等等。罗孚这时纵横于香港文化界、学术界，为中共统战与宣传拼命工作；而北美的学术界、台湾的新闻界，甚至美国、日本驻港的官员，也都找他沟通和开拓与大陆来往的管道。罗孚当时风头一时无两。
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年前有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说他印象里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都能处理得好。”罗孚凭其“极具亲和力的书生”形象，又有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的能力，便很容易获得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特别是文化人的好感和信任。有人说过，国民党搞海外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罗孚一半程度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其形象经过罗孚的“过滤”，给人印象好了很多。徐复观在晚年的时候，还多次表示，他非常欣赏罗孚的人品、学问、文章，甚至说如果共产党人都像罗孚那样，中国就有救了。总之，这个火红的七十年代里，统战工作占了罗孚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北京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也开始重视他的工作。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
谁知突然晴天霹雳。1982年5月1日，在广州陪同亲戚游玩的罗孚突然被召回北京“开会”，下机后立即扣查关禁，一年后被栽上“美国间谍”罪，判处十年徒刑。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当年在香港乃至整个华人新闻界和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判刑后虽然一直到1993年满刑后才能离京返港，却未坐一日监牢，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每天派厨子做很好的饭菜，并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服刑”生活。
（七）罗海雷做了哥哥未作之事：写出了他们父亲的一生
本文有关罗孚种种往事，特别是他“美国间谍”一案，多是从罗海星的弟弟海雷一部大书中获知的。
过去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每次到港都会找罗海星以及广州外语学院的老同事餐聚。而每次和海星谈天时除了关心他的身体外都会谈到他的父亲，表示希望有关罗孚一生的资料能够问世。
早在2002年第一次见到罗老后，我就向海星探问，你父亲有写回忆录的可能吗？我说，你父亲是香港地位很高的报人，又是卓越的作家、评论家，而且又肩负中共的统战工作，交游非常广阔，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岁月里，经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事件，这一切，可谓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引起国际瞩目的“美国间谍”一案，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向世人“交代”一下，实在太可惜了，似乎也不应该。海星回答是：绝无可能。他父亲从来没有这个写作计划，也不可能有，他一向行事低调，这是他的性格，而写回忆录多少与他性格不合。至于所谓“美国间谍”一事，他回港后更守口如瓶了，不论谁问他都只是轻轻一笑，很少作答，采取“不打听，不回应，不讨论”的三不鸵鸟政策。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连母亲在内，大家对此事还是“一头雾水”。我还是不止一次对海星说，不管怎样，能挖出多少算多少，你父亲不写最好你来写，你是长子，比较起来，对父亲的工作和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了解最多，自身经历亦算丰富，文字功夫又不错。但海星总是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也许他觉得此事难度太高，他知难而退；也许他觉得自己毕竟是坐过牢的人，担心难以客观中立，或别人看来不够客观中立，让父亲传记蒙受污损；也许他已经感觉出弟弟海雷完全可以胜任，可以写得更好。后来海星在2005年查出患了血癌，写作之事自然就不再提了。万分庆幸的是，罗老的小儿子海雷有兴趣了。2009年春节回港度假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和父母商量。海雷建议三条办法：一是父亲自己写；二是海雷写，父母再补充；三是海雷自由创作，但对外仍然声称是父亲授权的。对罗老来说，第一条不可能，第三条不愿意，那就只好协商走中间路线了。于是，2009年下半年，海雷每次回港都和大哥一起讨论如何“整”这部书。海星后来于2010年1月初不幸离世，就在出殡前两天，海雷把握这个时机，问父亲关于“美国间谍”的事，希望父亲给历史与家人一个交代，这次，罗老终于“开口”了。这样，世人也就得到一部四百七十九页的大著：《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由香港天地图书于2011年7月出版。2012年我到罗家拜访的时候，罗老夫妇送我《北京十年》的同时，也把这部书送给我，是2011年10月第三版。
全书分为十二章节：桂林“罗秀才”初露头角、黑暗的日子、革命的年代、冷战初期的香港、看不见的战线、疯狂的六十年代、火红的七十年代、羁留北京十年、重返香港、文化人的故事、书画收藏、观察与反思。书前有罗孚亲自撰写的“代序”，罗海雷写了“后记”，除此之外，还有十七份附件，内容也非常吸引人。此书写作非常严谨，据说前后一共易稿十五次，罗海雷搜集了多方面数据，罗孚亲自核对，尤其是对于书中提及的人，力戒出现纰缪。罗海雷表示，书中全是真实故事，记述父亲几十年的浮沉，以及他在三次人生关键转折期间的真实感情；又以《大公报》作为主线，兼及描述1949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港澳工作的轶事、秘闻和谜团，以及改革开放后北京文艺界朋友与父亲交往的人和事。整个分析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也介绍宏观的形势和局面。特别是，此书首次将罗孚“美国间谍”案的来龙去脉、有关人士全盘托出，成为此宗事件发生后首次详细记载的文献。作者既有真凭实据，又有历史视野，整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图象，立体、多元，交织着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想、组织规范、政治博奕和历史限制，映衬出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他的朋友在大时代身受的酸甜苦辣与无奈。
罗海雷这部书荣获佳评，被列入《亚洲周刊》2011年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一。海雷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可惜，罗海星活不到看见弟弟这部佳著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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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罗海星不幸病逝
正当罗海雷埋头撰写他的书稿的时候，死神不知不觉中慢慢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从悉尼经香港到内地，月底又从内地经香港回悉尼，两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谈。他一切看来都好，情绪也不错，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点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馔点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还有罗老夫妇，以及海星的几位朋友。不料，两个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离五天后康复，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玛丽医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疗病房，被鼻饲插喉，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海星始终有斗志与病魔决斗，竟然逐步康复，而后学习呼吸，学习走路。2010年1月10日，医院下达可以出院通知，不过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度还较弱，要更换药品后再出院，谁知翌日又开始体温上升，原以为可以回家过六十一岁生日，却在14日零点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罗海星显得相当平静。这天晚上，他母亲、妻子、儿女都陪伴在侧，八十九岁的父亲当时也坚持要去医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没有让去。当医务人员整理好海星的遗体时，亲人们围拢在病床周围，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海星的脸颊，爱子之情，丧子之痛，难以形容。周蜜蜜说，海星应该很安慰了。
2月4日，罗海星在香港红磡世界殡仪馆出殡，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运火葬场火化。按照海星遗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说，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欢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尘归尘，海归海……
（九）义薄云天，无怨无悔：罗海星参与“黄雀行动”不惜自我牺牲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十）罗孚父子的悲剧宿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苦恋的写照
罗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亲一样，是他们那几代一生心系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的缩影，在在现出他们那些人的“爱国苦恋”的心路历程。
那是藏在心灵最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也难以厘清的思绪和情怀。
罗海雷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这种特殊感情。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人才，本来都坚信党的主义。罗孚自青年起几十年来就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儿子罗海星十六到三十岁在大陆，读书，参加共青团，参加红卫兵，下乡，成为国家干部，并加入共产党，到八九年还在交党费，结果都先后进了这个党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两人也一样，从没半句怨言。问及父兄对中共的感情，罗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随后坦言：“像我爸曾说，已被共产党抄鱿鱼了，他们还怎会有忠心可言？经过一生人的转折历炼，他们俩对共产党的感情都错综复杂，只能说，对于祖国，还是剩存着挥不去的苦恋吧。”
这里，再谈谈罗孚“美国间谍”案。
罗海雷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起来，不啻是潘汉年案的“山寨版”。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如果说这在战争时期还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时，却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党内权力高度集中，还往往轻信以“左”投机的小人诬告，这样的审查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伤透人心。
罗孚“美国间谍”案虽判十年徒刑，却未进监狱。这让人们不由得认为，中共当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但碍于面子，只好将罗孚“软禁”——一方面在权争中必须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无罪而予以宽待。许礼平在他的《雾里看花说罗孚》一文中说：“伟大的、光荣的之后，还有正确的，死不认错，也就正确了。要保持党的一贯正确，只好委屈罗公，请罗公配合，假戏真做……”真是谁也没有“司法公正”这个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个悲剧的存在”形容之。他认为罗孚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左派文人的悲剧宿命。这是从屈原时就已有之的“忠而见疑”的传统悲剧。天真的人，以为自己一心为公，忠心耿耿，遵纪守法，驯顺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劳都没有用，要整你时就是要整你。这又是古来士大夫“忧谗畏讥”的传统悲剧。这四个字是范仲淹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当时的“谗”和“讥”，有不少还是当皇帝面对当事人的指责，不全是“密折”即小报告（或称告密），然共同点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旦蒙蔽上聪，后果可以致命。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问题”越多了。这种种因人治而发生的负面人际关系，又由于继续诉诸人治而无法治环境和法律机制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出出悲剧。
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写罗孚一案：“罗孚，香港资深报人，文采风流，待人淳厚，统战之功卓著。82年骗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国间谍。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罗孚文集》出版，罗海雷有《我的父亲罗孚》问世，皆道及这冤案。王元化说：‘我党冤枉自己人真叫厉害，冤狱遍于国中。’为我党办事者常无好下场，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这又是一个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罗海雷说：“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负起对台对美的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获得了很多荣誉，却也因此引起内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结果根据多方面分析推断，北京有人保他，却可能是更高层的已发话了，便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是罗海雷谈论他这本著作时喜欢采用的词句。他说，这也是他父亲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态度。
（十一）迎来文学创作高峰：罗孚“临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罗孚在北京蛰居了十年。这期间，罗孚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他写了《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等书，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几十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和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写了《燕山诗话》。
返港之后，从1993年至1995年间，罗孚在香港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岛居新语》《伪自由语》等为栏目继续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现已出书两部。这些文字叙述他自己的生活、创作历程和内心活动，并结合文坛的旧事新事，抒发自己的感想。其中记录最多的，就是罗孚在北京时期与文坛人物的往来。在他的笔下，有冰心、夏衍、聂绀弩、沈从文、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王世襄、黄永玉、刘宾雁……等等如雷贯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这等的小人物，当然还有人们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罗孚在《北京十年》“前言”中，自谓此书“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诗讽赫鲁晓夫，并非伪作；潘汉年夫妇骨灰终迁葬于八宝山，官方无言。正史失真，令人兴叹。”此书篇什发表时，正是以其“真实”、“趣味”、“野史”在海内外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
例如改名事。罗孚被“假释”时，当局好心将他改名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写错了，成了“史临安”，错打正着，不就是临时安排么？罗孚却想到“临安”就是古时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经用过“史复”作笔名，便“附庸风雅”请人刻了一方图章：“临安史复”。罗孚还打趣说有人错得厉害，写成“史灵安”，居然要他永远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风婆子”郁风……这些风趣的文字，来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书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调侃……从这些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罗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间，他游走于社会，与北京的文史、艺术界诸多友人重叙契阔，诗酒唱和。聂绀弩1982年写给罗孚的《步和史复见赠》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鲁公应赏此情痴。千年绝塞千山雪，一树梅花一首诗。月满庭除花睡处，日航天海酒醒时。古今中外谁诗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灵活现描画出他们当时相处的情景。罗孚在北京的软禁地有画家华君武相赠的一幅画，上面题字“上不必骄奢，下遗无须悲怆”，这就是罗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诗话》自序中说，“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许多人说，能把这样的假释日子，过出诗意，也算是罗孚的生活功力了。参透人生的罗孚，早已不计较名利得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际，经历沉重打击，能处变不惊，沉着应付过去；后来在身体健康备受各种病魔侵袭时，也有幸能处理得当，力挺过来，好好地活着，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寿。也正是因为罗孚具有这样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经沧海客，又赏狮山云”的淡定，才会在逆境中迎来文学创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罗孚在逆境中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过去。在编辑自己的散文集时，他坦率地承认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读。1988年，在《感慨万千》（此文收入《丝韦卷》，作为代前言）一文中，他说：
“……四十多年来，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最要命的是，当写下这些假话、错话时，自己却是很为严肃的，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真实无疑，正确无误，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现在大梦醒来，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实和正确到了哪里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虚。”
又说：
“……真是以其昏昏，导人昏昏。自己愚民，执行的是愚民政策！”
罗孚写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后来写下《丝韦的自我反左》一文，对罗孚的反思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陈子善教授谈到《北京十年》时说：“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北京十年》连载时就引起轰动，两岸三地许多学者都称赞有加。董桥等人评论称《北京十年》是“罗孚的代表作”。人们指出，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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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罗孚回港后已非“昨日之我”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还是“洗具”？不管怎样，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获释回到香港时，带回一首在京就已写下的五律：
曾经沧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
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浊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罗孚摆脱束缚、不愿再为马列传经的心愿，在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发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来居留过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经去掉了这一重束缚，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觉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小心谨慎……，要按照甚么教条，教义，甚么本子，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么，什么是他想说的话呢？
他首先为香港“六七暴动”道歉。罗孚回港后第一时间于1993年3月15日在《当代》杂志发表文章，向暴动中受影响的人士特别死伤者公开道歉，是第一名当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开道歉的人。认识罗孚多年的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表示，罗老总最难得的地方是勇于对自己过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这在左派中是很难得的品质。那次由左派发动的严重灾难，除了罗孚以外，未有左派领导人向巿民道歉。左派应向他学习，他这种风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编者按：此处有删节。
（十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罗孚绝笔
不理解罗孚者当然很难理解他的这个遗愿——他把“中国好”与“平反”连在一起。
在审视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一生的时候，在审视他们所经历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我游动的思绪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台湾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发行，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当年，年青的贾樟柯在他小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偶然看到消息，无比激动，甚至是深为震惊——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他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贾樟柯回忆说，《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他的脖颈。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导演的贾樟柯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聊天，这位主席的一个观点让他深以为是：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他想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贾樟柯觉得整部电影像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命运的法则高高在上，却从来不给答案，内心偶有感动与落拓，竟无法准确描绘，激情丧却，空留一地残骸……
1989年之后过了二十五年，贾樟柯这位中国独立电影导演与编剧人在国际上已名闻遐迩。他去年编剧与导演的最新作品《天注定》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受多国观众热烈好评，本人也应邀担任今年电影节的评委。可是，这部剧情片至今未能获准在中国上映。
《天注定》取材于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邓玉娇、重庆的周克华以及富士康的跳楼惨剧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讲述几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这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故事，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滋生的社会背景，包括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以及个人的精神困境。贾樟柯肯定亦很无奈，给电影起了这个“天注定”的名字。这部电影所表现的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以及这部电影自己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国度，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罗孚于2011年6月杪在儿子罗海雷那部大著上亲自撰写的“代序”。罗老用的题目为：“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太触目惊心了——这是龚自珍的诗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龚自珍写下四首七律《释言》，流传下来的这首云：“东华环顾愧羣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龚自珍多年来批判现实，倡言改革，写了不少锋芒毕露的文章，发表不少惊世骇俗的言论，多触时忌，冒犯上层，给自己带来不少忧患。他做此诗，表面上是自惭、自悔、自解，其实多为反语，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对自己的嫌弃，曲折地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罗老在“代序”中说：“许多朋友劝我写回忆录，从来都是敬谢不敏。说来惭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也曾向往狂热‘斗争’，忘我‘革命’，到头来，却被抓将官里去。”罗孚引用了鲁迅的诗句。1933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一是《呐喊》，一是《彷徨》。《题〈呐喊〉》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确，“积毁可销骨”，文祸像幽灵一样，是权势的伴生物，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出手，置文人于死地。此诗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当时鲁迅纠结、痛苦、郁闷的心境。但历史证明，鲁迅的“纸上声”绝非“空留”，罗孚当然对此非常清楚。
罗老的“代序”，不但将龚自珍的诗句作为题目，文中还借用他的《己亥杂诗182》中句子：“误我归期知几许？蟾圆十一度无多。”罗孚让人们不能不联想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那两首名诗。其一：“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其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龚自珍深沉的爱国情怀真是天日可鉴。而罗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此时已是年老多病体衰，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他极力振作精神，撰写了这篇“代序”。这是他的绝笔。再过三年之后，在2014年5月2日这天凌晨，天门洞开，仙乐四起，罗老看到他的爱子海星，踏着祥云，前来迎接他，于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罗孚的去世，象征着中国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时代的终结，也预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执着地要人们相信：“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又一次，我们在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那样跃动……
（写于悉尼，2014年5月20日。）
2014年5月25日后记：
2014年5月24日晚七时，罗孚追思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5日上午十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骨灰将洒于广西桂林的母亲河漓江。
罗孚灵堂灵位旁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等人题写的挽联。纪念册上印着黄苗子当年手书的聂绀弩赠给罗孚的诗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遗照四周摆满花圈、花篮，敬献者包括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及夫人、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香港政府新闻处长聂德权、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和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等人。当天下午五时起，香港各界人士陆续前来吊唁。《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总编辑贾西平、总经理盛一平、副总编辑李启文、主笔叶中敏等，皆到现场鞠躬致祭。在追思会上致悼辞者有：《新晚报》前副总编辑郑纪农；《七十年代》创办人、专栏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陈松龄；徐复观之子徐帅军；《文汇报》前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陶杰父亲、《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香港收藏家、罗孚生前好友许礼平；蓝真之女篮列群等。
在追思会上，孻子罗海雷对父亲的一生，用四点作了全面的概括：成为很多人的伯乐、有好强的好奇心、长时间有独立思考及对历史有全面认知。
刘再复先生所撰写的挽联，则对罗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精炼、准确的描写：
“受伤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后期真精彩；
落难成正果，止于大彻大悟，晚节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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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宜：在罗孚家蹭饭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5-08-09 10:56:11
进入专题： 罗孚
● 萧宜
那天，去舒諲家，正好罗孚在，便相互认识了。
这之前，舒諲向我介绍过他，知道他原名罗承勋，因事羁留北京，现名史林安，写文章是好手快手。舒諲让我向罗孚约稿。
罗孚蛰居北京期间，开始很少与人交往。他立了个原则，人不找我，我不找人，人若找我，我才找人。这是指他原来的熟人，“因为来北京以后，我不知人家愿不愿意保持和我的交往”。
他和舒諲的交往就是这样。舒諲抗日时期就为罗孚所编的副刊写过文章。他们同住在双榆树南里，罗孚是知道的，但罗孚按例不去打扰。舒諲就不知道自己早年的朋友临时落户于此，成了他的邻居。是陆铿从香港到北京，当面取得时任安全部长凌云的同意，在去看罗孚时，才把他们二人找在一起。
就在和罗孚相识的那天，我在他家蹭饭。
先是舒諲留我，说，我家今日吃面，就留下一起吃！罗孚说，我家便饭，不费事，就上我家吧。我想到罗家看看，便说，那我上罗先生家吧。
双榆树南里有一区二区，他们同在二区，舒住12号楼，罗住13号楼。跟着罗先生来到13号楼，上了四楼，就到了罗先生的家。
罗夫人原来在香港《文汇报》副刊部工作过，与秦老秦瘦鸥共过事。他们是前辈，因为同行，谈话就少了拘束。他们的邻居中，有不少是文艺圈中人，说起来，有许多趣事。他二楼是京剧演员刘秀荣、张春晓夫妇，五楼是宁夏京剧团团长李鸣盛，他们常要练嗓，练起嗓来，上下齐鸣，罗孚身处其中，也算耳福不浅。
侯德健、程琳这对音乐恋人当年红极一时，他们与罗孚做了两年邻居而浑然不知。一次回香港，才听说他们原来住在同一个楼。返京后，问居委会香港来的一个姓罗的，居委会的人说：“也许就是那位史老头。”告诉了门牌号让他试试看。上得门去一看，果然。这对香港朋友才在北京相逢。
就在侯德健受伤住院那次，另一位邻居、歌唱家毛阿敏还受过一次骗。那个骗子趁程琳和她妈妈不在家，敲开了对门一家的大门，说侯德健在医院动手术，让他来家取钱，程琳又不在家，能不先借些应急。对门住的是位画家，回答很巧妙，说，由我们自己送钱去医院吧。那骗子碰了个软钉子，不甘心，又敲了另一家的门，开门的是毛阿敏，她是个直性子，也没有多想，就给了他数百元钱。事后才知道受了骗。
后来北京的朋友圈都知道罗孚的消息，都愿意“保持和他的交往”，他也忘了“人不找我，我不找人”的原则，旧雨新知走动起来。有一次，罗孚与范用一起去钱钟书家。钱钟书八十大寿，他们带了鲜花去贺寿，结果只见到了杨绛，而钱钟书不见客。这事在舒諲看来，好意讨没趣，煞风景得很，所以有次他见了我忍不住一五一十说给我听。
这事罗孚在文中有过描述。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去钱家，“那是1990年的一天，那天是钱钟书的八十大寿之日，我只带八朵玫瑰，以一当十祝八十大寿，和范用同去。女主人出来接待，坦率告诉我们，钱先生太累，早一日已经累了一天，需要休息，只好任何人都不见了。我们当然理解，祝贺一番即退。”（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十年》）由此可见，罗孚去过钱家两次，这次只见了女主人杨绛，贺寿没有见到寿翁。这之后，罗还曾动过去钱家的念头，是想把前一次为钱、杨拍摄的照片送给他们，但“后来还是打消此意，托我儿子在英国留学时的一位同学替我转去了。这人留英时认识钱家的女儿钱瑗”。我想他所以打消此意，原因应该与贺寿不遇有关吧。
对钱钟书先生我是很崇仰的，但他的清冷、孤傲未免使人有难以理解的地方。王继如先生有段话就委婉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1987年华中师大欲为钱基博百年诞辰开个纪念会，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示不赞同，说了六个“不”字。王继如先生说：“这个六‘不’，当时固作为美谈，但是否也反映钱氏的冷嘲风格，有如《围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学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个疑问的。”这里所说的六“不”，即钱先生认为，开名人纪念会，“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于是这百年诞辰纪念会自然只能不开，而以出一个纪念特辑代之。
罗孚给我的信，留存手头的有两封：一封是他为我争取到夏衍先生的一篇文章：《怀曹聚仁》，并为自己因事忙不能给我写稿道歉；另一封，是他让转一封信给秦瘦鸥先生。之前我告诉秦老我见到罗孚的事，秦写过一封信给罗。那封信罗一时找不到，当时也没有记下地址，写的回信无法投邮，便让我转交。两封信，一封署名史林安，一封署名柳苏。他的笔名，都有说道。史林安，是落户北京时的大名，何意，他自己也没深究，朋友说了，这就是临时安排啦。于是，黄苗子、郁风就唤他史临安。临安，是南宋偏安时的杭州。由之，罗孚率性请人刻了一个闲章：临安史复，权当一名西子湖畔人。史复，罗孚，都是他抗战时用的笔名，崇尚罗斯福的意思。后来不知是谁揣摩出了，原来，史林安取402的谐音。402，史林安，一个门牌号。
这柳苏，集柳宗元、苏东坡于一身。别人问他，他说他岂敢。原来是取其贬谪之意，前者曾贬谪广西，后者曾贬谪广东。他说这名字是他夫人取的。
1993年，罗孚结束十一年谪居生活，从北京回到香港，告别了柳苏，用罗孚登记了身份证。在北京时，郁风把他的名字错写成史灵安，错得离谱，罗先生还风趣地自我调侃一番。如今，罗孚先生，还有曾敏之先生，这对香港报人、作家两栖型双子星，以及黄苗子、郁风夫妇已作古，祝他们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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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忆罗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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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罗孚
● 陈子善 (进入专栏)
北京双榆树南里新建小区一幢小楼的一个单元，两室一厅，窗明几净，1987年以后，我曾多次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下午。这个单元的临时主人就是香港报人、作家罗孚先生。所谓临时，其实很长，有整整十一年之久。
我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周氏兄弟研讨会上结识罗先生的，他的露面令我吃了一惊。他发言回顾1960年代主编香港《新晚报》期间刊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情形之后，我趋前问候，并索要联系方式，他笑咪咪对我说：我知道你，你如不怕，可来我家玩；如果通信，那就写北京××××史林安收，我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个名字。
研讨会结束，我马上登门拜访，我有许多周作人研究上的问题要向他请教，没什么可害怕的。是保姆开的门，我开始还以为敲错了房门。他告诉我，这个小区住着不少名人，如有侯德健、有×××等。而且，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保姆，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我没大没小起来，惊呼道，这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他不禁笑了，但笑容中难掩一丝苦涩。
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的话题，关于周作人、关于叶灵凤、关于曹聚仁、关于聂绀弩、关于香港文坛、关于他正在写的“燕山诗话”……他说自己保存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和其他单篇散文的手稿，将来如能回到香港，一定让我看，应该会对我有用。罗先生一诺千金，他1993年结束北京幽居回到香港后不久，我正好到香港访学，那天上午我们约定在铜锣湾一家茶餐厅见面，他拎着一个大包到来，打开一看，竟真的是厚达一尺高的《知堂回想录》全书手稿和十多篇未曾发表的周作人散文手稿，我后悔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拿着那么重又那么珍贵的的文稿出门，应该我去他家观赏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灸周作人手泽，一页一页翻阅，不免激动万分。后来他把《知堂回想录》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十多篇周作人集外文也复印给我，我提供给钟叔河先生了。直到三四年前，我和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兄去罗府拜访，罗先生精神已明显不如以前，但记忆仍很清晰，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找出几篇周作人文稿，忙不迭让罗师母拿出来给我看，对后学的关爱仍一如既往。
罗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燕山诗话”，我几乎每篇必读。当时这组文字署名“程雪野”，我读时就怀疑到他，见面一问，果不其然。其中有一篇《饱吃苦茶辨余味：关于〈知堂杂诗抄〉》就是写的我参与其事的《知堂杂诗抄》的出版。“诗穷而后工”，我认为罗先生这组“燕山诗话”是他晚年的力作。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他在《序》中透露“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象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正因在京读了“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罗先生写下了一些诗话，并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为避免发表后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明报月刊》）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1990年代以后，他在北京三联出版《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着作，又署名“柳苏”（他所编的叶灵凤着《读书随笔》则署名“丝韦”），据说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唐宋八大家”中的这两家，一被贬广西，一被贬广东，而罗先生又恰在广西、广东都呆过。这个笔名起的妙，妙就妙在取这“贬”意，当然，他是被“贬”在京城。可惜我粗心大意，此事未及向罗先生求证。
大概是1992年吧，我突然接到罗先生一封信，说幽居期将满，可能可以南归了，在京居所中的书刊要处理，你如进京，可来挑选。待我出现在他家时，他说：你来晚了，已有几位友人来过，刚刚艾教授又拿走了一批。幸好还留下一些，其中有一套《博益月刊》就全部归了我。当晚他请我到附近一家新开张的餐馆小酌，悄悄地告诉我：据说是有关方面开的，请我在这里吃过饭，菜肴倒不错，我自己也来过几次了。这是他第二次对我提到有关方面。对我而言，如果不是他蒙受不白之冤，留京十一年，恐怕也无机会与他结识，更遑论成为忘年交，不断请益求教了，世事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幽居终于期满，有关方面询问罗先生何去何从，罗先生答曰：哪里来回哪里去。于是他回到了第二故乡香港。罗先生南返以后，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香港文坛，诗文双管齐下，佳作源源不断，成功地实现了从“报人”（已无报可编）向作家的身份转换。《北京十年》的问世，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我三年前在《罗孚先生与〈北京十年〉》一文中就指出，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是他对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独到观察，是一份难得的真实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这个观点至今不变。
此后，我每次到港，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和罗先生、罗师母一家及鲍耀明、鲍瑞美兄妹欢聚。我是小字辈，罗先生和鲍先生已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了，他俩是曹聚仁先生介绍相识的，曹先生对罗先生的评价是“系一位君子，绝对值得相交的”（引自鲍先生5月3日致我传真）。一次晚宴后，罗先生还欣然挥毫，为我书写了一幅他深情悼念中国改革开放代表人物的七绝。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与“绝对值得相交”的罗先生一起逗猫玩。醒来回味，梦境竟颇似当年的情景。那是“九七”前夕，我再一次造访罗先生府上，一只可爱的大白猫躺在客厅大桌上，爱理不理的样子，可见它在罗府待遇之高。罗先生写过一篇可爱的《你爱猫么？》，细述家里养着一头猫，只是借来吓老鼠，并不是为爱猫。结论却是“你爱猫么？我想不一定吧。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不爱。”不一定不爱，那就是爱了。当年一度“左气逼人”，晚年不留情面地自我反省、大彻大悟的“君子”原来还是爱猫人，难怪他在《夏衍和旧梦》一文中描写夏公与猫难舍难分的关系时赞曰：“猫真是通灵的动物。”而今，罗先生可以在泉下与他的好友夏公尽情说猫了。
2014年5月3日罗孚先生谢世后第二天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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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老成凋谢的旧大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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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年05月09日22:22 来源：经济观察报
章诗依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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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文章惊草木——读罗孚的《燕山诗话》
大家专栏章诗依 2016-03-11 18:59我要分享 0
[摘要]《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作者：章诗依，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因为“间谍案”，罗孚从1982年开始，被迫客居京城十一载。那时的他，已过花甲之年，遭此奇劫，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却遍访京城文化前辈，写出许多一手、生动的文章。这些文字，加上罗孚返港之后的作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结成八卷本的罗孚文集，成为了解晚年罗孚心路的重要资料。著名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名文化人的书写，也是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档案。
【大家】尚有文章惊草木——读罗孚的《燕山诗话》
罗孚在家中。
或许，对罗孚来说，晚年的这些文字，更具有救赎的意义。在罗孚儿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曾经毫不客气地对罗孚八十年代前的文字进行了严厉的否定，他说，父亲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接着，罗海雷引用海外媒体当年的评论：“无论多少残民祸国之事，罗孚一律推崇美化”，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写作《我的父亲罗孚》，缘起于罗孚年事已高，无法自己执笔去回忆、记录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遂有替父亲撰写回忆录之念。书稿完成后，罗孚看过全文，因此，此书也被看作罗孚的自传。
八卷本以“罗孚文集”命名的书，不收一篇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是罗孚用行动对自己文字生涯的鉴定。
犹记八十年代末，一众《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学校做交流讲座，中间，当时的知名记者刘扬讲到，他的同事的父亲，在党的机关报干了一辈子，晚年捧着自己的剪报本，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看看，你看看，哪一篇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一幕，令人震撼。我清楚地记得，闻听此言，我的老师，一位也在官方新闻机构干到退休的老者，神情痛苦，眼中有泪光闪动。
相比之下，罗孚够明智，更够幸运。人生的下半场，他觉醒了，起而拯救自己的文字，才有了由沈昌文先生促成出版的值得流传的文集。否则，回首一生劳作，收获的只是一堆自己无法面对的虚文浮词、假大空，将会何等荒凉，何等空虚，又何等残酷。
罗孚文集中，我最喜欢读的是《燕山诗话》这一卷，其中的文章，全部写于八十年代。罗孚用诗话这种传统体裁，记录了当日文坛、学界中人所写的一些有意味的旧体诗。他自己说，“我的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这话的确不是谦虚，《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由于长于交际，罗孚与北京文坛、知识界交往深入而密切，因此能最快地了解动向，一些前辈的作品尚未付梓，他已先睹为快。比如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出版之前他已读过。还有一些诗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或者发表了局外人也因不知“今典”而无从索解，但消息灵通的罗孚却能给予正解。
比如开篇的《从到乔木》，可谓《燕山诗话》中写的最隐晦、婉转的一篇。文中，罗孚先后引了黄苗子、杨宪益的诗，但不经诠释，很难知其三昧。比如杨宪益的这四句诗：“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羡君先读好文章”，通过罗孚的解读，才知道，是对这位八十年代意识形态总管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做法的讽刺。
罗孚还写过一篇与有关的文章，题为《诗人荒芜的悲剧》，也应算诗话类的，但却没有收入《燕山诗话》，而是收入文集中的《北京十年》卷。话说荒芜有两首题画诗《为某公画像》，其一为：“眼已花来耳已聋，脑瓜难免不冬烘。魂销脂粉绮罗里，身老琼楼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马列，堪怜公子变毛虫。彩油剥尽人争看，特号当今客里空。”第二首是：“从来树大易招风，假药仙丹自不同。遗憾夸夸谈马列，羞人答答扮雷锋。空传西城来天马，不信南阳有卧龙。欲向辕门听《斩子》，谁知《宿店》放曹公。”
某公就是，两首诗都尽情嘲讽了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而其实不过是吹牛皮、卖假药而已。诗中的“公子”，指的是的儿子胡世英，当年他卷入一场诈骗案，被从住处中搜出好几大袋的钞票，“公子”遂变“毛虫”。本来人们以为应该会有“辕门斩子”的好戏，不料“某公”出来请求宽大，才有了捉而又放的戏码。但是，在诗人看来，马列、雷锋挂在嘴边的“某公”，形象已然破产。
介绍完诗的背景后，罗孚点评说，这两首诗流传刊布的时候，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无权无势。
近年来人们开始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致敬，这个十年已经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读了罗孚的如上诗话，你会觉得，这种致敬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尹老人狱中诗》是《燕山诗话》的压轴之作，这篇长文，是较早介绍郑超麟诗作的文章。郑超麟是中国托派中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终其一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七年牢，在共产党时期坐过二十七年牢。罗孚读的是郑超麟诗的抄本，可谓郑超麟的知音之一。
郑超麟从1959年开始在狱中作诗，以打发枯燥的铁窗岁月。虽然起步晚，但成就可观。可惜他的大量诗作都在狱中被抄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后来凭记忆写下来的。请看他的《咏史》诗中的两首：
秦相专权乏远图，锄除异己杀无辜。
生前纵保崇高位，死后难逃斧钺诛。
平民伐罪起蒿莱，一将功成万骨埋。
未见黎民登衽席，但闻新贵筑楼台。
诗所表达的，是对专制政治的审判，是对异化的革命政治的沉痛反思。这种铁窗里孕育的诗篇，闪耀着人类高贵的独立思考精神。罗孚赞郑超麟为“大有‘固执’精神的老人”，信非虚语。
罗孚本人亦能诗。他在赠聂绀弩的诗中，有“尚有文章惊草木，更将诗句写肝肠”之语，称许聂绀弩历经磨难而诗心不灭。对于经历了大半生狂热、虚假，晚年才觉醒的罗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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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罗生门案”?
2014年09月18日 14:43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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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另一起“罗生门案”?
□彦火
溯自罗孚先生1982年被涉“美国间谍案”起，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这起“间谍案”，扑朔迷离，几乎成为当代中国的“罗生门”，迄今仍疑点重重。眼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终于经过多方调查，根据不少可供参考的珍贵材料，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作家的故事》，书中所提供的数据隐约之中显示出罗孚曾牵涉到官员的个人恩怨。
罗海雷在这本书中有一段关键的话，值得一提：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先避开1982年他受‘诱骗’回京的事，把父亲早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的一些人和事搞清楚。2009年下半年，我每逢回港都和大哥海星一起讨论如何整合这本书。海星提到父亲应属中共在香港文化宣传战线的一员，他的直接领导该是香港新华社社长或这方面的副社长，上级领导则是北京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本来父亲参与统战工作主要是针对在香港的文化人，但问题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父亲交游广阔，国家安全部之前身中央调查部点名让他参与工作。从这时期始，父亲有了二重领导，从此他长期高调地与台湾及美国政府有关系的人士来往，成为香港左派中除《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外最活跃的一个人，因而引起内部某些人的嫉妒、不满与怀疑，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而为难的是，父亲又不能到处解释他的‘不公开’任务。”
即使如此，局外人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评断。我不由想，假如经证实罗孚不是“美国间谍”，是否像当年“潘汉年间谍案”一样，也可以得到平反的机会呢？
潘汉年曾是中共的地下间谍，提供了重大价值情报。1943年抗战期间，潘汉年奉命找汪精卫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打探日军情报，在李士群安排下曾与汪精卫会面。其后潘又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李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这些会见，为潘汉年埋下祸端。
会见等事潘汉年于1955年曾向陈毅报告，陈毅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却成为毛泽东判定潘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潘汉年自1955年被捕后，自此备受折磨、批斗，过着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直到21年后的1976年才正式被宣判为无期徒刑，1977年含冤而逝。又过去了5年，1982年潘汉年才被平反。
值得安慰的是，究竟时代不同了，罗孚并没有遭遇潘汉年那样的冤屈苦难。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的案件之谜，还应由官方来解开。
据罗海星提供给我并刊于2014年5月号《明报月刊·明月》附册的罗孚家书，其中有一封，是罗孚在被判刑期间写的，是1986年写给夫人吴秀圣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她向金庸及黄永玉求助。罗孚认为这两人是“有影响的人士”。换言之，罗孚希望金庸与黄永玉可以向中共高层说项，争取对他的“松动”。
兹择录其中原信的三段话如下：
“……至于争取松动，这一阵想到的只是查（彦火按：指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昨晚忽然又想到，也许黄永玉也是适当人选。他认识的人中，可能还有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士。
到今年7月，一是刑期已满三分之一——三年半了；二是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这是时机，可以说此人现状良好，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宽大对待，减刑、释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他余年还可作些有益的事情。类似的话说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查或黄愿说话，当然都好，都愿说话，那就更好。话说在六七月前，让有关方面有时间考虑，较为适当。”
原信颇长，上述援引的第二段文字，提到“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大概指是罗孚被判十年刑期，其中有“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已届满，此时再由金庸与黄永玉出面，他也许可以行动自由了。
至于金庸与黄永玉最后是否曾为罗孚争取“松动”，罗孚家人不得而知，当事人也三缄其口，至今没有明确所指。
彦火注：
这是罗孚于1992年1月16日写给我和黄俊东的信。罗孚1982年被中共指为“美国间谍”，判十年有期徒刑。十年后的1992年“刑满”后，他已可以自由活动，并可以用“罗孚"的真名为《明报月刊》写稿了。
信中提到当时北京传真稿件很不方便，他老人家要亲自进城到大宾馆传真，后来他发现他住家附近的友谊宾馆可代收发代传，方便得多了。
信中还谈到资深报人徐铸成逝世，他曾送去挽联，被官方所拒。信中提到“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意指他为《明月》写的《旷代高名垂报史──悼念徐铸成先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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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择居是香港 ——罗孚浮沉录
发布/2018年5月13日 3:30 AM来自/新加坡�6�9联合早报
文⊙彦火（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彦火注：这是罗孚于1992年1月16日写给我和黄俊东的信。罗孚1982年被中共指为“美国间谍”，判10年有期徒刑。10年后的1992年“刑满”后，可自由活动，并可以用“罗孚”的真名为《明报月刊》写稿了。
信中提到当时北京传真稿件很不方便，他老人家要亲自进城到大宾馆传真，后来他发现他住家附近的友谊宾馆可代收发代传，方便得多了。
信中谈到资深报人徐铸成逝世，他曾送去挽联，被官方所拒。信中提到“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意喻他为《明月》写的《旷代高名垂报史——悼念徐铸成先生》文章里，已写了这副挽联。
当年为明报月刊文化附册《明月》及《明报·明艺》版策划“人物专题”，在“文坛伯乐——罗孚”出版后，我趁假期赴台湾访友。
下榻台北酒店之际，倏地接到香港记者的电话，说罗孚逝世了！消息有点猝然，但也不感到太意外。
《明月》的“人物专题”，除了黄子平教授写的评论及罗孚亲友写的评介，原应有一篇访问记。罗孚的二公子海雷告诉我，他爸爸已呐呐不能讲话了，身体状态也急转直下，所以只好由海雷及大公子海星的遗孀周蜜蜜执笔，另加罗孚北京生前好友邵燕祥的文章。
我在台北翻阅台湾报章，包括当地主要报章如《苹果日报》（台湾版）《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都没有罗孚逝世的消息，倒是对台湾诗人周梦蝶的逝世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我想，这说明罗孚是属于香港的。
罗孚1921年生于中国广西桂林，1941年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他于1947年来港，在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担任要职。直到1982年他被判间谍罪为止。他最后也是在香港度过晚年的。所以罗孚的一生，有大半世纪是在香港度过的。
罗孚曾写道：“我把香港当成第二故乡，我的第一故乡是桂林。但我把桂林当做第三选择，第二选择是北京，而第一选择是香港，我这是说定居的选择。”“为什么香港是第一？因为这是我应有的权利。一生之中，我在香港居留得最久。我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内外的文化人包括传媒，相信没有人不知道罗孚（罗承勋）的名字和罗孚这个人。
应该说，罗孚是左派文化阵线或称“爱国文化阵线”的领军人物，海内外知名文化人几乎无人不识，相信也很少人没有与他交往过。
罗孚业余常用的笔名是“丝韦”，后来多用“柳苏”，较早也用“吴令湄”，写得一手流丽的散文随笔。正职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当年的《大公报》都是由名人主持（如成舍我、张季鸾、王芸生、费彝民），地位崇高。
《新晚报》是《大公报》同系的报纸，所以罗孚在文化界地位举足轻重。加上他是文人、作家，既不恃才傲物，也没有仗势欺人，为人谦和温文，有一股亲和力。
他广结善缘，文友遍布天下。那个年代，不管左、中、右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都乐于与他交往。
早年海内外知名作家、文化人经过香港，如白先勇、傅聪、丁玲等等，都由他出面接待。当年我在某大出版社任事，作为文艺青年，也往往被他邀请，恭忝末席。我们都昵称他“罗老总”。
罗老总还是第一个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的伯乐，可见他的独具慧眼和江湖地位。
罗孚是左派报人，是左派对文化界进行统战的工作头领，是不争事实，也是公开的事实，虽然不是街知巷闻，但文化圈人也无人不知晓。
判刑10年 没坐过牢
1982年他被通知回京的途中被拘押，不久新华社发布消息，说他是“美国间谍”，并重判他10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与众哗然。众人纳罕的是，一个做中共统战的文化人，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美国间谍”，令人莫名所以。
这似乎是中共内部的事，外人无从置啄。但因罗孚的朋友太多，特别是文化界的朋友，对他的境况无不关心。
最令人不解的是，虽然罗孚被判刑10年，他却没有真正坐过一天牢。最初只是安排（软禁）在一座公安部的公寓内，上头还为他提供颇优厚的生活条件，除了给他安排一个宽敞住所，还给他雇请保姆。
许多在北京和海外的文化界朋友也可以公开探访（早年我曾与北京出版家范用探望过他），他也可以用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不久，他更可以自由在中国国内活动，遨游大江南北，最后还让他回香港定居。
对于这一起案件，罗孚本人长期以来从未表态，包括他家人问起，他都支吾以对，不得要领。
耀明、俊东先生两兄：
拙文扰攘了两天，总算赶上。今天才知，附近友谊宾馆也可收发代传，以后就不必奔波进城了。
徐铸成孙子回京来谈，我的挽联和徐四民的挽联都被免挂。好在我已挂在悼文里，无奈我何！从这里，也可略知气候。不过，刘宾雁、千家驹的花圈倒是摆了出来的。但刘有一个文字的东西，也被免了。一名不知何许人的人，亲送挽联，亲自挂上，未受干涉。联语：“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正是我为徐老八十祝寿诗的一联。一笑！
祝
新春如意！
罗孚 9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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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心事
—— 读罗孚的《北京十年》
戴新伟 2014年5月3日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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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相邻，罗孚的名字是不陌生的。虽然，距离左派辉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远，但这十年来，我在广州曾经多次遇到署名“丝韦”的港版书。他就是罗孚，是周作人与曹聚仁、鲍耀明书信中提及的香港新晚报编辑，是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第一位推荐董桥的人（《你一定要看董桥》），也是《聂绀弩诗全编》编者，但这些都是做配角的掌故，侧身在他人的阴影里。
罗孚作为主角的故事，是因滞留北京十年（1982-1993）而传闻甚广的那个人。近三十年来，罗孚的“美国间谍案”是文化圈谈论较多的一桩公案。去年，香港出版了由其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香港天地图书2011年7月），立意也是要披露“北京十年”的缘故。此外，更有不少人写文章，发凡钩沉，终归隐隐约约，甚至有的文章只能归结到一再问罗孚而罗孚并不声辩云云。对这件事所知不多的读者依然所知不多，并不知道准确的理由，内里的是非曲直——何为冤案，冤在何处，读完与未读一样雾里看花。
今夏接到北京朋友谭然兄寄来几纸复印件，系许礼平先生在《苹果日报》所写的三篇长文，其中一篇即是关于罗孚者，题目正好是《雾里看花说罗孚》。许先生因为与文化老人黄苗子以及罗孚本人都有交往，文中不乏秘辛，比如，当年罗孚是如何从广州被弄到北京，消息传开之后北京文化圈又有何种反应，等等。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乃是许礼平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时在2010年11月，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
“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云云，黄苗子的手迹并刊于该文旁边。当事人罗孚还健在，但坚不吐一词，有谓其对家里人亦然。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外围文章总是在外围打圈，无法进入到事件核心，更无法进入到当事人的内心。
许礼平文中提到了罗孚的《北京十年》这本书。这是罗孚写他在北京期间所见所闻所忆的书，以连载的形式在香港联合报刊出。港版结集为两集，大陆版都为一册，于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套罗孚文集还包括：
《香港人和事》；
《南斗文星高》；
《香港，香港……》；
《文苑缤纷》；
《西窗小品》；
《燕山诗话》。
一共七册。正是因为许礼平这篇文章，使我找到《北京十年》读，正因为读《北京十年》，发现从前的疑窦似乎豁然开朗，对于历史迷雾中的人和事，像盲人摸象那样，大致拼凑，心里有了个图像。如果说另外六部作品反映的是作为作家、文人的罗孚，那么《北京十年》要表达的是罗孚自己，是属于他的故事。因此，这本书实在要比其他六本更具有阅读和分析的文本价值。
《北京十年》共四辑。第一辑“我和我的朋友们”，记的是罗孚在京期间与首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除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也有一些冷僻的名字，比如《与齐白石为邻》，《电子一条街》，《我的邻居们》则记着与张谷若（哈代专家）、侯德健住同院，和歌手程琳、毛阿敏同一个单元楼，另外还写了一些外地来京打工的姑娘们。从这些居住细节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位化名“史临安”的老头子的生活：他住在哪里，自由限度，还有可能与我们的生活重叠的历史痕迹。
但是意味深长的“在京期间”，正如前面提到的黄苗子“证明”所言，毕竟是一件大事，远不止个人生活这么简单。于是罗孚写了聂绀弩、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钟敬文、启功、范用、郑超麟、楼适夷、吴祖光、黄永玉、冯友兰、舒芜、舒展、萧乾、夏衍、李一氓、钱钟书、周而复、陈迩冬、章士钊、端木蕻良、张洁、王世襄、常任侠、卞之琳、臧克家、李锐、王力（及其儿子秦似）、朱光潜、沈从文、荒芜等文化人。这些人之中，有的是罗孚与之交往的，有的是过去曾经有过交往的（就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写的是所见所闻还有回忆）。与文化人的交往，当然少不了“世说新语”，兹录数则：
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话都干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
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出来后，《文汇报》刊发读者来信，人物影射邓大人，据说是总编辑郑伯农写的。王蒙状告该报诽谤。
“小丁”丁聪给罗孚所画漫画像很出名，罗孚请黄苗子题诗于背面，准备两面欣赏，但丁聪认为“把我压下去了”，虽经解释亦不能释怀。
李可染被文化部来的四个人问有关卖画的事，吓得心脏病发作，去世。
某日罗孚在街上，遇黄永玉驾小车，车上都是熟人，正要去吃饭，庆祝。一问，原来那天上午选举中邓力群落选，选不上常委，失去了继续当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可能。
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他对于三十年代的一些往事，总是念念不忘，说了又说，一点不是‘懒寻’，实在是‘勤’得很。”
作家孟伟哉以极“左”而不安于中宣部文艺局之位，苦无出路，后求得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之职，与邵宇一时被称之为“左左相惜”。
大概是个人兴趣的缘故，罗孚笔下的启功、杨宪益、荒芜等人缩写的诗词，都有大量的引用，很明显他热爱旧体诗词，这似乎也更能说明为何他是聂绀弩诗集的编者。其中对荒芜诗词的引用最多，而其讽世之意，大胆程度，实不下于杨宪益、聂绀弩也。
引用这些细节，以及众多交往的故事，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圈的一些现实，颇有历史感。但更值得一叹的，是借这些交往的人，读者大致可以看到那个被迫滞留北京的“史临安”淡淡的影子。不论这是否是罗孚的写作初衷，都可以说不失高明之处，尤其是他一直以来坚不作正面回答，我们只能凭借他眼中的其他人，来映照出彼时软禁中的这个作者的面貌和经历。
《北京十年》更为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是其后三辑。
“胡风集团人和事”、“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所涉及到的，几乎个个都是经历丰富，遭遇奇特的时代人物。罗孚虽为媒体所作连载文章，但就文字的平实、材料的丰富、结论的客观公正而言，实有做学术的严肃和严谨。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相信，这是他的苦心经营之作。罗孚为胡风集团各色人物记录其遭遇，活像一部知识分子的受难“传记”，这些人之中不少人与他有交往，因此更觉得字里行间深沉有味。相比之下，罗孚与周作人，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晚报时期的编者作者之间的交往，甚至和周与曹聚仁、鲍耀明的交往对比，是较为疏离的（罗孚提到，有限的交往也有当时的阶级思想作怪）。而他对优秀情报人员潘汉年、对多面间谍袁殊这两个人的非凡经历的梳爬，对他们人生命运中的风光与逆境，所花力气甚多，更何况这两个人至今也算得上不必谈的禁区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胡风集团人物，其精神创伤一直延续至今，而大节有亏的周作人，更因为“文归文，人归人”的两难，至今没有调和。好卧底潘汉年，多面间谍袁殊，表面来看是他们的人生具有极大的反差，而其实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岁月里，又何妨没有瞬间的万念？想必在这些他人的经历中，书写者亦能想到抗战中的编辑生涯，香港左派报纸的人生经历，以及突如其来的噩运。
罗孚为什么选择为这些人“立传”，钩沉他们的来龙去脉，何尝没有一点借此浇自己块垒的心声呢？这些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极大的冤屈，但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某种底线，尤其是潘汉年与袁殊，为了某种职业准则或者纪律，而绝不辩解。他们的心事掩藏至深，任凭世间人众说纷纭，只有通过曲曲折折的反射，方能让人看到一点：歪斜的影子。
罗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专题研究？罗孚为什么要写胡风、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这样的人？也许这只是他的个人爱好，但足以作为理解他对间谍案缄口不言的钥匙。他无论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怀抱，都只能显得这是一桩悲剧。但明显的，保持沉默远比大声疾呼式的控诉更有尊严，更有耐力——这是另外一种坚持，并且更值得尊敬。
我曾经特别留意鲍耀明日记中提到的周作人与罗孚之间的往来，何以当年发文章、出书一再反复，终于被搁置，现在终于从亲历者笔下得知了一些真相。唐瑜为纪念潘汉年所编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多年前已经看过，李一氓的《存在集》题记“献给潘汉年同志”，并有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似乎都没有罗孚这一组文章令人低徊感慨，这是因为其中寄托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故事，甚至连讲述者的身份都还是一个禁忌，一个名义上的“失德者”。对于人世的不公，命运的捉弄，个人的隐忍，曲折心迹，读者触手可及。
【注】本文作于201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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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雷先生2011年出版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获得亚洲周刊2011年（非小说）十大好书。
这是春节前就得知的好消息，其实作为读者，并不觉得意外，诚如罗海雷先生所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节前还从香港新购了罗孚先生的《北京十年》（续篇）。
在这里送上一份迟到的祝贺。并用这盆怒放的蝴蝶兰祝贺罗孚先生健康长寿！龙年大吉！
附相关新闻：
亞洲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
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非小說）揭曉，既有從史學家角度借古諷今，也有從治國經驗揭開國家發展真相，更有從完整生命角度提出創意教育觀點，岳南、唐寶林、朱鎔基、熊培雲、周德偉、司徒華、張鳴、羅海雷、尉天驄和嚴長壽都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以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揮別二零一一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已達三萬二千億美元。在不少華人心間，這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財富引起的不是由衷的讚美，而是沉重的嘆息：與之匹配的文化財富的積累在哪兒？當代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又在哪兒？一個國家的崛起畢竟不能僅只是為了送走人窮志短的自卑，也更不能只為一展財大粗氣的「豪邁」而得意忘形。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華人社會依然有無數「向上的力量」在咝小＿@就是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和網民孜孜不倦的書寫﹑思考與閱讀；這就是台北敦化南路掌窌戛p深圳書城似乎任何時候都擠滿讀者的「求知景觀」。當然，華人世界「向上的力量」也包括近年中文好書的不斷湧現。
亞洲週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說十大好書揭曉：（一）、《南渡北歸》（岳南、湖南文藝／台灣時報）；（二）、《陳獨秀全傳》（唐寶林、香港中文大學）；（三）《朱鎔基講話實錄》（朱鎔基、北京人民）；（四）、《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熊培雲、北京新星）；（五）、《落筆驚風雲》（周德偉﹑台灣遠流）；（六）、《大江東去》 (司徒華、香港牛津)；（七）﹑《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台灣聯經／香港中和／廣西師範大學）；（八）﹑《我的父親羅孚》（羅海雷、香港天地）；（九）、《回首我們的時代》(尉天驄、台灣印刻)；（十）、《教育應該不一樣》（嚴長壽、台灣天下文化）。
二零一一年夏天，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香港知名報人、共產黨員羅孚（本名羅承勳）幼子羅海雷。二十九年前，時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為「美國間諜」，判刑十年。「機緣巧合」、「歷史獨特環境的產物」，羅海雷如是說。
《北京十年》 罗孚 著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2011年3月初版 定价港币80.00
《北京十年》（续篇） 罗孚 著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2011年12月初版 定价港币78.00
可惜这本《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暂时应该是不能在大陆出版了。还好，罗孚先生的文集一套共七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分别是《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香港……》、《文苑缤纷》、《西窗小品》、《燕山诗话》、《北京十年》。
当时对比香港天地版和中央编译版《北京十年》，当时还奇了一小怪，很少见到港版比大陆版还薄的。后来春节前买到了香港天地版的《北京十年》（续篇）就不怪了。我说呢，原来香港版的还有续集。续集集中收录了罗孚先生对潘汉年、周作人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传奇人物的评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关于潘汉年和周作人，其实大陆版《北京十年》中也有收录若干篇。但看香港版的《北京十年》目录，显然还有多篇，仅从目录上就可看出真适合那些关注于文人八卦的口味啊，不知与之擦肩而过的人会不会后悔呢。罗孚先生自己也说，“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
可惜，大部分只能看，不能说啊。要不，贴个目录瞧瞧，大家自己对此一下？
《北京十年》（续篇） 罗孚 著 香港天地版2011年12月 目录
前言
五次文代会前后 苦雨斋访周作人
向沈从文遗像跪拜 新晚报登回忆录
潘汉年冤案 书停印连载腰斩
潘汉年介绍杨度入党 五十年一大心愿
潘董的几十万元 写信向章士钊求助
三个故事和二老 红卫兵抄家批斗
邓文仪和张学良 死在厨房泥地上
潘夫妇死在洣水 回想录曾在抽奖
顾顺章和潘汉年 八十自寿的趣语
董慧口中的江青 鲁迅对知堂的理解
掩护特务和轰炸 周作人为鲁迅感动
七个月五次会谈 梦中情人乾荣子
潘汉年·恽逸群·袁殊 信子的吵闹和死亡
奉命做汉奸的袁殊 少年毛泽东曾访周作人
补写几笔潘汉年 知堂终于说鲁迅伟大
住进了宋子文公馆 两兄弟互为参商
胡越明找董慧小姐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玩弄日特于股掌 几十年后知堂才开口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鲁迅高度赞周作人
许玉文说了公道话 青史他年又如何
毛泽东召见了潘汉年 袁殊写作周作人
中共中央考虑迁南洋 不如归去去北京
杨帆、潘汉年被捕 给周恩来写长信
十天的奇异沉默 毛泽东拍案而起
审审拖拖六七年 泳衣见客表示冷漠态度
董慧不离婚不回港 骂赫鲁晓夫是托洛斯基
董慧在秦城受称赞 周恩来批评赫鲁晓夫
夫妇重逢团河安家
又进秦城又受审
廖承志质疑陈云平反
死后改名萧淑安
周恩来和伍豪启事
周作人落水之谜
许宝骙一切主动
王定南有所否认
给毛泽东和周扬都写了信
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长信
穷得要收谈话费
也向康生写信求助
写毕，用“罗孚文集”搜了一下前面的博客，发现关于罗孚先生的书居然写了六七篇博客，之所以这么关注，当然－－是因为多年前的那本书，那篇文章－－
《你一定要看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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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付苍茫——谁都没有揭开罗孚的谜底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昨天上午得知消息，香港著名报人罗孚因病去世，终年93岁。对于这个人，很多人都提到他是写了“你一定要读董桥”的那个人，是为大右派聂绀弩编了旧体诗集的那个人，再远一点，在五六十年代，他在自己负责的《新晚报》上催生了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武侠小说，他还是周作人在香港写稿的三个著名接收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曹聚仁和鲍耀明）。
但他引起读者的关注，还因为一本《北京十年》。因为身陷一桩至今没有答案的案件（被判美国间谍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只能用“史临安”的化名。这件事在大陆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香港著名文物商人许礼平前两年便在其苹果日报的专栏里重提此事，披露了当年事情发生后，廖承志、夏衍、黄苗子等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做的努力。许在文章中提到，他在2010年曾经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记录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这份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2011年则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
无论是许礼平的证明，还是罗海雷的著作，都没有揭开罗孚“北京十年”的谜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罗孚一直保持沉默。
因为他的身份，远远不止是著名报人。
罗孚1921年生于广西，从《大公报》做起，后来在香港工作。罗孚是被称为“香港左派”的那一拨人，在鼎革前后，这个称呼基本上指的是左派文化人。这拨人当中，既有北上参加政治协商的文化人，也有返回广州着手舆论建设的左派报人，当然也包括罗孚这样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在1967年香港著名的“反英抗暴”中，《新晚报》等左派报纸，便是与《明报》开战。这场运动实受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被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港英政府则称为“六七暴动”，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就以当年开战双方后来的身份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深刻性——当八十年代“史临安”蛰居京城，正是金庸被大陆奉为上宾时。罗孚就是在那时写了《金色的金庸》一文，其中述及“反英抗暴”，记得他特别提到左派报纸的社论、评论往往都不能畅所欲言（而由金庸亲自撰写的明报社论是如何畅快深刻，可以想见）。他不能畅所欲言的，还包括在六十年代时，不能继续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连原因也不好明说，只好拖了下来。
“北京十年”期间，罗孚也在某种自我约束之中，他写了大量文字，介绍香港文化，但是，说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他是那个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风格像是某种教养，也像是某种纪律。从“国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国，不能说没有某种理想，然而，正如苏联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听到的官方议论“砍倒大树必然溅起木屑”一样，误差与不公正同样存在，同样存在于梦寐追求的社会中。历史的深刻在于，时间改变固有的看法，当“史临安”埋首写下《北京十年》时，回首往事，历史的吊诡又岂止我们这些读者感受到？
香港是一个热词，而罗孚则是一个一直在被冷处理的人物。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言，他被“冷处理”（一定程度上也有“自行冷处理”）这个前后过程就值得研究，正如在现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舒芜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样。他可以映照出很多东西。去年，金庸出版了他在明报上写的社论《明窗小札》，这不仅是香港历史的一个注脚，也可以说是了解金庸的注脚。收录了黄苗子“证明”的许礼平《旧日风云》一书，也有关于“反英抗暴”过程中被当成“木屑”、被误伤的一些人（可参见我在大家的专栏《一个香港文物商人的回忆》）。
但最能为左派文化人、为昔年的罗孚画出时代背景的，应该是一个叫蒙敏生的香港摄影师，他的《香港的另一面》用照片记录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运动，人物、事件，无一不追随大陆的革命运动。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接受历史的不合理。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某些即时评判的单调性，以及无与伦比的自信。只有这些过去的人和事可以增加我们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急于评判的事情也有来龙去脉。
……………………………………
【注】本文原标题《罗孚那一代香港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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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深报人罗孚昨过世
2014年05月04日 00:04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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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十年》。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于2011年出版，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
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罗孚曾任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及《新晚报》主编。1982年，罗孚从香港回京后，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直至1993年，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北京十年》，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
2011年，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
5月1日，《苹果日报》社长董桥退休，仅隔一天，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上世纪1980年代末，罗孚以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不仅是董桥，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1950年代，在罗孚主持《新晚报》期间，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与陈文统(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并创办《新晚报》、《海光文艺》等，为香港“左派”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1941年抗战时，罗孚投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后辗转至重庆《大公报》工作。此后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公报》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
作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左派”立场，在他看来，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左气逼人”。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
在中美建交之前，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化、新闻界的人脉，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1982年5月，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从事间谍活动，一年之后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但旋即被假释，可在北京自由活动。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并在香港新闻界、文坛和“左派”阵营引起很大反响。
从1982年到1993年，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柳被贬在广西，苏被贬在广东，笔名就取这“贬”的意思，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滞留”的生活。在《北京十年》里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罗孚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来，他写夏衍、聂绀弩、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沉峻夫妇、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黄永玉等等，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在陈子善的《罗孚先生和他的》一文中，他说：“ 自1950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时过境迁，20余年来，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直到《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出版后，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但“罗孚间谍案”至今没有官方说法。《我的父亲罗孚》首次从宏观历史到相关的人、事细节，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之后，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直都是不去想，也不去追究，但是对于家人来说，审查时间拖了一年，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高规格待遇”，由徒刑变成“假释”，是最大的悬念。罗海雷几年前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访问，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补发”的。
罗海雷曾说，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 ‘机缘巧合’。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在《我的父亲罗孚》出版后，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在《苹果日报》的副刊《苹果树下》写了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在这篇文章中，许礼平眼中的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 都能处理得好。”
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大公报》。《大公报》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这点距离不算什么，但老人家与《大公报》的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义很不一样，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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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
2014年05月11日 08:22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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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高 林
5月份的第二天，罗孚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住院，终于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用一句话评述罗孚的一生，最合适的恐怕还是聂绀弩的那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那是1983年，罗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京十年”。除了个别亲戚，他首先想到联系的是老朋友聂绀弩。劫后重逢，在病榻上的聂绀弩写了这首诗：
戏赠史复
浮云天际任群乌，咄咄书空小竖儒。
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
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惜墨如金”可能说的是罗孚的文章。罗孚的文章，贵短，他从来就没有写过长文章，即便是长的内容，也会分成许多段来写。他写的《北京十年》，也是把长的内容化成了许多小的段落，每个段落自成一格，读来使人感到轻松，又不失深刻。这也许是他多年来在报纸上写专栏，特别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练就的功夫。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更多的人会更愿意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惜墨如金”更具体的可能是指罗孚开设的第一个杂文专栏“无花的蔷薇”。那是1946年，罗孚在重庆大公报馆做《大公晚报》的编辑，同时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无花的蔷薇”就是这个整版专栏的名字。罗孚写的导语和评论，用三言两语的极简短文字，三五句话就能概括一切。聂绀弩就是在“无花的蔷薇”那个时候认识罗孚的，他在诗中描述了他们初期交往时的形势和罗孚的主要经历和文学爱好之后，就说“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这就是他对罗孚本人及其文章的第一印象。三十多年后，聂绀弩写了这首诗，在他看来，罗孚这样一个没有七尺高大身躯的人，却有着“大丈夫”般的高大勇毅。“惜墨如金”的好文章能像流水一样多，这自然和罗孚的“我行我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罗孚本人对这句诗却有着很轻松的理解。他说，何以一下子又转到了“惜墨如金金似水”呢？那是因为他写信给我，我往往拖延未复，他笑我“惜墨如金”。至于“金似水”，可能是他托我出版诗集《三草》，以为我花了不少钱，却不知道只花了三百多块，我原准备卖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付账，可最后终于得到了友人的帮助，连画也不必卖就解决了。“惜墨如金”是我的不对，“金似水”就是他的误会了。我不过是按照我的老办法去做，我行我素，如是而已。
“惜墨如金”似乎有了解释，“我行我素”好像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皇三巨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只是注释了这个词的出处，并解释为“自行其是”。依照聂绀弩的人品和诗品，这个词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特别是对于罗孚这样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深交同时又经历了磨难的老朋友。那么，罗孚的“素行”到底是什么呢？通过罗孚的生平行止，也许可以来解读这句诗中那不平凡的诗意。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做出版人，和曹聚仁一起使《知堂回想录》面世，还编辑出版了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三草》。但是，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1947年他参与重庆地下党工作开始，一直到1982年被通知到北京开会，这个地下工作，他做了三十五年。
1947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领导的城中心和南岸区特支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党组织。他的“秘诀”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没有给叛徒任何可乘之机。1948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之前，郑重地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但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两位“带路人”的事迹给了罗孚深刻的影响，也使他理解了“惜墨如金”并不仅仅体现在写文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管他叫“罗秀才”。罗孚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电影《刘三姐》，看到里面和刘三姐对唱的罗秀才那文绉绉的样子，廖公就笑着给也是广西人的罗孚安上了这个“诨名”。
1982年4月26日，罗孚到广州探亲，原定28日回香港，不料证件被窃，只好改到5月1日，可就在5月1日清晨六时，他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这一去，再回香港已经是十一年后的1993年了。
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两地新闻界和文化界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就谈论得更多，徐城北讲述了他听到的“传闻”、邵燕祥从党性和人格方面做了自己的判断、金尧如道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背景、陆铿写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求证过程、陈子善感叹于其中的离奇、许礼平表达了“雾里看花”的困惑，黄苗子更是写了一段“书证”：“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问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前事后和罗孚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所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罗孚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资料不可谓不全，但是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当年人民法院对罗孚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承勋在香港工作期间，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先后多次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获取酬金。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承勋亦供认不讳。”这是判决书中有关罪行描述的全部内容。“惜墨如金”的一段话，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唯一的公开文字依据。
罗孚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曾偶尔地说了一点。在《我的父亲罗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儿子的反复追问下，直到书写完之后，罗孚才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一是“我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是“在对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会在一两周内作为左派报纸宣传方针予以透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罗孚初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面对办案人员，绝对不会像这样“挤牙膏”般的吞吞吐吐。他一定是“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股脑儿如实交代出来。
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罗孚的“这几步”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段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及他自己当时和以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却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才是真正的“惜墨如金”。而这一段经历，应该是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我的父亲罗孚》中记载罗孚回到香港以后，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熟睡之时，突然发恶梦醒来。要很久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并入睡”。
以后，罗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北京十年”。他改名为“史林安”。史复，是聂绀弩对他的称呼。罗孚说，史复当然是我，史林安和罗孚合并起来，这是他的“创造”。“北京十年”中，罗孚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写作和交游，成了他的生活。《北京十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北京文化圈中那些人的“世说新语”，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认识了罗孚，也认识并理解了罗孚记述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在“北京十年”中，罗孚更多的还是阅读，他读北京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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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侠骨文心，孤怀统览——浅谈梁羽生博士的人生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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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澳大利亚新州总理李斯代表、新州上议员曾筱龙先生主颁。本文为此盛事而作。）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今，就在这里隐居了二十一年。
说是在悉尼“隐居”，可能只不过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文坛及那里的旧雨新知而言。多年来，生公——我们对他的尊称——是名副其实的生公。在悉尼这里，他每周必到城中，经常参加文友茶聚，而每次必定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事政治、社会人生，都可以广泛甚至深入探讨，至于诗词对联更是他至爱主题，让周围听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二零零三年十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作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算是海星六十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广州外语学院时他的老师，也参与接待。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其间梁羽生不幸前年在香港中风，落得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象征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二零零四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九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现在，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即将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在此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向生公表达敬仰之情。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该知道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头讲起。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真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一九五二年二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一九四一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一九五零年十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党内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他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下面要讲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新闻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作为总编辑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小时，据他回想起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认为是中国最早武侠小说的唐人传奇，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得津津有味。之前，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以及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等。但总之，他小时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听到罗孚请他写武侠小说时，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以及其它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
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后来坊间还流传说，罗孚已经直接请示过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公卓识超人地用反问语气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罗孚于是顿时心领神会。不过这个传说罗孚并不认可。他说真是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
但罗孚当时的确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般决意。梁羽生在他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面前被“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罗孚也许是怕梁反悔，把心一横，来了招“先斩后奏”，索性在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实在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应付第二天的版面——这即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二十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刚开始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报见了，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成了分身乏术的“抢手货”。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从一九五四年创作、发表武侠小说至一九八四年“木盆洗手”（这是他的自嘲说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没钱买“金盆”，就以“木盆洗手”吧），前后三十年，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册，一千多万字。
三十五部作品按初次发表时间顺序如下：
1，《龙虎斗京华》；2，《草莽龙蛇传》；3，《塞外奇侠传》；4，《七剑下天山》；5，《江湖三女侠》；6，《白发魔女传》；7，《萍踪侠影录》8，《冰川天女传》；9，《还剑奇情录》； 10，《散花女侠》；11，《女帝奇英传》； 12，《联剑风云录》；13，《云海玉弓缘》； 14，《冰魄寒光剑》；15，《大唐游侠传》；16，《冰河洗剑录》；17，《龙凤宝钗缘》；18，《狂侠.天骄.魔女》；19，《慧剑心魔》；20，《风雷震九州》；21，《飞凤潜龙》；22，《侠骨丹心》；23，《瀚海雄风》；24，《鸣嘀风云录》；25，《游剑江湖》；26，《风云雷电》；27，《牧野流星》；28，《广陵剑》；29，《武当三绝》；30，《绝塞传烽录》；31，《剑网尘丝》；32，《弹指惊雷》；33，《武林天骄》；34，《幻剑灵旗》；35，《武当一剑》。
此外，梁羽生还出版了《三剑楼随笔》（合著）、《笔不花》、《中国历史新话》、《文艺新谈》、《古今漫话》和《笔花六照》等散文随笔集（梁的散文随笔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很难收全）和联论联评《名联观止》（上下两大册厚达一千二百七十八页）。
真是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而所谓“成就非凡”，还不在于著作等身，数量惊人，更在于开新式武侠小说之风。
许多“梁学”（请允许我强调这个名词）研究者都一致指出，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的梁羽生十分注重史学，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显示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所采用的基本叙事模式是：“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这是“半真半假”的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特别藉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其主题是为武则天平反。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是含著眼泪写于谦之死的）……等等。如果做个统计，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这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品味。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锺，犹善填词作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读者只要一打开梁羽生任何一部作品，都会马上被深深感染，并为之叹服。
有一件趣谈。梁羽生原来对古代兵器、武技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因此在最初的《龙虎斗京华》中写“判官笔”时就闹了笑话，于是，他想，既然完全实写起来难以应付，又会吃力不讨好，不如改为“写意”——“自创新招”。而他着重写意的“新招”，居然可以从古人诗词中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唐代诗人王维写下的千古名诗，就被梁羽生妙笔生花煞有介事地写成“昆仑剑法中相连的两招”，前者形容“一剑刺出，其直如矢”；后者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论者都认可说，武侠小说就是小说而不是练武“秘笈”，此种后来成为梁羽生武技描写一个特色的写意“新招”，既富有创造性、形象性和美感，又不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可谓武技描写的两全齐美之策。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诗词的文学成就早就为识者所赞赏。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但没有想到他谈起梁著中的诗词，非常投入，而且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最近，梁羽生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文心侠骨录》，里面收集了他全部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相信世界各地的梁学研究者对此都会翘首以待，许多专著也会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研究者发现，梁羽生自己也坦言，在写《七剑下天山》时，他尝试把“全知观点”变为“叙事观点”，这是语言技巧。在人物塑造上，他受到《牛虻》的影响，把牛虻一分为二，把其政治身份和身世分别让书中男女主角隐约体现。书中还牵涉到弗洛伊德。张丹枫的弟子于承珠，被两个男子追求，但皆不满意，突然想到不如师父，这可谓“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这牵涉到一些学理问题，梁羽生当时写到这里觉得这个理论可以适合她。再如，在《白发魔女》的女主角玉罗剎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似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厉胜男则有卡门追求自由的思想。梁羽生说，并非自我标榜，但小说中这些西方文化因素，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高一点，看时可能吃力一点，不时要想一下。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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