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好文过眼录】添加中

刘国重

1949年12月18日，奥威尔发表《1984》，在奥威尔看来，“培育没有自由意愿的人种，与培育没有犄角的奶牛一样容易”。他用这本书向所有人发出呼喊，人类只有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才能抗拒和削弱“老大哥”的进逼。

【【【【【【【【【【【【【【【【【
苏则

来源：读嘉、私产公号

一、法家是法治的创始者吗？

今天我们来聊聊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我们讨论先秦法家思想，主要以两部书入手：《韩非子》和《商君书》。《韩非子》的作者是韩非，没有太大疑问；《商君书》的争议比较大，但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朝年间，虽说未必为商鞅原著，但确实反映了商鞅及其信徒的思想观念。韩非和商鞅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前者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后者是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实践者。


提起法家，很多人会有一个印象：法家是讲法治的，其他各家都是讲德治的，法治进步，德治落后，所以法家是进步的。但这个观念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法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家“发明”出来的。

我们翻阅《商君书》和《韩非子》可以看到，这些法家人物，谈论的不是“创造法律”，而是“改变法律”，是“变法”，换句话说，在他们之前，周朝和华夏诸侯已经有了古老的法律了。《商君书》的第一篇，题目是“更法”，内容是商鞅和其他几位秦国的大臣的争论。商鞅提出，只要国家可以富强，就不必沿用古法；反对商鞅的两位大臣则称“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依据古法就好。换句话说，双方都不反对依据法律治国，差别只是在是用新的法律还是旧的法律而已。我们翻检《国语》、《左传》等史料，也可以看到，在春秋时代，管仲、子产等人早已有了以法治国的实践，而孔子这样的儒家人物对这些人的评价还很高。


所以很明白的是：韩非、商鞅这批法家人物，不是法律或者法治的创造者，而是新法的创造和鼓吹者；如果我们站在旧法的角度来看，他们反而是破坏者。

图片
二、法家的思想源流——极端的功利主义

法家何以要破坏旧法，鼓吹新法？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思想源流。


读过《韩非子》，我们可以知道，韩非之前，法家有“法、术、势”三大派别：申不害注重“术”，也就是君主控制操纵臣民的帝王术；慎到注重“势”，也就是君主对臣民单方面的无限权力；商鞅注重“法”，主张以推行法律的方式强化君主权力。此外，根据《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可以知道，韩非是李斯的同学，他们都在荀子那里求学①，而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看这么一串人名，法家的源流似乎颇为杂乱，不容易整理。但若考究上述法家相关人物的生平，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共同点。这就是：这些人和当时的三晋地区都有很深的关联。


所谓三晋，就是魏、赵、韩三国。东周时代，旧有的封建秩序逐渐崩溃，暴君和乱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晋原先是一个诸侯国，为晋公统治，但到春秋末期，晋国的权柄逐渐落在了三个世卿，即魏子、赵子、韩子的手上，公元前376年，三家世卿撕破脸皮，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是战国时代的开始。

图片
三家分晋：魏、赵、韩

三国韩非本人是韩国贵族。申不害是郑国人，但后来郑国为韩国吞并，申不害是在韩国发迹的。慎到是赵国邯郸人。商鞅早年在魏国为官。法家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李悝，他是魏国安邑人。李斯倒不是三晋人，他来自楚国，但他和韩非一起受学于荀子，而荀子则是赵国人。


如前所述，法家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与三晋渊源甚深，如果说这只是偶然，可能性很低。这提示我们：法家的产生和当时三晋地区的文化政治环境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鲁国地区的例子：鲁国公族的始祖是创制周礼的周公之子伯禽，开国时就以严守礼制著称②。于是最重视周礼的儒家起于邹鲁之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多来自此地，或活跃在这些地方——荀子是个著名的例外，而他的思想也与传统邹鲁儒家存在差异。直到数百年后，楚汉相争的时代，鲁国仍然是最能坚守儒家道义的地区，刘邦击败项羽，忠于项羽的鲁国坚持到最后才投降③。


三晋的文化政治环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前面介绍过三家分晋，这是旧有的封建周制崩溃的重要标志，也是春秋到战国的分界点。魏、赵、韩三国的君主，因一己私欲，破坏封建旧制上位，属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僭主”，缺乏正统性，依赖权谋暴力，因此容易赞成和推行鼓吹“新法”的法家思想。魏王是中原诸侯中最早称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的一个；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也是法家变法的最早实践之一：这都是历史的旁证。可以说，当时的三晋地区，是旧有的封建制度发生较早、较严重的崩溃的地方。


这种地域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当时三晋的思想潮流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后人在公元279年，盗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的。这部书是魏国的史书，记录时期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延伸到魏国。

图片
《竹书纪年》

这部史书在后世史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用“毁三观”这样的当代语评价它，一点也不夸张。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五帝时期的历史传说，知道在尧舜的时代，尧没有把帝位传给没出息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舜；而舜也没有把帝位传给没出息的儿子，而是传给了禹，这就是所谓的“禅让”，是儒家歌颂的“天下之至公”，这些传说主要来自儒家整理的上古史料《尚书》。


但《竹书纪年》的说法，则和儒家的说法完全不同，它认为，和平高尚的尧舜禅让是不存在的，舜把尧囚禁了起来，夺走了他的帝位，还不让尧的儿子和尧相见。除了这一点，《竹书纪年》还有一些和其他古代史料不同的地方，而这些描述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血腥残酷，为了争夺权位，没有道德可讲。法家著作《韩非子》的《说疑》篇，就采用了这种尧舜夺权的描述④。


也许有人会问了：“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呢？”其实这是无从考究的。世界各民族的上古史，往往就是史实和传说相交织，尧舜禅让固然是传说，尧舜夺权也是传说。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尧舜禅让的说法在先秦比《竹书纪年》普遍得多；《尚书》也要比《竹书纪年》成书更早、更可靠一些。但重要的倒不是真相是什么，而是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描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尚书》和《竹书纪年》反映的不同的历史观。

考察其他古老民族的历史传说——如希伯来人的《旧约》——可以看到一些在历史上无从考证，但显然注入了古人的道德理想或者道德期望的传说。比如说某某人平生行善积德，最后得到好报；某某人恶贯满盈，遭到恶报。这是一种道德化的历史观。《尚书》的历史观，如尧舜禅让等等，也是这样的。而《竹书纪年》则是去道德化的历史观，极端功利化的历史观，类似现在流行的“阴谋论”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三晋地区的一个思想取向。譬如，现在有些人相信：“慈善家只是为了沽名钓誉，收取更大的利益”、“希特勒现在遭到批判，只是因为他打输了战争，如果他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就会被当做伟人歌颂”，这些说法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功利至上的价值观。


三晋的僭主们本身是依靠夺权上位的，自然更倾向于否定道德化的“禅让”：如果古人就是功利的、没有道德的，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的，那么我这么做，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这种极端功利的思维后来浸透了中国的政治史。五代十国期间，有个军阀说出了实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⑤，只要有暴力站台，就可以做皇帝。


战国时期，三晋地区抛弃道德、极端功利主义的思想潮流，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比较战国之前的旧法，和法家推崇的新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春秋时代管仲的旧法法治，上来就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万万不可忽视的⑥，但商鞅和韩非的新法法治呢？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都是国家的蛀虫，无益于君主保持权位、增加财富，非毁灭去除不可⑦。

三、奴役的平等

我们下面以《韩非子》和《商君书》为例，具体看看法家推崇的法治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法治。


商鞅、韩非这批法家，改革旧法，首先从打击贵族开始。我们中国，经过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已经没有真正的贵族传统了。现在中国人一听到“打倒贵族”两字，就很开心，觉得就像打倒地主，瓜分田地那样，实现了“均贫富”，人人平等的理想。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法家强调打倒贵族，是不是真正为了平等？我们翻清代王先谦整理的《韩非子集解》，前两篇《初见秦》、《存韩》是一些具体的时局评论，且有一部分非韩非所作；第三篇《难言》，说的是游说君王有多么不容易。这几篇都和法家主干理论关系不大。第四篇《爱臣》才进入正题，讲的就是要削弱贵族和臣民。


我们来看看韩非子的逻辑是什么。他首先提出一个价值观：“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很明白了：世界上什么都不如自己重要，什么都不如权势权位尊贵。这显然就是极端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君主和臣民是零和博弈，他们的利益是相对立的⑧。作为君主，为了保证自己的权位，就要压制周围贵族、臣民的力量，因为“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贵族臣民有了力量，就会威胁君主的统治。


韩非接下来用具体历史来验证他的观点：“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如果让法家之外的思想流派来阐释纣王的历史，一般都是说：纣王是独夫、是暴君，过度集中权力，不尊旧法，不尊重贵族和臣民，所以他失败了。孟子甚至认为，对于这样的君主，贵族诸侯就算是杀了他，也不算是犯弑君之罪⑨。而韩非的阐释和他们是完全相反的：纣王就是因为还不够暴君，不够专制，不够集中权力，所以才会失败；这个潜台词是：如果纣王进一步集中权力，那么即使他再怎么骄奢淫逸，诸侯也不能最后推翻他的统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完全无视传统道德，是赤裸裸的暴力决定论，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竹书记年》的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打击贵族的“初心”，也完全不是为了平等和公正，恰恰是为了集权和私心。法家打击贵族，不是为了平民的利益——他们对于平民也是极为严苛的——只是因为平民容易治理，强大的贵族却会影响君主的专制，所以要先对付贵族。这种专制强权造成的所谓“平等”，托克维尔曾以“平等的奴役”形容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区别在于，托克维尔的法国是到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才摧毁了贵族制，而中国在近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完成了这一进程。

图片
托克维尔及其著作

又有人说：比起之前的思想流派，法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主张实行“公法”，统一国内法律，这是讲求公平正义，是进步的。


法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是不是为了公平正义呢？我们再来看看《韩非子》。


《韩非子》第六篇《有度》着重讲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但几乎完全没有提公平正义之类。韩非推崇法律和法治，理由主要是这几点：


第一，法治有利于国家富强——这仍然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⑩。有人会问：“国家富强，不也很好吗？”——那恐怕是你对法家的“强国”有什么误解。《商君书》的《弱民》篇说得很清楚：“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法家所谓的“强国”，指的是君主可以控制的资源和力量强大，和民众物质精神上的幸福是完全没有关系，甚至还是有害的。所以在商鞅和韩非的理论中，在秦朝的法治实践中，都有愚民弱民的措施：一方面用重税榨取民众的财富，一方面控制民众的思想。



第二，统一法令可以使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法家主张“公法”，主要是为了消灭“私法”和“私义”。消灭私法，是为了把权力从地方和贵族身上夺过来，集中在君主手上。消灭私义，是因为个人间的情义会影响君主对臣民的直接控制⑪。当然法家也认为，采用公法可以消除奸臣。但这里的所谓奸臣，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道德意义上或者法律意义上贪污腐败的奸臣——前面说过，法家是去道德化的——而是功利意义上的奸臣。简单地说，凡是可能影响君主权位的臣子，都算“奸臣”⑫，所以《韩非子》把得到民众支持和欢心的臣子，也算作是“八奸”之一——臣子一旦得到民众拥护，就会影响君王的威信。

第三，统一法令，是专制国家的技术需要。中国的专制历史太长了，以至于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专制的体制是一个“自古以来”，非常自然地形成的一个东西。其实不然。封建主义的分权和自治才是年代更为久远，更为自然的体制。君主要专制，除了要克服贵族和地方上的势力之外，还要考虑到专制统治的可能性。韩非就指出，君主要凭借一人的精力和智慧，管理地方上一切事务，这是难以做到的。欧洲、日本，包括周代的中国，因此都要把土地分封给贵族，让他们自行管理。为了克服这个治理上的技术问题，韩非才提出了法治⑬。用统一的法律代替国君处理政务，那么“独制四海”的专制就成了可能。


总之，法家的法律实际上是方便君主实施专制统治的技术工具，类似于希特勒和苏联的户籍管理和告密制度。隋唐期间，日本皇室曾试图加强自身权力，效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他们规划的新制度，就叫做“律令制度”（“律”大致即刑法，“令”大致即行政法）。他们很敏锐地看破了中国中央集权的技术核心。日本学者日富谷至曾著《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在他眼里，汉帝国的专制统治就是用法令文书的技术基础支撑起来的。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法治，只不过是他们为君主策划的，巩固权位、加强专制的手段——“帝王术”之一。重视君主权势的慎到和讲究操纵臣下的权术的申不害都被公认为法家，但他们就不强调“法”的重要性。“法”既不是法家的思想源头，也不是法家的学说核心。称他们为法家，是有些名不副实的，他们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帝王术家”。

图片
后世帝王多以阳儒阴法治国，三国时期表面仁厚的帝王刘备在临死时希望儿子阿斗读的却有许多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

正因为法家的法治只是单方面压制臣民的帝王工具，而无“法的精神”，中国后世君主虽以法家思想治国，司法执法却野蛮腐败不堪。法家帝王术的内核，倒十有八九被后世的专制君主完整继承下来，浸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举个例子，《韩非子》有个理想：“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⑭，要让民众觉得，功劳都是君主的，过错都是臣子的。而现在中国人往往还有“皇帝是好人，都是奸臣的错”这样的思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还被韩非子牵着鼻子走呢。

四、为法自弊的法家人物

我们前面说，法家思想源于无视道德的极端功利主义。但即使是从最庸俗的个人功利的角度来看，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是非常愚蠢的：他们追求极端功利，结果玩火自焚，自己的性命也被君主“功利”掉了。


三晋是法家思想的源流地，结果在战国七雄中，这三个国家最早被奉行法家之术的秦国吞并。在三晋之中，韩非的祖国韩国首当其冲。韩非为了挽救祖国的命运，前往秦国游说秦始皇（当时还未称帝）。秦始皇喜爱欣赏韩非的学说，于是根据韩非信奉的功利主义，决定首先毁灭长期对秦国温顺臣服的韩国，然后实行韩非倡导的斩草除根的帝王术，以“法律”的借口弄死了韩非本人⑮。韩非终于找到了真正能够理解和实践他的思想的君主，而他的思想实现的时刻，就是他自己毁灭的时刻。


帮助秦国的法家人物，都得到了类似的下场：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帮助秦王加强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其中有一条法令是：“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坐判罪”，后来他被诬陷谋反，逃命的时候，发现因为他制定的法律，没有客舍敢于收留他，只好哀叹：“哎呀，我制定新法的祸害竟然到了现在的地步！”商鞅发明的严刑峻法最后落到了自己头上，最终被秦王捉住五马分尸，全家被杀⑯。



李斯以法家理论辅助秦始皇，劳苦功高，但在法家理论里，君臣就是潜在的敌人，位高权重的臣子就要及时除去，以免夺权的祸患。李斯因此遭到了秦二世的猜忌和赵高的陷害，在秦国酷刑的折磨下只好认罪，被判处腰斩于首都咸阳街头，夷灭三族。李斯死到临头才意识到自由民的可贵，和儿子抱头痛哭，后悔莫及地说：“我现在想和你一起再回老家，牵着黄狗去打兔子，也办不到了。”他们的命运非常悲惨，但仍然不能不说：这是他们自找的。


商鞅、韩非、李斯生前津津有味、兴致勃勃地为他们幻想中的帝王精打细算，清理潜在的危险，结果当然是自己也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但他们愚蠢的智慧，至今还以“大秦帝国成功学”、“曹操的领导术”之类的帝王权谋书籍的形式流传下去。如果动物界里有一些野猪津津乐道于《野猪的驯养技术》和《猪的饲养和屠宰技术》，大概就相同于人类中法家思想家及其粉丝：他们自以为非常智慧，其实极其愚蠢。历史已经一再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注 释
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

②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③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

④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史通·疑古》：《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竹书》、《汲冢竹书》即《竹书纪年》。《韩非子·说疑》继承了这种描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

⑤ 《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⑥ 《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⑦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韩非子·忠孝》：“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

⑧ 《韩非子·孤愤》：“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

⑨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⑩ 《韩非子·有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⑪ 《韩非子·饰邪》：“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罪沮，人臣之私义也。”

⑫ 《韩非子·解老》：“奸起，则上侵弱君。”《韩非子·忠孝》：“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

⑬ 《韩非子·有度》：“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

⑭ 《韩非子·主道》

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⑯ 《史记·商君列传》：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⑰ 《史记·李斯列传》：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集解》王先慎著/中华书局锺哲点校

2、《商君书》/中华书局石磊译注

3、《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4、《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5、《国语》左丘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6、《管子校注》/中华书局黎翔凤校注7、《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译者:冯棠）/商务印书馆


】】】】】】】】】】】】】】】】】】】】】】】】】】】】】】】】】】】】】】


高举爱国的旗号大行其恶贯满盈的手段欺骗着民众。

梁启超曾经说过：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

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

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

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为君相者勿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

为民者而不务各伸，是之谓自弃其身。

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翻译就是：什么是国家？是无数的国民组成了国家。

什么是国家事务？是民众管理自己的事务。

什么是爱国？民众爱众谓之爱国。

如果说一个国家有人压制民众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这个国家，如果说民众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是自暴自弃。

国家强大的本质是这里的人的强大，这是梁启超那辈人对未来中国人的殷切希望。

】】】】】】】】】】】】】】】】

秦以法治“孝”的真相
谌旭彬 在下版君 昨天
以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筑起来的秦制国家，其核心诉求，大体可以归纳为“汲取”与“控制”这四个字。秦帝国的内政，也完全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
试举两个例子。



以法治孝的玄机

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将“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以法治孝”。
在秦国，“孝”是一种绝对义务。史载，秦始皇车裂了“假父”嫪毒，迁太后于咸阳宫后，曾遭到齐人茅焦的批评：“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始皇不得已，“乃自迎太后跪咸阳”。皇室内部的斗争，也常常会把“孝”拿出来作为武器。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令扶苏自杀，所用的名义，也正是“扶苏为人子不孝”。
针对“不孝罪”，秦律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大意是：“问：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告发儿子不孝，请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具体涵义尚存争议的法律复核/宽宥程序）的程序吗？答：不应该执行，应赶快将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而且，在处罚犯“不孝罪”之人时，还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
“士五 (伍) 咸阳才(在) 某里曰丙 ，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大意是：“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因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蜀郡边远县分，叫他终生不得离流放地点而定罪，按甲所告将丙流放，并依法命其家属同往。现将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
如此，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商鞅曾将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只有铲除这“六虱”，兵民才会乐于被国君所用，国家才会强盛。结果，秦国不但不铲除“孝悌”这种观念，还给它加上了“法律保障”。
这种冲突，是否意味着秦国的执政者，抛弃了商鞅“铲除六虱”的政治理念？其实并不是。相反，秦国大力推行“以法治孝”，正是践行商鞅以汲取和控制为核心的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
为了加强控制与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比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导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这种变化，产生了两种后果：
（1）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时，严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对变故（比如灾荒、疾病）时，抵御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商鞅又推崇“民愚则易治也”，主张“国富而贫治”，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
（2）上行下孝，上位者鄙弃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等，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虱”，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对于这两大后果，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曾有过很具象的描述：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一门心思集中于耕战进取，不过两年时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秦人家庭富有，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家庭贫穷，儿子长大后就入赘他家。借给父亲一柄耕具，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里斥责。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一方面慈爱孩子贪图利益，一方面轻忽简慢自己的父母，这种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明确告诫汉文帝，秦有一大弊政，即“亡（无）养老之义”，汉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秦国的执政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现实是：（1）愿意/能够承担该项责任的正常家庭（聚族而居），已被变法拆散（变成小家庭）；（2）秦国政府只对汲取感兴趣，无意承担该项责任（即贾山所谓的“无养老之义”）。
那该怎么办呢？对秦国执政者而言，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养老责任”。
其实，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民众伦理素养方面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民众去“孝”所能解决。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这种政策，寄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秦法严苛，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被扭转，且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贾谊曾感慨过这一点，他说，汉朝建立后，“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今其甚者杀父兄”——那种不讲礼义、捐弃廉耻的秦代旧俗，延续到了汉代，且变本加厉，不但不愿赡养父兄，甚至还常常发生杀害父兄的事情。这些话，是贾谊说给汉文帝听的，他不至于当着汉文帝贬低他治下的社会道德水准。
虽然秦国“不孝”的风气并没有什么改观，但通过将“孝”写入法律，养老这项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负担，确实成功地被施加在了秦民身上，尽管他们正承受着繁重的汲取。秦国“以法治孝”的本质，其实是为其严苛的汲取与控制打补丁。



秦法繁于秋荼

类似旨在为汲取与控制服务的政策，还有秦律的繁杂细密。
秦国追求凡事“皆有法式”，制定了非常多的律条。用《盐铁论》中的话说，就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证实了秦律的繁杂细密。
按现代人的常识，只要具体条文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秦国的情况与现代不同，秦政推崇“民愚则易治”，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且秦制政权自上而下并无独立的监查制度，无法约束秦吏用法律公正地“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求独立的法律援助。所以，秦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就越是容易陷入一种动辄触法的困境。
当然，秦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吏的监督机制。《商君书》曾提供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民众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但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能产生效果。理由很简单——为了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势力，秦律规定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从而让底层社会结构趋向原子化，以保证由秦吏组成的秦国基层政权，在统治底层民众时拥有组织优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一群秦吏去监督另一群秦吏，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治理”的命运——秦法越繁杂细密，秦吏从中做手谋利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这秦法，本就是秦国执政者单方面的立法。
这也正是秦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这种突发性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这种制度化伤害。
只有明白了这种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时，为何要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父老”，是秦政所不喜欢的民间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尽废繁杂细密的秦法，代之以极其简单的三条约法，正是为了回应民间因动辄触刑而积累的对秦法的深重怨恨。
当然，待到天下底定，刘邦是一定要抛弃“三章”的，取而代之的是萧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

阿克顿勋爵概括了古典自由主义对秩序的洞见：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才是新兴的。古代民族基于习惯和习俗建立起来的传统秩序，无一不包含着最初自由的血液。只有在财政中枢的集权和为民造福的公共利益足够强大的时候，专制才会以各种理由——不管是理性的、利益的还是德性的——要求冲破传统习惯中的正义。收起全文d

】】】】】】】】】】】】】】】】

1797年，乔治•华盛顿卸任告老还乡，《费城曙光报》公开痛骂：“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滚回老家了，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政治邪恶与合法腐败将伴随他的黯然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开国元勋华盛顿能做的，只是退订《费城曙光报》。

】】】】】】】】】】】】】】】】】】】


最古老的欺诈行为是认定政治左派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政党。--托马斯·索维尔 ​​​​

一些美国人永远不会欣赏美国，直到他们帮助摧毁了美国，然后开始承受后果。--托马斯·索维尔 ​​​​

如果整整一年没有一个警察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杀死一个黑人，那也不会使黑人凶杀案的受害者人数减少百分之一。--托马斯·索维尔 ​​​​

】】】】】】】】】】】】】】】】】】】】】】】】】】
明代著名禅僧元贤曾总结过佛教僧侣一步步臣服皇权的过程：



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



元贤说的是结果，却没有介绍原因和过程，到底佛教是如何从不称臣到称臣，从视皇帝为众生施主的一员到完全拜服的呢？


比如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作为佛门僧侣，属于方外之人，因此“不敬王者”，也就见到皇帝不行跪拜，这等于宣称佛教僧侣不算是皇帝子民。



东晋成帝的辅政庾冰对此大为不满，在咸康六年（340年）提出“沙门应敬王者”的动议。待到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重拾庾冰之论，提出沙门弟子跪拜王者，而佛教领袖、著名高僧慧远写出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与之针锋相对。

但唐朝有一特殊性，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以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因此以道教为国教。唐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就儒释道三教的先后顺序发布诏令:“老教、孔教，此土元基; 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记载了这么一则轶事：“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曰︰‘不拜。’问其故。曰︰‘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皇帝见到佛像，可以不用参拜了。

清朝“清承明制”，“僧道不可诵经托钵于市肆，不可陈说因果以聚财”。到雍正帝时，更是废除了度牒制度，彻底瓦解了僧团。



因为度牒制度是虽是政府限制僧尼人数的手段，但因颁发度牒需要“试经”，保证了僧人质量，而且也使得僧团形成一有机整体，天下僧人都是一家。而废除度牒，看似不再限制僧人招收弟子，却不但使得僧人质量严重下降，还助长了从宋代便愈演愈烈的“丛林宗法”，各大寺庙私度僧人，形成以寺庙为中心的小集团，师徒相传霸占庙产。



寺庙本是“十方丛林”，是天下僧人的，《西游记》中唐僧所言“庵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馆驿，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便是这个道理，而至此却成为“子孙庙”。



僧团之间的联系机制中断，寺院之间随之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佛教终于“一切反抗的性格荡然无存，唯以‘忍’为教首”，完全为皇权所驯化。

认为皇帝不该拜佛的赞宁和尚是五代、北宋时期的名僧，精研三藏，专习南山律，与人谈论，辞辩纵横，有“律虎”之称。先是为吴越王钱俶所敬，署为两浙僧统，获赐“明义示文大师”尊号，后又被宋朝赐予“通慧大师”尊号，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高僧。而在其身上，再见不到慧远、智藏、道宣等前辈高僧在皇权面前的傲骨，在其心中佛祖已然远不及皇帝了。





赵匡胤纵然在隆兴寺留下了巨大的铜制观音

也丝毫弥补不了对佛教的破坏



他在端拱元年（998年）向宋太宗进《高僧表传》时，自称“臣僧”，后缀：“冒黩天颜，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曾经的“沙门不敬王者”早已抛却到九霄云外。



赞宁的行止只是当时佛门的缩影，精神臣服一旦开始，便一泻千里。到崇宁二年（1103年）编订的《禅苑清规》中，提出连国家官员也在师祖之上，寺院住持上香祝词中，首先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其次是祝地方官僚“长居禄位”，最后才酬谢祖师的“法乳之恩”。



宋真宗至宋神宗时的著名僧人契嵩在其《皇极论》中则表达了其身为佛教徒对皇权统治所具有的政治觉悟：“是故古之圣人推皇极于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极于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国家者，天下之大体也”，其言论已完全是王臣儒士口吻。之后的圆悟克勤更提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不妨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理论。而其弟子大慧宗杲进一步阐述：“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这便是后世学者总结的“宋代文人僧侣化，僧侣文人化”了。

【【【【【【【【【【【【【【【【【

托克维尔：“为了更快地达到地面，法国革命者走到楼梯半道时就跳出窗外。

黑格尔的这段话，“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林语堂《我的愿望》
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乔治 奥威尔 ​​​

我曾周游世界，宣讲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国家的很多人仍然对恺撒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反应。今天很多美国人感到，如果出现一个新的“恺撒”，就能解决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戈兹沃西《恺撒，巨人的一生》
】】】】】】】】】】】】
张爱玲百年诞辰02｜无处不在的“封锁”
原创 作家张远山 庄子江湖 今天
无处不在的“封锁”
——解读张爱玲小说《封锁》
陈林群

博尔赫斯在回顾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时说：“我从来也不曾远离过这本书，我觉得我的其他一切作品都是对这本书首次表现的题材的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在重新写这唯一的一本书的过程中度过的。”①

博尔赫斯强调的“重新写”，寓意深广，至少含有这样一层意思：面对纷乱的表象世界，作家都有自己的敏感点与切入口。那些被作家反复探究与表现的，如博尔赫斯的“迷宫”、鲁迅的“示众”、沈从文的“边城”等等，必定是他们借由表象世界通往生命本质的入口，并成为他们反复重写的创作“原型”②。

“封锁”是张爱玲的创作“原型”，她笔下诡谲多彩的“情爱婚恋”传奇，最终都归结到此，而短篇小说《封锁》则直接以此为题材，集中表达了“封锁”主旨。博尔赫斯《我的生活》，载《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第11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

】】】】】】】】】】】】】】】】】】】】】】】】】
【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猛烈的批评左翼知识分子。

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

概括为一句话：“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

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

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

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索维尔问：“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
“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

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

“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

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


索维尔：“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试图拿别人的钱不是贪婪，而把自己赚的钱留在自己手里却成了‘贪婪’？”索维尔：“集中权力要远比集中知识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工程事与愿违。”参见：《知识分子与社会》 ​​​​

】】】】】】】】】】】】】】】】】】】】
不给我颁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自我出生起一直延续至今——Jorge Luis Borges ​​​​

】】】】】】】】】】】】】】】】】】】】
@iDOCS国际纪录片展
2/2【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

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

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

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

】】】】】】】】】】】】】】】】】】】】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原创 英伦玫瑰 2020-10-03 07:00:17
2019年8月1日，我正在国内过暑假，突然收到伦敦一个陌生女孩的短信，她问我能不能教她和她男朋友学中文？短信是用英文写的，她的英文名叫Jasmine，在短信中，她向我简单介绍了她和男朋友的情况，她说，她在香港出生，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她男朋友是英国人，从来没学过中文，他俩想一起来上课，问我可不可以？

我告诉她我正在国内度假，等九月回伦敦后再商量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好几个月，直到2020年的1月6日，我们才终于在伦敦见上面。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金庸大女儿的第二个孩子赵明，她在家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

见面时，我问Jasmine，她为什么想学中文? 当时，她好像犹豫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我也没细想。因为在伦敦，来学中文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几年，回来后想一直保持或者继续提高中文水平的；有的公司中有中国客户，为了拉近关系、交流方便等而学的；也有妻子或者丈夫一方是中国人的，希望通过学习中文增强相互了解的；有将来想去中国旅游的；有的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想储备一门新语言和新知识，为今后五年或十年做准备的，总之，各种各样的目的。

交谈中，我了解到Jasmine毕业于美国波士顿音乐学院 ( Boston Conservatory), 现在是伦敦的一名舞蹈演员，跳芭蕾和现代舞。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以上三幅照片由赵明提供，伦敦的摄影师Piotr Motyka拍摄。

第一次和赵明见面，只觉得她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很腼腆，说话轻声细语，但非常爱笑。见面后，我发现她几乎不会说普通话，我又不会说广东话，只能跟她用英语交流，我们商量好了上课的时间，她和她男朋友每个星期来上一次课，从拼音学起。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我们见面后的两天，我收到了Jasmine 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中她传了她写的blog给我看，里面有一篇日志，是介绍她自己的。因为我上课的时候要教她和她男朋友作一个中文的自我介绍，我希望她给我一些资料，让我先熟悉了解一下，所以她传了这篇blog给我。晚上，我很认真地读她写的日志，当读到她的外公是香港的一个作家时，我在心底疑惑，那会是谁呢？然后，再往下读，我就看到了金庸的名字，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Jasmine是这么低调的一个女孩子，在我们长达几个小时的交流中，她一个字也没和我提起过金庸，如果不是看她的日志，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金庸是她的外公。随后，我发短信问了她，她回信说，是的，她的外公就是金庸。然后，她说，很对不起，当我们见面时，你问我为什么学中文时，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坦言，学中文是为更靠近外公，更好地读懂外公的作品和理解他作品的内涵。她说，她之前看过外公的一些书，但全是英文版本的，和中文版本的还是不一样，不能真正理解外公作品的精髓。她想学好中文，将来可以读外公原汁原味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Jasmine和她的男朋友刚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转眼就到了2020年春节，我组织了一个聚会，和一些学中文的学生在伦敦一起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中间是赵明和她的男朋友爱德华Edward。她男朋友是英国人，牛津大学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他俩都是我的中文学生。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我和Jasmine

随后，到了三月底，英国的新冠疫情就全面爆发了，大家进入封闭状态，我们的中文课也停了。再一次见Jasmine时，已是2020年的9月5日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要对她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采访，尽管之前我们已经聊过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一一核实，我和她约了在她在去德国演出前见一面。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在纽约 The shed 演出Dragon Spring Phoenix Rise 《龙泉凤舞》

Jasmine告诉我，在她的生活中，冥冥中发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她刚出生时，外公金庸就给她取了“赵敏”一名，来自于他最喜欢的《倚天屠龙记》中主人公的名字，但说来也奇怪，她刚出生时，就莫名其妙地会对很多东西过敏，而且还过敏得特别厉害，吓得她父母赶紧把她名字中的“敏”改为了“明”，所以，赵明就成了她后来的中文名。

2018年10月8日，她的外公金庸去世。上午她刚知道消息，下午就突然收到了美国一位华裔导演的来电，邀请她去纽约面试，参演一部功夫音乐剧《龙泉凤舞》的试镜。《龙泉凤舞》讲述的是中国移民的故事，由华人导演陈士争与《功夫熊猫》的编剧合创，奥斯卡得主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当时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既会跳舞，又会功夫的女演员。之前，剧组面试了很多人，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人选。后来，赵明在伦敦的舞蹈老师推荐了她，但一直没有回音，没想到就在外公去世的当天下午，她接到了导演的来电。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赵明参加《龙泉凤舞》的演出

那天下午，赵明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突然发生了车祸，她的自行车被一辆汽车给撞倒了，手和腿被汽车擦伤，幸好没危及到生命。当晚，她去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就拿着剧组提供的机票，飞去了纽约参加面试。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在纽约艰苦排练

当时，在剧组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是金庸的外孙女。第二天，面试完后，剧组的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一张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金庸去世的消息，上面有照片。赵明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本来跟别人说着话的导演突然转向她，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知道金庸吗？” 赵明回答说：“知道，他是我外公。”。 她说，当时导演就愣住了，只张着嘴说了一句：“什么？” 后来，导演觉得这也很神奇，好似老天爷的安排，在金庸去世的当天，他的外孙女就来到了剧组，而且，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庸武侠精神的一部剧。于是，导演就把这个角色毫不犹豫地给了赵明。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在北京练习武功 摄影：An Rong Xu

以前，赵明从未学过武功，为了演好这部剧，根据剧组的安排，她和男主角专门飞去北京，请了专门的武打教练，封闭训练了一个月。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赵明在后台准备演出

演出《龙泉凤舞》时的视频

赵明说，自己5岁时，就随父母移民去了加拿大，当时，对外公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很小的时候，他们在香港时， 每个星期都要随父母去看望外公。当他们去看望外公时，总会看到外公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书房看书或写字，她的父母到了以后，为了不打扰外公创作，通常也会一人找一本书看，他们小孩子就在一边自己玩。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舞者赵明，舞蹈是她的工作，她的生命. 摄于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摄影：Dominic Jacobs

赵明说，在加拿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金庸的外孙女，直到有一天，这个秘密被一个小学同学的妈妈发现了，那个妈妈当时很激动，第二天就拿了一本金庸的书，让赵明圣诞节回香港看望外公时，请金庸帮她签个名。赵明说，当她带着书回到香港见到外公时，因为害羞，不敢请外公签，就让爸爸去跟外公说，后来由爸爸拿去给外公签了。

在加拿大时，赵明爱上了跳舞，妈妈就把她送去上周末的舞蹈学校，没想到这一跳就是十多年，最后舞蹈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高中结束后，为了进一步深造，赵明考取了美国的波士顿音乐学院，以后， 她在这学了四年的专业舞蹈，专攻芭蕾和现代舞。她说，当时他们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后来一些人吃不了这个苦，就转去学别的了，她一直坚持下来，最后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2018年，参加香港国际编舞节，表演独舞，排练中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参加香港编舞节时的表演照，穿桔色裙子的是赵明

赵明从波士顿毕业后，一个人来伦敦发展。她说，刚来伦敦时，一个人也不认识，生活和工作对她来说都很难，为了很快找到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她曾经去餐馆打过工，那是当时可以很快找到的工作。

后来，她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慢慢安顿下来，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认识了一些朋友，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爱德华Edward.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2020年1月26日，赵明参加我们的春节聚会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她的男朋友爱德华，现在他会说简单的中文了，在伦敦开了一家VR公司

现在，赵明每天在伦敦忙于演出，有时候也去欧洲四处巡演，她说，如果有机会，她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去中国演出。

金庸的外孙女在伦敦跟我学中文 她说：我想通过中文来靠近外公
最后，放一张金庸和他所有外孙、外孙女的合影，左边第二个是赵明，照片由赵明提供。

赵明说，照片中还少了一个外公的外孙女，那是她妈妈妹妹的女儿，在拍这张照片时，那个表妹还没出生。

@头条国际 #海外达人团# #留学生#

】】】】】】】】】】】】】】】】】】】】】
如果你的儿子不是你的，你还会养他供他上学吗？如果你的老婆是公用的，你还会珍惜吗？私有制构成的私有观念，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自然的法则。  ——约翰·洛克 ​​​

风清扬尘: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带至菜市口侯斩，谭嗣同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围观者一片叫好声。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转） ​​​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直斥为“有明一代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

】】】】】】】】】】】】】】】】
824年4月1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驾崩，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查理十世之所以在近代法国史上颇具名声，是因为他就是个刻舟求剑的政治笑话，早在继位前，他就是那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王党领袖，大革命期间流亡英国时，他就说过一句名言：“宁可去锯树也不能按英王那种方式统治。”


查理十世
继位后，查理十世果然就开始了全面复辟君主制的计划，全然不顾法国这艘航船已经行驶到什么地方。先是1825年4月颁布《渎神法》，亵渎圣体者将被处以死刑，盗窃宗教物品者则将被服终身苦役；颁布《补偿法令》，给流亡者补偿十亿法郎，以赔偿革命时期被剥夺的受害者，根据该法令，流亡者可以得到相当于他在1789年前从自己财产上所得收入的20倍。1826年，查理十世试图在富裕家庭恢复“长子继承权”，1827年4月；欲推行“正义和愛情法”，拟对出版物课重税以消灭报纸，但两项动议都被贵族院否决。除了试图改组政府外，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签署了四条敕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一是关闭报社；二是解散议会；三是改变选举法，此后只有土地所有者具有选举资格，废除商人“营业税”作为选举财产资格的旧制；四是确定下次选举在九月举行。
倒行逆施的结局毫无悬念：不到三天，巴黎人民起义，查理十世逃亡，并被迫放弃王位。
【【【【【【【【【【【【【【【【【【【【【【【【【

从朱熹到王夫之，其深责于东坡者，有一个因素，即他们以“道统”所在自居不疑，而对文士抱有“深深的恶意”。《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有个问答：“……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再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居易以文章小技，而为嬉游放荡、徵声逐色之倡，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至宋，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腾于天下后世。”视杜甫、白居易如此，也就难怪视苏东坡如彼了。当南宋灭亡后，周密有见于此，在《浩然斋雅谈》卷上指出：“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这自然是针对朱熹辈而言的。

】】】】】】】】】】】】】】】



“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 《管子》 ​​​​



美国对俄罗斯是博弈，对中国是践踏——根本没把你当一个平等的对手，白人骨子里的傲慢已经延续了300年。

“华人不是人，他们神经迟钝宛如工厂机器，一身铜筋铁骨，不受冷热影响，他们麻木不仁，缺乏一切该有的情绪，他们更总是像牲畜一样聚集在一起。” “而我们美国必须是个白人国家，而且只能容得下白人，我们必须保护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免受瘟疫似的东方文明的污染。” ——约翰米勒（排华法案提交者）

】】】】】】】】】】】】】】】】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他还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 ​​​​

】】】】】】】】】】】】】】】】】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话：“国人对于戏台上的悲情极其敏感，动不动就感动得流泪，但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真切的悲剧，又往往是充耳不闻漠不关心。”

】】】】】】】】】】】】】】】】】】】
克鲁格曼: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人的尊严受到严重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

】】】】】】】】】】】】】】】】】】】


克思同志说： “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73页 ​​​​

】】】】】】】】】】】】】】】】】
老照片的故事 — 再读金庸访谈
原创 温迪雅 小温分享 8月10日




采访团队（左→右）：邵大伟，张朝夕，徐欢，温迪雅，王大兵





1



老照片的故事



一直想写一个老照片的回忆系列，就是把手头可以翻到的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和旧物件，连带着相关的人和事，用回忆的形式记录下来。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病逝，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自媒体都在纪念他。我想起1997年在香港回归前对他的采访，以及他亲笔给我的题字；我曾经把它装在相框里，在北京简陋的出租屋里陪伴我直到出国留学。二十多年过去了，搬家无数，但我知道我将他的题字保存的完好，一直放在长年租用的存储空间里。我想，那就等我翻出了这些东西时，再怀念他吧。



最近我开始整理旧物，找到了他给我的题字，是与我在英国读书时获得的几个学位证书放在一起的。也巧，前不久我的老同事，也是当年一起参与采访的邵大伟把自己整理扫描后的一些采访照片发给了我，这样我的第一篇“老照片”，就写写我特别珍惜的金庸大师吧。



我一直知道网上流传有几个版本的“温迪雅访金庸”，本想拿来附在本文的延伸阅读里，谁知找出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内容收录的非常有限。也难怪，我们“东方之子”栏目的播出时长只有8分钟。但我们采访的时间不短，内容覆盖了武侠的金庸、办报的金庸、以及参政的金庸几大块。



好在，对金庸的采访被我收录在于1998年出版的《温迪雅访谈》一书里，我庆幸当时选择了他，也庆幸当时还有机会整理留下了这些文字。不然采访的内容就真的消失了。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而我深知，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的一部分。当我今天再读这些对话，同时翻看当年自己写的回归日记；而且，为了这篇回忆，我还翻阅了很多其他同事后来对香港回归报道的记录...... 今天的我，试图将自己再次置身于二十多年前的香港，那四十天的日日夜夜，无数的采访，以及参与最庄严的回归交接的一幕......虽然，后来这些年曾多次去过香港，亲历它的种种变迁，如果，真的再有机会回访金庸，他会怎么想？怎样讲呢？



我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香港北角嘉华国际中心25层  在金庸办公室里拍摄采访 （邵大伟，王大兵）





2



我的1997



1992年，艾敬的《我的1997》红遍大江南北

                        

......

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

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

(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

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

(香港香港那个香港)

(小候说应该出去闯一闯)

(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

(听说那是老崔的重要市场)

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7快点儿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

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





艾敬的流行曲《我的1997》红遍大江南北，发行是在1992年，那真的是唱出我们那个年代对香港的好奇和期盼。现在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因为如今迈出国门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啦；我的同龄人估计不少人也已经忘记当初对香港的感受了吧？因为香港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地位早已经改变了。



1997年的我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创办于1993年）工作了近五年了，算是资深成员，但还不能算资深记者。香港回归是重大事件，能够参与其中，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荣幸。我们庞大的报道团队其实在年初就已经开始早早地做准备工作了。于从未迈出过国门的我来说，去香港采访，也算是第一次踏入一个不同的制度下的特别行政区。





在香港回归首日封上收集的被采访对象的签名



我们CCTV大部队5月27日从北京出发到了深圳，第二天的傍晚才进入香港。我的日记里记录了我们住在“一个门脸很小的‘铅笔头’一样的写字楼，小小的电梯需排队使用；我和其他几个同事们住在6B，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间，一个8平米，一个6平米，而且都是上下铺”。条件很艰苦，感觉除了有朋友请大家吃饭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吃，或者在外吃碗面什么的。住处就像一个临时的家，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各司其职，大家在可以交叉的时间，也逛了不少的街，受托给亲戚朋友买了很多的东西，一起看了若干场电影。可以说，正如艾敬歌里唱的，在如此紧张和忙碌的时间里，我们什么都体验了，真是没闲着。



我们在7月1日香港回归直播完成后，还继续采访工作到7月6日，才经由深圳返回北京。在这四十天的时间，我采访了以文化艺术领域为主的大约二十多位的香港各界人士。所以我的时间基本上是围绕着预采访、准备采访和正式采访而安排的，而编导和摄像可能还要多一项拍摄空镜头的任务，而且，我们的采访也是基本上晚几天就播出了，所以编导们还要赶制节目，尤其辛苦。




刚去香港的初期，我们当然觉得自己是另类了！不会讲粤语（过去会说粤语、会唱粤语歌可是相当时髦的），英文也不怎么样，香港人大部分不懂讲普通话，交流特别困难。我们在购物时，也难免被不良商家所骗。好在我们年轻，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渴望，我们有着国内“无冕之王”的傲娇，有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热情，加上无比的敬业，所以似乎一切都不在话下。





3



“有惊无险”访金庸





金庸先生在他个人信笺上给我的亲笔题字



金庸是6月18日在他的面朝大海的“明报集团”办公室里接受的采访。在我的采访札记里记录着，“有惊”是因为下午2点提前到了他的办公室，才发现编导和摄像师之间由于都以为对方安排好了录音师，就都没有带录音设备，到了后才意识到关于录音师就没有安排。其实这真是应验了“越是重要的采访，越是有紧张和疏忽的地方”的典型案例。“无险”是因为恰好在我们之前的别的媒体的采访也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所以编导幸运地赢得了时间去新闻中心拿录音器材；而我们在入场后，先拍摄了一些空镜头，赢得了一些时间，等录音设备到了之后，才开始采访，基本算是没有耽误时间。



另一个“无险”仅仅是我的个人感受。整个采访过程没有什么特别刺激和格外令人兴奋的东西。因为金庸先生是一个性格温和、娓娓道来的人，完全不是我想象得样子，也丝毫没有武侠小说里所描述的侠气。



我必须坦白一点，自己并不是一个金庸的武侠迷。记得我自己当时很惭愧也很担忧，生怕因为自己的这一点而采访的不到位。所以，对金庸的采访我格外重视，早早地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精心准备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家，而且经历如此丰富、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人来讲，选择采访重点很难。采访金庸，不能不谈武侠小说，不能不谈他的《明报》，也不能不谈他和香港的关系以及他在回归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贡献........ 这样的结果就是可能什么都谈了，只要时间允许。



我忘记了我们当时预约的时间是多久，但是采访是相当愉快的，所以时间上也非常从容。当然有很多记者都采访过金庸，有谈武侠的，有谈他的人生经历的，但我觉得在香港回归的前夕，尤其他在谈他参与的《基本法》的工作历程，也许并不多见。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这也是我上期公众号专门将对他的采访整理成文的用意所在。





我手里拿着金庸送给我的《笑傲江湖》一套四本签名书



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许多观点，对于创办明报的酸甜苦辣，许多媒介都有采访，而在我们的谈话中，虽然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他隐隐作痛的民族主义情怀，这种感觉从少年的金庸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他对于香港的感情，除了知恩图报之外，更重要的也是基于这种感情，所以他能够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对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压力视而不见，真心地想为香港做点什么，尽自己的那份努力。



采访结束后，金庸主动问我喜欢哪本书，要送我一套。我说您认为哪一部最好，我就要哪一部，他想了想说，《笑傲江湖》在内地比较受欢迎，容易产生共鸣，就签名送了我一部四本。后来，他还非常贴心的让我们参加拍摄的每一个人，都挑了一套自己喜欢的书。



金庸对于我们的要求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他非常耐心，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不知道他是否觉察到我们的失误（录音设备），反正他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和愠怒，反而对于每个人的感受都照顾得到。整个的采访，他是那么的谦逊，对于个人的坎坷，他一笔带过，用佛教的思想说，达不到就降低自己的要求。这是一个经历过风雨的人的答案。



如果让我今天再回忆当时的感受，那就是他的真实，以及难得的真诚。



我知道金庸先生有着非凡的洞察和预测能力。我期望他能够送给我一句话。他非常认真地想了好一会儿，在他的便签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温厚则可亲，雅韵自脱俗



这两句话我特别喜欢和珍惜，一直当作我的座右铭。



非常遗憾地是，金庸先生送给我的那套书，因为多次搬家，整箱的书都不知遗失在哪里了！除了金庸的书，我清楚地记得还有陈忠实的签名书在里面，当然一定还有其他的签名书。



我只能暗自期望，这些书还在人间流转。最好它们是在爱书人的手里，更好它们是落在了金庸迷的手里，这样它们就会被爱护有加啦......







这是赠给邵大伟的《天龙八部》签名书（感谢他保存的这么好，并为我拍照）



金庸访谈录
原创 温迪雅 小温分享 8月3日


中央电视台1997香港回归人物采访组 与金庸合影



1



外交官，年轻时的梦想



温 ：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界去看看。那时候用私人方法出国是很困难的，经济条件也不具备，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做记者，或者做外交官这两条路。外交官是国家派出去的，游历世界更方便一些。



温：据说1950年时，您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



金：也不是去求职，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国际公法，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官。作为外交部的顾问，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要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



温：我想，您年轻时想做外交官除了想游历世界的意愿以外，恐怕还有一种年轻人的抱负在里面？



金：也有，那时候爱国心很强，我觉得应该为国家做点事。当时，一般人认为在香港生活惯了，物质条件很好，回到北京去会很艰苦的。可我想，吃点苦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国内革命胜利不久，再大的困难那么多人都经受过了。更何况天下大事已经安定，北京再苦也苦不到哪里去。



温：当时要是在北京做外交官的话，那您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金：是啊，我这个人反叛性很强，不大安分守己。如果在政府当干部的话，“反右”啦、“文革”啦，这些运动经受过来，可能人都没有了。



温：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庆幸的了。



金：也不是庆幸。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交叉的，走了这条路，那么前面还会有两条路让我选择。总之，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肯定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在里面的。



温：按您年轻时所掌握的学识，您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的抱负，在以后的经历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



金：年轻时是希望出去看看，当然，这件事不用当外交官也做到了，而且比外交官自由自在得多；外交官到了一个地方不能随便走，而我可以随便到哪里都行，比外交官反而更好了。







2



讲故事，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温：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题材来表达自己？



金：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就写这种题材了。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具有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



温：当初您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有没有想过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



金：我的第一部小说写了三四个月，完成以后就登在报纸上。刊登出去没多久，就有很多来信、很多回音，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哪儿知道后来自己的武侠小说写得这么受读者欢迎。



温：您在自己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江湖社会”，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



金：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比如《水浒传》这部小说，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如宋江、武松，本身就是“江湖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但主要的，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



温：您和梁羽生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品被评论界称为“新派武侠小说”，您觉得你们两位的武侠小说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



金：梁羽生跟我是在《大公报》的同事。要说不同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他写了之后，我才写的，从开始创作的时间上说，我晚一些；第二，小说是有主题的，当然是以爱国主义和强调正义的主题为主。而梁羽生对主题的选择更加重视，比如他更加重视社会制度，他的阶级意识很强。



温：您并不会武打功夫，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



金：好像是天生的，就像讲故事，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





“神雕侠侣” 剧照



温：很奇怪，平时您说话的速度很慢、很温和......



金：没有什么戏剧性是吧？但我知道故事的高潮在哪里。同样讲笑话，有的人讲得使人哈哈大笑，有的人则讲得平淡无奇。小说创作时要掌握什么地方该紧张，什么地方是高潮，什么地方应平淡一点，对于这些我是自然而然知道的，这是不大会教的。人家说你教我写武侠小说行不行？可以，但实际上小说是教不来的。有的人学问好得很，什么东西都懂，但写小说不会安排剧情，因为他没有这个天赋。



温：虽然是天赋，但它跟您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是分不开的。



金：还是有关系的。我做过电影导演，写过剧本，搞这种工作要有很多时间来研究戏剧，再加上我对中国、外国戏剧的爱好，这些对写小说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武侠小说这一类，与其他一般爱情小说不同。我是在家里看的，不一定很戏剧化，主要是符合现在的潮流。对文学批评家而言，如果缺少故事，他们会觉得小说故事性不强，不喜欢。如果小说的戏剧性太强，他们也会不喜欢，因为是为了投大众所好，不太严肃。



温：“新派武侠”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取源于某个历史故事，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历史，则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



金：这也不是“新派”所独有的特点。我们“新派”的小说比较严肃一点，以前的很多武侠小说很夸张、很雷同，世上做不到的事，他也会去写的。要讲武侠小说的“新”、“旧”派的不同，那么“新派”更注重写“侠志”，尽管也有打斗的描写，但武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讲一种“道”出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为什么？分得比较清楚。



温：所以人家说您除了是一个文学家以外，还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历史学家。



金：那也不敢当。我是希望这样做的，但功力很浅，一直也没做到。最近这几年搞研究，希望自己做一个学者，但做学者的相底不好，比较困难。我到北大、浙大，他们聘请我做名誉教授。我跟他们谈，觉得我没有资格做教授。他们的学问很好，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很深人的研究。因为这是做学问，要全心全意放在学问里边，而且要聪明、要努力，我自身努力不够，而且时间也不够，其他的工作太多，外务太多。







3



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

文人则可浪漫一点





温：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在香港，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我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要学会计算，学会经营，这是跟文人无关的。我可以把文人的头脑暂时放在一边，用企业家的身份来办报纸。如果我是画家，是音乐家，那么办报纸要更难一点，因为他们未必懂新闻。



温：您办报的最初原因是什么？



金：我办报前做了十几年的新闻工作，对办报有兴趣。在其他报馆工作，不能自己为所欲为，有很多事情我想做但上面领导不同意，就做不了。自己办报有个好处，在香港经营报业，第一没有人管你，你有很高的自由；第二没有人帮你。办得好呢，就经营下去，亏了本了，就还要投入很大的资本，再继续办下去。当时我没有很多钱，对资本只能精打细算。比如一位作家要我加稿费，我不能加，你一加别人也得加，这样，我就负担不起了。办报跟文人不同，文人可以浪漫一点。如果大家是好朋友，可以大量加薪水，你加我也加，那么报纸就很快垮台了。







温：也正是因为您把“文人”和“企业家”分得很清楚，才得以成功？



金：应该分开。我现在办报，对外就是企业家的身份。在资本社会，雇一个人是有些标准的：第一，你要让他生活过得去。第二，劳动力是一个商品，出最少价格买到最好的商品，这是做生意的原则，这个东西九块钱可以买到的，我不能出十块钱，最好是出七块钱、八块钱，而且品质不能降低。请人也是这样，如果给他5000块薪水可以做了，就不用给他6000块，但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人才，你给他5000块请不到，人家6000块钱请他，我就7000块钱请他写文章。你有多少贡献就应得多少薪水，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品质，这是经营企业的原则。



温：但是，一个人在同一天里，开始是商人的脑筋，而一会儿又要变换成文人的脑筋，这做起来恐怕挺不容易吧？



金：我这个脑筋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您是既文又商，而作为一个商人，对文人应该有更多的理解？



金：我是既做商人、企业家，又做文人，而做文人时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智的社论，另一个是情绪化的小说。这些年来我做事的经验是：不管做哪件事情，都要集中脑筋而不要分散脑筋。考虑问题时集中精力，有的人觉得很难，其实并不难。在学校里念书，这个钟头念英文，下一个钟头念古文，古文之后又要念物理，下一个钟头又是化学......老这样的生活，你到底听什么？念物理时我就不会去想刚才古文老师讲了什么。书念什么就集中精力学什么。



温：年轻的您认为自己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总希望能够发表......



金：是啊，希望自己办报，能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不受人家的干预，这一直是我的愿望。做编辑、记者的时候，常常是文章写好了不能用，这是记者很生气的事。而有机会自己办一个报纸，就能做到我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



温：创建自己的园地的想法是否因为您觉得对社会对历史有一种责任感？



金：也谈不上，没有这样伟大。当时就觉得应该这样，为什么不让我写呢？总是觉得我这个主张被压制了，被抹杀了，就不喜欢。



温：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



金：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温：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



金：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人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温：这种对社会的洞察力、预见力，是因为您对历史了解的缘故？



金：亚里士多德说，行动是跟个性来的。一个人个性怎样，就会有怎样的行动。也有哲学家说：性格即命运。我很同意这种讲法，历史上很多人的命运都是根据性格来的。秦始皇这样做，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刘邦跟项羽打仗，为什么刘邦会赢，项羽会输，跟性格不同有很大关系。所以有些事情，这个人办得好，那个人办不好，这跟性格是有关系的。历史看得多了，就可以推测现在的事情，他现在这么做有什么目的，下一步会怎么做？他性格是这样的，大概会这么去做，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胆子大一些，想得周密一点，推测就不是太难。



温：您认为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金：我自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不太守规矩，不愿受约束。



温：有了自己的报纸，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说您的愿望都实现了，但后来为什么要卖掉《明报》？



金：办报纸负担很大，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集中在这里，报纸越办越困难，人也越来越多。报纸发展了，读者多了，报纸地位也就高了，人家也就更注意了。而我自己年纪也越来越大，万一我自己生了大病，万一死了没人接替，报纸不是就垮台了吗？



温：您曾经说过，自己的报纸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您卖掉报纸是否就像把自己的儿女都卖掉一样？



金：并不是把儿女卖掉，是女儿出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随着年纪慢慢增长，体力也不大好了。有时记者编辑不听话，你也没办法，也不能说马上就不要你了。年轻时，你不做我来做，你不写我来写，这些都可以，但后来做不到了。



温：武侠小说和《明报》这两样东西，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武侠小说在1970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



金：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办报纸，人多、责任很重，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趁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早点把报纸卖掉，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





“射雕英雄传” 剧照



关于武侠小说，我自己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这样性格的人写过，我希望不要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我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



温：15年写了15部小说，您把这15部的头一个字联了一幅对联叫“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里有什么讲究吗？



金：这倒没有什么意思。当时小说的名字是随手拿来的，事后才勉强把它凑起来。这副对联是不好的，本来中国的对联，是仄声对平声，平声对仄声，有时名词要对名词，动词要对动词，可这副对联对不起来的。



温：但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记住这个对联后，就不会把别人写的书认成是您的了？



金；是啊，看我书看得熟的读者都会记得这副对联。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有一位教授提到这副对联，他一提，底下很多学生都念得出来。



温：您在新闻界那么多年，对香港未来的新闻媒介应该怎么发展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



金：有的。我办报纸的第一个原则是一定要正正派派，黄色、下流、无聊的作品不要有。我想九七回归之后，香港的报纸可以更加正派一点。报纸每天都有读者看，不仅大人看，家里小孩也看。现在报纸对整个市民有健康的影响作用。香港有些报纸现在情况并不很好，我希望这种情况在“七一”以后可以慢慢改变，并不是指政府去干预它，而是希望整个社会风气比较健康，报纸、杂志、传播媒介整个都健康起来了。



温：香港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一种寻找归属感的情绪，您怎么看？



金：其实香港人有很多不需要去寻找归属感，只要他是香港人就可以了。







4



对家乡和祖国的依恋

是我真正的感情



温：您生长在浙江，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的感情，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



金：这种感情是不同的，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去，死在浙江。



温：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金：香港对我很好，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我做生意也很成功。我到饭馆里吃饭，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很开心，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有人误会，以为我想做官，希望搞政治，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

温：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您曾经犹豫过？



金：这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当时一直犹豫，因为《明报》是个很独立的报纸，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的话，人家会说，你受了“人大”的委任，便只有赞美，没有批评了，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了。当时犹豫，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个不是捧扬，是为香港服务，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 报纸，对香港非常了解，对内地也非常了解。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懂法律，最后就当仁不让了，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热心，很努力的做了。  





邓小平接见金庸，相谈甚欢（1981.7.18）



温：看了您和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我觉得您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人。



金：我从小一直到现在，这种感情不大表露，可心中是很强烈的。



温：作为一个经历过很多事、又了解历史的人，您怎么看家庭、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



金：从大的观点看，整个民族都有这个苦难，比如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内战，但一切都过去了。对家庭和个人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温：您认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发展最关键的是什么？



金：最关键的是大家平平稳稳地继续发展经济。1982年开始到1984年，中国英国双方都提出香港的最大的目标保持稳定繁荣。第一保持稳定，第二保持繁荣。稳定是社会稳定，不要有很大的动荡，自己内部不要有很大的冲突、矛盾；保持繁荣，就是保持经济继续发展。我在香港住了50年了，香港也有很多人喜欢我，我也很喜欢香港人，我希望香港的这些朋友们，这些亲人们，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



温：刚才您说想多研究些历史，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金：以后的计划还是希望能做个学者，研究历史，写一两部历史研究心得的书。我在英国大学里，做过一些研究。中国历史跟英国发生关系的时间很长，汉朝、唐朝时期，我们跟中亚、土耳其以东的那些地方都有很多联系。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把少数民族的贡献一笔抹杀了，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好的，我觉得以后要改变这种观点。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哪些重大的贡献，要研究一下，还它一个真正的、合理的地位。中国汉朝和匈奴的斗争，匈奴失败后向西方逃去，逃到东亚，再逃到欧洲，结果把整个罗马帝国都搞垮了。有人说匈牙利人可能是匈奴人留下的一部分，是不是还不太清楚，所以，我准备做些这样的研究。







温：我们知道您对佛学也很有研究，如果从自身的经历来看，怎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金：人生是无常的、变化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人生在世，总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



温：怎么看待自己的命运？



金：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句话，应该努力去追求自己心里的平安，自己心里的欢喜，觉得我这个事情做对了，那就可以了。



温：但愿望总是要受到各种束缚的？



金：是啊，内心的愿望总不大可能实现的，照佛教来讲，只能愿望少一点，不要有太大的愿望。



温：当愿望与现实冲突时，您是如何平衡自己的？



金：只好把自己的愿望再降低一点，这似乎比较消极，但对国家不能希望她不要太富强，对香港不能希望她不要太繁荣，这个愿望不能降低标准。但对自己希望得到的却没有得到，没得到就算了，就不要去想它了。

刘国重

风清扬尘:
我们赖以生存的规则都是谎言，那些制定规则的人都游走于规则之外，说谎，有些是情有可愿的事。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要叫人崇拜他们的谎言。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

风清扬尘:
耶律楚材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可谓契丹版的波普尔。
@保守主义评论
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 ​​​​


】】】】】】】】】】】】】】】】】】】】】

撒切尔夫人触动了既得利益，遇到过反对她的大罢工，甚至暗杀，她不为所动，扔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喜欢你，那么你就需要随时随地在任何事情上准备做妥协，这样，你将一事无成。”

撒切尔夫人曾经的反对者杰弗里·豪对她说：“你真正的成功不只在于改革了一个D派，而是两个。”

】】】】】】】】】】】】】】】】】】

有金庸、穆旦、海子，你还不信世上有天才？
2018-11-01 20:06
绵延数百载的浙江海宁查氏主要是以出产文人学者而非高官巨商为世人所知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其家世尊贵、显赫！在清康雍两朝，查伊璜、查慎行、查嗣庭、查升，于当时全国文坛学苑画界均属第一流人物。海宁查氏门第鼎盛，一时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曾亲自为查氏宗祠题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并亲自书写匾额：“嘉瑞堂”。其后二百年间，海宁查氏代不乏人，更于二十世纪再度开枝散叶，为中华文化贡献出鼎鼎有名的文坛大师————笔名为金庸的查良镛、笔名为穆旦的查良铮。

1934年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木”与“穆”谐音，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而金庸笔名之由来：是将“镛”名左右拆开而得“金庸”。

英国童话作家J.K.罗琳曾长期日进斗金，跻身世界豪富阶层。威尔斯的一部世界历史，就使得其生活的像一个皇室成员。在中国，也有过一个类似的人物，就是金庸。

金庸作为知名政评家，表露出非流于一般的政见和才智。但仅此远远不及于其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伟大成就。以其作品为巅峰的武侠小说，竟在整个华语世界骤然兴起，掀起一股惊涛巨浪，席卷风靡于全世界中华文化圈数十年至今乃至遥远的未来。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备受推崇，风行天下而无与争锋。其小说之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地方与民族人情风俗等等中华文化传统知识和人文背景，处处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语言文字功底和文化积淀，堪称博大精深。但其小说最大的意义却在于其惊人宏大的想象力与致人不可自拔的其乐无穷的吸引力。其情节构思奇妙无比、动人心魄、引人入胜，而又深刻映照数千年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其所创造出来的各类人物或诙谐幽默滑稽怪诞，或忠义情深专注执着感人至深，情态万千而又无不来自于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的灵感启发。每一章，每一页，无不熔铸了创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与情感经历所留下的心灵记忆。从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学教授，到中小学教师，乃至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从黄土高原、偏远山村到全世界的许多大小城市，遍及全球，不同社会阶层的无数金庸迷为之爱不释卷。数十年间，其对于影视文化和其他娱乐文化的长盛不衰的影响力已无古今中外的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可与比肩！后来之追慕仿作者，无能达其一二。有人说他的文学作品是一种不具备实质文学价值的通俗文学，但无数的读者却以他们的喜好和执迷，也以他们个人的审美天分和能力来证明这才是他们所认同的真正的文学。

对金庸武侠文学成就的评价，不应低于中华历史上任何文人。未来的文学史，是不会遗漏金庸的！这一份丰富深厚的文学遗产已经给予中华文化以深刻印记，而未来的中华文化，亦必处于金庸武侠文学创作实绩与所造就的文化现象影响之下存在与发展。当代玄幻小说，其实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也可视为金庸小说的后续发展。当代玄幻小说第一遍比金庸武侠小说好看，第二遍，就不行了。从来没有过任何一部当代玄幻小说能够吸引我读第二遍。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别说是第二遍，就是第三遍，仍旧是其乐无穷、津津有味。而且，拍成电视剧的话，当代玄幻小说，却远远的逊色于金庸武侠小说。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摄制的电视剧，翻拍了一遍又一遍，我便也看过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是对于经典的回味与重温。几十年间，金庸武侠小说于影视剧的反复摄制，这在其他任何一种小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成就；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所有这些影视剧，任何一部，比之金庸原著，都要显得黯然失色，而只有原著，永远是精妙绝伦！这样一种阅读感受，与金庸对于现代汉语的独特的创造性的运用，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开创了现代汉语文学，但鲁迅先生及其同代与后辈的所谓严肃文学，却缺乏语言的美感，尤其是音质的优美，远远逊色于古代汉语文学的精美、完善！令人对现代汉语，很失望！而金庸为现代汉语文学，创造了一条今古文结合的道路。金庸及其后继者如树下野狐等，虽然他们的文学还不能达到理想境界，但已为五四之后的华人指出了现代汉语文学理想境界的可能性。单凭这一点，足以笑傲千秋！

毫无疑问，金庸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影响力已无可超越的汉语言文学大师。金庸的文学成就，虽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文化，但其个人成就及由金庸武侠而引出的文化现象，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其为人为文，皆为人所景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金庸的《神雕侠侣》了。而到了二十岁以后，才看到金庸的全部武侠作品。我从内心知道：金庸的作品和文字是极好的！我总想要写篇满意的文章，留下自己向金庸致敬的文字，表达内心真实的推崇的态度。而我却长久的限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深感无力于更为精当、满意的表达出内心无限的激动。

有时候，我想到的是：如此优秀的一个汉语言文学大师，竟活跃于二十世纪殖民文化浸染下的香港，而非中华文化根基所在的大陆，是不是在金庸的生命中，有着决定了这种非凡文学才华的基因呢？或只是一种巧合与历史所厚待于20世纪的宿命？

查良铮，其人名气不大，很多文学爱好者对其亦是闻所未闻。我从前竟也从未阅读其任何诗作，固亦未闻其人。但我喜欢王小波，而他为王小波推崇备至，这便成了他首次进入我阅读视线的契机。

在《我的师承》一文中，王小波这样写道：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13岁时，穆旦就已经开始了诗歌创作。然而，与沈从文一样，本不高寿的穆旦，在建国后便已基本停止了文学原创，而倾力于翻译。这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为建国后人心惶惶的政治气候所致。

1977年2月26日春节期间，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死前，穆旦在《冥想》一诗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对于中国无数的普通读者来说，查良铮之名，已湮没无闻！但以穆旦的笔名所发表的那些诗歌和译作，却堪称伟大！让人从内心感受到王小波的推崇有理有据、所言非虚！那是怎样的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啊！一生中一心一意的专注于汉语言音律之美与诗歌内在的审美价值。无论自作还翻译的诗歌文字，尽皆简练优美，韵律和谐，锤炼而出。译则忠实传达原意，自作则忠实于内心。他为世界贡献了那些优美的诗歌，并以同样优美的诗歌语言为国人忠实翻译了那些伟大的诗作，实为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真正以优美的现代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先驱和典范。他影响启发了后来的王小波，可谓现代汉语文学的真正开创者。王小波使用同样优美的现代汉语来进行写作，从此，世人方知：在数千年以来一统中华的精美的古典汉语文学以外，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优美的现代汉语文学。

尽管有过四大发明，但中华民族事实上从未以科技与学术称雄于世。科技与学术的落后，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落后于人的根本缘故。中华民族所贡献于世界的，主要是其不朽的汉语言文学成就。在浩瀚的汉语言文学著作中，若要选择真正堪称杰出的文学大师：我一定会毫无犹豫的选择金庸和穆旦，我绝不会遗漏这二位。

在这二位大师诞生几十年以后，在浙江邻省的安徽农村，又诞生了另一位一脉同姓的天才。这个人就是海子。海子原名查海生，他十九岁就北大毕业，然而，可惜的是：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的时候，年仅25岁。

关于海子，不需要多说什么。真正的文学，其所表达的往往是特定年龄段的特殊感受，你在生命中的某个年龄段中错过了，你便永远的错过了。这就像是音乐。海子是文学的偶像，正如Michael Jackson是音乐和舞蹈的偶像。或许，发现偶像，才是对于艺术本质的真正的触及！

对于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的理解：海子作此诗时应为失恋状态，并于诗中改称恋人为陌生人。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氏三雄，在天堂里可以相聚了。

以几首诗作，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死前的诗意》

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

戈麦在圆明圆附近万泉河

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

海子在山海关

绝非他们事先选定

便匆忙奔赴其地

绝非他们事先选定

便自沉、杀妻、悬梁、卧轨

2.《面对生活，心暖心开》（仿作于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狗、写作、读书、引体向上、俯卧撑、深蹲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自律、自爱，面对生活，心暖心开

从明天起，发发朋友圈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狗每一本书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每一个人，我都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对生活，心暖心开

3.《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从前我爱的是你，现在我爱的是你，将来我爱的还是你/你是我的唯一！（仿作于海子《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
钱文亮丨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 ——穆旦与海子比较初论
2018-12-04 14:28
2007年，时值中国地区新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经过46位活跃在大陆、港台地区、海外的诗人和批评家的投票，由《南都周刊》举办的“新诗90年十大诗人”评选活动在年底揭晓了最终的结果。根据得分统计，现代诗人穆旦以235分名列榜首，当代诗人海子以101分位居第七。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穆旦与海子，一来是因为二者在汉族姓氏中同属查姓，二来是因为诗人臧棣在参与该次活动的文章中开篇即把二者相提并论，以高度赞美的口吻称颂他们是天生的“诗歌之子”，认为他们在新诗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这两个诗人，一个偏重智性的丰饶，一个倾向感性的极端，但这很可能只是表面现象。既然能以‘诗歌之子’来归类他们，说明他们身上一定还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我以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最显著的共性是，他们生来就是服务汉语的诗性的诗人。或者说，他们纯粹是为诗歌而生的人。比他们写得出色的诗人，或许并不难找到，但能凭借诗人自身的天赋和才能，给我们的新诗写作带来诗的光荣的人，仅此二者存焉。”

90年的中国新诗史，仅仅在“十大诗人”之列查姓诗人就占据两席；如果再把视野放宽到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更会发现占全国人口总数极小比例的查姓竟贡献出三位大师级的人物：查良铮、查良镛、査海生。这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除了大俗而至大雅的武侠小说大家查良镛（笔名“金庸”），原名查良铮的穆旦与原名査海生的海子成为他们各自时代代表性的大诗人，这种玄奥而神秘的生命信息令人不能不遐想华夏民族命运的奇异幽邃：早在明清之际，查姓科甲之盛即为天下瞩目，清康、雍、乾三朝“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帝著名的题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均属查姓。当然，本文将穆旦与海子两位诗人并列比较，并非单单因为他们同属一个古老而光荣的姓氏，而是因为他们恰巧都处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在以其“自身的天赋和才能”忠实表达生命主体与时代之间复杂的纠葛及其经验、梦想的同时，也将汉语言的意义空间拓展至新的维度，为迟缓、滞重的中国新诗加注了强劲的精神驱动力：一个是在194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至现代主义的巅峰，一个则在1980年代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诗歌理想。这两个时期也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社会等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期，他们的代表性因此就具有很高的不止于文学史层面的解读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历史是在遭遇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下展开的。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的刺激是那样的全面而深入，文明形态上的工商业社会对于农耕社会的冲击是那样的剧烈而凶猛，古老的中国如何能够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烈火中凤凰涅槃、“再造文明”，不仅成为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思想主题，也一直是20世纪每一位置身现代中国历史语境的新诗写作者首要关注的“大是大非”，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新诗百年所特有的文化主题和美学追求，同样也进入了穆旦与海子的诗学意识的核心：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穆旦：《玫瑰之歌》（1940年3月）

这一次全然涉于西方的诗歌王国。因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1987.5.30）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显而易见，虽然横跨近半个世纪的距离，两位查姓诗人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和美学规范的反思与批判却是一以贯之。然而，“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却又成为二人探索“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的殊途：因为置身于战争强加给民族与个人命运的严酷而复杂的现实，穆旦及其同代人不得不承受着和时代现实发生剧烈摩擦的切肤之痛，而经过当时堪称先锋、前卫的现代主义诗学洗礼，则进一步强化了穆旦对中国现实的敏感，使得他在人生态度上更多秉承了鲁迅直面人生、“肉搏”现代的勇敢冷酷，在诗学意识上则果断告别了传统抒情的泛滥与感伤，而以类似鲁迅“杂文”式的笔法探入纷繁多态的现代中国经验，以开放性的“发现”诗学去尝试处理因为战争而显得“炽热”、变形的各种自我、日常、爱欲与生死、时间等存在主题。在西方文化的哲学视野与分析性思维中，联系着人类存在的普遍性，穆旦以反讽的目光进入现代混乱的冲突现场，充分表达了在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主体的召唤与压抑下生命个体的迎合、疏离与挣扎、痛苦，“在外部历史压力之下，逐渐将肉身化的、感觉性的生命本体确立为现代自我的根源，并以此构建现代认同而展开社会历史批判。”而相对于穆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的深度体验、智性反观与批判，海子则深受尼采反理性立场和酒神精神的影响与感染，将自我内在变成为感性体验、生命直觉与想象力的“最炽热的熔炉”，表现出混合着原始性的浪漫主义的凌空蹈虚。

尽管有如许不同，穆旦与海子在“反（古典化）美文”“反（古典诗意）修辞”“反（东方美学）趣味”的新诗创造策略上，却有比较一致的表现。请看看穆旦“审丑”的《还原作用》、反传统抒情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突破汉语伦理阈限的爱情诗《诗八首》等等，再看看海子的以表现“整个人类的形象”为标准的“大诗”理想及其在长诗集《太阳·七部书》中的“负面想象力”（姜涛语），甚至可以看看海子以天地人神我为诗思维度的抒情短诗《四姐妹》《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等等，不难得出结论，穆旦与海子的诗歌的确如中国古老精神之树的旧根里熊熊燃烧的“一片新绿”，真正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新鲜的”生机：前者给中国诗歌带来的是分析与怀疑的智慧和现代复杂性意识，后者则带来了民族文化传统所匮乏的神（超越）的维度和原始的创造力。恰如研究美学的潘知常所言：

在人类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世界的时候，它见证这种伟大的力量。当人类失去了爱，陷入了悲剧和苦难的时候，它见证这个失爱的悲剧和苦难。其实，最深刻的审美活动，最深刻的艺术，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内涵。而中国美学呢，它不敢去见证爱，也不敢去揭示失爱。那么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知道了我们中国美学的根本缺点。

海子说诗歌不是修辞，而是烈火，我觉得在中国美学史中是前无古人的。……他要完全扭转中国美学的抒情方向，不再走“吟咏”的道路，而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海子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新的精神资源，他开始从西方的宗教精神里，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这条线里去找书看，……其实，西方的文学大家和思想大家基本上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海子的朋友骆一禾在评价海子时把海子比喻为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还是很有远见的。

潘知常的评价绝非没有根据的溢美之词，只不过说海子的观点在中国美学史上前无古人却显然是视野有限，至少对于穆旦来说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穆旦在1940年代便已提出的“新的抒情”，——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第一次自觉打破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学的“纯诗”想象及其规范，向着更丰富的现代经验开放的崭新诗学意识，对于中国新诗的探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启示；除此之外，不少相关的研究已表明，“穆旦1940年代的诗歌已呈现出大量基督教的神话和修辞，它们不仅仅作为碎片而存在，在《蛇的诱惑》《神魔之争》《隐现》等重要作品中甚至成为全诗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说，穆旦的诗歌绽露出了较为明显的基督教思想意识。”“在穆旦的社会总体图景背后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督教图景”。如此看来，穆旦在新诗创作中对于基督教精神资源的引入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正是借助于这种异质文化的终极追问的态度与方法，穆旦的诗歌“从这里发展出了一种一直为中国诗歌所缺乏的‘思’的能力。”

不过，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穆旦与海子在“反传统”上表现出态度的一致性，但表现于各自诗歌与诗论中的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与美学规范的反思认知却在立足点上有所不同。在穆旦那里，是基于抗战现实所生发的关于民族命运与人类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省视，例如《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五月》《出发》《还原作用》《森林之魅》《神魔之争》等，其中即包含更多的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而若要追溯这种批判的渊源，应该来自波德莱尔以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据此而论，穆旦的诗歌比海子的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典型意义上的“美学现代性”，而海子则对现代化带来的现代生命经验以及与之相应的现代性批判显得比较隔膜，而是一个对抽象的黑暗、死亡和虚无情有独钟的歌唱者。其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与美学规范的反思与批判既然与198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中西文化比较热”同步，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化文学典籍中凭直觉所获致的领悟，都使得海子热衷于从人类文明的总体性视野，对于包括华夏文明、印度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等等进行宏观层面的想象和思考，明显缺乏穆旦诗歌对现代生活经验的微观剖视和复杂性意识。究其原因，就在于穆旦和海子各自的成长环境与时代语境的截然不同。简而言之，穆旦出生于现代化的城市天津，在亚洲土地上经历过艰苦的迁徙和惨烈的现代战争，曾经因求职等缘故辗转于昆明、重庆、贵阳、北平等城市之间，做过小职员，办过报纸，并在美国留过学……可以说，穆旦对于“渔网似”令人窒息、绝望的现代城市及其日常生活，对于现代文明的体验及认识，显然是在安徽农村长大后又工作于昌平乡镇的海子所无法相比的；而且，经过“红色的三十年代”的浸润，194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更进一步地经受着批判现代化运动最为清晰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无疑也又加强了穆旦的反思与批判。所以说，作为同样敏感的诗人，穆旦虽然也期待现代化带给古老中国的“炽热”与“新鲜”，但同时也对西方现代诗人所表现的现代化的灰色与异化、分裂与悖论充满了共鸣和同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丰富与丰富的痛苦”，穆旦的诗歌充满更多现代的复杂与玄奥、碎片与分裂。

转过来再看海子。借用另一位诗人柏桦的自我认识，海子也是一位“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按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是一种以“工业化道路”（而且是偏于重工业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一种剥离“城市化”的“有限现代化”。典范的现代化理解是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向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现代文明的变化与实现，将现代文明理解为以自由经济为本位、以多元而活跃的城市文化与工业生产等为表征的工商业文明。换句话说，经典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出生于1950、1960年代的人，即“50后”“60后”）还是比较陌生的，更何况海子这样的乡村少年；虽然海子就读的大学所在是北京这个大城市，但1980年代的北京生活仍然主要受制于计划经济的单调，而北大比较单纯、封闭的校园环境以及毕业后北京偏远郊区昌平乡镇的生活也难以让年轻的海子深入体验现代文明的多元、多变、矛盾与复杂，——这才是西渡所指出的海子与骆一禾“致力于长诗写作，把诗歌抱负寄托于某种‘前现代’的巨型作品”的历史原因。所以，与穆旦能够亲身实践“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并不一样，当那个包含“城市化”“商品化”的名叫“现代化”的庞然大物迫近时，海子明显地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感伤与痛苦，一次次转向身后的大地与头顶的天空，而很少直面急剧变革中的现实中国社会。回忆中的乡村大地与一无所有的孤独天空既给了他无穷的安慰和光明，也隐藏着令他无法回避的绝望与黑暗。这一切也许就导致了他的自绝。正如西渡所揭示的：

他的诗几乎没有现实的、历史的内容，即使他那些篇幅宏大的长诗，包括他那些叙事性作品，表现的也多半只是自我的“幻象”，他笔下的人物也只是自我的化身。……不同于骆一禾站在历史的基点上面向未来、歌唱新生，海子心灵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主义”、一种朝向过去的时间观。他的历史观，一言以蔽之，就是越原始越好。

海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逃避现实的倾向。他的原始主义是对现在的逃避，他的远方膜拜是对此地的逃避。

的确，海子的笔下多次提到“幻象”——以惊人的阅读量而从中外人类文化典籍中化合出的亦实亦虚的艺术形象，这种“幻象的只取外观使它接近于日神的梦象，而不同于经验世界中的形象和物理世界中的现象。……也就是说，幻象是光，是外观，是形式，它没有火焰的内容，没有火焰的温度，没有火焰的热量”。它是不及物的。换用海子的说法，“伟大的幻象”相当于“伟大的集体回忆”，它与个体的经验相区别。因此可以说，原始主义的海子最为看重的诗学“幻象”接近于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荣格所说的蕴涵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或原始意象，却与此时此地的现实和历史经验缺少直接关联。而“幻象”又的确是海子建构其诗歌世界的“元素”。那么，与穆旦诗学的熔铸一种“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相比，海子“源于尼采的‘幻象’诗学”的确是难以支撑起其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理想。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海子生活于其中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自1898至20世纪80年代结束，中国古老的文明精神虽然迭遭斫害，但其元气尚未丧失，横贯20世纪的“革命”风暴虽然摧枯拉朽，但农耕文明的传统宗法力量和价值观念仍然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其最后的修复功能，一直要到更为致命的“城市化”“商品化”的狂飙将乡村的青壮年人口大面积卷走，无数的自然村落迅速萎缩、凋敝，才有更多的国人切身感受到全面现代化给乡土中国造成的连根拔起的改变。而对于这样的时代来说，早慧的乡村少年查海生显然来得太早，又离开得太早。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简单地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外部视角来评判海子的诗歌创造及其意义难免会贻笑大方。实际上，本文在这里仅仅是想提供一个理解海子的不可谓不重要的社会—历史的维度，而无意于按照“古典—现代—后现代”的进化论式的线性文学史观和价值评价标准，抬高穆旦而贬低海子诗歌的意义。而且，笔者更想强调的是，从1980年代先锋诗歌所获得的诗学“革命”的理论资源来看，海子的原始主义来自于人类学视野——这是穆旦诗歌中比较缺乏的，这种人类学以及生命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1980年代蜂拥而入国内的西方现代学科知识，同时启发并有力推动了海子、骆一禾等先锋诗人的创作一举突破数千年“敬鬼神而远之”、一味专注于人间世俗社会问题的儒学和自然本体的道家哲学的思维阈限，使得中国诗歌（而不仅仅是新诗）第一次回溯到诗歌原始的神秘主义源头，给当代诗歌带来了多数人至今不太明了的奇异震荡。关于海子、骆一禾在诗学上的这种“返回”之于中国诗歌“自新之路”的意义，诗人西渡曾经根据闻一多的研究这样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诗乃是一个种族的集体记忆，而这记忆根植于神话。神话既是文明的宽广地基，也是民族的历史基因。但是，汉民族的神话记忆却在远古时代发生了某种重大断裂，而使全民族处于失忆状态。……这种失忆状态造成汉语诗歌从《诗经》时代就倾向于把诗等同于歌，把集体的‘志’”转训为个人的‘怀抱’，其后果就是把集体的记忆转换为个人的记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脐带切断了，诗也因之失去了聚合民族的力量。”正是在认识到华夏文明传统的上述缺失，对于海子的诗学意识和创作有极大影响的骆一禾为自己和友人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长诗写作计划，要求从“诗”的原初意义上恢复诗歌创造、创始、行动的力量，唤醒民族记忆，并以此对华夏文明进行结构性的改造：“这个计划的雄心不是与但丁或荷马竞争，而是直接与神话竞争。骆一禾的终极目标是迫使远古诸神在现代背景上以诗的方式重新现身。”“这是一个重写中华文明经典的宏图大略。这是他和海子转向史诗和大诗创作的内在动力。”

显而易见，海子、骆一禾在诗学上的这种文化抱负和诗歌理想在近百年的新诗史，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都是空谷足音、非同凡响的，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诗歌共时体”的思想，堪称当代诗歌的一座有待发掘的诗学富矿。

西川在海子去世之后写成的《怀念》一文中曾经这样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的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后来，西川又将海子诗歌中外人“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与“写作当中的匿名性”问题相联系，认为在各种关于海子的讨论当中，人们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个东西。但在西川自己阅读德国的思想家索伦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这本书时，却“立刻就想到海子”。不言而喻，西川在这里所强调的神秘主义，正是海子通过他的实验性诗歌带给中国诗歌的异质而积极的创造性贡献。有心的诗人和研究者如能从此深入考辨、细加揣摩，必能有新的发现，裨益于当代中国诗歌的开拓。

话题回到穆旦与海子的比较。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穆旦的精神特质和诗学资源在王佐良的笔下曾被精辟地概括出为突出的两点：“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智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由此看来，与海子及其挚友骆一禾的“大诗”理想和“诗歌共时体”的超越观念相比，穆旦显然是忠实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和现代中国现实的卓越诗人，换句话说，他所践行的“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是一条比较彻底却又单纯的“西化”之路，其最大收获是避免了软弱的感伤与膨胀的滥情，为中国诗歌带来了现代的怀疑、自省的智慧和生命体验的深度，表达了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现代中国人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动荡不宁的、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代灵魂；而在海子那里，由于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等等原因，至少在其早期的诗歌中“契入了寂静而包含的东方精神”。也就是说，海子所寻找的“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是吸取了中国古老的神话和文化精神，以及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资源和美学遗产的，已经远远逾越了美学的界限，接通了人类生命与价值、意义的源头，这些努力后来主要体现在他对长诗的创作冲刺中，发生在接受尼采哲学的影响之后。虽然说在那些长诗中也充满了暴力冲突、各种对立与矛盾，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迥异于穆旦诗歌所表达的现代生命个体所经历的纠结、痛苦，海子所表现的主要是“集体的记忆”、类生命的斗争以及文明的冲突。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联想到对世界宗教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关系做过精深研究的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曾经在比较儒教与基督新教后认为，儒教伦理和新教伦理虽都是主张入世的，然而儒教视宇宙与人间的根本结构是和谐的、平衡的，因此儒教对宇宙和人间社会秩序的看法有一种“强烈的今世乐观主义”。与新教伦理中人与世界间所存在之巨大“紧张性”完全不同，“在儒家伦理中，自然与神祇，伦理要求与人之缺失、原罪之意识与超生得救的需欲，今世的行为与来世的补偿，及宗教的责任与社会政治的现实间的任何紧张性是完全不存在的”。韦伯指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都是‘理性主义’，但这两种理性主义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理性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理性的主宰。”显而易见，以韦伯的视角回看穆旦与海子的文化意识与诗学取向，联系20世纪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探索、追求与体验，对于当下的读者来说，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仅仅从韦伯所比较出的结论看，毋宁说：穆旦的诗歌充满着属于基督新教的“紧张性”，而写作长诗之前的抒情诗人海子则更多是儒家及道家的“和谐”，“寂静而包含”。
【【【【【【【【【【【【【【【【【【【【
今天是王小波十周年祭日 其兄撰文回忆生平点滴(图)
2007年04月11日13:35[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华夏经纬网

1997年4月11日-2007年4月11日

　　卡尔维诺写过一部小说《树上的男爵》，一个叫柯西莫的男孩子因为饭桌上的小争吵，发誓此生住在树上，不再返回地面。他果然在树上生活、恋爱、思想，直到生命终结。王小波就像这样一个树上的精灵。他似乎比我们更接近天空，又总怀着一腔友爱之情俯视地上，灵思高蹈，辛勤不懈，负责传递天空与地面的消息。

　　今天是王小波的十周年祭日，我们特别约了一组亲人和朋友所写的稿子来回顾这个奇特的人。

他的作品经过10年传播，已经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他自由而散漫的精神气质更是我们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性格。———编者

　　七十年代中期，我弟弟王小波身患肝病，自云南返京，一家人得以聚会一堂，恰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

　　当时人人都活得不自在，不光是因为前途未卜，心存焦虑，因为对于未来，已经没人敢存什么奢望，只求眼前混得下去，过一天算一天罢了。使我们活得没劲的原因是我们正当脑力旺盛的时候，正值好动不好静的年纪，却无书可读，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做，四面环顾，是一片精神空寂。当时也有点所谓的艺术作品，然而“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而且把那点可怜的东西看了又看，听了又听，正如《镜花缘》里的通肠国人，把拉出来的东西再吃进去，如此吃了又吃，直到吐而哇之为止。就算是耗子，也要有点可以磨牙的东西，我们连点磨牙的东西也没有，连耗子都不如。

　　当时我们依稀觉得人的脑子像一些机杼，而机杼需要东西来润滑。没有润滑，这些机杼就会僵住不动，早晚成为一堆锈蛋，于是我们就会成为离白痴不远的东西，这前景实在可怕。所以不管怎么着，我们非得找到点润滑的东西。但大脑的润滑剂以趣味为先，而周围有点趣味的东西早已被当作剥削阶级的玩意儿铲除净尽，只剩下闷杀人的无聊，有时想起来，真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从朋友手里搞到一本武侠小说。那是我们见到的第一本武侠作品，是梁羽生的大作《飞红巾》。我们早就听说武侠小说是世上最能蛊惑人心的东西，只是无缘得见。当时草草翻了几页，恰如久旱逢甘霖，登时乐不可支。于是兄弟几个你争我夺，最后是几个脑袋凑到一起，共睹为快。一页页翻下去，看到后来，真是猗欤休哉，不知今夕何夕。想那香港人实在占尽便宜，每日吃着生猛海鲜，一个个养得肥耷耷的不说，还可以随意享受这样的精神盛宴。老天真是何其不公。

　　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狂热地寻找武侠小说，终于找到了金庸的作品。当时好书如凤毛麟角，纵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也难寻觅。第一本金庸武侠是《碧血剑》，我在远离北京的煤矿偶得一面之缘。当时用尽平生气力，尽量记忆，回到北京时，就在我们的小屋里摆开书场，听得小波如醉如痴。古人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看了金庸，再看梁羽生，便觉颇有不足之处，至于其他作者，更是“自郐以下无讥焉”。

　　我们从《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一部一部看下去。每弄到一套，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猛扑上去，把世上的一切抛诸脑后，直看得昏天黑地，废寝忘食，不看到最后一页，决不罢休。看完最后一页，还咂着牙花子，品味余沥，只恨书写得太短，到这儿就完了，最好是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让我们看个过瘾，一直看到世界末日。

　　记得金庸的书多为四卷一套，于是我们排定次序，各持一本，依次传看。本来我是哥哥，理应看第一本，但小波这厮看书委实太快，我第二本才看到一半，他第一本已经看完，于是追着屁股跟我要。所以以后拿到书后，都由他打头看。

　　当时弟兄们齐聚一室，小波如大虫一般，抱书盘在床上，双目炯炯，发出绿光，使我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大嚼的眼睛抓住字母

　　字母多么可怜

　　好像远古的鱼龙

　　咀嚼着

　　偶然落到它颚上的一棵紫罗兰。（第1页，共3页） 页码： 1 2 3

　　小波一边读书，一边大口喷云吐雾，劣质烟草的气味四下弥漫，小室里烟雾腾腾，可是那读书的乐趣万金难买，实在不亚于置身伊甸园。

　　从那时起，小波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武侠迷，这种热情，历其一生，始终不衰。我们从小就有用哑铃之类打磨气力的癖好，看了金庸的小说之后，才知道光修习外功还难臻上乘，内功才是要紧的东西。于是小波就半真半假地修炼起内功来。他自称可以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倒也是模是样。

　　有时他端坐床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正在修炼天山童姥的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功，还问我是否看到他鼻孔放出两道白气。我说你要想鼻孔放出白气倒也容易，只消严冬腊月不生火，把温度降到零下十度，再不然我兜里有大前门一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有时他练得兴起，便凑过来，伸出一手，要和我比试内力。于是我们两掌相抵，各自催发内力，比上一顿饭时间，直抵得手臂酸麻，内力还是杳如黄鹤。

　　以后两三年，他的内力修为始终没什么进展，所以兴趣略减。有一天，我又看见他奋力用侧掌敲击椅子背，就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有一个仇家(是哪一类仇家我没问，该不会是情场结怨吧？)，他正在苦练铁沙掌，一旦练成，就去把那个仇家灭了。我看他练得很认真，就没有阻挠他的兴头。几天之后，他的手痛得不行，只好到医院就医。医生给他照了片子，竟然是尾指骨折，于是他铁沙掌的修习中道夭折，复仇大业当然也就泡汤了。

　　若干年后，我在美国，而他由美返国，此后对他武学的进展所知寥寥，但我们对武侠小说的兴味仍未稍减。我感于金庸搁笔后武坛群星寥落，曾建议他写几篇武侠力作，以挽颓风，但未得到他的回应。

　　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一本温瑞安的书，说温瑞安的武侠小说在国内正如日中天。我看后觉得温公笔头糙了点，似乎未臻上乘，但篇中常有惊人之语，便回信告知。

　　在小波过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偶然打开一个他封存多年的书箱，发现里边满满的都是武侠小说，其中温瑞安的作品占了大半。我想他既然买了这么多温公的书，温公的作品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于是仔细看了一番，觉得温公大概写得很快，没下过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功夫，文字是糙了点，但在风生云起的变化中追求一种定格，会聚，凝神的效果，确有不凡之处。

　　小波对武侠小说的痴迷不可能不影响到他自己的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我常常感到武侠的影子。他在唐人故事中的若干篇，可以看作是调侃式的武侠小说。如李靖、红拂在逃亡中出尽洋相，令人忍俊不禁。其中《夜行记》一篇，堪称上乘之作。特别是关于四季射猎的摹写，词句凝练老到，气韵华美，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写出这样的东西，不能不凝神会聚，像运用内力一样推动臆想。在这方面，也许他正是受了温瑞安的影响。

　　到得海外，才知道对武侠艺术的爱好大不简单，它是在人类天性中深植的成分，即使是其他族类，也不能免。事实上，在自古迄今的中国人里，海外声名最著的不是孔夫子，不是毛泽东，而是李小龙。他的大名行遍世界，妇孺皆知，无人不晓。最受美国孩子喜爱的卡通片，如“忍者龟”，“powerrangers”都属武林一脉，可谓吾道不孤。小波对武侠文学的嗜好，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一环。如今小波去世，业已十年，愿借此机会，遍告一切对他的作品厚爱的人。（第2页，共3页）页码：1 2 3

【【【【【【【【【【【【【【【【【【【

忆我的学生王小波

● 许倬云



   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大致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在工作后的谈话。但是，这一段交往在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确是相当特殊的记忆。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我则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于是，我也列名在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那时候，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为数不多，对于台湾来的教授及同学，颇存疑心。小波夫妇对我却全无芥蒂。我一向对学生一视同仁，只要找我问问题，从来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找我，我也不会追着学生盘问。　
   银河有社会学专业进修的程序，小波却苦了！匹大是有一个东亚语文学系，而其功能则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小波已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家，在东亚系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 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吃小灶”。小波遂于得到我的同意后，挂在我的名下注册上课。　　
   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及社会史，文学不是我的本行。只是研究社会史，本来就不能自我设限；再则我生性好奇，东抓一把、西找一把，确有杂乱之弊。小波每周三的下午上课，照章办事，应是两小时讨论，我们二人其实都不在乎规定，有时一拖就会谈一个下午。有时也会因事停一次，下周补足，再加上一个下午。我们讨论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阅读资料，一谈就跳到别的题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资料研读。总之，这是一堂相当自由的讨论课。欧洲大陆的大学，这种师生交谈的课程，其实是研究生上课的常态。美国大学上课，有大纲，有进程，有报告……一板一眼，反而呆板了。我在匹大任教三十余年，通常从众，照章行事。只有 “吃小灶”的功课，才有不拘形式的讨论。再加上小波的学习兴趣，本不在史学，也不在社会学，于是我们的对谈无所设限，任其所之。小波的朋友大约都知道，他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我们的话题，一部分是他的作品，通常我阅读他已出版的文章，询问撰文背景。在这一节骨眼上，他陆陆续续回忆一些下放的经历，工作的环境……凡此对我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大有帮助！他娓娓道来，不温不火，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越———其实，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波涛起伏，五味杂陈，不能自已！历史的巨变，真必须吞噬自己的儿女吗？
   我们也讨论他的文字。第一次检讨时，我特别提醒他，文字是矿砂，是铁坯？是绸料，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我想，这一番话，他是听进去了！他后期的文字精当洗练，确是花了功夫推敲过。　
   另一部分谈论的主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转变脉络，尤其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记得曾经建议他阅读1930年代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也介绍大陆1950年代以后数十年文学界的大致情形。我因之得益不少。
   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现在回想，小波是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这些过去的资料其实都是触发灵感的素材。编排成串，还是罗列眼前？其实未必有什么大差别。我以自己专业的思考方式，凡事都要查考来龙去脉，也许反而将活泼的灵感泉源，弄成繁琐的谱系，于创作灵感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也会推敲一些重要观念的涵义，这些观念，例如自由、民主、民族、人权……又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小波对于这一系列观念，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则将这些观念在西方文明中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及不同时空条件引发的阐释，尽我能力之所及，希望能有所厘清。然而，这些观念自从引入中国以来，常有模糊不清的缺陷，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的中文著作，本来就不多，西文专著，往往又有繁琐的毛病，我自己在思想史领域的功力十分浅薄，小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深入探究。于是，这一系列讨论的议题，虽然我们二人都体验到其中的重要性，恐怕难免落入浮光掠影的老毛病！重要的是我们都将这些观念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生执守如一。　　
   我与王小波的交往，只是以研究室中的对答为主，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我所知不多，因此无法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文/许倬云）

】】】】】】】】】】】】】】】】】】】】

曾与作家王小波有师生缘，“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

　　在电话另一端联系上许倬云时，他正在为一本刚收到的中学同学录难过。“七八十岁了，在同学录上还写歌颂文章，干吗？当年一起意气风发，60年过去，怎么腰就直不起来了呢？”

　　每每伤心，他会觉得孤独。“别人再不懂得我，有我太太一个人懂得我，也就行了。”

　　太太是他在台大时的学生，毕业后第三年两人开始来往，此后一生相伴。“我和她之间不是爱情问题，比爱更深。这不是普通的爱，是互相的信。”能找到“信”，则源于“不委屈自己”。“每个人都有弱点，要认识自己，不要因为欲望而委屈自己。求朋友也好，求爱人也好。不要为了任何东西迁就，不要低头。”

　　现在，许倬云的时间被分成了几块，基本上仨月仨月的，有时候在匹兹堡，有时候在台湾，有时候在南京。“到南京，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

　　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余纪忠辞世后，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

　　如此许倬云，年轻时却因心直口快，常被同事、朋友视作咄咄逼人。“我的老校长，后天就是他100周岁生日，前些天还会跟我说，许倬云啊，你要学一学，开会时能不能听完人家三分之二的话以后你再讲啊？你第一句话讲出来了，人家跟你辩驳，辩了两个钟头以后，又回到你的原话上去。他不感激你他怨你啊，三分之二讲完了，你做结论，许倬云啊，你听懂了？”

　　在匹兹堡大学，许倬云遇见过一位内地非常著名的“学生”、作家王小波。“他没有读学位，是因夫人李银河到美国陪读的。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对作家的文字，许倬云也会提意见。“我跟他说，文章要干干净净，而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了，要练字练句。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指出哪些是浪费。”

【【【【【【【【【【【【【【【【【【【【【【【【
王小波“时代三步曲”的珍藏插图本将于近期上市,他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小说,其间得到许倬云先生的指点。 1
【【【【【【【【【【【【【

我们那个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号称社会学的“黄埔一期”，后来许多社会学者都出自这个讲习班。当时我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后来申请去匹兹堡找的就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

经济观察报：在匹兹堡大学学了几年？

李银河：六年，是硕博连读的，先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博士学位。

经济观察报：这期间王小波也在匹兹堡大学学习。

李银河：他晚去了两年。1982年他从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食品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他也来到匹兹堡大学学习。

经济观察报：留学期间经常回国内吗？

李银河：一次都没回来过。

经济观察报：和国内保持一些什么联系吗？

李银河：很少吧。但是国内一些情况，通过看报纸也多少有些了解。那儿有一个很好的东亚图书馆，里面有各种书报。李敖的书就是那个时候读的，觉得特别解渴。在那之前就没有听说过李敖，到那儿才看李敖，觉得特别酣畅淋漓。那个时候李敖是一个民主派，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他很敢说话，说得也非常痛快。这个人做人就是痛快，但是我不是太喜欢他，怎么说呢？他有点过。他有时候好像故意跟中国传统反着来。比如中国人特别讲究宽恕，对人厚道，他是故意地尖酸刻薄，故意得罪好多人。

经济观察报：反其道而行之。

李银河：特别的不中国，太尖酸刻薄。比如他和许倬云论战，曾经奚落许先生的残疾。许先生生下来两个脚面着地，六百万人才有一例这样的病。他做了好多好多次手术，现在走路还需要拐杖，有时也坐轮椅。许倬云是我和王小波的导师，当时许先生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的跨系教授。我有四个导师，另外三个都是美国人。

经济观察报：许先生对王小波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李银河：是，我觉得许倬云特别棒，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台湾读大学，后来胡适给了他奖学金到匹兹堡读的博士。

经济观察报：那时你们和许先生接触，是不是也有很多隔膜，因为毕竟他是从台湾过来的，沟通是不是会有障碍？

李银河：不是，许先生一口国语讲得特别好，他的国学好得不得了，学问做得特别棒。我去过台湾好多次，台湾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台湾的经验对我们也挺重要的，因为大家是同文同种。例如，台北的同性恋文化节马英九都去剪彩，可见他们已经开化到什么程度了。

经济观察报：王小波和许先生接触更多些吧。

李银河：小波每周三下午上课，和许先生两人在一起讨论，是相当自由的讨论课。许先生的回忆文章说，小波“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先生是个自由主义的大学问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对小波有深刻影响。当年小波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也是出于许先生的推荐。

经济观察报：他们都谈些什么？

李银河：俩人就在那儿天南海北地聊历史什么的。小波对历史很熟的，看书特别多，他看书速度是常人的7倍。有人问看那么快能都记住吗？可是你问他，他还真的都知道。比如看一个长篇小说，他看那么快，你要问其中的一些细节他都记得。

　　　　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之一。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女性权力的崛起》、《同性恋亚文化》等。

下转44版

上接43版

　　经济观察报：看来是一种天赋。你们在美国的六年里，国内思想界还是蛮热闹的，像“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风行一时。

李银河：1988年回国后，我就加入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委员会。

“国学不是救世良方”

经济观察报：1988年回国后，你们做什么？

李银河：我在北大做博士后。当时的博士后全是工科的，北大要建一个文科的博士后站，我是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小波一起回来的，也在北大社会学所当研究人员，在北大还开过统计课。我在北大弄了几个小课题，都是跟家庭婚姻有关的，比如离婚、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外恋、独身、青春期恋爱等，做了一个系列，最终完成十篇论文，结集为一本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经济观察报：当时这些题目敏感吗？

李银河：也没什么人管，比较自由。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与思想界的区别吧。那时你和思想界接触多吗？

李银河：不是太多。回国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部把我拉进去，参加了几次活动，就是大家商量编书的事儿。

经济观察报：你们回国还赶上了国内的“文化热”。

李银河：赶上了，我翻译了一本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书，就是列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的。这两个丛书里的人我都比较熟悉，一些人还是老朋友，出国之前就认识，有的甚至“文革”时就在一块，如王小强等。

经济观察报：当时国内思想界搞的是思想启蒙。

李银河：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非常简单的 “德先生”、“赛先生”，现在“赛先生”已经有了，但是“德先生”怎么样呢？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回国一年后，80年代就戛然而止了。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就转向了，好像历史有一个截然的切面一样，突然就转了。

李银河：确实如此。进入90年代，我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社会学所工作至今，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性别和性。而小波1992年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王小波实际上继承了80年代的思想，在90年代保持了思想启蒙者的形象。

李银河：应该说他是学者型的小说家，我更愿意称他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他整个的思想的脉络都是自由主义的。他生前给好朋友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当从我辈开始”。他和“新左派”争论，始终是以自由主义的形象发言。

经济观察报：其实一些“新左派”就是你们的朋友。

李银河：是朋友，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大家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包括我那个朋友林春。

经济观察报：一些“新左派”对民主价值产生了怀疑，认为民主没有普适性。

李银河：如果说大家在国家发展路线上，比如说是应该更注重效率还是更注重公平，如果这些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如果在民主问题上质疑，就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说民主没有普适性？民主这个东西肯定是比专制进步，连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的话，那就回到帝制时代、“五四”之前了。如果连民主价值都否定了的话，那最多是个洋务派了。

经济观察报：这帮人中许多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

李银河：他们产生了一种时空错觉。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左派在大学里边是比较有市场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上是没有多大市场的，社会不认同它。但是它一直对社会保持批判性的态度，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好事。但是如果生搬硬套拿来套中国，就错位了，给人以“何不食肉糜”的荒唐感。

如果某些人不认同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或者觉得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些价值，那是完全错误的。其他都好说，比如说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可以争论，但是惟独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我觉得是不能让步的。

经济观察报：王小波在思想界仿佛一个战士，有的时候还投入辩论。

李银河：90年代不是有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吗？小波的文章《百姓·洋人·官》专门批评这本书。

经济观察报：还有人趋于保守复古，像新儒家，就往国学里去找资源。

李银河：小波对这些东西特别恼火，还写了文章《我看国学》，批评说，“有人说国学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经济观察报：而你对这些话题似乎不太感兴趣？

李银河：国学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也没多说什么。我认为国学应该研究，但前提是批判，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国学不是救世良方，不能往回走，我们又不是慈禧太后那一代的人。虽然我们从慈禧太后那里还没走出多远，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被推翻了，不能再回去了。

“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有些人认为，今天思想界的活跃远不如80年代，而且80年代的一些命题在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李银河：我们往前走的并不远，有时甚至是走一步退一步，最后一看，还在原地。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才造成了今天很多的社会问题。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某论坛上演讲时谈到，70年代末，国家一团糟，要吃饭要发展，只能搞改革，而且大家都是受益者。今天不一样了，整个社会结构有点固化了，改革动力似乎没有了。

李银河：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改革动力了。

经济观察报：在对民主价值的认识上，还是有进步。

李银河：前不久我还写过一篇博客《自由是个美好的字眼》。我觉得民主现在讲得比较响，自由还经常是被人家当成反面的东西。你看人家法国革命的时候，国歌里头也是“不自由毋宁死”。可是“自由”这个词在中国从来是负面的，什么随便吐痰、自由散漫、不守纪律，什么搞小动作、小团体，这叫自由主义，毛泽东不是专门写一个文章《反对自由主义》吗？“自由”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大大地贬低了，乃至人们也不觉得“自由”是一个美好的字眼。

经济观察报：不认为它应该是人性中固有的。

李银河：自由是现代的人权，是特别值得追求的、肯定的，而在整个中国自由好像还是被否定的、被贬低的东西。实际上经典的自由主义有一套理论，比如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政治上的民主法治。但是我们的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就是把“自由”这个词和“主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了，成为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就像 “好人主义”、“坏人主义”一样，是随意捏合在一起的，不是原本意义上的。

李银河：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位启蒙者，他呼唤人性的解放，他的文字中流淌着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会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基本观念，但也不排除少数权威主义者，他们是比较主张集权的。小波所谓的 “沉默的大多数”，虽然他们没有说话，但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有民主、人权、自由，并不觉得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

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和王小波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呼唤人性解放，在性学研究的背后是一种自由主义理念，就是人的自由、人权。自由主义是跟当代中国最配套的思想需求。现在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比较高涨，至少比二十年前高涨得多。在这个改善过程中，人们慢慢地有了意识，认为我是一个人，我是有人权的，我的房子不能随便有人进，我不能随随便便被人揪斗，被人抓起来，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大改善。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保住基本的需求的权利，比如吃饭的权利、性的权利，这些东西都是和人性有关的，过去人们没有这个意识。自由主义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因为我们正在从一个前现代的国家走向现代化，而跟现代化经济发展最配套的，就是自由主义理念。

经济观察报：如何实践自由主义理念呢？

李银河：这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努力，每个人都从心里认同自由主义，比如你喜欢自由主义的理念，就不要去做那些家长制、“一言堂”的事情。再就是大家都要追求，像自由这个词过去在中国一直是贬义词，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褒义词，我们就是要追求自由，热爱自由。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口号？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根本没有自由、民主，想有的话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欲速则不达。本来事情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进了，突然间一闹整个就倒退了。历史在告诉我们，中国不能弄那种特别激烈的事，大家经不起这个乱，真正动乱起来的话，会非常的糟糕，我们可以非常稳健地一步一步地争取社会的进步。



位置: 首页 > 经济观察网 > 经观电子刊物 > 经济观察报 >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2008-02-15 23:11 向记者提问 致信编辑 分享 大 中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评论(0)
导语：
马国川
【【【【【【【【【【【【【【【【【【【【【【【【

刘国重

知識分子看上去比普通人還要信奉極權主義。整體上英文圈的知識分子雖然反對希特勒，但這卻是以接納斯大林為代價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於專制手段，秘密警察和系統性地偽造歷史已經完全做好了準備，只要他們覺得這些做法是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的。－喬治·奧威爾


】】】】】】】】】】】】】】】】】】】】】】】】】】】】】

【12】潦倒文人路边美食达人朱学东
“人民——是统治者常常假借的一个名词。事实上，它是由那些被推出权力之门的普通百姓所组成，除了可以非常便利地为统治者的专横提供借口之外，在政治上再也不具备任何价值的一个弱势群体。”
PS：这谈的是晚清《钦定宪法大纲》里的新词汇。

】】】】】】】】】】】】】】】】】】】】】】

刘备是东汉社会里几十万汉室宗亲里普普通通的一个。同时代的人里，地位也高，德行也好，能力也优秀，和皇帝血缘还相对亲近的汉室宗亲，有担任过宗正、幽州牧、大司马等职务的刘虞，所以袁绍想找个人取代汉献帝，想到的就是他。另外，血统和刘备同样疏远，但家族权力传承得比较好，因此地位也要高得多的人物：如鲁恭王刘余的后代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齐王刘肥的后代兖州刺史刘岱，扬州刺史刘繇。
论出身，这些人都不是刘备可比的。

但刘备的地位也不是特别卑微。
刘备的祖上，“世仕州郡”，都还是在地方上做官的。朝廷大员、世家大族的视角往下看，觉得平平无奇，但对平民百姓来说，还是要仰望的。
刘备的爷爷刘雄举孝廉，做过县令，但父亲刘弘死得早，这才导致了刘备小时候要和妈妈一起编草席打草鞋。
但家族的作用，很快就发挥出来了。
刘备有个同宗叔父刘元起，特别看好刘备，经常资助他。刘元起给自己儿子多少钱，就给刘备多少钱。他老婆受不了，刘元起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刘备被看作了宗族的希望。
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宗族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为什么经常有秦皇汉武这样强势的皇帝想要摧毁宗族势力，宗族却总能死灰复燃。
宗族抗风险的能力，确实比孤立的小家庭强太多了。小家庭失去顶梁柱，有宗族提供资助；小家庭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够优秀，可以发掘同宗的孩子一样培养。
一直到读民国学者的回忆录，我们还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

】】】】】】】】】】】】】】】】】
歌德说：人变得真正低劣时、除了高兴别人的不幸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

】】】】】】】】】】】】】】】】】】】】】

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使她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这个结论使我满意，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紧身衣。

】】】】】】】】】】】】】】】】】】】】】】】】】】】】】】】】
金庸的灿烂与黯然 [复制链接]


金庸的灿烂在于他进得了中方，又跳得出中方。他的武侠小说来自他在某一距离中对他进出中方的艺术创造，明报报格则来自他在某一距离中对中国的情意反思。　

　　　开放改革后，金庸等待几十年的「斯人」邓小平出，金庸全面认同，以前那种距离与抽离形存实亡，他的灿烂不再。　邓小平的开放改革体现了金庸一士谔谔，苦心颁祷了几十年的理想，也掏空了金庸的理念。开放改革后中国具体怎样走，涉及种种政经文化专科专业，金庸再没有提出独特、实质内涵的看法。几十年来，金庸心系中原，也不大从香港出发看香港。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生活方式转变，在人类史上和中国文化再造史上意义深刻，恐怕他都不太在意。十多年来，明报作为一份知识份子的报纸，一份文人报纸，仍无愧于香港那个期间的民主化、理性化与现代化，但明报已不如六、七十年代那样与时代高歌共舞；明报的口、心、脑、四肢经常错落，灵魂与肉体不再浑然联动。对中国、对香港，明报失位失向了一大阵子。

「殖民地无民主」论读二月号《明报月刊》金庸、池田大作对谈录，我又想起据说是金庸的名言：「殖民地无民主、有民主不是殖民地。」这句话如成立，跟著下列的说法也成立：「殖民地无（可能有）自由/法治/公平/正义/管治水平/廉政/ 公正选举/开放政府/繁荣/代议政制/决策参与/服务（大众的）承诺……，有（上述各项）便不是殖民地」，而且：「殖民地无（可能有）（上述各项），有也尽是假的」的说法，也应成
立。　　

　从中国本本主义的角度看香港，香港这殖民地不应有好东西，但事实却是：香港有很多好东西、比中国更好的东西。

香港以自己的存在，挑战中国的唯心先验，迫中国从事实出发。从唯心的空头政治理论出发，香港殖民地不可能有好东西，那就要全盘清洗，还保留什么？还有什么五十年不变？这，正是二百多年来的民族心魔与文化心魔，五十年内必然不断困扰香港一制。这，就是一国两制之难处。社会多数与组内少数在对话中，金庸告诉池田大作：「……这个（基本法草委政制）小组……李柱铭与司徒华……　　两人在会中是少数，但意见坚持不让，经常和其他小组成员发生激烈争辩，同时……时时施行群众性的压力，例如游行示威、到《明报》大厦前焚烧《明报》表示抗议等等。　　」一般的读者大概会这样理解：李柱铭与司徒华在组内少数，于是搞小动作，在体制外用「群众性压力」，不按游戏规则、不漂亮。果然池田便联想起：「雅典的民主主义杀死了苏格拉底」，以及「卢梭曾喟叹：　　『民众在选举中是主人、选举之后则是奴隶』。」佛说毋诳，池田却把香港过去十多年的民主运动与雅典和法国的暴民相提并论！金庸漏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李柱铭和司数，却是社会的多数。十多年来的无数次民意调查和较能代表全社会的选举，都清楚显示这个民意总方向。　　以金庸，尤其是今天的金庸，是应该讲出这点的。这将为过往的历史与这次的讨论增添层次与诚信。他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与原因与立场，但不能不从这个事实出发。或许，金庸不知自己在社会中是少数？「一人一票直选」之辩金庸与民主派的一次争拗，是「一人一票直选」　　问题。他说：「……我在理论上和『民主派』的学者，宣传家仍展开激辩。对方不顾事实，一味高呼口号，要『一人一票直选』。」这次争辩，在字义上金庸找到民主派
的一丁点漏洞，抓到著力点，企图用这丁点儿字面上的著力点扳回全局。这么多年后李福善仍在套用金庸的论调，说美国总统也是间选，跟香港的特首间选一样，令人神伤。　基本法政制争论的重点在于立法会成员与行政长官权力来源的广或窄，直选问题根本只是技术枝节。金庸以美国总统的「机械间选」（选举人只是信差）否定「直选」，只是揭露民主派文字策略的失误，而没有建立自己的理据力量。金庸力主大量「照顾到社会上特殊阶层的传统利益」，却借用美英的间选为利器。这利器却反过来挫伤他自己。如果民主派说：「我们放弃『直选』提法，改用金庸提的英美模式」，怎办？时势与理节或者，那时局势需要金庸这样出招。如果是这样，赢了策略，就赢不了理节了。　邓小平近乎独力拨乱反正，把全国工作重点由空头政治转到经济建设上，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金庸适时顺势，成为邓小平的「无距离」支持者。只是，邓小平的政策、思想、价值观、行事性情，跟现代社会和香港仍有很大距离。金庸适时顺势，难免折损理节。就如杨振宁由文革到俪、骈，适时持节，顺势秉理，任你怎说也是两难全。很多朋友委身现行事功，都有这个两难之叹。以今天的金庸，应可以跳出十多年来的当事人身分，在物外高处看问题，「容」「汇」百流、统摄摄百家，超然自在，甚而在另一层兼得时势与理节。　　关键……在他对香港的认识。　　　香港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奇迹，绝不是单独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与管治文化、廉政文化、法治文化一起，前后相因抽成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总体的香港」才是香港真正可贵之处，才是真正的香港宝藏。极难想像，香港经济可以割裂香港的文化哲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标准与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不幸，香港的经济成功与运作模式却整天被阉割掉她的文化灵魂。香港普遍人云亦云，都说香港的经济，而不谈香港与经济有机成长起来的、人类学上定义的文化。任何肯进入香港社会，从香港现实出发观察香港及香港与中国的互动，而又能客观抽离地总体比较香港与中国的人，都可以发现，香港在现代化与现代性上，很多方面超越了中国，成功处理了很多中国文化的老大难问题（如自由与程序的矛盾），发展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将来必如过去，会为大陆指出很多文化路向。这在民间是非常清楚的，大陆一些学者也开始体认这点。

　这个「香港牌的中国新文化」，独欠政治体制。过去十多二十年，战后新生代带头努力，就是要补上这个政治缺口。

　　只因香港人只懂做不懂讲，大陆不知这些香港宝藏，香港人自己也不知。如果香港能成功补上这个政治体制的缺口，香港便能真正成为一个上下生生不息地自流的自治社会，一个在中国主权体内的现代化整全社会。

十多二十年的过渡，香港以脆弱的生命，捱过中国一波接一波爆发的唯意志与情意结，这是香港各阶层与群族的共同努力。民主派与非民主派、亲中与非亲中、保守与非保守、工商界与非工商界，基层与非基层……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自己的方法发挥功用，作出贡献。一国两制五十年，类似的跨文明、跨世纪、跨社会挑战，才刚开始。九七年前香港的成长与生存如混沌初开，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完全没有自觉。

　　九七年之后，香港没有自觉化恐再难如九七前成长与生存。中国的总体现代化，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必将现代化，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个「必然」却内藏无数「偶然」及「或然」，要由「必然」变成「已然」，香港的功能与作用少不了。　　

金庸的思想情怀与道德胸襟，如果加上这些「香港诞生、成长、生存模式及意义」

　的素材，将是跨世纪的人文气象！

】】】】】】】】】】】】】】】】】】】】】】】】】】】】

作者不详

金庸武侠的文化解读
　　乔峰篇
　　
　　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的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
　　　　　　
　　乔峰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统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大侠，为人坦荡，心胸开阔，敢作敢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是大非面前总表现得异常的勇敢果断，总能以大宋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人，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乔峰集中了所有金庸小说里的英雄的优点，在“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即将发生的丐帮内斗叛变，就在他先发制人之下，使得状况难料的祸乱消弭于无形。其举重若轻的处理危机的手法令人赞叹，不负“北乔峰”之大名。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大侠郭靖式的人物，成为没有争议的单向度的大英雄。
　　　　　　
　　变故是英雄必经之路，由此路而达血肉之身的重新建构。所以乔峰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他从乔峰转变为萧峰之后，一切都变了。英雄开始退位，光环黯淡，人性渐渐复活。尤其是轻易发誓造成英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若违此誓，有如此刀。”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虽说是自卫，但毕竟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内心的创伤可想而知。而且萧峰发誓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他，他本不该轻易发誓，既然发誓便该尽量遵守，他却又屡屡轻破且毫不内疚，缺乏一种英雄反思己过的担当，或许此乃其父萧远山的遗传效果。破誓固然有损英雄的形象，却是人性复活的铁证。
　　　　　　
　　从萧峰轻易破了誓言这件精神创伤之事件，再反观《天龙八部》里另一位人物南海鳄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南海鳄神远比萧峰更为伟大。与萧峰相反，南海鳄神拜段誉为师之言不过是中了别人圈套，并非心甘情愿也没有正式发誓，可是他始终遵守，并最终为此送命，诚可谓一诺千金，令人钦佩不已。一个人偶尔信守一下誓言，没啥了不起，但死到临头还信守誓言，真的很伟大。如果换作萧峰，他被敌人所骗，说不定早就说一句“这等巨奸大恶之徒，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然后一掌拍死了事。以一个大英雄的身份来说，屡破誓言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假如我们把萧峰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时，这一切都迎刃而解，英雄需要粉饰，但人性却真实凸现，无须粉饰。
　　　　　　
　　从开始的主旋律英雄人物乔峰转变为悲剧性人物萧峰，《天龙八部》开始展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而萧峰在多了一点胡人的凶悍、暴力之外，人性的复杂一面渐渐透散出来，譬如他请世传儒医王通治救疗阿紫时：“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罗里罗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这里的萧峰没有半点英雄的举止，完全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活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气，他发怒，他有情绪，他想杀人，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具备。金庸以如椽巨笔成功写出了从英雄到后英雄的武侠时代，当英雄具有普通人的血与肉时，武侠江湖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所以在《鹿鼎记》里资本（银票）登堂入室，决定一切。
　　　　　　
　　萧峰后来远遁关外，其实是作为一个本我个体的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至此，萧峰的人生已无任何的意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可是他为了报仇，仇未报，挚爱已先逝。要报仇，得忘却所有情感去杀掉以往的好友，试问，情何以堪？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萧峰自最早的拒绝相信自己是契丹人，到血债血还的报仇而转变成自我放逐的逃避现实。他躲到关外，想要过着打猎放牧的生活。他逃避英雄的称号，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人在江湖，又岂能事事尽如人意？最终萧峰自戕于辽宋两国的边境之上，完成悲剧人物的阅读期待。正如十字架上的肉身之死，带来精神的复活，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
　　　　　　
　　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讲述故事和传播故事意义的人本应该意识到，一切完成了的事都得有一个“收尾”，《天龙八部》的收尾即是萧峰的死。然而金庸疏忽了，缺少了行为之后的思想收尾，缺少了完成记忆的衔接过渡，就不会出现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由此，《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构不得不松散，不得不由一个主角的讲述过渡到另一个主角的讲述，最终形成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构架，印照众生皆苦、万法归一的佛家真义。好的故事一般带有神谕的意旨，它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的可能，《天龙八部》当作如是观。
　　　　　　
　　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令狐冲篇
　　　
　　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象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惟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阅读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的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的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
　　　　　　　　
　　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 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
　　　　　　
　　“房间很干净，充满了菊花和桂子的香气，桌上已燃起了灯，窗外月光如水。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前，面对着窗处的秋月，一身白衣如雪。”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菊花和桂子的香气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中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使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
　　　　　　　　
　　《笑傲江湖》的最后，令狐冲终于归隐在一个玄奇神秘之所，与金庸笔下的其他男女主人公一样是不知所踪。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证了这些英雄侠士的逃避与无法自由，他们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归隐地点、他们不知所踪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无招可以胜有招，但无法自由的悲剧意味却不可能被大团圆的结局所掩盖，金庸自己也承认：“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就像月儿的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郭靖篇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怀疑“有鼓吹毛/泽/东之嫌”，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与令狐冲如风自由
上一篇 下一篇

作者：素衣白相 提交日期：2006-11-4 20:14:00 | 访问量：353
??喜欢令狐冲，因为他真的潇洒。杨过的我行我素，是充满了愤怒叛逆的，而令狐冲的我行我素，却似行云流水，毫无压力。
??
??令狐冲放任性情，口没遮拦，处事随意，游戏人生，活得如此旷达洒脱。最令人倾心的，是他把功名利禄看得极为淡薄，又不为世俗之念所动。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后来，他退出武林，醉心于绿竹巷中，过起神仙般的日子。这种境界，超出武林中人的一般追求。
??
??在笑傲江湖一片争名夺利、虚伪的人物特质中，他拥有难得一见的不慕荣利。相对于他的师父岳不群，他就显得更加是一位真君子。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不和人同流合污的想法因为就如同书中的风清扬一般，逃离世间，不问世事。反而，他是在这个充满着人性丑恶的世界中找寻着自得其乐的感觉。哪里有酒，有音乐，有知音，就有他的影子。
??
??一个人的价值在他的眼中，完全衡量在一个“真”字。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真性情，因为对他来说，人和人之间就得要真诚相待，这样的特立独行的思想，看在所谓的名门正派的眼中，却全是无稽之谈。因此，在书中，他大部份的时间是被误解的，是不被接纳的，他是他，并不因为人人都这样做，人人都这样想，而改变他的初衷，因为，可以依照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去过生活就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快乐的，因为他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几个字看起来好像很解单，但是多少人迷失在随波逐流的浪潮中，失去了自己，今狐冲很勇敢，因为他敢于面对自己真正的想法，进而去实行它。
??
??在这个充满着争夺和现实的社会中，潮流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了自己，跟着人群的方向而迷惘。又有几个人能像令狐冲般的勇敢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又有多少个人是真的属于自己，又找得到几颗像孩子一样真诚的心呢？许多人只是一味的在争权夺利，在汲汲营营于富贵的追求，有多少人能真正的超然脱俗、淡泊名利？
??
??一个人活在世上，俯仰无愧，自由自在。看似容易，却是最难得的。
??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没有身世，他是一个纯粹的个体，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
??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
??
??爱情在笑傲江湖里一样是修成正果，令狐冲和任盈盈在解决了所有恩怨后归隐江湖，不知所踪，这是所有童话故事的完美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
??但令狐冲真的就自由幸福么？当任大小姐想当然地拉住令狐冲的手，自说自话：“看来我这辈子也要和这只大马猴拴在一起了”。令狐冲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
??
??紧紧的束缚在生的边缘.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
??
??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
??

刘国重

阅读精品，强调品位。在谈到一些现象时，夏志清坚持高昂的精英主义立场，他会指责美国1930年代以来的音乐每况愈下，品味“下流”。读书也是。他坚持不读金庸等人的书，认为会降低个人水准。

】】】】】】】】】】】】】】】】】】】

那位伤透了穆旦之心的女子，在结婚之后就出国了。据说后来过得并不幸福。穆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女子曾经和穆旦联系，希望可以见一面。穆旦拒绝了。万卫芳的丈夫因为精神分裂而死去，万卫芳最终，也“因为精神分裂而把自己两个子女杀死。”

在西南联大时，穆旦有一个女朋友，是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曾淑昭。两人同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分手的原因，是穆旦投军。

在离开时，他这样写道：

男儿的雄心伸向远方，但玛格丽却常在我的心头。

为了报国之心，他放弃了这段爱情。但他所写的玛格丽，成了诗人诗中唯一的女子。

曾淑昭后来和胡适的长子胡祖望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取名胡复华（后名胡复） 。

1960年3月9日，胡适与胡祖望、曾淑昭、胡复。照片

【【【【【【【【【【【【【【
赵毅衡：穆旦：下过地狱的人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65 次 更新时间：2014-12-13 20:47:21
进入专题： 穆旦   九叶诗派  

●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最先听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这个名字,后来知道他写诗笔名穆旦。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这个名字,也沾上罗曼蒂克气息,那种少年型肺结核病者特有的,萎靡却甜蜜的柔情。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无劳可动,整日枯坐讨论毛著。恍忽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如星火地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在这时候,被点名了,打个激凌醒过神来,该我批“一闪念”。照例学舌一通,心里还想着我的甜梦。

　　 “出公差”去霍邱县城,数九寒天去挑东西回驻地。这是美差,又累又冷,但逃过了苦不堪言的枯坐干熬。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象看一个怪物,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是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笑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回过头来,此少年说查良铮在南开,几十年是为人轻贱的人下之人,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猜疑：这事我应当有所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人们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出如此不通之甚的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真是不可救药云云。

　　 但是这句诗却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张力”,所谓“非同质”（艾略特语：象闻一朵玫瑰似地感到思想）,这些几乎难以捉摸的概念。这篇文字应当轻松一点,就免谈这些理论。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穆旦的诗,才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结合的产物。我们在穆旦这一代,可以看到燕卜荪等在西南联大的讲学,奥顿的访华,还有卞之琳等中国诗人三十年代的努力,但是也看到他们青出于蓝。我常想,如果奥顿熟读李商隐,可能就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就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些四十年代团聚于西南联大和《现代诗歌》杂志的诗人的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才五十九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的事,可惜那时没有发心写“文化交流人物”系列,未能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巫宁坤与穆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十七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二年级未读完,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又徒步山路近四千里,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就学于闻一多,燕卜荪等中外名诗人。1942年,24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才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五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短期在杜聿明的司令部,不久就到207师任罗又伦将军的翻译。这个师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胡康河,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此后残军退往印度,辗转回国。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留学,其妻周与良同行。穆旦四十年代的情诗云：“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我一直怀疑,哪个姑娘会承受得住如此的“爱情表白”？周与良慧眼识英雄,但是也为此一辈子付出代价。

　　 周出于名门,兄弟姐妹十人。长兄周一良攻历史卓有所成,文革时曾被江青网罗,成为“梁效”写作班子的主力,并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位居“九大”主席团。近年有自述《毕竟是书生》出版,引起争议。二兄周珏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译（笔者曾听周珏良打探在板门店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以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吧！）后任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是穆旦同班同学,把最有才华的同学介绍给妹妹,是当时常见的事。穆旦成为“反革命”后,兄长不再理会妹夫,这也是那种年代的常情。

　　 穆旦到芝大,是自费。一个月后,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即现在“富布赖特基金”的起始,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人心,尤其是穆旦这样“爱国”之士。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周氏兄弟的左倾,可能也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榜样。实际上,穆旦在西南联大就开始学习俄语,报效国家的意愿一直留在心中。

　　 的确,1953年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之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的诗集,以及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一时查良铮这个名字,名震读书界。

　　 至于所译的诗人,都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骚瑟,科尔律治为“消极浪漫主义者”,好一个奇怪的“进步反动划分”！）这也怪不得查良铮,名单是苏俄文学史家开的。不过,“查译”之流利顺畅,之优美传神,真是为五十年代的文化界,添了几道光泽。

　　 好景不常,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管制结束后,“宽大”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成为“不可接触”贱民,开始私下翻译拜伦二万行的长诗《唐璜》（DonJuan)。

　　 但是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6年夏,文革火起。八月被红卫兵抄家,焚毁全部藏书和手稿。当日穆旦被抓去揪斗,晚上归来,赶快搜索灰烬,找出捆扎的《唐璜》手稿,大体尚未焚毁,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此后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得以回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的朋友见到的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虽然用了一生的最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写其他著作,在闹偷情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他描写一个登徒子冒险的潇洒而旷达的诗行：“拜伦式英雄”的豪情,与穆旦的处境,可谓天差地别。文字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寻找心灵净土的地方。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查良铮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放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卞之琳先生称誉《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因为“他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穆旦虽然一生受辱,而且天不借年,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高大。

　　 查氏世家,有南北二宗。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同宗查良镛,拆“镛”为金庸。浙江海宁查氏,历史上似乎一直被文字狱牵累（康熙年《明史》案牵涉查继佐,雍正年查嗣庭成为考题案主角）,天津查氏,到二十世纪终于也难逃文字狱。中国历史延续性之顽强,有时真让人惊叹。

】】】】】】】】】】】】】】】】】】】】】】】】】】】】】

经秋谁念瘦维摩，酒渴风寒不奈何。 (1)
水调曲从邻院度，雷声车是梦中过。 (2)
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 (3)
从此飘蓬十年后，可能重对旧梨涡。(4)
(1)《维摩诘经》载，毗耶离城有居士名维摩诘，佛说法时, 维摩诘称疾不去。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2)雷声车：司马相如《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声象君之车音。” 李商隐《无题》：“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言车声如远雷之音，连属不断。
(3)司勋：即杜司勋。杜牧多风流事，《遣怀》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仆射：沈约曾任南朝梁尚书左仆射。其《忏悔文》云“其有卷将二百，又绮语者众，源条繁广，假妄之愆，虽免大过，微触细犯，亦难备陈。”
(4)梨涡：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二：“胡淡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后因以“梨涡”指酒涡。亦借指美女。
【【【【【【【【【【【【【【【【【【【【【【【

路文彬谈沈从文：女人是男人想象出来的
光明网[微博]路文彬2016-10-30 07:24
我要分享
39

[摘要]“我不愿使用男人们殷勤用来养成我们奴化依赖性的那些华丽、温柔的词句，我蔑视那种被设想为女性特征的软弱优雅的心灵、细致微妙的敏感和温柔驯顺的风度，我只希望指出品德比优美更重要。”
女人出自亚当一根肋骨的说法奠定了男人自恋的合法性基础，于是他们给予女人的爱便冠冕堂皇地变成了给予自己的爱。他们不用知道女人是什么，也无需明白女人爱什么，因为他们的是和爱即可决定女人的是和爱。所以，皮格马利翁生生凭借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了一个女人。他爱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就是他自己。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他用神奇的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
由于男人自以为是阳刚的，所以女人就只能是阴柔的，阳刚的女人不是女人，自然不可能博得男人的爱慕。《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阴柔得可以，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可这样也正好衬出男人的阳刚和健康，故而令他们喜欢。《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实在不够阴柔，甚至有点阳刚，因此祥子即便同他结了婚，也还是不情愿爱这个女人。他喜欢的是小福子，小福子有虎妞没有的柔美，然而他又终究不能娶小福子，毕竟小福子还有他不想接受的沉重负担。可见，阳刚尽管爱阴柔，但若对自己无利，也还是万万不能爱的。
沈从文笔下有一系列可爱的女性典型，她们个个温柔、含蓄、羞涩、善良，总之就是纯洁优美的弱女子典型。可是，这种可爱也依旧不过是对男人有利的可爱，对于她们自己说来，如果得不到男人的爱，那就唯有剩下可怜了。女人的优美可以讨得男人的欢心，女人的纯洁可以满足男人专制的占有欲，除此之外，它们只能让女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毁灭。谁都清楚，为了独立和生存，我们有时压根没法纯洁，也没法优美。沈从文看似十分关爱女性，甚至去赞美被人唾弃的妓女，但是不要忘记，归根结底，妓女是为男人服务的。毫无疑问，沈从文仅仅关爱“可爱”的女性，即那些能够让男人感到满意的女性。
显而易见，与其说我们的男人爱女人，倒不如说他们是爱消费女人。在男人的眼里，女人的可爱和美丽就是食物，所谓秀色可餐，故此早有“瓜子脸”“杏仁眼”“樱桃口”等等这类的说法。张贤亮同样是个无比自恋的男性作家，直接便把女人当作了男人的献祭。在他的男主人公那里，女人都是为了满足男人来自性和胃的饥饿而存在的。于是，《绿化树》里的马缨花责无旁贷地就成了章永璘的“美国饭店”。多年之后，章永璘回想起马缨花，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印有她指纹印迹的白面馍馍。既然是食物，那便只配被消化和排泄的命运，除了抛弃，张贤亮还能给其笔下女主人公什么更好的结局吗？不难看到，始乱终弃并非一个传说，它道出的其实就是我们有史以来男女关系那没有爱的本质。

】】】】】】】】】】】】】】】】】】】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

　　【【【【【【【【【【【【【【【【【

　　学者胡文辉：从可读性来看，金庸是20世纪最重要作家
南方都市报
2018-10-31 07:58
+ 订阅
学者胡文辉是有名的“金迷”，今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金庸研究著作《拜金集》，以独特的视角对金庸小说中的文史典故的来龙去脉做了很多饶有趣味的考证，生动有趣，妙笔生花，颇有可读性。

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

南都：知道这个金庸逝世的消息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胡文辉：我原来就听说他的情况不太好，因此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算特别惊讶。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

南都：什么时候开始读金庸？在整个青年时代，金庸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文辉：回想起来，我的武侠小说阅读史，开始得并不早。我那时，可没有后来的小朋友这么幸运，一上来就有无数的武侠，有全套的金庸，更不必说种种后武侠、后金庸的物事了。

照我的印象，最早引进大陆的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也应是我最早看过的。高中时，大概1985年前，才有幸看了《射雕英雄传》，是一位同学借给我的港版书——但说幸运也可，说不幸也可，此君全无信用，只借了我第一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约要到大学阶段，才能完整地读到金庸。照老金的说法，那时大陆所刊的都是盗版，但说句冒犯的话：我必须感谢那些盗版!

或者，我算不上一个武侠迷。看过全部金庸，多数古龙，部分梁羽生，一点温瑞安、黄易，如此而已。在我看来，武林至尊，唯数金庸。他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最感兴趣的人物是韦小宝

南都：金庸作品中你最喜欢哪部？

胡文辉：记得倪匡认为金庸小说的前三名是：《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这个排名，我完全同意。

我心目中最喜爱的金庸作品，不是从文学标准看的，我读小说就是单纯的“好不好看”，不带研究的心理，完全就是个人的体验。

最感兴趣的人物是韦小宝。《鹿鼎记》最可读，这部小说内涵丰富，有关话题性和思考空间也比较大。

南都：你如何评价金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性和影响？

胡文辉：谈及金庸的重要性和影响，就牵涉到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两个概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可读性来看，成绩并不是有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不论雅俗，他可以打破这个界限。

（南都记者谢晓）
】】】】】】】】】】】】】】】】】】】
不属文史界，而对金庸小说评价甚高的，有：王浩、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张五常、经国先生、宋楚瑜、马云、马英九、老邓、……
   全是低素质的人群！

沈君山：你看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哪会想到，是文学？那时候他落魄得不得了！只是怀旧而已！

莫言：文学已经没有门槛

因为你的作品面对的是当前的读者。写历史小说，二月河、金庸、高阳那些手段，不是我的擅长。我写历史小说，写历史中的人，合理想像的东西多，尽管也有康熙等出现，但也只是背景和配角。

阅读精品，强调品位。在谈到一些现象时，夏志清坚持高昂的精英主义立场，他会指责美国1930年代以来的音乐每况愈下，品味“下流”。读书也是。他坚持不读金庸等人的书，认为会降低个人水准。



夏济安：
柳存仁：

陈世骧：
章培恒：章培恒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二十多年前就撰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据说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论文。章培恒说：“港台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至于讲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很平常，但是我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姚雪垠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地位很高，金庸的小说还是不入流的，这个话说得早一点，当时看来很新鲜。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批评我：姚雪垠跟金庸根本是不能比的，你为什么要拿他们两个人去比呢？”而对金庸一度公开表示对自己的武侠小说不是看得太高，章培恒认为：“我想这个倒是对的，因为他原来说他写武侠小说只是为了自娱娱人。我想一个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娱人可以有不同的层次，觉得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李怀宇《章培恒：文学的人性解放》）
1988年11月，在姚雪垠的《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际，复旦大学的章培恒著文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比较。文章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来衡量，则金庸武侠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感染力；若都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更具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注：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Ⅱ期。）
杨：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喜欢哪个人物的？
　　金：他说你的武侠小说我喜欢看，没有指出哪个人物。跟我谈得很详细的是。看我的小说，他常常去考人家，我小说有幅对联，如果人家讲得出，他就说，你可以跟我谈谈金庸的小说了。



　　

“海到天边谁着岸，山登绝顶金为峰”。此为素有“巴蜀鬼才”的魏明伦先生在华山之巅赠予金庸的联句。以“口锐者，天钝之”为铭的贾平凹先生也不肯让“巴蜀鬼才”专美于“大侠”之前，捧了一顶“一代文豪”的帽子慷而慨之
张贤亮:我早就邀请过金庸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著名作家张贤亮告诉记者,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张贤亮表示，早在香港刚刚回归、中国作协提议吸纳香港 作家时，他就在北京当面向金庸发出了邀请:“可能是当时时机不成熟，金庸听过后未置可否，这事也就耽搁下来。让享誉全球文坛的金庸先生加入中国作协，毫无 疑问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著名学者 冯其庸
看过《笑傲江湖》的次数连自己都数不清了……我最欣赏（书中）风清扬的出招无形，却无招胜有招。
——马云
金庸先生的作品以大历史为背景，视野广阔。由于他的成功，奠定了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日本国际创作学会会长 池田大作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
——著名学者 陈平原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 严家炎附录二：答网友
李银河告诉《博客天下》，中国作家中很少有能入他法眼的，他只提到过一个作家（王朔）和一部作品（《枫》）。
王小波称赞王朔“对死亡比较有感觉”。《枫》是作家郑义撰写的一部描绘“文革”武斗中情侣相残的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
王朔和王小波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大概是1996年下半年，王朔曾经请王小波去自己的公司，后来李银河看到王小波拿回来一份合同，合同上有着王朔那种嘻嘻哈哈的气质——王朔签下了王小波小说的出版权，没有书名，就写着“下一部长篇小说”。王朔瞧不起的人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贬低过王小波和他的作品。这份充满英雄气概的合同因为王小波的猝死而没能执行。

】】】】】】】】】】】】】

游识猷

英国的中世纪童谣有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英国亚瑟王遇到了一个难题，只有一个极丑的女巫能解。女巫提出，解答的代价，是她要与亚瑟王的外甥高文爵士结婚。

高文爵士答应迎娶女巫。难题解决，到了新婚之夜。高文爵士惊喜地发现，丑陋的女巫居然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女巫说，她可以白天丑陋，而晚上与他独处时做美人；也可以晚上丑陋，白天大庭广众之下做美人。白天还是晚上？任他选择。

高文爵士想了又想，最后决定他的意愿不重要，应该让女巫自己选择。

女巫听后笑着说，女人最想要的，就是能自己做决定，因此她选择，白天晚上都做美人。

这个故事当然也有个“从此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结局。但读过这个故事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去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提出“女人最想要的，就是能自己做决定”的人，是一个女巫？

***

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当梅琳达·盖茨开始做慈善时，她以为自己知道答案。

一开始，梅琳达和盖茨基金会的关注点放在了公共卫生和母婴健康上。

当她们想用科学让世界变得更好些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最能提升人的平均寿命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有专业助产士和医疗设备的诊所，让产妇去那里分娩。同时用疫苗和卫生措施，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有一次，梅琳达去印度走访了一个刚在这样的新诊所分娩的产妇米娜。米娜很喜欢诊所，觉得她和新生儿在这里安全有保障。

双方相谈甚欢，直到梅琳达问了个问题，“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

米娜突然怔住了，她盯了一阵地板，说：“老实说，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们实在太穷了。就连这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如果我早知道避孕就好了，你们来得太晚了。”

然后她问梅琳达，你能把这个新生儿带回去吗？还有这个两岁的孩子，把他也带上吧。

梅琳达无言以对，米娜虽然度过了分娩的危险阶段，但在未来的人生里依然面对如此多的苦痛折磨，以至于她宁愿和自己的骨肉分离，也不愿他们陷在永远贫困的境地里。

对米娜来说，卫生安全的分娩诊所固然重要，但能“自主计划生育”甚至更重要。许多发达地区的女性之所以能好好上学，能事业有成，能在自己觉得“可以了”的时间生儿育女，其实离不开现代避孕手段的帮助。

然而，对于米娜这样处在偏远地区的贫困女性，“自己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完全是一种奢望。有些女性压根不知道怎么避孕，有的女性知道但买不到，有的女性即使得到了避孕手段，也无法使用。

在非洲马拉维，梅琳达遇到过步行二十公里去打长效避孕针的女性。当地女性喜欢打醋酸甲羟孕酮，因为她们已经生不起更多的孩子了，而打一针就可以避孕三个月。更因为如果她们带安全套回家，丈夫也会拒绝使用，甚至会打她们，安全套好像暗示着“女性认为丈夫有艾滋病”，或者“女性自己出轨而染上了艾滋病”。对这些女性而言，安全套用处不大，长效避孕针才是刚需。

然而，长效避孕针却常常缺货，许多女性花一整天时间来到诊所，却失望而归。她们告诉梅琳达，一旦意外怀孕，对她们的生活、她们已有的孩子将是毁灭性打击。

这些直言不讳的女性教会了梅琳达，能由女性自己主导的计划生育很重要。

】】】】】】】】】】】】】】】】】】】】】】】】】】

金庸说：“茅盾是我的长辈，他跟我爸爸是中学同学。我年轻的时候，我爸爸带过我去见他的，他姓沈，沈叔叔，还一鞠躬，他给我拿点糖果什么的，作为长辈，我说不能跟长辈比，心中一直拿他当我的长辈。”


金庸也喜欢端木蕻良，曾经举端木蕻良在香港写作《科尔沁前史》为例子，作为在港作家文字极好的代表。
金庸还曾经为了刊登端木蕻良的一篇文章，而惨遭特务告密。
但是端木蕻良对此一无所知。多年之后端木蕻良也丝毫没看过金庸小说，在丝毫没看过的情况下，却对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流传到大陆非常不满，他形容当时是“沉渣泛起，武侠这种烂东西都出来了”。据说端木蕻良还说过一句“金庸是什么东西！”

那么，金庸其实特喜欢萧红，金庸曾经说：「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後，逕去溗疄乘�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

八十年代，老作家孙犁接过了胡适之的棒，继续抨击武侠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以孙犁老先生的文坛地位，在1985年带头批判武侠小说，针对的就是金庸武侠在大陆流行的现象。孙犁老先生所采用的论调，也正是金庸犀利回击过的胡适论调。这件事永载金庸小说研究史。
但是..金庸又是如何对待孙犁的呢....
2001年，不小心有位金庸迷给刚做完心脏手术的金老送了一份礼物……《孙犁全集》。当时金庸却望着《孙犁全集》无比温柔地诚恳地说：“我喜欢，我也喜欢孙犁先生。”

王安忆还提到了自己特别喜欢莫言的另一部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她觉得这部小说无论是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出场，还有里面挖地道的情节，都像极了武侠小说。随后，王安忆即兴发问：“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欢看武侠小说？”
　　莫言则笑着回应，确实有一段时间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1989年是我武侠小说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我去朋友家吃饭，她老公是一个武侠小说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我就拿着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书装回去了。看了一个暑假，这一看，确实是很着迷，废寝忘食。凌晨三点了，好像不睡觉也不对，睡一会儿睡不着再起来看。”对于挖地道的情节，莫言称并非来自武侠小说，“其实在《水浒传》里就有挖地道的情节，宋朝皇帝为了跟李师师相会，就让人挖了一条地道”。
莫言：中国再出个诺奖作家 我就可以退休了




2014年03月12日 07:50　来源：京华时报
采访者：有些人将您认作鲁迅的传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华：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不可能有继承者，但他的精神反过来又会影响无数人。很难说他影响了我，我阅读他已经比较晚了。我读鲁迅缘起于刘毅然的建议，他曾要我把鲁迅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我这才找来鲁迅的作品阅读，看的第一篇是《狂人日记》，我被吓了一跳。看到第二篇《孔乙己》)，我就给刘毅然说，鲁迅的作品是不能改的。我马上买回他的作品全集，真是喜欢他的作品。
    采访者：请评价评价您的老乡金庸先生吧。
    余华：我就把金庸和鲁迅放到一起来评论。我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就是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根本就放不下手。《射雕》我差不多连续读了40个小时，读完后头脑昏昏沉沉，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金庸的小说太吸引人了，王朔说他读不下去，我就觉得奇怪。读金庸小说，我感到是对身体的一种摧残，也是一种放松和享受。写完手头这部长篇后，我要抱回他的作品全集好好享受两个月。读鲁迅的书速度很慢，好像进入了一座教堂；读金庸的书好像进了赌场，进去就出不来，直到把身上的钱输光了才能出来。金庸和我是真正的老乡，他是海宁的，我是海盐的。
    采访者：您对当代作家怎么看?
    余华：当代作家我喜欢莫言和苏童。
余华访谈录
 (2007-05-20 14:44:57)
 
    采访时间：2001年8月8日晚
    采访地点：欧典正派名人语茶
采访者：   郭建强     马钧

李泽厚点评当代著名作家
我一直也不大喜欢老舍。老舍多数作品流于油滑，甚至连他的最著名的《骆驼祥子》也不喜欢，看了这部作品，使人心灰意懒。我记得是十几岁时读的，和鲁迅一比，高下立见。我不否认他的某些成功的作品，《茶馆》的前半部相当成功，后面就不行了。但从总体上我不太喜欢。我很早注意到胡风对老舍的批评，胡风一点也不喜欢老舍。我读鲁迅，总是得到力量；读老舍，效果正相反。也许我这个人不行，总需要有力量补充自己。
文学界把茅盾的《子夜》这部书捧得那么高，奇怪。《子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述，它想在书中表达对当时中国社会最新的认识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出路，然而，认识一旦压倒情感，文学性就削弱了。茅盾不满意冰心，正是不满意冰心没有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意识，只关注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心灵。可是，如果人类心灵没有美好的积淀，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老实说，要看茅盾的作品还是看他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我以为《动摇》就比《子夜》好，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子夜》有一些片段很好，但整体不行。
金庸说：“茅盾是我的长辈，他跟我爸爸是中学同学。我年轻的时候，我爸爸带过我去见他的，他姓沈，沈叔叔，还一鞠躬，他给我拿点糖果什么的，作为长辈，我说不能跟长辈比，心中一直拿他当我的长辈。”


金庸也喜欢端木蕻良，曾经举端木蕻良在香港写作《科尔沁前史》为例子，作为在港作家文字极好的代表。
金庸还曾经为了刊登端木蕻良的一篇文章，而惨遭特务告密。
但是端木蕻良对此一无所知。多年之后端木蕻良也丝毫没看过金庸小说，在丝毫没看过的情况下，却对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流传到大陆非常不满，他形容当时是“沉渣泛起，武侠这种烂东西都出来了”。据说端木蕻良还说过一句“金庸是什么东西！”

那么，金庸其实特喜欢萧红，金庸曾经说：「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後，逕去溗疄乘�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

八十年代，老作家孙犁接过了胡适之的棒，继续抨击武侠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以孙犁老先生的文坛地位，在1985年带头批判武侠小说，针对的就是金庸武侠在大陆流行的现象。孙犁老先生所采用的论调，也正是金庸犀利回击过的胡适论调。这件事永载金庸小说研究史。
但是..金庸又是如何对待孙犁的呢....
2001年，不小心有位金庸迷给刚做完心脏手术的金老送了一份礼物……《孙犁全集》。当时金庸却望着《孙犁全集》无比温柔地诚恳地说：“我喜欢，我也喜欢孙犁先生。”

王安忆还提到了自己特别喜欢莫言的另一部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她觉得这部小说无论是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出场，还有里面挖地道的情节，都像极了武侠小说。随后，王安忆即兴发问：“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欢看武侠小说？”
　　莫言则笑着回应，确实有一段时间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1989年是我武侠小说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我去朋友家吃饭，她老公是一个武侠小说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我就拿着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书装回去了。看了一个暑假，这一看，确实是很着迷，废寝忘食。凌晨三点了，好像不睡觉也不对，睡一会儿睡不着再起来看。”对于挖地道的情节，莫言称并非来自武侠小说，“其实在《水浒传》里就有挖地道的情节，宋朝皇帝为了跟李师师相会，就让人挖了一条地道”。
莫言：中国再出个诺奖作家 我就可以退休了




2014年03月12日 07:50　来源：京华时报
采访者：有些人将您认作鲁迅的传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华：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不可能有继承者，但他的精神反过来又会影响无数人。很难说他影响了我，我阅读他已经比较晚了。我读鲁迅缘起于刘毅然的建议，他曾要我把鲁迅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我这才找来鲁迅的作品阅读，看的第一篇是《狂人日记》，我被吓了一跳。看到第二篇《孔乙己》)，我就给刘毅然说，鲁迅的作品是不能改的。我马上买回他的作品全集，真是喜欢他的作品。
    采访者：请评价评价您的老乡金庸先生吧。
    余华：我就把金庸和鲁迅放到一起来评论。我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就是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根本就放不下手。《射雕》我差不多连续读了40个小时，读完后头脑昏昏沉沉，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金庸的小说太吸引人了，王朔说他读不下去，我就觉得奇怪。读金庸小说，我感到是对身体的一种摧残，也是一种放松和享受。写完手头这部长篇后，我要抱回他的作品全集好好享受两个月。读鲁迅的书速度很慢，好像进入了一座教堂；读金庸的书好像进了赌场，进去就出不来，直到把身上的钱输光了才能出来。金庸和我是真正的老乡，他是海宁的，我是海盐的。
    采访者：您对当代作家怎么看?
    余华：当代作家我喜欢莫言和苏童。
余华访谈录
 (2007-05-20 14:44:57)
 
    采访时间：2001年8月8日晚
    采访地点：欧典正派名人语茶
采访者：   郭建强     马钧

李泽厚点评当代著名作家
我一直也不大喜欢老舍。老舍多数作品流于油滑，甚至连他的最著名的《骆驼祥子》也不喜欢，看了这部作品，使人心灰意懒。我记得是十几岁时读的，和鲁迅一比，高下立见。我不否认他的某些成功的作品，《茶馆》的前半部相当成功，后面就不行了。但从总体上我不太喜欢。我很早注意到胡风对老舍的批评，胡风一点也不喜欢老舍。我读鲁迅，总是得到力量；读老舍，效果正相反。也许我这个人不行，总需要有力量补充自己。
文学界把茅盾的《子夜》这部书捧得那么高，奇怪。《子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述，它想在书中表达对当时中国社会最新的认识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出路，然而，认识一旦压倒情感，文学性就削弱了。茅盾不满意冰心，正是不满意冰心没有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意识，只关注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心灵。可是，如果人类心灵没有美好的积淀，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老实说，要看茅盾的作品还是看他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我以为《动摇》就比《子夜》好，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子夜》有一些片段很好，但整体不行。
巴金有热情，当时许多青年走向延安，走上反封建之路，并不是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但他的作品热情有余，美感不足，可以说是缺少艺术形式。
钱锺书是大学问家，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无须来者了。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把他捧得像神一样的，我觉得不可理解。对小说《围城》也是这样，我认为小说《围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真是硬着头皮看完的。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这大概又是我的偏见？！
钱锺书是大学问家，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无须来者了。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把他捧得像神一样的，我觉得不可理解。对小说《围城》也是这样，我认为小说《围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真是硬着头皮看完的。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这大概又是我的偏见？！

】】】】】】】】】】】】】】】】】】】】】】】】】】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随笔》 张耀杰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了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刘国重

我们也看到新闻，在美国很多老人和残疾人根本无法靠每年仅有的一万多美金社保生存，4300万民众处于贫困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最低的一个州是每年收入低于14000美元，而我们2016年的标准为每年收入3000人民币（约430美元）。

】】】】】】】】】】】】】

至若“五四”时期，此等论述更是席卷一代思想言论风潮，如鲁迅说：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

又如，以疑古之名而著称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即云：

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

李敖当年评价武侠小说
2018-12-09 17:57


“武侠小说”，着镖！

在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台湾的“读物”里，流行起来一种“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贯注的焦点，这就是所谓“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鉶《昆仑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崑的《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续小五义传》、《永庆升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功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

如果武侠小说的罪状只跟现时代脱节，那我绝不责备它，至少我还承认它起码有点娱乐性的价值。但是事实却不这样简单。武侠小说降至今日，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SY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



十六年来，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由人，面对着大陆的失去，不能急于“青春做伴好还乡”、“光复故土”，心情的沉重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上地小人稠的苦恼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时候，逃避现实者和弱者们，他们难免不在挫败的情绪下选择一个“发泄甬道”。这个甬道，就是目前“新剑侠派”的“小说”。

“新剑侠派”的特色不是“旧剑侠派”的多年练功苦修得道，而是投机取巧霍然成侠。它的格局多是一群妇人、孺子、跛子、瞎子，一些弱者或有缺陷的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秘笈”或“天书”一部，然后突然侠身剑骨起来，任何好汉也打他们不过。因此在“新剑侠派”的产品中，它的结局多是“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



所以，今日的武侠小说，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这种危机，在台湾，能清楚地看出来并写出来的，只有“先知”李敖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写出来，同时提出警告。

《台湾日报》1965年8月8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武侠小说bai从魏晋志异小说发源而来du，是以历史社会中的侠义故事为zhi蓝本创造出dao的。因此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兼具超现实主义和历史背景，既有神兵利器武林秘籍，又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英雄美人）。
随着白话小说的普及，武侠小说从短篇变长篇，从独立的侠客传记变成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清中期《三侠五义》则是最早期的优秀代表，也被后世武侠作家奉为圭臬。其中的武功分类、江湖手段描写，成了教科书式的范本。
近代武侠，当推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武侠小说和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现代武侠则无出金庸古龙梁羽生三人之右者。其中金庸的成就最大，先后完成了十四部武侠中篇和长篇，以及一篇独立的传记小说。近三十年来，玄幻武侠异军突起，在内容上更加精致，但整体结构和作品思想没有明显突破。
武侠小说常见情节：
1父母双亡或者单亲家庭，主角从此留下终生遗憾。代表有金庸《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亲眼看到自己父母被逼身死。
2对抗朝廷或者顶撞师尊，主角作死，各种坎坷随之而来。比如温世仁《秦时明月》中盖聂叛秦的情节。
3坠崖不死或者被害侥幸逃脱，主角因祸得福，学得神功秘籍。例如金庸《侠客行》石破天幸福的一生。
4兄弟反目或者恋人因爱成仇，主角备受打击。比如梁羽生《白发魔女传》卓一航和练霓裳的感情纠葛。
5主角光环一开，到处收小弟。比如金庸《碧血剑》江南七省总盟主袁承志和他的小跟班们。
6主角复仇路上发现江湖秘辛，最终复仇成功，遁世归隐。例如萧鼎《诛仙》张小凡的复仇之路。
7抗击异族侵略或反抗江湖黑势力，最终杀身成仁。比如大宇游戏《仙剑奇侠传》赵灵儿最终和水魔兽同归于尽。
8小手段总是能够骗过所有人，尤其是易容。比如金庸《天龙八部》阿朱易容。
9小说里总有一个接近神的存在，并且对主角倍加肯定。比如金庸《天龙八部》扫地僧的那句“降龙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
10主角结婚的时候肯定要出事，有时候是抢婚。比如金庸《倚天屠龙记》赵敏当着周芷若的面把张无忌拐跑了。



陆川曾总结说金庸的小说是他的性启蒙书。
金庸笔下的男性,哪怕是个四五十岁的人,行为依然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喜欢占女孩便宜,男人之间像男孩们一样互损,是一个不成熟的世界。香港文化里的男性是要扮小孩的,带有童真。吴宇森英雄片里的男性会出现幼儿园的行为举止:甜甜一 笑,然后回忆童年,美国和法国的硬汉谁回忆童年啊?
香港电影里的成年人要带有童年迹象,被视为男性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都这样。这个脉络从金庸小说一直延续到香港电影里。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是跟传统文化隔绝的一代,他们不是他们父母的孩子, 而是党的孩子。从小受的教育不是家教,受学校教育,成人后受单位教育。当时社会上有一个口号“不要让孩子影响父母工作”,造成我们这一代孩子生 下来后跟父母是隔绝的,父母全部的时间要奉献给四化建设。
贾:回想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在是“文革” 时期,父母教育我们时就说过“你们可以对我们不好,但是不可以对国家、对党不好”。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和他们自己的信仰是国家的政治取向,而不是传统的文化取向。这是一个文化的断代,是中国文化上的断裂。
徐皓峰：金庸和古龙各有不同的文化渊源。
金庸小说里的英雄豪杰往往是性格上不太成熟的人，这个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就是，香港电影里的英雄、大侠都要回忆童年，保留着儿童的种种特征，这个是香港文化的特点，它的大众英雄一定要带着儿童的特质。所以金庸的人物也是这样，他实际上写的是幼稚的男性，是青少年。
在武功形态上，金庸继承的是还珠楼主，他的很多武功其实是巫术或者神仙术，跟《神仙传》是有直接的血脉联系的。
古龙的武侠，因为日本撤出台湾之后，日本电影还持续的大量的涌进台湾，所以台湾一代青年受日本电影影响非常大，以至于造成古龙小说里的有些人物性格是日本人的性格，他对武打场面的写法是日本的浪人小说的写法。所以金庸和古龙背后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渊源。
我 的写作基础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想跟他们一样我也学不来。从八十年代之后，模仿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非常多，但是没有成功者，不是说文学才华比两个人 弱，而是他们文学背后的文化是你所没有的，所以你模仿他们模仿不出来，而且从他们往外走你也不可能有新的变种和新的发展。因为金庸和古龙，这两个作家都自 己说自己变不出来新的东西了，所以金庸封笔，古龙不再写长篇武侠，连他们自己都变不出新的东西了，更何况我们呢。
机缘巧合，我的文化基础主要是民国时期北京和天津这些北方武林的口述历史，所以这个没有谁强谁弱的问题，而是大家的文化基础不同，将来隔代还会各有发展。

刘国重

@芥末开门2020
张爱玲的出走

今天满眼都是张爱玲。
凑热闹聊几句。
过去除了张迷，大众对张骂和揶揄的多，因为没有福寿双全子孙满堂嘛，没有获得中国式的成功。
今年怎么一改口风，几乎是清一色夸起来，夸她跑得快。
张爱玲向来不关心政治，自称不看报，看报只看影讯，明星花边新闻，以及在各种启事、讣告中给小说角色找恰当的名字。
她对时局判断准确，完全是因为洞悉人性，而且是通过窄窗洞悉人性：家庭、男女关系。
凡是超出人性的口号、漂亮话，张爱玲都本能的选择不信。

上中学的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此处指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张当下就想：我日子还过得去，完全是因为碰巧投胎在官二代家。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碰巧生为捡煤核的街童，国家又能为我做什么？

后来又说：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普遍宗教，我不信教。

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对此，张爱玲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怎么可能把手里的权力主动交出去？
一个年轻女孩子根据什么做出判断呢？
张说：看我爸和我后妈就知道了。家的统治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国。

胡兰成兴致勃勃的讲汪伪政权的政治理想，张意兴索然，觉得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过去文人士大夫理想中的桃花源又包装了一遍，陈旧且不现实。
胡的腔调，估计跟张家亲戚，各路遗老遗少差不多，张从小听她爹背古书，耳熟能详，这套东西忽悠不了她。

对于左派思想，张早就听过，也觉得不可能。她说，如果教育、医疗之类领域能实现公有化，各取所需，那当然好，但是，假如为了所谓理想、高远目标而交出自由，“势必久假而不归”，也就是要不回来了。

后来的发展尽在张的预测之中。

解放后张被叫去开文艺界的座谈会。张一向奇装异服，不管别人的眼光，更不管别人的评价。此时却敏感的找出一件最朴素的蓝布旗袍，套上一件白毛衣，到了会场一看，除她以外，所有人都穿中山装。尽管缩在最后一排，她依然是全场最触目的一个。

为了写小说里的场景，张参加了个旅游团去杭州西湖。行程中安排了一顿特色“螃蟹面”，张一向喜欢宽汤窄面，于是只喝干了面汤，面条原封不动的剩下。马上有人为之侧目，而张立即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目光的审视意味。

张也曾去看过解放后的工艺展览，看到各种宣传式的作品，包括用彩线绣成的巨幅肖像，在张看来，像个腮部下垂的老太太。

其实在尘埃尚未落定之前，张就已经开始谋划出走，宅在家里把作品翻译成英文，盲目的往外投稿，希望能赤手空拳的打出一条路，走得更踏实。
可惜，她的作品，太不符合洋人想象中的东方风情。
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到后来她申请回母校香港大学继续深造，才得以离开，毕竟她是当年的著名学霸，得过“老师从来没有给过”的高分。
当年张已经30出头，靠写作为生，早已无心上学，尽管前途茫茫，还是毅然决定走了再说。
她觉得这种魄力是受母亲影响，那个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称自己就像海员的孩子，遇到问题就想出到海上。

张是个天生的个人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带反权威功能。

她曾说很喜欢自己四岁时的照片，喜欢自己那时“怀疑一切”的眼神。

很小时家里请了老先生教古文，按着她对孔夫子像下跪磕头，她马上在心里起了反感：为什么要给画上的老头子磕头？

后来，在那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里，张马上发觉自己的怀疑和叛逆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和大环境冲突太甚，到了无法呼吸的程度，不走不行。

至于那些能走不走的，回来的，不是历史偶然，或者误判形势，而是发自内心的向往集体主义，相信大一统，崇拜强大的权力，迷醉于宏大叙事和秀肌肉式的审美。

走或留，说到底是价值观的不同。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没什么可委屈的。

张看人，极其透彻，且从来平视，没有仰视，这让她看得更真切。
惟一崇拜过的人是母亲，然而也并不盲目。
童年时母亲讲自己怎么怕被张的外婆骂，只有几岁的张马上反感：为什么要这样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后来，黄逸梵和张爱玲母女二人被迫共同生活，张十几岁就看穿了母亲的局限性，惟一的偶像破裂，从此眼光更加犀利。

战时，张的上海亲戚们常常议论，内地风气好，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健康向上。她发现他们只管口嗨，却并不到内地去生活。这是大人的口是心非。

父亲和后母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教训张爱玲，包括暴打、禁闭，张从来不信他们的教育，看穿他们不过是不想为她花钱，加上对张母的嫉恨。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张几乎都可以敏锐的捕捉到其中暗含的真实意图，那些小动作、那些漂亮话背后的潜意识，逃不过张氏雷达的扫描解析。

这种“特异功能”反应在张的作品中，就是各种微妙准确的人性刻画。
张最擅长写反高潮。
就是人挣扎着生存、挣扎着向上爬时，暴露出来的无力、可笑、可悲和癫狂。
张的作品尖锐，但不刻薄。
因为她可以理解。
“

是人都脏”，她说。
当时国人的生活脏乱差，但张乐于在脏乱差之中发现有趣有生命力的东西，并且为之欣喜不已。
脏，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也是艺术化的审美方式。
王朔也说过：幺蛾子都是垃圾堆里飞出来的，光滑洁净的铝坑一无所有，只有空虚。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
她的作品，几乎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这个基调。

张的出身，可以算是所谓上流社会，但她从来不以此为傲，而是像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细作，细细描写遗老遗少、小姐太太们袍上的虱子。为此不受亲戚待见。
一个亲戚曾骂张爱玲，怎么不宣传宣传家里的好事，净挑尴尬事写？
可见张如果不走，会多么不合时宜。

张说她曾经喜欢过萧伯纳，但后来嫌他浅薄。但承认拜萧伯纳所赐，自己脑子里没有“圣牛”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一切都可以怀疑，可以讽刺，可以观察，可以否定。

张说有些事她暂时想不明白，宁愿先放在那里，而不是接受一个未来的既有判断。

这么一个人，要塞给她一个权威太难了。
张从小上教会学校，要听神父讲经，要做礼拜。
神父是洋人，一个学了一嘴苏州话，一个是地道的山东方言，张每次听布道，都“笑得眼泪直往肚子里流”。
天堂吸引不了张爱玲。
她觉得上了天堂还要听布道听永恒的福音太过无聊，在学校里听了这么多年还不够？
至于中国的地狱，张爱玲童年时就已经看透了，这像个山寨恐怖版的游乐园，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进行，也没什么想象力。
她的理想，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投胎，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杂乱无章、不尽如人意的生活，这里面有她的趣味在，当然，最好某一次投胎，她能成为一个年轻貌美有钱的人，虽然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因为太完美了，不会是真的。

这样一个作家，根系扎在土地最深层，恋恋红尘，百般趣味，竟然被解读成消极？！
大概在某些人眼里，描摹人性本来的样子不配叫积极，只有按照某种“正确”的意图塑造人物，宣传“正能量”，才叫积极吧？

至于张胡恋，基本相当于张爱玲空降艹粉。
胡是张的仰慕者，监狱里看到张的作品，惊为天人，又觉得爱玲这两个字过于女性化，也许是男性笔名，他决定出狱后就去拜访张，不管张是男是女，都一定要“把能发生的关系全都发生”！
张圈子很小，没谈过恋爱，突然有这么个铁粉送上门，而且那么崇拜她，颜值也不错尤其眼睛和侧脸，而且还是个文人，有共同语言，于是就纳了胡。

至于婚姻，张可有可无，她的爱情观，是不必有结果，不必到哪里去。

胡的文章非常做作，张喜欢他的时候说他学鲁迅学的非常像。不爱他之后看出他的文章有一种腔调，她不喜欢。
这方面张爱玲和顾城有点儿像，就是眼低手高，自己是一流天才，但看别人作品也不刻薄，虽然远不如自己，但还是多看可取之处。

至于胡的政治立场，在张看来只是个故事背景。
和人生趣味、儿女情长比起来，政治太短暂，太乏味了。

到美国之后，张与一美国编剧结合，此人是个左翼，仍然不合时宜。

张似乎从来不在乎时代大潮，常常逆潮流而动。
在民国穿清朝的大袍子。
在胜利游行那天逆着人流去探望战败隐匿的胡兰成。
那天她在公交车上遇到柯灵，柯灵用膝盖夹住她的腿调戏她，意思是“汉奸之妻人人可戏”。
她从他腿上尝到了老虎凳的气息。

在更大的胜利的人潮之中，张爱玲选择离开。
在广东与香港之间的界限，她和其他出走者拎着行李，在烈日下久久的等待。

这边穿着不合身军装的北方小战士看不过去，气愤愤的招呼他们：到这边来站着，这边有树荫。

出走者们一边客气的微笑，一边集体向另一边移动，生怕被拦回去。

张爱玲说，小时候母亲和姑姑从海外回来，给她讲国外的样子。
加拿大的路，路上没几个人，路两边的梧桐，整齐的房子。
她想，这样寂寞，怕是要发疯。

没想到她后来漂泊到了北美。倒是没有发疯，但是作品里华丽褪尽，剩下枝桠枯瘦的姿势。

作为一个人，张爱玲用出走维护了人身自由和创作自由。
作为一个艺术家，张爱玲是一颗被连根拔起的树。

刘国重

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 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2014、7





                                    2014、7





北京娱乐信报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该读什么样的书？

　　金庸：今天上午，我到深圳书城参观，得知这里图书销量全国第二，列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之后，可?�深圳书香很浓。听王部长介绍说，这里的年轻人来自全�?2200个县，都是笑傲江湖的侠客嘛。听说来深圳的名人很多，写书的也不少，总有很多年轻人向名人请教，要他开书单。不用说我也知道，每个人推荐的书单都是两部分：自己的书，外加所有传世名著。我从来不开书单的。我的读书观其实很简单——什么书都可以读，自己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用听老师的话。读书为自己，这和追求女朋友一样，父母之命是奉不得的。读什么书、考什么专业，首先都要自己感兴趣，赶时髦是靠不住的。比如一个并不喜欢法律的学生，不得不去念法律的书，结果念书不开心，后来上班了也不开心，始终不开心，做人又有什么意思？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394.html
书中有两篇对话录，一是1969年林以亮、陆离等对金庸的访谈记，另一是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学生的交流。前者虽有朋友们对其武侠小说的高调赞扬，但金庸本人相当谦抑，“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到了1994年，金庸虽仍不乏谦虚，但已说，“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和六〇年代相较，有了质的不同。这表明，其时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已然成型，在这数十年中，“事情正在起变化”。 
　　 

【【【【【【【【【【【【【【
　
腾讯文化：你在《文学江湖》里写到，胡适等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与当时军队中的人有一个大论战，就是围绕这一点来的。
王鼎钧：但是无人能说出答案啊。胡秋原是主张反共要跟共产党不一样，就是要相反。好，那么请问，怎么做？要不要军队，要不要特务？没军队，没特务，反什么共？连维持国家安定都有问题。有了这些，你不搞那一套，你怎么搞？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所以我在《文学江湖》里面讲，胡适只能当大学校长。这个小说创作组是1954年的时候，我在一九五几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其实只要反映这个问题，但是胡秋原很紧张，因为他怕人家说他是自由主义，那是当局的大忌。
2014年，王鼎钧在施卿柔书法个展上致词
 
腾讯文化：这个问题是台湾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高华对你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台湾的处境。”隔了这么多年再回头来看，你是否还坚持这个论断？
容忍与自由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 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 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 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 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 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 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 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 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 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 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 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 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 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 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 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
首先须指出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坏名声，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洗刷了，大家已大体公认其为清末民初形成于上海等大都会的通俗文学流派，他们承袭了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统，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市场，其成员并不是什么“黄色作家”。而《礼拜六》，是这一派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刊物，于是“礼拜六派”的 说法也就口口相传了。
　　“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本来多在报纸副刊（俗称“报屁股”），体裁则以旧体艳诗与长篇连载为主。《礼拜六》是一个周刊，由中华图书馆创办 于1914年6月，至1916年4月出满百期停刊。那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所以很自然地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攻击对象。但它于1921年3月又复刊，可见 它有自己的市场，并不惧于新文学的出现，再次出满百期，这才彻底停刊。在它复刊的第二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与它性质相类的《红杂志》（后易名为《红玫 瑰》），此外还有《快活》《游戏杂志》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性刊物，而《礼拜六》始终处于领头的地位。
　　这些刊物的产生，与都市读者群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关系。都市市民不同于乡村农民，眼界相对开阔，生活相对独立，求知欲望增强，又有固定 的下班和周末时间，而文化程度也相对高一些，这就有了以文学阅读消遣娱乐的需求。在《礼拜六》创刊号的第一面，有一篇发刊词性质的文字，这样写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
师永刚：《明报月刊》的第一期开始刊登大量海外学者的高质量文章，他们的办刊宗旨是“独立、自由、宽容”。金庸在《发刊词》指出的：“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 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通过这样一本杂 志，可以看出问题，如现代化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政治以及各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文章，同时它又不缺乏亲和力和幽默感。学者余英时指出：“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报月刊》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报月刊》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927年，胡适到英国，一次和比尔德教授泛论历史，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历史的偶然说
说故事人中有贬武侠语，1966

1933年5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一周年》一文中定义了他心目中的“独立”。他认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见不能束缚，时髦不能引诱。这就叫做独立”。

就像我在《日正当中》里所说明的，五卅惨案、政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兴起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促因。我在书中征引了英国的谢福芸女爵与胡适的对话。谢福芸问胡适 说：“要是‘赤色’的革命分子席卷了中国？你可能会是他们刀下的亡魂。” 胡适回答说：“那就让它发生吧！如果国家会因而进步，我可以死而无憾。”一个曾经写了易卜生主义，提倡过“先救出自己”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会转而愿意 作为国家主义刀下的亡魂！这只有在革命袭人的氛围之下可以理解。


】】】】】】】】】】】】】】】】】】】】】】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余斌教授，是大陆最早研究张爱玲、并最早为张爱玲作传的文学研究学者。他在1984年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硕士在读生。在堆满老旧杂志的中文系资料室，跟半个世纪前的书虫一起啃旧纸张，令人昏昏欲睡——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过时了，反不如刊缝报尾里那些广告、启事有乐子。直至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才让他眼前一亮，生出惊艳的感觉。



“民国时期的旧刊资料室里基本上都有，张爱玲发表小说最主要的就是《杂志》。苏青编的《天地》，还有《万象》，基本还是全须全尾的。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泡在资料室里，大量读现代作家作品，读得垂头丧气。”在余斌看来，不少现代作家的历史地位都被高估了，放到今天，如果不是教材硬性要求，能让年轻人自发阅读的中国现代作家只剩仅有的几个人，张爱玲肯定是其中被读得最多的。



在系统地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之前，余斌已经接触到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引用的一些节选片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张爱玲在学界“出土”，这本文学史功不可没。余斌很快决定，硕士论文选题，就选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

】】】】】】】】】】
1990年，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参加一个研讨课程，主题是“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由李欧梵教授主持，参考教材是周蕾（Rey Chow）的《女性与中国的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课程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细读和讨论张爱玲。张爱玲一人独占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半壁江山，另外的一半，则是丁玲、冰心、卢隐、萧红……



“基本上就是拿女性主义的理论往那些作品里套，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萧红是套得上的，丁玲也有《莎菲女士》可以往里套，冰心就是她们的反面，太服从男人的梦想，诸如此类，观点都很极端。”其时，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甚嚣尘上，非常激进，许子东记得他和汪晖坐在下面，听得愁眉苦脸，一头雾水。“美国的女学生就在会上讲，她说pencil（笔）就是你们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文学历来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我就说，那打字机又算什么？但没用，只要你是男的，你讲什么都吃亏。”



许子东曾误闯一家美国的女性主义书店，书店里都是女作家的书，来自中国的丁玲、王安忆赫然在列，当然也少不了张爱玲的翻译小说。“当晚我就碰到台湾的学生，我告诉他们，我在的那个地方离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很近，那里还有这么一家书店，他们就笑话我说：你怎么敢进去？那个书店很激进，通常男人进去都要被轰出去的。然后一个美国学生拍拍我的肩，开了个很损的玩笑，他说你没事，They don't consider Asian man as a man（她们不把亚洲男人当男人）。” 宋淇的儿子、张爱玲文学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在他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书里澄清说，文学界普遍认为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作的《秧歌》是得到美新处资助、甚至是美新处给她大纲让她撰写的，但事实上，她早在得知“美新处”这个名字前就开始写了。因为在美新处对她的第一次面试里，当时的美新处负责人麦卡锡问她在做什么，她的回答是正在撰写和润色小说《秧歌》。但张爱玲在香港并未久留，三年后，她便去了美国。2000年世纪之交，岭南大学主办“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子东是会议组织者之一，第一场是便是王德威、郑树森、刘再复读跟张爱玲有关的论文。刘再复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现代作家里他最喜欢5个人，分别是鲁迅、丁玲、萧红、张爱玲、李劼人，这其中又以鲁迅和张爱玲为最。如果一定要相比的话，刘再复觉得还是鲁迅更伟大，他的理由是：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天才，但张爱玲是夭折的天才——她到香港之后，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写作，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在刘再复看来，比起她早年在上海的作品，这是跌落。



“夭折的天才”一言既出，一旁与会的夏志清马上发言道：我不同意。他认为张爱玲的夭折不过是受困于经济和生活的压力，但是鲁迅夭折得更甚，鲁迅后期被“左联”奉为文艺领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鲁迅那才是夭折呢！”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争论起来，作为会议策划人之一，我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争论……争论双方都是学界权威，而且分别代表了中国内地跟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价值系统，他们的争论恰恰是不同文学史观的焦点分歧。”许子东后来在他的《许子东细读张爱玲》里这样写道。张爱玲在美国的英文创作生涯，可以说处处碰壁，最初六年，她所有的创作竟无一出版。当她的《粉泪》被出版商拒绝之后，她沮丧到病倒，卧床数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两年后《北地胭脂》又被拒，张潸然泪下，情绪低落到极点。一日她梦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成就，相形之下她觉得自己很丢人，第二天，她泪流满面地向丈夫赖雅复述了这个梦境。连赖雅都不免疑心，这次退稿，她怕是要被美国文坛彻底抛弃了。



张爱玲年轻时，专门在英文写作方面下过功夫，少女时代她就想过：将来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初到美国的时候，对自己的一支健笔，她是踌躇满志的。



“张爱玲翻译自己的作品，其实完全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门语言改写，”她就像一个歌唱家，又能唱中文歌，又能唱英文歌，还能根据需要改词，余斌说，但是，跟惯写散文的林语堂不同，张爱玲骨子里还是一个小说家，她无法放低对小说的追求，“林语堂是完全迎着西方读者的心理去写的，他的小说等于是中国文化习俗的一个载体，他找个情节，然后给西方人解释东方习俗。写到上花轿，就给你解释上一大段上花轿是怎么回事，林语堂是把东西嚼碎了喂给西方人。但张爱玲做不到，她骨子里的小说家拒绝她这么做，她还在追求所谓between lines（字里行间）的东西。”

1969年，张爱玲得到过一次工作机会，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主持者陈世骧，给了她高级研究员的职位。跟她之前短暂的文艺营地、大学研究项目不同，这是正式的工作，研究任务是“文革”中的新词汇。



陈世骧一开始对张爱玲颇多期许，然而两年后，张爱玲只交了篇短短的论文，附了两页名词。给出的理由是：那两年中国国内报纸闹“名词荒”，没有产出什么新名词。陈世骧极为失望和生气，盛怒之下，随即解雇张爱玲。张本来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但不久后陈世骧自己也心脏病猝发去世了。对于张来说，这无异于双重坏消息。在夏志清看来，这次失业，也是张爱玲在美国16年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张爱玲再没缓过气来，她从此放弃了求职，也再不去大学，之后的生涯，就是在找房子、捉虫、搬家、拆账单。“一般人都说张爱玲和姑姑、焱樱很要好，却忽略了我的母亲邝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也最频繁。”宋以朗说，仅在他手中保存的张爱玲与他父母三人的通信就有六百多封。而张爱玲跟夏志清之间的通信共有118封。



她离别香港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邝文美的，用的就是邮轮上的信笺纸，“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还在写信，“前两天大概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向Mae（邝文美的英文名）解释些事（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告诉）。”很多人刻意书写张爱玲最后的穷困潦倒，但按宋以朗的披露，张爱玲死时还有合港币二十多万的存款，应付丧事之后仍有不少结余，同时邝文美名下亦在帮张爱玲打理存款，按记账约有240万港币。在1995年，这笔钱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大陆，都不算是一笔小数目。



张爱玲的遗嘱里亦有一条，她的钱，如各种使用后仍有结余，要用在她的作品出版上，比如，请最好的翻译。关于张爱玲去世，台湾方面的报道，标题都是《文学巨擘的离席》，但同时期的大陆，“张爱玲”这三个字还无法跟大师相提并论，“我们那个时候还只是讲她是‘奇女子’、‘民国才女’，才子才女这种称呼，跟巨匠大师相比，是有巨大等差的。叫人‘才女’，就跟我们现在叫人‘美女’一样，只要不是‘恐龙’，都可以叫‘美女’，但是国色天香级别，那就不一样了。张爱玲在台湾就是国色天香，绝对是祖师奶奶，是现代文学的象征性人物。”余斌说，在大陆，张爱玲的文学地位的重新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是逐步被认可、被修正的。原本牢固占据主流的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的座次排序，也正在经历一个逐渐被修正、被改写的过程。

在许子东主持和参加的许多学术会议中，有两个会议特别重要，其中一个是2009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研讨会，主办者除了许子东，还有王德威和陈思和。另一个会议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年关于张爱玲的研讨会。在会议的闭幕式上，王德威说了一句话：“中国现代文学，从《呐喊》到《流言》。”在这里，张爱玲终于被和鲁迅相提并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支脉络之一。



在许子东看来，无论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还是《小团圆》里的母亲蕊秋，其实都代表了张爱玲的一种“审母意识”。“现代文学的传统是弑父，这很普遍，几乎作家都审判父亲，审判父亲的同时都是歌颂母亲，在政治上来讲，弑父就意味着批判礼教、批判权力；歌颂母亲，就是歌颂人性、歌颂自然和人民。唯独一个作家例外，就是张爱玲，她不是审父，她审母：母亲本身是一个悲剧，母亲受了欺负，但她进而欺负她的儿女。这就好比鲁迅最成功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也是一个被人欺负的人去欺负人，这是鲁迅抨击国民性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金锁记》往前发挥了一步：一个本来被欺负的七巧，当她半路出家终于也成了一个当权派，她欺负起人来，比当年欺负她的人更坏。”张爱玲的通透与坚硬，就隐藏在那些看似琐碎的故事背面，仅仅把她看成一个只会写爱情故事的人，就看窄了她。




《第一炉香》2020



民国时代最后的“临水照花人”，这真是俗透的标签，也让不少文学评论者因此大谈张爱玲性情中的“Narcissus”——水仙美人式的自恋，顾影自怜。他们都错了，唯独她对自己下手最狠，最是无情。她临水睥睨，也不过是时时刻刻冷眼自审，并且随时不惜抽刀断水，掏出笔锋如亮剑，朝水里那个一模一样的自己杀戮过去。



台湾作家李昂说，张爱玲“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但这话反过来也成立。写小说的人历来是这样一种宿命：不是一次性死亡，而是分期分批地向死神兑付债权——他们在呕心沥胆的书写里一寸寸地死掉了，但只要这个故事还在人间流传，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招魂，只要阅读者的心还在怦怦乱跳，小说家就会在字里行间醒来，再活一次。

】】】】】】】】】】】】】】】】】

秦墨崛起和异化






秦墨的崛起，实在是墨学传承中的异数。秦不是小国，却积贫积弱，急需军事人才和管理人才。何炳棣先生的重要论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已经基本考索出了墨者入秦的概况。

大抵在孟胜之难后不久，墨者就已经来到秦国，为之打下了军事基础，后来他们更配合商鞅变法，是商鞅变法的重要推手，田鸠、谢子之流更慕名西来，企图效力于秦。

秦国的“守”“尉”等军职，都为墨者所传来，这些职务也为墨者所担任。《墨子》城守十三篇早已有了系统的守城术、消息术、望气术、机关术，这些终于在秦国有了勇武之地，包括“封爵制”“连坐法”也是墨者首倡，后来成为秦制的关键（其中尚存一些争议，但秦墨与秦国军法的深刻渊源是无法否定的）。墨学以一种极为严酷激进的方式完成了和君主的合作，终于在秦国壮大，这恐怕是墨子生前再也没有想到的。那么，本文的关键问题也就变成了，“秦墨最后是怎样灭亡的呢”？

在传世文献中，除《墨子》之外，关于墨者的记载多见于《吕氏春秋》。此书在秦国编成，当然包含了大量关于秦墨的珍贵信息。其中我们发现，秦墨在战国后期居然违反墨学的原教旨，提出了“义兵”之说。出兵攻伐他国，本就违背了“非攻”原则，何来正义呢？所以《墨子》原书中没有“义兵”的说法，只言“义政”：“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上》）包括后世所言的“天诛”，也是墨子本人所反对的，他认为天意自会诛之，不能由人代劳（《墨子.鲁问》）。不仅墨子没说过“义兵”，整个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也没有人称道“义兵”，唯独《吕氏春秋》中一口气出现了15次“义兵”！

墨子曾说“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所以人民需要政府，这本是“民约论”的重要基石，类似英国霍布斯说的“人对人是狼”。但《吕览》的“义兵论”却如此破题：“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览.荡兵》）“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吕览.禁塞》）这真是好一出暴论啊！“义兵说”的这套话语，全部在墨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诞生：既然兵可以用来救守，那就也可以用来攻伐；既然人与人以毒药相坑害，我们就用良药去救人。而这一良药就是“义兵”，就是以杀止杀、以兵止兵！

《墨子》一书本来就存在一定逻辑漏洞，比如在守城战中鼓励快速杀伤敌方有生力量（《墨子.号令》“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而又鼓励正义者对不义者的讨伐（《墨子.非攻下》有人问：“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就是《吕览》“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的来历，可谓严丝合缝），那么人人都可以自认正义而行诛喽？又比如墨者对城市居民非常严厉，不服命令者动辄处死，这固然是守城者生死存亡之际不得不为，但也着实违反了“兼爱非攻”的初心。所以它一旦被有心人所改造，立马就变成了杀伐果断的“义兵说”。

而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应该就是极端熟悉墨学，又一向支持秦国军队的秦墨，他们只需稍稍把墨家理论推进一步，便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秦国的残酷战争之中（《庄子.徐无鬼》中早就预言过“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何炳棣认为秦墨长年任职秦国之吏，此时已被政府慢慢消融了。此说并无证据，我以为值得商榷。《吕览.去私》中，秦墨钜子腹䵍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为原则，不顾王命而杀其子，可见秦墨自有之组织甚强，并没有被瓦解的迹象。秦国尚需要墨者的组织力与号召力，去发动“义兵”，直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那一刻为止。

秦始皇时代，“义兵”之说达到高潮。李斯夸赞始皇帝时便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很快，天下人又以同样的理论来反秦：“陈王兴义兵，讨不义。”（《孔丛子.独治》）此语为儒者孔鲋向陈胜所说，宣称陈胜之“起义”是为了讨伐秦人之“不义”，其实就是“义兵”对决“义兵”了。于是后来所有起义军均自称“义兵”，如刘邦称：“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史记.高祖本纪》），郦食其言“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则“义兵”和“天诛”总不分离（“诛残贼”与“诛无道”都是自称替天行道）。所以秦朝的话术反而为人所用，自称义兵的人却被义兵所反噬，报应不爽。而秦墨也正是在同样的逻辑下被反噬而死的！

刘国重

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734
来自: 734 组长 2011-01-18 22:52:36
有关陈寅恪先生的传记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不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受人注意的一种。为什么这样说？第一，这本传记绕开了对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的学术价值估评，着重渲染其感怀寄托的弦外之音，这虽不能显现寅恪先生独立群山之巅的存在价值，但对现社会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极需从被称为“学人魂”的寅恪先生身上所获的，不是其学术本相而是其为学之魂，若真要详释寅恪先生学术真谛，恐非陆氏这本传记所能承担，亦非这本书的读者所真正需求，所以正逢其好；第二，这本传记与其说是成熟的史传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传记，书中不少文句夸饰而煽情，平平常常的事情一经文学笔法写出，就成了一部英雄传奇，使人想起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但对屡经挫折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彼此间相看两厌的，不过是折了翅、拔了毛的落水鸡而已，非是一只腾空飞出、遍体生辉的火之凤凰不足以振其聋而发其聩，所以，这本传记少了些含蓄朴质，多了些伤感矫饰，也正逢其时。

　　上述两点，虽可说是这本传记“不是最好”的证据，同时也似乎说明其受到读者欢迎的社会心理，这是当前读书界浮躁之气未除的表现，也恰好说明了当前中国大陆精神领域所想要什么和所缺少什么的区差。

　　一般来说，稼轩《采桑子》词说明两种写作和读书的境界，“少年不识愁滋味”是一层境界，为文学的境界，热烈伤感浓之，含蓄朴质缺之；“却道天凉好个秋”又是一层境界，那是历史的境界，深刻通达有之，生命热血淡之。这本传记为文学传记，属第一层境界，而所传传主却是史学大师寅恪先生，恰是以少年之春风春情写生命的晚熟金秋，我们仅见一秋风秋雨、红妆素裹的寅恪先生，未见一老树枯涩、独立天地间元气浑成的寅恪先生。但以寅恪先生之大，后人实难传其精魂之万一，能有文学的寅恪先生再现于世，作为当前精神领域之偶像足矣。

　　或幸陆氏有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才会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去了解专制时代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书中大量引用的未刊档案，尤其是寅恪先生服务单位中山大学年复一年暗中搜集、汇报的“陈寅恪材料”“陈寅恪近况”之类的动态报告，在当年都是作为内部分析知识分子动向的依据，以供权力者掌握“敌情”之用。这种今人看来毛骨悚然的鬼魅行径，当年何止用于寅恪先生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据贾植芳先生著回忆录《狱里狱外》所载，先生于1955年因胡风一案入狱，在监狱里已闻有人搜集田汉、阳翰笙等人的历史问题，而田阳诸公此时还负着大陆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之职，正在举手挥拳声讨“胡风分子”。对革命一生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绝情，遑论统战对象。这类视知识者为敌人的鬼魅行径，其实也不必发指，在中外专制国家里一向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里也难绝迹。记得有报载著名画家毕加索的档案披露，连他也曾在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监控之下度过了几十年的春秋。但这本传记以秘籍档案入传，毕竟开了当代人物传记的一个新领域，使人公然获知，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竟有阴阳两界之分，仅以公开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传，不过是人物的阳界一面，而被鬼魅们操纵的阴界隐伏在昏暗中不见天日，“阳界”的许多现象终究得不到真实的逻辑的解释。以寅恪先生为例，假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些鬼魅行径终究是鬼魅行径，于寅恪先生也终究无损，先生寿终正寝之日，仍会像朱师辙那样，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下，知识分子几近宿命的悲剧因未能昭然幕启而呈现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但或许是更深刻的形式。

　　现在似乎很难推究，当年寅恪先生决定留居岭南的真实心理。这本传记从传主生命旅程的最后二十年写起，开卷即劈面遭遇寅恪先生去留大难之疑，海内外学界，庙堂草间，对此均有辩论，可是传记只用了“有着很深的原因”一句含混过去，这是过于轻巧之弊的一证。作者用文学笔法渲染了陈序经等外部种种因素，却很少深入到寅恪先生的心理深处去寻求原因。寅恪先生是一个极其顽强而独特的生命个体，其在对自己后半生去留大事的选择与决定上，不会与张伯苓相同，也不会与吴宓相同，甚至连爱妻的出走都不会动摇。倒是与寅恪先生为人很不相同的冯友兰先生，说出了一段很中肯的解说：“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之两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一者何？仁也。”斯言者诚，以传统文化顾命人自居的两大学者，在风云突变的岁月里，一个选择自沉以殉文化，一个选择“突走”后的豹隐岭南，以生的方法来完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沉”。冯友兰先生识其“突走”却未识其留居之意义，也就是其与传统文化共存亡之心态，这就不是一般的叔齐伯夷不忍之心所能涵盖，也不是那些认定此举乃寅恪先生错着之棋的海外学者辈所能理解。寅恪先生不会轻易走出国门，也就是他要用他的睿智与胆识，实践出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远离庙堂，续命河汾之路。什么叫“续命河汾”之路，其典出自隋代大儒王通隐居河汾讲学，守先待后，使传统文化如汾水之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过去，发扬光大。寅恪先生一生为人师表，自叹“续命河汾梦亦休”，吟出此句时为1949年，若作广义解，“续命河汾”也不仅仅是设杏坛执教鞭，而应有更深大的意义，即守住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在政治权力以外，建构起自成一体的知识价值体系，并在这价值体系内实践并完成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人生以至对文化的责任与使命。在传统的读书人中，即便是苟且性命于乱世的诸葛亮王通之辈，其南阳躬耕也好，河汾教席也好，行文出处的最终价值仍在庙堂，庙堂不存，文化也难免看得轻些，所以有静安先生的自沉，而寅恪先生明知庙堂者旧朝既崩，新朝未卜，但他仍旧决定了自己的去留，以一具残废之身来尝试新的道路，即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坚定了这个心思，才会有他答复科学院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他是明知这两个条件不会兑现，而舞项庄之剑意在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惊天动地的旗帜，凝聚了一代以至几代知识分子血泪与生命的精神标志。这篇“答复”是值得回味再三的，寅恪先生首先重申这“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出典，为1929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际之首次提出，现又重申，表明不专对共产党政权而言；然后再次阐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只是为了划清庙堂的政治权力价值与民间的知识权力价值的分界，使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与庙堂权力者长期纠葛不清的对立、冲突、参与、争宠等恩怨孽缘得一了断。或可追溯，寅恪先生提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在民国达成一统之际，也就是知识分子将永远告别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将重新确定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之际。静安先生之死与寅恪先生首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看作是古代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即将完成。自然，一方面是庙堂的封建王者（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的僵尸尚在作祟；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脱胎换骨，根除了庙堂意识，以后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史均可证明这一点，然而寅恪先生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意识，也只有在半个多世纪的沉痛教训中，才会慢慢地被后来者所领悟、所感受，这正是寅恪先生精神不死的当下意义。

　　确定寅恪先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期的奠基性贡献，寅恪先生在最后二十年间寂寞的生命旅程之谜就能迎刃而解。寅恪先生以洞察政治历史的明睿与通达，在专制体制下从容不迫地工作，如履薄冰又游刃有余，一次次在无数的“动态”“近况”边上有惊无险，终以庙堂民间两条平行线的方式安然无恙，至于 “文革”大限，那是超出了历史常轨的疯狂，为圣人所难料。若以此说来衡量这本传记，陆键东先生功在于敏锐感受到时代对寅恪先生的理解所在，及时用文学笔法一一钩沉出日常事物背后之“象”??陆氏谓之“生命”，并以知识分子的家世背景、学术渊源参照之，或多或少传出了某种信息，这是时代风气所需，也是几代知识分子苦求之精魂所在。但其病也在时代风气所致，现时代对寅恪先生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呼唤，依然是寄托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屡遭失败的广场意识，所以浮躁之气不绝，发扬的乃是抽象的独立人格与气节，却未见寅恪先生所以能实践这一民间岗位上的工作，还是有赖于他的为世人所不达的知识体系。寅恪先生瞽目而著书百万言，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以其科学治学方法传世，这都表明了一个学者以生命来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古代的王通“续命河汾”仍不过是士人走通庙堂的另一种形式，相传其授弟子数千，唐朝开国功臣房玄龄、魏徵等人均出其门；而陈寅恪先生却更看重的是韩愈在文化上的“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在文化上薪尽火传开启后世。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韩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其心向往之者，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在新朝开国之初，率先发出的是“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不是”的师训，以专业知识为价值取向，以民间岗位为立足根基，才有了不曲学阿世的根本所在。若专业知识的一面不强调甚而漠视，那人格与气节，依然停留在梁漱溟式的士大夫品位之上，依然不能传出陈寅恪先生的现代精神之真谛。读蒋天枢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传》，短短三章中有一章重点介绍了传主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相对照之下，这本传记回避对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接触，或可说是作者于学术的敬畏态度，但终是件遗憾事。其轻者，也是时代之轻也。



】】】】】】】】】】】】】】】】】】


希腊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语言保持了连续性，没有被外族语言所淹没，沦为历史陈迹。现代希腊语系由民间希腊语(相当于汉语的白话文)发展而来。自18世纪中叶以后，究竟采用民间希腊语还是古希腊语作为全国统一语言，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民间希腊语为希腊人民最终接受，成为通用的现代希腊语。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接受白话文的曲折历程十分相似，其结果也很相似：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希腊人阅读古老的《荷马史诗》，在难度上不会大于中国人阅读《论语》等古典作品。

在三千年历史中，希腊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并未中断、消失，而在近代似乎则更趋发扬光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英国诗人雪莱则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源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我们现在还可能蒙昧无知，与野人无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的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下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873页)希腊文明以其绵延不绝的影响，证明了它属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范畴。

既然印度、希腊的文明也没有中断，那么，所谓“世界上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这一见解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似已演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历史常识”，甚至出现于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被当成中国文化“独特论”的历史证据，但它毕竟是一种谬见伪识，现在是应该改正的时候了。

】】】】】】】】】】】】】】】】

北美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境遇其实是很好的。首先是身高。美国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在1980年代早期对美国的历代身高水平做过一项研究——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入伍的北美士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3米，同时期的不列颠士兵在这些北美人面前大概都是“二等残废”（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66米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北美人的税负水平。假如以一个普通不列颠人所承受的税负指数为100的话（5.76美元），一个北美人才缴纳2到4的税收（0.1到0.22美元）。换句话说，北美的税负是不列颠的1/25到1/50。标标准准的轻徭薄赋。英国还额外的给了很多津贴，负担了北美的防务费用，鼓励了北美的航运业发展。七算八算，英国人是吃亏的。（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
刘军宁谈中国语境下的保守主义
原创 刘军宁 存在之链 9月25日



您是一个保守主义的积极倡导者。那么在中国的特定的语境下，该怎样做一个保守主义者？



刘军宁：在我看来，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传统”的主义。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我认为我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有很多例子证明中国人是有爱自由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里是有自由因素的。自由是发自于普遍人性的要求。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对自由的要求。要求自由与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没有什么关系。西方是一个很晚的概念，人类要求自由很早就有了，绝不是从有东西方区分才开始的。



中国人对暴政是一直有明确态度的。这种态度可以从中国人形容暴政的成语中窥得一斑。你听听：耀武扬威、一意孤行、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颐指气使、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这样的成语真是太多了，而且一针见血。这表明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得到民主，但是绝不喜欢暴政。我们从这些古老的成语中可以听出对以暴治国的专制暴政极其反感、批判、拒绝的态度。这是中国的自由传统的重要部分。



保守主义的一个来源就是主张人性是不变的，人性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爱自由完全可以推断出我们的祖先也是爱自由的，我们祖先也是有自由传统的。我有一个说法，监狱是人类要自由的物证，暴君是人类要自由的人证。我们为什么把君主说成暴君，对其谴责，用负面的语言来形容他，这都说明人类对剥夺自由侵犯生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这种情绪也与东西方没有关系，这在中国由来已久。



这两年，儒家宪政主义声势颇大，您怎么看待此类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保守”和您的“保守”有什么区别？



刘军宁：我认为，儒家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传统的来源之一，而并非全部来源，甚至不是主要来源。如果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宪政的唯一来源或最主要的来源，就关上了对其他思想的大门，比如说中国自由传统中还有老子、墨子、佛教等，还有在西方世界积累的丰富的自由传统。任何定于一尊而拒绝其他的心态都是封闭的心态，也是违反人类传统的。我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指出，人类的传统，是开放的、演进的。中国的传统也是开放的、演进的。儒家思想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再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表明，儒家不足以也没有能力垄断中国的自由传统。孔子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资源也有反自由主义的资源。保守主义反对儒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本位官僚本位的东西。



此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的。英美的自由传统绝不仅来自其本身，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三四百年之前还没有美国，哪里来固有的美国自由传统？所以对中国自由传统的追溯也不能仅限于中国自身。某种程度上，追问中国有无自由传统是一个无效的问题，因为人类有自由的大传统。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人类争取自由也有一个大传统。只要中国人的身上有普遍的人性，就有自由的传统。



哭墙



那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自然也不是一回事了吧？



刘军宁：当然不是。比方说张勋要复辟清廷，所以他不是保守主义的。只有恢复自由传统才是保守主义的。不是说复辟一个历史上的东西，或保守任何一种现状就是保守主义者。只有保守自由的才是保守主义者。



在近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里，“保守”一词多少有点贬义，保守派、保守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更是有点“反动”的味道。您怎么看待“保守”以及“保守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这一尴尬处境？



刘军宁：中国有着漫长的激进传统，并在二十世纪达到了顶峰。在一个保守主义是褒义的国家，绝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力，也不会出现大跃进和“文革”。即使是国民党，当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列宁主义政党，也是激进的。像胡适这样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也是全盘反传统的，至少早期是这样的。这个激进传统几乎把保守主义完全消灭了，中国不存在一个“保守自由传统”意义上的自觉的保守主义运动。



我们看民国年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充其量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人也就最多说说文化守成主义而不想提文化保守主义。当激进主义是褒义词的时候，保守主义自然成了贬义词。而我认为，激进主义才应该是贬义的。



您提到了胡适，胡适和您一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却是一个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刘军宁：胡适有一个口号在中国深入人心：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觉得这个口号听起来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并没有谈过什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口号化地谈过一些“主义”。



其次，喜欢与否，不论在当时的还是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任何“问题”都是特定“主义”下的“问题”，都是从“主义”中产生的，抛开了“主义”就没有“问题”了。比如我们说宪政、财产权、法治，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这些问题。正是自由主义这个价值系统的出现，从这个立场出发，才产生了这些问题。在古代，这些都不是问题，比如限制自由、文字狱在当时都不是问题；只是在现代，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我们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人权问题、生育权问题完全是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



胡适、鲁迅在观念上都是很激进的人，但是他们个人为什么都对传统文化都下了不少工夫去研究？比如胡适晚年就研究《水经注》。



刘军宁：这恰恰是保守主义者能回答的问题。传统的血液是流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没有人能够摆脱自己的文化背景。殷海光早年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极端反对中国传统，但是他到晚年病危的时候，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无形的东西，你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传统，它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弥漫在你的血液中、心灵中、无意识中。





英国上议院



回到您刚才提到的二十世纪的激进传统，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历来注重传统的国家么，保守主义怎么突然就在中国失去了市场？



刘军宁：保守主义在中国难以扎根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不太相信外在的超越而更多追求内在的超越。内在的超越允许把统治者塑造为神，认为有人能够做到内圣外王，而不用通过外在的上帝，来实现超越。历朝的天子都是把自己塑造成救世者、大救星，而想做帝师的人则不遗余力对此加以包装。



保守主义认为，单纯的内在超越是不可能的。它相信有一个外在的超验秩序，这个秩序不是人发明的，而是与天道有关系的。老子就是这么认为的。人的使命是不断地发现、认可并根据神或天道的意图，按照超验的道德规则来建立人间的秩序。至今，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不接受这个看法。中国人更多认为自己能够做到，或在英明的政治领导下，能够在人间建立起一个天堂。



我想晚清的中国人可能是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觉得对西方的学习，对传统的摈弃是时不我待了。



刘军宁：传统文化中肯定有很多需要立即淘汰的东西，比如说像裹脚、纳妾之类，这有点像美国对黑人的歧视那样，必须在某个阶段加以终止。但是你不能以此就说需要完全告别传统。



激进的抛弃传统在我看来就像病急乱投医，从而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能够彻底告别传统，迅速追上甚至赶超西方，在中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一个幻觉。



如果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失落了，那国家肯定是一个由失落的人组成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当大家不救自己，放弃自己的传统时，国家是肯定救不了的。



如果一个社会出了大的问题，比如上面说的晚清，保守主义者又反对激进的变革，那么，我们如何改变一个社会？很多人认为，保守主义很容易导致对既得利益者的过度保护。



刘军宁：保守主义者当然反对那些专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但是同时也反对对整个社会进行清算。因为我们不知道正当与正当既得利益的绝对边界在哪里，无法分清什么是合理的既得利益，什么是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不可能对既得利益采用当年划分阶级成分的方法，根据雇工人数来确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用这种方法来清算既得利益，不是又要回到激进主义的老路上去了吗？



广义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是市场化的受益者，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什么样的既得利益应该尊重，什么样的既得利益应该取消呢？保守主义者理解的变革更多是通过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来防止产生新的既得利益，而反对一味清算旧的既得利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既得利益的清算很容易产生新的，甚至更坏的既得利益。



同时，我认为中国私营企业家不存在原罪，即使是对于那些因为偷税等手段而暴富的人也不存在原罪，因为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相关方面法律不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原罪是从哪来的呢？如果一定要说存在原罪的话就是对民间财富的剥夺，因为剥夺私人的财富才是原罪。



我们知道保守主义在西方的势力影响都很大，这对中国有什么启示么？



刘军宁：但凡在欧美民主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保守的政党。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各领风骚上百年。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国内都有着强大的保守主义。当英国的保守主义衰弱的时候，工党起来了，英国经济很快就衰败下去了；当撒切尔重振保守党的时候，英国又强大了。同样的，当里根重振保守主义的时候，美国也强大了。



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建国当年，这些方面并不发达。真正使美国和英国强大的是自由和保守自由的观念，具体地说，就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是自由使国家强大，还是不自由使国家强大，这几乎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





美国自由女神像



在中国呢，在谁身上可以挖掘出一点保守主义的因子？



刘军宁：我觉得中国稍微有一点点保守主义思想的，应该是像严复、陈寅恪这样的人。在当代，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认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所看到的保守主义的代表很少。有形的保守主义群落则根本不存在。很多人零星地接受了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从整体来接受保守主义的群体还看不到。但是，我觉得保守主义在中国会越来越有市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对保守主义，我长期看好。



这里回到我们之前谈过的，面对社会变革这个大问题，近现代中国人总觉得保守主义的疗效“来得太慢了”，和我们对中医的看法一样，觉得西医见效更快。



刘军宁：有人认为保守主义对社会改造而言是一个很难见效的东西，这要看在什么领域，比如像美国联邦党人在美国制度的建立上，他们把保守自由的主义的理论转化为美国的政体，不仅很快见效，而且长治久安。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发展出保守主义的观念，因为观念的传播是需要时间的。保守主义不是思想快餐。保守主义很难在一夜间感动千万人，它诉诸有限的理性而不是狂热的情绪。激进主义很感性，而保守主义就不许诺不承诺什么，其主张貌似十分平淡，显得没有什么格外的感召力。



您是怎么从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保守主义是“高段位”的自由主义？



刘军宁：我是后来发现自由并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我觉得保守主义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境界。就是说自由主义不仅是现下的，也要从历史中发现我们追求自由主义的传统。我认为保守主义对人类、社会、政治的思考是最深刻的，我没有见到比保守主义更深刻、更智慧的思想。这也是我认同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因。







END

】】】】】】】】】】】】】】

这部比肩《尤利西斯》的巨著，为何这么难出版
学而优书店文化空间 昨天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有时候，文学史上的巨著之间往往存在着有趣的联系，比如：

乔伊斯创作了《尤利西斯》；
他的知音赫尔曼·布洛赫，受《尤利西斯》启发创作了《梦游人》；
而《梦游人》又启发米兰·昆德拉写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与马尔克斯齐名的拉美文学四主将之一卡洛斯·富恩特斯，曾经多次效仿《梦游人》写作……

几本文学巨著之间的关联非常生动展现了上个世纪文学史的侧影。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在西方久负盛名，却在汉语境内几无踪迹的，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人》。

米兰·昆德拉将他与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和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列为中欧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说：“赫尔曼·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小说家。”

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同样把布洛赫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小说相提并论，认为布洛赫的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开启了现代小说的新方向，它属于那种“一流的伟大作品”，其受众仅局限于“相对小众的精英读者群”。如果把小说分成两种，一种是写经验领域的，就是绝大多数讲故事的小说，另一种是写超验领域的，就是不讲故事讲哲理讲感觉或随便讲什么的小说，那么《梦游人》就属于后者。

但《梦游人》又不是完全超验的，它有故事，只是它的故事看起来支离破碎：不相干的几个故事并行，中间穿插着哲学随笔、抒情散文、诗歌、戏剧、报刊文章、商业信函。

它就像宁浩的电影，几条看似不相干的叙事线索齐头并进，最后在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下交汇。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可以说，《梦游人》是一部推动了小说形式革命的、采用复调叙事的哲理小说。
【【【【【【【【【【【【【【【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
李慎之 哲学园 今天



由于微信公号改版不按时间流推送，很多哲友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读到哲学园文章。为及时看到新推文，可将哲学园“设为星标”。





转自：學人Scholar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钱锺书（1910-1998）
作者简介：李慎之（1923—2003），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本文作于1998年12月24日（钱先生逝后第五日），原载于《东方文化》。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 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 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 ”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 ”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



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 “天机不可泄漏  ”。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

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  ”，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而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

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以前那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60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

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  never commit myself. ”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

30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1957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 ”。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 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aneu tics 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使我茅塞顿开。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



钱锺书夫妇与女儿钱瑗

我这个人是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 ”。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

他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抗战胜利以后50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60岁。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夭，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

一 个【民 族】的【落 后】，首 先 是【知 识】分 子【落 后】 ！
点我关注→ 菜鸟大碗茶 今天




作者： （中国当代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华尔街俱乐部   图文 视频 来源于网络 版权及观点均属于原创作者 若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原始社会亦称“原始公社”、“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人类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社会形成的过程。它存在了二三百万年，是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是原始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使用石器工具。劳动的结合方式主要是简单协作，人们之间的分工主要是按性别、年龄实行的自然分工。人们单身无力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为谋取生活资料必须共同劳动，从而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同时，人们在劳动中只能是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实行平均分配。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氏族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为特征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单位。氏族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前者表现为，妇女是氏族的主体，氏族成员的世系按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血缘亲属继承; 后者表现为，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氏族领导权落在男子手中。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作出决定原始社会是以亲族关系为基础，人口很少，经济生活采取北京人原始人群绩效系统不够完善在公司目前实施绩效管理过程中，对绩效计划、沟通关注度过低，而是过于看重绩效的实施和评价结果。部门经理在根据员工计划完成情况评分时，很少针对员工计划完成情况与员工沟通其工作中的优秀与不足。难以发挥绩效对业务的指导和管控作用，不利于部门和员工的整体提升，更会影响公司目标的最终有效实现。3.3.2 绩效指标不平衡在公司绩效考核实践中，对销售指标、净利润率等财务结果指标关注较多， 而对如工程质量管理，品牌管理等非财务指标维度关注度较低。另外，在管理项目的绩效考核中，过于关注于项目实际的开发进度，而对企业要长久持续发展的基石，如部门和岗位的学习和发展等方面明显考虑较少。在2016年公司的绩效目标责任书里显示，只有三项指标占考核比重，分别是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0%，签约额40%，项目开发关键节点完成率 20%。指标严重的不平衡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平衡、不稳定的风险。3.3.3 指标设计与战略缺乏结合丽泽公司是一家区域公司，在承担首创置业总部战略发展使命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身产品线的立足与发展。丽泽公司也在置业总部的战略规划下提出了自己的规划，明确了发展的方向。然而具体到考核指标设计上，却没用应用规划来设定平衡计分卡指标，转化为丽泽公司实际的目标。由表3.1可以看出，总部下达的目标责任书一般只关注股东价值，是通用性标准，未能结合实际情况全面反映丽泽公司自身发展需要。而在部门级和员工级层面上，只是根据部门和岗位职责，进行例行性工作规划，没有联系到战略实施相关工作中，从而导致部门和员工不了解自身工作是否和公司的战略目标相关。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丽泽公司没有按照自己的战略规划，提出适合自己的平衡计分卡，并根据按照平衡计分卡的指标，落实到具体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缺乏对指标分解动作，即把平衡计分卡分解到公司、部门和员工三个层级，导致各层级的工作缺乏具体指引，企业的战略目标与指标设计是脱节的，没有正确方向的指引，所以难以对战略起到促进作用。3.3.4 考核缺乏科学性每月以及年底的时候，在部门负责人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价时，因为怕员工情绪受到打分影响，以主观感受进行评价较多，以至于对部门内员工的绩效评价不能呈现正态分布。导致优秀的员工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影响工作积极性，未对绩效表现差的员工予以及时的提醒指导，难以有促进作用，影响组织和个人的绩效提升。3.3.5 考核结果形式化绩效考核只有与奖金激励挂钩的情况下才可实施有效。然而丽泽公司的绩效考核成绩与月度绩效奖、年终奖金分配并未有效联系，几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薪资中20%的月绩效奖金形同虚设，在实际评定中，几乎默认为是基础薪资，年终奖金分配一般都是领导根据主观意愿分配，年终绩效考核结果仅仅作为普通参考。因此，奖金不能根据员工努力程度，工作完成程度来分配。绩效考核逐渐流于形式，考核结果缺乏对应的应用，所以越来越得不到员工重视。3.3.6 缺乏对管理者和员工的培训缺乏对公司全员的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所以对绩效考核的意义、方法、形式，以及对考核过程中沟通的要求，难以使双方对统一认识，这样容易导致无法正确处理绩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绩效考核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绩效管理容易流于形式，越来越得不到重视。3.4 平衡计分卡在丽泽公司的适用性分析3.4.1 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需求根据对房地产行业以及丽泽公司现状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丽泽公司已从快速成长期逐步发展至规范化运营或者成熟期，需要更多的考虑绩效如何适应公司长久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性目标就是完成经营财务指标，产品的高品质与学习成长，建立综合体业务管理体系，提升组织管理能力，但丽泽公司目前无法将绩效测评体系与企业战略目标紧密相连，不能将企业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以及无法适应公司发展的要求。根据前文对平衡计分卡的分析和了解，此方法恰好适用于现阶段的丽泽公司，对于支持公司项目的高效运营意义重大。3.4.2 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高素质员工图 3.1 为丽泽公司组织架构，正如前文所述，丽泽公司员工普遍学历较高， 基本都为本科以上学历，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分解，整体学历较高的高素质员工，有助于对平衡计分卡的学习和使用，是对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体系高效实施的有力保证。3.4.3 对非财务指标的需求就目前丽泽公司现有绩效评价方法来说，对评价指标的设计指导不够具体是一项严重的问题。因为财务指标在管控时往往比非财务指标更加便捷，所以容易被更多选择。然而仅仅是财务指标还不够，还需要部门、岗位的学习和发展等非财务指标，这些非财务指标是企业长期可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这些指标需要通过平衡计分卡来建立。才能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快速转变。 第四章 丽泽公司绩效管理优化方案4.1 设计思路概述要形成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方案，首先要从对公司战略进行分析，绘制战略地图，并用平衡计分卡具体表现出来。对公司的绩效目标一般划分公司级目标、部门级目标和员工级目标22。根据公司战略，分解形成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成长四个维度指标，分析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通过价值树和鱼骨图方法这些工具的使用，获得公司级的关键绩效目标；再结合部门实际工作，深入分析公司级关键绩效指标。确定主要业务影响因素之后，部门绩效目标可以通过具体的职能得到，最后再具体落实到人。分解具体思路如图4.1所示。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1 目标分解然后对整体绩效优化方案进行设计，包括：完善的绩效管理流程，使得丽泽公司绩效管理变成全流程管理，而不只是战略目标和绩效考核，并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明确过程监督引导机制；另外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促使绩效管理持续改善，逐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23]。4.2 首创置业丽泽公司战略解读在首创置业最新版的组织管理手册中，对丽泽公司的定位为“丽泽公司作为首创置业综合体运作平台”。城市综合体项目开发不同于传统的住宅开发建设，其本质是各种资源载体的综合运作。从发展规模上来看，丽泽公司未来5年规划开发管理资产规模由200亿元到500亿元，土地开发上每年保持新增1-2块土地，通过对经历项目的总结沉淀，建立综合体标准管理体系，夯实运营基础，实现有质量增长，逐步发展为首创置业综合体事业部。为实现这个5年规划，公司制定了职能战略如下：营销战略：做好产品定位策划，综合体品牌宣传；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推广， 充分利用项目的重要时间节点，进行集中宣传；创新营销方法，拓展多模式的渠道。商业方面，根据不同的商业档次、特质定位，采取不同的租售方案和价格策略，抓准入市时机，根据市场调研和目标客户的需求划分租售面积和位置，实现商业面积高效利用。成本战略：进一步优化和固化目标成本，实现动态成本管控，加大战略集采力度，实施精益运营，持续降低成本。设计限额控制，建立产品设计标准，降低设计与建造成本。合理控制营销费用，深度挖掘内部资源，巧用置业总部、兄弟公司、战略伙伴等资源，不盲目高价推广，实现客户资源最大化利用。设计战略：产品的检验看客户，获取可有效指导设计和营销的客户洞见，修炼内功、匠心打造，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实现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换，通过市场调研，目标客群深度访谈等方式了解客户真实需求，不求做自己心中最好的，而是客户心中最满意最想要的产品，“得客户者得天下”。着力于用标准化的流程打造出能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产品精益求精，效率节节攀高。缩短设计开发周期，扩大项目规模。客户战略：客户满意度影响到与企业利润实现密切相关，客户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客户满意度。对于客户有投诉意见，及时高效处理解决。财务战略：加强风险管控，严密监测房地产市场变化，以稳健的财务结构支撑公司业务发展。同时希望能够借助综合体不同业态的综合运作拓展多元化盈利渠道，实现战略转型；通过多元灵活的资产处置手段，在项目各阶段实现高利润回报；经由项目的创新运作，积累资本市场、合作伙伴等多维度号召力。土地投资战略：土地投资拓展是企业保持长续经营的根本保证；加大力度获取适合公司开发的土地，2017年要获取至少一块土地；此后每年至少持续获取两块，目标是要在 2020年在规模上实现真正的综合体事业部目标。工程建设战略：工程建设上应以质量安全为核心，严格把控关键节点，制定并落实主项计划与专项计划，形成综合体项目工期标准，在控制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扩张建设规模，争取现今至2020年每年度都有新地块开工。人力资源战略：基于共享价值的文化，未来公司要在人才激励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激发团队活力；研究和改进员工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体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建立透明、公开、公正的工作评价机制。从2016年60人逐步扩充到2020年200人的规模。通过公司项目的实践，培养一批综合体项目建设的业务拿手，成为首创置业综合体的人才孵化器，作为优秀人才输出到首创置业各个项目。丽泽公司BSC采用的是四个维度体现公司战略的传统模式，四维度内容具体如下：财务维度：此维度包含股东内部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股东自由现金年度总额、经营性净现金流，签约回款等。此维度由丽泽公司营销策划部和财务管理部主责。运营维度：以项目工程、设计、成本三大部门的管理目标战略为基础，确认三个战略中重要把控点，即项目计划节点情况、标准化成果应用率、成本差异率。此维度由设计管理部、项目部和成本管理部主责。客户维度：根据客户战略，确定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投诉完结率为指标。营销策划部（与客户服务部统称为营销策划部）承担投诉完结率这一重要指标， 反映投诉处理效率。因客户满意度关系首创丽泽公司品牌与社会认可，让客户满意不仅仅是营销策划部的责任，更是公司各部门所有人的责任，同时首创置业总部每年会邀请第三方公司对各公司的的客户满意度进行调研，每个部门都要不同程度背负责任。学习和成长维度：丽泽公司为实现学习维度的成长，从外部邀请讲师培训和内部知识分享两个方面提供公司人员素质和能力水平。这部分工作由人力行政部主责。关于成长维度，丽泽公司以“土地储备完成率”为这一维度的重要指标，对于政府待拍地块，积极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市场调研、营销定位、成本收益测算、财务指标测算等工作。4.3 绘制丽泽公司战略地图（1）全面提高财务目标置业总部下发的BSC中明确规定了丽泽公司的考核目标重点是签约收入和会计净利润，共同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签约收入主要是以销售产品来实现，对产品去化效率的要求。利润来源于产品的销售回款及资金周转等因素。另外客户的对我们的满意度提高后，以后更容易主动购买产品，就可以提升销售效率。（2）以客户价值为核心产品质量的好坏需要客户来评价，以客户价值为核心，首先要充分掌握客户的需求是什么，根据市场环境和科技进步不断创新吸引客户产品，使产品的效能能够满足各类客户生活需要。第二，要注重品牌推广，扩大项目知名度， 建立与客户的长期联系，提高项目品牌认可度。第三，在物业管理方面，务必及时高质量的处理客户需求，在交付使用前仔细检查维修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 降低客户投诉率，可以在产品交付前组织开展项目业主开放日相关活动，提前暴露并解决问题，降低交付风险。（3）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房地产的开发价值链包括如图4.2所示九大模块，整个开发价值链由于涉及环节广泛，容易受外部环境政策牵制影响，且开发周期长，对企业资金投入和内部的管理要求都比较高。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2 房地产开发价值链上图显示，从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的时间轴来看，下面开始到后期利润贡献和风险逐步降低，经营风险在开发前期最大，对项目的利润贡献越高，在价值链中段，是整个项目周期设计工程质量和成本的重点管控阶段，其中包括项目整体的定位策划，设计和工程管理以及采购管理，以动态成本管理和项目质量管理为重点。在价值链后段，经营风险减小，但是却严重关乎着品牌价值和客户满意度，不容忽视，尤其客户服务方面，要重视客户满意度的管理和提升。因此，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在内部运营管理维度方面上应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改进:1)了解客户对产品的诉求，提高产品设计的标准化和创新性，提高前置设计的效率，加快设计进度，缩短开发周期。2) 成本直接相关于利润，提高成本管理水平，便于股东利润实现最大化， 丽泽公司旨在提高目标成本核算水平，严格把控项目各环节的招投标管理等。3)提高工期进度和工程质量的管控，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严格把关、加强监督，尽量减少设计变更和安全隐患等问题，以保证各工期节点的按时完成以及工程安全质量的保证。（4）内部学习能力和组织管理效率提升人才素质对对企业组织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公司人员整体素质较高， 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对新知识的掌握能力，才能跟上时代和科技进步的步伐， 创造出持续提升的管理业绩，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丽泽公司的学习成长指标主要为外部培训和内部知识分享以及企业文化活动。一个优秀组织的发展源于优秀团队的培养，优秀人才的储备和善用。由于地产行业开发节点差异化较大，不同阶段对于人才的提升和业绩的奖励差异较大，所以人员流动性较大，培养员工能力、强化员工归属感，增强人才储备是大势所趋。储备人才将成为职能部门核心骨干，承担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任。点击浏览下一页图4.3 首创置业丽泽公司战略地图4.3.1 公司关键绩效指标关键成功因素对保证公司竞争力，提升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公司战略要顺利实施，首要就是经营管理中完成这几项指标。所以，这些指标的选取，首先考虑的应是与公司战略相关，集中公司的资源去实现公司战略；其次，要定量化，对于指标要有可衡量性，评价结果清晰；同时，还具有可获得性，指标容易获取，与公司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匹配。可以使用价值树和鱼骨图工具分析和识别企业关键成功因素。通过前面对战略地图的分析，得到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发展维度的战略主题，如表 4.1 所示：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点击图片查看▲



: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主义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取保守主义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

▼鼻炎界的“印度药神”，热卖83年！▼



▲点击图片查看▲


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离我们最近的是香港，在既有文化传统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嫁接了现代文官制度、廉政制度、法治体系，它运作的结果是好还是差？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

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再不问“姓社姓资”，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 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

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

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


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什么叫自发扩展？第一，社会不应改造，传统不可切断；第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路数就是“五四”的负面话语，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传统，改造的最后结果，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被侵蚀。

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几起几落，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着“社会”的旗号，与“社会”为敌，反社会，改造社会；凡是“起来”部分，都是与社会言和，向社会让步。只有向社会让步，才能让社会进步。

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知识传承、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滑向人性变革、社会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价值坚持，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但没理由夸大。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

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经常到门口买报纸，报贩有事离开，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

这个“世界是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只有病态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要么被压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两端都不正常。当然，在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就是为天下代言，是社会良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人张载，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可悲了。

】】】】】】】】】】】】】】】】】

读联邦党人文集时又想到了拉塞尔柯克这段话

宪法不只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条文。如果一部成文宪法持久存在，而其他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却没有存在许久，那就说明这一文件成功地来自长期确立起来的各种习惯、信念、制定法和利益，并且反映了人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已承认、至少是默认的一种政治秩序。简而言之，宪法并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们是逐渐形成的。美国宪法之所以至今已存在两个世纪，是因为它是从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经验和若干世纪的英国经验的健壮根系中长出来的。1787年宪法在极大程度上正式表达了已经为新的共和政体的人民所承认、实践和信奉的东西。一部宪法如没有深厚的根基，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宪法，因而就无法持久存在。人们有时赞美1787年宪法，好像它是一夜间从制定者们生动的想象中凭空创造出来的。这种看法绝无真实可言。——拉塞尔柯克

【【【【【【【【【【【【【【【

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

　　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技术都一样，没有大的差距。但是，过去20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麦迪森教授(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数据，我计算了各国的GDP数量和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世界的差距是没有的，绝对平均的。一直到182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4，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没有大的差距。但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了1973年，相关系数为0.15，差距拉得很大。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了，有些国家没有“发达”？(1973年之后相关系数开始回升，2003年回复到0.52，预计到2030年可以恢复到0.73。如果依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亚洲的GDP能够回到全世界的60%的话，全世界的政治格局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现象都需要我们去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

　　是不是最近200年人类突然变得更聪明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人并不比几千年前的人更聪明。2500年前至2000年前这几百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伟大人物，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现在人的智慧超过不了他们。

　　资源增加了？没有。现在的资源都是几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形成的，包括石油、煤炭都是很久之前形成的。

　　人类有什么变化呢？技术进步了。这肯定是事实。统计显示，农业文明时代，大致来讲年均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1500年左右，人均收入才翻一番。18世纪英国人过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我当过农民。我们那时在农村的生活跟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大学(编注：1978年张维迎作为1977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后，去陕西博物馆看，发现我在农村时用的农具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营养还不如那个时候。

　　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达到1.5%，意味着每50年不到人均GDP翻番。中国过去每9年人均GDP就翻一番。

　　技术为什么变化？我要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出现了这个差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有些从资源，比如发现美洲，英国的煤炭，来解释世界出现大分流的原因。这些都是次要的。

　　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引入这个市场。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老子。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是谁？司马迁。老子没有理解市场，老子主张清心寡欲，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一开始就批评了老子。人喜欢幸福，喜欢吃好的，听悦耳的，看漂亮的。人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怎么改变呢？(编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老百姓自由地去追求幸福，财富就自然来了，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可惜，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中国的政策和司马迁所说是倒过来的。首先和你争，争不过了就整你、骂你。实在管不了的，最后才顺其自然。

　　很自豪司马迁是我们陕西人[编注：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一说山西省河津)人]。

　　司马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企业家立传的人，他写了30多位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书里面，不能变成中国(包括近代)的行动。　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

　　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
种族主义并没有消亡，但它是靠生命维持的——政治家、种族贩子和通过谴责他人为“种族主义者”而获得优越感的人一直保持着种族主义--托马斯·索维尔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死亡率，高达45%。
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死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贵族军官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鲁迅在《中国历史小说的变迁》中说：“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所谓“义”，对曹操算是有情有义了，对大哥刘备就是情义抛脑后了；所谓“勇”，大概是宁可被处以军法也要放过敌人，这应该叫“浑”吧。
”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鲁迅: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 “ 像写关云 长斩华雄一节, 真是有声有色; 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 则义 勇之气可掬 , 如见其人。 ]5)...
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围观者一片叫好声。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转） ​​​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
此论一出，惊世骇俗，但响应者寥寥。而毛泽东读了鲁迅这篇文章，却用粗重的笔在这段话上画了红线，表示了他的赞赏。后来毛泽东在读史中，又在曹操传记部分作了圈点和批注，主张对曹操要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西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风清扬尘: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注中对曹操有很多指责。对此，毛又作了如下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视一祢衡’。此为近之。”（同上）1975年毛泽东又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打下的基础。”（《毛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第313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可见，鲁迅先生是爱屋及乌，因为欣赏曹操，顺便就欣赏了放过曹操的关羽。先生褒贬人物的角度也是挺有个性的。


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⑧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阶级斗争”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二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他指出：“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2]
严复主张尊孔读经，是不是不要学生学习西学？决不是。严复强调，之所以要尊孔读经，是因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至于说到西学，“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是，中国的经书，“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遂困也”。[9]

刘国重

徐岱谈和金庸的交往：第一次见面，他提出不要叫他“大师”

　　具体的建议，记忆中是我向潘（云鹤）校长提出来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他跟老浙大（注：指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前的浙江大学）的关系非 常好。1993年他大概第一次访问浙大，我们校长授予他名誉教授，他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过三个月他又来了，浙大校庆，5月份。第二次见面就很熟了，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很谈得来。后来他买房，我跟几个朋友、同事陪他去看房，替他装修的人过来跟我讲：金先生刚才说一定要装修几个客房，会邀请浙大的教授们作做s客、聊天，聊得迟他们可以住在那。金庸先生特意还跟我讲这个话，可见当时他跟我们交往非常投缘。第一次见面，他提出不要叫他“大师”。

　　第二，他长期都有家乡情结。这个“家乡”是对杭州，他喜欢杭州。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待过，喜欢这种青山绿水的环境，对家乡最好的大学浙大也有感情。

　　口信是我带给他的，电话里跟他讲。他当时很高兴，第一反应我听得出来。听完之后他马上提了个要求，说徐岱你能不能做我的助手，你来当常务副院长。说实话稍稍有点对不起他，我当时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我还是在人文学院负责行政，但常务副院长我推选了另外一个人，他现在在北大。

　　（金庸执教的影响）首先就是广告效应，让浙大的知名度飞速提升，相当于砸了几个亿在中央台做广告。我到北京出差，有一次回来的飞机晚点，等了四五个小时，干脆取消了，说安排在附近的旅馆。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把工作证给服务台的女服务员，一个小女孩，她看了一下说你是浙江大学的。我说你知道浙江大学吗？，她脱口而出：金庸先生是不是在你们那里？我笑了一下，说你是不是金庸迷，喜欢读金庸小说吗？她说那还用说，好像还开了句玩笑，说就是因为太喜欢读金庸小说，高考都没考好。

　　这是金庸先生给浙大的无形价值，有形的是他曾经给浙大100万人文基金。再一个是他使浙大很多学生很兴奋，包括工科学生。报告厅能坐五六百人就比较大，后面站一些，最多1000个人。我以前对“粉丝”是没有概念的，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学生把玻璃门挤破闯进来，会场门打开，大家人山人海的，实在挤不进去的就在外面站着。老先生很愿意跟年轻人打交道，我们那时候安排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动，专门有面对博士生、研究生，面对本科生的，或专门到工科学院去的等等。

　　我一头雾水，都不知道金庸是干嘛的

　　第一次接待金庸先生，是路甬祥当校长（注：任期为1988年至1995年）的时候。我接到电话说下午两点半还是三点钟到学校来，陪同香港著名的文学家金庸先生。我一头雾水，都不知道金庸是干嘛的，在办公室就问旁边人知道金庸是谁吗。没想到办公室这些，我觉得平时不太读书的人都读金庸小说。他们说徐老师你还是中文系主任，怎么连金庸小说都没读过，跟我讲了很多。最后我听明白了，金庸先生写武侠的。因为我读书有阶段性，有一阶段专读武侠，那是小时候，读了武侠还去练。不上课，我们没有事干。小学高年级我一天到晚模仿，从高处跳下来骨折，医生还吓唬我很可能终身残疾，我很紧张。这个过程很痛苦，有一个星期我痛得睡不着觉，从此以后就不瞎闹了。

　　我赶紧叫办公室的人到街上的大书店，全部给我买回来。买来以后我就问他们觉得哪本好，七嘴八舌，最后我看了《射雕英雄传》一个多小时。第一次见面没有聊几句，我记得很清楚，寒喧暄几句以后就是：徐岱先生，你看过我的作品吗？当时他到大学来不多，所以很关心在大学工作的人对他作品的看法。我说看了；他说喜欢哪一部，我说《射雕英雄传》；然后他就说你喜欢什么，这样就聊起来了。老先生很聪明，立马看出来我不是“金迷”，压根对他的小说不熟。所以他不跟我提这个话题了，他走以后我先看《射雕英雄传》，看完就放不下，一口气把他所有书都看完了。

　　他第二次来我就很从容了。聊了以后，他说：徐岱兄，看来我走了以后你恶补了一下。他很聪明，智商非常高。所以我说：不瞒您说，我小时候被武侠害过。我把故事跟他讲过，他听了后很理解。他说之所以写武侠，也是为武侠正名——中国的武侠是能够写成好小说的。只要认真读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后来跟他讲，会写一本他的研究，他很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我都忘了跟他讲过。他说你上次讲要写一本研究我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了？其实我那时候一篇都没写，只是告诉他我一定会写，但我手头上事情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研究计划。我一共出版了16本个人著作，写他的那本书叫《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写一本书要花几年时间，问过两次他不问了，他也知道我很忙。

　　实实在在当一个学生，看书写作

　　我跟金庸先生单独相处时间是最多的，在内地。有一次他夫人没有陪来，搞得我非常紧张，因为每次他来浙大领导就会说：徐岱这是你的事，保证老先生在这期间不能出任何事。一听他来，马上就有很多书拿过来，要他签名签字。我把很多事替他挡了，所以有段时间有些人对我也很恨，觉得你怎么这么牛，替他拿主意。我说我不能替他拿主意，但知道什么事情他能干，什么事情不能让他干。学校给了我这个责任，不是权力，那我就把责任履行好，不能让他太累了。有些人很过分，拿了他一套书来，说每一本都要签，我说签第一卷就行了，他说不行，一二三四五都要签。

　　老先生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可能也会跟我聊一聊，当时我听得出来，他（求学）主意已定了，再一个也是他的兴趣。我很支持他。他意思就是，有这个想法，会不会别人觉得不可理解。我说没什么，换了我也会这样做。金庸先生很早就辍学，心中始终有一个求学梦，我们要理解，这是童年时代留下的永远的东西——正规地拿一个学位。当然我也明白，他希望我能说出这句话给他。他毕竟知道，这个举动多数人，包括香港的那些老朋友都觉得有点怪，虽然是理解他的。一次我到香港去，金先生叫倪匡过来吃饭，倪匡那天大概意思就是一方面理解，但另一方面也觉得你就去玩玩，读读书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读学位呢。倪匡的建议也是对的、合理的。但老先生就说不是，就像很多人说浙大给他的是“名誉院长”，但不是，浙大发文就是院长的。

　　我问过他论文写什么，论文完成以后我也看到了。在他家里，他兴致勃勃地拿给我，那时候他还能谈笑风生。他说我完成了这个，不算太厚，但还是很像样的。我那天时间不多，不可能细看，但比较认真。我确实想知道金先生的博士论文到底写得怎么样，一页一页慢慢翻过去。翻完以后第一直觉是厚重（注：页数在四五十页之间）。

　　他在英国待了三年。查太太很不容易，老先生在那里能满足兴趣，但是夫人人生地不熟。他们自己租个房子，据查太太说，一开始没有底，不知道要待多少年，反正要待到老先生把东西写完为止。这一点足够令人敬仰，实实在在当一个学生，看书写作。

　　他很想写一部中国通史，首先是认识自己的民族。当然他对西方文化了解很多，我好几次看到他随身带着东西，看拉丁文，这意味着他真正认识西方精髓、本质的东西。拉丁文文献不可能是现代的东西。金先生中、西精通，所以思想观点比较开放。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年轻时在杭州，然后到香港，香港像西方文化之窗。这也和他的天赋秉性有关，他是比较大气的人，的确这方面他是精英。他自己也讲过很多次，天下大同，国家概念不那么重要。他认为人类发展到最后，国家观念会逐渐消失，（层次）到了人品、修养、道德的问题，好人们聚在一起。

　　他想好的事情就不要跟他谈了

　　评点版大致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有点类似张纪中拍第一部电视剧，他没有要通过这本书拿到合理的商业报酬。他当时想的是，比如《红楼梦》出了很多种评点本，都是研究。让他不满意的是什么呢？他气愤就拿给我看，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明白了。他拿书给我看，指着书说：“这是评点本吗？这话谁不能说？”我印象很深刻。

　　我后来就不想跟他提（修订）这个话题了，因为我很明白，作者把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当然希望把这个孩子培养很好，但有时候旁观者清。金庸先生是蛮有天赋的人，始终对自己也很自信，他觉得有这个能力，能够不断修改，我大概只跟他谈过一次。因为我的原则是能帮上他的地方一定尽力，但同时我也知道，他想好的事情就不要跟他谈了。我说：查先生，你应该知道这么一个道理，理论书，理论性的文章，思想文章越改越好。但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究一气呵成，成了就这样。

　　他自己在改变，经历不同的东西以后，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在改变。他要改，是希望作品在艺术上完美，艺术上的完美标准在变，年轻时对艺术的认同和年纪大了以后的不一样。但我们对艺术有好看法往往是年轻时，年老以后对人生看得太明白，已经不适合回归到文学艺术形态。所以他到剑桥读书不会读文学博士。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想作品能够完善，但是完善的概念不对，因为他是老年人的观点。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老先生肯定不会考虑商业价值，或者说不会过多考虑。

　　老先生的艺术感觉很好，否则写不出全世界的华人都喜欢的作品，不会赢得大家的尊重。金庸粉丝有一批是真正优秀的人，比如数学家陈省身。当时陈省身在南开，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推着轮椅出来，已经不能走路了。陈省身比金先生年龄大，非常喜欢他。他把自己世界一流数学家的身份放在一边，只是作为金庸读者的身份出现。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评价金庸先生，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要苛求优秀的人，优秀的人毕竟也是平常人，肉体凡胎。我不太喜欢仅仅用成功与否去评价人，有一些人不那么成功，但也很令人敬佩。当然金庸先生这两者都有，比如说他的报业是谋生的，他也要养家糊口。

　　我跟他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收过他礼物。有时候金庸先生会跟我说：你怎么什么礼物都不要？需要什么东西跟我说一下。后来我开了句玩笑：行，我真需要的话会跟你说。老先生出于童心就说：你不要要么不提礼物，一提就提出一个我满足不了的。

　　有一次我陪他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我们吃晚饭，吃饭以后他刷卡。当时很早，弄了半天，那个小伙子回来说：对不起你这卡上没钱。我第一次看到老先生在公共场合生气，倒也不是特别生气，就是觉得太荒谬了，也觉得是对他是侮辱。他说：先生你知道吗，我这卡上有可以买下一架飞机的钱。弄得的这个小孩一下子很无语，他也不知道金庸。他们当时没有POS机，还不知道怎么刷钱，所以那顿饭钱是我付的，三四千左右。

　　他有一点让我很敬佩，不解释。我也从他身上略微明白什么叫“清者自清”，他不屑解释，不在乎身后名。熟悉他以后会知道，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心思不复杂，不是那种很有心机的人。人说白了就是两种，一种人虽然想法很多，思想很丰富，但品行是单纯的、简单的。还有一种人，没什么见识，但天生好像一个阴谋家。

　　“老奸巨滑”这个词，我想下辈子都轮不到他。他是率性而为，不可能有任何“奸”和“滑”。他真的太天真了，就像他笔下的老顽童，很好骗。我跟他讲了100一百遍，他每次来我先提醒他，这次搞活动你一定要考虑，一定会有骗子在场。如果十个人找你安排十件事，一定要分一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我坦率跟他讲，最多10%是有意义的，凭我的经验90%以上都是骗你的。他开始听不进去，不当回事，但最后两次来杭州，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徐岱你讲的是对的。绝大多数包围他的人都是骗子，不骗他的人比如说马云，相对而言还算对他有情谊。马云第一次来看他我也在场，后来我们就陪金先生到舟山的朱家尖去看那个桃花岛。

　　如果我们读过金庸小说，如果我们承认金庸是旷世奇才，如果我们承认金庸小说的价值，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越来越彰显，我们要承认，痛痛快快说出这句话。金庸就是百年难遇的一代才子。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就按照他的兴趣去做。

】】】】】】】】】】】】】】


假设你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人，你会怎么看待美国？亚当斯密在战前就主张英国应该主动摆脱殖民地，这样 “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的军事费用，而且可以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 ​​​​

】】】】】】】】】】】】】】】】

《卅三剑客图》是清代咸丰年间传统木版画大师任渭长的著名木刻作品集，由三十三个人物组成，取材于明代王世贞辑录于唐传奇的文言武侠小说《剑侠传》。此套连环画即根据这三十三位“剑客”的故事改编而成。

【【【【【【【【【【【
“脱裤子”·“割尾巴”·“洗手洗澡”
疯狂的世界01 今天
裤子系于腰间，附于双腿之上，前遮后掩，为高人雅士所不齿。几百年前的英国绅士们，在社交场上提到裤子的时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够描写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决不可以提及的东西）或unspeakables（别说出来的东西）等委婉语来指代。陈原解释说，“那时上流人等神经过于敏锐，或者说他们都是假道学之流。一提到裤子，就会想入非非，竟至于想到不道德行为。”



如果某些中国人，像鲁迅说的那样，一看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殖器，立刻想到性，立刻想到私生子，那么，这些英国绅士的想象力也不过尔尔，其特异处不过是用想象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脱。

上世纪四十年代，这座大山被中国的现代“愚公”搬走了，“脱裤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报刊，腾于众口且响彻会场，而且还向纵深发展——先是从“脱裤子”联系到“割尾巴”，后来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

文史两只眼：怎样看待曹操
南郭刘勃  10-14 12:51 投诉阅读数：17268
​​

鲁迅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评论：



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不能当严谨的结论看。

晋朝的政权来自曹魏，所以它要论证曹魏的合法性，那就要说曹操好；但政权已从曹家转移到司马家，是天命已改人心已变，又需要说曹家坏。

如果说曹魏是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政权，那就可以采用经典话术：开国皇帝曹操、曹丕是好的，最后的皇帝曹髦、曹奂是坏的。一切都很简单。

但曹魏才四十六年的历史，首尾没法截然分开。

但也不是朝代短，坏人必然多，不然蜀汉存在时间更短，刘备怎么有那么多人说好话呢？诸葛亮怎么就有那么多粉丝呢？关羽、张飞怎么就成了之后几百年武将的偶像呢？

归根结底，还是曹操把人得罪得比较狠：如果我是汉朝的忠臣，那我当然痛恨这个乱臣贼子；如果我是名门望族，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无疑对我是很大的伤害；如果我是平头百姓，那么曹操又喜欢大屠杀，又把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在我头上——所谓“屯田”，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个集中营，我们都成了其中的苦役犯——我恨死他了。

可以说，如果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除非成为曹操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我没理由喜欢他。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没于幽暗的历史深处，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们喜欢以道德学问标榜，笔杆子在他们手上，所谓“公道自在（有话语权之人的）人心”，士人说曹操的坏话，传播效果特别好。——当然，若因此认为只有士人痛恨曹操，那也想得差了。

所以对西晋朝廷来说，对曹操的评价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坏，分寸拿捏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我们不能否定某个人，实际评价时，却不妨吐槽这个人。对此人宏观肯定具体否定：场面话，说好的；实际上，却拐弯抹角损两句。

刘国重

金庸续书创作之难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今天







金庸武侠小说续书创作说难是真难，而说易却也是真易。换句话说，就是写好了不容易，往坏里写却是轻而易举。



清代的刘廷玑曾对清初泛滥的古典小说续书现象加以批评：

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邪?



刘廷玑的这段话，明确说明了续书创作的难处: 续书需要根据原著进行创作，无论续书作者如何努力都难以企及原著的水平，更遑论超越原著了。由于原著具有的“原创”性，因此能够“倍极精神”，而续书却要在原著的束缚下进行创作，纵使在局部取得突破，但在整体上始终难与原著相提并论。要想超越原著自是难上加难，何况那些狗尾续貂的续书则更等而下之了。



刘廷玑对明末清初小说名著多续书的批评，对照今日金庸武侠小说续书的状况，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从整体来看，金庸武侠小说续书的数量远远超过金庸武侠小说本身的数量，但就艺术水平而言，尚未发现一部可与原著相比肩的续书，更遑论超越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当有以下几点原因：

】】】】】】】】】】】】】】】】】】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驾鹤西游，走完了94载的人生之途。旗书网官方微信今天刊登的是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的文章，追忆金庸先生：回首平生，能追陪金庸先生数年，亲闻教诲，是我此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查良镛(金庸)先生于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家人陪伴之下，于香港养和医院安详逝世，享年九十四岁。根据查先生生前意愿，丧礼以私人形式举行。兹定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三十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之金庸馆设置吊唁册，以供公众向查先生作最后致意。
追陪杂忆
廖可斌

金庸和廖可斌（何春晖提供）
我年过半百，渐入老境，深感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其意义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在于经历了什么。因为不管你获得了多少，最终都将失去，而经历已沉淀为人生的历史，就是人生本身。所谓经历，包括各方面的内容，如阅读过哪些名著佳作，游览过哪些名山大川，见证过哪些重要的历史场景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见识过哪些非凡的人物。李白《上荆州长史韩朝宗书》说：“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诗人的话说得有点夸张，但他想领略当代杰出人物风采的心愿，确实是真诚的。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上半年，学校领导张浚生、潘云鹤等聘请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当年7月正式组建各个学院，我被任命为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浙江大学二十多个学院大多都采用这样一种模式，即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院长，另外任命一位本校教师担任常务副院长，辅助院长负责学院日常工作。2005年，学校聘请金庸先生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院长一职空缺。我继续担任常务副院长，直到2008年年底卸任。回首平生，能追陪金庸先生数年，亲闻教诲，是我此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1994年4月10日，杭州大学查良镛名誉教授受聘仪式现场。（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
其实我有缘见到金庸先生，比这要早。好像是1995年吧，金庸先生决定将他出资建造的“云松书舍”捐献给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方面撰写了一篇“云松书舍碑铭”，记叙建造及捐献经过，送呈金庸先生审定，据说金庸先生未置可否。有关领导找到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先生，请他找一位文史学科的教师修改一下，郑造桓书记找到我，我对原稿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再送呈金庸先生，得到认可。因此，在不久后金庸先生来杭州出席书舍捐赠仪式和杭州大学聘任他为名誉教授的仪式时，郑造桓书记让我参加了招待晚宴，并向金庸先生介绍了我。
至于读到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则比这更早。大约从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靡内地。我算是比较晚读到金庸先生小说的。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有一天借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与同宿舍的蒋冀骋君（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古汉语研究专家）轮流阅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都不说话，只听得闹钟敲到凌晨一点、两点，又敲到三点、四点，直到天亮。此生真正通宵阅读的经历很少，真正通宵阅读而又毫无睡意和倦意的，好像就这么一次。

1999年10月26日，金庸夫妇宴请浙江大学大人文学院班子成员。（张梦新提供）
及至与金庸先生近距离接触，对他的经历、成就、思想和个性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深深地感叹，金庸先生确实堪称一代俊杰。他早年赤手闯香江，仅凭一支笔，成就了难以企及的人生辉煌。开始他编写舞台剧和电影剧本，导演电影，即已蜚声文艺界。接着白手起家，创办《明报》和《明报月刊》等，历经艰辛，终使之成为香港以至东南亚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几乎同时他开始写作武侠小说，将这一中国传统文体与西方文学元素相结合，在通俗的历史故事中寄寓深邃的现代思想，成为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影响全球华人世界。据统计，他的小说可能是整个世界上有史以来除《圣经》以外印数最多的作品。在主办《明报》的过程中，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时政和社会评论，对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各种事件和问题发表看法，其犀利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见力令当时人及后来人敬服不已，可与他的武侠小说媲美。晚年他积极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社会活动，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的召集人和作为该文件政制部分基础的“两査方案”的执笔人，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香港各界介绍基本法，阐述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套用一位伟人评价另一位伟人的话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取得了上述几个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他就可以不朽，何况金庸先生一生同时取得了这几个方面的成就。
顺便说一下，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来又聘任金庸先生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校内和社会上有些人援引国外大学的规则，对金庸先生的资格提出质疑。殊不知国外大学确实对教授、院长的资历有严格要求，但这些规则是针对一般学者专家的。它们同时也实行“旋转门”制度，即对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可以不受一般规则的限制，聘请他们为教授和院长、校长等，这些人物既有某些学科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的特殊作用，是一般学者专家无法代替的。以金庸先生在文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和杰出成就，他完全适用这样的制度。以所谓国外大学的规则来质疑金庸先生担任教授和院长的资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金庸在浙大办公室办公（沈斌 摄）
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以他的巨大声望和深厚学养，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仅举数例。原浙江大学是一所国内知名的大学，但主要以工科见长。原杭州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有深厚积累，但限于体制，一直是一所省属大学。新浙江大学成立后，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她的人文学科了解和重视都不够。为了打开局面，我们以潘云鹤校长和金庸院长的名义，邀请国内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召开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发展高级专家咨询会议”。
出于对新浙江大学的关心，也出于对潘云鹤校长和金庸先生的尊重，许多专家都拨冗出席。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哲学、历史、新闻传播、艺术、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学科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总共四十多人，有近三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为新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各个学科也与国内著名学者和机构建立了联系，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金庸先生出面，这件事很可能难以办成，至少不可能办得那样圆满。
跨入二十一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如何看待新技术和新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具有怎样的地位，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2001年上半年，浙江大学以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査济民先生的名义，联合举办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近百位著名人文学者和经济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并出版了由金庸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与“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代表合影留念。（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一年半以后，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人们都在观察和思考，世界格局将发生重要变化。金庸先生邀请他的朋友、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讲学，并亲自主持讨论，探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的影响。该学者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评，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

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期间，金庸亲自约请原联合国秘书长、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高定爵士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讲座，并亲自做翻译。（杨晓轩 摄）
金庸先生还曾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讲座，以他数十年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丰富经历，和对世界新闻传播界情况的深入了解，分析新闻传播人的职业追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欧美的新闻传播被资本操控，也不可能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任何一个新闻传播者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让学生们深受启发。
至于金庸先生对提高浙江大学知名度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一般每学期来学校一至两次，每次停留半个月左右。往往他人还没到杭州，各方面请他前往演讲的邀请就纷至沓来。由于我要处理学院日常事务，大部分情况下都由学院其他负责人和教授陪同外出。仅就我参与陪同时之所见，当时各大学、各地方对金庸先生的仰慕之情让我感受极为强烈。每到一地，闻讯而来的学生和民众成千上万。每次讲座，可容纳数百人或一两千人的会场都挤得水泄不通。演讲结束时，师生们都围着金庸先生，人流滚滚，黑压压的一大片，踩踏草坪，攀援楼梯，令学校领导和保安人员非常紧张，学生们往往高喊向金庸先生问好，敬仰之情发自肺腑，令人动容。

金庸为浙江大学新闻系学生题字，“新闻必须真实”。（张梦新提供）
相处日久，金庸先生有时会向我及同事们谈起往事。特别让我敬佩的是，金庸先生怀有深厚的爱国之情。1937年，日寇侵入中国，金庸先生还只有十三四岁，正在读初中。他从小家境富裕，身体又较瘦弱，但他不愿在日寇铁蹄之下生存，随着流亡的学校，一路跋涉，在还没有被日寇占领的浙西南山区辗转流离。后来远赴重庆，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希望为国家的外交事业服务，从香港回到北京，等待了很长时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如愿。在土改中，他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和民众所杀，但他深明大义，没有因为社会大动荡时期发生的这种悲剧怨恨新中国，而是一直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出力。在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其精神境界远非一般人所能窥见。
金庸先生生有异禀，但他的学识和成就，也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的。虽然他晚年名满天下，但仍然沉静如水，好学不倦。在杭州期间，有时我们去探望他，他往往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一些学者送给他的非常枯燥的学术著作，他都会认真读完，对其中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夫人林乐怡女士讲，他读起书来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人，这时决不能打扰他。在主办《明报》期间，他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评，还要写一至两段连载的武侠小说，不能间断。往往上午休息，下午阅读各种资料，晚上赶写到三四点钟，直到把文稿通过传真发给报社才作罢，几十年天天如此。因此他养成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的生活习惯。晚年退休以后，想改变也改变不过来了。

1997年9月17日，金庸出席“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奖仪式并致辞。（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
金庸先生才思敏捷，人所共知，但如亲眼所见，感受就更深刻。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张浚生书记请他去杭州满觉陇赏桂花，当时桂花已过了盛开时节，我们一行人在桂树下赏花品茶，公园的工作人员照例来向金庸先生请求题字，只见金庸先生略不思索，提笔就写：“来游满觉陇，欣逢迟桂花。”我当时深为金庸先生的敏捷所震惊，满觉陇正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当年撰写名篇《迟桂花》的地方，金庸先生的题词，既点出了这一段渊源，又切合眼前景象，可谓神来之笔。另有一次，浙江衢州邀请金庸先生去参观著名的龙游石窟，参观完又被请求题字，金庸先生提笔即书：“龙游石窟天下奇，千猜万猜总是谜”。这两句话看似浅显，但把龙游石窟的特点非常准确地揭示出来，而且琅琅上口，易于传播。金庸先生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面对广大读者，练就了一种将深奥复杂的道理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笔法，让所有故作高深扭捏造作的文风相形见绌。
除了工作上的指点和帮助，金庸先生对我个人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我的儿子上初中时，想换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向金庸先生为学校求一幅字。我向金庸先生提起此事，金庸先生毫不犹豫，马上书写，我儿子得以顺利转学。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到美国两所大学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因当时刚发生“911”事件，美国领事馆对签证卡得很紧。我妻子当时正好在美国访学一年，美国领事馆又担心我去了美国滞留不归。加上我自己漫不经心，去签证前没有准备好有关材料，因此连续三次被拒签。2002年夏天，我收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邀请，我想这次如果仍然被拒签，大概以后也不可能去美国看看了。我和金庸先生谈起此事，他马上提出要为我向美国领事馆写信。他的信没有如我们通常所想到的那样，介绍我有什么长处，或保证我一定会回国之类。他只说了这么两条，第一，我在中国做什么工作，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假如滞留美国，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可能有更多的收入，因此我不可能留在美国；第二，他愿意在美国领事馆指定的银行存款十万美元，如我到期滞留不归，美国领事馆可没收这笔钱。我看了金庸先生的信，深为他的深情厚谊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洞达世情所折服。
（作者1999年７月至2008年12月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2009年8月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

黑格尔的这段话，“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

刘国重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左倾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呼吁美国建立一个“进步”、“科学”的政府。2020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亦是标榜自己为“科学”的代言人。

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突破了面向自然界的范畴，开始应用到人文学科，并进而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这就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信徒、瑞典当代学者 Mikael Stenmark 认为，最强烈的科学主义表现形式是: “科学无边界。人类所有的问题和希望，只要假以时日，科学必能适当处理和解决。所谓科学主义，就是科学扩张主义。”

科学主义，致力于将科学举升凌驾到哲学和伦理学之上，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科学是惟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确方法。

科学主义认为每一件事都应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如信仰、伦理、哲学、艺术、法律和历史，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并且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神学知识、伦理知识和美学知识的存在。

科学主义激进地认为一切皆以科学为准则，认为人文学科等依托内省方式的学科，也应采用科学方法。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对科学的泛化。

科学主义早期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赫的经验主义。其内涵主要是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排除形而上学，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

这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为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认为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人类获得真正的知识，换言之，“科学方法成为万能”。

这就变成了“科学帝国主义”

科学的兴起，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科学思维很快就被滥用到社会领域。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方法”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他们宣称：“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灭亡了，但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进化了。”

——灾难接踵而至：欧美各国相继通过“绝育法案”、纳粹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192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人猿杂交实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



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东欧等地用“科学方法”运行经济——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进行生产与分配，妄想构建起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

——最终迎来的却是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


人类曾深信，科学与理性会带来是繁荣的天堂，而迎来的却是血腥的地狱。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真正带来世纪性灾难的是错误的方法论——“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滥用科学方法”。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具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特殊的问题上。”

20世纪初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现象学家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形而上学的影响，而这些实证主义者恰恰忘记了，起始于古希腊的人类最早的科学研究最初就是对本原和最高存在的追问，而正是这种不懈追求造就了欧洲文明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的成长。如果一旦按照实证主义者的要求完全排除形而上学，那么科学前进的动力将完全丧失。

胡塞尔明确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不现实，他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的问题’。”

科学主义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其目的是基于效率的计算，而不是源于道德、情感或习俗。

科学是有限的，科学的本质是怀疑，科学的使命是探索，牛顿仅仅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不是创造了它。

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中叶向人类社会提出严正警告：“科学走过了头，自由将无容身之地。”

现实正是如此，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中最危险的顽疾就是科学主义导致理性自负，并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理性至上，科学主义成为人们的信仰替代，成为偶像崇拜。

科学主义这个偶像崇拜，显得很隐蔽。

不敬拜上帝，人就会拜各种偶像，科学主义是如假包换的偶像崇拜，尽管其显得很“现代”、很“进步”，当然还有，很“科学”.......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20世纪，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科学方法的滥用，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至今仍让人仍心有余悸。但遗憾的是，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人类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

然而，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认为，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忽略一个事实：科学研究的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这是科学的根本前提。

然而，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唯科学主义者”所构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学的基本前提，恰恰是对科学的“反革命”。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说，滥用科学“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有人误以为《科学的反革命》表面上关注的是“经济学到底该走哪条路”，但实际上，它警惕的是“理性的滥用”，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
  

[[[[[[[[[[[[[[[[[[[[[[[[[[[[[[[[[[[[[[[[[[[


“我们最顶级的诗人，同时知道古典的伟大和西方的伟大”




人物周刊：穆旦早年认为受旧诗词影响大了对新诗创作不利。王佐良评穆旦，说“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古典经典的故意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妙喻也是西方的”。你说这是“西方他者视角的权威话语刻骨地被复制到我们自己的意识中”。在新诗历史的前30年，诗人普遍如此仰慕西方现代主义吗？



江弱水：穆旦相对突出一些。我为什么对穆旦的批评比较强烈？也是在中西“同步”与“位移”的过程中，他的移位过于倾向到西方的现代主义，走到了跷跷板的那一头，过分地引用西方，而不理会中国传统，但这也只是表现在他一个人身上吧。像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冯至都不是，他们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滋养。

卞之琳和张枣还不能算大诗人吗？



江弱水：我感觉还不算。钱锺书曾经讲过，有大诗人，有小诗人，有小的大诗人，有大的小诗人。卞之琳和张枣当然不能跟李白和杜甫这种大的大诗人比，他俩恐怕是介于小的大诗人或者是大的小诗人之间。卞之琳自己就说他是一个小诗人。张枣比较狂妄。上次在长沙开会，他爸爸就说，“张枣这小子从小就狂，他说他是大师！”



要说大的大诗人，他们还轮不到。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有技巧，但是写作产量不够。所以精度有余，但不够广阔和丰富。卞之琳总共有一百多首诗，张枣也只有一百多首。李白将近一千首，杜甫将近一千五百首。当然，不能以数量取胜，比如说T·S·艾略特，一百首还不到，但他有几首诗特别长，比如《四个四重奏》，就是伟大的组诗。但产量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衡量指标，有了产量你就更丰富、更广阔，处理的问题也更复杂。



大诗人有个特点，能够泥沙俱下。他不可能每一颗都是金子、都是珍珠，有时候是石子、是鱼目，他来不及。所以就连老杜也有老手颓唐之作，这个字比较不到位、那个句子是多余的，很自然。莎士比亚也有人说删掉一千行会更好。

情境就跟当年闻一多说的类似：旧诗人可以说他不读新诗，新诗人哪里敢说他不读旧诗？

】】】】】】】】】】】】】】】】】】】】】】】】】】

别想那么多，

干掉纳粹或者被纳粹干掉！

《全能政府》第十章
原著：米塞斯   翻译：可二








性格概念的恒常性是它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主要不足。群体中的个人被认定为具有一种稳定的特性，他的所思所为都是这种特性的产物。

罪犯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犯；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才会犯罪。因此，一个人曾经犯过罪，就成为他是一个罪犯的证明，并且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涉及他的任何罪行都是他犯下的。

这种学说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刑事诉讼。政府急于证明被告在其此前的人生中已经犯下过其他罪行；辩护人则同样急于通过证明被告在过去的生活中没有过错来为被告洗白。

然而，一个曾经犯下数桩谋杀案的人，在他正被指控的谋杀案中可能是无辜的；而一个人在度过了清白的六十年人生后，也可能犯下可恶的罪行。

国民性概念，是从不同个体中发现的普遍性特征。它主要是对数量不足的错误分类样本所作的考虑欠周的草率归纳之结果。

历史上，波西米亚的日耳曼人除了厨师和女佣以外，很少见到其他捷克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捷克人充满奴性、温驯顺从、卑躬屈膝。而一个研究捷克政治和宗教历史的人，则更可能称他们为叛逆者和热爱自由的人。

捷克人群体中，既有约翰·胡斯[1]和特鲁克诺夫的杰士卡[2]，又有大量的男仆女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从这样一个拥有各种不同个体的人群中去寻找共同特征？

形成“捷克人”这个群体概念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捷克语。断言一个语言族群的全体成员必定拥有一些其他共同标记，其前提就错了（is a petitio principii）[3]。

对纳粹主义崛起的最流行的解释是将它说成是德国国民性格的结果。持这一理论的人在德国文学和历史中寻找体现侵略性、狂暴性和征服欲的文本、语录和行径。从这些零碎的知识中，他们归纳出德国的国民性格，并以此性格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

的确，人们很容易从德国历史中和德国作家的著作中，搜集到许多可用以证明德国人固有的侵略习性之史实和语录。但是，人们也同样很容易从其他语言族群，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与文学中发现同样的品性。

德国从来没有比卡莱尔和拉斯金[4]更为出色和传神的战争英雄主义的称颂者；

从来没有比吉普林[5]更为出色的沙文主义诗人和作家；

从来没有比沃伦·黑斯廷斯[6]和克莱夫勋爵[7]更为残暴和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征服者；

从来没有比“骑马的霍德森”（Hodson of Hodson’s Horse）[8]更为残暴的士兵。

引文都是断章取义，因而常常彻底歪曲原意。

一战中，英国的宣传家常常反复引用歌德的《浮士德》中几句台词。但是，他们故意不提将这些话挂在嘴边的角色——欧里福翁，对应的是拜伦爵士，他是除席勒外，歌德最欣赏的同时代诗人——尽管拜伦的浪漫主义并不吸引身为古典主义者的他。

这些诗句根本没有完整表达歌德自己的信条。

《浮士德》以对生产的赞美收尾；它的指导思想是，只有从为其同胞提供有益的服务中收获的自我满足才能使人快乐；它是对和平、自由和纳粹鄙视地称为“布尔乔亚式的”安全的颂歌。

欧里福翁—拜伦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理想：对人类无法企及的目标的永不停歇的追逐，对那些会导致失败和夭折的冒险、战斗及荣耀的向往。欧里福翁的双亲嘉许和平时，他答之以对战争和胜利的热情颂扬。引用他的这么几句话作为德国人天生热爱军国主义之证据，是毫无意义的。[9]

像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颂扬侵略、战争和征服的人。但是德国也有其他人。最伟大的人不在那些赞美暴政和德国世界霸权的人中间。


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0]、理查德·瓦格纳[11]和德特列夫·冯·李利恩克龙[12]，还是康德、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更能够代表德国的国民性？

国民性的观念显然是武断的。它产生于一种“忽略所有与先入为主的教条所抵触的不悦事实”的判断。

在确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时，人们不允许采用统计学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去找出，如果德国人过去必须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策应该遵循什么路线，他们会如何投票？即使这样一项调研能够成功实施，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每一时段的政治局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因，都有其“个体性”。我们没有理由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适用于今天的结论。

如果我们知道多数哥特人是否会支持侵入罗马帝国，或者十二世纪多数日耳曼人是否会支持巴巴罗萨对待米兰人的方式[13]，也不可能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当下的局面与过去的情形相同之处太少了。

通常人们采用的方法是，挑出一个民族历史上和当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然后将他们的意见和行动作为整个民族的代表。

即使人们足够认真地将这些被武断地选出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念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进行比较，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人们不允许给予康德的思想和一个驽钝的哲学教授的思想同等重要的代表性。

一方面，只考虑将名人作为代表，而忽视其他人；另一方面，对这些即使是被任意选出的名人，也把他们看做是由无差别的等价个体构成的群体，这是自相矛盾的。

该群体中之一员可能比其他人更显眼，正如该群体本身可能比整个民族更显眼。几百个押韵成瘾和断行成性的打油诗人的分量肯定不如独一无二的歌德。

谈及一个民族在某历史时期的心态时，我们用“多数人的心态”这个说法来形容，这是正确的。但“多数人的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中世纪封建时代、宗教改革时代、启蒙时代、自由主义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德国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今天，所有讲德语的欧洲人中80%是纳粹。如果排除犹太人、奥地利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我们可以说超过90%的日耳曼人支持希特勒为世界霸权而战。

但这不能以塔西佗对其同时代日耳曼人给出的性格特征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会比纳粹援引英国人处死圣女贞德[14]、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屠杀塔西马尼亚土著[15]、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描述的残酷行为[16]等等历史来证明当代盎格鲁-萨克逊人所谓的野蛮性更好一些。

不存在诸如稳定的国民性这类东西。以断言德国人有着接受纳粹主义信条的内在倾向来解释纳粹主义的崛起会陷入恶性循环。

刘国重

【停电应急包】物品清单+部分物品链接及购物/试用心得。之前本来只是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小伙伴们准备的小礼物，结果太多人来问各种链接，就一并回复一下。纯属个人购物记录分享，非广告。

1、收纳包，双层，好分类，隔断可自由调整，很轻。除了下述清单物品，还可以放其他你觉得重要的东西。38-48元/个，2件8折。http://t.cn/A6qC3pwe

2、打火机，订的BIC还沒到，就先超市买了一点。防风款，12个20元；

3、蜡烛x2，单颗可燃烧8小时（说明书上写的，6-7小时应该有），50颗59元，约1.2元/颗。两包9折http://t.cn/A6qCXtv8

4、邦迪创可贴x10片，自己搜着比价吧，正品就行；

5、小剪子，之前买4.8，刚去看变5元了http://t.cn/A6qC3pwg

6、酒精消毒棉片x6片，之前家里屯的，安可新牌；

7、电池，小米，5号x4节，7号x4节，可能是因为颜色好看才买的[doge]，价格也比劲霸什么的便宜。我自己还另外买了两板象蜡笔那样透明盒子装的http://t.cn/A6qC3pwk

8、手电筒，这个试用过了，还不错，三种灯光模式：照明、频闪、SOS，23.9元/个（我买的时候好像贵一点[允悲] http://t.cn/A6qC3pAP

9、充电宝，大部分人都有，可以不用再买。我自己很少用充电宝，选这个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轻巧，自带三线。还没试用过，对质量不负责任～99-112元（价格一直在变），两件9折http://t.cn/A6qC3pwD

10、暖宝宝x2片，京造，69.9元/箱，100片，应该够用一整个冬天……http://t.cn/A6qC3pw1

11、黑巧克力x2片，嗯，这个是袁老师建议的，可能怕停电时大家饿着吧。下了单，明天才到，就只能先上链接了http://t.cn/A6qC3pwF

12、现金零钱100元，我现在一年也用不到几次现金，身上也完全不带现金。但考虑到一旦手机没电，就傻了。所以可以备点现金，100的大家随意放多少，建议放点20、10、5元的小面额，因为对方可能也没有零钱找给你，这样可以以最小的找零损失完成交易。

这个包里还有些空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入证件、卡、常用药、收音机、针线包等各种物品，转换成适用性更强的应急包，一拎即走、很方便。

坐飞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打火机和剪刀不能随身携带，剪刀可以托运，打火机不行。

谢谢大家的信任，很高兴跟你们分享。照顾好自己，有余力时可以顾及一下家人、朋友和小伙伴。[心]


】】】】】】】】】】】】】】】】】】】】】】】

钱锺书论金庸“宋代才女唱元曲”
荞麦花开
荞麦花开
红楼梦文本研究员；陈道明表演解剖师
已关注
29 人赞同了该文章
钱锺书论金庸“宋代才女唱元曲”

文/荞麦花开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七一•全宋文卷三四”论“后世词章中时代错乱，贻人口实，元曲为尤。……古小说中斯类亦夥”：

《水浒》第七回林冲“手中执一把摺叠纸西川扇子”，《金瓶梅》第二回西门庆“摇着洒金川扇儿”；北宋末人先用明中叶方盛行之器物（参观杨慎《升庵全集》卷三一《谢同乡诸公寄川扇》诗、祝允明《枝山文集》卷四《促金生许川扇不至》诗、《野获编》卷二六、《枣林杂俎》智集）。《金瓶梅》第三三回金莲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北宋末人前知明初人名都名。《西游记》第一○回袁守诚卖卜铺“两边罗列王维画”，唐太宗时已有唐玄宗时人画；第七一回献金圣宫以霞衣之“紫阳真人张伯端”、北宋道士也，第八七回八戒笑行者“不曾读”之《百家姓》、五代童课也，人之成仙、书之行世，乃皆似在唐以前；第二三回：“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乃温庭筠《和道溪君别业》腹联，易“寒”为“香”、“苑”为“院”，初唐外国人家预揭晚唐中国人诗。且门联始见于五代，堂室之联至南宋而渐多，明中叶以后，屋宇内外不可或少此种文字点缀，作者并以之入集。《西游记》中于前举一联外，第二四回五庄观、第四四回三清观、第七三回黄花观皆“二门上有一对春联”；《镜花缘》写武则天时事，“金字对联”、“粉笺对联”之类或镌或挂于淑士国城门、淑士国书塾门、白民国学塾大厅、泣红亭（第二一、二二、二三、四八回）；是五代后之中国对联于唐初已传外洋。《女仙外史》第三二回剎魔主看演《牡丹亭•寻梦》，嗤杜丽娘曰：“这样不长进女人，要他何用！”；是明永乐时宿演万历时戏文。……莎士比亚剧本写古罗马事，约当汉元帝时，道及自鸣钟，遭人嗤点；《镜花缘》中米兰芬“指桌上自鸣钟”（第七九回），武周远在西汉之后，或可借口解嘲乎！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即如《红楼梦》第四○回探春房中挂唐“颜鲁公墨迹”五言对联，虽患《红楼》梦呓症者亦未尝考究此古董之真伪。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譬如毛宗岗《古本三国演义》诩能削去“俗本”之汉人七言律绝，而仍强汉人赋七言歌行（参观《太平广记》卷论《嵩岳嫁女》），徒资笑枋，无异陆机评点苏轼《赤壁赋》（姚旅《露书》卷五）、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官场现形记》第四二回）、仇英画《红楼梦》故事（《二十年目观之怪现状》三六回）等话欛矣。
按上引文中钱先生提到《西游记》中“时代错乱”之例，兹可为增补二例：

《西游记》第三十七回：“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按全真道创教祖师王重阳为两宋之交时人，是初唐时已有北宋末之“全真”道士矣。

又《西游记》第八十六回：“三人没急奈何，只得入山找寻。行了有二十里远近，只见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削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崖前古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门外苍松，黛色参天二千尺。”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出杜少陵诗《古柏行》。写唐太宗时之玄奘取经故事，用唐玄宗时之杜甫诗句。亦前代用后代事。

年代错乱，世俗说部多有，作者写之坦然，读者读之视为当然，俱不以为嫌。而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射雕英雄传》中宋代才女黄蓉乃唱元曲《山坡羊》，是为常识错误：“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梁羽生之批评金庸，殊属无谓，这正是钱锺书先生设此座待君久矣：“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厮踢，好课虚坐实，推案无证之词，附会难验之事，不可不知此理”（《管锥编》卷论《史记会注考证》之“司马相如列传”）、“夫以疑年考史之法，施于嘲戏文章，胶柱鼓瑟，煮鹤焚琴，贻讥腾笑。古来词赋，寓言假设，每时代错乱，小说戏剧更无忌避”（《管锥编》卷论《全后汉文》卷六九）、“逞文才之戏笔，非秉史德之直笔；人如欲活适所以为事不悉真，作者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也。……诸子书中所道，每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恣意驱使古人，错乱前代……。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管锥编》卷论《全宋文》卷三四）。钱公并辛辣讥评，“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梁羽生先生诚可谓“胶柱鼓瑟，煮鹤焚琴，贻讥腾笑”之“杀风景”、“鳖厮踢”矣！金庸于此，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然却耿耿于怀，于世纪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即写“宋代才女唱元曲”此回）回末，专门加了一段六百字的详注，辩解“唐宋遗曲中，有后世传为元人张养浩所作之《山坡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此《山坡羊》诸曲或真出自唐人手笔，流传后世，元人张养浩闻而善之，加诸笔录，后人遂讹以为张所自作，亦非无可能。毕竟真相若何，后人难知。”——同样殊属无谓！钱锺书《管锥编》卷论《毛诗正义》之“淇奥”：“读诗者若缘此而有杀风景之恨，则卿辈意亦复易败耳。”金庸完全可移斯语以赠梁羽生：“读小说者若缘此而有杀风景之恨，则卿辈意亦复易败耳！”金庸曾对记者透露：“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金庸：我曾把张纪中骂哭过》，载2009年1月11日《今日早报》）戏谑言之，金庸先生不是“《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而大概率是“还没来得及看到”，不然，他为新修版《射雕》补缀“宋代才女唱元曲”之解释文字时，或当另起炉灶，别辟蹊径，援引钱公高论以为臂助矣。

小说戏曲中“时代错乱”情况还有一种，即是“称呼当今皇帝为其死后之庙号/谥号”。金庸《神雕侠侣》中郭靖到忽必烈营中一回书，郭靖道：“不错，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岂有当皇帝在生时便已知其身后庙号并直呼出口之理？所幸，在世纪新修版中，金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改为，郭靖道：“不错，淳佑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以年号代庙号。事实上，郭靖道当今“理宗皇帝”之类，旧小说中颇有厥例，不以为犯。如《西游记》第九回：先生曰：“你果要性命，须当急急去告当今唐太宗皇帝方好……”又如《西厢记》第一折：正末道：“小生姓张名珙……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此正《康熙王朝》剧中太皇太后自呼“我孝庄”之例也。盖清之孝庄太后之谥号，岂其生前己身所预晓；唐之太宗德宗之庙号，岂其生前臣民所预知？戏曲稗官如此行笔，盖为读者易晓耳，初不计年代错乱也。

文士一时兴到，信手纵笔，准许“打诳语”，未可据为史乘典要、地理文件、天文报告。再举一例。苏轼《赤壁赋》有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二字，颇启后世之疑。如明郑之惠等《苏长公合作》卷一：“按日月望夜对行，以今历法论之，七月既望，月在女虚。而坡老赋曰：‘徘徊斗牛’，岂数百年前孟秋，日犹在井鬼间耶？”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张如命云：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处。……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相对，月当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纪，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临文乘快，不复深考耳。”——这正是钱先生不幸而言中：“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厮踢，好课虚坐实”（《管锥编》卷论《史记会注考证》之“司马相如列传”）、“作者耽佳句，读者不可参死句也”（《管锥编》卷论《全宋文》卷三四）。然《蒿庵闲话》之谓坡公“临文乘快”有之，至谓其“于象纬未尝留心、不复深考”，则恐坡公不任其责也。苏轼有《书谤》（《苏轼文集》卷七一）一文：“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宫在斗、牛间，而退之身宫亦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苏轼清楚地知道“吾命宫在斗、牛间”，能说“于象纬未尝留心、不复深考”乎？他不是不知道赤壁之月，是夜未尝徘徊于斗牛之间，不过是为情韵修词故，而特用“斗牛”二字耳（《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后“斗牛”为熟典习语。如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又如《全唐诗》载杜牧诗《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楼书怀》：“兵符严重辞金马，星剑光芒射斗牛。”李群玉《将之京国赠薛员外》：“薛公龙泉姿，其气在斗牛。”贾岛《代边将》：“三尺握中铁，气冲星斗牛。”）。试想，若此句改为“徘徊于女虚之间”或“徘徊于陬訾之间”，有何情韵！真“杀风景”也！

发布于 11 小时前

】】】】】】】】】】】】】】】】】】】】】】】】】】

李白的叔叔成了他红颜知己？——谈梁羽生小说的三处疏漏
2019-12-15
阅读 43194


我之前指出梁羽生小说曾有“明人诵清诗”的BUG（参见拙文：“美人自古如名将”是谁写的？——从梁羽生小说的“时代错乱”谈起），只不过是姑苏慕容氏的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并非认为小说中一概不能“时代错乱”；甚至就《白发魔女传》那一回的情节——卓一航因思念白发魔女而想起“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种引用是合乎情理、有益氛围烘托的。



但梁羽生先生有些地方的疏漏，却是很匪夷所思的知识性硬伤，对小说并无裨益，实在应该尽量避免。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李白的叔叔成了他红颜知己？


《狂侠·天骄·魔女》是梁羽生创作中后期的一部大长篇，也是他的代表作。第四十四回写到“笑傲乾坤”华谷涵与“蓬莱魔女”柳清瑶分别后：

只听得笑傲乾坤狂歌当哭，已是从山下传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优，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唐诗人李白给一个红颜知己送别的名诗，原题为“饯别校书叔云”，笑傲乾坤将之发为狂歌，听在蓬莱魔女耳中，心头自是有说不出的滋味，是难过，是委屈，是失望，是伤心，她自己也分不出来！但笑傲乾坤狂歌当哭的这份心情，却是她能够懂得的，相思如水如愁，同样都是抽刀难断的啊！
这段写到“笑傲乾坤”吟唱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代表作，即《饯别校书叔云》。其实完整诗题是《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又写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大多数学者考证，认为诗题应以后者为是。

李白像
李白像

问题来了，不管饯别的对象是叔叔李云还是李华，都显然是男子，而不是梁书里说的什么“红颜知己”。那么梁羽生是怎么搞错的呢？



我猜测，是他误读了“校书叔云”的“校（jiào）书”二字。这里的“校书”是官职名，即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勘皇宫中所藏典籍等事。而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被人称为“校书”或“女校书”。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薛涛”条记载：

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书郎。蜀人呼妓为“校书”，自（薛）涛始也。后胡曾赠诗曰：“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知。”
当然，《唐才子传》这段记载有传闻不一甚至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十“蜀才妇”条云：

薛涛者，容仪颇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自韦南康镇成都日，欲奏而罢，至今呼之。
何光远说要奏授薛涛校书郎的是韦南康（即韦皋，因曾封南康郡王，故云），而非武元衡，且认为此事最终作罢。而据考证，那首脍炙人口的“万里桥边女校书”，作者也不是胡曾，而是中唐著名诗人王建，诗题为《寄蜀中薛涛校书》。（以上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吴企明教授对“薛涛”条的考证）

《列女传图·薛涛戏笺》，明·仇英绘。
《列女传图·薛涛戏笺》，明·仇英绘。

总之，后人因为这些典故，便用“女校书”来称呼薛涛以及女才子。所以我猜测，梁羽生先生看到李白的诗题有“校书”二字，一时失察，联想到“女校书”的典故上去，将李白尊敬的长辈，给说成是他的“红颜知己”，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二、韦庄诗是写“安史之乱”吗？


《大唐游侠传》也是梁羽生的一部代表作，故事背景设置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第三十回写到主角之一的铁摩勒来到长安：

只见大街上每隔数十步便有站岗的兵士，两旁商店都是半掩门户，街头上行人寥寥无几，道旁的沟渠还不时可以发现死人的骸骨。原来安禄山攻进长安之后，肆行杀戮，在京的宗室皇亲，无论皇子皇孙，郡主县主，驸马郡马等国戚，来不及逃走的都给剖腹刳心，文武百官，不肯降顺的，也都被一刀了结。小民枉死的，更不计其数。当时诗人韦庄有两句诗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碎公卿骨。”便是记录安禄山破城之后的惨象的。
这里起码犯了两个明显的文学史的错误。第一，韦庄是晚唐著名诗人，晚年甚至还当过前蜀的宰相。而安禄山军队攻破长安城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此时距离韦庄出生还有八十年，何来的“当时诗人韦庄”？



第二，“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梁书“踏尽”作“踏碎”，或为记忆偶误）这两句出自韦庄的《秦妇吟》，该诗是以唐末“黄巢之乱”为背景，而不是梁羽生所说的“安史之乱”。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娱”条云：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韦庄因创作这篇《秦妇吟》，获得很高声誉，甚至被称为“秦妇吟秀才”；但因为内容的敏感性，韦庄后来竭力回避（孙光宪认为是忌惮唐朝的公卿，而陈寅恪则认为是忌惮蜀中新贵），甚至他弟弟给他编定的《浣花集》也没有收录，最终失传。



直到清末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里面有多件《秦妇吟》写本流出，这篇唐代最长的叙事诗才得以重见天日。

敦煌写本P.3381号《秦妇吟》（局部）
敦煌写本P.3381号《秦妇吟》（局部）

梁羽生平素喜好诗词，且他素所关注的学者，如陈寅恪，写有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校笺》；如饶宗颐，擅长于敦煌学。按说他不应该没有读过《秦妇吟》——但只要读读该诗的开篇两句：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中和是唐僖宗年号，中和癸卯即公元883年，又怎么会扯到“安史之乱”呢？令人费解。



三、文徵明是“国初四才子”？


《白发魔女传》第十回，岳鸣珂来到北京城，寻访卓一航不得，来到琉璃厂闲逛：

这琉璃厂（地名）乃北京著名的字画市场，雅士文人以及那各方赶考的士子和京中官家子弟都喜到哪里溜达。岳鸣珂信步走去，忽见刚才所碰到的那辆华丽马车也停在市场之外。这日天色甚好，但来逛的人却并不多。岳鸣珂走进漱石斋浏览书画，巡视一遍，见珍品也并不多，随手拿起一幅文徵明的花鸟来看，旁边忽有人说道：“这幅画有什么看头？”岳鸣珂一看，原来就是马车上那两个黄衣汉子，因道：“文徵明的画也不错了。”一个黄衣汉子道：“文徵明是国初四才子之一，他的画当然不能算坏。不过这一幅画却绝不是他的精品。兄台若喜好他的画，小弟藏有他和谢时臣合作的‘赤壁胜游卷’，愿给兄台鉴赏。”这幅画乃文徵明晚年得意之作，乃是画中瑰宝。
文中提到“文徵明是国初四才子之一”。文徵（zhēng）明（1470—1559）是明代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在绘画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或“吴门四家”；又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民间传说中又用周文宾替掉徐祯卿，称为“江南四大才子”。梁羽生这里写到的所谓“国初四才子”，或许即是指“吴中四才子”。

文徵明像，清·叶衍兰绘。
文徵明像，清·叶衍兰绘。

但“国初”一词用在这似乎值得商榷。“国初”是指王朝建立之初，文徵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这时距离明朝开国（1368）已过百年，早已进入明代中叶，如何也谈不上“国初”。这是作者对文徵明生活时代不熟而犯的一个小错。



四、真实存在的《赤壁胜游图卷》


这里再顺便聊一下所谓文徵明、谢时臣合作的《赤壁胜游卷》。小说里的这幅书画是“真实存在”的。所谓“合作”，即谢时臣画、文徵明书。当代作家、“补白大王”郑逸梅在《艺林散叶》里曾提过这幅“赤壁胜游”的踪迹：

吴荣光之《历代名人年谱》，谓谢时臣卒于嘉靖丁未，年六十。而朱省斋从海外获得谢与文徵明合作之《赤壁胜游》书画真迹，画作于嘉靖戊午，谢年七十有二，则年谱有误矣。
朱省斋（1902—1970）即朱朴，字朴之，号朴园。他曾在汪伪政权中任职，晚年移居香港，改名省斋。除了政客身份，他还是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这幅《赤壁胜游》，或许即是他晚年在香港获购，而为同在香港的梁羽生所见，后来信笔写入小说中？待考。



在“中华珍宝馆”网站上，可以检索到这幅《赤壁胜游图卷》，其说明文字如下：

纸本，淡设色，23*75.5CM，弗利尔美术馆收藏。谢时臣绘诗人游赤壁之景，宽阔的江面，水天一色，一叶小舟随江面颠簸，船上人驶向赤壁，观赏此处盛景。卷尾为八十九（年)【岁】文徵明书写赤壁赋。
按：卷尾落款时间是“嘉靖戊午”，与郑逸梅《艺林散叶》记载一致；落款的“时年八十九”也与《白发魔女传》中称此画为文徵明“晚年之作”契合，可能梁羽生看到的就是这一幅。

谢时臣画、文徵明书《赤壁胜游图卷》
谢时臣画、文徵明书《赤壁胜游图卷》

落款：戊午秋日，谢时臣写
落款：戊午秋日，谢时臣写

落款：嘉靖戊午闰月既望，徵明书，时年八十九
落款：嘉靖戊午闰月既望，徵明书，时年八十九

但友人提示说，这幅画作与谢时臣的风格不类，尤其后面那篇《赤壁赋》，书法功底也不及文徵明，其真伪似可存疑。



而实际上，文徵明另有一幅单独创作的《赤壁胜游图卷》，也可以在“中华珍宝馆”上查到，其说明文字如下：

纸本，淡设色，30.5*141.5CM，弗利尔美术馆藏。画图构图虽非繁复，却是在一派萧疏的布局上以高峻直耸的峭壁，壮阔且寂静的寒江，一叶孤舟，寒士遣怀，构成了一幅“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月禅境”的诗画境界。




据落款，此为文徵明晚年作品，作于嘉靖壬子（1552），时年八十三岁。该书画在《虚斋名画录》卷三上有著录。《虚斋名画录》的作者是清末民国的著名收藏家庞元济。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字画上确实也能看到诸如“莱臣心赏”“庞莱臣珍赏印”“吴兴庞氏珍藏”“虚斋审定”“虚斋秘笈之印”等累累印章。



即使不太懂书画，后面这幅作品也让人更加眼前一亮吧。​​​

】】】】】】】】】】】】】】】

思想决定未来：中国亟需一场“文艺复兴”
刘军宁 甘蔗园 昨天




作者：刘军宁；转自：李强好书伴读



1999年，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石破天惊，让青年学者刘军宁遐迩闻名，也几乎同时开启了他的坎坷之路。



但无论身处体制之墙的内外，其思想的锐利与沉厚，似乎免受外物干扰，刘军宁先生也逐渐成为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践行保守主义理念的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



他并不看重名气，然而，他思想的光辉应该照进更多人的心里。为此，李强好书伴读为您整理了刘军宁老师的主要思想，以飨读者。





▍民主，必须被制约



如今，人们常把“民主”当做口头禅，但是大部分人根本搞不清楚“民主”的真实含义。我们现在的讲的“民主”，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议民主制，也是自由民主制，跟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已经完全不一样，虽然都叫民主。现代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



第一，它避免了人类很长时间内无法克服的权力交接的流血，通过政变、内战之类的流血，通俗地说，民主政治就是用点人头的方式代替了砍人头。



砍人头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发生过，砍别人的头、砍自己家人的头都是屡见不鲜的。实行民主政治后，统治者不用担心再被砍头了，不论你是赢还是输。



第二，民主政治给了老百姓相对而言最大的自由，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行动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保障。所以民主制不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统治者都是件好事。



托克维尔曾说：“民主可能会促成强大的中央集权。”这句话成为许多人反对民主的理由。但实际上，他警告的实际上是担心早期希腊的直接民主制。



为了防范它，必须用许多手段来约束它，比如像权利法案、最高法院、参议院、联邦主义、选举团制度等等，包括保障公民一系列自由、不允许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总之，让民主政治干它能干的好事情，不让它干坏事情。





▍自由，不等于放纵



自由，人人都向往。但是自由是有区别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最基本的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中国人对积极自由想得比较多，对消极自由想得比较少。而且中国人理解的自由主要是“我想干什么”，不太强调如何建一个彼此不干预、不强制的状态。



所谓消极自由就是Free from，免于做一个事情的自由。但在中国不行，比如你年纪大了还不结婚，家人朋友都要来干预你。



伯林的这个划分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如何营造一个自由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有选择干与不干的自由。









▍自由与平等，能兼而有之吗？



人们通常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自由与平等不能兼而有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如果平等是指你和我收入一样多，你和我长得一样漂亮，那么这样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凡是你有干某些事情的自由，我也都有，这是成立的。



比如说你有权去读书、去到处旅游，我应该也有；如果你比我特权多、自由多，那么我们俩就不平等了。



所谓平等指的是权利和自由的平等，并不是指结果的平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与平等是可以兼而有之的。





▍思想决定未来，中国的转型，归根到底是价值观转型



改革，是中国的主旋律，但是，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最根本的，其实是价值观转型。



如果没有一个新价值，如何构建新体制？如果自由在中国没有价值，如何建立保障自由的制度？由于中国学界日益社会科学化，大多数人的努力都是集中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很少有人追问自由的价值如何在人心中扎根。



不以自由为价值中枢的制度，又如何在社会中扎根？



实际上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探讨了。这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还必须关心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念。如果一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没有位置，它在现实中也是没有位置的。



好比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美，他不会买到美的衣服，即使买到了，也只是偶然或者在别人看来美。在灵魂中没有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会有的。









▍中国亟需一场东方的文艺复兴



如今的中国，亟需一场东方的文艺复兴。



说起“文艺复兴”，我们就绕不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有三个动因，第一个是长期的内战，第二个是黑死病，第三个是经济的繁荣，导致了人们向往摆脱许多约束，在哲学、科学、建筑、绘画、文学上进行创作。



那么东方文艺复兴会怎样？刘军宁老师认为，必须根据中国的传统来重塑人文主义，新的好的作品大规模的出现——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好多人说中国历史上有反映人文主义的好作品，然而，它没有形成一个批量、一个趋势，而且没有把人文主义成功地嫁接或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没有改变中国人。历史上有很多次这样的投篮尝试，但球一直没有投进去。



所谓人文主义，最根本的，是它把个人提到一个宇宙之中万物之首的地位，凸显人的价值。它主张每个人是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它在本质上强调个体的价值而不是集体的价值。当时的文艺复兴特别反对的就是人的身份差别。

刘国重

董橋文林回想錄：一段因緣
原创 董橋 照亮我 昨天




图片


董橋

《文林回想錄》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21年3月 初版




堆滿雜書期刊的壁櫥裏找出幾十本我主編的《明報月刊》，轉眼三十多年了，品相完美，色彩艷麗，裝釘穩固，果真人老書不老。那本一九八六年一月份《明月》二十週年特大號也在，封面琴棋書畫逖u圖案規整細緻，古秀裏散發書卷氣，一定是我的同事藏書家黃俊東的原件複製。俊東兄任職《明月》幾十年，沒有他在，月刊編務不可能那麼順利順心。我老早結識俊東兄，筆名克亮寫的書話是香港書林文壇一縷長年不散的書香。他在沙田的山鄉書齋我和金銓戴天去過幾次，穿過樹林裏一條斜坡路，迎面是相連的三所平房，兩所擺滿了一架又一架的書。大嫂煲湯殺雞蒸魚炒菜很快擺出一桌美席，院子裏山風中圍坐品嚐，人生一樂。那座大山叫做道風山，印象中金銓住在山的另一邊，喬洪小金子是鄰居。那年月坊間找不到的書問問俊東兄指點不難解決。他是《明報》老臣子，林山木、胡菊人和我走過《明報》的日子他都在。這本二十週年特大號我懇請山木兄菊人兄寫文章，他們都賞臉賜文。林山木那篇〈一點「切身感受」〉追憶他留學英國的時候為《明報月刊》訪問鋼琴家傅聰的往事，說此事值得一記，理由有三：



第一，這是我第一次以記者身份所作的「訪問」；第二，這是傅氏「投奔自由」後的第一次接受中文傳播媒介的訪問；第三，傅氏將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古典詩詞拉上關係，應以此文為首次。該文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丁望兄後來還寄贈一份日本報紙的譯文。可見上述三項理由的後二項，引起頗為廣泛的注意和興趣。





图片

董橋主編明報月刊二十周年封面



图片

林山本，即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



山木兄說本來我希望他寫一篇「思想性」的短文，可惜事情忙，思想殊難集中，轉而寫了這篇「切身感受」，覺得「更適合二十週年紀念的體裁」。我倒覺得名筆文章，山木兄寫甚麼都好看。他和胡菊人都比我大幾歲，賞臉已然感恩。菊人兄寫的是〈明月去來—記查先生的幾句話〉。開筆那段這樣寫：



《明報月刊》二十週年紀念，現任主編董橋兄來信，囑我這「前任主編」寫篇短文誌慶。董橋兄是我多年老友，查良鏞先生是我的老上司，並有深厚的知遇之交，而《明報月刊》又與我關係匪湥�在情在理都不能推辭。何況，由現任主編請前任主編在重大的紀念性日子裏寫文章，在人心狹湣�敵意成性的時代，也不能不說是一樁文壇佳話。





图片

胡菊人，明報月刊前總編輯，現居溫哥華





菊人兄娓娓敘述他的事業歷程，從友聯出版社的《中國學生周報》社長職位轉去「大學服務中心」；然後是今日世界叢書部接替余也魯的編輯職位；再下去是應查先生之邀出任《明月》總編輯，做了整整十三年，終於轉去給一個家族開辦一份新報紙，全權統領各種出版業務，最後那段「很複雜、很有趣也很可惡的故事」結束了。菊人兄文章副題所標的查先生幾句話是臨別的三句忠告：第一，人人性格不同，家族成員必來管事，底下的人對你發脾氣、拍桌子你要忍，不要動氣；第二，報紙銷路有起有落，不要憂心，冷靜去做就是了；第三，辦報刊難免接律師信，就算打官司也不必驚慌。菊人兄說後來「全部應驗，而我未能遵守」。




菊人兄是我心目中的大哥，旅英時期有些用功寫的文章他都替我登在《明月》裏，從來交往不多，友情不渝。戴天常說胡菊人最用功，書讀得多。我們幾個朋友那時候也都覺得胡菊人滿身書卷氣，不茍言笑，眉頭一蹙恍似故國五千年文化全揹在他肩上了。宴席上每見他溦宓驼Z上下古今，霎時間真像時光流回一九二三年新月派雅敘的燈影煙霧之中。菊人兄永遠是老一派的讀書人，在「五四」遺韻中踽踽獨行，守護良知，抱持信念。他和家人旅居加國多年，張敏儀給我看的照片中菊人兄老了依舊爾雅，滄桑過後的眼神蕩漾靜好的安逸。他和我都主編過的《明月》已然是新的世紀的《明月》，疏闊中不無烏衣巷口的牽念：畢竟二十週年之後又過了三十五年了。





本文節選自董橋即將出版的《文林回想錄》


夏先生說他們師徒三代懷特海是智者(Sage)；羅素風流自賞，關心世事，繼承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維特根斯坦安貧樂道，不求名利，是苦行僧。夏志清文章說：



在《自傳》前言裏，羅素開門見山總結了他做人的宗旨：「三種單純而強烈得不由我不服從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渴望愛情，探索知識，關懷人類的痛苦而不能自拔。」這句話說得多麼漂亮，但美國哲學家兼反共鬥士雪尼．霍克Sidney Hook在最近一篇書評裏跟不少同行一樣，認為羅素本人並沒有這樣崇高。在數學、邏輯、純理智的哲學領域裏，羅素探索知識，追求真理的精神當然是值得欽佩的。但所謂「渴望愛情」，其實是在生活上少不了女人，少不了情慾的刺激。羅素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風流的哲學家，先後四個太太，情婦何止四十個？不管他同某人相愛期間如何溫柔體貼，到分手的時候總不免帶給她或多或少的痛苦。



旅英時期我聽了劉殿爵老師講羅素的英文才找出一九一九年那本《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讀了一遍。夏志清只欽佩羅素的道德勇氣，說維多利亞時代教會勢力那麼大，只有羅素、蕭伯納這樣的大智大勇才敢否定上帝。歐戰期間也只有羅素和蕭伯納和勞倫斯少數作家文人膽敢公開反戰，其他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支持英國政府。羅素反戰一九一八年關進監獄九十天他照舊在獄中寫書。歐戰過後他去蘇聯參觀，對共產主義抱着厚望，親眼看到列寧的暴政，回國之後立刻寫出那本《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與理論》，勇氣出眾。「同樣情形，二次大戰剛結束，羅素即看透了史大林奴役世界的野心，呼籲美國投原子彈於蘇聯國境，一反其平日和平共存的主張，也很了不起」。夏先生說。



跟羅素擺在一起，詩人艾略特越發顯得文質彬彬，優柔寡斷甚至委曲求全。他一九一○年拿了哈佛碩士學位之後，去巴黎留學一年，重回哈佛研究院到一九一四年暑期又去歐洲，在德國遊學一段短時期才憑獎學金去牛津大學修哲學寫博士論文。艾略特在哈佛那些年有個女朋友叫愛蜜莉，友情濃過愛情，通信幾十年直到艾略特一九五七年第二次結婚才斷絕交往。艾略特第一位妻子費文是在牛津城裏相識相愛結婚，詩人也沒有通知美國家人：



費文家裏人艾略特婚前一個也沒見過。婚後相會，岳父岳母並不生氣，小舅子對他感情更好，倒也平安無事。艾略特父母知道他秘密同英國女子結婚，當然失望，父親更為生氣，囑他回麻州別墅聽訓。艾略特八月乘船返美，新娘怕德國潛水艇未同行，也很可能怕見公婆。艾略特論文寫好即可拿哈佛博士學位，但那時候他已決定當詩人，回稟父母拿了學位不想返美教書，要留在倫敦寫詩賣文為生。秘密結婚已很不對，媳婦不來拜見公婆更不對，現在不孝的兒子不想當教授，反而去幹那清苦的行業，生活一無保障，父親大發雷霆，就不再給他錢用。



小夫妻住在倫敦一貧如洗，身心交困，羅素仗義相助，他們真心感激。根據夏先生搜集資料推測出艾略特回美省親那兩三個星期，羅素照顧學生的太太當是極有可能的事。況且之前夫婦倆跟羅素一起吃飯的時候，費文開玩笑說湯姆娶我原要找刺激，可是他是書呆子，我簡直沒有辦法給他甚麼刺激。夏先生說：



艾略特回來後，羅素對他們夫妻更友善了：他自己有一套樓房，就讓一間供他們住。他也送給艾略特幾張債券，票面價值為三千英鎊，發行債券的那家公司在戰時製造軍貨，市面價值可能很高。艾略特未把債券賣掉，可是公司每年發的利息，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隔幾年經濟情況好轉，他就把債券奉還羅素。



父親不再寄錢來，艾略特在一家中學教書。學校離倫敦二十六里，他每星期五、六天乘火車早出晚歸，夜間還要改學生作業，趕寫博士論文，非常勞累：



費文卻天天在羅素樓房裏閒着，羅素當然也住在那裏—一個輕佻活潑的女子，丈夫不能滿足她，她自己有時對他也很「殘酷」；一個情場老手，英國貴族，名滿天下的大哲學家—二人日裏在幹些甚麼，也就不難想像了。





图片

一九八四年讀夏先生兩萬字的〈羅素與艾略特夫婦〉果然頗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可惜春風其實都給春情不老的大哲學家羅素奪走了一大半，天生斯文內向的詩人艾略特反而注定一輩子活在蕭瑟的秋風裏了。



那年年底說是費文身體不好，需要旅行休養，羅素竟然陪她去英國西南角妥基城(Torquay)度假五天，羅素離開妥基城那天，艾略特才趕去同太太度假，事前還寫短信給羅素說，費文告訴他「你待她好如安琪兒」(“Vivian says you have been an angel to her”)。夏先生文章接着用了很長篇幅敘述羅素疏遠費文之後的風流韻事。費文那段日子身體更壞，艾略特也住到朋友家了，一九三八年費文的弟弟把姐姐送進了精神病療養院，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過世，不到六十歲。英國小說家Evelyn Waugh的《日記》裏引錄名作家Graham Greene一句話，說羅素始亂終棄，乃費文發瘋之起因也(Vivian’s insanity “sprang from her seduction and desertion by Bertrand Russell”)，我和夏先生 一樣，始終偏袒艾略特，很為他的痛苦和理智感動：





】】】】】】】】】】】】】】】】】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幸走进了监狱，我唯一想带进去看的书是圣经。 ​


】】】】】】】】】】】】】】】】
严复：“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 ​​​​

】】】】】】】】】】】】】】】】】】】

罗素的教育观

当孩子们懂得质疑了，教育就成功了。因为他们掌握了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 ​​​​

】】】】】】】】】】】】】】】】

“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  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  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    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   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1992年1月17日，88岁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要是有一天能无忧无虑的话，啊不，就半天，那就是很幸运的了。（太宰治《维荣之妻》，杨晔 译）

】】】】】】】】】】】】】】】

（杰斐逊致约翰.詹姆斯的信)
“遗憾的是，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认为：1776年那一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将会被他们后代不理智和不值得的激情付诸东流，唯可安慰的是我不会活到为它哭泣的那一天”。#美国#  ​​​

】】】】】】】】】】】】】】】】】】】


总统宣言中说：“托马斯·贝克特的死有力而永恒地提醒每一个美国人，我们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不仅仅是历史的奢侈品或偶然事件，而是我们自由的基本要素。”这是我们无价之宝和遗产。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图片



以下是总统关于信仰和自由宣言中的一些亮点: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可能繁荣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正义、善良和和平就无法取胜。”


* * * * *

“作为美国人，我们首先因为我们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捍卫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要继续成为自由的土地，就必须允许任何政府官员、州长、官员、法官和立法者对宗教问题上的正统做出裁决，或要求宗教信徒违背自己的良心。”


* * * * *

“对于一个和平、繁荣和道德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权利比信仰宗教的权利更重要了。”正如我在2017年7月6日，在波兰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上宣布的那样，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仍在呐喊：“我们要上帝”。”


* * * * *


为了纪念托马斯·贝克特，必须制止侵害信仰者的罪行，必须释放良心犯，必须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必须保护弱势群体、手无寸铁者和被压迫者。让中世纪的良心感到震惊的暴政和谋杀绝不能再发生。只要美国站在这里，我们将永远捍卫宗教自由。”

】】】】】】】】】】】】】】】】】】】】】】】】】
“成年人的童话”一语，固然是华罗庚先说的，但有可能是他转引之语，因为鲁迅在《“小约翰”引言》里曾说《小约翰》是“成人的童话，无韵的诗”。——徐斯年

】】】】】】】】】】】】】】】】】】】】
丘吉尔：“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理想主义，但是那种以他人为代价的理想主义……不能算作高尚的形式。” ​​​​
塔列朗格言集

1.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p.7

2. 我在为法兰西服务时，却没有将她的利益牺牲给政府。我的政策一直是法兰西的政策，民族的政策，明智的政策，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制定的政策，只要那些人遵从公共意愿，我就会忠于他们。如果他们用这个尺度衡量我的所有行为，他们就会看到，无论表象如何，这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可见我是一以贯之的。pp.7-8

3. 国王们更换他们的大臣，我也更换我的国王。p.8

4. 方式是关键之关键。p.11

5. 无所作为是一种品质，积极是一种恶习。懂得等待是政治上的一种技巧；耐心往往可以带来强大的地位。机会出现时，就要积极地抓住它。等待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懒散一些。p.11

6. 要作出抉择，站在一方，首先要明白适合我们的这一方是否足以让我们取得胜利，没有这样的保证，参与进去就是发疯。p.12

7. 每当政府向人民发出呼吁时，不是向人民要钱, 就是征兵。p.13

8. 用穿军装的穷人看管身穿短工作服的穷人，这就是暴君的秘密，也是政府的问题所在。p.13

13. 在国家中充当预言家，如果不是无用的，或危险的，至少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p.17

18. 在有条约的地方，总会有一把折叠刀。p.22

21. 火灾开始的时候，一瓢水就可以将它熄灭；过了一会儿，就需要一桶水了；再过一会儿，就要用水龙头了；再以后，房子就被烧掉了。p.24

22. 野蛮离文明只有两步, 就在文明周边游荡；只要一放松，它就会重新回来。p.25

http://t.cn/A6qHS8dl
】】】】】】】】】】】】】】】】】】】】】】】】】】】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如其字面意思，旨在“以辩论的方式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观点”，这种辩论以促成彼此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一般称之为“古典辩证法”。与之相反的是“雄辩术”，一种从既定结论出发寻找证据的辩论技巧，以使用各种话术、压倒对方获取胜利为终极目的。



显然，这种“古典辩证法”与所谓的“中国古典辩证法”——事物有阴就有阳、事情有好就有坏，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辩证法借鉴了柏拉图时代的“辩证”一词，重点关注事物自身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变化，前一刻的河流与后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宽度、深度等方面，均会出现虽细微但必然存在的变化，后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构成了一堆矛盾，后者取代了前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因为后一刻的河流是从前一刻的河流发展而来，所以二者虽然存在取代关系，但又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对立、统一同时又处在发展之中。



但“中国式辩证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



中国的“辩证法专家”，会像将“气”切割成“阴”、“阳”两面一样（即所谓的“阴阳一气”），先把这条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两块（比如清、浊），然后说这两块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还处在运动中，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他未曾给辩证法下过明确的定义）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中国式辩证法”却成了一种愚弄人、捣糨糊的权术。



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迄今仍广泛出现在各种以“中国式辩证法”为论述主旨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些著作特别喜欢拿这个故事举例，来让读者感受何谓“辩证法”。



其实，这个寓言和真正的辩证法，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只不过当中同时有“马”这个元素）。



真正的辩证法，它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后一刻的河流与前一刻的河流的对立、统一与转化，不是掺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马、儿子爱骑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邓晓芒教授所谓的“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然后把四件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失马”这件坏事，搅成一锅是非不分的浆糊。



简言之，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四件不同的事之间，不构成任何的辩证法。有的只是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对命运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把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当成“辩证法”，当成一种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逻辑。



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它的核心要义，在于质疑、否定和反思。也就是对既有认知提出挑战，也就是“辩”，进行认知的回溯，以抵达更深层次的认知，亦即是“证”。这种回溯，可以视为一种无止境的操作。



比如，当我们指着一棵树、将之称呼为“XX树”时，按照日常生活的既定认知，这棵树就已经确定是“XX树”而并非别的树了。但进入到辩证法的层面，这一既定认知，就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吃了一顿午饭回来，再指着这棵树，它还是之前那棵“XX树”吗？我们什么也不干一直用手指着这棵树，后一分钟的这棵树，还是前一分钟的那棵“XX树”吗？进而，问题就回溯到了“何谓树”、“何谓XX树”这个层面。



但“中国式辩证法”不是这样操作的。



“中国式辩证法”讲究的是将事物“一分为二”，认定事物当中本就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认知者唯一需要的做的，是操起到来，如砍西瓜一般，将事物砍成两半，然后念诵真言——“既有好的一半，也有坏的一半”。



这是典型的“诡辩术”。



某一具体事物，对某一群体（比如民众）可能有害（或者害大于利），对另一群体（比如皇权）可能有益（或者利大于害），这是常见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事物可以被“一分为二”，“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承受其害者而言，该事物“有害”的性质是确定的；对承受其利者而言，该事物“有益”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将这种可以确定的性质，模糊成“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结果便只有是非的丧失。



具体到“商鞅暴政害民”、“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很荒唐”、“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这些结论本身都是可以确定的——纵然不认可，也不过是对结论的真伪进行再商榷，而非结论本身可以“一分为二”，“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面对这些结论，呼喊着“要辩证地看问题”者，浑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汉武时代，被信奉阴阳阴阳五行的传统医师诊断，多半会成为“户口减半”中的一份子。


】】】】】】】】】】】】】】】】】

你相信的太多，
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少 ！
- by 阿桑奇

】】】】】】】】】】】】】】】】】】】】

@画家丽娟备用号
如果你真想了解英美文明，这本书不得不读。美国之所以在同制度国家中遥遥领先，主要是美国独立地进行了三次传统文化复兴。美国的传统文化，可追溯到“两希”-罗马、盎格鲁-萨克逊、约翰·威克里夫-清教徒-五月花号的历史传统。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冷战中，先后三次发起传统文化复兴。而英国除了冷战外，一直停留在原地，因此作者预测，将来的英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被英美输出体制的国家，因为损毁了传统文化，更是望尘莫及。作者预测，因为美国战后帮助日本复兴日本本土的传统文化，日本将迅猛前进，跻身世界前列。其实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第四次传统文化复兴，就是特朗普的这次。左派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剥夺其他人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托马斯·索维尔 ​​​

《日不落帝国兴衰
]]]]]]]]]]]]]]]]]]]]]]]]]]]]]]]]]]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
在毛姆心中，世上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 ​​​

毛姆：“辛苦劳累了一天后，夜晚终于属于你一个人了。这时你驻足书架前，考虑着晚上该读些什么。你会从书架上取下《战争与和平》、《情感教育》、《米德尔马契》或是《追忆逝水年华》吗？ 如果你会，那我对你深表敬意。或者，你想要跟上现代小说的潮流，拿起一本编辑寄来的小说，书中叙述了一个中欧人流离失所的悲惨故事；或是打开一本评论推荐的小说，书中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果这是你的阅读品味，那我向你表示衷心的赞许。对我来说，所有的经典巨著我都已经读过不下三四遍，因此它们再也没法教会我什么了；另一方面，要我读完四百五十页印得密密麻麻的纸张，探寻书中一个女人赤裸的灵魂，或是让格拉斯哥贫民窟的骇人生活（用的全是苏格兰土腔）震荡我的神经，就像封套上说的那样，我也实在是没有兴趣。这时我会选择侦探小说。”（《随性而至》 ）

【【【【【【【【【【【【【【【【【【【【【【

鹿鼎记很难拍，气氛不好把握。港版鹿鼎记取巧，走得喜剧路线。金庸本人未必认可。

其实鹿鼎记有点像红楼梦，前半程热热闹闹，然后一场欢喜忽悲辛。转眼间，师父横死，小皇帝翻脸，方怡反复出卖，天地会不止一个内鬼，辛苦搜刮的金银财宝不得不埋入地窟。

鹿鼎记其实是个富贵大梦一场的故事。

很久之前没有想通，金庸为什么会给韦小宝安排七个老婆的结局，需知他老人家非常懂得读者心理，此前若干重要作品的男女主角，不仅都是一夫一妻，而且甚至没有恋爱史。

后来我想，大概是在补偿韦小宝为了义气而失去的一场天大富贵。康熙的帝王霸业或天地会的反清大业，都很险恶，都不重要，都不好玩。韦小宝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最终归宿是肉体欢愉。可能是作者对这个角色的最大怜悯。

】】】】】】】】】】】】】】】】】】】】】】】】】】】


annon: 我们不只是为了美国的工人阶级而战，更是为了加拿大，英国，德国，甚至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而战。
尚一王202021
51分钟前
美国是联邦共和的宪政制度，不是民主制。这是我过去反复强调的基础，正确分析和预测美国发展方向的重要部分。

】】】】】】】】】】】】】】】】】】】
1797年费城《曙光报》发文称：“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这里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卸去总统之位，告老还乡的美国国父华盛顿！文章说“政治邪恶与合法腐败，将伴随华盛顿的黯然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怎么样，够狠吧？当时的政治漫画甚至把华盛顿的头像安在一头驴身上。 丘吉尔曾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
爸爸该词起源甚早，在成书于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的《广雅》中《释亲》篇已有云：“爸，父也“。

】】】】】】】】】】】】】】】】】】】】】】】】】】
只说明朝与荷兰的军事技术对比。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崔奇观说:“我舟高大，不及彼五分之一，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必无幸矣”。沈国元说红夷大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明军沿海驱敌，是凭人数后勤优势。

】】】】】】】】】】】】】】】】】】】

和美国左派知识界为掩盖自己在这次大选中的难堪表现和巨大挫败，所找寻的一个自我慰籍、贬低对手的理由罢了。

“反精英”这一标签的言下之意是，我们虽然输了，但我们是精英，而他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土包子！

从大选后的统计结果来看，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且不论，特朗普本人以及其最忠实的竞选团队干将们，都有着根正苗红的“蓝血贵族”背景，本身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即便以平均收入和教育程度这两个最重要的“精英指标”而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要高于希拉里的支持者。

比如，在投票结果中，以平均收入而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要高于希拉里的支持者。在年收入的六个分档中，特朗普在相对富有的四个档次中，全部领先希拉里。在最高一档（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选民中，特朗普获得了48％的选票，而希拉里拿到了46％。



即便是以教育程度来看，在白人选民中，也是特朗普获得了更多高学历人士的支持——根据盖洛普调查机构的选后统计数据，特朗普在大学教育程度以下的白人中，以67％对28％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希拉里；而这，也是被各路媒体和观察人士大肆报道和解读的一个指标。

但是，即便是在大学以上学历这一白人精英群体中，特朗普也是以49％对45％的最终投票率领先的。所以，“反精英”的提法，根本说不通。

]]]]]]]]]]]]]]]]]]]]]]]]]]]]]]]]]]]]]]]]]]]

秦国的强盛与「人貉」的血泪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忽然想说一说如何制造“强秦”。



有统计称：



“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这种变态的战争胜率，即是“强秦”。



公元前356年，是商鞅变法的年份；公元前221年，是秦国灭亡齐国的年份。也就是说，秦国对东方六国，维持了一种约百余年的攻击态势。自然，这也意味着秦国拥有东方六国望尘莫及的资源汲取能力。它可以汲取到更多的人力、更多的物力，来支撑这些频繁的战争并取得胜利。资源汲取能力越强，对外交权术与军事奇迹的依赖就越低，战事胜率也就越高，越稳定。



如何保证这种强大的汲取能力，《商君书》里已有相当充分的技术总结，其基本理念是八个字：“制天下者，先制其民”。具体的“制民”手段，则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让民众丧失反抗能力。主要手段包括：



（1）打击贵族，以吏治国。即所谓的“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简单说来就是向贵族汲取资源的难度，明显大过向底层民众汲取资源的难度。故消灭贵族有助于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贵族被打倒之后的结果，便是《汉书.食货志》里说的“（秦）收泰半之赋”，“泰半”即三分之二。



反观公元5-13世纪的许多欧洲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不能染指贵族封地。宫廷与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若王室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则须得到类似“贵族大会议”之类代议机构的授权。“无代表权不纳税”等近代理念，即由此类制衡中产生。（施诚：《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2）强制解散大家族。即所谓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不允许民众聚族而居，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可以尽可能地面对底层小民，而非家族共同体。



（3）强制推行告密治国。商鞅之法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由此，秦国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而且，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告密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年版，第97-98页。）



（4）以严刑峻法恐吓民众。即所谓的轻罪从重、疑罪从有。《商君书》里说，用死刑来惩罚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大罪之人。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就已经晚了；政府必须赶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



第二个层面是驱使民众不断生产人力与物力资源。主要手段包括：



（5）全方位愚民。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国策，活在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这五类人被认为对国家有害。原因是这些职业的存在，会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让民众见到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 ——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反抗政府。



如何让民众保持愚昧？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与士大夫，不许向民众展示博学多闻、能言善辩，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



这种愚民政策走到极端，便是朝廷不需要民众有任何的自主想法，连给朝廷唱赞歌也不行。《史记·商君列传》里说，“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早先，有秦民反对变法，被商鞅抓了起来杀头；如今有秦民跑出来称赞变法，也被商鞅抓起来流放。在商鞅们眼里，民众没有反对的权利，也没有称颂的资格。他要的是一种最极致的愚民：被统治者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更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甚至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他们唯一要做的，便是无条件服从法令。



（6）全方位弱民。即《商君书》里所谓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如此解释这种理念的内在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如求学、经商）；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惟有让国家富有、让民众贫穷，才可以使国家强大。



如何让民众保持贫穷？商鞅提供了两种办法：一是持续剥削，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商君书》里说，“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否则民众会放松，会去追求耕、战之外的东西，国家就会变弱。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如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确保“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消灭民间竞争。



（7）消灭“人貉”等对国家无用之人。这是一项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残暴政策，它的实质是在为《商君书》中的“弱民”政策打补丁。众所周知，如果政府一味追求无节制的汲取，肆意剥夺民众财富，结果很可能导致民众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来应对。比如汉武帝时代将海鱼全部划归国有，结果便是渔民消极怠工，再也捕不到海鱼，直到汉武帝死后解除海鱼国有政策，渔民们才再次捞出鱼来。再如北宋初年对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州收取极为沉重的人头税，其结果便是这些地方的百姓“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再不肯生育抚养后代；直到宋真宗时代减轻了人头税负担，这些地方的生育率才有所上升。



秦国实施的一系列贫民、弱民、愚民政策，自然也会引致相似的“消极抵抗”。为消灭这种“消极抵抗”，秦律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残暴规定。比如：


①有爵位者和普通士伍，犯了同样的罪，受到的惩罚却是不同的。前者不但受刑更轻，而且还可以享有赎刑的特权（宗室贵族无须爵位仍可享受特权，大夫以上爵位者也不必受连坐制度的约束）。秦国的爵位只能通过耕、战两个途径获得，秦法又“密若凝脂，繁于秋荼”，民众很可能动辄陷入法网。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加一道保险，除了拼死拼活去给朝廷种地，去给朝廷打仗，显然没有其他出路。



②在正常环境下，一种行业受到的剥削汲取太重，民众就会离开这个行业去干别的。秦国以耕战立国，疯狂从农民身上汲取人力（兵役与劳役）和物力（粮草），自然也会导致许多民众转向商业、手工业领域谋求生计。所以，秦律中有种种规定，务求让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在秦国生活不下去，比如不给他们立户籍，也不给他们分配田产和房屋。简而言之就是断了民众别的出路，只允许他们按朝廷钦定的模式走完人生。



③用政策消灭一切拖国家后腿的人。这些人包括士伍、商贾、作务、赘婿、后父、人貉、隶臣妾等等。



士伍耕战不合格，达不到朝廷制定的标准，没能完成朝廷的定量贡献，会被降为奴隶；商贾与手工业者（作务）的情况，前面已提过了，他们在严苛的秦律里寸步难行，除了回归耕战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赘婿指的是因家庭贫困无法立户而不得不卖给别人为婿者；后父指的是有儿子的寡妇招的赘夫。这两类人都属于百姓中的穷困者。在秦国眼中，这些人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在战事需要时拉出去做炮灰，秦始皇进军大西南的瘴疠之地，强制优先征发的对象，就是“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先拿曾逃避徭役的犯人、赘婿和商人去做炮灰。非但如此，秦律还规定，赘婿和后父不可以立户，不会分给田宅，不可以做官，哪怕他们三代之后的后代做了官，也要在其户籍档案里登记写明此人是某某赘婿或某某后父的后代。



“人貉”则是秦律对“无爵贫民”的一种侮辱性称呼。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里记载：“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大意是：作为“人貉”，他的儿子没有资格继续做自由民，必须去给人做奴隶奉养主人，否则会被没为官奴隶；不去奉养主人而能给国家纳粮，可以不没为官奴隶，只将其交给主人。（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以上种种，究其理念来源，全部可以追溯到《商君书》中的“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制追求最大限度的汲取以造就强秦；这疯狂的汲取必然造就秦民的贫穷；而贫穷在秦律里又成了秦民的罪过。这一“制度循环”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秦民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老老实实做强秦耕战马车上的肉酱血泥。



相关阅读：民众为何不愿西来？

【【【【【【【【【【【【【【【【【【【【【【【【【【【

民众为何不愿西来？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11-21




公元前259年冬天，纵横家苏代从韩、赵两国接了一单业务，风尘仆仆赶到秦国，敲开了秦相范雎的府门。



此时的秦军，正由名将白起指挥，兵分两路，进攻韩国的皮牢和赵国的太原。苏代来见范雎，旨在鼓动范雎去劝说秦昭王退兵。



依据《史记》的记载，苏代是这样给范雎剖析利害的：



“赵国亡了，武安君白起就会成为三公。白起为秦国攻取了七十余座城池，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大军，其功劳已比肩周公、召公和吕望。赵国被灭后，白起必然要升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政治地位被白起压制吗？你不接受也没办法，白起升为三公是形势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后，苏代再给范雎出主意：



“秦国以前进攻过韩国，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肯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一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所以呢，与其让武安君白起立下灭赵的大功，不如劝说秦王退兵、接受两国割地的提议。如此，秦王得到了土地和百姓，韩、赵两国得以继续苟延残喘，你范雎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遭到白起的挑战，可谓一举三得。”


范雎被说服了。



苏代口中的“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并非虚言。就常理论，虚词夸张不足以拿去说服秦王。就史料论，公元前262年，秦攻上党，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其中也有“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这样的话。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徕民篇》中也有一段相关论述。



《徕民篇》不是商鞅的作品，是后世误收的秦人作品——文章提到了“长平之胜”，当时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诉说对象是秦王，且多次自称“臣”，可知是秦臣写给秦王的政论。这位秦王，有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有可能是之后的某位秦王。至于这位秦臣是谁，有人猜测是吕不韦，也有人猜测是尉缭，但皆难以定论。



这位秦臣在文章中说，秦国如今幅员辽阔，“地方千里者五”，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的领土，但是“人不称土地”，人口不足，无法将疆域内的土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反观相邻三晋之地的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领土狭小、人口众多、住宅拥挤，很多人甚至没有田宅，其土地不足的程度，比秦国人口不足的程度还严重。但是韩、魏等国的民众，却不愿意迁来秦国，因为做秦国的百姓实在太惨了——《徕民篇》的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大意是：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在这样两个确凿的事实面前，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在秦国做“士”非常惨、在秦国做“民”非常苦啊。



这位秦臣还批评了当时秦国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他说，秦王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由这段批评可以知道，尽管此时距离商鞅变法已过去了至少80年（姑且以文中提到的长平之战为时间下限），但秦国仍在继续推行商鞅所鼓吹的那套弱民、愚民之策。这套东西的核心要义是：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


《徕民篇》的作者，也就是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显然不能认同商君的做法。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官员成天把爱爵（吝啬爵位）、重复（不轻易见面赋税劳役）挂在嘴上，将之说成秦国崛起的核心诀窍，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兵法上说，敌人弱了，就等于我们强了。三晋各国打不过秦国，已是长达四代人之久的事情。从魏襄王那时候开始，他们野战打不过我们，守城也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各国败在秦国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灭不掉他们？



这位秦臣的答案是：



“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屈服，是因为我们秦国只能夺走他们的土地，无法夺走他们的民众。而之所以不能夺走他们的民众，是因为做“秦民”实在太惨了。



《徕民篇》提供给秦王的策略，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优惠政策，凡自其他诸侯国前来归附的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开垦岭坡、洼地上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将之写入法律。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百万量级的百姓入秦。



秦王有没有采纳上述建议？不得而知。



可以知晓的是，“秦士戚而民苦”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公元前259年，苏代说的是“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五十年后，公元前209年，陈涉说的是“天下苦秦久矣”。

（完）

刘国重

托洛茨基对沙皇一家当年下达死刑令时苏联共内部也有争议，托洛茨基说沙皇的孩子当然无辜，但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枪毙。多年后他流亡海外，斯大林抓住他的儿子要枪毙，却到处嚷嚷自己的孩子是无辜的。还给罗曼罗兰、萧伯纳写信求救，没人理他，他的孩子被斯大林用同样的理由枪毙了! ​​​​

】】】】】】】】】】】】】

长眉汉专稿：金庸旧版小说汇校本诞生记
原创 说剑斋 侠隐 2018-08-29
编者按：喜闻长眉侠决定无偿公布金庸旧版的“四校本”以飨同好，真是可喜可贺。在简体金庸旧版合订本问世之际，我们请长眉侠谈一谈这套汇校本背后的故事。
关键词：四校本，简体金庸旧版合订本，汇校本




在写本文之前，想先谈谈促使我下决心校对金庸旧版小说的原由。



我从小就极喜读书，从七八岁识字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没一天不看书，再忙再累，总要抽空读书，已经融入血液。从儿童小说、古典小说、评话小说、外国小说、当代小说，乃至文言文的《聊斋》《史记》《资治通鉴》等，都读过，当然许多书不求甚解，只了解了一些皮毛。

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从单位图书室借来的繁体版《小英雄雨来》，那时常用字都没识得多少，更何况繁体字了，必然是读得磕磕绊绊、极不顺畅。我父亲却没有教我识字，而是给了我一本陈旧的《四角号码字典》，教我如何查字，教我背四角号码查字法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从那时起，我看到不认识的字、不解其意的字词，必定要查字典。长此以往，对错别字极感膈应，这个习惯终于伴随一生。



每个读者的性格、成长环境、文化素质等因素不同，所偏爱的书肯定也不一样。我偏爱武侠小说，由来已久。从《上古史演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读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武松》《林冲》，再读到《施公案》《刘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为一诺千金的季布而击节；为悲壮激越的荆轲而慨叹；为杀富济贫、救孤恤寡的好汉而感动，自然而然对书中的侠客、英雄充满崇拜之情。



正当对这些旧派武侠小说读得渐失兴趣、无以为继之时，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石破天惊般蓦地里出现了，当时我应该已经读初一了，大概是八一年左右。先读《萍踪侠影》，已是精彩绝伦，再读《书剑恩仇录》，更是妙不可言，特别是金庸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能力，让我佩服得无以复加，此中韵味，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从此，对金庸小说情有独钟，一读再读，一发而不可收拾，年龄越大，越是割舍不下。





因缘际会之下，2010年来到了金庸江湖网，结识了不少同好，极大的拓宽我的视野。有幸读到了原汁原味的旧版，自是一番惊喜，但文本错讹、脱漏较多，以后遍寻旧版完本，始终未偿心愿。当下立愿，穷我有生之年，必将整理出一套旧版金庸小说，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坎坷的校对之路。



虽立宏愿，但手头没有一点旧版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我这个痴汉呢。当时所能借助的只是金庸江湖网上由一剑兄整理编制的旧版电子书，所幸的是，这个文本底子不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一剑兄所花的心血，想必极大，饮水思源，当铭记在心。）



手里没有第一手资料，校对无从着手，能做的仅有改错一项。心想就算改正一个错字，也是一种进步。抱着这种想法，一面慢慢收集资料，一面开始系统地进行改错工作。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十五部作品的第一遍校对工作。



回望这次的校对历程，虽说改正了若干错别字，但同时也改错了许多地方。究其原因，一是没有可靠的校对“母本”，无所参照；二是没有专业的校对知识，更多的是凭着一腔热情在坚持。现在想来有点可笑，但毕竟是自己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人生中的小确幸。



当改错结束，资料收集却进展甚微。大家可能知道收集旧版资料并不容易，但难到什么程度，局外人定然难以想象。大多数藏家得来不易，密珍自爱，不肯轻易示人，虽有个别藏家为了收回投资，私下售卖，但价格不菲，我等布衣只能望“洋”兴叹。



正当校对工作停滞不前之时，有侠友私下联系，要我替他修一些旧版集结本的封面封底图。虽然没有文字资料，但能看到封面，也是一件幸事（那时只要能看到旧版资料，就算一鳞半爪，都会喜不自胜），于是欣然应命，从“自由择业者”变成了“打工仔”。



起初，此君看我有求必应、工作卖力，兼而出货快速、质量过关，对我青睐有加。也许是想留我打“长工”，知道我有校对意向，陆陆续续给了我大部分结集本的书影资料（使我的校对能继续下去，到现在，我还极承其情）。后来却无止无休地加派工作，天天有没完没了的修图工作布置给我（旧版封面修好，又有修订版封面的移花接木；修了金庸的，又有梁羽生的）。



一年来，把我的个人时间挤得一点不剩，我每天应接不暇、疲于应命。此君把我吃的透透的，知道我需要什么旧版资料，明明手中齐全，却像挤牙膏一样，给得极不爽快。朋友之间理当肝胆相照，我尽其所能为朋友付出，也希望对方能真诚相待，可能怕我拿齐资料后不肯再为他“打工”，就变成了你帮我修多少图，我则给你一点旧版资料作为报酬。



当是时，旧版资料俨然成了钓饵，而我就是那条等着上钩的鱼儿。古人云：“朋友相交，贵在知心。”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不喜欢“心机男”般的处事方式，资料再好，不要也罢。到此地步，缘分已尽，夫复何言！



我如此详尽的写下上述文字，目的不是要责怪怨怼、编派是非，而是为了说明旧版资料的得之不易。



没过多久，得知我校对旧版的心愿后，一位朋友赠予我一部三育版《书剑恩仇录》书影，另一位朋友更是慷慨大气，一次性补齐了所有结集本的书影，包括极其珍贵的三育版《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书影。我真正意义上的校对从此开始。





我静下心来，排好校对进度，一门心思沉浸在文字海洋里，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好在单位工作轻松，公事办完，剩余时间大把，悉数用于校对。下班回家继续校，双休日主动承担家务，表现勤勉，为的是“干私活”时不被妻子怨嗔，得以安心校对。我每天花在校对上的时间有五六个小时（除了春节几天走访亲朋好友，其他我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校对工作）。以这样的状态投入进去，十五部作品校对一过，仍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校书如同扫叶，校不胜校，改不胜改，校对一遍的文本只是为文字“梳了个头”，更何况基于结集本的参校本，本身就有许多错漏之处。为了进一步给文本“洗个澡”，下决心收集报纸连载，只有用报纸连载作为“母本”，校出来的文本才能使人放心。但报纸的收集谈何容易，仅隐约知晓圈里有几个大神级的人物或许拥有部分资料，但既无交情，更无缘分，安能求得？



当时想到一个迂回折中的办法，报纸求不到，可以退一步，求大神们用报纸校对好的部分文本。用他们的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比对，标识不同之处，再请他们用手中的报纸进行复核。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打消了他们拿出报纸资料的顾虑（虽是同好，但毕竟大家不熟，别人不了解我的为人，对我所述本意是否属实尚存顾虑，实为人之常情），二是可以节省他们的校对时间（他们只要核查不同之处，无需从头再校），三是可以完善双方的文本，四是可以互相探讨得失，远较一个人孤军奋战为好。经过几次拒却、几番周折，还是得到了一些支持和信任，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文本的互校工作终于结束。在此，我衷心感谢给予信任、提供我文本的这些大神们。



随着“圈子”里的侠友越来越熟，彼此了解越来越多，自己的心愿被更多的人理解并给予支持。在几位大神（请恕不便相告）的无私帮助下，自己也出钱买了一些，终于陆陆续续地求得了99.99%的报纸连载资料（虽然有一部分报纸连载是东南亚等地转载的，文字质量不如明报，但文字内容一期不缺，用于文本参校当无问题）。



有了如此珍稀的报纸连载资料，必须再次校对，否则不但暴殄天物，更是“天理难容”，也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和厚望。于是，一鼓作气用报纸连载作为“母本”进行了第四次校对。此次校对费时两年，补足了结集本中的许多漏句，使文本完善到了令我相对满意的新的层面。



今年年初，又把繁体文本全部转换成了简体文本。繁转简的工具很多，但真正好用、错误几率少的工具软件并不多，另外有好些一字多义的繁体字在简体字中有不同的字对应，还有几百个不常用的繁写异体字无法转换成简体字，一些标点符号也无法自动转换，必须手工替换，这就需要最后进行复检——仔仔细细复读。在复读的过程中，又纠正了一些错字（这些繁体字笔画繁多，形状相似，极易漏校，转化成简体字后，倒是清晰可辨）。此项工作历时半年多，至此已全部复检完毕。





由于年齿渐长，精力日衰，旧版金庸小说的校对工作将不会再继续下去。有心将文本公开发布，造福同好，又恐遇人不淑（利字当头，能教贞女变荡妇，君子成小人），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找寻一位可信之人，将文本无偿托付，由其全权处置。这样既能使自己的心血不致湮没、得偿所愿，又能让我的校本尽量避免沦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虽然我的文本改错、校对有五次之多，但错误肯定不少，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些改动之处也不见得他人能够认同，倾向不同、取舍各异，本就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我不能说这套文本如何高大上、又是什么“完美版”，但坚信应有它的可取之处，当不为过。我的文本不是一个人校对出来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因此对前人作出的成果，充满敬畏和感恩。由此及彼，也极愿意成为后人的垫脚石，为真心喜欢金庸旧版的朋友提供些许帮助。



枯禅八年，熬白熬脱了头发，视力从1.5降至0.5，变成了“四眼田鸡”。肩颈僵硬，手指酸麻，落下了一些病根，代价可谓不小。所幸的是，总算完成了八年前许下的心愿，换来了汇校本的诞生，幸耶悲耶？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长眉汉

                                                                 2018年8月29日






】】】】】】】】】】】】】】】】】】】】】】】】】】】】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16:46 来自 iPhone XR
托克维尔：“专制可以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可以没有信仰。宗教，在他们(美国人)所拥护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道德纽带没有绷紧的时候，社会怎能避免走向毁灭?一个民族如果不臣服于上帝，自视为主人，对之该怎么办呢?”收起全文d
û收藏
�a42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城，美国政治家、演员。第40任美国总统，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1. 你无法既支持大政府、重税和臃肿的官僚机构，又支持老百姓。


2. 最伟大的领袖未必做大事，而是让人民做。


3. 英语中最吓人的一句话：我是政府派来帮你的。


4. 我们说，政府花钱大手大脚，就像那些个喝的醉醺醺的水手；不过，这样说对后者并不公平，毕竟水手花的是自己的钱。


5. 控制住你的政府，不然，它会控制你。


6. 在当前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恰恰是问题所在。我们经常被诱导坚信：社会因为太复杂以至不能自治，而由精英管理的政府会优于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当中都没有人能管理自己，那么，又有谁有能力去管理别人？


7.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而非主宰他们的生活。


8. 切记，政府的每项服务，提供的每份财政保障，都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在未来某一天，每当有声音告诉你，让政府做一件事，你都要仔细分析下你所建议的服务，是否真的值得，为换取这样的服务而放弃你的自由。


9. 当获得政府帮助的欲望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看不清它所具有的巨大权力能伤害我们，这个时候的政府是最危险的。


10. 个人自由取决于政府得到控制。


11. 不是联邦政府创建了各州，而是各州创建了联邦政府。


12. 我再次提醒大家，只有政府受到限制，人才会有自由；其中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简明、精确：政府越强盛，自由越缩减。


13. 集中化权力一向是自由的敌人。


14. 政府只该做人民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


15. 没什么比临时政府的计划更持久。


16. 自由就是要认识到，任何个人、权威或政府都无法垄断真理；并且每个人的生命无比宝贵，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都是有原因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17. 任何政府都不会自觉地削减规模。只要政府项目一旦启动，就永远不会消失。事实上，政府官僚机构是地球上所能见到最接近永生的事情。


18. 无数个体在市场里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它对资源的配置一定是好过集权政府的计划。


19. 对那些援引第一修正案，将上帝排除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人，我只想说：第一修正案不是保护美国人民免于宗教价值观的影响，而是保护宗教价值观免受政府暴政的影响。


20. 历史来了又去，但原则永存，要确保后人捍卫这种自由；而不是看成政府给他们的赠礼，这是我们造物主的祝福。

【【【【【【【【【【【【【【【【【【【【

何为鲁迅？
原创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今天
点击上方蓝字即可加关注



01  鲁迅最好的一部作品是《野草》


今天说说我心目中的鲁迅。我说的不一定准确，但都是我真实想法。我尽量用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平视眼光去评价他，不刻意拔高，也不蓄意贬低。


先说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集里，最好的一部是《野草》，绝对的天才之作。

王鼎钧很不喜欢鲁迅，但是独独偏爱野草。他说文学史上有三大憾事，一是《红楼梦》没写完，二是《野草》太短，三是孔子删《诗经》删得太多。


《野草》里有很多诡异的意象。
比如有一篇《复仇》，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全身赤裸，捏着利刃，对视着。下一刻他们俩可能会冲在一起互杀，也可能会抱在一起交媾。周围一大群人等着看热闹，看流血或者流汗。但是这俩人一动不动，大家就走散了。这一对男女还是不动，沉浸在“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再比如说还有一篇《失掉的好地狱》，说地狱荒废太久了，油不热了，剑树没了光芒，鬼魂们也号叫着要反狱。这时人类仗义执言，赶出魔王，攻陷魔界，派使者整饬地狱，添薪加火，磨砺刀山。鬼众们在沸油中纷纷怀念起以前“失掉的好地狱”。



还有一篇《墓碣文》，说在一座坟的墓碑里，看见一个死尸，胸口有个大洞，心肝已经没了。墓碑上写着一段话：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除此之外，还有《傻子，聪明人和奴才》、《死火》、《淡淡的血痕中》，都非常了不起。

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散文。鲁迅可能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但是《野草》很有原创性，不比那两本书差。



《野草》里我最喜欢的一篇还是《影的告别》。

影子对身体说，我不愿意跟着你了、我很挑剔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现在我不乐意你了，所以我要离开。

可我能去哪里呢？到黑暗里去吧，黑暗会吞没我，到光明里去吧，我是个影子，光明会让我消失，那么我该去哪里呢？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你要把它当诗看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汉语诗。


《野草》是鲁迅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他的小说和杂文都不如《野草》。

我觉得是这因为鲁迅的内心世界太复杂混乱。小说也好，杂文也好，线条都太清晰了，怎么写也只能是鲁迅暗黑世界的删减版。散文诗这种题材比较暧昧，正好传达出他的心情。所以，他写《野草》的时候，是一种放的状态，任由激情喷薄而出。

后来他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02 鲁迅的小说，好坏各半


说完《野草》，再说小说。
鲁迅小说，有一半是好的，一半是不好的。比如《一件小事》就很差，简直就是作文水平，要是作者换个名字，谁会去看？《鸭的喜剧》、《白光》、《高老夫子》都很差。但是《孤独者》、《肥皂》、《风波》、《阿Q正传》、《狂人日记》又都很好，出类拔萃的好。


为什么鲁迅小说的水平差这么大？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做实验。那个时候中国小说刚起步，鲁迅也是摸索着写，尝试不同的风格。有的实验成功了，就很好，实验失败了，就不好。比如都是讽刺小说，《高老夫子》想讽刺一下知识阶层，但没找到切入点，结果就很糟糕。而《肥皂》讽刺假道学老色鬼，“咯吱咯吱洗一洗”，效果就非常好。


鲁迅写不了长篇小说。
他有过这个打算，有时候想写《杨贵妃》，有时候想写长征。但我觉得他真的是写不了。硬写出来也不会好。《阿Q正传》已经是他的长度极限了。鲁迅爆发力好，但并不适合谋篇布局，围绕一个东西写四五十万字。

有人劝他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他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短文章更有战斗力。其实他私下里也觉得长篇小说是文学“正途”，希望写一部，但筹划了几次还是放弃了。



不光长篇小说写不了，到后来，鲁迅连写短篇小说都找不到感觉了。二三十年代之交，鲁迅经历过一段写作危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文学才能，很苦恼了一阵。后来，他确实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像《采薇》和《起死》，但水平确实不如以前了。



说到这儿，就要说到《故事新编》，这是他最后一部小说集。我觉得这本书很了不起，跟《彷徨》的水平接近，比《呐喊》要好。
当然，里头也不是篇篇都好，《起死》就写的挺一般，《非攻》更差，主题先行，文字呆板。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几篇都非常好。


我个人最喜欢《奔月》。受高长虹刺激（鲁迅误以为高长虹要来抢许广平），鲁迅的幽默感爆棚，把一个迟暮英雄写得活灵活现。不过最牛的一篇当然还是《铸剑》，这是绝对的鲁迅式小说，黑暗、刚硬、强悍，简直就是一盆血。

我觉得要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这篇《铸剑》就是一把钥匙。



03 鲁迅是吵架王


说完了小说，说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个U字型。
他早期的杂文非常好，从《热风》一直好到了《华盖集》，然后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到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就掉到了谷底。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好文章，但很多真的不太像样。天天跟一帮烂人吵架，而且越吵越无趣。

在北京的时候，他跟陈西滢吵架，那是吵得有意思，当逗乐看都值了。可在三十年代，鲁迅吵架态度越来越生硬粗暴，还动不动拽上一些大词。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样子，着实有点丑陋。


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的杂文水平又回来了。三本《且介亭》文集里，不少文章都可说是传世的经典。我觉得这很可能是鲁迅身体变坏以后，觉得时间不多了，又返回自我，重新找到了文字里那种生命的温度。



总的来说，鲁迅的杂文非常好，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

现在不少人捧周作人，其实周作人的文章，比鲁迅的杂文还是差了一大截。

看周作人的文章，你会想：哇！这个人读了好多的书！
但是读鲁迅的文章，你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鲁迅读的书一点不比周作人少，阅读范围甚至更广。但是他把那些书融入到文章的血脉了，你是看不到的，只能感受到那种文化纵深感。这才叫读书写作的化境，周作人那种，只能叫掉书袋。

而且鲁迅有幽默感。大家都说老舍有幽默感，钱钟书有幽默感，其实最有幽默感的还是鲁迅。

林语堂天天标榜要“幽默”，但是他的幽默就像现在的脱口秀节目，上来就摆个架子：我要给大家幽默一下了！你要不笑他还紧张。
鲁迅的幽默就很自然随意，冷面幽默。就像陈西滢说章士钊家里有许许多多藏书，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结果被“暴徒”闯进家里，藏书都散失掉了。鲁迅就讽刺说：那当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寥寥一两句话，那种画面感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就要说到鲁迅为什么能当上吵架王。
鲁迅吵架有几个诀窍，首先，他喜欢装傻，说反话。其次，他喜欢引用别人的原话（有时候确实是断章取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几段话放在一起，有时不用多说，一个白鼻子小丑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还有，就是他喜欢用别人的话做推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归谬法。


要说技巧，主要就这么几条。但是，最重要的是技巧背后的幽默感。
你可以反驳一个人的逻辑，但很难反驳一个人的幽默。别人说你这段话是胡扯，你可以找证据，一二三四五，我是有道理的。别人拿你的话当个段子讲，还不幸把大家都逗乐了，这个时候你一本正经地反驳，就会显得有点傻。

幽默往往只能用幽默来反击，但是鲁迅的对手基本都没有这个能力。



点击查看源网页

青年鲁迅



比如梁实秋，吵架的时候就太笨，太老实。
冯乃超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怎么反驳呢？他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呢。
他觉得这样很幽默，，其实这简直是勾着别人往下骂。情难却，鲁迅就顺着他的话往下骂：对啊，你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因为你是丧家的走狗！谁有钱，你就向谁摇尾巴，动物本能嘛。
没有像梁实秋这么吵架的。吵架的时候你要想好你说这句话，别人会怎么反击。梁实秋倒好，跟于谦似的，成了捧哏的了。人家说：你是走狗！他说：可我不知道主子是谁啊。人家当然就说：所以你是丧家的走狗嘛！



鲁迅横扫文坛，成为吵架王，一骂一个准，那当然是自己有本事，但他的对手也实在太弱鸡。那个年代的作家，没有经过网络上短兵相接的训练，也没有鲁迅天生的本事，就会显得弱鸡。
要是放到现在，人心不古，梁实秋这样的老实人早就被骂心梗了，剩下的越来越奸猾。鲁迅在今天可能还是吵架王，但王者之路上就会腥风血雨多了。



04 鲁迅的魅力，并不完全来自他的作品



我前面说了鲁迅的散文诗、小说和杂文，都很好。

但是这种好不像《红楼梦》。《红楼梦》的好，是那种壁立千仞，旷世一有的好。可如果把鲁迅作品拿出来一篇篇看的话，并没有这么厉害。鲁迅的魅力，和他的作品本身，其实是有点不相称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鲁迅的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独特的灵魂。他的作品就像一个个马赛克，单独看的话并不是超级厉害，但是摆放在一起，就拼凑出了一个有巨大魅力的图案。而图案就是鲁迅这个人本身。


我们先说鲁迅的思想。

鲁迅的思想是模糊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形状。你很难清晰地把它总结出来，鲁迅自己也不能。他就像一座难以描述的深渊。

这是因为鲁迅是用直觉来思考的，所以他的思维不成体系，缺乏边界。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对生命的体验，有一种独特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鲁迅很深刻。什么叫深刻？并不是说他想法很奥妙，很博大。鲁迅的思想不是博大，但是敏锐。打个比方，这就像琴弦。同样的一个音节，拨别的弦，震动幅度小，但是拨鲁迅这根弦，震动幅度特别大。

我们就拿痛苦这件事来说。社会黑暗啊，人民愚昧啊，知识分子看了痛心啊，当时的文化人基本都是这个调调。胡适很痛心啊，周作人也很痛心啊，大家都很痛心啊。但是不一样。鲁迅表达出的痛苦感，比他们强烈得多。那不像观念上的苦闷，更像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鲁迅说“吃人”。好多作家其实也会这么说：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周作人对“吃人”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还专门写过一篇食人考。但是你看了周作人的文章以后，会觉得那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社会批判。而对鲁迅来说，“吃人”可不是什么社会批判，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是锐利的牙齿，狼藉的血肉，是萦绕在心灵深处的咒诅。

这也是胡适和鲁迅的一个本质区别。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接近的，但是胡适永远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如此偏激，而鲁迅也永远不能理解，面对尖牙和血肉，胡适怎么可以这么不偏激？

敏锐导致了决绝。所以鲁迅比其他知识分子走得更远，走得更极端。他说自己的想法是黑暗的，很多黑暗的想法，甚至不敢说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一个黑暗法呢？
我猜测，他的根本想法，就是人——至少中国人——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可能变好。这种话当然没法说出口。而且他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可能极端了。万一自己错了呢？所以他很喜欢裴多菲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裴多菲这句诗，就是配合情节的随口一说，本身并无深意。但是对鲁迅来说，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核心命题：我绝望，但对这种绝望，我也并无把握。

但是这句话的重心还是在绝望。



05  鲁迅是个否定性的力量


鲁迅对黑暗极端敏感。他就像大海绵一样，把所见到的黑暗之物都吸纳进来，铸成自己心头的铁刺。他是一股否定性的力量。
鲁迅要是活在现在，肯定会在网上被骂成恨国党。他对中国人很少有好话。外国人写批评讥讽中国人的书，别人看了很愤怒，说这是辱华。鲁迅说哪有什么关系，应该赶紧买来看一看，人家说的对嘛。
鲁迅对传统文化也绝无好话。施蛰存建议青年读《文选》和《庄子》，鲁迅看了就怒火中烧，说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多读些外国书。中国人写的书，就算乐观，也是僵尸般的乐观。外国人的书，就算悲观，也是活人的悲观。

搁到现在，这么说会被骂成汉奸的。



其实，鲁迅只是和现实纠结得太深。

还是拿他和周作人做个比较。周作人也批判国民性，但是他的批判是超脱的。而鲁迅是入戏的，而且入戏太深，以至于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承转启合。

对这个人间世，周作人是真的冷淡，而鲁迅是真的热烈。所以，鲁迅的文字下面，始终有一种激情在鼓荡。而他又不像郭沫若，一激动就大喊大叫：我是天狗呀，我要把月亮吞了！我要把太阳吞了！鲁迅用一层冷冷的膜，裹上了文字下面那岩浆般的热。

这让他的文字有了一种迷人的魔力。

有人批评鲁迅没有建设性。这种批评是对的。鲁迅确实没有建设性，他就是一个否定的力量。哪怕鲁迅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家，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在精神上，他就像《铸剑》里的那个神秘黑衣人，承负着人类所受的冤屈，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但是鲁迅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也有点不安。他也觉得这不太对头。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大幅左转，想要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他甚至还苦读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呢。



但是这种努力违背了他的本性。鲁迅的思维方式是具象的，很有画面感。他根本不适合研究抽象的理论，更不要说用理论指导创作了。所以这个阶段，鲁迅的创作水准大面积下滑。而且他整个人也都变得不自然了。鲁迅尝试着说那些大词，阵线啊，民众啊，帝国主义啊。我读那些文章，总觉得那不是鲁迅，而是谁在努力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那些大词本身是错的，而是鲁迅的个性不适合干这个。他违逆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否定性。其实鲁迅自己也知道这样很不自然。但是他觉得这是正确的，所以逼着自己去做。

当然，这也和孤独有关。
我觉得鲁迅是个精神世界非常孤独的人。这很可能是驱动他转向的力量之一。





鲁迅特别喜欢比亚兹莱的版画，这也是他精神生活的另一个面向


06 我们也给鲁迅脑补了很多东西


最后说说他的性格。

鲁迅对于我来说，是有点偶像光环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性格有缺陷。
我们都有皮肤，所以对外界的痛楚没那么敏感，这让我们迟钝，但也保护了我们。而鲁迅就像一个被剥掉了皮的人，对痛楚是如此敏感，这让他成为一个天才，但也让他多少有点病态。

他在思想上就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容易导致独断论。而在为人处世上，他也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他是正直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鲁迅性格有问题，但人品是干干净净的。关于偷看弟媳妇洗澡之类的传言，没有任何证据，只能当成胡扯。

但是鲁迅对世界的看法过于悲观，对人就不免偏狭多疑。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


鲁迅吵过无数次架，几乎每次都赢。但很多时候，鲁迅其实并不占理，能赢只是因为他会吵架。

比如高长虹，鲁迅怀疑他写情诗勾引许广平，所以炮火全开攻击高长虹，其实那是他冤枉人家了；再比如说民权保障同盟事件，鲁迅讽刺挖苦胡适，其实那件事里胡适并没有做错什么，鲁迅却搞诛心之论。
但碰到这种事情，大家往往会采用双重标准，谅解鲁迅，因为他是鲁迅嘛。这就是偶像光环。



很多人还说鲁迅是勇士。
按照常人的标准看，鲁迅确实可以算勇敢。比如杨杏佛被谋杀的时候，他参加了葬礼，这就冒了一定的风险。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得到。
但鲁迅的勇敢是常人标准下的勇敢，而不是勇士的勇敢。在小说里，他可以是自刎复仇的黑衣侠客，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个很现实的正常人。



跟我们这些普通人相比，鲁迅可能更正直一些，更倔强一些，但他身上并没有殉道者或者勇士的气质。从鲁迅的文字里，你可以这么想象他是这样的；但在鲁迅的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这样的事例证明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鲁迅的有些品质，是我们脑补出来的结果。如果面对系统性的巨大压力，鲁迅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他后期的一些言论看，我总觉得未必很乐观。

】】】】】】】】】】】】】】】】】】】】】】
王家范《仁政的理想与哀歌》（谈洪武恐怖统治与建文改制）（有声文选）
童年de小书斋 今天
  文末有以往内容链接  

  文章内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摘录文字，仅供学习  

  欢迎点赞、转发，提供精彩文章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
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时死者约有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
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黥、劓，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王家范








选自《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作者：王家范

主播丨宁静的童年

（微信：yezi--fly）



1、方孝孺对洪武政治的批判
2、洪武政治下的江南士大夫
3、建文帝及其改制










仁政的理想与哀歌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世长辞。在这三十一年里，朱元璋以猛治国，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推向了极端君权，一直延续至清亡。还在洪武九年，一个名叫叶伯巨的官员，就曾上书指责朱元璋“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明史》卷一二九）。那时，叶氏还不可能意识到，他所批评的正是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而且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就是这一基调的发展或变奏。然而，当洪武皇帝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却出现过一种与原来基调不相协和的短暂转向。这种不协音调渊源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则发自方孝孺。建文改制，实际上是这种不协音调的绝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把方孝孺及江南士大夫与建文改制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明史研究诸同仁的重视和深入考察。

方孝孺对洪武政治的批判

洪武政治，建立了一整套的皇权保护机制。这种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配备了一套皇族权力体系。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制定了分封诸子为王的藩国制度。这是惩宋、元孤立之弊，而重行封建之反动。秦亡之后汉有分封，魏灭之后晋有分封，然封建之不可恃，亦不足恃，历史已作出结论。故自隋唐以迄宋元，分封制度终于沉寂了七八百年。在这七八百年间，封建的祸害不仅记忆尚新，且曾有藩镇为害，再度分裂（五代十国）的新痛。故自北宋开国后，中国的政治便开始了朝君主极权体制的方向演进。有一利必有一弊。权力高度集中于一家一姓，结果却导致了宋元皇族的孤立。明太祖朱元璋首先记取的是宋元的孤立之弊，此亦是他能够乘时而起，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还有一种形势，也不容他轻忽。其时，经元明之际的长期征战，他手下锻炼出一批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他们或可拥兵割据，或可居中颠覆。对这些武功卓著的军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有一种可靠的钳制力量，以防不测。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紧迫、也十分现实的课题。尽管历史上有过封建祸害，但时间隔得久远了，而且血毕竟浓于水，朱元璋还是选择了分封诸王的对策。在这两种趋势反复交织的形势下，对洪武的分封制似乎就更有深入考察的必要。

明的分封，是有其特点的。诸王在各自的封国里建立王府，配备官属，虽不能干预民事，但本身已具备了若干政权职能。按照规定，诸王拥有指挥一方军事的权力。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拥有至少三千多至一万九千的护卫军，直接归亲王调动。另外，王国所在地的地方守军的调动权，也掌握在皇帝和亲王手中。地方镇守官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御宝文书，也还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发兵。这项规定是关键性的。诸王掌握了军权，也就保证了王府官署在中央政权失效时，可以迅速接管地方行政机构，指挥地方行政。亲王地位之隆，也是明初分封的一个特点。按照规定，凡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亲王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节制亲王和亲王府。这样一套皇族权力体系，大大增加了朱姓皇朝的保险系数，并有效地保证了皇权对各级地方行政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一套随时随地都能起用的地方行政机构。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时死者约有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明史》卷一二九）。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黥、劓，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废除了行之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相权，历来是皇帝用来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是整个官僚系统的中枢。相权至重，往往反过来削弱皇权。历代王朝的相权与皇权，各自都处于一种不断被削弱而又不断被加强的过程中。皇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消彼长。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朱元璋遂废除宰相制度，将中枢权力割裂于六部。从此，政府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总揽朝纲。废除了相权，皇权则无限制地膨胀。洪武时四大案，除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废相之前（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其余诸案都发生在废相之后。实际上，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使中书省形同虚设，胡惟庸的相权也由此名存实亡。所以，到洪武十三年大兴胡惟庸案，已不存在什么阻力。

据上述三点综合考察，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洪武政治是以实施彻底的皇权主义为目标的。朱姓皇族权力体系的建立，是在全国范围内，辅设了一套皇帝监控地方军事和行政的准军政机构。它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并随时可以取代另一套官僚系统。在此基础上，相权，即整个中书机构，就显得多余了。顺便指出，当时朱元璋已将地方行政也直接隶属于中央，他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六部，有效地控制全国的行政。惟其如此，因相权的存在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分割，就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要真正行使这种彻底的皇权主义，还需要有效的威慑手段。整个洪武时期厉行政治恐怖主义，说得表面些，或可以叫作“求治太速”，但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在为贯彻彻底的皇权张目。洪武政治，说到底就是亘古所未有的极端皇权主义的集大成者。

方孝孺，是当时江南地区士人的精神领袖。他对洪武政治的批判，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批判具有相当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其出发点是：“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礼政教，亦宜损益折衷。施于今而泽乎后者，未之讲也。”（《方正学文集》卷一）方氏表面上是追索三代，但强调的是“损益”，并要求对这种“损益”的实际作用加以讲明，以供借鉴，“使知变而不失其本”（《方正学文集》卷四）。他在《基命录序》中说：“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或可以縻当世，而不足以传无穷……取之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者相属也。数千年间，庶几知商周圣王之用心者，惟汉高文二帝，唐神尧文皇，宋之太祖太宗为然。此三代之君，或奋起陇亩，或阶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积累之旧，未能过于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难，不敢用其智力而参以仁义；知传世之不易，不敢恃法术以为治而放于道德。”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几千年来，朝代更替，非天命之所在，而皆“取之以侥幸”，其间智力权诈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要长治久安，则必须以仁义道德为本。（二）自秦以来，能行仁义道德之君，不过数人。一千五百年间，之所以陨性偾国之君相属，皆由智力权诈使然。方氏认为，后世政治的这种现实，从理论上说，是由荀学造成的，其《读荀子》曰：

若荀卿者，剽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渊乎执之而无穷。尊王而贱霸，援尧舜，摭汤武，鄙桀纣，俨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则谓人之性恶，以仁义为伪也。妄为蔓衍不经之辞，以蛆蠹孟子之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者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孔子曰：“恶紫，为其乱朱也，恶郑声，为其乱雅乐也。”夫欲摈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

此谓后世之学术，似儒学而实荀学。荀学以人性为恶，以仁义为伪，故弃仁义而不用。荀子“尊王”，主“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之尊君论。以人性为恶，又强调“尊王”，故其立法之精神，已否定了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价值观念。仁，至多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立法则势必陷于智力权诈。观二千年来中国的专制政治，它的立法原则重在禁民为恶，而不在导民为善，而且愈演愈烈。从理论上讲，这是性恶论之流弊，然也是由尊君论所导致的。孟子讲民贵君轻，又讲人性善。从理论上讲，民既为贵，既为仁，仁就应该是政治的出发点。君欲为仁，则发为仁政。方氏欲远承孟子，故曰：“圣人之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方正学文集》卷三）总之，仁政理论，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就是人。故所谓善恶之辨，必须以人为第一义，而不是以君为第一义。秦以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且为历代所沿袭，但是，此所谓“儒术”，实是重术而轻儒，儒表法里。故立法不能不陷于智力权诈，无所不用其极。此皆因为荀子而起，方氏目之为“尚法”政治，攻之尤甚。他说：“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夫天下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亦害其元气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方正学文集》卷二）这里又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民与道并为一事，故得民是为顺道；（二）国家之治乱安危不仅仅系于法。这两点尤其得注意。前者甚合乎“仁者，人也”的古训。照此推论，合乎人，亦即合乎仁。后者在于强调，以不仁人之政而害民逆道，又欲以刑罚禁民为非，这是秦以来千五百年“乱常不绝于时”的根本原因。洪武政治“以猛治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尚法”政治，方氏此说显然是有所指的，切中洪武政治的要害。

对于废除宰相制度，方氏借着讨论《周礼》六官制度，大发其宰相分权之论。他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说：“冢宰者，治之所出也，宗伯典礼，司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士，皆听于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大政，宜见于冢宰。”《周礼》的六官制，把冢宰与其他五官并列，方氏不以为然。“治之所出”，“皆听于冢宰”，“宜见于冢宰”云云，这些话头明白无误地表明，方氏是在提倡甚或是在设计一种宰相分权体制。他甚至还要求进一步扩大相权，说“今周礼列于冢宰之下者，预政之臣不过数人，而六十属皆庖厨之贱事，攻医制服之贱事。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实冢宰之职则陋亵矣。此必非周公之意”。这显然是不满相权被削弱，宰相有如帝王之家臣。方氏要求君“修职”，臣“供职”（《逊志斋集》卷三），而宰相握其枢。所谓“修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供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方氏对洪武政治的批判，还涉及朱元璋的分封亲藩。对周代的分封，他是有所回护的。“武王周公初定天下，其必岂不知封建之弊？”（《逊志斋集》卷五）但在《杂问》篇中，他巧妙地问道：“封建莫复天下为私乎？”朱元璋大封诸子为王，是以天下为私。但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君主不把自己的私利扮成公益呢？家天下不也可以说成是公天下吗？所以，不分封私姓，则无以立其“公”，故亦可视天下为私。朱元璋把家天下推向极致。方氏这一问，看似含混，实乃双关。比之叶伯巨的“分封太侈”，仅仅从将来诸王可能叛乱的问题上入手，无疑是更深刻了。专制君主以家为公，朱元璋是一个典型，而方氏的批判也是有典型意义的。

洪武治下的江南士大夫

1365年，朱元璋兵下江南，一大批江南士人迅速云集他的麾下。元朝入继华夏大统，马上得之，又马上治之，且贱视南人，故不能得到江南士人的支持。这给朱元璋争取江南士人以极好的机会，并为他日后建立明朝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立国之策，是徽州儒生朱升提出来的；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浙东儒生刘基提出来的。江南士人为朱元璋夺取天下出谋划策，朱元璋的胜利离不开江南士人的支持。但是，江南士人并不仅仅甘心于帮助朱元璋打天下，而且还志在建立一个符合“仁政”理想的天下。朱元璋初到江南，宋濂就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明史》卷一二八），规导他建立仁政。宋濂是江南第一大儒。其他如章溢、陈遇等，也都是一时名儒，说话亦与宋濂如出一辙：“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卷一二八）“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明史》卷一三五）一个叫孔克仁的儒生，还为朱元璋分析西汉政治的得失：其得在于“承以柔逮，济以宽仁”，其失在于“王霸杂故也”。（《续藏书》、《明史》卷二八九）总之，这些人都要求朱元璋实行纯粹的仁政。其时，朱元璋也俨若一不世英主，从善如流，在在示天下以仁。

但是，皇明初立，朱元璋在为政是“宽”还是“猛”的问题上，同江南士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洪武元年，王袆就明确表示：“上天以生物为心。雷霆霜雪，有时而搏击焉，有时而肃杀焉……向使雷霆霜雪无时不有，则生物之心息矣。”（《诚意伯文集·行状》）王讲这番话时，已出现了明朝有“三十年杀运”的说法，而朱元璋也一再强调“前元以宽失天下”，须“救之以猛”。王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刘基针对所谓“三十年杀运”，说：“使我任其职，一二年内宽政可复。”（《明史》卷一三五）但此时的朱元璋，为建立他彻底的皇权专制，正肆行政治恐怖主义，根本不能容忍“复宽政”之论。据谈迁《国榷》卷四载，洪武四年，朱元璋在给已告病隐居在乡的刘基的一封信中说：“小人但喜宽，遂恣谤骂国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卿年高，静处万山中，必有真知。今遣刻期往卿问讯，使行勿赍，茶饭返之”，“（刘）基条对而焚其草，大要劝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云。”朱元璋的信是有警告性的，如“小人但喜宽”云云，而刘基仍坚持了他“复宽政”的主张。“条对而焚其草”，这是刘基的聪明。刘基对皇上有问必答，答则直抒己见，但从不向外人道及，成了“你知我知”的绝对机密。这是一种处理“伴”如虎之“君”的政治高智慧。洪武八年，刘基在死前再次写信给朱元璋，说：“宽猛若循环，毋持一端。”（《郁离子·假仁义》）《明史·钱唐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帝尝览《孟子》，至‘寇仇’‘草芥’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孟子主张仁政，又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故有“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而洪武治下是没有任何仁政可言的，刘基说：人曰五伯之假仁义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离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时，天下之乱极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刘基的话一般都说得很晦涩，或可雅言之为委婉含蓄，实亦不得已而为之。这里说即使只停留在口头上，装装样子，假也聊胜于无，“亦可也”。弦外之音，洪武政治，是一种连假仁假义都没有的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政治。事实也如此，凡言仁讲宽的，最终都不为朱元璋所容。叶伯巨是死在狱中的。刘基则“上顾之寝薄”（《续藏书》），毕竟不甚贴心，终归疏离。明知刘会遭胡惟庸下毒手，也不见干预。刘基死后他才假惺惺地对其子表一番廉价的“同情”。宋濂后来缄口不言，仍逃不脱，终藉胡惟庸案牵连而死于流放地。钱唐、孔克仁，一个死于流放，一个死于狱中。王袆奉使云南，去说服梁王归顺明朝，结果被杀。云南平定后，未予任何追认。上举数人，只有章溢和陈遇，一个病死于洪武元年，一个终生不肯任官，可谓再世张良，终获幸免。

朱元璋懂得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故重用江南人士。但江南士人反对他的“以猛治国”的政治恐怖主义，坚持他们的仁政理想。所以，朱元璋对他们大行杀戮。但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他最终还是要以士人来治理天下。从洪武年间的实际情况来看，江西地区的士人被逐渐多地起用，原先那种重用江南人士的情况逐渐被改变了。

江西在明朝亦称江右，江南是为江左。明初，除江南以外，士人最多的要属江西，然江西士人在明初的影响远不如江南士人。相比之下，他们远较江南士人容易控制。到洪武晚年，江西士人如黄子澄、练子宁都已官居高位。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起用北方士人，“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宋学士文集》卷七二）。这说明，即使是对江西士人，朱元璋也并不放心。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打击整个南方士人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年会试发榜，“北士无一预者”，于是朱元璋“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这一“南北榜”事件，表明朱元璋担心南方士人终为祸患。而他最担心的，很可能主要是江南士人和江西士人。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明史》卷七二）。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江南和江西士人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政权中任职最多的，却正是这两地的士人。朱元璋先是不信任江南士人，进而又不信任江西士人，但他毕竟还是要以文人治理天下。所以，“南北榜”事件，实际是他对明朝的文治所作的一次努力。尽管北方士人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当时的情况看，北方在文化上的势力很小，北方士人就总体而言影响甚微，且缺乏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控制些。

建文帝及其改制

1399年，皇太孙朱允炆登皇位。他是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死，同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据《明史》卷四载：“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穷追胡惟庸案；次年，又大兴蓝玉案，继续他“以猛治国”的恐怖主义政治。当初太子朱标因谏朱元璋行仁政，父子俩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冲突。现在皇太孙要行仁政，朱元璋却一反故态，听之任之。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他自己也迅速终止胡、蓝之狱，下令“赦胡惟庸、蓝玉余党”（《明史》卷三）。二十八年，又下令在他死后，“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明史》卷三）。盖其时，诸王羽翼渐丰，而国家制度亦大备，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让皇太孙能顺利接管政权。朱允炆以一种“宽大仁厚”的形象出现，这很可能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朱元璋初到江南时，不也是“惟不嗜夺人，布信义，行节俭”（《明史》卷三）吗？他因此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支持。现在，他也不想为太孙树敌过多。故一方面放手让太孙以仁义再结天下人心，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做些仁义功夫。他暗示人们，他的恐怖政治行将结束，他们将会在一个仁慈的君主统治下，安心辅政。但他仍警告说：“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实际上朱元璋是进行一种政治交换，即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也必须遵守我定下的制度。

事与愿违。建文登位，即行削藩。这也是势在必行的。据《明史》卷三载：“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建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这是在以亲亲之义，规导太孙，但却使太孙处于在国为储君，在家为儿孙的地位。以诸王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隆，又有叔父之尊，当然不会把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也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尚未登基，已志在削藩。周、湘、齐、代、岷诸王，先依次削去。而其他诸王，有的已死，有的尚未就国，有的殊无反意。只有燕、宁、谷三王尚待铲除。建文元年七月，朱允炆开始削燕，而燕王朱棣则称兵“靖难”。燕兵起，谷王主动离藩进京。宁王心怀观望，被朱棣用计挟持，兵归燕王。四年后，朱棣兵临金川门，谷王开门迎降。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仍朱姓之天下。彼亦是朱，此亦是朱，此亦足见朱元璋建立其皇族权力体系的深刻用心。

就“削藩”与“靖难”而言，这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但当时为建文帝殉节的江南士人，却不作如是观。方孝孺因拒不为朱棣起草登基诏，遂被朱棣杀灭“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十族”之诛事先已有警告，方氏仍不屈。方氏是明初江南地区士人中，反极端君主专制的主要人物。观其对洪武政治的深刻批判，以及指责三代之后的君主使“国无善治”（《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而“世无圣贤”（《逊志斋集》卷三），可知他决不可能为了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至于不顾“十族”之灭。前已指出，朱元璋很可能是有意让朱允炆以仁义之君的形象出现。但是，就他所立下的制度而言，朱允炆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仁政”，而恢复政治恐怖主义，因此不担心会出根本性的错差。实际的情况是，朱允炆登基伊始，便开始改革洪武政治。且其为人为政，都甚合乎仁义。《国榷》卷十二载郑晓言：“予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予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礼乐，不喜任法律操切人。”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明朝的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而朱允炆在登基诏中亦宣示天下：“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吾学编余·逊国臣记》）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国榷》卷一二）。李贽曰：“我太祖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贤纳士，而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续藏书·方孝孺传》）建文治下，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朱允炆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允炆的另一个政治动作，就是改革洪武官制。建文元年，“诏诸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明史》卷四）。这次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允许诸王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显然是对皇族权力体系的削弱，同时它也意味着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是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府。中央六部的官制更定，一是六部尚书官位一品，二是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位二品。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朱棣说：“今虽不立丞相，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奉天靖难记》）这说明，建文官制改革，是要改变“事皆由朝廷总揽”的皇权极端专制。至于如何统一管理六部，当时可能还在酝酿中。据《革除遗事》卷一载：“君日召方孝孺论周官法度。”前已指出，方氏是主张君相分权的，并要求扩大相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对《周礼》六官之制也不满意。那么，他与朱允炆这样持久地讨论“周官法度”，很可能是要恢复相权。但是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为《皇明祖训》已对此做了不容更改的规定。郑晓《今言》曰：“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这是明朝废相之后，内阁预机务制度至此始行，以其“特避丞相名耳”观之，似乎到了建文四年，宰相制度已悄悄地在复旧了。

对洪武经济政策的改革，也是建文改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自三国以来，中唐为一转折。大体到宋南迁后，南重北轻格局正式形成。元政宽弛，江南民间经济获得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富户冒尖。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使江南士人的地方意识日显强烈。从深层次说，江南士人反专制主义，与这种地方意识以及保护地方利益的观念都不无关系。朱元璋统一天下，“军需甲杖，皆出于江左”（《明实录经济资料》，第452页）。入明之后，又打击江南富户之举（最著者即为沈万三案）。江南赋税，虽或有一时一地之减免，就总体而言，“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日知录集释》卷十载：“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以江南区区一隅，夏税秋粮竟占全国的1/4强，这是十分惊人的。何况这个数字不甚完全，许多府都没有计算进去。江南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重赋如此，无疑会危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况钟、周忱在江南地区实行赋税改革，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按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的“国用”已渐充实。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今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明实录经济资料》，第259页）。显然当时的国库储放实物的能力已经饱和了。但直到洪武十七年，才对江南田赋有所减免，而重赋实质上仍未改变。洪武时期，也对江西地区实行过类似的重赋政策。明人谢肇淛指出：“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洒为奸也。”（《五杂俎》）江南士人对这种重赋政策早有不满。刘基说：“夫木产于土，有土斯有木，于是乎果实生焉。果之所产不惟吴，王不遍索，而独求之吴，吾恐枸橼之日至，而终无适王口者也。”（《郁离子·枸橼》）宋濂是个极谨慎的人，他在《熊经历墓铭》中说：“上召浙西民输粮京师……民甚苦之，君叩头曰：‘国家都金陵，以浙西为根本，而遽困之。农作方兴，而仆仆于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浅矣。’”此乃借死人之口，来批评朱元璋苛剥江南，与刘基的设喻取譬，互为映照。建文即位，废除不许江西、浙江及苏松人官户部的法令，又“均江浙田赋”，使“亩毋逾一斗”（《明史》卷四）。这显然是对江南以及江西士人的一个鼓舞。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认为，江南和江西人士对建文的支持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其中尤以江南为甚。因为在江南士人中，“仁政”理想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所以，在洪武治下，他们是政治恐怖主义最坚定也最有力量的反抗者，而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也就更为酷烈。朱允炆以仁厚的形象出现，即位后开始改革洪武政治和经济政策，重用江南士人。所有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全力支持建文改制。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绝不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方孝孺不顾“十族”之灭，是为其仁政理想而赴难。其他江南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严震、卢原质、王叔英、龚泰、陈性善、徐厚、黄钺、茅大芳，他们与方孝孺一同赴难，或誓死不屈，甚或求死而不求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的。江西士人中，也有如黄子澄、练子宁、王艮、邹瑾、卓敬那样，或不屈而死，抑或求死而不求生者。因江西与江南地域上之接近，文化渊源关系的密切，且同为一文人渊薮，入明之后江西士人在政治上的遭受又与江南士人比较类似。这些都决定了江西士人会比较多地为建文尽忠。但比起江南士人对建文的矢志不渝的支持，则大有不如。朱棣登基后，同样要用文人治理天下。他所用的，大多是当时归附的江西士人，如解缙、胡广、金幼孜、胡俨、杨士奇、尹昌隆等。北方其他地方的士人亦有壮烈殉难者，而与江南、江西士人相比，则又远不及。但相比武人来说，文人多不屈死，“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戌穷边，不死于道路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续藏书》，第128页）。其中绝大部分是江南士人。“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方氏的学生都被牵连进去了。这实际上是要消灭那些深受方氏思想影响的人。可见，朱棣也并不认为江南士人仅仅是在为建文争正统。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曰：“夫儒之为世诟病者，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读《溪喻》而知先生之学之源，正以未尝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前赴后继，历洪武政治之害，再被永乐“靖难”之浩劫。尽管他们实践仁政理想的努力屡战而屡败，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终于再放反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光芒。此实有以承方氏。

】】】】】】】】】】】】】】】】】】】】】】】】】

刘国重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作者，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要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



】】】】】】】】】】】】】】】】】】】

统的政策，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6.8％，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增长。美国创造了700万个新工作，是政府专家预计的三倍以上。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增加了近6,000美元，是上一届政府期间收入增长的五倍多。 ​​​​

】】】】】】】】】】】】】】】】

金庸之大
羽戈1982 前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经营报 ，作者羽戈




【金庸先生辞世两周年】





金庸先生常常被称作金大侠，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同行似乎无此雅号（古龙有古巨侠之称，巨侠二字，未免有些戏谑性质）。想来不仅因为，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成就最高，完全当得起大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由：他定义并发扬了大侠的内涵。其代表作《神雕侠侣》第二十回，名曰“侠之大者”，其中郭靖教导杨过，引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语，一举成为武侠世界的精神纲领。后来者对侠客精神的探究，莫不进退于这八字的光芒或阴影之下。更有甚者，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模板或参照系，曾有人问我何谓大律师，我脱口而出：为国为民，律师之大者！



不过，喊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金庸，一生行事，几乎与侠无关。他的本性，介于士与商之间，甚至后者成色更重，有时竟显得功利、悭吝，并无多少侠气可言——相形之下，古龙身上反而有点久违的侠气。其所处地域与时代，更与侠气无缘，反而在禁锢、销蚀侠气，残存的几根侠骨，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早已断折殆尽，豪情只剩了一襟晚照。说白了，既非其人，亦不逢时，那一声金大侠，只适合视为借花献佛的恭维或逢场作戏的客套，倘若当了真，则有碍于我们认知金庸的真实面目。



有时我们容易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建立一种粗暴的关系，譬如以为武侠小说家必定一腔侠气，身怀绝技。有人读罢金庸小说，写信向他讨教武功，正如有人读罢唐浩明小说《杨度》，写信向他讨教帝王术，入戏太深，近乎入魔。事实上，武侠小说的风格并非现实主义，而是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作者精通武术固然重要，不通武术亦无大碍，也许更有助于打破规矩，激发想象。至于侠气，更是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小说家不妨世故一些、阴暗一些，道德感过于强烈的人反倒不适合来写小说。



此外还要注意，侠客文化与侠客乃是两码事，前者之兴盛并不对应后者之风行，恰恰相反，一个武侠小说风靡的时代，极有可能是一个侠气沦丧的时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不难想见，假如人间世侠气激荡，何必借助小说来幻想正义的救赎呢。当年鲁迅谈革命文学与革命，亦同此理：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往往并无革命。



由此再来说金庸。刘远举先生认为，金庸的成功有三点时代背景：识字率提升、报纸普及、电视兴起。我的总结更宏大一些：金庸的成功是商业文明与市民文化的成功。他写武侠小说是商业行为（在他所创办的《明报》常年连载，以招揽读者，刺激销量，有些读者购买《明报》，即为追逐他的武侠小说，昔之追报可比今之追剧），武侠小说的流行，无论出版还是拍成影视剧，同样是商业行为。说白了，金庸成功的要素是商业，而非其他。



把金庸与商业挂钩，在他身上贴以商人的标签，我不认为是一种贬斥。日常之中，对商人的贬低，对侠客的抬高，堪称两大认知误区，流毒既深且广。实则商人对世界的贡献远远大于侠客，商业文明对社会的推动远远大于侠客文化。侠客与侠客文化都是标准的双刃剑，作为凶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



金庸是商人，却也不仅是商人，更精确的说法，可借用一个老词，叫“士魂商才”。前些天我的师兄叶子民大律师曾引用这四个字，论证律师的成功之道：士魂即知识人的头脑，商才即商人的身手，对律师而言，前者是安身立命的根基，后者是翻天覆地的手段，缺乏任何一项，断难走上大道。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做律师，还适用于做媒体。拿金庸创办《明报》来说，如果没有士魂，报纸则无立场，如果没有商才，报纸则无活路。



相比武侠小说，《明报》的经营更能呈现金庸在士与商之间的纵横与纠结。这家报纸起初定位本是市井小报，以赚钱为第一义，各种娱乐八卦、情色暴力新闻，只要吸引眼球，一概照登不误，这是商的一面。另一面，金庸曾宣称《明报》“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明辨是非，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这则是士的一面，甚至有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意思。



1962年5月的大逃港事件，乃是《明报》的转折点。对于大陆逃港的难民潮，香港当局严禁报道，唯有《明报》逆流而上，主动介入，一时名动全城，销量剧增。两年后金庸写作社论回顾此事，慨然道：“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不过此事并不像他说得那么堂皇，背后另有隐情。他原本与当局同一态度，拒绝刊发记者去边境采访难民的稿件，丝毫不顾他们的抱怨和哭诉，直至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这两员大将据理力争，甚至以辞职相逼，他才无奈点头。这么说倒也不是要谴责金庸，而是试图指出他的两面性，他在士与商之间的困境。



大体而言，金庸一生，有时是商，有时是士，唯独不是侠。作为士的他可比国士，虽也在为国为民，还是不能与侠等同。国士不论是否居庙堂之高，都是庙堂的同构者，侠则处江湖之远，与庙堂遥遥相对。江湖之为江湖，正表现在对庙堂的疏离、独立与反叛，当它不幸沦为庙堂的翻版，抑或被庙堂收编，那么侠客再无容身之地，所谓武侠小说，就此迎来了末路。这正可以回答，为什么金庸写罢《鹿鼎记》，决然宣布封笔。



这背后，关乎金庸对侠的态度。如果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编织了一条关于侠的精神谱系，其表现形式则非直线，而是弧线，弧顶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简单说来，陈家洛、袁承志代表“侠之始”（尽管陈家洛更像知识人），郭靖、杨过、张无忌代表“侠之大”（这三人为国为民，一脉相承），萧峰、令狐冲代表“侠之疑”（他们已经在拷问、解构侠的形象），韦小宝代表“侠之终”（韦小宝已经不是侠客，而是流氓，当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关系被消解，不消说侠客，连流氓都无处可逃，只能诈死了局）。不管终点对应的是专制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疑暗示了金庸对侠的未来的悲观。



说到最后，还得回到“大侠”的称号。我之所以纠缠于此，除了因为，金庸本身并无侠气，他也不想当大侠，更是因为，以大侠论断其人，不但错位，而且褊狭。他的大，不是侠之大，而是商人之大，报人之大，作家之大，这三个界面，才是他的功业、光辉之所在。再说远一点，他的大，还表现为大事不惑，大节不亏。他这一生可谓历经沧桑，渡尽劫波，然而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口，其选择从来不曾出错，这归功于判断力也好，运气也罢，结果正摆在那里，不得不令人叹服。能有这等道行的人，百年以来寥寥无几，知识界如胡适，商界如李嘉诚，他则是驰骋于这二界之间的一个典型。



在这个秋叶飘零的季节，九十四岁的他离开了人间。有人引用神雕大侠杨过的台词代为告别：“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我却以为，他更愿意像泛舟五湖的陶朱公范蠡那样，握住西施的手道：“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再也不回来了。”



2018年10月31日

】】】】】】】】】】】】】】】】】】】】】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是一群清教徒开辟的国度，但美国是政教分立（不是政教分离）的国家，立国的基础原则，大部分契合基督教政治哲学，极少部分来自世俗自由主义哲学。



实际上，在非洲捕猎黑人贩卖的绝对主力是阿拉伯人。在7世纪伊斯兰崛起后，直到19世纪末，他们就一直在从事这罪恶累累的生意。被贩卖到唐朝的昆仑奴，就是它们的战利品。他们把抓来的奴隶，部分在中东及周边消化，大部分转售给葡萄牙西班牙的奴隶贩子。他们再被转卖到美洲，先是拉丁美洲，后是北美。在谴责奴隶贸易、废除奴隶制，以及后来的反种族歧视中，信仰虔诚的基督徒的奔走呼吁是决定性的。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公知对天主教的恨恶。他们从反封建、反专制、反矇昧立场出发，把欧洲历史重新涂抹了一遍。包括用掩盖奴隶贸易的部分真相，以奴隶贸易的罪恶，来打击基督教。

这一成果，同时被欧陆自由国家继承，也被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分享。使得大规模还原历史真相，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一如托克维尔所写的：

专制可以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可以没有信仰。宗教，在他们（美国人）所拥护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道德纽带没有绷紧的时候，社会怎能避免走向毁灭？一个民族如果不臣服于上帝，自视为主人，对之该怎么办呢？

因此，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辞》（Farewell Address）中明确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在导致国家政治繁荣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两种不可或缺的支柱……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想象，认为道德在不借助宗教的情况下也可维持。”他继续说道，“高尚的教育”可能会在“特殊构造”的心灵中逐渐培养出道德，但是理智和经验都证明，对整个社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循着同样的思路，亚当斯写道：“宗教和美德不仅是共和政体和所有自由政府的唯一基石，也是在所有政府治下和所有人类社会联合中社会福祉的唯一基石”。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唯一一名签署《独立宣言》的牧师，也是麦迪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教授 ——写道：“促进宗教繁荣是造就一个有道德、有秩序的民族的最佳和最有效的办法”。麦迪逊的叔叔——也叫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独立后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圣公会主教——宣称，一个自由和共和的社会，“一个缺少强制服从世俗法律的强制权力的社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美德，并从而更多地依赖宗教。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同样通过引证宗教的民事功能对强制支持宗教加以辩护：

【一如】一个民族的幸福以及世俗政府的良好秩序和保全主要依赖于虔诚、宗教和道德……这些东西不可能通过社区予以普遍传播，而只能通过从事公开崇拜上帝、在虔诚、宗教及道德方面提供公共指导的机构予以传播。

在弗吉尼亚，总体评估法案的支持者们提出了基本一模一样的理据：“基督教知识的普遍传播具有一种纠正人类道德、限制人类恶行、维护社会和平的自然倾向，但是，若不对有知识的传道者之资格做出规定，则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一如这些演讲和文件所表明的，到1780年代，对政府支持宗教的官方辩护已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神学成分。它没有提及任何荣耀上帝或崇拜上帝或推动国家成员救赎的需要。这里只存在世俗性的辩护，证明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并约束人们的恶行，宗教信仰将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一如汉诺威长老会（Presbytery of Hanover）在一份支持弗吉尼亚的总体评估法案的立志声明中所宣称的：“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体系不应视为人类立法的对象，但从世俗的观点看，宗教可以被视为人类立法的对象，以维系社会的存在，提升社会的幸福。”的确，艾萨克·巴克斯（Isaac Baclus）——一名浸礼会牧师以及马萨诸塞政教分离的主要倡导者——嘲笑这种辩护理由上的变化：“不久前，”他写道，确立国教的目的是“为了宗教”，但是现在，据说是“为了世俗社会的福祉”。




对建国时期国教确立之理据所做最为全面的解释，是由马萨诸塞首席官西奥菲斯·帕森斯（Theophilus Parsons）在1810年的巴恩斯诉第一堂区案（Bomes vs. First Parish）案中提出的。帕森斯是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第三条，即该宪法宗教条款的主要设计者，所以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合阐明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并针对政教分离论者的攻击为它做出辩护。就帕森斯在马萨诸塞的那段时间而言，他是异常宽泛的宗教自由的倡导者。他首要的公开目标之一是反对1778年州宪法议案，因为其没有对宗教信仰权利提供充分的保护。特别是，他反对将宗教活动自由权仅限于新教徒，“而事实上，宗教活动和信仰自由是本州每一个国民自然享有的、不可控制的权利”。因此，帕森斯对马萨诸塞公立宗教的辩护，不应被误解为是对宗教不宽容的辩护。

帕森斯以一种世俗的语调开始了他在巴恩斯一案中的意见，他注意到公共福利和公共道德状态之间的联系：

一个自由的世俗政府的目的，在于促进和保障公民的幸福。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它包括个人对个人、公民对国家的所有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不去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则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州的世俗治安法官都能够通过他自己的管制实现对这些义务的统一履行，那么这个州的政府将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这是对公民共和原则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传统表达：就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言，是一种非常标准的表达。

帕森斯的以下论点更具有挑战性，他认为“治安法官不足以界定若干公民的种种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涉及生命、自由、财产和名声；治安法官也不足以去惩罚那些可能会侵犯这些权利的人”。这一命题和杰斐逊的如下名言直接冲突：“当原则爆发为公开的反对和平和良好秩序之行为的时候，就该让政府官员为了世俗政府的正当目的而出手干预了。”从这一观点看，杰斐逊并不是孤单一人。来自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 County）的反对弗吉尼亚评估法案的请愿者们这样写道：

难道不能否定说，世俗法并不充分？我们认为不能，特别是当人们的心智倾向于考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为，对错观念可以只从实在法中抽象出来，而无需追寻一种更高级的本源。

帕森斯对于法律以及随后的惩罚为何不充分做了两点解释，它们都是基于法律的范围和法律的强制执行做出的。他的第一点解释是：

人法（Human laws）不可能强迫履行不受法律约束的责任（imperfect obligation）之类的义务（duties），比如像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邻友好的义务；比如像那些因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义务；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比如像兄弟姐妹之间的义务；人法也不可能通过影响每一个公民去热爱自己的国家，去服从自己国家的所有法律而强迫履行真正的爱国主义义务。这些都是道德义务，源于情感倾向，不受人类立法的控制。

他的第二点解释是：

法律也不能通过现世惩罚去防止无目击证人时秘密做出的犯罪行为，不能通过攻击他人最重要的、最值得称道的权利，而阻止放纵恶意、报复或任何其他激情。因为人类的法庭如果没有证据确证就不可对任何犯罪做出审判；除了在对可能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做出处罚的过程中展示无力的警戒之外，它们没有任何权力去阻止犯罪。

让我们想想上述这些论证。

帕森斯依据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分——他称其为“受法律约束的”（perfect）义务和“不受法律约束的”（imperfect）义务——认为，社会对本质上不受法律定义和法律执行所影响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给出了若干“源于情感倾向，不受人类立法控制”、“不受法律约束的义务”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包括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邻友好，家庭责任和爱国主义情怀等。这些都不只是“私人的”道德关怀，它们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然而，它们不能用立法来调整。如果社会希望影响其成员去履行这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义务，那么它必定试图去灌输正确的信仰和习惯，此外帕森斯还指出，即便是在那些容易受法律定义影响的社会义务当中，也常常有法律力所不逮、不能完全执行的情况。他以那些没有目击证人在场而秘密做出的犯罪行为为例。同时，法律的救济是想培养一种服从法律的精神，以作为强制和事后惩罚的一种替代和辅助措施。

霍布斯声称，“哪怕在最愚钝的人看来依旧十分明显的是，人的行为源自他们所具有的……意见”。霍布斯认为，事实上，在恶行发生之后再试图对人类行为实施控制，已经为时太晚。英明的统治者会努力塑造人们的习惯、倾向和性格。一如柏克所言，“密切关注意见，是政府的权利，因为意见很快会与激情结合起来，甚至当意见还没有产生激情的时候，也会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让我们冷静而实际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对的？杰斐逊还是帕森斯？

帕森斯论证的下一步是，政府灌输为社会幸福所需的公民美德之最佳方式，就是去支持宗教。从我们现代政教分离论者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麻烦得多的论断。但是，很难质疑这样一个事实：从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来看，宗教教义是灌输道德观念的一种最为有力的方式。一如华盛顿所警告的，“我们也不可耽于想象，认为道德在不借助宗教的情况下也可维持”。帕森斯可能会争辩说，如果华盛顿是对的，那么从一种世俗的——即使不是灵性的——观点来看，关心宗教的公开教义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这一点上，帕森斯并没有取得什么新突破。大约一个世纪以来，国立宗教一直都是以其社会功用为基础得到辩护的。

但是，真理呢？有趣的是，帕森斯的论证似乎不依赖于教义的真理性。下面这段文字是他的意见中唯一涉及教义真理问题的部分：

在选择宗教的时候，［马萨诸塞的］人民没有遭遇选择错误的、有缺陷的宗教制度之危险。基督教早就得到传播，它的装腔作势和卓越之处都为人所知，它的神圣权威也已经得到承认。人们发现，这一宗教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它包含一套道德体系，可以适用于所有阶层和条件、所有境况和环境的人们，通过遵循这一道德体系，人们将会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关系方面都有所改进和提高；通过展示末世的审判而为人类提供了最有效的制裁措施。

基督教“早就得到了传播”，它的“装腔作势和卓越之处都为人所知”。这些话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帕森斯并不是说基督教的装腔作势是正当的，或者它的卓越之处真的就很卓越，而只是说这些都“为人所知”。“人们发现”——人们是谁？是以什么为基础发现的？这一发现具有何种有效性？——（这一宗教）“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社会学事实的陈述而已。1780年在马萨诸塞，基督教的确被“发现”建立在永恒真理的基础之上，但这远不是说它实际上是真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帕森斯不信仰基督教真理；据我们所知，从帕森斯的观点和实践上看，他都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但是，基督教真理并非他论证基督教应被确立为国教的一个必要因素。

至多，帕森斯似乎是在说，可以方便合宜地认为，这一公立宗教恰好是真的，或者，也许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真的。“实际为真”对帕森斯而言，与更加直率的马基雅维利一样，似乎都不是其社会功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本事实在于，这一公立宗教的“道德体系”普遍适用于广大民众，并且基督教教导的末世审判起着一种为实现良好行为而实施有效制裁的作用。

因此，帕森斯在这一自然段得出结论说，“一如新教教徒所理解的那样，这一宗教从其效果来看常常使每一个人都受其影响，好丈夫、好父母、好孩子、好邻居、好公民以及好治安法官，被人民确立为他们宪法的一个基本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帕森斯看来，基督新教的伟大主张是它会让人们变成更好的公民。因此，到美国立国时为止，这个国家的国立宗教的支持者已经采纳了这一政治理据：应该确立国家宗教，应在宗教活动中灌输那些有助于提高公共利益之观念，使宗教为社会利益服务。

【【【【【【【【【【【【【【【【【【【
美国国父华盛顿相信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说：“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美国人不应该忘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多次彰显，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



徐庆全：侠士·名士梁羽生
原创 徐庆全 八十年代 今天


徐按：这是一篇旧文（修订），写于梁羽生先生逝世第七天（消息延迟）。梁先生于我，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冲动得不得不写。再发一次，可与本号昨日《金庸和梁羽生的“江湖之争”》对着读。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先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先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冰川、冰河，渺无人迹；魔女、天女，轻盈相伴。七剑寒光封天，“看龙蛇笔走”，一路萍踪侠影，“叹佳人绝代”。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说时迟，那时快”，梁先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征兆，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子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无言独上高楼”，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那样的“妩媚”，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的故事，又是这样和那样地寒意重生：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悲白发，卓一航昙花空独守。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风靡香港、东南亚之后，又为他的大陆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每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有关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也就由此而生。

“成人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了。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样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正确”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大陆国门初开时的八十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大陆政治基调基本一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大陆，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而犹如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大陆的八九十年代，则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

因此，长久不衰的武侠小说，风靡得并无传奇，但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的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即熟读古文、擅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士，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的“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斥骂港英。金庸与他政见相左，两人你来我往，笔战连番，竟君子绝交，直至晚年才算是握手言和。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但梁羽生“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跌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了。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成功名就，不枉此生。以“名士”自况，岂非盖棺论定！

【【【【【【【【【【【【【【【【【【【【

徐庆全：金庸与梁羽生的“江湖之争”
原创 徐庆全 八十年代 昨天


1954年，梁羽生写出第一武侠小说，两年后，他的同事查良镛见猎心喜，也推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写了10年后，两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有！答案是肯定。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公案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虽然是新武侠的推手，但他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也。

在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上，梁也是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也有不足，“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那么就少不了金庸的看法。于是长袖善舞的罗孚，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梁、金同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的软肋，但文章平和，也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的“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想来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做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的“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势微和金庸的凸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至两千年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背后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金、梁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中共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今日金迷们津津乐道金书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多，其实，只要了解香港电影史，当应知道，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八十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因为曾有抨击中共的举动，没有被重视。到八十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九十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炒作”，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在时代裹挟下——或者说，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金庸的风头当然也知道。梁对此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五十年代的金庸，有六十年代的金庸，有八十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金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内地，到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中共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八十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中共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江湖上高手博弈，讲究的是“十八般武艺”，而对于以“名士”自居的梁羽生而言，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现在，金庸也魂归道山。如果梁羽生在世，该送去怎样的挽联呢？

】】】】】】】】】】】】】】】】】】】】】】】】】】】】】】

不一定喔。歷史進程也可以用百年為單位觀察。漢化僅就語言論，日本學者還有直接用「中國化」的。 ¡查看图片 //@困在豬群中的人:日語局部的漢化現象和「日本漢化」是兩回事，要分清，「借助中國文明才能接駁西方文明」更是無從說起，若真如此，我們為什麼沒有接駁得比日本人更好？
@在日本寻找中国
現代日語相比日本古文或日本方言，其實更加「漢化」了。我們常說日本明治時期創譯了很多新詞，豐富了漢語詞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恰恰是日語漢化的一大進程。說得更明白一點，日本借助「漢化」這一橋樑，才搭上了「文明開化」（西化）的道路。也就是說，日本只有借助中國文明才能接駁西方文明。這和我們的固有「常識」，所謂脫亞入歐大相徑庭。

】】】】】】】】】】】】】】】】】】】】

黄敏兰 |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黄敏兰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昨天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地缘与文明”，原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作者：黄敏兰

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一、关于“封建”及“封建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当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从二十世纪后期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辩论，目前，学界已对这样两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一、五种社会形态的的顺序发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除了西欧以外，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形成这种发展途径。二、奴隶社会不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因而不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关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问题虽然没有象上述两个问题那样，展开大规模的讨论，但是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以往对所谓封建社会的误解多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一种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另一种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模式，即把封建社会看成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与地主对立的社会。从这一意义推断出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性，中国和西欧都曾存在过封建社会。这使人们只注意地主与农民两个抽象的阶级(实际上这种抽象的阶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只注意土地所有制，只看到经济剥削，而忽视了官僚集团靠政治权力对全社会进行的掠夺，或者是把政治强权的剥夺说成是剥削。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比较欧洲的封建制，提出一些崭新的见解，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甚至在西欧中世纪，也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方兢在《走出史学研究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化中国》1998年6月号，第5卷第2期。)中指出：“回顾半个多世纪来的社会性质讨论， 我们发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重大缺陷，这就是人们对于所争论问题的大前提并没有经过论证。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照这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绝无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如果不首先论证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这个大前提，就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未免有些鲁莽。”“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中国自己特色的封建制，这就是在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封诸侯，建同姓’。但这种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确切地讲应是Feudalism，仅仅是表面上相似，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至于秦以后中国社会的形态与性质，则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状况，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毫无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历史阶段。”文章具体分析，指出中国秦以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皇帝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皇帝、官僚统治的中国社会，是与欧洲中世纪社会截然不同的专制、集权的和统一的社会。皇帝官僚集团靠暴力取得政权，又凭强权统治社会，社会中没有欧洲那种个人契约关系，更没有下层制约上层的可能。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类具体的、性质不同的地主。一种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官僚地主，一种是庶民身份的地主。与欧洲领主不同的是，官僚地主主要用政治权力取得财富，所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了对地产的经营。庶民地主也与欧洲的领主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领主所有的个人领地，和从领地派生出的种种权利，更没有欧洲领主所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时刻遭受官僚地主的欺压和剥夺。这种地主剥夺地主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

　　周东启从另一方面提出相近的看法。他在《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中说，马克思是在了解了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来概括和描述封建社会的特征的。现在我们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习惯理解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欧封建制度的社会形态有着原则的区别。认为五大社会形态应适用于一切地域，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的发展道路。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契约关系，各阶层都被涉入契约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领主”，领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称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称为“采邑”。这样使我们容易理解“封建制度”这个名词的意义。西欧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权力上极度分散。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看，它并不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形态，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是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形态，有着严格发达的土地私有制，而没有商品生产。欧洲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建制，一个趋向分裂，一个严格要求统一；一个政治上分散，一个权力必须集中，是多元政治与一元政治的对立。从上面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世界史专家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中分析了对封建社会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是中国古典‘封建’的误译，已有一个世纪了。古典中国的‘封建’和不少‘封’，是说殖民建邦，封邦建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欧中世之FEUDALISM 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他还说：“问题的中心，Feudalism问题，只能是中世纪的问题，这个问题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之对译，不对。但本世纪初年的这种误译，不久就在国内外大为流行，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关于中世纪本身的问题，中国和欧洲有各自的特点。”

　　有的学者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用新概念代替“封建社会”的概念。王亚南早在40年代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把中国古代社会明确称为“中国官僚社会”和“专制官僚社会”。在新时期这种作法日益普遍。何怀宏称春秋时代为“世袭社会”，秦至晚清为“选举社会”。他的两本专著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历史阶段。何怀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封建制的意义以及“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和确立过程。他认为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最初尤其是法律)的范畴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则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并且，在这一经济范畴中，土地所有权也不再是西方中世纪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层层‘封土’的土地占有制，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和平面的土地占有制，但在这一平面上，存在着一条庞大的、把地主与农民截然两分的鸿沟。”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作者在导论中说明，他提出“选举社会”这一概念，是想用它来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因为，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他总结说，从秦汉至晚清，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大的改变。这些特征是：一、君主集权制，二、官僚制、三、社会等级制、四、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这其中，官僚制和社会等级制对选举社会的确立至关重要。

　　以戴逸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王和、商传、曹大为、赵世瑜任主编的一部新编《中国大通史》力求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主编之一曹大为指出，《中国大通史》在以下几方面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区别：一、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用“上古时代”取代“奴隶制”，并且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二、提出对中国历史的新的分期。中国大通史把从夏到清统称为“农耕文明”。其中从夏到春秋战国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从秦到清代中期为“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这一长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①]

　　叶文宪写了《封建和“封建社会”新论》(《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文章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是严复的一个误议。中国的“封建”是贵族分权，封邦建国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实现了皇帝集权、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中古时代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帝国。关于“封建”这个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产生了许多的误解。叶文宪批评说，“封建”不是垃圾筒。他列举了一系列冠以被冠以“封建”的名词，指出这些名词在概念上大都是错误的或自相矛盾的。文章指出：”我们使用‘封建’一词之混乱已到了该封建的不封建，不该封建的都封建的不可复加的地步。不过我们发现，大凡冠以‘封建’前缀的名词都是贬义词。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封建’成了垃圾筒，不管什么坏东西都往里面扔；‘封建’也成了恶谥，凡是坏人就给他贴上一张‘封建’的标牌。这种做法只是一种丑陋的权术，不是科学的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虽没有全面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提到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作“封建社会”的阶段时，尽量避免使用“封建社会”这一词，或用“古代社会”，或用“传统社会”，或用“中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词来代替原有的名词(目前看来，用“古代社会”者较多)。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段时期称为“中古时代”。他在题记中说明：“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②]有些学者还特别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例如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 期)中一开头就郑重声明：“这里的‘传统社会’是指从秦到清的帝国时代。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是想避免用‘封建社会’来指称这一时期。正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过的，按‘封建社会’的本义只能勉强套用在先秦时代，而秦以后，中国则结束了‘封建时代’而进入‘帝国时代’。”冯天瑜提出，应克服概念的滥用。他说，中国古来的“封建”，是指周代的封建制，这本是一个内涵明确、并未引起歧义的概念。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生产方式”的角度确定其涵义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也与“封建”的世界通义相悖。这既有碍于理解古史，也给国际交流及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带来不便。为避免滥用“封建社会”的概念，近几年来我撰写的论文和几部专著，论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都不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而用“宗法—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农业—宗法社会”代之。这些概念也不一定准确，但较之滥用“封建”，心里踏实几分。[③]

　　滥用“封建”的确造成极大的混乱。有不少人感到惊异：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封建”制度的周代，却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而必须称为“奴隶社会”(西周封建论者的“封建”实际上与中国古史中“封建”的本意并不相同)。相反，已废除了封建制度的秦汉以后的社会却必须称为“封建”时代。还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封建”和专制联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专制的就是封建的，有封建就必有专制。而在实际上，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我们多年来大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却不知道这一提法极大地违背了历史常识。北成在《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中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它只是‘东方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

　　看来，对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必将有一个大的理论突破。

　　大多数学者同意中国的封建制只存在于西周，还有人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相同之处。方兢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西周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根本不同。黄敏兰从更广泛的意义提出质疑，指出封建制并非欧洲中世纪社会中普遍实行的制度。

　　黄敏兰在《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性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指出：将欧洲中世纪看作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 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的局限性。唯物史观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抽象性和单一性的特点。唯物史观只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而忽略社会中多种多样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把社会中种种复杂的结构和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从这种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和原则来考察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必然就成为了理论核心，并以此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即封建社会，而不能看到和区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封建性制度。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因此也就决定了社会中所有制度的属性都是封建性的。然而，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封建制只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特殊制度，它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和明确的实行范围。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封建制的一统天下，不仅有封建制，而且在许多领域实行的是非封建性的制度。非封建性制度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结论，与前苏联与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占主导地位并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观点截然不同。文章还指出，欧洲的封建主并不都是同质的，有些人因执行两种制度而具有两重性。

　　揭示封建制与非封建制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中相互并存、相互交融的历史状况，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形态，结构及发展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欧洲中世纪没有种种非封建性的制度，绝不可能产生出近代社会的结构。同样，如果没有封建制的种种原则(如契约原则)，资本主义也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就是孕育在封建制与非封建制这并存又交融的两种制度和原则中。

　　就象对“奴隶社会”一样，对“封建社会”也应有观念上的更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新认识将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理论。

　　二、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即一直被称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这种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的简单做法不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官民对立，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官，即官僚集团，其中也包括皇族贵族。民主要是庶民百姓，其中也包括庶民地主和商人。当然，比庶民更低等的贱民更是官僚压迫的对象。

　　在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王亚南明确提出“官民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与民众。一般人认为官僚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王亚南认为，官僚不是简单地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可以说，“官民对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中国的官僚自身构成了一个阶级，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以权谋私，用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官僚积极的以权谋私，首先是贪污和受贿。王亚南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官僚的贪污和受贿，已形成了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任何严刑峻法都难以禁止。官僚“以权谋私”，离不开与地权、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根据官民对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王亚南把中国古代社会称为“专制官僚社会”和“中国官僚社会”。其实，当时有不少学者有相同的看法，但在建国后，阶级分析法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不能为人所接受。

　　近年来，黄敏兰正式在理论上提出此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 期)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日常生活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其中庶民地主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庶民地主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受官僚地主的剥夺和欺压。庶民地主受官僚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对一般农民的剥夺。虽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同属于一个阶级，但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官僚地主不会照顾与他们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庶民地主的利益。更何况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仅仅是在经济行为上有着部分相同之处，并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黄敏兰的观点曾引起不少人的激烈反对。例如有人在一部批判李泽厚《告别革命》一书的论文集中，不点名地批评黄敏兰“不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矛盾关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即被称为封建社会──原作者注，引者按)中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这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太远了。”[④]

　　孟祥才赞同并发挥了黄敏兰的观点。在《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这个征课对象的主体应是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其中当然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役特权的一般地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不象农民与封建国家的矛盾那么尖锐。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因地租剥削过重而引起的佃农大起义还不多见。倒是自耕农因受不了封建国家过重的赋役征课而自动举家投献地主作佃农的情况多有记载。东汉时期，黄巾起义的队伍基本上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在豪族地主田庄上的佃客等反而跟着他们的主人参加镇压农民军的活动。这说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官民对立的情况。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指出，宋朝将臣民分为官户和民户。官户，即品官地主是地主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官户享有种种特权，官户有权势，更便于强占和强买土地。由于宋时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故官户的主要兼并对象应是地主的田地，而非农民的田地。宋朝的乡村上户作为编户齐民，没有特权，并且必须按其田业和家产，承担各种赋役。由于推行户等制的原则，乡村上户的负担还比乡村下户更重。确有不少乡村上户因承担职役而破家荡产。

　　《历史研究》1986年2 期张显清文《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明代亦然。”“社会等级虽然是‘多级’的，但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划分却是最基本的。”

“本文所讲的官绅等级，系指具有进士、举人、贡监生员身份的出仕、致仕、未仕人员的阶层。……皇族、贵族也属于官绅等级，……庶民等级，除了广大的农民阶级之外，还包括非身份的地主，即庶民地主。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役其身’与‘不役其身’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特征。……庶民服役，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官绅等级，不仅他们本身及其家内部分或全部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地也部分或全部享有免役之特权。人是有特权之人，田是有特权之田。”(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

　　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十分沉重的。明代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徭役之苦重于赋税。他们说：‘至粮外之役，尤能破家。’……今人王毓铨先生也说：中国封建历史上，‘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的多。’国家徭役的绝对数量已经如此之重，再加上官绅等级的转嫁，庶民的负担就重上加重了。……这里着重论述的是徭役给庶民‘中等人户’带来的痛苦和破产。”“庶民中小地主，作为地主阶级，有剥削农民的一面；作为非身份的庶民，又有必须承担徭役的一面。他们往往是重役的担负者、官户转嫁徭役的受害者，”“官绅优免加重了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和破产。”

　　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最显著的就是频繁的“农民战争”。民间流行的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农民”反。王亚南即指出：“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黄敏兰也指出官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残酷剥夺是历代起义的主要原因，许多庶民富户因不堪忍受官僚的剥夺和欺压而造反。刘泽华、王连升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君主专制国家征收大量的赋税、 徭役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当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但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管怎样残酷，因为这种剥削关系是租佃制，农民可以转租，这种剥削大体上就得服从简单再生产的规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只要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就不致于发生大的动乱。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可以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直接引起的。因为地主阶级的剥削不可能普遍地破坏简单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而专制君主国家靠权力强行征收大量赋税、徭役，剥夺了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手段。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的地主比西欧的地主更坏，只会杀鸡取卵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常发生国家编户民逃入地主之家的情况，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赋税。

　　中国古代的地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是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大等级。1983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建国以来史学界第一次专门研究地主阶级问题的学术会议。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对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结构提出看法。李文治将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官绅地主和庶民地主两部分。他指出，庶民地主没有特权，赋役负担比较沉重，和贵族官绅地主有矛盾。他们多是中小地主，比较注意农业生产。到封建社会后期，有的庶民地主经营工场手工业，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由于农村中没有行会束缚，在这类经营地主中较早地发展了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庶民地主数量愈显增加，起的作用愈大。他们的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文治还特别论述了明清时期地主阶级状况，指出，明清两代，官绅和庶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由庶民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虽不能完全摆脱超经济强制，但和官绅地主所形成的租佃关系毕竟有程度上的差别。庶民地主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官绅地主则是保守、落后的乃至反动的。傅衣凌、王仲荦主张把地主分为身份性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两部分。[⑤]

　　侯外庐早就对地主作等级上的区分。他不赞成一些人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大、中、小阶层的做法，认为，单纯以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区分地主阶级，并不足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他依据古代社会中等级、身份制研究地主阶级，将其分为三个阶层：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即豪门、豪强)和庶族地主(或细族、寒门)。他指出，品级结构是和土地权力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皇族地主占据了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品级性地主”，“庶族地主是指那些社会地位地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他们占有土地权，也能支配奴隶和招引客户，但不享有免役权，一般要负担国家的课役，我把它称为‘非品级性’或‘半品级性’地主。”所谓品级是指特权者的身份，“是特别的与国家相联系的职能。所以侯外庐把豪族地主又称为“身份性地主”，把庶族地主称为“非身份性地主”，指出二者是有区别的。[⑥]

　　不同的地主，剥削方式不同，与农民的关系不同。

　　李文治指出，地主可概括为两大类，即具有封建特权的贵族缙绅地主和“凡人”地位的庶民地主。“这两类不同等级的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不完全相同。由庶民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是比较自由的。由缙绅地主和农民所形成的租佃、雇佣关系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由贵族缙绅地主的土地垄断到庶民地主的发展，是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土地关系中封建宗法关系的瓦解。”

　　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李文治说，在清代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主要是庶民地主。到清代前期，伴随着庶民地主的发展，又在经营地主中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类庶民地主和雇工容易形成自由雇佣关系。庶民地主的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引起一系列变化。他们的生产不单纯为了自给自足，还为了进行商品生产。他们为了增加生产，不自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组织生产。这类经营的社会性质在发生质变。[⑦]

　　柯建中也指出明清时期缙绅地主与一般地主，尤其是与经营地主的不同。他说，缙绅地主拥有政治特权，缙绅地主的佃户在生产条件上比普通地主的佃户要恶劣得多。缙绅地主的寄生性对经济所起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⑧]

　　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冯尔康指出，数量很大的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自耕农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基本上也不处于对立的地位。自耕农主要与国家发生关系，与国家处于对立状态。[⑨]

　　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包括庶民地主。据李文治说，乾隆五十一年修订雇工律例明确规定，其得以解除法律上身份义务的长工必须具备下述条件：一、在雇主方面必须是“农民、佃户”。这里的“农民”指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和庶民地主。

　　顾真在《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中提出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为“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税民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庶民地主。

　　顾真指出，以往的定论是：农民就是佃农，农民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他们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分析封建社会历史的唯一武器，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议论。如果深入考察，即可发现这些“定论”有某种失误。顾真认为：一、农民、佃农不是同义词，只有佃农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农民中有多种成分，其中自耕农占多数，此外还有平民地主。佃农只是其中的一种，佃农以外的多数农民并不与地主阶级构成生产关系。二、地主并非都是统治阶级。地主分为几个等级，绅缙以上的地主(皇家地主、贵族官僚地主和绅缙地主)是特权地主，或身份性地主，平民地主及贱民地主是非身份性地主，没有特权。他们与特权地主不属同一等级，也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三、当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另一种是平民地主和自耕农与封建国家的矛盾，也即“税民”与国家的矛盾。平民地主与自耕农一起是国家的主要赋役承担者，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当赋役沉重不堪时，就会和农民一起武装起义。四、研究封建社会，需使用等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能仅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封建社会是划分为等级的。“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等提法，是以佃农即农民的观念为前提的，倘若我们承认农民中有不可忽视的自耕农等成分的存在，就不能不认为上述概念缺乏科学性。“地主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之说，忽略了地主构成里包含庶民地主，如果将命题改为“特权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就确切了。顾真认为，只有认识到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由此认识封建社会所出现的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政治改革等，历史或许会清晰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封建国家为控制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等税民所采取的措施。

　　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确定，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以往所理解的那种地主压迫农民的“封建社会”。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从上述情况看，有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封建社会”套用于从秦至晚清的这一长段中国历史。而有些学者虽仍使用“封建社会”及“封建”等词，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见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张艳国主编《我的历史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45—47页。

[④]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⑤] 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⑥] 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⑦]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44页。

[⑧] 柯建中：《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306页。

[⑨] 见《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