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5-11 10:23 编辑
王小平用那么优美的文字写出来,还是非常好看。里面写到他小时候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很真实。”
著名历史学家,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时的老师许倬云,以《忆小波》为本书代序,他说,“陈寅恪提出,‘俗谛’与‘自由’的对立,真是一针见血。小波的笔下,我想,也有不少对于从俗谛争回自由的意愿。正是这一压力,往往被‘公权力’取用,造成无可抵御的外在力量,充分压制了自由。小波和银河的生活,不拘俗套,毋宁是珍惜这一种自由的表现。小平纪念乃弟小波的文章,也无妨从这一角度阅读。”
文字摘录
嗜书成癖,渐成博学杂家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是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从甲骨文、钟鼎文、名人墨迹、四书五经、中外历史、联共党史、马恩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药典、解剖学、控制论、计算机原理、《西厢记》、《牡丹亭》、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美学评论、希腊神话、但丁《神曲》、《十日谈》、《巨人传》,诸如此类,应有尽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剧剧本,摞起来有四尺多高。……他好像是过剩的记忆力无处发泄,博览群书,广泛地摄取百科知识,甚至发下鸿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通读一遍,这当然是个稚气的想法,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样日积月累,他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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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孟起1978: @Meow_Sgura_Simm_WWK_Duo:70后表示,我们小时候的主流思潮就是——西方什么都好。听戏被人白眼,听MJ的才是正常人。//@珠簾大寨主:其实当年“自由化”那批大佬很多思想也是社会民族主义乃至西马的,新自由主义广泛传播要到95年以后了@武康大楼下:我觉得七零后还是受所谓自由化思想影
风清扬尘:
某兄说,我们大陆70后应该是“原教旨”左派思想高发人群,因为赶上了传统左派启蒙教育,但是基本没尝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笑而不语][笑而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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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严复在《贬时》中写道:“自满清末造之不振,忧时之士不胜其奋虑逼亿之情,而一切特出于激烈。一时转相仿效,风气遂成,实则大为外人之所齿冷。顾今之时则大异矣,民国之势危若累卵,意必有宁静澹泊、困心衡虑之人,而为吾国计久远者,则激烈非所尚也。诸公常望政府以热心,而不佞则窃愿国人以冷脑。热心出于感情,而冷脑由于思理。感情徒富而思理不精,课其终效必恒误国。”《严复集补编》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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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从《黄金时代》开始传奇,又在真正的黄金时代里沉眠
西山诗家国
发布时间: 01-20
23:32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97年,王小波送别妻子李银河后,独自在家中去世。
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先生最不愿意写小波的悼文。他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泪都流在心里,太伤感。
许倬云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师从傅斯年,王小波是他的学生。
许倬云写过很多近代学术大师的悼文,像钱穆、李济之、杨庆堃等,字字饱含真情,篇篇尽显大师风流。
可是,他坦言最不敢写的就是王小波的悼文。这会让他经常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午后,那个一脸平静不温不火向他讲述黄金时代的内地学生。
在台湾,许倬云的名字远远比其他任何地方出名。
他被称为“台湾近代改革的推手”,不太看得起胡适,当面斥责过李敖,后来被迫远走美国,留在匹兹堡大学做历史系导师。
王小波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两人经常一聊就是一个下午,看似师生,更似朋友。
许倬云研究的是历史和社会学,但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挑剔的眼光,都给了王小波很大的启发,让他精改出风靡两岸三地的《黄金时代》。
1991年,为了不让《黄金时代》明珠蒙尘,许倬云回台湾跟同仁讲:“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篇文章给你们。”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的获奖感言中说:“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
当时,王小波回到国内不久,薪水少得可怜。这笔丰厚的奖金使他从此辞职居家、潜心创作。用李银河的话讲,就是“他成了个体户”。
虽然许倬云没指点过王小波如何写作,但他却训练出王小波独一无二的凝练语言。这种文学功底结合王小波前卫的思想,让他的《黄金时代》一鸣天下闻,收获了无数的粉丝。甚至,有热爱他作品的粉丝专门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的读书会。
王小波对许倬云十分崇敬,他在多个场合和作品中提到自己的老师。
王小波去世后,他的妻子李银河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
1984年,32岁的王小波赴妻子李银河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可是,他的蹩脚的英语成了拦路虎。
同是中国人,许倬云被这个经常偏着头走路的年轻人吸引,两人渐渐熟悉。
当许倬云听说王小波写了一部《黄金时代》,而这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对他来说又是最敏感、最神秘的,就要过来一看。
看完之后,许倬云才明白眼前这个波澜不惊的年轻人心中有着多么澎湃的激越。不忍王小波浪费才华,许倬云把他要过来做学生,并教他如何修改《黄金时代》。
许倬云很少称赞自己的学生,但他对王小波的欣赏却是溢于言表的。只要有内地学者去拜访他,谈到内地的文艺复兴时,许先生就会提起王小波。
他说:“王小波同时代的作家,到今天还被那么多年轻人喜爱怀念的不多。小波走了,可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为什么?他第一个提出了个性的牺牲和解放,这种执守如一的自由是不是很多人正在追求的?”
在台湾,许倬云的其他学生对王小波也很好奇,他们很羡慕老师谈起文学就提到王小波,对他的《黄金时代》也耳熟能详。
于是,很多来内地的台湾作家总带着同一个话题过来:“许先生的学生王小波在内地是不是影响很大?他是不是内地当代文学第一人?”
可惜,没人能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
尽管王小波英年早逝,但他的《黄金时代》系列至今无人敢以置喙。
因为,那些自认文学水平比他高的作家,没有名气和好作品;自认文学水平比他低的,又把他捧成了偶像。
江山代有才人出,李白几句话留下来,苏东坡几句话留下来,小波也留下来了,那是天籁,是天地间最好的结合。--许倬云
也许,只有他的老师许倬云可以评价他:“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我却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和他的一问一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黄金时代》三部曲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也浸透着他的老师许倬云的心血。
在最艰难的岁月,用青春的叛逆谈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在岁月静好的时刻,披着沧海桑田的风霜回归平淡和冷漠。在《黄金时代》三部曲里,王小波就是那个存活在六、七十年代里一直觉醒从未蠢闷的灵魂,饱含深情眷恋人间。
《黄金时代》描写的是60、70年代的一个青年,历经劫波的心灵反刍。在那个时代那些地方,活着一个个越约束越反抗的灵魂,也隐藏着一个个越青春越牺牲的凡人,唯有走过哭过笑过,才能解脱。
从《黄金时代》开始传奇,又在真正的黄金时代里沉眠,王小波一直令人拨烛怀念。
若想走近他、了解他,一察这个比贾平凹、莫言更早一步探寻人性秘密的当代作家,建议您从他的《黄金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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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活着的最聰明的人,因爲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無所知。”
———#苏格拉底
精神力量的天賦來自於神,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思想集中在那個真理上,我們就會與這個偉大的力量合而爲一。
———尼古拉·特斯拉(Aikole Tenle)
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在“二战”爆发的前夜,罗素主张废掉英国的陆海空三军;萧伯纳认为希特勒着手管理的欧洲可以让他安心入眠,而责怪美国人“过于畏惧独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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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有三個不相信:
➡️不相信健康的國民經濟可以被集中管
理和科學規劃
➡️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對權力的貪婪
➡️不相信知識精英真的能發現絕對真理
阿克頓也曾警告:每個時代,自由都面臨著四大挑戰:
➡️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
➡️窮人對財富不均的怨恨
➡️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嚮往
➡️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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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暴君的反抗就是對上帝的服從。”
———托馬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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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保守主义书单
2020-06-03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2767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
按:如果从1790年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问世算起,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有200余年的传统;我们知道,西方人一般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列为三大意识形态;在英、美,论述保守主义的专著、期刊、智库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长期缺席,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西方、理解西方。事实上,国内较为系统地译介保守主义思想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据小编不完整统计,此一时期的相关译著至少有70余本之多,兹列于下,以供读者参考。如您觉得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著作未被收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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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1980年版;
塞西尔《保守主义》1986年版;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89年版;
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1989年版;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991年版;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
萨托利《民主新论》1993年版;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1993年版;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版;
韦伯《学术与政治》1998年版;
柏克《法国革命论》1998年版;
勒庞《乌合之众》1998年版;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1999年版;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2000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2000年版;
波兰尼《个人知识》2000年版;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2001年版;
阿克顿《自由史论》2001年版;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001年版;
曼海姆《保守主义》2002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2002年版;
柏克《美洲三书》2003年版;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2003年版;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2003年版;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2003年版;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2003年版;
凯克斯《为保守主义辩护》2003年版;
欧克肖特(或译为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2004年版;
加塞特《大众的反叛》2004年版;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2004年版;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2005年版版;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2005年版;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2005年版;
托克维尔《回忆录》,2005年版;
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2007年版;
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2007年版;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2007年版;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2007年版;
米塞斯(或译为米瑟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2007年版;
休谟《人性论》2007年版;
米瑟斯《社会主义》2008年版;
欧克肖特《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2009年版;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2010年版
迈斯特《信仰与传统》2010年版;
杰里·马勒《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2010年版;
白璧德《民主与领袖》2011年版;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2011年版;
切斯特顿《异教徒》2011年版;
梅因《民众政府》2012年版;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2012年版;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2012年版;
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2012年版;
柏克《自由与传统》2012年版;
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2012年版;
休谟《英国史》2012年版;
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2013版;
根茨《美法革命比较》2014年版;
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2014年版;
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14年版;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2014年版;
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2014年版;
尤瓦尔·莱文《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2014年版;
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2014年版;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2015年版;
杜兰特《历史的教训》2015年版;
丹尼尔 ·汉南《自由的基因》2015年版;
巴克利《耶鲁的上帝与人》2015版;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2015版;
维沃《思想的后果》2015年版;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2015年版;
《多余的人》2015年版;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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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一百年:德先生、费小姐、莫姑娘……安在哉
后现代邮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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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经典误读
1、启蒙运动是个business(生意/事业),《新青年》杂志是个同仁办报、分道扬镳、精神合伙人制的创业故事,文学革命、新旧文化叫骂冲突是一种营销炒作策略,五四运动是“变态社会”的结果(胡适语),留下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教训。
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以后兴起的文学革命,却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周作人说:“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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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周年时,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在肯定五四带给中国一些新气象的同时,认为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变态社会”的结果,是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结果: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我们对于学生的期望》)
胡适晚年批评所谓的五四运动相对于思想启蒙,简直就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政治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yun动。(《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
这成了一个历史悖论:究竟是“学生yun动”,还是“运动学生”?吕芳上先生在《从学生yun动到运动学生》第四章第一节《谁有青年谁有将来》说:
“五四之后的几年,影响于学yun发展的,大约有几个明显的因素:第一是新思潮的涌入,第二是政治yun动的兴起,第三是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把“新学生”的形象塑立起来,但因成功太易、基础太弱、责任太重,加上新思潮涌来太骤,学生旧道德打破,新道德犹未建立,学生在政治yun动与社会yun动方面,摇摆不定,社会所见是破坏大于建设。接着政治运动的兴起,学生在大时代的呼唤下,逐步投身并加重政治的活动和兴趣,学生大有忘却了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的感觉。同时,求学的兴味与决心自然也因而减退,及至新兴政dang,挟其思想学说侵入学界,新旧道德的营垒遂完全打破,学界与政界难脱关系,学chao政潮互为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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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四精神其实有四个化身: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莫姑娘。
“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表面上好理解。王朔提醒说:“我们五四时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这俩人按价值观是往后排的,前面自由平等是这个民主和科学的垫底,你没有平等观不可能搞技术。”
当年《新青年》还曾宣扬过一位“费小姐”(Freedom)——“自由”。因为多种历史原因,后人不再提当年这位家喻户晓的小姐。
至于“莫姑娘”(Moral),“道德”“伦理”,这是杨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中发现的:
大家一般关注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多,但对“莫姑娘”(moral)注意得不够,而“莫姑娘”和五四前后的“个人主义”思潮有着重要联系。她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压抑和遮蔽。这位“莫姑娘”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
个人主义实际上跟“莫姑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个人在家庭,在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我们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呢?还是我们应该投入到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呢?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3、五四大数据:“民主”与“科学”是那个时代的挡箭牌、驱魔符、新话术。
《新青年》大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对这“两位先生”却邀请不多。《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6月停刊,共出版63册,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直接谈科学的文章,只有8篇;谈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译作。
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电子版中检索,“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些,1907次。
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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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政dang史教授王奇生2009年在北大演讲《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时说:
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是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杂志;谈到《新青年》杂志,必提“民主”与“科学”;提起“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它并不是创刊词,也不是宣言,而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主张的人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大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观念非常激进,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去抵挡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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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胡适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这两个观念就逐渐受到知识界的推崇,到五四时期已经成为主流话语。如果《新青年》仅仅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不会惊世骇俗,所以它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中,科学和民主包罗万象。前期,西方文化都是科学民主;后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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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百年过去了,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十年前,五四七十周年时,李泽厚先生“先知”般警告不应重蹈“救亡压倒启蒙”的覆辙。他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标出四个要点: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李泽厚强调,他之所以说“又一次”(《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9页),是因为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故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劝孙先办教育,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
结果呢?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公认的结果是除了“京师大学堂”勉强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新法无不随着变法失败而收回。大清帝国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迅即衍生出极端排外的义he团,先前几十年中国人的奋斗,近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在孙中山这些“先知先觉”推动下,辛亥革命发生了,但由于缺少一个思想启蒙的环节,辛亥革命赶走了一个有形的皇帝,却没有祛除人们思想上那个无形的皇帝,几年之后,帝制复辟。
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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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学人用思想观念、历史事实揭示了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前置意义,没有现代思想启蒙,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步入现代。即使有了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但没有“莫姑娘”(Moral),没有伦理层面的最后觉悟,中国即便在物质、技术甚至政治制度上追上了西方,但只要遇到挫折,依然会在第一时间向后转。
“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在1919年五四后指出,国人对巴黎和会将要通过的决议施加民间外交的压力,表达国人对山东问题的关切,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表达一旦过度,衍生出“火烧赵家楼”之类的事件,表面上是“爱国急公”的行为,然而从效果、后果看,则是对启蒙的反动,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5、《新青年》读者那么少,五四是怎样影响那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
瞿秋白说过:“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读鸳鸯蝴蝶派之类小说的人肯定比读《新青年》的人多。1915年《青年杂志》初发行时,只印1000份,部分属于赠阅。1916年3月改为《新青年》,销量仍然惨淡。1917年底,群益书社威胁要停掉杂志,经陈独秀反复交涉后得以续办。直到1919年初才有爆发式改变,五四后一度达到15000份以上。
蒋梦麟估计当时全国小学生不过300万人,仅占总人口4%。据此,他算过一笔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人数的细账:
我们现在就算我国百人中有十五人识字;这十五人中,能够识字,不能看文的算他有五之四;能够看文而不能写文的又算其余的三之二;这样看来,能够看文的人,百人中不过二人。全国不过八百万人。(此以白话文而论,若以文言为准,尚不及此数)。这八百万人中,有多少喜读新出版物的人呢?现在全国讲新文化的出版物,约有四百多种;每种平均销一千份,计有四十万份。每份读的人算他是三人,计一百二十万人。八百万能读文的人,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受着文化运动的影响;若以能读文的人数计算,百人之中只有十五人。若以全国人口计算,千人之中只有三人。
然而,开启民智以来,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五卅,书籍、报刊、演讲等传播舆论所形成的民意网络激昂浩荡,学生们正是依靠这股力量了解世界、想象世界乃至改造世界。
钱穆说,“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做过一个形象比喻:“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新潮流已自北京、上海,滚滚而来,流入了黎里镇的市河内。”
朱自清1928年追溯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的历史: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zhi的dang,做的是军事行动及dang纲,主义的宣传。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咒诅家庭,咒诅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做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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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四是个时代舞台和历史遗产,也是照妖镜和试金石,它折射了世道人心。
北大陈平原教授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30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过了30年,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还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第十首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
五四二十九周年的时候,胡适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yun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追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yun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个人不愿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地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yun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
1919年,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以长者身份对年轻人提出一些告诫。胡适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并用章太炎不懂的英文念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早先在其日记中,胡适把这一诗句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一场景颇具象征意义,是新派与老派的角力。
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运动,即新主体和新观念的运动。强烈的情绪化、不妥协和偏激的言论是其主导特征之一。但时代新陈代谢,风云流散,一代新人胜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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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0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1929年夏承焘感慨:“昔以谥康更生者,转瞬乃以加五六年前之崭新人物,世事之推迁忽忽哉。”1932年,比梁启超小近20岁的刘半农听陈衡哲说他们这批五四新人物都被年轻学生认作“三代以上的人了”。1930年蒋光慈说:“胡适之依旧是五四运动时代的胡适之……然而社会的潮流已经超过了胡适之很远了。”
1932年夏鼐则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几十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又说:“时代的齿轮转动得越速,思想界的先锋之落伍也越速……但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大多不肯高喊:‘超越我们前进,把我们踩在你的脚下’”。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shi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
舒衡哲说,独一无二的五四运动只是作为一种“寓意”在发挥作用:“要得出关于1919年事件的结论,确实非常困难;不管是第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都无法从中提炼五四经验。那些历史经验及其细节,随着岁月流转而发生了变化。每一代人对五四启蒙运动都有不同的认识,这更多的与各自的需求和追求有关。为当代而塑造一面历史的批判之镜,是一种寓意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寓意是为了指导当代的特定目的而重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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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合计拥有35,218吨黄金储备,高于一年前的34,700吨。在恶性或其它经济危机情况下,国家持有黄金储备以支持本国货币。
过去10年,央行大量购买黄金,帮助金价保持在高位。但创纪录的购买热潮在2020年暂停,当时金价飙升至历史新高,而新冠病毒疫情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停滞。2020年第三季度,一些国家选择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各国央行成为净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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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趋势似乎正在迅速扭转。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今年2月份全球央行是黄金净买家。购买黄金最多的是印度,购买了11.2吨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高级分析师克里桑·戈保尔(Krishan Gopaul)今年4月7日表示:“我们预计2021年各国央行将成为净买家,但近期央行需求前景仍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尽管黄金储备是每个国家都想拥有储存的奢侈品,全球只有不到100个国家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在全球35,000吨黄金储备中,五个国家拥有大部分黄金资源。全球只有34个国家拥有超过100吨黄金储备。
为了确定控制世界黄金的国家,Wall St. 24/7审查了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截至2021年2月,按国家(吨)计的黄金储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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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该名单上的许多国家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列。以下是全球黄金储备最多的前五个国家。
1. 美国
截至2021年2月黄金储备:8133.5吨
美元价值:5,000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7.5%
GDP:20.5万亿美元(人均62,530美元)
人口:3.282亿
美国是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它的储备量是第二名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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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3362.4吨
美元价值:2,06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74.5%
GDP:4.5万亿美元(人均53,785美元)
人口:8310万
3. 意大利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51.8吨
美元价值:1,507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9.3%
GDP:2.6万亿美元(人均42,420美元)
人口:6030万
4. 法国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备:2436.3吨
美元价值:1,498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64.5%
GDP:3.1万亿美元(人均46,110美元)
人口:6710万
5. 俄罗斯
截至2021年2月的黄金储量:2295.4吨
美元价值:1411亿美元
黄金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22.0%
GDP:4.0万亿美元(人均27,044美元)
人口:1.444亿
第六名到第十名的国家及其黄金储备数量分别是:中国(1948.3吨)、瑞士(1040.0吨)、日本(765.2吨)、印度(687.8吨)和荷兰(612.5吨)。
台湾的富裕程度不容小窥。排名第12,黄金储备有423.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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