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29 21:59 编辑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我选择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法说话，无法说一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投机取巧的话，却回避根本一一米兰昆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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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22:33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已经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每逢人类社会的危机或变革的时代，哲学家和政治团体这些知识精英，总是会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是什么”、“如何实现美好社会”等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各种激进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作为“药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意识形态”。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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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荷马称作“全希腊的老师”。500年后，罗马修辞学家昆提利安称荷马为“所有文学的源头活水”。1800年之后，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评论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 要么是《伊利亚特》，要么是《奥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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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156。②肯尼迪150.7。③克林顿148.8。④卡特145.1。⑤奥巴马145。⑥尼克松131。⑦老布什130.1。⑧里根130。⑨小布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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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耶鲁大学校长Charles Seymour在就职演说里发出呼吁，“作为一个思想主体的一分子，慷慨地认可宗教教育在我们对抗自私自利的唯物主义侵蚀的生死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巨大价值与威力。参照国外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场斗争的胜利，那么真正的学术恐怕就将伴随着宗教一同消失了。”
乔治．华盛顿：＂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神和圣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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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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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是伪历史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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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所谓的“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欺骗”。
它是一则广为人知、却疑点重重的近代史典故。
该典故的大意，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袁克定伪造了一份日本人经营的《顺天时报》，使其父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他称帝。
描述此事最为详尽的材料，是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叔祯）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成于1963年，由“恽霞表记录整理”。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袁静雪在文章中说，伪造《顺天时报》蒙骗袁世凯的，是其长兄袁克定，自己则是此事的直接揭破者。下文，是对袁静雪所讲述故事的完整引用：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①
袁世凯生有17子15女，袁静雪是其第三妾金氏（朝鲜人）所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未遂去世时，袁静雪17岁。她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这段历史，本该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然而，上面这段文字，却存在着颇多可疑之处。
先扼要介绍一下《顺天时报》。该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1901年底在北京创办。1905年转让给日本公使馆，置于外务省的保护之下，成为日本在华的半官方言论机构。1915年，该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销量大涨，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930年停刊。②
袁世凯谋划称帝，日本的立场至关重要。他关注《顺天时报》，自是情理中事。这也意味着，袁克定若想通过伪造《顺天时报》来蒙蔽袁世凯，使袁世凯产生日本支持他称帝的错觉，就有了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当日的袁世凯，手中有多种渠道来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与立场，并不会仅凭《顺天时报》来做判断，更不会只看到假《顺天时报》，就相信日本政府会支持他称帝。
比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其中，有贺长雄曾受袁派遣，就帝制问题向日方疏通，表示“实欲极诚联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立场变化，也俱经由陆宗舆，传递给了袁世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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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时报》相当于日本外务省在华半官方言论机构
袁克定不是傻子。他自然也明白，伪造一张假的《顺天时报》，乃至于伪造一整年的假《顺天时报》，都不足以蒙蔽袁世凯。他没有办法阻断袁世凯了解、沟通日本立场的诸多渠道。
此外，恢复帝制严重牵动列强华利益，列强的反对之声，会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进入到袁世凯的视野，绝不会被假的《顺天时报》所掩盖。比如，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联合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
“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这种警告很自然地被汇报到了袁世凯那里。袁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更不得不出面正式回应称：当局本无意改变国体，只因国人呼吁恢复帝制者甚多，故“惟有尊重民意”。稍后，法、意两国加入，“三国警告”又升级为“五国警告”。
这些警告，是袁克定无论如何都屏蔽不了的。袁克定不是傻子，袁静雪却说他想着单凭一张假《顺天时报》，就要蒙蔽袁世凯，冀望着让袁世凯产生日本和列强都支持他称帝的假印象。这种事，岂非荒唐？④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合情理的荒唐叙述，是因为“袁克定伪造假《顺天时报》”之说，是一桩以讹传讹的伪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中新书局先后出版《袁世凯轶事》（6月）、《袁世凯轶事续录》（10月）两书，内中载有“乞丐劝进”“妓女劝进”等诸多与袁称帝有关的不光彩传闻。但其中尚无任何“伪造报纸”的内容。
最早记录“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之事者，是一份叫做《虎厂杂记》的材料。
1926年，民国著名媒体人戈公振写成《中国报学史》一书（次年出版），援引摘抄了一段《虎厂杂记》的内容。其中提到，伪造报纸欺蒙袁世凯者，并非袁克定，而是袁乃宽；伪造的报纸并非《顺天时报》，而是上海《时报》。
其原文如下：
“近人《虎厂杂记》载此事（注：指袁政府强迫各报纸使用洪宪纪元）甚详，并言及假《时报》事。亦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其言曰：‘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⑤
戈公振的《报学史》，是中国首部报业史专著。戈氏亲历过袁时代，1914年入上海《时报》，历任校对、编辑、总编辑等职。对当时的报界掌故了解甚多。他所援引资料的来源《虎厂杂记》，或已失传，难考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戈氏的描述，只能知道该《杂记》是其同时代之人的作品，成书必早于1926年。戈氏很认同该书的史料价值。
伪造报纸者是袁乃宽等辈，伪造的报纸是上海《时报》，事情就都合乎情理了。
袁乃宽与袁世凯，并非血缘之亲。晚清之时，袁乃宽攀附袁世凯，对其“执子侄礼”。进入民国后，袁乃宽仕途畅通，获授陆军中将。袁世凯谋划称帝，袁乃宽参与组织筹安会，为其摇旗呐喊。通过收买、威逼等手段，来整合媒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支持，是袁乃宽当时的一项“本职工作”。他伪造上海《时报》，其实是为了完成自己的KPI，来向袁世凯邀功。梁士诒的情况大体相似。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梁亦被国内舆论视为“帝制祸首”之一。
上海《时报》与《顺天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前者代表的是“国内民意”，后者代表的是“日本的半官方舆论立场”。对于前者，袁世凯要的，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登拥护帝制的文字”，以粉饰现实政治，至于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并不重要。这与他对后者，也就是《顺天时报》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换句话说，袁世凯之所以对“假上海《时报》事件”震怒，并不是因为该报上面刊登的“民意”是假的（这对他来说不重要），而是他意识到了袁乃宽等辈没有尽职尽责去完成他们该完成的KPI，反用假报纸来蒙蔽自己。
如前文所言，“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之说的最大漏洞，是这种伪造毫无意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蒙蔽袁世凯的作用，因为袁有更多更可靠的渠道去了解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但“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则不然。这种伪造的目的，是向袁世凯展示其“工作成效”，若无意外事件发生，袁世凯也不会想到亲自去市面上买一张上海《时报》来比对。替他监控、整理报刊舆论者，即是袁乃宽等辈，露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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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袁乃宽；右：1955年版《中国报学史》封面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无一字提及“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显见这说法在当时还不存在，至少连戈这样的资深媒体人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民国时期坊间流传的“伪造报纸蒙蔽袁世凯”，也都是指“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包括其他国内媒体）。
比如，鲁迅1927年在文章《扣丝杂感》中写道：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⑥
虽然鲁迅没有说出具体的报纸名称，但从“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一句来看，显然是指那些反映“民意”的国内报纸、而非反映日本外务省立场的《顺天时报》。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本《而已集》，相应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袁静雪所谓的“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再比如，任白涛1941年出版学术著作《综合新闻学》，提到袁世凯“因为畏惧舆论，故在称帝之前，仍不怠于阅报，遂致左右利用他的心理，按天把反帝的报纸改成拥帝的报纸”，书中注释引用的，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里的“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而非其他。⑦
以上种种，均显示在民国时代，流传的不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而是“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不过，鲁迅与任白涛等人均认为袁世凯会在意上海《时报》的拥护文字是否代表真实民意，则未免太过天真。袁世凯要的，是上海《时报》真的刊登拥护文字，而不是这些拥护文字是否发自真心。
然而，袁克定远比袁乃宽出名，《顺天时报》也远比上海《时报》更广为人知。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袁乃宽伪造上海《时报》”之说，便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
比如，阎锡山1958年在台湾做口述回忆，即提到：“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⑧阎锡山不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这些信息无疑来自道听途说。
再比如，袁的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在上世纪60年代初奉命为文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唐一面承认自己对袁的家庭内部情况“不甚详悉”，一面也依据道听途说，称袁克定“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
历史典故、历史名言在传播过程中，名气小的元素被名气更大的元素取代，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比如“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段话，本来是胡适的一个朋友说的，由胡适转述在了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传来传去，便成了胡适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出自一位英国女作家，结果也成了伏尔泰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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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这个故事的最终成型，是袁静雪1963年撰写的文史资料。如前文所言，袁静雪虽然自称亲历者，但她这段回忆资料，在事理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袁乃宽伪造假国内报纸完成KPI欺蒙袁世凯，是正常人可能会做的事情；袁克定用假《顺天时报》来伪造他国的政治立场，却只有完全不懂现实政治运作的傻子才做得出来。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袁静雪在撰写文史资料之前，已听说过此类传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选择了将自己打扮成亲历者，植入传言之中。至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斯人已逝，也无相关资料留存，已不得而知。
但也有一项案例可供参考与管窥。那就是与袁静雪大略同期，也在写作文史资料的沈醉。据沈醉日记，他撰写文史资料时，存有一种心态，就是力求多得稿费，以改善困顿的生活。沈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一天四五千字，一月的收入的确可观”（为凑字数，沈在很多事件中将自己伪造成了亲历者）。结果，这种做法引来了上面的批评，被指责“不必过多描写，简洁一些”。受到批评后，沈在日记中承认：“这是我追求字数想多得稿费的毛病，今后必须注意改正”⑨。
与沈醉大肆铺陈写了几万字相似，袁静雪的回忆文字也有五万余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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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史资料选辑 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P145-146。
②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P56-60。
③④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4辑 民初政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P179-180。《虎厂杂记》之“厂”，音、义当同“庵”。
⑥ 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1927年9曰1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第三卷，P370。
⑦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据1941年版影印），P78。
⑧《阎锡山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P121。
⑨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 第4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P331-557。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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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哪有什么“新美国”？（附音频）
原创 赵晓 全球善商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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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善商原创
作者|赵晓
导 语
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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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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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出现了一个名词“新美国”。有些人认为，美国从来就是变化的美国，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山巅之城”；后来是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民族大熔炉”；现在和未来将是全世界各色人种移民构成的“沙拉大拼盘”；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全世界的美国，全世界的人涌入到美国，美国当然就变成了“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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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位杰出的、先知性的政治学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特别强调：随着在美国的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面前，“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美国外部，而是将发生在美国内部；亨廷顿并做出了美国政治将走向极化的预判：“美国精英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而大多数美国公众则赞成美国保持已经三个半世纪之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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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所谓“世界主义社会”的主张就是在漂亮的“全球化”的旗帜下，让美国变成“非美国”，或者美其名曰变成所谓的“新美国”。
这个“新美国”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领袖，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就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预警：“美国正在走向衰败，这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罗素·柯克还清楚地指出，首先被谋杀的，是“保守美国”的根基：清教徒价值观。
这意味着“温水煮青蛙”式的美版“颜色革命”至少已经历了70年之久，但其加速却是近30年！
以“新美国”为旗号的美版“颜色革命”自克林顿以来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开始加速，特别是在“总加速师”奥巴马同志的极力推动下，大步往前推进。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16年6月17日公布的资料，奥巴马政府从2009至2014年，共接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难民人数为83.2万。从2015年开始，奥巴马大批接收叙利亚难民，穆斯林难民数量可能超过100万（参见何清涟：《奥巴马的8年 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奥巴马同志执政期间，美国基督徒人口比例在2007年至2014年间，从78.4%下降到70％。白人基督徒的比重下降更加明显。1976年，美国白人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1%，白人新教徒的比例也达到55%。但到2017年，只有43%的美国人是白人基督徒，30%是白人新教徒（美国研究机构P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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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比较，非基督教信仰人士比例从4.7％上升到5.9%，其中穆斯林比例增加了一倍；无神论者的比例增长近一倍；没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比例从2007年的16.1％上升到2014年的22.8％。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数据，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增长全部来自少数族裔。2019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60%；少数族裔人口比重接近40%，正引发美国种族生态的“颜色革命”。
这意味着，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也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经典新教美国正在渐渐远去，成为一道历史的背影。
美国专栏作家杜塔特认为：“新美国正在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唯一的、真实的美国（转引自沥泉、愈嘉：《解构：“新美国”吞噬“旧美国”》）”。按目前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传统的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基督徒将沦为少数民族，预计到2040年降到40%，而美国无宗教化人数到2050年可能上升到26%，届时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宗教化人口的国家。
现代人喜欢“变化”、喜欢“进步”，“白左”就用“进步主义”的标签来忽悠人，于是大家一齐为代表“进步主义”的“新美国”而欢呼、喝彩；尤其是美国的白左以及受白左影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象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争相拥抱这个“新美国”。
当前，拜登政府更是全力以赴，加紧推动“新美国”彻底翻转且成为不可逆转：拟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而且言明，五年给绿卡，八年给入籍。为何不是九年十年，而是八年以后？因为到那个时侯，正是新一届大选的关口；如果抓紧时间，在选前大批办好入籍，这1100万新选民的数量可确保民主党永远胜选、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新美国”永不回头。
虽然很多人一听“新”就高兴，一听“进步主义”就向往，但对饱尝过“左祸”的中国人、东欧人、越南人、古巴人来说，却难免抱以警惕。因为新名词包括“新社会”之类的，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但结果却是非常地不堪，因此很怕再上当受骗。
张维迎教授有句名言：当“新社会”烧毁地主与农民的那张地契的时侯，一夜之间中华世族几千年的信用也被烧毁了。
过去，经济学家这样批评“公有制悲剧”：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人人都不惜烧毁公家的房子。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白左真是太坏了，为了煮熟自己权力的鸡蛋，不惜烧毁美利坚200多年的房子，还妄图连根拔除人类2000多年的基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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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意义，这是它们无法走向繁荣的理由。只有美国，这个典型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崇尚工作的意义，以工作为荣。这一切源自新教伦理——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并通过工作来荣耀上帝，这一清教徒的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标准。
然而在“新美国”的叙事中，个人不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不再追求工作的荣耀，白左把产生的一切问题推给社会，推给大公司，推给政府，推给阶级，推给男人，推给白人，推给阴谋论，对“社会变革”的热情超过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保守主义之“新教美国”的价值观被“进步主义”之“白左美国”彻底解构时，美国也就被掏空了灵魂。白左的做法除了形式上更加隐蔽外，本质上和当年“红 ZUO”号召穷人起来造反，让社会秩序瓦解，是如出一辙的。
因此，很显然，对于所谓的“新美国”的“新”，善良的人们无疑要特别小心，一定要搞清楚“新”的外衣下究竟是什么东东。
因为过去我们上的当实在太多了！好听的名词下，包裹的也许是非常坏的东西；所谓的“进步主义”，也许本质是“退步主义”；表面上的“好心”，暗藏的也许是“私心”甚至“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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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奥巴马、拜登所宣称的“新美国”正是这样！
“新美国”有什么新东西吗？没有。可以说完全是国际上早已出现过的旧的、烂的甚至臭的东西，其核心内容包括：
敌视基督信仰
抛弃新教伦理
以“全球化”和人权包装的非法移民
高福利社会
低效率经济
大政府甚至极权政府
多元文化
相对主义以及身份政治带来的信仰与道德沦丧
族群撕裂
社会冲突
……
曾几何时，在过去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在类似漂亮口号和旗帜下，人们见识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帝国的诞生；见识了伊朗如何从一个追求现代文明的国家倒退回原教旨政教合一的国家；委内瑞拉如何从一个富庶国家变成一个穷国；也见识了南非如何在激进的口号下从一个现代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治理混乱、社会经济倒退的国家。
现在，浩浩荡荡非法移民闯入、泥沙俱下、族群冲突的“新美国”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也许是：
腐败的委内瑞拉+倒退的南非+因高福利而失去活力的欧洲+动荡与冲突的中东！
当年，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强调：＂要适当地治理一个国家, 没有上帝和《圣经》是不可能的(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第一届大陆会议成员Patrick Henry 则进一步谈到：＂（美国）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宗教上,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
第28任总统Woodrow Wilson 如此告诫美国人民：＂美国被建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建立，是要成为一个践行神圣圣经所启示的公义要素的榜样 (America was born a Christian nation。America was born to exemplify that devotion to the elemen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revela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如果说以上是美国先贤对美国人民的正面教导，那美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们还从反面对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约翰.亚当斯，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任总统这样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参见《美利坚众合国的历史：由发现新大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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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26任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警告：＂在这现实世界中, 一个没有教会的社会，一个放弃，嘲弄和忽略他们信仰需要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快速下滑的社会。＂
第40任总统里根则指出：＂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受神所管理的国家, 那么, 我们就必然成为二流的国家 (If we ever forget that 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n we will be one nation gone under)。＂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也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警告：“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她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如果美国停止美善, 美国也就不再伟大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she is good。If America ceases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从人类历史看，“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旧约《圣经》清楚显示：当以色列人敬畏上帝时，就得祝福；当以色列人偏离（ LEFT ）上帝且不悔改时，就受咒诅和灾祸。
以色列之外，历史上的罗马、欧洲的蛮族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自不例外。
过去，美国受祝福，是因为这个国家虔诚地信仰上帝。以教育为例，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90%的大学校长是牧师。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威廉马利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都是由基督徒牧师建立并隶属于教会, 其出发点都是要为基督造就年轻的一代。
约翰·哈佛, 牧师, 哈佛大学 (1636年) 的创始人，他创办哈佛大学的宗旨就是:“任何一个学生都会被清晰地教导和迫切地要求, 认真思考他的生命和学习的终极目的: 认识神和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因此, 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知识和学习的根基, 并知道惟有主赐人智慧; 愿每个人都能严肃认真地透过祷告寻求基督作他的主宰和主人。”
看看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何等地偏离上帝，世俗化、白左化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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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咒诅和灾祸自不远矣。不妨看看美国自1963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祷告后的部分统计数字:
15-16岁的性传播疾病上升226%; 离婚率上升111%; 非婚夫妻上升536%; 非婚生育上升325%; 10-14岁少女的怀孕上升553%; 暴力犯罪上升995%。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则显示这样的结果:
全美每24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 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 每68秒一起抢劫案; 每51秒一起严重伤害案; 每27秒一起暴力犯罪。加在一起, 每3秒钟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过去，世界各国的人都无不崇尚和羡慕美国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三权分立、选举公正等等。然而，2020美国大选，美国让全世界的眼镜都掉了，原来美国已经如此腐败、腐朽；美国人则惊呼自己的国家竟然变成了“大号的委瑞内拉”！
未来的美国，随着“白左主义”泛滥，美国或继续偏离上帝，偏离以基督建国的根基越来越远，美国因此会进一步腐败、腐朽、腐烂到一个什么地步，同样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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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耶利米书，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
上帝问耶利米：“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
上帝感叹：“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上帝责备：“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上帝最终警告：“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这是上帝当年对以色列说的，是不是也象是对今天的美国人说的呢？
有一天，当美国的灯塔倒下、“新美国”的泡沫破灭时，请千万记住：这正是美国不再当上帝的儿子，非要做世界的浪子的必然结果！
有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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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人“选举”了历史上最左的一班人马上台统治美国，“新美国”加速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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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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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发表于 2021-1-30 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