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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新文】
康向宇论金庸《明报》社评 | “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
保马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杂志 ，作者康向宇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康向宇老师的文章《“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以金庸<明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1981年，作为香港知名社会活动家的金庸应邀访问内地，成为邓小平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从此金庸深深介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香港政制论辩中，金庸最早公开提出功能代表制构想，并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在当时深刻影响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本文试图通过重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查良镛（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揭示功能代表制对于“一国两制”的重要价值。概言之，功能代表制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有利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时至今日，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感谢《开放时代》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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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
——以金庸《明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文 | 康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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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代表制的迷思
功能代表制（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是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香港基本法，特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部分成员由“功能界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y）选举产生。所谓功能界别，又称为“功能组别”或“功能团体”，指的是根据“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划分的，享有法定代表权的选民界别，如工业界、商界、金融界、法律界、医疗卫生界、地产及建造界、劳工界、乡议局等。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和地区像中国香港一样，根据社会功能来分配代表名额和界定选民资格，故功能代表制被视为一种颇具“香港特色”的代表制实践。
功能代表制自诞生以来，在香港社会引发了很多争论。反对者认为，功能代表制为特定利益群体赋予了更大代表权，违背了选举权应“普及而平”（universal and equal）的民主原则。①支持者则强调，“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容易催生民粹主义，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功能代表制为民主设定了一个“安全阀”与纠错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衡参与”，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②此外，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民主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功能代表制本身就是一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形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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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上述关于功能代表制的论述，采取的都是民主视角，区别主要在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在“民主化范式”之下，政制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手段则是民主（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制民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精巧的政制设计，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至于“国家”，作为最高的规范渊源，往往只被当作一个预先给定的政治条件，一种外在强制力，而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政制探讨之外。概言之，民主论者关注的是“政体”，而非“国体”。④因此，长期以来，功能代表制都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鲜有人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国家理由”。⑤
然而，虽然中国的功能代表制实践仅限于香港、澳门地区，但“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香港管治不是一项纯粹的地方性事务，而是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授权特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第二条）；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五条）。由此可见，“五十年不变”的法理基础，不是单纯的历史、文化或血缘，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授权”不是一种消极的不干预，而是一种积极的国家行为。它通过创设特别行政区，使香港得以保持原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即包括创立于1984年的功能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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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天际线
如果功能代表制的保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主权决断，那么“国家”作为一个理论要素的缺席，必然导致这一政制设计难以被真正理解。⑥在这个问题上，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2018），是享誉华人世界的作家，香港《明报》的创办人。金庸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20世纪70年代末，金庸开始撰写关于香港问题的系列社评，引起各方关注。1981年，金庸应邀访问内地，成为邓小平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从此深深介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1985年起，金庸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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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创刊号
作为香港知名社会活动家，金庸对“一国两制”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鲜有人知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香港政制论辩中，金庸不仅最早公开提出了功能代表制构想，而且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深入思考。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对于今人思考“一国两制”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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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殖民政制的形式及其终结
在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香港并没有民主，而是实行一种以总督制为中心的专制政体。根据《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香港总督代表英国国王管治香港，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毋需对公众负责。行政局与立法局的定位更像是港督的顾问机构，立法局主席亦由港督兼任。⑦不过，在镇压了 1967 年反英运动以后，港英当局开始通过行政系统吸纳华人精英参政，并建立更广泛的咨询制度征求民意，致力于营造一种“开明专制”的表象。故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有学者尝试以“行政吸纳政治”或“咨询型政府”等术语，概括港英政制的基本特征。但这种“开明”形象不是殖民政制本身的硬性要求，只是为了维护殖民秩序而采取的权宜之计。⑧
对于港英政制的殖民本质，金庸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社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1982年以来，香港的18个行政区都成立了有民选议席的区议会，但从权力机关的形式上讲，港英政府始终是一个“委任制政府”——“港督、港府高官与两局议员一向是伦敦直接或间接委任的”，其中没有“民选成分”。⑨以立法局为例，金庸写道：“香港立法局是英国当局根据《英王制诰》（即通称的《英皇制诰》——笔者注）而设立的一个议事机构，其主要权限为通过香港法例及审核通过港府的财政预算。议员由港督任命。港督在任命非官守议员时固然已考虑到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和代表性，但议员并非经由民选而再由港督任命。港督在任命状中明确规定他们的职权，他们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讨论而作出决议。议员在提出每项动议之前，必须得到港督的批准。”⑩总而言之，“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制度下，政府是主，它可以咨询市民，也可以不咨询；可以重视民意，也可以有限度的重视，甚至不重视。因为，香港政府与立法机构是委任而非民选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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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旧立法会大楼
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央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情况开始发生改变。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概念。12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131983年初，中央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以下简称“十二条”），“一国两制”构想至此基本成型。“十二条”提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第二条）；“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第四条）。亦即，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香港特区将实行“港人治港”。此后，中方为争取香港人心，保证平稳过渡，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港人治港”方针。最有名的一次，便是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的谈话。14
当香港回归成为定局，一贯以“政治冷感”著称的香港人，开始密切关注未来香港特区的政制问题。金庸注意到，随着回归临近，香港有不少学者、专业人士、青年学生、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对于将来在香港实行西方式民主心向往之，乃至“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划上等号，以为民主的前途大好，不是小好”。他们认为，未来香港特区应当建立一个西方式“民选制政府”，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皆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中央只做形式上的任命，实际上并不干预选举结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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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对于这种观点，金庸不以为然。他直言，自己对政制问题的看法颇为实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香港不可能具备实行西方式民主的条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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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人治港”的“国家理由”
金庸是一个爱国者。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形象，在社会活动中也一贯坚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17在金庸看来，香港问题关乎“民族大义”，必须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思考。民主派只知站在狭隘的地方政治立场看待香港问题，忽略了香港回归祖国后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现实定位，因而从根本上误解了“港人治港”的含义。18
（一）北望神州：改革开放与香港
从时间上讲，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之际，恰逢国家改革开放起步之时。金庸对香港问题的思考，与他对改革开放的思考密切相关。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金庸在社评中指出，全会确定了国家今后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以促进现代化、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推行法制和法治、联合反侵略国家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等作为施政中心”。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香港在国家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位置变得一目了然——“香港的前途是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实施问题，大致上与特区、外汇、外贸、引进外资等问题相平行”。改革开放将香港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金庸乐观地表示，对于香港人而言，“香港能长期保持现状固然对居民有利，但也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则爱己就是爱国家、爱民族，两者并无冲突”。19
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就开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鉴于金庸及《明报》一贯的爱国立场和社会影响力，有关部门邀请金庸访问内地。此前，金庸长期在《明报》设立“北望神州”专版，每日刊登内地新闻。如今，他终于能“北上神州”，重归故土。金庸提出希望能拜访邓小平。他说：“我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20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双方就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21邓小平表示：“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要做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三，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认为，三件大事中，最基本的是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的看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道：“你说得对。三件大事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大事就有了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关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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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
金庸此行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与国家领导人谈香港问题。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与金庸谈了几个钟头。据金庸回忆，双方“谈得很详尽”。当时，“十二条”尚处于酝酿阶段，但廖承志向金庸透露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金庸将主要内容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国既然在今后一段长时期中要全力发展经济，自然期望今后香港在长时期中对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香港今后长时期的繁荣与稳定，对于中国是绝对有利的”；第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绝不会有任何让步’，这个原则当然不会改变”。23
1981年的内地之行，验证了金庸对香港问题的基本判断：国家的改革开放与香港的繁荣稳定，本质上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全的关系。金庸相信，中央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解决香港问题。24返回香港后，金庸在社评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三件大事上，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战略作用：首先，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繁荣稳定，将对和平统一台湾发挥示范作用；最后，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香港是中国打破封锁、得到外援的一个主要通道。金庸强调，三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而香港对国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此。由于香港的独特存在，中国在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更为“灵活放手”。25后来，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金庸进一步将中央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对港方针概括为十六字：“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民族大义，利于国家”。26
（二）“港式繁荣”与“港人治港”
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香港对国家的贡献，有赖于自身的繁荣稳定。因此，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认识这种繁荣稳定的基本含义及社会基础。在返回香港后写作的系列社评中，金庸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金庸指出，“繁荣”和“稳定”是两个概念。“稳定”的含义很简单，“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并无动荡波折，风调雨顺，港泰民安”，关键在于“繁荣”。27香港的“繁荣”，是在全球独树一帜的、“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港式繁荣”，即香港作为自由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繁荣。而香港之所以享有这种繁荣，“在于这里实施的是自由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受管制、不受干扰的自由经济”。不过，“自由经济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以个人自由与法治为基础。经济靠‘人’来运作，运作的媒介是‘钱’。‘人’必须享有充分自由，‘钱’必须能自由来去，自由经济才能运行与发展。法治制度的功能则是保障‘人’与‘钱’的自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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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摄影师Greg Girard 的作品《Hong Kong 1974-1989》记录了上世纪70、80 年代的香港
在金庸看来，“港式自由经济”以个人自由与法治为基础，而这种个人自由与法治，构成了“港式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金庸认为，“港式生活方式”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由，即“目前香港居民所享受到的一切自由与个人权利”。这种自由主要是“生活上的自由”，即在学校、专业、工作、婚姻、收入支配、外出旅行等个人事务上，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换言之，“港式自由”主要是经济自由，而非政治自由。正如金庸所说，选择的自由要受到金钱的限制，“有钱人的选择权利远比穷人大”。第二，法治，即“目前存在于香港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证据而公开审判等。第三，容易赚钱。第四，熟悉的环境，如“中国人社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风俗、语言、文字等等”。29
金庸并不认为“港式繁荣”完美无缺。他直言：“‘港式繁荣’是今日世界上资本主义最直接影响的形态，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资本家为所欲为，工会没有多大权力。政府的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和内地同胞相比，香港人的生活过分奢侈浪费。同时我们也比内地同胞辛苦勤劳得多，劳心劳力，太也辛苦。香港人多做工夫，多叹世界。”30事实上，早在1981年内地之行结束后，金庸就曾对记者表示：“我个人赞同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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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摄影师Greg Girard 的作品《Hong Kong 1974-1989》记录了上世纪70、80 年代的香港
不过，金庸指出，如果要修正“港式繁荣”的弊端，势必要对香港的自由经济和生活方式作出限制和调整，但这反过来又会使“港式繁荣”不复存在。他说：“‘港式繁荣’是由‘港式自由’而产生……这个原则，是香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根本。任何人企图了解、探究、商谈、或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充分明了、深切体会这条原则，否则就是以‘误解’为基础，得到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32如果“港式繁荣”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所有在自由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包括投资人、专业人士、高级管理人员等，就会毫不犹豫地转移到其他有类似条件的地方，“这一来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二来是经济要求，他们的工作与能力在于自由的经济活动”。33
当时，香港的社会矛盾尚不尖锐，“生活方式不变”依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正如金庸所说，“香港居民的经济利益颇不相同，政治见解大有分歧，社会地位形形色色，本来难有共同的民意，然而在香港前途一事上，民意竟然是一致的。左派工会领袖与行政局议员之间原来并无多大歧见，工商界首脑与街头小贩之间的要求非常接近，大学教授与店员工人的想法几乎相同。大家如果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许多争执和论争是根本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所要求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生活方式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香港人担心回归祖国后丧失原有生活方式。34
在金庸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反复劝慰香港人，要相信中央的智慧和诚意，因为国家与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战略蓝图中，香港的主要功能是自由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而在这些功能上，香港短期内很难被上海、广州等内地城市取代。为了充分发挥“港式繁荣”的积极作用，国家将尽可能维护“港式繁荣”的社会基础——以“港式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金庸作了一个比喻：“如果把香港的自由经济比作是牛是马，可以对中国作出贡献，那么得让牛马吃草，草是港式的自由与法治。”35总而言之，从国家治理角度讲，“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目标，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变是手段”，两者皆不可或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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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2018）
基于上述分析，金庸为思考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现实感的理论框架。概言之，“港式繁荣”根植于“港式自由经济”，而“港式自由经济”的社会基础则是以经济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港式生活方式”。金庸坦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东西”，“但香港的作用对中国有用，而这种作用又以实施资本主义为必要条件，只要划定范围（成立‘特别行政区’），让你们自己干自己的（‘港人治港’）。只要这头怪鹅天天生蛋，任它爱吃甚么就吃甚么。这与引进外资、合营企业、补偿贸易等等作法基本上相同，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虽污染之物亦容忍之，盖所得者大，所失者小”。37这就是“港人治港”的“国家理由”，也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理由”。
如果“一国两制”的初衷，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国家改革开放，那么“港人治港”的“港人”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概念，主要指能实现上述政治目标的“港人”。正如邓小平所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言以蔽之，“港人治港”的真正含义不是“民主治港”，而是“爱国者治港”。38
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爱国者”概念，使香港人从“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突围，摆脱了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暧昧身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身体力行参与到国家建设的事业中，真正成为与祖国命运相连的国家公民。由此，香港社会的意愿与国家的意志实现了统一，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超越地方性“习俗”的宪制意义。正如金庸所说，在改革开放时代，香港人要以“利国利港，利人利己”为努力目标，香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不但是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发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希望为中华民族的富庶强盛、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提高、保卫世界和平尽香港人的责任与力量，同时也是为了长期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39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不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政治妥协，而是一种迈向国家整合的宪制秩序。用邓小平的话讲，“一国两制”不是“统战手法”，而是“大政方针”，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政治气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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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环岛路，面对金门岛的位置，竖立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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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庸对功能代表制的构想
根据金庸的理论框架，香港特区的政制设计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以长期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第一要务。
金庸认为，如果全港居民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将很难满足这一要求。毕竟香港实行“完全不受管制、不受干扰的自由经济”，虽然社会总体比较富裕，但贫富差距极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一人一票搞普选，“选出来的政府与议会最大可能是代表新区居民、劳工与小职工的利益，因为居民中他们所占百分比最大。民选政府势必实施大量福利制度，干预大企业、银行、工厂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港式自由经济”将被迫终结，香港也将失去原有的繁荣稳定。41
金庸进一步表示，即便情况没有这么极端，任何派系都未在立法机关取得绝对多数，也很难避免直接民主的弊端。如果议员划分为不同派系，而这些派系又势均力敌，立法机关中就会不断斗争，形成僵持，许多议案无法顺利通过。而且，这种斗争势必会扩大到社会上，最终引发内乱。金庸举了一个极端例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议会，一派议员代表贵族，一派议员代表教士，一派议员代表平民，终于平民派议员发动大革命，将贵族派和教士派议员一一送上断头台，自己又闹分裂斗争，再将大部分平民议员也送上断头台。”有鉴于此，金庸坦言，“为求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本港内部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越少越好，将来香港不宜成立政党，也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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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宫（法语：Palais Bourbon）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是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的所在
事实上，所谓选举权的“普及而平等”，“普及”就是“人人有份”，而“平等”就是“同票同值”。这背后有一个基本预设，就是立法机关中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等。43金庸对直接民主的质疑，展现了“人口比例性”原则推到极致的后果。如果完全根据“人口比例性”分配立法机关的代表名额，代表的构成可能会被动地再现当前的社会结构（无论以何种比例），从而将社会矛盾一并转移到立法机关中，并通过政治斗争而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撕裂不断加剧。
面对可能的批评，金庸自我辩解道，自己不是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阶层的政治智慧，只是在分析局势时经常不重视理论而重视实际。现实是：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回归后将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因此，“港人治港”的具体方式，不是“港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如果香港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同时，却丧失了国家所期待的繁荣稳定，香港对国家的贡献将“由大至小、由小至零、再成为国家的负担”。到那时，国家将从发展大局出发，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香港人所在意的生活方式，也将一并成为历史。“‘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44
金庸对民主的反思，代表了香港工商界的普遍看法。有民主派人士提出两点反驳意见：第一，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市民素以“实际”闻名，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并不强，不会盲目地受人利用；第二，在世界范围内，“直接民主选举”并不会损害工商界利益。“若果香港推行直接民主选举，工商界人士也可以选出他们的代表，保障他们的利益。以工商界人士的地位和资源，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是很高的。若果，上述工商界人士看法成立的话，西方社会之民主选举，岂不是长期地成为劳动阶层之囊中物吗？但现实是否如此，相信大家亦心里有数。”45
但对于金庸而言，这两点反驳并不致命。金庸不是要证明直接民主一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损害工商界利益。他讨论直接民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理论上确立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即直接民主可能使香港丧失繁荣稳定。这是香港应当警惕和防备的最大的恶。何种政制能最大程度远离这种最大的恶，这种政制就最适合香港。这种论证思路体现了金庸一贯的政治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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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寓意香港永远繁荣昌盛
在金庸看来，直接民主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的）选举方式，而选举是为了产生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机关。抛开代表制谈民主，无异于舍本逐末。为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特区立法机关应主要代表香港工商界利益，而议席分配自然也要向工商界倾斜。为此，金庸根据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设计了一种以行业为选举单位的代表制。他写道：“实际上大概行得通的方式，或许是‘协商制’。假定说，将来的立法议会由香港各行业及各界协商产生。例如银行业互推代表两人，工业制造业推代表三人，地产商推代表一人，商业界代表两人，证券界代表一人，劳工代表两人，新界代表两人，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代表一人，医药界代表一人，教育界代表一人等等……这个议会仍会主要代表香港工商企业界利益，以维持现存的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与目前的立法局组成性质大致相同。但代表人选则由各经济性行业互推、协商或票选，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46
金庸关于“行业代表制”的构想，发表于1984年1月。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半年之后的1984年7月，中英联合声明尚未签署，港英当局就“偷步”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以下简称《绿皮书》），首次建议在立法局设立部分民选议席，由“按社会功能划分的选民组别”间接选举产生。471984年11月，港英当局发表《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以下简称《白皮书》），明确提出将于1985年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由九个“功能组别”选举产生12名非官守议员。这九个功能组别分别是：商界、工业界、金融界、劳工界、社会服务界、教育界、法律界、医学界、工程师及有关专业。其中，商界由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各选一人，工业界由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各选一人，劳工界由所有注册职工会共选二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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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封面及目录
至于设立功能组别的理由，《绿皮书》的解释与金庸如出一辙——“财经界及专业阶层对建立本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至为重要，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代表权”。49《白皮书》进一步指出，设立功能组别，“目标是使在社会、经济和职业等背景上有共通利益的各个主要社会阶层，都能有代表出席”。根据选民成分与投票资格，功能组别分为两类：第一，“与经济和社会有关的选民组别，将会以全港性而为各界承认的主要组织、社会和机构为基础”；第二，“至于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选民组别，则以某些职业的从业资格为根据；这些职业应具有悠久而为当局承认的专业地位”。50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金庸构想的行业代表制，与《白皮书》阐述的功能代表制，不仅原理高度一致，而且对组别划分、选举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也相差无几。金庸提议的地产商界、证券界、新界、会计师界代表，虽然当时还没有，但以后都增入了。若干年后，金庸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决不自以为港府是根据我的建议而创设功能组别（岂非大言不惭？），而是说，我早了半年先提出这个构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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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封面及目录
随着功能组别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金庸进一步修订了自己的代表理论。他意识到，与他原本使用的“行业”概念相比，“功能”（function）概念更清楚地揭示了香港的代表制原理。所谓“功能”，指的是“该社团或专业人士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作用”。功能选举与全民普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一人一票普选的根据，是每个人的权利平等；功能选举的根据，则是每个社团和每个个人的功能有大小轻重之别，所以投票权也不平等。银行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和银行杂工、银行信差的人权相同，在法律上平等，但在经济事务上发生的功能不平等，所以在普选中投票权平等，功能组别选举中的投票权则不平等，也即功能作用较大之人在功能组别中有较大‘话事权’（发言权和选举权、决策权）。”52
金庸认为，功能代表制在历史上有先例可循，那就是欧洲中世纪实行过的由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共同管理市政的“基尔德（Guild）市政制”，又称行会制度。53他坦言，行会制度不是现代化的制度，而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城市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安排。但他相信，“自中世纪以来即已形成传统的功能代表政治”，比民主派所鼓吹的“普选式民主”，更能实现“一国两制”的初衷，因而也更有利于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此后，无论是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还是与彭定康就所谓“政改方案”展开论战，金庸都坚持了自己对功能代表制的一贯理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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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维堡的中世纪商人行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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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制与国家：
以金庸为方法
在香港社会的政制论争中，金庸是一个绝对的“异类”。不同于常见的民主论者，金庸第一次将“代表制”作为分析功能界别制度的理论工具。然而，代表制对于思考“一国两制”和香港政制问题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揭示。
在19世纪以降的法学话语中，“代表制”往往被当作“议会制”的别名，而议会制又被理解为一种不同于“直接民主”的“间接民主”，故代表制往往被当作一种民主形式。在中文世界，代表制一般译为“代议制”。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在19世纪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代表制与民主是两回事，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交集。
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原始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代表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从词源上讲，英文中的“代表”（represent / represent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repraesentare”，原始含义是“使呈现、显现或再现”（make present or manifest or present again）。通过代表，“某种在字面意义上不在场的事物，可以在非字面意义上，被视为在场”。例如，13世纪的欧洲人会说，教皇与红衣主教代表基督与使徒，官员代表国家，管家代表他的主人。直到1583年，英语文献中才出现了“英格兰议会代表（representeth）整个英格兰”的说法。5519世纪，随着议会制兴起，以及选举权普及，代表制才与民主结合为现代意义上的“代表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约翰·密尔称其为“代表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代表制就是民主”的观念由此而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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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the last of the British Guilds meeting rooms c. 1820
金庸没有遵循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对代表制的通行理解。他指出，在代表制民主兴起之前，中世纪欧洲曾实践过一种非民主的“功能代表政治”，即行会制度。行会分为商人同业公会和工匠同业公会两类，两类公会常共同合作而管理市政。“港府把功能组别分为‘经济、社会’及‘专业人士’两类，略有当年基尔德分为商人、工匠两类的遗意。中世纪时工匠大师（master）的地位并不低于今日的专业人士；普通工匠要制出一件精心杰作，得到公会认可，方能成为大师。这件杰作就称为masterpiece，那是这个字的由来。”57通过将功能代表制追溯到前现代的行会制度，金庸使代表制摆脱了民主的桎梏。在功能代表制之下，代表人选“由各经济性行业互推、协商、或票选，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58
当代表制不再以民主为基础，代表性的衡量标准也随之改变。通过阐述中世纪行会制度，金庸为纯粹的代表制确立了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类型”。中世纪行会通过管理市政，维护了商业城市的繁荣稳定，因而获得了广泛代表性，不只代表特定的商人和工匠，还代表全体市民。同理，现代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设计和完善选举制度，贯彻或“再现”某些有普遍性的理念和意志，从而将自身的代表性延展到有限的选民群体之外，超越“人口比例性”的形式平等，实现公共利益上的实质平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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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从“广泛代表性”原则出发，何种政制最适合香港特区，关键不在于其是否产生于“普及而平等”的选举，而在于其能否实现“一国两制”所指向的公共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国家改革开放。金庸的分析表明，功能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更能实现这一目的，因而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从界别构成来看，功能代表制为工商及专业界人士赋予了更大代表权。它不是对香港社会结构的镜像式、描述性“再现”，而是对“港式资本主义”的放大式、象征性“再现”。60通过从政制上预先排除民粹主义对政府决策的可能影响，功能代表制实现了一种对地方社会的规训，最大程度确保了香港在自由经济的轨道上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代表制“再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使主权人民在香港特区的日常政治中得以制度性地“现身”，推动了“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之下的国家整合。
此外，香港为国家作出贡献，反过来又会促使国家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不动摇，并尊重香港社会的集体共识——“生活方式不变”。在以多元化、碎片化和贫富悬殊著称的香港社会，这种“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共识尤为可贵。换言之，功能代表制通过牺牲部分形式平等，而平衡了普选所隐含的实质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代表制“再现”了香港的社会共识，维护了香港大多数居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香港本地的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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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由此可见，功能代表制虽然只是一种地方性制度，却承担着双重代表性。它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因而成为连接“一国”和“两制”的一个重要制度枢纽。也只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香港政制问题上，代表制是一个比直接民主更有效的理论工具。原因即在于，代表制完成了直接民主难以完成的理论任务：在香港政制中摆正了“国家”的位置，明确了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61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授权”不是“分权”。62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63代表制就是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形式。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同时又透过各种形式的代表主体，如驻港机构、选举委员会、功能界别、中资企业乃至爱国社团等，不断地“再现”于特区的日常政治中，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依法承担决策者与监督者职责，灵活行使特区管治权，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种自上而下的、全过程的“主权代表”，或许才是“授权”的真谛。“一国两制”是一种迈向国家整合的宪制秩序，并通过代表制而获得其规范形式。
如果国家是目的，代表制更多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那么香港政制发展就不是单纯的特区自治事务，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以功能代表制为例，金庸的分析表明，所谓“功能”，指的不仅是香港的繁荣稳定所必需的“功能”，更是国家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功能”。因此，当“国家理由”有变，国家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和改变时，“功能”也将被重新界定。哪些“功能”应当被代表，应当以何种形式和比例被代表，取决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衡和设计。事实上，2021年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在功能代表制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使香港选举制度更符合实际情况。64功能代表制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形式，现有的制度实践尚未穷尽其理论上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包含了一种立法者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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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公布
严格来讲，本文不是一篇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文。本文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香港故事。彼时，中英联合声明尚未签署，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也未提上议程。金庸仅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未来香港特区的政制设计进行了自成一体的前瞻性思考。此后不久，金庸就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与肖蔚云共同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而且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今天依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参考价值。也正因此，本文或许在“思想”与“事件”的双重意义上，记录了香港基本法一段尘封已久的“史前史”。
谨以此文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亦以此文纪念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生前秘书李以建为本文提供了史料方面的指引，赵晓力、王振民、刘诚、田思源、余凌云、冯林轩及匿名审稿人都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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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岳：《港式法团主义：功能界别25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80页；Christine Loh & Civic Exchange (ed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5页；刘兆佳：《香港的独特民主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3—90页。
③汪江连：《香港特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价值功能分析》，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27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139页。
④保罗·卡恩（Paul W. Kahn）质疑了“国家”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缺位，见［美］保罗·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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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中，沒有什麼是偶然的。如果發生了什麼事，請相信這是有計劃的。”
———富蘭克林·d·罗斯福 读笑傲江湖，不能不阴谋论
古今中外的大小说家、大戏剧家，皆务在“求简”，非徒金庸为然。小说家与戏剧家，尽可以刻划无限的人性，但必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内。
麦克白的独白：
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
为了这个原因，麦克白决心派刺客暗杀班柯。
很明显，麦克白是有子嗣，并且不止一个。其中，至少一个儿子已经成年。然而，整部剧中，麦克白夫妇几乎一直在舞台上，却没有一个子孙露面，与他夫妇在一起，这是不合情理的。莎翁为何这样处理？此亦无他，“求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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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一书的补充资料
撒切尔夫人说得好，“要是没有我们的浴血奋战，欧洲早就实现统一了，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摘译自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八月炮火第一章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
这位向以出行频繁著称的“旅游皇帝”，对仪式隆重地进入外国首都，常甘之如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为了让他骑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门；然而巴黎，这个无美不备，无不令人神往，柏林无一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中心，他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想受到巴黎人的欢呼，他想获得法国荣誉勋章，他曾两次让法国知道陛下的这个心愿，但邀请从不见来。他可以到阿尔萨斯发表演说，颂扬1870年的胜利；他可以率领游行队伍穿过洛林的梅斯；可是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岁，至死也没有看到巴黎，这也许是帝王命运中最为辛酸的一个史话。
对于立国较久的国家怀有嫉妒，这种心情咬啮着他。他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说他们访问欧陆时从不光临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为人所赏识。“我在位多少年以来，”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的同僚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要不了多天，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这样的情绪，遍及他整个民族。他们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全都迫切需要得到器重。他们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他们意识到实力的强大，他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注：特赖奇克（HeinrichGotthardVon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著名成员之一。曾任柏林大学等校教授。1886年起成为普鲁士史官。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力主对外扩张。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等。——译者]之道哺育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理应称王称霸，他们感到为人所负，世界没有承认他们为盟主。军国主义的发言人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写道：“我们必须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这是它们应得的……可是迄今未给它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直言不讳，只容许采用一种办法；从德皇以次的一些小贝恩哈迪们，于是力图使用威胁和显示力量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尊敬。他们挥着“包着铁甲的拳头”，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他们歌颂“热血和钢铁”和“闪闪发光的甲胄”，宣扬刀剑的功德。罗斯福先生当时关于跟邻国相处的格言已被条顿化为“提高嗓门，挥舞大枪”。当德国人挥舞大枪，当德皇吩咐军队为义和团之乱开往中国象匈奴王阿提拉那样行事（把匈奴人作为德国人的榜样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泛德意志同盟和海军联盟纷纷建立，集会要求别国承认它们扩张的“合法目的”时，别的国家便以结盟相报了；而当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于是嚎叫这是包围！全德国被包围啦这句副歌给咬牙切齿地唱了整整十年。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秦晖：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儒家的命运
来自: Boi@阿诗玛(一朝悲歌成金曲 千座山峰化水泥) 2011-05-22 16:27:11
（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秦晖审核。此次会议由广东信孚研究院、《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举办，2011年5月14日、15日上午召开于广州从化） 
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班淑娴是昆仑派中的杰出人物，年纪比何太冲大了两岁，入门较他早，武功修为亦不在他之下。何太冲年轻时英俊滞洒。深得这位师姊欢心。他们师父白鹿子因和明教中一个高手争斗而死，不及留下遗言。众弟子争夺掌门之位，各不相下。班淑娴却极力扶助何太冲，两人合力，势力大增，别的师兄弟各怀私心，便无法与之相抗，结果由何太冲接任掌门。他怀恩感德，便娶了这位师姊为妻。少年时还不怎样，两人年纪一大，班淑娴显得比何太冲老了十多岁一般。何太冲借口没有子嗣，便娶起妾侍来。
由于她数十年来的积威，再加上何太冲自知不是，心中有愧，对这位师姊又兼严妻十分敬畏。但怕虽然怕，侍妾还是娶了一个又一个，只是每多娶一房妾侍，对妻子便又多怕三分。这时见妻子将一杯毒酒放在自己面前，压根儿就没有违抗的念头，心想：“我自己当然不喝，五姑和春儿也不能喝，张无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只有这女娃娃跟我们无亲无故。”便站起身来，将那杯酒递给杨不梅，说道：“孩子，你喝了这杯酒。”（《倚天屠龙记》第十四回）
岳不群、宁中则，大致也如此。
2000年，金庸给马云题赠：“善用人才为大领袖之要旨也。刘邦刘备之所以创大业也。愿马云兄常勉之。”
1988年7月我应聘到香港《大公报》上任之初，查良镛因为知道我患冠心病，体内安装了起搏器，写信劝我要保重身体，其中着重说：“惟我兄毕生劳瘁，奋力奉公，致心脏较弱，今后事当剧繁，敬盼时时以‘节劳’、‘使能’为念，不必事事躬亲，择贤而督责之，观其效否，定其奖退，总其大务而优游从事，于报社及个人，均有利乐。过去日夜不休之习惯，务请有改。忝在知交，欣喜之余，深以为念。”忆我与独立报人查良镛的交往——粤港老报人杨奇访谈录
他顿了一顿，缓缓说道：「这部『葵花宝典』，武林中向来都说，是一双夫妻所合着。至于这一对前辈高人姓甚名谁，已是无可查考，有人说，男的名字中有一『葵』字，女的名字中有一『花』字，所以合称『葵花宝典』，但把多半也只是猜测之词。大家只知道，这对夫妻初时恩爱甚笃，后来却因故反目。这对夫妻撰作『葵花宝典』之时，年方壮盛，武功如日中天，反目之后，从此避不见面，而一部武功秘笈，也就分为两部，历来将那男子所着的秘笈称为乾经，女子所着的称坤经。」
令狐冲道：「原来『葵花宝典』分为乾坤二部。晚辈今日是首次得闻。」方证道：「经分乾坤，那也只是武林中某一些人的说法，也有人称之为『天书、地书』、『阳录、阴录』的，总之原书上并无标签，任由后人随意称呼了。二百余年来，事情也十分凑巧，始终并无一人同时读通了乾坤二经，将宝典中的武功融会贯通，若说没有机缘，却也不然。百余年前，乾坤二经都曾归福建莆田少林寺下院所有，其时莆田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该当通解乾坤二经才是，但据他老人家的弟子说道，红叶禅师并未通解全书。」
【【【【【【【【【【【【【【【【【【【“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 《管子》 ​​​​
袁世凯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
“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
“咫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
奥兰治亲王宣称，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野心家统一欧洲的企图。（《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第一章。）
撒切尔夫人：英国与欧洲
原创：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今天
 
1988年9月20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说。演讲带有较强的“疑欧论”（Euroscepticism）色彩，在英国脱欧之际，值得参考阅读
英文标题：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The Bruges Speech）
我们英国人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为欧洲做出贡献。 数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阻止欧洲陷于单一强国的统治。 我们为她的自由而战，为她的自由而死。 在比利时，离这里几英里之遥的地方，安息着12万英国士兵，他们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是没有这种浴血奋战的意愿，欧洲早就实现了统一，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 在上一次大战期间（译注：二战），英国对抵抗运动的支持，使得许多国家的自由火焰一直燃烧到解放的那一天。 明天，博杜安国王（译注：比利时国王）将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仪式，以纪念许多勇敢的比利时人，他们在皇家空军服役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他们的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而欧洲重获解放，正是始于我们岛国的堡垒。 
大眾傳媒與開放社會
時間：1994年3月12日
地點： 香港大學（香港）
編者按：本文是是查良鏞先生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於香港大學出席“香港講座：十年過渡的紀錄（一九八四——一九九四）”的英語講辭，其時席揚案尚未宣判。本刊特將其中譯本全文刊出（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我們毋須在此討論現代專制政權用以檢查和控制大袀髅降姆椒āＷ糁巍W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小說《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Four）裏，生動描述暴君“老大哥”如何達到上述目的。這並非純粹是小說家的幻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據於他對蘇聯共產黨的實際措施所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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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1994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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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舆论周刊》的创刊词中，汤尔和宣称自己本不愿谈政治，作为一个“外行”，他以为“谈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实，事实就是内幕”。政治这样东西，在汤尔和看来，外面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一旦掀开内幕，真是说不得，所以他断言“政治是龌龊东西，政治生活是下流职业”（《开宗明义：三个小志愿与三条消极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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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学者罗泌说“封建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黄宗羲认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异民族入侵，而在于君主独裁之下，文武官僚软弱无力。内藤湖南也用这种观点解释清亡的原因：“清王朝越来越致力于集权于中央，并把官僚系统的权力集中于近亲宗室。除了这些人以外，已经没有官僚负有政治的责任。其结果是，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叛离，清王朝崩溃。”黄宗羲说“三代以下，有乱无治”，顾炎武则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周秦之变后，中国政治的最大变化就是官僚集团取代了自治社会。自秦以后，中国政府有两个特点：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 ​​​​
“多难”和“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古籍中“多难”一词频频出现，“兴邦”一词也俯拾皆是，“多难兴邦”作一词使用者却非常罕见。据现在一些文章考证，“多难兴邦”一词最早源于《左传》，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派使者去晋国，让他们帮着邀集诸侯参加盟会，晋平公想拒绝，司马侯就劝他答应下来，以免得罪楚国。晋平公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国家地势险要，能攻易守；我们有好战马可用；齐国和楚国多灾多难。这三条都是我们战胜楚国的有利条件，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司马侯说：这些想法是很危险的。古代圣王都是以修德来治理天下，没听说依仗险要地势和好战马就能守住疆土的。最后他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虞”就是猜度，“不可虞也”就是事物不是单从表面就能估摸透的。这就是“多难兴邦”的最早出处。
“多难兴邦”的第二个出处源自于唐代房玄龄所着《晋书》，其中有一段儿说：“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很多人都知道《诗经》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句子，意思是说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殷忧以启圣明”是说帝王因为顾及到政权可能会丢失，所以不得不励精图治，使自己成为圣君，因此才出现昏明迭用、否泰相济的历史现象。这里的“多难以固邦国”、“殷忧以启圣明”都是说的很多情况中的一种。稍通中国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或”，是“有人、有的”的意思，是对某种情况的设想，并不表示一定怎样。关键是能不能接受以前的教训。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记载，唐代名臣陆贽在给唐德宗的奏折中写道：“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意思是说有的国家无难却失守，也有的屡遭劫难却逐渐强大；但他后来又补充道：“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这可以说是对多难兴邦的解释，国家多难，这种情况下就要多体恤民情，戒急用忍。“敕慎”就是不要轻易发布政令法令，从这个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并不是多难就会兴邦，邦能不能兴取决于别的条件。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作者：韩非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候，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
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灾难。
——哈耶克 ​​​
当一个社会离真相渐行渐远的时候，它就越会憎恨那些讲真相的人。 ——乔治·奥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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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的体验是神秘感。真正的艺术与真正的科学发源于这种基本的情感。体验不到神秘感的人，他不再好奇，不再惊叹，如行尸走肉，双目暗淡。正是这种对神秘的体验，甚至掺杂了恐惧的情感，才催生了宗教。我们知道存在一些我们无法洞察的东西，我们所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绚丽的美，也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而被我们的心智所理解。这种认知和情感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个虔诚的信教者。我无法设想一个奖惩他所创造之物的上帝，或者上帝也有着我们自己所体会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设想一个人能逃脱他身体的死亡。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愚蠢的利己思想，去珍视如此的想法。我满足于生命的永恒之神秘，满足于觉察并窥视现存世界的奇妙结构。我全心致力于领悟那种在自然界中所展现出的深奥理性的一部分，即便是沧海一粟，我也心满意足。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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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 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1 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2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四十四岁，皇帝才二十五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3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最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刘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4），定襄郡5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6，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7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8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9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10 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11，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12，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13，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14。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感谢本号编辑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
中古新书 | 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总0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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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现代化的批评家 (2006-05-07 22:54:17)[编辑][删除]转载▼
分类： 杂谈与乱弹
很久以来, 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 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 论上, 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 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 于 1935 年——1936 年 年 间 因 书 评 而 引 起 的 和 巴 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 “官司”。职称论文发表但是毫无疑问, 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省级期刊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 一直以来, 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 或者是印 象鉴赏的批 评, 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 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 象主义, 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 因而他的批 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 在我看 来, 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 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 而 是表里的关系, 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 而中国传 统文学批评为里, 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 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 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 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 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 , 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 义的余
波, 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 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 因而印象主义提出 “为批评而批 评”。此 外, 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 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 唯美主义观 点, 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 甚至认为 “最高之批
评, 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 李健吾所持的 “自我发现论”, 就是把批评当作是 “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 “犹如 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 决定价 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 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 他的人格, 增深他的认识, 提高他的鉴赏, 完成他 的理论。 (批评) 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 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 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 而不必 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 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 看作家的脸色, 因为 “作者的自白 (以及类 似自白的文件), 重 述创作的经 过 , 是 一 种 经 验 ; 批评者的探讨, 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 (书), 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 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 当 《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 表示批评者的 “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 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 而 是坦然道: “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 金先生的自 由, 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 因为批评 “是一种独立的, 自为完成的, 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 尊严的存在”。在他 看来, 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 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 “攀亲戚”, 批评和作品是两
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 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 创作的地位为代价, 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 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 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 而是恰恰相反, 批评主体的 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 , 甚至判决的 冰冷的铁面, 而是以 “泯灭自我”为条件, 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 对于批评 者来说, 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 而是经验的对象; 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 并由此确立批评的 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那么批评也就是 一种 “表现”, 表现 “它自己的宇宙, 它自己深厚 的人性”, 于是而有 “所谓的风格, 或者文笔”。风 格即是 “人自己”, 表现自我, 同时就 “区别这自 我”, “证明我之所以为我”, 其难在于一个 “诚” 字。近年来, 批评界不时冒出 一两声对文 采的呼 唤, 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 批评要有文采, 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 “润色”, 它 “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 李健吾把 “自我”作为批评的 “根 据”。文学创作中 “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 鲜事, 但在批评中, “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 上说, 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 他认 为强调 “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 “批评 的独立”, 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 独立的创造 “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认 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 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 一切所谓 “真 实”都无非是 一种感 觉, 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 印象主义者就特别 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 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 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 的固定的标准, 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 所谓 “客观意图”, 他认为是不存在的, 因为即使 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 那么批评家就 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 同样 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 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 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 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 首先是阅读, 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 “凡落在书以外 的条件, 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 把辞 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 然后赤 手空拳, 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 “全份的力 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 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 要 “像一匙白松糖浆, 喝下去, 爽辣辣的一直沁到 他 ( 作者) 的肺腑”。否则, “缺乏应有的同情”, 就 “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 强调感受, “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 批评家很少读作品, 或是浅尝辄止, 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 戳不到痛处, 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 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 现代化正如温儒敏 在 《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史 》中所 说: “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 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 中国古 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 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 形式, 偏重直觉与经验, 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 的鉴赏, 以诗意简洁的文字, 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 神或阅读体验; 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 同, 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 是不管哪一种, 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 辨, 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 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 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 这些都 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 开各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 主义与术 语, 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 用心体会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 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 如 《文心雕龙》、《人间词 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 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 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 使之更富有操作性, 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体的方法, 就是 “把他独有的印象形 成条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 而是他独有 的, 基于他全部个人的修养、经验、知识和人格的 印象, “条例”即规则, 即综合, 要通过理性分析来 完成。不妨说, 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 为基础, 以普遍的人性为指归, 以渊博的学识为范 围的潇洒自由的批评。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赏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话说: “好批评家是这样一 个人: 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用李健吾自己的话说, 批评的过程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 形成 “独到的印象”; 第二步, 将这印象适当条理化, “形成条例”。我们发现, 这两 步虽然并不复杂, 但却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 一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偏重直觉与经 验, 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的方法; 一是注重理性判断的批评方法。这两者各有各的优点, 当然也会有各自的缺点, 但很显然, 李健吾更偏重的是中国感悟式的批评理论。大学学报征稿但是, 他也看到了这 一批评方法的致命缺陷, 那就是在中 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 文学批评越来越要兼具 文化信息传 播的功能, 光靠悟性的点拨是不行 了, 理论化、明 晰 化 、 系 统 化就 势 必 成 为 批 评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标 。而传统批评只有革新拓展, 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 而当务之急, 是依助西方批评理论 方法来刺激 调 整固有的批评思维方式。在这个方面, 王国维 早 已走在前面, 《〈红楼梦〉评论》振聋发聩, 从根 本上调整了批评的思维方式 。但这样巨大 的改变势必会引发争议, 且效果难以理想。李健 吾则选 取了一种更加温和, 更有继 承性的方式 , 那就是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基础上, 从 西方理论中借鉴一些东西融合进 去——这就 是 李 健 吾 的 文 学批评理论的核心。
最后, 本文以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对李健吾的 评价作结: “他有周作人的渊博, 但更为明通; 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 但更为圆融无碍; 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 但更为圆熟; 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 朗, 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再进一步说, 没有刘西渭, 30 年代的文 学批评几乎就等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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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成了唐太宗。
当上皇帝后他也开始了“反思”，他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是朝政还是有点“温柔”，“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当上皇帝后却是这样“反思”的：“朕收平之后，非猛不可”。
“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大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一些人不相信“朱元璋是底层民众出身，怎么可能残害底层民众？”那是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朱元璋。
《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被学者称为“朱元璋的自供状”，里面收录了许多朱皇帝残害民众的血腥案例。
比如朱元璋搞了个残酷的“知丁法”，勒令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凡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者，统统属于要被铲除的“逸民”（好逸恶劳的人）。
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要求民众必须“互相知丁”，必须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如果邻居、亲戚和里甲，发现“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要处死，邻居、亲戚和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
朱元璋还专门强调“的不虚示”——别以为我是说着玩的。
朱元璋的狠，天下少有，他确实不是说着玩的。《大诰续编》里记载，他曾一次性干掉了松江府1350名“逸民”，另有一次性干掉了苏州府“逸民”1521名。
学者认为，“知丁法”配合“路引制度”，将明帝国的所有民众都牢牢禁锢了起来，不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之外的其他职业，不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例如，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农民，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恐要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变成残废，就没罪了。”
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成年男丁族诛，妇女一律流放不毛之地。
再如，广信府贵溪县，有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逃避做官（朱元璋不信任民众，对其实施严密控制；他也不信任官僚集团，屡屡大开杀戒进行清洗。故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性命不愿做官），将自己的左右大拇指给切了。
结果被人举/报，捉拿送入京城，朱皇帝亲自审问他们。
朱说：你能过上这种好日子，靠的全是君王，也就是我，我是你们的大救/星。爹妈你知道奉养，对待再生父母般的大救/星，却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给剁了，不愿为我所用。我必须砍你的头，抄你的家，以免天下人效仿。云云。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还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列举“逸民”如何如何地于国于民不好，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全是为了民众好”的“好法”。
“庙堂有病，却让江湖吃药。”朱元璋的本意，就是要瘫痪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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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的畸形制度
张宏杰 友朋说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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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当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曾国藩还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并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弟弟和子侄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说明在国势陵夷之际，晚清朝臣潜意识当中是何等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挽救国家危局；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
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后世臣民的景仰呢?因为他除了有治国雄才，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很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临到开席，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发下指示，要求大臣们不必拘束，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副朕意。”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酒酣无不沾醉”。
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孤独，康熙很喜欢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们到他的行宫里面参观游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甚至还做起了导游，遇名胜处，亲自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
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迹上下，倾心归慕”，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出来的，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
“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在其他的朱批中，康熙也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但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当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
……惟有罪之人拘系图圈，常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其九门锁禁人犯，毋论奉旨带锁，亦皆酌减锁条。至一应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侯暑退后，仍照限补枷。
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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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40岁的康熙皇帝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二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79-1687年）。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的、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至“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方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脧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亲政之后不久，康熙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
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一直忙于熟悉政务，以及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
“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已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
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湖广巡抚张汗“莅任未久，黩货多端”，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认为，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做百”。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
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的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将反腐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做过这样的阐释：“于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得中，则诸德悉备矣。”
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以此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其何能堪耶?”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答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是“适可而止”。
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如此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遂”；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收火耗”；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因而笔帖式及衙
门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
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鳴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
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速捕“服官污浊腹削小民”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翻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康熙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第二个错误是默许“陋规”的存在。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因为清代沿袭明代，采取低薪制，所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根本不足生活之用。当时的御使赵璟曾经上疏指出，朝廷发放的工资，仅够基本生活费用的六分之一：
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体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体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
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
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
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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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老年康熙皇帝
黄宗羲定律
康熙默许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阅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措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确实，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说，“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若将火耗明定额数，人无忌惮，愈至滥取”。也就是说，如果明定“火耗”标准，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会更肆无忌惮，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但是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人记载，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保持这一线之防，全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康熙晚年，实际奉行的是“难得糊涂”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对大臣们是越宽容。对于贪污腐败，康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发生“内仓亏空草豆案”，经查审，户部尚书希福纳等64名堂司官受贿银数达二十万两之多，可谓集体受贿大案，按律俱应革职拿问。但康熙最终决定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补，免予议处。
但是一个人可以糊涂于一时，一个朝代却不可以糊涂于永久。到康熙末年，因为皇帝的有意放纵，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地方治理严重混乱，遇到灾荒，朝廷所发的赈济，皆被地方官吏苟且侵渔，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各地司法腐败极为普遍，为了索诈钱财，各州县衙役们甚至竟以案件为生。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废弛失效，因为水利资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员们层层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闸河之宽深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甚至有的官员故意毁坏河堤，制造水患，“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目的仅仅是为了侵吞修补款项。
官场腐败的代价必然是民生的凋敞。康熙晚年，百姓生计日益困乏，破产流亡现象日益严重。每逢荒年，“老弱幼稚者，半为尪瘠；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连北京这个“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增加，康熙后期接连爆发了福建的陈五显起义、河北的亢珽起义及台湾的朱一贵起义，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乱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发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别无所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力非凡的继任者大力整顿，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走上覆亡之路。
幸运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雍正这样的“另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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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侠客与武侠小说：莫方朔《新天津画报》1942年07月（正义联盟小队长整理）
莫方朔 民国故纸堆 今天
谈侠客与武侠小说
莫方朔《新天津画报》1942年07月06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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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之侠客，远在秦汉时代，张子房以力人锤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于千军万马之中，而能从容逃遁，独往独来，身若不怀绝技，曷能如此！荆轲借樊将军头，白衣冠悲歌渡易水 ，怀匕首而刺秦，岂非侠客耶？太史公被汉主施残刑，心有不平，握笔而写武侠小说，骂酷吏，而崇拜侠客，亦因胸中抑郁不得伸也！
世之所以重游侠者，盖因世无公道，民抑不得伸，疾苦不平，只有侠客能救之。侠者抑强扶弱，赏罚分明，与贪官污吏，居于相反之对面。战国之世，天下纷乱，侠士辈出，此亦时代所造成也。假若天下承平，吏治澄清， 盗贼均不出，则焉有侠客？故武侠小说亦是时代之产物也。
不过现代之武侠小说，佳者绝鲜口吐白光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无奈世间无此奇事，故将来之武侠小说，必有一种新奇之体裁者出现，故事亦未不落平凡，写侠士救世之热情，写世态之炎凉，写社会之悲剧丑剧与喜剧，将公案武侠社会言情之三种小说体裁，治于一炉，绝非掷几镖，舞几回枪，练一套拳而已也！如此辛勤之巨著，正由某名家选择材料布置结构中，两三月之后，即可与社会人士相见，华北文坛之放一异彩，为期已不远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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