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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决定第四次修改《金庸全集》(图)
2008-09-27 16:08:36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王瑞芳
9月25日，中国著名小说家金庸先生在福建武夷山与茶艺小姐合影。他还计划第四次修改《金庸全集》。中新社发 周文杰 摄
2007年6月28日，金庸先生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任海霞 摄
中新网9月27日电 香港文汇报消息：本月16日金庸先生在出席“2008浙江海宁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表示，他决定对《金庸全集》进行第四次修改，希望能听到来自各方的批评、指教，好让自己“虚心受教”。
不少研究者反对修改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王荣文董事长表示，金庸在三十岁左右的创作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创作。因为从报纸连载到最后成书，那次修改花了十年的时间，把连载时矛盾的、不合理的修掉了。报纸连载，是金庸没有承认的作品，在78年修订完毕的那个版本，才是完成品，也就是现在说的旧版。经过三十年的流通、流传，跟读者会面，吸收批评和意见，终于在金庸年近八十时，决定再修订一次。
但这次的修订让很多人不习惯。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林保淳博士说，他和很多金庸研究者都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金庸小说从1980年开始定版，到现在2008年，已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了，很多读者对金庸文本已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认知了。现在作者突然把前后作了一个大翻转，尤其是里面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比方说加入的黄药师和梅超风的感情，就摧毁了读者对东邪的印象。本来东邪对他夫人是非常深情的，他怎么会在心里的某处背叛了夫人呢？金庸是否有权力来破坏这些老读者的认知？“在这点上面我不是很认同，以一个读者的立场来讲，我仍然喜欢原来我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那一个空间、那里面的人物。”
在谈及自己的阅读经历时，林保淳博士说：“我们在读他的小说时，是将生命的热情、理想、愿望都投注到他所构造的空间当中了，现在这个空间改了，我们找不到原来的东西，是很残忍的。”
他还认为，金庸这次的修改，的确参考了很多读者的意见。“比如说，《神雕侠侣》当中的尹志平所以要改成郑志平，是因为影视中心有人抗议。这样，修改就不是因为小说里的结构、章法等需要，而是迫于外在的压力，那么创作主体性在哪里？”
修改应慎重其事
对金庸小说的修改，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先生说，文学作品的修改是需要在不同层次上来分别看待的，比如说作品中的知识性的部分是可以改，而且应该改的，但是对于情节、主题、人物性格要不要改，这个则需要慎重。孔教授认为，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肯定越改越好，文学作品不是这样的，可能第一次写出来的最好。
林保淳博士以《三国演义》为例。他认为《三国》同样与史实不符，“可是它所建立的形象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金庸的这些小说虽然只有几十年，其实也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有没有必要将它修改？我是持迟疑态度的。”他还谈到有一次修改《倚天屠龙记》中的一段，金庸把张无忌、周芷若改成了“无忌”、“芷若”。“当我叫你的时候，连名带姓与只叫你的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叙述者原来是全知的角度，可是当它突然改用了亲昵的称呼，叙述者就不再客观了。这样的改动是犯了文学创作的忌讳。在我和陈墨的建议下，还是依照了原来的。”
林保淳博士认为金庸的创造，后来投入了太多的个人主观的东西，反而会觉得怪。金庸本身是创作家，可他不太理解一些创作理论。所以碰到一些像创作视角之类的问题，就不是很懂。
对于接下来的修改，林保淳博士认为没有必要，“作品不可能十全十美，留一点遗憾在人间，给后人去讨论，这是文学的乐趣，不要连这点乐趣都把读者剥夺掉了。《水浒传》没有问题吗？把缺憾放诸天地，让它自然而然存在那里，不也是一种美感吗？我想以后会流传两个版本。修订前、修订后都会流传下去。”
王荣文认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作者的想象力是他的权利，读者有读者的权利，这两方面要相互尊重。如果金庸认为接下来还有必要改，这是他的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研究员认为，小说修改前后的差别太大了。金庸当时写的神采飞扬，尽管是每天写一段，可能有些废话，有些矛盾，但是不妨碍小说吸引人。改成一本书，为了前后逻辑完整，牺牲了很多当年的精彩部分，成了一个没有棱角、没有缺陷的东西，让很多金庸迷感到失望。“这是一个你对什么是文学的认识，金庸的成就何在的认识，金庸把很多西洋小说的元素引到来，他才能在武侠小说里面独树一帜。”
反映作家的思想历程
王荣文表示，一个作者愿意修改他的作品，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三十岁的思想、五十岁的思想、八十岁的思想。”他记得金庸曾在对谈时说过，他从三十多岁起创作小说，所有人物几乎每天都跟他生活在一起。王荣文认为这是金庸要修改的另外一个理由，这表示他创作那些人物后，便想象那些人物还活着，当他有了人生经验之后，才觉得有些人物当时的遭遇是不合理的。
胡小伟研究员认为，还要考虑金庸的现实处境：冷战思维对立的时候，正邪分明；在文革中间受到左右两派追杀的时候，就出了令狐冲；到后来冷战思维消解了，就出现韦小宝了。从正邪分明，到亦正亦邪、再到可正可邪、再无所谓正邪，这是一个大背景。
金庸：按自己的思路去改
金庸认为，自己接下来还会修改自己的小说，至于怎么修改，则不一定会按照与会人士所提意见。在研讨会现场，有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武术的专家，提出金庸小说当中的一些拳法与中国传统武术不合，或者可以按照传统武术的打法，修改小说当中的拳法。对此，金庸先生则表示，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去修改。
对于已八十四岁高龄的金庸而言，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进行第四次修改，部分读者表示担忧。(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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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新版——新修版，《金庸全集》变革之路
2017年05月11日 16:08:16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王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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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三联版，94年5月第一版，99年第二版
（一）有趣的文学实验
历经七年的改版工程，新修版金庸小说终于在二○○六年七月全部面世。改版过程中毁誉互参，其间因部分读者抗议声浪极大，金庸还曾打趣地说：“只要有六万人上街反对，我马上就不改了。”但改版工作毕竟已经完成。
熟读金庸的读者都明白，金庸小说并非第一次改版，目前流通的版本其实都是改版后的作品。自一九五五年于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至一九七二年于《明报》刊载完《鹿鼎记》为止，不论是报上的连载，或是结集成册的初版本金庸小说，在读者群中统称为“旧版”，这才是最原始的版本。其后，金庸以十年的时间，细细修订旧版小说，后来在远景与远流出版公司的版本，都是修订后的“新版”（即包括金庸读者口中的“远景白皮版”、“远流黄皮版”、“远流花皮版”），有些读者在提到金庸旧版小说时，都以为是远景的版本，事实上，远景的版本与远流的版本是同一版，只是封面及装祯有所不同而已。
有趣的是，在金庸将“新版”修订为“新修版”时，读者发出的反对意见几乎都是批评金庸“改变了共同回忆”；回想当年，在“旧版”修订为“新版”时，倪匡等旧版读者也对金庸提出过类似意见。然而，在金庸坚持将作品“经典化”的原则下，两次修订都顺利完成，有心的读者在现时可以读到三种版本的金庸武侠小说。
对于金庸的两次大改版，难免有读者怀疑是否为作者与出版社共谋商业利益的结果，以一再改版让老读者再一次掏出银子买同样的书。但细读过三种版本的读者不难发现，改版的目的其实是金庸努力要让作品“经典化”、“圆融化”、“连贯化”、“新潮化”，因而两度投入漫长的时间与庞大的精力在旧作的改写。
笔者始终认为，这“三版并陈”的有趣现象，实在是一种有意思的文学实验。一再将作品改版的作家不惟金庸一人，但修改幅度如此巨大的或许只有金庸。又因为金庸是畅销作家，出版社愿意投入资本再一次出版及营销，读者才有机会享受到这么有趣的阅读经验。
笔者现在读金庸小说时，有时会将各种版本并列同读，并比较其间的差异，细细推测金庸为何会如此改写，更是另一种读金庸小说的乐趣。
哪个版本最好？
历年学测国文得高分的考生，常有人自称是因为读金庸小说而增进国语文能力，因此常有学子或家长询问笔者，既然金庸小说版本众多，读哪一种最好？
笔者以为，若要在阅读中增进国文能力，读新版或新修版都比旧版好，因为新版毕竟经过金庸逐字逐句修订，文字使用更为精练，而新修版更将原本情节中有所疏漏之处，尽量增添、修改得更圆满，读来更流畅，因此读新版或新修版都很好。当然，读者若看过新版或新修版，想一探金庸的原创意，寻觅旧版小说来读也是可以，但毕竟旧版已市面无售，若非向早期藏书家借阅，恐也无缘得见。但若能借得旧版，探寻金庸的原创意，倒也是一种阅读趣味。
金庸武侠全集评点本（全八卷）
金庸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1998
（二）金庸修订版本的一些技巧
笔者在阅读三种版本的金庸小说时，曾经想作笔记，将版本间的差异逐条比较，但后来发现金庸改版当真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细微到在《天龙八部》的珍珑棋局中，旧版中虚竹下的是黑子，金庸在考虑围棋的黑白子有高下尊卑之别后，在新版中改让虚竹下白子），尤其是旧版改成新版的时候，遣词用字几乎逐句校正，若真要细细比较，实是记不胜记。新版改成新修版时，以情节改变为主，字句更动较少，但仍以完美为目标，几近苛求地追求字句意境的美好。
然笔者从版本比较中，归纳出金庸改版的一些原则，可以与金庸小说读者们分享。笔者相信，若能探索金庸改版的原则，对一般读者而言固然有趣，而对有志于小说创作者而言，更是大有助益。
总而言之，金庸小说从“旧版”到“新版”，改版的原则是“删”与“改”；从“新版”到“新修版”，原则则是“增”与“修”。金庸曾说，他的小说改版像“胖女人减肥成功”，笔者认为以这句话来形容“新修版”其实不妥。“胖女人减肥成功”比较类似“旧版”到“新版”的删改，而“新版”到“新修版”更贴切的说法是：“帮瘦身成功的美女上妆”。这就是金庸改版的最基本原则。
旧版到新版的删改技巧——"删"
金庸在小说的总序言中提到，他创作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这段话是旧版到新版的删改指标。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删”字：删去重复的情节。
一、特别的武功，只留给特别的人物
1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丘处机与江南七怪于醉仙楼比斗，连尽二十八碗不醉，原来丘道长以内功将酒自脚逼了出来。
此段在新版中删去。类似的故事保留在《天龙八部》中段誉与乔峰斗酒时，段公子将酒水自小指尖逼出。
2、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携同张无忌上少林寺求医，张真人写下“太极十三式”与“武当九阳功”秘籍送与少林。当时身为少林派圆真弟子的陈友谅，看一次就背了下来，并说那是少林武功。此段在新版中删去。
可以想见，这与黄药师之妻阿衡背诵《九阴真经》的情节太相近，因而不复存在。
二、大幅删除相似的动物情节
（1）蛇的情节。旧版金庸小说中，蛇的情节着实过多，金庸于新版中删去了不少。
3、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秦南琴的段落被大幅删除。这一大篇幅的情节大致是：郭靖决意娶华筝为妻，黄蓉伤心离开，随后郭靖认识了捕蛇女子秦南琴，仗义打退欺侮秦家的公差，并帮忙捉住食蛇的血鸟。秦南琴因而对郭靖芳心暗许，之后黄蓉回来，并因此对秦南琴存有戒心。郭黄离去后，秦南琴被铁掌帮抓至山上协助捕蛇，结果受辱于杨康。其后因性格刚烈，当杨康之面撕毁她误认的《武穆遗书》，想藉此折磨杨康。最后因怀孕而诞下杨过。
另一大段铁掌帮养蛇的情节也被删除，包括“蛙蛤大战”的段落。此段主要叙述铁掌帮养蛇，并从中揣摩击败欧阳锋的方法，以求下次“华山论剑”裘千仞之必胜。
笔者猜测，由于蛇的情节太多，金庸尽量将每部书中与蛇相关之处，保留给少数身分符合的人物，如《射鵰》中保留给欧阳锋父子。但这一删除，影响实在很大。其一，以黄蓉的心高气傲，得知郭靖决意迎娶华筝，居然愿意委屈留下；其二，将穆念慈与秦南琴结合，使穆念慈在杨康死后自尽的节烈形象大打折扣；其三，杨过幼时的性格，原本遗传自秦南琴的反社会人格。他的母亲改为穆念慈后，杨过小时候的“天生反骨”较无法以原生家庭的影响为佐证。
金庸曾经解释，小说中人物类似者宜尽量合并以简化，并举穆念慈与秦南琴合而为一之例。但笔者推测，穆念慈与秦南琴并不相似，之所以删除秦南琴，主要还是为了将过多的“蛇情节”删去。
旧版《神鵰侠侣》中，因误伤义士而被独孤求败丢弃的紫薇软剑，居然为毒蟒吞服，藏在蛇腹中。杨过杀蛇后得到利器紫薇软剑，其后郭芙也是以紫薇软剑斩断杨过手臂。或许因为“蛇味”太重，此段因而被删。
旧版《天龙八部》中，锺灵养着“禹穴四灵”的金灵子与青灵子两种蛇，金灵子来去如电，青灵子还可当腰带，神农帮帮众即是中了金灵子之毒。新版修订时，金庸将锺灵的宠物改为闪电貂。
旧版《天龙八部》中，游坦之是捕蛇高手。契丹人打草谷时捉到游坦之，于是他丢出黑色毒蛇，图谋暗杀萧峰。新版中改成丢生石灰包，《天龙》中养蛇捉蛇的情节，仅保留给锺灵及其家人。
4 、除了秦南琴之外，金庸最大篇幅删除的，是《天龙八部》中波罗星于少林寺盗取秘籍的情节。波罗星的师兄哲罗星也是御蛇高手，他的座骑是两条毒蛇，以踩雪橇的方式骑蛇，并曾与游坦之对打。这一段也因“涉蛇”太深，整个儿被删掉了。（不晓得此段是否就是倪匡代写的部分？待考据。）
有趣的是，金庸删去许多情节，却未必完全忘情于蛇。旧版《神鵰侠侣》中，杨过受伤后服食神鵰所给补物“朱果”，新版《神鵰》却改成了蛇胆。
（2）玉面火猴的情节。除了蛇之外，猿猴的情节也多次出现，因重复而删除。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冰火岛上的玉面火猴可生裂熊脑为食，在张翠山夫妇刚到冰火岛时，玉面火猴帮他们杀熊、娶火种，后来成为张无忌的玩伴。张翠山一行回归中土时，玉面火猴也一道同行，但因水土不服又自己回冰火岛陪伴谢逊，最后被金花婆婆所杀。此段之所以被删除，笔者推测原因为日后在崑仑山翠谷时，张无忌为白猿动手术，取出猿腹中经书。同属猿猴类情节，为避免重复，玉面火猴就自新版中消失了。
（3）血蛙的情节。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在崑仑山翠谷中服食血蛙，血蛙生性至热，正好可解“玄冥神掌”的寒毒。
新版中血蛙不再复见，原因应是服食血蛙的情节，与段誉吞下“莽牯朱蛤”太过类似所致。
三、删除过度血腥的情节
然新版小说讲求“典雅化”，过度血腥的描写可能因“儿童不宜”而删除。
5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丘处机杀了王道干，居然将他的人心、人肝剁碎，配酒生吃。此段在新版中删掉了。
6、 旧版《天龙八部》中，南海鳄神杀楚天阔是直接取其人心拿下人心后生食咀嚼。这恶心画面在新版中也已不见。
7、 旧版《天龙八部》中，叶二娘说小孩是“心肝宝贝”，心肝最好吃，因此会将小孩开膛破肚，挖出心肝来吃，还每天吸一个婴儿的鲜血。新版中删改了这残忍的描述，只说叶二娘抓人婴儿来玩，到傍晚再将婴儿杀死。（新修版中，金庸再一次减低叶二娘的恶行，抱来的婴儿并不弄死，改为胡乱送人。）
8、 旧版《书剑恩仇录》中，周仲英之子周英杰泄漏了文泰来的藏身之处，导致文泰来遭补，为全武林之义，周仲英掌击周英杰天灵盖而毙之。也许这段“父杀子”情节太不人道，新版改作周仲英盛怒下丢掷铁胆泄愤，阴错阳差击死周英杰，周仲英亦悔愕不已。
四、删除人物间相似的个性与言行，尽量求角色性格特别化
9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灭绝师太不仅谈过恋爱，还有两次爱情经验。这位武林中出名的美女，与“金瓜锤”方评是情侣，后来女方出家，男方自断一臂。出家后的灭绝师太又与师兄孤鸿尊者谈起恋爱，后来孤鸿尊者去世，灭绝才正式削发为尼。
方评那段与《书剑恩仇录》的无尘道人相似，固然可删，而灭绝因失爱成为暴戾之人，恐怕太似李莫愁，因此新版中将灭绝谈恋爱的情节全部删去。残迹是，灭绝对杨逍气死孤鸿子始终念兹在兹，但读者却摸不着头脑：何以在全峨嵋派中，灭绝如此在乎孤鸿子之仇？
10、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提出的心愿是：在她削发为尼，长伴青灯古佛之后，要张无忌接任峨嵋派掌门。这个桥段太老套，且已有《碧血剑》中阿九出家的情节，不好重复；而要张无忌接管峨嵋派，又与令狐冲接掌恒山派太过神似。新版将周芷若的心愿改为：“这时候我还想不到，那一日你要和赵家妹子拜堂成亲，只怕我便想到了。”改得极为活泼。（新修版中再一改，周芷若的心愿变成“不准张无忌与赵敏成亲”，因为只消没有婚约，就算张无忌与赵敏生下娃娃，过个十年八年，以张无忌的个性，又会开始想念周芷若。新修版完全表现出周芷若一贯“以退为进”的手法，改得好极了。）
五、删除未用上的伏笔
金庸创作小说时，脑中对情节盘根错节的想象，远超乎最后落在纸上的定本。许多桥段或许原本要当伏笔，因为后来没用上，新版中当然必须删除。这类例子颇多，略举几例：
11 、旧版《天龙八部》中，段誉为段延庆所囚，段正明担心段誉与木婉清“做出事来”，当下宣布段誉与高升泰之女高湄婚配，以绝天下悠悠之口。这个伏笔并没用到，因而删去。
12、 旧版《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回见到丁春秋，都会嗲声地叫“春秋哥哥”，二人似乎颇有暧昧情愫。后来叶二娘写成虚竹生母，因此这段在新版中也蒸发了。
13、 旧版《天龙八部》中，阿碧是函谷八友中康广陵的女弟子，因此能以软鞭当乐器，后来与康广陵重逢，并随康广陵而去。新版删掉这段师徒关系，阿碧最后陪在慕容复身边。
14 、旧版《笑傲江湖》中，令狐冲问风清扬，为何魔教十长老死在思过崖石洞中？风清扬答：“是我杀的。”但因此事后来没有合理的缘由交代，新版将风清扬的承认删掉了。
15、 旧版《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本名沈有榖，是少林派弟子，与邻家姑娘徐惠禄是青梅竹马的情人，徐惠禄后来为豪势所迫，嫁给陈世倌为妻。因为乾隆的掉包事件，雍正暴死后，刺客执行雍正遗命，要杀陈世倌夫妇，于万亭潜入陈家救人，在徐惠禄房里连守半月，竟与徐惠禄私通，生下陈家洛。新版《书剑》删改了这段情节，陈家洛的母亲改名徐潮生。于万亭与徐潮生虽仍是旧情人，但他图救徐潮生时只化身为仆，潜伏于陈家五年。旧版中于万亭的真实身分是陈家洛的生父，也为于万亭传红花会总舵主之位于陈家洛找到合理解释。新版中于万亭是义父，陈家洛则是陈世倌的亲生儿子。改写后，陈家洛出身的复杂性降低了，“私生子”形象也成了“堂堂出身”。
16、 旧版《碧血剑》中，提到阿九拜木桑道人为师，成为清初女侠，日后甘凤池、白泰官、吕四娘等均出自她门下。《鹿鼎记》中也有韦小宝祝福九难得到“八个威震天下的好徒儿”之语，明显暗示着民间传说的“江南八大侠”。但金庸小说中毕竟从未出现过甘凤池等人物，新版便将《碧血剑》中的相关描述删去。
17、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欺骗张无忌，说宋青书曾非礼她，她怀了身孕，因此不配与张无忌成婚。这本是周芷若以退为进、让张无忌由怜生爱的一招险棋，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下文，新版中便予删除。
六、合并及删除无关重要情节的人物
金庸于《射鵰英雄传》后记中提过，他修改作品的一个方向是：“删去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可见合并或删除人物的标准也是如此。
18、 旧版《笑傲江湖》中，平一指有位师兄“白发童子”任无疆，治疗桃实仙时，开刀由平一指负责，任无疆则打通了桃实仙的百会穴。这个无关情节的任无疆，在新版中与平一指合而为一，手术、打穴由一人完成即可。
19 、旧版《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生有二子，长子左飞英武功卓绝，但这个角色并没有特别的故事，因此新版中将之删除。此外，有一位暗恋蓝凤凰的江飞虹，因为听见别人说蓝凤凰叫令狐冲“大哥”，令狐冲唤蓝凤凰“妹子”，江飞虹醋劲大发而自尽。这角色无足轻重，新版中也不见踪影。
20、 旧版《笑傲江湖》中，费彬欲对身受重伤的曲洋、刘正风二人行凶，幸而莫大先生现身杀死费彬，曲洋的孙女曲非烟葬了曲刘二人后，从此也没了故事。新版中金庸让费彬杀了曲非烟，就此了结这个人物。
21、 有趣的是，有被删除的“冗员”，竟也有起死回生的人物。旧版《笑傲江湖》中，莫大先生与五岳派群雄一起死在思过崖石洞中。但金庸或许认为他还有用，新版中让他死而复生，在令狐冲与任盈盈新婚之夜，于窗外拉奏一曲〈凤求凰〉以表祝贺。
旧版到新版的删改技巧——"改"
接着，再说说旧版到新版的“改”字。将不合理的情节改成合理，不论是旧版到新版，或是新版到新修版，金庸都持续努力地进行。若将不合理的情节改得更好（如旧版《神鵰侠侣》中，李莫愁曾被欧阳锋掳走，欧阳锋还传授她五毒神掌。受到欧阳锋的熏陶，李莫愁从此一身邪毒之气。诸如此类不合理的情节，新版中已剔除），就不需要再将旧骨头拿出来讨论。
以下，笔者主要归纳在整部小说、甚至整套小说中，经修改而变得前后逻辑性更强、更加“一以贯之”之处。这个技巧非常有意思。
一、将人物个性前后一贯化，以避免人物性格大幅转变：
1、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金庸给童年郭靖的评语是“筋骨强壮，聪明伶俐”。故事继续往下进展，郭靖虽被改得较为直鲁，但旧版《射鵰》中的郭靖还是比新版中聪明。在旧版中，洪七公传授郭靖十五招“降龙十八掌”，郭靖以之与欧阳克对打时，居然福至心灵又自创了三掌，将十八掌补足。其后再见洪七公时，洪七公另再授与威力更强大的原创三掌。这一段在新版中改掉了，以新版郭靖的资质，自然无法创制出与旧版郭靖所创相同威力的三掌。此外，郭靖与黄蓉向一灯大师求治时，旧版郭靖于观看中就学会了“一阳指”，这样好的天资与主角个性不符，新版中也已删掉。
2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个性在童年时与长大后简直判若两人。小时候的张无忌受谢逊与殷素素影响极大，金庸一再强调他“工于心计”、“聪明伶俐之极”。谢逊说道以七伤拳自杀、逼空见来救、再击伤空见以逼出成崑之时，张无忌大叫“妙计”；这段在新版中移到了殷素素身上。此外，旧版的童年张无忌性格非常刚强火烈，当听闻成崑杀害谢逊一家之事，愤而要替谢逊报仇：“也将他全家杀死，杀得一个不留。”还因言语过度残忍遭张翠山斥责。再者，在殷素素自尽后，张无忌手持匕首，将三百多名各派人物的面貌长相记在心中，满腔怨毒，图谋长大后一一寻之报仇。由于违反了新版中张无忌的仁善性格，这些描写已全部删改。
3 、旧版《天龙八部》中，阿紫眼盲后，游坦之化名为“极乐派掌门人王星天”，并愿意照顾阿紫。在阿紫的想象中，这位王星天是个武功高强、面貌英俊的公子，心下确实芳心可可，也曾有委身相嫁之意。这些情节在新版中均已删改，阿紫只是利用游坦之，自始至终钟情于萧峰。
4、 旧版《天龙八部》中，慕容复解珍珑棋局而入魔时，段誉以六脉神剑去其手中长剑，救了他一命，慕容复因而对段誉非常感激。旧版的慕容复心胸较宽大，对段誉也极为友善，刻意结纳为友，且对段誉的“六脉神剑”、“朱蛤神功”亦钦佩之极。新版中，为了表现慕容复只图恢复大燕、薄情小器的个性，旧版中大度容人的描写全数删改了。
5、 旧版《鹿鼎记》中，韦小宝是个勤于学武的少年，自海大富处学会了“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及崆峒派内功，其后还将陈近南与海大富的武功融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在新版中，为了维持韦小宝一贯武功低下、嘻闹无赖的形象，将这些学武段落都修改了。
6、 旧版《神鵰侠侣》中，公孙止气度沉穆、识见渊博兼之文武全才，小龙女对他的感情是“微感倾心，暗想陪着他过一辈子，也就是了。”新版中将这些“不专情”的描述删除，小龙女心中始终只有杨过一人。
二、以武功或教派串联全套小说：
7、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九阴真经》本来是达摩所创，新版则改由黄裳所作。黄裳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报明教高手灭其全家之仇，这就以“明教”将《射鵰》与《倚天》串接起来。此外，旧版《笑傲江湖》中的魔教本作“朝阳神教”，新版改为“日月神教”，由教中编制的左右光明使与护法使者来看，可以推测“日月神教”当有隐喻“明教”之意，这又将《倚天》与《笑傲》串接起来了。
8 、“降龙十八掌”应该是金庸在改版中，花最多时间以之串连各部小说的武功。旧版《射鵰英雄传》中，降龙十八掌是“洪七公生平绝学，是他从易经中参悟出来，虽然招数有限，但每一招均具绝大威力。”从旧版时代起，金庸就有意以降龙十八掌来串接“射鵰三部曲”。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自谢逊处学到了“亢龙有悔”、“神龙摆尾”及“潜龙勿用”三招，金庸应该有意让张无忌成为洪七公及郭靖的武学传人。幼年张无忌并曾以“降龙十八掌”击败巫山帮贺老三，其后又在西域击伤卫璧。但因张无忌日后习得“乾坤大挪移”，成为属于张无忌的独特武功，学降龙十八掌的桥段遂退居为金庸小说中的冗情节，新版中于焉删除。
旧版《射鵰》中说“降龙十八掌”是洪七公所创，同属旧版的《天龙八部》，乔峰的成名绝技也是“降龙十八掌”。在新版中，这些矛盾大抵改写而周延了。新版《天龙》中，乔峰的绝艺是“降龙十八掌”，但自北宋到南宋，招式理应略有出入，所以新版《射鵰》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是“一半得自师授，一半自行参悟出来”。依然串起了《天龙》与《射鵰》。
9 、金庸可能很喜欢“降龙十八掌”这套掌法的名字，在旧版小说中，第一个学会“降龙十八掌”的主角其实是陈家洛。旧版《书剑恩仇录》中，“降龙十八掌”是少林派武术，陈家洛上少林寺探问于万亭旧事，少林寺天镜禅师当年原本就准备将“降龙十八掌”传给于万亭，却因机缘而未果，于是乘此传给了于万亭之子陈家洛。当然，“降龙十八掌”在新版中已改写为乔峰、洪七公、郭靖等人一脉相传的绝艺，陈家洛习得“降龙十八掌”的情节，在新版中自然消失无踪。
10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周伯通要丘处机将彭连虎等四人幽禁于清虚观十年，新版改为关于重阳宫二十年，因为在《神鵰侠侣》中，重阳宫才是全真教重镇。这细节一改，让《射鵰》与《神鵰》相系更密切。
11 、旧版《射鵰英雄传》中，“一阳指”是王重阳的武功，“先天功”是一灯大师的武功，二人曾互相传功。但为了扣住时代背景更早的《天龙八部》，新版《射鵰》将王重阳的武功改为“先天功”，一灯大师的绝艺则是“一阳指”。如此一来，“一阳指”就能贯通各书，成为大理段氏的家传绝学。
三、将合适的桥段“乾坤大挪移”至更适当的小说：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于王盘山岛上比拚功夫时，露了一手瑶琴绝艺，所奏曲目为〈广陵散〉。谢逊自称不服稽康临刑时所说“广陵散从此绝矣”这句话，因而连掘西汉、东汉二十九座皇帝、大臣之墓，终于在蔡邕墓中，找到〈广陵散〉曲谱。
在新版中，这段情节完全移植到《笑傲江湖》的曲洋身上：曲洋盗墓得〈广陵散〉，并将之改编入〈笑傲江湖曲〉之中。
四、修改人物设定细节，以维持全书的统一性：
12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的出身本是明教周子旺之女，但以灭绝师太仇恨明教的态度，大概无法容忍周子旺的后人存于峨嵋派中，于是新版将周芷若改为船家贫女。
13 、金庸开始写作连载《天龙八部》之后，可能与原来预想的大纲有所出入。旧版《天龙》的楔子道：“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互相有联系，组成一个大故事。”由于与原先的腹稿有出入，在旧版改新版时，金庸将《天龙》大动手术，以求全书内容圆融贯通。
14、 旧版《天龙八部》中，甫出场的木婉清是个极厉害泼辣的角色，外号“香药叉”，连锺夫人都希望藉她的名号营救锺灵。又因为无端杀人，云南一干高手如“三掌绝命”秦元尊、青松道人、金大鹏等都是她的仇人。新版中，为了当作段正淳众多情人争风吃醋情节的伏笔，追杀木婉清的人，改成瑞婆婆、平婆婆等王夫人的手下，她的“香药叉”外号移植给甘宝宝，成为“俏药叉”。木婉清在新版中被矮化了。
15 、旧版《天龙八部》中，王夫人是慕容复的“姑妈”，也就是慕容博的姊妹。王夫人是女中须眉，想要在武林中建立“慕容宗”，但因慕容博父子的目标是“规复燕国”，因而双方有所冲突。新版中，为了解释王夫人、王语嫣二人为何与石洞玉像如此相似，将王夫人改为李秋水的女儿，与慕容家的关系则变成慕容复的“舅妈”。这一改，将神仙姊姊这一段诠释清楚了，而慕容家与王家的恩怨冲突，则是因王夫人胡乱杀人，多次开罪官府与武林，因此与慕容家结下梁子。
16 、旧版《天龙八部》中，段誉吸人内力的功夫叫“朱蛤神功”，是因为段誉服食了锺灵的“莽牯朱蛤”而来。新版中改为“北冥神功”，乃段誉修习逍遥派秘籍而得，将全书人物的门派关系扣得更紧。
17、 在旧版《天龙八部》开始连载时，金庸或许尚未构思天山童姥的部分，因此旧版《天龙》起始处的无量剑派段落中，并未出现灵鹫宫使者。改版后，为求全书的逻辑性，灵鹫宫使者于新版第一册就出现在无量山上，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还因拿不到“生死符”解药而投江自尽。
18 、旧版《天龙八部》中，段誉身负“朱蛤神功”后，吸入黄眉僧座下弟子破贪、破爱二僧的内力，其后再吸入黄眉僧、石清子道人的内力。新版《天龙》中删去石清子，段誉练就“北冥神功”后，吸得叶二娘、南海鳄神、锺万仇、云中鹤、锺灵等人的内力。这几人在书中的地位更重要，这一改，让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19 、同在《天龙八部》中，某些情节的删除，则刻意留给读者想象空间。在新版《天龙》中，萧远山、慕容博甫出场时，提到“咱们三场较量”，那么，两人到底何时较量过呢？新版没有，旧版却有一场，就是段誉与游坦之以至阳的“朱蛤神功”斗至阴的“冰蚕异功”，二人旗鼓相当，眼看势必斗至力竭双亡，慕容复本欲舍身相救，此时萧远山、慕容博赶在前头，以两人的深厚功力硬将段、游二人分开。这场比试在新版中删去了。（到了新修版，金庸增写慕容博盗取少林寺武功秘籍时，在其中添加一场萧远山与慕容博的比武较量。）
20、 旧版《碧血剑》中，卷首出场的是明末公子侯朝宗，新版中改为渤泥国儒生张朝唐。改由原籍海外的张朝唐当作全书的引子，可以成为最后劝进袁承志到海外开创一番事业的伏笔。
21 、旧版《倚天屠龙记》中，赵明一行人攻打少林寺，将达摩院的达摩祖师石像颜面削平，在达摩祖师没有五官的脸上，刻上“先诛少林，再灭武当，唯我明教，武林称王”等十六字。新版中，改成刻在罗汉堂十六尊金身罗汉的背后，一个罗汉刻一字。这一改，赵敏的奸邪之气降低，蒙古王室欲降服武林的气势却更大了。
香港明河社版
旧版到新版的删改技巧——"增"
旧版修订为新版时，亦有“增写”的部分。这部分在“胖女人减肥”的旧版修订中所占比例较少，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
一、将“侠”的行事更往“为国为民”靠拢：
郭靖于《神鵰侠侣》中提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影响所及，连金庸旧作中的主角亦一并被改写。旧版《碧血剑》中，袁承志于泰山被推举为七省武林盟主，该段故事便告结束。在新版中，为了表现袁承志“为国为民”的情操，盟主接着率领众兄弟，于锦阳关伏击阿巴泰所率领的清军。（在新修版中，袁承志的手下进一步成为军队编制，设立“金蛇王营”。）
二、用词典雅化：
“典雅化”当然是金庸改版的目标，在旧版改新版的过程中，“典雅化”的例子极多。
好比旧版《天龙八部》中，阿朱金锁片上的字为“阿诗满十岁，越来越顽皮”，阿紫金锁片上的字完全相同。阿朱小时候还以为“阿诗”就是自己的名字，却原来是阮星竹的小名。在新版中，金锁片上的字改写为：阿朱的是“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阿紫的则是“湖边竹，绿盈盈，报平安，多喜乐。”
三、增写新的题材：
改版过程中会删除重复的题材，自然也会加入新题材。
1、 旧版《神鵰侠侣》中，陆展元与何沅君是陆立鼎的父母，武三通则是何沅君青梅竹马的邻居，何沅君嫁与陆展元，武三通一怒而至大理为官。在新版中，陆展元改为陆立鼎的兄长，这一下拉，将李莫愁降了一辈，何沅君则成为武三通的义女，“父恋女”的故事带来了新题材。
2 、《碧血剑》自旧版修订为新版的过程中，金庸自言增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好比袁承志上盛京行刺皇太极、其后多尔衮暗杀皇太极这个段落，旧版没有，完全是新版补写的。此段内容增写了皇太极的识见与用人之道，连袁承志都不禁叹服，想来金庸改写时已无满汉狭见，“扬汉抑满”的早期情结已然淡化。
旧版《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等人于高昌迷宫中所见确是珍宝，包括镶宝石眼睛的玉雕佛像等不计其数的宝物。新版则改为侯君集当年已将宝物尽数带回长安，李文秀等人见到的，则是书本、七弦琴等唐太宗为宏扬中华文化，赏赐给高昌国的汉人器物。这段改写避免了与《连城诀》雷同，且将唐太宗的气度描绘得更加恢弘。
新版成为定稿，在金庸小说读者间阅读、流传有年，或许金庸发现小说中的部分情节不够周延，也或许金庸体悟到青壮年时期未曾经历的人生体验，又或许金庸的头脑中有新的创意想加入书里；除此之外，拜网络之赐，远流出版公司的【金庸茶馆】网站成立多年，金迷们纷纷对小说中的矛盾难解处提出质疑，于是版主开设【骨头大家挑】版面，供金迷们提出心中疑惑，其后汇集出百多个问题，由茶馆店小二呈交金庸。这么一来，更加速金庸改版的决心，“新修版”遂在七年的辛苦修订后面世。
新修版的改版无疑是成功的，金庸宝刀未老，修改旧作可不是拿着旧内容补丁，而是经过细腻的创作，将小说中的漏洞与矛盾，透过文学性、艺术性的手法修订，不仅缺陷不见了，小说也更加完美。读过新版的人若再读新修版，必定大呼过瘾。
在笔者的阅读经验里，笔者本已熟读新版，待新修版一出，总是迫不及待地自网络订书。又因改版过程中，出版社通常会将部分有趣的修改桥段透露给报社，经过媒体批露，难免引起毁誉两极的争议，因此笔者收到书后，通常都先翻阅具争议性的修订桥段。一开始，笔者以为每部书的修改段落，应该都已尽量于媒体上公布以吸引读者，但是仔细阅读后才发现，原来金庸的修改极其细微而繁多，经过认真比对，就会发现新版修改成新修版的幅度，其实与旧版修改成新版等量齐观，尤其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与《碧血剑》几部，修改幅度之大，几乎让已经熟知新版内容的我，处处发现赞叹惊喜。
从新版到新修版的增修技巧
一、加强人物的心理描写：
将人物的内在情绪说明得更加清楚，是新修版的大原则之一。
1 、新修版《笑傲江湖》中，书末多了一段文字描述令狐冲的心情，他认为：“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这段增述，对令狐冲的一贯态度产生“画龙点睛”之效，将令狐冲一向甘于委屈自己、配合情人的心态完全表达出来。
2 、新修版《倚天屠龙记》中，小昭即将返回波斯担任明教教主时，大幅增长张无忌与小昭的互动情节。张无忌对小昭说：“我前晚做梦，娶了我可爱的小妹子做妻子，以后这个梦还会不断做下去。”又说：“在这世界上，我只不舍得义父和小妹子两个。”这段增写，将张无忌多情而近乎滥情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显著。
3 、新修版《飞狐外传》中，袁紫衣的心理描绘多了不少，好比她拿着胡斐的衣衫，幻想胡斐扑过来拥抱自己，自己则无力地被点倒，接着还幻想边哭泣边打胡斐。乖乖女的“性幻想”情节难得出现于金庸小说中，这个段落增添得相当有趣。
4、 新修版《飞狐外传》中，另有一段胡斐的“性幻想”情节。原来小胡斐偷窥马春花，见到她雪白的粉颈、起伏的胸脯及肚兜下的肚皮，当下小鹿乱撞，很想亲亲马春花的脸颊，甚至变成小狗伏在她身边。这段幻想描述十分具有现代感。
5、 新版郭襄虽然心仪杨过，却没有深入的刻划，新修版将这份感情写细了。在新修版《神鵰侠侣》中，郭襄内心深处渴望变成“大龙女”，更早认识杨过，收留被全真教欺负的小杨过，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爱侣。即使日后杨过再遇到小龙女，也只如同遇见小郭襄一般，顶多给她三枚金针罢了。
6、 新修版《鹿鼎记》中，原本一直默默奉献、不计名位的双儿，金庸亦增写了她的内心世界。双儿自信“天下所有的女子，丈夫最心爱自己，即令阿珂也及不上。”让她为韦小宝的努力付出，有了坚定的信念做为后盾。
7 、对于陈家洛不敢爱霍青桐，新版描述成陈家洛误以为霍青桐与李沅芷有私情。新修版挥笔一改，将陈家洛的心情写实了。原来陈家洛早疑心李沅芷是女扮男装，但他认为男装的李沅芷比自己俊美，被“比下去”的不悦心情无法释怀，而霍青桐的英风飒爽更让他萌生退意，因此始终对霍青桐心存芥蒂。
8 、新修版《书剑恩仇录》书末，增写〈情归何处〉一回，大意是香香公主现身于云端，告诉陈家洛：“我们维吾尔人、你们汉人、他们满洲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过说的话不同而已。”笔者曾就这段增写去信请教金庸，究竟在创意上属“幻觉”还是“显灵”？金庸认为是幻觉。一般而言，幻觉通常代表本人的内在信念，若这是陈家洛的幻觉，就能证明有意进入大清官场的陈家洛，根本没有满汉种族的仇视心态。这段增补，正好说明陈家洛“覆满兴汉”一再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陈家洛的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满、汉非得那个种族才能当皇帝的观念。
二、以史实强化小说的真实感：
金庸在小说作家的身分之外，还是史学爱好者，至英国剑桥大学修读历史博士学位，于唐朝史上下工夫。小说中的史识，在新修版中亦持续加强。
9、 在新版《射鵰英雄传》书末，郭靖为吕文德守襄阳城，吕文德属无能之将，郭靖、黄蓉只得用计吓退蒙古兵。在考据过史料后，金庸发现当年蒙古军并未攻打襄阳，于是靖蓉二人在新修版中改为北上，襄助史实上蒙古军确实攻打过的、李全与杨妙真夫妇守城的山东青州。李全的“忠义军”本收有山东义民，郭靖以江湖侠客之姿助守青州城，更加顺理成章。
10 、旧版及新版《碧血剑》中，图谋崇祯帝位的是诚王，新修版则改为惠王。金庸在注释中说明惠王朱常润于天下大乱时潜归北京之史料，将人物修改得更贴近史实，以增加小说的真实感。
11、 新修版《碧血剑》中，为更清楚说明李自成兔死狗烹、自毁长城的“杀功臣”事迹，加入一段李自成与“左革五营”内斗，避免功臣觊觎帝位的史料。此段增写李自成杀起义弟兄中的罗汝才、乱世王、革里眼，逼走老回回，天下未定而先内乱。大顺之败，因由不在吴三桂与多尔衮，而是败在大顺的君臣相疑。
12 、旧版及新版《神鵰侠侣》中，玷辱小龙女的全真教道士为尹志平，新修版则改为甄志丙。易名之举，也许因为承受来自尹氏后人或道教人士的抗议，但如此一改，历史的归历史，小说的归小说，倒也各安其位。
13、 新修版《天龙八部》中，将段誉的史料描写得更详细，述及段誉在大理国历史上的身分为宪宗宣仁帝，登基后年号“日新”，后改文治等五个年号，其后避位为僧，共做了四十年皇帝。将段誉的小说角色扣回至历史之中。
三、加入新潮而流行的创意：
14、 旧版及新版《天龙八部》中，游坦之的内功原习于《易筋经》，到了新修版，金庸将游坦之见到的内功图形，改为隐藏在梵文《易筋经》中、以隐形药水写成的《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经》，也就是瑜珈秘术。金庸或许见到现代人喜以瑜珈养生，故改写此段，以增添阅读趣味。
15 、新修版《天龙八部》中，加入王语嫣追求“青春永驻”的情节。发现自己多了一丝白发、一道皱纹的王语嫣，先是到“不老长春谷”寻求长春之道神书，求书未果，又到无量山石洞寻访秘籍。因怀疑秘籍藏在神仙姊姊玉像之中，王语嫣摧毁玉像，但仍没找到秘籍。关于现代人积极追求青春美丽，金庸藉段誉之口告诉王语嫣，同时也告诉读者：“色身无常，人人都免不了。”
16、 新修版《天龙八部》中，段誉离开听香水榭，由阿碧划船相送，段誉认为阿碧很能激发他的疼惜爱怜，但又不属于男女间的爱情，因而认阿碧为妹子。金庸将现代人“干哥”、“干妹”的两性友谊关系，写入以北宋为时代背景的小说中。
四、继续加强各部小说间的串联：
17 、新修版《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于梅庄地牢里意外习得“吸星”后，任我行向他介绍“吸星”的源流，说道北宋逍遥派分有“北冥神功”与“化功”二法门，而“吸星”乃源于“北冥神功”正宗。这段说明将《笑傲》与《天龙》串接了起来。
18 、新修版中，金庸继续改写“降龙十八掌”的演变，用以串接各部小说。在新修版《天龙八部》中，为了修补萧峰骤然去世、“降龙十八掌”理应不存的情节漏洞，金庸遂将“降龙十八掌”更名为“降龙廿八掌”，萧峰以“降龙廿八掌”名震于当世，后由萧峰与虚竹共同参研，将廿八掌精简为十八掌，透过义弟虚竹，复将“降龙十八掌”授与丐帮新任帮主，解决了“降龙十八掌”的传承问题。这段内容，洪七公传授郭靖“降龙十八掌”时又说了一次，将《天龙》与《射鵰》扣得更为紧密。
19、新修版《连城诀》中，增写了天宁寺宝藏的源流：这批梁元帝时代的宝藏，为康熙年间某高僧所发现，他将此秘密以剑诀的方式注入《唐诗选辑》中，并打算送交天地会的吴六奇，但当时吴六奇已然遇害，遂由梅念笙所得。这段增写，将《连城诀》与《鹿鼎记》扣接起来。
五、调整人物性格，增添新意：
新修版最引起新版读者非议之处，就是改动部分人物的性格，扭转了读者的既定印象，一些以书中人物为偶像的读者，更为此而感到愤愤不平。有趣的是，新修版对人物性格的改写，几乎全是“由专情改为多情”，金庸甚至解释道：“天下的男人都是不专情的，信不信由你了。”
1、 旧版及新版《射鵰英雄传》中，黄药师对妻子冯氏的专情，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在新修版中，金庸大笔一改，黄药师爱上了女弟子梅超风，平时会写些“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之类的词句，也常感叹自己韶华易老。日后梅超风情定陈玄风，令黄药师情绪失控，震断曲灵风的双腿。接着为了杜绝“师生恋”的传言，黄药师离开桃花岛，娶回与梅超风同龄的冯氏，想来冯氏是黄药师情感转移的“替代者”。这段改写在当年发布新闻稿之后，引起诸多金迷的口诛笔伐，正是由于黄药师的专情形象完全逆转之故。
2 、旧版及新版《碧血剑》中，袁承志均钟情于青青一人，新修版则改为袁承志亦狂恋阿九。新版中，袁承志潜入皇宫，因情况危急而躲入阿九被中，与她合衾共枕，袁承志将金蛇剑置于两人之间，并声明自己绝非轻薄无礼之人。在新修版中，袁承志拿开金蛇剑，二人紧紧拥抱，激情热吻，袁承志心中几乎已生“邪念”。
3 、旧版及新版《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单恋王语嫣的痴人，最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语嫣离开慕容复，段誉终能抱得美人归。在新修版中，段誉追求到王语嫣之后，开始“清算旧帐”，计较起从听香水榭到少林寺外，王语嫣一件又一件对不起自己的事，还为自己找到合理的解释──原来他之所以苦恋王语嫣，全因“心魔作祟”的缘故。其后段誉迎娶木婉清、锺灵及银川公主的侍女晓蕾等姑娘为妻。
4 、旧版及新版《天龙八部》中，李秋水直至年老，都仍为无崖子的爱情与天山童姥争斗。在新修版中，李秋水一度“由爱生恨”，与丁春秋产生私情，此事为天山童姥告密揭发。事发之后，李丁二人合力将无崖子打落悬崖。
5 、新修版《神鵰侠侣》中的小龙女，在情感表达上更大胆了些。在大胜关英雄大会中，新版写小龙女久别后见到杨过，只说了句：“过儿，你果然在此，我终于找到你了。”新修版则让小龙女告诉杨过，一天要想她五百次，还要杨过喊她“媳妇儿”，不准变心。小龙女摆脱了冰山美人的形象，勇于说出感情，表达爱的能力丰沛了许多。
6、 旧版及新版《神鵰侠侣》中，金轮法王虽然喜欢郭襄，毕竟仍不脱为求名利、不择手段的形象。在新修版中，金轮法王改称金轮国师，襄阳大战时为救郭襄一命，金轮国师竟舍身相代，尽全身之力挥走火柱，力竭而亡。改写后的金轮国师，心地慈悲得多了。
7、 新版《天龙八部》中，徐长老是个秉公为国的丐帮长老，但是在新修版中，却将他改成了老色头。马夫人登门求助，徐长老藉机揩油，更对马夫人伸出禄山之爪，正义形象荡然无存。
六、将人物的含蓄情感表达得更为深刻：
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新版中性格较木讷、情感较含蓄的人物，如《射鵰英雄传》中的郭靖、《侠客行》中的石破天等人，在新修版中，他们谈情说爱的词句都加了些料，使其可以更自然地吐露内在的感情。这正是新修改版的重点之一。
8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在新版中是个极为豪迈的角色。萧峰击伤阿朱后，新版描述萧峰“泪水直洒了下来”，新修版则改得更为柔情：“他（萧峰）低头去亲吻阿朱的嘴唇……两人的泪水混在一起，都流到了唇边。”这么一改，让铁汉的温柔更显凄迷。
9 、《神鵰侠侣》中的杨过，本就是较能表达情感之人，新修版让他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杨过、小龙女习练《玉女心经》中的一招“亭亭如盖”时，杨过罩在小龙女身上，二人情欲陡生。此外，杨过表露爱意更显露骨，他告诉小龙女，思念小龙女时会想到心不在焉，甚至将面条吃进鼻孔去。
10 、新修版《碧血剑》中，苗女何惕守的言语更加无所忌惮。她见袁承志心系阿九，居然鼓励袁承志三妻四妾，一娶青青，二娶阿九，三娶焦宛儿，还告诉师父袁承志，倘使世上无阿九这人，她自己也挺想嫁给他的。
11 、新版《鹿鼎记》中，康熙鲜少过问韦小宝的多妻婚姻，在新修版中，康熙则要求韦小宝以建宁公主为正妻，不得让她做小妾。这一改写，增添了康熙的温情。康熙与建宁虽非亲兄妹，他仍能念及自幼御兄妹相伴之情。
七、将书中情节周延化，使故事更加圆融：
12、 新版《射鵰英雄传》中，陈玄风盗走《九阴真经》下卷，将真经经文刺于胸口，再将原经烧毁。这段故事虽然颇为奇妙，但是读者怀疑，数千字的经文如何刺于胸口肌肤？在新修版中，金庸将人皮抄本一节删改，陈玄风、梅超风手拥纸抄本，最后梅超风将抄本归还给师父黄药师，受允重入师门。
13 、新版《射鵰英雄传》中，江南五怪于桃花岛遇害一节，描述得不甚周延，如朱聪写下：“事情不妙，大家防备（西字起首笔划）。”以及南希仁所书：“杀……我……者……乃……十……”读者不免质疑，身处危急之中，那有时间这般留下线索？这一大段情节，在新修版中完全改写，删除朱聪纸上示警之举，改为韩小莹于墓室玉棺上留下“十”字，南希仁则留下“西”字起首笔划。另补充杨康自欧阳克处取得桃花岛总图，因而知晓墓门开启之法，使整个布局更为缜密。
14、 新版《倚天屠龙记》中，倚天剑、屠龙刀中所藏《武穆遗书》与《九阴真经》，写于极薄的绢片之上，但是读者不解，何以绢质秘籍耐得住高温而不烧毁？于是金庸做了大幅改写，将两部秘籍藏于桃花岛，而倚天剑、屠龙刀中所藏的却是两块玄铁片，玄铁片上刻有秘籍所在地图及入岛方法。为了取得兵法及武学秘奥，周芷若将峨嵋总门迁往定海，终于顺利取得两部秘籍。
15、 新版《倚天屠龙记》中，谢逊被监禁于少林寺后山时，在地洞壁上刻下周芷若的罪行，这对目盲的谢逊来说，未免过度为难。在新修版中，此揭秘任务交给了黄衫女子，她并将内有周芷若相关罪行证据的小包交给张无忌。张无忌拆开后，见到了十香软筋散，以及倚天剑、屠龙刀中的玄铁片，终于明白自己误会了赵敏。
16 、新版《倚天屠龙记》中，武当六侠欲以“真武七截阵”迎战少林诸僧，需要殷素素入阵以全七侠之位，殷素素求教于俞岱巖，让俞岱巖认出了声音，殷素素不得不承认自己托龙门镖局护送俞岱巖之事，导致张翠山自刎身亡。新修版做了大幅改写，武当六侠不再拘泥于“真武七截阵”，而殷素素则因少林和尚圆业咄咄逼人，责问张翠山有关龙门镖局灭门之事，愤而挺身护夫，自承托镖护送俞岱巖，并杀害龙门镖局满门。接着她进入内室，向俞岱巖坦承偷施蚊须针，张翠山闻之愤而自刎。这段改写，让殷素素从不敢面对现实的邪女，转为敢于面对错误、为夫承担的勇敢女子。
17 、新版《倚天屠龙记》中，朱元璋使鬼蜮伎俩逼退张无忌，让张无忌误以为徐达、常遇春二人对自己不满，在失望之余离开明教。由于这段阴谋太过戏剧化，在新修版中，改为朱元璋光明正大地率兵逼宫，要张无忌在明教与赵敏之间二择一。爱美人胜于江山的张无忌，最后自然选择赵敏，离开明教。
18 、新版《倚天屠龙记》中，面对叛派弒叔的宋青书，张三丰掌击其胸而毙其命。新修版改为宋青书想向太师父及父亲拜倒，用力过度，伤口迸裂而亡，修改了张三丰手刃徒孙的不圆满画面。
19 、为什么玄慈等一干武林人物，对于误击萧远山一家，事后罪恶感如此之大？新版《天龙八部》并未交代清楚，新修版补足了缘由。原来萧远山于辽国担任属珊大帐的亲军总教头，平日颇得辽国帝后赏识，常藉机劝阻辽帝对宋用兵，是维持宋辽和平的重要人物。萧远山有大恩于武备较为落后的大宋，玄慈等人误击其全家，遂觉满身罪愆。
20 、小说改版时，少见金庸创造新人物，但是在新修版《天龙八部》中，却创造了传功长老吕章。吕章在萧峰离去、徐长老和白世镜身败名裂之后，成为丐帮实际上的领导人，然而他给丐帮的指示和方向，却是隐瞒帮中长老的恶行，全力抹黑萧峰。吕章的领导方式，让萧峰更加认清江湖上重利轻义的现实面，因而加深他北上赴辽的决心。
21、 慕容博诈死后，人到那里去了？新版《天龙八部》中，只知他到少林寺盗取秘籍。在新修版中，慕容博“死后”仍为复国大业而努力，化名为燕龙渊，于两淮一带出没，发出慕容氏的黑色令旗，广纳江湖豪杰，以为复国之助力。
22、 不仅慕容博于暗中收帮纳派，四大家臣亦有相同的努力。新版《天龙八部》中，秦家寨与青城派众人上听香水榭生事，由于技不如人，给包不同羞辱一顿后赶了出去。在新修版中，包不同收敛起暴躁脾气，着意结纳，秦家寨与青城派均接下姑苏慕容氏的“黑色燕字旗”，从此接受慕容家的号令。
23、 以玄慈方丈的身分与武林地位，当江湖上传闻纷纭，说乔峰将武林挑得腥风血雨之时，他这“带头大哥”为何从未出面？新版《天龙八部》中无解。在新修版中，玄慈等五位少林高僧化身为迟姓、杜姓等老者，于乔峰前往五台山会见智光大师的路上，对乔峰做过一番人品鉴评。在乔峰宁可自伤而不愿伤害迟姓老者的当下，明白了他仁义本怀的光风霁月人格。
24 、旧版、新版《天龙八部》中，萧峰被冤枉杀害副帮主马大元，在追查带头大哥的过程中，亦几乎处于挨打的地位。新修版中，金庸帮萧峰稍吐一口胸中怨气，在马夫人家中假扮马大元鬼魂之人，由萧远山改为萧峰，让萧峰以己之力，洗清被误会的冤屈。
前文曾经提及，在旧版改新版时，神山上人问难于少林寺，新版主要针对波罗星于少林寺盗窃秘籍之事。到了新修版《天龙八部》，则将哲罗星、波罗星等“冗情节”全数删除，神山上人身为徐长老的师弟，以徐长老之死，藉机向少林寺挑衅，使全书各个环节更为连贯。
八、将武学的源流与内容阐述得更加明白：
在金庸小说里，金庸以自己的臆想发明了一些武功，而这些武功的源流有时交代得不够周延，于是在新修版中，金庸便尽量将之修补得更完美。
25、 新版《神鵰侠侣》中，觉远提到《九阳真经》乃达摩祖师亲手书写，但金庸或许经过考量：“九阳”一词为道家所用的易术之词，因此在新修版中，将《九阳真经》改为由另一位不知名的高手书写在《楞伽经》的行间中。
26 、金庸花费许多精神打造“降龙十八掌”，除了前段提及的源流，在新修版《射鵰英雄传》中，金庸还增添两页篇幅，详细说明这套武功的要义，并提及“亢龙有悔”乃“降龙十八掌”的根本，招式中最难之处在于强力击出时，仍能留有余力，当刚则刚，应柔则柔，打破“降龙十八掌”一味刚猛的旧观点。
27 、鸠摩智为何身负“小无相功”？对新版《天龙八部》的读者来说，这始终是个谜团，而这谜团在新修版中有了解答。段誉在朱碧双姝相助下于“锦瑟居”逃脱，其后鸠摩智因缘际会潜入王夫人家的书库，暗中盗取丁春秋藏于王家的“小无相功”秘籍。这段增写，不仅交代鸠摩智习得“小无相功”的过程，甚至写出神功内容供读者品阅：“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孰能浊水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由于鸠摩智偷书时漏取第七册，导致强练内功而积下戾气，无法化解。
28 、新修版《神鵰侠侣》中，将金轮国师的武功源流说明得更清楚。金轮国师出身金刚宗，随身携带莲华生大士唐卡，而他传授郭襄的武功，最基础的就是金刚萨埵的瑜伽密乘。
29、 新修版《神鵰侠侣》既增写古墓派“玉女心经”的招式内容，亦适当地让杨过、小龙女在武术实战中有所发挥。绝情谷中的杨龙与公孙止之战，新版中为杨龙二人落败，但是在新修版中，一来删去公孙绿萼使渔网阵时假意摔倒的情节，变成杨过使“天罗地网势”脱离渔网阵；二来杨过以“玉女拳功”攻击公孙止；三来小龙女与杨过相认的情节有所改写，小龙女忆起从前为练功而击打小杨过屁股的往事；四来加写杨过以“玉蜂针”打中公孙止的穴道，公孙绿萼为父亲讨玉蜂浆解痒。最后，杨龙使出“玉女心经”中的“亭亭如盖”，击败公孙止，却在宽恕公孙止后意外遭其偷袭。
30 、除了武术之外，新修版《笑傲江湖》中亦增写〈笑傲江湖曲〉的内容。原来曲洋自蔡邕墓中所盗得的〈广陵散〉琴谱，述说着“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刘正风再加上一段箫谱，奏的是聂政之姊收葬弟尸之事，曲刘二人合奏而成〈笑傲江湖之曲〉。
九、束缚江湖人物，勿使改变历史：
或许在心理上，金庸一直不希望武林人物拥有扭转历史的力量，甚至连扭转的空间都必须遏止。在新修版中，金庸对于“江湖”与“政治”的界线订得更为严格。
31 、新修版《倚天屠龙记》中，增补一段“阳教主遗训”，也就是明教圣火令上所刻的“三大令、五小令”，而“圣火令三大令”的第一令即为“不得为官为君”。这一改写，将张无忌的开国皇帝希望完全堵死，绝对不致产生影响历史的效力。
32、 新修版《碧血剑》中，新增一段十六字诀来绑住袁承志，便是：“不降鞑子，不投朝廷，不跟闯王，不害良民。”如此一来，中土既已无容身之处，袁承志只得远渡海外，再也无法影响中原政局。
十、删除“非必要”的情节：
新修版不仅有增修，“胖女人”亦确实做了“局部减肥”。也许金庸认为部分新版情节是多余的，因此将之删去。
33、 旧版与新版《碧血剑》中，均有何铁手对女扮男装的青青心生情意，甚且开口示爱的情节。或许金庸觉得这事无关整篇小说，又或许觉得女子爱上女扮男装者太过陈腔滥调，于是删改了此段情节。
34、 新版《碧血剑》中，袁承志追查五毒教，先见到黑白蓝黄红五道围墙的无门大宅，其后又见“锦衣毒丐”齐云璈于雪中斗蛇。或因这段情节太过玄异，金庸大笔一改，变成惠王爷以“招贤馆”名义引见，袁承志因而得见五毒教诸人。
35 、新版中部分情节属于既无关全局、又篇幅较长的武术对战描写，金庸于新修版中将之删减：
a. 新版《射鵰英雄传》中，郭靖曾与黄河四鬼对打，这段纯武 术过招的描述可能过于冗长，在新修版中被大幅删节。
b. 新版《天龙八部》中，木婉清与王夫人手下追捕者的对打，亦有大幅删裁。
c. 新版《天龙八部》中，摘星子与阿紫以绿火相斗的过程，包括摘星子的思绪转折，以及星宿派门人的谄媚谀词，在新修版中多所删削。
d. 新版《天龙八部》中，慕容复与黎夫人、桑土公的交战，在新修版中已全面删除。
e. 新版《碧血剑》中，崔秋山与围堵圣峰嶂的官兵们恶斗的段落，亦被删削。
f. 新版《神鵰侠侣》中，丐帮追索陆无双而被杨过击退的情节，一在客店，一在花轿，两段都被删掉了。
g. 新修版《神鵰侠侣》中，删去忽必烈的谋士和尚子聪斟毒酒给周伯通，周伯通反愈喝愈多，甚至喷出毒酒一节。
36、 倘若无关故事主轴的进展，被金庸以“冗情节”视之，删削亦属自然。如新版《天龙八部》中，薛慕华回溯游坦之携慧净和尚前来求诊的段落，在新修版中大幅删修。此外，“函谷八友”的个人表现也做了局部削减。
十一、注释增多：
37、 新修版有个特色，就是“注释”明显比新版来得多。旧版时的注释，往往只以括号写一两句金庸注，新版多了些解说史事的注解，而新修版则不仅回末注释变多，其中更有金庸为自己提供平台，让作者向读者说说话。
试举二例：
a.针对叶洪生曾经提出“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乃内功入门功夫，梅超风必知的说法，金庸特别在新修版《射鵰英雄传》第十回末的注释中提出说明。文中引用《锺吕传道记》吕洞宾求问锺离权“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一事，精微奥妙，且易与求仙之术混同，证明梅超风有此一问，并不奇怪。
b.关于小龙女、杨过的师生恋引发某些读者质疑，金庸在新修版《神鵰侠侣》第十四回末的注释中，洋洋洒洒写下一大篇幅，告诉读者古今中外某些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又举钱穆、梁实秋等今人师生恋遭社会非议之事，供读者做小说与现实的参差对照，读来实在颇为有趣。
38 、金庸不仅于注释中向读者说明清楚，偶尔还会神来一笔，在小说中穿插一段情节，借着虚构人物之口，为自己提出辩驳。
早在旧版时代，化名佟硕之的梁羽生曾经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质疑金庸在《射鵰英雄传》中让黄蓉唱〈山坡羊〉，是“宋代才女唱元曲”，在历史背景上乱了套儿。在新修版《射鵰》中，金庸则借云南杨老者之口告诉读者，他的先人自唐朝天宝年间移居南诏，〈山坡羊〉的曲子由祖先所传下。可知〈山坡羊〉在唐代即已广传民间，宋代的黄蓉吟唱此曲，并不悖理。
不同的版本怎么读？
笔者认为，目前多数读者应该都先读过新版，对于新修版的增修内容，难免有部分习惯于新版的读者拒绝接受。在笔者的经验中，如果从旧版、新版到新修版一路读来，心中那份感觉，就彷彿乔峰看着乔三槐雕刻小老虎时，“眼看小老虎的耳朵出来了，鼻子出来了，心里真高兴。”在数十年的时光里，金庸两度改版，细细雕琢他的“小老虎”，书中人物终于在一次又一次更深入的描绘下成型。欣赏金庸改写的过程，确实有趣。当然，角色与情节的最后定板，倘若不符合读者读前一版时的臆想，难免会因失落感而心理上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金庸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作品完整地修润出来了。
反过来说，若先读新修版，再往前追溯读新版甚至旧版，大概会觉得前面的版本只能算是“蓝本”，好似在人物、情节上尚未完全开展，倒象是未完成的初稿、二稿了。
总之，要探究金庸的创作过程，享受金庸小说的各种阅读乐趣，接触不同的版本，的确最能探寻金庸在创作上的思维、笔法及心路历程。
版本比较乐趣无穷
金庸对其武侠小说进行两次大改版，正因如此，阅读金庸小说，较之阅读其他小说多了份版本比较的乐趣，尤其是揣摩作者在原创意与新创意更动之间的心思，更是学习文学创作的另一种法门。
然而，即使有三种差异甚多的版本，金庸小说的版本研究却尚未划定疆界。在新修版《神鵰侠侣》后记中，金庸提到第三版（即新修版）修改达七次之多，其中还有一大段突发奇想的文字，用以叙述《九阳真经》的来历，后因陈墨觉得“蛇足”，接受陈墨的建议删去了。此外，新修版《天龙八部》后记中，金庸亦提到第三版的改写“前后共历三年，改动了六次”。
要知道金庸修改时，一律都是手写稿而非计算机作业，也就是说，在新修版成为“定本”之前，那些六次、七次的改稿都还存在，可能在出版社或金庸自己手上。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开放金庸手稿，供读者或学者阅读研究，那么金书的版本远不止三种，至少还要再加上五、六种以上。
倘若真有那么一日，金庸小说的版本研究，将更加多变而饶富趣味。
金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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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2018年10月30日 20:00:09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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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1990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逐渐形成。学生们对金庸小说的热读，现代文学研究中所感同身受的“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让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的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流行感怀颇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和光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登堂入室”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金庸热”如何成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你后来和严家炎老师开设金庸研究的课程，据说也是受此影响？
陈平原：武侠尤其是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是80年代的事情。作为热门的校园读物，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读萨特和读金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所谓西方哲学和通俗文学，不像今天分得那么清楚。我在广州读书时就接触到金庸小说，算是比较早的，但是并没有把它当作专业研究的对象。
1990年，我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讲了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贡献。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面接受面最广，版本也是最多的。这本书正式出版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北大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这门专题课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或争议。因为我谈的是“游侠”，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现象看待。
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老师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那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个针对的是严老师的论述；另外一个针对北大的举措——作为新文化的提倡者，当年以批判鸳鸯蝴蝶派崛起，现在回过头接纳通俗小说，你怎么好意思？
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为金庸举办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之后金庸为学生们签名
1996年，我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就从金庸风波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几十年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而这种对通俗文学的故意抹杀，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大学课堂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终将被打破。
严老师的特点是很有主见，非常坚持，人家批评他，他就更兴奋、更认真了，于是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金庸小说研究”的专题课。据说第一节课去了很多人，但听了一节课后不少人走了，因为他要求修课的学生写报告、参加讨论。可能学生们觉得，本来很好玩的一件事，被弄成了这么严肃，不高兴。严老师将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研究，成果就是1998年北大出版社刊行的《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在80年代就进入内地，有的是内地盗印的，有的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在读者中流传。1994年，金庸小说由本人定版且正式授权三联书店印行，书做得很认真，装帧也不错，这套全集对90年代以后金庸在内地的推广普及，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中间还有王一川等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那是一个新闻事件。
2008到2013年，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金庸对自己的小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交给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刊行。对这次修改，学术界基本不关注，读者也不太接受。我以为，从最早的报纸连载转为图书出版，那次认真修订是成功的；2008年以后的修订本不太被认可，原因是，文学作品一旦定型并成为经典，就有其自身命运，一代代读者的接受期待和阅读趣味，使得他们拒绝作者对原作做较大的修改。
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围绕金庸的争论，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也包括王朔这样的作家对金庸的批评。在你看来，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陈平原：王朔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种过分的苛刻和愤慨是他个人的风格，不必当真。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对王朔的批评很宽容。我半开玩笑地说，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窃喜。对有经验的作家来说，批评、赞赏都是一种关注和提醒。我再三说，金庸先生是从新闻业走出来的，他有自己的敏感和判断。王朔的批评不会对他造成大的伤害，反而会引起公众对他的关注。所以，查先生的回应非常客气，说了些王朔先生很聪明之类的话，根本不与其讨论武侠小说好坏的问题。讨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公众的关注是最要紧的。
查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家的成就，大家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有其自身特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查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是“武侠小说家”，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小说家可以写各种题材，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一提“武侠小说家”，天地明显就变小了。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有一个明显的错位。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
可以这么说，一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读者很多，金庸小说还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不少学者介入，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几个学术讨论会，如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刘再复和葛浩文组织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研讨会”，风气开始转变。经过这些学术活动，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登堂入室”的漫长过程，大家视野逐渐开阔，趣味也趋于多元，看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长盛不衰的背后
三联生活周刊：在论著中，你从“共同回应晚清以降西方小说的刺激与启迪，以及整个社会转型中思想意识的变化”的角度，倾向于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合起来看。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是这样的。作家的独创性和类型的延续性，必须两边都谈到。否认作家的独创性是不对的，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但是武侠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如何一步步变过来，作为历史学家，你必须明白它演进的步伐。
我当年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时，新派武侠就谈这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古龙、梁羽生的小说不见得会进入政治人物的视野；人家即使私下阅读，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倾慕”。而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插一句，金庸小说适于改编成电影，应该与他50年代在长城电影公司的那段经历包括写法也有关系？
陈平原：金庸早年的电影剧本写作，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我未做研究。直觉不太像。如果谈电影手法（蒙太奇技巧）对小说的影响，古龙应该在他之上。古龙的小说一看就是从电影和日本漫画过来的。但是在长篇电视剧改编这方面，金庸的小说更有潜力，也比较容易操作。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金庸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和商人。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比别人经营更为得法。记得一件事，当年他以1元人民币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卖给了央视，这是非常精明的手法。他的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时，也采用过类似手法。这不是一般书生可以做到的。我说这些，并无褒贬之意，而是说他在原创核心完成后，在转移成电影电视游戏等衍生品的过程中，非常有经验，所以会被我们不断关注和提及。
请你记得，金庸作品进入内地40年来，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出来，包括人物评价、版权纠纷、作品修订等。所以说，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前言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现有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色彩很浓的通俗小说。”其中也暗含了你对武侠小说的立场。站在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立场，你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艺术性？
陈平原：首先，雅文学、俗文学的边界今天日渐在拆除，我们不会像过去那么截然两分。金庸小说在类型小说中达到非常高的成就。但是类型小说（武侠、言情、侦探、推理）有一个基本机制，第一本你会看得很兴奋，看多了便会懂得它是如何经营的。没有套路，就不是类型小说了，我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谈为什么是“仗剑行侠”，为什么是“快意恩仇”，为什么是“笑傲江湖”，为什么是“浪迹天涯”，这些基本的“叙事语法”，构成了武侠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共同认可的“套路”。这些基本套路有其写作的便利，也就是可复制性，人物变一变，故事变一变，可以不断写下去。这一点，与我们所说的求新求变的探索型小说不一样。
金庸在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才有意颠覆这一小说类型的叙事语法，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即便在此前，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比如他特别喜欢写亦正亦邪的人物，早年的类型小说一般不会这么写，这属于剑走偏锋，做得好会有突破，做得不好，读者可能不接受。刚才说了，金庸小说其实有很多变革，他把政治视野、历史小说、言情小说都带进来，这都是对武侠小说的拓展。
尽管有如此拓展，但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类型小说适合做综合研究，不能只看一本两本，得看一大批，才能描述它们的总体特征，故适合于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进入做综合论述。这与鲁迅小说适合于一篇一篇细谈，那是不一样的。这里谈论探索（文人）小说与类型小说的差异，不是纯粹的价值判断，只是描述其写作机制与生产方式。
要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实探索（文人）小说难改，反而类型小说好改，因其操作空间及自由度更大。另外，如果你想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好的类型小说更合适。因为，探索（文人）小说往往刻画性格，探究人性，触及灵魂，对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反而不是特别关注。
“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换一个问法，金庸小说对五四新文学的吸收借鉴包括成功转换，体现在哪些地方？
陈平原：这么说吧，早年大家都把金庸小说当通俗小说看，所以它有抗拒五四新文学那一面。金庸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我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换句话说，你们很多新文化人是用外国语言来写中国故事。这一点，他很自觉。
某种意义上，他确实跟我们所说晚清侠义小说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派武侠小说有所不同。但其实武侠小说从旧派武侠开始，已经与新文学在不断对话。李安拍的《卧虎藏龙》，由王度庐小说改编而来，而王度庐早年是搞新文学创作的，写得不成功，转而写作武侠小说，但其政治立场、人物塑造以及若干写作技巧，明显受新文学影响。
金庸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小说带有历史小说的味道。谈金庸，必须把他对历史的关注带进来。我曾经说过“金庸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认识很精彩”，金庸很得意且引用过。金庸在小说中特别关注易代之际或乱世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不是纯粹站在汉族立场，这一点使他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金庸以一个小说家的直觉，也有他接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加上香港的特殊位置，导致他不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很了不起。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详细考辨过“侠”的形象的历史变迁，在你看来，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陈平原：这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文类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武侠小说，比较能对照起来看的是唐传奇、元杂剧以及明清小说中“侠”的形象。其实，还有游侠诗文必须关注。诗与长篇小说不同，比如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就与约略同时代的小说《三侠五义》不一样。如果说诗只是表达文人的情怀与意气，没必要那么复杂；可小说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必须有很多变化与波澜。
还有就是政治立场。比如《三侠五义》等清代侠义小说，强调“为王前驱”，侠客容易演变为官家豢养的鹰犬。民国建立以及皇权解体，导致以后的小说家，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为王前驱”了。到了金庸、古龙等，特别强调侠作为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我们知道你习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还是想请你谈谈与金庸先生交往中，对他有何印象？
陈平原：我与金庸先生有若干接触，但没有深交。我不愿与研究对象有太密切的关系，保持一个距离，评判时不太受个人感情、利益的影响。所以，我与金庸的关系，仅限于见面打打招呼。只有一次例外，险些亲密起来。
2001年，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招收历史专业博士生，引起很多争议，比如资格问题等。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起此事，我说查先生的长处，在于他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但没有历史学家的技术和能力。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家，若招博士生，应该在中文系设一个“文学与历史”方向。浙江大学一听，这主意最好。大概是怕校内竞争激烈，挂的导师是金庸和我。当然是以他为主，我是帮助打边鼓的。
我对金庸非常尊敬，原本也是想帮忙，可惜没帮得上。查先生是很要强的人，正因为他要强，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听他津津有味地讲在英国念博士的经历。本来人家准备授予他名誉博士的，他不，非要自己读。查先生骨子里有一种非常刚硬的东西，认准了，百折不回，你说不行，我非要做。这是很令人敬佩的。包括在浙大招博士生的事，原本也许不在意，有人说他不行，那他就非要争这口气不可。
依我观察，金庸不太善于演讲，但回答问题时应对很好。我在好多场合，见到他演讲完了，应邀给听众签书。早年为了卖书，与公众热情互动，这可以理解。等我见到他时，他已名满天下，用不着这一招了。可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会问对方叫什么名字，不只是题签，还随手写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他这么大的名气，如此体察人情，实在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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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阴阳变数以观天地万物——金庸小说《侠客行》解读
作者：陈志明 黑江湖专栏作者
声明：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前不久，“纪中文化”版《侠客行》登陆央视八套，引发新一波金庸剧话题。当时为了“蹭热点”，撰写这篇小文，因为不满意，一放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修改一过，不满意，又放一个月。近日再次修改，发给张纪中先生，张先生看过后回复：“闻所未闻，只可惜你没在《侠客行》开拍前给我。”言下深以为憾。同时发给“黑江湖”李逾求兄，希望各路侠友多多指教。
一、《侠客行》和般若之学
和《天龙八部》一样，《侠客行》也是一部佛家之书。二书主旨又略有区别：《天龙八部》是“破孽化痴”，亦即“慈悲”；《侠客行》是“破灭我执”，亦即“般若”。
“般若”系印度佛教专用名词之音译。据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般若即“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菩萨为达彼岸，必修六种行，六种行之一般若波罗蜜（智慧波罗蜜）即称为“诸佛之母”，成为其他五种之重要根据——其余五波罗蜜皆从属于般若波罗蜜，都要在般若波罗蜜之影响下才能发挥作用。
“般若”是一种“智慧”，但不同于我们习惯理解的“智慧”，而是一种可以“导致成佛”的特殊智慧。它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一般不用来认识现实世界。
“般若”全称“般若波罗蜜”，更准确的翻译应为“智度”，即通过这种智慧达到佛的境界（成佛）。任继愈先生认为，译做“智慧”，不符合佛教的宗教哲学原意，并且容易引人误解。
东晋高僧僧肇在《般若无知论》中，提出“般若无知”的说法。为了行文方便，僧肇有时用“圣智”来表示“般若”，以与普通意义上的“惑智”作区别。他认为般若不同于普通人所谓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无知”的，但又是“无所不知”的。
《侠客行》一书，阐释的是佛家的“般若”之学。
全书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讲述的是主人公石破天因缘巧合，破解了无人能破、至高无上的《侠客行》武学图谱。
《侠客行》武学图谱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高深，而在于它“根本不需要文字解释”——所有文字只是图形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场诸人无一例外，均沉溺于如山如海的文字而无法自拔。所以最终破解它的，竟然是一个只字不识的“局外人”。
在书中，石破天是“无知”的：面对石壁上的一切文字，他皆不作文字观——因为他根本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他又是“无所不知”的——面对“侠客行”的绝世秘籍，因他眼里“没有文字”（只有图形），所以能“明心见性”，举手投足间就练成了一套别人永远练不成的绝世武功。
在中国文化中，禅宗的“顿悟”，略等于“般若”。“顿悟”可以成佛，但顿悟者不一定拥有渊博学识——石破天只字不识而一夕能解《侠客行》秘图，与禅宗的“顿悟”大致相通。
还有一点可以互证：与石破天一样，六祖慧能也是一字不识而得传五祖衣钵。
这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故事。金庸在《侠客行》一书的《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
他解释说：“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因此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皆是此义。”
在这一点上，刘再复也有着与金庸相同的认识。在与女儿剑梅的对话中，刘再复说：“知识可能得益于悟，也可能产生障碍。”又说：“知识者读书愈来愈多，头脑变得愈来愈复杂，离生命的本真本然也愈来愈远。被语言和知识所遮蔽，反而看不清世界的根本，倒不如回到婴儿的视角。”
石壁上密密麻麻的笺注、疏证，都是“严重障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看见的，都是假的——对修习者不能起到真正帮助。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侠客行”武功，略等于佛家烦琐庞大的经、律、论三藏，石破天只字不识而解之，是金庸对龙树中观之学的巨大认同。
二、石破天之象“佛”：“般若中观”之学的终极之境
石破天只字不识，从不求人，人情世故一概不懂，甚至糊涂到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样的人物形象设计，远远超出了广大读者对以往金庸小说的阅读认知。但在哲学层面上，他是有所“本”的。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概念”——石破天的形象设计，符合佛家的“般若中观”之学，象征了佛家的终极之境：无知、无识，无欲、无求，无相、无名。
在哲学上，石破天是刘再复所说的“婴儿的视角”。因为对世界一无所知，反倒最接近世界的本源，所以他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和发现“真相”。
无知，在书中表现为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
无识，在书中表现为“只字不识”；
无欲，在书中表现为情欲未开、混混沌沌；
无求，在书中表现为“从不求人”；
无相，在书中表现为与石中玉容貌相似，连伤疤都经人伪造，往往被人错认；
无名，在书中表现为始终不知自己的真实姓名——他自认叫做“狗杂种”；谢烟客叫他为“小贼”、“小叫花”；长乐帮诸人却认为他是“帮主”、“少爷”、“石破天”；石清夫妇、白万剑等认为他是“玉儿”、“石中玉”：丁不四叫他“大粽子”，史小翠叫他“史亿刀”，但根据书中情节，他其实应该就是“石中坚”。
佛典记载，佛陀尊号有十一种，诸经论往往开合成为十种，称为“佛有十号”，即：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石破天的一堆“姓名”、“称呼”，也有十一个，去掉“小叫花”（第三回：谢烟客……心想：“这娃娃既不开口向人求乞，可不能叫他做‘小叫化’了”），略等于世尊的“别有十号”。
石破天的形象设计，是充满寓意的“佛”的设计。
石破天的形象，略等于佛教神话中的“佛祖”。佛生而灵异，秉天地之气，是故石破天父母，乃玄素庄黑白双剑石清、闵柔：
在书中，石清、闵柔持“黑白”双剑，乘“黑白”名驹，居“玄素庄”——“黑白”是“黑白”，“玄素”亦是“黑白”——“玄”在色为“黑”，“素”者“白”也。黑白、玄素，即“阴阳”也——石清之“石”象阳刚，闵柔之“柔”象阴柔——阴阳和合而生石破天。
“佛”之大，非秉天地阴阳（玄素、黑白）之气不能生出。石破天秉天地阴阳之气而生，与“佛”之不凡正相类。
据佛典记载，佛曾在“大雪山”修菩萨道：
《佛本生经》云：“释尊在过去世修菩萨道时，于雪山苦行，谓之雪山大士，或曰雪山童子。”《涅槃经》十四曰：“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我于尔时住于雪山。”《止观》二曰：“雪山大士绝形深涧，不涉人间，结草为庵，被鹿皮衣。”
金庸则写石中玉尝投入“雪山派”习武——石中玉师门之“雪山派”，正象释迦修菩萨道之“大雪山”——在这里，石中玉其实是石破天的假身。
石破天之象佛，于斯已明，犹有“熊耳山”可证：
那弟子……朗声读道：“梅花拳掌门梅芳姑，生父姓丁，即丁……（他读到这里，含糊其辞，人人均知他是免得丁不四难堪）……自幼随母学艺，十八岁上……其后隐居于豫西卢氏县与陕东商州之间熊耳山之枯草岭。”（第十九回）
熊耳山，佛之塔所也，而以石破天居之（熊耳山是中土佛教初祖达摩之塔所）；
犹有“张三”、“李四”可证：
石破天……想起两个义兄竟会相欺，不禁愀然不乐；但想爹爹所料未必真是如此，说不定他们真的便叫张三、李四呢……（第十三回）
《五灯会元》：“僧问澄（水+是），如何是佛？答曰：张三李四。”“佛”之结义兄弟，亦当系“佛”，取其身份相若也。“张三”、“李四”，本是假设姓名，泛言其人，而《五灯会元》说得清楚：“张三、李四”，亦可是“佛”。
犹有“万”字辈“亿”字辈可证：
史婆婆“嘿”的一声，道：“……雪山派弟子叫什么白万剑、封万里、耿万钟的，咱们可强他一万倍。他们是‘万’字辈，咱们就是‘亿’字辈。那个姓白的叫白万剑，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做史亿刀。”……史婆婆给他取名史亿刀，他本不知“亿”乃“万万”之义，听了也就随口答应，浑不在意。（第十回）
“万”，“亿”，佛家语也。佛家看世界，广大无量，每以“万”、“亿”等夸张之词表之。
犹有“我是谁”可证：
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第二十一回）
“我是谁？”非我、无我也，佛教“五取蕴”共相之一，而以石破天言之；
犹有“腊八粥”可证：
（石清）顿了一顿，续道：“三十年之前，武林中许多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忽然先后接到请柬，邀他们于十二月初八那日，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喝腊八粥。”（第十三回）
十二月初八，佛祖诞生之日；腊八粥，佛诞日所食之粥也。“佛诞日之粥”于“佛诞日”而与石破天食之；
犹有“大欢喜”、“大苦恼”可证：
“十步杀一人”的剑法尚未使完，全身肌肤如欲胀裂，内息不由自主地依着“赵客缦胡缨”那套经脉运行图谱转动，同时手舞足蹈，似是大欢喜，又似大苦恼。（第二十回）
《法华经·譬喻品》曰：“欢喜踊跃。”《无量寿经》下曰：“贪恚愚痴，苦恼之患。”“大欢喜”，“大苦恼”，佛家语也，“侠客行”武功初成，喻“佛”之修行初成，此石破天之所以象“佛”可知也。
“石破天”一名，大家往往解作“石破天惊”（谓一字不识而解通《侠客行》秘图，给人的震撼不啻于“石破天惊”），后经谢国有兄指正，方知与其解作“石破天惊”，不如解作“识破天机”——《侠客行》秘图正象征“天机”，非石破天这种“原初”、“混沌”的“婴儿视角”不能识破。
三、“般若中观”之学是《侠客行》的故事框架基础
除了石破天外，书中其他诸人之形象设计，也均围绕佛家的“般若中观”之学而展开。比如“丁不二”，是象征“入不二法门”：
不二，“入不二法门”之略。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不二”条：一实之理，如如平等，而无彼此之别，谓之不二。《大乘义章》一曰：“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寂离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十二门论疏》上曰：“一道清净，故称不二。”
丁不三、丁不四，是象征“不生不灭”：
不三、不四，“三”者“生”之谐音，“四”者“死”之谐音，谓“不生不死”，即“不生不灭”也。小乘独就涅槃之理而观不生不灭，大乘于有为之事相上论不生不灭之义。《涅槃经》曰：“涅言不生，槃言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般若波罗蜜经》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中论》曰：“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
“不生亦不灭”，所以发明“真空无相”第一妙谛，凡佛经均不外此意。
白自在，是象征“不自在”：
“自在”系佛教术语，“大自在”之略。谓广大之力用无论何事皆作得也。《法华经·弟子授记品》：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白自在”，“白”者“不”字之谐；谓“不自在”也。《中阿含经·三十六梵志品》曰：佛言：在家者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以“不自在”为乐。
白自在因“我执”、“我慢”之心太强，因之“自大成狂”。“我执”，认有我身之执念为我执，亦云人执。《唯识述记》一本曰：“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俱舍论》二十九曰：“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我慢”，恃我而自贡高，慢他也。《唯识论》四曰：“我慢者，谓倨傲恃所执我。令心高举，故名我慢。”《法华经·方便品》曰：“我慢自矜高，谄曲心不实。”
在书中，白自在其实是石破天的另一假身。
只有“破灭我执”，才能得大自在。白自在的一众门人，无法帮助白自在“破灭我执”，所以白自在“自大成狂”，如疯似癫。但他一旦遇到石破天（自己的真身），马上就“万念俱灰”，明白了自己的“狂妄自大”，于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主动“面壁思过”，“顿悟”了。
大悲老人，是象征佛菩萨悲心广大之“悲”：
“救他人苦之心”谓之悲。佛菩萨之悲心广大，故曰大悲。《大日经》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根本。”
在书中，石破天得大悲老人所遗之十八木偶而练就“罗汉伏魔神功”，则大悲老人在名份上应该正是石破天之师父。而此与“大悲”与“佛”之关系正同。
《涅槃经》云：“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大悲”即“佛”（三世诸世尊）之“根本。”《涅槃经》又云：“若无大悲者，是则不名佛。”——若无“大悲”（老人），则“佛”（石破天）亦无法成佛。
石破天以“菩提心为因”（不忍大悲老人遭人围攻而出手相救，是为“菩提心”），得有“大悲”（所传之武功）为其“根本”，这才有了成佛之基础。佛，亦即伏魔之“罗汉”，此“罗汉伏魔神功”名称之由来也；木偶之数合以“十八”，亦隐喻了“十八罗汉”为佛（石破天）之护法一说。
“长乐帮”，是象征涅槃功德之“常、乐、我、净”：
“长乐”系“常乐”之谐音，“常、乐、我、净”之略，谓涅槃之功德也。涅槃译为灭，灭度，寂灭，解脱，圆寂等。《大乘义章》十八曰：“涅槃，此翻为灭。灭烦恼故，灭生死故，名之为灭。离众相故，大寂静故，名之为灭。”《涅槃经》四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
长乐帮行凶伤人、恃强凌弱，尤其不惩淫戒，石中玉为其“帮主”，更是花天酒地，此乃象征佛家所谓“凡夫之沉堕欲海”；石破天随后主持长乐帮，宁愿舍一己之身赴侠客岛而为帮众挡灾，此乃象征佛“法身所具足”之四德，以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悲愿（此等悲愿，即佛教所谓之“菩萨行”）；镇江有北固山，山下藏有佛舍利，为佛门宝地，此所以长乐帮总舵设于镇江也。
“龙”、“木”二岛主，是象征“龙树”菩萨：
突然钟鼓之声大作，一名黄衫汉子朗声说道：“侠客岛龙岛主、木岛主两位岛主欢迎嘉宾。”众来宾心头一震，人人直到此时，才知侠客岛原来有两个岛主，一个姓龙，一个姓木。（第十九回）
“木”者“树木”，龙、木，即“龙树”也。佛家“般若”、“中观”之学，肇于龙树菩萨。在书中，龙、木二岛主坐拥天下武学之极，象征“道”或“大道”，石破天领悟“侠客行”武学秘谱，则象征“证道”或“悟道”（又，全真道谓心中之气曰龙、木。丘处机《大丹直指》云：“盖心属火，中藏正阴之精，名曰汞、木、龙”，龙、木二岛主，亦可象道家所谓之“气”，谓人心与宇宙中之最大能量也——此处聊备一说，在《侠客行》一书中，“龙”、“木”主要是象征“龙树”）。
四、《侠客行》中的“不生不灭”与“生灭”概念
“般若中观之学”的概念设定，《侠客行》一书中还有很多。以较为重要的“不生不灭”（不生不死）为例进行分析，则知书中多个人物形象及故事结构，皆系“不生不灭”（不生不死）这一概念之变生。
比如石中坚：石清夫妇以为石中坚已死（不生），其实未死（不灭）；
比如梅芳姑：丁不四、梅文馨以为梅芳姑已死（不生），其实未死（不灭）；
比如梅文馨：丁不四以为梅文馨已死（不生），其实未死（不灭）；
比如阿绣：雪山派上下以为阿绣已死（不生），其实未死（不灭）；
比如温仁厚：白自在以为温仁厚已死（不生），其实未死（不灭）；
……等等，皆属此意。
又如一个“特殊典型”贝海石：贝海石身患绝症，本来要死（不生），但经过自我治疗，终于未死（不灭）；虽然未死（不灭），但绝症难愈，仍随时要死（不生）——贝海石的形象设计，仍系象征“不生不灭”（不生不死）之意。
在佛教中，除了“生死”之外，“依因缘和合而有”，亦叫生；“依因缘分散而无”，亦叫灭。在《侠客行》故事中，侠客岛“依因缘和合而有”（依各种机缘而产生该“门派”——此姑以“门派”称之），可谓之“生”；又“依因缘分散而无”（壁毁岛沉），可谓之“灭”。
“不生不灭”（不生不死），是般若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金庸围绕这个概念，设计和建构了书中多个重要人物与情节。
这也是金庸小说写作的“密码”之一：事先设定某个概念，所有人物、情节均围绕其扶摇而起。读者不见事先所设之概念，而只见随后所生无数之情节，便叹其想象之奇，莫可名状，殊不知万变不离其宗，实系心中先有一个“设定”在。
五、《侠客行》中的“阴阳”概念
《侠客行》以佛教神话之“地狱神话”为基本故事框架，江湖代表“阳”（阳间、阳世）；侠客岛象征“阴”（阴间、阴界），为了表现这种“相对”与“平衡”，金庸先生基本把整本书写成了一个“阴”“阳”双方交、错、攻、推的“相对论”。
这也是《侠客行》与金著他书明显的不同之处——凡写“组合”，多系“二”人，或“二”之倍数；凡写一人，则大多与另一人合成双数，或与之并，或与之对。性格行事，武功家数亦然。
比如写石清、闵柔：两人一男一女，一刚一柔，乘“黑”“白”双驹，使“黑”“白”双剑，居“玄（黑）”“素（白）”庄，匾题“‘黑’‘白’分明”，一黑衣一白衣，以上无一而非相对，但两人却是“夫妇”，恩爱非常，形影不离（亦相并）；
比如写石破天、石中玉：二人一淳朴，一浮滑；一口齿笨拙，一舌灿莲花；一混沌未开，一百窍玲珑；所作所为事事相对，性格、行事完全相反，但却一母同胞，是亲生兄弟（亦相并）；
比如写张三、李四：二人一胖一瘦，一“阳刚”，一“阴柔”，所用之药性一寒一热，虽然诸般皆相对，但两人却份属“兄弟”，联袂进退，如同一体（亦相并）；
比如写龙岛主、木岛主：一木纳寡言，一絮絮不休，可谓相对，但却同为侠客岛岛主（相并）——侠客岛，是除了贵州双子门之外，金庸小说中唯一一个由两人共同出任掌门的门派——双子门只是有意写的逗趣，与侠客岛两位岛主之情形仍不相同。
另外如丁不三、丁不四，二人虽系兄弟两个（虽有兄长丁不二，但未见出场），但性格、行事，处处相对，自幼及长，数十年间争斗不休；
如白自在、史婆婆，虽是夫妻（相并），但脾味不合，争吵一生，实是一对怨偶（另一对怨偶是丁不四与梅文馨。再延伸一下，梅芳姑之恋石清，虽是单相思，但因此毁掉一生，最后更是因之而死，说来也算是“怨偶”一对），而史婆婆自创“金乌派”，更是雪山派武功的克星（处处相对）；
如白万剑、封万里，虽是师兄、师弟，号称“雪山双杰”（相并），但二人并不和气——白万剑绰号“气寒西北”，得一“气”字，得一“寒”字；封万里绰号“风火神龙”，得一“风”字，得一“火”字——
一“气”一“风”（静则为“气”，动则为“风”，一“气”一“风”即一动一静），固然相对，一“寒”（冷）一“火”（热），亦是相对；
如少林掌门妙谛、武当掌门愚茶，二人虽系当时江湖的两大领袖（相并），但一“妙”（精妙）一“愚”（拙愚），亦相对也。
其他又如张三、李四的饮酒葫芦，一人一个；邀人上岛的拘魂铜牌，也是两枚等等，全是双数（至于“关东‘四’大门派”，则是“二”的倍数）。
其他又如既写谢烟客，则有贝海石与之对（两人立场不同，性格不合，武功相若，棋逢对手）；
既写阿绣，则有丁珰与之对（所谓女一、女二）；
既写长乐帮，则有雪山派与之对（可比佛修行之两大“道场”）；
既写摩天崖，则有北邙山与之对（谢烟客与贝海石两番决斗之地）；
而两张拘魂铜牌，一则“赏善”（笑脸），一则“罚恶”（怒脸），一“笑”一“怒”，皆相对也。
……
通观全书，金庸是依阴阳变数以观天地万物：大到神话思维、哲学架构、宗教意识、观点运用，小到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手法、遣词技巧，无一而非与“阴阳”无关。
基本看来，一部《侠客行》，可以就是一张运转不休、生生不息的太极图。
当然，全书最大的“相对”，就是“武林世界”与“侠客岛”的“阴”、“阳”相对。金庸笔下的武林世界，代表“阳”（阳间、阳世），侠客岛象征“阴”（阴间、阴界），两者是对立（相克）的；但在一定情形下，侠客岛成就了石破天（练成神功），石破天也成就了侠客岛（使“侠客行”武功真相大白），所以两者又是“相生”的。
“般若中观之学”认为，“有生有灭”，是有为法，“不生不灭”，是无为法——侠客岛之“有生有灭”，可谓之“有为法”；一切有为法之生灭，皆系“假生假灭”（非实生实灭）——则侠客岛之陆沉，只是假象。
现实中的故事总要讲完，金庸先生于是只好让带有主角光环的石破天破解图谱——真实的结局也许是：石破天一行到达侠客岛，随即人人深陷其中，除了沿袭以前的老套故事外什么也没能改变。侠客岛永远是侠客岛，永远存在于那里，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地狱）；江湖依然是江湖，各路豪杰依然分批（生）分期（老）前赴后继（病、死），就像是佛家所说的生命轮回。
金庸先生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解释了关于“阴阳”、“生死”（生灭）的永恒命题。
六、《侠客行》的“地狱神话”母题
与《天龙八部》写作时间前后连贯，《侠客行》在《天龙八部》未完成之时即开始连载。笔者一直认为，在哲学、宗教和神话三个层面，《侠客行》其实就是《天龙八部》一书之延续。金庸写《天龙八部》，意犹未足，乃以《侠客行》补之。
前文从“哲学”与“宗教”的角度讲，本节则从“神话”的角度讲。
《侠客行》一书的故事架构，本来就是依照佛教的“地狱神话”而设。在书中，“侠客岛”正比如“地狱”，人人皆不欲入：
（石清）道：“……玉儿，你可知长乐帮群雄奉你为帮主，到底是什么用意？”石破天……登时省悟，失声道：“他们奉我为帮主，莫非……莫非是要我做替死鬼？”（第十三回）
石清又道：“十年之前，江西无极门首先接到铜牌请柬。早一年之前，各大门派帮会的首脑已经商议定当，大伙儿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打算，决意到侠客岛上去瞧个究竟，人人齐心合力，好歹也要除去这武林中的公敌。是以这一年中铜牌所到之处，竟没伤到一条人命，共有五十三人接到请柬，便有五十三人赴会。这五十三位英雄好汉有的武功卓绝，有的智谋过人，可是一去之后，却又无影无踪，从此没了音讯。侠客岛这般为祸江湖，令得武林中的精英为之一空。普天下武人竟是束手无策，只有十年一度地听任宰割。”（第十三回）
张三、李四，正比如地狱而来的“拘魂使者”：
石清道：“……这些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石破天插嘴问道：“铜牌请柬？就是那两块铜牌么？”石清道：“不错，就是你曾从照虚师伯身上拿来的那两块铜牌。一块牌上刻着一张笑脸，那是‘赏善’之意；另一块牌上有发怒的面容，那是‘罚恶’……”（第十三回）
“……只要接到铜牌的首脑答应赴会，他这门派帮会便太平无事，否则不论如何防备周密，总是先后遭了毒手。”（第十三回）
赏善罚恶令，正比如拘魂使者的“拘魂牌”：
石破天叹口气，道：“我最先看到两块铜牌，是在飞鱼帮死尸船的舱门上，想不到……想不到这竟是阎罗王送来的请客帖子。”（第十三回）
石清道：“……但这两个使者神出鬼没，对方有备之时，到处找不到他二人踪影，一旦戒备稍疏，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传递这两块拘魂牌……”（第十三回）
令牌一到，则无可奈何，不入亦必入：
“那一年黑龙帮的沙帮主也接到了铜牌，他当时一口答应，暗中却将上船的时间地点通知了红枪会。那三十余名高手届时赶往，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到时候竟然没人迎接。……众人守候数日，却一个接一个的中毒而死。余人害怕起来，登时一哄而散，还没回到家中，道上便已听得讯息，这些人不是途中遭害，便是全帮已遭人诛灭。这一来，谁也不敢抗拒，接到铜牌，便即依命前往。这一年中共有四十八人乘船前赴侠客岛，却也都一去无踪，从此更没半点音讯……”（第十三回）
江湖豪杰对侠客岛之畏惧，正如世人对“死亡”之恐惧：
高三娘子双手齐伸，抓住了两块黄色之物……正是那两块追魂夺命的赏善罚恶铜牌。她早就听人说过善恶二使的规矩，只要伸手接了他二人交来的铜牌，就算是答允赴侠客岛之宴，再也不能推托。霎时之间，她脸上更无半分血色，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干笑道：“哈哈，要我……我……我……我去侠客岛……喝……腊八……粥……”声音苦涩不堪，旁人听着都不禁代她难受。（第十五回）
侠客岛之神秘，正如“地狱”之不知其处：
各人只听过侠客岛之名，至于此岛在南在北，邻近何处，却从未听到过半点消息，何况这“侠客岛”三字，十九也非本名，纵是出惯了洋的舟师海客也未必知晓，茫茫大海之中，却又如何找去？（第十九回）
赏善罚恶簿，正如“地狱”中主天下众生生死之“生死簿”：
……众弟子分取簿籍，送到诸人席上。每本簿册上都有黄笺注明某门某派某帮某家等字样。丁不四拿过来一看，只见笺上写着“六合丁氏”四字，心中不由得一惊：“我兄弟是六合人氏，此事天下少有人知，侠客岛孤悬海外，消息可灵得很啊。”翻将开来，只见注明某年某月某曰，丁不三在何处干了何事；某年某月某日，丁不闪在何处又干了何事。虽然未能齐备，但自己二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凡是荦荦大者，簿中都有书明。（第十九回）
岛上出人意料之情形，正比如人死后别有一番新境地；石破天代替诸人必赴侠客岛，亦比如佛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
总而言之，侠客岛即象征“地狱”——佛教神话的“地狱神话”母题，经过金庸先生一番“江湖化”的世俗演绎，生动、立体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七、结语
我个人认为，金庸小说有五个层面：
1、文学层面；
2、历史层面；
3、哲学层面；
4、宗教层面；
5、神话层面。
这五个层面，在《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以及《鹿鼎记》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现在一般的研究者，基本停留在“文学”和“历史”层面，能上升到“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已是为数不多。至于“神话”层面，目前学界，基本无人能识。
金庸小说的出现，使中国文学批评“失语”已久。并且这种失语，看样子还会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继续。
笔者一直认为，金庸小说，是对中国神话的全面还原。
“中国神话”一词，在这里取其广义，包括外来的佛教神话、后起的道教仙话、历代的志怪传奇、散落的民间传说等。
还原之意未足，又继之以各种解释。
《侠客行》一书对“地狱神话”的解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陈志明
2017年11月11日
附记：本文不是定稿，甚至连初稿也不算，只能算是一个大纲。但因为“黑江湖”公号大多是专家级的读者，所以拿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有益指教。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3-26 11:36 编辑
马家辉：就算金庸没去世 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独家
2018年10月31日 19:43:0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游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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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94岁。消息一经传出便如重磅炸弹引燃，整个华语世界陷入沉痛悼念的氛围之中。
著名作家马家辉自1997年开始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任职副总编辑，在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连线时，谈及在《明报》的那段经历，马家辉表示金庸就像一位大将军，不仅自己能征善战，还懂得将每一个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就算20年过去，《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在马家辉看来，金庸能够依靠写作获得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特性，那是一个“提着一支笔就能闯出一片江湖”的时代。所以除了金庸，在那个年代还出了很多像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样的人物。而随着后来资本和媒体运作的进入，讲究团队化的操作和多媒体的展现形式，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出人头地，“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已经结束了”。
马家辉将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归功于作品本身的情节、人物和语言。金庸的作品通过传统中文的习惯而不是欧化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忠与孝、情与国、明与暗等等两难的困境之中，使得每一个华人都可以在金庸的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但马家辉不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在宣扬家国情怀，恰恰相反的是，金庸是在借小说表达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
独家连线内容如下。
马家辉
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
凤凰网文化：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来一天了，您现在有什么感想？
马家辉：他去世后我脑海就想着几个人，因为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50年代，大江南北的人都来香港，那个年代是资本还没开始大规模运作的年代。大江南北来的人其中有些是对文字有兴趣，也有能力的，他们拿着一支笔，就像拿着一把剑跑进江湖里面，有点像美国西部世界，去圈地就对了，就可以圈到。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基本上你有一只笔就像有一把剑，可以打出自己的天下。不像现在，跟现在对比起来现在是比较难的，现在都要网络运作，动不动就团队运作。当时你有一只笔你就可以写专栏，那些报纸抢着找你写专栏，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出了很多不同的人物，金庸当然是最成功的一个，可是香港当时也有不同的人物，有意思的人物。
金庸去世我脑海马上就浮现了几张脸，一张就是倪匡，他跟金庸是同一个档次的文字侠客，我今天看到媒体对他简短的电话采访，他也说那个年代所说重量级的作家一个一个去了，就只剩我一个了，他也有这种感叹。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还是他们彼此惜英雄重英雄，互相懂得对方，我就想到倪匡一定感慨特别大。倪匡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看别人报纸写的小说他就觉得写的很糟糕，旁边的人就说你那么牛你来写吧，只会批评。结果他写了稿子投给报社，报社马上找他写稿，开专栏，那个年代是有这种机会的。
另外一个人你们内地可能陌生，可是很有意思，叫胡菊人，他也是来香港写作，当时在金庸那里主编《明报》月刊做的很好，后来1981年有一个台湾的老板，从美国回来的，就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很明显是要跟明报对着干，就找胡菊人去当总编辑。金庸当然就挽留他，也是惜英雄重英雄，提醒他这个老板绝对不可靠，他的资金来源很不可靠，你去那边的话，第一个，我的判断是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久的，第二点就是假如你那边出什么状况，你就回来吧，还给胡菊人践行，当众送他一块劳力士的金表，在当时是文坛很大的新闻。果然胡菊人去了那边，好像才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拍桌子离开了，那个《中报》和《中报月刊》很快就倒了，听说胡菊人离开的时候还借酒消愁，头发一夜之间白掉，一夜白头，后来他自己创办了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是香港传媒界很重要的英雄人物、知识分子，他年纪比金庸小几岁，现在加拿大，我就想到远在加拿大的胡菊人如果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回首前程会是怎样感慨万千。
还有一号人物叫梁小中，他本名叫梁大中，后来他觉得人不能那么骄傲，要谦虚，就叫“小中”，笔名叫石人，什么都写。梁小中很有影响力的，黄霑也说自己系出梁门，他说梁小中懂得怎么写东西的秘诀。梁小中在40年代来了香港，就靠一只笔养大了一家七八口人，小孩子读了医学博士之类的，他自己也办过报，也成功过，也失败过，他自己说办了三次报纸都失败了。他也在金庸手下工作过，我年轻的时候他是前辈，请我吃饭聊天，听了很多他讲的金庸的事情，他自己说替金庸代过笔，当然这是他自己说而已，后来几年前去世了。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家辉，我用一只笔养活了一家人，看起来风光，可是我真的写到眼睛都瞎掉了。他视力很差，他看东西好像要靠鼻子来闻一样，靠得很近，他就劝我与其当写稿佬，不如多读点书，稿子以外的世界很大的。我后来好多年后读完博士自己弄了一个部落格，就取名叫做“稿纸以外”。
当金庸去世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人，倪匡、胡菊人、梁小中……我就想到这些人的脸，那个年代是个江湖，这些人都是侠客。
当然，金庸就不仅是侠客了，他也是皇帝、大将军，大将军有一个本领，当成功的大将军除了自己会打仗以外，通常的超级领袖都懂得用人，金庸一方面对他报社的员工很苛刻的，要节省，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懂得用人，看到谁是人才就找进去，然后对你非常礼遇，礼遇不一定是钱方面的礼遇，是给你训练，教你，提点你，把你放在最适合你的岗位。你是适合写社论的人就给你写社论，你最适合当编辑请你当编辑，你是适合出来应酬的，他给你当对外的，用人非常准确。所以他创办了《明报》这么多年来，就算20年了，《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这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凤凰网文化：那您认为随着金庸的逝去，这样一个时代也算是基本结束了吗？
马家辉：早就结束了，就算金庸没有去世也结束了。我从金庸想到一些人的脸、一些人的名字，然后想到那个年代的特性，我们回看那个年代的时候，与其只看到金庸他的成就，要知道是因为当时的江湖有当时的特点，那时比较开放的。就像刚才打的比喻，一只笔就是一把剑，有本领的人你就能够打出一个门派一个派系，不像现在，你有本领的话也不容易单打独斗，都是团队，还有拍视频，还有语音，当时你就摊开稿子就写。假如没有那个开放的年代，金庸、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些人想要写出来也不容易。
并非说金庸不在了那个时代就结束了，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过了90年代，到了21世纪资本的密集运作、媒体运作，时代就变了。我是想借金庸来重新回望那个年代的特点。
金庸作品《鹿鼎记》
在金庸的小说中，能看到现实中每个人的影子
凤凰网文化：您认为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马家辉：金庸小说的精彩其中一点在于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你在里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你朋友的，有阴沉的，有奸诈的，有善良的，有无知的，有重情的，有爱国的，有两面人，都有，不管你是好人坏人，阴暗的光明的，重爱情的重情意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眼熟的人，所以金庸就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而且很一点很重要，金庸的故事是他用中文来写中文，不是用欧化语言来写中文，他透过他丰富的人物，还有精彩的情节，来把人带进很多两难的处境里面，在忠和孝之间选择，在情和国之间选择，在明和暗之间选择，在自己和外界世界之间选择。这种两难困局我觉得跟中国文化价值是相通的，我们从孔子、孟子年代已经常说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老爸犯了案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判他关他杀他还是带着他跑路，这种两难困局经常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情节。说金庸小说的人物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他往往把读者带进两难困局里面，怎样来面对，怎么来选择，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常说什么英雄吗，所谓英雄不是你武功很厉害。英雄就是你在一个两难困局里面你付出了勇气，而且你选择、你坚持就是英雄。当然，背后又以侠义来打底，所谓侠就是勇气，我们过去说金庸小说是一个大义小说，我们做大侠，就是你做英雄的勇气、胆量和坚持。所以他的小说之所以成为全球华人共同语言，这种把人带进那个两难困局里面，去感受、去想象，去当一回英雄，我觉得这就是动人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对于您本人来说，您最喜欢金庸哪一部作品？
马家辉：我都喜欢啊，我觉得你不能也通常不会只看一部金庸，通常都是一口气看好几部。我不会说有最喜欢的，就是不同的年纪有不同被感动的一些作品。像年轻时候比较感动于《神雕峡侣》之类的，因为爱情比较多，《天龙八部》里奇奇怪怪的武功，阴阳怪气的人等等。后来年纪比较大了，反而喜欢韦小宝，不一定是因为韦小宝娶了那么多老婆，而是你会看到韦小宝他好玩，在韦小宝眼中其实是没有坏人的，在他眼中就算你再怎么坏，他好像都能理解你，都能体谅你。他很努力地在坏人和好人之间，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案，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那就变成中国人那种圆滑事故，甚至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体贴。那种心态可能是有点老了，也比较欣赏这种心态，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滑头的小子只会拍马屁，只会吹牛，可是自己年纪大了，就明白他的苦衷。再坏的人有他坏的想法和理由，我们不一定认同，不一定接受，可是假如我们能够体谅理解，是不是世界上的事都能找到一条一起向善的出路，而不是非得选择你死我亡呢。所以不同时间不同年龄读金庸，就有不同的感受。
金庸作品《天龙八部》改编电视剧剧照
金庸的小说表达了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很多分析，认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华人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一直根植于华人的一种家国情怀，就像您说他作品里面设置的两难处境，很多也是在家国和个人私情之间的抉择；还有就是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对每个人物好像都着一种较为悲悯的心态，他不是以一种个人的娱乐的心态来进行创作的，而现在很多武侠、仙侠小说，都不再涉及家国情怀和悲悯情怀，偏向个人和娱乐，您怎么看待武侠的这种转变呢？是这个时代变了吗？
马家辉：我有两点回应。第一，你说家国情怀，看你怎么样来定义情怀，当然，家国这种概念对于华人来说很重要很关键，可是假如你把情怀定义为我们无论如何要对家国尽忠，我就很怀疑。与其说他是这种家国情怀，不如说他小说里面好多人物都在怀疑家国情怀，一方面好像对于大传统、大道德所灌输的家国情怀有感觉、要承担，可是承担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质疑、很多的犹疑、很多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让读者动容的地方。
等于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假如你说为了能够让全球华人喜欢，因为有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方向我就不太认同，他不是因为表达了家国情怀让人家动容，而是他在里面的故事跟人物里面，表达在家国情怀这种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下面，个人如何疏解这种处境。甚至有时候他在韦小宝的作品里面，去调侃这种家国情怀，甚至在《笑傲江湖》里面，那些人物以家国之名做尽种种奇奇怪怪的不好的事。所以我是倒过来看，不是因为家国情怀让大家喜欢，反而是展露了在家国情怀大道统下面，人困难的处境，那种遭遇，让我们身同感受。
这个不表示我们不爱国不爱家，而是表示我们再怎么爱国，我们再怎么爱家，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七情六欲，有我们个人的目标，有我们个人的人生议程，但往往都被大道统、被外面一个所谓江湖的互斗压抑下来，我们如何在这种压抑下找寻我们的出路呢？我觉得这至少是让我这种读者动容的地方。因为假如你说是因为家国情怀，当时有太多不同类型的小说都讲家国情怀，为什么不让人动容呢？
第二点，你说到这两种类型武侠小说的对比，我也不觉得这种差异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因为当时除了金庸以外也有其他人，比如梁羽生他们也写武侠小说，里面也不一定都得讲家国情怀，那时候也不一定是所有武侠小说都是悲悯的，不是说现在没有悲悯，那时候有，我不觉得。当时也有很多讲武侠、仙侠，也都没有悲悯，我觉得不一定是时代的转变。新时代当然有新时代的特点，但我没有怎么看近来的武侠，所以没有发言权，我只是说当时很多小说都没有悲悯。可能当代小说也好，各种类型小说也好，难免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甚至BL、同性之间的暧昧、穿越等等都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点“直男癌”嘛。
凤凰网文化：您提到金庸的小说中有对家国情怀的怀疑，这会不会跟当时的大背景，那一代南下香港人的心态有关系？
马家辉：我觉得难免会有关系，因为当时南下的他们，所谓南来文人来说，退一步就是在香港，北方，所谓北方就是香港以北，不肯回去，也回不去。他们眼见50年代、60年代的大陆、台湾都是高举集体主义的时代，可能作为一个写作人，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和认知，这种认知和感情难免也会放进他的小说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刚刚说的，我还是认为正因为这一点，才能够打动全球的华人，所以我喜欢用那个词，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改编电视剧剧照
对金庸那一代“文学”和“文人”的理解不能太狭隘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金庸的作品过于浅显，情节内容很理想化、甚至很幼稚，就是通俗的“爽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马家辉：我真的完全没兴趣回应这种本身那么幼稚的评论，这种是很可笑的点评了。我们随便讲，古往今来，从莎士比亚开始，什么叫做浅显？什么叫理想化？什么叫现实？难道只写劳动阶层才是现实吗？金庸写的是想象世界里面的江湖，重点在于说，当作者想写，该用什么样的文笔来呈现和想象？这个又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什么效果？
好像这些东西文学评论应该懂一点，完全不认真的文学评论者就会说，我先假设有一个叫做现实的东西，我先假设有一个不是单纯想象的东西，然后套下来，说金庸小说不符合，所以你就很浅显。我觉得这种话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吧，我这句话说得太重。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但就只能是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点意义都没有。
凤凰网文化：我们知道金庸先生之前是写政论的，您之前也是写评论的，后来都写小说，从写评论转向小说创作，这是一种情节吗？还是一种巧合？
马家辉：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要知道，文人呐，都是文人，也有不同的想象力。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有这个兴趣的时候你就写了。你提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是当下，好像要把每个人分工，你是节目主持，你是评论家，你是学者，然后不断地提“跨界”这个概念。其实中国一直以来的文人，金庸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最后一代的文人，而且是成功，超成功的一个文人。中国的文人传统不是诗书画全部都通的吗？你不能说，你不是诗人吗？苏东坡写了多少策论？你为什么写评论？不是写诗吗？你为什么写书法？你怎么又画画？是不是跨界了？跨界这种概念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那种专业的分工，而且很无聊的分工，甚至是整个欧美学术基本主义化分工后的概念，所以才动不动就说跨界。其实这种概念跟中国文人的身份是有违和的，中国文人不是诗书画兼顾，甚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宋应星也好，李时珍也好，本身是诗画科学都通，那你怎么说他是跨界？这是很好笑的概念。他来玩一玩无所谓，但是作为一个观看的角度，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反省“跨界”的概念是怎么样形成的，适不适合用在那一代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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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浮想札记三则
2018年11月05日 09:42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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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念｜马家辉：金庸作品浮想札记三则
金庸的两种读法
原来整整三十年前，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谈过金庸作品。咳，应该说是骂，不是谈。
她论《书剑恩仇录》，说“陈家洛悲壮的‘牺牲’儿女情亦是庸俗的‘男儿’、‘英雄’感性。也因为这段恋情的陈腔滥调，加上才子的文章，恋情使大众很安心，成为佳话。因为现实从来没有这样简单”。她又说，“《书剑》亦暴露了作者/读者的‘大汉’心态，整体故事的前提是‘反清复明’，‘汉’是‘忠’的，而‘满’是奸的。这种忠奸分明的种族观，不过是幼稚狂热的狭隘爱国主义”。她再说，“《书剑》亦是封建伦理观的拥护者，君臣之义，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全然受到推崇……我无法明白小说人物及观众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生秩序……金庸小说鼓吹的封建意识，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书剑恩仇录》书封
她说这点，说那点，黄碧云是如此的不悦与不爽。
我不知道黄碧云其后有无改变想法，只记得当时阅后打从心底冒起连串问号：真的吗？真的如此简单便可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书剑》的故事，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逻辑分析到底、一棒打尽？当金庸写满汉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真的想说的就是这些？而就算作者本来想说这些，读到读者眼里，真的只会跟随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抑或，读者另有“阅读快感”之源，并正跟黄碧云眼中所见的彻底颠倒？
至少我是这样的。
在我的遥远经验里，读金庸，最有趣味在于他用丰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加上用中文写中文（而非唐兀的欧化语句），把我带进各式各样的“两难困局”里面对严峻的抉择。满汉也好，君臣也罢，父母手足男女亦是，“和谐”从来不易，常有冲突，以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之名，把个人迫进取舍的死角，而真正在角落的围困里，个人必须在万分焦虑与挣扎的状态下质问自己：你要怎样选？你到底敢不敢选？而无论怎样选，你敢说自己选得对？
由这角度看，“我的金庸”呈现的，非如黄碧云所说的“幼稚”和“狭隘”，而刚相反，他是透过主角的焦虑和挣扎而对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多有反讽。
“两难困局”是真实的，却又是虚假的。在历史情景下，困局处处，人间不易，但当书中人在作抉择之际或之后，往往领悟困局之为困局只不过因为你接受它、认同它，若能登高望远甚至远离江湖，困局即与你无涉无干。
金庸故事之撼动华人，这或是本旨。
金庸自己的说法
黄碧云卅年前撰文谈《书剑恩仇录》，指故事说的无非是“忠孝节义”的大纲领，“所有人物只以此独一无二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孝者义者忠，忤者逆者奸，鼓吹的是‘封建意识’并‘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或许是吧。但又不见得全然是。毕竟《书剑》以至其他金庸作品皆以历史为叙事背景，封建时代的封建意识，在那背景下几乎已是必然，但说作者用意或作品效果在于“鼓吹”或“重视”，倒易低估了作者的复杂心意和读者的主动认知。
作者想写的是什么?
金庸资料图
金庸自己说过了：“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忙，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如此复杂的价值观，显然不是“忠孝节义”所可网罗，即使勉强笼统地归纳到这四个字的大招牌下，其中亦有不少裂缝和褶皱，甚至常有冲突和矛盾，而亦正是冲突和矛盾驱动了情节张力，并引发阅读过程里的快感和愉悦，把读者迫到某个处境，不断叩问自己，何时应该顺从，又何时应该违拗。甚至某些金庸作品，会在“忠孝节义”的脉络下，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讽、反思忠孝节义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谬性，暴露了忠孝节义的处处裂缝，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
《鹿鼎记》剧照
金庸作品人物丰富，有铁杆愚忠者，有被迫忠诚者，有不屑逃离者，有私心伪装者，有飘然远引者，似难被忠孝节义的大帽子一网打尽。压轴的《鹿鼎记》是最佳范例，青楼之子韦小宝，以及他的江湖朋友，以及他的朝廷联盟，以至皇帝大人，各占其位以谋其私，忠孝节义并非不重要，但往往只是用来谋私的论述工具，生存固然不易，谋私却亦要讲策略，忠孝节义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游戏语言”，忠者忤者皆没有认真对待。但金庸倒未停笔于策略层面，否则便变成商战或谍战戏了，他反而写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挣扎和抉择，一味效忠的小说闷死人，一味反抗的小说亦甚幼稚，真正动人的是在忠与忤之间的摇摆和怀疑，以及此间的情和爱和义和报和仇。“舍身取义”、“鱼与熊掌”、“忠孝难全”……向来是困扰华人的传统价值两难困局，金庸作品用这困局精采呈现，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尚有在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人在其下，常有万般无奈。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剧感，不过常受论者忽略罢了。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封面。
金庸和他的同代人
传来金庸先生病逝消息的刹那，脑海首先浮现的脸容是匡叔。同代人，重量级，殿堂经典，世代传奇，在生命大限以前像排队一样轮次风流云散，虽说早有长久的心理准备，排到队伍后头的人难免仍感落寞。并且愈来愈落寞。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江湖急寥落，弦声渐息，散席的瞬间是最苍凉的瞬间，总得重新调整适应。
未几在网上见到访谈，倪叔说：“剩下我一个了，哈哈哈!” 笑声依旧爽朗，但我猜，里面未尝没有悲怆。
之后我又想起胡菊人先生。远在加拿大，闻说健康状况时有起伏，不知道现下可好？他比金庸年轻九岁，曾经主理《明报月刊》，是查先生的左右手，1981年转到《中报》担任总编辑，金庸跟他长谈挽留，却亦明白他的大志，给他忠告，新老板绝非可靠之人，万事提防，若有差池，大可回归原地。胡菊人离职前，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之后我再想起梁小中先生。五年前逝世于温哥华，笔名“石人”，四十年代已在中国大陆做编辑，其后来港，又编又写，更曾办报，但三回皆失败告终。文青时代的我，曾经有缘在饭桌旁听梁先生说故事，他曾在金庸手下工作，报馆风云，小道八卦，他所勾勒的老板侧影让我听得津津入味。我还记得那顿午饭临近结束，梁先生执起毛巾抹一下嘴角，提醒我道：“世侄，我用一支笔写文章养活了一家大小，几个仔女，供书教学，看起来风光，其实写得几乎眼盲。如果有其他出路，你最好别做写稿佬了。多读点书，稿纸以外的世界大得很。”
多年后我弄了个blog，取名“稿纸以外”，根源于此。
那年头啊，真像一个文字的蛮荒世界。勇者前来闯荡，风正萧萧，一支笔是一把剑，虎啸龙吟，各有招式各有位置。江湖已老，汉子凋零，唯有文字长存，终究代表著笔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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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悼金庸：面对死亡，大侠小侠，巨人常人，都一样
2018年10月30日 21:05:48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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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讯：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闻此噩耗，曾与金庸有过交往、正在授课的著名作家马家辉写下一段话：
1997年在酒会上见到金庸先生，他完成心脏手术不久，我从背后看他，撑着拐杖，云颤颤的，非常非常虚弱。当时我在报社担任副总编辑，身旁有位姓赵的同事，他回报社后立即编了个版面，悼念他。并非坏心的诅咒，而是专业，必须预作准备，万一出事了，马上刊登。版面放在抽屉里，一放廿年了，幸运地，金庸先生健在。多年前我在路上遇见赵编辑，笑问他，版面呢，还在吗？他笑道，在，并且年年更新！2018年，金庸先生去了，但那位赵编辑也早于十年前比他先生，才四十八岁。我想起梁实秋说过，「人过了四十五岁，谁先死都不知道呢！」人生海海，大侠小侠，巨人常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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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小孩中文不好，就给他们读金庸
2018-11-05 19:26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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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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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里参观的人。（南方周末特约摄影 王效/图）
全文共3338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口述 / 香港作家 马家辉
采访 /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编辑 / 邢人俨
香港作家马家辉1997年进入《明报》做副总编辑，那时金庸先生已经离开，而于品海也刚把《明报》卖了。马家辉和金庸先生十来次小范围的饭局见面当中，印象是金庸先生话不多。“他坐在那边就是听，然后你看他眼睛一直地眨眨眨，甚至不会主动点评，要别人来问他。当然那么聪明的人几句话就讲到重点，而且他非常直接，不会拐弯抹角。”
马家辉还发现，有几回都是金庸太太在，他太太和他年龄有差距，金庸在其他人眼中是大作家，在他太太面前，就是小孩了，讲话特别温柔，整个人也温柔了下来。
马家辉十几岁就开始读金庸入迷，在他的经验中，很多香港的小孩子都是因为喜欢金庸而学好了中文。
以下为马家辉的讲述。
给小孩读金庸他们就喜欢中文
我先谈我年轻的时候读金庸吧。
香港作家马家辉。（资料图/图）
我就像好多人一样，十来岁开始读他，在我湾仔的家，人很多，躲在角落读。我看好多人都有一种经验，每次一读就一头栽进去，我还记得那种感觉。我因为家里小，比方说只有十平米，住了八个人这样，又经常打麻将，很吵。可是每一次读他呢，就感觉整个身边的声音，整个世界都离开我了，或者是说我离开了身边的世界，跳进他的世界。所以就是感觉他的小说，把我从那么吵闹、那么不舒服的生活环境里面，探去另外一个江湖那样。所以非常感恩，我最近也喜欢读，他又很好玩。我身边当时有几个老铁，读书成绩很不好，什么科都不好，除了中文还不错。那他们为什么中文不错呢？就是因为喜欢读金庸小说。
这种情况到后来我自己长大为人父母，听到很多的，直到今天也一样，一些朋友的小孩，假如中文不好，不喜欢中文，他们都有一个方法说，给他们读金庸。读完金庸就会喜欢两个东西，第一个喜欢中文，第二个喜欢美食。所以阅读金庸学中文这个方法到今天还是有效的。那这是我以前从小读金庸的一个经验。我不晓得内地情况如何，香港是这样的，给小孩读金庸，他们就喜欢中文。
他像一个大将军懂得用人
后来，当然完全谈不上交往，后来倒是1997年我回去《明报》担任副总编辑，那时候《明报》已经不属于金庸了。可是我还是在报社里面听到好多高层，都是以前跟着金庸工作的，说了很多金庸的故事，点点滴滴。主要还是说两类，金庸就像一个大将军，通常有一个很好的本领。先不说他自己写的文学作品，他的本领是什么呢？两个字，用人，懂得用人。他看到江湖上面有谁好的，他就找来，然后很准确地把那个人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面，谁替他编辑月刊，谁替他编晚报，谁替他写社论，谁替他管着财务。而且他很用心，很温暖。对他喜欢的人才，很有温度，也有很重要的培训。比如到了1990年代之后，很重要的报界的人才，像董桥先生。
对普通的员工，他就很苛刻了，甚至连倪匡也说过他不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的薪水比起同行来低很多，工作很辛苦。因为他有他的金庸哲学：来我这里《明报》打工，第一个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事情，第二个你跟着我金庸工作，是你的光荣，等于是你的红利。所以薪水低，薪水低有什么关系呢？薪水低本来就应该的。
于品海卖掉《明报》金庸非常伤心
我印象中，大概十年前，有一个以前的老员工也专门写了一本书来骂他，那个书名叫什么，“我在金庸手下工作”，或者“金庸是我老板”之类的。他作为报社的老板，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报纸就是我的报纸。所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报社里面当然没有言论自由，因为报纸就是老板的报纸，我要登什么，我要引导这个舆论方向是什么样，那当然这是老板做的决策。所以后来，也有很多报社里面的员工，因为不认同他的主张，干脆就跳槽了，就离开，这是我在报社里面听到的和观察到的。
《明报》。（资料图/图）
我去的时候，好像《明报》刚卖了一年多吧，一两年了，所以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他来说是非常伤心的，因为他卖给于品海，是千挑万选的。他找高层的员工也是这样子，卖当然更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很喜欢用的方法，就是跟对方一起去旅行，好像现在你要找男朋友，跟他去旅行一样，就在旅途上面观察他。所以于品海为了跟他旅行，带着老婆小孩一起。后来他就信任他了，金庸还把钱借给于品海来买自己的报社，你看他多么地器重，重视这事情。后来于品海出事了，他就非常难过、伤心。
金庸一直把读者带进两难困局里
胡适，还有大陆的王朔都批评过金庸，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没有很新，就是一般对于所谓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一些争论。不仅是对于金庸作品，从简·奥斯丁，甚至狄更斯、莎士比亚，对俗文学的经典化，或者台湾地区说的正典化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对他们的观点，第一觉得没有什么新意，第二他们的观点也太浅了吧，什么通俗，什么浅薄啊这样。我觉得评论小说等于评论所有的作品，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评的。
我反而关注的是读者对于金庸阅读的趣味在哪里。为什么金庸能够成为所谓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部分我觉得有趣，他除了凭丰富的人物、有趣的故事以外，还有什么能够打动一代一代的读者，而且每个人都说你不可只读一部金庸，你要么读了就放不下来了，就是一口气把金庸作品全部读完。
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动力在哪里，或者说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阅读快感”在哪里。我个人是觉得说，先不管什么我刚刚说的人物的丰富，情节的有趣、历史感等等。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金庸作品透过他的文笔、故事、人物，把读者带进一个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好像很关注的两难困局里面，中国人一直都是两难。从孔子、孟子一直都说鱼与熊掌，舍身取义，这个套在现实里面，就是国家、民族，什么个人、爱情，或者说爱情跟生命的取舍，或者说门派、老师、师父跟个人的取舍等等这种两难困局。他几乎每一套作品都把不同的人物放置在某个两难困局里面，面临怎么取舍的艰难抉择。
这个两难困局，往往一方面是外面的大道理，大传统，大框框，可能就像我所说的，国家、民族、集体，甚至门派。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欲望，可能是情，可能是权，可能是利，可能是名誉、光荣等等。我经常怀疑，是这种两难处境、两难困局，让大家读得这么过瘾。而且我们都知道，金庸是用中文来写中文，而不像有的小说是欧化的语言，西化的语言。而里面写的人物、细节、地方，有人做过对比，小说里面写到很多金庸18岁以前的成长和经验，比方说写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比方说写他去逃难等等地方；他们把那些经验和小说一些场景、情节对比，发现其实就是金庸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所面对的各种场景、人物，放进小说中去。
金庸先生作品集。（资料图/图）
金庸的作品让我们在熟识的文化语境里来面对这种两难困局，让我们感觉焦虑，也跟着里面的人物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阅读金庸最有趣味的一个地方。我感觉，故事看来表面是写这些，其实是通过两难困局来挑战。因为假如那么简单的话，你只要为了什么大道理、大传统，我们就去做事，那太简单了嘛，很好写啊，而且不会好看。我们作为一个人，独立的个人，我们会焦虑，我们要违抗吗？我们要顺从自己的爱、自己的选择吗？我觉得这个部分，读起来才是最觉得过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读金庸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金庸作品跟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什么，哎呀，俗啊，人物很片面化，语言很通俗，甚至只要是流行都是错。这是我的看法。
金庸作品是中华文化的资料库
说到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觉得虽然金庸作品被称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那我觉得这个共同语言，其实是中华文化价值里面大的资料库，是个database（资料库），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比方小说的人物的原形，除了拍为电视剧改编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用的，比方说当我们讲到国外什么恋母情结，都引用希腊文化的名称和故事来创造一个名词。
既然是这样的话，金庸很多人物面对两难困局，韦小宝的拍马神功，很多名词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弄成普遍的语言，甚至弄成可以操作的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的用语。或许我孤陋寡闻，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人也不多，我觉得可能金庸自己也担心，那么多人读我的作品，为什么好像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还是远远不足的。我们都知道，他花了很多金钱跟精神去鼓励支持他的粉丝把他的作品翻译外语，进行研究，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有人说他贪慕虚荣，我觉得一个作家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觉得你们研究得不够，假如你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想去研究，我当然支持了，何况我又有财力，又有能力，又有影响力。
这是金庸做人的认真，所以他晚年还去英国再读博士，又有人阴暗地说怎么这么虚荣啊，你学问这么大，成就这么高，还需要这个行头吗？我觉得提出这个批评的人，本身根本批评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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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许家屯许多年后在回忆录里承认背后有中方资金，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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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庸、倪匡相交经常微博直播聚会场景
陶杰常与金庸、倪匡会面聊天，还在微博上多次与网友“直播”他与金庸聚会吃饭、交谈新书的场景。5月，他与金庸及倪匡夫妇见面聚餐合影就吸引不少读者的眼球，微博配文：“昨夜在香港的北京楼与金庸及倪匡夫妇晚饭。查先生庆祝婚姻纪念，精神气息甚佳。”
陶杰告诉记者，“查先生年事已高，近年不太逛书店。他也会看一些武侠小说，都是由倪匡推介的。他有时候，会批评电视剧的编导，胡乱改编金庸小说的情节。”
提到与金庸的友情，陶杰回忆：“当时查先生在牛津大学游学。第一次看见他，正值深秋，查先生穿套灰旧的西装，看上去很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家罗素的味道。我心想：这个人真是了不得，他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层次很细，也很推崇，尤为欣赏英国的理性、中庸、幽默感。我们聊得比较投契。查先生就叫我替《明报》的副刊，写一点英伦的文化通讯。”陶杰还特别提到一个小细节，“我发现查先生很会随环境气氛的变化，更换衣装。后回香港，再见查先生，他穿着名牌西装，与香港衣香鬓影又融为一体。”
他的心声
写作绘画皆精“市场不足养活专业作家”
陶杰散文集《泰晤士河畔》获得第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被散文家董桥称为“一千万人里才会有一个”。但内地读者对他的认知并不多。
能被称为“才子”，并非浪得虚名。除写作，陶杰绘画很了得。早年创作的八幅画，曾被法国著名的某品牌红酒看中，制作成八瓶限量版红酒包装盒，用作慈善拍卖，收益捐给爱护动物协会。
陶杰说，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曾专门学过素描和油画，后来又自学国画，“我喜欢中国水墨画，水墨讲究‘留白’，很符合中国儒道佛家的潜藏和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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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捣乱,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倪匡在一九八七年,与梁小中(石人)、哈公、黄维梁、胡菊人、张文达等发起成立香港作家协会,并出任会长。 ..
《南方文坛》 198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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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石人及其历史小说
潘亚暾
【摘要】：正 石人,本名梁小中,另有笔名石天等。他爱用“石”字做笔名,因他欣赏陆游的诗句“石不能言最可人”,为免“出口伤人”,他用得多的还是石人的笔名。他现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石人生于1927年,广西贵县人。十七岁那年他投身于抗日斗争,参加过抗日特种部队,在广西与越南接壤一带地区阻击过日本侵略军。二十岁时,他在桂林一家报纸任职,先是当助理编辑,由于才华出众,七个月后便升任总编辑。移居香港后,他成为著名报人暨专栏作家,在香港文化界,是一名被称为“性格巨星”的传奇人物。他曾先后担任过香港12家报纸的总编辑,他自己也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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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起题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顶头上司。
梁小中笔名石人，如今人们可能已经不熟悉这两个名字了，可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报界，这两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是一个报人传奇，也是一个写作人传奇。我到报社那年他大约已年过六十了吧，出身内地某大学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广西办报，一九四九年来香港。在香港报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辅佐过不止一个老板，救活过不止一张报纸。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样，脾气不好，尤其不肯受老板的气，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据说他也曾自己创社办报，但他的才是沃兹之才，不是乔布斯之才，搞不了商业经营，自己主持办报就不成。某次自己办报失败后，他一赌气索性回家单干，靠写专栏养活一家九口，竟将六个孩子都送到美国培养成了硕士博士。这在稿酬低物价高的香港，简直是超人行径。
梁先生每天要写八到十个专栏，而且他不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无所不通。因应不同报纸的不同风格和不同要求，他写的专栏五花八门，从小说到杂文，从诗词到食经。总之副刊的版他个个可以写。此番《东方日报》老板请他出山，就是让他来担纲主笔振兴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时便来上班，坐班十小时主持副刊编务之余，还每日写一篇社论，撰写五六个专栏，分别是：小说、杂文、志异、历史传奇、食经，居然还有一个测字专栏，每天让读者报一个字来解析其命相运程。这栏目特别受欢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
每天下午三点钟，我们总会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对面坐下商谈今日社论题目，两个脾气臭的人，却是惺惺相惜，相敬如宾，他们聚谈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轻言细语的十来分钟之后，周先生静静走了，梁先生静静拿张纸铺在面前，奋笔疾书。大约十五到三十分钟之后，他便招手叫传稿员珍姐：“把这稿送给周生。”我们便知道，今天的社论出炉了。我们又见证了一次倚马可待的写作传奇。
那时我们那张报纸号称每日发行六十万份，副刊阵容强大，共有十个版面：妇女、杂文、旅游、世趣、小说、校园、儿童、食经、风水版，还有个美其名曰“开心乐园”的黄段子版。编辑稍稍能动笔者都在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费自然要打点折扣，不过大家有时上班也开写，梁先生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把自己的版编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明报》历任总编辑为潘粤生、梁小中、王世瑜、董桥、张健波,现任总编辑为刘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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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雲起時 編者風流 (陶傑)
Sunday Sunday 2013-05-31 13:50:41
香港資深報人梁小中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梁小中筆名石人，縱橫香港報界數十年。他早年曾隨同國軍行伍，經歷過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如此文武雙全的人物，民國三十八年之後，流落香港，煮字為生，後來兼為報紙副刊編輯，成為一代著名作家和報人。
今天，香港華文傳媒前景暗淡，除了紙張印刷的媒體在全球網絡浪潮衝擊之下走向衰落，科技工具只是其中一個原由，最重要的是人才凋零：中文水準低落，缺乏見識視野的報紙編輯也是另一個內因。
報紙編輯最難有人才。因為有文采和見識的很容易成為「作家」。作家的作品在報紙發表，又須有慧眼的編輯作綠葉的扶持。世上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文豪，卻沒有諾貝爾最佳編輯獎。其實編輯是母親是乳娘，作家是十月懷胎下來的孩子。沒有母親，哪來的子女？但如同奧斯卡金像獎有最佳導演和編劇，卻沒有最佳製片。世界原來是不公平的。
編輯如果才學和文采都比所謂的報紙專欄作家好，編輯又如何服氣？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大陸南北湖海的文人都湧來香港，報紙百花齊放，僱用得起成千上百的「專欄作家」，專欄作家身後的奶媽無數，也都安分守己。編輯中有才華的如武俠小說家金庸和梁羽生，都不會懷才不遇，編着編着一時技癢，自己也開一個欄。編輯和專欄寫作人，花開兩朵，同氣連枝，造就香港報紙的盛唐年代。
香港五六十年代，華文報紙百花齊放，除了殖民地提供言論相對極自由的環境，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河山浩劫，中國許多文人才子，五湖四海，像一個大漏斗匯聚香港，是香港的異數。梁小中是其中表表者之一。他文武全才，有文化人的才思與妙筆，也有軍人的毅力和剛直。一九九六年，我在加拿大見過梁先生一次，在嚴寒的天氣裡，他穿一件厚棉襖，臨出門拿起一頂棉帽，端端正正戴在頭上，腰板挺直，活像一個軍人行伍前整裝的紀律儀容。這副架勢一看而知是經歷過「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征途艱辛，為一般今日「學者」和「知識分子」所無。
梁小中在全盛時代只靠寫作為生，一支禿筆竟然養大五名子女，一個個留學美國，做醫生和工程師，就是沒有做「文化人」。梁小中將他「煮字療飢」的過程寫成一篇抒情散文，流露着濃厚的父愛，當年在美國中文的「讀者文摘」刊登，哄動一時。中學教師都向學生推薦，告訴小孩：你們的父親養大你們，十分辛苦。
其時的報紙編輯人才濟濟，梁小中是中國文史哲的百科全書，另有一位較少為人知，才學文藝雙絕，就是「華僑日報」的資深編輯鄭家鎮先生。
鄭家鎮是海南島人，民國初年在廣州讀書，家傳古董字畫，他自稱九歲臨帖，十一歲學篆刻，臨碑文讀經史，還學武劍，最後拿起畫筆畫水墨畫。
鄭家鎮十八歲就在廣州「越華報」畫漫畫專欄。日本人打來，鄭先生回到家鄉，做一個鹽場的小官，與苗裔和黎族為友，學少數民族土話，在夜雨招風之中，習畫讀書，又登五指山，環島寫生。日軍進佔海南島，鄭家鎮又到處逃難，在日軍沒佔領的地方，巡迴開畫展。抗戰勝利後，鄭家鎮有感時局「在上者紙醉金迷，在下者辛勤苦幹，豈獨有世道不平之鳴，抑亦為國族安危所繫。於是筆鋒所向，既揭瘡疤，復提正氣，舊瓶新酒，芥子須彌，借古諷今，落花水面皆文章，鈍劍尖刀，嘻笑怒罵成漫畫」。這幾句鄭老先生的少年自述，看出一個華文報紙編輯的文字功力和人格修養。
鄭家鎮後來在「華僑日報」，終生沒有離開過。他在報紙開闢「波士漫畫」，用毛筆做工具，筆名「楚子」。我從小看鄭家鎮的漫畫，在「兒童故事」半月刊。鄭先生的「楚子」專欄，畫一個叫「阿祥」的男童主角，筆觸飄逸，意趣橫生。不久之後，我隨同一批畫家寫生，鄭家鎮時時同遊，在新界青山和上水，他老人家一塊紙板，半壺焦墨，在山村野店之前，忘我寫生。同行的畫家還有留學日本的任真漢。一時任鄭二老同行，前輩指點，那時每星期天的寫生成為很美好的回憶。
後來我才知道鄭先生在「華僑日報」的專欄「雙魚摘」盡論中國文史，說書法，談繪畫，心得獨到。「雙魚摘」寫了幾十年，從無人結集成書。香港曾有過這樣一位才子，在無數報刊編輯之間滄海遺珠，你問今日的高官和中環精英，又有幾人識得？
從英國回來，我見過鄭老先生一次，他不記得我了，雙方碰面，他退休在即，眼神似有茫然。那時我沒有機會拉着鄭老先生多請教，沒有幾年，鄭家鎮先生逝世，他留下一本絕版的畫冊，上有簽名，由一位隔世弟子最近相贈。我開卷而見鄭先生的遺照如感受當日的偶遇。中國文化已經淪亡，網絡時代來臨，香港人不再需要報紙，也不需要文字，有一天也不需要思想，二十一世紀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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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章 之 [香港報壇怪傑韋建邦] 文 沈西城
2013-08-14 11:05阅读：290
今人談報紙，都會說起黎智英先生，他的魄力，他的識見，都讓人佩服。在我看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韋建邦是大可跟黎先生並肩的人物。有人稱韋建邦為「報壇怪傑」，絕不過譽，跟梁小中不同，他不懂寫，然而他的生意眼，實是梁小中萬萬不能及。小中哥有打工運而無老闆命，能將一張銷路數千的《中文星報》推至十多萬份，可一做老闆，辦《先驅報》，就輸得一敗塗地。他誤信人言以為辦報須得有印刷廠配合，於是在根基未穩底下，毅然貸款辦印刷廠，由於不擅經營，印刷廠生意額不足，直接拖垮了報章。韋建邦就不同矣，不辦印刷廠，只戮力搞好報紙，用人唯才，且能放手，只在大路線上給與指示。老實講，全盛時期的《天天》編輯部人員，都非大家，資歷也不深，老總招鴻鈞、尹志偉、林國光、鄧光傑等，年齡不外三十多歲，勝在活力夠，有膽識，就為《天天》衝開一條血路，以中型報格，擠進全港報紙暢銷榜第三位。
這時候的韋建邦，躊躇滿志，《天天》以外，還創辦了出版社，僅雜誌已有六七種，其中尤以《龍虎豹》一誌最為膾炙人口。《龍虎豹》創刊於一九八四年，是一本情色十日刊。《龍虎豹》一出版已哄動出版界，為啥如此轟動？全然是創刊號的一塊處女膜，人人爭看，一傳十，十傳百，創刊號半日賣清，要迅速加印。自此，《龍虎豹》一紙風行，高峯期，每期二十九萬份，這項紀錄，現時尚未有雜誌能打破。
《龍虎豹》的成功，港姐林敏莉之父國光兄居功自不少，卻也存有幸運成份。其實這張處女膜圖片，是我首先看到的，那年我在張勛賢名下的出版社工作，因編《奇趣錄》關係，每期都要向日本訂閱大量刊物，我在其中一份刊物看到了處女膜圖片，打算把它刊在《奇趣錄》裏，豈料張老闆怕惹官非，要我臨時抽下，而《龍虎豹》的編輯則不怕事，刊了，為韋建邦賺了大錢。由此我領悟了一個哲理──「一飲一啄，都係前定」，半點不由人。
《天天日報》，加上《龍虎豹》，讓韋建邦發了大財，買大屋，坐名車，儼然報壇大亨。韋建邦是商人，可不庸俗，他居然從我言，籌劃出版《天天週刊》。我以出版社所出都是通俗刊物，建議辦一本高檔週刊，韋建邦二話不說，叫我去做。我一心想編一本香港《TIMES》，選了年青有為的謝偉耀君出任執行編輯，並提拔連建力當攝影主任，夥同其餘編輯人員，炮製了一本集時事、娛樂於一爐的《天天週刊》。說來膽大，《天天週刊》創刊號，我用了埃塞俄比亞的餓殍做封面，鬼氣森森，十分獨特。《天天週刊》出了五期後，釘上排門 板，非內容不濟，而是四萬份滿足不了韋建邦的要求。八四年，韋建邦跟何世柱鬧翻，掛冠而去，另創《今天日報》，銷四萬多份，「韋氏」光環漸暗，而他也因沉迷賭博而疏於管理，結果《今天》倒閉，《龍虎豹》易主，韋建邦在報壇消失。九六年我在《快報》上班，一天在大厦大堂遇到韋建邦，他一手搭住我的肩膊，誠懇地說：「沈西城！記住邦哥的話，千萬別賭！」我不愛賭，也從來不賭，至今仍不明白為啥韋建邦要這樣對我說。今夜雨濛濛，想起了陳與義的兩句詩──「莫遣西風吹葉盡，卻愁無處著秋聲。」建邦兄！如今我想聽的，是你的聲音！
慕雲小語: 其實這篇文章不屬於太老,是西城兄在香港報紙的專欄..西城兄擅長寫掌故,記憶力超強..[天天日報]也許國內的讀者不熟悉,但在香港是個有名的報紙,倒也不見得品位有多高,但擁有大量的一流作家,倪匡,馮嘉.等等都爲其譔稿...[龍虎豹]是華人世界最有名的[自產**月刊],我自然也看過幾本..男人看**期刊不是罪過..現在我倒不記得[龍虎豹]是否還在運營..只記得西城兄和燕青前輩先後是[花花公子]香港版的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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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農曆新年前，周南臨危授命，來港接替要調回內地的許家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抵達機場時，自是大批記者圍着採訪，其中有一記者問他，怎看香港今後的前途？他以「春在枝頭」作答，這可忙壞了一眾記者。回到報館，不停翻查各類詞典古籍，皆不得要領。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翌日各報章都謂找不到此語出處，只能按字面解釋──香港前途如春天般美好。這未免令人覺得有所欠缺，不無遺憾。
事隔一天，此難題終由報壇巨匠梁小中解開，他在其專欄道出了此名言由來，原來出自一首宋詩，有數個版本，最早見於宋代羅大經所著《鶴林玉露》一書，乃一首七言絕句：「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此詩風格婉約，情意含蘊，運用優美詞句，婉轉手法，道出了作者對美好春光的嚮往與感受，實屬妙品，堪與唐宋名家之作媲美，其未能收入正宗的宋詩版本，應是滄海遺珠了，難怪查找不易。
不管寫文章與發表言論，偶爾拋一拋書包，恰切地引用名句，當能加強渲染力，有畫龍點睛之效，周用「春在枝頭」比喻香港前途（就算只是良好願望），當時又正值初春時節，真是最恰切不過。
而梁小中先生飽覽群書，博聞強記，寫文章一揮而就，亦每多引用前賢名句，只憑記憶，不用翻書，卻不會錯漏。故查找「春在枝頭」出處，對他來說，乃輕而易舉之事。沈西城先生亦曾為文著書，記實其人其事。
經此一事，亦讓年輕一輩的傳媒朋友，上了一堂寶貴的文學課；也提醒我等，日後真要好好向前輩學習，認真多讀點書。
這首只見於非主流古籍的詩作，周南亦能用上，一點也不奇怪。因周乃較少有的酷愛、熟讀詩詞歌賦的書生型外交官，並非過去那些老粗式大陸官員。他在外交部長任上，經常在不同場合吟詠酬唱，以詩言志，每有佳作，頗見功力，亦甚得好評。
時光一晃廿多年，梁小中先生已作古；周南早已退休，亦垂垂老矣，惟他們的趣事軼聞，仍為人津津樂道。
九十年代金庸全集曾每年为出版社狂揽几千万
文汇报
18-10-3122:01
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其实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接见，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长期以来，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正规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说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一度，还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恶劣手法盗用、化用金庸的名字，炮制大量“伪书”。
金庸本人也曾很无奈地说：“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
80年代有大量未经授权的金庸作品面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中国》第8期上刊登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读金庸》一文。他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在文末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做“金学”。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
“大约是1988年左右，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据沈昌文回忆，在罗孚的引荐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也与金庸有了大概的出版意向，但遗憾未能达成。
1991年，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与金庸先生见了很多次，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大陆出，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真正授权给三联，是在董秀玉回到北京工作之后。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秀玉笑着回忆。她坦承：“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合不适合做金庸。”为了扫除心中的疑惑，董秀玉还找了许多朋友讨论此事。
《金庸全集》推手、著名出版人董秀玉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其实董秀玉决定“做”金庸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因为我在香港摸爬滚打了几年，对现金流已经有所重视，而当时国内出版界对它还没有什么概念”，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
三联上上下下对这套书都很重视，也很下了一番功夫。为这部作品集作封面设计的是三联书店美术编辑室主任宁成春。“三联与金庸谈妥版权之事后，社里开了很多会，董总跟我们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发行部门来请编辑部征求意见，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宁成春回忆。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内涵，并没有看过金庸作品的宁成春还向金庸迷的儿子询问意见。“当时的武侠小说很多，但是做得太‘滥’，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是写武侠的，但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尊重它的历史感。”
以往无论是香港的明河版还是台湾的远流版，它们的特点是大量选用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国画大师的作品，扉页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还刊载十数页古代山水人物画、地图、名山大川的摄影等等。但在宁成春看来，这些封面有些“太花哨”。为了更好地体现金庸作品里的那种历史感，宁成春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说，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我就去找哪个朝代的画，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感觉”，宁成春也找了许多古代木版画作参考。
当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回忆，为了满足封面设计的想法，他曾经找到“中华文库”的作者之一、美术史专家聂崇正，通过他向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些藏画的胶片，其中《康熙南巡图》就用于《鹿鼎记》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齐36本，但留给宁成春的时间并不多。“当时还没有采用电脑，我是用复印机作的墨稿，时间很紧张”。宁成春最终是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内地读者购买力的考虑，三联版仅保留扉页的古雅印章，如齐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吴昌硕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赵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诗句“襟上杭州旧酒痕”等，而省略了港台版所具有的提示读者想象力的历史图片。
三联版《射雕英雄传》
“整套书的颜色也是有所考虑的：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颜色是渐变的，这样突出了整体的文化感”，此外，宁成春还从一些设计元素上强调了整套作品作为通俗读物的特点，“字体设计得很活泼，避免呆板，也与三联传统的那些学术著作相区别”，但又不流于肤浅和轻浮。1996年，宁成春为“金庸作品集”设计的封面获得第三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设计奖一等奖。“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设计。
宁成春回忆，当时三联还通过美编张红约到了一些作者为小说画插图，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虽然三联给出的稿费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对三联的热爱和信任，他们投入了很大的创作热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点等，也拿出了比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对港台版的插图有所偏爱而不愿意进行更换，最终却未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宁成春略有遗憾之处。
金庸为三联版写的序中，很温情地追述了他与老“三联”的缘分：“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
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平装本和口袋本）
在三联书店的出版档案里，关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里，还保留了数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来自上海的一位老编辑说自己在退休后才开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气磅礴，想象诡异”的风格所吸引。有趣的是，这位老编辑在信后面列了长长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错误，其认真，令人感慨。
还有一封年轻读者的来信，仔细地纠正了插图的一个错误。“有一节是杨过与黄药师分别从两旗杆跃下，书中有一插图，图中杨过断的是左手，而书中杨过断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还希望编辑们能转告给金庸先生——读者对这套作品的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有人评价说，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有点一统武侠小说出版江湖的味道。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侠类小说，不仅在风格上仿照三联版，在销售上都是成套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从此把整个武侠小说的出版纳入到正规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联版也使金庸作品从武侠小说的芸芸众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评论说：直到三联版金庸作品的出现，金庸小说才终于走向“文化精品”意义上的流行，它也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从单纯的阅读和消费价值转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
节选自《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李菁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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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庸的晚辈，创作了《寻秦记》的武侠小说作家黄易曾这样评价金庸：金庸就像一个"黑洞"，把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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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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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 王春瑜 2019年03月11日08:34
香江叶落粤天高，大侠英魂任逍遥。去年当代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逝世，虽享94岁高龄，但我仍深感悲哀。我不禁想起亡友冯其庸老学长1981年在访问美国期间夜读金庸武侠小说，激赏之余，情不能禁，写诗一首的情形。诗曰：
千奇百怪集君肠，
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
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酒千斛，
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
依然青史要评量。
——赠金庸
此诗发表后，金庸大为欣赏。我以为，其庸先生的这首诗，形象扼要地点明了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及历史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0年内，未必能产生第二个金庸。
真是三生有幸，我与金庸有过交往，成了友人。2007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我提供的1922年刊行的《童谣大观》一书，分别请金庸和我作序。金庸在序中说：“资料中说到，中国社科院的王春瑜先生也很推崇这本书。王春瑜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到香港来访问时我曾接待过他。他对历史的造诣我是很佩服的。虽然，我们两人对于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事迹等等意见差距很大。但意见不同并不表示不可做朋友，我仍记得他对历史的忠诚和执着，以及我心中对一位历史学家的敬佩。”金庸对我的夸奖，我固然不敢当，但老先生当年对我的盛情款待，是我终身难忘的。
1987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为期四天的“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美国、法国、中国的文史学者20余人应邀赴会。我提交大会的论文是《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与金庸相识。
金庸是位大作家，也是以写《明报》社评闻名于世的政论家和拥有几亿港元财产的企业家。他居住的山顶道一号住宅，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有假山、游泳池等。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位具谦谦君子之风的学者。记得会议开幕那天，与我同住一个宾馆的香港学者潘铭燊博士、台湾报人叶洪生先生，以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汉学家马幼垣教授等，都提前赶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陈永明博士却对我们说：“查先生早来了！”金庸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寒喧。在开幕式上，他作了长篇发言，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其中说到武侠小说对辛亥革命的促进作用。这是个很新颖、也很重要的观点。犹忆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曾读过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即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侠义精神。我想金庸很可能也读过这些杂志，并读了近代史专家的有关论文，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他的精彩发言，决非一般文人所能道也。
金庸是位性格活泼、幽默，也爱开玩笑的人。第一天会议结束后，金庸在很有名气的利园酒店彩虹厅，设晚宴招待与会学者以及记者和香港文化界人士，如作家、也是金庸挚友的倪匡等人，整整坐满了三大桌。因是对号入座，我眼睛近视，而且平素一贯大大咧咧，看到第一桌金庸对面的席上，有我的名牌，就坐了下来。金庸见状，马上招呼我说：“王先生，请过来，那是我们王世瑜主编的座位。”正说着，香港才子王世瑜先生已经走过来，金庸作了介绍。我俩见彼此的名字如此相近，不禁笑了起来。可是，当我在紧挨金庸的右手席位看到我的名牌时，心中不禁一动。我知道，这是主宾席，在整个宴会期间，酒菜都得首先从这儿上起。这真使我不安。虽说作为大陆的文史学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国际会议上，我从来都是谈笑自如，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的论文《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也受到了学者的好评，但是，想到自己毕竟是史学家，偶而涉足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而已，敲敲边鼓，并非武侠小说专家，特别是想到赴宴的其他年长的学者，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坐在主宾席上。然而我随即意识到，这是金庸对大陆学者的礼遇，也是他对大陆情有独钟、无怨无悔情结的流露。他对故国山河、斯土斯民仍怀着赤子之心。我的有些惴惴不安的情绪，很快便被金庸幽默的致词引起的笑声、掌声所消除。他说：“小说里的每次武林大会后，总是盛宴，接着就是打个你死我活。这次我们召开武侠小说讨论会，也是武林大会。不过，希望诸位小宴后，千万别打斗！”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
金庸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家宴，中西合璧，一碗泰国进口的燕窝粥就要花1000港元。我这大半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饭，是金庸先生家中的这顿饭。
金庸先生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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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人编的一本童谣 曾影响金庸大师的童年
后来《童谣大观》再版 金庸还专程为此作序
2018-11-01 08:56 金华新闻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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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傍晚，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金庸的武侠小说，曾经影响了一代人。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一位永康人，曾经深深地影响了金庸的童年。
昨天，永康青年画家陈李新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了一条动态：“金庸先生，你儿时是我爷爷《童谣大观》的忠实读者，而我却成了你作品的武侠迷，感谢您为我爷爷《童谣大观》重版作序，感谢您曾经的关怀！金庸先生一路走好！”
永康新楼人编撰的《童谣大观》
当年一度风行大江南北
《童谣大观》初版于1922年，它以江浙地区的童谣为主，也有广东、四川、湖北、河北等省的童谣入选，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当时一度风行大江南北。
编撰这本书的人叫陈和祥，也就是陈李新的爷爷，他们是永康市舟山镇新楼人。
陈和祥17岁从当时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当编辑，主要从事法律书籍编辑，之后又因故辞职离开。
目睹旧中国兵荒马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陈和祥觉得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救国先治愚，必须从儿童教育抓起。因此，他又回到了上海，在扫叶山房当起了编辑，主要编辑、创作儿童文学作品。
1922年9月，以雅仙居士为号的陈和祥编撰了《童谣大观》（四册），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立即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
金庸曾撰文说
“这是我最初的课外儿童读物”
陈李新的父亲9岁时，他的爷爷就已经去世，所以，陈李新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曾经出版过这本书。
2005年，永康市专门收集古现代作家名人作品的程伯敦老先生找到陈李新，问他爷爷是否出过一本书，叫《童谣大观》。
得知线索后，陈李新经过深入寻访，找到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作家王春瑜。不久，王春瑜给他寄来了复印的全套旧版《童谣大观》。王春瑜还是金庸的好朋友，从此，陈李新和金庸牵上了线。
2007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再版了这本《童谣大观》。当年5月，金庸还专门为此作序，撰写了近1200字的《读<童谣大观>》一文。
“我小时候在家乡海宁袁花镇读小学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买了好几本童谣集，那都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童谣内容大都采自江南一带，说的主要是天气和农作之类，因为内容简单，又杂有婆媳、父女、娘舅之类家庭趣事，每一句都押了韵，读来琅琅上口，很容易记忆。事实上，我家乡也有很多的类似童谣，所以没有陌生的感觉。这是我最初的课外儿童读物。不久前，我一位好朋友孙南生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套影印本的《童谣大观》，字体很大，还附有插图。插图是民国初年的式样，现在看来有很大的怀旧感觉，令我回到了自己的儿童时代，那是六七十年之前的事了。”
金庸在文中说，中国社科院的王春瑜先生也很推崇这本书，王先生也是他的朋友，王春瑜考证了这本童谣集的编者陈和祥先生是浙江永康市古山镇人（记者注：行政区划改革前，新楼原隶属古山镇，现隶属舟山镇），还设法联系上陈先生的儿子陈可法和孙子陈李新。了解了陈和祥先生当年搜集和编撰这本童谣集的经过。
金庸在文中说：“推算起来，大概我和陈可法先生的年岁差不多，童谣集的内容，和我的童年是平行的。”
金庸曾建议“隔代合作”
让孙子为爷爷重版《童谣大观》
在永康，陈李新是颇有名气的青年画家，最擅长画牛，他的作品水墨牛速写被编入中国美院本科教材《水墨速写技法》，《卧着的水牛速写》入选成为80多所大学联合编辑的教材《设计速写基础教材》。
得知这一消息后，金庸曾提出过一个设想，并托王春瑜转告陈李新：能否让陈李新给童谣画插画，和爷爷陈和祥“隔代合作”，重新出版《童谣大观》。
遗憾的是，当时陈李新正好接了一个课题——省文学艺术重点工程江南水牛课题，正全身心投入，所以就把这事拖了下来。
事实上，这本《童谣大观》，影响的不仅仅是金庸。有一次，陈李新在新华书店里，翻看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著作《我们仨》，里面竟然记述了杨绛和女儿钱瑗每天晚上一起诵唱爷爷这本童谣的温馨回忆。于是，他致信老作家杨绛了解这本童谣的情况。
2005年8月5日，杨绛给陈李新回信说：“我《记杨必》一文中也曾提到这本书，至今还能背许多各地的童谣。这是我姑妈用来教育我和大弟弟、小弟弟和大妹妹的。每人一册，我们怕分散了会失落，所以订成一册。后来由姐姐带往上海教她的孩子，这部童谣，我家两代孩子都唱熟了。我觉得孩子读这种书是享受。”并盼望早日出版，“能买到重印的新版，让我填补上忘记的片段”。
本报记者 杨林聪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3-29 21:57 编辑
面对倪匡的公开嘲讽，梁羽生如此回应，令人钦佩
金庸写作趣谈
17-11-2504:53
倪匡作为比梁羽生小十几岁的后辈，同为扎根香江的作家，又都是金庸的好友，两人本应有不错的私交，但倪匡曾经毫不留情面地辛辣讽刺梁羽生，令旁人瞠目。
事情缘起是这样的。很多人都知道，梁羽生和金庸之所以踏入侠坛，离不开一个人，就是他们在《大公报》的上级罗孚先生。在罗孚的极力要求甚至“压榨”下，两人才写出自己的武侠处子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此，罗孚对金梁两人称得上是有知遇之恩的。
1966年，罗孚自立门户，创立期刊《海光文艺》，为了来个开门红，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分别写一篇文章，谈谈武侠，谈谈彼此。梁羽生却不过情面，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于是该文署名佟硕之，取“同说之”的谐音。罗孚的意思是让金庸也写一篇作回应，打点嘴仗都不要紧，这样刊物就热热闹闹吸引读者来买了。
可金庸并不太热心此事，草草写了一篇短文应付了事。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而梁羽生的那篇匿名文章，则成为很多人研究新派武侠的重要参考，其中对于金庸和梁羽生两人风格的分析，长短比较，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引起了一定争议，主要争议在于文中对金庸小说的若干批评。
文中说，金庸的小说初期，武功描写还大体正常，越往后，越离谱。比如《天龙八部》中逍遥子居然一下将几十年功力传送给虚竹，简直怪得不可思议。还说金庸擅写邪派，但往往邪得太过，诸如吸婴儿血、吃人心等等，不过是刻意制造恐怖气氛而已。
文中还提到，金庸的小说有时犯了正邪不分、是非混淆的错误。比如乔峰在聚贤庄大杀四方，再如张无忌爱上敌对阵营的赵敏，以及“四大恶人”居然被写出让人同情的一面，等等。
本来，人们以为此文是某个评论家一时心潮之作，有批评，有争议，也不算什么。没想到事过22年，始作俑者罗孚亲口道出了文章作者是梁羽生本人的秘密，争议顿时扩大。金庸的小兄弟兼铁杆粉丝倪匡，因此发出辛辣讽刺。
倪匡说：“（梁）目的是拉金庸来替自己增光，行为若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武侠小说所知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倪匡此说是有失公道的。且不说梁羽生本人乃公认的谦谦君子，从不与人争，更兼在作此文的那个时期，正是金庸和《大公报》等左派媒体骂战激烈的时期，梁羽生的同事们对金庸的批评言辞相当激烈，因此，将梁羽生和金庸相提并论，事实上是给梁自己增添麻烦和风险的。梁明知会有麻烦，一则却不过罗孚的盛情相邀，二则想借此机会尽量公允地评论一下金庸，怎么会有拉金庸给自己增光的想法。倪匡不经思考，信口损人，显得极无风度。
对于倪匡这番讥讽，梁羽生如何回应呢？据资料显示，梁当时并没有公开回应，而是过了好多年，在2001年于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一场武侠论坛上，回答提问时，才顺便回应了此事。
梁羽生先解释了文章的缘起，明白表示当时原本是不想写的，但罗孚太过盛情，而且罗孚说，可以写得公平一些。在当时左右两派互相诋毁的时候，这样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梁羽生说：“有人问你写这个是不是要沾金庸的光，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写的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沾金庸的光，反而沾黑了，黑到了不得。黑到这个程度，我早知道便不写了......当时有句话，跟金庸的矛盾是什么矛盾呢？是敌我矛盾。”
梁羽生和金庸两人当时所处阵营不同，私底下甚至都不能随便交往，写出此文后，被上级领导查明此事，知道文章是梁所写，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和惩戒。所以梁羽生说，“沾黑了，黑到了不得”。现在时过境迁，回首看去似乎云淡风轻，但身处当时当地的人，承受的压力岂是后人所能想象。
遭到倪匡等人的无谓讥讽和指责，梁羽生并没有针锋相对与之对骂，而是在过了若干年，事情冷却之后，面对读者的提问，条缕清晰地将往事娓娓道出，将自己的真实心态剖析坦白，这种风度，这种品行，乃是真正的君子所为。
梁羽生一生，行端坐直，循规蹈矩，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唯有贪吃和贪下棋这个“毛病”，是既活出了真性情，又不逾矩的完美人生。“云山苍苍，江山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的这一名句，用在梁羽生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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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一年。
在这一年里，罗素目睹了残破落后的中国，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西方人没有的优点和缺点。
罗素一生撰作甚丰，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他被无数人视为时代的先知。也被评价为具有“穿越时空的仁慧目光”。
他的文章也往往直指人心，发人深省。
1922年，罗素归国后撰下《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畅谈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所见所闻。
本文节选于书中《论中国人的性格》一章，百年之后读来颇有“穿越时空”之味。
百年变迁，于人于我，于好与坏，其中玄妙，各怀感慨。
iiiiiiiiii
01
缺乏同情心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
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
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
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
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
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
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未遇见这种情况。
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02
懦弱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
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
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
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
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
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
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
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03
贪心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
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
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一次死的危险。
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
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
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才会减少。
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
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甚。
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
当然实际上西方人是否真的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4
我不相信“东方人阴险”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规，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
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
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
这种气质使地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
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
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
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
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
阅读本文请注意作者来到中国的时间
05
“不文明”是误认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
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
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
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
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
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
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
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06
谦恭并且自信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
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
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
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
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
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
07
“死要面子”是为了实现尊严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
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
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
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
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
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
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
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
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
但是，中国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
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08
会要创造出更灿烂的新文明
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
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
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
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
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
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
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3 12:59 编辑
他是有文化情怀、政治眼光、历史温情的小说家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77级校友
陈平原表示，新派武侠到金庸那里确实是一个高峰，到现在也没有被突破。从某种意义上，从旧派武侠到新派武侠，新派武侠里的金庸、古龙、梁羽生，因为金庸本人的另外的贡献，使得他的武侠小说更为我们关注。
所谓另外的贡献，是指他不仅是知名报人，也是社会活动家。你要知道他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工作，或者知道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明报》的事业，你才能够全面地判断。我用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有文化情怀、有政治眼光、有历史温情的小说家。
金庸作品的风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是，在当下金庸小说还能不能继续流行，武侠小说会不会被玄幻、科幻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作品所取代。我关心的是，今天中学生还读不读武侠小说，再过十年，武侠小说还有没有市场。
金庸小说创造的阅读神话空前绝后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的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正在写作《金庸论》，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很遗憾，没有在他在世时出版”。
谢有顺在中大曾开过两三个学期的选修课，专讲金庸。“学生都读过，交流和对话很热烈。”在他看来，在作家在世时，就拥有数亿读者，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创造这种阅读神话，之后也几乎不会有。”
他认为，金庸小说的读者覆盖面也是最广的。上至大政治家、大学者，下至普通清洁工、销售员……他的读者超越文化阶层。“这种覆盖面之广也没有作家能够超越。”
对于金庸小说，谢有顺说，它的伟大首先在于创造了数十个个性鲜明、性格饱满、复杂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是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如果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说出几十个小说的人物形象，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只有鲁迅，下半个世纪就是金庸。”
其次，金庸小说有着瑰丽的想象力。谢有顺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江湖世界完全是一个想象性的虚构存在，却能让人心驰神往，沉醉其间，这也了不起。
白岩松曾问过他：「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回答说：「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困在光明顶地道里的小昭给张无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里，很少倾吐。很多人写金庸的传记，都没有经过他授权。
几年前，金庸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写下自传。为一代人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江湖之后，他像自己笔下的侠客一样怀揣着秘密飘然远去，从此江湖永不再见。
来源：《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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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森忆当年引进金庸小说的经过
黄树森忆当年引进金庸小说的经过
原标题：武侠小说黄金岁月已逝
10月30日，94岁的武侠主将金庸辞世，84岁的岭南文化奇人黄树森甚感哀伤，他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引进武侠小说及与金庸交往的经过，感慨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早在1979年，黄树森率先在内地引进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之后又设法联系梁羽生，1981年首次引进其《白发魔女传》在《南风》连载，使得该刊物一时洛阳纸贵。1983年，黄树森主持的《当代文坛报》创刊，这家著名的文艺理论月刊开始大力推介金庸、琼瑶、梁凤仪等人作品，武侠小说开始风靡内地，中山大学中文系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更是成为中国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者,其中施爱东编著了《点评金庸》，刘卫国也发表了不少有关金庸的研究论文。
1995年，黄树森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与深圳作家林雨纯前往香港拜访金庸，介绍其武侠小说在广东阅读及研究状况，引起金庸极大兴趣。
2001年5月，黄树森以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的名义邀请金庸赴穗讲学访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也同时邀请他前往中山大学发表演讲。黄树森说，当年金庸访穗盛况空前，他在中山大学梁球琚堂发表演讲时，座无虚席。演讲由中文系主任欧阳光主持，学生提问的纸条黄树森一直收藏着。随后在花园酒店举行了金庸作品恳谈会，由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主持，黄树森在欢迎金庸的酒会上致辞，他高度赞扬了金庸的艺术成就，称：“他借的是武侠的形式，写的是人生和文化，通俗其表，严肃其实。”
黄树森回忆，他当年跟金庸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金庸说中山大学校园比浙江大学漂亮，他希望在中大成立传播研究院，把香港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引入到中大，他可以自任名誉院长。他还希望中大中文系的学生将他的小说改编戏剧、电视、电影，他只收一元稿费，希望借此激励大学生中产生一批文学人才。黄树森说，当年中山大学聘请金庸为荣誉教授，但传播研究院的计划因故并未实现。
此次广东之行还有一个重要成果，金庸与广州出版社签订了出版他全部14部武侠小说的协议。此后，金庸跟中山大学、跟广东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跟黄树森本人也一直保持着联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金庸故乡浙江嘉兴召开，黄树森应邀与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金庸与金庸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的演讲。（记者 夏和顺）
(责编：陈育柱、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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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 1912年3月7日生，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学士。 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 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 1945年起，陈世骧长期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东方语文学系 ，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 1969-71年，曾邀请作家张爱玲任职于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一些特别用语及《红楼梦》等。 1971年5月23日，陈世骧教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州伯克利。
简介
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
修养
陈世骧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和古诗学修养，又兼通西洋诗学及文艺理论，中西贯通，在当时属凤毛麟角。四十年代胡适主持北京大学时曾希望陈世骧返北大任教而未果。陈世骧逝世以后，1972年其门生杨牧编订《陈世骧文存》交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欣晚有书库”亦收录此书。《陈世骧文存》是著名留美学者陈世骧唯一的中文论集。书前有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序，书后有杨牧的《编辑报告》。附录中有《与金庸论武侠小说书（两通）》。书中收入论文七篇，演讲稿三篇，其中《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歌中的自然》、《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系从英文译出。除了《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发表于四十年代末，其他均作于五六十年代，从中可以窥见陈世骧的治学路向和至今仍感鹇独到的学术见解。夏志清以为遗憾的是，陈世骧“千古文章未尽才”，虽然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这些文章跟他肚子里面的学问见解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
《陈世骧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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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适就杨著《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年版）所引发的关于南宋会子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杨著中的一些含糊断语；而杨先生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得益于一九五二年他与胡适的商榷。《书札》所附录的一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也容纳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对他的批评也是虚心接受：“你们指示我《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短文里对于谢山有过分严厉的贬语，我很感谢”（1954年10月X日），“谢谢你们对我短文的批评！这正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反响”（1954年10月11日）。关于王莽国号之“新”的问题，胡适在做结论时，也说“并不敢坚持己见”（1956年4月22日），这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毫无惟我独尊的霸气。他们也不是将书信论学视为私密之事，从《书札》中可以看出周一良、裘开明、赵元任、陈观胜、全汉昇、陈世骧等参加了讨论，有时胡适明示杨联陞将信给他们看，私人性的书信在此获得了宽泛的交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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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从陈世骧谈到钱钟书
2011-01-21 20:40:03栏目：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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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想——学着——谈谈文化，尤其是文化人。
先从夏志清先生挚友陈世骧说起。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早年在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后于一九四一年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四十年代曾在加州大学任助理教授，“据说胡适校长、文学院长汤用彤那时都希望他返北大执教，因为他是北大优秀的毕业生，当年也有诗人之名，可能比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这三位‘汉园诗人’低一班。”（夏志清语）在美期间陈世骧桃李满天下，一时俊彦有聂华苓、郑愁予、痖弦、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并与杨联陞、吴鲁芹、夏济安等留美学者相交莫逆，共同开创了陈子善先生所谓“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一九七一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加州柏克莱。逝后杨联陞曾有挽联誉为“学贯中西文史哲”。
陈世骧虽身处海外，毕生热爱中国文化，对于海外某些服膺社会科学而看不起人文科学的无知妄人，“世骧每有机会必为人文科学说话。“据夏志清先生叙述，凡有“洋人发表荒谬言论，或者发言时态度傲慢，世骧也会用长辈的身份去指正他们、教训他们。”“世骧无时无刻不在洋人面前赞扬我国的文化、文学。”
这倒不是陈先生故意偏激，而是本来中国文化的某些层面就足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不过实事求是罢了，如今有些国人对于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民生颇有非议，提倡批评甚或批判，我自无话可说，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也是应该褒奖的；但如果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而偏偏要妄论雌黄，我就不得不感到有点遗憾了，正如所谓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有一次“倚老卖老”，故意在学术讨论会上为难港大中文系黄兆杰——“大家觉得都不错”——的博士论文，“要考问他到底”，陈世骧就会“挺身而出为黄兆杰辩护，也可说把吉川教训了一顿。”
陈世骧先生既是学人，也是性情中人。“在做人、做学问方面，世骧抱定几个大原则，不由我不支持他，尤其在开会的时候。”比如有一次他们在英国开学术会议，“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言，认为假如中共能派郭沫若、沈雁冰来参与盛会，那就更理想了。这几句话是开场白，可能带些玩笑性质，但世骧听了大不以为然，当场发了一大篇议论责问他，为什么我们学人开会，要他们来凑热闹。”（以上所引陈子善与夏志清语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陈世骧文存》之“本书说明”与“序二——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
之所以看似“无端”引出这个“开场白”，不过是想说明，即使身在海外之诸多意识形态未必与“我们”齐一的
博学通人，也是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吾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念兹在兹，心有所属，不像某些轻薄儿郎动不动就是以落后迂腐外带野蛮视之，说“数典忘祖”或许有些过分，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觉得真可谓一语中的，之所以如此，我想在我这个中西文化一无是处的俗人看来，或者根本对于彼此没有一定的了解与同情，于是就正如杜甫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了，于是我今天就根据钱锺书的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长文，让世人看看，到底“陈世骧们”究是井底之蛙的自我陶醉以致“民族主义”的无所根据，还是真有灼见乃至情郁于中而不得不发——希望不是我这个不学之辈在这里自说自话。
钱先生二十七岁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题名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的长文（三联版《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我觉得至少在中国文化我向来欣赏的“艺术”层面，可为某些喜欢比较中西文化的朋友提供一个也许无益的参考。
钱先生文章一开首，就提出很多“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
钱先生第一个例证就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哈吧狗”的例子。“哈吧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吧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吧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吧狗。”
跟着哈吧狗的，是我们的所谓“特色”之“香草美人”诗，比如众所周知的滥觞就是屈原的《楚辞》开其端，成为后来中国人直至常州词派的一大传统，喜欢“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于是很多钱先生心目中“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很煞风景的文艺观，是中国旧文化的道地产物，其实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到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钱先生还说在中世纪西洋文学里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I’amour desinteresse）而又非抽象的记号(symbol)崇拜，跟中国旧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释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托义’（senso anagogico），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
第三例是章实斋论先秦著作的“言公”现象也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
第四例是“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L’imperialisme du Bien）和‘美的帝国主义’（L’im perialisme du Beau）的冲突。”
第五例比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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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赵元任、杨联陞、王叔岷、李书华、韦利、周法高、陈世骧、严耕望、屈万里、邓嗣禹、劳干、全汉昇、李方桂、姚从吾、洪业、芮逸夫、陈荣捷、董作宾、陈受颐、李济、殷海光、袁同礼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6年初版平装，上、下两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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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时间: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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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9-2 11:03 编辑
http://www.doc88.com/p-439424558394.html
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 【作 者】冷成金
【作者简介】冷成金?1962 年生?199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师。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政治的重大冲突将发生在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后阶段?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由 7 至8 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来塑造?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再加上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
事实上，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近百年来的文化选择的历史实践也已经表明，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国只有走民族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然而，不管是活跃在海外的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返本开新，还是我们所提倡的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虽不乏观点上的合理性，却未能在实践上大见成效。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我们发现了金庸小说的价值。
金庸小说由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成效的阐扬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小说。甚至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 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1〕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另外，形式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以传奇表现传统。传奇是自古有之并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但以传奇表现传统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 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 达到了理念的真实、 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其二?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接合部切入。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都发现了文化传统横剖面上的不同层次?即层级性结构问题?余英时则认为这种层级性结构的主要分界线应该在于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之间。 〔2〕毫无疑问?小传统是大传统的基础?大传统又对小传统起着导向作用?两种传统存在着对立而又融通的关系。金庸小说从两 种传统的接合部切入?一方面以小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向大传统渗透?并因此把小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输入大传统?一方面又把大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小传统中去。这样?既超越了小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大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雅的方面?做到了大俗大雅。
金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的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特点与其阐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和谐地统一起来，创造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民族形式。这些成功的尝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条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正确之途。
一、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武与侠决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中的概念? 更是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 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 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桃园世界? 所谓侠是目的? 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对武与侠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富有现代意识的创造性的阐扬?它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而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并进一步把武德分为社会道德和文化道德两个方面。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否则就成不了正果或根本练不成绝世武功。郭靖、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锋、东方不败、丁春秋等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的卑下乃至邪恶的武德所致。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上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最终只能玩火自焚。武德的这些方面又是相契合一致的?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谋图纂位、希逞私欲的东方不败则练戕害人性的《葵花宝典》神功?这种武功与人格的统一就构成了富有文化意味的完整的大侠品格。的确?伦理本体型的文化容易走向泛道德主义?而泛道德主义又是阻碍民众觉醒和诱使道德滑坡的重要根源之一?但必须看到的是?泛道德主义属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与传统的文化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金庸小说正是通过对文化理想范畴的道德的强有力的张扬和富有现代意识的重建来有效地阻止泛道德主义的滋生泛滥。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意识上的特点，即民族的伦理本体和个人的道德自觉。一旦失去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就会散乱、堕落乃至消亡。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金庸小说里?武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阐释武功?实际上是借最为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最为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要素。#p#分页标题#e#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民间侠、 儒侠和道侠。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出?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高坐朝堂之上满口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辨、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观念?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断?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
二、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士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三、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 情与理的冲突恐怕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恒久冲突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一直是被当作人性的两个方面来对待的?传统哲学围绕着对情与理的认识及其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如果能联系社会发展史来考察哲学发展史?就会发现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在哲学上如果情能稍稍抬头?则社会往往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反之则死气沉沉。当然?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理总是要胜于情? 因此? 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对于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金庸小说里?情与理主要表现为人的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恒久冲突? 具体说就是爱情与俗常规范的冲突。显然? 金庸小说既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文化实际的滥情倾向? 也没有做抑情绝欲的道德说教?而是合理地张扬了人的本真生命?对传统的禁锢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进行了合理的突破?或是讴歌富有现代意识乃至恒久的价值的爱情?或是提供认识价值?使人引以为戒?把传统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而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毫无疑问?这种人生范式既是对传统的僵化、陈腐的人生范式的突破?又是一种诗 意的人生?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陈家洛与霍青桐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携手走天涯这一人生范式中?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已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更甚者则是以江湖为江山去建功立业?获得社会实现感。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侣?遍尝男女风情? 且不必金屋藏娇? 尽可以幸福炫人。 这携手走天涯五字? 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的是人生妙诀。其妙处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实是一种诗意人生。三分侠骨?七分柔情?七分剑胆?三分琴心?这种融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的?又是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的?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一人生范式才对现实乃至未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这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之中?各人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几乎是一种纯粹的象征?象征着世俗观念、伦理道德乃至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对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爱情的扼杀。杨过身世凄苦?自幼养成了愤激而又飞扬佻达的性格?小龙女自幼入古墓?儿近老庄所谓的婴孩状态?他们的爱情恐怕是人事间不带丝毫世俗色彩、功利色彩的最契合人的本真生命的纯洁的爱情。但当这一爱情被带出古墓时?因有师徒之分而遭到了黄蓉、郭靖、整个武林乃至社会的拒斥?使杨过和小龙女历经数次惨烈的分合。小龙女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庄子的神人?神人之爱遭受封建观念的残酷迫害?这就不仅仅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反封建的意义?而且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思了文化理想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为书生侠客的陈家洛倒颇似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他虽然没有哈姆雷特的生存? 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式的对事物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但他对于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选择、对皇帝的轻信、为救周绮之子而放掉乾隆皇帝等做法已证明他试图把传统的文化理想施诸现实之中。他不选择部族首领霍青铜?而是爱上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这一方面说明他的书生气质使他永远成不了只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一方面也表现了传统男性文化品格中天然虚弱的一面?试图在内倾的和谐中寻求意义?再加上陈家洛轻信乾隆?以献出爱人来换取乾隆的反正?就构成了这样的寓意?以文化理想来取代现实政治。当然?陈家洛作为本质上的书生在这书与剑的恩仇中只有失败?但却正是这文化理想之书对现实政治之剑的不断的殉难式的矫正才使中国历史不致沉落。#p#分页标题#e# 相对于上述的爱情模式?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更具有认识价值。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大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与黄蓉的爱情关系上?却陷入了情与理的复杂纠葛。黄、郭之爱的传统观念上的真实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任你怎样活泼轻柔、聪敏灵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不论怎样鲜嫩娇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永远挣脱不了僵硬冰冷、专横残忍的传统理性的铁掌?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应是一声历史的浩叹。黄、郭之爱还因以牺牲黄蓉为代价对郭靖做出虚幻的补偿而浸透着传统的道德宿命意识? 这种意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的承诺? 告诉人们只要恪守传统道德就会获得一切?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即使此生不谐?来世亦必可得?因而具有极强的麻醉作用。韦小宝的女性观是妇女?妓女?爱情?占有?结婚?生殖?金庸小说在探索国民性时对这一充满流氓意识的女性观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李莫愁的变态的爱情观实际上反映了不为我所有便要毁灭的嫉妒心理和小农意识。康敏的爱情观实际上把爱情政治化?要做爱情霸主。任盈盈与令狐冲的爱情带有一定的自由色彩?张无忌的爱情经历透显出更多的平民意识?而段 正淳的爱情观似乎带有对爱情终极状态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未来意义。可以说?金庸小说通过对各类爱情的描写全方位地表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说?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要素。 〔3〕武与侠属于英雄的范畴? 情与理属于儿女的范畴?金庸小说借助传统小说要素来充分阐扬了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把传统引向了现实。
三、传奇与传统亦奇亦史、亦幻亦真的和谐统一。
武与侠、情与理仅是从传统小说模式切入金庸小说的一个视角。金庸小说在英雄与儿女这两个传统小说的要素上已有了崭新的突破。真实，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还是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于传奇，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在这种小说样式中，历史被深化为民族心灵的轨迹，历史事件被点化为代表民族性的符号，而与此无关的所谓历史真实则被删除。传奇这种传统的小说样式也不再张扬荒诞离奇的情节，而是变为表现文化真实的文学手段。因此?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了英雄、儿女所能达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史诗的深度。
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其中主要的六部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可以看出侠客何为。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 《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分去实现社会理想的企图。 《书剑恩仇录》 中的陈家洛虽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首?但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把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 《碧血剑》则更为特出?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 《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曲。由此可见?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愿望都是要除尽不平、解民倒悬?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桃园世界。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作为文化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把这两种真实统一起来?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中这一最基本的合理的文化精神的有效的弘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本体中?侠客们的这一理想追求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其实? 文化形态的侠客是由文人创造出来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文人与侠客原是二而一的文化存在?中国的历史国情给予文人与侠客以悲剧式的定位?使他们在不断的失败和殉难中显示出价值和意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因此不断地渗入社会现实。金庸小说在融历史入传奇时透显出这种历史进程?并肯定了其合理意义。 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表现了金庸小说的开放情怀。中国人生而在恩、仇之中?报恩与复仇成了他们完成道德形象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社会行动方式? 所谓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但这种报与复往往使人陷于一己之私而变成卑庸乃至 邪恶之徒?金庸小说批判了只顾一己之私的报与复?使之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理想相联系。林平之与谢逊均为一家之仇而丧心疯狂?下场亦可悲?袁承志先是为报父仇而学艺?后来通过对崇祯、皇太极和李自成的一步步的认识?终于明白了家仇、国仇、天下仇皆无从报起?从而成为极具文化色彩的大侠。
对于正教与邪教?金庸小说不是采取僵化的态度?而是着重表现了其相互包容、转化的一面。作为邪教的明教最后淹有天下?而作为正教的六大门派却日渐衰微?这些结局的安排?都表现出尊重合理因素、化解恩怨、消除障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意识。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宗教情怀的杰作。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非人世界?在这里?无时无处不充满着怨和恨?而这些怨和恨又无始无终?无因无由?理说不清。《天龙八部》是一部十分深奥复杂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宣扬佛教思想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爱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感悟融为一体?由此而指向了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题。萧峰之死和慕容复之疯又对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点化作用?使小说表现出对美好的社会、人性的宗教式的热情和渴望。
《天龙八部》已经显示出从宗教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性思考的倾向?这一点在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时应尤其加以注意。如果说《天龙八部》虚到了极处?那么《鹿鼎记》则实到了极处?二者似双璧相映生辉。 《鹿鼎记》是一部探索民族性的杰作?可以说?她是表现小农意识?流氓意识、市井民俗等社会心理和俗文化意识的百科全书。小说通过韦小宝这一独特的人物把最上层与最下层、庄严事业与歪打正着的无赖行经、正统英雄与传统小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最广阔的天地内展现了韦小宝的精神世界?也全方位地挖掘了小农意识。
在这一点上? 《鹿鼎记》与鲁迅先生前期对国民性的探索颇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小农意识某些方面的表现?阿 Q 时时处处失败而韦小宝时时处处胜利? 这是由于作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 鲁迅先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小农意识是怎样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金庸先生则侧重考察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怎样的一种如鱼得水的存在状态。至于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最后竟要被当时的大儒和天地会群雄推举做皇帝?就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制度的文化实质。另外?以韦小宝的士可辱而不可杀的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活命哲学? 以及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的反文化倾向、反英雄倾向和生殖至上的观念等?都是民族的根性。小说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对某些文化实质和劣根性进行了严肃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痛切的批判?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p#分页标题#e# 当然?金庸小说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小说中的大多数侠客的结局都是与丽人偕隐?在英雄梦与儿女情这两种人类最本原的冲动前选择了后者。所谓少壮做英雄梦、迟暮归温柔乡的传统的理想人生模式实在是逃避现实的美妙借口。中国人本来就少悲剧意识?在仙、酒、自然、梦、女人等丰富的消解因素的作用下就更加龟缩内心?不去直面人生。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史上看?从性禁忌到侠而情的转变源自风云激荡的清末?南社诗人的侠情诗为其突出的特征?南社诗人们已感到传统侠客的光辉时代已一去不返?便祭起了温柔乡是英雄冢的传统法宝?而实际上这是民族精神衰微的表现。金庸小说没有根本上突破这一限局?没有把武侠小说从俗滥的言情小说中彻底拯救出来?还有着使人沉迷的消极作用?因此?金庸小说在开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所必需的悲剧意识方面是不足的。
民族文化本体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民族存在的根据。失去了文化本体的民族是悬空的民族、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据不断地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则是每一个历史阶段无法逃避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前的民族文化转型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金庸小说以其对优良传统的阐扬和广泛的影响而对民 族文化本体的重塑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每次文化重建都是自下而上地运行的话，也许能够正视金庸小说的价值。
注释? 〔1〕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转引自 1995 年 1 月 13日《南方周未》 。
〔2〕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29?139 页。
〔3〕管达如? 《说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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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封老爷子为几十年来第一国学大师︱汾酒百贤046：金庸
最酒
2018-07-16
把金大侠与国学大师联系起来，“金迷”们未必认可，他们可能不认为把金大侠封为“国学大师”是什么好事。而对于所谓的一些武林名门正派来说，把老爷子封为“第一国学大师”，一定是大大的不满意。知乎上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段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洪向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推荐金庸小说。端木蕻良对金庸很不屑，说：“金庸是个什么东西！”
金庸是个什么“东西”？金庸是几十年来第一国学大师。
1、国学小说：把金庸从通俗武侠小说中解放出来
金庸
金庸和梁羽生、古龙并称为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认为，也这么宣传。这并没什么错。但如果论国学价值，恐怕梁羽生和古龙就无法与金庸先生并称了。
国学的范畴包括哪些？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无可置疑的国学大师曾国藩曾经说过：“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
国学内容如此之庞大，任是哪一位国学大师，也没有能力穷尽其全部，但是金庸的小说做到了，而且做得最好。
孔庆东
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认为金庸把“全中国文化都写出来了”。
严家炎
孔庆东教授的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严家炎先生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
“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渗透，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它弥漫在整个作品中，充溢在字里行间”。
陈平原
同为北大教授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他(金庸)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给金庸小说确定一个新品类：国学小说。金庸先生不是国学的学术大师，却是国学的文学大师。对于国学而言，都是大师。
2、江湖地位：以四大名著为背景看金庸的影响力
冯其庸
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知名的红学家之一，却也是铁杆金粉。他将金庸的小说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说：“我一边研究《石头记》，一边却酷爱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曾戏称这叫作‘金石姻缘’。”
“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我可以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为了考察金庸先生的影响力，笔者特意在百度进行了全面搜索，总结表格如下：
以上两张表格可以看出，通过百度名称搜索，金庸15部小说的总词条数量，比四大名著的总词条量高出1600多万条，高出20%；金庸本人的词条数量，比曹雪芹略高一点，但是比四大名著作者的平均数高出近400万条，高出近4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毫无拿金庸小说与四大名著PK的意思。而是以四大名著为背景看金庸的影响力。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资料，需要强调。
1、金庸小说总发行量，比较公认的数字是3亿册。书的重复阅读量远远超过纸质媒体。金庸小说拥有几亿读者的说法，是靠谱的。
2、金庸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电影100多部，还有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电脑游戏及其相关的主题曲，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语言。
3、金庸粉丝，叫“金迷”；金庸影视剧，叫“金剧”；研究金庸的学问，叫“金学”。“六神磊磊读金庸”，是移动互联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阿里巴巴“六脉神剑”，是当代中国企业知名度最高的企业文化。
4、2005年，《天龙八部》第41回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阅读教材《语文读本》第4册；2008年，《雪山飞狐》第5回入选北京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参考书目。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和《天龙八部》均入选当地的中小学华文教材。 2013年，《射雕英雄传》作为经典武侠作品被北京市朝阳区列入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成为小学生的推荐阅读篇目。在香港，金庸作品也一直是各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图书之一，多次入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好书，金庸也一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作家。
5、在百度贴吧，90后金迷占到了金迷总数的78%。男性金迷是女性金迷的1.56倍。而这两个人群，正是白酒企业朝思暮想的目标人群。
因此，从国学的文学大师角度来看，封老爷子为几十年来第一国学大师，应该不算突兀。至于将来怎么样，包括王朔在内的许多名人都在预测金庸小说的未来，这是他们的事，笔者无意于此。
3、文化重塑：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燎原之火
如果金庸仅仅是一个国学的守成者，即便被封为几十年来第一国学大师，也不过是一位很好的继承者，而不是开拓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去完成。所谓国学，也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本体”。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成金先生认为：“民族文化本体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民族存在的根据，失去了文化本体的民族是悬空的民族、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据不断地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则是每个历史阶段无法逃避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前的民族文化转型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然而，不管是活跃在海外的‘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返本开新’，还是我们所提倡的‘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虽不乏观点上的合理性，却未能在实践上大见成效，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我们发现了金庸小说的价值。”
冷成金
冷成金还就文化重塑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每次文化重建都是自‘下’而‘上’地运行的话，也许能够正式金庸小说的价值。”
而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好像并不认为金庸的意义仅仅是“从下而上”的。他强调：“金庸的意义在于：超越了精英与大众。”
对于金庸“国学小说”的现代性，大家的认识是清醒而相对一致的。冷成金教授认为：“金庸小说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严家炎教授也认为：“金庸常常将传统文化的优长与缺失，开放与封闭，丰富和贫弱，值得弘扬和必须变革的两个方面，几乎同时呈现在形象的图画中。”
应该说，金庸小说体现出的文化重塑，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传统文化革命”。正如严家炎教授所说：“金庸的艺术实践，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而且，影响了几亿华人，这场文学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场燎原之火。”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时代课题。李泽厚先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睿智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情本体理论”，是中国儒学继第一时期先秦礼乐论、第二时期汉儒天人论、第三时期宋儒心性论之后，当今第四时期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哲学思想代表。
可以说，李泽厚是当代国学的哲学大师，金庸是当代国学的文学大师。西体中用，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情本体理论，必然要通过新时代国学的文学去实现。而由金庸先生开创的“国学小说之路”，恐怕正是新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4、金庸精神：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文化担当 文化创造
很显然，在金庸先生的身上，有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情结与精神。先生本姓查，安徽婺源人。查家为当地名门望族，康熙皇帝有“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之誉。历史上查家最鼎盛时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七人同任翰林，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
金庸先生从小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受到了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学的滋养。他的“国学小说”，包括金庸先生本人的作为，可以概括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担当、文化创造”的“金庸精神”。
金庸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金庸与《明报》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金庸小说就是“情义”支撑起来的。1966年，在他创办的《明报》全靠他的小说连载支撑销量的时候，他创办了《明报月刊》，目的是“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明报月刊》盈利，则投入《明报月刊》。《明报月刊》亏损，则由《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
《明报》上刊登的金庸小说作品——《笑傲江湖》
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北大国学研究院成立15 周年，金庸前来祝贺，又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用以支持北大的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为此设立了“金庸国学研究基金”，资助北大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翻译、出版等活动。
5、南绍北汾：汾酒竹叶青酒是中华酒文化的代表符号
金庸是1948年随《大公报》到香港的。1948年之前，中国白酒几乎就是汾酒的天下。所以，在金庸的脑海里，中国名酒最重要的就是山西汾酒、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于是，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提到最多的也是这几种酒。《笑傲江湖》是金庸描写酒文化最多的一部。
如在《邀客》一章中，“田伯光笑道：‘我曾听人言道，天下名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
在《论杯》一章中，“那书生道：‘你一闻酒气，便该知道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锅头汾酒，岂有不好之理？’”
“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
在《入狱》一章中，“风兄弟，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叶青，你若不尝一尝，甚是可惜。”
在另一部著作《鸳鸯刀》中，“桌上放着一把小小酒壶，壶里装着是天下驰名的汾酒”。
在《书剑恩仇录》中，“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么拿这样子的淡酒来？”
……
据云酒头条统计，金庸小说中共有10次提到汾酒，3次提到竹叶青酒。笔者也曾多次通读金庸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所有国家名酒中，金庸在小说中提到的只有汾酒和竹叶青酒。汾酒、竹叶青酒，才是真正中华酒文化的代表符号。
不过，金庸先生在作品中也犯了几个小小的错误。如“三锅头汾酒”，就是外行话。旧式的蒸馏器，器上有天锅，内中盛冷水，起冷却作用。一锅、二锅、三锅，是指天锅里的冷水更换的次数。在蒸馏酒时，刚开始流的是酒头，酒性极烈，只能做勾调酒使用；等天锅里的第一锅水温度升高，不再起冷凝作用了，就需要换水。换水后开始流出的酒，称为“二锅头”，是一次蒸馏中质量最好的酒。等到天锅换第三锅水，蒸馏已到尾声，流出的就是酒尾了，俗称“酒稍子”，即金庸先生所写的“三锅头”汾酒，是质量最差的，不能入库，要回炉在下一次蒸馏的底锅里。
金庸先生的作品已经做过多次修订，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修改。说明金庸先生确实不知道过去白酒的生产过程。真希望能够有机会邀请金庸先生去杏花村一游。金庸先生没有到过杏花村，和杏花村没有机会拿百年老酒招待金庸先生，都是很大的遗憾。
6、浙江文旅：桃花岛的启示
舟山桃花岛
桃花岛，是浙江舟山著名的旅游区，是以金庸文化为主题的。其实，金庸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并不知道舟山群岛真的有一个桃花岛。“桃花岛，据说金庸没去过，但他笔下黄老邪的桃花岛和这里一模一样。后来就按着小说搞了旅游。”
1994年4月6日至8日，金庸先生携夫人林乐怡女士抵达舟山普陀访问时说：“我是第一次到普陀，《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9年，那时并没有到过桃花岛。我是从地理书上看到东海有那么一个岛，因为我是浙江人，写《射雕英雄传》书时需要一个海上的岛，有一点浪漫情调的，不能离大陆太近，也不能太远，桃花岛的位置很适当，面积不小，南宋时期罕有人迹，十分适合给书中黄药师啦、黄蓉啦、周伯通啦设立一个活动的天地，书中宋朝时有桃花岛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果人们要证实《射雕英雄传》书中的东海桃花岛的原型是不是舟山群岛中的桃花岛，我说是的。”
汾酒、竹叶青酒与金庸小说的关系，不需要金庸先生来背书。10次提到汾酒，3次提到竹叶青酒，而且是当今国家名酒中仅有的殊荣。2017年，汾酒和绍兴黄酒在嵩山少林寺举办了“南绍北汾”的大型活动，非常成功。汾酒还能围绕金庸文化继续做点什么文章呢？值得思考。
作者：任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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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评论家张定浩发了一条朋友圈：“从很多方面看，譬如对古典思想的吸收杂糅，整个生活世界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题材上的借古写今，文笔上的庄谐并举，境界上的气象万千，以及对雅俗两界的贯通和遭受的非议，金庸都相当接近于莎士比亚活着时候的状况，除了一点，他缺乏莎士比亚晚年神秘的沉默。”这是相当中肯的评价，但依然有人怀疑：把金庸跟莎士比亚放一起，合适吗？这种疑问包含了某种“精英”立场的定见，却忽略了，莎士比亚是经过四百年才完成了彻底的经典化历程。而金庸，即便是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但作为被一个世纪选中的作家，跟被千年文学史选中的作家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依然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妥。
毫无疑问，金庸非常熟悉并从莎剧处偷师不少，这是金庸自己直言不讳的。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时，金庸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把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反复拆分，并分析归纳其中的戏剧模型。所以莎士比亚作为文学资源已经自然而然地渗透到金庸小说中去。金庸小说有极明显的戏剧化元素，严家炎专门分析过金庸小说的影视剧技巧。为什么金庸小说那么受影视欢迎？除了作品自身的魅力外，还因为它具备非常突出的“戏剧”思维，改编为影视剧极为便利。莎士比亚与金庸，事实上既可以做“影响研究”和可以做“平行研究”。就影响来说，金庸那种将历史镶嵌进文学的做法不无莎剧影子。莎士比亚历史剧反映了英国从约翰王（1199）到亨利八世（1547）近三百五十年的封建历史。同样的，金庸小说镶嵌了中国古代从北宋（《天龙八部》）到清（《雪山飞狐》《鹿鼎记》）等封建历史进程。（当然，《越女剑》写的是远至春秋战国时代）至于平行比较，可供论说的就更多了。最简单的，莎士比亚超越性的历史观跟金庸便有异曲同工之处。莎剧《亨利四世》中亨利四世是篡位的君王，其篡位之举并不合乎封建的伦理。但是莎士比亚并不以封建正统简单地排斥，而是看到亨利四世的勤勉英明，虽然没有直接将亨利四世树为贤君，却把其子亨利五世塑造为先混沌后觉悟的明主。同样的，金庸的历史观也是超越性的，这突出表现在他并不囿于封闭的民族观。《天龙八部》中乔峰之所以动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金庸超越了汉辽之间的民族纠葛，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困境中使他获得了类似于俄狄浦斯式的丰富悲剧性；同样，在《鹿鼎记》等作品中，他并未站在“反清复明”的汉族立场，事实上相当肯定了康熙皇帝的英明和历史贡献。这种超越汉族本位主义的人民本位历史观与金庸历史认识论是一脉相承的。
莎士比亚和金庸都在他们在世时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甚至政治上的成功。莎士比亚既是剧团的股东，也拥有环球剧场的十分之一所有权，他和宫内大臣剧团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和普鲁士一世二任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而金庸，不但是成功的小说家，也是成功的报人和政论家，1980年代初期受邓小平接见，其文学影响力也被赋予了某种向海外华人世界传递大陆政治改革信号的使命。任何作家要获得经典化，都必然要跟某种历史契机相逢。事实上，莎士比亚成为世人眼中几乎不可动摇的绝对经典，这大概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情。在其生前，虽然他获得巨大的商业和世俗意义的成功，但是他本人及其所从事的戏剧在当年并未享有足够的文化资本。一个流传颇广的段子说同时代剧作家本·琼生把自己的剧作印刷成册并郑重地视为自己的著作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你居然把戏剧当回事。”据《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作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所言：虽然莎士比亚去世几年后，本·琼生就把他称为“我们戏剧界的奇迹”“诗界明星”，但“这样的文豪并没有引起人们为莎士比亚树碑立传的兴趣，同时代人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必要趁莎士比亚还在大家头脑中记忆犹新的时候收集点有关他的任何资料”。莎士比亚去世之后的第七年——1623年，他的两位老朋友约翰·赫明兹和亨利·康得尔经过仔细的编排，将其绝大部分剧作出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对折本莎剧集。然而“这二位编辑人员根本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兴趣进一步为莎士比亚写一个传记。他们倾向于按文体风格——喜剧、历史剧、悲剧——来编排目录。他们不想多花心思注明莎士比亚剧本的写作顺序和每个剧本的具体创作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时人对莎士比亚文学地位的漠然，就是莎士比亚本人也并未有多少把自己放进历史的“不朽”意识。事实上，后世关于莎士比亚身份争议极大，很多人认为培根或爱德华伯爵才是莎剧的真正作者。而到了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还认为《哈姆雷特》是“醉酒的野蛮人”的产物；作为戏剧后辈的乔治·萧伯纳说到莎士比亚的《辛白林》时甚至说“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向他扔石头对我而言绝对是个安慰”。这间或说明，莎士比亚绝对不可动摇的地位确实是时间的产物。当然，时间也在积累着莎士比亚的粉丝。简·奥斯汀说“他的作品就好像英国宪法的一部分”“我们谈论莎士比亚，用他的比喻，按照他的方式描述事物”。歌德的说法同样带着诗人的夸张：“当我读到莎士比亚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首次读完他的一部作品，竟觉得自己好像原来是一个先天的盲人，而在此一瞬间双目才被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视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方面功不可没，分别贡献了“莎士比亚化”和“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的学术概念，确立了莎士比亚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地位。同样，巴尔扎克、普希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都给莎士比亚极高的评价。
翻开如今的文学史，莎士比亚毫无疑问地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从1590年代的历史剧、喜剧向1600年代的悲剧转变被视为敏锐地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气息并率先对文艺复兴人欲泛滥作出的反思。因此，今日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完全重叠的莎士比亚又来自于什么样的“认知装置”呢？答案是，近代以来世界史论述中高度稳定的文艺复兴话语支撑了莎士比亚不可动摇的地位。换言之，未必是莎士比亚创造了人文主义文学的巅峰，而是作为文艺复兴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文主义需要几个顶级大师的位置，这些位置需要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填补。当人们触及世界史时，一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线性进程已经牢不可破，这是一套非常典型的跟近代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现代性历史论述。被这套论述编织进去的莎士比亚，俨然在其在世之时就已经具有高度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自觉性。这实在是历史论述的后设效应。有趣的是，在世时对自身文学地位无甚自觉追求的莎士比亚，在其身后四百年，遭逢了一个世界性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展开，而莎士比亚被作为这个进程序曲部分最高光的人物。这是莎士比亚的幸运，也充满了历史的建构。
同样地，金庸的经典化，也是跟某种历史文化逻辑相遇的结果。金庸1955年开始在香港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及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搁笔，写作时间十七年。日后金庸小说风靡整个华人圈，并在1990年代被尊为文学大师，这里面其实有时代和历史的机遇。在金庸写作的进行时，他的影响力主要在香港；那时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学”，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文学阵营，缺乏接纳武侠小说这类通俗大众文学的空间。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思想、文化市场的活跃，金庸小说开始进入大陆，捕获了大量读者。但此时大陆文学思想中的雅俗分野仍极为鲜明，金庸依然被视为一个可以占据市场，但思想格调不高的通俗小说家。所以，金庸小说的经典化事实上跟1990年代的社会思想转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确认了市场的话语权，也悄然改写了文学的评价机制；另一方面，1980年代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以及一系列重写文学史实践，为金庸进入重写的文学史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重写文学史思潮实质是中国文学界对1980年代重大思想转折做出的文化应对。文学史一贯代表着一种权威的论述，当重新写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这意味着集体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要求着新的认定和调适。“二十世纪文学”的实质在于用一套“世界主义”的“现代化”文学话语取代1950年代到197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左翼革命话语。显然，左翼文学话语是一套具有鲜明排他性的等级性论述，它把“社会主义文学”指认为“当代文学”的绝对代表，从而确认“当代文学”高于“现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优于“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文化优越性。“二十世纪文学”概念重要的任务就是以“融汇性”论述取代以往的断裂性论述。为此，打通“现代”与“当代”的时空隔阂；打通大陆与港台的空间区隔；打通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区隔；打通大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类型区隔成了具有鲜明“世界主义”特征的“二十世纪文学”的重要诉求。在一些学者看来，“二十世纪文学”同样是一套排他性、等级性话语，它重构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等级关系，把在20世纪中国发挥巨大影响的左翼文学排斥在外。这个问题暂且存而不论，但在“二十世纪文学”的话语框架中，我们不难理解金庸何以被选中。
金庸是古典文学传统和新文学传统兼备，西方文学资源和中国民族文学资源并重，超越雅俗区隔的最典型代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强烈的文化碰撞也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不断被发掘出来，以此对话之前的“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文学格局。金庸也是这种文化逻辑的产物。这种文化逻辑是金庸经典化的机遇，可是不同于推动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话语”的其行几百年不止，金庸经典化之后中国的社会再次产生巨大转向，这就是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的出现并没有瓦解金庸的经典化地位，但是却某种程度取代了金庸小说作为最畅销大众文学的地位。换言之，新媒介所呈现的网络文学，彻底使金庸小说“雅化”。如今，阅读金庸小说，已经是一件颇有文化且不无怀旧的事情。
千年之后，如果要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挑选几个代表，金庸恐怕不会被遗忘。但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视野中挑选，恐怕很难有金庸的位置。因为支撑莎士比亚的那条“文艺复兴论述”对应的是整个世界性的潮流；而支撑金庸的这套文化逻辑，却只能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内部。所以，某些人觉得金庸不能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直觉，居然准确地命中了“世界文学”权力体系的那种“势利性”。
陈培浩，评论家，现居广东潮州。主要著作有评论集《互文与魔镜》等。
陈培浩：金庸·鲁迅·莎士比亚 | 天涯·新刊
2019-03-15 16:45
金庸·鲁迅·莎士比亚
陈培浩【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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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品中作者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正是最难翻译的地方。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主席戴安娜•欧文称莎士比亚有“声名狼藉的适应力”，这也部分地解释了莎士比亚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23 10:26 编辑
施爱东兄认为：“金庸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讲故事”哪里是丢脸、不上台盘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认为，金庸之所以在众多武侠作家中独具一格，高出一筹，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生长在中国传统土壤中，是“最中国”的小说。“金庸更把人生理想融入小说，用小说讲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构筑出自己的乌托邦”。（《知名学者怀念金庸：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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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忆金庸给中大师生签名，“一高兴，就用你的名字当场作诗”
2018-10-30 22:12
南都讯 记者贺蓓 金庸的离世对金庸迷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们在悼念金庸的同时，也在怀念自己的青春。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教授从小读金庸，是个金庸迷。1994年在中山大学就读民间文学专业研二时出版了《点评金庸》，书中用民间文学的眼光点评了金庸的14部小说。
施爱东认为，金庸是中国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金庸的离世，代表着一个传统故事时代的结束”。他说，当下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的思维来写小说在现代作家已经很少了。
施爱东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部英雄史诗。“金庸小说是"最中国的"，金庸的故事特别具有民间文学的特征，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用史诗传统和民间故事的写法，加上文人的奇特想象，用最雅致的语言，讲述了一系列最通俗、最引人入胜的游侠故事，因此特别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2008年前施爱东和金庸先生来往较多。“金庸来过两次中山大学，一次是黄树森老师邀请，一次是我邀请的，我现在还保留着不少和他的书信。”他印象里，金庸先生谦谦君子，特别智慧，思维敏捷。施爱东记得一次在中大讲座后，老师学生排队让金庸签名。“他一高兴就会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马上用你的名字写两句诗，当场签了送给你。那么多人排着队，才思多敏捷啊，古代文学的素养特别高”。施爱东记得，金庸的字也写得非常有味道，书法独具一格，“一看就是他的字，别人模仿不来”。
过去有句话，“男读金庸，女读琼瑶”。施爱东说，80年代的读书人，男的几乎没有人不看金庸，但现在更多年轻人喜欢玄幻、魔幻等小说。“对金庸的痴迷和不喜欢，可能是划分不同时代读者的一种审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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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一定留有锦囊妙计
施爱东
2018年11月02日16:48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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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照片由施爱东提供）
2007年底我去香港拜会金庸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叮嘱我说，不要跟查先生聊太长时间，因为先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夫人外出时，他还曾突然晕倒在洗手间，幸好老天及时开眼，令先生几分钟后醒来，自己给家人拨通电话，从此家人再也不敢让老爷子一人呆在家里。这则信息令我提心吊胆地为先生的身体状况捏了几年的汗，好在老天眷顾，十年来一直风平浪静，先生也深居简出。
2018年10月30日下午，我在单位开完会打开手机，发现有十几条未读微信，第一条是我的学生杨凡发来的：“施老师，你的金庸……”我心一沉，血往头上狂涌，再点开其他微信，几乎全是向我通报噩耗的。我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终究挣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查先生患有心脏病，能活到94岁已是奇迹，但是突然得到噩耗，心中还是一片茫然，望着远天的落霞，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个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就这样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其实我很想对媒体说点什么，但是当记者们谆谆诱导的时候，我却语无伦次，总也说不出他们想要的那些话。金庸太复杂太多面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金庸的理由，但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虽然大家都在引用金庸“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人生构想来形容他的离去，但是正如马云说他不在乎赚钱、琼瑶说她只在乎爱情，我们都知道，金庸是不可能“悄然离去”的。如今这铺天盖地的舆论悼念，肯定早在金庸意料之中。我甚至相信，如果可以自行设计一种“离去”方式，金庸一定会设计一出迷一样的、令后人争论不休的、奇异的告别情节。
施爱东和金庸（照片由施爱东提供）
金庸是非常在乎读者的，也深谙传播规律，他哪里是个甘心“悄然离去”的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世俗的男人，面对求取签名的小女生，他会和蔼可亲地看着你，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然后拟两句小诗签给你，把你的身份特征都化在诗中，光凭这一招，他就倾倒了无数铁杆粉丝。金庸的口才并不好，听起来似乎磕磕巴巴，可是一旦整理成文字，却如行云流水，字字珠玑。和金庸在一起聊聊天，你会觉得他是个憨厚的普通长者，可是一拿起笔，谈起政治和历史，他就拉开了天才与凡夫俗子之间不可逾越的天堑差距。
金庸不仅擅长讲述武侠故事，也擅长经营自己的故事，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金迷们津津乐道的一出人生大戏。用“金庸”作为关键词去图书馆搜一搜，除了金庸作品，各种《金庸传》《金庸评传》《金庸全传》《金庸新传》《金庸其人》《金庸传奇》《儒侠金庸传》《金庸师承考》《金庸和他的师友们》《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的婚史与情恋》等，甚至《我与金庸的战争》，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也正是因为他的多情多智、多面多向，以及他的豪侠与圆熟、天才与世俗，才有了他笔下奇诡的江湖世界和丰富的江湖人生。
金庸自己就是个媒体人，他当然知道媒体想要听到哪些话，也知道读者会喜欢哪些话，他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诉说着对北大的向往，站在浙江大学的讲台上说尽浙大好话，站在中山大学的讲台上表达着对中大的敬重，他还对着我的上千名学生说：“你们有这位好老师，应该多学学。”把我感动得心花怒放。每一个亲见金庸的人几乎都能从他口中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他在讲台上始终挂着一种标志性的金庸式微笑，能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
我在许多场合说过，金庸小说是“最中国”的。金庸精通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他用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英雄史诗的结构方式来写作武侠小说，将一个个苦难出身的英雄人物投放于险恶的世俗江湖，让他们混迹于市井阶层，经受各种磨难和考验，接受各路传统的熏陶和洗礼，然后爱上一个典型的中国美女，谈着中国式的恋爱，最终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金庸对民间文学的喜爱、对市井生活的熟稔、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传统文化的钻研，使之相比其他通俗小说家明显高出一筹，加之身兼文人、报人、商人、政论家的多重身份，他对社会人性的洞察力和思想力，也远胜同侪。
金庸曾经有过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把理想情怀融入小说创作，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构筑自己的乌托邦。他说：“我希望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出神入化地将民间文学的故事母题、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融入到英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之中，如水中盐、花中蜜，摘叶飞刀、踏雪无痕，深受亿万读者的喜爱。
有时候，我觉得金庸和杨振宁特别像，都是人中龙凤，都在一个独特的领域做出了非凡的成绩，而且都有天才与率性的一面。金庸身上既有萧峰般的胆识与豪气，也有韦小宝般的精明与世故，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处理方式上。金庸小说全集出版之后，无数华人出版公司都在觊觎着他的社论全集。“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陈平原）甚至有些出版公司已经策划好了，只要拿到这些社论版权，马上打造其与鲁迅并驾齐驱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伟大丰碑。可是，金庸始终未松金口，大家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不过，金口未开，并不意味着汪洋不再。金庸一定早有安排，在他身后的某一时刻，后人“自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于是，出版界再度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金学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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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最伟大的故事家
来源：羊城晚报 2018年11月01日 版次：A15 作者：朱绍杰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庸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金庸小说的受众之广，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中小学生，读者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从他的武侠小说开始，通俗文学在文学史殿堂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最中国”的小说。他用“英雄史诗”来写作武侠小说，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民间文化的借鉴、深层人性的发掘，使之比其他武侠小说家高出一筹。也是因为金庸身兼文人、报人、商人多重身份,这让他知识面广博，对人性、世俗社会具有非凡的洞察力。金庸曾说过自己本来想当外交家，有着政治抱负。因此，他把人生理想融入小说，用小说讲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构筑出自己的乌托邦。
金庸对自己的作品有不断修订、提升的意识。金庸的小说最早在报刊上连载，很多桥段人物设置并不完整，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过大量的修改，有些人物的名字都改掉了（比如王语嫣，原为王雨燕）。相比而言，古龙的小说就远没有金庸精致。他晚年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我认为是改得好。很多修改的细节，更加符合人性。金庸对自己的小说，不断打磨，一再修改，说明他的心里想让自己的小说更加可以传世，不仅这一代喜欢，也想让未来的人也喜欢。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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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著有《点评金庸》的施爱东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来形容金庸。在他看来，金庸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讲好了“中国故事”，作品中的人物是“最中国的人物”。“在金庸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都凸显了中国人的性格，故事结构和写作手法上又带有民间故事色彩，因此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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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是最早引进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地方，后来，武侠小说改变了整个文学的格局”，中山大学教授黄树森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金庸的小说进入内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山大学有一批年轻的学者开始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例如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刘卫国、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著有《点评金庸》的施爱东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来形容金庸。在他看来，金庸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讲好了“中国故事”，作品中的人物是“最中国的人物”。“在金庸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都凸显了中国人的性格，故事结构和写作手法上又带有民间故事色彩，因此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
创办《明报》投身商海
两次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谈办报思路
金庸一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侠笔”，另一支是写报纸社评的“健笔”。很多人既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也喜欢他犀利的文风社评。
金庸跳出了“作家”这一身份，左手办报纸，右手写小说，把中国古典文化与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
1959年，35岁的金庸用全部稿费积蓄作为本金，投身商海创办《明报》，开始实践心中更大的报人理想，打造他的报业新天地。《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如人意，甚至一度面临倒闭。为了挽救报业，金庸用武侠小说来支撑报社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当时连载的《神雕侠侣》更是风靡全港，让报纸的销量节节上升。
作为老一辈“报人”，金庸对媒体有很深的感情，还曾两次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2007年，金庸还曾亲笔题字：“向南方报业读者问好”。
2003年10月18日金庸受聘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作为“过来人”的他曾勉励年轻记者：“做人要光明磊落，办报要明察是非。”
2007年，金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再次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采访，鹤发童颜的金庸思维敏捷，对答如流。
当记者提问：“学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实用价值呢？”引来金庸反问：“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纵观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陈家洛出身高贵之家，而韦小宝比较寒微，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金庸想赋予读者新的想象力，鼓励读者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针对年轻人的成长，金庸寄语：“学习，当然是学习！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
“结缘”广州
与中大学子畅谈“侠道”，作品集独家授权“广州版”
长居香港的金庸与广州也有很深的缘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便多次来广州作学术交流。《金庸全传》的作者、暨南大学教授费勇深刻记得，上世纪90年代，金庸先生一次到广州花园酒店开文学研讨会，那是费勇第一次见到金庸本人。
“我记得那次会场上来的人特别多。1993年我写过一本《金庸传奇》，书中有一句评价写道：‘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过程里，金庸以武侠小说向古典中国作了一次深情的回眸。’没想到，金庸先生竟然在会上表示：‘感谢费勇先生在书中对我的评价’。我当时还不到30岁，感到非常意外，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2001年5月，金庸来中山大学演讲。当天的演讲中，他讲了自己对文学、影视、生活等五个方面的思考，更与师生们展开了一次热烈而精彩的对谈。有学生问他，“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您认为自己最像哪位大侠？”没想到，金庸竟笑呵呵地答道：“我自己与大侠完全不像。在香港别人叫我‘查大侠’，我认为不是。”
他告诉学生，小说其实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补偿和发泄，“我自己没武功，所以代入小说里去，想像自己有那么厉害，这是一种希望和理想，自己完全不是大侠。”他还坦言，有人批评他的小说太浪漫主义，“武侠本来就是浪漫的，这与其它小说属于不同的两种文体。”
据黄树森回忆，金庸称自己对广州和中山大学的印象很好，认为沙面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写作。为培养中大年轻影视剧编剧，他还提出给中大中文系学生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只“收2元、5元也可以考虑”。
金庸与广州的结缘还不仅于此。2001年，金庸将12套作品的出版和销售代理权独家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新版《金庸作品集》。
据广州资深出版人李利回忆，从1999年起广州出版社就多次与金庸接洽，直到2001年终于让版权落地。《金庸作品集》在广东出版后，金庸本人特意来到广州东山广场参与座谈签售会。“当时闻讯而来的观众规模相当大，近1000人涌进现场，金庸先生自己也非常激动，表示广州与香港非常近，能在广东出版满足了他的一大心愿。”
目前，金庸作品的版权由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全权代理，并且相继登陆欧美主流文化市场。继2018年初英国出版了全球首部英文授权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后，《射雕英雄传》的法文漫画版相继出版第5本。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等语种的金庸武侠作品出版也在酝酿中。
南方日报记者 毕嘉琪 周豫 见习记者 徐佩文 黄堃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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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学者黄树森忆金庸，叹武侠小说黄金岁月已逝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2018-10-31
△侠之大者金庸辞世。
10月30日，94岁的武侠主将金庸辞世，84岁的岭南文化奇人黄树森甚感哀伤，他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自己引进武侠小说及与金庸交往的经过，感慨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早在1979年，黄树森率先在大陆引进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之后又设法联系梁羽生，1981首次引进其《白发魔女传》在《南风》连载，使得该刊物一时洛阳纸贵。1983年，黄树森主持的《当代文坛报》创刊，这家南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月刊开始大力推介金庸、琼瑶、梁凤仪等人作品，武侠小说开始风靡大陆，中山大学中文系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更是成为中国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者，其中施爱东编著了《点评金庸》，刘卫国也发表了不少有关金庸的研究论文。
1995年，黄树森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与深圳作家林雨纯前往香港拜访金庸，介绍其武侠小说在广东阅读及研究状况，引起金庸极大兴趣。研究他刘卫国和施爱东。
2001年5月，黄树森以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的名义邀请金庸赴穗讲学访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也同时邀请他前往中山大学发表演讲。黄树森说，当年金庸访穗盛况空前，他在中山大学梁球琚堂发表演讲时，座无虚席，场面几乎失控，演讲由中文系主任欧阳光主持，而演讲后学生提问的纸条黄树森一直收藏着。随后在花园酒店举行了金庸作品恳谈会，由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主持，黄树森代表批评家协会在欢迎金庸的酒会上致辞，他高度赞扬了金庸的艺术成就，称：“他借的是武侠的形式，写的是人生和文化，通俗其表，严肃其实。”
黄树森回忆，他当年跟金庸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金庸说中山大学校园比浙江大学漂亮，他希望在中大成立传播研究院，把香港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引入到中大，他可以自任名誉院长。他还希望中大中文系的学生将他的小说改编戏剧、电视、电影，他只收1块钱稿费，希望借此激励大学生中产生一批文学人才。黄树森说，当年中山大学聘请金庸为荣誉教授，但传播研究院的计划因故并未实现。
此次广东之行还有一个重要成果，金庸与广州出版社签订了出版他全部14部武侠小说的协议。此后，金庸跟中山大学、跟广东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跟黄树森本人也一直保持着联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金庸故乡浙江嘉兴召开，黄树森应邀与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金庸与金庸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的演讲。
本文转自：读创文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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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金庸创办的报纸怎么评价金庸
明报社枪稿2018-10-31
金庸高寿去世，仍令很多人伤心。
坊间悼念文章纷至沓来，我们找到了金庸一手创办、经营了35年的《明报》今日刊发的社评。
查良镛和金庸的卓越，除了武侠小说，还在于他毕生“民贵君轻”的思想。
金石良言为家国 一片丹心留汗青
【明报社评】
【明报社评】《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病逝，享年94岁。查良镛文人办报，立足香港，心怀国事，忧国忧民。他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一片丹心为国家民族留下不少金石良言；他以笔名“金庸”撰写的小说脍炙人口，将武侠小说推向巅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政治纷争不过一时一地，只有文化精神永垂不朽，全球华人将铭记查良镛所留下的文化遗产。
查良镛以批判爱国 展现知识分子担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20世纪中国动荡岁月多，平静日子少。查良镛出身书香门第，亲历近百载中国变化，由民国时代、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查良镛满腔爱国情怀从未改变，无论是办报臧否时事，还是撰写的武侠小说，都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
1966年文革爆发，内地闭关锁国，香港成为了解内地一扇重要窗口，查良镛以报章作为平台，以笔杆作为武器，对文革倒行逆施破坏中国文化，提出强而有力的批判。六七暴动期间，查良镛坚决反对左派过激行动，抨击他们“将爱国一词窃为己有”，“凡是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时光荏苒，半世纪过去，然而查良镛所批判的这种思维和心态，在本港社会仍然随处可见，很多人依旧喜欢以各种政治二分法区分敌我，只重立场不讲道理，将“非友即敌”思维强加到别人身上。现在回看查良镛这番金石良言，依然有参考价值。
建设性的批判和有意义的讨论，可以推动社会前行。查良镛以凌厉笔锋证明，爱国不代表盲从，批判一样可以爱国。1960年代初，查良镛一篇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评论，批驳时任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说法，掀起相当大的波澜，本港左派报章群起围攻，然而据《文汇报》已故前总编辑金尧如忆述，当年陈毅也认为只有左派报章“捧场”未必对头，应该兼听不同意见，只要骂得有理，就应视作诤友。陈毅后来改说“既有裤子，又有核子”，反映他亦认同查良镛以民生为本的观点。
查良镛也有遇上政治争议的时候，例如“双查方案”风波，然而是非成败转头空，放在历史长河之中，很多纷争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小插曲，全球华人最耳熟能详的，不是查良镛一时一地的政治立场或主张，而是他的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雅俗共赏，笔下角色各有性格，栩栩如生，《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一系列小说，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分歧，风靡全球华人社会。
金庸与“梦中情人”夏梦，同月同日仙逝
小说盛载中国文化 民族复兴还看今朝
金庸武侠小说广受欢迎，不仅因为故事情节丰富高潮迭起，更因为他以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为轴，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纲，描写侠义精神，道尽人性善恶美丑，一边展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有着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普世意义，这亦是为何他的小说内容，竟然会成为当年南越政客在议事堂借题发挥的对象，你说我是岳不群，我说你是左冷禅。
“自古帝王将相，圣贤豪杰，奸雄大盗，元凶巨恶，莫不有死。”查良镛提到，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影射性的小说无大意义，他在小说中想写的是人性，将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一些普遍现象勾画出来，一些角色与其说是武林高手，不如说是政治人物。他的小说能够历久不衰，充满生命力，原因亦在于此。查良镛说过，如果死后100年、200年仍然有人看他的作品，他就心满意足。这个遗愿，相信不难实现。
今时今日香港社会气氛，谈爱国仿佛已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然而谈查良镛不可不谈他的爱国情怀。查良镛热爱中国文化，一片丹心就是希望国家踏上正途。爱之深，责之切。他为国家走上文革歧途痛心疾首，对内地踏上改革开放正路高兴安慰，流露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族复兴的期盼。1994年，他在北京大学演讲，强调近几百年中国历史说明，专制和封闭只会带来落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靠的是改革开放，他对中国能够在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充满信心，更相信中国人的文化和智慧，可以为世界作出贡献。廿多年后回看这番说话，仍然有极大现实意义。
THE END
【原载于明报】
枪稿个体户，点击不迷路
金庸的侄子住在六合，“查氏族谱”现身南京 ▲▲▲
在六合北门教育小区一户普通寓所里，住着查传统一家。查传统家保存着一套家谱，是由中国书画出版社正规出版的，全谱的名字叫《海宁查氏》族谱，共有5本，100多万字。
据介绍，查传统老人的父亲名叫查良铿，祖籍浙江海宁。查传统是老师，他父亲当年也是老师，1952年，查良铿为生计所迫，在友人冯其庸（史学家）的引荐下，到江苏丹阳县中学教书。4年后，同属镇江专区的六合县中缺教师，查良铿乘小火轮来六合赴任。此后，查良铿率子女在这里定居下来。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原名查良镛，查传统说，他父亲正是金庸的大哥。只不过，父亲早已去世。
对于这位叔叔，查传统充满了敬佩。据他介绍，在修谱过程中，主编曾把打印稿寄给金庸过目修改。在序页上，金庸还亲笔写下査氏族谱的辈分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
查传统老人做事为人很低调，对于自己和金庸的亲戚关系，一直没对外人讲。
据查传统回忆，在早年困难时期，金庸曾从香港给他们寄过几次食品。1981年，金庸来内地，叔侄在杭州见过面。1986年，查良铿七十大寿，金庸特从南京租车来六合为大哥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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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红学家冯其庸说“金学”
2018年01月08日 11:06 来源：文汇报 作者：曹正文 字号
光阴似箭，转眼间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逝世快一年了（冯其庸于2017年1月22日仙逝于北京，享年93岁），笔者日前重读他赠送的签名本，以及他为拙著写的序言，不由让我回忆起与冯老五次见面的情景。
五见冯其庸
冯其庸先生以研究《红楼梦》而闻名于世，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今天阅读量最大的《红楼梦》普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就是由他亲自主持校注出版的。冯其庸不仅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金学家”，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取得的声誉（金庸85岁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与冯其庸先生对金庸作品的研究与推崇有关。
我与冯其庸先生的交往，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武侠小说研究，1990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章培恒先生作序的《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1991年又完成了《金庸笔下的108将》。章培恒先生阅完全稿说：“冯其庸先生写过一篇《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很深，你可请他提提意见。”
我便把原稿寄给了在北京的冯其庸先生。两周后，欣喜地收到冯其庸寄还的原稿，并附了一篇序言。他在序中不仅详尽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特点与风格，还写道：“正文兄的这本书是专门研究金庸小说人物的，我曾读过他的一部分文章，包括他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我觉得他的分析中肯而精要，能引人入胜，也能发人深思，可以说是阅读金庸小说时十分有用的辅助读物。”我当时读了十分汗颜，也相当感激冯其庸先生的厚爱与鼓励。
《金庸笔下的108将》于1992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年后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前后印了五万余册。
我与冯其庸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之际，当时由南开大学校长宁宗一教授任会长，金庸、冯其庸任名誉会长，我作为常务理事赴北京参加会议，与冯其庸先生见了一面，未及畅谈。
第二次是1996年11月11日，海宁市举办《金庸研究》首发式暨“金学”研讨会，金庸、冯其庸，还有金庸初中时的老师章克标先生与全国一些研究武侠小说的教授学者一起在海宁开了会。在酒宴上，我向冯其庸先生敬了酒，也只谈了几分钟。
第三次是在1995年，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举办“中国武侠小说”评奖，我赴京担任武侠小说评委，并专程拜访了冯其庸先生，听他谈了他怎么会研究“红学”与“金学”的一些经历。这次访谈，约有两个多小时。
第四次是在2009年，北京举行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第三次大会，我当选为副会长。我去北京开会后，去北京通洲区芳草园拜访了冯其庸先生，向他请教了武侠小说研究与评论的有关问题。
第五次是在2010年，我去北京组稿，再次对冯其庸先生作了访谈。
以研究“红学”闻名
冯其庸生于1924年，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是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他自述，自幼家贫，失学，读小学与中学均未能毕业，后来考入苏州美专，又因家贫而离开学校。冯其庸后来将其书斋定名“瓜饭楼”（刘海粟题字），就是为了不忘少年时常常以瓜代饭的苦难生活。24岁时，冯其庸从无锡国专毕业。他因喜爱美术，于是潜心学习书画，他的书法和绘画都很有造诣，后来又成为汉画像砖的研究者。承他为我主编的武侠文学期刊《大侠与名探》题字，又赠我一幅他画竹的立轴。
冯其庸年轻时除醉心书画艺术，还对中国传统文学十分热爱。他说：“我在小学与初中时就读了《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 冯其庸曾谈到他在读无锡国专时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我记得要学通识课与选学课。通识课有《国学概论》《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韵文选》《音韵学》。而选学课有《老子》《论语》《孟子》《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其中由朱东润教授开设的《史记》课与‘杜甫’专题讲座最受学生欢迎，朱东润先生会在课堂上朗读重要的课文与诗文，朗朗上口，声情并茂，引人入胜。” 冯其庸说到这里，感叹了一声：“那时的读书真让人入迷！”
我问起他怎么会研究“红学”，冯其庸说：“我于1954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我住在铁狮子胡同1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除了上班，我业余时间喜欢读一点古典文学，并爱写点戏剧评论文章。当时我看了孟超先生写的新编昆曲《李慧娘》，觉得这个戏不仅编得好，也演得好。我对戏中的武生演员厉慧良本来很熟，便写了一篇戏评发表在报上。结果到了1966年，我就被贴了大字报，批判我吹捧鬼戏。”
冯其庸接着又说：“后来我被迫下乡去了江西农村‘五七干校’。因为批判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被命令下地去干农活，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农民，干农活一点不差，那些批判我的人都瞠目结舌。” 冯其庸说到这里，哈哈一笑。
“五七干校”后来没了，冯其庸也回到了北京。他当时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工作，他说：“我当时钻在故书堆中编书目，在这段时间，我得以重温了不少传统古籍，对《红楼梦》，我又读了好几遍，并有机会把历年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如胡适、王昆仑、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与评论。”
冯其庸因爱读《红楼梦》，后来参加校订《红楼梦》，并任校订组副组长。改革开放后，冯其庸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他先在中文系任教，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他先后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红学版本研究专著》《〈石头记〉脂本研究》《落叶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专著。
冯其庸说：“我与《红楼梦》这部书的结缘，首先是以研究考证作者曹雪芹家世入手，并仔细比较了《红楼梦》几个不同的版本，弄清楚了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文物证据，其次是我对《红楼梦》的几个早期抄本有了新的发现，在庚辰本与甲戍本、甲辰本与列宁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的比较中，我作了反复研究，识真辨伪。第三，我找到了《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某些特点。”
戏称“金石姻缘”
对冯其庸先生的访谈，主要内容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主，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一边研究《石头记》（指《红楼梦》），一边却酷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曾戏称自己有了‘金石姻缘’。”他还相继出版了《评批〈书剑恩仇录〉》《评批〈笑傲江湖〉》等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著作。
在冯其庸先生的书斋中，请他谈武侠，不由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武侠热”已在神州大陆涌动，但对于武侠小说，不少文学评论家皆不以为然，我记得当时只有章培恒与冯其庸首先对金庸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冯其庸。
冯其庸想了一想，舒展了一下眉头说：“武侠小说属于中国的俗文学，从文学范畴所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归属于俗文学，有人看不起俗文学，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中国四大古典经典小说中，只有《红楼梦》归属雅文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变而成的通俗小说。依我看，俗文学占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四分之三，你总不能不承认吧？《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呢？”
冯其庸喝了一口茶，又说：“当年读金庸小说时，我与查良镛（金庸）先生并不认识。开始我只是把金庸小说当作消遣来阅读的，但读着读着，才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博大精深，实在是好看，而其文学价值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与想象。我一连读了好几部，几乎常常是通宵达旦，一读就放不下来，于是我在1986年2月写了一篇《读金庸的小说》的文章。我在文章里不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而且金庸小说反映的历史生活面、社会生活面都非常之广阔。在金庸的作品里，各式各样的鲜活人物都有，他要写的社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的小说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我赞成对他的小说应作些认真研究，既然中国有那么多爱好读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我们应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金庸小说中积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有位朋友提倡研究金庸小说，称之为‘金学’，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见解，是有道理的。”
谈到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冯其庸这样分析：“金庸是当代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我以为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非常具有创造性。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几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第一是庞大，情节一泻千里，又纵横交错。第二是紧张，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经常是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因为他小说中的情节紧张到扣人心弦，迫使你无法不读下去。大约正因这个原因，金庸小说在大陆销售上亿册的天文数字，而且爱读金庸小说的读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下至平民百姓、工人农民），并波及海外。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冯其庸又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与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庸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灌注于神奇而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并使其文字的文学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陶冶人类情操的同时，又给人以知识性上的极大满足。金庸笔下的人物，如萧峰、段誉、令狐冲、郭靖、黄蓉、胡斐……皆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最后，我们谈到了金庸小说的意境与其作品所表现的地理阔度。冯其庸说：“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高明之处。他写北国风光，大漠孤烟，冰天雪地；他又写江南山水，小桥流水，幽壑鸣瀑。或是古洞藏谱，或是萧寺隐侠，或是明月洞萧，或是花香剑影。而其作品的地理背景，我也亲自到过，如大西北的甘凉大道、天山、祁连山、华山、恒山、五台山、泰山、衡山，以及太湖、钱塘江、灵隐寺、悬空寺，正是祖国的这些壮丽的大好山水，使金庸武侠作品气势雄浑而意境深远。”
冯其庸号“宽堂”，书斋也称“宽堂”（冯其庸前后有两个书斋 “瓜饭楼”与“宽堂”），其实这只是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间，因堆满了书，并不宽敞，但冯其庸的心胸却很宽大。他为人宽容大度而又有容纳海量的襟怀，不仅容纳了四卷《红楼梦》的精华，而且容纳了金庸14部武侠小说的精彩。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14 19:24 编辑
刘绍铭：月云与宜官
刘绍铭
华文世界的“金迷”千千万万，其实查大侠早年在香港卖文时也写过“专栏文章”，俯仰天地，无所不谈。他的随笔杂文，早为行家赏识，可惜这种不以“且看下回分解”作招徕的文字，“市场价值”远不如英雄肝胆、儿女情长的故事。他的武侠小说坊间几可随手捡到，但收入在《三剑楼随笔》或发表在其他地方的散篇，读者要看或要重温，大概只能到图书馆或旧书店去找。（ 《三剑楼随笔》1957年香港初版。简体字版1997年上海出版。）
黄子平新近替中华书局编选金庸的杂文《寻他千百度》，除收进一些《三剑楼》辑内金庸自己的作品外，还加插了好些在“后三剑”时期发表的文章，譬如说，《韦小宝这小家伙》和短篇小说《月云》。
黄子平说得对，查良镛考证成癖。读史出身的人有此“癖”，顺理成章，难得的是即使“鸡毛蒜皮”的事，只要触动他求证的神经，他也会寻根究底下去。有一次他跟朋友谈到根据莎剧Julius Caesar改编的电影，朋友问他：“刺杀西泽的人都是元老，为什么元老却没有胡子？”
此“怪问”，查先生当时答不出来，回家后找资料，终于找到答案。原来这是古罗马男人一种虚荣心的表现。“书上说，古罗马的青年有许多爱留胡子，年纪大起来时，胡子渐渐变白，他们先把少数几根白胡子拔去，后来拔不胜拔，就索性剃去，所以元老反而没有胡子。古罗马人把头发披在前额，据说是为了掩饰逐渐秃出的前额。”
《寻他千百度》诸篇，初读时令我微感意外的是收在“附录”中的《月云》。这是一篇以民国人物做主角、刊登在上海《收获》杂志的短篇小说。所谓“意外”，就是以小说论小说，《月云》写得实在平凡，照理说金庸应该“割爱”的。
月云是给餐粥不继的农家父母“押”给了一家江南地主的小丫头，专责服侍小少爷宜官。在乡下的家，月云经常饿饭。到了宜官的地主人家，得少主赏赐，尝了生平第一口吃年糕的滋味。“过去烘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地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宜官的课外读物是哥哥从上海带回来的小说。他特别喜欢巴金。只是他觉得月云长得“丑”，又“蠢死了”，一直没有像《家》中的三少爷那样跟丫头闹恋爱。但巴金“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他影响甚深。他学会了平等待人，对人温柔亲善，因此他从未打骂过月云。有时还把自己读过的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她听。
抗日军兴，宜官老家起巨变，长工和丫头各奔前程，母亲在逃难时生病，因缺乏医药，死了。两个弟弟也死了。宜官倒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后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他去，以后这小丫头就在他生命中消失。后来山东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他老爸给新政府判定为“欺压农民”的地主，处了死刑。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但内心并没痛恨杀害父亲的军队。他想到这是天翻地覆的时代动乱。他想到千千万万境况与月云相似经常饿饭的小丫头。他想到爸爸妈妈，地是祖传的，虽然没有做坏事，“然而不自觉地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小说”到这里峰回路转。以下全文抄录：“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字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折开来，笔名叫"金庸"。”
这么说来，《月云》可再不是小说家言了。宜官就是金庸，金庸就是宜官。我前面说过，《月云》写得实在平凡，但作为金庸创作的一段“心路历程”看，《月云》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考数据。
黄子平看透金庸读史，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身世。《马援与二征王》一开始就说：“二征王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牺牲者，是被中国的侵略军所杀死的越南民族女英雄。”金庸显然对“普天之下莫非吾土”的大汉沙文思想很不以为然。《后汉书?南蛮列传》明明说得清楚：“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率数年一反。”二征王是两姊妹，姊姊名叫征侧，妹妹叫征贰，二人饶勇善战，受汉人欺负得忍无可忍时相继起义。“汉朝派去的大官们有的纷纷逃避，有的坚守几座城池不敢出来。”
汉光武眼见拿这两个“蛮女”没办法，终于建武十七年任命伏波将军马援统领大军南下。黄子平认为《马援与二征王》本来是要讲这位汉代名将的“威水”史的，谁料笔锋一转，替“南蛮”伸张起正义来：“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例子。”
马援于建武十八年四月间从海道登陆越南，与征侧大战，打败了二征王。她们逃到山地之中，第二年终为马援军所害。黄教授据此用了史笔：“熟读《天龙八部》的读者，晓得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胡汉之间兜兜转转，当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场"在这里的倏然翻转。”
熟读《月云》的读者，当能记得这篇小说是这样结尾的。金庸这个作者自说自话供称：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已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锺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那位当年用竹尺递上一条热烘烘的年糕给小丫头吃的少爷，正是查大侠金庸。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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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查大侠的独门剑法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你说，其实他在“文学江湖”上，却是十八般“文”艺，样样了得。他写电影剧本，写影评，剧评，画评，乐评，舞评；他写游记，写围棋史话，文史札记；他写史论，考证之深与精令人惊叹。当年影响甚大的，实际推动了香港历史进程的，还有洞察时事的《明报》社评。
这些“文学概论”上细分的文体分类，在香港现代报刊史上，在我看来，不妨笼而统之，一概称为“专栏文章”可也。“专栏文章”者何？依主编查先生的定义，就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譬如《三剑楼随笔》中，今天，金庸谈好莱坞电影《相思曲》如何媚俗，糟蹋了小说家凯恩（JamesCaln）的原著；明日，百剑堂主（陈凡）大聊顺德名菜；后天呢，梁羽生讨论变态心理。一些琐细的话题，被金庸拿来大做文章：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五斗米”究竟所值几何呢？杭州月下老人庵里的卦签，又是典出何处？“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了数学：金庸援古引今谈圆周率（π），深入浅出，功夫很深，接着还考证出海宁陈家洛（《书剑恩仇录》）的世叔陈世仁，康熙时翰林，是有所成的数学家，所著《少广补遗》“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专栏文章”呈现了广博的中外视野和深厚的文史知识，你会说，在花果飘零的南国边陲，借由现代印刷媒体，正是这些斑驳的“散”文和“随”笔，保存和传承了新文化人的文化价值。
在“散”和“随”的剑花撩乱中，你也能定晴认出查大侠的本门剑法。琴棋书画，金庸写得最多的是“棋”。谈“各国的象棋”，谈中日的围棋，最精彩的是“历史性的一局棋”。说的是二十二岁的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下了四个月的一盘棋：“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金庸解释了秀哉有权“叫停”而吴清源不能的规则后，写道：“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写到这里，还不算是地道金庸武侠笔法，你须得读他结尾处来了个“龙摆尾”：“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
金庸读史，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身世，关注世道人心，到后来，则往往聚焦于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大关节。本来是要讲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威水事，笔锋一转，谈起了被马援镇压的两位女性敌手：“二徵王”，说她们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的牺牲者”，因感叹道：“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还没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只可惜历史传下来的记录太少，不能令我们多知道一些这两姊妹的状貌、个性和言行。”熟读《天龙八部》的读者，晓得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胡汉之间兜兜转转，当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场”在这里的倏然翻转。
金庸的剧评兵分两路，一路谈京剧（《除三害》、《三岔口》、《十字坡》），一路谈改编成电影的莎剧（《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各各精彩。尤其引入注意的是谈论电影《大白鲸无比敌》的文字，连续写了’两篇。美国文学的经典名著，梅尔维的MobyDick改编为电影，成绩平平。金庸说，电影拍出了“情节”，却没有拍出小说的“精神”。这“精神”就是船长亚海勃的灵魂，“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度充满着憎恨与反抗”，由愤恨带来的疯狂导致最后的悲剧结局。金庸心有戚戚焉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信仰迷失之后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金迷们津津乐道的正是：四年多以后，“无比敌”成功转化为残暴的“金毛狮王”谢逊（《倚天屠龙记》）。这自是中西文学比较的上好题目了。
围绕“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创作谈”，或序或跋，或索引史料，或剖析人物，或与读者们交流，在我看来，都是金庸散文的精华部分，不容错过。然而，一如金迷们不满于查大侠太早挂印封笔，不写武侠小说，对金庸的散文随笔，你也会感叹说写得太少了。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博闻多识，与他形诸文字的篇幅有点不成比例。不过你也说，正因为少，才弥足珍贵，可堪典藏。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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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果：汪文勤与亦舒
丁果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茹志娟与王安忆是著名的一对母女作家。如今，在加拿大的华裔作家中，也出现了一对母女作家：汪文勤与曹禅。5月底，她们合作的音乐剧《仓央嘉措》已在北京正式公演。这是一部恢弘的历史剧，妈妈写剧本，女儿谱曲并执导。
两年前，曹禅，这位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率领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各族裔精英组成的演出团队，辗转澳门、成都、北京，演出由她一人编剧、谱曲并导演的新音乐剧《时光当铺》，拷问由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的是与非，在进入纽约百老汇音乐剧会演后，还拿下了汉城国际音乐剧大赛原创奖。
这对母女，妈妈婉约细致，女儿大气磅礴，妈妈安静，女儿则像一首摇滚乐。当年，《时光当铺》从试演到全球公演，汪文勤不晓得坐了多少趟飞机，为参加演出的孩子们做了多少餐午饭和夜宵。
妈妈从来把女儿的成功，看得比自己的成功重要。其时，汪文勤的长篇小说《冰酒窝》被改变成电视剧本后，也正式开机了。《冰酒窝》曾受易中天、严歌苓的激赏推荐。当初，这本小说以《玄缘》为名在温哥华《明报》连载时，我还在做编辑。读连载，延续的时间长，难免断断续续。但印象深刻的是，与文勤在同一个版面的，还有亦舒的小说。
亦舒的小说，从不隐瞒通俗。记得有一阵子，某国际研讨会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让外界一片揣测，金庸想拿诺奖，所以这样造势。亦舒跟我聊天，婉转表达不同意的态度，谓通俗就是通俗，没有必要往争取诺奖的深度文学作品里挤。闻言，我更喜欢亦舒。当时在同一版面读亦舒和文勤，觉得真是绝佳配对：她们的小说，都离不开情字，亦舒是小家碧玉，渗透着港台文化的细致与小资情调；文勤是大家闺秀，散发着大陆文化的久远与浩瀚之气。两人的小说轮着看，会有一种奇特的阅读经验。
去年，《冰酒窝》在中国出版，让我在十多年后，终于有完整阅读的机会。读了两遍，仍然忍不住拿文勤与亦舒比较。
亦舒是以记者的眼光观察生活、观察人的心理，小说写得既现实又入木三分，在人物对话中，概括了市民生活的真髓；文勤是以诗人的眼光面对生活、观察事理，小说写的是现实生活的男女之情，却又以“天问”般的执著，追寻身体、物质背后的大爱真谛，在人物对话中，充满诗意的比喻隐喻。 如果硬要归类，文勤承接了《圣经》的故事叙述，历史、当下、未来，在故事的叙述中浑然一体，彼此对话，走向生命最深也是本真之处。不知道文勤在构思《玄缘》的时候，是否已经熟读过《圣经》？抑或这也是一种“玄缘”般的巧合？
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她的小说细节，不缺乏南方都市的细腻，还有72家房客式的尔虞我诈；文勤则生在新疆，她的小说细节，也就充满着大漠孤烟直的神秘广袤，还有都市久违的简约自然，豪爽亲切。奇妙的是，她们两人都喜欢温哥华宁静致远的天籁之气。以此为底蕴，亦舒的香港，便有了一般香港作家作品描写中没有的灵气，而文勤的新疆则有了一般大陆作家文本叙述中没有的深邃。
如果我今天还在主编报纸的副刊，我会再度邀请两位作家在版面上争奇斗艳，让已经不再有耐心阅读长篇小说的现代男女，经验两种风味截然不同的言情小说。
作者系北美资深媒体人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5-24 16:44 编辑
刘再复：想念金庸
思想潮<更多内容2019-01-14 23:02:34
本文选自刘再复先生博客。
合中道，合人道，合天道想念金庸
尽管我有心理准备，知道查先生（金庸）年迈体弱，很难长期支撑，然而，一旦听到他逝世的消息，还是感到山摇地动，书剑齐落，心灵受到巨大的打击。
查先生比我年长17岁，我们是忘年之交，又是挚友知己。一九八九年辞国**之后，给我最大温暖的是他。一九九四年社科院的******派，破门而入，抄捡我的北京寓所，查先生知道后，为了安慰我，就说，西湖边上，他正在盖一座房子，盖好后你搬进去住吧！我说我不可能再返回国内，于是作罢。他的海宁家乡要建立一个“金庸纪念馆”，需立块石碑，他请我作一碑文，我说，您太能写，我还怎么写呢？因此始终不敢提笔，这也是我欠查先生的一笔“债”。
我和查先生的交往起步于海外岁月。他给我的情谊当然是友情，但因为情感太真，太深，有时给我写的信，竟然像是“情书”（我妻子陈菲亚开玩笑时使用过这个概念），查先生在一九九八年五月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一天想念我三个小时，一个星期就想念二十一个小时。字字句句至情至性，令我难忘。他知道我生性喜欢独立不移，自立不依。不喜欢人云亦云，攀援依附，就特别为我写下“山顶独立，海底自行”。这八个字原是我自拟的座右铭，他知道后记在心里。二〇一三年我到香港时请他写字，他立即写下这八个字给我。还加了一句：再复兄为学之道也。查先生记性极好，写得一字不差。我还请他为我在美国的书房起名题字，他立即说，“你喜欢海，写过《读沧海》，书斋名字就叫做“读海居”吧。于是，就提笔写下：“再复兄在美书舍：读海居。弟金庸敬书”。之后，我又请他为我家乡泉州黎明大学所办的“再复迷网站”题签。他也立即答应，欣然运笔。
我和查先生初识于二十七年前，一九九一年，我从日本路过香港，他得知消息，就约我见面吃饭。因在八十年代，我曾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给他写信，说我们的研究所想举办一个金庸研讨会，盼能得到他的支持。他没有回信，这回他就以此为由头，说三年前收到您的信，不知如何决断，此次来香港，正好可以见面讨论一下。一九九一年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心灵一旦相通，便成为挚友。此后我大约到香港七、八次，每次他都要宴请我全家，见面时总是无话不说，从文学到政治，从历史到哲学，从中国到美国，从武侠小说到荒诞小说，没有什么可回避的话题。真情真性实在太美好了！
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一六年秋天，当时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担任客座教授。此次我和潘耀明、刘莲到他家里。就发现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站起来需要两个人扶着（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他的秘书）。他的太太林乐怡在旁指挥。当时我就觉得必须抓紧机会，看看他的书房，以“窥视”他的写作秘密。我向乐怡提出要求后，她在查先生耳边说了，他点点头说：“可以，再复兄是个例外，让他到楼上看看。”（写作室在楼上）。我看了大约十分钟，这才知道，他的四周摆的主要是历史书籍（不是文学书）。那天，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只听荀慧生唱京剧，天天听，别的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了。那一天我有些伤感，觉得他真的苍老了，活生生的、才华四射的年代已经消失。
然而，即使是已经年过九十，他还是顽强地学习着。他告诉我，他已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了。他特别说明，牛津大学文学系早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但他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学问”，所以一定要真正读进去，真正写作英语博士论文，他研究与写作的题目是“唐代皇位继承问题”。论文对人们普遍认可的唐太宗李世民有许多批评，他说是李世民杀掉自己的兄长和逼迫自己父亲退位，这不是楷模行为。李世民也有许多人性的弱点。为了这个，他读了许多英文著作，觉得知识长进了。查先生最后给我的启迪是，活到老，就一定要学到老。暮年时，人的身体衰退了，但心灵还是可以继续生长。85岁之后，他的心灵一直在生长。
此次到他家，原想和以前一样，除了和小女儿刘莲（他的唯一记名弟子）一起去之外，还想带我太太陈菲亚和长女刘剑梅，但通报时，他竟然忘了菲亚与剑梅是谁。二〇一五年金庸和我们一起吃饭时，一直热烈地谈论，头一个小时脑子还很清楚，也记得菲亚与剑梅，并问剑梅的英文新著是什么题目，当剑梅告诉金庸是《庄子的现代命运》之后，他还建议，最好是用《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人们容易了解与接受。二〇一五年他刚九十岁，还能和我谈中国，谈香港，谈政治。金庸先生说他最佩服中国两个当代政治家，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蒋经国。对于邓小平，我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说中国历代的大改革家都以失败告终（从商鞅一直到光绪），唯有邓小平成功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变革，没有战争，难已完成，但邓小平却用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完成了改革，很了不起！金庸先生很欣赏我的看法，说我们都要当“拥邓派”。可惜，谈论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脑子开始糊涂。他太太知道不行了，就宣布散席。
查先生的才思极为敏捷。有次诗人瘂弦访港，查先生请他吃饭，我和李泽厚、张隆溪、刘青峰也去了。他们几个都很能喝酒。瘂弦兄说，台湾有酒党，香港没有，香港是否也可立个酒党。大家说好，请查先生写个酒歌。查先生不假思索，立即念出：”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何以解忧，快入酒党！“诗句冒出来之快，让大家很惊讶！我立即说，我不会喝酒，没有资格加入酒党，但可以当个酒党观察员！除了才思敏捷之外，他的政治判断之正确，是很罕见的。难怪他写了无数的社论、社评，至今，其思想见解依然磅礴不衰！在海外，我因远离政治（而且本就不懂得政治），所以非常相信他的政治见解。我和剑梅在《亚洲周刊》开辟“专栏”，谈论“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变局，他每篇都看。读了我的《生存的第三空间》后，竟然给我郑重地写来祝贺信，说“你们两位基本上已找到‘第三空间’了，殊可庆贺。”他说他自己也响往“第三空间”，所以笔下的人物，如令狐冲、陈家洛、张无忌等都不是极端性人物，采取的都是中道立场。他的信如此写道：
再复兄，小梅
读了“第三空间”一文，甚有同感。拙作《笑傲江湖》中刘正风欲“金盆洗手”，即争取第三空间之悲剧，惜正派大领袖不准，杀其全家，且逼其小儿子批斗父亲。陈家洛退隐回疆，袁承志赴海外，张无忌不作教主，皆韦小宝“老子不干了”之意也。你们两位基本上已找到第三空间，殊可庆贺。
金庸瑾启
此信仅供两位参阅，表示志同道合，但请勿公开，以免我被人“逼”入第X空间。
这封信写于2001年10月31日，但他生前嘱我不要发表。以免让人们议论他属于哪个空间。如今他逝世了，我便决意刊登了。对我来说，此信极为重要！我一直视如生命。一是因为他肯定知识分子应当生活在“第三空间”之中，他用词严谨，几乎显得有些“吝惜”，庆贺我和剑梅“基本上已找到第三空间”，只承认“基本上”，并非“完全”。可见，找到“第三空间”是大事，不那么容易！我们只是通过文章上“表述”而已，倘若在人生实践中真正站立于第三空间，不偏不倚，不求不媚，真正做到“无依无附”，比文字表述要难得多。此信之重要，二是因为查先生表示与我“志同道合”！这四个字他早已对我说过，但在信中如此郑重表明，则意义非常。所谓“志同”，乃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志在自由。我们私下多次谈论，要说梦想，我们确有共同的梦想。这不仅是“国家富强梦”，而且是“个体自由梦”。查先生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的是两个大梦，不是一个。我也说，“五四”新型知识分子都做两个梦，尤其是“个体自由梦”。至于“道合”，那更是天作之“合”。他和我都认定，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要“合中道”（价值中立，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合人道”（任何时候都不忘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合天道”（超越族界、国界、语界而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查先生还特别补充说，在中国，我们的一切言行，一定要合邓小平的改良之道，不走激烈的暴力革命之道。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三日，他细读了我和李泽厚先生合著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后，说他认同书中的许多意见，和我们“不谋而合”，而这种“合”，正是所谓“知己”。查先生把我视为“知己”、“挚友”，同道者，使我非常高兴。他的信写得甚长，我把第一段和讲述《告别革命》的一段，摘抄于下：
亲爱的再复兄：在给一般中国朋友写信时，如照外国惯用方式，称之为“亲爱的”，常常觉得肉麻，决计不用。但用在你身上，我觉得很自然妥当，第一，我心中的确对你有一种“亲近”而“爱之重之”的感觉；第二，你先用在给我的信中；第三，我们是道义之交，我对你佩服而尊敬，决无任何可能误会为Gay的感情。
......
读《告别革命》后，觉李泽厚先生和你的许多意见，和我不谋而合（此所谓知己也），我和日本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录上册，不知已寄给你或李先生否？（请告知）。有些相同看法，我们也发表在对话录中。池田先生是宗教领袖，社会活动家，不是思想家和文化人；我读书、思想也不及刘李两位，我们的看法自不及你们的深刻而有学问，但路子相近，颇足为慰。
每次与查先生见面，总得谈论他的小说。有次他问我：你最喜欢哪部？我回答说，他的15部小说中的《笑傲江湖》，金庸说他自己也是最喜欢这部小说。因为主角令狐冲的处境，乃是我和金庸的处境，也是大部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处境：虽然武功最好，但没有第三空间。对立两极都要他依附、紧跟、服从，令狐冲只能“彷徨无地”，不知所措。我与查先生都认为，没有第三空间便没有自由，让令狐冲在第三空间中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展示其武功，乃是我们共同的大梦。这不是“民族复兴”，却是“个体自由”。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我寄属的单位）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们私下进行多次的促膝谈心。当时我就表示，自己在海外绝不投身政治，只守持价值中立的中性立场。他很赞同，说这乃是知识的立场，真理的立场，这种立场也有关怀，是对民族和人类的终极关怀。那时我就发现，查先生的头脑非常清醒，真有侠客脾气，即没有私心只为天下人着想一切，只凭良心说话与行事。正是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好友与知己。查先生远走了，走得重如泰山，他已无须他人赞美，也无须我多说话。他远看是高山，近看也是高山，生前是高山，身后也是高山。这种稀有天才，历史自然会给予公正的评论。
查先生远走了，我实在非常想念他，特作三幅挽联：第一幅是“天摇地动，万古云霄变易，书剑齐落；江翻湖泣，一代天才辞别，人神同悲。”第二幅是：“雄视古今，开创经典韵味的武侠话语；蜚声中外，突显江湖想象之道义神功！”第三幅是：“哲人远走，重如泰山，足音响遍地球；天笔回归，美似落日，光明普照人间。”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美国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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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忆金庸：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深情不悔痴
中国新闻网
18-10-3111:33
中新社香港10月31日电 题：刘再复“天崩地裂”忆金庸：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深情不悔痴
作者 阮晓 李雨齐
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港去世，享年94岁。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金庸生前挚友刘再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金庸”二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无论身处何方，谈起金庸就有说不完的话。
身在美国的刘再复从女儿那里得知金庸去世的消息，他表示，心情只能用“天崩地裂”四个字来形容，并作出挽联来哀悼好友，“天崩地裂，万古云霄变易书剑齐落；江翻湖泣，一代江山飘摇神人同悲。”
2007年6月18日，金庸先生来到北大演讲，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谈及亡友，刘再复表示，虽然他们是忘年之交，但小女儿刘莲才是金庸真正的知音。她自幼熟读金庸作品，被金庸称赞“像极黄蓉”。
刘再复忆述，最后一次见到金庸，是两年前携妻子陈菲亚、大女儿刘剑梅、小女儿刘莲一起去他的家里看望他。“那时候他的记忆已经不是很好，跟他说这是菲亚，这是剑梅，他都不记得了，只有刘莲，他还记得。”刘再复说。
深得金庸喜欢的刘莲，不但被金庸收为唯一“寄名弟子”，更写下对联送给她，“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深情不悔痴”。被问及这副对联的意义，刘再复跟记者感叹：“热血沸腾，很有骨气，人家说他痴情，这一点他也不悔恨！这写的，正是金庸自己。”
回忆与金庸的初次相识，刘再复表示，一切缘起于1980年代自己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曾想举行一场“金庸研讨会”。
2007年6月28日，金庸先生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表示，十余年间金庸出版15册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发行量达一亿册以上，他的成就早已不仅局限于武侠领域，而是当代文学严肃小说中重要的一脉。
刘再复认为，用极富韵味的白话文构建武侠世界的金庸，早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共同语言，“无论我们是在欧洲的西班牙、奥地利、英国，还是在亚洲的日本、越南、柬埔寨，只要说起了金庸，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
1991年，刘再复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到香港作短暂停留，金庸主动前来找他。谈文学，聊时事，高山流水，志趣相投，二人至此成为一辈子的“忘年之交”。刘再复说，“我的书房‘读海居’就是他起的名字，他很喜欢我写的《读沧海》。”
2003年7月24日晚，金庸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就在杭州创办《金庸茶馆》杂志答记者问。梁臻 摄 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与金庸早年间相聚的场景也仿若历历在目，刘再复说，曾与台湾诗人哑弦相聚时，哑弦表示，台湾文人相聚有“酒党”，香港也应该成立一个。金庸太太好酒，他出口成章，吟出一首“酒歌”，“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何以解忧？快乐酒党。”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刘再复认为，金庸是一代天才，“万古云霄一羽毛”，前人有杜甫，称赞诸葛亮，万古的云霄，不过在诸葛孔明轻摇羽扇之间。现有金庸，创造了一个想象力无比丰富的江湖世界和一系列的英雄形象，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所缺少的鲜活的女性英雄形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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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记名弟子刘莲：师父，一路走好！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8-11-05 07:24:41)转载▼
韩晗教授说：
“今天才知道，金庸先生的四大弟子除了卢敦基先生等三位浙大的博士之外，另外唯一一位竟然是刘莲阿姨。”
金庸记名弟子刘莲：师父，一路走好！
金庸、刘再复和刘再复两个女儿刘莲、刘剑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师父，一路走好！
文： 金庸记名弟子 刘莲
一早醒来，就在手机上看到师父查良镛（金庸）已于香港10月30日下午在养和医院过世的消息，我震惊万分，同时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急忙问候师母（林乐怡），确认消息。师母说是的，师父他走得很安详。我不由潸然泪下，同时对于师父走时并没有受苦，心中稍感安慰。我跟师母说，师父晚年一直有师母悉心照料，现在安然辞世，很有福气。 嘴上安慰着师母，眼泪却止不住簌簌流下，多希望在师父走之前能当面告诉他，我衷心感谢他多年来的关怀与厚爱！ 可是这些年在美国照顾父母和小孩，与香港东西两方，跟他见面的机会很少，此时想来真是遗憾极了!
金庸记名弟子刘莲：师父，一路走好！
（金庸、刘再复）
我父亲（刘再复）是师父多年的好友，他破例马上写了三幅挽联：第一幅是“天摇地动，万古云霄变易，书剑齐落；江翻湖泣，一代天才辞别，人神同悲。”第二幅是：“雄视古今，开创经典韵味的武侠华语；蜚声中外，突显江湖想象之道义神功！”第三幅是：“哲人远走，重如泰山，足音响遍地球；天笔回归，美似落日，光明普照人间。”我此刻的心情就像父亲第一幅挽联中所说，哀痛万分。父亲问我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吗？我说当然要写。尽管我从不刻意“作文”，但师父永去，我想写下亲身所经历的与师父相处的实情实事，以此来悼念他和感谢他！
我跟师父的师徒情份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一九九八年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的时候，父亲（刘再复）在我们大学举办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师父和师母前来。这次盛会有国内外四十多位教授和作家参加，包括我的姐姐刘剑梅。她也是个金庸迷。在会议结束之后，还和好友Ann Huss博士一起编撰了一本收集此次会议中英文研讨论文的合集。在此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心里的激动真难以言表。见面之前就忐忑不安。见面的时候，我也害羞地站在父亲身边不敢做声。但是，师父面带微笑，非常慈祥。我父亲告诉他，刘莲小时候因为看了他的武侠小说，梦想着当个武功、道义、胆魄三全的侠女。而且在小学时就开始自己写武侠小说，名为《五女暗器震天下》。（说起来很是惭愧，长大后反而没有继续坚持写下去，真有负于师父。）听到我从小就崇拜他，他更是高兴，跟我聊了起来，问我最喜欢他写的哪部小说？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是《神雕侠侣》，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对于“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爱情痴迷向往！后来我就越来越放松，大方地跟他聊起来我最崇拜的大侠是乔峰，其真性情和侠义心肠、英雄气概都令我钦佩不已，他跟阿朱的爱情故事又太让我心碎、惋惜。其实，每部金庸小说我已阅读多遍，书里的所有细节，可谓如数家珍。他塑造的每一个富有个性、敢爱敢恨的人物，也全都鲜活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不论我说什么，他都笑眯眯地听着，特别平易近人。没想到这次见面后，师父就很喜欢我，也才有了后面的师徒缘分。
之后，父亲每次到香港，师父都要宴请他。而且致信说与我父亲“志同道合”。于是，我和师父也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即二零零二年八月在香港，师父师母除了请我的父母，也请了我和先生张立。在晚宴上，我拿出了一本《连城诀》，请他签字。万万没想到，他竟写下了：
张立世兄：刘莲记名弟子：平生唯一弟子。
金庸 二〇〇二、八、五
这真是喜从天降，他竟收我为“记名弟子”！巨大的惊喜让我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仰望到他那温暖充满笑意的眼神，我就高兴地叫了他一声“师父！”就这样，格外幸运的我，成了无数人羡慕的金庸大侠的记名弟子！父亲常说我文功、武功都不行，没想到他居然选中我。我想师父一定与我前世有缘，看到就心中欢喜，而我也特别喜欢亲近他！但是，因为我从未进入文学创作，一直心里有愧，所以经常也管师父叫“查伯伯”，如此称呼他也从未生气，只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我的文章。
金庸记名弟子刘莲：师父，一路走好！
（金庸为刘莲签书）
2007年4月17日，网上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写博客，他还特别声明：“《博客网》上的博客站，是别人冒名替我写的，这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决不是我的学生。我真正的学生一个是刘再复的小姐刘莲，另外三个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卢敦基、王剑、石国瑞，我已向浙大辞职，但他们是我的学生，我相信这四位决不会在不得我同意和授权之下盗用我的笔名写‘博客’……”感谢他特别郑重地提到我的名字，代表他心里一直认我这个不用功的徒弟，而且相信我的品行绝不会为他丢脸。
从2005年到2015年，我一直在香港、大陆工作。那段时间就经常去他的公司和家里看望他和师母，他们总是对我关怀备至。师父常问我工作顺利吗？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每次除了给他带一些保健品、茶壶、围巾等，我还带一大摞书去给他签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他的书迷，对他万分崇拜！他每次都细心地帮我签好每一本书。尤其在前面几年，他精神犹好的时候，他会即兴地在每个人的书上题一句话，比如“笑傲江湖，自由自在。不羁于人，哮傲自如。”、“煌煌大火向天烧”、“智者乐水”。而且，他为我和叔叔刘贤贤创建的茶叶品牌题名“古逸茗庄”，并叮嘱我们一定要做真茶、做好茶。现在想来，当时真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但他从来不嫌烦，事事宠我，耐心地满足我每一位亲人朋友的愿望。每次我离开师父的时候，都会紧紧地拥抱他，有时候轻轻亲一下他的脸颊，因为他给了我太多温暖。师父与师母给予我的那些温暖与关怀，至今历历在目。
金庸记名弟子刘莲：师父，一路走好！
（2013年金庸抱着刘莲的儿子）
还有一件事最让我感激难忘。他在散文集里提到自己特别喜欢一幅对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深不悔痴！”如此至情至性的句子，让我读到时就心情澎湃。有一次去看望他时，我告诉他，我也非常喜欢这幅对联，希望他写下了给我，用钢笔写下来即可。没想到他立即答应，而且给我写了一幅用毛笔书写的大字。这幅字如同天迹，真是太宝贵了！他写的这幅对联，正是在其小说中早已表述的思想：做人应是具有铮铮铁骨、满腔热血，胸怀坦荡、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可为大义正义牺牲小我；同时也应对自己心爱之人付出一片痴心、不悔深情，至死不渝！师父刻画的郭靖、乔峰都是这种有脊梁骨的大侠，而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师父的影子，他是一个极富有侠客精神和正义感的人。他于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坚持办一个敢于说真话的高品质报刊，成功使《明报》成为了当时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他写了无数社论与社会评论，篇篇秉公而论，字字映射良心。他说：“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我曾陪他和父亲一起在香港参加了一次《明报》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虽然早已将《明报》的股权出售了，但对《明报》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那天的他特别高兴，因为他在《明报》事业上所付出的心血比在武侠小说上要更多，看到《明报》一直传承了他的无私办报精神，心里非常欣慰。
今年师父过生日的时候，我在美国用微信遥寄问候。师母问我可否用语音说几句给师父听。我赶紧告诉师父：“我是小莲，我很惦记您和师母，今年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您们！今天是您的生日，所有人都在微信上真诚地祝福您生日快乐，希望您永远永远身体健康！”我真希望最后跟他说的这几句话他能听到，我知道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是多么崇高。他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崇拜的偶像，他为所有华人都构建了一个让大家最为珍贵心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我们梦想自己像郭靖一样身怀盖世神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业；我们梦想似令狐冲一般仗剑走天涯，逍遥自在地品尝江湖中的快意恩仇；我们还梦想自己也会遇到杨过、小龙女般的痴心人，拥有生死不离的爱情。我们多少人曾彻夜不眠、废寝忘食地阅读他的小说。每看完一部小说，又急切地盼望看到他的下一部小说。跟朋友相聚在一起时，也因讨论他的小说而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在他封笔的时候，我们又是何等失望。师父的小说给这平凡的世界增添了无尽的色彩，给我们这些平常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快乐！金庸小说真令人品赏不尽、回味无穷！
今天是灰暗的一天，疼爱我的师父走了。“一座山，隔不了两两相思；一天涯，断不了两两无言。且听风吟，吟不完我一生思念。”（《神雕侠侣》）大家都对他如此的念念不舍，我更是心痛不已，唯有祝愿他在天有灵，知道我们永远都会怀念他，不断翻阅他留下的小说，继续秉承他的侠义精神，守持他小说中所宣扬的慈悲、正义、真诚、勇敢、善良和大爱！ 师父的书中贯穿许多佛教思想，他也曾经对佛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信奉佛教。因此，他最后心无挂碍、安然含笑地离开了我们。教导我佛学的强梵畅老师写道：“只有年少不信邪，英雄到老都归佛；笑傲江湖终一生，但有般若妙法心。祝大侠到西方世界，再展雄风！”。这句话写得真好，相信师父在西天净土，也一定会是一位自在大佛，继续笑傲江湖的。或许，我更愿意相信他在天外恰似桃花岛般的缥缈绝美之境，与书中的大侠们正在桃花树下，潇洒痛快地畅谈豪饮呢！
2018年10月30日
于美国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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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通俗”重新定义
2018-10-31 03:17:05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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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永远都在
刘再复：金庸是我的忘年之交，我曾用杜甫的诗句称讚他是“万古云霄一羽毛”。作为文学天才，他有两项无可争议的巨大成就：一是读者覆盖面最大，其小说发行量一亿册以上；二是“金庸”二字，已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一说金庸就说到一块去了。他创造了一流的具有古典韵味的金庸白话文，创造了想像力无比丰富的江湖世界，创造了英雄系列形象尤其是女性英雄系列形象，还创造了隐喻价值不亚於阿Q的韦小宝。总之，金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心灵与精神生活，我们要永远感谢他和怀念他。
跟金庸相识接近六十年的著名作家倪匡表示：已有半年没跟金庸见面，知道他一直都患病，他的小说成就，可说是古今中外第一人。记得当年出报纸时我曾找他写稿，金庸为人好到不得了，我们性格亦好投契。人要去，是自然定律，但他的作品永远都在。
潘耀明：金庸逝世，令人震惊，全球金庸读者同哭！他的道德文章将永存！
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从武侠小说来看，金庸先生重新定义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他的小说符合通俗文学的生产机制，关注读者反应，又因出色的技巧满足文学性。金庸小说在此之外还有更大的意义：金庸武侠产生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正经历“文革”，文化母体传承艰难，而金庸在香港发表的小说以大众通俗的形式，客观上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这一影响也令金庸远超文学家的地位，在那个时代他是为中国人保存传统最有贡献的一人。
香港漫画家李志清：不敢相信，好像失去一个亲人。我於上世纪九○年代认识金庸，为其日本版小说绘製插图和封面，并与其合开公司创作漫画。他是文学界、报界大师，是我儿时的偶像，接触后发现他很慈祥没有距离感，做事全力以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觉得金庸先生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地位，令它的高度超越表面的打杀情节，有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内涵。他亦给我的创作带来灵感，近年我有多幅水墨作品描绘他小说中的意境。
华人世界重要象征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金庸先生採用传统文学形式，以当代人的意识和情感进行创作，将中国武侠小说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和境界，取得了武侠小说创作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是金庸在文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到了晚年，他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重要的象征性人物。此外，他对於年轻人也有很多鼓励。可以说，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泰斗，在华人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在香港社会重大的变化期，金庸的政论也非常引人瞩目，在香港社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石：金庸不仅创作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还有非常深厚的佛学修养。此外，他还曾任职於浙江大学，经常往返於香港与内地之间，为传播古典文化、沟通中华文化纽带，都做了许多重要贡献。
（大公报记者 王丰铃、李磊泽、张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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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金庸迷们
刘再复
http://www.zaifu.org/index.php?c=content&a=show&id=410
一九八八年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几位朋友找我，说他们极想以文学所的名义开一次全国性的会庸小说学术讨论会。并警告我说：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深锁学院之门，看不见正在席卷中国的金庸小说。在他们的敦促下，文学所把会庸学术会提上日程，并由我写一封信给查良庸先生，邀请他参加来年我们即将召开的会议。没想到，会还没开，“六·四”发生了，此事便成了往日的一梦。
就在古代室的朋友找我后几天，忘记是甚么缘由，在我家又谈论起金庸小说学术会，并被耳朵很灵的十岁小女儿刘莲听到，她立即胡搅蛮缠说要参加这个会，说她已读了三部金庸小说，墙壁上、冰箱上全贴满金庸小说的偶像。我不敢说个“不”字，因为她从八岁就已入迷，言必称黄蓉、杨过，熟知故事的关关节节，并在读小学的第三年就模仿金庸小说，写了一篇《五女暗器震天下》的大“小说”，她把五个英雄女子按美貌、武艺、勇敢的不同程度分为五等，其中有她姐姐、表姐及地同学的化身，但最完美的是集三者于一身的一位名叫“莲子”的女英雄，这就是她自己。可是只写了两页稿子就写不下去了，她着急，便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也是金庸迷的姐姐求助，姐姐发现妹妹把自己放在五女之中的第三等，属武艺不错勇敢不够一类，不太服气，也就不热心帮她“震天下”了。看了年幼的小女儿在金庸小说中陶醉神游，我暗自惊讶：生命真是神奇，一个十年前从我身上伸延下来的小生命，转眼间竟变得这样刁顽、活泼，浪漫，竟在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就闯进另一精神空间，并在那里摹仿、游思、飞翔，如穿云天马，而且萌生出震撼天下的怪想。时间对人的塑造如此之快，真使我振奋。
八九年初秋我到芝加哥大学校园后，又碰上另一群金庸迷，这就是欧梵兄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其中最突出的恐怕要数李陀与甘阳。李陀的审美眼睛犀利但评论偏苛，老爱挖苦人。他说人类不应以好人坏人来划分，而应以笨人和非笨人划分。他挖苦起文坛众星来，常叫我们捧腹大笑，但他对金庸却真心佩服，并瞪着眼睛对我们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我听完连忙声明：“我虽读得不多，但很喜欢金庸。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甘阳，他正在西方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委员会里当博士候选人，满脑子韦伯、哈伯玛斯、迦德玛，加上初读著名的新学系，格外紧张，常常叫苦不迭。但是，他却禁不住诱惑，于大忙中还到芝加哥中文书店租了金庸小说的电影录影带，开夜车看《射雕英雄传》，他看完，我们一家人也紧跟着连夜看。那些日子，金庸压倒一切，学英文老不长进。甘阳和李陀一样，属性情中人，但也恃才傲物，臧否人物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一说起金庸却赞不绝口。那时，我监于工农兵文艺的鄙俗化教训，常主张“雅俗分赏”，可甘阳就以金庸小说为例说明可以“雅俗共赏”，金庸就完全打通雅俗的分明壁垒。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金庸确实打破了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线。城市民众那么寻欢，而我们这群聚集在芝大的知识者也这么入迷，这不证明文学可以雅俗共赏吗?除了李陀、甘阳，欧梵和他的几位研究生也喜欢会庸，欧梵那时总爱开玩笑，说他就想在电影里扮演武林中的一个“坏蛋”，老找不到机会，我也爱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大洋彼岸无产阶级学院的“东正”，怎么突然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邪”?!开玩笑也常用金庸的语言。我们都觉得他的小说在现实的世界中提供了另一精神存在，这一存在是我们所需要的。初到芝加哥的日子，是我们去国离乡不久而感到最寂寞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这一奇妙的文学存在借助我们沉淀了许多激愤与浮躁，使我们开始新一轮的理性思索，而且思索得比较冷静。
到了瑞典，我的小莲已读完金庸全部小说，最多的已读四遍。那时，翟小松被瑞典歌剧院邀请去为新剧《俄底浦斯王》作曲，这在中国作曲家中倒是少有。工作之余他便到我家聊天，他的出色的作曲才能真使我和小女儿佩服，但他到我家时偏不讲贝多芬与俄底浦斯王，而大讲金庸，并说他对金庸之熟悉，敢说中国大陆很少人可比。他的豪言一落，身边的小莲不服，并表示要当场“比试、比试”。小松虽然已是名作曲家，但一片天籁，竞也认真和小莲比试，他们互问故事细节，来往几十个回合，旗鼓相当，但小莲还是抓住他的一个小误。比试毕，小松赞叹并道：幼者可畏!
今年春末，我还在温哥华时，李陀去看我。见到书架上有《侠客行》，竟抓住就读，夜里聊天至深夜，他上牀之前还读。在维多利亚海滩上散步时，我又谈起未实现的金庸学术讨论会，并说还想开这个讨论会，他大声叫好，还说无论如何得在海外开一次，在旁的谭嘉东，也立即响应。嘉东是美国布朗大学文学硕士，多年来不断翻译写作，她聪颖过人，对一切都蛮不在乎，对名利更是淡泊至极，没想到，一提起金庸，她竟然禁不住说，如有金庸的会，别忘了请我。就在这个海滩上，我们竟热烈地讨论起金庸，觉得应打破金庸作品只是“武侠小说”这一成见，而应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即将金庸当作特殊的严肃写作来对待，把金庸舆“五四”以来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沈从文、茅盾放在一个层面上去研究。在世界文学史上，打破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开始被认为是通俗的作品后来却变成公认的“精英文学”、“优雅文学”的现象很多。西方的大仲马、狄更斯、马克·吐温，中国的《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如此。《神雕侠侣》虽不能与《红楼梦》比肩，但许多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书肯定为“大作家”的一些人，其写作水平却难以和金庸相比。二十世纪的中国精神界，总的来说，缺少想象力，而金庸却提供了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奇特世界。现在研究金庸作品的文章已不少，可惜都局限于“武侠小说”范围，不注意武侠小说经过金庸之手已经发生变质，变成另一种值得重新定义的文类。金庸破了“武侠小说”和许多严肃写作及通俗写作的“章法”，独创汉语写作的另一天地，不能不说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一种奇观。
选自《西寻故乡》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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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再复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辍，总共发表了十四部作品。他把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成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后又经过作者封笔之后花了十年工夫认真修订，现今刊行的版本比当初在报纸连载时精致了许多。尽管人们对金庸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金氏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作品先是在殖民地一隅香港产生影响，继而流布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坊间的盗版本盛行大陆，至九十年代才有全套正式授权版在大陆发行。可以说问世以来四十年间，读者对金庸作品的喜好未曾衰减。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论定金庸作品的质量，也不能仅仅据此论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这样做有失文学研究的严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象，作出学术上的解释。因为由读者广泛喜爱和支持的金庸作品在文学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试图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得不重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 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 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一
以往的文学史对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形态色彩，它把那个时代凡不具启蒙意识的文学一律看作是“封建文学” ，或带有贬义地称之为“旧文学”。其实，如果平心静气看二十世纪初文学的变革，就会看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流向: 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 ； 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的形式、欧化的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它与此前文学的联系是次要的，充其量是某些作家采用了某些古代技法。它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于文学舞台，为那些赞同和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识分子所认同，可以说新文学是表现这批活跃于都市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学，即植根于古代文学悠长传统的那部分文学也在发生缓慢的蜕变。它虽然不能像新文学那样以耳目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学史家戴着启蒙意识的眼镜，把它描绘成“封建文学”在清末民初的垂死没落，是不合适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学命名为本土传统的文学，它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实在，或者说两大流向。本土传统的文学是在缓慢的积累中构造自己的文学大厦的，在本世纪初有苏曼殊、李伯元、刘鹗作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则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则是直接承继本土文学的传统，并且在新的环境下集其大成，将它发扬光大。
清末以来，口岸通商，催生了现代的都市，写作的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例如，现代印刷业的传人， 使报纸、杂志大量涌现，发行网不断扩大，书肆有如商业网点，随处可见。写作从有赖传抄和坊间刻印逐渐变为现代出版事业的一部分，从而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又如，稿费制度的建立，使写作由纯粹兴趣、个人目的更添一重商业交往，既大大刺激写作的欲望，又大大动摇了写作的严肃性。尤其是都市读者的分层和流动特点，对写作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力。一时此一趣味的小说流行，一时彼一趣味的小说流行，使写作的风向随读者的口味而转移。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里曾经谈到这种“随着读者的口味而时相转换，汇成`潮流’ ”的现象。在都市环境下，本土传统的文学有它不健康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正如“新文学”传统同样会产生一些劣作一样，不同文学传统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看重古代文学传统的作者必须在一个逐步成长的都市环境中为文学寻求新的出路，就是说他们既不能墨守古代传统，但又必须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使写作不失传统的魅力。本土传统的文学以继承古代章回体和话本的遗产作为自己的使命，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文学和它的环境都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漫长的积累与酝酿，才可能期望产生比较成熟的佳作。所以，判断本土传统的文学在二十世纪的成就，一定要以较大跨度的时间去看它的转变，不能以一段短时间出现的大量粗制滥造之作，便断定这个传统没有生命力。无论话本体还是章回体，它的趣味都比较固定，怎样既表现光怪陆离都市的故事而又不失传统的趣味；话本与章回都是“文备众体” ，集韵散于一炉，但在读者欣赏习惯改变的情形下，韵与散怎样才是最合适的平衡； 现代都市读者会产生一些与古代不同的价值观与关怀，怎样寻求这些价值观融入话本与章回这些古代的表现体制之中；怎样创造既能承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话文等等，这些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且，采取章回体制写作的人未必有如此的意识，加之都市环境对文学的侵蚀，直到三十年代以前，本土传统的文学没有很出色的作品问世，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像“新文学”那样以耀眼的光芒在五四新思潮运动中突然显露于文坛，本土传统的文学事实上从清末民初起就沿着缓慢的轨道演化。例如，章回体制在清末民初就变得更富有弹性，随意按照故事的长度来编排，不受明末经典的百回规例及固定部位的情节高潮的限制；作家有意识透过翻译小说的影响，学习其中某些描写的手法； 结构故事的方式也开始多样化，不拘一格，有些则是明显体现了外来的影响；韵文，如诗、词、联句等在章回体制中的角色起了变化， 使故事的节奏感进一步增强；白话文的写作也与时俱进，如令胡适赞叹不已的《老残游记》就是一例； 某些在清代小说中正在发育的故事套路，“言情”、“武侠”等，在民国年间取得长足的进展。到三四十年代产生了李寿民、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使本土传统的文学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是新文学作家还将它们称为“鸳鸯蝴蝶派” ，但也乐于承认此“鸳鸯蝴蝶派”非彼“鸳鸯蝴蝶派”。因为这一文学传统脱出了“黑幕”、“**”等低俗趣味的境界，能够在现代都市的环境下重新延续本土文学的生命力。
政治的急剧变化，中断了本土传统的文学在大陆的演化。它们对章回与话本体制的认同以及对政治非入世式的态度使它们不利于在新环境下生存， 被主流政治认为是旧时代的“余孽” ，因而随着江山一统而风流云散。当年主持过拥有大量读者的此派文学刊物的文坛宿将和作家，如周瘦鹃、张恨水、李寿民、张爱玲等人，不是远走他方，就是隐姓埋名，从此不再写作。其中周瘦鹃还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语而惊惧自杀。本土传统的文学从五十年代起在大陆算是暂时打上了句号。
金庸的意义在于在香港殖民地一隅延续并光大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当老一辈的作家因政治急流而退出写作生涯的时候，金庸却在香港异军突起。文化的种子因严寒的政治气候不能生长于大陆，却在殖民地的土壤又破土而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文化的存亡继绝的意味。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本土文学的传统而又在新的环境下持续探索和创新。五六十年代的都市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上海、天津和北京，香港读者毕竟不同于那个时代的读者，大陆政治又非常微妙地影响着香港。金庸的写作虽然说认同于本土的传统，但毕竟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读者。我们看到，金庸的小说一方面并没有失去悠久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尤其是清代至民国年间本土传统的文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的地方被金庸继承下来了； 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这虽然是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所具有的，但在民国时期本土传统的文学是不多见的全面提升了这一传统中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例如，他既保持了传统章回形式“文备众体”的一贯特点，又作出了符合现代阅读的弹性改变；既在作品中坚持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新的时代内容； 既继承了表达平易、绝无欧化弊端的白话文风格，又使白话文与时俱进，达到新境界；既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这些都是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集大成者。
二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显眼现象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五四时期短暂的自由氛围转眼便烟消云散，文学自觉或不自觉转变成党派的工具，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改变立场成为党派中人。特别是新文学中的左翼作家，不仅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成解释生活的惟一信条，当成观察生活的惟一角度，而且更将作家组织化，作家的思想、生活、写作从此都置于一个非个人的机构的统制之下。就像本土传统的写作易于屈就都市商业的压力一样，新文学传统的写作在五四退潮之后便屈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文学成了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是一个事实。从二十年代后期，经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到五十年代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六十余年时间里，文学就像得了不治的绝症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统制之下奄奄一息，了无生机。
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二十世纪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例如，李泽厚先生就提出“从启蒙到救亡”来解释现代思想史从五四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现象。这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同样合适于解释现代文坛为何五四之后不久便趋于一律的现象。不过，除了社会环境变迁对写作的影响这一令人信服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是要追问作家本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念在这种转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只要我们追问到更深一层，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写作传统中相对地缺少自由的精神。中国不是没有支撑自由精神的思想资源，而是这种思想资源过于微弱。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作家都受“载道”观念的熏陶，写作中的“头巾气”历代都有，数之不尽。一到合适的气候，各种各样的“载道”文字， 在现代更是打上“使命”、“服务”等好名称而粉墨登场。救世之心良苦而真文学之心阙如，好名称之下掩盖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贫乏。难怪陈寅恪当年感叹精神的沦亡而以此为大学问的先决条件。其实这何尝不是大文学出现的先决条件。然而，我们反观历史，不得不承认作家的价值观念中自由的精神是相当缺乏的。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什么值得深入反省的，由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导致自由精神的丧失恐怕是其中之一。自由精神的丧失，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能够写作的作家写下的是缺少人性光辉但充满“斗争”和“血腥”的文字； 不能继续写作的作家在投笔罢书的苦闷中聊度余生。不论哪一种结局，都是抽空了写作的意义。
金庸的写作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写作万马齐喑，大陆作家纷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金庸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他像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武侠大英雄一样，凭着一身胆识、一身武艺，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假如我们追问金庸何以写得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答案自然在除了文学的本领外，还在于他对文学的这种信念。伟大的创作无不根源于自由的精神。当然，或许有人会说，金庸生活于人身自由度较大的香港，政治生态环境不至于如当时大陆那般恶劣，写作自由本来就存在。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事实。应当注意到，社会体制赋予的写作自由并不等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束缚自由精神的压力，较少来自政治，但更多来自商业利益、大众趣味，来自心灵的自我束缚。不错，金著武侠初刊报纸时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但他正当写作的盛年便决定封笔，等于放弃了巨大的后续商业利益，又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刊作品。这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仅此一例，足见金庸对文学的信念。六十年代初，因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引发难民潮；六十年代中期，因红卫兵运动引发左翼学潮、工潮。查先生其时主持《明报》，持论均逆潮而上，他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处之泰然。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信念，既见于他的做事，也见于他的写作，而这正是自由精神的体现。作品所写，不必尽是作者的经历，然必与作者的品质精神息息相关，有着曲曲折折的关联。我们在金庸作品中体会到的独立不拘气息、任情自由的精神，正是金著武侠成就的因由本身最好的注脚。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 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体把本属于俗文学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 ，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 (刘绍铭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想像力的弱点。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 维度时，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
三
新文学初兴的时候，胡适想通过提倡白话文造成“国语的文学” ，与古典文学不同的新文学； 通过提倡新文学造成“文学的国语” ，即他心目中的白话文。五四提倡白话文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它推进了自清末以来的语体文运动，使得白话文在教育领域迅速普及，扩大了新思潮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但是，从当时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胡适的话只对了一半。白话文源远流长，宋元时代起中国自有白话文学的传统，并无待于新文学来造成“文学的国语”。所以，后来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就把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宋元话本，就是说，“文学的国语”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文学事实与所提倡口号的差异只能解释为新思潮的倡导者另有所指。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并不是普通意义的白话文，而是新体白话文，它与当时的启蒙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大量意译或音译新词、欧化的语句表达、新思潮的价值观，构成这种新体白话文明显的特征。都称为白话文，而文坛上存在的是两种不同的白话文。本土文学传统所造就的是道地的白话文； 新文学传统所造就的是欧化的白话文。由于新文学在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欧化的白话于是就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加上新文学采取外来的文学形式，如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它的欧化程度更加严重。新文学登场不久，文坛就有“新文艺腔”的批评。就算是提倡新文学的人，也不能满意新文学在白话文问题上的表现。从造就一种健康的民族书面语文角度来说，新文学的贡献大有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是用欧化白话写出的西洋形式的文学，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前， “新文艺腔的问题更加严重。
新文学产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圈子，它的使命是启蒙，尽管它的意图是使社会大众都懂得新思潮，接受新思潮，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新体白话文与社会大众依然是悬隔的。这不仅仅因为语言问题，而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新体白话文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只能在知识圈子发生影响而难以深入社会大众。二三十年代新思潮的先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热烈提倡民谣，三四十年代又有“大众形式”探讨以及延安文学，但这只是体现了中上层知识圈子对社会大众的“入侵” ，并不等于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 ，悬隔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五十年代之后，新思潮不再新了，社会主流思想趋向单一，新体白话又有了它的变体。但是，总而言之，新体白话与社会大众总是格格不入。从“新文艺腔”到“党八股腔”、“社论腔” ，新体白话文始终改变不了舶来的毛病与高高在上的社会身份。如果说新思潮及其主导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社会进程还有重大正面作用的话，那么， 它们的语言表述新体白话文对民族语文的建设则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遗产，至少它们的语言遗产不像它们声称的那么多。
其实，二十世纪文学的白话文努力还来自另一方面，这就是本土传统的文学。它们没有大事声张要建设什么“国语” ，也没有宣称要建设什么文学，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白话文学的读者自宋元以来一直是社会大众，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喜好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明白了新体白话文的缺陷，明白了悠久的白话文学的语言取向，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探讨金庸对二十世纪白话文的重大贡献。他不但是本土传统在文学上最为杰出的代表，而且也是本土文学对白话文有最大贡献的作家。清末民初的时候，本土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也有清新自然的，但市井气味较浓的不在少数。没落的才子在都市里舞文弄墨，文字自然矫情做作。到三十年代，这种情况逐渐改观。例如张恨水小说的白话文，不但能流畅地叙事，也能自然地描写。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承继了这个语言传统接近社会大众的特点，祛除了它们在早期矫情、俗艳的毛病，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造就了一个现代白话语文的宝库。与新体白话文相比，它没有各种各样的“腔” ，既没有欧化腔，也没有社论腔，纯然是道道地地的白话。在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交流的时代，知识分子都为如何保持民族价值观和跟上时代潮流而煞费苦心，二十世纪文学语言的选择同样烙上了知识分子努力的印迹。新体白话文是新文学作家交出的一份答卷； 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是金庸交出的另一份答卷，同时也是本土文学作家中交出的最好的一份答卷。两者的孰优孰劣恐怕还会有争论，但是无疑金庸的白话文比新体白话文负荷着更多的民族文化价值。假如我们要从语言观察、体认、学习汉语本身的文化价值，金庸的白话文肯定比新体白话文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金庸透过写作，不但提高了白话文的表现水准，而且在西潮滚滚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用他一以贯之的语言选择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是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武侠小说的成型是在清代，民国年间有了大的发展，被称为旧派武侠。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人物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的最大不足在欠缺表现人性。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发展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的江湖看出社会，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功夫显出文化特征。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考； 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将武侠小说带入了全新的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作家。武侠小说大概会为钟情于它的作家一直写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断言后无来者的话，那么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无古人之列，应当不是什么夸张其辞。
书写出来的现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在这样的框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论试图摆脱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的偏见，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光大； 在政治权威侵蚀独立人格，意识形态教条干预写作自由的年代，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 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原标题：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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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新突破——读李劼的《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
文/刘再复
2003年09月16日，星期二
李劼到美国之后开始还有点心理不平衡，他在1999年所著的那部预见将来中国政治的长篇小说，虽有才气但还是有点躁气。可是，这之后不久，他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了。仿佛是得到神的启示，他告别了昨天的自己，重新组织生命和开掘生命，并有意识地向内心深处挺进。生命的深处，是个大海，他就在大海里用功，思索，潜游。他常告诉我，有些朋友已高高山顶立，而他却只想深深海底行。他真的在海底越行越深，越行越有独到的心得。
在他出国后的四，五年里，我们经常通话和交流，而每次通话之后，我都感到他在往前走；并感到这个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马拉多纳”，已不是竞技场上横冲直撞的明星，而是一个敢于突破各种语言防线但又能深入思索的思想者了。他的才气不再四处横溢，而是集中在对故国古代文化精华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之上。而且，他并不是刻意地去做翻案文章，而是用人性和人情味十足的眼光，去穿透旧的历史情结，从而让那些被历史尘土所活埋的生命，尤其是让那些妇女，儿童和失败者的生命，重见天光。因此，新世纪伊始，他就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历史小说，“春秋三部曲”，并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其中的第一部《吴越春秋》和第二部《商周春秋》。
正如已经出版的首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的封面上所写的那样，李劼的这个春秋系列历史小说，乃是一种新历史小说。所谓新历史小说，在我看来，主要新在其鲜明的人文精神上。以住的历史小说，往往注重于如何体现某种历史精神，或者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乃至如何展现某个历史时代。李劼的新历史小说虽然也注意到历史的时代氛围，但无论是作为时代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时代，全都被小说推到后面，作为小说的背景而不再作为小说的聚焦所在。在小说的聚光灯下，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历史和作为历史化身的人物，而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即使是一些已经被传颂了数千年的历史人物，甚至是一些著名的帝王，也在小说中被还原到普通人的生命原始形态里，而不再戴有任何面具。无论是象征着权力的面具，还是象征着历史的面具，在李劼新历史小说的人物脸上，全都被摘除了。
由于这样的生命还原，小说《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中的历史人物，也就是曾经生活在春秋时代乃至商周之交的那些传说中的人物，那些人们早已十分熟悉的名字，诸如夫差，西施，范蠡，伍子胥等等，或如，妲己，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箕子，比干等等，一个个在小说中获得了崭新的生命，焕发出了奇丽的光彩。其生命的气息，不仅是日常的，可以触摸的，同时还是充满诗意的，带有《山海经》那样梦幻的或者说神话的色彩的。
李劼新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物形象上的日常性和梦幻性，在把人物塑造的基点归还于人性的同时，开掘了人物形象在审美上的诗性。这种诗性不是胜利者的欢呼和自得，也不是“大江东去”式的历史感慨，而是对生命本身的咏叹，而是“千里共婵娟”式的寄怀，并且带有《山海经》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悲怆，带有《红楼梦》里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那样的体悟。
如此一种人物形象的审美风格，可以使人追怀古希腊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中的浑沌和苍茫，也可以令人联想起雨果和托尔斯泰式的人道情怀。诚如李劼本人在《商周春秋》的自序中所言：
我所关注的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对女性的赞美写到对女性的同情，最后写出了一个深深的忏悔，一声诚挚的祈求，祈求女性的宽恕。
正如《红楼梦》对一部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一样，李劼的新历史小说像托尔斯泰那样，向从来被历史所忽视的妇女儿童，写出了一声十分沉重的忏悔，从而摆脱了历史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对历史小说的长年笼罩。由此，其新历史小说使小说以审美的方式介入历史成为可能。有关这种可能性，李劼在《商周春秋》自序中提出：
严格说来，任何人叙述的历史，不管叙述者是常人还是圣人，实质上都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所谓的历史，一旦进入讲说，就跟未来一样，都是一种可能性。正如人们总说将来可能会如何如何，当人们面对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其实也是，过去可能是那样的。
李劼的新历史小说，可以说，就是对历史可能性的重新开发。这是其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关注于历史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也正是这样的关注，使小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叙述空间，不为任何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人物造型所束缚。
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小说一旦介入历史，通常就被历史所吞没了。历史小说家们在历史面前显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从而把小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历史的奴隶。以前的历史小说家，很少质疑历史本身。而李劼的新历史小说，恰恰从对历史是什么的发问开始。这就使历史小说的写作，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心理基点。历史小说不仅不再是历史的奴隶，而且有了重写历史的担当和气度。因为既然历史是文学的，那么文学为什么不能就是历史呢？或者说，既然以往的历史观念可以被权力意志所左右，那么历史小说为什么就不能把审美作为历史的观照点呢？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审美观照，《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不再随波逐流地人云亦云，而是从厚厚的历史尘埃里清理出一个个生命的个体，然后再跟随着个性独具的一个个人物，展开对历史的叙述。依照这样的叙述方式，人们可以说，《吴越春秋》写了一个悲剧的男人，或者说一出男人的悲剧。人们也可以说，《商周春秋》写了一个悲剧的女人，或者说一出女人的悲剧。在此，重要的不是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而是谁让人读了共鸣，谁让人读了不耻。美和丑，而不是胜和负，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要观照点。在历史上，胜利者未必美好，失败者未必丑陋。与此相应，在李劼的新历史小说里，胜利者可能是丑陋的，比如勾践；或者沮丧万分和痛悔不已的，比如周武王；而失败者却是令人动容的，比如吴王夫差；或者让人叹息的，比如纣王受辛。如此等等。
当然，在李劼的春秋系列里，最令人瞩目的，当推小说对历史上的女子形象的重新塑造。在有关传说中的首席美女西施的形象重塑上，小说《吴越春秋》几乎没有着墨于西施的容貌如何美丽，而全然开掘了西施的内心是如何的丰富和如何的美好。至于被妖魔化了数千年的妲己，小说《商周春秋》一洗其千年尘垢，从其内心深处开发出一种人性的底蕴，从而写出了一个足以在精神开掘上与林黛玉和柳如是相媲美的女子形象。
我把李劼新历史小说在女子形象塑造上的如此推陈出新，看作是一种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因为这不仅显示了文学在历史面前的独立性，而且还显示了文学之于历史的观照力量。当年，《红楼梦》以文写史，《柳如是别传》以史写文，所体现的同样都是文学之于历史的审美观照力量。人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以男人的权力眼光看历史，而是追随着女人的生命本性写历史。一如歌德所说的那样，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
李劼新历史小说的基点，在于生命。而在生命的基点上，文学和历史不过是一张纸的两个面而已。由于生命成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基点，权力就失去了君临一切的魔力。在以往的历史小说里，作家们通常把权力作为叙述和演示的重心，并且以此构建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在李劼的新历史小说里，人们读出的却是，权力乃是暂时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李劼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上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基于他长期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早在八十年代从事文学评论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到了九十年代，他将那些思考写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论著，并于1998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由于酝酿许久，所以他对他所写的历史及其有关的历史人物烂熟于心。记得他刚刚到美国参加“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他就曾经在会上对吴越这段历史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金庸先生毕竟慧眼独具，听了之后，在闭幕会上特别肯定了李劼的意见。金庸先生说：
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劼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劼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劼先生的意见。
由此可见，李劼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乃是蓄势已久的一次创作能量爆发。其情形就如他私下里告诉我的那样，当时的写作状态就像是火山喷发，接踵而止的灵感连同滚滚的思绪，挡也挡不住地喷涌而出。这样的创作状态不仅出乎我的意料，就连他自己，也都不曾预想到的。
记得他到纽约后，一度十分投入地学习英文写作。他投入到了忘我的地步，从而告诉我说，他准备放弃中文写作了。当时，他正在纽约百老汇的一家戏剧公司里做剧本审读工作。他在那家公司里做了一年多，看了几十个英文剧本。然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百老汇有一流的制作，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舞台设计等等，但就是没有一流的剧本。为此，他试着用英文先后写过三个剧本，其中有二个是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剧。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最后都没能跟美国导演做成合作。不过，当他在英文世界里转了一圈，再回到母语写作上来时，在百老汇戏剧公司的经历无形当中也成了一种特殊的裨益。
李劼两手空空走出国门，到北美后，可说是“囊无一钱守”。这个“合众国”并不为作家准备好白书桌与红地毯，每一箪食和每一瓢饮，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李劼也不例外。他虽聪慧过人，但也得一板一眼去谋生。从教美国学生学汉语到教他们研习老子的《道德经》和禅宗的经典《坛经》；从给《明报》当编辑排版式，到进入纽约的一个电脑速成学校从零开始攻读电脑数据库管理；从自己研习静心和太极拳，到在中央公园教学生打坐和打太极拳；他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可喜的是，这位恃才傲物的才子，终于能够以平常之心战胜新生活与新规范的挑战，并在挑战中保持读书的沉浸状态与思想的活泼状态。几年来，他虽一无所有，但毕竟拥有一支能够生花结果的笔，而且，这支笔又是那么的充满生命的活水与思想的活水。一个作家重要的不在于他身处何方，头顶何种桂冠，而在于他的心是否在不断生长和不断发展，其灵魂是否保持活力。李劼的新著《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带给我们的信息恰好正是，他的生命正充满活力地向大海深处前行；其写作的灵感，正与海中的碧波激流相连。这是值得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高兴的。
二00三年三月十九日于科罗拉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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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
沉默的风景
来自: 沉默的风景(随喜。) 2014-05-02 13:28:31
（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
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
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又译《等待戈多》——编者注）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
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偌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
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
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浮躁》，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
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
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著，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
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
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外，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么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么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
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〇〇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么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么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著《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著，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么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趣)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著作，拙著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二〇〇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 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对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四）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雅存”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么前辈后辈的分别呢？
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那么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么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
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著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著的《共悟红楼》，竟写了这么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
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以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她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著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么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么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
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么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么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著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著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著。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远离政治的。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么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
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么的稀少，多么的宝贵。
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著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
梁羽生与金庸：你我双剑合璧，原当天下无敌
“英雄惜英雄”、“英雄重英雄”大概是对金庸先生和梁羽生先生两个人之间友谊的最好诠释。
梁羽生曾当众说道：“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金庸则对梁羽生的盛赞表示“不敢当，不敢当”。他称梁羽生是前辈，自己从梁羽生小说中获益良多，彼此相交数十年，常在一起交流，当然两人都不懂武功，所以切磋的不是武功，而主要是棋艺。
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有不少小事可以佐证。
在文坛上两位“大侠”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各呈异彩。在生活上他们是惺惺相惜，互相关爱，随着岁月的叠加更显珍贵。
金庸
梁羽生
文 | 来自《文心侠骨》
1 ·.
金庸与梁羽生同年，1947年底在上海从三千人报名只要三人的考试中，考入《大公报》，1948年被派到香港。他是《新晚报》“下午茶座”版面的第一任编辑，这个版面经他编得也很出名。
1949年6月，得岭大校长陈序经介绍，梁羽生参加报馆例行测试，当时的主考竟是他日后的好友金庸。7月间进入香港《大公报》。试用两月，9月正式录用。初任翻译，十二月改任副刊助理编辑。与查良镛（金庸）成为同事。
在《新晚报》期间，梁羽生与查良镛（金庸）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且始终保持友谊的好朋友。那时，他俩都是“单身贵族”，都对文史有兴趣，都爱下棋和写棋话。一有空他们不是下棋，就是海阔天空地聊。金庸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聊得好投机！”
金庸也是武侠迷，聊得最多的自然是武侠小说，特别是白羽与还珠楼主的作品。
天下事真巧，两位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大学读的都不是文史专业，都在解放前夕到达香港，同在一个单位任职，家庭遭遇也无独有偶，两人的父亲都在解放初期被“镇压”。茫茫人海，也许这是上天安排好的缘分。
2 ·.
1955年，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一炮而红。
此时，梁羽生的作品《七剑下天山》也逐渐进入佳境、好评如潮。继金庸而来的，还有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他们三人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剑客”，而“三剑客”又都是《大公报》的职员。
于是《大公报》在同年十月请他们轮流执笔，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
其实百剑堂主就是《大公报》的副总编辑陈凡，“三剑楼随笔”从1956年10月下旬开始，一共登了三个多月。
百、金、梁三人写了近百个题目，约有14万字，内容包罗万象，既有文坛轶事与世界时事，又有琴棋书画和影剧歌舞，更有他们对自己笔下“新派”武侠小说的诠释。
“三剑楼随笔”的很多细节，都值得后人关注与发掘。这三位文坛“剑客”携手献艺的故事，为新派武侠小说初创时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历史见证。
3 ·.
在梁羽生所有笔名中，他最不喜欢谈起“佟硕之”。在他近两千万字的作品中，这一笔名仅用一次，是1966年奉上司罗孚之命，在罗孚主办的《海光文艺》杂志发表约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时所用。
罗孚本想让梁羽生和金庸两位老部下都露面掀起一场“论武”热朝，增加刊物发行量。他找到梁羽生时，后者面有难色，怕受责备。罗孚这次的思想工作一样很到家，拍着胸脯对梁羽生说：“你就当为我写这篇文章，有人问起我就说是我写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羽生的名士气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另外在文章中梁羽生对自己也对金庸做了褒贬。
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陈墨先生说：“对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也十分难得的文献资料，因为这是一篇真正内行人的评论分析文章。文章对金庸、梁羽生小说做了中肯真诚的批评研究，值得十分重视且十分珍惜。”
二十二年后，罗孚应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把这篇学术文章实是梁羽生当年化名“佟硕之”所写这一秘密公开，一时间“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大家都来“同述之”，其中有人说梁羽生借这篇文章抬高自己，压抑金庸，也有人说梁羽生想“沾金庸的光”。
2001年11月底，梁羽生在香港浸会大学作《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演讲，有人提问此事，他回答：“我写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沾金庸的光，反而沾黑了，黑到了不得，黑到这个程度，早知道我就便不写了。当时《大公报》跟金庸争论过了，你们可以查《金庸传》的资料，说得很清楚。当时争论得十分激烈的，当时有句话说，跟金庸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有人当时甚至这样对梁羽生说：“你这样敌我不分，小心以后死无葬身之地”。这时，在台上同为演讲嘉宾的孙立川博士插话说：“让我插几句话，这篇署名“佟硕之”的文章，名义上是佟硕之所写，实际上是梁先生写的，有些人以为梁先生借这篇文章来攻击金庸，捧自己，他把当时报社的背景讲了，其实金庸先生对这篇文章（《合论》），觉得梁羽生在政治形势非常坏的情况下，能秉公而写，是很不容易的。”
金庸先生的《痛悼梁羽生兄》一文写道：“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中，许多人都指责梁羽生不该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批评金庸，有的人意见十分严厉，认为是人格上的大缺陷。我只好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说明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这样写不行，批评的意见才平歇了下去。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
4 ·.
1994年1月23日，于“悉尼作家武侠小说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中国的武与侠》。金庸应邀赴会做嘉宾。
每年一度的悉尼作家节，是该国文艺界的一大盛事。1994年元月举行的这一届，组织者特意安排了一个“中国武侠小说专题研讨”的内容，给金庸和梁羽生分别发出邀函。
其时，金庸与梁羽生已有近十年没见面，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梁羽生隐居澳洲，修身养性，金庸则频频现身各种媒体，生活十分忙碌。1985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金庸成为香港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委员之一，极受中央政府看重。这次访问悉尼之前，金庸一度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回浙江寻师探亲，给嘉兴市捐建了一座“金庸图书馆”。
为了使澳洲读者对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情况有更加系统的了解，当地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在金庸抵达的1月21日那天刊出一篇介绍文章《两个说武侠故事的人》。
金庸的日程安排很满，当晚就赶去参加作家节的活动，次日又按澳洲方面安排的程序忙了整整一天。
武侠小说研讨会于第三天上午召开，金庸和梁羽生都是主讲嘉宾。梁羽生在会上做了《中国的武与侠》演讲，由澳洲国立大学教授、汉学家白杰明现场翻译。
正是这次演讲之中，梁羽生当众说道：“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金庸在演讲中对梁羽生的盛赞表示“不敢当，不敢当”。他称梁羽生是前辈，自己从梁羽生小说中获益良多，彼此相交数十年，常在一起交流，当然两人都不懂武功，所以切磋的不是武功，而主要是棋艺。他赞同梁羽生的观点，相信日后一定会出现优秀的武侠小说家。
研讨会开到下午一点左右，会后梁羽生做东邀金庸夫妇共进午餐。餐后，梁羽生的幼子陈心颖开车前来，将众人接到梁羽生的悉尼寓所。两位老友弈棋取乐，两位夫人则坐在一旁的沙发闲聊。
梁羽生拿出了一副以前金庸送给他的旧棋子，开心地和老友下了起来。这时的金庸经过拜访名师，围棋的水平已经在梁羽生之上，梁羽生在悉尼，一些新式的谱式都未曾见过。一盘围棋往往要下几个小时，下了两小时后便觉疲乏，梁羽生说：“这么多新东西，反正我下你不过，不下了！”高高兴兴地收起了棋子，然后倒了半杯酒给金庸喝，最终一笑了之。
当晚，悉尼作家节的主办者设宴欢送以金庸为首的几位嘉宾。第二天，金庸离开澳洲。
5 ·.
1995年9月，中国武侠小说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武侠小说评奖大会，评委包括冯其庸、陈墨、罗立群、冯育楠、周清霖等人，都是一些知名的“侠坛”专家学者。
梁羽生和金庸共享最高荣誉“金剑奖”。这是国内文艺界对两位武侠小说家的承认和接受，同时也是对两位大侠“武林”地位的肯定。
金庸曾专为此事去信告诉远在悉尼的梁羽生：“文统吾兄……北京有‘武侠文学研究会’赠兄及弟‘金剑奖’大奖各一，弟以病躯软弱未克前往参与。你我双剑合璧，原当天下无敌，只可惜分隔异方无法合璧乎。雪梨一棋大快平生，今后当再设法续弈。弟良镛。1995年10月15日。”
在文坛上两位“大侠”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各呈异彩。在生活上他们是惺惺相惜，互相关爱，随着岁月的叠加更显珍贵。
6 ·.
1999年，金庸于香港跑马地“雅谷”宴请梁羽生夫妇，同席有《大公报》旧同事曹骥云夫妇及作家陶杰、孙立川。后由天地公司诸高层作陪由港赴穗，再访肇庆、中山市诸地，于鼎湖山散策。
孙立川先生原籍福建泉州，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留学日本10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九十年代中期移居香港。曾在《明报》月刊任高级编辑，《香港明天会更好——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就是他翻译、整理的。
孙立川是天地图书公司高层中除刘文良外与梁羽生接触较多、感情较深的一位。梁羽生这次回香港不久，孙立川遇见了金庸，便告知梁羽生返港一事，金庸即提议说：“不知羽生兄何时有空，我想请他一聚。”孙立川马上告诉梁羽生，当下确定，聚面地点在跑马地的“雅谷”，金庸做东。出席宴会的除金、梁夫妇外，还有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曹骥云夫妇，及儿子曹捷（笔名陶杰，香港作家）夫妇，及孙立川，大家相聚甚欢。金庸同梁羽生原本约好下棋，未料金庸突患感冒，甚觉不适，下棋之事只好作罢。
7 ·.
自从1987年梁羽生回乡建议家乡开发旅游，办无烟工业后，蒙山当局也曾做过努力，相继建设了一些适合旅游的景点，但知名度还是不高。
于是在经过梁羽生先生同意后，一致通过将鳌山风景区命名为“梁羽生公园”。并要求有关部门，征集梁羽生先生留在家乡的文化实物，尽快做出公园建设方案。请谁来题写园名呢？大家想到闻名天下的金庸先生，社会上都流传梁羽生和金庸如兄弟般友好，但蒙山这小地方如何能和他联系上。只好请教梁羽生，梁羽生说：“金庸，熟悉。你们找刘文良办吧。”
于是县政协给金庸写函，由刘文良先生转交孙立川先生呈给金庸，函文如下：
关于请求帮助题写“梁羽生公园”园名的函
尊敬的金庸先生：
为了弘扬与光大中华文化，并经梁羽生先生同意，最近广西蒙山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梁羽生先生自小喜欢攀援，从此立下“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大志的蒙山县城近郊鳌山风景区筹建“梁羽生公园”。我们从多种传媒得知，先生与梁羽生是多年的故交好友。当年同闯“武林”相互响应，把华文文坛闹得轰轰烈烈、精彩非凡，四海扬名，你们共同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特请求先生为“梁羽生公园”题写园名。冒昧了，敬请原谅，万望先生答应这一请求，梁羽生家乡的人民感谢您。
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蒙山县委员会
2002年元月22日
不久，县政协收到天地图书公司刘文良先生转寄来的金庸先生题写的“梁羽生公园”墨宝，笔画别具特色，苍劲有力。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先生在落款时特写了一个“敬”字，一字道出了梁羽生所说的“熟悉”程度，何止熟悉，这是英雄重英雄，英雄惜英雄！他们是真心英雄！
8 ·.
人生无常，想不到的事随时发生。
2006年12月28日夜，梁羽生中风入院，经救护，转危为安。转往九龙医院。梁羽生住院期间，好友金庸先生夫妇、罗孚先生夫妇、黄苗子先生、《大公报》老同事曹骥云先生夫妇、陈风如先生等到医院探望。
金庸夫妇是第一时间到伊丽莎白医院看望的，刚好太太林萃如不在，金庸与梁羽生交谈后，还是不放心。走的时候，他留下一张字条，大意是梁羽生在香港是在旅途中(梁已移居澳大利亚多年)，如遇到什么困难，都告诉他，他一定帮忙。
杨健思女士说：“金庸是怕和梁羽生说过后，梁羽生忘记了，留下字条是为了让家里人看见。”可见金庸对梁羽生多么细心，这张字条后来就保存在杨健思那里。
后来有些记者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金庸给梁羽生留下了一张没有银码的支票，意思是梁羽生填多少数额都可以。媒体的炒作有时往往使人哭笑不得，但一张字条可印证金庸对梁羽生的关怀之情，他们从青年时就积累起的感情是如此之深。
9 ·.
2009年1月31日上午，梁羽生的葬礼在澳洲悉尼市北区麦考里公园的公墓举行。老朋友金庸特地委托代表为梁羽生献上花圈，挽联上写着：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同时金庸先生写下一篇悼文：
《痛悼梁羽生兄》
春节刚过，传来噩耗，梁羽生兄在澳州雪梨（悉尼）病逝。在刚得到消息的前两天，我妻子乐怡和他夫人通了电话，还把电话交到我手里，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很响亮，显得精神不错，他说：“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精神还挺旺健，脑筋也很清楚的他，很快就走了。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州一次，跟他下两盘棋，再送他几套棋书，想不到天人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浓浊的语言了。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幅很粗糙的挽联，交给秘书吴玉芬小姐，转交梁羽生夫人：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如果他能亲眼见到这幅挽联，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明明金庸是我后辈，但他名气大过我，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我和他同年，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自愧不如”，他一定会高兴的。他嘴里会说：“你自谦，自谦，好像下围棋，你故意让我，难道我不知道吗？哈哈。”
10 ·.
梁羽生与金庸两人都是超级棋迷，一下起来就把世界置之度外，眼前只有黑白两色。
有一次梁羽生在金庸家中下棋，两人是一手拿烟，一手下棋，室内烟雾弥漫，“厮杀”得情急时梁羽生没有把烟头丢到烟灰缸里，而是丢在了室内的地毯上，两位老友都没察觉，还以为是抽烟的烟雾。不远处的查太闻出是烧焦了的地毯味，不觉大惊，急忙跑了进来，发现地毯上已经烧出了几个大洞。两位老友相互对望，先是无言，后是一笑，接着又“厮杀”起来。
“好像下围棋，你故意让我，难道我不知道吗？哈哈。”
如今，这个为梁羽生写下悼词的金庸先生也去了。再读这份悼词，倍感心酸。
相逢在天堂，再下一盘棋吧。
金庸先生，走好。
【杜南发与金庸】
金庸走了，新加坡痛失江湖老友
刚刚，香港媒体报道，金庸逝世，享年94岁。
短短几分钟后，武侠小说泰斗去世的消息，便登上了微博热搜。
据与金庸交往较密切的一些朋友说，老先生已逾九旬高龄，近几年来身体健康不佳，一般是卧床，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好。如今辞世，身边的亲友虽心中悲痛，但并不感觉意外。
全世界，能讲华文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文字流传。
有人说：“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
金庸去世，全球华语读者的悲哀。他的作品立足于香港，作品流传于海内外，无论身在何方，华人读者都同享一脉相传的中华武侠文化的精神空间。
为了看他的书，很多相对华文基础薄弱的海外华人，也逐字逐句疯狂提高“华文阅读量”。
（李高豊，笔名阿果，新加坡著名的绘本作家）
《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咏梅，甚至称“如果没有他，很多的华文不会好”。
新加坡还翻拍过金庸多部经典之作！范文芳版的《神雕侠侣》，让小龙女一度成为了本地人心中最经典“玉女”形象。
新加坡版的《笑傲江湖》也成了本地难以逾越的经典之作。
郭靖、黄蓉、胡斐这些人们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人物，从2006年出现在新加坡中学的华文文学课当中。
南洋一带，尤其是新加坡作为华人聚居地，与香港遥相呼应，也成为金庸重要的活动地，留下了许多故事和老朋友。
新加坡退休报人、历史学家杜南发接受新加坡眼采访时怀念说，“金庸外表严肃，似乎不苟言笑，其实是个’冷面笑匠’，在和好朋友相处时，常会爆出风趣笑话，也很重感情。记得80年代初有一回我和他及几位好朋友在珊顿道一家苏联餐馆吃饭，大家相约在菜牌上写留言，他写的竟然是‘请吃家乡菜’，签名‘查可夫斯基’，大家都笑开了。”
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金庸好友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
“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后，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轰动东南亚华人圈的1993年狮城大专辩论赛（后来参加决赛的复旦大学队还为此出版过一本畅销书《狮城舌战》），裁判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金庸本人。
录制时，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亲自颁的奖。复旦大学辩手，获“最佳辩论员”称号的蒋昌建，现在仍经常在电视上露脸，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主持人。
现在已经是教授的蒋昌建缅怀说：“那年，我们诠释人性本恶，但他终究相信人性的美好。在他的著作里，美好的人性让你总会得到释怀的结局，关键这人性的背后，不只是原则与信条的坚韧，更有意趣与风味的争奇斗妍。大师，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武林的风风雨雨，也许换一种风格，那有霞光万道，千生万世的欢笑……”
据本地作家罗伊菲回忆，因为其先生郭振羽教授（也担任过舌战狮城评委）主持过金庸在新加坡的讲座，与新加坡文化名人李廉凤还邀请过金庸到家里作客。金庸文笔幽默风趣，私下初次相处时，看到真人却正儿八经，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听闻噩耗，新加坡媒体人萧炜深翻出当年采访金庸后，获得作者签名馈赠《神雕侠侣》。那时，萧炜深是Television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现为新传媒）驻香港特派员。
金庸大侠走了，新加坡少了一位常常到访的老友，武侠世界也便得不再热闹。也许人生就是一场大闹，然后，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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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讲述新港台文人交往那些事儿
新加坡眼2015-11-28
新加坡眼按：这是中国《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2012年采访新加坡著名文化人媒体人杜南发的稿件。此次重新转载，里面提到新加坡与华文世界尤其是港台文化圈的互动交往，仍然有许多趣事，也是一桩桩佳话。
杜南发现任《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的统筹总编辑，他的办公室挂满名人字画：何绍基、郑孝胥、溥儒、周作人、丰子恺、沈从文、曹聚仁……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郑子瑜身后由杜南发收藏。金庸赠给杜南发的书法是“诗圣主国，朱雀腾飞”，可视为一个谜面，谜底是“杜君南发”。杜南发说，他基本上不用“收藏”一词，他喜欢的字眼是“缘聚”：“很多东西不一定非强求不可，有缘碰到，总会圆上。”
杜南发祖籍福建晋江，1952年生于新加坡。1973年报考南洋大学时，杜南发的兴趣是经济，但成绩不够，只能进文学院，没想到全心全意读中文后，杜南发慢慢读出了兴趣。大学时候的杜南发钟爱写诗，日后出版过《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两部诗集。
大学毕业后，为等一份赴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杜南发要找份暂时的工作，刚好一位南洋大学的师长认识报界朋友，便介绍他到《南洋商报》当翻译。1977年，杜南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开始上班。后奖学金因故未能拿到，加上报馆上司认为他应该去做记者，杜南发便在报社留了下来。当记者时，刚好报馆出了一份新的小型报纸《快报》，初由老一辈编辑主持，销路不太好，便让给年轻人，杜南发大胆改版，屡创新意，很快销量上升，让他发现报章新闻在严肃之外的创意趣味。杜南发紧接着向报馆领导建议，试编一个供年轻人表现新意的文艺副刊园地。总编辑说：“大报的文艺副刊很重要，不能给你们这些小毛头拿来玩。《南洋商报》有一个小开《南洋周刊》，就拨个版位给你们试看看吧。”杜南发为这个新副刊取名《浮雕》，最开始几期，整版的稿件都是杜南发一个人顶，换不同的笔名写诗、小说、散文、评论，还根据新闻写海内外文化动向，引进版面设计的新概念，反响良好。最终，报馆高层决定让杜南发负责《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杜南发一接手，就给副刊取新名为“文林”：“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就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
杜南发说，他的文学引路人是大学时的老师王润华，王润华介绍他认识了有“小巨人”之称的台湾著名出版人沈登恩。后来，柏杨出狱后第一次获准离开台湾，便是由《南洋商报》邀请到新加坡访问。台湾当局要倪匡做担保人，倪匡一到新加坡就找杜南发，因为沈登恩告诉他：“到新加坡，你一定要找这个人。”畅谈后，柏杨、倪匡都建议杜南发到台湾采访。杜南发向报馆提出到台湾和香港采访名家的计划。
台湾之行中，杜南发采访了陈映真、高信疆、痖弦等人，也结识了古龙、高阳等许多作家。当时正是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鼎盛时代，两大报的副刊主编高信疆和痖弦都成为杜南发的好友。如今高信疆已故，杜南发回忆：“高信疆是我公开承认的启蒙导师，那次访问对我是一个启蒙，眼界大开，观念大开。之前我负责副刊，观念比较传统。高信疆告诉我，副刊可以是整个报纸中重要的一环。副刊的‘副’字，不应该只是附属的概念，可以是一个主导的概念。”
台湾之行计划中，杜南发还想找台静农谈谈鲁迅，无奈威权政治还未解冻，台静农答复：“千万不行！”随后杜南发到香港采访，倪匡带他去采访金庸。事后倪匡才告诉他，金庸先是拒绝：“我接受访问多了，没有什么意思。”倪匡劝：“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是下逐客令。”结果相谈甚欢，金庸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这批台港名家的访谈录后来结集成为《风过群山》。
杜南发认识董桥是因为女作家蒋芸。“我们那时候都叫蒋芸作‘蒋清秀’。她负责一本《清秀》杂志，在香港很有名，董桥在那儿写专栏。”多年后，杜南发和董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画鉴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中国教授在新加坡办展览，杜南发到现场，看中一幅吴湖帆的作品，当时月薪才不到两千块，那幅画要价四千块，但他实在喜欢，便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慢慢研究，越研究越发现不对，后来找行家来看，才知道花两个多月的薪水买了一件赝品。杜南发心里很不舒服，苦读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算是入了门道。
1993年，杜南发在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的《国宝浮沉录》初版。此书印刷质量不高，但杜南发读得津津有味。两三个月后，杨仁恺刚好到新加坡，杜南发去采访，直接问起他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杨仁恺觉得很惊讶。一席谈后，杨仁恺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作报道。杜南发专程到了沈阳，杨仁恺亲自带他到库房里，把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后来，杜南发出版古书画记《美的足迹》，杨仁恺作序。
回顾人生，杜南发自认兴趣转过三轮：早期喜欢政治、经济、科技；大学之后开始写诗，后来到了报馆，也算跟文学在同一条线上；中年以后喜欢书画。在品评结缘的风流人物后，他感慨：“历史上太多浮浮沉沉的故事了。当年很红的人，后来可能不行了，当时无人问津的人，后来发现是个人物。每个时代有世俗的价值，跟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当代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可是，经过长时间，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位置，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一切都逃不过时间。”
新加坡报业避免竞争，保持
独立
“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都不要”
时代周报：1973年你到南洋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人文气息厚重吗？
杜南发：我觉得南洋大学是一个很有人文风味的大学。南大创校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历史因素，当时未能从中国大陆聘请学者，中文系老师多来自港台和海外，像凌叔华、苏雪林、刘太希等，南洋大学和三大学院的题名书法也请当时在台湾的于右任题写，建校纪念碑则由佘雪曼所书。
我70年代初就读南大，中文系老师主要来自台湾的政大和师大，或早年由大陆到港台的学人。我那时最著名的教授是以研究庄子闻名的王叔岷和甲骨文专家李孝定，都是30年代北大出身的学者。或因李孝定的古文字学太艰专枯燥，王叔岷的庄子较有空灵情趣，当时同学多喜欢王叔岷，认为王高于李，都说王叔岷是镇系之宝，现在回想起来，两位都是一代名家，各领风骚，实在不应如此轻率乱分高低。
在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当代比较文学的王润华两位老师。“古王”让我真正领略中文之美，“今王”是引我走入现代文学创作世界的恩师。我们是在第三年才能修王叔岷的课，他以研究《庄子》闻名，当年他在台大讲《庄子》，上课时窗口都挤满人潮，被誉为“说《庄》惊动杜鹃城”，我们都很希望他开《庄子》课，不料系里列出的课竟是无人知晓的《刘子》！我们找遍诸子百家也无此人，到开学时才知道原来是南北朝的散文家刘晝。那真是一个心灵震撼、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原来做学问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冷门僻处发现精彩，就如《刘子新论》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美丽六朝文字。我们读的是收录在《四部刊要》杂家轶书部分的抽印单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选四五篇，就讲了一整个学期，自然十分细致深入。这堂课，对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认识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词，用“含”字形容光华内蕴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内外有别，概念形象生动，可见中国文字内涵之美，难怪古人有“一字师”之说，每字每句都得认真讲究，运用得宜，每个字都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文学，讲究的就是文字。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林语堂任南洋大学第一位校长的历史？
杜南发：我觉得林语堂对不起南大。创办南洋大学的领导人陈六使想把南洋大学办成一个好大学，当然想请著名的学者来当校长，因为上世纪50年代已经不可能请大陆有名的学者过来，有人建议请人在美国、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他真高薪把林语堂请来了，没想到林语堂没有从华侨苦心建校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所初生待哺、需要培育成长的新生大学，而是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南大，一来就高姿态要求按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准办校，包括薪水、学制等都要一夜改变，道不同不相为谋，陈六使不愿南大蒙受损失，自己掏腰包赔了林语堂一大笔钱，请他走人。
林语堂完全不愿理解南洋华人建校的苦心和地方实况，离开后还在台湾报章上把问题政治化，以“反共有功”自居，就这点而言，我就觉得他在道义上不对。所以，身为南大生，我有好几次遇见林语堂的书法，价钱也不贵，但我完全不愿收藏，讲难听一点，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我都不会要。这不是金钱上的问题。
写诗要有“人间味道”
时代周报：你在大学有许多诗作，工作以后还写吗？
杜南发：刚进入社会时感触较多，写了不少，现在只偶尔写，多未发表。早年我特别喜欢杨牧和郑愁予，近年反而喜欢戴望舒的一些诗，尤其是像《萧红墓畔口占》那样的短诗，简简单单，平淡中见深味。太过花哨的诗，像徐志摩，虽然很美，一下就让人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浓得化不开，心就静不下来，只有平淡中见味道才是真味，有心灵宁静之美，深情自在，便有人间味道。所以近年来，我也尝试写短诗。
时代周报：我访问痖弦先生，他早年写过诗，但他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他认为现在写一首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老实讲很渺茫，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杜南发：当年他也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写诗要胸无片云才行，搞报纸杂务太多，我却觉得这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我的人生观早期受存在主义影响，后来是佛家的“活在当下”。因为人虽有过去现在未来，但真正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其他你都管不到，既然管不到就不要为其所困扰，认真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就好。
所谓生活，生是状态，活是态度，人既然必须生活，就应该活字当前，即使未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仍应如禅宗说的“活泼泼来去无牵挂”地去做，所谓境随心转，一转即活，就是快乐。所谓快乐，不是大吃大喝有钱就很快乐，快乐是一个知足的状态，因为知足，才能从容而自在。但快乐和知足的前提必须是认真和清醒，认真才会明白究竟，清醒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否则只是官能的堕落，心灵的失落。我做任何工作，包括收藏、写作，都是这个心态。
所以，说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或说能够引领时代，都行，重要的是要有认真去做的态度，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活在当下，尽我们的本分，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机缘，就能自得其乐。
时下报纸副刊，实用性取代文艺性
时代周报：你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新加坡的报业为什么发展到现在集中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一家？
杜南发：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有多家大小报纸，我1977年进报馆时，华文报就有四家：《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是大报，《新明日报》、《民报》是属于销量上比较少的报纸，还有一些更小型的报章如《国际时报》等。因竞争激烈，新闻品质较差，小型报纸陆续关闭，大报盈利也很薄。随语文教育的政策改变，当局担心华文报成为夕阳产业，就主动说服报业进行合并，先是华文报合并，继以华文和英文报业再大合并，才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
据我所知，这一系列合并，应是亚洲报业史上的创举，报业控股的成立，有效的经营，维持了市场秩序和提高专业水平，成为行内的学习对象，例如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报业集团之前，广州、上海、北京就有许多同业都到报业控股来考察研究这一经验。
时代周报：在这种格局之下，现在新加坡的报纸存在竞争吗？
杜南发：新加坡有独特的建国模式，有人简称之为务实＋成效，我觉得新加坡报业的经营模式也有这个特色。报业控股管理统一，避免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但各报编辑部却是独立运作，财务也独立计算，因此就得遵守市场力量的规律，优胜劣汰，就得保持专业上的竞争。这一体制，兼具弹性和稳定，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其独特性或许外人难以理解，但新加坡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也是如此与众不同吗？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新闻管制严不严？
杜南发：不能够说没有管制，毕竟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媒体，各媒体至少都会受到公司老板利益的“管制”。但新加坡是属于“依法管制”，主要有国家法规、社会法治和内部自律三大部分。例如绝不能逾越种族、语言和宗教这几大敏感红线，大家都明白和同意这是新加坡立国的基本社会原则；此外主要的“管制”就是法律，有触犯就依法解决，编辑部的“自律”就是为了守法，避免触犯法律。当然还有市场规律的“管制”。
时代周报：新加坡有没有狗仔队？
杜南发：新加坡重视合理的隐私权，法律很严，不能像狗仔队一样跟踪、肆意揭人隐私，否则就要面对法律后果，社会舆论也不会赞同，最终会影响传媒的形象和市场利益。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金庸那个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南发：金庸是属于市场型的文人办报，早期的文人办报如梁启超、章士钊等都是为了推动政治或社会改革理念而办报，目的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盈利。金庸是很清楚市场力量的，所以他最早创办的就是一份以中下层读者为对象的消闲性都市报，《明报》和最后的《现代日报》也是同样的考量，他是很精明的经理人，有现代经营理念，业务管理抓得很紧，连他的好友倪匡要加点稿费都得和他“斗法”。《明报》后来成名的文化定位，当然和他是知识分子有关，但也是因时应势，是一种对市场空间的准确把握，如后来林山木办《信报》，也是一种独具匠心的有效定位，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应该都是属于文化型企业家，有如苹果的神话英雄乔布斯把握人性美学的市场定位创新。
其实报章的性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都是一种供需关系，如在鲁迅的时代，社会仍延续清末以来重文的风气，上海报章就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要看武侠小说，所以文艺副刊都登武侠小说。后来武侠小说连载没人看，就不再有这样的内容出现。今天大家都想要投资，要看娱乐，报章副刊版位都登股票投资和娱乐八卦去了，现在的报章杂志，所谓“实用性”副刊早已取代文艺副刊，这是时代的变化，有需要就有供应。有什么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因为大众传媒是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必须反映这个社会。如果今天社会文化大兴，商人办报的方针就会立刻变成文人办报了。
但报章在性质上还是一份文化商品，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都是一种定位的选择，是由社会和市场决定的。
互联网影响报纸，应“感到兴奋”
时代周报：今天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在新加坡表现得明显吗？
杜南发：这种影响必然会发生的，但就目前的情况，冲击还不算太大，主要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地方小，报纸容易拿得到，且提供很多本地新闻，互联网不一定会有，加上互联网消息泛滥，真假混杂，可信度是个问题。
我觉得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要看本质而非表象。本质上两者都同样是传媒，只是载体不同。作为载体，纸张一定不如电子，迟早会被取代，但真正的竞争却是在内容的价值上，传统报纸内容最大特点就是可信度。例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街头的餐馆都不太碰，因为没有把握，要安全就会选择比较正规的餐馆，因为其所提供的食物品质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可信度。
因此，未来的电子媒体世界，还是会分主流和非主流，其分野就是可信度，就如当今社会的名牌崇拜。名牌价格昂贵，虽有因虚荣心而产生的泡沫，但也有一定的品质保证，没有好品质的名牌是站不住的。所以可靠的品质和价值，是未来媒体存活的很大因素。从媒体行业来说，新媒体并不可怕，它只是改变了载体和一些游戏方式。
时代周报：很多老报人对报纸的前途都蛮悲观的，讲起来特别伤感。
杜南发：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庄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叫你换一个观念来看，一个空碗，似乎一无是处，却可以是有无限可能的空间。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应该从本质上去理解。报人的角色是提供精彩的报道和观点，载体或经营形态的变化，不应该影响这一本质。或许我们可以对报纸这一载体的前景悲观，但没理由对传媒的角色感到怀疑，甚至应该要对电子新载体所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感到兴奋才是。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改变运作观念，包括营运模式，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机会身处其间，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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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星洲办报绝招 《笑傲江湖》即撰即印
发布/2016年8月24日 3:30 AM
文/赵晓彤
来自/联合早报
查良镛于1967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新明日报》连载《笑傲江湖》，图为第十四回《孤山梅庄》手稿。
Sina WeiboEmail
曾美玲 曾宪隆 杜南发／图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017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杜南发说，1982年金庸带着一班朋友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所以他们住到一半便全部搬到文华酒店。那个星期，金庸是去度假的，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酒店里玩show hand，杜南发不懂玩，就看着他们玩，他发现金庸很沉得住气，赢得较多。
以后，金庸每隔一两年都会到新加坡休息一趟，每次都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花园翼套房，都会约杜南发见面。多年来，无论人前人后，杜南发始终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是因为尊重。“查先生每次都会带一个大行李箱来，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书，他其实是来新加坡看书的，很少外出，出去可能也是吃个饭，很少观光。我觉得他主要是换个环境吧？因为家里是一个环境，到外面是一个环境，而且当时还没有用手机，受打扰的机会不大，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啊。”
外表文静内心活泼
杜南发说，金庸的性格就是静。“查先生的真正内心是蛮活泼的，但外在性格就很安静，甚至有点腼腆。你跟他讲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好地交流、沟通，他一般的回答都是很短的，不会长篇大论。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到新加坡来，多数时间都在酒店房间，就没有说会特别喜欢到哪些地方，特别喜欢找哪些人，特别喜欢吃些什么。”杜南发记忆中，金庸早期到新加坡多数住国泰酒店和莱佛士酒店，后来是文华酒店，80年代以后就一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到新加坡主要是到《新明日报》报馆。
金庸与新加坡报业的渊源很深。杜南发记得金庸在1960年代初就跟当地的《南洋商报》合办一份《东南亚周刊》，逢星期日随《南洋商报》赠送。“这表示在这之前他们已有来往，因为出版一份刊物总要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当年通讯不方便，所以金庸是一定会到新加坡来的。当时新加坡就两份大报，一份是《星洲日报》，一份是《南洋商报》，而《南洋商报》跟香港的关系比较深，当时它有驻港办事处，曹聚仁、鲍耀明都曾在里面工作。”他记忆里，这本周刊出版了两至三年。
1967年，金庸与新加坡的驱风油大王梁润之，每人出资50万新元创办《新明日报》。“新”是梁润之原本在当地创办《新生日报》的“新”，而“明”则是香港《明报》的“明”。杜南发表示，很多人以为金庸是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才会到新加坡办报，其实那是时间上的巧合，据他所知，金庸在1965和1966年，已多次到新加坡考察当地报业。“金庸是纯粹从一家报社要扩展业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时候，他已有跨界办报的概念，就是要走出来，扩展到境外。”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当时所用的许多材料，包括副刊、中国动向的新闻特写等，都是由香港《明报》供稿。金庸原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武侠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的，在《新明日报》创刊后，金庸便在《新明日报》独家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第一篇是《笑傲江湖》。为了让这份报纸更有优势，金庸甚至空邮最新的小说到新加坡，让《新明日报》比《明报》提早三天刊登。
新加坡《新明日报》出版后不久，马来西亚版也出版了。最初，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共用同一版面，后来因两地政策不同，便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与《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惟副刊、小说稿件仍是港、新、马三地共用。杜南发说，金庸认为在新马两地办报较香港困难，但创报不久，《新明日报》已是当地销量最高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眼光独到虚心学习
杜南发说，1970年代末期，新马两地政府修改法例，规定外国人不可以持有本地报章超过百分之三股权，金庸便把自己的股份全部卖出。杜南发笑言自己是“吾生晚也”，来不及见证金庸在新加坡报业叱咤风云，也来不及与他共事。不过，在两人的相处中，他总是感到金庸十分关心报业的发展。他记得有一次，金庸夫妇到新加坡，杜南发请他们外出吃饭，那时刚好一个报贩在卖《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时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南发，买了报纸送给金庸。金庸低头翻着报纸，说：“香港如果再出版这种报纸，应该会受欢迎。”杜南发点头同意。那是1990年，香港的夜报只剩下寥寥一两份，而在新加坡的晚报市场，却因为《新明日报》与《联合晚报》互相竞争，迸发出许多火花而令市场蓬勃。“我觉得当时香港仍是有晚报市场的——我说的是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代，晚上，香港街头人来人往，而且满街都是报摊，如果有这样一份报纸，内容又捕捉得好的话，是有市场的。”杜南发说。
一个月后，金庸再到新加坡，在香格里拉酒店住了一星期，天天都买《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还特意到报摊看报贩怎样卖报、哪些人在买，仔细研究。1993年，明报集团在香港推出小开报纸《现代日报》，但出版仅一年，于1994年停刊。
“这份昙花一现的《现代日报》，原来跟新加坡的《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有一份因缘、关系，其实当时查先生已经准备退休，但他仍然关注《明报》，关注报业的发展，这反映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即日撰小说防外泄
金庸的报业大本营始终是香港《明报》，所以即使经营《新明日报》期间，也不会常去新加坡，当地报社也没有一间金庸专用的办公室，他也没有安排一张属于自己的椅子。每年，他会过去一两次，住在酒店，下午回到报馆，办事时就坐在总编辑的位置，多数时间坐在总编辑办公室内的沙发看书、看报纸。
唯有一次，金庸在新加坡住了整整一个半月，就是“六七暴动”期间，杜南发因而知道金庸在这段日子是怎样写小说的——此事是报馆前辈林玉聪告诉杜南发的。“那一个半月，金庸基本上天天都来《新明日报》，来往的路线就是报社跟酒店，当时总编辑怕金庸的小说内容会泄露出去，就叫小说版编辑林玉聪搬进总编辑的办公室。林玉聪看着金庸每天下午两点多回来，回来后就在沙发那边坐一坐、看一看报纸，然后到总编辑的位置开始写小说。”那时候金庸在写《笑傲江湖》，他把原稿纸平放在桌上，抽一根烟，构思小说，想好以后便开始动笔，排字房的同事就在门口等候。金庸每天写三张原稿纸，每天非常精准地写1200字左右就停笔，写好第一张纸便立即交给排字房同事拿去发排，写好第二张纸又立即交给同事……“当然，同事排字后会打印出来给他看，但他的习惯是写完就停，没有多写，没有提早写，都是当场写，写完也不会重看——他的原稿改动很少，这表示他的思想很缜密。”杜南发说林玉聪保留了金庸十多天的手稿，在2007年全部转让给杜南发。
访问当天，杜南发特别带来一份金庸的手稿，内容是报章连载版《笑傲江湖》第十四回《孤山梅庄》。40多年过去，薄薄的稿纸已微微泛黄，而纸上的文字仍然干净清晰。杜南发仍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手稿，如在保存一段新加坡报业的岁月，一段相识相知30载的情谊。
【第六回 专访杜南发】
杜南发与金庸，因为一个越洋访问而相识。那是1981年春天，下午，来自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副刊主编杜南发与倪匡同行，按响了香港半山区金庸家的门铃。应门的正是金庸，他的国字脸上布满亲切笑意，给杜南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尊笑意盈盈的弥勒佛。他们走进那个四壁皆书的客厅，杜南发靠近书柜一看，大部分是有关佛教的书籍——那时，金庸正潜心研读佛学。金庸笑道：“大家随便聊聊好了。”他们从创作谈到文学观，谈到宗教信仰，不知不觉来到晚上，金庸邀请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一起晚饭。杜南发比金庸年轻差不多30岁，金庸却感到与这个年轻人很投缘，翌年还特意到新加坡找他。以后每到新加坡，总是会找他。转眼便是30多年，如今杜南发头发已半白，他们仍是好朋友。
关于杜南发
新加坡资深报人、作家。毕业于南洋大学文学院，上世纪70年代加入报界，先后任职于《南洋商报》《快报》《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并参与华文报改革。2014年从《新明日报》退休，退休前为《新明日报》及《联合晚报》与联合新闻部统筹总编辑。著作包括《古寺温泉》以及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等。现在的社会服务职务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主任。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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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金庸对匈奴史感兴趣曾想写历史小说
发布/2018年10月31日 3:30 AM
文/谢燕燕, 侯佩瑜
来自/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新明日报》1967年3月18日创刊时，金庸（中）与梁润之（右二）在创刊酒会上的合影。（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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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查良镛的金庸，除了在香港创办《明报》，1967年更在新加坡合办了《新明日报》。他除了是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新加坡最深厚的渊源，是他找上本地风油大王梁润之，于1967年合资创办《新明日报》，而在多年后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的本地文人杜南发，则是金庸在新加坡交往甚密的知交。不过杜南发认识金庸时，还不是《新明日报》总编辑，而是《南洋商报》副刊主编。
聊起汉军与匈奴战役 萌生写历史演义小说念头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除了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还是华人世界里的著名文化人和报人，是香港《明报》创办人。他在1966年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只有两份华文日报，于是萌起在新加坡办报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的《新明日报》。
杜南发昨晚受访时也谈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便是在金庸停止写武侠小说后，杜南发曾说服金庸改写历史小说。
杜南发回忆说，有一次金庸来访，和往常一样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两人见面时聊起近况，杜南发当时正在研究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两人由此聊到汉军与匈奴之间的战役。金庸当时很感兴趣，杜南发便建议他写历史演义小说，金庸当时兴致勃勃，认为写历史演义确实有意思。
杜南发说：“可惜的是金庸后来太忙，又或者因为其他各种原因，他虽有兴趣却始终没执笔。”
那次闲聊勾起金庸对匈奴的莫大兴趣。杜南发说，金庸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原本是要写匈奴历史，后来却因为他看不懂其他语文的原材料和历史文献而作罢，只好改而研究唐朝历史。他研究的是唐代东宫太子拥有军队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带一行文友游新 杜南发天天做伴
杜南发说，他是在1981年担任《文林》主编时，在倪匡的引荐下到金庸位于香港半山区的住家登门造访。原本拒绝受访的金庸，和杜南发聊开后谈得很投机，两人从下午2时多谈到傍晚时分，金庸还邀杜南发与他的家人及倪匡、温瑞安等一起用晚饭，大家聊到晚上10时方散去。
隔年金庸带了一班朋友来新加坡度假，杜南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当中包括倪匡夫妇、沈登恩夫妇、高信疆夫妇、董千里夫妇等人。最初他们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后来因为沈登恩爱吃文华酒店的鸡饭而搬到文华酒店。
杜南发记得1982年之后，金庸来新的次数不多，但也有好几次。每次来，两人都会见面聊天，而他到香港时，只要联络金庸，对方一定请他吃饭。
1993年，杜南发出任《新明日报》总编辑时，还和金庸通了电话。金庸在得知自己交往了10余年的新加坡朋友即将出任自己当年创办报章的总编辑时，特地致电恭贺一番。
《新明日报》在2007年庆祝40周年时，杜南发带领当时的新明团队出版新明日报40周年典藏书《重新发现——城市新闻的时间旅行》，还飞到香港把新书送到金庸手上。他记得那时的金庸，行动时手持一支很精致的手杖。
2016年6月15日至2017年5月31日，配合香港文化博物馆成立常设“金庸展厅”，香港《明报》策划了《金庸专辑》，每隔两个星期刊出，详述金庸办报和写武侠小说的种种。《联合早报》当时曾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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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2018/10/30 维加斯新闻报
金庸新加坡办报 文人风格以天下为己任
（中央社）新加坡报人杜南发今天表示，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星创办「新明日报」，以文人办报，发挥知识分子力量；在印尼，金庸小说翻成印尼文，许多词汇是用闽南语音译。
香港「明报」今晚7时28分在网站张贴短讯，表示「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媒体报导，金庸今天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亲友随侍在侧。
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今晚表示，他与金庸从1981年相识迄今，平常往来密切，是很好的朋友。金庸最大贡献是在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
1960年代的新加坡媒体仍属于传统南洋报纸型态，金庸创办新明日报，成功带进香港媒体经验与特色。
杜南发说，新明日报是新加坡都市报中重要报纸之一，对新加坡华文报业扮演重要角色。金庸一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法令改变才卖掉股权，退出新加坡报坛，但仍关注新加坡报坛发展。
对于金庸的角色，杜南发认为，金庸是很成功的文人办报，或文人企业家，始终如一地扮演知识分子角色。金庸虽然在企业营运上是企业家，但观念与知识上仍拥有知识分子角色与良知，他不是传统的书斋文人，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胸襟与抱负的知识分子，用这种态度经营报纸，报纸自然能发挥独特的文人风格。
杜南发强调，知识分子大多著书立说，金庸则以办报纸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展现参与社会的积极精神。
新加坡文字工作者陈士铭表示，金庸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非常活跃，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有非常多的忠实读者，老一辈新加坡华人茶余饭后讨论他的小说情节。
他说，虽然年轻一辈新加坡华人多半不了解金庸曾在新加坡办报这段历史，然而，新明日报至今已成为新加坡非常重要的晚报之一，报导第一手的重要政经与社会新闻。
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也爱看武侠小说，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有梁羽生、金庸的印尼文小说连载，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等都有印尼文版出版，直到80年代还有新译本出现，广受欢迎。
39岁的印尼资深媒体人邱烈丰表示，他听长辈说，在他出生之前，金庸的印尼文小说在当地就广为流传，只是翻译者未注明是金庸原著作品，像是印尼华人许平和（Kho Ping Ho）就是早年大量把金庸小说翻译成印尼文的译者，后来转而成为印尼武侠小说名家。
邱烈丰举例，像是「碧血剑」的印尼文版名为「金蛇剑」，「天龙八部」则变成「大理国的英雄」，在印尼也没有注明是金庸的作品。
邱烈丰说，金庸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被翻译成印尼文发行，至今仍被保存。
金庸武侠小说的印尼文译者大多是印尼土生华人，而土生华人多是闽南人的后代，所以在翻译金庸小说时也多用闽南语的音译，像是「射雕英雄传」变成Sia Tia Uwenghiong，男主角郭靖的译名变成Kwee Ceng。
在小说人物的称谓上，闽南语发音的「师父」是Suhu，女侠则是Lih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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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请他吃饭，并叫温瑞安来作陪，古龙拉他上车当“人质”
原创上上微览2018.10.17我要分享
文 | 李坤
我是偶然读到《古寺温泉》，才知道杜南发先生的。
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资深报人，作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
杜南发与倪匡友善，到香港时就住在倪匡家里，是唯一受邀在倪匡家住宿的朋友。杜南发要采访金庸，金庸因为要求采访的太多，不大愿意接受。倪匡说：“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就是下逐客令。”
结果金庸不仅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
杜南发写了《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后被沈登恩先生编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一书。
金庸后来写给杜南发八个字：“诗圣主国，朱雀南飞”，其中隐藏着“杜君南发”四个字。
杜南发有一次去台北，倪匡和女友开车到机场接他，柏杨在酒店设宴。古龙不请自到，忽然出现，当场把所有的人都拉走。杜南发是客人，古龙就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当“人质”，倪匡等不能把客人扔下不管，只得紧跟古龙的车。古龙一进家门就把大门锁了，随手把钥匙一丢，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大家立刻傻了眼：没有钥匙出不去！没奈何，只好陪古龙喝通宵。
杜南发说：“我喝酒是在古龙家里学的，以前我不太喝酒。”第二天中午起来，大家饥肠辘辘，满地找钥匙，古龙也陪着找，最后搬开大沙发才找到，才开心地出门，又喝酒去了。
1984年，蔡志忠先生第一次到新加坡，在一个饭局上认识杜南发，一顿饭时间即成为好友。杜南发推荐蔡志忠看李渔的《闲情偶寄》，蔡志忠认为这可能是自己“漫画中国思想系列”的缘起。
2011年12月14日，杜南发偕同夫人到杭州西溪地大师楼住了两晚，与蔡志忠饮茶喝酒大话当年。蔡志忠学金庸，送给杜南发十四个字：“发现南洋杜君人品文笔道出赤心”，逆向隐藏着“赤道文人杜南发”七个字。
蔡志忠刚刚获得一方印章，刻着阳文“第一希有”，是佛经语。在画赠杜夫人的《渡江达摩》画上，蔡志忠第一次钤上此印，因为他认为杜南发是“踩在赤道上的第一希有文人”！
1994年，杜南发在书店的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初版。两个多月后，恰好杨仁恺到新加坡，杜南发作为《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亲自去采访，开口即问起杨仁恺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杨仁恺先生很惊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
之后，杨仁恺先生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杜南发到了沈阳，杨仁恺先生亲自带他到库房里，将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主要有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论书帖》、陆游的《自书诗》、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的《瑞鹤图卷》、宋高宗的《洛神赋》、朱熹的《七月六日帖》和《大学或问诚意掌注疏手稿》、文天祥的《木鸡集序》、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和《鹊华秋色图》、王蒙的《太白山图》、北宋张择端和明朝的仇英以及清朝陈枚等所作的三幅《清明上河图》（其中张择端的真迹正是由杨仁恺先生考证出来）。
之后，杨仁恺先生还陪同杜南发夫四川省博物馆，一睹馆藏珍品，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珍藏最为珍贵。
杜南发将上述珍品还有张先的《十咏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傅抱石的《丽人行》等名品的流转次序以及围绕着这些珍品发生的故事，写成《美的足迹》一书，该书由杨仁恺先生作序，应该是最早以书画流传故事为主题的一本书。
作家亦舒笑他一个南洋小子，怎会有如此福分。杜南发自己也承认，能够去辽宁省博物馆看画，是一份生平难得的机缘。
杜南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明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也是因为机缘巧合，郑子瑜叮咛家属在自己身后送给杜南发。这是杜南发的收藏里最喜欢的一件。
他认为这副对联除了郁达夫的才气和透着性格的书法之外，最重要的是诗中的意气情怀，这两句诗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被誉为可以媲美唐诗的两大当代名诗佳句。
杜南发在《古寺温泉》一书中，介绍了日本的秘汤和中国唐代的古寺、辽代的应县木塔和光孝寺、南华寺，其中关于佛光寺的介绍分析，令人叹服。
二十世纪初，有日本学者声称，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建筑，要看唐建筑，只有到日本去。此说虽然刺耳，中国的年轻学者梁思成，深知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并不轻易下结论，既有此说，必是经过考察之后。但他很不服气，搜寻了五年，仍一无所获。一次偶然机会，梁思成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中，见到一张莫高窟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就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明代记录五台地方志的《清凉山志》，对比之下，发现一个相同的名字“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并无太大把握，也不知道佛光寺具体位置在哪里，但仍于1937年6月，和夫人林徽因以及莫宗江、纪玉堂两名学生，带着沉重的测绘设备，从北京出发，又在五台县换乘骡车，心情忐忑地跋涉在偏僻的山野。他们在深山里行走了两天，终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座古庙梦幻一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有着硕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在山林间焕发着无限令人目眩的神圣光芒，照亮了近晚暮色中的整片天地”（杜南发语）。
由于人迹罕至，佛光寺蝙蝠成群，梁思成说：“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但他们深知机缘难得，“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几天后，林徽因终于在东大殿梁上发现了隐隐墨迹，整个考察队伍继续努力，成功辨读了四条梁上的文字：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正是晚唐建筑。
过后，林徽因在屋梁下见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又在殿前的唐代经幢上发现了同样的名字。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佛殿主就是出资修建佛光寺的施主，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大殿佛坛上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塑像合影并感慨：“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佛光寺的发现震惊世界，实际上在1922年，日本佛教美术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是最早找到佛光寺的学者。1925年，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又来到佛光寺。但这些日本学者的眼光，集中在大殿内的佛塑像及两座唐代经幢，他们对古建筑一知半解，就轻率断定五台山所有的建筑都是明清建筑，以致于对这座唐代建筑视而不见。
杜南发于2002年第一次到佛光寺，考察了梁思成笔下“有如一座仙林”的大殿，确认东大殿的主角“三尊大佛”，是中国寺院最早出现“一坛三佛”组合方式的存世实例。这三尊大佛，分别是中央的释迦佛和两边的弥勒和弥陀，分别代表华严思想、涅槃信仰和净土信仰，体现华严思想“圆融无碍”的境界。
至于梁思成最重视的大殿北边木梁上“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和“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佛殿主”不应是梁思成所说的“施主”，即出资兴建此殿的人。因为古代建造寺院的记录中，捐资者似乎未见有以“佛殿主”为名者，而在佛门术语中，“寺主”是佛寺的总负责人，“殿主”则是管理佛殿的负责人。在敦煌《五台山图》壁画中，绘有朝廷的送供使的图画，称为“送供天使”，朝廷确有送供使到佛光寺来作供养的记录，所以杜南发先生提出这是否是墨迹中“上都送供”的意思？宁公遇是否由朝廷派来佛光寺当“佛殿主”，负责供养佛祖祈福？
在唐代，除了五台山这座佛光寺以外，还有两座佛光寺，分别位于长安和洛阳两大京城内。唐代只有皇帝赐额的正式寺院才可以称寺，私建寺院不得称“寺”或“院”，天下寺院均为官寺。
唐宣宗登基后，下诏重修各地废毁寺院，其中就有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既是由皇帝“特许修葺”，东大殿又由藩镇大员领衔、地方官吏实际参与兴建工作，显然是一座官方性质的寺院，而未必是宁公遇这位“女施主”出资所建了。
因此，杜南发对林徽因在东大殿坛上发现的那尊妇女塑像，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宁公遇本人，也就不无疑虑了。
杜南发认为，在中国古代寺院，似乎从未见有出自捐助者和神佛并列一坛的实例，敦煌的供养人，即使贵为天子或贵族，均仅绘于壁画或画卷上，并未有塑像，所以宁公遇何以能独有此殊荣？无论以宗教信仰或是人情世理，都难以说通。
所以这尊雕像虽是唐朝贵妇衣饰，但她应是一位天神界的人物，才可以和众佛菩萨同处于一个世界。
经过考证，杜南发发现，整个大坛的塑像都是依据“身份”所建，只有“宁公遇”雕像前面不远处的韦驮天将，大小规模与“宁公遇”相同，而且又都坐在同样的方形石座上，显然“宁公遇”应该是与韦驮同一级别的天人神像。
韦驮在佛经中称为“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简称“韦驮天”，在护法二十诸天中名列第十二，名列第十三的是另一位护法神“地天”。
地天，又称“坚牢地神”，佛经中称为“护法坚牢地神尊天”，在释迦成道时，地天从地涌出，为佛明证，佛陀曾对她说：“汝大神力，诸神莫及”，是一位主掌及保护、养育大地的女神。
唐朝开始，地天以女性形象出现，且多为贵妇造型。这尊“宁公遇”塑像，正是一位贵族妇女的形象，她身披云肩（和同坛文殊菩萨的云肩服饰类似），腰配金带，位置在韦驮之后，静坐在大殿最尾端的南壁下，有如庄严承载整个世界的大地之母，正脸的视线，朝向满坛神佛，仿佛正见证眼前一切法缘的发生和流转，十分符合护法神“地天”的形象。
所以，杜南发认为，当年林徽因把这尊塑像视为“宁公遇”，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杜南发还指出，“地天”和韦驮，都在大殿南端，与此相对的大殿北端同一部分位置，却空荡无像，那里根据大殿造像全部成双（三大佛除外）的规律，本有两尊地位相等的护法神，一尊应该是与韦驮天将关系密切的韦力天将，另一尊应该是与地天关系密切的“菩提树神”（在释迦悟道时以菩提树为佛陀护法）。但这两尊像已经损毁或被盗，所以才使大殿两端应有的两组护法神，出现“不对等”的奇怪现象。
另外还有“功德主右军中尉王”，梁思成认为是唐朝大宦官王守澄，曾先后参与好几位皇帝的废立行动，当上“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直接指挥有十万兵力的神策军右军，左右朝廷多年，后来政治失败，被唐文宗毒杀。王守澄去世三十年，东大殿修建，出资兴建此殿的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亲人，所以才会在王守澄被杀三十年后，为他做“功德”而出资建立东大寺，还从长安把自己的塑像送到这佛殿上供养。
杜南发认为，唐代有一个特别的官衔称为“功德使”，由禁军司令兼任，负责管理天下僧尼，“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担任，负责修建寺塔、铸造佛像及举办盛大佛教法会，所以“功德主”，应是与“功德使”这个官衔有关，而不是所谓的“祈冥福”。
至于“功德主右军中尉王”，王守澄在被杀三十年后，还有亲人能为他大兴土木，兴建大殿，实在不无疑问。
经考证，杜南发认为这位“功德主右军中尉王”，不是王守澄，而是在他被杀后，同样姓王的宦官担任过唐宣宗时期的右军中尉，名叫王元宥。
杜南发对梁思成和林徽因高山仰止，认为他们都是一代名士，博学多才，识养高深。尤其当年他们千辛万苦，深入荒野工作，无论经过和成果，都令人钦佩不已。限于当年考察现场困难条件，偶有误读，自可理解。自己“聊备一说，有待高明”。
我认为，上述考证逻辑严密，符合宗教经义和世间道理，表现出杜南发先生精深的佛学、美学知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严密的论证，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杜南发先生的学识和文字，令我钦佩不已！
同样令人敬仰的，是梁思成和他林徽因。在日寇即将全面入侵的时刻和“蝙蝠惊飞、秽气难耐”的恶劣环境中，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似乎至今仍能看到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上下求索的美丽身影.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上述关于佛光寺东大殿的考证，出自杜南发先生《古寺温泉》一书）
李坤：上上讲堂主讲，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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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4-5 09:03 编辑
金庸：袁崇焕评传
江寒园 江寒园 2018-06-27 20:42:12
这篇评传，附在《碧血剑》末尾。可读性极高。我以为，这才是这本书的真正精华，于此，力荐之。下面是倪匡的点评：
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作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境况，令人阅后沧然。 这篇文字中，对于群众的盲目性，虽然没有什么严重的字眼加以谴责，但是非议之意，跃然纸上。
《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而已。
以下，正文，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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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论金庸散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 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 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饔i0 斛导 认 签 剔廖孑 旌一 彤 确年 p 似名日 j口口厂年／2月／z-El 砂 勘明／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 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 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 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做作者。四：者矗 指导教师c签孙船址 2口0 El c}年}t具Iz p日 沙r 己I 言 JI 口 如今金庸小说研究已有较多高水平的成果收获，但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却相当乏缺， 这凸现了对当前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地带。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 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与热闹繁复的金庸小说评论相比，金庸散文评论这 一地带更显贫瘠。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研究。知其散文 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对金 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金庸精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 “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金庸散文与其小说的关系；金庸散文的意义；金庸散文写 作中对人物取材的个人喜好"是本文研究内容、重点、难点。本文以《金庸散文集》和 《三剑楼随笔》中的篇目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性情，学识、经历乃 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运用归纳、对比、比较、例证等分析方法， 试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性研究。 一、金庸散文研究的现状、意义、价值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因此对金庸的研究，当以其武侠小说为首要成就来进行。如 今金庸小说研究已较为充分，有严家炎、陈墨、孔庆东等人的多部高水平著作问世，且 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金庸原有大量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并不为大多数人所 知，对金庸散文的研究就更相当少见。关于金庸散文的评论，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 上看，与金庸小说的评论相比较，凸显苍白，显现出当前对金庸研究的薄弱环节。 如要对金庸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应借助对金庸散文的研究。知其散 文而反观其人、反观其小说，视野会更加开阔，见解会更加全面，认识会更加深刻。可 以说，深入细致的解读金庸散文，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对于金庸思想、人格及精 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更多的裨益和借鉴。金庸曾在一次接受杜南发采访时说，“我 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 的精神追求。”【1】 本文尝试以金庸的散文、随笔、政论性文章为主体研究对象，结合对金庸先生人格、 性情，学识、经历乃至金庸散文、小说的粗浅认识、理解和感触，对金庸散文做一探讨 性研究，希望能对金庸先生的散文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解读与概括，从而引发广大 金庸爱好者和致力于金庸研究的学者、专家的兴趣，把金庸研究的领域拓展得更广泛。 二、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题材分类、创作动机 (一)金庸散文的创作概况与背景 一般读者对于金庸的印象，多半停留在武侠小说大师，以及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上。 但金庸本身的成就，却不止于此。成功的报人、敏锐的社会观察家、才情洋溢的编剧家、 博学多闻的学者……，除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长短篇 武侠小说外，金庸的创作还包括了政论、散文、学术研究、剧本、述评等。后者中的大 部分，是自2006年9月，香港《明报周刊》杂志社独家授权师永刚工作室，结集经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庸散文集》后，大部分读者才能得之一观。 2 金庸的散文创作主要从五十年代横跨九十年代，多是发表于《大公报》、《三剑楼 随笔》的专栏文章，以及曾在《明月月刊》、《中国民间艺术》等书刊上发表的文章， 内容涵盖历史考古、诗词联谜、琴棋书画、电影京剧、中西文学、文化生活、旅游札记 等等。 (二)金庸的散文的分类 金庸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1、 “看戏’’、“听歌"、“品舞"、“赏画"、“观影”类。“看戏”类的散 文，是金庸的京剧杂评，多从戏剧结构着眼，且多有评议与建议，有《谈(除三害)》、 《谈(庆顶珠)》、《谈(姚期)》等；“听歌"类的散文，是金庸对所听歌曲的感受、 感觉、感悟、感情，同时涉及到歌唱者的经历与演唱特点，有《黄虹八歌》、《谈几首 歌曲》等；“品舞"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舞蹈特点的理解和总结，特别提出的是，这 类散文表达了他对芭蕾舞尤其是前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的喜爱，有《中国舞蹈的特 点》、‘剑舞．扇舞．狮子舞》、《谈《荷花舞>与(采茶扑蝶>：}等文章；“赏画" 类散文， 写了金庸对中国画与传统西洋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比较，有《永恒神秘的微 笑》、《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等文章；“观影"类散文是金庸对中外剧本、电影或 改编剧本、电影所依据的小说进行的评论、随笔、随感，且多查阅原著，言必有据，从 中可以看出金庸对莎士比亚的特殊热爱，有《<大歌舞会)的编剧》、《谈(王子复仇 记)》、《再谈<王子复仇记)》等。 2、“杂说"“读书"“演讲"“游记”类。“杂说”类散文确实很杂，涉及围棋、 象棋、度量衡、摄影、数学、谜语、对联、签词、等方面，但其中谈棋的不少，有《半 斤八两》、《围棋杂谈》、《围棋五得》等多篇文章； “读书"类散文多是金庸对历史 典故、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一方面可见金庸做学问的功夫，另一方面可观他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深刻思考，殷殷爱国情怀浮现于字里行间。很多文章触及金庸思想心灵深处， 可以领会金庸对人生境界的深刻感悟、对友情的评判标准。有《崇高的人生境界——(吴 清源自传)序》、 《书的“续集"》、《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谈“不为 五斗米折腰“》、《我的中国史观》、《论秦桧问题的真相》等，其中《顾梁汾赋“赎 命词"》尤为出色；“演讲"类散文多见于金庸散文创作中、后期，一方面是作为报人 金庸的办报宗旨，爱国情怀，据此还可对金庸的品格、性格、性情有所体察。另一方面 是金庸对自己武侠小说诸多方面的诠释，有《只有独立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明月”十年共此时》、《三地同业，皆兄弟也》、《历史人物和武侠人物》、《韦 小宝这小家伙》、《谈武侠小说》等文章；“游记"类散文不多，是金庸在日本和土耳 其的见闻和感想，多是自己感觉的新鲜事物，且有感而发的思想感悟，有分析有见解， 有《旅游寄简——日本》、 《忧郁的突厥武士111))两篇文章。 3、评论性散文。对金庸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他专攻武侠小说，并不知道金庸曾以 大半世纪的精力、心血倾注于开办《明报》企业及撰写政论文章(以《明报》社评为主)。 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到七十年代封笔，但他的政论文章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初。相比而言， 武侠小说倒是他的“副业’’。金庸的评论性散文关注时政、针砭时弊，状物、写人、评 事，无拘无束，嬉笑风趣。平和真切、真实生活化的金庸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表现得活 灵活现。有《论秦桧问题的真相》、《“大国者下流”》、《火速!救命!——请立刻组 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半斤八两》、 《快乐和庄严一法国影人谈中国人》等等，篇目众多。 (三)金庸散文的创作动机与心态 金庸散文表现出它特色的内涵和品位，基本上是具有较高学养和有文明批判的评论 小品和随笔感悟，其内容涵盖面虽很广泛，但样式面目和主题风格却非常一致。 l、闲适的创作心态。金庸先生可谓大儒，他渊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超俗的人生修养，使其潜意识有一种自我认定的超然，身上或多或少存有着远离功利的 君子风尚，虽然是谦谦君子的温润如玉，但内心却流露出清高与超脱。这些导致了金庸 散文创作心态的远离功利、相对宽松与闲适。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就是一种洒脱、闲 适、飘逸与置身事外看事物的清晰，对事物、对问题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来进行描述和 评说。 2、宽松的创作环境。金庸的散文和其所处的香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前期香 港是个自由之港，国家意识、党派意识和民族意识相对比较淡薄，文学的独立性相对较 强，因此金庸等一批作家、学者可以对时政、对社会进行较为公开的文明批评。正是在 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金庸的散文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禁忌。政治、时事、漫谈、 学术、旅游、琐事、风花雪月都能牵来润笔，随手成章。而且，香港始终处在中西方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文化思维灵活并且与时俱新。金庸习惯了香港文坛这个百花盛开 的宽松的创作环境。 4 3、对党派和政治的矛盾心理。～方面金庸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党派和政治的疏远。 由于香港的特殊性，它的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在香港作为报人金庸在过去很长的年代 里受到海峡两岸的冷遇，他的武侠小说也被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列为“禁书”。因为 金庸曾在《大公报》做过记者、翻译、编辑，所以在台湾被称为“共匪"，1979年他的 小说才被解禁，内地也是在九十年代才正式大规模出版他的小说。这些都决定了金庸对 政治和党派敬而远之的心情。另一方面，金庸有着难以释怀的政治情结。以天下为己任， 金庸有着儒家的入世情怀，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爱国信念，表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中和 小说中。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政治抱负的失落，但 从他的散文中则可以看到金庸对政治、人性的深刻认识，对时事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分析。 后期，金庸多次访问台湾和内地，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香港特区预委 会，他的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无不流露于他这个时期散文中的字里行间。因此，可以 说，金庸的散文创作具有着对党派政治既关注又疏远的矛盾心理。 4、单纯的创作动机。一方面，金庸的散文有感而发，表达自己遇事处物的感触， 抒发爱国济民的情怀；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报纸专栏供稿。这不得不提及《三剑楼随笔》 的文坛佳话。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主要有三人：查良镛(金庸)、陈文 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三人均供职于《大公报》，被人称为“文坛三剑客”。 当时一位编辑忽发奇想：借“三剑客"名气，每人开一个专栏，登载一些散文随笔，肯 定会受读者欢迎。但金庸提议：一人一个专栏“不如三剑侠一起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 于是，以“三剑楼随笔”为栏目命名，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篇，从1956年开始在《大 公报》副刊刊载，专栏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后来结集出版成为《三剑楼随笔》。这个时 期的金庸散文收获颇丰，虽有一些应时而作，但关注时政，散文风格理性、冷静。 “它 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它可长可短，可记事，可写人．严肃如燃犀烛奸， 荒诞如谈狐说鬼，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写来．它内容不限而形式无拘，它如 故友相对而可恣声谈笑。刀(百剑堂主语)金庸在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 思曲)与小说》中也这样说：“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 许越是轻松可喜。" 金庸散文的主要内容 (一)金庸散文独特的中国历史观 金庸既有传统文化气质，又富于现代思想，不论小说或者散文，对民族文化 命运的深刻思考始终贯穿他的文学创作中。 金庸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观点。在纵观中国历史后，金庸提出“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 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金庸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 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 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 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 来．……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 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 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 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 从此又壮大起来。”金庸在散文所论述的，蕴含着他独特的历史观，透过历史的帷 幕，他的散文充满着着思辨色彩和强劲历史穿透力。他散文创作的浓厚的历史文化内容， 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独到的观点。金庸以他对人生的经历诸多感受、对历史现象深 层次的思考和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理解，在文学的层面上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不但深 刻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态势，而且揭示了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 展壮大的内在规律。金庸散文的历史感不只是对历史地回顾与沉思，而且是在历史文化 的背景下，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如果散文没有历史的厚重感，就像没有钢刃 的刀，虽然可能闪闪发光，但并会不锋利。虽然金庸所生活的香港长期以来是英国的 殖民地，但尽管如此，香港仍与祖国一脉相承，生活在香港的金庸仍保留和承继 着中国的习俗与文化，他在特殊环境下以一种特殊的心态来写中国的文学，写他 所熟知的中国文化。他的散文在闲谈于听歌、穿衣、看戏、品文、赏画中，耐心地、 平静地告诉读者，要在生活的感悟中体会那份沉甸甸的、历史的质感。 (二)金庸散文透露深切的社会关怀与殷殷的爱国情感 “金庸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着。他 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阶级矛盾、分裂与统一、君权专制、个 人崇拜，拉帮结派，社会道义与个人情仇、男女地位I"-1题等，都做过认真深入地 R 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这一变化及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潮流由激 进到理性的变迁过程，也反映了作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这虽然 是对金庸小说的评价，然而金庸的散文岂不更是如此? 金庸对民生的关怀，直接体现在他的评论性散文大都与政治、经济问题相关。金庸 曾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在中共目 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 想……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 呢?”【6】 张圭阳先生曾言明“《明报》的中心思想，是以孔、孟儒家的‘忠恕仁爱’、 ‘民 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 ‘不偏不倚，中庸之道’为主轴，加上庄子、道家的逍遥 自由，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反战思想。查良墉少年时在抗日的环境中成长，浓厚的民 族感情，也在社评中反映出来．-【7】以这种办报的宗旨和评论时事的理念，金庸对民 生的热诚和关注，全面反映社评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金庸在《明报》连续发表了 十多篇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协助警方、共渡难关》、 《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等，以悲天悯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呼吁港府和市民对灾民伸出 援手。‘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这样写着：“由于饥饿而求生， 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 但我们大多数也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 胞，谁都会感到难过……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静【8】 在和平年代时期金庸的散文小品中，也充满着他的群众利益观和百姓情结。在《半 斤八两》中，金庸谈到“把十六进制改为十进制，虽说事情不大，可是却影响到 全国几万万人的生活，如果不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也不易实行．"……“但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推翻、 可以打倒、可以用新的东西来代替的．即使是行了几千年的习俗和制度，也绝非 始终不能改变和更换。”【9】 池田大作在《人生何处不相逢》中这样评价金庸， “我所感叹的是，他面对巨大权 势时绝对不后退一步的风骨，而正是这种风骨中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之情，他时常 注视着民众这一原点，对之怀着风雨不动的‘目光’．而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不 衰的‘大人?风骨．……一副文质彬彬、慈和的君子风度，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勇者 的风骨和精神。……他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也就是‘为民请 命’这种中国政治的士大夫之传统，离开了‘民众’这块大地，虽费千言万语也是空洞 之物，是毫无价值的论调。我认为金庸先生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谈话，关于 ．‘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言论都是卓有远见的。这是基于他一贯‘站在民众一边的言论’ 立场，是慧眼独具的论锋。一【10】 金庸的爱国情怀是历史的。在《我的中国历史观》中，金庸所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兴 衰的原因，他对祖国的殷殷之情所表现的，是对祖国悠久文明延绵不断历史进程的深 刻思考。 “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 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 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11】金庸例举了古代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 腊罗马的文明，有的虽然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 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可是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 融合不了呢?金庸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 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 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 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此外，金庸找出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 开放的。" 金庸又分析了从明朝起，中国开始落后的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另一个是明 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然后金庸总结到， “中华民 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 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 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 化我们都不害怕。”【13】 t 金庸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 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而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 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他提出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前景是中国 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 8 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 个人类问题的关健。”【14】 金庸的爱国情怀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这体现在近年来，他对三地两岸 关系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体现在他对香港回归的关切与积极参与，体现在他对国 家社会的深切关注。金庸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 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 金庸在《三地同业，皆兄弟也》中对一些国家只根据自己的习惯看待中国， 拿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他们经常只根据自己的观点 和立场，来判断不同社会中的事物，总是认为欧美的标准和观念一定是对的、理 想的和他们不同就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合适、不及格的．……我曾听说到一 位美国报业的发行人，由于习惯于英美法律系统，竟指摘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家大陆法系中的法例和司法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人权的”【15】金庸以他学者 的眼光、智者的思考、政治家的视角、爱国者的情怀指出三地新闻写作发展的美 好前景， “我们可以很乐观的见到，今后三地新闻界的交流必定会更加密切和频 繁，互相访问和采访的机会肯定会迅速增加。但三个地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各不 相同，我想向同业们建议，应当尊重各地的不同制度、社会情况、处世方式和生 活习惯，不要有意和无意地先肯定自己必定是优越的，别人的那就差一点了，甚 至于大大不如．这种主观会妨碍到建立友谊，也阻碍到自己的认识和了解。”【16】 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凸现了金庸先生的爱国精神。在香港回归前夕，金庸参加香 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辛苦奔波，殷殷国事。金庸在参与起草 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央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他充分了解到中方和香 港人在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的意 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坚决反对彭定康阻碍香港顺利回归的种种言行。在《北国初 春有所思》这篇随感散文中，他对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引起了 香港人的忧心不安深感皎焦虑痛心。金庸指出，在1988年，类似的情况曾经大同小异 的出现过。可是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英国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 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确定和解决了。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香港 回归后的混乱。金庸认为香港的民主制度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社会才可确保繁荣 兴旺。“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在金庸看来，不论怎样做，只要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彭定康尽可心 9 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但是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置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不顾，那 么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假之以时日，最终会原形毕露的。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这篇《北 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 主张显得朴实、真切、感人，这是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金庸所表现的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凸现了金庸殷殷的爱国情 怀，使人颇为心动。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 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 们对猫头鹰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 们支持他的政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 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对共产党的拥护、对 国事的关注，是他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言道。他的一首诗言明 了心志：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 (三)金庸散文中对传统文化的善意批评和婉转的修正 金庸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因此就看不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缺陷，相反，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反省，只是这种批判往往不是尖锐的批 判，而总是善意委婉的修正；他从不是长篇大论，而总是从细微处着眼，就事论事，让 他人来思考、来体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一方面是由于金庸先生的性格学 养所致，他总是一个敦厚的学长，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让人不得不尊敬；另一方面这 恰恰是金庸先生高明的所在，他深知要说服一个人首先要在形式上让对方接受自己，与 其唇枪舌剑，倒不如温言相劝。在《谈(除三害)》中，他这样提出自己的批评与修正， “我想，王浚坐堂这个场子或许可以暗写，谭富英幕后一句西皮倒板就可以带过，他出 场时再唱几句交代一下，叹息民生疾苦，暗暗点头、或稍加旁白．当然，这是门外之见， 未必是对的。"金庸熟知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常用的剧情结构。在《谈(凯撒 大帝>》中，金庸写到， “莎士比亚许多悲剧在高潮之后常有一个极具的转变， 然后是一个哀情的富于诗意的场面，和以前的兴奋激烈完全不同。在《哈姆莱特》， 是奥菲丽亚的唱歌和自杀；在《奥赛罗》，是黛丝德梦娜伤感的唱‘杨柳之歌’．” 金庸曾在《谈(王子复仇记)》中提到，“我曾根据英国布莱特雷教授的分 析，把《哈姆莱特》中的大小冲突，一条条的列举出来。’’他细致的、不厌 其烦地把剧中趋向于复仇成功的事件称为A，把趋向于复仇失败的事件称为B，列 17 举出一系列的事件。在分析哈姆来特的性格时，又列举出比较正式的意见有五种， 且每一种意见都郑重其事地一一详列：金庸道出莎士比亚创作的精髓，在《漫谈 (大歌舞会)》中， “他们表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哀感顽绝的 恋爱故事，而是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一个是正在死去的邪恶的中世纪旧世界， 以蒙太古和凯布莱等人为代表；另一个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所代表的新世界，那 是新生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47】他从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中探求到了 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追求，找到了真实的莎士比亚的影子。在{：(罗密欧与朱丽 叶)的含义》最后的结尾，在谈到莫克修这一人物的塑造时，金庸写道， “可见 创造这个人物，莎士比亚用了多大的心力。这个人物可能是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 这个人反对那社会中邪恶的势力，但终于被这种势力害死．”【48】 4、金庸对莎士比亚的关注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十分清楚地记得莎士比亚 戏剧中饰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并对演员的演技有所评价，有所侧重和喜爱。在《谈 (王子复仇记)》，他写道， “在英国戏剧界里劳伦斯。奥立弗与尊吉格德是演 哈姆莱特的双壁。……在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尊吉格德，我觉得他的话中感情 更为丰富深刻，吐露了一个更广大的灵魂的痛苦。”“9】他甚至知道尊吉格德的 家事和他写作时尊吉格德的婚姻状况，在《谈(凯撒大帝)》中， “尊吉格德的 祖母是凯德戴莱，她饰演的朱丽叶是英国戏剧史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他的祖姨是 著名演员爱伦戴莱。爱伦戴莱的儿子就是大导演哥顿克莱，……尊吉格德继承了 这优良的戏剧传统，再加上他的天才和努力(他今年五十三岁，好像还没有结婚)， 成为英国的大演员．”【50】；金庸连对莎士比亚的译著中人名的准确与否都异葛 的关注，在《谈(凯撒大帝)》中，他写道， “原具有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世界名著丛书中译名为《凯撒大将》，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叫做《凯 撒被弑记》。我以为译做《凯撒大将》比较妥当，因为凯撒并没有做皇帝，说他 ‘被弑’不很贴切．称他为‘大帝’，则有点像春秋笔法中的诛心之论，根据动 机来判断一个人，也不符历史事实。”【51】；金庸对莎士比亚剧本的出处、材料 取自哪里，哪里卖有关的书，多少钱一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还建议读者 阅读。 “莎氏原剧的材料取自罗马历史学家普罗塔克的《名人传》中的凯撒、勃 列特斯、安东尼三人的传记(这部《名人传》香港一般西书店都有出售， ‘现代 丛书’本售价十七元五角，读者们如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52】 四、金庸散文的艺术特色 金庸散文知识丰富、视野开阔、题材众多、涉猎广泛，风格平易、亲切，他的散文 融学养、智慧、才情、关爱于一炉，会感性、知性、情趣、理趣为』体，具有较高的文 学品位和艺术价值。 (一)金庸散文具有浓厚的书卷气，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 读金庸的散文，虽然没有武侠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但其中的文化韵味却更加浓郁， 金庸对国学的研究令人望其项背，在《月下老人祠的签词》中，金庸谈了杭州月老祠的 典故以及很多签词的解释，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有故事、有解释、有调侃。《也谈对 联》中，关于对“推敲"二字的斟酌更显得才学横溢。他在指出因有“鸟鸣山更幽’’的 意境，所以“敲”比“推’’字准确后，心智继续挥洒， “‘鸟呜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 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 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 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53】余光中说“学 者腹笥充盈，下笔不免引经据典，或借古人撑腰，或找出圣贤来抬杠，于是论兼正反， 文多波澜”．用余光中的话来形容金庸散文再恰当不过了。金庸首先是个报人、社会活 动家、学者、评论家，其次是才是作家。他兼有学者广博的知识和作家卓越的才华，。因 此写起散文来游刃有余，并呈现出高雅的文化品位，是富有知识性和书卷气的学者散文， 是对社会、国家以至人类文化沉思冥想后真切地记录。这不仅仅指金庸作品的知识容量 大，更重要的是指作品显示出浓重的文化人气质，表现为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探幽究 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但金庸在散文创作中，以丰盈充溢的知识学问为题材，用生 动亲切的文字，崇尚自然的流露，却决不造作，从来没有给人“掉书袋"的感觉，他的 散文多学识、富理趣、重知识、不卖弄。 金庸散文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金庸的散文既重知性、尚理趣，又有感性、富于情 趣。《中国舞蹈的特点》中，金庸这样写道， “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 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 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 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 ‘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 地方．”【54】话里话外颇有情趣和理趣，既有内心的深刻感悟，又有诙谐的善意调侃， 19 金庸真是一个情趣与理趣兼长，见解与想象并高的散文妙手。由于身处的香港的特殊环 境和金庸早年的生活经历，决定了金庸丰富和复杂的情感心理，他的思维习惯中国化， 身上有着共同的民族情绪，但他生活的形态、意识形态又同大陆学者散文家不同，所以 在其取材、立意乃至表达方法等方面具有着非常个人化、情趣化的特点。可以说，金庸 的散文以学识、才情为基础，表现对社会、文化、人生深刻的思考和领悟，融合情趣、 智慧和学问，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是作者学养、机制、才情的完美融合， 融学识与才情于一体、汇儒雅和风趣成一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反映了 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 (二)大家风范的白描手法，朴实亲切而又富于变化 金庸散文有时如其小说一样，白描手法运用得相当得体，简洁、质朴、准确地勾勒 所写事物。比如在《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的篇尾“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的一首 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 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竹然后他比较两剧的 最大特点，“《铸情))因为莎士比亚天才的笔触，想象力更为丰富，文辞更加华瞻，《梁 祝》的民间气息比较浓厚。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是更加喜欢《梁祝》。静【61】接着金 庸拿《梁祝》和《铸情》的主题的鲜明性作比较， “我以为《梁祝》所反抗的是整个封 建势力，这比《铸情》所反对的两家世仇更为全面，更加广泛．当然，两家世仇是封建 统治的一种形式，反对了一个也就反对了另一个，但总不及《梁祝》那样直接。”【621 金庸还对两剧的结局作了比较，“《梁祝》的结局是化蝶，是反抗者在死亡中得到胜利， 他们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至死不屈。《铸情》的结局是蒙太古与凯布莱两族族长的携 手，消灭了世仇。封建统治与反抗者至少在表面上是暂时得到了调和和妥协．”【63】金 庸继续对两剧的悲剧原因进行比较， “《铸情》中的悲剧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封建压迫， 但其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只要一个偶然因素不发生，那么这个悲剧都可以阻止。但《梁 祝》的悲剧却与偶然因素无关．"接着金庸对两剧中人物的塑造效果分别进行了比 较， “我曾说梁山伯比罗密欧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梁山伯稳重、诚实、爱情专一，是 中国人理想的男人．罗密欧热情、冲动、在爱情中似乎在发疯，……在中国人看来， 梁祝的爱情无疑是要合理得多。在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的品格似乎比罗密欧要高一点， 她从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发展成为一个勇敢的女人。梁祝与之相比较，我觉得似乎是祝英 台的性格更为突出。”[65】 2、中国戏剧中的对比。如《谈<除三害)》先后比较了戏中的角色周处与张飞、 薛刚、《江洲城》里的李逵、《醉打山门》里的鲁智深的不同：“周处不是江州城里的 李逵，两个都是恃强横行、落拓不羁的汉子，但周处身上没有李逵那副泼皮无赖的气息； 22 周处也不是《醉打山门》的鲁智深：两个都是有好酒就大喝，遇见不顺眼之事就放手便 打的人，但周处不像鲁智深那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没有李逵的娇媚可喜， 没有鲁智深得潇洒自如，但自有他的慷慨跌宕，悲愤侠烈之处．”【66】；同一演员裘盛 戎在不同戏里的表演差异： “裘盛戎的另一出名作是《将相和》，老将廉颇和周处的性 格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一知过失立即自愧无地，立即采取正确的行动，其勇敢之处， 光明之处，可以说并无二致．然而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悔悟仍旧是有所不同的．廉颇主要 是出于爱国心，出于对蔺相如的感佩，情感的成分较重，周处的悔悟却是由于严肃的沉 重的自责，更多理性的思维．”【67】；同一部戏由不同演员来演所产生的不同舞台效果 等等。比较之中显形象，比较之中看出作者对中华瑰宝的深爱。 3、中西方艺术乃至绘画的对比。在《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中，金庸首先对中 西方艺术的基本源泉进行比较，他写道，“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 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 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闻，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 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 文化的整体精神。”【68】然后金庸指出了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 “还不在透 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 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 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 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 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 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 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 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69】此后，金庸 分析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各自发展的道路，是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 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而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 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但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 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 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最后金庸得出结论： “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 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 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 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70】 4、在《“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中，金庸对《三岔13》形式的主要 成分一哑剧与西方戏剧中的哑剧作了深刻比较。 “在西欧，罗马时代就已有哑剧，目 前欧洲的戏院中偶然也有一些哑剧，然而普通只是极短的一段，引不起多少人的兴 趣……欧洲与印度的有些批评家把《三岔I：I》中的演技与卓别林相比，因为卓别林正 是哑剧的大师。”【7l】金庸接着分析了过去国外芭蕾舞的观众层次，只有少数的王公贵 族和鉴赏家，他们都懂得舞蹈，对舞剧中的特种姿势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现在看芭蕾 舞的人社会面越来越广，许多人就不知道这些舞蹈家们比来划去的在干什么。可是看中 国的《三岔口》却不需要专门的舞蹈知识。“在《三岔I：I》中，刘利华在自己肩都上方 一拿，在颈中一斩，再要摇手，不论你是哪一国人，都知道这表示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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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得知金庸去世 马识途托香港朋友与老友家人联系
2018-11-01 07:50 成都日报
2004年9月，金庸来蓉，当时90岁的马识途，与80岁的金庸一见如故。彼时，马识途还曾提出这样的倡议：“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前日，金庸去世的消息震惊华人世界，因为家人善意隐瞒，马识途昨日才得知金庸去世，并联系香港的朋友代表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思。
“听说金庸先生去世，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怕父亲得知后伤心而休息不好，所以当天就没有告诉他。”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告诉记者，得知金庸过世后，马识途很吃惊，再三确认消息后深感不舍，他让马万梅联系他的香港朋友，代他向金庸家人致以哀悼之情。据马万梅透露，马识途与金庸惺惺相惜，两人都彼此欣赏。近年来，马识途还时常提及金庸，关心他的身体。“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小说开始风靡全国，我和同事还要相互传阅，而我父亲已买下了金庸小说全集，他也是金庸的书迷。”马万梅说。
在马识途看来，金庸作品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马识途曾如此评价金庸：“为什么金庸的小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读，反复拍电影，它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意识的东西，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金庸到成都来，我们也有讨论。他的通俗小说是有理念的，他是把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格、传统都要体现出来的。现在的网络文学用了这些东西，也写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还赶不上金庸的水平。他确实是当代通俗小说的宗师，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
如今，两位老人，一人已去，而当年互赠的诗词尚存世间，记录着两位文坛巨匠的深情厚谊。2004年9月，马识途曾写下《赠金庸》：凡有水井唱“三变”，如今到处说金庸。新声本自俚歌出，缪司殿堂拜查翁。马识途还写下解析：“宋仁宗时，凡有水井处即有歌柳词者，今日凡有华人地即有读金庸小说者…… ”马万梅回忆说，当时有人对金庸说三道四，马识途便写下了这些来表达对金庸的支持。之后，马识途亲自写就一幅隶书，赠与金庸。金庸也挥毫泼墨，题书法一幅，写道：“慧增于寿，识途因齿，不喜伏枥，志存万里，腾飞行空，云生足底，千里之行，路遥方知。”
金庸曾考上川大外文系
因经济负担不起放弃
2004年9月的四川之行中，金庸曾亮相水上报告厅，现场获聘为四川大学名誉教授，并与学生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对话。时任川大常务副书记的罗中枢回忆说，那是川大江安校区建成以来，水上报告厅空前热闹的一次，500多位师生把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943年，他在重庆同时考上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外文系，但由于经济上负担不起，只能选择上其他不收学费的学校。2004年，时任川大校长谢和平院士为金庸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金庸非常开心，连声感叹，并谦虚地表示：“我不敢当什么教授，我是来学习讨教的。我不敢说能教你们什么，我是来与你们共同学习的，我只是比你们的年纪大些，是你们的大师兄而已！”金庸的幽默引来全场观众的笑声。随后，金庸还为川大题字：“川大领导中国学术研究，心仪已久，得以参与其行列，不胜荣幸。”
因为金庸当时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他还把川大跟浙大比较，“很相似，川大是1896年建成，浙大是1897年，晚了一年；都是书院发展而成，都是三校合并，也都有六七万学生，是中国学生最多的学校，历史悠久，很有成就。”金庸还很崇敬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杨明照先生：“我很仰慕杨明照先生，他研究《文心雕龙》，很有地位，很有贡献。”在即将结束川大之行时，金庸说成都和他的家乡江南一样，富庶、物产丰富、生活环境悠闲，使这两地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很多，人文环境很好。
记者 李雪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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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金庸与林乐怡和朱枚
▲金庸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与林乐怡相恋时，仍与第二任妻子朱枚在一起，为此闹出很大风波，林乐怡亦承受着有关“舞女”、“吧女”、“陪酒女”等传闻。林乐怡直到三十年后始做出说明：“我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为了继续学业，暑期到北角一家酒店的酒吧（蜜月吧）做工，记得某天黄昏，我看到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据了一张桌子，默默地在喝啤酒，一连喝下几杯却不见吃东西，心想这样喝下去会醉的呀，就走到他身边问：‘先生，你喝了不少呀！肚子可饿？’他朝我瞧了眼，没作声，只是点点头。我想他大概不是太方便吧！一时口快便道：‘不要紧，我请你吃！’岂料他立刻点了一下头，啊！这就请定了。这便是我们相识的经过。”
后来，金庸送了一块价值2700港币的浪琴表作为回谢，后资助林乐怡前往澳洲留学。两人最终在金庸与朱枚离婚后，结为夫妻。关于两人认识的时间，网上多有舛讹之处，一说相识是在1976年金庸长子查传侠自杀之后，但林乐怡出生于1953年，按照16岁来算，则大约为1969年时结识，则76年说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是1969年结识，则大约也是在连载《鹿鼎记》时，如果根据1976年《明报月刊》十周年时，金庸《“明月”十年共此时》时，仍以“我妻朱枚”称之来看，再与查传侠1976年由于父母婚变自杀结合起来，则金庸与林乐怡应该相识于1969年，直到1976年，金庸与朱枚离婚，与林乐怡结婚。
前人的情爱恩怨之事，这里不便细说，但金庸与朱枚于1953年结婚（一说为1956年），还没有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1976年离婚时已经封笔四年，可知作为“金庸”的查良镛的全部作品，几乎均是以“朱枚丈夫”身份所完成的。后世金迷在读金庸小说时，不可不感谢朱枚。没有朱枚，没有她在工作、家庭、写作上对金庸的全力支持，很大可能就不会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所以金庸对朱枚也只有一句，“我对不起朱枚。”
28金庸偷师袁世凯，袁世凯又偷师谁？
金庸诞辰96周年：48个「冷知识」还原最真实金庸
黑江湖编辑整理 黑江湖 昨天
▲1996版《笑傲江湖》剧照
《笑傲江湖》中，任我行说：“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大和尚算得是一位。还有三个半，是老夫不佩服的。”
“三个半”成为一个“梗”，广为流传起来，不过，这并不是金庸“原创”，很可能来自于袁世凯，“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但袁世凯也不是首创，在此之前，也有应用，目前可靠的信息，“三个半”最早来自于清代乾隆时期文豪汪中，见洪亮吉《更生斋文集甲集》卷四《又书三友人遗事》：“（汪中）时侨居扬州，程吏部晋芳、兴化任礼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有盛名。中众中语云：‘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适有荐绅里居者，因盛服访中，兼乞针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中徐曰：‘汝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
金庸的“三个半”是来自于袁世凯还是汪中，或是其他，已不可考，但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索引”，对冷知识的寻求，本身已是一种极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