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3-26 11:36 编辑
马家辉：就算金庸没去世 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独家
2018年10月31日 19:43:0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游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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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94岁。消息一经传出便如重磅炸弹引燃，整个华语世界陷入沉痛悼念的氛围之中。
著名作家马家辉自1997年开始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任职副总编辑，在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连线时，谈及在《明报》的那段经历，马家辉表示金庸就像一位大将军，不仅自己能征善战，还懂得将每一个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就算20年过去，《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在马家辉看来，金庸能够依靠写作获得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特性，那是一个“提着一支笔就能闯出一片江湖”的时代。所以除了金庸，在那个年代还出了很多像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样的人物。而随着后来资本和媒体运作的进入，讲究团队化的操作和多媒体的展现形式，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出人头地，“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已经结束了”。
马家辉将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归功于作品本身的情节、人物和语言。金庸的作品通过传统中文的习惯而不是欧化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忠与孝、情与国、明与暗等等两难的困境之中，使得每一个华人都可以在金庸的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但马家辉不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在宣扬家国情怀，恰恰相反的是，金庸是在借小说表达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
独家连线内容如下。
马家辉
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
凤凰网文化：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来一天了，您现在有什么感想？
马家辉：他去世后我脑海就想着几个人，因为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50年代，大江南北的人都来香港，那个年代是资本还没开始大规模运作的年代。大江南北来的人其中有些是对文字有兴趣，也有能力的，他们拿着一支笔，就像拿着一把剑跑进江湖里面，有点像美国西部世界，去圈地就对了，就可以圈到。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基本上你有一只笔就像有一把剑，可以打出自己的天下。不像现在，跟现在对比起来现在是比较难的，现在都要网络运作，动不动就团队运作。当时你有一只笔你就可以写专栏，那些报纸抢着找你写专栏，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出了很多不同的人物，金庸当然是最成功的一个，可是香港当时也有不同的人物，有意思的人物。
金庸去世我脑海马上就浮现了几张脸，一张就是倪匡，他跟金庸是同一个档次的文字侠客，我今天看到媒体对他简短的电话采访，他也说那个年代所说重量级的作家一个一个去了，就只剩我一个了，他也有这种感叹。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还是他们彼此惜英雄重英雄，互相懂得对方，我就想到倪匡一定感慨特别大。倪匡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看别人报纸写的小说他就觉得写的很糟糕，旁边的人就说你那么牛你来写吧，只会批评。结果他写了稿子投给报社，报社马上找他写稿，开专栏，那个年代是有这种机会的。
另外一个人你们内地可能陌生，可是很有意思，叫胡菊人，他也是来香港写作，当时在金庸那里主编《明报》月刊做的很好，后来1981年有一个台湾的老板，从美国回来的，就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很明显是要跟明报对着干，就找胡菊人去当总编辑。金庸当然就挽留他，也是惜英雄重英雄，提醒他这个老板绝对不可靠，他的资金来源很不可靠，你去那边的话，第一个，我的判断是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久的，第二点就是假如你那边出什么状况，你就回来吧，还给胡菊人践行，当众送他一块劳力士的金表，在当时是文坛很大的新闻。果然胡菊人去了那边，好像才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拍桌子离开了，那个《中报》和《中报月刊》很快就倒了，听说胡菊人离开的时候还借酒消愁，头发一夜之间白掉，一夜白头，后来他自己创办了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是香港传媒界很重要的英雄人物、知识分子，他年纪比金庸小几岁，现在加拿大，我就想到远在加拿大的胡菊人如果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回首前程会是怎样感慨万千。
还有一号人物叫梁小中，他本名叫梁大中，后来他觉得人不能那么骄傲，要谦虚，就叫“小中”，笔名叫石人，什么都写。梁小中很有影响力的，黄霑也说自己系出梁门，他说梁小中懂得怎么写东西的秘诀。梁小中在40年代来了香港，就靠一只笔养大了一家七八口人，小孩子读了医学博士之类的，他自己也办过报，也成功过，也失败过，他自己说办了三次报纸都失败了。他也在金庸手下工作过，我年轻的时候他是前辈，请我吃饭聊天，听了很多他讲的金庸的事情，他自己说替金庸代过笔，当然这是他自己说而已，后来几年前去世了。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家辉，我用一只笔养活了一家人，看起来风光，可是我真的写到眼睛都瞎掉了。他视力很差，他看东西好像要靠鼻子来闻一样，靠得很近，他就劝我与其当写稿佬，不如多读点书，稿子以外的世界很大的。我后来好多年后读完博士自己弄了一个部落格，就取名叫做“稿纸以外”。
当金庸去世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人，倪匡、胡菊人、梁小中……我就想到这些人的脸，那个年代是个江湖，这些人都是侠客。
当然，金庸就不仅是侠客了，他也是皇帝、大将军，大将军有一个本领，当成功的大将军除了自己会打仗以外，通常的超级领袖都懂得用人，金庸一方面对他报社的员工很苛刻的，要节省，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懂得用人，看到谁是人才就找进去，然后对你非常礼遇，礼遇不一定是钱方面的礼遇，是给你训练，教你，提点你，把你放在最适合你的岗位。你是适合写社论的人就给你写社论，你最适合当编辑请你当编辑，你是适合出来应酬的，他给你当对外的，用人非常准确。所以他创办了《明报》这么多年来，就算20年了，《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这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凤凰网文化：那您认为随着金庸的逝去，这样一个时代也算是基本结束了吗？
马家辉：早就结束了，就算金庸没有去世也结束了。我从金庸想到一些人的脸、一些人的名字，然后想到那个年代的特性，我们回看那个年代的时候，与其只看到金庸他的成就，要知道是因为当时的江湖有当时的特点，那时比较开放的。就像刚才打的比喻，一只笔就是一把剑，有本领的人你就能够打出一个门派一个派系，不像现在，你有本领的话也不容易单打独斗，都是团队，还有拍视频，还有语音，当时你就摊开稿子就写。假如没有那个开放的年代，金庸、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些人想要写出来也不容易。
并非说金庸不在了那个时代就结束了，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过了90年代，到了21世纪资本的密集运作、媒体运作，时代就变了。我是想借金庸来重新回望那个年代的特点。
金庸作品《鹿鼎记》
在金庸的小说中，能看到现实中每个人的影子
凤凰网文化：您认为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马家辉：金庸小说的精彩其中一点在于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你在里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你朋友的，有阴沉的，有奸诈的，有善良的，有无知的，有重情的，有爱国的，有两面人，都有，不管你是好人坏人，阴暗的光明的，重爱情的重情意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眼熟的人，所以金庸就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而且很一点很重要，金庸的故事是他用中文来写中文，不是用欧化语言来写中文，他透过他丰富的人物，还有精彩的情节，来把人带进很多两难的处境里面，在忠和孝之间选择，在情和国之间选择，在明和暗之间选择，在自己和外界世界之间选择。这种两难困局我觉得跟中国文化价值是相通的，我们从孔子、孟子年代已经常说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老爸犯了案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判他关他杀他还是带着他跑路，这种两难困局经常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情节。说金庸小说的人物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他往往把读者带进两难困局里面，怎样来面对，怎么来选择，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常说什么英雄吗，所谓英雄不是你武功很厉害。英雄就是你在一个两难困局里面你付出了勇气，而且你选择、你坚持就是英雄。当然，背后又以侠义来打底，所谓侠就是勇气，我们过去说金庸小说是一个大义小说，我们做大侠，就是你做英雄的勇气、胆量和坚持。所以他的小说之所以成为全球华人共同语言，这种把人带进那个两难困局里面，去感受、去想象，去当一回英雄，我觉得这就是动人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对于您本人来说，您最喜欢金庸哪一部作品？
马家辉：我都喜欢啊，我觉得你不能也通常不会只看一部金庸，通常都是一口气看好几部。我不会说有最喜欢的，就是不同的年纪有不同被感动的一些作品。像年轻时候比较感动于《神雕峡侣》之类的，因为爱情比较多，《天龙八部》里奇奇怪怪的武功，阴阳怪气的人等等。后来年纪比较大了，反而喜欢韦小宝，不一定是因为韦小宝娶了那么多老婆，而是你会看到韦小宝他好玩，在韦小宝眼中其实是没有坏人的，在他眼中就算你再怎么坏，他好像都能理解你，都能体谅你。他很努力地在坏人和好人之间，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案，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那就变成中国人那种圆滑事故，甚至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体贴。那种心态可能是有点老了，也比较欣赏这种心态，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滑头的小子只会拍马屁，只会吹牛，可是自己年纪大了，就明白他的苦衷。再坏的人有他坏的想法和理由，我们不一定认同，不一定接受，可是假如我们能够体谅理解，是不是世界上的事都能找到一条一起向善的出路，而不是非得选择你死我亡呢。所以不同时间不同年龄读金庸，就有不同的感受。
金庸作品《天龙八部》改编电视剧剧照
金庸的小说表达了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很多分析，认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华人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一直根植于华人的一种家国情怀，就像您说他作品里面设置的两难处境，很多也是在家国和个人私情之间的抉择；还有就是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对每个人物好像都着一种较为悲悯的心态，他不是以一种个人的娱乐的心态来进行创作的，而现在很多武侠、仙侠小说，都不再涉及家国情怀和悲悯情怀，偏向个人和娱乐，您怎么看待武侠的这种转变呢？是这个时代变了吗？
马家辉：我有两点回应。第一，你说家国情怀，看你怎么样来定义情怀，当然，家国这种概念对于华人来说很重要很关键，可是假如你把情怀定义为我们无论如何要对家国尽忠，我就很怀疑。与其说他是这种家国情怀，不如说他小说里面好多人物都在怀疑家国情怀，一方面好像对于大传统、大道德所灌输的家国情怀有感觉、要承担，可是承担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质疑、很多的犹疑、很多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让读者动容的地方。
等于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假如你说为了能够让全球华人喜欢，因为有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方向我就不太认同，他不是因为表达了家国情怀让人家动容，而是他在里面的故事跟人物里面，表达在家国情怀这种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下面，个人如何疏解这种处境。甚至有时候他在韦小宝的作品里面，去调侃这种家国情怀，甚至在《笑傲江湖》里面，那些人物以家国之名做尽种种奇奇怪怪的不好的事。所以我是倒过来看，不是因为家国情怀让大家喜欢，反而是展露了在家国情怀大道统下面，人困难的处境，那种遭遇，让我们身同感受。
这个不表示我们不爱国不爱家，而是表示我们再怎么爱国，我们再怎么爱家，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七情六欲，有我们个人的目标，有我们个人的人生议程，但往往都被大道统、被外面一个所谓江湖的互斗压抑下来，我们如何在这种压抑下找寻我们的出路呢？我觉得这至少是让我这种读者动容的地方。因为假如你说是因为家国情怀，当时有太多不同类型的小说都讲家国情怀，为什么不让人动容呢？
第二点，你说到这两种类型武侠小说的对比，我也不觉得这种差异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因为当时除了金庸以外也有其他人，比如梁羽生他们也写武侠小说，里面也不一定都得讲家国情怀，那时候也不一定是所有武侠小说都是悲悯的，不是说现在没有悲悯，那时候有，我不觉得。当时也有很多讲武侠、仙侠，也都没有悲悯，我觉得不一定是时代的转变。新时代当然有新时代的特点，但我没有怎么看近来的武侠，所以没有发言权，我只是说当时很多小说都没有悲悯。可能当代小说也好，各种类型小说也好，难免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甚至BL、同性之间的暧昧、穿越等等都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点“直男癌”嘛。
凤凰网文化：您提到金庸的小说中有对家国情怀的怀疑，这会不会跟当时的大背景，那一代南下香港人的心态有关系？
马家辉：我觉得难免会有关系，因为当时南下的他们，所谓南来文人来说，退一步就是在香港，北方，所谓北方就是香港以北，不肯回去，也回不去。他们眼见50年代、60年代的大陆、台湾都是高举集体主义的时代，可能作为一个写作人，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和认知，这种认知和感情难免也会放进他的小说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刚刚说的，我还是认为正因为这一点，才能够打动全球的华人，所以我喜欢用那个词，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改编电视剧剧照
对金庸那一代“文学”和“文人”的理解不能太狭隘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金庸的作品过于浅显，情节内容很理想化、甚至很幼稚，就是通俗的“爽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马家辉：我真的完全没兴趣回应这种本身那么幼稚的评论，这种是很可笑的点评了。我们随便讲，古往今来，从莎士比亚开始，什么叫做浅显？什么叫理想化？什么叫现实？难道只写劳动阶层才是现实吗？金庸写的是想象世界里面的江湖，重点在于说，当作者想写，该用什么样的文笔来呈现和想象？这个又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什么效果？
好像这些东西文学评论应该懂一点，完全不认真的文学评论者就会说，我先假设有一个叫做现实的东西，我先假设有一个不是单纯想象的东西，然后套下来，说金庸小说不符合，所以你就很浅显。我觉得这种话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吧，我这句话说得太重。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但就只能是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点意义都没有。
凤凰网文化：我们知道金庸先生之前是写政论的，您之前也是写评论的，后来都写小说，从写评论转向小说创作，这是一种情节吗？还是一种巧合？
马家辉：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要知道，文人呐，都是文人，也有不同的想象力。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有这个兴趣的时候你就写了。你提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是当下，好像要把每个人分工，你是节目主持，你是评论家，你是学者，然后不断地提“跨界”这个概念。其实中国一直以来的文人，金庸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最后一代的文人，而且是成功，超成功的一个文人。中国的文人传统不是诗书画全部都通的吗？你不能说，你不是诗人吗？苏东坡写了多少策论？你为什么写评论？不是写诗吗？你为什么写书法？你怎么又画画？是不是跨界了？跨界这种概念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那种专业的分工，而且很无聊的分工，甚至是整个欧美学术基本主义化分工后的概念，所以才动不动就说跨界。其实这种概念跟中国文人的身份是有违和的，中国文人不是诗书画兼顾，甚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宋应星也好，李时珍也好，本身是诗画科学都通，那你怎么说他是跨界？这是很好笑的概念。他来玩一玩无所谓，但是作为一个观看的角度，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反省“跨界”的概念是怎么样形成的，适不适合用在那一代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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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浮想札记三则
2018年11月05日 09:42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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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念｜马家辉：金庸作品浮想札记三则
金庸的两种读法
原来整整三十年前，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谈过金庸作品。咳，应该说是骂，不是谈。
她论《书剑恩仇录》，说“陈家洛悲壮的‘牺牲’儿女情亦是庸俗的‘男儿’、‘英雄’感性。也因为这段恋情的陈腔滥调，加上才子的文章，恋情使大众很安心，成为佳话。因为现实从来没有这样简单”。她又说，“《书剑》亦暴露了作者/读者的‘大汉’心态，整体故事的前提是‘反清复明’，‘汉’是‘忠’的，而‘满’是奸的。这种忠奸分明的种族观，不过是幼稚狂热的狭隘爱国主义”。她再说，“《书剑》亦是封建伦理观的拥护者，君臣之义，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全然受到推崇……我无法明白小说人物及观众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生秩序……金庸小说鼓吹的封建意识，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书剑恩仇录》书封
她说这点，说那点，黄碧云是如此的不悦与不爽。
我不知道黄碧云其后有无改变想法，只记得当时阅后打从心底冒起连串问号：真的吗？真的如此简单便可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书剑》的故事，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逻辑分析到底、一棒打尽？当金庸写满汉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真的想说的就是这些？而就算作者本来想说这些，读到读者眼里，真的只会跟随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抑或，读者另有“阅读快感”之源，并正跟黄碧云眼中所见的彻底颠倒？
至少我是这样的。
在我的遥远经验里，读金庸，最有趣味在于他用丰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加上用中文写中文（而非唐兀的欧化语句），把我带进各式各样的“两难困局”里面对严峻的抉择。满汉也好，君臣也罢，父母手足男女亦是，“和谐”从来不易，常有冲突，以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之名，把个人迫进取舍的死角，而真正在角落的围困里，个人必须在万分焦虑与挣扎的状态下质问自己：你要怎样选？你到底敢不敢选？而无论怎样选，你敢说自己选得对？
由这角度看，“我的金庸”呈现的，非如黄碧云所说的“幼稚”和“狭隘”，而刚相反，他是透过主角的焦虑和挣扎而对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多有反讽。
“两难困局”是真实的，却又是虚假的。在历史情景下，困局处处，人间不易，但当书中人在作抉择之际或之后，往往领悟困局之为困局只不过因为你接受它、认同它，若能登高望远甚至远离江湖，困局即与你无涉无干。
金庸故事之撼动华人，这或是本旨。
金庸自己的说法
黄碧云卅年前撰文谈《书剑恩仇录》，指故事说的无非是“忠孝节义”的大纲领，“所有人物只以此独一无二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孝者义者忠，忤者逆者奸，鼓吹的是‘封建意识’并‘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或许是吧。但又不见得全然是。毕竟《书剑》以至其他金庸作品皆以历史为叙事背景，封建时代的封建意识，在那背景下几乎已是必然，但说作者用意或作品效果在于“鼓吹”或“重视”，倒易低估了作者的复杂心意和读者的主动认知。
作者想写的是什么?
金庸资料图
金庸自己说过了：“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忙，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如此复杂的价值观，显然不是“忠孝节义”所可网罗，即使勉强笼统地归纳到这四个字的大招牌下，其中亦有不少裂缝和褶皱，甚至常有冲突和矛盾，而亦正是冲突和矛盾驱动了情节张力，并引发阅读过程里的快感和愉悦，把读者迫到某个处境，不断叩问自己，何时应该顺从，又何时应该违拗。甚至某些金庸作品，会在“忠孝节义”的脉络下，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讽、反思忠孝节义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谬性，暴露了忠孝节义的处处裂缝，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
《鹿鼎记》剧照
金庸作品人物丰富，有铁杆愚忠者，有被迫忠诚者，有不屑逃离者，有私心伪装者，有飘然远引者，似难被忠孝节义的大帽子一网打尽。压轴的《鹿鼎记》是最佳范例，青楼之子韦小宝，以及他的江湖朋友，以及他的朝廷联盟，以至皇帝大人，各占其位以谋其私，忠孝节义并非不重要，但往往只是用来谋私的论述工具，生存固然不易，谋私却亦要讲策略，忠孝节义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游戏语言”，忠者忤者皆没有认真对待。但金庸倒未停笔于策略层面，否则便变成商战或谍战戏了，他反而写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挣扎和抉择，一味效忠的小说闷死人，一味反抗的小说亦甚幼稚，真正动人的是在忠与忤之间的摇摆和怀疑，以及此间的情和爱和义和报和仇。“舍身取义”、“鱼与熊掌”、“忠孝难全”……向来是困扰华人的传统价值两难困局，金庸作品用这困局精采呈现，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尚有在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人在其下，常有万般无奈。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剧感，不过常受论者忽略罢了。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封面。
金庸和他的同代人
传来金庸先生病逝消息的刹那，脑海首先浮现的脸容是匡叔。同代人，重量级，殿堂经典，世代传奇，在生命大限以前像排队一样轮次风流云散，虽说早有长久的心理准备，排到队伍后头的人难免仍感落寞。并且愈来愈落寞。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江湖急寥落，弦声渐息，散席的瞬间是最苍凉的瞬间，总得重新调整适应。
未几在网上见到访谈，倪叔说：“剩下我一个了，哈哈哈!” 笑声依旧爽朗，但我猜，里面未尝没有悲怆。
之后我又想起胡菊人先生。远在加拿大，闻说健康状况时有起伏，不知道现下可好？他比金庸年轻九岁，曾经主理《明报月刊》，是查先生的左右手，1981年转到《中报》担任总编辑，金庸跟他长谈挽留，却亦明白他的大志，给他忠告，新老板绝非可靠之人，万事提防，若有差池，大可回归原地。胡菊人离职前，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之后我再想起梁小中先生。五年前逝世于温哥华，笔名“石人”，四十年代已在中国大陆做编辑，其后来港，又编又写，更曾办报，但三回皆失败告终。文青时代的我，曾经有缘在饭桌旁听梁先生说故事，他曾在金庸手下工作，报馆风云，小道八卦，他所勾勒的老板侧影让我听得津津入味。我还记得那顿午饭临近结束，梁先生执起毛巾抹一下嘴角，提醒我道：“世侄，我用一支笔写文章养活了一家大小，几个仔女，供书教学，看起来风光，其实写得几乎眼盲。如果有其他出路，你最好别做写稿佬了。多读点书，稿纸以外的世界大得很。”
多年后我弄了个blog，取名“稿纸以外”，根源于此。
那年头啊，真像一个文字的蛮荒世界。勇者前来闯荡，风正萧萧，一支笔是一把剑，虎啸龙吟，各有招式各有位置。江湖已老，汉子凋零，唯有文字长存，终究代表著笔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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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悼金庸：面对死亡，大侠小侠，巨人常人，都一样
2018年10月30日 21:05:48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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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讯：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闻此噩耗，曾与金庸有过交往、正在授课的著名作家马家辉写下一段话：
1997年在酒会上见到金庸先生，他完成心脏手术不久，我从背后看他，撑着拐杖，云颤颤的，非常非常虚弱。当时我在报社担任副总编辑，身旁有位姓赵的同事，他回报社后立即编了个版面，悼念他。并非坏心的诅咒，而是专业，必须预作准备，万一出事了，马上刊登。版面放在抽屉里，一放廿年了，幸运地，金庸先生健在。多年前我在路上遇见赵编辑，笑问他，版面呢，还在吗？他笑道，在，并且年年更新！2018年，金庸先生去了，但那位赵编辑也早于十年前比他先生，才四十八岁。我想起梁实秋说过，「人过了四十五岁，谁先死都不知道呢！」人生海海，大侠小侠，巨人常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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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小孩中文不好，就给他们读金庸
2018-11-05 19:26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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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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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里参观的人。（南方周末特约摄影 王效/图）
全文共3338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口述 / 香港作家 马家辉
采访 /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编辑 / 邢人俨
香港作家马家辉1997年进入《明报》做副总编辑，那时金庸先生已经离开，而于品海也刚把《明报》卖了。马家辉和金庸先生十来次小范围的饭局见面当中，印象是金庸先生话不多。“他坐在那边就是听，然后你看他眼睛一直地眨眨眨，甚至不会主动点评，要别人来问他。当然那么聪明的人几句话就讲到重点，而且他非常直接，不会拐弯抹角。”
马家辉还发现，有几回都是金庸太太在，他太太和他年龄有差距，金庸在其他人眼中是大作家，在他太太面前，就是小孩了，讲话特别温柔，整个人也温柔了下来。
马家辉十几岁就开始读金庸入迷，在他的经验中，很多香港的小孩子都是因为喜欢金庸而学好了中文。
以下为马家辉的讲述。
给小孩读金庸他们就喜欢中文
我先谈我年轻的时候读金庸吧。
香港作家马家辉。（资料图/图）
我就像好多人一样，十来岁开始读他，在我湾仔的家，人很多，躲在角落读。我看好多人都有一种经验，每次一读就一头栽进去，我还记得那种感觉。我因为家里小，比方说只有十平米，住了八个人这样，又经常打麻将，很吵。可是每一次读他呢，就感觉整个身边的声音，整个世界都离开我了，或者是说我离开了身边的世界，跳进他的世界。所以就是感觉他的小说，把我从那么吵闹、那么不舒服的生活环境里面，探去另外一个江湖那样。所以非常感恩，我最近也喜欢读，他又很好玩。我身边当时有几个老铁，读书成绩很不好，什么科都不好，除了中文还不错。那他们为什么中文不错呢？就是因为喜欢读金庸小说。
这种情况到后来我自己长大为人父母，听到很多的，直到今天也一样，一些朋友的小孩，假如中文不好，不喜欢中文，他们都有一个方法说，给他们读金庸。读完金庸就会喜欢两个东西，第一个喜欢中文，第二个喜欢美食。所以阅读金庸学中文这个方法到今天还是有效的。那这是我以前从小读金庸的一个经验。我不晓得内地情况如何，香港是这样的，给小孩读金庸，他们就喜欢中文。
他像一个大将军懂得用人
后来，当然完全谈不上交往，后来倒是1997年我回去《明报》担任副总编辑，那时候《明报》已经不属于金庸了。可是我还是在报社里面听到好多高层，都是以前跟着金庸工作的，说了很多金庸的故事，点点滴滴。主要还是说两类，金庸就像一个大将军，通常有一个很好的本领。先不说他自己写的文学作品，他的本领是什么呢？两个字，用人，懂得用人。他看到江湖上面有谁好的，他就找来，然后很准确地把那个人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面，谁替他编辑月刊，谁替他编晚报，谁替他写社论，谁替他管着财务。而且他很用心，很温暖。对他喜欢的人才，很有温度，也有很重要的培训。比如到了1990年代之后，很重要的报界的人才，像董桥先生。
对普通的员工，他就很苛刻了，甚至连倪匡也说过他不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的薪水比起同行来低很多，工作很辛苦。因为他有他的金庸哲学：来我这里《明报》打工，第一个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事情，第二个你跟着我金庸工作，是你的光荣，等于是你的红利。所以薪水低，薪水低有什么关系呢？薪水低本来就应该的。
于品海卖掉《明报》金庸非常伤心
我印象中，大概十年前，有一个以前的老员工也专门写了一本书来骂他，那个书名叫什么，“我在金庸手下工作”，或者“金庸是我老板”之类的。他作为报社的老板，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报纸就是我的报纸。所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报社里面当然没有言论自由，因为报纸就是老板的报纸，我要登什么，我要引导这个舆论方向是什么样，那当然这是老板做的决策。所以后来，也有很多报社里面的员工，因为不认同他的主张，干脆就跳槽了，就离开，这是我在报社里面听到的和观察到的。
《明报》。（资料图/图）
我去的时候，好像《明报》刚卖了一年多吧，一两年了，所以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他来说是非常伤心的，因为他卖给于品海，是千挑万选的。他找高层的员工也是这样子，卖当然更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很喜欢用的方法，就是跟对方一起去旅行，好像现在你要找男朋友，跟他去旅行一样，就在旅途上面观察他。所以于品海为了跟他旅行，带着老婆小孩一起。后来他就信任他了，金庸还把钱借给于品海来买自己的报社，你看他多么地器重，重视这事情。后来于品海出事了，他就非常难过、伤心。
金庸一直把读者带进两难困局里
胡适，还有大陆的王朔都批评过金庸，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没有很新，就是一般对于所谓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一些争论。不仅是对于金庸作品，从简·奥斯丁，甚至狄更斯、莎士比亚，对俗文学的经典化，或者台湾地区说的正典化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对他们的观点，第一觉得没有什么新意，第二他们的观点也太浅了吧，什么通俗，什么浅薄啊这样。我觉得评论小说等于评论所有的作品，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评的。
我反而关注的是读者对于金庸阅读的趣味在哪里。为什么金庸能够成为所谓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部分我觉得有趣，他除了凭丰富的人物、有趣的故事以外，还有什么能够打动一代一代的读者，而且每个人都说你不可只读一部金庸，你要么读了就放不下来了，就是一口气把金庸作品全部读完。
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动力在哪里，或者说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阅读快感”在哪里。我个人是觉得说，先不管什么我刚刚说的人物的丰富，情节的有趣、历史感等等。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金庸作品透过他的文笔、故事、人物，把读者带进一个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好像很关注的两难困局里面，中国人一直都是两难。从孔子、孟子一直都说鱼与熊掌，舍身取义，这个套在现实里面，就是国家、民族，什么个人、爱情，或者说爱情跟生命的取舍，或者说门派、老师、师父跟个人的取舍等等这种两难困局。他几乎每一套作品都把不同的人物放置在某个两难困局里面，面临怎么取舍的艰难抉择。
这个两难困局，往往一方面是外面的大道理，大传统，大框框，可能就像我所说的，国家、民族、集体，甚至门派。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欲望，可能是情，可能是权，可能是利，可能是名誉、光荣等等。我经常怀疑，是这种两难处境、两难困局，让大家读得这么过瘾。而且我们都知道，金庸是用中文来写中文，而不像有的小说是欧化的语言，西化的语言。而里面写的人物、细节、地方，有人做过对比，小说里面写到很多金庸18岁以前的成长和经验，比方说写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比方说写他去逃难等等地方；他们把那些经验和小说一些场景、情节对比，发现其实就是金庸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所面对的各种场景、人物，放进小说中去。
金庸先生作品集。（资料图/图）
金庸的作品让我们在熟识的文化语境里来面对这种两难困局，让我们感觉焦虑，也跟着里面的人物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阅读金庸最有趣味的一个地方。我感觉，故事看来表面是写这些，其实是通过两难困局来挑战。因为假如那么简单的话，你只要为了什么大道理、大传统，我们就去做事，那太简单了嘛，很好写啊，而且不会好看。我们作为一个人，独立的个人，我们会焦虑，我们要违抗吗？我们要顺从自己的爱、自己的选择吗？我觉得这个部分，读起来才是最觉得过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读金庸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金庸作品跟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什么，哎呀，俗啊，人物很片面化，语言很通俗，甚至只要是流行都是错。这是我的看法。
金庸作品是中华文化的资料库
说到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觉得虽然金庸作品被称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那我觉得这个共同语言，其实是中华文化价值里面大的资料库，是个database（资料库），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比方小说的人物的原形，除了拍为电视剧改编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用的，比方说当我们讲到国外什么恋母情结，都引用希腊文化的名称和故事来创造一个名词。
既然是这样的话，金庸很多人物面对两难困局，韦小宝的拍马神功，很多名词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弄成普遍的语言，甚至弄成可以操作的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的用语。或许我孤陋寡闻，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人也不多，我觉得可能金庸自己也担心，那么多人读我的作品，为什么好像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还是远远不足的。我们都知道，他花了很多金钱跟精神去鼓励支持他的粉丝把他的作品翻译外语，进行研究，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有人说他贪慕虚荣，我觉得一个作家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觉得你们研究得不够，假如你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想去研究，我当然支持了，何况我又有财力，又有能力，又有影响力。
这是金庸做人的认真，所以他晚年还去英国再读博士，又有人阴暗地说怎么这么虚荣啊，你学问这么大，成就这么高，还需要这个行头吗？我觉得提出这个批评的人，本身根本批评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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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许家屯许多年后在回忆录里承认背后有中方资金，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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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庸、倪匡相交经常微博直播聚会场景
陶杰常与金庸、倪匡会面聊天，还在微博上多次与网友“直播”他与金庸聚会吃饭、交谈新书的场景。5月，他与金庸及倪匡夫妇见面聚餐合影就吸引不少读者的眼球，微博配文：“昨夜在香港的北京楼与金庸及倪匡夫妇晚饭。查先生庆祝婚姻纪念，精神气息甚佳。”
陶杰告诉记者，“查先生年事已高，近年不太逛书店。他也会看一些武侠小说，都是由倪匡推介的。他有时候，会批评电视剧的编导，胡乱改编金庸小说的情节。”
提到与金庸的友情，陶杰回忆：“当时查先生在牛津大学游学。第一次看见他，正值深秋，查先生穿套灰旧的西装，看上去很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家罗素的味道。我心想：这个人真是了不得，他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层次很细，也很推崇，尤为欣赏英国的理性、中庸、幽默感。我们聊得比较投契。查先生就叫我替《明报》的副刊，写一点英伦的文化通讯。”陶杰还特别提到一个小细节，“我发现查先生很会随环境气氛的变化，更换衣装。后回香港，再见查先生，他穿着名牌西装，与香港衣香鬓影又融为一体。”
他的心声
写作绘画皆精“市场不足养活专业作家”
陶杰散文集《泰晤士河畔》获得第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被散文家董桥称为“一千万人里才会有一个”。但内地读者对他的认知并不多。
能被称为“才子”，并非浪得虚名。除写作，陶杰绘画很了得。早年创作的八幅画，曾被法国著名的某品牌红酒看中，制作成八瓶限量版红酒包装盒，用作慈善拍卖，收益捐给爱护动物协会。
陶杰说，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曾专门学过素描和油画，后来又自学国画，“我喜欢中国水墨画，水墨讲究‘留白’，很符合中国儒道佛家的潜藏和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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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捣乱,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倪匡在一九八七年,与梁小中(石人)、哈公、黄维梁、胡菊人、张文达等发起成立香港作家协会,并出任会长。 ..
《南方文坛》 198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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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石人及其历史小说
潘亚暾
【摘要】：正 石人,本名梁小中,另有笔名石天等。他爱用“石”字做笔名,因他欣赏陆游的诗句“石不能言最可人”,为免“出口伤人”,他用得多的还是石人的笔名。他现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石人生于1927年,广西贵县人。十七岁那年他投身于抗日斗争,参加过抗日特种部队,在广西与越南接壤一带地区阻击过日本侵略军。二十岁时,他在桂林一家报纸任职,先是当助理编辑,由于才华出众,七个月后便升任总编辑。移居香港后,他成为著名报人暨专栏作家,在香港文化界,是一名被称为“性格巨星”的传奇人物。他曾先后担任过香港12家报纸的总编辑,他自己也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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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起题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顶头上司。
梁小中笔名石人，如今人们可能已经不熟悉这两个名字了，可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报界，这两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是一个报人传奇，也是一个写作人传奇。我到报社那年他大约已年过六十了吧，出身内地某大学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广西办报，一九四九年来香港。在香港报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辅佐过不止一个老板，救活过不止一张报纸。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样，脾气不好，尤其不肯受老板的气，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据说他也曾自己创社办报，但他的才是沃兹之才，不是乔布斯之才，搞不了商业经营，自己主持办报就不成。某次自己办报失败后，他一赌气索性回家单干，靠写专栏养活一家九口，竟将六个孩子都送到美国培养成了硕士博士。这在稿酬低物价高的香港，简直是超人行径。
梁先生每天要写八到十个专栏，而且他不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无所不通。因应不同报纸的不同风格和不同要求，他写的专栏五花八门，从小说到杂文，从诗词到食经。总之副刊的版他个个可以写。此番《东方日报》老板请他出山，就是让他来担纲主笔振兴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时便来上班，坐班十小时主持副刊编务之余，还每日写一篇社论，撰写五六个专栏，分别是：小说、杂文、志异、历史传奇、食经，居然还有一个测字专栏，每天让读者报一个字来解析其命相运程。这栏目特别受欢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
每天下午三点钟，我们总会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对面坐下商谈今日社论题目，两个脾气臭的人，却是惺惺相惜，相敬如宾，他们聚谈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轻言细语的十来分钟之后，周先生静静走了，梁先生静静拿张纸铺在面前，奋笔疾书。大约十五到三十分钟之后，他便招手叫传稿员珍姐：“把这稿送给周生。”我们便知道，今天的社论出炉了。我们又见证了一次倚马可待的写作传奇。
那时我们那张报纸号称每日发行六十万份，副刊阵容强大，共有十个版面：妇女、杂文、旅游、世趣、小说、校园、儿童、食经、风水版，还有个美其名曰“开心乐园”的黄段子版。编辑稍稍能动笔者都在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费自然要打点折扣，不过大家有时上班也开写，梁先生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把自己的版编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明报》历任总编辑为潘粤生、梁小中、王世瑜、董桥、张健波,现任总编辑为刘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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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雲起時 編者風流 (陶傑)
Sunday Sunday 2013-05-31 13:50:41
香港資深報人梁小中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梁小中筆名石人，縱橫香港報界數十年。他早年曾隨同國軍行伍，經歷過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如此文武雙全的人物，民國三十八年之後，流落香港，煮字為生，後來兼為報紙副刊編輯，成為一代著名作家和報人。
今天，香港華文傳媒前景暗淡，除了紙張印刷的媒體在全球網絡浪潮衝擊之下走向衰落，科技工具只是其中一個原由，最重要的是人才凋零：中文水準低落，缺乏見識視野的報紙編輯也是另一個內因。
報紙編輯最難有人才。因為有文采和見識的很容易成為「作家」。作家的作品在報紙發表，又須有慧眼的編輯作綠葉的扶持。世上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文豪，卻沒有諾貝爾最佳編輯獎。其實編輯是母親是乳娘，作家是十月懷胎下來的孩子。沒有母親，哪來的子女？但如同奧斯卡金像獎有最佳導演和編劇，卻沒有最佳製片。世界原來是不公平的。
編輯如果才學和文采都比所謂的報紙專欄作家好，編輯又如何服氣？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大陸南北湖海的文人都湧來香港，報紙百花齊放，僱用得起成千上百的「專欄作家」，專欄作家身後的奶媽無數，也都安分守己。編輯中有才華的如武俠小說家金庸和梁羽生，都不會懷才不遇，編着編着一時技癢，自己也開一個欄。編輯和專欄寫作人，花開兩朵，同氣連枝，造就香港報紙的盛唐年代。
香港五六十年代，華文報紙百花齊放，除了殖民地提供言論相對極自由的環境，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河山浩劫，中國許多文人才子，五湖四海，像一個大漏斗匯聚香港，是香港的異數。梁小中是其中表表者之一。他文武全才，有文化人的才思與妙筆，也有軍人的毅力和剛直。一九九六年，我在加拿大見過梁先生一次，在嚴寒的天氣裡，他穿一件厚棉襖，臨出門拿起一頂棉帽，端端正正戴在頭上，腰板挺直，活像一個軍人行伍前整裝的紀律儀容。這副架勢一看而知是經歷過「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征途艱辛，為一般今日「學者」和「知識分子」所無。
梁小中在全盛時代只靠寫作為生，一支禿筆竟然養大五名子女，一個個留學美國，做醫生和工程師，就是沒有做「文化人」。梁小中將他「煮字療飢」的過程寫成一篇抒情散文，流露着濃厚的父愛，當年在美國中文的「讀者文摘」刊登，哄動一時。中學教師都向學生推薦，告訴小孩：你們的父親養大你們，十分辛苦。
其時的報紙編輯人才濟濟，梁小中是中國文史哲的百科全書，另有一位較少為人知，才學文藝雙絕，就是「華僑日報」的資深編輯鄭家鎮先生。
鄭家鎮是海南島人，民國初年在廣州讀書，家傳古董字畫，他自稱九歲臨帖，十一歲學篆刻，臨碑文讀經史，還學武劍，最後拿起畫筆畫水墨畫。
鄭家鎮十八歲就在廣州「越華報」畫漫畫專欄。日本人打來，鄭先生回到家鄉，做一個鹽場的小官，與苗裔和黎族為友，學少數民族土話，在夜雨招風之中，習畫讀書，又登五指山，環島寫生。日軍進佔海南島，鄭家鎮又到處逃難，在日軍沒佔領的地方，巡迴開畫展。抗戰勝利後，鄭家鎮有感時局「在上者紙醉金迷，在下者辛勤苦幹，豈獨有世道不平之鳴，抑亦為國族安危所繫。於是筆鋒所向，既揭瘡疤，復提正氣，舊瓶新酒，芥子須彌，借古諷今，落花水面皆文章，鈍劍尖刀，嘻笑怒罵成漫畫」。這幾句鄭老先生的少年自述，看出一個華文報紙編輯的文字功力和人格修養。
鄭家鎮後來在「華僑日報」，終生沒有離開過。他在報紙開闢「波士漫畫」，用毛筆做工具，筆名「楚子」。我從小看鄭家鎮的漫畫，在「兒童故事」半月刊。鄭先生的「楚子」專欄，畫一個叫「阿祥」的男童主角，筆觸飄逸，意趣橫生。不久之後，我隨同一批畫家寫生，鄭家鎮時時同遊，在新界青山和上水，他老人家一塊紙板，半壺焦墨，在山村野店之前，忘我寫生。同行的畫家還有留學日本的任真漢。一時任鄭二老同行，前輩指點，那時每星期天的寫生成為很美好的回憶。
後來我才知道鄭先生在「華僑日報」的專欄「雙魚摘」盡論中國文史，說書法，談繪畫，心得獨到。「雙魚摘」寫了幾十年，從無人結集成書。香港曾有過這樣一位才子，在無數報刊編輯之間滄海遺珠，你問今日的高官和中環精英，又有幾人識得？
從英國回來，我見過鄭老先生一次，他不記得我了，雙方碰面，他退休在即，眼神似有茫然。那時我沒有機會拉着鄭老先生多請教，沒有幾年，鄭家鎮先生逝世，他留下一本絕版的畫冊，上有簽名，由一位隔世弟子最近相贈。我開卷而見鄭先生的遺照如感受當日的偶遇。中國文化已經淪亡，網絡時代來臨，香港人不再需要報紙，也不需要文字，有一天也不需要思想，二十一世紀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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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章 之 [香港報壇怪傑韋建邦] 文 沈西城
2013-08-14 11:05阅读：290
今人談報紙，都會說起黎智英先生，他的魄力，他的識見，都讓人佩服。在我看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韋建邦是大可跟黎先生並肩的人物。有人稱韋建邦為「報壇怪傑」，絕不過譽，跟梁小中不同，他不懂寫，然而他的生意眼，實是梁小中萬萬不能及。小中哥有打工運而無老闆命，能將一張銷路數千的《中文星報》推至十多萬份，可一做老闆，辦《先驅報》，就輸得一敗塗地。他誤信人言以為辦報須得有印刷廠配合，於是在根基未穩底下，毅然貸款辦印刷廠，由於不擅經營，印刷廠生意額不足，直接拖垮了報章。韋建邦就不同矣，不辦印刷廠，只戮力搞好報紙，用人唯才，且能放手，只在大路線上給與指示。老實講，全盛時期的《天天》編輯部人員，都非大家，資歷也不深，老總招鴻鈞、尹志偉、林國光、鄧光傑等，年齡不外三十多歲，勝在活力夠，有膽識，就為《天天》衝開一條血路，以中型報格，擠進全港報紙暢銷榜第三位。
這時候的韋建邦，躊躇滿志，《天天》以外，還創辦了出版社，僅雜誌已有六七種，其中尤以《龍虎豹》一誌最為膾炙人口。《龍虎豹》創刊於一九八四年，是一本情色十日刊。《龍虎豹》一出版已哄動出版界，為啥如此轟動？全然是創刊號的一塊處女膜，人人爭看，一傳十，十傳百，創刊號半日賣清，要迅速加印。自此，《龍虎豹》一紙風行，高峯期，每期二十九萬份，這項紀錄，現時尚未有雜誌能打破。
《龍虎豹》的成功，港姐林敏莉之父國光兄居功自不少，卻也存有幸運成份。其實這張處女膜圖片，是我首先看到的，那年我在張勛賢名下的出版社工作，因編《奇趣錄》關係，每期都要向日本訂閱大量刊物，我在其中一份刊物看到了處女膜圖片，打算把它刊在《奇趣錄》裏，豈料張老闆怕惹官非，要我臨時抽下，而《龍虎豹》的編輯則不怕事，刊了，為韋建邦賺了大錢。由此我領悟了一個哲理──「一飲一啄，都係前定」，半點不由人。
《天天日報》，加上《龍虎豹》，讓韋建邦發了大財，買大屋，坐名車，儼然報壇大亨。韋建邦是商人，可不庸俗，他居然從我言，籌劃出版《天天週刊》。我以出版社所出都是通俗刊物，建議辦一本高檔週刊，韋建邦二話不說，叫我去做。我一心想編一本香港《TIMES》，選了年青有為的謝偉耀君出任執行編輯，並提拔連建力當攝影主任，夥同其餘編輯人員，炮製了一本集時事、娛樂於一爐的《天天週刊》。說來膽大，《天天週刊》創刊號，我用了埃塞俄比亞的餓殍做封面，鬼氣森森，十分獨特。《天天週刊》出了五期後，釘上排門 板，非內容不濟，而是四萬份滿足不了韋建邦的要求。八四年，韋建邦跟何世柱鬧翻，掛冠而去，另創《今天日報》，銷四萬多份，「韋氏」光環漸暗，而他也因沉迷賭博而疏於管理，結果《今天》倒閉，《龍虎豹》易主，韋建邦在報壇消失。九六年我在《快報》上班，一天在大厦大堂遇到韋建邦，他一手搭住我的肩膊，誠懇地說：「沈西城！記住邦哥的話，千萬別賭！」我不愛賭，也從來不賭，至今仍不明白為啥韋建邦要這樣對我說。今夜雨濛濛，想起了陳與義的兩句詩──「莫遣西風吹葉盡，卻愁無處著秋聲。」建邦兄！如今我想聽的，是你的聲音！
慕雲小語: 其實這篇文章不屬於太老,是西城兄在香港報紙的專欄..西城兄擅長寫掌故,記憶力超強..[天天日報]也許國內的讀者不熟悉,但在香港是個有名的報紙,倒也不見得品位有多高,但擁有大量的一流作家,倪匡,馮嘉.等等都爲其譔稿...[龍虎豹]是華人世界最有名的[自產**月刊],我自然也看過幾本..男人看**期刊不是罪過..現在我倒不記得[龍虎豹]是否還在運營..只記得西城兄和燕青前輩先後是[花花公子]香港版的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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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農曆新年前，周南臨危授命，來港接替要調回內地的許家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抵達機場時，自是大批記者圍着採訪，其中有一記者問他，怎看香港今後的前途？他以「春在枝頭」作答，這可忙壞了一眾記者。回到報館，不停翻查各類詞典古籍，皆不得要領。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翌日各報章都謂找不到此語出處，只能按字面解釋──香港前途如春天般美好。這未免令人覺得有所欠缺，不無遺憾。
事隔一天，此難題終由報壇巨匠梁小中解開，他在其專欄道出了此名言由來，原來出自一首宋詩，有數個版本，最早見於宋代羅大經所著《鶴林玉露》一書，乃一首七言絕句：「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此詩風格婉約，情意含蘊，運用優美詞句，婉轉手法，道出了作者對美好春光的嚮往與感受，實屬妙品，堪與唐宋名家之作媲美，其未能收入正宗的宋詩版本，應是滄海遺珠了，難怪查找不易。
不管寫文章與發表言論，偶爾拋一拋書包，恰切地引用名句，當能加強渲染力，有畫龍點睛之效，周用「春在枝頭」比喻香港前途（就算只是良好願望），當時又正值初春時節，真是最恰切不過。
而梁小中先生飽覽群書，博聞強記，寫文章一揮而就，亦每多引用前賢名句，只憑記憶，不用翻書，卻不會錯漏。故查找「春在枝頭」出處，對他來說，乃輕而易舉之事。沈西城先生亦曾為文著書，記實其人其事。
經此一事，亦讓年輕一輩的傳媒朋友，上了一堂寶貴的文學課；也提醒我等，日後真要好好向前輩學習，認真多讀點書。
這首只見於非主流古籍的詩作，周南亦能用上，一點也不奇怪。因周乃較少有的酷愛、熟讀詩詞歌賦的書生型外交官，並非過去那些老粗式大陸官員。他在外交部長任上，經常在不同場合吟詠酬唱，以詩言志，每有佳作，頗見功力，亦甚得好評。
時光一晃廿多年，梁小中先生已作古；周南早已退休，亦垂垂老矣，惟他們的趣事軼聞，仍為人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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