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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人文与家国情怀
——纪念金庸先生学术研讨会论 文 集】
忆金庸先生二三事
沈 坚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我年青时代也曾迷过金庸武侠小说，不识金庸先生之前，对金庸先生就已高山仰止，不过也就停留在武侠小说大师层面。1999年上半年金庸先生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而我有幸成为人文学院领导班子中的一员，与金庸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并经过多次交往后，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和事业追求，一生受益非浅，同时也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人生记忆。
金庸先生受聘浙大之时，我还在法国留学。1999年10月我回到国内，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已经建立，我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此年10月下旬金秋时分，金庸先生来到杭州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平时不苟言笑，但笑起来却又显露出一点天真。当他了解到我的专业方向是法国史以后，我们的话题就多了起来。我们尊称他为查先生，而他自己非常欣赏我们称他为“大师兄”或“帮主”。
其时，国内舆论对于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多有微词，主要出于对金庸先生学术背景的质疑。而经过与金庸先生的接触，我马上为金庸先生的学识所折服，他与我聊法国史之事，脱口就是法语，比如“罗伯斯比尔”，他就用法语发音“Robespierre”。谈到法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他希望我注意法国宗教战争后“胡格诺派”（他照例用法语发音huguenots）受迫害的情况，因为法国许多手工业者是胡格诺派的信徒，该派受迫害后，许多手工业者流亡国外。论及法国历史的盛衰，他特别认为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四出战争、拿破仑征战不休，久战之下大伤国力，似觉见好不收、劳民伤财，或为屈服于英国原因之一”（引文摘处金庸先生的信），可见查先生对法国史了解的程度。金庸先生在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还邀请了原联合国秘书长、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定爵士来浙江大学为师生做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讲座，金庸先生亲自做口译，不仅英语水平极好，也表现出对国际问题的熟稔。后来，我转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分管研究生工作，恰逢金庸先生招收历史学和文学的博士生，他通过传真布置了考题。我记得历史方面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主要的创造发明如何传播到西方，这是一个可以根据水平深入发挥的题目（可浅可深）；文学方面的题目要求比较唐代传奇小说与魏晋志怪笔记作品的不同，并作出详细分析。也反映出先生文史方面的才识。这是一位睿智博学的专家和学者，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应该是浙江大学的荣幸。
金庸先生敬师爱生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1年深秋，金庸先生又一次来到学校，他自己提出来要和学生座谈，当时我和徐岱副院长正好给竺院的文科班上课，因此把学生请到了金庸先生下榻的雷迪森酒店，座谈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对于学生的签名题字要求也慨然答应。金庸先生才思敏捷，每每为学生题字时，瞬间就想好了几名诗或一些四字诀，恰如其分地与人名或形象联系起来。2002年浙江大学组织各学院思政线的领导到香港大学考察，当时我担任代表团团长。到了香港后，我就向金庸先生汇报，金庸先生提出他要招待浙江大学的老师。我当时顾虑太打扰先生，所以婉拒，但金庸先生坚持要见我，并设宴招待，那一次向金庸先生汇报了学院的情况，相谈甚欢。
金庸先生还有非常率真的一面，他不喜欢官场敷衍，憎恶沽名钓誉者，他曾经一口回绝一位想写金庸传的作家的见面，每逢有人拿他的著作让他签名，他一定要辨过真伪，凡盗版的，一律不签。金庸先生在生活上非常随性。2002年11月25日雷峰塔重建开光，金庸先生恰好来到杭州，市政府邀请他去观摩开光仪式的表演，当时徐岱、何春晖和我陪同。表演在露天进行，冷秋夜凉，查太叮咛不一定要看完，早点返回宾馆。表演开始，金庸先生看得饶有兴致，不愿离席，我们劝说无效，一直到结束。与金庸先生的交往，让我的人生态度有许多改变。觉得生活就应该让心灵自由飞翔，工作和学术上可以认真严谨，余暇之间则完全可以随性去踏足山野，酒量不行也不影响你去品尝美酒。道貌岸然的人并不真实，通融天真可能才是真人性。
2008年后，金庸先生再也没有来过杭州。我有机会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三年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香港探望了金庸先生。每次见面，老先生都觉得非常开心。2012年，先生已经不能行走，宴会后，坐在轮椅上送我们，看我们走得很远，还向我们挥手告别。不料这一画面竟成了永恒的最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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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金庸自个的“忠孝情长”。写武侠小说离不开师授徒学的武功武学，写好师徒关系更离不开尊师爱徒的准则。而金庸描述徒儿“尊师如父”，弟子“忠孝情长”的情节尤为感人，跟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文如其人”，请看生活中的金庸是怎样尊敬自个的老师的。
查良镛香港明报社社长致印通先生纪念会电文：张印通老师是我恩师，对我一生教导嘉忠良多，数十年来时时思念，不敢忘怀他的恩德。得悉6日举行纪念会。即悲且喜，泣下良久，惜为事务所羁，未克来采在恩师遗像前鞠躬致敬，谨驰电深致感念之情。香港查良镛1986年4月5日。
……查良镛先生把落实他家祖传私房政策16000余元，捐赠给了母校龙山中学(现为袭花镇中心小学)，建造“金庸图书馆”。最近的这一次是去年12月2日，金庸趁回母校参加嘉兴一中校庆90周年之际，捐款300万元港币在嘉兴高专建造“金庸图书馆”，次日，又在回海宁、袁花的短暂行程中前往袁花镇中心小学，并在题了“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之词后，再次表示要给母校捐款……
由此看来，生活中的金庸非但是学子中“尊师如父”的楷模，而且更是带有几分“忠孝情长”的“大侠”。
最后，看金庸在回答读者关于“你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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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暮年六次回海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故乡是一盏昏黄的旧灯，在月光暗淡的黑夜，照亮你的心房；故乡是一树淡雅的桂香，在秋风送爽的日子里，弥漫你的心田；故乡是一潭潋滟的碧水，在荷香四溢的夏夜，拨动你的心弦。微风梳理着你如烟似雾似絮般的思绪，一缕一缕在记忆的城池中静好如诗。
寒冬过去，冰雪消融。金庸第一次回海宁，是1992年12月。
1992年12月，金庸首度返乡，回到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题词：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 曾对人说过这些话的金庸“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也许是他想到了叶落归根，也许他想到了张翰的莼菜鲈脍……
1992年12月3日，金庸与夫人林乐怡来到海宁硖石西山凭吊表兄徐志摩。还为徐志摩旧居题字，表达对诗人徐志摩的崇敬与怀念。
从1992年到2008年，六度返乡。
第二次回海宁是 1994年4月。
金庸对家乡的教育非常重视，那年他来到海宁高级中学参观访问，并为海高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他心系故乡，渴望家乡多出人才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次回海宁是 1996年11月。
1996年11月11日至12日，金庸先生回家乡游海神庙、陈阁老宅，并观看了海宁一线潮。金庸没有失去记忆，那是他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安定之所和根基的找寻与眷恋。
第四次回海宁是 1997年9月。
1997年，金庸与杨振宁、査济民等人在海宁盐官观潮。以多次观潮，以慰乡愁。传达对故乡一种文化的认同、文化的归属。
第五次回海宁是 2003年10月。
2003年10月25日，金庸又去海宁高级中学。寄家乡学子于厚望。又至徐志摩旧居参观，写下“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睹物思人，无限感慨……
第六次回海宁是 2008年9月。
2008年9月，金庸回到海宁，脚一沾上故乡的土地，那一年已85岁的金庸快乐得就像个孩子。背井离乡，漂泊在外，魂牵梦萦的是故园，是故乡。
2008年9月17日，金庸对海宁教育情有独钟，参观了海宁一中，专程去宏达学校，金庸到宏达学校看望师生，题词：宏道、宏文，达德、达才。又题字：“金庸到此，爷爷不敢当，是你们的大师兄”。
金庸在2003年回母校嘉兴一中时，就说过是嘉兴一中学子的大师兄。作为曾经的嘉兴一中的学子，他对当年的校长张印通“数十年来时时思念，不敢忘怀其恩德”。嘉兴一中的校史室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嘉兴一中部分师生西迁，至丽水碧湖。金庸在途中得了重病，张校长沿途寻医问药为金庸治疗，但是，终日不见好转。张校长命令师生抬着金庸走，锲而不舍。后来，金庸逐渐恢复了健康……
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这就自然有了金庸1992年回母校，1995年，金庸为张印通校长塑铜像。自然有了2003年，金庸第三次回母校嘉兴一中，在张印通校长铜像前深深鞠躬，热泪盈眶，哽咽动情……
金庸当时深情地说：“我想到当年老师对我的好处（呜咽）……，心里很难过，现在跟各位小师弟、小师妹共同勉励：一个人不要忘记父母对你们的好处（哽咽）……，不要忘记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校长、老师，对你的教导；比你们年纪大的哥哥、姐姐对你们的帮助。一生一世要记得人家对你的好处。这就是第一点。我用亲身的经历向小师弟、小师妹讲一讲，我们做人，不要忘本。人家给你的好处要记得，将来想法报答他。比如你们将来要报答现在嘉兴的社会、嘉兴的学校。”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金庸人生暮年六次回乡，是一个经历了苦难年代的游子，是对故乡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种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不仅来自作家内心深处，更是经过大时代变迁的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爱乡情绪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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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金庸先生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时的若干往事
张梦新
浙江大学
光阴似箭，仿佛转眼之间，金庸先生已逝世一周年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金庸先生就是这种活在人们心中的人，他活在故乡的大地上，活在香江的云水间，活在金庸迷的江湖中，活在亲朋好友的记忆里。我与金庸先生相识二十多载，特别是1999年7月起在浙大人文学院有幸与先生共事6年，得以近距离亲近先生，聆听教诲。此时此刻，昔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为浙大创建一流文科尽职尽力
1999年3月26日，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聘任金庸先生为人文学院院长。7月8日学校党委就颁发了人文学院党委和行政的成立文件，并任命我为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能与金庸先生这样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共事，人文学院党政班子的成员们都欢欣鼓舞。但我个人的内心却也颇有些不安，虽然此前已在1994年4月杭州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时已与先生相识，但尚未深知，担心在具体工作中不知是否好相处，而且人文学院家大业大，由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新闻、艺术、国际文化7个系和古籍研究所、韩国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等组成，有在编教职员32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就有近200名；还有博士后、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外国留学生400余名，全日制本科生1800余名，要把学院工作做好，压力很大。但很快，金庸先生就以他谦谦君子的平易近人赢得了众人之心，更以他对家乡、对浙大、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切实的行动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
新浙大在成立之初，提出要把浙江大学创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奋斗目标。经过精心的准备后，1999年10月28日，金庸院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建设和发展大型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的龚育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方汉奇、刘大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方克立、金吾伦教授，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武汉大学陶德麟、张巨青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丁淦林教授，南京大学叶子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郭预适、徐中玉教授，河北大学詹福瑞教授等6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新闻学、艺术学等各学科评议组的组长或评委，都是享有盛誉的名家大师，许多还是校长、副校长和院长。这么多名家大师能来，是因为潘云鹤校长和金庸先生的盛情邀请，而怎样建设和发展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文科这一会议主题，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金庸院长带领下，人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和所属10个系所的负责人全部与会。学校张浚生书记、冯培恩副校长、庞学铨副书记、金庸院长一起和与会专家们合影留念。
这次研讨会层次高、规模大，与会专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不但使浙大人文学科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思路，也提升了浙大文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和美誉度，提振了人文社科类师生勇创一流的信心与勇气。这是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也是漂亮的第一仗。这次会议后，学校启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强所、名师、精品”建设计划。
2002年初，作为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查济民又出面邀请了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由浙江大学于2002年5月在杭州主办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潘云鹤校长和金庸院长担任会议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金庸先生与经济学院院长王洛林教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浙大沈善洪教授、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教授、浙大廖可斌教授、姚先国教授为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胡建雄教授担任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三天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作了80余场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取得了很好效果。金庸院长不但提交了题为《全球经济与人文因素》的论文，还亲自主编了该次会议的论文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
（上图为2002年5月19日金庸与参加“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合影）
殚精竭虑当好人文学院院长
记得人文学院成立后，于1999年12月印发了一本学院简介，扉页是学校张浚生书记“奋勇拼搏，力臻一流”和潘云鹤校长“倡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的题词，而篇首就是金庸先生的《院长献词》。《院长献词》中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学习人文学科，其实大可直接承接中国古代哲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而不必从西方的人文主义学起。”“我们教学的目的着眼于人，重视人的实际生活。文学与艺术是求充实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人的艺术生命；哲学与历史是求了解人的生命本质与价值，了解人与社会的过去，瞻望将来，了解奋斗的目标与方向；新闻学与社会学是了解中外社会的情况及发展；国际文化是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局势与关系，从文化的角度谋求国际交流，寻求和平共处之道，寻求共同发展。希望各系互相配合，依循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扩向全世界的道路，探讨人生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人文学科的研习，除了寻求知识之外，更大的目标是寻求智慧，以智慧来控制及运用知识。邓小平理论教导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希望，浙大人文学科的研习，既以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同时也不忘‘中国特色’。”
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金庸院长的这席话，仍然觉得充满睿智，他既高度概括了各学科的特点和作用，又强调了各系应互相合作，以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归，而又要走向世界；既强调了教学应以人为本，又强调除了学知识，还要寻求智慧；既以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同时也不忘“中国特色”。金庸先生上任伊始就说：“我来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是想提倡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篇《院长献词》，就典型体现了他的人文精神。四校合并之初的人文学院工作顺利，得到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认可，与金庸院长高扬人文精神的大计方针和亲力亲为的倾心投入是分不开的。
当时金庸先生已是75岁高龄，尽管平时我们都会通过电话、传真和邮件及时向他汇报沟通学院工作，但是他每年都必定来浙大二、三次，一来就是半个来月。来了后总是与人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见面，虚心地听取汇报，并进行工作商讨。而他最高兴的就是以“大师兄”的身份和他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见面，所以每次来校总要与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老师们进行交流，有时在课堂、会议室，有时在学校草坪，有时在大教室、大礼堂。
金庸先生很谦和，说话坦诚。如他2004年4月对人文学院济济一堂的众多学生作演讲时说：
我是一个报人，将一生40年的时间放在了报纸上，这是我的遗憾。因为在报纸上花的时间多了，写小说、做学问的时间就少了。各位还年轻，除了玩乐，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学问上。
尽管身为院长，但金庸先生不是言辞激烈，咄咄逼人，而是和风细雨，语重心长，所以深受同学们喜爱。
不但浙大人文学院文史哲、新闻、国际文化等各系的广大同学能多次听到金庸院长的讲座，连浙大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同学们也有幸听到金庸先生的精彩演讲，一睹金大侠的风采。
（上图为1999年4月7日，金庸先生为浙江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与传播》）题词：“新闻必须真实，谣言不可传播。”）
（上图为金庸先生在金普森教授陪同下，给浙大新闻系师生作讲座。）
情系杭州，感怀师恩
金庸先生早年曾在杭州求学，并在《东南日报》开始其记者生涯，因此他视杭州为桑梓之地，一生最爱是杭州。1999年10月下旬，时任《浙江市场导报》副总编的黄小杭来找我，希望金庸先生能为西湖申遗题词。我向金庸先生介绍黄小杭是我们新闻系毕业的研究生，今年4月他向杭州市主要领导写信，紧急呼吁从推土机下抢救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心脏地带河坊街，得到市领导重视并采纳，近期黄小杭又在新闻媒体率先呼吁尽快启动西湖申报世界遗产 。金庸先生了解情况后，很是兴奋，毫不犹豫，10月26日当晚就为《浙江市场导报》题写了“西子湖名扬天下矣 为浙江市场导报呼吁西湖申报世界遗产而书”等字。《浙江市场导报》在10月30日出版的《月末特刊》头版头条，在“金庸眷恋西湖美，欣然题词赠本报”的大标题下，刊登了金庸先生为该报的题词和相关照片。这一报道，有力推进了杭州西湖的申遗工作。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当2011年7月杭州西湖申遗成功后，当时正在香港考察的黄小杭，再次请我帮助约见居住工作在香港的金庸先生报告喜讯，金庸先生闻讯十分高兴，不顾年迈，又当即挥笔写下祝贺西湖申遗成功的题词。亲历此事，我作为一个老杭州人特别高兴，也格外感谢金庸先生关爱杭州，为西湖申遗先后两次题词。
（上图为《浙江市场导报》刊登金庸为西湖申遗的题词和照片）
杨公堤附近的“云松书舍”，当时由金庸先生出资1400余万元建造，1996年竣工，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本是为金庸先生创作、休息和聚亲会友而用，但是建成仅一年余，金庸先生就将书舍彻底捐赠给了杭州市。因为金庸先生觉得这么漂亮的书舍，理应让广大市民共享。
金庸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他的求学之路也是颠沛流离，异常艰辛，从家乡海宁、嘉兴，到杭州、丽水、衢州，乃至山城重庆，都留下了金庸求学的足迹。金庸先生对他曾经求学的学校和老师都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这里仅举二例。杭州学军中学俞芳老师（1911—2012）曾是金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丽水碧湖浙江省立联合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请看金庸先生的回忆文章：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
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金庸先生还写了一首七绝条幅以铭感师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时已年过七旬蜚声中外的金庸先生，却还对他14岁时教过他数学的俞芳老师仍然记得那么清晰，那么深情，那么感恩，这为我们尊敬师长树立了光辉榜样。俞芳老师也是我50多年前在杭大附中（今学军中学）读书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副校长，所以特录金庸先生此信以纪念老师。
2004年10月27日，金庸先生回到了他阔别60多年、魂牵梦绕的母校衢州一中。 《衢州日报》副总编、高级记者许彤以生动形象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师生们的欢迎场面是那样的热烈，金庸先生的演讲被暴风雨般的掌声一次次地打断。81岁的他，才思敏捷胜过年轻人。我和同事们挟裹在这一片激情沸腾的海洋中，心跳骤然加速，任思绪恣意飞扬。我还注意到了一些细节，面对轮流攀上人字梯拍照的一中小记者，金庸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向小师弟小师妹们绽放如花的笑靥。62年过去了，尽管当年的热血进步青年成了耄耋老人，金庸仍忘不了在石梁住破庙，吃粗粮，翻山涉水躲敌机、避炮火矢志求学的经历，忘不了班主任姜子璜先生，他还在校史馆深情追忆血洒黎明的学友江文焕……（见2008年10月28日《衢州日报》第一版）
金庸先生还题诗一首赠予母校：
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弟兄。
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
并于诗后写道：“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日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
重情重义，平易近人
金庸先生的重情重义不仅是对待老师，对待母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体现在许多小事中。前文提到，浙大人文学院成立后，于1999年12月印发了一本学院简介。当时学院刚组建，经费很紧张。远在深圳的任前先生，是我们新闻系1988届的毕业生，他很关心母校，也是一个铁杆金庸小说迷。当他偶然了解到浙大人文学院需要编印一本学院简介后，便慷慨解囊，出资20000余元在深圳印刷出版了600本装帧精美的简介，并快递邮寄给人文学院。半年后任前先生来电提起，不知能否请金庸先生为他的书画苑题写一副对联。当我和金庸先生提起这一请求时，金庸先生二话没说，爽快答应。2000年4月18日下午，金庸院长先是召开人文学院院党政班子成员、各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会后又是给院部机关工作人员和师生们的金庸小说签名。由于金庸先生当晚还有活动，我们请他回宾馆休息。当我傍晚快7点时去电联系时，金庸先生秘书告诉说，金庸先生还在写那副对联，第一副金庸先生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副，所以连晚饭还没有吃。我听了又是惭愧不安，又是为老先生这种一丝不苟和重情重义的精神而感动。这就是金庸先生所书之联：
苕霅溪山吴苑画，潇湘烟雨楚天云。
此联现已成为任前先生书画苑的镇苑之宝。
金庸先生为人侠义，朋友众多，他来杭州时，当时的市委王国平书记和浙大党委张浚生书记这两位好友经常为他接风洗尘。但2002年5月12日下午金庸先生突然到杭，晚饭还没有安排。情急之下，我给我外甥伊建敏去了电话，因为他当时正在艮山东路的宏丽宾馆开合家欢酒店。他28岁就已评为浙江省特一级厨师，拿过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和银奖。伊建敏接到电话后直奔菜场挑选食材。也是机缘凑巧，结果买到一条四斤多重的野生大黄鱼，这在当时杭州市场上已是极为罕见。伊建敏经理感叹金庸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连口福也这么好。他早就是金庸的崇拜者，于是亲自下厨，使出浑身本领，煎炒烹煮，一道道美味佳肴，获得众人交口称赞。最后这条野生大黄鱼的上桌，更是引来了满座惊叹。
金庸先生餐后欣然题词：“饮食之中有真义，深思精研方得之。伊建敏先生厨中之教授也。”“伊建敏先生：烹饪妙手世无双，大嚼黯尽灯烛光。”
大侠与大厨从此相识，而金庸先生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举止，让人想到了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古代君子之风。伊建敏后来在保俶路和天目山路的交叉口又开了“伊家鲜”，离浙大西溪校区较近。2004年4月6日，当晚人文学院邀请金庸夫妇到“伊家鲜”就餐，伊建敏精心做了准备，不但上了浓汤象鼻蚌、鲥鱼、烤鸭等招牌菜，还上了一坛窖藏多年的绍兴花雕。金庸先生夫妇和人文学院的教授们把酒言欢，伊建敏经理也入座作陪，宾主尽欢。席间，金庸先生信口题诗：
“世上处处有鲜味，伊家鲜味大不同。醉倒洪七公……”
沉吟之际，我在一旁乘兴接句曰：“拜倒小黄蓉”，金庸先生结句：“题字有金庸。”满座之人皆开怀大笑。
（上图系金庸先生为“伊家鲜”题词）
因为我2000年时正担任浙江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并主持浙江大学教改项目“大学语文与高校人文素养教育改革实践”，人文学院就让我主编一本浙大版的《大学语文》，以作为全校“大学语文”课的教材。该教材“注重于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注重突出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所选篇目除具有较高的文学、美学价值外，还强调民主性与科学性，注意增加治国利民、民主法制意识较强，能启发思维、体现创新意识，反映科学价值的篇章。”（见张梦新主编《大学语文》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出于对金庸先生的敬仰，也为了满足广大学子对金庸小说的了解，让同学们更全面地认识金庸，理解金庸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我把《笑傲江湖·救难》（节选）放入了教材。据悉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把金庸小说选入教材。“作者简介”说明了金庸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报人，撰有《莎士比亚悲剧轮》、《中国民间艺术论》等学术论著及大量国际政治、时事评论文章，是英 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而课文后的“阅读提示”，则介绍了“义”是金庸新武侠小说之魂，充分体现了金庸小说的人文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挑选究竟哪篇金庸小说入教材时，得到了金庸先生的帮助，这段《笑傲江湖·救难》（节选），是金庸先生从我准备的三部小说的三段文字中亲自选定的。这本浙大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但浙江大学的学生使用，本省和外省的许多高校也都用它作为教材。
金庸先生在我印象中，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大侠；一位广受师生爱戴的院长，一位侠骨柔情，重情重义的智者，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人说：活着的时候，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仅此一人，就是金庸。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德高望重，94高龄，为人生旅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谓了无遗憾。他的1000多万字的15部武侠小说及其所弘扬的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为国家和民族注入了希望，将熠熠生辉，进入中国和世界当代文学的殿堂。金庸先生逝世的“10月30日当晚，一万多名读者涌进天猫平台购买金庸先生的书籍。仅4小时，就有25万余册的金庸小说被买走。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据统计，金庸所著15部武侠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超过一亿册以上。而由其著作衍生而来的作品中包括电影36部、电视剧66部、动画1部、漫画11套、电脑游戏33部。”2018年11月1日《每日商报》的这两则消息，正说明了金庸先生和他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产生了广大深远的社会影响。元好问《论诗绝句》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若以此语移誉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武侠小说的贡献，当也毫不为过。
本人今年已年过七旬，回想从教50年的生涯，与金庸先生在浙大人文学院共事的6年当受益最大，受教最多。无论是在金庸院长这位“大师兄”的带领下为浙大人文学院与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心协力，还是暇时谈文品诗，纵论时事，抑或用餐品茗，漫游湖山，先生总是以一位可亲可敬的和蔼长者，在谈吐中平易随和，坦诚相见，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丰厚的人文气息、文化内涵和广博的气度与学养，让我们受到熏陶和教益。我曾受先生邀请畅游港澳，也曾陪同先生观赏杭州的湖光山色，观看海宁大潮；撰写论文参加金庸小说的国际研讨，也参加了金庸书院的奠基仪式和落成典礼，实为人生之幸。
金庸先生长我两肖，他于2001年4月9日在小说《笑傲江湖》的扉页上为我题写了八个字：“为国为民，此梦常新。”这八个字意深情长，寄予了先生的厚望和勉励，我将一辈子铭记在心。
【永远的人文与家国情怀
——纪念金庸先生学术研讨会论 文 集】
大侠逝世，侠义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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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传武和现代搏击的科学性不能相提并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传武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传统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的次子孙存周，一生都在面对这些无法违逆的浪潮。
100年前的传统武术和西洋搏击术，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交流也日渐增多。
1927年，中央国术馆（全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是汇总了一大批武林宗派拳门的。
1928年4月，孙禄堂任国术馆武当门门长，孙存周得以与各地武术家实战交手，获益颇多。
10月，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三兄弟在首届国术国考上获得的优异成绩，让诸多只练套路不练实战的武术名家丢脸。
但是同年11月国术馆收编过多后，取消了少林门和武当门的分别，转为教务处。却有意强调了武术的强身健体作用和理念——毕竟是在热兵器彻底覆盖战场的、人力已经逐渐微末的战争年代。
1929年11月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的师兄弟们最终获胜者过半。这些虽然有传武传承，却也有实战积累的武术家还在不断进步。
可渐渐地，重功不重套的打法型被国术馆方面视为末流。而各地国术馆内部勾心斗角，加之私人赌拳、让拳让赢，找门路、拉关系……虽有中央国术馆牵头，但所组织的比赛沦为各家势力角力的小场所，难以发挥弘扬传武、共同进步的作用。《国术馆资料汇编》中也不讳言此类事件。
传武在发展中，渐渐陷入了整个行业误区。
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从根儿上肃清了地方宗教、帮派、会道门以及土匪等传统武术传承宗派的从业者，以“拳霸”和“封建残余”的名义枪毙了大量传统武术宗派的掌门和门主，如薛颠、姜怀素等传统武术门派领袖、名家被直接枪决。孙存周许多师兄弟同样被逮捕镇压，国内不再有条件交流武术、切磋实践，甚至连社会关系也渐渐断裂。
孙存周开始整日闭门不出。
1956年，师弟支燮堂看望孙存周，希望他能够总结家学，在训练方法上能有所发展。
毕竟20年前孙存周便已提出过练拳在基本功后的要点：
“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
对于实战搏击拳术，孙家传承人应该站出来表态。
结果同年，国家体委官方制定了武术发展的指导政策：
“中国武术，是以强身健体、表演性、比赛性为主，融合体操、杂技、舞蹈化的武术套路体系。”
——更滑稽的是，由此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真功夫”运动。
在中央报刊上也能见到批判“惟技击论”的文章。并立即着手将几乎所有搏击实战和对抗性武术拳法武功，从国家正式比赛和教学中，全部剔除，严令不得再传播。
之后两三年间，师兄孙振岱保外就医，不久病逝，徒弟祖雅怡被举家查抄，其兄被镇压枪决……一系列的事情令孙存周的精神彻底被击垮，私下相谈中，他留下了“武术不叫练真功夫？那还练什么呢？难道练假的？！”的质疑。
国家体委三番几次派摄影队伍为其保存珍贵资料，孙存周也都严词拒绝：“我就是把这身功夫烂在棺材里头，也绝不传给你们！！”
1963年，孙存周去世。留下的是传统武术搏击实战发展的深深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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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溟楼主
12月11日 15:56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印象中，于志均的太极拳史和传武史或许就算客观的了，《少林寺禅武高僧大事记》则比较夸张，如说觉远：可飞崖走壁，拳击石碎，指穿成洞，舞剑水泼不入。陈鑫《陈氏家乘》更是神话，如说其父陈英义：三岁误入于井，有白虎负之，水深丈余，衣未曾湿。//@仗剑南窗: 转发微博
@不作为的笑道人
少林从来没有自成一“派”。
所谓的武术传承更不可比之近代的杨露禅、董海川后世传承。
说天下拳术“始于少林”。
不如说，是当代的少林寺把天下功夫都算成了自己的。
梁武帝时的达摩传功自然是假的（O不作为的笑道人）；易筋经更是假书中的假书（O不作为的笑道人）(O不作为的笑道人）。
而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最早可考处也不过梁启超编纂书中记述：
“隋唐之交，少林寺被土匪侵扰，有老头陀持短棍卫贼锋逼退了群贼。后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时，部下在少林寺僧指导下习练棍法，以此大破敌军，因此对十三名少林代表人物加以褒奖。”
这个故事的由头，则是元代传说一名少林寺的做饭僧人伫立山巅现了神通，吓退匪众。
——但是历史上的元代，少林寺被红巾军一攻而破，僧众流离失所，漂泊逾年，归者不过二十人。
说武功传承，少林寺在元代都是断代，何况武功。
直到明中期，戚继光著《纪效新书》，其中《拳经捷要篇》遍数天下拳脚功夫：
“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囵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
然后来了一句“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
同期的切实文献里，也同样没有所谓的少林武术说辞，都仅仅只有少林棍。就这，也还是嘉靖年间大将军俞大猷跑去少林寺，见其“传久而讹，真诀皆失”，于是亲自教化僧众而来的（《正氣堂集‧新建十方禪院碑》）
也就是说，少林寺到了明末，都还没有什么拳脚功夫拿得出手。棍法也是不入方家之眼的。
说武功传承，明代少林也是断代。何况还没什么别的武功，只有棍法。
到了清代，康熙为民族交融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多次官方提携少林寺。更是在1704年亲手题写了少林寺的牌匾。于是时人纷纷起著“禅武一体”的说辞，时人横秋先生张孔昭著《拳经》，被乾隆时人曹焕斗编《拳经拳法备要》记下，内有“拳法者，卫身御侮之善术也，其原始于少林”。
——这，就是所有后世小说家所用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出处。
但同时，少林寺早已没有了钦命住持（方丈），只有住持。并且没有方丈仅有住持的事实，持续了超过300年。
——对于佛教徒，自然也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这也是少林寺绝不曾有“少林派”的基础依据。谈武功传承就更是笑话，强身健体尚可，官方重点关注的寺庙有武功传承，恐怕是不想活了。
到了1928年，冯玉祥率军攻打吴佩孚的直系军，樊钟秀因为与时任住持妙兴有旧谊，就依少林嵩山地形与冯部将领石友三对峙。
石友三攻下少林之后，火烧正偏殿，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少林寺二八火厄”。
少林寺从建筑到文献统统毁于一旦，即便留下的僧人也在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里，因饥荒流离失所。建国后没有多久，又迎来了逼迫僧人还俗和除四旧之类的事情。到了上世纪70年代，整个少林寺地区常常空无一人。
所谓“少林传承”，早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存世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少林寺”。
而少林的武功传承，更是可堪一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先是邓小平接见金庸（O不作为的笑道人），文化开禁后武侠小说渐渐回到了通俗文学市场，紧接着是82年的李连杰主演《少林寺》电影，将少林寺和武功带回到大众视野里。
于是1983年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性“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将少林武功强行指派成一个专项来调研考察，于是，1986年，少林寺才在300多年后迎来了庙里的首位方丈——释行正。仅仅一年后，释行正圆寂，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以22岁的年纪接掌少林住持岗位，并于十二年后晋升方丈。将歌舞杂耍表演与少林寺武僧表演融为一体，推而广之。
1989年，以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马爱民为首的课题小组连续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林拳学术研讨会和首届国际少林拳学术研究会，会上将少林初祖跋陀的继任者，少林寺第二任住持稠禅师作为少林武功的发源者、少林武功禅武合一的创始人。
——唯一的证据，就是稠禅师少年经历与邺下寺院有关。
而邺下寺院是有武僧记载的。
这，就是“天下武功出少林”的来历。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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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证实：身体竟随心念改变！
绿叶青草 昨天
绿叶青草（n150412）
心灵是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
你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拥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疗愈能力、自我适应能力、自我觉醒能力、自我救赎能力。
人体，就相当于一个小宇宙，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潜能，每个人都是一个蕴藏宝藏的宝库。而打开这把宝库的钥匙，就是人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相信。
1、心念有多大，你的宇宙就有多大
当你认为自己不行时，你真的就不行了；当你觉得自己病倒了时，就真的起不来了；当你认同医院的判决只能活3个月时，3个月就是你的死期…
这是一个看似很荒诞，但却又很现实的事实。很多人生病后，不是死于疾病本身的痛苦，而是死于对疾病的恐慌、担忧和畏惧。
而事实上，真相是：当你有坚强的信念不被负面情绪牵动，坚定地保持意念不倒时，一切都能够无可限量！
2、你的心，足够的坚定吗？
国立台湾大学病理科教授李丰，年轻时在加拿大留学，被发现患上癌症，只能活6个月，在经过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疗效不佳。
于是她决定暂时放弃，依靠内心观念的修正、饮食生活的调整、身心健康的训练来让生命重焕生机，结果至今她已经多活了三十多年。
近现代著名的佛教法师梦参老和尚，在他80岁的时候查出直肠癌。术后，医生断言他最多活不过五年。
但他并未在意，而是仍然心态平和地做好该做的事，结果直到107岁在五台山安详示寂。
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神医跟随，它就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各种问题。管理好你的心念、情绪才是长寿秘诀。
美国著名心理学专业刊物《心理科学》，在前不久公布了一项很有趣的实验成果：通过改变一个人内心对自身视力的预期，能改变他真实的视力水平。
普通的视力表是上大下小，于是被测者就有一个心理预期，越往下就会越看不见。而在这项实验中，实验者将视力表的字幕设计为上小下大。被测者的心理预期被扭转过来，越往下，应该看得清楚。
实验结果惊人，被测者的视力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普通视力表中看不清的字母现在也能看清楚了。
这个实验的效果有点像“安慰剂效应”。所谓安慰剂，本身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对医生信任、自身的心理暗示和疗效的期待，就完全可以达到改善症状、缓解病情的效果。
这意味着，人的心与身之间，意念与躯体之间，存在着奇异而隐秘的联系。
如果相信它会影响你，它就会；如果你不相信，它就不会。
所谓的“身心健康”，“身”是具体的，而“心”却无形而难以捉摸；我们在解决各种身体状况时，只会直来直去的解决身体症状，这样真的正确吗？
在刻板印象下，人生来到了四五十岁就会步入衰老，很多人也自此开始喜欢追忆往昔，甚至谈论退休生活，俨然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
难道年龄大了就意味着一定老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好莱坞曾拍一部名为《倒时钟(Counter Clockwise) 》电影，影片基于一个真实的实验案例。
一位名为艾伦·朗格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1979年做过一个实验：
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修道院中，她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将它布置得和20年前一模一样。
她邀请了16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机分为8人一组。
一组人让他们生活在时空胶囊里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人们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等50年代的国际时事等；他们需要像在20年前一样打理生活的一切，从起床、穿衣服到收拾碗筷以及走路。
而另一组，则是在完全相同的饮食作息条件下，用怀旧的方式回忆和谈论1959年发生的事。
实验的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
实验前，他们几乎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实验一周后，不仅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步伐、体力都有了明显改善。
而“活”在20年前的老人们进步更加惊人，他们手脚更加敏捷，智力测验中得分更高。甚至局外人，在看到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对如此结果，直到今天，我们虽然仍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中，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
但是，从心理上真正地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身体就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
这也证明了，衰老不单单是机体的老化，也来自心理的暗示。生理会引起心里的变化，心念更能导致生理的改变。
3、心随境转，身随心转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惯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
比如说人老了，记忆就一定衰退吗？答案并不是绝对的！真正抑制我们潜能的是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
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衰老和人体机能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定势极具杀伤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由自己决定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就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年轻和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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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都是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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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样的武功是真正的少林武功？
不作为的笑道人 12-13 16:25 投诉阅读数：2920
现而今，河南登封地区少林武校已经拥有生源10万，“少林武功”习练者有200万。
​​到了明朝末年戚继光著《拳经》的时候，都还没有所谓的“少林拳”能入到方家法眼。
少林寺最拿得出手的，是其作为地方武装势力必备的“少林棍”。
顺治年间，清政府派文封明末的少林方丈海宽续任方丈。但海宽以“足疾”为由不接这份任命，只是仍旧以“方丈”的名义对外。直到十一年后，才认清了事实，接了清政府任命，担任“少林寺方丈”（方丈是收到官方任命和行业认可的住持升级版）。就此埋下的嫌隙，让清政府直至覆灭都再也没任命过少林寺方丈，同时还取消了少林寺的赋税特权。
历任清廷帝王私下里也对少林寺多有微词，如有史可记的，就包括雍正指桑骂槐斥少林僧为“释门败种”，乾隆指责少林僧“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效尤成风。”
小伙儿长得不凶骂人挺狠啊小伙儿长得不凶骂人挺狠啊
其实少林寺从没有和官方直接对着干，而清政府虽然不爽少林寺，但是作为宗教统一战线的重要所在，皇帝也赐匾甚至驾临少林。
但是大量反清复明的江湖人士，反而将少林寺视为栖身所在，纷纷以“祖庭”做为自己躲避官府追捕的庇护所。同时期的这批江湖人士并不消停，在中原地区聚而散之，流向四方，却忘不了自己的经历，总是把自己的拳脚功夫攀附上“少林”的名号在各地传播。
有的拳师甚至都不曾在少林寺躲两天，根本就没有从登封附近路过过，也都纷纷成了给自己打上了少林“认证”的标签。
啊，图文无关啊，图文无关
由于这一时期大量的民间地方社团都把自家武术标榜上了源于少林，这才形成“天下武功始出少林”的奇景。而少林寺则是秉持佛家风格，一如既往的“渣男”——不主动（承认），不拒绝（否认），不负责（澄清）。
相比起来，玄慈大师渣男也渣男得有限了相比起来，玄慈大师渣男也渣男得有限了
到了清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成了反清复明的地方集会社团，许多原本由戚继光等人带出来的兵丁，将其之间祖辈相传的抗倭军拳术化名做了少林拳法。并且愈演愈烈，不仅攀附清朝的少林，更是一辈辈翻番儿的，直接给达摩和少林做了绑定。
后世广东人卢炜昌伪书《少林宗法》所记，便是这一时期留下的托古谣传，书中载说：
宋末元初，少林住持觉远（陈享）得达摩留传十八罗汉手法，变散式为整式，将《罗汉十八手》佛手发展成七十二手花拳。然后又私自改装外出求师，得兰州李叟李家拳，得北方游侠白玉峰之白模拳，洛阳同福禅师蔡福蔡家拳，将各路拳法融合成五拳，使少林手法增至一百七十余手（即172式五形八卦拳），内藏龙、虎、豹、蛇、鹤五形及八卦拳，此即今蔡李佛之古典五形八卦拳。
基本上，这段描述里每一段历史都是假的。甚至可以视作“关公战秦琼”的“蔡李佛版”。
但是这种谣传习惯再加上民间传闻特点，少林寺的十八般武功以及著名的伪书《易筋经》，被夸张渲染成各色神奇的技法。民间武师也常常用这个说事儿。
到了太平天国年间，南方不再有清廷势力能够反复筛查，广州、佛山等地的三合会之类的武术团体得到快速发展，一边为太平天国提供人力资源一边扶持自身的势力。
而参与结社的拳师教头都匿名为号，以（南）少林作为号召。将花拳、八卦拳、洪拳（即所谓南少林至善禅师所传拳法）经湖南传到了南京江浙一带。清廷在覆灭太平天国后虽一度想遏制民间武术势力，但无论是地方吏治还是通商需要，都无法实现。渐渐由此形成了清末民初的“南派”。
而后来民国年间南派武师口耳相传的部分传承，被小说家拿来演绎除了《火烧少林寺》等一系列武侠短打书的故事。
北少林在19世纪中叶，同样经历了民间社团势力的拱卫和包装，流传下来诸如《少林衣钵真传》、《少林真传》、《罗汉短打》……之类的武术手抄秘籍，源头作者，叫做“升霄道人”。
其本质，是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一直有流传的心意拳（姬龙峰）、六合拳（姬际可）以及早在军营中有教习的长拳、五拳、华拳、红拳……之类，归为了“北少林拳”。
又逢内家拳渐渐成为主流之一，所谓的《少林真传》不单增加诸多拳法，也添了不少道家内视的专有名词，但攀附到和尚的头上。
​民国初年，出版形式刚刚有了起色，便有尊我斋主人的《少林拳术秘诀》、赵石的《南少林传奇》等各种说不清是武功秘籍还是传奇小说的书籍问世。而南方的武术小说《万年青》，也带动了新一批广东南拳门派的诞生，为了表示自己源出正统，这些新诞生的门派都说自己源出至善等少林五老，偶有攀附峨嵋的派别。实质拳馆教师，无非是混合几位师父所学。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编审处收集了很多当时托古（伪作）的武功秘籍手抄本，而中央国术馆以李景林、张之江、杜心五等人良莠不齐的吸引各家各派的武术掌门人，却又硬将其分为少林门及武当门两门，下再细分。于是，少林武功正式出现在官方记载里。将民间的传说钉上了官方的钉子。
于是在此契机下，大声书局以石印方式出版了《拳经》等书，带了一个“抗御外敌的英雄基本都是少林出身”的好头，岳飞、朱元璋、戚继光、俞大酋……等人，都被强行与少林寺发生了关系。
至此，埋下了“天下武功出少林”的认知。
而少林寺经历了“二八火厄”到除四旧等一系列破坏后，禅宗祖庭早已没有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存在。仅存部分碑文留世。
1983年国家体委开始组织了一项全国性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而少林武功被指派成一个专项来调研考察（类似于夏朝断代研究专项），而到了1986年，少林寺才在300多年后迎来了庙里的首位方丈——释行正。仅仅一年后，释行正圆寂。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以22岁的年纪接掌少林住持岗位，并于十二年后晋升方丈。
此后，少林武功，天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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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_
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与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小记 【作 者】林兴宅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在正统文人的眼里武侠小说只是文苑里的野草闲花、供人消遣娱乐的东西上不了台面进不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用新的眼光打量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
金庸的小说在香港这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大都市异峰突起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拥有亿万读者而且涵盖了世界各地华人生活圈。这种奇特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趣以至于把它作为难解的文学之谜来探究。
继浙江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的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又主持召开了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紧接着台湾也召开了主题相近的研讨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同一主题同一作家的三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这不能不说是九十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原主任、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在《开幕词》中指出金庸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之谜我相信这个谜已构成一个挑战所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能拒绝面对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而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阐释、解读这个大谜。
会议的主旨是把金庸小说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来研究 从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视角出发侧重探讨金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金庸作品在现汉汉语写作中提供的叙述经验 金庸作品对于打破俗文学与雅文学界限所做的尝试及贡献金庸作品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与想象方式 金庸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现代性等等。
这次会议的召开构成一次对金庸现象的别开生面的研究与阐释。这种阐释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一是在武侠小说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武侠小说的基本规范和叙述框架另一方面又改造并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使本来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重获生机。可以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的贡献在于他即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将幻想虚构的武侠故事与严肃的人性探索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江湖看社会于武侠英雄身上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从神奇怪异的武功描写中感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
二是在文学审美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的小说是以通俗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高雅文学的旨趣进入了抒写世间悲欢表达人性感受的个性化的艺术层次。在审美内涵上它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增添了超验世界和内宇宙的维度将历史视野江湖传奇和人生故事融为一体因而具有深厚的审美韵味。尤其是它延续并发扬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提供了一种既能承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范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把金 庸小说排除在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
三是在汉语写作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把金庸当做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而且要把他当作在现代汉语发展中占有特殊位置 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的人。 他以自己的写作继承并改造了旧式白话文使现代汉语的另一股潮流死而复生使人们看到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金庸所创造的文学话语 延续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写作传统 即发源于志怪、传奇的非写实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象力匮乏的弱点。金庸的写作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四是在文化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不仅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武侠传奇的故事而且是有关世界历史文化及人生人性生活的深刻寓言。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领悟因而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文化隐喻。人们不仅可以把金庸小说当成通俗的传奇故事来读而且可以当作深刻的世界、人生、人性的寓言来读。
在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金庸小说一直是文学史家的一个盲点。这是源自正统文学观念对武侠小说以至对通俗文学的偏见。
与会者普遍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就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的成功而且具有远远超出武侠小说范畴的普遍意义。研究者如果没有超越武侠小说的视界就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庸的成功作为一种现象有许多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地方它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课题以及各种有益的启示。
首先金庸是在香港这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崛起的金庸的成功是一种特例抑或是商业社会文化发展的证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商业利益和大众趣味都构成对文学严肃性的巨大威胁是什么因素促使金庸获得文学的辉煌成就呢应该说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对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支撑力量。金庸先生能够抛弃巨大的商业利益费时十年修订连载的小说即是明证。
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载道传统使现代作家们救世之心良苦而文学性灵阙如而金庸却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才是金庸成功的关键。优秀的文学无不植根于自由的精神。金庸的成功正是文学自由精神的胜利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一大启示。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小说浓厚的传统文化味。身为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却保留了最纯粹的民族趣味和形式这种现象多么发人深思金庸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修养他生活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又获得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兼容性。因而金庸的小说能够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审视、改造与表现具有古今兼容、中西融通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套用陈予善的《私语张爱玲》前言中对张爱玲的一段评论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文学世界中、自由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这正是文化冲突与融通的表征。金庸的成功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造就了金庸。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二大启示。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的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但金庸先生却最不愿意被人 称为武侠小说家。据悉在一次金庸小说的研讨会上有人问金庸本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金庸的回答是希望把武侠小说家头衔中武侠两字去掉。这个心愿表明金庸先生是以严肃作家态度创作他的小说的追求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他希望人们能理解他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苦心。 但是应当看到 金庸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的民间情趣和武林故事的形式。正是它们使金庸小说成为世界华人喜闻乐见的艺术。问题在于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形式中蕴含着高雅艺术的旨趣 一方面是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构 另一方面则是严肃深刻的人生叩问一方面是生动有趣的武林故事另一方面又是世界与人生的深刻寓言。这就是中国文论一再推崇的言近旨远的作品。言近才能为大众喜闻乐见旨远又能让作品耐人寻味。凡能传世的作品无不是言近旨远的这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金庸的成功正是这一艺术规律的体现。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三大启示。#p#分页标题#e#
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学术层次很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来自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和台湾的二十多位金庸小说研究专家外还有美的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他们聚会在春意盎然的洛矶山下的波德市纵论金庸现象。会议的主题作家金庸先生偕夫人亲临会议并作了生动的引人深思的发言。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副院长 Rodney Taylor 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对于我们来说春天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而今年的鲜花和绿树又格外生机勃勃繁盛迷人。我们希望如画的风景和美妙的春天将成为你们会议成功的赞美。的确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它将对探讨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促进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批评视野产生积极的作用。 正如科大图书馆馆长 James FWilliams 教授在欢迎辞中所说 从这里发出的智慧的声音将传遍关注中国文化的所有地方成为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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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鲜为人知的大侠细节
青春造梦师
来自: 青春造梦师(欢迎关注新蜀门征文大赛) 2015-09-02 21:35:47
Hi阅读|金庸：鲜为人知的大侠细节
文/古道
“青春造梦师”的小编让我写一篇金庸的专稿，让我很为难。因为我跟金庸虽然多次一起开会探讨，但多年没有联系，许多细节就只能靠回忆了。如果有失偏颇，还请查先生见谅。2003年10月，当我踏上浙江嘉兴的土地，扑面而来的是这座文化名城的繁忙，在这里召开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影视作品研讨会”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术气息，更多的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名人效应。
嘉兴，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江南膏胰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嘉兴是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是巴金的祖籍地，是著名作家张宗祥、徐志摩、穆旦、茅盾、丰子恺、黄源的故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惟一用骈文创作的小说《燕山外史》，作者陈球就是嘉兴人。用人杰地灵来形容嘉兴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古代有吴国国王阖闾、汉武帝大臣严助、唐朝贤相陆贽、《国榷》编撰谈迁、清朝太子太傅陈元龙，近代以来更是名家辈出，沈曾植、王国维、李叔同、朱生豪、沈钧儒、范古农，哪一个名字抬出来都够我们吓一跳。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嘉兴海宁县袁花镇查氏赫山房。金庸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龙山学堂。1931年，8岁的金庸无意中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金庸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嘉兴中学，第二年，日本军队打响了侵华战争。金庸先生自幼聪颖而个性突出，在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就和同学合著并出版了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畅销省内外，初露锋芒、大获成功。金庸继而考入浙江省立联合高中，1941年，在高中读书期间，因为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自编文章《阿丽斯漫游记》讽刺本校的训导主任，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学到浙江省衢州中学就读。1944年金庸考入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向学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其后小说《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先是不容于桃花岛，后来又从全真教门下逃离，如此经历，似有作者自叙的痕迹，难怪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年轻杨过的人性与情感立场上，从而使金庸的创作出现了重大转折。
少年时代即遭遇抗日战争，中学时代在辗转迁徙中度过，母亲在战乱中病逝，自己也曾在随学校迁徙途中病痛交加，对战乱之苦的品尝当深刻入骨。所有后来的小说中大多选择异族入侵时代作为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比之他人纯粹遐想虚构的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中多了一份浓郁真切的人生滋味。每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故乡情结，金庸也不例外。《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书都多次写到海宁和嘉兴烟雨楼、桐乡吕留良等景致。金庸回忆说：
“战争对我的家庭作了极大的破坏，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
金庸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成为文学家，当然更不是企业家，甚至也不是新闻家，而是外交官。所以，大学的目标是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退学之后仍不改初衷，进修国际法等专业课程，并且苦学勤思，终有建树。1948年，金庸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浪迹江湖，开始了与《大公报》的几十年恩怨情仇。1949年，金庸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多篇国际法专业论文，引起了知名学者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人的赞赏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庸应梅汝璈先生之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结果未能如意，失望而归。但塞翁失马，祸福难言。失望而归香港的金庸奋发图强，终于创造出了一番辉煌的业绩。
1955年：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
1957年：辞去《大公报》职务，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香港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宗师地位由此奠定。
1958年：凭8万港币创立《明报》又凭如椽妙笔写出《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
1965年：金庸远游欧洲，遂请倪匡代笔《天龙八部》。
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
1972年：《鹿鼎记》创作完毕，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
事实上，一旦有了开始，许多读者对金庸作品的阅读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没日没夜，昏昏乎乎，废寝忘食，不省红尘世事。加之晚间荧屏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打打杀杀，郭靖黄蓉的缠绵悱恻，真真是忘了秦汉，不论魏晋。
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中，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正好一百人云集嘉兴，使世界的目光聚集这位文学大师的同时，也关注起嘉兴这座与大师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江南城市。主持人把这次研讨活动命名为“南湖百人论剑”。福建代表团由厦门大学的林兴宅教授、杨春时教授和笔者三人组成，一到嘉兴，我们就被浓浓的学术气氛感染了。
10月22日下午，在嘉兴宾馆的二号楼前。金庸先生面带笑容步出轿车，对等候在那里的市领导说，“好多年没来了，嘉兴的变化真大，都不认识路了。”
23日上午，通往嘉兴学院行政楼的道路两边，站满了翘首以盼的学子。两名男同学举起了专门赶制的标牌，上书“欢迎大师兄回家”、“您好大师兄”；十四名肩并肩的学生托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横幅，兴奋中透出一股亲切。
当金庸乘坐的轿车徐徐驶进嘉兴学院时，如潮的掌声、欢呼声响彻校园。学子们举起相机，把大师兄诚恳的笑脸定格在激动的记忆中；大家竟相伸手，把自己的心跳通过手心传达给这位宽厚的长者。“大侠”、“大师兄”的喊声不绝于耳，数千颗年轻的心为同一种痴爱而疯狂。金庸走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脸上的笑容粲然生辉，他的手高高扬起，向小师弟、小师妹致意。
“我看到金大侠了！”有几个学生流出了热泪。从这一天起，关于金庸的话题成为嘉兴学院一个火热的主题。
我们的研讨会是从24日下午开幕的，金庸鼓励大家说真话，因为他想多听一些批评的意见。在当晚的宴会上，金庸跟全体代表一一握手。老先生的手掌握上去宽厚而柔暖，我顿时想起相书上说过的话，男人的手如果握起来又暖又软，那么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金庸还举着酒杯，一桌一桌的敬过去，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抿一口，但脸不红、手不抖，并且不时叫出老朋友的名字，也十分不易。
25日上午开始进入会议发言，一天分四场，每场六人。笔者不幸排在第一场第一个，由于不知道要站到发言专席、计时器响过还有三分钟、发言完要接受反驳提问，闹了不少笑话。后来转念一想，笑话我一个、示范了99人，还是值得的。
金庸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倾听，不过很少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不断有人进来在他耳边嘀咕，大意是该去哪里哪里赴宴了、或者是有什么达官贵人等着要见他。
因为我坐在第二排金庸的背后，所以经常看着他的后脑勺发呆。金庸的头发有点稀疏、发际有点灰，看上去跟韦小宝的武功一样稀松平常。但是看着看着就难免让人灰心丧气，因为金庸集荣誉、地位、财富、影响力于一身，一个男人在人世间所能获得的他都全部拥有了。一个老人平常的后背，却让我想到一个不平常的词：高山仰止。我把街上买来的《金庸茶馆》创刊号伸到金庸面前，在他回头看我的时候比划了一个写字的动作，老先生立即明白了，在刊物的目录上签上“金庸”二字。收回来一看，果然刚劲有力侠气弥漫。
除了开会，还组织观赏南湖灯展、参观西塘古镇。车队第一辆是开道的警车，第二辆是金庸专座的奥迪，后面两辆是载一百位专家的大客车。那天晚上的南湖人山人海，到处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大家涌到湖边远眺那条让人敬畏的旧船感慨万端。站在我身边的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们连连赞叹夜景的迷人，但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涌到湖边。我告诉他们，对面那条船就是共产党成立的地方。他们吃了一惊，脸上的表情马上严峻起来。
在西塘古镇，闻风而动的人们争先恐后跟金庸合影，主人干脆空出老先生身边的椅子，让大家轮着坐。一帮宾馆的小姑娘站在旁边干着急，其中大胆的一个见缝插针抢坐了那张椅子，不料，金庸却站了起来，把手搭在她肩上。老先生的这个动作鼓励了她的伙伴们，她们一哄而上，把金庸包围得只剩一个脑袋。这帮贪心不足的小姑娘还拿出菜单让金庸签名，直到经理黑着脸进来才制了她们的吵闹。
在一次名为《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中，金庸坦承：“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等漂亮的籍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就想间接地否定男性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等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在题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的演讲中，金庸认为：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朱诺贿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爱人。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在演讲中，有几段问答特别意味深长。
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性心理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众所周知，金庸是文化促旅游的最好品牌，继五岳联盟之后，西安市搞了一次“华山论剑”的活动，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所以，当有记者问金庸“为什么不像钱钟书那样选择深居简出”时，金庸回答说，“我不出来别人不满意”。立即有人驳斥记者说，“我们请还请不来呢，你说什么风凉话。”
成都来的代表告诉金庸，他们不甘落后，因为那里是余沧海的故乡；内蒙古的代表则认为他们更有资格先做，因为郭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则告诉金庸，本人写过一篇武侠小说叫《连城剑法》，是《连城诀》的前集，我在小说中虚构，连城剑法正是从福建连城县传出来的，希望查老师有空去连城一睹为快。金庸显然不可能听说有这么一个提法，他有一点纳闷、也有一点惊讶，只能表态“有意思有意思”。
文学界对金庸作品的认可，首先是北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小说选》时，把金庸名列第四；然后是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紧接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在嘉兴会议上，有人认为应该把金庸的作品归入纯文学，反对者则指责他们胡说八道。经过几天拉锯式的争论，大家倾向于要重写文学史，让通俗文学有一席之地，然后把金庸摆在通俗文学“大师兄”的位置。
至于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包括金庸在内的所有学者都不满意，比如为什么让李亚鹏演令狐冲了，还让他演郭靖，令狐冲跟郭靖可是两种人哪？有人将茅头直指到会的《笑傲江湖》编剧之一，说他们胡编乱造；编剧说，这是导演让我们这么编的，大家于是将茅头指向导演；导演说，我们做导演的也是打工的，制片人说了算；这还了得，大家转而拿制片人开涮；制片人十分委屈，说人家电视台非李亚鹏主演不买。那么，是谁在主牢电视台呢？大家困惑了。我站起来告诉大家，“是观众”。研讨会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落下帷幕。
会议期间，市领导代表嘉兴人民非得给金庸穿上红色唐装、提前过80岁生日。金大侠一生享尽掌声与鲜花，但只有在故乡，他感受到的才是家乡亲人的热爱，而不仅仅是金庸迷的崇拜。眼下，一帮年轻人又在“青春造梦师”极力推《新蜀门》，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武侠小说热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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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报记者：金庸曾说 小说易写办报难
2018-10-31 08:14来源：厦门网
厦门网讯（海西晨报记者 陈雪慧）10月30日19点30分，记者拨通了曾经跟踪采访过金庸长达五天的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的电话。
收到金庸去世的消息时，宋智明正在外图厦门书城。记者在电话里听到店员在向他请教如何布置金庸的图书专柜。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邀请，金庸先生抵达福建，开启“泉州厦门文化之旅”，宋智明全程跟踪采访了金庸五天时间。
在其中的一场采访中，宋智明为了把问题问完，不断发问，金庸提出：“能不能把机会让给其他记者？”宋智明马上起身，向一位电视台女记者招手：“你来问吧！”把“采访宝座”让了出来，金庸颇欣赏他的大度，主动握住宋智明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这“友好一握”，被宋智明写进了自己的采访集《文化的盛宴：文化名人的浪漫与哲思》里。这本访谈录里，还有李敖、余光中等，金庸放在第一位。
五天的采访里，金庸提得最多的是关于办报的内容，自己红遍华人世界的小说反而说得不多。宋智明说：“他很看重自己的报人身份，说小说容易写，办报难度大多了。金庸先生写过一万多篇评论，我在香港买过他的时评集，我还买过他的散文集。”
宋智明告诉记者，金庸很爱下围棋。国手陈祖德和刘小光到香港都曾受到金庸的礼遇，不但请他们吃海鲜大餐，还把他们请到家中，与他们对弈。围棋曾多次出现在金庸的作品里，很多作品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围棋文化。在小说的构造中，金庸也将“棋如人生”的哲理渗透到小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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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4年前访厦泉 曾为与厦门日报读者见面主动更改行程
2018-10-31 09:22来源：厦门网
金庸逝世
享年94岁
他创作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享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的赞誉
他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又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
金庸结婚照。
金庸与女儿在一起。
▲金庸代表作之一。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 黄语晴 整理本组图/厦门日报资料图、新华社）武侠小说泰斗金庸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他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以及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其小说屡被翻拍为影视作品，是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他的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日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传。
金庸翻阅《厦门日报》。
金庸给厦门日报的题词(刊于本报2004年11月24日头版)
厦门日报连续以整版篇幅报道金庸泉厦行。
厦门日报记者陈泥为金庸献花。
金庸接受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采访。
经厦门日报牵线，金庸与老同学叶珉重逢。
城市文化程度高，读者阅读水平就不会低；读者水平高，就会经常批评报纸的不足，这样，报纸就会不断提高。
看了《厦门日报》，就知道厦门人民的素质，就知道厦门是个文明美丽的城市！ ——金庸
厦门日报记者回忆采访金庸细节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两大主流媒体之邀，金庸先生一行从香港飞抵厦门，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泉厦文化之旅。当时厦门日报社果断做出决定:派记者全程跟踪采访“金庸先生泉厦文化之旅”。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黄圣达、年月和郑晓东参加了采访。在近一周的时间里，金先生聊武侠小说、谈办报心得、分享人生经验。金先生还在本报的帮助下与阔别62年的老同学重逢。当年《厦门日报》连续五天以整版的篇幅报道金庸泉厦行，其间金先生与本报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昨日，惊闻金庸逝世，当年参与采访的记者在不舍之余，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细节，品味先生的魅力人格，以表怀念之情。
“金庸先生称我们为同行”
●厦门日报记者 宋智明
不管在泉州还是在厦门，金庸先生亲切地称我们为“同行”、“自己人”。他尽情地畅谈办报的酸甜苦辣，勉励大家做一个“敢讲真话，文字过硬”的报人。
采访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微笑和坦诚让我感觉到金庸先生无疑属于“有本领没脾气”的第一等人，这是他八十年来修来的境界。金庸先生回答你的问题时，双眼真诚地盯着你。他很谦虚:“有些问题今天答不上来，容我回去想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
2004年11月27日上午，金庸先生出现在厦门国际会展酒店！大家的掌声响起来了，一位细心的“金庸迷”悄悄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放进“金大侠”的口袋。金庸先生欣然接受了厦门日报社赠送的礼物，并戴上厦门日报社特制的纯金报徽。在接受记者和读者的访问时，他兴致特别高，原定一个小时的见面会延长到两个小时。
采访结束，金庸先生忙着为读者签名，上百名有幸参加见面会的《厦门日报》读者如愿以偿获得签名。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为《厦门日报》挥毫泼墨，题词鼓励报社同仁努力办好报纸。
“我们为大侠牵线会同窗”
●厦门日报记者 黄圣达
2004年金庸先生的泉厦文化之旅，是他第一次在福建的公开活动，五天的时间里，我们紧随他的脚步进行采访，金庸先生的重情、守信、宽厚、风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迎接金庸先生的到来，当时《厦门日报》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活动——寻找铁杆金庸迷，说出他们和金庸武侠的故事。来电的读者中，有一位是金庸先生的高中同学、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叶珉。金庸抵达厦门后，在机场休息室，他见到了阔别62年的叶珉。当我们把《厦门日报》关于叶珉回忆金庸的报道《当年同学年少，六秩难忘江湖》递给金庸，打算请他题词时，报人出身的他为本报的精心安排所感动，主动问道:“这张报纸能不能送给我？”我们当即将报纸送给了他，而他也欣然在我们提供的另一张报纸上题词:“向《厦门日报》读者问好！”
采访金庸先生，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记者请他为报社题词的过程中，他亲切地和记者拉家常:“你在报社是做记者吗？叫什么名字？”听到回答后，他特地在记者手上的一份《厦门日报》刊头旁，写下记者的姓名，并签下他自己的名字。
金庸先生此行，原本安排了六天时间，不料，他有急事必须提前一天回香港。金庸先生主动提出:厦门我曾经游玩过，这次就不安排游玩活动了，专心把《厦门日报》安排的读者见面会办好！
在会展中心与读者“论剑”时，尽管已八十岁高龄的他颇有倦色，却依然面带笑容地和每一位读者挥手致意，回答读者提问时妙语连珠。有人要和他合影，他来者不拒。
“朋友让我帮他们握握金庸的手”
●厦门日报记者 年月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庸常的生活中，最大的娱乐竟来自于金庸。那时，镇上只有我们家有电视机，一到夜晚，乡亲们就簇拥到我家门口的大埕，观看《射雕英雄传》。乡亲们走在夜色里，还是止不住好奇，金庸究竟是个什么样人，他有着一双怎样的神手，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看的戏呢？
所以，当2004年我被报社派去采访金庸泉厦行时，乡亲们都为我自豪，而我也似乎带着某种神圣的使命出发。那时，报纸还是主要的阅读形式，厦门日报的发行不仅覆盖城市社区，而且深入到闽南的许多乡村，我的不少乡亲都订有厦门日报，他们天天通过厦门日报与我一起跟着金庸泉厦行，最有意思的是，我的小时候玩伴还叮嘱我帮他们握握金庸的手，好感受一下这双带给我们童年快乐的神手，有多暖有多软。
可尽管采访金庸行四五天，但我始终没有握握他的手，因为无论走到何处，金庸先生都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人们挤着向他伸手握手，我便不忍心再伸出手，好像多了我这双手，他会更受累似的。
【花絮】
金庸厦泉之行
遇到了“双儿”
2004年11月，金庸受邀前往泉州、厦门，泉州商报编辑部叶彩婷接到任务，负责全程搀扶金庸，也因此意外地与金庸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叶彩婷陪伴了金庸约一周时间，虽然私下交流并不多，但金庸的亲和、慈祥却让她印象深刻，“当时接到领导通知非常紧张和意外，但在与金庸先生见面后，只剩下轻松和愉快了。”在两人不多的交谈里，叶彩婷与金庸讨论了他的小说，金庸告诉她，她文静、柔弱的性格，像极了他笔下的“双儿”。
金庸泉厦之旅留影。
双儿是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人物，小说中，她重情重义，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也腼腆羞涩，每当韦小宝遇危难，双儿总奋力相救。
“当时听到他这么说，我开心极了。”叶彩婷回忆。金庸更主动询问了这位女孩的工作单位、部门，在结束福建之行时，他更是主动向叶彩婷要了地址，告诉她，日后小说再出修订版，会寄来给她。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多么慈祥和蔼的老人。”叶彩婷回忆。知道金庸逝世的消息，是突然看到消息弹窗，那一刻，叶彩婷感觉自己的心情很不平静，“太突然了，一时有点难以接受。”
厦门日报记者 何无痕
【揭秘】
厦大毕业生李以建
陪伴晚年金庸
是他左膀右臂
并不是很多人注意到，金庸晚年的秘书李以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他跟随金庸多年。
李以建曾经向媒体表示，他刚去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上班，金庸先生吩咐他做的事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有不少佛经典籍，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部，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处用红笔写字，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还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后来他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其真正目的或许也在于此。”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是金庸先生自己的公司，只出版金庸自己的作品，向来非常低调。
李以建的同学昨天说，今年相聚，李以建顺口说，老爷子现在年纪大了，很多活动，都不轻易出场，委托他参加。
李以建的同学说，平时同学相聚，一般不会谈到工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以建是晚年金庸的左膀右臂。2013年，金庸出版首部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李以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两年前，金庸嘱咐他搜集、整理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
厦门日报记者 佘峥
厦门金庸研究者回忆:
他特别智慧乐观
听闻金庸辞世的消息，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吴尔芬感到很突然，也很惋惜。作为中国金庸研究会会员，他曾与金庸有过几面之缘，在他的印象中，金庸是一位“特别智慧、乐观的老头”，“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头，我认为他这辈子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吴尔芬告诉记者。
吴尔芬与金庸最久的一次接触，是2003年他前往浙江嘉兴，参加“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影视作品研讨会”的时候。吴尔芬记得，研讨会是下午开幕的，在宴会上，金庸跟全体代表一一握手。他回忆，老先生的手掌握上去宽厚而柔暖。当晚还有个细节也令他印象深刻，“金庸举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过去，虽然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口，但脸不红、手不抖，并且不时叫出老朋友的名字，十分不易。”
第二日，研讨会进入会议发言阶段，金庸恰巧就坐在吴尔芬前面一排，认真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吴尔芬就这么看着他的后脑勺发呆。事后，吴尔芬回忆起这段经历:“一个老人平常的后背，却让我想到一个不平常的词:高山仰止。”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兴宅，与金庸的首次近距离接触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了，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爱好者、研究者，他前往美国参加金庸作品研讨会，见到金庸先生本人，与其面对面交流合影，此后，他也数次参加了金庸作品研讨会。昨晚听说了金庸辞世，他感慨不已，“一眨眼21年就这么过去了。”金庸走了，他深感沉痛，“从此以后，中国文坛又失去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林兴宅回忆，在1997年见到金庸时，已感觉到他有些老态，行动和说话都比较迟缓，但金庸本人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他的影响力着实不可小觑。金庸虽然是一代大师，但人非常平和，很好接触，发言充满了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林兴宅说。厦门日报记者 何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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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部高原上的“柯老农”
刘剑梅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父亲（刘再复）和我的老师葛浩文（我的硕士导师，莫言作品的英译者）共同策划、举办了《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会“人气”很旺，来自八个国家的四十多位学者中有一半是名家。仅华裔学者就有李泽厚、刘心武、严家炎、杨春时、林兴宅、陈平原、钱理群、李陀、徐岱、孔海立、靳大成、唐小兵、林岗、陈墨、蔡翔、孙立川、李以建、吴亮、吴予敏、赵毅衡等。女性学者作家有虹影、刘禾、孟悦、坚妮、田晓菲、林丽君、沈双、符平等。我在会上作了题为“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的学术发言。此会因金庸夫妇特从香港前来参加，变成美国科罗拉多州华人的一次文化盛会。科罗拉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都到会祝贺。
为了表示热烈欢迎之情，我母亲（陈菲亚）特在我家的后院大草地上（有两个篮球场大）举办一个大型party，邀请了所有与会学者与工作人员，把我和妹妹（刘莲）忙得不知所措。妹妹是“金庸迷”，金庸小说读了四遍，熟知作品中每一个细节。金庸收她为“平生唯一记名弟子”。平素她娇气不干活，这回她也忙得“上蹿下跳”。在晚会上，这些金庸小说的专家们，看到我家草地那么大，园里盛开着灿烂的丁香花，还种有黄瓜、西红柿、韭菜，都在谈论父亲“半耕半读”的故事。我告诉老师与同行们，父亲特别喜欢体力劳动，在山东、江西、河南劳动锻炼和“四清”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在美国更是自己刷墙、修房、种菜、植树，忙得很。有一位也属“金庸迷”（我忘了是谁）的客人说，你父亲可叫做“柯老农”。我听了拍手叫好，回应道：“我父亲就是科（柯）州（科罗拉多州）的老农民，笔耕、锄耕两不误。”金庸小说中《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的师父叫柯镇恶。把父亲与这个柯大侠相连并不唐突，因为父亲身上既有土地的质朴之气，又有侠气，对人间的不平总是发出正义之声。这次以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名义召开的金庸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而且富有诗意。我父亲非常高兴，特写了一篇题为“落矶山下的美丽瞬间”的散文，记录了那一年五月师友们的小说思索与人生欢乐。
现在父亲仍然守望着我家后院的那一片草地，那一片丁香花与桃李树，仍然天天在那里浇水、灌溉、除草，他已用坏两部小拖拉机，这两年他改用手推割草机，这样割一回草可以流一身大汗，有益身体健康。他告诉我，进入晚年之后，他完全消解了政治意识，但强化了健康意识，只求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他还说，“现在与松鼠、野兔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他入则面壁思考，出则融于“大化”，这种生活真让我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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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家专业化的典范 (2007-07-12 13:11:02)转载▼
(对话)
金庸：小说家专业化的典范
——关于中国小说走向的一次探讨
林兴宅 吴尔芬
林：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作家如何完成从个人化写作到专业化写作的转型。如果我们坐下来谈中国小说的走向，哪一个作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
吴：当然是金庸。因为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创作方法来看，金庸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最能代表中国小说的走向。上至专家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没有哪一个阶层不在读金庸。以至于有了“金学”，以至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
林：谈到金庸的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娱乐性。正如金庸自己所说，“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
吴：我们甚至可以拿金庸来下酒，比如韦小宝的妈叫什么名字？答错了喝一杯。然而，我们仅仅从文本上研究金庸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写作意义上考量金庸对中国文坛独特的影响，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认为，金庸专业化的小说写作比他作品的娱乐性更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道理很简单，中国传统小说名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作品的娱乐性，二是创作的专业化。
林：“专业化”在中国是有特殊含意的，是指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的专业作家，而不是指专业写小说的人。专业写小说的人应该称为“职业作家”。
吴：你所说的“专业作家”不是专业写小说的人，而是以“作家”为“职业”的人。
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中国文坛不愉快又有损大家自尊心的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位作家的影响力能够超过金庸。同时，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平凡和英雄的方面描绘得那么完整；也没有哪个中国小说家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深入；更找不到哪个小说家对现代意识的分析比普鲁斯特更成功了。在这些成就面前，我们务必好好地想一想：尽管中国的专业作家是全世界最多的，但专业的小说家则寥寥无几，连他们最得意的作品也难以在国际上获得地位。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要犯地域主义的错误。事实上，外国人往往是通过徐克、吴宇森等人的武侠电影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来认知中国的。
吴：在中国小说界，许多小雕堡被当成了摩天大楼。比如，《白鹿原》和《活着》是最富声望的当代小说，其中《白鹿原》被认为是反映社会转折时期观念冲突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如果把它跟《卡拉马佐夫兄弟》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白鹿原》的真实份量了。而《活着》被誉为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经典，我们却无法回避，在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深度和广度上，赛珍珠的《大地》远远走在了《活着》的前头。
林：这就涉及小说家归类的问题，不客气地说，按表现方式进行分类是评论家的一大错误。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所有的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种提法都把苏童的《妻妾成群》归进去了。
吴：更糊涂的是按作家的出生时间分类，什么“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新新人类小说”。本来，评论家应该坐下来消化作品，与作者一起奋斗。但是他们太急于出名了，只愿将一本书跟当时的历史、作者的生平、涉及的事件，尤其是跟某种潮流连系起来。
林：作家只能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分类才趋于合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家看来，文学是一种生存的策略，用来帮助有文学欲望的人装点门面，这就是中国小说的困境所在。
吴：针对中国小说界暮气沉沉的状况，金庸总结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小说。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小说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
林：重视读者的感受、注重故事，并不是每一个小说家都能做到的，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才行。小说的娱乐性表现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具备大众关切的故事母题和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虽然也表现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但它们首先是小说，娱乐功能是第一性的，否则就无法进入千家万户。
吴：小说的娱乐性还有三个特征：一是要具备有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二是要把握各阶层都能接受的道德规范和情感归属；三是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
林：金庸小说最突出的特点、能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金庸总是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和讲述方式来书写人生，努力塑造个性多样的人物形象。
吴：且不说萧峰、段誉、韦小宝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仞、欧阳锋、一灯大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林朝英、陆无双，《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余沧海、左冷禅、任盈盈，《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游坦之、阿紫，《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成昆、陈友谅等等，都是读者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
林：“作家的专业化”指的就是作家以娱乐大众为天职，把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专业，以毕生的精力来创造满足大众娱乐需要的作品。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桎梏、“文以载道”的写作模式，将小说创作提高到实现生命价值的层面上来。
吴：名著之所有成为名著，是因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活的空间。开书店的朋友说，最畅销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不论进多少都一售而空。
林：阿比尔·谢括利认为，“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因此，出示一个故事，这是读者对小说最基本的要求。
吴：显然，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会像金庸那样讲故事，他们一讲故事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林：其实，不只是金庸，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名著都在讲故事。
吴：大多数作家缺乏的是完成故事精神的能力，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大众容易接受的故事呢？有三位好莱坞的著名导演作了准确的表叙。斯皮尔伯格说，“一般都是主人公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然后以某种方式设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称得上好故事。”阿莫尔则认为，“没有问题的故事不会长久地吸引人观众。观众喜欢担忧，喜欢为别人的悲痛而难过。”希区柯克则常说，“坏人越坏，故事越好！”根据三位大师对好故事的定义，你如何归纳金庸小说的特点？
林：第一个特点，主人公总是陷入困境。比如郭靖是个呆头傻脑、天资愚拙的少年，而他的师傅们江南六怪却是个个天资聪敏、性格急躁。他们采取车轮战式的教育方式，目的要郭靖在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场比武考试。这样，郭靖就入了某种困境。金庸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总会出现武功非凡的坏人。在《连城诀》中，大名鼎鼎的江南四侠陆天抒、花铁干、刘乘风、水岱组合成“落花流水”，江湖著名的魔头淫僧血刀老祖却掳走了水岱的女儿水笙，江南四侠不得不联袂追截，结果被血刀老祖打得“落花流水”。江南四侠中的三人非死即伤，而硕果仅存的花铁干却出人意料地跪下求饶。
吴：血刀老祖在《连城诀》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希区柯克所说的“坏人越坏，故事越好”。
林：金庸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设置了让人担忧的悬念。这让我想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假扮成太监小桂子，奉老太监海大富之命去赌博，因为迷路在皇宫中转来转去，误入小皇帝的练功房。韦小宝不懂这是皇宫，无知也就无畏，见了年龄相仿的少年就跟他摔跤玩耍起来。而读者知道，这个小玄子可不是一般的人，那就是当今圣上玄烨。那么，韦小宝的命运将会有什么变化呢？这就是悬念。
吴：你所说的例子在金庸的小说中不胜枚举。金庸小说的这些特点，肯定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金庸小说的文化根源。
林：香港文化东西融合、华洋杂陈，香港是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儒商和儒商作家的集散地。在过去的20世纪，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极大贡献，有力地促进香港、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文发展，其影响力是超国界的。以金庸为代表的儒商文化，在香港文化风景线上是一个光辉的亮点。
吴：同时，香港是个典型的功利社会。就文学艺术而言，香港与大陆不同，重艺术而轻文学；也没有内地这种可以只领工资不干活的“作家协会”。香港回归后，艺术发展局只须“艺术”，却不提文学，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也不提“文学”二字。然而，香港作家多达千人以上，作品更是汗牛充栋，出版专著数以百计的大有人在，比如亦舒、倪匡、东瑞、梁凤仪等。卖文为生者更是多如牛毛，报纸给你开一专栏，天天写，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这就是专业作家得以诞生的土壤，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
林：在金庸小说的阅读体验中，读者的心灵超越了现实的关系，陶醉在自己心造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切不存在的事物都汇集在你的眼前，读者充分享受着心灵自由的快感，心理上产生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自洽感。这对于在商品社会中挣扎生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补偿。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香港文学繁荣的原因。
吴：每次读金庸的小说我都有一种感觉，生命系统处于平衡稳态，暂时忘却了生命的痛苦。这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满足，是人类的超越之梦。这既是对痛苦的超越，也是对生命本体的内在矛盾的超越。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中国小说是否会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呢？
林：经过二十年的磨合，内地与香港的差距逐渐缩小、与主流世界正融为一体。改革开放之快令港人惊讶，也让世界吃惊。其中，政府对文学期刊的拨款越来越少；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建全，也堵塞了文人通过创作得到提拔的梦想。像厦门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跟香港一样，一讲到艺术就是交响乐，不再把文学列为艺术的重点。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作家成才的做法，其实恰恰有利作家的专业化成长。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给人以“世界观”，从而使决策过程简明，但也导致人们观察世界时的理性认识与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交织，一旦人们发现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诺思说，“一种包括鼓励创新和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按诺思的观点，作家的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作家就能有效地克服“揩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自己的创作专业化。
吴：与此同时，国外小说家的专业化道路也给中国小说带来一线希望。普佐、哈里斯、格里森姆、谢尔顿、史蒂芬金，从一长串专业小说家的名单可以看出，他们不存在把文学当敲门砖的问题，只把小说创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思想上摆脱“精神大师”的虚妄，回到专业化的道路上来，是中国出现好小说的时代背景。比如，唐浩明的清朝重臣系列《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系列《中国制造》、《天下财富》、《人间正道》、《至高利益》。这些作家和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就是，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人心，专业化创作是中国小说界的必然选择。
林：当中国小说创作专业化队伍形成之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一个人将曹雪芹、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和今天可能出现的小说大师联系起来，他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小说家专业化的楷模，这个人就是金庸。
注：金庸的话均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
原载《粤海风》
《金庸小说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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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福建之旅
2004年11月23日，应厦门日报社和泉州晚报社两大主流媒体之邀，金庸先生一行从香港飞抵厦门，开始了为期五天的泉厦文化之旅。
泉籍著名作家、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说过：金庸的泉州行筹备了两年多。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是一个文化古城，拥有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突出。这里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如东西塔、老君岩、洛阳桥等。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他曾多处提到有关泉州的人和事，如明教、天地会，如施琅、郑成功、陈近南、冯锡范。这说明金庸先生对闽南文化是有涉猎的，也是了解的。
2004年11月，金庸先生首度踏足泉州。刚到这里，他就说：“我觉得泉州是一个很浪漫很可爱的地方，我想你们这里应该出现很多的艺术家，出现很多文学家！”
金庸先生被开元寺传奇故事深深吸引
在泉州，金庸走访了许多知名的历史文化名胜。
譬如开元寺。进入开元寺后，金庸对天王殿金刚护神旁的木质楹联凝神观看了许久——“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导游介绍说，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泉州这座文化古城的评价，而楹联上的字迹，为弘一法师所留时。金庸先生高兴地说：“到了这里，大家都成圣人了。”
金庸还听了南音，品福建乌龙茶，看传统梨园和滑稽木偶。滑稽有趣、技术高超的布袋木偶与提线木偶表演，深深吸引了金庸的目光。他说：“提线木偶很好看，挺吸引我的。”
金庸先生在泉州少林寺
在泉州少林寺，泉州武术界的几十名高手，为金庸献上了一场演武会。五祖拳、达尊拳、少林花拳等泉州传统武术，令金庸非常高兴，频频鼓掌示意。
金庸也参观了施琅纪念馆。
当时正处涨潮之际，海边风沙弥漫。随行人员让金庸穿上外衣，他却挥挥手示意不穿，然后只身走向施琅雕像前，让同行的记者们帮他与“施琅将军”合影。
金庸到泉州还特意去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遗址——草庵，要验证一个有趣的误会。
据说，《倚天屠龙记》中曾多次提到明教，但很多人以为明教是金庸杜撰的，真实历史中是不存在的。站在光佛石像面前，凝视许久，激动了一晚上，连连说道，“草庵的存在说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
金庸翻阅《厦门日报》
离开泉州，金庸来到了厦门。
为了迎接金庸的到来，当时《厦门日报》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活动——寻找铁杆金庸迷，说出他们和金庸武侠的故事。
据报道，来电的读者中，有一位是金庸先生的高中同学、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叶珉。
金庸抵达厦门后，在机场休息室，他见到了阔别62年的叶珉。
当厦门日报记者把《厦门日报》关于叶珉回忆金庸的报道《当年同学年少，六秩难忘江湖》递给金庸，打算请他题词时，报人出身的他为报社的精心安排所感动，主动问道:“这张报纸能不能送给我？”随后，他又在另一份报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离开厦门前，金庸挥手致意。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再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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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他曾接受厦门日报专访，关于办报、工作、武侠……
厦门日报
发布时间：18-10-3021:28厦门日报官方帐号
据港媒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著有《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厦门日报曾专访金庸
2004年11月，得知“大侠”金庸先生要来泉州、厦门的消息，厦门日报社做了一个决定，派记者全程跟踪采访。后来，厦门日报社记者宋智明、黄圣达、年月、郑晓东等，一起组成了“采访团”。
以下为当年专访内容。
金庸的谦虚、儒雅让人如沐春风。他回答你的问题时，双眼真诚地盯着你；他不把自己当“大侠”，而是亲切地称我们“同行”、“自己人”；他事先声明：“有些问题今天如果答不上来，容我回去好好想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你”；当许多摄像人员一哄而上，挡住提问者的视线，他竟然孩子气地说：“你们不乖乖地坐好，我就不讲！”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他早点休息，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大侠”反而有“意见”：“我们聊得挺开心，多给点时间吧！”
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慢慢走近了他的内心世界。
关于办报
报纸水平反映市民素质
记者：您还未到厦门、泉州之前，想像中的厦门、泉州是什么样子的？
金庸：泉州我是第一次来，而厦门在八年前即已来过，到过鼓浪屿、南普陀，很美！厦门、泉州都是很有文化的地方，这从《厦门日报》、《泉州晚报》就可看出，我办报纸几十年了，深知报纸是一个地方的门面，报纸办得好，说明这个地方有文化，这个地方的读者有水平，有水平的读者就要求有水平的报纸，否则就要骂报纸了，而今天我一下飞机就读到了《厦门日报》，就知道厦门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泉州是著名的港口，我在浙江大学上过历史课，向学生们介绍过泉州，我招博士生也把泉州列入出题范围。今天，我从香港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泉州，一路上美不胜收。此时，我又面对着这么多年轻有为的记者，以前我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些记者，他们总问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我干脆不回答他们，而你们，我很愿意与你们交流。
关于武侠
写武功是想像力的问题
记者：知识来源于实践，您不会武功，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出神入化？
金庸：这就是一个想像力的问题了，正如我笔下也写过许多美女，生活中，我也没法和这么多美女接触，但想像力帮我实现了。
记者：您的武侠小说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会有人超过您吗？
金庸：时代进步太快，很多事都说不准。
记者：您会设立一个基金会，来鼓励武侠小说创作吗？
金庸：不会。文艺创作不是靠钱来刺激的，它是一种个人化的、无功利的劳动。把钱捐给穷人，或者办学校，更有意义。
记者：现在电视上一直在热播由您的著作改编的电视剧，您是否会担心读者因为看了这些电视剧而不想再读您的著作？
金庸：小说好，还是电视剧好，读者自然能够判断，这正如一个题材可由歌剧来表达，也可由芭蕾舞来演绎，但是一个喜欢歌剧的人不会因为看了芭蕾舞而不再看歌剧。
记者：您对那些改编自您武侠小说的影视作品满意吗？
金庸：如果要改编我的小说，请不要改得太离谱。改得好一点的，还可以，但我没有见到改得好的。比如，我笔下的关于男人们看到漂亮女人的反应，就没有哪部改编的电视剧能够表现出来。
记者：您会亲自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吗？对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怎么看？
金庸：我绝不会改编自己的小说。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还是改动太大，翁美玲演的黄蓉虽然较为成功，但和小说中的黄蓉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记者：您曾经认为李安导演电影拍得不错，您会找他来拍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吗？
金庸：我从来不找别人来拍，都是别人找我。
关于英雄
邓小平是我心中的“侠之大者”
记者：您的笔下有许多英雄人物，能否给英雄人物下个定义？
金庸：我笔下更多的是侠士，侠士与英雄是有本质区别的。侠士不顾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大众和公道，他们可以为大义挺身而出，在匡扶正义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英雄则不一定是为了社会、为了大众，英雄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为自己，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努力，他们的付出首先是了成全自己。
记者：您认识那么多人，谁能称得上您心目中的“侠之大者”？
金庸：邓小平，他把国家和人民引上一条富裕之路。
关于作品
我的书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
记者：您曾说，写武侠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正义，而现在社会上仍然侠义不足，请问，文学作品在传达侠义精神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金庸：我的小说在传达侠义上还没成功！但是，我仍然坚持传达侠义的目的。文学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对好的东西褒扬，对坏的东西批评，从而达到净化人们心灵的功能。
记者：您对创作要求很严格，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作品。不知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金庸：《倚天屠龙记》已经改好。《天龙八部》已经是第五次修改了，还未完成，一度改动较大。后来一位看过修改稿的北京朋友告诉我，还是原来的意境更好，我接受他的建议，原则上不作大的改动。
我对部分小说进行修改，是为了使作品更完美，如果有读者对修改部分不满意，请写信告诉我，下回修改时我可以再改回去。
关于人物
想让韦小宝吃点苦头
记者：一见之下，我觉得您是一位慈祥而开朗的老人，有点像洪七公和周伯通。
金庸：我很欣赏周伯通的人生态度，学武功纯粹是为了好玩，而没有考虑去争江湖地位。我当初写小说，也是为了好玩。做任何事都需要这种超脱的精神。
记者：韦小宝这个人物呢？
金庸：这个人物本身刻画得较为成功，搞得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有些人还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这违背了我的本意，我是带着批评的态度来写这个人物的。韦小宝在小说中活得太舒服了。我准备在新修改的《鹿鼎记》里让他尝点苦头。
记者：您笔下的美女、美男如云，请问您心目中美的标准是什么？
金庸：我反对用美男、美女对人进行划分。人长得美固然是好事，但人长得美丑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连生养我们的父母都无法控制，很多都是由基因造成的。一个人脸蛋很丑，但心地善良，他就是美的；一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再怎么丑也是美的。外表美不美不重要，人格美，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工作
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
记者：办报与写武侠小说有何相通之处？
金庸：办报很难，写武侠小说痛快。我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我就一本本写下来。而办报太难了，我甚至觉得，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办了。但是，办报，每克服一个困难就是提高了一步。
记者：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工作？
金庸：凡事不要轻言放弃，要咬牙坚持。
关于同行
佩服巴金，喜欢沈从文
记者：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您最喜欢沈从文，现在仍然喜欢吗？
金庸：是的，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真挚感人，读来十分亲切，我仍然很喜欢他的作品。
记者：您佩服中国哪位作家？
金庸：我佩服巴金。一个作家文章不一定很优秀，但人品一定要高，巴金身上有中国作家难得的人格美，我很欣赏。
关于自己
看女排比赛会紧张得闭上眼睛
记者：先生博览群书，不知对哪部书最为喜爱？
金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洁生动，是我的案头书，每天读几段，是极好的享受。
记者：您说要写一部给老百姓看的《中国通史》，进展如何？
金庸：要看的材料不少，我也正处在学习阶段。我会侧重从人类的生活史的角度来写。
记者：您在中学时代很喜欢体育，像今年的奥运会您有收看吗？
金庸：从头看到尾。
记者：中俄女排的决赛您看了吗？
金庸：哪能不看？比赛的最后阶段太紧张了，我都吓得闭上眼睛。
记者：厦门有十多座无居民岛，您会买一座改造成桃花岛吗？
金庸：买不起啊。买得起也不会买，喜欢一个地方不一定要占有它，游览一下，把美景记在心中就很满足了。
感谢金庸先生带给我们的武侠世界
祝老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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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武侠剧第一人”张纪中携新书来厦，笑谈与金庸交往故事——
为改编《笑傲江湖》 我常挨金庸骂
2019-11-24 00:00来源：厦门日报
近日，大陆武侠剧第一人——人称“大胡子”的著名制片人、导演张纪中，带着他深入“侠文化”40年的集大成之作《人在江湖》，来厦门与期待已久的武侠迷们见面。在分享会现场，他谈艺术创作，谈武侠精神，谈当前的影视文化现象，谈做人与做事，更谈及自己与武侠小说大师金庸20年交往的生动细节，以及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厦门作为导演们最喜爱的国内影视外景地之一，已经热门了很多年，张纪中也在厦门拍过不少戏，但他第一次来厦门，还是在半个世纪前。他回忆说，当时他很年轻，对厦门所知甚少，只知道厦门有鼓浪屿和华侨领袖陈嘉庚。他感慨，今天的厦门如此现代化、国际化，当年他所见到的厦门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子。如今游人如织的鼓浪屿，当年幽静无比，罕有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电影《台岛遗恨》在鼓浪屿和胡里山炮台取景，张纪中再次来厦，之后又陆续来厦拍摄多部影视剧。他说自己对厦门美食情有独钟，每次来都要去吃特色小吃海蛎煎、面线糊，还有小鱿鱼。
【谈往事】
与金庸交往二十载 常因改编问题争执
问:不久前的10月30日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您和金庸先生有着20年的合作经历，在此能否谈谈你们交往中的一些故事？
答:我们是老朋友了，但之间经常因为艺术观念不同而发生冲突。影视是视听艺术，小说是语言艺术，各自有着不同的表达手段、表达形式和欣赏模式，以小说的展开方式构架电视剧，难以实现，也难以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在将金先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前，需要做一些改编。我曾经多次向金先生提出我的改编意见，令他很是不满。他常常对我当场就是一顿痛骂，在太太的劝说下，方才向我道歉。
记得改编《笑傲江湖》时，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男女主角的出场顺序。小说中的男女两大主角，都是先有其传闻，渲染人物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再徐徐出场，所以令狐冲在第五回才出场，任盈盈在第二本第十三回才出场，然而这样的设置不符合影视剧的表达和观赏模式。因此，我请求金先生同意让令狐冲在第一回出场，这违背了他的创作初衷，当时令他很是不满，没少生气。
由此可见，艺术是很个性化的，而个性无法讨论。然而，艺术家应当保持个性。为此，我只能本着尊重原则，对金先生的作品进行适当改动。
【谈“纯心”“本色”】
侠义精神英雄主义 是艺术生涯的主线
问:今天的分享会用“纯心真侠客，本色走江湖”十个字概括您的创作生涯。这40年来，您是如何做到“纯心”和“本色”的？
答:我想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就是真实。江湖可以险恶，但做人一定要真实，待人一定要真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于艺术追求的坚持，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比如前段时间，我对某部作品加入宫斗情节的拒绝。其实宫斗类的情节充满着戏剧性，但是这类题材在价值判断上的模糊，与我一直所追求的理念相悖。作为艺术家，应当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对过去和未来进行审视，用艺术的魅力来表达人性的光辉，坚定人们心中真善美的信念，而非给人带来迷惑，助长负面价值。
在我四十年的导演、制片生涯中， 我只创作和表现那些震撼自己内心的题材。在我看来，“武侠+言情”只是电视剧的外衣，而“侠义精神”“英雄主义”才是其精髓所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性与智慧、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一直是我艺术生涯的主线。如江湖气的《水浒》《笑傲江湖》，浪漫主义的《神雕侠侣》，古风正剧范的《射雕英雄传》《三国演义》等，无不反映了我的这种创作追求。
【谈“侠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升华了侠文化
问: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侠客形象，或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的大侠，或是豪气冲天、精忠报国的大侠。那么，您最喜欢的侠客是哪一个？在您眼中，何为“侠义”呢？
答:我最喜欢的侠客，在我拍过的金庸小说改编电视剧里，当属乔峰；在我没拍过的金庸小说里，当属胡一刀。因为前者有民族大义，后者则重情义。
侠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根基和精髓，侠的精神包含: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匡扶正义、保家卫国、替天行道、勇敢诚信、公而忘私等。我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文化在金庸笔下得以升华，金庸武侠小说拓展了武侠文学的视野，将武侠人物的活动舞台扩张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使武侠小说的戏剧性、思想性大大提升。例如强虏压境，大宋王朝危如累卵之时，郭靖甘愿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去行侠仗义。哪怕势单力薄，也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救国救民于水火，这种精神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生动体现，更不用说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108位好汉，和无数在史册上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了。
我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武侠文化，也期待它能够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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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
李 存 红河学院学报 第2卷第5期 2004年10月
武侠小说由虚构的“传奇”构成,是面向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它的读者首先要求的是能够带来轻松消遣、娱乐刺激的感受。在这种要求下,形成了武侠小说共有的程式,即以纷乱的环境、卓绝的侠客、热烈的情感和奇幻的情节为描述主体、以复仇、寻宝、伏魔、立功等为目标模式,以正义英雄战胜邪恶化身的“快意恩仇”为意旨,最后完结于一种热闹的“大团圆”结局中。作家在程式的框架中,不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只需要通过刻画“陌生化经历”,来吸引眼球即可。金庸的出现,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正如陈平原所言,“金庸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1]。金庸既不愿突破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原则,乐意“戴着镣铐跳舞”但作为政论家的他,又时刻思考个体在国家中的地位使得金庸小说无一不呈现出社会环境对主体的挤压、侠义冲突的空泛、爱恋情意的迷茫和奇幻情节的寓言等四个特征,刻画了以英雄为核心的人性的悲哀,凸显人类的生存状况。这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成就了文学史上新的一页。本文即从上述四个特征来阐述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
一 纷乱的环境,必然的悲哀环境是个体表演的舞台,一个纷乱的社会会给个体更大的表演舞台。金庸小说中几乎都有明确的时代环境,而且多是沉重的历史时刻,即便个别无具体时代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统治下的江湖也仍然是一个专横的王朝缩影,这里的江湖同样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历史压抑感。
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2]。金庸作品中的英雄,虽然是正义的化身,却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历史上必然灭失的那一方,所以故事的开始就预示了最终的悲哀。《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回部为背景,以“红花会”反清复明为故事主体。《碧血剑》以袁承志对李自成起义军帮助和拥护为背景。《天龙八部》的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而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开始的。联系到北宋与契丹连年的战争总是败多胜少,故事的几个主人公的境遇便可想而知。至于在《神雕侠侣》中郭靖苦守孤城的结局就更是明了。在这里,作者做出这种悲哀的预设,就是在于要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展现人性的伟大如鲁迅所赞赏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3]的精神。
这种侠义英雄的产生,大多是变异社会的产物。个体生活的小环境同样也影响到作品主体的成长。因为在我们这个以儒家立国、以道德治国的国度里,合理的体系产生不了武力的怪胎。武侠虽然是虚幻,但加入了历史的背景,就须有历史的可能性。于是金庸给英雄的出场创造了一个悲哀又必须的环境———“无父”。生身之父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缺席。身世之谜,成了决定英雄命运的神秘力量。“父权”的意义,不仅仅关系个人命运,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父权”象征着社会道德的存在,因为失去了父权的权威与引导,英雄便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而这必然和社会主流环境构成难以避免的对抗。在很多时候英雄是在做一个人的战争英雄的孤寂性在金庸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在这里,大侠在文化意义上作为一种价值的象征,象征了人类对困境的反抗和对自身的超越。最典型的例子是乔峰的悲剧。乔峰是金庸小说中是最光辉的英雄,生父的隐失,在少林和丐帮的助养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的侠客的各项品质和技能。可这么杰出的英雄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契丹人他丧失了丐帮帮主的位置,养父母、恩师也因此而亡,他曾立誓不杀汉人,但环境逼着他不断的违反着这个诺言。最终,乔峰为了大宋和契丹数十万生灵免遭战火涂炭,逼契丹皇帝耶律洪基在千军万马之前折箭为誓,有生之年不犯南宋疆土,尔后自杀以求解脱。这种“伟大人物的灭亡”,深深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内心深处。乔峰的一生就是一场大悲剧,是一场历史环境的大悲剧,通过乔峰的痛苦与毁灭,金庸在说明一点,个体在社会之中的力量是脆弱的,现实的社会公众也并不会认同这个人物的付出。书的结尾,大宋豪侠不解乔峰的行为,契丹皇帝也是不解,在他们心中,只有国别之分,并无人性之重。书中表达了一种超越于家世、种族、国家之上的价值判断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遗憾的是这些并不能被社会所认同。
社会造成的悲哀有时也体现在一些看似大团圆的作品中,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年纪轻轻武功超群,而且是江湖上最大帮派明教的首领,他有能力去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其属下的建议下,他几乎是在做一个傀儡的教主,不仅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而且被时时教训应如何去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指出万历皇帝是一个紫禁城里的囚犯,在强大的文官气氛里,他并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4]。张无忌和其是多么的相似,这就是社会的压力,大众所求的是一个灵位,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最后在和朱元璋的较量中,张无忌的黯然离去就是必然的结果,没有对社会阴阳共存的铁语铮铮和潜规则的同时认同,他只能是一个孤独的行进者。这种悲哀也是作者在美好的理想被无情的社会挤压破灭后所做的有力的鞭笞。这点在《鹿鼎记》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韦小宝这样一个小流氓,竟然受到顾炎武、黄宗羲等尊贵群儒的推荐,差一点儿做了皇帝。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韦小宝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关键在于群儒所代表的社会的需要,他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无关重要的。二 空泛的侠义,个性的悲哀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侠的形象。他并不单纯的描述暴力征服者的伟力,而着重刻画侠的内心性格。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5]。他通过描述具备有不同优秀品质的个体英雄与社会的不良现实对抗,来展现侠义的精神,这种探索的的终点,就是所有的感天动地的侠义精神都走向空泛的寂寞。社会的高压,坚韧的个性,使它们的悲剧无可挽回的扩大。一开始,金庸探索的首先是郭靖,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着一种醇厚的儒家风范。金庸借郭靖之口表述“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在这里,儒家文化的理论指向和郭靖的操守、言行、性格指向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但是作者始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人物,如果现实中存在也决混迹不到庙堂之上,只有让他到一个小小的孤城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而这也是在他强悍的武力之下才取得的结果。而这样完美的人物,却只会让人觉得虚假,觉得把命运交给这类似神灵一样虚幻的人有多么的悲哀。
在《神雕侠侣》中作者把一个有敏感、多疑、狡诘和轻浮等颇多缺点的一般人,在经过冗长磨砺之后,塑造成了行侠仗义的“神雕侠”。但在“侠”的生活中,他的目的显然只是在等待爱妻,他的行侠仗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排解心中的愁闷,在失却了生活欲望后的类似于布道一样的活动,在他的爱情等待完结后他便放弃了“侠”的使命。可见杨过并没有把侠义作为一个可以毕生信仰的事业。
《倚天屠龙记》中的英雄张无忌,是金庸塑造的第一个无意中成为大英雄的普通人。他除了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之外,就只有诚实厚道的品德,而江湖上人心险恶,遍布陷阱,四处充满着阴谋。诚信正直的品德恰恰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甚至连成为一个有利于民众的侠客也成问题。金庸对此似乎相当清醒:“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的领袖。……中国之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6]。这样的描写无疑给同为平凡人的读者以极大的震撼,自然会生出相近的悲感。在萧峰的塑造中,金庸只是要展现一个真正的大英雄走向毁灭,他的全部英雄品质都是为了毁灭所作的铺垫。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主题下,这种光芒四射的英雄形象具有真正的社会震撼性,只要他有机会,他就会不断的开创历史,所以他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嫉妒、攻击,乃至悲惨的收场。令狐冲,也许是金庸探索英雄出路的最后一次尝试,这里一方面是更为残酷和老练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是一个浪荡不羁又不愿承担侠义责任的个体形象。最终他也没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只愿随遇而安的生活。最终的归隐,乃是不得已而为的结局,令狐冲仍想浪荡生活,但他的威望使他存在就要承担责任,而这又是他所不能或不想胜任的。这样的归隐,没有任何的飘逸,只有浓重的悲情。也许令狐冲的归隐和萧峰的死,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背后都是英雄主义的无奈和绝望。
到了《鹿鼎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已不再出现,小说的主人公已变成了地道的流氓。而他竟然能轻松游走于皇帝与各色武林人士之间,娶了七个老婆,成了一呼百应的英雄和清朝的高级官员。对这样的“英雄”,许多人表示不解,事实上“《鹿鼎记》呈现出一种维持文本双重意义的持续性结构反讽,————《鹿鼎记》向读者提供了两种‘声音’:一是叙述者的声音,是海洋的表面,是假象;另一是只有当读者对作者的反讽意图有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听出的声音,是海洋底下的暗流,是真实”[7]。这种对武侠小说的价值颠覆,从它和前几部小说的比较中,更加让人感到侠义道路的迷茫。在这个类似闹剧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最深刻的悲哀。而即便是这样,韦小宝那仅有的一点品质也成为了他最终无法善存的原因,最终只有选择离开。金庸的侠义包含着复杂的情感,而“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8]。这种怀疑的终结是侠义精神的空泛,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个孤独的侠客,他们不改初衷的个性,使他们永远孤独。在这里已经分不清是侠客的悲哀还是江湖的悲哀了。
三 困惑的爱恋,缠绵的悲哀金庸小说的爱情与婚姻,完美结局的十不过一二。恋爱中的男女都饱尝爱的苦涩,但他更着意于主人公面对爱情的悲情结局。在他构造的四种爱情模式中,都包含了浓重的悲凉。
首先是传统的男权主义模式。在它的要求下,‘男人’包含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各种因素,“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男人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功名心理’,或者叫做事业心,或者叫做责任感,或者叫做道德感,于是他们同社会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渐渐异化成‘社会的人’,渐渐,他们淡忘了那本该是男人的真正含义的含义”[9]。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爱情悲剧。如陈家洛为了“反清复明”而断送了喀丽丝的性命。胡斐与苗若兰两情相悦,依然赶赴与苗人凤的生死大战。其次是苦苦追求而最终成功的模式。它也被金庸以巧妙的手法来展现这种结局的尴尬和悲哀。“阿珂、苏荃由于在丽春院中韦小宝的“胡天胡帝”使她们有了孩子,极不情愿地又不自觉地认可这种关系。“孩子”无疑是延续父权的象征,或者说,阿珂、苏荃们在父权的荫庇下确立了她们在家庭中作为母亲的权力地位”[10]。《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在段誉的屡败屡战的气势下和被心爱的人抛弃后而最终认可了这种情感,这样的爱情既不真实,也同样不让双方真正的快乐。这无疑和金庸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关,当时他以一个不知名小编剧苦恋长城电影公司影后夏梦,正是因为金庸对自己社会地位卑贱和崇高爱情追求的落差的深切感受,促成了金庸创作时对人的认识由单一向复杂的转化,由表现单纯的高贵的英雄人物向表现复杂的卑贱的普通人物的转化。再次是两情相悦的爱情模式。但命运的不济却使男女主人公倍感相爱的悲哀。《神雕侠侣》中女主角失贞,男主角断臂,在历经磨难之后还免不了身患绝症,长远的分离。这无疑使全书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唯美情调。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谓悲剧的“清涤作用”在此已充分体现。后来金庸以回天之笔改变了杨龙二人注定的悲剧结局,但事实上这样的结局决非是现实的可能和逻辑的必然,只能是流行文学对世俗读者的让步。但即便如此,经历了十六年煎熬后,杨龙二人终于远离尘嚣,远走江湖,这到底是喜是悲?在《天龙八部》中,作者更明显地写出他对人生的看法。就象阿朱向乔峰表白的那样,“便是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万种熬煎,也是欢欢喜喜。”但最终乔峰竟失手打死了阿朱。二人自幼孤独,及至两情相悦却又不得已生死离别。世间的不幸都加在了二人身上。他梦想的“牧马塞外”这样简单的生活都不能实现,命运残酷。这里我们不应抱怨作者的冷血,因为如此种种,却又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都可能遭遇到的不幸。第四是不知爱为何物的模式。在更多的小说中,金庸的小说中女性是情感世界中的进取者,这符合传统的古代小说叙事风格。江晓原先生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出了“奔女情结”这一概念,即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美丽而神秘的女子因为爱慕男子而主动求爱的情节[11]。金庸笔下的女性热烈地追求爱情,勇于承担因为爱情带来的一切痛苦。男性则扮演了不能自我表达的对象,一方面面对各种爱恋并不能作出独立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在爱人的诱导之下作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从貌似“神仙眷侣”的外表下,是“情为何物”的无声困惑,如袁承志与夏青青,过早的定位和夏青青的诱导、监控,已让袁承志无力再进行爱情的思考,而阿九的出身和时事的变迁又使这样的感情必然会归于无形。再如张无忌与赵敏,从地位的极端对立到最终的结合事实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是周芷若的突变,很难想象张无忌会有这样的选择。而在他们获得爱恋的时候,也就要面对兴复大业和亲情的背离。经此种种以后,也许赢得的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爱了,虽然终归平静,却是疲惫不堪。而事实上象张无忌这样的性格,最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爱谁更多一些。与此类似的是令狐冲与任盈盈,在这位任大小姐的一次次无以相报的献身后,身为一个无行浪子的令狐冲,备感自己受到的抬爱和压力。他已没有了选择的可能,而在两人的感情交流中,任盈盈也不失时机的让令狐冲内心自我强化他的感情,如在乘车跟踪林平之与岳灵珊时,两人互吐爱恋,几乎忘却跟踪之事,盈盈轻轻的道:“直到此刻我才相信,你终于是念着我多些,念着你小师妹少些。”这里爱情已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的结果。在小说的末尾任盈盈得偿所愿,而令狐冲的浪荡生活也宣告结束。这样的结局带给我们的是在团圆后的思索,人生的爱恋,或许此类居多,这无疑表达了金庸对第二种和第三种爱情的反讽。这也许与作者一生三次婚姻的感情经历有关。
四 奇幻的情节,寓言的悲哀
亚里斯多德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12]。金庸的小说虽重视性格,但情节由武侠小说特质决定,所以金庸小说中给我们展现了最为瑰丽的情节和场景,通过犹如畿语的暗示,展现了武侠小说寓言般的悲哀。首先是雄奇的武功,蕴含武力的悲哀。金庸小说的开端,即伴有惊心动魄的武功较量,但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刚刚才树立的高手形象并不会保持多久,继而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神秘武功,直把读者引入了神话般的武功殿堂。但不管有多么夸张的武功,小说却仍然在散布着悲凉的气氛。在武功的最高峰上应有剑魔独孤求败的地位,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剑冢:“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乃埋剑于斯。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作者在这里树立了一个孤独者的形象。而《笑傲江湖》所描绘的另一武学奇功“葵花宝典”,威力之大虽当时四大高手而不能挡,但此类武功竟是要自残身体,由此可见为冲击武学最高境界所付出的人性的扭曲。在相似的武功中,作者都着意在说明奇幻的武功背后高手的悲哀,孤独者和变态者的境况使读者对此多了一层寓言的理解。同样在《天龙八部》中的少林高僧曾言:“每一项绝技,都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化解”,“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重,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这里对武功的器物定位使我们同样感觉到“天下第一”的浅白。其次是迭起的高潮,呈现争斗的迷茫。当读者被英雄人物以一挡百、所向披靡的形象所鼓舞和震慑时,往往也会发现蕴涵在其中的让人悲凉的心境。在《天龙八部》中三个宏大场景聚贤庄、少林寺和雁门关外,我们除了看到乔峰一展伟力之外,我们更感到的是对抗争的无奈和虽胜亦悲的苍凉。在《倚天屠龙记》的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和屠狮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张无忌的力挡群雄,但面对着斗争双方的敌友混杂,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对正邪判断的迷茫,既然原因都未必正确,那么一场眩目的场面带给读者的最大的感受可能只是它的哀伤感。在《射雕英雄传》的最终,华山论剑由五大高手的争锋演变为一个萧索无味的老友聚会,在《神雕侠侣》的最终,望着元军退去的模样,会使人自然而生出一丝担忧,那么下一次呢?总之金庸的小说中凡高潮必有暗飙,也总会有淡淡的哀愁在心底浮现。
再次是奇丽的想象,带来哀婉的灵悟。金庸的小说不惜大量的笔墨来描述生活的情趣,诗词曲赋、神仙福地、风土人情,都成为小说人物生活经历的一部。而在这些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金庸也同样用悲凉的结局来显示美好的短暂。如《笑傲江湖》以一部琴箫合奏的乐谱《笑傲江湖曲》贯串全书,“琴箫之声虽然极尽繁复变幻,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悦耳动心”。但是此曲却是曲洋、刘正风二人临死之前合奏,而这两人也是为觅奏曲清净地而不可得。在《天龙八部》中李秋水、童姥之人,仙颜鹤骨,令人大为仰慕。但都为情所困,乃用各种伎俩互相算计,行为类于贩夫走卒。再如张翠山夫妇在冰火岛受尽自然之苦,但却尽享人伦。等到离开此地,回归繁华,却是立刻卷入江湖的旋涡之中。另外象绝情谷的情花美丽绝伦,但却不让人能有情,必以痛来表现情,这里面包含着金庸奇丽的想象,但却又都是以哀惋的节奏来动人心肠。
第四是因果的相应,尽显人生的沧桑。《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一心想武功盖世,最终得尝所愿,却已分不出“我是谁”。而一套隐藏在李白《侠客行》一诗中的极为高明的剑法,武林各色人等皓首穷经,无法破解,而石破天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却从中看出了本意。《天龙八部》中段正淳的风流倜傥最终的结果是爱他的女人在他面前一个个的死去,连他的妻子也曾背叛了他。玄慈和叶二娘的一段孽缘使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分辨善与恶的界限。即便是《射雕英雄传》中最乐天的老顽童,却原来也有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爱恋,以及以后几十年的纠葛。至于恶人,在金庸笔下,几乎无纯粹的恶,象梅超风、李莫愁、成昆等等,他们也都是某种恶的受害者。作者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因果解释,在宣扬一种生而痛苦的情怀,他也是想通过悲来告知大家对生的珍视。
总之,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蕴含了金庸对现实的思考。政论家的背景,浓重的传统文化意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香港纷繁的社会现象,使他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环境、侠义、爱恋、情节进行革新,形成了他用悲的力量来探索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信念,这使得武侠小说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即喜的外在,悲的实质和探索的指向的三向统一。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12]。事实上,金庸并没有为我们解决什么,但这种悲情使我们知道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这或许是金庸小说中悲情意识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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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9-8-29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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