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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0-1 11:4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4-18 09:34 编辑

门户之见［二］：金迷                                                            温瑞安
      在当代武侠作品中，真正公认为“文学”与“经典”的，就只有金庸小说。在当代武侠作家里，唯一给同时视为成功知识份子、报人与富商、学者的，目前也仅是金庸一人而已。
         对“金迷”而言，这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推祟与支持，不但能以作品为据，还可以人为范。
       “迷”是流行语，以前“迷”多只是拥护明星、偶像，近年来文化界、学术界也开始、逐渐拥有大量的“迷”，而且其影响力和持久力，有时还要比佣戴演员、歌手还有气有力，有声有色，日新月异，艺术、创作、学界也日渐与大众传媒、映象結合，产生了崭新互动和自助体，对文化层次与层面上发生了极大的推波作澜効应。当然，有的是直接上熒幕现身说法，有的文而优从演，有的学而优为官，有的则不，像金庸古龙，作品已在影视圈琳琅满目，衍伸繁杂，变化万端，枝叶蔓笼，也就是说，已达到了无处不在，何处不金庸的境地了。在当代中国文化接触里不管你打从哪一个方向走去，都要经过金庸这个名字；打从哪一个横切面探讨，都会有金庸的影响；要是要研究武侠小说、中国通俗文学的，没有了金庸这一块，不仅要造成断层，还得酝至地震的。
      笔者本身就是一个“金迷”。笔者自幼讲金庸小说，在小学就曾有一天“代课”八节的纪录。不光是不同级别的同学在听，连不同种族的教师也在座上听。在金庸面前，笔者巨虾当不成，小虾也免了。他讲是理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望的是现实：侠之小者，为友为邻。当年金庸的武侠文学在一些地方尚未完全给认同时，笔者年少，在台在马，血气方刚，爭辯維护，得罪也得失不少学者、友侪，然而始终无悔，因为笔者是看对了。武侠小说里，笔者最推祟、佩服金庸，但最喜欢的，都很可能是布滿缺失但真性情洋溢的古龙小说。笔者早年出版过5部评金庸小说，原想连写14部小说的评论，但后见坊间“金学”巳汗牛充棟，笔者就不来这个滥竽，不作这场添花了。
         金庸是当世读书人中一个罕见的人才，他不但小说写的好，从商眼光独到，时机认得准，而且政治抱负也高，同时在重要时期堪称知识界的良心。现在人多知他常励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却不知他当年也说过：“多叹世界（享受），少做工夫。”那是一种坦率的可爱，反而在他威望日隆后已渐罕见。事实上，笔者对金庸小说深爱无疑，但对金庸行事方式，有点不近人情，至于处世态度乃至一些论见，不见得全都认同喜欢，甚至认为金庸在当世已获得高度的肯定、饱和的盛誉，友人过多的溢辞，这也许反而使多年后增加了对他评议的争论和翻覆。这句话说得太早也许要给人误会的，但作为是他的朋友和“真正的迷”，还是直言了。
      金庸小说，绝对是一壶清而香，醇而扑的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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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荒謬聯想 金庸小說曾是禁書
中央社 2018/10/31 08:50 中央社 字級： 字 字
太多荒謬聯想 金庸小說曾是禁書

金庸小說風靡華人世界，但在戒嚴年代，卻是禁書榜上的黑名單，從小就是金庸迷、後來更以喬峰入戲的劇場導演梁志民回憶，「那時鹿鼎記改叫小白龍，射雕英雄傳叫大漠英雄傳」。果陀劇場藝術總監梁志民從小學開始看武俠小說，從平江不肖生、古龍到金庸，他一概不放過，對於金庸，他最為推崇。也是那樣的熱愛，促使梁志民在1996年推出武俠舞台劇「天龍八部之喬峰」，由現今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執筆編劇，已故歌手張雨生飾演劇中的無名

梁志民回憶，「從識字起，我就開始讀金庸小說，在他的書仍為威權時代的禁書時期，我的書包、家裡書桌的抽屜、床下的餅乾盒裡，從來都不缺一本又一本的盜版金庸小說」。他說，當時「鹿鼎記」叫「小白龍」，「射雕英雄傳」叫「大漠英雄傳」，因為是禁書，又改了書名，一開始讀並不知道作者，但一回回讀下去後心中開始有了懷疑，那根本就是金庸。

戒嚴時代，言論與出版都受到箝制，只要稍有批評直言或被懷疑影射暗喻，就難逃被查禁的命運。金庸的「天龍八部」被列為禁書，據說原因是一句對白，「王語嫣見兩個人在打架，就隨口說：這是江南蔣家的名招過往雲煙啊！」被政府認為是「指桑罵槐」。另一本「射鵰英雄傳」，據稱也因為毛澤東曾寫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被認為有為「共匪」宣傳之嫌，最終改名為「大漠英雄傳」才能出版。

關於那些被禁的理由，梁志民笑說，都是有太多荒謬的聯想導致。他記得，「什麼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都被引喻為兩岸政治人物；鹿鼎記的神龍教、笑傲江湖的日月神教也都被人比喻成權力腐化的國民黨」。梁志民說，金庸筆下創造的人物，是陪伴少年時代最重要的朋友，也是金庸教了後來走上劇場的他說故事、創造角色，教會了他剪裁事件、組合情節，架構戲劇，「在沒有電視的時代裡，金庸書中的詩詞曲賦給我無限情感想像」。

他認為，金庸的辭世，是一種獨特而偉大文體的句點，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

(封面圖/中央社)

金庸先前迎接92歲生日，包括黃曉明、霍建華、劉亦菲等數十位港台巨星拍影片祝壽，陳喬恩曾在于正版的《笑傲江湖》中演「東方不敗」，角色顛覆原作設定，和霍建華扮演的「令狐沖」互動，比男女主角還搶眼，陳喬恩更PO出和大師牽手的照片，並俏皮地在對方後腦杓比YA，另手則握住對方並貼近臉頰。另外，霍建華也拍影片祝壽。此外，黃曉明在張紀中版《神鵰俠侶》扮演楊過，劉亦菲因為《天龍八部》「神仙姐姐」王語嫣爆紅，胡歌曾是《射鵰英雄傳》的「郭靖」，陳妍希和陳曉、李銘順和范文芳都因為《神鵰俠侶》成為真正的情侶、夫妻，陳小春拍《鹿鼎記》，和「阿珂」應采兒成為真正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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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版稅收入雖難以查據，但金庸小說經久不衰，歷經三、四十年仍在不斷再版發行。2010年，金庸小說在內地重新結集出版，金庸版稅收入約新台幣1,555萬元；2016年，第十屆作家榜上，金庸名列17名，版稅收入約新台幣3,777萬元，此時距離金庸封筆已過去了44年，還能賺取高達3,777萬元的版稅，吸金能力可見一斑。

而經過多年的辛苦經營，《明報》1991年股票上市時，其市值已達8億7千萬港幣（約新台幣34.3億元），金庸獨占六成。上世紀90年代，金庸已經是香港傳媒大亨，他的成功都和他的文字有莫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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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进化：李自成从黄衣黄甲，变成了黑衣黑甲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短史记昨天
文 | 谌旭彬

金庸去世了，怀念的文章很多。

说三个小故事罢

青年学生从军风波
1944年11月，20岁的查良镛，被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扫地出门，转去中央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事情与国民政府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有关。他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老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1】

余兆文的说法，可以在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里得到印证。

军统局曾奉命调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段报告，言及中央政治学校：

“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2】

蒋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长。蒋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中央政校自然要紧跟步伐响应，这是“全校从军”的由来。但校方的决定，并未征求全体学生的同意，于是有了“志愿与不愿者”之间的武力冲突。

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免除学费外，还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军训是日常课程，且有训导专门关注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学生一进校门，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3】。这类地方，自然容不得“不愿者”，于是又有了余兆文所说的“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图：蒋介石致电陈诚，命其研究物色青年军副军长、师长人选

查良镛的选择不是个案。

在全面抗战的第七个年头，受“战时应做平时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学子，多数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冷淡处之。军统局的调查显示，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学“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复旦大学“初仅几人，现在已有英语专修科9人，华侨先修班2人，会计室1人，连训导长在内已得13人，较中大（中央大学）、重大（重庆大学）略胜一筹而已”；江苏医学院“学生报名从军者，迄今尚未见1人”，朝阳学院“迄今仅有2人报名”……【4】

毕竟，上前线是要死人的。

在死亡的阴影下，报名参军的青年们，激情澎湃中常伴随着恣意放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留有这样一段记录：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5】

作家王鼎钧曾报名响应青年从军运动、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获录取。他评价同龄人的这种放纵，说那“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犹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饭店跑堂上菜、过鞋店索穿新鞋之类的“特权”。官方战后统计称，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伤亡了365万人之多，在日军已进逼至贵州独山的1944年末从军，青年们确实难免生出“赴死”这样一种心理。中央政校里，志愿者与不愿者之间的武斗，其实也是这放纵的一部分。

晚年的查良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对参军一节始终缄口不言，对离校的原因亦无固定说辞。或谓“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

两个李自成

1952年，香港《新晚报》的办公室里，查良镛与陈文统常常聊起他们少年时代痴迷过的武侠小说。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系列，规模宏大、想象奇绝，是他们共同推崇的对象。

远在苏州的李寿民，此时早已主动中止了《蜀山剑侠后传》的撰写。朋友贾植芳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新小说《独手丐》遂以张献忠为题材，尝试将阶级斗争观念融入其中。卷首前言里，这位武侠名家检讨了自己过去二十余年的写作历史，作出公开声明：

“早在数月以前，我已将销行二十年，在旧小说中销路最广、读者最多、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能够顾我全家生活的《蜀山》《青城》等带有神怪性质的武侠小说，在当局并未禁止的环境下，毅然停止续作。……今后，我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6】

《独手丐》一书末尾，群侠浩浩荡荡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还珠楼主亦亲自上阵，为张献忠的残暴做了一番辩护：

“后人都说这班起义英雄是流寇，却不想那公私记载的作者是何阶级。……假使张献忠果如一班公私记载所说那么残忍凶杀，这班无甚纪律的义军恐早逃光了吧？如何还有数十万人生死相随呢？”【7】

稍后，陈文统与查良镛相继成了还珠楼主的同行——这件事情当中，有着陈、查二人未必知晓的内情。

1954年1月，太极拳宗师吴公仪与白鹤拳名家陈克夫在擂台上公开比武，引起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议（尽管打斗现场无异于乡野村夫乱挥王八拳）。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获得启发，建议在左派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来扩大销量、增加影响力。该主张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得到罗孚、廖一原等人的支持，并确定拿《新晚报》来做试点。【8】

1954年1月20日，在罗孚的动员下，陈文统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次年2月，也是在罗孚的动员下，查良镛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1956年，查良镛又在左翼媒体《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

身在香港的陈文统与查良镛，就此与留在大陆的还珠楼主殊途同归。

多年以后，陈文统坦然承认，《龙虎斗京华》这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9】

1975年，查良镛开始修改《碧血剑》，全盘推翻了原书中的某些核心主旨。原书中处处以“义军”称呼李自成的部队，修订版里全部改为“闯军”；原书处处可见“自成如何如何”的亲切表述，修订版里全部改为“李自成如何如何”；原书的李自成军“都穿着黄衣黄甲，数十万人犹如黄云蔽野”，修订版里变成了“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原书里的李自成心怀天下苍生，重情重义，修订版里的李自成及其部下，成了一群目光短浅的好权好财好色之徒【10】。

修订版甚至借路边老妇人之口，大骂闯军口号喊得漂亮，做起来却只剩祸民害众：

“李公子（指小说中的李岩），你这大骗子，你说什么‘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却来强奸我媳妇，杀了我儿子孙儿！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李公子，你来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

相较1956年版，1975年版的《碧血剑》已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1975年的查良镛，较之1956年，也已多了“豺狼镛”这般的政治外号。【11】


秦始皇与个人主义

1986年7月，在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查良镛与首次来港的台湾作家柏杨，发生了激烈辩论。

柏杨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秦始皇很好；查良镛则认为，秦始皇是个独裁者，好战，焚书坑儒，“坏到透顶”，责备柏杨被人洗脑。【12】

此时，距离查良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完稿，已过去了17年之久。

《笑傲江湖》是一部对秦始皇殊无好感的小说。书中刻意借了甫脱地牢的任我行之口挖苦：“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其实，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到左冷禅，个个都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个个都想要做秦始皇。

王学泰在八十年代迷恋过查良镛的小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笑傲江湖》。他后来总结道：

“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13】

与《碧血剑》近乎回炉重造不同，查良镛对《笑傲江湖》的修订极少，且修订笔触从来不涉及小说主旨，这是他的一种定见。有时候，他甚至会担忧读者不能理解这种定见，常在前言后语里做些夫子自道。

比如，在三联版《笑傲江湖·后记》（1994年）里，他如此回忆《笑傲江湖》的创作情形立意所在：

“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2008年，在广州花城版《笑傲江湖·后记》里，他又将“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一句，变更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

当然，查良镛最重要的夫子自道，是他一再自称是个人主义者，且如此解释：

“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14】

有了这样的理解，查良镛自是不能认同柏杨对秦始皇的褒赞。


注释

【1】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第30~31页。

【2】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第995~996页。

【3】杨玉清，《略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4】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第994~995页。

【5】王鼎钧，《怒目少年》，北京三联书店，2013，第159页。

【6】还珠楼主，《从新写起》，《独手丐》第一集卷首前言。

【7】还珠楼主，《独手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第680页。

【8】《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92~93页。

【9】（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332页。

【10】王志伟，《＜碧血剑＞版本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11】“豺狼镛”是1966年香港“五月风暴”期间，左派媒体谩骂查良镛时所用的词汇。自1962年“五月人潮”开始，查良镛的《明报》与香港左派媒体分道扬镳。

【12】金庸，《办报纸是拼命 写小说是玩玩》，《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13】王学泰，《关于金庸》，收录于：《书话文存》,商务印书馆，2011，第222~223页。

【14】《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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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光尽，怕见江南信。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石扉客新石扉客栈2017-03-10


一早看到金庸江湖网发了一条微博，方想起今天是查良镛老先生九十三岁寿辰。

@金庸江湖网

今天是金庸先生93岁生日，愿老先生寿超期颐，平安喜乐。据金庸二公子查传倜说：「父亲近年在家休养，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现在卧床休息的时候比较多。平常我们去看他，更多的是眼神交流，也会握握他的手，跟他说说话。他能认得出我们，会点点头，但反应不会太大。」

此前早听到传言，说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太理人事，此番看照片已觉憔悴，从查二公子的话来看，竟有几分像老年痴呆早期症状了。

暮光尽，怕见江南信。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确实有些难过。老爷子聪明绝顶，判断力惊人，多历风雨却履险如夷。1990年代，他应同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同宗的査济民所约，写了四首律诗，其一曰：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首联自道身世，颔联明志，颈联尾联更是直白如话。他的诗，他的小说，他的报人事业，他对香港的深厚感情，北望神州的家国情怀，跨两个世纪近百年间，可谓世人皆知。

而他晚年，香江之上，风波未有稍停。

老人家侨居是山，游走在各方势力的缝隙之中，身历种种，目睹种种，折冲自保，看今天港陆两地的乱象，他若心智如壮年，以其智识，以其抱负，真不知该痛心疾首到何等地步。

如此，行将老去，渐入混沌，又何尝不是福气？

翻出去年此时，为老先生九二寿诞写的这篇《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不知道明年此时，是否还有机会来再写一篇？

石扉客，2017年3月10日



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扉客





查良镛先生九二寿诞，各位闷头打坐的金粉纷纷出关怀旧，我也跟把风。

回忆少年时的我，对金庸小说的迷恋已经无法形容。但那时基本没有管道拥有哪怕一小套（即上中下册）完整的金庸小说，只能靠同学间传阅，争分夺秒抢读。

有机会看完全套金庸小说，是到了中学阶段，得感谢那时遍布城镇的图书出租摊，大约几毛钱一天租金那种。

后来听老同事陆晖讲，他和我情况仿佛，不过他是直接站在图书摊前看完的，因此连租金都省了。陆是贵州读书种子，一目十行，天资聪颖，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

不知道有多少像我和陆晖这种物质与文化双重匮乏的农村孩子，从八零年代伊始就被老先生这只天马行空的健笔所俘获。

其实不止是武侠小说，他那篇附在《碧血剑》后面的《袁崇焕评传》，成为我中学时代对历史和时政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读物，影响我大半生。

所以说对老先生这种情感，是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牢牢植入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终于有了一大套完整的金庸全集，很惭愧还是盗三联版的。我记得是我和师姐兼同事刘湘平一起去定王台（这个中南地区著名的盗版书市彼时刚从黄泥街搬家）买回来的，这套盗版书后来跟着我一起搬到上海，直到后来送人。

女儿十周岁时，我给她网购了广州朗声版的正版（全本36册）金庸全集，又先后给几个好朋友送了这套全集，算是我个人对老先生的一点点敬意。

这情形就好比这次不少人去电影院看《美人鱼》，也大多是只为当年在遍布神州的录像厅里欠下星爷一张电影票。

我有机会见到老先生真人，是在岳麓书院和浙大。

前者是2000年，我还在长沙教书，芒果台请老先生来做现场读书节目，于是过去凑热闹。老先生其时七十有六，可算春秋正茂，气色也相当好，当时也还没有多少负面信息传出。

节目现场内容乏善可陈，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个细节，老先生在来去乘坐的大奔上，均紧篡着后座左上方的顶棚抓手，就像他风雨人生中一贯审慎的态度。

再次见到他是四年后的冬天，老先生预备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那次貌似风波不小，我在央视做电工，不怀好意地前去搅局。

在一堆媒体包围下，面对面和老先生做了个短暂的采访。记得采访前握手寒暄，老先生手很绵软，问沈先生您是哪里人啊，查太太则远远躲在一边关切的看着老人家。

这次辞任风波，对老先生影响不小。他一位从外校转学而来的女弟子，貌似精神出了点问题，将梅超风对黄药师的情感投射到老先生身上，来找我絮叨了无数这种情感。

我不太信这种匪夷所思的想象，也相信老先生在这个事情上完全无辜，只能将这些转告他彼时的助手，让老先生小心应对。

再以后除了作协风波外，老先生几乎已经消失在公共视野，江湖上只剩下牛逼的传说。

我老家有俗语云“开坏一场亲，出坏三代人”，这就是所谓家族遗传的影响，先母也一直喜欢讲根脉二字。我常常想，老先生的智慧，毫无疑问有世家子弟的根脉所系，也有吴越这个人文荟萃之地千古以来的浸润。

多扯一句，现在的地域歧视确实政治不正确，但反过来的地域认同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比如某地出才子（当下政坛第一网红奇帆同志和我友斯伟江都才高八斗名动朝野，也都是大额头诸暨人），某地出倔头（浙江有宁海和奉化两大倔头产地，我友袁裕来籍奉化，即著名倔头），某地出商人等。

根脉与地域两者纠织缠绕，我想海宁查家四个字，概括起来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杰地灵与钟灵毓秀吧。

“南来白首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三十多年后，老先生赋诗追忆生平，一生功业确实浑不负海宁查家后人这几个字。

在我看来，老先生一生最厉害的是两个力：想象力和判断力。前者在他笔底下已经展露无遗，全球华人文化圈里，我相信排进前十名不会有争议。想象力真是作家最重要的才华，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说家王小波也是这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后者除了传奇般的明报社论（据闻傅国涌老师对此另有高见），更体现在他个人的进退选择上。他有过小失误，特别是年纪大了后，会有不少却不过情面与乡情的事情，也有过不少近似老糊涂的表态，但终归大节无亏，基本面站得住脚。

我理解他31年前做基本法起草委员时的入世和热心，也相信他27年前泪如泉涌中的真诚与感伤，以及随后几年中与体制的若即若离，以及最后的神隐于江湖深处。

他从来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骨子里又是骄傲得不得了的江南才子与名士。

都知道他笔下最经典最震撼人心的英雄是萧峰、郭靖，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实他自己的个性是“携手红颜去，我自逍遥无人管”的张无忌与令狐冲，而他现实中的选择则更像袁承志式的“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吴国桢式的杀伐果断进退自如，达济天下穷善其身。
1985年夏天，坐了国共两党一共22年零2个月牢的陆铿以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身份专访，胡对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先生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陆报以“大时代嘛，个人命运就是这样”的哈哈大笑。

同样是1980年代，同样是为了统战香港媒体人，海宁当地政府给他死在镇反刀下的父亲查枢卿平反，他在致谢信中写道“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

所谓大时代洪流冲刷下的个体命运，在命运与历史面前，抗争与妥协同在。

但他终究没有陆铿那种骨子里的倨傲不逊与顽童式反骨，陆是借机捉弄党魁，而他却始终要顾忌进退和情面。

以交友论，他和同样远走海外大他8岁的香港分社老大许家屯是至交，和小他10岁先掌香港分社后掌浙大的张浚生也是好友。捐赠无数之外，再在西湖边上留下一栋云松书舍给故乡。

他比李嘉诚年长4岁，和李嘉诚一样都属于总是选对了的香港人。即便一步踏错，他也能迅速凭籍惊人的判断力纠错。

他一生中有两次是特别重大而准确的纠错，一次是1950年代那次北上和南下，另一次是1997年前后那次先入阁又辞官最后远走英伦。

如果说李是判断力超人的商人，他就是判断力超人的文化人。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

从热爱自由的中国读书人传统的人生目标来说，老先生一生多难而履险如夷，可谓自在自由，基本已经是做事做人的极致了。

先写到这里。想起前两年在京做杂志的时候，我一直想做一期金庸特刊，一直不得其便，权把这篇作为偿还这个宿愿的草稿和前奏，以后慢慢增补和修订。

（本文写于2016年3月10日，首发石扉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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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金庸 / 萧瀚
原创： 表情独异的面庞表情独异的面庞昨天




1. 金庸去世了，这几天的网络几乎铺天盖地，各种纪念文章。这当然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金庸创造了一个世界。

2. 金庸在华文世界获得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秦国特色的，此话怎讲？大秦国长达数千年的思想禁锢，导致了在文学领域，这片土地无法产生莎士比亚，无法产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产生塞万提斯，无法产生歌德、席勒、托马斯曼……总之，那种思想深刻、纯文学的史诗级文学大师不是这片土地易产的。即便如鲁迅、沈从文这样的汉语文学大师，显然也不是与上述作家们相似的史诗级文豪。与莎士比亚们相比，金庸显然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文豪，但他在秦国获得了那种文豪的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3. 金庸红遍华文世界数十年，一方面源于金庸作品的魅力，另一方面则源于一个诡异的现实。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直接抒写现实甚至挖根掘土的作品不但基本上出版不了，即使出版了也不易成为不遭封禁的持续热门话题。所以，秦国人的话只能躲在各种掩体里说，而金庸的武侠在满足苦难人民意淫的同时，更是国人心声的最好掩体。从这一点看，金庸的成功，是大秦国政治与文化的苦笑。

4. 与现时的年轻人相比，余生也早。我可能也属于最早读金庸的大陆读者之一，当年我读的《书剑恩仇录》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1年版的，估计绝大部分金迷从未听说过更别提见过这个版本，那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仅有的两三个正版金庸作品之一。那会儿我还是个13、4岁的小朋友，趁着老爸老妈夏天旅游去，从老爸书架里偷翻出来，废寝忘食地读了两天，那时候就觉得从未看过这么好看的书。金迷们都知道，《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故事讲得不错，但主角陈家洛写得不行，远不如一些没那么重要的配角写得好，比如无尘道长、霍青桐、文泰雷等。

5. 由于写作时间不同，金庸创作的这些武侠小说，在水平上参差不齐，最著名的这几部，《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确是精品。尤其是《笑傲江湖》，无论主题（一部政治隐喻之作）、人物，还是小说的结构，在金庸的小说中都属于最佳作品。我记得20多年前第一次读《笑傲江湖》过程中跟一个好朋友聊天，聊到岳不群，聊的时候还没读到岳不群露馅，就说岳不群这个人物真是不错，他笑着说，你继续读。到最后，才觉得这个人物塑造之成功，在华文世界里确是罕有其匹。金庸在后记里提及连载的时候，香港政坛上就出现以岳不群作为互骂标签的趣事。可见，金庸确实把人物写活了，而这样被金庸写活的人物还有很多，包括萧峰、郭靖、黄蓉、韦小宝、令狐冲、岳灵珊、任盈盈、杨过、段誉、虚竹这些主角，也包括数量多得多的配角。

6.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既有如王朔讽刺过的，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就往死里打的江湖恶霸，也有在江湖上主持公道、扶弱抑强的真侠客，郭靖、令狐冲、萧峰、杨过等都是，他们也是让金迷们一读再读的主要原因之一。

7. 金庸的世界之所以让人着迷，前面已经说过，既是其作品本身魅力的产物，也是秦国特定社会传统与现状的产物。读者的代入感，使得匡扶正义的大侠想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们在衙门在社会上的种种屈辱感，意淫让生活变得好过一些。在一个从未有过正常司法，从未有过真正讲理时代的国度，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到武侠的世界里，似乎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唯一的出路了。

8. 时代毕竟还是有点变化，与王朝时代曾经流行的那些著名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水浒》不同，金庸的世界里至少不再无批判地接受权谋，也不再无批判的接受不讲理的暴力。即便是《红楼梦》这样可谓秦国古典社会百科全书的巨著，若论作品的灵魂，也单薄脆弱得很。在金庸构筑的文学与人性世界里，至少思想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他们，要深刻、复杂、坚固得多。

9. 金庸作品里最重要的灵魂，也是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人道精神。许多人对金庸的误解，就在于没有理解他的人道精神，而误将他批判的江湖当做了金庸宣扬的江湖。我在成年之后每读金庸，都会想到法国的雨果，雨果也是一个喜欢写侠客的人，《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像个法国萧峰，《海上劳工》里的吉利亚特像是法国杨过。至少有一点金庸和雨果是共同的，他们的创作中都有极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在金庸那儿它常常会打个大大的折扣才被端出来。

10. 在大秦国，所谓江湖，无非山寨的庙堂，所以，所谓谈江湖，也就是谈庙堂。所谓江湖，只是朝廷的镜像，江湖里的龌龊，只是朝廷龌龊的翻版，看江湖即看朝廷。以前老辈人所谓“衙门小，江湖大”，是说人终究要生活在江湖之中，衙门再牛，当差的人要清醒，最终要回落到江湖里，要承受江湖的酸甜苦辣，所以聪明的当差人，不会真给衙门卖力，而更应该给江湖卖命，因为那才是人们真正安身立命之所。

11. 然而，金庸世界里的江湖极度凶险，因为那是庙堂的镜像，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最终，金庸总是让江湖里的道义还有愛情战胜背信弃义，让慈悲战胜残忍，即便是在他最黑暗的那部小说《连城诀》里，最后也让狄云带着孤儿“空心菜”与水笙重逢，在支离破碎了的世界里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人生茅棚。不过，所有的读者都能读出金庸这种情节安排的力不从心，没办法，那是险恶江湖里最后的光亮了，金庸也好，读者也罢，难以承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12. 缺乏像《双城记》或《九三年》那样对悲剧的承受力，这是大秦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死穴，如鲁迅先生早已觉察的，我们的文化因为缺乏宗教性的纵深，人们普遍仅仅是承受毫无希望与救赎的世俗惨剧，而鲜有承担真正悲剧的精神资源。金庸世界里，在这方面显然有重大突破，他笔下的人物里，虽然郭靖黄蓉夫妇殉身襄阳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至少萧峰是殉身于身份的伦理冲突、最奇崛的悲剧人物。

13. 金庸世界里，公共领域悲剧的匮乏，通过私人愛情领域和友情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友情方面，金庸世界里用悲剧来展现的人类美德可谓俯拾皆是，其例不遑多举。愛情方面也不少，无论是阿朱，还是程灵素，抑或张翠山殷素素夫妇、玄慈大师和叶二娘，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愛情悲剧，动人心魄。这不仅仅是小说家通常属意于写愛情，更是因为没有悲剧的文学世界难以打动人。只有在悲剧中，人性的单纯与复杂、脆弱与坚强、懦弱与勇敢、背叛与忠诚、卑微与伟大等所有品质，才会通过极化的境遇，醒目地呈现于世人。

14. 金庸世界里值得谈论的主题自然是很多的，除了上述这些人们通常会留意到的主题之外，还有很多都非常值得讨论，比如女性问题、家庭伦理问题，人如何与自己所在的群体相处问题、人如何不被集体淹没的问题等，当然还包括大量更具现实隐喻意义的问题（比如《笑傲江湖》里的偶像崇拜现象），我这篇杂感不可能谈得很深。

15. 不过，我觉得始终不可遗忘的一点，是金庸毕竟不属于人类艺术精神史上莎士比亚那个先贤群像里的一员，除了辉煌的文字（托尔斯泰特别讨厌莎士比亚的文字，嫌他过于华丽），莎士比亚们笔下那些深入人类生活根基的思想主题，是金庸世界不可能构建的，这既是武侠小说这种类型小说因其非直接的表现形式造成的天然短板，也是无需苛求于他的。所以，无限拔高金庸确实大可不必，正如许多人居高临下地鄙视金庸世界也同样大可不必。

16. 我总觉得，对于作家构筑的精神与艺术世界，讨论其已有比讨论其未有更重要，对于其未有甚至缺陷，心下明白，从而有个更广阔和深入的参照体系，那只是为了提升读者自己的鉴赏力，避免迷失在作家本人的窠臼中，而与作家本人无大关系。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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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与庙堂的双重认可



在上世纪50年代，大陆全面禁绝武侠小说，直至70年代末，才重印了《三侠五义》等公案小说。与此同时，金庸小说也开始半公开地流入大陆，并被一些大陆出版社盗印。⑤

金庸小说初进大陆，即备受欢迎，如学者王学泰回忆的那样：

“这种光怪陆离的作品，已经久违了，一下子便点燃了人们的阅读热情。”⑥

1982年4月，国家出版局出台了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严厉的限制政策：

“鉴于近年来侠义、言情、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所有正在印制的这类小说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暂行封存，听候处理。”“这类小说的缩写本，根据这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以及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也照上述规定执行。”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但金庸于1981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较之于其他港台武侠作家，他的小说实际上处于一种半解禁状态。

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率先获得授权，出版了大陆第一部正版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同时，金庸小说被数十家大陆出版社盗印，仅《射雕英雄传》就至少有7个版本。

学者沈奇在《武侠中的诗意》中，曾回忆自己读了百花文艺版的《书剑恩仇录》后：“便着了魔似的随时随地打听借来金庸的书读，尽管那时读到的金庸的书大多是盗版，错误百出，也读得如痴如迷。”⑦

官方统计显示，“1985年上半年，新武侠小说、旧小说出版量高达四千多万册。”

这种热潮，引起了文化出版部门的关注。同年6月，文化部下达通知，重申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未经批准、擅自出版或在批准印数之外擅自追加印数的，以及非出版单位滥编滥印这类图书的，都要实行经济制裁。”同年11月底，在“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上，宣布了一份新的禁令：“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

禁令迅速贯彻了下去。比如，在北京新华书店：“基本停进新武侠小说，对已经到货的，一律不在门市部陈列，不批发。全年，有五十多个出版单位或非出版单位（含外地的发行公司），以最优惠的发货折扣要求北京市、区书店订这类书，均遭拒绝。”

再如，在安徽新华书店：

“发现一些杂志社、发行公司向本省书店滥发新武侠小说的征订单，立即向全省书店打招呼，不予发行。”⑧

上世纪80年代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出版限制，一方面是认为它们内容上有宣扬迷信、情节离奇、引导读者逃避现实、人物形象单薄且雷同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考虑：

“1、我国纸张资源奇缺……在这种情况下, 过多地出版新武侠小说, 势必影响其他方面优秀图书的出版。”

“2、读者用于阅读书籍的购买力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 买了这本, 就不买那本。对迷恋新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说，必是弃好书于不顾，将钱用于购买武侠小说上, 长此以往, 将会殃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⑨

改变金庸小说在大陆尴尬处境的关键人物是沈昌文。他通过罗孚，在1991年成功使金庸和三联书店出版社签订了10年版权合同。


沈昌文后来说起自己让金庸小说过审的秘诀：

“那么，用什么来统战呢？我们又想出一个词：‘文化’。后来把这词扩而大之，广泛使用。……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尽管那时查禁武侠小说甚严，我们的方案还是被批准了。”⑩

原本被视为低俗的武侠小说，被如此这般一联系，自然就变得“高大上”了。



1992年8月8日，是武侠小说在大陆的命运转折点。该日，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将“古旧小说专题审批权”、“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自此，武侠小说不再属于特别管控对象。之所以突然作出如此大的改变，按文件的说法，是“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简政放权”。

994年，36册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问世。

2004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入选高中《语文读本》，标志着金庸小说的价值，得到了庙堂与江湖的共同认可。

注释

①（香港）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第105页。

②林保淳：《解构金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第8—14页。

③沈登恩：《我与金庸小说》，三毛等，翁灵文等著《金庸茶馆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年，第146—148页。

④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

⑤刘树娟：《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金庸小说的接受研究》，西南大学2013年。

⑥王学泰：《书话文存：坎坷半生唯嗜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页。

⑦严琳主编：《我的读书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140页。

⑧郑士德：《1985年图书发行工作概况》，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6》，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5页。

⑨周远：《关于新武侠小说出版之管见》，《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4期。

⑩沈昌文：《八十溯往》，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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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说过：徐志摩是我的表哥，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我当时还小，跟他谈不来。我不崇拜他，到现在也一样。我的家人不太原谅他，我舅父以及我父母，都认为徐志摩不该跟妻子离婚。他太太非常非常好人，大家都对他太太好，所以大家便对陆小曼的印象不好，这是很封建的观点。——视频，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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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晁华山在确认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后，特地致函金庸，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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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金庸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万世，万寿无疆，所以天性上不会喜欢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随时有驾崩之可能。中国人对这种不吉利之事，向来极为犯忌……

昏庸的皇帝不喜欢皇太子，不在话下，但即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欢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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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最新的英译本在2018年2月出版，这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在亚马逊书店获得销售冠军。出版人告诉媒体，英语国家这么晚才发现金庸，“真的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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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gripping-stories-and-political-allegories-of-chinas-best-selling-author
上面是
上面是2014年金庸人生最后一次访谈，由于是英文的，没有引起重视。访谈中他澄清了很多猜测，亲口承认了神龙教影射伟光正、最后几部小说以wen革为蓝本、射雕的蒙古南侵是指几年前的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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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丸汉Lv 8 时间：2018-10-31 11:45:11
　　说一句笑话 无数的各种蹭头条都在说 金庸如何如何 那么问题来了 谁知道金庸的理想是什么 没人能回答的出来 我给点提示吧 1991有一个金庸专访 他说 我想在这一生中看到 老蒋的大陆国民党垮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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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悲莫过于无声

然而当杨过目睹郭靖黄蓉夫妇喋血襄阳、以身殉国后，却选择携神仙眷侣回归终南山活死人墓。并非杨过自私苟安，而是朝廷之滥实已无药可救，苟全性命于乱世成为不得不选。杨过如此，金庸先生本人的思想蜕变如此，令狐冲亦是如此。

《笑傲江湖》最大的艺术成就在于对官场含沙射影、入木三分地描画。民心怨忿的黑恶势力余沧海，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左冷禅，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岳不群，洞悉各种肮脏和丑陋后心灰意冷的令狐冲……一色色血肉丰满的大小人物粉墨登场。

热闹背后是门道。《笑傲江湖》中最大的反派是贵为武林泰斗的少林方丈方证大师，正是这个慈眉善目、正气凛然、光环等身的武林领袖，在幕后精心牵扯着各路傀儡，使之按照自己编排好的剧本表演。目的呢，只为巩固少林派的核心地位。

野心勃勃的地方诸侯左冷禅一心想合并五岳剑派颠覆少林，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方证大师不露声色，先是借旁门大敌任我行消耗左冷禅，阻止后者统一五岳剑派，然后借壳风清扬传授易筋经，假借令狐冲之手将各路觊觎权柄的势力逐一瓦解。

当各路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被肃清后，方证大师又怂恿毫无政治野心的令狐冲出任五岳剑派掌门。目睹江湖倾轧的令狐冲万念俱灰最终退隐，江湖上重新恢复了三家归晋、少林独尊的局面。政客方证大师的老谋深算和老辣手段令人惊惧。

悲莫过于无声。无论杨过携手小龙女幽居活死人墓，还是令狐冲联袂任盈盈遁世西湖梅庄，都体现了金庸先生洞悉家国和官场生态后权衡进退的无奈之选。《道德经》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哉。

下篇 哀莫大于心死

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积极入世，到功遂身退，天之道哉黯然出世，诠释的清一色是政治仕途中的上流社会人物，而另一部世人较少关注的《连城诀》将这种情结延伸到了市井小老百姓，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让人想起了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对人性中的暗黑面描绘可谓力透纸背，而《连城诀》对人世间丑恶的鞭挞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同黄钟大吕后听羽调商声，它讲述初入江湖、生性质朴的农家子弟狄云在被屡屡欺骗、冤屈中阅尽人世，最后看穿尘世险恶隐居雪谷。

如果读过庄子的《人间世》后再读《连城诀》，感觉后者简直就是描述各类奸恶的集大成者，从官府到江湖到处充斥着欺骗、谎言、背叛、道貌岸然、欺师灭祖甚至生食同类……一腔悲愤之气贯穿全篇，读罢令人汗流浃背。昔孔夫子尝云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然而不读《连城诀》，断然想不到人心竟然险恶至斯。

书末作者借白发老者之口点醒众生，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细细品味，和《石头记》中「好了歌」异曲同工，并无轩轾高下之分。

从起笔《书剑恩仇录》红花会恢复沦落风尘的江山社稷，到封笔《鹿鼎记》梦想破碎，金庸先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为国为民的侠客后最终意识到，即使是身怀绝技的侠客，终究也无法拯救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作者理想幻灭，读者武侠梦醒。

哀莫大于心死。《鹿鼎记》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它所蕴含的寓意如果仅从一个小混混发迹角度解读无疑是肤浅的，而深究之下竟然大逆不道……不说打住。

结语。《道德经》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字面意思很直白——天下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的，那就坏了；天下人都知道善良的行为是善良的，那就不好了。大白话中到底在藉此告诉我们什么呢？

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与之相比较而存在，与之矛盾而运行。只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的，而不知道丑陋的事物是丑陋的，和只知道善良的行为是善良的，而不知道恶劣的行为是恶劣的一样都有失偏颇，都不能够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正反两面。

现实印证着哲学。越是那些自我标榜、道貌岸然的物事，其另一面往往越是阴暗丑陋、卑鄙龌龊。那些昨天还在高谈阔论为了谁谁怎么样之辈，今天已然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金庸武侠小说中这种场景比比皆是，然世人解味者有几呢？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昔明妃出塞一去不返，徒留青冢朝向故乡。今一代宗师驾鹤西去，空留侠魂回响世间。呜呼，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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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金庸

董桥



金庸先生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獨一無二的風雲人物，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靠一枝筆成功影響幾代人的稀有傳媒人物。

他創辦的報匯一紙風行，統領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三地憂國憂民的思想潮流，朝野注目。他創作的武俠小說風靡讀書界，傾倒數代人，讓他的廣大讀者或深或淺消受了中國文學的薰陶。

金庸先生的成就不是奇蹟，是他的用功他的博學和他的毅力的成績。

我跟隨他做事十數年，領受他的教導也目睹他的行止，在時局風湧雲起的時刻，他的政論始終抱持知識人的良知和傳媒人的天職，不亢不卑，字字入骨。

金庸先生一生讀書，晚年還去英國讀博士，那是他的抱負他的心願。

其實、金庸坐在那裡不說一句話依然是金庸，不必任何光環的護持。


（本文转载自苹果日报，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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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浙博士生追忆：第一次见面，第一个问题就让他笑了
原创： 钱江晚报钱江晚报前天
金庸先生在浙江的博士生卢敦基写于深夜

通过钱江晚报独家发布

虽未朝夕左右，毕竟其为幸也

追忆金庸先生


右一卢敦基



尽管先生的身体不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对此噩耗仍然没有心理准备。

一直来心想，年逾百岁，当今似乎也不是特别稀罕的事吧。所以当报社朋友的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在电脑面前傻坐着，不知道应该做点啥。等到放下电话，决定还是遵嘱追忆一下旧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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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晓先生小说

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场合。那是1981年的9月底，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乘坐费时一天的长途汽车前往黄山旅游。前座有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向女伴另一方向的邻座拿了一册书，顿时低头苦读，浑不理旁边女伴的拉、扯、嗔、怒。
当时我虽年轻不谙情事，但也觉得此男人有些过分，于是好奇心起，立身张望，见书中有“陈家洛”三字。当时内地出版的文学书籍并不算太多，我又性喜阅读，绝大多数书一看内容即能知晓书名，但此书确实未见，所以仍不明所以。待到黄山归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给我一册书，让我不要声张，悄悄地看。这部《书剑恩仇录》上册，作者为金庸，纸张粗糙，装帧简单，当时也没在意。读了两三页，真好比林黛玉读《西厢》，直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七八十页后，“陈家洛”赫然出现，此时想起那个男人，也觉并非过分了。
第二天拿到下册读完。当时在想：我也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只要是有中文版的，也算大致有些知晓。为何这么好的一本书，从未有师友提起，也从未见有文学史讲述？难道是自己的文学批评能力完全失灵？又抑或是众人皆盲，浑不知该小说为何物？一时懵懵懂懂，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2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
同样，第一次见到先生，也是一个意外的场合。
那是1997年的一个春天。当时浙江大学尚未与杭州三座高校合并，金庸先生当时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该系要举行一个仪式。由于我素喜金庸，名声在外，我 做一个发言。记得那天是4月4日，上午在浙大一个会堂举行了仪式，我写了一页A4纸的发言，读了。下午是安排在杭州植物园的某处草地上座谈。那天气氛特别轻松，参加者皆以青年教师为主，所以毫无忌惮，我记得我熬不住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又合情合理，极为吸引读者。那么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小报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笔，方法是避开所有人的建议。请问先生是真的这样吗？

金庸先生听罢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

我也顿时明白，不由惭愧地笑了。当然，真实情况我是很晚才知道的：当时先生办报，经营、写作均亲自为之，写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诸多杂事后匆匆动笔，很多时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门外的，哪来这许多的悠闲？好事者揣测之词，也是意料中事，但本不应该成为吾辈粗通文学之人的问题啊！事后反思，还是爱之太甚，转为迷惘所致。
至于第二个问题，问的虽较内行，没有弄出笑话，但也是人云亦云，不值一提，尽管他的回答对我启示尤深。

两年后的同一天，我的《金庸小说论》初稿写完。

　
3

最后一次会面

2003年，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职读博。其间先生多次来杭，经常在中午休息过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子，与我们聊上几个小时。或问学业，或评时贤，抑或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当时闻即喜者，也有思考许久方悟者。至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先生阅后，更加写下长篇批语，指出研究方法方向。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就职单位的支持下，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2011年的元月，我与一友人专程赴香港拜见先生。先生在中环一酒店设宴。那天我也觉得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证据是初次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饭吃到一半，先生重焕光辉，有问即答，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那天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皆为共同见证。先生座中为我博士论文题字。日后付印，就是用的此题签。

先生在我眼中为何许人物？借用一下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吧：
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载之后，而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载数十载之后，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犹之戚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势，或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吾仍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生，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又且不限于形势，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而获亲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则其为幸也至矣。

我虽远未朝夕左右，也深知自己之幸运。因为当我写完金庸小说论著之后，我对先生有了自己的体认。简截说来，先生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的伟人之列，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地放射异彩。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的文化成就，将长久为后人学习记取！
社会上不时有人非议先生的武侠小说。对此问题我专门做过思考。确有一部分读者看武侠小说就头晕，以为它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这实在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兴趣、习惯和爱好。
事实上《西游记》也有许多人不喜欢，今天还有不少人宣称看不懂《红楼梦》，这种言论作为个人的批评也不甚妥，作为负责任的评论则更是远其甚也。如果按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雅俗共赏，先生的小说毫无疑问已在杰作之列。试问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又有哪一人能够以他笔下的人物、故事、词汇、场景等等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然走红一时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可见，文学史家的办法是再引入一个时间的坐标，俗称“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先生作品，自1955年乍现人间，至今已有一甲子之久，足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整体轮回。大浪淘沙之下，其余武侠作品大都已经淡出，赢者通吃其实不仅限于商业领域。先生小说之伟大于此可见。呜呼！世运推移兮，哲人其萎。先生之风兮，山高水远！
2018年10月30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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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籍《金庸传》作者傅国涌 撰联追思“谢绝见面”的金庸
温州网 2018-11-02 08: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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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网讯“书剑恩仇明报论政三十载，倚天屠龙江湖笑傲十五部。”前天，著写《金庸传》的温籍知名历史学者、作家傅国涌用毛笔写下这幅追悼金庸的挽联，并落款：“敬悼查良镛先生，傅国涌，戊戌九月廿三。”

　　他将这一挽联拍照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后说：“应付不过来采访、约稿，请各位记者、编辑原谅。写罢挽联，先睡一觉。我的评价已尽在挽联中。”

　　金庸在世时，傅国涌和金庸两人，曾有热心记者牵线让他们当面交流，最后两人还是擦肩而去。但傅国涌对金庸仍有着特殊的感情和高度的评价：“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以至于“在夜色中散步，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令他感到悲伤。

　　傅国涌所著《金庸传》还被著名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评价为“历来质量最高且最有影响的金庸传记作品”。

　　金庸去世后，傅国涌接受了记者采访，结合武侠小说家和办报媒体人两个身份，谈起了他眼中的金庸。

　　傅版《金庸传》

　　一改“无一例外的仰视”

　　傅国涌1967年1月出生于乐清市大荆镇雁荡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在当地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习之后，1986年傅国涌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一年后，他离开学校，做起了中学语文老师。两年后，他结束了教书生涯，进入“十年苦读”的阶段，其间受到中国科学院原研究员许良英先生的影响，思想发生质的飞跃。之后，他一边在企业里工作，一边求学写作。随着学问精进，他干脆辞职在家写作，并一发而不可收。

　　《金庸传》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当时，傅国涌应朋友之邀著写《金庸传》。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经有多本金庸的传记，傅国涌向来反对重复命题，但朋友相托又不好意思推却。他把过去的几本《金庸传》读了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是以一种仰望金庸的姿态去写的。于是，傅国涌决定，以平等的视角，客观、理性地写《金庸传》。他开始四处搜集资料，潜心写作。

　　2003年，傅国涌著写48万字的《金庸传》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当时有评论称，傅版《金庸传》一改“以往的《金庸传》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金庸传》也成了傅国涌的成名之作，他成为各家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对象。以至于2004年到2006年这三年，成为傅国涌写作密度最高的时期之一，他到处被约稿、开专栏。傅国涌的《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著作先后出版。

　　如今，傅国涌居住在杭州，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为人所熟知。

　　但15年前的夏天，傅国涌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金庸，“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下来”。而“传主”金庸非常“不高兴”，对这部传记的评价也并不友好。

　　傅国涌说：“一般而言，如果仰视传主，传主是不大有意见的，而且乐意提供帮助。如果是平视传主，对传主人生中负面的内容也不回避，传主诚然会不高兴，至少心里不高兴。真正的困难在这里。对我来说，我只想客观地呈现传主真实的人生，拿材料说话，而不加添主观的想象。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能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地收集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我的发言权越大。当然，因为缺乏传主的帮助，一些细节上还是会留下遗憾。”

　　金庸去世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傅国涌对金庸的评价其实很高。

　　“金庸去世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傅国涌说，金庸是在近百年历史中生活过、努力过，对这个民族和世界怀抱过梦想，并且将这些梦想付诸过实践的一代报人和武侠小说家。而他在写给金庸的挽联中，也分别提到了他“明报论政”和“江湖笑傲”的双重身份。

　　傅国涌说，15年前金庸曾经对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主持人说过自己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金庸写下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包括《越女剑》)，曾经让无数读者如痴如醉。

　　傅国涌认为，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的武侠小说，但在当年，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副产品”，办报才是他的正业。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半个世纪，金庸奔波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新闻报》，自己创立《明报》，并把《明报》办成报业集团。他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只是为了吸引读者和扩大销量，而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却是他在社评中表达的对国计民生、两岸三地、世界风云的关切。他延续了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报人王韬以来中国独特的“文人论政”传统，是一个能“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的作家。金庸也把自己看成是“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

　　傅国涌评价，金庸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在武侠小说史上留下的影响一样重要。他的文字如此干净，如此生动，完全堪称母语的典范。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金庸也可以毫无争议地排进前一百名。无论是他的社评，还是武侠小说，皆如此。今天，当金庸离世的时候，想起他一生留下的作品，包括武侠小说和那些尚未结集成书的成千上万的社评，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做的，他几乎达到了极限。在百年白话文学史上，他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

　　　“恰恰因为我不认识金庸，反而更客观”

　　2003年，金庸在杭州剧院参加活动时，傅国涌也在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位记者告诉金庸，他最新传记的作者傅国涌也在现场，问他是否愿意见个面时，金庸脱口而出：“我们从来没有相见过，还是不破例了吧。”金庸曾这样评价傅版《金庸传》：“我不认识他(指傅国涌)，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

　　其实，金庸对于任何一部关于他的传记都是反感的，他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写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而相当好看之人而已，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另一方面，金庸也不愿意写自传，“我不写自传。自传若写好事，人家说你吹牛，而坏事何必写呢？”

　　对此，傅国涌却持不同观点。他表示，司马迁写的古人他都不认识，但还是被后人承认写的就是真实的项羽、刘邦、陈胜、吴广。“我写金庸没有用文学而是用历史的笔法来写。传记不是按照一个传主的意愿来写的，而是要保持客观中立的，恰恰是因为我不认识金庸，反而更容易客观、中立……为的不是去得到金庸的认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

　　“写史就是要用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国涌介绍，为了写《金庸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在书中，傅国涌运用的资料包括档案、文史资料、旧报刊，两岸三地出版的有关金庸的书籍、金庸的作品等公开出版物。15年来，傅国涌陆续搜集更多材料，经过增删修订，《金庸传》先后出过四个版本，其中2013年修订版《金庸传》在原版上增加了10万字以上。

　　对于傅国涌的《金庸传》，著名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评价：傅版《金庸传》是最有影响，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金庸传记。旧版是，新版更是，对金庸的评价，更平和，对传主有更多同情与理解。其他“金传”都做不到这样认真、全面、细致。傅国涌的长处是对中国现代以及西方思想的认识，他的短板，是对古典中国了解不够，缺乏“温情与敬意”。

　　斯人已逝，江湖已远。“一个作家、一个报人，无论有多少雄心壮志，最终也要告别尘世。但他的离去只是肉身的离去，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会被淹没。我们将继续追问、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他依然与我们同在。”傅国涌说。

　　来源：温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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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驰贴吧
2018-10-31 来自 超话 已编辑
一代文豪金庸先生昨日仙逝，享年94岁，作为看着他的小说和影视改编作品长大的一代人，难免会有失落哀伤之感。特此整理查良镛先生与周星驰同学的一些交集，权作缅怀！
1、金庸和周星驰合照，时间应该是1992年。
2、1982年，梁家仁版《天龙八部》播出，周星驰出道之初，演了一个辽兵，这是他与金庸的第一次“相遇”。
3、1983年，黄日华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播出，星仔继续自己的龙套之路，出演了宋兵乙和小乞丐。
4、1992年，已经大红大紫的周星驰，出演金庸的封笔之作改编的《鹿鼎记》，据传当查先生收到剧组的选角消息时，他发回的传真只有六字『不作第二人想』，短短六字，称赞之意满溢。
5、2004年12月16日，《功夫》在香港举行慈善首映礼，金庸应邀出席，映后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期间，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上映前夕，因为影片用到了金庸小说的几处名字，周星驰主动要求支付版权费用，查先生按一处一万收费，共六万元，随后南亚发生大海啸，査先生转手就把这笔资金捐赠给灾区，因此这件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6、2004年12月18日，《功夫》上海首映，周星驰表示『金庸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超级偶像，他的小说情节、人物构思等等都很有创意，让我非常佩服，我认为他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7、2005年1月9日，“金庸笔下龙泉宝剑”展览揭幕仪式后，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职务，有记者在访问中提到，前一个月『周星驰被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一时间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现在的大学已经不重视学术研究，一味地追求明星效应，有误人子弟之嫌。』金庸先生乐了，说道『我和他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人。』然后继续反驳道『人民大学请周星驰一定是详细研究过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有他的专长，如果人大能发挥他的专长，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8、2007年2月5日，周星驰在香港宴请金庸，疑似谈合作项目，周同学有意拍一部串烧金庸小说人物的另类武侠电影。（希望这个项目以后会启动）
9、2013年3月，金庸90大寿，周星驰送上视频祝福，写道『惩恶扬善，维护世界和平，祝查大侠生日快乐！』
以上，为本博搜集整理，如有谬误，请指正，如有高清照片，也请不吝补充一下~记者：金智宽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0-2 19:2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21 16:42 编辑

“金庸馆”开幕，身临其境武侠世界！
2017-03-07 09:25 金庸


「凡有华人之处，就有金庸小说」。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香港首个以著名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金庸馆」1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金庸馆展出约300件展品，包括首度展出的《笑傲江湖》手稿，以及多媒体互动专区，让一众金庸迷在游览展馆时，仿效郭靖出招，感受金庸笔下的武术世界。

金庸直言：成就香港所赐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与夫人梁唐青仪，查良镛儿子查传倜、查良镛女婿吴维昌、查良镛女儿吴查传讷，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博物馆谘询委员会主席黄远辉，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李美嫦，香港文化博物馆总馆长卢秀丽，查良镛论文指导老师麦大维等出席开幕礼。

开幕礼举行前，现场播放了一段短片，介绍受到全球华文读者热爱的金庸小说，如何从报章到大银幕，走入各家各户。金庸认为，自己的成就是香港赐给他的，香港就是他第二个故乡，他感谢曾德成（前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推动“金庸馆”创办，能够在香港成立金庸武侠文学的常设展览，为香港作出贡献，令他感到非常荣幸。

查良镛博士是香港著名的报人和社会活动家，亦是享誉国际的文学家。1955年他在机缘巧合下，以笔名「金庸」在《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发表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大受欢迎，其后他的作品一部部横空出世，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总共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读者遍及全球，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为电影、电视、电台广播、舞台剧，以至潮流电玩和各类文创产品提供无穷无尽的素材，对香港过去数十年流行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更成为世界华文读者的共同语言。此外，《香港商报》的副刊于1953年曾连载金庸的《碧血剑》；1957年至1959年，再连载其《射鵰三部曲》之第一部《射鵰英雄传》。展馆中还陈列着由李俭明女士捐赠的1957年1月2日《香港商报》副刊内连载的《射鵰英雄传》。



“曾有评论家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刘江华致辞时表示，能够见证“金庸馆”开幕，很幸运也很兴奋。“我想藉此机会，感谢金庸为我们创作的武侠世界，陪伴我们几代人的成长。”刘江华特别提到，金庸对香港社会和文化发展有非凡贡献。

“金庸馆”通过三百件展品，包括金庸一九六八年的《笑傲江湖》报章连载版手稿，由金庸借出的书籍、棋盘和眼镜等展品，其中二百件由查家借出，馀下一百件由研究金庸的学者借出和博物馆从民间征集所得。其馀展品包括金庸小说合订本、周边文创品和电视剧特刊等，力求还原一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完整创作历程，以及其取得的创作成就。观众更可参与展场内多媒体互动，重温金庸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和主题曲选段，并“化身”为郭靖、令狐冲，使出武林高手的看家绝活。

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历史）林国辉表示：“由于‘金庸馆’是常设展馆，日后会按不同金庸主题进行布展，今次为展馆开幕展，博物馆以最令人们感兴趣的小说创作历程及其个人生活经历作为主线，未来希望有更多金庸爱好者能将他们的藏品捐赠或借出，继续丰富展馆内容。”

查良镛于一九二四年生于浙江海宁，自幼喜欢阅读，少年时代尤爱《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和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今次现场展出两件证明金庸热爱读书的展品，一本由金庸提供展品《资治通鉴》，书页上清晰可见金庸亲笔书写眉批；另外一件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提供金庸《读书心得》手稿。

据悉，展览共有4个主题，包括讲述金庸事业发展的「大侠足迹」「金庸的武侠世界」「影视和文娱世界的金庸现象」，以及记录金庸贡献成就的「百年一金庸」。

「金庸馆」300多件展品包括早期流通的小说版本、珍贵手稿、照片以及小说改编的电影海报、电视剧主题曲唱片、金庸在创作时使用过的私人物品如棋盘和照相机等。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金庸于1967年在新加坡《新明日报》发表的《笑傲江湖》手稿，该手稿为首次曝光。据了解，当时金庸每次都会写满3张稿纸，约有1200字，刚好应付《笑傲江湖》一天的刊登量。

展品中200件由查家借出，余下100件由研究金庸的学者借出和博物馆从民间征集所得。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历史）林国辉指，「金庸馆」的建设耗资约1000万港元，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更了解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将金庸的文化再次推向世界。

林国辉表示，金庸的作品中展现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同时描写了中国很多地方的风光，让很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受益。香港的文化与金庸的作品相互推动，紧密联系。

林国辉介绍：「在整个征集过程当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收集金庸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报章连载版手稿。」林国辉还道：「开幕首展展品当中，最值得看的展品则为金庸修订版手稿，因为研究金庸的观众可从中窥到金庸创作时的所思所想，譬如展出金庸2000年《书剑恩仇录》新修版修订手稿，当中修订部分为金庸删除陈家洛和张召重对打时，余鱼同以笛声相和的情节。」



「父亲金庸现在卧床休息比较多」

为配合「金庸馆」开幕，3月1日至27日，香港文化博物馆还在一楼聚贤厅举行「绘画·金庸」专题展览，展出金庸小说插图原稿及不同画家笔下的金庸武侠世界。

3月5日在一楼剧院举行「金庸其人与故事交流会」，邀请部分香港作家分享他们与金庸交往过程中的轶事，同时分享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与艺术创作。


金庸的儿子查传倜透露了父亲的近况。他说：「父亲近年主要是在家休养，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错，平常也有坐着看电视，只是老人家现在卧床休息的时候比较多。现在他像小朋友一样，平常我们去看他，更多的是眼神交流，也会握握他的手，跟他说说话。他能认得出我们，会点点头，但反应不会太大。不过对于这个永久性纪念馆的设立，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的。这不仅是对他的文学作品的一个高度认可，而且还能让作品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馆内常设展览、多元互动

林国辉介绍：“在整个征集过程当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收集金庸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于报章连载版手稿。”是次一份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报章引起人们关注。林国辉还道：“开幕首展展品当中，最值得看的展品则为金庸修订版手稿，因为研究金庸的观众可从中窥到金庸创作时的所思所想，譬如展出金庸二○○○年《书剑恩仇录》新修版修订手稿，当中修订部分为金庸删除陈家洛和张召重对打时，余鱼同以笛声相和的情节。”

为配合“金庸馆”开幕，香港文化博物馆由即日起，至本月二十七日在一楼聚贤厅举行“绘画．金庸”专题展览，展出金庸小说插图原稿及不同画家笔下的金庸武侠世界。策展人李志清言：“从金庸小说衍生出的创作类型，有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电玩游戏，乃至水墨画等，而属于绘画范畴的有三大类：小说的封面、插画，漫画、水墨画。”李志清介绍他于二○○○年创作水墨画《射鵰英雄传．太湖泛舟》时道：“相比较其他两种绘画类型，水墨画可以加入画家主观感受和创作理念，例如董培新主要以描写小说情境为主，画面充满镜头感，我则较多选取小说中的抽象部分，再加以感性创作。”

“金庸馆”开幕引起广泛关注，作为金庸迷的香港导演徐小明昨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武．侠与电影艺术”讲座，他认为“金庸馆”成立意义重大，可将武术文学传承下去。他还说：“金庸不只写小说精彩，更充满爱国情怀，他在各地大学均获最高荣誉，足见其崇高地位。目前而言，金庸的作品是后无来者。即使时下有作者文采好，惟有金庸的爱国胸襟及民族情怀，才能成就如金庸般的一代宗师。”

众多著名“金庸剧”相关的演员纷纷到场，其中包括汪明荃、郑少秋、吕良伟等。他们表示，自己也是金庸迷，金庸的小说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和知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此外，能令广大金庸迷眼前一亮的，还有展馆中的17个多媒体互动装置，如馆方首次引入的「高手过招互动照相区」，观众在此可化身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大荧幕上会显示观众做出的武打动作并将其融入漫画中，使观众本人有置身小说场景之感，十分新鲜有趣。

梁振英：金庸小説膾炙人口

特首梁振英与太太昨日出席金庸馆开幕礼，并在Facebook上撰文予以推荐。

内容写道：“金庸小说脍炙人口，是令我们几代香港人着迷沉迷的小说，也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金庸先生更是香港一代传奇，除了办报和写小说之外，还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我也是在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中认识他。回归后在香港会展中心广场矗立的回归纪念碑上的碑文，也是金庸先生和饶宗颐教授两位高手的合力之作。今天我和太太青仪一起出席在沙田文林路的文化博物馆的永久展馆‘金庸馆’的开幕礼，希望大家也来参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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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作者冷夏首次披露——金庸为何屡批《金庸传》

　　一场鲜为人知的传主与作者之间的纷争：《金庸传》作者、来自香港的冷夏先生近
日来到本报编辑部，言辞激动地向记者披露了他和金庸先生之间几年来的矛盾和“斗
争”。

　　冷夏的到来缘于本版（《羊城晚报》娱乐新闻版）本月14日刊发的《金庸指出：明
报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传〉不可靠》一文。该文报道：金庸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指称，
由冷夏著、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传》是不可靠的。

　　金庸说，创举认识冷夏这个人，冷夏也从来没有采访过他。《金庸传》是冷夏根据
发表在报刊上的资料，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拼凑而成，“目的完全是在赚钱。”金庸还
指出，他本可以状告出版社及作者，但明报系他创办，现在跟他关系也好得不得了，且
又派人向他求情，只好不告了。

　　冷夏当然是看到了这篇报道。甫一落座，冷夏即冷冷道：“金庸多次表示我的《金
庸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在香港出版界和文艺界已成为笑话。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
我做毫无根据的指摘，香港媒体也常有类似的报道，我向来是不予理会的。但贵报读者
面广，公信力高，我觉得我有必要对羊城晚报的读者作个交代。”

　　“对于有关纷争，我们对当事人双方的声音都会给予同等的重视。你不妨从写作、
出版《金庸传》的缘起说起。”记者提示道。

　　“从头说起就太复杂了，真是太复杂了。”冷夏略加沉吟，似乎要从纷繁的往事中
理出个头绪。“我开始采访金庸应该是在1994年四五月份。为什么会写作《金庸传》？
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方良柱说，金庸快70岁了，明报集团是金庸一手创立的，想在金庸70
岁大寿的时候出本《金庸传》作为献给金庸的礼物.这之前我刚刚出版了一本《何鸿焱（
头）木传》，反响不错。明报就找我写作《金庸传》，于是我就开始了对金庸的采访和
该书的写作工作。”

　　“当时资料很有限，明报提供了一些资料，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把明报创刊以来的
所有报纸都翻看了一遍。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金庸四五次，这期间金庸一直和和气
气，并且表示，谁写都无所谓，着急是要客观。1994年8月份左右，我拿出了初稿，送交
金庸征求意见。那阵子，金庸和他夫人到国外旅游，把书稿带在身边，这一拖就是几个
月。1994年11月24日——我记得很清楚，金庸打电话约我见面，在场的还有明报的总编
辑朱令华（继方良柱之任）以及现任编辑吴国源。当时金庸只看了一半书稿，表示写得
不错，比较满意，但是改动不少，主要是要增加一些事实或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我看了
他改过的那半部书稿，除了改动一些时间和人名的差错外，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有关他自
己的内容，比如他获得的一些奖项，我没有全写，他必补上。比如写到他的中学时期，
他就补上校长是如何如何评价他。像这样的改动太多了。我当时看了，心里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想法，觉得他既然跟我打了招呼，改就改吧。”

　　“谁知过了大约半个月，金庸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冷夏说：“我打电话问明报出版社，后半部书稿金庸看完了没有？明报的人说，看
完了，都出胶片了。我大吃一惊，当即提出希望看看后半部金庸是怎么改的。明报的人
说，金庸表示对这部书稿很不满意，并交代后半部修改稿不能给冷夏看。如果不给我看
就出书，我将在媒体发表声明。过了几天，明报主动打电话给我，说金庸同意我看后半
部修改稿，但只能到出版社看，不能带走，不能拍照。我去了，看稿的时候还有两个人
紧紧跟在我身边，就像监视我似的。我真的很生气，我觉得这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甚
至可以说是侮辱。”

　　“后半部是怎么修改的？总之是有利于自己的就保留，不利的就删掉。其实我写作
时都很少加进个人的主观看法，所叙述的都是一些有凭有据的客观事实。我当然很恼火
，当即表示不同意这样出书。”

　　“一开始我老想不明白，为什么几天前还说很满意，几天后就变成很不满意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金庸态度突变居然是为了这样一篇小文章。”冷夏边说边拿出一张报纸剪
报的复印件。这是一篇几百字的小文，文中提到金庸传记即将出版，大意说金庸“此番
饮得杯落矣”，因为他的传遍即将出版，值得特别高兴的是该传遍要他老人家审阅之后
才会付印，他肯定要润饰加工美化一番云云。“也真是巧合，这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11
月25日香港《信报》上，正好是金庸约我见面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认为是我向外界透露
他对该书进化‘加工美化’。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谁。”

　　“我表示不同意出书后几天，明报的人又打电话找我，说金庸愿意给我一笔钱了断
此事，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使出一招，说要控告我未经明报出版社同意，把我在明
报出版社出版的《何鸿燊传》拿到东周刊连载，还正式给我发了一份律师函。其实，这
也是他们的前任总编辑方良柱口头同意了的，当时方说连载一下也好，有助于该书的宣
传。后来明报又主动撤回了律师函，并和我签了一份协议，他们不再就《何鸿燊传》找
我麻烦，我也不再追究《金庸传》的修改，于是，《金庸传》就这样出版了。”

　　冷夏说，这份协议他还保存着，不过放在香港，没有带过来，于是记者当然就没有
亲眼看到这份协议。

　　“后来，我不断听到一些传闻，说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他根本不认识我，说我作
风不好，东拼西凑，不真实，手腕很恶劣等等，我一直也没有理会。明明接受了我的采
访，还自己修改了书稿，为什么又都不认了？无非是害怕外界知道这本传记里有太多自
我美化的成分。”

　　“现在我准备告金庸，准备和他打一场官司。几年来他不断在各种场合攻击我，包
括他和日本池田大作的言论，这损害了我的声誉，严重地影响了我和他人的合作。我已
经和律师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直到今天为止，我都承认金庸在事业上是很成功的，但对他的人品不敢恭维。他
把自己扮成一个圣人，口口声声不在乎名，不在乎利，好象什么都看得很淡，其实他看
得很重，他最在乎名利。”冷夏以他自己对金庸的一段“评价”结束了和记者的交谈。

　　转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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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波 蕖 董千里 史 切 怠俊 1985年一版一印】
鼠 旯 幔 片即可 崴煞糯蟆 跣
克·波 蕖 董千里史   切怠俊 1985年一版一印】
克·波 蕖 董千里 史 切 怠俊 1985年一版一印】( 1)
描述：

午睡前翻了一 帷 玉 平 枕》的小 椋 醒后有些欲 詹荒埽 索性一口气便 亮恕Ｕ獗拘 橄刀 十多年前中 友 瓿 版公司出版，作者是香港名作家董千里。 蹦曛泄 友 旯 司 叫 出版了董千里的多部 史小 ，我收藏的即有《董小宛》、《 克·波 蕖 、《柔福帝姬》、《成吉思汗》等多种， Ω檬遣畈 多搜集全了，而此后 么多年董千里的著作似乎并 有更多地 入 地。
　　董千里又名 庄，似乎是一 隼媳ㄈ耍 期在港 ㄉ 福 与金庸、蔡 健 倪匡等人 由趺埽 似乎 共斡 一些 影的 嗑 等。 詹旁 网上搜索了一下，似已 世，具体生平不 。
　　董千里的文字， 有古意。 些 史小 涑 版于上 鍪 桶 十年代，但 之 衷 的所 嚼 史小 不知胜出多少。此 樾 甄氏与曹氏父子三人之 的情感 葛，极 改迦 神，即使是一些情欲描 矗 也极具古典小 希 而是通 文字引人 限美好的遐想，更激起了我重 痢堵 神 》的欲望。
琴台客聚：項莊舞劍 意在靠嚇
黃仲鳴
月前，友人告知董千里去世了。聞之不禁黯然。未識董千里，先識項莊。七十年代的《明報》有兩大專欄，我必看之，一是簡而清的《東拉西扯集》，另一就是董千里的《舞劍談》，署名項莊，當取其意是「項莊舞劍」的故事。欄名起得好，筆名起得也好。
簡而清的專欄談新事物，但文字西化，粗劣得很，但從中一樣可以得益。項莊談時事談文化談歷史，學養甚佳，加上文筆精練，讀來每擊節。但有文友卻嫌他老氣橫秋，難頂之至！
《舞劍談》後來結集出版，跋說：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初中學生都知道的典。當日所以題此篇名，確因對世上大大小小的沛公看不順眼，明知殺不了他們，至少也可嚇他一下或割裂他們所戴的面具。
董千里報上舞筆，其意原來如此：志在靠嚇！
董千里治史，每有心得，即寫成札記。我手上還有他一本《讀史隨筆》（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年五月），所錄隨筆凡一百零六條。我曾說，何不編成一百零八條？符梁山泊好漢之數也。時日曠久，也忘了董千里如何回答。
當年，我在新聞大廈（星島報業地址）和南康大廈（明報地址）兩邊走，兼職也。每見一條瘦削的人影，也是兩邊走，此即董千里也。他在《星島晚報》編副刊〈星象〉，與《明報》中人尤其是老闆金庸稔熟，兩報只隔一條馬路，自是來往便利。
六七年暴動時，金庸遠遊，報上連載的《天龍八部》找倪匡代筆。倪匡自是一口應承。但金庸卻有一條件：要倪匡每日寫完的連載，必須交給董千里過目，潤飾一下。換言之，金庸不滿意倪匡的粗糙文字，而喜歡董千里的精雕細琢。好個有自知之明的倪匡，連忙一口應承。
董千里的文字有古意，讀來鏗鏘。他五六十年代，曾寫過小說，是歷史小說之類，坊間仍偶見他的《成吉思汗》、《董小宛》，不過就僅僅這幾部而已。做了「項莊」後，便很少再寫小說了。在創作力方面，當然難望金庸項背，想像力更及不上倪匡。金庸是伯樂，知道他們兩人的長處，於是扯在一起，一人操筆，一人潤筆；《天龍八部》阿紫瞎眼就這樣產生。
董千里曾寫了篇《和而不同的老友—金庸》的文章，說：「……我們相識之初，彼此的政治觀頗有距離，但我在金庸的作品中和談話中體會出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所以並不理會閒言閒語，不僅保持交往，而且發生業務上的關係。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我判斷無誤，雖然我們迄今在若干問題上仍然是和而不同。」
其實，用「和而不同」來形容董千里亦頗恰切，如果要加一句，我必定選「威而不猛」。目如鷹，鼻如鷹，其相獨特，何其威雄哉，但其人不猛，雖揮劍而舞，始終是一介書生而已！

蚨 清和董千里,都有一副奇相。董千里 目 褡 , 鼻尖拔挺高, 承 瘦削, 木哂 气。 蚨 清年 蓖肺 ,而 庄,老 炊 在小 ,默默看 橄 磨,直至逝世。蚨 清比董早去几年。
關於報章（特別是裡面的專欄文字）的語文問題。去年在一個飯局碰見董千里先生，我向他請教香港專欄的評價，本想約他做一個訪問，但他 徒o我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扼要地論述了他的「專欄觀」，更談到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報章專欄在語文上所起的作用。

董先生的看法，我認為對過去的報章專欄，很有見地，可以說是香港過去半個世紀報章專欄評價的一個總結。

端正語文」的影響作用
其中關於「端正語文」的作用，值得我們可以沿著這條路再作一些討論。

首先，且讓我披露董千里先生論述專欄的一封信：

『「有香港特色的雜文」雖然隔代繼承了「魯迅風」，卻是舊瓶新酒，甚至可以說是另一種酒，不一定更醇，但更易入口、也更易上癮。

四十年餘來，雜文以一柱擎天的姿態支撐著「香港文學」這塊招牌，至今猶然，可謂異數。瞻望未來，這種形勢將會逐漸轉變，那是因為社會的轉變勢成必然，文風不能獨異。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十年，香港的雜文已完成了時代的使命，提得起，放得下，倒也無須可惜。雜文當然會繼續存在，而「香港特色」逐漸消退，復歸於雜文的「正統」。

幾近半個世紀來，香港雜文在發揮了相當程度的政治性和社會性作用外，又連帶起了一個「端正語文」的驚喜作用。此因包括小說在內的其他香港作品，在語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煉，雜文則非精J細琢不能動人，作者被迫運用「賦、比、興」一類技法入文，形成一個較高層次的文風。

就正統的文學觀而言，雜文確非主幹，南面而坐的應該是小說、戲劇和詩，小品或雜文都是遊戲人間的「海外散仙」。但半世紀來的香港情況非常特殊，從而孕育了「有香港特色的雜文」。這麼一個特殊結晶，應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位也。』

董千里先生寫小說，也寫雜文，作品橫跨七、八十年代，作為一個小說與雜文的作家，他認為包括小說在內的其他香港文學作品在語文方面一般均欠精煉，雜文則非精雕細琢不能動人，形成一個較高層次的文風。是以他認為在「端正語文」上，雜文起了叫人驚喜的作用，也即是說對社會的語文效用上，具有積極的影響力。

五、六、七十年代，這三十年間，由中國大陸南來的傳統文人，不乏文史哲有湛深修養者，他們在報上寫專欄雜文，透過報紙的影響力，一般讀者，尤其是年輕一輩，自然獲益良多，對他們運用語文能力的培養，無疑很有幫助。這也許就是董千里所說的「起端正語文作用」的實情吧。

依我之 ，可以按照董千里的思路，把中 代的奇女子分 列 ，以 代的文字古典的 格一一 粗 ，或可大 簟？垂 《玉 平 枕》 庋 的小 ，在比 近年 戳 行的《夜宴》《 城 〈 平 甲》等 影，不禁感 ，除了在影像上胜出香港外，在人物的刻 故事的构思和氛 的 造上，一些所 降 影作家 姑 有超 董千里的高度。 淙 董千里的 史小 狄裁 有 到多高的文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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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身地主家庭，是没有可能了，金庸心灰意冷回到香港。

岁月渐长，看清真面目后，金庸和《大公报》中左派同仁渐行渐远，陶杰曾经放过一张《大公报》员工合照，其中有金庸和梁羽生，全部人都是笑脸，只有金庸没有笑且没有看镜头。黄永玉也短暂在《大公报》工作过，他说金庸寡言少语，少与人交往，和梁羽生完全不同。其实金庸毕生都是个能写不太能说的人，所谓敏于事而讷于言，他有点结巴，不善于表达，在香港公开的访谈里说一口江浙味的粤语，倪匡的粤语也是那种味道，比金庸稍好。

金庸当时在大公报做外电编译，应该和陶杰父亲比较熟，陶杰父亲曹骥云是国际版编辑。后来在《大公报》连载完《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后，金庸认识到无论是电影公司还是媒体，共的阵营是没有创作自由的，并且他觉得武侠小说可以养活一家报纸，于是下定决心出走创办《明报》，将积累的媒体经验用于办自己的报纸。


【第二排左二为金庸】



【明报岁月】

《明报》走中间路线，报道不偏向左或者右，而且几乎一半版面都是武侠小说连载，但当时市场竞争激烈，他经营日益困难，到了1960年代，才刚创办两年已处于倒闭边缘，《大公报》派梁羽生去和金庸接洽，企图趁人之危继续拉拢他，关于这一段，陶杰叙述的非常诗情画意，在维港小轮上，夜色昏黄，清风徐徐，烟波浩渺，梁羽生说费（彝民）先生的意思，你可以用《大公报》的白报纸，金庸当时的确经营困难，他思绪良久，如果这时接受了帮助就无法再言论独立，于是答道：多谢费老好意，我暂时还不需要。

后来轰轰烈烈的国内运动救了金庸和《明报》，他派记者到各口岸采访大逃港来的内地同胞，将问到的情况如实报道，港人希望知道内地真相，争相购买，洛阳纸贵。金庸一直亲自写社论，写的非常文雅动人，呼吁港人救助逃难来港的同胞。接着运动升级，浩劫开始，金庸的立场越发鲜明，他网罗了一批当时在港的党史专家，国内政治研究专家，成为《明报》智库，他们研究结果是：这场运动本质是毛要搞掉刘少奇。事实证明他们是第一家准确预测结果的报纸。

陶杰回忆，那时他十几岁每天都能在海边见到浮尸，他父亲的同事，也是金庸的旧同事，在他家里聚会时会背地里议论金庸，他们称他『小查』，『小查今天的社论写的不错』，和曹骥云一样，他们大部分也不满，但没有勇气出走。此刻感情颇为复杂。曹骥云在大公报副总编辑位置退休。

后来陶杰在一次英文访谈中谈到他父亲时说，成年后他非常想问问他们这代人，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老来有没有后悔，每次父亲都是叹息，并不回答，他十几岁时一天父亲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去皇都戏院看傍晚7点场的《日瓦格医生》，他感到惊讶，父亲从来没请他看过电影，后来他去看了电影，『可能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让我自己去这部电影里找答案』，陶杰说，『他们那代人可能很分裂，明明美梦破碎，但不愿醒来，理想破灭终究是令人叹息的。』

【个人生活】



金庸第一段婚姻是以妻子出轨跟了他人告终的，RTHK的节目《杰出华人系列》中，金庸亲口说，第一任太太，对不起我，我对不起第二任太太。当时金庸携妻子来港，因为语言不通，加上生活水平下降，颇有不满。不久黄永玉在港办画展，画展的摄影师和金庸第一任妻子结识，逐渐走近，最后她跟他回国，后来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写过一个剧本《兰花花》其中有一幕，男主角的妻子不告而别，男主角一人凄惶的在冬天的大街上寻找妻子，陶杰问金庸，这是不是你真人真事儿改编？金庸首先非常震惊陶杰看过那么古老的电影还记得那么清楚，但笑而不言，并未否认。

后来陶杰还用这个方法拍过一次马屁，拍的金庸非常舒服。他的武侠小说天下闻名，但电影就少有人提起，陶杰每次都可以从此切入，令老人不胜欢喜讲一些私事给他。至于夏梦，陶杰说他没有当面问过，但根据当时的情形推测，金庸没追过夏梦。

陶杰说金庸不需要写传记，他每一部小说，如果做平行阅读，都有他的影子，反应那个时期的心态，例如《书剑》，《射雕》写的都是非常平面的正面的人物，爱情甜蜜，到了《神雕》时，他经营困难，心境颇为凄凉，又遭前同事冷嘲热讽，一腔孤愤，所以杨过是个性格倔犟叛逆的人，绝望的人，反应了他当时的心态，到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好，赴台采访蒋经国，甚至做了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和殖民政府关系也非常亲密，正式和左派全面决裂，受到不少攻击，他写《天龙八部》里聚贤庄乔峰一一回应各个所谓名门正派对他的攻击，几乎可以一一对照他旧同事领了政治任务或者出于妒忌对他的攻击。另外就是当时金庸已经在经济上远远的甩开这些旧同事了，所以，安排乔峰所在那个帮派不是武当不是少林，是丐帮。

去到《鹿鼎记》，他借韦小宝口问陈近南：现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念，为什么还要反清？（暗喻殖民地归属并不重要，繁荣稳定才是根本）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他后来站稳脚跟后，几乎处处和左报做对，除了社论之外，专栏也找共产党的『叛徒』来写，我前面整理的王世瑜的访谈里提到，金庸带着他到赤柱圣士提反找张国焘在《明报》连载他在党内的经历。洪晃父亲也是在《明报》写他和章含之的前缘后续，后来洪晃央求下他才停了专栏。

写完《鹿鼎记》后，金庸觉得自己才尽便搁笔不写，当时金庸48岁便及时封笔，后来在RTHK做的杰出华人系列节目访谈里，他对着记者笑眯眯的说，我嘛，小说写的的确不错，人物写的不错，不朽不敢说，但死后一两百年肯定会有人继续读我的书吧。我有时候看自己的小说也觉得，哎，写的真好。现在我写不出来了。

但报纸要生存，他于是到处去找好的作者，高薪礼聘，其中一个就是古龙，金庸亲自到台湾和他谈合约，倪匡是他从别的报纸挖来的。还有别的作者，男男女女每天副刊有十几个小说同时连载，每一篇金庸自己都会看，写的好就继续，写的不好，完成这一部之后就炒掉再去找作者，坊间流传金庸吝啬，其实不然。

他当时给倪匡开8000一个月，就一个武侠连载一个散文专栏，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的工资是一千出头一个月，倪匡除了拿金庸这8000的固定工资，还帮胡金铨张彻写剧本，一个剧本两万，每年可以写十几个。难怪那时候倪匡花天酒地，真是文人富豪。

【争议】


金庸一生都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谋定而后动，陶杰提到有两次金庸征求他的意见，一次是98年前后，金庸打电话叫他上家，一进门就意气风发的说，我要出山，来，你做总编辑，我们来搞个杂志，我先拿500万出来。陶杰想了一下，对他说，查先生，印刷媒体前景不太好了，你已经退出江湖，而且收山很漂亮....金庸想了想，放下了这个念头。另一次就是争议颇多的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当时金庸也征求陶杰意见，陶杰说，你如果去了，就会被当作张浚生的人，别人想攻击他时，你知道国内的政治官僚文化的，就会隔山打牛，攻击你。金庸听了之后没表态，最后还是接了这个职位并一如陶杰预料，引出许多风波。

金庸是个老派文人，大概也是最后一批老派文人了，这是陶杰推测他并没有追求过夏梦的理由之一，夏梦是有夫之妇，他不会做出格的事。另外马鼎盛在节目里说金庸是一流小说家，但他并不适合从政，因为不够黑，很多事情写得出，做不到。他年轻时在深圳读到金庸小说的结集，写了读后感投递《希望》杂志发表，寄给金庸，得到金庸亲笔回信，非常感动。刘天赐和金庸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他说有一次和金庸吃饭时说他看了小说之后觉得有些地方有疏漏，比如宋朝是没有镖局的，到明朝才有，希望讨论，金庸接起话说：天赐兄（其实金庸长他许多），那些都是急就之下的专栏文字，来不及查考，还望海量汪涵。刘天赐就没有把这些考据的瑕疵写进专栏。后来刘天赐出版了几本关于办公室政治的随笔集叫《小宝神功》。


金庸，查良镛鲜为人知的故事
原创： 顾家男读书看电影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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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的黄色小报<一>
林愈静读书看电影2016-01-25

上个月初《光明顶》请了一代传奇报人阿乐（王世瑜）做嘉宾，谈过去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

王大学读到一半时，父母先后病逝，没钱交学费于是退学找工作，从《明报》的校对做起，很快得到金庸赏识，主编《明报月刊》（后来他要移民美国时，金庸极力挽留他做了明报总编辑到90年移民加拿大），后来自己出去做了《今夜报》（据他说背后老板还是金庸，只是不出面）。

《今夜报》是个首创的**报纸，以**新闻和**小短文，马经为主，卖的特别好。王还曾经在《今夜报》主持过一个栏目，就是读者寄自己老婆或者女友的裸照来刊登（当然，通常在脸上打个马赛克或者黑线），并附文，大意：这是我条女，大家看身材怎么样，有前有后，有波有萝。这个创举早过花花公子。

当时读者非常踊跃投稿，现在这样的『分享』精神在草柳得以延续，人类这种永恒的分享欲望真是古今皆然，部分种族肤色。不过《今夜报》最经典的是报道李小龙猝死，独家消息，当时报纸一毛钱一份，这份刊登李小龙殓房照的今夜报炒卖到了1000块一张。陶杰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的读者报料的，因为读者男友开救护车，于是他立刻打去通讯处问到了出车地址，就是丁佩的香闺。

至于那张举世唯一的殓房照片，他说花了1500买通清洁大婶进去偷拍的，拍了上半身后，他听说李是马上风死，一柱擎天，就去脱裤子，结果大婶推开他说1500只能拍上半身，要不然我会被炒的。30多年后的今天听他复述，真是个敬业且有眼光的报人。当时报纸卖5分钱一张，他肯花1500买一个拍独家照片的机会。

67暴动期间，左派疯狂之下的香港，金庸被迫避走新加坡，他留守主持明报大局，当时去上班必须穿过一堆左报（大公，文汇，星岛等）办公室，所以他都随身携带一个磨尖的水管儿防身，他也曾收到过炸弹邮包，还有一次上了小巴发现一车都是左仔，并且有人认出他，要群殴他，于是跳车落荒而逃，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报人，总编辑。

终于到了76年，死，王世瑜的**报纸《今夜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冠绝全港所有报纸：〈哈哈哈哈哈哈一代魔王拉柴！〉这个标题是王亲自拟定。副标题好像是东毙命。从这标题就能感受大家的喜悦。可以说说出了大部分HK人的心声。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I2NjkyNQ==&mid=401617039&idx=1&sn=bb58d3c5c2a7ee0c6a8388c6abadf914&chksm=0d3be9cd3a4c60db2b9d492f7de44d22da1b630c3f9f3ccc7f3ec34a5ed070987ac44edceb72&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364832014&sharer_shareid=0396685e2ec220378b4d5d3a10f446dd&key=88a11e695c4dcad78a562db1a7304b3d4826091156d93882a71f197a97a27b978c44bf1001f74a139c286ee92c8669aabaac28ca9a212cff9e72a46633383d0e64c169fc6be2419c124e2d5d14c1ed7d&ascene=1&uin=MzIwNTg3NzE%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833&lang=zh_CN&pass_ticket=r%2B0YEwHNMir63rfQyWT8WnsMSFyC%2FCp%2BgtYCsb6SRIY%3D照片



90年代他在美国买了房子，决定移民美国，金庸极力挽留他协办《明报》，盛情难却，他留下做总编辑，想办法提升销量，开始在周末版做彩页明星poster，他刚加入《明报》时，金庸办报纸赚到了钱，就不惜工本做了《明报周刊》，当时是在金庸家里办公的，就他和金庸两个人，金庸开车带他去赤柱圣士提反书院（现在还在，变成女校，萧红病危时就是住在这里）邀张国焘开了专栏写回忆录。

后来王世瑜卖掉《今夜报》，移民温哥华，他生平唯一的爱好就是跑车，一到加拿大，就买了七辆跑车。如果是现在，卖掉一份报纸，估计能买七辆单车吧。

他说年轻时很穷，但是很快乐，对前景也很乐观。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他和倪匡是好友，他们俩经常去当铺脱下衣服当掉，然后一块儿去吃个双蒸孖宝。



定居温哥华后他转向命理测字中医偏方研究，出过不少相关著作。现在他也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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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亦方"倪亦方出生在上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少年时期的耳闻目濡，在他心中萌发出强烈的族自尊心，他立志学习，决心用知识去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了，年仅十八岁的倪亦方考入了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暑假，倪亦方去探望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的父亲，父亲极力劝说倪亦方留在香港，还托人想把他安排在英国办的香港大学学医。并对倪亦方说：“只要你愿意留下，要啥都行。”倪亦方却执意不肯。一次，父亲领他去一个公园游玩，当他看到一些美国水兵为寻欢作乐，凌辱我们的同胞时，气愤极了。他想，祖国人民正在抗美援朝，美国侵略者正在朝鲜战场屠杀兄弟的朝鲜人民，我怎么能贪图个人的安逸富贵呢?这天夜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想起了祖国的建设，北京的大学生活，思恋之情如一团火在胸中燃烧，他毅然作出决定返回北京。三个月的假期，他仅仅呆了二十天。父亲生气了，不给他路费，倪亦方便偷偷地卖掉了手表，买了车票，回到北京。到校后，倪亦方更加刻苦攻读，终于以全优的成绩完成学业，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学校准备让他留校当助教，可他多次申请，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满足了他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二十一岁的倪亦方雄心勃勃地来到了祖国的钢都鞍山。?他被分配到鞍钢筑炉公司计划科搞鞍钢的恢复建设工作。

　　这时，父亲来信说全家要从上海迁居香港。他向组织请了几天假，赶到上海，力图说服家里人不要去。可是，母亲已把全部家产变卖了，做好去香港的一切准备。他看到母亲主意已定，劝说十岁的弟弟，长大为祖国服务。弟弟听了他的话，跟他来到鞍山，吃住在独身宿舍。?倪亦方在计划科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蹲在机关不如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去。于是，就向公司领导要求到施工现场去。恰好，本钢焦化厂要建造焦炉，领导便派他到本溪筑炉工地负责筑炉施工的技术工作。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收拾好行装，按时到达了工地。正当倪亦方扬起理想的风帆，奋力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的时候，灾难降落到他的头上。一九五四年，在筑炉施工中，因炉体质量问题，倪亦方据理同苏联专家争论，被认为顶撞了苏联专家，公司给予免职，记大过处分，并调回鞍山。一九五七年，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他抱着帮助党整风的愿望，针对领导工作作风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了不少改进意见。可是，他却被错误地定为右派。接着，又将顶撞苏联专家的事联系起来，把焦炉施工中的损失也强加给倪亦方头上，因此，他又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刑投进了监狱。此时，倪亦方失去了自由，由于妻子去支援包钢建设，连行李也没人给送。倪亦方十一个月的监狱生活，尽管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但他对党的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始终不渝，他确信，自己没有错，党终究会给自己澄清事实的，他要做人生的强者。?出狱后，倪亦方打算回鞍钢筑炉公司恢复工作。可是得到的回答是：鞍钢是国家的重点企业，你这样的人不适合在那里工作。他又想去包钢投奔爱人。可回答是：包钢也是国家重点企业，到那也不行。无奈，倪亦方只好步履艰难地向家走去，可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家时，他愣住了，屋里竟是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见到他，说：“你就是那个被抓起来的人吧?你的房子分给我了。”倪亦方问：“我的东西呢?”陌生人说：“我们家搬来的时候，屋里只有些破纸，都扔了。”顷刻间，倪亦方脑袋嗡的一下，几乎跌倒。过了一会，他转身慢慢地向弟弟的学校走去。当他来到弟弟的学校时，学校正在放暑假，其他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弟弟一人举目无亲呆呆地坐在屋里。弟弟见到久别的哥哥，一头扑进哥哥的怀里，哭诉着说：“哥哥啊!你犯了什么罪，他们竟让你吃这样的苦?”倪亦方看着弟弟那消瘦的面孔，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问：“弟弟，这一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说着，哥俩抱头痛哭起来。直到中午，哥俩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是，倪亦方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壮着胆子来到鞍钢筑炉公司组织部长家。张部长对他十分同情，给他十元钱，二十斤粮票。当时，倪亦方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不久，弟弟高中毕业了。按照他的学习成绩，可以保送到大学。但是由于哥哥的政治问题，他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参加工作，只好被送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孤身一人的艰难生活，弟弟实在熬不下去了，不久去香港投奔了父母。

　　?弟弟的离去，生活的艰难，使倪亦方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此时此刻，往事历历在目，他想起父亲气愤的脸色，想起母亲分别时的泪眼，想起相依为命的弟弟依依惜别的情景，他不由得对自己原来的选择进行思索。他对碳黑反应炉炉型、旋风分离器的型号与组合方式都做了大量研究，写出了论文，受到国内外碳黑界的注目。他还研制了一些新品种碳黑，解决了用户急需。到一九六六年前夕，劳教处办的这个小碳黑厂已成为化工行业生产碳黑的重要厂家之一。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1 11: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9-4 08:05 编辑

陶杰董桥悼金庸
原创： 陶杰 董桥新石扉客栈
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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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原名曹捷，父亲曹骥云退休前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母亲常婷婷是《大公报》经济版编辑。常婷婷1950年代刚进《大公报》时，跟金庸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7岁时，陶杰留学英国，在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到英国BBC海外广播部工作，同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念国际关系的文凭课程。陶杰自认英国文化影响一生：“我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在英国，而且我读的是英国文学，比较能够进入英国的文化世界。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1991年，金庸到牛津大学接受院士称号，BBC要求陶杰去采访他。两人谈过几次，金庸才知道陶杰便是曹骥云之子。金庸回香港后，请陶杰给《明报》写稿。1993年，陶杰应金庸的召唤，从英国回到香港。此时金庸已准备退出江湖，陶杰先到《华侨日报》待了半年。金庸了解情况后，请陶杰任《明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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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天盖地的同题作文中，视野所及，陶杰这三篇和董桥这个短篇，最见水准也最让我感动。

香江第一才子陶杰出了名的刻薄，从来都是怼天怼地怼空气，独独拜服老先生，就像金毛狮子谢法王面对教主阳顶天。

这几天从陶杰和何PIN何先生的嘴里大家才知道，老先生生前助人甚多，却从来缄口不言，颇有胡适之先生之风。这一点，此前读陈一ZI回忆录时亦可见踪影。

诚如陶先生所言，老先生还没说出来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

陶杰说博大，董桥说天才、毅力和勤奋，我觉得都是对老先生十分准确的诠释。

我友彭远文兄说，查良镛先生的作品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七零后人的人格养成，我觉得是公道的评价。他优美的白话文写作，也直接影响了我乃至我闺女的文风。

写这篇时，正在老先生白手创下不世功业的港岛转机飞斐济途中，候机间隙将这四篇整理在一起，供各位分享，以慰哀思。

让我们再读一遍陶杰这句悲怆温厚的悼词吧：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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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参天大树



陶杰


查良鏞先生是空前絕後的傑出人物，他出身前清文翰世家，家族繁多，人才輩出，有幾位堂兄，分別都是民國時代的教育家和法學家。查先生小時候在前清的海寧大宅長大，在書本和故事的氣氛中，在國難和戰爭裡也過早地見識到人生許多不幸與哀愁。他的才華，他的經歷，為中國文化成就了一株翠華參天的大樹。

查良鏞先生學貫中西，品格善良，想像力豐富，理性思考嚴謹。他是將西方理性精神與中國中庸之道結合的傑出人物，而且一生跨創作、從商、學問三界，老年還親自到劍橋讀了一個文學博士學位，這種一生勤奮的精神，令後輩欽佩。

老人家近年行動不便，年事已高，但意識清醒。查先生時時很關心世局。

雖然人人都有此一日，但 20 年來一位時時交往的智慧型長者，從此不在了，總令人憂傷。我想到以後有疑難之處，少了這樣一位可敬的父執輩可以提點評說。想起與他的眾議和對話，覺得這一生人，曾經與這樣的一位富有智慧的人同行，終究是幸運。

查先生喜歡讀書，前幾年，他送了一批莎士比亞研究的英文書給我，隱然若紀念許多年前在英國牛津初逢的一段緣分。查先生是很體貼的人， 2004 年我遭遇過一次挫折，查先生鼎力相助，事後一句也沒有再提。

他將做人的智慧從含蓄處顯達，他不需要寫自傳，他的武俠小說寫於不同的人生階段，每一個主角，都是他的自傳。

這樣的哲人走了，不知中國幾時會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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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灿：金庸一些事
2019-02-22 10:04 金/金庸/小说






金庸第一段婚姻是以妻子出轨跟了他人告终的，RTHK的节目《杰出华人系列》中，金庸亲口说，第一任太太，对不起我，我对不起第二任太太。当时金庸携妻子来港，因为语言不通，加上生活水平下降，颇有不满。不久黄永玉在港办画展，画展的摄影师和金庸第一任妻子结识，逐渐走近，最后她跟他回国，后来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写过一个剧本《兰花花》其中有一幕，男主角的妻子不告而别，男主角一人凄惶的在冬天的大街上寻找妻子，陶杰问金庸，这是不是你真人真事儿改编？金庸首先非常震惊陶杰看过那么古老的电影还记得那么清楚，但笑而不言，并未否认。

后来陶杰还用这个方法拍过一次马屁，拍的金庸非常舒服。他的武侠小说天下闻名，但电影就少有人提起，陶杰每次都可以从此切入，令老人不胜欢喜讲一些私事给他。至于夏梦，陶杰说他没有当面问过，但根据当时的情形推测，金庸没追过夏梦。

陶杰说金庸不需要写传记，他每一部小说，如果做平行阅读，都有他的影子，反应那个时期的心态，例如《书剑》，《射雕》写的都是非常平面的正面的人物，爱情甜蜜，到了《神雕》时，他经营困难，心境颇为凄凉，又遭前同事冷嘲热讽，一腔孤愤，所以杨过是个性格倔犟叛逆的人，绝望的人，反应了他当时的心态，到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好，赴台采访蒋经国，甚至做了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和殖民政府关系也非常亲密，正式和左派全面决裂，受到不少攻击，他写《天龙八部》里聚贤庄乔峰一一回应各个所谓名门正派对他的攻击，几乎可以一一对照他旧同事领了政治任务或者出于妒忌对他的攻击。另外就是当时金庸已经在经济上远远的甩开这些旧同事了，所以，安排乔峰所在那个帮派不是武当不是少林，是丐帮。

去到《鹿鼎记》，他借韦小宝口问陈近南：现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念，为什么还要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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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金庸执笔勉励我“不要欺压不如你的人”
2018-11-03



撰文 | 陶杰

查良镛教师是空前绝后的杰出人物，他出身前清文翰世家，家族繁多，人才辈出，有几位堂兄，离别都是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和法学家。查教师小时候在前清的海宁大宅长大，在书本和故事的气氛中，在国难和战争裡也过早地见识到人生很多不幸与忧愁。他的才华，他的经历，为我国文化成就了一株翠华参天的大树。

查良镛教师学贯中西，品格仁慈，想像力丰硕，理性思索严谨。他是将西方理性精神与我国中庸之道结合的杰出人物，而且一生跨创作、从商、学问三界，老年还亲自到剑桥读了一个文学博士学位，这种一生勤恳的精神，令后辈敬佩。

老人家近些年动作不便，年事已高，但意识清醒。查教师时时很关心世局。

虽然人人都有此一日，但 20 年来一位时时交往的聪慧型长者，从此不在了，总令人哀伤。我想到今后有疑问之处，少了这样一位可敬的父执辈可以提点评说。想起与他的众议和对话，觉得这一生人世，曾经与这样的一位富有聪慧的人同业，终究是荣幸。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出来社会后，你会碰到能力比你强的人，你也会碰到比你不如的人。能力比你强的人，你要虚心学习；不如你的人，你不要欺凌他，看不起他。——陶杰最后一次看到查良镛执笔是5年前去查家时，查在陶杰的一本书上写了一页鼓励的话，给陶杰及其儿子

查教师喜欢读书，前几年，他送了一批莎士比亚研讨的英文书给我，隐然若留念很多年前在英国牛津初逢的一段缘分。查教师是很关心的人， 2004 年我遭遇过一次波折，查教师鼎力互助，事后一句也没有再提。他将做人的聪慧从含蓄处显达，他不需要写自传，他的武侠小说写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一个主角，都是他的自传。

这样的哲人走了，不知我国几时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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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前细节首度曝光：晚年患肝癌，与亲友视频含笑而逝

百度新闻
18-10-3110:59

金庸
作家陶杰10日30日晚上在商业电台节目中透露，金庸晚年罹患肝癌，他周一曾到医院探望，金庸当时正睡觉，又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上星期到养和医院探望金庸，以上海话向金庸述说世界时局情况，形容当时金庸眼睛发亮，全神贯注地听中美之争，“像一个纯真的小孩”，及至周一再探访，金庸熟睡了，而面色很好，令陶杰以为尚有几星期，岂料周二下午接到金庸离世消息。
据陶杰称，金庸于周二下午4时半离世，当时金庸正与亲友视像通话，正默默听着亲友对他说话，“听着听着含笑而逝。”
金庸儿子查传倜则在朋友圈悼念父亲，“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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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第一才子”陶杰：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图)2011年08月04日 09:33
来源：时代周报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有人说陶杰长得像黄秋生，只不过属于写作界。同为香港中年男，这两位都以敢言出名。 / 林津鹭 摄

陶杰原名曹捷，祖籍广西，出身香港左派报业世家，曾居英国16年。现为香港作家及传媒工作者。学贯中西，评论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素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陶杰写作题材极广，包括社会问题、政治、时事、文学艺术、两性等。

陶杰有当今“香港第一才子”之称。这个名号的创造者是梁文道。陶杰笑道：“梁文道当时是商业电台的一个台长，他叫我做一个节目叫《光明顶》，就把我捧为‘香港第一才子’。我当时就笑着对他说：‘你会帮我得罪很多人。’‘无所谓啦，宣传嘛。’很多文人喜欢这种名声，说是天下第一高手、第一画家，就飘飘然。人家这样说，我当然不能相信。很多人以为是我在自我吹捧，实际上不是，我把这种名衔当作笑话来听。”

陶杰原名曹捷，父亲曹骥云退休前是《大公报》副总编辑，母亲常婷婷是《大公报》经济版编辑。常婷婷1950年代刚进《大公报》时，跟金庸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60年代，曹骥云从《大公报》带回棉花丰收、捷报频传的新闻。每到寒暑假，父亲都会带儿子回内地，陶杰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父亲在《大公报》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梁羽生、罗孚、陈凡、李宗瀛常常聚在一起。“他们都很博学，有时候讲艺术、音乐、历史，我小时候接受的家庭教育，跟香港一般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当年《大公报》像一个人民公社，员工的小孩玩成一团：去《大公报》饭堂吃饭、打乒乓球，一起旅行。陶杰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他回忆：“费彝民是旧式的海派人，常穿一套西装，‘文革’时非常活跃，拿红宝书去抗议港英政府，私底下他跟港英政府很有交情。因为他是学法文的，是上海租界时候的外交家，所以他比较圆滑。他对小孩很有礼貌，见过你一次，绝对记得你的名字。”

17岁时，陶杰留学英国，在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到英国BBC海外广播部工作，同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念国际关系的文凭课程。陶杰自认英国文化影响一生：“我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都在英国，而且我读的是英国文学，比较能够进入英国的文化世界。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是在年轻时塑造而成的。”

1991年，金庸到牛津大学接受院士称号，BBC要求陶杰去采访他。两人谈过几次，金庸才知道陶杰便是曹骥云之子。金庸回香港后，请陶杰给《明报》写稿。1993年，陶杰应金庸的召唤，从英国回到香港。此时金庸已准备退出江湖，陶杰先到《华侨日报》待了半年。金庸了解情况后，请陶杰任《明报》副总编辑。陶杰本想按金庸的既定方针办，新主事者却要大改。陶杰说：“我觉得这一辈冒出头来的香港人，怎么这样肤浅，不知天高地厚。”便向金庸说：“对不起，我没能完成你的使命。”随后陶杰转任《东方日报》。

1994年9月15日，《东方日报》班车在凌晨两点送员工到尖沙咀，往常陶杰总是坐在前面，那次刚好有一个洋人同事比较胖，陶杰便让他坐在前面。班车进入启德旧机场隧道时，一个喝醉的人开着奔驰走错了线，迎面撞过来，班车司机下意识地把方向盘往右一扭，那个坐在前面的洋人马上撞死了。陶杰坐在后面没有系安全带，内出血严重，因为他没有喊疼，病床便搁在走廊上，一个见习医生经过时，看陶杰脸色很白，给他量了血压，才发现不对劲，马上急救。手术进行了一整天，陶杰死里回生。陶杰说：“世上是有命运这回事的。”康复之后，陶杰在《东方日报》当主笔，一直到2003年转任tom.com出版顾问。

新世纪之初，陶杰一天要写7个专栏，他自认幸运：“那时候新闻界到处裁员，失业很严重，而且香港报业刚好面对一个大转折，电脑网络的冲击，很多报纸都关门了。香港的人文基础开始解体，上一代的报人像金庸都退休了，我们三四十岁这一代接班了。这一代是在殖民地教育长大的，不像金庸那样有中国的情怀、历史的视野，中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我比较幸运，自己站稳了下来。”至于一天7个专栏的写法，陶杰解释：“有的是用广东方言写怪论，有的是用女性的角色写爱情，有的写文化，有的写国际，分成不同的角色。传媒人比较适合当杂家，像金庸说的‘不要专家，要杂家。’古今中外、国际时事、文史哲、饮食、消费、麻将都要懂一点。从学术理论到江湖智慧，通通都要懂。”

对前辈“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澜、黄霑，陶杰一一评点：“他们的特点是在市场上非常成功。有才华没有用，要跟人民群众建立对话，要在市场上受欢迎。黄霑的歌词，有很浓厚的岭南文化特色，他的中国诗词的根底很好，他非常欣赏柳永。蔡澜见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日本、南洋的明星，经历丰富得不得了。倪匡更加不得了，经历过民国时代的上海、毛泽东时期的大陆和香港。现在年轻人一直在家里呆着做‘宅男’，没有用的，钻进电脑世界，不会做人。金庸这一代从民国过来，逃过难，学问广。他们很多元，写什么都行。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四大才子’的名字，要看他们形成的过程。有言论、创作的自由，这才冒出他们这四个人才。”

我是被放进丹炉里的孙悟空

时代周报：你小时候在《大公报》的环境中成长，对金庸有什么认识？

陶杰：我生下来的时候，金庸已经离开《大公报》，在长城电影公司。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我几岁的时候，金庸已经在办《明报》了，这帮知识分子天天都看《明报》，看金庸的社论。1960年代初，“大跃进”饿死很多人，后来是“文化大革命”。金庸认为人民公社不应该饿死这么多人，宁要裤子不要原子弹，结果跟《大公报》有一场笔战。《大公报》上纲上线，对金庸进行人身攻击。在《大公报》内部的知识分子，以前是金庸的朋友、同事，觉得很矛盾，觉得不应该，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没见过金庸，就常常听那些大人讲他，就好像《碧血剑》的金蛇郎君没有出场，但是有很多人都在谈他。很多好戏都是这样，像《沙家浜》有个没有出过场的角色，是阿庆嫂的老公阿庆，里面就提过一句：他进城去了。所以，金庸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成就、气势很早就在了。

时代周报：你算是左派家庭出身，为什么在17岁时义无反顾地到英国留学？

陶杰：1960年代香港的左派人士连同他们的家属，有五六十万。所有的中资机构，不管是新闻界、教育界、航运界、出版界，还是工人、农民、渔民，都是一个很小的社团，他们受新华社各个不同的对口单位的管辖，像新闻界、教育界、电影界、出版界受廖承志的管辖，廖承志是知识分子。1967年廖承志被打倒以后，香港左派群龙无首，出现了一些比较矛盾的指示，下面的人无所适从，越来越左。我母亲把我送到培侨中学，一直读到初中三年级。后来又到岭南中学，梁羽生介绍的。岭南中学是国民党背景，书本知识没学到多少，但不同学校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冲击比较大。我的英文追不上去，化学没及格过，父亲那个时候急了，说：“你这样下去，早晚要当国货公司售货员。”我说：“前几年你不就说当国货公司售货员挺光荣的吗？当人民的螺丝钉，就要学雷锋、当售货员。”所以我在整个小学中学阶段都受政治干扰，没读好书，比较困惑。

那时候英国经济不好，英镑很便宜，1英镑兑8港币。《大公报》的小孩一窝蜂到英国去了。我是瞎子一个，拿着岭南中学的成绩单跑到教育司办公室。我还记得那个殖民地的英国女官僚，穿着一件深红色的苏格兰小羊毛绒衣，眼睛、鼻孔都在额角上：“看看你的成绩，你这种人没有资格上英国读书，知道吗？你这种人去英国干什么？你不是应该乖乖地升学吗？不过你要去也行，我建议你先去三年，先补好英文，因为像你们这种左派出身的人英文一定差。”哇，态度非常恶劣。我那时17岁，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后来我自己找到在英格兰南部一个政府办的学校，很便宜，读完可以参加高考，我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的姨婆、我父亲的姨妈、王启宇的太太—她很疼我，一直骂我父亲：“你们可以左倾，但是不要连累小孩。”

时代周报：你原来的英文基础怎样？到了英国是怎么学好英文的？

陶杰：我的英文在香港算一般，但到英国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读英国文学，因为对数理工科没有什么兴趣，幸好我在英国学校遇到很好的老师。英国人知道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我特别用心地教。有一两科的老师对我特别好，请我到家里过周末，带我看莎剧，一板一眼地把我带进英国文化的世界。那两年的基础巩固好以后，我就去英国的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我从来没想过到牛津、剑桥。

从小我就左右中外的文化都有涉及，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放进丹炉里面炼。所以，我这一代比较理解中国，也比较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学、艺术。中英文拿起笔来就能写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文化人格，有时候写中文可以这样说，英文就不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中英双语都通不是不可以，但是很难，要跟人的际遇有点关系。在英国长大的一代，英文好的中文不行，中文好的英文不行，非得形成一种文化人格的分裂。暑假的时候，我在英国老牌大酒店的厨房里干活，跟英国最下层的工人阶层的人来往，学他们那种口音的英语。所以，研究英语后来就变成研究阶级问题，越学到后面就越觉得深奥，里面有很多名堂。

这一代作家越来越没有接班人

时代周报：后来你在香港写很多专栏，有没有人讲你人格分裂？

陶杰：有啊，那是他们不懂，又怎么样呢？这是我的本事。金庸也人格分裂啊，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企业家，也是很出色的小说家。他的理性跟感性分裂得非常高明，他写社论是非常理性的人，一丝不苟，写武侠小说是非常激情的人。金庸很厉害，年轻的时候非常激昂，是叛逆的、造反的，但是年纪大了，书念得多了以后，他理性了一点，他有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特色，也有英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比较崇尚儒家，但是也向往佛家的超脱，同时也很喜欢英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罗素，这可能受他表哥徐志摩的影响，因为罗素反基督教、主张人的思想自由。香港一般文人受教育比较有局限，比较单一，认为文章一定要温柔敦厚，一定要文以载道，一定要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非得要按照他们的定义去实践，我觉得这样比较狭隘，也比较容易引起悲剧。我小时候读金庸不是太明白，把它们当成一般的武侠小说，长大以后读金庸，觉得他有一套哲学的思想。我就问查先生：“为什么你的十四部武侠小说，第一部是歌颂反清复明的人物，到了最后一部歌颂一个投降派的小流氓？前面你主张革命起义，到后面你主张妥协、生存、做大官，你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最后一部小说会这样写？”他说：“没有。”那是他自己成长的一种过程，所以金庸思想体系是非常多元化的，他自己在不同的时期看问题有不同的结论，他自己也有一大堆矛盾，十四部武侠小说其实是金庸内心独白的长卷，很多人不明白。一个作家就像张爱玲说的，生下来就是受到误解的。

时代周报：金庸之后的香港作家有什么特别的人物？

陶杰：李怡很有知识分子的忧患精神，爱国。蔡澜很有鬼才，他最近只写饮食的文章，让我想到李渔、张岱，闲情偶寄，如果蔡澜光是写饮食，有点浪费人才，但这是社会环境条件形成的，没有办法。说实在的，这一代作家越来越没有接班人。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陶杰：网络的影响，再加上这二十年走向物质化。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太功利，学的都是工商管理，尖子读医科、律师，受英国设计的殖民地教育的框框限制。香港教育非常狭隘，不能培养出文化多元、见识广阔的人才，所以接不上去，变成今天的思想贫瘠。英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香港偏偏这方面最差，历史教我们有记忆，记忆是一种权利，人民要拥有记忆，不能让统治者垄断记忆。英国的历史意识是全民的，你在伦敦街上，随时看到一个铜像、一个牌匾，铜像上写明这是什么历史人物，牌匾上记录着这是谁的故居，能够保留的都不拆：莎士比亚的故居是500年前的老样子。我在英国待了16年，是对知识灵感吸收得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在香港读英国文学，我绝对读不进去。所以，我很佩服钱锺书当年在战争、逃难的环境中，还能够把英国经典读得这么熟，这才是天才。我不是，我非得要在英国那个环境里看电视、电影、杂志、报纸，交朋友，才能够学到英国文化精神。

现在有些内地大城市不一样，比方讲研究法国大革命，内地有很多专家。我看到内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翻译、论述非常多，香港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英国的议会的精神，英国的废除奴隶的过程，英国文学里像雪莱、拜伦这种浪漫时期的比较革命性的诗人，香港不重视。我在英国读书，有一年回来香港，跑到香港大学的英文系看看他们在教什么？一问，原来殖民地政府对英国文学的课程都是有选择性的，像浪漫主义的诗歌不太教，因为那里面有造反精神。拜伦、雪莱质疑神权，拜伦还跑到希腊去替希腊人打仗，这种意识形态有点危险。香港大学英文系比较偏重维多利亚时代的闺秀小说像《傲慢与偏见》、《感性与理性》。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是政治。一个弱势政府，没有普选的合法权，文官又是殖民地时代培养的，没有独立思考的决策能力。

对于作家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

时代周报：你现在写文章有没有考虑到读者群的问题？

陶杰：对于作家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够在意识里头设局限，写作后面的思想一定要千军万马，要自由奔放。这跟拍电影一样，香港很多电影导演很有才华，北上后为适应审查制度，自己先在脑子里面设限，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灵感跟激情很快没有了。我是随缘，我撞过车，死过一次，我认为这一切命中注定。我不需要太多粉丝，我没有那种虚荣感。

时代周报：今天香港的自由精神还在吗？

陶杰：如果你坚持就在，如果你放弃就不在。如果你用种种自欺欺人的原因去放弃，那就永远都没有。我想不仅仅是写作，做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要有自己的看法，看法要有很强的知识和人文思考的基础。要读书，要把人家的知识、智慧融汇起来，跟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套。像伏尔泰、培根写的散文，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都是有主题的，都是有看法的。作家一定要有看法，这个看法有时候是所谓偏激的，但是又怎么样？社会要宽容，当下大多数人是平庸的，不敢有看法，你稍稍有一点看法，就说你偏激。欧洲中世纪也是这样，所以毫无进步。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1000年的欧洲是停滞的，没有大作家，文艺复兴时才有大作家，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雨果，都是16世纪以后涌现的。欧洲经历了长达1000年的文化黑暗的停寂期，就是因为神权的垄断，有一本《圣经》，不许这个，不许那个，画家只许画《圣经》的故事，只准画圣母、耶稣，一直到16世纪以后，才有达芬奇画蒙娜丽莎，伦布朗画自画像。为什么蒙娜丽莎这么伟大？因为这是第一张不是画神话角色，不是画《圣经》故事，是画人。伦布朗更解放出来，画平民，画自己。莎士比亚写的是平民角色，雨果、巴尔扎克写小人物，这些都是把人解放出来了。没有“人”这个字，是没有文化、没有文艺的。人、人性、人权、人的欲望，让教廷这样的统治机构垄断，建立不起软实力。

时代周报：最近你在《明报月刊》上有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用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写出来的？

陶杰：对啊，我觉得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有效肯定人的价值，这是知识分子出了问题。在欧洲，知识分子早就脱离权力而独立，像法国伏尔泰、卢梭。法国革命以前，已经涌现了思想家，他们不要做官。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春秋战国到今天，最高的人生目标还是做官。他们年轻的时候或许有理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们想做官去影响皇帝，想当国师，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会被中国宫廷的文化磁场融为一体。咸丰死了以后，同治很小，慈禧羽毛未丰，太平天国全靠曾国藩镇压下去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当王者，但他不敢，他在意识上还是要找一个国家机器来攀附，这是中国所谓知识分子的宿命和与生俱来的缺陷。没有人的解放，知识分子自己阉割自己，如此就会陷在一个非常漫长的文化黑暗时期。现在从食道、肠胃、生殖器到脚底按摩，喝的、吃的、穿的，这种生意很安全，但是跟心、跟大脑有关的就不行。

时代周报：现在的报业是不是一个没落的行业？

陶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但也还是要看社会的人文基础。现在英国报纸市场受到很大挑战，但是阅读风气还是非常浓，报纸杂志如果在街上卖不了钱就上网，现在网上阅读eBook也有一个收费的制度。在英国，印刷品作为一个形式可以没落，但是阅读的风气不会衰退。香港现在35岁以下的人基本看电脑，不看报，集中精神的时间越来越短。文字也受到影响，句子越来越短。一个社会有没有灵魂，不是看有多少工程师，要看有多少艺术家、哲学家、作家、思想家。香港人除了每年出来游行一次，其他时间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在读书？有没有在思考？有没有像法国19世纪末那些知识分子开沙龙？有没有思考中国社会下一步该怎么样？香港人通常因为交不起房租、买不起房子，所以缺乏比较宏观的视野。

16世纪是西班牙人的天下，17世纪是荷兰人的天下，18、19世纪是英国、法国人的天下，20世纪是美国人的天下，他们除了船坚炮利，除了科学发明，后面站着达芬奇、伦布朗、卢梭、孟德斯鸠、牛顿、达尔文。一个社会多元、自由、宽容，才能出现人才。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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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劍蒼茫



陶傑

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多年往來的友好舊部如倪匡、李純恩、張敏儀、蔡瀾等諸君，各取弱水一瓢，皆各有諸般法相，一人之說，眾人之思，時有見山是山、見水非水的觀感。

其實他更喜歡玩，私下言笑不喜太嚴肅的話題。或大半生凡眾折射的道德要求太沉重，或早已看破世界，某國將往何處去之類，這類談資他寧願留給黑壓壓一大片觀眾的論壇。

中國人壓在查先生身上的擔子多：知識份子、作家、報人，因此你該如何堅持你的風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獄，家宅曾遭屠戮。他寫袁崇煥評傳，用英國史學家的筆法，敘事引據，析理釋疑，講到袁崇煥愛國落得個凌遲處死的下場，不忘提醒讀者：北京的市民，撲上去用錢買他碎割的肉來吃，這位袁大英雄，正是出頭保衛他們性命的將領。

所以一切實不必再闡說。他的小說，不同的主角和人物，由青年寫到中年：家國千愁，人生百感，情仇激揚之處，生死踟躕之間，名利與道義的交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作家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是凡人，除了娛己娛人，還是不斷如哈姆雷特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觀世劫於途邊之傾，不免一次又一次的藏天問於胸臆，也是紀錄悲苦探索真理的自語。

金庸不需要寫自傳，其心路歷程早就折射在小說裏。有如中國其實並無、也不需西方意義的哲學體系，詩人和散文家蘇軾夜遊赤壁，一舟遊江賞月，除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文字視覺美學，由景入情，以情繫思，論定「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哲學了。

查先生一生業績，與其代表的價值觀，或須辨其小說與現實之別。加上既為文人，亦為報老闆，感性與理性並發；小說在大陸發刊，權衡利弊之傾，本我與角色相易，「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個寫得出「天龍八部」的人，當可時時將自己置於吉凶變幻的不同處境之中，有時是真言以警世，有時是台詞以戲世，有時則套話以酬世，一般人不易明白。

查先生一生筆耕而勤業，也很勞累了。他還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太多，說不出來的淒酸更多。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年讀他的倚天屠龍記，見此頌歌，幾許有情人當曾怦然悲慟。然而他是學佛的人，如錢塘潮起，靈飈轉處，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參悟端詳。

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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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報人 - 陶傑
Sunday Sunday 2013-07-28 07:50:54


查良鏞先生的明河社出版了查先生六十年代的國際時評，名為「明窗小札」，是查先生當「明報」老闆時親力親為，提筆為國際新聞的評論補白。

許多人以為查先生為「明報」寫武俠小說和社評，原來他還用筆名兼寫過一段日子的社會評論。查先生當年論甘迺迪的美國，論中共的工業政策，還從中英外交關係評析為何英國殖民地政府三次想清拆九龍城寨，三次遭到周恩來主理的中國政府拒絕。昨天的新聞，變成今日的歷史，查先生的評論，過了五十年，今日讀來，倍感珍貴。

查先生的評論文筆淺白親切，將讀者當朋友，而不是課堂裏的小學生。國際衝突、社會問題，查先生夾叙夾議，講得深入淺出。這套本事，來自中國民間。舊時中國民間有說書人，評人叙事，就是此一風格。「射雕英雄傳」修訂之後，加了一個小人物張十五，有點像古希臘的吟唱浪遊詩人荷馬。小說家金庸辦報紙，路線是中產知識份子的，風格卻是通俗而親大眾的。查先生做生意，融滙了人情世故的學問，今日看來，皆成絕學。

看「明窗小札」，也感到查先生當年做報紙之辛苦。就像開菜館，有時發現哪一道菜從缺，譬如糖醋排骨，廚師做不好，查先生的時評，就像老闆親自下廚。就這樣經歷了四十多年。

經營報紙，要管行政、發行、編輯方針，要管一大幫自我膨脹的文人，還要仰觀天象，六十年代，留意大陸的中共局勢如何發瘋。「明報」當年的中國評論，最為精確，譬如毛澤東要拿劉少奇開刀，查先生的「明報」率先說破，此等觸覺，只有寫過「笑傲江湖」、祖先被雍正抄家文字獄的查先生才有。查先生辦報紙，固然成為億萬富豪，但從查先生的文字，今日看出，對於一江之隔的大陸，隨時可以「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查先生居安思危，永遠有一股隱藏的焦慮。

查先生退休，其文字風采和洞閱人性的能力令人懷念。一輪明月，隔世情懷，如此報人。如此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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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 陶杰：江潮归看念金庸
原创： 陶杰Vista看天下11月12日

●特约撰稿陶杰／文

金庸老爷子含笑走了，去得安详。他是今天中国文化社会的一棵参天大树，盘根于人文的民国，散叶于高科技全球化的世界，多福多寿。

查先生是一个复杂的人，但人性本来就复杂。查先生有激越之情，也有潜忍之功，兼有触觉之锐，有观人之细。看见不公义的事，能把满腔愤慨，化在小说激越的情节人物之中。在小说里感性宣泄了，再写社论，定下神来，理性抬头，自然就谦厚持平。

在武侠小说中，黑白忠奸，生死抉择，行侠是不可以“持平”的，然而十四卷小说，《书剑恩仇录》以反清复明始，《鹿鼎记》同以反清复明终，从陈家洛的红花会，到韦小宝的天地会，其中的矛盾和统一，加上从儒家到道家，隐隐然就有一套“查良镛思想体系”的脉络。

但这套脉络，即使有如一座仙山，横岭侧峰，在霭雾之间半浮若隐，见诸金庸小说，还算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支，埋藏在查先生创办的报系事业里——查先生在香港主理一份报纸，长达三十六年，查先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人、摆放在哪一个位置，几十年之后回头一看，直如一盘棋局，很久之后，才能悟出查先生的用心。

除了生意人事的布局，还有报纸副刊的变化。查先生办报的机智、沉着、判断，进退张弛的大智慧。这套绝活，将会像一册失落在江湖的武林秘籍，百年之后，无人能识了。

武侠小说，众议认为以金庸《鹿鼎记》为颠峰，西方歌剧，又以莫扎特的《唐璜》为最善。

《唐璜》与《鹿鼎记》一样，首先以“反英雄”（ Anti-hero）为主角，石破天惊，前无古人。

唐璜其实只是一个采花大贼，但今世已把他尊为情圣，就是源于莫扎特之故，莫扎特以乐神的大手笔，把一则十七世纪的民间传说，塑造成一个忠于自己，颠狂无畏，自由奔放的人物，隐隐呼应了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潮流，完全是一个意外。

唐璜也是一出无法“定性”的作品，即使莫扎特自己为之附加标题“诙谐”，但还是无法判断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除了悲喜不分，还加上惊栗恐怖的色彩，一开幕，唐璜就错手杀了人，单刀直入，气氛急转直下，女人的一串悲啼，令观众误以为是悲剧；一转身，巧遇旧情人，气氛尴尬，场面滑稽，以幽默包装，无情挖苦，最后还流露一丝悲悯，人生情感的戏剧，只一曲写毕，莫扎特之外，再无第二人。

最优秀的作品，必定是一个无穷的矛盾，可以是最富深情，同时也最无情。像唐璜。唐璜疯狂追逐女人，看似与一般富豪无异，其实却穷有生之精力，不问老幼美丑，一网打尽，雨露均霑，表面是恶棍，本质却是菩萨。唐璜杀人、讲大话，贪威好胜，精于诿过于人、金蝉脱壳，偏偏又魅力四射，似有点石成金之力，只要有他在，整个世界都充满活力，难怪最后他一下地狱，剩下的人都顿失所依，失去光彩。唐璜已经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一道 Force（力量），像火山的熔岩、天边的激光、海面的飓风，富于破坏力，但也是创造万物的来源，这是生命最奥妙之处，莫扎特之伟大天才，不在于五岁就能作曲的奇特，而是勘破天机的睿智。

金庸家学渊源，读通历史，阅历沧桑，又是企业家，文武双全，能把一卷《鹿鼎记》写成一则终极的人性寓言，很合理；但莫扎特绝非饱学之士，年纪轻轻，才三十二岁就写出了《唐璜》，他对人性的洞测，又从何而来？但这一切不重要，相同之处，是凡天才的心灵，中外都追求蜕变，终于能突破框架，一飞冲天。

查先生一生笔耕而勤业，也太劳累。他还没有说出来的故事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当年读他的《倚天屠龙记》，见此颂歌，几许有情人当曾怦然悲恸。然而他是学佛的人，如钱塘潮起，灵飈转处，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参悟端详了。民国传下来的参天一炬，他也终淡幻为一只纸船上的烛光，在云水迷茫处渐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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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424】如此人物，如此江山


小說家若會講故事，小說裏的那個世界，就越令人嚮往。

一百年來，英國有許多個醫生、工程師、會計師、金融精算師，但只有一個柯南道爾，一個阿嘉泰姬莉絲蒂，五百年來只有一個莎士比亞。

當然，改變人類生活的科學發明家也在千萬人之中湧現，如愛迪生。但電燈發明了，在燈光之下，若無好小說和好書可讀，電燈只要來照明飲食，關上燈則性行為。電燈發明與否，全不相干，人與禽獸無異。

這就是精神與物質之別，亦人與禽獸之差。若一個國家長期只以為「現代化」只是電燈和電腦，手提電話和高速鐵路，而禁忌閱讀，因為思考和想像，會促進理性的判斷和心靈的飛躍，則終將發現電燈的最佳用途，是二十四小時照射審訊一名異見者；電腦最佳用途是管控民間私人秘密，手提電話是盜竊用者的數據資訊，高速鐵路。


武俠小說巨匠的作品，一度香港的中小學也列為禁書，教師家長，認定這種小說沒有價值，打打殺殺，只會令小孩沉迷於空幻，荒廢學業。在課堂發現書包裏有一冊，就沒收一本，喝斥其應專注於「學好數理化」，因為只有這幾科，方「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該大師武俠小說裏述說山川名勝無數，杭州錢塘擊掌觀潮，嘉興煙雨樓比武盟約，由大漠的射雕英雄到大理的風流皇爺，故事人物，可以同時引證地理和歷史。故事人物和史地背景，連融一片，在香港，中學生看他的小說長大，沒有一個不認同為中國人。小時乘火車去杭州，火車過了諸暨蕭山，西施浣衣之處，見到六和塔聳立江邊，即刻想起囚禁在塔裏的皇帝。

幾十年之後，香港的新一代這時才想到這位名家「不登大雅之堂」的那種作品，原來是如此之重要。

許多學者都不屑：我從來不看武俠小說。現在呢？即使有人能寫武俠小說如他下筆之誘人，若下一代還沉迷武俠小說，你已經要感謝神恩。

樹欲靜而風不息，人在的時候，謗抹摧殘，人走了，忽又禱頌無窮。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偏配上這種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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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239】從"書劍"金庸到"牛劍"金庸

香港名嘴4月4日
閱讀往期：陶傑【238】餐廳的情人

金庸獲劍橋博士，劍橋聖約翰院長杜柏琛（Christopher Dobson）親自從英國飛來香港，頒證書給他。其實在此之前，金庸也已是牛津的院士。
　　　　
當夜，劍橋院長身穿長袍，以拉丁文宣布金庸成為劍橋榮譽院士和文學博士。接下來再用英語講話，說劍橋從來不在海外頒博士學位，因為金庸成就卓越，所以破例。院長站在歷史高處，指劍橋創校500年，共有4位榮譽院士，都與香港有淵源，第一位是19世紀鴉片戰爭時的外相巴馬尊，但這個人有點爭議，因為他說香港只是一個荒島。然後是港督衛奕信和駐華大使麥若彬，今天再加上金庸，都是對香港租約期滿主權交回中國期間卓有貢獻的人物。
　　　　
劍橋聖約翰書院出過6個首相、9個諾貝爾得獎人，史上最重要的校友，是廢除奴隸制的議員韋百福（ William Wilberforce），是18世紀大革命時代，有份推動西方文明進程的英豪。劍橋創校之初，是幾個學者在牛津教書時，因政見不合，脫離牛津，到附近的劍橋鎮另立出來的山頭，崇尚自由。金庸當初也在一家報紙打工，但後來因人生的一些基本價值不合，也選擇分離，自己另辦一家信奉自由的報紙。
　　　　
幾百年來，若牛津象征文化正統，則劍橋是叛逆的異端，兩家學府風格不一樣。劍橋出產過牛頓、拜倫、達爾文、羅素，全是敢於反抗傳統和思想另類的人物。金庸小說裏許多角色：楊過、喬峰、令狐沖、韋小寶，個性不羈孤傲，跟劍橋的精神，是同一路數。
　　　　
金庸的劍橋論文，講的是唐朝皇位繼承。唐朝文化再燦爛，開了先例，是從一個細節鉆研精深的大學問；但他平生真正的大論文，盡在14卷小說之中。
　　　　
金庸小說縱橫上下千年歷史，穿越江南塞北，奇山秀水、大漠雪原，自成一個宇宙，擷取中國文化之最精華，14部著作，或虛或實，有風格陰柔，或氣派陽剛，濃彩淡墨相間，譬如《笑傲江湖》如潑墨山水，則《鹿鼎記》為工筆細描；其中俊傑豪俠，為至善至美的理想所在，頌喬峰豪邁似辛棄疾的劍影，寫令狐沖瀟灑如李白醉歌，畫張無忌細膩若李商隱的無題，溫婉纖巧如姜白石，富麗典雅似周邦彥，虛懷沖淡處與王維一脈；中國歷史上，除金庸之外，只有曹雪芹的《紅樓夢》做得到。

金庸小說早在1980年代初就在中國內地流傳，經過10年的精神饑荒，中國內地的讀者追捧金庸小說，如獲至寶，連小學生也偷偷在課堂裏傳閱，廢寢忘食，因為金庸小說寫奇幻、情愛、恩仇、遊戲，盡皆人性，從不故作高深，《射雕英雄傳》裏憨厚忠直的郭靖，靈巧俏皮的黃蓉，加上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如一則色彩繽紛的童話，最適合兒童閱讀，可當作讀金庸小說的起點。等到有了一點歷史常識，再讀《書劍恩仇錄》、《碧血劍》、《雪山飛狐》，在精彩明快有如電影的語言裏學習新的歷史觀點，未嘗不是啟蒙。

但最好的幾部作品，跨越不同年齡，可以伴隨讀者一生：《倚天屠龍記》的多情與迷惑，《神雕俠侶》的情深義長，《笑傲江湖》之浪漫理想，《天龍八部》的超俗忘塵，《鹿鼎記》在嬉笑玩耍之中，別有八大山人簽名看似"哭之"，再顧卻是"笑之"的滋味，當是非曲直混淆到了極致，只能在哭笑不得中參詳智慧。

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講的是反清復明，最後封筆之作的《鹿鼎記》同樣也寫反清復明。《書劍》裏的義士紅花會諸俠，都是好人；到了《鹿鼎記》裏的天地會，陳近南一夥，卻是一群庸人，可笑復可憐；其間的轉化，足以寫出一部"金庸思想體系"。

但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只重經史，兼容子集，卻把小說視作閑科。即使等到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西方文明，但一心只想學好槍炮技術，對於西方的人文學術，哲學思想輕輕放過，沒有心思學足，甚至到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依然認定"學好數理化"，才有能力"貢獻國家"，大學教育重文輕理，至今不改。

可惜，金庸先生在中國內地登陸以來，雖深受民間珍愛，但在所謂知識小圈子內，紅眼攻擊有之，虛妄曲解有之，至今不承認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化寶典，除了是"重理輕文"，或許在心理深層，是對金庸發跡的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潛意識地排斥。但金庸小說全盛時期，文化的精髓，化為劫灰，天佑中華，正是像金庸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海外為中國文化的仁義之道保存了種子，而且筆耕成一片繁花似錦的園林。

許多人還想金庸出版自傳、回憶錄之類，通通多余，小說裏的主角，幾乎都是他的自傳，許多情節，是作者對人生和世界的獨白，有時激憤，有時無奈，有時低回，有時躊躇。金庸筆下的男主角，幻開千面，都是他成長不同階段裏內心價值的沖突。金庸和同道的梁羽生最大的不同，是金庸探討了人的多重性格，而梁羽生，人如其書，只有單一的性格。這一點，劍橋大學的英國論文導師，對這位學生，又豈能洞悉其中妙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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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侠小说很难音译



陶杰



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英美法國傳媒廣為報道，稱之為「中國的托爾金」，因為中國的武俠小說，這個品種太過獨特，以歷史朝代為現實的背景，卻又虛構人物，武俠角色的功夫和武術，卻又以誇張的魔幻手段描述。這些虛構的小說人物，卻又有可能與背景中的真實人物交相穿插，武俠世界之中，又有真實的儒家文化結構，君親師的倫理，江湖幫會的秩序，山高皇帝遠的權威，又有幾分像羅賓漢的世界。

中國武俠小說是非常複雜的文化體系，很難翻譯為西方語文。到目前為止，金庸小說可以翻譯成越南文、泰文、韓文，日文也有一定的流通。但只有在亞洲國家，讀者對中國的武俠世界較為容易進入，西洋社會極難通過翻譯，對武俠小說的歷史和江湖背景產生共鳴

譬如九陰白骨爪、乾坤大挪移、降龍十八掌之類，九陰之「陰」，與乾坤之「坤」，都是易經和道家的概念。一個中國小孩，在中國人社會生長，聽慣中國的民間故事，乾坤陰陽之道，雖然不明白，但連接上天地、日月、男女的兩極意識，一個中國小孩，缺乏科學和邏輯的思維，可以由感性和感覺層次，不求甚解，在朦朧中想像這幾套功夫如何厲害。

西洋的文化不同。地方的讀者可以理解桃花島，也明白冰火神猴，但這些武功的招式蘊含的道家文化意義無從想像。此外中國的地理知識，八大門派，有峨嵋派、華山派、崆峒派、少林派，向中國的各大名山歸位，營造了中國文化氣息濃厚的獨特感性（Sense）。

在西方受歡迎的作品，也包括魔幻體。哈利波特的巫術學校，巫師是歐洲中世紀社會常見的人事，西洋的兒童即使沒有活過那個年代，但一說到女巫騎著掃帚天上飛，都有感覺；中國俠客的輕功，同樣也是想像，西洋的讀者沒有感覺，覺得違反牛頓物理定律。這就是「隔」。

西方文化之中，老師和學生地位平等，學生提出與老師不同的意見甚至立場衝突，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在中國的倫理之中，「背叛師門」、「欺師滅祖」，卻是很大的罪名，西方讀者同樣也不理解。

這是武俠小說在西洋讀者的文化想像之中無法打通的經絡。武俠小說在日文世界裡，受理解歡迎的程度與韓文相若，因為日本歷史文化，即使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幕府將軍統治，與日本天王的關係，比較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但韓國卻承襲了明朝的帝王制度。日本的浪人與中國的俠客相似，但浪人並不歸屬哪一派，後來更有薩摩藩和長州藩聯合、尊王攘夷，中國武俠小說中無法解決的社會階級架構問題，日本在歷史上解決了。看武俠小說，日本人引起的共鳴，難免沒有韓國和越南之深。

金庸的小說，在世界上的地位與中國的命運相同。

若中國能實現一個自由的太平盛世，吸引西方人全心全意學習中文，學中文的目的不是來中國做生意，現時仰慕中國的儒佛道三家文化，則百年之後，不但金庸的小說可以在西方世界以英譯本暢銷，而且最終愈來愈多的西方人能直接用中文看原作。正如莎士比亞，能欣賞其中妙趣的只能讀英文原文。

（以上三篇图文均转载自港媒CUP，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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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他说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两百年后还有人看他的书，我认为他这个愿望用不着担心。他如果回首一生的话，应该是感觉不虚此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的金庸。


2003年7月25日，杭州，2000多金迷到场倾听金庸演讲。

文｜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党元悦 实习生纪思琪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王心

►本文约7280字，阅读全文约需14分钟

友人陶杰一个星期前去医院探望金庸，听金庸夫人说先生想念家乡，就用上海话和他讲话。金庸听了，抓着陶杰的手，脸色很好，眼睛发亮，但是说不出话。香港记者李喻（化名）在养和医院见了金庸最后一面，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金庸离世后，他创刊的《明报》发表社论，重点落在先生的政治成就上。国内外媒体上，各式各样的悼文纷至沓来。

更多的人回忆起和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请他写书法从不拒绝，题字落得到处都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师傅聂卫平回忆，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联系了六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讲述他们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1、 “金庸太太说，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


陶杰，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金庸先生相识，并在1993年受其邀请，从英国回到香港任《明报》副刊主编。与金庸最后一面在去世的前一天。

金庸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是在医院的，他当时在熟睡，但面色很好，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挺一阵子。所以他去世时，我听到还是觉得很突然，当天我本来还想下午五点钟去看他。

上星期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但是说不出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只能够猜想他有兴趣听什么，我就向他汇报什么。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交流。


我从小就听说金庸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曹骥云，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他《大公报》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起金庸先生这个人，谈论他写的社论、武侠小说。那个时候金庸先生离开《大公报》不久，刚刚创立《明报》，他的动向很受旧同事的注意。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就读了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觉得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说故事的人。

到了1988年，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生本人。那时是在《明报》的社长室，我有一点采访的公事去找他，那次见面比较简短。

后来到了1991年、1992年的时候，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当交换学者，我在牛津的校园有一次见到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得很朴素，就像英国校园里的教授。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作为一个大老板，他在牛津的时候太低调了。

那个时候査先生在牛津大学经常见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会讲对中国的时情、世界的局势的种种看法，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平易近人，很谦和，评论当前的时局都会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和人物。他说话不多，但是条理很清楚。

在英国的时候，查先生就会时常叫我给他写一点专栏，写英国的人和事儿。他观察人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观察。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看，他看了以后有什么看法都会告诉我，夸奖的话也都是在背后，不会当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也会很客气，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后来，我在英国的工作合约满了，查先生就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于是我就被先生邀请到《明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当时就知道先生对他《明报》的副刊特别在意，能得到他的邀请我作为小辈觉得很高兴。

开始在《明报》工作时，查先生跟我说副刊专栏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动，副刊的方针就是走娱乐性、轻松一点的方向。当时查先生刚好把《明报》主要的股份出售，新的股东加入后就跟我说这个《明报》的副刊要从头全改。全改啊，我就跟査先生说，我很为难，因为你是带我进《明报》的人，全改的话我只能离开了。査先生就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辞职了，去了另一份报纸。到1994年，我遇上了一次车祸，査先生当时在剑桥，他知道了之后非常紧张，一回来香港之后就马上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他作为我的长辈来看我。我当时跟査先生说，我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有留在《明报》。他说，不要紧，离开也是对的。

那次我出院了之后，就经常跟他来往了，常常去他家吃饭、聚会，和他聊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平时会聊些世界格局，也会提起以前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一同经历的事儿。有一次我就提到夏梦女士，他跟我说他其实没有追过夏梦，这个是外面人的误传。

他人很严谨认真，经常是想好再说话，想好再写作。他跟我们说写作最忌就是写空话套话，要写得浅白，不要卖弄，要通俗，要让人民群众一看就懂，深入浅出，有道理也有看头。

10月30日，我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的样子：不笑的时候好像金刚怒目，很威严，人家感觉他很凶，但是笑的时候就很和蔼。

如果聊天的时候有不同想法，他也会很含蓄会跟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番话，我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他每次都会把同意的论点放在前面，然后再坦率地把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从来不会突然一下子跟你抬杠。所以跟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淡淡的、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谦厚。不只是谦厚，还有博通，还有圆融，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特别合适。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的样子，像徐志摩、梁实秋，那种温婉、含蓄和礼数，都可以在金庸先生的身上体现出来。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金庸先生，我想用的是圆融的融字。古今中外许多哲理，都融在了他的武侠小说里。他把他的看法、矛盾和冲突，都在武侠小说里化解、并融。他懂得处理矛盾，也非常喜欢自由和和平。他人生的信仰就是有原则，但是他表达他的原则的时候是很有分寸的。他有分寸的时候有人会误解，他是不是收敛了，但不是这样，他是很有底线的人。

他经常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变的。你看到我写的时局的评论，有的时候很客气，有的时候不客气，那是因为变的是时局，是中国本身。时局变好的时候我就表扬，我就支持，不好的时候我就批评。”

他还说，“创作、发表言论，要注意天气。天气冷的时候要多穿一件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就把毛衣脱掉。”

他的武侠小说花团锦簇，我很难说特别喜欢哪一部，因为每一部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不同的人生阶段就喜欢不同的主角。

我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郭靖，后来长大了以后就比较喜欢令狐冲，因为他是一个代表着自由的角色。

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的是韦小宝，我觉得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虽然在扬州那种烟花之地长大，但是他从小就这么圆滑，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太令人信服。但是作为他最后一部小说，金庸先生这么设计一个反英雄的人物也有他的用意。

有一次我问他，“查先生您这十四部小说，为什么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以反抗的精神开始，但到了最后的《鹿鼎记》，您却写出一个韦小宝，是个投降派。那您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有想到20多年后会以‘投降的方式’写最后一部小说吗？”

他说，没想到。

那我就说，这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吗？

他一开始就笑笑，没说什么。后来他说这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己早年是非常激进的，不激进的话也不会写这种造反的人物，像《碧血剑》里的袁承志，到后来《神雕》里的杨过，还有后来《天龙八部》的乔峰，这些都是金庸自己不同阶段的性格的不同方面。

金庸先生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传下来的一盏灯，现在留下来的几盏灯已经不多了，一盏一盏地都熄灭了。我跟他的交往不光是和他个人，而是与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善良的时代，所以我比较哀痛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离开，而是一整段历史、一个故国的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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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的遗憾
原创： 人物记者人物今天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


文｜荆欣雨

编辑｜刘斌



纠结



香港殡仪馆外，人人黑衣肃穆。从下午3时开始，专门负责的花店忙碌一周制作出的160多个花圈排满了整条街道，灵堂入口处是大朵盛开的荷兰牡丹，里面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



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赫然在目。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澜在日本纸上亲笔写就的「一览众生」。



11月12日的傍晚闷热，查良镛的告别仪式遵从了他的遗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设置致辞悼念环节，一切从简。



但规模浩大的名流都来悼念金庸——查良镛的几个身份之一。马云来了，第二天出殡又来了一次，并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对子，两任杨过的扮演者刘德华和黄晓明也来了。来客覆盖了两岸三地，遍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娱乐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读者也来到位于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悼念金庸。他们在排队时谈论《天龙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转角处随时可以与壁画上的令狐冲、袁承志和张翠山打个照面。馆内花费数年搜集来的陈设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完整呈现，15部武侠小说和由此衍生的无数译本、影视剧、漫画和周边产品。出口处的墙上粘贴着来访者的留言，有一张纸上写着，「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镛于10月30日去世。大众悼念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报人、时评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则称他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转换的查先生的矛盾与纠结。



葬礼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查良镛的生前好友、60岁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坐在海逸君绰酒店的咖啡厅里感慨，「其实，我不觉得他这辈子非常地开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刚辞去《明报月刊》主编的潘耀明心烦意乱地开着车，乌黑的天空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镛太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潘耀明在养和医院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了8个小时。手术不太成功，淤血进入脑部，查良镛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讲不出话来，对他打击蛮大的。后来他们通过找的三个香港最有名的脑科专家会诊，清理了，元气大伤。」潘耀明回忆。



他担心，查良镛此前的一系列计划无法再实施了。这一年，查良镛71岁，全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没有再写的意愿；《明报》卖出去了，全部职务都辞掉了，尽管接班人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该向前看，做些一直以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镛早就有了打算，意外进手术室半年前，他让秘书一周给潘耀明打两次电话，叫他来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聊天。伴着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风，他构建了蓝图：创办一本历史文化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独家连载他即将创作的历史小说，再找些对历史有研究的名家来写专栏；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团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书目。



查良镛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的工作赏识，又知道对方在纽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就邀请他来做总编辑和总经理。



两个人都很兴奋。潘耀明愿意继续追随查良镛，不止是因为一签五年的合同和更加优厚的待遇，还因为他相信查良镛的创作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明清史和隋唐史都了解颇多。你看他的小说很有历史感，《书剑恩仇录》是历史的大架构，就在清朝嘛，《鹿鼎记》也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继承明清文风，可读性很高。」



好友陶杰也肯定了查良镛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兴趣。那个化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总试图夹带点私货：《碧血剑》最后附上袁崇焕的评传；对蒙古史感兴趣，《射雕英雄传》的附录一并考证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记》一开始是想写成历史小说的，只不过后来「走样了」。



查良镛还曾拜访过《张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双方谈了很多对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后，潘耀明从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就有过写历史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想写黑旗军——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军。潘耀明才领悟，写历史小说不是当年突然的兴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个愿望」。



23年前的那个4月1日，按照早先的计划，潘耀明带着秘书入职了，即便此时查良镛的手术已过去10天。令他没想到的是，查良镛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时的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办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周只能去个一两次，历史小说，很难有精力再写了。



「因为（写）历史小说要找很多资料，不是武侠小说嘛，天马行空。写历史小说，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还要（实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来还原历史，他写不出来。」潘耀明认为这是查良镛晚年的一大遗憾。



办杂志的事，也就「意兴阑珊」了，仿佛文人间的默契，查良镛再没提过。在潘耀明看来，这是因为查良镛的个性很强，一张嘴，一支笔都十分谨慎，总是经过计算才肯表达观点。晚年整理社评，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办完美绝不出版。就连在家里与友人玩梭哈（一种游戏），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从此不会再提。



新工作迅速变成了闲职，没什么事情做，潘耀明就帮查良镛回复些读者来信，整理文件，「熬着」，他形容，「那个局面非常尴尬，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年后，他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回到了《明报月刊》。









心结



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查良镛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查良镛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镛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查良镛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金庸剑桥留学

报人



查良镛晚年的另一个遗憾，是由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在他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明报集团员工张绍元说，「《明报》后来在香港的立场，是他所痛恨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查良镛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财富积累主要靠办报纸，而不是收武侠小说版税。

1959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办《明报》，加上后来《明报晚报》总编潘粤生做助手。为了在香港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生存下去，查良镛起早贪黑，不断创作武侠小说在副刊上连载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发表社论时评，才支撑报社勉强生存。1962年，大批内地难民涌进香港，《明报》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报道媒体，因此获得了一大批读者。《明报》逐步以知识分子作为目标读者进行改版，1963年达到了日均销量5万份，彻底脱离了早期的财政困境。

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时评，多为对内地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寄托了查良镛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倾向。他有民族主义情怀，但不狂热，又重视少数民族，总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个平衡。对此，常有香港左派攻击他为「墙头草」，还曾一度到《明报》办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难了一阵。

1996年，《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和几位同事去查良镛家里做采访，谈香港即将回归的种种事宜。那一天，查良镛很坚定地认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体人张宝华也记得与查良镛讨论过香港问题，「今天看来，他当时对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远见。」

查良镛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常跟下属说，不要拼命，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办报纸要学会「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就脱掉，原则不能变，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几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杰指出，明报是个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镛会调。更重要的是，《明报》作为查良镛政治观点的输出平台，如今与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他成就是不得了，凭一只笔写出了一个武侠王国，而且还成就了一张报纸。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干成了两件，而且都留下很深远的影响。武侠小说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明报非得要几百人来工作不可，所以那个保不了。」陶杰说。

「双驾马车，最后只有一驾马车，一匹马活着，另外一个没了。这是命，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剩了一个。我估计他后来也算了，得相信命运吧。」陶杰说。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放下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份，失之交臂。」陶杰说。

最常谈论的，还是时政。查良镛一直关心中国在发生什么，一年多前，他还叫友人带来政论的杂志。年轻时，他也有过从政的愿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试图到外交部谋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乔冠华指出「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为，恐怕入党都很困难。

从政失败，他回到香港，友人总结他真正的政治观点，「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确知晓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世界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极。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

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

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曾亏本办过一本佛教刊物《内明》，没什么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晚年也与星云大师有过会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门，一生都喜欢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试图看破，才会向佛祖寻求一个答案。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怕他会伤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应该挺开心」，陶杰笑了。

「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儿，他就是民国堡垒留下最后的那一垒。」陶杰说，「他那种修养，跟人说话的那种形态，都是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问我……你知道吗，没意思。」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各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

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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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曾经当过金庸先生的代笔，可是他自己在媒体采访他的时候说到，自己的能力完全和金庸先生无法比，可能连一万分之一都达不到，他还强调金庸先生是他见过的最学问广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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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金庸相识及共事多年的作家陶杰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忆述近日到院探望金庸的点滴，他写道：“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时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像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陶杰引述查家的人称金庸临终时很安详，“全身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直很干净。”

陶杰上周曾到医院探望，先在床边用上海话向金庸述说世界格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陶杰续称，前日也有到医院，当时金庸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据陶杰称，金庸近两年已不能说话或书写，有肾衰竭、心脏问题，肺也花了，亦有脑退化，但他一直没有病容，看到别人便有笑容，和他说话也有反应。

他最后说，“查良鏞先生真是儒侠，三百年来，绝后空前。查先生，我们舍不得您。”



“香港四大才子”忆金庸 倪匡：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曾经当过金庸小说代笔的香港著名科幻作家倪匡，在一个专访中坦言，虽然做了几十年老朋友，倪匡觉得金庸想法高明学问广博，且心思深不可测，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没结构没组织，又有人在一个演讲场合当面批评我的小说跟金庸相比望尘莫及，我说‘你们太抬举我了，望到尘应该不会隔好远。’”


左起李纯恩、金庸、蔡澜和倪匡1991年游日本。

当年与金庸、倪匡和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回忆起“查先生当年认真的观察良久才让我开笔写专栏，但我也是很认真的，没有被他骂过，没有让他失望。”

蔡澜眼中，金庸也是一个不计较、很能包容别人的旅伴。“我喜欢吃古灵精怪的东西，会食黎巴嫩生羊肉，查生不大喜欢的，但每次外游他总会跟着我们去吃，这个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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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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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的分身
原创： 顾家男读书看电影昨天


陶杰是我爱香港的原因之一，也是我特别着迷的一个人，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看遍他写的所有书，听了他十年的广播节目，看过他的画。有一年还跑去书展和他合影--对我而言，这绝对是小概率事件。我写过五六篇关于陶杰的文章（大部分没在国内发）。

他还导演了一部电影《爱寻迷》。这部电影由陶杰编剧导演，是以他在《爽报》上写的一系列黄色短篇小说为蓝本（《爽报》已停刊），改编而成的。是部典型的文人电影。得到一众朋友的襄助，最主要得到金主投资，首肯，陶杰终于可以过一把导演的瘾。他如愿以偿的拍了部，像他热爱的李翰祥一样，在片场亲身示范床戏。本片也许在技术和专业上尚欠火候，但初执导筒，已经算是交了张不错的答卷，陶杰声言纯粹玩票，当导演很累，不会再拍。

<电影情节出自这本书里收录的几个黄色短篇小说>

从龙套和剧组成员名单，可以看到陶杰的人缘：黎小田，储简宁（Michael CHugani）, 黄永，还有时常在《光明顶》开腔的前特首曾荫权的大厨于燕平。陶杰就是这种左右通吃的人，说的好听点儿是上善若水，无孔不入。但在香港有人也会说他圆滑，『抽水』专家，文妓--我以前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些，作为一个民间陶杰研究专家，我觉得陶杰并不是文妓，回头看看，他没有在任何事件上前后矛盾，立场飘忽。不会因为任何文章，被人抓住话柄，文人如此，你只能说高明。

另一面，陶杰是非常懂得赚钱的。地铁站有他大幅广告，既有补品燕窝，也有留学咨询。尤其是留学咨询，他既为英国文化协会做广告，也为留学中介机构代言，真可谓甲方乙方通吃。他甚至还做过一种预防男人前列腺疾病药物的广告

陶杰的书在各大书店都被摆在流行读物柜位，他毫不介意封面设计夸张、搞笑甚至低俗。陶杰曾经说过，我最讨厌文人风骨，你今天拍我膊头（肩膀）说，你是知识分子，大才子，给我们学校演讲就不要收钱了吧。Ok，我不收钱，我坐飞机时，可不可以拍着空姐肩膀说，我是知识分子，大才子，唔该可不可以给我升头等舱？


《部分陶杰作品封面》

就是这种坦荡、精明、没有文人包袱，让普通虚伪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觉得陶杰无风骨。

说了这么多，和电影有关吗？

有！陶杰一直强调，真正的艺术家作家，必须懂得精神分裂，不能只会做自己，不能只有一套原则，而他自己津津乐道的，身体力行的，正是如此。如果看得懂，能从这部电影中看出陶杰的几个分身。

甚至影片一开始的大龙套储简宁，就是陶杰的分身之一--一个热爱并强烈拥护捍卫新闻柿油的老牌新闻人。后来，这个角色面对一个惊天大新闻时的反应，亦是陶杰的内心戏：既想爆出这个大新闻，一举扬名立万，又担心会惹祸，我还要在这里混下去啊。（权衡之后，还是爆了）

贯穿全片的三个男主角，分别是陶杰另外三个分身：一个满嘴跑英文性格直率一心想Change the world的金融才俊，一个眷恋古典文化，沉浸文化凋零中，苦苦追寻自己身世（我觉得此处的父亲，应当是暗喻文化上的父亲多过血统），思想略微迂腐的中文系教授，一个赚钱大过天，发财无原则的典型醒目香港仔。从结局来看，前面两个分身，在香港死掉了，死于阴谋，死于自己的精神挣扎。唯有赚钱第一的分身活下来，并预示了此后更好的生活。陶杰如此安排，并非完全无心。

陶杰把平时的积累（真实和意淫），尽情倾注在这三个分身上：金融才俊完美的flirting，成功泡到人妻鬼妹，中文教授虽迂腐却有清纯女学生的仰慕与爱（这个纯粹是意淫）。赚钱大过天的醒目仔懂得欣赏莫扎特，懂得寂寞女人心。这些都是平时陶杰在节目里，在文章中不断重复的概念和故事。甚至那些不经意的细节镜头，例如，港孩骂菲佣，内地游客不排队抢的士，小学生偷看女老师出浴，也是陶杰平时写过许多次，说过许多次的观察所得。但这种『私货』夹带的太多，多少有点令整部电影主次不分，算是小小的瑕疵。这也是文人忽然写小说，文人忽然导电影的普遍问题。如果诸位有心去看看李敖写的小说，会被小说中比情节更多的长篇大论吓死。与之相比，陶杰已经收敛了很多。

想像这部电影制作过程，陶杰作为一个『青头仔』导演，肯定有许多不明白，不专业之处，但从电影效果看得出，陶杰又是多么的会用人，虚心听取专业人士意见- -如果不是如此，电影不会这么好看。尤其是片中那段「V园猪光会」实景，楼上春光，一对儿偷情男女跳探戈，楼下烛光，几十万人悲情悼柳丝。那段曲目，出自黎小田--陶杰多年的老友，亦是电影配乐专家。陶杰几次忍不住在《光明顶》自夸这段镜头和配乐，的确是全片最华彩最经典的镜头。楼上调情的人，维圆静坐的人，都是陶杰的分身，人为何不能在柳丝这天和人妻偷食，但内心却仍在悼念死难者？

同样，他安排片中陈家乐自尽也大有深意，他对社会的沦落有切肤之痛，却又无从表达，他的死像乔峰，是不能直面自己的历史和父辈的历史，也像陈寅恪，为整个中国文化殉道。半唐蕃金融才俊的死则暗示着直率天真（甚至有点幼稚）充满正义感的那套西方价值观在中国这个酱缸里，是无法生存的，会死的突然，戛然而止。唯有赚钱大过天的醒目香港仔，才能放下一切包袱（他对两个儿时好友死去没有丝毫的悲伤，大喇喇端了他们的酒杯）拥抱美好生活。

另外，陶杰经常说，他从小喜欢看电影，初中时就已经懵懵懂懂看了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并建立了品味，同时又对李翰祥导演的风月电影赞赏有加（兄弟也全套看齐，确实是好东西^_^）。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出，陶杰是深明好的之道的，全片不少床戏，但绝无露点（两点都不露）。一切都欲言又止，做足了前戏，却不给看实战。是高明三级电影的精髓。


陶杰想用这部文艺小品，提升港片的品味，这部电影令我想起他执笔编剧的一集《狮子山下》（以中学生课堂学《红楼梦》为背景的故事，悼念中国文化凋零，批判温歌），本片其实是这部《狮子山下》的一个延伸，和专业电影导演比，有不足之处，但仍是部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陶杰在国内出版过他早期散文作品集《泰晤士河畔》（好像是上海的某出版社，陈子善帮出的），另外两本是近几年出的《杀鹌鹑的少女》《洗手间里的哲学》是比较文雅的散文集，所以能在国内出版。


我过去写过关于陶杰的文章大概有：

《香江第一才子的十全武功》（大约写于2010年）

《萧若元对陶杰的小题大做》

《香港有陶杰是福分》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1 21:2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10-6 18:22 编辑

听倪匡聊金庸
原创： 陈远 吾庐道场 2018-10-30



今天宏泉兄和某拍卖公司副总裁齐凯小兄弟来清华，傍晚时分给我打电话叫我下去吃饭。吃饭到一半，宏泉说：金庸去世了。

这个消息时隔一段时间就会传一次，我也没有当真。吃完饭打开手机，铺天盖地都是金庸去世的消息。

这一次，不是谣言。过去一有著名人物去世，媒体动辄“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是金庸去世，真的代表了武侠时代的终结。倪匡说金庸写武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有朋友间彼此热爱的因素，却也不算过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金庸已经成为经典，但是现在年轻人，不会再对武侠世界有太多的兴趣。“千古文人侠客梦”，注定只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或者还有八十年代人的情节。

金庸曾经也是反抗的，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顺从，所以我对金庸，并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确实是由金庸启蒙的。父亲喜欢读武侠，小时候家里的书，最多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读书，喜欢刨根问底，看到书中涉及佛道儒方面的内容，并自己去顺藤摸瓜的学习。

这是题外话。但和接下来要说的也不无关系。

200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最想见的，当然是少年时的偶像倪匡。过程很顺利，我如愿见到了倪匡，聊得也很开心。聊到金庸，也是自然而然。关于金庸的部分，当年刊出的文字如下：

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他说:“我有说过吗？”

其实，当时聊得的，远远不止这些，只是当时金庸还在，担心影响倪金二位的关系，其他的我便没有整理。如今斯人已去，凭借记忆记录，也算是一段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久远，细节或有出入，但大体不差。

谈到金庸，倪匡说金庸是个有韬略且多疑的人。举个例子吧，若要和金庸提个建议，他必然要猜测你的动机，而且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个话题，是我请求倪匡引荐我采访金庸时说起的。倪匡听完的请求，说：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你在香港的时间太短，给我“运作”的时间不够。如果我直接和金庸介绍你去采访，他一定会拒绝。

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蔡澜年轻时，一曰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便去找倪匡帮忙。

而我见到倪匡之后，还有两三天就要离开香港了。所以香港之行，我和金庸缘吝一面，于金庸，这当然是无须知道的小事，于我，也并不遗憾。

还有一年，记得倪匡和我说过确切的年份，但是如今我忘记了。金庸受到北京方面某位大人物的召见。金庸很激动。邀请倪匡一起到北京。倪匡说：说实话，我也是想见一见邓大人的，但我听说见之前要搜身，就拒绝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但是金庸可以。

对于倪匡的拒绝，已经变得很顺从的金庸很不理解。甚至还试图劝说倪匡。倪匡说后来都是金庸联系他而不是他联系金庸，除了上面他谦虚的说辞，我想，多少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当年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其实已经渐行渐远。

倪匡还谈到亦舒和金庸的故事。现在记得不是很确切了，大概是亦舒初涉职场时，倪匡请金庸照拂把亦舒揽入明报。金庸没有拒绝，却也没有答应，而是把亦舒介绍到了另外一家报馆。后来亦舒成名，在明报开设专栏，因为稿费长年不涨，虽然没有和金庸产生龌龊，但多少有些不满意。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情谊。

如今，金大侠已成古人，说这些并非不敬。有华人处，并便金庸小说，毁誉对他，已经没有影响。

金庸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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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金庸專輯一：倪匡悼金庸 「真正才子只有他」 [复制链接]
学习雷锋


本帖最后由 学习雷锋 于 2018-11-13 02:50 编辑


金庸葬礼于今天(2018.11.12)举行，港媒appledaily制作了一个纪念专辑，分四期刊载。第一期借金庸60年老友倪匡之视角，介绍了他眼中的「一流朋友，九流老板」，现全文转载如下（略有调整）：

查良镛逝世，网上流传一帧旧照片，倪匡看见，数数人头，有他、金庸、古龙、孙淡宁和蒋纬国，共聚于80年代初台湾石门水库宾馆，「得番我一个」；他又看见另一帧跟金庸的合照，同场还有黄霑、林燕妮和张彻，「两张相都系五个人，都得番我一个」。问他寂寞不寂寞，他说早已习惯，「当佢唔嚟搵我咪得咯」。

自从60年代初开始在《明报》写武侠小说，倪匡致电金庸不超过两次，「永远都系佢搵我」，包括在北京会见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金庸也邀他同行。倪匡一生胡闹，「佢话我无法无天」；金庸好学一生，「真正才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金庸含笑归净土，丧礼今日举行，金庸馆接受公众吊唁。相交近60载，金庸学识渊博，倪匡最崇拜，「朋友之间，一有几分尊敬就冇咁熟络」，相知也始终留几分寸，「我见到黄霑就会话衰仔，我见到查生冇可能咁讲：『衰佬，你最近忙乜嘢？』」


笔名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上月30日于养和医院离世，享年94岁。倪匡说，近一、两年金庸对外界已没太大反应，「好痛苦，唔知佢脑筋清唔清醒，如果清醒仲痛苦，脑筋唔清醒反而唔紧要」。几个月前他探望过金庸，「佢眼擘大咗都冇焦点」，但他伸出手指，金庸会紧紧捉实，「呢个系婴儿反应，啱啱出世嘅细路哥你畀只手佢，佢都会捉住」。

「咁精采嘅人都会变咁样，睇到好难过」，二人相识超过半世纪，因武侠小说结缘，「我对佢崇拜」。

1957年倪匡南下香港。起初他做工厂杂工，后来投稿《真报》兼获聘，当过记者及专栏作家。1961年，金庸创办的杂志《武侠与历史》需要大量短篇武侠小说，主编董千里找上倪匡，「我梗系开心啦」，那年他25岁，「佢问我短篇肯唔肯写，我最中意写短篇，逐篇计最好」。

写了几篇金庸已经很满意，邀他在《明报》写武侠小说，每日2100字，「我喺《真报》写3蚊一千字，佢畀我10蚊一千字」。第一篇作品《罗浮潜龙传》，「一日稿都唔断，佢好佩服我」。首月稿费630元，从《明报》另一创办人沈宝新手中取过一张「大牛」500元，「我同老婆两个搂住真系欢喜到呢，哗，咁大张银纸几开心」。

倪匡续以笔名「岳川」在《明报》写武侠小说，如《天涯折剑录》、《血影》等；后来创作的「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也在该报连载。共事多年，倪匡八字评价金庸，「一流朋友，九流老板」。他说站在劳资立场，九流是真，「叫佢加两蚊稿费，同你拗半日」；换转友侪相处，一流也不假，「佢好迁就朋友」。

倪匡爱吃鱼，每次饭局，金庸总会先夹起鱼头给他，「慌有人同我抢」。有次他吃不下，金庸大喜，「你不吃，我吃」。他吓呆了，始知金庸也很爱吃鱼头，只是每次都让给他，「我真系好感动，从此再食鱼头，我同佢都推让一番，你食我食，不过卒之都系我食」。

每次聚会都是金庸邀约，或是蔡澜安排饭局。「识咗咁多年，我打畀佢唔超过两次，永远都系佢搵我」，倪匡笑说，跟有钱人通电话，可免则免，「佢咁多钱，我打畀佢，可能会谂系咪问我借钱」。金庸曾打开柜桶给他看，「入面全部都系人哋嘅借条。佢话点解畀你睇，因为入面冇一张系你」。但有次金庸主动找他赴京。

金庸出身于浙江海宁名门望族，父亲查枢卿是地主，50年代遭诬陷反革命罪被枪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明报》撰写多篇社评抨击左派暴行，被「猫头鹰」视为「香港头号反动文人」。1981年7月18日，金庸获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相隔20年再次涉足大陆，他邀约倪匡同行，「佢自己惊惊哋」。

「新华社（中联办前身）唔会批，佢话同我办，办到咪去咯」。第一次申请失败，「佢话再去努力」；第二次获批，但有条件，见首长前要搜身，「我仲以为他们好英明，点解会蠢得咁叉交关，我去见邓小平唔通会带把刀去？」

倪匡自知不受欢迎，「根本唔要我去，如果到时出言不逊讲两句话，捉我又唔好，打我又唔好，几尴尬，佢知道我不受控制」。最终，金庸成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位获接见的香港人，还坐大船畅游长江，「待遇好到不得了，又道歉，话杀错咗你爸爸，勒令当地政府平反」，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自始在内地解禁。

金庸自1955年起在《新晚报》连载首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直至1972年完成封笔作《鹿鼎记》，历时18年，共创作15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成就非凡，先后获本地及海外多间大学颁授荣誉博士。

有次他邀请倪匡出席典礼，但被拒绝，「我觉得荣誉博士系好大侮辱嘅事，畀个荣誉你，即系读唔到博士资格先畀，对你系一个侮辱，仲咁高兴」，倪匡老实不客气，「当时佢唔出声，我谂真系受咗啲刺激」。
2005年6月，金庸获英国剑桥大学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即以81岁高龄，申请攻读剑桥历史学硕士及博士，2010年取得首个哲学博士学位。

「查生系一个好博大精深嘅人。」倪匡被喻为「四大才子」之一，他认为莫明奇妙，「放喺我、黄霑同蔡澜身上都系笑话」，四人中只得金庸一个，真正做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也是一个有器量的人，「佢胸襟广到有时我哋都睇唔过眼」。

「有啲人得罪得佢好下流、好下流，佢都非常睇重」，倪匡不开名批评，「直情人身攻击到离谱，而且唔系讲喎，直情发言为文。佢非但一笑置之，仲好睇重呢个人。我哋好佩服佢，好大器量，系做大事嘅人」。
同处武林世界，游走不同江湖。倪匡坦言，跟金庸性格截然相反，只因兴趣相投。二人都是来自江南，同样欣赏弹词曲艺，也爱吃几块钱一碗的苏州小馄饨，每次外游都可谈上半天，「我同佢差唔多眼光，睇唔顺眼帮佢闹，唔知几欢喜」。

有次蔡澜带队去日本摘水蜜桃，「讲到天花龙凤，我急不及待啃咗两口，查生食过嘛，我望住佢话好似冇中国水蜜桃咁好食」。金庸随即拍枱示好，「我早就说过，蔡澜不信」。另一次去韩国吃海鲜，「佢唔中意食，但一路跟住我哋食」，尝过原只大鲍鱼和大虾，「查生好可怜咁话，畀碗白饭我，搵热汤捞」。就算老友，倪匡一样冇面俾，「蔡澜介绍嘅食物，佢冇样锺意食，但照食」。

倪匡风流，金庸也多情，「几段婚姻，几浪漫，文人情怀，一定浪漫」。金庸三段婚姻，倪匡只认识第二和第三任查太，「两个都对我好好」。金庸闹婚外情时，倪匡不知好歹，去找他第二任妻子朱玫，「我去劝佢，报馆老板有两个老婆好闲啫，《成报》老板又两个老婆，《新报》老板又两个老婆，《明报》老板又两个老婆，有乜所谓，睇开啲啦」。

性格刚烈的朱玫听见，沉默一会，「小倪匡，你等一等」，当时倪匡坐在客厅，「我谂唔通劝得掂咁好？」转头就见朱玫从厨房走出来，「佢攞起把扫帚，吓到我落荒而逃，哈哈哈」。事后金庸责怪他多事抵打，「谁叫你乱讲」。多年后，金庸接受访问时坦承愧对朱玫。

倪匡跟妻子李果珍1959年5月20日结婚，当天也是《明报》创刊日。他说，金庸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再婚时，也想拣5月20日这一天，但最终提前一日，「我话美国19号即系香港20号，都一样啦」。

忆故友，如昨日。金庸含笑而去，倪匡认为是解脱，「90几岁人死咗，有乜好伤心，你真系想佢长命千岁？冇可能嘅事」。古龙英年早逝，他写下300字讣告；但金庸一生，概括不易，说清更难，「有啲嘢你不能直书，要忌讳、要有分寸……一个人梗有缺点，梗有做唔啱嘅地方，写又唔得，唔写又唔得，好难」。

相交一甲子，也有欲言又止时。「我同古龙完全可以乜都倾，但（金庸）有啲嘢唔倾得」。倪匡说，金庸一生，朋友很多，学识更广，「朋友之间，一有几分尊敬就冇咁熟络」，难像他跟黄霑一样胡闹，「我见到黄霑就会话衰仔，我见到查生冇可能咁讲：『衰佬，你最近忙乜嘢』，系嘛」。


金庸离世后，倪匡在网上看见两帧旧照片，都是他和金庸的合照，一帧有古龙、孙淡宁和蒋纬国，另一帧是黄霑、林燕妮和张彻，「两张相都系五个人，都得番我一个」。旁人感慨，但83岁倪匡自得其乐，「我寂寞惯，横掂我永远唔主动去搵佢，当佢唔嚟搵我咪得咯」。

金庸的丧礼今日于香港殡仪馆设灵。「如果蔡生（蔡澜）陪我便去，我自己行唔到」。从来倪匡都讨厌各种仪式，包括丧礼。近年他多次小中风，「中风嘅人只手真系自然放喺呢度」，他边笑边把手放在腰间，「人一定要死，有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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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谈到金庸，老友倪匡：不必过分悲伤



　　山西晚报讯　金庸去世后，万众悼念。除了广大读者，很多跟他打过交道的名人也纷纷在网络上回忆往事，以表缅怀。“金古梁温”之武侠名家温瑞安，便手书“独孤不朽，令狐无敌”以表悼念。在金庸众多文友兼好友中，有60年交情的倪匡是风格卓异的一位。10月30日晚，记者通过邮件联系到倪匡，他回复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必然要面对死亡，“不必过分悲伤”，尽显倪匡为人为文旷达之风。
　　金庸与倪匡的友情，是一段佳话。年轻时因文字工作与金庸结缘，两人其后成为好友，相交近60年。金庸在撰写《天龙八部》期间需前往欧洲数月，于是找来当时借用《明报月刊》办公室写稿的倪匡代笔一个月，走前还特意叮嘱倪匡不能将任何角色“写死”。由于倪匡一直痛恨小说里的阿紫，于是在代笔时将她双眼弄瞎，更附带一个面目全非的游坦之爱上阿紫的剧情，令金庸回来“大吃一惊”。金庸无奈下“闭门猛写”《天龙八部》，花了好大篇幅收拾残局，从此不再找人代笔。不过倪匡多年后澄清，自己并没有对阿紫的喜恶，但承认是“不怀好意”，又指金庸临走时叫他不要“弄死人”，但自己只是“弄伤人”，“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
　　倪匡对金庸的文学成就极为推崇，甚至以“金庸小说，天下第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总结金庸武侠。除了曾经为金庸小说代笔，倪匡还曾经在金庸创办的《明报》连载卫斯理科幻小说。倪匡在《金庸专辑》的专访中坦言，虽然做了几十年老朋友，但仍觉得金庸想法高明学问广博，且心思深不可测，自己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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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追忆金庸 “一流朋友，九流老板”
发布/2018年11月13日 3:30 AM来自/联合早报

倪匡（左二）及蔡澜（左三）到金庸灵堂致意。（明报）
Sina WeiboEmail

（综合讯）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笑归净土，他的丧礼昨天傍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金庸馆接受公众吊唁。金庸与小说名家倪匡相交近60年，行动不便的倪匡在蔡澜的陪同下到灵堂致意。
倪匡之前受访追忆金庸时，他说几个月前探望过金庸，形容对方“眼睛睁大都没有焦点”，但他伸出手指，金庸会紧紧握住。
近年倪匡多次小中风，感叹：“人一定要死，有什么办法？”也认为金庸90几岁病逝是解脱。
金庸与小说名家倪匡相交近60年，在金庸眼中，倪匡属于“一生无法无天”的人，在倪匡眼中，金庸却是“一流朋友，九流老板”！
倪匡自60年代初开始在《明报》写武侠小说，两人共事多年，倪匡说他致电金庸不超过两次：“永远都是他找我。”
当朋友相处，倪匡说一流也不假：“因为金庸非常迁就朋友！”知道倪匡爱吃鱼，每次饭局，金庸都先夹起鱼头给他。但站在劳资立场，九流是真的，“叫他加两元稿费，会与你争执半天。”
1961年，金庸创办的杂志《武侠与历史》需要短篇武侠小说，倪匡受邀在《明报》写武侠小说，每天2100字，首月稿费630港币。倪匡持续以笔名“岳川”在《明报》写武侠小说，如《天涯折剑录》《血影》等；后来创作的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也在该报连载。
称金庸的胸襟宽到让人看不过眼　　
倪匡与金庸、黄霑、蔡澜合称为“四大才子”，金庸认为莫名其妙：“四人中只有金庸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是一个有器量的人，有些人得罪他，行为很下流，对他人身攻击，不只口出恶言，还发文攻击，金庸非但一笑置之，还很看中那个人，我很佩服，器量那么大，是做大事的人！”倪匡赞叹：“金庸的胸襟宽到我们都看不过眼！”
倪匡也提到1981年7月18日，金庸获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他邀约倪匡同行。当年的倪匡彻底反共，最终没同行，金庸成为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位获接见的香港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自始在中国大陆解禁。
金庸笔下15部武侠小说经过三次修改，倪匡只看过《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还未开始阅读最新版《鹿鼎记》。他说金庸小说剧本最难改编，戏言网上改**小说最好的是《鹿鼎记》。
倪匡也是第一个提出金学研究的人，第一册开宗明义叫《我看金庸小说》，用两个半下午便完成。他在其中一章“人物榜”剖析近百个角色，杨过“是绝顶人物”；郭靖太完美沦为“伪人”；双儿一生只为韦小宝而活，是“世上一切男人心目中的最佳妻子”。倪匡本打算写十册，最终写了四册半。
金庸闹婚外情 倪匡上门游说被金庸妻子扫帚追赶
金庸有三段婚姻，倪匡只认识第二和第三任查太太，查太太们都对他很好。
金庸闹婚外情时，倪匡不知好歹去找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声称报馆老板有两个老婆很“平常”：“像《成报》老板有两个老婆，《新报》老板有两个老婆，《明报》老板也有两个老婆，没什么关系，看开一点啦。”
朱玫听了转个身就从厨房走出来，拿起扫帚赶人，吓得倪匡落荒而逃。事后金庸责怪他多事，说倪匡“乱讲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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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透露20年未与妹妹亦舒见面：她的文字比我好
2013年07月19日 11:23　来源：成都商报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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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和香港地区著名的小说家倪匡共进午餐。距离上次与倪匡见面已有一年之久，他还是老样子，不改鬼马风格的他思维敏捷，总是喜欢调侃自己，逗得一桌人捧腹大笑“现在不是流行宅男吗？我就是宅爷！”

　　昨日“宅爷”倪匡除了开玩笑，还与记者聊起了他最近的生活，以及金庸的近况。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夫人因一场大病神志不清，他就更少出门了，这次出来和记者见面夫人也抱着他不让走。“她现在就像小孩子，我每天都拉着她的手不放，我请了两个保姆全天照顾她。”倪匡说自己就是夫人的倚靠，他必须赶着回家了。倪匡的眼睛看不清楚，需要手术，上个月29号，倪匡的老友金庸带他去看认识的医生，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背得出莫言小说片段 看不懂郭敬明作品

　　昨日中午12时许，成都商报记者来到香港湾仔附近的一家港式茶餐厅，见到等候多时的倪匡。他拄着拐棍从沙发上站起来，与记者握手。

　　从见面到坐上饭桌他一直滔滔不绝，去年香港书展，倪匡曾出席了一个讲座，他称自己是被朋友“骗”去的，本来说好是去书展旁边吃饭，后来讲座之后被读者围住签名，因为年龄大了他怕迷路，所以今年他坚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他主动提到自己的书在香港卖得不好，“内地一些作家的书卖得好，像郭敬明、韩寒。”

　　虽然自称“宅爷”，但倪匡对外界十分关注，当记者问及是否看过郭敬明的书，他直言：“我看过，看不懂。年纪相差太远，郭敬明来过，我见过他，又瘦又小。小孩子嘛，我是他爷爷辈了。”倪匡说，相比而言韩寒要好看一些。

　　讲到文学倪匡越来越投入，讲到自己喜欢的作家更是直言，“我看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开首有一句是四五十个字。”倪匡背诵这一句的一部分：“看到一道红光照耀在圣母玛利亚粉红色的乳房和她怀抱着的圣子肉嘟嘟的脸上。”他没有背完但是一桌的人已经发出哇的惊叹。倪匡说要是有人能够背完就厉害了，他尝试背了好多次都不行。他非常赞同莫言小说所表达的观点，“《檀香刑》我看了一半没看完，太残忍了。”

　　小说被乱改金庸很介意 被传去世却很淡定

　　与金庸、蔡澜、黄沾并称为香港文化界四大才子的倪匡刚过了75岁生日。问及最思念的去世老友，他说是“黄沾和古龙”，古龙的文集前段时间在内地推出新版，对方邀请他写推荐，“我是不敢写的，一想起就特别伤心。”倪匡黯然神伤地回忆古龙，曾经每次去台湾，古龙都会和他把酒言欢，一顿饭就有几瓶酒下肚，可是现在他一点酒量都没有了。

　　昨日，倪匡也多次谈起金庸，他说“90岁的查先生，胃口比我还好，现在精神好身体好，除了耳朵听不太清了。他又不肯用助听器。”他说自己在金庸家里看到过一幅齐白石的画，倪匡说这个画的来历：“原来画是金庸的朋友为了借钱把画抵押给他的，我每年都问他画呢，有一年他朋友拿走了。太可惜了。”

　　“网友有人把我和金庸的小说改写成黄色小说，”说完，倪匡忍不住大笑，“我看了哈哈一笑，金庸看了生气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些就是小孩子。”倪匡称有的写手甚至乱改写，让“杨过”暗恋“黄蓉”，让他匪夷所思。“其中有一段我看了读给金庸听，我觉得那一段描写得好，韦小宝在通吃岛上……”

　　倪匡说金庸被传去世他也深受其扰，“半夜三更别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我说不知道，他们说你不是和金庸很熟吗，打个电话给他太太。要我怎么问啊？难道半夜问他太太你老公死了没有？”倪匡说金庸知道被传去世一点都不生气，他说“人总是要死的嘛。”

　　倪震和周慧敏很少回家 倪匡的任务就是陪夫人

　　本次书展展览了部分倪匡手稿，他称这些是出版社拿出来的，他不知情，但他并不在意，“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你不来麻烦我。”曾经蔡澜把他的一些手稿拿去卖，价格是一万字五千元，“过去有一次签名会上我和朋友说，哪一位傻瓜才会用五千元买一张稿纸。旁边那人说就是我买的。”20年未与妹妹亦舒见面 提到她倪匡就生气

　　前段时间，倪匡的胞妹、女作家亦舒被曝出其早期离开儿子30余年避而不见的旧事。昨日，倪匡被问起是否见过这个外甥，他用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还在襁褓中时，他说“大概这么大的时候见过，后来就再没见过。”

　　亦舒长居加拿大，问及是否和妹妹亦舒联系，倪匡称自己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也没有联系过。成都商报记者继续问倪匡为何不给亦舒联系，倪匡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是她不跟我联系，怎么说我不给她联系。”倪匡说自己也会给亦舒打电话，但亦舒的电话总是转到语音留言信箱。“我不会跟电话录音说话。”为何亦舒会不和哥哥联系，倪匡说：“你问她我怎么知道呢？”

　　但谈起亦舒他还是很疼爱的语气，“亦舒把我的卫斯理写进了小说，她每一本书我都看，亦舒的书很好，随便拿起一本翻开看就吸引你。她的读者比我多，文字也比我好。”(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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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回到未红岁月 金庸挂名合著相助
发布/2016年11月2日 3:30 AM
文/刘倩瑜
来自/联合早报

倪匡说话风趣，他说朋友之中讲笑最到家的是黄霑，古龙也很逗，金庸会讲笑，但要想清楚才出口，不像他似机关枪冲口而出。（刘倩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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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专辑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2017年初成立常设“金庸展厅”，细说一代文人查良镛（笔名金庸）传奇。查良镛乃香港《明报》创办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家，《明报》特策划《金庸专辑》，隔周二刊出，缕述查先生之办报及其武侠小说种种。《联合早报》获《明报》授权隔日转载，以惠金庸的广大读者。

【第十一回　专访倪匡】

1959年5月20日应该是吉日，既是《明报》创刊日，也是倪匡与太太结婚的大日子。这个巧合只是往后金庸与倪匡深厚缘分的序幕。不久之后，倪匡成为《明报》的专栏作家，写作内容包括小说和散文，高峰期每天有三四个专栏，而他在《明报》连载，如《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等经典故事更成为他的代表作。

倪匡亦曾经做过金庸小说的代笔，又联同导演张彻把《神雕侠侣》改编为电影，更于80年代推出《侠之大者——我看金庸小说》等金庸小说研究作品，成为往后文学界研究金庸作品的重要材料。倪匡与金庸是多年知交，与蔡澜、黄霑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不论谈金庸还是金庸的作品，倪匡都是不能错过的人选。

关于倪匡

原名倪聪，作家、编剧，以卫斯理、沙翁及岳川等笔名撰写小说、散文，著有《卫斯理系列》及《原振侠系列》等小说，据说最高纪录为1小时写4500字，一星期可写10万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创作小说超过300本，剧本超过400部，文字产量早已过亿，与金庸、蔡澜及黄霑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曾与黄霑、蔡澜合作主持亚洲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

“八十几岁人，老了，周身不舒服，现在好像一头龟，做什么都要慢动作，想到超市逛逛，想了十多天都未动身。”起初约倪匡做访问，他就是这样地婉拒，不过这天到他家去探访，刚睡过午觉的他精神很不错，脑袋转数快，记性好。记者上回访问蔡澜时，蔡澜提到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去日本吃鸡泡鱼，倪匡一个人吃了8条。“那次有10个人，每人一条，但其中3个人没有吃，于是我就吃了4条。那些鸡泡鱼很大，差不多有你的胶水瓶大小，8条吃不下。”

金庸割爱让鱼头

倪匡很爱吃鱼，童年有个别号叫“小猫”，金庸有一个习惯，每次和倪匡一起吃饭，鱼一来了，就会把鱼头夹起放进倪匡的碗里，倪匡总是老实不客气。“有一回他又把鱼头递过来，我说不要了，我的口腔发炎。查生大喜：‘你不吃，我吃！’认识他十多年一直不知道他原来也好这一味。”

倪匡说金庸对朋友很好，在著作《我看金庸小说》中提到一些旧事：“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自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了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多年来金庸送他的礼物不少，当中还包括卫斯理小说的版权。大家一直把卫斯理归类为科幻小说，倪匡却公开它的DNA。

《明报》创刊后不久，倪匡便开始在副刊写专栏，60年代初，其作品也于《明报》与《南洋商报》合作编印、逢星期日随报加送的《东南亚周刊》中刊登。率先在新刊物中以新作《素心剑》省招牌的金庸，也请倪匡写一个武侠故事。“因为那时我还不算很有名气，担心写了没有人看，查生说不如和他合著，他挂个名，内容全由我负责。”倪匡边说边走到客厅的书架前找来两本书，友人最近找到当年的报纸，把连载版本重新印制。封面印着《天涯折剑录》，倪匡用了“岳川”作为笔名。

《卫斯理》是武侠小说

那段时间金庸要求倪匡多写几部武侠小说，他陆陆续续又写了《血影》和《长铗歌》等，“查生还是要我再添一部，我就建议写时装的，那就是卫斯理。所以《卫斯理》其实是时装武侠小说！”

就记者手上的几份六七十年代副刊，倪匡真个笔踪处处，1965年12月，在卫斯理的《蜂云》旁边正是他曾担任代笔、把他觉得很讨厌的阿紫弄盲的《天龙八部》，背页则有他以岳川为笔名写的古装武侠《剑谷幽魂》。

除了小说，倪匡还写散文，其中一个是以“沙翁”为笔名写的《皮靴集》。某天倪匡交稿，跟编辑说专栏的名字要改，因为另有报章的专栏也以《皮靴集》命名，他很生气，把专栏改为《赤足集》，似乎要把对方一脚踢开。

一杯酒未尽　已写千字

当年负责的编辑忆说倪匡写稿特快，遇有未收到稿的情况，会上门去取。倪匡会请编辑坐下稍等，递上一杯红酒，不一会，酒未饮完，就把7篇每篇约200字的稿子完成。

金庸除了请倪匡写专栏，还曾委以另一重任。“查生找我办期刊《武侠与历史》，说什么都可以让我作主，我说那就先把作者稿费加三倍吧！‘这样子就办不成了。’他说，‘你不是为了将武侠小说发扬光大的吗？’我问。”金庸不语。

稿费加三倍的事没有发生，倪匡说，金庸是个很有看法的人，他的想法更不容易被别人动摇。《明报月刊》创刊前，查生曾邀请一位学者到办公室讨论刊物的方针，在旁边写稿的倪匡说：“学者滔滔不绝讲足两个多小时，查生则不发一言，最后回一句：‘还是照我的办法比较好。’那位学者气冲冲转头就走。”

了解金庸不到万分一

虽然做了几十年老朋友，倪匡觉得金庸想法高明学问广博，且心思深不可测，只能了解他不到万分之一。不过回到金庸武侠小说的赏析这个范畴，又另当别论。作为金庸作品研究的领头人并提出“金学”一词，倪匡撰写多部金学研究专书，就《天龙八部》写角色之最，写什么场景戏码宜敬什么酒，给金庸小说设排行榜，倪匡认为研究武侠小说必须在其框架下去研究，读到某些金学的研究文章，认为撰文者不懂武侠。

“他们不断讨论小说在历史中的真实性，又从物理角度看情节发生的可能性，实在没有必要，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凡于武侠小说出现的东西在现实中都不存在，武侠小说只需要好看，人物生动情节浪漫就足够，不需要理会什么文以载道。你吃一条鱼，需要知道它的学名吗？东星斑的学名是什么？”

大家都写小说，倪匡和金庸的创作习惯很不同。倪匡说金庸喜欢逐篇逐篇每天去写，会为作品进行多番修订，他会一口气同一个故事连续写十天，明知有错都不会修改。当年写卫斯理，讲到他去了南极见到一头白熊，被读者投诉也不肯改。“当然有些东西是要修改的，例如《鹿鼎记》鳌拜被割去舌头后仍不停骂人，舌头都没有了怎样骂人？这些就要改。”

倪匡说，他从来不喜欢与别人比较。无论任何界别的比赛都不感兴趣，“金庸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也想教我下围棋，我就是不肯，也从来没有跟他下过棋。”曾经，倪匡被拿来跟金庸相比。“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没结构没组织，又有人在一个演讲场合当面批评我的小说跟金庸相比望尘莫及，我说：‘你太抬举我了，望到尘应该不会隔好远。’”倪匡说望到尘好开心，笑自己说话像机关枪的作家，笑声也像机关枪。

金庸专辑网址　http://bit.ly/2bKeD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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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收获》| 逝去的“帮主” ——倪匡谈金庸（上）

原创： 倪匡收获前天



2019-1《收获》

2019年1月15日出版
224页，25元

专栏：河汉遥寄


逝去的“帮主”（倪匡）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10月31日下午，我打通倪匡在香港居所的电话，铃响数声，便有一把热情的男声接听。

“我是倪匡。”——声音一点儿也不像83岁的人。

“我是上海《收获》杂志社……”
　　
话音未断，便听到那边高高兴兴地念叨开来：“《收获》呀！你们怎么可以订到？我去美国之前一直订了好多年，回香港后找不到办法了。”
　　
没想到，最初与倪匡的对话，竟是这样开始。我连连保证，将会把今年杂志全部打包寄给他，才暂时结束这个话题。得知我们约稿的希求，倪匡沉吟道：这些年身体不太好，已经不怎么提笔为文。见他为难，我提议改为电话访谈，他欣然应允，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末了，倪匡话锋忽地转回去，笑问道：“你说给我寄杂志，覅是寻吾开心？”
　　
挂了电话，他那一口古早而略带狡黠的上海话，依然在我耳边跳跃。隔着一根电话线的香港“卫斯理”，说起话来，和弄堂口摇扇乘凉的上海“爷叔”是一个频道的。
　　
第二天，我们准时开始了访问。倪匡很健谈，思维敏捷，态度直率，我们的对话如同打乒乓球快发快回。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每忆及往昔趣事，便听到倪匡于朗朗笑声中夹杂着他那些标志性的论断——“好玩到极点！”“好玩得不得了！”他真是一个以好玩为生活第一哲学的人。嗣后当我回听采访录音，惟有在他谈到“三个大头的朋友”尽去、“一张照片上五个人只剩我一个”时，声音静了一静，接下去便听到他低声说“很寂寞了”，但复又振作起来，绝不渲染悲伤。而他谈到金庸与他共读而同好的小说时，很自然地用了一个词——“最近”。

我注意到，自金庸先生去世以来，有许多媒体采访倪匡，希望得到一些情绪化色彩浓厚的回复，但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不惜被人指责为“冷漠”“不近人情”。结束这次采访后不久，便是金庸先生出殡之日，倪匡对外表示自己不一定会去①。

①据传媒报道，11月12日下午，倪匡现身香港殡仪馆致祭金庸。本篇访谈发表之时，将会是来年一月了。也许，通过本刊的这篇访问，我们能更真实地看到倪匡对金庸、对武侠小说、对一个香港才子时代的回望与情感。
                                                   
（《收获》特约记者）


1

特约记者：这几天，金庸先生去世后，很多传媒都是来采访您的。

倪匡：是啊，这几天电话费都用完了（笑）。

特约记者：您曾经在《武侠小说大宗师》里写，您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您写道——“这三个大头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现在这三位朋友尽已去世了。

倪匡：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

特约记者：照片拍出来红光满面。

倪匡：那是血压高。我每天要吃五种降血压的药。我喝酒的配额都用完了，酒都不喜欢喝了。

特约记者：刚才提到的所有人，金庸、古龙、张彻、你、黄霑、林燕妮……在我们的记忆与印象中，你们都是叱咤风云、纵横香江的人物。

倪匡：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除了金庸之外，没有人可以用得上“叱咤风云”这四个字。

特约记者：这可能是我们对作家的想象，感觉你们把香港的一片文化天空撑起来了。

倪匡：消受不起。我们是对读者有一点影响而已。

特约记者：在你们这一代的文人中间，有没有某种精神是值得被记录的？

倪匡：我觉得是有精神的。我们这一代在香港摇笔杆的，都是非常率直而自主的，照自己的意志写。这是写作人最重要的一点。

特约记者：也非常勤奋，抓住一切发表的机会。

倪匡：香港社会容许这个环境嘛，编辑提意见你可以不听，你不听他可以不用，他不用你可以到别处发表。可以发表的地方多。

特约记者：在读者心目中，您的名字和金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其实蛮久了。我们说到金庸可能就会想到倪匡，我们在列举香港的文学、文化、才子的时候都会提到你们。我看到您在微博上和网友说，不知道“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倪匡：（笑）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我对外界讲的一切，完全都是不理会的。人家讲是人家的事，我是我。所以我看现在讲“网络欺凌”，我想这是不存在的嘛，你不去看，不去理会，它怎么欺凌得到你。网上骂我赞我的都有，我完全不理，管它的嘛。

特约记者：那您认不认可“四大才子”这个说法？

倪匡：金庸那么光彩，那么出色，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不知道有多高兴。

特约记者：您认识金庸是在1961年，您到香港的第四个年头？
①   《明报》创刊于1959年。

倪匡：是在《明报》两周年①【①   《明报》创刊于1959年。】时的一个场合，有人介绍我和金庸见面，就这样认识了。时间过去快六十年，我记得很确切。我那时还不是《明报》的专栏作者，在一家很小的报馆副刊上面写小说写杂文。一批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文人经常聚会，我那时小伙子嘛，也经常挤在里面，上海人讲的“轧闹猛”。有几次金庸也在里面，我也在人群中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很出名，小说写到《神雕侠侣》了。那是一本非常好的武侠小说，我非常喜欢读。

特约记者：根据公开的资料，金庸先生比您年长十一岁，按中国生肖来说大了近一轮，长一辈。你们之间从最初认识到而后逐渐熟识、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称谓有没有变化？

倪匡：我就叫他金庸，良镛。叫金庸的时候多些，叫良镛的时候少些。他就叫我倪匡。名字是用来给人叫的嘛，不重要。不过有时候开玩笑会叫他“查老细”，“老细”是广东话里“老板”的意思。哦，还有一个上海籍的朋友叫他“帮主”——江浙帮的帮主。（大笑起来）开玩笑的，没有这个帮。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多哎，正经的时候很少。

特约记者：你们交谈用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倪匡：用上海话。我是宁波人，上海人一大部分是宁波籍嘛，我讲的普通话完全是上海口音。我们两个的广东话都不灵光，但是当上海话不能表达的时候，就用广东话替代。广东话比上海话丰富。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在公众面前说话是慢慢的，您说话语速很快，你们后来熟悉了之后怎么聊天？

倪匡：我讲话语速是快到极点，想都不想的，要是叫我慢下来我会口吃，就讲不来了。我跟他性子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他跟我讲话时，我倒不觉得他慢我快。他的慢是在有些场合，讲之前要想一想，他跟我讲话没有顾忌，不用思虑，自然就快了。

特约记者：他确实做过一段时间您的“老细”，从1962年您开始在《明报》副刊连载小说算起。可以这样讲吗？

倪匡：我觉得报馆老板跟副刊的编辑之间好像相互不发生作用。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他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他说得有道理的地方我会听，当我在《明报》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金庸说让我再写一篇，我正考虑是不是再写一篇武侠小说，他提醒我可以写时代背景是当代的时装武侠小说，主角会武功，性格特别一点。于是我开始写时装武侠小说，写到第三篇时，我说：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卫斯理”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年。

特约记者：当时香港的文学环境怎么样？

倪匡：很繁荣的。报纸很多，大大小小有几十家，每家报纸上都有副刊，副刊上都需要小说。我不知道读者的阅读程度如何，至少都认得字，可以看得懂情节。我自己写作，同时也是读者。

特约记者：您当时写作的志向是什么？

倪匡：很简单，没有变过，就是靠写作拿稿费。我初到香港没多久，无以为生。什么活都干不了，去染厂做杂工，收入低得不得了。我去投稿，稿费数字让我很满意，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我就可以去写小说了。我也不敢说自己写小说胜出很多人，只是我除了写作之外没有第二种谋生的本领嘛。

特约记者：后来，您和金庸都成为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流行文化偶像。


倪匡（右）与金庸

倪匡：那绝对不好这样说，我和金庸不能比的，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写小说也很好看，我如果写得不好看，不可能写几十年写几百本，我也不敢妄自菲薄。区别只是好看程度和他的比差很远（笑）。他小说写得那么好，包罗万象，他是真正的大师。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怎么比得上他？差太远了。

特约记者：这话是开玩笑，还是您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

倪匡：当然是认真的。我从小喜欢读书，从五六岁看几百字的小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看过比他的小说更好看的小说。而且写作只是他的成就之一，他除了写作之外，其他的本事也大得不得了，他什么都会做，报馆都会开。你就算给我一笔本钱我也办不了这个报纸。我早几十年就说过，“中国上下几千年，唯一能够发家致富的文人就是金庸”，就他一个，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许很有钱，但他是另外做生意的么，不是靠文字。中国历史上、恐怕世界历史上靠文字致富的只有他一个。

特约记者：金庸对您也有很高的评价，1983年，金庸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您——“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倪匡：哦，他是朋友捧场。他的副刊版面那么紧张，却能够让我长期写那么多的东西，当然他也是觉得我的东西过得去。

2

特约记者：你们交往多年，可曾有过分歧？

倪匡：我们都是很诚实的人，不过即使年轻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意气，我们不喜欢争论，你保持你的见解，我保持我的见解，他写的社论里的观点，我在文章里表示反对，他也笑笑，我也笑笑。当然我们当面谈话很少涉及这些，都是在各自的文字里表达。曾经一位政治人物去世了，他在社论里写了他不少好话，我写文章表示不同意。他任由我发表，也并不删改。

特约记者：你们很像武林中的人物，只是比划两下，并不“过招”。

倪匡：也没有比划了，就是你打你的“降龙十八掌”，我打我的“梅花拳”。

特约记者：你们在一起比较多聊什么？

倪匡：聊武侠小说。他是一个包罗万象、深邃得不得了的一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之多，想研究想了解的东西之多……我只不过是他关于武侠小说的朋友当中的一个，他跟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武侠小说，因为我从小就看，也很懂得武侠小说，一到香港一下子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惊为天人。他更懂武侠小说，所以我们有聊不完的题材。每次见面和他讨论他的小说，分析情节等等，总是津津有味的。他的伴是很多的，有切磋围棋的朋友，有研究文学的朋友，还有研究历史的朋友，方方面面的博士朋友，教授朋友。我和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点上交集。

特约记者：您给自己的定位是，和金庸进行武侠文学研究和探讨的朋友……

倪匡：没有那么伟大，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也没有探讨那么紧张，就是聊天。聊天的朋友。

特约记者：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江晓原教授，他谈到您是这样说的，“倪匡是早期‘金学’的重要人物。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写过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因为他与金庸颇有交谊”。（《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江晓原）

倪匡：我是“金学”的开创者，不是“重要人物”。没有我就没有“金学”了（笑）。我自创一联曰“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哈哈哈哈哈，真开心。

特约记者：我看了您1980年写的十册《我看金庸小说》。感觉您品评人物的标准是“真”。

倪匡：对！这是第一条。

特约记者：您也按古典方式分了上上品、上中品、中中品等……

倪匡：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人，或许是学金圣叹。

特约记者：您本身就是纯粹的“金迷”，小说人物都在你脑中，信手拈来，十分自然，但又似乎经过了十分纯熟的思考与比较。

倪匡：我不是天才，没受过很高的教育，认识的汉字不超过三千个。而且我有学习障碍的，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就完全忘记，没有持久的记忆。我只有很小时候学的诗还能背出来。我之前住在美国时，没事情做就背李商隐的诗，每天背一首，我想总有一天能背完的。哪想到今天背得烂熟的，明天就忘记。但我因为对金庸的小说太熟了，完全没有参考原书，那套书八万字，两个下午就写出来了。不管写得好还是坏吧，总算是开创性的一本。

特约记者：要不是这本书，也许金庸武侠小说仍然停留在消遣娱乐类。

倪匡：那我想不会。就算我不注意到，也迟早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好处。我最烦看到学者分析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是完全不懂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是写“不可能”的事情，按常理发展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武侠小说来写呢？！我只能哈哈一笑了。

特约记者：您给金庸小说排了个座次，依次是，《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连城诀》《侠客行》《飞狐外传》《碧血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您所开创的对金庸小说文学深度的观察，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似乎被大陆一些高等院校的学者接续过去了，形成了大陆这边的“金学”热、武侠学术热。这里面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

倪匡：有有有，有很好的，有非常好的。陈墨先生的大量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写得好极了，叹为观止，要比我那些文章的角度好得多了。

特约记者：那么现在就要说到“曾代金庸写小说”、您给《天龙八部》代笔捉刀这段著名的轶事了。

倪匡：对对对对，真开心啊。讲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有人在讲。

特约记者：金庸在新版《天龙八部》后记中有言，“《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你把阿紫写失明了，据说让金庸很生气？

倪匡：没有没有，他就笑了笑，就去清理这件事了。而且我跟他说这个道理，按照我的推测，阿紫的眼睛是一定要瞎的，我只是提前一点而已。因为她不瞎眼睛，她没法子跟游坦之谈恋爱的。游坦之戴上面具是一个怪人，摘掉面具是一个极丑陋之人，他们怎么谈恋爱？一定是阿紫眼睛瞎了，看不见游坦之面貌了，才会和他在一起。金庸把阿紫和游坦之安排在一起，上面的情节已经铺垫了很多，就是准备到后来阿紫眼睛瞎掉之后再发展下去。结果他接过我续写的部分，没有让阿紫眼睛立刻复原，就一直沿着这个发展下去，跟我的预料一样。

特约记者：当时港台的武侠小说家之间互相捉刀代笔，这种现象普遍吗？

倪匡：至少我本人给所有的名家都捉过刀的，哈哈哈哈。我给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都代笔过的，好玩死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游戏行为嘛。我捉古龙的刀，根本没有人能看得出来。我写了很多很多。古龙在报纸上连载《绝代双骄》，半年多没有给报馆来稿，我只好一直续下去了，写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字。他稿费我照寄给他，无所谓的。等他重新出现，我已经把他笔下人都写得死光了，小鱼儿都受重伤了，怎么收场？他一来就得去收场。

特约记者：除了您之外，金庸还请别人代写过吗？

倪匡：我想除了我之外，他心目当中没有第二人可以碰他的小说了（大笑）。是否现在社会观念有了变化，大家觉得捉刀代笔很严重？我们那时候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只要作者和代作者双方同意就完全没问题。有些出版商找古龙写稿，要求很好笑，说你一旦断稿，一定要和倪匡讲好，他肯续才行。然后出版商又倒过来通知我，说现在古龙答应给我们写稿了，万一断稿，你肯不肯续？你肯我们就签约。我当然答应了，我不能坏人家买卖。只有一次我是拒绝了，是因为报馆老板讲话不好听，他说你续稿，我出的稿费与古龙一样，我骂道你知道什么，我的稿费一直比古龙的高。那时候我喝酒喝很多，脾气很坏，一言不合就要闹崩。

特约记者：您的稿费一直比古龙的要高么？

倪匡：到后来，他的比我高一些。

特约记者：有人帮您代笔过吗？

倪匡：从来没有。我写稿很快的，一个小时可以写四五千字。

特约记者：金庸去世后，还有一位青年学子说，趁现在来得及，应有人给金庸作品作一详细的索隐考证，这个人选最合适是倪匡。对这个说法，您有何评论？

倪匡：我想这位先生大概不写小说。小说是虚构的，除非摆明是隐射小说，否则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结合是很难的事情。很早就有人说我像金庸小说里的“老顽童”周伯通，可是金庸写“老顽童”的时候我还没有来香港，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虽然不怎么守规矩，很顽皮，可是我和“老顽童”不像的啊，“老顽童”做事没有原则，我是有原则的。

特约记者：索隐论很流行。坊间流传《倚天屠龙记》里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是影射当年《明报》与《大公报》的一场论战。很多人对小说感兴趣，忍不住要和现实联系起来。

倪匡：什么？我觉得不可能吧，这样联想，想象力很丰富了。还是保留看小说的乐趣吧。


4

特约记者：您跟金庸先生一起出去旅行过？

倪匡：旅行过很多次。我本身非常讨厌旅行，每次他叫我，我都是“不得已而从之”。他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叫什么人就什么人。我跟他相交五六十年，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不超过五次。都是他找我。他请我吃过无数次饭，我请他吃饭大概也不超过五次。

特约记者：您为什么事情打电话或请他吃饭？

倪匡：有一次，我最记得，花了些时间考虑要不要给他打电话，结果还是没有打。那是因为我发现他写的小说里有错漏，我想，啊呀，应该告诉他。后来又想，报纸已经登出来了，错了也没法子当时改正了。他是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人，知道自己这个错处会很痛苦，我何必增加他痛苦，等到见面时再告诉他好了。反正读者看得出来的也不多。

特约记者：是一个什么错？

倪匡：是《倚天屠龙记》里金毛狮王谢逊与仇人成昆决战时，掉在地洞里打，打着打着忽然之间发生日食，天黑了。金毛狮王眼睛本来就瞎，他于是占便宜了。金庸写到，这一天是端午节，端午节“屠狮大会”嘛——你觉出问题来了没有？

特约记者：端午节……不会日食吗？

倪匡：嘿嘿嘿嘿嘿，你倒是很灵光，一下子看出问题在哪里。所有日食都是在这个月的农历初一。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律。

特约记者：要让金毛狮王占便宜，就必须天黑，如果必须要发生日食，这个屠狮大会的日子就不能放在端午了吧？

倪匡：后来出书时还是放在端午，但另外想了个办法让天黑了下来。当天我若是打电话给他，他没办法改的。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懂那么多学问，倒是疏忽了这点天文知识。

倪匡：写小说都是急就章，哪里想得了那么多。我还写到过南极有白熊呢，卫斯理在南极杀掉一头白熊……咳！（笑）报纸连载小说，这种漏洞很多。后来出书都要改过来的。

特约记者：金庸武侠小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已经在港台炙热，改革开放后又席卷到大陆，持续到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倪匡：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他的小说真正是古今中外老少咸宜，一定会有人看下去，除非你不喜欢看小说。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去世后，很多人开始引用据说是他讲过的一句话——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倪匡：他也没有大闹嘛。我跟古龙稍微有点小闹，他根本没有闹过，他总是很严肃很认真，对于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买个跑车，都开得那么慢，只超电车，哈哈哈哈哈。

特约记者：这一段我看到您在《倪匡论金庸》中详细写过，“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改驾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之际，经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后来，又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哩。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倪匡：是是是，他很喜欢跑车，跑车很难驾驶，他还专程去学了高级驾驶，才能把这车开得很好。但学出来怎么样？还是开得那么慢。当然，你在香港也没法子开快车，那么小的地方，没一块马路是空的，但是三十哩也太慢了点。他不着急，安之若素。

特约记者：我看您很留意现在的文学作品，也读很多大陆的小说。据您看，未来的流行文化可能会是什么类型或什么主题？

倪匡：我只知道什么是好看小说。小说只分两种，一种好看，一种不好看。好看的永远会流行，不好看的就是我捧捧你，你捧捧我。小说不好看怎么能叫小说呢？就像不好笑怎么叫相声呢？这是我从大陆相声节目里看来的，郭德纲说的。我告诉你，金庸很喜欢看小说，我看到好看的推荐给他看，他看到好看的也告诉给我。我最近推荐给他的几部小说，他都很喜欢。最近一部他说好看的战争小说，作者名字叫都梁，小说名字叫《亮剑》，写得好极了。还有科幻小说家钱莉芳的《天意》《天命》，还有盛颜的武侠小说《三京画本》，那是金庸之后最好的武侠小说了。还有一本很古怪的书，叫《弄堂》，讲弄堂里各种各样小故事，非常有生活，好玩极了，看得他哈哈大笑。这本小说全部用上海话写的，像我这样的老上海，也只能看懂八成，还有两成要猜的喔。

特约记者：和您聊天，一直在笑。有没有我未曾问到的问题？

倪匡：我起初唯恐你找错了人，因为如果要问很高深的问题，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是很随便很马虎的一个人，没那么严肃。但你刚才不像在访问，像是闲谈，这是最好的事情。

完


本文撰稿：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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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将于12日设灵 倪匡评老友:一流朋友九流老板

《明报》创办人、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私人丧礼将于11月12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只邀请亲友出席。
金庸是武侠小说泰斗，多年来其作品一直被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可见好的故事历久不衰。金庸是武侠小说泰斗，多年来其作品一直被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可见好的故事历久不衰。
倪匡和查良镛相交近六十载，但倪匡却不曾珍藏二人合照，只有好友李纯恩代劳。倪匡和查良镛相交近六十载，但倪匡却不曾珍藏二人合照，只有好友李纯恩代劳。
　　新浪娱乐讯 据香港媒体报道，《明报》创办人、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私人丧礼将于11月12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丧礼没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亲友致辞悼念，一切从简。

　　跟查先生相交六十年的倪匡，做过他的下属，也是他的好朋友，现在好友仙游，倪匡说他不会出席丧礼：“看查太需要，如果她不需要我，我就不会去了，几万人争着去。我觉得人都走了，去有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送最后一程，要送埋我去陪他吗？我从来不去丧礼、婚宴和生日酒，一点都不喜欢，非常讨厌热闹，我有自闭症的倾向，喜欢躲在家中，一个星期不上街也可以。”倪匡说有人指摘他，查先生离世后他一点也不难过，他说：“人人都要死，死是必然的事，他九十几岁死怎会难过？十九岁死我才该会难过！他一生光芒万丈，有什么要难过？我自己都八十几岁人，都就快玩完，朝不保夕。”

　　倪匡忆述当年可以在《明报》副刊写稿是很有地位的，很多人贴钱都想写，查先生却不要，他说：“查先生很看重我马马虎虎写出来的文章，长期给我地盘写稿，待我也很好，但他宁愿买一万元的礼物送给我，也不肯加我一百元的稿费，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第九流的老板，他说稿费不能乱加，加了我一个人，其他人又要加，支出就会增多，生意人有他的道理，所以常常送礼物给我，每次跟他一起去旅行都是免费的，他很喜欢哄朋友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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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来的一位书迷说：“武侠小说的数量虽然变少了，但武侠小说的各种优秀因素并没有消失。在当下网上的玄幻小说、幻想小说，以及古装电影中，都能看到武侠的影子。”

作为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香港武侠创作黄金时代见证者、参与者，倪匡同意书迷这样的观点，但他的言语中，依然表现出他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时代变了，那个大家都疯狂看武侠的风气都过去了。写的人少了，看的人也少了。”

倪匡还仔细分析了香港武侠发展的脉络：“古龙本身还勉强可算是金庸那一代，但古龙的模仿者已经是下一代了。现在在创作的，又是古龙的模仿者，又算是下一代了。”

“武侠有新人，但写得太慢了”

不过，倪匡并没有忘记关注当下最新露出的武侠写作新人。

他很欣赏现在香港的一位年轻武侠作家乔靖夫：“乔靖夫这个年轻人的小说，笔锋凌厉得不得了，是非常好看的，真是好看到令你喘不过气来的。而且，他在小说结尾，还有解释武学的来龙去脉。

“可惜，他错过了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如果他的小说放在武侠小说全盛时期，一定是属于那种‘金庸以下、梁羽生以上’的位置。真的，比梁羽生的好看不知多少，他有自己的风格。

“可是，那么好的武侠小说，为什么现在不盛行呢？除了时代风气变了，还因为他写得太少，写得太慢了。一年也出版不到一两本。读者等到下一本出版，上一本的内容已经全忘记了！想找上一本来看，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2016年香港书展把”武侠文学”当成主题，倪匡感到很欣慰：“香港书展把‘武侠文学’当成主题，对武侠小说也是一种刺激和推动。同时，还会提醒更多的人知道，武侠也是文学的一种。这可以有助于确认武侠小说的文学身份。”

“武侠小说最重要的是写得好看”

倪匡看武侠小说的历史很悠久：“我差不多在认识四五百个汉字时，就已经开始看武侠小说了。武侠文学很奇怪，它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拥有人性的一切表现，很接近现实的。另外一方面武和侠很超现实的，你随便怎么写都可以，你的武功怎么夸张都可以，夸张到放飞箭都可以。武侠小说把司马迁写《史记》以来的侠义精神，发挥到极致，真是什么都可以，这在现实生活里是不能发生的。”

作为武侠小说作家，倪匡也酷爱读武侠小说。在金庸的作品中，他最爱看《鹿鼎记》：“我读《鹿鼎记》读到半夜三更，哈哈大笑，吵醒老婆，被她骂，但真的好笑嘛。现实社会有很多像韦小宝的人，有些人是三分之一的韦小宝，有些人是千分之一的韦小宝，有些人是十分之一的韦小宝。韦小宝这个角色的成功，是他变成一个典型，就像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一样，人人心中都有个哈姆雷特，人人心中都有个韦小宝。金庸一路写下来，写了那么多英雄人物，但我最喜欢韦小宝。他的深度，你要慢慢地去了解。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一个英雄，不是表面上的。”

倪匡对判断武侠小说好坏的标准很干脆：“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看和不好看。”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写小说，其中包括武侠小说，他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启发？

倪匡很诚恳地说：“要写得好看。写的时候，不要刻意想在武侠小说里，去传达学做人的态度和科学知识。一定要觉得读这部小说非常好看，要让读者读到饭不想食，觉不想睡，就成功了。”

“写不动武侠小说，就在脑里想着玩”

现在也有年轻人想在网上写武侠小说，怎么才能写好？

倪匡说：“一篇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可以吸引人的基本故事。现在好多新作家，新故事的意念都很好的，有些好像游戏一样，一个主角忽然间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境地，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以后逃出生天，不是挺好玩嘛？有个少年作家，写篇小说的主题更好玩，突然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住，真是莫名其妙，但又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那已经很悬疑了，可以一直写下去，到最后让他发现有一个女孩子，躲在他家里一个旧冰箱里。你说是不是匪夷所思，你说是不是多好玩吗？这样好玩的故事，它的作者叫百无禁忌，我记得这个名字。很好玩，这个作家想像力很丰富。”

如今已经81岁的倪匡，早不写武侠小说很久了。但有时候他还是很想过武侠小说瘾，“我写不动了，就在脑子里自己想着玩儿。最近我想到一个点子，我要在这个武侠小说中设计一个人。关于这个人的信息，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多大年龄在哪，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大家都要追杀他，他从头到尾不在小说中出现。好玩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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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60年 倪匡追忆金庸：真正的才子
发布/2018年11月12日 3:01 PM
文/张晓鹏摄影/洪璐华
来自/

倪匡（左）赞金庸好学一生，是真正的才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互联网）
Sina WeiboEmail

金庸含笑归净土，丧礼今天举行，金庸馆接受公众吊唁，与他相知相惜又多一份尊敬的老友倪匡（83岁），评价金庸：“金庸器量大到我们都看不过眼”

倪匡接受《苹果日报》专访时说，他从60年代开始，就为金庸创办的《明报》写武侠小说。

他笑称，自己一生胡闹：“金庸说我无法无天，金庸好学一生，他是真正的才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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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旧居内的“澹远堂”布置成灵堂供凭弔。（互联网）
倪匡说：“他（金庸）是一个好博大精深的人。”，谦称不明白为什么他、蔡澜和黄霑的名字会跟金庸齐名，被喻为“四大才子”。

“只得金庸真正做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透露金庸曾遭人发文恶意中伤，但，都一笑置之，还很器重伤害他的人。

“我们很佩服他，好大器量，胸襟大到我们都看不过眼。他是做大事的人。”

他笑称自己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会劈头?**隼矗?换峋簿病?

倪匡也说，“有些人得罪得他得罪得好下流、好下流，他都非常看重”，倪匡不开名批评，“有些人甚至人身攻击到很离谱，而且不是用讲的，甚至是发言为文。他非但一笑置之，他还是看重这个人。我好佩服他，好大器量，是真正做大事的人”。

倪匡拒绝出席金庸获颁荣誉博士典礼

金庸先后获香港及海外多间大学颁授荣誉博士，有次他邀请倪匡出席典礼，但被拒绝。

倪匡老实不客气对他说：“我觉得荣誉博士是好大的侮辱，给个荣誉奖你，即是读不到博士资格才给你，对你是一个侮辱，还这么高兴？”

倪匡回忆说，当时金庸听了，没有出声。

“我想，他真的受了刺激。”

2005年6月，金庸获英国剑桥大学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即以81岁高龄，申请攻读剑桥历史学硕士及博士，2010年取得首个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闹婚外情 劝和反被扫把“伺候”

倪匡认识金庸的第二（朱玫）和第三任老婆（林乐怡），他说：“两个都对我很好”。

金庸闹婚外情时，倪匡不知好歹，去找他第二任妻子朱玫：“我去劝她，报馆老板有两个老婆很普通，《成报》老板有两个老婆，《新报》老板也有两个老婆，《明报》老板有两个老婆也都无所谓，看开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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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灵堂内，遗照用兰花摆成心形围绕。（洪璐华 香港摄影）
他说，朱玫听完后，沉默一会，然后对他说：“小倪匡，你等一等”，当时他坐在客厅，转头看到朱玫从厨房走出来。

“她拿起把扫帚，吓到我落荒而逃，哈哈哈。”。

事后金庸责怪他多事该打：“谁叫你乱讲”。

满抽屉别人的借据

倪匡称，每次聚会，都是金庸打电话约他，或是蔡澜安排饭局。

“认识他几十年，我打给他不超过两次，永远都是他先打电话给我。”

他笑说，不喜欢跟有钱人通电话，免引起误会。

“他这么多钱，我打给他，可能会想我是不是要来借钱的。”，透露金庸曾打开抽屉给他看：“里面全部都是人家的借据。他说，给我看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没有一张是我的。”

不敢为他写讣告

古龙英年早逝，倪匡帮忙写下300字讣告。但，金庸一生，他却“下不了手”。

他解释：“金庸一生，概括不易，说清更难，有的东西你不能直书，要忌讳、要有分寸……一个人当然有缺点，当然也有做错的地方，写又不行，不写又不行，好难”。

金庸今设灵 倪匡：若蔡澜陪我就去

金庸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倪匡表示，他很想去。

“如果蔡生（蔡澜）陪我便去，我自己一个人就走不了。”

倪匡向来讨厌各种仪式，包括丧礼。近年他多次小中风，所以，难以独自去吊唁。

他感叹说“90几岁人死了，有什么好伤心，你真的想他长命千岁？没可能的事”

“一流朋友 九流老板”

倪匡说金庸在工作上很吝啬：“叫他加两元稿费，他可以跟你讨价还价半日”，所以，在劳资立场，他说金庸是“九流老板”。

但，金庸对朋友却是非常迁就，在他眼中实属“一流朋友”。

他举例，自己爱吃鱼，每次饭局，金庸总会先夹鱼头给他，怕有人跟他抢。有次他吃不下，金庸大喜：“你不吃，我吃”。他吓呆了，原来金庸也很爱吃鱼头，只是每次都让给他。

“我真的好感动，从此再吃鱼头，我跟他都会互相推让，不过，最后他都会让给我吃。”

他也说，蔡澜介绍的食物，金庸即使不爱吃，也照吃。

金庸走前几个月 曾紧捉他的手

金庸（94岁）10月30日在养和医院离世，倪匡说，近一两年金庸对外界已没太大反应。

“好痛苦，不知他的脑筋清不清醒，如果清醒会痛苦，脑筋不清醒反而不要紧。”

他透露，几个月前他去探望过金庸：“他的眼睛长很大，但，没有焦点。我伸出手指，金庸会紧紧捉住。

“这个是婴儿反应，婴儿你给他只手，他会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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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葬礼倪匡黯然摇头进入灵堂 金庸儿子随后抵达
金庸葬礼倪匡黯然摇头进入灵堂 金庸儿子随后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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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2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倪匡夫妇、蔡澜同车抵达，与李纯恩夫妇、金庸儿子查传倜先后入灵堂致祭。
金庸葬礼倪匡现身金庸葬礼倪匡现身
　　新浪娱乐讯 据香港媒体报道，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上月30日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金庸写下15部名著，与同期另一文学巨匠倪匡份属友好。金庸12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倪匡夫妇、蔡澜同车抵达，与李纯恩夫妇、金庸儿子查传倜先后入灵堂致祭。

　　由于现场记者众多，倪匡抵达后引起一阵混乱，要由警车作掩护，让行动不便的倪匡落车，然后由太太及蔡澜扶着下慢慢步入灵堂。现场记者上前影相期间，问及倪匡心情，此时倪匡只轻望记者，一脸黯然，只摇头不语，而蔡澜见记者蜂拥而上，讲了一句：“不要拍了。”身穿黑色西装的查传倜与亲友到场，其中一位是外籍人士，他落车之后心情轻松，面带微笑，有人以英文名称呼，见查传倜回头挥手。



【【【【【【【【【【【【【【【【【【【【【【【【【【【【【【【【【【【我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倪匡兄说：“一向来，我都用八个字形容金庸作品，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说查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古龙的第二，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相差个十万八千里。
倪匡兄和倪震两人记性都好，谈起书中人物，不管出场多寡，都能一一数出，这也是他们父子沟通的方式之一吧。
主持人问：“你们喜欢书中的什么女人？”
“ 金庸作品，女人似乎都不是好人，很难爱上。”倪震说。
“我喜欢《鹿鼎记》中的双儿，她对韦小宝死心塌地。”倪匡兄说。
问及我，我毫不犹豫说：“双儿学问不大。我钟意《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她古怪透顶，不作声，永远爱袁承志。”
“最不喜欢黄蓉，”倪匡兄说：“到了后来，变成相当恶毒。”
“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我说：“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而且，黄已作古，我们两人七老八老，叫什么才子呢？”
倪匡兄同意。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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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蔡先生您好，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的，他还在路上堵车还没有过来，他说倪匡的脾气那么直那么臭，你们是怎么做朋友的？

蔡澜：这个不只是我在忍他，金庸先生忍他忍的更厉害。我们就是佩服他的才智，佩服他反应的灵敏。他有很多让我们佩服的地方，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们不同。总之，要忍他。做朋友一定要原谅对方的缺点，要是把对方的缺点放大，用显微镜来看的话，你一个朋友都没有。这个世界上你会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我们需要朋友的，人人都不完美，我们真的需要原谅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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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73岁的倪匡，曾在访问中大言不惭地自诩45岁前风流成性，甚至不讳言年轻时多“姘头”：“我住宝马山，一个住太古城，一个住又一城，老婆就说：‘你今日又双城记呀！’有姘头想做我老婆，我就说不可能，我一早讲明我好爱老婆，你要留就留，不要就走，如果有BB就即刻拜拜。”
　　访问中，倪匡自爆当年赴台探望好友古龙时，两人各自携女伴到酒店开房。创作高峰期，他一半稿费给妻子作家用，一半自己喝酒，更曾因与一台湾女子牵缠数载而伤尽妻子心。谈到当年纵情声色的原因，倪匡也不乏自我批判：“当时生活好糜烂，自觉要反抗社会规范，越狂放越高级，可能是精神胜利啦。一放纵就失控，变成病态。”【【【【【【【【【【【【【【【【【【【【【【【【【【【【【【【【【【【【【【





倪匡跟妻子一样重女轻男，偏心女儿倪穗，至今不改。
　　
　　　　“女孩嘛！要照顾多些，老爸不疼她，谁疼？”
　　
　　　　他以前常用鸡毛扫打倪震，据说每天料到儿子定会犯错，先打两巴掌。
　　
　　　　“偶然试过一、两次啦！当时工作忙，脾气暴躁，现在回想，莫名其妙，可悲又可笑。”
　　
　　　　问是否体罚令倪震偏激，他说：“我也偏激，是遗传，与教养无关。”
　　
　　　　再问时光倒流，会否待儿子好些，他重复三遍会：“应该会，一定会，会好很多。”
　　
　　　　自言一生再无所求，唯独“恨”抱孙，经常跑到旧金山住宅旁一所小学操场呆望小孩一小时。被问倪震是否童年阴影不敢生孩子，一直哈哈大笑的他收起笑容：“他没说，如果是，报应啰！有因必有果，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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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好》 亦舒
　　
　　改过的书剑恩仇录，我不喜欢，改过的射雕英雄传，我不喜欢，我不想再看改过的金庸作品，却又死命忍不住要看，看完之后，极之不乐。需知金庸写作，历时廿载，这人每隔几年改一次风格，从碧血剑到鹿鼎记，不晓得转了几转，变了几变，每本书有每本书精采之处，各有巧妙不同，本本是杰作，从郭靖那傻蛋到韦小宝这鬼灵精，其中廿年的改良，变调，不是一朝一夕搞得清楚的，非要穷数年功夫直追，才可以稍有了解。金庸改他自己的小说，是最近的事，他以一九七六的目光看射雕，自然觉得大大不妥，他要精益求精，却苦了咱们这班老读者，改得简练了，合理了，我看了却气坏了，这根本不是金庸的小说啦，改的彷佛是另外一个高手，学问资格是够的，到底金庸当年当时的风格是抹煞了。
　　我不要看合理的武侠小说，根本上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会去看武侠小说的，欧阳锋被囚在冰柱中三日三夜，咱们看着过瘾之至，手汗都兴奋出来了，现在只改为一个时辰，就没那么开心了。小说是小说，咱们医学院的学生从来没吭过半句声，说一个人不可能在冰里三日不死，咱们看金庸的小说从来不反驳，他说甚么是甚么，因为看得高兴，走得入味，反正雅俗共赏，夸张一点有何不可！
　　射雕改得我最伤心的是穆念慈那一段。旧本何等凄艳浪漫，杨康作恶多端，中了毒躺在破庙中，无一人去理地，穆念慈排开众人，视若无睹，扶起扬康，温柔地问：你还认得我吗？扬康回光返照，已不能作声，但是尚能点头，穆念慈大喜点头，说很好很好，抱着扬康，用匕首抵胸，殉情而死。杨康如此恶待，她犹如痴情一片，新本竟改得无影无踪，我真要哭出来，何必叫穆念慈活下去？黄蓉活着也就是了。
　　小红鸟那段虽无关重要，却好看之极，全节删掉，也是可惜。新本整齐美观，紧凑严格，但我还是要去买了旧本来看。我这个人是牛脾气，有很多东西，我坚持要旧的好，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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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投地》 亦舒
　　
　　书剑恩仇录则改得略比射鸥完整，新旧对照（旧本背在脑子里），没什么大分别。陈家洛功夫差了，学问也差了，我读着也就泄了气了。皇帝追妓女玉如意那段，更加可笑可叹，但是最后玉如意还出现过一次，又惨被删掉了。当时玉如意已从了良，可是她丈夫却因远征受伤，小命不保，玉如意吹箫解愁，身边还伴着皇帝当年送的一大堆珍宝名画，这段的确是无关重要，可是当场叫我想起红楼梦里的「好了」「好了」，没这一段，不行。总而言之，金庸最好只改错字别字，不准改其他的。红楼梦里何尝没有错漏，那秦兼美到底春去秋来，病了多少日子，谁晓得了？后面还少了四十回呢，但是这些年，读者一样如痴如醉。美人脸上有几颗雀斑并不碍事呵，唉唉！
　　然而陈家洛假扮福康安去安慰那姓马的女子，余鱼同在树下吹起了他的笛子，无尘道长因此想起了往年那个狠心的千金小姐……这还是好的，至少可以使读者掩书，借题发挥的也乘机大哭一场。
　　金庸武侠小说内的缠绵结郁，一向是特色，他笔下男女之情，比一些挂牌写爱情小说的人，高明过岂止千倍万倍，风流如金蛇郎君，对爱人至死不变，恐怖凄艳，没有第二个人写得出来，不能
　　改，也没有必要改。
　　我完全接受金庸的新作风，韦小窦的「诸葛之亮，关云之长」，我照单全收，而且爱甚。但是我无法接受改过的新版本，新版有好处，可是日久生情，我连旧本的小毛小病也都承了，要改，不舒服。想来想去，只好新的一套，旧的一套，两套并看。自张爱玲以后，金庸的小说是第一人了，
　　两人风格不一样，张爱玲作品又奇少，真是不知谁高谁低。
　　算算年纪，金庸写书剑之时，正是我这般年纪，重看书剑，百感齐上心头，我这人贪，一向不懂比下有余，只晓得比上不足，因此失眠达数星期。诚信天份所限，这一辈子是没希望了，有做读
　者的份儿，又能得亲笔赠书一套，还能时常见面，也就不能说了，到底第一把交椅叫这人坐了去，
　　也五体投地，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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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两百年后还有人看他的书，我认为他这个愿望用不着担心。他如果回首一生的话，应该是感觉不虚此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的金庸。


2003年7月25日，杭州，2000多金迷到场倾听金庸演讲。

文｜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党元悦 实习生纪思琪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王心

►本文约7280字，阅读全文约需14分钟

友人陶杰一个星期前去医院探望金庸，听金庸夫人说先生想念家乡，就用上海话和他讲话。金庸听了，抓着陶杰的手，脸色很好，眼睛发亮，但是说不出话。香港记者李喻（化名）在养和医院见了金庸最后一面，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金庸离世后，他创刊的《明报》发表社论，重点落在先生的政治成就上。国内外媒体上，各式各样的悼文纷至沓来。

更多的人回忆起和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请他写书法从不拒绝，题字落得到处都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师傅聂卫平回忆，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联系了六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讲述他们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1、 “金庸太太说，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


陶杰，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金庸先生相识，并在1993年受其邀请，从英国回到香港任《明报》副刊主编。与金庸最后一面在去世的前一天。

金庸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是在医院的，他当时在熟睡，但面色很好，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挺一阵子。所以他去世时，我听到还是觉得很突然，当天我本来还想下午五点钟去看他。

上星期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但是说不出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只能够猜想他有兴趣听什么，我就向他汇报什么。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交流。


我从小就听说金庸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曹骥云，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他《大公报》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起金庸先生这个人，谈论他写的社论、武侠小说。那个时候金庸先生离开《大公报》不久，刚刚创立《明报》，他的动向很受旧同事的注意。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就读了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觉得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说故事的人。

到了1988年，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生本人。那时是在《明报》的社长室，我有一点采访的公事去找他，那次见面比较简短。

后来到了1991年、1992年的时候，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当交换学者，我在牛津的校园有一次见到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得很朴素，就像英国校园里的教授。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作为一个大老板，他在牛津的时候太低调了。

那个时候査先生在牛津大学经常见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会讲对中国的时情、世界的局势的种种看法，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平易近人，很谦和，评论当前的时局都会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和人物。他说话不多，但是条理很清楚。

在英国的时候，查先生就会时常叫我给他写一点专栏，写英国的人和事儿。他观察人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观察。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看，他看了以后有什么看法都会告诉我，夸奖的话也都是在背后，不会当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也会很客气，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后来，我在英国的工作合约满了，查先生就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于是我就被先生邀请到《明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当时就知道先生对他《明报》的副刊特别在意，能得到他的邀请我作为小辈觉得很高兴。

开始在《明报》工作时，查先生跟我说副刊专栏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动，副刊的方针就是走娱乐性、轻松一点的方向。当时查先生刚好把《明报》主要的股份出售，新的股东加入后就跟我说这个《明报》的副刊要从头全改。全改啊，我就跟査先生说，我很为难，因为你是带我进《明报》的人，全改的话我只能离开了。査先生就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辞职了，去了另一份报纸。到1994年，我遇上了一次车祸，査先生当时在剑桥，他知道了之后非常紧张，一回来香港之后就马上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他作为我的长辈来看我。我当时跟査先生说，我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有留在《明报》。他说，不要紧，离开也是对的。

那次我出院了之后，就经常跟他来往了，常常去他家吃饭、聚会，和他聊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平时会聊些世界格局，也会提起以前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一同经历的事儿。有一次我就提到夏梦女士，他跟我说他其实没有追过夏梦，这个是外面人的误传。

他人很严谨认真，经常是想好再说话，想好再写作。他跟我们说写作最忌就是写空话套话，要写得浅白，不要卖弄，要通俗，要让人民群众一看就懂，深入浅出，有道理也有看头。

10月30日，我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的样子：不笑的时候好像金刚怒目，很威严，人家感觉他很凶，但是笑的时候就很和蔼。

如果聊天的时候有不同想法，他也会很含蓄会跟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番话，我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他每次都会把同意的论点放在前面，然后再坦率地把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从来不会突然一下子跟你抬杠。所以跟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淡淡的、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谦厚。不只是谦厚，还有博通，还有圆融，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特别合适。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的样子，像徐志摩、梁实秋，那种温婉、含蓄和礼数，都可以在金庸先生的身上体现出来。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金庸先生，我想用的是圆融的融字。古今中外许多哲理，都融在了他的武侠小说里。他把他的看法、矛盾和冲突，都在武侠小说里化解、并融。他懂得处理矛盾，也非常喜欢自由和和平。他人生的信仰就是有原则，但是他表达他的原则的时候是很有分寸的。他有分寸的时候有人会误解，他是不是收敛了，但不是这样，他是很有底线的人。

他经常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变的。你看到我写的时局的评论，有的时候很客气，有的时候不客气，那是因为变的是时局，是中国本身。时局变好的时候我就表扬，我就支持，不好的时候我就批评。”

他还说，“创作、发表言论，要注意天气。天气冷的时候要多穿一件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就把毛衣脱掉。”

他的武侠小说花团锦簇，我很难说特别喜欢哪一部，因为每一部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不同的人生阶段就喜欢不同的主角。

我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郭靖，后来长大了以后就比较喜欢令狐冲，因为他是一个代表着自由的角色。

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的是韦小宝，我觉得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虽然在扬州那种烟花之地长大，但是他从小就这么圆滑，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太令人信服。但是作为他最后一部小说，金庸先生这么设计一个反英雄的人物也有他的用意。

有一次我问他，“查先生您这十四部小说，为什么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以反抗的精神开始，但到了最后的《鹿鼎记》，您却写出一个韦小宝，是个投降派。那您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有想到20多年后会以‘投降的方式’写最后一部小说吗？”

他说，没想到。

那我就说，这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吗？

他一开始就笑笑，没说什么。后来他说这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己早年是非常激进的，不激进的话也不会写这种造反的人物，像《碧血剑》里的袁承志，到后来《神雕》里的杨过，还有后来《天龙八部》的乔峰，这些都是金庸自己不同阶段的性格的不同方面。

金庸先生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传下来的一盏灯，现在留下来的几盏灯已经不多了，一盏一盏地都熄灭了。我跟他的交往不光是和他个人，而是与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善良的时代，所以我比较哀痛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离开，而是一整段历史、一个故国的正式落幕。

2、“这位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
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

杨澜，知名媒体人、企业家，曾两次专访金庸，最后一面是2006年。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学生时代也有打着手电彻夜读金庸小说，欲罢不能的强烈记忆。比许多人幸运的是，我曾在1998年和2006两次专访他，地点就在他香港北角的办公室兼书房——那里有整排的落地窗，无敌海景。他对待接受采访很认真。

第一次采访他时，我们两个人刚一坐下来，他就伸手“抢”走我的采访提纲！真是不公平啊，哪有两个人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预览一遍的？还好，我手里拿的并不是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我觉得惭愧。

第二次采访时我学乖了，所有的问题都记在了脑子里。他看着我摊出的双手，没招儿了。说起来好可爱，这位可以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而且思维跳跃，句子常常不完整，让我这个采访人有时都替他着急，忍不住插嘴道：“您想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猜对，他就愈发着急起来，比划着手势试图重述。看到我依然困惑的表情，他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地笑出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坦诚。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很多误会: 年轻时曾一心想做外交家，却屡屡碰壁；做报人最用心写的是社论，不料却因写着玩的武侠小说享誉世界。他小说中每一个英雄都有内心的脆弱和迷失，而他也不讳言自己曾经有过痛不欲生的经历。

2018年10月30日，查良镛先生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中充满感伤:一代大师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身后留下的还是那个江湖。

3、“现在的感觉，
就像杨过同时失去欧阳锋和洪七公”
史航，编剧，曾改编2003版《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与金庸先生最后一面是2008年。

十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就是为了去见金庸先生。见面就在他办公室里，他说话声音很斯文很慢，跟想象中的一样，印象最深是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我们说起，“熊是bear，忍受也是bear，不管读博士还是写东西，都是要bear啊。”

那次是去谈舞台剧《天龙八部》的改编，聊得很好，后来他就把版权送给我们，还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他愿意来看，然后请大家吃海鲜。我谈了一些对人物的理解，哪几场戏要怎么写，他就是一直笑嘻嘻地听着我。就有一个地方，他说不要小看马帮主夫人康敏那个角色，虽然都觉得她是个狠毒的女人，但他说，这个人很重要，不要删掉或者乱改，再三强调这个。


最后我从包里拿出一本《金庸散文集》，请他也写几句话，送给我当时的女友。我说我很喜欢你的散文，我觉得他挺高兴的，可能大部分人找他签名都是拿他的小说。我还说你写的《袁崇焕评传》，我年轻时候看过对我影响挺深，是少数完全记得住的文章，这个他可能也有点高兴。

他也送了我《天龙八部》的书，还题了词。但是这个戏后来我并没有跟到底，多年之后再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有点辜负他。

刚读《射雕》的时候，第一本不在我手里，我直接从第二本被撕掉的后面才开始读，一上来是郭靖学“亢龙有悔”。所以后来改编电视剧时，我就从这段开始写——郭靖黄蓉正要撕开一只鸡吃，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背后说：“撕成三份，鸡屁股给我！” 我以此纪念。

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正跟一个导演看剧，突然微信里看到，我以为又是假消息，一搜是真的。我就看不下去那个剧了，就告辞了。我在自己微博里搜“金庸”两个字，搜到298条，除了得知噩耗这最新一条，其余提到他都是踏实的，欣慰的，有恃无恐的。

我的一点点关于佛教的知识，关于书法的知识都来自于金庸。现在的感觉，就像韦小宝失去总舵主，就像杨过同时失去欧阳锋和洪七公，就像《倚天屠龙记》后记里他最后那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4、“先生耳根子极软，谁提要求都会答应”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记者，曾去过金庸老家做采访，最后一面是1999年。

我儿子叫清扬，风清扬的清扬，就知道金庸与我们家的缘份。儿子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金庸，受此影响，一步一步，今天已经在大三学历史。在我们家有人喜欢金庸，有人喜欢古龙，在书架上和生活中和睦相处，没有高低之分，都是我们重要的成长营养。

采访金庸是20年前，在我的书中有过采访时的照片，重点在于采访的地点：那是杭州给金庸盖的别墅院落，但他反过来又捐给了杭州。我问他为什么捐了？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金庸善于文笔，却似乎不善于言谈，但态度绝对诚恳，而且金庸先生耳根子极软，谁提要求都会答应，于是今天你应该发现很多人都晒出了金庸的题字或书法，而且相当多都没有印章，原因就在于看到别人铺好了纸笔，让他写他就写，但其实他并没有带印章，可见金庸先生之随和。

当年我采访杨振宁先生，先生也和我谈起了他喜欢读金庸，并由此引发了一句对我影响很大的话：物理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各种学问应该相互借鉴，太专是一种限制。

金庸走了，今后的文学大师还会有，但像金庸和古龙这样全民性的文学大师很难再出现了。原因在于他们是在我们精神极度饥饿和匮乏的时候提供供给的人，让我们一下子吃得很饱，很好。而现在与将来，我们都没有以往那么饿了，供给也极其丰富，各取所需，很难有这样的全民文学偶像了。

5、“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聂卫平，围棋国手，金庸先生曾拜他为师。最后一面大概在十年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我正在广州参加围棋比赛，广东省外办（外事办公室）的人就告诉我，金庸托他们问，想要拜我为师学围棋。我专门赶到从化县和他见面。

他一见到我就说要拜师，一开始还要磕头。他比我大28岁，我说那哪儿行啊，磕头还得了啊？然后他就改成鞠大躬，行礼之后，我们就算是师徒了。他一直对围棋感兴趣，不光拜我，他还拜了很多老师。后来他是香港围棋协会会长，我们之间来往的就比较多了。

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我呢，一直叫他查先生。

我们俩其实没下过棋，我这个“师傅”是挂名的，我也知道他水平不是很高。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是前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炎黄杯”围棋比赛是我们三人发起的。

《天龙八部》里的珍珑棋局是金庸编出来的。他每天苦思苦想，在真实的棋局里，那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我这边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个高段位的业余爱好者，他给想出来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他非常得意，觉得这个虚构的情节在现实中能够实现，特别高兴。

他知道我喜欢吃大闸蟹，就请我到家里吃，我在他们家创过记录，一口气吃了13只。他们家两个佣人，我后来听他太太说第二天都给辞退了。因为我吃的时间长，吃了5个半小时，佣人就等得有点不耐烦，金庸不太满意。

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有一次我们在香港吃河豚，金庸说河豚有点危险，师傅不能先吃，得他先吃，吃了半个小时没事儿我再吃，其实正式营业的餐厅肯定没有毒的，但也让我很受感动。

平时聊天，他谈政治上的问题比较多，他关注时局。1985年前后，有次我去香港，他还托我给邓小平带过书，就是他那一套“飞雪连天射白鹿”。

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了。最后一次是个围棋活动，电视直播结束后，我们到山上聊了会天，问寒问暖的，其实就是中国人见面常说的那些俗套话，谁会想到以后就见不着了？

前两年有几次活动，听说他也去我挺高兴的，但是到了也没见到他，说是身体不太舒服，后面没有再见过了。

我是在北京的家里知道他去世消息的，心里不舒服，很难过，但是呢也有些思想准备。沈君山前些日子在他之前走了，这都是自然规律，没法抗拒。他是我围棋上的徒弟，但是从为人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说，我应该拜他为师才对。

他说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两百年后还有人看他的书，我认为他这个愿望用不着担心。他如果回首一生的话，应该是感觉不虚此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的金庸。

6、“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李喻（化名），香港记者， 2003年曾专访金庸，之后和金庸成为忘年交，最后一面在10月30日下午。

10月30日下午，我在养和医院见到查先生最后一面，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这几年他老人家一直有老人病，但一路都很稳定。去年圣诞节我们还一起过，几个朋友去他家吃饭，和他一起热闹。

2003年我认识查先生。我当时约查先生做访问，约了几个月，我已经快放弃了的时候，查先生的秘书打给我，让我过来，说查先生想见我。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我看过你做的采访，做的很好，如果你是《明报》的员工，我还是主管的话一定会给你升职加薪。

那天的访问我们本来是讲他的小说创作的，但正是香港非典爆发，于是就变成了讲时局，，特区政府管理问题等等。

我和查先生就因为这次访问相识，做了好朋友。对我来讲，他给我了很多扶持，一路都对我很好。在我整个记者的生涯中，他提点了我很多事情。

2004年台湾选举，连战宋楚瑜对阵，我很想约四个候选人访问，但约不到。当时查先生约我们几个朋友在香港君悦酒店喝下午茶，他就对我说，你生日快到了，你有什么愿望？我说我的愿望就是采访到这四个候选人。他说没问题。他马上让服务生拿了纸笔，写了封信给宋楚瑜。他没给我看信的内容，封上了信。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然后他说，你把信交给宋楚瑜，他会跟你做访问的。原来宋楚瑜家和查先生家是世交，很有交情。我就拿着这封信和我的主管讲，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去一次台湾，我拿着这封信很有信心。

我觉得可能到现在也没人试过，一个记者一个访问都没有约到，就去了台湾。当时我就想尽办法去见到了宋楚瑜，把信交给了他。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信里说了什么，我说是查先生让我给你的，宋楚瑜就当着一班人站在那里，在我面前拆了那封信看了，真像是武侠小说的情景。结果我很快就和宋楚瑜做了访问，接着宋楚瑜就问我，你需不需要跟连战做访问？我说需要，接着连战的助理就打给我了。

在我人生路上，我和查先生相处日子真的很短，只有十五年。但是他给我的帮助和教导是很多的，他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争气、做人不要怕辛苦。我真的很感激他。今天我很难过，很多人都打给我，现在我才觉得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但我又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是一个很后的后辈，在查先生一班朋友里我是最年轻的。我可以有缘跟他相聚，听他们讲故事，讲以前的事，真的好像在看一本武侠小说。我今晚真的很难睡得好，也很难相信今日之后从此永别了。

我曾写过一个爱情故事，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果，相爱的人阴阳分隔。我拿给他看，他就跟我说，这个故事写得好，但是太伤感了，happyending好一点。如果这本书有机会再版，我会听他的话，把故事变成一个happyending。人生已经有太多事情太伤心了，故事而已，应该开心一点。

（新京报记者朱若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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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鏡記
文／夏夢（中國香港）


坐在化裝室裏
片廠的沈天蔭廠長把我帶進化裝室，一位負責化裝的小姐來給我塗上第一抹油彩。我對着那一面大鏡子坐着，鏡子裏有我的臉。在我眼中，自己的臉。在我眼中，自己的臉竟非常陌生。有時，忽然漸漸縮小，遙遠遙遠的，看不清楚。有時，又放大了，逼近逼近，像一個魔影。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我的心理作用，而我的心裏，這時紊亂到了極點。化裝室裏來來往往有許多人，都把眼光投射到我身上，如果不是化裝小姐正在給我化裝，我的頭會低垂下去再也抬不起來。化裝檯前的這一張椅子是一個熱鍋，我便是那上面的螞蟻。

一小時之後，我已經坐在攝影棚裏了。開麥拉對着我，像要撲過來把我吞噬，幾十隻水銀燈，從四面八方打過來，聲心動魄。我以前站在一邊看人家在佈景面前演戲，不但神態自如，並且還在開拍之前有說有笑，而我，話時完全僵硬，不如怎樣是好。

劉姥姥進步大觀園
我試鏡頭的這一堂佈景是“新紅樓夢”不在拍戲的當兒，借來用一下的。我呆坐在那裏，李萍倩導演笑着走來，給我排了短短一段戲的地位。

李導演的名字，我在七八年前做小學生的時候就知道的，那是他已經是有了二十年聲名的導演。後來不知在什麼電影報刊上讀到過關於他的一段文字，說他工作時，嚴厲認真，並且脾氣很壞，對於不稱職的演員，常常毫不留情地指摘。當他沉着臉嚴肅指揮工作時，使人凜然。可是，他在我身旁坐下，對我說：“最要緊的，你千萬不要慌。第一是沉着，第二還是沉着。”他的語氣竟是那麼和藹可親，一付長者風度，對我非常熱心慈祥。他非常詳細地把這一段戲的內容說給我聽，教我怎樣把握劇中人的情感。（原來他一向熱心提拔新人，有許多位名演員，都是在他指揮下試鏡頭的，十年前，李麗華也是他試鏡頭。）劇中人是一個少婦，這一段話是一個人伏在沙發上對門外浴室中的丈夫說的。中間有幾句是回憶一些舊事，最後便是到浴室門口去喚叫丈夫。

我按照排定的地位，往沙發上一坐。李導演對我望瞭望，微微一笑，過來紏正了我的姿勢。這樣那樣，連手指怎樣都教了我。平時我衹覺得銀幕上的人物或坐或站，或靜或動，都那末隨便，現在我卻知道一點兒也不能馬虎，都是一定的道理，切合劇中人的身份，情感，鏡頭畫面的動人，與氣氛情調的合度。

一聲“開麥拉！”
試演了一遍，兩遍，三遍……終於李導演說：“行了。”我在幾十萬支強烈的燈光下，毫不留情的那一架開麥拉前，開始正式表演。李導演一聲“開麥拉！”一塊黑色的木板在開麥拉前“拍！”的一聲，全場寂靜，衹有一個人在說着話，演着戲。我的心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但是我竭力控制着自己。背誦得爛熟的臺詞，不知不覺地說了出來，（天知道我是怎樣說着的），衹聽得李導演又一聲“克脫！”我纔松了一口氣。

韓非的一句戲語
接着，我又試了三個鏡。完了之後，李導演、沈廠長他們陪我一起走出攝影棚，回化裝室洗去了油彩，走出來的時候，看到有好幾位大明星站在空場走道上。天黑了，那天晚上“方帽子”在另一個棚裏有戲，接到通告的人都已經到廠來了。我在他們面前走過，把頭低了下去——我這個懷着畏怯心情的人，怎敢對他們望一眼呢？可是，我感覺到他們都在對我望着。那一位比較矮一點的，我認得他是韓非先生，往我瞧一瞧，對他旁邊的一位說：

“這麼高的人，誰能跟她一塊兒演戲？”

我趕緊把臉旋轉到另一邊，忽忽地走了過去。這句話使我緊張了好幾天。直到後來，我被錄用了，並且派定演“禁婚記”中霞芝一角，是伍啟文的太太，而伍啟文，竟正是韓非飾演！我看到這張演員表的時候，不禁笑了出來。他說過誰能跟我一塊兒演戲，第一個便是他！我在銀幕上出現的第一個鏡頭，便是和他並肩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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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曾回忆金庸趣事：将巧克力藏在护士围裙，机智躲避太太搜查

2018-10-31 · 成都商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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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香江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也曾写下很多关于金庸的回忆。今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的新书《江湖老友》，其中的序就是金庸所写。金庸说，“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评价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汽车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貌。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肯定比我潇洒得多。”

　　

　　▲蔡澜与金庸

　　金庸说过，他喜欢和蔡澜交友交往，不仅仅是由于蔡澜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对他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若。“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冲大哥、段公子做朋友。”

　　蔡澜在文中专门有很多谈到与金庸的交往，下文摘录自《江湖老友》，提到金庸先生爱吃甜食，但是生过病后医生不允许吃，他偷吃巧克力被太太发现没收后，又把巧克力藏在护士围裙里的趣事。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陈谋

　　下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文/蔡澜

　　黄蓉想出来的食谱稀奇古怪，而作者金庸先生的饮食习惯却很正常。

　　“我和蔡澜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很相同。只是对于吃的，他叫的东西我一点也吃不惯。”有一次和金庸先生去吃广东粥面，他就这么说。

　　海鲜类金庸先生也没有兴趣。他爱吃肉，西餐牛扒绝对没有问题。一起去旅行时，到中国餐厅，他喜欢点酸辣汤，北方水饺也吃得惯。

　　上杭州餐厅和沪菜食肆，金庸先生不必看菜单，也可以如数家珍地一样样叫得出来。

　　至于水果，金庸先生最喜欢吃西瓜。这也是江浙人的习惯吧。我小时候就常听家父说他住上海的时候，西瓜商家是一担担买来请伙计吃的。不这么做就寒酸了。当年没有冰箱，把西瓜放进井里，夏天吃起来比较冰凉。

　　说到酒，据说金庸先生年轻时酒量不错，但我没看到他大量喝。来杯威士忌不过不加冰，净饮倒是常见。

　　近年来他喜欢喝点红酒。每次脱下眼镜后细看酒牌，所选的酒厂和年份都不错。有时喝到侍者推荐的好酒，也用心记下来。

　　吃饱了饭，大家闲聊时，金庸先生有些小动作很独特。他常用食指和中指各插上支牙签，当是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

　　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

　　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本人稀奇古怪，不然，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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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和查先生吃饭
2018-11-05 06:59 金庸/大家/人物


编者语：

蔡澜与金庸为多年老友，喜欢美食的他，免不了和朋友觥筹交错，大快朵颐。在这位美食家眼里，“大侠”金庸喜欢吃什么菜呢？敬请阅读。

文/蔡澜，图片/苏美璐
我们最尊敬的大师查良镛先生八十岁了，胃口还是那么好，真不容易。但是对食物，有固定的那几种，不像我那样什么都尝试。

“我和蔡澜有很多同好，吃则完全相反。”查先生曾经那么说。

查先生大方，曾经邀请我欧游数次，有一回在伦敦，我建议到黎巴嫩菜馆，吃了生羊肉，各类香料用得很重的菜。查先生微笑地陪伴着，坐在露天茶座，天气热，额上流汗，不举筷也不作声。当时我见到了真是不好意思，从此一块吃饭，不敢造次，永远是由他决定吃些什么。

查先生为江浙人，当然最爱吃江浙菜。广东菜也能接受，但只点大路的，像蒸鱼、炸子鸡等等。北方人的酸辣汤，也喜欢。

粤菜馆来来去去是那几家，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的，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吃惯了较为安逸。

至于日本料理，会来金枪鱼腩，两块海胆寿司，一大碗牛肉稻庭面，铁板烧也经常光顾。

说到牛肉，可是查先生的至爱，西餐店的一大块牛扒，吃得不亦乐乎。

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

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

查太太一直照顾着查先生的饮食，年纪大了，医生不让吃太甜。这刚好是查先生最喜欢的，我每次和他们吃饭，买了数瓶意大利MOSCARTO D’ASTI甜葡萄汽酒孝敬，查先生喝了对味，查太太也允许，就不再喝我们从前都喜欢的单麦威士忌了。记得当年一起吃饭，都爱叫一杯，查先生只在中间加了一块冰，拔兰地倒是少喝的。这点与倪匡兄又不一样，他只喝拔兰地，不懂得威士忌的乐趣。

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哩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水浒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常客之中有张敏仪，她也最崇拜查先生，每次相见都上前拥抱他老人家一番，才得罢休。也知道查先生最吃得惯江浙菜，常在上海总会宴客。

熏蛋也做得好，查先生喜爱的是饭后的八宝饭，煎过的最佳，一定多吞几口。

也不是所有的上海菜都合老人家胃口，曾经到过一家老字号，做出来的都走了味，查先生发了脾气，从此我们就不敢建议到那家人去吃了。

也有一回来了几个国内的名厨，表演淮扬菜，大家吃过之后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查太太带我们转到那酒店的咖啡室，叫了几客海南鸡饭，查先生吃了才笑了出来。

每到一处，总有酒店经理或闻风而至的书迷，带着金庸小说来请查先生签名，老人家也来者不拒。兴之所至，还问来者之名，用来题上两句诗，这种即兴的智慧，更令大家佩服到极点。

“天香楼”还是最信得过的杭州菜馆，查先生进餐地点大多数集中在他居住的港岛，不太过海来吃。但“天香楼”是例外，每次去，都叫老伙计，外号小宁波过来点菜，查先生如数家珍：马兰头、鸭舌、酱鸭为前菜，接着是烟熏黄鱼，或熏田鸡腿、炸鳝背、咸肉塌菜、龙井虾仁、西湖醋鱼、东坡肉、富贵鸡、云吞鸭汤。

正在等上菜时来杯真正的龙井，啃白瓜子，食前上一碟酱萝卜，也极为精采。这里的绍兴酒一流，查先生就不喝洋酒了。

吃得饱饱，最后上的酒酿丸子，里面还加了杭州少有的草莓，色泽诱人，酒糟味浓，可口之极，查先生爱的，都是甜。

到了夏天，查先生最喜欢吃西瓜，我也冒着被查太太责备的危险，从北海道捧了一个特大的，全黑色，打开了鲜红，是西瓜之王，查先生也很乖，只吃几小块。

秋天的大闸蟹，当然也吃，常在家里举行蟹宴，查太太一买就是几大箩，她本人也极为喜欢，但为了给查先生增寿，戒食之，拼命劝人多来几只，自己不动。查先生其实对大闸蟹也只是浅尝，喝得多的，是那杯加糖的姜茶。

一次刚动过小手术，查先生在家休养，咸的当然是一点也不能碰，每天三餐，只吃不加盐的蒸鱼，有日夜三更的护士照顾之下，身体复元得很快。

差不多恢复健康时，照样不准吃甜品，查先生偷偷地把一小条朱古力放进睡衣口袋，露出一小截来，给查太太发现了没收。甫入睡房，查先生再从护士的皮包中取出一条，偷偷地笑着吃光。（完）

文章来源：《江湖老友》，蔡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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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要出嫁
一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金庸先生时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做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它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先生从从容容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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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笔下的江湖老友金庸 喜欢点酸辣汤最爱吃江浙菜
2018-10-31 00:18 英雄/金庸/大家
原标题：蔡澜笔下的江湖老友金庸 喜欢点酸辣汤最爱吃江浙菜

金庸先生离世，一代传奇谢幕，媒体、社交媒体、朋友圈一片追思。“凡有华人居住，即知金庸武侠”，他构筑的武侠世界和那些性格迥异的人物，照亮几代人的青春路，点燃江湖梦的万丈光，人生可以如此畅快，也可以如此牺牲。

黄蓉用“玉笛谁家听落梅”、“好逑汤”、“二十四桥明月夜”诱洪七公收郭靖为徒的情景历历在目，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炫技般的食谱令人感慨生活竟可以如此讲究。读完之后，不禁对金庸先生的饮食爱好产生深深的好奇。

直到后来读到同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蔡澜曾否认才子称号：“才子是人家给的，我自己反对，而且金庸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在一起。他是一代宗师，我很尊重他。”）之作《江湖老友》中对金庸先生的描述才得以稍微了解。

在此节选美食家蔡澜《江湖老友》中的片段，供读者了解老友眼中的金庸。

——编者按

以下内容来源于《江湖老友》，作者蔡澜。

金庸稀奇古怪黄蓉想出来的食谱稀奇古怪，而作者金庸先生的饮食习惯却很正常。



“我和蔡澜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很相同。只是对于吃的，他叫的东西我一点也吃不惯。”有一次和金庸先生去吃广东粥面，他就这么说。海鲜类金庸先生也没有兴趣。他爱吃肉，西餐牛扒绝对没有问题。一起去旅行时，到中国餐厅，他喜欢点酸辣汤，北方水饺也吃得惯。上杭州餐厅和沪菜食肆，金庸先生不必看菜单，也可以如数家珍地一样样叫得出来。至于水果，金庸先生最喜欢吃西瓜。这也是江浙人的习惯吧。我小时候就常听家父说他住上海的时候，西瓜商家是一担担买来请伙计吃的。不这么做就寒酸了。当年没有冰箱，把西瓜放进井里，夏天吃起来比较冰凉。说到酒，据说金庸先生年轻时酒量不错，但我没看到他大量喝。来杯威士忌不过不加冰，净饮倒是常见。近年来他喜欢喝点红酒。每次脱下眼镜后细看酒牌，所选的酒厂和年份都不错。有时喝到侍者推荐的好酒，也用心记下来。吃饱了饭，大家闲聊时，金庸先生有些小动作很独特。他常用食指和中指各插上支牙签，当是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

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本人稀奇古怪。不然，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

查先生为江浙人，当然最爱吃江浙菜。广东菜也能接受，但只点大路的，像蒸鱼、炸子鸡等等。北方人喝的酸辣汤也喜欢。粤菜馆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家，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的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吃惯了较为安逸。至于日本料理，会来金枪鱼腩、两块海胆寿司、一大碗牛肉稻庭面。铁板烧也经常光顾。说到牛肉，可是查先生的至爱。西餐店的一大块牛扒，吃得不亦乐乎。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

查太太一直照顾着查先生的饮食。查先生年纪大了，医生不让吃太甜。而这刚好是查先生最喜欢的。我每次和他们吃饭，买了数瓶意大利MOSCARTOD’ASTI甜葡萄汽酒孝敬。查先生喝了对味，查太太也允许。就不再喝我们从前都喜欢的丹麦威士忌了。

记得当年一起吃饭，都爱叫一杯，查先生只在中间加了一块冰。白兰地倒是少喝了，这点与倪匡兄又不一样。他只喝白兰地，不懂得威士忌的乐趣。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里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水浒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常客之中有张敏仪，她也最崇拜查先生。每次相见都上前拥抱他老人家一番，才得罢休。也知道查先生最吃得惯江浙菜，常在上海总会宴客。那里的菜已不用猪油，但火筒翅是这酒家创出的，又香又浓，查先生喜欢。查太太与我则注重环保，不尝此味。熏蛋也做得好。查先生喜爱的是饭后的八宝饭，煎过的最佳，一定多吞几口。也不是所有的上海菜都合老人家胃口。曾经到过一家老字号，做出来的都走了味。查先生发了脾气，从此我们就不敢建议到那家店去吃了。也有一回来了几个国内的名厨，表演淮扬菜。大家吃过之后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查太太带我们转到那酒店的咖啡室，叫了几客海南鸡饭，查先生吃了才笑了出来。

每到一处，总有酒店经理或闻风而至的书迷带着金庸小说来请查先生签名，老人家也来者不拒。兴之所至，还问来者之名，用来题上两句诗。这种即兴的智慧，更令大家佩服到极点。“天香楼”还是最信得过的杭州菜馆。查先生进餐地点大多数集中在他居住的港岛，不太过海来吃。但“天香楼”是例外。每次去，都叫老伙计外号小宁波的过来点菜。查先生如数家珍：马兰头、鸭舌、酱鸭为前菜，接着是烟熏黄鱼，或熏田鸡腿、炸鳝背、咸肉塌菜、龙井虾仁、西湖醋鱼、东坡肉、富贵鸡、云吞鸭汤。正在等上菜时来杯真正的龙井，啃白瓜子。食前上一碟酱萝卜，也极为精彩。这里的绍兴酒一流，查先生就不喝洋酒了。

吃得饱饱，最后上的酒酿丸子。里面还加了杭州少有的草莓，色泽诱人，酒糟味浓，可口之极。查先生爱的，都是甜的。到了夏天，查先生最喜欢吃西瓜。我也曾冒着被查太太责备的危险，从北海道捧了一个特大的。全黑色，打开了鲜红，是西瓜之王。查先生也很乖，只吃几小块。

秋天的大闸蟹当然也吃。常在家里举行蟹宴，查太太一买就是几大箩。她本人也极为喜欢，但为了给查先生增寿，戒食之。拼命劝人多来几只，自己不动。查先生其实对大闸蟹也只是浅尝，喝得多的是那杯加糖的姜茶。一次刚动过小手术，查先生在家休养。咸的当然是一点也不能碰，每天三餐只吃不加盐的蒸鱼。有日夜三班的护士照顾之下，身体复原得很快。差不多恢复健康时，照样不准吃甜品。查先生偷偷地把一小条巧克力放进睡衣口袋，露出一小截来，给查太太发现了没收。甫入睡房，查先生再从护士的皮包中取出一条，偷偷地笑着吃光。

众人协作复原“二十四桥明月夜”

射雕英雄宴和金庸先生来台北，我是名副其实的“掹车边” （广东方言，即“搭顺风车”的意思。）如果说有点小贡献，那就是促成西华饭店主办的“射雕英雄宴” 。

事先远流出版社社长王荣文打电话给我，说出这个构想，要我组织一下。就找到了“镛记”的老板甘健成。甘老板拍心口：“你说什么都听你的。”这个承诺可不简单。我在他那里把菜试了一次又一次，忙得他团团乱转。最担心的是西华饭店的主厨不能配合。甘老板先派弟弟来台一次视察环境，发现当地大师傅烧的是粤菜，都是由香港来的。而且还在“镛记”的大厨手下拜过师。一切便容易解决。

材料问题，甘老板亲自来台北的街市看过，就地取材可也，只担心做“二十四桥明月夜”的金华火腿了。

这一道菜最刁钻，是黄蓉引诱洪七公的绝招。要把豆腐镶进火腿之中煮出。不被压扁吗？这是读者即刻想到的。甘老板和我研究了又研究，最后结论是依足书上写的，不会离谱。

先把整只金华火腿在三分之一处开了盖，再用电钻挖出二十四个小洞。用雪糕器具扒出圆形豆腐，先以火腿汤浸数小时再镶入火腿之中，铺上三分之一的盖。整只放入大蒸炉中炊之。上桌时掀开，热腾腾地挖豆腐来吃，十二人每位两粒。至于火腿，按照书上所讲——弃之不食。

酒由西华饭店调配，称之“九花玉露液” ，取自黄药师之配方。其他菜港台二地合作，计有“英雄豪杰响叮当” 、“矫若游龙掷金针” 、“玉笛谁家听落梅” 、“荷香飘溢叫化鸡” 、“驼山西毒五蛇羹” 、“北丐降龙十八掌” 、“岁寒三友聚一堂” 、“独步天下蛤蟆功” 、“桃花岛上百花开” 、“碧海潮生曲” 。

宴会一开，连台北市市长候选人王建煊和马英九等人都引来。算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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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老友》：蔡澜写人物文章中的精品
2015年08月19日13:44羊城晚报微博
《江湖老友》   蔡澜   广东人民出版社《江湖老友》   蔡澜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刚出道时，一度对香港文化入迷，尤其心折“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发愿要一一访问四人，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如今黄霑已逝，金倪退隐，唯独蔡澜还在云游江湖，一路不乏美食、美女、美景。世人称道蔡澜写食评、影评、游记皆妙，我尤爱读他写人的文章。我这十几年来也算在人物访谈和写作上刻苦琢磨，每见蔡澜写人物，不免望洋兴叹，叹服的是他的阅历和豁达。

　　蔡澜的新著《江湖老友》，是他写人物文章中的精品，所写者皆是我年轻时神往的人物：金庸、黄霑、倪匡、亦舒、黄永玉、古龙、张彻、胡金铨、蔡志忠……写人难，写名人更难。一个人一旦出名，自然有各路豪杰臧否。恭维有时未必得体，批评也不见得全出于公心。好像有一位大家说过：声名是误会的总和。而声名背后的苦乐，往往千人万人中，一人二人知。知心者，老友也。

　　金庸在《江湖老友》的序中说：“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汽车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貌。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肯定比我潇洒得多。”而蔡澜开篇就引了金庸的话：“我和蔡澜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很相同。只是对于吃的，他叫的东西我一点也吃不惯。”通过蔡澜近身的观察，我们才知道：“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本人稀奇古怪。不然，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

　　我很喜欢看蔡澜写和老友们吃吃喝喝的趣事。“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又说：“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里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水浒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蔡澜对亦舒很欣赏，写了许多信给她。其中有一封信，我多年前读到，即刻记住重点：“有一次到台北古龙家中做客，刚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古龙说：‘我写什么文字，出版商都接受：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四个老公，就能卖钱。’返港后遇查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他，查先生笑眯眯地说：‘我也能写：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为什么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在座的人即刻问。这就是叫做文章！”信中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网上有一妙句：“文似看胸不喜平”。

　　我个人的印象，蔡澜写倪匡、黄霑、古龙三人的文章，最是有情有趣。《黄霑再婚记》一篇，我看过好多遍，每一次都忍不住笑。而蔡澜讲黄霑的一个个笑话，我常常借来作为饭余的谈资，总能博得同座者一笑。写古龙的一篇中，蔡澜这么开玩笑：“古龙喝酒是一杯杯往喉咙中倒进去。是名副其实地‘倒’。不经口腔，直入肠胃。这一来当然醉，而大醉之后醒来，通常不在杨柳岸，也没有晓风残月，就是感到头大五六倍。他的头本来就很大，不必靠酒来帮忙，我想他喝了酒，别的部位也大了吧，不然怎么应付得了那群有经验的风尘女子？”在这些玩笑背后，也许只有知己才明白高手酒醒时的寂寞。

　　蔡澜早年在电影界工作，和著名导演和明星都有近距离接触，写起来全无隔靴搔痒之感。我最早读到《悼张彻》一篇，颇为震动。文章说：“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张彻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学到的是骂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后面又说：“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三十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但是蔡澜与张彻之间好像没有冲突过。张一有空就跑到蔡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偶尔也约金庸和倪匡一起去吃上海菜。病过之后，张照样每天拍戏。闲时又来蔡的办公室喝茶，向蔡说：“人在不如意时可以自修。”蔡在张鼓励之下做很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但张彻本人能劝人，自己却停留着。动作片的潮流更换了又更换，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等等，张彻的动作还是京剧北派式的打斗，一拳一脚。

　　2002年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发出“终身成就奖”给张彻时，看到他的照片，已觉惨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许见白头。我一方面很惦记他，一方面希望他早点离去。不能够平息心中的内疚，我只有怨毒地想：‘当年那么爱骂人，罪有应得！’”而蔡澜写《张彻的葬礼》，最妙的是这段：“两旁的一副对联是：‘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张彻写的《高山青》这首大家都会唱的歌，‘独臂’当然是说他的成名作《独臂刀》了。‘对得不错，是谁写的？’我问。大家都指着黄霑。怪不得，他的词写得那么好，对这对子没有问题。‘没人肯写，只有由我来了。’黄霑说，‘对完我打电话给倪匡问他的意见。’‘他怎么说？’我问。黄霑说：‘他大笑四声，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好了。”当黄霑逝世后，蔡澜送给黄霑的则是四个字：一笑西去。

　　蔡澜悼念另一位大导演胡金铨，用的是另一种笔法：“记得家父常说：‘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不见一件。’家中挂着一幅胡金铨的画，描写北京街头烧饼油条小贩的辛勤。他没有正式上过美术课，其实他也没有正式上过任何课，但样样精通。英文也是自修；画，是在摄影棚中随手捡来的手艺之一。”在这一点上，蔡澜的“样样精通”倒与胡金铨异曲同工。又说：“闲时胡金铨便读书，他属于过目不忘的那种人。金庸、倪匡都是。他们一谈《三国》，什么人的名字、穿什么衣服、说过什么话，都能一一背出。”由此可知，这些看似天才式的人物，都曾下过外人不知的苦功。

　　写明星，蔡澜笔法轻松，却带出不一般的成功之道。不管今天的成龙在观众心中形象如何，他早年的刻苦，在蔡澜写来，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如后藤久美子来拍《城市猎人》的时候，日本影迷认出是她，上前要求签名。她最初不瞅不睬，后来成龙向她说：“亲近影迷是我们做演员工作的一部分。”后藤久美子被点醒之后露出笑容，可爱得多。

　　蔡澜写洪金宝，特别点出洪喜欢做菜，而以下这个故事，是我喜欢听而蔡澜喜欢重复讲的：“话说洪金宝没有辣椒，叫太太高丽虹来我那借。我给了两颗最小但也最致命的Habanero，洪金宝看了以为我孤寒，将辣椒切丝后电话来了，他去听。听完顺道上洗手间，结果连肿三天。”

　　蔡澜写《卜少夫先生》，关于酒，与别人无异：“来了香港后遇见卜少夫先生，我这个无名小卒他不会认识。介绍之后，老先生把我抱得紧紧的：‘听朋友说你也爱喝酒。’后来数次的宴会中，我们都坐在一起，话题不离酒。卜少夫先生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但绝对不麻烦别人。醉后就笑嘻嘻回家。这一点我向他学习，也能像他那么喝了。”后面部分却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卜少夫先生的哥哥就是鼎鼎大名的无名氏先生，我们年轻时看他的书看得入迷，倪匡兄也很喜欢。听说无名氏来了香港，即刻请他到夜总会去泡舞女。无名氏先生抓着少女的手：‘这么年轻就堕入火坑，真可怜。’舞女瞪了无名氏先生一眼，逃之夭夭。”

　　读了《江湖老友》，不禁像蔡澜的老友倪匡一样大笑：哈哈哈哈！

　　8月17日早上，蔡澜将在南国书香节2号会议室和您畅谈一代风流人物，并签名售书。(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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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说，他反对人家叫他们“四大才子”，认为金庸和另外三人不在同一水准：“金庸先生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放在一起，他是一代宗师，我很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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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问黄霑：在文人当中有没有你很服气的人？   金庸写的东西我很服气，我非常服气，都是用三千多个方块字，为什么他可以写成这样子

黄霑：写书写歌靠真性情——zt
　　
　　
　　 我写了个《不文集》，1973年在周刊上面登，1983年把它结集成书，卖到现在大概有62版了吧，具体多少册我不知道，但版税很少，人家以为我发了财。事实上在香港写书绝不能发财，包括金庸在内。金庸发财是因为他办报办得很成功，他写的武侠小说，盗版都赚钱。没有几个人用笔会发财的，香港真的没有。
　　　　我还写了不少歌，能够拿得出手的歌词，10%都没有。我这个人不谦虚，不过我有一点比别人强，我是比较真的一个人，虽然我非常能虚伪，虚伪到怕人，虚伪到自己都恨自己，但我还有一个很宝贵的性情，能真的时候尽量很真，虽然有时候会得罪人，有时候令人家很恨，但我还是保留这个，今年我61岁了，好像还保留着一点真，已经遗留得不多了，但是能保留就不错。
　　
　　　　其实《忘记他》是我的第一首歌，我蛮喜欢。我拿一个歌来，真的，一个多小时就写得出来，因为太熟，看见一个音我就知道这个字能不能填进去，韵我也很熟。在我写的比较流行的二三十首歌曲中，像《问我》、《沧海一声笑》都是这样。

　　
　　　　写《上海滩》是非常赶的，这是一首很流畅的歌，我写了20分钟，差不多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首歌。那时候没有传真机，我跟顾嘉辉是打电话合作的，他在那边：“mi半拍so半拍一个小节la三拍”，把歌唱出来，我就抄下，唱一次给他听，他再唱一次，对对有没有错。早上两点钟打电话，我两点二十分就写好了。我没有去过上海，就想：黄浦江出海有没有浪？可能没有浪吧，大江出来应该是很平静的。一开始就写浪奔浪流，到底有没有呢？——翻书。找了两本书，看到早上六点，上海什么哈同花园，静安寺路都知道了，就是不知道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那天已经要录音了，下午六点就要演唱，那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白天还在上班，六点钟录音棚那边打电话来说：“黄霑，很好，这个歌很好！那个配乐很好！”后来我到上海，跑到黄浦江边一看，江里有浪，船开得快，后面就有人字浪。
　　
　　　　再就是写《沧海一声笑》时，四十几岁了，写得很沧桑。我心里总是有点沧桑感，从小就有这种感觉。我是老头的脑袋，少年的心，更老的身体，很差劲，很惨。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小调的，都是一个短调。短调都比较沧桑，比较悲凉，我写大调不是不行，但总是觉得讲不出自己心里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已经非常不喜欢进入小调了。因为每一首歌出来都是小调，写个大调的行不行？不行，到现在还是小调。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心里面还是很沧桑，很悲凉，很沉郁的一个味道，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念中文系，读的古书太多。故人苏轼也有这种沧桑感，李白也有。总是有这个味道，就是江山未改，英雄已经淘尽的沧桑感。
　　
　　　　我还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不过我寂寞的时候，我躲。从前就不一样，从前一个农夫在田里干活，一天见不到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寂寞。因为他觉得跟天地非常地融合。现在不同了，我写的歌曲跨度有30年，许多影星、歌星都已经老去，但是我的歌还在，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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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其实人间尽耳聋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霑。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霑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霑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你何必这样做呢？”黄霑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霑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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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早年相交莫逆，据闻当年黄霑与林燕妮之间轰轰烈烈的那场“单相思”，金庸可说是完完全全参与其中。1988年除夕，黄霑据称是在金庸家中跪地向林燕妮求婚，金庸还特地送上一副对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沾朝雨共君永年”祝贺。



黄霑和金庸都是香港的大才子，两个人也有一些私交，可是后来两个人却公开手撕对方。事情的起因是1997年香港大选的时候，黄霑和金庸分别支持了不同的竞选者。金庸怒骂黄霑是收了别人的钱，才替别人站台的。这件事彻底惹火黄霑，黄霑在媒体面前怒骂金庸，指责他搬弄是非，诬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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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除夕夜，黄霑找来金庸证婚，与林燕妮举行了法律上没有效用的婚礼。金庸草拟婚书，更挥毫写了一副颇为情色的对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黄霑当众跪下求婚，林燕妮在半推半就下幸福地说了一句“我愿意”。随后，黄霑在报章上登出两人结婚的喜讯。
黄霑和林燕妮都是金庸非常信赖的《明报》专栏作家。1974年，拥有美国柏克莱大学学士学位的林燕妮，一回香港就受到《明报》主编金庸的赏识，在该报开设专栏“懒洋洋的下午”。专栏一直是最具香港代表性的文字载体，在当时影响力就好比今天的自媒体。林燕妮不仅有才，年轻时也很漂亮，圆脸大眼娇憨可爱，习练多年芭蕾，身材婀娜多姿。金庸认为她的为人如文字，直率，清新，洒脱。
黄霑原名黄湛森，1941年出生在广州，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他196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曾先后从业广告、电影、音乐，又曾担任电台、电视台主持人，无论曲词、文笔及口才均极为了得，且才思敏捷，故坊间把黄霑与金庸、倪匡和蔡澜合称“香港四大才子”，他还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
十六年前，13岁的小歌星华娃参加业余歌手比赛时，19岁的黄霑是为她伴奏的乐队鼓手。两人因此相识，并在相恋了7年后结婚。在他们九年的婚姻生活中，生有两子一女。但就在华娃第三次怀孕期间，黄霑却移情别恋、婚内出轨。黄霑移情别恋的对象，正是林燕妮。
1975年2月，美国的迪斯尼乐园表演团赴香港演出，演出分为中、英两种版本，当时已经在业界声名大振的黄霑获邀填写粤语歌词，著名女作家林燕妮则负责撰写台词和对白。演出成功举办之后，由黄霑填词的许多歌曲红极一时。当时，《明报周刊》以能独家刊载该批曲词为荣。
由此开始，黄霑就非常仰慕林燕妮。他对金庸说：“香港一般的才女都有一股小家子气，而林燕妮身上没有。”能够将林燕妮与众不同的一面看得如此之准，证明黄霑的确非常懂她。黄霑横跨词人、专栏作家、音乐家等等多种身份，是香港流行文化之父，的确是大才子，林燕妮当然架不住他的魅力攻势。1976年8月，电影《跳灰》首映，片中由黄霑作词的主题曲《问我》迅速流行，林燕妮也在其明报专栏对《问我》大加赞赏。
这黄霑狂追林燕妮，华娃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眼见自己的多番努力仍不能唤回丈夫躁动的心，便坚决地宣布与黄霑分开，移民去了加拿大，但直至1987 年5月两人才正式离婚。
黄霑与林燕妮恋爱后，两人联手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成就了香港文化界的一段佳话。这是广告业的黄金年代，一句广告语就能帮助一个公司在亚洲打开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尽管黄霑是广告业老经验，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广告业，但林燕妮在构思广告语的能力上被认为不差于黄霑，“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这句广告语便出自她和黄霑手笔。
第一个广告，他大赞，黄霑说，是林燕妮做的，第二个，他再度赞扬，黄霑说，这也是林燕妮想的，“从此这个老板只肯见我，不需要见黄霑了。”林燕妮说。
林燕妮一直称，黄霑欠她一个名分。她曾透露，和黄霑在一起的十四年里，前八年黄霑都并未离婚，虽然嘴上同太太提出离婚，其实一直没离过，并老是找借口来敷衍自己。于是，黄霑多次求婚，林燕妮就是不答应。黄霑便使出狠招：请德高望重的金庸证婚。
林燕妮曾在“懒洋洋的下午”专栏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她“一辈子最怕团体，和被人分门别类”，而她最大的愿望是“保持一个自由的灵魂。我的肉身可以被人拥有，我的双肩可以被很多责任压着，但是灵魂，它是我唯一的财产，我不会让任何人把它锁起来。”这就是林燕妮，极聪明又不受约束，所以才会不顾世俗眼光接受黄霑的追求。

大年初一，金庸证婚的第二天，林燕妮反悔了。她在报章上登出个人声明，指责黄某人所公开的消息只是其一厢情愿，与她毫不相干。
1985到1986年，这段时间正是“黄与林”出现问题的时候。因当时他生意失败心情极差，不知情的林燕妮却出席珠宝展并购买一件过百万的皮草，令他气得一走了之，虽然事后他十分后悔，努力挽回，两人还是在1990年10月分手，十多年的爱侣变成了怨侣。
金庸满心欢喜做了“月老”，不料做成的却是一场爱情游戏。
如此合拍的一对，经历过金庸的证婚和定婚等事件，在世人眼中早就会相守一生，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分手？金庸以此询问林燕妮。
林燕妮曾在一个报纸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给黄霑的信》，回答这个问题：“和你一起十多年，我是真的想要个名份，但每次都是无限期的等待，想结婚的念头也随着拍拖（恋爱）太久而失去，所以分手是必然的结局。”其实，两人分手的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婚外情”。黄霑与他的秘书小姐产生了感情。这让林燕妮不能接受，况且这位秘书还是自己介绍给他的。
1991年，黄霑拿到香港歌坛的最高荣誉、殿堂奖项金针奖。在颁奖礼上，黄霑即场向林燕妮发表爱的宣言：“我要求港台允许我多请一个人出席，但她没有到，她是我音乐作品的灵感来源，人生伴侣，是我人生最爱的一个女人，我爱她更甚于生我的妈咪，亦甚于同我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我希望这个奖以及以后的奖都献给她，我要同林燕妮讲：我最爱女人，我一生中不可以再爱一个女人好似爱你这么深！”可是林燕妮并没有理会，黄霑送到她家的金针奖也遭退回。

林燕妮说：“感情上我是一匹野马，希望爱我的他能骑得住我”，黄霑却没能成为降服这匹野马的那个骑手。
“黄与林”才子佳人的故事结束之后，1999年，林燕妮到韩国寺院禅修，每天吃青菜白饭，扫地打坐八个钟点，她说自己参透了爱情，“我想我的问题，不是我没感情，是我太看重感情，变成了一种执着。”还说禅修时脑海浮现出黄霑的面容，忍不住笑了出来，顿时参悟，原来一切皆是游戏一场。
她在之前的一个个人专栏中写道：“下辈子不要再做林燕妮了，实在是太辛苦了，只想做一个傻傻的，有老公疼爱的女人。”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3 18:1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30 22:41 编辑

悼念金庸 | 胡文辉：江湖寥落尔安归

原创： 上海书评上海书评3天前

金庸


文︱胡文辉


乍闻金庸去世的消息，我的反应是平静的。毕竟久已听到他病笃的可靠消息；毕竟我跟他向无一面之缘，他于我终是距离遥远的大人先生；毕竟当他在世时，已早早走进了历史；毕竟他身名俱泰，功德圆满。如王安石祭欧阳修所言：“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稍后《南方都市报》记者找我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从文学上，怎么看金庸？这是个老话题了，显然也是个“大坑”，但我不想回避。我答：在我个人来说，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不论雅俗，不论纯文学俗文学。

我知道，一定有人齿冷的，而我也觉得辩如不辩。在此，书被催成墨未浓，我只想简单地谈两点。

据我所知，二十世纪前半叶，也即民国时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是张恨水，最有声望的时评家是张季鸾。张恨水的小说，是附庸于报纸副刊而写作的，他与张季鸾，分别因应了读者的两种需求，代表了近代报业的两个面向，但都可谓报业的高峰。而金庸以一己之力，既写武侠，复论政治，居然成就了张恨水、张季鸾两人的功业，这无疑是一个报人的极致，一个文人的极致！

一部中国报业史，去今不过百余年，而自互联网横空出世以来，却已春光不再，且再不会有春去又春回的机会。这样，就可以断然地说，从报业立场来看，金庸不仅前无古人，也必后无来者。金庸一去，报史飘零。我们将迎来后金庸的时代，也将迎来后报纸的时代。

谈到香港，谈到香港的文化，大都会标举饶宗颐和金庸两人，事实上，他们也确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在文化学术上的最高结晶。而饶、金之间，一雅一俗，各趋一端，正应了爱因斯坦与卓别林的一个著名段子：爱因斯坦说卓别林了不起，“你的电影世上人人都看得懂”。卓别林也说爱因斯坦了不起，“相对论世上没几个人看得懂”。在我看来，饶先生是带有旧派作风的学者，论博学固世无其伦，可也有博而多失的毛病，则其著述专深冷僻未尝不是好事，反正神龙见首不见尾，“没几个人看得懂”；相比之下，金庸就像海洋馆里的一头巨鲸，“人人都看得懂”， 得经受四面八方的挑剔眼光， 如此犹能享盛名垂半世纪而不坠，显然是更加困难的。我想，真正最能代表香港、代表香港文化者，并世更无二人，独有金庸而已。

饶先生是今年年初仙逝的，而金先生踽踽随之，两大文化巨星一时俱谢，香港是愈加寂寞了。尤其金庸一去，香港更失去了它的金色光环——这是一座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无法弥补的。扯旗山下，维港水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最后，谨以挽联一副，代馨香一缕，敬献于金先生：

恨水娱人，季鸾议政，
文学新闻兼一手；

华山论剑，古墓倾情，
英雄儿女各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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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笑别，江湖传世——惜别金庸先生

精典书店今天

金 庸
（原名：查良镛）
1924.3.10——2018.10.30

“



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
可他没有办法悄然，他的仙去引起了过去两日华人世界最广泛的纪念。

查先生在华文世界的影响力，对于60—90年代生的人，即便没读过其小说，多少都曾看过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知道其中的一招一式——乾坤大挪移、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查先生以他的笔触，给数亿华人构筑了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理想世界。

除去武侠小说家的身份，查先生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报人，创办的《明报》声名赫赫。历史学家傅国涌评价说：“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影响，是一样的重要。”

得知查先生仙去消息，好友倪匡先是不相信，询问消息来源，待得确认之后，低叹：“他的小说，古今中外第一人，为人好到不得了，他出报纸找我写稿相识差不多60年，我们一直是朋友，各方面都投契…人一定要去，他的作品永远都在…”

作家马家辉在消息出来1小时后，在其社交网络上写下“人生海海，大侠小侠，巨人常人，都，一，样。查先生”。

作家陶杰说，他走的时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外孙女）的视频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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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浮世335
11月2日 22:37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连城诀》过于光明的结尾是用干浆糊粘上去的，稍微碰一下就掉了。不这样写，金庸和读者可能都会受不了——因为大家明知或许受不了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李静睿的昨日世界
重看了一遍连城诀，不知道1963年金庸经历了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阴森森黑漆漆的故事，简直像比较简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让我痛苦的两件事书里都齐了：好人蒙冤屈，弱者受欺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地狱是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这本书里的大部分人就是这样，活着也是深陷炼狱。相较之下丁典和凌霜华的结局倒不是那么差，墙头那一盆花比酷刑和死亡更了不起。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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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刚才在凤凰卫视的《全球联线》谈金庸先生。金庸先生故去，二十世纪后半叶华人最重要的作家离开了世界。他的武侠小说把这种传统的类型推到了新的高度，带到了现代。他的杰出的叙事能力，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对历史与文化的深彻理解，对人性的独到的体会，都让他的作品一直是全球的华人读者实实在在的最爱。他的小说让处在二十世纪剧烈变化中的华人感受了中国式的想象力的当代魅力。在冲击之中，他的中国的情怀让他有了自己别样的力量。他当然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但又在新文学之外别开生面地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留下了传统在二十世纪新的展开的现实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在现代的魅力有更多信心。他让普通的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一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世界。斯人已去，但他的作品会永远留下来，成为华人社会和中文文化的经典。他启示我们的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一旦经历了转化，会有何等的神采。金庸先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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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睿的昨日世界
金庸数十年的写作，其实就是让自己的主角逐步从集体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郭靖只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萧峰就开始质疑用民族区分个体有何意义，再到令狐冲，他看到权力和欲望对人心的腐蚀，正道与魔教并无区别，一个人唯有摆脱任何一种集体标签，方能争得自由，最后到了韦小宝，一切都消解了，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人生唯有运气而已。愿金庸离开的时候，他的内心能停留在令狐冲这里，既有坚持，也得自由。

刚和萧老师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为金庸认真吵了一架，因为他喜欢杨过而我喜欢令狐冲，他说令狐冲软弱而我说杨过自私，吵得气是气的呀，好几个小时才勉强和好，到现在这个话题还只能绕过去，不然又得吵一次。我想象不出有比这更成功的作家了，一百年后应该还有热恋情侣为“赵敏和黄蓉谁更聪明”和“王语嫣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段誉”吵到摔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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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哀惜金庸
2018-10-31 18:41:42

我说过，前一百年，后一百年，写武侠小说的，大概不会有谁超得过金庸。
他在武侠套路之中，加入了更多的人情世态，善恶炎凉，文化历史，地域风情，社会沧桑，还有，性格命运。
读《笑傲江湖》读到一位资深侠金盆洗手仪式没有做完就被对立面真刀真枪杀将过来，读到主人公音乐上的知音好友，由于门派不同，只有在重伤将死时候才合作奏响了感人的乐曲，还有他书中将受疑的无辜者赶出教门故事，我都落了泪。虽然新中国前我曾熟读宫白羽、郑证因、还珠楼主……读武侠而落泪，仅此而已。
2003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讲课，有两次机会与金先生对谈。一次在学校讲人生哲学，他支持我的“好人有所不为，坏人无所不为”的说法。在三联书店谈我的《红楼梦》评点本的时候，他也同意我对胡适嘲笑衔玉情节的微词。我感谢他的支持。
他温文尔雅，才华横溢，他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个能做事、大成功的人。他的去世在中国一国四地与全世界华文阅读圈子内，引起了普遍的悲伤与怀念。
金庸大侠走好！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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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松周
10月31日 01:57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我真正覺得有點成就的是寫小說。說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賺錢的生意人；說辦報，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歡迎的報紙。《明報》辦得好也是因為有自由的環境配合。小說不同， 一百年之後或者還有人看呢。希望以後別人怎樣評價我？我想，如果後人說我是這個時期「一個很受歡迎的中國小說家』，我已經心滿意足了。」——金庸。
我相信，一百年二百年後，人們仍然會著迷於金庸小說。而今天絕大部分作家，都會被人遺忘。收起全文d


保松周
10月30日 20:43 来自 微博 weibo.com
今天下午上完課，離開課室，便得悉金庸先生走了。心裡有說不出的惆悵，不自禁想起年少時讀金庸小說的許多片段。我算是大陸第一代讀金庸小說的人，說他是我的人生啟蒙者也不為過。曾經寫過這樣一篇文字，現貼上來，紀念查先生，也紀念那段美好的讀書時光。金庸先生，謝謝。

閱讀的月色
周保松

在我的少年时期，真正令我读得如痴如醉且难以自拔的，只有两位作家，那就是金庸和琼瑶。多年后回望，我甚至觉得，没有他们，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

先说金庸。我是什么时候迷上金庸的呢？这背后有个故事。那时是八十年代，李连杰刚拍了《少林寺》，全国为之疯狂，每个男孩都迷上武术，人人幻想自己有天也能成为武林高手。其时有本月刊叫《武林》，正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每期十多页。我读了几期后，开始泥足深陷，读完一期就痴痴的等下一期。

如果有书瘾这回事，金庸就是令我上瘾的书毒。

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一旦拿起来，你就不可能放得下，脑里无时无刻都是书中情节，世间所有事情都再也见不到。不幸的是，读了几期后，可能是版权问题，连载便消失了。这真是害苦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金庸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可找到他的书，但我知道，没有了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我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

又过了一段时日，我认识的一位同样嗜书成迷的高年级同学，有天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金庸。原来当时镇上有家地下租书铺，专门出租港台原版武侠小说，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主，是店主专门托人从香港偷购回来。书铺不开门营业，必须有熟人介绍。在那个年代，出租这些港台图书，是有风险的。

我仍然隐约记得，第一次去那家书铺，就是由那位高年级同学陪同。屋子晦暗，里面除了书，什么也没有。或者准确一点说，全是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而且全部用牛皮纸包上封面，看上去一点不起眼。当时我心想，妈呀，如果有天堂，这里就是。

店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不苛言笑，直接告诉我，留下押金十元，书租两毛钱一天，每次只准租一册，而且必须低调，不能告诉别人书从哪里来。“两毛钱一天”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租看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最多也就几块零用钱。

那怎么办？我必须一天读完一册。这些书都是繁体字啊？没关系，看不懂就猜。但要上课啊？也不要紧，那就逃课吧。跷去哪里？跑去学校后山的橡胶林，那里风凉水冷，人迹罕至。不怕老师处罚吗？我当时帮自己立了条规矩，一定不可以逃班主任的课。至于其他老师的，只要和班长做些“私人协调”，跷一两节课然后偷偷溜回课室，是可以“特事特办”的。

那真是十分快乐的读书岁月。我沉迷或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记得读到《神雕侠侣》时，真个神魂颠倒，一分钟也停不下来，于是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时，我过份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书，边骑边读。回到家，看小说可是死罪。那怎么办？于是我晚上就躲到公共厕所看。公厕有电灯，家人又不会发现，绝对是好地方。唯美中不足的，是不能看得太久，而不是厕所太臭。

这样的疯狂岁月，维持了一年多，我就跟着家人移民香港。来港的那年夏天，在深水埗北河街的木板隔间房，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四处观光，而是去楼下租书店，将金庸一本一本搬回家，一次过过足瘾。再后来，我知道公立图书馆原来也有武侠小说，于是我去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也完完整整读了一遍。

第二位我喜欢的作家，是琼瑶。我忘记了是怎样发现琼瑶的，反正来香港后，我很快喜欢上台湾文学，读了不少如三毛、琦君、张晓风、白先勇、司马中原的作品，但他们的吸引力都及不上琼瑶。原因不用多说，当时情窦初开，琼瑶的小说是另一种教人上瘾的书毒。《窗外》、《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彩霞满天》和《心有千千结》等，我一本接着一本，和书中男女主角同悲同喜，顾影自怜，不能自已。

读琼瑶和读金庸是两种不同的体验。金庸的书，会陶冶你的侠士气慨。琼瑶的书，却特别容易令人忧伤。是自作多情也好，是强说愁也好，反正你就是快乐不起来。那种忧伤的郁结，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上了大学才慢慢好转。

读琼瑶和金庸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他们令我爱上中国旧诗词。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经常提及李煜、李清照、柳永、苏轼、辛弃疾等，我遂顺着这些线索，逐个去找他们的作品来读，甚至主动背了不少。这种自愿的用功，和在学校里为了考试而背，实在是两种境界。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读他们的书。事实上，我知道有不少人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读金庸或琼瑶长大的。我不仅没有这种负担，而且很感激他们，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如果有些作家，在你成长的阶段，能令你整个人投入其中并与之同悲共喜，这不是很幸福的事吗？！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一旦见过，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会自己主动向前寻找你阅读的桃花源。

现在人到中年，回过头看，我发觉少年时代这些杂乱无章的、兴之所至的、狼吞虎咽的阅读，对我后来的思考、写作甚至做人，较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响可能还要大。我知道有不少人的阅读方式，是颇为精打细算和讲求效益的，例如一定要知道某本书对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有什么用处，才愿意将书打开。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最快乐最忘我的阅读，往往不是这样。

这些年少时光离我很远了。许多早年读过的书，现在都已记忆模糊。有时候我不禁自问，那些年的阅读，对今天的我还有多大影响。然后我发觉，影响远远大于我的想象。这事从何说起呢？

让我举个例子。我自小喜欢赏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天上有月，我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两相对望一会，然后心里自然泛起某种哀愁，又或脑里自然念记起某些人。我最初也奇怪，后来便明白，那和我自小的阅读有关。

试想想，细味过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或“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百千回后，你看到的月，和那些从来没读过的人，怎么可能还再一样？！

月是一样的月，看月的人，却有别样情怀；而情怀，是你的阅读岁月沉淀而成的月色。也许这就是文化。你读过的书，不知不觉走进你的生命，铺成你的底蕴，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你的生活，丰富你的情感，并默默引领你前行。

阅读的美好，就在这里。

* 文章收在《小王子的領悟》（理想國・上海三聯，2018)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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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航读《神雕》的时候写道：《神雕》故事在《射雕》后，代价就是有人觉得黄蓉不再可爱，黄老邪也没那么峻拔了。但我看到杨过守护洪七公，依恋欧阳锋，与黄老邪平辈论交，跟老顽童也能玩到一起，还能帮帮一灯瑛姑裘千仞，就觉射雕英雄们活到神雕，还有这么个年轻人值得遇见，甚好。人生贵在任性而领情，过儿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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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在《绾霞山房》一文中写道：“都是旷世的畅销作家，克里斯蒂和弗莱明却比不上金庸学问扎实，创意高迈，足智多谋，文字考究：金庸先生是殿堂偏厅里的贵客，品茶聊天，挥洒风生，雅俗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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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江湖网
10月30日 20:36 来自 iPhone客户端
去年得知金庸因帕金森等病入院治疗，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就遽归道山。 1993年，老先生谈到香港回归时，曾说：“我相信我不会再有25年的寿命。”他一生预测政治时事，极少失算，没想到对自己的寿元，也一准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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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老师说元史界比较喜欢金庸，虽然是虚构， 但写出了时代的精神（大意）。原话见《读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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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艺侬
06年射雕事故，各电视台虽然签了购买合同，但全部终止付款，导致公司现金流中断，我没想太多，咬牙一股作气，07年倾尽全力筹备射雕复拍，当时，某卫视主任提醒我，你们的版权是不是到期了，已经有下家在洽谈射雕改编权，并且跟电视台在签署购买合同了。我说我们只要开拍了，就没有限制关机时间，主任又提醒我，坊间传言太多，市场闹双胞，你还是有风险，别人都说你们复拍困难太多，不连戏了……
当时，我马上联系银河出版社的总经理Peggy约见金庸先生，次日飞往香港，与金庸先生会面。
金庸先生非常耐心的听了事情始末，问Peggy，下家的合同你们签了吗？Peggy说已经盖章了，但手续没办完，金庸先生让Peggy停掉一切手续，他问我，你还要多久的版权期？我说半年就够了，金庸先生说：一年吧！
我激动了半天，告诉Peggy无论续签是什么条件，我们都没问题，老先生突然在一旁说：不用！我不收钱！
然后他拿起笔和纸，亲自草拟了续签协议，让Peggy 打印出来，当场签字盖章！
我捧着一份协议、两张鼓励的纸片，物轻，情义却是千万斤重。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是绝望的时候，大侠飘然而至，仗义相助，坚定你的信念！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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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柯
11月3日 23:35 来自 iPhone X
顺着友博西区兄的图，到金庸生前好友李纯恩微博看了。李生这两天频繁发文透露细节，金庸最后两个月全身插管，想留遗言无人懂。
未免令人悲叹，一代宗师，最后仍然身不由己。吾辈如活到八九十岁，必得早留遗书，绝不插管。
世上如有敢于成全父执辈体面离去的子女，也必定是大智慧大勇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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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 、查懋忠），是1951 年 4 月 26 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

后来有关方面纠正了错误。这件事距离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

这是金庸的一大伤心事。只因为他前些年自己公开写了这事，不然，我也感觉不忍心说。

查树勋先生是不是地主呢？是地主。

众所周知，他的家族，是浙江海宁当地的名门望族，祠堂上还挂着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到金庸出生的时候，家里据说已经没落了，但还是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金庸弟弟的回忆里说，家里的宅子是五进的大院，有90多间房子，有大花园，在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

二
但金庸的父亲还不是个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

查树勋生于1897年，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

因为现在没有这所学校了，大家可能不了解。震旦大学和后来的复旦大学渊源很深的。后来马相伯先生办复旦大学，意思就是要“复兴震旦”。（另一说是来自于《卿云歌》）

建国后，震旦大学被肢解了，院系被分散并入复旦、交大、同济等学校。

其实，不但父亲是个高材生，金庸的两位伯父也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二伯是当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大伯是清朝的秀才。

在当时的落后的中国，查树勋是典型的精英，中西结合的人物。据称他曾鼓励金庸说，你表哥徐志摩读剑桥，你以后也要上剑桥。

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说，叫做《圣诞颂歌》，内容是讲一个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

想想看吧，一个出生于19世纪的中国的父亲，给孩子过圣诞节，送礼居然能送出狄更斯的小说来，还不是《双城记》《雾都孤儿》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到今天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圣诞颂歌》。

你能看得出这个父亲的视野和文化品位。到今天，我们很多父亲都送不出这样的礼物来吧。

说到这里，很惭愧，出版社送了我一套《圣诞颂歌》，到今天都没拆开来读。

三
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

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

根据《文史月刊》赖晨文章介绍，查家把 1000 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请地方官把这些田另立了户名，登记注册。

这些义田是上好的良田，旱涝保收的。扣除赋税和损耗后，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 石，变卖后按月周济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会视年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

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

当时他们镇的金竺庄上有一个穷秀才，叫杨良丰，儿子杨德举考上了震旦大学，杨良丰太过激动，发病死了。由于家里太穷，只能用破箱子改了棺材，遗体停在房里。

查树勋听说之后，带着管家前往，重新给杨秀才置办了棺木，从查氏的田地里划了一块作墓地，从义庄出钱安葬了杨秀才。之后又资助了杨德举的学费。杨德举毕业后曾在南京银行任职，后来又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

四
变故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

当时“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搞“杀、关、管”。镇反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查树勋的罪行，但他一贯为人很好，周济乡里，受到尊敬，没有人揭发他。最后，邻村有一个残匪出来揭发他窝藏。

最终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四个：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造谣破坏，决定以不法地主罪，予以枪决。

“抗粮”是怎么来的呢？目前看到最详细的解释，是1948年解放前，当地受了灾，国民党政府又要抓粮，催征催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农协会组织“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查树勋是地主，当然也成了“抗粮”的对象。

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收公粮，查树勋的粮在佃户手上，自己的义庄便少交了。所以说他“抗粮”根本是个错误。后来80年代纠正了。其它的几项罪名也都是不实的。

1951 年 4 月 26 日，查树勋被枪决。当天，不换衣服，不赏酒饭，绑到龙头阁小学操场，4人一批，立即枪毙。人被处死后，妻子顾秀英才知道消息，赶来时丈夫已横尸操场边。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坟头。

后来几十年间，顾秀英一直多方奔走申诉，称丈夫无辜。

金庸当时正在香港《大公报》上班，听到消息，悲痛万分，哭了好几天。很多年后，他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这件事：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就是金庸的小名。

五
30年后，金庸的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

1981年，邓小平有了那一个著名的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很快地，7月18日，他接见了金庸，地点是在大会堂福建厅。交谈中，他提起了金庸父亲的事，表达了歉意，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后来居然有文章说，金庸“残忍”，连这种事都算了，没人性。 我怀疑这人不是地球上来的，是外星人，没有地球人的脑子和判断。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又隔了30年，不算了你怎么办呢。

这一次大会堂的接见后，浙江海宁当地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调查组, 对金庸父亲查树勋30年前被杀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 年 7 月 23 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 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那一年，查树勋的妻子顾秀英73岁，她在生前看到了丈夫的平反。4年后老人去世。

六
最后说一句，金庸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总是缺位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找爸爸。大家可以去读熊太行的相关文章。

杨过找爸爸，乔峰找爸爸，段誉找爸爸，虚竹找爸爸，石破天找爸爸，张无忌找义父。所有人都在找爸爸。

在写这些小说的时间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诞颂歌》，他一直带在身旁。（完）

参考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侠坛巨擘：金庸与新武侠小说研究史料辑》等”。（转）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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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父亲被枪决的前前后后

富大集团9月27日

一、“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查树勋（一说为查枢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给起的。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上，恭恭敬敬地悬挂着一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为查家御书的一副对联。在康熙御书旁边，记录着查家的功名榜，上面记载着几十位在各朝各代有功名的查氏族人，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在康熙一朝有两位，一是康熙的侍从大臣查升，二是翰林院编修、著名诗人查慎行；雍正时则有礼部侍郎查嗣庭（查慎行弟）。当时查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金庸祖父查文清1886年考取进士，曾经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后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其膝下除查树勋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个大家庭。查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其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材生。
查文清因为丹阳教案被革除职务，回乡闲居。经过一番变故，到了金庸父亲这一代，查家已经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查文清死后，留下一些家宅和田地。到金庸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查树勋是中国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毕业生，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他不再恪守先辈从文的传统，一改而从商。22岁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抗战期间，大来钱庄毁于炮火，使他一度心灰意懒，无心再做生意。直到晚年，他才重整旗鼓，再度经营查家钱庄——义庄。

二、金庸之父查树勋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周济宗亲，兴办教育
　　
查氏义庄始建于1825年，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教育。查氏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查氏子孙将其视为祖产，请地方官将其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良田，旱涝保收。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石，将其变卖成银元，再由管理人员买米，按月发给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视年成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他还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本镇金竺庄有个穷秀才的儿子杨德举考取了震旦大学，穷秀才乐极生悲，激动之下竟然心脏病发作死亡。查树勋听说后，带着管家前往，买了一副上好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换来墓地，择日安葬了杨秀才，费用从义庄支付。几日后，他又让人送给杨德举一笔钱，作为其学费。


1914年，查树勋娶19岁的徐禄为妻，徐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堂姑母，即徐禄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徐禄读过私塾，不仅知书达理，喜弄诗文，而且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闲暇时，她总是手不释卷，研读把玩，读书成为其怡情消遣的方式。查树勋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二女（即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良绣、良璇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军侵入江南，他的家乡惨遭轰炸，查树勋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性痢疾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

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的1940年，查树勋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顾秀英是位贤妻良母，对丈夫唯谨唯慎，处处谦让；对前房和亲生的儿女，没有亲疏之别，给予同等的母爱。解放初，查树勋早逝。1958年，在无粮无柴的岁月里，她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她对儿女们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顾秀英于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查树勋对金庸相当怜爱，同时对他给予厚望。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圣诞颂歌》作为圣诞礼物。此书讲的是一个冷酷的守财奴的故事。在一个圣诞之夜，守财奴史克鲁奇遇到了从前与他合伙的一个死者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接下来就开始讲述他的这三次游历。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小金庸，直到成年，他还把此书带到身边，每当圣诞夜就拿出来读上几页。

查树勋看到儿子一天到晚看书，不喜欢运动游戏，体质羸弱，很担心，便常带他去野游，带他放风筝、骑自行车。但金庸对这些兴趣不大，只是敷衍了事。无奈之下，查树勋想到了妹妹查玉芳，她爱好舞剑，便将金庸交给她管教。查玉芳常和天南海北的女侠聚会，金庸耳染目濡，也喜欢起武侠小说。他后来所写的众多武侠小说中，那众多女侠展示的那些剑式名称，很多是听姑妈和她的侠友们讲的。

三、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力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审查。

不久，查树勋被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后，从上到下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加快，他被升格为“关”的对象。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其罪行，可他一贯行善积德，对村民友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最后邻村一个残匪揭发他窝藏。于是，他进入“杀”的名单。给他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其实，“抗粮”是谬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粮食在佃农手里，佃农自己交了，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顾秀英弟弟（浙南山区残匪）曾在其家躲藏了几天。“图谋杀害干部”指的是那支招来的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年后，金庸大妹查良琇说出了那支的真相：继母顾秀英弟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将一支偷偷藏在姐姐家后院的粮库内。这事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压根就没见过。不料，顾秀英弟弟把此事泄露给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开向袁花镇查树勋所办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操场后，4人一批，立即枪毙。金庸继母事后才知道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

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丈夫死后的30多年里，多方申诉，为其平反而奔走。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就查树勋重判案的《刑事判决书》云：“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至于藏匿一节，情节上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5 23:0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1-5 23:21 编辑

毛尖悼金庸︱就此别过

原创： 上海书评上海书评今天

金庸


文︱毛 尖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离世。当天晚上，重看郭襄告别杨过和小龙女章节，重看《天龙八部》中，萧峰段誉虚竹三人，在天下英雄面前义结金兰共赴生死章节，看到半夜，返回去再看一遍《神雕侠侣》结尾，一夜无眠。

从来没有成为金庸小说主人公的郭襄很有风骨，甚至可以说，郭襄这个角色拯救了整部《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在郭襄面前，几乎降维。《神雕》最后——

郭襄回头过来，见张君宝头上伤口兀自汨汨流血，于是从怀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张君宝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谢，却见郭襄眼中泪光莹莹，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为甚么伤心，道谢的言辞竟此便说不出口。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神雕侠侣》结尾《华山之巅》插图

十六岁郭襄，风陵渡口遇杨过，从此心里没有过别人。杨过给她三枚金针可以救她危厄，她三枚都用在了杨过身上。第一枚请他摘下面具让她看看真面貌；第二求杨过在她十六岁生日时候去看她；第三次杨过试图殉情小龙女她请他不要寻短见。杨过遵守然诺，“力之所及，无不从命”，郭襄生日，他为她打扫乱世战场送出三战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烟花放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刹那用光她一生欢愉，当代文学史里最浪漫的生日成为最荒凉的起点，从此她天涯漂泊无终点，虽然最后成为一代峨眉宗师，给嫡传弟子取的名字还是“风陵”。

十六岁的我们看着十六岁的郭襄，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少年其实不能完全体会杨过小龙女携手离开后的秋风秋月秋鸦，不过，在那个年纪读到这样的片段，却莫名其妙让我们理解了一个物理定律，所谓能量守恒，我们无师自通地明白，在故事中提前幸福了的人，最后都会被命运惩罚。襄阳城烟花有多灿烂，郭襄的一生就有多寂寥，但是，多么好的郭襄啊，就算一生没法幸福，还是要祝福神雕侠找到小龙女。这样的姑娘，今天没有了，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们相信郭襄，我们不仅相信她，而且相信自己也会这么做。

基本上，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而回头想想，我们这一代可以算是新中国最精神分裂又最有包容力的一代。《神雕侠侣》中，坏了小龙女清白的人叫尹志平，班上姓尹的男生一整年都抬不起头，下了课，姓杨的男生们就压着姓尹的，一边乱喊“淫贼”，而杨过风流，引得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和郭襄寂灭一生，却没人会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样骂他渣男。杨过离开，程英安慰无双，“三妹，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有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段话，也被用来安慰我们自己。英雄就可以为所欲为，英雄就可以离开我们，告别六七十年代无懈可击的人头马后，金庸的大侠填补进来，用似乎更加人性的方式把我们弄得经脉乱转。

我们自己的青春期遇到新中国的青春期，那确乎是一个神采飞扬又兵荒马乱的时辰。我们跋扈又颠沛，有时候帝王般出发一人拿一把扫帚准备跟隔壁弄堂的小帮派火拼，结果被人家的神仙姐姐两句话就拿下，然后商量一起上少林寺寻扫地僧，筹备了一个星期，也就我表弟从外婆那里偷了点全国粮票，不过走不成也不算打击，反正心在江湖人在江湖，我们用各种方式和金庸发生关系，我抄过白皮书版的《射雕英雄传》，我表弟抄过缺页的《笑傲江湖》，而为了配得上内容的豪阔，我们剪了白床单用浆糊和封面贴在一起，深深觉得最高等级的《葵花宝典》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肉身上盖下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终于读书热来了，一夜之间看金庸莫名地显得版本有点低。我们把《鹿鼎记》推入书架深处，买来很多一辈子没有打开过的海德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学习高冷技术，乱动感情的少年时代突然被收纳起来，我们学习不煽情不失控不哭不闹不出走，但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好奇尼采疯狂的人生着迷海德格尔的情人，这是一个狼奔豕突各种碎片来不及整理的时代，但所有的碎片都在我们的磁盘里。如此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说不清是装逼还是已经过尽千帆，我们遇到小津安二郎的时候，确实在他的不动声色前缴械，《东京物语》后半程，相伴一辈子的老伴去世，笠智众走到户外，一天地的白日太阳，一世界的生生不息，老头站在一块可以俯瞰大海和市区的平地上，用家常的语调说了句，“多么美丽的早晨啊”，然后一个空镜，艳阳。河流。船只。灯笼。他妈的我们立马被小津打得肾虚，如此进入中年。

如此，我们进入自以为版本升级了的中年，中产阶级冷淡美学把我们训练得人模狗样。好像相思已经成灰，好像已经铁心石肠。然后，他们说，这一次，金庸，你，真的死了。

你死了。

久未检视的生活排山倒海回到眼前，此起彼伏的金庸迷在网上应声而起，这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次集结号，我们把你灌溉在我们身上的泪水还给你。千里茫茫若梦，双眸粲粲如星。塞上牛羊空许约，烛畔鬓云有旧盟。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大家在网上接龙金庸，我们拾起少年时代没有被弯曲过的动词，没有被折扣过的形容词，我们拿掉这些年的面具，最后一次，我们暴雨般把自己甩出去，我们向你奔腾而去，每个词都不愿落后，我们曾经慌张退场的抒情能力在这一刻，突围而出挣脱自己的墓志铭。在这一刻，我们重新回到童年身体，世界白云苍狗，但是我们的初歌还能继续弹唱，甚至可以更放肆地弹唱。去你的声色不动，去你的温润如玉，这一刻，我们重新成为八十年代之子。

江山笑烟雨遥，让世界嘲讽我们只剩一襟晚照的豪情吧，说到底，不是金庸写得有多好，是我们在最好的年纪撞上他，就算我们郭襄一样集体出了家，四十年后练的也是黑沼灵狐，一招关乎杨过的武功。这是我们这一代和金庸的相遇，因为对方的存在，“一棵树已经生长得超出他自己”。本质上，我们是新中国最后一代民间抒情强人，我们借着少年时代的这口气，穿山越岭，三十年后还有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可能是这个干燥时代的最后的风陵渡。

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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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发文悼金庸 透露自己数日来屡次举笔难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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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克发文悼金庸，透露自己数日来屡次举笔难成文]香港著名导演徐克5日发《人面桃花江湖地，飞雪连天俱惘然》一文悼念10月30日去世的金庸先生。徐克在文中表示，几天以来几次提笔想写下纪念文字，屡屡词不达意。他透露自己10岁时就开始看金庸小说。对金庸的逝世徐克表示“先生浩瀚精神，傲视天下之大义，临泰山崩塌不惧之大勇，知极难而不退的勇气，迄今仍笼罩我辈创作领域。”（北青报记者肖扬）全文如下↓

　　《人面桃花江湖地，飞雪连天俱惘然》

　　哀悉金庸先生辞世，对这位一代武侠文学盟主之逍遥而去，数日心情不能平伏，屡屡举笔难尽己感。回顾十岁时时拿起第一本先生的小说，从此追读畅阅，不胜激慨。

　　先生著作游刃于我中国文化、历史虚实之间，成就文学武侠，挟无疆创意驰骋天地，携壮志宏观导人仁于侠，妙笔描绘奇人高手云集，巾帼出众令人刮目相看，骇世神功引喻讽刺空前，侠义传奇豪情波澜壮阔，传世巨著遍游四海，陪伴不同年代成长超过半个世纪，经典神作已影响深远。先生浩瀚精神，傲视天下之大义，临泰山崩塌不惧之大勇，知极难而不退的勇气，迄今仍笼罩我辈创作领域。

　　如今，先生留下的这块江湖天地，我辈记忆不减，只惜先生音容宛在，无限感慨，一切记忆永存后世。

　　沧海笑唱浮沉浪，书剑风雨說江湖，嗟伤侠影今已往，桃花虽在亦黯然。

　　徐克 2018年11月5日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6 00:1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31 21:23 编辑

金庸研究专家陈志明发文：中国文化进入“后金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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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金庸研究专家陈志明先生授权本号独家发布。
文 陈志明
2018年10月30 日，下午两点，一代文学巨匠、《明报》创办人金庸先生，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享年94岁。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金庸二公子查传倜说：“下午走的，很安详。”《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说：“他的家人一直守护在身边。”消息传出，全球各路媒体蜂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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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左）与潘耀明（右）是多年好友
随即就有朋友打电话来，让我谈谈对金庸先生的印象和采访他的经过。说实话，我并没有采访过他，在浙江大学见过他一次，本来计划访问，但他是众星捧月的状态，一直没有时间，我又比较遵守规则，严格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老老实实等待。不像有些媒体同行，围追堵截。所以别家媒体都有话说，只有我没有采到独家消息。多年后，我有机会访问许嘉璐先生，当时许先生也在现场。借助许先生的回忆，我才有可能逐渐还原当时的情形。
后来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但因准备不足，一些太专业的学术问题一时无法开头，也没有进行的太深入。所以如果从媒体角度，我不算专业媒体人，是不及格的。

本文作者陈志明（左）采访许嘉璐
但我很想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说几句话。
在此之前，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自己也许还有机会接触到查先生，还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聊天、对话，自己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疑惑，或者小心得、小见解，都还有可能当面向他求教、请益。查先生去世后，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这就使得很多研究者放弃了幻想，接下来只有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文本和文献研究。

金庸先生在书房
有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我曾经和多位研究金庸的学者交谈，大家就某个话题进行讨论，说到最后，没有答案，往往说一句：“还是希望有机会当面向金庸先生求教吧”。我本人也有很多疑惑，积攒了若干条，存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时刻准备着能再有机会请问查先生，但很明确再也没机会了。所以我说，接下来大家会丢掉幻想，老老实实回归到文本，疑难问题，也只能自己去面对、去解决了。
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进入了“后金庸时代”。
说“中国文化”而不说“中国文学”，是因为查先生对这个时代影响太大，文学之外，还包括新闻出版、报刊传媒、影视娱乐、学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金庸作品人物东方不败
我曾经和作家谢国有讨论，约定每人说一句话，来概括查先生的成就。我说：“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任督二脉，一个作家只有读通了金庸，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一流高手之境”。这句话是就文学创作而言，认为一个文学青年，如果立志要当作家，前提条件或者说“捷径”，就是读通金庸小说。
谢国有很认同，他说：“这句话无法超越，我只好换个角度”。他想了想，随即说：“从文化结构的层面来看，金庸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我听了由衷赞同，认为他总结的更到位。
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改造，五四以来喊了整整一百年。但真正能够改造国民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国民性起到改造作用的，远的不说，近数十年只有寥寥一二人，其中一位就是金庸。

金庸先生手迹
查先生靠他的小说，对几代中国人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此象“仁者无敌”、“君子和而不同”等这些古代智慧，才能使大众耳熟能详；而当今社会日渐稀缺的“侠义精神”，也只有在他这儿才能够找回。金庸小说，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原乡。
在反复修改小说的过程中，查先生经常被自己感动。他多次提到，自己在修改某一段时，常常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伤心，而忍不住落泪。有些人认为这是老年人特有的多愁善感，因为上年纪的人很容易情绪波动，或者欢喜，或者悲伤。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文学落泪，能够为艺术所表达、所渲染的气氛落泪，是因为他内心有着足够多的真诚与善良。

青年金庸（左一）
就在金庸先生辞世的消息传出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留言，称自己“忍不住哭了”、“忍不住落泪了”，或者“呆呆的坐着，有想哭的感觉”等。我知道，这不是大家常说的“矫情”，更不是个人情感的廉价宣泄，而是一种情难自已、情不自禁，是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情动于衷”。
只有深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如丧考妣般的锥心之痛。
金庸先生写过很多篇社评，对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很强大的，很难被攻破。但实际上，这个强大的人，坚硬的外壳下面，藏着一颗柔软的心。他天真、可爱、执着。有时还会闹小脾气，毫不遮掩自己的情绪。他对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看法，但他深藏心底的悲悯，却从未改变过。是这样一位儒雅的长者，用一颗最原初的本心，呵护着中国文化。

金庸特别喜欢的影星夏梦
在确认查先生辞世的消息属实之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金庸先生辞世，大星垂陨，一个时代谢幕。”有朋友随即悄悄告诉我：“‘垂陨’这个词好像没有”，言下之意是这个词是我生造的，不能用。我偏偏不改，说：“我感觉只有这两个字，才能表达查先生的重要。”又说：“查先生能为我们创造一个世界，我难道就不能为他创造一个词吗？”
2018年10月31日


本文作者陈志明先生
【作者简介】陈志明，学者，金庸研究专家。严家炎先生关门弟子。著名出版人。1976年生，河南安阳人。著有《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07年）、《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续编》（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08年）、《金庸笔下的兵法奇谋》（东方出版社，2008年）；编著有《金庸论争实录》（全四册）；编有《金庸访谈录》等。曾策划出版《中华文化复兴方阵》书系（人民日报出版社）、《近代中国人物自述书系》（人民日报出版社）、《近代中国人物轶事书系》（人民日报出版社）、《近代中国人物追忆书系》（人民日报出版社）。担任《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第一辑15册，河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兼主编。《中国历代人物演义书系》（第一辑30册，中国戏剧出版社）策划兼主编。《齐如山全集》（全15册，中国戏剧岀版社）策划兼主编。《连雅堂先生全集》（全15册，台海出版社）策划兼主编。评论金庸的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人民日报出版社传记编辑室第一任主任，系列出版物《看金庸》执行主编，曾为央视张纪中版《鹿鼎记》担任学术顾问。是近年来金庸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与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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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一代人的“立法者”，写下20世纪华人文化思想史
冯庆
导语：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据其次子透露，金庸先生离世时很安详，家人都在身边。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六十年来，金庸的小说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堪称一代人的“立法者”。

在学者冯庆看来，金庸试图重新讲述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核心精神。其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背后是华人民族文化认同，反清复明的重复和瓦解背后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文明冲突。具体而言，《射雕英雄传》与50年代香港左翼思潮下的民族独立倾向相一致；《神雕侠侣》中对郭靖黄蓉民族英雄形象的颠覆则体现了金庸与左翼之间关系的恶化；60年代的《倚天屠龙记》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以“情”代“仇”，为冷战时期朝“亚洲四小龙”奋斗的香港市民提供了走出中华民族屈辱与复仇情结的道路；集大成者《天龙八部》及此后的作品又进一步将情爱也于以消解，以佛道代宋明儒学，向迈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读者们提供了面对风险社会生活需仰赖的佛道庄禅的“心法” ……由此观之，金庸的创作史，就是一部20世纪华人文化思想史。

金庸

如果要问，在当代华人社会中，能引起最大范围共鸣的作家是谁，许多人都会首先想到金庸。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金庸的创作早已不能仅仅在“武侠小说”的范畴内进行理解。尽管他所缔造的江湖天地建立在虚构和“戏说”之上，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历史书写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观念深深地投映到那些沉醉于其美轮美奂江湖叙事的读者的心中，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

叙事动机：身世之谜与复仇复国

90年代中期，厦门大学周宁教授曾在《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一文里指出，金庸小说中存在普遍的叙事动机，那就是还原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一主题必须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身世之谜实则是华人民族文化认同之谜，武侠小说则是实现这种认同的文学仪式。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思考：除了“身世之谜”外，是否还有别的叙事动机，能够更好地反映金庸小说自身的发展历程？金庸的写作客观上是要实现何种具体的文化认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首先了解金庸本人所处的创作语境、简单地梳理他在作品中呈现的基本思考路径。在完成这样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追问，该如何给予“金庸小说”这一文化现象在伦理价值维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出身海宁查氏的金庸，自幼便熟悉同为海宁大族的陈氏与乾隆帝的野史传奇，这构成了他撰写处女作《书剑恩仇录》（1955）的基本契机。《书剑恩仇录》的核心叙事虽可以说是陈家洛与乾隆的身世之谜，但如果从整体观之，不难发现，这部书的真正主角并非陈家洛一人，而是所有红花会豪杰。《书剑恩仇录》试图描写的，是一众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江湖英雄的群像，这就与金庸的最后一部同样描写江湖群像的作品《鹿鼎记》（1969）构成了呼应：金庸小说的有机序列以红花会故事始，天地会故事终，在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金庸不断追问“反清复明”叙事的正当性。如果看到“反清复明”是红花会、天地会等民间江湖组织朝向当政者的集体复仇，那么就不难发现“身世之谜”之外的另一条金庸小说的主线，那就是复仇-复国动机的不断重复、弥散甚至是瓦解。


《书剑恩仇录》
叙事主题：文明冲突与民族独立

金庸讲述的大多数故事发生在北宋以后，也就是说，金庸试图展示的“江湖”与“恩仇”，并非要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总结，而是要应对唯有宋元明清朝的近古中国才会遭遇的根本问题——文明冲突。正如邱志杰在《金庸古龙笔记》中论及的，金庸受到汤因比历史观的影响，对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千年冲突试图进行全面反思。《书剑恩仇录》中的反清复明、《射雕英雄传》（1957）中的华夷之辨、《天龙八部》（1963）中的胡汉分限……尽管都有着共同的民族主题，但金庸在每部小说中给出的应对却各有不同。《书剑恩仇录》试图用乾隆与陈家洛的血缘关系与贤君明臣的儒家框架来消解满汉冲突，与此相伴的，则是红花会江湖好汉彼此情义在漫长复仇过程中的逐渐瓦解。这种悲剧的处理方式也就奠定了金庸完全不同于传统“尊王、攘夷、大复仇”的春秋侠义叙事的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基调。

在《碧血剑》（1956）中，“复仇”的主线叙事再次被提出，但同时又显得并不那么“重要”，袁承志的复仇显得格外华而不实：家国情义所推动的复仇生涯，轻而易举地在儿女情长中化为乌有；这也在隐性主角金蛇郎君因投身情爱而最终无法复仇的故事中得到了预示。“爱上仇人的女儿”的桥段，甚至构成了《雪山飞狐》（1959）中“胡斐那一刀斩还是不斩？”这一著名开放式结局的导火索。金庸旨在向现代的读者传达的信息也就昭然若揭：在自然的男女爱欲和个人的快乐生活面前，苦大仇深的生存方式显得毫无魅力；反过来，如果“情”最终能够克服“仇”，“仇”也就毫无必要。传统武侠复仇故事的义理就此被所谓“开放式结局”解构殆尽。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之作，其中对游牧文明的美德的称颂也是明显的，但同时也高标了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民族独立精神。这与50年代香港受到左翼思潮影响而盛行的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倾向是一致的，继承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的主调造就了金庸书中少见的正气凛然。但在不久后，由于和左翼之间关系的恶化，金庸在《神雕侠侣》（1959）中，又安排反叛青年杨过来透视并颠覆郭靖黄蓉的民族英雄形象。杨过与郭靖同样面对复仇的主题，但都最后走出了仇恨，只不过郭靖用平和的心态找到了更加远大的生存目标，愤激的杨过则经历了沉重的精神虚无和自我放逐的历程。最后，杨过找到的解救方案是“至情至性”与侠义正道的弥合。在这个意义上，“生死相许”的《神雕侠侣》的主题在于对“情”的抒发和本体化。通过让抒情的个人主义者来承担民族英雄的角色，金庸可以说凭一手之力将中国通俗小说自三、四十年代继承下来的反殖民的集体的民族主义叙事彻底扭转为个人如何借助自我成长经验来面对文明冲突的“新叙事”，这种叙事显然与五、六十年代的东西方冷战局势更加契合。


《射雕英雄传》
叙事逻辑：个人主义与恩怨消解

《倚天屠龙记》（1961）则用另一种更加虚无的佛道逻辑笼罩恩怨情仇。在张无忌的复仇历程中，郭靖式的福缘与正气和杨过式的坚忍和激昂都不再构成主题推进的线索，冥冥中的“命运”开始彻底构成新的主角。张无忌在源自波斯草原文明的明教教义面前产生了彷徨，又和蒙古人赵敏实现和亲，为郭靖开启的“靖康耻”的民族冲突叙事划下了句号。这一切都彰显了金庸一如既往的化解文明冲突与仇怨的愿景。“屠龙”和“倚天”的对立正是基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武林至尊”与基于佛道个体超脱理想的“江湖隐士”之间的对立：一旦前者失范，后者则会跳出逍遥状态，对前者提出规训与警戒。这也就是屠龙刀主复仇者谢逊最后为少林寺三僧的佛法救赎的情节的隐喻。金庸此举旨在克服由近古以来宋明儒学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结，用“齐物平等”的佛道精神对其进行平衡。这与章太炎-周氏兄弟等浙江籍现代思想家解决民国建立以后如何促进共和民主的思路比较一致。只是，章太炎和鲁迅都有拳拳爱国之心，未尝放弃了“复仇”的“儒行”，金庸则与个人主义的周作人在气质上更加接近。


《倚天屠龙记》
在《天龙八部》（1963）里，这种消解民族复仇的诉求体现得更加明显。乔峰、段誉、虚竹、慕容复等人的“命运悲剧”之上，是所谓佛法无边对“贪嗔痴”的包容与化解。对应“阿修罗”的慕容复的“复国”同样是“复仇”，但却显得虚幻幼稚；对应“天人”的乔峰的“复仇”并不幼稚，但最终却因命运作弄变得“不可能”。金庸就此彻底用一套“佛法”为冷战时期朝向“亚洲四小龙”奋斗的香港市民提供了走出中华民族屈辱与复仇情结的道路，其中包含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想象，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构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浪漫生活指南，其核心则是吸取了部分传统资源的新自由主义。

于是，在《天龙八部》之后，金庸小说迎来了著名的“历史终结”时期：无论《连城诀》（1963）、《侠客行》（1965）还是《笑傲江湖》（1967），都不再有明显的历史现场，用金庸自己的解释，这些表现江湖中险恶、荒诞、丑陋、虚无一面的叙事，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唯一的自我救赎方案，则是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追求属己的情爱与理趣维度的体验，最终走出任何世俗维度的“大义”和“恩仇”。懵懂无知的石破天对侠客岛秘密的洞悉暗示了“天真”的重要性，凭借侠义之心刺破权力黑暗雾霾的令狐冲则最终沉浸在《清心普善咒》中，这都向迈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读者们提供了面对风险社会生活需仰赖的佛道庄禅的“心法”。


《天龙八部》
叙事转变：奇遇、情爱与反讽

明确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条与时势紧密结合的以“情”代“仇”、以佛道代宋明儒学的思想线索，就不难发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小说中人物的传统亲缘裙带关系遭到了逐渐的淡化和剥离。从红花会十多人的结义联盟在金庸的叙事笔法中逐渐瓦解的故事伊始，“江湖”依靠复兴家国的理想和兄弟义气而实现的组织关系就遭到了质疑。从《碧血剑》里袁承志一度仰赖的情感质朴真挚的华山派师门，到射雕中的“七怪”、“七子”、“五绝”，长辈、宗派与传统在江湖故事中的重要性当然得到了显著的描摹，尤其是师承关系构成绝学传递序列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显著。可以说，金庸非常清楚这种江湖伦理及其背后的儒家精神的意义。然而，主人公如袁承志和郭靖跳出名门正派、因奇遇而习得非正统（金蛇郎君、九阴真经）绝学武功的桥段，则暗示了家法师承可能遭到的颠覆。

进入《神雕侠侣》的时代，金庸则将“奇遇”的逻辑发挥到极致，让杨过随时随地都能遇到欧阳锋和洪七公，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上乘武功，同时又赋予这一人物激进的伦理诉求，让他通过迎娶小龙女破除辈分师承的光晕，同时颠覆对“名门正派”的美好幻想。在《倚天屠龙记》里，华夏“名门正派”再度遭遇辛辣的讽刺，来自异邦的“魔教”的边缘形象则得到美化，甚至承担了重建家国的历史任务。这显然与金庸本人的政治立场有关。由于明教的组织关系并非依赖师承和门派，而是依赖信仰，这等同于暗示了新旧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比。与此同时，在整部小说中，“国破家亡”的历史现实隐而不发，郭靖黄蓉寄托儒家保家卫国伦理的屠龙刀异化为江湖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此相应的则是辈分关系开始淡化，但情感的真诚则开始上升，张翠山和殷素素、张无忌与赵敏、张无忌和谢逊、杨逍与纪晓芙、殷梨亭与杨不悔等人超越正邪、敌我、辈分的亲情与爱情关系最终克服了传统伦理，构成了神魔立场分裂之后唯一的人际关系维护基础。


《神雕侠侣》
接下来，金庸小说进入到一个集中以中短篇幅从事浪漫主义抒情阶段，在这些浪漫主义浓厚的作品里，传统江湖故事的正邪善恶观都不再具有稳定的叙事意涵。《鸳鸯刀》（1961）中的“夫妻刀法”和《白马啸西风》（1961）中固执的少女痴情都着重凸显情感的真诚与个体自觉等现代市民气质。《连城诀》（1963）则在浓黑的迫害和复仇故事中彻底破除了“师门”与结义关系的所有光彩，最后则以大雪山上虚无缥缈的情爱作为狄云存在于世的唯一寄托。

到了集大成之作《天龙八部》里，金庸则进一步将情爱也于以消解，以一种类史诗的笔法描写众生群像，通过乔峰、段誉、虚竹追究身世之谜的历程，悉数剥离一切对家国大义、亲情、爱情的美好幻想，凸显生命存在背后的苦与悲，只留下一种彻底的机缘主义来解释世间万事。无论是在“无明”遭遇“梦姑”的“摩呼罗迦”虚竹，还是《侠客行》里“纯天然”的石破天，都完全靠命运获得福报。被建立功业所束缚的慕容复和欲望过剩的石中玉，则最后都收获虚无。金庸旨在教育读者：在暗无天日的红尘俗世中，人类不妨顺其自然，让自己跟随机缘、任意东西，消解一切强烈的主体追求，享受自己既有的“小确幸”。

写于世界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时期的《笑傲江湖》与《鹿鼎记》，则回过头来进一步描写政治生活的天然邪恶。在整个《笑傲江湖》的系统中，金庸除了影射现实，还通过“自宫”的隐喻点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法理中对自然人性的扼杀。林平之的悲惨命运与无底线的复仇反过来则对“复仇”本身的意义造成了哲学高度的威胁：为了复仇，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幸福，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否值得？相应地，随性无欲的令狐冲在遭逢身体的严重创伤和爱情、友情、亲情等方面的连续绝望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保存自己仅有的一点温情，与任盈盈一起隐逸山林。


《笑傲江湖》
尽管如此，令狐冲还愿意以一种英雄姿态维护恒山派的弱小空间，让自己承担政治上的角色。但在《鹿鼎记》里，这种政治担当却全部成为利己考量下的伪装：因机缘巧合而成功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韦小宝成为朝堂与江湖社会中最终的胜利者，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的反讽与颠覆，其所反映的除了是《水浒传》、《金瓶梅》到清朝谴责小说的精神，还包括香港的新市民文化精神：一个低俗的欲望主体凭借机巧与冲劲的胜利故事，远远比古代大侠尊师重道、保家卫国的悲剧故事更有吸引力。与《倚天屠龙记》相呼应的一夫多妻情节，则直接揭示了传统文化背后的情欲基础。通过对金庸笔下这一欲望主体的体认，香港市民精神的根基最终得到了奠定。

但最后，金庸依然让《鹿鼎记》保留在武侠小说的序列当中，通过描述低劣主体韦小宝对陈近南和天地会众人的天然敬重，留下了一个传神的“义气”尾巴，作为全部江湖伦理的基本依靠。无论是与《书剑恩仇录》首尾呼应的天地会故事，还是嬉笑怒骂里掩藏不了的人性光辉，都并非简单的某种猎奇趣味的呈现，而是要重新讲述一条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核心精神。在江湖的语境中，这样的叙事除了迎合，更多的还是劝诫，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与规划：虽然伟大和高尚的生活态度并非每个俗世个体所能承担的，但我们未尝不可保持对他们的敬重，认同他们担当的“大义”和表现出的“凛然”。金庸笔下的豪杰英雄，虽然遭遇了命运的摆布和存在的虚无，但都曾经彰显出精彩亮丽的灵魂品质。这种“高”与“低”的呼应，“情”和“义”的变奏，在金庸这位不世出的江湖知识人的笔下，化为了精彩的篇章，激励着香港乃至于全球华人读者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勇敢创造新的传奇。金庸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构成了一代人的立法者。如今我们则期待在通俗叙事文化领域，能有新的立法者涌现，为风起云涌的当代江湖重新把脉，为龙腾虎跃的未来天下重新撰史。

注：
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邱志杰，《金庸古龙笔记》，载“先进辑刊”微信公众号，2016年11月20日。

本文原载于《凤凰网文化》2018年10月30日。感谢冯庆老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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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谈金庸古龙


一，文字风格


最主要的差别是文字方面。古龙也有古典文学教养。但他的文字更喜欢分段落，典型的就是：
“风。
风很大。
大风之中驰来两骑……”
这种文字风格画面感很强，很像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但是阅读快感不够。
古龙文字的另一个问题是太喜欢评头论足，总是多说一句自己的评论。这很容易把读者的代入感中断。金庸偶尔也做这样的评论，比如在《书剑恩仇录》中，黑无常白无常拽着乾隆皇帝的手跳上六和塔，金爷评论说，这要是再使劲一点把乾隆那双手捏坏了，天下的书画名迹倒要逃过一劫。但是这种情况在金庸那里毕竟很少见。
这种评论做得多了，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作者的性格，而不是书中人物的性格。读完古龙的书，大家觉得古龙先生本人实在是个快意恩仇，不落俗套的浪子。读完金庸的书，我们对金老先生本人的性格依然一无所知。这在境界上是有区别的。


二，人物形象


1，金庸的大部头几乎都是成长故事。成长故事就有主人翁技艺的提升过程，遭受困难和克服的过程，遭受诱惑和摆脱的过程。武侠小说通常都是在成长故事里面捆绑复仇故事、探险故事和爱情故事，基本上是以成长为主线，把另外几种故事渗透在里面。所以金庸的主人翁都有一个成长史。一开始难免比较晕菜比较弱小，经历奇遇和劫难之后终成大器。


古龙也有成长故事，像《大旗英雄传》中的铁中棠、《名剑风流》中的俞佩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会把最终成就人格和武功也就是“顿悟”之后的过程写得过于简单。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主人翁是太不成长的。像李寻欢和楚留香，都是一出场武功和人格就近乎完美。


由于不太成长，古龙的男一号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太完美。无所不能，逢凶化吉。总是长得帅，总是智力高，总是武功好，总是意志坚定。


金庸的男一号，有的笨，有的残废，有的晕菜，甚至有的连武功都不行。


金庸很是了得，那么多书的成长故事，每个人物的成长史都能写得不一样。郭靖是老实人的成长史；杨过是原罪的摆脱史；令狐冲是无主见的摇摆者的成长史，最绝的是韦小宝，一个反英雄的成长史。某种意义上，金庸是把成长的使命分发给好多代人物。从乔峰、段誉到郭靖到杨过到张无忌，是一种人格的跨时代成长史。


韦小宝这个人物值得多提一笔。我读到《鹿鼎记》结尾处，说韦小宝回杨州开妓院去了，康熙皇帝想念小桂子啊。正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曾是韦小宝手下先锋营的将官，于是命令曹寅任江宁织造，就近寻访韦小宝下落。读到这里，难免心中咯噔一下。《鹿鼎记》这本书固然喜欢东拉西扯，把沙皇姐姐之类都调戏一遍，但顺便来这么一笔未免太奇怪了。再用索隐派红学的办法仔细一想，原来韦小宝就是贾宝玉，“伪的小宝”对应的是“假的宝玉”。这两个人都有七个女人，仔细研究进来，可能这些女人还有有点对应。后来发现，有研究者认为，曹寅根本就是韦小宝的原型。因为在抓鳌拜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正是他。


不管怎么说，贾宝玉－阿Q－韦小宝，是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组典型形象。


2，古龙的人物经常会虎头蛇尾不知去向。不如在《名剑风流》中丐帮帮主红莲花这个角色在前半部分很重要，到了后来顶级高手墨玉夫人等人出现之后消失了，这也就罢了。最后总清算的时候揭破假俞放鹤等人的时候，各种讲话人物都出场，这位好朋友无影无踪，说不过去。此时，12派掌门人也不出来说句话，也说不过去。海东青、扬子江的下场都没有交代清楚。这种情况在金庸笔下很少出现。人物都是会在特定关头起作用的。俞佩玉与怒真人打斗时从背后暗助的人是否东郭先生，也没有交代。林黛羽、君海棠、金燕子等人后来都没有交代。


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出现了敌友之间的人物郭翩仙。


这种情况在金庸那里就很少出现，任何一个即便只是好玩的小角色最后都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射雕》里面的傻姑。


3，古龙写得最精彩的往往却是男二号，特别是和男一号化敌为友的那种人物。这种任务往往亦正亦邪。像《多情剑客无情剑》里面的阿飞，楚留香里的中原一点红，《武林外史》里面的王怜花，这些人物的风采伸直盖过了男一号。这些人物可以偏激，甚至可以死去。


三，叙事模式


大家都逃不开套用一些叙事模型，比如成长故事、复仇故事；大家也都逃不开一些原型意象，比如疗伤的洞穴；还有一些桥段大家也都用，比如中毒失去内力、易容、失忆。


古龙那里桥段的重复就更为明显，象“假死／死人复生”这个桥段，就反复用。


上一段说到古龙男一号人物太完美，这一点必定会导致叙事模型的重复。楚留香系列八本书，楚香帅一共遇到八个劲敌，一一战胜。倒最后就已经变得有惊无险，人们早就料想到最终会战而胜之的。这个问题大家不妨比较一下《西游记》。《西游记》的前半部分就是孙悟空的成长故事，学艺－造反－招安－再造反－被镇压，整个过程非常精彩。到了《西游记》的后半部分，取经路上八十一劫，一次次的降魔伏妖，模式难免雷同起来，每次都是妖怪是天庭太子党，每次都是搬救兵，每次出问题都是唐老师愚昧，所以，后半部分相比之下，文学性不如前半部分。


四，武功系统


金庸的武功系统很完整，内力的系统、剑法招数系统、阵法系统、轻功系统、暗器系统、毒药系统，构成一种完整的武侠世界。招数之间的逻辑联系紧密，很像各种生物各自占据一个生态位。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有可能最终推导出“无招胜有招”的逻辑。


随着武功系统的完整，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江湖体系。内家、外家、剑派、阵法群殴、神医、毒家，等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江湖世界。


古龙的武功系统较为残缺。在内力系统的描述上几乎是空白。他往往强调的是“快”。一个“快”确实能解决所有问题，足够快，则能对付所有敌人。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取消掉破解的乐趣。敌人一种强大的招数，如何破解，其实是叙述的很精彩的领域，比如《倚天屠龙记》里武当派用太极云手在接高速的火球，就让人印象深刻。用“快”来解决问题，是个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因为太有效，就把过程取消掉了。所以古龙的人物过招，经常是像电影剪辑，这边手一抖，下一个特写就是对方喉咙上一点红了。中间暗器怎么飞过去，其实正是值得大做文章的地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过去的枪战片和《黑客帝国》中那个子弹推开空气，人躲开子弹的慢镜头，就知道延缓过程，制造细节在叙述中的作用。


五，男女和爱情观


金大侠和古大侠写女人都是圣手。笔下的女人都是多姿多彩。小蛋糕、黑妖骚、小辣椒、冷冰刀，品种都很齐全，这方面不相上下。两人都崇拜女人的智力，女人经常把男一号捉弄得一塌糊涂。白飞飞捉弄沈浪，正如赵敏或周芷若折腾张无忌。但是说实话，古龙更女性崇拜的，虽然他时常会评论说女人不可理喻，谁和女人讲道理谁就是疯了。女人的不理智，以《武林外史》中的朱七七最为典型。但是他书中经常出现一种不老的老美女。不管是石观音、杜先生、水母阴姬、墨玉夫人还是王怜花的母亲云梦仙子，都是儿女老大不小啦还会脱衣服诱惑男一号的不老美女。

两人写孤傲性格女生同样精彩，几乎可以一一比较对应。如黑珍珠对比木婉青。古龙的女生中，除了楚留香身边的那三个知己之外，缺少温婉忠诚的丫头类型人物。像小昭和双儿这样的人物。（金庸的小昭最后咸鱼翻身成为大人物，这实在是妙笔）。相比之下，古龙的女生模式更单一，基本就是漂亮加坏脾气加由爱生恨。基本都是金庸的瑛姑类型。金庸塑造的女性更多样一点。机灵鬼如黄蓉，纯美典型如小龙女，都是某一类型中的典型。还更有一些曲折微妙的心态，如纪晓芙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总的来说，金庸提供的女性形象更适合传统。

古龙更喜欢赤裸裸地写性爱，写裸体的魅惑。金庸在这种场面上写得都很含蓄。即使韦小宝合床大被乱搞，也是笑一句“胡天胡帝”而已。金庸的这种点到即止的笔法，正是《红楼梦》传统。《红楼梦》写贾宝玉初始云雨，也只不过说到“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而已。

古龙的女人中几乎没有丑女。金庸笔下有裘千尺之类。

爱情观方面，两人都喜欢写女追男。这似乎是武侠小说的通病。不知是否是因为武侠小说阅读者比较男性化，这么写比较有利于读者意淫。金庸的韦小宝追阿珂，是比较少的特例。金庸的爱情观有一个过程，从《书剑恩仇录》的牺牲爱情成就家国大义，到《神雕侠侣》的爱情至上主义，再到张无忌和令狐冲、袁承志的政治爱情，最后到韦小宝的直接强奸不相信爱情，是一个浪漫主义被克服的过程。

在金庸那里还有一种最后的和解，如一灯大师和瑛姑、周伯通等晚年住在绝情谷的朋友之交。

古龙的爱情观从早期到晚期似乎不太有变化。



六，男人之间的情谊


古龙写同代人之间的朋友之情十分精彩，他的人物都是千金一诺，肝胆相照。为朋友死，无限的信任。有些细微之处极其动人。如沈浪与金无望之间的那种道义相交，到了都不太多说话，说多了就侮辱了对方的境界。这是古龙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在这上面往往比金庸更让人印象深刻。金庸的杨过、郭靖等其实都没有同龄人中的真正的好朋友。只有雪山飞狐里面胡一刀和苗人凤的关系，最值得拍案。
古龙的侠讲义气的比重更大，很强调朋友。这是比较适合底层的情感。


金庸写得好的却是隔代的男人情感。父子师徒之间的感情。像谢逊对张无忌，令狐冲对岳不群，黄药师对杨过。


七，历史观


古龙的侠，武术上，更全能，很少真的受伤。楚留香或沈浪失去内力或被点穴，都很快恢复。他的侠也有担当，但很少上升到家国的层次，更别说是文明冲突了。

古龙之不如金庸最终当然是在这个层面上了。

1，文明冲突论
金庸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因为阅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然后结合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等小说技巧和中国章回小说传统。有了《历史研究》做底色，他的基本语境就是文明冲突。主要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千年征战，拉铁摩尔叙述虽然值得反思，但是用来编织故事，则有了大视野。特别典型的是《天龙八部》大结局雁门关萧峰之死。整个金庸英雄谱系中最伟大最完美的英雄萧峰，死于远远大于个人的文明冲突和身份认同冲突里。

金庸有意让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同名，或者是直接在写真实存在的历史任务的演义，这使他区别于古龙梁羽生等人，超越了小说家言，有能力通过构建野史，对正史展开评头论足，甚至颠覆。所以，“华夷之辩”是金庸的核心论题。如何超越“华夷之辩”，站到文明战场的冷酷平等壁上观，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古龙有几处涉及到倭寇之类，但总的来说是悬空的。

甚至武功系统，也是放在文明体系里面讨论的。聚贤庄大战，乔峰说：你们说我是契丹人，但你们的少林拳都是天竺的武术，现在我用本朝太祖长拳打你们。这是“华夷之辩”

张三丰到晚年，越想越觉得《九阳神功》写在《楞严经》夹缝里，但其实武功更接近于道家，这也是“华夷之辩”。

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你们丫天天反清复明，明朝的皇帝哪一个有我对老百姓好？这当然更是“华夷之辩”。甚至是香港人对英国殖民者爱恨交集的态度。

从文明观的角度看，金庸对北方草原民族能做客观评价，尤其喜欢回族和新疆人，甚至西域的拜火教都是好人，但讨厌藏族，这是有趣的一点。我怀疑，这是因为金庸所接受的佛教是《阿含经》里的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中的佛是平实的老师，绝不神通广大，所以对藏传佛教都是有成见的。金庸书中的西藏人，只有鸠摩智最后改邪归正，其他的从金轮法王到血刀老祖，最后到韦小宝在五台山所对付的喇嘛们，几乎都是坏蛋加笑料。

2，儒家英雄的衰弱和反英雄的崛起
金庸的小说写作历程，和香港新儒家的崛起与衰弱几乎同步。


陈家洛为家国天下牺牲个人感情，是一种儒家英雄。
《射雕》中，理性上最推崇的是洪七公和郭靖这样的“侠之大者”，可是个人情感上最喜爱的却是黄药师和黄蓉之类反礼俗的接近道家的人物。

到了《神雕》，道家英雄杨过称为主要人物，儒家英雄郭靖称为蠢货。

到了《倚天屠龙记》，佛教英雄开始出现。最伟大的人格是受谢逊七伤拳而死的性空大师，所以谢逊最后拜服进了少林。


《天龙八部》延续着这个推崇佛教的道路。最高的高手是少林寺扫地僧。“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因缘善恶观，更加佛教化。

从《笑傲江湖》开始，发现不是个人观念问题，转向对权力体系的揭批。在黑木崖日月神教和后来《鹿鼎记》的神龙教里面，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

到了《鹿鼎记》里面，内力高手归辛树被几个宫廷侍卫看似，陈近南这样的儒家英雄已经无所作为。在现代社会里面，成功者必定是韦小宝这样的反英雄。

这一整个过程就是港台新儒家“心内圣导致新外王”的理想的破灭过程。

3，内力的衰弱和火器的胜利
和上述这个历史过程相平行，也是一个内力的衰弱和现代火器的崛起。


整个金庸世界，内力是逐渐衰弱的。


大理国王子段誉的时代，一阳指是有保证的，六脉神剑已经不太灵光了。到了段誉的孙子或曾孙南帝段皇爷时代，六脉神剑已经失传，只会一阳指了。


这个过程一路往下，到了令狐冲时代，令狐冲是没有内力的只有剑法。也就是说，风清扬如果把这个剑法教给别人，别人一样厉害。而内力不济的令狐冲杀了内力高手东方不败。


然后暗器越来越厉害。到了何铁手送给韦小宝的“含沙射影”，已经不需要用内力来发射暗器，只需要机括了。


然后，火枪、火炮就登场了。


这个过程后来由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来延续。也就是“你有科学，我有神功”的问题了。


这个语境和上一个儒家的语境相关，都是如何面对现代西方文明挑战的问题。


这里还藏着一个小问题：道家外丹派的活跃导致的中国古代的科研活动，随着内丹派的兴起，王重阳开创的全真派把内丹进一步混同于儒家的修身，全真派称为道教主流，实现了道教的道德主义化，或者说儒家化，这中止了道教人体科学和物理化学的科研活动，和中国科学的停滞这个“李约瑟难题”直接有关。

4，政治和名义的失败
既然个人英雄已经无效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江湖世界里的组织能否有效运作。这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在古龙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不少严密的组织者。如快乐王的组织体系，如水母阴姬（她的王国是女性主义的，借鉴了桃花源的地理模型，但是桃花源是无政府主义的，她建立的是王国，女儿国）和沙漠中的石观音，这些组织都能有效运作，模型上很像天山童姥的“灵鹫宫”。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史天王的海岛王国（其模型让人想起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七个一模一样的史天王，实在是古龙最具想象力的桥段。古龙的这些完美组织都被男一号一一击破，但击破的过程都有侥幸之处。往往是统治者的失误：动感情之类。


这和东方不败的失误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相似。表面上东方不败也是因为动感情而出现了技术上的小失误。其实不是。日月神教的权力结构，特别是继承人制度的设计失误，已经决定了它的崩坏的必然性。


金庸用更大的热情来叙述组织制度内在的权力集中倾向、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和诱惑，任何一种政治组织的异化－－极权组织必然的奴性文化，特别是，用最大的热情来揭露名门正派的愚蠢。


金庸喜欢道家人物，但道士组织牛鼻子们是蠢的。金庸喜欢佛教，但少林寺是有问题的。相比之下，表面的魔教倒是有真汉子。魔教是生存共同体，并不像名门正派那样标榜仁义之名。在出丑的名门正派那里，我一再读到了《庄子》的回音

不同时代的不同武术家集团，从早期的帮派如丐帮，到集中处理这个问题的《笑傲江湖》中的各大剑派及少林武当，到明教－日月神教－神龙教这样的教派，最后到天地会－红花会这样的政治组织，全都问题丛生。主要集中在：正统之争、继承人制度、利益分配模式、管理方式等等

阳顶天－张无忌领导下的明教是最早具有现代军队模式的武术组织。张无忌实际上接近于构造了新王朝。《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篡权，预示着韦小宝式的人物的出现。
陈家洛发动的红花会的政变其实是一场鸡巴外交，其失败，是因为陈家洛他们愚蠢地高估了血统情感在利益格局中的作用。而红花会的前身陈近南的天地会的失败更具有普遍意义。天地会是台湾郑明小朝廷的地下武装，其失败有三个层次：内部组织结构设计本身的失败，保密系统和内部信息系统的无效，导致武装起义的关键人物吴六奇被杀；对创建者人格魅力的过度依赖，导致其支持系统台湾朝廷发生的内斗，直接波及到组织本身。相比之下，今天的之类各自领悟教义的游记模式反倒更为有效。
最后，最关键的是，战胜天地会的，并不是康熙手下的卫队，而是他的“永不加赋”的经济政策。这使清朝统治获得了合法性，最终获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让他们忘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忘了前明，开始把满清称为“国朝”。天地会所坚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基于经济基础的政治合法性面前是没有竞争力的。天地会的政治失败本质上是名义对于利益的失败。


八，其它
40年前的武侠小说高潮，为我们构造出的是一部华人世界的精神史。通过滋养电影和电视文化，它已经深刻塑造了当代华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成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道义的历史，但是道义的历史，不完全是，但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名义的历史。反清复明被认为是道义，正邪之分被认为是道义。道义下面是利益。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以正压邪为号召，着力点还是本帮派的利益。

有一部器的历史，器是技术和手段，骑兵技术，阵法群殴技术，秘籍：武穆遗书、九阴九阳真经、葵花宝典、神照经、独孤九剑、和宝剑神器：倚天剑屠龙刀，有一部利益的历史，这是最主要的历史，名和器都是服务于利益的。为生存而战斗。为安全而扩张，而人际共处的技术，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还有一部是情的历史，“问世间情是何物”，这是唯一稍微使历史偏离利益的力量。呈现出人的存在。因为人有情，所以不完全按照利益行事，历史变的不可预测，变的波澜壮阔。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情。智总是关于利益的，所以用智者会远道。道本远人，人用情，故偏离利益和智谋，故能弃恶扬善，得以成为道之器。器本无心，有情者用之，用之者生情，则使器中之道敞开。情连接了道和器。
金庸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征战，视野集中在北线。如果更多地方在全球史来看，达摩是从广州登陆中国的，建文帝远遁，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帝，袁承志远遁海外，还有大半部海洋武侠史等待书写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8 19:1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8 22:15 编辑




金庸：错位的传奇与卑微者的召唤 | 文化观察

原创： 周志强文学报今天



金庸：错位的传奇与卑微者的召唤
纪念

金庸走了，前半生惝恍流离，颠沛于市井之间，后半生恣意而为，笑傲在浮华尘嚣。

这是“错位”的传奇：想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而落拓为报人；想写娱乐消遣的武侠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想象了豪气干云的各类英雄故事，却以奸诈虚浮的韦小宝告别文坛；高歌“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痴情，却心思不属情感丰沛。

他的作品也成为时代“错位”的有趣表征：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偏偏要讲述英雄的故事；而对于英雄的想象本身，又天然带有无力措手的悲哀与沮丧。

不妨说，金庸是20世纪革命激情剩余之后英雄叙事的缔造者，也是香港殖民飞地带有创伤记忆的历史命运的慨叹者。一方面是酣畅淋漓改造世界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黯然销魂无所来去的彷徨。

诗人龚定庵曾经这样描绘“五千年未遇之变局”背景下现代人的双重心态：“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这不正是金庸小说之人生情怀与思想境界的最好写照吗？




童话布景、悲剧心态与史诗境界：
金庸小说的三重内蕴

清末民初，“武侠”二字虽来自日本，却忽然于中国彪炳文采，一时显赫。究其原因，无外乎卑国命运外化为人生传奇而已。船坚炮利的强敌，创造了身体狂想的武侠，也激活了没有英雄时代的英雄想象。可以说，金庸小说为孱弱的“东亚病夫”生产了壮美的武侠气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刚至坚、胡斐的一往无前、陈近南的大义凛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与黄老邪的洁身自好……金庸把个人的挺拔精神与历史上民族命运的沉沉黑夜维系在一起，创造出“侠之大者”的神话。

与此同时，金庸小说之境界还体现在英雄狂想中隐伏的“小人物的悲哀”。令狐冲在绿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与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陈家洛悲悼忧郁的面容间蕴藏着的世间悲苦、张无忌栖栖遑遑渺无前路的彷徨、杨过黯然销魂掌隐喻的绝望、韦小宝无所用心狡诈卑鄙中透露的认同失落，以及义无反顾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灵素、英姿飒爽的霍青桐、偏执无着的岳灵珊……金庸并没有假情假意地给我们描述“伟人的江湖”，而是铺开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20世纪心灵地图。


96版《笑傲江湖》

在《天龙八部》中，大侠萧峰两军阵前折箭自尽，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男性主人公自戕的结局。萧峰的死，不仅仅是他在大宋和契丹之间无所选择的死，还是以死的崇高感，凸现出人格价值的坚守与这种坚守不免消解的悲凉。萧峰，这个看似旷古绝今的大英雄，又是观看金庸小说第二重内蕴的“显微镜”：通过他，可以发现“武侠英雄”中丝丝缕缕的脆弱、失落和慌张。


97版《天龙八部》

其实，金庸小说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之豪气干云，而在于他写出来的我们每个人的无能为力。而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才让金庸的小说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精神气质紧密相连：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寂寥、鲁迅小说里伤逝的悲恸、沈从文边城中寄存回归希望的离开、曹禺话剧刻写的周萍的彷徨和尴尬……

事实上，金庸小说如果只有郭靖，那不过是英雄的梦境；如果只有韦小宝，那只能是世间讽刺的剧作；而他偏偏写了陈家洛面对霍青桐的自卑、张无忌对阵朱元璋的无奈、令狐冲醉饮美酒无心拼搏的失败感、狄云宁愿挣扎在冰雪酷寒之地也不愿回到俗世的绝望……金庸的世界，写出的是英雄荡涤江湖的伟岸故事，用的却是三分焦虑无着的喟叹心境。细看其曾经叱咤风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萧峰一样的“真实死亡”，要么是以退隐的方式“象征死亡”，就连韦小宝也悄然离开，不知所终。金庸把苏东坡“江海寄余生”的闲情逸致，变成“小舟从此逝”的无语落幕。这不是“告别崇高”，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

一方面是救济天下的英雄错觉，另一方面则是无力作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为了制造悲剧，而是悲剧现世本身；不是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写知识分子“世间不平事乃以剑消之”的狂想，而是写这种狂想本身已经丧失了想象的土壤。

如果说刻写英雄豪侠不过是金庸小说的“童话布景”的话，那么，将历史的寂灭感放在英雄的幻想中来映照，则凸显了金庸小说的“悲剧心态”。所以，金庸不免在小说里写逍遥自在的桃花岛、忘情俗世的忘情谷、无人能会的活死人墓、一骑绝尘的大雪塞北与杳无音信的海外僻地。金庸用桃花源的美丽，衬托无处私奔的精神绝境；用一去无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诈市侩的平生。这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不是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也不是《红楼梦》的虚无悲剧，而是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困顿的命运感的交缠与撕扯，是无力拯救而又不得不振臂而呼的苍凉，是以小人物的心，幻想大人物的历史的崇高。



这也就有了金庸小说的第三重内蕴：特定时代内在精神的史诗境界。

在他的武林世界里，无论怎样万千阻障和山高水长，依旧有执着坚定的信诺、至死方休的爱情、纯洁无瑕的友谊和一笑放下的洒脱。金庸小说最终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灵创伤，而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痴绝、不肯“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于威严肃穆的权威面前嬉笑怒骂的脊梁和“不恋投来食”的尊严。

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辉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说把这种卑微底色的勇敢写了出来，在崇高里多了份苍凉，在苍凉里又平添几分刚毅！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乱、动乱和爆炸式繁荣的人，写出来的那个世纪的逻辑，又是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自我。在一个实用主义当先、利己主义称霸的时期，金庸小说把曾经主宰人类从洪荒蛮远走到高楼大厦的“人的力量”，凸显在字里行间，刻写在我们眉宇之间。


英雄的挽歌





如果将金庸笔下的三个人物并置的话，就会显示生动的现代人格的三张面孔：郭靖、令狐冲和韦小宝。

郭靖淳朴却坚实、仁厚而强大、刚毅又柔情，人世间可以没有黄蓉，却不能没有靖哥哥，因为“靖哥哥”是对抗市侩化和功利化的情感世界与处世规则的符号——正是这个“靖哥哥”，写出了对鬼魅魍魉的嗤之以鼻。

令狐冲却是郭靖的另一面。他率性任情，对世间规矩熟视无睹；他恣意纵情，看朝堂政治如儿童游戏。狷狂处可为儿女情怀忘记江湖大义，隐逸时能把权冠王位看得一钱不值。俯身捡起一把剑，性命不顾，自由自在而去；回头挡住悬崖路，无所畏惧，冲向盗匪强人。如果说郭靖是小人物的面具，那么令狐冲就是英雄的心肠。从郭靖到令狐冲，金庸写出了从少年击剑的浩气，到万千哀乐的睿智。令狐冲这个符号中隐藏了人们对日益单调刻板的现代生活的厌倦和无奈。


《鹿鼎记》插图

但是，金庸终究写了韦小宝，一个在武侠英雄的树叶枝干里，“生长”出来的“块茎”（rhizome）。如果没有韦小宝，郭靖的刚健伟岸与令狐冲的挥洒自如，恰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家国情怀的珠联璧合。出则郭靖，入则令狐；嘴上郭靖，心中令狐；外郭靖而内令狐。而恰恰因为韦小宝，这种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侠骨柔情，就被残忍碾碎。韦小宝用“朋友的义、臣子的忠、人子的孝”，轻轻松松地获得黑道白道的双重认证；又把奸商的狡猾、阿Q的自遣、市井的功利与豪侠的话语都集于一身，创造一种“无意义而有效的人生”。从“有意义的生活”到“有效的生活”，金庸终于用韦小宝埋葬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骑士梦”。

韦小宝正如当年的堂·吉诃德，以喜剧的活泼显示变幻时代里的严峻：无论是把自己想象为英雄，还是干脆想象别人为英雄，都只是拯救的幻象，不能构成拯救本身。

拯救的时代结束了，韦小宝的使命并不是去鼓励“没有意义就胡作非为”的未来，而是去刺痛抱残守缺的启蒙者或者自以为是的拯救者。韦小宝把一个新的命题甩到我们脸上：如果你不是英雄，是不是就可以猥琐奸佞或者阴险狡诈？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神和神的光辉，就注定只剩下人的攻讦告密与蝇营狗苟？

金庸写了英雄，又终究把英雄带走。世界创造了英雄的想象，却并非由英雄来创造。武侠小说尝试用符号的伟大，暗示世界的伟大；金庸却启动了符号的自毁机制，显示小人物的悲哀。武侠小说用江湖的险恶来掩盖世界的卑污，金庸却把卑微看作是英雄的底色！这个世界永无英雄，我们却必须用英雄来激励自己；而这个世界皆为普通人，又何必用神圣的面具来吓唬众生？

金庸的小说，是英雄的神话，更是琐碎生活的寓言。

金庸的小说，是英雄叙事的幻象与历史内核的错位，也是唤起英雄感的激情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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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8 23:04

大侠小事，金庸先生远离公众视线的这些年 | cover计划

原创： cover计划棱镜5天前


这是cover计划的第39篇文章
作者 | 潘丽琼
编辑 | 李伟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查良镛）先生走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不舍。

早年我应好友施洁玲导演邀请，为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采访金庸先生，有幸追随金庸伦敦走访剑桥，再回到香港。那段日子我们朝夕相对，聊他的商业王国、三段婚姻、长子去世的伤痛……后来我把马云介绍给金庸认识，马云邀请金庸到杭州，主持互联网界的西湖论剑，则是后话。

太多温暖的记忆与不舍，今日一并写下，是以为念。

Cover
马云索签名金庸面色一沉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生于书香世代之家，说话一直带着浙江口音，对故乡有很深厚的感情。2000年，我受委托，邀请金庸先生和马云见面，当时老人家完全没听过阿里巴巴。我跟他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一年时，就登上美国《Fortune 》杂志封面，而且马云是来自杭州的，金庸马上爽快说好。

马云酷爱金庸小说，他告诉我，自小读书不怎么样，数学还常常零分，唯独沉迷金庸小说，常常躲在被窝里拿电筒偷看小说，万一被父亲发现了一定挨骂。他在众多金庸小说中，最爱《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师傅风清扬。

风清扬是世外高人，一直隐居华山思过崖，独门秘诀是孤独剑法，并非靠外在实质的兵刃，而是靠多年锻练的内功，击败对手，以无招胜有招，独步武林。

那次见面的地点就定在中环镛记酒家。镛记以烧鹅闻名海内海外，金庸经常在此宴客。这天他以“查先生”订房，和太太林乐怡（阿May）一同前来。

那天是2000年7月29日，我约马云在镛记楼下见。马云一身便服，早已站在大门口，像个小粉丝。

金庸一身西装笔挺，还带着上等红酒而来，由我介绍几句，两人以同乡相认，气氛融洽。马云满心欢喜地拿出金庸小说，请偶像签名。谁料金庸望一望封面，脸色一沉，冷冷道：“我不签，这是盗版！”全场气氛进入冰点。

马云拿着书，看了又看，尴尬的很，他也不敢相信这20多年来看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金庸说，多年来在内地售卖过亿本的金庸小说，九成都是盗版的，等于明目张胆地打劫他的财富，但他无论怎么投诉，总是无法杜绝，所以每次看到盗版小说，都会怒从中来。

当时马云频频道歉，而金庸也没再计较，还灵机一触，拿起桌上的餐纸，写上“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的字，赠予马云，马云也很开心，气氛马上缓和起来。金庸当时年事已高，但对于同乡晚辈马云的生意十分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把这两个人见面的故事，写在杂志上发表。

过了几天，马云突然致电我：“Carmen（我的洋名），我可以直接联络金庸先生吗？”我笑着回答:“当然可以。金庸不是我的私人财产啊！”


2000年9月，浙江杭州，马云和金庸先生在阿里巴巴

当时满脑子奇思妙想的马云，想着打铁趁热，找金庸当武林盟主，摆了一个“西湖论剑”，广邀互联网江湖上的各路英雄，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数十家公司的代表，举行武林大会。当时74岁的金庸，也欣然来到西湖湖畔赴会。

当年我采访刚起家的阿里巴巴时，还不觉得有金庸小说的影子，但据说现在整个阿里巴巴都浸沉在金庸小说的氛围之中，公司里有光明顶、桃花岛、达摩院，到聚贤庄、侠客岛等，不少主将还都有来自金庸小说的绰号。承接马云总舵主之位的张勇，就叫“逍遥子”，是《天龙八部》中世外高人。

金庸和马云，都带着浙江师爷的性格，是文人，但又雄心万丈打江山，生意手腕灵活变通，在多变的江湖屹立不倒。

Cover
金庸的多情与无情

金庸小说里有太多经典的爱情故事。那么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又如何呢？

人人皆知金庸有三段婚姻，第一婚姻是1947年，当时23岁的金庸认识比他年轻5岁的杭州同乡杜冶芬，相恋并结婚；但金庸收入低微，加上杜不懂粤语，最后另结新欢，离开了他。根据后来的查太说，杜冶芬再婚后生活不如意，金庸对前妻没有宿怨，还会接济她。

第二任太太朱玫，新闻记者出身，1956年和金庸结婚，夫妻俩胼手胼足打江山。朱玫为金庸诞下两子两女，和金庸捱过最艰辛的创业之路，但可惜二人于1976年离婚。

金庸第三任太太，是比他年轻廿六岁的林乐怡阿May。在我们逗留伦敦拍摄《杰出华人系列》时，阿May 向我忆述，她和金庸戏剧化的相识经过。

忘年恋的开始，发生在1966年的香港，她只有十六岁，在香港岛鰂鱼涌丽池的一间餐厅当侍应生。那里距离《明报》北角办公室，只是数分钟的路程。

她记得大约下午时间，一个貌似生意失败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他面容憔悴，满怀心事。林乐怡轻声问他，要吃什么呀？他不发一言。出于同情，少不更事的她说：「如果你冇钱，不如我请你食一个火腿扒饭呀，好吗？」

一顿火腿扒饭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翌日，她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是一个高及腰的大洋娃娃，送礼的人正是金庸。

林乐怡是越南华侨，本来是千金小姐，后来举家逃难到香港。出身富裕的父母不懂谋生，只靠16岁的她当侍应生养家。大作家金庸人人都认识，但当时的小妮子不知晓。

金庸当时心情低落，因为《明报》挥笔直书写社论，置自己于风波中。

林乐怡给予大作家温暖和关怀，金庸爱上了率真可爱的她。阿May 说，他成为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但金庸家有和他辛苦打拼的妻子朱玫，和四个子女，注定了金庸和林乐怡修成正果之前的十年，是一段苦恋。阿May 说，她尝试离开金庸，到澳洲读书，也试过和其他人拍拖，但金庸追到澳洲，终于打动了她。

金庸长子之死，成为压垮金庸和朱玫婚姻最后一根稻草。

林乐怡忆述，那一夜，金庸非常伤心地来到她的家里，原来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自杀了。长子很有才华，读书成绩好，就这样走了，令金庸悲痛欲绝。

失去长子的金庸和妻子朱玫关系更差，1976年终于离婚。根据《壹周刊》报道，朱玫晚年失意，猝死在街上。金庸一直说对不起第二任妻子。

金庸还有一段没有开花结果的爱情。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为了心仪的长城电影公司的台柱花旦女明星夏梦，不惜入长城编写剧本。夏梦早已名花有主，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多年后，查太还不时拿夏梦出来开金庸的玩笑。


金庸与夏梦

金庸曾经用生物学向我解释男人为何天性风流，因为男人要肩负繁衍下一代的使命，所以天性难以专一，女人负责抚育子女，所以专一得多。我没有反驳。

和金庸夫妇相处那一段日子，深深感受到阿May 对丈夫无微不至。金庸患有糖尿病，却嗜甜食，May 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在马忌仙峡道的查家吃下午茶，我们吃芝士蛋糕，金庸吃燕窝粥。

晚年金庸的身体不算好。七十多岁时，曾经有一次在家中晕倒，马上通知当外科医生的女婿吴维昌，及时在医院动了大手术，死里逃生。金庸跟我说，动手术风险高，但查大侠不怕死。

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和金庸到伦敦的Harvey Nichols 吃饭，金庸看着书店上的物品发呆。碰巧和男制片散步的影星杨紫琼经过。杨紫琼热情地称呼他查伯伯，金庸带点茫然地微笑回应。

杨紫琼走后，金庸才细声地问我们：“她是谁？”原来金庸早前那次在家中晕倒，对记忆是有影响的，有些脑细胞死了不能复生。但金庸八十多岁仍坚持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论文，毅力不凡。

近年，金庸身体不太好，说话也有困难。他以94高龄辞世，爱妻林乐怡的悉心照顾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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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处事的“武林秘笈”

金庸不是只躲在书房低头爬格子的文人，而是耳听八方，不断寻找商机，又灵活变通的成功商人。

1952年他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因为澳门一场轰动的比武，副总编辑罗孚安排查良镛与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梁羽生编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书剑恩仇录》，甚受欢迎。顿时金梁齐名。

他的武侠小说畅销，令他不甘心呆在《新晚报》当一个副刊小编辑，但他也不会像同期出道写《白髮魔女传》走红的梁羽生（真名陈文统）把书交出版社算了，而是借武侠小说畅销获得第一桶金创业。

1959年，他和中学同学沉宝新各集资八万和两万创立《明报》。即使创业初年惨淡经营，他还是咬紧牙根靠武侠小说杀出生天。沉宝新负责经营，他负责内容。他于《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很快打稳阵脚。同时成立《明河》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亲自洽谈电视电影版权，将小说利益最大化。

在设计《明报》王国版图时，金庸亲自操刀，有引人追看、刺激紧张的武侠小说，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社论，有娱乐新闻祖师爷雷坡的娱乐版，以及畅销几十年、至今屹立不倒的八卦杂志《明报周刊》，更有文坛教父胡菊人主理的高档《明报月刊》，以及由后来创立《信报》的林山木打理的、财经为主的《明报晚报》。每一个版块，代表了金庸广阔的视野，也是他性格的延伸，亦狂亦侠亦逍遥，亦雅亦俗亦畅销。

之后，他还在马来西亚成立《新明日报》，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亿元，金庸在那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

1993年4月，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退休以后，金庸多和妻子游山玩水，在剑桥深造。


金庸与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领导群雄的方式，是下达“武林秘笈”。1985年，为迎接80年代中英谈判的大时代，决定聘请二十名大学生入《明报》，其中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行总编辑的冯成章记得，金庸曾给他一张八字真言的亲笔字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我记得为了拍摄，曾相约所有明报编辑吃饭，金庸逗大家：“你们个个我都满意，除了一位。”席上众人面面相觑，都心想：是不是我？金庸捉弄人时，活脱脱一个会玩儿韦小宝。

金庸曾给马云写了一封短笺，鼓励他善用人才。内文如下：“善用人才为大领袖之要旨，此为刘邦刘备之计，已创大业也，马云兄常勉之。金庸 公元二千年九月于阿里巴巴宝洞。”

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筹划的《明报》副刊，网罗了香江第一才女林燕妮、鬼才黄霑、作家倪匡和香港爱情小说祖师奶奶亦舒等，如此阵容，香港其他报刊无人能及。

多年后，我和金庸伉俪在马己仙峡道的家里吃下午茶，回忆满满。还有一段故事是，曾被指抛妻弃子的黄霑，便是金庸证婚下，向林燕妮下跪求婚，成一时佳话。谁料一对璧人，最终关系破裂，老死不相往来。两人都是金庸多年好友，叫他非常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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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侠物业遍全球

金庸还有个爱好——买房置业，包括北角明报写字楼和他曾居住的山顶道1号独立屋。山顶道1号原本由外国领事持有，金庸在1985年以1250万港元购入，居住至1996年，以1.9亿港元出售。

为什么金庸会迁出这个豪宅？查太解释，他们看新闻说有山顶独立屋被人行窃，户主还被剥光吊在树上，吓怕了，宁愿搬进马己仙峡道的分层住宅。

金庸非常喜欢旅游。直飞伦敦时，我们到头等舱探望他时，他笑起来，双眼眯成一线，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倒是查太怕搭飞机。金庸似乎不喜欢住酒店，在伦敦时住在自置的豪宅，雇有外籍管家打理；剑桥大学附近也有寓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查太笑说，这里没佣人，连倒垃圾都要查大侠亲自出马呢！

他们的物业遍布全球，包括澳洲和巴黎等，我说他是环球物业收藏家。金庸嘱咐我：“你切勿让人知道啊！”我保守秘密多年。

金庸真正遍布全球的，首要的不是物业，而是粉丝。我们在伦敦鹿鸣春中餐馆吃饭时，被一个侍应生发现金庸大驾光临，马上通知全酒楼所有伙计，各人拿一本金庸小说出来，排队索取签名，显然金庸小说是他们随身的精神食粮。我们临走的时候，全酒楼的其他食客纷纷站立，目送大师，连我也沾到一点光彩，毕生难忘。

笔者后记

“和金庸夫妇闲聊、喝咖啡、品美食的日子，历历如昨；1996年的5月12日，阿May 知道是我的生日，专诚为我庆生，还送我黑色真皮Gucci银包做礼物。我们的司机是个博士生，原来也是围棋高手，特别安排了他和金庸对奕。谁胜谁负也不重要。

介绍马云给金庸认识，自是难忘。我之后再见了金庸两次，一次是从他手上代表天地图书，领取香港印艺学会的最佳印刷大奖。我和他久别重逢，特别开心。最后一次见查大侠，是天地图书三十周年庆典，梁羽生也专程从澳洲回来。武侠小说两位大师同场，是经典场面。然而，典礼后，梁羽生中风，几年后过世。

金庸近年身体不好，能活得九十四岁，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曾向我形容自己如一颗钻石，有很多侧面，这些光芒将会恒久不灭，活在每个人心里面。”

潘丽琼：香港资深传媒人，曾任《壹周刊》副总编辑、天地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末小福利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查良镛）先生走了，留下太多的遗憾与不舍。他写下的或许是一个时代，激荡的是一代代人们的心。对此你有什么想发表的,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留言点赞第1名获得100Q币（可兑换5个月腾讯视频会员哦！）截止至11月6号（下周二）。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9 08:08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8-10 16:57 编辑

读书人一声长叹
原创： 押沙龙yashl押沙龙yashl1周前
一

一说金庸先生去世，我脑子能想到的第一个东西是那首歌《铁血丹心》。
不是那首歌一定有多好，也不是说《射雕英雄传》在金庸作品里多出色，实在是因为小时候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现在的孩子看《射雕英雄传》，可能没有太多感觉，但是在当时，这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每次听到《铁血丹心》，仿佛还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豪迈罡风。

第一次知道有金庸这个人，到处找他的书。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的口诀，谁也不知道金庸写过什么书。市面上出了无数“全庸”的书，还有“金庸著”的书，买了以后才知道这不是金庸的著作，而是作者人家就叫“金庸著”呢。
在搜索金庸的过程中，读了无数的烂书。但就算是当时，就算我们都是孩子，也能辨别出这些垃圾恐怕不是金庸写的。就像现在的小孩，哪怕不懂汽车的细微差别，但要是见了奥拓和法拉利，还是能知道这俩车肯定不一个价钱。



二



现在回头来看《射雕英雄传》，就觉得有很多缺点。在金庸的小说里，不算是第一流的作品。

它框架搭得非常好，但是里面填充的内容有时候比较粗糙。有很多冗长的片段，莫名其妙的情节，郭靖对黄蓉发生误会那段更是让人看了气闷。但是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光芒四射。

而且，它是金庸小说里最温暖的一部，就像一个童话版的武侠。

童话里的人往往都是好人，坏人也都是脸谱化的坏人，没有真正让人恐怖的坏人。《射雕英雄传》就是这样。里面的坏人也是中规中矩的坏人，坏得四平八稳。欧阳锋算是大反派，但是千金一诺，很要脸面，虽是坏人也可欺之以方。完颜洪烈更不像是真正的坏人，对杨康的感情甚至让人动容。
《射雕英雄传》里的武侠世界，是传统的，也是温暖的。正义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大旗，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可靠的，安全的。
我接受这个世界，它让人安心。



三



所以，当我读《天龙八部》的时候，就受到了一次冲击。

《天龙八部》跟《射雕英雄传》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天龙八部》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巨大的，就像希腊悲剧里的人物一样，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个性是张杨的，身上几乎都有一种狂野的生命力。你要是郭靖扔进《天龙八部》里，那就是个绝对的另类。
但是这些巨人最后都毁于悲剧。
这样的世界太让人不安了。
包不同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段正淳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萧峰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阿紫死的那一幕更让人震惊。
而游坦之的一生都让人震惊。
在这个世界里，巨人们行走，纠缠，然后毁灭。这是一部武侠版的《伊利亚特》。
《射雕英雄传》给人展示了温暖，《天龙八部》给人展示了悲剧。我觉得这是金庸先生的一次突破。写《射雕英雄传》的金庸只是一个好作家，而写《天龙八部》的金庸已经接近了伟大的境界。



四


不过，《笑傲江湖》给我的震惊更大。
笑傲江湖里的武侠世界太黑暗了。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震惊，青城派杀了林平之的满门啊！可以说是全家抄斩，连镖师都不放过。这要是在《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怎么会坐视不管？郭靖又怎么会装不知道？
可是在《笑傲江湖》里，方证大师装不知道，冲虚道长装不知道，所有的名门正派都装不知道，开会的时候该请余沧海还是请余沧海，该来往还是来往，该合影还是合影。
在这个世界里，道义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没有武力的时候，没有人会管你的死活。你有武力在手的手，更没有人管你手上是有血还是没血。这就是笑傲江湖里的武林。
但是这往往就是现实啊。我们把武林当成现在这个世界的话，情形没有两样。
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谁会管元帅有没有杀掉哥哥？谁会真去管马来西亚的民航飞机是被谁打掉的？当年乌干达的那位吃人肉的阿明总统，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全员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也都是名门正派啊。
《射雕英雄传》里理想主义情怀，终于一步步变成了《笑傲江湖》里的残酷现实。这就是知识分子啊，这就是读书人的心理历程啊。
我相信金庸先生写到《笑傲江湖》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份悲伤的。



五



但是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在《笑傲江湖》里放了一把剑。独孤九剑。

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天涯何处，可避暴秦？

令狐冲的这把剑就是刺秦的剑。这把剑在所有人都要跪下的时候，也要争取站着的权利。

按照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令狐冲都应该是死的，这把剑都应该是断的。但是金庸用“机械降神”的办法保全了这把剑。也许他有商业上的考虑，怕读者不接受太残酷的结局，但我宁肯还是相信这是金庸的一点不忍之心，一点残存的希望。



六



也正因为《笑傲江湖》摆在那里，我始终不接受《鹿鼎记》。

作为一部小说，《鹿鼎记》确实有闪亮之处，很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但是它也有大量芜笔，很多情节不堪卒读，尤其像雅克萨之战啊，韦小宝在俄国之类的篇幅，不客气地说简直像垃圾。《鹿鼎记》之所以水平参差不齐，我觉得就是金庸心态上是彻底放开了写。人在放松状态下，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都容易暴露出来。

但是心态上的放松，也伴随着观念上的松弛。很多人说《鹿鼎记》是金庸的顶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鹿鼎记是金庸的一次大溃败。

从《射雕英雄传》到《天龙八部》，再到《笑傲江湖》，金庸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是越来越清醒，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第一流知识分子的那种坚持其实都是这样被打磨出来的。你能看到这根弦被越调越紧，但是到最后关头，它忽然松弛了下来，变成了这部《鹿鼎记》。

他忽然退回到了东方式的传统智慧里去，用和光同尘来掩饰自己的溃退。既然天涯无处，可避暴秦，那么反倒不如像韦小宝那样随机应变，无所固执，也许所有的矛盾自己就会缓和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说韦小宝固执于义气，但所谓义气，无非是这部书最后的一点遮盖。下面就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奈的犬儒。



七



当然，金庸先生还是伟大的。就连他最后的退却，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他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但是他在通俗小说的框架下，已经把内容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学院派作家也许会对他有点歧视，觉得他写的终究是通俗小说。可是，会写学院派小说的人，会写先锋性戏剧的人，中国一抓一大把。可是再过一百年，中国也未必能有第二个像金庸这么会讲故事的人。

仅从这一点，他就是伟大的。

而且他是有寄托的人。他的书里有他的寄托，有他的情怀。王朔说他是四大俗，说就是一些无聊的人打来打去。那是胡说。王朔根本没有读明白金庸的书。

金庸的小说有对这个世界的认真思考。他有对这个世界的梦想，但也呼吸到这个世界的悲凉，体验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然后，他把梦想、悲凉和残酷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张可久有一首曲子里说：“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在金庸的书里，我就能听到读书人的这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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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日暮黄昏话金庸

张五常人文学会昨天
作者：张五常（世界知名经济学家）

金庸谢世，追悼、评论的文字无数。是应该的。十八年前，为了响应北京写手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我发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总销量达一亿，看来毛语录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个英语电台报道，查先生小说的总销量达三亿！

一位广州的同学说她没有看过金庸。我促她赶紧买些看。过了一天，她说新版有售，但旧版被抢购一空，问我何解。我说自己喜欢旧的，认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历来认为可能自己以先入为主，看到新版有异，就看不惯，但今天的市场抢旧弃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说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剑》初出现时，袁承志的大师兄名为林大可，到后来却变作黄真。

一九五四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出现，我和西湾河太宁街的朋友就开始跟进了。查老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深远。约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马匹起个名字，我问他该马是怎么样子的。他说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议用“雪山飞狐”这个名。不久前该友买了新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与航空有关，我想两分钟就建议用“天池怪侠”。建议与接受皆容易，可见查老小说的普及，自成一家。

说起来，我算不上是个受过正规中文教育的人。皇仁书院最低的第三级也没有过关。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林山木邀请我写专栏，我勉为其难地尝试，虽然初时有朋友代为修改一下，但过了不久就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来得那么容易，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抗日战争在广西逃难时，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诗词古文的书，在夜间要我给他用树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诵，我在听。年幼时过耳不忘是母亲传给我的。其二是开始用中文动笔时，先有林山木后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当年多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是从香港读到加拿大读到美国那边去。

说金庸的中语文字上佳当然没有疑问。但他是浙江人，对平仄的音律处理得不够好。例如在《碧血剑》中有一个回目，起为“怀旧斗五老，仗义夺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联的第二个字皆仄音，违反了中国的文字规格。不单是对联回目，文章内也往往有平仄规格的要求。这方面，浙江、上海一带的人是比不上广东或四川的了。

我见过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时多，我正在睡，收到梁凤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见我。起初我以为是査济民，但听下去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查良镛。我当然乐意，叫梁凤仪替我安排时间。殊不知凤仪说：“查先生要你现在去，在山顶道一号，他在家等你。”

那么奇怪。约凌晨三时我驾车到查宅，是一间独立房子，进门后见到一排一排的线装书，在书架上放得很整齐，彷佛没有人翻过。有女佣款待上佳的茶。我游目四顾，什么都很整齐，一尘不染，跟我自己的书桌历来乱七八糟，只余约两平方呎的空位写文章，要找什么则大声求救，差太远了。

查先生出现，给我看一封英文信，记得是《南华早报》的信笺，内容是说要购买《明报》，出价可观。查先生说，他老了，要退下来，因为见到我的中语文章写得生动可读，希望我能转到《明报》去替代他。这么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经济系主任，不容易离职。大家倾谈了约一个小时，约好日后再谈。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在比利时看牙医，回港后会再跟我讨论过档《明报》的事。后来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时的人，问他该国是否精于牙术，他说不知道。

再过几个月，我邀请了刚来香港的刘诗昆到港大的一间音乐室演奏琴技，请了数十位知音人，查老也来了。诗昆演奏后我见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级，心想，外间传说查、胡两人有过节，应该不严重。前几天查老谢世后，想起故交，我挂个电话给蒋芸，问她菊人与戴天怎样了。蒋芸说，两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写意。我嘱蒋小姐向胡、戴二兄问好，也要说我常想念他们。

诗昆演奏后，在香港大学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见不到查老，想来他是先行离去了。跟我同桌的当然有诗昆，也有我第一次见面的林燕妮。我这个人永远是本性难移，美人一定记得，何况燕妮是个才女。香港的确是奇人云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内地输了几条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强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湾跟振强同桌晚宴，我直对他说他是个天才。

查先生再没有跟我联络关于任职《明报》的事，而过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该报。二〇〇〇年一月，为了回应北京作家王朔写《我看金庸》对查先生的严厉文字批评，我发表了《我也看金庸》。《明报》的朋友说，查老当时在英国，读到我的文章很高兴。

大约二〇〇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写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让他放进一本文章结集中。我当然同意。该文结尾时我写道：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象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象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象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金庸舞罢歌台；我自己日暮黄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简短交谈，感受上是在跟他对弈，因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么。不是舒适的感受。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只他一个给我那样要推敲的不舒适的奇异感。从我的视名头如粪土的个性选择，查先生是个不容易交为朋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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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
2017-07-27 23:46:24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
蒲实

2009年3月28日，金庸在北京大学出席“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终身成就奖。
去香港，本抱着一个采访金庸的企图心，却发现已成不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已不再方便接受外界的采访或探访。我一天天采访，逐渐陷入一种有些奇怪的境地：我在香港追寻他的踪迹，与和他交往过的人谈论数十年前他的往事，但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旁证的记忆的方式呈现于我，虽然金庸先生就住在香港半山他的家里。
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某个时刻变得很强烈。他曾经的一位明报董事会秘书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他所收藏的金庸手写聘书和一张与金庸在书墙环绕的办公室里的合影。“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里的查先生（查良镛是金庸的真名）。看，多精神啊，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样子。”这位当年的年轻秘书现在已是一个网络媒体公司的老总，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提醒我，“我只是曾给查先生打工的。香港很多人都给他打过工，他的秘书和自称是他秘书的人不计其数”。他说，前日里他偶然翻到金庸的近照被一位和老先生很亲近的晚辈刊登在某香港报纸上，他顿时有一种不悦感。他认为，这样的暮年照片完全不应该公开发表，这是对记忆中尊长美好形象的一种冒犯。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金庸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已渐成传奇。
金庸非常擅长在武侠小说里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糅合在一起写，创造出一种半史半奇、亦真亦假、虚实之间的故事境界;而如今，除了他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他真实的现实存在对人们来说已包裹在层层的记忆和想象里，人们甚至认定，这比他此刻的现实更真实。一位香港老记者说，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开幕那天，金庸的儿子也到了。香港的年轻记者涌过去问他问题，开口竟然都是“请问金先生”，令他惊诧不已。这也许可被解读为年轻记者的常识错误，但我却想到莎士比亚的名言“玫瑰即使换了名字，也依旧芬芳”。只不过此刻，本质的玫瑰确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笔名“金庸”，这个“玫瑰之名”已在年轻香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真实鲜活的人，是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取代了那个查良镛。
最初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写报纸武侠连载的“新武侠小说”催生婆、时任《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香港人也是怪，在金庸武侠风靡香港的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香港人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接当成“大侠”来膜拜，甚至认为他应该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过后来，金庸的另一个人格体查良镛也的确通过办《明报》和撰写有洞见和预见性的时政评论，参与到香港政治中，包括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
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里，有一段虚构的小说文本与真实历史互动的精彩议论。韦小宝帮助俄罗斯的索菲亚公主从囚徒成为“女摄政王”后，骑马疾驰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心想，“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还帮罗刹公主立了一场大功，全靠老子平日听得书多，看得戏多”。金庸随即夹叙夹议了一段：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擒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的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而成为事实，关涉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后来阅读到金庸为《碧血剑》在1975年补写的学术性文章《袁崇焕评传》。那时，他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有3年。《评传》里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固然充满张力，但造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复杂隐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释，那种集体无意识又人人娴熟运作的权力算计，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适。这篇历史人物评传与虚构的《鹿鼎记》构成了互读：“痞子”韦小宝回回通吃，次次遇难呈祥，有一个重要的地利人和，那就是在中国的版图内，“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汉族、满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小节上虽不同文字、不同民族，然而大体上同文同种”。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活的细胞”，他以各种不择手段、鲜廉寡耻和一些义气，映照和解构了与他本质相同，只不过罩上了伪善外衣的御治术。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这个文化帝国，在时间与空間上被想象成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遥遥相对的世界：在这个足以和现代科技可相匹敌的文化体系里，“中国武侠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场所，在那里，其他的外来文明与科技根本对传统不构成挑战”。
但金庸的小说并未拘泥于这一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与当时香港本土文化所关注的身份问题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都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这与他对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立场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1972年，金庸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查良镛在卖掉明报集团后辞去《明报》董事长职位，彻底隐退。
在香港，我曾致函金庸离开《明报》时自己所创的公司明河社，希望能够获得关于他和他家人一鳞半爪的新信息。明河社的人告诉我，这么多年对金庸的报道早已饱满，到了现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恍然间，我发现我在香港所追寻的，是一个已融入这座城市记忆的金庸，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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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金庸的世家之交

2018
12/29
12:01
蜀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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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江南世家望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家族，而是一种以内在文化质量为稳固核心的家族，特别重视家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以江南钱氏为例，自五代吴越王钱镠而下，千百年来，江南各地的钱氏，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胜流如云。”（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无锡钱基博与钱锺书父子，可作为钱氏世家文化传承的代表。


　　无锡钱绳武堂

　　距无锡200余公里的海宁，也有几大世家，其中又尤以陈、查二家最为显赫，名震东南诗坛的清诗人查慎行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先祖。考诸历史，“明代查家多出名臣，入清以后，两次文字狱对查氏家族影响深远，谨慎之余，查氏家族文化具有临危不惧、内敛深沉的特点。论者称其为‘诗礼传家，与时俱进’”。金庸早年的新闻时评和后来的武侠小说写作，一定成都上深受这个家族文化的影响。（余世存《家世》。）


　　海宁金庸故居

　　同为江南世家，钱锺书和金庸年岁接近（钱锺书长金庸14岁），但文学创作却大异其趣。一个专于中西打通，一个专于小说创作。但细细考究，两人还是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

　　一、金庸和钱锺书都曾在中央图书馆供职

　　金庸于1944年由浙江衢州中学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其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直到抗战胜利。在中央图书馆工作的时间，接近一年。

　　差不多在金庸离开中央图书馆之后不久的1945年10月，钱锺书到中央图书馆工作，担任编篡。

　　据蒋复璁回忆：“胜利后，我亦开办《中央图书馆馆刊》，请了两人主编，一位是顾廷龙，办中文馆刊，一位是钱鍾书，办英文馆刊。钱氏中英文俱佳，前几年他到美国访问，还托人向我问候。”（《蒋复璁口述回忆录》，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61页）“钱鍾书专门批评外国汉学家，我很佩服他，他在诗文方面都比他的父亲钱基博要好，可谓青出于蓝，尤其是英文造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英文比他好的人。我请他办馆刊是透过徐鸿宝的帮忙。”（同上书，第110页）到1949年6月为止，他一直负责编辑该馆的英文刊物《书林季刊》（Philobiblon）。该杂志创刊于1946年6月，至1948年9月停刊（第二卷第三期），前后出了七期。


　　查蒋复璁履历，可知他和金庸同为海宁同乡。由此可以肯定，金庸短暂失学期间在中央图书馆的工作，是蒋复璁帮忙引荐的。此外，中央图书馆总务组干事吴新澄、探访组代理编辑查介眉、探访组组书记朱惠如等皆为海宁人，有些还是蒋复璁的亲戚。按《国立中央图书馆职员录（油印本）》（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份）所备注的信息，以上诸人都由人用毛笔字标准为“馆长亲戚”，而钱锺书则标注为“钱基博的少爷。”

　　这份珍贵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职员录（油印本）》还列有中央图书馆职员的薪资，只是未见有金庸（查良镛）的薪资记录。可能金庸当时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资历尚浅，只能挂职而无薪酬。但他早于钱锺书在中央图书馆工作，这却是客观的事实，只是这段历史金庸和钱锺书都很少提及。

　　1945年，钱锺书时年35岁，留学归国，风华正茂，而金庸当时只有21岁，尚未读大学。两人是否在中央图书馆有过照面甚至交流？或者，在中央图书工作之前，两人即已经有了交往？一切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金庸拜访钱锺书

　　文革期间，海外盛传“钱锺书去世”，引起海内外文化界极大的震动。文革结束后，金庸于1981年、1984年两次到大陆访问。在第一次来大陆访问期间，他拜访了钱锺书。

　　由于金庸和钱锺书两人都对这次拜访闭口不谈，因此，这次拜访的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但2009年，金庸在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些这次拜访以及他们之间书信往还的信息。

　　金庸回忆，1966年，《明报》创刊后，他曾和著名专栏作家胡菊人到台湾拜访钱锺书同宗、国学大师钱穆。他谈到钱穆浓重的无锡口音，然后兼及谈到了无锡的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

　　这次拜访以及赠书的往事，金庸小说研究家刘国重也有谈及：（上世纪）80年代年代，金庸入京，也曾到钱府拜望，身为晚辈，金庸对钱锺书执礼甚恭，甚至有些如对天人，诚惶诚恐。二人谈话的具体细节则似乎不曾有人透露出来。

　　钱锺书似乎不曾读过金庸小说，不仅金庸，他在晚年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以及晚辈作家的作品，未必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排斥厌弃。

　　这次拜访以及赠书，是否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场域呢？目前来看，因为当事人均已去世，很难考证。出于谦恭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自卑”，金庸大约不会回赠自己的武侠小说给钱锺书的。此中心理，不能揣测得出。

　　但诚如刘国重所言：“厌弃武侠，并非无锡钱氏家风。”钱基博早年写有《武侠丛谈》（又名《技击余闻补》），对武侠可算倾心。而钱锺书早年读书甚杂甚广博，武侠小说也有寓目。“（钱锺书）七八岁时间，开始读小说。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因此，他未必会对武侠小说有偏见。

　　那么，钱锺书究竟有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呢？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究竟作何评价？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

　　三、金庸调侃钱锺书

　　金庸先生去世后，学界公开了一些与金庸和钱锺书先生相关的新资料。按，学者杨新宇新发现金庸早年的诗歌随笔中，文末有金庸对钱锺书的调侃。


　　金庸早年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文章

　　金庸其文为《愿……》，署名为“查良镛”，发表在1947年5月19日至21日，上海《东南日报》的“长春”副刊上，分三期连载。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引用了《围城》中的一段话，并以此调侃钱锺书：“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底牙刷。’”

　　杨新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说：这段话是唐晓芙出场时用来描摹她的美貌的，不过那也是金庸凭记忆所写，原文是这样的：“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由此可以看出，金庸是认真看了《围城》的。这种调侃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他本人对钱锺书妙喻的激赏。

　　四、共同的朋友圈

　　著名科学史家戈革先生善治印，钱锺书先生所用的几方印皆为戈革所治，因治印的关系，戈革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多有交往。巧的是，戈革先生也是武侠迷，尤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倾倒不已，这大约是金庸所谓“科学家皆以阅读武侠小说换脑”的作用吧。

　　戈革曾收藏钱锺书先生赠写的《自书诗册》，戈革引为“镇斋之宝”，戈革去世后，由其后人送拍。钱锺书先生在一通致戈革的信中，特地钤上了戈革为其所刻的三方印，并特别说明：“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


　　钱锺书致戈革信

　　根据拍卖流出的金庸致戈革信，可知二人交往也因治印。

　　戈革先生：接奉大函，及拙作十四部小说之精印篆印，十分感动。先生篆刻拙作人名达一千二百人之众，精力可佩。“鹿鼎记”一印“鹿”字出众形意,具见匠心，其余亦皆苍劲古朴，佩服佩服。弟拟于适当时候在《明报月刊》发表，大功告成后弟当设法资助付印，以酬知己。又，先生曾撰文评论拙作，以先生文字修养之佳，见解必多，是否可于研究Niels Bohr之暇，草成是书，由弟出版，尚请示知。此请大安！

　　弟金庸顿首 三.廿一

　　先生年长于弟两岁，北国苦寒，请多珍摄，日后盼能来丹麦奉访。

　　据《上海书评》（2017年5月10日）罗逊文：《金庸人物印谱》在戈革致杨文治信中也多次提及，还不断更新进度，他治印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以《天龙八部》为例，一月内即告完成，共一百三十五人、一百八十五印，至于最后完成数目，戈革先生估计是一千五百枚。据江晓原先生《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一文，最后完工时凡一千两百余人，共一千六百余印，并曾制成印谱十余部。遗憾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终究没有出版。


　　钱锺书致戈革信（局部）

　　五、钱锺书与金庸之比较

　　同为江南世家，钱锺书与金庸皆得高寿，并各自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从目前有限的信息来看，除了上世纪40年代一前一后供职于中央图书馆，以及1981年的见面赠书之外，钱查二人似乎并未有过多交集。香港学者黄维樑在《文化英雄拜会记》一书里，谈到他两次受命去拜访钱锺书先生，并力邀后者去港讲学的过程。黄维樑所引钱锺书先生在香港的故交，有宋淇、梁锡华，但并未提及金庸。或许自1981年之后，两人已经淡了交往，不然，以黄维樑之诚意以及促成钱锺书去港之急迫，一定会提及金庸。

　　不浓、不淡，不远，不近，这或许是两个世家之交最好的距离。

　　如今，两人皆已辞世，这几番并不复杂但充满谜题的交往，很自然地被有心人翻起。其中，也不免谈到对两个人的比较。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两人所致力的文学路径大不相同，并无比较之条件。但细细品味，也并非没有比较的基础。刘国重就认为，金庸并非不能与钱锺书一较文学成就。

　　他说：以二人的总体成就论，钱的《围城》加《管锥编》《谈艺录》，“金”不及“钱”。如专就小说成就而言，“钱”不如“金”。金庸作品数量更多仅是一个参考指标，同时我怎么也看不出《笑傲》《天龙》《鹿鼎》三书哪些地方不及《围城》。

　　刘国重的疑问或许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而一旦某部作品被划入“通俗”范畴，便跌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永难超生。相对于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通俗的。但通俗自然有通俗的价值，就华人世界影响而言，金庸的通俗当然比钱锺书的高雅更受欢迎。

　　钱锺书本人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未必然。从共同的世交背景以及共同的传统修养来分析，钱锺书绝难对金庸有此态度，不然，他不会赠《管锥编》给金庸。

　　面对读者提出“金学”研究的问题，金庸说：“‘金学’两字，愧不敢当。有读者说，有人研究钱锺书先生，称为‘钱学’，金钱，金钱，金还在钱上，‘金学’有何不可？我说，和钱先生相比，我学问太浅，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

　　这种态度，既有世家之交的惺惺相惜，更有金庸作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敬仰。这当中，有非常浓厚的传统维系，显然不是世俗观念能影响得了的。诚如一些细心和眼明的读者所见，即钱锺书和金庸，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有对《易经》的娴熟运用：

　　金庸武侠中，有关武学秘籍、招式的取名都来自于《易经》。诸如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桃花岛阵法、降龙十八掌等。这些武功无不与易相关，有的是采用卦爻辞；有的是采用其易理的阴阳思想等。

　　小说《围城》里，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易经》渐卦。而《管锥编》里，开篇第一章即是《论“易”之三名》。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自然，也有钱锺书浓厚的传统情怀。

　　以此观察，钱锺书与金庸二人，虽然各自所操持的文学利器有异，但在世家对文化的接受与传承上，则是揆于一理、殊途同归。（谨以此文怀念钱锺书先生辞世20周年及金庸先生辞世两月。）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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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9 09:0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4-10 21:48 编辑

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经学家王闿运闻知后，写信给郭，谆谆告诫他，去到英国后，要承担起时代的责任，用中国的“圣道”规劝英国人走上正途：



“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大平。此诚不虚此一使，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⑦


大意是：英国这地方，乃是荒远的海岛，从来不曾接受过“经术文儒”的教育和熏陶。这个国家的风俗，学者们傲慢利己，沾沾自喜，做事精明果决，热衷于追求富强。如果有“通人”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传授他们“圣道”，传授他们“入世之”，让他们抛弃商船，回归农桑，走上“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平盛世之道，那么，你郭嵩焘就可以说是真的不虚此行，就可以与苏武、傅介子这样的古人相提并论。





图：王闿运



王闿运还在信中告诫郭嵩焘，“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去英国做公使，只有一时的好处；把中国的“圣道”传给英国人，那才是万世的福音。他希望郭嵩焘到了英国之后，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启蒙英国人这件事上，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清朝模式”的道路：



“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码）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


大意是：你要让英国人明白，厉害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孜孜于物质追求也没有好处，火器能恐吓人但不能让人信服，码头会带来纷争不利于人心的统一，铁路日行万里也不如关上门安稳地待在家中，轮船火车每日获利万金也比不上肚子吃饱饱。



王闿运的这些话，今人视之，只会当成笑话。但在当日，它不是笑话，是对“清朝模式”的自信，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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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2014-03-31 19:17:34)转载▼
分类： 近代史
[size=1] 陈寅恪(1890-1969年)自始至终是一位专业史学家。他在史学研究的领域内，先后经历过三次重要的发展阶段，充分表现出他的原创力的异常丰富。但这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姑不深论。本文讨论他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涉及他的史学著作之处．也以此为限。

    首先我要作三点澄清：第一，陈寅恪既未自称儒家，也没有企图建立现代儒学的新系统。他的儒学观仅散见于诗文议论之中，是否能清理出一个整齐的系统，也大成问题。我在这篇文字中，更无意作这种系统化的整理。第二，他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倡导儒学的运动。由于和梅光迪，吴宓等人的私交，以及思想倾向的接近，他早年对于“学衡派”的基本立场是相当同情的。但是他在《学衡》上先后仅发表过两篇短文(《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和一首长诗(《王观堂先生挽词》)；他并未参加“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运动(参看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992年，页29)。第三，他也从未以儒学史的专家自居。从他的各种论著中，我们可以断定他对儒家原始经典和后代的诠释都是相当熟悉的，其例不胜枚举。所以他常常说的“不敢治经”或“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之类的话，是决不可信的谦词。但是在他有关中国哲学史或宗教史的重要论文之中，道家和佛教的分量确是远超过儒学。例如有关佛、道的，我们可以随手便举出《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支愍度学说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武曌与佛教》、《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名篇，流传与影响都十分广远。相形之下，他在儒学史方面的研究，则只发表了1951年所写的《论韩愈》(刊于《历史研究》第二期，1954年5月)一篇论文。而且由于时代关系，此文几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从以上三点来说，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儒学史上并不占任何特殊的地位。但是孔子早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这是儒学最显著的特色，即以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在生活中的实践而不在理论上的思辨。两千多年来，懦学内部关于知行问题虽有种种争论，而此一精义始终未失。1919至1921年问，曾与陈寅恪数度畅谈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学衡派”的精神导师。他仅从《四书》的译本中，便察觉到孔子倡导的主要是“身教”(exemplification)，其具体的成就是造成一个个值得敬仰和效祛的人格，因此和柏拉图之注重抽象的道德理念大异其趣(见Democracy and Leadership，页261、308~309)。如果从“听其言面观其行”的角度来看，那么陈寅恪的儒家资格是无比卓越的。用传统儒家的语言说，他“信道之笃、守道之严”在同辈的学人之中，昭乎确乎可当“未之或先”四个字。

    要想深入认识这一层，我必须追溯到他的家世教养。我近来反复研读他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残稿，才恍然明白他晚年最后一部书为什么是写他的家世和自叙。表面上他自称其书以司马光《涑水记闻》和陆游《老学菴笔记》为楷模，好像只是为了保存清末世变的一些真实掌故。其实这不过是一部分的，然而并非最重要的动机。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陈寅恪的史学著作，特别是重要的专著，都有事、文、义三个层次，而尤以他自己“窃取之义”最为重要。但是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他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守着这个儒家史学的传统，而是更新了、也扩大了“义”的内涵。这一点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姑止于此。那么《寒柳堂记梦》的“义”究竟何在?最扼要地说，在于指出他晚年志节的家世渊源。让我引他自己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他说：

    抑更有可附言者，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絧，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 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先祖仅中乙科 ...... 其仕清朝，不甚通显...... 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成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 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又清帝逊位后，陈公宝琛任师傅，欲引先君相佐，先君辞以不能操京语。(《寒榔堂集》，页167—168）

   《记梦》残稿之末又云：

    先祖先君革职，归寓南昌，不久，先祖逝世，先君移居金陵，以诗歌自遣。......未几袁世凯入军机...... 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皆令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同上，页182)

    这两段残稿不但说出了他的儒家教育的来源，而且也透露出他写《记梦》的深层动机。析而论之，可得三点。第一，他幼年读《中庸》，对其中某些儒家的价值观念便已“铭刻于胸臆”，因而规范着他的社会行为。可见传的儒家教育自有其潜移默化之功，并不必然全流入无意义的记诵一途。第二，儒家价值之所以能在他的心中生根，自然得力于其祖父和父亲的“身教”。他的祖父的“吏能廉洁”和父亲的“气节文章”都是活生生的人格示范，足以和他所读的儒家经典互相印证。但陈寅恪一生未入仕途，故父亲的“气节文章”对他发挥了更深刻的示范作用。第三，正因如此，他在这两段残稿中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彰他父亲的“气节”，即在戊戌被革职以后，再也不肯接受清廷的官职。尤其是记袁世凯托其父的挚友电邀劝驾的一次，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他的父亲“绝不入帝城”。陈寅恪在1953年不理会许多朋友和学生的一再敦促，坚决拒绝出任北京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这是他晚年生命史上必须特笔大书的第一大事。这件事虽然早有传闻，但在第一手史料未出现之前，我们究竟不知其详。所以十余年前我读《寒柳堂记梦》，对陈三立“绝不入帝城”的描述，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关此事的基本档案现在已经面世，而事件本身的轮廓也已大致清楚了(后详)，我们重读《记梦》残文便不能不发生一种敏感，即陈寅恪有意借《记梦》昭告后世，他自己的拒不北返是继承了他父亲“绝不入帝城”的“气节”。他平生所实践的精神价值，基本上得力于家传的儒学教养，在这里得到了确实的印证。

    据俞太维说，陈寅恪早年对十三经大部分能背诵。他特别重视《礼记》中的精粹篇章，如《大学》、《中庸》、《礼运》、《坊记》等；他认为这些作品置之世界著作之林也属最上乘，所以应该是中国知识人都能熟读成诵的(见《怀念陈寅恪先生》，收在《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上册卷首，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页14)。以俞大维对陈寅恪的关系而言，这番话决无半分夸张。他的文字中流露出他可不假思索，随时随地举儒家格言，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印证。试看下面这一段《记梦》中的话：

    《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寒柳堂集》，页168）)

    这决不是一般所谓“掉书袋”。《记梦》是他晚年“失明膑足”以后的口述之作，由助手整理成文。可见这些儒家经典在他胸中已熟极而流，故能张口即出。但这不仅是背诵而已，儒家若干中心价值实早已和他的精神生命融为一体。这是朱熹所说的“沦肌浃髓”、“切己体验”，较之现代社会学家所谓“内化”更为深切而允洽。

    早年特殊的儒家教育决定了陈寅恪的价值取向；他一生立身处世的基本规范和精神动力都渊源于此。但价值的规范与动力决不可和价值的经验内容混为一谈。陈寅恪的价值规范与动力诚然是由儒家传统提供的，然而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传统儒家价值的经验内容。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曾用《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来解说“中国文化”，但同时却又下一转语曰：“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页6)这一转语立刻便显示出他心中的“纲纪”已非儒家相传之旧物，而是通过柏拉图的Idea化成超越时空的抽象理境了。我们都知道，陈寅恪早年曾习古希腊文，读过原本哲学、史诗、戏剧等。191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时，曾对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优劣，作过下面的对比。据吴宓《日记》是年12月14日条所载，他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引自吴学昭学口《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9-10)

    陈寅恪下笔为文，一向严谨，从不肯放言高论，经虚涉旷。这是朋友间的闲谈，由吴宓记录了下来，才能保留到今天。吴宓当时在《日记》中特别注明，此段“尽录陈君之语意”，故大体可信。我引此段是因它恰好为我们了解《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提供了背景的材料。“纲纪”既为抽象的理境，则其经验的内容自必随时代而变动。关于这一点，他在《序》中已言之甚显，所以我们决不能误解他是在维护谭嗣同所极力摧破的“三纲”旧说。恰恰相反，在摧破旧三纲方面，他和谭嗣同并无分歧。他在《论再生缘》中表彰才女陈端生，有以下的特笔：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页59-60）

    在《柳如是别传》中，他对男女平等的观念则有更激烈的表示。他引徐树丕《识小录》“再记钱事”条：

    柳姬者与郑生奸，其子杀之。钱与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汝此举是杀父耳。”

    又引林时对《荷牐丛谈》云：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家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女子耶？此言可谓平恕。

    最值得重视的是陈氏对钱谦益在这件事上的评论。他说：

    依活埋遒人（按：即徐树丕）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茧翁(按：即林时对)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按：指山阴公主欲广置面首事)，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子人心也。(下册，页869-870)

    初看这一番议论，似乎比陈独秀、胡适还要激进。但是他在写《别传》的同时，却仍然毫不迟疑地推重孔子的儒道。吴宓《日记》1961年8月30日记陈寅恪的思想状态说：

    然寅恪兄之思想厦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云云。(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143)
    第二天早上《日记》又记陈氏自述，有云：

    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同上．页144)

    这更刻画出一个典型儒者的风范。吴宓《日记》以上两段都是节引之文，其所省略的文字恐多忌讳，以致我们仍未能窥其全豹，这是很可惜的。

    如果说吴宓的记述是第二手史料，未可全信，那么让我们再引他自己的话以证实他对儒家的认同。1964年6月，在《柳如是别传》刚刚完稿以后，以前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从上海来广州拜访他。在蒋天枢临别之前，他不但将生平所有著作诗文都郑重托付给了这位惟一可信任的弟子，而且写了一篇序和三首诗以道其学术托命之意。这一序三诗都写得沉痛之至，他的儒家情操也因此表露无遗。《赠蒋秉南序》的后半段说：

    默念平生回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文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珍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寒柳堂集》，页162）

    文中“曲学阿世”是从辕固生斥公孙弘以来，儒家历世相传，引为大戒，可不必说。但“侮食自矜I语则尚有曲折，宜略加解释。此语取自钱谦益《西湖杂感序》中之“侮食相矜，左言若性”。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释之曰：

    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下册，页1023)

    所以他特借用此语于《赠蒋秉南序》中。此《序》以王通、欧阳修自期，“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不但处处可以证实吴宓的观察，而且更可与以后所撰《记梦》中述其先德的“气节文章”相呼应。所以此《序》最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活动确是从儒家传统中潜移默化而来。至于他赠蒋天枢的三首诗，蒋先生在1979年编《诗存》及1981年编《诗存补编》时尚不敢收入。蒋氏死后，这三首诗才得在陈流求、陈美延重编的《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露面。诗曰：

    音侯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原注：君于《诗经》，《楚辞》皆有论著，惜寅恪于此未尝深研，故不能有所补益也。)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额辞。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页124)

    第二首“拟就罪言盈百万”句，主要是指《柳如是别传》。可见他晚年“草间偷活”便是为了写此书，其沉痛不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之下。第三首之河汾指王通，已见《序》文；洛社指司马光等得“洛阳耆英会”。此诗致慨与儒家的讲学结社都在“俗学”的洪流之下同归于尽，其所感者深矣。

   《赠蒋序》中“未尝侮食相矜，曲学阿世”的“气节”是他晚年一刻不能去怀的中心价值。因此在第二年（1965）四月《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中又用另一方是表达同一观念。他说：

    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53）

    所用二典虽似简单，其中则仍大油文章在。研究他晚年思想状态的人，于此不宜轻轻放过。"乞仙令之残砂" 表面上是说葛洪。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又《赠李白》“未就丹砂愧葛洪”。据《晋书》卷七二本传葛洪“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故云“仙令”。如果解此句为苟延残命，自亦可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曾引过《太平广记》中葛洪《神仙传》“王远传”一条。其文略曰：

    ......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视其米，皆成丹砂。（中册，页786）

    所以“丹砂：即是”米“,"残砂”即是“残米”。葛洪既是县令，则成为官方的代号。“乞仙令之残砂”实在便是说“向官方求乞残米”——这岂不正是“侮食”的意思吗？

    “守伧僧之旧义”出《世说新语.假谲》篇，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中曾详加考证（见《金明馆丛稿初稿》，页141-147）。但他此处用典则直接出于他在1940年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之《序》。其言曰：


    呜呼!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惧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0-241）

    可知“守伧僧之旧义”便是“未尝曲学阿世”，断无可疑。但1949年以后，陈寅恪屡屡用“伧僧旧义”一典，如1951年《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第二句便是“江东旧义雪盈颈”(《诗集》，页71)。我初不解他何以特嗜此典，后读《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始若有所会。陈垣在1954年致“佚名”函云：

    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惜衰老时觉不及耳。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遂有与胡适一封公开信，今后还将由谢山(按：全祖望)转而韶山．

    至今整整五周年、月前遇夫先生(接：杨树达)来信索阅此书，以其中所说太幼稚，不敢寄去。又月前遇夫先生来信，欲追踪高邮(按：王念孙、引之父子)。余复书，遇夫何必企高邮，高邮又何足尽遇夫。遇夫生当今之世，近圣人之居，当法韶山，不应取高邮自限。遏夫未复我也。


    足下也生近圣人之居，不当仍守曩昔旧习，(下缺。页796。按：《复杨树达书》见页365-366）)

    1941年陈垣在《清初僧诤记.小引》中也曾说过“不佞少读儒书，不娴内典”的话。今读此函，一再用“圣人”两字推尊韶山，则儒家结习之深，亦未始不可谓之“沦肌浃髓”矣。陈寅恪纵未见此书，亦当曾闻其“心无”之新说，此时南北相望，恐终不能无所感触，此其所咀不能忘情于“伧僧”之典欤?

    陈垣《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发表在1949年5月l1日的《人民日报》上(《来往书信集》，页191- 195)，海外也轰传一时。这时胡适已在纽约，他的《日记》中一连好几天都提到它。兹录其原文于下，以了此一段有趣的公案。《胡适的日记》第十六册6月19日条：

    昨晚倪君带来所谓《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的英译本。(见于《远来通讯》)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Dec.13. 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多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

    6月20日条：
    今天又细读《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按：“伪造”下的句点，后来改为问号。)
    6月21日条：
    今日倪君送来《陈垣公开信》的中文本(《华侨日报》，6月15)。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
    6月24日条：
    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火了！
    6月25日条：
    (蒋)廷黻与我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

    这封信困扰了胡适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他从信其真到疑其伪的整个思想过程。后来他终于根据最后的结论写成了一篇跋文，发表在1950年《自由中国》二卷三期(《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讽刺的是胡适的第一感是完全正确的，但他的转念却越转越错。不过他的《跋》文从文字上断定陈垣不可能写出那样欧化句法的流利白话文，还是有相当的理由。以文体而言，这封信在陈氏《书信集》中确是显得太突出、太不调和了。我希望这个最后疑点将来可以获得彻底的澄清。以情理推想，陈寅恪在广州时，似乎不可能不知道这封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公开信。(补注：关于这封公开信的撰写经过，现在已由陈垣的孙子出面说明。文字确是青年人起草的，但内容得到了陈垣本人的认可。见陈智超胡适与陈垣》，收在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三集，纽约，天外出版社印行，1997年1月，讨论见页133 -135)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研究，陈寅恪一生追求的正面价值究竟是什么?我想最直截简单的办法是借用他在1929年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几句话，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袁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先。(《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18）


    这篇铭词和上面提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先后呼应，同在强调儒家的中心价值具有超越时空的“精义”。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对于儒家价值的理解，便不应胶着在具体的经验内容上面。以“读书治学”之“士”而言，他们献身于真理的具体方式虽然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但却又殊途同归，体现了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精神价值——他特别称之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读者自不难察觉，由于他的西方学术的深厚修养，陈寅恪在这里已用西方为参照系统而对中国“士”的传统进行了现代的转化。文中“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显然是“Give me liberty or give rnedeath”的译文。这是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Patrick Henry的名言，似乎早在清末便已译成此六字(译者尚待考)。不但如此，他把“士”所应当体现的价值概括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二语，更是画龙点睛之笔。这说明他在学术、宗教、思想、文化等方而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自由，开放、多元的立场，并坚决反对任何方式的“定于一尊”。从这一方面说．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即主张兼容并包。他这一近于自由主义的(1iberal)立场，当然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但却又不能完全看作是舶来品。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便包孕着一·种比较宽容的精神。前引他在1919年12月14日和吴宓的长谈中，便有下面这一段话：

    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吴宓《日记》，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12）

    文中引“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出于《论语》，此语自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今不具论。从上下文看，陈寅恪显然将此语理解为“攻乎异端”是有害之事。今天许多人都不免把陈寅恪看作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看上引文字，可知这种简单化的“标签”(1abel)决不可轻信。说他“保守”，只有在下面这个具体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他绝不同意“五四”主流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必欲彻底铲除之而后快。相反的，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立而不可磨灭的价值，是几千年来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因而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在西方文化人侵以后，中国文化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不得不继续在变中求生存与新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变，中国文化的主体终不应完全抛弃。如果抛弃了这个主体，则民族与国家都将失去其独立与尊严，而“变”也毫无意义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在30年代初写了下面这一段广为人知的话：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人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融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52）

    这里必须指出，文中”北美或东欧之思想”一语不是泛说，而特有所指；前者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五四”以来，这是在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两派西方思想。陈寅恪为了避免引起争议，故代之以地理名词，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我们分析他的文化观，可得一明确的印象，即不承认一切文化都循一定的历史阶段而演进——此说起于社会进化论(Social Danwinism)，但有种种变相;他更不相信历史的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可以适用于每一民族与社会。因此在他看来，每一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各文化之间有异同优劣可资比较，也可互相吸收改易，但不可能以彼易此。在这种理解之下，他便不可能承认中西文化之异是因为中国比西方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一个历史的阶段。他坚持中国人决不应为了吸收西方优点以更新自身之故而根本抛弃其文化主体，其基本的理据便在于此。(这一问题所涉甚广，此处不能详加论证。)这一文化观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是极不受欢迎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有很深的感受，故在很多篇文字中都流露出来。说得最明白是1945年《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的几句话。其言曰：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寒柳堂集》，页150)


   “五四”以后，思想主流受实证论与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极深，反中国文化传统的潮流愈演愈烈，而陈寅恪却逆流而行，正如吴宓所说，他继续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并“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当然可以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称号而无愧。但这决不是单纯的主观态度的问题，其中更涉及客观认知的问题。他的文化观点之所以“迥异时流”，是因为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根本与“时流”不同。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史学和人文学术各方面的新发展，无论是实证论或社会进化论都已受到最严重的挑战。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上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以上略述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两方面的论断，旨在说明他一生追求的正面价值，一方面在根源上本于儒家的精神，而另一方面又以西方为参照系统面呈现出现代的风貌。这正是他所说的“相反面适相成之态度”。在字面上，《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是现代的语言，而且是西方观念的译文。但一究其底蕴，则其背后的道德动力，基本上是由儒学传统所提供的。《赠蒋秉南序》所言“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及”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恰恰是他本人一生实践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后的证词。《蒋序》中所用的则纯粹是传统儒家的语言。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描述的却是同一精神状志：“尊崇气节”与“未尝曲学阿世”便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具体表现。这是毫无可疑的。所以我认为早年的《王碑》(1929年)和晚年的《蒋序》(1964年)是两篇息息相关的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他怎样调整传统的儒家价值，以通向现代的转化。但我必须指出，他并没有将这种转化当作一种普遍原则提出来，这只能看作是他个人怎样通过现代的方式，实践“读书治学之士”的传统“气节*的一种示范。因此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实践历程。

    关于陈寅恪一生实践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经过，现在出现了第一手的新史料，值得郑重讨论。1953年11月下旬．他以前的学生汪籛受命到广州请他到北京就任科学院历史第二所(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汪籛在11月21日晚，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交给了陈寅恪，第二天早上，陈寅恪坚定地给予了否定的答案。关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后来记录在汪籛所写的一份长逾万言的报告书中——《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据汪籛的报告书，“连续两天，陈寅恪 ‘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页106）。最重要的是报告书所载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段自述，是由汪籛笔录的。全文已收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以下仅摘录最有关系的部分，以为讨论的根据。陈寅恪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艺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 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杞，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按：指汪籛）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 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他又加上一段：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 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 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引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11-113）
    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才能懂得这篇文献的历史价值。对这种处境刻画得最传神的还是陈寅恪的“诗史”，请看下面所引的诗句：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文章》，1951）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墨儒名发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1953）

    这便是汪籛奉命来广州之前，陈寅恪所见到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或是“宗朱颂圣”、“颂陶唐”，或是变成了“改男造女态全新”的“男旦”，即使是最能“不降志、不辱身”的也不过“闭口休谈作哑羊”而已。陈寅恪在这种处境下竟能“以生死力争”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世读史者必能在这个“谿刻阴森惨不舒”（经史》，1950年）的世界中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股力量来自他的深厚的儒家教养，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所一再强调的“真理”其实便是传统儒家所谓“道”的现代诠释；以“生死力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追求“真理”，即是“守死善道”；“最高当局.....应从我说”，即是道尊于势或理尊于势；“从我之说即使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即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传统儒者信仰“道”是永恒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寅恪对“真理”的信仰也是如此。所以他说：“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柳如是别传》上册，页283）最后他用韩愈《平淮西碑》比他自己的《王碑》，而要郭沫若做段文昌，未来的诗人再做李商隐，这更是儒学史上政治力量不能摧毁“真理”的著名故事。他说这番话时，心中一定会记起他的世丈马通伯（其昶）注《平淮西碑》之语。其言略曰：

    李商隐有读韩碑诗，长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后，蜀与三五相攀追”之句。东坡有临江驿小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则二公之文，不待较而明矣。（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页275）

    通过陈寅恪的实践，我们可以了解儒家的精神价值怎样能够在现代最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不绝如缕。

    陈寅恪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不是从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正如他所说的，1929年他写《王碑》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他心目中的“桎梏”。据吴宓《日记》1927年6月29日条：

    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49）

    抗战期间国民党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又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他在《癸未（1943年）春日感赋》中便写了下面的句子：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他不涉政治，更与任何政党无关，但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一贯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的儒家价值已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融化为一体了。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中谈到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的情形，说：

   此事，有若干素不管事之人，却也热心。如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次日晚翁[文灏]、任[鸿隽]出名请客， 谈此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家骅]、王[世杰]也）。（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7册，页454）

    可见他的学术和文化观点虽和胡适相异，但自由主义的立场则和胡适是基本上一致的。

    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以后，陈寅恪对于“独立”、“自由”的要求与渴望远比以前为强烈。前面所引《论再生缘》中“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的话便是明证。此文撰于1953年9月至54年2月，正在汪籛来访的前后。其中最值得注意是下面一句话：

    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寒柳堂集》，页66）

    可见他写《论再生缘》的动机之一是举例以证明“自由之思想”为人人可得而见的“真理”。文中“愚不可及”的“世人”指谁，已不言可喻。现在《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新史料出现了，《论再生缘》中“自由”、“独立”的涵义更无争议的余地，为什么他再1949年以后对于“独立”、“自由”的关怀特别显得无比的强烈呢？周一良先生在《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文中告诉我们：

    尽管一九三O年有“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慨叹，但他还是享有足够的余裕与宽松，本着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来从事学术研究的。（《读书》，1993年9月号，页133）

    但是1949年以后，他的"足够的余裕与宽松"也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了。这时他惟一能“以生死力争”的只剩下“不降志、不辱身”的自由了。所以《答北客》（1953年）一诗云：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此诗的确解已详见《后世相知或有缘》一文中，这里不再重复。但是他始终把“自由”看作现代“读书治学之士”的最高价值，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则在此诗中显露无遗。


    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限于个人的层次；他同样将这一最高原则用之于国家、民族的集体上面。据吴宓在1961年9月1日所记陈寅恪得谈话，他“坚信并力持”：


    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吴宓与陈寅恪》引这一段记录极为重要，使我们了解他为什么一开始便不能接受“一面倒”政策。1953年他有《咏黄藤手杖》一诗，其中有两句云：

    擿植便冥行，幸免一边倒。（《陈寅恪诗集》,1993年，页83）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下句在最初印本《诗存》（1980年）中则作“幸免两边倒”。这显然是因为蒋天枢先生当初编印《诗存》时尚心存顾忌，改“一”为“两”。其所以有顾忌者，正因为“一边倒”是讥讽毛泽东的“一面倒”的。（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1949年）陈寅恪对苏联一向抱有疑惧的态度。1945年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及苏联进兵东北，他先后写下了不少诗句，表现了极大的忧愤，如《玄菟》：

   汉关从此又秋阴。

    如《漫成》：
    如今万里成瓯脱。

    如《乙酉八月二十七日阅报作：
   乍传降岛国，连报失边州。

    他有时老实不客气地把苏联比作隋末称霸东亚的突厥。在《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议感赋一诗》中，愤慨地说：
   受虏狼头世敢诃。

    隋末中国群雄包括李渊、世民父子都曾受突厥的“可汗”封号和旗帜（狼头纛），故他作此语。吴宓在当年的《日记》中说：

    时宋子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按：指《玄菟》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之也。（见《吴宓与陈寅恪》，页118）

    1945年的中苏协定已使他愤慨如此，对于1949年以后的“一面倒”的政策他当然更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了。所以他才在1961年特别强调“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 他认为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正因为这三个国家都不肯“一面倒”，而在美、苏之间采取了“民族之独立与自由”的立场。但他在1951年春天，还曾一度抱着“与人为善”的心理，希望毛泽东能效法唐太宗，在国力转强以后，毅然改弦易辙，不再继续“向突厥称臣”。因此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结尾，感慨系之地说：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之讳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呜呼！ 古今唯一之“天可汗”（按：唐太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寒柳堂集》，页108）

    这个愿望当然很快便幻灭了。

    我们必须了解陈寅恪这一彻底失望的经过，然后才能懂得他在1955年《余季豫先生挽词二首》之二的沉痛心情。这是一首最近才发现的逸诗，诗曰：


    当年初复旧山河，道故倾谈屡见过。
    岂意滔天沈赤县，竟符掘地出苍鹅。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诗集》,页97）

    这简直是一首亡国、亡天下的哀诗。首二句记他与余嘉锡的过从明明是抗战以后的事，何以接着竟致慨于中国（“赤县”，“赤”字尤当注意）已沉沦在滔天洪水之中了呢？“苍鹅”典出于《晋书.五行志》，指永嘉之乱中国亡于五胡。但他用此典又暗藏了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中有句话：

    自火运将终，民无先觉，虽复五胡内赑，苍鹅之兆未萌。

    可知在他的心目中，“一面倒”已使中华民族丧失“独立与自由”，而降为“他人之奴仆”了。但这不仅指社会、政治体制而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也完全为“胡化：所征服，变成了苏联的附庸。这层意思特别表露在”东城老父机先烛“这句诗中。陈寅恪早在1941年便写了《读东城老父传》一文中，1957-1958年又做了两次增补。此文所表现的现实关怀之一室外国的思想风俗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的问题。在这一关怀下，他郑重地讨论了陈宏祖《东城老父传》所言唐代”少年有胡心“（见《金明馆丛稿初稿》，页303-306）的历
史背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有《丁亥（1947年）春日清华园作》七律一首，其中有“藁街常是最高楼”和“老父东城有独忧”两句直接与此文有关。“藁街“是汉代长安的”蛮夷邸“，他借以讽刺当时美国人在华的优越地位。“老父东城”则是自喻，表示他担忧美国风气的不良影响。但在1951年《改旧句寄北》中，他将上一句中的“常”字改为“翻”字，下一句中的“有”字改为“剩”字——即成“藁街翻是最高楼”和“老父东城剩独忧”这显然是因为1949年以后苏联不仅代替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以前美国在华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认为“一面倒”已使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变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一样了。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便能确切地认识到他为什么会在1955年有“竟符掘地出苍鹅”之感，视当时中国为“五胡乱华”之局。因为他所谓“胡”不系于种族，而系于文化，中国人深染“胡化”即是“胡人”。（此义详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苍鹅”在《晋书.五行志中》原来是因“地陷”而“出"。他以”苍鹅”入诗，则改“陷”为“掘”。这是为了点明1949年以后的情况与晋代不同：这一次是“胡化”的中国人自己主动地“乱华”。这明明是斥责中国人皈依外来的意识形态，因而摧毁了文化上独立自主的精神。1950年夏天他有“吃菜共归新教主”的诗句（见《诗集》，页63），这是以摩尼教做比喻。1961年他又说：“吏部终难信大颠”（《寄怀杭州朱少滨》，《诗集》页113），坚决地表示他不能信从马列主义正如韩愈不能接受佛教一样。这句诗尤其和前引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条）中“寅恪论韩愈辟佛”一段若合符节。（关于这个问题，他的《论韩愈》一文最为重要。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特别是“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一节，页293-294）由此可见，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不宗奉马列主义”的主张，决不仅仅是为少数个人争取学术研究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上引吴宓《日记》中语）。

    前面我已指出，他一生力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与“自由”是现代观念，但在现代观念的后面，却贯注着传统儒家的道德动力。这是陈寅恪通过实践而赋予儒学以现代意义的具体示范。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他追求“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和他争取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不但在旨趣上互相贯通，而且在精神根源上也同样出于传统的儒学。用他自己的传统语言来表述，这一追求民族的集体独立与自由即是“申明夷夏之大防”。所以他晚年撰《柳如是别传》，在个人的动机之外，也“借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吴宓《日记》中语，见《吴宓与陈寅恪》，页145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65所引）“夷夏之辨”是儒家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其源至少可上溯至孔子。但是清末以来，同持“夷夏之辨”的儒家也有种种不同的主张。如前所述，陈寅恪并不是排斥一切西方观念和制度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地，他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即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这一开放型的“夷夏之辨”又得之于家传的儒学熏陶。他告诉我们：


    咸丰之世，先祖（按：陈宝箴）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先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公（按：陈三立）亦从敦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余历险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务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页149）

    这一段自述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源头：一是“历险世务”派，以他的先世与郭嵩焘为代表，欲借镜西方以变法，但仍“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一是“附会”派，以康有为为代表，欲假孔子之名而行“用夷变夏”之实。朱一新批评康有为便着眼于此。由于“附会派”未尝“历险世务”，专走乌托邦的玄想之路，因此数传之后终于导致混乱。毛泽东特别推崇康有为的《大同书》，决不是偶然的。陈寅恪承其家传儒学，终其一生持 “夷夏之辨”的立场而绝不动摇。1954年1月他《答龙榆生》七绝二首，其二云：

    空耗官家五斗粮，何来旧学商量。谢山堇浦吾滋愧，更愧蓉生辟老康。（《诗集》，页83）

    这又是新发现的诗篇之一，最能表现他晚年为民族文化争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谢山是全祖望，堇浦是杭世骏。前者一生表彰遗民的民族气节，后者则因力主“泯满汉之见”而几罹死刑。龚自珍有《杭大宗逸事状》一文，写杭世骏受清廷迫害的情状，极尽冷讽之能事。但最值得玩味还是末句“更愧蓉生辟老康”。蓉生即朱一新，老康即康有为。到了晚年，陈寅恪仍不忘其“先祖先君”对朱一新辟康有为“用夷变夏”的赏识。他为什么感到”更愧“呢？这当然是因为他已不能效法朱一新公开”辞而辟之 ”了。

    最后，让我引吴宓《日记》中的一节纪事来结束本篇。1961年吴宓到广州后，陈寅恪立即介绍他读熊十力的《乾坤衍》，因此他一连三天都在陈家细读此书。这可见陈寅恪对儒学的新动向是随时密切关注的。但吴宓记陈寅恪得谈话竟说：

    若劼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吴宓与陈寅恪》，页145）

    此处“犹未免比附阿时”一语出自他的口中是特别有分量的，因他自己之“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是早已由实践证明了的。不但如此，这句话也使上引“更愧蓉生辟老康”的现实针对性完全透明化了。我初读这一段话，曾感到很大的震动。十四年前（1982年）我写《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一文时，曾说：

    熊十力与梁漱溟两位先生也是极少数能在压力下坚持原则与信仰的人。但是梁先生至少在最初两年内曾一再公开检讨过自己的“错误”，并且有限度地承认中共领导的“正确”；熊先生则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中把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这些不得已的适应自然并无损于他们两位人格与思想的光辉，虽则这种适应也多少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曾有过一定程度的炫感。在陈先生的言行中则连此类无关轻重的适应也渺无痕迹可寻。

    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观察和论断竟会有一天在陈寅恪自己的话中获得印证。陈寅恪不是系统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儒学怎样才能在理论上完成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程。但是他却以身示范。在实践上证明了儒家的若干中心价值，即使在最艰难的现代处境中仍然能够发挥出惊人的精神力量。

    1996年7月8日完稿于台北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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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 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 短史记
原创： 兰台短史记昨天
文 | 兰台



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似乎是一个历史常识。

但这个常识的史实基础，其实并不那么牢固。

“脱亚入欧”这个主张，确曾出现在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名叫《脱亚论》的社论文章，里面有“脱亚入欧”主张。但社论并没有署名（该报社论由福泽与几个记者交替执笔，署名并无特定规则）。

1933年，《时事新报》编辑石河干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脱亚论》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这是“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

尽管《脱亚论》在1933年被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但截止1945年日本战败，无论是《脱亚论》还是“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影响。除少数购买了《续福泽全集》的福泽谕吉死忠粉外，日本社会鲜少有人了解《脱亚论》及其内容。

1951年，日本左翼学者远山茂树在其著作《日清战争与福泽谕吉》里，提出“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指导性理论”，才让“脱亚入欧”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公众视野之中。

此后，日本学界和知识界开始频繁使用“脱亚入欧”的概念和“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论断——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还是右翼赞扬二战后日本经济上搭上了美国顺风车。在出现77年后，“脱亚入欧”终于成为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词，且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还漂洋过海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

事实上，日本史学界对于《脱亚论》究竟是否福泽谕吉所写，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脱亚论》里的用词、用典习惯与福泽谕吉以往的作品差别很大，《脱亚论》里不少词汇，也从未在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出现过；福泽谕吉的其他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过“脱亚论”、“脱亚入欧”字样。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脱亚论》确是福泽谕吉作品，且解释称，这是福泽的“朝鲜改造论”因中国的干预（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失败后，在一种“恐中”的挫折情绪中所写。

也许会有意见认为，福泽谕吉是不是《脱亚论》的作者，并不妨碍“脱亚入欧”这一理念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

这种看法也与史实存在偏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直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里，无论内政外交，“脱亚入欧”都不是主流，甚至也说不上是支流。明治维新后的内政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说是“三纲五常”；而在外交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领导者和解放者，包装成有色人种“救星”。

先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内政。

确实，明治维新后日本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比如，明治天皇带头吃西餐，穿西式礼服；外务卿井上馨找英国设计师花了相当于今天4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建立了西式奢华会所鹿鸣馆，引导上层精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参照普鲁士，建立了欧式政治体制；技术上对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自然就更多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脱亚”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毕竟，同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在大量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也派遣了幼童留美，也在北京建立了同文馆，但若就此说清廷“脱亚入欧”了，无疑是个笑话。

George Orwell在小说《Animal Farm》里提到，要给人灌输一种思想，就必须从幼年时期开始做长期灌输，人长大后，才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种思想观念有什么不对。换言之，讨论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否真的“脱亚入欧”，就内政角度而言，要看日本政府究竟给自己国民，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观念。

众所周知，日本维新派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德川幕府的；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决不能忽略“尊王”主义的作用。

对明治维新来说，“尊王”绝非一句空话。相反，为了证明推翻德川幕府、实行维新变法的正确，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把“尊王”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尊王”，明治维新也就无从谈起。

而且，明治维新运动，说到底是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维新各方，无论是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还是“帝师”元田永孚为首的“国粹派”，心态上都难免对西方存有“对抗”。
维新打开国门后，启蒙主义进入，部分民众觉醒，民间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知识界开始根据西方思想，来批判日本的传统思维、传统风俗和落后文化，主张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甚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的言论。这种趋势，不但让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维新派元老忧心忡忡，许多原本支持维新的学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忧虑。比如，号称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苏峰认为：

“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陆羯南，也有类似的主张：

“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这种“西化焦虑”，直接催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领域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亦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物质上模仿和学习西方，但在思想领域，却开始鼓吹三纲五常。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敕语》中强调：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这其实是把重点置于“孝悌忠信”，以爱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为爱国的真谛。





图：1942年印制的《教育敕语》

此外，天皇制国家，也被尊奉为日本不可改变的政治模式，且将之吹捧为“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为日本所独有、独享的“国体”。

在忠君爱国问题上，作为“开明派”的福泽谕吉，其实走得比身为国粹派的元田永孚还要远。元田永孚从三纲五常中寻求思想养分，福泽谕吉则嫌三纲五常太过温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样维新成功，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君主下命令后，中国士大夫还要想一下，君王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儒家理论，如果不符合，这些士大夫还要和君主辩论；这样大大的不妥。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尊奉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这是他们优于中国士大夫的地方。

1901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可以视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思想领域全面“复古”的标志。

井上哲次郎的这场演讲，相当于日本官方在思想领域的一次表态。他在演讲中提到：

“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武士道），永远发展下去……不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调和的（西洋）道德主义，在日本绝不能繁荣。”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思想上并无“脱亚入欧”之意，其“复古”倾向如此明显，反倒与张之洞所推崇的“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近，而且，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部分维新思想家，甚至摒弃了儒家，有朝着法家秦制而行的倾向。

说完内政，再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做一下强调：（1）日本确实和西方列强一样，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广大亚洲国家；（2）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中，常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反过来强化了日本作为有色人种自觉，使得日本在外交上打出了“兴亚”的旗号，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者自居。

1883年，伊藤博文曾如此描述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视的感觉：

“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也曾无奈感叹：

“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

日俄战争时期，在西方的不少亚洲人，都觉得那是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之战”。比如，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听闻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海军时，其所见是：

“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这种“所见”，无疑是孙中山内心世界的一种现实折射。

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在美国谈判，美国方面给予了俄国代表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英国虽是日本盟国，但英国驻印度总督却在担心印度学生因为日本战胜俄国而去日本留学，进而受日本人的影响仇视白人统治。如此种种，都有意无意地证实了“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视”这一认知，进而强化了日本人的“黄种人自觉”。



图：日俄战争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比如，寺尾亨认为：

“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

德富苏峰也说：

“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

日俄战争的胜利，没有能够为日本带来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国际政治地位，也使日本政学各界产生了强烈的被西方世界歧视的感觉。

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1919年，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1924年，美国通过主要针对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秘鲁等国也先后爆发反日言论与排日运动。

这些法案，不但使得保守派在日本占据了上风，也使得许多原本对西方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转为敌视西方。比如，当时著名的亲美学者新渡户稻造，曾愤然表示：“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在外交上想要“脱亚”，事实上也做不到。日俄战争后，“兴亚”、“亚细亚主义”，才是日本官方和民间外交的主要方向。

比如，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写道：“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



德富苏峰也对“拯救黄种人”充满了使命感：“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



近卫笃磨则认为：“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

客观而言，“兴亚”论以及之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为了侵略亚洲而蒙上的一层道义面纱。正如民国初期的中国知识界所观察到的那样：

“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

但若仅就“脱亚”与否而论，自明治维新直到二战结束，在这接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确实从未在政策上表示过“脱亚”意图，反而处处以“亚洲盟主”自居，直至二战期间还秉持着臭名卓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脱亚入欧”。

简言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引入了西方技术，但在思想领域，却选择了从三纲五常中吸取养分，用“忠君爱国”的“武士道精神”来对抗西方思想的“入侵”；在外交领域，也始终以亚洲解放者、有色人种救星自居，颇有一种“时刻准备与白人决战”的心态。





图：福泽谕吉故居



参考资料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邓凤瑶：《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评析》、韦英思：《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狭间直树：《关于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何春兰：《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兴亚论”探析》、喻中：《论东亚新法家》、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许赛锋：《“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远山茂树：《福泽谕吉》、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小川原正道：《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佐藤贡悦、王根生：《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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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术祛魅：《易筋经》是道家壮阳著作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短史记今天
文 | 谌旭彬

今人论及少林武术，大多必言及达摩，言及易筋洗髓。如释永信方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达摩祖师离开少林寺，只履西归时，留下两部经，一部是《易筋经》，一部是《洗髓经》。这是两部上乘内功心法，在少林功夫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实，达摩根本不会武术，也不是少林初祖。

按文献记载，少林寺乃后魏孝文帝为天竺僧人跋陀所建。该寺武风盛行，与其地处中原战乱之地，历史上长期受朝廷供养、有众多寺产需要保护有关。

其因武术而闻名，始于隋末唐初。按唐代裴璀《少林寺碑》的说法，隋末大乱，少林寺遭遇山贼，“僧徒拒之”，山贼遂焚烧塔院而去；其后，李世民与王世充交战，曾致书少林寺，命其“早识妙因”，“擒彼凶孽”，稍后，有少林僧众抵御王世充，并抓获王世充之侄献给李世民之事。王世充当日不但欲驻军少林，还霸占了隋朝给少林寺的赐地，僧众投靠李唐，乃情理中事。

少林武术源自达摩之说，始于《易筋经》，但《易筋经》乃是伪作（见后文）。少林武术出于达摩、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传寺僧武术或留下经典等说法，全部出自附会。

达摩虽实有其人，但现存各种声称达摩会武术、是少林武术之鼻祖、是少林初祖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

按唐代贞观年间的《续高僧传》的记载，达摩只是南北朝时期一个“游化嵩洛”的游方和尚，其生活长期由弟子接济。而少林寺在北魏时代，一直由官府供给衣食。若达摩是少林初祖，自然用不着靠弟子接济。

事实上，达摩并不是少林之僧。1935年出土的“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说得很明白，达摩毕生，只是一个游方和尚，“莫知其所居，未详其姓氏”，最终圆寂，也不是在少林寺，而是在“洛州禹门山”。该碑碑文据说由梁武帝撰写（未必可信），大唐元和十二年重建。直到唐德宗时代，才出现达摩“寓止于嵩山少林寺”的说法。


图：二祖寺唐代重建达摩大师碑近代碑拓

被称作“在少林功夫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易筋经》和《洗髓经》，当然也不是达摩所传。这两部经书，与武术也没多少关系。

按武术史学者唐豪的说法，“此书疑是羽流所作”，托名达摩而已。所谓“羽流”，就是讲求炼丹长生、阴阳采补的道士。

为什么这样说？只要读一读《易筋经》就不难了解。该书载有练功之法如下：

“行此功夫，其法在两处：一在睾丸，一在玉茎。在睾丸：曰攒，曰挣、曰揉、曰搓、曰拍。在玉茎：曰咽、曰洗、曰握、曰束、曰养、曰闭。以上十一字除咽、洗、束、养外，余七字用手行功：皆自轻至重，自松而紧，自勉至安，周而复始，不记遍数。日行六香三次，百日成功。则其气充盛，超越万物。凡攒、挣、拍、揉、搓、握六字，皆手行之，渐次至重。若咽气初行之始，先吸气一口，以意消息咽下送至胸，再吸一口送至脐，又吸一口送至下部行功处，然后乃行攒、挣等功。握字功要努气至顶为得力，日以为常。洗者用药水，逐日荡洗。洗有二意：一取和血气，一取苍老皮肤。束字功毕。洗毕，用软帛作绳，束其茎根，松紧适宜，取其常伸不屈之意。养者功成物壮，鏖战胜人。是其本分，犹恐其嫩，先用旧鼎。时或养之。养者谓安闲温养，切勿驰骋多战，方能无敌。功行百日，久之益佳。弱者强，柔者刚，缩者长，病者康，居然伟丈夫也。若木石铁捶吾何惴哉！以之鏖战，泥水探系，可以得珠。以之求嗣，则百斯男。吾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复加于是，此功此法，信受者实乃宿契也，岂小补哉。”“设鏖欲战，则闭气存神，按队行兵，自能无敌。若于应用之时，加吞吐呼吸之功，更精神百倍，气力不衰，昼夜不寝，数日不食，亦无碍矣。”

该段内容，出自清代来章氏版本的《易筋经》。这些壮阳固本之术，显然不可能出自达摩所传，也不可能是少林寺僧所习。


图：《易筋经》行功之法，（清）来章氏辑；林楠校注，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出版。

除该版本外，传世的《易筋经》还存在着西谛本、述古堂本与浙图本等版本。所有这些版本，都出现于明清时期或更往后，与达摩毫无关系（参见周伟良《＜易筋经＞四珍本校释》,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而且，如学者所论：

“《易筋经》早期版本根本没有关于佛家修炼法的具体阐释。有关佛家修炼理论和功法是后来增演的内容。其中，求达内壮的存神守一法、按月行功法、采日月精华的咽气之法，通任督二脉练小周天之法，以及阴阳配合论中提到的采阴补阳、男女以人疗人之法，和下部行功修炼功成之后的御女用战之法，倒是充满了明显道家（教）修炼特色，有的还是道家（教）独有的养生修炼功法。而《易筋经》所述通过内壮服药以佐功力的方法，无疑也留有古代道家（教）服食丹药》所述通过内壮服药以佐功力的方法。”（周慧，《＜易筋经＞研究》）

《易筋经》被运作成为少林功夫的“核心典籍”，是上世纪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借影视剧风靡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少林寺僧对该书也知之甚少。电影《少林寺》（李连杰主演，1982年）的编剧薛后，曾在1980年代初“遍问少林寺的九位高僧，他们都茫然无以应，其中的素喜答上一句：‘荒诞无稽！’说不定他看过流传于市井的‘原著’。”（薛后，《少林寺珍闻实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3，第59页。）

薛后所谓的“流传于市井的‘原著’”，指的是载有“行此功夫，其法在两处”等内容的清代来章氏版本。


图：中国武术史拓荒者唐豪先生。因揭破与少林、武当有关的种种利益附会，得罪不少民国拳师，屡遭威胁。

“禅武合一”也是少林武术的在今天的重要商业标签。释永信曾于2010年撰文称，他对史学界就少林武术源流所做的诸般考证并不认同：

“现在很多武术史书和文章上，将少林功夫源头直接归结到隋末少林僧助唐史实上，实为勉强”，“少林功夫源于佛教信仰”。

其依据之一，是“紧那罗王”曾拯救过少林寺。

紧那罗王传说，见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少林棍法阐宗》，大意说的是：元朝末年，富有产业的少林寺被红巾军围攻，无计可施之际，厨下一僧，“乃奋神棍”，“跨立于嵩山御寨之上”，红巾军见状大恐，“自相辟易而退”，得知此厨下僧即“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王是也”，僧众遂设殿塑像供养。

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少林碑群中所记载的史实是：元朝至正末年，少林寺被红巾军围攻，且被攻破，僧众流离失所，庙宇遭焚烧，“仅存其半”，殿中佛像也被“刮金破背”——红巾军怀疑佛像中藏有财物。直到元军平定河南，少林僧众才得以回寺，漂泊逾年，归者不过二十余人，可谓凄凉。并不存在“紧那罗王救寺”之事。

而且，少林寺的棍法，实乃抗倭名将俞大猷所授。据俞大猷《十方禅院碑》记载：他听说少林寺棍法闻名，特意前往考察，结果却发现，“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尽失矣”——剑技即棍法，俞氏撰有《剑经》一书，专谈棍法——俞氏遂从寺中挑选了两名僧人，随侍左右，授以棍法，再由他们传授给合寺僧众。

俞大猷是战场厮杀出身，其武术重视实用性，所以少林棍法曾一度闻名。

明代少林棍法的集大成者程宗猷，曾在少林寺学艺十余年，明代兵书《武备志》称赞他对少林武术的阐释最为详尽。他所著的《少林棍法阐宗》一书，谈的全是格斗技巧，也丝毫未曾提及“禅宗信仰”一类事物。即便是在精神层面的“练胆”环节，程宗猷所重视的仍是：

“艺高人胆大，苟平日识见未广，功夫未纯，若一遇敌，则心志乱，手足忙，不能自主矣。故弓马娴熟，良有以也。”

换言之，勤练苦练，见多识广，才是练成好武艺、练出好胆色的关键。这位明代的武术巨子，对信仰与武术的关系，只字未提。

据武术史学者唐豪考证，所谓的“禅武合一”，“禅与武艺结合的理论源出日本”，至清末才由革命党输入中国。

1998年出版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载有许多少林拳法的名称。比如：少林八卦拳——“按八卦相生之数，暗藏先天无极之象”；少林十三抓——“由龙行、蛇变、凤展、猴灵、虎坐、豹头、马蹄、鹤嘴、鹰抓、牛抵、兔轻、燕抄、鸡蹬等十三趟仿生动作而成”；少林五行柔术——“模拟蛇、虎、龙、鹤、豹五种动物形象”；少林五行八法拳——“包括龙、虎、豹、鹤、蛇五种拳法和内功，主张练功修心”；……

这些拳种所附会的“文化虎皮”，五行、八卦、象形，没有一张属于“禅宗”，自然也不存在什么“禅武合一”。


图：明代武术高手程宗猷所著《少林棍法阐宗》。该书中，程氏一再强调勤学苦练和对战经验，对“禅武合一”只字未提。

少林武术进入兴盛期，确切可考者，是在明代，最初只以由名将俞大猷传授的棍术知名。程宗猷生活在明末，他在《少林棍法阐宗》一书中讲，当时少林拳术“犹未盛传于海内”。明末文人王士性游嵩山，曾看到寺中有僧人“为猴击者”。但猴拳也不是少林寺自有的武术，戚继光《纪效新书》中早有关于猴拳的记载。

这些史料可证“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也只是后世的小说家言。

到了清末民初，一些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如洪门），其宣传著作多以少林寺为附会（如《少林宗法》一书实乃反清宣传材料），且虚构出“火烧少林寺”一类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以致民间武师为营销计，多愿将自己所习拳种挂靠在“少林门下”，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天下功夫出少林”的假象；而少林寺也在当代的商业运作中，欣然接手了这种假象。


图：戚继光《纪效新书》，记载了明朝中晚期民间盛行的许多武术种类，到了清代，这些武术多被附会给了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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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短史记5天前
文 | 谌旭彬

忽然想起一本旧书。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的《帕夫雷什中学》。

帕夫雷什中学，是苏联乌克兰境内的一所普通十年制乡村学校，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教育生涯。

他将自己的教育经验，总结成了一本书，就是《帕夫雷什中学》。

之所以想起这本书，是因为想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①


图：《帕夫雷什中学》中译本封面，1983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当然，苏霍姆林斯基不是最早发出这种感慨的人。

17世纪的英国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曾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爱具体的人，却很难去爱抽象的某种群体：

“我可以爱单个的人，却无法喜欢一个种类，那可是太神秘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深奥难题。简短而言，假如我无法拥有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形象，那我是无法产生任何一种形式的爱的。”②

“爱抽象的群体”，往往意味着“爱具体的人”被置于一种次要乃至可牺牲的境地。1920年，朱自清已从身边“入魔的朋友”身上，看到了“爱抽象的人类”所可能带来的悲剧端倪：

“有些入魔的朋友将‘人类底爱’当作只是一个概念。尽管嘴里叫得响，却一些爱底表现没有；甚至原来爱着的人也不爱了。这班人只是爱了抽象的人类，又算什么呢？”③

自莫斯科归来的罗曼.罗兰，则一语道破了“抽象的人类之爱”背后的虚伪与廉价：

“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爱不认识的人，爱绝不会碰面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不仅没有任何牺牲的必要，同时还可以完全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这就是良心吗？不！不是这样，而是应该去爱邻人，爱与我们共同生活且为我们带来麻烦的人。”④

但上述所有表述，都不如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来得沉痛。

因为，在1960年代，在一个高倡“一定要学习去爱人类”（高尔基语）⑤、同时将人类划分为不同阶级和阵营的时代，一位苏联乡村中学校长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是教育界的公开围剿。

这场围剿始于1967年5月，至苏霍姆林斯基去世时仍未停止。去世前夕，饱受攻击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致信好友编亚历山大.博依慕，内中写道：

“请注意，如果我坚持不住而死去的话，那么，凶手就是他！这个挑拨离间者！”⑥

八个月后，1970年9月，苏霍姆林斯基在心力交瘁中去世。

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作为一个主张并践行“爱具体的人”的具体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是在所谓的爱国者、爱人民者的批判声中怅然离世的。

他用自己的死亡，证明了他写下的那句话：

“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


图：苏霍姆林斯基

这句话，或许是整个20世纪人类所获取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所以，在苏霍姆林斯基去世之后，我们仍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沉痛感慨。比如，特蕾莎修女生前曾经说过：

“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的人，而不会是抽象的人类。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人类。”⑦

爱人类如此，爱国家、爱理念、爱集体……亦如此。

2018年，感谢诸君一路相随。2019年，愿以此言与诸君共勉。


①苏霍姆林斯基/著、赵玮等/译，《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242页。
②沙夫茨伯里/著、李斯/译，《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沙夫茨伯里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71页。
③朱自清，《＜越声＞发刊辞》，1920年11月28日。
④《罗曼.罗兰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第18页。
⑤邓均吾，《一定要学习去爱人类——高尔基一句话的注解》，《工作》半月刊第3期，1938年4月16日。收录于：《邓均吾诗文选》，重庆出版社，2010，第311页。
⑥A.达维多娃/著、吴盘生/译，《谁是“害死”苏霍姆林斯基的凶手》，《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年第5期。
⑦华姿，《德兰修女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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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究竟在哪里？
原创： 谌旭彬 史料搬运工 2018-12-14

文 | 谌旭彬


给大家看一份军统局1944年底的调查报告。


这年9~10月间，国民政府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当时流行一句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军统局稍后调查整理了社会方方面面对运动的反应，形成了这份调查报告。


报告里说：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发动，原以各校学生为主体，但演变以来，其情形至今不能令人满意。除中等学校已略有表现，差强人意外，其中等以上之各校，虽有学校当局之倡导，社会舆论之鼓吹，但至今平淡无闻，□□□如隔岸观火，不闻不问，是诚原因复杂，□□□□□□□□□□且应设法予以补救也。”（注：文中“□”系编纂资料者所刻意处理，非原文缺失）


大意是：除了中等学校（指高中学生）响应程度还可以，专科、高等学校的学生，对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的态度非常冷淡。


重庆及周边中学的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


    1．中央工校：十月二三日马副校长动员后，当场报名为50余人。

    2．南开中学：已有100余人。

    3．仁济高级护士学校：约30余人。

    4．江苏省立中学：约43人。

    5．大公职业学校：约100人。

    6．巴县县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约80余人(内有女学生2人)。

    7．大夏中学：校长学生共11人。

    8．精益中学：40人。

    9．中正中学：约100人以上。

    10．南岸嘉励中学、英才中学、博学中学、东方中学：共约280余人。

    11．求精商业中学校：20人。12．载英中学：16人。

    13．国立九中三分校：40余人。

    14．复旦中学：43人。

    15．中央造纸学校：43人。

    16．明诚中学：17人。

    17．重庆市立中学：10余人。

    18．国立十九中学：540人。

    19．重庆女子职业学校：40余人。

    20．国立十六中学：32人。

    21．巴县县立女子中学：18人。


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情况，则是这样子的：


    1．川大3人(成都)。

    2．金大1人(成都)。

    3．交大航空系全部学生(数不详)，其他1人。

    4．边疆学院5人。

    5．中正大学26人(江西)。

    6．中大2人(一为图书馆员王浚，一为军校毕业生现在该校求学者)。

    7．复旦大学8人。

    8．女子师范学院17人(白沙)。

    9．武汉大学3人(乐山)。

    10．东北大学4人(三台)。

    11．戏剧专科学校32人(江安)。

    12．广东大学重庆同学会11人。

    13．东方语文专修科全体四分之一(数目不详)。

    14．中央警官学校1人。


可以清晰地看到，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参军抗战这件事情上的热情，完全是两种态度。


军统局还对部分大学做了调查。


比如，中央大学的具体情形是：“此项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虽已成立，同学中之态度则极为冷淡。四年级学生认为苦了几年，转瞬即可毕业就职政府机关，目前待遇虽薄，但可较抒数年寒窗之苦，如此时从军，则将再苦两年或竟两年以上，且有生命危险。二、三年级学生，则以为不从军即可读书，可以早日完成学籍，从军则两者均不能矣。总之，该校学生对此不生兴趣，缺乏信心，且认政府要员等之签名倡导，系沽名钓誉举动，无人真去从军，其作用不过号召我等及一般低级公务人员而已；即如从军优待办法，亦殊难以置信。故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多视若无闻。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又如顾校长之签名从军，同学竟出布告欢送，后虽将此布告撕毁，但已啼笑皆非矣。”



中华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学生从军之举，迄无所闻。仅二、三年级学生表示，谓此次教育当局如能破例准予学生提前毕业，发给文凭，则彼等自愿前往从军，否则此时从军，学业势将荒废，待从军归来，时过境迁，事实上重新攻读，将势不可能。因此，一般对从军情绪，遂异常冷淡也。”


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表现尤其突出：


    “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教职员方面则多抱冷淡态度。”


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免除学费外，还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军训是日常课程，且有训导专门关注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且自建校以来，始终以蒋介石为校长。如今，蒋出面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中央政校自当起到表率作用，所以才有了学校当局放出“全校从军”之事。


然后，不愿参军的学生和志愿参军的学生，就在校内大打出手。不愿参军阵营里有一位叫做查良镛，被学校给开除了。

（以上资料来自：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1944年），收录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第995~996页。）


军统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其实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它的调查结论，非常地符合人性——重庆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集体冲在了签名从军的最前线，因为他们知道，就自己的年龄和体格而言，青年远征军不会真要他们。大学生、专科学生眼看着就要毕业，就要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上前线抗日那可是要死人的。只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听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很容易热血沸腾。


王鼎钧在他的回忆录《怒目少年》中，讲述过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当年所亲历的这种热血沸腾。他写道：


    “这天早晨，那些读完（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的）文告的人一转身，都变了新的面容，好像换了一身筋骨，聚在训导处门口，要求立即报名，虽然训导处说报名的日期还没有到，人还是越聚越多。为了安慰这些人，训导处只好摆下桌子和签名纸。我第一个签了名。刘宗元紧跟在后。无数人一挤而上，挤倒了桌子。签了名的人个个心满意足，好像在签下名字的这一刻，这人已经从芸芸众生中分类。得把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一个人才行。……有人马上动身到一分校或师范部去找女朋友。也有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偏不通知‘她’，表示大割大合，‘我’在报名的那一刻已是马革裹尸。…… 两天以后，全校师生在涧池铺校本部集合，当众朗读了蒋主席的文告。老校长李仙洲讲话不多，他说今天可以看出来谁爱国谁不爱国，他指着台下宣布‘爱国的人现在签名’。轰隆一声学生大伙儿朝前冲，而他们前面只有两张桌子，两支笔，两大张签名纸。布置会场的人竟和我一样没有见识。大部分学生只好退回行列，摩拳擦掌。”


王鼎钧回忆里的情形，与军统局的调查报告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也只有中学生——一群经历了现代民族主义教育、又还没有直接与现实生活接榫的“活在概念里的人”，才爆发过如此这般的爱国热情。绝大多数时期，在所有地方（无论大后方、沦陷区、正面抑或敌后），抗战征兵都只能靠强制甚至靠捆绑。


最能体现中学生们“活在概念里”这一特征者，是王鼎钧在回忆录里转述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刘道元的一段记录：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鼎钧因为体检问题没能成为从军青年，所以他把从军青年们的这种放纵，说成“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其实，更准确地说，这是抽象的牺牲情绪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概念化的悲壮——马上就要为人民去死了，临死前要从人民那里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实际上，他们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


1944年末，大后方的大学生和专科生们，普遍没有这种抽象的牺牲情绪，也没有这种概念化的悲壮——尽管他们自抗战以来，一直享受着政府的特殊待遇（当时高等教育推行“战时当作平时看”，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征召青年学生入伍，且给予他们生活、学习上的保障）。他们的选择很务实，读完大学会有一个可以确定的好前程，但作为知识青年参军，会不会有好前程，不知道，还可能会死。


前面说过了，军统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其实平淡无奇，只是很忠实地反映了人性。但这也正是这份调查报告的价值所在——我们这代人，脑子里有很多历史观，恰是与人性相悖。看着这份调查报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究竟在哪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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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丨妥协：代价最小的冲突解决之道

原创： 维舟大家今天




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挑战时，日本是唯一逃脱了被殖民命运、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当然，它顺利实现变革有赖于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例如日本在地理上差不多是西方列强最难触达的世界边缘，而唯一最关注它的美国当时又忙于本国的内战；不过毫无疑问，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日本国内成功实施了明治维新。

像法国、俄国、土耳其、伊朗、中国这些大陆型的国家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命运多舛，不仅爆发血腥战乱，而且还会出现改革、复辟的反复，最终即便推动也未必顺利，但日本却是个奇迹般的例外，仅以很小的代价就完成了革新：明治维新中丧生者不过3万人，而法国大革命时人口仅为日本八成的法国，因内乱、处刑死亡者高达65万人，这还不包括对外战争战死者。

这意味着，当时的日本政治精英在很有限的冲突下就达成了一致，转而齐心协力实现富国强兵，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能做到这一点？

江户开城——西郷隆盛与勝海舟的会談

江户开城——西郷隆盛与勝海舟的会談


日本式的妥协

日本精英做出这样的妥协，绝非偶然。早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敲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上下就已抱有深重的危机感。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一书中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将波及日本，这是一个长期的噩梦。”因此，虽然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危机有分歧，但有一点却是新旧两派都赞同的，那就是双方都极力避免出现英法坐收渔翁之利的局面，努力将内部冲突控制在最小限度。

和中国这种迟迟才产生全国性危机感的大国不同，日本的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很少抱有幻想。尤其看到连中国这样的大国都战败，高杉晋作等人更不相信日本能幸免。

1863年初，京都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攘夷”的具体策略，当时最杰出思想家之一的佐久间象山冷淡地回绝说：“攘夷”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不可能想出对策，哪怕是诸葛亮、孔子复活都不可能有办法。佐久间象山主张与西方平等条件下“对等开国”，倡导“公武合体”（天皇朝廷与幕府合作），“富国强兵”的口号也出自于他，后来被主张激进“攘夷”者暗杀，但他的观点却是倒幕的西乡隆盛等人也推崇的。一度主张攘夷的萨摩、长州等藩在对英作战失败后，也已迅速变得务实。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治精英虽然有争论，但大方向上是有共识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实现“举国一致”，共同对外；眼下击败列强是不现实的，必先经过改革；问题只是谁在主导、如何推动。这本身使彼此的妥协成为可能，因为这里的分歧仅是在权力安排上，而非意识形态（“世间只有一个上帝”、“日本是神国，绝不能容许洋人踏足”）这类绝对无法妥协的议题。

在面临危机时，不同社会的反应不同。晚清中国是开始并不在意，只当做是微不足道的“海疆骚动”；后来等到甲午战败大受刺激时却已积重难返，言论逐渐激进化；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枢声誉扫地，进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完全丧失信心。

而幕末的日本维新志士所不满的只是德川幕府的具体应对策略，认为在这样的危机下，有必要通过“公议”来实现“天下一新”——所谓“王政复古”云云，都让有实力的强藩在国难之际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理由。这种容许不同利益方参与的“公议”体制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历史学家孔祥吉就曾说：“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

由此，日本的不同意见就有了一个制度化的框架，此时，日本原有的幕藩体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德川家族虽然两百多年来支配了日本全国，但幕藩体制本身却是一个分权的封建制度，与大一统的中国相比更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借用William Beasley在《明治维新》一书中的话说：“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并非只有一个政府，而是并存着多个政府，每个政府都在封地范围内行使权力。”这一安排的好处是它并非铁板一块，后来主导明治维新的四强藩不仅都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自主权，而且还有推动变革的强烈意愿：因为它们都是被德川氏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的“外样大名”（异姓诸侯）。最坚定倒幕的萨摩、长州都属于1600年关原之战中战败的西军一方，尤其是长州藩毛利氏，当时从120万石减封为37万石，在封地被削减的情况下，家臣却未相应削减，不得不挤在变小了的封地中忍受经济上的困难，因而他们对于改变这一权力安排、参与全国性决策有着强烈的意愿。

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称为幕末四贤侯之一

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称为幕末四贤侯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长久以来这些武士精英的权力来自于本藩，所以当他们呼吁进行改革时更倾向于一种联合的方式——既不必要、也很难把对手赶尽杀绝。这导致了一种保守的“革新”安排：他们既想要维新、想达成政治统一，但又不愿意为此牺牲现存秩序下获得的任何实质性特权。

1868年，以四强藩为主的新军虽然在戊辰战争中击败了拥护幕府的一方，但新政府太穷，供养8000人的新军都感吃力，也无法强制压服各地。到1884年的十六年里，明治时期因社会变革导致的大小内乱共有162起，军费几乎全被陆军花光，不得不设法调和各方利益。

倒幕战争中的萨摩藩藩士

倒幕战争中的萨摩藩藩士

结果，明治政府虽然下令各藩“版籍奉还”，但1871年废藩置县后，仍由原来的藩主治理原有的领地；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官员，而非作为领主统辖自己的领地，但至少在心理上他们并未觉得自己丧失一切，也就没必要死斗到底。

在1900年之前被任命为县知事的人中，86%都出身武士阶层。最大的领主德川将军家，虽然被要求将俸禄从原来的800万石降为30万石，但落败后也还是贵族，没有性命之忧，一番协调下来，江户也就“无血开城”了。

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

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

更何况，当时得势的萨摩藩岛津氏，俸禄同样被限制在最高不超过1500石，这多少也让失势者心里得以宽慰。

这样，明治维新时期的权力交接得以“斗而不破”：旧势力并未负隅死斗，新势力也并未追究到底。虽然当时先后发生了大村益次郎（1869）、广泽真臣（1871）、大久保利通（1878）、森有礼（1889）等遭遇政治暗杀的事件，但这些大多是个人犯罪，而不是像民国初年刺杀陶成章、宋教仁那样出于政治斗争目的采取的手段。

不错，萨摩、长州等藩出身者是占据了权力中枢，但他们也注重建立一个“四民平等”的新型国家秩序，在此基础上展开“众议”，让各派力量（尤其是旧大名、旧武士等传统精英）都有参政的机会。新政府急需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虽然对戊辰战争中支持幕府一方的东北各藩出身者有歧视，但正如三谷博注意到的，“并非其他人都没有机会走上仕途，求贤若渴的明治政府甚至从旧幕臣中选拔人才，新政府成立之后立即设立‘征士’制度，即便没有参加王政复古政变的藩也有公平接受选拔的机会。”像后藤新平这样出身东北者同样能一路爬升到政府高层。《黄昏清兵卫》里说到原本反对新政府的海坂藩（现实中的庄内藩）武士后来都“飞黄腾达”，这并不只是戏说。

美国社会学家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曾在其名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中提出，近代早期欧洲各国的经济转型，最终都取决于其内部的“精英斗争”，这些不同利益的精英一旦行动起来，就可能触发一系列事先无法预见的社会变化。这一点也适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尤其是当时的局势可说完全取决于精英内部的斗争。福泽谕吉曾说：“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人民只是袖手旁观。”

这样的结果是很小的一群精英就决定了全国的命运，冲突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双方也易于达成妥协。堺屋太一在《何谓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历来的传统就避免那种整体动员性质的殊死搏斗：“即使在16世纪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战争也只是围绕支配土地和居民的上层阶级的权力斗争，失败的君主和几个忠臣剖腹自杀就一切都结束了，几乎没有全部杀死居民的事例。”正是这些，使得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很小的代价就顺利完成了对其它很多国家而言极其艰难的转变。

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

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


妥协：好事还是坏事

1875年，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曾这样赞许西方的政治：“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相互对立，互不协调。……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

他这么说的时候，无疑也想到了日本。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日本文明》一书中，注意到明治维新中“并没有像在欧洲、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那样产生普遍主义的、超验的传教思想或任何阶级意识的思想成分”，因此很少有不可妥协的原则，不仅如此，日本思想与中国或西方相比，很少存在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体获得联合、调和、融合及重叠”。

中国文化虽然也有强调“和”的倾向，但又向来主张“天无二日”，没有日本政治中天皇与将军那样的分权结构，因而中国历来的权力斗争总要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告终。

毫无疑问，日本政治中这种分权、妥协的倾向避免了全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如果按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革命史视角出发所说的，又是“不彻底的”。政治精英享受垄断式的统治权力，1887年日本直选法所界定有选举权者仅占人口的1%，这样最终造成了一个官僚寡头精英掌权、本质上无须与其他力量分享权力也能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如此，政治上层之间的妥协有时还导致决策失灵，因为日本当时那部模棱两可的宪法没有给予首相“罢免其他大臣的权力”（可以催促其自动辞职，但是不能强制炒鱿鱼），结果为了取得意见一致，后来就不得不迁就胡搅蛮缠的军部等势力。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值得深思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过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但结果却往往很糟，最终还是走向对决。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双方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移交：清帝逊位，袁世凯通电支持共和，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人继续作权力斗争，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这正是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说到的悲剧：中国传统上“缺少妥协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因此和平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极少，当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是用武力解决”，因为人们发现除武力之外，别无他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不仅如此，当时的新旧两派也缺乏基本共识，分歧并不只在“利益如何分配”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层面，还涉及到原则问题，最终发展为不可妥协的意识形态之争。当时很多人的感受，正如五四时期李大钊所说的有一种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

更有甚者，与旧势力的妥协往往腐蚀了新事物，一如史学家易劳逸在《流产革命》中所注意到，1927年北伐成功后，“同旧的政治力量妥协造成的长期后果是难以数计的。最直接的后果或许就是它们把军阀政权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方法随身带到了南京。”

这不是一个“妥协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而在于不同政治文化中对政治冲突的解决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日本和欧洲的封建社会一样，社会的权力结构都是分权的，这使得爆发政治冲突时，人们可以用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中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或特权的保护，他们如果要掌权，不像欧洲那样谋求逼迫君主做出宪法上的妥协（例如英国贵族迫使国王签下《大宪章》），也不是打造地方上的合法权力基础（因为这不可能合法），而是直接攫取最高权力。

英国贵族迫使国王签下《大宪章》

英国贵族迫使国王签下《大宪章》

当斗争涉及信仰、认同、权力的根本问题时，就很难通过谈判妥协来解决，达成的协议也无法被各派所认可，因而难以长久。既然如此，就很难给对手有权利保障的其它选择，而要跟他们打到底、打出个结果来。

虽然西方政治中一贯注重妥协，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史论》中甚至强调“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但毫无疑问，欧洲史上也充满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特别是宗教战争。正如黄仁宇所说的，“宗教上的事体很难中立，并且各人对神学解释之反应往往不可预知。……宗教包括了各种最高的价值和最后的观点，这些因素无法分割，也无分大小，总之就是不能妥协。”但凡是那些绝对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事物，最终都容易走向零和游戏，因为当你宣称独家拥有真理或权力时，想要全新、绝对纯正和不可分割的事物时，那么必然憎恨妥协——和我不一致就是反对我。二战之所以比一战更惨烈，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不像以往的国家权力之争是可以妥协的。

曾在非洲从事援助项目多年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发现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在那些极端贫困国家，民主化不仅没有平息暴力，反倒加剧了暴力。他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制衡机制，如果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他将这种缺乏规则制约的殊死竞争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这只不过是给权力斗争披上了选举的外衣，本质上换汤不换药，仍是赢家通吃、输家则毫无保障；而没有这种保障，那“妥协”自然会被视为投降，因为那只会导致你丧失自己的所有权益——除了“吃亏是福”的自我道德安慰之外，在很多人看来那就是傻。



从这一意义上说，妥协是一种内心有安全感的表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治精英之所以彼此妥协，与其说是因为他们都深明大义“相忍为国”、“舍小家顾大家”，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本身在地方上就有权力基础，知道对方不必也不能赶尽杀绝。

他们不见得是因为“知道妥协好，所以才妥协”，而是因为不得不妥协：日本历来的社会结构就是分权的，形成一个彼此制衡的网络，即便是权力最大的幕府将军也得容忍天皇和异姓诸侯的存在。

相比起来，在那些自身利益和权力得不到法律、习惯和赢家保障的社会里，人们便倾向于死斗到底——赫鲁晓夫曾非常形象地说过：“假如我们低了头，他们就会立即往我们背上扔一副马鞍，骑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既然有这样的恐惧，那还怎么能妥协？在这样的理解中，所有的妥协都只能是投降。

因此，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双赢”要比“零和游戏”好，只有赢得对方的支持、妥协和让步，很多事才能以最小代价顺利推进，但落实到现实的博弈中，很多人却还是不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如果我处于下风，那妥协之后，对方会不会得寸进尺骑到我头上来？如果我处于上风，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什么不趁势多占点便宜？正是在这种缺乏规则保障的不安全感之下，最终换来的多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而历史也向我们表明，这比对抗的效率更高、代价更小、消耗的能量更低。不过，很多时候能达成妥协与合作，并不在于开价的高低，因为正如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谈到中东和平僵局时所说的：“一个人只有在觉得必须妥协时，他才能对妥协的条件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仅仅空谈妥协的好处是没用的，更为根本应该是为妥协提供保障：这样人们才能意识到，妥协既非投降，也不丢脸，更不意味着任人宰割，而可能是现有条件下最好、最现实的选择。

【相关阅读】


注：
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p.115。又参见三谷博《幕末：危机孕育的举国一致》，载《倒叙日本史》02卷“幕末·江户”p.28：“虽然经过了上述一系列内战，但从整体看来，明治维新可谓是仅出现比较少的牺牲者便得以实现的‘革命’。据推测，即便加上明治十年（1877年）由萨摩士族反叛新政府的最大士族叛乱西南战争，明治维新的牺牲者也不会超过三万人。与时间上比较接近的法国大革命相比，这是一个极小的数字。大革命开始之际的法国人口约为维新期的日本人口的80%，但历经推翻君主制的政变及镇压农民叛乱等内战再加上处以极刑的人，据信共有约60多万名牺牲者。据说在伴随着革命产生的对外战争中牺牲者的数目更是达到上述数值的一倍以上，可见日法两国牺牲者的数目相差悬殊。”
小岛毅《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下册p.80。又见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p.68-69：“按道理废藩置县后的知事已经和过去的藩主截然不同，他们仅仅是一介官僚，需要经由新政府任命，统一归大藏卿(后来的内务卿)管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事所管辖的地区和过去的藩主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且‘士族’和‘平民’都没有选举知事的权限。”又参见William G. Beasley《明治维新》p.326：“有超过100个藩国要求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封建制’。有的论证道，现状足够好，相信土地只是在形式上上缴，然后再还复给藩国，仅接受最低限度的天皇监察。”
三谷博《幕末：危机孕育的举国一致》，载《倒叙日本史》02卷“幕末·江户”p.29：“新政府不仅容许德川家存续，对参加奥羽越列藩同盟的诸藩也并未追究到底，而是施以宽大之情谋求他们与新政府合作。对会津、桑名的严惩只是为了‘杀一儆百’而有意为之。简单说来，正因为没有超过必要的过度战争，才得以将牺牲者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p.15，其中还指出：“大隈重信的暗杀未遂事件是一起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其他事件具有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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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鲁迅的评价 | 短史记
陈慕谭短史记今天




鲁迅与胡适，思想立场上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1927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①



1929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反对将牛兰夫妇放入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②



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③



《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分辨，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④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



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⑤



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⑥





胡适等人1930年代创办的刊物《独立评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



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⑦



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



“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⑧这种“阶级”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实，胡适也非是真的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与自己同调，是个“自由主义者”。



1959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变化，曾有如此一番非常遗憾的追忆：“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⑨



据此信可知，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差异，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重心实是落在了“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几个字上。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可资佐证。胡适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对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周扬各种摆布“有苦说不出”）



简言之，胡适看重的，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1959年，胡适在南港。



胡适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鲁迅，似非偶然。



这年10月，胡适借祝寿的名义，公开撰文劝蒋介石“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守法守宪”，约束自己的权力，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结果引火烧身。蒋经国化名“周国光”，撰写《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将胡适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以“特种指示”名义秘密印发至基层单位，以“策动全体党员有计划的展开行动”批判胡适。这场批判持续了大半年。⑩



胡适在1956年对鲁迅的怀念，其实可以用鲁迅1927年的一段演讲来解释。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还说，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好比开窗，反对声浪是很高的；但钱玄同冒出来主张废掉汉字，好比拆掉屋顶，胡适的“文学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话文随后也渐渐流行了起来。⑪胡适在1956年公开劝蒋介石“无智、无能、无为”而遭到批判，自然很容易怀念起鲁迅来。



注释

①②《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

③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

④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

⑤⑥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

⑦1999年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

⑧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⑨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

⑩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⑪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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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冯克利《虽败犹荣的先知》，华夏出版社，第82-93页。

苏格兰式启蒙

过去人们都知道休谟是英国哲学家，但多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说不准具体始于何年，至少在一部分知识人中，对百余年来在中国一向风头不减的“启蒙”似乎有所保留。他们逐渐觉得欧陆的启蒙运动俨然一副代上帝立法的气派，显得强硬而张扬。与此相比，苏格兰式启蒙则更讲究常识、情感、风俗与演化，俾可充当祛魅进步主义焦虑症的镇静剂。这对于很多依然不忍舍弃启蒙，却乐于换一种方式的人来说，亲和力自然更好一些。

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启蒙运动经典译丛”为配合这种世风之变，便将视线移向“苏格兰启蒙运动”。自哈奇逊《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始，至今已出了十余种。从其中译介过来的哈奇逊、里德和弗格森等人的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些苏格兰作家异于欧洲大陆的风格，自有其相对独特的发展脉络。苏格兰人地处欧陆文化边陲，相对而言较为平实，甚至有点儿朴拙，喜欢它的人，估计知识口味也要淡得多。

不过说到这个运动的要员，最为人熟知的当然还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只是过去没有为他们贴上“苏格兰”这个地域标签罢了。据说《斯密全集》也在丛书计划中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至今未见于书肆。让人高兴的是，这套丛书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更完整的《休谟论说文集》（分《论道德与文学》和《论政治与经济》两卷）。

休谟所写的这类文字自1741年第一次结集面世后，便不断扩充再版，二百多年来各种版本不计其数，甚至译为中文的也已有若干不同选本。但是就我目力所及，以权威的学术版为底本，参酌若干其他版本将其完整译为中文的，以此为仅见。

虽然号称“学术”版，但是当年爱丁堡大学大概是不会将其引入讲堂的。盖休谟以文名闻于世，这些文章为他助力极大，但以文体观之，它们并非高头讲章，意不在深化学术，而为滋润风气。整个苏格兰启蒙学派内部不管有何分歧，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皆认为思辨较之民情多失色，敦化教养要比探求学理更困难。在这一点上休谟也不例外。当然，促成这种思想风格的还有另一层背景，在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人未领教多少欧洲人的理性启蒙，便建成了自己的自由政体和商业社会，所以他们也不再把启蒙作为一项未竟的大业，心态上也变得更加从容。面对这种精神状态，寓哲理于轻松笔触之中，也更易于赢得受众，就像是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虽然跟斯密《国富论》讲的道理多有相似，但一谐一庄，曼氏戏谑乃至刻薄，不宜入讲堂；斯密条理分明，却很难进酒馆。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10 19:2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9-9-26 17:32 编辑

因痛感于大众愚昧（变相版的国民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第三世界国家高层精英青睐开明专制+技术官僚+快速工业化模式，凯末尔、纳赛尔、巴列维乃至蒋介石都实行过一定程度的专家治国。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迷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急功近利地追求现代化，酷似科技领域的辉格史观。五四运动的“赛先生”是焦虑和乐观融合的产物，西化派痛感于中国落后，把科学当作一剂灵丹妙药，自信满满地认定科学能够医治国情，如果不见效果，西化派又恼羞成怒，怪罪民众愚昧，不肯听话吃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怀有科技焦虑，夸大民众的蒙昧程度，仿佛是本国才有的毛病。他们片面强调民众无知的一面，夸大传统文化的阻碍，凸显出自身的高明，这也是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西化派的惯常做法。

　　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义和团拆铁路，经过西化派的反复批判，义和团成为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实际上拆铁路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动力，原本从事水陆运输的船民、纤夫，失去了工作，谋生困难。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岗位优先招收教民，反过来加剧平民对洋人、洋教的仇恨。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科技焦虑感，往往变得激进，从文化上寻根，认为中国、印度、阿拉伯文明骨子里缺少科学精神，只有西方文明（尤其是新教国家）才能诞生现代科学。尼尔·弗格森等学者一味鼓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先进性，把新教、民主与科学困在一起，绑定出售。但如果有耐心寻找，那么从英国也能找到不少贬低科学的言论，而且说话的人不是什么底层愚夫愚妇，都是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体面人。

　　蒲柏写了商业互吹牛顿最有名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被照亮。其实他还写过吐槽牛顿的句子：“人类理性最有益的目标是人性，而不是天文学”，“比起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和它们旋转的次数，校正真实的人性和善恶的标准更为重要”。诗人威廉·布莱克说：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对比下晚清守旧派的名言“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呢？

　　对比之下，才能体会到盎格鲁-萨克逊宪政的高明之处。大家常开玩笑说“美国普通老百姓教育水平很差”“红脖子愚昧无知，到现在还相信上帝造人”，美帝不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 ，以后肯定被咱这种一心一意点科技树的甩下去。

　　美国政治家能克制住教化黔首的冲动，这是大智慧。鼓吹专家治国的论调在中国互联网一直很有市场，在很长时间里，科技强国是中国左右派能达成的极少数共识之一，近两年因为环保、全球变暖等问题，连这个共识也破裂了。对专家治国的分析，是我原本想在文章最后一段写的。当然了，如果这么写，我爽了，媒体平台就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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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主张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儒家思想上乘远古时代的宗教礼仪文化，由周孔发展为一套体系性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在清末鸦片战争的枪炮下，中国人突然丧失对自己固有文化的自信，甚至再无勇气加以继承和发展。王康说，儒家遭到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双重夹击，已经陷入经岌岌可危的境地。自由主义的后面，有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提供学理支持，在国内它也有非常强大的支持者；激进主义源于马列主义，得到了强大左翼力量的支撑，直到今天左翼仍在名义上保持国家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反传统，但奇怪的是，它们猛烈抨击的似乎只有儒家，道家、佛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法家等传统文化分支则几乎从未遭到大规模批判。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它是完全孤独的。现代化已经是中国无可选择的必然历程，中西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等角色？在王康看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背景下，创立的关于人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种东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学。儒家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特性。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西化；如果是激进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苏化。西化也好，苏化也好，中国都将丧失中国人的本性、中国人的特质，也使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命脉。诚然，只有自由民主才让中国人有尊严，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富强和高尚。但是自由和民主对于中国更是一种中介，一个过程，而不是全部终极价值所在。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不可能存在根本价值的对抗，它应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2012年《新年寄语信孚人》中，王康更明确地说，中国若欲以文明教化跻身世界，则必须重拾孔子重教修文的大统，以此接通西方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想之学院精神，同时摒弃苏式意识形态。
　　为了解开中国百年来历史演进之谜，王康把目光转向俄国。辛亥革命以后，俄国是对中国影响最为剧烈的国家。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中国都奉苏联为师。即使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深层结构上的东西仍旧来自苏联。苏俄的专制主义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苏俄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专制的国家，王康则告诉了我们一个精神性的、神圣的俄国。王康说，俄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一方面，俄罗斯遭受蒙元的专制统治240余年，使专制主义成为俄罗斯一个非常强大传统。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公元988年接受了基督教，尤其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希望，被看作人类和基督教的黄金时代，从此，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就有了一种解救全人类的弥赛亚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为了思想，为了欧洲和全世界而存在的。俄罗斯的伟大早已被西方学者所洞察。1844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预言：美利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将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好像受到天意的指派一样，它们最终将分别主宰人类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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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决裂，是一种错觉
原创： 保守主义评论保守主义评论今天



本文作者｜万吉庆


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曾经以为：一个国家若要进步，须和自己的传统决裂，然后按照理想的蓝图重建新世界。

在进步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之际，这种“进步”理念不知俘获了多少人的头脑。事实上，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许多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都有这种思想的影子。

不过，我们知道，传统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一个国家真能轻松地和自己的传统决裂？法国革命后，高扬理性的革命政府曾系统打压天主教会，然而，不出几年，为了顺应民意，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恢复。熟悉历史的朋友知道，类似情形在许多后革命国家都有重演。

昨天重读《乌合之众》，笔者发现勒庞对传统的解读颇令人称道。他说：“人们能够轻易给传统造成的变化，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换句话说，那种疾风骤雨般的破坏，只能改变传统的外在形式，却不能触动它的内核。勒庞也强调，一些传统习俗，时过境迁之后也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然而，对于这种传统，暴力改造却并非明智之举。

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p.58


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迭似乎可以为之作注。这些革命看似翻天覆地，然而，却并未修正传统的游戏规则。这就引出了问题所在：对待传统，特别是有碍进步的传统，应采取何种态度。勒庞建议：“在稳定和求变之间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为其注入新内涵。借助时间的力量，渐进地改良传统。显然，这一过程注定是长时段的。

对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它们。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p.58


实际上，柏克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也发出过类似告诫：“保存的性情，外加改善的能力，就是我对一个政治家的要求。” 不了解保守主义的朋友，请记住这句话。按照学者彼得·韦雷克的说法，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保守主义。可见，政治家的双重职能便是“在保存的同时改革。”

当然，这种政治家技艺，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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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国家
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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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知书店

2019年1月12日，是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诞辰29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这位先知。

都说中国人历来讲求中庸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倘向西方思想界学习，一生追求政治平衡的柏克，本应是最大热门。

吊诡的是，在中国大热的西方学者榜单中，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必然上榜，还会有各种生僻的名字，但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到柏克。

然而，在思想史的谱系中，无论知名度还是重要性，柏克是一位连盲人都无法忽视的存在。现实何以让人如此匪夷所思？

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比较以柏克为精神标杆的国家（如英美），和那些轻视柏克的国家，其迥然不同的国运，足以证明柏克的重要性。

邪恶之所以得逞
是因为善良之人无所作为
﹎

提起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想起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大陆军的确是以少胜多击败了英军，但事实上，在战争的决胜天平上，英国王室的妥协值得一提，而柏克于此功莫大焉。

独立战争的起点，一般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为标志，作为辉格党的文胆、党内实际主宰者，柏克从一开始就站在北美一边，为捍卫殖民地人民利益不遗余力。

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波士顿倾茶事件，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点击图片即可了解柏克支持独立战争的深层原因）

当英国陷入鏖战泥淖时，柏克发表著名演讲《与美国和解》，强有力影响了多数议员，让他们决定“放美洲一条生路”。随后，他又写下《致布里斯托首长的信》，此二者在终结战争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声援，尽展柏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善良之人无所作为。”自由是柏克进行一切政治思考的前提。作为英国议会一员，按“阶级分析”论也属统治阶级，完全应该反对美国革命，因为那是要“颠覆”自己的。

然而即使冒着被冠以“英奸”的危险，他也要为北美张目，可见，柏克对自由的追求，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没有掉入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柏克坚定地站在了自由一边。

这样一位极端热爱自由的好汉，怎么会被人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最后还成了“保守主义宗师”？

谁让柏克那么热爱自由，却又偏偏在有生之年，遇到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呢。

用暴力制造凝聚力
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
﹎

法国大革命到底有多震撼？

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壮举”，让欧洲各地出现骚动，以稳定著称的英国也不例外，出现了一个风云人物——革命派牧师普莱斯，夜以继日地煽动英国人干两件事：支持法国革命和自己也搞革命。

1789年11月4日，普莱斯的布道辞《论爱国》发表，为法国革命唱起最强劲的赞歌。

就在全英国除了国王一人瑟瑟发抖、其他人似乎都在观望乃至期待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一件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柏克竟然站了出来，与乔治三世站到了同一条战壕。

当全世界都在为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欢呼时，柏克冲着全世界吼道：“法兰西是在用犯罪换取贫穷！法兰西不是为了她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美德，她放弃了利益是为了可以出卖美德！”

堪称自由派旗帜的柏克，居然将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没错，柏克毫不掩饰对大革命的愤怒，但凡英语中能找到的下流话，在四百页篇幅中滚滚而出，很多人以为柏克疯了。

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强烈反对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学者埃德蒙·柏克（点击图片，一键收藏柏克作品）

撇去情绪性语言，我们看看柏克是如何抨击大革命的：

1.柏克认为，传统对秩序与自由至关重要，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

2.柏克认为，宗教是社会基础，攻击宗教的人自然是社会的敌人，而攻击宗教的法国大革命也必然是罪恶的革命。

柏克说道：“你们的独裁者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你们的头脑中斩草除根。”

3.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追求卢梭式人民主权，试图构建人间天堂，它追求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必然导向“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会扩大到更多人身上，比王权统治残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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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残酷杀戮现场。（点击图片，读懂法国大革命）

4.柏克认为，大革命精神导师卢梭的天赋人权是一种愚蠢的抽象权利，世上只存在具体的人赋人权，“那些形而上学的权利进入日常生活，就像光线穿过介质，必会发生折射。”

柏克指出，抽象理论无法得到经验的证明，而人类的政治实践变幻莫测，用抽象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极有可能导致理性的误用。

如上，正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传统、宽容、审慎、经验，但它们所围绕的皆为自由。今天我们说柏克保守，正是在说他时刻在保守着英国的自由传统，“我们把自由权看作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

可笑的是，同样是为了自由，甚至是为了更深刻地阐释自由的真谛，对大革命的抨击，让柏克从自由派变成时人眼中的“爱国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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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二维码，一键购买柏克代表作。

感喟的是，基于上述要素的开创性贡献，柏克在身后成为保守主义创始人，《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成为保守主义最经典范本，更是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抵抗法兰西疫病的良药”。

真正明白何谓自由
才懂得保守为何意
﹎

“反常”的表现、严厉的措辞，导致很多战友与柏克决裂，这其中包括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和“美国体制之父”潘恩，更使他的评论者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将他视为人格卑劣、思想杂乱的政治投机者。

一切误解，皆因柏克异于常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柏克因对大革命的预言而在革命初期被嘲讽，然而正是这些预言，最后反馈给柏克至高无上的声誉，也让欧美诸国纷纷扑向柏克思想，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

为世人所称道的柏克预言，第一，是法国社会秩序的崩溃。柏克认为，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以破坏传统秩序与社会价值为前提的，必将造成疯狂的革命激进主义，而这种激进主义会不断以革命的形式反噬革命本身。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严丝合缝地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广场的断头台忙得脚打后脑勺，不断有反对派被推上去，然后是推他的人再被推上去，革命恐怖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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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第二，是预言拿破仑专政的出现，则让柏克被惊为天人：“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军队将会基于其人格魅力而服从他的调遣......最终那个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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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称帝

柏克辞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不久便登基称帝，“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对拿破仑称帝的非凡预见，成为“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

美法革命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但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

美国革命者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另外，即使强调“平等”也只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而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完全是靠断头台来实现的。

柏克的智慧，就这样体现在一系列对常规认知的颠覆上。比如谈到自由的来源，他说：“自由是我们的继承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与卢梭的“生而自由”绝不类同，柏克强调的是继承性，卢梭则表明一种抽象的人权。

当所有人都在争论哪种权力更好时，柏克说：“与权力的形式相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

关于民主，他说：“我憎恨专制，尤其憎恨多数人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他认为，由于整日忙于生计，不可能有闲暇从事智力的训练，“如果蜡烛匠等类人被允许个别或集体上台统治，国家就会遭受压迫。”

关于审慎，他说：“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则是首要美德。”

关于秩序，他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指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过柏克精神的浸染”。

柏克的努力，不仅避免了英国宪制的法国化（激进化），今天的人们也多从美法两场革命的结果中，切实感知到了两百年前一位先知的巨大智慧，并汲取到了足够警醒当下的教训：

在保守（自由）主义的理念护佑下，独立后的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是在扎扎实实为民众创造自由和美好的生活；

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美国制宪会议（点击图片，了解美国立宪的精神源头）

相反，法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多次拉锯，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才算尘埃落定。

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保守主义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架构、反集权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应用。

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

回到本文的篇头，为何在中国我们看不到柏克？或者说，与其他主义相比，几乎看不到保守主义的影子？

第一，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是个贬义词，“抱残守缺，不知进取”，提到“保守”，很多人的脑海里，第一时间也许会浮起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头像。

第二，即使是那些有能力抛开旧有语义及陈腐历史观的人，在他们的认知中，像英美那样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或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一个旧事物中的优良者所存不多，有什么值得“保守”的？

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冯克利先生，对此给予了回答：

针对第一条，保守主义里的“保守”是动词，它所保守的是“自由”，而非霉菌残渣；而保守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

厌恶频繁变化是人的天性，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可见，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

针对第二条，中国的自由传统虽然自古以来就很稀缺，但并不等于国人在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印记很少。自由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人性，而人性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爱自由，我们的祖先也一定爱自由。

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三四百年之前还没有美国，哪里来的“固有的”美国自由传统？

我们还要加上第三条： 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保守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激进主义”的苏俄。

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冯克利与刘军宁（点击图片，一键收藏两位学者作品集，含绝版书）

而柏克告诉我们，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激进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在激进主义长期占据主流的情境下，其天敌保守主义如何有可能发展壮大？

然而，说到底，中国的变革，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明确一个思想根基，这个根基应该是什么？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这个根基那就是保守主义。


杨小凯说：我们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

“必须反对职业革命家那样的极端政治，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英美保守主义，去学习如何用站得住脚的经验，去建立一个公信力的国家。我们争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但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是纯粹的革命家。”杨小凯如此解释。

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杨小凯。18岁时因言获罪，入狱十年。生前两次提名诺奖，他在20年前对中国所做的预言，如今正在应验！（点击图片，一键收藏杨小凯学术成果）

也许现在言说保守主义还信者寥寥，但柏克早就抛出过一个著名的“柏克定律”，两百多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它而独存：

通过暴力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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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金耀基 言无言处 前天

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 金耀基／文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首次接触，远在16世纪时就已开始，但两大文明真正的对垒与冲突，则是150年前的事。这150年来，西方文明挟其枪炮、商业，以侵略者及蛮荒探险者的姿态横冲直撞地猛叩中华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犹如狂飚暴洪、巨浸稽天，中华帝国在转夜之间，完全无力地暴露在西方枪炮之前。亡国瓜分之危机，竟不是一场梦魇，而系残酷之事实。中国读书人向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他们毫不逃避国难，他们急切的开始反省和搜索自强之道，于是有同治曾、左、李、胡的“洋务运动”，有戊戌康、梁的“维新运动”的产生。这两个运动显然是失败的，但却是有历史价值的民族自杀运动。至于义和团之乱，则是中国文明中最愚昧的一幕悲剧，它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中国文明之弱。它只是一种困兽之斗，一种死亡的挣扎。从义和团之乱起，西方人把中国人真正看做了落后野蛮的民族，把中国文化看做是带有神秘气味的崇尚迷信的初民文化。此一看法演变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然此究系一大曲解。因为义和团之乱不一定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罪过，它只是中国文明的最愚弱的一面，而中国的真正读书人也并没有参与。义和团之祸只是政治的主权者一念之错与哀号，一切责任应由玩火者自己负责，事实上，清朝的帝王也真正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自义和团之乱后，中国真正濒于瓜分亡国的边缘，读书人真正感觉到国脉如缕，而发生一最深之觉醒，乃能挺身而起，冲破了历史的格局，完成了“秀才造反”的伟大勋业，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与历史上所有争天下，抢正统，换朝代的运动之意义完全不同。他是自觉的要为中国政治开一新局面，为中国文化创一新境界，而事实上，他也完成了曾、左、李、胡和康、梁以来未竟之历史事业，这亦是真正显露了中国文明中健康的一而。我们须知，中山先生之革命虽然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但是他能够凭赤手空拳推翻满清，则只是因为他之革命是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紧扣着中国文化之需要向上提撕、向外扩展之精神的要求的。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想凝汇中国文朋与西方思潮之精义的。民族主义讲民族平等、讲伦理，民权主义讲民主政治，讲民本，民生主义讲利用厚生、讲科学，无一不是西方文明中所涵，亦无一非中国文明所本有而当发展者。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他还是站在中国文化历史之流上，大量采撷西方文化，而解决中国问题的，而他也的确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并为中国文化解除了一个不能开出民主之死结。中山先生的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伟大读书人所有的一贯之态度，可是，这一态度到了五四时代，却发生了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附缘于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它的动机是想全面的展开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评估，它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口号，是要对中国文化做一番“裁判”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五四这一个“批判运动”，在批判的理念指挥下，对传统文化当然可以产生一“洗涤冲刷”的作用，由于大规模自然与人为的“洗涤冲刷”，中国文化中一部份的“坏传统”的确遭到淘汰伤亡的命运。如纳妾制度的废除，体刑的废除，缠足习俗的废除等等，这当然是古老民族新生的现象，而应该高兴的。我很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它古老孤立的文明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的确，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刷激荡下，中国文化受到了全面的挑战，由于各种文化特质所受挑战的深度与幅度的不一，乃发生了相当惊人程度的文化失调。文化失调（或脱序）一词是邬格朋教授所创，他所指的文化失调是：“近代文化的各部份变迁速度不一，有的快，有的慢，因各部份是相关而互赖的，如一部份起了很快的变迁，其他有关各部份也就需要急速的调整……当文化一部份，由于某种发现和发明，先起了变化，而引起其他某些有关之文化的变迁时，有关部分的变迁则常是延缓的，这种延缓的变迁的范围依文化本身之性质而异，但可能延缓为几年，在这个时期当中，便可以说是有了失调”（此系采龙冠海先生之译文者），继文化失调而生的则是社会的解组，这些都可以解说为：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下，中国的文化模式被击破而离碎，中国文化模式只表现着一种急遽的解体，而未见有经过什么调适因应的过程。这是一可悲的现象。所有知识界的人士都有着历史的责任，因他们并没有对文化之调适工作作过认真的努力！最可憾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撮激烈的人士，他们只看到中国文化之黑暗面，把精力悉数用到破坏文化传统上去．他们反对社会既存的结构与价值，带着一种狂热的性格，寻求新事物，如中疯狂走，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都被一一肢解，而他们所展开的“批判运动”，便变成了“否定运动”或“打倒运动”。他们原初所表现的“理性主义”，竟一转而为“虚无主义”。五四领导人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等，中心本盼望能产生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先生曾用英文写“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在1933年他曾说，“缓慢的、平静的，但却绝无可疑地，中国文艺复兴将成为一件事实，再生后的产物，看起来使人怀疑是西方的东西，但是刮掉它的表皮以后，你将发现构成该事物的素材，主要乃是中国的根底。”此外，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创刊之“新潮”，英文名即The Renaissance，据罗家伦先生自己说：“按照‘新潮’两字的意义，译作‘New Tide’，但是我们印在书面上的英文译名是‘The Renaissance’，是西洋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名词，就是‘文艺复兴’，是欧洲在中古黑暗时代以后，解除种种经院教条的束缚，重行研究罗马，尤其注重在希腊文化的时期。这是西方文化最早的曙光，当然我们也很勇敢地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而介绍若干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份，但是我们从未主张全部放弃固有的文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五四运动对于传播西方思想，使国人的思想进入一新的领域，产生一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确颇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而其中一撮人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笔抹煞的虚无态度，倒反而有点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本身是缘文艺复兴而来的，乃启蒙运动孕育而生，可以说是一理性主义之高度表现，但法国革命最后经罗伯斯披尔等恐怖主义，而一反理性主义之方向，走上虚无主义之路。民主政治亦成为暴民政治，自由平等几为更多枷锁、牢狱、流血所替代。罗兰夫人之感慨，狄更斯双城记之悲剧之描绘，都足令人震撼！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把变质后的五四（以下所批判的皆指“变质的”五四）看做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不仅表露了他对五四运动之历史意义的模糊，也表露了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历史意义之陌生。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基本的意义，乃是要从中古僧侣阶级及经院的烦琐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热烈地向希腊古典文明回慕，它的基本动向是“复古”，而其作用，则自觉地不自觉地变为“开来”。Renaissance—词，意译是“文艺复兴”，直译是“再生”。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蒋百里先生与梁任公联袂旅欧，同听受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edee Britch之讲演，归来，蒋百里先生撰《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盖欲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一助（见蒋著导言），蒋百里于该书之殿，有“人类曷为而有复古运动？曰：对于现状求解放也。复古者，解放之一种手段也”之言。梁任公为之作序，序中则谓“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而其因为蒋书写序，中心有感，竟“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日《清学概论》。”任公心目中，把清学看作欧洲之文艺复兴，此虽然大有问题，但他本身对中国古典文化之努力阐发，推陈出新，则确有几分文艺复兴的气味。他说：“文艺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前人智识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于此”。梁任公原初亦是一好批评中国文化，且真能挖掘根核之人，而他之笔端带有感情，感染力尤大，摧毁力尤强，中国文化中乌烟瘴气的东西，也确被他的巨笔摧陷廓清，任公是一个“太无成见”的人，他非常任性，破坏的工作的确做的不少，但到了晚年，则心平气和、思想亦渐定型而成熟，一反过去“以破代立”的态度，而替之“以立代破”，重新回头审定批评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由排孔而尊孔，由蹈空而踏实，最后则毅然走出“骛新立异”之阵营，挺身为中国文化说话。他说：

　　吾以为吾辈对于前辈之学说，其有粗略者则补助之，其有不同意者驳正之，皆应尽之义务也。若嚣嚣然挟其一得，相率以轻薄之言相讽刺，甚乃毛举细故为人身之攻击，适见其浅而且浇耳（笔者按，目前东西文化论争中尤见此种凉薄鄙浇之现象）。……又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体，一旦开其思想自由之路，则其对之也有烀枉过直之论，是诚所难免，即鄙人于数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弃掷之矣。虽然，日日掊击孔子，试问于学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后国人之思想其不能复以二千年之古籍束搏之也，洞若观火矣。然则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步之障。

　　又说：

　　今当青黄不接之交，学者方怅怅无适从，而先取一最有骱值之人物而掊之，在立言之意，曷尝不欲补偏弊，弃短取长？其奈和之者必变本加厉，一嘴而百吟，一趋而百奔？

　　梁任公由检讨全局而批评自己，而翻然改悟说：“吾以为排孔论与夫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者，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则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任公这一转变，即是他有名的“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性格的写照，而他能在独往直注之余毅然回头，在举国中疯狂走中，冷冷地回到自己，（任公这种由虚无主义返回理性主义的思想历程，颇有似德国狂飙运动时，歌德与黑格尔之思想的反省，由狂热崇拜法国大革命而回头肯定德国的固有文化。可惜任公死的太早，要不以他之学识，配以雄健之巨笔，一定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积极性的文化事业），实在是一种“心智的真诚”与“理性的勇气”的升华，可是，这种升华的表现决不是人人所能的，我们只需看五四当时如野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便可瞭然。许多领导五四的领袖人物，原初亦不必即能想到或希望有以后之局面，但“立言者”理性的声音在“和之者”一啸百吟，一趋百奔的疯狂的摇旗呐喊的声浪中隐没或沉落，有些领袖甚至由“领导五四”之主观意识而一变为“被五四领导”的客观态势，竟有“我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必须跟随他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法国大革命时，有一位倡言自由平等博爱的领袖，眼看到群众疯狂地演变为仇恨、残杀的暴民流血运动时，虽然与他原意相背，但情势如此，无可违抑，他只有跟着暴民走，而慨乎其言的说:“我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必须跟随他们。”这现象或为任何革命运动中所不免。）
　　而跟着五四口号走的少年，则表现了一种宗教的狂热。他们的宗教不是释迦，不是穆罕墨德，也不是耶稣，而是“新”与“洋”，于是“旧”与“中”的都在打倒之列，于是，乡绅官僚政治倒，而买办政治起，塾师儒生踣，而文化掮客兴，孔子之说丢进茅厕，资本主义、马列思想风行一时，这一切的兴替，我们实难用进化论的“优胜劣败”的原则来解释，因为一切倒下去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全是坏的，无价值的，只因是旧的、中国的；而一切兴起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全是好的、有价值的，只因为是新的、西方的。显然地，这不是“理”，而是“势”，势盖过理，说这是优胜劣败，也只由听其说。而实际上，中国文化本身根本没有经过“理”的调适过程，它只是在“势”之下大瓦解，这当然也可说是中国文化本身之无力，但一定说这是中国文化之无价值则决非公允之论。这我们只要看，在西洋的意识观念的大洪流中，中国文化始终仍在无形的，或经过少数知识分子表现着的反省与检讨的奋斗精神，而仍坚守住一个天地，一个局面，显其光华，就可知道。但毕竟中国文化之瓦解是一客观事实，这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因两千年来，一方面由于专制政治的歪曲、奸污、压迫而失其原始精神，一方面由于二千年来始终在一个文化架构下发展，特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后“定于一尊”的局面，使儒家思想发生了堕落与僵化的现象（这十分相似于西方欧洲文艺复兴前中古阶段，西方的希腊文明与希伯来之原始宗教精神均被僧侣之经院哲学所腐蚀僵硬），基是，儒家思想的确已经丧失了鼓舞开启民族智慧与心力的功能，的确已经丧失了应付新世纪的繁复的事物的能力，于是，新中国的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思潮时，看到西方思潮多采多姿而有丰沛之生命力，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倾向西方文化的“外慕”的心理。我们相信五四新知识分子的努力的背后的冲动力，很类乎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他们都希望得到一种心灵的解放。可是，两者努力的路向却是完全殊途的。五四是向西洋文化“外慕”而铲除本身的古典文明（我必须重新指明，这是就五四发展之客观态势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则是向古典文明“回慕”而开出西方近代文明。而在五四的“外幕”心理的一往直前的发展下，乃逻辑地产生了“全盘西化”之思想，第一个主张“全盘西化论”者是文化社会学者陈序经教授。陈序经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采用了近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知识，认为文化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如有机体似的不可分析的东西，二种文化的相接触，就产生了二种不同的结果，假如这二种文化的程度是相等的，那么就有一个新的整个的、“一致和谐”的文化形成，而原来二个旧文化则“逐渐成为陈迹”。反之，假如这二种文化的程度有高低的话，那么，那个程度较高的文化就要“逐渐伸张”，那么，那个较低的文化则要“逐渐成为陈迹”，那个文化的任何特质都将“没有存在的余地。”陈序经的文化观，不能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说法，而的的确确有些见地的。他的错误是把文化问题看的太单纯，而对文化程度的高底之取值标准也太浮面。在他看，中国文化比之西方文化是一种低级的文化，在他心目里，中国文化只是“非洲文化”。因此，他逻辑地主张中国人应该效法尼格罗。他认为美国之黑人能“全盘白化”，所以能生存发达，印第安人固步自封，因此日趋灭亡。他说：“一则以存以盛（指黑人），一则以衰以灭（指印第安人），可为吾国一般踌躇不愿全盘西洋文化的良剂”。并且他还指出“理论上和事实上中国已趋于全盘西化”（如基督教在中国势力蔓延全国，兵器电报开矿均已西化，所谓设学校，派人出洋，请洋顾问，杜威罗素请来演讲，西洋文学的介绍翻译等），陈序经看到西方文化“逐渐伸张”，中国文化“逐渐成为陈迹”的种种事实，因此，他要主张西化，并要“全盘西化”。他倒是一个有“心智真诚”的学者，因为他肯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对错是另一问题）。我前面说陈序经把文化问题看的太单纯，对文化程度的高低之取值标准太浮面，这种批评，只要稍对文化问题用心的人都会同意。胡适之先生常被人视为“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这是一误解。胡先生曾反对把文化纳入“简单整齐”的公式中去，他认为文化的“分子繁多”、“原因也极繁杂”，他把文化看做一个繁杂多方的、受种种时空的条件及人的觉悟与努力及消沉与懈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东西。胡先生只希望大家“全心全意的西化”，但他绝没有要中国人效法尼格罗。至于东西文化程度之高低，也决不是看到电灯代替油灯，基督教代替佛教，或派人出洋，请洋顾问这些事象就可以断定了的。关于中西文化程度高低之取值标准，恐怕任谁也难定说。写到这里，使我忆起林语堂先生有一段幽默而深刻的话，他说：

　　依我看来，不论那种文明，它的最后测验即是它能产生何种型式的夫妻父母，除了这个严峻而又简单的问题之外，文明的他种成就，如艺术、哲学、文学和实际生存，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我对中国费尽心力以东西文明作比较的人们，每用这句话给他们当作一服消凉剂。

　　其实，林先生的话，也还没有解决东西文明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西洋型式的夫妻与中国型式的夫妻的优劣又是一个问题，我所以说这些，目的在指出那些太快决定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明，或中国文明高于西方文明的人的谬误。总之，陈序经以一部份的文明特质取代了中国文化特质，进而认定中国人必须聪明的学做尼格罗，是太粗率的结论。其错误之根，实则在把文化问题看做如二氢一氧可以变为水这般的简单的方程式来处理。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都会知道，在两种文化接触之下，就会发生一种“文化遗失”之现象。如中国大都市中，电灯盛行，油灯渐渐消失，汽车出现，人力车慢慢淘汰。油灯与人力车便是遗失了的文化特质，由于文化有遗失的现象，因此使人相信某种文化有“逐渐成为陈迹”之可能，由于汽车取代人力车，电灯取代油灯，因而使陈序经等辈相信西方文化有逐渐伸张而全盘取代中国文化之可能。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文化固然有遗失的现象，但亦有永不会遗失的现象，如中国人之历史意识，“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意识等。况且，文化遗失之后，亦非所有都一去不回者，有的文化特质只是一时的“退隐”，因而有“回归”之可能。希腊的古典思想，在表面上看，早已在中古经院哲学下“遗失”了，可是经过了文艺复兴，它又以一种再生的姿态出现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古时代，希腊的古典的人文思想，与其说是“遗失”，不如说是“退隐”。遗失了的文化，固然可能永远遗失了，但退隐的文化则可以有回归的可能的。也因此，历史上才有诸项文艺复兴的事实，也因此，我们相信，缠足、体刑、科举等不合理的文化特质是“遗失”了，但儒学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质素则在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与阐扬下，必会从僵化的局面下，由“退隐”而“回归”人间。我相信文化有遗失之现象，亦相信文化有不可能遗失之特质，并相信文化有退隐与回归，因此，我和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接触下，中国文明，有一部份，或者大部份将会遗失，但有一部份，或者极重要的部份，可能反会在新知识分子的批评下，获得再生的机会。而获得再生的中国文化的精彩部份，将无疑的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而突越一切时空的制限，并且因它之价值并不低于西方文化，因而它可跟西方文化在平等的地位上相互交流补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陈序经所说的一个新的整个的“一致和谐”的文化之形成，将有可能。基于中西文化价值没有高低，只是不同的理念，我相信今后的局面，决不是中国文化特质全面的遗失，或中国文化模式的全面破坏，而是中西文化特质互有遗失，互相新生，中西文化模式互有破损，互相建立。换一句话说，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将出现一多样的、繁复的文化特质〈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所构成的一全新的世界的文化模式，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化模式，亦即在魏斯莱氏称谓的普遍一致的文化结构下，一种世界文化将逐渐出现。
　　倡“全盘西化”论者不必一定“数典忘祖”，正如讲历史文化者不必一定基于“民族情绪”一样。不过，倡全盘西化者之常陷于民族自卑感而不自知，正犹如讲历史文化者之常陷于民族自大而不自知一般。笔者以为，民族之自满自大固然是一病态，但民族之自卑自贱则尤不健康。我不太欣赏黑格尔之“绝对精神实现于普鲁士”之论，但我敬爱菲希特、歌德之鼓舞民族精神，尤崇仰康德将人由卑弱状态自拔出来之努力，但我对宋儒“尊德性，道问学”两派虽各有所感，但私下总较喜欢陆王劈头一句要人“堂堂做人”之气象，因人之精神如陷于卑弱不拔，则一切成就总无希望。我之所以不取“全盘西化论”，不唯因其不可能，更厌其自卑感太重。与中国人“全盘西化论”相应的，在西方，有“白种人的负担”之谬说，在凯卜林（Kipling，1865～1936）等眼光下，有色人种皆是落后民族，有色人种的开化是白种人的负担，而中国全盘西化论者正亦有这种潜意识的企慕，而此辈人之恨自己是黄色人，恨自己之为中国人，则是必有的逻辑。这都是缘于一西方文化之“外慕”心理而来（不问其真否了解西方文化），而总有“中华民族花果之飘零”（唐君毅先生文）之大悲剧出现，此固是一大可浩叹之事，但在失望之余则有一线曙光之透露。此一线曙光非由天上照来，也非由西方射来，而是中国人自己心中发出。由于中国之此一大悲剧之出现，乃激起民族智慧与历史良心更深度的反省与觉悟，因此而形成对近50年来文化发展之史实加以检讨与批评，亦即产生对五四的批判运动。五四本身即是一批判运动，对五四之批判即是一反批判运动，若以五四批判之对象称谓“正”，则“五四之批判”是“反”，而“批判五四”则应该是一“合”，若此一“批判五四”之工作循理性之轨道及良心之命令发展下去，应该会有光明之前途，而开出一中国近代之文艺复兴。我们认为，传统是可以批判的，并一定有许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对传统之批判、改革，乃至革命，都可用以征服文化之惰性或文化之保守性，以促成文化之再生与新生，所以批判传统是有它正面的价值的。可是，批判、改革或革命的步子不能走的太远，更不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一味反逆传统并不是文化生命开展之正路。诚如德贝吾氏所言：

　　自然，反逆传统并非全是坏事，有时，反逆旧日的事务，往往是生命健康底记号，而且，要产生艺术上新的派别或形式，反逆传统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反逆传统即是真理。现代有许多人以为，否认一切传统，不承认任何事物，即等于创造新事物。这类想法是镨误的，大家这样想，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

　　我以为五四批判运动是一智慧，是民族生命健康的记号。批判五四运动则是一更深之智慧，一民族生命更健康底记号。五四迄今，已将半个世纪了，世界在变，观念在变，历史不容许我们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我们要开始中国的文艺复兴，自需对古典文明作一回慕，作一黑格尔所说的“超越之保存”。我们认为“从五四之批判”到“批判五四”是中国文化向前开展当有之历史过程，这是势，亦是理。我们应该有“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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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访谈录

大家都是在大批判的氛围内长大的，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谁的脑子里没刻下那"批判地继承"之类的教导。自打五四以来，读书人多被灌输得对自己的历史普遍怀有怨诅的情绪，我们接受西方的东西时，往往怀有借用某种利器来除掉自身宿疾的用心。然而国体和民体一如身体，急于除病而不惜使用虎狼药的结果总是大伤元气的。现在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富强不可能只靠走现代化的道路及体制改革来实现，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培植、调养、复原我们的国体和民体被斫丧的元气。人文学科生产不出立即赚钱的东西，它仅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认识价值，比如拿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搞这一行的人就有责任做澄清文化是非的工作，帮助普通人把扭曲了的历史观念纠正过来。不对比就看不出反差，我也常留心我周围的情况，我从未看到像中国社会上那种不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国民们动辄妄自菲薄的现象。这倒不是说这里的人在给自己的过去大唱颂歌，而是说在这块土地上，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没发生过人为制造的断裂，日常生活中便易于源源不断地推陈出新，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伴随着维系传统的亲切情怀。就拿那些白人汉学家来说，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总是怀着学术的敬意进入，因为没有先入为主的批判教唆，处处都舒展出了耐心求知、尝试理解和彼此沟通的愿望。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来美后结识的几位华人朋友，他们均来自港台，显然是没接受过洗脑的缘故，言谈话语中时时以对立的立场引起了我对自己的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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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的中国学者，只做到皓首穷经，冰冷的求真，似乎还有所不足，我想这恐怕也是你向我提出意义困惑的原因之一。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时，我检讨过在大批判氛围下长期形成的学术心态，我以为，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是应予重新审视的。这倒不是说，古代的东西无所谓精华与糟粕之分，而是说古典的东西不应被当作一堆予取予夺的学术试验材料。这里的大学设有专门研究西方古代典籍的古典系，大学生中也设有讲授此类知识的课程，对于那些负载西方传统价值的典籍，人们多是孔子那种"好古而敏以求之"的态度，从未听说还没有进入典籍的阅读，就先有了存心批判，必欲剔除其糟粕的想法。古人所述说的生命状态及其世界的真实是一个整体，念念不忘剔除其糟粕的作法势必造成将其肢解的结果。你也许解剖出了极其隐秘的细部，哪怕是属于你想要的精华，但你只抓住了死肉，生命的灵气已走漏精光。诗词文章言情托意，都是出自性灵的东西，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追求的意义就是把这种蕴藏在文字中可感的因素发挥出来，让它再去感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生命的流动总是在万殊的相感中回旋不已。叶嘉莹的诗词讲授之所以广受普通诗词爱好着的欢迎，就是因为她善于阐发诗词的感发作用，能委曲入微地探触到古人的用心。怀古者并不是要埋入故纸堆逃避现实，现实已在长期的折腾中丢魂落魄，呼唤古人的灵气，无非是为国体和民体的复原尽培植、调养的绵薄之力。其实很多热爱古代文学的学者都在作类似的努力，他们既不会发出冷门的抱怨，也不会困惑于意义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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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评鲁、茅、巴（1056字） (2013-07-11 10:47:24)
标签： 攻击异己睚眦必报 文字粗糙笔调幼稚 新文艺腔矫揉造作        分类： 随便翻翻
白先勇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鲁迅、茅盾、巴金等三位文学前辈有中肯直率的批评，褒贬不落窠臼，令人耳目一新。兹摘要如下：

鲁迅。白先勇认为鲁迅杂文嫉恶如仇，有时不免“偏激尖刻”，而他的小说创作不以偏狭激进的社会意识来干扰艺术良知，“冷静客观，不带夹评”，“以经济的手段，低沉的调子，创造了一连串令人难忘的角色”。总之《呐喊》《彷徨》和他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攻击异己，睚眦必报的狭窄心胸”，完全不同。

按：鲁迅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他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茅盾。白先勇举了《子夜》和《春蚕》这两部茅盾的代表作加以评论。一般认为《子夜》的意义在于刻画上海的都市罪恶，表现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是三十年代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之作。但白先勇认为，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子夜》是茅盾的失败之作。白认为，这部小说的文字粗糙，笔调幼稚，人物描写止于浮面。例如，书中十几处写到吴荪甫“狞笑”。白先勇说，狞笑，“这两个情绪化的字，用一次已经嫌多，茅盾描写同一个人，竟用了这么多次。”“旧社会中的上海大商人，大多手段圆滑，应付人，八面玲珑，不可能整天‘狞笑’”。白先勇认为茅盾对上海怀有“极深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认定上海是一个罪恶都市”，这种认识是相当肤浅的。茅盾对上海的认识远不如张爱玲，张爱玲写上海人，入木三分，主要因为张对上海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白先勇认为《春蚕》倒是一篇成功之作，能将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题，很有分寸地在结尾处轻轻带过，而对于老东宝这一主要人物的刻画也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

按：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称茅盾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荪甫是《子夜》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



巴金。《激流三部曲中》中的《家》，在当时最为轰动，这是因为这部小说反封建的主题（家庭革命，婚姻自由），对当时正在为个人自由、婚姻自由而挣扎的中国青年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煽动性。但从艺术的角度考量，这也是一部失败之作。白先勇批评小说的对话，“充满了五四时代的所谓‘新文艺腔’，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而且巴金喜欢在小说中现身说法，作者干扰非常厉害”

白先勇认为巴金另一部讨论家庭伦理问题的《寒夜》，在艺术成就上要比《家》高得多。《寒夜》没有《家》里的强烈的革命意识，但人物刻画却比《家》细致真实得多。

按：巴金一向以“抒情性的文笔”著称，过去有人称他为“语言的大师”，但我个人认为文字的内敛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

20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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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中国人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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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　马悦然　沈君山　跨疆界、跨领域的对话
　　宇文正　整理
　　引言：
　　从缺席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沈君山：今天这样一个会谈，对我而言真是新知旧雨相聚一堂！马悦然先生和我两个礼拜以前认识，他是瑞典学院的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十八位委员中唯一懂得中文的，而且他学中文是从《左传》开始，让我很感兴趣。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很多，那也是促成今天会谈的原因。余光中先生跟我则是“同榜”，同时名列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已经快四十年了，后来我到清华也曾请他来演讲，已经是很熟的朋友。面对这两位在中外文坛举足轻重的朋友，我有很多问题要替读者问一问。
　　我不久前到美国，遇见一位科学界的大前辈，大家聊天谈起了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有一位是华裔——崔琦，中国人在自然科学界已经有六位获得诺贝尔奖，而且据这位前辈的估计，大约还有以十位计的科学家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得奖。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的荣誉是任何领域的桂冠，但是谈到文学就不禁令人想到，在全世界十三亿华人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已经是老问题了，但我今天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今天刚刚从美国返回台湾，两天以前，还在NASA（太空总署）的总部看七十七岁的太空人葛伦重新登上太空。一起去的太空人里面，有一个日本人，以前也有中国人，所以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领域，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加上崔茵的得奖，引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因为它的学术性，它有严格而又明确的标准，在选拔上公平而公正的过程，没有国界，并不是因为它奖金特别多，奖金比它多的还有，但并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界的奖可以超越诺贝尔奖的荣誉。在这个情形下，文学是不是学术？特别是诺贝尔奖的委员会所认为的文学，是不是学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譬如物理、化学所研究的原子、分子都是同样的原子、分子，但是文学有没有国界？或者说有没有文化界限？尤其当文学作品被评判的时候，是不是有文学的国界？余光中先生在中西文学方面都是专家，过去他也谈过，翻译是必要的，但是翻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作品翻译得准确？有一首余先生翻译过的诗，我印象非常深刻——《林中小忙》（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那是佛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的一首小诗，这首诗夏菁还有其他人也翻译过，但每个人翻译得不一样，意境不同。一首翻译诗读起来的感觉跟译者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文学到底有没有国界？
　　第三个问题，文学本身有没有可能克服这个困难，使得诺贝尔奖，或者任何一种文学奖，能够让文学的评判就像科学的评审一样具有客观的标准？
　　文学是不是学术，是我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却可以是学术性的！
　　第一问：文学是不是学术？
　　莎士比亚不能来教书
　　马悦然：我自己原来是学语言的，对于文学理论、文学历史、文学批评都没有做过太深的研究，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文学是不是学术？我相信不是。文学跟艺术、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但跟学术却是两回事。
　　不过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位宋朝词人——辛弃疾，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同相当难填，那里面倒是有学术的。辛弃疾对词调非常有研究，他的词有一定的学术性。
　　余光中：我也觉得文学不是学术，要这样分开来说：文学作品本身不构成学术，它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绝非科学，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家跟音乐家、画家同样是一种艺术家；可是研究文学作品，却产生了评论家、文学史家，这些人用学术方法来研究文学，他们的研究当然是学术。
　　比如莎士比亚的专家写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书，那是学术著作。可是莎士比亚自己写的作品，像Hamlet（《哈姆雷特》）、Julius Caesar（《朱利阿思·凯撒》）却不是学术，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根据。我以前写过一篇幽默文章叫《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假设莎翁写信给我，说他要到台湾来做大学教授。我回信给他说：“不行，我把你的Hamlet·Julius Caesar、Macbeth（《马克白》）这些名剧送到‘教育部’去，全部被退了回来，因为这些不是学术著作广那么什么是学术著作呢？莎翁说研究他的人都有“莎学”专著，比如“哈姆雷特脚有鸡眼”，那就是学术了！（众笑）
　　所以文学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像艺术、音乐一样，甚至文学研究是不是一种纯粹学术，还是可争辩的，至少文学作品本身不是学术。我们谈到文学的风格，浪漫的、古典的、象征的，或者中国文学强调的温柔敦厚，其实都只是一种理想，未必就能构成学术研究的标准。
　　翻译也是一样。马先生也是翻译名家，不知他认为翻译到底是一种科学还是艺术？我觉得如果是翻译文学作品，那么翻译就应是一种艺术；如果翻译比较实际的东西，它可以比较规范化，有个标准可循，那时候翻译就变成一种比较接近科学的东西。在我的朋友中如果是文学家，就会把翻译当成一种艺术，如果是语言学家，就会把翻译当成一种科学。很有趣，自然就会有这两种倾向。
　　第二问：文学有没有国界？
　　中国人的想法跟德国人一模一样
　　马悦然：文学的最主要工具就是语言，语言肯定有非常强烈的国界性，那么由语言所写成的文学，当然有一定的国界性。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很值得讨论。
　　我记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个埃及作家Naguib Mahfouz（马富兹），他的作品描写开罗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我看了他的作品后曾经想过，如果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把所有的阿拉伯名词、人名、地名、街道名改成中国的名字，把开罗搬到重庆去，那么中国读者就会说：啊！巴金又写了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同样的，要是把巴金的《寒夜》——我认为这是巴金最好的小说——翻译成阿拉伯文，把重庆搬到开罗去，所有中国人名、地名改成阿拉伯名，埃及的读者也会说：啊，这是Mahfouz所写的最好的小说！这又好像意味着巴金跟Mahfouz的作品没有国界性，他们有很多相同的东西，虽然一个是中国作家，一个是埃及作家。
　　沈君山：刚才谈文学是不是学术的时候，两位基本上都认为文学不是学术。假使文学是学术，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应该没有国界，一定没有国界，但是文学不是学术的话，也不一定有没有国界。譬如音乐舞蹈，还有我喜欢的围棋，都不是学术，但都没有国界，音乐舞蹈还有文化背景的界线，围棋连这点都没有。诺贝尔奖之所以可贵，就在它没有国界、没有文化的界线，余先生你的看法呢？
　　余光中：诺贝尔奖的颁布，当然跟国界无关，可是我们如果讲基本的问题，文学有没有国界？有这么一句话“文学无国界”，意思是说文学描写人性，人性虽然有民族、语言、宗教种种不同，可是人性爱什么、恨什么，大致上是相同的，因为它描写基本的人性，否则我们为什么喜欢看古代的《红楼梦》、外国的《唐古诃德》？这些小说描写人之可以为人，因此和我们还是相通的。文学从这个层面来讲，是无国界的，可是要欣赏文学，就有国界了，语言不一样，更别提背后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有欣赏的障碍，有阅读的国界，这个“国界”也许正如沈先生刚刚所说的，应该叫做文化的界线。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有一个名词叫做“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个名词是19世纪初由德国文豪歌德提出来的。
　　马悦然：哦？真的？
　　余光中：歌德活了八十三岁，晚年有一个崇拜他的人，叫做艾克曼（Eckermann），每天跟着他，歌德讲什么，他就记什么，有时候还会故意逗引他谈一些东西。
　　马悦然：就像Johnson跟Boswell（约翰逊与包斯威尔）！
　　余光中：对，这个艾克曼后来就把他的记录写成一本书：《歌德晚年对话录》。在这部书里，歌德有一天跟艾克曼说：“我愈来愈觉得应该提倡世界文学，国家文学已经落伍了！”他还说前几天刚看了中国的小说，觉得很好！
　　马悦然：他看中国的小说？
　　余光中：当然是翻译的，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想法跟我们德国人一模一样！所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应该提倡世界文学。可是讲到后来，真是有趣，歌德又跟艾克曼说，不过虽然没有国界，我们也不能花太多功夫在中国文学上，还是要追溯文学到希腊的源头。
　　马悦然：他的说法其实是有点矛盾的。
　　余光中：是；既然是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的重心、焦点在哪里？从他的角度，当然他说还是回到希腊源头去。
　　我再讲一个例子，有时候两个国家之间有敌意，就很有国界了！在浪漫主义初期，法国有个才女叫做斯泰尔夫人（Madame Stael），是个女中豪杰，她虽然是法国人，但是欣赏德国文学，还写了一本书：《论德国》，把德国文学的现状介绍到法国来，说这些文学怎么了不起。法国人当然不高兴。她又得罪了拿破仑，拿破仑几度放逐她。我在法国旅行，沿着隆河（Le Rhone）看着地图开车，有人指给我看：对岸有一个铁灰色古堡，就是当年拿破仑放逐那位女中豪杰的地方。
　　文学到底有没有国界俄还有一些例子：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希腊，经过诗人平达（Pindar）的故乡，为示尊敬诗人他下令绕道而行。
　　类似的例子在东方也有。前秦苻坚派吕光率兵七万去灭龟兹，只因该国有一位高僧鸠摩罗什，苻坚说：“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像这种在文化上有大成就的人，在国际间都很受尊敬。元人征服汉族，他们的才子萨都刺反用汉文写诗；满人人主中原，纳兰性德也成为汉文词家。征服者反而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成就事业，这在我们的历史里很多。
　　最近香港归还了中国，今年（1998）年初举办了一个“香港文学节”，我去参加，提交一篇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就是讨论香港回归了中国，香港作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国作家？香港是紫荆，大陆是红梅，紫荆该如何跟红梅接枝呢？一位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描写，甚至歌颂他的祖国，才算是爱国？台湾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住在台湾，应该描写台湾、认同台湾价值。相对地，一位瑞典作家基本的责任是不是应该描写瑞典？他如果侧重描写芬兰，应该怎么看法？谈到这里，我想请问，马先生的夫人是四川人吧？
　　马悦然：是的。
　　余光中：所以您对中国的认识更深了！我提四川，是想到苏东坡是四川的文豪，可是苏东坡的杰作全不是描写四川。早年他写了一点四川，却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他写的赤壁、庐山、西湖、金山寺、海南岛……都与四川无关。“四川同乡会”是不是要说他不够意思，专捧外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马悦然：不错；
　　余光中：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也都不画荷兰，他的《向日葵》很有名，却是法国的向日葵！荷兰盛产郁金香，梵高不喜欢画郁金香！梵高到了法国南部，才达到他绘画的巅峰，比如他的《星夜》《夜间咖啡馆》，甚至他在麦田自杀前的最后一幅名画《麦田群鸦》（Crows above a Cornfield），这些都是法国！即使他最早期的名作《食薯者》（The Potato Eaters），也是描绘比利时的矿区，不是荷兰！梵高的杰作全不是画荷兰，荷兰人应该觉得光荣呢，还是认为梵高对不起祖国？
　　文学应该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是为自己的同乡会。当然诺贝尔奖是颁给某一国家的作者，但并不考虑他是否为那个国家服务，否则他对人类有什么普遍的贡献？就这意义来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的理想、热情、对子人性的发掘，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文学之有国界，是因为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艺术。既然是用语言，那么其他民族在阅读、欣赏、甚至于评价上还是有障碍的，这是阅读、评价上的国界。
　　就以翻译来说，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过一句话：“Poetry is something which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一翻译，诗意就翻掉了！这是翻译的基本问题，所以翻译当然是七折八扣的艺术。容我进一步分析。如果原文的好处是在意象（imaginary），比较容易翻译过来，像艾略特的诗“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第一。句就说：
　　这就让我们走吧，你跟我，当黄昏摊开在天边，
　　像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他描写一个病态的世界、病态的欧洲——黄昏摊开在西方，像病人瘫睡在手术台上——这个意象无论翻译成哪一国文字，都不会怎么lost。可是一首诗的好处如果是在它的音调，比如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无论翻成什么文字，都要lost！
　　所以佛洛斯特所谓“lost”要分类来看：意象、比喻没有问题，像苏东坡的诗就比较好翻，因为他是比喻大师。“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把这么美丽的西湖比喻成一个世代的美人，这不论翻译成哪国文字都没有问题，只要注解一下西子是谁就可以了，可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就毫无办法！
　　马悦然：李清照、周邦彦这些人的词都毫无办法！
　　余光中：不只是音调，像杜甫《登高》里面这两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落木，“木”的后面接“萧萧”，两个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呢，“江”是三点水，后面就“滚滚”而来。这种字形、视觉L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文学在这里是有国界的。
　　马悦然：我非常同意余先生刚刚讲的关于翻译诗的问题，中国文学里有一些形式，像绝句、宋词、元曲，简直就不能翻译！
　　谈到文学的界线，有些文学作品有非常强的地方性，你看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出版），他是生在乐山，虽然在北京待了很久，一辈子就讲他的乐山话，用他的乐山方言写诗，他朗诵自己的诗就是用乐山方言。乐山方言的Prosody（格律）跟国语、成都话的格律完全不同，因为乐山方言原来有五声，变成了四声，原来的入声字在乐山话很特别，有不同的原因消失了。把郭沫若的《女神》用国语朗诵，跟用乐山话朗诵的《女神》是完全不同的，翻译郭沫若的诗，要是你自己不懂乐山话的话，一定要请乐山人朗诵给您听，才能完全掌握诗的Prosody，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也同意你对于歌德所说“世界文学”的看法，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他认为有好些个中国年轻作家写诗的时候，会想到外国人、西方人怎么样能接受他们的诗，他们用那样的作法让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作品，我不能接受！我简直不相信这种说法！
　　余光中：他指哪些人写作时有这种想法呢？
　　马悦然：他谈的是北岛，说北岛写诗一定会想到西方人怎么看。这我不相信，一位真正的诗人不会这样做！
　　余光中：是的。
　　第三问：文学评审有没有客观标准？
　　吴承恩肯定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当评价化学、物理学、医学这些学术时，诺贝尔的委员会当然是非有客观标准不可，但是评价文学，据我看，不能提出什么客观的标准，我跟症弦谈过这个问题，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最近正跟向阳、奚密两位诗人合编一部当代台湾诗选，我们选了五十位诗人，也找了一些非常好的翻译家把作品翻译出来，就有一个年轻的美国翻译家写信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是用什么标准选出那五十位台湾诗人？我回答他：没有标准！你喜欢一首诗，就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个好诗人，据我看来，完全就是一个taste。我这样回答了那位年轻的翻译家，噢！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马上回我信说这样子不对，要编一部台湾诗选这么重大的工程，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好吧，我还是找出了一些标准告诉他：我要求的是一定的深度、一定的创造力、一定的想像力、一定的真实感，但是你千万不要问我深度、创造力、想像力和真实感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在编选的过程中，我和向阳、奚密三个人原来的计划是选出三十位诗人，我们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讨论。结果发现，三个人所选出的诗人有二十位是相同的！我不知道奚密有什么标准，也不知道向阳有什么标准，但是我们选出来的诗人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增加为五十位诗人。
　　我想这是我对文学评审的看法。
　　余光中：马先生这个taste的说法，我也赞成。不过古有名言：“说到品味无可争辩广因为它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一种直觉，一种本能，一种修养的境界。
　　沈君山：谈到taste使我想起关于余光中先生与台湾清华的一件小故事。余先生三十多年前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清华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这句使清华蒙恶名的话，是这样来的：三十多年前，那时清大只有六、七百位学生，几十位刚刚拿了理工博士学位的教授，没有高速公路，跑一趟台北要三小时。我从美国普度大学回来客座，邀请余先生到清华来讲文学欣赏，讲到他的新诗，余先生就随便引了一下，我记得的是他用到了“星光非常希腊”这个句子，结果有位教授，也懂一些文学的，就很不以为然。有三个原因：他说第一个，文法不通，希腊是个名词，星光怎么非常希腊呢？第二点，崇洋媚外，形容星光为什么要用到希腊？难道中国的星光就不美吗？第三点，即使在希腊也不真实，不科学，在希腊星光有时候也是看不见的！反正就是这些论点，结果又引发了别的教授一些乱批评，有位教授太太就是国剧名怜徐露女士，非常生气，站起来说：“谈到艺术文学，你们就别自以为是，做个井底之蛙！”
　　当天我赶快送余先生回去，我记得在火车上，这么两句话就出来了：“清华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广一年多以前，我做清华校长时，再度邀请余先生来做毕业典礼的讲演，我就特别介绍：“我们清华呀，现在已经不是文化的沙漠，仍然还是疯子的乐园！”（一笑）
　　余光中：很多人引用那句诗，可是都引错了，原文是“星空非常希腊”，不是星光！而且这句诗要摆在上下文里才有意义，单独摘用，当然就愣头愣脑了。当年我在东海大学教书，杨牧、陈少聪都在我的班上。某次我在课堂上讲到了希腊神话，当晚，杨牧等人送我回宾馆，仰看星空，因为很多星座是以希腊神话来命名的，所以发觉“星空非常希腊”。大家也没读上下文就啧啧称怪了。
　　沈君山：我想再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马先生说到“一定的真实感”，使我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是文学？《唐吉诃德》应该是文学，《西游记》马先生很喜欢，还帮它翻译，这是文学，可是《西游记》应该没有真实感吧？《唐吉诃德》有没有真实感呢？
　　我还想提一提，现在华人世界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应该是金庸，这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昔人云“有井水处皆知柳（永）词”，现在是“有筷子处皆知金庸”。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文学本身，马先生刚刚提到的要有创造力、有深度、想像力、这些我都同意，可是真实感，像刚刚余光中先生提到过歌德晚年提倡世界文学，他还看中国文学，但是我很怀疑他懂多少中国，不懂中国，他就没办法提倡中国的文学了！文学的本身到底要怎么反映现实？
　　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客观的标准？塞万提斯如果活到今天、吴承恩如果活到今天，能不能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吴承恩肯定会得奖！
　　沈君山：哦？肯定会得奖？那《西游记》从表面看，是一部神怪小说，它的真实感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说的是，文学不是学术，但文学的本身，它包含到一个什么地步为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金圣叹那个时代，《水浒传》《西游记》这些都是禁书啊！那是要考科举的人不能看的，金圣叹这个奇人推荐给他儿子看，在当时是违反世俗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假如要评审文学的话，苏东坡的作品是文学，这毫无问题，大家都可以接受，那譬如《庄子》是不是文学呢？
　　马悦然：《庄子》也是文学；
　　沈君山：也是哦？好的，但《论语》呢？那是无结构布局的。又像《西游记》《水浒传》到今天你认为是文学，金圣叹那个时代可能不是文学，那么文学到底是什么？物理、化学、医学这些都太清楚了，这些实证的科学，凡是能够有实验证明的，可以有实证作最后的权威（final authority in experiment），都不会引起争议，那是自然科学，但我对文学的界定就很疑惑了。而且你刚刚讲吴承恩肯定会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肯定会得！
　　沈君山：这有意思极了；
　　马悦然：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非常好的词人！
　　沈君山：但是大家看《西游记》不是看那些词！
　　马悦然：不不不，他的词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沈君山：那《三国演义》也有词！但是你好像不喜欢《三国演义》？
　　马悦然：这因素太复杂！而且什么是文学？我觉得你把真实感的问题太强调了！你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真实性？
　　沈君山：不，我不认为哦只是引述你刚才提到选诗的标准。
　　马悦然：其实我不特别强调真实性。不过谈到这个问题，以及什么是文学，我想起大陆有一个小说家曹乃谦，他写了很多的短篇，题材通常是关于山西最穷的地方的贫农，他的语言非常的粗，而且一些短篇涉及一般中国作家不敢谈的问题，比方说乱伦。但是就我看，他的作品文学价值相当高，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写了别的作家所不敢写的东西。我为什么对他的作品评价这么高？因为他说的是真话！我念他的作品，觉得非常动人，这一点的确是很重要的。
　　沈君山：不过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为什么吴承恩一定可以得到诺贝尔奖，而罗贯中不可以呢？
　　马悦然：也许还是回到一开始所说的：taste！
　　余光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到20世纪末了，对于比较靠近的东西会觉得重要些。其实人类的文化、文学发展这么久，所谓写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像左拉等人的作品，是19世纪才发生的。之前，并不讲究写实，宗教跟神话的时代很长，欧洲整个中世纪都不讲写实的！荷马的史诗是神话，但丁的《神曲》也好，密尔顿的《失乐园》也好，这些都是宗教，不是写实。写实主义的口号，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
　　在文学世界里也有个“两栖”的现象，你把历史写活了，把哲学写出人情味，写出美感来，它就成为文学。因此在中国文学里发生很大影响力的孟子、庄子虽然是哲学家，但孟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的超然、飘逸、潇洒、善喻这些都是作家所羡慕的，所以影响了文学。又比如大史公的《史记》，他写了七十篇传记，《刺客列传》《货殖列传》……还有他写的项羽等人，我们读起来比小说还有味道，因此文学是有狭义、广义两种。而且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有非文学作家，像英国政治家邱吉尔便是一例。
　　马悦然：有两位，Theodor Mommsen（莫姆森，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家）和Winston Churchill。
　　沈君山：是不是Russell（罗素，英国数学家及哲学家）也得过？
　　马悦然：对对，Russell得过！
　　余光中：罗素也不是文学家！
　　沈君山：他得的是文学奖吗？他是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
　　余光中：是啊！因为没有设哲学奖啊！邱吉尔则是因为他写了《英语民族史》及《二次大战史》。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也是相当有弹性的。就从这一点看来，它没有一定的标准，他们那一年（1953年）高兴，就给了邱吉尔文学奖，当时就有争议了。其实，看起来，即使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没有对文学做狭义的规范。
　　所以文学是可以就广义来思考的。倒是刚才沈君山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来：通俗文学跟严肃文学怎么划分？在台湾讲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太多，但这现象在香港特别显著；香港的文学界为此争辩不休，因为香港有金庸现象！
　　沈君山：现在台湾的金庸现象也出来了！“文建会”马上就要办金庸小说学术研讨会。
　　余光中：对，也波及台湾了，不过起源是在香港。另外香港还有很多专栏作家以及倪匡这种作家，他们为俗文学是不是文学非常烦恼！刚才马先生还提到《西游记》，不知马先生认为它是文学还是俗文学？
　　马悦然：当然是文学；
　　余光中：可是它有它俗的一面啊！它也可以进入地方戏的。《三国演义》高雅的部分直追《三国志》，它是历史，比较通俗的部分又成为地方戏、民俗画的大本营。很多人认为文学普遍化了之后，就变成俗文学。这跟金庸现象又不同，金庸现象是先有一个流行的基础，然后提升到学术，现在已经学术化了！它本来是在租书店里一本接一本租的！
　　沈君山：刚刚谈的金庸作品研讨会，有院士有教授的一篇篇论文讲金庸，它真的是一门学派了！我被邀去做主题讲演，起先觉得好玩，现在弄得紧张兮兮。
　　余光中：它本来流行于坊间，留学生争相传阅。后来，教授们也很喜欢，现在教授们要把它学术化，甚至经典化了。金庸现象是由下而上，就像莎士比亚，本来也只是流行的戏剧，后来变成文学了，这些都是由下而上的例子。俗文学可以升等，严肃文学也可以流行。可是你问金庸，他总是大而化之：“我是随便写写的。”他随便写写，几十个教授却认真研究！
　　沈君山：你看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哪会想到。是文学？那时候他落魄得不得了！只是怀旧而已！
　　马悦然：我上个星期见过由大陆到这来访问的小说家莫言，他也说看过金庸。我问他喜不喜欢，他说好喜欢！所有的金庸小说他都看过，而且看得很快，一拿到就马上摊开来，非看完不可！
　　余光中：我还有个小问题。沈先生你说喜欢金庸，以你为例吧，你是一遍一遍地研究，还是看过就算了？
　　沈君山：我喜欢金庸的小说，但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品看待，我看它的时候，就只是好看，并没有任何“文学”上的考虑，因为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文学家，或是文学批评家的眼光看它。只是过瘾。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总希望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的一个奖能有个客观标准，就像物理奖、化学奖，就看最后实验的证据。而文学奖完全是主观的，可是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有他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把影响力列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前面提到深度、创造力、想像力、真实感……这些都是主观的，您认为有深度，人家不认为有深度啊！可不可能有这样的标准：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化，譬如华人社会——假使以金庸为例——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只是像我看完了就算，许多人是真的深受影响的！影响也不一定是销路，畅销书看完就丢了，就像我那个时代的福尔摩斯推理小说！影响力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就是要又广亦又久远！当然还要有独创性，就像自然科学一样。
　　马悦然：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有好些文学家就都不会得奖了！
　　沈君山：我再回到之前谈的《水浒传》《西游记》，还有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这些在当时可能都是俗文学，但是它们背后所反映的影响力，就像所谓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类的话就是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古人认为读了《水流浒》要造反，读了《三国》会有权谋。影响力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一种文学的价值，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当性？
　　当你给一个奖，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奖本身的价值我想就有疑问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许大胆地认为，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是真正了不起的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却是有疑问的。因为它有国界、有主观因素！
　　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起，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并不是着眼于作家的影响力，因为这当中有些得奖人还相当冷门，在得奖之前不是那么闻名。近几年来都有这样的现象：譬如波兰的Szymborska，1996年得奖，她在波兰相当有名，在国际上却不很知名。我想诺贝尔奖毋宁强调菁英主义，评审委员着重的该是价值而不是影响力吧！
　　马悦然：的确不是的。
　　沈君山：这个我想很有意思，在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颁发是颁给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科学家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得奖，而有些人一辈子就做那么一件事，但是得到了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增宽了人类对于知识的了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的影响可以延续下去。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呢？它是颁给一个作品呢？还是一个作家？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最好的，那当然不可能，世界上有好些应该得奖的作家，很多很多。
　　沈君山：提到是给一个作家还是作品颁奖，我再想提出一个人，阿城。就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大少了，但是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在我个人看来，虽然我不够资格作评论，但我确确实实认为那作品了不起！只是他的一生，就只那么几篇，离开了他的上地，作品就不能比了。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作家他有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很多人都很感动的，但是他作品后来就截然没有了，站在文学的立场也好，诺贝尔奖的立场也好，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假如阿城被提名了？
　　马悦然：这我不能讲，
　　沈君山：你不能代表，但是你个人的看法呢？因为你是十八位委员中唯一懂得中文的啊。
　　马悦然：原来，诺贝尔奖的原始意义应该是颁给最近几年发表的、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沈君山：重要的文学作品？什么叫重要？
　　马悦然：是重要！但是这一点，我们瑞典学院早就不遵守了！通常是发给一个已经有很多作品的作家。
　　沈君山：你是指他的终身成就？
　　马悦然：是的。其实我希望瑞典学院也能发给比较年轻的作家，现在最年轻的可能是Joseph Brodsky（俄国诗人），他还不到五十岁就得奖了。我觉得应该发给比较年轻的作者，不要尽发给年纪很大的！
　　余光中：通常年纪大的作品才会多，影响力才会大。
　　马悦然：是的，这可能是不能改变的了；
　　余光中：Kiuling（吉普林，英国诗人及小说家）得奖的时候也很年轻，四十二岁就得到了。其他如小说家刘易斯（Sinclair Lewis）得这个奖，只有四十五岁；剧作家奥尼尔得奖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八。
　　马悦然：哦？对对！
　　余光中：不过我还记得海明威得奖，是因为他的《老人与海》，当然他原本是一位大作家，可是当时颁奖特别提到这一本书。
　　马悦然：对，有时候会特别针对一本书，但是近几年就没有这种情形了。
　　沈君山：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界就完全不一样，有些东西他可能是二十年前做的，甚至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且他一生就只做那么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拿了诺贝尔奖，就什么都做了！
　　像第一届物理诺贝尔奖的得主伦琴，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形下，发现了X光。事实是这样的：他把一些照相底片，放在一架发“阴极射线”的机器附近，底片无缘无故地曝了光。起先以为是自己不小心，但后来再小心，这样的情形仍累累出现，仔细推敲，发现这机器能发射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射线，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射线，就称之日X射线（X ray）。伦琴并不是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当时比他出色的物理学家还很多，但X光的发现确实引起很大震撼，而且是社会性的震撼。X光的照片骨骼清晰可见，报纸把它登出来，而且添油加醋，说外衣内衣都可看透，人体一目了然，害得有一段时间，女士都不敢出门。于是第一届诺贝尔奖就给了伦琴。而且科学的诺贝尔奖特别注重原创性，和对后来发展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拿李白和杜甫来选，我想一定选李白，不是他的诗比较好，是他的两首词，一首是《忆秦娥》，一首是什么？似乎有人说词是他首创的，不论怎样，他是第一个把同的文学水准提高到和诗平起平坐的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气魄格调，真是君临千古，而且有原味。但是，即使是科学，也是有争议的，像伦琴当时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自此之后，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就确立了一个传统，给伟大的科学发现而不一定给伟大的科学家，在这个原则下，是相对公平的。文学诺贝尔奖不容易吧？
　　余光中：是！这又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不能做到公平？既然文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评审又是凭taste，这就有争议了！我且说英美文学，英美作家得诺贝尔奖比如叶芝、艾略特，没有什么异议，福克纳、海明威得奖也没有，可是曾经有几个人有争议，像赛珍珠就是一位！当时有好多人说她哪里可以得奖！然后是史坦贝克，他的小说很多，评价也高，可是美国文坛仍觉得他不够好，甚至史坦贝克自己都觉得有点侥幸。
　　沈君山：赛珍珠后来也是，赛珍珠和我们家认识，60年代我和父亲曾去她在宾州的农庄看她，她为了这件事情心里头一直不舒服，她说她宁愿没有得奖，因为受到的攻击大多了！而且她能代表中国吗？
　　马悦然：那一年真的是选错人了！
　　沈君山：你那时候不是这委员会的一员吧！
　　马悦然：不不不！（一笑）那早得很，1938年的事！
　　余光中：那是抗战的第二年，因为全世界都很同情中国。
　　马悦然：1938年时，西方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乡下的景观是什么样子！赛珍珠以后也写了一些自传性的文章（注：如《我的几个世界》），都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中国作家写乡土文学，像沈从文，应该得奖的！他早在1934年就发表了《边城》，以后的《长河》都非常好，可是当赛珍珠得奖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沈从文是谁！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过，直到1947年才有一个美国人把《边城》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而且翻得并不好，所以翻译实在非常非常重要！
　　瑞典学院的十八个院士，德、英、法文当然都没有问题，有的还会西班牙文、俄文、波兰文，我自己是会中文，但是用其他语言写的作品就非看译文不可，所以翻译家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要不然真的是对不起原作者。
　　沈君山：东方作家目前只有。位得到诺贝尔奖，两位是日本作家，一位是印度作家……
　　马悦然：泰戈尔是用英文写作！
　　沈君山：对，用英文写的不能算，那就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了。我是外行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位东方作家不论在文化背景、文字的表达方式上，都非常“本土”，尤其川端康成，假如换成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写的。那么他们得奖，跟中国人没有得奖，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有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就是；就是！
　　沈君山：所以诺贝奖应该给两份，一份给作家，一份给翻译家？
　　马悦然：有道理！
　　沈君山：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读者也许也有兴趣知道，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整个评审程序，尤其你们十八位委员中有十七位不懂中文，面对外国作品怎么办呢？
　　马悦然：都要懂中文，那是不可能的任务，每年，有资格推荐候选人的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副主任，以及所有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在2月1日以前把推荐书送到瑞典学院，每年有两百个名额。我们从2月份开始讨论，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开会，并且请很多专家来做报告，不论关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的作品，那些报告是秘密的，不会发表。讨论以后名单就愈来愈短，到了3月底或者6月初，有一个短的名单出来，包括五至六个人。我们用夏天的时间读那五、六个人的作品，每一个院士都得读，夏天不开会，直到9月份又开始开会讨论，到了10月中旬投票，投二至三次，就是这样的过程。
　　余光中：有没有人报告过台湾的文学？
　　马悦然：哦，这我不能讲，
　　结语：期待一个东方诺贝文学奖
　　余光中：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可是相对于以希腊为主轴的欧洲文化，我们东方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宗教哲学、历史背景，再通过翻译，去瑞典跟各国作家用原文所写的作品竞争，先天上已经好几重不公平！就像古人所言，以我之下驷，去比别人的上驷，也难怪东方到现在只有三位作家得奖，其中还有一位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我一向这么说：诺贝尔奖自己从来没有说它是世界文学奖，只因为它声势浩大，大家不得不重视它！
　　沈君山：它其实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奖可以媲美诺贝尔奖的荣耀！
　　余光中：那方面是无可争辩的，但文学是可争辩的，可是大家仍很重视，它有瑞典的国王来隆重颁奖，奖金也相当高，又因为瑞典本身是个小国，把奖颁给世界各国，相当的国际化。
　　我一直觉得可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西方文学奖，所以在东方，比如中国、日本……能不能也办一个自己的奖？如果反过来想，东方有这么个大奖，奖金也一样高，也是严格评审、隆重颁赠，而西方作家来申请必须先翻译成中文，大家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其实反而观之，不是一样吗？
　　沈君山：这完全跟我同感，而且我事实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有钱人的基金会有很庞大的基金，怎么样用这笔钱？有些就设了好多奖，大多是与科技工商有关的，香港的特别多，我自己就是两三个会的评审员，但是科技奖怎么比都比不过诺贝尔奖的，而且也很多了。我曾经写封信给他们，提了些建议，包括文学，十三亿的华人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华人文学奖。我建议基金会拿出一笔钱来，奖金就是像诺贝尔奖，也不怎么多。大家商量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瑞典有个国王，有个常设的学院，常年地来评审；钱太容易了，一年有三千万的台币利息就可以弄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什么机构来做？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余光中：王室的传统是由继承而来，所以不变，而东方国家的元首都是变来变去的。
　　沈君山：传统很重要。
　　余光中：还有一点，不论是由台湾还是大陆来办这件事，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障碍。以瑞典来说，它在欧洲不是很小的国家，但也不是强国，它相当超然，不会牵涉到政治斗争。如果是在法国，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有敌意了！如果我们也请十八个委员，两岸都有高明的学者，海外也有……
　　沈君山：要有一个地位超然的常设机构，请超然的评审员来办。
　　余光中：建立公信力也很重要。刚才马先生讲到诺贝尔奖评审过程，他们十八位委员其实就像审案时的陪审团，听专家报告、辩论，最后由陪审团投票决定。
　　沈君山：最好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委托一个学术机构，找一个像杨振宁这样的人来主持，他在两岸都有公信力，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而且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修养。
　　余光中：对，他相当了解。
　　沈君山：我是相当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就是你讲的陪审团，陪审团的委员他们懂得欣赏文学，但自己是不能得奖的。问题是机构设在哪里？国家的力量太强可以干预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不如放在新加坡可能还好一点，就像放在瑞典一样，比较超然。新加坡未来十年内大概不会有人能得这个华人文学奖吧？我们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取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文学奖，不能有边界或政治的纷争，新加坡也许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余光中：摆在台湾恐怕难免有统独之争；
　　沈君山：不错，马上政治性就出来了，你给一个本土的，或是不给本上的作家，大家立刻就吵起来，那没有意义！
　　余光中：大陆也有相同的问题。
　　沈君山：至少现在，大陆绝对是政治挂帅的！大陆学者是可以请他们做委员，也可以给奖，这都没有问题……即使不在新加坡，假如用哈佛的燕京学社可能也不错，燕京跟中国渊源深厚。
　　余光中：只是燕京在美国，也有问题。
　　沈君山：可是找不到地方啊！哈佛燕京有传统，有超然性。嗯，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能不能拥有一个属于我们华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等待有心人一起来推动！
　　（选自1999年1月1日—5日台湾《联合报》）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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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艺术经验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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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岳麓书院演讲笔录
　　江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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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


　　伟大的五四已经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虽然她的孩子们，德先生与赛先生，已经渐渐长大，虽然她的第三个孩子，白话文学，已经活了４０多岁，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经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现代文艺的金号铜鼓声中，苍白的五四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苍白，而且患严重的心脏病。当胡适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便翻过去了。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握在４０岁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遗老，可是那几枝秃笔已经无能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忆一番罢了。他们的笔，只能为第一章加几条注解，不能写第二章的大标题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
　　然后我们将升起现代文艺的大纛，从她的墓前向远方出发。我们如此将她埋葬，并无半点不敬之意。因为，她委实已经太老太老了，虽然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么迷信她的青春。现在我们正正式式而且干干脆脆地为她举行了葬礼，这一代的青年们便不能再存任何依赖的心理，而现代文艺的大军进行曲，在悲戚的挽歌之后，将显得更加的洪亮而且震耳。
　　五四有她的时代意义，在文学史上，她也将常保她的历史地位。五四最大的成就，仍是语言上的。五四文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语言的解放，而非艺术的革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打破中国文学的儒家传统，把更接近口语的小说和戏剧，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豪举。从西洋文学史的演变看来，每逢旧有的文学到了僵硬甚至腐烂的时候，便有几个先知先觉的青年作家出来，把老文学浸到新语言里，使它再度年轻，发育，而且成熟。文艺复兴的但丁，浪漫运动的华兹华斯，现代小说的海明威，现代诗的艾略特，莫不如此。可是上述四人和胡适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他们不但放逐了旧文字，抑且创造了新文字，不但是语言的革命家，抑且是语言的艺术家。胡适做到的只是前者。口语，在它原封不动的状态，只是一种健康的材料而已。作家的任务在于将它选择而且加工，使它成为至精至纯的艺术品。西洋的新文学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物，既是革命家，又是大艺术家。然而胡适不是一位文字的艺术家，他欠缺艺术的气质和才华，他写不出《神曲》、《水仙》、《永别了，武器》或是《荒原》，这种作品，要靠现在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才写得出来。
　　五四的作家们，曾经大声疾呼，要推行西化。可是他们的认识赶不上他们的口号，在艺术和音乐上，他们几乎不知道印象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莫奈和德彪西以后发生了什么。在诗上，他们几乎不知道象征主义以后的欧美诗坛，自由主义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浪漫主义，只知道雪莱和歌德。左倾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只知道左拉、高尔基、易卜生。他们在文艺上的西化，是不够彻底的。
　　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左倾作家们要用阶级斗争的批评眼光去看我国的伟大传统，其偏激失实固不值一论。其他的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盲目地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精华。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之中，他们偏重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胡适热衷于白居易的社会诗，而“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在中国的文学之中，胡适不能欣赏杜甫的佳妙；在西洋的文学之中，他的不欣赏艾略特，自是意料中的事。他偶听叶公超先生说起，艾略特好用典，便以为艾略特在复古。他不曾明白，艾略特所以成为西洋现代诗和诗剧的巨匠，原因之一，便在于他的调和现代口语和古典文字。
　　五四的作家们，就在这种左右皆不逢源的半真空地带，企图建立中国的新文学。大致上说来，他们是失败了。不错，他们成了名，可是在艺术上并没有成功。英国的文艺复兴成功了，一半因为乔叟、魏艾特爵士、塞瑞伯爵等作家，先后把法国和意大利的新文学介绍到英国去。可是五四的留学生们并没有努力介绍西洋的，尤其是现代西洋的文学。在美国多年的胡适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现仍在英的陈西滢先生和凌淑华女士，留法回来的苏雪林女士，似乎完全不曾留意这些国家的现代文艺。有的非但如此，还在误解之余，攻击国内的现代文艺运动，或者予二三流的作品以溢美之辞。久居国内的罗家伦先生，竟也写起旧诗来了。这些五四人物，都曾是青年敬佩的偶像，也曾是我高中时代的可羡目标。在某些方面，今日我仍然敬仰他们。我对他们的失望，是从整部新文学史的观点出发的。
　　然则这一切不是很清楚了吗？五四的新青年们，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身在大陆的几位，更是“我躬不阅”，遑恤文学？旧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已经写完，胡适的逝世只是最后的一个句号。第二章已经写下了绪论，但仍留下大片的空白，等我们去飞跃。敲马齿的朋友们，举起我们的笔来！
　　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文星》第七十九期）
　　【点评】
　　余光中（１９２８—），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永春人。余光中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１９５４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主编过《现代文学》和《文星》，参加现代派诗歌的论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案》、《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余光中的散文在台湾堪称一绝。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斯》、《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稔》、《桥跨黄金城》等。评论集有《掌上雨》、《分水岭上》，评著有《梵谷传》等。
　　《下五四的半旗》：伟大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五四，在诗人的眼中却已经死了。五四运动中思想与文化的诸多干将已经逝去，他们的离开宣告了五四的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五四所开创和提倡的革新精神则得以保存，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的革新，其实更多的是只停留在口号中，甚至是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而没有深入其思想的内在实质，有时甚至是对概念的曲解。对于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也是缺乏客观和历史的眼光的，是片面和偏激的。但是，毕竟五四运动以无畏的精神终结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继承五四精神的责任就落在了后来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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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让中国难以真正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世人皆知，无须赘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如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风，吹落了人们思想牢笼上的巨锁，促使了人民的进一步觉醒。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尽管其在政治上的功绩是巨大的，但是从人文角度来讲有其深刻的局限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甚至扼杀了华夏文明中某些非常优秀的东西。这就是矫枉过于过正的后果，这里只想说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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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欲全盘否定中国几千年文明思想史。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新文化是泯灭是非善恶的文化，首先把是非善恶电子秤泯灭，然后披上大师革命导师的招牌招摇过市，蛊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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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两大代表人物都对中国历史持否定态度：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胡适说：中国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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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它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有失偏颇，甚至可以说非常过激。诚然，儒家文化确实有很多糟粕之处，譬如其宣扬的纲常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顽固的残余存在我国社会中，这是绝不可不批判的。
　　??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理念、思想是非常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比如仁儒思想，平和地治理国家的思想，以及关于天下大同的构想，甚至具有朴素共产主义的痕迹，虽然这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空想，但做为那个时代的人能有如此认识已实数难能可贵。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是不问青红皂白一致以儒家学派甚至以孔子本人为敌，上海电子秤无论怎么说，孔子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继而五四新人们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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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民思想开化，对于这一点本人也是持敬佩态度的。然而，东西方文明是各有千秋的，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高度发达，但其在精神内涵方面我认为却不如东方，因此绝不能简单地下西优东劣的结论。我们应该在努力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注意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中优秀的精神文化，西儒会融，中西合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可惜，“五四”没有做到，而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从此失去了最牢固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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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它把社会制度和人文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地等同起来，这就造成了在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同时把一些正确的优秀的东西也当成了糟粕。比如说，古代汉语（文言文），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其比现代汉语要优秀。因为它非常凝练，能用极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极为悠远的意韵。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诗歌，古体诗的表现力要远比新体诗强。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懂得诗歌的人所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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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五四运动把文言文当成科举制度的伴生物，一起加以埋葬。科举制度确实是一极端丑恶的制度。它禁锢人的自由思考，把思想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范围内，并尊儒学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完全排斥其他思想，这是由罪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然而这并不是某种语言本身的责任。但五四却非要把文化和制度绝对混淆起来，这就造成了糟粕、精华一起灭的局面。当然，制度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相关的，但不应把这种相关性绝对化。因此，五四在“破”的方面做得多了，而“立”却很不够。今天的人心浮躁，利益至上的社会现实不能不说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全盘西化运动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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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了中华文化的龙脉。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及作家白先勇就提出要给“五四”新文化运动降半旗，否夷之意很明显。“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几乎处于断层状态，造成了文化难以传承，便无法去创造更灿烂的中华文化。所以到现在，世界上承认的还是在这以前的文化成果，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嗤之以鼻，这一点，从韩国，日本人的眼光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热衷景仰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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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对谈白先勇：共话“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03-15 23:15:33)转载▼
标签： 余秋雨对谈白先勇        分类： 精帖转载


凤凰文化主编胡涛和白先勇、余秋雨两位老师在一起

相交30年：厕所门口初见，白先勇曾以中国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余秋雨

白先勇：今天特别要谢谢我的朋友余秋雨先生从上海特别飞来。时间过的真快，我跟余先生结缘快30年了。我还记得您讲过一次，其实我1987年第一次回上海看《长生殿》的时候，您也在那儿。

余秋雨：对，在厕所门口。白先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白先生是谁，我读过您的小说，向您问好，您非常热情跟我聊天。没想到过了不多久，就是白先生的小说《游园惊梦》改成了剧本，上海的导演胡伟明先生要在大陆演这出剧，他想出了一个很隆重的班子，让从来没有演过话剧的昆曲演员华文漪来演主角，当时俞振飞先生还健在，做昆曲顾问，让我做文学顾问。

白先勇：余先生当我们文学顾问，等于是把上海戏剧学院带进来了。

余秋雨：当时我在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们在广州排戏期间的交往就很多了。在这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动，想要了解一个白先生很重要的概念。大家知道白先生毫无疑问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背景，谁都知道他父亲是谁，但是我们在他身上一丝一毫也看不到那种贵胄的余风，他只是一个纯粹地投入到文化、艺术里，并且对中国传统艺术如此痴迷的人，这是两个极端。过去搞文化的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要上升的好像都要去碰政治，没有在政治领域发言，好像地位就比较低。白先生太有资格谈政治了，但是他没有，完全不在乎这些。当然他后来也写，但是他个人的立足点纯粹在艺术上。这一点我在广州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把白先生看成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玩了，我们认识了，他也看到了我的文章。

白先勇：是，《游园惊梦》在演的时候余先生写了剧评，我一看剧评大吃一惊，那个文采像星火一样在迸，据我了解，大陆的评论文章，像余先生那样子的文采，那样深厚的思想，而且我感觉是完全脱出意识形态的。而且《游园惊梦》这篇小说其实牵扯的蛮多的，我看到余先生对文化的深刻了解，这么一个作者，能够为我的小说写这么一篇东西，我非常非常感动，感觉碰到了知音。作家最在乎什么？读者突然了解你，你写的是什么他知道。我想这个是作为作者，最高兴的一种共鸣，一种心灵上的共鸣，精神上的共鸣。有这么一个读者，那样地兴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文章。

余秋雨：《游园惊梦》很震撼，小说不长，但我从他这个小说里边看到几个东西。

一个是从内容看起来，我们一般评论者都说，他写出了历史的兴亡感，这是很快可以感到得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去写和兴亡直接有关的那些政治人物，而是写了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重要的姨太太。他们本身完全没有出场的一次聚会，时间也不长，但是这里边有两个东西让我很震撼：

第一个就是他在写小说过程当中的文笔，最重要的几个段落完全是《红楼梦》的风格，如此细腻，那种场景的文学美感，那种细节的颤动力，但是就在你感到《红楼梦》的时候，不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意识流强烈地出现了，意识流和《红楼梦》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纯粹的中国传统古典技法和非常娴熟的西方现代风格，又是写一个历史变迁中的沧桑感，这三种概念连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品。

之后白先生不小心还看到我的一篇论文，我当时已经在研究世界戏剧学了，我要面对一个问题：在全世界，按照接受美学，最深入人心的剧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哪个剧种？我得出的结论是昆曲，连中国人都感到很惊讶，昆曲给人的感觉是前代遗音，但我认为按照现代戏剧学的接受美学的观点，它是人类戏剧史上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剧种，今天完全不用讲理由了，就是因为它被痴迷的时间之长有200多年，痴迷的程度之深，痴迷的等级之高，卷在一起，我就认为它是最高的。白先生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同意。

白先勇：这一下子，我跟余先生又拉近了一大步。我一直认为昆曲是我们的表演艺术中美学成就最高的。我自己不在昆曲界，我也没有研究戏剧，我只是很感兴趣，上戏的院长讲这个话，我一看到就完全同意，而且他指出昆曲作为国剧有200多年辉煌的历史，这个我想是对我的鼓励，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推广青春版《牡丹亭》。

余秋雨：接下来就是你那个大动作了，邀请我到台北参加一个国际性质的昆曲研讨会。

白先勇：之前我在广州的时候，看了您的杰作《文化苦旅》，我想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作家，真是惊艳。散文里对自己文化的各种观察、观点、反省都是他非常独特的见解，这是第一，是理性方面的；除此以外，他文字的表现里，有理性跟感性的结合，文字艺术与叙述内容的结合；这个名字取的也好，“文化苦旅”，我们的文化在19、20世纪以来真的是长期苦旅，我跟他心有戚戚，我一直对文化有焦虑。所以我就把这本书拿回去，推荐给尔雅出版社的隐地，我在台湾的出版人之一，印出来以后在台湾引起了一阵轰动。一直到今天为止，余先生这本《文化苦旅》，后来也写了《新文化苦旅》，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中学的课外读物，这个影响非常大。

余秋雨：我要接下去讲了。尔雅出版社版的《文化苦旅》翻开第一页说是：白先勇先生认为写的最好的一本书。这句话对台湾读者的吸引力太高，他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成就等于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所以这本书在台湾造成的奇迹那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我在台湾的每次演讲都是几千人。因为台湾毕竟人不是那么多，而且好多老兵都不知道这块土地的文化怎么样了，有一次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会，门口好多老兵牙齿都掉了，还要进来听。我的读者群里还有好多小孩。因为他们课本里面有《文化苦旅》里的文章，他们很惊讶课本里面的作者怎么还活着，要来看活着的写课本的人，所以人更多了，这都是白先生的功劳。我后来的每一部写作都在想，不要让白先生后悔说了这句话，白先生也说没后悔没后悔，这个蛮有意思的，这就可见白先生的推广之力了。

我刚才看到这个片子放完的时候出现了好多名字，我就笑了。为什么呢？这个名字里边有几个人，白先生当时介绍我到台北昆曲研讨会的时候，两个报社在打架，当时名义上是联合报请我了，中国时报非常想采访我，联合报不让。这不让的两方的名字，在今天这个片子里都出现了。当时白先生是非常宽厚的，希望大家一起做文化。当时已经被联合报藏起来了，有人专门监视着我，把我招待得非常好，就是不能和中国时报接触。白先生他们就宣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约记者要采访你，晚上要有录像，那么这个记者就叫白先勇。他自己以中国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采访我，谈关于昆曲，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中华文明。

白先勇：那是我第一次做记者，第一次去访问。

余秋雨：而且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第二天中国时报登出来采访余秋雨，特约记者白先勇，这让我很感动。他在文学、在戏剧里边有那么大的名声，但为了把一件事情做成，他完全不在于自己处于什么名号和等级



白先勇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古典文化、现代观念、感性艺术推动历史

白先勇：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的古文化有几千年，有那么辉煌的传统，如果要再把它复兴起来，当然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程，但是不能不做，非做不可。

余秋雨：对。

白先勇：怎么做呢？我推广昆曲其实是在拿昆曲做一个实验，像昆曲这么一个古老的剧种，又是我们文化的精髓之一，能不能把有快600年的历史搬到现在的舞台上面，让它重放光芒呢？如果这个把现代跟古典成功地连接起来的话，从此推广，把现代跟传统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有传统的基础、现代的面貌的新文化。

余秋雨：我们今天对谈的主题叫“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关于白先生所做的事情，我要讲几句概括性的话。

我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走的路也许是对的，要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里最辉煌的地方挖掘出来，跳过漫长的中世纪在意大利复兴起来，一定要凭借古典范本，所以叫复兴。这一点和白先生的思路是一样的，不是白手起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有一个古典范本，这是第一点。

紧接着第二点，要用现代观点来面对古典。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是学究式地把古希腊和古罗马搬过来，如果是这样话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了。大家都是用当代的观点来重新发现，维纳斯的雕像在古希腊是个神像，但是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成为了个人价值的一个典范性的造型，成为了白种女性形体美的标准。“人是多么地美，那么地重要，人是世界的中心”，这不是维纳斯的雕塑者的思维，文艺复兴给了它新的思维，所以文艺复兴是人给古典以现代生命。青春版《牡丹亭》用现代的美学观念把一个古典艺术的可能性大大地发挥了出来，变成了一个当代青年都喜欢的作品，里面有现代的审美意识，这就跨越时代了。我觉得白先生所做的事情，恰恰是文艺复兴式的，实现了凭借着古代艺术，又贯穿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尽管“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讲起来是不是把事情讲大了，但是他这个模型是对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很多这样的模型，有时候我们的创造者过于在意从零开始，不知道我们有过非常美丽的传统美，但也有一些人过于强调他想象中的传统，完全不知道用现代的审美观念把它激活，让它重新变成一个现代美学。而青春版《牡丹亭》出现在哪儿的时候就是当晚这座城市的当代美，在香港、台北、上海、北京都是这样，看的人是当代人，呈现的也是当代人喜闻乐见的美学，这一点是文艺复兴的本质。

第三点对中国理论界有一点帮助，我们在讲社会大推动的时候，总是在想每一次历史转折的时候，涌现的很多思想和流派，但是文艺复兴这个改变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大运动，我们说到现在也还是几个艺术家。就是说，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比那些理念重要的多。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都是形象艺术家，他们没有留下多少理论。文艺复兴传到英国的时候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论文没有？没有。但是就是这些感性的艺术家，完成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革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它带动了科技，带动了宗教，包括带动了后来社会改革。我们这一点要像白先生学习，他懂得自己的本位，他有太多的理由参与政治，但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这就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三点，一个是要凭借古典，一个是要用现代的思维，第三点就是坚守感性艺术来推动社会往前走。



余秋雨

感动世界的文化形象是国家崛起的重要力量

余秋雨：我们中国崛起，国外不是很理解，大家都以为是国外嫉妒，其实我认为完全不如此。我在北大讲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学生站起来问我，是不是跟我们缺少一个让全世界感动的文化美有关？我说对了。当年英国的船来来去去的时候，大家感觉它背后有一个莎士比亚的魅力，后来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都是失败的，但它的尊严还在，因为它老是提醒人们这是一个贝多芬、巴哈和歌德的民族。就像美国现在有的时候挺嚣张的，但是好莱坞电影把世界都感动了。感动世界的文化形象是一个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也是文艺复兴的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一点上白先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感动世界？这是可能的，白先生其实做到了。

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刺痛我，就是德国大诗人歌德在魏玛，他整天讲中国，讲孔夫子，所以大家叫他魏玛的孔夫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看到了中国的一本小说，他说我终于了解中国人了，他的喜怒哀乐，他的象征感，他们想到月亮会想到什么，就在那天晚上他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一直想了解他看到是本什么小说？很遗憾，经过复杂的考证，我们知道歌德那天看的是传教士翻译的《风月好求传》，这是一本等级很低的小说，但是尽管这样，这个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大学者他也很震憾。我一直在想，如果歌德看到的是《红楼梦》那就更好了。所以朋友们，真正能够打动人、感动人的不是宣言，不是声明，不是一二三四五六条，而是我们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的力量超乎我们预计。白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贡献，所以“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就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带给我们全方位的启示。

白先勇：我也感觉到艺术作品本身的这种感染力，人类的理论当然有时候会因时而异，但艺术是会永恒的。刚刚是从艺术讲的那个文艺复兴，文学方面像但丁的一部《神曲》，影响整个欧洲。英国的文艺复兴靠的是戏剧运动，后来到了爱尔兰也是戏剧。戏剧的力量很大，现在加上电影的力量更大了。回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还是可以借鉴欧洲的文艺复兴。《牡丹亭》是一个几百年来一直在舞台上的艺术作品，有着非常深的感染力，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的审美观都不一样了，如果在传统基础上把它重新改装，这样子出来一个21世纪的艺术品，又牵动着多年以来的昆曲美学，我想会给现代的青年人很多的启示。昆曲就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美”。我觉得昆曲是中国的艺术作品，是一种以最美的形式表现出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的艺术。

所以我最近在台湾大学教了一年半的《红楼梦》，我最近把那些讲义出版了，《细说<红楼梦>》。关于《红楼梦》，两、三百年来也是众说纷纭，我想到了21世纪的时候，可能我们又有了新的看法。而且这个《红楼梦》完全可以给我们一些文艺复兴式的灵感。我的一生里，有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本是《牡丹亭》，一本是《红楼梦》，我也很高兴有机会替汤显祖，替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们在21世纪听到《牡丹亭》又还魂了一次，《红楼梦》我也下了新的注解。我们中国戏剧上最了不得的就是《牡丹亭》，最伟大的小说是《红楼梦》，我希望这两本书可以成为未来文艺复兴的两根台柱，我也希望青年朋友们看看这两本经典，我想对你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启发。

文学和历史：从父亲的马背到儿子的艺术

余秋雨：刚才的片子看完以后，我想到白先生的父亲，另外一位白先生，就又想起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他说，“我们这代人不得不骑在马背上，搞军事和政治，是为了让我的儿子也一代能够搞科学和哲学，是为了让我的孙子这一代能够搞艺术”。这个层次是这样的，但结构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比喻，说明人类的最后的实现方式是艺术。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先生和他爸爸告别的时候，好像1963年1月份在松山机场，非常明白地体现了这种从马背到艺术的交接。

由于这段话我想起前些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的破冰之旅，他的太太方瑀写了一本书来记录这个过程，她结尾写到了上海，请他们吃饭的是白先勇先生原来的家的一个餐厅，她在梧桐树下的院子里想起了尹雪艳。这本书完成以后由连战先生写序，但是他们又坐立不安，说光是连战写序言还不行，还得前面加一个序言，前面这个序言居然叫我来写。开头是文化人，结论是尹雪艳，包围着一个很大的政治行为，由此证明了亚当斯的话。

白先勇先生身上就完成了这样了一场一个人的小小的文艺复兴，他做的很完满。他刚才讲到《红楼梦》，讲到了《牡丹亭》，其实一个时代的份量真的是在这些作品上，看起来只是一个艺术家，只是一个作品，但时代的份量就在这儿。我后来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整个清代最高的份量是什么？在我的诱导下很多人投了《红楼梦》，这是对的。

这里插个闲话，为什么世界读书日是4月23号？因为那一天西班牙的大作家塞万提斯去世。1616年4月23号，恰恰也是莎士比亚去世的那一天。很多人不知道，汤显祖也是在1616年，是7月29号，差了一个月。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说1616年地球失重，三个人一起去世了。为什么说是地球时空呢？像德国的海涅也认为，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好多皇帝当时很嚣张，最后历史学家评他的时候，只能说他和塞万提斯是同时代，或者和莎士比亚相差几年，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就是地球的份量。民族的价值，文明的价值，和我们的艺术真的有关，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轻了，艺术很重要。另外，艺术也要传达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价值，要用美的方式，而不是骂人的方式，这个也是白先生对我们的启示。

白先勇：前两年要英国人选他们认为最伟大的人是谁？都投莎士比亚。所以我想莎士比亚对英国来说是英国精神的代表，所以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莎士比亚，他们就觉得很骄傲。不能想象英国人没有产生莎士比亚，我们不能想象没有曹雪芹，如果没有曹雪芹，我想清朝整个的文化会缺一大块，艺术的确非常要紧。

刚刚提到我父亲，我讲一个小故事。我读的中学算是台湾的重点中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功课还不错，保送到台大可以自己选系的。我那时候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我看地理书上面讲中国三峡水坝如果起好的话，中国就会强起来，我就想去学水利替中国建个水坝，后来就填志愿的时候，台大没有水利系，我就去改了保送到成大。念了一年，我的数学、物理还不错，可我的设计工程不行，我想我只能当一个二流的工程师。所以我心中文学的细胞就在发烧了，第二年就转考了台大外文系，我没有告诉我父亲，因为那个时候保送是我自己转的，现在又要重考。那时候我大概19岁，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我回去跟父亲讲，父亲当然很不高兴，但他说如果你能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还是听的，我就讲了一大堆，最后说人各有志。后来我父亲也没有勉强我，你学文就学文好了。还好我父亲当年没有阻止我学文，如果我父亲逼着我学工程化的话，就没有人替他写《传记》了。

余秋雨：你刚刚讲到你爸爸没有阻止你学文，恐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来没有一个军事家、政治家的后代，有那么高的文化品位，把他父亲的图片、脚印放在那样一个等级，让大家都知道。我刚刚讲的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类历史的宏观作用，如果从微观来说，它其实是在用一种最人性，最温和，最平静的方式去表达历史，有时候比历史学家更重要。我相信你爸爸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满意你出的这两本书，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比不上的。

白先勇：后来我写完那个《父亲与民国》以后，回头看看《台北人》我自己也不能理解，有时候创作是下意识的，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其实那时候我写的是七、八十岁人的那种感受，所以我想这两本书其实是有关联的，互相对应的。我想可以这么讲，《台北人》是《父亲与民国》的文学注解，《父亲与民国》是《台北人》的历史架构。

余秋雨：你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既艺术又历史的篇章，历史对你的成果要表示感谢。因为不管是《台北人》，不管是《父亲与民国》都带有极高的文化品位，是能够留存于世的，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把握，有一种文化的温馨。这个观点和立场没关系，和党派也没有关系，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文化的温馨。黑格尔讲过，什么叫留的下去的文化？就是说，历史像一堆残灰，但是这个残灰伸出手摸下去就是余温，这个余温就是文化的余温。黑格尔认为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这个余温，历史是残灰了，但我们的历史学家还可以在灰里面做文章。但是作为文学家的白先勇先生，他去摸历史的时候，不仅是摸到了灰烬深处的余温，而且能用自己的体温和这个余温对应起来，然后加在一起传达给别的生命。

白先勇：回头想来，西方人的小说来源是他们的史诗，中国的小说源头是史书，是从《史记》，《资治通鉴》那边来的，所以中国人的历史感特别重。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有“诗史”之称，我想杜甫的历史感特别深厚，正好处在兴衰转折点的时候，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艺复兴，绝对脱不了我们整个大传统、我们对于历史的回顾。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这个其实有的国家不多的，印度就没有。

余秋雨：印度缺少司马迁这样的人物，我到印度去看到好多景点，旁边树了一块牌子，用英文和当地文写着，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他凭着公元7世纪中国旅行家玄奘的一本游记，来断定自己的历史起点。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素养，这个素养是由司马迁建立的，中国人都有历史意识。但是文学家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对历史进行解构。原来的历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多都是由下一代的朝廷史官写的，所以历史在中国既是非常重要，又是需要被解构的。谁的解构最好呢？一般人说新一代历史学家最好，但我认为能够解构它的是文学家。其实司马迁本身也是个大文学家，他本身的文学素养非常高。因为到司马迁的时候，过去的历史对他来说也是遥远的传说了，他需要用文学的情怀来判断这个人，所以《史记》可以作为历史读物，也可以作为文学来读。

白先勇：《史记》是非常伟大的小说。

余秋雨：所以你用文学家的角度，来写你和父亲有关的历史，又重新激活了这个传统，我们重视历史，但是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来解构，就是用人心自然的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让我们心底的良知感受历史的风浪，这都是文学家才会有的。我觉得文学比历史重要得多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就过去了，这个是非很难说了。我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的话。我说譬如赤壁之战到底在哪里打的？争议很多，现在大家喜欢的是苏东坡写的那个地方，但是苏东坡肯定是写错了，我是专门研究苏东坡，我知道他肯定是写错了。写错了不要紧，所以我开玩笑说，如果周瑜和诸葛亮他们知道多少年以后有一个苏东坡要写这么一个诗的话，他们肯定说咱们换到苏东坡的地方去吧，因为文学的份量更重。在《三国演义》和苏东坡之前，赤壁之战那一仗其实不太重要，不像昆仑山大捷，但被文学渲染以后，它就显的重要了。随着历史的兴亡，其实留不下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留在人心上的东西特别有价值，这个人心是由文学、艺术来塑造的。

白先勇：我想文学跟历史的关系还是蛮复杂的，而且蛮吊诡的。文学的小说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可是往往文学是利用一个历史故事来重新创造的，我想文学家写历史，是经过它自己的眼光折射，是他自己作为史官诠释成这样子的。我们《三国演义》里面非常有名的一节就是曹操横槊赋诗，写《短歌行》，非常悲凉，非常声势壮大的一个场景。其实《短歌行》我想根本不是他那个时候做的，罗贯中在那个场景里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短歌行》，整个的文学的气氛马上就升高了。



白崇禧在故宫崇禧门

图像与历史：看到父亲的老照片就像回到了历史现场

余秋雨：我们在讲文学的时候，一直缺少图像，为什么白先生那两本书重要？因为有照片。这个照片太重要了，因为文学很难说明真实性，但一张照片比千言万语更重要。请大家知道图像极端的重要性，图像的感染力无与伦比，这不仅是对历史，对人的感受也无与伦比。

有了照片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文学世纪，我当时起名叫“黑白世纪”，黑白世纪出现以后，中国历史完全出现另外一个风貌，好多我们不知道的角落，照片的好多小细节其实非常重要，这非常感人。不仅是感动人，历史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风貌。司马迁没法想象后边会出现一个图像时代，静态的和动态的组合在一起，可以震憾人的视觉系统，感染人。因为其实在五官系统当中，对审美最有影响力的是视觉，所以文学和电影、图片是连在一起的。

白先勇：没错，《父亲与民国》那本书，其实开始的时候全是用文字的，我写了好多年，好多稿子。后来一边在写，一边就收集了900多张我父亲的照片，看到那些照片以后，我就完全回到历史的现场了，这一本书里面大概有500多张照片，大部分都是在大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台湾也很少见，有些照片的确在历史的那一刻，非常非常珍贵。

我讲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北伐，1926年开始，1928年完成。北伐是我父亲最后完成的，他那个时候是东路军前地总指挥，带了第四集团军一直打上来，那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他是第一个带军进北京的，一直打到山海关。他进北京以后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在北洋画报上面找到的，他站在故宫崇禧门拍了一张照片，暗含了我父亲的名字，北京像是在欢迎他似的，那张照片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很关键的历史时刻。

我有6篇小说改成了电影，还有几部电视剧，还有舞台剧都是改编的。后来那些导演为什么要选我呢？好像人物比较鲜明，容易拍成电影。导演谢晋拍的《最后的贵族》是从我的一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我是在1987年，过了39年后重新回到上海，谢导演就来找我，他决定要拍《谪仙记》，我说有相当的困难，因为那个牵扯到美国，最后到威尼斯的场景很多。本来女主角本来是要请林青霞演的，林青霞也答应了，她还飞到上海电影厂来试境，但是两岸刚开放，我想林青霞也有一些顾虑，后来就没有演了，后来第一女主角是潘虹演的，她是很好的演员，最后那段演的很好。我记得我跟谢导在上海的时候，他把我关在兴国宾馆去，我们在里边住了两个礼拜，天天磨剧本。甚至于我回美国了，他在开机之前还飞到美国去，跟我最后对一次，因为女主角李彤喜欢喝美国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谢导去到那里说你点那个酒给我喝，他要尝尝那个酒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后来到美国演出我去探班，他最后拍的最好，没有对话的，就看潘虹一个人孤独的影子在走，影子就要有戏，所以那个不好演，我想最后那是谢晋拍的最好的一场。这个是相当抒情的，他以前都是比较史诗，这个是比较小品式的，可是我觉得也是他相当好的一个电影。

余秋雨：白先生给我们看了一个文学的白先勇，看了一个教师的白先勇，又看了一个昆曲的白先勇，最后看了电影的白先勇，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白先勇

现场互动环节

提问：白老师，您笔下的女性写得活灵活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不同风格，各种女性的形象。您认为不同时代女性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是怎样的？在创作上如何呈现时代的特点？

白先勇：我在想，虽然我写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但很重要的是别忘了她们都是人，不同的女性最重要的还是要写出她们共同的人性，喜怒哀乐这些基本的感情大部分人都是相同的，可能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里表现的方式不同。譬如女性对感情的诉求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上个世纪还常常写情书，这个世纪按一下电纽就过去了。

余秋雨：我们好多从事艺术的朋友容易注意表象，强调性别和年龄，80后、90后这样。白先生讲出这一点，搞艺术的人能不能在人字上多停留一会儿？慢慢再到具体的风格、具体的特征，这是比较容易写的，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难。但是能够把人性之常的深度挖深，这个难度很大。白先生的作品好就好在这儿了。你看他是色彩烂漫，好多好多女性，为什么能够感动人？为什么好多电影艺术家能够想来拍呢？非常关键一点是把人这一点写透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好多人讲这个人是唐代的有三个特征，这个人是汉代的有五个特征，我看这些特征其实都不是非常重要，关键是人。我又讲到黑格尔，无论女性、男性、什么年龄、什么时代，这都叫历史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整体意义上的人。

提问：请白老师谈一谈创作《花桥荣记》的感受和心得

白先勇：实际上《花桥荣记》那一篇的主题是乡愁。我的乡愁基础就是在桂林米粉上，一个实在的东西。《花桥荣记》讲的是一群在台湾的广西人，他们因为很思念家乡，所以开了一个米粉店，事实上是讲背井离乡之后，人的漂泊感。因为主角的童年时代有未婚妻，有一段爱情在那里，所以最有意义、最美的生活在大陆那一段，那种向往是这个小说的基调，也是整个《台北人》的基调——对过去的失落，对过去的追念，对自己青春爱情的追念。这篇小说也改成了电影，谢晋的儿子谢衍拍的，他们两父子跟我很有缘。余先生替我写了一篇序也提到我这个乡愁的意义，更进一步说是世界性的、文化上的乡愁。

余秋雨：文化乡愁是文化感悟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觉得这个写得最好的还是白先生，写得最大气的是《台北人》。乡愁不完全是指一个地方，余光中先生写过一个诗叫《乡愁》，中国大陆很多人都把他拉来拉去，希望他讲一句话：“我的乡愁和你们这儿有关，这是福建，这是浙江，这是南京。”每一次余光中先生都讲，我的乡愁是中国文化，不是你这个地方。乡愁的终点是中国文化，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地名。

提问：白老师好，我在创作上一直有困惑，您写的这些人物丰富多彩，但是像我们年轻学生创作时在经验和人生的历练上不够丰富，怎么样创作出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章呢？

白先勇：我是这么想的，经历多当然对你的创作有帮助，但很多人经过风浪不一定能写出很多东西来，有的人不见得生活上丰富多彩也写得很好。我举一个例子，英国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她一辈子住在乡下，没有结婚，也没有经验。她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女孩子找丈夫。

我想经验当然重要，但不是必要条件。你自己经验不够，可以看到很多你周围的，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他们的经验也很多，而且周围的亲戚，大家都经历过生离死别。还是要看对人生的感悟敏不敏感，如果你的观察力很不错，我想你就很会写的。

我写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人家以为我是个老舞客，其实我只去过舞厅一次，刚好碰巧碰到一个像金大班的人。她的确以前是百乐门的舞女，她的派头很好，我看了两下子，就编故事了。所以《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我编出来的，就是我看到那么一个人以后给我一个灵感。所以我觉得作家的观察力是要紧的。

余秋雨：我加一句。你的父亲一定比你的生活经历更丰富，但是在表现上你一定远远超过他，如果他来写的话，一定写不好，这是毫无疑问。这就牵扯到我们刚才反复讲到一个人叫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其实是乡下来的，没读过大学，完全和皇宫没有关系， 他为什么对皇宫那么了解？但你看他写了那么多宫廷里边的故事。他说三、四十里以外有一个皇家的仪式，他作为小孩远远地看到过，其他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天赋，天赋很神秘，我觉得白先生也有天赋，这和你的积累关系不是很大，我们太注重生活体验为积累，不是这样；第二叫想象，想象和天赋也有关系；第三是表现能力。天赋、想象和表现能力，这个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艺术。

好多经历非常丰富的人，写得一塌糊涂，完全写不出来。所以你们不要在乎自己年纪太轻，阅历太少，不能这么看。白先生在写《台北人》的时候，也是一个翩翩少年，你难以想象这么一个头发长长的、瘦瘦的、帅帅的年轻人，他居然在写着上海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心理活动。怎么可能？这里边天赋、想象、表现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讲到生活积累、生活体验，这个需要有，但不是那么重要。

白先勇：刚刚余先生讲的想象力很要紧的，文学作品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文字的驾驭很要紧。

提问：传统戏曲里的现代题材创作，在当代如何成为经典？关键在哪里？

白先勇：我只能讲昆曲，其他的剧种我不是那么熟悉。我觉得昆曲创新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第一昆曲唱段都是曲牌，曲牌要古典诗词的。但是现代的人，像场上他们那种的古典诗词的修养很少，古诗词作成那样子的很少。你如果不用古诗来写，用大白话，就不是昆曲的本子了。

第二个，昆曲很讲究音韵，现在懂得那些套路也不多了，所以你要创造一个新的剧本很难很难，我看了一些资料，现在传奇本子起码还有两百多种，现在要改编古典剧本已经不得了了，要创造新的经典，以我昨天刚刚演完的《白罗衫》为例，本来那个剧本蛮粗糙的，也不是很有名，可是我想重新给它创造，赋予它新的生命，给它的新的写实，但还是按它昆曲的格式。这个是可行的。余先生不知道有什么想法？

余秋雨：白先生刚才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艺术要有一个分工，就这个剧种主要是搞这样一个美学风味，主要讲那个历史阶段的，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给我们的传统故事已经有过的剧本，有过的格律里边，把它改编成一种比较靠近现代审美意识的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变成现代人。

我始终这么认为，你讲现代故事、现代人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音乐剧的方式，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戏剧剧种呢？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们剧种也不是万能的，什么题材都能表现。当时我们的中国山水画也是这样，能不能出现好多高压电线，包括山水画里边那些水库。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种画来画，如果你纯粹的用当时宋代的画院或者元代的风格，最好不要去画电线。就是艺术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的，你可以创造，但你创造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它原来已经比较稳定的东西完全打破了，叫它做这个做那个，那个有时候就很勉强了。就像我们老一辈的家人，穿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衣服上街反而不适合，他穿了自己的衣服在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得体，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已经可以了，不要强迫他必须怎么样，那不必要。

白先勇：我再接着讲。有人说把一些经典的作品现代化了，有时候真的很危险。可能古典中有一些敏感，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可能的。我举个例子，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拿来改造了好多不同的形式，西城故事把它改成一个音乐剧也非常成功。它不是舞台剧了，不是话剧了，是个音乐剧，而且是现代的纽约故事，可是它那个精神还是《罗米欧与朱丽叶》的，但是是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个是成功的。如果你还是要把莎士比亚舞台上的东西变成现代人的衣服，那把莎士比亚破坏掉了，也不会成功。像《牡丹亭》吧，据我晓得有一些剧院把《牡丹亭》改成现代一点，惊梦的时候幽会要宽衣解带，真的脱衣服，那就不行的，昆曲不容许真的把衣服扒下来。你可以用《牡丹亭》这个灵感和故事，可能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来。

提问：您在改编《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将原来的55折删成了29折，却能够不减原先的审美意向。您在改编的时候是怎么把握去留的？

白先勇：这个学问蛮大的。我是改编剧组的召集人，我们有四位专家在那里。专家在一起有一点麻烦，他懂的太多了。你一讲就告诉你哪一页，哪一折，来驳你很容易的。还好我们有一个共识，55折怎么样定主题？它先讲的是“情”，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主题来下工夫，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尽量把这些比较抒情的片段留下来，有一些不是这个，我们就尽量把它删去。

因为那个传奇的原来的形态和结构是很宽松的，它有很多枝节出去，我们在编的时候有点像电影剪辑。我想电影不论你改的再多再好，最要紧就是那一刀下去，你剪的哪个地方，最后出来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很小心，反反复复大概五个多月，开了N次会，完了以后还不做准，只是案头，就是文学本。大家都知道案头跟现场是两回事，那个片断很美，但唱的时候太长、太拖拉也不行。要试过，所谓的“ 捏戏”，像汪世瑜和张继青试过说不行，退回来，我们就又开会，来来去去好几个月才把它磨成了。一个编剧是这个剧的灵魂，编剧编不好，那个剧演不好的。

余秋雨：对，我在香港看你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没有让现代观众有厌倦的地方。时代不同最大的麻烦就是有一些段落大家就厌倦了，这个他们都删掉了，删的很好。还有一些不仅是厌倦，按照现代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已经是不妥贴了，他也删的很好，这个还是要删的。删有各种方式，他们做的很好，如果现在更大胆地删掉一些，如果大家没有三个晚上来看，只看紧缩版也可以。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小心翼翼，他不是很赞成大幅度地把一个已经很凝练的、比较优秀的传统美给彻底解构，他舍不得，得把它留着。所以说我们现代艺术创造什么都可以，尽量不要碰已经极其精致的已经凝练下来的东西，还没有被很多人享受的那个东西，我们先不要把它彻底打散了。打散你可以和其他元素自由组合，刚才讲的《西城故事》这样，而不是说要把传统艺术搞成非常的奇怪的题材，其实是缩手缩脚的，干嘛要困在这个剧种，你完全可以用丰富的艺术手段来。既然白先生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达到宽幅了，我们在组合上完全可以自由，艺术的天地完全是自由的天地，完全没有问题的。

白先勇：我们改的原则，我们说只删不改，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些曲牌的词，汤显祖写的那些词太美了，我们自己要把词改掉，这个不可能，而且我们自己填的不可能。但是我们把它那个场次的调动。我把原著的第一折，柳梦梅出来那场调到后面去了，惊梦的时候梦中情人这个真实人物再出来，这个场次调动很厉害，我们非常注意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过场戏都非常有趣，不倦怠。而且我们前后颠倒，这个衔接怎么顺下来，我们也蛮讲究的。

所以分成看三天的戏，第一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梦中情”，以它最重要的一折是梦中情人相会；第二个是人鬼情，杜丽娘死了，变成鬼魂以后再回来跟他的恋人柳梦梅人鬼之间谈恋爱；第三个我们说人间情，就是杜丽娘还魂了以后，跟柳梦梅最后成婚，大团圆。所以我们又分三个，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三个不同的主题，三个不同的氛围，甚至于中间休息的什么点，我们也很注意。第一天演完了以后，给那个悬疑似的，第二天你还会来看，这些都蛮要紧的，剧场很微妙的，那个情绪上的那个起伏，常常要掌握到那个剧场心理。

余秋雨：这个我补充一句，我在观众心理学这本书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段落在讲接受者的心理厌倦。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好多剧本和电影其实都是不错了，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一关。

提问：请问余先生，戏剧跟电影的叙事结构上最大区别是什么？

余秋雨：这是课堂要讲的课，太复杂了。其实现在的电影也可能戏剧化，戏剧也可以电影化，这个时代是非常自由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非常强硬地去做这个区别。这里边好多事情和工具有关——我们掌握了什么工具？掌握了什么方式？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具还在不断往前走，不停留在某些概念上。

也可以讲出很多例子来，在这个问题上给大家拦断一下，不要给自己定下很多方位。过去在文学上经常有人问我：“余老师，散文和小说的区别在何处？”有人问司马迁：“你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区别不要太在乎，因为有的时候可以调皮地跨越，有的时候可以故意地跨越，有的时候可以革命性地跨越，都可以无所谓的，不要太在乎。要人家感觉你这不是地道的电影，或者这不是地道的舞台剧。地道的其实就不好了，太地道可能会产生心理厌倦。刚才白先生说过场的时候很重要，为什么呢？这是古人要解决心理厌倦的办法，所以不能长了，让几个人上来愉快愉快就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采取这个方法，这个很重要。至于这个形式和那个形式都是名义上的，我们不以名义活着，它叫什么都可以改变，是叫舞台剧还是什么都可以，不太重要。

今年是白先生80大寿，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对年龄由于孔子的原因有个经典的划分，比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没有划到八十岁，因为他没有活到80岁，古代没法想象70岁怎么回事。孔子有一点像白先生，他的爸爸是个将军，太健康了，他的爸爸居然可以把一个水闸的门，用自己的手推上去。所以孔子已经活到70多岁了，他没想象80岁。听说80岁在当时给人感觉有点太奇特，因为七十已经古来稀了。但是创造了那么多作品的白先生，已经有80岁了。

有一点我非常惊叹的是，我曾经讲到有文学的白先勇、有课堂的白先勇、有昆曲的白先勇、有电影的白先勇，但关键一点，每一个都做到了在这个领域的顶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年轻人，这儿碰碰那儿碰碰这个可能性很多的，但是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做到顶点不容易。所以白先生这一点我一方面佩服他，一方面也祝贺他，只要他进入了，他在每个领域都做到了顶点。他一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制作人，这是个实物啊，他好长时间在大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断问我和我太太马兰，有好多细节问题，所以他很辛苦。他做啊做，做的过程当中，突然发觉自己虽然是一生搞文化艺术的人，但心底里边确实有他的爸爸骑在马背上的智慧的素质。每个人请注意，你们有好多潜能其实是自己不知道的。他发现有这个潜能了，结果他的制作也是一流，他每一个东西都做到一流。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完全不上传媒的人，但今天一定要来，一方面白先生八十大寿，而且白先生尽管中间也有过开刀、有过什么事，我觉得您是非常健康的，刚才的谈话，包括你的笑容，包括你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还处于极其健康的状态，是古人不能想象80岁还是这样子的。

您非常注重的树和人的生命的关系，您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这样的。我想说，台湾有一个“桂冠文学奖”，一开始他们说余老师您评上了“桂冠文学奖”，我不很在乎，因为评到我的奖还蛮多。他们说我们创办几十年只评上过四个，这我就重视了，我说评上谁啊。有个白先勇，还有一个是高行健，还有两个已经去世了。那我很高兴，白先生在那儿好。“桂冠文学奖”从巴西真的买了桂树，捧着走很远的路，旁边的人去铲，那儿有个亭子，亭子下面有白先生种的树，有块石头有白先生的签名，现在也有我的一棵树，现在有五棵树了。白先生，后来你没去我得奖的那一次，我想告诉你，你的那样棵树郁郁葱葱，非常茂盛。所以从这棵树我当时就觉得，白先生会一直健康地活到非常灿烂的岁月。一定是这样的！祝贺他！祝贺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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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 许知远对话白先勇
2017-05-26 06:43
他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是当代华文世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公开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早年出版《台北人》即受到关注，然而此后文学创作逐渐减少，近年却致力于推广昆曲......

同时，他还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这便是《十三邀》最后一期的嘉宾——白先勇。





许知远与白先勇的对话地，选在始建于 1863 年，历经岁月沧桑的天津利顺德大酒店。



许知远与白先勇漫步在酒店维多利亚式长廊里

白先勇与许知远，漫步在酒店白色的维多利亚式长廊中，走过长廊，也仿佛共同步入时光隧道——李鸿章、伊藤博文、梁启超都曾经是这里的房客，随着二人走入1925 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在天津下榻的客房（现在叫"孙中山客房"），一张张历史照片展现在眼前，面目模糊的过去，与白先勇年轻时的经历，真实的连接在一起。



孙中山北上在天津入住的客房

▍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是个岔路

白先勇出生于 1937 年，这一年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战败，他和家人赴台湾生活。

白先勇所代表的那一代出生、成长于"五四"、"后五四"时期，又赴香港、台湾生活的知识分子，身上蕴藏着很多共同的情感特征，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往往有着和一直生长于内地的知识分子，不同的观察。

这期《十三邀》中，许知远便对应着《红楼梦》中大观园文化，直接发问："五四最喜欢批判封闭的东西，您怎么看？

"他们批判坏了，所以他们写不好。"



说到此，二人都笑了。

"他们一来就是封建家庭，骂一顿，你整天就骂那些东西，你怎么会真正了解呢？"白先勇进一步解释。

"所以您在年轻的时候，对五四就是这种感觉，还是后来慢慢发生变化？"许知远接着问。

"一向这样子。"白先勇笃定的说，"中国人很在乎这个情字，中国一切的麻烦，也是这个来的，扯不清......"

白先勇七岁罹患肺病，被迫与家人隔离，家运随风云变幻而起伏，他漂泊各地，与父亲聚少离多，孤独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代表家庭权威的父亲与离经叛道的白先勇，特别能够理解"封建家庭"中父子相互排斥又相互理解的微妙关系。

逃往台湾的白崇禧，因为与蒋介石的政见不和，备受冷落，不但有职无权还时刻被监控，1954 年三月更被提案弹劾，1962 年白先勇远去美国留学，父亲在机场送行，这是他们父子最后一次会面。

"那个（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知道的，但不能全部毁掉，能够生存了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孔子不太理解，很烦他那一套。现在想想把孔夫子抽掉不行的，他教你基本做人的，我想孔子、孟子很近人性的。对人的尊重，对感情的尊重，对美的这种，我想这很需要。"



白先勇在北京大学演讲昆曲之美

许知远接着问，"所以您比如说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变成现代人嘛，他们最想做的是变成个体的，摆脱家庭，这种努力是基本不可能的？"

"难啊，这都是人性啊，中国人一向不都是这样，到现在也都这样子，没改过，改不了。"

"当然，西方人经历过文艺复兴，努力挣扎出自己的独立思想，二十世纪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但是太自由也不行，他们（西方人）有他们的一大推问题，诉苦没人听的，美国有很多疯子。"

"您是不是对五四的遗产，评价不高？"，许知远打算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白先勇。

白先勇思考了片刻，郑重地说："五四的精神，有的，我们的求新望变，不受传统的拘束。但对于五四的新文学，我想有一种选择批评的，没有迷信，我们十九世纪就衰下去了，二十世纪有这个五四运动起来，我们自己称为，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可是你回头一看，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成就也不高，我们整个二十世纪的，在世界上文化这一块还是没有发言权。"

"您觉得二十世纪里最优秀的中文小说家是谁呢？"许知远问。

"你要让我选一个真的很难选"，白先勇大笑，接着说，"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很好，第一是被她的文字迷住，第二她越过了五四，她直接从《金瓶梅》《红楼梦》那里来。你要把中国文学史拉长一点，可能她（张爱玲）还是正统。"



许知远深深地点头表示赞同说，"五四可能是个例外"。



"五四还是个岔路"，白先勇重复地肯定道。

1962 年白先勇母亲马佩璋过世，他写道，"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

在旅美那段岁月里，面对并不能真切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白先勇教授了三十多年的《红楼梦》，言语中充满了寂寞和失落。

如此颠沛流离的一生，目睹了中国近一个甲子的激荡，白先勇说，他们这一代人灵魂上有一种漂泊感，而他要肩负的是寻找那一条已经被切断的归家的路，他的故乡不是桂林、台北等任何地名，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是中国传统文化。

▍《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

"我说《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我现在八十岁了，才敢讲这样的话。"

"这么伟大的一本书......所有伟大的东西，它都有它的某种存在的缺陷，那你觉得《红楼梦》的缺陷在哪里？"许知远问。

白先勇思索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红楼梦》写的太好了！"

"白老师你不能这样！"许知远玩笑道。

在白先勇的心中，《牡丹亭》和《红楼梦》，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起到关键作用的两部"巨作"，他说，"我希望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那些很美的很重要的影响我们整个审美观，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那种经典，能够让她还魂。"



但现在现在商业浪潮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从何而谈文艺复兴？这是否是另一种堂吉诃德？

"所以喽，我最着急了，我就觉得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我觉得像我做昆曲也好，《红楼梦》什么也好，我觉得在这里最能做的是文化上的潜移默化，而且我们的历史那么悠久。"

白先勇的新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刚刚出版，其中凝结着他从二十几岁赴美，教一群连姑表亲都分不清的洋学生读《红楼梦》，到年纪渐长，一生对于这部名作的理解。

许知远捧起桌子上的这本新书，饶有兴趣地说："看了这本书，我就感觉特别好，它让我产生了对红楼梦的兴趣，我要重新去读读《红楼梦》"。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在乾隆时代，前面唐诗宋词元曲下来，然后明朝的小说，《牡丹亭》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才轮到《红楼梦》。《红楼梦》这么讲吧，它是《牡丹亭》跟《金瓶梅》合起来产生。曹雪芹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大传统，而曹雪芹哲学上的高度，《金瓶梅》没有。"白先勇评价这部作品。



他喝了口茶接着说："但是乾隆盛世，也就是中华文明衰落的起点。你看红楼梦以后，就没有一本书，连达到它一半的高度都没有。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突然就衰竭了，不光是文学所有领域统统往下走。所以我觉得曹雪芹他看得见乾隆表面的那种繁荣，《红楼梦》等于是一首史诗式的挽歌，是哀婉的、动人的。"

许知远继续问："那么您觉得《红楼梦》这么伟大的一部经典，同莎士比亚全集，或者说塞万提斯这些不同地方的经典相比，高在哪里？"



许知远与白先勇对谈

"以小说来说，它的最高最难的地方，最高的标准，它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像《红楼梦》它有儒家、佛家、道家这些非常深刻的思想，它有很复杂的结构，它那些神话、预言、象征......不得了，说都说不完，它那个结构的复杂。它有一点跟别的还不一样的，它好看。很俗的东西他也会写，也写的好看。很高的，像宝玉出家那种他也会写的。拔的那么高，降的那么低，他（曹雪芹）来去自如，这个在西方小说还不大做得到。"

"我最敬佩的几本东西，像《战争与和平》讲的那个，要死了看天空，一大堆哲学的东西，多少页，烦啊。"



《战争与和平》书封

许知远补充说，"开始说教"。

"《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真了不得，惊天动地的一本东西，可是你能随随便便看他吗？不行的，你正襟危坐，还要吃历史了，看完了一身汗，很深刻。不像是《红楼梦》，这么琐琐碎碎，这么平平常常的生活，百万字写的东西，它好看，这个难。"



对于自己的新书，白先勇说："只是替《红楼梦》做一个注脚，可能上天就让我搞这个。"

《红楼梦》中有白先勇的"命"，也有中国人的命运，他解释道："中国人年轻的时候是儒家，争取功名，儒家变相；到了中年，有些人被斗掉了，要么贪污被抓了......这个时候道家来了，退隐了，喝普洱茶，去谈古琴去了；到了晚年，人生好了，佛家来了......都在《红楼梦》里头。如果没有这些思想，这本书撑不起来的。"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红楼梦》最后一回，"贾宝玉出家"一幕："大斗篷，光头，赤足，拜了四下，宝玉脸上似悲似喜，他旁边一僧一道说，俗缘已了，夹着他就走了。贾政就去追他们，那时候下雪，白茫茫一片雪地，追得喘吁吁，最后没有影子，只落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个雪掩盖了所有的人生一切的统统刷掉了、盖掉了"。

这是白先勇最喜爱的一回："我觉得他（贾宝玉）出家，我认为他不是逃避。林妹妹死了，看破了，不知如此。那个贾宝玉穿的红的斗篷，红在我们中国代表一种热情红尘滚滚。我认为他那个红，很沉重的背在身上的，背在身上的，我想他负担了人世间一切的情，给的世界的情额痛苦他背在身上走的，替世人背负了这个东西。"



"那个大红袍就相当于十字架是不是？"许知远恍然。

"就是，担负了人世间痛苦罪恶。"

"我真是第一次这么想到这个解释，您觉得您背会背着什么走呢？"许知远问。

"哎呦，我背不动我不会背个大斗篷"，白先勇笑着道，"那个太重"。

"或者您希望看到白茫茫一片，这个东西吸引您吗？"许知远换了一种方式说。

"吸引的，我觉得那一段是中国文学里面的喜马拉雅峰。"

1958 年 21 岁的白先勇和同学们在台湾创办了《现代文学》 杂志，他相信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久远。1968 年他完成了小说集《台北人》，名列五四以来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名，但从这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滞。因为对昆剧艺术的一往情深，白先勇作了二十年推广昆剧的"义工"。近年来更是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向年轻一代介绍昆剧。



"那您现在还有强烈的写作欲望吗？"，许知远问道。

"有的，如果还可以写的话，我想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用文学写人性人情，这就是一个作家神圣的使命了。"



许知远的独白

本质上我是最喜欢那些逆潮流的人，而且逆潮流是拓展时代的边界的。你想十多年前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昆曲这种形态，他们可能一点点地生根发芽。

白先生一人之力在做这些事情，不能低估一个个体的某种努力。个体仍然是历史变革中最重要的工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种动力，我们就认为一本更厚的小说，更大的小说就是一个成就，其他都不是。

我们不能就是非常就全盘化的看我们的问题，好像这个牌没有翻来之前，就没有翻一样，尊重这一种细微的变化，而不是什么事情都给它一个整体性的判断。

其实这个节目，本质上我们根本不是为了偏见而去见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他人之了解的热情，对他人之命运的共鸣。

这个节目我们是非常有耐心地等待一个人陈述自我，尽管那个陈述可能也是片面的，暂时的，但是我们已经尽量比其他媒体产品做了更耐心地等待。

我们在等待某种伟大闪耀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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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
【新华社 2017-08-12】《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易丹

现在内忧外患都没有，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最好时光

[转载]白先勇：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
演员在表演昆曲青春版《牡丹亭》

　　“21世纪，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内忧外患都没有，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最好时光。”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白先勇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近年来，白先勇的名字更多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学艺术的推广者，出现在大众视野中。80岁高龄的他，如今正怀着纯粹的心，为推广昆曲艺术和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不遗余力。
　　白先勇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浪漫抒情文学传统，中华文化有大美底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标杆作品作支柱，而《牡丹亭》和《红楼梦》刚好代表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
　　白先勇在大陆和台湾都开设了有关《牡丹亭》和《红楼梦》的传统文化课程，在他看来，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转载]白先勇：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
白先勇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浪漫抒情文学传统，中国文化有大美底蕴

颂扬“感性之美”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亭》，另一本是《红楼梦》。《牡丹亭》是讲“情”的，《红楼梦》则别名《情僧录》。你致力推广的经典作品都是歌颂人类感情世界的感性之美的。为什么是这样？
白先勇：我相信，几千年下来，不管社会习俗、人类表达爱情的方式怎么变，人性基本上是不变的。即使是手机时代，每个人内心还是追求那种天长地久的爱情。
　　这两部作品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十六世纪，晚明时期的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了。“存天理灭人欲”把人天生的情感压抑得很厉害，这时候汤显祖举起“情”的旗帜，《牡丹亭》可以说是当时文艺思潮的一个代表。
　　到了《红楼梦》，对于情的解释进一步延伸，有儒释道的哲学思辨味道。我认为《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对于情感的诠释和呈现更加复杂，更加全面，更加浪漫。
　　青春版《牡丹亭》到北大演出四次，大学生们看得如痴如狂，我觉得是牵动了他们的春心。《红楼梦》也是。对于感情的追求，是共同的人性。

《瞭望东方周刊》：杜丽娘与林黛玉都是至情至性的诗化形象，如果一定要有个比较的话，你更欣赏哪个？
白先勇：两个我都爱。一定要比的话，我更偏向黛玉。
　　杜丽娘也非常可爱，但她身上多少还有些神话色彩，包括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而黛玉更富悲剧性。《红楼梦》是一个悲剧，黛玉之死非常关键：为了情，林黛玉最后把自己的诗稿烧了。
　　林黛玉本身有诗魂，她代表诗，把诗稿烧了等于是自焚了。为爱情自焚，这种牺牲是很震撼的。我觉得曹雪芹把林黛玉这个角色写得更好、更悲壮。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红楼梦》感情格外深，除作品本身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外，这种感情是否与你的个人际遇有关？
白先勇：肯定有一些的。我的童年是在抗战中度过的，又经历了内战，我的青少年都在逃难，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经历了。我家是个大家族，我感受过家族的兴起和没落，所以看到《红楼梦》里写到这些，感触很深。我在台大讲《红楼梦》，常常讲得自己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

看过《红楼梦》的和没看过的，是有差别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当下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向青年人推广传统文化，会遇到什么困难？
白先勇：比如说《红楼梦》，很多年轻的学生说看不下去，很难受。我想说并不是这样的。向学生推广《红楼梦》，很重要的一点是老师怎么导读。一旦把学生引进去，我想他们自己就会沉醉在里面，到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找红楼梦里的那个世界。
　　开始推广昆曲时，很多年轻人说这是给爷爷奶奶们看的。可是他们看了以后就爱上了。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化传统里的经典标杆作品一定要阅读。中国学生一定要读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包括文学经典、戏曲经典。要是英国学生说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北京高考指定《红楼梦》为必考经典之一，而且今年北京高考题目里就有一篇小作文是关于《红楼梦》的。我在想，这就好啦，至少北京的学生都得看《红楼梦》啦。北京开创的这个风气，我想会带动全国的。

《瞭望东方周刊》：纯粹艺术美学上的感染，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先勇：台湾的大学里，传统文化课程远远不够。2014年，我在台大特别开了一门《红楼梦》的课，从第一回讲到一百二十回，讲了100个钟头。当时有1000个学生注册要听这门课，教室坐不下，只好用电脑挑了400个。可见台湾青年对于古典的东西还是有兴趣的。
　　大陆更不用说了。我在北大设立了昆曲中心，今年已是第九年。北大有两三千名学生都上过这门课，将昆曲在北大很好地扩散开来。我在台大也开昆曲课，在两岸同时推广《牡丹亭》和《红楼梦》。
　　我觉得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两岸都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从文化交流上来说，两岸青年应该在文化上有共同的阅读经典。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今天的大学生阅读《红楼梦》，除了感知古典的情与美，还能从中得到什么？
白先勇：我多次讲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在乾隆的全盛时期，《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个集大成的总结。
　　这本书在文学上很了不得，是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的集大成之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体现了中国18世纪贵族时代的林林总总，譬如描写衣食住行、中国社会的礼仪和美学，这种写实笔法达到了顶点。
　　而且，《红楼梦》是对中国人情世故诠释得非常通达的一本书。看过、看通《红楼梦》的人和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是有差别的。
[转载]白先勇：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
参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舞台剧《游园惊梦》演出的大陆演员陈强（左）和台湾著名演员胡锦（右）在进行彩排

希望中华民族迎来文艺复兴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
白先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美，昆曲就完全代表这种美的极致。
　　最近我们的《牡丹亭》在雅典阿迪库斯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剧场演出，效果惊人。过去那里演著名的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而今我们的《牡丹亭》居然在那古老的剧场演出，希腊观众反应热烈，很令人欣慰。
　　《牡丹亭》的精髓就是一个“情”字，中国人讲情的方式感动了希腊观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文脉底蕴通过商业运作能得到有效传承吗？
白先勇：我认为文化复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达成，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大家就会自己去探索更高层面的东西。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去回望、吸收营养。
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信心。现在应该把信心找回来，而且还要大力地提倡。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这条路上，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中国？
白先勇：“一个人的复兴”真是一种太夸大的讲法。我是有这个大愿，希望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像欧洲那样迎来文艺复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且经济都起来了，正是建设文化的好时光。我也是因缘际会，替汤显祖、曹雪芹做了一些事情。
　　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根深蒂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重拾中国以前做人的方式，比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道家也很重要，儒释道基本上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瞭望东方周刊》：利用戏剧在大众中传播传统文化，往往效果惊人。但昆剧版《红楼梦》为什么传播上远远不及《牡丹亭》？
白先勇：制作《红楼梦》远远比《牡丹亭》复杂，男女主角真的不好找。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贾宝玉和林黛玉，成功的几率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清朝也有一些蛮好的本子留了下来。
　　我和一些朋友几次聊到，做整本《红楼梦》是不可能的事情，取几个精华段落做成折子戏，好好地做、精致地做，是有可能的。而且《红楼梦》和昆曲非常搭调，是同一种文化符号，同一种文化调子。《红楼梦》用昆曲展现，如果成功的话，肯定是非常美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热情去做白先勇版《红楼梦》吗？
白先勇：虽然我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了，但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还没有减退。《红楼梦》比《牡丹亭》难度高很多，不容易做，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有机缘，我会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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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明报•大家大讲堂》 新星出版社 2008年4月出版



埋首撰写《白崇禧传》

丁果：巴金说，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是，现在不该写的劣质小说充斥于世，而大家喜欢的小说家偏偏又惜墨如金。像您白先勇先生，自《孽子》以后，几乎没有作品问世。而您以前的小说，部部都是精品。为什么写得那么少？

白先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写得很慢，是典型的"慢笔"绝不是快笔。写作计划是有，但笔很"拙"。

丁果：退休后应可多写一些吧？

白先勇：希望如此，最近主要精力是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丁果：国内曾经出版了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他过去是您父亲的秘书，您认为程先生的《白祟禧传》如何？

白先勇：我觉得基本上史实方面是靠得住的、蛮正确的，因为程先生许多年跟我父亲在一起，对我父亲一生很清楚。至于观点方面则另当别论。

丁果：从军政方面描述白崇禧的文章书籍已不计其数，您写父亲，会不会对他不太为人知的家庭或其他方面有更多的着墨？

白先勇：书正在写，我不能透露太多。一些人或许以为我只关注文字，其实不然。我对中国现代史是很感兴趣的。

丁果：白崇禧先生到台湾后就不是十分快乐，而你们也在台湾生活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台湾变化大么？

白先勇：台湾变化极大，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与解禁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丁果：以前台湾文学界有激烈的"乡土文学"之争，如今本土化已成主流，你觉得本土化趋势对台湾文字是利多还是弊多？

白先勇：我觉得台湾真的蜕变成了民主社会。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流派可以影响全体作家。台湾作家已经十分个性化，各写各的，各讲各的，风格迥异，可说没有一定的流派。

台湾文学与内地文学相异之处

丁果：正像武汉作家池莉所说，现在内地十分风行您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洛夫先生的新诗等等，您对内地的这种阅读现象是怎么看的？
白先勇：台湾文学和内地文学有几点不尽相同。第一是文字，两岸相隔几十年，文字用法和风格都已十分迥异；第二是题材不一样。还有一点是，我、余光中、洛夫等人，好像都是现代派、先锋派，但骨子和潜意识里还是有传统文学的东西起作用。因此，我的作品和内地读者一遭遇，既提供了新鲜感，又有心灵深处一碰就通的共鸣，大概这就是原因。我有一个想法，无论是两岸的中国人，还是东南亚或北美的华人，都有一种集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的文化潜意识。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只要在感情上触动了这根弦，就会引起共鸣。这对台湾也是一样。内地昆曲团到台湾演出，许多台湾观众都是第一次接触，但引起的轰动出人意料。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对昆曲这一古老精致的艺术剧种普遍有一种"惊艳"的感受。

丁果：依您所说，即使是台湾的年轻人，他的心中也有一种讲不清、道不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纠缠与恋情。

白先勇：一定有的。我想，今天的美国人到了希腊，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也会有某种内心的感动。文化，不仅仅是表面讲讲那么肤浅、理性。

海外华人面对的文化冲击

丁果：您在演讲中已经提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在海外发其端的，胡适、鲁迅、冰心、巴金等作品，都是在海外写下了轰动文坛、引发文化新潮的杰作。但是，这些大师们基本都是在海外客居，然后人与文章都回到本土发挥威力。但现在不少著名中国作家是长期定居海外，已在他乡"落叶生根"。这两类作家的区别何在？

白先勇：五四时期中国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鲁迅他们出国的目的，就是寻找救国的途径，然后是带着使命感从海外回归。而现在作家移居海外，是有各种因素造成，他们常常走着一条孤独的创作道路。终生定居海外并非坏事，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级作家，不少人是被放逐或自我放逐一辈子，在异国他乡写出旷世之作。对作家而言：心灵自由最为重要。

丁果：刘再复说，他刚移居海外，常有被迫流放的压抑感，但后来就上升到自我放逐家园的精神状态，由此心灵得到释放。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白先勇：我不讲对与错，因为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不一样。有的人一定要回到故乡才文思泉涌，有的人非要与故地有距离感，才能把那儿的生活经验诉诸文字。因此，给作家定流派、套模式是值得商榷的。以鲁迅为例，他把绍兴房子卖掉后再没回去过，跑到北京去写绍兴，写得很好。沈从文在北京不一定能写好北京，但他写湘西就很棒。

丁果：对海外华人来说，常常有处在中西文化边缘的困惑感与悬空感，而他们又需要有文化上安身立命的保证……

白先勇：这就要提到五四运动。其实，没有西方文化冲击，就不可能有新文学运动，换句话说，中西文化已在历史中结下不解之缘，不可能再截然割裂。世界上已经没有"纯文化"，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但话又要说回来，中国毕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比如唐诗宋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就不可能很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吸收了也无法融会贯通。

丁果：余光中和洛夫都提到，正在开文学研讨会，不会讲闽南语的作家很受气。本土化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情景，这对繁荣台湾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

白先勇：我认为开会与创作毕竟不是一回事。本土化对中文写作威胁不是很大，况且很多作家从来都不会参加，自己写自己的。开会只是几个声音大的人要讲话而已。一个埋头写作的作家根本不去听，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外头吵翻天，对他也无甚影响。听别人讲什么再去写的作家，就不是很好的作家了。

丁果：以前的作家，像白先勇您，都是从国家、历史、民族的大格局中写家庭、个人的独特命运，看起来很过瘾。但现在台湾的文字，一碰到政治，就有"泛政治化"的情绪，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政治的象征性或者政治斗争的含沙射影十分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白先勇：我还是认为台湾作家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两个作家喜欢写政治性小说，这是他们的风格，不能以此概括整个台湾作家群都有如此倾向。在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什么可能性都会出现，什么"异色"作家都会有，现在是一个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台湾社会是讲话的人很多，听话的人很少。大家一起讲，谁也不听谁。
中国人寻根一世纪仍是"白茫茫一片"

丁果：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反省传统尚没有形成共识。

白先勇：是的。余光中说先要对五四运动降半旗。其实，新的五四运动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反传统，而是探讨如何去正确地反省传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给"古今中外"四个字搞得晕头转向，一个世纪过去了，大家对现代化有答案了吗？讲得尖刻一些，现在中国仍在学习人家的一点皮毛。克林顿去中国大讲民主，80 年前五四运动的第一个口号不也是民主吗？

丁果：从形式上看，20 世纪初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地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败；而到了20 世纪末，克林顿踏着红地毯进入北京，要跟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就象征从军事到外交，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仍然是一片混乱，积重难返。

白先勇：旧的文化传统被打倒了，新的文化形态又没建立起来，大家都无可适从。所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文化危机，内地也有，台湾也有。中国知识分子摸索了一百年文化重建的道路，仍然是"白茫茫一片"。

丁果：依您看，新文化运动的路具体该怎么走？

白先勇：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言难尽。但我刚才说过，总不可少的一环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寻找一条让灿烂的古文化在当今急剧变化的世界潮流中再现辉煌的恰当路径，光学西方显然是不够的。

丁果：内地文化危机很深重，那您对内地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白先勇：我接触过一些内地的文化人。有些人在十分清贫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贫贱不能移"的风骨，这就是希望。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在培养下一代上做努力。文化是要"薪传"的。除了确定传统文化的一群人以外，中国还有一群对西方十分有研究的知识分子。新五四运动需要这两群知识分子走在一起，而目前这两群知识分子是各干各的，没有很好地交集。

丁果：文化建设需要团队工作，文学创作则应该走个性化道路吧？您觉得内地文学前景如何？

白先勇：那当然。从历史来看，文学常常会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出伟大的作品。这是"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互动的结果。天才是突然出现的，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出现的，曹雪芹和《红楼梦》就是明证。内地有那么多人才，应该会出大作家。只是不要再有"文革"那种浩劫。文化建设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破坏它几年就成。"文革"如再多持续几年，中国真的要回到"洪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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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太彻底太可怕2012年05月03日 08:04
来源：荆楚网        作者：张亚利 孙瑞岑字号:T|T662人参与41条评论打印转发


白先勇

时隔60年，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再次来到武汉，待了两天时间，在崇文书城与读者互动，又在酒店接受记者专访。年逾古稀的他满面红光，侃侃而谈，特别爱笑，一身改良唐装十分儒雅，有趣的表情却透着可爱。

到父亲待过的地方留个影

“从武昌起义到国民党撤离大陆，父亲在武汉见证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开始和终结。”武汉对父亲白崇禧的戎马生涯如此重要，白先勇也专门抽时间寻访了父亲到过的地方。“父亲当年曾留过影的银行门口，有读者告诉我是中山大道上的中国银行，我也在那留了张影，但我发现建筑似乎有些不一样。另外我还去了东湖宾馆，我父亲以前在那里的教会疗养院疗养过。”

在寻访过程中，白先勇也找回了自己童年的记忆，“1948年底，我在武汉住过一两个月，是冬天，那时候我11岁，穿着棉袍，只记得武汉冷得要命，老鹰都冻得从树上掉下来了。在长江坐轮渡时，一只江豚从水里蹦了上来，武汉人竟喊作‘江猪’……记忆都回来了，说说也60年了。”

“武汉会战”值得郑重书写

“1938年的‘武汉会战’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一场持续5个月的惨烈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战场的关注，奠定了武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中心之一的地位。”白先勇介绍，父亲白崇禧当时指挥着第九战区，和百万国民党官兵一起对日作战长达5个月，虽然死亡惨重，但也重创了日军士气。

“武汉是交通要道，华中要害，要稳住大局，必须保卫武汉。当时日军装备精良，想学德国打闪电战，没想到在武汉受到了重挫。”白先勇称：“如果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在欧美战场，一定会震撼世界。”

“中华文明”应成为“必修课”

推广昆曲8年来，白先勇的热情感动了很多年轻人。不过谈到传统中华文化的保护，白先勇仍表示痛心，“不论社会的政治、经济如何发展，最终的根本都是文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太彻底，太可怕了。”

“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历程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保护得非常好啊，在日本京都，一块旧木头也被他们擦了又擦，为什么我们那么好的青铜器、瓷器，那么了不起的美学造诣却被自己抛弃了？”

白先勇称，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重新评估，并与世界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并建议从教材入手影响后来人。比如编一套“中华文明”大书，作为大学的必修课，“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落后怕了，太着急了。现在是找回文化自信的时候了。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灵魂是飘荡不定的。”

对话“最后的贵族”白先勇

问：您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父亲虽是武将，但小时候也有过被看不起、贫困中苦读的经历，所以他非常爱才。他曾经把大姐的同学李崇贵接到我家，供她读书，她后来考上清华物理系，成了教授。他还曾送林海峰到日本拜师，资助他成为“世界棋王”……因为我从小成绩最好，在家中地位也最高，父亲非常尊重我，我的兄弟们可就倒霉了，要挨打。(哈哈笑)

问：父亲对您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答：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比较浪漫感性，好像跟父亲非常不同，但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行事风格很像他，比如做事一做到底，也喜欢栽培人才，培养昆曲后辈等。

问：听说您忙完父亲的传记之后要把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还有哪些题材想写？

答：对啊，文学才是我一生真正的追求，我现在欠着许多“文债”，也有朋友找我拍电影。我也很惊诧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写出《谪仙记》(被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玉卿嫂》(被搬上电视荧屏)这样的作品。以后，我还是想写些研究人性的故事，历史中发生在南京、上海、台北的故事，太多可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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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故乡丨先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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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3 10:35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先生》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在市场强势奔袭的时代，先生们还需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先生》第三季，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白先勇：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故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白老师他既有一个军事家的大局观，善于策划有谋略；也有文学家的细腻。”

青春版《牡丹亭》主演俞玖林：“白老师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善良’，在对待工作、对待所有艺术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事无巨细都要达到最高要求。”



白先勇，作家、昆曲制作人。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952年移居台湾， 1965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等。2004年，由白先勇担任总制作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开始世界巡演，至今已经演出数百场。十几年不遗余力推广昆曲，白先勇于2018年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

“很多人问我故乡在哪？桂林是我出生的地方，有一种原始的乡情。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的故乡。昆曲的音乐一放，哎！觉得好像回家了！”
——白先勇
2018年7月13日是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94周岁寿辰，81岁的白先勇特意从台湾赶到天津，为叶先生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演出。

六十年前，白先勇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叶嘉莹在台大讲授中国文学，白先勇时常跑去听叶先生的课，并自称是她“小了13 岁的学生”。六十年后在南开大学聚首，叶嘉莹没有吝惜对学生的褒奖：
叶嘉莹：“本来以为校园里面演的昆曲顶多就是几个折子，没想到是这么全面，而且训练的年轻的学生，真是太难得了！”


叶嘉莹先生94周岁寿辰

对白先勇来说，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是他十多年来致力推动的“昆曲进校园”的最大成果：
白先勇：“这是北京16个大学的学生合起来演的，你看除了北大以外，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还有化工大学、民族大学、石油大学。我很感动，表示他们热爱了！也是表示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推广可见得渗透到各个大学去了。”


在台湾大学就读时，白先勇（前排左四）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早年，贴在白先勇身上的标签是“著名作家”、“将门之子”，不到三十岁，他便写出了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成为20世纪中文小说的经典。如今，这个名字更多地和昆曲出现在一起。从作家到昆曲制作人的跨界，白先勇说，这是命运的安排。


1946年7月9日，白先勇（前排左一）全家在南京合影

抗战胜利后，9岁的白先勇随家人到上海，住在汾阳路白公馆里。京剧大师梅兰芳息影八年后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和昆曲小生俞振飞合作演出昆曲《断桥》《游园惊梦》。父亲带着白先勇去了，戏台上华丽飘逸的舞姿、细腻婉转的唱腔虽然不十分懂得，却飘荡进了他年幼的心里：

白先勇：“梅兰芳第一次回到上海去公演，因为八年没有唱戏，不得了！万人空巷！票价据说黑市票卖了一根金条这么厉害！那天晚上唱的《牡丹亭》的《游园惊梦》，他唱杜丽娘。那一段《皂罗袍》它就很奇怪，深深地印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了。”



少年时期的白先勇

《游园惊梦》的惊鸿一瞥，如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白先勇再一次在上海听到昆曲，已经是40多年后：

白先勇：“我离开大陆是1948年，我再回到大陆是1987年。我以为昆曲根本就没有了！没想到真是天意！要离开的前两天，上海昆剧院演全本《长生殿》，而且是两位当家台柱子演的，演得精彩得不得了！演完了以后我就跳起来拍手，人家走了我还在拍。我想的是昆曲这么了不得的艺术，经过这么大的波折，居然在舞台上面浴火重生，重放光芒。”



白先勇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曲开始面临演员断层、市场冷清的境遇，已经从大学退休的白先勇坐不住了，他选择了《牡丹亭》，希望通过这样一出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戏，来重振昆曲。他相信，《牡丹亭》中的美学，有着穿越时代的力量：

白先勇：“昆曲那么美的东西、那么美的艺术，这套美学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欣赏她？我的宗旨就是，第一，训练一批新的演员接班；第二个目标，要把年轻的观众召回到戏院来看昆曲；那第三，我觉得这个昆曲要给它一个学术的定位。”

白先勇将《牡丹亭》五十五折原本取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在身段、舞台、服装、灯光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造，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使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苏州昆剧院年轻演员俞玖林、沈丰英作为主演人选，向汪世瑜、张继青两位昆曲大师拜师学戏，演出临近，白先勇在排练场“督战”了整整一个月：

白先勇：“2月天冷得要命！零下多少度！我穿个羽绒衣跟他们一起，我去督战，天天看他们磨戏，天天吃大肉包子，吃了一个月。”

青春版《牡丹亭》终于面世，2004年4月29日在台北首演，两轮九千张票卖得精光。此后，苏州、杭州、北京、上海，青春版《牡丹亭》刮起了一阵昆曲旋风，甚至走出国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都相继开设了昆曲课。这番景象，恰如“姹紫嫣红开遍”：

白先勇：“为什么简直像流行音乐一样轰动得那么厉害？我想时间点也很有关系，那是21世纪头个十年，那时候的大学生对文化认同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看青春版《牡丹亭》，看完了感动激动，结论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创造的这么了不起的文化！”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演职人员

有人说，青春版《牡丹亭》的巨大成功，让昆曲观众的平均年龄下降了30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当青春版《牡丹亭》从婴儿成长为豆蔻少女，2018年，校园传承版《牡丹亭》诞生。昔日的学生观众，如今可以登台演出了。



校园传承版《牡丹亭》

“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其之所以不灭，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呕出心肝，用心血作为燃料添加进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叶朗曾经这样概括白先勇对昆曲传承的贡献。



白先勇与北大学生

人生走到八十一岁，当初学习外国文学、办《现代文学》杂志、赴美国留学教书，仿佛都是漫长的铺垫，让他在看遍世界的奇花异草后，更感受到自家后院的牡丹最美，更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一生的使命和归宿。

白先勇：“我想借昆曲这个媒介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把有五六百年这么老的一种文化搬到现代舞台上去？是不是能够重放光芒，找回它从前青春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感动21世纪的人？如果它可以，那是不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也有这个希望，让它有新的意义？”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章成霞。“尹雪艳总也不老”是白先勇短篇小说代表作《永远的尹雪艳》开头的话。听白先生的课，和他面对面交谈，让人觉得81岁的白先生，似乎也是温和典雅如故，总也不老。谈到昆曲、谈到《红楼梦》，他有孩童般的赤诚、少年般的喜悦和热烈，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白先勇接受中国之声记者专访

生于桂林，少年时辗转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半生时间在美国度过，我问先生乡愁在何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的故乡。


白先勇肖像（柯锡杰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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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文化观察

去年在Vancouver，也是一个文学会议上，《明报》（加拿大）丁果先生给了我一个访问，访问时我们随便聊聊文学，聊聊文化，想一想，20世纪快完了，回头想想这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头满轻松的，后来越聊越沉重，我就觉得“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好像令人不太满意；我随口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我这么讲了，丁果就写下来，就变成了一个标题：“中国需要新的五四运动”（按：《中国需要一场新五四运动》，载《明报月刊》98年12月号）。哇！这个题目我自己吓倒了。我当时讲，希望在2019年，“五四”运动的100年以前（按：应是100年以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文化复兴，自己大言一出，才发现讲是这么讲，却只能提出问题，完全没有答案。一个多世纪以来，多少仁人志士做了多少事情，到了世纪末，却还是茫茫然一片，我个人绝对没有力量解答任何问题，我只提出我的看法和感受。我是写小说的，这是我的本行，除此以外其他文化的各方面，我都是外行，我是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的文化现象，并且跟大家一起讨论。

20世纪中国没有文化巨人

还有一年多，20世纪就过去了，走到了尽头，于是世界各个地方，美国、台湾、香港……都在算总账、结清单，看看这个世纪，人类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对文明有什么贡献。美国出了本很厚的、图文并茂的书，叫OurTimes，请了各行各业专家来讨论各国民族对世界文明有什么贡献和影响，这本书翻成中文在台北出版了（按：书名是《OurTimes:20世纪史》）。余英时教授写了一篇评论，他指出这些专家论到中国这个世纪对世界影响的事情，只提到中国的革命、中国的专制，除此以外对中国文化只字不提，余教授感到辛酸。但他也承认，平心而论，20世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建树的确不算很大，他的话，我看了，也有点辛酸，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跟一位美国教授朋友，也讨论到20世纪的文化成就，他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就是乔哀斯(James Joyce)，他是爱尔兰的后裔，爱尔兰总是讲自己的好，我心里有点不服。后来没有多久，美国也算总帐了，《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做专辑总结这个世纪各行各业有哪些领风骚的人物，讲到小说的时候，也选了James Joyce。蓝登书屋（Random House）也评了100本最伟大的英美小说，头一本就选《尤利西斯》（按：这是乔哀斯的作品）。我想，我的美国朋友还是有一点眼光的，他选了JamesJoyce，并且要我说一位我认为是20世纪、中国产生的、影响世界文化的文化巨人，我一听了，结结巴巴半天讲不出话来，后来我只好坦白地说没有。我本来要讲鲁迅，后来想想，鲁迅只写过短篇小说，没写过长篇，好像份量不是很够影响全世界，当然他的《彷徨》跟《呐喊》那两个集子写得很好，可是跟Joyce他们比，份量还是不够，所以我就心里有所感触。

现在我们看世界级的音乐家、画家、建筑家里也有很多中国人，前几天还在电视上看到，纽约市长把YoYoMa（按：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名字挂在46街上，在纽约Manhattan（按：曼哈顿），以音乐家的名字取了个街名，而且还是中国人，YoYoMa恐怕还是第一个。

另外，我两年前受法兰西学院邀请，到了巴黎，晚上参观了罗浮宫，一看，那个金字塔──贝聿铭的设计在罗浮宫前大放光明，灿烂得不得了，我非常兴奋，中国人的设计居然在法国的文化重镇前耀武扬威。

这些艺术家当然很了不起，但仔细想一想，他们的贡献，是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他们的音乐和建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提升好像没有很大帮助。这么一想，我的失落感就很重了。我们不得不承认，20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没有因为能够得到外来文化刺激而起死回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影响世界。余英时教授说，中国20世纪的文化成就不高，回顾历史，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破坏那么彻底，世界上好像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痛恨，好像必要去之而后快！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提倡破四旧，我想他有一个目的，就是破旧立新。可是，文化传统的根伤了那么凶以后，所产生的新事物就变得很奇怪。

斫丧文化根源产生怪诞现象

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后，70年代初吧，美国突然掀起一股中国热，很多大学放映江青的样板戏，美国学生非常热衷，那时候我刚好在Berkeley（按：伯克利），有一天上演江青的《红色娘子军》，我去看了，那部电影一放映，一群娘子军跳芭蕾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我以前看的芭蕾舞，例如Margot Fonteyn与Rudo lf Nureyev跳的《罗密欧与茱丽叶》都是非常优雅、浪漫的，忽然看见那群杀气腾腾的娘子军，扛着枪，绑着腿，横眉竖目的，一跳一跳的，滑稽得不得了，我忍不住笑了。去年我又去了中国大陆，很巧，我又看到一段新的《红色娘子军》舞台戏，娘子军一出来，我又笑了。那是因为90年代的娘子军扭来扭去，就像巴黎fashionshow（按：服装表演）在走台步。江青的样板戏完全颠覆了芭蕾舞的贵族传统，9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引进了西方商业文化以后，也颠覆了江青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搞来搞去，样板戏就越变越怪，非常有post-modern、后现代的味道。真的，文化的根除掉了以后，就有许多怪异的东西产生。

“打倒孔家店”铸成大错？

回头想想看，“五四”要打倒传统，要打倒孔家店这套东西已经好多好多人讨论过了，据许多学者的看法，都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认为非打倒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可。但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路，走了一个世纪，是不是走错了？走了这么久！我们可以向其他的国家借镜，像法国人，20世纪他们给德国人打得灰头土脸的，军事上败得一塌糊涂，但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那么有信心，他们一点都不舍得抛掉自己的文化，巴黎城里的历史建筑，是受保护的，一碰都不可以碰，绝对不能拆掉，新的建筑都被赶到城外面去；法国的科技科学也非常进步，他们把现代跟传统结合起来，不需要像我们把北京城门拆掉了，就好像进步了。我在巴黎参观博物馆，那都是以前的宫殿，那些法国人解释给我们听：法国大革命（1789）的时候，贵族都上了断头台，被砍掉头，暴民把那些宫殿里的家具丰、画丰通通抢掉，法国人又一个桌子，一个椅子捡回来。一个18世纪的椅子有什么稀奇？但那个法国人讲起来犹有余痛，好像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毁灭和破坏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保护自己传统的文化，费尽心血，这么珍惜，这么骄傲，并且又能够创新，我的确很佩服他们这种精神。到了巴黎，你感到古老的文化还在感应你，它充满生机，不是死的、僵化的文化传统，它一脉相传下来，并没有切断。!

另外举个例子，日本人也战败了，但他们没有把京都文化烧掉。反过来看清朝，八国联军入侵几乎导致亡国，最后还是没有亡国，汉族可说是革自己的命，这个世纪也是中国人革自己的命，可不是外族入侵使我们亡国了。

我看到这个现象，并提出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连根拔起，一个国家才会复兴？或许说，连根拔起以后，这个国家伤得很凶，因此文化就不如人家了？我要声明我不是国粹派，但我感到中国人对文化的保存，非常轻率、忽略。

我这次到杭州，这里起了很多房子，跟原来的文化根源格格不入，好像给很美的古城文化戴了很奇怪的帽子。杭州这个古城的文化，中国政府如果认识的话，就应该好好地规划，应该把好的传统融合到现代去。传统与现代怎么结合，恐怕是个大学问，通通是我们要思考的，人家的国家好像不必经过那么多挣扎，不必经过那么多冲突就结合起来了，偏偏中国人好难。一个多世纪了，“古今中外”这四个字，我们掉在里面真是晕头转向。也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个强势，这还包括俄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特别强，我们抵挡不住。可是想想，中国文化也不是第一次受外来文化刺激。印度佛教文化到中国的时候，跟中国文化融合，灿烂地开花结果，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但又没有摧毁我们的传统，无论是音乐、文学、艺术、建筑各方面，佛教文化完全是良性的。而西方文化、俄国文化怎么对我们的文化摧毁性那么大？

我昨天去了个地方，叫我非常感动，我到了钻石山参观志莲净苑，我一去真的给震撼住了！那个佛教寺庙，整个建筑群，完全恢复了唐代建筑，大部份是用木头建的。香港到处都是摩天高楼，一抬头就像被压住的样子；但一进去志莲净苑，就走进开放的空间，好像进入时间隧道，慢慢的、慢慢的通往唐代，整个文化是活的文化。这个建筑像镇山之宝，到了这里感到一种效应：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古老的文化可以复兴，就看你怎么设计。

我当然很好奇，这是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建筑好像有点似曾相识，有点京都风，后来我一问，果其不然，是请了日本设计师参加设计的。文革的时候破四旧，寺庙都被摧毁了，虽然中国大陆现在也修复寺庙，可是最叫人痛心的是红的绿的乱漆一顿，弄得俗透了，没有一点美学！可见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失落了！但日本人，他们保存了唐朝文化，这个源头还是活的，他们造出来的中国佛寺，令人感动；中国大陆自己修复的庙宇，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那就表示说：文化上我们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五四新文学充满陈腔滥调

五四运动包括了各种文化现象，我稍微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就讲一讲文学方面吧。当然，中国人最骄傲的是白话文运动，由胡适提倡，后来一脉相承的是鲁迅的白话文学、30年代的写实主义传统。我们感到骄傲，这是20世纪我们的文学成就。胡适也提倡新诗，在座有很多诗人，我就不讲诗了，诗不是我的本行，我就讲白话文小说。我一直对新文学运动存有疑问：《儒林外史》、《红楼梦》，哪不是一流的白话文，最好、最漂亮的白话文么？还需要什么运动呢？就连晚清的小说，像《儿女英雄传》，那鲜活的口语，一口京片子，漂亮得不得了。它的文学价值或许不高，可是文字非常漂亮。我们却觉得从鲁迅、新文学运动起才开始写白话文，以前的是旧小说、传统小说。其实这方面也得再检讨，我们的白话文在小说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我刚学写小说的时候，夏济安先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他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充满了陈腔滥调，是很不好的小说语言。那时候我听了很入耳，记在心里头。现在想起来，从白话文运动以来，难以拿出几本小说，它的文字艺术──先不说内容──是超过《儒林外史》，超过《红楼梦》的。

我也跟大陆学者交换过意见，他们也有这个看法。比如刘再复先生也认为新文学史应该重写、重新估价。新文学的成就，一般的排位是“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的排位是动不得的，刘先生也很不以为然，觉得要重新估价这些人的成就。

讲到文学成就，文学到最后恐怕还是个文字艺术；至于内容，也许因为受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要具有社会意识、革命意识，这些东西看起来很重要，但最后作为评断的时候，文字毕竟还是艺术，而且文字是很重要的。我们想一想，以“五四”到49年以来的作家，光是比文字的话，恐怕写得最美的，还是张爱玲吧。夏志清教授那本书（按：《中国现代小说史》）是1961年出版的，他最惊人的论断就是说，“五四”以来，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最好。那是石破天惊的看法，因为张爱玲当时在正统文学来说，并不入流，当时很多人不服这个看法，但后来越来越多人接受他的看法。以文字来讲，前面提到的六位，的确不如张爱玲。当然，张爱玲小说的好处不止于文字，还有人的观察、它的感性，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以特殊的文字来表现。研究张爱玲的学者都说，张爱玲不是从“五四”运动传承过来的，她是从《海上花列传》、《红楼梦》、晚清小说直接过来的。她对鲁迅等人置诸不理，她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她的文字写得漂亮，可能就是因为她没有经过“五四”运动。她的文字也不是欧化的句子，“五四”新文学则有许多欧化的句子。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80年了，现在更到了世纪末了，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都走到了文化上的十字路口。中国大陆一开放，市场经济、商业文化，一下子蜂拥而入，它正处于急遽的变化中，它在转型，会变得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只感到忧喜参半──我看到有些现象充满希望，有些则令人忧心。在台北，也是同样的问题，解严了，本土意识高涨，台湾也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也在转型了，而且变得很快。香港回归以后，可以说是百年大变，香港人也处在非常重要的转型期，香港人也在思考他们新的身份。

上海、香港、台北应积极融合传统现代

我刚才说，我们需要新“五四”运动，我只提出问题，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重新发掘、重新亲近我们的文化传统，我希望至少是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古希腊文明经过了一段黑暗时期，最后复兴了，我们也经过文革。我们要重新发现自己文化的源头，然后把它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这个题目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做。至少目前的20年内，我们必须慢慢整理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我们要很虚心，很冷静地对待这事情。中国有三大地方担负了这个任务，在中国大陆是上海，第二是香港，第三是台北。因为这三个城市是开放的，而且处于跟外来文化交流的第一线，对外交流密切，怎么把现代文化引进来，融合进传统文化中，这三个城市担任很重要的任务。
白先勇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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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那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间世，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起来，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的《风萧萧》不忍释手，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当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齐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看，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西南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一九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刚冒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败退，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宴。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守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丧母的哀痛，随着时间与了悟，毕竟也慢慢冲淡了。因为国外没有旧历，有时母亲的忌日，也会忽略过去。但有时候，不提防，却突然在梦中会见到母亲，而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我知道，下意识里，我对母亲的死亡，深感内疚，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将她抢救过来。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圣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荷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雷，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红楼》、《水浒》、《金瓶》、《儒林》，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并不多见。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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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作


    ——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汉学界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界竖立了两道里程碑：《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与《中国古典小说》(TheClassicChineseNovel：ACriticalIntrodu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书在欧美学界即刻引起巨大回响。首先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五四”文学革命历经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至四九年后的共产主义文学，将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作了一个全面有系统的介绍及论评。当时由于中共兴起，欧美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研究，开始产生强烈兴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反映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小说，当然也就成为重要研究部门之一。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小说研究的标准参考书。

    一九六八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全书共四一三页，分七章，首章《导论》，其余六章分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红楼梦》，并附论文一篇：《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与个人》。首先夏先生将书名取为《中国古典小说》便具有深意，        现代中国学者惯将“五四”以前的小说称为“旧小说”、“传统小说”或者“章回小说”，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以示区别，这些名称多少都含有贬意，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词，意指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的经典之作，夏先生将《三国演义》等这六部作品称为“古典小说”，当然就是在肯定这六本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地位了。事实上夏先生取择标准甚严，他在第一章“导论”中对中国小说的缺点，作了毫不姑息的批评，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许多不逮之处。但他筛选的这六部小说，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讲，都堪称中国小说的经典，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时代都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取材极苛，只选了简?奥斯汀(Jane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寥寥数人，作为英文小说家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儒林》、《红楼》——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也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五四”以还，中国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对中国传统小说都曾作出重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多偏向“考据”，而夏先生则侧重“义理”。当然，夏先生绝非忽略“考据”的重要，事实上在每一章的开端，夏先生必先将作品各种版本的演变以及小说题材的来源说得一清二楚。因为像《水浒传》、《红楼梦》，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别，影响内容至巨。但“义理”的批评，才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准则，大致可分下面四个方向：

    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将作品放置于中国儒、释、道三流汇合的文化大传统中，来检视小说所反映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的各层现象及其意义，而加以诠释、比较、批评。他所选的这六部小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灵最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数百年来一直深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再加上历来说书人以及改编戏曲的传播，早已深入民间，历久不衰。试看近年来中国大陆改编之《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电视连续剧，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足证这几部经典小说其文化生命力之强韧。这些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诸葛亮、关云长、宋江、李逵、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贾宝玉等也早已演变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观视野，将这六部小说提升到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高度上去替它们定位，这就使《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具备一种恢宏气度，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扩大为文化论著。

    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体例，《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小说史，但所选的六部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进的里程碑，因此，中国小说的演进，亦是此书的重要论点之一。除了在《导论》中夏先生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演进做了概括的引介之外，在分论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上特殊的贡献及重要性详加分析：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中国小说如何从依附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写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摆脱说书话本的累赘影响而蜕变成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分论每章皆可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专论，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后呼应，互相辉映，贯穿四百多年中国白话小说演变的过程，这就使这部书骤然增加了历史的纵深。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小说发展史。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小说艺术是夏先生评论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最高标准，而夏先生在小说艺术的鉴定上，把关最严。他认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说艺术成就不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所以他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评价就不如张、沈、钱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鲁英文系，当年耶鲁英文系是“新批评”学派的大本营，独领美国学界风骚。“新批评”学派特重文学的艺术形式，对于作品的文字结构审查严格。夏先生对于小说艺术所订的标准当然不限于狭窄的“新批评”，但他对小说作品文字结构的要求，严格则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先生最终是把六本中国小说经典当作文学艺术来鉴赏评定的。在这方面，作为文学批评家，夏先生最见功力，这部文学批评，处处闪耀他独具慧眼的创见。将中国传统小说当作严肃的文学艺术，全面有系统的探讨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应该是首创，替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汉学界，奠下根基。

    《中国古典小说》是以英文写成，最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先生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西方读者研究中国小说，文化隔阂难免，夏先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妥切比较，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西游记》，夏先生举班扬(JohnBu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经，与基督教徒寻找天国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当然，西方学者很早便对这几本中国小说产生兴趣，而且英、德等译文的全本及节本也早已流行，但一九六八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的确在汉学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引导更多西方读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更连结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相观照，其架构博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一九八八年大陆版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德文版于一九八九年问世，主译者为艾克?熊菲德(EikeSchnfeld)。台湾版中译，何欣主译，亦即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十四世纪由罗贯中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之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这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是我们的《伊利亚特》(Iliad)。但胡适对《三国演义》却颇有微辞，他在《三国演义序》中如此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却相当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适以上的看法。他认为《三国》故事的长处恰恰在于罗贯中能够删除说书人加入的一些神怪离奇粗糙情节，尽量靠近《三国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国》叙事的简洁统一。罗贯中继承的，其实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三国演义》的真正源头是《史记》、《资治通鉴》。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

    事实上罗贯中的创造力绝不像胡适所称那样“薄弱”，夏先生例举《三国演义》中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将官横槊赋诗的一场来说明罗贯中小说艺术之高超。这场宴会正史没有记载，可能是罗贯中凭藉说书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创造而成。曹操的名诗《短歌行》当然不一定完成于“赤壁之战”前夕，但却被罗贯中巧妙的运用到文中，大大的帮助了小说的情节气氛。曹操一代霸主顾盼自得的形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英雄渐老的苍凉，一怒而刺杀谏臣、酒醒后又悔恨不已的复杂性格，在短短几节中，写得大开大阖，跌宕有致。这一场气势非凡，情景交融，人物个性分明，戏剧张力十足，在在显示出罗贯中小说手法的杰出老到。

    中国古典小说以刻画人物取胜，因此夏先生在诠释小说人物上，着墨颇多。尤其是刘备、关羽、张飞及诸葛亮之间君臣忠义、手足患难的错综复杂关系，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评论。《三国演义》的大架构是写天下大势，历史分合，但其中心主题却是中国儒家传统君臣之忠、手足之义的理想。我们看完《三国演义》不禁掩卷长叹，就是因为刘、关、张、诸葛武侯这一群孤臣孽子一心兴复汉室而终究功亏一篑的千古遗恨。其实罗贯中一开始第一回已经埋下蜀汉最后败亡的伏笔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背义忘恩，天下共戮”，最后刘备果然信守誓言，关羽大意失荆州，身亡敌营，促使刘备雪弟恨，竟不顾军师诸葛亮的力谏而伐东吴，打破了诸葛亮苦心孤诣的联吴抵魏大策略，终于招致蜀汉的覆灭。夏先生指出，伐东吴实是《三国演义》一书的大关键，这一章与首回桃园三结义遥相呼应，显示刘备“政治上的失败，正标榜他人格上的完整”。

    刘备战败，驾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了下来细论，尤其是永安宫刘备托孤的一节，暗藏玄机，值得推敲：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刘备一心恢复汉室，有问鼎天下之雄心，传位子嗣当然为第一要务。然而刘备也深知嗣子愚弱，若无孔明誓死效忠，万无成事可能。刘备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在试探他的忠贞，聪明如孔明，心里明白，所以才会有“汗流遍体，手足失措”的强烈反应，刘备看见孔明“叩头流血”，痛表心迹之后，果然也就未再坚持禅让了。这是夏先生极为深刻细致的看法，罗贯中是精通中国人情世故，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刘备孔明君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写得如此丝丝入扣。夏先生对于这一章如此结论：

    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如此动人君臣诀别的场面了。罗贯中恰如其分把二人之间为了共同大业而建立的永恒情谊描写出来。然而同时他也并未忽略此一哀婉动人场面的政治含意。如此，他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令人难忘而可信的历史人物。

    数百年来，中国读者一面倒同情蜀汉的失败英雄，那就是因为罗贯中把诸葛亮的忠与刘玄德的义，写得如此感人肺腑。

    《水浒传》把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水浒传》开始大量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白话，而且塑造人物、铺陈故事，能不拘于史实，更向小说型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对于《水浒传》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说艺术上的成就都予肯定，他也称赞《水浒传》中英雄好汉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划生动，但夏先生对于这部小说透露出来潜藏在我们民族心里的黑暗面：一种嗜血滥杀残忍野蛮的集体潜意识冲动，则给予相当严厉的批判。在这点上，夏先生道出许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创见，使我们对《水浒传》的复杂性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而又厘清我们判断《水浒传》时一些道德上的困惑。

    历来褒奖《水浒传》的论者都把此书称誉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这个梁山泊的草莽集团十分特殊，盗亦有道，并非一般乌合之众。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他们标榜一种“英雄信条”(heroiccode)。《水浒传》中这种“英雄信条”的特色是：遵守义气、崇尚武艺、慷慨疏财、不近女色、却纵情酒肉。夏先生指出，这个纯男性中心的集团最特异的地方便是仇视女色，视女色诱惑为英雄气概的最大威胁，因此，《水浒传》中的几个“淫妇”必须铲除，阎婆惜给杀了头，潘金莲、潘巧云都遭到开膛剜心最惨烈的惩罚，至于梁山泊队里的母夜叉、母大虫、一丈青已是“女丈夫”了，自然不会构成女色诱惑的问题。其实以现代心理学来解释，梁山泊的男性集团这种极端禁欲主义，与好汉们残忍虐杀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

    《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他们还未加入梁山泊集团前，如林冲、武松、鲁智深都能恪守“英雄信条”，是堂堂丈夫，但一旦加入集团，他们的个人身份消失，于是这一群梁山泊草寇他们集体行动所遵守的，不过是一种“帮会行规”，夏先生认为对于他们所标榜的“英雄信条”反倒变成了一种讽刺。这些煞星们，一旦聚集在一起，个性泯灭，在一种集体意识的引导下，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像一架庞大的杀戮械器，下山招兵买马打家劫舍。宋江率众三打祝家庄、扫平曾头市，都是杀戮甚众、无辜妇孺惨遭斩草除根的场面。夏先生对于《水浒传》中肆意描写这些残暴事件有这样的评论：

    说书人当年传诵这些故事于市井，唯以取悦听众为务，未必能够弄清个人英雄事迹与集体暴虐行为的分别。但这些故事迄今犹流传不衰，的确显示中国人民大众对痛苦残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书中对暴虐的歌颂是不自觉的，现代读者倒可以把七十回标准本看做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一旦众好汉全部聚齐一堂时，他们遂变成政府的有效工具而失去帮会性格)：官府的不公不义，是激发个人英雄主义的条件，但众好汉一旦成群结党，却又足以斫伤这种英雄主义而制造出比腐败官府更邪恶的恐怖统治了。其实这就是地下政党的老故事：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却往往走向它声称所要追求的反面。

    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复仇之心特别炽烈，这股仇恨一旦燃烧，这些天罡地煞便显现了妖魔原形，大开杀戒。书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是著名的杀戮场面，武松复仇，砍杀张都监之后，开始屠杀张都监全家，连几个在场唱曲儿的女娘也不能幸免，武松杀得性起，说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一直砍杀得刀都缺了。

    全书中复仇杀人的残暴场面写得最触目惊心的恐怕是黑旋风李逵生啖黄文炳的一节。通判小吏黄文炳曾经陷害过宋江，这个仇当然要报。黄文炳被捉到后，在宋江的指使下，李逵把黄文炳活生生割来吃掉：

    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夏先生引这两则例子与《史记》相较。司马迁记载吕后嫉恨戚夫人：“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残虐事件之一，但司马迁以吕后子惠帝一言：“此非人所为。”遂定吕后罪于千古。夏先生认为：“《史记》肯定人类文明正道，而《水浒传》大加赞赏那些草莽好汉所干的野蛮复仇行为则非是。”

    《水浒传》中的“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界线相当模糊，《水浒传》表面上赞颂的是梁山泊众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干下的英雄事迹，但这些好汉的实际行动都是极端野蛮残忍违反文明的。“忠义堂”上众好汉杯觥交错歃血为盟之际，梁山泊的黑店里正在干着贩卖人肉包子的勾当。历来学者评论这部小说的文化精神时，产生相当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点又显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领袖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贽把宋江捧为“忠义”的化身，而金圣叹却把宋江贬为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在分析宋江这个书中的首脑人物上，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认为试图解析宋江这个人物的意义，不能止于宋江本身，必须把宋江与李逵联系起来，宋江这个角色复杂矛盾的意义方可能有较完整的解说。其实及时雨宋江与黑旋风李逵两人相辅相成，构成的是一对复合互补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双重人物”(DoubleCharacter)。陀氏擅长研究人性善恶，在小说中常常设计关系暧昧复杂的“双重人物”来阐释人性善恶的相生相克。自从三十八回李逵与宋江一见如故后便对宋江五体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时雨宋江代表《水浒传》里“替天行道”帮会式的忠义道德，那么黑旋风李逵便象征着《水浒传》另一股黑暗野蛮原始的动乱力量。天魁星、天杀星看似南北两极，其实遥相呼应，彼此牵制。做为帮会魁首，宋公明必须维持及时雨领袖群伦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但远在三十九回宋江在浔阳楼上已写下反诗：“彼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原来宋江早已心存反志，要赛过大叛徒杀人魔王黄巢。李逵一再怂恿宋江造反，夺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实正讲中宋江的心怀。事实上李逵可以说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黄巢的具体化。许多残酷野蛮的杀戮行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许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黄文炳，等于宋江的意志在进行复仇行动。这一对“双重人物”其实是《水浒传》中叛徒形象的一体两面，及时雨宋江及黑旋风李逵分别代表《水浒传》的“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而当这两个世界重叠在一起时，“水浒”中便是一片“腥风血雨”了。最后宋江被陷害中毒，临死前他把李逵一并毒杀，宋江必须与李逵共存亡，因为李逵根本就是他另外一个自我。难怪李逵为宋江死得心甘情愿，完成了他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义。宋江与李逵两个角色之复杂关系及多重意义贯穿整本小说，使得这本情节繁杂人物众多的作品得到主题上的统一。要了解《水浒传》这部小说深一层的涵意，首先须了解宋江与李逵这一对“双重人物”的关系，而夏先生对宋江、李逵的人物论无异是阅读《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大唐天子太宗李世民派遣高僧玄奘赴西方天竺(印度)取经，这在中国历史及佛教史上是件何等庄严隆重的大事，而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却偏偏把这段历史改写成一部热闹非常谐趣横生的喜剧小说。这是部天才之作，数百年来大概没有比《西游记》更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喜剧小说了。这部小说的成功得力于吴承恩创造了两个最突出的喜剧滑稽角色：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早已变成我们民俗文化的两个要角。夏先生把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对宝贝与西方小说中另一对著名的互补角色相比，唐?吉诃德(DonQuixote)与桑丘?潘萨(SanchoPanza)，两者一样令人难忘。《西游记》也是西方读者最容易接受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韦利(ArthurWaley)的节译本在西方一直很受欢迎，余国藩的全译本更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西游记》的来源复杂：有历史记载、佛教传说、印度史诗种种。夏先生不惮其烦将这些来源一一厘清。接着他分析阐释唐三藏玄奘这个人物在《西游记》中的意义。小说中的玄奘至少有三重身份：民间传说玄奘乃状元陈光蕊之子，父母被强人所害自幼被法明长老渡入佛门，后因孝行感天，被大唐天子选中派遣西天取经。但神话传说玄奘前身乃是如来佛座下弟子金蝉长老，因不听说法，轻慢大教，被佛主罚降人间，历劫十世，最后功德圆满，皈依西天，成为旃檀功德佛。因玄奘十世童真，得其肉而食之可以长生不老，于是引动各界妖魔纷纷争食唐僧肉——这便是《西游记》的主要情节。但实际上吴承恩在小说中却把玄奘写成了一个富有喜剧感的凡人，与历史上的高僧唐三藏了不相类。喜剧人物玄奘才是这本小说的关键所在，如果吴承恩把《西游记》写成了一本严肃的高僧传，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恐怕引不起多少读者的兴趣了。夏先生如此形容小说中的玄奘：

    他容易动怒，一本正经，看不清自己领导无方，却偏袒他团队中最怠惰的一员，而且，作为一个虚守宗教形式的僧人，虽然他装模作样坚持吃斋，不近女色，实际上并无真正诚意。他绝对不会令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个身具大勇的玄奘。

    唯其小说中的玄奘只是一个凡人，有凡人的许多弱点，这倒使《西游记》作为一则宗教寓言更扩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变成了我们每个凡人红尘历劫，悟道成佛的寓言了。如同西方道德剧《凡人》(Everyman)一样，其中的“凡人”必须经历各种考验才能悟道，或者像《天路历程》中那个基督徒，要克服各种障碍陷阱，才能寻找得到天国。作为宗教寓言，夏先生提出了一条解读《西游记》重要的线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夏先生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等于把整本小说当作了《心经》哲理上的评注。他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

    乔治?史丹纳(GeorgeSteiner)曾经如此精辟论评：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人物在面临个人紧要关头的道德问题时，常常背诵或讨论《新约全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又反过来给小说定下基调，说明小说的意义。在《西游记》中，《心经》是唐僧与孙悟空反复讨论的主题，它有同样的小说功能。

    这是夏志清先生论《西游记》至关紧要的论点，掌握到此一论点，我们对《西游记》的宗教涵义才可能有深一步的了悟。《心经》乃是大乘佛法经典中之精华，其中心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也就是贯穿《西游记》这本小说的主题，参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贼，“无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而“究竟涅”。这便是唐僧西天取经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设计的八十一难也就是用来考验玄奘的心路历程上的各种“挂碍”与“恐怖”。

    《西游记》第十九回乌巢禅师赠玄奘《心经》一卷，并嘱咐：“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自此，《心经》便成为玄奘一路上重要的精神依恃。夏先生评论《心经》在小说中有如此功用：

    迄今一直为当代评论家忽略的事实是，正如同唐三藏手下那些怪物徒弟一般，《心经》本身就是被指定做为三藏取经险途中保佑他的精神伴侣。从佛教寓言的构成上来说，它远比任何一个徒弟更为重要。因为一个僧人若真正了解它的训诫也就无需徒弟们的保护了，他会了悟他遭遇的灾难其实都是幻境。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灵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灵智慧，最能参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屡遭灾难，被妖魔吓破了胆，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进，悟空引《心经》的话劝诫他师父：

    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此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敢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触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

    悟空在这里点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颠倒”，完全是因为“六贼”纷扰所致，“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如此说来，其实争着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心魔”召来的幻境，悟空劝诫他师父“祛褪六贼”，这些妖怪自然消逝。当然，小说里的玄奘只是一个普通和尚，要修炼到这一步，他还必须经历作者吴承恩替他设计的“九九”归真八十一难，才能达到功德圆满，悟道成佛。

    然而无论《西游记》的宗教涵意有多玄奥，它本身还是一部诙谐生动的喜剧小说。唐三藏手下的两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一直是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滑稽角色，就因为吴承恩把这一猴、一猪写得那么富有人性。如果孙悟空代表人的心灵，那么猪八戒便是血肉之躯的象征了。猪八戒好色、贪吃、懒惰、贪生怕死、善嫉进谗，而且对于求佛取经的苦行生活并不热中，凡人的弱点他都有了，夏先生称誉猪八戒是吴承恩“首屈一指的喜剧创造”。

    宋明理学长时期主导中国思想界，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教训走到极端变得过犹不及，把人的正常欲望也给窒息了。晚明一些开明思想家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文学创作高举“情真旗帜”，对宋明理学是一个大反动。这个时期的戏剧小说以浪漫、**为其特征。前者以汤显祖的《牡丹亭》达到最高境界，而后者则以《金瓶梅》集其大成。中国文学当然素来不乏**作品，但与《金瓶梅》相较，全体黯然失色。《金瓶梅》是晚明文艺思潮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则异数。然而夏先生指出这本一直被中国读者目为“淫书”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占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就题材而言，《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道里程碑，它已经脱离历史与传奇的影响，来处理一个完全由作者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的人物多为普通男女，生活在一个毫无英雄事迹和光荣色彩的中产阶级环境里。虽然前人也写过**小说，但此书能够不惮其烦将一个中国家庭肮脏堕落的日常琐事巨细无遗描写出来，却是革命性的，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上，可说后无来者。

    《金瓶梅》是一本奇书，如果《水浒传》是个男性中心的野蛮原始世界，《金瓶梅》写的则是以女性为主一个糜烂腐败的末世社会。在这本小说里，作者竟然可以抛弃一切道德禁忌肆意描写人的肉体现实，从开始的兴致勃勃写到最后的恐怖凄厉，而作者对于人有可能完全沉溺受役于本身肉欲的可怕现实，丝毫不回避，亦无怜悯，这只能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残忍的天才。在描写女性世界，在以日常生活细节来推动小说故事进展，在以节令生日来标榜小说时间过程——这些小说技巧都遥指另一部更伟大的作品《红楼梦》的诞生。《金瓶梅》开创了中国小说描写日常生活的写实风格。

    但在小说结构及理念上，《金瓶梅》的弊病却不小，夏先生将这些弊病一一都剖析出来。《金瓶梅》的小说来源相当混杂，据《金瓶梅》专家韩南(PatrickHanan)教授的研究有八类之多：《水浒传》、白话短篇小说、公案小说、文言**小说、宋代历史、戏曲、俗曲、佛教“宝卷”等。这些文类糅合在一起，不一定能融成有机的整体，有时互相突冲，反而有损于小说的写实架构。例如《金瓶梅》大量引用当时流行的词曲，这些曲子文藻瑰丽，但对小说内容不一定都有帮助。而且小说有些细节前后矛盾，尤其是西门庆纵欲身亡后二十回，更多破绽，西门庆众妻妾散落流离，作者随便安排她们的下场，也显得过分轻率。在理念上，《金瓶梅》应该是一本阐扬佛家因果报应的警世小说，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却丑诋僧尼，最后匆匆设计西门庆转世托生孝哥，被普静法师渡去化解冤孽，这种佛家解业赎罪的结果，实难令人信服。

    《金瓶梅》这部小说在结构及理念上都有缺失，但其刻划人物，尤其是描写女性角色，却是空前成功的。书中李瓶儿、春梅、宋蕙莲固然音容并茂，就是连二三流的“荡妇淫娃”王六儿、李桂姐、林太太也个个有血有肉。而且书中几个正派女人吴月娘、孟玉楼也写得极有分寸。当然，《金瓶梅》著名主要得力于潘金莲这个人物创造出色，虽然潘金莲这个角色源自《水浒传》，但经过《金瓶梅》作者的妙笔渲染，脱胎换骨，已被塑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首席“淫妇”。作者写潘金莲之淫荡、狠毒、奸诈、悍泼，淋漓尽致，在中国小说里，像潘金莲这样集“淫妇”、“毒妇”、“刁妇”、“悍妇”于一身如此复杂多面的角色并不多见。潘金莲可以说已经成为女性反面角色的原型了。

    夏先生论《金瓶梅》，最后焦点聚集在潘金莲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尤其是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逐步主奴易位的复杂过程，做了十分精细的分析，他如此形容潘金莲：

   她是其中头脑最冷静，最工心计的人物，她出身为奴，调教成婢，她的残酷是奴隶式的残酷：自私中表露着卑鄙，为了求安全争权力不惜奸诈，对待情敌仇人却残忍无情。

    《金瓶梅》虽然情节庞杂，但是故事的主轴还是落在西门庆与潘金莲这对男女的关系上，这也是小说中最饶兴味值得深究的两性关系。这是一场两性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某层意义上是动物性雌雄交媾的生理战。小说开始西门庆征战于众妻妾娼妓之间，雄风凛凛，潘金莲仅是他一个曲意逢迎的性奴隶，第二十七回潘金莲被西门庆绑在葡萄架下，甘心接受性虐待，这时西门庆完全占上风，但是潘金莲凭着她的狡狯色诱一步步往上爬，最后终于骑到西门庆身上，反奴为主。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一回，这时跨在西门庆身上的潘金莲已经变成一只女王蜂，在残杀与她交媾过后的雄性配偶。一场两性战争，雌性动物终于赢得最后胜利。同时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的强弱对调也是一场心理拉锯战。潘金莲不仅在生理上降服了西门庆，在心理上也逐渐主宰了他的心灵，他对潘金莲的嚣张跋扈愈来愈无法约束，到最后，西门庆似乎中了邪，竟任她随意摆布了。心理学家荣格(CarlJung)的一个理论，有些男性的潜意识里，对某类女人的色诱，完全无法抗拒，失去主宰意志，如同中魔，荣格把这类女人，称为男性潜意识心理投射的“女魔”(Succubus)。中国传统小说中，也经常出现由妖魔幻化而成的美女，迷惑男人，然后盗其元阳，使其精枯髓尽而亡。《西游记》中便常有这类女魔争相盗取唐僧的元阳。《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到了最后已经被夸大描写成吸人精髓的女魔头了。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沉沦于肉欲无法自拔的“感官世界”，小说最后草草出现佛家救赎的意旨，恐怕也难解书中人物积重难返的业障。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作者惊人的写实功夫，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金瓶梅》替晚明社会精雕细镂出一幅俗艳华丽的浮世绘。

    从《金瓶梅》到清朝乾隆时代的《儒林外史》，其中相隔一百四五十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把中国小说艺术又推前了一大步。历来论者评《儒林》，多以其讽刺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为主要论题。夏志清先生虽然也花相当篇幅探讨这部小说中“仕”与“隐”——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两种理想之抉择的主题，但他同样重视《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上的重要性。《儒林外史》已经脱离明朝小说说唱传统的影响，写景写情，不再依赖诗词歌曲，完全运用白话散文，书中方言及文言片语并不多用，《儒林外史》的小说语言是一种具有作者个人风格的白话文体，夏先生称赞这种白话语文的精纯度，超过其他几本古典小说，连《红楼梦》也不例外。吴敬梓的白话散文风格，对晚清及民初的小说家，影响深远。

    夏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儒林外史》小说叙述的方式，他发现作者吴敬梓刻划人物、推展情节的技巧是革命性的。以往的作者介绍小说人物登场叙述故事情节，喜欢现身说法，作者夹评夹叙，把人物当作木偶操作，而且随时抒发议论，主导读者判断，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却是隐身的，让小说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由他们的举止言行，逐渐展现他们的性格，由读者自行推断小说发展情节。这种“戏剧法”的使用，使得中国小说又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可以说是开始进入“现代”了。《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自始至终“神龙见首不见尾”，运用的全是这种“戏剧法”，王熙凤的出场，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夏先生举了《儒林》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为例：几个村人聚集在观音庵里，商议正月闹龙灯之事，人物先后登场，作者仅寥寥数笔介绍了他们的外貌，然后便把他们推上舞台，完全由他们彼此之间的举止言语，读者渐渐领悟这些人物各别的身份、个性、互相关系等等，而且同时又十分微妙地透露出作者对这些人物势利眼的讽刺。夏先生在这里论到小说艺术十分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新批评”学派重视的所谓小说观点问题，如果没有受过“新批评”训练的评论家，恐怕不会注意到《儒林外史》这种革命性的小说技巧，也就容易忽略了许多作者苦心经营隐含不露的小说艺术了。

    《儒林外史》开宗明义标榜王冕隐而不仕的高风亮节，这当然是作者吴敬梓对隐士的尊崇，而书中热中于科举名利汲汲求进的几个人物匡超人、牛浦郎等都被他狠狠的损了一顿。小说最后一回，作者以四个市井小民的小传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些小传看起来似乎不经意而为，事实上暗寓深意。夏先生点明，这四个人物的喜好各为琴棋书画——正好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雅士必备的文化修养，这些隐于市的雅士，就如同小说第一回楔子中的王冕一样，是作者吴敬梓向往的理想。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学创作的领域里涌现出最高的一座山峰：《红楼梦》，然而同时《红楼梦》也成为我们数千年文明的一首“天鹅之歌”，之后，我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似乎就再也没有能达到这样高的巅峰。由于《红楼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广博，“红学”专家们的论著，汗牛充栋，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成一家之言。

    夏志清先生论《红楼梦》，有几点观察特别值得注意。夏先生认为《红楼梦》在哲学思想的悲剧精神上，固然非其他中国小说所能比拟，在心理写实上，也是成就空前的。尤其在前弗洛伊德时期，《红楼梦》竟然已经触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了。他引述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层层分析林黛玉这场写得令人胆颤心惊的梦魇。一般论者多注意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但宝玉的梦只是一则寓言，是虚梦，黛玉的这场噩梦才是心理写实，黛玉压抑在心中潜意识里种种恐惧欲望都以各种扭曲后的象征情节在梦中出现：黛玉朝朝夕夕欲获得宝玉的心，在梦中宝玉果然把自己的胸膛血淋淋的打开找心给黛玉，情节如此恐怖，难怪黛玉惊醒后一口鲜血。这场噩梦写得这样真实可怕，而且涵意深刻复杂，完全合乎现代心理学潜意识梦境的分析，大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一些梦魇堪与相比。

    早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应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来诠释《红楼梦》的悲剧精神。那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评论这部小说，其开创性当然重要。虽然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生活之欲”的观点不一定能圆满解释《红楼梦》遁入空门的解脱之道，但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的确开拓了一面新的视野。循着这条途径，夏志清先生引用另外一位西方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TheIdiot)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比，这项比较，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尤其是对西方读者，有重大启示：

    在一篇杰出的书评中，韦斯特先生(AnthonyWest)评论这部小说的两个英译本，将宝玉比之于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DmitriKaramazov)，然而我觉得虽然这两个都是心灵深受折磨的人，但宝玉并不具有德米特里那份世俗热情及生命活力，亦不似其经常摆荡于爱恨之间，徘徊于极度的谦卑与叛逆。以宝玉的率真娇弱，以及他善解人意，心怀慈悲，倒更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另外一位主人公米希金王子(PrinceMyshkin)，他们两人都自处于一个堕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慈悲爱人反而遭人怀疑以为白痴。他们两人都发觉这世上有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因而都经历长时期神思恍惚丧失心智的折磨。他们各自分别与两位女性发生痛苦的情缘，但最后都全然辜负了她们的一番心意。米希金王子最后变成白痴，因为随着娜丝塔西亚之死，他认识到基督之爱对于这个贪婪淫荡的世界毫无效用。而当宝玉由痴呆恢复正常后，他也同样了悟到爱情的彻底幻灭。但不同的是，宝玉最后遗弃红尘，采取了出家人对于世情的冷漠。

    《红楼梦》很早便有王际真以及德文版翻译过来的英译节本，后来更有众xx交誉霍克思(DavidHawkes)主译的全本，但据我在美国教授这本小说多年的经验，一般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反应，崇敬有余，热烈不足，反而不如对《西游记》、《金瓶梅》直截了当。当然，西方读者要跨入《红楼梦》的世界的确有许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发觉西方读者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去理解贾宝玉这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标准，很难替这位“痴公子”定位。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角米希金王子与贾宝玉互相观照，便使宝玉这个人物，从宗教文化比较的视野上，刻划出一个较为容易辨识的轮廓。陀氏撰写《白痴》，设想米希金王子这个角色时，一度曾称其为“基督王子”，可见陀氏本来就打算把米希金写成基督式的人物。虽然后来米希金变成了一个白痴的“病基督”，无法救世，但米希金满怀悲悯，企图救赎苦难中人的爱心，这种情怀则完全是基督式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赞美李后主的词“以血书者”，而且认为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觉得王国维这句评语用来评曹雪芹的《红楼梦》尤其是贾宝玉这个人物，可能更加恰当。宝玉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米希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的人物，那么曹雪芹有意无意也把贾宝玉塑造成释迦式的人物了。事实上宝玉与悉达多太子的身世便有许多相似之处，生长在富贵之家，享尽世间荣华，而终于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后出家悟道成佛。从宗教寓言的比较角度，来诠释贾宝玉，恐怕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白痴”容易接受得多。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佛教文化却孕育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块光芒万丈的瑰宝来。

    夏志清先生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与我个人却有一段特殊的文学因缘，这本书曾经使我受益良多。远在六十年代中期，我正常为《现代文学》筹稿源所苦，论文方面，《现文》多刊登翻译的西方文学评论，而论评中国文学有分量的文章十分缺乏。我们很兴奋在一九六五年第廿六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那篇《〈水浒传〉的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论《水浒传》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翻译，何先生在译之前有这样一段引言：

    我国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近年来对中国新旧小说的研究，早已赢得中外学者的钦敬。他的论文经常发表在国外的权威刊物上，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早已为士林所推崇。我觉得他的论著实在有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必要，从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我们不能只在“考证”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何先生这一段话，很能代表我们最初接触夏先生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论著感受到的启发。接着《现文》第廿七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一章。那时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计划撰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等他书刚完成正在付印，我就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一来我希望先睹为快，二来我也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文》发表。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我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花了两三天时间不分昼夜，一口气看完，看文学批评论著，我还很少感到那样兴奋过，书上所论的六部小说，本来早已耳熟能详，许多地方视为当然，可是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却好像顿感眼前一亮，发觉原来园中还有那么多奇花异草，平时都忽略了，那种意外的惊喜，是令人难忘的阅读经验。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出刊在《现文》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先生翻译，刊登《现文》的有五章：《导论》(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水浒传》(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西游记》(第四十五期，同年)，《红楼梦》(第五十期，一九七三)。何先生本来把《金瓶梅》及《儒林外史》也译出来了，《金瓶梅》打算刊在第五十二期，但是当时《现文》财源已尽，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这两章中译始终未在台湾的刊物上出现过。但夏先生这些论中国传统小说的文章，对当时台湾学界，已经起了示范作用。那时台湾的大学中文系课程，还相当保守，小说研究，不是主课，教授的人很少。台大中文系柯庆明教授曾经担任《现代文学》后期的主编，他那时还在台大当助教，由他一手策划，在《现文》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上，登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辑”，撰稿者多为台大及辅仁中文系师生，两期上论文共二十四篇，包括由先秦到明清的文言白话小说，夏先生的《西游记》也在里面。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如此重视小说研究。整个专辑的大方向皆以文学批评为主，脱离了考据范围，这些论文的基本精神，是与夏先生论中国古典小说相吻合的，可以说，夏先生的小说论著，在台湾当了开路先锋。

    《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虽然未能完全登载，我本人却一直有心将夏先生这些中译论文结集成书出版，后来因为我自己创办晨钟出版社，便自告奋勇征得夏先生同意，打算由“晨钟”出版这部书。因为夏先生出书谨慎，出版中译本须得自己仔细校对，时间上便拖延下来，一直到“晨钟”因经营不善而停业，这本书仍未能付梓，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有愧于心。一九八八年大陆版的中译本倒捷足先登出版了，中国大陆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人数甚众，相信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会成为大陆学者们的重要参考。欣闻这部书即将由《联合文学》付印出版，其实这部长久为西方学者推重的小说论著早就该与台湾的读者见面了，延误了这些年，实在可惜。经过三十年时间的研磨，重新细读夏志清先生这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更感到当初夏先生确立的研究方向之可贵，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迄今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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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保存与流传


    ——写在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前

    大概因为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大家分头忙着替这个世纪算总帐，结清单，各行各业都在回顾百年来人类到底做出些什么成就与贡献。文学界当然也不例外，去年美国“蓝灯书屋”出版社(RandomHouse)整理出一张名单，选出一百本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英文小说。头一本选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前五本顺序下来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又是乔伊斯的，《罗丽泰》：纳布可夫，以及《美丽的新世界》：赫胥黎。这份名单一出，马上引起议论纷纷，连十位评审委员彼此之间也争执不休。本来这五本小说每本都得九票，只好又投一轮才把现在这个顺序定下来。有的评审委员抱怨女性作家太少，只有八位，有的抗议这份名单以英美为中心，澳洲、南非的作家没能上榜。外界对这份名单也提出质问，有人怀疑评审委员全是“现代文库”(ModernLibrary)的编辑，名单上的作品大部分是“现代文库”的书，“现代文库”本属“蓝灯书屋”旗下，难免有促销之嫌。也有人找理由说，评审委员年龄太大，平均六十八岁，不合潮流。“蓝灯书屋”的主管坦白承认，拟出这份书单，就是要引起大众辩论，当然同时也希望促销“现代文库”。平心而论，“现代文库”出版的书，的确水准很高，许多堪称经典之作。我自己也很喜爱“现代文库”，做学生的时候就收集了一套，我那本《尤利西斯》也是“现代文库”的。

    就在同时，《时代杂志》(TimeMagazine)也在做“世纪回顾”专辑，选出各行业率领风骚的人物。文学界诗人选了爱略特(T.S.Eliot)，小说家竟然又是乔伊斯，其他又选了五名小说家作陪：卡夫卡、伍尔芙、海明威、马奎斯，还有黑人作家艾利森(RalphEllison)。这份名单是世界性的，争论当然就更大了。法国作家竟然一个也没有，法国人看了这份名单一定会冷笑一声，嗤之以鼻，而且毫不客气的把乔伊斯拿下来，将普鲁斯特换上去，在法国人眼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当然是《追忆似水年华》。

    文学经典的产生波折频仍

    文学、艺术的评定，本来就见仁见智，难定客观标准，常常因时、因地、因人而结果不同。但不管怎样，“蓝灯书屋”及《时代杂志》这两份名单出来，至少美国文化界，在世界末，总算还给了乔伊斯一个公道。当年乔伊斯的书在英美地区出版，到处碰壁，苦头吃足。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都柏林人》曾经被二十二家出版社退过稿。《尤利西斯》最初在美国一本杂志LittleReview上连载时，被官方查禁，认为这本小说“诲淫”，连两位女编辑也吃上官司。一九二二年，法国一家出版社总算出版了《尤利西斯》，但是书刚运到美国，第一批就被邮局烧掉了，第二批又被海关没收，一直要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地方法院才取消这本书的禁令。

    我举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之艰难为例，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文学经典，其实当初都经历过一番挫折挣扎，有时候还得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的凑和，才能流传下来。与乔伊斯同时代的卡夫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等，在他生前，并未出版，卡夫卡临终时，嘱咐他的朋友出版家布罗德(MaxBrod)把这几部书的手稿焚毁，幸亏布罗德没有遵从卡夫卡的遗嘱，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卡夫卡这几本旷世之作。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没有卡夫卡这几本小说，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几千年间，散佚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其中一定不乏经典之作。我们试想，六朝的时候，如果没有像昭明太子萧统这样的有心人士编纂《昭明文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作品，恐怕又要流失不少，而一部《文选》的产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竟是如此深远。其他如《花间集》、《三言》、《二拍》这些选集的编者，对中国文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他们独具慧眼，中国文学的许多优秀作品得以保存。

    一九八七年我重返南京，去参观了南唐中主李的墓“顺陵”，李流传下来的词只有两首《山花子》，但都是词中翘楚。以中主李之才，生前作品应该不在少数。我在观看“顺陵”文物展出时，不禁产生一个奇想：如果“顺陵”文物中，突然发现了中主李的手稿，南唐文学的面貌，马上会全部改观，就如同这个世纪初，敦煌曲子词的面世一样。南唐后主李煜的才华，更如一江春水，他留下来的词，也不过三四十首，他生前写的词，恐怕绝对不止这个数目。以南唐二主这样一国之君的词人，他们的作品，尚且不得以全貌流传后世，遑论其他一般作家。文学作品保存传世，的确是一项不能掉以轻心的艰巨事业。

    文学作品也有失传之虞

    二十世纪印刷发达，按理说文学作品应该没有失传之虞了。其实不然，我们不要忘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的读者都看不到像沈从文这么重要的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国大陆的文学史里，当时根本没有沈从文这个名字。一九八一年，沈从文访美，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沈从文不胜感慨的对我说道：“可惜台湾也不出版我的书。”我急忙辩道：“沈先生，您的作品台湾已经有盗印版了!”那个时候，台大附近的书摊早已开始在卖大陆作家的禁书。那些书摊对两岸文化交流，其实很有贡献。我们现在也许觉得不可思议，“文革十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作品，在大陆几乎全部销声匿迹。同年，吴组缃先生从北京到美国加州参加鲁迅讨论会，我把两本收藏已久的《吴组缃小说集》与《吴组缃散文集》拿给他看，那两本书是香港出版的，可以说是海外孤本，年代已久，书已破旧。吴组缃先生捧着那两本破书，激动得手都发抖，好像与失散多年的子女又在异地重逢一般，因为他在大陆也有许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书了。“文革”时候，作家收藏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我看见吴组缃先生对他那两本集子那般依依不舍，便把书赠还给他。

    严肃的文学作品失去市场空间

    在台湾的作家，占有利地，处境当然好得多，但也不尽然，有几位作家的作品，也曾因为政治、经济种种原因，差点被埋没，不为人知，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就听闻我们老师台静农先生是位“五四”时代已经成名的小说家，而且还受到鲁迅的推崇。但是台先生的小说只是听闻，却从来没有机会读到。那个时候，台先生的创作恐怕在台湾还无法出版，一直到八年代，我知道刘以鬯先生在香港发现了台先生的旧作，便赶紧写信给曾经担任过《现代文学》编辑的柯庆明教授，请他向台先生取得同意，将他的小说重刊在《现代文学》上，这才有日后远景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产生。柯庆明在一篇纪念台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台先生看到他那些阔别已久的小说，很平静的说道：“五十年了，没想到还找得到!”我想台先生心里还是高兴的。

    大概在八年代中，我在台湾参加过一个老中青三代小说家的座谈会，那天恰好前辈作家姜贵先生没能出席，我在会上便自告奋勇，为他那本绝版已久的小说《旋风》请命，呼吁有心人士出面重印《旋风》。据我了解，这些年来，有些学者想研究这本书，在市面上还是找不到，只好向图书馆借来全本复印。这次姜贵先生的《旋风》已经被选为台湾文学经典，这本小说总应该有机会重新再版了。文学经典，如果没有有心人士的爱护与推广，也有失传的危险。

    台湾这些年来，社会繁荣，出版事业出人意外的蓬勃，但是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主导下，严肃的文学作品，因为销售量不够大，在市场上反而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倒令人怀念起六年代的周梦蝶先生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馆门前那个书摊来了，在那儿，我们总买得到销不出去的旧文学杂志以及一些曲高和寡的诗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也怀有周梦蝶先生对文学那份兴灭继绝的悲愿，开设一家书店专门卖高水准的文学书籍，让台湾真正爱好文学的读者，能在那儿买得到他们想看的文学作品。

    台湾文学已在学院中占有一席之地

    台湾文学早已自成传统，在华文写作世界中独树一帜，就如同爱尔兰文学及美国文学在英文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一样，有其承传及开启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九四九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文学因为政治干扰，丧失了生命力，这期间的台湾文学，在文学史上，愈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次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六十七位复审委员，大部分都是大专院校教授台湾现代文学的老师，而且据说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高等学院的课程中，已经变成了“显学”，成为通识教育大一国文的一部门，并且广为大专学生所喜爱，选修人数甚众。这个现象，在十年前恐怕还是难以想像的。这是台湾人文教育的一大进步，台湾文学，在学院中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样看来，我又变得乐观起来，有这么多的教师及学生在传授研读台湾文学，我相信台湾文学的优秀作品，会因此代代相传下去。而这次台湾文学经典评选出来的这一份书单，正好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教授台湾现代文学课程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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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台湾研究集刊一九九O 年第一期白 先 勇 与 《 红 楼 梦 》三 题哀良骏白 先 勇是个 《红楼 梦 》迷.他曾说:“(我)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 《红楼梦 》,以至 于今,床头摆 的仍 是 这部小说.”① 又说:“这本书对我文字的影响很大.”②情况 的 确 如此。白先勇是台湾作家 中学 《红楼梦 》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很好继承了 《红楼梦 》的艺术传统,而且 融传统于现代,做出了独创性的发扬光大.他 虽然不 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 对 《红楼梦 》的很多观点、评论也是十分精辟的.研究白先勇对 《红楼梦 》的 评论、学习与发扬,对 弘 扬 以 《红楼梦 》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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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集刊一九九O 年第一期白 先 勇 与 《 红 楼 梦 》三 题哀良骏白 先 勇是个 《红楼 梦 》迷.他曾说:“(我)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 《红楼梦 》,以至 于今,床头摆 的仍 是 这部小说.”① 又说:“这本书对我文字的影响很大.”②情况 的 确 如此。白先勇是台湾作家 中学 《红楼梦 》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很好继承了 《红楼梦 》的艺术传统,而且 融传统于现代,做出了独创性的发扬光大.他 虽然不 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 对 《红楼梦 》的很多观点、评论也是十分精辟的.研究白先勇对 《红楼梦 》的 评论、学习与发扬,对 弘 扬 以 《红楼梦 》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小说艺术,提高海峡两岸的艺术水准,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白先 勇对 《红楼梦》的评论白先勇因非专门的红学家,故他专门谈 《红楼梦 》的文章并不多,目前见到的 只 有 两篇:一 是19 8 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红学会议上 的演讲,题为 《 <红楼梦 ) 对 <游园惊梦 》的影响》③,是谈自己的创作体会的.另一篇题为 《贾宝 玉 的俗缘:蒋玉 函与花袭人一一兼论 < 红楼梦 ) 的结局意义》④,是 谈 《红楼梦 》的情节处理与象征手法的,是一篇专门 的论文.此外便是散见 于文章、谈话中的点滴意见.这些 意见,有如零珠碎玉,甚 见精彩.现稍事归纳,分成如下一些方面。1、从总体上对 《红楼梦 》的高度评价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他说:“《红楼梦 》可说是 当今世界上了不得的文学瑰宝,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它说尽了 好小说应有的条件。.⑤在和台湾舞蹈家林怀民 的对话中他又说:“好了不起的一本书l跟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相较都不逊色!”2、十分赞赏 《红楼梦 》深刻的思想性他认为 《红楼梦 》“有一种兴衰感、历史感,这 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具特殊性的一点”。它不仅有“社会写实,而且表现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和深奥的哲学思 想,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他曾将 《红楼梦 》与 《儒林外史 》进行比较,认为 《儒林外史 》“没有深刻的哲 学 思想.�6�8 �6�8 表现科举制度,但是现在没有科举制度啦,我们就不觉得那本书永恒的 价 值 大.(红楼梦 》不一样,表现永恒的人生问题,所以 比《儒林外史 》高,《儒林外 史 ) 内 的一角.色,只止于本身,不能扩大成为全人类的共相,贾宝 玉就不 一样”.这里对 《儒林外史 》的评价或许偏低,但对 《红楼梦 》的肯定却不过分.对 《红楼梦 》深奥的哲学思想,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及。比如1 9 7 9年在香港中文文学周座谈会上 的 讲 话 中,他说:“《红楼梦 》我们今天读后为何还能引起共鸣 呢?《红楼梦 》在某方面来说,是写 18 世纪乾隆时代一个贵族家庭的衰亡.这是书中反映当时、当地的主题.假如光是在这个层次上描述,只是写乾隆时代 贵族家庭生活,距离我们今天实在太远了。�6�8 �6�8但是这本小说还有一种 超越性,就是 写佛家与道家思 想,写人生变幻无常,这种思想,由古到今,都可以引起人 的共 鸣.所 以 《红 楼梦 》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意义。”在 与 《花花公子 》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又说:“我之所 以 那么喜欢 《红楼 梦 》,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 《红楼梦 》,汤显 祖 的戏曲,例如 《游园惊梦 》,也充满了佛 道 的感情和思 想。”在 《记 崎岖 的文学道路 》一文中,他甚至 说:“我们 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 》,其实也不 过是佛家一则顽 石 历 劫 的 寓言.”《红楼梦 》所表现的佛、道哲理,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白先勇所 谈,只 能说 是一家之言,完全可以 讨 论.但 他 充分认识佛、道哲理在 《红楼梦》主 题 思想中的重要性,则不能不说 是富有见地 的。3、从思想内容 与艺术 技巧 的高度结合上认识 ( 红楼梦 》的价 位在和胡菊 人关于 小说艺术的对话中,他说:“《红楼梦 》写得好,绝 不只 因为 内 容 丰富,而且 是 表达 技巧非常非 常高超。”他还说:“愈深奥的题材所需要的技巧愈高,象 《红楼梦 》.”据此,他批评 了晚清的谴责小说,认为它们类似 报导文 学,缺乏感人力量。就是深受 《红楼梦 》影 响的 巴金的《家 》,白先勇认为也无法 和 《红楼梦 》相 比,指 出:“巴金的《家 》也 是写中国的大家庭制度,曹雪芹是 18 世纪的,距离我们远得多,我 们 看 《红 楼梦 》,对 那种大家庭的 了解,对大家庭的感觉,远 比巴金 的 《家 》要 强烈得多,真实得多。这就因为巴金表现的技巧不好公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 念,要攻 击大家庭制度,要宣布大家庭制度的 死刑,他这样先入为主便丧失了很多客观 的看法.”、4、对 《红楼梦 》艺术技巧 的多方阐发从文学的高标准出发,白先勇对 《红楼梦 》卓越 的艺术技巧多有闸发,从 人物 形象 的塑造、叙事观点的选择、结构层次、象征、意象、语言文字 直至多种艺术媒体的灵 活运 甲,都发 表了 许多精辟的意见。他十分佩服 《红楼梦 》的人物 塑造。比如,他 曾这样分析 凤姐形象:“凤姐 这个人,到底是 怎样一个人,你三言 两语很 难讲,但曹雪芹就 厉害了,他设 了很多线,每 条线都表现 了凤姐的一面,她应对长辈的,应对同辈的补应对下人的,应对情 敌的,应对丈夫 的,他从米不讲凤姐 是 怎样的一个人�6�8 �6�8 曹雪芹之所以伟大,他看人不 是单面 的,不 是一度空 间 的,一,二他对这样凶,这样心毒手辣的女人,她极人性的 一面,他也顾及得到。�6�8 �6�8 你看 她临死时对女儿 那种 母爱,我觉得是很动人的 一幕。�6�8 �6�8 凤姐 之死 非常感动人,我认为是他写 得 极精彩之一幕.卜 当有人问到白先勇 《红 楼 梦》的人物塑造 过程时,他说:据曹雪芹 自 己 讲,“因看 了几个奇女子”然后才创作了 《红楼梦 》.“我相信也是。如果这本小说 是自传性的】话,一定是有这一群女孩子,他很想把她们写下来,就 慢慢地扩大了.其实,我们古典小说中人物很重要,象 《红楼梦 》、《水浒传 》、《三国》,人物都巳经成为一个典型,深深 印在我们脑子 里面”�6�8白先勇认为 《红楼梦 》叙事观点的选择 和运 用也非常成功。“这么复杂一部书,不可能用单一 观点,不能以第一人称叙述,一定要用全知观点来表现,全知 观点里面又有由各种人物的观点出发,而且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用第三者的对话来批评 某一个人物,不直接的讲。象兴儿在尤二姐家讲起凤姐、.贾宝玉、林黛玉,是对他们的批评”.焦大和刘姥姥的处理,在叙亭观点的选择上也是两个十 分成功的例子。让焦大这样一个“几代的忠仆”来看贾气6,8 家的这样`家势”,来骂他的“少主”,既可信,又很“戏剧化”,有说服力。刘姥姥 的出场也是`如何表现贾家的荣华富贵,那 种气势凌人?曹雪芹叙事观点的改变“不露 痕迹”、“运 用自如”从作者的观点无从表现”。他一再称赞“宝 玉在场时,大部分用宝玉 的观点看,在别的 场时,他 觉得应该以什 么人来当这 一场的主角,他就转到那个人的观点去,转得非常自然”。白先勇 以“中秋夜宴”为例,分析了《红楼梦 》的人物出场和结构安排,指出:“中秋夜宴那一场 写得非常好。�6�8 �6�8 过去都是喜气洋洋的.这一场 的气氛却 改变了,贾母不 肯睡,这二点很有意思,他们听笛子,勉强说些笑话凑他高兴,但 她高兴不 起来呀!她很感伤的,张开眼睛时,人都走了,只有探春一人在.这 一场很 重要,因为表示了由盛而 衰,··�6�8,贾母感觉到了这 一点。只 是 写贾 母 感觉,还 不够力量。曹雪芹非常 好,马 上接上黛玉 和 湘云联诗,最后一句是`冷月葬诗魂’,这样一方面讲到 贾府 的 衰亡,第二方面暗示了黛玉的死亡·“�6�8这两 场景 相 互辉映。若没有黛宝一 场,直接写贾母 的话,是不够的.若黛玉 一场晚 一 点 的话,也不对,紧接了两个,太好 了。把 《红楼梦 》的主 题 也丰富了一层。”此后,白先勇在他的论文 《贾宝玉 的俗缘:蒋玉 函 与花袭人 》中,更对 《红 楼梦 》的“伏笔”、“照应”等做了细 致 分析,认为 《红楼梦 》结尾蒋玉 函迎娶出花袭人,“作者早 已安排埋下伏笔,而且在全书发展中,这 条重要线索,作者时时在意,引伸敷陈”.在情节安排上,白先勇还十分赞赏 《红楼梦 》用“戏 中戏”推展故事的技巧。他认为第二十三 回用 昆曲 《游园惊梦 》、第九十三 回用 《占花魁 》来开展情节都极成功.“利 用戏 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 题命意,这 是 《红楼梦 》重要的 叙事技巧 之一”.白先勇一直认为 《红楼梦 》的艺术技巧很有“超前性”,在西方现代派远朱出现 之前.它便成功 运 用 了象征、意象等后来为现代派大大发展了 的手法。特别 对 《红楼梦 》的象征,他发表了件多独到 的见解。比如,他认为“玉”是 《红楼梦 》中“最 重要的象征”,“名字二中凡含有玉字者,与宝玉这块女锅顽 石 通灵宝玉,都有一种特殊缘分,深具寓意”。《红 楼梦 》经常出现“警告”、“预示”,;包括用象征讨论 非常复杂 的佛道问题.白先勇谈论最多的 还是 《红 楼梦 》的语言运 用。他说:“哎红楼梦 》的 文字扎实得不得了,非常实在.”其中,他尤其赞赏 《红楼梦 》的对话 艺术,甚 至告诉青年朋友:“要 学对话吗?熟读 《红楼梦 》.”5、一作为一位熟读 《红楼梦 》的作家,白先勇也对 《红楼梦 》传播申的铐受美学问题感兴趣;有研究,指出:“读者 的注释跟作品 的意图我想往往会不一样,丫在2 。世 纪 看 《红 楼梦 》,我想跟1 8世纪看 《红楼梦》就不一样.每个时代的注释也 会尊变.”他 还 指、出:“《红楼梦 》屡屡被改拍成电影而始终不成功”、乃是 因为“每个人心 目中都有他独特的林黛玉 与贾宝玉形象,要去找两个完全符合每一观众期望的角色的确很不容易”.以上列举了白先勇对 《红楼梦》的部分论述,仅此即不难看出 白先勇对 《红楼梦 》确乎是卓有研究的.二、白先 勇对 《红楼梦》的学习与借鉴橄如果说 《红楼梦 》培养了 白先勇从小对文学的兴趣,那 么他对 《红楼梦 》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与体味,则使他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创作范本,学到了许多成功的艺术本领。当然,他的6’9. 这种学习不象那些拙劣的抄袭与模仿,而是一种在“妙 悟”基础上 的影 响和 创新前提下 的借墓。首先着总体影响.白先 勇虽然大量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的作品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 的精神与血脉.他对 《红楼梦 》的学 习,如果套用鲁迅 的一句话,取 的 是“拿来主 义”的态 度,实践 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作路 线.正如他 自 己 所说:“我受中国诗 的传统的影 响很大.我从小爱好唐诗宋词 元曲,�6�8 �6�8 我从小就 看 《红楼 》《水浒 》这些传统小说,我有了这些根深 蒂固的底子之后再往西 方看,�6�8 �6�8 羡慕之余,我的方向盘 仍不会转得太过,因为 中国传统文学的感性,就象作基础 的磐石,上面 的方向无 论怎么转,都离不开这个基础,”⑥ 白先勇 的所有成功之作,一无例外地都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国氛围。小说 《游园惊梦 》最足 以说明这一点.《游园惊梦 》可 以说是 白先勇的最现代派的作品,但同时 也是他的最中国化的作品。我们甚至认为:没有 《红楼梦 》,没有 《牡丹亭 》,就 没有白先勇的《游 园惊梦 》。读 过 《红楼梦 》的人大概 都不会忘记第二十三回:“《西厢 记 》妙 词 通戏 语,《牡丹亭 》艳曲警芳心”。在这一 回中,宝玉、黛玉 既对 《西厢 记 》“词 句警人,余香满口”的“好 文章”赞不 绝口,也 对 《牡丹 亭》的好戏文“皂罗 袍”、`山桃红”等,“心 动神摇”、流连忘返.曹雪芹将这些香词 艳曲引入小说,在人物刻划 和故事开展 上 都有重要作用,绝不象某些拙劣的小说作者那样仅仅为了弦耀才 学而舞文弄墨掉书袋。而曹雪 芹 绝 对 没有 料 到,他的这种以戏点题 的“文中戏”、“戏中戏”手法,直接启发影响了他的一 位二百年后的晚辈—白先 勇.《游园惊梦 》的 总体艺术构思 正是来源于 《红楼梦 》的.正如他 自己所说:我想,最 主要的恐 怕是我在很早 之前看 《红楼梦 》的时 候,其 中有一 回是描 写 林黛玉 听 《牡丹亭 》的几句戏 词,那是 《游园 》的曲词:“原来是蛇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读 这段时我还是个中学生,那是第一次对 《牡丹亭 》有印 象,可是那时 看不懂,却很喜欢这 几 句曲词.因此,如果要说根源的话.恐 怕就是 从 那时开始⑦二当然,这里所说的,只 是 一点.妙 悟”,一粒艺术的种子,它能否破土而出并且开花结 果,还要靠白先勇千百倍的努力.可贵的是,白先 勇终于将这颗 孕育多年的艺术种子培 育成了鲜艳的艺术花朵一一小说 《游园惊梦 》.在这篇小说 中,《牡丹亭 》的 《游园》这 出戏.也占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无论小说主题、情节、人物、气 氛都 与《牡丹亭 》相 辅相成。甚 至小说的节奏,作者也试圈比照 《游园惊梦 》昆曲的旋律”⑧.小说女主 人公钱夫人本系南京秦淮河畔得月楼的一 位著名昆曲演员,艺名蓝田玉,拿手好戏就是昆曲 《游园惊梦 》.正是这出戏,她唱红丫南京城,唱动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钱鹏志的心,钱不惜重金,纳他为`填房夫人,,使她卒尽 了荣华富贵.但是,当时的钱将军巳是花甲老者,而蓝田玉 还不到20 岁,年龄的悬殊等于宣判了她的爱情生居的死刑。结果,很 自然,她与钱将军年轻英俊的参谋郑彦青产生了私情.然而,不幸的是,她仅仅与郑参谋缝络交欢过一次,她的胞妹月 月红就将郑从她手中抢走了.在一次家宴上,正当她演唱《游园惊梦 》到高潮,唱到“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一句而“天“字未及出们时,她看到台下月月 红与郑参谋两张脸凑到 了一起.钱夫人一急之下,嗓子便哑 了。从此,她再也无法演唱《游园惊梦 》.她的终生幸福也就从 此毁灭了。整篇小说的艺术构患,的确受刻 《红楼梦》`戏中戏.的极大启发,而尾曲 《游园惊梦 乡也正是小说 《游属你梦 , 的魂魄.至子主题思想上的“世事无常, 浮生若梦”,也明显受 《红 楼梦 》的影响.这种佛、道哲学,贯串 《红楼梦 》全书,也贯串《游园惊梦 》全篇。只不 过无论 《红楼梦 》还是 《游 园 惊梦 》,其主 题思 想还有霓多,更深邃的积极 因素,从而这 种佛、道哲学 的 消极影 响得到最大限度 的抵消 和抑 制罢 了.白先勇受 ( 红楼梦 》的 总体影 响还表现在鲜明 的悲剧 倾 向上.《红楼梦》是l云世纪 没 落贵族的挽歌,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挽 歌。小说 表现 了作家 悲大 悯人 的伟大情 怀,也充满 了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白先勇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 时代,但他 同样 是一个悲天悯人 的 悲 剧 艺 术家。象曹雪芹 一样,白先勇也 是 一位“没落贵族”子弟。对 于 被1圣出大陆的蒋家王朝,白 先勇总 是含情脉脉 的,尤 其 对他父亲 白崇二治一辈 的国 民党高级将领,更是 充 满敬 意。但 是,也象曹雪芹一样,他在 很多方 面并 不 与 白 己的 父辈认 同。他 对他 同情的政权 和人物,都拜不 采取 回护态度。他 看 到了 他们 的腐 败相 昏喷.认 识 到他们 不 配汀史好 的命运。因 此,他在 自己的小 说作 品中为他们 唱出一J ’ 一 曲叫凄 冰 约挽 歌,但 却丝毫 不写 那种“反攻大陆”的“战斗 文学”.当我 们儿十年 后 辰 沃他的那些“没 落贵族”的挽 歌 时,我们 不 禁想 到了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 间喜剧 》的那 些经典评 价:不 错,巴尔扎克在政治_L是一个正 统派;他 的 伟大的作品是 对上 流社会必然 崩淡 的一 曲无 尽 的挽 歌;他的全部 同情都在注定要 灭亡 的 那个阶级 方面。但 是,尽 管如 此.当他让 他所 深切 同情的 那些贵族男女 行动 的时候,他 的 嘲笑是空前尖 刻的,他 的讽 刺是 空前辛辣的.�6�8 �6�8 巴尔扎克就 不得不违反 自己的阶级 同情和政治偏 见;他看到 了他 心爱的贵族们灭亡 的 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 配有更 好命运 的人�6�8 �6�8 ⑨这些评价,极 适用 于 《红楼梦 》,也极 适用 于 白先勇的 那些挽歌。白先勇勇于 面对 冷酷 的现实,充当的只是 历史 的 见 证 人和 悲剧 的挽歌手。尤为可 贵 的 是,白先勇很快 跨越 了 那些“没 落贵 族”,结 束 了 自 己的挽歌,而为社会的弱者、善者、无辜者 献上 了一曲曲感人的 悲歌。出 现在 白先勇笔 下 的有形形 色 色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 和爱情 悲剧,有着丰富深刻 的社:会内容.他的 《花桥 荣记 》、《刀卜片 血一 般红 的杜鹃花 》等作品 是无辜的战乱受害者的哀歌:他的 《孤恋 花 》、( 金大班的 最后 一 夜》等作品是 低级 妓女、舞 女、酒 吧女等社会沦 落者的哀歌;他 的 《金大奶奶 》、《玉卿嫂 》等作 品是社会上善 良弱者 的哀歌;他的《芝加哥 之死 》、《滴仙记 》等作 品是流 落 美国的华人流浪 者的哀歌;他的 《冬夜 》、《反曲 》等作品是老 一 代知 识 分子的 哀歌;他的 长篇 《孽子 》等作品则 是挣扎在社会底层 的 同性恋者的哀歌。这些无尽 的哀歌表 明,自先勇不愧为“现代中 国最敏感的 伤心人”L.他的 悲剧 的根 须深深扎在以 《红 楼梦 》为代表的民族文学 的 土壤上。其次,白先勇多方 面吸 收、借鉴 了《红楼梦 》卓越 的 艺术技巧.现举 其牵荤大者:1、学来了写 女人。以 黛、钗为首 的“金 陵十二.钗”是 ( 红 楼 梦》带 给 中 国文坛 的重大贡 献,其女性刻划 的丰富经 验 也是 一笔宝贵财富.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匕,白先勇也 许是这,笔财富的 最大继承 人。在白先 勇现有的30 多个短篇 中,以女性为主角的计有16 篇,将 近二分之一这些女性主角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堪 称“金 陵十二 钗”的孟又 又副册”.奸止们为中国 文学中的女性人物 画廊增添 了异彩,其中,玉卿 嫂、尹雪艳、钱夫 人、李彤、金 大班、娟 娟、一把青等,完全可以 进入不朽的典型 图谱。这些 人物 身上,有浓重 的 《红 楼梦 》色彩.比如,李彤 的狂捐,使我们看到林黛 玉的某些特征,而尹雪艳的 冷艳又让人们 感到 了王熙凤的 某些 投影.白先勇曾说“中国的女人是挖不完的 宝藏”厂。他对中国女性的浓厚的 文李兴趣黔当然主要是生活的启迪,但也不可忽视 《红楼梦 》的 影响.而这种浓厚的文学兴趣 和传统影 响,也就导 致了 白先勇女性形象塑 造的 独到 艺术功力。龄梨华说 得好:`在2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 划女 人能 胜过 他。.L2、学来 了细针密 线 的描草本领 和波 里 阳秋 的讽喻 艺术.中国小说至 《红楼梦 》才充分施展 了“草蛇灰 线,伏脉千甲”的引文搜 巧,做 到了 人友有安排,事事有交待,严 丝合缝,无锥可击。白先勇的 一 些代表作品,如 《游园惊梦 》、《花桥荣记 》、《永 远的 尹雪艳 》、《岁除 》、《玉卿嫂 》等,也都 表现 了这 方而 的 特点。在情节安排中,白 光勇善于选用 典型细节.如 《游 园惊梦 》中的二 度演 唱 《惊梦 》、《花 桥荣记 》中卢先 生积 蓄之血 汗钱被其 表哥所坑、套滴仙记 》中李形的生 死 一处等,部在小说中起 到了画 龙点晴的贡要作用.白先勇小说细 节 的安 排 方式也是多种 多样的.有的,象钱夫 人二 度演 唱 《惊梦 》、《丹 灰 》中的骨灰起着贯串线 的 作用:有的,象尹雪 艳的`一身雪 自”、“永远不 考”、《孤 恋花 》中的 悲歌 炙孤 恋花 》清在 酿造 一种 气氛:而哎秋 恩》中的“一捧 雪”、( 刃体片血一般红 的杜 鹃花 》中的杜鹃 花等,则是 一种 象征。小 说叙 事观 汽的选取 和变化,白先 勇也 夫有得拨于《红 楼梦 》处。3、学来了对 比、象征、意象等 手法。白先勇的处女作 《全 夭奶 奶 》写一寡妇 被恶棍 金大诱好、结婚、霸占由产终至 逼死 的故事,结尾在全夫 与_丘海一妓女 结婿 喉典的 真乐声中金大仍奶 服毒 自尽。小说强 烈 的生 死 旅欢对 比使人很容易联想 起礴红 楼 梦》第九十八 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夭.庸沛瑛泪病相 愚地”1右 全 戈、宝钗咭婚喜乐声中黛玉含恨死 去的情节显 然启发了 白先勇。类 似 的对 比艺术在白先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正如在 《红楼梦 》中随处可见一样。当然,这种 对 比艺术绝非 《红楼梦 》所专擅,古今中外的 一切成功作晶 无不 冷千 运用.比如,鲁迅的 《祝福 》就是这样.但考虑到 白先 勇自幼对 《红楼梦 》的酷爱.说 白先勇主要受 了《红楼梦 》的启发恐怕 绝非为过。象 征手法 的运 用和 意象 的选 取 方而,白先勇也 受到了《红楼梦》的 明显 影 响.白先勇半数以 上的小说作品都有或明或暗、或强成弱 的象征 色彩,特别 他 的代表作 《游 园惊梦 》和 《永远 的 尹雪 艳 》,几乎无 一处无象征。其意象选择 ( 如尹 雪艳 的 一身雪 白等 ) 则是这 种象 征手法 的有机组戍部分。有的作品,象 《香港,一九六O 》,表面 写香港一位前师 长夫人的性嗜落,实际上 却象征 着 整个香港 的喳 落和沉 沦。小说女主人 公余丽 卿 既是她本人,也 是6 。年 代整个香港的象征.4、学来了《红楼梦 》精粹 的语言和生动 的对话.白先 勇是 继鲁 迅 之后语言 最为精 粹的现代小说家之一,其语言的 营特点是广泛吸收文言、方言中的精体的千锤 百炼的 白话.颜元叔称之为“揉合文言与 白话或化文 言为白话”⑥,应该说大致不 差.而 白先勇的这种语 言,也大大得益于《红楼梦 》.特别小说 人物的对话,大有维妙维肖之 处.白先勇笔下人物 的声口,有粗俗 恶辣 的,象金大班;有轻检诙i皆灼,象一把青 (下 篇 );有豪爽粗犷 的,象《岁除 》中的赖鸣升;也有清丽典雅 的,象尹雪 池.总之,高度鲜明 的个性 化,使 白先勇笔下 的不少人物呼 之欲出。《岁除 》中那 位对“党国”忠 心耿 耿而又潦 倒不 堪的 国 民党 下 级车官赖鸣升,多么象 《红楼梦 》中的焦大,就连他对别的国民党军官的斥责,也很象焦大发的那些酒疯. 二、白光勇对 《红楼梦》的弘扬 和发展’白先勇对 《红楼梦 》的学习、借鉴与继承,一开始就与开拓、创新联系在 一起.白先勇牵亚于台夫外 文系,后又赴美留学、任教,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从思想 感 情 上{说.他也是一位极具现代意识的中国人.正 是这些 因素,肖先勇对 《红楼萝 争的热 爱 相 学习,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现代女化背景.他出手不凡,既 继承 了《红楼梦 》,又在某些方面 发展了《红楼梦 》。这个发展,主要表现在将传统融入现代上.除了热爱 《红楼梦 》以及其他优秀的中国古典文 学外,白先勇同样热爱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系列西方优秀作家。他 曾说过,他十分推崇陀思妥 耶夫斯 基、契诃夫、福克纳等作 家,认为他们作品 中那种 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故高的也 是最 伟大的文学情怀⑧.这种 文李情怀,无疑是 白先勇小说创作的重 要酵索.他的小说作品 的浓重 的悲 剧 意识,他的 那些无尽的悲歌与挽歌,融汇交 流的 正 是中外两种悲剧传统.我们 不妨 这样说:白先勇的口没落贵族的挽歌盛,更多地源 于《红楼梦 》;而他的那 些平民百姓的哀歌,则更多地源于 四 方 作家。如果我们将 《花桥荣记 》、《孤恋花》、《玉卿嫂 》、《金大班的最后 一 夜》乃 至长篇《孽子》等和 《红楼梦 沙稍一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在思想感情上的差异.作为18 世 纪 的没落贵族,曹雪芹难 以排除对 下层人民的偏见,在刘姥 姥三迸大观 园 的描写中,这些偏 见表现便很明显。他虽 然 以同情甚至赞美的笔 调写 了贾府上的 那些 丫环,但那 是作为“金 陵 十 二权”;的“又副册”对待和处理的;再说那种同情和赞头也 是居高临下 的.“五四”以米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则不是这样.鲁迅笔下 的平民百姓可 以十分愚昧落后,但作家对 他们却毫无偏见 和歧视,而 是充满 了由衷的人道主义 同情。这 正是 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较之 以曹雪芹为代表的 古典作家大为进步的一点。这就 是作家 思 想感情 的现代化.在这方 面,白先勇发展了“五四”传统而进 一步超 越 了 《红楼梦 》。白先勇说自己 的思想感情是“酉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⑥,指 的主要正是这一点。田于白先勇出现于20 世 纪60 年代,他的饵品 自然有了全新的时 代色彩、时代内吝.即使他的 那些“没落贵族的 挽歌”,较之《红楼梦 》也有 更为宽泛、更为深厚的 民族意义 与文化意义.与其说他 唱出的 是“没落贵族的挽歌”,毋宁说是 对中华民族悲剧历史的哀叹。它们回荡着一股较之 《红楼梦 》史为强烈的历史兴 衰感,一种无法排遣的“文化乡愁”.白先勇既怀抱着对 中华民族江河 日下 的无 限怅恨,也充满着对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衷心期待。余 光中说得好:白先勇和 《红楼梦 矛“最大的不同是:在他的小说中,20世纪 中叶的贾 宝玉 已经从断垣顺壁荒 烟蔓草中的大观 园中走出来,而且不可能再回去··�6�8`”L新的 生活环境、生活经 历为白先勇 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更为丰富多采 的内容.比如,同为佛道思想影响,白先勇笔下的表现就 和 《红 楼梦 》有很大不 同.白先勇笔下 的佛家 思想只存在于人物的刻划中、而不 象《红楼梦 》那样具有总体的指 导意义.白先勇人物的不幸命运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深不 可测 的超自然力,冥冥 中的这个怪物(即如钱夫人“长错了一根骨头,之类)’ ,似乎友映了他对这种超自然力的信仰和 膜拜;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种气氛酿造,钱夫人的“长错了一根骨头”,尹 雪艳的“犯 了重煞”,娟娟与五宝 的重复再现,李彤二`、的生于 威尼斯、死于威尼 斯,都不能用宗教学来解释.而只能用社会学来解释。“长错 了一根骨头’,只 是 钱夫人瞎 子师娘 的一句评 语,表现了瞎子师娘的迷信思想.而这句话对刻妞’3犷.7 钱 夫 人 的 悲剧一生很有表现苏思 想;同样的,“犯了重煞”,一谈 的。至于 娟娟 与五 宝相貌、,在作品中便得到了渲染,也是人们对尹雪艳的评价,但它她不意味着这便 是 白先勇的也 是不可 和作家本人 的思想混为命运 的酷 肖以 及 李彤的生死一处,吏不 难 用社会生活的复杂来解释 了.我们 绝不可 把 白先勇解 释为一个佛教中 人 解释为生死轮回 的信奉者.情况确如欧阳子所说:“自先勇的 世界,比起曹雪芹的世界,在 逻辑 观念 上确实更为广裹复杂.很可 以把 白先勇小说的 主题,视为曹雪芹 的小说主 题 的扩大和延长.自先勇对 于《红楼梦 》的“扩大和延长⑥”更为 明 显.我们包 括二〔.J4r/ 甘 尸甘~广`、 刃产 、一户~《玉卿 嫂 》这样的 早期小说,其现代手 法都 是 相 当突出 的。按 照传统手法,小说 很容易被写成一个风流 纂妇的风 流韵 事 或者一 般的反封建 故事 ( 小说 的前 半部分确实也容易给人造成这种 印象 ),但是,小 说 对玉 卿嫂 及其情夫庆 生做爱的描写,一下 子便打破 了这种 印象.玉 卿嫂对庆生鹰 抓小鸡一般地疯 狂占有,充 满 了性变态、性虚 待 的色彩;而她 最后 因爱情的绝 望而手 刃庆 生 然后 自找,也 完全摆脱了传统 小说的霸 终。白先勇所 以被 目为台湾文坛 的 现代 派而非 乡土派,关键就是他较多地、较纯熟地运 用 了现代派技巧,“把传统的文学 形式,用一种非 常现代的手法表现 出来”L。这正 是 白先勇对 中国文学的 主要贡献.“五四”以米以鲁迅为 代表的许多作家的例 子 早已证明,白先勇的例子 再次证明,只有把传统和 现 代紧密 结合,将传统 融 人现代,传统才不会成为历史的惰力,现代也才不会成为无根 的浮 萍,才能根 深叶茂地 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将现代与传统的人 为剖裂,则只 能滥用和糟踏作家的艺术才华,“ d无法开出厉久不 蔗的艺术花朵.( 资任编辑黄皿添 )注一:① 《蓦然回首》第68 页,台湾尔雅 出版社,1 9 8 5年第九版。②《第六只手指 》第252 页,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 9 8 8年1 2月 初版.③《明星咖啡馆》,台湾皇冠印刷有限公司,1 984 年6 月初版.④ 《第六只手指 》。⑥白先勇的评 《红楼梦》文字,大多收入他的 《蓦然回首一》、论文、杂文集,故不一一注出.⑥《明星咖啡馆一白先勇与(游园惊梦> 》.⑦ 《明星咖啡馆·为逝去的美照象》.⑧ 《明星咖啡馆·( 红楼梦》对 <游园惊梦) 的影响 》.⑧《致玛·哈克奈 斯》,《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叻星咖啡 馆》、《第六只手 指 》::本@⑥余光中语,转引自王晋民一。52年l月 出版.叨引自归亚蕾 《一生的梦》,0 转引,原刊待查.、邝白曼编《台湾与海外华人作家小传白先勇》,孔建 人民 出 版 利收入 《游园惊梦》,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 8 2年8月初版.。《白先勇的语言》,收入 《颜元叔 自选 染》⑧ 《明星咖啡馆·文学 的主题及其表现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J 9 7 5年1 2月出版.⑥转引自丁涂 《白先勇的新探索 》,香港 《文 汇报》1 9 8 8年1 2月1 9日.@ 《王谢堂前的燕子·<游园惊梦) 的写作技巧和引伸含义 》,勿李欧梵语,见王晋民 《李欧梵谈两岸中国文学的成就与兔 机》台湾尔雅出版社,《当代文坛报》1 0 7 6年4月 初版。,1蛇7年第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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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糅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馆，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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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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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


    ——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现代文学》于一九六○年三月创刊，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间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时，因为经济上无法支撑，一度暂时停刊。三年半后，获远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复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赔钱杂志实在赔不下去了，才终告停刊。复刊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把《现文》创刊的来龙去脉，这本杂志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现文》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详尽的介绍过。因为那篇文章写在复刊前夕，心情兴奋，前瞻的欣喜，倒是多于回顾的惘然。现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经过悠长时间的磨洗，《现代文学》已渐渐变成了历史。当今大学生看过前一阶段《现代文学》的恐怕已经不多，往年购买《现文》的读者，可能也只有少数藏有全套杂志。近几年，愈来愈感到时间洪流无可拒抗的威力，眼见许多人类努力的痕迹，转瞬间竟然湮没消逝，于是我便兴起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刊《现代文学》，使得这本曾经由许多文学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过的杂志，重现当年面貌，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纪录。

    我常常被问到几个问题：当年你们怎么会办《现代文学》的?为什么你们那一伙有那么多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你们怎么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如今有了时间的距离，经过一番省思，我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结论是，《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我们都知道傅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办过当时鼎鼎有名的《新潮》杂志。我们也知道文学院里我们的几位老师台静农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时代的一些名作家关系密切。当胡适之先生第一次返台公开演讲时，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深深记在脑里。“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对我们一直是一种鼓励，而我们的逻辑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这种“五四”精神的具体表现。台大外文系当年无为而治，我们乃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文学活动。我们有幸，遇到夏济安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

    《现代文学》创刊的成员背景相当复杂多元，而由这些成员的背景也可以了解到《现代文学》创刊的动机与风格的一斑。我们里面，有的是随着政府迁台后成长的外省子弟，像王文兴、李欧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复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长大的本省子弟如欧阳子、陈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归国求学的侨生像戴天、叶维廉、刘绍铭，我们虽然背景各异，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艾力克生(ErikErikson)所谓的“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而本省同学亦有相同的问题，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当时我们不甚明了，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正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政府迁台，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台湾正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而战后的新文化也在台湾初度成形，我们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而我们这一代，无论士农工商，其实都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战后的新台湾。“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有其崎岖颠簸的一面。

    一国的新文学运动，往往受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应运而生，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时中国从印度大量输入佛经，佛经的译介，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王维的诗、汤显祖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开放出来的灿烂花朵。我们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其实也不过是佛家一则顽石历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学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诞生的。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没有一个不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六十年代初，我们在外文系念书，接触西方文学，受其启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流派中，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性特强，又因欧洲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伊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都在争读的加缪的《局外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逐渐式微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大陆的学界文坛却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现代主义”的火苗，尼采、萨特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竟然成为了畅销书，大陆剧作家高行健的“荒谬剧”在北京上演，场场客满，观众多为学生。经过“文革”，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了。卡夫卡的《审判》能够引起大陆读者的认同是能理解的，《审判》简直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则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所谓乱世之音。而这一代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于重重危机之中，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在外文系研读西洋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点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处，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荡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要比“五四”时代冷静理性得多，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我们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大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挣扎，其实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再造的大难题，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命定要卷入中西文化冲突的这一场战争中。

    我们战后成长的这一代，正处于台湾历史的转折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于内，自然欲形诸于外，于是大家不约而同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来。那时我们只是一群籍籍无名的学子，当时台湾的报章杂志作风比较保守，我们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创新的作品自然难被接受，于是创办一份杂志，刊载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们的作品，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这股创造台湾新文学的冲动，并不限于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五十年代后期，《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现代诗刊早已发难于前，做了我们的先驱，而政治大学尉天骢等人创办的《笔汇》也比我们略早发刊。可见得六十年代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偶发的现象，而实在是当时大家有志一同，都认为台湾文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代文学》是同人创办的所谓“小杂志”，我们当时完全不考虑销路，也没有想去讨好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这本杂志走的一直是严肃文学的路线。因为曲高和寡，销路不佳，始终亏损累累，但是却因此保持了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那时虽然学识不够，人生经验也很幼稚，但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却是绝对虔诚的。我们那时写作，根本谈不上名利，因为《现代文学》的销路一直在一千本上下，引不起社会的注意，而经费又不足，发不出稿费。我们那时努力创作可能也抱有年轻人的一种理想与使命感吧，要为台湾文学创立一种新的风格。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在《现代文学》那本冷杂志上面壁十年，对日后的写作生涯倒是很有益处的。惟其没有名利的牵挂，写作起来，可以放胆创新，反正初生之犊，犯了错误也不足挂齿。那一段时期的磨炼，确实替我们扎下了根基。现在台湾的报纸杂志多了，稿费高，奖金多，青年作家成名太快，可能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帮助。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番艰辛而又孤独的自我挣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长。六十年代那种严肃而又朴素的文风，倒不禁令人怀念起来。

    《现代文学》的创立，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结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同时在一本杂志上耕耘，无形中也有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以文会友”吧，那的确是一种乐趣。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文学》上投稿的作家，各人的文风各异，文学观也不尽相同，彼此居然相安无事。我想不起我们之间曾经为了文学观点互异而起争执的事情，这简直近乎奇迹，试看看早期在《现代文学》写稿的这份作家名单：写小说的有丛、刘大任、朱西宁、蔡文甫、王祯和、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等以及《现文》几个基本作家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跟我自己，诗人也有一大群，各路人马，会集一堂，竟然能够“和而不同”，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大家对文学都有一个共识：文章是千古事、不朽之盛业。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之间的歧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说各话，互不干扰，一时倒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文学》虽以“现代”为名，但并非定于一尊，虽然那时还没有“乡土文学”这个名辞，可是一些后来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早已在《现代文学》上出现过了，“现代”与“乡土”在这本杂志上从来就没有对立过，而往往一篇作品中，这两种要素并立不悖，文学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以现代手法表现乡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就是一篇道地乡土而又完全现代的杰作。

    六十年代走严肃文学路线提倡实验创新的杂志不多，《现代文学》在那段期间提供了一块文学园地，让一大群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种耕耘，开花结果，日后大都卓然成家，成为台湾文学的中坚。这，恐怕就是《现代文学》最大的功劳了。稍后《文学季刊》创刊，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到今天我还记得有几位作家的初创首篇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时，令我感到的惊喜之情。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的走廊上，有三个低我们一班的学弟来找我，要投稿到《现文》，那就是杜国清、郑恒雄(潜石)和王祯和。我拿到王祯和的处女作马上跟王文兴几个人传阅欣赏，大家惊叹不止，我那时好像已经看到王祯和的未来。我的画家朋友顾福生拿给我一篇小说《惑》，是他的女学生写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六七岁，我颇为讶异，我说那篇小说很怪，那个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现文》上发表了。那个女孩叫陈平，就是日后的三毛。许多年后，三毛才吐露，原来就是因为《惑》的发表，她才决定弃画从文，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从前我只知道奚淞是个才气纵横的青年画家，并不知道他也有文才。有一次他很淡然的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小说，要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封神榜里的哪吒》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为之眩。那是一篇我自己也想写而没能写出来的寓言小说。我在美国接到二十三期《现代文学》，有一篇小说《壁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篇小说写得慓悍，我以为是男作家写的，向姚一苇先生打听，原来施叔青竟是个在中学念书的女生。这些发现，都曾带给我莫大的喜悦。那些作家那时都那样年轻，而且一出手就气度不凡。《现代文学》的确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十年代工商起飞，同人办的文学杂志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飞扬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总希望台湾文学茁壮结实，蒸蒸日上，爱之深，责之切，就不免有许多杞忧。于是我便想如果能将《现代文学》重刊，将《现文》作家群从前那种不问收获的垦荒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许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鼓励，因为他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毕竟比我们当年优越得多，如果他们也肯披荆斩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远超过我们。这个宏愿，终于能够实现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见了允晨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东升及林伯峰二位先生，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推展，满腔热忱，他们赞成我的构想，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十一期。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贯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写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让青年学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早已没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许比较大些，日后有机会，再将后期的二十二期补齐。当然，后二十二期也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马森、黄凡、陈雨航、吴念真、宋泽莱、蒋冲等，而且几个专辑“文革文学”、“抗战文学”，也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现代文学》能够重刊，丘彦明的功劳最大，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不辞劳苦，自告奋勇，策划《现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时间精力编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当年《现文》的作家及主编，撰写《〈现代文学〉与我》，回忆当年在《现文》投稿及编辑这本杂志的情况，他们这些文章，日后都将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史料。《现代文学》的成长，与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心血耗尽。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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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舞台剧【实体书好像没有这篇】


    缘起

    好几年前，白先勇从美国回台湾，我们聚在一起聊天，话题转到把《玉卿嫂》拍成电影的事。好像并不完全徒托空言，导演、编剧什么的，也有些眉目。没有想到呼之欲出的《玉卿嫂》胎死腹中，《游园惊梦》却搬上了舞台。

    白先勇为了把《游园惊梦》改编成舞台剧，很花了一番心血与时间。去年八月，经过了重重意料之外的波折与顿挫，《游》剧终于开锣了。展示在舞台上那出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戏，观众很难知道戏台后的斗争与挣扎。钱是当然的因素，套句白先勇自己的话：“到处求钱，把头都磕肿了，才筹到一百万台币就开始动手。”经济问题固然维艰，但有许多难关，比经济更棘手千百倍，还是再套白先勇的话吧：“台上一出戏，台下一出戏。”这一段公案，可能还得白先勇自己来写。如果不是他拼死拼活的奋斗，《游》剧最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戏演出之后，反应的参差也着实惊人，用句洋文说是controversial。刘绍铭暑假从台湾回美国，给我一张短笺说，《游园惊梦》令人非常感动。然而台湾一般见诸文字的评论，很奇怪，竟然是爆出冷门的负面反响。台湾的“意见的气候”，常似旋风般，把一切个人的看法全部扫荡，强大的单音，把其他的声响都压制下去。一方面好奇，一方面出于担忧，我请了白先勇到柏克莱放映《游》剧录影，并举行一个座谈会。对参加者的邀请，也费了一番思量，希望与会者能由不同的进路来讨论《游园惊梦》，他们是：

    李欧梵：芝加哥大学远东语文系教授。

    白之(CyrilBirch)：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主任。

    张洪年：柏克莱加大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

    高棣民(ThomasGold)：柏克莱加大社会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赖声川：柏克莱加大戏剧系研究所学生。

    当然，还有白先勇和卢燕。

    在这么多“劣评”的影响下，我实在有些替白先勇担心，深怕“不幸言中”，不但我，一位也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事先对我说：“不好看我可要中途离开，先打个招呼。”很多来看的人，想来也人同此心。放映当中，依稀可闻众人的赞赏，有一次换片时，白之回头对张洪年说：“好!”而那朋友终场才离席。

    戏落幕了，灯燃亮了，响起一片掌声。有人说，明年再来一出吧!白先勇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说：“不行，不行!我所有的关系这次全用光了……。”

    这里要特别谢谢：陈亮月鼎力支持，朱宝雍为我们借到语言系视听教室，放映影片。座谈会是在白之教授办公室举行，除了与会者，还有几位朋友：林馨琴、林淑敏、丁乃竺、丁乃筝、翟志成、华玮。

    “假设观众没有看过我的小说。”

    金恒炜：《游园惊梦》在台湾造成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一个“事件”。身在海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报导、评论以及争辩，遗憾的是，未能躬逢其盛。这次非常感谢白先勇先生把录影带，带到柏克莱放映，同时也感谢在座诸位拨冗参加座谈，发表一些海外的看法及反应。

    这次座谈，本来打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请参加座谈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他个人的看法；第二部分，互相讨论，交换意见。如果时间不够，最少可以完成第一部分。

    我想先从远来的客人开始。李欧梵教授远从芝加哥乘飞机赶到这里来，他说在飞机上自己又重温了《游园惊梦》，他愿意从《游园惊梦》的原著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搬上舞台这一个过程，发表一些意见。

    李欧梵：我最感兴趣、最想知道的是，从一个文学形式变成另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就是从小说变成戏剧的问题，我知道白先勇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对金)我能不能先跟白先勇对谈一下?

    金恒炜：当然可以。

    李欧梵(对白)：你改编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戏剧性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你小说中非常含蓄的地方，非常暧昧的地方，非常微妙的地方，在戏剧的表现中就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强烈，暧昧性就比较减弱些。是不是为了顾及观众……总之，所谓“戏剧性”是怎么一回事。

    白先勇：我改编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假设观众没有看过我的小说。在香港演出的那一次(一九八一年八月)，因为观众对小说都很熟，就完全依照小说的形式，不必考虑到懂不懂的问题。这次我假定观众都没有看过小说，改起来就特别吃力。一方面我不肯牺牲小说的精神(大家会心的微笑)；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戏剧性。既要保持小说原著精神，又要兼顾戏剧性，这是经常想到的地方。

    李欧梵：你前面加了一段。戏一开始有两个佣人在对话，好像是从《思旧赋》来的。当然我一下子就想到Hamlet《王子复仇记》，开始时也是两个卫兵的对谈，好像影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用《王子复仇记》做形式上的比配，可能有一点意思，《王子复仇记》的后面有鬼魂在那儿，而《游园惊梦》几个重要的故事，也是一样，前面由钱夫人做独脚戏，后面有过去的鬼魂。在形式上，看得出白先勇花了很大的苦心，有几段加得非常好。第一段把整个事情介绍出来。还有崔福生与钱璐吵嘴的那一段，在语言上故意用很多cliché，四个字四个字的，戏剧效果就完全弄出来了。另外，意识流的那一段，我在飞机上又看了一遍，而且也背了其中一部分，我发现(小说中)所有的字，几乎都在戏剧中重现了，但有时候讲得多了一点，比如说“他那两个眼睛”那句，小说中只有两句，戏剧里说了四次。

    我想再问白先勇一个问题。你改编意识流成电影那一段的时候，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

    卢燕声音都有点哑了

    白先勇：意识流那一段是重头戏，不但要观众看得懂，还要得到欣赏的乐趣，这就不容易了。

    我非常高兴李欧梵提出《王子复仇记》来。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王子复仇记》，还是电影，劳伦斯奥利佛演的，那时我还没有念莎士比亚，看不太懂，只见他自言自语讲了半天，实在不懂，后来读了Hamlet，到了美国看了演出，知道他在讲什么，才觉得非常有味道。所以我想“独白”的演出形式，恐怕观众对内容多少先要有些了解，最重要的我认为得靠卢燕女士的delivery。几大段的独白在那儿，她演的时候，三千观众鸦雀无声，连咳嗽也不敢咳一下，可见她把观众都抓住了。因为独白时，所有的灯都熄了。只有一盏孤灯照着她一个人在那儿，要把观众整个抓住，完全听她的声音，看她的表情与手势，这是很难的。所以“独白”对演员是完完全全的挑战。

    李欧梵：这个完全成功了，而且我可以解释成功在哪儿。“独白”在西方戏剧里也有，特别是女的独白，最近芝加哥演出一个歌剧也是女主角的独白戏。我还看过一部话剧(HumanVoice),也是独白的形式，男友走了，那个女主角回想以前的事，那个“独白”就一直在“动”，她一下子睡在床上，一下子拿起电话，一下子又梳理头发，让人觉得她累得不得了，戏演完了，我看她真累坏了。可是卢燕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基本上动作是象征的，站在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动，完全由声音的节奏与形象使人感受大的震撼力，到最后(对卢燕)你声音都有点哑了，我怕你是太激动了，接下来，你就说我的声音不好了，整个内心戏全由声音表达出来了。

    这出戏，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演技，小说不可能把这些都写出来。

    西方文学批评讲究的是“各个文学形式与版本的关系”，《游园惊梦》是现代小说，再上面是《红楼梦》，再上面是《牡丹亭》。《游园惊梦》当然有三、四个层次，把这个小说改编成戏剧，某些方面可以恰到好处，因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基本上是由戏剧表现出来的。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可是既然是传统的戏剧形式，要将它搬到现代舞台，就发生非常大的问题；遇到“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很多西方的剧作家，比如布莱希特(Brecht)、怀尔德(ThorntonWilder)也把中国的许多戏剧手法拿出来衍生运用。我个人觉得卢燕女士的表现是现代的形式，可是用的是传统的精神，因为传统戏剧的独白，不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是现代派，我总希望能把传统中最好的部分用现代精神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游园惊梦》在舞台设计、导演手法、场景转换等方面，虽然大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个人觉得还没有脱出传统的形式，所以后来把新的媒介体放进去时，不免有些牵强。譬如说，用电影方式的那一段，我们现在是在T.V.上看，“国父纪念馆”演出时却是摆在舞台上方，效果如何我不清楚，不能评论。如果专就电影运镜本身来说——我是影迷，一看到电影，要求就比较苛刻一点——白先勇这一段意识流用电影来表现，可以说是最西方的了，在里面我也看到劳伦斯(D.H.Lawrence)的影子，像白树、像马。西方电影戏剧把马叫Equus，也是当成一种象征。用马当象征，相当可行，可以拍得很好的，可是一定要象征，不要弄成写实了。《游》剧中两匹马的头交在一起，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果用Lawrence的手法来拍，可以着重在腿、在鬃毛。《游》剧里马并没有跑，只用声音，我想可以多用一点蒙太奇，因为电影形式与戏剧不同。这部戏有多种形式，非常复杂，这种结构的复杂面，用电影手法应该都能表现出来，这才对得起小说。我觉得《游》剧里结构的复杂面不太够，或许台湾的电影从业员有他自己的想法。

    再从舞台形式来谈。家具的摆设并没有充分的利用，如果用比较表象派戏剧手法的话，灯光可以使家具发生变化，同时灯光的效果也能做更大的发挥。当然，这又牵涉到韵律(tempo)的问题，如果变成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话，把整个气氛打破了，也不太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教研究戏剧的人。中国的戏剧或话剧，从“五四”到现在，总是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框框，中国以前的戏剧不只是现实主义，这是个讨论过很多的老问题。特别像《游园惊梦》这样的一篇小说改编成戏剧——这个小说又是古又是今；又是传统又是现代；又是《牡丹亭》又是《游园惊梦》——如何更灵活的去表现运用在舞台上，这也很值得大家去考虑。纯从形式上说，把《游园惊梦》和《荷珠新配》做比较，《荷》剧在某些层次上，它的独特性比较高，因为《荷》剧把平剧滑稽化，使之充满活力。当然，如果太过分现代化，过分有活力，也会使古典美减杀。在形式上，《游》剧已绝对能够达到古典美。特别是卢燕女士的声音、节奏，完全洋溢着古典美。

    最后再提一个小问题。小说里的“程参谋”，现在戏里头叫“程志刚”了。两个男的，有点double的味道，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姓程，一个姓郑，连音也差不多。这两个人的造型，姓程的比较现代，可以说是台湾新生的一代，发型也比较现代一些，可是南京的那个参谋太西化了，头发应当梳得光光的，留一撮小胡子，穿着马靴……

    白先勇(插入)：这我要解释一下，这是有原因的。

    台湾演出受舞台限制

    我先就上面几个问题谈一下。第一在台湾排戏，受舞台限制很大，台湾没有一个舞台是可以旋转的，你不能动。第二，你刚才讲的那许多问题，都与预算有关，一点点的小更动，就是几十万(台币)投下去。我们参与这个戏剧的人，全是义务的，在“克难精神”之下弄起来。摄影是借来的，好在张照堂富有经验，国父纪念馆的灯光也不是为舞台表演设计，全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由无生有。如果有一个新剧场，technique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还有那两匹马，台湾只有这两匹马，拍来拍去，就只有这两匹(大家大笑)。至于头发，那个演员正在拍另外一部电影，是现代的，我们不给钱，我本来想替他剪的，也不能够剪……(大家又一次大笑)。

    翟志成：为什么不换角?他那个角色也不是太重要。

    白先勇：还有很多麻烦，牵涉到cameraface,新人看起来好看，镜头一试就全不是那回事。这个人是试过的。

    金恒炜：下面请白之教授发言。白之教授专攻中国文学，对中国戏剧尤有精湛的体验。记得我第一次去看白之教授时，他正在翻译《牡丹亭》，去年这本书出版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白教授到柏克莱之后，与陈世骧先生交往甚密，一起看了很多中国戏。白教授以《牡丹亭》的翻译与研究者来看《游园惊梦》，一定很有意思。

    被时间困住的三姊妹

    白之：我非常感谢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看《游园惊梦》，一时之间，平剧、话剧、昆曲都欣赏到了，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非常动人。

    我没有特别的见解。我觉得一个现代的作家，要利用中国文学的传统作品做题材，表现出来的多少有反讽的意味在里面。我们拿汤显祖的《游园惊梦》做一个引子，来看白先勇的戏，就非常有趣。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考虑的是杜丽娘到了中年是怎样个样子……

    白先勇：这个没想到过……(接着大笑)。

    白之：杜丽娘花园里的梦，汤显祖写得很含蓄很美。后来杜丽娘死了，死得很惨，再过三年，又复活了，与柳梦梅结婚，好像直到中年、老年都快活一生。我们摩登的现代作家，拿这个题材，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女主角到了中年，再回顾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梦，非常动人的。现代的《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是骑马来的，从秀才变成参谋。有时代的批判，饶人咀嚼。

    还有一点可说。由传统戏剧改编成现代话剧，拿古典做材料，但是用现代手法来表现，如戏中戏，也是相当摩登的。自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好戏不多，但田汉的《关汉卿》也用“戏中戏”的手法，关汉卿自己演《窦娥冤》，台上有人演，台下有人看，我觉得在技巧上达到《游园惊梦》的效果。

    李欧梵提到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拿卫兵来说明，《游园惊梦》最后一段是三姊妹在一起，使我想到契诃夫的《三姊妹》……

    白先勇：这是我很喜欢的戏……

    白之：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契诃夫的三姊妹是被生活所困住，你的《游园惊梦》的三姊妹是被时间所困住。

    金恒炜：我想请张洪年教授发言。他有兴趣就《游园惊梦》改成戏剧后的象征，发表意见，这当然是有意义而且相当重要的。

    张洪年：小说我看了很多次，所以很熟。刚开始看戏时，有些失望，只见两位老先生老太太嘀嘀咕咕，讲了半天，好像跟戏没有关系，心里觉得看不到我预期的东西。看了一会儿，我才习惯了，知道我现在在看戏，不是在看小说，只要这个adaptation一过，就有意思了。

    我觉得小说与戏剧在主题上有点不一样，戏剧的重点好像摆在秦淮妓女生活上去，钱夫人对钱将军说“我出生寒微，恐怕配不上你”这些话，原小说的重点就不在此。戏里用了“赏心乐事社”，这在原小说中也是没有的，可是加的很好，客人来“游园惊梦”“赏心乐事谁家院”，而结尾是在窦夫人宅子外面结的，“谁家院”的涵义就出来了，就好像林黛玉葬花之前听到别人唱“赏心乐事谁家院”一般，有一些凄恻。

    原小说中非常重视“月亮”的象征，充满了“月亮”意象，比如“玉桂”、“桂枝香”、“月月红”、“蒋碧月”；只有“蓝田玉”用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典故，接着用“太阳、太阳”是一贯下来的——你用月月月的，很多地方“月”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得月楼”，比如说钱将军对蓝田玉说“除了月亮摘不下来，都给你了”，好像月亮是一个得不到的dream。小说中的窦公馆像广寒宫，可是戏里头看不到广寒宫……

    白先勇：我加一句。在舞台上，一开始是一弯新月，最后曲终人散是月在中天……

    李欧梵：我完全同意张洪年，在中段的时候整个气氛要有广寒宫的味道……

    张洪年：灯光的控制可以营造出月宫的感觉。戏剧演出时，舞台上方有一方银幕，如果改成电影，原小说里有“云母屏风”，徐太太唱的就是嫦娥故事，“云母屏风烛影深”，追忆时可以从云母屏风追进去，那就转得很自然，将比舞台上面用银幕要好得多……

    白先勇：那限于条件嘛。

    很高兴敢演出这样严肃的话剧

    张洪年：另外，戏里头有一段介绍笛王顾老师的，前面铺张得很厉害，顾老师上场后，我一直等顾老师的表演，后来好像没有戏了。我builtanticipation，却落了空。还有一点，就是衣服的颜色，钱夫人的衣服太绿了，原小说是很深的绿，与月月红大金大红的鲜艳可以对比，窦夫人原小说是“银灰洒金”，戏剧里穿的比不上原小说写的美。

    戏里加进去“折花”那几段，是原小说没有的，用很subtle的方法，把他们的暧昧关系都点了出来，做得非常好。此外，梅妃、贵妃的故事，也是原小说没有的，但都可以与原精神连得上来。

    白先勇：梅妃本来是没有的。

    金恒炜：高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文，透过白先勇与杨青矗的小说来分析台湾的社会结构。今年(一九八二)六月他到台湾时，刚好《游园惊梦》正在排演，他本来想去看的，却没有看成。这次总算有机会一偿夙愿了。高教授是研究社会学的，是不是可以用社会学的角度谈一谈?

    高棣民：首先我想向白先生和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六月在台湾时，《游园惊梦》正在排演，我忙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赶去，所以这次是很难得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戏相当成功。开始的一段，佣人们的对话，你(指李欧梵)想到的是《王子复仇记》，我想到的是《雷雨》，《雷雨》不也是这样开始的吗?另外，我想到《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作)，也有很多幕用意识流手法。我很高兴台湾有人敢演出这样严肃的话剧，正表示出：你们看得起台湾的观众，过去的电视、电影太不像样了(大家大笑)。我觉得这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相当成功，我想可能只有像白先勇这样的人……

    白先勇(飞快插入)：这样的傻子……

    高棣民：……才能弄成功这样的戏。演技的水平也特别高，卢小姐的演出让我感动，从台湾过去的电视、电影来衡量，很难想像能有演出这样的戏的演员……我的看法可能有一点过火……

    白先勇：一点也不过火。

    高棣民：这出戏，演员多，演技好，台词好，可见他们对观众的尊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也看出台湾的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地步。我不是靠艺术吃饭的，我的铁饭碗是社会学，其实现在还是玻璃饭碗，所以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一谈。

    对“台北人”这一类人反感

    一九七年到七二年，我在台湾东海大海教英美文学，第一次看《台北人》就在那个时候。我对一位很优秀的学生说，我一直在教西方文学，你介绍一点台湾的现代文学给我好吗?刚好《台北人》出版，他说，这是最好的，你非看不可。那时候我的中文太差，前几遍还看不太懂，看了之后，一方面感动，一方面也起反感。我不是对白先生起反感，而是对“台北人”反感，我想我同你(指白先勇)一样，既同情他们，又对他们不面对现实有批评，我认为这个小说反映了台湾社会的一面，他们身体在台湾，但心在中国大陆，在南京、在桂林、在上海、在苏州。

    一九七九年至八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深造，一方面教中国现代文学，我也介绍台湾现代文学给他们。我住在上海以后，才深切体会到台湾那些外省人的心态，我也才理解到他们在台湾重建上海的意欲，最热闹的地区是台北中山北路、南京路，商店、菜馆都是上海的招牌，六月份我回台湾，更清楚更深刻的看出来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现在的上海，而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台北人》小说的背景是六年代，现在一九八二年，这些“台北人”的心态是不是还与以前一样?因为七年代初期我在台湾的许多上海朋友，总是批评台湾，唉，这个菜没有中国大陆的好，这个店没有中国大陆的好，什么都是中国大陆的好，他们看不起台湾货，只有上海的好。其实在中国大陆也一样，上海人到什么地方去都挑剔，这种现象只是在台湾表现得特别显著。

    这次我回台湾，跟外省人谈话，我觉得他们有些不同了，现在不会老是批评台湾，好像感觉台湾这个地方还不错，可能我们想像的上海，比不上现在的台湾吧。

    《游园惊梦》搬上舞台，我看观众大部分属于年轻人，他们对白先勇笔下的这些人物有什么看法?是不是认为只是他们父母的一代——如果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另外，我也想知道你(指白先勇)对六年代八年代这些人的心理变化有什么看法?

    有些年轻女孩看了落泪

    白先勇：我先回答高先生的问题。这次看戏，不错，是年轻人多，但另一个现象，中老年人也特别多。我想你说的台湾那些外省人通通去了，全部去了，我想他们的怀乡情绪还在，和你说的那种批判心态不太一样。年轻人看这个戏，我想心情就像英国年轻人看UpstairsandDownstairs一样，出于好奇，看看那种生活形态，因为已经隔远了，他们这一代没有见过的；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再年轻一点的，隔得更远了，对那种生活形态完全不明了，或许反而有好处，他们没有所谓的批判心理，等于去看一场历史剧……。

    高棣民：就像中国大陆的青年看《雷雨》一样。

    白先勇：有些年轻女孩看了落泪。我想那恐怕是因为卢燕小姐演技和universal的东西，除了社会意识之外，对人性中lostlove,lostyouth的感慨。

    金恒炜：高先生刚才称赞演员的演技，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在别的戏中他们不能演得那么好?台湾的演艺界应该检讨。这表示台湾不是没有好的表演人才，而是有人才不能好好用。

    高棣民：我想是那些老板以为好的东西没有市场。这次白先生的戏获得成功，可能就会引起老板们的注意。我想林怀民也是一样，过去台湾没有什么舞蹈，既没有人才，也没有培养人才，又没有市场，一九七七年我到台湾作研究，刚好《云门舞集》演出，哇!那个轰动，我看过三、四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观众是年轻人，他们愿意花钱去买票!林怀民、白先勇成功之后，一些大老板可能会开始重视。像这种话剧，在美国也不一定有市场。

    白先勇：高先生的说法，再正确也没有了。另外我要为台湾的演员们叫屈，台湾有好演员，也有好导演，好设计家……都有，就是没有好制作人。他们不肯拿钱出来，就像你(对高)刚才讲的，瞧不起观众，不尊重观众。我们有信心，只要戏好，台湾绝对不愁观众，就怕没有人有眼光。

    制作过程反映出台湾戏剧观念

    金恒炜：下面我想请赖声川先生发表一些意见，他专攻戏剧，在这里导过五部戏，一定有很多专家的看法。

    赖声川：专家不敢当。从八月开始，知道台北要演《游园惊梦》，就拼命写信回去，要家人朋友寄资料给我，所以搜集了许多资料。今天有机会看这出戏，实在很高兴，感想也很多。我觉得白老师的功劳太大了，可以说使台湾戏运推进一大步。由于这次演出，也可以看出台湾发展剧运的许多困难。我想从实际的舞台工作来讨论一下这个戏。

    刚才李教授说，这个戏的症结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戏和小说一样，《游园惊梦》是个现代小说，搬上舞台也是现代剧，所以要解决的大问题，不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问题，而是写实与幻想的处理方式。白老师在小说中处理得非常好，我觉得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搬到舞台，从头到尾就是要克服这个问题。

    以前有人说《游园惊梦》不可能改成戏剧，我的考虑不在可不可能，而是有太多可能，问题是选择哪一种?我记得契诃夫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事，并不是舞台上演出的，我们并不是每天激烈的恋爱、杀人，所以舞台上的种种都是假的，每天的生活不过是吃饭穿衣，而我们的命运却在别处被决定了。《游园惊梦》就把决定命运的东西放在钱夫人的独白和影片中，这是白老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这绝对是行得通的一个方式。

    但我和李教授的意见一样，那个影片有点多余。因为白老师在小说中关于马的那一段语言，尤其关于性，其象征与意象之丰富，用影片拍出，反而表现不出那么多层次。另外，卢燕女士走进烟雾的那一段，相当好。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不用影片，以其他方式来表现，也许更强烈。一般说来，要有很特殊的理由，才能在舞台上放影片或打幻灯。现在这个做法，我觉得像是为这个戏道歉——哎呀，对不起，不能牵两匹马上舞台表演，只好放个影片给你们看。

    刚才白老师说话时，我听到你说：“年轻人看这片子……”也许白老师的潜意识里最理想的是电影。其实舞台的功效就非常非常大，而且有多种做法。这次《游园惊梦》的制作过程，相当程度反应了台湾的戏剧观念和心态。简单来说，我对演员万分佩服，他(她)们演得太好了，对舞台设计和导演，我有些意见。台湾的舞台剧，还不脱电视、电影的心态，因为舞台剧太少了，不能理会舞台真正震撼人的能力。当然，台北国父纪念馆的空间也太大太宽了，根本不适宜演出话剧或舞台剧，它没有办法挡起来，因为一挡，一半的票可能就卖不出去了。由节目单的舞台设计图看来，聂光炎先生也被夹在现实与幻想之间。他设计了一种比较古怪的舞台，前面一排两对沙发，完全呈直线，后面一堵墙也是直线，这显示他想走抽象的路子，但客厅里的戏大半是写实的，如能弄些斜线就会好一点。舞台中间又空出一大块，这当然完全是有意识的。因为卢燕女士需要到前面去独白，半径一公尺半的圆圈其实就够了，不必空出三到四尺这么大的圆圈，把两套沙发从中斩成二截。《游》剧并不要求两组沙发上的人需要勾通，需要讲话。在一条线上，人站起来就显不出对比了，这个问题，特别在钱夫人拒绝唱《惊梦》的时候最为明显。这是戏中最重要的一幕，卢小姐非常入戏，我们从电视上的特写镜头看得出来钱夫人的拒唱，说明了许多东西，但舞台上大家排坐在同一条线上，稍远一点的观众，不但认不出谁是钱夫人，更看不出表情来。

    台湾目前最需要的是舞台语言，让演员顺利的说话。一个戏中，韵律是很重要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韵律，两个人在舞台上久了，一定会有一个人陷入另一个人的韵律中。《游园惊梦》里，我觉得除了卢燕女士，其他人都陷入别人的韵律，从头到尾，变成一个拍子，这时就需要导演出面平衡了。如果是电视或电影，可以用剪接来打散单一的韵律，舞台上就不能如此。

    另外，对剧场管理我有一点意见。刚刚听白老师说，《游园惊梦》演出时，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这犯了一个大忌，失了火怎么办?来了地震怎么办?死两千五百人可不是件小事。第二点，我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哭声，喊爸爸。为什么让小孩进去呢?

    白先勇(笑)：那是国父纪念馆里管理员的小孩子，我们来不及把他提出去。

    赖声川：这反映台湾对戏剧的态度还不够严肃。

    高棣民：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赖声川：是。但我觉得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金恒炜：卢燕女士从洛杉矶赶来参加，请说一些话……

    希望白先勇找到人出资拍电影

    卢燕：这次能参加演出，在演技上得到一些宝贵的心得。因为国父纪念馆不是一个演舞台剧的地方，而且《游园惊梦》有许多细腻的内心感受，在大戏院里，十排以后的观众就无法看出演员的眼神等细微处，非要夸张才能让他们了解，所以特别难。钱夫人这个角色，是有平剧背景的，她是唱戏的，可是在现代舞台上，白先生要求有一种美的姿态，一举手一投足都要表现出她以前的training。要怎样才能自然，不让人觉得在做身段，stylizedmovement，白先生跟我研究了很多，他每天到我旅馆来，教我很多姿势动作，我吸收后，再变成自己的。白先生编的剧本，我的动作本来是很少的，我现在再看这个戏，发现很多都是他教的，我希望(对白先勇)能satisfied您的要求。

    白先勇：太好了，演得太好了。

    卢燕：剧中有三个主角，在我观察，当然也是导演的观察，我的这个角色，应用最simple的方式表现，才显出与其他角色的不同。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过分了一点，把您的tempo节奏拉下来一点，tooslow……

    白先勇：我要插一句，整个tempo是要慢的，如果很快，就不是游园惊梦了。

    卢燕：我看了这个录影以后，非常希望有机会再演一次。因为排戏和演出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现在看了，才发现到：哎呀!这个地方我觉得已经givesomuch,butitsnotenough,有时候觉得挺够，subtle,itsnotenough，如果再有机会，我可以掌握得比较好一点。小说中很多细腻的地方，舞台上没有法子尽量发挥，希望白先生继续努力，找到愿意出钱把它拍成电影的人，那我就能好好的演了。

    赖声川：只要有小型的剧场就可以了。在荧光幕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特写镜头，好比宴会中，您从头到尾没有开口，可是完全演活了钱夫人……

    卢燕：哦!因为你知道她的心情，她坐在那里究竟有多么委屈，她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背对着观众，希望用背来告诉观众，我坐在那儿是多么的委屈，心里是多么的不自然，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够表现出来。

    白先勇：是这样子。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只有她一个人，背对观众，冷冷清清的，到她一转身讲出委屈的时候，感觉就出来了。这次能在国父纪念馆演出，已经是不得了了，soundsystem，音响效果完全是自己重新设计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戴了一套wirelessmic，台上有二十几个microphone,还有一个人专管控制，有些人说话有回音……这个剧在技术上，复杂得不得了，灯光的变化有七十多次，每次都不能差一点。

    卢燕：其实这不算是typical舞台剧，因为在一个三千人的场地，戴了mic，如果真的用舞台上的projection，效果反而不好。

    这次和台湾的演员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们的水准不比百老汇的差，可惜就是没有机会让他们表现，所以白先生要多写剧本。

    金恒炜：八月份我在洛杉矶碰到卢燕女士，当时谈起您《游园惊梦》，我问您这个戏是不是空前绝后的，您说空前是可能，但不会绝后，您又说希望能演《永远的尹雪艳》，您已经跟白先勇要了这个角色了，我们希望《永远的尹雪艳》可以出来。

    这次座谈，本来我还约了葛浩文(HowardGoldblatt)，他因为学校忙，不能到场，但他会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按照时间，大家现在就应当出发了，不过我们还可以延一下。本来最后要请白先生谈谈小说改编成戏剧遇到的一些困难，刚才开始时你已经谈了一点，是不是还愿意再谈一些?

    避免文艺腔是编剧的最大雄心

    白先勇：我想我就做个结论。这次把小说改成戏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话。我们戏剧几十年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对话不自然，一直都有文艺腔，我希望自己写的对话能做到没有文艺腔。文艺腔也不见得就能做得很诗意，因为原小说是很poetic，很lyrical的，所以我希望又抒情，对话又自然。中国的电影、话剧最令人不满意的，就是对话，我想这和“五四”以来的小说有很大的关系。避免文艺腔，是我这次编剧最大的雄心。

    张洪年：我要说一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归亚蕾的舞台腔很重，她平常演戏根本不是这样说话，后来胡锦出场了，舞台腔更重，可是卢燕就不一样。后来想清楚，她们三人的delivery都很好，恰如她们戏中的身份。胡锦演的是还在戏中生活的一个人，窦夫人正一步步出来，而钱夫人已经完全出来了。一开始两个仆人的说话，我同意舞台腔是重了点。

    白先勇：我写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我听他们念，听起来不对的就改掉。我很注意这个，也就教各位，希望是成功的。看台湾的电视剧，乃至曹禺的剧本，最不满意的，就是文艺腔太重。第二点，独白之长，恐怕是中国剧中第一次，使我捏了一把汗，实在舍不得删掉，我觉得独白是这个戏的精神，也晓得是个很大的冒险。第三点，把平剧运用到戏里，有很多是平剧动作。我们请了三位平剧老师，一位是徐炎之，他是台湾的昆曲泰斗；另外是梁秀娟和马骊珠，两位平剧界前辈，加上这几位演员在平剧界都很有修养……

    赖声川：这是创新之处，卢燕女士独白的时候，有很多平剧动作。

    白先勇：我希望把平剧用上去。就是白之教授讲的戏中戏，我想用戏来点题，《游园惊梦》是不必说了，《贵妃醉酒》、《洛神》、《霸王别姬》都是为了点题，希望那历史层面藉戏来推广，这种用法，在中国戏剧里也是第一次，这几点，是相当冒险的，不知道演出后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平剧用得相当好，把气氛烘托出来，这全靠演员几十年的平剧修养，不然动作一出来不像就糟了，“穿帮了”。

    我希望台湾的观众不再像Tom所说的受侮辱，也希望台湾在各方面都能再创新，我们只是第一步，可以做的事太多了。这次我们希望是Broadwaystyle，而不是实验剧式的。这次的演出，辛苦是非常辛苦，这几个月中可说每天都在挣扎斗争，可是报酬太大了，和这些演员、艺术家合作，是我最大的愉快，也希望这次起步之后，舞台剧后继有人，相信台湾的话剧还有前途的。

    金恒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但每位与会人士都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也彼此交换了意见，实在是一个丰收。谢谢大家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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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也没有？}


    红楼梦第廿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写到黛玉与宝玉在大观园里一同观看《西厢记》，同时两人又埋葬了地上的落花。那时正是暮春三月，黛玉独自走过梨香院，恰巧听到里面戏班子的女孩在演唱牡丹亭《游园》里的警句：

    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黛玉不觉“心痛神摇”、“如痴如醉”，后来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一段描写黛玉听曲在心灵上所遭受到的震撼。而在全书主题的发展上，这一回也占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黛玉首次醒悟到人生无常、繁华易歇的警兆。有了这一回的伏笔，才有第廿七回黛玉的自挽歌《葬花词》，更进一步指向黛玉“魂归离恨天”的命运。

    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这是《红楼梦》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当然，中国小说中穿插戏曲，并不始自《红楼梦》，《金瓶梅》中更有许多戏曲穿插。但《金瓶梅》中的戏曲多为装饰性，与小说主题不一定有重大关联。而《红楼梦》的戏曲，却与小说正文融为一体，不仅使小说情节丰富，更重要的还暗示出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

    《红楼梦》开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姑那十二支《红楼梦》曲子，其功效有如希腊悲剧中的合唱(chorus)，开始便唱出了十二金钗的悲剧收场。这十二支曲子如同小说的总纲，替日后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都埋下了伏线。第十八回元春归省，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脂砚斋认为这四出戏所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四出戏取自《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与《牡丹亭》，分别影射贾府盛衰及人物兴亡。《离魂》是《牡丹亭》的剧目，在书中第一次出现，与廿三回的《游园》遥相呼应。《离魂》叙述杜丽娘的夭折，暗伏黛玉之死。无怪乎第廿三回，黛玉在梨香院听到《牡丹亭》的警句，会“心痛神驰，眼中落泪”，因为绛珠仙草警悟到自己终将与百花同朽，而对此无可挽回之命运，发出无奈的悲叹。

    曹雪芹一方面利用戏曲中的情节，来加强小说的戏剧效果，一方面又利用戏曲中的优美诗词，来烘托小说的抒情情调。这种以戏点题的手法，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小说技巧里一项至高的艺术成就。

    《牡丹亭》这出戏在《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中也占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无论小说主题、情节、人物、气氛都与《牡丹亭》相辅相成。甚至小说的节奏，作者也试图比照《游园惊梦》昆曲的旋律。小说的故事，是叙述南京秦淮河畔卖艺的女伶蓝田玉，下嫁一位年老将军，享尽荣华富贵。到台湾后将军过世，蓝田玉身份下降。

    故事开始，钱将军夫人蓝田玉到台北窦将军公馆赴宴。窦夫人是钱夫人从前在秦淮河卖艺时的姐妹。现在生活豪华，宴会排场盛大，会中还有清唱余兴节目。一位客人所演唱的正是《牡丹亭》《游园惊梦》的昆曲。故事高xdx潮侧重在钱夫人蓝田玉，听到《游园惊梦》的昆曲，内心所受到的激荡波动。正如同《红楼梦》第廿三回黛玉听曲一般，蓝田玉也开始“心动神摇”、“如痴如醉”。而小说中所引的昆曲唱词也含有《红楼梦》第廿三回所引的《游园》那几行警句。

    《游园惊梦》这出昆曲对蓝田玉一生的命运兴衰，亦有重大关连。首先，钱将军是因为听了蓝田玉清唱《游园惊梦》为她才艺倾倒，才娶她为夫人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南京一次清唱聚会，钱夫人蓝田玉在演唱《游园惊梦》时，发现到她的情人郑彦青郑参谋与她的亲妹子月月红一段私情。一阵急怒，蓝田玉失去了嗓音。若干年后，在台北天母窦公馆里，因为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再度失去嗓音。小说里这段回忆是运用“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的技巧，把钱夫人“心痛神驰”的激情，配合昆曲的音乐和剧情发展，抽丝剥茧，呈现出来。这是与《红楼梦》第廿三回，黛玉听曲，“如痴如醉”的客观描写完全不同。但是就“以戏点题”这一个手法来说，《游园惊梦》无疑是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小说中也提到其他几出京戏，如《贵妃醉酒》与《洛神》，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影射钱夫人蓝田玉的身世和隐情。

    事实上《游园惊梦》的主题跟《红楼梦》也相似，就是表现中国传统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哲理。也就是太虚幻境中，对联上的那两行话：

    假做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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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青春唤不回


    ——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如果你现在走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举目一望，那一片车水马龙、高楼云集闹市中的景象，你很难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从六福客栈以下，一直到圆山，竟是延绵不断一大片绿波滚滚的稻田，那恐怕是当时台北市区最辽阔的一块野生地了。那一带的地形我极熟悉，因为六十年代我家的旧址就在六福客栈，当时是松江路一三三号。父母亲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现在好像变成了“丰田汽车”，家里太拥挤，我上大学时便迁到一三三号，那是松江路右侧最后一栋宿舍，是间拼拼凑凑搭起来的木造屋，颇有点违章建筑的风貌。松江路顾名思义，是台北市东北角的边陲地带，相当于中国地图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顶端。一三三号里有一条狼狗、一只火鸡、一棵夹竹桃，还有我一个人，在那栋木造屋里起劲的办《现代文学》，为那本杂志赶写小说。屋后那一顷广袤的稻田，充当了我的后园，是我经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点缀着成千上百的白鹭鸶，倏地一行白鹭上青天，统统冲了起来，满天白羽纷飞，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拥有过这么多美丽的白鸟吗?现在台北连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让噪音吓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蹓跶，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我来到，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不好意思见到我。其实那时我并不认识三毛，她那篇处女作是她的绘画老师“五月画会”的顾福生拿给我看的，他说他有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学生，绘画并没有什么天分，但对文学的悟性却很高。《惑》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的确很奇特，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小说里提到《珍妮的画像》，那时台北正映了这部电影不久，是珍妮弗琼丝与约瑟戈登主演的，一部好莱坞式十分浪漫离奇人鬼恋的片子，这大概给了三毛灵感。《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三毛，要等到《现代文学》一周年纪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号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作伴，因为吃完饭，我们还要跳舞。我记得三毛穿了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后重见三毛，她已经蜕变成一个从撒哈拉沙漠冒险归来的名作家了。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正当她的写作生涯日正当中，三毛突然却绝袂而去，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年三毛自杀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着实吃了一惊，我眼前似乎显出了许多个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叠在一起，最后通通淡出，只剩下那个穿着苹果绿裙子十六岁惊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原来围着松江路那片田野还住了另外几位作家，他们的第一篇小说也都是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荆棘(其实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两家的家长本来相识的，但我们跟朱家的孩子却素无来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时还打打招呼，但荆棘是个女孩子，青少年时期男女有别，见了面总有点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径穿着白衣黑裙的学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样，骑脚踏车特别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离开她那个家似的。那时候她看起来像个智慧型颇自负的女生，不容易亲近。要等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她的《南瓜》、《饥饿的森林》等自传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时代的成长，难怪如此坎坷。那几篇文章写得极动人，也很辛酸，有点像张爱玲的《私语》。我应该最有资格做那些故事的见证人了，我们两家虽然一墙相隔，但两家的佣人是有来有往、互通消息的，两家家里一些难念的经大概就那样传来传去了。有天夜里朱家那边隔墙传来了悲恸声，于是我们知道，荆棘久病的母亲，终于过世了。《等之圆舞曲》是荆棘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她投稿一定没有写地址，否则我怎么会几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风格相当奇特有点超现实意味的抒情小说，竟会是当日邻居女孩写的呢?人生有这么多不可解之事!

    《现代文学》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阳写的《谭教授的一天》，黎阳是谁?大家都在纳闷，一定是个台大生，而且还是文学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谭教授》写的是我们的老师，台大文学院里的点点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留美的台湾学生“保钓运动”正在搞得轰轰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么又谈起了《谭教授的一天》，大大夸赞一通，朋友惊呼道：“你还不知道呀?黎阳就是李黎，骂你是‘殡仪馆’的化妆师的那个人!”我不禁失笑，也亏李黎想得出这么绝的名辞。

    据说李黎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说批了一顿，说我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谭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处女作，的确出手不凡。没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饭，偶然谈到，原来从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顷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这样的巧事，一本杂志冥冥中却把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系到了一起。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荆棘、李黎，我们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里，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样的情景。然而当时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蓝色时期”，我想见了面大概也只能讪讪吧。有一次，我特别跑到六福客栈去喝咖啡，旅馆里衣香人影杯觥交错，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浮华。我坐在楼下咖啡厅的一角，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满天纷飞的白鸟呢?还有那许多跟白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呢?谁说沧海不会变成桑田?

    台大文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奇景，走廊上空悬挂着一排大吊钟，每只吊钟的时针所指都不同时，原来那些吊钟早已停摆，时间在文学院里戛然而止，而我们就在那栋悠悠邈邈的大楼里度过了大学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个黄昏，就站在文学院走廊里那排吊钟下面，比我们低两届的三个学弟王祯和、杜国清、郑恒雄(潜石)找到了我，他们兴冲冲的想要投稿给《现文》。王祯和手上就捏着一叠稿子，扯了一些话，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那天他大概有点紧张，一径腼腆地微笑着。《鬼?北风?人》登刊在《现文》第七期，是我们那一期的重头文章，我特别为这篇小说找了一张插图，是顾福生的素描，一幅没有头的人体画像。那时节台湾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五月画会”的成员正是这个运动的前锋。那几期杂志我们都请了“五月”画家设计封面画插图，于是《现代文学》看起来就更加现代了。王祯和小说的那幅插图，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为小说中的主角秦贵福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赖着活下去的人。我那时刚看一部苏珊海华主演的电影《IWanttoLive》，大概灵感就是那样来的。杂志出来，我们在文学院里张贴了一幅巨型海报，上面画了一个腰杆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贵福。王祯和后来说，他站在那幅海报下，流连不舍，还把他母亲带去看。画海报的是张光绪，在我们中间最有艺术才能，《现文》的设计开始都是出自他手，那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后来好端端的竟自杀了。在同期还有一篇小说《乔琪》，是陈若曦写的，故事是讲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少女画家，活得不耐烦最后吞服安眠药自尽。当时陈若曦悄悄的告诉我，她写的就是陈平。这简直不可思议，难道陈若曦三十年前已经看到三毛的命运了吗?人生竟有这么多不可承受的重!前年王祯和过世，噩耗传来，我感到一阵凉飕飕的寒风直侵背脊。我在加大开了一门“台湾小说”，每年都教王祯和的作品，我愈来愈感到他的小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嚼青榄，先涩后甘。他这几年为病魔所缠，却能写作不辍，是何等的勇敢。无疑的，王祯和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学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时，文学院里正弥漫着一股“存在主义”的焦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当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加缪的《局外人》是我们必读的课本，里面那个“反英雄”麦索，正是我们的荒谬英雄。那本书的颠覆性是厉害的。刘大任、郭松棻当时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松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一提到哲学就不由人联想起尼采、叔本华、齐克果那些高深莫测的怪人来。哲学系的学生好像比文学系的想法又要古怪一些。郭松棻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郭松棻那个时候的行径倒有点像屠格涅夫的罗亭，虚无得很，事实上郭松棻是我们中间把“存在主义”真正搞通了的，他在《现文》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文章，很有水准。《现代文学》第二期刊出了刘大任的《大落袋》，我们说这下好了，台湾有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小说了。《现文》第一期刚介绍过卡夫卡，《大落袋》就是一篇有点像卡夫卡梦魇式的寓言小说，是讲弹子房打撞球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撞球与浪子总扯在一起(《江湖浪子》保罗纽曼主演)，弹子房好像是培养造反派的温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还相当肃杀，“自由中国”、“文星”动一下也就给封掉了。我们不谈政治，但心里是不满的。虚无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就像魏晋乱世竹林七贤的诗酒佯狂一般。后来刘大任、郭松棻参加“保钓”，陈若曦更加跑到对岸去搞革命，都有心路历程可循。从虚无到激进是许多革命家必经的过程。难怪俄国大革命前夕冒出了那么多的虚无党来。不久前看到刘大任的力作《晚风习习》，不禁感到一阵苍凉，当年的“愤怒青年”毕竟也已炉火纯青。

    “绿鬓旧人皆老大，红梁新燕又归来，尽须珍重掌中杯。”——这是晏几道的《浣溪沙》，郑因百先生正在开讲《词选》，我逃了课去中文系旁听，惟有逃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的焦虑才得暂时纾解。郑先生十分欣赏这首小令，评为“感慨至深”，当时我没听懂，也无感慨，我欣赏的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小山的浓词艳句。那几年，听郑先生讲词，是一大享受。有一个时期郑先生开了“陶谢诗”，我也去听，坐在旁边的同学在我耳根下悄悄说道：“喏，那个就是林文月。”我回头望去，林文月独自坐在窗口一角，果然，“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想起司空图《诗品》第六首《典雅》中的两句诗来。日后有人谈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过‘陶谢诗’。”其实《现代文学》后期与台大中文系的关系愈来愈深，因为柯庆明当了主编，当时中文系师生差不多都在这本杂志上撰过稿。

    台大文学院里的吊钟还停顿在那里，可是悠悠三十年却无声无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连圣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

    六十年代后期，台湾文坛突然又蹦出新的一批才气纵横的年轻作家来：林怀民、奚淞、施家姊妹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是《现文》后期的生力军。林怀民还未出国，可是已经出版两本小说集了，转型期中台北的脉动他把握得很准确，《蝉》里的“野人”谈的大概就是当今台北东区那些“新人类”的先驱吧。而林怀民一身的弹性，一身羁绊不住的活力，难怪他后来跳到舞台上去，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云门舞集来。奚淞也才刚退伍，他说身上还沾有排长气。六九年的一个夏夜，奚淞打电话给我，“白先勇，我要找你聊天。”他说。于是我们便到嘉兴大楼顶上的“蓝天”去喝酒去。“蓝天”是当时台北的高级餐厅，望下去，夜台北居然也有点朦胧美了。那是我跟奚淞第二次见面，可是在一杯又一杯Manhattan的灌溉下，那一夜两人却好像讲尽了一生一世的话。那晚奚淞醉得回不了家，于是我便把他带回自己敦化南路的家里，酒后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居然把他从一楼扛上了三楼去。六十年代末，那是一段多么狂放而又令人怀念的日子啊。

    台湾的鹿港地秀人杰，出了施家姊妹，其实大姊施淑女从前也写小说，白桦木就是她，在《现文》二十四、二十五期上发表了《头像》和《告别啊，临流》，写得极好，如果她继续写下去，不一定输给两个妹妹。施叔青开始写作也是用笔名施梓，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生，《壁虎》和《凌迟的抑束》写得实在凌厉，后来我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和施叔青见面，却大感意外，施叔青的小说比她的人要慓悍得多。我送给了施叔青一个外号“一丈青”，施叔青那管笔的确如扈三娘手里一枝枪，舞起来虎虎有力。当时台北流传文坛出了一位神童，十六岁就会写男男女女的大胆小说《花季》了。我顶记得第一次看到李昂，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剪着一个学生头，脸上还有几块青伤，因为骑车刚摔了跤。再也料不到，李昂日后会《杀夫》。李昂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末代弟子”了，她在《现文》上发表她那一系列极具风格的鹿城故事时，《现代文学》前半期已接近尾声。也是因为这本杂志，我跟施家姊妹结下了缘。每次经过香港，都会去找施叔青出来喝酒叙旧，她在撰写《香港传奇》，预备在九七来临前，替香港留下一个繁荣将尽的纪录。有一次李昂与林怀民到圣芭芭拉来，在我家留了一宿，李昂向我借书看，我把陈定山写的《春申旧闻》推荐给她，定公这本书是部杰作，他把旧上海给写活了。里面有一则《詹周氏杀夫》的故事，詹周氏把当屠夫的丈夫大切八块，这是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这就是李昂《杀夫》的由来，她把谋杀案搬到鹿港去了。小说家的想像力，真是深不可测。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我当评审，看到这部小说，其中那股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不是一般作家所有，我毫不考虑就把首奖投了给《杀夫》，揭晓时，作者竟是李昂。

    《现代文学》创刊，离现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这本杂志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献。酝酿三年，《现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终于问世，一共十九册，另附两册，一册是资料，还有一册是《现文因缘》，收集了《现文》作家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动，因为都写得真情毕露，他们叙述了各人与这本杂志结缘的始末，但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对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岁月，都怀着依依不舍的眷念。陈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辈的青春》，他还牢记着一九六一年，那个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号那栋木造屋两人初次相会的情景——三十年前，我们曾经竟是那样的年轻过。所有的悲剧文学，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怆，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写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学家浮士德，为了捕捉回青春，宁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浮士德的悲怆，我们都能了解的，而魔鬼的诱惑，实在大得难以拒抗哩!正如柯庆明的那一篇文章题目：短暂的青春!永远的文学?回头看，也幸亏我们当年把青春岁月里的美丽与哀愁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变了篇篇诗歌与小说。文学，恐怕也只有永远的文学，能让我们有机会在此须臾浮生中，插下一块不朽的标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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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维尔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件事让人苦乐参半，那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年轻时错得多么离谱。年轻时，我也是政治左派，当时，我以为左派是普通人的代言人。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2. “试图和那些在无知中享受道德优越感的人摆事实、讲道理，通常是白费口舌。”

3. “许多政治左派陶醉于他们的美好愿景，却看不到他们正在现实世界制造的丑陋现实。”

4. “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

6. “把人们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

7. “多年来，教育水平下滑的一个可怕迹象是，太多的人无法提出条理清晰的论点。他们会发泄情绪、质疑别人的动机、做出大胆的断言、重复宣传口号，除了运用理性，他们什么都会。”

9. “自奴隶制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像现代福利国家（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样，有如此多的人感到自己有权享受别人的成果。”

10. “政治左派似乎认为，经济政策议题是检验你的人品的试金石，而不是那种是否可行的事实问题。”

14. “政治左派始终不明白，如果你给了政府足够的权力去创造‘社会公正’，那么你就给了它足够的权力去创造专制。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17. “无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

18. “正如过去许多人警告过的那样，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地消失。它更有可能被金光闪闪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侵蚀。”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读书笔记
96doubiNo2Excellent
0.3 2019.03.26 13:01 字数 1180 阅读 44评论 0喜欢 4
1导读：知识分子究竟怎么样

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象来解读。

问题：当代知识阶层究竟有着怎样的观念？

是什么激励他们成为知识分子？

他们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对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何为知识分子？以理念为产品的人

他们的工作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

但不对外部世界负责任。



3 知识分子的自负：习惯想象别人的无知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假定：人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

哈耶克曾以《致命的自负》一书提醒人们在知识和理性上都必须有节制：“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有可能知道什么是错的。”

【在坚持自己想法的同时，反思自己想法的正确性。】



4 知识分子与经济学：时常误解，甚至误导

知识分子最大的武器是语言。

经济的衰退，往往唤起极权的诱惑，而最早接受诱惑的，总是那些偏好抽象理论的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秩序，是否包含对人之尊严足够的尊重，与这个社会的经济成就，并不成正比。

【对人之尊严或自由的尊重为评价标准，而非政治文化秩序之统一或稳定。】



5 知识分子与社会构想：原则比立场重要

社会构想，即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总体性观念。

知识分子会把以下两种责任作为自己的使命：批判当下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

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在选择立场，选择态度，而不是遵从原则。



6 媒体与学术界中的“可选择的现实”

有意无意地，知识分子中很多人会通过这样的手法来创造他们的现实：删除掉那些与他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相反的信息。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社会越开明，我们就有机会不囚禁于自我之中，故而就越有良心。

【社会越开明，每个人的观点都更多的受到尊重，我们就能够不仅仅听到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多方的声音，从而能够在这种多方声音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执念。】



7 知识分子与法律：传统和习惯比逻辑重要

法律在非常深刻的层次上，对现实社会进行规训，为现行社会制度提供支持。显然，法律是众多相互冲突的思想意识形态相互交锋的竞技场之一。



8 知识分子与战争：抽象的和平主义带来的灾难

知识分子常常犯的错误是用抽象国家、抽象原则，去取代现实的国家与人。

个人的命运必然依赖其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框架。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关系。】



9 总结：知识分子与社会

《通往奴役之路》开篇，哈耶克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知识分子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取得成就，让我们对其遵从，这种遵从可能让知识分子产生某种无可比拟的自信，这种自信让其自大的对其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和事件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人们往往容易信以为真。实际上，这种评价并没有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智力标准。】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不可能抵消事实的、经验的和常识的对抗力量，除非后面这种力量被强权小结。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如果我们照顾好自由，真理就会照顾好自己。

【知识分子不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瞎逼逼。】


白先勇做客香港书展:这是寻找历史真相的时代 (2014-07-13 13:37:11)转载▼
标签： 文化 杂谈        分类： 文化人物
2012-07-20
“小说奇才”白先勇昨天做客香港书展，以《父亲与民国》为题向众多书迷讲述父亲白崇禧的一生以及自己的感悟。讲座现场，白先勇分享了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知名作家章诒和、著名演员林青霞等也到场支持。对于当今大陆一些青年热衷台湾文化，白先勇表示：“大陆对台湾的向往，有点浪漫化了。”



谈大陆青年：他们有寻找历史真相的热情



白先勇今年在内地、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出版了新书《父亲与民国》，该书讲述的是白先勇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个人故事。提到本次出书的感想，白先勇表示：“我们这个民族真是经过很多忧患，其实这个民族非常重视历史。但是，在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民国史有许许多多的空白，这些都没有填进去。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是非常危险的。”

白先勇表示，《父亲与民国》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题目，他希望读者在读他父亲故事的同时，也能了解民国的历史。“我觉得有些历史的真相，应该把它讲清楚。”白先勇谈到了自己此前在内地签售新书的场景。他说，在南京时，一晚上就来了2000多人，当晚自己签了将近3000本书，“我发觉，南京人对民国时期的记忆，还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深刻。他们也许对那一段历史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可是，他们却有着追求历史真相的热情。”“现在时代变了，这是我们寻找历史真相的时代。”

白先勇说，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自己身在重庆，当时正吃着西瓜。播音员在广播中宣布日本投降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讲到这里，白先勇叹了一口气，“民国史被掩盖很久了，尤其是抗日的这一段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打了8年的仗，当时日本军队那么强，我们都没有被征服。”讲到此处，台下不少书迷轻轻拭泪，似有感触。



谈父亲母亲：他们在台湾保持着一份尊严



在讲座中，白先勇讲起了父亲在北伐与抗日时期以及后来到台湾的故事。“我父亲在台湾的17年，基本都是在逆境中过的。”白先勇表示，虽然表面上大家的生活照常，但实际上父亲一直受监视。有一次，父亲实在忍不住了，便写信给蒋介石，说自己一生为国，为何居然要受到监视。对此，当时蒋介石的副手对白崇禧说：“这几个便衣人员其实是保护你的，你看，我身边也有。”白先勇笑称：“在‘保护’久了之后，我们跟他们也熟了。有一次我们去看戏，当天刚好下大雨。母亲见3个人躲在我们后面，雨又那么大，便让我过去，买了3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当时几个小伙一阵慌乱后，还是去看戏了，还看得蛮开心的。”对于自己的父亲母亲，白先勇表示，在台湾的时期，他们还是保持着那一份尊严，很多人过顺境容易，但遇到困境时，就不能那么扶持了。“我母亲一直跟随着我的父亲，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之后，父亲也对母亲敬畏三分。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患难夫妻。”

谈到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白先勇说：“他们分分合合，40年的关系非常复杂，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不过他跟宋美龄（关系）不错。”用白崇禧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觉得，父亲最后在台湾去世，是他求仁得仁的结果。



谈保护历史：现在要加紧保护



在讲座期间，有读者提问道，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台湾文化，尤其是一些大陆青年热衷台湾文化。对此现象，白先勇表示，这的确是一个文化断层的问题，“我一直在关切中国文化的议题……也许因为大陆中间的文化曾经断掉，所以对台湾的向往，就有点浪漫化了。”白先勇也表示，台湾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确还是儒家的那套待人接物。

对于如何保护民国史，白先勇表示：“有一些老人已经很老了，现在要快一点。”他表示，自己上次到南京的时候，曾经跟南京大学研究国民史的专家开过研讨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一个开始。”



白先勇

1937年7月11日生，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曾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游园惊梦》等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章诒和评白先勇： 他笔下的耐人寻味我们很多作家都做不到

昨天，白先勇开讲座，著名作家、好朋友章诒和也来助阵。在书展现场，章诒和谈起了影响白先勇的两大转折。对于白先勇，章诒和感慨道，别的作家也许可以把文章做得很轰动，却无法做出白先勇那一份耐人寻味。

章诒和认为，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2年母亲去世。当时，白先勇自己写了“天崩地塌，栋折梁摧。”而章诒和写给白先勇的是“心缺一角，天塌一方。”据悉，在白母入殓那天，白先勇说：“那埋的不是我的母亲，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而改变白先勇的第二个转折，就是他的病。章诒和表示，白先勇曾在浇花的时候突然晕过去了，随后被送院治疗后又“回来了”。可是那时白先勇就感觉到，人生是有大限的，生命是定数的，人生不可强求，青春也难永葆，只有化成艺术，也许才能永存。章诒和说：“白先勇能走到今天，能有如此成就，你看他的一生，你就明白了，那不是靠码字码出来的。他的写作特点，大概是把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融汇到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之中。他做得最好，历史感和现实感兼具……他笔下的故事耐人寻味，我做不到，我们很多作家都做不到，别的作家可以轰动，却无法做到长久的耐人寻味。”章诒和坦言：“我对白先勇非常敬佩，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对他的评价是‘举止谦恭，内心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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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让徐志摩成为百年来最美的中国男人
原创： 苏小和静默随想录今天






大家都以为，徐志摩是个诗人，而且诗歌还很一般。到现在，依然还有诗人说到徐志摩的时候，各种不屑，好像自己已经比徐志摩高级很多。比如西川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徐志摩狗屁不是。



但如果人们了解到徐志摩的知识结构，他却很有可能是秒杀1900年以来所有文化人的大人物。现在的各路文人，都是红旗下的蛋，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建立起来，至于在价值观和知识结构的层面，最近这几代文人，给徐志摩当学生的资格也没有。



都说我们这群人里面，个个都是左派，真正的右派，少之又少，但仔细考察徐志摩的思考，却发现他就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真右派。很有可能这一百年以来，徐志摩才是那个最美的中国男人。



徐志摩这个人，在国内的时候，就读于上海浸会大学，这是一所极为牛逼的教会大学，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学校教育全方位以基督信仰传统为根基。著名的吴经熊先生是徐志摩的同窗好友，而吴先生是最卓越的法学家，一生信奉基督信仰，一度担任过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大使。



事实上徐志摩在浸会大学之后，接着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修过历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过经济学，然后又在伦敦大学修过政治学，因而对社会事务，对人性秩序，对历史的走向具有某种综合的判断力。



他的诗歌虽然艳丽，浮泛，儿女情长，但却是把口语诗歌和格律诗歌最早融合在一起，并且得心应手的诗人，在诗歌的形式创新方面，他是大师傅级别的诗人。



而在公共秩序的判断方面，他几乎高于当时的所有人。事实上，在民国时代，相比绝大多数知识人对德国价值与法国价值的推崇，徐志摩是少数几个具有英美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思想现象，或许与徐志摩早年接受到的教会教育有关，也与他日后长时间的英美游学有关。可以这样说，即使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学者中真正对英美自由主义有所体察的人，都是寥寥无几。



相比徐志摩开阔的英美自由主义的视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几个名声远播的读书人，基本就属于不入流了。



比如鲁迅，虽然诗歌好，小说也不错，但是他在价值观层面，在社会事务层面，始终是一个造反气质浓厚的左派，一生就模仿了一点点来自日本的进步主义。然后就靠着这点与日本左派有关的进步主义，在中国包打天下，带出了整个左翼文学糟糕的传统。



林徽因则是一个被爱国主义蒙蔽了双眼的傻大姐。梁思成虽然是个好心人，但在价值判断上一锅粥，一辈子基本上被洗脑了，为虎作伥，晚年甚至变成了糊涂虫。



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是一个中国文化至上的老夫子，年轻的时候热血过多，总是改变中国命运，年老之后其政治学，经济学的底子都不稳，所以越老越缺少开阔的比较视野，只好倚老卖老。



连胡适在苏联的问题上也糊涂过，只有徐志摩脑子门儿清，直言苏联是人类的灾难。重要的是，胡适是民国初年中国反对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和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没有能够把中国带向自由主义，却把很多读书人带向自以为是的陷阱里。



在这个问题上，徐志摩脑子一直是清醒的。相比胡适蔡元培的敌基督，徐志摩是少数几个站住来为基督信仰说话的读书人。面对蔓延全国的烧毁教堂的事件，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以“灾后小言》”为题写道：“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我在翻阅徐志摩诗全集的时候，发现了几首异质的诗歌文本：





再不迟疑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

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徐志摩的另一首诗歌，《为要寻一颗明星》，小时候我就读过，当时只是觉得诗人的姿态决绝，但不明就里，如今读来，却能读到徐志摩的信仰渴慕了。



我骑著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著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著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事实上，早在《新月月刊》发刊词中，徐志摩就引用过《圣经》最有力量的话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我对今天混迹于北京上海的知识分子的了解程度，在语言的直觉，诗歌形式的再造方面，不会有比徐志摩更先锋，更有创造性的诗人。在公共问题的判断方面，不会有比徐志摩更开阔的公共知识分子。



以文人的生活的格调而言，徐志摩气色动人，五官秀美，身形飘逸，在生活细节方面极为优雅，他是当时文化圈子里惟一拥有私家车的人，也是当时文人圈子里穿西装最体贴，穿长衫最灵动的人。



徐志摩的问题在于他兴趣广泛，对女人有一种优美幻想，这与他太年轻有关。如果他没有中途夭折，相信他会收缩自己的研究范围，同时对女人的人性之幽暗有所体察。可惜这样的假设，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诗人对女性的一种优美幻想，乃是一种与自己有关的沉痛反思。事实就是这样，长期以来，我同样对女性报以一种人性的特殊的优美幻想，假想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加柔软，更加细腻、更加能够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为此我犯下了多少人生的错误，给自己的生活平添了多少纠缠。我伤害了很多女性，很多女性也伤害了我。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女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挥之不去的幽暗特征，并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让我对除了妻子之外的任何女性抱有一种不切人性事实的优美幻想。



明白这个道理，人生已经过去大半，多少唏嘘，无以言说。想到徐志摩曾经狂热地游走在女性之间，最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人性的弱点，除了一声叹息，似乎再也无法说出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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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杨方：美洲作物的神话不宜夸大
原创： 侯杨方 历史研习社 8月23日




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



作者：侯杨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审核：喵大大   编排：耕读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侯杨方


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清朝的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何炳棣就认为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

01 康乾盛世的人口压力

原来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时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18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上涨，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认为人口增长是最根本的原因，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



▲何炳棣


康熙皇帝对人口压力有清楚的认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四十九年（1710年）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五十一年（1712年）称：“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之故耳。”


至于江南地区，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时，康熙皇帝便惊异地发现虽然“江浙……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爱养之道备极周详”，但“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没有理由夸大治下严峻的人口压力。

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除了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已基本开垦殆尽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认为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新疆虽大但可耕地有限，难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18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越发困难，那么全国性的人口危机便会到来。

时人汪士铎为此惊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则随着人均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而下降。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


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经济全面转型、产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出现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

02 乾隆才推广美洲作物


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选择频繁大力度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

在继承上述措施的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种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

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

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记载，在有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种植玉米，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

03 错在哪里？


在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实为“龚启圣”，JamesKung）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实际是龚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文章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普遍，且越发严重，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才迫使政府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这是倒果为因。


上文陈志武所引的论断如果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启圣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04 美洲作物的影响不宜夸大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因此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20世纪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的100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到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这一数据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大，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


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我并不反对历史量化研究，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主题为明清人口）以及《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计量。但量化研究有几个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数据的局限性要清楚明白、来源要可靠无误，这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研究尤其重要。

明代官方黄册中有大量超过100岁甚至200岁高龄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种不同的计量单位与涵义，明清耕地“亩”与实际面积相去甚远……如果不加辨析就对它们进行计量研究，只怕方法越复杂艰深，结论就会偏离事实越远，这样的量化研究岂非与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驰？


清代空前的人口数量是由于高产的美洲作物甘薯、玉米的引进，是因为它们不仅产量高，而且耐旱，可以种植在传统作物难以生长的贫瘠、崎岖的山区，扩大了作物面积，提高了全国粮食总产量，这一观点可以适用于乾隆以后。

据乾隆五十四年的户部统计，全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3亿，而美洲作物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始于乾隆末期，乾隆皇帝本人还积极提倡、鼓励。人类的生存前提是要有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食物，因此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口数量实际意味着空前规模的食物产量，清代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

本文摘自侯杨方《盛世西汉》《盛世康乾》

感谢中信出版·大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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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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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段历史比中世纪受到更多的诬蔑
原创： 苹果树姊妹 走进基督教 7月27日








视频来源 PragerU字幕组





一，中世纪不黑暗



   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特别是一些敌视基督教的人士，一看见有人传福音，就充满鄙视地说基督教造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基督教，然后进入光明时代。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是一种偏见与污蔑。实质上，中世纪不比任何一个时代黑暗，如果没有中世纪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大学、医院等等。如果你对基督教没有偏见，如果你熟悉欧洲历史，你便会发现，欧洲真正最黑暗的时代，应该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铲除基督教的那些时代。索尔仁尼琴曾经说，造成俄国吞噬6千万同胞的生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神。




二，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中国有些人喜欢嗤笑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与封建制，把这个也当作中世纪黑暗的因素之一，这些人根本没有搞清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与封建制的优越性。封建社会就是封土建国，分封诸侯。 封建制是一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人身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制度，是领主和领臣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领主和领臣通过契约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国王给贵族分封一块土地，双方要订立一个契约，规定贵族每年向国王交多少税、服多少天兵役，没有经过任何一方的同意，另一方都不得擅自给对方增加义务。这种契约关系，建立在双方同意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我”只对直接封给“我”土地的领主负责，因而不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欧洲中世纪不是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而是高度分权，有很多个权力中心。在这种贵族与国王相互抗衡的社会结构下，国王想使用暴虐的专制是不可能的。国王不仅受贵族的制约，还受教会的制约，可谓双重制约。国王加冕得经过教皇的批准，由教皇给国王进行加冕。国王只能管世俗事务，精神事务由教会来管。有些人把中世纪教会制约国王称作政教合一，这也是没有搞清抗衡与合一的概念。中世纪的欧洲，实质上是国王、贵族、教会三权分立的时代，宪政就是从这里萌发出来的。






三，中世纪的宪政



      在中世纪，国王、贵族、教会不断地进行较量，谁都没有占上风，无论哪一方要想要占上风，都得拉拢平民，否则就战胜不了对方，平民也从中得利。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教会、贵族和国王抗衡的产物。由于国王约翰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没收教会财产，关闭教堂，引起贵族与教会强烈不满，于是，1214年，主教兰顿率领贵族和平民拿起刀剑策反，国王大败。1215年，兰顿草拟《大宪章》，建议停战。为了保命，国王只好与主教、贵族签定《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还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司法独立、司法公正、25人监督委员会、无代表不纳税等等，英国《大宪章》是学界公认的宪政之母。








四，中世纪的大学



      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158年，专门从事圣经正典律法研究；第二所大学是巴黎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160年，专门教授神学，1270年增加医学研究。博洛尼亚大学后来成为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瑞典和波兰数所大学之母；巴黎大学后来成为牛津大学以及葡萄牙、德国和澳大利亚几所大学之母。剑桥大学创办于1209年，凭借其以马内利（与神同在）学院，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之母。随着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创建以及由其发展出的许多子校，正规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恒久性体制。






五，中世纪的医院



      历史上第一所医院由巴西尔主教在卡帕多西亚于公元369年建立，收住并护理病人。后来，北非主教奥古斯丁在西方建了不少医院。到了6世纪，医院成了修道院的一个常规部分，这些基督教医院都是世界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慈善机构，当时的医院常称作“救济院＂，直到12世纪以后，“医院＂一词才普遍使用。时至13世纪，欧洲绝大多数医院都是由基督教会监督管理，到14世纪，欧洲医院已经星罗棋布，英国人常把医院说成“上帝之家＂。德国一种遍布乡镇的小医院则称为“圣灵之家＂。







六，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中国有些人抵制基督教，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宗教裁判所误解很深，把宗教裁判所作为黑暗、愚昧、不宽容和思想禁锢的象征。刘仲敬说，宗教裁判所长期遭到污名化，被爱伦•坡之流的新教文学家和伏尔泰之流的启蒙思想家污蔑成权欲熏心的心理变态者。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大多数教会法官比封建领主和普通乡民更博学、更仁慈、更审慎、更少狂热和偏见。教士法官一般接受过《圣经》和《查士丁尼法典》的训练，具备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的行政经验。他们更有可能是开明的世界主义者，无奈地纠正野蛮乡民的偏见。甚至宗教裁判所的起因也不是新教徒和启蒙者所说的那样恶劣而自私，他们的部分初衷其实是救出遭到错误指控的异端分子。领主和乡民的宗教知识少而偏见多，容易将言行怪癖的同胞误认为思想有问题。这些假异端分子如果没有得到宗教裁判所的教义专家甄别，多半就死定了。事实上，使用于教会法庭的“纠问式程序”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又为世俗法庭所采纳，是保证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由此发展出现代 的公诉制度。



      袁腾飞说，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三个世纪里总共也就处决了5000多人，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半年时间里，共和派反宗教，枪杀了12名主教、283名修女、5255名教士、2741名修士。在反宗教高潮时，甚至有平民去教堂做礼拜而被指控为“法西斯”遭处决，许多神职人员的亲属也被因战场失利而迁怒于教会的共和派民兵杀害。相形之下，宗教裁判所处决异端的残暴与反宗教杀基督徒的残暴真是小巫见大巫。宗教裁判所与中国的王法更加没有可比性了，王法不用取证，也不用开庭审判，直接株连九族。






七，中世纪孕育现代西方文明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观点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抛弃了，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中世纪进行了文明、客观、理智、深入地学术研究，发现中世纪其实并不黑暗。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极端否定中, 从对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热烈赞美的激情中冷静下来。西方学者承认中世纪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承认中世纪的土壤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如果没有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游侠 发表于 2018-11-12 11:18

〔一位广州的同学说她没有看过金庸。我促她赶紧买些看。过了一天，她说新版有售，但旧版被抢购一空，问我何解。我说自己喜欢旧的，认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历来认为可能自己以先入为主，看到新版有异，就看不惯，但今天的市场抢旧弃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说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剑》初出现时，袁承志的大师兄名为林大可，到后来却变作黄真。〕

我相信金庸小說今後真正能傳世的，還是正常修訂本，而不是那個什麼“新修版”。這段話實際把三次版本都提到了。從原始版到正常修訂本，是提高，從正常修訂本到“新修版”，是自毀作品。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14 11:4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31 23:57 编辑

忆我与独立报人查良镛的交往——粤港老报人杨奇访谈录
来源：金羊网　作者：邓琼　发表时间：2018-11-14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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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查良镛先生上月病逝。粤港老报人、羊城晚报原总编辑杨奇与查良镛相知相交多年。近日，杨奇先生接受羊城晚报专访，忆述两人相交多年的往事。

羊城晚报：杨老您好！查良镛先生上月不幸病逝，他的葬礼已于11月12日举行。您和他既是老朋友，又是老同行，我们很想了解你们交往中鲜为人知的故事。遵照您的意见，我们迟至今日才来向您请教。

杨奇：查良镛已患脑疾多年，以当今医疗条件难以治愈，家属至亲及好友，早有思想准备。然而噩耗传来，仍然令我深感悼惜。查林乐怡夫人请明河社出版公司的吴玉芬小姐打电话通知我，并说葬礼将采取私人形式举行。我立即写了代电致唁，请他们节哀珍摄。这段时间，我的心情都难以平静。

羊城晚报：您最后一次与查先生见面在何时？

杨奇：那是在2014年12月，我因事赴港，曾与他联系。很快查良镛社长便让吴玉芬小姐前来，把我接到他家中去。我们两个老人晤谈，自然格外兴奋。像往常一样，查良镛总是脸带微笑，态度诚恳。他的夫人林乐怡告诉我：查良镛饮食正常，睡眠安稳，只是讲话声音微弱，往往需要已照顾了他五年的护士“传话”。那一年多来，他已基本封笔，但每天都要看书。我告辞时，查良镛坚持坐着轮椅把我送到电梯前。当时我俩都已年过九十，又各居两地，真是“见一次得一次”。

羊城晚报：我们得知你们的交情，还是因为2000年5月22日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的“金庸作品恳谈会”。那次出席的有广东文艺界、出版界、影视界以及高等院校的学者150多人，查良镛先生在发言中，除了回应费勇、施爱东等人的评论外，还出人意料地主动谈到：“我和广东文艺界早有联系，尤其是和羊城晚报，关系密切，得到过杨奇先生的诸多鼓励。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向外说起。”（详见《羊城晚报》2000年6月4日报道）查先生为什么会特意这样说呢？

杨奇：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也是事后才听说，深感查良镛言重了，但这并不是他偶然说的客气话。昨日我翻阅与查良镛书信来往的卷宗，发现他在1981年10月16日托我转给《羊城晚报》海外版的信，一开头就说：“贵版拟连载拙作《碧血剑》，盛意致感。贵报前总编辑杨奇先生是我知交好友，自无不允之理……”。更令我感动的是：1988年7月我应聘到香港《大公报》上任之初，查良镛因为知道我患冠心病，体内安装了起搏器，写信劝我要保重身体，其中着重说：“惟我兄毕生劳瘁，奋力奉公，致心脏较弱，今后事当剧繁，敬盼时时以‘节劳’、‘使能’为念，不必事事躬亲，择贤而督责之，观其效否，定其奖退，总其大务而优游从事，于报社及个人，均有利乐。过去日夜不休之习惯，务请有改。忝在知交，欣喜之余，深以为念。”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各界朋友对我关心、帮助的很多，有着查良镛这样一位党外朋友，怎能不令我感到快慰！

壹

从彼此神交到坦诚深交

羊城晚报：那么，您是怎样交上这位党外朋友的？

杨奇：查良镛是在1948年从上海到香港《大公报》任职的。那时候，我已在香港《华商报》工作。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与《华商报》同仁一起到广州创办《南方日报》，直至1958年他来到广州，我才有机会同他晤谈。当时他已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还未创办《明报》；他这次访问广东，双方约定，不作公开报道。应该说，我和查良镛是从彼此神交，直至1978年我再度回到香港工作之后，才逐渐成为知交好友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是从神交到知交呢？

杨奇：那是跟我和查良镛都热衷于办报有关。从我这方面来说，当初筹备创办《羊城晚报》的时候，看到香港《新晚报》先后刊登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甚受读者欢迎，因而决意邀请省文史馆的胡希明先生撰写《红船英烈传》，从创刊之日开始连载；后来又约《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撰写了国际时事的《新三国演义》，也都一炮打响。从查良镛方面来说，他在1959年与沈宝新创办《明报》后，天天看内地出版的报纸。由于《羊城晚报》敢于摆脱当时党委机关报那套办报模式，敢于吸取我国报纸既有社会新闻又有副刊的传统，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同时期全国的其他报纸不同，因而也就特别留意。因此当我与查良镛第一次见面时，他便对我说：我经常看《羊城晚报》，想不到你们能够出版这样一张报纸。

《明报》最初只是四开四小版的小报，内容主要是连载他写的武侠小说，以及趣味性文章，很少新闻信息，我当时对它还不是很注意。后来《明报》改为对开四版，并且逐步扩张，增加了本港新闻和国际国内电讯，才逐渐成为香港大报之一。查良镛写的社论，不止文笔简洁，而且很有个性，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既不受“起承转合”的约束，更没有洋八股的味道。我认为：整体来说，《明报》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值得学习和借鉴。所以，在上世纪中期我还身处广东之时，与查良镛就已互相欣赏对方所办的报纸，这就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羊城晚报：查良镛毕竟是无党派的独立报人，您却是中共在香港代表机构的干部，这又怎么会成为“知交好友”的呢？

杨奇：这就得扯远一些。“文革”过后，急待拨乱反正。1978年，当我再次返回香港工作之前，曾经听过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所作的《关于当前形势与华侨、港澳工作的报告》。廖公列举种种事实，尖锐地批判极“左”路线把港澳工作几乎搞垮了，一再强调“必须采取措施清除极‘左’的流毒”。因此，我到香港之初，首先对香港的文字传媒状况做了调查，知道中文的日晚报有五十多家，期刊有近四百种。由于受到“文革”和“反英抗暴”影响，文汇、大公、新晚、商报、晶报等中资报纸销量大幅下跌，在500万人口中的覆盖面不到百分之十。这使我感悟到：在香港做宣传工作，光靠中资报纸作为主力军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团结友报，形成主力军与同盟军协同作战，才能使各个阶层的香港同胞了解中央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于是，我走访了各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星岛日报》的周鼎、《华侨日报》的何建章和李志文、《成报》的何文法和韩中旋、《明报》的查良镛、《快报》的邝荫泉、《新报》的罗斌，以及在“反英抗暴”中被港英逮捕坐牢的《香港夜报》的胡棣周、《田丰日报》的潘怀伟等人。

约见查良镛非常顺利。我是依约前往北角半山云景道登门拜访的，寒暄过后，我就对查良镛说：“大家喜欢你写的武侠小说，我却更加喜欢你写的社论。今人写古事，文人写武功，固然很不容易；而你的社论，褒贬时事，实话实说，立论持平，一针见血，更是难能可贵。”查良镛回答说：“我主要是办《明报》，写武侠小说是副业。”他还告诉我：自己白天在家写武侠小说，夜间在报社写社论，已经成为生活习惯了。我们两人谈起办报，很快就取得共识：报人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社论必须公正持平，推动社会进步，决不可把报纸办成危害公共利益的工具。

初次见面，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告别时，他把自己的专用电话号码告诉我，并说可以随时找他。从此之后，我和查良镛就经常有交往了。难得的是，我们彼此都能坦诚相待。

贰

从敢于批评到敢于赞扬

羊城晚报：查良镛明知同您交往以及后来同新华社社长的交往，就是同中国共产党交往；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一段很长时间内，他写的社论经常批评共产党，与香港中资报纸有所对立。这二者并行看上去令人不好理解。

杨奇：我认为，看一个人，要历史地全面地看。我们看到，《明报》创刊初期，查良镛曾经声明：本报“不反对国民党，也不****，不骂美国，也不骂苏联”。他在社论中曾经多次赞颂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蓝图。只是到了1959年8月庐山会议时，彭德怀被诬指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党，并被撤销国防部长的职务，接着全国还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才使得查良镛大为不满。他于是在《明报》上一再赞扬彭德怀实事求是、爱国爱民，《明报月刊》上还发表长文，称誉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在抗美援朝中的贡献。查良镛这种独立思考、敢于发声的精神，受到香港广大知识分子的赞赏，却被当时一些内地人士视为大逆不道。

1962年广东出现了群众性的大逃亡现象，一些群众涌到深圳，翻山越岭，冒险游泳，偷渡前往香港（据香港官方统计：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中，除了合法办证移居香港者外，逃往香港的内地居民总数在60万人以上）。对于这种现象，香港中资报纸当然不会发表，而查良镛的《明报》却连续报道，这就形成了明显对立的状态。

更为激烈的对立是：1967年5月，香港新蒲岗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政府滥捕滥杀工人，激发起全港性的“反英抗暴”斗争。中资报纸理所当然地站在“反英”一边，《明报》则态度鲜明地支持港英当局“镇暴”，因而激起爱国人士愤怒和仇恨。《明报》社收到过土炸弹，查良镛则被人骂作“豺狼镛”，列为“斗倒斗臭”对象，以致有一段时间港英警署要派员二十四小时保护他。

羊城晚报：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改变呢？

杨奇：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神州大地开始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查良镛和《明报》也就不再被指责为“反共反华”了。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查良镛真心实意地在《明报》撰写社论表示支持，这反而使得有些读者觉得《明报》变了，甚至有人骂他“转呔”（编者按：此为粤语，即“转动方向盘”之义，引申为转向）。查良镛不为所动，对到访记者说：“我们讲真话的方针没有变，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不对时我们反对，他变好了我们自然赞同。”


1986年5月17日， “中国当代绘画展览”在香港大会堂圆满闭幕。左起杨奇、查良镛、黄胄、陈其宽
叁

从敬佩邓小平到拜会邓小平

羊城晚报：1981年查良镛到北京拜会邓小平一事，当年中外舆论反响很大，您能谈谈事情的背景吗？

杨奇：“文革”中，邓小平几经打击，两次复出，又两次被打倒。在言论高度自由的香港，查良镛一再撰写社论，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并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他称赞“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真令人敬佩”，还预言“人心所向，邓小平终将东山再起，重返权力中心”。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在党政军所担负的一切职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新纪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带领濒临经济崩溃的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查良镛在《明报》社论中写道：“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当我看到《明报》这些社论之后，又到查良镛家里，就国内时局问题同他交换意见。查良镛对我说，相信邓小平会带领中国走向美好的明天，并且明确表示：“我一直佩服邓小平的风骨，如果有机会到内地，最想访问的就是邓小平。”我知道查良镛并不是随便说的，所以，当天晚上我便向港澳工委作了汇报，并随即为工委拟了一份电报，发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抄报港澳办。很快，就收到中办复电，说邓小平愿意与查良镛见面。于是，我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邀请他及其家人到北京拜会邓小平，并且可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参观。几天后，我便和他商定了访问日期和细节，并告诉他将派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全程陪同，查良镛表现得非常高兴。

羊城晚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经过怎么样？

杨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查良镛和他的夫人林乐怡以及儿女两人。一见面，查良镛便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很仰慕您，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邓小平一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武侠小说我看过，我也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呵！”邓小平自己点烟时，还抽出一支递给查良镛，这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接着，邓小平告诉查良镛：“上个月，我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国家今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会见临近结束时，邓小平主动提到1950年浙江省土改和镇压反革命中错杀了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之事，查良镛说：“人死不能复生，我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中的悲剧，我也渐渐淡忘了。”当晚，新华通讯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新闻报道，立即引起香港和世界各地新闻传媒的极大关注。

查良镛随即参观访问了北京、四川、新疆、内蒙古、上海等省区市以及长江三峡，历时33天之后回到香港。随后，《明报月刊》九月号发表了一篇《查良镛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以及通讯《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感谢，信中说：“此次赴京及全国各地访问，一切均照吾兄事先组织安排，顺利无比。韩力兄妥善引导照料，各地旅行社赐予最佳待遇，弟及家人均感谢之至。”

肆

从独立人士到议政人士

羊城晚报：查良镛作为一位独立报人，怎么后来会热衷于参与回归前后的香港的政治生活呢？

杨奇：查良镛拜会邓小平之后，同香港新华社的交往更多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便成为过渡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由国务院港澳办主持，成立一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来做的。在酝酿香港方面委员名单之初，香港工委要我去征求查良镛的意见，但查一再推辞，认为不便参加。

后来，我告诉查良镛：“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大约有五六十人，其中香港方面的委员有20多人，大多数是中间的持平人士，不仅有包玉刚、李嘉诚、霍英东、安子介、查济民、黄丽松、马临，还有佛教联合会会长释觉光法师、圣公会港澳教区邝广杰会督也应邀参加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也参加，应该不会引起误解。”查良镛听后稍加思索，便说：“那好！我乐意参加。”

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同年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香港的23名委员同内地的36名委员一起，共同筹备起草这部庄严的。经过五年的充分商量、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终于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查良镛在参加起草委员会期间，还担任了政制小组的负责人，真可以说是“全情投入”，他为此减少了在《明报》集团的工作，连《明报》社论也让别人写了。基本法中关于香港的行政长官由香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规定，就是查良镛首先在1988年12月提议的。

查良镛后来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对记者明确表示，自己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过程中，同北京的委员以及内地的官员不断交换意见，感觉到：中央在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期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与香港人的愿望完全一致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有人问查良镛：“你作为一名‘持平人士’，自称是‘独立报人’，为何又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不是参政了吗？”查良镛回答说：“我参加基本法起草工作，是一种社会服务，这和我过去参加香港政府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以及担任廉政公署的社区关系委员会成员一样，都是为了服务香港社会。”他还对记者说：“我是学法律的，既然香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只有抱着回报港人的心态参与了。”

伍

从创办《明报》 到出售《明报》

羊城晚报：如前所述，您与查先生的交往是从办报开始，逐渐成为了知交好友。那么从朋友的角度，您是否了解《明报》是如何从站稳脚跟然后发展成大报的？

杨奇：我认为，1962年是《明报》重大的转折点。查良镛开始一方面发动武侠小说的攻势，每天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另一方面，他大力加强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并且自己动手，天天写一篇社评。

这一年，《明报》的编辑方针也日趋明确。例如，6月开设《自由谈》副刊时，查良镛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容乃大，就是可以容纳不同观点的文章，无论是反共或者拥共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无欲则刚，当然不等于完全没有欲望，比如希望读者多、广告多，这是正当的欲望，但绝不能利用报纸实现私人非法的欲望”。又如，查良镛在7月16日社评中说：“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后来，他对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解释说：“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忠实的报道，根据理性作公证判断和评论。”《明报》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受到中间状态的广大读者欢迎。

羊城晚报：关于他“有容乃大”编辑方针，可否请您举些事例说说？

杨奇：在《明报》副刊上，有个“哈公怪论”专栏，几乎是天天骂共产党的。哈公者，真名许国，他惯常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读者。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对香港记者直斥此前某些人“可以不在香港驻军”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事后这位哈公立即写了一篇《八道胡说》攻击邓小平。查良镛看大样时把这篇文章抽起，引起哈公罢笔。有人因而质问查良镛，是否违反“有容乃大”的原则，查良镛回答说：“你可以写文章骂当局，但要理性，而不可以粗言秽语咒骂国家领导人。”后来，《明报》开设了《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再出现。1987年2月，“哈公怪论”又出问题，查良镛以“明报编辑部”名义逐一作了说明，“哈公怪论”从此消失。

在《明报月刊》上，“有容乃大”的编辑宗旨则更加明显。台湾学者余英时在该刊发表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两篇长文，认为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东研究陈寅恪诗文的学者冯衣北（笔名）的注意，他连续写了《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对余英时的论点予以辩证的驳斥。冯衣北这两篇文章是由我转交给查良镛的，都刊登出来了。由此可见，只要是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文章，查良镛是有兴趣发表的。

羊城晚报：但前面您也提到，在“文革”期间，查良镛写了大量社评，对中国政局的批评往往异常尖锐，对此应怎样看待呢？

杨奇：查良镛自认跟“文革”对着干，反而使《明报》的销数不断增加。北京批斗吴晗、邓拓、廖沫沙、周信芳，广东红线女、秦牧等人挨整，查良镛都写社评仗义执言。《明报月刊》更是转载“三家村”的文章，附送《海瑞罢官》的剧本。总之，他对中国文化的遭殃表达出无比的悲愤，因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明报》和《明报月刊》的发行量不断攀升，到1989年创刊30周年时，《明报》的发行量已扩大了25倍，日销量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历史的高峰。

但也应该看到，查良镛对中国政局的评论，在“文革”后期已逐渐有所变化。例如，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写的社论都是肯定的。1976年10月，“猫头鹰”被逮捕，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此事不喜。”

羊城晚报：查先生如此热衷于办报也善于办报，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正当《明报》如日中天之际，把《明报》集团出售呢？时值香港回归前夕，此举有深意吗？

杨奇：那个时候，《明报》的销数不断增加，利润大幅上升，这引起了外资的兴趣。查良镛告诉我：早在七十年代初，《南华早报》就曾提议与《明报》用交换股票的方式合作，互相成为双方的股东，同时由查良镛担任《明报》永远社长，办报方针立场不变。当时，查良镛正在考虑写完《鹿鼎记》就“封刀”，不再写武侠小说，以便全力办好《明报》，另一方面也担心此举会引起外界误会，因此婉辞终止了洽谈。

羊城晚报：为什么后来查良镛舍得把自己付出全部心血培育成功的企业卖掉呢？

杨奇：我认为有三点原因：

（一）明报集团上市之后，查良镛个人的财产至少有6亿港元。他创作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不仅多次印刷发行，而且一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每年都有可观的版税收入，晚年的生活无忧无虑。

（二）年纪大了，感到疲倦。查良镛1995年心脏做过搭桥手术，医生劝他节劳。查良镛自己说，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总是做成一番大事便遁迹江湖，生活归于平淡，他也很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三）过去每天写武侠小说给报纸连载，事后总觉得有些细节不够妥善，需要有较充裕的时间对十五部小说加以修改补充，以便传诸后世。另一方面，他过去忙于办报，没有时间好好读书；退休之后，便可以攻读中国历史。

你看，查良镛出售《明报》之后，尽管已经荣获剑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的名衔，但他还是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用了两年时间，攻读《初唐的皇位更迭》，终于在2006年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接着又在2010年9月完成《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看来，查良镛那时真的是想读书自娱呢。

羊城晚报：谢谢您谈了查良镛与您交往的许多逸事，为历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最后，我们希望您谈谈对他的评价。

杨奇：概括地说，查良镛既是驰骋江湖的“武林高手”，又是褒贬时政的“报坛奇才”。



杨奇简介

杨奇，1922年生，广东中山人。194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粤港著名报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东江游击区任《东江民报》主编、《前进报》社长，抗战胜利后返香港创办《正报》、任社长，后改任《华商报》经理、代总编辑等职；1949年10月任《南方日报》副社长，1957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并长期担任总编辑。1978年重返香港，历任中央驻港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长。1988年接任香港《大公报》社长，199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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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盖棺金庸，渐入佳境
原创： 石扉客新石扉客栈昨天




石按：

港岛前天送别查良镛，自七常委至林郑特首，自马云到倪匡，无论朝野，政商学文娱诸界都到场，名副其实的哀荣备至。

老先生去世已逾半月，对他和他一支健笔打下的王国，坊间臧否未有稍息。我在上一篇中搬运了香江两位才子陶杰和董桥的四篇短评，与各位分享。今天再推荐三篇。

一是上海作家毛尖的《悼金庸：就此别过》。这篇贵在真情流露而不算矫情，替六零、七零和以及部分八零年代人的金庸读者一浇胸中块垒，直接戳前述链接即可。

比如这段：

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肉身上盖下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另外两篇，一是金心异先生所写，他借悼念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政治环境的立论，谓之“查良镛共识”。其言也善，其情可悯，但食肉者未必领情。

另一篇为区家麟先生所记录的香港Brew Note文化沙龍内容，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这篇名为《金庸的理想，查良镛的现实》首刊于《立场新闻》，只存墙外，敏感磁太多，实在转不过来，只能劳动各位自己去找。

沙龙主讲者是老先生的老部下吴霭仪女士。吳女士是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後負笈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取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1986–1990 年任職《明報》副總編輯及督印人，后當選為立法局議員并連任五屆。其见识与对老先生的熟谙程度，相信在诸多评论人均派前列。

金庸和金庸小说应该分开看，金庸与查良镛也应该分开看——我的看法和吴女士这两个观点完全一致。

转金心异这篇和吴霭仪10月31日发在《明周文化》的另外一篇过来，放在后面与各位分享，未获授权，还望两位勿怪。

在哀悼和悲伤过后，对老先生的盖棺论定正在慢慢进入深水区，可谓渐入佳境。

比较遗憾的一个障碍是，老先生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未获仔细甄别的信息也实在太多。

他的社论迄今没有整理出版全集；他对小说的三次修订，也至今未有全面深入的比较与研究（顺便说一句，这次旅途中看了部分三修版，其文采与审美令人大跌眼镜，我个人十分怀疑这是他身边的秘书班子代笔的）。

至于他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过程，也至今没有全面揭秘。

如这几天96岁高龄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接受羊城晚报采访，坊间也才得知查良镛1981年北上访邓的些许内幕，以及在余英时与冯衣北论战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时，查良镛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老先生的故乡海宁距离上海不远，去年秋天我陪朋友专程去了一趟，看他笔底写过无数次的钱江大潮，看盐官和袁花两镇的兴衰容貌，心里十分感慨。

也许还要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老先生的一生为人与一世功业，才会有准确、全面、深入和公道的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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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心异：BJ与HK应该建立一种“查良镛共识”



昨天香江送别我叔，特区政府以如此高规格做他的丧礼，我以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兼”或“更”因为他的“港式政 治家”身份。或许还有一种HK人对BJ的期待在里面。

因为要讨论他的political ideas，所以我接下来要收回我的不严肃，不再称其为“我叔”，也不能呼为“金庸”，而只能叫他“查良镛”或“查生”。

他的政 治身份有两个，一个是“政论家”，另一个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政治家”。这两个身份，许多HK人认为是割裂的或者是对立的，许多HK人对他的政论家身份，对他在《明报》上发表的那些社论，是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但是对他作为《基本 法》草委的行为表现，却又是不满或失望的，但对他在19 89年的举动又多肯定。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非但不是分裂的或对立的，其实是绝对一体的，融合在他的血液里。

这是因为，查良镛的政 治思想，既是自 由主 义的，又是保 守主 义的，或者说是英式“经验论”自 由主 义的。

他的“自 由主 义”，既来源于他的“民 囻知识 分子”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也来源于长期在HK的生活，在英式自 由的生活方式中熏陶出来的，这种自 由的“生活经验”。

前者决定了他是一个具有浓重华夏情怀的“中囻知 识分 子”，对“专 制主 义”本能的厌恶、不服从、抵抗，但又具有深切的家囻情怀、华夏民族主 义，主张中囻统一，反对分裂囻家。因而他对中囻收回HK是支持的。但后者又使他拒斥囻家主义，坚守个体权利与自 由，反对BJ破坏HK人的自 由的生活方式。

他的保守主 义以“自由主 义”为前提，或者说是要保守英式的自由主 义，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想到伯克、奥克肖特等许多人的论述。但他的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孔丘式保守主义”，孔子的原初儒家是一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保守周公主 义”，就是“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体现在查良镛身上，就是儒家的传统情怀，和“大中华情结”。

这两种保守主义融合于查生一身，英式的“经验论”与“渐进主义”，孔式的“中庸”（想想“金庸”这名字中就自带一个“庸”字！）和“生活主义”，在查良镛的政 治实践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他在《基本法》起草中所起的作用。他希望调和BJ的原则和HK人的愿望，寻找最大公约数，渐进平和地使HK实现“政 治现代化”的目标。

有港人认为查生的这种政 治取态不是典型的港式的，因为他不具有粤语式的政 治风格，而是江浙式的中囻的政 治风格。

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事实上，经过多轮移民潮之后，再说HK是一个根本上的广东城市已经很不准确。她已是一个以广东文化为底色的、兼容并包的、中西结合的国际都会，她的“中囻文化”内涵，也已经是广东地方文化与中囻内地的（主要是南方）地方文化融合的新中囻文化。

因此我认为查生的基本 政 治取态，可以说是HK人的典型代表，主要有三点：一，爱囻爱港爱自 由；二，拒斥Socialism，不喜欢或恐惧CCP；三，希望瓷国改 革、开放、现代化，不希望大陆倒 退，在此基础上，落实“一囻两制”。

HK人对大陆政 治的基本感情，就是喜邓不喜耄。查生对邓的肯定是十分明确的。

所以我认为，HK人对陆港政治的态度，事实上是有一个以上的坚强的共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查良镛共识”。BJ必须对这个“查良镛共识”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过去21年，尤其是近些年，我认为BJ是忽视了这一点。

港府高调悼念查良镛，有没有提醒BJ的意味？我不敢说。

我是很希望BJ能够对查良镛的政 治思 想进行更多研究，理解和尊重“查良镛共识”对HK未来和陆港关系的重要性。如有可能，我愿意为此做一点工作。

谨以此再次送别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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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霭仪：從「四大金庸小說」探索兩個查良鏞



從小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到年長，不知看過凡幾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筆下創造的那個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濃厚的世界，為我這一代人提供了豐富無比的精神食糧。但我並不崇拜金庸。事實上，談論金庸小說，最令人煩厭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幸又影響金庸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飾和演繹，以致破壞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終認為，有瑕疵的真，遠勝於完美的假。

文學的金庸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每天在報上連載寫成的，初時在《新晚報》、《香港商報》，創辦《明報》之後，就在《明報》連載，主要目標當然是為吸引廣大讀者，內容與風格，也自然需生動有趣而且能製造懸疑，吸引讀者一天一天的追看。這個方式無疑有其限制，但無損真正有天才的作品的質素，許多世界名著都是這樣寫成的。到了結集成書，有機會從頭至尾翻閱，總會修改一番，盡量減少前後矛盾等毛病，令讀者看得暢順一點，但要將原著改頭換面，大肆修改，效果卻未必理想。

一般來說，我認為金庸小說舊版勝於新版，最顯著的例子是改動得最大的《射鵰英雄傳》。金庸以加強結構及刪減枝節為理由，刪掉了南琴的故事，將這個人物與穆念慈合併為一，連帶刪去了血鳥、蛙蛇大戰等離奇場面。我不贊同，不單是因為南琴這個人物和故事寫得極好，刪掉了太可惜，而是從文學角度，南琴的遭遇與黃蓉的對比，加深了小說的層次。將南琴被楊康姦污成孕的故事，移接到穆念慈身上，破壞了穆念慈這個人物的個性完整，破壞了穆念慈與楊康戀情的淒迷，還換掉了楊過的親生媽媽！

修改為了更高雅？

《射鵰》的修改，還有很多我認為是畫蛇添足的地方，例如將黃蓉燒給洪七公吃的菜變得更風雅、添了曲靈風隱居牛家村的楔子等等。但我最大的反感是，金庸要將自己的小說，不只《射鵰》，改寫和包裝得更高深博雅，刻意刪除可能被視為庸俗無聊的部分，將整套金庸小說全集變得更高格調，是為了配合那些吹捧文章力求把金庸小說提升至殿堂文學的地位，令其更符合金庸建立了的文化及社會地位。原本的金庸小說，已能令金庸的地位在創作文學上並世無雙，何必刻意改變自己去追求某些權威的認許?

我無意低估查先生的社會文化地位，事實上他創辦《明報周刊》，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創辦《明報月刊》，敢言無懼，得到了香港知識分子的尊重推許與認同，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不認為金庸需要改變自己的原著去配合他的與日俱升的社會地位。舉世稱雄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從來不需要刪掉他的戲劇裏的粗言穢語和低俗笑話。高級知識的口味不限於高深博雅的作品。眾所周知，大哲學家羅素，是雅嘉莎．基利絲汀偵探小說的忠實讀者，誰也不相信這些精采絕倫的偵探小說要爭取文學地位。我認為，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在於它的真；雅與俗，任何格式，感動我們的也是真誠，愈是為觀念、品味正確而修改，就愈會削減原著的真，改得多完美也不能彌補。

政治的金庸

1986年，我在《明報》辦事，每天在副刊發表論金庸小說的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旨在娛樂讀者，也在提出自己對金庸小說的不同體會和批評，寫到後來，漸漸變得認真甚至沉重，那是受了當時香港局勢的影響。1981年至84年，中英談判期間，《明報》發表了多篇由查良鏞親自執筆，很有分量的社評。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中共正式展開了草擬基本法的工程，而查先生是受委任為起草委員會的港方委員之一，他的參與直接影響到香港九七後的前途以及過渡時期的香港狀況，他的個人觀點和決斷，就成了左右大局的因素，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表露的思想，也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其實十分自然。例如《笑傲江湖》就普遍被認為是隱喻文革的政治小說，其中東方不敗是影射毛澤東。但從廣義的政治，我看的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的人，在亂世之中如何面對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責任。金庸從1955年開始寫武俠小說，直至1970年左右共十五年，然後從頭修訂，又費了十年工夫，至1980年完工。這個年代，中國內地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旅港的文人大多對政治噤若寒蟬，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很深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強烈地流露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我在結束整個金庸評論系列的部分，介紹了我挑選的「四大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從這四大小說，可以看到金庸的政治觀的發展。我認為這個發展，是從單純到複雜，同時也是從樂觀走向悲觀。

《射鵰英雄傳》是以漢人的宋朝為中心，是個外族入侵、朝廷積弱的局面，英雄俠士的責任就是拚死保衞國土百姓，雖然最後犧牲也是值得的。

在《天龍八部》，漢族王朝已不再是中心，天下四分五裂，多民族的局面，忠奸正邪已變得隨身份觀點而異，蓋世英雄如喬峰，也逃避不過這個命運，最後天地之大，無容身處。世間災難無了期，只能在佛法的慈悲裏尋求個人的解脫。

《笑傲江湖》沒有朝代歷史背景，主題是政治鬥爭，再沒有救世的英雄；武林泰斗，不是野心家就是偽君子，真正的性情中人，最後只有拋棄社會一途。但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也是金庸小說中最高貴的道德典範，他的道德情操，表現於他在正邪善惡、真誠與虛假之間良知的抉擇。

我的結論是，比起《鹿鼎記》，《笑傲江湖》的政治觀還要顯得單純而天真，因為政治這個骯髒的問題，不會因個人退隱而消失。只要有人統治，這人就要面對複雜的政治問題，他不能靠武功、理想、個人品德去解決問題。

英雄可以殺身成仁，但統治者卻要盡力維持長治久安。

我說：「表面上，《鹿鼎記》表揚了康熙的成功有為，但這部小說的悲觀，是道出世上原無乾淨的成功，理想必須屈服於現實之下，要得到積極的成就，就必須懂得妥協。到此，金庸從政，也差不多是時候了。」

金庸的死結


查良鏞政治的死結，在於他無法接受民主。他推許人權、自由、法治，主張中國收回主權、成立特區、港人治港，但他深信不能在香港實施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1月9 日《明報》的社評說: 因為實施民主政治，會令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他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以協商方式，產生各行各業的議會代表，然後再由議會代表協商，推舉「市長」。

我要討論的不是究竟這個政制行不行得通，而是在這樣的構想之下，有分量的文化人如金庸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不是英雄俠士的角色，而是幕僚、說客、甚至「國師」的角色，向當權者提意見，力求這些意見得到接納、實施，從而對施政有良好的效果。

然而，這個角色的先決條件是要找到一位英明的領導人，然後爭取這位領導人的信任和重用。世上沒有道德完美的統治者，《鹿鼎記》把康熙寫得那麼英明偉大，也不隱瞞他必須用奸詐而殘忍的手段，而要爭取他的信任，可能就難免要做韋小寶那樣的人。跟皇帝做朋友不是那麼容易的，未當權之際可以做朋友，但要懂得分寸，說話要中聽，知道最終也是主子跟奴才的關係，而到了最後，即使機智世故如韋小寶也吃不消，只能認輸：「老子不幹了！」

查良鏞的角色遠遠不是韋小寶，他得的尊敬，和地位的尊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韋小寶這個角色，勾劃出極權下領導人的諍友最終可能所處的位置，而在過程中，遠遠在抵達最終位置之前，變化已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發生。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在修訂新版《鹿鼎記》的過程中，甚至在其後的評論解讀，把韋小寶寫得愈來愈容易接受，甚至可愛，在文學上在政治觀上都令人遺憾。

在政治觀上，美化韋小寶的角色是不道德的，寫實就是寫實，即使出於政治需要有時要作出違反原則的事情，也不必將它說成無傷大雅，甚至值得欣賞。

從文學上，我更加認為美化韋小寶是敗筆。雖然基於主觀理由我最不喜歡《鹿鼎記》，但我認為這是金庸最成熟，寫得最好的作品。這是金庸突破自己之作，初出版的時候引起了「金庸迷」極大的爭議，正因為韋小寶一反金庸主角的常態，是個低俗粗鄙的小人。但金庸俠士已寫到盡頭，《鹿鼎記》是一部諷世小說，所以主人公恰如其分，也是個市井之徒。《鹿鼎記》寫得好，因為它熱鬧、有趣、從反諷的角度看傳統的仁人俠士的世界。它的成功，在於它的疏離、玩世和嬉笑怒罵，視禁地如無物。但一旦對某些人物變得認真甚至認同，小說便不再疏離了，變成宣揚新的道德標準，為之辯護，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結論

金庸在香港文學政治與文化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無人能質疑。無可否認，他的某些政治立場與做法備受爭議，但他的小說為一整代人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啟發和享受，塑造了一整代人的思想與民族文化認同，金庸，或查良鏞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也不能抹殺這些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為此我們應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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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很喜欢房子，总找机会买房，后来逐渐发觉居住空间其实不需要很大，占有过多的居住空间，完全是浪费。于是缺乏投资头脑的我，在房价上涨最迅速的时候，将一栋房子卖了出去，减去之前买入的价格，还赚了一百万。我很高兴、带点得意地跟査先生说“我卖房子赚了一百万”
査先生听了，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比你赚得多一点，我赚了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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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深深体会到了毕生之痛！
査先生，你也曾与我说起你的毕生之痛，那是在你的私人房间，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安静的下午。
査先生说，自己的人生中，有两件事是毕生之痛，一件是父亲被杀，一件是儿子自杀。
先生再也没回去过故居——那是父亲被杀的伤心之地
先生说起来沉默良久，眼泪悄然滑落。
儿子的自杀，更是不能触碰的伤痛……
我知道，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我坐在先生身边，静静陪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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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中忆金庸：谈改编分歧，谈拜访，谈轶事
原创： 陈志明南方人物周刊昨天

“他不满意时会非常强烈地表达他不满意”


2018年11月12日，金庸的私人葬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内地导演、制片人张纪中受邀出席。次日，张纪中作为特邀贵宾随灵车参加金庸遗体火化仪式。

2014 年 5 月 23 日，张纪中曾携同演员李亚鹏、黄晓明、胡军，赴香江拜访金庸。

谈拜访：“你真像乔峰！”

人物周刊：那次去拜访金庸先生，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张纪中：那次就是私人聚会。我们这几个人，李亚鹏演过令狐冲和郭靖，胡军演过乔峰，晓明演过韦小宝和杨过，这三位演员演了査先生的五部戏。其中李亚鹏拍过最早的《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那时候他也和我一起见过金庸先生，跟金庸先生很熟。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忙自己的事情，联系渐渐少了。所以他也想趁机去看望金庸先生。

晓明是在拍戏现场见到査先生的。当时象山影视城开机典礼，我们在的时候，金庸先生正好过去，所以大家正好见面。胡军则是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査先生见到他时，特别提醒说：“你真像乔峰！”胡军当然很高兴。

人物周刊：你们几点到的金庸先生家里？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张纪中：晚上 7 点左右，我们赶到査先生家中。査先生就在家里等我们，摆的是家宴。因为他出去不方便，我们出去也不方便——香港的狗仔队太厉害。

谈到过去的朋友，像周迅、刘涛，査先生都很关心，频频问起她们的近况。

先生家中有位名厨，给我们做了很多道菜，有牛尾、竹荪、大虾等等，大家赞不绝口。我们吃饭、聊天，喝了不少瓶酒，在査先生的家里，感觉很温暖。借这样一个契机，我谈到购买査先生其他作品版权的问题。从第一部《笑傲江湖》开始，我拍的七部金庸剧都已落幕，时间允许的话，我想把剩下的都拍了。

我当时正在拍他的《侠客行》，我们接下来还准备继续拍《书剑恩仇录》，把它改编成一个电影。我跟査先生说我的想法，査先生查太太都蛮高兴的，连声说好。

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本来我还想叫刘涛、许晴来，但几个主演都不在。干脆这次就叫英雄见英雄，“英雄大会”。

人物周刊：三剑客加两位大师。

张纪中：其实李亚鹏、胡军、晓明这三个人都是由金庸先生的戏获得了一个新的道路，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到今天的成就跟这些戏是分不开的。像乔峰，大家说这是史上最没有异议的一个乔峰，我还跟胡军开玩笑说“你后面拍了这么多，都没超过这个”
我也是一样。因为拍了金庸剧而名声大振，我也是拍金庸剧最多的一位。你说我不是导演，但哪一个戏不是按我说的来拍？它的风格、样式、演员、剧本……包括后期的剪接，都是我来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主要是“感恩之旅”。5 月 23 日恰好是我的生日，不过我没跟査先生说。
那次走的时候，我说“您坐着不要起来”，但他坚持走到门口送我们。电梯一直上不来，我一再说“您回去吧”，好在楼层不高，结果是他开门，我们走楼梯下去的。我们下去以后，他才关门回去。大家真的都很感动。

谈分歧：“为什么让令狐冲这么早出来？”

人物周刊：这些年你们的交往情况如何？

张纪中：我差不多一年要来香港一两次，都会去见他。回想起 19年前，他75 岁，那个时候他很频繁地去西湖，去杭州，尤其是后来他又出任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带研究生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内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多。
像我们去九寨沟拍《神雕侠侣》，他也去了，所以很多时候都见到了。金庸先生一直很支持我们拍戏，你看香港拍的他哪时候去剧组探过班？从来没有。

金庸先生跟我关系确实很好，他说我这个人比较豪爽、比较讲真话。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不满意时会非常强烈地表达他不满意。本来我觉得改得挺好的拿去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却很生气。他曾说我“为什么让令狐冲这么早出来？”我说电视剧的男女主演不能过了好几集才出来。比如《笑傲江湖》的书中，令狐冲出场是在第四章，因为他一出场是林平之灭门，然后才是令狐冲出场，到了第十章才是任盈盈出场。但如果是电视剧，女主演第十集才出场就显得太晚了。

所以我们在第一集就让主要人物都亮相。怎么亮相呢？把原来劳德诺陪着小师妹监视林平之灭门这件事的主角换成了令狐冲。

金庸先生认为这不合理，他说劳德诺年纪比较大，所以让他一直在做卧底；大师兄和小师妹年纪相仿，岳不群怎么可能放心令狐冲带着他的女儿出去？我说观众也不会从那个方面想啊，任盈盈也不能太晚出场。他说晚出场有什么不好？诸葛亮还晚出场呢！

人物周刊：金庸先生很重视人物的出场顺序。但可能书的节奏和电视剧的节奏还是不一样？

张纪中：还是要根据艺术形式的转换而转换，这是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换成演一个京剧，京剧演到中间了女主演才出来唱，这怎么可能？再比如《天龙八部》，香港版基本上是以段誉为主，后面才是乔峰。《天龙八部》原著更是这样的，乔峰在很晚的时候出场，一开始都是段誉跑来跑去。金庸先生原来想让段誉这么一个王侯公子像释迦摩尼一样，体恤底下的人民疾苦，然后有所醒悟。他想写这个。因为《天龙八部》本身有佛教思想在里面。可是写着写着，写到乔峰，慢慢乔峰成了主角。

但作为我来讲，我特别喜欢乔峰这个角色，所以在改编的时候强调以乔峰为第一主人公，围绕他来做。金庸先生看了我这个改编后，倒是说“张先生你这个改得还不错。”尤其是结尾的改编。原作的结尾是慕容复疯了，阿碧这个小孩儿一直陪着他、哄着他，这些人从那边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情景，是个有着很深寓意的结尾。但是在电视剧里，如果是这样一个结尾，就没有高潮，戛然而止，就不好看了。

我们把结局改编成乔峰自杀后，阿紫抱着他跳崖，悲壮、惋惜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都会体现得到。金庸先生还曾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你改得好，那我小说也给改回来。”虽然他的小说没有改回来，但他对我这个《天龙八部》的改编是认可的。


谈轶事：口福居里的“回文诗”
人物周刊：很多读者看到你几年前发的微博，说老先生杯酒谈笑，精神矍铄。看来老先生晚年状态不错。

张纪中：是的。査先生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真的是有研究，而且博闻强记。他晚年脑子依然特别好使。他到北京来，我说咱不要老吃宾馆的饭，没意思，我带你去吃老百姓的饭吧。结果我们去白塔寺的口福居吃饭。老板请査先生给餐馆题个字，査先生坐在那儿想了一下，很快就写出“万人齐迷口福居，口福居然迷万人”一联，现在这幅字还在那个店里挂着。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也经常吃农家乐，在茶山上喝茶，田园式的生活，气氛非常好。当时还有马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

人物周刊：老先生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考了剑桥博士。

张纪中： 是啊。我说“你上什么学，读什么书？你教他们都绰绰有余”。可他非要去。曾有几个年轻人非议金庸先生做博导却没有学位，金庸先生就是为争这口气：让你看看“我不是混饭吃的”。

虽然这么说，我内心非常赞赏金庸先生的决定，送了他一支金笔。并且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金庸先生很高兴，带着我送的笔上学去了。

我们那次也聊了聊象山影视城。这是我在 2004 年为拍《神雕侠侣》时建的，经过 10 年时间，那边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宁波市对这个地方的文化产业投资力度很大，现在象山的后劲很足，备用的土地也很多。大家都回忆起那个时候，象山一片都是橘子树，最后是我选的这个地方，考虑到离城市也不近，背后的山很有形状，风水不错，定下来新桥镇就开始建。2004年査先生也来了，为象山影视城的开城剪彩，他到了那儿也很高兴，留下了不少照片。这都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看都是很宝贵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非常好。

“查太说，他一生中只被一个男人亲过”

人物周刊：那次是和查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吗？

张纪中：我跟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他93岁生日的时候。那天我抱着他，推着他的轮椅，把他送到车上。我临走的时候还亲了他。查太说，他一生中只被一个男人亲过，那就是我。那天我还跟他说，要活100岁啊，要向100岁迈进。

现在老先生去世了，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回忆。

（赵涵对采访亦有帮助）

刘国重 发表于 2018-11-16 16:5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8-12-2 17:27 编辑

学者胡文辉：从可读性来看，金庸是20世纪最重要作家
2018-10-30 22:33 英雄/金庸/小说
　　学者胡文辉是有名的“金迷”，今年他刚刚出版了一本金庸研究著作《拜金集》，以独特的视角对金庸小说中的文史典故的来龙去脉做了很多饶有趣味的考证，生动有趣，妙笔生花，颇有可读性。

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

南都：知道这个金庸逝世的消息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胡文辉：我原来就听说他的情况不太好，因此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算特别惊讶。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

南都：什么时候开始读金庸？在整个青年时代，金庸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文辉：回想起来，我的武侠小说阅读史，开始得并不早。我那时，可没有后来的小朋友这么幸运，一上来就有无数的武侠，有全套的金庸，更不必说种种后武侠、后金庸的物事了。

照我的印象，最早引进大陆的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也应是我最早看过的。高中时，大概1985年前，才有幸看了《射雕英雄传》，是一位同学借给我的港版书——但说幸运也可，说不幸也可，此君全无信用，只借了我第一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约要到大学阶段，才能完整地读到金庸。照老金的说法，那时大陆所刊的都是盗版，但说句冒犯的话：我必须感谢那些盗版!

或者，我算不上一个武侠迷。看过全部金庸，多数古龙，部分梁羽生，一点温瑞安、黄易，如此而已。在我看来，武林至尊，唯数金庸。他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最感兴趣的人物是韦小宝

南都：金庸作品中你最喜欢哪部？

胡文辉：记得倪匡认为金庸小说的前三名是：《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这个排名，我完全同意。

我心目中最喜爱的金庸作品，不是从文学标准看的，我读小说就是单纯的“好不好看”，不带研究的心理，完全就是个人的体验。

最感兴趣的人物是韦小宝。《鹿鼎记》最可读，这部小说内涵丰富，有关话题性和思考空间也比较大。

南都：你如何评价金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性和影响？

胡文辉：谈及金庸的重要性和影响，就牵涉到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两个概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可读性来看，成绩并不是有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不论雅俗，他可以打破这个界限。

（南都记者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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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与金庸
作者：刘勃

2018-11-11 21:38:37 来源：自由谈
标签金庸 水浒传 历史


也有些为金庸辩护的文化人，他们喜欢拿《水浒》举例，说当年也是被瞧不起的俗文化，现在不也成了经典，不能因为流行认定价值不高嘛。（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8日《南方周末》)

《水浒》如“牖中窥日”，视野是很狭隘的，但所见之处，却真实得刺眼；金庸的小说如“显处视月”，写的是广阔的世界，也都有点朦朦胧胧。

我是1970年代末出生的人，做学生的时代，金庸正风靡，也被鄙视。也有些为金庸辩护的文化人，他们喜欢拿《水浒》举例，说当年也是被瞧不起的俗文化，现在不也成了经典，不能因为流行认定价值不高嘛。

作为金庸迷，当年对这个类比法自然挺喜欢。但现在想起来，《水浒》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书。

今天的研究者，大多接受《水浒传》是世代累积的作品。就是他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施耐庵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样一部书从生成、流传到大致定型的过程。于是又引出一个判断：这部书是流民社会的产物，集中体现的是这个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今天的人读《水浒传》，只要不事先存着“这是伟大的文学名著”的心理预判，而忽视许多具体细节，就很容易被小说里的世界引起不适感。《水浒》题材的影视剧拍了那么多，也从来没有忠于原著的。太血腥，太暴力，对女性缺乏起码的尊重，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婪和谄媚有时却非常夸张……都完全不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

但有人因为《水浒》的世界不美好，进而推论中国的传统一团漆黑，显然也不对。儒家贵民厚生的情怀，法家的制度构建的智商，古诗文中的闲情妙趣……这些都是《水浒》里很少，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东西。甚至同样是小说，唐传奇、《红楼梦》里对女性的态度，和《水浒》也不啻霄壤。

《水浒》呈现的，就是流民眼中的世界。虽然它后期也经过文人改造，但已然无关大局。

但这绝不是说《水浒》不好，读书如果只为接受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世界上值得读的书就太少了。《水浒》的世界，在“良民”社会的地底下，古代社会有这一面，现代社会也未必就没有。所以《水浒》是开眼界之书，叫你别被眼前一点浮花浪蕊烈火烹油所迷惑，终究要直面惨淡的人生。

金庸的十五部（篇）小说，虽然具体内容不免有所依傍，却都是作家一手打造。金庸笔下的江湖，当然也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江湖。

老爷子的头几部小说，还使用了比较多的真实的江湖元素，但这显然不是他的长项。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境界始大气象万千，同时江湖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生存空间，而是整个社会的映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虽然是徐克电影里的话，却是对金庸小说的很好概括，这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江湖表现的是所有“有人的地方”，绝不局限于那个和庙堂对立的江湖。这也是今天的网红作家，还是可以随手从金庸小说中撷取片段，来写时事评论的根基所在。

金庸出身文化世家，接受的是当时最优秀的教育，从事的是文化精英的职业，在香港的鼎盛时代，汇通中西，发为文章。他的价值观，当然比《水浒》要“现代”得多。这点对中国内地的意义，可能比香港还要突出。人性是永恒而美好的，政治是肮脏而卑鄙的，国族仇恨有时显得狭隘，爱情却非常非常重要……都带点振聋发聩的意味。说金庸小说参与了对七零后、八零后人格的塑造，却是不为过。

金庸的视野，比《水浒传》要广博。老爷子的历史、文化水平，虽然常有专家学者非议，但比起《水浒》的作者群，要高明得多。因为与诸多政要都有往来，金庸笔下的帝王将相比《水浒》里的宋徽宗、高俅要更“像”历史人物。东邪、北丐这样的绝顶高手，许多气质则都与宗师级别的文化人暗合。引经据典，谈诗论画，甚至写到娱乐美食，金庸也比《水浒》巧妙精致。

可以说，金庸写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比《水浒》到位。但是金庸写任何话题，也都无法达到《水浒》写游民社会的那种信息密度和表现力度。套《世说新语》里的一个著名句式：《水浒》如“牖中窥日”，视野是很狭隘的，但所见之处，却真实得刺眼；金庸的小说如“显处视月”，写的是广阔的世界，也都有点朦朦胧胧。

看现在的评论，金庸已是舆论所承认的文学大师，但经典化和脱离群众两个进程难免同步，影响大约是不及当年了。十几年前我刚教书时，讲佛教传入汉地，传说白马驮回来的第一部佛经叫《四十二章经》，满教室的学生会“哇”的一声。现在，大抵只是以为老师在说一个知识点而已。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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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色蕴 查良镛　　　人生痛苦与烦恼无穷无尽。
　　　婴儿一生到这世界上，最先的行动是挣扎和哭喊，不是安静和欢笑。疾病、衰老、死亡是不能摆脱的命运。所爱的要分离，厌恶的却偏偏要相逢，所热切祈求的总是得不到。最宝爱的人永远离开了，他的身体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可是，死亡只是这一生的终结，却不是生命痛苦的尽头。

　　　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吗？天下的江河并不都向东流，人生却当真是长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李后主曾独占江南繁华，唐明皇富有四海，到头来却都只有痛苦。人类历史上没有另一个人比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帝国更大，到得临死之时，他将满盘明珠绝望地撒在大草原中，什么权力、威势、荣华、妻儿，到头来尽化乌有，因为他自己的生命要结束了。

　　　为什么做人是这样苦？人能从这无穷无尽的煎熬中得到解脱吗？如果能够的话，用什么方法？

　　　二千五百多年前，印度北部有一位王子，对这个大问题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答案：人生的痛苦是可以解脱的。要明白痛苦怎样产生，明白产生痛苦的原因可以除去，明白正确的方法，照着去做，人就能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从此自由自在，永远不受痛苦的打击、折磨、纠缠、和束缚。那是真正的大自由，大解放。

　　　生命中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自己得到自由，也要帮助别人得到自由，这是人生的目的。

　　　这位王子，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陀的意思，是「觉悟的人」。他苦修了六年，在菩提树下苦思四十九天，终于见到了解脱生命中一切痛苦的道理和方法，那就是佛法。将佛法广教世人，便是佛教。
　　　佛法的内容十分丰富，下面所说是最初步的道理。
　　　
「五蕴」
　　　人的一切痛苦，来自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作用。所以首先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从正确的观察而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机能互相依附，互相影响，永远不能真正的分割。但在观察之时，可以先分别开来了解，认识了之后，再将两者综合起来，得到一个总的认识。


　　　生理机能比较简单，有具体的形象，可以捉摸。心理机能却十分复杂，思想念头瞬息间百变千幻，极不容易把握。所以生理组织不再分组，心理作用则分为四组。五个组的每一组之中，都包含了许许多多东西，例如生理器官有眼睛、耳朵、鼻子等等。


　　　生理组称为「色蕴」。「色」的意思是「看得见的东西」，「蕴」的意思是许多东西聚为一类，梵文是Skandha，巴利文是Khandha英文译作Aggregate或Group，都是「组合」、「集团」的意思。「色蕴」就是「可见类」或「可见组」。人身的各种器官都是看得见的。其中细小的物体如细胞、血球、细微神经等等肉眼看不见，但通过显微镜还是可以看得见，佛以及其他修道有成就之人的「天眼」也看得见。生理组中的各个部份，不论大小，都看得见。


　　　至于心理作用，那都是看不见的。佛陀分为情绪、概念与思想、意欲、意识四组，分别称为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情绪、概念与思想、意欲这三组心理活动，必须和意识相结合才能发生作用，所以整个心理活动也可总称「识」。


　　　五个组一起，称为「五蕴」。「蕴」这个字，是玄奘大师所译，旧译称为「五阴」或「五众」。


　　　生理组织和心理作用事实上互相密切联系，不可能真正的截然划分，以「能不能看得见」作为分类标准，最为明确合理。如果像通常那样称为物质类和精神类，听者不免要追问：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事实上这个问题无法答复。在今日的高等物理学中，物质与能不可分，物质是能的一种现象。佛陀根本不谈物质，不谈物的本质，只谈物的状态与性质，只谈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现象。和今日的科学知识完全相符。在哲学上，关于「物的本质」，两千多年来一直也有永远解决不了的争论，佛陀一概撇开，以免引起混乱。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既简单明了，又完全正确。



心理状态固然刹那间变化不停，生理组织其实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化，新陈代谢作用没有一刻停止。千千万万细胞在不断产生、生长、衰老、死亡。婴儿成长为青年，头发和指甲长了起来，骨骼和血管在慢慢硬化，美丽的晶莹的眼珠失却了光采。不断的变化，决不停滞不动，那是「无常」。

　　　
　　　「色取蕴」
　　　小孩子盼望快高长大，这愿望是能达到的。长大之后，盼望永远保持健康和青春，永远不会死。古往今来，谁也办不到。因为肉体是无常的。对人来说，无常就是痛苦。肉体自己不会思想，痛苦、忧虑、烦恼等等情绪，都是心理作用。

　　　生命中有幸福的岁月，美好的时光，自然也有心神俱醉、大喜若狂的感觉，然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切岂能长保？幸福的感受越是强烈，在幸福消逝时的痛苦越是难当难熬。为什么留恋自己的青春容貌、体格？为什么怕生病、怕死？为什么在雷电交作、暴风雨来临时会感到恐惧？为什么给人殴打损伤时会愤怒、反抗、或逃避？为甚么害怕毒蛇、狼虎、蜈蚣、黄蜂、、利刀？这一切心理，都基于「肉体长保」的欲望，我们要生存，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和安全。

　　　当秦始皇终于明白「万寿无疆」的欲望决计无法实现时，他比平常人要痛苦得多，由于他的欲望也比平常人强烈得多。痛苦的强度和欲望的强度成正比，因为痛苦是欲望中产生出来的。欲望不能满足，必然是痛苦。
　　　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之中，永远有欲望依附。欲望纠缠你、折磨你、紧紧抓住你。每个人每天都在希望，祈求，等待，要做这件事，想得到那件东西，盼望那个人爱你。这一切心理，总的来说就是欲望。欲望是罩在人身上的天罗地网，人好像是鱼儿入了网，不论怎样挣扎，总是难以摆脱。

　　　因此，「五蕴」总是跟欲望及烦恼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状态下的「五蕴」，佛家称为「五取蕴」（旧译「五受阴」）。生理组织加上欲望与烦恼的纠缠，称为「色取蕴」，意思是说，肉体陷入了欲网苦阱，逃不出来。受取蕴、想取蕴等也是一样。「取」的意思是「抓住」，肉体和意识给欲望抓住了，我们只能在欲望的波涛上起伏飘泊，难以自主，永远上不了岸，所以叫做「苦海无边」。



　　
　四大」「六界」

　　　佛陀说，人的生理组织由地水风火四种东西所组成，还得加上两种东西，一是「空」，一是「识」。空是空间、空隙，例如人身中口腔、胸腔、腹腔、胃囊、食道、气管、肺泡等中的空隙，那当然非要不可，但空隙不是真正材料。「识」自然也属必要，否则死人与活人没有分别。地、水、风、火、空、识，六种东西合称「六界」。

　　　地、水、风、火四种东西，是一切物质的状态和性质。「地」表示物体的坚固性和延展性，「水」表示湿性和凝聚性，风表示轻动性，火表示热性。地水风火四种东西合称「四大」。「四大」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的状态与性质」。但因为物质由它的状态与性质显示出来，物质本身和它的状态性质不可分割，所以提到「四大」的时候，通常就是指物质而说。不过「四大」并不等于物质，这一点以后再加说明。

　　　地水风火「四大」是不稳定的，互相混杂而不能严格划分。热水之中既有水性（水）又有温度（火），热水的温度能增加或减少，水既能化汽（风），又会结冰（地）。所以，一切「四大」，都是无常。

　　　人身由无常的东西组成，人身自然无常。无常就会痛苦。

「十二处」「十八界」

　　　人的欲望从那里来？欲望由本能产生。

　　　人的本能是求生存。婴儿一生下来就会吃奶，不用学习，这是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性欲也是本能，那是为了延续种族的生命，然而这是次级的，可以克制。饭就非吃不可。由于要生存，于是产生种种欲望。其中食欲最为重要。好奇、学习、求知等欲望都是后来发展的。

　　　佛陀称本能为「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明白真理。人一生下来，就认定了五蕴是我，天天为保持生命而挣扎。这场奋斗，不论如何竭尽全力，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欲望以本能为基本动力，而从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认识之中发展出来。一件从来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或嗅到过、或尝到过、或触摸到过、或在报纸电视广告中见到过的东西，而自己又是根本想象不到的，那决不会对它发生欲望。

　　　人的感觉器官共有六种：眼睛、耳朵、鼻子、舌、身体的皮和内外肌肉，这五种是生理器官，属于色蕴；另外一种是对抽象概念的感受，属于心理作用。近代生理学家认为心理作用由脑器官司理，也是生理组织的一部份。心理作用不能离开脑子，那毫无疑问，但单是脑细胞和神经的机械作用，决不能产生生命和一切精神现象。佛家认为意识作用固然依附于生理组织，然而真正管理意识作用的器官不是物质，是看不见的东西，不属色蕴。

　　　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合称为「内六处」或「内六入」，或「六根」，是得自外界的感觉资料进入人身内部的门户。

　　　「内六处」的对象，称为「外六处」或「外六入」、或「六尘」、「六境」。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形象，称为「色处」，是「所看到的东西」之意。「色处」的「色」字，和「色蕴」的「色」字意义相同，都指「看得见的东西」，但「色处」和「色蕴」不同。

　　　耳朵听到的东西是「声」，鼻子嗅到的东西是「香」（臭也算香的一种），舌头尝到的东西是「味」，身体所接触到的东西是「触」。意识所接受到的东西是「法」，如佛法、法律、方法，以及道德、习惯、学问等。抽象东西都是法。「外六处」基本上都是外界的东西，只有「腹如雷鸣」、「腹痛如绞」、香妃闻到自己体有异香之类，才是人身内部的。

　　　「内六处」和「外六处」加起来，合称「十二处」，其中眼耳鼻舌身五处属色蕴，其余七处不属色蕴。

　　　眼和色处接触，产生了「见到」的认识，这种认识称为「眼识」。单是「看」，如果没有眼识，那是「不见」的，就所谓「视而不见」。眼识是心理作用，属于「识蕴」。视觉器官和所视的东西两者结合，产生眼识。眼处、色处、眼识三者相结合，就见到了。闭上眼睛，或者所视的东西上没有光线照射，又或者「心不在焉」，三者缺一，就看不到东西。

　　　耳与音接触生「耳识」，鼻与香接触生「鼻识」，舌与味接触生「舌识」，身与物体相接触生「身识」，意和抽象概念发生联系生「意识」。眼识、耳识等六种识总称为「六识」。

　　　内六处、外六处、六识加在一起，总称「十八界」。「色处」与「**」完全相同。好比一个人就省籍来说是广，在国籍来说是中国人，同是这一个人。其他也是一样，十二处与十八界中的前十二界相同。眼耳鼻舌身五界属于色蕴，其余十三界则不属色蕴。

　　　身体器官在不断变动，外界事物不断变动，认识作用更加变动得快，当真是「心念电转」。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种种情绪波动，自然难以安定平静，最后终于使人痛苦。

　　　自己的肉体和心理终究不能由自己控制。你叫肉体不可衰老，它不听话；你叫自己的心不可哀愁，它不听话，那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自己所不能控制、不能指挥的东西，终究不是属于我的，那不会是我，不会是「真正的我」。

　　　上面所说的，是佛陀教人正确理解人生真相、因而寻求解脱的第一课。



二

　　　佛法第一课的内容都属于常识范围，并没有什么困难。人生的无常与酸苦，中外古今无数哲人才士都曾体会到、吐露过。中国的诗文小说之中有数不清的例子。

　　　世上自然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只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此时春花似锦，美人如玉，「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去年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却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李白的诗篇道尽了天下无数人的感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总之是：「人生在世不称意」！

　　　今日在西方国家颇受重视的存在主义哲学，说的主要也不过是人生没有出路、没有目的，因此整个生命就是一场荒谬。佛法中说「人生无常，是苦」，许多人都懂的。但佛陀教导中关于苦的根源、以及解脱的方法，却是任何人所从来没有觉悟到过的大发现。佛法有「四圣谛」，举世的哲学家、诗人、小说家等等所能说得出的，只是第一圣谛——「苦谛」，也从来没有人像佛陀那样说得条理分明，直透入根本中心。

　　　本来要了解佛陀的说法，应该并不是很难的事，佛陀对任何人都说法，不论是国王、大臣、富翁、贵妇，还是佣仆、奴隶，他都肯不厌求详的教导。佛陀认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人人都有求解脱的权利。根据阿含经中的记载，他的听众中包括牧牛人、练马师、陶器工匠、老太婆、小孩子、农夫、农妇、家庭主妇、大盗、乞丐等等。如果他的理论十分深奥，道理非常复杂，如果他的话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和专门名词，好像后世佛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这许多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又怎么听得懂，又怎么能得到解脱？

　　　但大导师在人世的生命是无常的。佛法也是无常。

　　　佛陀逝世后，他的教导先由弟子们记忆与背诵，传了数百年后记录为文字，加上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注释和解说。佛弟子分为十八个或二十个部派（有的学者说可能有三十几个）。对于佛陀的教导应当如何理解，各部派的分歧极大。事实上，正是由于大家意见不同，发生争辩，才发生分裂。分裂之后，争辩的议论和文章更多，文章自然要写得既长且深。求解脱变成了做学问，佛法在学者们手中变得越来越深奥玄妙。于是普通人被剥夺了通过佛法而得到解脱的权利。直到大乘兴起，局面才起转变。



「阿含经」

　　　到底佛陀原来真正的教示是怎样的呢？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印度、中国、日本、锡兰还是西方修学佛法的人，都同意一件事：四部「阿含经」（以及小阿含经中的某些经文）中所记载的佛陀言教，是最原始的，最接近于佛陀当时说法的真正内容。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大乘佛教大宗师的论著中，如果引述佛说，所谓「契经」，都是指「阿含经」。五部阿含经记录成文，已是在佛陀逝世之后数百年，在此之前，全靠佛弟子背诵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各部派的诵本内容颇有差异，经过历代的传写翻译，又不免有增减、改动，误译，经文的篇幅也有多少、长短之别。但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五部阿含经，现代称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典。

　　　各部派诵本的译文保持至今的，只有南传上座系铜楪部的巴利文本五部经，以及汉译的四部阿含经（小阿含经汉译不全，也比较不重要）。汉译所根据的是梵文译本。中阿含与杂阿含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已找到梵文本的零星片段，对照证实。增一阿含经大概是大众部诵本，长阿含大概是法藏部诵本，那只是多数学者的推测，并无具体证据。巴利文的五部经已译成英文（全译）、德文等西方文字。原本的梵文本或巴利文本其实也都是译本，因为佛陀所说的既非梵语，也不是巴利语。所以，说是原始佛教，也并不怎样原始。但总之是现存文献中最可能接近原来佛义的最早记录，除此之外，没有更可靠、离佛陀时代更近的资料了。在印度许多地方发现了若干与佛教有关的石刻文字，既残缺不全，又寥寥无几，主要只有考古学与历史学上的价值，对于了解佛义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要想了解佛陀对一般普通听众的说法内容，只有到阿含经中去寻求。但这决不能以为大乘经不值得重视，而是说，大乘经是佛义在另一个角度下的发展，在整个佛法中有重要价值，比之阿含经的内容更丰富得多。阿含经的听众，主要是凡夫俗子，以及还没有明白佛法初步道理的比丘弟子。大乘经的听众，主要是已经得道的阿罗汉、菩萨、大菩萨。如果作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可以说，阿含经是佛法的小学中学课本，大乘经是大学课本。阿含经毎个学佛者都应当读，如果独善其身，可以由此自求解脱，也可做社会工作而得重大成就。大乘经和律藏，则根据各人修学的不同科系，而选择来分别作深入研究，以备在较大规模上为社会服务。至于小乘、大乘的各种论集，则是大学生、硕士班、博士班的参考书，有些极好，有些写得不大好，未必对人人有用。

　　　对于我们凡夫俗子、初学佛法之人，从阿含经着手似乎比较合理。

　众说纷纭

　　　本文第一章中关于「色蕴」的简单说明，是我根据阿含经而作的现代化解释。
　　　可是这样的解释，与古印度论师、以及中国佛教界的传统见解有很大差异，与当代佛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事实上，古印度论师、中国古德、当代学者三者之间，对于「色蕴」问题固然意见分歧，而论师与论师之间，古德与古德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也是看法大大不同，实在令人无所适从。如果在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上就走错了，怎么能期望以后走的是正路？因此这问题非彻底的弄个清楚不可。

　　　可是找不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可作根据。

　　　佛学者们似乎认为「色蕴」的问题再也简单不过，以致很少有人真正在这问题上花过心思和笔墨。小乘部派的学者们对「无表色」的问题争论很激烈，但甚少详细讨论「色蕴」本身。大乘佛学不重视色蕴，一谈到「色」，立刻便将话题带到「空」上（「空宗」）或「识」上（唯识宗）。近代外国佛学者提到色蕴时，往往连一句完整的句子也不肯用，只是数字半句，真正是一笔带过。可是这「一笔」，却是大有分别的「一笔」。不可能每一位学者的「一笔」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用字虽少，分歧却大。

「大乘广五蕴论」

　　　专门谈五蕴的著作，以我浅学所知，似乎只有世亲菩萨一篇短短的「大乘五蕴论」，安慧菩萨加以广释，本论与释论合称「大乘广五蕴论」（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其中谈色蕴的部份两论共约五六百字，近人蒋维乔加上了七八倍字数的注释。

　　　世亲在小乘时，学综有部、经部、著作极丰，号称「千部论师」，所作「俱舍论」当时称为「聪明论」，是小乘阿毘达磨论集的登峰造极之作；转入大乘后，所作「唯识三十颂」，是唯识宗的重要经典，玄奘糅译印度各家的注释而成「成唯识论」，不论在印度或中国，影响都是非同小可。事实上，世亲菩萨的两部著作，在中国成立了两个佛教宗派，小乘的「俱舍宗」，大乘的「唯识宗」。一身而兼小乘、大乘两大宗派之祖，古今一人而已。（龙树菩萨是中国大乘六宗共祖，不兼小乘。鸠摩罗什的译作直接造成小乘「成实宗」和大乘「三论宗」的建立，然而他是翻译而非撰作）。安慧是世亲的弟子，唯识宗的大师。

　　　以这两位大士来解释「色蕴」这样简单问题，应当是十分权威的了。事实上，中国佛教界对「色蕴」的观念，主要都根据于这本书、或与此书所说类似的其他著作。大概大家觉得，这两位大士的话那里还有错的？对于其中明显的矛盾不再深究。

　　　「大乘广五蕴论」中对于色蕴的解说，代表了古印度以及中国佛学界的主流看法，我们便从这篇论文开始讨论。

　　　我从阿含经中关于佛陀所说「色蕴」的理解与「大乘广五蕴论」（以后简称「五蕴论」）主要在六个问题上发生矛盾：
　　　（第一个问题）色蕴是什么？
　　　佛说：是活人的肉体。
　　　五蕴论：是世界上的一切物质。
　　　（第二个问题）「四大」是什么？
　　　佛说：四大是物质的性质。于物质本身（自性）佛不置一词。
　　　五蕴论：四大是物质元素，就是物质。
　　　（第三个问题色）色处是不是属于色蕴？
　　　佛说：不属色蕴。
　　　五蕴论：属于色蕴。
　　　（第四个问题）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是不是属于色蕴？
　　　佛说：不属色蕴。
　　　五蕴论：属于色蕴。
　　　（第五个问题）有没有精神性的「色」（无表色）？
　　　佛说：没有。
　　　五蕴论：有。
　　　（第六个问题）冷暖、饥渴、轻重等感觉，属于五蕴中的那一蕴？
　　　佛说：属识蕴。
　　　五蕴论：属色蕴。

　　　这里所谓「佛说」，其实是「本文笔者自己以为的『佛说』」。是不是真的「佛说」，还是本文笔者的理解错误，当然值得大大的怀疑。本文笔者这样理解，是不是弄错了，实际上成为「谤佛」？阿含经中是不是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解？我们来逐一研究上面所提出的六个矛盾。

结论

　　　佛说色蕴，教导世人：
　　　一、无常、苦——肉体的成长、衰老、疾苦、死亡，每个人都不能避免。这是生命的必然痛苦。

　　　二、因缘、空、非我——身体的形成和消逝，是由于各种关系和条件（因缘），所以是「空」的。身体无常，不稳定、依赖于其他的关系和条件，不是自己所能控制，因此身体不是「真正的我」——非我。

　　　三、解脱——要解脱生命中的大痛苦，得到永远而真正的自由自在，第一步是正确认识肉体（色蕴）并非「真我」。

　　　四、无住、无着——人生的烦恼，来自对色、声、香、味、触、法、一切人、事、物的贪恋关切（「住」「着」），如能减少这种欲望和痴爱（「无住」「无着」），烦恼就能逐渐消减，有助于得到解脱。（小乘有部论师对外物的硏究分析是哲学，不是佛法。要了解外物，以硏究现代物理学为妥。）

　　　阿含经谈论认识「色蕴非我」而得到解脱。（大乘经则谈如何而能得到与佛一样的正觉。般若系用的是「空、无相、无作」的方法，唯识系用的是「转识成智」的方法，真常系用的是「明心见性」的方法。方法不同，目标则一。

　　　
　　　下面这段大乘经「维摩诘经」中、所用的各种譬喻都源自阿含经，其中所说的「身」，在阿含经中都用「色」或「色蕴」，可见「色蕴」即「身」。以下所引这段经文的最后两句，则是大乘佛法的精义。

　　　「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集。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沬，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焰，从渴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为如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寿，为如风；是身无人，为如水。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净，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澡浴衣食，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一病恼；是身如丘井，为老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聚，阴、界、诸入所共合成。诸仁者，此可患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晨初稿写毕 （全文完）



　　　
我于佛法是初学，所知甚为浅薄，原无资格写佛学文章。在阅读佛学书籍之际，遇到许多不同说法，互相矛盾冲突，令初学者如我感到无所适从，十分困惑，「色蕴」问题是其中之一。这篇文字可说是篇读书笔记，希望能得到读者们指教。本来写得甚长，但怕读者厌烦，将其中讨论小乘论师各家意见、各主要大乘经及中国八宗对色蕴的不同解说等等都删去了。本文曾得本刊编者沈九成兄审阅，并数次讨论，谨此致谢。 ——后记


收起回复本楼含有高级字体9楼2014-01-27 17:23

都都肚肚: 对论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
2014-1-27 20:22回复

智慧之光: 回复 都都肚肚 :虽然大乘典的文学水平非常高，看了也能明白不少东西，而且变得特别能吹，但五欲鲜有能放下的。金老说佛家境界太高，要放下他做不到，常人其实都和他一样的，把佛经当学术研究也好，当小说外传看也好，最后确实开了眼界，增慧，但离那种境界确实是八杆子打不着，搞搞理想主义了。
2014-1-27 21:11回复

智慧之光: 回复 都都肚肚 :我现在想的比较明白了，佛经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佛法本身不是心灵鸡汤，是我们只是把佛法当心灵鸡汤，所以常常经不住一颗屎，这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一旦掉下汤去，一锅汤就变心灵鸡屎了。
2014-1-27 21:12回复

都都肚肚: 回复 zzq4993 :是的，当作心灵鸡汤纯粹是自我慰藉的世间爱好！烦恼真的生起时，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2014-1-27 21:28回复

智慧之光: 回复 都都肚肚 :所以我看到几则笑话，昨夜打坐完看到，笑了半天，觉得也有点意思，有时佛法被变为一种阿Q教，和说书教，随便懂点什么，就开始“弘法渡众生”，只是没有达摩祖师这样的人在一边骂，个个都能升台讲法，谈空妙有。比如马上过年了，上了桌，酒别人敬，你喝不喝呢，肉夹过来，你敢果断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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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到老皆归佛，不读人间糟糠书


----- 金庸先生皈依佛教的自述：
　　
　　
　
　　 我之皈依佛教,并非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也非是一种神秘经验,而的确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历程。
　　
　　　　 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伤心得几乎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间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此后一年中,我阅读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 对死亡的关怀>>.其中有汤恩比博士的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燃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从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和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亡灵是不灭的,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中国的佛经卷幅浩繁,有数万卷之多。我起初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当时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幻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论，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忽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不过中文佛经的文字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 原始佛经>>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法的记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等国家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
　　
　　　　 英文佛经的文句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我们所看待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我相信佛陀( 印度语文中原文意思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即"佛法"传给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考察,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了,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从痛苦到欢喜,大约一年半的时光。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 维摩诘经 >> , << 楞严经>>, <<般若经>> ,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 "南传佛经" 是很不同的,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但我坚持读下去，直至读到 <<妙法莲华经>>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豁然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
　　
　　　　 我也是了解了 " 妙法 " 两字之旨后,才喜欢上了大乘佛经.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对于我从小就听祖母颂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和<< 妙法莲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
　　　　
　　　　 节目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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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扫地僧放错了书
王路 王路 2018-10-31 13:21:18
旧版《天龙八部》里，萧远山潜入少林寺，偷学的第二本书是《般若掌法》。扫地僧看见，知道他要走上邪道了，就在旁边放了两部经。一部《法华经》，一部《四十二章经》。

新版里，《法华经》没变，《般若掌法》改成了《善勇猛拳法》，《四十二章经》改成了《杂阿含经》。

金庸封笔是1972年。1976年，他的长子在美国自杀。

1977年3月，金庸给《倚天屠龙记》写后记，末尾说：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金庸陷入巨大的痛苦，想从一切地方寻找慰藉，花费了很久后，在《阿含经》中找到了。金庸废寝忘食读了几个月，突然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具体是哪里呢？金庸没说。我想，十有八九是这里：

《杂阿含经》第44卷，讲到“婆四吒”婆罗门尼的故事。她有六个孩子，接连去世，她想念孩子发狂了，裸形披发，随路奔走，到了“弥絺罗庵罗园”。

佛陀正与无量大众围绕说法。婆四吒看见佛，为自己裸形披发惭愧羞耻，就敛身蹲坐了。佛陀让阿难取来上衣给她披好，让她听法。

她听完信心清净，受三自归，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不久，她的第七个孩子也死了，她没有再啼哭悲伤。

她丈夫很诧异，问为什么。

她说：子子孙孙，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在漫长的轮回里，一样会随着因缘散去而谢灭。你我都是如此。子孙宗族，繁盛到许许多多人，各自随着因缘，生到不同的地方，依然互相残食。如果能知晓灭苦之道，怎么会再生起忧苦呢？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再碰到生死存亡之相，也不会忧苦。因为我已进入佛陀的真正教法中。

应该就是这里，金庸抬起头，思考了良久：“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1977年10月9日清早，金庸完成了一篇长文，《谈色蕴》，文中有句话：“对于我们凡夫俗子、初学佛法之人，从《阿含经》着手似乎比较合理。”

这应该是新版《天龙八部》中，《四十二章经》被换成《杂阿含经》的缘故。

《四十二章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听起来“四十二章”，好像很多，其实一章就一两句，全经只有两千多字。《鹿鼎记》写《四十二章经》，大概因为它有神秘色彩。据传它是汉文译出的第一部佛经。其实不是。它是后来从《法句经》等典籍中零散摘出的，内容也十分朴素，相当于格言集。

《飞狐外传》结尾，有首偈子：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四十二章经》的第三十二章是：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

《四十二章经》都是只言片语，想从中悟解，不太容易。历史上也没听说谁是读《四十二章经》开悟的。

《阿含经》倒是原汁原味的佛法。鸠摩罗什9岁学《阿含》。金庸学《阿含》时53岁。

不过，金庸觉得中文佛经太难了，就向伦敦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巴利圣典英译本。英文比中文好理解。巴利佛典和《阿含》内容也比较接近。

《谈色蕴》的后记里，金庸说：“我于佛法是初学，所知甚为浅薄，原无资格写佛学文章。在阅读佛学书籍之际，遇到许多不同说法，互相矛盾冲突，令初学者如我感到无所适从，十分困惑。”

这既是谦虚，也是实话。谦虚是因为，一个“色蕴”，金庸谈了近8万字，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说到中观、唯识、如来藏，几乎可以出一本专著了。

实话是因为，那时金庸刚刚开始潜心研究佛法，之前只是泛泛的了解。金庸有很好的条件，一旦全身心投入，各方面的资料、学说，可以请教的人，都能马上找到。比如审阅《谈色蕴》的沈九成先生，就很有见地，先于佛教学者那体慧发现了《心经》的某些重要问题。

当时，金庸对大乘佛教还不能相契。他研读《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总觉得太玄，夸张神奇，不能信服。

直到翻开《法华经》。

金庸说：“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

这个说法乍听似乎奇特，一般人好像觉得，小乘经是给钝根人读的，利根人更适合大乘。龙树菩萨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小乘九十天就学完学透了，大乘经用九十天，只学了个皮毛。

这并不奇怪。能海上师也说过，《般若》是为钝根人说的，《阿含》是为利根人说的。

能海上师早年入藏，成为康萨仁波切最杰出的弟子，晚年在五台山清凉桥读《阿含》读欢喜了，说：“原来密宗里所有的奥秘，《阿含》里藏得都有。”

但是，他告诉弟子：我们是大般若宗。

很有意思。

《阿含》看起来简单，甚至让人觉得啰嗦，但其中藏着很多宝藏。聪明的人，总能通过努力在里面发掘种种宝藏。

但是，一般人就不容易发掘。于是佛菩萨慈悲，宣说《般若》，直接把埋藏的宝藏放到桌面上，大家随意取就好。就像扫地僧对萧远山说：你不是想报仇吗？我来帮你。啪，把慕容博拍死了。

萧远山震惊得无以复加，又爽然若失。《阿含》学得好的人，初听《般若》，大惊大怖，不敢相信，就是这样。

但更多人，虽然看见摆在桌面上的宝藏，但对它到底多值钱，是心里没数的。他不相信值钱的东西可以轻易得到。

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很多人总把《阿含》当小乘。《阿含》不是小乘，《阿含》是基础。《阿含》学得足够好，一定会挖掘到其中最珍贵的宝藏，通向大乘。

天台宗判教，有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

《阿含》就是藏教，三藏教法。没有《阿含》的基础，只能在门外转悠。通教，是大乘也认、小乘也认的。别教，是专为菩萨说的，小乘认不得。圆教，是为最上利根说的。

这就可以理解，金庸于1977年，“在阅读佛学书籍之际，遇到许多不同说法，互相矛盾冲突，令初学者如我感到无所适从，十分困惑”。

金庸当时不能信服《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因为其中很多是“通教”、“别教”、“圆教”的道理。

金庸修改《天龙八部》时，《法华经》仍然保留在萧远山手边。但这和旧版意义不一样。旧版放《法华经》，是因为《法华经》虽然有名，却不像《心经》《金刚经》那样家喻户晓，失去了神秘感。新版放《法华经》，是因为金庸自己是通过《法华经》接纳大乘佛教的，是他个人的因缘。

不过，《法华经》的意义，实不止于金庸理解的“方便”、“善巧”。《法华》是纯然的“圆教”，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是给“回小向大”的阿罗汉、“正直舍方便”的大菩萨看的。扫地僧放《法华》这么高级的书，萧远山不理会，太正常了。

金庸说自己“最接近般若宗”。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把旧版萧远山练的《般若掌法》改成了《善勇猛拳法》。毕竟，般若是佛法。

扫地僧给慕容博留的是禅宗祖师语录。慕容博没能从中获益，也特别正常。北宋时，能靠禅宗语录开悟的人基本绝迹了。所以，禅门巨匠大慧宗杲要把老师留下的语录烧毁，以免贻误后学。不过，禅宗语录倒有个用处，考科举的人可以偷偷看看，用到试卷上，搞不好就能把考官绕进去，录取你。南宋朱熹就这么干的。

金庸说，虽然从小就听祖母念《心经》《金刚经》《法华经》，但经过整整六十年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

其中，《心经》《金刚经》，都是《般若经》。

此刻，假如金庸先生还能再把《天龙八部》修改几个字，我想，一定是借扫地僧的手，把萧远山身边放一部《阿弥陀经》。

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