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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莎士比亚

柔蜜欧与幽丽叶
柔蜜欧与幽丽叶
民国33年3月渝初版 译文丛书 ；看图下单】】】】】】】】】】】】】

莎士比亚如何走向全球 ？| 尼尔·麦克格雷格
Neil MacGregor 行思cogito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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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来自《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作者是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麦克格雷格非常擅长讲故事，但不是小说家或剧作家的那种故事，而是真实历史中的某个片段。



比如这本《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里，他的故事总有一个支点，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件——一柄镶了名字的叉子，一把失落在泰晤士河前滩上的长剑，一枚纪念英国首次环球航行的纪念章……这些东西为莎士比亚的文本增加了另一重惊奇感：眼下这些道具，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构件。那句著名台词呼之欲出：“全世界是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时间制造出虚虚实实，历史总像是一出戏。但这本书里的这些物件，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时代和公众。那一瞬间，我们就在历史中。





选自《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英] 尼尔 · 麦克格雷格 著

范浩 译










第二十章

莎士比亚走向全球





1942 年 7 月 22 日，德国党卫军宣布，所有在华沙的犹太人都要被“重新安置”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是当时的委婉语，实际就是死刑判决。但是，有六种人可以免于此难。时年二十二岁的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赖希 – 拉尼茨已经九十一岁，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2012 年他在向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其中包括所有到达工作年龄的健壮的犹太人，被德国公共机构雇佣的人，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还有犹太居民委员会 和犹太医院的工作人员。有一句话忽然让我开始动脑筋：满足条件者的配偶及子女也不必重新安置。


拉尼茨是德国和波兰混血的犹太人，在纳粹设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工作。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但是已经订婚，于是他忽然意识到，如果他马上行动，可以把未婚妻从“重新安置”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他必须立刻和她结婚：



命运刚刚颁布，我就派人去找提尔菲拉，让她立刻带着出生证明来找我。她马上就到了，很慌张的样子，因为恐慌情绪已经在街头蔓延开了。我立刻跟她下到一楼，找到在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历史记录部工作的一位神学家。我之前已经跟他商量好了。当我告诉提尔菲拉我们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她只是稍稍有些吃惊，随即就点头同意了。神学家有权行使拉比的职责，主持婚礼，不会有人反对。隔壁房间的两个官员充当了证人。整个仪式的时间不长。一切都是在紧张和匆忙中进行的，我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吻过提尔菲拉，总之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们都被恐惧所包围，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Ward je in dieser Laun’ein Weib gefreit ？”


“Ward je in dieser Laun’ein Weib gefreit ？”即“哪有一个女子是这样让人求爱的？”这句话引自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权威德文译本，一个年轻的德裔波兰人会在这种时刻想到这句话，着实令人吃惊。在如此惊恐万状的情况下，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脑中浮现的居然是莎士比亚。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是莎士比亚如何使剧本面向特定的观众群，以及这一观众群身处的充满变数、动荡不宁的世界。我们集中讲述了莎士比亚对于当时公众的意义。他们在初次倾听那些台词的时候，只是把它们作为伦敦商业舞台上一个成功作家的最新作品，并未把作者当作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家。最后这一章里，我们则要讨论莎剧对于全世界产生的意义。几百年以来，有很多像马塞尔 · 赖希 – 拉尼茨这样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传达最深刻感情的语汇。如此极致的大众作家是怎样成为这么多人的私密伴侣，他的语言如何承载他们的希望、恐惧和梦想？这位极其英国的剧作家又是如何获得世界影响的？



答案很简单，都是因为一本书：《威廉 · 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与悲剧》——它通常被简称为“第一对开本”，很厚，大概有一盒爆米花那么大，900 多页的篇幅里收录了 36 个戏剧。这本书在 1622 年法兰克福书展打了广告，当时莎士比亚已经去世六年。但是，和常见的情形一样，出版商动作比较慢，一直到 1623 年才正式出版。当时，单个作者创作的英语戏剧被结集出版是一件相当罕见的事情，这种待遇通常被留给用拉丁文写作的大作家。如果要照莎士比亚本人的意思，这本书多半不会问世—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似乎对于出版剧本不感兴趣，或者说兴趣不大。（这一点他和朋友本 · 琼生不同。本 · 琼生很仔细地为自己整理出一套作品集，为此在几个圈子里都受到了大肆嘲弄。）不过，这件事情并不是由莎士比亚决定的。创立莎士比亚产业的是两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约翰 · 赫明斯和亨利 · 康德尔，他们也供职于国王剧团。由于他们的灵感和辛勤，第一对开本才得以问世。其中收录的剧本是从国王剧团的存档和很多其他资源收集而成。他们在献辞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动机的：“谨以此书为一极其高贵的友人及伙伴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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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封面和目录中就可看出赫明斯和康德尔为我们做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书中收入了三十六个剧本，只有《波里克利斯》 （Pericles）和《两个高贵的亲戚》（The Two Noble Kinsmen）不在其列。其中大约有二十个剧本是现存的唯一可靠文本。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不会读到《第十二夜》《皆大欢喜》和《暴风雨》，也不会读到《冬天的故事》《尤里乌斯 · 恺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里奥兰纳斯》以及《麦克白》——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笔下大部分杰出的女性角色都将与我们失之交臂。假如存在一个没有第一对开本的平行宇宙，那么莎士比亚的地位将主要由他的历史剧奠定，还包括几出早期的喜剧，伟大的悲剧虽然有，但数量要减去不少——《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总之“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莎士比亚已是所剩无几了。这个版本的莎士比亚还能在今天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么？还是因为《全集》大大缩水，他会与马洛和琼生比肩，仅仅被列为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剧作家之一？



第一对开本包含了建构莎士比亚偶像崇拜的早期材料，例如那幅著名的木刻肖像、献辞、致读者书，还有颂扬作者天才的诗篇：莎士比亚 “乐于师法自然”，为“时代之灵魂”，“常读常新”。这些同代仰慕者首创的说法，都收入了书中。赫明斯和康德尔向读者的开篇致辞就是悼念莎士比亚的文字：



其人乐于师法自然，且最能形之以文。其心手合一如是：心到则笔随，吾等所见之稿几无删改之墨迹。惟吾辈不通此道，但集其文，称誉赏鉴则委于诸君。开读之际，诚愿列位多艺之士就中发见可观之处，兴为之鼓，心亦为之所系：彼之大才，如不蒙识拔，则有湮没之险。故彼之剧作，一读、再读可也。


正如赫明斯和康德尔所呼吁的，因为有了这本书，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在剧场看过莎剧的人们，才得以把他的作品纳入自己的人生，并且一读再读。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第一对开本使得莎士比亚得以走出剧院，周游世界。存世的版本中有一部书的主人叫作威廉 · 约翰逊，家住苏格兰的邓弗里斯。页边上写着对剧本的评论——估计是约翰逊的手迹。读着这些字迹，就等于站在莎士比亚最早的读者身后，看着他独自一人在 17 世纪 20 年代邓弗里斯的书房里，把感兴趣的段落一一勾画下来，再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心得。这些笔记使我们得以目睹莎士比亚是如何进入约翰逊的内心世界的。他勾出了麦克白夫人梦游的段落，并评论道：“昏神的王后起身写字，梦中说话，反常之心理盖由反常之行为所致。”这个苏格兰人在读到《理查二世》中约翰 · 刚特的演讲时——“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不屑地把眉毛扬起来，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一边噘着嘴，一边潦草地在页边上写下：“对英格兰赞美太过”。



约翰逊距离伦敦岸边区剧院里那些兴高采烈剥着牡蛎、舞动长剑的观众有几百英里之遥，但他却是莎士比亚新观众群体的元老：世界各地任何有能力阅读莎剧，并将它们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相结合的人都在此列。莎士比亚摇身一变成了书本，环球剧院的幕后作家也随之成了环球人物。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最新意义的：约翰逊的第一对开本现藏于日本的明星大学，但是我可以用智能手机在伦敦阅读。事实上，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阅读。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仲夏夜之梦》，剧中的迫克可以“在四十分钟之内绕着地球转个圈儿”；可是在现代的魔法世界里，莎士比亚的网络资源只需瞬间即可游遍全球，并且每转一圈，剧中的词汇都会生发出新的含义。2012 年新成立的南苏丹共和国的观众在官方资助、用朱巴阿拉伯语演出的《辛白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的历史。100 年前，纽约的一家电影工作室重拍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将这对苦命的恋人设置为休伦的勇士和莫西干的公主。爱情故事。在劫难逃。美国。新媒体。但是，莎士比亚仍然、永远身在其中。



值得纪念的是，莎翁的足迹还到过罗本岛，那是一所臭名昭著的南非监狱，20 世纪 70 年代曾关押了大批从事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桑尼 · 文克特拉斯纳姆（Sonny Venkatrathnam）即是其中之一：



我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其他阅读材料。我申请买书，答复是只许买一本。最后我决定买的是《莎士比亚全集》，这是唯一能够持续阅读的书——嗯，反正我也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买《资本论》之类的。


为了在监狱里能方便地携带莎士比亚的剧作，桑尼 · 文克特拉斯纳姆把人家寄给他的排灯节贺卡贴在封面上，伪装成印度教读物。后来它被称为《罗本岛圣经》，并且成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传奇的一部分：



我的释放日到来之前六个月，我在狱中把《莎士比亚全集》散发给志同道合的兄弟，让他们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一句或是一段台词，然后签上名。他们都选了鼓舞他们继续斗争的句子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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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2 月 16 日，伪装版的罗本岛莎士比亚全集传到了纳尔逊 · 曼德拉的手中。他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尤里乌斯 · 恺撒》中关于勇气和死亡的段落旁边：



恺撒：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


这个段落也曾经感动过 350 年前的苏格兰人威廉 · 约翰逊：“死乃必有之结局，将来则来，无法预知。”



另一位囚徒沃尔特 · 西苏鲁则对南非的种族不公进行了反思，耐人寻味的是，他选择的台词并非来自于奥赛罗，虽然这位威尼斯的摩尔人常常是种族主义詈骂的受害者。相反，他选择了威尼斯的犹太人夏洛克：



夏洛克：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好，看来现在是您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 您骂我是狗……”


想象西苏鲁阅读这段台词，就是想象莎士比亚的剧本如何呈现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加之于人的羞辱。这部《罗本岛圣经》证明了一个重大事实：人人都能在莎剧中看到自己命运的镜像。



在第一对开本中，本 · 琼生对莎士比亚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评价：既称他为“时代之灵魂”，又说他“并不囿于一时，而是照临百世”。乔纳森 · 贝特说：



我想莎士比亚之所以历久不衰，之所以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时代都有现实意义，都来自于这个悖论。一方面他是“时代之灵魂”，所有当时的冲突和变革、发现新大陆，还有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莎剧中都有反映。他确是时代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把自己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探究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共鸣。莎士比亚永远是我们的同代人。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公共剧院创作的，这是当时的新媒体。20 世纪 20 年代，他又进入了另一个新媒体：广播，这一“空虚的无物”这里和环球剧院差不多，布景和道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观众的想象力完全靠文字调动。1932 年英国广播公司的新大楼——播音大厦落成之时，建筑师们想要找一个标志，象征播音面向世界。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莎士比亚。于是，播音大厦的门楣上方放置了两尊由埃里克 · 吉尔制作的雕像：一个裸体的小男孩站在地球上，被一个长胡子的老人卫护着——这是爱丽儿，缥缈的空中精灵，在为《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效力。最早扮演爱丽儿的演员飞越舞台时需要系上提线，但是无线电——当时仍处于雏形——最终将赋予他自由，并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传播到全球：



普洛斯彼罗：我们的这一些演员们，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他们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莎士比亚起初只是被许多人视为低俗的大众娱乐的从业者；他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他和他的观众们身处的世界，不但描写了饱受折磨的魂灵、令人目眩的技击、丑角，运用了滑稽夸张的手法，还开了很多玩笑——好的，坏的，粗鲁的。他把歌舞加入剧中，为台词配上当时最流行的曲调。可是，几个世纪以后，无论是在华沙的隔都，还是南非的监狱，莎剧对于动荡的现代社会的呈现能力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对于那些身处历史黑暗瞬间的人们，以及那些探索狂野或甜蜜爱情彼岸的人们，莎士比亚的语言同时具备了抚慰、激励、启迪和质询的功用。说得更简单一些，它为我们捕捉到了动荡世界中动荡人生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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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西游之三 猪八戒的前妻卯二姐 / 萧瀚
原创 表情独异的面庞 表情独异的面庞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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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无疑是《西游记》里塑造得最成功出彩的人物，与孙悟空略嫌脸谱化的英雄形象、面目模糊的沙僧以及身“残”志坚的唐僧相比，猪八戒的形象更复杂更丰满更立体，由此深受历代读者喜愛。猪八戒是走在大街上浑身飘散着烟火气的俗人，人们从他的欲望之镜里照见自己，从他的缺点以及克服了贪欲、懒惰和怯懦后的勇敢中寻找理解、宽容和提升人性的共鸣。


猪八戒的喜剧角色，给读者带来很多快乐——就像莎剧里那个福斯塔夫，好在《西游记》的作者宽厚温润，他（或他们）笔下的笑声里也渍着泪痕。无论读过原著，还是看过影视，没有人会讨厌猪八戒，因为他的世界里存放着卯二姐们的遗像——无论她会被多少人无视与遗忘，它尊重欲望与挣扎最微弱的涟漪，也谛听所有憧憬与努力的最远回声，他是我们自身的倒影。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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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曹禺应清华同学、著名导演张骏祥的邀请，为四川一个剧团翻译了莎剧《柔蜜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译本的目的是为了舞台演出，不仅要考虑语言的翻译，还要考虑舞台效果。我国过去的译者都把莎剧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唯有曹禺第一个将莎剧作为戏剧来翻译。既然为了演出用，在翻译上就要有所体现。曹禺在剧本的人物对白中增加了566条舞台指示——插入对人物、动作、情境的解释，因而他的译本最适合舞台演出。《柔蜜欧与幽丽叶》是我国莎剧的第一个“演出本”，而且还是第一个诗体译本。这些都令方平赞叹不已。

　　曹禺也很器重方平。方平没有上过大学，完全靠自学成才。曹禺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可是在英语方面遇到问题，还得请方平帮助解决。

　　方平在从事莎剧翻译之余，著有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1983)，收入论文17篇，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莎剧论文集。

刘国重

知識的最大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知識的幻覺。”

———斯蒂芬·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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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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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喜欢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代人普遍缺少这种自信。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自嘲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预言的未来水平，可谓臭名昭著，聊以自慰的只是，比经济学家的准确率，可能还是高一些。

“政府足夠大，可以提供您想要的一切，而政府又足夠大，可以帶走您擁有的一切。”

———托馬斯·杰斐遜（】】】】】】】】】】】】】】】
风清扬尘:
政治就是把你的私慾變成國家利益的藝術。

———托馬斯·索厄爾的名言#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能夠了解一種想法而不一定會接受它，這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標誌。”

———亞里士多德#靈魂精神論##临帖日课##隶书##微博书法##书法# ​​​

风清扬尘:
“知識分子在觀念上比普通人更極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完全準備好接受獨裁手段、祕密警察、系統篡改歷史等等，只要他們覺得這些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喬治·奧威爾，1944年#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人們很少意識到促使他們行動的真正原因。

———愛德華·伯奈斯#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借鑑昨天，活在今天，憧憬明天。”重要的是不要停止質疑。”

———#爱因斯坦##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歷史學家是不成功的小說家。

———門肯#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如果你想成爲一個真正的真理的追求者，那麼有必要在你的生命中至少有一次你儘可能地懷疑一切。

———勒內·笛卡爾（RenéDescartes）#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沒有自由。”

———畢達哥拉斯#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每个正派的人都为他生活在政府之下感到羞耻。”

———门肯#靈魂精神論# ​​​

“從來沒有人真正理解過我，我也從來沒有完全#理解# 過任何人;沒有人能理解其他人。”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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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驚訝不已的是:我們都愛自己勝過愛別人，但我們更在乎別人的看法而不是我們自己。

———馬可·奧裏利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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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2020年年报。不到2%的人财富占比82%。其中0.06%的顶层人群财富占比31%。

剩下98%的人的财富占比18%，人均1万元。

2%的门槛是50万。


让人们远离他们的历史，他们就很容易被控制。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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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邵逸夫与张彻商讨的另一件大事是：李翰祥的回归。1972年，李翰祥创办的国联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的他重回香港，拍了两部小成本的赌片后，稍有起色。以此为资本计划再回邵氏。于是邵逸夫找到张彻，问张彻的想法。张彻与李翰祥的恩怨自然是人尽皆知，而此时张彻已火的一塌糊涂，自然要表现出大人有大量的一点来，便同意了。

因为在张彻看来，李翰祥就算回归也无法和自己平分秋色。第一，黄梅调势头已去，凭借两部拼凑起来的“骗术片”，无论如何也比不过自己的武侠。第二，东山再起，听起来振奋人心。但能在影视圈东山再起的人，至今还从来没有过。不过，张彻这次又失算了。李翰祥回归后，并没有重拾黄梅调，也没有续拍自己的“骗片”。而是风格一转，拍了风月电影。回归邵氏的第一年，李翰祥便以《大军阀》雄居票房首位，打破了张彻的武侠片记录。
《大军阀》剧照第二年张彻带领自己的“张家班”，赴台创办了“长弓”公司。公司仍由邵氏出资，但是自负盈亏，有票房分红。“长弓”二字由金庸亲自题名，将“张”字分拆后的结果，有“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的气势！可谓精彩至极。又因为比较形象化且武侠味浓厚，令张彻爱不释手。
由左至右：黄霑、金庸、林燕妮、张彻、倪匡也正是“长弓”公司，让张彻一直到临终都没有缓过来。在长弓公司的几年，让张彻负债近千万（70年代），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常人遇此，可能干脆就跑路了，但张彻却重回邵氏，为邵氏拍二十五部影片，以此偿还债务。同样负债累累，同样回归邵氏，张彻却没有李翰祥这般幸运。在回邵氏的几年，十几年，一直到去世，张彻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风清扬尘:
韦小宝的索菲亚
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罗曼洛娃，名字索菲亚是她姑姑索菲亚公主那里来的，阿列克谢耶夫娜是父称，她父亲是沙皇阿列克谢，姓罗曼洛夫。

1657年顺治14年出生，比康熙小3岁。1704年康熙43年去世终年46岁。她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沙俄的实际统治者，尼布楚条约就是在她治下签订的。

她的亲弟弟费奥多罗3世是个短命鬼21岁就死了，本该由身体强健的异母弟弟彼得一世继任，她通过射击军政变扶自己另一个亲弟弟伊凡5世上位，由于伊凡5世患有癫痫不得已两帝共治。而索菲亚执掌大权与慈禧太后仿佛。

年轻的彼得忌惮索菲亚射击军的实力，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玩具兵团。以做战争游戏为名征集的农奴玩伴，由德国人训练。彼得夺权有点像康熙擒鳌拜，17岁的彼得大婚亲政，射击军反对企图推举索菲亚做女沙皇，此时有玩具兵团的彼得先动手抓了索菲亚。

据说彼得想起7年前这个异母姐姐政变把自己吓出心理阴影的仇恨，亲自拷打询问了索菲亚，但索菲亚也很横就是不认罪。彼得在缙绅大会的劝说下没有杀姐，勒令索菲亚进入修道院做修女圈禁。

10年后彼得去欧洲考察，射击军乘机第三次作乱企图营救索菲亚但被镇压。彼得下令将索菲亚幽禁，除了复活节之外连其他修女也不能见面。6年后索菲亚死去46岁葬于新处女修道院。

鹿鼎记写到：‘’韦小宝见那女子一头黄金也似的头发，直披到肩头，一双眼珠碧绿，骨溜溜地转动，皮色雪白，容貌甚是美丽，只是鼻子却未免太高了一点，身材也比他高了半个头”

但法国使节记录的真实的索菲亚：‘’她极其肥胖，脑袋大得像口锅，嘴巴上有小胡子，腿上生着疮看起来至少40岁。”鉴于她的异母弟弟彼得身高2.04米，她也不会太矮，高韦小宝肯定不止半个头。

但索菲亚精通拉丁语和波兰语还有法语，博览群书谈吐文雅而治国并不昏聩。法国使节记载：‘她敏锐的思想和文雅的语言还有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她外貌的丑陋形成极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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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还是“遗弃”了胡金铨
原创 文白丶 影画志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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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先喜欢了徐克，而后才“发现”的胡金铨。



1992年，徐克的《新龙门客栈》上映，一时风头无俩，我也是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原来当年还有另一部《新龙门客栈》要拍，主演李连杰，出品人蔡子明，监制，则是胡金铨。



《龙门客栈》是胡金铨1967年的电影，当年曾经打破过港台的票房记录，影响到后面据说一百多部电影不断出现东厂和锦衣卫的形象，更有甚者，还上演过舞台剧。



这让人有些困惑，既然胡金铨一直声称他没有授权给徐克，那么，徐克的版权究竟来得是否正当？



这两部《新龙门客栈》之争众说纷纭，联想到1990年胡金铨与徐克就《笑傲江湖》产生的矛盾，一时也难辨真假。



纠纷是随着一声枪响结束的，蔡子明被杀，李连杰萌生去意，徐克，可以说意外造就了经典。



徐克是胡金铨忠实粉丝之一，他的大学论文，研究的便是胡金铨电影，而后从影，除了联合导演了《笑傲江湖》与翻拍《新龙门客栈》外，还可见许多胡金铨电影的影子，《倩女幽魂》中张国荣的背篓，《青蛇》中法海的疾行等等，这些随处可见的“借鉴”以及一脉相承的“政治江湖”表达让我不免对胡金铨产生多一分的在意。



于是从《大醉侠》到《阴阳法王》，这十几年里我不断地重看胡金铨的电影，久而久之，也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很“离谱”的想法：胡金铨，大概是华语导演中，少数几个可以划入大师行列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胡金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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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被爱



介绍一个人很难，往往我们的做法都是从生平年月说起，好处是可以立刻给他一个时代定位，坏处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往往都会将它忽略了去，当作是行文的八股范文。



那么，介绍胡金铨，我们不妨先从“他人”的角度来说。



1989年，大概是年底的时候，《号外》杂志做了一个策划，邀请两位大佬导演风云对话，两人互为记者，访问彼此，后来将内容整理，发表在1990年的1月号上。



这两篇对话，一篇叫“恋恋风尘胡金铨”，一篇叫“大地儿女侯孝贤”，是胡金铨与侯孝贤访问集，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后来《电影旬报》见了，也连忙翻译到自己的杂志上。



那个时候《悲情城市》正在热映，侯孝贤凭此片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正向着大师的道路上迈进，而胡金铨呢，他挂名导演的《笑傲江湖》也在当月上映，《笑傲江湖》中胡金铨和徐克闹得不是很愉快，不过人前人后，他总客气地说，《笑傲江湖》是徐克的功劳，我只拍了几个镜头而已。



我想《号外》此举，大概也是借着胡金铨来力撑侯孝贤的意思。



访问中，侯孝贤问到《笑傲江湖》事件，胡金铨直接说，都是香港那边的团队在做，“大约只有摄影师、打光师傅、副导是我的人”，顺势，两人吐槽了台湾电影的专业程度、吐槽了台湾政府对电影的支持，甚至还吐槽了了影评人，“有的写得莫名其妙，我就挂个电话骂两句”，侯孝贤说。



那时侯孝贤力邀胡金铨加入他的一个计划，也是就是将唐传奇影视化，“拍成几个故事，一个故事一小时半，一下子挤出十个或八个，一定很过瘾”，“由你当头，我们一人拍两个，剩下六个给新人拍”，胡金铨举双手赞成，“我们打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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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隔代对话其实多少有些“讨教”的意味，要知道台湾电影是有“新”“旧”之分的，别的地方是“新浪潮”，台湾则直接是“新电影”，侯孝贤杨德昌是“新”，那么胡金铨在台湾拍的那些片，也就自然被分到“旧”的行列。



“新人”踩“旧人”是个不变的传统，新人要出位，就得抛弃旧文化，杨德昌就曾经说过，“（胡金铨）我只认为他在当导演前是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言下之意，就是“你过时了”。



但侯孝贤似乎不太一样，他侧耳聆听，也颇为恭敬，后来我们知道，侯孝贤那唐传奇的梦也并不是简单地说说。



2015年，侯孝贤唯一的武侠片《刺客聂隐娘》终于上映，这部改编自唐传奇的电影使人一眼便看出胡金铨的影响来，他研读唐史，细心考究，这部电影也给他带来了一座戛纳最佳导演的奖杯。



而再往前两年，同样的戛纳电影节上，内地导演贾樟柯同样凭借一部致敬胡金铨的《天注定》拿到了最佳编剧奖，他说这是借鉴了胡金铨“穿越流动”的美学。



这时候，距离1975年胡金铨在戛纳第一次凭借武侠片获奖，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而胡金铨本人，也早已于1997年意外辞世。



那个轰轰烈烈的唐传奇计划，终究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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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金铨的重视，基本上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的，就像那些传说中的人物，黄飞鸿和叶问，或者一些著名的导演，奥森威尔斯，生前困苦，死后被爱。



最早引起的讨论，是李安开始扬威国际。



2000年，在胡金铨去世的三年后，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电影中出现了致敬胡金铨《侠女》竹林打斗的一幕，李安以竹子为喻体，以此呈现周润发与章子怡的人物状态。



据杜琪峰所说，当时他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个场景相当激动：“李安导演，你真得到了那场戏的神韵。”



李安和杜琪峰对胡金铨都有着不一般的尊重，李安说胡金铨是致力于华语电影艺术性的先驱，杜琪峰则说胡金铨把中华文化带到了欧洲。



说起自己当年看不懂《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时，杜琪峰更是爆了句粗口：“屌，都不懂拍片不就是看不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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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2010年金马奖评选过一个50大华语导演，胡金铨在那里位列第五。



另一方面，前10名里，其实绝大多数导演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胡金铨的影响。



侯孝贤和李安自不必说，一部《刺客聂隐娘》与《卧虎藏龙》让更多人知道了胡金铨的美学概念。



王家卫1988年拍摄了处女作《旺角卡门》，动作指导董玮就说，里面黑帮厮杀压缩空间的处理方法是来自胡金铨的《大醉侠》。



其他人呢，张艺谋拍了部《十面埋伏》致敬《侠女》，蔡明亮的那部《不散》，首尾呼应的场景也恰恰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



李行算是同代人，当年联手拍过片，1983年的《大轮回》，胡金铨李行白景瑞，被时人称为“三剑客”。



陈凯歌倒是没多大关系，只是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的制片人，是胡金铨一手发掘的御用女主角徐枫。



至于许鞍华，众所周知，她是一直以胡金铨徒弟自居的，她帮胡金铨拍过《笑傲江湖》，胡金铨也帮她处理过《客途秋恨》，后者几乎可以算是许鞍华的自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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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致敬的也不少，你们知道徐浩峰推崇胡金铨，也会知道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用了《大醉侠》的声音，路阳拍摄的《绣春刀》没法不想到胡金铨，更年轻的陈哲艺，《热带雨》里就播出了《大醉侠》和《侠女》的片段。



总的来说，但凡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涉及到武侠或者动作，总跳不开胡金铨这三个字。



所以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给胡金铨下一个历史地位的定论：他是华语武侠片的开山宗师，尤其是从艺术角度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先驱。



开山宗师很容易理解，当年《一代宗师》的编剧，和胡金铨工作过的张大春就说胡金铨有三个小得意：青竹竿、东厂衣，以及藤编书箱，这三个小物件都是胡金铨的首创，第一个扩大的刀剑片的造型边界，第二个引领了明朝宫廷的暴徒形象，第三个则成了赶考书生的必备。



这说的有点虚，其实也就是说，在动作场面、政治表达、造型设计方面，胡金铨奠定了往后武侠片的基础，这个基础经由徐克、程小东、叶锦添们的发扬光大，成为了八九十年代武侠片最终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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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驱呢，则要从另一个故事来理解，那是胡金铨的女弟子徐枫说的。说是当年徐枫成为制片人之后想和胡金铨合作一部片，但在武术指导这里两人产生了分歧，徐枫想找程小东，当年可以说是香港武侠片顶尖的人物了，但胡金铨觉得，得要找那些便宜一点，甚至于徐枫觉得水平很差的。



是胡金铨省钱吗？当然不是，而是从“纯电影”角度来说，他觉得武指不重要，香港电影那个时候把动作场面交给武指来拍的做法也不符合他的理念，他所拍的片，不能完全被称为武侠片。



所以你看胡金铨的电影，重气氛、重考据、重剪辑、重时空，重一切影像化的技术与表达，但就不像大部分武侠片一样，给你一种奇技淫巧的“爽感”。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在当年被评为所谓“世界五大导演”之一，与黑泽明等人“平起平坐”，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一生困苦不堪，以至于被影坛遗弃，死后方才赢得那么一点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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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之于传统，走火入魔



胡金铨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里有两个故事，或许能够代表他的样子。



一个故事是马家辉说的，他说胡金铨和阿城是好友，两个人都是那种知识丰富特别能聊的人，但两人的聊天方式又不一样，有一回，两人跟别人聊天，胡金铨毫不客气，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说个不停，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而阿城呢，插不上嘴，在旁静静地听着，只是表情略有怪异，仿佛在想：你怎么还不停口？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



另一个故事则是来自倪匡，说是1967年，他去台湾，在宾馆的角落里发现了胡金铨，只见他一个人呆呆地一脸沉思，于是上前询问，“你在这里干什么？”胡金铨答，“看云”，“什么意思？”“就是看云”。后来倪匡才知道，胡金铨因为一个镜头里的云到底是满谷还是半满还是初起而伤透了脑筋，已经坐在这苦思了七八天了。



一个是热爱热闹口若悬河可以几天几夜不停歇的胡金铨，一个是孤坐七八天为一个普通观众根本不在意的镜头而苦恼的胡金铨，截然相反，却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得从他的“去国怀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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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引用一下别人的话，这次是北岛。



北岛说胡金铨，“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意思是胡导潇洒，四海为家。



但我总觉得，“不提”的原因，是有痛处。



胡金铨是1932年生人，“官宦”子弟，祖上做过山西巡抚，汉八旗，父亲有着矿厂、面粉厂等多家企业，据说还有戏院，因为胡金铨说他小时候去看戏都是不要钱的。



但当他只身一人来到香港时，身无分文，甚至连“家徒四壁”都称不上。



原因无它，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家的财产很快就充了公，胡金铨的父亲也被拉去劳动改造，死在了矿场。



胡金铨和家人断了联系，也就一直流落在香港，往后的日子，又是反右又是文革，运动一场接一场，再次得知家人消息，要等到近30年后。



所以说，“家乡”在胡金铨心里，就是美好记忆与痛苦当下相互碰撞，是炽热乡愁与冷漠现实的相互纠缠，是李宗盛的那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你能看到全方位地把传统文化搬进了电影，与“往事”不断“瞎扯”。



岂止是“瞎扯”，简直是“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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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做执行导演的《玉堂春》（虽然这部也是传统题材），你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主宰了胡金铨的几乎所有的电影。



处女作《大地儿女》是抗战题材，改编的是老舍的《火葬》、《偷生》等作品，开头就呈现出了一种地道的民国味，唱戏的、卖艺的、画画的、沦落风尘的，民俗文化与传统戏曲信手掂来，胡金铨更是在其中拟仿了一段“关公刮骨疗伤”的传奇，其醉心传统的态度已现端倪。



到了第二部《大醉侠》，胡金铨更是把京剧的元素直接搬上电影，人物的亮相、节奏的古典、打斗的走位，不是求真，而是求意，主演郑佩佩也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



之后的《龙门客栈》在我看来是胡金铨“走火入魔”的开始，他开始以考据的方式拍片了，明代的人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于是他便去研究明史，上到政治大事，小到茶叶多少钱一两，他都给考据得清清楚楚，其中锦衣卫和东厂的形象与庙堂江湖之争的故事设计直接影响了华语武侠片日后的走向。



再往后，《侠女》里他引入了佛家的元素，《空山灵雨》以六祖的故事拍摄佛门争斗，《天下第一》拍摄五代十国、《迎春阁之风波》拍摄元朝末年，《山中传奇》拍《西山一窟鬼》、《阴阳法王》拍《聊斋志异》，甚至于，连帮李翰祥还债的《喜怒哀乐》之《怒》也直接改自京剧《三岔口》。



1979年，金马奖颁奖，《山中传奇》一举获得包括优等剧情片在内的6项大奖，胡金铨单人的奖项就占两个，最佳导演与美术设计，而同年套拍的《空山灵雨》，他更是包办了导演、编剧、剪辑、美术在内的四个职位，事事亲为。幸好当年的职位分工不细，否则什么服装设计、造型设计之类的职位都得由自己一手包揽。



胡金铨唯一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是《终身大事》，拍的是当下，却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不满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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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说胡金铨只是拍摄传统题材并考据历史考据文化的话，那显然就小看他了，虽然他也看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和黑泽明、比利怀德等人交流颇多，但他的电影，基本上是把中国传统的概念全面复刻到了自己的电影中。



就拿最受诟病的人物塑造来说，胡金铨的电影一直被视为重氛围不重人物，角色脸谱化、扁平化。是胡金铨不善于塑造人物吗？甚至是胡金铨不善于说故事吗？显然不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一不称赞他讲故事的能力，但何以到了电影中，他却被认为人物单薄呢？



其实这与传统文化很少注重心理描写有关，无论是小说还是京剧，往往都是开场便把人物的基调给定了下来，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忠奸善恶一看即明，京剧更直接，白脸花脸无须交代你便能把他归各类，简洁明了，有的只是境遇的起伏。



全面拥抱传统文化到底好不好？当然不好，你现在来看胡金铨的电影，多多少少会存在着一些表演和节奏的“问题”。



但也正是如此，他脱离了六七十年代那种“流行”的电影语法，几十年后再看，因为后无来者，所以也不会给人过于陈旧之感。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有模仿者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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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你大概会明白，为什么胡金铨的电影中会出现大量空镜了，山水之间，蝼蚁般的人在行走，那根本就是取自水墨画，要意境，要留白，而这些都不是现代西方的电影语法。



或许你大概也会理解，为什么胡金铨对一些细小的物件那么着迷了，《空山灵雨》里徐枫一件一件把开锁工具拿出来，不厌其烦，这也是胡金铨对考据的走火入魔。



甚至可以这么说，他研究老舍，研究明史，研究古代的皇帝吃什么，其实都是所谓的“乡愁”作祟。



2020年，当张大春在那部虚虚实实的《南国之冬》回忆起《笑傲江湖》之争时评论道：胡金铨对一个人物“起霸”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讲清楚一个完整的故事。“起霸”，戏曲表演程式，起源明代，项羽垓下之战前检查铠甲的生活细节……



但与此同时，他又有着一种“冷感”，保持着旁观者的心态，他一边说着那些江湖侠义的故事，一边又让剧中人物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性”这个词在他的电影中很难找到，即便说到了青楼，也是功用大于一切，《侠女》里徐枫和石隽孤男寡女睡了一夜，但来得那么突然又去得那么迅速，亲情爱情之类的感情都不会是表达重点，把人物从剧情中抽离出来，能得到的只有一个词：孤寂。



为什么永不疲惫地行走？为什么空间与人物对比那么强烈？甚至于为什么最终归于佛家，这便有了很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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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狂热”背后的冷感



1975年，胡金铨的侄女胡维尧来港，辗转联系上胡金铨。



一家人约在尖沙咀码头见面，胡维尧一眼便认出了胡金铨，胡金铨于是不断询问着家里的情况，也是此后，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不谈其他，只聊家庭。



胡维尧说胡金铨对家庭有一种凄凉、落寞的情怀，他有过快乐的童年时光，但这种快乐持续得不长，再加上政治环境，使得胡金铨很少对别人提起他的家庭。



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胡金铨是在台湾拍片的。



胡金铨去台湾主要是和邵逸夫闹掰，而和邵逸夫闹掰主要是源于“不得志”。



在进入邵氏之前他有过一段艰苦岁月，帮人校对电话簿，校对佛经，要么枯燥无意义，要么一个字也不懂，但不能算是“不得志”，他的不得志，主要在于邵逸夫的轻视。



众所周知，李翰祥于1963年离开了邵氏，和邵逸夫分道扬镳，但这次离开并没有那么和和气气，彼此心里都有些心怀怨恨，李翰祥拍了部《七仙女》，邵逸夫不甘示弱，连忙找来何梦华等一帮导演赶拍了另一部《七仙女》，提前上映，把李翰祥将得死死的。



而这“一帮导演”中，就有李翰祥的结拜兄弟胡金铨。



现在看来，胡金铨帮忙《七仙女》，有些纳投名状的意思，于是第二年，他获得了拍摄《大地儿女》的机会，但《大地儿女》一是拍摄超支，二是抗日题材敏感，不但被删减得只剩100多分钟，还引来了邵逸夫的严重不满，以至于胡金铨三年后苦苦求来的第二部电影《大醉侠》，不但主角只能用新人，连所用的服装都是别的电影剩下的。



邵逸夫没想到的是，《大醉侠》爆了，他看走了眼，电影试片时他还对胡金铨说，“要多向小徐（徐增宏）学习”，等到上映，不但观众喜欢，评论也是一片叫好，就连偏文化类的杂志《明报月刊》，也放了《大醉侠》的剧照并展开电影讨论。



胡金铨没想到的却是，《大醉侠》爆了之后，他依然得不到邵老板的好眼色，工资没有涨，分成等于零，连下一部打算开拍的《龙门客栈》也得不到首肯，作家沈西城回忆说，邵逸夫看完剧本后连英文都冒出来了：“要死快哉，十几场戏哪能拍电影？No Way！”



这时候，当年“策反”李翰祥的联邦公司适时出现了，他们对胡金铨说，我们可以支持你拍电影，而且还有分成……胡金铨二话不说，毁约入台，一代武侠经典《龙门客栈》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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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是60年代，台湾政治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



胡金铨是什么家庭？虽然父亲被打成右派，但五哥是地下党，二姐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二姐嫁给了何光，也就是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因为敌对状态，过多地谈论家庭可能是危险的，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胡金铨此后一头扎进故纸堆的原因，亲情有了寄托，也有了壁垒。



电影毕竟是个商品，被政治干涉之后，难免乌烟瘴气。



但老实讲，即便是从商业上来说，胡金铨也并不成功，非但胡金铨没赚到钱，挖胡金铨墙角的联邦赚得也不多。



首先来台湾的那部《龙门客栈》投资实在巨大，当时的台湾电影业百废待兴，胡金铨于是带着团队一边拍片一边搭建片场，可以说台湾市场的收入基本上都给搭进去了。



其次呢，因为胡金铨的合约问题，邵氏要了《龙门客栈》包括星马在内的发行权，最终邵氏空手套白狼，赚了几百万。



所以结果就是，电影大破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票房纪录，但胡金铨却什么也没得到，当年说好的票房分成也只有台湾扣除成本之后的那么一点，搞得胡金铨差点和联邦打官司。



之后的《侠女》更是“惨淡”。



电影拍了足足三年，耗资巨大，胡金铨为了每个镜头都绞尽脑汁，前面所说倪匡的那个故事也是发生了这段时间，但艺术家可以拖，商人却不行，在电影还没拍完的时候，联邦就把电影的前半部分拿去上映，结果可想而知，票房口碑双扑街。



如果不是香港一帮文人硬撑，如果不是贸然把电影拿去戛纳电影节得了奖，可能胡金铨的顶峰只能到《侠女》这里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其后他拍摄了与《龙门客栈》相类似的《迎春阁之风波》，本来打算全室内场景，结果不得不应投资人的要求拍摄了结尾高潮动作戏，成为了电影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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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改革开放，时任港台办负责人的廖承志邀请胡金铨回国，请教如何将中国电影打入世界，这是胡金铨30多年后第一次返回家乡。



那个时候胡金铨已经是名导了，1975年他凭借《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1978年被《电影指南》评为世界五大导演，应邀参加全球各种电影节担任评委，当时，可以算是华语导演走向国际的第一人。



但这次回国，也是秘密进行的，胡金铨“参观”了自己曾经的家，但不敢声张，更不敢让台湾知道，他还是担心台湾方面的反应，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他的徒弟许鞍华，那一年许鞍华回大陆拍摄的《投奔怒海》，在两个市场都成为了禁片。



而据说，这次秘密行动最后还是泄露了，有报纸登了出来，胡金铨只好斩钉截铁地否认，反正大陆方面不会给你作证，你奈我何？



由此可见，所谓乡愁，只能默默埋在心里，或者以“曲线”的方式表现。



作为外人，我们很难体会到胡金铨那样的心情，一方面家破人亡的痛让他难以平复，一方面即便偷偷摸摸也要回家，他对家乡的情感之复杂不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是“不能为外人道”，即便是这段返乡的历史，他也是等到十几年后，台湾与内地关系正常化之后，才说了出来。



由此，我们大概能理解他电影中“狂热”与“冷感”相交织的原因，我总是在想，如果胡金铨活到今天会是怎样？他可以正常地来大陆拍戏，并借助于更好的技术以实现他的理想，那或许不再是孤独行者的一个状态，但绝对是会把中华文化呈现得最好的导演之一。



只是，他去世得太早，他唯一一部来大陆拍摄的电影，也太过波折，这让他的那份感情，平添了一分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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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个技术主义者



我最喜欢的胡金铨的电影是《侠女》，看的次数最多的，却是《空山灵雨》，《侠女》让我赞叹，《空山灵雨》让我着迷。



《侠女》改编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原文短短几千字，胡金铨给拍到了三个小时。



故事是说落魄书生荒宅遇鬼，结果这个女鬼是忠臣杨涟之后，正在被东厂追杀，于是书生小姐联手杀敌。



但有意思的，就在这“大义凛然”的书生身上。



书生顾省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拒绝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一口一个“淡泊明志”，但从他不断重复诸葛亮的《出师表》可以看出，其实他并非是个真正无欲无求的人，他骨子里的名利心还是很重。



他的理想是和诸葛亮一般，一朝闻名天下知，做成那诺大的功业。



胡金铨在这里讽刺的是他身边的好友，也就是知识分子，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傲骨，但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渴求名利。

《侠女》中当然帮他实现了那份功业，深夜荒宅中，书生顾省斋凭借各种精巧的机关设计，以弱敌寡打退了东厂的进攻，他站在高楼上，“羽扇纶巾”，得意大笑。



然而当他得意忘形时，忽然意识到地上躺的都是一个个尸体，是曾经活生生的人，于是惊慌失措，从此没了方向。

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描写，胡金铨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即便是拿到今天的语境下来看，依然讽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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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在《侠女》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影像技巧，大家都称赞竹林打斗那十几分钟，他依靠剪辑和抽格展现出了别人无法比拟的视觉效果，效仿者甚众，但我最喜欢的，却是芦苇追击那一场。



芦苇丛的那场戏有三个人，旁观的是顾省斋，打斗双方是杨之云与欧阳年，你会发现从欧阳年进攻开始，到三人户外打斗、欧阳年落败、杨之云追击，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废话，却行云流水，视听语言的逻辑满分。



比如说视线原理，香港动作片一直不在乎这方面的逻辑，很少有人能做到完全合理，但《侠女》就不一样，它给你一柄剑，紧接着的一定是顺着剑的方向的镜头，即便其中还会出现大量的、零碎的，甚至故意空缺的镜头，但再接上这段戏时，依旧在它的逻辑之内。



而打斗场面，也是在顾省斋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中相互跳跃，及至追打得远了，也只是给你远远的剪影般的画面，非但符合视听逻辑，更是制造出一种独特的传统画卷的意味来。



胡金铨当年和王敬义的一次访谈中说他最在乎的是技术，“想试验用技巧能否能让电影成为独立的艺术”，以电影语言来说，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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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空山灵雨》中，他更制造出了一种在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间巧妙配合的魅力。



胡金铨“玩弄”时间的把戏由来已久，《侠女》中就有这么一段，当顾省斋发现危险狂奔回家，等到拍门时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中间已经省略了很一大段的叙述，看似连续的镜头，但实际已经跳转到了找完马车并把母亲送走的阶段了。



而《空山灵雨》，则是通过行走把时间拉长，通过翻腾把空间扩大。



第一次看《空山灵雨》的时候我是有些懵的，我熟悉是胡金铨是在狭小的空间里制造出宽阔的场面，比如客栈，小小的客栈中被人为制造出极强的空间感，但《空山灵雨》，徐枫和吴明才跑去偷经，在寺庙里四处奔走，搞得我完全弄不懂地点。



后来我才知道，胡金铨是通过大量的剪辑整合出了一个虚构的寺庙全景，并以其“大”“小”对比，带出其佛理的主题。



这种纯影像化的做法是让人着迷的，也是我看了那么多遍也觉得津津有味的原因，这种表述延续到动作场面中，就胡金铨利用空间障碍，拍出了《三岔口》式的你抢我夺，动与静的对比在这场戏里运用得尤其得心应手，那不是写实的动作，而是极具艺术美感的。



香港导演里，能做到这样程度的，几乎没有，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在我的香港导演排名里，一直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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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遗忘，被遗弃



胡金铨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来内地拍摄的，那是1992年，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天下第一》，已经过去了九年。



这部电影叫《画皮之阴阳法王》，其缘起，可以算是徒弟的报恩。



资金是吴明才找的，他时常出现在胡金铨的电影中，最后一部出演的正是《空山灵雨》，而主演阵容里，有《山中传奇》里的张艾嘉，以及未成名时便在胡金铨《侠女》、《忠烈图》里演出的洪金宝。



那个时候，胡金铨的另一个徒弟徐枫，则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拍摄那部《霸王别姬》。



《画皮之阴阳法王》很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内地电影工业还不完善，胡金铨回忆说，“拍电影就像打仗，由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都很困难”，关键是，拍摄了一段时间后，没钱了。



吴明才并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制片人，在他投拍的电影中，从来也没有过如《画皮之阴阳法王》一样的大制作，胡金铨一超支，拍摄就撑不下去了，据说当时吴明才直接都跪倒在胡金铨面前了，苦求他尽早拍完。



最终，电影草草地便结束了拍摄，所以你看这部片，前半部分的水准是绝对高于后半部分的。



但是事情还没完，为了收回成本，即便是本来就不如意的电影，片方依旧为了排片而进行大量的删减，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删减成了95分钟，最终票房131万，位列当年的117位。



电影面目全非，早已脱离了原意，不知道写出这个剧本的阿城，看了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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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胡金铨来说，这样的挫折几乎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他的《大地儿女》是从三个小时删到了现在的108分钟，《侠女》当时香港上映的版本，从179分钟删到了两个多小时，《山中传奇》呢，从191分钟删到了121分钟，即便是本来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空山灵雨》，在台湾再次上映也从120分钟删到了90分钟，当时去宣传的许鞍华得知影片删减后面色尴尬，决定不予置评。



如今，《侠女》、《山中传奇》、《空山灵雨》都已经有了完整版本，还出了蓝光，电影的历史地位也早早被恢复，只是《大地儿女》与《画皮之阴阳法王》，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原本的样子了。



这样的删减毫无疑问对胡金铨有着很大的伤害，本来他就已经是当年香港影坛的异类了，再加上删减，这让胡金铨的电影更加不受到重视。



黄霑就曾经讲过一段往事，说当年他们公司三个股东打算找胡金铨拍《雪山飞狐》，结果胡金铨觉得《雪山飞狐》的故事不好，便游说他们拍《空山灵雨》，开口闭口禅意半天，黄霑多精明啊，一听到给钱还不能干涉拍摄，便打了退堂鼓，“这事我不干”。



直到2004年，黄霑还觉得，《空山灵雨》“看不出有什么禅味”。



《利玛窦传》，找不到资金，《张羽煮海》，找不到资金，《华工血泪史》，找不到资金。



就连结拜兄弟李翰祥病故，身在国外的胡金铨都没有钱买机票回来，弟子们得到消息帮买了机票，等胡金铨回来，丧礼已经办完。



一个享誉国际的大导演，一个可以称得上宗师级的人物，落魄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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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谈胡金铨，不单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造神，自胡金铨出现，其争议便一直存在，但胡金铨电影中的时间与空间，其动与静的创新，即便再过几十年，也依然是值得赞赏的对象。



我们谈胡金铨，还是因为当下。



在电影越来越“长视频”化的今天，聊胡金铨是件“不合时宜”的事，恰巧，我喜欢这“不合时宜”。



其实在当年就有许多人“劝告”胡金铨，观众爱看故事，所以拍电影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但胡金铨却认为，电影，首先是影像的艺术，电影之所以是电影而不是其他，是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法的。



所以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他极度讲究考据、极度讲究景深、极度讲究摄影、极度讲究剪辑、极度讲究韵味，但偏偏，大家关心的故事关心的热闹他毫不在意，留下了作品，失去了市场。



这种失去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你说我是呼吁这个时代再次出现胡金铨？不不不，在电影这个词得到尊重之前，我们恐怕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大师了，就像阿城那篇悼念胡金铨的文章的标题：碎一个，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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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市场这个话题，他说，影片票房收入高，就表示观众喜欢，难道“大多数”人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肯定地回复：有时候会错。



胡金铨举了个例子，是美国的一个舞台剧，叫《中秋月茶座》，他说里面有一段是美国占领了冲绳岛，一个军官下乡去宣传民主，口若悬河各种优点大半天，然后一个老头儿问：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



大概觉得要用直白的话来表述，这个军官就说，民主就是，大多数人能够决定一件事的对错。



然后呢，美国政府拨款给当地人建学校，结果来人一看，这笔钱已经给用来盖了个艺伎馆，美其名曰：这是全村人的决定，我们这些老人，夕阳西下去艺伎馆坐坐，多美。

美国人大怒：你们就不为后代考虑吗？



当地人：年轻人上战场都死光啦，小孩们也给飞机炸死了……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这件事，还会那么绝对吗？



最后胡金铨引用了卢梭的一句话作结，“与其和群众站在一起，不如与真理站在一起”。



这，大概就是胡金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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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60年“10本最差的书” 《鹿鼎记》居首
2009年10月12日 09: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中新网10月12日电  网友自发评选的“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近日揭晓，金庸、琼瑶、徐静蕾等一批名人、明星的作品纷纷“中招”，而备受争议的80作家张一一更是有两部作品同时入围这一“光荣榜”，此榜单一经公布，文坛“集体失声”，读者大跌眼镜。

　　名人明星作者纷纷“中招”

　　除开金庸、琼瑶、徐静蕾外，著名作家柏杨、王朔，著名电视主持人赵忠祥，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都各有一部作品入选“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而排名榜首的还是金庸的《鹿鼎记》，网友广泛认为妓院长大的小无赖韦小宝居然“全国通吃”左右逢源妻妾成群，分明有“歌颂流氓手段和一夫多妻”的嫌疑；琼瑶的《窗外》紧随金庸的《鹿鼎记》其后，网友认为《窗外》滋生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师生不伦恋”的不良风气；徐静蕾的博客书《老徐的博客》也位列三甲，被认为是一本“流水账垃圾书”；80后作家郭敬明被判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名列第十，被网友广泛认为是“史上最不具备原创精神的作品”。

　　争议80后作家“独中两元”

　　去年以来因撰文批评各省不良风气而“得罪近10亿人”的80后作家张一一，俨然是这一“光荣榜”上的“最大赢家”，一个人梅开二度，但他“众骂所归”的《丑陋地理志》并没能最终入选“10本最差的书”，取而代之的是励志作品《一夜成名》和长篇小说《努力》，网友不无讽刺地表示，《一夜成名》出版的时候，张一一自己连一点儿名气都没有，他又有什么资格告诉读者“成名”？而对于张一一另一部号称“娱乐圈成名秘笈，80后创业史诗”的小说《努力》，网友更是毫不留情地直斥“除了娱乐圈的那一些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之外，从头到尾压根看不到一星半点‘努力’的蛛丝马迹！”

　　附：“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的书”光荣榜

　　一、《鹿鼎记》 金庸

　　上榜理由：小无赖居然左右逢源妻妾成群，分明是在歌颂流氓手段和“一夫多妻”制。

　　二、《窗外》 琼瑶

　　上榜理由：宣扬考大学落榜便自杀本不足取，自杀能轻易获救更是戕害了许多年轻的生命；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师生恋”提供了情感依据。

　　三、《老徐的博客》 徐静蕾

　　上榜理由：眼前分明流水账，心底却思太费木。枉称“才女”的徐静蕾，不过是“戏子装知性”的典型代表罢了。

　　四、《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上榜理由：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已有整整35年不曾回过大陆，未免有闭门造车、隔靴搔痒之嫌；《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后的25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分明已“过时”。

　　五、《我的千岁寒》 王朔

　　上榜理由：东拉西扯，呓语连连，晦涩难懂，故作高深，至此，曾“影响一个时代”的王朔被广泛认为是“江郎才尽”。

　　六、《一夜成名》 张一一

　　上榜理由：连自己都还没有成名，怎么能告诉读者怎么成名？

　　七、《岁月情缘》 赵忠祥

　　上榜理由：作为赵忠祥“岁月三部曲”之一的《岁月情缘》，依然顾左右而言他，其实读者最关心的是赵老师那些风花雪月的另类“情缘”。

　　八、《努力》 张一一

　　上榜理由：从头到晚只看到娱乐圈的那一些声色犬马和纸醉金迷，根本找不到任何“努力”的蛛丝马迹。

　　九、《我把青春献给你》 冯小刚

　　上榜理由：都是些溜须拍马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压根没见咱们的冯导把青春献给谁。

　　十、《梦里花落知多少》 郭敬明

　　上榜理由：169个句子一模一样，57个段落基本相似、12个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完全雷同，郭小四的该部大作，堪称“史上最不具备原创精神”的一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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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接受一个英国摄制组的采访:“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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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字经》：孝悌
南郭刘勃  04-05 11:18 投诉阅读数：5377
​​肖桓注  刘勃评



香九龄，能温席，①孝于亲②，所当执③。融四岁，能让梨，④弟⑤于长，宜先知⑥。

【注释】

①“香九龄”二句：香指黄香，字文强，东汉时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人。黄香九岁丧母，因悲伤过度而身体憔悴，但仍守丧三年，“乡人称其至孝”。因家贫没有奴仆，黄香就独自照料父亲，“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见《东观汉记·黄香传》）②亲：指父母双亲。③执：实行，做到。④“融四岁”二句：融指孔融（153-208），字文举，东汉末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四岁时，与哥哥们一起吃梨，就知道主动拿小的。大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理应拿小的。”（见《后汉书·孔融传》注引《融家传》）⑤弟（tì）：同“悌”，指敬爱兄长。⑥宜先知：应当尽早知道。



【解说与引申】

这八句里，关于黄香的四句讲“孝”，关于孔融的四句讲“悌”。悌是一种附加在孝上的价值，有孝才有悌。

《说文解字》的解释，孝是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部分，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

孝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之本”，就是说，孝是核心的基础。最鄙视中国的人，也是这个判断，如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五四以来，反思中国落后之由，归结为传统文化，孝道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鲁迅、胡适、傅斯年等大家，都有言辞极为激烈的文章。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师多半言行不一，从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看，其实是算得上“孝子”的。

既然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孝”，照这个逻辑推下来，则西方能够领先，自然是不提倡孝道的。颇有学者看见可用的证据，就忙不迭拿过来。如邓晓芒先生的《希腊罗马讲演录》说：



建立在权力意志之上的神谱，就导致最初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中国人一般认为祖先越古老，就越尊贵，最初的人类始祖是最崇高的，地位随着世系的下降而递减。希腊的神的地位是可变的，最开始是天神乌拉诺斯统治整个宇宙，后来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阉割并打入地狱，这就带有强烈的侮辱性了（儿子阉割自己的父亲，并打入地狱）。然后克洛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也打入地狱。这就意味着谁要是能占据统治地位，谁就可以为王，所以在《神谱》中以血缘关系为线索，但是已经掺杂了权力意志的因素。


以邓老师之渊博，《史记·五帝本纪》自然是看过的，黄帝如何取代更古老的神农氏，他绝不至于不知道。至于子弑父，臣弑君，这种“权力意志”在中国更是只会过剩而绝不至于稀缺。所以只能说，默认了中国文化最重视血缘关系这个前提，又急于在西方文化里找不同，让人太容易选择性忽视许多事实了。

当然，中国的权力斗争往往喜欢拿道德来做包装，希腊神话这种兴趣小一些。这是因为神话保持着较多原始时期的面貌：老一代的强者怀着要被年青一代推翻的焦虑，而年青一代的强者击败老一代后，并不还要讲一番大道理，这哪里是什么打破血缘桎梏的新思想，原始社会的兽性遗风罢了。实际上，到了古典时代，用道德语言给父权涂脂抹粉，是希腊人一样很喜欢做的事情。

大致说：

第一，强大的父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定会出现的现象，——所以类似“孝道”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古代文明里表现形态可能不同，却大抵都是有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女主人公为了让哥哥入土为安，不惜违背城邦的法律，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很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这段话颇有《左传》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味道。安提戈涅贞洁观念如此之淡，春秋以后的中国人未必看得惯（后世的欧洲人也看不惯），但从孝悌的标准衡量，她实在是可以算标兵的。

有段子说，遇到危险，“循规蹈矩地寻找门道出逃的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崇尚理性和规矩。迅速越窗而逃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崇尚实用主义。首先帮助情人或者妻子出逃的是法国人，而首先背着母亲逃跑的是中国人，因为法国人浪漫，而中国人讲究孝道。”这话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现代西方人的刻板印象，翻古书的话，则最能代表古罗马精神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出逃时是背着老父，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所以最终也只是妻子死了，但祖孙三代成功脱险。罗马人的始祖，对女人虽然极不靠谱，但也称得上为父则慈，为子则孝。

《圣经》里面，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照做，这固然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之坚定，也一样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小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毫无畏惧，对上帝的信和父亲的孝，可谓浑然一体。

实际上，五四先贤看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往往其实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西方进入现代之前，很多地方反而也和中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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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学医，就到了东京，跟光复会混在了一起。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后来被剖腹挖心，光复会要报复，派鲁迅回国去刺杀清朝大员。鲁迅接受了任务。但临出发前，他又跑去找领导说：我仔细想了，我不能去。领导问：为什么呢？鲁迅说：我有老母，我死了，没人养我妈。领导说那就算了吧。



拿老妈当挡箭牌，这个有点牵强，再说你还有俩弟弟呢！鲁迅自己也觉得有点亏心，所以他不断地做解释，弄得跟祥林嫂似的：我不是怕死，而是接受不了这种组织行动。我亲眼看见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派手下人暴动。事变之日，别人生死系于一线，陶成章坐在屋子里聊天，谈笑风生，毫不在意，我就觉得很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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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要创作出震撼世界的长篇小说呢？因为世界文坛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学地位，不是诗歌和散文，恰恰是长篇小说的厚重程度。哪怕西方文学界低看俄、苏文学作品，毕竟他们拥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世界级文豪，以及后来的高尔基、左琴科、扎米亚金、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的文学作品撑起了俄、苏文学的天空，他们用长篇小说不断拔高俄罗斯国家文学高峰，正是有了这些文学高峰，俄罗斯才能傲然俯瞰天下文学。


基于这样的共识，中国当代文学必须突破长篇小说的瓶颈，真正创作出并拥有几座文学山峰，支撑起中国文学的多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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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
什么也不做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最困难并且最智慧。
生活是世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生存，仅此而已。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
生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人自己。生活是单纯的，单纯的才是正确的。

图片
奚落是庸才对天才的颂歌。
真相很少纯粹，也绝不简单。
不满是个人或民族迈向进步的第一步。
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
很多东西如果不是怕别人捡去，我们一定会扔掉。
犬儒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我不愿意暴露我的灵魂让那些好奇的凡夫俗子瞧个没完。
我喜欢自言自语，因为这样节约时间，而且不会有人跟我争论。
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是臣服于诱惑……我能抗拒一切，除了诱惑。
平常的财宝会被偷走，你灵魂里无限珍贵的东西是无法被夺走的。
只有两种人最具有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悲观主义者是这种人：当他可以从两种罪恶中选择时，他把两种都选了。  
永远宽恕你的敌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们恼怒的了。
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你。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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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
光明日报甘以雯04-16

插图：郭红松


插图：郭红松

【中国故事】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鼎钧的名字，在台湾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后知后觉的我，认真关注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创作，始于《散文海外版》创办之初，至今将近30年。

初识鼎公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读到了王鼎钧先生的散文《那树》，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了。《那树》描绘了街头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辉煌而又苍凉悲壮的一生。因为挡住了人的路，“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的大树被肢解和运走，绿着生，绿着死。深一层品味，会发现大树象征着执着而悲壮的人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新求变、求物质享乐的时代，和人的情感上的恋旧念故，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冲突。作品全是客观的白描，看似平和、冲淡，其内里却翻卷着感情的波澜，是一首传统文化的挽歌。我所主持的杂志转发后，又收入了我编选的散文精品集中。

2009年，我参加了海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著名作家韩少功言称自己早就是王鼎钧的“粉丝”了，“过去见到王先生的作品集或收有他作品的集子都会买到手”，“如果王先生到会，我肯定会把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作品集带来请他签字的”。“好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标杆”。这次会议，使我对鼎公的散文创作从理论上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问及他的稿酬邮寄地址，他都指定祖国大陆一个人代收，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此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自与鼎公有了直接联系，鼎公嘱台湾尔雅出版社给我寄赠他的作品集。每每收到鼎公的作品集，我都很感动。很多名家，很少赠书与人，更少有邮寄赠送；台湾的书价较高，加之邮资，鼎公一再寄赠，显出他的豪爽。鼎公为人确实慷慨，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在广电公司资料室工作时，每月工资台币120元，他写稿挣些稿酬，供弟弟妹妹读书，每月每人50元台币，这兄长，应是很大方、很负责任的了。

鼎公的散文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将我深深感动。他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这赋予了他敏锐、深刻观察体悟世事人生的特质。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描述这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其中有《红头绳儿》《一方阳光》《哭屋》《失楼台》《种子》等。《红头绳儿》中那黑里透红、能够发出苍然悠远声音的大钟，那正直而严厉的校长，那手指尖尖、扎着红头绳儿、消逝于飞机轰炸声中的小姑娘，作者那美好情愫的破灭，带给人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感伤。

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自传《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鼎公所目睹和亲历的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意识形态、个人恩怨是非的独特历史，“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1年，我与新到出版社不久的张云峰社长谈及鼎公时，他委托我邀约出版鼎公的自传，张社长是人大博士后，我很佩服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当然也很想为崇敬的鼎公当一回“责编”，当日就给鼎公写了约稿信。但三联出版公司邀约在先，鼎公很快就与“三联”签约了。张社长还想出版鼎公的日记和散文选集，因工作调动没有进行。没能为鼎公出一本书，尤其是与鼎公的传记失之交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之憾事。

拜见鼎公

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2018年初夏到洛杉矶参加华文文学论坛，我很想借机去纽约拜见心中一直尊崇的鼎公。据和鼎公交往较多的纽约作家说，94岁高龄的鼎公精力不如以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位作家、学者拜访的请求。我试着给鼎公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鼎公的回邮，用了“王鼎钧夫妇敬复”。看来，鼎公和夫人欢迎我到纽约。

能够拜见鼎公是件幸事。我即刻下决心改变行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直飞纽约。其实，对于我这不通英语、第一次到美国的六十多岁的人，独自一人从美西南到美东南，飞行距离3400多公里，飞行四五个小时，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我拜见心目中的文学大师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邮件往来中，当我提出可能有一东北籍作家陪我一起去拜访时，鼎公回复说：“欢迎您和东北的朋友同来。舍下简陋，不堪待客，咱们还是找个小馆聚聚。”（2018年6月10日邮）

待我抵达美国后，又辗转收到鼎公邮件：“敬邀：6月29日，星期五。中午12时30分，与甘以雯女士餐叙，敬请光临。地址见下图：湾仔海鲜城（截图）。”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湾仔海鲜城门脸儿不大，一进门，就看到在门厅里站着的高大魁梧的鼎公，旁边是他的夫人王棣华和顾月华老师。高大挺拔的鼎公真好像“一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鼎公外着一件米色夹克，里面是米色的格子衬衣，显得很洁净，洁净的长者，常常会增添我对其的敬重感。

因饭店较小食客又多，能吃饭却不能久聊天，只能更换用餐的地方。鼎公听从了顾女士的意见，我们一起步行到不远处的喜来登酒店。拄着拐杖的鼎公走在前面，王阿姨、顾女士紧随其后。走出方几步，王阿姨掏出一张一元美钞，四处寻找着，说是刚才路上遇到的一乞者不见了，鼎公见到乞者总是会赠予的，鼎公也四下张望，终未见，不免有些歉然。鼎公是基督徒，王阿姨是佛教徒，夫妻俩一向乐善好施，形成习惯。对乞讨者施以援手，也折射出鼎公乐善好施的性情。

从后面看着拄着拐杖的鼎公大步前行，我想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经历过抗战的大迁徙，用这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祖国的山河，抛洒过自己的血和泪，获取了宝贵的“生命体验”，并用艺术之笔将其真实地再现，以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良知，演绎了一个热血男儿在血与火时代的生死歌哭。

熟悉喜来登酒店的美食家顾女士抢先定了四份中式套餐，鼎公的是红烧鳕鱼，王阿姨的是焖锅牛肉，我随顾女士要的是黑胡椒羊扒，另有西湖牛肉汤，鲜菌玉子豆腐，豌豆黄。饭菜很是精致，很是合乎大家胃口。鼎公的胃口也很好，可能也是多年军旅生活训练有素，一份套餐很快便吃得干干净净。我们四人都做到了“光盘”。

鼎公一边吃一边说，没有什么客套话，似乎都是他很想谈、我也很想听的话题。先是谈了基督教、佛教，鼎公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也很有研究。

很快谈到写小说，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属《红楼梦》成就最高，“红楼”是复线结构，交叉着写人物和情节，“三国”与“水浒”就差了很多，“三国”里的故事，一个一个看着不错，就好像看放烟火，一个飞上天了，又来了一个，又飞上天了！互相没有内在的联系。不像“红楼”，一直穿插着进行下去……鼎公认真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他也出版过小说，不知他是否认真考虑过创作长篇小说？

谈到身体，他说不想太长寿，不能走路了就不要活下去了，味蕾没有知觉了，也不要活下去……小孩子出生拍一拍，老年人去世摔一摔，老年人就怕摔，一摔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他很少应酬，很少出来。

我内心有一个问题，即鼎公为什么一直没有回祖国大陆、回家乡？但甫见鼎公，张不开口。其实，鼎公对家乡的感情真挚而浓厚。他在《中国在我墙上》中写道：“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读中国全图。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山东仍然像骆驼头，湖北仍然像青蛙，甘肃仍然像哑铃……”中国在他墙上，他天天看得见；其实，中国一直在他心间。

在《一方阳光》中，他描绘了厚墙高檐四合院的一个场景——“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秸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这场景，可以说融注了作者最深切的情感，因为作者“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这一方阳光……

缘于理解鼎公对家乡的感情，我给鼎公精心准备了见面礼——两盒他家乡的山东日照毛尖。我带着这两盒春茶，从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再到美国东南部的纽约，这茶经历了一路的山山水水，经历了飞机、大巴的颠颠簸簸，也经历了初夏的热，不知这茶是否还是鼎公心目中家乡茶的味道？但这表达了我的心意和情感。

王阿姨的手似乎不是很灵活，她伸出蜷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经伸不直了。她说，是多年剪花卉落下的毛病。我不明底细地问，是插花弄的吗？“插花？我是一直在花店打工，年纪大了，近两年才不做工了。”原来，鼎公夫妇并不富有，如今已七十好几的王阿姨过去一直在花店打工。说来也巧，2019年末我参加一次笔会，与一位自己开花店的女作家谈起花店，她满肚子苦水，她写作的散文《玫瑰刺》，描述了卖花女的艰难生活，犹如扎在身体里的一根刺，时常隐隐作痛，这种痛楚，可能会伴陪她终身。而王阿姨到美国后的工作，还不如这位女作家，女作家毕竟是自己开店，为自己打工，王阿姨是为人家打工，是花店雇佣的工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整理一捆一捆的鲜花看着简单，甚至还能勾起年轻人浪漫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繁杂的劳作，一些美丽的花朵是有刺有毒的，扎在手上是疼痛难忍的。王阿姨凭靠蜷曲的双手，帮助鼎公供养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凭靠创作实力和勤奋，鼎公会有一定的稿酬，但他从来没有参与、配合市场运作，他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对华文图书最大的市场，他淡然以对。据我所知，国内的名作家，都早已过上小康生活，除却版税、片酬，还有讲课费、出席费；祖国大陆机构团体和企业家“追星”，引得海外名家也纷至沓来，出书、演讲和光临各种笔会、论坛，收获满满……而鼎公，连祖国大陆几次举办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没有亲临，当然也不会有其他收入。可汶川地震、祖国大陆水灾的捐赠活动，鼎公却积极参与，不肯“缺席”，他捐出自己签字本书籍参加“义卖”，每每引发众人抢购，收入交由主办方捐赠。

近读鼎公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

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狠狠地撞击了人们原本平和、舒适的生活，社会被撕裂，人群被撕裂，灵魂也被撕裂。而96岁高龄的鼎公就生活于这场疫情的重灾区纽约，这不能不令我这个“粉丝”不时地念念想想，有时也将国人防疫的经验，尤其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张文宏医生的防疫语录发送给鼎公，除了介绍点防疫知识，相信鼎公也会喜欢张医生直率、形象而幽默的话语，希望在此际带给鼎公些许的安慰。

一日，我看到纽约文友转发的鼎公新作《这恐怖的威胁，不料晚年又经历一次》，我马上阅读，并推荐给相关选刊。“这一仗，人类的终极武器是疫苗，研制疫苗需要时间，这期间要死多少人？以血肉长城争取时间，犹如中国的对日抗战。生死之间，联想美国的乐透大奖，中奖的机会很小，比‘陨石击中的机会还小’，还是有人要去买奖券，他心里想的是‘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文章写于4月纽约疫情最严重之际，鼎公的镇定、智慧和幽默，可见一斑！

疫情下的纽约，可以说“黑云压城”，而老人是病毒首当其冲袭击的目标。鼎公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甚至更加奋力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以后，我又在《光明日报》读到鼎公的几篇短文。

2021年春，从万能的朋友圈看到鼎公散文集《春秋花果》分享会的信息，我即刻加入进去。3月4日晚，当从手机听到鼎公那浓重的山东话时，我很激动，鼎公仿佛就在眼前侃侃而谈——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写作可能为名可能为利，也可能为了出口气，都有，都不长久，即使勉强维持下去，也不快乐。只有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爱，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讲到魂牵梦绕的中国汉字时，鼎公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我的心绪也随之沸腾……

当编辑多年，每每阅读作品、接触作家，我很是注意作品和作家本人显露出的“情怀”。有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其境界自然“高拔”，心胸自然开阔，其流露出的真情，往往能撼人心魂！

一个小时的“分享”，令聆听的读者激动不已，大家纷纷提问。

有读者问到鼎公对故乡最怀念的是什么？

“看到你提出来的问题，我就想起家乡那一片田地，野外的田地。那时候发生对日抗战，我参加过游击队做娃娃兵……土堆起来很高，长满了野草，那些都是我们天然的阵地，我很想念那些泥土。还记得在电影《乱世佳人》里头，一切随风而去，女主角费雯丽弯腰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她高高举起那把土，大声宣告，只要有土！”

我想到了鼎公的散文《土》，写的是一位患了“乡愁症”的游子，吃药、打针无济于事，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心一意要寻找丢失的装有故乡黄土的玻璃瓶子。找到了瓶子，终于“药”到病除。这人，尽管有些病态，但从他身上，折射出经历过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执着、坚韧的赤子之心，抒写出作者对故乡、故土的满腔真情。

俗话说：不疯魔不成活，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科学巨人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者，不乏疯魔之辈，唯有此等痴迷投入才能终成大器，成就大业。96岁高龄的鼎公，身居异乡，却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将生命融进使用中国汉语汉字的文学创作中。几十年笔耕，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魂牵梦绕的是中国汉字！

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爱，对故土中国的爱，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和人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坚信，王鼎钧先生作为卓越的文字记录者、创作者留下的作品定当传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融入传统，得以传承。一个葆有本色，葆有知识分子良知和品格的作家，一个大写的“人”，鼎公像一座大山般在我心中“矗立”着。

（作者：甘以雯，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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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陽臨終遺頌：

「地肺重陽子，呼為王害風，
來時長日月，去時任西東。
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
一靈真性在，不與眾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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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疾控中心承认新冠肺炎住院与肥胖有直接相关
2021年3月29日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D缺乏会导致3000多名患者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这项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尤其缺乏维生素D，因此更容易受到阳性测试的影响。
       12月份的一项较小的研究发现，每个新冠肺炎阳性患者都有维生素D缺乏。另一项研究发表在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去年10月，82%的新冠肺炎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症。
       尽管如此，在美国并没有推动人们增加维生素D的摄入量。这就需要吃更多的蛋黄、奶酪、蘑菇、脂肪鱼和/或服用补充剂。禁闭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症，因为它们会让人们呆在室内。日照触发维生素D合成当它击中你皮肤中含有的胆固醇的时候。因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负有直接责任。
◆肥胖与新冠肺炎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收到数亿美元的免税捐赠每年都来自制药公司。它的利益相关者依靠生病、超重的人群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疾控中心偶尔也必须以公正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身份出现。然而，即使该机构试图做到公正，它仍然记得它作为制药广告公司的主要职能。
       一个CDC报告从3月12日开始，78%的因新冠肺炎住院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数据显示，近40%的美国人肥胖，72%的人超重。请注意，超重和肥胖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例如，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一个5英尺9,175磅的男人超重。尽管疾控中心梅尔帕在提到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前，它仍然把利益攸关方的愿望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发现强调了更高的BMI对临床和公共健康的影响，包括需要加强对新冠肺炎相关疾病的管理，继续确定疫苗的优先次序和掩蔽，以及支持健康行为的政策。
◆美国的卫生政策
       美国的现实突出了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口头禅。国际健康，Racquet&SportsClub协会(IHRSA)发现，美国15%的健身房永久封闭到2020年第三季度。据估计，到2020年年底，将有25%的健身房关闭。
        IHRSA还发现健身房不是传播新冠肺炎的来源。但许多州关闭或严格限制健身房。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拥有近4000万居民，但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仍不允许室内健身。允许室内健身的县有很多妨碍警告锻炼身体。同时，快餐店在这场所谓的大流行中茁壮成长。.
       企业和媒体也在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Krispy Kreme因其臭名昭著而声名狼藉提供免费的釉面甜甜圈在2021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任何出示“疫苗卡”的人。
       当然，釉面的Krispy Kremes是最低热量选项在他们的菜单上。但想法是让人们进入商店购买更多。此外，他们正在结合脂肪，含糖消耗品和实验镜头。
        ”世界主义”杂志甚至没有糖衣(没有双关意)它的议程。2021年2月的封面为自己辩护。
       据媒体和政府称，新冠肺炎是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疾控中心说，肥胖使疾病更严重。然而，美国政府、企业和媒体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些实体正在有意识地做相反的事情，首先是鼓励(强迫)人们去做实验。
       最好的疫苗是维生素D，绿色蔬菜和运动
“倾听科学”是这场持续不断的新冠肺炎营销活动的口号。然而，理解健康和不健康之间的区别只需要常识。人谁有规律地锻炼，并且有饮食意识。全因死亡率降低35%，癌症发病率降低21%，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低41%.
       健身和健康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新年的决心。那些重视自己健康的人在饮食习惯、体育活动和获得充足的阳光方面找到了平衡。实验性的接种，口罩和恐惧不能也不会拯救你。个人责任是新冠肺炎的终极预防措施。请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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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人的鱼，绝少向右上方游动，通常游向左下或右下，似乎即将深潜。这条鱼“反其道行之”，仿佛有特别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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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画在右侧题有“河周”二字，压“周”字钤有“八还”印章。



“河周”应取“在河中周游”之意。



“八还”印章，系八大山人60岁后所用。



“八还”是佛教用语，讲的是世间万物变化，都有其“本所因处”。



《楞严经》卷二记载：



阿难向佛祖询问：“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



何以有此一问？因为学佛之时，人常会有“缘心听法”的误区，总是去设想前因后果，但法性非生非灭，与因缘无关。



阿难听法，正是拘执于因缘生灭，所以似懂非懂。佛祖的话听在耳中，默识于心，不敢认定是“本元心地”。



释迦牟尼于是用“八还”之法来开示他，明耀还之于日轮，昏暗还之于黑月、通还之于户牖、壅还之于墙宇、缘还之于分别、顽虚还之于空性、郁袝还之于昏尘、澄霁还之于清静，这些变化涵盖“世间一切所有”。还到最后，不能还的，就是法性。



再来看这条鲶鱼，前文已经说了，对照八大山人其他许多画作，这条鲶鱼游动的方向是独特的，不像要潜走，而像要回归到某处。但，题款即写明“河周”，似乎又是说它本无还处，只是一直周游着。



它的神态看起来诙谐、滑稽，但又很快乐。这是否代表着朱耷参透了人生给予他的种种痛苦、折磨，顽虚还之于空，郁袝还之于尘，留下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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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护肝片，疏肝理气，健脾消食。具有降低转氨酶作用。用于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等。复方益肝丸
 锁定复方益肝丸，中成药名。为祛湿剂，具有清热利湿，疏肝理脾，化瘀散结之功效。主治湿热毒蕴所致的胁肋胀痛、黄疸、口干口苦、苔黄脉弦；急、慢性肝炎见上述证候者。
易善复

风清扬尘:
强肝胶囊热利湿、补脾养血、益气解郁。用于纤维化、早期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中毒性肝病、脂肪肝等。

风清扬尘:
[文件]

风清扬尘:
麦卡洛

风清扬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应既兴奋又期待。

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俄国式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俄国鼓掌，他认为俄国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鲁迅先生当时也很积极，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据赵元任晚年回忆，梁启超主张讲学不分地域门户，而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署名“杨端六讲，毛泽记”。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肺炎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

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罗素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渴望人类国家能够走向自由法治的环境，渴望世间永无苦难，人人安享太平。

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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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熊培云 凝听 今天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

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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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

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

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

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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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愈静（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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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回忆，那时他十几岁每天都能在海边见到浮尸，他父亲的同事，也是金庸的旧同事，在他家里聚会时会背地里议论金庸，他们称他『小查』，『小查今天的社论写的不错』，和曹骥云一样，他们大部分也不满，但没有勇气出走。此刻感情颇为复杂。曹骥云在大公报副总编辑位置退休。

后来陶杰在一次英文访谈中谈到他父亲时说，成年后他非常想问问他们这代人，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老来有没有后悔，每次父亲都是叹息，并不回答，他十几岁时一天父亲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去皇都戏院看傍晚7点场的《日瓦格医生》，他感到惊讶，父亲从来没请他看过电影，后来他去看了电影，『可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让我自己去这部电影里找答案』，陶杰说，『他们那代人可能很分裂，明明美梦破碎，但不愿醒来，理想破灭终究是令人叹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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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鹿鼎记》，他借韦小宝口问陈近南：现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念，为什么还要反清？（暗喻殖民地归属并不重要，繁荣稳定才是根本）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叨�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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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48岁便及时封笔，后来在RTHK做的杰出华人系列节目访谈里，他对着记者笑眯眯的说，我嘛，小说写的的确不错，人物写的不错，不朽不敢说，但死后一两百年肯定会有人继续读我的书吧。我有时候看自己的小说也觉得，哎，写的真好。现在我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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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当时金庸也征求陶杰意见，陶杰说，你如果去了，就会被当作张浚生的人，别人想攻击他时，你知道国内的政治官僚文化的，就会隔山打牛，攻击你。金庸听了之后没表态，最后还是接了这个职位并一如陶杰预料，引出许多风波。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林愈静（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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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个老派文人，大概也是最后一批老派文人了，这是陶杰推测他并没有追求过夏梦的理由之一，夏梦是有夫之妇，他不会做出格的事。另外马鼎盛在节目里说金庸是一流小说家，但他并不适合从政，因为不够黑，很多事情写得出，做不到。他年轻时在深圳读到金庸小说的结集，写了读后感投递《希望》杂志发表，寄给金庸，得到金庸亲笔回信，非常感动。刘天赐和金庸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他说有一次和金庸吃饭时说他看了小说之后觉得有些地方有疏漏，比如宋朝是没有镖局的，到明朝才有，希望讨论，金庸接起话说：天赐兄（其实金庸长他许多），那些都是急就之下的专栏文字，来不及查考，还望海量汪涵。刘天赐就没有把这些考据的瑕疵写进专栏。后来刘天赐出版了几本关于办公室政治的随笔集叫《小宝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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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曾感叹，读了那么多书，就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 “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已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

亚当斯警告说，美国“注定要在未来历史中留下最光彩或最黑暗的一页，这取决于一点:那种最终将会被凡俗心灵塑造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被正确利用了，还是被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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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心情不好，去散散步。
如果你心情還不好，再去散散步。”

———希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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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從是自由的真正基礎。
聽話的人必須成爲奴隸。”

———亨利大衛梭羅#靈魂精神論##书摘##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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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人如此容易地就從說「我不喜歡某些事情」過渡到說「政府應該禁止这些事情」。
如果你選擇了這條道路，那就不要指望自由能存活太久。 ​​​索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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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较有影响力的珠宝品牌是这几个：周大福、周生生、六福珠宝、谢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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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个生物系统，大脑和地球本身，都以相同的频率工作。”

———尼古拉·特斯拉#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哲学入門使人的意識倾向于无神论，而深入的哲学则使人的意識转向宗教。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無論麻醉品還是酒精，嗎啡還是理想主義，每種成癮形式都是有害的。”

———榮格#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尊敬的客户您好，我行将于2021年03月28日起，调整账户贵金属产品对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的要求至平衡型（C3）、进取型（C4）和激进型（C5）。同时，2021年03月31日起，诚邀您在手机银行、E融汇等电子渠道进行专业知识测试。如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专业知识测试结果不符合调整后要求，您将不能进行新买入操作，已有账户贵金属可正常卖出。感谢您的支持，如有不便，敬请谅解。详询95566。退订回复TD#5201【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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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

他是如此论证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在他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暴力。然而，“拥有武装的先知”还是先知吗？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在我看来，关键是对这一句话的理解：“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在微观的历史中，几乎每个悲观的人都被他具体而暂短的肉体感知限制了，而思想的胜利是超具体而暂短的肉体的。从长久的历史看，难道不是那些已经征服了每个个体的前设的思想在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吗？

如果你是一位有信仰者，你应该赞同杨小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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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巨人、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一段经典论述：自私是生物得以生存、繁衍的基础——当发生森林大火时，我们最同情的对象依次是：自己、他人、猴子、蚂蚁、树木……

斯密认为，人类的爱是“有层次的”，而自由市场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让人们能够“以自私为目的，达成利他的结果，最终使每个人都互惠互利”——由于发现并承认了“人性自私”的公理，斯密创设了市场经济理论，被尊为“经济学鼻祖”。

因此，与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不如切实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促成弃恶扬善的环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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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凑了一笔钱，杂志还是办出来了，就是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的《独立评论》。在这一期中，蒋廷黻发表了他的《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里面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避谤不能做为有血气的人的人生哲学。

这是他的基本的人生态度，他攻击中国政治上爱玩“分谤”的把戏，他认为这“最足表现中国人玩政治的滑头和卑鄙”。显然的，蒋廷黻从不怕受谤一点上表现了他的人格和风骨——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蒋廷黻这一阶段所写的争论最能代表他一生的主要思想，归纳起来，有五个重点值得特别叙述：

第一是他的反共论。蒋廷黻对反共的立场，是一贯的，绝不属于一些翻云覆雨的一群。他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治本的反共论，呼吁：

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唯独这个方法是治本。（《中俄复交》）

他又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

他更把眼光投射到国外，延伸到历史，他把苏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种研究更细密，他花了五百美金，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十六号启程赴俄，亲自要翻查苏联的档案，结果当然遇到阻挠：

俄国人怕我们根据历史来图收复黑龙江岸及中央亚细亚。俄国人未免看中了我的学术研究的政治意义。档案看到了一种，但都是第四种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我随手略作笔记，但是参观人的笔记，照章均须受检查后才能发还。直到现在，此种笔记我还没有得到手呢。

虽然被挡了驾，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却一眼看出苏联极权政治的恐怖，他一语道破了德国极右派的国社党和苏联极左派的共产党“相差并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远”！

这是对集体主义、一党专政、特务恐怖、统治经济的政权一针见血的透视！



理智的爱国论


这一时期蒋廷黻主要思想的第二部分是他的理智的爱国论，理智的爱国论不是“义和团主义”，也不是“沙文主义”，这种爱国的态度是不说大话、不逞意气、不虚骄自负，我们看他在九一八后一周年说的话：

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半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说虚伪的话、做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反日的热潮中，《独立评论》的编者们也闹出相反的意见，如傅斯年是激烈主张快快作战的，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却是主和的，蒋廷黻甚至写出这样的话：

我国当前最急最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办法能获得——更无疑的，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这种论调，若在晚清，早就被骂成“亲日派”、“卖国贼”了，可是蒋廷黻是最明白这一段历史的人，他清楚的知道甲午战争等悲剧是中国士大夫说大话、呈意气、虚骄自负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常和外国朋友讲笑话，说：上帝造日本的时候，原只造了一个三等国，日本人擅改为一个一等国；上帝造中国的时候，原造了一个一等国，中国人自改为一个三等国；但是我还信上帝。（《热河失守以后》）

这是何等婉转的爱国论！何等理智的爱国主义！

蒋廷黻第三个主要的言论是他的建设论。蒋廷黻是最热中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人，他的原则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又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他认为对内来说，建设可以使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对外来说，他认为：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看我们建设的成绩。近二三年来，美国比其他国家要算对我们最表同情了。但是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很像一个富翁对于一个穷而无用的远亲。我们今天来救济，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了；明天求援助，说某邻居又欺负我们了。对这样的一个远亲，谁能不讨厌呢？谁愿意认亲呢？乞丐在社会上不能活动，不能有地位。一国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的。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著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蒋廷黻这种积极的建设论，当时遭到“无为迷”胡适的猛烈批评，两个人打了一阵不留情的笔杖，可是好朋友还总归是好朋友（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应该休养生息，建设易生流弊，反倒扰民）。其实他们互相打笔仗的情形还有一场更严重的，那就是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民治与独裁



独裁论是蒋廷黻的第四个主要议论。他所信奉的是新型的独裁。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年，正是世界上独裁思想流行的季节，不论是意大利、德国、奥国、苏联，乃至“新政”下的美国，都弥漫了独裁的空气。这种空气飘到中国，自然也就开始弥漫。在这种空气中，几个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的学者，居然也开始怀疑民主与议会，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人，就是丁文江和蒋廷黻。

蒋廷黻第一篇讨论专制的文字是《革命与专制》，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写道：

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黑暗的。

在“漆黑”之中，他表示：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需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

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就是个人专制。

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

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乃是因为他相信“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统一方法的讨论》）。



他这种见解遭到胡适的激烈反驳：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

其实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他似乎相信建国大业需要高度的效率，而这效率的来源，“不能不赖于政权的集中”，他认为：

无论在那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近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随即举“大彼得的横暴”等为例，认为革命的成功，有用革命的成功，有用“极大的暴力”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蒋廷黻似乎是犯了“求治过急”而“不择手段”的通病，为了求一时建设的效率，而可能引来尾大不掉的狄克维多，这究竟不是合算的，尤其是对一个千年万世的国家生命说来，这更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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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吴宓 儒士軒 前天
《学衡》1922年第4期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



惟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抉择，尽成盲从，实大可衰矣。



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则西学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



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譬犹久病之人，专信庸医，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菽粟，更有参饵。父母兄弟苟爱此人，焉能坐视不救？



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昔赵高指鹿为马，以语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异辞。然马之非鹿，三民童子犹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于一时，可也。欺一部分之人于千古，可也。



然欺全世之人于千古，则不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莫知其际。然使有身履蓬莱者，则不当为所炫惑。今中国少年学生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误以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学美国者，其情顿殊。



时间之潮流，各国之政术学艺，古今之书籍道理，岂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此固显而易见。今者于留美学生有不附和新文化运动者，即斥为漠心国事；有不信从新文化运动之学说者，即指为不看报纸，夫岂可哉？



古人云：“盖棺论定。”凡品论当世之人，不流于诋毁，即失之标榜。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



我留美同人，所习学科，各有不同。回国后报效设施，亦自各异，未可一概而论。总之，留美学生之得失短长是一事，而新文化运动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学生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而遂斥为不知近世思潮、不爱国、其程度不如国内之学生，此当为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当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



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譬如不用牛黄而用当归，此亦用药也，此亦治病也。盖药中不止牛黄，而医亦得选用他药也。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



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譬如天上云彩，朝暮异形。然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为雨，物理无殊。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



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俗语云:“少见多怪。”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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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中庸》篇引用过孔子的一句话：“生今之世，欲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就是：生活于当代的人，偏要按古代的办法做事，这样的人有灾祸了。孔子本人主张恢复周礼，他却反对“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道”。孔子反对机械地复古，这是有违中庸之道的。其实就是提出正确认识“现代性”的问题。孟子也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时”就是现代、当下的问题。是夸赞孔子有这样的智慧，能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卢冠霖《耶表魔里，信仰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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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印度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因为他们用了依维菌素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随着COVID -19大流行在纽约地区和整个加利福尼亚爆发，疟疾药物羟氯喹（HCQ）作为治疗和预防冠状病毒感染的用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它与阿奇霉素联合使用时，确实在治疗感染的病人身上有显著效果。

    在那些依靠该药治疗的国家中，有许多关于感染最严重的病人完全康复的记载。
    在大流行为背景前提下，由6200名多国医生对COVID-19进行的具有大规模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揭示了治疗模式 。


治疗和疗效

在COVID-19治疗方案中，最常用的三种是：56%的镇痛药、41%的阿奇霉素和33%的羟氯喹。

羟氯喹在COVID-19治疗方案中的使用率：西班牙为72%，意大利为49%，巴西为41%，墨西哥为39%，法国为28%，美国为23%，德国为17%，加拿大为16%，英国为13%，日本为7%。

在15个备选方案中，羟基喹总体上被选为最有效的COVID-19治疗方案（占COVID-19治疗方案的37%）。西班牙75%，意大利53%，中国44%，巴西43%，法国29%，美国23%，英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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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 拯救便秘



羟氯喹最常见的两种治疗方案是：

(26%) 第一天400mg；第二天开始每次200mg，每日两次，连续4天。

(38%) 第一天每天两次，每次400毫克；以后每天400毫克，连续5天。

在美国以外，羟氯喹同样用于症状轻度至重度的确诊患者，而在美国，羟氯喹最常用于高危确诊患者。

在全球范围内，19%的医生为高危患者开具或见过羟氯喹预防性使用，8%的医生为低危患者开具羟氯喹作预防性使用。

    在中国和韩国，当COVID-19首次出现时，用羟氯喹与阿奇霉素治疗广泛有效。法国的一项研究显示，6天内治愈了所有21名服用该药的患者。


结论

    虽然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但结果表明，对COVID-19患者进行早期诊断、早期隔离和早期治疗，至少3天同时服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可使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其它治疗方法，病毒载量下降较快。
    在《法国马赛3737例COVID-19患者接受羟氯喹/阿奇霉素和其它方案治疗的结果：一项回顾性分析》的文件中显示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虽然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但结果表明，对COVID-19患者进行早期诊断、早期隔离和早期治疗，至少3天同时服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可使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提高，病毒载量下降速度也比其它治疗方法快。
    羟氯喹、维生素D、锌的联合使用，可起到预防作用，阻止COVID-19病毒附着在健康细胞上，从而防止病毒在细胞内复制。

    然而，尽管羟氯喹作为抗疟疾剂，最近又用于治疗狼疮，已经安全使用了70多年，但美国医学会（AMA）和其它机构都谴责羟氯喹的使用是无效和危险的。


    然而，美国医学会（AMA）反对使用羟氯喹的声明却被推翻了。在《美国医学会撤销之前反对给COVID-19患者开羟氯喹的声明(更新版)》一文中，美国医学会（AMA）的509号决议部分指出：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撤销美国药剂师协会和美国健康系统药剂师协会的联合声明，并更新原联合声明，告知患者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以明确羟氯喹和联合疗法治疗COVID-19是否有任何潜在益处（行动指南）；并进一步：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在此发布最新声明，以明示我们支持医生在其最佳临床判断的情况下，能够开出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进行标签外使用，并特别提到使用羟氯喹和联合疗法治疗最早阶段的COVID-19（行动指南），从而让医生给开出18种羟氯喹和联合疗法的患者放心；并进一步指出：
    决议。我们美国医学会（AMA）采取必要的行动，要求当地药店发配由医生开具的，并符合美国医学会（AMA）第H-120.988条政策所阐述的原则的处方药，即 “患者能够获得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并包括与美国药剂师协会和美国健康系统药剂师协会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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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就是一切

    拜登在当选后两天宣布批准使用羟氯喹。并且是在辉瑞、摩德纳、强生公司能够制造出疫苗之后。

    由此不由发问，如果大药厂，以及作为武汉实验室和COVID-19疫苗投资人的福奇博士（Dr. Fauci）不公开反对使用羟氯喹，会少死多少美国人？
    如果在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冰岛和意大利等其它国家，去年春天就可以使用羟氯喹。

    在美国也会被广泛使用，然而，医生被法律警告反对使用。药店也一样，被禁止发配有效处方药。
    羟氯喹、锌和维生素D被认为可用于预防性治疗，即在症状的最早阶段服用，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维生素D和锌基于其对抗流感、感冒、季节性疾病，当然也包括 COVID-19的作用，被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服用以建立免疫系统。重点是建立免疫系统，避免感染。
    相对于受病毒攻击染病，防患于未然是如此简单和低成本。


COVID-19仍然在美国各地肆虐

    1月份有8万多人死于COVID-19，拜登上任后有10多万人死于COVID-19，可见冠状病毒依然活跃，而且是致命的。(疾控中心：拜登上任首月预计10万人死于冠状病毒)。
    用这些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防止成千上万的人发展到需要住院或呼吸机的地步。通过给他们提供预防感染的屏障，防止数百万人得病。
    羟氯喹价格低廉，易于制造，全国供应可随时获得。对于那些没有其它选择，也没有其它治疗方法的人来说，不采用这样一种唾手可得的治疗方案是难以想象的。
    现有数据表明，越早使用羟氯喹越有效。


川普对羟氯喹持乐观态度

    当然，一旦川普总统满怀希望地谈到羟氯喹的可能性，很多建制派媒体就以此为线索，嘲笑这个概念，贬低其有效性。无知和满怀嘲讽地撕毁人们的期望。


    媒体没有关注到这个药物可能非常有前途，而是对它大加嘲讽，试图削弱其有效的印象。我们必须立即就羟氯喹、锌和维生素D的使用进行全国性的讨论。

如果羟氯喹被医生采用是有效的，可能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风清扬尘:
非也。日本脫亞是政治意義和種族意義上的脫亞，而不是文化意義上的脫亞。中國人容易把自己反儒家反傳統的思維投射到「脱亞」上。簡言之，日本的脫亞發生在空間軸上，中國的反傳統發生在時間軸上，兩者不相干。日本脫亞，既不反儒家，也不反古典中國//@小老鼠的牛爸爸:觉得日本实际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

风清扬尘:
2013年3月 公司旗下四川省天泽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金锭银锭合格精炼商。

风清扬尘:
013年3月26日公司成为中国首家正式获得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金锭银锭合格精炼商的资格。

风清扬尘:
天鑫洋不敢说中国龙头，西南地区龙头没得跑

风清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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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黑老汉的白日梦
今天 21:11 来自 iPhone客户端
全球首例! 澳洲宣布彻底治愈关节炎！
澳洲每年有300万人因为关节炎而丧失行动能力，必须接受关节移植手术才能恢复站立和行走能力。
澳洲科学家Peter Ghosh和他的团队发现，用于尿路感染的药竟奇迹般地治愈关节炎！这个药就是：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木聚糖多硫酸酯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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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研究者秋山骏曾经对《笑傲江湖》这样评价：“金庸因其武侠小说，被称为汉字圈第一畅销作家。我读完他的第一部作品，就非常佩服。作为大众文学，几乎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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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整天的美好生活帶來幸福的睡眠，所以一生的美好生活帶來幸福的死亡。”

———#达芬奇#


“經驗不過是人們給自己所犯錯誤取的名字。”

———奧斯卡•王爾德

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文|阿尔贝·加缪

耻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清】张潮 ​​​​
沒有獲得#自我帝国# 的人是不自由的。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不是自由的。

———畢達哥拉斯
郭斌龢对严复的评价，“不顽固，不激进，执两用中，求裨实际。” ​​​

美国太空与火箭项目之父，出生于德国的科学家维纳·冯·布朗在1963年的《美国周刊》撰文表示，信仰和科学不是敌人而是姐妹。他说，“很难理解一个科学家承认广袤的宇宙的存在，而不承认其后有至高的理性存在。目睹激动人心的太空探索，我们只会坚信造物主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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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yii
今天 16:50 来自 iPhone
这几天微博系统莫名其妙给我推送的是香港版《天龙八部》[黑线]突然发现慕容复，真实身份是个没落的天潢贵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入侵中原，并建立多个“燕国”的鲜卑族贵族慕容氏余脉，其名字中的“复”字就是要时时提醒他要复国称帝[费解]像不像四处流浪寄人篱下又野心勃勃心机叵测的可萨族[疑问]说实话，怎么觉得最近上演的是🌍村的天龙八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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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今天 14:04 来自 iPad Pro
日本自稱大和民族，標榜「以和為貴」。這一理念本身就是從中國來的。但中國文化強調「和而不同」，猶如音樂，不同的聲音韻律相互協調互補，才能實現和諧。但日本社會的和，顯然是「以同為和」，與「和」的理想背道而馳。日本文化在多樣性上和中國文化完全不在一個層級。 ​​​​【【【【【【【【【【【【【【
“無論你能做什麼，或相信你能做什麼，開始做吧，因爲勇敢意味着天賦、力量和魔力。”

———#歌德##和歌德一起守护地球##靈魂精神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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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人同意我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我一定是錯的。”

———奧斯卡·王爾德#靈魂精神論##微博书法##临帖日课##日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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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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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婚姻讲座
（法国）莫洛亚
第一课  求婚和胜利
 
法国一所大学里的一间小讲堂。学生们一路闲谈低语着进来。打钟了，教授请大家安静。
 
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似乎很奇怪，一位大学教授竟会开课讲授婚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生活与经验会讲得比任何大师更好。那不错，但是生活要在你经过许多试验，犯了许多过失之后才慢慢的教会你。为什么不避免这许多痛苦？为什么不从别人的经验中得到好处？我要稍稍说明一下。我这讲座中将包括一些戏剧化的演出，在这里你们的面前表演，用来说明在婚姻生活中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喜剧一向是人类的伟大导师。通过一些短短的喜剧，我希望能够向你们指出某些错误的愚蠢的态度，使得你们不致去犯同样的的毛病。
我们在第一课里要研究婚姻的先决问题，那就是求婚和追求成功。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男人追求到了女人；事实上，这是女人出于爱情或者友谊，使结婚结成功。我知道，一向的习惯总是女人等男人来求婚，但这等待决不是消极的。“女人等男人。不错。但那就像蜘蛛等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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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拯救人類的衝動幾乎永遠只是統治人類衝動的假面。”

———門肯#靈魂精神論##微博书法##书法##临帖了没# ​​​

风清扬尘:
沒有人高人一等，也沒有人低人一等，但也沒有人平等。人是獨一無二的，無與倫比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奧修#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簡單是終極的複雜。”

———達·芬奇#靈魂精神論##书法##隶书##临池不辍# ​​​

风清扬尘:
【历史上的今天】66年前的今天，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
1931年11月22日，爱因斯坦发表《主权的限制》一文，他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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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独家｜管轶：新冠疫情是场长跑，我还看不到终点O管轶：云南再次爆发疫情，这件事刻不容缓

核心提示：

1、如果能在早期找到病毒感染人的源头，并且去除这些传染源，堵住它们进攻人类的“门”，那么很多大流行病是可以遏制的。很遗憾，我们没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门”封堵住。因为病毒有一个成熟期，它已经充分发育进化成了这个已经高度适应、高度传播的病毒，这个时候再去堵这个“门”用处已经不大了，所以基于当时的态势，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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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里没有提到过的鲁迅
原创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3天前
前两天在微博做了一次关于鲁迅的直播，里面讲到的一些八卦故事，扔掉了有点可惜，就写这篇文章记录一下。


医学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藤野先生》，知道鲁迅在日本学过医，那么他医学水平咋样呢？



不咋地。


他的同学后来公布过一张鲁迅的成绩单，平均分65.5，但主要是靠伦理学（83分）来拉分。要说动手能力的话，鲁迅的解剖课成绩是59.3，级别为丁，不及格。


鲁迅自己也说，“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他听谁的心脏都是扑腾扑腾跳，根本听不出来差别。



鲁迅要是坚持学下去，估计中国也就是多了个庸医。

这就跟胡适一样。胡适在美国最早学的是农学。老师拿出三十来个苹果，让大家区别品种。鲁迅分不出心脏声音，胡适也分不出苹果品种。他看那些苹果好像都油光水滑，长得一样，于是也转行了。

鲁迅放下听诊器，摇头叹息说：医学并不能救中国。


胡适放下苹果，摇头叹息说：认苹果对中国没用。


老师说：其实你们俩吧…..

刺客

鲁迅不学医，就到了东京，跟光复会混在了一起。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后来被剖腹挖心，光复会要报复，派鲁迅回国去刺杀清朝大员。鲁迅接受了任务。但临出发前，他又跑去找领导说：我仔细想了，我不能去。领导问：为什么呢？鲁迅说：我有老母，我死了，没人养我妈。领导说那就算了吧。



拿老妈当挡箭牌，这个有点牵强，再说你还有俩弟弟呢！鲁迅自己也觉得有点亏心，所以他不断地做解释，弄得跟祥林嫂似的：我不是怕死，而是接受不了这种组织行动。我亲眼看见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派手下人暴动。事变之日，别人生死系于一线，陶成章坐在屋子里聊天，谈笑风生，毫不在意，我就觉得很可怕啊。

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不过鲁迅确实不信任这些领导。他跟陶成章是好朋友，但是也跟别人说：哪天要是陶成章当了皇帝，咱们都是要被他杀头的。

钱

辛亥革命爆发后，鲁迅到北京做了教育部佥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大约是处级干部。鲁处长干了十几年，没有升官，薪水涨了两次，最后每月薪水是三百大洋，可惜经常拖欠。



在北京的时候，这笔薪水是他主要收入来源。章士钊后来撤了他的职，鲁迅跟他打官司，非要把这个官职要回来。他自己撇清说：我并不在乎这个官儿，官儿算什么——虽然佥事也不算小了！只是不能让人欺负！


其实主要还是舍不得薪水。后来林语堂请他去厦门大学，月薪开到400元，他马上就辞职了。



很多事儿，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在上海的时候，鲁迅从南京教育部领取津贴，每个月也是三百大洋，而且没有拖欠。他一面骂国民党，一面领这笔钱，心里也觉得有点不安。他跟许广平通信的时候，提到那笔钱都用隐语，“中央行那张纸”，后来出版书信集的时候，把“那张纸”也删掉了。但不安归不安，钱还是要拿。



鲁迅是个很现实的人。



兄弟

在北京，鲁迅跟弟弟周作人闹翻了， 起因是周作人的媳妇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不敬”，Me too她了。怎么不敬法呢？有三个说法：


1.   鲁迅调戏她
2.   鲁迅偷看她洗澡
3.   鲁迅听弟弟弟媳的房。

现在研究鲁迅的人，基本都认为羽太信子是瞎扯。理由如下：


1，这不符合鲁迅的性格
2，鲁迅有机会接触女学生，还非冒着危险吃窝边草，不理性，太不理性了。
3，鲁迅跟羽太信子早就不合，羽太信子经常指桑骂槐的，哪个男人会傻到去调戏一个厌恶自己的弟媳妇呢？
4，羽太信子有臆想症。1934年周作人和她回日本，羽太信子就莫名其妙怀疑周作人出轨，“冷嘲热骂，几如狂易”。
5，羽太信子的卧室前面种着很多花草，很不适宜鲁迅进行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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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谈恋爱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很有说服力，尤其是第一条。



从鲁迅跟许广平谈恋爱的经过，就能看出来，鲁迅不是那种一旦欲火焚身就不管不顾的人：嗷，信子花姑娘的，一起洗洗的干活！那不是鲁迅的性格。他是个正经人，非常注重声誉，极爱面子，甚至显得有点假模假式的。这种人就算有色心，也会仔细衡量，不会失控。

鲁迅跟许广平谈恋爱，一直是哼哼唧唧，要搂不搂，似抱不抱，胳膊伸到一半又装成给人家掸土的样子，最后还是许广平主动示爱。俩人定情后，鲁迅昵称许广平“害马”，许广平昵称鲁迅“小白象”。



但鲁迅还是怕丢人，生怕别人说他“讨姨太太”。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这么说，就连周作人也满面红光地跟朋友说：家门不幸啊，你听说了吗？鲁迅…..唉….纳妾…..

所以鲁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藏着掖着。他跟许广平到杭州旅游，订了一间旅店，三张床。他睡左边，许广平睡右边，然后非要拉朋友许钦文睡在中间，说：你白天自由活动，晚上一定回来睡在我俩中间！


每天晚上，许钦文就瞪着眼睛，躺在鲁迅和许广平中间。左边是害马妹妹的小白象哥哥，右边是小白象哥哥的害马妹妹。失眠。

后来鲁迅到了广州，跟许广平同居了，还要写信给朋友韦素园假撇清：“我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到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



一直到后来，许广平怀孕了，这件事才公开。

说到这儿，顺便说说“洗脚”的问题。



鲁迅日记里时不时地会说“夜濯足”“上午濯足”，不少人都觉得这是性生活的隐语。其实这种猜测是不对的。因为鲁迅在许广平临产前九天还“濯足”了一次。要说这是性生活，那也太牲口了。我觉得断不至于。鲁迅濯足应该就是洗脚。



有人问：那为啥洗个脚还要记到日记里呢？



人家乐意！



碍你哪儿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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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广平

情敌

鲁迅骂过很多人，但高长虹挨骂原因跟别人不太一样。鲁迅是把他当成情敌来骂的。


高长虹原来跟鲁迅关系很好，以弟子自居。后来两人关系变坏了，高长虹就写文章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他还写了一首诗《给——》，大意就是：啊，月亮啊月亮，黑夜把你夺走了！

鲁迅弟子马上给他报信：鲁老师，高长虹写诗勾引师娘，说师娘是月亮，还说对老师做过生活上的最大让步！鲁迅勃然大怒，我自己的媳妇，要你来让步？！混账！



一口气写了好几篇文章痛骂高长虹：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后来又有人说搞错了，那首诗不是写给许广平的，高长虹说的“生活上的让步”也不是让媳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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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后来下场很惨，疯掉了



青年

鲁迅对同龄人的脾气比较大，但对年轻人很好，聊天，送钱，介绍工作，很慈祥的样子，因为这个吃过不少亏。


比如有一个叫廖军的，带着女朋友跑到上海，在鲁迅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非要给鲁迅和许广平当儿子。鲁迅要儿子的话，可以自己生嘛，怎么会要他呢？最后实在受不了，把廖军赶走了。临走时，廖军向鲁爸爸讹了120块大洋，“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件”。

还有一个叫韩侍桁的年轻人，向鲁迅借过不少钱，还经常让鲁迅帮他买这买那，最后居然让鲁迅帮他买壮阳药，说自己生活上有这个需要。鲁迅问：你需要，自己怎么不去买呢？韩侍桁说：我自己怎么好去买？让人看见成什么样子？我是要脸的人！


把鲁迅气得要死。

在内心深处，鲁迅对年轻人其实是有点失望的。他说，清党的时候，告密的也多是年轻人，帮着上面捕杀同类。其实就算上溯到五四时代，情形也未见得就好很多。青年学生被警察打的时候看着很可怜，但是一旦成群结队，看见仇家的小孩子，也要上去推一个跟斗。看见羊就像狼，看见狼就像羊。这就是人性啊。

他还回忆过一件事。自己刚回国，在浙江当老师的时候，给学生上化学课，演示氢气燃烧。他把装着氢气的烧瓶放在讲台上，告诉学生：你们千万不要摇动这个瓶子，混进空气的话，一点就会爆炸。说完他就回办公室拿火柴去了。等他返回教室，刚点燃氢气，瓶子就爆炸了。鲁迅手上鲜血淋漓。这时他发现前排的学生早就挪到后面去了。原来他们趁着鲁迅不在，故意把空气混了进去。


鲁迅说：他们喊我老师的……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对年轻人好。

清党

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鲁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务主任。很多亲共的学生被捕，生死不明。鲁迅就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营救学生。朱家骅不同意，说这跟学校无关。鲁迅说：咱们这些人都是五四一代，当时学生被捕我们都是救的呀！朱家骅说：两码事。


双方吵得非常厉害。傅斯年是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也说不能救。鲁迅就闹，傅斯年放开嗓门，嗷嗷大哭。



最后还是没救。

这件事确实把鲁迅给吓着了。以前的刘和珍君什么的，跟这完全没法比。鲁迅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杀人的。鲁迅后来的左转，跟清党有直接关系。这就像鸡蛋和墙的故事，鲁迅本能地站在了当时鸡蛋的一边。

中外

鲁迅很多言论，要是搁在现在网上会被骂死的。

比如有报纸向他提问：年轻人应该读什么书？他说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中国书就算是乐观的，也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就算是悲观的，也是活人的悲观。



当时就有人骂他卖国：你怎么不搬到国外去？汉奸！太平洋又没盖儿！

鲁迅看电影也只看外国电影：《复仇艳遇》，《城市之光》，《夏伯阳》…..他在上海看了142部电影，其中121部是好莱坞电影。鲁迅最喜欢的是电影是《人猿泰山》。森林，猿猴，美女，壮汉，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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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特别喜爱的《人猿泰山》



国产电影他只看过一个《诗人挖目记》。看了一半就站起来走了：拍的这是什么玩意？跟《逐梦演艺圈》似的！算了，听说《人猿泰山》要复映了，带全家再去撸一遍！

外国作家写的“辱华”的书，鲁迅也很爱看。他最喜欢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一本《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对中国人的性格批判得很厉害：自私、冷漠、撒谎、没有同情心……鲁迅爱不释手，经常引用。



不过公平地讲，他也不是什么都信。日本人写过一本批判中国人的书，说中国人特别好色，吃燕窝鱼翅就是为了刺激性欲，就连吃竹笋也是因为竹笋“挺然翘然”，像男人的小弟弟。鲁迅大不以为然，说我吃了十几年竹笋，也没想过自己是在吃那个东西。燕窝鱼翅我也吃过，吃完以后也没觉得性欲变得格外旺盛嘛。日本人胡说。

文学

鲁迅筹划过写一本长篇小说《杨贵妃》，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鲁迅觉得，杨贵妃和安禄山私通，唐玄宗是知道的，但是他对这段爱情也厌倦了，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才许下来生之约，意思就是今生咱们俩算完了。筹划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没写。

鲁迅到了上海以后，八九年的时间里，除了《非攻》《起死》《采薇》三个小短篇以外，就没写过小说，也没写过散文诗，就是写杂文。



论敌在报纸上说：鲁迅江郎才尽，写不出小说了！鲁迅就说：他们骗我写小说，其实是想让我放下杂文的武器，我不上当！



朋友私下问他到底为啥不写小说了？鲁迅说：真是写不出来了。旧时代的东西过去了，新时代的东西抓不着，不知道怎么写。

鲁迅在早年希望用文学改造国民性，到了后期，他对文学的用处却变得非常怀疑。他给上海暨南大学做演讲，谈文学的意义。鲁迅说：文学没什么用。就像北伐军赶走了孙传芳，是用大炮轰走的，而不是文学家写“孙传芳呀，我们要赶走你呀！”的文章赶走的。要说意义呢，文学也就有一点意义，人类喜欢看戏，文学家“可以热闹一下子”。

他临终的遗嘱里有一条，让海婴以后万万不要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后来大家觉得不妥，这么说有点太三观不正了，劝他加上两个字的定语“空头”，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这个。


其实这不是鲁迅的原意。鲁迅的意思就是不要当文学家，不要当美术家。他觉得文艺充满痛苦却没有意义。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弃医从文，现在他宁可儿子学医也不要从文。

那么鲁迅后悔当年的选择了么？


这倒没有。


因为他自己说过，我要是当医生，会治死很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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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改革前的中印比较（下）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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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与“新经济史”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G，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图片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转引自胡鞍钢：《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对明清尤其是清代经济的好评适逢我国史学界的“大清热”因而得到国内的响应，但他们对民国经济的评价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实际上，清代经济与当时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优势仍然很有争议。但是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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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A.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中印之比值为笔者算出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印的这个比较数据明显地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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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看报纸的印度铁路工人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wg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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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印度报馆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综上所述，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至于忽视人们消费偏好导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这种“非市场经济”中的通病，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因此在绩效方面，人们无须比较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类的“经济奇迹”，即便与苏联式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相比它的绩效也很差。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美籍中国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曾经就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当地经济在1949年前后都处于传统的“过密化”状态，改革后才摆脱过密化困境，进入实质性的发展。他的这个“过密化”作为一种理论解释能否成立，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不计“和平红利”的因素而仅就制度与绩效的关系言之，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转折不在1949年前后，而在1978年前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而且决不仅仅对于长江三角洲农村来说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进入纵深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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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
原创 徐馆编辑部 徐志摩纪念馆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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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诗人徐志摩遇难后，多位徐志摩的至亲好友很短时间内即写下多篇文章纪念，不乏许多佳构、名作。自称不认识徐志摩的张恨水也写了纪念文章《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亦属颇为难能可贵。此中也可以窥见诗人徐志摩的宽阔心胸、及对各种文艺题材、风格等的兼容并蓄和鼓励支持！这篇文章此前提及的资料不多，或亦可算作一篇珍贵的佚文，现照录于此欢迎各界朋友共赏。





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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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徐志摩纪念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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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书影



我不认识徐君，不过是一年以来，一个神交之友罢了。在我去冬南下的时候，南京的朋友对我说，徐志摩很称赞你的啼笑因缘，他不大看新闻报快活林的，而今为了你的小说，是不断的看。我心想，不至于吧？徐君是新文坛一颗灿烂的明星，对于我这种取迳旧式的小说，未必同意，听了也就只当西风过两耳已。今岁的秋天郑颍荪君对我说，志摩来了，住在适之家里，我介绍你们见见，好不好？我微笑心里想，他或者不大高兴这个落伍的小说匠。颍荪兄又说，他很喜欢你写的那个沈凤喜，说是与平常人写女性不同。我说：没有其他的批评吗？颍荪却未说，然而我猜着，一定有的，倒很想领教。因为我向来自己不护短。颍荪兄似乎看出了我的情形，便道：他是很自负的，向来不大称许人，既称许了，一定是好。我当时很有点触动，便很愿和徐君一面。然而人事是极渺茫，竟未得着一个见面的机会。但是，我想，机会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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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馆长与安徽张恨水研究会专家合影





一个月前，我在温泉休养，遇到郝更生伉俪，在食堂中闲谈，又谈到徐君。郝君说：志摩对于啼笑因缘，极佩服你所写天桥的一段，他是很不轻易许人的呀！你和徐君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但是回了北京，我要去领教。我说这话，并不是因话答话，实在有这个决心，然而回平以后，又在人事渺茫中混过了。



我如此要见徐君，并不是因为徐君说我几句好，我就有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之感。或者想徐君替我标榜一下，我可以利用他。只是人家都说他不大称许人的批评之下，对我加以赞许，至少是个同调者。徐君对文艺是很有研究的，交这样一个朋友，或者不为无益。其次，文坛上，新旧门户之见，现在是很深了，新的对旧的一切抹煞，旧的对新的，又一概不接受，当然不是好现象。若是有人打破这种成见，似乎值得一谈，所以我很想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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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寒夜，胡同里一切的声音，都停止了。我坐在绿色电灯下，傍着炉火，正在有所思。冻风吹着窗纸，刷刷作响，令人自然感到凄凉。我三弟回来，隔着纸窗报告了一声，徐志摩死了。我心里突然一跳，站起来向下一问，及至得了详细的报告，我长叹了一声。这心一跳，人一站，一声长叹，殊不明何由而至？然而徐君遭难，我不能漠然对之，是有点证明的了。从此以后，我所想和徐君一谈的事，一经等于泡影。徐君对我的好感，我是完全知道的了，我对徐君的一番敬意，徐君却未必知道，到了现在，我也没有法子，可以让徐君知道，我每每想到此点，心里就充分的不安，同时我想到怀疑徐君不无新旧之见，更是抱歉，然而这一层意思，我是怎样可以表白出来哩？



我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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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华语江湖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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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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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中国当代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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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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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保守主义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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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最后一条道路。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离我们最近的是香港，在既有文化传统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嫁接了现代文官制度、廉政制度、法治体系，它运作的结果是好还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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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再不问“姓社姓资”，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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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上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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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凸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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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什么叫自发扩展？第一，社会不应改造，传统不可切断；第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路数就是“五四”的负面话语，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传统，改造的最后结果，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被侵蚀。



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几起几落，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着“社会”的旗号，与“社会”为敌，反社会，改造社会；凡是“起来”部分，都是与社会言和，向社会让步。只有向社会让步，才能让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知识传承、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滑向人性变革、社会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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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价值坚持，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但没理由夸大。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经常到门口买报纸，报贩有事离开，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



这个“世界是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只有病态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要么被压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两端都不正常。当然，在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就是为天下代言，是社会良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人张载，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可悲了。

来源：江淳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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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群众，就是公家所养的一条狗，到处乱吠。而群众运动所带来的危害、危机和副作用，许多时候是许多有知识的人、有理性的人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的。———祈克果（又翻译成克尔凯郭尔） ​​​​
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
——梭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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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遗忘的“废名上书”，看今日“精致利己主义”泛滥的根源何在
先知书店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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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大图为废名，小图依次为沈从文、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

“五四”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广为人知的有三类：

第一类：寻求救亡图存，主张激进变革，实现民族救亡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

第二类：寻求自由民主，主张渐进改革的启蒙知识分子，如胡适；

第三类：从文化层面进行批判，主张反思本体性问题的知识分子，如鲁迅。

这三类知识分子，构成了“五四”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也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跳动、切换的脉搏。

和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相反的，还有第四类知识分子——传统底色的文人。然而，他们却是长期被淹没的。

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强音中，他们的声音微弱到极少被人听到。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外，他们在大众视野中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其中，周作人的学生、著名诗人废名（本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就是一个典型。

1949年，废名“上书”最高层，希望重新尊奉五四以来被“随意抹杀”的孔子，实现儒家治国和农村自治，这传达出传统文人的愿望和理想：新生的革命中国，应该重归两千年来的儒家政治轨道……

废名为什么要“上书”？“废名上书”为何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报复”？这些问题，不仅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便在当时，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这件事实在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一书中，用七分之一的篇幅去解读它的历史标本意义，“废名上书”事件，可能永远绝迹于历史的烟海中。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不仅将废名作为研究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种样本，而且将废名的重要性置于与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等人同等重要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废名上书，钱理群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件“小故事”背后的两个“大问题”：

两种历史逻辑的根本冲突；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大断裂、传统文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无法重现的历史传统：传统文人的政治地位，在革命叙事中退场

“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并不要我。”废名的失落，也是传统文人在新时代的深深失落。

两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对一个历史逻辑深信不疑，即新的王朝在“马上打天下”后，会把自己重新请回来“治天下”。而新中国的建立，在废名们看来正是一次历史的轮回——儒家政治重上朝堂的良机。

然而时代已彻底改变。如果说，启蒙知识分子的意见，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甚至警惕，而废名的“上书”却是毫无回应，无言是最大的蔑视。在革命视角下，渴望复兴儒家大同社会的废名，正如孔乙己穿着破烂长袍，孤零零地比划着茴字的四种写法。

◎被侵占的精神家园，传统文人的学术主张在“五四精神”中日益边缘化

传统文人实现人生价值，无非两种方式：

要么和诸葛亮一样从政，待明主三顾茅庐而入世，在庙堂上实现政治抱负；要么和陶渊明一样归隐，在山水田园生活中纵情诗歌和学术，在文人圈子之间唱合、著述，留下道德和文学的身后名。

然而“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核心，变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赛先生、启蒙、救亡、民族主义和乌托邦。在变革的共识下，只有温和与激进两条路可走。

这种背景下，不仅传统文人的政治蓝图被彻底无视，其学术抱负、审美情怀和文化名誉，也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备受冷遇，日渐边缘化。

废名上书被冷处理的背后，不仅是他的所思所行，与新的时代精神已相去甚远，更是传统文人学术主张被彻底边缘化——在其安身立命的文化领域，也被赶出了两千年来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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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悖论”：断裂的传统

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向的历史动荡中，中国的传统文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外来文化不仅驱动着社会变革，更是逐渐渗入中国文化的核心意识，从边缘进入中心——无论是温和的启蒙意识，还是激进的革命意识。

尽管传统文人力图转型，却仍然无法接受两千年来坚守的道统，在新时代出现历史性的断裂。

废名一方面接受了新文学，甚至创立了新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却秉承了儒家体系观念，以士大夫式的“上书”渴望回归传统社会，废名身上的巨大悖论，正是中国人文断裂伤口上结下的疤痕。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废名这样“被遗忘的小人物”，进而理解钱理群教授将“废名上书”写进《岁月沧桑》的良苦用心，以及他那句“《岁月沧桑》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阅读《岁月沧桑》，不仅是翻开一段尘封许久却又不愿被提及的人和事，还可催生如下思考：

◎我们从哪里“文化断根”，又从何处开始“精神漂泊”

废名“上书”的遭遇，不仅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悖论，更是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割裂中的身份困境——因为种种原因，既难以前进到拥抱外来的西方文明；又无法后退到回归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

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这个中国社会的隐秘伤痛，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中，只用《废名上书》一个章节就讲透了，背后则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变革方向的历史性迷失。

然而，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绝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题，这一命题，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犹如“摇荡的钟摆”的内在肌理。

◎《岁月沧桑》：七位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悲剧性“代沟”

在近现代中国的剧烈变革中，不仅存在着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更有着个人和时代之间的“代沟”。而在传统中国，时代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和残酷，从而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不是过于超前而被削平，就是被甩在身后惨遭淘汰。

钱理群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历史的代沟”，并且用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七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阐述这个残酷的洞见。这是当前各类作品中，极少见到的。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教授足足讲透了七位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奋斗与幻灭，全景式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

新的时代叙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也改变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是塑造新的国民性和集体无意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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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郭沫若、李星华……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看人性如何堕入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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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所不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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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

那么先生是什么“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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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从鬼变成了人”，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干部”这个词从贾老嘴里说出来，自有特别的指向，他对那些官场中人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

1954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

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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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

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

像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像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

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反革命集团”称号的正是此公，第一个提出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此公。

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

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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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世说新语”，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

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百花齐放”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铁”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

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

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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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

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

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

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

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1948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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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夫妇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

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好一顿训：你们反对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

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

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伯伯”，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

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

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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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与贾植芳夫妇在一起


历史再翻过一页。1986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

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得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

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

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

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

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

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

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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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之后的贾植芳与哥哥贾芝一起回到故乡，拜祭父母。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

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

1947年在国民党监狱里，1955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

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像个朋友，“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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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第四次作代会期间，合影于胡风寓所。


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国家利益”或者“革命名义”或者“党的原则”等等，伟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压倒了性情。

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可谓真知灼见！

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原则”和“性情”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学者”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

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传部长”陈沂。

陈将军在1957那场“阳谋”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陈大哥”，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

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

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放屁！”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

1984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

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

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老母鸡变鸭”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

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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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

“同志就是敌人”：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洗脑”的结果吗？

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解甲归田”，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价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

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用“无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根”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综合症”？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

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

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


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心甘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人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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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力文:
“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易力文:
漆园老人这番话 应该一辈子遵行

刘国重

“理性主义者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埃蒙德.柏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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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亭:
转：余问：若撰二十世纪之《学林点将录》，何人可居宋江？先生云：非胡适莫属。而晁盖必梁任公也。又问钱锺书可拟谁，先生略一沉吟，云：豹子头林冲。余又问鲁迅，云：至多可拟武松。

孺子亭:
华师大百岁老人刘衍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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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菲尔德认为藏书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

1919年1月，王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柯劭忞①）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联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此事关系甚大，拟致函于十余年不通只字之陆宗舆②，以利害言之。”又说：“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沈曾植）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③”1924年12月，王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说：“赤化之祸，旦夕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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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领域内，他作出的多个预测均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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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

美国方面，他预测德州会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会衰落，目前正成为现实。中国方面，他2000年发文指出东北会衰退，2005年前后认定经济中心会从东、北往西、南转移，因为中国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东低，这一预测也实现了。

2007年，易富贤出版了《大国空巢》一书，对一刀切的计划生育政策表达担忧，他认为根据误判的人口数据所制定的政策，将带来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紧抓不放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老龄化加重、劳动力不足都将变得非常严重，“未富先老”才是国家的现状。

《大国空巢》出版时，便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多科学者的支持和推荐，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茅于轼曾为其作序，足见其重要性。

十多年过去了，易富贤的预测又正在成为现实。

2021年拜登上台前，美国前白宫官员曾编发《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便是易富贤在中国人口宏观研究上的文章。再次证明了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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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易富贤经常有直抒己见的尖锐言论，也正因此，他一度不受国内待见。譬如2016年的博鳌论坛上，他曾对《纽约时报》直言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因此被扣以唱衰中国的罪名。

然而，读过他书籍和文章的人都知道，易富贤实非哗众取宠，其刺耳的言论背后，实则是苦口婆心的建议。

基于中国的崛起依赖人口这一认识，易富贤对他的上述论断做了说明。

1979年改革开放，1980年我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是30岁，那时是一个“正值青年的中国”对决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稍微顺应规律，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从2014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开始下降，中位年龄在2018年之前已经超过美国，如今已经是42岁，美国是38岁。

如果中国稳定住1.2的生育率，即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那么到2035年，我国的中位年龄是49岁，美国是42岁。到2050年我国是56岁以上，美国是44岁。

易富贤通过对比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规律后发现，人类发展指数（HDI）与育龄妇女平均生孩数（TFR）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人类发展得越好，生育率便自然下降。2007中国的HDI为0.8，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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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与TFR呈现负相关关系

2000年，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易富贤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是1.2，那时便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但是相关部门认为一旦放松，便会使数字飙升到2.1，计划生育继续实施。同年，他预测中国将在2012年迎来人口和经济的拐点。

果然12年后，中国GDP开始从9.6%回落，到2019年已经是6.1%。

很多人都直观地把人口过多当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压力、房价高昂等，易富贤逐一戳破了这种错觉，指出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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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反驳“人口过多”问题论

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这之前，相关部门预计每年可出生4700万婴儿。后来或许觉得这一预测过于难以实现，便于2015年将其降低为2200万。事实上，下调后的这一预期也没有实现。

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出生人数为1786万，之后逐年下降。2019年甚至出现两个数据，一个来自统计局1465万，一个来自公安部1179万，两者相差甚大。2020年的数据为100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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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易富贤指出，由于人口跟经费拨付等利益相挂钩，真实的出生数据存在“扩大化”的可能性。他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000万左右，已经开始负增长了。

虽然易富贤的部分观点在国内不受待见，但是由于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国内逐渐放开对他的限制。《大国空巢》一书，经过他重新修改，已经在国内出版，他的部分论文也在国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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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易富贤在《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6期上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预估2020年中国总人口应该为12.6亿人，而非14亿人。他在发表论文的同时，经常于网络上呼吁，国家的发展政策应该基于科学的人口数据。

当然，这只是易富贤作为一个学者所提出的观点，更多人肯定还是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但也由于他的声音的存在，七人普才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文章最后，有一个与人口政策息息相关的现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日，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达2.4亿人，超过7700万人独居。2020年，登记结婚仅为813.1万对，创2003年以来最低纪录，仅为2013年高峰的60%。我国正迎来第四次单身潮，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单身潮出于离婚人数增加，这次是因为结婚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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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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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現代認同，更多建立在否定上。在中國，現代的對立面是傳統，激進反傳統，讓我們在精神物質最匱乏的時候，都能保持對傳統的優越感。而在日本，現代的對立面是鄰國中韓，「脫亞入歐」是日本現代認同的核心，直到今天。而歷史早就給這兩種「偽現代」狂想幾乎毀滅性打擊，前者至文革登峰造極，後者是那兩顆原子彈。看似純觀念純意識的集體執念，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這也是為什麼堅持理性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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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维尔：“正如过去许多人警告过的那样，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地消失。它更有可能被金光闪闪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侵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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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名言
埃德蒙·伯克 历史之曈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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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是人类的学府。
　　人的思想进步是缓慢的。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在政治上宽宏大量总是最明智的。
　　不确定性是一切伟大事物的本质。
　　虚伪喜欢躲藏在最高尚的思考之中。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克制也有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不再是美德。
　　一个国家没有某种改善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
　　因为财富就是势力，所以一切势力都必然会以这样那样的手段攫取财富。
　　我们（英国人）把自由权利看作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
　　同我们角斗的对手强健了我们的筋骨，磨炼了我们的技巧，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的帮手。　　
　　也许大多数事物的根源是无法理解的，当我们到达某一阶段，我们最确信的推理不仅包括晦涩难懂之处，而且包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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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
　　法国的平等革命不是向偏见开战，而是“向自然开战”。德性和智慧被排除，让低水平的抽签制获取统治的资格。
　　尊敬你们的先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落后、奴颜婢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
　　一个好的爱国者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总是在思考他将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本国的现实物质状况。保护现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于一个政治家提出的标准。此外的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庸俗的，在实践上都是危险的。
　　法国君主制度的首要恶习是想要统治一切的无休止的愿望。权威之手时时可见，处处可见。因此，对所有的国内事务，政府无不插手；随着这种官方干预越来越普通，我可以说，凡是始于不正当的权力的事情，概莫能外地以不屑一顾的蠢行告终。
　　人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此之故权力就没有一种单纯的意图或取向是能够适合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质的。当我听说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在寻求并且炫耀自己设计的简捷性的时候，我就毫不怀疑可以断定设计者们对自己的行当是全然无知的，或者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责任。
　　我应该中止我对于法国的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我获悉了它是怎样与政府相结合在一起的，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是好东西，如果没有它们，就算有了（新的）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并且大概是不会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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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襄

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其著作《白话本国史》中认为岳飞为军阀，秦桧为大政治家。在书中，他就岳飞与秦桧，提出了5点看法：
1.南宋初年，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其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
2.大将们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如果议和，中央腾出手来，必会谋求收回兵权。
3.依据史料对照分析，岳飞战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
4.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5.岳飞被杀，其他大将的兵权被收归中央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吕思勉这本书，是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出版的，在当时评价很高。
此书于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当时中国正处在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困境，他对岳飞与秦桧的论述，也颇受了现实环境的刺激。他在书中坦承：
“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
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此书刊行十二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政府到民间都大力推崇岳飞的坚持抗金之志、精忠报国之心，唾弃主和的秦桧。
舆论开始指责吕，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商务印书馆邀请吕思勉对内容做了一些删改，在1933年出了修订本。
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
这年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说：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故严禁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
3月16日，北平的《世界日报》中，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报道称：“精忠的岳武穆，遗臭万年的秦桧，一为举世所敬仰崇拜，一为万古所唾弃诟骂，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参天的西湖岳坟，凌云浩气，忠义昭然，瞻仰徘徊，谁不肃然起敬。可是，也颇有矫奇立异之说，并以著述见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即系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毁岳飞为军阀，推崇秦桧为爱国大政治家。”
这则禁书训令引起南京《朝报》的不满，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则用最大号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整个3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炒成了全国热点，众议汹汹。
4月，吕思勉被迫对书再次进行删改。5月，《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看到民意都站在他这边，便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的汉奸们开脱。
最终，法院认为：吕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
吕思勉曾公开表态，如果“激发学生爱国精神”与“讲述历史真相”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将选择后者。但在1935年，他还是被迫修改了自己的著作。
当时的学术界，有颇多与吕意见相近者。比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他“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
1949年后，情况又发生了改变。在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在大陆，因为阶级立场，岳飞被指镇压农民起义，“民族英雄”的光环也被摘下。
1952年，在大陆“三反运动”中的吕思勉，在“思想改造汇报”中，便为自己当年的贬岳尊秦之举辩护。
1957年，吕思勉去世，10年后，杭州西湖的岳飞墓在“文革”中被平毁。图为“文革”结束后重修的岳飞墓。

刘国重

王小平用那么优美的文字写出来，还是非常好看。里面写到他小时候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很真实。”

　　著名历史学家，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时的老师许倬云，以《忆小波》为本书代序，他说，“陈寅恪提出，‘俗谛’与‘自由’的对立，真是一针见血。小波的笔下，我想，也有不少对于从俗谛争回自由的意愿。正是这一压力，往往被‘公权力’取用，造成无可抵御的外在力量，充分压制了自由。小波和银河的生活，不拘俗套，毋宁是珍惜这一种自由的表现。小平纪念乃弟小波的文章，也无妨从这一角度阅读。”

　　文字摘录

　　嗜书成癖，渐成博学杂家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是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从甲骨文、钟鼎文、名人墨迹、四书五经、中外历史、联共党史、马恩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药典、解剖学、控制论、计算机原理、《西厢记》、《牡丹亭》、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美学评论、希腊神话、但丁《神曲》、《十日谈》、《巨人传》，诸如此类，应有尽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剧剧本，摞起来有四尺多高。……他好像是过剩的记忆力无处发泄，博览群书，广泛地摄取百科知识，甚至发下鸿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通读一遍，这当然是个稚气的想法，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样日积月累，他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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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孟起1978: @Meow_Sgura_Simm_WWK_Duo:70后表示，我们小时候的主流思潮就是——西方什么都好。听戏被人白眼，听MJ的才是正常人。//@珠簾大寨主:其实当年“自由化”那批大佬很多思想也是社会民族主义乃至西马的，新自由主义广泛传播要到95年以后了@武康大楼下:我觉得七零后还是受所谓自由化思想影

风清扬尘:
某兄说，我们大陆70后应该是“原教旨”左派思想高发人群，因为赶上了传统左派启蒙教育，但是基本没尝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笑而不语][笑而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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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严复在《贬时》中写道：“自满清末造之不振，忧时之士不胜其奋虑逼亿之情，而一切特出于激烈。一时转相仿效，风气遂成，实则大为外人之所齿冷。顾今之时则大异矣，民国之势危若累卵，意必有宁静澹泊、困心衡虑之人，而为吾国计久远者，则激烈非所尚也。诸公常望政府以热心，而不佞则窃愿国人以冷脑。热心出于感情，而冷脑由于思理。感情徒富而思理不精，课其终效必恒误国。”《严复集补编》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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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从《黄金时代》开始传奇，又在真正的黄金时代里沉眠

西山诗家国

发布时间: 01-20
23:32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97年，王小波送别妻子李银河后，独自在家中去世。

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先生最不愿意写小波的悼文。他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泪都流在心里，太伤感。

许倬云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师从傅斯年，王小波是他的学生。


许倬云写过很多近代学术大师的悼文，像钱穆、李济之、杨庆堃等，字字饱含真情，篇篇尽显大师风流。

可是，他坦言最不敢写的就是王小波的悼文。这会让他经常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午后，那个一脸平静不温不火向他讲述黄金时代的内地学生。

在台湾，许倬云的名字远远比其他任何地方出名。

他被称为“台湾近代改革的推手”，不太看得起胡适，当面斥责过李敖，后来被迫远走美国，留在匹兹堡大学做历史系导师。

王小波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两人经常一聊就是一个下午，看似师生，更似朋友。


许倬云研究的是历史和社会学，但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挑剔的眼光，都给了王小波很大的启发，让他精改出风靡两岸三地的《黄金时代》。

1991年，为了不让《黄金时代》明珠蒙尘，许倬云回台湾跟同仁讲：“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篇文章给你们。”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的获奖感言中说：“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

当时，王小波回到国内不久，薪水少得可怜。这笔丰厚的奖金使他从此辞职居家、潜心创作。用李银河的话讲，就是“他成了个体户”。


虽然许倬云没指点过王小波如何写作，但他却训练出王小波独一无二的凝练语言。这种文学功底结合王小波前卫的思想，让他的《黄金时代》一鸣天下闻，收获了无数的粉丝。甚至，有热爱他作品的粉丝专门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的读书会。

王小波对许倬云十分崇敬，他在多个场合和作品中提到自己的老师。

王小波去世后，他的妻子李银河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

1984年，32岁的王小波赴妻子李银河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可是，他的蹩脚的英语成了拦路虎。

同是中国人，许倬云被这个经常偏着头走路的年轻人吸引，两人渐渐熟悉。


当许倬云听说王小波写了一部《黄金时代》，而这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对他来说又是最敏感、最神秘的，就要过来一看。

看完之后，许倬云才明白眼前这个波澜不惊的年轻人心中有着多么澎湃的激越。不忍王小波浪费才华，许倬云把他要过来做学生，并教他如何修改《黄金时代》。

许倬云很少称赞自己的学生，但他对王小波的欣赏却是溢于言表的。只要有内地学者去拜访他，谈到内地的文艺复兴时，许先生就会提起王小波。

他说：“王小波同时代的作家，到今天还被那么多年轻人喜爱怀念的不多。小波走了，可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为什么？他第一个提出了个性的牺牲和解放，这种执守如一的自由是不是很多人正在追求的？”


在台湾，许倬云的其他学生对王小波也很好奇，他们很羡慕老师谈起文学就提到王小波，对他的《黄金时代》也耳熟能详。

于是，很多来内地的台湾作家总带着同一个话题过来：“许先生的学生王小波在内地是不是影响很大？他是不是内地当代文学第一人？”

可惜，没人能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

尽管王小波英年早逝，但他的《黄金时代》系列至今无人敢以置喙。

因为，那些自认文学水平比他高的作家，没有名气和好作品；自认文学水平比他低的，又把他捧成了偶像。


江山代有才人出，李白几句话留下来，苏东坡几句话留下来，小波也留下来了，那是天籁，是天地间最好的结合。--许倬云

也许，只有他的老师许倬云可以评价他：“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我却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和他的一问一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黄金时代》三部曲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也浸透着他的老师许倬云的心血。

在最艰难的岁月，用青春的叛逆谈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在岁月静好的时刻，披着沧海桑田的风霜回归平淡和冷漠。在《黄金时代》三部曲里，王小波就是那个存活在六、七十年代里一直觉醒从未蠢闷的灵魂，饱含深情眷恋人间。

《黄金时代》描写的是60、70年代的一个青年，历经劫波的心灵反刍。在那个时代那些地方，活着一个个越约束越反抗的灵魂，也隐藏着一个个越青春越牺牲的凡人，唯有走过哭过笑过，才能解脱。

从《黄金时代》开始传奇，又在真正的黄金时代里沉眠，王小波一直令人拨烛怀念。

若想走近他、了解他，一察这个比贾平凹、莫言更早一步探寻人性秘密的当代作家，建议您从他的《黄金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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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活着的最聰明的人，因爲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無所知。”

———#苏格拉底

精神力量的天賦來自於神，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思想集中在那個真理上，我們就會與這個偉大的力量合而爲一。

———尼古拉·特斯拉（Aikole Tenle）
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在“二战”爆发的前夜，罗素主张废掉英国的陆海空三军；萧伯纳认为希特勒着手管理的欧洲可以让他安心入眠，而责怪美国人“过于畏惧独裁者”。 ​​​​
【【【【【【【【【【【【、
哈耶克有三個不相信：

➡️不相信健康的國民經濟可以被集中管
     理和科學規劃

➡️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對權力的貪婪

➡️不相信知識精英真的能發現絕對真理

阿克頓也曾警告：每個時代，自由都面臨著四大挑戰：

➡️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

➡️窮人對財富不均的怨恨

➡️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嚮往

  ➡️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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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暴君的反抗就是對上帝的服從。”

———托馬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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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保守主义书单
2020-06-03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2767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世算起，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有200余年的传统；我们知道，西方人一般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列为三大意识形态；在英、美，论述保守主义的专著、期刊、智库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长期缺席，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理解西方。事实上，国内较为系统地译介保守主义思想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据小编不完整统计，此一时期的相关译著至少有70余本之多，兹列于下，以供读者参考。如您觉得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著作未被收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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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1980年版；

塞西尔《保守主义》1986年版；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89年版；

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1989年版；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991年版；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

萨托利《民主新论》1993年版；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1993年版；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版；

韦伯《学术与政治》1998年版；

柏克《法国革命论》1998年版；

勒庞《乌合之众》1998年版；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1999年版；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2000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2000年版；

波兰尼《个人知识》2000年版；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2001年版；

阿克顿《自由史论》2001年版；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001年版；

曼海姆《保守主义》2002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2002年版；

柏克《美洲三书》2003年版；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2003年版；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2003年版；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2003年版；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2003年版；

凯克斯《为保守主义辩护》2003年版；

欧克肖特（或译为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2004年版；

加塞特《大众的反叛》2004年版；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2004年版；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2005年版版；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2005年版；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2005年版；

托克维尔《回忆录》，2005年版；

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2007年版；

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2007年版；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2007年版；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2007年版；

米塞斯（或译为米瑟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2007年版；

休谟《人性论》2007年版；

米瑟斯《社会主义》2008年版；

欧克肖特《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2009年版；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2010年版

迈斯特《信仰与传统》2010年版；

杰里·马勒《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2010年版；

白璧德《民主与领袖》2011年版；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2011年版；

切斯特顿《异教徒》2011年版；

梅因《民众政府》2012年版；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2012年版；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2012年版；

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2012年版；

柏克《自由与传统》2012年版；

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2012年版；

休谟《英国史》2012年版；

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版；

根茨《美法革命比较》2014年版；

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2014年版；

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14年版；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2014年版；

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2014年版；

尤瓦尔·莱文《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2014年版；

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2014年版；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2015年版；

杜兰特《历史的教训》2015年版；

丹尼尔 ·汉南《自由的基因》2015年版；

巴克利《耶鲁的上帝与人》2015版；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2015版；

维沃《思想的后果》2015年版；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2015年版；

       《多余的人》2015年版；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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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一百年：德先生、费小姐、莫姑娘……安在哉
后现代邮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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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经典误读



1、启蒙运动是个business（生意/事业），《新青年》杂志是个同仁办报、分道扬镳、精神合伙人制的创业故事，文学革命、新旧文化叫骂冲突是一种营销炒作策略，五四运动是“变态社会”的结果（胡适语），留下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教训。



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以后兴起的文学革命，却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周作人说：“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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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周年时，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在肯定五四带给中国一些新气象的同时，认为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变态社会”的结果，是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结果：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我们对于学生的期望》）



胡适晚年批评所谓的五四运动相对于思想启蒙，简直就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政治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yun动。（《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



这成了一个历史悖论：究竟是“学生yun动”，还是“运动学生”？吕芳上先生在《从学生yun动到运动学生》第四章第一节《谁有青年谁有将来》说：



“五四之后的几年，影响于学yun发展的，大约有几个明显的因素：第一是新思潮的涌入，第二是政治yun动的兴起，第三是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把“新学生”的形象塑立起来，但因成功太易、基础太弱、责任太重，加上新思潮涌来太骤，学生旧道德打破，新道德犹未建立，学生在政治yun动与社会yun动方面，摇摆不定，社会所见是破坏大于建设。接着政治运动的兴起，学生在大时代的呼唤下，逐步投身并加重政治的活动和兴趣，学生大有忘却了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的感觉。同时，求学的兴味与决心自然也因而减退，及至新兴政dang，挟其思想学说侵入学界，新旧道德的营垒遂完全打破，学界与政界难脱关系，学chao政潮互为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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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四精神其实有四个化身：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莫姑娘。



“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表面上好理解。王朔提醒说：“我们五四时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这俩人按价值观是往后排的，前面自由平等是这个民主和科学的垫底，你没有平等观不可能搞技术。”



当年《新青年》还曾宣扬过一位“费小姐”（Freedom）——“自由”。因为多种历史原因，后人不再提当年这位家喻户晓的小姐。



至于“莫姑娘”（Moral），“道德”“伦理”，这是杨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中发现的：

大家一般关注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多，但对“莫姑娘”（moral）注意得不够，而“莫姑娘”和五四前后的“个人主义”思潮有着重要联系。她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压抑和遮蔽。这位“莫姑娘”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



个人主义实际上跟“莫姑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个人在家庭，在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我们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呢？还是我们应该投入到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呢？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3、五四大数据：“民主”与“科学”是那个时代的挡箭牌、驱魔符、新话术。



《新青年》大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对这“两位先生”却邀请不多。《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6月停刊，共出版63册，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直接谈科学的文章，只有8篇；谈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译作。



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电子版中检索，“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些，1907次。



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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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政dang史教授王奇生2009年在北大演讲《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时说：



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是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杂志；谈到《新青年》杂志，必提“民主”与“科学”；提起“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它并不是创刊词，也不是宣言，而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主张的人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大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观念非常激进，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去抵挡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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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胡适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这两个观念就逐渐受到知识界的推崇，到五四时期已经成为主流话语。如果《新青年》仅仅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不会惊世骇俗，所以它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中，科学和民主包罗万象。前期，西方文化都是科学民主；后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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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百年过去了，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十年前，五四七十周年时，李泽厚先生“先知”般警告不应重蹈“救亡压倒启蒙”的覆辙。他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标出四个要点：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李泽厚强调，他之所以说“又一次”（《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9页），是因为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故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劝孙先办教育，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



结果呢？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公认的结果是除了“京师大学堂”勉强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新法无不随着变法失败而收回。大清帝国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迅即衍生出极端排外的义he团，先前几十年中国人的奋斗，近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在孙中山这些“先知先觉”推动下，辛亥革命发生了，但由于缺少一个思想启蒙的环节，辛亥革命赶走了一个有形的皇帝，却没有祛除人们思想上那个无形的皇帝，几年之后，帝制复辟。



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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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学人用思想观念、历史事实揭示了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前置意义，没有现代思想启蒙，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步入现代。即使有了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但没有“莫姑娘”（Moral），没有伦理层面的最后觉悟，中国即便在物质、技术甚至政治制度上追上了西方，但只要遇到挫折，依然会在第一时间向后转。



“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在1919年五四后指出，国人对巴黎和会将要通过的决议施加民间外交的压力，表达国人对山东问题的关切，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表达一旦过度，衍生出“火烧赵家楼”之类的事件，表面上是“爱国急公”的行为，然而从效果、后果看，则是对启蒙的反动，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5、《新青年》读者那么少，五四是怎样影响那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



瞿秋白说过：“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读鸳鸯蝴蝶派之类小说的人肯定比读《新青年》的人多。1915年《青年杂志》初发行时，只印1000份，部分属于赠阅。1916年3月改为《新青年》，销量仍然惨淡。1917年底，群益书社威胁要停掉杂志，经陈独秀反复交涉后得以续办。直到1919年初才有爆发式改变，五四后一度达到15000份以上。



蒋梦麟估计当时全国小学生不过300万人，仅占总人口4%。据此，他算过一笔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人数的细账：



我们现在就算我国百人中有十五人识字；这十五人中，能够识字，不能看文的算他有五之四；能够看文而不能写文的又算其余的三之二；这样看来，能够看文的人，百人中不过二人。全国不过八百万人。（此以白话文而论，若以文言为准，尚不及此数）。这八百万人中，有多少喜读新出版物的人呢？现在全国讲新文化的出版物，约有四百多种；每种平均销一千份，计有四十万份。每份读的人算他是三人，计一百二十万人。八百万能读文的人，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受着文化运动的影响；若以能读文的人数计算，百人之中只有十五人。若以全国人口计算，千人之中只有三人。



然而，开启民智以来，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五卅，书籍、报刊、演讲等传播舆论所形成的民意网络激昂浩荡，学生们正是依靠这股力量了解世界、想象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钱穆说，“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做过一个形象比喻：“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新潮流已自北京、上海，滚滚而来，流入了黎里镇的市河内。”



朱自清1928年追溯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的历史：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zhi的dang，做的是军事行动及dang纲，主义的宣传。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咒诅家庭，咒诅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做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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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四是个时代舞台和历史遗产，也是照妖镜和试金石，它折射了世道人心。



北大陈平原教授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30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过了30年，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还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第十首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



五四二十九周年的时候，胡适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yun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追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yun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个人不愿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地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yun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



1919年，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以长者身份对年轻人提出一些告诫。胡适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并用章太炎不懂的英文念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早先在其日记中，胡适把这一诗句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一场景颇具象征意义，是新派与老派的角力。



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运动，即新主体和新观念的运动。强烈的情绪化、不妥协和偏激的言论是其主导特征之一。但时代新陈代谢，风云流散，一代新人胜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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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0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1929年夏承焘感慨：“昔以谥康更生者，转瞬乃以加五六年前之崭新人物，世事之推迁忽忽哉。”1932年，比梁启超小近20岁的刘半农听陈衡哲说他们这批五四新人物都被年轻学生认作“三代以上的人了”。1930年蒋光慈说：“胡适之依旧是五四运动时代的胡适之……然而社会的潮流已经超过了胡适之很远了。”



1932年夏鼐则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几十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又说：“时代的齿轮转动得越速，思想界的先锋之落伍也越速……但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大多不肯高喊：‘超越我们前进，把我们踩在你的脚下’”。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shi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



舒衡哲说，独一无二的五四运动只是作为一种“寓意”在发挥作用：“要得出关于1919年事件的结论，确实非常困难；不管是第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都无法从中提炼五四经验。那些历史经验及其细节，随着岁月流转而发生了变化。每一代人对五四启蒙运动都有不同的认识，这更多的与各自的需求和追求有关。为当代而塑造一面历史的批判之镜，是一种寓意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寓意是为了指导当代的特定目的而重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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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合计拥有35,218吨黄金储备，高于一年前的34,700吨。在恶性或其它经济危机情况下，国家持有黄金储备以支持本国货币。

过去10年，央行大量购买黄金，帮助金价保持在高位。但创纪录的购买热潮在2020年暂停，当时金价飙升至历史新高，而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停滞。2020年第三季度，一些国家选择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各国央行成为净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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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趋势似乎正在迅速扭转。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今年2月份全球央行是黄金净买家。购买黄金最多的是印度，购买了11.2吨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高级分析师克里桑·戈保尔（Krishan Gopaul）今年4月7日表示：“我们预计2021年各国央行将成为净买家，但近期央行需求前景仍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尽管黄金储备是每个国家都想拥有储存的奢侈品，全球只有不到100个国家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在全球35,000吨黄金储备中，五个国家拥有大部分黄金资源。全球只有34个国家拥有超过100吨黄金储备。

为了确定控制世界黄金的国家，Wall St. 24/7审查了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截至2021年2月，按国家（吨）计的黄金储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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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该名单上的许多国家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列。以下是全球黄金储备最多的前五个国家。

1. 美国
截至2021年2月黄金储备：8133.5吨
美元价值：5,000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7.5%
GDP：20.5万亿美元（人均62,530美元）
人口：3.282亿

美国是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它的储备量是第二名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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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3362.4吨
美元价值：2,06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4.5%
GDP：4.5万亿美元（人均53,785美元）
人口：8310万

3. 意大利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51.8吨
美元价值：1,50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9.3%
GDP：2.6万亿美元（人均42,420美元）
人口：6030万

4. 法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36.3吨
美元价值：1,498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4.5%
GDP：3.1万亿美元（人均46,110美元）
人口：6710万

5. 俄罗斯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量：2295.4吨
美元价值：1411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22.0%
GDP：4.0万亿美元（人均27,044美元）
人口：1.444亿

第六名到第十名的国家及其黄金储备数量分别是：中国（1948.3吨）、瑞士（1040.0吨）、日本（765.2吨）、印度（687.8吨）和荷兰（612.5吨）。

台湾的富裕程度不容小窥。排名第12，黄金储备有423.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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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今天2021年4月26日，莫名想起70年前的今天，即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海宁惨遭枪毙，同时查家也查抄了，真正的家破人亡，留下几个孤儿寡妇苟活着。查良镛从此再无退路，只能流落香江，每月拿着几百元薪水，煮字疗饥，不久后与杜冶芬也夫妻缘尽，孜然一身，前路迷茫，思之令人凄伤。真不知查先生当年如何撑过来，在传媒界杀出一条血路，扬名天下。换了大多数人，遭受此等打击，早就一蹶不振了。

刘国重

茨威格 ​​​说：一个喜欢自由而独立阅读的人，是最难被征服的。在一个毫无权利可言的时代，阅读是有教养者唯一的特权。上帝虽然没有为我指出一条自由之路，不过读书却能赋予一个人自由之心和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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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归于佛：冼细柳《广东商报·煮酒论英雄》1947
原创 冼细柳 民国故纸堆 今天
向恺然归于佛
冼细柳《广东商报·煮酒论英雄》19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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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不肖生小影



佛入中国千年余，而有为之归者，多讷而能敏者也。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撰写《留东外史》，名称于时。时人以其述儿女妮娈之私，绸缪鼓瑟之娱，而至于国人游学东土者，沉湎酒色，学以皮傅，其所为痛心疾首，而寄以史公显隐缴射之法者，平江不肖生亦孤愤人也。



既而平江不肖生为《江湖奇侠传》，精思连篇，记事诙诡，盖得史家遗绪，独其隆推白鹤派拳家，为近世中国武士道之大宗者。其制局之变动不居，笔语之浩瀚挥斥，能行乎其所不行，止乎其所不止。人惊其语体文之雄奇，而不知向恺然浸润故习，日夜咏讽，有不可须臾离者也。



向恺然闲尝语人曰：“生平雅嗜四书五经、《庄子》、《史记》，而记览旧文，倦不忍息，特不取唐宋以下。”而世说向君“一生低首拜《红楼》”，岂以向君之举，适直蔡元培盛倡“红学”北平，士大夫为之响风，以《留东外史》有似《红楼梦》，乃矫为之说曰：向君一生低首拜红楼耶？然吾观向君所为写《江湖奇侠传》，盛赞游侠，其有拔天斫地之才；终以不得为大用，乃逃于戏狎江湖之间，岂所写者为游侠，而心至所托，自以为怀瑜握瑾托，牢落而不适于时，其与奇侠有所比迹耶？虽然，向君所言奇侠，多出空门，是其心之欲归佛者久矣！



广东拳技之士，其有学于鹤派拳，尝自称其源，殆出于藏僧沙龙；或言虽出于沙龙，而衍其流于广州，始于拳师王隐林。以隐林为侠家，侠家之技，有与鹤派拳术侔，而王隐林能为蔡李佛拳，能为咏春拳，能为洪家拳，是其转益多师，未必姝姝然守于侠家也。



向君既为《江湖奇侠传》，前时湖北省省政府主席何键，得其书而读之，以向君为奇士，欲得日与亲炙，遂委任为秘书。公遣而召问向君，其知拳技否？向君自陈习太极拳，他技未能也。何键谓太极拳，与向君同嗜，道有以相侔者，遂为平生欢矣。



御倭军兴，向君厕身戎行，剑淅矛炊，疲于奔命，而以吏民转于沟瘠之余，其有甚于郑侠《流民图》者，向君益有悟于桑田之劫，郊垒之筑；而猿鹤虫沙，楼台蜃气，终于释说所谓空，则生人身堕尘埃，不能尽其天放者，不能无归于佛也。于是乎御倭诸军既捷，遂朝于衡岳诸寺焉。



然予以向君之好庄子也，乃思庄子以言为胜，时征列子而自明。庄列皆有侔于佛，而列子尝称西方有圣人，或以为西方圣人，其为佛也。其说虽浮夸不足信，而庄列为言，实有通于佛，以向君有爱于蒙庄，是未归于佛，而性亦有近于佛者，其非其天机之骏利耶？向君向君，其有悔于留东史厢，有堕于绮障否？



注：本文所言湖北省省政府主席何键之湖北，实应为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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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名称的解释——向恺然

平江向恺然——《国术名人录》之一https://mp.weixin.qq.com/s/rBIdE0rO1Y3UxRwQUzfm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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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要一個思想者的國家。我想要一個工人的國家。”

– 約翰·D·洛克菲勒 ​​​​

“沒有一個偉大的頭腦是不帶一點瘋狂的。”

———#亚里士多德

在這個社會中，理智的代價，就是一定程度的異化。

———特倫斯·麥肯納

只有通過啟蒙，我們才能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

———尼古拉·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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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关于《红楼梦》
原创 李泽厚 古吴轩 20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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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

李泽厚

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作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么复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而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种种情感。一百二十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给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以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一个是八十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著散佚了，没有细节，只见大体轮廓，而且很不清晰，作为艺术作品有重大缺陷。

我感兴趣的除了艺术方面，也在考证、探佚。我对《红楼梦》，没有像对鲁迅那么熟，但对《红楼梦》的考证和探佚极有兴趣，尽管有些考证和探佚因未把握好“度”而失真，但还是有味道。我对《红楼梦》也有很多想法，我觉得真假宝玉，可能是两代人，把两代人和事混淆在一起写，似假还真，似真又假。当然其中的关键就是发生在乾隆朝的那件大案与曹家的关系，还没找出材料来。所以可以澄清，说我对《红楼梦》不感兴趣，不对，我非常有兴趣。我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它的艺术方面，而是考证、探佚方面，但要是真进去了，一入侯门深似海，那就迷在里边出不来了，别的事都不能做了。所以我只是看人家考证，自己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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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总之，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因之，千言万语，却仍然是鲁迅几句话比较精粹：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这不正是上述人生空幻么？尽管号称“康乾盛世”，这个社会行程的回光返照毕竟经不住“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内在腐朽，一切在富丽堂皇中，在笑语歌声中，在钟鸣鼎食、金玉装潢中，无声无息而不可救药地垮下来、烂下去，所能看到的正是这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它的不可避免的没落败亡。《红楼梦》终于成了百读不厌的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到这里达到了一个经历了正反合总体全程的最高度。与明代描写现实世俗的市民文艺截然不同，它是上层士大夫的文学，然而它所描写的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却又是前者的无上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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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们看《红楼梦》有没有这个感觉，这部书不管你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下去，这就奇怪啊！这就是细节在起作用。看《战争与和平》没有这感觉，有时还看不下去。尽管也是伟大作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这感觉，尽管极厉害，读来像心灵受了一次清洗似的。这使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净化说”，与中国的审美感悟颇不相同。《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它可以是一点也不寻常。就是那种趣味，让你体会到人生的细微和丰富，又熟悉又新鲜，真是百看不厌。

外国人看《红楼梦》就看不出什么味道来，因为真是太啰嗦了，简直引不起阅读兴趣。所以它在国外并不受欢迎，尽管有两三种译本。

这说明什么呢？这可能说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化心理不完全一样。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世界里体会人生的意义，体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巨细变数，从这里获得感受、珍惜、眷恋、感伤、了悟。这情感就不仅仅是爱情。基督教的精义是认为这个世界太污秽，追求灵魂纯净的天国。从而相比之下，尘世间的这种种人情，价值不大。对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像《故乡》，他们读下来，没什么特别嘛，这有什么好？较难体会里边对世事苍凉的沉重感伤。所以中国人很热衷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包括中国人吃饭。这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世界，很肯定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在中国上古，饮食是祭礼中的重要部分，饮食有通鬼神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得非常仔细、考究。事死如事生，又与巫史传统的根源有关。

在《红楼梦》的日常描写背后，有着巨大的悲痛。正是这一点，外国人看不出来，欣赏不了。

我尝以为《红楼梦》应与《卡拉玛佐夫兄弟》对读。它们两美并峙，各领千秋。但能否取长补短、相互帮助？上帝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给人生以目的、生命以价值，以及作出最后审判，比起在日常世俗、平凡生活本身中去建立或追求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似要远为顺理成章和稳操胜券。但中华民族以广阔时空和延续不绝的生存事实，却又未必一定有此结论。究竟如何呢？愿提斯问，请教高人。



*    *    *


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如果抽掉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就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中国的话本小说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均缺乏这种哲学氛围和智慧，所以艺术境界难以与《红楼梦》相比。《金瓶梅》中的女性只是一些供男人玩乐的工具，尽管这对社会有揭露的作用，但没有深刻的思索。

《红楼梦》对人生，对个体生命有很深的感慨。它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对青春（美）的“瞬间与永恒”的思考。我一再讲哲学应当是研究人的命运的哲学。哲学思索命运，文学表达命运，特别是表达人对命运的感伤。生命意义，人生意识，人的情感本性，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对人的命运的伤感，使整个小说充满着哲学气息。

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视为最后的实在，人的意义也蕴含其中，但这种实在遭到如此的重压，这样，人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杀，但人不会都去自杀，都有恋生之情、恋情之情；于是，就有大伤感。

这种叩问是哲学的叩问，但不是采取纯哲学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以文学形式提问了哲学问题，很深刻，尽管作家本人未必如此自觉意识到。你看，《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息息相关，也不是外在的、强加的，不是游离的。《红楼梦》中，既有文学，又有哲学。



   (摘编自《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年，《美的历程》1981年，《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1995年，《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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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张永伟    手机：139 1751 0609

刘国重

說別人是邪教的人，惟一的後果是承認自己就是邪教。

* 中國人跑到歐美學到的都是左派那一套（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民主党的粉丝），為什麼？因為中國人的原初觀念秩序本來就是左派。這类似于一個人喜歡吃辣椒，跑到美國後必然努力尋找美國辣椒。人都處在認識論的秩序中，觀念在前，對象在後，不是觀念適應對象，而是對象適應觀念。一個人如果不理解這個認識論的規律，他的所謂學習，不過是強化自己已有的錯誤，並從過去的愚蠢改變為現在的愚蠢＋固執＋作惡。（佚名）
“只要#战争# 被認爲是邪惡的，它就永遠有它的魅力。”當它被認爲是庸俗的，它將停止流行。”

———奧斯卡•王爾德

如果你有一個#花园# 和一個#图书馆# ，你就擁有了你需要的一切。

———西塞羅

】】】】】】】】】】】】】】】】
最完美的奴隶制，就是让奴隶们以为自己是主人。
最完美的监狱，就是让囚犯们不知道自己身在监狱。
要让他们热爱自己的锁链，并使他们认为，
如果失去了锁链，他们将一无所有!
—— 英国著名作家Aldous Hux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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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明白，斯大林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的想法而自己却不会自主思想的人，即为“主人”服务的“仆人”。高尔基日记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会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的字样。
浓浓的基情。。。。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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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革命上浪费时间，因为它无法消除让你不满的事情，而只让当权者换了几张新面孔。结果你依然会感到不满足。——圭恰迪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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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书斋，是王瑶式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寄居之处。孔子说，如果天下有道，读书人应该入世，相反，则应该去隐居。这也是中国文化最后的精神退路——当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郁郁不得志时，至少可以做陶渊明、做嵇康、做王维，避居世外，回归书斋和家庭，寄情自然、人文和学术，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在最具“彻底性”的革命洪流中，知识分子两千年来最后的退路也被吞没，无论是寄托学术理想的书斋，还是亲情支撑的家园。

可王瑶毕竟是王瑶，不仅没有像邓大人说的那样“哭哭啼啼”，反而在“牛棚式隐居”中，一眼看穿了那个年代的结局：如果连王瑶这样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都忍不下去了，还有几个人能忍得下去呢？逻辑简单，却无法辩驳，慢慢的，批斗变成了奉命表演，法官和犯人都不认真相信和对待所说的一切，大家都开始走过场。王瑶长长吐了一口气：事情做过了头，就离结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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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落的黄色枫叶
16分钟前 来自 OPPO A91
把胡适和哈耶克放在一起比是不合适的，胡适是师承杜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而且原创思想几乎没有，只是个思想传播者。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学识差距天上地下。但如果说中国人会在2者中选择谁，毫无疑问会是胡，因为他适合中国国情。而哈耶克思想只在英美文化中才会得到生长实践的机会。

要哈耶克，还是要胡适？
原创 萧三匝 萧三匝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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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是“五四”，我想起了胡适。今天是哈耶克诞辰122周年，我再次想起了哈耶克。



我在想，如果在哈耶克和胡适之间选一个，当代中国人应该选谁？在我看来，这不是没事找事，它恰恰是一个有现实感的问题。



先来说说哈耶克，我常常想起他。



想起他，我的思绪总是集中在一点：当全世界前辈、同辈甚至后辈知识分子都在拥抱苏联模式，甚至为它唱赞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哈耶克几十年里一直坚定地选择了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不断阐发“自由秩序原理”，揭示苏联道路是“通往奴役之路”，棒喝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理性的自负”？一般来说，经济学家总是希望用世，成为国师；既然举世滔滔，政治领袖不是苏联模式的拥趸，就是凯恩斯主义者，为什么哈耶克甘愿横站、甘愿被世界冷落甚至嘲笑？为什么他甘愿为自己贴上“不悔改的，柏克式的老辉格党人”的标签？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与哈耶克有着共同选择的西方知识分子寥寥可数？



在我看来，哈耶克之所以是哈耶克，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人性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又源于基督信仰。因为人是被造物而不是创造主，所以任何人的认识就都是有限的，任何人也都没有能力计划一切；因为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性中就充满了罪性，所以任何权力都需要受到制约、监督，不受规制的自由最终必然走向奴役，极度高举人的理性必然走向“理性的自负”。



无论哈耶克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无论他宣称自己信奉什么主义，如果我们能抛开“文字障”，就会发现，他选择的是站在上帝主权这一边，而不是单纯站在人的权利这一边。他深知，不承认上帝主权，只强调人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因为上帝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本身，所以哈耶克的选择就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并以此谦卑而又坚定、尖锐地陈述着自己对真理、道路、生命的认识。



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自由论。



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的演化论——自生自发秩序。如果不相信上帝对历史的护理，一个封闭的、自以为义的、高举人的权利的共同体永远无法演化出自由的秩序；能演化出来的，必然是相互争斗的丛林社会。非常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即便那些倡导演化论的朋友，也没有认识到上帝主权是自由演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透视，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甘于备受冷落甚至备受嘲讽。因为，他不需要向世人交账，不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可和称扬，他能从真理本身得到满足。当然，这不是说哈耶克掌握了整全的真理，因为这本身就超出了哈耶克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新约时代，再无先知，但如果说哈耶克是一个“先知式”的思想家，我想并非唐突和僭越。一个在苏联崩溃前几十年就“预言”了苏联模式难以为继、必然崩溃的思想家，从世俗意义论，不是“先知”又是什么呢？



先知，即先于众人所知之人；先知所知，本质上是上帝的旨意；先知，也都是“乌鸦嘴”，出于上帝赐予的良心的追逼，他必须说出自己所知，即便被人误解、嘲笑。



悖逆上帝是人性常态，因此，被人误解、嘲笑是先知的“宿命”。从反面看，被人簇拥的，都不是先知。



先知从来都是少数，因此世上只有一个“哈耶克”太正常不过了。多的是自以为是的、悖逆上帝的人，看看当年那些为苏联模式大唱赞歌的西方知识分子吧，哪一个对上帝真正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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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的哈耶克？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尴尬的提问。胡适吗？他是很多人赞赏的民国时代屈指可数的自由主义大师，而哈耶克也被人称为自由主义大师，他们二人是同一类人吗？



且不说哈耶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创见，我们只从哈耶克所有论述的出发点和潜意识——人的有限性和罪性——来衡评，胡适就绝不是中国的哈耶克。事实上，胡适和陈独秀，在思想上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他们都高举人，而不是高举神，而且他们都要打倒神，只是在激烈的程度上不同罢了。



当哈耶克对苏联模式投以严冷的目光的时候，胡适却对此投以高度热情，且看他写的《沁园春 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兰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尽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一首词里两次出现“自由”，可见胡适是真爱自由，但细细琢磨，他爱的到底是什么自由呢？这首词作，你是否似曾相识？



胡适比哈耶克大八岁，算是同辈学者。事实上，到了晚年，胡适才在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的推荐下接触到哈耶克的思想学说，并对后者相当认可。只是，为时已晚，胡适已经不太可能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了。他如果这样做，无异于全盘否定自己一生的努力——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他的思想界领袖的地位，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不就是因为他的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吗？新文化运动的实质，不就是人本主义吗？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我们不苛责胡适当年对苏联“实验”的赞赏，他也显然不是中国的哈耶克，更称不上是真正的“先知”。



如果我们走不出胡适，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哈耶克，也无法赢得真正的自由。



是的，我们不必苛责胡适。因为，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精英，虽然大多留学过欧美，虽然也号称融汇中西，但骨子里还是儒家，还是相信人性善的。只是，如果走不出性善论，认识不到人性的幽暗，的确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即便照猫画虎，也必然如沙上建塔罢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性善，寄希望于明君贤相不就够了吗，何必搞什么权力制衡？



离开人性、无视真实的人性而谈政治，即便不是掩耳盗铃，至少也是盲人摸象。



要哈耶克，还是要胡适？



（推荐一文《观念的囚徒：哈耶克从未过时，却注定是少数》，见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刘国重

《天龙八部》的时间错误 | 王培军
原创 王培军 文汇笔会 2016-11-30




我第一次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个无知的小孩子，那天下午，我坐在自家的屋子前，把不知从哪儿捡到的一张破报纸，从头读到了底，那张报纸上面，载了篇《六和塔群雄大战》，署名“原著：金庸”。我那时当然不知，那是从《书剑恩仇录》中节选的，我也不知金庸是什么人，甚至如有位作家乍见《流言》，心头闪过一念：作者“也许是很古的人”。我只觉那故事太迷人了，读起来特别带劲，丢了报纸，还免不了拳打脚踢一通。第二次看金庸的小说，已是在两年后了，是从同学手里借来的零本的《天龙八部》，安徽某出版社的十册本。不久前，我偶然忆起三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心血来潮，又把香港明河社版的《天龙八部》，借用kindle阅读器，通读了一遍。读时的感觉，自然比不得从前，见识固有增长，生了不少的批评，却也失去了许多的趣味。这真是有些无可奈何的事。



平心而论，金庸的知识博杂，又深通世故人情，有很好的理解力，而复长于讲故事，富于文学想象，所以他的武侠小说，能够这样子吸引读者，是可以理解的。我只可惜他没能更好运用他的才力，写出最上乘的作品，否则他之可以为第一流的小说家，是没有问题的。他最初写这些小说时，因为是边写边连载，又同时办着报，做别的事情，时间上的匆促，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小说的不少处，不免兴之所至，随意而为之了，其间的牴牾，也在在而有。如钟灵的生辰，在第一次出现时，明明是作“庚申年二月初五丑时”(明河社本，92页)，而在第二次出现时，却又写作了“乙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时”(355页)；其前言不搭后语，让人好笑!　不仅如此，后文的段誉生日，又与之大相凿枘：段誉的母亲刀白凤，为了救儿子，指示段延庆看的段誉颈上系的小金牌的刻字是：“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2017页)　癸亥是1083年(也确是保定二年，可见作者是据了史书)，庚申是1080年，也就是说，妹妹比哥哥大三岁!　———这岂非如民间的《扯谎歌》　所云：“爷十三，娘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哥哥出世我煮粥。”乙未是1055年，更加的不靠谱了。所幸的是，在广州版的最后定本中，这些问题都改掉了。从这也见出作者写作的认真。只是我发现另有一处错误，作者虽也作了修改，可是越改越错，改了等于没改。那就是在第四十六回，包不同为了攻击宗赞王子，所说的几句：



　　“王子殿下，……你今年四十一岁，虽然也不算很老，总已年逾四旬，是不能见公主的了。前天我给你算过命，你是丙寅年、庚子月、乙丑日、丁卯时的八字，算起来，那是足足四十一岁了。”(1944页)



“丙寅年、庚子月、乙丑日、丁卯时”的命造，固然是不对的，因为乙日庚日，都是不能有丁卯时的　(时的干支，别有歌诀推算)；而在定本中，这一命造被改为“甲午年、壬子月、癸丑日、乙卯时”(广州出版社版，1640页)，说起来，却是更加的纰缪了。



之所以这样改，也许是作者为了丙寅年，在时间上有漏洞，即：丙寅年是1086年，而去西夏招亲的时间，据后文四十九回的写“太皇太后龙驭宾天”，可以不难推知，是在1093年中秋　(元祐八年)；既然是1093年，岁在癸酉，说王子生于丙寅，则其时才七八岁，岂可诬为“足足四十一岁”？　不说王子及其手下，就是在场的江湖群雄，人人都是有见识的，“医卜星相，无所不通”，这样明显的错误，怎可置若罔闻，无一语的驳斥？　就是在包三先生本人，他也决不能如此托大，予别人以话把的。而小说中的那个“绿衫宫女听了”，居然是：“也不知包不同所言是真是假”。揆之于情理，这是大大不然的。所以定本改作了“甲午年”，甲午是1054年，1054年与1093年之间，连头带尾，相差了40年，说“四十一岁”，固稍欠精确，大体却也是相符的。这当然也亏得包三先生的心算术，敏捷无比!



不过问题又来了，“甲午年、壬子月、癸丑日、乙卯时”的命造，在精通子平术的人，却又是一见而知其不可能有的。换言之，世间实无人生于这个时间。因为甲午年的子月，是丙子；月为壬子的，又只在丁年或壬年。我们知道，每年共有12个月，而60个干支月，逐次分配起来，须得5年才一循环；所以月的干支，与年的干支之间，就有一个固定的关系，不可能是任意的。举个例来说吧，如甲年、己年，其十二个月的干支，就分别是：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及丁丑；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别的。这里有一个推算的口诀，谓之“五虎遁”云：“甲己起丙寅，乙庚起戊寅，丙辛起庚寅，丁壬起壬寅，戊癸起甲寅。”(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又　《星历考原》、《六壬直指》、《奇门旨归》等书亦载此诀，惟字句不同，如云：“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更向庚寅起，丁壬壬位顺行流。戊癸年从何处起，甲寅之上好推求。”意思则是一样的)　一句话，“甲午年”之无“壬子月”，是并不难知晓的；其错误的明显性，较之原本的“丙寅年”，可说是差不多的。



小说家自然有权虚构，写错时间之类，从来难以避免，而普通的读者，“观其大略”，于此类的细节，也未必就放在心上。因为我们阅读小说，最主要的无非是为了取乐，只要好看、读得下去就行了，其他的皆可以不问。此外在小说中写错命造，也早有过前例，大可以引来解嘲。如　《水浒传》中的“吴用智赚玉麒麟”那一回，就捏造了一个荒唐至极的：吴用去为卢俊义算命，卢说：“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金圣叹加批云：“此年无此月，此日无此时，必得八字会合，方有此人，是必无此人也。”不错，甲子年无乙丑月，丙寅日也无丁卯时，这在略解术数的人，是一见便知的，所以慧业文人如圣叹，便不客气地指出了。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张飞，本是没有生辰的，可是后世的好事家，却也都为之杜撰了：关的是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张的则是癸亥年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时。如此整齐的八字，好看固然是好看，可是时间上却是不合的。关羽的“四戊午”，竟惹了考据大师阎若璩去“狮子搏兔”，找来三条理由，力辩其非是，其中最为坚确的，是据　《通鉴目录》，检得是年　(178)　四月朔为庚戌日，其后的第九天，即为戊午日，所以五月之内，并无戊午日　(见眷西堂本　《潜邱劄记》卷二；又　《解梁关帝志》卷三有篇张镇的《四戊午考辨》，虽是一篇专文，而所持的理由，却不出阎范围外。四月朔为庚戌，并可参《二十史朔闰表》39页)。而“四癸亥”之说，也有《三国志》专家的考辩：“近世星家书，推关侯以四戊午生，张侯以四癸亥生，此无稽之言。考先主起兵，在乡里合徒众，羽、飞往从之，时献帝初平元年　(190)。若关戊午生，是年十三岁，张止八岁；至初平三年　(192)，羽、飞为别部司马，是年关十五岁，张十岁。如星家言，……殆不足据。”(见潘眉《三国志考证》卷六，《丛书集成》本)　《天龙八部》中改段誉、钟灵及王子的生年，无非是为了怕如清代学者那样的考据，而求能严丝合缝之故。



最后，《天龙八部》中第二十七回的耶律洪基对萧峰说的：“……大宋现下太后当朝，重用司马光，朝政修明，无隙可乘，咱们原不是要在这时候南征。”(明河社本1152页。广州本见980页，未作修改)　据小说中此时的时间，是在1091年后，而司马光元祐元年　(1086)　就去世了，距王安石之卒，只有五个月，司马光的被起用，也才不过一年多，———辽帝的消息，实在太滞后了。诸如此类，书中还有不少，虽经多次的修订，也还没有消灭净尽，不过小说不是历史(据说作者在撰　《中国通史》，应该是好玩的)，犯不着太较真吧。



本文刊于2016年11月30日《文汇报 笔会》。

刘国重

“当你想批评人时,记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条件” ---《了不起的盖茨比》
近来我很读了一些武侠小说，颇有所得。但也深感武侠小说夸饰太过，没有分寸感，破坏了小说本应具有的寓言性和象征性。文字和语言因夸饰而失去了张力，丧失了美学价值，只能靠故事的悬念来吸引读者。



《铸剑》取材于古代传奇，但由于投入了饱满的感情，所以应视为全新的创造，而不是什么“故事新编”。我一直在思考所谓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汲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的一条出路。



眉间尺听了黑衣人一席话，就果敢地挥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他的行为让我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能如此轻信一个陌生人呢?其实，眉间尺这一剑，其勇敢程度，并不亚于手刃仇敌，甚至还要难上数倍。他这种敢于信任他人的精神，同样是泣天动地。超常的心灵，往往披着愚笨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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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故事《三王冢》——《铸剑》原型



对一个永恒的头脑来说，个人一生中的痛苦和奋斗，成功和失败，都如过眼的烟云。黑衣人是这样的英雄。鲁迅在某些时刻也是这样的英雄。唯其如此，才能视生死如无物，处剧变而不惊。黑衣人连自己都憎恶了。鲁迅呢?



《铸剑》之所以具有如此撼人的力量，得之于其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小说并不负责帮助农民解决卖粮难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工人失业。小说要说的就是那样一种超常的精神。当然这只是我喜欢的一种小说。



《故事新编》的其他篇什，则显示出鲁迅的另一面。他经常把一己的怨怼，改头换面，加入小说中去。如《理水》中对顾颉刚的影射，就是败笔。但无论如何，《故事新编》都是一部奇书。这本书里隐含了现代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流派。就连其中的败笔，也被当今的人们发扬光大。油滑和幽默，只隔着一层薄纸。



我至今还认为，《铸剑》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



一九九八年六月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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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从没喜欢过工作，我的目标永远是得过且过。
——雷蒙德·卡佛

2.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奥尔罕·帕慕克

3. 我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
——契诃夫

4. 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
——卡夫卡

5. 我的愿望是：现在当个快乐的女孩，中年时当个快乐的阿姨，老年时当个快乐的老太婆。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6. 我没有人生目标，我只求每一天过得快活就够了。
我觉得既然连明日是生是死都确定不了，一切多想也是枉然。
——江户川乱步

7. 有时我们会沉湎于苦恼而无法自拔：躺平。不动，没有斗志也没有未来。
——加缪

8. 我考虑着，要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
——萨冈

9. 我过着一种不正确的生活。我什么也不做，并且睡得很晚。
——哈尔姆斯

10. 人必须在正确的堕落之道上堕落到底。
——坂口安吾

12.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汪曾祺

13. 把回家去的时间当作唯一等候着的事情，今天也这样工作了。
——石川啄木

14. “你想干什么？” “我想游手好闲。”
——毛姆

15. 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地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
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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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四年《射雕英雄传》出全了英文版，但国外读者似乎并不买账
原创 界面文化编辑部 界面文化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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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姜妍



在金庸去世三年半后，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四卷本《射雕英雄传》，终于有了正式出版的完整英译本。这套由英国麦克洛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历时四年的完成翻译和出版的作品，在英文读者群里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比起四年前传出要出英译本时的各种讨论，如今其相关讨论甚是寥寥。



英译本《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卷是在上个月下旬正式出版发行的，但国外媒体对其却鲜有关注，界面文化记者只搜索到了一篇主流媒体的书评。与第一卷收获颇多关注和赞誉相比，二、三、四卷英译本明显后劲不足。



在亚马逊英国网站上，《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译本到目前为止共收获了366条评价，得到4.5/5分的高分，75%的读者给出了5星。读者的评价主要围绕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与西方类型小说的关联、翻译质量和可读性以及中国元素展开。在整体阅读体验方面不乏有“太棒了”（amazing）、“引人入胜”（great page-turner）、“疯狂的诗学”（demented poetry）等极高的评价，其中“史诗”（epic）一词反复出现，有读者认为其具备历史小说和奇幻小说所有的经典元素：爱恨、惩恶扬善、追求荣誉，“这部小说会吸引所有喜欢奇幻小说、超自然故事、东方小说或类似风格的读者”。许多读者提到因为这本书对标《指环王》和《权力的游戏》而产生兴趣，但很快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射雕英雄传》“带来了更多异质的视角和新鲜的阅读体验”。也有读者表示：“这是一部关于阴谋、爱情、失去、背叛、追求正义的故事，尽管武侠是情节的关键部分，但我想即使没有打斗场面的设置，其快节奏的叙事和迂回曲折的情节依然使它构成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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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价第一卷时称非常期待后续的读者们似乎并没有继续对《射雕英雄传》的阅读。英语读者对《射雕英雄传》关注度的下降，或许与这套书的出版周期较长有一定关系。



然而在第一卷受到较多关注之后，其后三卷收到的评价数量在亚马逊上逐次递减，第二卷和第三卷加起来总共有249个评价。而第四卷出版一个月至今仅收获了3个评价，甚至在Goodreads（相当于中国的豆瓣）上尚未建立第四卷的书籍条目。许多评价第一卷时称非常期待后续的读者们似乎并没有继续对《射雕英雄传》的阅读。英语读者对《射雕英雄传》关注度的下降，或许与这套书的出版周期较长有一定关系。



历史：

金庸其他作品英文版流通度亦不高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起，金庸的作品就被译成了各种语言，其在东南亚、南亚、日本与韩国的译介较为完整。1994年，日本最有规模的德间书店就已买下金庸小说的版权，1996年，金庸第一部小说日译本《书剑恩仇录》得以出版，一直到2004年，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日译本全部出版完成并收录于德间文库。

尽管将金庸的作品推向英语世界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却并不顺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金庸的三部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发行：1996年莫锦屏（Olivia Mok）翻译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至2002年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最后是2002年Gran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也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作品在大众市场的流通度并不高。另有一个国外武侠爱好者的网站Wuxiasociety，全凭兴趣志愿翻译了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但是成员多为海外华裔，依然属于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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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武侠爱好者网站Wuxiasociety志愿翻译了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但是成员多为海外华裔，依然属于小众。

《射雕英雄传》四卷英译本是金庸作品的英译本第一次被国外的商业出版社出版，通过发行价格较低廉的纸质本（第一卷的售价为14.99英镑）来打开大众市场。据悉，麦克洛霍斯出版社已经买下金庸“射雕三部曲”另外两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英译本版权，计划每部分为四册，每年发行一册。


译者：

最难是让武功招数打得流畅



《射雕英雄传》从人物名号、武功招式到武侠世界观，无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加之金庸在其中杂糅了许多南北方言、四字成语以及文言诗词，可以说是现代华语文学中最难翻译的作品之一。波士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教授Petrus Liu认为，翻译金庸的作品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说：“有些文学作品具有普世性，例如人们总是说村上春树的作品只是将背景设置在日本，实际上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但金庸的作品可能正好相反，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这就造成了翻译困难，欧美读者接受困难。”

来自瑞典的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主要承担第一、三卷的翻译工作，而中国香港的译者张菁（Gigi Zhang）负责二、四卷。两位译者在此之前就已相熟十余载，长期沟通合作。张菁在翻译第二卷时不断地回去阅读郝玉青翻译的第一卷，试图理解郝玉青在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文之间做出的判断与思考，熟悉人物角色在英译本中的语气与声音、不同武打场面的节奏与感觉，并参与第一卷的修改讨论，力求达成前后统一的翻译风格。

许多读者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翻译金庸作品中那些千奇百怪的武功招式和人名地名。金庸作品中不仅人物众多，且人物名字往往与他们的性格和武功特征形成一定的呼应，甚至暗示了他们命运的走向，人名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读者对于人物形象的想象。郝玉青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在音译和意译之间做平衡，试图保留原著中人名设计的诸多巧妙之处，如郭啸天译为Skyfury Guo、杨铁心译为Ironheart Yang等。对于两位男主角的名字，郝玉青虽然采用音译“Guo Jing”和“Yang Kang”，但她在名字第一次出现处在原著的基础上多加了对于“靖康之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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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金庸武侠小说中武功招式的名称往往源于唐诗宋词及先秦诸子散文，其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承、哲学思想及美学追求，这更体现了武功招式翻译之难度。《射雕英雄传》中有大量的武功招式，且多数为四字，如“推窗送月”、“风卷云残”等，读者阅读起来颇具韵味，用英语传达起来则难上加难。但对于郝玉青而言，翻译名字和武功招式的名称只占了翻译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最难的是让这些武功招式“打”得流畅。她说阅读金庸的小说是一种酣畅淋漓的体验，她希望把这种感觉通过翻译带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因此她很多时候要做的不仅仅是照顾翻译的准确，还要保留这种文本意境的连贯性和阅读的感觉。

另一位译者张菁认为，金庸在写作时用到了充满镜头感的形貌方式，同时，西方读者多少接触过一些与武术、武侠相关的影视作品，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因此她希望让英文的文字节奏往影视感受上去表达。翻译时，她们会思考这一拳是硬还是软，是快还是慢，是hit,strike,smack, punch还是thrash？然后找到感觉最对的英文字词，来营造出打斗时的不同的节奏和氛围。例如发射暗器时的形貌，慢一些的可以译为“sail through the air”，飘一些的则可以是“drift through the air”。

翻译时时刻刻都面临并处理着文化差异，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同程度的信息失落、扭曲和增添，译者必须平衡原文提供的信息与目标读者可接受的信息量，在保留原著的文风文意与照顾目标读者、贴近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化习惯之间不断地权衡。张菁形容翻译就像打铜打铁，慢慢地敲出一个个词，一锤锤磨来磨去。

牛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施东来认为，像《射雕英雄传》这样现象级的武侠小说，如果因为对原著感情太深而过分“异化”，就很容易造成译文冗杂突兀，但倘若为了照顾目标读者而过分“归化”，又会让原著的独特性大大降低。虽然在我们的期许中，民族的就应该是世界的，但是在文学市场的驱动力下，“民族性”与“文学性”又似乎总是和“世界性”与“可读性”存在矛盾。在这样的张力中，好的翻译也是不断在各种对立中寻找平衡。


出版方：

金庸是“中国的托尔金”



麦克洛霍斯出版社在联合各大报刊对《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进行推广时，往往将其定义为奇幻文学（fantasy），对标《权力的游戏》、《指环王》等，将金庸称为“中国的托尔金”。尽管奇幻文学与“武侠”的概念相差不小，但或许这已经是西方现有的文学大类中最贴近的配对。纽约《观察者报》在介绍《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译本时，称郭靖很快就会成为像托尔金《指环王》中的弗罗多·巴金斯（Frodo Baggins）或者《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Jon Snow）一样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Wuxiasociety的一位译者认为，将金庸与托尔金相提并论并不合适，因为他并未创造出一个体系、一种小说类型，只是将传统的武侠文学进一步发扬。但是张菁认为这是介绍新事物的方式，简单的类比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接近一部文学作品的方式，但是能够快速地让新读者对他们完全陌生的作品有粗略的概念，进而产生兴趣。

许多人担心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西方读者无法理解“侠义”的概念。事实上，“侠”文化与西方传统是有联结的，从中古欧洲时期的骑士传奇（一种文学类型）到十九世纪的小说如《伊凡霍》、《罗宾汉》、《三个火枪手》，再到现代西方的奇幻文学，都有“侠”的元素。虽然中西有关”侠“的故事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是正统体制边缘或之外的勇士们，为了兄弟朋友、为了正义道德而行善除恶、劫富济贫的故事。抛开宗教、皇室传统的不同，他们的内核都是相似的。正是这根本上的联系使金庸的故事能够跨越文化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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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西有关”侠“的故事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是正统体制边缘或之外的勇士们，为了兄弟朋友、为了正义道德而行善除恶、劫富济贫的故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郝玉青说，一本好的小说是没有国界之分的。中国读者能读懂莎士比亚、《简爱》，历史背景的陌生也不会阻碍中国读者读懂并喜爱《指环王》，因为他们表达的情感超越了时代、时空。张菁也希望对《射雕英雄传》的翻译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思考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沟通和表达的复杂性，同时也感受到就算语言文化有区别，人类的本质、精神、核心、追求都是差不多的。

尽管目前看，《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本全本受关注度不算高，但施东来认为《射雕英雄传》英译本面世是非常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因为金庸在华语文坛的地位和其作品对华人文化的深远影响，更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华语文学英译市场发展趋势的体现，也很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近年来由刘慈欣的《三体》、麦家的《解密》等畅销英译本带动起来的华语类型文学风潮，为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更有创造力，更具多元性的中国文学视野。用哈佛教授王德威的话来说，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和它们的译本是众声喧“华”的世界文学时代中不可或缺的声音。

参考资料：
徐岱：《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访<射雕>英文译者：翻译武功招式不难，难在译得流畅》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0736
《专访｜〈射雕英雄传〉英文版译者张菁：让西方读者过瘾痛快》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38967
《读完英译本<射雕英雄传>，才知翻译策略很复杂也有趣》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80512
The Gripping Stories, and Political Allegories, of China’s Best-Selling Author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 ... best-selling-author
UK publisher working on English edition of Jin Yong’s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74400.shtml
Jin Yong's Heroes now in English
https://www.straitstimes.com/lif ... roes-now-in-english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生 姚冰淳，编辑：姜妍、潘文捷，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刘国重

宋石男：卖高价的旧书，毕竟像林志玲一样稀少
原创 四一哥 四一哥 今天

昨日写出答应后浪老杨的再版书单（宋石男：且用再版打败没良心的旧书商吧！），算是个交代，但还漏了很多，譬如：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孙述宇，上海古籍，2011）就是港版《金瓶梅的艺术》，1983年由金庸促成在明报出版部出版，不过这也是再版了，初版是1978年台北时报文化。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孙述宇是一个天外飞仙的存在，这本小册子，秒杀格非与田晓菲。会不会也秒杀四一哥呢？我只能说，我们的路子不同，各有各的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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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给“中国唯一哲学家”邓晓芒上一节启蒙课
原创 李立群 吾日三省身草庵 昨天
“邓晓芒是中国唯一哲学家”，是易中天教授对老乡、老学友邓晓芒教授的公开赞誉，今天，就要对这位“中国唯一哲学家”上一节启蒙课。

为何要向邓晓芒教授上一节公开课？皆因前几天前网上漫游，发现了半年前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打开一看，是大名鼎鼎的邓晓芒教授将过去多年发表过文章集合成册刊出版，一位在读博士生为新书撰写的荐文。读后再百度一下，发现《腾讯新闻》、新浪网、《新快报》、《新京报》等媒体都发表了其他作者的荐文，细读这些荐文后，遂生了对邓晓芒教授上启蒙课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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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有必要谈谈邓晓芒教授的“荣誉职称”问题一一几年前，他百度百科的名片，就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上面赫然写着“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当时我就纳闷：只知道邓晓芒曾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十几年也以“批评家”身份而扬名海内外，何时又成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几年后，我见“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衔头依然在百度百科巍然屹立，几天前，我又发现《新京报》为邓晓芒《批判与启蒙》一书所写的荐文上，也介绍邓晓芒为“中国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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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问邓晓芒教授：“哲学教授”与“哲学家”是同义词吗？一一出过十几本谈哲学的书就“中国著名哲学家”了？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哲学体系的哲学吗？？？知道学界泰斗钱钟书为什么在《围城》中借人之口调侃说：“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而从来没有哲学家”？知识当今中国知识界无人敢称哲学家吗？？？包括名气比邓晓芒牛得多的刘小枫一一人家可不是像邓晓芒那样是武汉大学的国产博士，而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洋博士！

我绝没有轻视国产博士的意思：赵林教授也是武汉大学国产博士，可是我就经常在视频中观看他的哲学课一一他讲的西方哲学课我就十分爱听，而邓晓芒教授讲的康德哲学我就不喜欢！

有人会说：“称呼上的事是小事嘛，何必太计较？！”果真有人这样和稀泥，我会很郑重告诉他说：自封“中国著名哲学家”，滋长个人虚荣心夜郞自大事小，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事大！另，作为一位经常批评他人的“批评家”，首先自己立身要正，处处严于律己一一一面抨击刘小枫教授抛出“国fu论”，批评刘小枫的“学理”，一面自己又搞江湖瞎吹那一套，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我之所以要首先指出邓晓芒教授的“荣誉职称”问题，并非吹毛求疵，也非节外生枝，而要告诉大家：口无遮拦、满嘴跑火车，是邓教授老毛病了一一早在2014年于《共shi网》读到邓晓芒《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一文时，当时我便大吃一惊，若该文不是他与《共shi网》主编袁训会先生的对话录，我真会怀疑此文乃另一个邓晓芒所作一一因为此文漏洞百出，简直如酒徒醉后胡言！当时，我便以巜中国知识分子果真没有尽到启蒙责任吗》为题予以驳斥，《共Shi网》还头版登出，文中我指出：在管道淤塞的条件下，指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就如同指责韩国政府刻意阻饶南北韩统一一样荒谬怪异！

另，邓晓芒文中说“鲁迅算是中国自 由主义一面旗帜”（注意，是“旗帜”，而不只是自 由主义者，真正可笑至极：自 由主义是一种以自 由为人生最高价值，并以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学（在哲学教授面前谈何谓自 由主义真正是罪过），对鲁迅先生生平事迹有所研究，对自 由主义一词定义真正了解的人，都不会把“左联”的一面旗帜，说成是“自 由主义一面旗帜”的胡话来一一把胡适的招牌摘过来给鲁迅，让人实在不可思议！请问，据说是鲁迅先生“粉丝”的邓晓芒教授：遍观《鲁迅全集》，哪一篇是谈自 由主义的？？？又问，知道哪位伟大领袖说过鲁迅是“圣人”，自谦“我是圣人的学生”吗？

千万不要把热爱自 由的人认作是自 由主义者一一罗伯斯庇尔无比热爱自由，能将他认作是自 由主义者吗？罗曼.罗兰、罗素、萧伯纳、茨威格、本杰明、巴比塞等等一样都是无比热爱自 由的人，但同时又无比热爱苏俄＋史达林同志，用现在流行的语来说就是“白 左”，能说他们是自 由主义者吗？

我曾经感叹：专业外的知识十分可怜，乃至等于零，是吾国读书人的致命短板，没想到，邓晓芒在专业内的问题也如此糊涂！

在《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中，邓晓芒教授又说：“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

邓晓芒教授上述一番话，尤其是“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更谈不上制度”这句话，让我怀疑他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它就如同指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责任”一样荒谬！我想，邓晓芒或许是每天忙禄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王国里，实在没时间和真实世界接触，才会说出如同“为何不食肉糜”般梦呓胡话来吧？？？

还想请教邓晓芒教授，“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究竟是怎样的？相关“制度”又是怎样的？？？

而《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一文，是一个叫“史海残云”的在读博士生根据《批判与启蒙》一书的主要精神写就的。老师出了书，学生在一旁叫卖本无可非议，真正问题是：有其师必有其徒，老师为文如酒徒醉后胡言，学生也如此如此，且看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话：

“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相较于第一次启蒙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旨在破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主义，当时的四亿亿中国人居然都在激进的政治思想下都丧失了思维能力，所以在当时从根本上摈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迫害，把社会科学从庸俗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只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相当一段时间是“闷声发大财”时代，真不知有“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之说。姑且算是笔误一一将七十年代末写成了八十年代末，但后面连起来读，又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七十年代末“批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主义”还凑合，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已过十亿，然而笔者竟写成“四亿亿中国人居然……”。还有，“从根本上摒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迫害”一一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堂堂在读博士生，竟然这点都不懂！

来看下面一番话：

“中国社会前两次的启蒙都都有一些共性，这正是它们的局限性所在。第一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由上层精英人群由上而下发起的运动，而这种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本就丧失了其＇启 ＇的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反启蒙＇，变成让本该由群众自己萌发的思想启蒙变成了只是让群众等待着上层领导班子的政策颁布和社会舆论的指导，这样的启蒙，容易造成启蒙程度不够，更容易让人盲目跟随。”

从上到下的启蒙是“反启蒙”？世界上还有从下到上的启蒙吗？一一难道文革工农兵代表给臭老九讲哲学的日子又到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卡尔大叔式冗长复合句子一一“变成让本该由群众自己的思想启蒙变成了只是让群众等待着上层领导班子的政策颁布和社会舆论的指导”，真不知道这位博士在读生这句话想表示什么！

看下面一句话：

“第二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似昙花一现，极其容易随着政治形势的摇摆而消沉，或是在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变得偏离初衷，变得过分激进，最后变成过犹不及。”一一这句话容易理解得多了，不过想请教博士在读生的是：“两次启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按你的意思是，应成立一个“启蒙办”？哈哈，邓晓芒教授师徒都是桃花源中人啊！……

这里要着重启蒙一下邓晓芒教授师徒：世界上举凡“启蒙运动”，都是自发、断断续续的、十分松散的文学活动，而不是由某个人或个组织发起的，或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运动”。谓之“启蒙运动”，都是事后人们对当时历史事件的描绘一一无论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所谓“欧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所谓“新文化启蒙运动”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所谓“启蒙运动”，莫不如此！

再看下面一番话：

“第三方面，这两次启蒙没有达到运用理性思考启蒙观念的来龙去脉的高度，只是在当时迫切需要一种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手段，于是，这种启蒙就诞生了，它更多的停留在＇救亡＇层面上，没有对这些思想进行从人性上的剖析，所以并不彻底，它们的确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显得急功近利。”

读毕上面一段话，要问的是：第一次启蒙说“停留在救亡层面上”还勉强说得过去，第二次启蒙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它究竟救什么“亡”？？？

另，启蒙指使人从愚昧或迷信状态中走出来，它本身并不能马上能解决什么问题一一比如五四时期，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从“新青年”上看到一篇鲁迅的巜我的节烈观》深受启发，思想或人生观发上了深刻变化，但行动上未必发生立竿见影变化，所以，说启蒙“的确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显得急功近利”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在读博士生“史海残云”的文章一一《邓晓芒：“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该如何理解？》破绽百出，而且不是一般小错，篇幅所限，不一一指出（他背后（她）是否有学术腐败令人怀疑！）。另，列位看官且记住：这篇像征着当下博士生教育之耻辱的文章，献花人数竟有四百余人！

启蒙有多方面的，诸如科学、神学、人文、政治等领域。而政治领域里，自从17世纪以来，真正扮演了启蒙者角色的，只有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人，到了廿世纪，米塞斯、哈耶克师徒在某种意义而言，也扮演了启蒙者角色。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吾国知识精英一百多年在政治启蒙上的尴尬事一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就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革命家，他对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的价值意义不以为然（或许不太了解），而是十分推崇激进的“法兰西式民主”；但从他提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口号来看，他又是个西方x政知识储备十分不足，理论素养更远不够，更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全局意识的秀才。五四新文化那一代，只有胡适算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理论上也没有任何建树；周氏兄弟呢？鲁迅后来成为左盟盟主，其政治倾向可想而知；周作人1919年到日本探亲时，还到洋溢着乌托邦幻想的“新村”参观，回国后还认真撰文予以介绍，还在北京准备搞“新村”试验……所以，五四那一代远没有成熟的思想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注定所谓“第一次启蒙”结果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第二次启蒙”亦如此……而从邓晓芒及其追随者的言论受追捧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化精英轻浮浅薄之风仍未得到些许改变。王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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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法家时代的“伪个人主义”
原创 28rcm 秦川雁塔 今天
图片墨子讲学



法家代表了一种什么思维方式？什么行为规则呢？这种规则就是要以赤裸裸的暴力打破小共同体、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天下整合的规则。从表面上看，法家好像与墨家有截然的对立，墨家也有天下观念，但它的天下观念是以“爱”为基础的，它要把天下变成一个道德共同体，让这里面没有仇恨，只有爱。墨子是主张“兼爱非攻”，他对各国之间的战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小共同体时代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主要继承者就是“儒”。什么“差序格局”、“爱有等差”、“礼仪分疏”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儒家尊崇的那套思想体系到了动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受到了挑战。首先它受到了杨子的“个人本位”的挑战，又受到了墨子“天下本位”的挑战，可是这两个挑战都没有成功，后来杨家、墨家都消失了。在那个时代此二家可是非常“显赫”的显学，到了后来都成了“绝学”，尤其是杨子根本就消失的很难见其踪迹了。根本无法和法、儒、道等几家相提并论，除了一些搞思想史的人外，在民间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杨家的东西，只是在后来的“列子”中有一个“杨朱篇”。但是现代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杨朱篇”反映的基本上不是杨家的思想，很多都是伪作，实际上和杨子的思想关系不是很大。现在杨家只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甚至就是这些“只言片语”也是在别人骂他、批他的文章中留下的。比如我多次提到的“把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墨家实际上也断绝了，现在传下来的墨家也掺杂了许多后人的东西，并不能真正代表春秋时代的墨家，而且墨家连后继者也几乎决绝了。真正完成小共同体解构冲锋陷阵的就是法家。如果说杨子的思想不能归结为“自私自利”的话，法家倒是真的在鼓吹“自私自利”，但是这个“自私自利”指的只是高高在上那“一个人的自私自利”。



我认为黄宗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准确。他说，家天下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知道谈论“砖制主义”的形成时，古代的人往往是从道德的眼光着眼的，说以前那个时代乱糟糟的，是丛林时代，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后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把大家都拢在一起统一起来，于是就有了“大一统”，就有了“集全”等等。



图片黄宗羲



可是黄宗羲讲得正好相反，他讲的这个道理倒是和近代启蒙运动对“砖制主义”的解释很相近。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上古时代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立也”。他并不认为上古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代，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有一个人，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他并不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而是为了“邪恶”的目的，他禁止了所有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能自立，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



这句话是黄宗羲对法家一个形象地高度概括，实际上很多后世的儒家也讲过与此类似的话。他们说法家搞的那套东西，“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就是说天下人有自己的利益，皇帝有自己的利益，天下人要只顾自己的利益就侵犯了皇帝的利益，于是皇帝就要把其他人的利益都灭掉，灭掉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大公”，实际上是“大私”的时代，就是“天下为公，但是公为皇帝”这么一个局面。



每个人的个人权利都被剥夺，好像是为“公”，这个“公”=皇帝，“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立”只是为了皇帝的“大私”。这里“大公”与“大私”已没有区别。总而言之，它和儒家讲的“小公”不同，“小公”已被“大公”吞噬掉了。



法家为了“化解”掉“小公”建立了整整一套价值体系，应该说法家的理论是富有逻辑性的，其实在韩非的学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十分明显。韩非就认为“上古争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长于气力”。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的，而进化是在竞争中进行的。上古的人都有点混混沌沌懵懵懂懂，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有道德的人；到了中古发生了变化，中古的人崇拜聪明的人、智力高的人；而韩非所在的时代就不同了，“当今长于气力”——看谁的拳头硬。他的这个“气力”指的是“权势”、“强权”、“权力”。说的简单点，就是谁的官当得大，我就服谁崇拜谁，就捧谁追随谁。



法家政策的一个悖论，即法家政策两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从《商君书》到《韩非子》再到《管子》这些代表法家思想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法家在经济方面非常强调“国家统制、国家垄断”，提倡“利出一孔”、“强国弱民”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史学中一直有法家实行“私有化”的说法。我们以前通常地说法是“商鞅变法”实现了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是统一的。



图片《韩非子》



法家的所谓“私有化”，我前面讲过法家的财产关系是以瓦解小共同体为目的的，在“破”的时候它非常强调每个人对于小共同体都有独立的财产权，在一个小家庭里，父子、夫妻各有其产，而且法家那一套都是反宗法的，鼓吹“杨忠抑孝，崇行废德”那样一套理论，鼓吹“告亲”，禁止“容忍”，都是法家通行的做法。实际上是要通过解构小共同体来实现大共同体控制的一元化，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小圈子都砸碎，因而便于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对一盘散沙似的个人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因此法家表面上矛盾的两个面实际上在又是高度统一的。



法家打碎小共同体、解构家族、瓦解儒家式理想的“亲亲之道”，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个性，并不是为了弘扬个人权利。这就是法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和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的很多理念表面上相似而实质上相反的关键。近代启蒙理念（西学）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因此它要解构小共同体，在经济上要打破行会的垄断，在伦理上要冲破宗族、家族的束缚，实行自由婚姻、自由恋爱，现在甚至发展到同性恋自由，在政治上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但是它对小共同体的是解构以个人本位、个人权力为基础的，而法家摧毁小共同体是以大共同体本位为基础的。可以设想，在法家的统治下，如果小共同体的自治权尚无法存在，那么个人权力怎么谈得上呢？打掉了这个中间碍手碍脚社会资源，国家统治起来就更容易。因此在法家的治理下，小共同体的瓦解并不等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权力的成长，恰恰相反，在这种条件下，小共同体的解构往往意味着个性的进一步被压抑。通俗地说，法家对小共同体的这种行为，就是体现出“天大地大不如权势大，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这样一种逻辑。



直达个人的大一统



法家对宗族关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然而这种对宗族关系的打击与现代文明的个性解放是截然相反的。法家的确在瓦解小共同体的意义上好像是实行了许多私有化的政策，它对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冲击是巨大的。而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宗族公社制度，关于井田制的争论此处不赘。



法家的反宗族措施势必导致它的解体，但打碎它的意义绝不是在民间形成一种自由竞争、自由市场格局，而是为了建构大共同体的垄断。对秦始皇建立的土地关系在中国史上历来就有争论。有人说秦始皇以后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侯外庐先生就持这种观点。有些人则认为这种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不管说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没有人说它是土地村社所有制。



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制度和大多数其他文明国家不同的一点。其他文明在传统时代，一方面不像现代那样有比较明确的个人权利边界、公民自由和财产自由等等，但是另外也没有像中国那么庞大的大一统集权国家。比如像俄罗斯、印度、东南亚等地，它们在传统时代的土地关系都是村社土地私有制，包括欧洲中世纪也有很发达的马尔克土地所有制，英国是在圈地运动以后小共同体的土地关系才被打破。



欧洲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传统的土地关系都是小集体所有，因此往往有很明确的村落和宗族的地界，甚至我们的东邻日本，虽然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但它的社会结构也带有这种特点。日本以前的村落就叫“町”，这个词在日本现在还有，就是“村”的意思。



图片日本乡村彩绘



日本学者到了中国以后就提出说，日本的“町”有“町界”的，问中国村子的边界是怎么划分的呢？中国的土地表面上是私有的，民间可以买卖，这种买卖方式造成了土地畸零散漫交错不成片段。我可以在李村买地，李村的人可以在张庄买。不要说在传统时代地界模糊，就连人民公社化结束以后，土地的分布也是极为零散的。



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屋旁的地是另一个生产队的，而我们生产队的地有在40里以外的。道理很简单，集体化只是把原来这个村子的土地集中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生产队，因为原来的土地七零八落，所以形成生产队以后导致集体的土地分散化。于是就没有什么村界，也没有这个村子的地和那个村子的地的说法，要么土地私是有的，要么就像曹魏的屯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西晋的占田那样，国家对土地进行干预，这个土地又成了国家的，但是中间这个层次是很少有的，所谓集体也是伪集体。



因此在谈论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区别时，梁漱冥先生——新儒家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本土论者讲过，中国人的观念“小”小到分家析产，“大”大到天下一统，缺少一个中间层次。而西方与中国不同，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中间层，也就是既不是个人、个体小家庭，也不是国家组织，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村社、行会、教会、采邑、领地等等。



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西周时代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种中间状态，自从法家治理中国几百年后，基本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大共同体本位之下的“原子化”的“伪个人主义”状态。之所以称为“伪个人主义”，就是说这种个人主义可以达到“六亲不认”，鼓励大家相互告发，相互打小报告，弄得社会上人人自危，谁都不相信谁。而实际上它并不是个性发展的结果，而是大共同体进行一元化控制的结果，便于朝廷把握每一个人，个人很“散”，自然就便于国家的“统”，而且不是一般地“统”。



这就形成了国家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信息传递条件下、就技术而言很落后的状况下却有非常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能力。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立即就表现出他不同与西周的特征。秦朝只是一个2千万人口的国家，但是它动用50万、70万劳动力的工程搞了N多，修长城据说动用了50万人，南戌五陵据说也动用了50万人，修秦始皇墓动用了70万人，修阿房宫又动用了70万人。这种同时进行那么多重点工程的能力大概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才能实现。



图片《阿房宫赋》配图



秦朝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严密什么程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商鞅的遭遇。众所周知商鞅是建立秦制的功臣，但是他一旦失势出逃，在诺大得秦国竟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地。按照史书记载，他出逃以后想找一个旅店，店家说根据商君的法令，住旅店要官府证明，没有证明者万不敢收留。于是他走投无路，说了一句后来成为汉语成语的话——“坐法自毙”，自己制定的法律到头来束缚了自己，商鞅很快就被捉住了。



“闾里什五”制



商鞅时期的制度是全国人民都被打破了宗族的框框，被用国家的一元化制度编制起来形成所谓“闾里什五之制”。编制起来的人按照25家为一里组成居民区（25家当然是一种理想规划，实际执行的结果不会那么规范）。大家注意一下，所谓的“闾”它是有“门”的。按照当时规定必须有一个围墙，“门”就是所谓的“闾”，里面就是“里”，门旁边还有两个收发室或门卫那样的小房子，闾长和里系就住在里面。



据说闾门是早上打开，晚上关闭，打开以后出来的人还需要点名，“令民毕出，然后归，”晚上回来以后又要点一次名，防止有人出逃。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按照“什五”编制起来以后实行“连坐”制度，即一个人犯了法整个里都要受惩罚。以此来鼓励大家互相检举，如果你不检举别人，别人一犯事就会牵连到你，即所谓“为保证社区安全请告发你的邻居”。每年要定期查户口，户口管制非常严格，“使民勿得擅迁”，也就是老百姓不能任意迁徙，或反过来，国家要让你迁徙你绝不能赖着不走。



这种制度造成了整个社会人口摆脱了宗族的束缚，但是却处在严格地法家专制体制的控制之下。我们前面讲过，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写在纸上的东西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法家规定的这一套制度到底落实的如何呢？可以肯定地说，不会100%地落实，但是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证明，它的落实程度的确不可小视。因为通过大量的考古挖掘证明、通过地下文献、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户籍档案证明，当时的居民点的确是按照闾里的原则布置的。



秦王朝的闾里管理体制中有一些现象也是很奇怪的：第一，闾里系统的管理和任命，就是基础结构的官员的委派不是根据草根原则在地方上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来治理，法家认为基层组织要国家委派任命。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基层干部呢？首先要逃选当时的“强谨之人”，什么叫“强”，就是斗争性强，这些人决不能是“老好人，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其次必须“谨”，是指绝对服从听命令的人。只要有这两种特性，他在地方上有没有道德威望并不重要，甚至也可以不是本地人，是由朝廷从别处委派的。



在秦和西汉两朝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刘邦这个人家连汉朝的史学家、可以说是刘家的臣民的司马迁都说，这个人是个“玩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无赖”、“二流子”、“混混”。他在地方上没有威望，就连他父亲也不满意他，说你这个人游手好闲逛来逛去，惹是生非，你就不如你哥，你哥挣下了一大份家业，你有什么？但是刘邦有好勇斗恨的本事，他就当了亭长。



图片张耳、陈馀



像这种的人当时颇多。还有一个例子，对秦汉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会知道，在秦汉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一个是韩国的贵族一个是赵国的贵族，该二国被灭以后，他们埋名隐姓，跑到陈这个地方，而且成为左右塾，就是担任闾的正副负责人。奇怪的是，这两人是外地人，跑到几千里外去当“闾”的基层干部，而且好像还有报酬，“为里监门以自食”。可见当时挑选这些人主要是方便国家的管理。这些人决不是现在有些人所描述的“不知王法为何物，”只知家族伦理，按照理论原则、按照乡里乡亲熟人社会来进行自治管理的。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今天 00:28 来自 iPhone 12 Pro Max
“拯救人類的衝動幾乎總是#统治# 慾望的虛假僞裝。

———H.L.門肯
“我對普通人相信的所有事情都持懷疑態度。”

———門肯

黑人之所以被奴役，並不是因爲他們是黑人，而是因爲他們可以得到。
奴隸制在世界上已經存在了數千年。
在第一個黑人被帶到西半球之前，歐洲的白人奴役了其他白人幾個世紀。
亞洲人奴役了歐洲人。
亞洲人奴役其他亞洲人。
非洲人奴役其他非洲人，甚至在今天的北非，黑人仍然在奴役黑人。

———托馬斯·索厄爾
國家越腐敗，法律就越多。

———塔西佗

恐惧是一种反应。勇气是一种决定。”

———温斯顿·#丘吉尔

每個人都在改變世界，但沒有一個人在改變自我。———列夫·#托尔斯泰

刘国重

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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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在1933年访问美国时，曾这样说过：“你们美国人太畏惧独裁者了。独裁统治是让政府能够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方法。看看民主带来的这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要惧怕独裁呢？”在萧伯纳1935年离开伦敦去南非度假时，他又宣称：“在知晓希特勒已经把欧洲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妥当的情况下去度假，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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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任何人拥有目前所有知识总量（还不算那些有待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知识）的哪怕百分之一，那么由于知识分子深信其自身拥有的超级知识和美德，而由他们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知识精英所偏爱的观念，这就必定会是一个招致灾难的程式。《知识分子与社会》托马斯.索维尔 &#8203;&#8203;&#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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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文人竞相撰文纪念。但是，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撒切尔夫人与埃德蒙·柏克的看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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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记者问到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撒切尔夫人答道：法国大革命？过去200年至今，我们英国一直在消化它留下的苦果。我们不要这样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堆高高的被断头的尸体，站在尸堆最高处的是一位独裁者。她说得对，每个试图复制法国大革命的国家留下的都只是腥风血雨和高高在上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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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香蕉
十八线写手
1,776 人赞同了该回答
问题很幼稚，但我可以坦诚地聊一下这个问题，也坦诚聊一下对自我的认知。

我做梦都想有金庸那种举重若轻的圆融文笔和剧情安排能力。

从自我定位上来说，我至今也只能算是个文学爱好者，跟我小学、初中、高中时的状态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我热爱文字当中蕴藏的奥秘，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不断做尝试，每得到一点感悟都能给我很大的满足。

但时至今日，我甚至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更别提制造一件完美的成品。如果我们将写作看成制作一只桶子，我需要积累足够多的长板，然后把它们箍起来，再打磨每一块长板相互之间的配合，在细节上打磨圆融之后，才能够装水。

我现在还处于积累长板的阶段，每一种方法我都在试，我说赘婿是一篇实验文也来自于此。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在于，我的文字风格并不统一，最初来自于模仿，后来模糊地感受到一些东西，但至今仍然没有塑造出清晰的脉络和特点。我到今天对自我的认定也只处于一个爱好者的状态，跟许多能够制造成品的专业人士都有差距，更别提跟大师之间的距离。

我随便打开金庸的一本书，随便哪一段都能滋滋有味地看下去，那种文笔的圆融跟表达的巧妙难以言喻，任何一句话的表达方式我都能读出美感来，那种表述中的克制与意味深长，啧，每一句话都有嚼劲。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感受到的是技术上的碾压和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觊觎，如果我能把每句话随手都写到这种程度，那真是了不得。

没入门的人感受不到这种差距，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二级钳工和八级钳工之间的区别。

这是我对自我水平的定位，不自夸不修饰，平时就这么分析自己、确定下一步的大方向的。而看着金庸的书，我的口水流一地。

别再比来比去了，这类比较只会引出戾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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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曹老师好！我家孩子读三年级，平时喜欢阅读，尤其是曹老师的书。最近孩子特别迷金庸小说，已经读完了八部。



本来读书是件好事，作为家长应给予支持，可现在孩子每天回家后，就先看小说，连作业也不想做，每天都因为这个大家闹得不愉快，近期他写得作文也没什么提高，是不是孩子这个阶段不应该读这类小说啊？



曹文轩：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这样的，小孩看书不要让他有所局限，让他的范围可以宽一点，因为每个小孩的阅读兴趣都不一样。这没关系，但前提当然是他看的书是值得读的书。



比如说：你的孩子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我想，这不是问题。金庸的小说其实写的也是很好的，我们北京大学的原来老先生，就对金庸有非常好的评价，他认为金庸应该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非常高的位置。我不一定完全赞同老先生的话，我理解他的意思，我也同意他对金庸小说的判断和看法。



金庸的小说写的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其实从语言、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非常高级的一位作家。所以，你的小孩看金庸的作品，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让他的阅读兴趣变得更加的广泛一点。



除了读金庸的小说，也能读一些其它的小说，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完善的阅读格局。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讲格局，格局完善不完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阅读也有一个格局的完善的问题。



编辑于 20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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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飞扬与安稳

文/陈思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

来源/本文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二版）》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外国学来一套套理论，引进一套套模式。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前提：东方文化是野蛮的、落后的，是要被摧毁的；西方文明才是先进的，是我们必须要跟上的。这个模式到今天还存在，其实这是非常可疑的。



经常有人讨论，比如婚姻、家庭的观念，东方人的家庭，过去是妻妾成群，这种男权在西方人看来是野蛮的，这种家庭不可能有爱，因为女子完全依附在男子身上。但我就不知道，19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的女子，即使是一夫一妻制，又何曾独立过？否则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怎么会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看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的女人出嫁，不都是考虑男方的家里是否有钱？哪个不是想嫁出一个好价钱？这在东西方国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女人没有独立、没有充分获得社会地位的时候，东方西方都一样的，婚姻就是财产的结合，就是遗产的分割，婚姻制度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家庭财产再分配。



可是我们很多留学生到外面去转了一圈回来，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人有爱情，中国人没有爱情。他从西方引进了一套半生不熟的理念，然后把理念灌输给中国，就是说，中国人做得不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生了这么多人，这都不是爱情的结晶，爱情是西方来的，然后介绍一下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才叫爱情。



这就把“五四”一代青年人哄得稀里糊涂，似懂非懂，对人生没有什么体会，就活在一些理念里。鲁迅在《伤逝》里写涓生就是这种情况。鲁迅要告诉大家，有那么一些“小资”（涓生），学了几句易卜生啊雪莱啊，就在那儿大谈爱情，大谈人生价值，可都是从外国书本上抄来的，一旦让他真的面对子君求爱，他只能无师自通地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单腿跪了下来。这样的爱情一碰到现实马上就崩溃了。子君就是被涓生“骗”出来的，教了她一些什么诺拉出走之类的故事，她就觉得“我是我自己的”，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其实现实生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生活还是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回到养几只鸡，最后涓生放弃她，爱就崩溃了。



鲁迅就说了一句很冷酷的话：“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这句话是很煞风景的。但这句话对“五四”那种制造理念来引导人生的现象，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子君就是被理念所害，最后就成了理念的牺牲品。《伤逝》里，涓生对子君的厌倦是从那几只鸡开始的，而子君对涓生的失望是从丢弃小狗开始的，都是日常生活稀释了爱的浓度。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习惯，导致了脱离现实环境，非常看不起日常生活，把自己停留在概念制造的层面上。我并不否认这些概念，概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能教导人们更重视精神性的东西，以此来贯穿自己的生命。可是，那时那么多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只是一个理念：我是为了思想解放，我是为了个性解放，我是为了爱情，等等，而别人则什么都不是。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寻欢作乐而为所欲为，可以随便来伤害弱者、牺牲别人的终身幸福。那么，这些观念在多大成分上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呢？



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我才相信范柳原和白流苏是有爱情的，我才相信张爱玲笔下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小人物的爱情。张爱玲把人生分作飞扬和安稳，她说：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



其实每个人都离不开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我是知青一代人，虽然我没有下过乡，但大多数知青的生活是知道的。当年他们下乡在农村非常痛苦，下地去劳动很辛苦，男孩子下地回来就顾不得做自己的事情，女孩子就帮他洗衣服啊，帮他做饭啊，女孩子有时候挑水挑不动，重体力活做不了，男孩子说我来做，你去休息，这样一来二去最后就成家了。



这里面有多少大家想象的浪漫成分呢？确实有浪漫，浪漫是一种精神，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爆发出来才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精神性的东西不是从书本上、从理念上学的，真正的爱情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它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神性的光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这恰恰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相信的，为什么傅雷要指责这个作品？傅雷相信的爱都是观念上的爱，像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爱，最后就是爱基督去了，他不能相信还有一个人间的普通的爱。



但反过来，张爱玲也不相信普通人的爱。张爱玲的好处是她解构了“五四”时期的这样一种理念上的爱，这是张爱玲了不起的地方，张爱玲的创作的价值也是在民间的层面上，张爱玲看到了民间有它自己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



张爱玲的母亲相信的是“五四”那套东西，所以她就走出家庭，到西方去学画画。她的一生非常坎坷，而这样的坎坷是以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对女儿的爱，牺牲对丈夫的爱等等很多东西，才争取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对张爱玲母亲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些都在张爱玲的心里烙下了创伤，这种从小失去母爱的心理创伤，最后导致了张爱玲的背叛，张爱玲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成果，对新文学的主流，拒绝得非常彻底：你们要提倡新女性，她偏要写个《“五四”遗事》，让离婚离出个三美图；你们崇尚西方文化，她偏要推崇传统小说；你们喜欢西装洋服，她偏要设计奇装异服。



她就是什么东西都来个反叛。张爱玲这种反叛，最后就慢慢产生出一种意义，她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不到的民间文化形态，看到了被“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鄙视、所漠视、所批判的中国市民阶级，或者说中国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状态，这样，她才创作出了《倾城之恋》。



如果她看不到、意识不到普通市民的悲欢喜乐的意义，她跟他们毫无关系，她就不可能把《倾城之恋》里的这两个人写得那么丰满、那么细腻。小说里描写两人讨论《诗经》里的话，两人在战争中一起回家，一起收拾住房，一起做家务。这些刹那的片断就是爱。爱就是一刹那的现象。你不能问：白流苏以后生了孩子还会不会有爱？范柳原以后会不会爱上其他人？这是没法讨论的。你只能讨论在那一刹那，在战争的炮火下，他们是真爱，由真爱他们看到了永恒。



永恒就在一刹那之间，有的人可能就爱了几个小时，一生都忘不掉，这是人的心灵中非常崇高的东西。



张爱玲就看到了，她才会非常自负又坚定地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这是对“五四”的那种主流的爱情理念的一种反拨。



但问题是，鲁迅、巴金等看不到世俗生活中的爱，张爱玲也看不到，当然，他们站在了不一样的位置上。由于张爱玲没有能力解释普通人的爱的力量，她就感受不到普通人范柳原、白流苏的爱情表达。她把老百姓中间的爱的表达仅仅理解为调情和精刮。



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骨子里对普通人的生活是不大关心的，鲁迅笔下那个女佣阿金的调情和偷情，是多么令人难堪，而巴金直到1940年代的《寒夜》才写到普通小人物的爱。这一代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看不到普通人的爱情；张爱玲虽然看到了，却不认为是爱情。张爱玲固然创造了一个都市民间的世界，但她是用一种比较差的眼光去看世俗，她看到的是世俗生活中不好的东西、浮浪油滑的东西，她看不到民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由于这种能力的缺乏，张爱玲才会在小说最后让范柳原用非常虚无的态度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等等，否定了前面的爱的过程。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张爱玲本身在爱情认识问题上的犹疑、动摇和虚无，而不是小说里的人物的虚无态度。



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发展，整个人生的理念、信仰，包括对爱情的信念都散失了。“文革”当中搞阶级斗争，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以后，人性解放以后是欲望的大宣泄，把人性中丑陋的东西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使很多单亲家庭出生的人、看到长辈一代腐化堕落的年轻人，丧失了对爱的信念，丧失了对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追问的兴趣。这是年轻一代的问题。——当然人生也可以不要爱，人生也可以不要意义、价值，糊里糊涂也能过一辈子。



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缺乏爱的教育，缺乏对信念、对人的价值的追求这样一种人文教育的情况下，要么拼命灌输虚假的东西，要么就让腐败的社会来进行反面教育，大多数人都会嘲笑比较严肃的东西，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这种倾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已经被灌输了生活教育的恶果。生活告诉你，你别相信确定性的东西，这世界上并没有真爱，没有幸福，没有什么人生信念的，混混就可以了……



当这样一些说法变成一种哲学来影响大家的时候，张爱玲就显得深刻了，她就成为这一代虚无主义青年的精神保姆。这恰恰是张爱玲的浅薄。我们今天的人比张爱玲更浅薄，更浅薄的人就把次等浅薄、稍好一点的浅薄当成了深刻，而把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看成一种虚无。这将会导致人对自我的不信任，对自我行为、自我人生的不信任。所以，张爱玲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可能我这个说法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没关系，我是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

刘国重

罗素：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
旅途见闻榜2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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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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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应既兴奋又期待。

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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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罗素启程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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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否定的判断。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

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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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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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鲁迅先生当时也很积极，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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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

据赵元任晚年回忆，梁启超主张讲学不分地域门户，而胡适曾经试图阻止他去应聘罗素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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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长沙演讲，赵元任用湖南方言进行翻译，并且给英式幽默中的双关语也找到中文的对应词。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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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华十个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却知音难遇。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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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五角大楼的真相：

朝鲜战争，23年后首度公开

1921年春，罗素在保定演讲，礼堂没有生火，罗素坚持要脱掉外套演说，引发高烧，最后竟至病危，不得已请杜威为他拟好了遗嘱。日本报纸未经核实还发布了罗素的死讯。罗素后来说，中国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

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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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10日，罗素离开了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以双方面的失望告终：罗素失望的，是没有为工业文明寻到解药；中国人更失望，因为罗素太难被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了。

罗素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里指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让东西方人的知识观念显现出巨大差异。

罗素渴望人类国家能够走向自由法治的环境，渴望世间永无苦难，人人安享太平。

罗素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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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停战日那天，满大街都是激动的人群，罗素独自在街上游荡了一天，回来后写道：“我在欣喜的人流中游荡，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是一个幽灵，偶然从某个星球坠落到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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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庆祝停战的人群



是这种永远都无法摆脱的“身为幽灵的感觉”，主宰了他异常复杂的感情生活么？他一辈子结了四次婚，至少与七个女人有过长期的情人关系，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夫之妇。甚至，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和她们中的四个人约会。



他与爱丽丝的第一段婚姻，可以说是冲破门第之见的完美结合。然而，数年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爱她，开始以近乎残酷的冷漠折磨这位爱了他一生的可怜女人。



他与奥托琳·莫里尔的交往，开启了他随后大半生的“渣男”模式：爱上有夫之妇，嫉妒心极重，想要对方离婚或者为自己生孩子，可怕的控制欲与不可抑制的性 冲动交织缠绕，让每一个与他交往的女人都伤痕累累。尽管他哲学家的高贵智性渴望与每一位情人不仅在思想上、志向上，甚至在灵魂上完美契合，然而这位永远都无法爱上别人的可怜男人，在我看来，穷其一生，都是欲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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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琳&#8226;莫雷尔，英国贵族，罗素的情人之一



我不能理解，他是如何在四个有夫之妇中同时穿行，并且都信誓旦旦，爱的死去活来？可能他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机制，犹如思想钢印，他相信自己在某段时间内只是和一个女人交往，尽管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他之所以甩掉了托马斯.艾洛特的老婆，抛弃了交际花、戏子柯莱特·奥尔森，选择他并不是很爱的朵拉·布莱克作为第二任妻子，理由简单到令人发指：她比他小了20多岁，愿意给他生孩子。



你可以指责他在道德上的混乱，但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个大神级渣男，尽管他的第一任情人奥托琳发现他在某些方面其实乏善可陈。



三



罗素在政治上的立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但整体来看，他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辉格党家族的继承人，他秉承了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同时对行将就木的西方文明持有一种并不激烈的批判态度。



他在政治领域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是将个人理念与政治实践进行了黑格尔式的综合，实际上却呈现出企图“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风格。



毫无疑问，一战期间，他参与并领导的反战运动，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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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倒是认为，人读书必须要喜欢，才读得下去。他说：“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碗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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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秦赋》的背后，是多卷本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小说背后则是史论性著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作者在最后一种书里明白声称，要“高高越过两千年的文明对峙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即秦帝国的时代）实现精神对接”。


他惟恐现代中国“对接”不上的“秦的精神”是指什么呢？他再次明白声称，那就是秦的虎狼精神。而所谓虎狼精神，正是作者对法家精神最精确、最传神入骨的断制。


法家学说的基本主张有两条：一曰尊君、任法；二曰以刑赏促耕战。既有尊君，又有任法；既有耕，又有战；既有刑，又有赏。看似平衡，实则皆向专制独断一面归趋。


任法既为尊君服务，则法律只是为下民而设，施法不及于君主，遂造成“君主独制于天下而不可制”。


耕战并举，耕是为了战，而非出于为庶民福祉计，故为典型的军国主义。


刑赏也不是真正并重。韩非自夸：“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即用酷法把一国之人皆置于罪与非罪无从分辨的灰色地带，使官家得以任情用法，以严刑营造恐怖政治，使“民莫敢为非”。所谓“不赏而民善”，不赏是真；而“一国皆善”的真相，则是路人相遇对视，皆属刑余之身。“天下苦秦”，这是对秦政最公正的概括。


除此之外，从法家的眼睛看出来，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关系，只能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即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市”，也就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把《韩非子》、《商君书》等著作从头到尾读上几遍，能从中找得到对于正直、正义、人道、同情、信任、信用、良知、爱、诚实，或其它任何一个类似观念的肯定吗？没有！我们看得见的，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与暗算，利益交换、尔虞我诈。要让当代中国人与如此丧心病狂的虎狼精神去实现“对接”，究竟想把人们引向何处？


韩非可以说就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后者被列奥·斯特劳斯批评为是在“传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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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里有整整两卷，专讲如何读书的问题。建议各位都用心一读。朱熹强调阅读时要“心入在里面”。他说：“心入在里面，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时最怕的，是阅读者的心急于溜达到正在阅读的下一页上去。朱熹说：“今人读书，未看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因此他警告：“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