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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7-21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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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1-28 21:48 编辑

[哈哈][哈哈]//@仗剑南窗:张之洞号香涛，人称“张香帅”；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之前确实有猜测楚香帅和胡铁花的名字，灵感得自于此的。但没想到两个历史人物之间还有这层渊源，有趣。@程维钧 @刘国重 @不作为的笑道人 [笑cry]
@敦煌郡公
张之洞委托过胡传踏勘海南。

所以香帅和胡铁花真的有交集啊。 ​】】】】】】】】】】】】】】】】】】】】】】】】】】】
南郭刘勃
今天 10:53 来自 微博 weibo.com
//@陶短房: 回复@Paul--Aguero:唐代州设刺史、司马，宋代加强皇权，在保留刺史、司马作为武将虚衔同时设立“朝官外派”性质的知府事、知州事、知县事，在州设通判，所以说“唐代无知府”，明白了？//@Paul--Aguero:白居易有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
@李天飞大话西游
堂堂开国功臣、当朝宰相的女儿招女婿，需要当街抛绣球，靠天收。
水贼冒充状元能当官十八年，还能不被看出来文化水平。
十八年来和女儿失联，当爹的宰相也不找。
十八年来繁剧冲要的江州知府没有任何迎来送往，考绩殿最，和同榜进士不曾有任何诗酒唱酬，和京城六部大员没有任何关系。当朝宰相、亲老丈人也不曾有特别的垂青、接见、栽培。最关键的，在江州知府任上一干就是十八年，没有任何迁转，这个地方又不是土司归化、藩镇军阀。殷丞相拿掉一个知府要动用六万大军征讨，难度跟平吴元济差不多。
只能说过去给老百姓写网文的钱挺好赚的[二哈][二哈][二哈]
当然最后还不忘让殷小姐从容自尽[二哈]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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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你粗一想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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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欧洲文艺评论

康德写出了18世纪最重要的美学理论著作，但他似乎完全没有审美功能。这件事曾让毛姆十分诧异和惊讶。据说康德对绘画和雕刻没有任何兴趣，即便他站在最伟大的艺术品面前，他也无动于衷。毛姆说他是个缺少心肝的人，因为他甚至欣赏不了女人的美。他曾两次考虑过婚姻问题，但他花了太长时间思考这么做的利与弊，以至于一位女士实在等不了嫁给了他人，另一位女士干脆离开了哥尼斯堡。他有两个已婚姊妹住在哥尼斯堡，但康德二十五年里没有跟她们说过一句话，他对此的理由是，他对她们无话可说。毛姆感叹，这听上去很理性，但实在没心没肺。尽管如此，毛姆对康德思想之深邃还是很佩服的。他只是觉得这个德国人有点奇葩，比如他还觉得康德将音乐和烹饪归入最下等的艺术之列，“不能不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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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钱锺书集》之《围城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吧。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王水照

2020年6月



（本文选自《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自序，限于篇幅，未能全录。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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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特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我为什么不喜欢杨过
最后的浪人 文史宴 2015-12-21



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开始嘲笑自己。因为这个题目太大，让我感觉到自己自不量力。所以，我加上了这么个副标题。

基本上，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特权欲望而存在的。人们在阅读中，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代入主角。而武侠小说的主角，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有着种种特权，这种特权表现为强大的武力。武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权力和优越感。这使主角区别于普通平民，而拥有超越社会规范的随心所欲的特权。





作威作福



这种特权有时候以行侠仗义为掩饰来获得合理性，有时则表现为赤裸裸的恶行，诸如偷窃、抢劫、强奸等等。人们在代入主角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以为自己所向往的是行侠仗义，然而内心深处真正羡慕的，却是主角的无法无天。

经常被混淆的一个概念，是自由主义和特权主义。比如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的杨过和令狐冲。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两个人性相近而习相远。经常有人感性的声称自己喜欢某一人而不喜欢另一人，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多只能在偏激和随和这些性格上的些微差异上做文章。



其实，这两个人在精神实质上是对立的。令狐冲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杨过则是个伪自由自主义者，或者说，是个特权主义者。




令狐冲


自由的定义，不仅仅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心，还包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自由相辅相成的，还有自尊、自重和自律。本质上，自由不是一个个人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主张自由的人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自身的自由与否，还包括自由的价值本身。



我不得不拿美国人举例子，众所周知，美国人是最注重个人自由的人民，所以，在厌恶他人干涉自己私人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去干涉他人的私生活，也对所有干涉他人、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自由是双方面的，以一种自由凌驾另一种自由的行为，就是一种罪恶。所以尼克松对政敌进行窃听，会被所有的美国人唾弃。

而杨过的自由是什么呢？是自己的绝对自由和不受约束，与此同时，自己却是有权力干涉他人的。




杨大虾



因为他老人家最恨负心薄幸之人，所以煞神鬼多娶了几个老婆，他老人家就有权去割了煞神鬼的耳朵。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多妻并不比娶自己的师父更加无法让人接受。当然，杨大侠的价值观比别人进步了一千年，可是杨大侠不但一定要别人容忍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还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因为这是我神雕大虾的自由嘛，我又碍着谁了？至于你煞神鬼的自由，对不起，你碍着我了，因为我看不惯。

对杨过这种人来说，自由只是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借口。在自己能够维持强权的时候，杨大侠是不讲自由的，只讲拳头。“西山一窟鬼那便怎样？月尽之夜，我在倒马坪相候，你去把一窟鬼尽数邀来见我。若是不敢，西山一窟鬼都给我滚出山西。”



但是如果碰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强权，比如郭靖，这时杨大侠就开始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了，“我做了甚麽事碍著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




郭巨侠


对杨过这种人来说，他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特权。所有人必须无条件的对我好，否则我就恨你一辈子，至于我要不要对你好，那要看我杨大侠高不高兴了。我做什么事情，别人不但不许管，还要无条件的支持，否则就是侵犯我的自由，至于我管不管你的事情，那也要看我杨大侠高不高兴了。

在杨过看来，自己和其他人不是平等的。杨过时时以精英自居，时时要求获得优越感，至于别人的感受，他是不在乎的。

喜欢令狐冲的人，大概不会比喜欢杨过的多。因为令狐冲的自省自律，容易让一些人觉得“不自由”。而杨过，更加能够满足一些人的特权欲望。人性是阴暗的，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对先富起来的人来说，去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所有人共同富裕之后，富人的特权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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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做的至善之举，就是帮助另一个人知道得更多。——查理•芒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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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雷蒙·阿隆被问及，什么是他最坚持的价值观，阿隆回答说：“真理与自由”。他说：“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为了表达真理，人身必须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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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力倡多写信，他有一句名言：“人是写信的动物。”从29岁开始到66岁去世，他总共写了十多万封信。无独有偶，1979年钱锺书在美国访问引起轰动，1980年他的小说《围城》再版、畅销，1982年他当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后，大量的读者、有所求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信，原本常在冷斋里静静做学问的、“平生素不喜通声气”的一代大学者竟然也被动地变成了写信的“动物”。

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

（英语：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年1月27日－1898年1月14日），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与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而闻名于世。



其实，为钱锺书所尊敬的石遗老人陈衍，也提倡勤写信：“山谷有言：‘百书不如一面。’吾不谓然。一面宁不乐，过去则音尘不留；寓书固不得面，然留存旧札翻阅之，过去皆见在也。吾辈当勤缄札。”然而，物极必反，太勤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甚至会成为一种烦扰。

陈衍

（1856年－1937年），小名尹昌，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诗人。曾是台湾巡抚刘铭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



每天起床后，钱锺书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读信、回信，他称之为“还债”。少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一个回应。这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从不打草稿，提笔便写，几次抬头，刚好写满一张笺纸，一行不多，一行不少。但债总是还不清，今天还了，明日又欠。


以上场景多次在新近出版的《晚年钱锺书》一书里闪回，几乎成了一个象征或暗示：盛名之下，即便是世缘较淡的嗜书之人，也难免被热潮所裹挟；又或许冷板凳坐久了，也会对世俗的热闹产生某种渴望吧。钱锺书曾向朋友去信坦白：自己“名心未尽除”，“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处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之中。然而事往往与愿违，人生最后二十年，拒绝亮相各类媒体的钱锺书却一直“被以另一种形式晾晒于宣传的聚光灯下”，不得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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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应该注意到，政治左派人士往往比其他人更经常诋毁和妖魔化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而不是回答他们的论点。--托马斯·索维尔 ​​​​

索维尔也在《知识分子与社会》里说，“只要高尚的辞令能够被当作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就能够成功地将他们自己装扮为社会“变革”的先锋。但对于变革的后果，知识分子却并不负有任何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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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南窗
夏雪宜、温青青释名

二人为《碧血剑》中一对父女。夏季炎热，雪只下于寒冬，“夏”与“雪”本不“宜”。作者如此命名，用意何在？

我想起钱锺书对《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中一句费解话（“他家（按指武大夫妻）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的精辟解释。

他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藉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象是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像河漏子（一种点心小食）既经蒸过，就不必再拖；大辣酥（另一种点心小食）［引者按：“大辣酥”是蒙语“酒”的音译，此处钱先生小误］也不可能同时具有热烫温和两种特质。据此可以断定是王婆的一句风言风语，用来挑逗西门庆，同时也间接刻画出潘金莲在《水浒》中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参看水晶《侍钱“抛书”杂记》）

金庸对夏雪宜的命名似也运用了“oxymoron”的修辞手法，钱锺书所谓“间接刻画出…………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的评语大可移用到夏雪宜身上。

以前有人著文认为温青青名字来自《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恐怕未为的论。《庄子·德充符》：“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礼记·曲礼上》：“凡为人之礼，冬温而夏凊（qing去声，冷、凉的意思）”作为温仪和夏雪宜的女儿，身上同样兼有“温”、“凊”（或谓“夏”、“雪”）两种矛盾的性格，小说中其时而刁蛮时而哀苦的情绪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

［补记］《红楼梦》中夏金桂嫁与薛蟠，家中闹得天翻地覆，也是一夏、雪不相宜（丰年好大雪，金钗雪里埋，曹雪芹以雪隐薛，不待论也）。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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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月客
英格兰的物质生活

17世纪初，法因斯·莫里森历时多年漫游欧洲大陆，也发表了一些报告，证明英格兰与他过访的很多地方相比，拥有无匹的财富。

时至17世纪末，英格兰人再也不可能怀疑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土上，惟有荷兰人庶几可以比肩了。“较之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贫苦劳动者，英格兰制造业的工人吃得更肥美，喝得更香甜，住得更舒适，活得更轻松。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

18世纪，差距进一步加大，以致在亚瑟·扬（Arthur Young）、托马斯·马尔萨斯等旅行家的眼中昭然若揭。马尔萨斯写道：“如今人们一致同意：大革命以前法国下层阶级的生活悲惨万状。那里的劳动工资约为每日20苏，合10便士，同期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则将近17便士，而同等质量的小麦在两国的价格却相差无几。故而亚瑟·扬声称，大革命爆发初期，法国劳动阶级虽占总人口的76%，但比英格兰的同等阶级吃得更糟，穿得更糟，无论患病还是健康之时，所获福利也更糟。”

近期的学者也评述了这类差距，在此我仅举少数几例。柯林·克拉克估计，1700年法国的日薪相当于2600克小麦，此前50年左右，英格兰的日薪已达到此数的将近2倍，合4800克小麦，但这还“只是15世纪的半数”。乔尔·莫基尔推测，1788年英国——很可能将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计算在内——比法国的人均GNP大约高出30%。

法国并不是极端案例，它属于比较富裕的西欧地区。如果我们把以上数据与晚近以前的第三世界相对照，结果将更加怵目惊心。弗里斯估计，根据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所报告的数据，当时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比今日的“现代”亚洲或非洲高出2—3倍。大卫·兰德斯提出，18世纪英格兰的人均收入约为100镑，是196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的4倍。

换言之，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前，英格兰已经跨越了贫困线，以其富足而论已经进入了“现代”，与大多数邻国已经有了差距——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曾有一个短时期比英格兰还要富足。英格兰与第三世界的差距更是迢遥无可计。

大多数旧制度社会约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被迫以劣质食物为生，杂粮粗谷，缺肉少菜。

历史上的英格兰又当如何？

16世纪哈里森写道：“无怪乎我们的餐桌每每比其他国家的更丰盛，甚至从远古以来，我们就是这种习惯了。”此前一个世纪，如上所述，福蒂斯丘也曾描述这种反差。18世纪索绪尔也是以同样笔调描述英格兰的：“他们丰衣足食，我国农民食用的粗粝黑面包在他们是闻所未闻。每逢星期日，他们的炉前必有一块上好的牛肉，一年到头地窖里必有一桶麦芽酒。一言以蔽之，到处是一派富足景象。”他继续说，英格兰人“是饕餮家，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吃面包，有些人对面包简直不屑一顾”。

在同一个世纪，亚瑟·扬如此描述英格兰劳动者的日常饮食：“第一天他要吃2磅用小麦、裸麦、土豆做的三合面包，连同2 盎司奶酪和2品脱啤酒。第二天他要吃3份用瘦牛肉、豌豆、土豆粉、米粉、葱头、芹菜、盐水做的汤。”

在爱默生笔下，英格兰人吃香的，喝辣的，大陆人却鲜有像样的饮食，两者的反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英格兰人的饮食既充足，又有营养——劳动者可不能靠水芹过活。牛肉、羊肉、小麦面包、麦芽酒是高级劳工的寻常饮食。吃得好，吃得饱，是英格兰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资本。英格兰人在漫画中总是把法国人画成一个饥肠辘辘的穷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最好最贵的谷物——小麦——已成为英格兰人的主粮，甚至是穷人的主粮。因此罗杰斯写道：“自古以来，英格兰人民的主食一直是小麦面包，尽管小麦在人类的粮食作物中是最昂贵的，其收成通常也是最不稳定的。”

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凯姆斯写道：“在伦敦，靠教区施舍为生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屈尊吃黑面包；在英格兰的不少地区，很多从慈善机构接受大笔救济金的人习惯于每天喝两顿茶。”而在凯姆斯的故乡，主粮却是燕麦，因此亚当·斯密评论说：“苏格兰平民以麦片粥为食，英格兰平民以小麦面包为食，所以总体说来前者既不如后者强壮，也不如后者漂亮。”约翰逊博士实事求是而又不无嘲弄地说，英格兰人用燕麦喂马，可怜的苏格兰人用燕麦喂自己。

总而言之，饮食的转型——转向“现代的”高蛋白和高糖饮食——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迟至19世纪后半叶才发生，在东亚部分地区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迟至当前才发生，但是在英格兰，“现代”饮食显然是中世纪以降的长期现象，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莫不如此。

喝什么，在英格兰历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在《绿色黄金》一书中阐明，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英格兰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殊不同于欧陆所有国家的人。例如，“1726年，瑞士人M. 德·索绪尔访问伦敦，对当地的用水量大感意外。他说，其中没有一点一滴是被人喝掉的，下层阶级，乃至赤贫者，全然不知道用白水止渴是怎么一回事。”

英格兰人更青睐的是一些昂贵的选择。曾有好几个世纪，他们以喝啤酒和麦芽酒的形式，喝掉了他们谷物总产量的一半。后来他们又转向了中国进口的茶叶，茶水里还要添加从牙买加舶来的食糖。索绪尔评论道：“英格兰各地都流行喝茶，而且一天要喝两顿，虽然所费不赀，但是最贫贱的农民也像富人一样，每天要喝上两顿茶。茶叶消费总量极大。”后来他又写道：“前文已经介绍，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最高层的贵族，英格兰人普遍消费茶叶，而且消费量极大，据估计，每一个英格兰人，无论男女，一年平均要消费4磅茶叶，委实惊人。”

英格兰人如此消耗啤酒和麦芽酒，后来又大量消耗加糖和加奶的茶水，这在他们的健康和工作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实际上属于“现代”的饮用模式，换言之，英格兰人饮用的是经过人工干预而产生的冷饮和热饮，而不像其他大多数民族那样，长期忍受高度污染的、危害健康的生水。离开了这种饮用模式，我们很难明白英格兰人何以能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使伦敦这类大城市不会首先膨胀到一个限度，然后由脏水导致极高的死亡率。

营养差距的一个后果体现于世界饥荒史。从诺曼入侵（Norman Invasion）直到今天，除1315—1319年的饥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英格兰发生过全国性饥荒。世界其余地区的情况却相反：饥荒，伴随着大规模的死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半叶，在日本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在苏联持续到193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持续到20世纪中叶。如此算来，英格兰人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余人口提早500年有效地摆脱了饥荒。

如果从吃什么和喝什么，转向我们拿什么遮体和护身，那我们不妨首先研究一下衣服。现代服装的要义是能在冬天保护身体和保存体温，能在夏天保持凉爽。我们很多人将这种“现代”穿衣模式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在大多数旧制度国家，很多人的衣服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匮乏而又低劣，大部分人口经常跣足和光头。这种景象不仅见于日本、中国、印度20世纪以前的传统着装，甚至见于苏格兰高地和群岛，以及欧洲许多地区19世纪后半叶以前的着装。

观察家们指出，英格兰人早已穿上了昂贵而又结实的服装。又因为英格兰人广有家畜，不乏动物皮革，他们还穿上了皮鞋。他们还经常戴帽子。由于盛产绵羊，他们有了温暖的精纺羊毛面料；从18世纪开始，他们又有了棉花和棉布。

14世纪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写了英格兰人的锦衣华服。但是也有很多作者斥责英格兰普通百姓的“奇装异服”和奢靡着装。16世纪，托马斯·比肯写道：“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王国的人，包括土耳其人和撒拉森人（Saracens），能像当今的英格兰人一样在自己的服饰上如此花样翻新。英格兰人的上衣必须紧跟意大利的潮流，他们的披风必须仿照西班牙人的用法，他们的长袍必须依照土耳其人的式样，他们的帽子必须属于法国的新时尚，最后，他们的匕首必须是苏格兰制造，还要镶上威尼斯的真丝流苏。”英格兰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人士，乐此不疲地根据时尚而更衣，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是舒适，是体能的保存，是对制造业的促进。

18世纪初，瑞士观察家索绪尔记叙道，英格兰的“下层阶级大多也穿得不错，尽是些上乘面料和亚麻。你在英格兰绝对看不到木屣，而且，最穷的穷人也绝对不赤脚走路”。说到中产阶级，他指出，这些“英格兰人一般衣着朴素，服装上很少披金戴银。他们穿一种叫作‘弗罗克’（frock）的修身小外氅，上面不加镶边和褶饰，顶部带有一个短斗篷。几乎人人都戴一部小小的圆形假发和一顶朴素的礼帽，手里拿一支拐杖，但是不执剑。他们的棉和麻是最优质和最精良的”。

今天，任何一个游历科茨沃尔德丘陵（Cotswolds）、东英吉利羊毛城市、约克郡山谷或某些古老乡镇的人，仍可看出英格兰的住房是多么坚固。就我所知，英格兰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房屋中有千万幢，虽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基本结构和建筑材料却屹立至今

还是让我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观察吧。第一位是罗什福科，他说：“一言以蔽之，英格兰平民的住房永远明显地优越于法国贫困农民的住房，看到这一点我总是万分痛苦。”第二位是索绪尔，他表示：“我必须承认，英格兰人建造房屋时带有一种味道，仿佛不可能对大地有比这更好的用法了，又好像不可能有比这更舒适的房屋了。”

日本可以充当另一个比较案例。18—19世纪，日本农民的住房与英格兰贫民的住房之间的反差也很强烈。前者，用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话来说，是“漂浮的灯笼”，用廉价材料建造，没有地基，只能挺立短短几年。后者是坚固而昂贵的建筑，多为两层楼，从17世纪开始大量采用砖石材料，建有好几个烟囱、一批独立的房间，或许还建有一个地窖，很可能还带有一座花园。19世纪初卡拉姆津（Karamzin）写道：“英格兰是个砖瓦王国，城镇和村庄的所有房屋都是砖墙和瓦顶，不必刷油漆。”

这些特点造成了又一种积极效应，回馈到建筑、装潢等经济活动中，也回馈到生活的其他许多层面。笛福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较之其他国家，英格兰制造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穷人的高消费……导致了国内供给品和制造品的巨量消费，造就了我们所说的国内贸易。”这个过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成分之一。一个庞大而富有的中产阶级正在积极地消费国内的制造品，从而刺激了生产。

事实上，这场“消费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发轫于中世纪，洪波涌起却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持续到18世纪时，它最终成为英格兰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表征。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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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李寿民的上一辈有亲兄弟二人：光益、光乾。
兄弟二人共诞子十一人，李寿民行七。
因此小名“小七子”。这也是后来他常用“寿七”、“老七”、“阿七”作为笔名的原因。

《蜀山》中的峨眉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漱溟，也是他化名“七寿民”而来。
在连载中，也难免将齐漱溟与自己的身世叠影——如第十五回，讲到齐漱溟“到十九岁上，双亲便相继去世”，便是此故。

（还珠楼主《京尘影事》：“民九，余饥躯北游，供职内务部。”
还珠楼主《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仆自民九重游春明，沉浮郎署。”）



李寿民曾是傅作义的秘书，跟英文秘书段茂澜（段祺瑞侄子）拜了把子。后来段茂谰去天津当电话局长李跟着去的。同时兼职在商人孙仲山家当家教，又娶了孙二小姐。这才开始写作挣钱//


北溟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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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之身份代入，似以《女侠夜明珠》最为直截：书中男主叫李善，在关中九侠内排行第七，女主叫浦文珠，还有一位仙子名叫孙洵。将还珠与初恋及原配写得明明白白。[笑cry]//@仗剑南窗: 转发微博【【【【【【【【【【【【【【【



浙大举办金庸追思会：知识渊博，善良童真，是永远的“大师兄”
发布时间：2018-11-20来源：浙江24小时作者：刘苏蒙 柯溢能 王湛646

2018年11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在浙大西溪校区举办了对金庸先生的追思会。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等近40人参加了追思会。在会上，他们回忆了自己与金庸的故事，对金庸的感受，很多人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浙大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

是浙大人的“大师兄”

金庸与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曾有交集，1949年，他在《东南日报》做记者，他一边任职一边攻读浙大的研究生。当时他对外国文学有兴趣，和竺校长曾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

按浙大当时的规矩，读研究生必须交一大笔学费，而金庸的经济能力实在不行，家境不大好。竺可桢告诉他：“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金庸后来回忆，竺校长的话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是浙大给他的教诲。

1999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担任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大师兄”是金庸最喜欢听到的称呼。在很多场合，他把浙大的学生亲切地称为“小师弟、小师妹”。金庸曾说：“我喜欢年轻人，每次看到他们在黑板上写着‘欢迎大师兄来讲课’，我就很开心。”

金庸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生最喜欢的事，就是和年轻的学子交往。2007年11月，金庸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这名号被固定下来，他成为了浙大学子永远的“大师兄”。

吴朝晖在追思会上说，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对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以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声誉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

会讲法语，

曾想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

浙大人文学院沈坚教授曾经和金庸走得特别近。1999年10月，沈坚和金庸第一次见面，他介绍自己是研究法国史的，没想到金庸也有一种“法兰西情结”，这就打开了话匣子，他们从罗伯斯庇尔，聊到拿破仑。沈坚惊奇地发现，金庸也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法语。在聊天中他获知，金庸竟能够无障碍地阅读法语小说。

沈坚早就听闻金庸知识广博，他们交往后，他结识了小说家身份后的金庸，对此更加深有体会。金庸曾透露想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认为中国史不仅是汉族的历史，也要重视少数名族对中原发展的作用，也曾就此和沈坚探讨。

浙大人文学院的吴秀明教授也曾与金庸有过交往，得知浙大人文学院举办追思会，他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腾出两天的时间，赶写了一篇纪念金庸的文章。

他借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所写的一本书的标题《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形容金庸也有五副“面孔”，即五种“身份”——文化名流、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武侠小说家、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所以，谈起金庸来，多少给人以‘说不尽金庸’之感，”吴秀明评价到，“他的文字充溢着中国元素、汉语魅力和金氏印记的创造性与想象力，由此，在给人们带来极大观赏性的同时，对推广和扩大中国文化与汉语魅力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下围棋被封了“六段”，

输了比赛尴尬纯真

浙大人文学院盛晓明因为要给学生上课，特意在课间过来，和大家分享了他与金庸的故事。

盛晓明感受最深的是，金庸先生越到后期，越童真。

金庸喜欢下围棋，曾经和盛晓明“切磋”过。下棋之前，金庸询问盛晓明的段位，他谦虚地说自己是业余一段。金庸笑着说，他之前和别人下棋，被人封了“六段”。但结果，金庸输了。盛晓明记得当时金庸的表现，就像一个小孩，输了比赛后，露出尴尬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掩饰，特别纯真。”

金庸在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徐岱教授与他有许多往来。他与金庸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邀请金庸来浙大，作为当时浙大中文系主任的徐岱便理所当然地负责接待。

在徐岱的印象里，金庸先生是一个真正平易随和的人，第一次见面时，他便提出，不要叫他“大师”。徐岱在《乡踪侠影》中回忆到：“在我们与先生一起在西湖边与众多朋友相聚，当大家尊称他‘查先生’时，金庸先生笑嘻嘻地表示：既是好朋友聚会，就不必这样称呼，应该以师兄弟、师姐妹相待。”

金庸先生给浙大留下的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徐岱说：“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做一个好人的精神，这也是金庸的小说所提倡的，尤其是希望读书的人能成为君子，成为有担当、有良知、有精神境界的人。”



浙江24小时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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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同仁追忆金庸：侠客已逝情未泯 小儿庶民博学真大家专考研条件
2019-07-09 09:24:58 162
追思会现场。 童笑雨 摄

中新网杭州11月20日电(童笑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用笔谱写了一本本经典，也把本人镌刻进了浙江大学(下称“浙大”)同仁的心中。

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于10月30日驾鹤西游。11月20日，“老东家”浙大在浙江杭州举办了“金庸先生”追思会。舒缓的音乐中，20多年来金庸与浙巨匠生相处的瞬间汇集成一张张照片，将曾与其在工作、生活上有过接触的同仁，拉回了那一段回忆中。

金庸与浙大结缘已久。在其94载生掷中，曾分辨受聘为原杭州大学和浙台甫誉教授，并于1999年2月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值此时，这个蓝本只印刷在小说封面上的名字，开始镌刻在一代又浙大人的心中。

浙大校长吴朝晖表示，金庸先生的一生，传送着一个时代的情怀。而值得每一个浙大人铭记的，是金庸先生担负人文学院院长期间，以本人丰硕的社会资本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声誉提升等方面施展了无可替代的感召。

“老先生知识渊博，在元明清历史和哲学历史上成就颇深。邀请这样一位博学的老先生担负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是对于比正确的选择。”浙大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庞学铨曾任浙大党委副书记，与金庸有过屡次接触。

金庸。 张茵 摄

在他眼中，金庸不只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还兼具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报人等多重身份。同庞学铨一样平常，对于金庸的学识赞叹不已的，还有时任该校人文学院副院长沈坚。

沈坚仍记得1999年10月本人与金庸见面，被他标准的法语震惊的场景。“我从事法国历史研究，但和金庸先生谈天谈及法国地名和人名时，他脱口而出的就是法语。那时，先生奉告我，他能读法语的小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之后的接触中，沈坚发觉金庸还懂意大利语，甚至交几次看到他为了写一部中国通史，随身带着拉丁文的书籍翻阅。“先生说，搞懂中国文明的历史还不够，还要注重周边少数民族的感召。”

就这样，博学且好学的金庸让沈坚记了一辈子，也念了一辈子。他仍记得2012年和金庸最后一次作别时的场景：坐在轮椅上的金庸手掌温润、宽厚。临出门前，他挥动手，笑得像个孩童。

金庸的笑一如既往，拥有很强的熏染性，用原浙大人文学院副院长盛晓明的话来说，等于其拥有小儿庶民之心的表现。“他好像像个孩子，别人惹他朝气了也不末路，反而是豁达、宽容地笑着。”浙大副校长罗卫东说，他的宽容源于对于生活和世俗的透彻。“他是个高人，眼睛好像X光，能把人照得明明白白，以是才气容纳性地看待所有人。”

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徐岱是金庸的忘年交，曾担负人文学院副院长。他说，金庸先生是一名十分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名布满智慧的善良长者。他带给浙大的，是无形的人文精神财产，也带动了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

“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的那段韶光，是校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侠客’已逝，但金庸将永远随同着黉舍的发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如是说。

20年韶光促，固然带走了许多，但也让有些货色积淀了下来。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大侠、一位深受广巨匠生爱戴的院长、一位侠骨柔情、重情重义的智者，这些关于金庸的影象，在浙大必将不会等闲离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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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内外的纸侠客
原创 季进 余夏云 北大外文学堂 前天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观念与文学现象的出现总有其多重缘起，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文学发生的多中心、多资源的语境，允许对文学文本、现象、话语进行多角度、多视野的评价，避免将其固定于某个静止的层面。文学研究中没有绝对的权威与定律，所谓的“排他律”“一元论”是与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研究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期待的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充满对话伦理的众声喧哗，是带有问题意识的自我驳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从美国汉学家韩倚松的《纸侠客：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这本书出发，来重新思考关于金庸研究的一些话题，辩析金庸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学形态的辩难、文学空间的构造、文学史书写程式的变动以及全球语境的形象流布等问题。金庸在20世纪的成功，不仅见证了一种文学类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而且也见证了公共媒体（报刊、电影、电视、漫画甚至网络游戏等等）在形塑作家形象方面无限的能量。“作为文本的金庸”“作为现象的金庸”以及“作为话语的金庸”有力冲击了既定的文学史框架和设置，带来了学术史本身的位移和变动，也彰显了金庸作品独特的价值与可能的局限。
首先，“作为文本的金庸”，主要是指金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丰富内涵……这些方面已被论者反复提及，也一再显示出金庸作品的价值，为其入史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准备。但是，这些论述潜在的“排他性”也不容忽略，我们可以把这些解读大概归纳为历时论、高低论和内外论三种模式，来讨论这其背后可能的挤压与遮蔽。
所谓历时论，是指将金庸小说置于武侠小说历时性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讨论，并以新派武侠与旧派武侠来加以结构与概括。这基本上是“大历史”的写法，既强调历史的有头有尾、线性发展，也确认每个历史行为都有其意义与价值。陈世骧激赏金庸的小说，称之为“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可是，这种“历时论”往往见大不见小，缺少“共时”的考察，金庸技高一筹，却不必就此压抑了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人的创作。正如1940年代，不必因为张爱玲的存在，而抹杀了苏青、潘柳黛的价值，没有众女性联袂表现，张爱玲恐怕也难凭个人之力在彼时的文坛和以后的文学史中拔得头筹。韩倚松已经指出，金庸的出现既有“广派武侠小说”的历史因缘，也有港澳人民因一场“国术合演”（吴公仪和陈克夫于1954年的比武擂台）而引发“武侠狂热”的直接动因，而最先介入的不是金庸，而是梁羽生和他的《龙虎斗京华》。因此，金庸的价值也还需要一个共时的武侠小说书写场域来给予支撑。
与历时论相比，高低论更为人们所熟知，通常对应着“雅俗二分”的立场。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是在与高雅文学的对峙和对话中，获得革新和变异的灵感和动力的。武侠小说中好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方式，都是从高雅文学那里偷来的，只不过慢一两个节拍而已。高雅文学革新的尝试得到了广泛承认以后，大众文学家就会想方设法将其引入自己的创造。”姑且不论结论的正误，其讨论问题的模式基本上还是“冲击—反应”论在雅俗文学论域内的还魂附体。通过设定通俗文学僵化不变的假象，将其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外部世界的刺激，所以着力发现通俗文学如何接通容受高雅文学，却忽略了通俗文学内部自我衍生的可能。这种解读的“排他性”在于只谈雅文学对俗文学的冲击，却避而不谈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反向改造。韩倚松对金庸武侠谱系的分析，表面上追本溯源，从《史记》游侠列传、唐传奇、宋话本一路追踪而来，看似有理有节、清晰可辨，却也一再显示出武侠传统以外无武侠的偏见。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尽管陈平原的“外部冲击论”颇有可疑之处，但他阐述的“外部视角”却对我们大有启发，比如就侠客形象的设定来看，其放浪、洒脱，甚至颓废、逸乐的个性面貌，除了武侠小说的叙事陈式外，至少还可以与明清士人在城市交游过程中所形成的轻财结客、饮酒狎妓、不事生产的“文人文化”相呼应。韩非子《五蠹》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正可以作这种对话式的理解。
最后一种内外论的论述倾向于将金庸作品置于离散语境之中，以“内外结构”考察它如何在香港这片殖民地上书写家国故事、历史传奇，不断激发出地缘政治、殖民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复杂问题，也见证其文字如何将地方经验推向民族国家想象，甚至上升到一种更为广大的无关政治的“文化主义”。诚如宋伟杰指出的那样，金庸小说的绝大多数主题是少年失怙、英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香港历史和在港华人特殊社会心态的文学投影：父亲（祖国）的缺席、经年的流亡，切实地唤生出一种浓厚的怀旧意识和“想象的乡愁”。韩倚松认为，这与战后香港高涨的国家观念大有关联。1949年之后，一个新的中国崛起在东方大地，对于离散在外的华人，这无疑是一种刺激和振奋，从中升腾起强烈的民族国家情绪自不待言。……“内外论”的排他性在于对时间视角的忽略。或者更准确的说，金庸作品不仅指明了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由外向内的“回归”冲动，更揭示出一种从时间意义上建设本地文化根基和悠久历史的努力。换言之，金庸作品并没有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一种“大一统”的“向心”倾向。
……
其次，“作为现象的金庸”，是指作为文学创作者的金庸，如何巧妙地把一度落实于纸张（paper）的文字通过报纸（newspaper）这个现代传媒推向大众，为其所知，也为其热捧，甚至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形成了所谓的“金庸现象”。金庸借着武侠小说的魅力推动报纸的销量，又借报纸的流播来培养稳固的读者群体，伴随着小说连载的还有金庸精彩的政论，从而使自己由纯粹的作家转变为身兼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学者多重身份的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金庸是一个懂得如何出奇制胜的现代剑客（swordsman），推动了其作品的正典化、学院化乃至视觉化和全球化。
除了商业利润和经济运作，金庸和他的《明报》帝国相应地形塑了一个阅读武侠小说、发展武侠叙事的公共空间和美学平台。在那里，读者（包括批评家）、作者、出版机构联成一体，共同致力于文本的“制造”和开发。这个公共空间中，作者个人化的价值观念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公众普遍的愿景与期待，充满着锄强扶弱、善恶有报、英雄崇拜等等人类的共同愿景，甚至还有同气相求的“民族寓言”。不过，陈建华针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谈论，却使我们注意到，在所谓的“公共空间”内部也有游移、溃散的层次。他说：“安德森认为现代报纸和小说建构了‘空洞、同一的时间’，造成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但在中国场景里不甚确切，至少在二三十年代的鸳蝴文学里，周末暇日与传统‘阴历’混杂在一起，在‘空洞、同一的时间’里存在另类空间，当然也躲避或抵制那个‘进步史观’。”
包括金庸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之所以会呈现出“另类空间”，或许跟以下三个方面互有关联。一是通俗文学的消闲取向，这不仅同梁启超所谓的“新民”议程大相径庭，更与五四以来的工作说、进步说、革命论南辕北辙，格格不入。通俗文学坚守“小说”本分，不做“大说”的非分之想，所以是“异类”，是“逆流”。二是通俗文学专注于传统的情感结构，李海燕就把鸳鸯蝴蝶派的感伤情绪定位在儒家观念之内，但实际上，其内容应该更为广泛，包含了三教合流的内容。陈建华特别指出，“在中国的近世进程里，‘三教合一’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与文化运动，尤其在晚明，与此开放态度相应的，在文学上尊崇戏曲、小说，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在作一种空前激烈的自我调动，藉以回应时代的危机，对于这一点，迄今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三是与通俗文学的阅读史有关。“五四”文学或左翼文学，抑或革命文学自有其阅读史，共同构成了主流价值论述，而通俗文学却大起大落，从“封建遗毒”“阶级买办”变身成了现代、后现代的先锋。韩倚松反复提醒我们，在1950年代的香港阅读金庸和在1980年代的内地阅读金庸完全是两码事。他仔细讨论了1980年代内地“通俗热”与“文化热”背景下，金庸小说如何受时势推动，逐渐为学界所重视，最后升格为学问（“金学”Jinology）的过程。与他的关注点不同，我希望指出，金庸小说与阅读金庸的现象的出现，不仅是社会改革、思想解放的历史产物，而且这个产物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动因之一。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不仅是通俗文学的被动接受，而且还有其主动参与历史变革的功用。
……
再次，“作为话语的金庸”，主要是想探讨金庸作品对目前的文学史写作和学术史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冲击。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所谓完善、权威的文学史框架和书写模式。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人的入史是一种学术冲击，是我们每每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冲击的对象。这种预设的前提就是文学史变成了教科书，在地位上不可低估，在观念上不容触动。不过，陈国球已然指出，这种担心教科书“以一种思想文化的霸权面目出现，使舆论一律，进而达到思想的钳制”的考量，实在是“其他地区的研究者难以体验的。或者因为别处的大学用书没有这种至高的地位，虽然其中的叙事声音仍然不脱权威自命的唇吻——自觉能成一家之言的叙事者往往高度自信，但听声音者不会视之为绝对真理的惟一代表，甚或仅视为喧哗的众声之一。”
正是在多元论的意义上，才必须首先检讨“冲击论”这个提法本身。我们并不是说“金庸入史”对既往的文学史写作毫无冲击，而是我们把冲击的影响力无形中放大，而放大的原因就是把过去的某些文学史抬得太高、看得太重。归根到底，我们为过去的文学史写作，特别是成为教科书的文学史写作，设置了过多的排他律。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大历史的观念来看待文学的发展历史，那么，今天的讨论也就毫无必要。我们应该反思，所谓的冲击，到底是冲击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冲击。陈平原曾经描述过文学史家接纳通俗小说的三条路径：“即在原有小说史框架中容纳个别通俗文学家、另编独立的通俗小说史、强调雅俗对峙乃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基本品格，并力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除了单独修史，“另外两种策略，都面临如何为通俗小说定位的问题。”金庸作品的冲击论，便是从这几个路径派生而来。
表面上看来，单独修撰通俗文学史，雅俗文学争锋相对，对传统文学史书写冲击最大，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范烟桥曾在1927年写过一本《中国小说史》，追流溯源，把民初以来便盛行不衰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正式纳入中国本土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加以论述，张扬《玉梨魂》和《广陵潮》承前启后的作用，却只字不提“五四”以来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唐小兵认为，这“也算是给了新文学运动健将们一个不卑不亢的回应。”1990年代，范伯群也集方家之力，编撰厚厚两大本的《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为单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另一只翅膀。但是，观其效果，实在有限，学界至今依然需要讨论“通俗文学入史”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照旧书写“鲁郭茅巴老曹”的丰功伟业，不谈包天笑，不说周瘦鹃，更遑论孙了红、程瞻庐等等。至于在原有的文学史框架中接纳部分通俗文学，也无非是拾遗补缺，仍构不成对文学史的冲击和质疑。这些文学史书写的后来者，基本上都是敬陪末座的。只有到了新文学作家要与通俗文人一较高下、重新论资排辈的时候，这种冲击才真正成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对“重写文学史”厥功甚伟，关键原因是把张爱玲放到了与鲁迅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如果张爱玲不过是他论说1940年代女性作家中的一节，那么，这本文学史的魅力恐怕会大打折扣。金庸冲击论的实质也是如此，当有人把他放在了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之前，至于茅盾则干脆名落孙山，这才引发了所谓“文学大师”排座辩论的风波。从这个意义上看，金庸入史其实没有真正冲击现有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个基本的文学史常识，即新文学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动面向。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通过雅俗互动这个视角，把所有的作家置于同一个平台上，彼此激荡，相互冲撞，以此讨论和评价他们的审美特性与艺术成就，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丰富生态。这或许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冲击。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金庸入史”虽然具有学术思想转型的示范意义，但是，切忌把“金庸入史”变成“金庸典律”，形成所谓金庸之后无武侠的错觉。比如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无论是场景、叙事、观念、结构、体例以及文类的挪用上，都更加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了，传承了新派武侠的传统，又将其大大推进了一步。所谓的“文学史”不过是一种叙事、一种视角、一些有局限的材料和观点。金庸小说不能代表武侠小说的全部，面对金庸入史的讨论，我们应该抱持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对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幽微关系、复杂“间性”做出更为细腻的界说和追问，从而呈现出文学史众声喧哗的丰富而多元的面貌。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参阅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3页。

有关明清文士生活形态的讨论参见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参阅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三章第一节。

陈建华：《漫谈中国文学的自我与时间意识》，见陈建华：《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参阅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Chap. 2.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见舒乙、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生命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唐小兵：《漫话“现代性”：〈我看鸳鸯蝴蝶派〉》，见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第26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以上文字摘自《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 余夏云），选段有删节。
完整版本敬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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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提及“旧
派”“新派”武侠小说。一般都把以北派五大家为代表的民国武侠小说称为“旧派”，而把以金、梁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小说称为“新
派”(此文似亦如此)。其实,“旧派”(原文作“民国旧派小说”)这顶帽子，是范烟桥在其《小说史》被收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时，为了“适应”当时的极左思潮而自己给自己扣上去的(这是魏绍昌生前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是为“自宫”之举。我认为五大家与金梁实为一派，都是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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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

林毓生 著，丘慧芬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









我研究魯迅的緣起



林毓生



我和中國文化的最初接觸，是我的母親。



我出身在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但我母親卻經歷過非常艱困貧寒的生活。我的外祖父闖關東，得了癆病（肺病），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外祖母一個人帶著五個女兒和一個弱智的男孩在山東黃縣農村生活，非常艱苦，每年一家人只有兩斤油，幾個女孩很小就要勞作，織髮網換錢。所以雖然我在富裕家庭中長大，但我從小的教育卻更多地來自母親那些貧苦生活的經驗，以及對貧窮的深切的同情。



我家有一個帶我的保姆張媽，張媽原來是滿洲貴族，乾淨、守禮，有人格上自然的尊嚴，我和張媽之間，有一種承認差異下的相互尊重，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孩子，但這種尊重卻都發自內心，成為心靈秩序的一部分。張媽稱呼我「二少爺」，身分差別的禮節很分明，而我上學出門時，除了給我母親行禮，還會給張媽行禮。我對張媽，有出自內心的尊敬。



所以對我來說，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對窮苦人的同情，從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母親常說，我們是草木人家，不是書香門第，但我們家裡處處表現出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和善意卻是根本的、在本體意義上的。記得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張媽非常著急，她的兒子來了。張媽不讓他進來，叫他在大門外的樹下等著。原來張媽家裡需要一大筆錢，不然仇家就要尋仇。張媽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很急，立刻就打電話通過我父親在天津的工廠駐北京辦事處籌錢。但那天已經晚了，要第二天才能籌出那麼多錢。結果，我母親急得腮頰腫了起來。第二天辦事處送錢來了，我母親和張媽一起送錢去了在雍和宮附近貧民區張媽家，事情就解決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影響。中國人的道德情操中的最高境界裡，有一種設身處地的同情心，它會產生不同身分下的同一之感，這種平等比由上而下同情式的平等要高得多。



我在北師附小（北平市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了六年書，又考上了師大附中（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了一年半，到了1948年底，跟家裡人一起去了台灣。我上小學的時候，時時感受到那些老師們對小孩子的愛護（那些老師可能多半是左傾的），非常純正，是赤盏仃P懷下一代，這讓我很喜歡學校生活。當時我有一個怪想法（現在已經忘了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的），就是要成為每天第一個上學的人，在校門還沒開的時候去敲門，等工友來開門。於是，我就每天很早出門了。有一天，天濛濛亮，我像往常一樣走過家門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轉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屍體；一個人凍死在那裡！這給我的震撼太大了！這是一個太強烈的對比。我剛從溫暖的家中出來，跟張媽說完再見，就看到了路邊被凍死的人。我覺得太不合理了，這是一個什麼國家啊？怎麼會有這樣淒慘的事情發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心中逐漸浮現出來一個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為什麼這個國家會有這麼不公平的事情發生。那是我在小學六年級的事情。國家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第一次以這樣強烈的方式進入我的內心。（當時心中對於「國家」與「社會」並未加以區分。）



上了師大附中以後，我的思想開始很快開竅。當時的國文老師非常優秀，他是師大的一個副教授，擔任見習班國文課的指導老師。他告訴我們：同學們在中午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不要光打球，可以到琉璃廠去看看書，那裡有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琉璃廠離師大附中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我就去了。看到有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有魯迅的作品，也有胡適文存。我就買了一些。胡適的作品我一下子就看懂了，不困難，但是魯迅就不同了，有些我看不懂，像〈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還有一些，我看了覺得心裡非常不安，尤其是〈祥林嫂〉那篇，給我很大的刺激，覺得太慘了。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的不安。這個時候，胡適之先生給了我一條路：他在〈易卜生主義〉中說，如你想要為國家做些事情，就需先將自己「鑄造成器」。這讓我明白如要讓中國變得較為合理，首先需要充實自己，不要隨著口號起舞。（後來隨著我的學識的增長，我發現胡先生的思想有許多不足與失誤之處，例如，他提倡科學卻把科學講成科學主義——這是後話，參見拙作〈心平氣和論胡適〉。）



我少年時代讀魯迅，一是非常不安，裡面那些淒慘的故事像祥林嫂、人血饅頭，就像我見到路邊凍死的人，使我心裡感到非常不安。但也有非常光明的，比如《故鄉》中寫的〈少年閏土〉和他的玩伴作者自己，就有非常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是一種充滿了「節制與溫情」（restraint and tenderness）的關係，有特別的力量。在《故鄉》的末尾，魯迅寫道：「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許多人常常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但我常常記起的是「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非常的美，象徵著少年的作者與閏土之間圓滿無礙的純正友情。



魯迅的〈在酒樓上〉寫船家女兒阿順，「瓜子臉」、「像晴天一樣的眼睛」（林先生此時找出《彷徨》中的這一篇，開始唸，一度似乎哽咽起來）：「我生平沒有吃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幾口，就想不吃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裡，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的不好，願我們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這裡描寫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關係，作者和阿順並不為階級的差異所隔閡，有一種真正的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而這種同一之感，正是中國文化道德情操的最高境界之一。







我早年讀魯迅，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魯迅一方面決絕地要掃除所有的傳統文化，他說，《阿Q正傳》「不是嘲弄與憐憫」，而是描繪「中國國民的靈魂」和「中國的人生」——那樣的「靈魂」、那樣的「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下去！但，另一方面，他筆下又有閏土、阿順與作者本人這樣美好的人間關係——這些關係跨越了階級的隔閡，有差序格局下的相互尊重，有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這種不同身分下的同一之感，在魯迅那裡表現得很自然，這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內在於這個文化由這個文化孕育出來的。這又是怎麼回事？一個中國文化的兒子，能寫出這麼深刻的人間感情，另一方面，又那麼凶悍、毫無傷感地寫這個文化吃人，要拋棄所有的中國文化，他還沒有發瘋？



所有這些困惑，是我研究魯迅最初的原因。及至後來，我終於慢慢發現，在這些困惑的後面，蘊含著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而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正表現為中國現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機。就如魯迅寫阿Q那樣中國國民的靈魂，得到的是完全絕望的結果。阿Q不能面對現實，有一套精神勝利法。阿Q還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有完整的對待世界的辦法。不光如此，他還很快樂！他到臨死那一瞬間才知道要死了，但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死。如果中國是這樣的，那就只能等待毀滅，然而問題卻在於，阿Q是並不知道這個結果的。這是一個死結。這樣的一個邏輯結果，魯迅根本承擔不了。他必須為這個死結找到一條出路。但魯迅是失敗的，他陷入了新的死結之中。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這本書中的幾篇論文，就是為了回答我從少年時起心中所產生的對於魯迅先生的困惑和他身上所反映的現代中國深刻的精神危機，以及，來嘗試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



2016年6月5日下午第一次口述

2016年6月7日下午第二次口述

2016年6月12日嚴搏非整理

【8】李鲆

两百年前，美国的奴隶生活是怎样的？每天可以吃半磅熏（猪）肉（相当于四两半）。
1841年，所罗门.诺瑟普被两个白人绑架，卖到南方，成为奴隶，到1853年被解救，随后写了这本书，《为奴十二年》。
他的身价是1000美金，当时最好的母牛，一头价值5美金。
奴隶们的日常食物，是熏（猪）肉和玉米。
每周分配3.5磅熏肉，相当于每天4两半——我读这本书时大概是1995年，已经工作，在乡下小学教书，在当时当地算是不错的阶层，正常每周吃一次肉，已经觉得生活很好了。
玉米数量没有说，供给应该是充足的，可以“吃饱喝足”。
另外章节里，写到奴隶吃甜薯，玉米面包，还自己捕捉浣鼠、负鼠和鱼（河里有很多鱼）。
圣诞节，奴隶主会轮流请奴隶们吃大餐，有烤鸡、鸭子、火鸡、猪肉、烤整头的野牛、饼干、桃脯、水果蜜饯、果馅饼、各种馅饼、各种蔬菜。
作者抱怨熏肉上长蛆，劳作之后还要自己磨玉米做饭；羡慕过奴隶主平时也有新鲜的蔬菜。
关于穿，奴隶主有织布机，为奴隶准备过冬的衣服。没有提到奴隶穿破衣服（1990年我读中专，穿补丁衣服还是常事），或者受冻。奴隶参加宴会时，会用蜡烛擦亮鞋子，那就应该是皮鞋。有些奴隶还有帽子。
有才艺的奴隶，会被奴隶主租给其他人，奴隶也就可以获得一点报酬，自己买点东西。
最后一张截图来自《马桥词典》，韩少功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是《为奴十二年》后的120多年。
对比一下：
60年前 O李鲆

80年前O李鲆

李鲆
31分钟前 来自 卖肾买的iPhone 11 Pro 已编辑
上世纪80年代，有部又臭又长的墨西哥电视剧，《卞卡》，长达200集。

其中有一集是，那家人已经穷到极致，走投无路，老爷爷穿上旧大衣，准备出门乞讨。

我父亲突然说了一句：“他肯定要不到饭。”

为什么？

“穿那么好，谁会给他。”

老爷爷穿的那件旧大衣，是他家里最寒酸的衣服，但也没有一个补丁。

我直到1993年，读中专时，同学里穿补丁衣服的还非常正常。甚至开始教书，同事也有穿补丁裤子的，屁股上好大两块，像是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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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哆来咪Amy 说，我记得看《愤怒的葡萄》这本书的时候，说到大萧条时期，一家人为了找工作要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早餐还是喝咖啡，熏肉，玉米饼，我当时就觉得这美国人真的是没有吃过苦。

然后我想起当年读《穷人》，“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惹得我狂咽口水。那天我的早餐是一块红薯，午餐是一大碗玉米糊糊，菜是一筷子腌萝卜丝。

还有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两个穷到极致的人，吃的是肉排！

亦舒小说，70年代吧，某人去了他的穷同学家：“我原以为在生日时想买平治家里没给买就是穷，没想到他家里连咖啡和茶都没有。”

我读这小说时，已经在镇政府工作，所以应该是1997年或者1998年，当时我的反应是：什么是咖啡？什么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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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读《为奴十二年》，顺手截图，说两百年前的黑奴，一天的标配是半磅熏（猪）肉，相当于四两半。

然后有人过来骂我反动。有人祝我家世代为奴。

奴隶一天吃四两半肉，居然都不能说了。
19世纪初，奴隶主们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大幅提高了奴隶们的待遇，除了提供猪肉和玉米，还允许奴隶们养鸡，有自己的菜园，白天的工作结束后就可以在自己的菜园里劳作，奴隶会组建家庭并有自己的小木屋，生的孩子自然也是奴隶主的“财产”，天冷的时候还能得到朗姆酒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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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克拉克估计，1700年法国的日薪相当于2600克小麦，此前50年左右，英格兰的日薪已达到此数的将近2倍，合4800克小麦，但这还“只是15世纪的半数”。

乔尔·莫基尔推测，1788年英国——很可能将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计算在内——比法国的人均GNP大约高出30%。

法国并不是极端案例，它属于比较富裕的西欧地区。如果我们把以上数据与晚近以前的第三世界相对照，结果将更加怵目惊心。

弗里斯估计，根据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所报告的数据，当时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比今日的“现代”亚洲或非洲高出2—3倍。

大卫·兰德斯提出，18世纪英格兰的人均收入约为100镑，是196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的4倍。

换言之，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前，英格兰已经跨越了贫困线，以其富足而论已经进入了“现代”，与大多数邻国已经有了差距——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曾有一个短时期比英格兰还要富足。英格兰与第三世界的差距更是迢遥无可计。

大多数旧制度社会约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被迫以劣质食物为生，杂粮粗谷，缺肉少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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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襄
18分钟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当时一些日本政界人士，虽然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但是不免对中国野心勃勃。来自民间的宫崎滔天是个异类，可谓是一腔赤诚，有侠客之风，是日本“大亚洲主义”人士中的最真诚者。他在晚年多次撰写时评，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侵略扩张。
@楚襄
宫崎滔天是孙中山的日本密友，原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后世多称宫崎滔天。

他出身于日本下级武士家庭，少时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影响，关注亚洲革命运动。他认为亚洲“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

“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原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

“思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 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申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

宫崎滔天结识孙中山后，对其大为赞赏，认为孙中山就是自己寻找的“中国英雄”。此后他便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为反清革命奔走效力，前后二十年一直到逝世。

他的家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在穷困潦倒之际，他拒绝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贿诱，保护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去做流浪艺人谋生。

撰写自传《三十三年飘花梦》，描述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孙中山为其作序称：

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中国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中国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驱驰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

1911年，滔天随孙中山北上返沪，见证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2年12月6日因病去世，终年51岁。#中国近代史#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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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评价辛亥革命，真是一针见血：“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中国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以忍受花样翻新的强人。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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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冈女神
今天 18:06 来自 微博 weibo.com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那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译的非常好，但读到一篇文言译文，觉得更好——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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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刘勃
今天 17:31 来自 360安全浏览器
嗯，59年1月光明日报，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2月是这篇，3月又是郭的《为曹操翻案》//@四库全书纂修官: 翦那篇文章明显为了配合教员写的，而教员看卢弼的《集解》，说卢给曹操贴大字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则是在敏感的一九五九年。
@南郭刘勃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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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德 发表于 2020-7-21 12:35

看到沈坚教授回忆金庸的法语情结，不禁又想起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傅楠（Nick Frisch）说起2013年底见金庸时，他已说不出英语、法语了（九成是老人痴呆，将生平苦学的本事逐渐忘却）。
对金庸这种读书种子来说，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此···········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3 20:3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24 09:51 编辑

汉学家普实克评价刘鹗的《老残游记》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首伟大战歌”，许子东教授也认为“现代文学当中很少有作品超越《老残游记》的水平”，他在《许子东·20世纪中国小说100讲》中谈到：

《老残游记》讨论了一个现象：清官可能比贪官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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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襄
今天 19:03 来自 iPhone 7 Plus
所以面对南宋，金国大有文化自信了。金主完颜亮有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也想建秦始皇之一统功业，“车同轨、书同文”。
@楚襄
金国攻灭北宋后，占据中原，逐渐以大国自居，开科取士，逐步汉化。金国依据地理将南宋称为“南朝” ，自称为“北朝” ，如同两晋之后的南北朝。宋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平等的南北朝关系。

南宋副宰相、大儒真德秀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他认为金国之文治超出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鲜卑政权北魏。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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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蠢人谈话时你会感觉到，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蠢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他所不会到达的。——朋霍费尔 《狱中书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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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朝代为什么大多持续两百多年以下，不会超过三百年？
黄峻新浪官方博客08-04 12:08 投诉阅读数：145
因为从秦开始的商鞅主义太竭泽而渔了……
​​先回顾历史版图：




苏轼曾经就说商君之法，

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君主喜欢商鞅之术，虽然表面上都拒斥他，暗地里却使用它。以商鞅之术治理国家，会使得灭国残民，但是为什么君主仍然如此喜欢的呢？就在于这个方法有利于君主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朝代，只有两个超过了三百年，一个是两汉，一个是两宋。

这里的问题所说的两百年还是三百年，是秦制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而并非是三代的封建制。其次，并不是所有的王朝平均寿命三百年，事实上，平均寿命才一百年左右

而秦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商鞅主义。而所谓商鞅主义，就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而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国家至上主义，就被改为了皇帝至上主义。

一般说来，秦制下的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但是专制主义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其他地方的专制主义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完全对立树立起来。

一般说来，专制主义国家会在末期产生一种严重的阶级矛盾，形成阶级对立，为此为了维护政权的存在，政权就走入了最后的疯狂。

但是与这种一般而论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一开始就走向了国家与民众的完全对立，乃至于竭泽而渔。

《商君书》记载，

国弱民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所以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之核心，就在于弱民，或者说以民众和国家的绝对对立作为立论起点。而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则没有这一点。因此其他国家的专制是较为温和的，只有到了专制末期，才会暴露出他的野蛮。

那么，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如何控制整个帝国的呢？

首先，要把个体从小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形成原子化的个体，从而服从于大共同体，不使得个体能够对抗帝国的存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说

　　在未来的黑暗中，三条真理可以被明显地辨别出来：第一，今天的人们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驱使着——一种或缓或急但不能战胜的、持续恒定的力量——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所有的国家中，最难摆脱甚至不能丝毫摆脱暴政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最后，在这种性质的社会中，专制产生的后果最有破坏力，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专制更能滋生其特有的种种弊端，使各种弊病按既有的自然趋向朝那个方向不断发展下去。
　　当人们之间不再以种姓、阶级、社区和家庭作为纽带缔结，他们一心关注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把自己裹在狭隘的利己主义之中，公德只剩下一个命运，那就是窒息而死。专制不会和这种社会性格做斗争，反而使其大行四方，因为专制会夺走公民的一切共同感情、对彼此的情感需求、相互理解的必要和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让人们在私人生活里变得成熟，如果这也叫成熟的话。人类本来就有彼此远离的倾向，专制则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本来就倾向于冷眼旁观他人的疾苦，专制则使他们的灵魂结冰。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因此，对于个体从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专制主义是极为赞赏的，从商鞅开始，法家最希望的就是这一点。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表面上轰轰烈烈追求民主自由，实际上暗线仍然从事法家的勾当。所以，诸如左翼势力，非常赞赏妇女、个体从家庭中解放（仿佛他们尊重个人权利一般），但是绝不会赞成否认爱国主义，人民拜物教的思潮。这实际上就是法家的暗线支配。如此散沙化的人民，就为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奠定了基础。因此某人说得好，百代都行秦政法，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家信徒。

其次，暴力的血酬关系。吴思将中国古代的这种暴力做江山，称之为血酬。而帝王一旦获得政权，就开始进行疯狂的收割行动，削夺民财、涣散民力、束缚民智，以此打造国家机器在财力、话语、组织和暴力上的全面垄断力量。这是一条捷径，因为他可以迅速竭尽民力，获得国家上的崛起。但是他同时，也是把民众不断推到自己的反面，从而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因此西方国家的农民起义运动，从来不是以政权更替为目的，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得不走向这样一条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中都是罕见的，因为一般说来，政治很少涉及到民众本身（如果在传统社会时期），往往是政权内部的斗争导致的，只有中国，如此竭泽而渔，形成了政权灭亡的第一个诱因，即农民起义运动。

如此一来，我们就找到了中国朝代反复更替的原因所在。

其一、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至上主义，使得全体民众都被帝国管控起来，但是同时这为系统性震荡奠定了基础。表面上看，帝国以强控制的方式几乎控制了所有人，但是这恰恰导致全体民众都被裹挟到政权更替的事情之中，从而形成了系统性放大的状态，因此形成了反复的农民起义运动。

我们试想，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起义运动是以更替政权为目标呢？原因就在于，商鞅主义以国家与民众的绝对对立为前提，这就使得民众被逼反，又因为帝国的强控制，使得全体民众都被裹挟进去。因此最终民众只能选择更替政权，而不是保留政权。

其二、弱民政策下的，王朝周期律的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商鞅主义支配下，在王朝初期，由于战乱，不得不出现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一旦社会恢复以后，商鞅主义会逼迫着皇权竭泽而渔民力，从而陷入要么出现农民起义，要么出现国家重新恢复到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第二次与民休息，必然使得官僚集团做大，进一步压迫民众，此时不管皇帝怎么想，灭亡已经近在咫尺了。

一般说来，整个中国古代王朝是这样子的：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统治集团创业初期的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私有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后的武力扩张和官僚集团利益膨胀--》官僚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利益而不断侵蚀私有经济体系--》官僚集团继续扩张，将私有经济逐步收回，国营经济比例上升--》官僚集团继续扩张，经济活力降低，财政收入来源枯竭，民不聊生--》财政崩溃，民变或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一个王朝结束，利益重新分配，从头或者从中间某处（如果大致继承前朝体制的话，例如隋唐）再开始。

在这里，官僚集团的腐败、土地兼并和暴力的掠夺，与民众的不断对立是呈现正比关系。

而一般的专制主义没有商鞅主义的支配，他对待民众并不会如此竭泽而渔，因此他的政权寿命要稳固得多。

其三、改革的触动效应。皇帝为了保护政权，都不得不出现改革，但是中国古代的改革非但不能给政权续命，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因为改革往往出现在政权的中后期，一般对应的是官僚集团的贪污腐化和暴力掠夺，皇权为了把这种特权收归到自己手里，往往会任用一批人进行改革。

但是由于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国家主义，所以他与儒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儒生持有一种小共同体本位的思潮，他们反对秦制），并且由于此时既得利益已经做大，很容易引起利益集团的反弹。并且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盘剥。并且改革使得腐败更为恶劣，因为改革必然要求集权，而新一轮的集权，形成新一轮的腐败高潮，促使王朝进一步灭亡。

而中国古代的弱民政策下，皇帝是不相信任何人的，所以按照韩非子给出的政策，皇帝要用赏罚来治理国家，因此贪污和暴力，非但不是皇帝所厌恶的，而是皇帝所喜欢的。这也就导致了帝国对于贪污和暴力的刚需作用。

而整个中国古代的主轴，是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而贵族和官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古代人民在皇权专制和官僚制的压迫下可以说生活的是痛苦不堪。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是贵族、领主的附庸，那主人使用起奴隶来，一般不会太狠，因为你就是主人自己的东西，不会用起来太狠。而在君主专制下，老百姓并非官僚的私产，而官僚只会讨好皇帝和上级，丝毫不管老百姓死活，那官僚为了政绩、私利，滥用民力的事就太多了，史不绝书，兵役、徭役、赋税，苦不堪言，中国古代的老百姓那真叫水深火热。

并且由于官僚集团的存在，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如果皇权收归利益，则集权主义会继续盘剥民众。如果皇权放开利益，其中大量利益被官僚集团截住，从而进一步做大官僚集团，陷入进一步的腐败。

到了这一步，皇帝已经做不了主了，集权则政令不通，集权则地方政府将负担继续转嫁给民间和社会，此时灭亡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其他专制主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由于其他国家没有弱民思潮，他们往往会平衡各方利益，也没有对于贪污的刚需作用。

1948年，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当中，总结了他对当年国民政府官僚体制的观察，他指出，这一“新官僚体制”前所未有地与金融体系相结合，官员与商人、官员与金融资本家结合为一个集团：

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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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1950年，署名还珠楼主的最后一部文艺作品《独手丐》（图1）出版。
开篇就是几千字的反省：
“我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文学理论，以及革命的理论与事实，使我知道了革命的意义、性质和内容，尤其认清了一个写小说的历史任务是什么，于努力学习之中，方始力求从根本上改造自己，把旧观点加以改革，从新建立新的社会观点……
今后，我将尽力做到夏衍、陆鸣谷先生所讲的话，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通过我固有的写作形式、文字技巧等，将新的时代内容，或是用旧时代的情况作为背景，加以创造，由多方面取材，增加兴趣，作为现时代的反映与必然的结果，来表现在读者面前，促进他们对时代的深刻认识，得到共同前进的效果。”

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武侠小说的管控日渐紧缩，直到1981年。
已经改笔名为“李红”的还珠楼主加入了上海天蟾京剧团。
曾经做过票友、当过尚小云的结拜兄弟、写过《汉明妃》、《墨黛》、《酒丐》、《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一系列本子的李寿民，算是重操旧业。

1952年，总政京剧团专函邀请创作出《雪斗》、《白蛇传》等剧本的李寿民进京担任编导。李寿民成为一名军人。
在此期间，他负责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

1954年，总政京剧团取消。李寿民开始转做历史小说的创作，着手将原京剧本子转写成《岳飞传》。次年于《新闻日报》连载。

1955年5月20日，《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正式下发各地，直接点名“淫秽的**小说和荒诞的武侠图书，例如：《云破月圆》、《红杏出墙记》、《蜀山剑侠传》、《青光剑侠》等等”。
同一时期，李寿民连载《剧孟》、《游侠郭解》等中长篇小说。均署名李红。

1956年，《光明日报》发布了一条文艺简讯——《李红的新作“十五贯”已脱稿》（据原昆曲《十五贯》），成为李寿民生前最后一次正面形象刊载报端。
同年，李寿民在报上撰写关于神怪荒诞小说的公开检讨。未被划为右派。

1957年入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派记者采访在京著名作家，其中包括李寿民。对于对党的看法，对党的文艺的意见以及是否希望重新出版旧作等问题，李寿民都没有回答。

1958年3月。《读书杂志》发表署名凃树平的评论文字《评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剧孟”》。（图2）评价作者作为新时代写作，满纸荒唐言，一套骗人语，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十分有害。
同年6月，《文艺学习》月刊刊登《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一文，批判了还珠楼主解放前后所有主要作品。
读后次日，李寿民突发脑溢血，从此偏瘫。

1960年2月，李寿民开始口授《杜甫》进行创作。

1961年2月，《杜甫》初稿完成后3天，李寿民去世。 享年59岁。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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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赵树理评价朱贞木：小说写法上有本事，识字的爱看，不识字的爱听。要学学他笔下的功夫——也因此，善于制造悬念给读者“下套”的朱贞木，被后世学者分类叫做“奇情推理情派”（王度庐是悲剧侠情派，还珠楼主是奇幻仙侠派，宫白羽被称作社会反讽派，郑证因是帮会技击派）。

朱贞木动笔写武侠很晚，也绝非他的电报局同事李寿民那样天才型的作者。
据称，李寿民中后期的写作与古龙颇有相似之风：喝点小酒，抽上大烟便滔滔不绝。秘书跟在一边记下李寿民口述。第二天酒醒后提笔修改几处，便是一篇连载的好文。

朱贞木并非毕业于坊间传闻的浙大文学系——1928年浙大才刚刚成立，而那时他已从上海赴天津电话南局（位于今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工作。
若以1895年生人论，他第一部连载作品已经近不惑之年（1934年），而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同事兼好友李寿民已经在《天风报》连载《蜀山剑侠传》两年有余。
恰逢《天津平报》也想连载小说，朱贞木便试水写作了《铁板铜琶录》、《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等与蜀山相类的仙侠志怪小说。
1937年，平津沦陷，朱贞木还在连载的《马鹞子传》就此断更。

1940年10月，天津大昌书局结集出版《铁板铜琵录》，书名改为《虎啸龙吟》。1942年 11月，天津合作出版社出版《龙冈豹隐记》，即《马鹞子传》……此后直至1951年上海部分书局再版和建国后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庶人剑》为止，朱贞木一生共计出版小说19种（图1），以及一册由越剧编剧苏雪庵撰写，专门委托署名朱贞木的《翼王传》。

而之所以叫奇情推理，便是朱贞木擅用悬疑玄奇的选题入手，如代表作《七杀碑》起手便是“新娘子步步下蛋”和“陈大娘的纸捻儿”，然后有“玉龙街单身女客”、“大佛头上请客”。
剧情也有大量的活僵尸索命、铁琵琶倾情……间或有叶洪生先生称之为“数女倒追男”的模式。由此得了小二黑作者的一句“笔下功夫”的赞誉。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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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派五大家中，浙江绍兴人朱贞木（图1）的生平所记最寡，杂乱疑点最多。光生卒年，便有“不详”、“1905年”、“1895年”等三四种说辞。

《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和曾经的百度百科上，都标注朱贞木生于1905年。而卒年都记载不详，并据坊间传闻记载朱先生在起士林旁边开过西餐厅，号称有同业者吴云心等人口述。

相对而言，生卒年为1895-1955年更有确切信息佐证——朱贞木女儿朱如瑛在1952年7月15日参加十区烟台道合作社工作组后填写档案时所记（图2）：
“父，朱贞木，57岁，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

上世纪60年代，朱如瑛儿子费祥英出生，1988年旅居日本。曾撰文记述外祖父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即逝世于1955年。

也因此，武侠史研究者顾臻先生在《今晚报》上发表过《朱贞木在天津编话剧》（图3）：
在这篇（《铁汉》，1951年出版）卷头语的末尾，他写道：“我根据了上面一点浅薄的意识，我又写了这部《铁汉》，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
与图2中的朱贞木女儿住址一致。1951-52年，朱贞木并未赴沪，他49年后的行踪也并不成迷。

百度百科记载的“1949年解放后不知所终，这给对他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武侠史中记载朱先生“据此（50-51年大量作品在沪出版）推断，朱贞木极有可能在1949 年后离津赴沪，否则人在天津，作品却不在天津推出，反而集中在上海出版，这有悖常理 ”、“1949年前，尚未发现利益书店出版过朱贞木的小说，而在 1951年后这家书店却突然连续推出朱氏小说，足见与朱氏交情不浅 。如果1949年后朱贞木不在上海 , 而是在天津或其他地方，怎么会突然和上海的一家书店交往密切呢？由此推断，朱贞木在1949年后去了上海”、“此外，传言1949年后朱氏曾在上海某中学任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直接证据 。若真是在一中学任教”（张元卿《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 ）……便也不攻自破。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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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4月16日 15:43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李寿民时代对世界的各种能量、力的认知，就远超了粗糙认知里的金木水火土。

光法宝阵图的属性，就有水、火、风。雷、冰、雪、雨、雹、山、云、雾、日、月、铁、磁、土、木、石等等等等，很多人热爱他便称赞他最妙的玄奇想象，就是这种“物理的玄理化，玄理的物理化”。
——这就几乎相当于《火焰纹章》经典的四相循环相克，对应《精灵宝可梦》的世界观构建。二者自然不好说在游戏性上的高低哪个更好。但是对于写书来说，自然是后者的世界观更玄奇全面，让人信服。

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种种似是而非的“两仪”、“五行”、“五相”、“八卦”、“九宫”、“大衍”，对后世武侠影响之深远令人赞叹。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都深受其影响，更遑论桃花岛、太极剑。
乃至香港诸多相师所谓传承的手法阵图，其实无非就是“癸水雷珠”、“青阳金轮”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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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今天 16:53 来自 微博 weibo.com
五四之后，反传统、反道学的第一批女性觉醒的萌芽作品，包括荒江女侠、卧虎藏龙……这些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各个自主独立、纵横江湖。
但在描写男女情爱上，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者，都还是会陷入直男写情爱的困境——不知从何下笔。王度庐的李慕白俞秀莲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朱贞木则不然，较之北派其余作者，他笔下男女情爱描写更多，人物心态表达也更细腻。

时而化用西厢记唱词：
“一个是魂飘飘——只图着心坎儿温存，眼皮上供养；
一个是情绵绵——一味乔装着莺娇模样。
怎的不思量——虎穴龙潭，当作了风流销金帐。
哪知道——恶狠狠的狭路冤家，要血溅鸳鸯！
这其间——偏碰着杀人如草的奴家，热剌剌地软了心肠，
没奈何——管一管这篇风流账！”

时而是敢爱……和特别敢爱（大概），被叶洪生先生称之为“数女倒追男”模式的创始人。

时而直接打破时人窠臼，塑造软男（沐天澜）、御姐（罗刹夫人），写出让鸳鸯蝴蝶派的顾明道都望尘莫及的“小男人”情愫。

在《罗刹夫人》后记中，朱贞木直言不讳武侠小说两弊：
一是过于神奇，流于荒诞不经；一是耽于江湖争斗，一味江湖仇杀。
所以，作为爱好写作而非生计的朱贞木，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可以为更多读者“换换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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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巴蜀评书大家王秉诚曾经将王度庐的《铁骑银瓶》搬上曲艺舞台，在四川地区风靡一时。

1980年，湖北襄樊举办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北分会的座谈会和长篇创作讲习班，提出了自筹资金创办说唱文学刊物的建议。最初拟定的稿件取舍标准叫：“桌上能看，台上能站”——意即可以用于曲艺表演演出。

1980年11月，中国曲艺家协会武汉分会向湖北省委宣传部申请出版《今古传奇》说唱不定期丛书。创始主编任清，时任湖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北分会主席。出面向省文联借款一万元，向省文化厅借款一万五千元。

1981年1月，编辑部发出《征稿启事》。

1981年7月，《今古传奇》第一辑出版。

1982年3月，第二辑出版。
同月，湖北省委宣传部批准《今古传奇》以季刊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1982年10月，四川人聂云岚在《今古传奇》第三辑开始连载自己的长篇作品《玉娇龙》（改自《卧虎藏龙》）。直到第十二辑。

1983年7月，为实现刊物期刊异地分印，《今古传奇》交武汉市邮局公开发行。同时出版总第七辑。并规划为每年一、五、十月出版。

1986年第十九辑开始，聂云岚的《春雪瓶》作为《玉娇龙》续篇，在《今古传奇》上重开连载。

1987年，《今古传奇》正式改版为双月刊。成为定期发行杂志。
同年，王度庐遗孀李丹荃致信聂云岚，对《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改编一事进行申诉及维权：
“关于有人准备改编事，那是我坚决反对的……改好改坏是一回事，改编本身合理不合理又是一回事……不然的话，我将《李调元佳话》（按：聂云岚作品）改写一下，添点什么，算我写的，看大家会说什么。尽管您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尽人皆知’，都不能算改编合理的理由。”
聂云岚回信李女士后说：
“我的改编虽然自问目的、动机无它，当时的情况（时间、形势）又有所不同，但我毕竟是‘始作俑者’啊！”
聂云岚之子聂嘉陵后来回忆则说：
“父亲在小时候就看过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印象很深刻，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仍喜欢给我们讲《卧虎藏龙》的故事。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朋友的鼓励下，父亲根据《卧虎藏龙》写出了《玉娇龙》。”
由于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人”，所以也就没有想到里面会牵涉著作权问题。

在《今古传奇》杂志社的调解下，李丹荃出于对聂遭遇的同情而没有再作追究。

2000年，电影《卧虎藏龙》上映，《今古传奇》杂志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今古传奇创刊二十周年精华系列”，重新出版印刷了“聂云岚编著”的《玉娇龙》和《春雪瓶》。
同时，四川红都影视有限公司向聂云岚购买版权，筹拍电视剧《玉娇龙—春雪瓶》。
此举引起李丹荃及王度庐后人不满。多方交涉无果后，李丹荃将湖北人民出版社及聂云岚版权持有人一并诉至法院。

2001年，经法院判定《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系王度庐独立创作完成，其著作权由王度庐享有。
《今古传奇》杂志社社长舒少华等人赴京向李丹荃女士致歉，并表示立即停止发行，登报致歉，赔偿损失。

2010年，李丹荃女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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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曾在《天涯·明月·刀》的序中说：
“现代的武侠小说，若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算起，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
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是第一个时代的领袖。
写《七杀碑》的朱贞木，写《铁骑银瓶》的王度庐可以算是第二个时代的代表。
到了金庸写《射雕》，又将武侠小说带进了另一个局面。”

作为旧派武侠扛鼎作品之一，王度庐的铁鹤五部曲，主线内容集中在了复仇的伦理讨论中，这其中既包含有传统中国文学“惩恶扬善”的复仇，也继承了《近代侠义英雄传》后的“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反思。实现复仇后并没有像传统武侠小说那样快意，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可愈合的心灵创伤。这种关于人物创伤体验的描写很好地揭示了复仇所造成的沉重代价，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复仇伦理天然合理性的反思。
（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叙述了众多江湖人士相互复仇的故事，但平江不肖生并没有像传统的复仇故事那样突出“血债血偿”的复仇伦理诉求，而是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塑造的霍元甲更是对有仇必报的复仇伦理观不以为然。）

“铁鹤”五部曲中的复仇主体，不再仅仅是社会伦理价值的符号代表，而且还是有着各种情感体验的“人”。
“人”的生命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成复仇的社会伦理义务，还应包括其他的生命价值实现。这就为仇恨的消泯找到了可能的途径，他们权衡着复仇与其他人生体验的轻重，从而形成了对生命意义何在的拷问。

正是由于江小鹤、鲍阿鸾的夫妻人伦的两难伦理困境，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草原大盗罗小虎之间的礼教门第的两难伦理困境，李慕白、孟思昭与俞秀莲三人之间情爱与江湖道义的两难伦理困境……王度庐的悲情型作品远不是旧武侠时代单纯的打杀技法，而是对这种困惑的思考表现出了对人内心伦理处境的关怀，具有强烈的内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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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7月13日 16:39 来自 微博 weibo.com
上个世纪，有三个满族男孩各自拿笔记下了时代。

1885年6月，正蓝旗添了名男丁。

1899年2月，世界上多了个正红旗的小男孩。

1900年，15岁的85后正蓝旗男孩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的事情。多年后他回忆说：“国破家亡，是很惨的事，不想我小小年纪，倒是亲眼看见。……我们的摇篮、祖宗的都会、神灵式凭的所在，已被八国联军打破了。”

1905年，85后的正蓝旗男孩被官派留日，先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历史地理，3年后毕业，又继续学习了政治和财政。他写道：“仿佛维新事业、立宪政治都加在我们的双肩，便是我们的自负，也是这样，当时满腔热血都拥了上来，誓不负父老所期。”

正红旗男孩这时刚刚记事，“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叙述。”

1909年7月，地安门（当时叫后门）镶黄旗一家，多了个男娃。

1911年，正蓝旗男孩学成归国，并通过了清朝归国留学生科举考试，正准备去当官却适逢辛亥革命，清廷灭亡。后来他自叙道：“在民国元、二年，有朋友介绍我人党，并许给我一名议员，因我的招牌是合资格的，党里面也希望我进去。不过，我是呆子，凡事讲究理论与定义。”

刚上小学六年级的正红旗男孩后来记述自己和国家的变迁时，鲜少感触到“革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 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同情心。”

1913年，正红旗男孩考入京师第三中学，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他又考取了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5年，正蓝旗男孩开始在《国华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梅兰芳》，却“为有力者所劫、勒令停刊”。据称系袁世凯手下领陆军少将冯耿光所为。于是正蓝旗男孩被迫远赴沈阳《盛京时报》操文笔业，但他一生总以报人记者“超然公正为最可贵”自豪。

1916年，镶黄旗男孩的父亲去世，同年2月，遗腹弟出生。家境日贫。

1918年，正红旗男孩中学毕业。任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教员，后任校长。

正蓝旗男孩，在沈阳的《盛京时报》有了稳定的连载板块。

1924年，正红旗男孩他的短篇习作《小铃儿》发表于《南开季刊》。同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

镶黄旗男孩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当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的同时，开始向报刊投稿。

正蓝旗男孩早已在《盛京时报》连载了包括《香粉夜叉》、《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等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时人评论他：“在满洲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少见有人创作过小说，尤其是少见有人翻译过外国名著，只有先生能创作，能翻译，更能在彼时纯文言势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话文来写作，而开语体文的风气之先。”

1925年，镶黄旗男孩在《小小日报》上看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1926年，正红旗男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镶黄旗男孩在《小小日报》上连续刊载了侦探小说《半瓶香水》、《黄笔》和实事小说《红绫枕》。

1927年，镶黄旗男孩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侠义夫妻》。同时还连载了社会小说《琪花恨》、侦探小说《红手腕》等一系列作品。

1928年，正红旗男孩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

1931年，镶黄旗男孩已经能够在《小小日报》稳定刊载了数十部短篇小说，并成功应聘编辑，生活有了改善。

正红旗男孩的长篇小说《二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

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击中，正红旗男孩的《大明湖》原稿被焚，未能出版。

1934年，镶黄旗男孩化名柳今，在《中国戏剧生命之革新》第一节“九一八后的中国戏剧界”慨叹中国剧坛进步缓慢，以至“今日远东国际纠纷之病茵集于中国，而我国之戏剧仍然如沉睡，如枯死，反使他人———俄国———高呼曰：‘怒吼吧中国！’“他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戏剧行业，撰写了大量时评。

1935年，正红旗男孩旅居青岛，完成短篇小说集《樱海集》的大部分创作。

1937年，正蓝旗男孩开始连载他最长的小说《福昭创业记》，这本书从“三仙女”神话开始写起，到努尔哈赤兴兵，以及皇太极移居沈阳，奠定皇朝基业，小说最终以八旗入关、吴三桂投降为止。但遗民情节，让他的小说充满了对前朝的留恋，40万多万字的《福昭创业记》，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旧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从写作技法上，堪称是全面倒退。

正红旗男孩完成了《骆驼祥子》的主体创作。

镶黄旗男孩开始以“霄羽”之名连续连载武侠小说。

1938年，正红旗男孩作为文艺界代表，在汉口宣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同年开办的文艺骨干学习班上，他的《通俗文艺的技巧》收录成书。成为学员手册。

镶黄旗男孩正式开启了《宝剑金钗》的连载。

1941年，正蓝旗男孩在沈阳开始连载《如梦令》，从清末写到民初，写到辛亥三十年后，一步一步如实地写出了自己民族衰落的窘境。沦为社会底层的旗人受不到教育，找不到答案，只能慨叹：“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镶黄旗男孩在青岛的铁鹤五部曲《卧虎藏龙》渐入佳境。

正红旗男孩赴重庆旅居，创作了大量送赴前线的话剧作品。

1943年，镶黄旗男孩不再写武侠小说，而是连续创作了《落絮飘香》、《古城新月》、《海上虹霞》、《虞美人》等时代小说。

1944年，镶黄旗男孩的《铁骑银瓶》正式连载完毕。“铁鹤”五部曲成为后世传颂的武侠经典。时代扛鼎之作。评论者说：“惟以写情之缠绵徘侧，写义之慷慨侠烈；而又千徊百转,动人心魄者，殆无过于血泪之作。”

1945年，正蓝旗男孩时隔30年后重新回到了北京，见人只称自己的汉名宁裕之，沉迷于八角鼓、单弦等曲艺，《自遣》中，他这样写道：苦茶一盏代白干，饭后能拧一袋烟。老眼不花书细字，闲情有寄校芸篇。文章西汉难追企，乐府东篱尚可攀。高歌一曲调元气，今日才知乐尧天。

镶黄旗男孩开始连载《锦绣豪侠传》，不复前之盛况。

正红旗男孩正式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一、第二部的创作连载。

1946年，正红旗男孩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交流。并开始了《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创作。

1948年，镶黄旗男孩在青岛最后撰写的7部武侠小说，完成连载或出版。

1949年，镶黄旗男孩携家人投奔时任大连市委副书记的弟弟。先任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编审委员，不久调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正红旗男孩的《四世同堂》第三部草稿写毕。

1950年，正红旗男孩的《四世同堂》第三部开始了短暂的连载。同年，话剧《龙须沟》正式连载。

1953年，在张伯驹先生的介绍下，85后正蓝旗男孩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镶黄旗男孩调任东北实验学校任语文老师。

1956年，文化部发出《关于续发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目录的通知》，镶黄旗男孩被点名。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沈阳市委委员；又被选为沈阳市人大代表、皇姑区政协委员。

1957年，正红旗男孩写就了话剧《茶馆》。

1961年2月，76岁的正蓝旗男孩告别了人世间，据同好称，他晚年曾写过岔曲《敬爱的毛主席》，但无传。他叫穆都哩，后来改名叫穆儒丐。

1966年，正红旗男孩刚开始创作《正红旗下》，便被挂上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他不堪忍受侮辱与殴打，投湖自尽。他叫舒庆春，最出名的笔名叫老舍。

镶黄旗男孩因早年作品被点名，被批判并下放劳动。

1970年，镶黄旗男孩以退休人员身份下放到辽宁省昌图县泉头公社大苇子大队，不久转到泉头大队。

1971年，镶黄旗男孩的长子亡故，同年，幼子在铁岭的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留校任教。下放人员“落实政策”时，夫妻二人都被安排退休。于是迁往铁岭，与幼子团聚。

1977年2月，69岁的镶黄旗男孩因病卒于铁岭。他叫王葆祥，最出名的笔名是王度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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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名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讀歷史，少讀傳記。他說傳記大多虛實參半──不是誇大，就是失實（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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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1月9日 16:07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出版社在码洋上造假欺骗作者，也是百年历史了。

1938年初，津沽报业由于还珠楼主出走，通俗小说界沉寂。
是年2月，宫白羽开始在《庸报》（图1，庸报的立场一直很妙，但那是后话了）连载《十二金钱镖》，就此一炮而红。“家家读钱镖，户户谈剑平”。
11月，天津书局正式将《十二金钱镖》结集出版，但是监守自盗多次私印发售。

白羽也很刚，他直接带人冲到书局去把所有未装订的散页拉回了家，并就此宣布天津书局不再有资格出他的书。
接着他跑码头拜朋友，借了200大洋和二十令纸，自己开了个出版部，由胞弟宫维城代为管理。与久大印刷公司签了个长约，就此自产自销，包括《十二金钱镖》在内的《血涤寒光剑》《联镖记》《偷拳》《毒砂掌》《武林争雄记》……都由自家出版，律师刘恩禄“暨一切法益，本律师依法尽保护之责”，版权页上还盖有白羽自己的钢印，开本颇为正规（图2）不作为的笑道人
2019-12-2 14:04 来自 微博 weibo.com
“武林”一词，原指杭州灵隐山，周密（元代）著《武林旧事》、高攀龙（明代）著《武林游记》，都是写杭州的风貌掌故，和现代汉语里的武侠世界无关。以前的史书、小说都只有“江湖”或者“绿林”。直到民国年间，通俗小说作家白羽用武林概括武术从业者的生存范围，于是武侠小说才有了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定义。
现代人如果还硬说“武林就是指杭州，不要乱用”，就难免贻笑大方了。

另：后世有从业者仰慕白羽的写作成就，自号“白羽的学生”。
还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不作为的笑道人
5月9日 16:49 来自 微博 weibo.com
“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说这句话的人，蹉跎沉浮在一百年前。

13岁，他随父亲进京，先后在朝阳大学附中、京兆一中求学。
1918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堂。
迷恋文学的他也一度和鲁迅通过信，却在青年迈向社会的时候遭逢变故——北洋军中任卫队营长的父亲突然去世，大哥二哥分家而走。
留下母亲、妻子、弟弟、妹妹、长女以及一名女佣等着他来养活。

一年后，资财渐空，他携全家投奔安徽的堂兄。
半路被乱兵抢走了全幅身家，只得回到北京讨生计——号称能与笔杆子打交道的所有行当几乎都试过：刻钢板，做编辑、代写书信、翻译小说、搜辑投稿、家庭教师、小学教员、团部司书、税吏、书记官、幕僚等等等等……
去《民生晚报》应聘，订好的20元月薪，到了发薪的日子，社长太太却拿着工资单抱怨薪水开得太高：“给他12元，他也会干！”为了全家生计，他也只得忍下。

这段日子，长女生病夭折，次女也不幸落得同样的命运；长子随家庭逃难被打伤，脑部受伤；小妹给人作了童养媳下落不明；31年冬天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因家中没有火炉而活活冻死。

29岁的某一天，他走进报社发现众人看他的眼神颇为异样，私下里经常冲他指指点点——几天后，警察把他抓走，按盗窃罪拘留了。

当真正的窃贼被抓住后，放出来的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前他做事认真，对人郑重，那之后他突然变了一种态度，嘻笑怒骂，调皮喧闹；人们以为他诙谐可笑，倜傥可亲了。”

——于是他带上全家仅剩的6块大洋，举家搬去了天津。
并写出了虽然自己并不得意但是脍炙人口的：
《十二金钱镖》。


不作为的笑道人
7月15日 14:55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评书的创作方式是借鉴前人、综合多家，然后场场演绎、代代相因，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在版权制度建立、版权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处境是颇有些尴尬的。

1934年，单田芳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

1938年2月，宫白羽开始在《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就此一炮而红，成为华北地区最火的武侠小说作者。而且他对自己作品的保护，成为民国年间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段佳话（O不作为的笑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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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时年已21岁、有了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单田芳正式拜评书老艺人李庆海为师。
1956年单田芳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评书生涯，并在鞍山市曲艺团走红。

1966年，宫白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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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单田芳重返鞍山市曲艺团。
从1979年到1994年，单田芳同鞍山电台合作录制了43部、3500多段评书，在全国各地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播出。成为8、90年代的电视广播评书届的“三驾马车”（袁阔成、刘兰芳）。
其中包括宫白羽同名原作《十二金钱镖》和《铁伞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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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十二金钱镖》作者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将该书改编整理后，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万册，由华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两万册。
2000年初，宫白羽的后人宫以仁、宫稚羽致信致电单田芳及鞍山电台，要求支付版权使用费用，未果。
2000年6月，宫以仁将单田芳及鞍山电台告上法庭，控告鞍山电台于1994年播放了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十二金钱镖》，并将该评书内容以磁带形式提供给天津电台，有收取900元费用的获利行为。单田芳播讲的部分内容与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卷一)内容一致，并使用了宫以仁改编后书中的1-17回大部分内容，形成其最终评书播讲的《十二金钱镖》35回主体内容。而单田芳、鞍山电台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报酬。因此涉嫌侵犯宫白羽的著作权。
宫以仁要求索赔15万元版权及侵权费用，并要求被告将原著《十二金钱镖》完整地重新录制并播放。
单田芳方面则认为，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是在大量民间传说和故事的基础上创作的，自己只是参考使用了宫白羽原著的部分内容。且根据版权法规定，电台、电视台可以公益录制播放可以不通过作者同意（但须支付稿酬，不得随意改变作品，保留署名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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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一审判决书中认定：
因单田芳曾收取过鞍山电台6千元报酬，其提出播讲是非营利性演出不能成立；表演者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可以不经许可，但应支付报酬，单田芳未支付过任何报酬，侵犯了原告获得报酬权；鞍山电台没有尽到审查著作权人义务，尽管支付了6千元，只能视为向单田芳支付报酬，侵犯了原告获得报酬权。
另外，是否演播、是否录制作品，是表演者和录制者的权利，不能因为表演者、录制者侵犯了他人权利，而强迫他们必须行使表演权、录制权，因此，原告要求单田芳、鞍山电台完整地将《十二金钱镖》录制成录音制品进行播放以消除影响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驳回了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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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一审判决单田芳赔偿宫以仁、宫稚羽损失21710元；鞍山广播电视局赔偿8684.8元；驳回宫以仁、宫稚羽的其他诉求。诉讼费2160元，原告负担432元，二被告各自负担864元。
原告代理律师潘强则表示，法院判赔的数额过低，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将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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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宫以仁、宫稚羽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状中阐明了上诉的事实和理由：
1、原审法院仅认定二上诉人“《十二金钱镖》的获得报酬权”，未就署名权、作品完整权予以认定，认证事实不全面；
2、原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鞍山市广播电视局销售情况进行认定和处理；
3、由于原审法院未对侵权事实予以认定，在运用法律方面亦有不当之处；
4、赔偿二上诉人因此案聘请律师的费用。原告在上诉状中提出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20万元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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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除支持原审所作出的要求单田芳赔偿宫以仁、宫稚羽损失3900元、鞍山广播电视局赔偿2500元外，同时判令单田芳、鞍山市广播电视局在判决生效起一个月内，持续七天在鞍山电台小说联播节目中发表向宫以仁、宫稚羽致歉的声明，且其内容须经法院核准，逾期不执行，法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开本判决，所需费用由单田芳和鞍山广播电视局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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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宫以仁先生正式接到了单田芳的道歉信。信中，单田芳对因自己的侵权行为而给宫白羽先生及其后人带来的巨大痛苦与损失表示“深深的歉意”，在道歉信中称，自己刚由美国访问归来，获悉法院的终审判决，表示将尽快邮寄终审判决做出的侵权赔偿费用。
宫以仁先生的代理人潘强表示，法院判决是要求在电台上公开致歉，单田芳此举尚有一定差距，同时，法院的终审判决仍有一定问题。
宫以仁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单田芳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侵权，如果2年前我刚找他时就承认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原来根本没想打官司，但是，单田芳一直对事实进行抵赖，狡辩说是他家传的。他虽然现在道歉了，但我不会理会他，也不会将地址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点钱。我将仍按法律程序进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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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 11:16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将唐门写入小说的郑证因是个很妙的人物。

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偏玄奇，王度庐偏苦情，而（宫）白羽、郑证因二人则极尽翔实，让读者身陷其中不可自拔。

年轻时的郑证因，是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的门徒，但早在他入门前就有过走江湖的经历。跟着走过些镖，也上得一手九环刀。

后来作为白羽的顾问，为其演示武功招式，白羽则将其入书。二人交情好到郑证因可以直接替白羽代笔捉刀《十二金钱镖》的地步。而郑证因的处女作《武林侠踪》，也是白羽开创“武林”一词后，首次为他人所用，白羽更是欣然作改。

白羽多年浸淫文字，有功底能写意，受新派文学的影响，会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
但郑证因则不然，他的小说偏古典短打书，多用自己经历套写，所以将自己的小说写得宛如黑道版的《江湖丛谈》，将故事与黑帮文化结合一体，从天津黑社会的秘密到津门各家帮会的仪式，整个现实江湖的恩怨情仇被郑串联起来。所以也有人拿《鹰爪王》与《白鲸》类比——简单的故事情节，与复杂的时局群体文化。
可以说，泛中国地区的帮会交互，可以是从郑开始的。
也因此，在郑之前的武侠小说，是没有帮派“英雄会”的情节在内的，而郑在武侠小说中开创了这个后世无数次使用的情节。
他在《鹰爪王》里写下的十二连环坞，也被后世包括古龙在内的武侠名家反复借用。乃至于张艺谋也自称受到过《鹰爪王》的影响而拍摄了他心目中的武侠电影《英雄》。

郑的文笔自然是不好的，也不大会写儿女情，多是恩怨仇。
但他在一众南北名家里，独独擅写传统武术，传武的名目门类之丰厚、描述器械技击之细致，时人无出其右。
诸如棉掌、混元掌、排山掌、黑煞手、金刚指、草上飞、追云赶月、飞鸟凌波、燕青十八翻、金鲤倒穿波、仙人换影……这些带着江湖文化习气的武功名字，可以说是郑在武侠小说时代的卓越贡献。

包括现代武侠小说最玄奇又努力“近人化”的武功门类，让无数翻译名家头疼的“内功”。也是郑在40年代前后正式确立的一路写法。
他将时已有之但传承无序的传武说辞，详尽描绘出来——“发掌时，掌未到而力先至；能够凭内家真力远隔数尺将人震弹出去；一尺内能伤及筋骨，甚至当场立毙而表皮毫无损伤。”
也因此，后世小说作家常常将其作品作为“参考书”来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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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2019-12-9 10:4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武侠小说世界里，虽各家塑造的江湖千姿百态，但最为通用的有三大背景门派：
少林，武当，唐门。

前二者融合宗教与武术门派为一体，在江湖中普遍以“执牛耳”的泰山北斗形象存续。只有唐门作为偏安一隅的家族性帮会，却又人人忌惮。
偏偏少林派和武当派虽实却虚，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
而蜀中唐门唐家堡，却又偏偏是真正存在过的。

最早有关四川开县（现为开州市）唐门武林人的记载，是乾隆时期的宫廷侍卫唐天泰。后与八卦掌祖师董海川同朝为官。
封荫返乡后，又有湖北拳师余友智、余友福赴开县讨教的记载，渐成后世所传的“唐家拳”，号黄陵派。
与涪陵的点易派、都江堰的青城派、通江的铁佛派、丰都的青牛派并称为峨眉地区“五花八叶”中的“五花”派。
而开派所在，便是现而今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唐家村。
（武侠小说则讹传为“恭州重庆府唐家堡”）
而唐门的武术在唐天泰时期，以拳镖（竹镖）为著，后世又称“金镖”。
按此即有说短打书《三侠剑》中，胜英胜子川，便有借用唐天泰的意味。也有说系唐家有川疆少民血统，善使竹枪，演化为竹镖。

更早的史料，系唐家后代弟子的《开县唐门考》中记述张献忠入川，军中总兵与唐门弟子切磋之事，此仅为一碑文孤证，不待细考。

近代刊行印书中将唐门记入的，系武术家万籁声著《武術匯宗》一书。
余談篇，第七節，神功概論：
又有操“五毒神砂”者，乃铁砂以五毒炼过，三年可成，打于人身，即中其毒，遍体麻木，不能动弹，挂破体肤，终生脓血不止，无药可医。如四川唐大嫂即是。
（另：常有附会者，记《大闹天宫》导演万籁鸣与万籁声同为“五虎下江南”，此说大谬）
“四川唐大嫂”与“唐天泰的竹镖”二者，便为唐门的毒与暗器的来源。

事实上，唐家的拳术存今所记，主要为九滚十八跌、连八腿……等下盘武技及棍法刀法，并无真有毒砂记载。唯有“药镖”二字偶尔出现。

抗战时，有省代主席王陵基设擂，请来开县唐门武师唐兴畅比武，并为其设立万县国术馆。及至49年后，唐二师父的名号在诸多川籍眷村中流传，川人时记另有唐家箭楼在三中、大林等地，于是渐渐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形象。

正式将唐门写入武侠小说的，是民国年间北派两位大家：白羽，郑证因。
郑证因系镖行出身，《鹰爪王》便记载了一名行镖客被蜀中唐门铁蒺藜击中的事。
而白羽则更直接的写出了“独传的唐门‘七巧梭’毒药暗器”。
在此二人之后，经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诸多名家之手，蜀中唐门几乎成了华人武侠文学的标配背景之一。诸多名家概莫能外。

——唯金庸一生，借鉴了少林、武当、崆峒、峨眉、丐帮……但是独独没有蜀中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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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中，提出过一个很有嚼头的问题：
通俗小说的“通俗”，究竟应该是解成“沟通于俗”？“通行于俗”？还是“通晓风俗”？

《白鲸》和郑证因《鹰爪王》的那种好，都是同时代同地区不能解，须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后，回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时候，才能体会的好。自然属于“通晓风俗”，宛如群像绘一样的好。

白羽、古龙乃至黄易这种，在出版连载上赤手空拳搏杀一片天，光一个印数就切切实实的压服同辈，每每谈到这个时代代表，你再如何不喜都绕不开的，大抵算是“沟通于俗”吧。

梁羽生、金庸是带着浓厚文人情怀写书的，虽然屡遭陈生笑话，金庸仍旧热爱精修自己的章回体目、诗词歌赋，大半作品必有历史背景，过半连载最后定要写一篇历史小传。“通行于俗”送与他们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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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8月6日 14:45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北派五大家中，浙江绍兴人朱贞木（图1）的生平所记最寡，杂乱疑点最多。光生卒年，便有“不详”、“1905年”、“1895年”等三四种说辞。

《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和曾经的百度百科上，都标注朱贞木生于1905年。而卒年都记载不详，并据坊间传闻记载朱先生在起士林旁边开过西餐厅，号称有同业者吴云心等人口述。

相对而言，生卒年为1895-1955年更有确切信息佐证——朱贞木女儿朱如瑛在1952年7月15日参加十区烟台道合作社工作组后填写档案时所记（图2）：
“父，朱贞木，57岁，曾写通俗小说，现无职业”。

上世纪60年代，朱如瑛儿子费祥英出生，1988年旅居日本。曾撰文记述外祖父因哮喘病与心脏病并发，在天津市总医院去世，享年60岁——即逝世于1955年。

也因此，武侠史研究者顾臻先生在《今晚报》上发表过《朱贞木在天津编话剧》（图3）：
在这篇（《铁汉》，1951年出版）卷头语的末尾，他写道：“我根据了上面一点浅薄的意识，我又写了这部《铁汉》，我本意把它写成剧本的，为便利出版起见，先以小说体裁发刊，而结构制插，仍有点近于舞台剧的形式，匆匆写成，纰缪定多，尚希读者予以不客气的批评。（作者通讯处——天津河北路三一二号）
与图2中的朱贞木女儿住址一致。1951-52年，朱贞木并未赴沪，他49年后的行踪也并不成迷。

百度百科记载的“1949年解放后不知所终，这给对他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武侠史中记载朱先生“据此（50-51年大量作品在沪出版）推断，朱贞木极有可能在1949 年后离津赴沪，否则人在天津，作品却不在天津推出，反而集中在上海出版，这有悖常理 ”、“1949年前，尚未发现利益书店出版过朱贞木的小说，而在 1951年后这家书店却突然连续推出朱氏小说，足见与朱氏交情不浅 。如果1949年后朱贞木不在上海 , 而是在天津或其他地方，怎么会突然和上海的一家书店交往密切呢？由此推断，朱贞木在1949年后去了上海”、“此外，传言1949年后朱氏曾在上海某中学任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直接证据 。若真是在一中学任教”（张元卿《论朱贞木及其武侠小说》 ）……便也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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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将功业苦苍生：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
李强好书伴读 今天


忍将功业苦苍生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的落后
文：编：kuang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丨革命引起观念vs.观念引起革命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

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

文化保守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

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

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

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取保守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

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

再看我们，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

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

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

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

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

丨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

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

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

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

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



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

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

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丨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什么叫自发扩展？

第一，社会不应改造，传统不可切断；第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而不是反过来。

反过来的路数就是“五四”的负面话语，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传统，改造的最后结果，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被侵蚀。

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几起几落。

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着“社会”的旗号，与“社会”为敌，反社会，改造社会；

凡是“起来”部分，都是与社会言和，向社会让步。

只有向社会让步，才能让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知识传承、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滑向人性变革、社会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价值坚持，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但没理由夸大。

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

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经常到门口买报纸，报贩有事离开，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

这个“世界是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只有病态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要么被压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两端都不正常。

当然，在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就是为天下代言，是社会良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人张载，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

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可悲了。


正如老师所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是知识传承和观念变革，并非社会和人性改造的操盘手。

社会病症的复杂性，并非某一阶层的某些突发奇想就能够治愈的，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愿景极有可能走向乌托邦的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已经太多。

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亦是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的反思。在索维尔看来，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将人类面临的“问题”简单归因于特定的社会机制，并用头脑中理想化的构想来改造社会，将传统智慧与文明价值断然舍去。



而且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间接造成了灾难，但是他们却普通人的顶礼膜拜，却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些错误的理念也会因此被人们忽略，改头换面继续影响社会。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也是21世纪的现实。

因此，索维尔认为，反思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义务，更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考量。

北大教授何怀宏在推荐序中说：“《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为此，先知书店独家诚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全凭他健壮的常识、道德坚守和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

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可以说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6 08:5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10 20:37 编辑

徒手的侠客，再见！
2018年10月31日 18:04:30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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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徒手的侠客，再见！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章诗依/文 金庸先生远行，中文世界有浩荡的文字来纪念、致敬。其实，由于其巨大的成就与影响力，金庸传奇的一生，早就棺未盖而论已定。武侠巨子，报业宗师，回归前夕香港前途命运的擘划者之一，这些都是评价其非凡人生的不刊之论。除了“立功”“立言”，真实世界中的金庸，还有抚哭吊叛、粪土王侯的侠士之风，不过，书写这些故事，还需俟诸来日。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另辟蹊径，梳理、钩沉金庸“曝光不足”的一面，以表达对一代文化巨人的伤逝之情。

最后的告白

目前可见的金庸最后的文字，见于2013年10月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后记。这是金庸政论专栏文字的首次结集出版。明河社是金庸自己的公司，只出金庸自己的书。此时金庸已近90高龄，将半个世纪前的“易碎品”结集成书，这一举动，足可视为这位行将告别世界的新闻巨子对自己新闻文字的总结与交待。

据金庸秘书李以建对笔者讲，2011年，金庸嘱咐他整理自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荦荦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开笔，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近五年里，除一九六七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徐慧之”是金庸带给人们的惊喜。“金迷”皆知，金庸用过“姚馥兰”、“林欢”及“查理”的笔名，但写下近两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却鲜为人知。李以建透露，当年《明报》“自由谈”栏目中，写作“论祖国系列”的“黄爱华”，其真身也是金庸。金庸交待给李以建的编辑原则是：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动。而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小说，他在数年里曾屡次做过修改。

这篇598个字的“后记”，言近旨远，重申了金庸的新闻理念，同时尽显其对自己新闻文字的巨大自信。其中，金庸写道：“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语气中，一派温文尔雅的自信与骄傲，是他推崇的那种八风不动的风度。

这些令金庸“不悔少作”的预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时，他即撰文质疑，也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苏联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刚刚成为“副统帅”时，就预言其结局不妙。至于对生态与环保问题的重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无疑足够前沿。

从金庸这些专栏文章的标题，即可见其不俗的评论写作身手。“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康熙强过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鸭”、“痛悼最优秀的敌人——卡斯特罗突闻肯尼迪死讯的一刹那！”“苏联元帅和袁崇焕”“美国的武侠小说迷”，诸如此类的题目，简洁而抓眼球，在其专栏中俯拾皆是。

“明窗小札”开栏的第四篇文章，题目为“谈曼彻斯特的卫报”。这篇文章是金庸向他一生敬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的致敬文字。作为《大公报》的曾经一员，金庸终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甚至，连张季鸾当年推崇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是金庸心目中报纸的标杆。2000年那一年，金庸在新闻理念上似乎有过“失足”行为，不仅举世大哗，即令其多年好友、著名学者劳思光与周策纵，也私下写诗唱和，表达对这位新闻巨子的讥刺与失望之情。其中周策纵用“故人每与蝶争艳，袖手无言便是诗”这样的诗句，发出劝诫之意。而《明窗小札1963》的后记，以及所收录的谈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足以表明，晚年金庸在向世人告白，自己血液里流淌的，仍是新纪大公报时期张季鸾标举的新闻理念。

专栏文章只是金庸浩瀚的文字中，今人了解远不充分的一部分。金庸最被今人忽略而价值犹在的新闻文字，当属其游记作品《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该篇游记的写作背景是：1973年4月18日至28日，应台湾当局邀请，金庸赴台考察访问，回港后撰写长篇游记，于当年6月7日至23日在《明报》上连载。这篇全文4万多字的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引发很大反响，特别是当时的大陆政府，因此迅即在7月份结集出版了单行本。2016年香港书展前，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庸卷》，收入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使这篇在金庸文字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很长时间里却难得一见的游记文字重见天日。

即使以半个多世纪后的眼光看去，金庸的这篇访问记也允称一篇立意高、写作精、有情怀的大手笔之作。整篇文章，金庸超越党派之见，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以普通中国人的福祉为看待问题的最高原则，去分析两岸关系、考察台湾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对两岸执政者给出诚恳的建议，其中的一些思考，今日仍不失光芒。

概括地说，关于两岸前途，金庸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民本主义的一个中国立场。他认为两岸应该努力使得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两岸为此而展开的和平竞赛，将使全中国人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他殷切希望实现中国政府在越南停战前后对南北越提出的统一目标，即双方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从这一愿景与标准出发，金庸肯定了当时台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保持了多年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功的土地改革、根除军中派系、注重将士谋生技能培训的军队改革等，但整篇游记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性文字。

他当面询问蒋经国，是不是管得太多太细，凡事都要由他做主，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

他批评台湾缺少新闻自由，这方面不但不能与英美相比，就连香港也不如；

他批评台湾人享受不到充分的人身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侵入民居和捕人；

针对台湾当局所说的，国民党与中共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在保卫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金庸驳论说：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无论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精神生活的标准就颇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牺牲；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他进一步说，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忍受皇帝与官吏的欺压，能接受政府无限制的权力，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接触之后就能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好处，正如一个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不是不喜欢民主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能忍受统治者的专横，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侮辱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金庸此次台湾之行，是应台湾当局邀请并且采访过程中得到当局全力配合，采访对象及其广泛，即接地气又足够高端。尽管如此，金庸的笔下却全无“和谐”之辞。对此他说，此次自己去台湾，并非以私人身份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而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他并说，台湾当局如果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金庸的新闻文字充分说明，易碎，绝非是新闻文字的必然属性，相反，新闻作品完全可以有战胜时间的力量。

金庸与达蒙·鲁尼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翻译出版过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小说集，这一事实及其背后的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达蒙·鲁尼恩1880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新闻世家。其祖父是新泽西一个印刷报纸的印刷商，父亲也在新泽西办了一张报纸。后来这个家族于1887年搬到科罗拉多州中部的普韦布洛市。在这里，鲁尼恩度过了他青春的大部分时光。

鲁尼恩只上了四年学，就到父亲在当地办的报纸去工作了。1898年，他当兵并经历了美西战争。服役期间，开始为《士兵来鸿》等杂志写稿。

退役后，鲁尼恩为科罗拉多的多家报纸工作过。起初是在老家普韦布洛市的《普韦布洛星报》，后来到《丹佛每日新闻》做体育编辑，同时也尝试组建棒球队，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科罗拉多小棒球联盟”短命地存在了不到一周后，鲁尼恩来到纽约，开始了自己的专栏作家生涯。

从1911年开始，鲁尼恩为赫斯特报系写棒球方面的文章，一干多年。他写作的棒球专栏文章，被认为别具一格，1967年，在他去世21年后，被列入棒球名人堂，他同时还进入了国际拳击名人堂。

鲁尼恩个性放荡不羁，赌博、酗酒、吸烟，外加出轨，几乎五毒俱全。赛马是他写作中的恒常主题，他同时也是一个声名不佳的赌徒，热衷于靠内幕消息来下注。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不循常轨。某年，他在德克萨斯周报道棒球春训时，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位墨西哥女子，一见钟情，随后有墨西哥之行，目的是寻找这位女郎。虽然不果，但在墨西哥，他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海伦·伊根，并与之成婚。

鲁尼恩与伊根生下两个孩子后，传出他与帕特里西·阿玛蒂的恋情。阿玛蒂也是墨西哥人，与鲁尼恩也是在酒吧结识的。鲁尼恩许诺，自己出钱供她上学，如果她完成学业，就给她在纽约找一份做舞者的活儿。鲁尼恩与伊根分手后，与阿玛蒂生活在一起。伊根后来死于酗酒，在她死后，鲁尼恩与阿玛蒂结婚。1946年，阿玛蒂为了一个青年男子甩了鲁尼恩，此时，鲁尼恩身患喉癌，不久即辞世。

不过，鲁尼恩虽放荡不羁，但对朋友却十分侠义。当他最好的朋友、在一个黑帮组织里做会计的奥图·伯曼，在一次针对老板的袭击中被打死之后，鲁尼恩为他高声辩诬，认为他并非如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个玩枪弄棒的杀手。

虽然不像福克纳、海明威及菲茨杰拉德那样，是个光芒四射、名声如雷贯耳的作家，但鲁尼恩堪称是一个特色十足的写作者。他的作品，能受金庸青睐，不为无因。

鲁尼恩的小说多以百老汇为背景，而人物则多是赌徒、妓女、黑社会人物，是纽约社会边缘地带的写真，与一般人笔下不同的是，鲁尼恩塑造的这些人，并非仅仅是好勇斗狠、偷鸡摸狗之辈，相反，他们往往富于奇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但情节引人入胜，结局更常常出人意料。

香港学者孙立川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但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则与他对西方小说的大量阅读与翻译及对西方电影的熟稔不无关系。考诸金庸对鲁尼恩的翻译与偏爱，可证此言不虚。

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以《最厉害的家伙》为书名，于1956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个年份值得注意。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问世，也就是说，他写作自己第一本武侠小说的时间，几乎与对鲁尼恩小说的翻译平行进行。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金庸此时翻译多篇鲁尼恩的小说，目的之一，完全有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揣摩、破解小说引人入胜的密码，服务于自己的小说创作。

事实上，尽管金庸小说有着完全的中国元素，但读罢鲁尼恩的小说之后，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首先，两人的小说，关注的都是江湖世界；其次，两人笔下的人物，尽管多为草莽间人，但均个性鲜明，富于奇情壮彩。甚至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对于鲁尼恩，金庸抱有极大的认同、欣赏之情。两人同为新闻人，都喜欢写小说。鲁尼恩终身爱好体育，金庸则对围棋有极大的兴趣。或许，鲁尼恩放浪自由的生活态度，也未尝不让金庸心有戚戚，连两人的婚姻生活，也都惊人地相似。

从某种程度上，说鲁尼恩是“美国的金庸”，也未尝不可。

已故香港著名学者、出版家余也鲁曾在日记中记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宋淇、马蒙、赖恬昌、金庸与余也鲁发起成立“香港翻译学会”，学会的发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余也鲁还说，很少人知道金庸对翻译也有浓厚兴趣。除了武侠小说、新闻评论，金庸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例如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金庸的翻译作品，仍有待认真的研究与阅读。

香港论述：未尽的光芒


金庸是承接古今、贯通中西的香港在特殊时空下孕育出的文化传奇。他热爱香港，香港回归前夕，不但利用《明报》为香港的前途命运建言献策，更坐言起行，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身于实际政治中，为香港争取美好的未来而仆仆奔走。回归前夕，他关于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的立场，曾饱受港人批评，但今日看来，金庸是极富先见之明的。

在香港激荡的近年，对香港前途念兹在兹的金庸没有公开发过一言。翻检金庸当年关于香港的论述，不但可推知其可能的态度与立场，更对青灯黄卷中散发的智慧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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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的侠客——金庸游记文章管窥

2017-01-10 章诗依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行万里路的侠客——金庸游记文章管窥


金庸一生，令人艳羡地践行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样的古典人生理想。单说旅行，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就自承，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去过中国内地八次，欧洲五次，美洲、中东、非洲、澳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了，东南亚各国差不多去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不计其数，考虑到在这二十余年里他写下过15部长篇武侠小说、堪称海量的社评与专栏文字，而犹能拿出时间做此壮游，实在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



金庸不但热爱旅行，也留下一些质量颇高的游记文字。笔者请教其秘书李以建得知，早年《明报》上时会刊发金庸写的游记文章，这些文章，都冠以“旅游寄简”的栏目名称，由于十分零散，目前还没有整理齐整。



在目前的金庸作品选本中，收有日本游记、土耳其游记及台湾游记，其中前两篇是短篇，台湾游记是长篇，且最值注意。



根据学者李政亮的研究，从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大举进入东亚开始，东亚国家出现一项极为特别的文体——它们或被以“游记”、“日记”等不同名称命名，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即均非抒发游山玩水心得的感性之作，而同样都是对西方国家进行不同面向的考察，其中，西方文明之道更是这些作者所强烈关心的焦点。在这些作品中，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堪称中文旅行纪实的翘楚（《读书》2007年第4期）。



金庸成长、受教育于民国时代，具有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情怀，综观他的游记作品，不难发现，它们与梁启超所代表的旅行纪实文章在精神旨趣上一脉相承，即关怀者大，哪怕是短小的篇什，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文字，而是关注大问题、大是非。



写于1966年1月的日本游记，没有总标题，分四篇以“旅游寄简”方式刊出，全文4000余字，记述的是两年前金庸代表《明报》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时的见闻。这是目前所见的金庸游记中较为清浅、随意的篇什，分别记录了作为东道主的日本新闻协会的招待会、酒吧见闻、看艺妓与脱衣舞、书店与报社见闻，文章不长，且都是从小角度讲述见闻，但仍处处流露出关怀大问题的风格。比如，在记述日本新闻协会举行的招待会的开篇文章中，金庸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时任日本外交部部长大平正芳应邀在宴会上发言，虽然贵为部长，但大平正芳对新闻协会主席、《每日新闻》的前任社长本田先生“态度可恭敬得很，”而“本田却潇洒自在，并不以为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客人都感觉到，在日本，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是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的写作背景是金庸到土耳其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三届年会。年会的召开时间同为1964年，具体时间是五六月间，而写作时间也是两年之后的2月,全文7000余字。



即使是今日，土耳其于国人而言，仍不免是个神秘、陌生的国度，遑论半个多世纪前。故金庸从香港动身前，竟连香港最大的旅行社都不知道该去何处办理到土耳其的签证。不过，经其一番笔墨料理，土耳其变得殊为生动、切近。原来，这个历史上的突厥民族，不但与古代中国曾有过深刻的交缠，在近现代历史上也堪称“同病相怜”——中国人曾被称作“东亚病夫”，而曾经骁勇善战的土耳其人也同样戴上了“近东病夫”的恶谥，两个曾经缔造过辉煌历史的国家，在欧洲工业革命后，都同样地沦落了，艰难地踯躅在现代国家门槛面前。



金庸出入文史、纵横古今、游弋中外的深湛文化修养，在这篇土耳其游记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文中，他熟练引用唐传奇、希腊神话、《唐璜》及罗素、D·罗塞蒂等人著作，同时摭拾有趣的风俗掌故与经济社会材料，用凝练而简约的文字，将土耳其的历史脉络、民族特点以及中土关联讲得清晰而有趣。如圣诞老人原来竟然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烟草品质冠绝世界，以至于任何上等的美国香烟、英国香烟中，都混有3%到5%的土耳其烟草（再多就混不起了，成本太重）。文末，记述金庸参观伊斯米一座石室时，遇到一位代亡夫、原来国际新闻协会的热心分子来土耳其圆梦的老妇人，他写道：“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一首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自然、娴熟，显示了良好的西方文学素养。



金庸关注大问题的旨趣也再次显露无疑。在参观土耳其宏伟的建筑圣智大教堂（Hagia　Sophia）时，他注意到，这座本来是罗马皇帝件建造的基督教堂，在土耳其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将其改为回教堂，但其中和基督教有关的雕刻和绘画，仍旧予以保留。对此金庸抒发了如下感想：“土耳其苏丹的文化修养很低，却居然有这样的见识；回教徒当时在宗教思想上与基督徒斗争得非常剧烈，却居然有这样宽宏的襟怀。相形之下，那些连在文化艺术上也不能稍容异己的现代人，反而显得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人物了。”



日本与土耳其游记，都是金庸在旅行过后的第三个年头里写的，两篇文章细节都颇为详实，故笔者悬揣，金庸或许有记日记的习惯。若果如此，以金庸一生经历之波澜壮阔，特别是有曾参与起草基本法的经历，则其日记一定颇有可观。



金庸游记作品的扛鼎之作，是《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该篇游记的写作背景是：1973年4月18日至28日，应台湾当局邀请，金庸赴台考察访问，回港后撰写长篇游记，于当年6月7日至23日在《明报》上连载。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引发很大反响，特别是当时的大陆政府，因此迅即在7月份结集出版了单行本。今年香港书展前，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庸卷》，收入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使这篇在金庸文字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很长时间里却难得一见的游记文字重见天日，不但嘉惠金迷，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一桩盛事。这篇长篇游记中的观察与思考，今日读来仍富启迪，即从游记写作角度而言，也是可以揣摩、学习的上乘之作。



金庸的台湾之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台湾当局向其承诺，他可以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回到香港后，可以发表任何批评和意见，甚至是极其严厉的批评。而事实上，金庸在台湾的十天也确实是一路绿灯，其采访对象之高端、接触范围之广泛、探讨问题之深入，都不是一般普通的采访所可比拟。在政府方面，他采访到了实际执掌台湾最高权力的行政院长蒋经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严家淦；赴金门采访，则由“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李长浩少将、“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白万祥中将等陪同，与新闻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往来自然更不在话下。采访涉及的话题，包括两岸关系、台湾的土地改革、地方选举、军队改革以及新闻自由状况等。



不过，如此“舒服”的采访与旅行，回来之后写出来的文章，会不会过于客气、“和谐”？



游记的开篇，金庸即表明，以自己温情、随和之性格，加之主人之客气，本来是不好讲太多不好的话的，但此次自己去台湾，并非以私人身份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而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终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他并说，台湾当局如果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事实证明，虽然贵为座上宾，但金庸的确做到了秉笔直书，客观中立，甚至用傲骨铮铮来形容也不过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四万五千余字，考虑到金庸是在返港后的两个月里即在《明报》上完成此篇游记的连载，其效率委实令人吃惊。



行万里路的侠客——金庸游记文章管窥



即使以半个多世纪后的眼光看去，这篇访问记也允称一篇立意高、写作精、有情怀的大手笔之作。整篇文章，金庸超越党派之见，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以普通中国人的福祉为看待问题的最高原则，去分析两岸关系、考察台湾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对两岸执政者给出诚恳的建议，其中的一些思考，今日仍不失光芒。



概括地说，关于两岸前途，金庸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民本主义的一个中国立场。他认为两岸应该努力使得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两岸为此而展开的和平竞赛，将使全中国人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他殷切希望实现中国政府在越南停战前后对南北越提出的统一目标，即双方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从这一愿景与标准出发，金庸肯定了当时台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保持了多年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功的土地改革、根除军中派系、注重将士谋生技能培训的军队改革等，但整篇游记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性文字。



他当面询问蒋经国，是不是管得太多太细，凡事都要由他做主，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



他批评台湾缺少新闻自由，这方面不但不能与英美相比，就连香港也不如；

他批评台湾人享受不到充分的人身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侵入民居和捕人；

针对台湾当局所说的，国民党与中共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在保卫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金庸驳论说：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无论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精神生活的标准就颇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牺牲；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他进一步说，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忍受皇帝与官吏的欺压，能接受政府无限制的权力，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接触之后就能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好处，正如一个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不是不喜欢民主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能忍受统治者的专横，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侮辱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



他建议台湾当局放宽各方面的措施，以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



他批评台湾一些公务员爱摆架子、打官腔；批评一般台湾人不遵守公共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混乱之极，驾车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不守公共秩序似乎是一件威风神气的事，在心理上，好像侵犯旁人的权利是表示自己高人一等。



金庸访台时，值台湾被赶出联合国而由中国大陆取而代之不久，全岛上下深受震动，悲情弥漫，台湾当局如何应对，自然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对于台湾当局提出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一口号，金庸也提出意见，认为“处变不惊”是给自己壮胆的话，说明内心还是惊的，不如改为“沉着应变”更为积极。



显而易见，如果台湾当局邀请金庸来台访问的目的，是收获一篇充满正能量的公关文章的话，那十有八九会很失望，因为金庸扮演的，是如假包换的诤友，有一说一，一针见血，毫不乡愿。



作为文章高手，金庸当然不会让自己的笔始终在家国大义的炫目高度上驰骋。他不时在文中穿插一些花絮性的闲笔、掌故，既能让人增加对台湾社会的了解，又能松弛读者的神经，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比如他描写台湾歌舞升平的气氛时，写到了号称世界规模最大的“新加坡舞厅”，也写到了台湾的酒女制度，有一次高阳与古龙等请金庸吃饭，招来陪酒的女子前前后后有二十多个，金庸观察到，这些酒女的教育程度相当不错，其中有两位小姐在谈话中引了李后主的词、白居易的诗。有一个酒女刚进来，古龙问道：“咦，你不是不做了，怎么又来了？”酒女说：“东山再起，重作冯妇。”让一座人不免刮目。



谈到国共两党不再以“土匪”“匪帮”相称，金庸在赞扬国共双方的政治风度都在增加的同时，讲了一个明报同事从傅泾波女儿那里听来的事：中共当局曾经通过驻外使馆，送了两斤特级吉林老人人参给蒋介石，以资补养，请他保重身体。谙熟历史的金庸由此想到三国时魏国羊佑和吴国陆抗各领大军隔江对抗的故事。某次陆抗生病，羊佑送了药去。陆抗的左右劝他决不可服敌人的药物。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服药之后，果然好了。金庸赞叹说，两人的政治家风度千古传为美谈。



笔者毫不怀疑，金庸这篇写于特定年代，识见、格局以及情怀均极不俗的游记，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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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左手”

—— 金庸的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

章诗依7月10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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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所著的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将于7月17日在香港国际书展上推出；图片来源于网络）

耄耋之年的金庸又出新书了，但不是虚构的武侠小说，而是在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他的首部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将在本月17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问世。笔者有幸先睹部分篇章，并与该书编者、长期担任金庸秘书的李以建先生在香江之畔晤谈，畅聊金庸先生开辟的另一浩大江湖——他的波澜壮阔的论政生涯。
世人早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金庸文字生涯里的传奇。1963年，他主持的《明报》与《大公报》等香港当年左派报纸持续数月的论战，已成新闻史上浓重的一笔。这场围绕中国研制核武器而爆发的论战，被形象地概括为“核子与裤子”之争。当时，金庸在《明报》上撰写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反对中国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而应重视民生，优先发展经济。这篇捅了马蜂窝的社评，引来左报的围攻，但却意外地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飙升。
只是，长时间里，巨匠的“左手”却被这个世界所忽视。或许因为他的武侠小说太过光芒四射，黯淡了他的新闻文字。也或许人们认为新闻作品是快餐，速朽是其命运，没必要去摭拾那些时光隧道里的碎片。据统计，多年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全球发行总量高达5亿册，但其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规模的政论文字，却一直没有结集出版过。
然而，显然金庸并不轻看自己的“左手”。已近九十高龄的他，站在岁月的深处，对自己当年的急就章投去深情而自信的目光。
李以建告诉笔者，两年前，金庸嘱咐他搜集、整理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荦荦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开笔，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近五年里，除一九六七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
“徐慧之”是金庸带给人们的惊喜。“金迷”皆知，金庸用过“姚馥兰”、“林欢”及“查理”的笔名，但写下近两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却鲜为人知。李以建还告诉我，当年《明报》“自由谈”栏目中，写作“论祖国系列”的“黄爱华”，其真身也是金庸。
《明窗小札1963》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4篇政论文章，分为上下册。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是金庸先生自己的公司，只出版金庸自己的作品，向来非常低调。
这部篇幅近500页的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香港的中英关于九龙城寨的纠纷；苏联社会的专制与强权；中苏的论战与历史纷争；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美苏的冷战与对峙；古巴的导弹危机；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困；越南的动荡与危机；中印的边境冲突；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东欧的求变和困境；以及共产阵营的分裂和派系，等等。
李以建感慨：虽然时隔五十年，但金庸笔下的政论短文读来并不让人感觉陌生。“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剖析鞭辟入里，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李以建跟随金庸多年，早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担任《文学评论》的编辑，时间没有磨损他对一代文学巨匠与报人的崇敬。
金庸特为本书撰写了“后记”。这篇598个字的“后记”，当是这位文学巨匠最新的文字。其中，他回忆到彼时政论写作的艰难：“当年的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除了参考每天的电讯稿外，更多是借助翻阅大量的外来期刊和报纸，从中选择重大新闻和事件，摘译之后加以综合，尽量说出事件的真相，也表达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事件和人物已经成为历史，在当时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和重要人物。”
具体的写作过程比文字记录下来的还要艰辛。李以建告诉我，金庸跟他聊过，当时住在港岛，而报馆办公地点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渡维多利亚港湾。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 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泰晤士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法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等都有，金庸常去翻阅，见到有合用的资料才买一份回来，“全部订阅的话太贵了。”金庸熟悉每份报纸的价格，以及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
尽管艰难，留下的并不是易碎的文字。“后记”中，他写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语气中，一派温文尔雅的自信，一派不动声色的骄傲，是他推崇的那种八风不动的风度。
这些预断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时，他即撰文质疑，也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苏联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刚刚成为“副统帅”时，就预言其结局不妙。至于对生态与环保问题的重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无疑足够前沿。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或者因为自信，面对五十年前的文字，金庸交待给李以建的编辑原则是：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动。而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小说，他在数年里曾屡次做过修改。
金庸手中没有水晶球。过人的远见，来源于渊博的知识、对历史的通透认识。李以建介绍，金庸精通英语，不但能阅读精深的英文经典原著，还能直接用英语对话，熟练地用英语写作。至于对于中国及世界历史的谙熟，更早已为人所知。
金庸的严谨令人敬畏。李以建说，刚去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上班，金庸先生吩咐他做的事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有不少佛经典籍，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部，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处用红笔写字，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还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后来他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其真正目的或许也在于此。”
金庸“左手”的底蕴，是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思想，是崇尚独立品格的现代新闻理念。他一生敬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先生，作为《大公报》的曾经一员，金庸终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甚至，连张季鸾当年推崇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是金庸心目中报纸的标杆。“明窗小札”开栏的第四篇文章，就是“谈曼彻斯特的卫报”。
李以建透露，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总数近两千篇，预计将出版四册，书名均为《明窗小札》，每册以年份来标明。此次香港国际书展首次推出《明窗小札1963》，余下年份的专栏文章，将陆续推出。
“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康熙强过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鸭”、“痛悼最优秀的敌人——卡斯特罗突闻肯尼迪死讯的一刹那！”“苏联元帅和袁崇焕”“美国的武侠小说迷”······诸如此类的题目，《明窗小札1963》的目录上比比皆是。触摸这些“左手”写下的风雷文字，恍惚间，一个时代的身影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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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肚里能撑船
—— 陈毅这样面对金庸的批评
章诗依 昨天 11:56

（1950年，陈毅、张茜与父母、儿子在上海；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香港《明报》刊发了由金庸执笔的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随后引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为主的香港五大左派报纸的围攻，掀起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就是有名的“核子与裤子”之争。后来的所有金庸传记，都绕不过描写这场笔战，因为它无意中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影响力与广告均大幅攀升，一跃而成为香港的主流大报。
　　
　　论战以左派报纸的突然鸣金收兵而告结束。个中原因，多本金庸传记中都提到过，是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做了叫停。他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做得过火，不会讲道理。廖承志并告诉当时指挥围攻《明报》的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就连《明报》社论的批评对象陈毅副总理，都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有意见。不过，陈毅的具体意见为何，关于金庸的所有传记都语焉不详。
　　
　　最近，读到金尧如的系列回忆文章，不但得以完整了解陈毅对《明报》批评自己的社评的反应，更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即叫停左派报纸停止围攻《明报》的，实际上是陈毅，而廖承志不过是奉陈毅之命行事。金尧如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第一任社长乔冠华的助手，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港的宣传工作，与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多有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权威性。
　　
　　对于陈毅，金尧如抱有发自肺腑的敬意。他在回忆中写道：“这位元帅，领军谈兵，确有六韬三略之才；论世致治，并有政通人和之功。”而陈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相反意见的气度与工作作风，尤使金尧如心折。
　　
　　在金尧如笔下，行伍出身的陈毅，面对被左派报纸骂为“汉奸”“走狗”“造谣生事”的金庸对自己的尖锐批评，表现出一派大度能容的理性与智慧。其磊落襟怀与开明思想，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令人缅想。
　　
　　“《明报》那个查先生”
　　
　　1964年底，金尧如去北京开会，讨论下一年度的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会后，廖承志作东，到华侨大厦吃狗肉。廖承志问陈毅是否有兴趣同去，陈毅说：“吃狗肉，怎么可以忘了我这个屠狗之辈啊！去，去，去。”
　　
　　席间，陈毅告诉廖承志、金尧如等人，自己是通过内参知道自己被金庸点名批评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向我这个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长叫战了！
　　
　　金庸的“叫战”，发生在前一年。1963年的《明报》，已经创刊4年，创业初期的艰难已然挺过，报纸凭借金庸的武侠连载、生动活泼的专栏以及言之有物的评论，开始在香港报业市场上崭露头角。创办4年来向以稳健风格示人的《明报》，要显露锋芒了。
　　
　　恰在这年10月，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陈毅讲这番话时，金尧如也在场。他在回忆中说，陈毅的这番话，一时大振中国之人心。
　　
　　然而没有想到，陈毅话音才落，《明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一生最崇敬的报人是张季鸾。尽管他1948年加入《大公报》时，张季鸾已经辞世6年，他在《大公报》主要从事的不过是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翻译，但从金庸独立创办《明报》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评论看，离开了《大公报》的他，才堪称《大公报》真正的衣钵传人，《大公报》“三巨头”标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理念，深植其心中。即从他执笔的这篇《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看，从精神气质到行文风格，都令人想起张季鸾的言论风采。
　　
　　出乎金庸意料，这篇社论在左派报纸中激起强烈愤慨。当时，陈毅关于中国要制造原子弹的话，显示的不仅是当政者的意愿，即令一般民众，也感到欢欣鼓舞。到1964年10月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从上到下，更是一片欢腾。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曾写下《菩萨蛮》五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一首写道：“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这篇社评的金庸，当然也难免被划入“断魂”的阵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大帽子劈头滚滚而来。金尧如回忆，当时还计划在广告与发行方面对《明报》予以打击，包括让他去找发行五大左派报纸的邝拾记，要这家公司停止发行明报。但金尧如认为，发行报纸是生意，虽然他本人与邝拾很熟，常在一起打麻将，但不能将他的生意和左派的政治混为一谈，此议遂作罢。
　　
　　这场“裤子与核子”之争，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当然，与自己过去的东家、朋友，且在《明报》创刊之初曾予其很大帮助的《大公报》激战，令金庸十分感慨。当时他正在写作《天龙八部》，在小说中，他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怆感受。
　　
　　然而，到了1964年底，发起论战的左派报纸却戛然收兵。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被金庸炮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明报》那个查先生”及其观点，与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左派新闻战士抱有大相径庭的立场。
　　
　　“我同查先生的社论合起来，就全面了”
　　
　　狗肉宴上，伴着绍兴加饭酒，陈毅议论风生。原子弹的刚刚爆炸成功，让一年前发出“我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他豪情万丈。他首先坚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立场没错，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都在看中国笑话，认为中国很穷，科学又不发达，怎么搞得起原子弹？“搞个鸡蛋给来看看吧！”他们这样嘲笑中国。在陈毅看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能够“叫他们清醒清醒：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美国苏修逼我们上梁山的。”
　　
　　接着，话锋一转，陈毅承认，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己一年前讲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他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陈毅认为，《明报》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也是绝对化。“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的这一番话，生动地证明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存在的价值。显然，金庸在社评中表达的民本主义思想提醒了他，甚至影响了他，使其认识到自己讲话中的偏颇。陈毅将讲话修正为“既有裤子，又有核子”，而不是“既有核子，又有裤子”，说明他对金庸社评中表达的民生优先理念是认同的。
　　
　　更可贵的，是陈毅对宣传的清醒认识。当金尧如告诉陈毅，香港爱国报纸都大赞他的“当了裤子要核子”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时，陈毅摇头说，自己的话只得左派报纸的捧场，未必对头。对于个中逻辑，虽然陈毅没有直接论述，但并不难索解——左派报纸多是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自己的报纸当然往往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然而，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只能得到自己办的报纸的欢呼，轻点说是自娱自乐，严重地说，会很危险，因为没有了批评者，错误将得不到纠正——“未必对头”，显然舍此应无别解，接下来陈毅对同席诸人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抗战时，陈毅在苏北带领新四军，国民党有个郝鹏举师长投向汪精卫做了伪军，带兵打家劫舍，被陈毅的手下生擒。陈毅对郝鹏举说：你既然投了敌伪，就应该向敌伪要饷银，向汪精卫要嘛！怎么向中国老百姓抢钱抢粮呢？不料，郝鹏举说，你讲得好听，你这个共军弟兄还不是也有偷鸡摸狗的？这句话，让陈毅愣住了。他说，自己后来查了，下面确实有些小兵肚子饿了，嘴馋了，于是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经过教育，也就改了。陈毅讲这个故事，寓意显豁，表达的是对不同声音存在价值的认可。
　　
　　陈毅坦陈，批评、反对意见，总是不好受的，反对派总是够讨厌的，但是，“我们这个党会打仗，会专政。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他告诫金尧如，作为共产党的政论家，对待善意批评固然要学“禹闻善言则拜”，即使有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恶意攻讦，也要分析，无则戒之，有则加勉。例如他自己看《明报》社论对他的批评，“也分析他这个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点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
　　
　　陈毅一席话，听得金尧如五体投地，如坐春风。在回忆文章中，金尧如还详实地记录了围绕在香港如何办好共产党的报纸这一问题上，陈毅虚心接受他及知名新闻人李侠文、李子诵等人的建议，当即放弃自己观点的故实。几十年后，回首前尘往事，陈毅面对批评意见与不同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与智慧，仍然使金尧如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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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宗师金庸中枪记
大家专栏章诗依2015-10-07 09:29我要分享0
[摘要]偶然发现，2000这一年，武侠宗师金庸中了“两枪”，而挨了这两枪，他本人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更有趣的是，这两枪分别来自于他的故交。

作者：章诗依（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假日闲览，偶然发现，2000这一年，武侠宗师金庸中了“两枪”，而挨了这两枪，他本人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更有趣的是，这两枪分别来自于他的故交，一个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另一个是哲学大家劳思光。

武侠宗师金庸中枪记

(图：2000年时的金庸）

这一“枪案”，来自《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新编》）一书。

该书末尾，有一首诗，题为《庚辰秋，宏一以策纵近作<春迟>见示，读后辗然，戏作一绝，即柬策纵、宏一》，全诗如下：

理象随时未易知，他山曾笑牧斋迟。

岂期异代孙枝出，但解梅村赞佛诗。

《新编》对此诗写作背景与所涉典故注释甚详。他山，是金庸先祖、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号。牧斋即钱谦益，明末清初诗人、学者与藏书家。清兵入关，牧斋降清，入贰臣传。查慎行曾过钱氏墓园，写下这样的诗句：“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既对牧斋表达了钦慕之意，同时也对其晚节不保深致叹惋，认为如果牧斋死得早一点儿，也就不会大节有玷了。

接下来，金庸进入射程。查慎行深晓民族大义，但可惜，他的“孙枝”，也即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这一气格，相反，“但解梅村赞佛诗”，也即颂扬异族统治者顺治皇帝那传说中并不靠谱的爱情。

梅村即吴伟业，也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赞佛诗”，指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该诗影射清顺治帝在爱妃董鄂死去后悲莫能止，到五台山出家。本来，关于顺治帝是否因情出家，曾是清初所谓三大疑案之一，但一般认为，著名历史学家孟森通过严密考证，已在《心史丛刊》一书中将疑案告破，孟森的结论是，顺治帝既没有出家，而其爱妃董鄂也并非名妓董小宛。

然而，在《鹿鼎记》中，金庸还是采用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的隐喻说法，写了顺治帝为情出家的故事，并且根据民间传说，将令顺治帝“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女子写成董小宛。劳思光的这句“但解梅村赞佛诗”，显然指金庸在《鹿鼎记》中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顺治帝为秦淮歌妓而放弃一切的传说。

在题解中，对于劳思光此诗，注释者这样写道：“本诗乃讽刺查良镛赴大陆，介入当局太深一事。”本书的注释者为劳思光在台湾梵华大学的几个同事、追随者，他们为劳思光诗作笺注时，劳思光尚在世，料多有请益，故此诗讽刺金庸的立意，殆无异义。

武侠宗师金庸中枪记

（图：哲学家劳思光）

在劳思光看来，金庸的先祖惋惜钱谦益晚节不保，是深明大义的表现，而金庸本人，却遗憾地没有继承这一宗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潜台词是，金庸也就懂得按那些穿凿附会的传说，去编排一些滥情的故事。

劳氏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战乱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后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历史的惩罚》等书，是一代哲学大家。在政治态度上，他始终坚持义不帝秦的壮怀激烈立场，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邀请劳氏到台湾任事，被劳氏坚拒，声明台湾不解禁，就决不踏上台湾土地。香港回归后，劳氏主要定居在台湾，执教于梵华大学。

劳氏的这一枪就说到这，该说另一枪了。

根据劳思光诗的题记，他的这首诗，其实是对周策纵诗的呼应，也就是说，打响第一枪的，实际上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周诗题为《春迟》，全诗如下：

我共春来春去迟，香江寒意蝶先知；

故人每与蝶争艳，袖手无言便是诗。

字面上看非常简白，如果没有知晓本事的当事人，外人难解其奥。不过，既然了解内情的注释者已经挑明，劳、周两人的诗是指刺金庸“介入当局太深”，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故人，应指金庸，与蝶争艳，应指其太过抛头露面、太过热闹。

需要指出的是，劳思光与周策纵两人，都是金庸故交，三人也都同为一代大家。常年生活在香江的劳思光，更是与金庸往来密切，据其学生讲，有一次劳思光与金庸一起打牌时，中间金庸叹到《天龙八部》写不下去了，劳氏还帮着出主意。至于周策纵，从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杂志开始，就长期是这份品味极高的杂志的撰稿人。

那么，20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两位故人在背地里对另一位故人“嘀嘀咕咕”，口诛笔伐呢？

沿着时光隧道，不难查到，这一年，在金庸与内地发生交集的新闻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一番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金庸石破天惊地说出了新闻工作者要同解放军一样听组织指挥之类的话。此言一出，举世大哗，许多人公开在网络上撰文批驳，并对这位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新闻巨子表达失望之情。

金庸的言论，可以想见不为劳、周二氏所喜。而作为故人，他们只能在私下通过唱和的方式，表达一点失望的心情。

不过，尽管失望于故交，从劳、周二人的诗句中，看不到尖酸刻薄的语气，相反，毋宁说还有回头是岸的期待。劳氏诗中，未尝没有希望故交以先祖为榜样的意思，而周氏更直截了当地劝诫道，以金庸的声望，在滔滔浊世，能做到袖手无言，便是诗般人生境界了。

我猜想，金庸本人未必看到了两位故交的诗。但香江年来风雨急，金庸始终未开金口，以他智慧之高，或许冥冥中听到故交的忠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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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牛人写的旧体诗词，把中文系教授看哭了
2017-06-30 20:12


章诗依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

2017年5月，章诗依的专栏结集《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入选华文好书月度推荐。在各大媒体书评版，也陆续刊出了刀尔登、谢泳、袁凌等名家的专文推荐。有书评称曰：“会写旧体诗的科学家，以后不会有了。”“这些大牛写的旧体诗词，把中文系教授看哭了。”

是的，谁能想到，中国计算机先驱者可以写出“举国纷纭忙狗盗，权门交易尽民膏”这样的句子，而天文学家在牛棚里可以写出：“且喜诗书销海内，更收珍丽实关中。赢来一赋阿房宫”这样兼具咏史与写实的词意。而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拾成文，并详细介绍这些理工牛人另一面的书，是因何种因缘而问世呢？

1、一个典型媒体人的书架

两室一厅的房间里，除了厨卫之外，没有哪一面墙上没有书架。主人介绍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书架”，各种各样的书，非常杂。而我们的采访，就选在了一个排满了各种珍版书的书架前，听主人一一介绍自己的得意收藏。

“常看的一本书是张季鸾的，这是上海书店90年代初影印的一套书，是张季鸾去世大概过一两年，《大公报》同事给他出的纪念版社论集。我为什么常看这本书呢？因为他这个社论写得时间很久，跨越时间很长，基本上可以作为民国那一段、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历史来阅读，至于他的社论写作技巧大家是公认的，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章诗依，这个文艺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名字叫做“张修智”的知名时政新闻人，从上世纪末进入新华社，后来参与创办知名刊物《瞭望东方周刊》及《财经国家周刊》并任副总编辑。在他的藏书中，媒体类显然有着不同的地位。在推荐给网友的藏书中，除了张季鸾的社论集，还有1990年代新华出版社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新闻文本写作的水准，我觉得现在还应该需要学习。”

当然，能够写出《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这样的书，既需要对新闻资料的寻访搜集，也要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旧体诗词方面的爱好与涉猎。所以，在介绍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时，章诗依推荐了陈之藩的散文、潘光旦的《铁螺山房诗草》、法学家萧公权的《画梦词》，前者是理工学人的人文思考，后两者，则是学人的诗集。

“陈之藩先生是学机械的，但是他文章写得特别好，作为理工学人，他写的散文里面，会有很多人文学者看不到的学科交叉的思考。”

对于学人的诗集，章诗依经常一边看一边抄录，他说，这是“又练书法又读诗”。

“还有一本比较喜欢翻的，《徐燕谋诗草》。徐燕谋是复旦大学英文系的教授，但是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而且他也是和钱钟书先生唱和最多的一个人。这里面有钱钟书先生做的序，钱钟书轻易不给人做序的。”

2、诗，一个通往人内心深处的渠道

为什么会写《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这样一本书，其实在书架上已经找到了一半的答案。但章诗依自己在阐述缘由的时候，却把时间线拉回了他的高中时期，一个文科生偶然买到一本书，讲一位物理学家和朋友们一起谈论文艺，谈论诗，一起欣赏音乐……但是，后来，他忘记了那本书的名字，也就断绝了在任何网站找到那本书的可能。

后来，又是一个偶然的时间，他读吴宓的日记，看到其中提到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给吴宓寄诗，但吴宓在日记中对胡的诗评价很低，这使他反而对胡诗产生了兴趣。“我看了还觉得不错，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后来就看胡宗刚先生写的《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从年谱里面发现了胡先骕他列举了一批科学家，那个名单大概有二三十人”。

胡先骕的传奇性和影响力，不仅仅在中国的科学界，在中国文化方面，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兼通文理。他参与过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却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批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还与吴宓等联办过知名的《学衡》杂志。“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人，有那样一个过去，曾经那么一个非常活跃，甚至可以说是显赫的时期，他后来怎么样呢？他最后的命运怎么样？他在后来怎么想的？这让我很好奇，想去挖掘。”

于是，从胡先骕开始，一条线索，因为偶然的原因，延展开来。成就了这本《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

只是，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多人诗歌集结，关于诗本身的描写，在全书中只占三成左右，更多的篇幅，是讲人，人的性情，人的生平际遇，并衬出那个巨变中的时代。

在章诗依看来，看那些理工学人的诗词，不只是一个纯粹文学性的欣赏，更是“进入那些学人内心世界的一个工具”。“诗是很个人的一个写作，如果你想了解他内心比较隐秘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有的时候他不可能写文章，但是他会通过诗歌表达自己。我实际上想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些学人不太容易表达的东西。”

这种“不太容易表达的东西”，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中有着很多故事。最典型的一例是，1944年，翁文灏次子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殉国，他在五天后接受《大公报》采访的时候，报道称：“翁部长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没有半点不自然……”但是，那种云淡风轻，只是表面。在《哭心翰抗战殒命》诗中，他对丧子之痛的描述，锥心泣血。在抗战胜利后的《追哭翰儿》四首中，仍有“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之句。

3、故纸堆中的珍宝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中涉及的科学家们，其官方的生平介绍，往往更着重于他们在本行业内的成就贡献，但他们私下里的爱好，他们的诗词，还有一些比较私人的生平资料，其实很难在一些常见的文本中找到。即使是胡先骕先生，他跟胡适先生的合影，今天也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陈独秀。大众会认错，其实说明大多数人对他是比较陌生的。

在章诗依看来，科学家的声名不显，并不难理解。“科学家一般情况下是寂寞的。只有在科学有重大发现，或者关系到民生重大的科学创举时，可能会出现明星科学家，比如像霍金，多数科学家平常都是默默无闻的。胡先骕当年那么活跃，包括毛泽东都知道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他的寂寞身后，也有一些时代的原因，也有一些个性的原因，比如他这个人比较书生气。”

好在，身为媒体人，章诗依对于在“故纸堆”中寻找有价值的内容，可以说轻车熟路。比如，对年谱的考证。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一些事迹，正是来源于年谱。

“翁文灏先生有一个诗集，团结出版社出的。那个诗集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翁文灏怀人的作品，怀念他很多早年做研究还有在从政时代打交道的一些同事朋友。解放以后，他作为政协委员，还享受一些待遇，经常到各地考察，也有一些讴歌新时代的作品。但是他的儿子在书的后记中心有不甘地说，我父亲并不是只写过这些。果然，我后来在他的年谱中发现了更多东西。”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这本书中，涉及到22位科学家，胡先骕、石声汉、秉志、翁文灏、欧阳翥、黄万里、阚家蓂、丁文江、梁希、周太玄……其中，有人在大众层面非常著名，比如曾任政府公职的丁文江、翁文灏，但更多的理工学人，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仅仅是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照章诗依的说法，“有个别通过搜索引擎都无法查到详细资料”。所以，在资料查找方面，自然也有着难易之别。

“我就简单先把他们写出来，如果更深入可能，再去深入。”

4、诗的时代过去了，但并不需要哀叹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科学家们，都是少年时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留学的经历，可以说是中西文化兼通的一代人。

“这些人的存在，证明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阻碍中国人接触现代科学。”

“在传统文化中，诗歌是我们最精髓的一部分，最中国的一部分。”读诗，特别是旧体诗，是章诗依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身携带一本袖珍版的白居易诗集，或者把诗集作为礼品送给朋友，甚至在同学群里以诗互相赠答，已经成了一种日常。虽然，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诗称作“打油诗”，无论如何不肯示人。

在被问到为什么会更喜欢旧体诗的时候，章诗依想了想，解释说，格律工整的旧体诗，有点像一个有趣的、挑战想像力的游戏。“这些诗句的安排，就像玩积木一样。组合排列，真的是千变万化。”

但是，时代变了，让现代人再去学习写古体诗，即使爱诗者如章诗依，也并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在了，这一代人也是机缘巧合，因为他们在从晚清过来，那个时候传统文化没有被激进摧毁，同时他们又有机会到西方接受新的科学学习和训练。你很难遇到这样一个历史机会。”

“假设说我们的教育系统体系真正认为诗歌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如果想恢复（这种教育），我觉得是有途径和手段的。现在有一些学者他们是个人努力，不成气候。要编一套很好的教材，从四五年级开始有一个诗教，也不一定让他们有多高的水准或都能做诗，但是让他们欣赏理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好处的。诗能叫人心灵敏感，体察人情。”“对个人安顿自己身心，诗歌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娱乐，如果能喜欢上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中西兼通，文理兼通，天情人情兼通，对于今天的中国学子而言，或许是一个传说。且不论传统文化的异化消解，从高中时代起的文理分科，已经划出了一条鸿沟。

但章诗依并不认为文理分科不合理：“中国现在的高考，就是一门技术，文理分科就是这个目的。考试制度不变，考试方式不变，不分科根本不太可能。但是，从人的角度讲，我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有天赋，总会有个分的时候。”

5、民国时代是有很多大师，但追捧民国时代也没意义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中提及的22位学者，都是横跨过晚清、民国和新中国至少两个阶段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正逢历史巨变，正是“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贴切写照。诗人们在书斋里写诗，在旅行中写诗，在野外作业中写诗，在战乱迁徒中写诗，在遭逢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也以诗言志。所以，在书中，有个有趣的细节，22位学者中，有11位学者的诗，其选题都与旅途相关，“一个是出国要去求学，要么抗战以后战乱不断迁徙。所以那时候肯定感触很多。”

近些年来，有一个关键词叫“民国热”，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捧，以及对某些生活想像的浪漫化。但就《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这本书而言，即使那么多杰出的学者巨匠都经历过民国时代，但这并不能成为谁价一个时代的标准。

对于“民国热”，章诗依把它比作一个钟摆。“把它摆到另一边摆得越厉害，反弹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力度越大。”当传统认知中，民国被描绘得一团漆黑时，总会有些物极必反的浪漫化想像出现。“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时代都不会满意，很少有人欢欣鼓舞地说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都觉得自己所在的时代毛病很多，我觉得这是共性的。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里描述的，一批人对现实生活很不满意，穿越到19世纪，结果在19世纪的咖啡馆里发现，19世纪的人们正在怀念18世纪呢。”

“所谓最好的乐园就是失去的乐园。”

6、未来的写作计划：仍与历史有关

在章诗依的书房里，除了有着充栋的藏书和影碟之外，还有着他走遍各地采访的留念。但说起重要的收藏，他首选的仍然是书，而且是作者签名的书。其中，有在他任职于香港期间得到的金庸签名书《明窗小札》。“这是金庸先生当时在《明报》自己写的一个专栏合集，这些社评专栏，现在读起来都不过时。”

除了收集理工学人的诗，章诗依还在收集旧时代政要和军人们写的旧体诗。但提到下一步的写作计划，章诗依表示，《大公报》的历史，会是一个写作方向。“历数近现代以来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大公报》里面占了70位。这非常了不起。而且《大公报》里面真的是群星灿烂，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我前不久到浙江嵊州，那里有一个越剧博物馆，发现中国最早的越剧编辑也是《大公报》的记者。这些人后来命运各有各的不同，我很想把他们的命运的悲剧喜剧都挖掘出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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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关于今天香港，金庸会说什么？
大家201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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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面对今日香港，金庸内心的祝福与希望会是：珍惜自由，珍惜法治。



关于今天香港，金庸会说什么？
by 章诗依


我在香港的居所，是一个时时能让人想起金庸存在的地方——马路对面的律敦治医院，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玫凄凉辞世之地。距医院不到百米，是摩理臣山道。上个世纪50年代初，金庸就住在这条道上。这条短短的街道，是我日常行经最频繁之处。时常，我会遥想当年金庸，彼时的他，还不到30岁，人生风华岁月，巨大的才情，磅礴的活力，超人的勤奋，正不可遏止地将他推往生命的巅峰。武侠宗师与报业巨子的未来，就从这里开始。


这里，想必也是这位男人的忏情之地。他说过，朱玫是他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所有对不起她的事，我都做了。”


然而，除了这些前尘往事触发的想象，在今日香港的公共空间中，俨然已感觉不到金庸的存在。曾经以一枝笔掀动风雷、撩拨人心的他，坐拥非凡的荣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却任凭身外世界如何喧嚣，始终保持八风不动的姿态，不发一声。即便在激荡的2014年，香港超级有头脸的人物络绎出来表态，金庸也仍然保持缄默。


对于香港的今天，特别是对过去一年里香港所发生的事情，金庸会有何看法？这是我禁不住要去想猜想的一个问题。毕竟，金庸热爱香港，关于香港的前途与命运，在中英谈判前后，金庸曾经持续建言献策，执笔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而今，面对沸腾的现实，他又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看法？


二十多年前，为了香港的未来，金庸不但高声建言，更坐言起行，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为回归后的香港争取美好的前途。尽管一些港人对他关于回归后香港政制安排的立场颇有非议，甚至引发焚烧《明报》的行动，但是，金庸无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代报界宗师，金庸的政治洞察力是令人赞叹的。他撰写的社评，准确预言了许多事件及趋势。或许正因如此，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邓小平、与江泽民，都先后会见过他。


金庸本人，也并不掩饰对自己言论文章的自负。在他出版于1984年的唯一一本社评集《香港的前途》一书中，有的篇章之后，注有类似“最近的某某决定，正是按照这篇社评建议的思路来进行”的话。在2013年出版的专栏文章结集《明窗小札1963》后记中，金庸更写道：“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新闻被认为是易碎品，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时评文字，金庸却不遑多让，罕见地抱持巨大的自信。


对于一个如此不悔旧作的人，重温他昔日对香港前途的论述，岂不就能窥见到他对今天可能抱持的看法吗？抱着这一想法，我阅读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金庸为《明报》撰写的一系列论述香港前途的社评，期望从中找到答案。

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是中央政府与香港人一致的愿望，也是这一时期金庸社评论述的重点。而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在于自由与法治，这是金庸社评中一以贯之、反复申论的立场。


对于自由与法治的作用，金庸从现实主义出发，着眼于回归之后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这一实用目标，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写于1983年的两篇社评《稳定繁荣以自由法治为基础》《“自由与法治”的具体内容》中，他定义了自由与法治在香港语境中的具体含义：自由，是指目前香港人所享受的一切自由与个人权利，包括迁居的自由、批评政府和公务员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阅读任何书刊的自由等。法治，是指目前存在于香港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独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根据证据而公开审判等。


他承认，香港施行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与法治，它并不完美，但正是这一套制度，在过去造就了港式繁荣，而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正是这种港式繁荣，而不是沪式繁荣、穗式繁荣。


在诸种自由中，金庸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对于香港前途的意义。在1983年9月9日的社评《言论自由为什么重要？》中，他写道：“表明上看来，比之人身自由、出入来去自由、自由经济、港币独立、就业自由等等要素，言论自由似乎较为次要。那好像只是报纸编辑与记者、大众传播媒介从业人员所重视的自由，充其量也只是知识分子所关心，与一般市民似乎没有多大干系，尤其是向来不大发言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保障我们其他一切自由的有力工具。言论自由本身，的确只与少数传媒从业人员有关，但它所发生的作用，却与每个人的自由幸福有密切关系。”


在金庸看来，一个享有自由的社会总不会坏到哪里去，他并为香港社会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而骄傲。他写道：“香港的报章可以攻击、批评政府的任何行政措施，只要有证据，可以揭露任何官员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传播媒介绝不会因这些批评或揭露而受到报复。不可能期望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尽善尽美、不能期望每个公务员都尽忠职守，奉公守法。但只要这社会中有言论自由，一切不合理、不公道、令人感到厌恶或遗憾的现象就有机会得到纠正。”


对于独立的司法于香港的意义，金庸更倾情讴歌，先后写有《现行的司法独立制度》《自由开放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是否可以打输官司》《宁可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等社评，不厌其烦地阐述司法独立在香港繁荣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可以控告政府，政府可以打输官司，个人或私人团体和政府在法律之前平等，是检验是否真正法治、司法是否真正公正独立的简单而有效的标准。“不必通过各种复杂的程序和理论来判断，只拿这根尺来一量，一个社会中法治的程度就清楚的显出来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香港，政府每年都要打输一些官司。在法律上，政府与个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早年，金庸曾在《大公报》工作过，他特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理念。他所崇敬的新闻人，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总编辑斯考特（C.P.Scott）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他们都以言论影响了时代与社会。在哲学家中，他喜欢读罗素与波普尔的著作，这两位哲学家厌恶一切奴役与压迫。金庸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其来有自。


对于民主，金庸既抱有托克维尔式的审慎与怀疑，也有基于现实的冷静计算。


在写于1984年1月9日的社评《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中，他设问：香港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稳定与繁荣、现存的生活方式是否能保存？他的答案是：很难，很难！他认为，香港不少教授讲师、专业人士、青年学生、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对于将来在香港实行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划上等号，以为民主的前途大好，不是小好。对此，他说：“我们的看法却颇为现实，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今后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无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因为条件不具备。”


金庸为在香港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描绘了一幅黑暗的图景：民选政府与议会最大可能是代表新区居民、劳工与小职工的利益，因为居民中他们所占百分比最大。民选政府势必实施大量福利制度，干预大企业、银行、工厂的经营。于是不可避免地，香港对于中国的贡献由大至小、由小至零、再成为国家的负担，于是特别行政区撤销，港人治港结束，民主政治的试验无疾而终。


金庸表示，他并非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表示怀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阶层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时局时重视实际而不是理论。“现实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无真正的自主权，当对中国能做出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时，中国可以容忍我们保有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成为中国的负累时，中国必定不可能长期容忍，势必会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


这篇社评刊发的当时，香港每年创造的GDP的相当于八个大庆，如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过去，香港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分量早已今非昔比。金庸关于香港民主前途的论述，当时备遭批评，今日看来，是极富先见之明的。


隔着三十多年的漠漠岁月，展读金庸当日撰写的社评，不禁为青灯黄卷中散发的睿智而感叹，也为这位新闻人披肝沥血地为香港前途建言而感动。我相信，面对今日香港，金庸内心的祝福与希望会是：珍惜自由，珍惜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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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字江湖
2016年08月07日00:38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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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文字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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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8-08

　　章诗依

　　本届香港书展前，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推出了金庸的第一本选集，引起金迷、爱书人的广泛关注。选集达650页，多半内容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结集，其中的7篇翻译小说，除了于1956年结集出版外，没有再版过，因此甚为稀见。

　　初一打量，感觉对于喜爱金庸武侠小说的金迷而言，阅读这些出自金庸之手的翻译小说，可以当作正餐之后的甜点，它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一顿完美的盛宴。但是，在阅读完这7篇小说，并深入了解了小说作者达蒙·鲁尼恩的生平之后，发现这位同样为记者出身的小说家，对金庸的意义或许非常重要且不为人所知，以甜点喻之，未免过于轻描淡写。因此实有介绍的必要。

　　达蒙·鲁尼恩：美国的金庸

　　达蒙·鲁尼恩1880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新闻世家。其祖父是新泽西一个印刷报纸的印刷商，父亲也在新泽西办了一张报纸。后来这个家族于1887年搬到科罗拉多州中部的普韦布洛市。在这里，鲁尼恩度过了他青春的大部分时光。

　　鲁尼恩只上了四年学，就到父亲在当地办的报纸去工作了。1898年，他当兵并经历了美西战争。服役期间，开始为《士兵来鸿》等杂志写稿。

　　退役后，鲁尼恩为科罗拉多的多家报纸工作过。起初是在老家普韦布洛市的《普韦布洛星报》，后来到《丹佛每日新闻》做体育编辑，同时也尝试组建棒球队，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科罗拉多小棒球联盟”短命地存在了不到一周后，鲁尼恩来到纽约，开始了自己的专栏作家生涯。

　　从1911年开始，鲁尼恩为赫斯特报系写棒球方面的文章，一干多年。他写作的棒球专栏文章，被认为别具一格，1967年，在他去世21年后，被列入棒球名人堂，他同时还进入了国际拳击名人堂。

　　鲁尼恩个性放荡不羁，赌博、酗酒、吸烟，外加出轨，几乎五毒俱全。赛马是他写作中的恒常主题，他同时也是一个声名不佳的赌徒，热衷于靠内幕消息来下注。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不循常轨。某年，他在德克萨斯周报道棒球春训时，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位墨西哥女子，一见钟情，随后有墨西哥之行，目的是寻找这位女郎。虽然不果，但在墨西哥，他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海伦·伊根，并与之成婚。

　　鲁尼恩与伊根生下两个孩子后，传出他与帕特里西·阿玛蒂的恋情。阿玛蒂也是墨西哥人，与鲁尼恩也是在酒吧结识的。鲁尼恩许诺，自己出钱供她上学，如果她完成学业，就给她在纽约找一份做舞者的活儿。鲁尼恩与伊根分手后，与阿玛蒂生活在一起。伊根后来死于酗酒，在她死后，鲁尼恩与阿玛蒂结婚。1946年，阿玛蒂为了一个青年男子甩了鲁尼恩，此时，鲁尼恩身患喉癌，不久即辞世。

　　不过，鲁尼恩虽放荡不羁，但对朋友却十分侠义。当他最好的朋友、在一个黑帮组织里做会计的奥图·伯曼，在一次针对老板的袭击中被打死之后，鲁尼恩为他高声辩诬，认为他并非如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个玩枪弄棒的杀手。

　　虽然不像福克纳、海明威及菲茨杰拉德那样，是个光芒四射、名声如雷贯耳的作家，但鲁尼恩堪称是一个特色十足的写作者。他的作品，能受金庸青睐，不为无因。

　　鲁尼恩的小说多以百老汇为背景，而人物则多是赌徒、妓女、黑社会人物，是纽约社会边缘地带的写真，与一般人笔下不同的是，鲁尼恩塑造的这些人，并非仅仅是好勇斗狠、偷鸡摸狗之辈，相反，他们往往富于奇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但情节引人入胜，结局更常常出人意料。

　　比如《记者之妻》这篇，写《百老汇晨报》记者温契特爱上了黑社会老大达夫看上的女子柏蕾，这还了得，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在找死，因为通常，达夫只允许别人看自己女朋友一眼，看了第二眼，这个人基本就要倒霉了，达夫冲冠一怒，会把别人的脑子打出来。但这次奇怪，温契特非但迟迟没有倒霉，而柏蕾对他，更是分外钟情。从前，达夫给她送皮大衣、钻石戒指等贵重礼品，都被她悉数送回，弄得达夫很没脾气，但对送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穷记者温契特，柏蕾却显然动了芳心。

　　终于有一天，温契特被达夫手下的人绑架了。读者读到这里，会以为是达夫终于要出手了，结果却是，温契特被达夫绑到教堂，与柏蕾成婚。原来，达夫为温契特与柏蕾准备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得不到柏蕾的芳心的他，准备慷慨地成全这一对。这个情节已经够令人感到意外，而更意外的还在后面。

　　眼看就要“被结婚”的温契特在教堂里紧张得都快站不住了，原因是，他其实是个有妇之夫，他对柏蕾，不过是想偷腥而已。就在婚礼即将开始时，一个胖大妇人冲进教堂，怒斥达夫等抢走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像拎小鸡一般，将温契特拎走。不过，婚礼却是照样进行，只是男主换成了黑老大达夫。

　　小说在最后还抖了一个包袱：原来，向温契特夫人通风报信的，是叙事者“我”。

　　这个故事相当好莱坞。事实上，鲁尼恩的小说也特别受电影导演的青睐，他的十多部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幕。

　　鲁尼恩似乎特别喜欢描写混混儿、黑老大在威风八面后的温情与软肋。在《最厉害的家伙》中，血压一直不稳定的“我”，不情愿地撞到了凶狠的查理·铁锈，后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所以没有入狱，惟一的原因是他刚刚从监狱中出来，当局还没有时间想法子再把他关进去。”查理·铁锈胁迫“我”与其去底特律的赌场，一路上，他用拳头凶狠地“修理”了很多人。最后，二人来到铁锈的家中。进得家中，一个身材异常矮小、头发很乱的女人站在屋里。这个人就是查理·铁锈的老婆。铁锈吩咐她弄点吃的，因为自己饿得慌。

　　你猜怎么着？结果是，这个矮小瘦弱的妇人，竟然用一根藏在背后的棒球棍将查理·铁锈打得屁滚尿流，而在外面无人敢惹的查理·铁锈，只能好声求饶，更奇妙的是，总是担心自己血压的“我”，在也挨了一顿铁锈夫人的棒打之后，血压竟然降下来了！

　　香港学者孙立川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但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则与他对西方小说的大量阅读与翻译及对西方电影的熟稔不无关系。考诸金庸对鲁尼恩的翻译与偏爱，可证此言不虚。

　　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以《最厉害的家伙》为书名，于1956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个年份值得注意。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问世，也就是说，他写作自己第一本武侠小说的时间，几乎与对鲁尼恩小说的翻译平行进行。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金庸此时翻译多篇鲁尼恩的小说，目的之一，完全有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揣摩、破解小说引人入胜的密码，服务于自己的小说创作。

　　事实上，尽管金庸小说有着完全的中国元素，但读罢鲁尼恩的小说之后，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首先，两人的小说，关注的都是江湖世界；其次，两人笔下的人物，尽管多为草莽间人，但均个性鲜明，富于奇情壮彩。甚至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对于鲁尼恩，金庸抱有极大的认同、欣赏之情。两人同为新闻人，都喜欢写小说。鲁尼恩终身爱好体育，金庸则对围棋有极大的兴趣。或许，鲁尼恩放浪自由的生活态度，也未尝不让金庸心有戚戚，连两人的婚姻生活，也都惊人地相似。

　　从某种程度上，说鲁尼恩是“美国的金庸”，也未尝不可。

　　翻译：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

　　金庸对鲁尼恩小说的翻译，只是他翻译作品中的冰山一角。在写作武侠小说、撰写社评及专栏文章之外，金庸还留下了大量的翻译文字，委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勤奋与高产。

　　已故香港著名学者、出版家余也鲁曾在日记中记载，上个世纪70年代，宋淇、马蒙、赖恬昌、金庸与余也鲁发起成立“香港翻译学会”，学会的发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余也鲁还说，很少人知道金庸对翻译也有浓厚兴趣。

　　金庸选集的出版，让人得以管窥金庸文字世界的别样风景。他翻译的鲁尼恩小说，文字流畅，朗朗上口，遣词用字中，非常注意体现原小说中的气氛与人物的性格。鲁尼恩的小说，喜欢用俚语、黑话，人物也多十分粗豪，经金庸翻译过来的小说，在气氛、人物性格方面，与原作非常匹配。

　　除了鲁尼恩的小说，金庸还有大量翻译作品有待人们去认识。

　　金庸的秘书、金庸选集的编者李以建在长篇导言中，勾勒了金庸翻译作品的轮廓。其中第一类，是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如以“乐宜”为笔名翻译的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0日，分为341则，在《新晚报》上连载。随后，他又翻译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同样在《新晚报》上连载。从1952年1月开始，到当年的6月5日，金庸以同一笔名，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姆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共138篇，也在《新晚报》上连载。

　　第二类是文化艺术评析。如金庸以“子畅”为笔名，翻译了美国左派剧作家·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共86篇，于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在《大公报》上连载。此外，金庸还翻译了《好莱坞的男主角》《论“码头风云”》《我怎样学舞》等文，在《大公报》上刊载。

　　第三类是生活情感与社会哲学思考。前者，如以“子畅”为笔名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后者，如以金庸之名翻译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

　　看到这样的成绩单，你无法不感叹，在文字的江湖里，金庸实在令人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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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文化堂展位，在一个不醒目的角落，我却发现了该社于回归之前的1997年6月出版的一本旧书，书名为《旧路行人——中国学生周报文辑》，编者是前述知名学者小思。《中国学生周报》是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香港著名的报纸，读者群体以学生为主，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担任该报第一任社长。

从《旧路行人》中可知，在《中国学生周报》的年代，已有关于香港人身份的论述，有关于中国认同问题的讨论。只是，同样的议题，同为香港人，彼时的论述，与今日次文化堂展位上推销的林林总总的书籍中的论述，却是大异其趣。

最可注意的是，《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对今日香港政治稍微了解即知，在今日的政改语境中，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组，而当年的知识人，却是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刊有岑逸飞的《反“时髦爱国”》一文。此时，内地“文革”已爆发两年，文中有这样的话：“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十分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纵使你不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你还是留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你还是有着黄的皮肤、黑的头发。事实上，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是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国人。我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在心灵上与中国隔绝。而作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我们也必然地要负起对中国的责任。”

岑逸飞同时批评了“时髦爱国”者，即那些“当中国人民受迫害的时候”，却不能坐言起行，而只是满足于呼号口号的人。

岑逸飞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曾主持电台时事节目《时事分析》达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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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尚有文章惊草木——读罗孚的《燕山诗话》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5 月 11 日

因为“间谍案”，罗孚从1982年开始，被迫客居京城十一载。那时的他，已过花甲之年，遭此奇劫，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却遍访京城文化前辈，写出许多一手、生动的文章。这些文字，加上罗孚返港之后的作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结成八卷本的罗孚文集，成为了解晚年罗孚心路的重要资料。著名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名文化人的书写，也是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档案。



（罗孚在家中。）

或许，对罗孚来说，晚年的这些文字，更具有救赎的意义。在罗孚儿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曾经毫不客气地对罗孚八十年代前的文字进行了严厉的否定，他说，父亲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接着，罗海雷引用海外媒体当年的评论：“无论多少残民祸国之事，罗孚一律推崇美化”，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写作《我的父亲罗孚》，缘起于罗孚年事已高，无法自己执笔去回忆、记录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遂有替父亲撰写回忆录之念。书稿完成后，罗孚看过全文，因此，此书也被看作罗孚的自传。

八卷本以“罗孚文集”命名的书，不收一篇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是罗孚用行动对自己文字生涯的鉴定。

犹记八十年代末，一众《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学校做交流讲座，中间，当时的知名记者刘扬讲到，他的同事的父亲，在党的机关报干了一辈子，晚年捧着自己的剪报本，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看看，你看看，哪一篇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一幕，令人震撼。我清楚地记得，闻听此言，我的老师，一位也在官方新闻机构干到退休的老者，神情痛苦，眼中有泪光闪动。

相比之下，罗孚够明智，更够幸运。人生的下半场，他觉醒了，起而拯救自己的文字，才有了由沈昌文先生促成出版的值得流传的文集。否则，回首一生劳作，收获的只是一堆自己无法面对的虚文浮词、假大空，将会何等荒凉，何等空虚，又何等残酷。

罗孚文集中，我最喜欢读的是《燕山诗话》这一卷，其中的文章，全部写于八十年代。罗孚用诗话这种传统体裁，记录了当日文坛、学界中人所写的一些有意味的旧体诗。他自己说，“我的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这话的确不是谦虚，《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由于长于交际，罗孚与北京文坛、知识界交往深入而密切，因此能最快地了解动向，一些前辈的作品尚未付梓，他已先睹为快。比如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出版之前他已读过。还有一些诗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或者发表了局外人也因不知“今典”而无从索解，但消息灵通的罗孚却能给予正解。

比如开篇的《从到乔木》，可谓《燕山诗话》中写的最隐晦、婉转的一篇。文中，罗孚先后引了黄苗子、杨宪益的诗，但不经诠释，很难知其三昧。比如杨宪益的这四句诗：“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羡君先读好文章”，通过罗孚的解读，才知道，是对这位八十年代意识形态总管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做法的讽刺。

罗孚还写过一篇与有关的文章，题为《诗人荒芜的悲剧》，也应算诗话类的，但却没有收入《燕山诗话》，而是收入文集中的《北京十年》卷。话说荒芜有两首题画诗《为某公画像》，其一为：“眼已花来耳已聋，脑瓜难免不冬烘。魂销脂粉绮罗里，身老琼楼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马列，堪怜公子变毛虫。彩油剥尽人争看，特号当今客里空。”第二首是：“从来树大易招风，假药仙丹自不同。遗憾夸夸谈马列，羞人答答扮雷锋。空传西城来天马，不信南阳有卧龙。欲向辕门听《斩子》，谁知《宿店》放曹公。”

某公就是，两首诗都尽情嘲讽了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而其实不过是吹牛皮、卖假药而已。诗中的“公子”，指的是的儿子胡世英，当年他卷入一场诈骗案，被从住处中搜出好几大袋的钞票，“公子”遂变“毛虫”。本来人们以为应该会有“辕门斩子”的好戏，不料“某公”出来请求宽大，才有了捉而又放的戏码。但是，在诗人看来，马列、雷锋挂在嘴边的“某公”，形象已然破产。

介绍完诗的背景后，罗孚点评说，这两首诗流传刊布的时候，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无权无势。

近年来人们开始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致敬，这个十年已经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读了罗孚的如上诗话，你会觉得，这种致敬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尹老人狱中诗》是《燕山诗话》的压轴之作，这篇长文，是较早介绍郑超麟诗作的文章。郑超麟是中国托派中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终其一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七年牢，在共产党时期坐过二十七年牢。罗孚读的是郑超麟诗的抄本，可谓郑超麟的知音之一。

郑超麟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狱中作诗，以打发枯燥的铁窗岁月。虽然起步晚，但成就可观。可惜他的大量诗作都在狱中被抄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后来凭记忆写下来的。请看他的《咏史》诗中的两首：

秦相专权乏远图，锄除异己杀无辜。

生前纵保崇高位，死后难逃斧钺诛。

平民伐罪起蒿莱，一将功成万骨埋。

未见黎民登衽席，但闻新贵筑楼台。

诗所表达的，是对专制政治的审判，是对异化的革命政治的沉痛反思。这种铁窗里孕育的诗篇，闪耀着人类高贵的独立思考精神。罗孚赞郑超麟为“大有‘固执’精神的老人”，信非虚语。

罗孚本人亦能诗。他在赠聂绀弩的诗中，有“尚有文章惊草木，更将诗句写肝肠”之语，称许聂绀弩历经磨难而诗心不灭。对于经历了大半生狂热、虚假，晚年才觉醒的罗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章诗依，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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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荣休的董桥，不荣休的文字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4 月 30 日

5月1日，董桥就要荣休了，从他供职了14年的《苹果日报》社长任上退下。4月27日出版的《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有余英时先生恭贺的文字，短短的篇幅里，回忆了二人论交始末与精神上的相知相契，纸短情长，意在言外。



“苹果树下”是董桥亲自料理的栏目，两大整版，周日刊出，作者来自港台、内地，既有毛尖的俏皮文字，也有陈子善的考据文章，李欧梵、刘绍铭、白先勇等也是常客。这样一个纯粹文人趣味的副刊，能在极富黄色小报气质的《苹果日报》上存活，让人惊讶于这份报纸的分裂，同时也吃惊于其老板对董桥漫长的纵容。

为董桥送行的，注定不都是余英时先生那样温热的文字。资深时事评论员黎则奋认为：董桥是“过气的名牌”，并乐观“旧文化人交出棒子”，让新一代文化人续领风骚。

在内地，董桥是一段余音袅袅的公案。在他的身体荣休之前，盼望他的文字“荣休”的激切声音几乎一直不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作家罗孚化名“柳苏”，在《读书》上发表“你一定要读董桥”一文。那个年代，这本杂志还能引领阅读风潮，董桥之书遂一纸风行。20年后，作为这种强势推介的滞后反弹，一些青年学人与作家开始激烈地清算董桥的影响。“你一定要少读董桥”，董桥文章是高级“知音体”、“小资标配”，此类说法，于董桥在内地的影响力已经走下坡路的近年，反倒嘹亮起来。其中，作家冯唐的评论最叫董桥受伤。

董桥一向以自己对文字的态度而自豪，他在文章中这样夫子自道：“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然而，这话遭到了冯唐的嘲讽，他说董桥这话好像对着一个60岁的艺伎，涂着一张大白脸，说我扎扎实实用功几十年，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肉的每一个人。

对于这样的刻薄挖苦，董桥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以绅士的身段与手法反击：“我个人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大一些，为文做事，喜欢留三分余地。中国人叫厚道，西方人则叫讲究礼貌。所以我不习惯用这样的笔调讲一个人。”

对于罗孚当年夸张的热情，董桥同样不满，他说：“罗孚那句话害死我了，那么说肯定要招来反感的。”

围绕董桥的那些硝烟弥漫的文字，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我犬儒地认为，只要董桥的文章不反人类，只要没有人逼着咱们非读董桥、只读董桥不可，读或不读董桥，多读或少读董桥，就都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必自我赋予拯救他人阅读趣味的使命。

当然，我知道：董桥肯定不在伟大的写作者之列，他也不需要别人为他的文字保镖。任何人的文字，无论曾经多么热闹，终究要面对无情的青史。以我绝称不上高瞻远瞩的双眼看去，未来，他会以一个风格鲜明而强烈的散文作家的历史定位，出现在文学史中，只是，他不会站在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身旁，因为他没有写出直指人心的文字，没有深刻揭示过人性的复杂幽曲。

但是，董桥自有他的光芒和风骨，这光芒与风骨，曾经温暖、砥砺过许多人。而迄今为止，批评他的人，只看到了其后期文字的严重掉书袋倾向，及其文字的刻意与扭捏，却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看不到他的文字全貌。结果，脂粉气的董桥，遗老的董桥，小资的董桥，就成了董桥挥之不去的标签。而他的那些风云文字、火气文章，他的中国情怀，他的文化忧患意识，他的现实批判精神，竟都隐而不彰了。

其实，即使就文字而言，也有昨日董桥与今日董桥之别。奠定他鲜明风格的中年文字，铺排扬厉，穿红戴绿，抵死风雅，这方面，《中年是下午茶》无疑是其代表作。而近年的文字，明显开始趋于清淡。

在内容与情感上，此时董桥的文字，常以风月隐喻风云，满纸无奈的中年情思，对后现代社会里商业文化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现实，常常从文人立场出发，发出挽歌似的落寞吟唱。然而，有趣的是，遗老情怀与入世精神并行不悖地集于董桥的一身。他在《明报》上开设数年之久的“英华沉浮录”专栏，有对文化现象的述评，有对旧年人物的缅怀，也有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对政治人物的品评。这些文章，往往行文内敛，但却雷声隐隐，提醒读者，操持这些文字的，终究不是荒江野屋里遗世独立的方外之人。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迈过中年门槛之后的董桥的文字，尽管已经剥落铅华，妩媚不再，但并没有如一般这个年纪的写作者那样，迅速变得粗茶淡饭。试看《吴冠中替风景续香火》一文的开头：

“二十年前一个秋风秋雨的深夜，我在杂乱而寂静的编辑室里观赏一批吴冠中先生的画。都是些彩印散叶和幻灯片：黑影森森，白光茫茫，灰意苍苍，在淡淡碎色的点洒之下，慢慢漶漶浮起无尽的水气。我为吴先生宠信白色的胆识惊讶，也为他洞悉黑色的智慧喜悦，更为他怜惜一点红一点绿的真情感动。在他柔里带刚的笔下，每一道线条，每一组布局，诉说的都是西方的傲慢加上东方的偏见。傲慢与偏见，那是真正艺术家的魂魄：跨越国界，跨越时限，笔到意到之际，迢迢万里外的感应都在眼前，悠悠千年里的体悟一招即来。”

这样的文字，不再傲娇，不再绵软，但并不随意，而是色彩饱满，朗朗上口，一派阳刚之气。董桥的笔，没有匍匐在年龄面前，而是保持了对文字的敏感与进取。

晚近的董桥，笔不停挥，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写作，内容则已是纯粹的回忆。背对日益让他失望的香港，他在逝水年华中专注打捞那些有温度有色彩有风趣的人，既是缅怀，也是寄托。

据说，香港大学为董桥提供了一间屋子，供其写作、会客。看来，荣休后的董桥，文字不会荣休。值此他告别新闻业之际，谨以这篇小文向这位勤劳的写作者致敬。



（董桥先生及其出版作品）

—————————-

【编者注】

董桥，1942年生于福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曾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苹果日报》社长。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和文学散文多部,在港台、北京、上海等地出版文集数十种。著有《克雷莫纳的月光》、《双城杂笔》、《英华沉浮录》、《这一代的事》等。

据媒体报道，4月27日，香港《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宣布退休，他在《苹果日报》上开设的专栏“苹果树下”也随之终稿。

董桥的封笔之作名为《珍重》，文末尾一句“曾经牵念也是福分，此去山青水绿，珍重千万”说得轻轻浅浅却意味深长。对于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董桥写道，“今后只想补读没有读完的旧书，补写很想细写的故事，不赶死线，只随心兴”。

作者：章诗依，媒体人。

来源：DAJIA【【【【【【【【【【【【【【【【【【【【



金庸先生的读书史
2018-11-01 05:05


1937年日本入侵，金庸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战斗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小学五年级时，金庸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他的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金庸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查良镛”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本在劫难逃，化为灰烬。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金庸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是他父亲和哥哥购买的，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他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他的童年时代深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之惠。课外阅读大大拓展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天仙河畔，赫山房里，他终日与书为伴，主要是读小说。

金庸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的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他祖父是大儿子，住在大宅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经历了那场悲惨的文字狱，御笔亲书的牌匾依然威严地挂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这座大宅子共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他先祖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代表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

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堂兄、堂姐都比金庸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父亲常在“敬业堂”书房里款待文人雅士，与他们品茗畅谈。因为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清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还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哥哥良铿在上海上大学，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带回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费不少钱买书，良铿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过父亲的严厉责备。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互相流通，大家借来借去。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金庸从小耳濡目染，喜欢读小说。在小学期间，他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

父母亲见金庸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对武侠小说日渐入迷。

《红杂志》是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一个消闲性周刊，从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镛出生不久，该杂志改名为《红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金庸读的是父兄们读过的旧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并没吸引他，武侠小说却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先在《红杂志》《红玫瑰》上读到《江湖奇侠传》，又在严独鹤等编的旧杂志《侦探世界》半月刊上读到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从儿童时代起，金庸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袁花到硖石（那是海宁最繁盛的市镇）外婆家，或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他必定请人带他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纪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为对旧小说有同好，他从她那里借了很多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他们常谈的话题。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岁，她四十多岁，他们可以一起谈这些小说。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收获：很多糖果、糯饼、冰激凌。

小时候金庸还到书摊租书看。《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白羽等的武侠小说，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奇世界。

《三国演义》文言成分较多，查良镛在小学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使他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但看到诸葛亮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他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他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他才悻悻然服输，为此生气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龙山小学堂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金庸，译者郑晓沧是海宁出名的文人，美国留学生，故乡人引以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当地相当流行，金庸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伍光建译成中文时，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讲述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和荒岛历险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译，但金庸那时的国文程度已读得懂。另有一部科学幻想小说《陆沉》则将少年时代的他带入了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



六年级时，金庸读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发上享受读书之乐，哥哥看见了，就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那时他哥哥在大学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说的。同时又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与人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高家的人却不大做这些。当时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觉慧和鸣凤。

1939年6月，金庸从浙江省立联初毕业，下半年进入联高，从沈家祠堂搬到了龙子庙，同在碧湖镇上。联高校长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联高名师云集，国文老师钱南扬是元曲专家；地理老师陈铎民从不带课本，把一门本来枯燥无味的功课讲得十分生动；历史老师孙正容是国学大师孙诒让的后人，上课也不带课本，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数学老师崔东伯、沈儒余、黄人达、敖弘德等逻辑严密的讲解和精当的解题引人入胜；化学老师斯芳、物理老师徐兆华等通过精练的语言、直观的手段引导他们探索科学的奥秘；英语老师杨彦勉、陈楚淮，图画老师孙多慈、音乐老师吕震坤等都是一时之选。联高学生全部实行军训制，身穿军服，腰束草绿色铜扣（联高标志）的腰带，打绑腿，校长也和他们装束一样。

联高本部在龙子庙，庙后新盖了两处草舍，有十几个教室。生物、化学、物理的教室、实验室设在广福寺。一年级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庙。查良镛的英语成绩很好，高一两个学期分别为87分、92分，国文73分、80分，算学两次都是70分，比较普通，历史、地理成绩很好，都是95分。

龙子庙最吸引金庸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联高的图书、设施主要来源于杭州高级中学，杭州沦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图书、仪器都及时转运出来了。图书馆设在紧靠龙子庙北墙的平房内，有《万有文库》《大英百科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阅览室靠墙四周陈放着各种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中外地图册等工具书，报刊架上有《大公报》《东南日报》《译报》等，有《中学生》《科学画报》《国文月刊》《全民抗战》等，《大公报》是查良镛喜欢读的报纸。

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与火的抗战打断，碧湖求学的时光令他们珍惜。查良镛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喜欢上了巴金。当时，男女学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笔底充满温情，直接触到他们的心灵。他小学时就在袁花家中读过《家》，读到鸣凤自杀、瑞珏难产而死等情节，还为此流过泪。《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著）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金庸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

金庸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离开校园，年轻的金庸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在湘西农场，金庸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金庸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金庸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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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2018
10/30
21:55
澎湃新闻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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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享年94岁。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本文摘自《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文 | 李以建

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不久前，90岁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金庸（图 视觉中国）
同时扮演4个不同角色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从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字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 （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3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淆和误解，金庸先生采用多种角色的写作策略，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分开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中，这种区别尤其明显。

在《明报》上，金庸先生每天甚至都要扮演4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身为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20世纪50年代，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双方先是在报纸上相互攻击，后来掌门人相约在澳门开擂台一决雌雄。一场大比武，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则早在任职香港《新晚报》副刊时，就以金庸为笔名发表武侠作品。创办《明报》后，主笔武侠连载自然当仁不让。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是现实的必要，也是金庸惊人天赋和能力的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香港同行仍然尊称金庸先生为报界第一人，因为他的写作，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担当。

最擅长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

自1959年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先生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办报的整体过程以及写作之中。他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

《明窗小札1963》第一篇专栏《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中，金庸先生就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地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地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金庸擅长文学叙述，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是他最擅长的，也是他看待事物的切入点。明眼的读者会发现，在《明窗小札1963》中，对炙手可热的政坛名流和社会精英的剖析和评论，所占篇幅不少。与其他时事政论性的专栏文章相比，尤显突出。通常这类专栏的撰稿人，都尽力回避直接写人，更乐于就事论事。金庸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窗小札1963》中，有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及时任南越第一夫人的陈丽春，指出其个性刚强，精力充沛，口才伶俐，从不向男人示弱，虽身体瘦弱，但却掌握极大的权力，而这一切并非源于她的才干，而是其泼辣性格所致，乃至有人认为她属于自恋狂。正由于她的冷峻倔强，刚愎自用，影响了南越当局推行的政策，也为南越后来发生政变、总统惨死埋下了伏笔。金庸写美国总统肯尼迪，从标题就挑起读者的阅读欲：《肯尼迪被戴红帽子》。他还写过一篇《康熙强过彼得大帝》，其中写道：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康熙执政已28年，对俄国曾数度用兵……彼得大帝却刚于这一年开始掌握全部政权（起初7年由他姊姊摄政），政治上的知识远不及康熙，国内统治又极不稳固……比较起来还是中国人占了上风。”

金庸先生曾将自己对专栏文章的经验总结为5个字，那就是：短、趣、近、快、图。他曾亲笔书写了“短趣近快图”，作为“明报副刊编辑方针五字箴言”交给时任副刊编辑主任的邱鸿安先生，同时又亲笔书写了“明报副刊廿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投入废纸篓，不用此稿件。据《明报》资深报人张圭阳记载，金庸先生还补充说：“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

与之相同，金庸先生对新闻报道也提出更高要求，即新闻副刊化，“把新闻版办成图文并茂，短、好、快、多（短是新闻写得精简，好是写得流畅动人，快是迅速报道，多是新闻事件多而丰富）。”他对香港的读者和市场了如指掌，曾指出：“一张报纸把‘港闻’做得出色”，可以增加销量，“因此，社会新闻记者的素质，常常决定一张报纸的优劣”，而报纸是否成功的关键，除了记者外，很重要的还要看总编辑以及负责港闻采访的主任。

他的主张不仅在《明报》及其系列报纸刊物上都得到充分的实践，甚至可以说，这种独到的编辑报道方针，影响了众多的香港报纸以及新闻工作者。不难看到，数十年前，金庸先生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对媒体新闻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数十年后依然是当今传媒新闻行业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和践行的方向。

眼里容不得错别字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500格的稿纸，直行书写，从右到左，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最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虽难免有增删涂改之处，但无论是订正错字，或是修改句子，乃至一整段文字的改动，其标示都十分清晰，一律遵循约定俗成的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无含糊和混乱的地方。对具体负责的编辑来说，金庸先生的文稿就是最标准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的定稿，无需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描摹。

金庸先生读书也有此习惯，但凡他手头有笔，无论面前是印刷精美的书籍，或是别人的大作，或是官式文件等，他的眼里容不下错别字和错误使用的标点符号，肯定会将其一一勾出，并作订正。显然，这与他长年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新闻编辑工作息息相关。

如今数十年过去，金庸小说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除了作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图书之外，经正式授权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动漫，乃至游戏和电视节目的知识竞答，等等，遍及文化诸多领域，读者之众难以计数。然而若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他的时评，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同一个人，同一支笔，同样的稿纸，却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类型的专栏文章。尽管其表面上泾渭分明，事实归事实，虚构归虚构，绝无混淆和含糊，但究其内里，毕竟源于同一人。金庸先生的时评，也都在说着他小说里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本文摘选自《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现代出版社2016年4月版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10 13:01

索维尔坚持认为，他的作品“是好是坏取决于自身的优点或适用性”，不因作者个人的经历而变化。

然而，他拒绝用“生活经历”代替证据，并不意味着经历不重要。事实上，索维尔的作品有时确实反映了生活中的插曲——通常是痛苦的插曲。最突出的例子和他的儿子约翰·索维尔有关。约翰出生时很健康，看起来正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明显出了问题。在大多数孩子开始完整地讲话时，约翰却几乎一句话也不会说。在外人看来，甚至在索维尔当时的妻子看来，这明显是智力障碍的表现。不过，索维尔并没有被说服。除了语言障碍，约翰异常聪明：他会走路之前就能撬开儿童锁。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有次他在比赛中途碰倒棋盘，却能把所有棋子复位。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智力迹象，他连最简单的词汇也不会说这一事实，就更加令人费解。然而，希望来了，约翰4岁左右的时候，慢慢开口说话，当他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后，一切怀疑烟消云散。

几十年之后，自从儿子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索维尔便着手揭开这个谜团。结果证明：这是第一份探索语迟儿童（late-talking children）现象的学术研究，这类孩子异常聪明，并且没有自闭症。根据这份原创研究，以及轶事、数据和历史，索维尔写了两本书：1997年的《语迟的孩子》（Late-Talking Children），以及2001年的《爱因斯坦综合症》。第二本书——以历史上最著名的语迟者为名——赢得了史蒂芬·平克的称赞，后者赞誉它“为人类知识作出了宝贵贡献。”但是，除了平克这样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和语迟者的家长外，这些书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一个学者能在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域开创出新局面，这是极其罕见的。

索维尔，经济学科班出身，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因此，他的核心成就是经济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出版的《知识与决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该书的灵感来自哈耶克1945年的经典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那种永恒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政府机构收集的官僚主义知识，而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即那种在特定街区特定街角经营熟食店或者在气候变化的特定地块种植庄稼的知识。这类知识容易转瞬即逝（上周对的，本周不一定对），同时又具有地方性（在某个街角对的，下一个街角不一定对）。单一的个体无法掌握大量的这类知识。




这些分布在数百万不同头脑中的知识的总和，能否被实时采集并传递给一个大脑，然后，由这个中央计划者像指挥管弦乐队的大师一样指导经济。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哈耶克洞察到，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这一结果。 如果锡突然变得稀缺——或是因为储备被破坏，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用途——我们不需要中央计划者指示消费者减少对锡的使用。人们甚至无需知道锡为什么变得稀缺。只需要知道锡的价格上涨这一信息，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减少对锡的使用，仿佛受到一种无所不知的力量的指导。换句话说，在价格缺席的情况下，需要海量的知识和有意识的协调；然而有了价格，二者便不需要了。

哈耶克文章的终点，正是索维尔代表作的起点。顾名思义，该书不仅关乎哈耶克意义上的知识，而且关乎我们基于这类知识所做的决策，诸如经济、政治、战争以及其他领域的决策。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知识只是无知海洋中的一个斑点。索维尔的论点是，“最根本性的决策不是做什么决策，而是由谁来做决策。”尽管决策者可能拿目标说事——如消除贫困、减少种族主义、推广民主等等，但他们实际上能做的只是开启进程。因此，在回答“谁来做决策”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诉诸某些机构的崇高目标或道德素质，而应该考虑不同决策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美国革命——强调制衡——为索维尔的论点提供了实践案例。索维尔写道，基于“从经验中习得的知识”，建国者假定人类基本上是自私的，并创建了一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阻止自私的领导者作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基于“对人性的抽象思辨”——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人可以臻于完美，政府是实现这种完美的工具。在索维尔看来，这两场革命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并非偶然。

决策者更常见的做法是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然而，按照索维尔的说法，“市场”是“一个误导性的修辞”。许多人谈到“市场”时，仿佛它是一种与政府平行的机构，可以代替政府。事实上，“市场”不是一种机构；它“不过是一种选择权，每个人可以在现有的机构中做出选择，或者使新安排适合自己的处境、品味。”举例来说，住房的需要，“在‘市场’中可以找到1000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如住公社、买房、租房、搬到亲戚家以及住在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里等等。”市场安排可能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不同于政府的计划——决策者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因此，它们的反馈机制是即时的。

尽管二者的联系不那么明显，不过《知识与决策》就像那本关于迟语儿童的著作，仍然反映了索维尔的生活。正如美国的建国者，索维尔对政府的看法更多是来自经验而非哲学。1960年，他成为劳工部的经济学家。索维尔的任务是研究波多黎各的制糖业，劳工部在该地实施了最低工资法。当他发现失业率随着最低工资的每次提高而上升时，索维尔想知道是否最低工资法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正如标准经济学理论预测的那样。他的同事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失业率上升是因为飓风摧毁了农作物。最后，索维尔想出了一种方法，以验证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他兴奋地告诉同事们，“我们只需收集飓风袭击波多黎各之前甘蔗田的统计数据。”结果，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他的想法立即被驳回。毕竟，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养活了本部门的相当一部分人。”

这并非个例。1959年，索维尔在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担任打字员。某天，大楼外面有人心脏病发作。他被送入楼内，并被问及是否是政府雇员。如果是的话，他就可以在该楼立即接受治疗。但他不是，所以，他必须被送到城镇另一端的医院。当时是交通高峰期，他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索维尔捕捉到这个黑色讽刺：“在一个满是医生的大楼里，他死于等待医生。”他回忆说，和劳工部一样，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雇员，他们“人很好”；而在于“官僚政治的本质”，它有着糟糕的激励机制和缓慢的反馈机制。

黑暗的讽刺（通常是一些政府项目的结果）是索维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基础经济学》提到了一个典型事实：大萧条时期，作为扶持农民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在1933年购买了600万头猪并将其销毁——而数百万美国人还在为糊口而挣扎。显然，现代官僚机构不想被嘲笑很难。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常识告诉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因为众所周知，病毒主要通过咳嗽传播。然而几个月以来，世卫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建议人们不要戴口罩，直到疫情接近顶峰，他们才改变主意。与面临市场考验的企业主不同，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人都不必为此承担代价。

索维尔将本人的观点和对立观点加以比较，《愿景的冲突》（A Conflict of Visions，1987）是这一努力的结晶。他开篇提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同一拨人，在看似毫无共性的政治议题上，不出所料会分属两个阵营。例如，知晓某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某种程度上就能预测他在对富人征税、管制和堕胎问题上的观点。人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斥为纯粹的政治部落主义。但索维尔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两种基本的看待社会的方式，两套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以及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景”，大多数政治分歧都由此而来。他将其命名为“受约束的愿景”（constrained vision）和“不受约束的愿景”（unconstrained vision）。




“受约束的愿景”构成了《知识和决策》的基础。它主张，人类天生就有缺陷，而非日臻完美；天生倾向于无知而非知识渊博；天生倾向于自私而非利他。好制度把人性中的悲剧性事实视为既定事实，并创造出激励结构，它无需让人们变成圣徒或天才，仍能造就理想的社会结果。哈耶克描述的价格机制就是很好的例子。人们对中央集权抱有怀疑态度，因为掌权者会以权谋私，甚至做出更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受约束的愿景看来，传统和社会习俗值得信任，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无数人经年累月的智慧。

在不受约束的愿景看来，如果说人类有缺陷、自私、无知，那么，这并非来自我们人性中不可改变的事实，而是来自我们的社会安排方式。 通过改革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和其他机构，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包括那些据称由人类本性决定的方面。通过开明的公共政策——通常由中央当局实施，曾经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罪恶被揭示为社会建构或过时思想的产物。在这种愿景中，传统不应受到特别的敬畏，而是交由现代观察者评判，根据其自身的合理与否，以决定其存废。

索维尔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逆转待解释的事项” （reversing the explanandum）。以贫穷为例。许多人注意到富国和穷国的鸿沟，并想知道为什么存在贫穷。但在受约束的愿景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存在富裕。“数千年来，（人类的）生活水平远低于我们所认为的贫困水平，这一直是常态。贫穷的起源无需解释，”索维尔在近著《财富、贫穷和政治》中写道。“需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创造并维持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私人问题上，他也很快注意到另一个被误解的待解释的事项。“86岁已经远超通常的退休年龄”，他在最后一篇专栏中写道，“所以问题不是我为什么辞职，而是我为什么坚持了这么久。”这两种愿景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在观察社会时如何定位待解释的事项。索维尔在《冲突》一书中写道：“信奉不受约束的愿景的人，寻求战争、贫穷和犯罪的特殊原因，而信奉受约束的愿景的人则寻求（维持）和平、富裕或守法社会的特殊原因。”




索维尔对种族不平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逆转了一个待解释的事项，后者曾主导主流思想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一个由天生潜力平等的各群体构成的公平社会，各种族在财富、职业地位、监禁比例和其他许多方面的结果理应是平等的。普遍存在的种族差异，要么被解读为各种族群体生来就不具有平等的潜力；要么被解读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前者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将种族差异归咎于基因差异，并以优生学作为对策。第二种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是政治左派的正统观点。拜登这类温和派民主党人指责美国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当被问到如何证明这一点时，他们的回答几乎总是指向白人和黑人在财富、监禁比例、健康和其他领域的统计差异。而隐含的前提——如果没有种族主义，统计上的平等将成为常规——很少被公开声明或遭受挑战。

索维尔的十几部著作，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力地挑战了这个前提。他验证这一假设的方法是，找到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不存在种族偏见的条件，然后看看实际结果是否平等。 例如，在法国裔美国白人和俄国裔美国白人之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这两个群体受到的偏见一样多——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很难区分。然而，俄国裔美国人每挣1美元，法国裔美国人只挣70美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索维尔的基本洞见是，这个问题问反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两个有着不同历史、人口统计、社会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种族群体会取得相同的结果呢？

索维尔还指出一种情况，有些少数族裔虽无政治权力，但表现要胜过那些压迫他们的多数族裔。 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东南亚成功的华人少数族裔。但他也写过欧洲的犹太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南美的德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和东非的印度人。也许最醒目的例子是日本裔美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日本农民，在1952年之前（除了在二战期间遭受拘留外），一直被法律禁止拥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到了1960年，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白人。

“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这句话一再被重复，以至于我们误以为这是一种解释。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比美国白人收入更高、考试成绩更好、监禁人数比例更低，这并不是神话。对此，最常见的解释是，这些群体来自原籍国的上等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两种观点承认得太多，解释得太少。首先，它无法解释日本裔等族群的崛起；也无法解释那些在世纪之交离开欧洲、并定居在纽约下东区的犹太人的成功。其次，这一论点含蓄地承认了自己试图反驳的东西：经济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教育和技能——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

人们可以反对说，美国黑人的经历是独特的，无法与其他其他群体相提并论。在美国，没有哪个种族像黑人一样被奴役、剥夺公民权、（被施加）私刑、种族隔离、禁止获得信贷、大规模监禁等。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前提是我们的分析只限于美国。索维尔的观点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国际视野。索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三部鸿篇巨制《征服与文化》、《移民与文化》、《种族与文化》，其中他考察了文化差异在世界历史的作用。索维尔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奴隶制——美国的“原罪”——自文明诞生之初就存在于各个有人居住的大陆。仅仅几百年前，各个种族要么被人奴役，要么奴役别人——通常兼而有之。优待政策是另一个例子。我们美国人委婉地称为“平权举措”的政策，在印度存在的时间更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中国和尼日利亚都有类似的政策。




这一切适用于美国吗？在小威廉·巴克利主持的《前线》栏目中，索维尔用一句话总结道：“我发现，世界上不曾有一个国家，因为采纳了类似美国对待黑人的政策（注：平权措施），而成功地使人脱贫。”也许美国的种族关系如此独特，以至于所有历史的、国际的比较都不适用。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能从世界各地和整个历史都适用的模式中学到重要的教训。

就像在种族问题上持有类似观点的其他人，索维尔遭受了无数的诽谤，尽管没有诉诸惯常的攻击套路，例如对种族主义、特权以及其他种种的指控。有人本该早点提醒艾丹·伯恩（Aidan Byrne），此人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客写了一篇有关索维尔的书评。无疑，伯恩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讽刺索维尔“对有钱的白人男子而言，说这种话很容易。”对这位倒霉的评论员，想不笑出声很难，但许多主流评论员与伯恩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通常记得在对别人人身攻击之前检索谷歌图片。今天流行的观念是，你的肤色、染色体、性取向和其他身份标记决定了你的想法。通常那些自认为思想最自由的人——号称“觉醒了”，而我们其余的人还在睡觉——正在套用最严格、最落后的公式。

对他们来说，索维尔这种人的存在永远是个谜。在他们的观念中，索维尔永远是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像索维尔那样生活的人为什么会持有他那样的观点。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期望一个如此聪明的头脑会屈从于陈规俗见（received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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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中美关系目前有多危险，那么我们必须要借鉴一下历史，看看当年美苏关系如何从盟友到敌人的。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正在发烧，莫斯科的严寒令他病得不轻。

这天，他收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财政部要求驻苏联外交团队解释一下，为什么苏联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一年，美国政府发现苏联像变了一个人，和那个在二战中关系火热的盟友大相径庭，苏联似乎非常在意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加入以美国为首的战后重建。

乔治•凯南本来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外交官，在驻苏使团中排名第二，一般这种电文轮不到他来回，但此时大使正好在办理离职，凯南相当于留守内阁。



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看完财政部的电文，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叫来大使馆的秘书海斯曼小姐，让她帮助自己写一篇回电。

凯南对海斯曼说：“今天你的手可能要受罪了。”

海斯曼小姐没有料到，接下来她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打下一份长达8000字的长文。

这封名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五一一号》的长电，通过分析俄罗斯人的民族性，苏联的民族、社会与经济、政治的情况和特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解读和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提出美国应采取的对苏政策方针。

凯南提出了应对克里姆林宫的基本原则：
由于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
当政者不愿与西方世界接触，以免国民了解真相；
而且斯大林深信，与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在二战之后把西方盟国玩弄于掌股之间。

乔治•凯南在长篇电文最后对美国决策者提出警示，“毕竟，在应对苏联communism挑战中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让自己变成了我们所需要应对者那样”。

这是一篇对历史影响深远的电文，从国务卿马歇尔到总统杜鲁门都认真地阅读全文，它在华盛顿的各政府部门被广泛传阅、轰动一时，引起了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美国对苏政策由此发生大逆转，马歇尔开始推行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美国介入希腊内战，击退了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军,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希共领导的国民军，在失去南斯拉夫支持后，最终失败。

同样是在1946年，39岁的约瑟夫·麦卡锡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了参议员选举，成为共和党一名国会新秀。

在任期的前几年，麦卡锡不显山不露水，只是发挥他的社交才能，在华盛顿各种酒会上出没，获得了魅力十足、平易近人的评价。

只是三年的隐忍不妨碍他成为二战后美国最出名的政治人物之一。1950年2月，他在一次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那篇震动美国的演说——敌在华盛顿。



麦卡锡

他声称有205个间谍藏在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国务院，在随后的听证会上，麦卡锡咬住了欧文·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虽然不是国务院官员，但他却是国务院依重的太平洋学会的重要成员。而太平洋学会是为国务院提供亚太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库。

但拉铁摩尔没有定罪，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无法在他身上找到间谍的真凭实据。

在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浪潮中，大量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民主党人或其朋友受到了指控，比如供职于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劳克林·柯里，财政部的哈里·怀特，战略情报局的莫里斯·海曼·哈珀林。



拉铁摩尔曾是蒋介石的顾问。

麦卡锡随后把整个运动推广到了军队、进步人士、知名学者、好莱坞、影剧界人士、工会工作者、中小学教师、联合国总部的美国雇员。

这便是在历史上被批臭了的麦卡锡主义浪潮。

但如果回到历史的现场，从1946年开始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观察美国政治的反共大转向，这里的逻辑无一不是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苏联在东欧的行动，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苏联在1949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及这些事件幕后苏联间谍的影响。

这一切加剧了美国对共产主义担忧，美国媒体反共倾向日益高涨，公众笼罩在红色恐慌之下。

抓间谍，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指控要有真凭实据实在太难，连已经确定了间谍身份的希斯最终也只能以伪证罪入罪。



罗森堡夫妇（左二左三）被指控为苏联提供了原子弹机密，两人因此被送上电椅，成为50年代初抓间谍的高潮，多年之后，维诺那计划证明其罪名成立。

若干年后，当苏联叛逃者以及维诺那计划曝光后，人们发现，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麦卡锡并没有错。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破译的苏联二战期间的电报中，阿尔杰·希斯、劳克林·柯里、哈里·怀特、莫里斯·海曼·哈珀林都榜上有名。

而阿尔杰·希斯和另一位在苏联KGB内代号“19”的哈里·霍普金斯（时任罗斯福的首席外交顾问）成为了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总统最重要的两位助手。

可想而知，雅尔塔协定是怎样谈成的。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前排左起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从1950年开始，美苏进入了全面冷战时代，一直到1991年苏联崩溃为止，美国奉行了长达40年的冷战战略。

在此期间，中国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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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鹿鼎记》真正的主角
原创 秋江独钓 行知无界 今天




一本书，如果真正看过，必然形成自己的观点，产生独有的感悟，而这些可能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我上学那会看过《鹿鼎记》，跟同学们谈起，发现自己的看法就很另类，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本书真正的主角是康熙。



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帝王的成长史，纵观这本书叙述的全部历史进程，韦小宝始终是那个韦小宝，康熙却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康熙。



韦小宝最初认识的那个康熙，也就是假称“小玄子”的小太监，当时是这样一种处境，他八岁登基，大权旁落，周围环境异常复杂，而周围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于是在宫廷政治重压之下产生逃避心理。



韦小宝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背景，很大程度上都是康熙潜意识的投射，我们可以看到，韦小宝身上每一点都与康熙截然不同。



康熙是天子，韦小宝出身妓院；康熙博学多才，韦小宝斗大字不识一箩筐；康熙做事讲究礼法，韦小宝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世上再也找不出如同康熙和韦小宝这样，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正常情况下，这样两个人完全不可能成为朋友。



然而，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想象中的朋友。



大家在现实当中的朋友，通常是志趣相投，性格接近，对自己或者有用，或者有趣。



而这个想象当中的朋友，却必定与自己截然不同，是个体寄托了自己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憧憬。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其实韦小宝这个人可能不存在，只是康熙想象出来的。



韦小宝代替康熙去做了那些，想做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在外面进行各种各样的冒险，与三教九流称兄道弟，甚至还能深入反清组织内部。



皇帝的婚姻都是被安排的，很难说其中有爱情，韦小宝却可以肆意追求自己的爱情，而且还追求到了七个。



友谊，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韦小宝是康熙另外一个自己，是康熙潜藏的“本我”。



韦小宝戏剧性铺久了康熙通往权力之路，可大家从书中不难发现，其实即便没有韦小宝这个人，康熙依然会成为千古一帝。



韦小宝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是最后选择急流勇退，因为他发现曾经那个温情狡黠的少年小玄子，已经蜕变成为杀伐果断的君王康熙，不再是自己童年的玩伴。



此时的康熙，不同于彼时的小玄子，他已经大柄在手，非常适应自己的帝王身份，并且乐在其中。



韦小宝很清楚的意识到，康熙不仅已经变了，而且也不再需要自己了。



当这段友谊，演变成了君臣关系，事实上也就画上了句号。



而正是最后的急流勇退，也证明了韦小宝终归不是虚幻的倒影，而是有着自己的人生。



但大家不要以为，我觉得康熙是真正的主角，那么韦小宝其人就没什么值得剖析的。



如果说韦小宝是康熙内心某种需求的投射，那么韦小宝内心的需求同样有投射，而这个投射的对象是陈近南。



韦小宝自幼在妓院长大，没有父亲，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就导致他有恋父情结。



陈近南对韦小宝的关爱，自始至终都像父亲一样，韦小宝在陈近南的身上，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其他人那种歧视，自幼缺失的父爱在陈近南身上得到代偿。



韦小宝加入反清组织多少有被迫因素，但对陈近南的爱戴却是发自真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韦小宝一生总是毫不犹豫的出卖别人，但最后却冒死也要救出陈近南，因为韦小宝不允许自己再一次失去父亲。



……



《鹿鼎记》这本书，值得细说的东西很多，我只是浅谈一下，而我在这篇文章之所以谈起《鹿鼎记》，是因为这本书知名度太高，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至于我要说的道理，在开篇已经阐明。



一个人真正看过一本书之后，结合自己的认知结构、生活阅历和性格，必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偏偏我们的教育体制，把一切都设计出标准答案，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答案，那么就拿不到高分。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11 10:2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13 16:22 编辑

北溟飞云
6月11日 18:06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倚天》俞三侠救人，真有眼力侠气，只救那怀有屠龙刀之人。尽管其人恶甚，也非救不可；其余那两个老者没刀，就任其翻滚于毒盐中，见死不救。
这正应了张松溪之言：若无屠龙刀，你还那么在意吗？[笑而不语] ​​​​

北溟飞云
6月11日 18:24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张翠山与三师哥一个鼻孔出气：明知殷素素是杀人凶手，仍然非救不可；虽与其结婚生子，一旦得知三哥为她所害，当即翻脸，杀心大盛！这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范例。践行者，乃是儒家之爱有差等，兄弟最亲，妻子次之，外人最次。[生病]

丐帮长老谋叛，乔峰为他们以血洗罪。只是执行命令的丐帮弟子，就死在乔帮主眼皮子底下，乔峰视若无睹。乔大侠，也是很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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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轻诋》第十八则

【解义】刘孝标注认为“未解简文诮许意”，意即不理解简文帝为什么要讥讽许询。其实，简文帝的语义不难理解。据刘孝标注引《邴原别传》记载，曹丕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在只有一粒药丸的情况下，如果君主和父亲同时得病，那么应该先给谁？大家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先给君主，有人主张先给父亲，邴原勃然变色说：“父子之道是最为根本的，不难选择。”因此，简文帝显然是认为许询所谓“举君亲为难”，是不明白父子之道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感叹以许询的才学，应该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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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溟飞云
54分钟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刘衍文云：在衢州中学读高中时，我和查君良镛有一年的同学之缘，不过在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他也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我俩相互之间却颇有些文人相轻。后来他以金庸的笔名撰写新武侠小说，名满天下，那些作品我却一本也没读过，倒不是老尚相轻，而是爱好转移，对韩非所说的五蠹之一的带剑者兴味索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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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笑道人
“在1967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鹰爪王》的书，繁体字，竖排版，忘了是谁写的，薄薄的27本，各自独立成章，像电视连续剧，同学之间换着看，看完就互相讲，也不按顺序。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燕赵双侠，两个黑衣老头儿，武艺奇高，每到关键时刻，两个黑老头儿就出来了，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有印象。可能它不是怎么有名，但是在我小时候它对我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这之后，我就成了武侠迷了。”——张艺谋
张艺谋埋下武侠梦的时候，已距离郑证因去世过去了7年。

49年以后，由于不能继续写小说，郑证因便迁居到了北京，在作家出版社、少儿读物出版社等单位讨了份编辑的工作。说是编辑，其实也只是校对工作。并没有署名工作记录留存。

51年的武训传大讨论、56年处理荒诞武侠图书的指示下，冯玉奇、刘云若和郑证因等人都统统划为了右派。郑证因下放到了河北保定，在河北文化学校做图书管理员。

郑证因终身未婚，也无养子养女。所以最后的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有效的档案记录。现在所有有关郑证因的记载，都来自于他去世前的邻居乡里口述：
“会点把式，无儿无女的怪人”。

1960年，郑证因死于保定家中。据称，数日无人收尸。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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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最好的回目当属《天龙八部》，五首本意词连着使用，读来应接不暇，着实精妙绝伦，回目本身直欲脱离小说本体而去，自立于艺术杰作之林。



第二好的回目是并列的两个，《笑傲江湖》与《倚天屠龙记》。前者是“短”，含蓄内敛，意味无穷，宛如一个修炼玄门正宗的内家高手。后者是“长”，全书四十回行云流水，畅通无阻，像极了武当派的太极拳剑，绵绵不绝，气韵悠长。



《倚天屠龙记》，柏梁体，是一种每句押韵的七言古诗，据说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群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后世遂有柏梁体之名。《倚天》的回目如“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炼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彷徨”“不识张郎是张郎”等句，单独来看，几无可观之处，但连起来却一气呵成，给人荡气回肠之感。一韵到底，绵绵悠长，贯通全书，甚有一种血脉畅通的快感，宛若练武之人被打通任督两脉，或如主人公张无忌终于练成九阳神功，滞涩全无。



再来看《天龙八部》，五首本意词《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的运用，让人惊艳，堪称完美，不但是金庸小说中最好的回目，且早已超越回目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五首杰出的长短句精品。需要说明的是，本意词指用词牌原本之意，故而这几首词没有题目，也不需要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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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南窗
4分钟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文史学人，如陈世骧、程千帆、金克木、冯其庸、夏志清、余英时、严迪昌、严家炎、陈洪、陈平原等，都嗜读金庸小说；但也有明确表示不喜或不读的。程毅中是觉得太浪费时间，邓云乡是老来兴趣转移，何满子是出于对武侠的刻板印象，认为金庸武侠是在给旧文化续命。因讨厌金庸小说而恨乌及屋的，则要数黄永年。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记2001年7月25日黄永年致刘影信，因章培恒文言及“金庸之流的武侠小说”和“金公的历史论文”，虽未寓目，但语颇不屑。

又2004年3月27日致扬之水信，因见《往事并不如烟》封底有严家炎语，谓“对拜倒金庸武打小说脚下之人，我本就看不起，看了这段更感到恶心”。[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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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承认世界上有比爱心更加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个小时，哪怕只在某一个特殊场合承认一下，那么任何一种损人利己的罪行都是干得出来的，而且干得心安理得。（托尔斯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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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办一个《兴风作浪的作家》综艺，毛姆一定能夺冠
故问学社 今天
应该没有一位作家，能像毛姆那样，凭一己之力搅动得上世纪整个英美文学界人仰马翻。



大家天天唾沫横飞地“吵架”。



——爱毛姆的人自然爱死了他，比如写《1984》的乔治·奥威尔，就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最喜爱和永不厌倦的作家是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狄更斯、左拉、福楼拜……但是现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萨默塞特·毛姆。”







再比如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也把毛姆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而据张爱玲的弟弟也透露：“《红楼梦》和毛姆写的她（张爱玲）顶爱看。”甚至她后来创作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读起来都有些毛姆的味道。



恨毛姆的人，恨起来也似乎不遗余力。



在这其中，英美批评界牛耳威尔逊，应能出任“反毛姆联合会主席”一职。



他直接把毛姆钉死在二流作家之列，虽然事后他坦白，自己没读过《人性的枷锁》《啼笑皆非》《刀锋》……







作家衣修伍德的炮火则紧随其后，称毛姆的小说让他想到贴满标签的旅行箱。



连毛姆通过写作获得了大量报酬这事，也成了批评家们的攻击点，说他一味迎合大众。



“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财神。”



面对如此撕裂的风评，毛姆本人也很委屈：



“我在等待一个人来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缺点，我的书却仍在那么多年里被那么多人翻阅？”







直到去世前一年，毛姆才从这些争议中释怀。



他说自己最大——甚至可说是唯一——的慰藉，就是每天收到全世界青年人写来的信。


“他们还在读我的书”，他为此感到骄傲。


毛姆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


“时代逆行者”，毛姆

久盛不衰，亦是毛姆


在毛姆传记作者特德·摩根看来，毛姆被戴上二流的帽子，主要因为当时的时代“群雄并出”。

与毛姆同辈的萧伯纳、福斯特、高尔斯华绥，都在试图改变传统写法。

继起的劳伦斯、乔伊斯、叶芝、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则创立了新的写作风格。

——但是毛姆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

他坚持用疏离的旁观者立场，克制地讲述故事。与此同时，戏剧创作教会了他言简意赅。

“我不再追求朱玉华章和余音绕梁，相反我追求的是平实与简洁。我感觉一个字也不能浪费。”


写作中的毛姆

也正因这份自己做得了时代主的任性，毛姆才写就了“用半页就让你落进他氛围里”的传说。

让一百年过去后，中国任何一家书店显眼的堆头上，仍然能看到《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人性的枷锁》、《面纱》的身影……




当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理想还是金钱的选择时，对爱情和婚姻产生困惑时，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时，总要重新拿起一本毛姆的书读。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表示: “一个经久不衰的畅销小说的魅力，不在于情节而在于趣味，前者可能影响发行量，但后者决定了重读率。”

而重读率，正是区别流行作家和雅俗共赏的大师的标志。


根据毛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面纱》剧照

村上春树就重读了几遍毛姆全集，刘瑜也常带其小说旅行：

“在三一学院教堂式房间里的沙发上，在伦敦青年旅社的床位上，在路边的小咖啡馆里，在来回的飞机上，毛姆是我唯一的伴侣”。


毛姆故事中藏着犀利的真相和思考，触动人心▲

“什么尤利西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大师”，我根本读不下去。总觉得那些“实验性”小说里，作者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似要从文字中伸出手来，使劲摇晃一面叫“个性”的大旗……”

“毛姆就特别不一样，他小说里技巧性、创新性的东西很少。语言非常平实、家常，甚至有些唠叨。但对我来说，这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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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刘衍文教授访谈录

文艺研究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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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文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刘衍文，1920年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上海诗词学会秘书长。少年时受日寇侵扰而失学，在逆境中刻苦自学，于东南各大报刊发表文字。曾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得入馆任职，编辑馆刊，撰写艺文目录提要。后长期从事文论教学与研究，讲授“文学概论”“古代文论”“中国文学史”“清诗研究”“文学鉴赏论”“《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著有《文学概论》《寄庐杂笔》《雕虫诗话》《寄庐茶座》，编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坛掌故事典》《现代作家书信集珍》等。与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有《文学的艺术》《古典文学鉴赏论》《袁枚〈续诗品〉详注》等。本刊特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唐玲副研究员采访刘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 一舟瀫水到申江

■ 唐玲刘先生好。今年正好是您的期颐华诞，首先祝您身体康泰！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很荣幸能就您的学术生涯的相关问题做一次访谈。常言道，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对于读书人而言，家学的熏陶同样重要，这等于提供了良好的早期教育，有助于其在学术上绝伦逸群。这应该也是您学术根基坚实的重要原因吧。

■ 刘衍文家学谈不上，家庭的影响倒是有的。家父维屏（藩炘）先生是家乡龙游凤梧书院的高材生。我幼时《四书》是由他亲自授读的，他平时喜欢吟诗作赋，常写文章刊登在龙游的报刊上，记得常用的笔名是“老笨”“竹本”“九二码子”“独柏庐主”“孤愤女士”等。抗战胜利，他与同学聚会庆祝，所撰之联“一纸投降书，全球共谱清平乐；两枚原子弹，薄海齐开德胜花”，一时传诵。他的诗文都散失了，吉光片羽，唯此一联尚存脑海。家父少时即喜购书、读书，初时尚为应举计，继则仅供暇时自遣。而我之读书成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家父见之，更是多方购求，于是家中书箧日多，其中且有如今不易寻觅之书，可惜都毁于劫火了。我还遵父命到其友廪生徐雨屏（旛）先生家去听授古文和数学，暇时则酷爱看侠客小说。家父的老师姜渭贤（炽周）先生来我家，见我正在读《七侠五义》，便考我“侠”是何义，我应声而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大为欣赏，嗣后就源源不断地从上海买书寄我。我在衢州中学读书时，对数理化毫无兴趣，喜欢的是舞文弄墨，也学父亲的样子，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前线日报》的《磁铁》、《东南日报》的《壁垒》、《浙江日报》的《江风》等副刊都曾登过我的涂鸦之作。廪生朱晚香（佩华）先生看后，教诲我说：“为学须有根柢，《左传》《诗经》有助作文，你该把二书熟读钻研才是。”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虽读过几本古书，但总觉得是明日黄花，新文学方兴未艾，才是应该致力的方向，因此并不以其说为然，直到进了通志馆后，才逐渐转变了看法。在衢州中学读高中时，我和查君良镛有一年的同学之缘，不过在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他也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我俩相互之间却颇有些“文人相轻”。后来他以“金庸”的笔名撰写新武侠小说，名满天下，那些作品我却一本也没读过，倒不是老尚相轻，而是爱好转移，对韩非所说的“五蠹”之一的“带剑者”兴味索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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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史航的微博：岁月真的是能洗去一切滤镜。
以前觉得我还是欣赏一些古龙作品的，比如《七种武器》，比如《白玉老虎》，我还擅自夸奖《白玉老虎》是一部最不像古龙小说的古龙小说。
这几天重读《白玉老虎》，上中下，我连上册都读不完。
不能想象我再读梁羽生会怎样，前几天还买了旧版的《冰川天女传》。。。
就看看封面就可以了，回忆杀，止步于此。

温瑞安，我当年着迷的是《逆水寒》《骷髅画》《杀楚》《大侠师徒》～～现在，也不太敢重读。怕缩水，怕化尘。

唯有金庸，除了《碧血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禁不起重读，别的都可以重温。《白》的贵重只在一个计老人之死和结尾那一段金句，《碧》的贵重是在阿九何铁手的人设而非具体情节，《鸳》没啥贵重的。
《书剑恩仇录》《连城诀》《越女剑》《雪山飞狐》都有华彩，
《侠客行》《飞狐外传》基本无憾，
《射》《神》《倚》《天》《笑》《鹿》，光芒亘古。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13 20:4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29 16:52 编辑

汪曾祺也显然很是重视阅读。以汪朗的理解，汪曾祺不写长篇小说，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不是很丰富，没有足够的素材，另外就是他对长篇小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篇小说无论从结构还是从表现手法上来说都不够自然，生活中都是一个个片段，不可能处处都那么精彩。短篇小说可以抓取吉光片羽，把它写得尽量精彩。长篇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架构，再往里面去填东西，加入各种各样虚构的东西。“而他认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都那么紧张，你跟大家说那么多废话其实没什么用。”汪曾祺显然也不喜欢读长篇小说，龙冬有一次和汪曾祺聊天聊到托尔斯泰，问他：“您读不读托尔斯泰啊？您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啊？”他说：“托尔斯泰，我也读不进去。”虽然如此，世人仍会觉得汪曾祺没写长篇是一大憾事。龙冬曾对他讲：“您写长篇，这是新闻。您干脆半睁半闭眼的说，我给您记录，或用录音机录下来。”汪曾祺答道：“不，我必须用笔写，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而以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高要求，或许就不是那么适宜写长篇了。再则，在汪曾祺看来，从小说本身来说，相比长篇，短篇小说更适应如今的时代。他也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把他那些短的小说或别的文章汇集成《汪曾祺别集》那样的几卷本袖珍本小册子，也自然更方便读者“吃”。

汪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汪曾祺不收那些经典大部头，也没见他翻过。因为原来生活条件不好，等生活条件好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翻那些大部头。“我们家经常就是《鲁迅全集》一本，《高尔基全集》一本，都是刚买了一本，后面就不买了。比较全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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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写过《伤逝赋》，怀念去世的妹妹，金庸用去做回目很贴切。
刘义庆（403年－444年2月26日）：鲍照（416年？—466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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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虽然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当然，他自己是不太承认的），但是却也被不少武侠小说作者视作先辈。

在张恨水的《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及过《啼笑因缘》的发表：
“稿子拿去了，并预付了一部分稿费。不过《新闻报》上正登着另一个长篇（此即指《荒江女侠》，见O不作为的笑道人），还没有结束。直等了五个月，《啼笑因缘》才开始在上海发表。
……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

——于是，在《荒江女侠》后，《啼笑因缘》应《新闻报》的要求，又加入了“张恨水擅长的”豪侠人物（关氏父女），满足了上海读者对武侠文本的偏好。
而侠气十足的关秀姑，成为了《啼笑因缘》里第一位出场的女主人公。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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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皮诺切特
原创 Janek Wasserman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昨天
哈耶克最具争议的政治参与发生在智利。哈耶克虽然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那样与皮诺切特（Pinochet）政权“同谋”，但他公开支持拥护市场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的强人，而反对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领袖。这凸显了体现于新自由主义计划中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1977年，皮诺切特（Pinochet）邀请哈耶克前往智利，这是在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暴力政变于1973年9月11日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权的四年之后。在哈耶克出访之时，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皮诺切特发动的镇压和谋杀。这些报道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议活动，与皮诺切特政权有关的知识分子，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公众愤慨的对象。最著名的是，维也纳计量经济学家格哈德·廷特纳（Gerhard Tintner）抨击弗里德曼支持智利的“纳粹”。几名对奥地利学派友好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警告哈耶克，他的访问将会引起巨大的反弹。但哈耶克还是去了。



这次访问给哈耶克留下深刻印象。他会见了政治家，商人和政策顾问。他称智利官员为“有教养的，理性且有见识的人”。在与皮诺切特的二十分钟的会见中，他讨论了无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 ）的弊端以及强有力的领导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哈耶克承诺将《法律，立法和自由》一书的摘录送给他，以帮助他重建智利社会。回到英国后，他写信给玛格丽特·撒切尔，敦促她进行类似的自由化改革。但撒切尔没有接受，因为她意识到皮诺切特为实施那些政策而采取的镇压性措施对她来说不适用。在随后接受圣地亚哥报纸《水星报》采访时，哈耶克重申了他对皮诺切特和以自由价值为名义的“临时”独裁的支持：



“好吧，我想说，我当然反对一项长期的独裁统治制度。但是独裁统治可能是过渡时期的必要制度。有时，一个国家必须在某个时期拥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权力。如您所知，独裁者有可能以自由的方式进行统治，而民主政体的统治完全缺乏自由也是有可能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一个自由的独裁者，而不是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个人的印象是，我们将目睹从独裁政府到自由政府的过渡，这对南美，比如智利是有效的。在此过渡期间，可能有必要维持某些作为临时安排而不是永久性安排的独裁权力。”



在支持自己的这一立场时，哈耶克给出的例子不仅有皮诺切特，而且挑出了葡萄牙的安东尼奥·萨拉萨尔（Antonio Salazar），英格兰的克伦威尔（Cromwell）和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尔（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把他们作为威权主义领导的典范。



如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和自由》中重复的那样，哈耶克认为只有坚强的领导人才能引入“作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和自由，清除杂质（impurities）之手段”的规则。没有规则，“无限”的民主国家就有沦为非自由的，民粹主义政权并最终成为极权国家的风险。但是，哈耶克未能解释为什么独裁者就不会在治理体系中加入“杂质”。



哈耶克在第二年继续在西方媒体中捍卫皮诺切特。他认为欧洲人对该政权有错误的印象。集体主义思想使国际社会对建立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的迫切需求视而不见。他还猛烈地抨击了智利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比较。甚至自由主义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也拒绝发表这些观点。但是，他的热情得到了智利人的赞赏。皮诺切特在1980年出台新的威权主义宪法时，他用《自由宪章》来命名它。与此同时，哈耶克从未放弃对他的支持。实际上，哈耶克加倍努力，在他的帮助下，他将朝圣山学社的区域会议带到了1981年的智利海滨度假胜地比尼亚德尔，也就是皮诺切特起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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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最佩服他！把他写进小说，为他一怒拔剑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昨天

▲1988版《八千里路云和月》





千万人是金庸的粉丝，那金庸是谁的粉丝？金庸在不同场合列举过佩服的人，今人不说了，单说古人，被提及相当多的是范蠡、张良、岳飞。范蠡是《越女剑》的男主，张良在《神雕侠侣》中林朝英的石刻上被提及到，有“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之句，作者表现得都很克制。到了岳飞这里，才暴露粉丝本性。



我做了个统计，金庸小说中提及岳飞的小说有《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碧血剑》《天龙八部》《卅三剑客》。



从少到多说起。



《笑傲江湖》第十四回“论杯”中，岳不群带着一家人来到朱仙镇，特意去看战争古迹，因为都姓岳，还颇为自豪。



《卅三剑客》中“秀州刺客”开头就是“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侵”，自然少不了岳飞的英雄身影。



《天龙八部》的“释名”中，迦楼罗的词条里提到岳飞，因为有传说，岳飞是佛祖身边的大鹏鸟转世。《说岳全传》第一回就叫“天遣赤须龙下界，佛谪金翅鸟降凡”。



金庸之敬岳飞，不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打call，而是带着深层次的思考和讨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



《射雕英雄传》通过岳飞说“忠奸”。《射雕英雄传》等于是《说岳全传》的续篇，价值观就是岳飞的忠孝，这是郭靖的品格底色，不同的是性格塑造。《射雕英雄传》开篇张十五说书就是说岳飞故事，而且提出了在当时比较新的观点，害死岳飞的不是奸臣秦桧，而是昏君赵构。



之后几乎每一回都会出现岳飞的名字，毕竟有大段故事是围绕《武穆遗书》展开，岳飞两个字是绕不过的，于是就会出现完颜洪烈频繁艾特岳飞的段落。新修版梅超风的往事如烟里，也提到黄药师的祖父一再为岳飞上奏折伸冤。黄蓉、郭靖到陆乘风家中，品评过岳飞的《小重山》。郭靖辅佐铁木真打仗，用了不少岳飞的战术，后来和铁木真反目，是用岳飞做榜样。我们说郭靖是儒家典范的大侠，其精神品格的参照就是岳飞，所以《射雕英雄传》也可叫《说岳后传》。



这个调子在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就定了下来，袁承志大概是存在感最低的男主，因为金庸暗线主人公是夏雪宜和袁崇焕。袁崇焕的设定就是岳飞的翻版，第一回中，张朝唐将袁崇焕比作岳飞和诸葛亮，文武全才，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小说之后还特意写了《袁崇焕评传》，袁崇焕和崇祯的关系，很有岳飞和赵构的影子，金庸对袁崇焕的推崇，更多是因为把袁看成是岳飞再生，有偶像光辉的加成。



《倚天屠龙记》通过岳飞说“生死”。小说中用到《武穆遗书》，自然也少不了岳飞，结局时候还用了岳飞的牛头山之战。实际上，早在第五回“皓臂似玉梅花桩”就有了关于岳飞的大辩论，辩论双方是谢逊和张翠山，这次的主题不是忠奸，而是生死。谢逊的观点是，不要一味惋惜岳飞之死，他是不愿意和奸贼为伍，为理想信念而死，所谓求仁得仁，又何苦之有。毕竟人固有一死，只要自己觉得重于泰山，虽死也无憾。



谢逊的观点和明教人诵念的“焚我残躯，熊熊烈火”是一个意思，不是将个人的生死归结于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殉道，从而使死亡超越了一般的现实意义，并带有了哲学意味，对岳飞的形象是一种深化和升华。



《鹿鼎记》通过岳飞说“进退”。韦小宝的文化知识都是听书而来，所以只知道猫头鹰、岳家军、大明英烈，他一说人的政治前途，就拿岳飞当例子，什么元帅、少保，面对打仗，也是觉得岳家军最为开挂，所向披靡。而拿岳飞说事最多的是天地会，玄贞道人很早就说“不做秦桧，也不能做岳飞”，施琅被郑家欺凌之后，归附清廷，面对陈近南的质问，直接就是一句“难道让我学岳飞”，意思是主公不仁，自己就要等死。陈近南也只能回复一句“不做岳飞，也别做秦桧”。



如果说之前金庸小说中对岳飞的选择是持肯定和赞颂的，那么到《鹿鼎记》已经有所质疑，陈近南身上就有岳飞的影子，后来死于郑克爽之手，也和风波亭之冤一样让人唏嘘，但更多已经传递出“不值得”的价值观，不是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而是理性思考的现实主义。所以《鹿鼎记》不像武侠，也可以从岳飞作为儒侠人格偶像的被质疑乃至坍塌窥见一二。



之后，金庸就很少如此频繁地为岳飞打call了，最后一次比较大的动静是封笔之后的二十多年，有条假新闻说金庸要写历史小说，且要为秦桧翻案，就有读者“向金庸先生进一言”，金庸也立刻撰文《论岳飞与秦桧》出来辟谣，列举大量证据表达对岳飞的推崇，也算是一怒拔剑了。



何止金庸，他的老友梁羽生也喜欢在作品中cue岳飞，包括《江湖三女侠》《萍踪侠影录》《狂侠天骄魔女》《瀚海雄风》《鸣镝风云录》《风云雷电》《武林天骄》等。所以，武侠迷们也要感谢岳飞，毕竟他给武侠人物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才会让作者塑造出那么多的侠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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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18 13:0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19 08:33 编辑

文艺批评 | 施东来：从《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到“秃鹫英雄传说”
施东来 文艺批评 2018-06-11
点 击 上 方 蓝 字 ，关 注 文 艺 批 评


内容摘要


由Anna Holmwood (中文名郝玉青)翻译的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第一卷于今年二月底在英国上市。这也是这部作品所发行正式的英译本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的图书市场上与读者见面，距1957年金庸开始在《香港商报》上连载这部作品已整整61年。



这次英译本由商业类出版社推出后，备受欢迎，至今已重印了七次。许多媒体曾惊呼小说中熟悉的武侠人物和武功招式被翻译成了奇怪的英文名字。这部作品究竟翻译水平如何？为了方便英语读者了解东方文化又做了哪些妥协？翻译策略如何让文学更好“走出去”？对此我们邀请英国牛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施东来进行了一次深度文本分析。



感谢《文学报》公众号授权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从《射雕英雄传》到英文

版“秃鹫英雄传说”

文|施东来







1

这并非是金庸作品唯一的英译本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金庸已有三部知名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发行：1996年Olivia Mok翻译的《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至2002年John Minford翻译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最后是2002年Gran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也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难发现，这三部作品的英译本都是由位于香港本地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大众市场上的流通量也不是很大，原因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类图书多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且定价偏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推出之所以受到了中英文媒体的普遍关注和报道，不仅仅是因为这部作品在华语武侠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因为这是金庸作品的英译本第一次被商业出版社选中出版。






本书的翻译安娜·霍姆伍德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并取得中文系硕士学位，之后旅居中国多年。在翻译金庸之前，她已经翻译过艾米的《山楂树之恋》（Love under the Hawthorn Tree）、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A Perfect Crime)，以及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






早在2012年，安娜就已经决定要将《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她很快就找到了有合作意愿的商业出版社，也就是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这家出版社与安娜的想法一致，也是想要通过发行价格较低廉的纸质本（本书售价为14.99英镑）来打开大众市场，让金庸这位华语世界读者数量最大的作家也可以流行于英语世界。据安娜在本书的介绍页中透露，麦克莱霍斯出版社已经买下金庸“射雕三部曲”（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英译本版权，计划将这三部作品分成十二册出版，每年发行一册。今年二月发行的第一卷是根据金庸在2002年的“新修版”翻译而成，共395页，覆盖了原著的前九章，从“风雪惊变（Suddenly a Snow Storm）”到“铁枪破犁（Spear Splits Plough）”。




作者金庸



《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从人物的名号、武功的招式，到其中的侠义世界观，无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再加上金庸先生的文笔风格杂糅了许多南北方言、四字成语，以及文言诗词，可以说是现代华语文学中最难翻译的作品之一。在此之前，金庸这个名字在英语世界中并不为学术圈之外的大众读者所熟知，不管是谁来翻译，都必然要面对巨大的压力。



华语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是：那些千奇百怪的武功招式、人名地名，还有江湖哲学都怎么翻译？这种“中华性(Chineseness)”强烈的文学作品真的能被翻译吗？下面本文就从这些核心问题出发，对这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效果做出一些评价。




英国《卫报》借用了麦克莱霍斯出版社的说法，将金庸比作是“中国的托尔金”



2

《射雕英雄传》变成了 “秃鹫英雄传说”？



首先，最具争议性的就是本书的书名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1: A Hero Born （直译：秃鹫英雄传说1：英雄诞生)。单看英文的话，这两个翻译并无过分突兀之处，只是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我们时常都会不由自主地以“原文至上”的观念将英文又迅速在脑中译回中文，以中文的文化体系又去重新理解这个译文。所以这里的“秃鹫英雄”看似简单滑稽，但其实这种滑稽的感觉已经是我们在一来一往的双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效果。如果由此就向不懂英文的中文读者解释说“射雕英雄”变成了“秃鹫英雄”从而让他们觉得翻译的质量不佳，那其实是很不具有反思性且不负责的行为。



其实，这个英文书名是安娜和出版社编辑经过一番详细商讨后的决定，他们还特地在书的末尾加上附录“秃鹫争议(Appendix II：The “Condor Controversy”)”来说明这个书名的来历和用意。“雕”这个字在中文语境中的指代意义较为笼统，泛指体型较大的鹰类，在英文中并没有意义特别重叠的词汇，再加上书中借成语“一箭双雕”来体现蒙古将士的英勇，不管怎么翻译，词义的流失和单字的拼接组词功能的削弱都不可避免。



安娜指出，中文字“雕”在一般情况下的确翻译成英文词“Eagle（鹰）”更贴切，但是故事中的黑雕白雕（以及后来《神雕侠侣》中出现的关键角色“雕兄”）的形体都比人们概念中的亚洲的鹰更加庞大，所以用“Eagle”的话会引起一些误解。这一点从金庸在书中对白雕的第一次描写就可以看出：




原文&译文

悬崖上宿有一对白雕，身形极巨，比之常雕大出倍许，实是异种。雕羽白色本已稀有，而雕身如此庞大，蒙古族中纵是年老之人，也说极为少见，都说是一对“神鸟”，愚鲁妇人竟有向之膜拜的。



（The white condors had made their nest at the top of the cliff. This pair were unusually large specimens of what was an extremely rare breed. The Mongolian elders called them divine and some foolish local women even came to pray to them. P.194）



除了这个翻译上的考量之外，附录提到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这个书名其实已经在英语世界的金庸读者群中被广泛使用，1983年香港TVB电视台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官方译名也是同一个，所以为了不给新老读者造成困惑，沿用这个约定俗成的书名是最好的办法。






3

用音译和意译来区分不同角色



与书名相比，《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名称则给了翻译更多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华语现代文学的英译，除非人名有特殊意义或者与故事主题形成某种关联的，一般都采用拼音音译。但是金庸的作品较为特殊，不仅人物众多，而且这些武林人士的名字或者称号都和他们的性格和武功特征形成一定的呼应，如果全数采用拼音的话，不仅容易因为“外文”太多而让英语读者记不住角色，而且也无法传递出原著人名设计的诸多巧妙之处。所以安娜在人名翻译上较为灵活，有的人名采用拼音音译，有的则采用英文意译，而有些带着各种奇异称号出场的武林人士，则采用音译意译混用。



与很多长篇经典名著的译本一样，《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本在书的开头提供了五页长的主要人物表，在读者进入故事以后，如果有需要联系上下文，或者一时想不起某个人物的背景，这个列表会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读者可以通过查阅列表来加深对人物的印象。



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看到，安娜对书中汉族人物的名字较少采用完全音译的办法，但对于蒙古族的人物，几乎全部都用音译来靠近他们名字的蒙古语发音（而非拼音），比如成吉思汗铁木真是“The Great Khan Temujin”，铁木真的小儿子拖雷是“Tolui”，小女儿华筝是“Khojin”。这样的音译体现了译者的认真，她的翻译成功复制了中文原著中对汉人、蒙古人、金人三个不同族群的区分，并且照顾到这些族群之间的复杂身份认同和关系。



相比之下，书中汉人的名字则多为意译和音译的混杂，如杨铁心是“Ironheart Yang（直译：铁心 杨）”、郭啸天是“Skyfury Guo（直译：天怒 郭）”、段天德是“Justice Duan（直译：正义 段）”、黑风双煞是“Twice Foul Dark Wind（直译：双恶黑风）”，其中的陈玄风被译成“Hurricane Chen（直译：飓风 陈）”、梅超风则是“Cyclone Mei（直译：龙卷风 梅）”。李萍和穆念慈的英文名则更有意思，分别是“Lily Li”和“Mercy Mu”，这两个单词都是常用英文名，同时又具有意译功能，实在是一举两得。



这些混合意译虽然不能完全复制汉字拼贴所产生的语感，但是至少比完全用拼音要高明许多，也能向英语读者传递出金庸取名的一些深意。比如段天德的名字翻译成“Justice”一来简单好记，二来也达到了金庸原著中对这个恶人的反讽效果——作为整部《射雕英雄传》第一个出场的反派角色，段天德是站在“道德”和“正义”的反面的。



相似地，“飓风”和“龙卷风”这样的名字虽然不完美，但是至少传递出这对夫妻中文名字的搭配感，并与他们来去无踪的绝世武功形成呼应。倒是“黑风双煞”的英译，也许可以在意译的前提上再有所精进，因为“双”在中文中既可以是“两个（two）”也可以是“两次（twice）”，在这个语境中应该更加偏向于指代黑风双煞是两个人的事实，在加上“Foul”这个单词在英文用法中首先让人想到“臭气”、“不道德”等意涵，缺乏“煞”字的锐利之感，所以黑风双煞也许翻译成“Dark Wind Twin Evils”会更贴切一些。



对于那些带着各种武林称号出场的人物，安娜也是选择尽量将称号全数译出：




原文&译文

东邪黄药师 – The Eastern Heretic Apothecary Huang



飞天蝙蝠柯镇恶 – Ke Zhen’e, Suppressor of Evil, also known as Flying Bat



越女剑韩小莹 – Jade Han, Maiden of the Yue Sword



千手人屠彭连虎 – Tiger Peng the Outlaw, Butcher of a Thousand Hands



灵智上人 – Lama Supreme Wisdom Lobsang Choden Rinpoche（意译加上音译，略显累赘）





译本对原著中千奇百怪的武功招式，也是采用类似的直接意译法：




原文&译文

九阴白骨爪 – Nine Yin Skeleton Claw



分筋错骨手 – Split Muscles Lock Bones



风卷云残 – Wind Disperses Swirling Clouds



懒驴打滚 – Lazy Donkey Roll



秋风扫落叶 – Autumn Wind Blows the Fallen Leaves



鲤鱼打挺 – Flying Carp





对于丘处机在故事一开始给两位男主角取的名字，安娜虽然通篇采用音译“Guo Jing”和“Yang Kang”来指代，但是在名字第一次出现时她也在原著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些解释：




原文&译文

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杨二哥的孩子叫作杨康，不论男女，都可用这两个名字。”郭啸天道：“好，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要记得二帝被虏之辱。”



Qiu Chuji sipped from his bowl of rice wine and thought for a while. ‘For Master Guo’s child I suggest Guo Jing, meaning ‘Serenity’, and for Master Yang’s Child, Yang Kang meaning ‘Vitality’. This will remind them of the humiliation of the year Jingkang, when Kaifeng was sacked and the Emperor captured by the Jin. These names can be used for girls just as well as boys. (P. 23)



从上面的英文译文可以看到，安娜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解释了“靖”和“康”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Serenity(宁静)”和“Vitality（活力）”——并且简短地交代了“靖康之耻”的历史背景，从而让读者可以明白丘处机拆词取名的深意。在英译本的末尾也有八页的词语注释，专门用来交代一些历史背景和文化事件，“靖康之变”也被囊括其中。这种把注解和正文分开的安排，减少了这些知识性的内容对小说情节推进的影响，同时也方便了好奇心强的读者查阅。




1983版的郭靖和杨康



4

“黄蓉”为什么变成了“黄莲花”？



与上文提到的这些花样百出的称号和招式的翻译相比，华语读者最在意和不解的，可能就是英译本把“黄蓉”写成“Lotus Huang（直译：莲花 黄）”一事。如果郭靖和杨康都用了拼音，那为什么唯独黄蓉要用意译呢？华语读者也许可以理解“Lotus（荷花、莲花）”这样的意译大概是出自“出水芙蓉”一词，但是“黄莲花”这样的名字放在中文语境中不免令人觉得很“土”。在这一点上，华语读者还是很容易陷入前面提到的“原文至上”的偏见，总是以“译文的译文”在中文语境中的语感去判断译文在英文语境中的表现。



其实，“Lotus Huang ”这个译法大有讲究，是结合故事情节需要而做出的。黄蓉这个角色是在《射雕英雄传》的第七章“比武招亲”首次出现，当时她是女扮男装成一个小乞丐然后结识了郭靖并与其成为“兄弟”，直到第八章“各显神通”中郭靖在城外的湖上再次见到女装打扮的黄蓉，他才意识到黄蓉的女性身份。所以“黄蓉”这个名字在中文语境中的读法和写法，都是黄蓉和郭靖之间的性别展演游戏的关键因素，直接衬托出黄蓉的俏皮和郭靖的憨厚木讷：




原文&译文

那少年微微一笑，道：“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郭靖笑道：“真是的，这倒忘了。我姓郭名靖。兄弟你呢？”那少年道：“我姓黄，单名一个蓉字。”郭靖道：“你要去哪里？若是回南方，咱们结伴同行如何？”



“I didn’t ask you your name,” he said and smiled.



“Yes, we forgot. My family name is Guo, my given name Jing. And you?”



“My family name is Huang, my given name Lotus.” His companion looked at him meaningfully, but Guo Jing did not know what a lotus was and thus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elation.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heading south; if you are going the same way we could go together. (P.175)”





对比原文，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翻译比原文多了一个句子，也就是在黄蓉说出名字之后多加了一句: “他的伙伴（指黄蓉）颇有意味得看了他一眼，但是郭靖从来不知道莲花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并不能理解这个信息的重要性。”安娜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原文中不存在的句子？而郭靖怎么会不知道莲花是什么呢？




1983版黄蓉



译者在这里的故意安排，真正的意图有二：一是要复制“黄蓉”这个名字的发音在中文语境中男女莫辨的效果；二是要复制“黄蓉”这个名字在书上被中文读者看到以后对读者理解此处情节发展的帮助。换句话说，在金庸原著中，郭靖之所以在知道黄蓉的名字之后仍然以为她是男子，是因为中文有许多同音字，只听到发音的郭靖，是无法即刻意识到黄蓉的性别的，但是作为金庸的读者，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都已经看到“黄蓉”这两个字了，加上此前书中对黄蓉的“女子气”有所暗示，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一层郭靖所不知道的信息。所以，这个情节在中文语境中可以巧妙地让读者进入“看好戏”的状态，加入这场黄蓉“调戏”郭靖的性别游戏，从而更加感受到黄蓉的调皮可爱和郭靖的憨厚淳朴。



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单纯的音译“Huang Rong”达不到这样的双重效果，而意译“Lotus”则马上能令他们知道黄蓉的性别，而安娜自己加上的解释，在故事情节上也是说得通的：郭靖此时第一次从蒙古草原来到中原，不知道“荷花”是什么也是非常正常的。从“黄蓉”到“黄莲花”的跨语言转变，关联到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以及读者的阅读体验等多重文学功能，正是本书最考验翻译功底的部分。



5

精简的翻译策略造就了英译本的最大优点



如果说英译本在人物名称和功夫招式的翻译上面选择了尽量接近原文，那么在翻译涉及故事情节发展的打斗场景时，安娜采用的多是分段，精简，或者省略的策略。



英译本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和戏剧性，常常会将中文段落拆分成好几段更简短的英文句子。除了要照顾到文学效果，这样拆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金庸的中文书写颇具文言色彩，通常都可以用很少的字数白描出一连串的动作和情节，但是翻译成现代英语的时候往往就显得十分冗长。例如第四章“黑风双煞（A Dark Wind Blows）”中江南七怪和梅超风在悬崖上较量的这一段里，郭靖的突然出现扭转了比武的形势：




原文&译文

韩小莹突然间“咦”了一声，只见在那急奔而来的人影之前，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在走上山来，只是他走得甚慢，身形又小，是以先前并没发见。她凝神看时，见那矮小的人形是个小孩，心知必是郭靖，又惊又喜，忙抢下去要接他上来。



她与郭靖相距已不甚远，又是下山的道路，但铜尸陈玄风的轻身功夫好快，片刻之间，已抢了好大一段路程。韩小莹微一迟疑：“我下去单身遇上铜尸，决不是他对手！”



Just then Jade Han cried out. There, climbing the hill, was a smaller figure, moving much more slowly. It was a child.



Guo Jing.



She ran to fetch him.



Guo Jing was not very far away now, but Copper Corpse was gaining ground. Jade Han hesitated. She could not possibly take Copper Corpse on by herself. (P.166)



这段译文乍一看的确省略了包括“人影”、“凝神”、“又惊又喜”、“轻身功夫”等在内的不少信息，但是译者通过简化这一连串的动作和心理描写，反而突出了这一情节的突发性和紧张感。安娜将郭靖的出现直接用一个分段来处理，在化繁为简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为下文郭靖刺死铜尸陈玄风而埋下一个更醒目的伏笔。




江南七怪



当然，这样的精简译法也不是没有弊端的，特别是用在金庸生动安排的武打场景上。金庸在描写武打场景时非常喜欢运用各类四字词语，还有用“如”、“似”等连接词构成的比喻，这些词块的运用让中文原文充满了节奏感，也正是武侠作品的“古风”或者说是“中华风”之所在。相比之下，英文译文的确无法完全重现原著的语言特征，只能通过省略许多细节，简化文法的办法来交代清楚动作的发生。如果译者选择将此类打斗场景中的细节一一交代清楚，则容易造成情节拖沓，而过于花哨的现代英语也会显得不太自然。



不光是打斗场景中的四字词语，原著中多处景物描写也是由文言味道颇浓的一连串四字词语堆砌而成，英译本在这方面的确无法重现原文的优美典雅，只能用粗略的意译来带过，例如第七章“比武招亲（For the Maiden）”中描写郭靖刚刚踏足京城所见到的繁华景象：




原文&译文

只见红楼画阁，绣户朱门，雕车竞驻，骏马争驰。高柜巨铺，尽陈奇货异物；茶坊酒肆，但见华服珠履。花光满路，箫鼓喧空；金翠耀日，罗绮飘香。只把他这从未见过世面的少年看得眼花缭乱。所见之物，十件中倒有九件不知是什么东西。



…the streets were lined with decorative red-brick buildings with painted doors, and crowded with ornate carriages. Merchants stacked their storefronts with a multitude of goods, the likes of which Guo Jing had never seen before, as the fragrance of tea leaves wafted into the street. Music hung in the air, colours, sounds and smells overwhelmed him. Guo Jing did not know which way to look. (P.280)



如果说场景描写还可以通过简化的办法来传递原文的基本信息的话，那么原著中时常出现的一些文字游戏则不可避免得被省略，比如第六章“崖顶疑阵（Combat at the Cliff）”中郭靖与完颜洪烈的手下在山上过招时，郭靖一时紧张说错了话，在紧张的对峙场景中造成了一定的幽默效果（comic relief）：




原文&译文

他跳出圈子，喝道：“你是谁的门下？为什么在这里送死？”郭靖横剑揑诀，学着师父们平日所教的江湖口吻，说道：“弟子是江南七侠门下，请教四位大姓高名。”这两句话他学了已久，这时第一次才对人说，危急之中，居然并未忘记，只是把“高姓大名”说得颠倒了。



“Who is your Master?” the man shouted….



Guo Jing maintained a defensive stance and answered in the dialect of the rivers and lakes as his Masters had taught him. “I am a disciple of the Seven Heroes of the South. And may I ask it is with whom I am conversing?” he managed to stutter. He had been practising such polite phrases for some time now, but this was his first chance to make use of them and his nerves had garbled them.



英文翻译在此处无法重现“大姓高名”这个“笑点”，所以选择了直接用“stutter（口吃）”、“garble（混乱）”等词来交代郭靖的紧张。另外，“江湖”一词在这里被直译成“the rivers and lakes （河流和湖泊）”也很有意思。



英译本的附录中还特地用了三页的篇幅简单介绍了中国江湖文化的来龙去脉。其实在本书中，“江湖(jianghu/the rivers and lakes）”、“武林(wulin/the martial world)”，还有“功夫（kungfu/martial arts）”等词都是音译和意译交替出现的，并且当音译的拼音词出现的时候都是用斜体来表示这些词的“外来性”。这样的混用其实并不会造成阅读上的混乱，反而有助于这些中国武侠概念在保留独特性的前提下进入英语体系。



总览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其中简化，省略的翻译策略也许会让一些金庸原著的忠实读者觉得惋惜。但是如果我们暂时忘记原著，而把英译本当做一本独立完整的小说来看待，这些精简的策略其实都没有对故事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产生任何消极影响。恰恰相反，适当合理地对原文较为花哨的地方进行精简，能大大增加英译本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对于想要将《射雕英雄传》打造成新兴畅销读物的商业出版社来说，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笔者也就这部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问题上面与另一位英国华语文学翻译家Nicky Harman（中文名韩斌）交流了不少，她也表示，评价翻译文学不可过分拘泥于小节，要注重整部作品是否传神地表达出了原著的语言风格和精神主旨。在这一点上，我们都认为《射雕英雄传》第一卷的英译本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翻译实践，它不仅以精炼的语言重塑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成长故事，而且保留了原著弘扬的江湖豪情和侠义精神。



6

文学“走出去”的多样性与民族性



讨论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和质量问题，说来说去都逃不开“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两者之间的平衡。所谓“异化”，就是指译文尽量贴近原文并保留其外来特征，而“归化”正好相反，是要让译文读来尽量自然不突兀，贴近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化习惯。像《射雕英雄传》这样现象级的武侠小说，如果因为对原著感情太深而过分“异化”，就很容易造成译文冗杂突兀，但倘若为了照顾目标读者而过分“归化”，又会让原著的独特性大大降低。虽然在我们的期许中，民族的就应该是世界的，但是在文学市场的驱动力下，“民族性”与“文学性”又似乎总是和“世界性”与“可读性”存在矛盾。在这样的张力中，好的翻译也是不断在各种对立中寻找平衡。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面世之所以非常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金庸在华语文坛的地位和其作品对华人文化的深远影响，更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华语文学英译市场发展趋势的体现，也很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近年来由刘慈欣的《三体》、麦家的《解密》等畅销英译本带动起来的华语类型文学风潮，为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更有创造力，更具多元性的中国文学视野。用哈佛教授王德威的话来说，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和它们的译本也是这样众声喧“华”的世界文学时代中不可或缺的声音。




第二卷英译本封面



的确，如果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样的视角看待金庸作品的英译的话，我们是有理由做出比较乐观的期许的。金庸是否会成为文学界的“李小龙（Bruce Lee）”？我为此特地询问了翻译安娜，她向我透露，她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在发行后的第一个月就重新印刷了七次，而且本书的销售量不仅仅来自英语地区，在德国、葡萄牙、芬兰、西班牙，甚至是巴西等地都有大批读者选购。其他非英语地区也可能会根据英译本翻译出更多种语言的译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可以看到，《射雕英雄传》的第二卷已经由香港译者张菁（Gigi Chang）翻译完成，准备在2019年一月底上市。与此同时，安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第三卷的翻译工作。



最后，笔者在中英文对比阅读的时候也的确发现了英译本当中的一些错误，在此提出，如果有新的版本出现，希望译者和出版社能加以更正。



第一，第八章“各显神通（Every Man a Mythical Skill）”中有一幕写到王处一在完颜洪烈的党羽面前用倒酒来显示自己精深的武学：




原文&译文

王处一右手提起酒壶，说道：“今日会见各位英雄，实是有缘。贫道借花献佛，代小王爷敬各位一杯。”右手提起酒壶给各人一一斟酒。酒壶嘴中一道酒箭激射而出，依次落入各人酒杯，不论那人距他是远是近，这道酒箭总是恰好落入杯内。



Wang Chuyi reached for a bottle of wine and said, “A toast, to my new friends. It is an honour!”



He sucked in mouthful of the wine and then spat it out into everyone’s cups, some half empty, some nearly full, each one filled without spillage. (P.320)



原文中酒明明是王处一用手从酒壶中抖射到众人杯中的，在译文中却变成了王处一用嘴吐到各人杯中，虽然同样可以显示他的武功厉害，但是这样的行为对一个德高望重的道士来说未免有失形象，也过于挑衅。



第二，第九章“铁枪破犁（Spear Splits Plough）”中有一幕写到郭靖与梁子翁以名贵药材豢养的红色大蛇搏斗：




原文&译文

又想那蛇失血多了，必减缠人之力，便尽力吮吸，大口大口吞落。吞得几口蛇血，大蛇缠力果然渐减，又吸了一顿饭时分，腹中饱胀之极。那蛇渐渐力弱，几下痉挛，放松了郭靖，摔在地下，再也不动了。



If he could make it lose enough blood, it just might loosen its grip. He kept clamping his teeth down harder, until he found it easier to breathe. A few spasms, and the snake dropped to the floor. Dead. (P.357)



原文十分清楚地说明了郭靖吸入了很多蛇血，与后面出现的梁子翁想要吸郭靖的血来要回蛇血的情节形成因果关系，而译文则只交代了郭靖“很用力地用牙齿咬”大蛇，这也许会让后面的情节读来略微奇怪。



最后，英译本的附录中有两处拼写错误。施耐庵的拼音被写成了“SHU NAI’AN”，而王重阳的拼音被写成了“Wang Chogyang”，这些错误虽小，但有可能造成读者的阅读混乱。



本文转载自《文学报》公众号






明日推送



赵 牧：侠 义 精 神 与 中 国 想 象

——论温瑞安早期的诗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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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巴尔扎克曾许愿，“早晚我要发一笔大财，或者搞文学，或者搞政治，或者经商，或者娶一位有钱的寡妇。”毋庸讳言，巴尔扎克身上有着极为世俗的一面，他一生都做着天马行空的发财梦，曾多次投身商业活动，却始终与巨富的人生失之交臂。

巴尔扎克的“黄金梦”跟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凭借个人奋斗做到市参议员；他的母亲出生于巴黎马雷（直译“沼泽”）区富商家庭，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1816年大学毕业后他不愿当律师，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两年之内，父母供应他每月120法郎生活费；两年后如果创作不成功，他仍须回归父亲友人开设的律师事务所。于是，巴尔扎克在巴黎的穷人区租住一间阁楼，每天只能靠三个苏（苏是当时法国辅币，相当于1/20法郎）的牛奶面包果腹。两年后，他的五幕诗剧《克伦威尔》以失败告终，父母无情中止了经济资助。但顽强的巴尔扎克没有妥协，而是选择写作为职业，期盼有朝一日能成为“文学的拿破仑”。



白天，他专注于阅读和写作；夜晚，他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左岸，混迹于工人中间——“当我倾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我能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身上穿的是他们褴褛的衣衫，脚下蹬的是他们的破皮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都进入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附到了他们身上。”若干年后，他将这一经历写进嘲讽“嗜金症”的小说《法西诺·卡讷》（1836）。在此期间，巴黎一帮文学青年模仿18世纪末伦敦“格拉布街”文人设立文学作坊，为书商炮制流行小说。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也加入其中——像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浮士德，他期望通过“卖文”实现人生抱负。


从1820到1825年，巴尔扎克以各种笔名参与或独立创作了十多部通俗小说。生计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艺术家的良知却让他饱受煎熬。他知道这类粗制滥造的“商品”，绝不会带来他所期盼的荣誉。他把这些作品称作“文学垃圾”、“文学粗饲料”，成名之后干脆拒不承认上述作品乃是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经济基础，彻底摆脱为金钱而写作的烦恼，他决定退出小作坊，正式投身商海。巴尔扎克本人一向对金钱、权力和女人着魔，热衷于这种“神圣的三位一体”毋庸置疑，通过宏大深邃的视野和精细入微的刻画，巴尔扎克的创作为小说这一体裁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使得小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力。在此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以及罗曼司）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相当的局限性。而巴尔扎克不仅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同时也扩大了文学的题材，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貌似与文学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



作为艺术品，他笔下的各类小说或许不够精致，但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它们所揭示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同时又比现实生活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此外，他还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将戏剧、史诗、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小说成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正如文学评论家所说，在他之前，小说一般归为通俗文学（悲剧才是高雅文学），是巴尔扎克“使它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上升为主流文学”。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与雨果并称为19世纪文坛“双子星座”。

巴尔扎克通常每晚6点上床，半夜12点起床，一口气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早上7点时沐浴更衣并稍作休息（这也是出版商来取稿件的时间）。他平均每三天用掉一瓶墨水，更换十个笔尖，可见用力之勤。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他文思泉涌，每天至少完成手稿近20页。有时候进入“疯魔”状态，则产出更为惊人：数十万字的《高老头》，三天之内一气呵成——由于严重缺少睡眠，导致他不得不饮用大量咖啡来提振精神，并最终损毁了健康。在这一点上，正如他的一位竞争对手所言：“巴尔扎克活在五万杯咖啡上，也死在五万杯咖啡上。”



巴尔扎克之所以如此忘我地投入工作，除了天才的灵感勃发，更主要的还是源于偿债的压力。为了讨好每一任情妇，他不惜花费重金，购置宝马香车，装修豪宅别墅——而他动用的往往是出版商的预付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他在写作方面却一向精益求精，不肯丝毫懈怠。他的每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十几遍，其中大部分是将清样推倒重来——据说稿酬相当一部分由此又重新回流入印刷商的口袋——使得他的发财梦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他的最后一任情妇汉斯卡伯爵夫人，之所以迟迟不愿答应他的求婚，正是出于对他巨额债务的担心（1850年二人成婚，5个月后巴尔扎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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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统治云南300年的传奇家族，亡于缅甸
史遗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最爱历史 ，作者最爱君




来源：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
作者：最爱君

元朝末年，兵荒马乱。

一个8岁孩子的家，毁于无情的战火之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也在逃难时病故。无家可归的他，只能流浪在陌生的濠州城中，靠乞讨为生。

朱元璋难以忘记，第一眼见到那孩子的情景。

那一年，25岁的朱元璋还是一个打工仔，刚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做了郭家的上门女婿，尚无儿女，也没有自己的军队。

战乱和饥荒，随时会夺走孤儿的生命。朱元璋和妻子马氏决定，将其收为养子。

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曾在淮西一带孤苦流浪，在乱世之中九死一生，自己好歹还有个小名重八，可这孩子，连姓名都没有。

从那一天起，他就叫朱文英。


▲朱元璋也有慈父的一面，倾心抚育养子。

朱元璋对这个养子视如己出。多年以后，定鼎中原的他回忆往事，仍饱含深情地说：“朕怜其孤且幼，特抚育如儿，夜卧同榻，数番鼾睡于朕怀。”

朱元璋将人生的第一份父爱，给予这个孑然无依的孤儿。

01

朱文英投入养父的怀抱后，渐渐成长为军中一员大将，18岁便随军出征，屡立战功。

在开创大明王朝的战争中，包括朱文英、李文忠在内的朱家养子们冲锋陷阵，万死不辞，堪称朱元璋的心腹大将。

洪武初年，朱文英被任命为大都督府佥事。年纪轻轻就在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可见深得朱元璋信任。

可在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已经儿女成群，自然要将江山传给血缘维系的后世子孙，皇室家族将不再有养子们的席位。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向朱文英摊牌，他问，朱文英，你到底是谁的儿子？

朱文英早已忘记亲生父母的姓名和容貌，只好说，自己就是陛下的儿子，沐陛下、母后圣恩如天地。

朱元璋反复地问，朱文英就一个劲地磕头，重复这句话。

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朱元璋听了也很感动，可养子身上流的不是自己的血，一定要他恢复原姓，就从这句话中取一个“沐”字，赐为沐姓。

从那一天起，他就叫沐英。


▲明朝开国名将沐英画像。

比起其他一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开国功臣，沐英无疑是幸运的。

朱元璋没有对他心生猜忌，更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让沐英家族成为明代唯一世守封疆的公侯，守护大明王朝3个世纪。

02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和沐英三员大将率领三十万精兵，平定云南的残元势力。

当时统治云南的是元朝梁王，名字特拗口，叫做把匝剌瓦尔密。

元梁王自恃云南山高地险，且手下有十几万军队屯驻于军事重镇曲靖，明军不敢轻易进攻，以为自己还能享几年清福。

不曾想，明军仅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就从湖南、四川等地打到了昆明，之后又趁胜追击，征讨大理，各地关隘接连失守，云南土著居民望风而降。

曲靖之战时，正是沐英向主帅傅友德献计：“元军以为我军疲于长途奔袭，尚未严阵以待，此时我军若突击前进，攻其不备，必定可以将其击破。这正是陛下所说的‘出奇取胜’战术。”

傅友德听从沐英的建议，对元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势。元军果然迅速溃败，仅曲靖一战就被俘2万多人。

元军大败，元梁王万念俱灰之际，带着妻儿老小乘舟逃入滇池。这位名字难念的梁王做人却很简单粗暴，在缢死其爱妃后，对随从们说：“我宗室，无降理。”之后，饮鸩自杀，为元朝尽忠。


▲大理古城。图源/摄图网

在进攻大理时，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也毫不退缩，将士们深深折服，紧跟其后，没有一个士卒敢落后。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全境平定。

明朝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置卫、所，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系统。

朱元璋还迁移一批中原大姓移居云南，当时，江南巨族富民一犯法就被他遣戍云南，以此充实云南人口。

据明代《三迤随笔》记载，明军初平云南时，当地人口只有7万多户，此后从江南、中原等地迁来的商贾士民多达20万户。

如此一来，朱元璋有了新的烦恼。

在给沐英等三将的敕谕中，朱元璋既为他们的工作业绩感到满意，又道出自己内心的担忧：
自将军南征，大军所至，势如破竹，蛮獠之地，次第底平。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以宽猛适宜。

朱元璋并非杞人忧天，云南远在千里之遥，地盘打下来，总要派人管理。此时，明朝迫切需要选派一个“名臣重望者”镇守云南，执行中央的政策。

这个人选，与朱家有着特殊关系的沐英再合适不过了。

平滇后的第二年，沐英班师回京。朱元璋向沐英提出这一想法，并关切地问：“官云南苦否？”

沐英从容答道：“云南不苦，四季如春，冬不穿袄，夏至温和。那里溪水清凉可口，喝多了也不会肚子痛。不过，臣还记得，打大理那天早上，将士心切，置生死于不顾，有百余将士打完仗后打了一裤的稀。”

朱元璋大笑，果然“儿子”还是靠得住。

云南，就交给你了。


▲云南佛寺。图源/图虫创意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到顺治四年（1647年），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入滇的两百多年间，沐氏家族十二世十六人，袭封黔国公、云南总兵官，掌握着云南的军政大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剑桥中国史》曾如此概括明朝对云南的特殊治理方式：

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慰司相结合的治理办法。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03

沐英初入滇时，周边民族与各地土司豪酋时常发动叛乱。沐英一手要进行建设，办学校、课农桑、疏浚水道，另一手还要带兵平叛，在云南各族人民中建立威信。

在征讨当地土司时，沐英曾面对上百头大象的围攻，由于火药装填太慢，明军先进的火器一时难以御敌。

身经百战的沐英便发明了著名的“三段击”战术，把火枪手和弓箭手混编，分成前后三队。大象逼近时，第一队的士兵集中射击，之后退到队伍后装填弹药，第二队、第三队相继跟上。

火炮劲弩齐发，土司的象兵损失惨重，连连败退。沐英在这一战中生擒了37头大象，都够开几家动物园了。

几番征战，云南土司被沐英管得服服帖帖。

随着云南人口增多，吃饭成了问题。沐英为此在云南大力发展屯田，他曾上疏朱元璋：“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沐英命军士一边戍守，一边屯田，从江南、中原等地迁来的大批人口也加入其中，此后十年间，云南屯田总数百万余亩。

到宣德年间，云南官员上奏，云南的粮食已经完全满足军需，还有大量盈余。

史书记载，沐英为人宽宏沉毅，居贵不骄，没有什么不良爱好，唯独喜欢养马，将马称为“暱友”，爱马之心丝毫不逊色于当代“猫奴”。

沐英主政云南期间，多设马场，大力推行马政。有明一代，云南的战马储备充足，还大量输送到省外，为明朝的军备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此之外，沐英还组织云南军民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招揽商人入滇发展商业，选拔儒生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这也难怪朱元璋在听到养子在云南的政绩后，夸赞道：“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沐英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与沐英感情深厚的太子朱标突然去世，沐英伤心欲绝，哭到呕血，最终在云南病逝。

消息传来，朱元璋悲恸不已，命沐英长子沐春奉柩至京师，追封沐英为黔宁王。

一路上，“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缁黄、髫白，莫不奔号其门、泣语于路”，“云南父老、蛮夷酋长，莫不流涕请立庙”，为沐英号泣送葬的人多达数万。


▲黔宁王沐英画像。

沐英死后，其子沐春、沐晟先后接任镇守之职。

沐春上任前，朝中群臣提出，应该先“试职”，以观察其是否称职。

朱元璋立马翻脸，说：“儿，我家人，勿试也。” 随后命沐春走马上任。

沐英骤然离世，朱元璋唯恐西南生变，好几次当着朝臣的面叹息。

可是，沐英的儿子们继承父志，在上任后依旧将云南打理得井井有条，政绩不亚于其父。

朱元璋看了云南来的奏疏后，心情顿时舒畅，说：“西南得人，朕无忧矣！”

04

天高皇帝远，沐英家族作为封镇一方的诸侯，手握一个世袭的“肥差”，日子过得美滋滋，鼎盛时期“珍宝金贝充牣库藏，几敌天府”。

最终摧毁沐家的，正是这样一个幸福富足的安逸环境。

自沐英次子沐晟受封黔国公后，随着岁月流逝，沐家逐渐走下坡路，沐英后人耽于享乐，腐败堕落，不思进取。

沐王府害民敛财、骚扰地方、奸淫亲嫂、谋兄财产之类的丑闻屡见不鲜，放在今天也许可以经常上《今日说法》。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处分了为非作歹的沐英八世孙沐朝弼不久后，派邹应龙出任云南巡抚，整治勋旧违法乱纪的现象。邹应龙因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天下闻名，这位能臣刚上任就接到一桩陈年旧案。

云南府城近郊两个小村庄的村民共92人，控告沐氏勋贵霸占水源，勒索村民，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四十多年。

四十年来，云南布政司官员不敢得罪沐家，以至于此案积压多年，村民反复告状都无人审理。

邹应龙雷厉风行，马上展开调查，发现村民所控属实。于是作出公正裁决，按沐家田庄和民田的实际用水量，开出宽窄两道水沟，立下界石，不准沐家多占。

为了防止沐家耍赖，邹应龙还特意命知县撰文刻于碑上。一旦再起争端，村民可以“印碑赴告”，不用害怕沐家的权势。

邹应龙这么刚的地方官实属少见，大部分官员对沐家的不法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沐家手里可还掌握着军权。

崇祯年间，徐霞客游历到云南，曾记载一桩沐家家奴肆意欺凌百姓，激起公愤的案件。

案发后，巡按余瑊公正无私，迅速将这名家奴逮捕。


▲徐霞客游历云南期间，记载了一件沐王府作恶的事件。

可还没等审案，怒不可遏的沐英十世孙、黔国公沐启元就带着一支军队包围了巡按公署，还调集火炮进行威胁，并抓来数十个官吏进行毒打。

余瑊慌了，又不敢反抗，只好上奏朝廷，请求调停。

蛮横无理的沐启元根本不把朝廷旨意放在眼里，更加无法无天，几乎要把官署炸了。

沐启元的母亲宋夫人担心儿子惹祸连累全族，哭了三天三夜后，狠心将他毒死，由他年幼的儿子沐天波袭爵，事件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崇祯元年（1628年），年仅10岁的沐英十一世孙沐天波因家庭变故，被扶上黔国公之位。

这个髫年无知的末代黔国公，接过的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烂摊子，要面对的，是沐王府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云南历史建筑。图源/图虫创意

05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迎来末日，又是一个乱世。

张献忠的大西军在四川声势浩大，引发云南、贵州两省官民恐慌，也让沐天波心急火燎。

为抵御大西军，沐天波派遣武定参将李大贽到前线布防。

这个李大贽，胸无大志，还有勇无谋，经常跟隔壁的元谋土司吾必奎闹矛盾。此次出兵，就顺便侵袭吾必奎的领地。

吾必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怒之下起兵叛乱，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吾必奎叛乱后，沐天波和云南巡抚传檄各土司讨伐吾必奎，却没想到，参与围剿的土司中有一个图谋不轨的野心家——沙定洲。

蒙自土司沙定洲一直垂涎沐王府的财富，每次沐天波的门客跟他夸耀沐家金银财宝之多，他哈喇子都快流一地了。

沐家到底多有钱？

据统计，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经过多年的巧取豪夺，沐府庄田已经有八千余顷，约占当时云南田地的三分之一。

沐府中的珍宝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石青、硃砂、珍珠、名宝、落红、琥珀、马蹄、紫金，装以细筏箧。每箧五十斤，藏于高板库。每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库，他物称是。八宝黄龙伞一百四十执。”


▲云南风光。图源/摄图网

当沙定洲的军队到达省会昆明城外时，吾必奎的叛军已被消灭。可沙定洲硬是不肯撤兵，而是里应外合，趁着城防空虚攻入城中，率部对家资富厚的沐王府进行劫掠。

沐天波这才知道自己引狼入室，但为时已晚，只好听信属下谗言，一个劲往城外跑。

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来不及逃跑，决心赴死，说：“吾辈皆命妇，不可为贱污。”说罢，与其余未能逃走的家人举火自焚而死。

沐府的军队本来还在跟沙定洲所部展开巷战，一听说老大跑路了，纷纷作鸟兽散。不得民心的沐家，早已不复昔日威名。

沙定洲轻而易举地占据省城，以及沐府的所有财宝。

06

之前，一同被派往围剿吾必奎的土司，还有石屏土司龙在田。

龙在田和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素有交情。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已进军贵州。

龙在田便派人抄小路去见孙可望，请大西军为沐家报仇，说：“借大义来讨伐贼寇，全省可定也。”

孙可望就诈称沐天波的小舅子请兵复仇，派李定国带领大西军攻入云南。沙定洲本来就只有三脚猫功夫，遇上李定国这级别的名将，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没过多久就被抓回去剥皮处死。

沙定洲的叛乱历时近三年，在他盘踞昆明期间，云南死于战乱的百姓多达30多万（“定洲据省城逐黔国，流毒两迤，先后死难者三十余万人”）。

叛乱平定后，云南巡抚吴兆云亲自迎接大西军进城，昆明老百姓还在门外设香案，表示热烈欢迎。

孙可望写信给沐天波，让他放心回城，仍以勋贵之礼优待。当然，云南的军政大权，从此就不再属于沐家了。

1649年的元宵节，昆明城中张灯结彩，一如往年，呈现出一片和平的假象，似乎没有人记得大明亡了，也没有人在乎统治云南的到底是谁。

这座城，多了一个伤心的人。


▲云南昆明民族村。图源/摄图网

不久之后，另一个伤心的人也来到云南。

1656年，李定国与老大哥孙可望决裂，擅自从安龙迎接南明永历帝入滇。沐天波因世代功勋，成了名义上的百官之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

此时，清朝大军正向云南浩浩荡荡涌来，云南的残兵无力抵抗清军的攻势，心力交瘁的李定国也不复当年勇。

败局已定，沐天波与永历帝再度踏上逃亡之路，一路南下到缅甸，请求避难。

进入缅甸后，缅甸人素来敬重沐王府的声望，一听说威震一方的黔国公来了，纷纷前来参拜。

沐天波感受到沐英家族的最后一丝荣耀，紧接着的，是缅甸王室对他的羞辱。

永历帝一行人在缅甸漂泊一年多，夜郎自大的缅甸王态度越来越恶劣。最后，南明君臣竟沦为客囚，受尽屈辱。

缅甸有个风俗，每年八月十五要求属国前去朝贺。

缅甸王逼迫沐天波到场，命他以臣属的身份朝贺，以此向其他小国炫耀。

按照惯例，沐氏除了镇守云南外，还要负责与周边藩属国打交道，地位尊贵。小国见了他们还得点头哈腰，不敢轻易得罪。

如今，缅甸王迷之自信地表示，看，当年镇守云南的黔国公，也只能跪在我的脚下！

1661年七月，当吴三桂大军向缅甸索要永历帝，并声称要过江屠城时，缅甸王不敢违抗，只好把永历帝卖了。

缅甸王就跟南明君臣撒了个谎，请永历帝渡河，同饮咒水盟誓。这是表达双方友好的一个仪式。

永历帝知道其中有诈，可客随主便，无奈之下让沐天波等官员作为代表前去赴约。

沐天波等人一到场，缅甸埋伏的士兵一齐杀出，将南明官员们团团包围。擅使流星锤的沐天波还殊死抵抗，击杀了十余个缅甸兵后才遇害。周围的南明官员见状，也纷纷拿起木棒，或夺士兵之刀反击。

最终，在场的南明官员全部遇难。

畏惧清军的缅甸王，将孤立无援的永历帝献上，送往云南。永历帝最终成为吴三桂向清朝献媚的“工具”，死于这个明朝叛臣之手。


▲颠沛流离的永历帝朱由榔（剧照）。

攻入云南的吴三桂为巩固统治，疯狂地追杀沐氏家族的其余成员。

一个统治了云南三个世纪，曾经煊赫一时的传奇家族，就此烟消云散。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清]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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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杰：为什么说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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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



“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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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行角度解读《红楼梦》人设——王爷与女主
原创 凭栏翠袖 凭栏望远 昨天
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



五行强调整体，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及转化关系。阴阳是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五行是原始的系统论。五行的意义，包涵借着阴阳演变过程的五种基本动态：水（代表润下）、火（代表炎上）、金（代表收敛）、木（代表伸展）、土（代表中和）。



后人根据对五行的认识，又创造了五行相生相克理论，这个理论主要在“五行生克”定律上面。



相生，是指两类属性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克，则与相生相反，是指两类不同五行属性事物之间关系是相互克制的；具体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从方位和颜色上看，东方属木为青色，西方属金为白色，北方属水为黑色，南方属火为红色，中央属土为黄色。



《红楼梦》中的人物设定也暗合了五行的规律。



四大郡王的五行
林黛玉进贾府第一天，就在荣禧堂看到了东平郡王穆莳给贾家写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当初四王八公跟着太祖打天下，这四个郡王都是异姓王，如同关张之于刘备，因为功劳大，所以被皇帝视为兄弟，封了王。曹雪芹设计他们的姓氏时，按照五行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四个姓。北方主水，所以北静王姓水。东方主木，这位东平郡王就姓穆，可以推测，西宁郡王必然姓金，南安王应该是姓霍。



东王穆家，是贾家的同僚、战友，又是同乡，这在四王之中是独一无二！能给贾家正堂写对联，说明穆家与贾家交情非同一般。而后边说是世教，弟。世教就是世交，说明这位穆莳王爷，并非是贾源那一辈，而是贾代善那一辈了，他自称是“勋袭”，自然是从父辈袭下来的，因为父辈之前他家还不是王爷。这个“弟”的谦称，应该是指着对应代善，尊代善为兄。



这说明，在代善（也就是宝玉爷爷）在世时，贾府与东安郡王府的关系是通家之好。书中北静王和南安王府虽与贾家来往密切，但也没到这种兄弟相称的地步。这幅对联应该是写在贾家极盛之时，当时因为有东王的支持，贾家在政治上一帆风顺。



五行中，东方属木，木生火。贾家祖籍来自南方，所以，可看作是火的属性。当东平王府与贾家交好时，贾家是兴旺发达的。



然而我们看到的原著描写中，东王府与贾家几乎没什么往来，秦可卿丧礼上，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以及北静王本人都亲自来吊唁，而东王府只搭了祭棚，没有主人来。



到了贾母八十寿辰时，来贺的权贵中主要是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可见，四王之中，南、北与贾家过从最密，东西较疏远。尤其是东王府，与贾府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往来。



这暗示着贾家已经失去了能生旺他们的力量，贾家的败落是大势所趋。至于东平王府为何与贾家断交，详见我的《生活态度高度一致的贾母贾赦母子分居背后的难言之隐》一文。



作为同样是火的属性的南安郡王与贾家交好，有点儿抱团儿取暖的意思。而北静王与贾家的交好则绝非吉兆，因为北方属水，水能克火。



北静王在政治上野心颇大，表面寄情风月，实际在家中聚集了不少名士高人以图大业。他也有意拉拢贾家，然而宝玉年幼无知，无心仕途，贾珍等人则只知高乐，也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



北静王渐渐发现贾家人物都不堪大用，唯一可用的王子腾又忠于皇帝。他就逐渐把四大家族视为弃子。当权力斗争的火焰燃起，骑墙观望的贾家很快会成为遭殃的池鱼。





四位小姐的五行
贾府四姐妹的个性，有如四季的特性。



元春是春天般的个性，她积极进取，热衷于争名逐利，为家族获取荣耀，直到觉得“高处不胜寒” 。



迎春是夏天一样的女子，她所居住的缀锦楼是花团锦簇，紫菱洲适于夏天观赏荷花，也是永昼敲棋的好去处，她本人的个性也象“桑拿天” 一样，闷热粘腻、令人不爽。



而探春则象秋天般成熟爽快，冷静智慧，所居住的秋爽斋也是秋景最佳，种有芭蕉和梧桐 。



到了惜春，她的个性则归于彻底的清冷孤寒，甚至冷酷无情，就象天寒地冻、万物寂灭的冬天。她居住的暖香坞也暗示了她所属的季节。



春夏秋冬四季，正好对应五行中的东南西北。



所以，以此类推，元春是五行中的木，主东方。东方在四个方位中是最尊贵的，元春在贾府四姐妹中，也是地位最高贵的一个。她嫁给皇帝，成为贵妃，为苟延残喘的贾府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虽然元春的宫廷生活并不快乐，但是对她来说，为家族争取荣耀已经成了一种惯性，甚至可能成了一种志趣。所以才会有“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她。她给大观园题诗曰：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这是说大观园，也是说她自己如今的地位和贾家如今的声势，是经过多少人多少代的努力积淀下来的。又说“天上人间诸景备”——这一句究竟还是透露了些许得意之色，跟原来牌坊上挂的“天仙宝境”其实是异曲同工的意思。元春心里还是很激动很得意的，她终于不辱使命，为家族赢得复兴走出了完美的第一步，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所谓东风，就是家族中的男性人才。历朝历代外戚专权都需要里应外合。武则天虽能干，还是要找侄子武三思作帮手，杨贵妃虽然据说是“看女却为门上楣”，但是也必定要有杨国忠这个好哥哥才行。



可惜贾家男子中没什么能提起来的人。贾敬是指望不上，贾赦是好事不干坏事做绝，贾政是个迂腐平庸的好好先生，贾珍是只图享受人品低劣，贾琏虽然是外务上不错，但能力和才学也有限。也许这就是贾元春为什么寄托了那么大希望给宝玉的原因吧？她深知君恩难测，自己得宠只是一时，裙带关系未必能长久可靠，只有迅速扶植起贾家新生的政治力量才能真正重振家声。



元春这块木，需要有水才能生旺。贾家男子中唯一属水的，是贾珠，因为珍珠出自水中。可惜贾珠早逝，元春失去了助力。



贾家这盆火，在失去了东平王府的生旺之力后，因为有了元春这个新的“木”而得以在衰败前呈现了一段短暂的繁华。可惜后继乏人，没有水来生木，导致木的早早衰竭。等元春死去，贾家则失去了保护伞。元春给贾家带来的火，只是瞬息的焰火，“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迎春是五行中的火，可以说，迎春这火，也是贾家这盆火的缩影象征。迎春是四个小姐之中最软弱无才的一个，无论是作诗还是猜谜行令，她都是表现最差的那个。而且，迎春深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每次遇到问题，她的态度总是逃避。



邢夫人的侄女岫烟被安排与迎春同住，以便互相照顾，结果反而生活得更惨。迎春手下的丫环老婆本来就缺乏管束、刁蛮不堪，于是纷纷就此闹事，要求小姐们给零花钱，迎春也无力约束。岫烟跟着迎春，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而要自己当掉绵衣换钱花。对于犯罪受罚的丫环司棋，迎春也只能任凭她被赶走，自己一句话也不敢说。虽然她心里感激王夫人的照顾，但在其受到贾母冤枉时，也是吓得一言不发，倒是探春勇敢出头为王夫人辩解。迎春奶妈偷了她的金凤钗去赌钱，她也不敢索要，反而任凭奶妈的儿媳妇来自己房里大闹。



迎春是个老实人，但“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 。无论别人待她厚薄，都不会得到任何报答或惩罚。她并不以自己无能、没有决断为耻。她对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因为许多男人尚且无能，何况于她一个弱女子？这种不求上进的温吞心态，也正是贾家整体的状态。迎春的软弱无能，照应了贾家无法兴旺发达。



探春在五行中属金，她具有金属的冷酷和犀利。她擅长书法和诗歌，性格大气爽朗，并且具有管理的才干和胆识，能把大观园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力主大观园经济改革。她能当众替受冤的王夫人辩解，也能为家族命运担忧、旗帜鲜明地反对抄检大观园。



探春满心渴望着外面的世界，梦想自己能变成男孩，离开这个日益腐朽没落的家庭，到外边去“立一番事业”，自由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且决定自己的命运。“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可见在探春的心中认为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却也薄命。贾府是火，火克金。探春这个金，在贾府没有前途，只有煎熬和毁灭。最终，为了家族利益，贾家把探春嫁给倒霉的王子，送去海外番邦做人质。从此离开故土，失去自由。



金生水，探春的命运警醒了惜春。惜春是五行中的“水”。惜春在贾府三艳中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各种场合下，她永远都只是个小小的配角。



惜春擅长绘画。但贾母只把她的爱好当作人前卖弄的资本，一会儿要她画大观园行乐图，一会儿要她画宝琴立雪。本来是随兴而发的风雅行为变成了充满匠气的命题作文，惜春在接受了贾母派遣的画画工作后，借机提出请假一年、不参加诗社活动的要求。李纨探春等人都不愿批准，倒是聪明的黛玉帮她说情，热心博学的宝钗帮她出主意，想办法尽快完成绘画任务。黛玉的母蝗虫笑话引起大家一片笑声，而宝钗的多知则令姐妹们赞叹不已。本是要讨论惜春请假的问题，现在改成了林薛二人的表演舞台。出色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目光的焦点，而小妹妹惜春则永远无法引起关注。用朱自清的话来说，就是“热闹是她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





惜春的心中常怀着这样深刻的落寞，强烈的自卑也导致了她强烈的自私与自尊，形成了冬天一样严酷无情的个性，连探春也说“我们再傲不过她的” 。因为长久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她也变成了一个不关心别人，不为别人着想的人。



当她的丫环入画与自己的哥哥私自传递东西事发后，她立刻要求凤姐和尤氏马上把她带走，“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 。对亲人就更不客气了。她主动对尤氏摊牌，要求与东府划清界限。



她是贾家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有兄弟姐妹的悲欢离合都在她成人之前上演完毕，成为她的前车之鉴。惜春勘破三春，也看破了红尘，在被命运拒绝之前，抢先拒绝命运，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惜春不想再重复姐姐们的悲剧。她选择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托于青灯古佛，宁可在永远的寂寞中寻求心灵真正的平静。



惜春这个水，在探春的命运明朗之后，终于入了冬，结成了冰。水能克火。惜春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贾家很快也就完了。



四大女主的五行
除了四王和四春，各位女性主角也各有五行。



东方属木，也是四方之中最尊贵的方位，属木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第一女主角林黛玉。林是双木，黛玉前世是绛珠仙草，自称草木之人，她的生日是“花朝”，惜花、葬花，居处是有大片竹林的潇湘馆，符合青色的特征。木在东方文化中代表着智慧，黛玉最迷人处是她的“灵窍”，她的聪敏、才智使得她卓立群芳，也使得她比别人更加敏感脆弱。



属木的人往往兴趣广泛，且善于说服别人，但是做事容易急于求成，容易走极端。黛玉的性格确实有点极端，喜欢说“死”，属于宁折不弯的个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枝独秀的林黛玉自然无法避免林花谢春红的结局。



林黛玉夜宴抽中的花签是芙蓉，原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东风指代什么，书里没有明说，应该是指某种上层的浩大势力，也许是封建家长也许是皇权之类。值得注意的是，黛玉诗词中提到东风都是带着怨气的，比如“凭栏人向东风泣”“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淹留。”，提到西风倒是“倦倚西风”，可见西风是可以倚靠的。东方照应的是春天，黛玉生日是二月十二，是春天的开始，黛玉的眼泪是“春流到夏”，应该是亡于春末夏初。



西方属金，属金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薛宝钗了。宝钗有和尚给的金锁，而且肤色雪白，符合金的特色。金对应的是秋，有收敛的含义，符合宝钗的冷静理智特点。宝钗除了红麝串和内衣性质的红袄，似乎没有穿戴过什么暖色调艳丽的服饰。她所吃的冷香丸所需要的药料包括四季花蕊，也都是白色花。宝钗提到东风是“东风卷得均匀”“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提到西风就是“怅望西风抱闷思”。所以有专家分析说黛玉死于春末，宝钗死于重阳节。



属金的人性格刚毅，有时态度比较强硬，有时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宝钗劝宝玉读书便是如此。



南方属火，火是五行之中最光彩照人的，属火的人热情无畏，有领导气质，自信又果断，善于支配别人。但这种人缺乏耐心，不爱为别人着想，越想依靠自己的威力和强制性达到目标就越会遭遇更多麻烦和危险。



属火者多半是光彩照人的美女。传说凤凰浴火可以涅磐重生，凤姐自然是属火的美女。



凤姐喜欢红色，穿大红洋缎窄裉袄，桃红撒花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炕上大红毡条，门上大红撒花软帘。凤姐是“明着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火红的辣子是她的绰号。她是贾母跟前的红人。



北方属水，属水的人善于交际，善于将自己的观点不知不觉灌输他人，他们富于同情心，能利用他人的激情和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属水的人总是人缘儿特别好。他们懂得克制自己，以忍耐的态度搬开绊脚石。但是他们过分中庸，缺乏坚定性，过分依赖他人的帮助。



湘云的判词是“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她所佩戴的金麒麟，应该是瑞兽水麒麟，她冬天穿的水红褶子，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都是与水有关的。她虽然自幼父母双亡，又在日益败落的大家族过着艰辛的生活，可是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活得潇洒而精彩。这也符合水的厚德载物的特点。



中央是土，属土的人是很好的筹划者和管理者，能洞察细节，但比较保守，缺乏敢闯敢做的精神。宝玉是玉石，来自土壤，自然是属土的。他是固执的顽石，但是筹划起各种活动或者布置家居来却是一把好手，还能知人善任推荐凤姐协理宁国府。



火能生土，贾家这盆火，滋养了宝玉。等到贾家“烟消火灭”之时，宝玉就真正落魄了。宝玉这个人，只能被贾家供养，却不能反哺贾家。



而同样“明是一盆火”的凤姐，其状态也与同样为火的贾家一致。凤姐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正是协理宁国府的时候，紧接着元春封妃，贾家家运旺盛。等到凤姐小产，得了血崩之后，贾家的势态也是一路下滑。凤姐为了贾家殚精竭虑，也被衰败的贾家拖垮了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宝钗是金，嫁到了贾家，火克金，贾家这火，把宝钗的一生都毁了。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所以宝钗婚姻不幸，终身孤独。贾家败落后，宝玉贫穷难耐凄凉，离家出走，宝钗最终死于孤寂。



宝钗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她才貌俱优四德俱全，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真正欣赏她珍惜她的人；她爱上宝玉，宝玉却不爱她，她的个性和教养也不允许她去争取这份爱情；她明白宝玉爱别人，自己也不适合嫁给他，偏偏天意弄人，金玉良缘注定他们要成夫妻；她做了宝二奶奶后对外尽心竭力，对内举案齐眉，却永远无法享受做妻子的快乐。红颜薄命，一至于斯。如果不进入贾家，她也不至于如此。



如果作为木的黛玉嫁到贾家作媳妇，是否会好一点？应该说，有这个可能，因为木生火。黛玉的姓是双木，她吃的药叫做“人参养荣丸”，明显是对荣国府有利的。不过，对于贾家这一大盆火，黛玉小小一块木能有多大作用也不好说，加上全书走向就是摧枯拉朽的衰败末世命运，所以作者根本不会给黛玉嫁入贾府的机会。



这几个人之间也是彼此相生相克，有趣的是，这些生克都是不以他们各自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土能克水，湘云最喜欢跟着宝玉玩，给宝玉梳辫子、做针线。可是宝玉喜欢黛玉，把湘云做的扇套也给黛玉剪了——只要黛玉能高兴，宝玉就安心了。这令湘云感到愤慨，她一眼看出黛玉“辖制”了宝玉，没办法，木能克土嘛！



湘云并不喜欢黛玉，但是她的出现总能给黛玉带来喜事。湘云与黛玉同住，宝玉越发要往黛玉屋里跑；湘云陪袭人抱怨黛玉小性，引发宝玉对黛玉诉肺腑；湘云来贾府办螃蟹宴，宴后的菊花诗社上黛玉夺魁；因为有湘云的陪伴，黛玉的中秋节也并不寂寞，二人赏月联句，同与妙玉论诗……因为水能生木，所以湘云总能出乎意料地给黛玉带来惊喜。黛玉也从来不真正生湘云的气，往往是前脚吵架后脚就拉她一起玩。



可是黛玉也有烦恼，宝钗的出现令她不安，无论怎么讽刺打压都不能伤及宝钗，而宝钗偶尔反击她却总有奇效，比如滴翠亭的“嫁祸”公案和“负荆请罪”的双敲。这就是金能克木的表现。



湘云喜欢宝钗，宝钗不但能体贴她，还能听她诉苦家里的烦难，肯替她安排螃蟹宴，湘云说，如果宝钗是她亲姐姐，就算没有父母也不要紧的。这是把宝钗当作了最亲的亲人了。金能生水，所以湘云依恋宝钗。



而凤姐却并不喜欢宝钗，她看透宝钗是个厉害角色，“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种人心里明白却嘴上不说，且有文化而身体好，比凤姐更懂世情，如果这样一个人做了宝二奶奶，管家大权就不能被凤姐独揽了。而且宝钗显然不太跟凤姐交心，也懒得帮她。甚至在贾母跟前说“凤丫头再怎么巧，终巧不过老太太去”。



俩人处事方式和价值观都不太一样。凤姐抢阳好胜，宝钗则尽量掩饰锋芒。她俩并不投缘。只是因为彼此的精明理智,她们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明显。



所以，凤姐看见宝黛被宝钗讥讽，就出来说“大热天的怎么吃生姜”，暗示宝钗适可而止；抄检大观园时，凤姐故意不抄宝钗的蘅芜苑，宝钗无法自证清白，只能次日搬走。这是性格不同、立场不同的两个表姐妹之间的隔阂，也是火克金的宿命。



凤姐明白，在贾府最重要是讨得贾母欢心，而贾母最疼爱的，莫过于宝玉。所以，凤姐所作所为完全围绕着有利于宝玉这一目标。宝玉要吃什么，要玩什么，只要告诉凤姐，都可以立马照办。宝玉对凤姐也是格外亲密，从来不怕给凤姐添麻烦。这是火能生土的表现。



黛玉与凤姐的关系是极好的，黛玉一到贾府，凤姐就开始抓乖逞才。凤姐有时还会找黛玉帮忙做事，平儿在邢夫人替贾赦求娶鸳鸯的过程中表现有点消极，也是借口被林黛玉叫去才使凤姐躲开了邢夫人的暴击。凤姐建议冬季在大观园开小厨房，免得弟弟妹妹们走出园来吃饭灌一肚子冷风，“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引得贾母赞许了凤姐好一大通。



因为黛玉性格孤高、不好俗务、又体弱多病，如果她做了宝二奶奶，凤姐依然有机会执掌管家大权，所以凤姐也希望这桩婚事成就，所以她会说“你吃了我们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这样打趣的话。看见元宵宴会上黛玉失态给宝玉喂酒，她就提醒宝玉不要喝冷酒，其实就是提示他们不要忘形。她知道宝玉黛玉的微妙感情，也支持他们的婚姻成就，因为这对她是有利的。可以说，黛玉是助力于凤姐的。木能生火，凤姐这样趋利避害的人，自然是亲近黛玉而避讳宝钗了。



宝玉最爱是黛玉，却无意中总能给宝钗制造表现机会，第三十五回，宝玉想勾着贾母赞黛玉，不料贾母却赞起了宝钗。宝玉的白海棠成为第一届诗社的主题，虽然宝玉拼命赞黛玉的诗好，夺魁的却是宝钗。宝玉在端午节奚落宝钗像杨贵妃以取悦黛玉，却引发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的反击，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从此黛玉也不敢轻易讥刺宝钗了。这也是土能生金的表现。每次有宝玉在侧，宝钗的优点就有机会展现了。



读过五行知识，再来解读红楼人物，确实令人思路一新。



《红楼梦》中的五行运用还有不少，后文咱们再慢慢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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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22 19:49

王德威：文学史上香港的十个关键时刻
王德威 歴史之島 今天




©何藩


文学的香港史
——十个关键时刻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关注香港的城市历史，以及以都市为基础的文化记忆。我感到很惭愧，虽然到过香港多次，对香港文学也有一些涉猎，但谈不上是专家。以下回顾我个人对于香港文学或是广义的香港文化史的一些发现和心得。题目定得有点悚动：文学的香港史——十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以“十个关键时刻”作为切入香港文学史或文学的香港史呢？



我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与其说把以下所介绍的十个关键时刻看做我们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命名不可或缺的一种介入方式，不如把这些关键时刻视为开启更多、更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看待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可能性而已。



在时间的开始和关闭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这些因素成为互为表里、辩证或对话的网络。历史因为对关键有不同的解释，变得更加繁复，更需要继续思考。



相对目前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叙述，香港在整个广义的时空版图上，它的位置也许非常渺小，甚至无足轻重。但今天我们这样的大型会议在这里举行，似乎又见证我们也认同香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关键意义。



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到香港时，它的意义立刻浮现，例如百年殖民经验和帝国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照的场所，中央集权与特别行政区主权的对话等，这些都是香港的历史政治经验所赋予香港的要素。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关键时刻似乎不能穷尽香港给予我们的更丰富的历史含义。







我个人认为这些含义尤其显现在我们对香港文学的态度上。香港文学——听起来似自相矛盾的陈述词，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文学真的那么重要吗？香港文学在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它似乎隐而不见，我们通常认为香港文学无足轻重，但一旦指证、认识，它的关键位置又是如何的呢？在虚构和实践方面，到底香港文学，或推而广之说，以文学为坐标的香港历史，到底是虚构的陈述，还是我们真正念兹在兹的实践呢？



在彰显和遮蔽，在香港文学实践的过程里，它包含各种各样世俗、日常生活的要素，报纸专栏上有梁凤仪、亦舒、李碧华的连载小说，另一方面，香港文学又绝对前卫，例如董启章、利瓦伊怡的作品。强烈的冲突代表了香港文学的另一面向。



香港文学是“欲望”的指南，让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和过去的可能性展开遐想，也可能是“否想”。以文学为坐标，对香港历史有不同介入的方式，在约定俗成、传统定义的“关键”意义上来说，香港文学史代表的关键地位恰恰在两种不同的——重要和不重要、彰显和遮蔽、欲望与“否想”之间产生了游移的位置。



我的结论是，以大陆做坐标，以宏观的叙事或形式作文学史脉络的做法，无从捕捉香港文学，或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化史的定位。正视香港复杂、往往自相矛盾、关键同时未必关键的位置，不断尝试开启和锁定香港在时间流变中的位置，一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才能逐渐突现出来。



以下提出也许是真正关键，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十个香港时刻。我再次强调“时刻”本身不确定的意义，“时刻”引导我们进入复杂繁复的历史坐标或历史版图，只有我们正视文学作为历史的方法，才能理解文学比历史更曲折地呈现了过去，比正规历史呈现更多未来。我们应该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记忆播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香港历史最后的隐喻。在虚和实之间，我们不断努力尝试认识香港的意义。



我提出十个可能的时间点，希望大家多加批评。







传统的香港文学史，往往会提到王韬1862年后和香港发生的种种因缘，或提到世纪之交，黄世仲（小配）来回广东、香港之间，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洪秀全演义》，以及他办的杂志，这些杂志与政治挂钩的可能性等。



或者还会提到世纪之交，以香港作为坐标的出版品，像《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在广州或南粤区域主编出版，但参与制作和写作的文化人来往于港粤之间，而且书写内容涉及当时香港的情况，这也是香港文学的另外一个起点。



在以新文学做坐标的定义下提到的香港文学史，往往定位在 1920年代末期，比如 1928年出版的《伴侣》杂志，往往被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从封面看得出，《伴侣》的调性偏软，有许多介乎鸳鸯蝴蝶派和我们今天定义为纯文学的不同论述交界的地方。



但如果我来命名香港新文学或纯文学的开端，第一个时间点也许是 1929年 9月 15日。这一天《铁马》创刊了，这是只出了一期的短命杂志。阅读《铁马》的目标特别放在作家侣伦身上（1911—1988）。1929年，侣伦 18岁，在《铁马》上发表小说《炉边》，小说写的是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态纪实。



18岁的侣伦似已历经沧桑，哀叹在香港文学创作者的不易，绞尽脑汁花费心血写出的作品，送到百无聊赖的编辑手中后，编辑却坐在炉边随意看看，不小心把稿子丢进炉里烧掉了。《炉边》似乎预示了作为一个香港的文学创作者实不易为。但只要有文学志业的存在，就有人前仆后继写作。



侣伦的生命历程说明了香港文人的多变性。他早期的作品《黑丽拉》充满新感觉派现代又有点颓废的写作风格。1952年中期的作品《穷巷》转而批判现实社会，其中的改变可以理解他与香港的感情或与“感觉结构”间的互动，从现代派或广义现代派作家，到广义现实主义作家，其间角色的变幻，耐人寻味。







侣伦一生只有三年在中国大陆度过，其他时间作为编者或作家介入香港文学和历史的场景，所以1929年9月15日这件小事情，可以作为当时的隐喻，映照香港作家所做的选择、考验和冒险。



1941年12月8日——第二个关键时刻，大历史上都不会忘记的。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快速攻入香港，这一天香港大学正好举行期末考试，女学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学准备考试时听说战争爆发了，一时间感到意外的解放。同时，有一对乱世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苏谈着恋爱，就在胶着不清的阶段，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们突然知道乱世之下倾城之恋的必要性。







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小说里的情节：1943年的《倾城之恋》，1976年写成、2009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1939年到香港大学念书，无可讳言，1941年的经验成了她创作里挥之不去的历史印记。而历史事件化成张爱玲笔下的风花雪月，才显现出意义。1950年代末期，张爱玲笔下的战时经验，甚至成为以英文写出的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整个故事的骨干。



大历史小历史的碰撞下，故事继续展开。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回上海，日子不好过，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虚构才有的事情。二人终于走上离婚的路。1997年，范柳原居然还活着，垂垂老矣，重回香港，还想见见白流苏，白流苏却早已嫁了别人，在商场上颇有斩获，成了富孀。范柳原千回百转思考，明白自己浪费了整个人生，写了忏情录给白流苏（李欧梵著《范柳原忏情录》）。范柳原其实有个英文名字 Leonard Fan或 Leo Fan， Leo Fan整容以后，显得十分年轻，充满文学才华。







第三个时间点是1952年7月25日。这一天《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它成了香港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给香港文学和文化带来典范性的转变，它的创办后面有许许多多历史因素相互激荡。



1949年之后许多南来文人羁留香港，又有更早一批南来文人审时度势，回到大陆。这时候冷战文化政治在香港的舞台上已经展开。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冷战期间一系列文化刊物出版了，如《今日世界》，还有出版社成立，如友联。



友联支持出版《中国学生周报》，美援的文化产物，竟是一本以中国文化为诉求的刊物。这里有复杂的线索交错：当时新亚书院为主的一群文人成为《中国学生周报》幕后重要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学生周报》出刊的头几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新亚重要创始人都有很深介入，他们觉得花叶飘零，但灵根自植。《中国学生周报》在文化对垒的冷战时代出版，始料未及的是，培养了一群重要作家，例如西西、亦舒，以及今天到了法国的绿骑士。他们都曾在《中国学生周报》的文学版试练笔锋，并且此后做出了重要的文学贡献。



《中国学生周报》由 1952年出版至 1974年，无可讳言，当时政治气氛敏感，美援文化又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但它对日后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却有很大贡献。《中国学生周报》创办后，各种刊物陆续出现， 1960年，左翼阵营出版了像崑南组织的《香港青年周报》，各种打对台的方式形成香港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五日，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廿日停刊，由友联出版社出版，历时廿二载，是香港五、六十年代一份广受欢迎之青年综合刊物，并且为香港培育许多出色的作家及文化人。



第四个时间点——1955年2月8日开始，31岁的《大公报》编辑金庸先生，在总编罗孚建议下，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这以后的故事也许就不必多说了。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创作了十五部作品，成为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下半期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



《书剑恩仇录》写作年份的前后，要注意故事隐含的意义。金庸这部小说在左翼《新晚报》发表，《新晚报》与《大公报》、《文汇报》延续了冷战政治一个特别的线索。《新晚报》以更民间更诉之于大众的风格来吸引读者或香港市民认同，幕后操盘人罗孚更是资深的左翼文化人。



1954年，在罗孚主导下，梁羽生开始武侠小说创作。金庸、梁羽生几十年的“书剑恩仇录”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二人不相上下，一个是《龙武斗精华》，一个是《书剑恩仇录》，形成香港左翼为基准的民间政治文学的开端。



在这个意义上，《新晚报》、罗孚、金庸共同构筑文化脉络，并在这个脉络里构思左翼为坐标的怀柔政策；而这一左翼怀柔政策又意外地延续了 1949年前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命脉。左和右、精英和民间、传统鸳蝴和现代进步革命文化，各种各样复杂的交锋，正好在梁羽生和金庸有趣的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之间展开。《新晚报》当时产生的文化动力，以后几十年对香港文学、文化想象都有深远影响。







接下来看第五个时刻，1960年2月15日，这一天，香港作者或南来的年轻作者刘以鬯接编《香港时报·浅水湾》副刊。《香港时报》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是国民党支持的报纸，定位是右派报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左右之争一方面剑拔弩张，一方面又似乎并非水火不容。在刘以鬯主持下，“浅水湾”成为兼容并蓄的副刊园地。它刊登高档的作品，现代主义作品，如马朗的诗歌、崑南的小说，也诉之于大众的作者，甚至还包括怎样做菜，可见家庭版和文化副刊巧妙接壤。



刘以鬯的贡献不必多说，香港以后五十年，从现代到后现代整个文化流变，刘以鬯几部重要作品可以突显出来，尤其是1963年《酒徒》、1972年《对倒》这些作品，留给我们很多继续研究的线索。



如果没有刘以鬯，很难想象王家卫的《2046》和《花样年华》怎样拍得出来。《花样年华》某一意义上是《对倒》的一个电影诠释，梁朝伟始终进不去 1960年代的氛围，为了捕捉 1960年代的感觉，王家卫建议梁朝伟想象刘以鬯 1960年代的样子。刘以鬯他们那时候的文化风范，就是王家卫要表达的文化意味。香港文化文学之间的交错，刘以鬯预设了许多可能性，包括从文字转变到影像，都值得思考。







第六个关键时刻是1975年1月30日至6月30日。西西在香港《快报》上连载了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我城》，它已成为香港文学经典。连载时每天不超过一千字，西西自作插图，形成有趣的图文对话方式。



经过半年连载，西西以文学的方式，为香港主体性做出命名仪式。看西西《我城》的意义，必须投射在《我城》之后以“城”作为坐标的作品，例如西西本人80年代的《浮城志异》、1997年前后心猿的《狂城乱马》、黄碧云的《失城》、董启章的《V城繁盛录》、也斯的《记忆的城市》和《虚构的城巿》等，由此可见西西报纸连载小说成就了一系列以“城”为坐标的香港小说。



西西以后的创作成就也许不必在此多说，但是我个人仍然以为各种各样“城”的叙述，也许在这个因缘之下展开它们之间的小传统。1975年连载以后，《我城》的出版波折重重。1979年，素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以后在台湾也出版了，一直到90年代以后图文再合体，是为完整的版本。出版不容易，写作也非常不容易。这样的香港文学场景，的确引人深思。







《我城》，西西传诵三十余年的出名巨著，风格独特，被认为是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先河。《我城》发表三十周年时，香港报纸曾专门设版纪念。



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70年代香港，阿髪、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接着谈第七个时间点。1982年3月8日7点7分，有一个女士，忽然游魂似的出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她紧盯一个报纸记者，记者很无奈，只好和她结识。这位女士叫如花，她穿一袭30年代的旗袍，在香港的街头左顾右盼，记者和他的女朋友卷入了寻人过程。最后才知道，如花是一个女鬼。1932年3月8日，如花和心上人十二少一起自杀。如花和十二少相约50年后在香港再次见面。





电影《胭脂扣》剧照



看过《胭脂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故事是香港鸳蝴派掌门人之一李碧华遐想香港的作品，也是一个她“否想”香港的作品。我特别提出，作品的时间点耐人寻味。



这部作品1985年出版，以倒叙方式描述1982年的传奇遭遇。1982年的时间点投射在1932年香港风月场地爱情的邂逅。1985年正好是《中英联合公报》签署后一年，李碧华以她的历史后见之明，投射历史上的先见之明。如花和十二少相许50年感情不变，谁知男的负心了！他们相约的号码是3877，所以如花在街头巷尾找寻这个号码。答案揭晓，是个最惆怅的结尾。



这个意义上，李碧华以她的方式，写了非常微妙、以情欲为借鉴的香港寓言。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谈判，不小心跌了一跤，也许这给了李碧华一个灵感，不论各种大历史大人物之间的风风雨雨，我们小市民男男女女的情爱将一生一世不断纠缠下去。这个故事1987年由关锦鹏拍成电影，成了现当代华语电影的经典作品。



再下来，是第八个时间点。时间又过了十几年，到了1998年7月1日，这一天，有一位作者或文化人——陈冠中，他告诉我们回归一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在1997年7月1日前人们敲锣打鼓问，香港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香港回归了，该走的、不走的、必须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一切喧哗之后，1998年7月1日，什么都没有发生：马照跑，舞照跳，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凶杀案，有一个职业经理人莫名其妙被暗枪打倒。死前一刻，他几十年的生命记忆回到眼前，做过的事，不管对的错的，各种各样浪漫遭遇，各种各样商场上的冒险，但一切都来得太迟或一切都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看待97前后的症候群，与其讨论1997之前各种各样、不得了的寓言式作品，如《香港三部曲》，《什么都没有发生》反而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更潜藏了我们看待香港历史关键时刻自我解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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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于小说写作技巧方面的论述和“红学”研究在香港颇有影响。他的长篇连载专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曾引起巨大争议。

[著作书目]
旅游闲集（散文集）1967，友联
坐井集（杂文集）1968，港·文艺书屋
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评论集）1977，港·百叶书舍
小说技巧（评论集）1979，港·明窗出版社
文学的视野（评论集）1986，远景

[翻译书目]
李约瑟与中国科技 译著，1978，港·文化生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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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博文通过手机撰写(手机访问sina.cn) 中国学生周报 (2007-02-13 10:32:16)转载▼
论杂志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高信疆主编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80年代大陆的《读书》，都是划时代的。其它范例很多，不赞。

《中国学生周报》的影响远没有前面几份杂志大，但性质上有相似处，都是对某一代的某一群体起了启蒙作用。自它74年停刊后，香港一小撮昔日文化青年还常会提到它，这群人包括我。

在我的成长期，影响我的香港杂志有《星岛晚报》副刊和漫画版、天主教会的《公教报》、《读者文摘》、《万人杂志》、《中国学生周报》、《年青人周报》、《明报月刊》、《70年代双周刊》和香港大学学生报《学苑》。其中始终在感性上最接近的，是《中国学生周报》，我们一般就叫《周报》。

记得每期我在报摊买《周报》后，先翻的一页不是影评，也不是占更多篇幅的文艺或社会议题，而是搞笑版，叫《快活谷》-- 看笑话，这大概是我这样的中学男生当初被吸引而成为长期读者的始因。

快活谷式的搞笑，颇为麻辣不文，政治不正确，不像我当时家里订阅的《读者文摘》那么幽默得无伤大雅，所以对男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譬如当时号称香港电影王国的邵氏，广告口号是「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快活谷就三番四次说「S氏出品，必属鸡片」。后来香港中文广告词流行的谐音换字手法，会不会是源出于此？

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玩笑，对中学男生来说是代表了一种新感觉，惹笑、抵死、粗鄙、没大没小，真的是不点不明，一点即明。我精读快活谷多期后，想去投稿，可是花了多天时间，绞尽脑汁才挤出一个很破的原创笑话，寄给该版，虽获登出來并收到几块钱的稿费，但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挺失望的，而且下了个结论，写笑话不单赚不了钱，而且远比写文章辛苦。

多年后我更知道喜剧剧本最难弄，要人笑是比要人哭或害怕更难，能写喜剧的人个个天生异禀。同时，我看到快活谷式的搞笑戏谑，至TVB的搞笑节目，至70年代初许冠文开始的搞笑影片，都只是实现了喜剧的其中一个面相而已。这点在写到香港喜剧片时会再说明。

在67年的《周报》里，最早让我看懂的影评是写台湾中影公司在60年代提倡的「建康写实」片，那应是家长和老师都不反对我们看的电影，为什么《周报》两大影评人石琪、罗卡对它们评价不高呢？噢，原来因为它们不算是好电影。一下子我的观影势利眼就被打开了。及后《周报》一众影评人推介龙刚导演的《英雄本色》，肯定之余尚嫌他「寓教化于娱乐」，原来如此，谁再敢高喊文以载道？太好玩了。

不过，批评港台影片并不难，学了几招功夫就可以对它们指手划脚。年轻人学艺，偏要找自己看不懂的来看，这就把我们引到艺术片和作者论，前者有些是真的看不懂，后者-- 作者论实为导演中心主义 -- 是把本来看得懂的商业片弄得看不懂。这是崇拜的开始。

《周报》的感动人，还跟我做读者那几年某些版面的主编罗卡和陆离的执着有关 -- 有执着就有态度有激情，吸引着有缘人。我当时有所不知的是，罗卡、陆离能按自己的想法编版，是因为《周报》有一个开明的出版人林悦恒。

中学毕业后，我再没太在意《周报》，大概是误以为自己超越了这份中学生刊物。算起来，我只有几年时间是认真在看《周报》的，更说明影响可能不在知识传递，而是在视野和心态典范上的转换。

《周报》创办于1952年，共1128期。结束后，它在文学方面的传承给了《素叶》、《大姆指》等仝人出版物，流行乐方面有着各年青人周报，电影方面的事业由《大特写》、《电影双周刊》去延续，但是它的文化激情、美艺势利、执着不舍、温柔叛逆，快活谷的抵死戏谑，电影版的世界主义眼界，换言之它辐射出来的隐性态度和精神，现在想起来，我敢说感应最强的是早期的《号外》。

﹝原载《万象》、《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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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与我 (2007-02-08 14:41:15)转载▼
苏珊·桑塔格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终有一天自已的文章能在《党派评论》杂志上发表。我在大学时期则相信一点：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

据说《党派评论》发行量仅仅是三千份，但说不定对年轻桑塔格来说，那是所圣殿，门坎自然高，当它的作者不容易，当它的读者又岂应容易？那是「高额」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学预科那年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印象中没有踫到别的同学跟我谈起过《明报月刊》，不过我坚信在大学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个叫海外的地方，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个个看，在台湾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陆是看不到，知识分子本来就众口难调，何况是在1970年代，分歧大着呢。可是平心而论，或者以后见之明，由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两岸三地及那个海外还有比《明报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识--份--子」杂志吗？就算67年在香港创刊的《盘古》杂志，开始的几年颇有意思，当时兼任编辑之一就是《明报月刊》的胡菊人-- 胡菊人等离开后，后来的《盘古》让人没法看。

70年代中我的口味虽已变得嬉皮兮兮、姿态也摆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惯性的惟《明报月刊》马首是瞻，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后两年，重新试着用中文写文章时，第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是给《明报月刊》，而不是给自己办出来的《号外》杂志。

那是胡菊人时期，我当时所有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他主编的，心目中他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我还读过他的《坐井集》，看到过他青年导师般的照片，像是认识他，但他却不会知道我是谁 -- 我只是个未经约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这个新人的文章在1977年10月和11月分两期刊登，上篇放在该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并在「编者的话」里推介。这超出我的期待，受宠若惊。

文章谈的是华人移民美国的事迹，是依据我在波士顿做的论文改写的。那阵子我写文章一味追求细节堆砌，不加情感或主观评语，以为这样才够酷，连标题都不成句的叫《美国的早期华人移民》之类，招来胡菊人的修改，出刊时变成《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完全毁了我的酷。文章的最后，我结束得很突兀，却自以为是一种反讽的低调风格：「一九四三年，罗斯福总统废除所有排华法例，每年准许一百零五名华籍人士入美境居留，同时已在美的华人可以归化美籍。」我该预想到民族感情丰富的胡菊人不会放过我，果然他在我的文章之后另起了一段，补上一句：「华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说实在的，他这句子在语气上己经很照顾我了，只是心态上我们是两代人，他那辈知识分子的花果飘零悲情是我没有的，更不说我辈很多人根本不肯用知识分子四个字，除非是作反讽用。

文章发表后，当时《明报》副刊主编三苏也来电约见，一下子得到大佬们的表扬，我继续装酷，其实已轻飘飘。现在想起来，两位前辈扶持新人的慷慨和热情，值得敬佩。

之后我还写过一篇谈新左文论的文章给《明报月刊》，就再和该刊无缘了。在《号外》出版一段时期后，胡菊人在他读者甚多的《明报》副刊专栏上给过《号外》相当正面的评价，只补充说可惜《号外》谈太多时装这类没有长远价值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没想到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看了他介绍的存在主义，才变成荒谬、虚无的享乐主义者 -- 我是在开玩笑。

我们一直没有私交，后来他和名记者陆铿办《百姓》杂志，我依旧是读者，那时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调整，发觉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尤其在正义、良心、知识分子责任问题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么程度？这样说吧，假设当时的某一天，我睡意蒙眬的给吵醒，有人气急败坏的说：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时刻，你一定要站出来表态，快说，你站在哪一边？我说：到底是什么事，给我点时间，让我先弄清楚状况……那人说：不行，现在就得说，你站哪一边？这时候我只得说：好吧，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胡菊人站哪边？他站哪边我就站哪边。

﹝原载《万象》、《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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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冠中这样评价金庸：「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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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拜别金庸，外媒这样用英文描述他的“江湖”
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2018-10-31 21:27

10月30日下午，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他的悄然离世震惊了世人。这位“大侠”曾让无数海内外读者流连于他所创造的武侠世界。

《太阳报》称他为“伟大人物之一”（one of the greats）。



《太阳报》：文学巨匠金庸逝世，享年94岁——与病魔长期斗争之后，这位武侠小说销量达3亿本的中国传奇作家逝世。

《南华早报》称，他的小说超越了政治、地域和意识形态的阻碍。



《南华早报》：各界纷纷悼念中国文学巨匠金庸先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史诗级作家，他诠释了武侠精神。

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发表文章：



《海峡时报》：中国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享年94岁

文章称，这位著名的小说家于香港逝世，结束了他漫长而光辉的文学生涯。

香港《明报》发表的悼文（ condolence letter）称，金庸的离世是“《明报》、香港新闻业甚至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a great loss to Ming Pao, Hong Kong's news industry and even Chinese literature）”。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搬去香港，从事编剧、电影评论和记者（a screenwriter, film critic and journalist）的工作。

1955年他写了第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并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金庸一生总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创造了一个瑰丽潇洒、快意恩仇的江湖。


年轻时的金庸
除了创作小说，金庸还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1959年，他与人合资创办了香港报纸《明报》（Ming Pao）。他担任报社总编辑多年，同时编写连载小说和社论。

不少外媒纷纷发文，表达他们深深的怀念和哀悼。一些媒体对他的文学成就和生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BBC：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武侠文学泰斗

BBC中文发表文章，称金庸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华语武侠文学泰斗。



文章称，金庸是“华语世界独步天下的文化现象”，“任何一个会说中文的人都有可能受过他的影响”。

他是华语世界独步天下的文化现象，他一个人就几乎代表了一个文学类别，从香港报刊读者到中国内地电视观众，从平民百姓到国家领导人，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商人到新世纪的欧美学者，任何一个会说中文的人都有可能受过他的影响。


图片：BBC中文网
而正是因为这种穿越了时空的影响力，金庸的作品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一句出处不详的话时常被引用：“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卫报：对中国产生热情的绝佳启蒙

《射雕英雄传》被译成英文期间，以及今年年初在英国出版之际，《卫报》发表了多篇报道。

在去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中，《卫报》把金庸比作中国的托尔金。



《卫报》：英雄的重生：“中国的托尔金”欲将征服西方读者

（编者注：金庸《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名为“A Hero Born”，《英雄诞生》）



今年3月，英国小说家马塞尔⋅泰鲁（Marcel Theroux）在《卫报》上发表书评：



金庸《射雕英雄传》书评：扣人心弦的武侠世界

文章称，从上世纪50年代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金庸就是作品被读过最多次的中文作家（the most widely read Chinese writer alive）。

而金庸笔下的世界，也让他与西方的托尔金（《指环王》作者）、J⋅K⋅罗琳（《哈利⋅波特》作者）和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作者）齐名：

His books have been adapted into TV series, films and video games, and his dense, immersive world inspires the kind of adoration bestowed on those created by writers like western worldbuilders such as JRR Tolkien, JK Rowling and George RR Martin.

他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和电子游戏，他笔下那个富有激情、使人沉迷的世界使他获得了读者的喜爱，有如西方创造书中世界的托尔金、J⋅K⋅罗琳和乔治⋅马丁。


更重要的是，金庸作品这种足以跨越文化的穿透力，将帮助世界读者对中国产生“终生的热情” ：
It would be a wonderful initiation into a lifelong enthusiasm for China, its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its vast and chronically misunderstood presence in the world.

《射雕英雄传》将会是西方读者对中国产生终生热情的绝佳启蒙之作，让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纠正世界对中国巨大的、长久的误解。

纽约客：武侠类最好的作家

《纽约客》在文章中表示，他作品的影响力有《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加起来那么大：

Widely known by his pen name, Jin Yong, his work,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as a cultural currency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Harry Potter” and “Star Wars” combined.

查良镛以他的笔名金庸为众人知晓，他作品的文化影响力有《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加起来那么多。


图片：路透社
文章称，尽管在他之前并非“前无古人”，但金庸仍是武侠类小说中最好的作家：

With his combination of erudition, sentiment, propulsive plotting, and vivid prose, he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enre’s finest writer. “Of course, there were other wuxia writers, and there was kung-fu fiction before Jin Yong,” the publisher and novelist Chan Koonchung said. “Just as there was folk music before Bob Dylan.”

金庸的学识、情感、紧凑的情节与生动的文笔让他成为了武侠类最好的作家。而出版人、小说家陈冠中说，“当然，在金庸之前也有其他的武侠小说作家和功夫小说，就像在鲍勃⋅迪伦之前也有民谣音乐一样。”

外媒如何理解金庸的“江湖”

江湖，是金庸小说营造出的一个让人迷恋的世界。刀光剑影，名来利往，儿女情长，尽在“江湖”二字中。

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令狐冲想退出江湖时，任我行说：

“这个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



这恐怕是对“江湖”最为精辟的解释，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外媒在介绍金庸时，也逃不出中国武侠小说中特有的这个“江湖”。

波士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Petrus Liu在石英网（Quartz）的报道中阐释“江湖”的含义，称其自有一套“规矩”：

The word literally translates as“rivers and lakes,”but is typically used to meanpeople who live in a world parallel to conventional society, one that operates by its own laws and code of ethics. It is closely linked to another wuxia term, thewulin, or “martial arts forest,” referring toa community of people practicing martial arts.

“江湖”的字面意思为“江和湖”，但其意蕴很难翻译成英文，因为它常用来表示和古代传统社会平行存在的社会环境，其生存法规和道德准则自成一派。“江湖”和“武林”休戚相关，后者指代会武功的人组成的群体。


《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
《纽约客》（The New Yorker）强调了江湖是远离朝廷管辖的灰色地带。

These characters travel through thejianghu,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as “rivers and lakes,” butmetaphoricallyrefers to analluvial underworld of hucksters and heroe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这些小说人物在江湖中闯荡。“江湖”从字面上直译就是“江流与湖泊”，但是它实际上喻指一个由沉淀在社会底层，远离庙堂之外的商贩和豪杰们组成的地下世界。

metaphorically: 比喻地，隐喻地

alluvial:/'lvl/冲积的，淤积的


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
《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点出了“江湖中人”的生存方式：

Cha's works were largely set in the world of thejianghu,apugilisticsociety where martial artsexponentstravel China trading blows, teaching skills and upholding a strict code of honour.

金庸的作品大部分都基于“江湖”世界而发生，这是一个武林中人在闯荡中相互比试，授艺和遵循严格道义的武力社会。

pugilistic/pjd'lstk/：拳击的

exponent/kspnnt/：倡导者；擅长者

随着金庸著作的英译本越来越多，他的“江湖”也开始吸引更多的外国读者。

印度著名导演、演员阿米尔汗，就是金庸的书迷，不久前刚看完《鹿鼎记》，他昨天也在微博上发帖悼念。



听闻金庸去世的噩耗，我非常难过。 他的《鹿鼎记》带给我很多欢乐。我几个月前才读过这本书，真希望能见到他。他为一代又一代人带来如此多的快乐，我是他的超级粉丝。我向他的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愿他安息。 再次表达爱与尊敬。 阿米尔。

除了英文版的《射雕英雄传》，此前还有三部正式出版的英文版金庸小说，分别是：《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和《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



此外，还有大量武侠爱好者在网络上翻译金庸的著作，这些英译本让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侠”、“江湖”、“武功”渐渐被西方读者所接受。

外国人是如何翻译金庸武侠世界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的呢，我们不妨来看几个，译文综合各种译本和网友的译法。

武林

the overall world of the martial artists

侠义

chivalric code and righteousness;

fights for honour and justice

打狗棒法

Branch Beats the White Chimpanzee;

the Dog Beating Staff Technique

葵花宝典

the Sunflower Manual

降龙十八掌

Eighteen Subduing Dragon Palms

九阴白骨爪

Nine Yin Skeleton Claw

黯然销魂掌

Melancholic Palms

玉女心经

Jade Maiden Heart Sutra

蛤蟆功

Toad Skill

屠龙刀

Dragon Slayer; Dragon Sabre

江南七怪

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

陈玄风

Hurricane Chen

梅超风

Cyclone Mei

丐帮

the Beggar's Sect

日月神教

the Sun Moon Holy Cult

古墓派

Ancient Tomb Sect

虽然译文中必不可少地会缺失一些文化内涵或文字韵味，但对金庸著作的翻译仍然是意义重大的。

正如《射雕英雄传》的译者，郝青玉（Anna Holmwood）所说：

"The greatest loss that can occur in translation can only come from not translating it at all."

“翻译会产生的最大损失，只能是不翻译这本小说。”

最后，送上金庸14部作品的双语译名，一起回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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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金庸的江湖世界，玄妙深邃的佛境禅意
2019-08-22 | 文／谢平安 | 来自：梵华网分享：
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这是继古龙、梁羽生后，又一位离世的武侠泰斗，中国武侠“三剑客”时代就此落幕。金庸本名查良镛，于1924年在浙江海宁出生，1948年移居香港。查良镛于8岁起始接触武侠小说，1955年起以“金庸”为笔名，创作其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于《新晚报》连载，引起轰动。其后两年他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并在1959年在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1967年，金庸创办《明报周刊》，并创作小说《笑傲江湖》。至1972年，金庸在《鹿鼎记》连载完毕时宣布封笔。

金庸

金庸

侠书也可佛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两句诗文是金庸十四部作品的名称缩写。这些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忠肝义胆、洒脱豪迈、快意恩仇的江湖，江湖中有故事、有英雄、有美酒，也有宏大叙事下的佛学的禅意，让人不得不叹服金庸丰沛的内心世界。

金庸作为通俗武侠文学的泰斗，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都享有很高声誉，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金庸武侠作品中，经文、僧众、寺庙等有关佛教文化的元素有很多。僧众有《雪山飞狐》中的阎基；《笑傲江湖》里的不戒和尚、方生、方证大师 ；《倚天屠龙记》里的空性、空智、空闻、渡难、渡劫、渡厄；《天龙八部》里的玄难、玄寂、玄苦、玄渡、玄慈、觉远、枯荣、鸠摩智、虚竹、以及神秘最大BOSS扫地僧等一众僧人、大师。众多小说中也出现过天龙寺、少林寺、清凉寺等寺庙。其中少林寺更是贯穿了金庸绝大部分作品，数不胜数的佛经典籍皆能在少林寺藏经阁中找到，金庸道：“天下武功出少林”。在金庸的小说中，每逢武林盛会或是江湖重大决策，如少室山群雄大战，少林寺永远是以武林正道者的身份出席，颇具存在感。

天龙八部像

天龙八部像

《天龙八部》这部作品的名字更是直接从佛经中转变而来。在《天龙八部》中金庸有一段文字偈语描写：“一微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而彼微尘亦不增，于一普现难思刹。”可见其对于佛经偈语的化用已有一定境界。“天龙八部”又称八部天龙、龙神八部、八部众。这些名字其实都出于佛经典籍，属佛教用语。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八部天龙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八部者，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侯罗迦。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以“天众”及“龙众”为上首，故称为“天龙八部”。

金庸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含有佛教文化的原因，可追溯到他的人生际遇。金庸与佛有缘，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为了能够直接读懂佛经，他还潜心学习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梵文。金庸在与日本著名宗教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讲述了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事实上他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位大德的接引，而是亲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

1976年10月，金庸19岁的长子查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这对他真如晴天霹雳，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 此后一年中，金庸先生阅读了大量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但并不能解答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 康丁霍夫•卡列卢基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 可能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庸先生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佛经。

佛法有“金”

从金庸与池田大作的部分对话中，得以窥见金庸对于佛经典籍人生的感悟以及作品发展的心路历程。池田从生命的角度为开端与金庸谈及在人生黑暗时期如何寻求探索解决的方法，从烟波浩淼的经文中修习如何进行经文的选择，从《法华经》中谈世界观、宇宙观以及何为永恒等。金庸在初读佛法典籍也有着许多迷惘，困惑，但他找到了解决之道。

对于经文，金庸认为只读几本简单的入门书，不符合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后来读《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于是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记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

英文佛经较古中文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他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并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金庸先学南传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可见对于何为经书经典，金庸先生也有着自己的清晰认识。

金庸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明晓了佛法的真谛。金庸先生还说对于佛法的境界，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心灵上他最接近“般若宗”。

佛法于心

从第一本的《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如果为金庸的众多作品排一排时间顺序，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对少林僧人佛学的着墨也就越多，这也许是因为他开始对佛教的认识与信仰越来越深的缘故。金庸逝世的消息此前被曝光很多次，不过都是些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假消息。有人问金庸先生难道不生气吗？金庸本人却回复道：“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也不会不开心的。”轻描淡写，泰然得很。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性修养。这种修养是极宝贵的财富，是情志养生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就是要具备“八风吹不动”的心理素质。金庸在信中对“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做了自己的解释：“佛家的‘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讽、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讽’，痛苦是‘苦’，快乐是‘乐’。先哲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到八风中任何一风时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朝这个境界不断地努力，就一定能健康潇洒地活着，不会随随便便地被不如意的事情气出病来，更不会被气死。”遇事不惊，坦然处之，可见经过多年的修养金庸把佛学早已内化于心了。

金庸手拿《书剑恩仇录》

金庸手拿《书剑恩仇录》

金庸逝去不仅带走了一批70、80、甚至是90后的武侠梦，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损失呢？作家陈冠中说：“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作家张佳玮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马与巴尔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来可能影响中文读者最多的人。”人都会老去，只是我们没想到离别来的这么突然，当年述说着古道热肠，侠义情仇的的人已逝去。人生无常，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江湖还在，岁月斑驳，只是听书不见写书人。参透佛理的金庸先生也许是去了极乐世界，大概天国的人也喜读快意江湖吧。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神雕侠侣》金庸

参考资料：《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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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香港的世界主义文化中还有相当部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像黄飞鸿的电影、金庸的小说都是如此，您觉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陈冠中：香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高。在钓鱼岛事件的时候，在香港商业区曾有一些暴力行为破坏了日本的百货公司呢。但是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是没问题的，你现在问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否认。

　　民族主义存在，世界主义也存在，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存在，就是这么好玩。再加上本土主义，这三个价值同时存在，大家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理念，我觉得这才是香港最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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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明报月刊·红楼梦

知道胡菊人先生，是在翻阅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到1976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专刊》及其相关资料的过程中。随着对其背景资料的不断查找，胡菊人先生的形象隐约浮现。

其实对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而言，胡菊人是个颇有影响的文化报人。他于1933年出生在广东顺德，13岁到香港半工半读，直到1961年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是广东人在香港勤奋努力的典范。他曾师从古琴大师蔡德允女士，写作之余，弹弦调韵，就像以往那些淡泊名利的传统文人一样。他嗜酒，颇有酒名，偶尔过量，却以艰深算题自问自答，以示自己尚属清醒。他曾经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并曾在《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但真正成就其声名的，是他做了12年《明报月刊》总编辑，不仅为《明报》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本人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陈冠中曾说，如果某一天要他必须在情况未明之时作出抉择，他会说：“胡菊人站哪边？他站哪边，我就站哪边。”

《明报月刊》创刊于1966年，与《明报》有兄弟一样的渊源，精神上却完全独立。迫于生计，《明报》在成立之初也曾为销路使尽招数，因而《明报月刊》甫一创刊，便声明这是一份“非营利”的学术刊物。其盈亏与否，均可由《明报》负责。如果说《明报》是金庸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明报月刊》则更像是他的一个理想。偶尔为生活而弯下的腰，在理想中却是风骨昂然的。

从1967年开始，胡菊人出任总编辑，一做就是12年。12年中，胡菊人秉承创刊宗旨，以一种深切关怀的人文态度，关注中国问题，思考中国前途，《明报月刊》因此被称为“南中国的守夜人”。而胡菊人，也因此获得大家的敬重。张圭阳说：“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

《明报月刊》着眼于文化，所涉范围极广。胡菊人所关注的，既有“中国”的范畴，也有“文学”的范畴。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它都力图以客观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只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我们都有兴趣刊登。”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香港古典小说研究的高峰期，特别是《红楼梦》研究，在所有出版物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红楼梦》是一部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作品，因而对《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最复杂最集中的课题。从作者家世、版本流变、创作主旨，及至批语等等，问题林林总总，争议纷纷扰扰，从未停歇。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中，许多大陆学者南下赴港，辗转停留，《红楼梦》几乎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对它的研究，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也寄托了当时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期间，《明报月刊》上发表的红学文章内容广泛，作者阵容强大。从张爱玲、宋淇、潘重规，到余英时、赵冈、徐复观、周策纵，从作者家世、版本研究、创作分析，到研究态度、译本评价，众学者往来商榷，一度沸沸扬扬。但不论场面如何热闹，《明报月刊》在版面上一直表现得温文尔雅，只提供平台，而不做任何褒贬。即便是在1971年徐复观与潘重规及其指导的“《红楼梦》研究小组”之间发生论战，赵冈随后加入讨论的事件中，《明报月刊》作为一个平台，也只是如实地将各方意见刊登出来。用近来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自由与独立，是众多学者对《明报月刊》所作出的评价。

有人说，胡菊人是“金庸最喜欢的人”。金庸自己也说，最初的十年是《明报月刊》的黄金时期。从1967年到1979年，《明报月刊》在胡菊人手里成为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它对中华文化的关怀及其流露的人文气质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段时间恰好是香港《红楼梦》研究的高峰期。有这样一份独立开放的杂志，适逢这样一个小说研究的潮流，不知是谁更为庆幸？1979年，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辑一职，应傅国枢之邀，前往《中报》任总编辑。他的离去，众说纷纭，被人称为是香港文化圈地震式的新闻。

而单纯就个人喜好而言，胡菊人十分推崇《红楼梦》，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之一，且远比其他小说优秀，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他认为《红楼梦》的表现手法很现代，“它用直接的手法，而不是用说书的方式来说故事，小说技巧在当时是顶尖的”。1981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胡菊人《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一书，在这本书中，当也有着其在《明报月刊》编读众家观点留下的思想痕迹。

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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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电话，连忙赶回家去，抱了阿讷上医院，阿讷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心中却在想着那一期的“明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插图，而发稿的期限已到了。

�0�2 �0�2 这一年金庸负责编辑，规划了“明月”的方针、内容和编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轨道。他每天还要写《明报》社评和武侠小说，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要物色一个总编辑接替自己。胡菊人③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线，菊人在“明月”11月号头条位置发过《诗僧寒山的复活》。当时胡菊人在美国政府在港宣扬美国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元港币，被视为优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职业稳定，人事简单，做满十年可以移民美国，还有退休金。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总编辑、全权负责编务不受过问等优厚条件，诚恳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却犹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0�2 �0�2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页。

�0�2 �0�2 ②　《金庸散文集》，1页。

�0�2 �0�2 ③　原名胡秉文，生于1933年，原籍广东顺德，在珠海书院英语系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曾任《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等职，有着丰富的杂志编辑经验。

�0�2 �0�2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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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中国学生周报》..
名刊观察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 ※８７ 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 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中国学生周报》等为例 ※王艳丽曹春玲 本论文主要从以《中国学生周报》为代表的五六十 年代的香港刊物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进行 阐述，基于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些刊物中被不断地强调，通过 刊物的文化空间让海内外的青年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 丰富、博大和精深，使广大海内外华人青年学生能突破 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局限，担当起继承和发扬祖国文 化、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的大任ｏ《周报》对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宣传主要集中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尝试从 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办刊的宗旨与态度 《中国学生周报》（以下简称《周报》）秉承着沟 通中西文化的创刊信念，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 传承工作，针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华文教育不足的问题， 希望自身能够成为海外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资 讯的重要途径，并使拥有同一血脉的海外不同地区的学 生在精神上团结起来，为复兴民族文化保存希望。 《周报》关于传统文化的办刊宗旨及编辑态度的言 论主要集中在《学坛＞版和《生活与思想》版，以及报．Ｔ ＬＪ周 年纪念特刊中，下面是《周报）编辑及学者对传统文化的 具体态度。比如在《学坛＞版＜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和《为 什么该懂中国文学溥文章中，《周报》编辑们指出青年 学生应该读懂中国文学，并且“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熏陶 中承接过去的民族大生命，开启未来的民族大生命。” 学者钱穆在《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们》＠中警告流 亡海外的中国青年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同时 把保留祖国文化、宣扬祖国历史的大任担当起来，这种 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陆对传 统文化压抑的一种反拨甚至对立。 这些信念，使读者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与使命感，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学是传承和开启民族大生 命的纽带。正如社长余德剜申青）在《崭新的阶段遥远 的行程》中所指出的：“本报所负的使命，不只是供给同 学们一份优良的课外读物而已；它还有一项更重大的使 命，……希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国学生们都能透过 这份报纸，使大家在精神上更能团结起来。” 六十年代后，尽管读者质疑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 是编辑却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办刊的宗旨和原则，胡菊人 在庆祝创刊九周年纪念《像树木一样的生长》＠中指出： 《周报》依旧承担着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文化精神、吸收西 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思想的责任ｏ《周报＞怍为凝聚大陆 之外华人精神的纽带，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关注并呼吁华 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因为华侨的双重生活和文化 境遇，使得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中更易于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和价值，也更能认识到传承传统 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意义重大。 二、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 通过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周报》对传统文化的承 继和弘扬采用的是由易到难、由点到面、层层递进的方 式，目的性与合理性安排得非常到位，有利于读者特别 是青少年从简单到系统地掌握古典文化知识，从而达到 更好地传承古典文化的美好愿景。 木本文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中国学生周 报》等为例”（１３ＣＷＸＬ０８）的资助。 万方数据 够孑：么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一泓扬传统文化的典范方式——专栏 在上述编辑信念的主导下，《周报》更多地要帮助 海外的中国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其最初的很 多专栏大都绕着传统文化这个主旨而建立运行。由于中 国优秀的文化文学精品大都用文言文记载，所以要使过 去的思想观念传承下去，文言文的学习就显得非常重 要，因此对以文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古典文学作品的专 栏及作者进行介绍和阐释，这种方式便成为《周报》阵承 文化传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首先，知识普及型专栏。为满足中学生群体的需 要，《周报》辞专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知识进行常识 性的简介，这些专栏中的文章大都是作者从自我的阅读 经验出发，为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艉供关于古典文学作 品的逸闻趣事、文艺知识等，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同 时打下良好的知识根底。这类知识普及型的专栏介绍主 要集中在《读书研究》版，颇具代表性的有：黄烽《文学杂 谭》＠、《历史故事》、徐亮之的《诗经今译》＠、公遂的《中 国文学小识》、赵聪的《国文研读》＠。它们不定期地在 《读书研究》版上刊登，按照内容我们可将其具体分析、 归纳如下：第一，轶事典故ｏ《读书研究》版刊载了赵聪的 多篇解读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文章，如《陶渊明和他的 桃花源记》＠、《滕王阁诗序的作者：王勃》＠等。在对这 些古代名土趣事轶闻的讲述中，揉合进他们的成长历 程、人生追求和思想风貌，展示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生 命传奇，有利于读者对其作品的深入理解和把握。第二， 诗文简释。糜文开的《诗文举隅＞＠，通过多种方式介绍 古诗文知识，在具体艺术手法的精巧解析中展现出中国 古代诗歌诗艺的精致与细腻，让读者在赏心悦目地体验 中既获得了油然而生的兴趣，又增强了自我解读和赏析 的能力。第三，文体简述。公遂的＜中国文学小识＞＠专 栏让学生通过某一种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演变，来领略中 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博大精深及源远流长，理解中 国传统文学丰富的内容和坚执的追求以及其中所展现 出来的精神品格。总之，这里所进行的关于传统文化知 识的“简要性”介绍，目的只是为青少年培养兴趣和夯实 基础，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生向往、心感敬佩。 其次，系统构建型专栏。学生的稿件增多以后，《周 报》的文艺版更趋向多元化，《读书研究＞版在编辑的主 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系统 性专栏介绍和赏析。第一，作者系统。对古代诗词文赋 诸多作家（大都是历史文化名人）进行系统而深入地介 绍。众所周知，历史文化名人大都是受到本国优秀传统 文化精神熏陶浸染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身上承继着典范 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介绍，在某种 意义上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 有效途径。如王序的《中国文学作家小传》专栏。此专栏 从文学的角度认识传统文化，不仅让读者了解文学史的 常识，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嬗变规律及脉络，更重要的 是传承了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改良、纠正“五四”革 命以来摒弃传统文化的流弊，肩负起保存中国传统文化 的大任。此外像茜蒂的《中国历代代表作家》、玉笛《读书 扎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中的历史人物等皆如 此。第二，文体系统。即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文体差异 进行系统性介绍。如张军的连载的专栏《中国旧小说略 举》＠第三，文学史系统。即以专题阐释的方式系统地 介绍某一文学史问题。如汤恭卓的连载专栏文学的自 觉性——中国文学史划时代变革》＠。 （二臆承传统文化的实践性方法 为了更好保存传统文化，良好的国文水平也是非 常重要的。对于英殖民地环境中的香港年轻人而言，为 了提高国文水平，就要进行国文阅读与写作等诸多方面 的实践性训练，《周报》为此拿出了相当的版面和篇幅， 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进行传承传统文化的实践性方法 的探讨。 首先，文学性创作的方法与技巧。除了一般性的写 作与阅读训练，《周报》的编辑还通过深入地讨论文学创 作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文学的形式、结构等，以提高青年 人的国文水平。讨论文学创作的开端是力匡和王敬羲， 如王敬羲《我怎样开始写作？》＠从个人写作经验入手， 以不同的成功作家为例，探讨写作中的问题。力匡《谈诗 创作）ｒ专栏＠，主要谈个人创作诗的经验，从题材、结构， 内容和意象等几方面探讨写诗的种种问题。此外，《周 报）延伸出了探讨文艺理论的旁枝。此时期的文学评论 大多以分析传统文学为例子，和前一时期以指导国文训 练为宗旨和目的相比，开始以更加自由的方式探讨文艺 创作的问题，或邀请专家，或采用学生来稿，或引用中西 方作家或作品，探讨文艺的不同创作与批评问题，思考 文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如陆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 万方数据 名刊观察 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 批评＞＠～文，讨论文学批评与创作的方式，衍生了讨 论文艺的意义和价值，比过去谈论写作的内容更丰富， 更深入。 其次，经典性作品赏析的方法和技巧。经典文学作 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悠久的艺术生命力，还是 一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和沉淀，对经典作品的解 读和赏析同样构成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ｏ＜周 报＞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赏析主要表现在对．＜诗经）＿爱 情题材的赏析和对＜红楼梦＞的多角度解读，如赵聪在 ＜两千五百年前的爱情歌唱湃口（谈红楼梦＞园两个专栏。 此外，是对特定主题集中而深入的透析，如杨啸（略谈汉 光武的为人＞＠、黄庸（读曾子大孝篇后＞＠、杨健民（论 语—做人处事的指南＞曾等。 除此之外，不同刊物都在担负着保存中国传统文 化的责任，黄万华在论文（跨越１９４９：在“常识”中展开 的香港体验和想象＞＠中提到：“＜海澜＞几乎每期都要 刊载评价中国古代作家的专文，还转载（中国古代文学 名著研究）等。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甚至使香港在 整个华人世界中扮演了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吴 兆刚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到：“与（周报）关系密切的（大学 生活＞，以‘学术文艺综合性月刊’为创刊目标，当中的内 容有不少涉及对中国传统文艺的介绍。例如第一卷第 十一期的要目，就分别有潘重规的（红楼梦答问＞、陈士 文的（中国绘画思想《二）＞、孙甄陶的（白居易长恨歌述 评）等，介绍中国传统文艺之余，也较（周报）更深入讨论 文艺问题，分捌周报＞内容的负担。”＠上述文章无论 是古典文学作品的介绍、历史故事的分析还是关于创作 和欣赏文章的讨论，都是在保存、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 同时，希冀改善香港的文坛。 三、创作中呈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很多情况下，生长在某一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于传 统的直观感受，往往不是通过那些物化了的东酲文物、 古建筑等等），而是借助由于传统无所不在的熏陶，在耳 濡目染中形成的作用于每个人的审美方式、价值标准和 行为理念。正因如此，对于传统的承续是每一种文化向 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古代社会继承传统常常 只是对于传统不折不扣地沿用，现代社会则必须运用现 代的观点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舍弃已经僵死的东西， ８９ 以发现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使传统对现代人的生 活真正产生指导作用，才能使传统成为有生命力的东 西。更重要的是，缘于东西文化的差异，用传统形成的独 特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去发现西方现代文明 中蕴含的难以避免的各种弊病，如商业文明的发达造成 的社会上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将有助于东西两种文 化的相互借鉴与健康发展ｏ＜周报）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 也主要沿用了以上路向，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原初的传统自然生活气息的怀恋和反省 五四时期有所谓的乡土文学，但那时乔寓异乡都 市、书写家乡的作品充斥的多是对一种愁闷、伤痛和无 奈的感叹，当然也有对原初乡土自然的钦羡和沉浸，如 冯文炳的小说ｏ（周报＞的作者大多也处于这种乔寓异乡 的状态，身在繁华的香港都市，他们自然无法掩饰和转 移自我对遥远故土自然、质朴、悠闲生活的回忆和书写， 于是当寂寞难耐的时候、孤独无依的时候、遭受打击的 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种种可以波动乡思与乡恋之 思绪的时刻，流淌在其笔端的便是对故乡淡然生活的一 股浓浓的渴慕与想望之曲。 （爷爷的伙伴＞圆正是带着对于乡土的无尽思恋， 用脉脉含情的笔调细致描写了故乡美丽的自然和可敬 可爱的人们。在那里，人和自然里的各种生物都相濡以 沫、心灵相通，老牛“白老虎”在临死前懂得向所有人告 别，爷爷也从来没有想过趁着它没死赶紧把它卖了好多 挣几个钱：在那里，人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倾其一生和 命运搏斗，希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些都和都市人 的冷漠、功利、怯懦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在现代观念的烛照下，传统思想扼杀人 性的弊端与同样得到了体现ｏ（爷爷的伙伴＞中，作者笔 下的乡村又是Ｅｌ益走向衰败的，爷爷还在坚守着传统的 生活方式，除了爷爷一辈，剩下的人已经无法接受这种 基于小农观念的传统生活方式，爷爷最终只能陷入孤独 的境地“爷爷的伙伴＞在无望的唱出乡土文明的挽歌之 同时，也对一种更合理、更美好的城市文明的出现发出了 召唤。让我们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它是美丽的、充 满了无尽的魅力，但却又无可阻挡地必然衰落。 （二骖ｃ寸城市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机械工业时代的来临，在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带 来的更多是冷酷、僵硬和残忍，广阔的街道和挺拔的楼 万方数据 ９０ 够孑：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总第５０期 宇完全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早已 被这种令人恐惧却坚硬无比的物质世界击溃，精神的旗 帜也在这钢铁水泥庞然大物的阴影下瑟瑟发抖、无所适 从。而且，更为可怕的是都市的物质逻辑，早已把匍匐于 它脚下的都市人类驯服得服服帖帖，终至麻木不仁、乐 在其中，甚而成为这一规训无可替代的维护者。于是，这 里的人类丧失了一切关于人的灵气和本质，他们愚笨、 庸俗、麻痹，形同动物，他们的一切感觉与感情旱已钝 化，终日生活于污秽和肮脏之中却忘记了人的生与死的 界限。于是，他们的存在与死亡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生 存将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存在。尼采说：一个人若知道活 着为甚么，便能忍受如何活。而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自 己活着的理由，却仍然可以浑浑噩噩地忍受下去，着实 令人吃惊和羞辱必周报》中的这些小说以寓言的方式， 写出了自我陷身于都市的痛苦和迷惘，以及工业文明发 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的迷失和生存的困境，同时 也暗示出某种突围的意念和前景。 姚拓的《所南》＠中，所南一直坚守着传统的生活 方式，坚守着家乡，没离开过古老的土地，承继着老一辈 淳朴诚实的美德，就这样生活着。与此相反，“我”则追 求着都市的生活，一心向往城市的繁华。这篇文章通过 “我”与所南两个人不同生活方式的对比，来反思城市文 明。思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哪种更能给 人带来快乐，作家有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怀疑，也有对传 统生活方式的肯定。 朱韵成的《山城献给忧郁沙龙溯哿当代知识分子在 传统文明和都市文明之间无所适从、备受折磨的心理状 态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出来，小说将游走在两种文明 的边缘，无法融入任何一种文明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困 境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直绝望颓 废的氛围。在艺术上，现代派诗歌的引用，例如：“…… 生之门是窄的，纪德说，而紫水晶的十架有太多纯真的 爱……”留其中所表达的迷茫与困惑进一步加强了小 说抑郁的情感基调。 此外，黄崖的《她的情人》＠是一篇有关“爱”的童 话。“我”之所以冒充傅琪小姐的仰慕者，不辞劳苦地绘 她写信，帮助她走出失去爱人的阴影，是因为“我”对于 周围人的无私关爱。曾经傲慢和冷酷的柯克教授之所以 爱上傅琪小姐，是因为她对于慈善工作的无限热心。某 种意义上，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每个人都在向往着这种 温暖博大的爱，而对这种爱的向往本身，就标志着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模式在香港社会的正式建立。另一 方面，傅琪小姐的国籍不仅使这篇小说带上了一定的异 域色彩，反映了香港社会的独特风貌，而且更提供了一 种可能，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洗礼下获得新生的可 能，一种用中国人特有的古道热肠医治都市文明病的可 能，这同样显示了香港作家在用自己的作品回应现代生 活方面的努力。 （三）对传统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和使用 对于现代作者而言，在自己的作品中借鉴和使用 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不仅是其固有文化根性下的自然 选择，也有利于实现和生长于同样文化背景下读者的互 动，产生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感觉，达到事半功倍的表 达效果。 《周报》作者对于传统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和使 用，首先表现为对传统意境的传承，如司马长风的《为自 己的生活》，这是一篇行文优美、笔触平静而又内涵丰富 的散文。司马长风从“人生三分论”谈起，畅想人生最后 一阶段“为自己的生活”，如同一篇当代版的《归去来兮 辞》，表达了自己希望远离尘嚣、避世著书的美好心愿， 书写了一番逍遥自在的乡野生活。尤其是对田问劳作与 所植花木的描绘，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田园风 光，令人心醉而向往。可以说，作者的这番神思，是每一 个饱经沧桑的文人墨客之最终梦想。然而，陶渊明在写 罢《归去来兮辞》后，如愿隐居于田园；司马长风却在文 中一再强调，这些畅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实 现。作者在想象之前便强调：“我虽然自知后三分之一的 人生、多半仍须在紧张和劳苦中度过”，又以“也只是梦 想而已“结束全文，让本文在看似轻松的笔调背后，隐藏 着作者深深的无奈惆怅。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 作者对人生之无常有着切身体会，故而称：“今后的余 生，在香港度过呢，还是在台湾或大陆度过呢，完全不可 预料。今生究竟能否有真正的闲暇呢、也不可预料。”＠ 随意的一笔，细细体会，却能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个人 命运之悲与家国兴亡之叹，实则都浓缩在这一句话之 中，意旨深远。 借鉴传统表现手法还表现为对既有故事写作模式 的传承，盛紫娟《母爱７》眇的故事模式是看似老套的 万方数据 名刊观察 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 “孔雀东南飞”式的婆媳矛盾，一位对儿子占有欲过强的 霸道婆婆，毁掉了两个儿子的婚恋幸福，最终也害了自 己。但这篇小说在悬念设置、叙述视角、叙事节奏上多种 巧妙手法的运用，实现了老题材的现代转化。小说的亮 点是“我”这个旁观者的存在——既非当事人之一，又非 第三人称小说以全知视角远距离地叙述情节，而是在 “我”的观察中，这个家庭在表面和谐的背后真相被一层 层地揭开。这样既可以让叙事氛围从头至尾既客观冷静 又有强烈的真实感，并且，由于“我”开始对这个家庭的 未知，可以设置令人疑惑的一个个谜团，吸引读者的阅 读兴趣，而最后的残酷结局，又在我的无奈与无言中，让 读者感到同样的无可奈何与强烈的情感震撼。 陈太太的形象，让人联想至ＩＫ孔雀东南飞》中的焦 母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她们都是霸道凶悍的婆婆， 又化身为吞噬儿子幸福的“老妖精”；然而，她们这种“凶 悍”背后的原因不尽相同。焦母逐媳，从有限的诗歌文字 中只能得出存在中国传统的婆媳矛盾：曹七巧的变态， 主要是由于多年守寡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导致人格 扭曲；而在陈太太身上，则突出体现着时代变迁、都市崛 起中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观念差异。婆媳矛盾的背 后，其实是时代价值观的更迭，而陈太太的遭遇，也是香 港这座迅速发展的都市对不肯走出“传统”的人的冲击。 由此可见，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刊物扮演了在 香港及海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的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成为国共两党以及 美苏双方冷战之下意识形态角逐的一个边缘但却激烈 的战场，说它边缘是由其地理位置和政治殖民地的角色 所决定，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看似边缘性的地位却提供了 可供双方甚至多方多元共存的意识形态交锋的公共舞 台，由此使香港成为一个左右并存，华洋杂糅的政治文 化空间。正是香港的这种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混杂性等 特征，以开阔的视野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重视对 传统文化的传承，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刊物就扮演了在 香港及海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角，积累了保护、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经验。此外，以《中国学生周 报）为代表的香港刊物在当时的存在具有巨大的文学史 意义。五六十年代，当文学创作在大陆和台湾无可奈何 地沦为政治工具而丧失了主体性时，此时的香港却相当 难得地为我们保留了一份文学自身的成长园地，其文学 ９１ 刊物不仅培育了香港文学的主体性，也在传承民族文化 传统、发展五四新文学精神中丰富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 学的成果。 【注释】 创刊于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５日，停刊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２０日，前后历时２２年， 共出了１１２８期，发行量最高达到３００００多份，由于《中国学生周报》（以下 简称《周报》堤由美国新闻处和台湾政府的“亚洲基金会”和“友联研究所” 支持的刊物，被认为是“美元文化”的产物，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打上“右”的 烙印；其实，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并且遮蔽了《周报》的实质属性。 编者：《为什么该懂中国文学》，《中国学生周报１１９５７年第２４６期，第２版。 钱穆：《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们》，《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３年第３６期， 胡菊人：《像树木一样的生长》，《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１年第４７０期，第１版。黄烽：《文学杂谭》，《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３年第２９—４３期，第３版。 张兆等《中国学生周报》在１９５２年第２１期至１９６０年第４０５期，间隔发 表系歹嘁历史故事》ｏ 徐亮之：《诗经今译》，《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３年第３０一３４期，第３版。 公遂：《中国文学小识》，《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４年第１０６期一１９５５年第 １４１期，第３版。 赵聪：《国文研读》，《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５年第１３０—１５２期，第３版。 赵聪：《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４第８２期，第３版。 赵聪：《滕王阁诗序的作者：王勃》，《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４年第８６期，第 糜文开：《诗文举隅》，《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３年第４０一５６期，第３版。公遂：《中国文学小识》，《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４年第１０６期一１９５５年第 １４１期，第３版。 张军：《中国旧小说略举》，《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６年１８４—１８６期，第３版。 汤恭卓：《文学的自觉性——中国文学史划时代变革），《中国学生周报》 １９５８年第３１０期，第３版。 王敬羲：《我怎样开始写作？》，《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５年第１６５—１６７期， 力匡：《谈诗创作》，《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５年１６６到５６年１９４期，第３版。陆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６年第２１４期，第５版。 赵聪：《谈红楼梦》，《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０年第４３１期一１９６１年第４６１期， 杨啸：《略谈汉光武的为人＞，《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７年第２６２期，第７版。＠黄庸：《读曾子大孝篇后》，《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５７年第２７１期，第３版。 ＠杨健民：《论语——做人处事的指南》，《中国学生周报１１９５７年第２７４期， 黄万华：《跨越１９４９：在“常识”中展开的香港体验和想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吴兆刚：《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硕 士论文，２００７年，第７３页。 舒畅：《爷爷的伙伴》，《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０年第４３４期，第１２版。 姚拓：《所南》，《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０年第４１９期，第１２版。 ＠朱韵成：《山城献给忧郁沙龙》，《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５年第６６８期，第６ 黄崖：《她的情人＞，《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０年第４１８期，第１５版。司马长风：《为自己的生活》，《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８年８２１期，第６版。 盛紫娟：《母爱？》，《中国学生周报＞１９６０年第４０５期，第１２版。 作者简介※王艳丽，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曹春玲，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万方数据 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中国学生周 作者：王艳丽， 作者单位：王艳丽(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曹春玲(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刊名： 扬子江评论 英文刊名： YangtzeRiver Criticism 2015(1)引用本文格式：王艳丽.曹春玲 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刊物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中国学生周报》等为例[期刊论文]-扬子江 评论 2015(1)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23 09:40

让陈总舵主忠心耿耿的郑家，真像《鹿鼎记》里那么龌龊吗｜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文/朱言










郑成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但他儿子郑经的评价就跟他天壤之别了，无论是《鹿鼎记》还是《康熙王朝》，都通过丑化郑克塽和郑经本人的形象，来把郑经往猥琐了塑造。郑经究竟有哪些作为，郑克塽有没有那么不争气？请看本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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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金庸先生《鹿鼎记》的朋友都会记得那位纨绔且无能的台湾延平王世子郑克塽，不但与韦爵爷争风吃醋，对阿珂始乱终弃，还想江湖政治中胡乱骚操作，严重损害了天地会的反清大业。



其实，历史中的郑克塽是台湾明郑政权的末代之主，最后归清之时不过才14岁，根本不可能有那些经历，一切不过是金庸老爷子的小说家言。



小说中郑克塽的背后是其父亲郑经，当时台湾明郑政权的延平王。从小说中郑克塽种种行径而观，似乎都在暗示着他背后的父亲也是一个昏聩的割据者。当年热播的大陆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也呈现了一个颟顸昏聩且面容丑陋的延平王郑经形象，这一切无疑固化了人们对于郑经的认知理解。然而，历史上的郑经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康熙王朝》里被丑化出翔的郑经






“气死郑成功”的实情

1

大多数论著言及郑经，必然会提及他曾与其弟乳母通奸产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郑成功暴毙的事情。要厘清这件事，就需要将郑经的婚姻讲清楚。



郑经的原配妻子唐氏，是南明隆武政权兵部右侍郎唐显悦的孙女。郑经与唐氏都是生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双方之婚姻有着明显的同僚联姻和君臣结盟色彩。



揆诸很多台湾地方笔记史料，都有关于唐氏品行端正之类的记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既然“端庄静正”，又为何与郑经“不相得”呢？据夏琳《海纪辑要》记载，‘唐妃，乃兵部侍郎显悦孙女，贞静有礼，不苟言笑”。如此一个“不苟言笑”之人，或许适合做一个政治婚姻的符号，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夫妻生活伴侣。所以，郑经和唐氏的婚姻是寡淡无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如果说唐氏只是一个无趣女人，那么日后郑经做出些乖张之事，还可以只被骂成“渣男”。但是，根据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记载，唐氏是一个“妒悍”的狠戾女人，因为婚后一直无子，而郑经之妾林氏生子郑克臧，生不出儿子的唐氏对此妒火中烧，甚至造谣说孩子不是郑经的种，“欲害之”，幸亏郑经“秘之他所”，这孩子才捡了一条命。



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之下，妾生子本属正常现象，一般人家的正室妻子都能接受，更何况郑氏这样的藩侯巨族。然而，“妒悍”成性的唐氏竟然对一个新生儿动了杀心，足见其性格之狠戾。郑经自己后来写过一首颇有发泄味道的诗《妒妇歌》，“妒妇口舌利，发声愚夫起，巧言皆正理，存心最狼毒。若见婢妾辈，眉发上倒触。轻则发怒詈，大则加篓梏。甚至施异刑，死生立迫促。”一个可怕的妒妇形象跃然纸上，恐怕就是唐氏在郑经内心的投影吧？



那么郑经私通其弟乳母的丑闻又是怎么回事呢？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记载，郑经四弟的乳母陈氏，“年可二十六、七岁，双眉如远山淡扫，不施粉黛，光彩可人，且窈窕轻佻，语言丰韵”，郑经见了之后“魂销天外”。无奈郑经的母亲董夫人“家规严肃”，二人没有机会说话。



一日，郑经去给母亲请安，恰好路过陈氏卧室，“陈氏初起未妆，拨朦胧眼”，于是二人便有机会勾搭上了。郑经先撩，说了一句：“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醉余杨柳不胜衣”。陈氏是个解风情之人，立马回复一句：“未逢恩宠先流盼，恐惹梦魂湿泪斑”。如此一看，确实比那个不苟言笑的悍妇唐氏有趣太多。



当日下午，陈氏便偷偷溜到郑经的房间，二人干柴烈火，“共赴高唐之梦”，好不逍遥快活！



二人好上之后，自然常常春宵暗渡，后来陈氏竟然怀上了身孕。郑经当时留守思明州（厦门），而郑成功则驻军于台湾。后来陈氏诞下一男婴，郑经派人向郑成功诡报是侍妾所生。不明就里的郑成功得知有了孙子非常高兴，下令赏赐麾下文武及将士，对夫人董氏、儿子郑经及孩子生母陈氏皆有厚赏。



郑成功的快乐是短暂的，那位唐氏夫人的祖父唐显悦给郑成功写了一封言辞激烈且十分刻薄的信：“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伤责，反加资赏。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海盗出身的郑氏家族原本并不拘泥于礼法和传统道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就干过调戏老爸侍妾的事情。然而，洗白之后的郑芝龙却为郑成功安排了纯粹儒家的教育，让他入学南京国子监，师从大儒钱牧斋（即钱谦益）。郑成功被意识形态塑造为大明王朝的忠臣，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意义的正臣。道德谴责对于这样的人很有用。





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巨像

不得不说做工很粗糙



其实，唐显悦所谓的“八母”，指的是“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而陈氏并非郑经自己的乳母，以此苛责多少有点牵强。但唐显悦的责难终究令郑成功羞愧而不能自已，“登时气塞胸膛”，狂怒不止。



郑成功立即派人去金门，会同郑泰，前往厦门，准备先斩杀自己夫人董氏，罪名是治家不严，当然还要杀掉郑经和那母子俩。手下人拿到这样变态的指令后都愕然了，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只杀掉陈氏母子，然后再联名为董夫人和郑经求情。



儿子“乱伦私通”，部下抗命不尊，加上不久前父亲郑芝龙又被清廷斩首于北京，内心极度痛苦愤懑的郑成功忧愤成疾，竟然暴死于军中，年仅39岁。郑成功之死对郑氏集团的冲击很大，郑经任性乖张的行为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郑经本人何尝又不是乏味无趣婚姻生活的受害者呢？






在危机中即位

2

郑成功的暴毙引发了郑氏集团权力继承的严重危机，郑经在厦门得报发丧嗣位。



原本子承父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丑闻缠身的郑经却受到郑氏集团内部的挑战。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护理大将军印，“以世子得罪于父，遂欲阴谋自立”。郑经的“淫乱”行为成为郑世袭势力夺位的理由，他们认为“世子行既不正，护理仁慈，承继大统，名正言顺”。既然子不堪承父业，那么兄终弟及也就顺理成章。郑世袭的亲信曹从龙甚至还建议伪造郑成功遗言，“数世子罪状，命弟继统，方可以服众”。



郑世袭在手下亲信的拥立下，自称东都主，分兵以拒郑经之东渡。郑氏集团在郑成功死后，出现了叔侄争位的局面，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郑经以陈永华为谘议参军、周全斌为五军都督、冯锡范为侍卫，发兵渡台。郑经麾下军力强大，很快就解决了郑世袭的势力，除了杀掉了几个密谋集团的主要谋主之外，“余皆不问”，对于叔叔郑世袭，郑经也是“待之如初”。



对于郑世袭叛乱，郑经处理的果断坚决，而且不株连、少杀戮，又体现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



然而，这场危机的余波并未结束。郑经在台湾处理郑世袭叛乱时，发现了驻守金门的郑泰与郑世袭集团的黄昭有书信往来，两边有勾结的嫌疑。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郑经率水军回厦门，并着手解决郑泰问题。



郑泰居守金门，拥有重兵和大量的财富，知道郑经怀疑自己，也称病不到厦门相见。六月，郑经采纳陈永华之计，假意称将前往台湾，要将厦门也交给郑泰，并铸造镇守金、厦的印信，派人送到金门。虽然明知极有风险，但是郑泰却难以找到避而不见的理由，犹豫再三，还是带着兵船和十万两饷银到厦门觐见郑经。果不其然，郑泰一到厦门就被郑经控制并软禁。



郑泰被囚之后，留守金门的弟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绪恐惧，竟然“率诸将及眷口下船”，跑到泉州港投降清军。郑泰虽然被禁锢于厦门，但是他的人马几乎全部投降清朝，战船二百多艘、精兵八千多人、文武官员数百人，无疑是郑氏集团的巨大损失。得知郑鸣骏和郑缵绪降清之后，被禁锢于厦门的郑泰也自缢而死。





明郑政权政区设置



郑成功死后的郑氏集团继承危机至此告一段落，当然代价也极为惨重。戡乱上位的郑经除了要面对集团内部的挑战，还要应对海峡对岸清朝的攻势。






陈总舵主有多牛

3

在郑成功新死之时，清廷就曾派出都司王维明、效用总兵林忠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当时的郑氏集团正陷于内部纷争危机之中，郑经遂密令郑泰和洪旭等人与清方谈判，其实就是虚与委蛇。



为了取信于清朝，郑经还命人交出了明朝赐予的敕书、印玺等物，还主动归还了战争中缴获的清朝州县大印、海上军民土地清册等。但是，当台湾内部局势稳定之后，郑经便以“人众登岸安插难周”为理由，中断了与清廷的谈判。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发动战役，攻陷金门、厦门，郑经退往铜山（东山岛），清军又派人招抚。郑经提出的条件是参照朝鲜藩属国待遇，不剃发、不登岸，声言“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当时的清军并无能力发动进一步军事行动，双方谈不拢，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郑经率军东渡，初十日抵达台湾。在内外危机都暂时平息之后，郑经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台湾的治理。



当初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之后，曾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初二日，下令将“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杨戎政为府尹，以庄文烈知天兴县事，祝敬知万年县事”。赤嵌即今日台湾台南一带，先前荷兰殖民者在此筑普罗文查城。



郑成功设置东都明京承天府这样的京府级别的行政建制，虽然声称“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并非有意割据自立，而是遥奉流亡于西南的永历帝，东都显然与西南的“西都”遥相呼应，当然播迁之中的南明朝廷并无稳定的“西都”。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流亡至缅甸的永历帝被缅人交给吴三桂，而后被执送昆明。次年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杀于昆明。永历帝死讯传至台湾已是第二年，而郑成功早已于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暴死。永历帝既崩，南明“西都”便不复存在，而郑氏所建“东都”也自然没有存在意义。



继立之后的郑经在处理好内部变乱，又虚与委蛇地与清方进行一系列谈判之后，施政的重点转移到台岛治理上，也暂时放弃了经略大陆的计划。在经历内部夺位之争，又丧失金、厦之后，郑经的诉求退为台岛安宁，故而于永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改东都为东宁，升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各置知州，并于澎湖及南北二路各设安抚司，各设安抚使，原先京府级别的承天府建制也被取消。



战略退守的郑经并非是要割据自立，也并未放弃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一直奉“永历”正朔便说明了这一点。战略退守是一种现实主义，而“以滨海为虑，苍生为念”则更体现了郑经的情怀。



言及郑经的台湾治理，自然离不开郑氏能臣陈永华。在诸多演义小说，也包括《鹿鼎记》中，陈永华被等同于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目前学界对于陈永华是不是陈近南，其实也并无定论，当然也并非本文重点。在郑经的台湾治理中，陈永华是主要的具体执行者。





陈总舵主在历史上也是大牛人



陈永华，字复甫，是福建同安人，其父陈鼎是明末崇祯十七年进士，也算是地方名儒。南明永历二年，郑成功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清军攻陷同安之后，陈鼎自缢殉国，陈永华遂追随郑氏，后被授予谘议参军。郑成功死后，陈永华成为郑经身边头号谋臣，在解决郑世袭和郑泰夺位的问题上，陈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遇事果断有识力，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群议所动”。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陈永华被加封为勇卫，身兼将相之职。



陈永华为郑经规划了“先养，再卫，而后教”的方略，将经济的发展放在首位，先民生而后才能图存。陈永华执行了一套 “与民休息”的政策，“分诸将土地，谋耕种，征租赋，税丁庸，兴学校，通鱼盐，安抚土民，贸易外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岛开发较晚，农耕经济水平也相对落后。明郑政权渡台之后，尤其是郑经时代政权正规化和治理体系的渗透下沉，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供养需要，粮食资源最为重要。为了解决军政人员供养问题，陈永华移植了传统的屯田制度把土地分给各镇的士兵去耕种，曾“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诸镇开垦，栽种五谷”。



军屯制度是秦制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传统艺能，确实能够保障军粮的供应，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明郑政权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当然，从一时的经济形态角度而言，明郑的军屯对于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郑政权的意义

4

郑氏家族与那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军政集团有一种很大的质性区别，自郑芝龙起，郑氏集团就是一个亦商亦盗的海上势力集团，其与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有着很复杂的商业往来，郑氏集团堪称17世纪的东亚海洋商业霸主。



郑芝龙降清及清军势力进入闽境，曾经一度动摇过郑氏的海上霸主地位，及至郑成功复起，至收复台湾，郑氏集团的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得以重建，郑氏海上王朝规模初具。



郑成功猝死及郑经继位风波，也曾导致了郑氏集团的动摇。在清军的强劲攻势之下，郑经集团接连失守金、厦，退守台岛。但是，随着实力的恢复，郑氏又于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收复厦门。



郑经时代，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事业获得更大发展，郑氏商业势力扩展至整个东南亚，重新成为华人贸易乃至整个国际商贸的支柱。当时正在东方经营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也与郑氏签订协议，分别在台湾、厦门设立分支机构。



郑氏不仅是海洋贸易的执牛耳者，更是海外与封闭中的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枢纽，掌控着通往中国南部内陆的国际货物通道。



相较于传统帝国的封闭控制，郑氏制度更具进取性，是一种拥抱海洋文明和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放型制度。倘使日后的历史不是台湾清朝化，而是清朝郑氏化，中国历史很可能呈现另外一种样子。



除了经济复苏和振兴之外，郑经对于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同样颇有贡献。



与大陆先行开发区域相比，17世纪的台湾在文化教育层面确实落后。在郑经和陈永华的主持下，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郑氏政权在台南兴建孔庙，同时又建明伦堂。次年春正月，孔庙落成，郑经率文武百官亲临举行祭祀至圣先师的典礼，前往观者达数千人，一时盛况空前。



孔庙和明伦堂的落成并不简单是教育文化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郑氏政权也是一个儒教立场的中国政权，是一个有着政治文化意义上正统地位的政权，绝非清人口中的海上贼匪。



郑氏政权还建立了各级儒学教育机构，在承天府设立府儒学，在天兴、万年两州设立州儒学。府儒学设教授1名，训导2至4名；州儒学设学正1名，训导2至3人。教授和学正系分别主持府州儒学教务工作的主要学官。这些足以说明郑经是一个非常重视文治的统治者。



值得一提的是，郑经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文士。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郑经出兵相应吴三桂西南起事，就在这一年刊印了个人诗集《东壁楼集》，共480首诗，内容涉及家庭身世、生活嗜好、学问交游、心情意志、时人时事等多个层面。



郑经的抗清复国理想在诗文中也有所体现，譬如在《惜中原未复》中，郑经非常直白地袒露了复国的理想：



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

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

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

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



在主流历史叙述中，郑经或许只是一个17世纪东南海疆的割据者，一个顽固抗拒统一大势的逆流者。但是，依据史料、复盘历史，就会发现郑经及其郑氏政权是那个时代东亚世界的海洋霸主、东亚国际贸易的关键角色，郑经本人也是台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文明与进步的推动者。



在民间稗史中，郑经似乎又是一个行为不检的荒唐之人，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细节，又会明白他的荒唐多少有无奈之处。污名化郑经和郑氏政权，都会导致对郑经及郑氏集团的低估，拥抱海洋的重商主义总要好过于“秦制”旧文明吧？





大清扼杀文明希望



参与吴三桂之乱，郑经的初衷是恢复东南势力范围，进而号召全局性“反清复明”。然而，第二年郑氏军队就退回厦门，至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金、厦复失，郑经再度退踞台岛。及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雄心未遂的郑经郁郁而终，郑氏王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25 14:3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8-25 14:42 编辑

中国电影史最漂亮女演员，大明星夏梦的传奇，绝不只是美丽
原创 云慕溪 女神袂 2019-09-22
夏梦的美，毋庸置疑。

大导演李翰祥盛赞夏梦： “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演员，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她的传奇，却绝非仅仅因为她的美，也并非由于香江第一才子金庸的暗恋赞美，在夏梦芳华绝代的时候，金庸还是一名新晋编剧，她已是声名远扬的大明星。

她是1959年“香港国语片十大明星”票选第一名，她主演的电影部部票房爆棚，不少佳作成为香港电影的时代经典。


更难得的是，除了倾世容貌，她还拥有幸福的婚姻，息影后两度创业（开制衣厂、投资电影公司）通通获得成功，一手扶持了著名导演许鞍华、巨星刘德华步入影坛。

有人说，夏梦是最幸运的女人，美貌、幸福、事业齐俱，活得完美。

她真的只是因为幸运吗？

和她同时代的美貌女演员，身世凄凉的太多，中国的金嗓子周璇、美国的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更是在盛年香消玉殒，夏梦的智慧才是让她人生完美的秘密。

1. 仲夏夜之梦：夏梦
五六十年代的影坛，盛产绝色美人，夏梦之所以在影迷心中艳冠香江，更胜在她亭亭玉立、大家闺秀的沉静气质，那是来自她优渥家世精心培养出来的从容和优雅。






夏梦本名杨濛，祖籍苏州，1933年2月16日出生于上海金融实业家之家。

祖父杨叔鼎是证券交易所元大号的老板，还创办了工厂实业和银行，父亲是名校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母亲葛璐茜是上海中西女校的校花。

5岁的小杨濛已是楚楚动人，她在照相馆拍的一组照片，一举获得上“上海市儿童摄影比赛”冠军，小美人的照片挂在静安路照相馆橱窗里，似乎预示了她未来的大明星生涯。




祖父酷爱京剧，请来名角程砚秋指导四个女儿京剧唱段，孙女杨濛在一旁耳濡目染，唱做身段都学得有模有样，为她日后的电影生涯奠定了基础。


家里还自建有一个篮球场，比杨濛小一岁的妹妹杨洁，更开朗活泼好动，日后成为中国女篮国手，还是谢晋导演电影《女篮5号》的原型。

13岁时，杨家居家迁往香港，杨濛和妹妹入读香港玛利诺女书院，在这所学校中，两姐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清丽脱俗的少女杨濛演出了一场英文校园舞台剧《圣女贞德》，备受瞩目，后来被同学毛妹引荐给其父长城电影公司老板袁仰安。

妹妹杨洁参加校园篮球队拿到了港九地区冠军，因此被挑选到新中国国家篮球队，回到北京。

1950年，经过简单试镜之后，美丽的杨濛轻松地获得了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演员合约，从此取艺名“夏梦”，取意于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




《仲夏夜之梦》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神话喜剧，而夏梦的人生，也如完美的神话。

2. 香港的奥黛丽.赫本
夏梦不仅拥有完美标致的五官，清新脱俗的气质，身高170CM的窈窕身材，还洁身自好，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她和长城电影公司的合约明文约定：不参加剪彩，不参加老板请客，不拍不健康的戏。

因此气质典雅的夏梦，被誉为“香港的奥黛丽.赫本”。






18岁的夏梦，第一部电影《禁婚记》就大受欢迎，成为当年香港票房冠军。

她不是只靠天生丽质的优势，这部电影是一位已婚少妇如何兼顾职场家庭的喜剧，原本是为已红透香江的大明星李丽华度身定做，。

李丽华比夏梦大9岁，生得明媚艳丽，风姿撩人，1940年就以电影《三笑》中的秋香一举成名，由于被邵氏高薪挖角，长城电影公司才找来新人夏梦顶上女主角。



（左：李丽华，右：夏梦）

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少女夏梦，为了演好少妇，反复钻研剧本，翻遍有关妇女理论的书籍，还专门到亲戚的新婚夫妻家里现场观摩，结果电影大获成功，一炮而红。

夏梦拍的前四部戏《禁婚记》、《娘惹》、《门》、《一家春》，都是本为李丽华打造的少妇角色，直到第五部电影《白日梦》，才真正出演未婚女性。








夏梦里程碑式的作品，是1952年出演的古装电影《孽海花》。

她的古装扮相，明目皓齿，一颦一笑都如画中仙子，人们为之沉醉。



电影《孽海花》剧照

《孽海花》获得了香港电影空前的成功，不仅在香港票房大卖，还以中国古典风情受到国际市场的追捧，成功入选英国第七届爱丁堡电影节展映影片，是香港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作品，在海外热映。

在大导演王家卫眼里：“我觉得夏梦才是古典美人。”



作家倪匡说他当年在上海看夏梦的电影《新寡》：

“看完一场，散场到街上站半晌，心想，怎么会有这样好看的女人！

不服气，再重场看一次。”



夏梦被誉为“千面女郎”，或时装或古装，喜剧、悲剧、越剧电影都能精彩演绎，演技广受好评。

在夏梦晚年，当鲁豫采访问她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她淡淡地回答：

“代表作没有的，大概我要求太高了。”
而夏梦的电影里面，有两部格外引人注目。

一部是《绝代佳人》，1957年荣获文化部优秀电影荣誉奖，这是新中国国内电影评奖的第一次（百花奖1962年才开创）。



夏梦电影《绝代佳人》剧照




夏梦因此来到北京，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周恩来总理还送给夏梦一幅水墨淡彩兰花图，夏梦一直把它挂在家中客厅。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再次赠送给夏梦一块白绸，被夏梦珍藏一生。

“兰心蕙质，冰清玉洁”，也许正是周恩来总理送给夏梦这两份礼物的含义。

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赞道：

“绝代佳人，这四个字，夏梦当之无愧。”


另一部是古装喜剧《王老虎抢亲》，夏梦反串男主角，男主角在剧中又假扮女子，把夏梦跨越性别的美貌和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



夏梦主演、胡小峰、金庸导演电影《王老虎抢亲》剧照

这两部电影，都出自夏梦的倾慕者金庸的手笔（编剧和导演）。

记者最爱追问夏梦关于金庸和她的关系，夏梦回答：

“我和金庸，其实不如不说。”
也许在她心里，两人之间止于友人，云淡风轻不值得讨论，在金庸心里，她却是求而不得的白月光，铭记一生。

3．金庸眼中沉鱼落雁的西施
如此美貌的女子，身边不乏狂蜂浪蝶追逐，最知名的一位，是武侠文学巨匠金庸。

在金庸眼里：

“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
人们都说，金庸小说中，惊艳脱俗的小龙女、王语嫣、香香公主的原型都来自夏梦，金庸本人从不掩饰他对夏梦的赞美，但也从未正面承认过哪位角色来自夏梦。



世人都爱才子佳人的故事，等到大作家金庸名满天下，人们绘声绘色以讹传讹，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什么咖啡厅表白遭拒，同日去世，都是误传，金庸先生和夏梦都分别亲口否认咖啡厅表白的桥段，而金庸，实际上比夏梦晚去世两年。

那时芳华绝代的夏梦，是太多人的春梦。

金庸的朋友李翰祥、倪匡、罗孚都承认，当年金庸确实暗恋过夏梦，也追过夏梦。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从报社编辑刚转行的小编剧，还离过一次婚，自然是难入大明星夏梦的法眼。



金庸和夏梦一起看剧本

爱似乎不需要理由，其实也需要理由，那就是外在和精神的门当户对，性格的匹配。

彼时的长城电影公司编剧金庸月薪280元，夏梦的片酬已经从初入行的200元，暴涨到2万元/部，是香港身价最高的女明星。

从金庸的作品中不难看到，他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和风流情节，日后他果然婚内出轨，结了三次婚，在家里什么家务也不干，全靠太太处理照顾。

如果金庸真打动了夏梦的芳心，也许不是成就一段风流佳话，而是像徐悲鸿和蒋碧薇、沈从文和张兆和，华丽浪漫的开场，悲伤凄凉的落幕。

才华和爱慕，绝对不是选择终生伴侣的关键，夏梦自己选择的婚姻，堪称完美典范。

而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的金庸，日后才在第二任妻子朱玫的支持下，创办《明报》，挥洒写下一部部武侠小说巨作，成就事业辉煌。

最好的伴侣，是相互成就，中等的伴侣，是相濡以沫，而最糟糕的伴侣，是相互摧残，耗尽人生。

爱一个人，未必是拥有，不妨静静地凝视一朵花的美丽，让她尽情绽放。



4.真的爱你
世人总津津乐道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不娶的故事，其实也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岑范，一见夏梦误终生。

岑范是清朝将门之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因为爱好电影创作，受著名导演朱石麟邀请到香港发展。

在夏梦的处女作《禁婚记》中，岑范饰演男二号，是夏梦饰演女主角的追求者，两个看起来十分登对的年轻人，在剧组就常常被人开玩笑，“你们俩结婚吧！” “你们俩私奔吧！”



岑范才华出众、性格耿直，一心想回到大陆报效祖国，不久后就拿到香港回内地的签证，回到北京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导。

他和夏梦之间刚刚萌芽的朦胧好感，因为分隔两地四年音讯全无，再相逢时佳人已嫁作他人妇。

岑范的电影才华日后大放异彩，他执导的《阿Q正传》蜚声国际，斩获多个国际大奖，越剧《红楼梦》至今仍是中国戏曲电影的经典代表作。

岑范终身未婚，只因为忘不了夏梦，他说：

“夏梦的美貌是其次，她的心地更美，非常善良。
假如没有认识过夏梦，我也许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跟某个女子结婚生子。
但是我认识了夏梦，别人就跟她没有可比性了……”


夏梦的真命天子林葆诚，1953年来到她身边。

安静贤淑的夏梦从不参加应酬，妹妹杨洁说她在家里一杯茶一本书，就可以静静地坐一整天，要结识她，最好的地方是片场。

林葆诚也是夏梦的影迷，和她父亲同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族从事纺织品生意，是一位事业有为的青年商人。

为了一亲芳泽，他跟朋友到电影《姊妹曲》片场看夏梦拍戏，还毛遂自荐客串演出了剧中的一位教师。

他发现荧屏上的绝代佳人夏梦，在片场既敬业又彬彬有礼，更加坚定地爱上夏梦，而林葆诚的儒雅、率直、幽默，也让夏梦坠入爱河。

恋爱一年后，21岁的夏梦和林葆诚结婚了。





婚后的夏梦继续拍摄了多部电影。

她是《日出》里姿容绝艳的陈白露，秦淮名妓《董小宛》、也是《金枝玉叶》、《三看御妹刘金定》里的公主、《白领丽人》里的洋行打字员……



夏梦电影《日出》剧照



真正成为少妇以后，夏梦拍摄的《新婚第一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彻夜排队等待观影，被人们戏言“三天三夜为一夜”。



1966年，33岁的夏梦宣布息影，和丈夫一起暂时移居加拿大生活。

直至2007年林葆诚去世，他用悉心爱护的57年婚姻陪伴，表达了一个丈夫的挚爱。

夏梦在家里，什么也不用操心，家务有跟随多年的贴身佣人阿彩打理，管教孩子则由丈夫林葆诚一手包办，夏梦自己也笑言：“我是个马马虎虎的主妇。”

嫁给林葆诚的夏梦，被视若珍宝、一生呵护。

5.最佳老板夏梦
夏梦在加拿大生活了一年后，1967年就重新回到了香港。

尽管多家电影公司重金邀约她复出，夏梦认为自己韶华已过，坚持不再出镜，和女演员韩瑛一起在香港投资合办制衣厂。

十年时间，她把仅仅200平方米左右小型男装制衣厂，厂房扩张了十倍，在自己不熟悉的服装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2016年鲁豫采访83岁的夏梦，问及她投资制衣厂、投拍电影为何都能成功，老人家淡然笑答：

“因为我会看人啊！”
“我用了一个很好的厂长，我自己不灵，但我很会用人。”
夏梦再回电影业，是因为祖国的期许，也是响应忠实影迷们的召唤。

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派专人到香港找夏梦，希望她能回归电影界。

夏梦和林葆诚夫妇专程飞往北京，廖承志夫妇设宴款待，还邀请他们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新春茶话会。

1979年10月，夏梦受邀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届代表大会，梁羽生在随笔专栏中勾勒出当时盛况：

“重开的‘文代会’中，你猜谁的风头最劲？
不是丁玲，不是艾青，不是萧军，甚至也不是巴金。
是香港的电影界代表夏梦！”


夏梦息影之后的十几年，观众从来没有淡忘过她。

老影迷把夏梦所有的电影剧照、影评都按照演出年份收集成册，寄给夏梦，询问她为什么不多演些戏。

面对大家的期许，夏梦卖掉制衣厂，创办了青鸟电影公司，不再做演员，而是转做投资人和制片人，换一种方式重新投入电影事业。

青鸟电影公司投拍三部电影，部部成为香港影史经典，《投奔怒海》、《逝水流年》获得十几项香港电影金像奖，《自古英雄出少年》则开创了内地儿童功夫片的先河。

看了夏梦制作的电影水准，就理解她为什么说自己演的电影不够好了。

夏梦担任制作人的处女作《投奔怒海》，发掘多个日后在影坛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导演许鞍华、副导演关锦鹏、男二号刘德华、男一号林子祥（由歌星跨界第一次拍电影）……

该片不仅一举获得1983年第二届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编剧、新人、美术指导五项大奖，还创造了1500万票房，刷新了本地文艺片票房纪录，成为少有的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片。



林子祥、刘德华电影《投奔怒海》剧照

这也是大导演许鞍华自认拍得最好的电影。她说：

“夏梦姐是最有风度的人，她只要信任你的话，就完全放手交托处理，这种老板很难得。
夏梦姐的处事和做人作风，实在是后辈学习的典范。
她的美丽，我是无法学的，她的智慧，我也不及十分之一。”
夏梦放手的只是具体的导演、拍摄等专业上的细节，大事上都因为她的坚持，才成就了这些佳作。

在做演员的时候，夏梦遗憾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在自己投资做独立制片人的时候，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施。

她认为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投奔怒海》的剧本改了又改，把第一位编剧修改得都生气撂挑子，才换上金牌编剧邱戴安。

由于反复修改剧本以及等许鞍华的档期，《投奔怒海》从筹拍到拍摄，足足等了两年半，公司还损失了已经签约的工作人员的订金。

制片人夏梦大胆启用了新人刘德华担纲男二号，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影中出演重要角色。



刘德华坦承：

“(夏梦)是在我生命中不能忘记的一个贵人，她选择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看她一生如电影般的神奇，照亮了银幕前后!”
《投奔怒海》片名本来是《船民》，是夏梦特地请老同事金庸改的，因此倪匡戏谑：

“金庸这一生对电影的最大贡献，只怕是把原来叫《船民》的一部电影，定名为《投奔怒海》。”

而夏梦自认“最好的戏是《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的导演严浩，之前拍的几部电影都惨遭商业失败，别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严浩找到制作人夏梦，才得以被慧眼识英才投拍。

女主角斯琴高娃的参演，也是夏梦两次去找她争取而来的。



斯琴高娃主演电影《似水流年》剧照

斯琴高娃当时刚凭着《骆驼祥子》荣获金鸡奖和百花奖双料影后，因为《似水流年》的剧本是用广东话写的，她看不太懂本不想参演，后来被夏梦和严浩说服，才让她成为内地演员荣获金像奖的第一人。

《似水流年》犹如一首隽永的田园诗篇，荣获1985年第四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编剧、女主角、新人、美术指导六项大奖，还成为慕尼黑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入围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八强，再次成为香港文艺片的典范。

它的原剧本名是《纸蝴蝶》，严浩导演依然请金庸为电影改名为《似水流年》。

1985年的香港，搞笑片、武打片开始风行，夏梦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口味，转身把青鸟公司卖个了友人，挥挥手再别电影江湖。

而电影江湖并没有忘记她。

2003年夏梦在香港星光大道留下手印和签名。

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给夏梦颁发“华语电影终生成就奖”。



许鞍华专程陪同夏梦出席活动

2016年10月28日，83岁的夏梦在香港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安然病逝。

2018年10月30日，她的超级粉丝94岁的金庸也仙逝。

那个金庸追随梦中情人夏梦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桥段，只是人们期望才子佳人浪漫故事的讹传。

后来有金庸迷翻遍了金庸的小说，得出结论，只有香香公主才是真正以夏梦为原型的：

“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光艳不可逼视。”


命运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完美的人生，更在于每一次关键路口的选择。

人们都说夏梦是“上帝的杰作”，她分明是用自己的智慧，牢牢把握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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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名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峡石》），学多了反而感到痛苦了，那是还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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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墨家和现代灵知
栏目：思想评论发布时间：2020-08-16 01:29:40
标签：墨家、现代灵知
       
李竞恒
作者简介： 李竞恒，字久道，西元一九八四年生，四川江油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出版专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

墨家和现代灵知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廿四日戊子

          耶稣2020年8月13日



墨家教团基本伴随着秦朝一起走向毁灭，汉代或许还有一些残存，但也仅仅只是历史的灰烬了。在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不再有墨者活动的痕迹，《墨经》的传承也几乎断绝，除了晋朝鲁胜等极少量的注，或明代李贽、清朝汪中那样的迷狂怪诞之人尚有对墨学的肯定言论，墨学本身其实已经成为死去几千年的木乃伊。



只是到了晚清，才又有人开始研究墨学，将其作为救世的新方法，试图通过复活一个死去了两千年的古代异端思想，来完成对今世的拯救。根据王汎森研究，这种试图复活死去多年古代异端来救世的想法，在晚清比较常见，而且是走向激进主义，走向毁坏传统的第一步。如章太炎赞美盗跖、商鞅、王充、刘歆、曹操等异端：“当异端一个个被从坟墓中唤醒，一个个站在历史的幕前时，也正是传统的基础一步步崩坠的时候，章太炎把久为士人所不愿道、不敢道的异端，一一表彰，并寄深意，这些作为，便直接或间接地促发清末民初传统的大崩溃”（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晚清墨学从坟墓中复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是为了打倒一个延续了两千年演化秩序的武器。



谭嗣同在讨论“仁”时，除了引用孔学的“仁”、“性”之后，便迅速提到墨学的“兼爱”，认为墨学之兼爱就是“仁”。“善用爱者，所以贵兼爱矣”；“呜呼，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不达乎此，反诋墨学，彼乌知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仁学》）。谭嗣同要冲决一切落网，破除纲常名教，将复活墨学作为手段之一，用其调和佛教和基督教，用爱无等差的“兼爱”取代传统的等差，并辅之“以太”等近代科学术语。



到了梁启超那里，墨学得到了更高评价，1904年梁启超作《子墨子学说》提到：“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陆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墨子论国家起原，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到了1922年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认为：“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由此可见，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梁启超对从坟墓中复活的墨学，寄予了强烈的希望和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救世良方，并且赞扬其同情心、义务和牺牲精神，和耶稣一样伟大，其政治思想和卢梭、康德是同一高度的。显然，梁启超是要将墨学作为引入基督教思想、欧陆启蒙思想的对接桥梁，落脚点仍在摧毁两千年来的自然演进。



墨学从坟墓中的复活，一直伴随着晚清以来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1905年10月《民报》第一号，“图画”就刊登黄帝、卢梭、华盛顿、以及“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将其视为卢梭式的“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李泽厚提到：“时间过去了一二百年，墨子在近代中国再一次被重新发现。《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刊登了臆想的墨子画像。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当时及以后，从各种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学和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李泽厚：《墨家初探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民报》创刊号中的墨子像）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更是得到了各种赞美，如“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在《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中认为：“他的通约，就是卢梭的《民约论》；他的主张，就是劳农主义了”；胡适则将墨子视为天人：“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厉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偏保守稳健的士人，则对墨学复活持否定态度。如张之洞就认为，墨学属于“至为狂悍”的学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劝学篇》）”。民国时期四川的保守派史学家刘咸炘也对墨学进行批评：“翟之说适与朱反，重大群而以之没小己，其视天下也，惟有大群之效率耳。凡在群之中皆当服其首领，舍身家以奉公利，自首领以下皆等视之，即父亦群之一耳，故曰无父”（《群治》），墨家教团是只有大共同体，而没有多层次等差的多元小共同体的丰富结构，这是无父的本质。



1922年，对于当时各种鼓吹复活墨学尸体的声音，柳诒征评价到：“疑经蔑古，即成通人。扬墨诋孔，以传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杀一切，而又能尸‘国学’之名，则放恣颠倒，无所不致”（《柳教授覆章太炎先生书》）。他对晚清以来各类复活远古异端思潮的现象看得很清楚，复活墨学、商鞅等远古幽灵，其实是为了传播各类奇怪的“西教”极端思潮。此外，墨学还可以打着“国学”的旗号，对汉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历史文化传统作无所不至的彻底摧毁和抹杀。柳诒征对晚清民国知识界的观察，其实同样可以印证到当代，比如王小波自称“墨子门徒”，理由就是“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柳诒征在1922年的观察和预言，在数十年后1996年的王小波身上继续应验，这确实是一个荒谬的画面。晚清民国以来那些试图通过复活远古异端木乃伊以“冲决罗网”的潮流，让笔者想到了沃格林（Eric Voegelin）对“灵知主义”（Gnosticism）的论述，在灵知主义的本体论中，“是通过对一个‘陌生的’、‘隐蔽的’神的信仰来实现的，这位陌生的神是来帮助人的，带给人他的消息，给人指示逃脱此世之恶神的道路……拯救的工具就是灵知本身”（[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普罗米修斯是古老、陌生的提坦之神，最终成为了灵知主义者永恒的精神象征，是反抗宙斯所统治这个世界的盗火者。晚清以来对墨子等古代异端知识的发掘，正是希望这些陌生异乡之神的知识，能够逃脱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一“宙斯”的统治和家园，用遥远而陌生的《墨经》作为获得解放的“诺斯”知识。这个意义上，从谭嗣同到王小波，就是中国现代灵知人不断寻找远古异乡之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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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和仁义的区别，论文一搜一大堆，说得天花乱坠的。
但读《墨子》，真感受不到他有啥激烈反对宗法伦理的地方，维护父权的地方还相当多。
抠概念的话，我们先看墨子咋说：

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赏者也。”（《天志》）

他用仁义来表述简爱的效果，看来墨子并不认为兼爱和仁义有什么区别。再看荀子咋说：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荀子•富国》）

介绍仁政的时候，荀子用兼而爱之来表述。再看韩非子：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韩非子•五蠹》）

认为儒家兼爱，把兼爱和仁爱混为一谈。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淮南子•俶真训》）

认为墨子提倡仁义，还是混为一谈。

有可能，把仁爱和兼爱搞得那么对立，就是孟子的个人行为。毕竟他要扩张在舆论场里所占的份额，要到处找杠点……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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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刘勃
3月23日 10:48 来自 华为畅享9S超广角三摄
迅翁是墨子粉，也粉墨子的偶像大禹//@积粮存麻:鲁迅故事新编里有这一节，最后墨子的行李都被宋国人强行“募征”走了，墨子本人因为淋雨还感冒了[允悲]
@南郭刘勃
墨子救宋，最后宋国人不让墨子进城避雨，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 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家弟子在宋国封城了，封城是啥体验？然后楚军最终没来，那还不招自由散漫惯了的老贵族子弟恨么……为什么后来会有秦墨呢？因为秦国人最容易接受封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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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墨氏兼爱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这位儒家大师面对兼爱何以不得仁的质问，坦诚“甚难言”，其强行的解释把墨子的兼爱说成是“将自己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但凡涉猎《墨子》者，都知道这是针对《兼爱》的“视人之亲若视其亲”的批判。
庄子称墨子是“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文子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司马谈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费也。”刘安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班固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陶渊明称赞墨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刑、尹文之墨；裘褐为服，日夜不休，是以苦为极者”。长孙无忌称赞墨家“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禹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梁之食，铜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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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
南郭刘勃04-06 22:33 投诉阅读数：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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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代、里籍、出身



《史记》写孔子，有《孔子世家》，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孔子一生。关于墨子，则只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后面，附了这么一句话：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就这么二十四个字，疑点还很不少。

古书介绍人物，籍贯是特别重要的，但这里没有。墨子是“宋之大夫”，但人才国际流动频繁的时代，不等于墨子是宋国人。

墨子的主张，司马迁只介绍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没有大家最熟悉的兼爱。

墨子生活的时代，《史记》挖了个坑。到底是和孔子同时，还是在孔子之后？没有结论。

不管这是司马迁本来就写得简单，还是传抄中相关内容遗失的结果，总之，今天《史记》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只有这么多了。



后来的学者，大多利用《墨子》这本书里的零碎片段，考证墨子的生平。

但问题是，《墨子》这部书的性质也很复杂。今天的学者大多相信，此书绝大部分不是（或全部不是）墨子本人的著作，而是墨家传人的作品。这点和《论语》相似。《论语》提到孔子，尊称为“子”；《墨子》书里提到墨子，则往往更隆重，是“子墨子”，大概可以翻译成尊敬的墨老师。

说《墨子》这书大体反映了墨子的思想，那是可以的，但根据书里的某个细节，做出过于确凿的推断，就很冒险。

只能说，墨子和晚年的楚惠王（公元前488年―公元前432年在位）打过交道，对齐康公（前455年—前379年）也有所了解。而孔子是公元前479年去世的。所以，墨子活动的年代，差不多刚好和孔子衔接。古代有学者指出，墨子在“七十子之后”（唐代司马贞），“与子思同时”（东汉张衡），是可以信从的说法。

至于有的书上会告诉你墨子具体的生卒年，听听就好了，不必当真。

由于春秋和战国实际上是以孔子去世的时间分界的。所以有个漂亮的说法：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认识，墨子不会觉得他和孔子是两个时代的人。从春秋到战国不是突变，他们同属于一个过渡时代。



墨子的籍贯，有宋国说和鲁国说。说墨子是宋国人，依据就是前面引的司马迁那句话；说墨子是鲁国人，主要理由是墨子的活动多在鲁国，交往的人也是鲁国人为多，这些证明不无道理，但也不能说是铁证。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不要定论的好。至于有些著作咬定墨子故里在某县某村，那是出于当地旅游业的考虑。还有民国时有些学者异想天开，说墨子是印度人，是阿拉伯人，今天回头看，可以当个乐子。



墨子出身，大约比较卑微。说到孔子，有关于孔子祖上有多高贵的传说，墨子的祖宗是谁，却向来无人提起，可见没什么可夸耀的地方。《墨子·贵义》中有这么一段：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墨子到楚国去，游说楚惠王。楚惠王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实行墨子的主张。这当然是婉拒的客气话，后来楚惠王派了一个叫穆贺的见墨子，倒是说了实情：您的见解诚然很高明，但我们楚王是“天下之大王”，恐怕会认为您的主张是“贱人之所为”，所以不能实行。

墨子当然不服，回应说：听取建议的时候，只看是否可行罢了。譬如服药，一把草根如果疗效好，天子也是要吃的；农民的出产，加工成丰盛的祭品，也可以用来祭祀上帝鬼神。可见即使是“贱人”，往高里比可以比作农民，往低里比可以比作草药，难道我还不如一把草根吗？

从这段对话看，楚惠王和穆贺都把墨子看作“贱人”，墨子也承认自己是“贱人”。贱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意思。结合墨子“一草之本”的比喻，倒真应了今天的说法，他是草根阶级。

史料中，有许多墨子善于做手工的记述，和鄙视体力劳动的孔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墨子何以叫墨子，也引起了许多猜想。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经常在烈日下劳动晒得黑，有的说因为他是木匠（木匠要用墨线）；有的说因为他是刑徒（墨是五刑之一），而且重要的是他不但姓墨而且叫翟，墨是劳改犯，翟（和戎狄的狄相通）是野蛮人，这个名字就反映了他的社会边缘人的地位。

总之，墨子的阶级，最高不过是底层士人。如果更低，也不奇怪。



二 墨子时代的儒生



墨子生活的时代，史料残缺特别严重。《左传》已经结束了，后面不再有这么靠谱的历史书。即使是现代考古发现，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材料比较多，这段的内容很少。

但可以做个大的判断：墨子这辈子，见识了许多大新闻。

如果是，孔子生活的时代，特征是风雨欲来；孔子去世，狂风暴雨是真的来了。

孔子去世后的三十年之内，只罗列最有震撼性的事，就有：

公元前479年，楚国的白公胜发动政变，囚禁了楚惠王，杀死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也就是说，楚国大臣中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都在一次政变中遇害，楚王也差点换人。

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吴王夫差自杀。——吴国虽然被华夏各国视为蛮夷，但之前这几十年，一直是最活跃的国家，吴王夫差击败过强大的齐国，和晋国在黄池争霸，风头一时无两，却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公元前458年，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越国是蛮夷中的蛮夷，向来被中原列国鄙夷不屑，现在它却搬家来和公认的礼仪之邦鲁国做了邻居，显然是想随时插手中原事务。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大贵族，只剩下赵魏韩三家，他们实际上瓜分了晋国，次年，晋国国君出逃，投奔了老对头楚国。

这些年里，齐国国君是混吃等死的状态，被大贵族田氏取代，也只是时间问题。

晋楚争霸，构成了春秋历史的主轴。其余列国处理国际关系，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轴考虑问题的。显然，现在这根主轴断掉了，传统的国际关系，也已经不复存在。

这些战争与动乱，构成了墨子青少年时代很重要的记忆。



而孔子的徒子徒孙，对这种局面是什么感受呢？

一说起来，自然是要痛心疾首的，这种局面，就叫“礼崩乐坏”，必须大力批判。不能说这种批判不真诚，但很多儒生，诚实的身体也是难免要有快感的。

古今中外的权力斗争有个规律：越是用非法手段取得高位的人，越是不会信任原来与自己社会地位接近的人。

晋国的赵魏韩也好，齐国的田氏也好，现在都以卿大夫的身份，掌握国家大权了，但这个权力并没有合法性。所以，他们绝不能任用别的卿大夫阶级的人。

所以他们眼睛会往下看，从士阶层里选拔人才。

而儒生，正是士阶层里据说已经学会了怎么治理国家的人。

而且，底气越不足，手段越肮脏，越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搞形象工程。天下还能有什么人，比儒生更擅长形象工程建设呢？

所以这是儒生求职加薪的黄金时代。

孔子晚年的弟子里，曾参据说是继承了儒家正宗，不少人认为《论语》就是他的学生编的；而子夏则把学生教歪了，教出一批法家弟子，所以倒成了法家的祖师爷。

值得注意的是，曾参和子夏这两大宗师，都生前就是成功人士。

孟子讲了这么一件曾参事迹：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急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曾参住在鲁国南部的武城，越国迁都琅琊后，距离近在咫尺。

一次越国入侵，曾参逃走，临走前嘱咐说：“别让人住到我家来，不要毁伤了我家的树木。”

越国人撤走，曾参又吩咐弟子：“把家修缮一下，我要回来了。”

曾参回来后，身边的人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武城大夫待您的态度，真是忠诚又恭敬，可是入侵者来了，您逃得比谁都快，给人民立了坏榜样；入侵者走了，您就回来继续享受生活，好象不大妥当吧？”

有个叫沈犹行的说：“你们不懂。从前一批樵夫来抢劫我家，老师带着七十个弟子保护我们家可能打了，你们是没赶上。”——言下之意，是这次不和越国人打，不是害怕，是没必要。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但子思的表现，看起来就和曾参很不同。子思在卫国的时候，有齐国入侵。有人劝子思逃走，子思说：“遇到危险我就逃走，卫国谁来和国君一起防守呢？”于是就留了下来。

但孟子说，曾参和子思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原则，就是老师不用为学生玩命，而臣子要为君主不怕危险。

曾子是武城大夫的老师，就和武城大夫的爸爸、哥哥差不多，自然说走就走；子思是卫国国君的臣子，卑微得很，就要帮着守城。曾参要是子思的地位，他也不会走；子思要有曾参的地位，他就会马上走。

孟子的洗地术，我们讲孟子时再讨论，反正由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来，曾参虽然一直到死，政治身份还只是一个士，但社会地位，早在许多大夫之上了。



子夏更了不得，他“西河教授”，做了魏文侯的老师。

魏文侯是什么人呢？春秋时代，晋国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三家分晋的时候，魏国拿到了最大的一份，简直是以晋国的继承人自居。

魏文侯又励精图治，广纳人才，他在位的时候，魏国风头之劲，一时无两。一直到他的败家孙子魏（梁）惠王，还腆着大脸说：“晋国（指魏国），天下莫强焉。”

可就是这么一个篡位夺权的乱臣贼子，创新变法的改革家，却尊复古守旧喜欢钻故纸堆（应该说故竹简堆）的子夏做了老师，此外还引用了一堆儒家士人。

虽然不见得真听人家的主张，但待遇够好，面子给足。

战国初期，毕竟还不是真正的“大争之世”。混得不好的人，才热衷争论改革好还是守旧好。成功人士，不管提倡复古还是鼓吹创新，都是合作共赢的。



做一个儒生，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可以想象，社会上很自然会掀起一股子学儒的风气。

所以儒生数量激增，一大票人都会宣称，自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同样可以想象，这样的风气下，最不被重视的，其实就是孔子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墨子·耕柱》里提到过一个巫马子，有人认为这位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旗，或者是巫马旗的后代，总之也算是儒家的人吧。这位巫马子和墨子辩论，留下了这样的言论：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当作助），鬼而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


你做一个义人，别人也不会因此帮助你，鬼也不会因此让你发财，你还坚持做好人，你是神经病不？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


你不歌颂如今的当权派，却赞美古代的圣王，这是赞美枯骨。咱们拿木匠来打比方，盯着朽木，看不见活树，（那不是傻吗？）

这两条言论，一条主张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一条反对是古非今。他是在和墨子争辩，你说这两句话是在骂孔子，也行。

其实，这可能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儒家”的真实状况。大面积扩招之后，号称是儒家的人，其实什么人都有。

我甚至有一个猜想，之所以会有儒家弟子要去编《论语》，也和这种状况有关。

编老师语录，这是前所未有划时代的事，孔门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件事？

放眼世界文化史：

乔达摩·悉达多老师圆寂之后，弟子们对老师的教诲众说纷纭。于是开大会，一个大弟子说，“如是我闻”，我听老师这么教导我们啪啦啪啦，其他大弟子一致通过，老师确实就是这么说的，于是这条就被记录下来，不通过的则不被记录。就这样，有了佛经。

叙利亚反抗军领袖耶稣老师遇难后，弟子们记录他的言行，于是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福音书。哪些福音书的记录才是可靠的呢？经过漫长的竞争，最后有四种获得了普遍认可，这就这构成了基督教《新约》的核心。

中国先秦的情况可能也类似。社会上乱七八糟的儒生太多，各有各的孔子。就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儒生，迫切感到确立一个正版孔子的必要，这才有了《论语》。

就是在这样一个儒家培训班遍地开花，孔子的主张究竟是啥众说纷纭的时代，年轻的墨子也报了名，《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墨子（二）
南郭刘勃04-08 22:35 投诉阅读数：20758
​​四个批判与十大主张



既然墨子出身不高，他报的不大可能是儒家的精英班。墨子遇到的老师，没有留下名字，反正肯定不是“七十二贤人”这样的孔子嫡传。

培训班的功能，一方面是传授给你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有帮你建立人脉。比如做了曾参、子夏的学生，就有机会得到国君接见，进而做官。史书中说起吴起的故事，就是这个套路。

但墨子的老师既然平平无奇，这种机会就不能有了。墨子不愿意像同学们那样去做小公务员或者丧礼司仪，他就要另想办法。

墨子选择了走群众路线。

有前辈学者概括说，儒家代表士阶级的上层，墨家代表士阶级的下层，是极有眼光的看法。

以儒者的身份，排队拿号等官做，墨子这种情况等到公元后恐怕也轮不到；墨子选择了自己做领袖，把大批下层士人乃至庶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拥有强大的行动力甚至武装力量的社会集团，这就可以直接引起各国国君和大贵族的高度重视了。

这有点像《水浒传》：宋朝读书好就可以做官，宋江读书不好，做不了官怎么办？先上梁山，然后再受招安。



当然，墨子对儒家的主张不满，大概是真诚的；开宗立派之后，墨家和儒家是竞争关系，所以对儒家的批判绝不能停。《公孟篇》里，墨子总结儒家的四大罪状（“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引原文：

第一点，“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儒家怀疑天的明察，鬼的灵验，因此得罪了天地鬼神。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第二点，“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厚葬是说墓地工程太大，表现为：大棺材套小棺材，尸体上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结果是普通人死了，家产全埋了；国君死了，国库恨不得都埋了；久丧是说守丧时间太长，守丧期间，要痛哭流涕，要显得自己伤心得形销骨立，于是别人搀扶着才能起身，拿着拐棍才能出行，说啥我听不见，有啥我见不着，如此一折腾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的死，那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年，啥也别干了。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第三点，“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文娱活动搞得太多，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第四点，“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相信命运，认为人发财还是受穷，长寿还是短命，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安全还是危险，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运，就会不处理政务，普通人相信命运，就会不从事工作。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这四条指责，可以总结三点：

第一，这些指责如果是针对孔子，那基本是不成立的。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比较暧昧，原则是不肯定不否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能不谈就不谈（“子不语怪力乱神”），但祭祀的时候，假装有祖先或神明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你可以骂他和稀泥耍滑头，但他确实并没有直接否认鬼神。

办丧事，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但也不喜欢过分的繁文缛节，不赞同办丧事一味追求豪华（“丧，与其奢也，宁戚”）；喜欢音乐，但孔子关注的是美感和德性，兴趣也不在烧钱（“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至于命运，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尽人事，安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

第二，墨子所说的，也不是诬陷捏造，挺能反映他接触到的儒生的真实状况。

不相信鬼神就不用理会鬼神信仰带来的约束，相信命运于是就为自己失败的人生找到辩护的理由。丧事大操大办，娱乐活动尽量奢靡，则都是符合儒生的经济利益的，比祖师爷云里雾里的教诲可切身多了。想当年颜回死，孔子主张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门人们的执拗，最后只好叹息，我想把你当儿子看待，可是却做不到。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后更由不得他。

最能证明墨子没造谣的，是后来儒家的两大宗师孟子和荀子。对这个时段上混得风生水起的本门前辈，他们也都不大待见。

孟子含蓄一点。人家问他子游、子夏、子张等几位孔门大弟子的水准如何，孟老师笑而不语；说到自己的师承，孟老师则对自己不曾有机会亲炙孔子门下表示了遗憾，又谦虚的说自己“私淑诸人”，就是暗地里向大家广泛学习。但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认为他不乐意承认孔子之外还有谁够格做自己的老师。

荀子的批判就比较刚猛了，“贱儒”、“陋儒”、“鄙儒”、“俗儒”骂不绝口。《荀子·非十二子》有这么一段：



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帽子歪着戴，一张嘴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走路都没个正形（据说舜的个子矮，禹则是个瘸子，“禹行而舜趋”的样子不难想象），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

穿戴很正式，神色很端庄，一脸谦逊的样子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

胆小懦弱，啥也不会，毫无廉耻，就是个吃货，还声称君子就是不干体力活的，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

和墨子讲的，基本上都能对上。所以墨家批儒，相当于一个人反对marxism，但连中译本的选集都没看过，就在那里跟一批中学里教思政课的老师较劲。但你也不能说这种反对是无的放矢，甚至于现实意义还可能很大。



第三，墨子讲的这些，煽动群众引导舆论，效果特别好。

底层民众对鬼神迷信程度更深，是全世界都很普遍的现象。儒家到底信不信神没那么重要，重点是在迷信空气浓厚的社会环境里，这条罪名绝对是大杀器，所以墨子也拿过来就用了。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诉苏格拉底，罪名也是这厮不信神。

底层民众固然非常羡慕有钱人，却也最看不惯骄奢淫逸。骂儒家在丧事和娱乐上花了太多钱，特别容易激发同仇敌忾之心。

底层民众还特别不能容忍别人好吃懒做，尤其是他认为这个人的出身并不比自己高贵多少的时候。墨子批判儒家相信命运，其实是在批评儒生不努力，也有足够的民意基础。



墨子是很善于针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的。《墨子》这本书，有些篇章是面对国君游说时讲的，有些是发动群众的公开演讲，有些则恐怕是墨家领导层的内部讲话……所以画风非常不同。

有时候你以为他讲得不深刻，可是面对他要打动的人，他这么讲效果是最好的。

许多老一辈学者读《墨子》，总以为这书在阐释墨家心中的普遍原理，又总想从中寻绎出一个理论体系来。于是有人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组装成一套他自己喜欢的理论；也有耿直的人，就认为这书观点又浅薄，表述又啰嗦，逻辑又混乱，简直是自我打脸连环掌，代表作如郭沫若《孔墨的批判》。

这个问题，我早年是很赞同郭老的，后来换了一种脑补法：不补理论框架，而是拿起其中一篇，从文风语气中推寻讲话的情境，就意识到自己的浅妄可笑了。——比方说，墨子批判儒家的这些话，你不能认为这是大学讲堂里的辩论，而要假设自己处身于辛苦工作了的一天的广大劳动人民之中，听墨子慷慨激昂，振臂一呼，立刻就会感受到山呼海啸，扑面而来。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也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应该怎样游说国君，墨子也精心做了预案。《墨子·鲁问》：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墨子到列国游历，有个叫魏越的问他：“见到四方的君主，您会优先提什么建议呢？”

墨子说：“我会根据这个国家具体情况，指出他的当务之急：国家昏乱，就告诉他们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告诉他们节用、节葬；国家喜好声乐，沉湎于酒，就告诉他们非乐、非命；国家荒淫、邪恶、无礼，就告诉他们尊天、事鬼；国家喜欢掠夺、侵略、凌辱别国，就告诉他们兼爱、非攻。”

这段话里提到十个概念：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天志）、事鬼（明鬼）、兼爱、非攻。每个概念，在《墨子》中都有三篇文章展开讨论。显然，这是墨子最重要的思想，往往也被称为墨家的“十大主张”。

墨子（三）节用：世间种种不值得
南郭刘勃04-13 19:44 投诉阅读数：39765
​​楚惠王评价墨子的主张，认为是“贱人之所为”。除了和墨子的身份相关，也和主张的内容有关。

墨子实在太抠了。十大主张里，“节用”就是节省开支的意思不必说了，节葬实际上是说死了还要节用，非乐、非攻等等，也有许多内容在谈怎么省钱。墨子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


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那么，墨子对利的理解是什么呢？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不是为了眼睛看好看的，耳朵听好听的，嘴巴吃好吃的，身体爽让你爽的。为了这类个人享受而损害普通民众的“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墨子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可能损害到这一点的事，都不要去做。具体说，以下这些追求都是不值得的：



不值得一：物质享受

统治者一追求物质享受，人民负担就会加重，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节用》、《辞过》等篇，都批判这个问题，《辞过》篇可能晚出，写得更加层次清楚一些。“辞过”是告别过错的意思，疏通本篇大意如下：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住在哪里，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宫室”，兴建宫室的原则，不过是让身体免于受到湿气风寒雪霜雨露的伤害，还有区分男女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宫殿的规模和装修都啪啦啪啦，奢华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穿什么，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教导女人，发明了“衣服”，裁制衣服的原则，不过是保暖御寒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衣服都啪啦啪啦，华丽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吃什么，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耕稼树艺”，也就是农业。吃饭的原则，不过饮食健康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吃一顿饭都啪啦啪啦，食材求珍稀，菜品多得吃不完，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怎么出远门，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舟车”。造船和车的原则，不过提升交通效率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打造高档马车和豪华游轮，修饰都啪啦啪啦，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对男女之间那点事，倒是知道的，这种欲望，圣王也改变不了。“虽上世至圣，必蓄私”，即使上古的圣王，也是要有些小老婆的，只不过知道节制，让人民不怨恨罢了。宫里的女人不多，天下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也就少了。但“当今之君”却不是这样，大国之君囤了上千女人，小国之君也囤了上百女人，所以天下单身汉也就多了。适婚年龄的男女凑不到一块儿，生育率也就很低了。

总而言之，以上所说的这五件事，圣人都会俭朴节制，小人都会奢侈淫佚。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件事不可不节制。



我们可以看出来，墨子谈问题的方法，是树立一个古代的好榜样，来批判当下，这和儒家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直到今天也不罕见

这里讲了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问题，前面四个，刚好也就是中国人一直常说的衣食住行。最后一条，从关注底层男性的角度，反对君主多娶小老婆，无疑是物化女性，今天要被骂“繁殖癌”的。不过在战国时代，这么想也不奇怪。

而且应该指出，墨子也很物化男性。《节用》里对娶老婆生孩子的问题，还有更详细的论述。墨子说，一般的物资，获得增长都是比较容易的：



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所以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口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也不是无法可想，古代圣王制订法则，内容是：“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娶妻，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就是圣王的法规。圣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民众也就放纵自己：那些想早成家，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算平均结婚年龄（大约是三十岁），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那十年时间就可以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早婚就可以使人口倍增吗？只是现在不实行这样的政策罢了。

显然，墨子把男人也是当作战略物资看待的。他所谓的“利人”，诉求是人作为“物”的价值要被重视，而不是人作为“人”的尊严要被尊重。



不值得二：死后世界

生前穷奢极欲，死后还想继续，或者，后来者需要通过把丧事办得风光，来炫耀自己的孝心和富贵，于是就有了丧事大操大办，陪葬倾尽家底的风气。先秦时期厚葬久丧的现象，古籍中记录极多，也为考古发现一再证实，——有一个为专业人士愤慨，民间却始终流行的误解：“考古不就是官方盗墓的么？”虽然是谬见，但也正可见古墓里留下来的东西之多，使人印象何等深刻。

这里仅举和墨子时空关系特别接近的两例：

一是1978年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墓中文物万件，其中的编钟、尊盘均为国宝。而曾国不过是个三四流的小国。——曾侯乙和墨子是同时代的人，墨子从中原到楚国，或许也曾经从曾国经过。

二是湖北荆州熊家冢楚墓，这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了由43辆马车及164匹战马所组成的车马阵，气势极为恢宏。而墓的主人，极可能就是楚惠王，也就是评价墨子是“贱人”的那位。对厚葬兴趣如此浓厚，难怪他不接受墨子的主张。

厚葬久丧的问题，也是儒家和墨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虽然孔子明确反对厚葬，甚至据说孔子讲过“拿宝玉陪葬，就等着被盗墓曝尸荒野吧”这样激烈的言论，但事实上，儒家对厚葬之风就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看《仪礼》《礼记》这样的书里，和丧礼有关的内容有多连篇累牍，这点一目了然。而孟子和荀子两位宗师，这件事上也未能免俗。

孟子把丧事看得极重，有名言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听过相声《白事会》的都知道，后世出殡时要高举“当大事”三个字招摇过市。孟子早年穷，给父亲丧事办得简单，后来有钱了，给母亲的丧事就办得隆重，还成了他被指责的理由。

荀子说，有人讲陪葬品少就可以免于被盗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点名批判墨子，但等于也是怼了孔子）。古代圣王深受人民爱戴，陪葬品再多也不用担心盗墓；而一个暴君即使墓里什么都没有，人民也要把你刨出来吃肉啃骨头啊。

即使承认儒家理论也是反对厚葬的，和墨家主张的节葬，也是两个概念。

儒家的反厚葬，是说每个社会等级都有相应的丧葬标准，等级高标准也高，等级低标准也低，不应该超过这个标准。比如说，曾侯乙的墓里发现了九鼎八簋，这是僭越了，因为曾国不过是诸侯而已，但如果变成七鼎六簋，那就完全合理。

墨家主张的节葬，按照古人的观点，却真是俭薄到极点了：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下》）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于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的服丧哀悼。

具体论证节葬的必要性的时候，墨子的办法还是算经济账：陪葬品很多，国家也就穷了；丧礼期间，规矩很多，人的体质会因此下降，而且这段时间男人和女人不能交媾，会降低婴幼儿出生率；丧礼中又不能做很多工作，国家和社会都会因此瘫痪；既然这个国家人口又少，又穷，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修城墙，这个国家就一定会遭到侵略；国家穷了之后，没钱去祭祀鬼神，上帝鬼神也就不会保佑你……总之，厚葬久丧，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今天的人来说，墨家主张中，节葬最容易被认为合理，接受起来毫无难度。但古人的意见刚好相反。已经习惯火葬的今人，会觉得土葬本身就很奢侈，但当时人看到墨子说的棺材那么薄，墓穴那么浅，往往觉得骇人听闻，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当时墨家理论遭遇重大阻力，主张节葬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他们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不值得三：文化娱乐

墨子所谓“非乐”，乐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非乐是不听音乐，也是不要娱乐。

对音乐的态度，是墨家和儒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

儒家对音乐极重视，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文化渊源上说，儒家就出自西周的乐官。《史记·乐书》说：



“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


音乐，从个人修养说，可以培养你的正义感，从调整社会关系说，可以区别人的等级。对上，宗庙祭祀要用到音乐；对下，改造民众也要用到音乐。

更具体的说，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应国家的各个方面，所谓：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礼记·乐记》）


宫调没弹好，意味着君主荒淫无道；商调没弹好，意味着政府腐败邪恶；角调没弹好，意味着民怨沸腾；徵调没弹好，意味着不断折腾；羽调没弹好，意味着经济危机。

用音乐治国的故事，也散见于带有儒家倾向的各种文献中：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任命夔做乐正这个官职。因为夔的音乐水平高，很能感化人民，令尧发出了“夔这样的人才有一个就足够治理好天下（夔一足）”的感叹。（《吕氏春秋·察传》等）

周灭商的过程是这样：八百路诸侯自发的大会孟津，一致主张伐纣，周武王却认为他们不知天命，时机还未成熟。过了两年，殷商皇家乐团的两位领衔的音乐家太师疵和少师彊，抱着乐器跑到周武王那里，武王立刻宣布，商朝罪过大了，咱得把他往死里打。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史记·周本纪》等）

春秋乱世，吴国的公子季札出访鲁国。季札代表吴国对华夏礼乐文明的理解的最高水平，而鲁国就代表华夏礼乐文明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发生碰撞，当然会迸发出闪亮的光芒。季札欣赏了各国的音乐，于是就对各国的文化作了深度分析，对各国的命运作了精准的预言。从郐国开始，季札没有说任何话，这表示这些国家根本不值一提，“郐以下无讥焉”从此也就成了表达极度不屑的套话。（《左传》等）

总之，儒家格外看重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墨家反对音乐，特别容易形成与儒家肉眼可见的交锋，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儒家非常介意区分先王的雅乐和低俗的流行歌曲，“大雅之音”被吹捧得有多好，“靡靡之乐”就被批判得有多坏。墨家不理会这个区分，并把所有音乐的负面影响都算在儒家头上。这是公共议题辩论的常态，倒也不足为奇。

墨子反对音乐，照例还是从成本-收益着眼：

铸造乐器很花钱，当时乐器有多壮观，墨子说了个生动的比喻，“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王公大人们在高大的建筑物上俯视，大钟就好像倒扣的鼎一样。

演奏乐曲要用人，而且还必须要用身体素质好，智力水平也高的人。

欣赏音乐要花费时间，而王公大人应该忙于政务，时间是很宝贵的。

总之，为了听音乐，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考古发现也证明墨子没有夸张。以著名曾侯乙编钟为例：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铸造工艺极其精良。1979年5月开始，国家文物局主持下， 七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厂研究组，经过四年反复试验、试制，到1984年7月才复制成功。——现代中国尚且如此，当年曾国为了打造这套编钟，花费简直难以想象。

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曾国是世世代代都深陷国防危机的。这些铜要是用来铸造武器，可以变成多少戈矛箭镞？花在乐器上的这些心思要是用于军事技术革新，能不能有所突破？

墨子质问说：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


简单说就是，听音乐（也可理解为发展娱乐业）可以让财富增加吗？可以让战争胜利吗？我认为恐怕都做不到，所以，音乐是没有必要的。



不值得四：科学探索

《墨子》书里，和工程技术有关的内容是不少的，也有些观察自然界的发现。但是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

技术强调有用，能解决具体的问题；科学在于求真，关心物质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是否有用，往往暂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而墨子是特别关心有用的。《墨子》书中有一个墨子和公输般比赛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通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啥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墨子》书中记录的辩论，照例是墨子赢，所以也不知道公输般是无话可说，还是说了也没被记录。

世上的不值得，当然不仅以上这些，但结合上面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墨子的基本逻辑：他关心的一是吃饱穿暖，二是增强国防。舍此而外，一切追求都是多余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反对墨子的主张。第一，没有物质追求的社会过于困苦；第二，没有文化娱乐的社会缺少乐趣；第三，没有科学探索的社会没有前途。

这三点里，古人针对前两点已经有很多批评。

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很贪婪的动物。让成功人士都去过物质贫乏，没有娱乐的生活，你可以让所有人暂时做到，也可以让个别人永远做到，但不能让所有人永远做到。

中国文化的主流，不讲究灵肉二元的对立，肉体越受苦，灵魂越高贵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市场。缺少这种道德光环的加持，苦日子就更难坚持下来了。

而且，古今中外迎合底层期待的人，一旦取得成功，罕有能不忘初心的。譬如看看欧洲天主教堂气象巍峨的尖顶，再看看《福音书》里耶稣的教诲，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讽刺。

这种情况当然也出现在墨家身上。有个叫夷之的墨者，想来找孟子辩论。孟子自己不见他，只让门人传了个话：



“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墨家办丧事，以节俭为原则，我听说夷之先生也想把这一套推广到全天下，所以夷之先生当然认为厚葬是不对的。但是，夷之先生给自己的父母举行葬礼，却大操大办，这不是以自己所轻贱的原则来对待双亲么？

一下子怼得夷之只好转移话题了。

《韩非子·八说》批判靠耍嘴皮子过上好日子的人，举例时也点了墨家的名。看来成功的墨者，和儒家也是没啥不同了。

庄子有不少行为，和墨家看起来是有些相似的。比如说，庄子很穷，并且对这种生活泰然处之，这就契合墨家的“节用”；庄子临死前，吩咐学生说，把我的尸体丢掉野外，那是把天地万物当作我的棺椁陪葬，要说“节葬”，这才真是达到顶点了。

钱穆先生根据这些相似，认为庄子“论其学派，实归墨家一路”，他也知道这个观点过于新奇，所以又说，我们做学术研究，要善于读书，不要因为我这个观点前人没提过就怀疑我嘛！但他的这个新发现，当然就是不对的。墨家提倡节俭，是希望把它变成一项国策，全社会强制执行；庄子这么不在乎物质，却是个人选择，并不企图把节俭变成一种社会规则。洞悉人心的庄子，恰恰清楚意识到，墨子的这种主张，绝不可以推广。庄子说，墨子虽然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他这套过分强调节俭的主张：



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第三点墨子不重视科学的问题，古人很少有批评，因为一般人对物质世界的兴趣，多半还不如墨子大，当然就想不到这也算缺陷。

把解决贫困问题放在科学研究之前，是古今中外特别关注民生的人常见的想法。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朱坎达致信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恩斯特·史都林格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世上还有无数的孩子困于饥荒的时候，把这么多钱花在探索宇宙上，是否过于残忍？

显然，这位修女的思路，与墨子高度一致。而恩斯特博士的回信，似乎刚好也可以视为与墨子隔着时空对话。这里摘引一段：



就在我详细说明太空计划正如何帮助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前，我想先简单说一个大概是真实的故事，以或支持我的观点。在大约四百年前的一个德国小镇上住了一位伯爵，他是个善良人，总把自己大部分俸禄捐给镇上的穷人。在那个饥寒交逼的中世纪年代，常见疫病横行，家园尽毁，因此伯爵的无私之行得到众人的敬仰。有一天，他碰见了一位陌生男人，在其家中，除了一个工作台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男人白天拼命工作，就是想每晚留上几个小时可以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他把玻璃打磨成小镜片，然后把镜片安到管子里，然后用这玩意去观察些细微的东西。在这高倍数的放大之下，伯爵看到了一些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微型生物，他对此颇为着迷。随后他便邀请这位男子连同其实验室搬进自己的城堡，男子从此成了伯爵家的一员，并以特殊雇员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其光学设备的研究及完善工作中去了。

然而，镇上的人得知此事后都不禁愤怒了，他们认为伯爵居然把钱都浪费在一些只能唬弄人的把戏上面，他们嚷道：“我们还遭着这瘟疫的罪，他却把钱花在那男人不顶用的爱好上！”面对种种质疑，伯爵依然很坚定，他回答道：“我还是会尽力帮助你们，但同时我也会继续支持那位男子及其工作，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这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的确，这男子的工作，以及其他人所作出的类似努力为我们带来了一样宝贝——显微镜。众所周知，比起其他的一些发明，显微镜的诞生可谓大大推进了医学的发展。没有显微镜，相关微观医学研究就不能进行，也就很可能没有瘟疫及其他传染性疾病在地球上大面积灭绝的今天。

那位伯爵，就减轻人类所遭之罪而言，就算是把所有可以捐的都捐给了他身边那些为瘟疫所折磨的人们，也远远比不上仅拨出一笔钱来资助那位男子的研究。



同理，公输般似乎也可以说，我的无人机研究，虽然眼下没什么实用价值，却也包含着潜在的无限可能啊。



但如果因为上面赞同上面这些反驳就小看墨子，那无疑也是十分轻佻的。

首先，墨家这些关于节俭的议论，你如果不把它看作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普遍原理，而是认识到这是一种针对一般民众的宣传，那就必须承认，它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

譬如说，上面所引的那封恩斯特博士的回信，是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立言的，他预设的读者，也不是修女个人而是全社会公众，这才显得既有情怀，又有理性。但如果你讲话的对象，就是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效果一定大不相同。

墨子面对他的听众的时候，也大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这封信：“他讲的就是无论政府怎么安排，反正救济的钱到不了你们手里。在现有的资源分配体系下，忍饥挨饿就是你们注定的命运！为了人类发展这个虚妄的画饼，要牺牲你们的生活和生命作为代价。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这场宣传话术的较量中，墨子未必会落在下风。

另外，现代社会的经验，可能会放大墨子这些主张的荒谬性。今天的人很容易把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看成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穷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许多国家，“穷人”（或自认为很穷的人）仍然具有一定消费实力。古代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并不如此，所谓“穷”，就真是的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农业社会的剩余非常有限，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瞬间就可能成为普通民众的灭顶之灾。

在战争和饥荒频繁发生的年代，墨家牺牲社会多元性而增加粮食储备和增强国防力量的主张，合理性就会显得高得多。——不然，死人谈什么多元？

所以战国时代，墨家的学说做到了深受欢迎，以致于孟子要感叹“杨墨之言盈天下”，韩非子要说儒家和墨家是“世之显学”，前面提到的司马迁犯的一个错误：他认为孔子和墨子可能是同时代的人，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越古老越厉害，孔墨一样早，似乎也暗含着一个意思：两个人旗鼓相当。

而墨家组织，也取得极为快速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组织的力量，墨家才有了倡导“非攻”的底气。





见于《吕氏春秋·安死》、《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等。

《荀子·正论》：“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P51​​​​



南郭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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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四）非攻
南郭刘勃04-12 12:23 投诉阅读数：6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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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流行一个说法：“好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让人看了之后反战的。”

我挺赞成这种价值观，但并不敢判断这个说法对不对。只能说，这个说法，过于吹捧中国文化，会让我很不好意思。

打开西方文学史，第一部辉煌的史诗是《伊利亚特》，荷马笔下的战争让人热血沸腾，而且大诗人描写残忍杀戮的时候，显然有一种特别的快感，真是没有什么反战的味道；莎士比亚总是西方文学传统里的顶尖儿人物了，他的历史剧高唱主旋律，吹起英国人怎么侵略法国并大肆杀戮来，也是兴高采烈，吹牛也一点不脸红。

倒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从《诗经·采薇》一路读下来，古代诗人们写征人，写思妇，写白骨……控诉战争的残酷，表达离别的幽怨，痛恨战乱制造者的悲愤，千丝万缕来回萦绕，一直不绝于耳。

总而言之，反对战争的立场，中国比西方可是鲜明多了，这简直可说是中国文化的基调。——当然，这也不影响中国这片土地上，有人类最频繁最残酷的内战。

所以，墨家“非攻”这个主张，本身并不算很有特色。翻检先秦诸子的著作，除了法家人士，其余各家基本都是反对战争的，甚至包括“百代兵家之祖”《孙子兵法》，也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层面也是反战的。

那么，为什么只有墨家的非攻，最令人印象深刻呢？



（一）墨子救宋的故事



《墨子·公输》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翻译大意如下：



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楚王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齐国出发，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了楚国的郢都，会见公输盘。

公输盘对墨子很客气：“您对我有什么吩咐呢？”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希望请您杀了他。”

公输盘感觉被冒犯，很不高兴。

墨子说：“我愿意献上十金。”

公输盘被冒犯的感受更深了：“我是个正义的人，绝不杀人的。”

墨子站起来，对公输盘行了拜礼，说：“请允许我谈谈正义。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现在消耗不足的人口，掠夺有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智；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明知这些道理，不去争辩劝阻楚王，不能说是忠；争辩却没有结果，不能说是强。你奉行正义，杀一个人不愿意，害死很多人倒不在乎，也不可说是明智之辈。”

公输盘被墨子说服。

墨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取消攻宋计划呢？”

公输盘说：“已经晚了，我已经对楚王提过这个建议。”

墨子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

公输盘说：“可以。”

墨子见了楚王，说：“假设有一个人，家里有装饰精美的车不开，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家里有锦绣衣服不穿，要去偷邻居的粗布短衣；家里有黄粱鲜肉不吃，却要偷邻居的糟糠。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是偷东西上瘾了。”

墨子说：“楚国的领土，方圆五千里，宋国的领土，方圆五百里，这就像豪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大泽，到处是犀、兕、麋鹿，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鳄鱼天下最丰富，宋国却连野鸡、兔子、狐狸、狸猫都没有，这就像粱肉与糟糠相比；楚国有松树、梓树、楠木、樟木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锦绣与短褐相比。臣以为从这三方面的看，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东西上瘾也没什么不同。在臣看来，大王您如果坚持发动战争，徒然做了不义的事，却不能据有宋国。”

楚王说：“说得很好！但我不听。公输盘已经给我造了云梯，宋国一定要拿下。”

于是又把公输盘叫来。

墨子解下腰带，当作是围城，用小木片作为守城的机器。公输盘九次排开攻城的器械，墨子九次挡住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都被摧毁了，墨子的守御办法还没有全部用上。

公输盘无计可施，却说：“我知道对付你的办法，但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的办法，我也不说。”

楚王问到底是什么办法，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臣。杀了臣，宋国没了能防守的人，就可以进攻了。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守御的器械，在宋国的城墙上等待楚军入侵了。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

楚王说：“好，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踏上归途，经过宋国，碰到下雨，他到宋城的城门洞里去避雨，守门的人却不接纳他。

所以说：“手段神妙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公开争斗的人，存在感却很强。”



这个墨子救宋的故事，叙述很有民间故事的风味，也许更适合当寓言而不是事实看待。但作为一个寓言，它确实信息量很大，内涵也很丰富。三篇《非攻》的主要观点，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了。



（二）不为小恶而作大恶

墨子救宋的第一个环节，是去劝阻公输盘，两个人讨论的核心，是发动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

墨子采用的办法，是先请公输盘杀一个人，公输盘拒绝后，就提醒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这里墨子指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不愿意做小坏事的人，可能做大坏事却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障碍。

墨子《非攻上》整篇文字，其实都是在说这个问题：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更不对，杀人又比偷鸡狗猪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人更多，所以更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说得有些夹缠，反而不如这个小故事生动直观。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距离感：对公输盘而言，亲手杀一个人，那种罪恶的感觉是直击内心的；但你发明了武器在前线杀死很多人，你也要负责任，却需要墨子提醒，公输盘才无法回避。

和受害者拉开距离，就觉得作恶不必负疚的心态，当然是很普遍的。比如墨子救宋之前一百多年，有另一场著名楚国攻宋的战争。

面对一代霸主楚庄王的强大攻势，宋国人就死守都城，坚持了九个月。这样长时间的围城战，对于春秋时代的人来说是空前的。史书中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八个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这个过程里，最值得玩味的，却是当时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国的表现。晋国是宋国的盟友，楚国的老对手，按说有义务救宋。但是晋国贵族一讨论，认为此时“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还是不要和楚国正面冲突。但是晋国贵族又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对楚国这个蛮夷，却有死扛到底的义务。于是派人去骗宋国说：援兵马上就到。

正是因为听信了晋国的谎言，一直在等待晋国并不存在的救援，宋国才会坚持这么久。不然，宋国会很快表示同意和楚国结盟，而按照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和楚庄王的为人，宋国根本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

也就在这一年，晋国和秦国打了一仗。晋国的贵族魏颗，生擒了秦国勇将杜回。魏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据说是因为当年一件善举：他父亲宠爱一个小妾，曾叮嘱魏颗说，我死后你要让这个小妾改嫁；后来父亲病重，又改了主意，要拿这个小妾陪葬。

最后魏颗还是让这个小妾改嫁了。他说：“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病重了就神志不清，我还是听从父亲清醒时的命令。

于是魏颗就得到了这个小妾父亲的报答：老人结草成绳，绊倒了杜回。

这两个故事都经常被人引用，前者是春秋战争越来越残酷的证据，而后者被用来表明：春秋贵族已经不乏人道观念。于是，想到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就让人不能不别有一种感慨了。

当时晋楚两强争霸，晋国落于下风。这段时间里，晋国贵族很有点知耻而后勇的意思，在国内高尚的表现很多，魏颗这事，只是其中一例。但是，国内政治中晋国贵族再怎么道德爆表，也不影响他们对外把宋国坑得那么惨。

因为不救宋国，却让宋国人发挥善于守城的优势，把楚国拖入围城战的泥潭，对晋国来说是最有利的策略。至于普通宋国人因此吃小孩，拿死人的尸体做饭，晋国人可以觉得，这也不是我策划的我希望的，一切罪孽，由楚国承担。不像魏颗救下来的那个小妾，那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活生生的就在你面前，生死就在一句话，同情心很自然就起来了。宋国足够远，大家可以只是理性算计，一切惨状，反正晋国人也看不见。

直到今天，若有这样一个国家，尊重本国的民权，注重本国的民生，该国人民也教养良好，为人和善，你若是认为这样的国家和国民，便不会把灾难降到别国头上，也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墨子向公输般强调的另一个要点是：宋国是没有罪的，所以楚国攻打宋国不正义。

在另外一些辩论中，墨子对战争的性质作了区分：邪恶的战争叫做“攻”，正义的战争叫做“诛”，如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都是“诛”。

墨子只反对攻，不反对诛。

有人对墨子这种态度是盛赞的，认为他最早区分正义的战争和不正义的战争，是一大贡献。

其实，一来墨子肯定不是最早作这种区分的人，看《左传》里的记录，各国围绕着战争所作的各种外交争论和宣传，就知道战争正义不正义，他们脑子里都是有清晰的标准的；二来，支持正义的战争，对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是好是坏也很难说。

孟子有名言曰“春秋无义战”，春秋时代的霸主们，对这个判断其实也多半赞同。还以楚庄王为例：邲之战，楚庄王击败了晋国，但是楚庄王认为自己这人毛病很多，不能和周武王比，晋国将士忠于自己的国家，也绝不至于和商纣的军队比，所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于是，楚庄王拒绝了臣僚修筑京观，炫耀武功的请求，也没有赶尽杀绝，让失败的晋军逃回黄河北岸。

也就是说，不自居正义，反而减少了杀戮。

相反，如果自信满满地把自己和敌人的较量，看作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或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却反而可以肆无忌惮放纵自己的残忍。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在全世界扩张，欧洲人之间的战争是一种模式，欧洲人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又是一种模式。前者至少理论上会认为虐待战俘、屠戮平民等行为是不对的，后者却没有这么多的顾忌。就是因为欧洲人认为殖民地人民野蛮未开化，文明和正义的优越感更加爆棚的缘故。

这一层，庄子看得比墨子透彻，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为了追求正义而想消除战争，才是战争的根源。



（三）发动战争划算吗？

墨子救宋的第二个环节，是去劝阻楚王。这一轮，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战争是否正义，而是战争的成本-收益。

当然，有些经济账在劝公输盘时已经算过了，就是土地和人口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墨子还在《节用（上）》《非攻（中）》等篇中反复强调：即使战争获胜，死掉的是人，得到的是地，但对大国来说，人口是稀缺资源，未开发的土地却有得是。所以发动战争并不划算。

这种简单的加减法公式，显然说服力并不强。楚王可以回应说：“亲爱的子墨子，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天下的土地就这么多，天下的人口，增长起来却没有限度。一场战争打下来，眼下是死了一点人，但是获得土地却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空间。何况正如你子墨子所说，我们可以采用合适的生育政策，要求男人二十岁必须娶妻，女人十五岁必须嫁人，结婚后要完成三年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指标，加快人口增长的速度。事实上地广人稀的时代很快就会结束。”

两百年后的韩非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五蠹》中里讲：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一个男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再生五个孙子，爷爷还在世，二十五个孙子已经出世。所以人民数量多，人均财富少，工作很辛苦，收入很微薄。人民因为内卷而残酷竞争，结果赏赐也没用，惩罚也不怕，怎么也无法免于动乱。

照这么说，楚王可以认为，自己牺牲人口去抢夺土地，简直远见卓识功在后世。

后面，墨子把楚国打宋国，比作有钱人偷穷人东西，好像很生动，其实更是跛脚得厉害。

楚王可以反驳说：“我刚中了你的话术，说那个人有‘窃疾’，其实人的占有欲永无止境，不管好东西坏东西，永远都不嫌多。他偷人家东西又不一定是自己用，只是想占有，一点也不奇怪。

“世上很多有钱人之所以不采用那样低劣的盗窃行为，不是因为不想，而因为他害怕受到法律制裁，得不偿失；那么问题来了，我去打宋国，谁又能制裁我？所以我当然可以攻打宋国。

“何况你把宋国比作穷人，也完全不对，宋是文明古国，又是交通枢纽，绝不像你说的那样穷，拿宋国的定陶来说，简直称得上富甲天下，越国的范蠡不就跑到那里，做了陶朱公吗？我如果能得到宋国，那就意味着在中原获得了一个经济中心，怎么能说不合算呢？

“再者说，即使宋国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穷，那么宋国至少也有一样资源，而且恰恰是子墨子你最看重的资源，也就是人口。我注意到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宋国连棵像样的大树也没有。我们这个时代，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气候算得温暖湿润，非常适合植物生长，怎么会连棵大树都没有了呢？就是人口增长太快又滥砍滥伐，才导致了这种局面。那么正如子墨子所说，我大楚地广人稀，宋国地狭人稠，我拿下宋国，岂不是优势互补，合作双赢么？”

——现代社会学家对战争的功能有更精微的探讨，但和这场辩论不直接相关，我们就不给楚王加戏了，到讲韩非子时再详细讨论。

总之，墨子的反战理论并不高明，要反驳并不难。《墨子》里楚王没有反驳，但显然也并没有被说服，还是坚持要攻宋。

这时，才显出墨家非攻主张的真正精华所在。



[美]亚历山大·R·唐斯《战争中的平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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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刘勃


北溟飞云
19分钟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金庸向来对腐儒极为鄙视，从陈家洛到鲜于通、岳不群再到苦劝韦小宝登基的三位大儒，其批判锋芒愈来愈盛，直指腐儒虚伪卑劣的本源。
由此再度记起那句话：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祸福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
善哉斯言！[笑而不语] ​​​​至于侠客，实在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最高境界！
近人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中蒋儒、侠概括为“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多实际,儒者计祸福而侠者重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8-27 09:50

徐瑾：王安石司马光斗争背后北宋变局
原创 徐瑾经济人 徐瑾经济人 昨天



谈到宋朝，王安石变法是绕不开的话题。

赵冬梅先生的《大宋之变》给予了这段历史不同过往的制度审视。

《大宋之变》，看起来是写司马光最后岁月，其实更是借助司马光的人生履历，透视宋神宗朝代的王安石变法，梳理出这一改革对于北宋政治的重大影响。

1
众所周知，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宋朝改革新旧两党的核心人物。

对于二人的评价，不仅是关于两位古人，其实也折射出我们的历史认知。

如果仅仅以保守派来论及司马光，以改革派来定义王安石，那么很多结论还是走不出中学历史教科书范围。

如此，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失去了当时当地的体察，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就会陷入非黑即白的状态。

诚然，司马光体现了儒家的保守主义。

他主张恪守大宋“祖宗之法”，而宋朝的祖宗之法有很多含义，甚至成为不同党派纷争口实。

邓小南先生在《祖宗之法》书中对此已经有很多叙述。

在司马光等旧党的政治取向上，总体上是反对对内与民争利、对外兴兵拓疆。

至于王安石，这位传说中的拗相公，其政策取向也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富国强兵。

或许，正是因为自以为绝对正确，他才喊出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口号。

这样的豪情状语，固然可以在后世迎来喝彩，甚至被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附会，但其本质，却体现了法家的取向。

放在宋朝的视野之下，王安石的做法，虽然不是全无是处，但是也并没有赢尽人心。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王安石很多做法，存在强化政府介入经济的倾向，更类似一种继续做大中央的国家资本主义。
2

赵冬梅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

首先，从经济效益来说，王安石的敛财效果，是看得见的。

经历宋神宗对外用兵，朝廷财政库府还是很充沛，总计达一亿贯以上。

这是看得见的效果，但是看不见的效果是什么？

不仅社会元气大伤，政治生态也急剧恶化。

从政治层面，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宋朝政治生态的恶化，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

面对变法压力，王安石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这不仅是使得他个人权力膨胀，也释放了原本在祖宗之法节制下的皇权。

经历王安石变法，宋仁宗时代的宽容成为绝响，宋朝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士大夫群体心态也从开放走向内向。

体制生态恶化之下，道德和理念都要求统一。

从此，恶性党争的时代开始了，君子与小人不得不正面肉搏，直到彼此都不断拉低对方水准。

表面上，是相权集中化，其实丞相定位也变了，也变为皇帝的秘书；看起来相权的放大，甚至从此宋朝权相辈出，其实不过是君恩。

这种情况下，在只看执行效果的维上生态下，冒出头的并不是君子，而是为了讨好上层不惜践踏民间的官僚。

敛财之臣开始走上台面，宋神宗时代，他称赞的是“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吴居厚，到了宋徽宗时代，皇帝认可的，自然变成“丰亨豫大”的蔡京之流。

总结一句话，正如明代亡于万历，而北宋或许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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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然，这些变化背后，有各种机缘。

比如王安石本身才华出众德性高尚自负正确，使得推翻他的理论变得更为困难。

再比如，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彼此亲密信任，两人所谓相得“如一人”，再比如宋神宗作为少年天子的心气，他期待改变父亲宋英宗时代的遗产，即得位不顺又无所作为的状态。

这些因素，可以说都很重要，但是都是有偶然性，如果寻找必然性的因素，从根本性上看，还是在于宋朝的制度设计。

赵冬梅认为，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因此其执政可以总结为，追求一个“稳定”两个“安全”，稳定是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安全是朝廷国家的统一安全和皇权的安全。

在理想状态下，北宋王朝的状态是什么？

赵冬梅总结了三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

这三点的平衡，依赖于很多因素，显然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

赵冬梅认为，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不过，对照实际，我认为核心因素，始终是皇帝的因素。

宋朝的制度，并不是如同有人附会那样，是现代理想化的制衡制度投射。

究其本质，更类似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完善的结果，皇权集中得到加强，官僚彼此制衡。

这种制度，在其运行良好的时刻，可以体现比较强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治理能力，但是其运行结果与效率，仍旧受制于其制度的顶点——皇权。

与此同时，丞相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也是官僚头目，本来也可以构成对皇权的部分制衡。

但是，宋朝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中，丞相的权力就呈现分散化趋势。

虽然宋朝尤其南宋，一个现象是权相辈出，但这种权力往往不是正式化权力，而是君弱相强的个人结果。

整体而言，丞相权力是被大力削减，台鉴制度很多时候也是针对丞相而不是皇权。

4

好的历史普及，需要学养与洞察，并不容易，到今天也还是很稀少。

姜鹏教授在经济人读书会推荐《大宋之变》说，”文献工夫很足，洞察很深刻，但并不故作高深，叙述流畅，文采飞扬。对宋朝为什么会从仁宗时期的包容走向神宗时期的专制，宋神宗、王安石做了什么，应负怎样的责任，交代得很清楚。”

赵冬梅先生，显然是适合历史普及的人选，她师承名门，学术根基扎实，同时也熟悉普及工作，在百家讲坛等大众平台表现也是有口皆碑。

读完《大宋之变》，还是令人感慨满满。

其中不少信息，熟悉历史的，可能都知道，但是赵冬梅先生的梳理，使得历史现场得到还原，人物栩栩如生。

好的历史学家不仅让人理解，更让人思考当下。

读这本书让人不禁思考，如果再来一次王安石变法，在今天人们会如何评价？


《大宋之变》
作者: 赵冬梅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063—1086
出版年: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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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肖灿武侠 2018-11-10 11:29:39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金庸作品中的插画大都是姜云行和王司马两位先生所作。此二人画风迥异，并称一时瑜亮。在笔法上姜云行偏好工笔，王司马注重写意；在构图上，姜云行扁好把重心放在图案上部，王司马更讲究整体均衡；姜云行多选择山中平地或村外开阔地带的打斗场面，人物常有凌空动作，哪怕是被抛向空中，王司马多选择恋爱或喝酒的场景，人物活动多在山中或酒店进行； 姜云行为金庸小说作画计有6部，它们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射雕》三部曲）、《碧血剑》、《连城诀》、《鹿鼎记》。王司马先生作品包括《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侠客行》（附《卅三剑客图》）、《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越女剑》。姜云行的人物或冲逸不羁、或狷狂恣意、或恭肃鄙野，不一而足。所绘女子通常身影袅娜，长发如云，微微侧着的俏尖的脸悲喜莫辩。人物表情衣饰精工完备，衣带褶皱、花鸟山石气韵流畅，是传统的经典绘画技法和古今武侠小说最令人熟悉的插画风格。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王司马则大重写意，或纵横恣肆豪笔泼墨，或不拘一格大胆留白。抓拿精彩瞬间，颇有现代“镜头感”。他特别擅长人物表情神态的刻画，往往寥寥数笔就极其传神。然有时关键处人物表情仍不够清晰，且水墨淡彩处常遭印刷术忽略，是为遗憾。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这其中读者对于姜云行的金庸小说插图的喜欢的程度，尤为甚之。之所以很多人将金庸尊为武侠小说泰斗，据说除了金庸小说比其他武侠小说作家多出了若干“精彩”以外，姜云行的插图也是一个必要因素。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金庸小说当初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姜云行几乎是为所有小说都绘制过插图的。前面提到金庸出修订版时一改过去在报刊连载时的零乱插图，特聘姜云行、王司马分别重新绘制小说各章插图。多年来，鲜有人专门论述过金庸小说的插图。如果有谁看过金庸小说的报纸连载和单行本的不同插图，那是很幸运的，因为当初报纸小说连载的姜云行的原版插图，大多在修订版中并未采用。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当年姜云行与金庸与梁羽生合作都很密切，早年报纸上连载的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插图几乎均为姜云行所作，而且数量非常之多，令人唏嘘。相较于金庸小说而言，梁羽生的作品多其两倍有余，当然姜云行为其作的小说插图也更加众多。但因为经营和重视不够，现在我们看到的梁羽生作品集都没有插图，这令人遗憾。有人偶然看到内地早年盗版的梁羽生小说，因其是盗于港版，故很多还是有些插图的，比如《广陵剑》、《还剑奇情录》、《联剑风云录》等等，以及竖排繁体的港版《冰川天女传》、《大堂游侠传》、《剑网尘丝》、《幻剑灵旗》等，插图皆为姜云行所绘。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只是梁羽生小说中的姜云行插图，相比于金庸小说，大都失之精细，较为粗糙，这可以理解，作品数量多了，有时难免为了赶工，也有早期风格未定的原因。金庸小说的插图，已是姜云行的巅峰之作。可惜梁羽生的小说时运不济，其作品的姜云行插画大都湮灭无踪可寻。

王司马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隐居加拿大，远离了武侠插图领域
王司马已于1983年英年早逝，姜云行也隐居于加拿大，远离了武侠小说插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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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0-9-2 10:4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1-5 08:11 编辑

【明治维新的“中国化”】明治维新乃挂羊头卖狗肉，名为西化，实为中国化（宋朝化）：1基于儒家道德的专制皇权（大政奉还与教育敕语）；2科举制（高等文官任用考试）与自由竞争社会；3裁减世袭贵族，确立郡县官僚制（废封建，立郡县，中央集权）；4放宽限制，建立自由市场；－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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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枪炮病菌与钢铁写在1997年。当时作者罗列世界文明列强。中国放在了预备里。然后作者预言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政治未来，全靠韩国和日本了。只有韩国和日本相互理解和解，亚洲东亚的政治秩序才可能重建或者发挥更大影响。
2003年作者写了后记。开始修正一些观点。比如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有希望，但必须下放权力。大一统的社会在创新上具有极大的劣势。过度分裂的社会也不行。欧洲美国这样收放自如刚刚好。
到了2017年作者又写后记。很有意思里面对中国涉及笔墨很少。在分析韩国发展时带过，认为韩国之所以比资源丰富的菲律宾崛起发展得快。因为韩国靠近中国，中国发展后韩国获取了国家政府历史成熟的历史红利。韩国得以维持较好的发展程序。
同时作者也开始修正他的观点。拥有悠久国家政府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明显经济发展和创新优于国家政府历史断的国家。在2003年后记里，作者已经提出拥有悠久国家政府历史的国家表现优于国家政府历史短暂的国家这个观点，并非到了2017年才修正
虽然中国在这本书里不算主角，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现实真的影响了作者对观点的判断。我有点期待他写2020年后记了[笑cry][笑cry]

风清扬尘:
大約壹百年前
在法國
壹位大學生登上了壹列火車
鄰座是個看上去像農民的老人
老人手捧聖經
嘴裏念念有詞

學生問：“先生，妳還相信這些過時的東西？老人說：“是的，我相信。妳不信嗎？學生笑了笑：“我不相信這些愚昧的事情。聽聽我的建議，把妳的聖經扔掉，了解了解科學對此的解釋”。

老人說：“科學？我不懂這方面的科學，興許妳能給我解釋解釋”。學生說：“這可不是壹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請妳留下妳的地址，我壹會寄壹些書給妳，妳自己看看吧”。

老人從內衣口袋裏拿出壹張名片
學生接過壹看低頭不語
名片上寫著：路易斯，巴斯德
巴黎科學研究院院長
世界壹流的化學家和微生物學家

有壹種悖論叫做——“相信科學”
什麽是科學？
科學不是壹種靜態的終極真理
而是人類從蒙昧中不斷接近真理的漫長過程
也就是說
先有了上天的律
才有人類去探索和認識這個律
以至於無限接近
但永遠也不能達到這個律的真相

如果壹百年前的人“相信科學”
那麽根本就不會有微觀分子學
當時的人們根本不認識病毒&#129440;的存在
如果壹千年前的人們“相信科學”
人們根本不知道太陽系的存在
當時的人以為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

因此
科學恰恰不是用來相信的
而是用來質疑的
妳怎麽知道妳今天相信的科學
不是壹百年後的謬論呢？


】】】】】】】】】】】】】】
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掌握真理或者自认为真理在握，决定人的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莱辛

】】】】】】】】】】】】】】】】】】】】】】】】】】】】】
附录：
2013年，《北京青年报》采访白先勇。白先生说：“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最近，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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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被张居正付诸实施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以《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历史畅销书纵横中文知识界的黄仁宇，是一个特别喜欢谈“数目字管理”的人。



台湾学者赖建诚说，“数目字管理”这个词是黄仁宇的专利，是他的“法宝概念”，仅《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就至少使用了二十二次“数目字的管理”，是全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在黄的其他著作和文章里，也常常能够见到这个词。



遗憾的是，黄仁宇从未就“数目字管理”一词给出过明确的概念解释。在《万历十五年》里，他先是说1689年革命后的英国“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又说美国独立后的一大好处是许多问题“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再说“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在这些论述里，仿佛“数目字管理”已是一个涵义不言自明、人人皆能领会不致出现分歧的常用词——有鉴于此，本文在叙述时，对“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也取“依据数目字进行管理”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笼统涵义。



然而，“有数目字”是一回事，能否依靠数目字实施“有效管理”又是另一回事，“有效管理”究竟是对谁有效，又是另另一回事。“努力获取数目字”+“依赖数目字进行管理”，带来的未必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极有可能是民生悲剧。



张居正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教训。







一、“考成法”之祸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这种努力，首先作用于行政上的整顿，也就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实施一套名为“考成法”的新的政绩考核制度。



按张居正的设计，这套新办法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



六部与都察院的政务，上呈给皇帝得到批准后，于下发给相关衙门执行之前，要依照路途的远近和事情的缓急，以文簿的形式定下一个执行期限，每个月的月底做一次复盘检查。“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这些政务，除了自己要有档案存底之外，还得另做两本文册账簿，一本送给六科，一本送至内阁。六科按照文册账簿，对应办事项的执行情况逐一核查，将完成情况载入下个月的文档。每半年再做一次全面的复盘清查。有不按时按量完成者，出具详细文件上报到内阁等待旨意，然后对相应的衙门和个人实施问责。每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度，都要开展一次对上一年未完成政务的清查和问责，循环往复，一直到政务完结为止。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套提高官僚系统办事效率的好办法。但“考成法”最终的实施结果，却是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



这种结果，与张居正寄予“考成法”的两个隐秘目的，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目的，是打压言路，控制六科言官与御史的政治生命，以巩固张居正作为改革主持者的绝对权力。



按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部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六科考察揭发；六科的的工作成绩与工作问题，由内阁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原本，明朝的六科言官，拥有一种负责监督朝政超然地位。他们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多数时候阻止不了皇帝）。御史则是皇帝的耳目，代替皇帝对朝廷的行政、司法、人事做全面监察。



“考成法”这样搞，相当于是借着“绩效考核”这一光明正大的名义，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了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里。其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巡按御史刘台，在万历四年对张居正的弹劾，直接捅破了“考成法”暗含的这一隐秘目的。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父兄连坐与自己的突然死亡。




考成法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民众和官僚集团实施一种“数目字管理”。



有明一代，对官僚集团的“数目字管理”，主要集中在“赋役完欠”这个领域，也就是官僚集团面向底层百姓的征税征粮之类的工作，究竟完成得怎么样。



这种“数目字管理”自朱元璋时代就已存在。管理标准的高低与惩罚力度的强弱，与年成丰歉收入多寡关系不大，主要取决皇帝们花钱究竟有多狠。万历十一年，户科主官萧彦回顾往事，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做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梳理：



（1）嘉靖三十一年，官员免受处分的红线，是必须完成五成以上的赋役征收任务。
（2）嘉靖三十四年，官员免受处分的红线，是必须完成六成以上的赋役征收任务。
（3）隆庆五年，官员免受处分的红线，是必须完成八成以上的赋役征收任务。
（4）万历四年，官员免受处分的红线，是必须完成九成以上的赋役征收任务，同时搞定往年所欠的两成。实际上相当于“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才算合格。


如果低于这条红线，官员们就要受到包括“住俸”、“降俸”、“降级”乃至“革职为民”的一些列惩罚。

………………

】】】】】】】】】】】】】】】】】】】】】】

契诃夫说：“在写盗马贼时，没有必要也写上：偷马是不对的。”

】】】】】】】】】】】】】】】
虽然汉末大儒郑玄曾注释说：“名士，不仕者。”似乎名士是指隐士，但实际上当时名士的内涵，要宽泛的多。

《三国志》里，一个人称为名士，和是否做官没什么关系，如桥玄评价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这里名士显然就是有名的士人的意思，又如“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之类的记录，更明明说名士做了官。

【【【【【【【【【【【【【【【【【【【【



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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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酒能乱性，佛家忌之。酒能养性，仙家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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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时，适逢小学新生开学上第一课，他跑去听了，整堂课的内容是小学生们跟着老师反复背诵着誓词:“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美国学生亲自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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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更能实现快速增长，其实是一种错觉。
试问：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资本，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迂回生产实现快速增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并不是低收入、贫穷的成绩，而是高收入、富裕的功劳。
为什么说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开放让中国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啊！




只有低收入社会，
没有低欲望社会


还有一种说法，日本经济之所以长期停滞，是因为日本人欲望低。
这完全不对。
欲望永远是无止境的，喜欢美女帅哥是人的天性，想吃美食、住大房子、开豪车的人永远都大有人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那就只是需要，还不是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需求。
低欲望不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恰恰相反，是因为经济停滞，收入不增长，所以人们才低欲望。没有消费能力，只能低欲望。
真正应该引起人们认真思考的是：因为发达富裕，本来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的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了长达30年的停滞？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日本经济增长、收入提高。
没有人不想发家致富，因此，发展经济其实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第一，保护人们的劳动成果，就是尽可能少收税。第二，放开手脚让人们发财去，就是减少管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只需保护好私有产权，经济就一定会好，人们的收入就一定会不断提高。
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破坏了私有产权也就破坏了市场。
任何国家，其经济增长慢，一定是私有产权、市场经济遭到了破坏。不要被名义的东西迷惑，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你要是看实质的话，日本对市场的破坏更厉害。




日本破坏产权的例子比比皆是



保护私有产权说易行难。人们经常是破坏了私有产权，还浑然不觉。
日本的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也被人们口口传颂。干净当然好，但是也要算成本收益账，看看这样做值不值得。垃圾粗分类就可以了，像日本那样细分未必就经济。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单
做任何事情，成本都不能超过收益。
日本选择定点定时投放垃圾也有待商榷。听日本朋友讲，因为错过了垃圾投放时间，经常有人只能一整天把垃圾放在车里，甚至有些人只能长期把垃圾放在家里。
日本一些地方的房子，主人愿意白送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房产税。姑且不去谈论应不应该征收房产税，但是无论如何，让房价为零，这样的房产税还是合理的房产税吗？
我曾经看过张五常教授的一篇文章，讲到他八十年代去日本，看到西红柿价格高得离谱，就推断日本经济即将出问题。保护农业，当然就是对其他产业的伤害，不是破坏产权是什么？
日本对产权的破坏当然不只是这几个。这只是人们为之叫好，实际却是破坏产权的例子。



零利润经济怎么可能有希望？



日本对产权的破坏不仅来自对于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还有其长期的错误宏观政策。
很多人把日本的经济停滞归结为“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但这显然不对。德国马克也大幅升值了，为什么德国没有经历像日本那样的长期停滞？所以，关键还是其国内政策。
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后的几年里，当时尽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盘后一蹶不振，但日本经济显然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那时的日本根本不会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
日本银行适时猛踩油门，商业银行则发起充满爱国精神的放贷狂欢，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资产市场和资本投资领域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
晏殊在词里说“似曾相识燕归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日本实行了近30年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一度甚至是负利率，老百姓争相购买保险柜以储藏现金。在安倍的“三只箭”下，日本不仅财政大幅扩张，还发展到央行直接购买公司股票、债券的地步。
财政大幅扩张，货币利率为零，这又怎么不是对于私有产权和市场的破坏？！




写在最后



如果不接受将日本与欠发达经济相比较，那么我们可以拿日本与美国比。日本在1995年时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75%，但如今只有美国不到1/4的比例，这总该能说明点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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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比金庸武侠小说强在哪儿？
抽疯客 黑江湖 今天

▲张墨一 绘





先说一点，《水浒传》固然出色，但是金庸小说也不差，《水浒传》有比金庸小说高明之处，但是不如金庸小说之处也不是没有，而且不在小数。



金庸小说现在我们说他是通俗小说，可明朝人还说写小说的人都遭天谴得病断子绝孙呢。我们现在说《水浒传》是四大名著，可是古代这也就是闲书，地位还没有金庸小说在当代的地位高，所以谁都别说谁。南开大学研究中国小说的陈洪教授就曾经评价金庸的小说是“五百年后《水浒传》”。



《水浒传》比金庸武侠强在哪里呢？



整体上来说，强在三个地方。第一是语言，第二是故事的出身，第三是现实性。



先来说语言。



《水浒传》的语言有多好不需要多说了，那是中国古典小说白话的巅峰。引用袁行霈版的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段话吧。



《水浒传》则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花边文学·大雪纷飞》）。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



例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时，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



而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



两句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是赤条条无牵挂，义肝侠胆，一无顾忌。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概括来说就是，水浒传的语言是“活的”。它没有脱离民间口语，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活语言，它的语言深深扎根于当时的时代中，生活气息更加出色，和现实更加紧密。



而虽然说金庸的小说也是白话文，也同样达到了中文语言的极致了，是的，就是极致。读起来极其的流畅通俗，洗练干净。但是，时代不同了。



水浒传的白话文，是那个年代自然生长出来的，作者只需要加以提炼净化就可以，他和那个时代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用这样的语言去描写时代，天生的就亲切自然，更加鲜活。



金庸的白话文则是金庸凭借自己杰出的才学和天赋，从几百年来旧小说的旧白话之中复活出来的，然后再与现代的新白话文结合，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的语言是金庸独创的语言，不信你可以翻看所有的旧小说和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小说，看看是否有和金庸一样优秀的既现代又古典的白话文，找不出来的。



然而这样的语言，固然高妙，但是相较于自然生长的语言来说，终究还是缺少了几分鲜活生动。就像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语言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小说语言那么生动，因为他们的语言都是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土地上自然长出来的。






然后再说故事的出身。



这里还是要先夸一句金庸，那就是，金庸小说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说，已经达到了极致了，从故事性的角度，就讲故事的手段技巧而言，水浒传不如金庸小说。



但是，就他们写的故事本身而言，水浒传的故事出身就要更胜一筹了。



这里引用一段章培恒、骆玉明版的《中国文学史》里的评价，因为这本书里这段说的比袁行霈版要好一些。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



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



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



这就是故事的出身，水浒传的故事不是作者自己凭空编出来的，它的故事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街谈巷语，口口相传，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和故事是早就有了的，是经过老百姓认证的，水浒传的故事天生就“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作者只需要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二次创造就可以了。这个便宜可占得太大了。不信的话，看看水浒传中征辽，征田虎的故事有多烂就能知道了。



金庸的小说不是，金庸小说的故事虽然借鉴了许多中西方小说的桥段，特别典型的作品书剑恩仇录。金庸自己都说：“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既欠经验，又乏修养，行文与情节中模仿前人之作颇多，现在将这些模仿性的段落都删除或改写了，但初作与幼稚的痕迹仍不可免，至少，那是独立的创作。



”比如余鱼同假扮新娘，显然是《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再比如说整部《书剑恩仇录》里红花会的人物，一一都可以在《水浒传》里找到对应的角色。



但是后来金庸有了长足的进步，金庸从《射雕英雄传》开始，之后的作品故事虽然不可避免的还有模仿和自我重复，但是基本上都是金庸自己靠着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来的，但是凭空创作一部故事容易，创造这么多故事，还都是长篇，那就毕竟还是会有问题，金庸小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十五部小说中，很多故事桥段其实自我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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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家作为大明王朝的代言人，为云南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朝廷对于沐家始终还是怀有戒心，明太祖时代三次派遣亲王出镇云南就是明证。而朱棣在靖难之后先是复封岷王，在牵制沐家失败后，甚至打算让次子汉王出镇云南。仁宗继位后同样没有放弃，滕王出镇也是明皇室最后的努力。此后一直到成化三年，明朝才重新有亲王之国。此时距离仁宗时代已经40多年，时移世易，已经没有必要再派亲王出镇云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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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查理十世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的做法，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他做了如下评价——



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



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



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



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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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主张自固吾圉，改良政治。1950年他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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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名言“无知比知识更容易招致自信”，莎士比亚的名言“愚人自以慧，智者自以愚”，哲学家罗素也说过“这个世界最荒唐的地方，就是蠢货和疯子都自信满满，而智者经常自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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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代儒宗钱穆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



群学书院曾于二十天前举办期钱穆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演讲（详情见文末）。今天我们特别转载钱穆先生的弟子、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写于30年前的悼念文章以示怀念。余英时先生说：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从少年时期，他就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他为中国“招魂”是凭藉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决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课和历史著作才能那样吸引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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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还是不改，是一个问题——仍与龚鹏程先生商榷


然而一九七一年以后，吴氏改行经商，因而一度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奔走于韩国、香港、台湾之间，13但是可能由于生意不甚成功，故又复出，重新涉足江湖，写作武侠小说。
　　后期，吴思明在香港虽然以“天心月”的笔名撰写了一些小说，如：强人系列等作品，因为受到当时蔚为风潮的古龙式新派武侠的影响，吴思明改变了其旧有的写作风格，但是却少有佳作，作品褒贬不一，难与其以“司马翎”为笔名时的创作相辉映。其最后遗作－《飞羽天关》14，则在其友人建议下，重拾其以往的写作风格，可惜因现实环境的不允许，《飞羽天关》并未完成。
　　一九八九年七月中旬，吴思明逝世于广东汕头故居，时年仅五十六岁。他的一生，共撰写了四十三部武侠小说，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创意，不同于其他武侠作家的作品。由于吴思明全盛时期的作品多署名“司马翎”，在久负盛誉之下，“司马翎”这个笔名就广为人知。久而久之，人们对其早期的“吴楼居士”及晚期的“天心月”两个笔名，就较为淡忘了。然而就当时台湾与香港的武侠作家来说，只有吴思明是先后使用三个笔名来撰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说是相当特殊。
　　除此之外，吴思明虽然身为香港侨生，却被定位为台湾武侠小说家，想其原因应该是他自就读大学起，就在台湾求学生活，而他早期和中期的武侠作品也大都是在台湾创作发行，连带的他也几乎都在台湾工作，可以说创作鼎盛时期的生活圈主要都在台湾，因此，很多评论家都将他定位为台湾武侠作家。

　第三个时期则自《白刃红妆》（一九七四年）到《飞羽天关》（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为止，这段期间的作品正好是司马翎离开真善美出版社之后的创作，作品分别由南琪出版社和皇鼎出版社发行。据叶洪生的说法，司马翎这段期间的作品乏善可陈，只有《人在江湖》较有可看性。27其中，司马翎在香港以“天心月”笔名所写的作品，抛弃其原有的创作风格，大量取法、模仿古龙等新派武侠的写作风格，则颇为失败。http://www.rxgl.net/html/c16/2012-04/2250p2.html
我生平最开心的享受就是捧一本好看的武侠小说来欣赏一番。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古龙、司马翎的武侠旧作。 
——金 庸


    对某人有深情或者有怨气，都不妨在行文中“笔锋常带情感”，但在立论之时，断不可受情感牵制。
龚鹏程讲座：司马翎——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历程
1933年-1989年7月
从1961年起，改用「司马翎」名义，发表了《圣剑飞霜》、《挂剑悬情记》、《纤手御龙》、《帝疆争雄记》、《剑海鹰扬》、《人在江湖》等大多数成名作；1970年，因故一度辍笔，偶有所作，则以「天心月」为名，在香港报刊登载了《强人》、《极限》诸小品；1980年后，拾笔欲重回江湖，复因病魔缠身，无法专力投入，仅有《飞羽天关》（未完）、《飘花零落》两种。
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来这里给大家介绍司马翎。其实，我对司马翎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小时候看司马翎，是在报纸上看，当时司马翎的小说同时在不同的报 纸上连载，看了这报，看那报。这样每天在报上看，有时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很多故事情节，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有些地方记忆会有些模糊或是相互错乱， 不过我还记得司马翎小说当年在台湾连载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地轰动的。今天我们看到在司马翎头上有很多光环和头衔，现在看起来，不免有些溢美之处。当然这也 是很多人对司马翎的喜好，也就不可深究了。 　　司马翎跟现在金庸如日中天的声势比较的话，确实黯淡许多。他没有金庸这样幸运，因为金庸健在得比较久，有很多时间可以对作品进行重新修改。而司马翎已 经过世了，没办法对作品进行整理、修改，所以他就没有机会让自己经典化。如果我们比较金庸作品的几次版本，我们会看到，金庸改动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金 庸的作品从书名到情节，是完全做了“大手术”。他很多小说的结构、主线、人物、语言都被做了处理。如果不是这样的处理，他的小说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给他带来 如此大的声望和地位。　　当时武侠小说兴起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下出现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当时的武侠小说家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酝酿或从容 的落笔，报社每天追着他们要稿子，每天要连载一千字，作者要保证在这一千字里面情节能跌宕起伏，留下一些玄机，以引诱读者第二天能继续来读，从而导致了整 个小说写作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像阅读一本书这样的阅读期待，同时，写作者也没有这样的阅读期待。他们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框架和主轴，但是写的时候 却是写到哪儿算到哪儿，因此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结构松散的。不只是金庸早期如此，其他作家在那个时候也都是这样。另外，一个作者要同时应付好多家报社，就 必须同时组织不同的小说脉络。能够不互相交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用说要照顾到每一部小说本身的情节了。这跟我们现在的小说创作环境是不太一样的。　　 相对来讲，司马翎的作品数量很多，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四十多部。而金庸只有十五部，这就比较好经营。像司马翎那样同时写五六部小说，同时应付五六家报社，这 种写作状态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想象的。当时的很多武侠小说家可以说是纵情诗酒，慷慨悲歌，生活乱七八糟，不像我们现在作家的样子。当时那些作家经常喝酒， 人都醉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报社第二天就要有文字见报，很紧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找人代笔。　　当年古龙就曾跟我讲，他写《绝代双骄》，写到小鱼儿被 打落山谷，被很多高手追捕。这时候古龙有事情不能写了，而报社很着急，于是就找倪匡代笔。倪匡给很多人代过笔，大家都知道他帮金庸代过，《天龙八部》中很 多段落都是他代的。他也给司马翎代过笔，他写得非常快，真是快笔。这次，他就替古龙代，结果一写，写了十万字。古龙回来以后，不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去了， 不知从何写起。于是古龙就说，小鱼儿做了一个“梦”，这样一来，那十万字就“没有”了。当时很多作家都是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作家，当时想找人代笔都来不 及，于是干脆就由报社的编辑临时替他补上一两天需要刊载的文字。也有些时候，有些作家写到一半，不想写了，因为前面的忘记了，不知道后面怎样收尾，比如很 多推理的情节。我记得古龙在报纸上连载的《碧血洗银枪》，接近尾声的时候，男主角不见了，大家怎么找也找不到，最后在一个小镇上看到一个富态的员外，就有 人问：“你就是当年的那个某某大侠吗？”那个人只一笑，回答说：“新年到了，恭喜发财！”当时连载刚好是除夕夜，这样整个连载就算结束了。这是当时在特殊 的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的写作现象。　　对于上述情况，我最熟悉的是高阳，他写历史小说，也是同时写好几部，有的是写明代的故事，有的是写清代的故事；或者要 么写《杨乃武与小白菜》，要么写清宫秘史。高阳这个笔名取自“高阳酒徒”的典故。他喜欢喝酒，每天晚上找一帮人喝酒，喝得酒酣耳热，而报纸又要连载，报社 的人急得不得了。当时是铅字排版，要很早印出来，送到台湾的南部去排印，是有时限的。报社找不到高阳，急得团团转，等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报社的人拿着稿子，一边跟高阳聊天，一边写。等聊得差不多了，也就写得差不多了，报社的人就拿着稿子去排版。当时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作者写作的时候，没 有留底，不晓得昨天写到哪里了，但还是能往下写。这可是“天下绝技”啊，现在可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那些作家的才华，不是我们通过一本书所能够想象 出来的，我们要还原到当时的写作情境，他们能够在那样的情景下，写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么多作品，是非常难得的。当然，经过时空的变换，我们现在看这些作 品，会感觉有些地方很是拖沓，铺陈了很多篇幅，如果进行一下压缩会更好。进而，把几条线归并一下，似乎就更好了。吴宏一先生评论司马翎的时候就说，如果今 人能够改写司马翎的小说的话，那司马翎的作品会更好。其实，这只是我们现在人的感觉。在当时，报纸连载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一段一段地“波澜壮阔”，就是要 让一篇一篇的连载能够在气势、情节和感觉上有绵延之态。
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写作情境，这是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谈到港台当时的创作热潮发生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从1949年开始的，当时大陆这边建 政，而香港和台湾在大陆治权之外，港台的武侠文学就在这时开始了。1950年，台湾的郎红浣开始写武侠小说，所以台湾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0年代就开始 了。而金庸、司马翎是在1950年代的中晚期开始的。金庸在1956年、1957年就开始了武侠创作，司马翎是从1956年、1957年、1958年开始 武侠创作。当时香港有金庸、梁羽生、蹄风，比较著名。而那时的金庸小说在台湾是被禁的，尤其是金庸写了《射雕英雄传》之后。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词叫“只识弯 弓射大雕”嘛，有人就告发说，金庸的小说与毛泽东是相呼应的。尽管如此，还是有盗印的金庸小说流进台湾。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就被改名为《萍踪侠影 录》，作者署名写成“梁金风”，也就是梁羽生、金庸和蹄风三个人合在一起的笔名。另外，金庸的几乎所有的小说当时在台湾都以司马翎的名字盗印发行过。当金 庸作品于1980年代在台湾被解禁的时候，金庸到台湾会见很多朋友，很多人对那些被盗印的署着司马翎名字的金庸作品印象深刻，在跟金庸谈起司马翎的时候， 都已这些书为谈论内容，大家还都以为那些是司马翎的作品，其实那都是冒用司马翎的名字盗印的金庸作品。　　我们现在觉得港台武侠是从1950年代“突然” 盛行的，但其实，这并非突然，而是延续着大陆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武侠文学的热潮而已。它只是延续，也就是说，从1949年开始，武 侠在大陆是被禁的，而在香港和台湾就延续了下来。我下面就要谈1950年代以后的武侠文学作品主要延续了哪些传统，也就是有必要回顾一下武侠写作的传统。 第一个武侠写作的传统是史传的叙事传统，即我们怎样去叙说那些孔武有力的人。这里有两个概念要特别注意，就是侠与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史记》里面 《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是分开的。侠不一定是有武力的，但侠是有力量的。侠本来是夹着的意思，即“挟”，就是拥有某种力量，这叫“侠”。那么谁能够拥 有这种力量呢？肯定是地方豪强，列国的诸侯，王公大臣这些人，他们要么拥有人，要么拥有钱，要么拥有权力。那么第一等的大侠、大豪就是四公子之类的人了， 也就是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这些大侠、大豪养有很多门客。所谓刺客也者，就是侠所养的那些门客当中的某一类人。侠是有力量的人，客是被侠所养 的，有说客，如冯谖这一类的人；也有凭武力替主子办事的人，这就是刺客。客是依附于侠的。在汉代，这两类人是分得很清的。这样的叙事方法影响到后来我们对 于武侠的观点，就是把侠客和刺客都视为社会中的某一类人。《史记》是描写整个社会的，而社会中有各种人，其中有土豪劣绅，有地方恶霸，这就是“侠”了，也 就是地方上拥有势力、鱼肉乡民的人。还有刺客，是以武力来表现自己的，司马迁就分别为他们列传。既然这些人在社会上存在，就有他们存在的理由。这些人的行 为多半是不符合正义的，但是他们仍有若干值得表彰的地方。总体上说，在史传叙事中，对侠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也就是那些土豪、恶霸跟盗匪基本没有多大 差别。而后来的武侠概念与这是正好相反的。　　第二部分是武侠诗歌。武侠诗歌比武侠早，最早出现在汉代，即汉乐府。汉乐府最早描述“恶少”，即不良少年的 时候，表现的是他们粗豪的行径，比如飞鹰走狗、好勇斗狠等等，这些都用诗歌描述。主要是讲这些人在京城杀人越货，然后被警卫部队一举歼灭，挖个大坑，统统 埋起来。当时有人很悲伤，就作诗悼念，后来成了乐府诗的一个论述传统，一直到唐代，李白等人也作此类诗，如《少年行》《侠客行》《洛阳行》等等。相比较而 言，此前的史传叙事里面不太集中谈少年，而乐府诗集中地谈少年游侠。这一点与金庸以下的新派武侠小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包括司马翎小说，所有这些作品的主 角都是少年。我们现在的武侠都有一个模式，叫做少年成长小说。比如郭靖、杨过，从小长到大，经过人格历练，终于成为一代大侠，就是这个意思。少年成为叙事 的主体，这就回到了汉代的乐府诗。而《水浒传》，还有清代的侠义小说，主角都是中年汉子。这是因为只有中年汉字这种人才是饱经江湖风霜的人，才具备必要的 江湖历练。这种以中年汉子为描述对象的模式一直到港台新武侠出现之前都是这个样子的。港台新武侠吸收了一些传统的因素，就是这些武侠诗歌里面少年游侠的因 素，而这些武侠诗歌则是汉魏南北朝到隋唐期间武侠论述的大宗。　　之前说的史传叙事我们继续再谈。在唐代以前，史传论述里面，对于侠的论述都是负义的。侠 基本上是盗匪的同义词。有一则乐府诗里面说，一家酒厂，酒特别好，叫“白日醉”，即喝了以后，醉一百天。有一次，酒厂在送酒的途中，酒被侠客劫走了（这里 的侠就是盗匪的意思）。但是案子很快就破了，因为这些盗匪喝了酒以后，全部醉倒了，结果官府派人像拎死鱼一样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了。这里的侠都是负义的。再 比如唐人笔记中常提到大侠某某某，专门穿人家的墙，去看谁家的女孩子长得漂亮，以便贩卖人口。诸如此类，都是负义的。这种史传叙事的传统还在继续发展。



　　但诗歌就不一样，因为诗歌是文学作品，在描述少年时，即使是恶少，但他仍有原始生命力的美感。比如斗鸡走狗、挥霍青春，这哪是老年人可比的啊？老年人 怎么能行呢？还有，他们赌博，这一把掷出去输光了，那又怎样？就算是把最心爱的小妾都输了，那又怎样？这多么豪气啊！大家看，这种人莫名其妙，太恶劣了， 道德上有很大问题，但是在诗歌里面是有豪情的。文学作品的美感跟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武侠诗歌给武侠文学提供了更多浪漫的想象。　　第三部分，到了唐代， 出现所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叙事增加了几个新的元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个元素，出现了女侠，比如红线、聂隐娘。她们功夫都很厉害，而且带有神秘 性，武功一般都是从尼姑那里学来的，比如聂隐娘的师傅就是尼姑，非常凶狠，为灭绝师太之原型啊。有一次，师傅派聂隐娘做刺客出去执行任务，聂隐娘回来得晚 了，她师傅很不高兴，问她为什么回来晚了。聂隐娘就说，她要执行刺杀命令的时候，看到那个人正抱着一个婴儿，她就等那个人把婴儿安置好了，才动手。她的师 傅就说，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首先断其所爱。她的意思是说，刺客要杀人的时候，首先要摧毁那个人的意志，先把那个人的小孩杀了。这很“厉害”？　　女侠、 女性在武侠叙事中的出现极为重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女性在金庸、司马翎小说中的重要性。金庸小说与司马翎小说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男主角都比较老实，很 正面的，很朴实，很憨的那种感觉，当然除了韦小宝之外。而女主角则不然，她们一般都是千伶百俐、冰雪聪明、智计百出。司马翎的小说也是这样，有评论者认为 司马翎作品对女性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金庸。在金庸作品中，黄蓉比郭靖聪明得多，但是支撑大局的还是郭靖，是男性。而司马翎则不然，司马翎作品中的女性往往 起到旋乾转坤的作用，能够改变整个武林的命运。　　对于女性的重视是中国武侠小说叙事当中越来越强的部分，而第一次出现，是在唐代，虽然这时候女性还不是 正面人物，多少有些邪气，但是这个出现很重要。　　特别是明代中的女侠出现得特别多，举例说，明代小说中的杨门女将故事就可以说明问题。这种女将故事跟女 侠故事、女英雄故事都是出现在明代末期，而且这种叙事传统在明末清初是很盛、很重要的，对后来的武侠文学有极大影响。比如，《儿女英雄传》，这是在清朝跟 《红楼梦》齐名的作品，它的男主角是一个很软弱的书生安公子，女主角是十三妹。十三妹很厉害，人又漂亮，武功又高，既拥有浓厚的娇媚、漂亮等女人的所有的 特质，又拥有男人一般的武功，可以与男人一较短长，简直是雌雄同体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武侠小说中的女主角基本都是这种十三妹型的。女性在小说中的作用 越来越大。　　第二个元素，出现了剑侠，虽然剑侠的出现，带有很大神秘的部分，比如剑侠用药，会飞行术以及幻术，而且剑侠的剑术都非常玄奇。比如，聂隐娘 可以练剑成丸，把剑变成一个小丸子大小的物事，然后可以藏于脑后，但至于怎么藏的，我们不晓得。当有杀人意念的时候，脑后就可以飞出剑光，直接杀人。这种 剑侠故事就成为后来清朝末年《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等剑侠小说的滥觞。这种剑侠小说在港台新武侠小说中出现得不多，但是对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 等剑侠小说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个元素，从唐代开始，直至宋元明清，侠客的传统慢慢转变，即从一个负面的意义开始转变为正面意义。比如唐代李白、杜牧等 人都主张侠也可以是正义的。到了明朝，侠的意义已基本上转变为正面意义了。
　　第四个元素，《水浒传》的影响不可小看。《水浒传》构造了一个绿林 世界，也就是一个王法之外的强人世界。众头领有座位排行，有绰号，也就是江湖道上的名号。这种名号以及其中人与人之间侠义的关系所体现出的伦理情境，给后 来的武侠文学在描写江湖中人与人之间的道义、伦理关系时以极大的影响。水浒，就是水边，也就是王法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江湖、绿林也具有这样的意思。　　 第五个元素，武侠的叙事传统跟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一些结合。比如，《儿女英雄传》、《侠义风月传》这些侠义作品就已经跟才子佳人小说相结合的意味。其中， 《侠义风月传》又叫《好逑传》，被称为第二才子书。　　以上所讲，都是武侠叙事传统发展到清代的情况。清代以后，武侠叙事传统延着前面提到的内容继续发 展。比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写的就是绿林的社会，包括江湖道上的人怎样打擂台，以及其他一些江湖上的奇文逸事。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延续 的则是剑侠小说的传统。还有写才子佳人小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中很多人写过武侠小说，比如张恨水，他们都把武侠叙事与才子佳人小说做了结合。另外，我们可以 发现，港台的新武侠当中，大部分都可以归为爱情小说。有人把《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就称为情书，因为这都是借着武侠的结构来讲情感的主题。其中男女恋 爱、感情方面的比重都很大，这是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存在于港台武侠文学中。要补充的是，有一类小说，即公案小说，到了清朝已与侠客论述相结 合，比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一类小说以包公破案为主轴，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江湖人物的斗智斗力，这两条线扭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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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3楼2012-06-23 13:16


在清代，这样的小说很多，比如《彭公案》《施公案》等等，都是讲绿林跟官府之前的关系，这在后来都有很大发展。　　我们一般都以为司马翎、古龙作品中的侦 探、推理是新的东西，他们自身推理的特色固然是新的，但其实，它们有没有旧的渊源呢？确实是有的，这就是公案小说。因为公案小说本身就是破案，比如南侠展 昭在包公旁边就是协助破案，还有师爷，他们要去想，要出主意，这些元素都被巧妙地关联到后来的武侠文学作品中去。　　以上是金庸、梁羽生、司马翎之前的情 况，那么在他们之后的变化又是怎样的呢？整个港台新武侠的创作就是实现了前面所讲到的所有元素的结合，只不过每个人的处理各有巧妙之处，比如金庸、梁羽生 跟司马翎和古龙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吸收了很多史传叙事的传统，基本上是把武侠叙事镶嵌到历史框架当中，这种叙事是仿真的。相类似的，比如《说唐演义》， 其框架基本上是大唐开国，讲历史的，但里面的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的故事都有草莽意味，都是编的、穿插进去的。相对比而言，在司马翎、古龙的叙事里面，史 传叙事部分是不重要的。司马翎小说中，通常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只有少数的作品例外，比如《饮马黄河》，里面的主角朱宗潜是明朝宗室。明代藩王往往是 “宗”字这一排行。但这样的历史背景不像金庸小说那样把历史背景和武侠叙事水**融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对情节起到带动的作用。司马翎小说的历史背景并不是 那样重要的。到了古龙那里，他的小说则完全“去历史化”，把历史框架的部分完全丢掉了。这就是每个人的取法不同了。　　金庸、梁羽生除了借历史框架进行武 侠叙事，并结合才子佳人小说进行创作以外，当然也融合绿林世界的描写。在绿林故事中，他们又吸收了二三十年代白羽《十二金钱镖》、朱贞木《七杀碑》、郑正 因《鹰爪王》这些技击小说的特点。这些技击小说中的武打招式是实在的，比如《鹰爪王》，确实有个门派叫鹰爪门。《鹰爪王》当中就讲怎样搏击，怎样打斗，一 招一式，都有详细的描写。这些类似的描写在金庸的小说中很多，在司马翎的小说里面也很多，有很多具体搏斗的场面，怎样腾挪、怎样进攻，而古龙小说里面就没 有这些具体的招式了。这又是不同的发展。　　另外，他们彼此之间肯定是有借鉴的。以金庸和司马翎来说。当初，金庸小说不允许进入台湾，但是改头换面还是可 以进来的。同时，台湾大量的武侠小说也在香港很多报纸连载。前面讲到倪匡给司马翎小说代笔就是一例，而代笔的一个前提事实就是司马翎小说也在香港连载。所 以可以肯定的是，在香港也可以看到司马翎的小说。　　金庸本人曾说，他经常在旅途乘坐的飞机上看白羽的作品，还珠的作品，还有司马翎的作品。那么，金庸到 底从司马翎哪里学到哪些内容？这个问题不太好明确讲出来。但有几点也不是无稽可求的。比如说，《笑傲江湖》中的“葵花宝典”就很像司马翎《纤手驭龙》中的 “五行神拿”，而《笑傲江湖》成书时间是很晚的，要到1967年。我们知道，“葵花宝典”是一门邪门功夫，因为“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种武功与练法与 “五行神拿”颇为相似。“五行神拿”是《纤手驭龙》中的二号男主角朴日升在后来显示出来的武功，这种武功练习以后，是要绝后的，否则自己会死掉。与“葵花 宝典”不同的是，一个在练功之后绝育，一个是练功之前绝育，虽然绝育的时间不同，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金庸想出“葵花宝典”这样一个故事，要比司马翎晚很 多年。另外，这个二号男主角朴日升的气度、武功、才华和出身都很不一般，他与一号男主角裴淳这两个人物的形态很有《天龙八部》中段誉和慕容复的原型的意 味。　　还有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里面“六脉神剑”等武功也是可以隐约在司马翎的《纤手驭龙》里看到影子。我们可以看到《纤手驭龙》里面的主角裴淳主要有 两种武功，一个是“天罡九式”，发出的是雄浑的掌力，这个与“降龙十八掌”是很类似。另一个是“天机指”，有七种指法，使用起来的样态，让人很容易想到 “一阳指”。另外，裴淳到后来又得到一部秘籍，叫“无形剑”，无形剑也是指法，用指发出剑气，让人很容易想到“六脉神剑”。诸如此类的小的地方是很多的， 我相信金庸很可能是学了司马翎。　　那么司马翎有没有学金庸呢？我估计恐怕也有。比如司马翎《剑海鹰扬》中的从西域来的疏勒国师的样子很像《天龙八部》中 的鸠摩智，而《剑海鹰扬》中的端木芙或者《纤手驭龙》中的辛黑姑，都是通晓五行八卦、奇门遁甲，聪明得不得了，很像黄蓉加王语嫣。　　这些有趣的对比还有 很多。　　以金庸、司马翎为主的港台新武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叙事模式。这些模式包括：　　一、放弃了传统章回体结构。对于金庸和梁羽生来 说，放弃章回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梁羽生在章回的题目上花了很大心思，对仗非常工巧，显露自己诗词上的功力。金庸小说的的回目基本上不像梁羽生的那样精 工，因为金庸在这方面上的锻炼是不够的，当然他后来对回目又进行了改动。后来，金庸慢慢地放弃了章回体的结构，变成了标题式的结构。而司马翎几乎从一开始 就放弃了说部式的章回体结构，采取标题性的结构，这样跟现代小说的关系就更紧密。　　二、说书体结构的改变。



早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全知观点的说书体，金庸、司马翎这一代人还没有放弃那种全知式的说书体模式，很多地方还保留了说书人那样全知全能、掌握所有情节 的叙事者的痕迹。但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借由分章、分段，在某些地方，显示了里面当事人自己的主观感受。比如，一部作品中的一章在整体上是全知式的叙事， 但是，借由分段，可以在这一段中表明这个当事人在想什么。这个时候，叙事的角度和叙事者就已改变，而叙事者的改变就是一种新的叙事手法，包括后来意识流叙 事方法的使用。这些方法在武侠小说的叙事中，使用得越来越多，于是跟现代小说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三、发展出一些完全新型的叙事模式。　　比如武林争 霸，这种模式在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是没有的，你看《水浒传》，看公案小说，是看不到武林争霸的。早期的争霸是从官府跟绿林之间的对立开始的，后来变成抽象化 的正邪之间的对立，比如剑侠小说中的神魔相争，或者是正派人物跟邪派人物的对抗。到了港台新武侠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统江湖，武林盟主，九大门派，六大门派 等等，这里的很多门派都是作者掰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多，最后就要一统江湖。这种武林争霸的形态是1950年代、1960年代新发展出来的。　　另一个新的 叙事模式，就是复仇。复仇本来是侠客文学中很重要的部分，但它是隐而不张的。比如，一则唐人传奇故事讲道，有一个商人的妻子，一天晚上，突然不见了，商人 很着急。天快亮的时候，妻子才回来，并且带着一个布囊。商人就问她到哪里去了，妻子回答说：“其实啊，我是个侠客。我之所以嫁给你，是因为我访查到我的仇 人就住在附近，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这就是我仇人的头，拿出来给你看！”商人吓得半死，妻子说：“现在我的行藏暴露了，不能久留，我 现在就来跟你告别，要走了。”商人大吃一惊，妻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杀人的侠客了？简直是晴天霹雳。不久，妻子又回来了，商人问其故，妻子说：“孩子还在里 面，我进去喂奶，然后就走。”妻子从里面出来，走了以后，商人还是六神无主、愁眉不展，一想：“她为什么要回来呢？为什么要去看小孩呢？”跑进去一看，小 孩已经死了。因为侠客的伦理叫做“断所爱”，就是说，我要杀你的时候，要断你之所爱；我自己要避免怀念，避免走了以后想我的小孩，于是自己就断自己之所 爱。　　这个故事里面是有复仇的，但是复仇不是它的主题。然而，在司马翎、古龙小说中，以复仇为主题的情形是非常多的。这种复仇的模式在台湾、香港，很长 一段时间都是非常常见的。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一件事情，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叙述出来，也就是《罗生门》的方法。比如张艺谋电影《英雄》就是一件事情有不同叙 事者。而最典型的就是金庸《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二者都是写胡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创作方法叫做“一事双 写”。“一事双写”在司马翎和古龙的作品中都是局部的运用，而不是像金庸这样完全变成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司马翎和古龙的小说中，经常是一件事情有不 同的叙述者，这样就构成一个谜案，然后去侦破，寻找真相。　　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叫开放结局式。最典型的就是金庸《雪山飞狐》，胡斐那最后一刀到底劈下去 没有？这是一种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想。这也是一种新的叙事模式的创造。　　除此之外，港台新武侠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1949 年以前的武侠文学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学的写作方式，比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日本的剑豪小说，如《宫本武藏》，黄易和古龙都受《宫本武 藏》很大的影响。再有就是“福尔摩斯”带来的侦探元素。侦探小说本来就是清朝末年通俗小说里面的最大宗，我们不要以为到了港台新武侠才大量吸收了这些侦探 元素，觉得它是新的元素，它有一个早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公案小说，还有一个近的源头，就是民国初年被大量翻译而且被夹杂在现代文学因素里面的这些传统侦探 小说。这是武侠叙事模式的转变，它利用了很多侦探小说的写法，是武侠小说与侦探文学相融合的新的文体。　　四、叙事模式的改变也就带来结构的改变。当时港 台新武侠的结构都比较松散，但是如果跟1949年之前的小说相比又显得紧凑得多。比如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整体上，到最后都没有写完，因为作者东拉 西扯，根本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一笔岔开去，写完全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主角。这种情况在1949年以前是比较常见的。与此相比，1950年代以后的武 侠小说都有一个有机的结构，正因为有一个有机的结构，引进推理的元素才是可能的，这些小说的结构比之前的都要好。　　五、因为结构的优化，以金庸、司马翎 小说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小说就都具有现代小说的情节的张力。这里的情节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情节不是一回事，平常所说的情节是指故事，也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 相衔接，这叫情节。但是，现代小说所讲的情节的观念是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观念来的，它是指是对行动的模仿。怎样理解呢？比如我现在吃饭、喝水，这叫 不叫行动呢？这都不是，而是说，行动要通过行动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它是指一个具有道德含义的伦理上的抉择。



比如，我说某个人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那什么叫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呢？只有通过一件事情来看他怎样作他的道德选择，这样才能知道他有没有正义感。那么小 说怎样来写正义感呢？过去，作品的主角都是扁平式的人物，比如说他天生侠义，有侠骨，长身玉立，样子好，看起来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从小说一开始就知道了。 但是，现代小说不是这样写的，而是把人物塑造成立体的人物，而非贴标签。我们知道，传统的戏曲一开始都有一个定场诗，交待这个人物的出身、背景、个性，会 做什么事，另外，每个人都有脸谱，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忠是奸。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就是这种类型的。现在小说就不是了，它要通过人物行动来看他在一个事件 中，作什么样的抉择，通过这种抉择，才能说明这个人是否有正义感，他是正是邪。这在金庸、司马翎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它通常会提出一个伦理上的困 局，或者这个人在不断的江湖历练中，他通过很多伦理上的选择，最终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有侠骨柔情的人。　　男女谈恋爱也是这样。男女谈恋 爱不是为了起到缓冲情节发展中刚烈肃杀的气氛的作用，而是借着谈恋爱，来显示当事人的个性。个性要通过行动来表现的。这是现代小说的写法，这种写法在司马 翎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到了古龙，就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伦理上的困局，这个困局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上面提到道德抉择，你可以抉择，这种 抉择只有是自由抉择的时候才有意义，可是古龙要进一步来说，你的抉择是不自由的，你不可能作自由抉择，这才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的伦理上的困境在司马翎小说中，基本是没有的。　　司马翎的小说不是古龙的那种“浪子型”的。他的小说中的主角道德感都是很端正的，都是靠气势 取胜的。这种气势来源于浩然之气，所谓至大至刚，集义所生，沛然莫之能御。比如司马翎作品中的“血战刀法”、“天罡九式”等等武功都是属于这种形态的。男 主角显示的通常是正大刚直之气，但同时，又不是笨人，是在很多的道德淬炼之中，使得自己在本来就被认为具有正义感的基础上，更显出侠义精神来。主角的武功 厉害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与其内在的刚直之气、浩然正气相结合了。所以，武功搏击的时候，靠的是这种气，而不是技术。　　我们知道古龙是学司马翎的，但很多 地方是倒着学的。比如司马翎对于女性是特别重视的，女性重要，女性好，但是到了古龙，作品里的女性通常是坏的，邪恶的，大部分都是蛇蝎美人，或者是怪怪 的。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伦理情境的抉择，这时你是被限制住的，你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能作自由的抉择。这种意味在古龙的小说中特别强。　　每个人 处理伦理关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不同就导致小说的主题不只是在讲争霸，不只是在讲表面的故事，它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存在，这种情况在传统的武侠小说 中是没有的。　　以司马翎为一个圆轴去看港台新武侠，我们会发现，近代武侠在叙事模式、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方面越来越接近于现在小说，以至于到最后，从金 庸、梁羽生到司马翎，再到古龙、黄易，他们的语感都越来越现代化，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现代人的思想，而不是古人的思想。总之，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在加入 西方式的争霸、正邪对立、二元对抗，再加上伦理上的道德的抉择，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的模式和哲学，再加上语言感觉方面的变化以后，慢慢地完成了走向现代化的 历程。（全文完）　　（此文源自2008年5月10日龚鹏程老师在北师大武侠奇幻社纪念司马翎系列活动期间的讲座实录）主讲人：龚鹏程（台湾“中华武侠文 学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司马翎作品《帝疆争雄记》导读人）
时间：2008年5月10日（周六） 20：00～21：00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教二楼101室
背 景：2008年是司马翎“重现江湖”年。这位被认为在博学和文笔方面与金庸不相上下的武侠宗师在故去近20年后，终于为大陆武侠迷重新注意，在新老武侠作 家“同台竞技”的今天，给武侠阅读带来了宗师级的斗智与气势的奇绝场面。继去年11月底在杭州武侠论坛上首次亮相之后，司马翎作品开始席卷首都高校的阅读 市场，这股风潮首先从北京师范大学武侠奇幻社与北京市侠少联盟于今年4月底至5月初期间共同举办的一系列纪念司马翎的活动开始，这些活动以司马翎作品《帝 疆争雄记》导读人、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龚鹏程老师的讲座为“压轴大戏”，亦是高潮。重新出版的司马翎作品有望给需要 武侠种类多样化的阅读市场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充实的内容。


龚鹏程讲座：司马翎 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历程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06日 11:17  新浪读书
　　主办方：北京师范大学校团委 学生团体联合会
　　承办方：北京师范大学武侠奇幻学社 北京市武侠社团联盟
　　活动时间：2008年5月10号(周六)晚8点
　　活动地点：教二101
　　活动方式：2008版司马翎三部作品中《帝疆争雄记》的导读人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龚鹏程教授讲座——司马翎：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历程
　　所需物品：前期宣传海报50至100张，一条大横幅、讲座门票200到400张。司马翎小说数套。
　　主持人：李梦锦或陈西羽(均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主持人大赛获奖选手)
　　名家简介：
　　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龚鹏程
　　祖籍江西，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历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所教授等 教职。曾办刊、办报、办出版社，并出任公职推动两岸文教交流，又曾创办南华、佛光、欧亚等大学，亦为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著作宏富，有《侠 的精神文化史论》《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向古人借智慧》《美人之美》《晚明思潮》《汉代思潮》《文学散步》《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近代思潮与人物》《国 学入门》等，目前已出版80余种，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对学界深具影响，为当代传奇人物。然有联戏谓：无非博士经生官僚教授，人天师范；亦是酒 徒剑客才子仙家，南北游方。现任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董事，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职务。今游历大陆， 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大、南大客座教授。
　　讲座具体流程：
　　5月9号,5月10号中午11：30——12：30，下午4：30——5：30 派发讲座门票
　　7：30——8：10 会场布置和观众就座
　　8：10——8：15 主持人介绍讲座主题、嘉宾身份并请出嘉宾。
　　8：15——9：00 嘉宾讲座
　　9：00——9：20 嘉宾小结，现场提问，并由礼仪对提问观众赠书
　　9：20——9：25 抽奖环节
　　9：25——9：30 主持人总结，赠送嘉宾礼品，欢送嘉宾。
　　9：30——10：00 组织观众有序出场，工作人员整理收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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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之际，布尔告诉胡适，多年以来一直在搜集材料，准备修改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的名著《科学与神学的战争》。与怀特更重战争（warfare）不同，布尔更重容忍（toleration），认为容忍比反叛（rebellion）更重要。



这么说来，布尔的原话并非如此。为什么到了胡适嘴上和笔下，竟然演变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呢？这得从青年胡适说起。试看房龙之言：“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一定与该国国民的个人自由程度成正比。”他还试图区分宽容与忍受：“……宽容决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亨德里克·房龙《宽容》）1925年11月29日，国共两党联袂策划了一场被称作“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其中一节即火烧晨报馆，其导火索，则是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期间所发起的苏俄仇友（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之争，亲苏派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郁积的怒火遂从纸面转向地面。对此，陈独秀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则以书信答复道：“《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并指出：“……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按布尔原话，与容忍对比的乃是反叛，胡适置换为自由，不仅扭曲了布尔的意思，还使其结构发生倾斜。显而易见，容忍与反叛都是手段，自由则是目的，三者地位并不对等，胡适偷换手段，与目的对比，毋宁错位——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要言之，自由是根本，容忍只是通往或成就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绝对不能说“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根源、根本云云，未免言之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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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中的《庄子》元素
原创 张夏 独孤改之 7月3日
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说“射雕”三部曲的三个男主角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大方面。郭靖“刚毅木讷”“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儒家之侠。杨过亦正亦邪、功成身退，是道家之侠。而张无忌宅心仁厚、“普渡众生”，是佛家之侠。由此推知，《射雕英雄传》是儒家之书，《神雕侠侣》是道家之书，而《倚天屠龙记》是佛家之书。



这种说法看似逻辑井然，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就我观察所见，“射雕”三部曲全都偏道家多一点。黄裳、黄药师、王重阳、周伯通乃至张三丰、张翠山，要么本身就是道士，要么学成的是道家的武功。具体到《倚天屠龙记》，虽然佛教元素不能说没有，但是却基本放在了主角的反面（少林寺之类的）。相对而言，《倚天》主线之上，《庄子》的元素倒是俯拾即是。不免简单罗列一二。



〖屠龙〗



《倚天屠龙记》标题中的“屠龙”二字，出自《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北溟〗〖穷发〗



《倚天屠龙记》第六回回目“浮槎北溟海茫茫”中的“北溟”，第八回回目“穷发十载泛归航”中的“穷发”，均出自《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



〖蝴蝶谷〗



“蝴蝶”，出自《庄子•齐物论》：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根据这一典故，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逍遥二仙〗



指杨逍、范遥。出自《庄子•逍遥游》。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短歌，名义上是明教教义，实际上，这种豁达的生死观，却和《庄子》思想互通。试举《庄子•至乐》说明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殷素素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出了一会神，忽道：“《庄子•秋水篇》中说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然而大海却并不骄傲，只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真是了不起，胸襟如此博大！”

〖张翠山见她挑动高蒋二人自相残杀，引以为乐，本来甚是不满，忽然听到这几句话，不禁一怔。《庄子》是道家修真之士所必读，张翠山在武当山时，张三丰也常拿来跟他们师兄弟讲解。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突然在这当儿发此感慨，实大出于他意料之外。他一怔之下，说道：“是啊，‘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



这一段说明了张翠山、殷素素都深受《庄子》影响，何止是熟读，可能还能成诵。



〖张无忌心头忽然涌起三句话来：“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这三句话出自《庄子》。张三丰信奉道教，他的七名弟子虽然不是道士，但道家奉为宝典的一部《庄子南华经》却均读得滚瓜烂熟。张无忌在冰火岛上长到五岁时，张翠山教他识字读书，因无书籍，只得划地成字，将《庄子》教了他背熟。〗



从这段来看，张无忌是识字读本就是《庄子》。他受《庄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可以说《庄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张无忌的思想基础。

不信你看，张无忌在蝴蝶谷说的这段话，就是出自《庄子•齐物论》。



〖只听张三丰问道：“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张无忌道：“看清楚了。”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了你。你自己去想想罢。”张无忌低头默想。过了一会，张三丰问道：“现下怎样了？”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大半。”

〖周颠失声叫道：“糟糕！越来越忘记得多了。张真人，你这路剑法是很深奥，看一遍怎能记得？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瞧瞧罢。”

〖张三丰微笑道：“好，我再使一遍。”提剑出招，演将起来。众人只看了数招，心下大奇，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周颠叫道：“糟糕，糟糕！这可更加叫人胡涂啦。”张三丰画剑成圈，问道：“孩儿，怎样啦？”张无忌道：“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放剑归座。

〖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乾乾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得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说着将手中木剑递了给他。张无忌躬身接过，转身向方东白道：“方前辈请。”周颠抓耳搔头，满心担忧。〗



这个“全忘了”的设定，化用自《庄子·大宗师》：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既然说到此处，不妨顺着多说几句。



金庸真是超喜欢《庄子》，不止是《倚天屠龙记》，他的其他小说中的《庄子》元素也非常显眼。



比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三人重回到玉室，捡起骸骨，只见阿里的骸骨旁有一捆竹简。陈家洛提了起来，穿竹简的皮带已经烂断，竹简一提就散成片片，见简上涂了黑漆，简身仍属完整，简上用朱漆写着密密的汉字。

陈家洛心头一喜，却见头一句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翻简看下去，见一篇篇都是《庄子》。他初时还道是甚么奇书，这《庄子》却是从小就背熟了的，不禁颇感失望。



后来陈家洛从中悟得了“庖丁解牛”武功。而“庖丁解牛”的故事，出自《庄子·养生主》。



又比如，金庸的代表作《天龙八部》。“逍遥派”明显出自《庄子•逍遥游》。和这个门派相关的种种，自然有不少《庄子》成分。这一点在下面这段文字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段誉）又向玉像呆望良久，这才转头，见东壁上刮磨平整，刻着数十行字，都是《庄子》中的句子，大都出自“逍遥游”、“养生主”、“秋水”、“至乐”几篇，笔法飘逸，似以极强腕力用利器刻成，每一笔都深入石壁几近半寸。文末提着一行字云：“逍遥子为秋水妹书。洞中无日月，人间至乐也。”

段誉瞧着这行字出神半晌，寻思：“这‘逍遥子’和‘秋水妹’，想来便是数十年前在谷底舞剑的那两位男女高人了。这座玉像多半便是那位‘秋水妹’，逍遥子得能伴着她长居幽谷密洞，的的确确是人间至乐。其实岂仅是人间至乐而已，天上又焉有此乐？”

眼光转到石壁的几行字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当即转头去瞧那玉像，心想：“庄子这几句话，拿来形容这位神仙姊姊，真是再也贴切不过。”走到玉像面前，痴痴的呆看，瞧着她那有若冰雪的肌肤，说甚么也不敢伸出一根小指头去轻轻抚摸一下，心中着魔，鼻端竟似隐隐闻到兰麝般馥郁馨香，由爱生敬，由敬成痴。



甚至在《侠客行》中，《庄子》也有客串：



白自在诵读壁上所刻注解：“庄子说剑篇云：‘太子曰：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缦胡之缨，短后之衣。’司马注云：‘缦胡之缨，谓粗缨无文理也。’温兄，‘缦胡’二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缦胡’就是粗糙简陋，‘缦胡缨’是说他头上所戴之缨并不精致，并非说他戴了胡人之缨。这个‘胡’字，是糊里糊涂之糊，非西域胡人之胡。”


由此也可以知道，《庄子•说剑》确可作为读《侠客行》的重要参考资料。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



用不着多举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金庸喜欢《庄子》是一贯的，并非是为了写《倚天屠龙记》才突击补课、强行加入《庄子》元素的。



而从《庄子》的角度再看张无忌，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以武当张真人为太师父、用《庄子》当识字课本并同蝴蝶谷大有因缘的明教教主，思想和行为上，实在是偏道家多一些的。也正因为此，我从不把他当成什么佛家之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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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批评《三国演义》的缺点，说了三点，其中第二、第三点都以曹操为例：



（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

（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



就说是在鲁迅先生看来：曹操客观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罗贯中主观上却想把写成一个简单的坏人，这是一个缺点；从《三国演义》的客观效果说，曹操被写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但因为作者主观上并没有想写复杂人物，这是又一个缺点。

虽然我是迅翁铁粉，但也觉得这么批评法，罗贯中蛮惨的。真想弱弱问一句：“凭什么断定《三国演义》不是本来就想塑造一个复杂的曹操呢？”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9-2 10:4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11-25 16:26 编辑

肯尼迪总统在去世前的7天，曾发表过讲话，他说：“美国有个阴谋集团，他们想把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变成奴隶，在我离开这个高贵的办公室前，我想要揭露他们。”

结果……就那啥了，但这一次和上次不同，世事是无常的，风水是轮流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欠的债迟早是要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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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屋顶”的鲁迅与“开窗”的胡适
1943
1943

2017.08.19 22:14 转帖发表在 原创评论

胡适晚年，如何评价痛骂过自己的鲁迅？

独家策划腾讯历史2016-09-28 11:38

文 | 谌旭彬

“要胡适，还是要鲁迅”，是当下极常见的争论

自八十年代以来，“要胡适，还是要鲁迅”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如1998年，《读书》杂志组织召开《人间鲁迅》再版研讨会，谢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后来被……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2000年，李慎之撰文《回归五四学些民主》，又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①……这些意见，都曾引发激烈的争论。近年来，这样的争论，在民间舆论场，也已成常见之事。

鲁迅生前对胡适颇多痛骂与嘲讽，二人确实不是同路人

确实，无论是思想还是立场，鲁、胡二人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1927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②

1929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以至于牛兰夫妇这样的共产国际间谍亦在同盟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③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④《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



图：胡适等人1930年代创办的刊物《独立评论》

在三十年代，胡适也已不再将鲁迅视为思想上、政见上的同路人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⑤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⑥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显见在左、右立场上，胡适自认为与鲁迅对立。

但到1956年，胡适却又突然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⑧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阶级斗争”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实，胡适也非是真的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与自己同调，是个“自由主义者”。1959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左转，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忆：“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据此信可知，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异，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重心实是落在了“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几个字上。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可资佐证。胡适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对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地下党周扬各种摆布“有苦说不出”）简言之，胡适看重的主要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图：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毕生致力于“开窗”的胡适，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

胡适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鲁迅，似非偶然。在大陆，自1954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至给雷震写信谈鲁迅“也会斫头”时止（1956年4月1日），据胡适自己统计，大陆批判他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出了三册，《胡适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辑。这十大册，已不止二百五十万字了”。（11）

在台湾，1956年的舆论环境也对胡适（本人在美国）很不利。该年10月，《自由中国》出版给蒋介石的祝寿专刊，胡适借祝寿的名义，劝蒋介石“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守法守宪”，约束自己的权力，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结果引火烧身。蒋经国化名“周国光”，撰写《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将胡适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以“特种指示”名义秘密印发至基层单位，以“策动全体党员有计划的展开行动”批判胡适。这场批判持续了大半年，也是胡适决心从美国返回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12）

胡适在1956年对鲁迅的怀念，其实可以用鲁迅1927年的一段演讲来解释。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还说，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好比开窗，反对声浪是很高的；但钱玄同冒出来主张废掉汉字，好比拆掉屋顶，胡适的“文学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话文随后也渐渐流行了起来。（13）胡适毕生致力于从体制内“开窗”，进退维谷之时，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是改良的驱动力，鲁迅也确实是胡适的同路人。



图：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寄望于在体制内为自由开出一扇“容忍”之窗

注释

①古大勇，《一个学术命题的“前世今生”——大陆与港台学者对“鲁迅与自由主义”命题的言说》，《上海鲁迅研究 二零一三年 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②③谌旭彬，《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④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⑤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⑨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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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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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之后，有两位大学者给了《再生缘》极高的赞誉。

从历史考据的角度说，《再生缘》可谓硬伤累累，随便一个文史爱好者都有底气嘲骂作者是无知少女。但真正的学者显然不介意这些，对一部文学上的杰作，所谓硬伤，连遮瑕膏都不需要。

首先是陈寅恪先生。他的评价道，陈端生写《再生缘》：“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然后是郭沫若先生，他眼睛里的孟丽君要机警得多：“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

显然这两种观点差别很大，也许，议论里分别有两位学者自己人格的投射，但对照《再生缘》的文本，又确乎都仿佛是从原作里生长出来的，绝非凭空发论。

这就是杰作，不同的人可以在里面看见不同的人生。女扮男装，是一个关于你想要的生活的隐喻。《再生缘》写的是女性的困境，但又不仅仅如此。在社会的铜墙铁壁里，每个人都要被塞进一个角色，被塞进去的时候，只要还有一点点不甘心，想喊痛，你就可以在孟丽君没有结局的结局里，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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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感觉方式，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也是我认为不会有多少大陆人学得了她的原因。迷可以迷，学是一定学不好的。要学她，得没有受过多少共和国文体的浸染，或有能力抗拒腐蚀，或与张爱玲有相近的文化结构、感情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学她学得有些意思的都在台湾、香港。不过痴迷地学，小心大树底下不长草。

另外，北人写南，或南人写北，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道理不知道，但我们算一下古今以来的作家，差不多是这样。南人写南、北人写北也有好的，比例上不多。南唐后主李煜是南人写南的好例子，他的词哀婉凄凉，算得绝唱。鲁迅其实在北方很久，文体在北方形成，所以可算是北人，他的《野草》是北方意象，他最简捷犀利的杂文则是写南。张爱玲写南，她的感觉、意象和灵魂是北方的，所以才是苍凉，而非南人写南的凄凉。“苍”是近于无色的黑，北方的狼，整天跑来跑去，却常常在苍茫时分独自伫立良久，之后只身离开。

我以前不太理会得张爱玲为何会写苍凉的意象，及至看到她的绝笔《对照记》中写小时候在北方及其家族，于是猜测苍凉在她幼年就渗进心底了。【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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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01｜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原创 作家张远山 庄子江湖 今天
本文原题《流氓才子，轻薄文章——从〈今生今世〉冷观胡兰成热》，首刊2004年4月《阅读》创刊号。原文分为七节，今分七次推出，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


前言　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在大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书前有止庵的序，称之为“才子文章”，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董桥辈并提。可能出版商认为董桥的知名度不够高，市场号召力不太够，于是在封套上换成了余秋雨：“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到余秋雨，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翘楚。”止庵在序末说：“近年来散文领域整理发掘之功甚伟，有所成就者大都已经出土，大概够这个档次的，也只剩下这么一本了。该书面世，庶几功德圆满。”此言十分有效，冲着“功德圆满”，我也很不热心地翻阅一过。是的，《今生今世》确是才子文章，可惜并未跳出才子文章的必有窠臼：轻薄。轻薄是才子文章的正味，不轻薄不成其为才子文章。胡兰成是流氓才子，《今生今世》是轻薄文章，其流氓与轻薄，弥漫全书，无处不在。


《今生今世》大陆版

一　迷胡捧胡的一派胡言

历来有捧胡贬胡两派，两派都有张迷和非张迷，所以实为四派。

张迷的贬胡，是因为胡对张始乱终弃，但凡有人对不起张爱玲，均不假词色。此派角色过于投入，高举道德大旗，实则纯出私怨，不足以否定胡的艺术成就。

非张迷的贬胡，有两条理由：一，胡是汉奸。二，胡是浪子。前涉政治，后涉道德，因人废言，也不足以否定胡的艺术成就。

张迷的捧胡，是出于爱屋及乌，“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今生今世》143页，下引均略书名，仅标大陆版页码）此派捧胡，只为迷张，同样角色过于投入，不足以肯定胡的艺术成就。

非张迷的捧胡，貌似不因人废言，以艺术标准作公允之论，实际上完全违背事实，捧胡愈甚，愈是搞笑；徒然以丑为美，自曝其丑。

大抵而言，对胡的评价，前三派均与艺术无关，最后一派尽管言必称艺术，然而纯属一派胡言。此派大将余光中说：“《今生今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清嘉’而又‘婉媚’。”最可怪的是，此派先锋卜少夫竟然认为：“都说张爱玲才气高，其实胡兰成才气更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即使没读过张爱玲，或者读不懂张爱玲，那么对《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反复申说的自惭形秽，起码不该视而不见吧？



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145）

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146）

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147）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156）

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156）

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157）

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经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欢喜它的。（157）

我都伺候看她的脸色，听她说哪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159）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160）

爱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终难及。（158，大陆版讹误极多，括弧内为笔者意补）

我是凡我所做的及所写的，都为的是从爱玲受记，像唐僧取经，一一向观音菩萨报销。（260）

我读自己的文章时，以为已经比她好了，及读她的，还是觉得不可及。（342）



除了上引诸条，胡兰成的主要服输语如下：“我是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我点香亦只点三炷半香。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270，“生平”宜作“平生”）然而不少极端捧胡派（男名人居多）竟认为是胡兰成开了张爱玲的聪明，似乎若无胡兰成浮花浪蕊的两年垂爱，张爱玲的成就不克臻此。胡兰成顾影自怜地转述的张爱玲语，也强烈反驳着这一谬见：“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246）

短暂的胡张恋之后，张爱玲的后半生，就是一个长长的萎谢慢镜头：她为了生存而与美国左翼剧作家赖雅缔结的异国婚姻，证明了情感世界的萎谢；她把后半生作品极少因而“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证明了艺术才华的萎谢；而她手持金日成逝世报章的最后留影，则证明了萎谢的彻底程度，惨不忍睹一如罗丹的欧米哀尔。可见并非小才子胡兰成造就了大才女张爱玲，而是小才子胡兰成毁掉了大才女张爱玲。幸亏张爱玲不是在周训德的年龄遇到胡兰成，否则必将没有张爱玲，仅有张佩纶的孙女张煐。



张爱玲最后遗照
另一句话也值得玩味：“美是个观念，必定如何如何，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144）胡兰成大张爱玲十五岁，遇张之时已近不惑之年，中国旧式文人已经自称老夫，却不怕腻心地装嫩扮小，说什么“我今使用的言语文字，如小孩乳齿才堕，真齿未生，发音不准确，连我自己听了都未见得能意思明白。”（273）其实胡之一切早已定型，不可能被张爱玲彻底打翻，更不可能重开聪明。胡的发音不准确，意思不明白，决非新长真齿所致，而是原本固有的才情寡浅，心怀鬼胎的吞吞吐吐，再加上真齿被张爱玲打落以后，头童齿豁的口齿不清。

承认张爱玲“不可及”、“太厉害”（342），说明胡兰成的所有自负语，都是哗众取宠的做戏，根本没有自负的底气，更没有自负的资本，实在心虚得很。如此寡廉鲜耻的油头小光棍，居然至今还能把众多读者乃至名人骗得团团转，可见中华大地至今仍是骗子流氓纵横驰骤的“王天下”乐土。

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津津乐道“王天下”，扬言要以中国礼乐文章，开出世界新文明的一统天下，俨然自居教主，宣布什么“大自然的五法则”，可笑得不值一驳。《山河岁月》未见，不过尝一脔可知全鼎，估计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以本文只想对其最获赞誉的《今生今世》略施薄惩，而且蛇打七寸，擒贼擒王，仅从文章之道的艺术角度立论，单挑捧胡派极赏的文章之好，至于其流氓无行，史迹斑斑，毋庸赘言。



胡兰成战后逃亡日本
（未完待续）张爱玲与胡兰成02｜张爱玲的馋唾水
原创 作家张远山 庄子江湖 今天
本文原题《流氓才子，轻薄文章——从〈今生今世〉冷观胡兰成热》，首刊2004年4月《阅读》创刊号。原文分为七节，今分七次推出，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


一　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二　张爱玲的馋唾水

《今生今世》全书，透着一个“旧”字。当代中国的文化节令，正处于旧文化死而不僵、新文化呼之未出的尴尬时代。尴尬时代的尴尬人们，普遍情绪是怀旧，而且所怀之旧的最短时间距离是五十年，于是胡兰成这个五十年前的旧式无行才子走了大运。当代人的怀旧，不是因为旧确实好，而是因为对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不满，对自身状况无奈，同时无力开新，因此只能怀旧。所怀之旧既然乏善可陈，故而只能欣赏那些恶之花，如胡兰成氏。

胡文之旧可分四类：

其一，张爱玲的尖新语，被他一用再用，于是用旧用滥，滥得令人生厌。

其二，传统的陈言套语。

其三，旧式文艺腔。

其四，旧式流氓腔。



以下摘引《今生今世》文句，破折号后略加点评。此书触目皆是腻心语，多引令人作呕，所以摘引不欲其全，评点不求周延。翻阅过的另外两本大陆版胡著《中国文学史话》、《禅是一枝花》，此类腻心语同样极多，为免过于“雾数”，基本放弃。



我与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246）

我是与凡人亦相悦，所以能遇仙（指周训德）。（190）

将近半夜，灯下惺忪迷离，人（胡兰成、周训德）成了像壁上的和合二仙。（190）

她（范秀美）这样一个本色人，偏是非常艳，好像游仙窟里的。（289）

——胡兰成重彩浓墨描写的三个女人，居然都是仙。仙字的两个出处均为张爱玲。

一是张爱玲告诉胡兰成，《水浒传》形容宋江所见的九天玄女：“天然妙目，正大仙容。”（163）

二是“一次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我一惊，连声赞道好句子，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亦奇怪，说‘这是常见的呀’，其实却是她每每欢喜得欲仙欲死，糊涂到竟以为早有这样的现成语。”（154）

直到多年以后写《今生今世》，胡兰成仍在自作聪明地说张爱玲“糊涂”，不知“欲仙欲死”是话本小说的常见套语，仍然以为是张爱玲自铸伟词，足证学问之差，读书之少。然而张爱玲当年竟会着了他的道儿，恋爱中的女人真是智力低下！



她（白蛇娘娘）即刻心里对他（许仙）非常亲。（24）

他（胡父）的人与事物皆如此历然，使我对于自己亦非常亲。（45）

元明剧曲小说里常有说‘天可怜见’，我们（胡兰成、周训德）就是天可怜见儿的两人，在灯人火丛中只是觉得亲。（199，“灯人火丛”当为“灯火人丛”。）

我只觉此身甚亲，训德甚亲。（205）

往时在金华道上逃难，只觉得两人（胡兰成、范恩美）非常亲。（296）

——这个自诩天道无亲，实则天性凉薄的无行浪子，从来不把任何亲人当亲人，竟如此爱用“亲”字。此字窃自张爱玲的“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159），胡兰成不过是鹦鹉学舌地乱用。



半炷香谢池田笃纪，最早是他使我看见汉唐文明皆是今天。（270）

——此句窃自张爱玲的“漫山遍野都是今天”（165），本来谈不上好，基本上是病句，顶多是张爱玲的馋唾水，胡兰成却有唾面自干、窃窃自喜的旧式不要脸。

胡兰成不打自招地承认：“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馋唾水了。’”（273，大陆版误“竟”为“竞”，误“馋”为“浅”。）

胡兰成吃的是张爱玲的馋唾水，捧胡派吃的是胡兰成的馋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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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
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纪录2017-02-28
张爱玲，1920年9月20日出生于上海麦根路。她有一个非常显赫的身世，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她的祖母是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成长的张爱玲从小就濡染了很深的传统文化教育。她的母亲又是留学英国的，受过西方新式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也跟着母亲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虽然受到很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不快乐的。她的父亲母亲关系不和以致离婚，后来她的父亲再婚，她与后母关系紧张，这些都给她年幼的心灵留下创伤。

1938年，张爱玲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后来因欧战爆发伦敦未能成行，张爱玲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香港文化新奇、刺激，与传统文化不调和的色彩与情调，使她的身心与天性都得到自由的发展。港大三年，是她一生中最为开心的一段时光。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1942年夏天，张爱玲回到上海，与姑姑一起住到爱丁顿公寓，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1943年是新文学史上的“张爱玲年”，这一年，年仅23岁的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她先后在《紫罗兰》、《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等小说。这些小说都是“霉绿斑斑”的上海与香港故事，她用悲剧的形式演绎旧家庭的悲欢，有一股悲伤的调子。张爱玲小说的特殊情调吻合上海人的趣味与爱好，也得到了文坛前辈的欣赏。当时上海滩的著名编辑与批评家也纷纷撰文，赞为“天才”与“奇迹”。她后来曾经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滩一夜成名恐怕连她自己也未想到，别忘了这时的她仅仅23岁。1944年她的小说集《传奇》出版，用“传奇”形容她的人生与成名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也包括她乱世中千疮百孔的婚姻与爱情。

倾城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



1943年冬天的午后，在南京一处花园洋房的草坪上，一个中年男子懒洋洋地躺在藤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翻着杂志。翻着翻着，不觉被一篇小说吸引，才看一两节，就坐直了身体，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这位中年男子所阅读的小说是发表在《天地》月刊上的《封锁》，作者是张爱玲。

这位中年男子是胡兰成。此时37岁，在汪伪政权中任职。其人生于1906年，是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人。从小家境贫寒，但天资较高。在读书期间便表现出凌厉的才气。1920年代中期，曾经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员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后来为了谋生，在浙江、广西等地做过几年中学教员。自恃盛才的胡兰成显然不满于平淡无奇的教学生涯，他心中最渴望的是政治与时局的变动。所谓“乱世出英雄”，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1936年，“两广事件”的爆发，胡兰成得以受聘《柳州日报》，从此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他在报上对时局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引起了当时政界人物的注意。“两广事件”以后，胡兰成离开广西来到上海，投奔有汪伪背景的《中华日报》，不久成了该报的主笔。上海、南京沦陷后，汪精卫策划成立傀儡政权，胡兰成欣然作为入幕之宾，为汪伪政权奔走效劳。汪伪政权成立之初，胡兰成以文才为“和平运动”制造舆论声势，俨然成为汪精卫跟前的头面人物，曾一度位居高位，担任过“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头衔。后来因时局变动，汪精卫对他渐渐冷落。他认识张爱玲的时候，已经是赋闲在家。

张爱玲

胡兰成显然被张爱玲的才情所打动，便找来她的其他文章来看，他都很喜欢，于是对张爱玲暗生好意与好奇，以致于念念不忘。不久，胡兰成从南京回上海，一下火车就去寻找苏青。苏青是《天地》杂志的总编辑，也是他的朋友。胡兰成向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苏青深知张爱玲独来独往，不喜见人，但还是把地址告诉了胡兰成——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第二日，胡兰成去赫德路去看望张爱玲，张爱玲果然不见，胡兰成没带名片，只是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胡兰成很是扫兴。但是又过了一天，张爱玲打电话给胡兰成，说要来他的寓所回访。因为距离比较近，说来就来。胡兰成面前这位她念念不忘的姑娘显然与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原以为张爱玲像传统的才女一样有文静单薄的形象，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张爱玲是又高又大。而且在胡兰成看来，她的穿着也不和谐，“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对于成熟世故，阅人已深的胡兰成来说，张爱玲单纯、幼稚，像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样坐在他面前。胡兰成不免有点失落，中国传统文人所幻想的才子佳人相会的“惊艳”之感落空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交流，张爱玲身上散发的独特的甚至叛逆的气质仍然吸引着胡兰成，他甚至很是喜欢。他们开始聊天，张爱玲不善言谈，主要是胡兰成讲，她听。胡兰成评论时下流行的作品，也讲张爱玲的作品，也讲自己在南京的事情，张爱玲只是细心的听着，这样在客厅里一座就是五小时。临走时，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声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是诧异。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看张爱玲。张爱玲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她穿着宝蓝绸袄裤，带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在胡兰成看来，她的房间陈设与家具看似简单，也不值钱，但“华贵到使我不安”，“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胡兰成有点不敢逼视，甚至觉得张爱玲房间里有“兵气”。胡兰成在这个不适应的环境里和张爱玲“斗”起来，这种交谈的气氛越来越愉悦与放松。从各自的生平与家庭，谈到文学理论。你来我往，胡兰成使劲浑身解数，张爱玲只是素手以对。张爱玲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女儿间的佳话自然也被谈起，虽然张爱玲不以为然，但是对胡兰成来说，这样美妙的佳话使他兴奋。因为胡兰成想到自己与张爱玲相识相恋，好似当年落魄的张佩纶，在失意之中遇到李家小姐的关心。落难才子又遇红颜知己，这样风流佳话再次上演，不能不让人高兴。

回到家里，胡兰成依然情不可抑，就又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一激动，把这封信写成了五四时代的新诗，他自己也觉得幼稚可笑。张爱玲并不喜欢五四新文艺腔，但是也并不觉得不好。胡兰成在信中认为张爱玲“谦逊”，张爱玲很中意他的这个评价。因为平常人总是认为她孤高冷漠，让人难于接近。很少有人说她“谦逊”。但张爱玲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谦虚的，那就是对人世对生命的悲悯与虔敬。胡兰成能识人，发现了她的“谦逊”，张爱玲不由得喜欢。张爱玲在回信中很是感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他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胡兰成每隔一天去看她，后来又天天去看她。张爱玲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中年男子，因为爱也无端地生出了许多的烦恼与凄凉，但是看到胡兰成，还是觉得欢喜。有一次，胡兰成说起他看加过的刊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张爱玲便找到那张照片送给了胡兰成，还在背后写下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个初尝爱之体验的女孩子袒露的心迹谦卑至极，不管胡兰成内心里有无保留，对张爱玲来说，她已经沦陷了。

胡兰成有公务在身，大部分时间在南京，每月只有八九天在上海陪伴张爱玲。两人在一起时如漆似胶，有说不完的话。男女相悦，人生的美妙切切就在眼前。张爱玲更愿是一个听者，胡兰成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心里总归于好。正如古诗中所说：“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遇上这样一个能懂得她、欣赏她的知音，在张爱玲这里是旧小说里“欲仙欲死”的感觉。胡兰成也是真心喜欢她。他说：

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谁曾与张爱玲晤面说话，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品足亦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他们在一起时，每每谈起西洋文学，胡兰成都觉得诧异。这不是因为胡兰成对西洋文学了解不多，而是张爱玲对西洋文学的理解，让他惊艳。张爱玲对西洋古典作品没有兴致，也不喜欢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西方凡隆重的东西，像壁画、交响曲、革命与世界大战，她都不喜欢。相反，她只喜欢现代西洋具有平民精神的东西，这是胡兰成不曾想到的。胡兰成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濡染很深的人，自信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焉知张爱玲更强。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一样，只和张爱玲打招呼。例如，他们一起读《古诗十九首》：“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张爱玲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读到《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也真是爱他！”对于张爱玲的理解，胡兰成自愧不如。

张爱玲

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境界是见天地、见自己、见众生。胡兰成走南闯北，从政从文，辛苦经营，也算见过天地，见过众生，唯独对于自己，一直不自信。才情卓绝的张爱玲出现在他面前，胡兰成如凤凰涅槃一般，有浴火重生之感。他曾说：

“我在张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梢公把他一推，险些儿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也写不出《山河岁月》。”

《山河岁月》是一部纵论中国文化与天下大势的书，是胡兰成后来避居雁荡山时所写。胡兰成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此书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当时的文化界名流梁漱溟阅读过此书部分章节，颇为赞赏，曾以此邀请他北上议事。胡兰成以此书自矜。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张爱玲的钦佩。



胡兰成认识张爱玲时，已经有过多次婚姻。他的发妻是唐玉凤，两人结婚后六年病殁于老家。胡兰成对发妻玉凤是有感情的，在玉凤死后，胡兰成曾说：“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在广西担任教职的时候，经同事介绍，与全慧文结婚，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年，育有子嗣。胡兰成与张爱玲热恋时，曾提及南京有妻子应英娣。关于应英娣，胡兰成语焉不详，别人也无法考证。他在《今生今世》中只提及一句话：“我们两人（指胡与张爱玲）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

就张爱玲来说，与胡兰成恋爱之前，连追求她的人也没有，自己对婚姻没有过多的切实想法。现在胡兰成已是单身之人，自由之身，那么两人走向婚姻，也是自然的事情了。

1944年8月，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了。此时胡兰成38岁，张爱玲23岁。胡兰成顾虑到自己身份的敏感，怕以后时局变动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为张爱玲所撰，后两句为胡兰成所撰，旁写他们的好朋友炎樱为媒证。

婚后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两个人沉浸在岁月的静好与现世的安稳之中。胡兰成在的时候，张爱玲喜欢在房门外悄悄地窥看他在书房里：

“他一人在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人世的美好需要慢慢享受，两人终日厮守在房里，恰似“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用胡兰成话来说就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

如果是午后好天气，两人会一同到附近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爱穿一件桃红色单旗袍。她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爱穿那双绣花鞋，鞋头鞋帮绣有双凤，穿在脚上，看起来线条非常柔和。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喜欢，自己总在房子里穿着。

有时候晚饭过后，两人在灯下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张爱玲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有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张爱玲心里高兴，眼睛里是满满的笑意。胡兰成也是满心欢喜，他抚着张爱玲的脸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张爱玲笑起来道：“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于是张爱玲说起《水浒传》里宋江见玄女有“天然妙木，正大仙容”八个字。胡兰成一听顿时默住，以至第二天才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还有一次，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口齿艰涩，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张爱玲就替他说了，她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只知道好，但又不知“淹然”二字如何为好。张爱玲道：“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场糊涂。”胡兰成又问我们两人在一起是什么状态，张爱玲答道：“你像一个小鹿在溪里吃水”。

张爱玲锦心绣口。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说起两人的姓氏。张爱玲说：“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荫下编花篮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张爱玲认为姓胡好，胡兰成问：“姓张呢？”张爱玲说：“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胡兰成的胡姓来自陇西，他的上代或许是羌人，与羯氐鲜卑等属于五胡。张爱玲说：“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结婚之后的张爱玲经济上仍是独立的。她的小说销路多，稿费也比别人高，不需要胡兰成养她。胡兰成只给过她一点钱，她拿去做一件皮袄，做得很宽大，式样也别出心裁。就像世人一样，妻子花丈夫的钱，张爱玲感到很享受，心里也高兴。

与胡兰成相恋，张爱玲是快乐的。她曾说：“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关于这次恋爱，张爱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张爱玲在文中拿恋爱与战争、革命相比，几次用“放恣”一词，这是她的切身说法。与胡兰成的恋情让她的至情至性得以无所顾忌的展露，从而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的飞扬与喜悦。也就是这段时期，张爱玲才气焕发，个人创作也迎来了黄金时期，《桂花蒸·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连环套》等小说的发表，都保持着较高的质量与水准。《流言》中的一些散文如《谈音乐》、《谈跳舞》、《谈画》、《烬余录》、《童言无忌》等也都是这时候写成的，读来妙语如珠、神采飞扬。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是在1944年，中日战局明显地发生变动。对于时局，胡兰成不能不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

夏天的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蔼蔼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胡兰成告诉张爱玲说时局要变，将来要有大的灾难。张爱玲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时局也不敏感，但她听了以后，还是很震惊。这时她想起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就说给胡兰成听：“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疼惜不已地说：“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胡兰成对时局有切切地实感，他知道“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承诺只是良好的祝愿，有朝一日，大难来临，他们要像鸟一样各自飞。但是他没有说的太悲观：“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默然，过了一会，才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胡兰成到底还是政治中人，他热衷的是政治。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南京政府日渐沦落，胡兰成于南京已无立足之地。在他的日本朋友池田笃纪的斡旋下，胡兰成来到武汉，接管在《大楚报》，并创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让他在这块日本人残剩的地盘上掌握实权。

《大楚报》设在汉口，胡兰成和他的亲信则被汉阳县衙门安排在汉阳医院居住，每天渡汉水上班。汉阳医院有六七个年轻护士，胡兰成这一干人，家室都不在身边，见了这些年轻少女，不免心生绮念，于是整日在一起厮混。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叫周训德，十七岁，学产科，经常穿一件蓝布旗袍，身材苗条，不胖不瘦，人生得水灵清纯，看着让人神清气爽。胡兰成生性风流，见到本色天真的小周，自然心猿意马。他不断使出风流哥的伎俩，找她聊天，一起吃饭，给她讲唐诗，还邀请她去风景优美的江边散步。一来二去的甜言蜜语，小周很快堕入情网。两人终日在一起厮守，胡兰成又开始谈婚论嫁，让周训德嫁给他。虽然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两人出入成对，男欢女爱已是既成事实。

在这期间，胡兰成曾回上海小住。出于一个传统文人妻妾成群的心理，胡兰成不曾想到要避嫌，便把自己在武汉与小周之事告诉张爱玲。张爱玲没有说什么，以致于胡兰成认为张爱玲“糊涂得不知道妒忌”。但张爱玲也不避嫌，说有一个外国人向她的姑姑致意，想与张爱玲发生关系，并且可以给予一定的金钱资助。此事不知是真是假，胡兰成听了很是不快。

小周之事，张爱玲虽没有说什么，但她不能不介意，甚至“妒忌”。恰好这月出版的《天地》月刊，刊登了她与炎樱的谈话，也谈到了“妒忌”。张爱玲是这样说的：“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张爱玲的隐忍显现了她的自信，她相信胡兰成会信守当初的诺言，回到自己身边。

时局的发展比想象得要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胡兰成在武汉大街上人丛中听到广播，惊出一身大汗。他只得再次抛弃小周，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他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浙江杭州，化名“张嘉仪”，隐居下来。

胡兰成一开始隐居在杭州乡下斯家，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这儿住过一年。斯家是大户人家，有一姨太太叫范秀美，年纪18就守寡，曾经读过桑蚕学校，比胡兰成大一岁。由于杭州搜查甚紧，胡兰成在此藏身不住，斯家便建议胡兰成去温州避难。因范秀美娘家在温州，便陪同胡兰成前往。于是两人一路同行，游山玩水，同吃同住。范秀美虽然不再年轻，但是风韵犹存，成熟迷人。胡兰成又一次把持不住，在逃难途中不忘想入非非，时不时以言语挑逗，大献殷勤。范秀美也是过来之人，一点即明。于是还未到温州，两人已“结为夫妇之好”，俨然以夫妻相称了。关于胡兰成与范秀美的关系，胡兰成认为是因为感激，男女感激，至终是唯有以身相许。为什么感激呢，胡兰成曾透露过他的真实想法：“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的不老实。”这是实情，胡到达温州后，就住在范秀美娘家，以范家女婿的身份掩护自己。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千里迢迢地来到温州寻找胡兰成，这出乎胡兰成的意料。胡兰成不是很高兴，甚至粗声粗气地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赶快回去”。弄得张爱玲挺委屈，胡兰成对此的解释是：“我因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爱玲如此为我，我只觉不敢当。”虽然两人因为小周的出现，感情上存下芥蒂，但对张爱玲来说，胡兰成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心目中唯一的男人，自己的那份“爱”还结结实实存在着。张爱玲一路寻来，想的念的都是丈夫：“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面，这温州城就含有珠宝在放光。”张爱玲也许想象过患难中夫妻相逢是何种情形，但是她绝不会想到胡兰成身边又有了一个女人。

张爱玲居住在温州城中公园旁边的一家旅馆。因为怕警察查夜，胡兰成不能在旅馆留宿，只能在白天去陪她。表面上两人还如夫妻一样，在一起时有说有笑，谈文论艺，偶尔还走街串巷，观赏风景。但实际上两人各怀心事，在一起亲热时也有些生分，弄得仿佛如宾客相处。对于他与范秀美的关系，胡兰成虽然没明说，但张爱玲不可能不猜疑。有一日早上，张爱玲与胡兰成在旅馆里聊天，胡兰成突然腹痛，却自忍着。及至范秀美来了，胡兰成却告诉她自己身体不舒服。张爱玲观此，当下满是惆怅酸楚。因为胡兰成明显把范秀美当做亲人，自己俨然是局外人。有一次，张爱玲给范秀美画像，范秀美端坐着，胡兰成站在旁边看着。张爱玲画了脸庞，画了眉眼鼻子，正要画嘴角。张爱玲突然停笔不画了。范走后，胡兰成问其缘故。张爱玲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说时不胜委屈。

张爱玲最大的心事还是胡兰成与小周的关系。凭着女人的直觉，她不难看出，胡兰成在范秀美这儿，不过是暂时躲避，况且范秀美青春已过，两人逢场作戏，终归不能长远。但小周不同，小周青春漂亮，胡兰成对她的喜爱、体贴照顾更在自己之上。在这时，张爱玲觉得向胡兰成摊牌的时候到了，她不想再忍下去了。她让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不肯，用这样一段话搪塞：

“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拾的话。”

张爱玲自然不愿接受这套堂皇之词，仍然步步逼问：“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你和我结婚时，婚书上写着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辩解道，如今世景荒芜，自己与小周有无见面之日也不可知。张爱玲仍不相信，说：“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

张爱玲见胡兰成终是不肯，内心无限惨伤，只觉得自己仿佛从云端直往下坠。心气高傲的她，在小说里冷眼观世，将世间的男女之情的浮华外衣悉尽剥去，还其本来的凄凉，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落在自己头上。此时此刻，自己也沦为“怨女”，这和自己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有什么区别？在小说中，她曾说过：“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正是怀着这样的惨伤，她正告胡兰成：“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了，我将只是凋谢了。”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张爱玲现在也许有更加深刻的体验。在温州呆了20多天，张爱玲临离开时，正遇上春雨淅沥，胡兰成送她上船，她满怀酸楚，心事重重的离开了温州。几天后她从上海寄给胡一信，信中说：“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弦边，对着滔滔黄浪，立涕泣久之。”

又过了一段时间，胡兰成因躲避温州的户口检查，又来诸暨斯家躲避。中途经过上海，他在张爱玲处呆过一宿。胡兰成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们两人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见面以后，送走客人，胡兰成就摆出夫主派头，责备张爱玲不会招待客人。张爱玲此时因二人感情的纠葛已是心力交瘁，一听此话，便激动起来：“我是招待不来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家庭琐事的纷争还是因为感情的分裂尽在眼前。当天晚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胡兰成依然做着数美并陈的好梦，两人并膝坐在灯下，胡兰成把他与范秀美的事据实告诉张爱玲，又让张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里面记录了他在武汉追求小周的事情。张爱玲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在接下来的争吵中，胡兰成半真半假的打了一下张爱玲的手背，张爱玲反应异常。

两人当晚分居就寝，各怀心事。张爱玲满腹愁怨，做好了与胡了断的打算。胡兰成仍然不以为然，以后张爱玲不过是耍耍小性子，很快就会过去。第二天，天还未亮，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间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张爱玲从被窝里伸手抱住胡兰成，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哽咽失声，再也说不出别的话。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她曾经无数次渴盼并憧憬的美好爱情也在这一句撕心裂肺的叫声中画上了句号。

胡兰成心里一震，仍不去想别的。第二天一早，乘船回了温州。此后，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张爱玲还是照样寄钱接济胡兰成的生活。后来抓汉奸的紧张空气渐渐过去，胡兰成在避居期间写作的《山河岁月》得到了梁漱溟的赏识，又结识了词学名家夏承焘，而且还得到了温州名耆刘景晨的推荐到温州中学任教。胡兰成的处境渐渐好转。1947年6月，张爱玲得知胡已脱险，终于写来了一封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张爱玲选择在胡兰成度过危险以后与他摊牌，不难想象她对这段感情的重视程度与天性中高贵的品质，当然这都是风流成性、见异思迁的胡兰成无法比拟的。在这封信中，张爱玲还附了30万元接济胡兰成的生活，这是她最近写的两部电影剧本的稿费。她为人处世的态度是恩怨分明，用这样的方式与胡决断对自己是无遗憾、无愧怍的解脱。

胡兰成读到信的第一句，即刻震惊，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巨响。他知道张爱玲是下定了决心，也知道她这样做的缘故。但为了敷衍世情，不欲自异于众，过了几天，他给张爱玲的好朋友炎樱写了一封信：

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罗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灌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日以一杯灌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

炎樱没有回信，胡兰成只好作罢。又过了一年，祖国大陆天翻地覆，处处是飘扬的红旗，遍地是扭动的秧歌。梁漱溟诚邀化名张嘉仪的胡兰成北上，共襄国事。胡兰成从温州北上，行至中途觉苗头不对返回，经香港逃到日本。在途径上海时，胡兰成对张爱玲还是不能释怀，对于是否去看看张爱玲，“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最后觉得还是要尽到“世俗的礼仪”，便最后一次登上了张爱玲居住的那栋公寓的六楼。然而出来应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张爱玲已经搬家多时了。

胡兰成

这场热烈的、甚至有点炫目的乱世之恋就这样心酸地谢幕了。对张爱玲来说，她没有在这段情感中“全身而退”，内心的挫败感与她小说中的人物并无二致。在她创作最辉煌的那段时间，她无数次地谈论过人间男女的爱恨纠葛，但对自己的这段情感却没有只言片语。也许这个时候，她会想到她17岁时曾写过的一句话：“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难道真是一语成谶？

红尘滚滚中的一段情缘，就这样随风而逝。此后的张爱玲不再寻求青春的飞扬与恣肆，而是走向内心的平实甚至是自我的封闭。她把身后一段橙红色的岁月留在过去，独自上路，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

但是还有后话值得一提。

50年代初，胡兰成逃到了日本，对张爱玲还是念念不忘，他后来写在《今生今世》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是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我点香亦只点三炷半香。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一炷香感激刘先生（刘景晨），是他叫我重新做起小学生。一炷香敬孙中山，他使我有民国世界的大志。半炷香谢池田笃纪，最早是他使我看见汉唐文明皆是今天。”



后来，张爱玲也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听说张爱玲到了香港，即托他的日本朋友池田笃纪到香港看望张爱玲。后来池田在香港寻访张爱玲而未遇，只留下自己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从池田那里转来的张爱玲的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写：

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信的下边留有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此时的胡兰成已经与原上海滩黑帮头目、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见信以后，胡得意非凡，自以为是的认为张爱玲尚念旧情，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较为欣赏。胡兰成自从认识张爱玲以来，对于自己在写作上不及张爱玲总耿耿于怀，并且暗中与之较劲。前段时间有个香港小报曾问张爱玲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爱玲未置一词。现在张爱玲来信索书，足见张对自己其人其文仍有所顾念。胡兰成回了信，信中还附上了自己的近照。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兰成

《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出走香港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胡兰成拿之与《山河岁月》进行比较阅读，不难看出他还在写作上与张爱玲较劲。不久以后，更彰显其才情之作《今生今世》上卷在日本出版，胡兰成立即寄去美国，并写长信，作缠绵之语，“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张爱玲并无回信。胡兰成空等许久，等来了一纸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十二月廿七

寥寥数语，如同路人，算是断了胡兰成的胡思乱想。

《今生今世》是胡兰成的自传散文，在1959年出版，其中“民国女子”一章介绍了他与张爱玲之间这段才子佳人式的乱世情缘。胡兰成对此书甚为得意。张爱玲读到此书时的感受无人知道，只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她给夏志清的信中，谈到过这本书：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的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

张爱玲在信中反应激烈，认为此书胡说八道，不可信。后来的很多张爱玲的粉丝也据此认为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过分美化了自己，掺了很多水分。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2009年张爱玲生前未完成的自传小说《小团圆》出版，震动华文世界，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可与张爱玲的真实人生对得严丝合缝。细心的读者拿来与《今生今世》对照阅读，让人吃惊的是，《今生今世》所言非虚，基本是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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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寿斥之曰：“你小孩子懂什么，天道六十年一变，今灭洋之期已近，我岂逃哉。”华学涑答曰：“无怪乎人说三品以上皆浑蛋也。”



为什么是三品以上呢，这应源自“三品大员”之说。中国古代，官至三品，可称大员。在华学涑大发感慨之前数年，谭嗣同给刘淞芙写信，谈及现状：“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天命如此，夫复何言！”他对庙堂人才的评判，亦以三品为界。



“三品以上皆浑蛋”的故事，出自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此书作于1927年秋，王照年近七十，垂暮忆旧，满纸苍凉。后来纪果庵读到这一节，感慨“以子詈父为浑蛋，大奇”。随之谈起北地风俗：“北俗骂人喜用浑蛋，官场尤甚。忆某笔记记某公宣统间为奉天监司，名其科长曰：大浑蛋二浑蛋。一日客至，欲为雀战而鼎足阙一，乃以电话召其科长曰：‘叫大浑蛋来’。斯更浑蛋之异闻也。”（《风尘澒洞室日抄》）



哪怕浑蛋是日常用语，儿子这么说老子，未免耸人听闻，何况是华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不过反过来看，则可见华学涑对官场观感之劣，对父辈怨愤之深，以致口不择言，言为心声。彼时朝政，为守旧派所把持，其领袖包括80岁的徐桐、71岁的崇绮、63岁的刚毅、61岁的启秀等，被誉为“直隶京官领袖”的华金寿正是其中一员干将，这帮人不仅老迈，而且昏聩；不仅愚蠢，而且自负；不仅自高自大，而且盲目乐观（如华金寿声称“今灭洋之期已近”，启秀告诉外放贵州主考、前来辞行的骆成骧：“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纪果庵用“不晓事”三字来评价，可视为浑蛋的委婉说法。



我曾引述“三品以上皆浑蛋”一语及其典故，有人质疑，认为既然能爬到三品以上的高位，怎么可能是蠢人呢。这个问题，首先关乎何谓愚蠢。如朋霍费尔所云，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智商与愚蠢并不必然相通，有些人智商高，却可能是蠢人，有些人智商不高，却可能不是蠢人。要言之，愚蠢与否，考量的是常识、逻辑、视野、是非观、善恶感与反省能力，具备这些元素，未必需要超群的智商，相反，绝顶聪明之人而缺乏常识、不分善恶、混淆是非，比比皆是。



1900年前后，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如是否相信他们的神术，是否指望他们来扶清灭洋，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蠢人。刚毅是刑部的老法师，徐桐、启秀、华金寿等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崇绮还曾中过状元，论智商，恐怕没有一个会低于常人，然而他们偏偏蒙蔽于义和团的鬼把戏，闻风响应，摇旗呐喊，这便是典型的愚蠢。



相比他们的愚蠢，有待琢磨的是他们何以如此愚蠢。这里且说一个案例，主角是刚毅、徐桐的同志李秉衡。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所延幕友只两人，足资办公而已；用仆从只三人，足供使令而已”，足见廉洁自持；其人不仅清廉，而且忠诚，素有正人之誉，在封疆大吏当中罕有其匹，“东抚谋国，椎心呕血，自是当今纯臣第一。”不过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与华金寿一路的极端守旧、排外（止庵称其为“裕禄与毓贤的混合体，集前者之逢迎投机、后者之愚昧无知于一身”），如深信义和团的忠义与神异，反对变法，反对开学堂，反对讲西学。王懿荣致张之洞信，对李秉衡有一考语：“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三且不看京报。”这三点，尤其第三点，大抵可以解释李秉衡愚蠢之由来，此即我曾强调的“甘于愚蠢”。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犹可宽恕；当一个人明明有机会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不可谅解。更可怕的是，如李秉衡之流，绝不会认为自己愚蠢，反而觉得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加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道德感，好似春药一般，必将强化其胸中的成见和执念，这些人当政而误国，远甚于所对应的奸臣、小人。严复给他们下考语，曰“忠缪”。



说罢愚蠢，再说制度，两者合力，才能导致“三品以上皆浑蛋”的历史奇观。华金寿们所处的政治语境，属于皇权专制，彼时已经步入末期，专制主义的所有优点被无限压缩，所有缺陷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对于人才，表现为吸纳庸才，过滤英才，欲爬到三品以上，相比才干，更依赖血缘、族裔、派系与运气；做官不是比聪明，而是比傻（当然比傻不是真傻，其要义则在装傻，装傻不仅考验智商，更考验情商，吾友老斯曾评价一位大佬，称其智商低而情商高，最是适合做官）；官员对策，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欲求无过，只能无为，不做事，少说话——不做事则不出事，少说话则少犯错。如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向门生传授其位极人臣的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并告诫一位即将担任御史的门生：“毋多言，毋豪意兴！”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曹振镛比华金寿等人，更适用“三品以上皆浑蛋”之说，他不仅自己浑蛋，还教唆门生当浑蛋。



晚清政治，另有一大特色：满人做官，较汉人大为便宜，这一来基于执政者的种族，满人生下来，嘴里便含了金钥匙，他们的仕途，无论起跑还是冲刺，都占尽先机；二来，满人流行买官，王照说，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买主多是旗员，汉大员不屑钻狗洞者十之九”。由此正可解释，为什么晚清会出现“三品以上皆浑蛋”的俗语。是时，八旗子弟尽成纨绔，遍地阿斗，由他们出任高官，必定增加庙堂之上的浑蛋指数。这一点，一些清醒的满人并不否认，反而痛心疾首。譬如肃顺有一句名言，叫“咱们旗人浑蛋多”；1908年，王士珍被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觐见光绪帝之时，皇帝告诉他：“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可惜，有此觉悟的两位满人，先后折在慈禧手上，一个被斩首，一个被架空，大清的国柄，落入一帮浑蛋股掌，不亡何待。正如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结尾所感叹的那样：“清末王公大臣概皆麻木不仁，识见迂谬，一切用假面具以欺饰天下耳目。天理灭绝，虽不遇国民革命，亦无不亡之理。”



201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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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明的伟大，被远远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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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钦（历史学者）

来源：摘选自陈钦著《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



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



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



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子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同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从政期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人员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推动自治进行。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于上述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

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有传言说他曾把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946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孙中山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实际上在这关键时刻刺杀者究竟是谁呢？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以及不能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职。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北伐行动如箭在弦。他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试图以高官诱惑分化陈家军。叶举并不领情，却在10天后突然率领60多营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城的实际控制者。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实现国家共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辞职。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民望迅速下跌。

陈炯明对此也非常反感，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尽管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实施孙中山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应该宣告成功了，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坚持要通过军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



在两人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孙中山警告粤军几个下级官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在此情况下，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听闻后，立即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信中说：如果孙中山出兵北伐大获全胜，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叶举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书生之见不知军事，并让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容不发。陈炯明收到回复后，据说一怒之下打碎茶杯。

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与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所提出的相同，就是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并非想致孙中山于死地，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向孙透露了消息，让其赶快逃跑。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守军拒不投降，就开了三响土炮，以作威慑。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

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孙大炮”由此得名。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孙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近年来，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六一六事件”发生之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孙中山炮轰广州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让孙中山安全离粤，实际上救了孙中山。

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还一度曾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又是用人之际，便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当说客把孙中山的意思转达陈炯明后，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



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叛逆者，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陈赶走孙不地道。实际上，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其同盟会身份是秘密的，谈不上跟随孙文革命。孙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国半步，如何跟随？



陈炯明辛亥年组建循军，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实为孙依附陈，而非陈依附孙，或者说两人结成联盟互相依附。孙中山在中国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就是陈炯明将军。

关于孙、陈之争，在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了一篇墓志铭，可作为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参考。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很快被赶走了，退居上海，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就又回来了。由此可见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的。


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

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将相和”，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重写。


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恩怨功过全由后人评说。

对孙陈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谁优谁劣，谁是谁非，自有历史评说。不过，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民族来说，何尝不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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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的的老百姓真的奴性十足吗？
全球华人读史 今天




民国前的中国社会就是农业社会，所谓的老百姓，其实就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极少的市民商人。



我以前非常痛心和痛恨中国老百姓在帝王时代的奴性，很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主要嘛，以鲁迅的书籍影响为最，后来又读柏杨和李敖的书，也并没有什么改观。再后来，读费正清、黄仁宇和吴思的书，尤其是后者的书，发现事实并不如原来现象（书籍）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帝制下的老百姓，在很多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但忍辱偷生，其实有相当的客观原因和精确的利益算计。







先录一段柳宗元《捕蛇者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驰然而卧”：心情轻松的躺下休息。【这是痛苦中也有快慰】

“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愉快的享受地里的收成，以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命（和运道）【这是各安天命的意思】



“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其余的时光也是和谐而安乐的。我的乡邻天天担惊受怕，又岂能和我相比？【这里更进一层：我哪里管得了他们的死活呢？】



“有安敢毒耶？”：我又怎么可能嫌弃并说它（蛇及役）的坏话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农民（老百姓）的主要算计如下：



一、农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地种，税赋和劳役之余不至于饿死冻死；



二、受了官、吏、役、劣绅盘剥，诉讼（正式的规范）的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忍气吞声是上选；



三、农民平时散居农村，就是散沙，或如吴思所言，就是“碗里”的水，它覆不了舟。农民只有在大灾荒年代容易聚集，平时三、五家人或一村有点异动，老百姓自己也情知翻不起什么浪花。但官方的“合法伤害权”却是可以灭门的。逆来顺受比反抗合算；



四、缺文化少见识，且农民一般的抗租、抗役，多半消弭于宗族管制和里长、保甲之所谓“排解”之下；



五、欧阳修在《捕蛇者说》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农民，“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的种种心态。



综上也就两个要点：一是吃糠咽菜，只要不饿死（就可能有生趣）；二是反抗的成本远大于顺从的付出。是它们使历朝历代的百姓，被迫选择了“奴性”。



我是那时的百姓，通常状态下，我也会作“顺从”的选择。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法再腆着脸，骂“那时”的老百姓的“奴性”深入骨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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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华人曾在海外竟建立过7个国家！
水煮历史 今天




来源 | 头条号古玩新时代



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劳节俭，意志坚韧的精神名扬海外。自古以来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善于经营，对于如何治国治家方面更是有天然的优势，对于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和中国比。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们竟在海外建立了国家？接下来让我们盘点一下海外哪些国家是中国人建立的。








1、兰芳共和国




“兰芳”，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顽强求生。



公元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今广东梅州的客家人罗芳伯乡试不第，“乃怀壮游之志”，发扬客家精神，漂洋过海，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在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一个与东印度公司相类似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



五年后，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以东万律为首都“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建立。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







罗芳伯，原名罗芳柏，罗芳伯是后人对他的尊称。生于1738年（干隆三年），“自幼学文习武为群儿冠”。



刚到婆罗洲时，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才能，又懂武术，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



婆罗洲土地肥沃，可耕可牧，又有山林、金矿，资源丰富，还有港湾可发展交通，但岛上内部各大小采矿公司之间互相争斗，外部又有荷兰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入侵，内忧外患。罗芳柏在站稳脚跟后，带领自己的伙伴，和当地人一起，协助当地苏丹首领平了土著人的叛乱，得到了首领的嘉奖，将东万律划归罗芳伯管辖。这块地方有10多万人及南北几十公里的产金地，吸附华人数万，土著好几十万，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巨大的经济实体—兰芳公司。







1776年罗芳伯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始用“兰芳”年号。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罗芳伯当了十九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临终前他还交代国民，无论今后谁为国家领导，归顺大清之心决不可变。之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七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



1886年，兰芳共和国遭到荷兰殖民侵略军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因武器不如人而陷落，这个存在了110年的华人小国不幸灭亡。



拥有百万人口，战时可以全民皆兵的兰芳国，败在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手下，据说主要原因是武器太差。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经济的实力、科技的实力，以及军事的实力。



华人在海外建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罗芳伯不是惟一的一个，但他是惟一一个共和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之一。





2、戴燕王国



当时在东南亚建立的华人国家不仅是“兰芳共和国”一个，还有其他几个国家：



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于19世纪亡于荷兰;



戴燕王国是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一个王国，王位世袭，存在时间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余年。于19世纪中期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戴燕王国的第一代国王为吴元盛，原为广东嘉应州梅县人，清朝乾隆中后期因为谋划发动起义事泄而逃亡到东南亚的婆罗岛，18世纪中期在当地创建了很有影响力的聚胜公司，成为首领。



后来，其下属罗芳伯的威望逐渐超过了他，罗芳伯取代了吴元盛的首领地位，成立了兰芳公司，吴元盛成为罗芳伯的下属。



1777 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吴元盛是罗芳伯的手下部将，被派驻守在坤甸河北部的戴燕王国（Tayau）。



当时，戴燕国王很残暴，人民都怨恨他，1783年，吴元盛杀死了戴燕国王，吴元盛杀死国王后，人民都很感激他、敬佩他，因而被人民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后来，吴元盛逝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1783—1797年间），戴燕女王还在位。此后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直到19世纪中叶，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对戴燕王国进行了记载：戴燕在昆甸南，由昆甸南河溯流而上，约七八日，至双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数日，至国都。干隆未，粤人吴元盛刺杀番酋，国人奉以为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3、纳土纳岛国王








明朝末年，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Kepulauan Natuna，也有安波那岛等其它几个称呼）印度尼西亚北部岛群，属印尼廖内群岛省。位于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由主岛大纳土纳岛（Natuna Besar）和其他许多小岛，共由127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2110平方公里。



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约1.5 万，当时华人占八成以上，据新加坡媒体过去的报导，这一群岛上的华人一直希望独立建国，但被印尼弹压。纳土纳群岛海拔不高，全年高温、雨量多、富热带森林。







纳土纳群岛一些比较早的华人家谱记载：清兵入关后消灭了南方的南明政权，在广东沿海岛屿上坚持抗清的几百残兵和几百家不服满清统治的渔民逃到了南洋的一个小群岛上——荷兰人后来命名的纳士纳群岛!



纳吐纳群岛在当时不过是一块蛮荒之地，华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噼荆斩棘，将它开拓建设成一方乐土，纳吐纳群岛成为华人的一个独立的土邦。



可到了一百多年前，在纳土纳岛首领（也算是国王）张杰绪去逝后，内部发生纷争，荷兰人乘机灭了张氏王国。印尼独立出荷兰后，纳土纳岛群岛未能独立出印尼，像新加坡那样独立建国。这个本来属于华人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印尼的领土，看到不由得心痛!





4、暹罗王国




泰国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是华裔郑信（1734-1782年），，生于泰国阿瑜陀耶城，史称“达信大帝”或“吞武里大帝”。







郑信的父亲郑镛是中国澄海县中外莆都（今上华镇）华富村人。清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居阿瑜陀耶城（大城）。娶暹罗女为妻，生郑信。



郑镛去世后，郑信被暹罗国大臣收为养子，接受泰国传统教育。长成后从政，官居甘碧府府尹，封爵为披耶。



1763年，缅甸入侵暹罗，郑信率部防卫暹都。四年后，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



郑信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根据地，组织反抗军，光复大城，并迁都吞武里。







1767年12月28日登基为王，史称吞武里王朝。随后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三年后统一了暹罗全国，又多次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扩张。他也派使臣到北京，入朝于清廷。



1782年4月7日，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郑信被杀。从柬埔寨前线率大军回京的却克里将军拿握政权，建立曼谷王朝。



泰国政府规定每年12月28日为郑王节。




5、马来吴氏王国








吴阳（1717—1784），又名吴让，字士侃，马来吴氏王国的建立者。原为福建漳州府海澄县山塘乡西兴村人。



马来吴氏王国演变为如今马来西亚的宋卡市。



1750年到暹逻（今泰国）南部宋卡（今属泰国，位于马来半岛）谋生。宋卡原是荒无人烟的地带，吴阳带领华侨开发垦植，使宋卡逐渐繁荣起来，吴阳因此被称为建设宋卡的第一人。



1769年，暹逻郑皇率兵南下讨平洛坤叛乱，吴阳乘机请为端四岛、五岛燕窝税吏，愿年纳白银五十一斤，郑皇准其所请，并封他为子爵。郑皇嘉其忠诚，1775年诏封昭孟（Chao Muang），意为城主，爵号銮素汪奇里颂木，府署设廉松。统治宋卡城和大郡候、赛武里、大泥、丁加奴三城及马来西亚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四州。1784年，吴阳逝世。





6、“飞龙”国








张琏，“飞龙”国开国君主。



明朝嘉靖年间饶平人，汉族，生年不祥，亡于1563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不满朝政腐败，杀死族长，投奔大埔郑八、萧晚义军。郑八死后，被推为首领。后因起义失败，遂率余部由云霄河引航出海，联合海上武装力量，继续对抗明朝政府。以后辗转南下，夺占三佛齐岛（今苏门答腊），自立为国王，占有旧港、柔佛、马六甲等地，垦殖为渔，称番舶长，漳州人和泉州人及海外华裔移民均依附他。



苏门答腊岛是南洋国家印度尼西亚所属的一个岛屿，世界第六大岛，面积47万平方公里，跟四川大小差不多，人口5000多万。苏门答腊岛东北为马六甲海峡，链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如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据史料记载，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过古碑石，上面记载了飞龙的年号，这个正是张琏当年建立的飞龙国凭证。梁启超在其《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中称张琏是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之一。



后来，这些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不断繁衍，直到现在仍然大量华人居住在中国苏门答腊岛上。《明史•三佛齐》亦有记载：“久居三佛齐有数千家闽粤人，可能是张琏部属的后代。”





7、爪哇顺塔国







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宋将张世杰兵败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江苏盐城人）负幼帝蹈海而亡;其幼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



陆自立被推举为首领，自立为国。



顺塔国在明朝永乐年间还向明朝进贡了，《明史》记载了顺塔国进贡的事情并追述了顺塔国建国始末。《明史》：“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



梁启超《中国殖民伟人传》：“新村主某，逸其姓名。亦广东人也，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隔巽他海峡。岛之北境以西有地名巴达维亚，亦称葛剌巴，向为爪哇大都会。元史世祖遣史弼征爪哇有葛郎邻国来拒，即此。爪哇国在元明时，雄于诸番，久握南洋霸权，其北滨海有地名杜板，即古阇婆国，亦名杜薄曰杜婆，又名诃陵，刘宋元嘉时始通中国，唐宋皆尝入贡。明太祖时爪哇者婆并时入贡，盖本二国也。者婆亦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流寓多广东及漳泉人。”



以上这些华人国家大多立国时间较短，结局基本就是两类：一是被西方殖民者入侵导致灭国；二是融入当地民族中去了。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华人国家都带有极强的海洋文明属性，重视航海和贸易，为东南亚的发展累积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文明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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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总量看，全世界除了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逐步减小外，其他国家都在不断地被美国抛离。



很少有人会告诉你：从最近有数据的五年，即2014年到2019年这五年，美国GDP的增量比中国还要多（美国从17.51万亿美元增长到21.43万亿美元，增量3.92万亿美元，中国从10.43万亿增长到14.14万亿，增量3.71万亿美元），不过由于中国基数比较低，所以中国占美国的比例仍在小幅提升。





各大国GDP总量对比 1960-2018



再看一看日本，日本在1995年时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75%，但后来多年没有增长，如今只有美国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可见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动态的，不进则退。



得益于创新能力和人口结构，美国经济是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成长性最强的，在美国西部和南部一些州（例如加州、华州、德州），GDP增速经常超过4%甚至达到5%。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健增长，到了2019年，美国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在全世界1000万人口以上国家中排名第一。当然，美国经济也有他自己的问题，比如在蛋糕越做越大的背景下，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距离我们最近、影响最大的一次产业革命是2008年后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真正让互联网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这一轮产业革命中，从终端设计（初代iPhone引领的大屏幕少按键）到系统（iOS、安卓）到生态（安卓商店、App Store）到芯片（高通、博通、苹果）到深度应用（谷歌、脸书）到基础设施（AWS和Azure），清一色全都是美国企业带头奠基的，而且他们一直占据明显的优势。



美国股市这十多年来一路长牛，回报远超世界其他主要市场，最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些科技巨头的成长，毕竟美国市场聚集了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公司，他们创新能力强大、商业模式成熟、盈利增长迅猛，而同时期欧洲和日本资本市场仍然是金融、消费、基建、能源这些已经成熟的传统行业，成长性自然不可能和美股相提并论。2010年底时，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个公司中只有三个是美国公司；到了现在，前十的公司中有八个是美国公司...你说美国是在衰落还是在崛起？

这期间已知的16万4,280个死亡案例中，从年龄段来看，65岁以上死亡病例占79.2%左右，而44岁以下年龄段死亡病例约占2.97%。



就像被广泛报导的那样的，新冠肺炎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具威胁。



从性别来看，男性8万8,716人，女性7万5,560。男性致死率比女性高。而且90%的死者是住在老年关怀院。

《紧急援助法案》，医院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可以从联邦政府的更多的补助。拿纽约来说，据说医院每申报一个新冠死亡病例，就可以得到1.2万美元的补助。《纽约时报》8月29号报导指出，根据7月份的美国对新冠肺炎筛检研究显示，有近九成的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并不足以传染给其他人。这是因为美国采用的C19 PCR检测过于敏感，无法用于评估传播，高达90%的检测呈阳性的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病毒。



CDC终于明白了，检测来检测去，原来绝大多数都属于体内病毒含量很低的携带者。于是修改了检测标准“除非是高风险族群，针对可能暴露在感染环境中却没有感染征状的民众都无须筛检。”



中美两国检测标的不一样，美国的统计方式，只要携带病毒就会被记录到确诊病例中，所以也就是说美国620万确诊案例中，实际上有近560万人是不具有传染性的。

刘国重 发表于 2020-9-5 12: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0-9-16 20:17 编辑





金庸还是缺少点什么

             ——为蒋连根《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写的序

                                                          韩石山

   

金庸还是缺少点什么

   连根先生又出书了。

   出书的常规，一次一本。连根这次破了规，一次两本。一本是这里要说的《金庸和他的师友们》，还有一本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

   让我惊异的是，书里还写了我。

   第一章第三节《老尚风流是寿征》里说：1998年11月20日，山西作家韩石山来到海宁，之前他看过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一直想拜访章克标老人。由蒋连根与另外两位文友陪同，去桃园里新村看望了老人。章先生妻子李觉茵前年过世，老人孤单单地住两间屋，洗衣做饭跑邮局均自个做。韩石山埋怨道：“你们只关心他的文学，怎么不关心他的生活，得给他找一个妻，老人离不开老伴呀！”此时，连根想起刚刚发生过的“女明星登报征婚”事件，便信口说：“章老，您也可以在报纸上登一则《征婚启事》么！”。接下来便有了章克标百岁征婚的佳话。

   这两天没事，从容地翻阅了连根先生的这本书稿。让我感兴趣的，一是动手之早，二是搜罗之广。当然，还得加上多年的记者生涯，练得的一手好文笔，娓娓道来，而又清清爽爽。

    不必细数书里的故事。书不长，常人尽一天之力，足可看完。重要的是价值，要叫我说，这本书，可说是解读金庸的一把钥匙。道理嘛，师长看学问，朋友看品格。师长看学问，是说从一个人的师长，可以看出他学问的路子。朋友看品格，就更好理解了，不赘。

   看完全书，我觉得，金庸先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同时又感到，这老先生太较真了。或许是他的童心，或许是他的天性，或许是爱惜羽毛，或许是身有软肋，随你怎么说都行，但较真，却是不能减去分毫的。

   且举一例。

   书中第三章第三节《有“金石姻缘”的评点人——“红学”专家冯其庸》里说：1996年12月，冯其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赴港，与金庸签订合同，由金庸独家授权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豪华珍藏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1998年10月，由金庸本人重新点校，冯其庸和严家炎、陈墨等19位专家历时三载评点的《金庸武侠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4个月后，金庸在杭州拒绝为手持评点本的读者签名，并指责出版社是“聪明的盗版”，还说“像这样的评点，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冯其庸很大度，有报纸采访，他说：“对于‘小学生’之类的话根本用不着辩解，也没有意思，难道我还用证明我是不是小学生水平吗？”

   曲意辩解的是金庸，说他的话是那样，意思不是那样，云云。

   我总觉得，这样的事，原本就不应当发生。别说自己当初欣然应允，就是没有应允，只要是付了稿酬，看在对方都还是正经学者的份儿上，笑笑也就过去了。

   最可笑的是与王朔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一节中，是这样说的：1999年11月1日，北京作家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刊载一篇长达三千余字的文章，说金庸的一本武侠书，名字忘了，他实在读不下去。“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几天后，金庸接招，在《文汇报》发表《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各家报刊纷纷转载，一场围绕金庸作品的论争由此打响。

   王朔在大陆文坛，是有名的臭嘴，金庸对大陆文坛的情形，又不是不知晓，有什么必要接这个招呢？

   究其实，我以为，作为一个大作家，金庸先生还是欠缺点什么。

   以金庸的岁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金先生只沾了个四十年代的边儿，去了香港，忙于写武侠办报纸，这方面的书看的怕也不是很多。对旧时文坛上的情形，不太了然，更无切肤的体验。还是我来说破吧。中国文坛，不，世界文坛也一样，有一条铁律，谁也难以违拗，就是；凡大作家，必然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当然，也可以逆推，那就是看他的“谤”到了什么程度，什么级别。若到了“国人皆曰可杀”，不用问，大作家也。

   这个道理，现在影视界的三流演员都懂，且做起来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与我通电话时，连根先生流露出一点担忧，怕他的两本书出来后，金先生会不高兴，说什么刻薄的话。我说了誉与谤的关系后，又说，金先生年纪大了不懂，蒋先生不该昧于此道吧。那边，连根先生嗬嗬地笑了。看不见我也知道，当了爷爷的蒋先生，笑起来是颇有几分妩媚的。

   知我罪我，随蒋先生定夺吧。

   我一句话也不会说。我虽知道这个道理，同时也知道，对我这样级别的作家来说，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坏的，好的。

    是为序。



                  2013年8月2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赠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我和金庸的故事（39 (2020-07-04 15:38:25)转载▼
韩石山赠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我和金庸的故事（39

多年前，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出版时，《嘉兴日报》对我的报道。                                 

记得当年，对我作出报道的，还有《浙江日报》《钱江晚报》《南湖晚报》《齐鲁晚报》《今晚报》《华西都市报》《半岛都市报》《潇湘晨报》《中国文化报》《海峡晨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京华时报》，人民在线，浙江在线，国际在线，中青网，等等。               

我要感恩的还有，在部队学新闻时的老师陈玉金、许为清两位新闻干事，同道陈汉辉、朱文瑞战友，浙江日报的江坪总编，文艺部的姚振发、高燕，周末专刊部的章瑞华、黄采君编辑，刘慧记者，等等。   

在此新专著出版之际，我心怀感恩，没有当初你们的厚爱，哪有我今天的新成绩。谢谢新闻界的朋友们，谢谢我的记者同伴们！

我感恩过，一大串被感恩人的名单中独独缺了山西作家韩石山，是不是我忘了他？不是的，是我故意写上了又拉下了他。哦，你不惦念他？更不是了，多年来我念念不忘他的两个序言。只因为他在我处于孤立无援的时候伸手拉了我一把，并且，他赠于我的“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教诲，如我黑暗中所见到的一盏明灯，让我不再迷失方向。因此，我今天独独给他一个主题，表表我的感激之意。

我与韩石山相交不知从哪一年始，我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信函往来的“神交”到有一天他来海宁逢面以后成为知交，至少二十多年了吧！我敬他为师，读他的书，也学他的文风，他的语言。如我最近写的《卑鄙文人的行径》一文就是学他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竟然让论敌招架不住，沉默退却了。

从2008年起，我将追踪采访金庸家属十几年所得的材料整理成书，2012年即将付印时，遭遇到来自官方的阻碍和一个民间组织的无理取闹，污告信甚至传到了南京、郑州和北京。出版社给我出主意：找一位专家作序求救。于是我给北京的严家炎、冯其庸两位教授写信求序。这时候，严家炎的关门弟子陈志明接受了我的书稿，迅速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并且将另一本刚完成的书稿也出版了。出版路上的冰块融化了，破冰以后会有什么遭遇？我还是担心着，希望有一位专家的序言给我上一份保险。于是，我找上了我的老师韩石山。韩老师口头答应得快，笔头写得也快，两篇序文一块寄来了。

一则序文开篇就说：“连根先生又出书了。出书的常规，一次一本。连根这次破了规，一次两本。一本是这里要说的《金庸和他的师友们》，还有一本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中国的纪传体史书，讲究的是‘互见’或者说‘互文’，用这个办法读《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会让你兴味无穷。连根先生自谦，说无心写一部金庸先生的传记，只希望他的这两本书，能为将来写金传的人，提供翔实的材料就心满意足了。我不这么看，这样材料扎实叙事清晰的书，本身就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寻常传记无法可比的。”

另一则序言写道：“蒋连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踪研讨的辛苦，为我们奉献出这么两部书，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将金庸先生人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逐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兴趣的朋友，透过这两部书，不难窥知金庸先生的灵府，不难破解过去难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这两天没事，从容地翻阅了连根先生的这本书稿。让我感兴趣的，一是动手之早，二是搜罗之广。当然，还得加上多年的记者生涯，练得一手好文笔，娓娓道来，而又清清爽爽。不必细数书里的故事。书不长，常人尽一天之力，足可看完。重要的是价值，要叫我说，这本书，可说是解读金庸的一把钥匙。道理嘛，师长看学问，朋友看品格。师长看学问，是说从一个人的师长，可以看出他学问的路子。朋友看品格，就更好理解了，不赘。”

韩老师深切地写道：“与我通电话时，连根先生流露出一点担忧，怕他的两本书出来后，金先生会不高兴，说什么刻薄的话。我说了誉与谤的关系后，又说，金先生年纪大了不懂，蒋先生不该昧于此道吧。那边，连根先生嗬嗬地笑了。看不见我也知道，当了爷爷的蒋先生，笑起来是颇有几分妩媚的。”“中国文坛，不，世界文坛也一样，有一条铁律，谁也难以违拗，就是：凡大作家，必然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当然，也可以逆推……”

韩老师的这话，我记住了，于是，毁之谤之扑面而来时，我泰然处之，心中默念着我自己自撰的两句咒语:”愤怒出诗人“，”是金子总会闪光“，然后低头继续写我的新书。

前些日子，我听说韩老师出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边将》，来不及祝贺紧跟着传来新消息：当今编得最全、最完美的一套《徐志摩全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者就是我所崇敬的大作家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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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王朔，也厌恶也喜欢

【2007.09.04 09:22】　来源：光明网   作者：韩石山


　　这些日子，不断有王朔骂人的事传开，我也看过一些，没怎么在意，心想，王朔毕竟是王朔，他要不这样，就不是王朔了。从心里说，我对王朔一点也不反感，当代中国作家中，能用自己的作品，改变人们社会观念的，王朔是第一人。另一个该是贾平凹。这是一个作家绝大的成功，其前提是，让自己的作品变成一种大众阅读，而不是文学圈子里的舞蹈。万幸，两个人都做到了。

　　同样的优秀，两人的行事却各具特色，不是风格的不同，是质地的迥异。贾平凹勤勉，憨朴（不管真假），虽有些神神道道，只让人觉得可爱并不可厌。就是风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只能说是常人多有，不能说是常人所无而平凹仅有。王朔则不然。写作的响声就够大了，写作之外带出的响声更大。没有写作之外的动静，其写作的成绩要打两个折扣。

　　王朔一出道就有些疯疯癫癫。我最早听到的是，十多年前的青代会上，此公曾放言：“什么作家呀，流氓集体转业！”后来听到的是，“一不小心也许会写部《红楼梦》出来”。再就是那句最有名的王氏格言：“我是流氓我怕谁！”起初听了只当疯话，过后一想，句句有深意在焉。第一句说的是那一时期中国青年作家的素质。第二句说的是一个创作规律，刻意写作，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漫不经心，或许杰作就出来了。第三句呢，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社会公德的堕落。为什么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人们那么喜爱王朔的作品，说白了，就是这小子敢说常人不敢说的话，听了让人舒心，让人解气，谁都是一肚子气，没地方放，就他敢放。还不是没人处骂街，是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印出来，让你看了只有解气解恨，拍案叫绝。

　　疯疯癫癫的，有时也不免说些糊涂的话，出格的话。比如前些年从美国回来，《看上去很美》刚出版，说他要一连写十部长篇小说。一听就是疯了。长篇小说，一部佳作足以青史留名，谁能一连写十部且部部佳妙？还说什么香港有四大俗（一是四大天王，二是成龙电影，三是琼瑶电视剧，四是金庸小说），内地有四大支柱（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四个里头三个跟他有染，那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跟他的公司差不了多少。当时香港回归还不几年，这么偏激这么革命的话，王朔竟口吐莲花般地吐出了口。

　　这次的发疯，真可说是惊世骇俗。骂杨澜的丈夫不是个东西，杨澜不该嫁给这么个人。骂郭敬明是小偷。骂邱华栋。骂张艺谋。看着谁不顺眼骂谁，逮住谁灭谁。再想想他骂的人，虽不能说句句都对，不，有些简直是诬蔑，是伤害，但你能说这样的勇气是当今文坛、文化界所不需要的吗？比如郭敬明剽窃他人作品，粉丝们个个鼓起肚子力挺（说抄的有理），法津都对之无奈；有韩寒痛骂白烨的前车之鉴，**界装聋作哑，噤若寒蝉。著名作家们没有一个出来说句公道话。而只有王朔有这样的膂力，天将倾矣，独臂擎之，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不服气行吗？

　　那些日子的王朔，香港说了北京说，网上说了报上说，说了男的说女的，说了别人说自己。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神经了的人，手里拿把尖利的锥子，到处乱扎，这儿放放血，那儿放放气。要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人，早就有文化警察（这是我设想的一个名目），给逮住法办了。但是，要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非正常的文化环境，写起作品来还懂点章法，一到言论上，就全无章法，全都不会说话了。会说的只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废话，比王朔的胡言乱语还要不着边际。这样一来，王朔的信口雌黄，说不定还真的是“斯人不言，言必有中”呢。你说奇怪不奇怪。

　　若在一个正常的文化时代，以王朔的学历，经历，品行，能当个好老百姓，都烧高香了。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文化时代，凭了这点才气，这点灵气，这点邪乎劲儿，就成了一个文坛的大腕，一个时代的英雄。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注意，不管前面我怎样说，这里说王朔是文坛大腕，时代英雄，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我确实是这么看的。五百年后，像我这样的作家早成了粪土，王朔还会熠熠闪光。

　　我厌恶王朔，因为他是一个正常文化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耻辱。

　　我喜欢王朔，因为他是一个非正常文化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克星。

　　他让我们知道是非，也让我们时时警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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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抨击金庸之我见
http://edu.sina.com.cn 2000/05/24旌旗网上书店

　　摘自：《痞子英雄：王朔再批判》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王朔要批评金庸，谁也挡不住。我也不打算替金庸辩护。严格地说，王朔针对金庸作品提出的几点批评，不是全没影 儿。

　　需要探究的是王朔此举的心态。

　　王朔批评金庸这些话，如果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一个随口?**觥耙徊? 小心就写出红楼梦”的人，批评一个香港作家几句算得了什么。批评你是抬举你。如今可不同了。在国内大红大紫之后，王朔 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去寻求发展，想来那心态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玩得溜溜的，美国人不过是些大孩子，还不好哄弄么？ 不料洋鬼子们太不识好歹。玩上几把吧也能见出个高低，他干脆来个不和你玩，弄得朔们干搠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只好怎么 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原先在国内赚的那几个钱，自己看着还像个钱，出去一趟才晓得那么个不经花。去美国玩一把，要么是赚 ，要么是赔，没有不赔不赚这一说。因此留洋回来的王朔是怎样个境况，我不是瞎子也能算得出来。

　　人总要活，钱总得赚。怎么活怎么赚？想想，还是写小说。先是宣告要一连写十部长篇小说--只有疯了的人才会说 这样没谱儿的话。接着是出了一部《看上去很美》。好坏不必说了，那促销的手法就够败兴的。好好的一本书上带张碟，这不 就等于“买一送一”吗？商店的买一送一，比方说买一条裤子再送一条吧，还可以换着穿，这可倒好，纸的是书，碟的也是书 ，莫非有哪个蠢家伙看一遍纸的再看一遍碟的？那部书(该说那两部书)一出来，我就知道准要砸锅。砸了这个锅，还要砸后 边那九个锅。没有了小说也没有了读者，这成了王朔的一次告别演出。

　　小说眼下是写不成了，再来个什么花样，那就批评人吧。擒贼先擒王，批评人也要批评有分量的。先前还是卖武艺的 话，现在就是打莲花落了。

　　打莲花落的，不光要讨好看客，还要标榜自己。王朔也是这一套。

　　他说这些年来有四大俗，一是四大天王，二是成龙电影，三是琼瑶电视剧，四是金庸小说。与此对应的，是“我们” 的四大支柱，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说白了就是四大雅 ，或是四大“文化”。这里说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就是常拍王朔电视剧的那家电视机构。王朔的第四大雅，对的正是金庸的 第四大俗。他就是要向金庸叫板。

　　从文学品格上说，王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着正气， 而王朔则以自己获得的声誉炫己骄人，其颟顸真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

　　四大俗，不是香港的就是台湾的，台湾且不说，这里光说香港。这和有些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不是一个调调吗？若在 香港回归前这么说，或许有鄙视殖民文化的意味，你不回来我就说你是沙漠，如今香港已回归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且容我 问上一句，我们搞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又该怎么解释？

　　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 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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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文人相轻年”--从韩石山批王朔说开去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2月9日 18:57 来稿
　　朱健国

　　1.

　　若有人问，鲁迅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文人相轻”可能是一个。在鲁迅逝世的前一年----1935 年，鲁迅一连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1935年4月14日写《“文人相轻”》，1935年5月5日写《再论 “文人相轻”》，1935年7月15日写《三论“文人相轻”》，1935年8月13日写《四论“文人相轻”》，193 5年8月14日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1935年9月12日写《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七 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的观点很鲜明：反对以“文人相轻”之罪扼杀文化人之间的尖锐批评--“今年的所谓 ‘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全集》6卷P335。)通观《鲁迅全集》，就一个问题，不到半年连发七论，甚至有一天连写两论，这是绝无仅 有的。虽然鲁迅在1935年写过九节《“题未定”草》，但其实只是三篇文章：《“题未定”草》(一至三)、《“题未定 ”草》(五)、《“题未定”草》(六至九)，而“《“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见《鲁迅全集》6卷P391 )；1936年9月写过七篇《立此存照》为题的杂文，但那并非就一个问题的连续深入论辩。

　　鲁迅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时机，如此关注“文人相轻”问题呢？

　　我先前一直未能明白个中底蕴。

　　2.

　　历史疑案往往只能通过现实来诠释。

　　1999年11月，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一个“王朔战金庸”的新闻热点。我对这一“热点”一直不大热心，但是偶 然见到韩石山批王朔的文章，我突然有了想法----我终于明白鲁迅先生为何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七论文人相轻了。

　　韩石山的文章题为《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载1999年12月12日《深圳特区报》)，文章的主题是：王朔批 评金庸，说明王朔不走正道儿----“本来绝不相干的两个人，王朔硬要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从文学品格上说，王 朔和金庸差不了多少。若从人的品格上说，可就差远了，金庸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正气，而王朔则以自己获得的声誉炫己 骄人，其糊涂直可说到了皂白不分的程度。”----韩石山这批评逻辑似乎是：只有同一人品的人物才可互相批评，否则便 是不是正道。韩石山尽管知道，“王朔针对金庸伤口的几点批评，不是全没影儿”，但却强调，“王朔批评金庸这些话，如果 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可如果是在王朔的新作《看上去很美》砸锅了，成了“告 别演出”之时再来骂金庸，就是“如果说先前还是卖武艺的话，现在就是打莲花落了”----韩石山这里的批评逻辑似乎是 ：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兴盛之时批评人，如果是失败者批评有势者，就是违反批评游戏规则的打莲花落，而不是比武艺了。人一 走麦城，是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物的。批评权属于走运得势人。

　　所以韩石山最后结论道：“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 对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的。”“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人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 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在韩石山眼里，金庸等同于一切正派文化人、知识分 子，王朔批评金庸，类乎文革“红卫兵”的东山再起----这是否更像“红卫兵”的“上纲上线”？

　　3.

　　我所以不嫌累地摘抄韩石山这些批王朔语录，倒不在于想和韩石山怎么辩论。我对韩石山近年的一些批评文章大都有 好感，唯独此次批王朔，不敢苟同。不敢苟同的也并非是想护王贬金，我对王朔、金庸的文字都读得不多，都不甚爱好。但是 ，小民此番跳出来批评韩石山，只想维护一个人所共识的真理：我虽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韩石山批 王朔的要害是，批评人要有资格，要有身份，要门户相当，这样一来，会成什么局面？

　　这倒使人猛然想起近些年来人们的哀叹：如今文坛无批评。书评尽是商业炒作，批评多是“意识形态”----就连 韩石山指王朔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也是“意识形态”语言么？----许多人一直不明白，中国这些年何以就几乎没 有了文化批评？至少没有了韩石山所理想的那种人格名声相等的文化批评。前几年的“二王”之争--王蒙和王彬彬不是一个 等级；近年的“张韩”之争--张颐武和韩少功也不是同一数量级，真正的“门当户对”的“同级”批评，确乎是一个难见。

　　可见，韩石山在无意中说出了中国当代的批评准则。

　　从这一角度看，韩石山说了真话，也说出了“社会真谛”与“游戏规则”，然而，这一真话与规则，是幸还是不幸？ 是当发扬还是革除？

　　原来，王朔批金庸，其真意是要奋勇打破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与门户制！而韩石山批王朔，则是要坚决维护中国文 坛批评的等级制和特权制。在有些人看来，王朔批金庸，只是一种“文人相轻”的恶习，而韩石山批王朔，乃是制止“文人相 轻”之祸害。

　　从字面上看，“文人相轻”确为恶习，为文坛之首害。可是，当我重读鲁迅关于“文人相轻”的七论后，一个疑问出 现了：到底是“文人相轻”是福，还是消灭“文人相轻”是祸？

　　4.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现在已有一种定论：其精采尽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说，近50年来的中国文坛，远 不如上一个50年。

　　文坛的成就高低，归根到底是出了多少文化大师。一百年来，中国公认的文化大师，无非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 胡适、陈寅恪等人，而这些大师，多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成名的，当今谁能敢比？就是把金庸大师强塞到他们队伍里，金庸先 生也只有红着脸逃出来的。

　　曾经有多好人奇怪：为什么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科学进步了，政治稳定了，文化丰富得信息曝炸了，但是文化大 师的产生却反而不如生活贫困、兵荒马乱的前50年呢？

　　这里面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让一头雾水。但近来的王朔金庸之争，倒让我顿悟：关键是现在没有了“文人相轻”！

　　自从1949年以来，大陆文坛先是只有“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所有的文化批评，无不变形为一种政治批判。既是 政治批判，被批的只有低头挨批、不敢回驳半句；批判者也便口含天宪，喜笑怒骂皆联政治，皆有专政机关做后盾，无须公平 合理。而对“大批判”持不同政见者，虽想帮忙打抱不平，但一想到“百家争鸣”其实是“两家争鸣”，“百花齐放”实则是 一家独放，又哪敢“我手写我心”，口无遮拦，自由评说？

　　而鲁迅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那是一个政党全心在政治领域攻守，无暇全力顾及文化的时代，于是中国文坛上出现 了空前自由的“文人相轻”景象。考之鲁迅著作，不论小说、杂文、几乎都是“骂人”的“文人相轻”，上至老师章太炎，下 至同道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郭沫若、梁实秋，乃至后生、施蛰存、沈从文、朱光潜等，无一不在被骂之列。以我的大约统 计，鲁迅杂文中，骂文人的远多于骂政界人物，主要是一种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沈从文曾攻击鲁迅文章，“一个时代的代表 作，结起账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鲁迅全集》6卷P404)，固然有所偏激，但也说明，《鲁迅全集》实乃是中国“ 文人相轻”之大成，这也不失为一种极独特而准确的概括。

　　鲁迅之以毕业精力从事“文人相轻”，从主观上说，是他的个性、脾气、才气使然，以他那样“砭痼弊常取类型，论 时事不留面子”，且又天才横溢，自然是要遭受无穷妒嫉，无穷恶骂，面对如此“文人相轻”，鲁迅当然要以牙还牙，当然要 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来战斗与创作。我们不能设想，若没有包括施蛰存、沈从文在内的那么多青年文人都相轻鲁迅，鲁迅 能够写出那么多精采的杂文么？能写出那些以讽刺顾颉刚等人为目的的“故事新编”么？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正因为他生于 一个极其“文人相轻”的环境中。他被人“相轻”，必得一方面反击，一方面发愤创作。同理，被鲁迅“相轻”者，亦是要一 方面反击一方面努力研究。这也就是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奇怪现象：鲁迅和他的论敌对手，皆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大师、 文化精英。鲁迅所痛骂的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其中心人物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鲁迅所骂过的胡适、李四光 、顾颉刚等学者，结果都有是中国的一流学科带头人；鲁迅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而痛骂的“炯之”先生(沈从文 )，后来不是中国唯一一个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小说大师么？

　　为什么鲁迅和他的论敌看似不共戴天，其实却是同是文品人品皆一流的文化大师，这其中缘由非一篇小文可以说透， 但有一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当年的“文人相轻”----一种极其自由的文化批评文化争鸣环境起了重要作用。就像沙丁鱼之 所以长寿，就在于他们相互不安宁，互相碰撞不停而不断激活了生命潜能，“文人相轻”使文人们不论声望多高，级别多高， 财富多大，也没有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处在无时无刻不努力奋斗的生态之中----“文人相轻”使文人危机感遍地存在， 因而创造力也就遍地皆是。

　　5.

　　然而，不幸的是，1949年以后，激活文坛的这种“文人相轻”异化成了“伪现代化”的政治批判。只要政治上站 到权力者一队了，任凭你江朗才尽，指鹿为马，狗屁不通，也无人敢批你。反之，无论你有多大才气，都可用“革命大批判” 来整肃你到老老实实。

　　改革开放20年来，“文艺不再直接从属于政治”了，“意识形态”的文坛大批判似乎不那么明火执仗了，但是，“ 文人相轻”的新文化运动传统却始终未能恢复。这20年来，文坛流行的主旋律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偶有一点真批评，必 遭韩石山所指责的那种“以批名人求出名”“不走正道”之罪名，甚至得到“伪现代化者”的“政治小报告”之报复，借“司 马昭”之刀除“流氓”。韩石山说得不错，今天，在“同一文格”，“同一级别”的文人当中，是绝不会有互相批评之“文人 相轻”的。当冯友兰的亲属质问钱钟书亲属，“钱钟书为何在一次访美活动中微词冯友兰”时，钱钟书的亲属是矢口否认，四 处发文辟谣----假若钱钟书先生真的批评过冯友兰，又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该是多么可贵的“文人相轻”之新文化运动 传统大发扬！可是没有，有的只是一再地辟谣。可泣可叹啊！试问，当今谁听说冰心巴金之类的大名人之间有过互相批评？没 有。有的只是相互赞扬。难道这些大师们都没有发现过对方的不足？内心都真的如他们所公开表示的完全一致？世上没有完全 一样的人，又岂会毫无二致的人心与思想？！试看这些年来的文坛风波，几乎清一色是“越级批评”，而真正“同等级”文化 大师的“文人相轻”，一个也没有！这真是新中国的悲哀啊。

　　考之巴金、曹禺、冰心等文化大师，其文化成就主要，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皆是得益于当年那种遍地“文人 相轻”的环境。当年尽管有鲁迅爱护，巴金、胡风等人依然一再受到各种文化批评，而这些批评非但没有扼杀他们，倒是让他 们“生于忧患”佳作不断。今天，当无人敢直言批评他们之时，当偶有“不同级别”的后生刚动念批评他们，马上便有万千“ 红卫兵”来替他们保驾护航之时，他们却再也写不出流传青史的文艺精品了。如此“死于无批评(安乐)”的悲剧，惨不忍睹 ，无须多说。

　　6.

　　有一个现象发人深省：鲁迅当年几乎从未与一个与他旗鼓相当的“同级文人”长期相好。除了文化业绩远逊于鲁迅的 许寿棠，算是鲁迅同年的老朋友，鲁迅几乎只和岁数小于他的后生青年相交，而且一旦青年人才气与自己相接近，如郭沫若、 沈从文等，鲁迅也无法与他们平安相处。

　　可以说，只要是当年有才气的文化人，鲁迅大都与他们有过笔仗。这一现象，有人曾解释为鲁迅个性的偏狭好斗。其 实文艺心理学揭示，这是一种“文化山峰”不并列的现象----一个文化大师，不可能与另一个文化大师同为一体，重叠一 起，他必然要另立山头，自展奇妙；他必须要“文人相轻”，相互批评。这既是为己，也是爱人--正是在这种“文人相轻” 的文化批评中，他们才各自奋起，特色分明，才气横溢。

　　历史证明，文化精英中一团和气，互相嘉奖的氛围一旦出现，便是一个压制批评，压制人才，大师萎缩的“小冰和” 悲剧时期。

　　7.

　　“文人相轻”一词最早出于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但实际上，像曹丕所说的正 宗“文人相轻”，总会走样成形形色色的文人“私骂”，改变“以其所长，指其所短”的“文人相轻”原则。

　　据鲁迅的“文人相轻”七论透露，三十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已流行多种“文人相轻”旁道，我粗略梳理有：(1)“彼 亦也是非，此亦是非”的“无是非”“相轻”术，借以打断正在进行的“文人相轻”；(2)“掩其所短，称其所长”，把不 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谩骂”的“自高”“相轻”术；(3)“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以邪压正的“相轻”术；(4) 钟会告嵇康----因恨人不尊重自己而向司马昭之流告密，进行政治陷害借刀杀人的相轻术；(5)只用匿名或由“朋友” 出面给予“敌人”以批评的“相轻”术；(6)“自己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即“我是畜牲，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 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的“同归于尽”“相轻”术；(7)“诨名”“相轻”术：给你起一个名号，“你跑到天涯 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8)骂人“倚老卖老”与“卖俏”的强辞夺理“相轻”术；(9)指批评即“私骂”，双方皆是 丑角的“各打五十大板”“相轻”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帐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

　　从上述这9种“文人相轻”歪术里，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弊病，但是却没有想到，一旦这样可恶的“文人相轻”消失时 ，真正的文人也就消失了--原来，大江东去，必然泥沙俱下。一旦“文人相轻”旁门左道消除，正宗的“文人相轻”也就没 有生存之地--“文人相轻”本来包括正道与邪路，相反才能相成。只有在正与邪的不断相互相轻之中，文化大师才能最终产 生与长寿。温室里何来千年松！

　　这也许就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不惜余力的研究、捍卫“文人相轻”的缘故。

　　8、

　　不忘鲁迅倡导“文人相轻”的史实，就职可明辨：王朔这次批金庸，其实质，不过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文人相轻”的 传统想萌芽恢复。虽然严格来说，王朔可能还不是与金庸“同级别”的大作家，可能是如金庸先生所说的“两条虽无限延长， 但永不会相交的平行钱”，但是，王朔毕竟也是一个颇有人气的文化人；王朔到底打破了时下文人一成名，便得遵守名人之间 无批评的“保名游戏规则”：他不愿遵守“绝对不公开批评同行同道”。现在有些大师所说的自白--“我并不觉得我有名， 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纯属骗人的谎言，他们实际上真正的准则是 ：名人相卫，为尊者讳，为权势讳，“识时务者为俊杰”。也许谁都有兔死狐悲之聪明，一个名人受批，百个名人相救--- -否则，下一个受骂的是否就是自己？

　　韩石山还不算很有名，他批王朔还不算“名人相卫”，他不过在此当了一个救火队员与“红卫兵”角色；而王朔，算 是当了一次“皇帝的新衣”里那一个小伢。

　　当一次“红卫兵”病不重，只要不誓死永远；当一次“小伢”不足傲，难得是童心长在。

　　20世纪的大幕已落，21世纪的钟声已响。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回想20世纪之初，中国何等“文人相轻”的好局 面，何等大师辈出、群星璀灿的好势头。假若大家都如王朔一般，在21世纪到来之时仿效20世纪之初，重振“文人相轻” 之自由民主，那么21世纪的中国或许又会出几个鲁迅胡适，甚至超越他们的世界级大师。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掀起“文人相轻”新高潮，让新世纪的头一年--2000年成为一个“文人相轻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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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谢有顺：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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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新的作家和新的写作类型的兴起，文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以及普及，使得大众写作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文化消费反过来影响文化创造，这使简单地拒斥以读者为主体的通俗文学，推崇以艺术探索为主体的纯文学写作,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谢有顺老师认为，评价作品的标准不在文本通俗与否，而在于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能吸引人、感动人，并且文学经验的书写、传递和共享，要求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合作。文学经典是在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之中实现的，这需要作家讲述并完成好一个故事，写出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以及创新文学话语方式。通雅正是这样以通俗的形式，再加上艺术探索，实现了对通俗的超越。只有将通俗与通雅并重，走“雅俗同欢，智愚同赏”的艺术道路，文学创作才能适应时代，接纳更多的写作类型，从而更好地影响公众。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转载自公众号“文艺争鸣”，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谢有顺



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





这些年，文学正在发生巨变。很多新作家、新写作类型的兴起，都在挑战我们固有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认同，尤其由网络这一新的介质所带来的写作变化，既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传统作家的出道与成熟，都和杂志社、批评家、文学史这三方面力量对他们的塑造紧密相关，但这种模式，对许多新一代作家，尤其是对网络作家，已然失效。他们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乎不是通过杂志社筛选或批评家阐释出来的，也不太考虑文学史写不写或如何写他们，他们更在意的是读者和作品的销量（点击率）。



这个写作群体极为庞大，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以读者为主体，以创造读者所喜欢的文学世界为目的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称之为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它带有鲜明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特征，创生的也是一种新的写作与交流模式。过去我们认为，写小说、讲故事起源于闲暇，现在很可能是起源于商业；过去我们认为，写作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现在很多写作者不再沉迷于个体的孤独体验，而更多是追求共享、互动，甚至读者的回应会决定他的故事往何处走：假如有很多读者希望女主角一直活着，作者就不会让女主角死去。这其实有点像传统意义上的说书，听众的反应会影响说书者往哪方面用力，在哪些情节上多加逗留。大家普遍认为，听众越多，读者越多，作品就越通俗。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若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很通俗、大众，多数作家会觉得是在骂他，至少是一个贬抑性评价；纯文学作家以艺术创新为追求，读者的多寡并不重要，他们相信，创新和探索本身可以引导、改造读者的艺术趣味——不断把新的艺术可能性，通过写作实践变成一个时代的艺术常识，这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但重艺术探索而轻读者的写作思潮，往往把艺术性与大众性对立起来，无视文学与读者的紧张关系，这种观念同样需要反思。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忽视文学的大众认同，文学可能会失去基本的传播效应。



文学经验的书写、传递和共享，必须通过作者与读者的合作来完成，偏向任何一方，都会使文学的生态失衡。当文学的艺术趣味隔绝于普通读者，难免曲高和寡、自得其乐；可文学过度迁就读者，也会失去艺术的难度，成为逐利的庸俗之作。尽管陈平原认为，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对峙，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但在之前多数文学史的论述中，通俗文学是没什么地位的——这也未必公平。中国小说起源于说书，本属于通俗文学一类，今天的作家恐惧“通俗”二字实无必要。事实上，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适度强调大众和通俗的特征，建立起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观念，并无什么不好，“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能把小说写得通俗，本身也是一种本事。











判断一部作品好还是不好，标准不在通俗与否，而是要看这部作品是否有创造性，是否能吸引人、感动人。金庸小说取的是武侠这一通俗样式，但他创新了武侠小说的故事方式、人物关系和文化空间；二月河写的是帝王小说，却以文学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种实证与虚构相结合的历史；《明朝那些事儿》并无多少了不起的史识，可话语方式的新颖、好读，是它拥有众多读者的关键；《三体》中的人物形象饱满度或许不够，但小说的思力和格局，却非一般作家所具有的；而《斗罗大陆》奇特的想象方式、《琅琊榜》里对复仇与情义的重释，表明网络文学最具读者影响力的部分，也须有开新的一面。



这些通俗性、大众性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共享、互动，容易为各类读者所接受，也容易与影视、动漫、游戏等联动而构成文化产业链——这是一个新的文学社群，它不仅可以把作者与读者联结起来，还可以把想象世界与文化产业联结起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以可通之“俗”来健全文化传播的样式，培育读者的文化情怀，这种与大众的沟通和连接能力，是纯文学所难以代替的。钱谷融曾说，“中国的通俗文学……多少年来在我们人民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看重的正是它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但重视可读性、趣味性，并非全然以迎合读者为指归。大众性如果没有艺术性的规约，在流于轻浅、好读、有趣的同时，也可能迅速类型化、模式化，直至读者彻底丧失对这一类作品的兴趣。金庸、梁羽生、古龙之后，已无武侠小说潮，穿越、奇幻、宫斗类等网文、网剧严重同质化，热度很快消退，都可视为这方面的镜鉴。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其实并不缺读者，缺的是有效、稳定的读者。尤其当收费阅读开始常态化之后，通过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写作努力所团结起来的读者，更需要通过艺术的感染和塑造，把他们留住。有了艺术的独特光彩，一部作品才会被不断地重读——而经得起反复重读的作品，慢慢就成了经典。






金庸、梁羽生和古龙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同样要有大的艺术抱负，只有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才能成就真正的经典。而要实现这二者的统一，我以为，下面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要讲述并完成好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个民族情感和记忆的最好载体，讲故事和听故事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克罗奇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人类的经验、记忆和想象，多数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叙事最基本的单元，正是各种各样的故事。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边界延展了，那些看起来与他毫无关系的想象图景和人物命运，会不断唤醒他的经验，激发他的回忆，很多已然忘却的精神积存会从阅读的间隙涌起，人生就会有许多全新的美妙感受。王安忆说，初学写作的人，通常想法很多而笔力不逮。他们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也就是故事。他们往往设置一个看起来了不得的终点，急急忙忙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但王安忆常常劝告写作者，小说所看重的恰恰不是那个终点，而是过程。而所谓完成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的琢磨和推敲。



抓住故事，就抓住了文学影响大众的核心。很多读者众多的写作，成功的秘诀正是掌握了故事这一密码，从而让读者一参与到故事的进程之中就欲罢不能；而影响更为广泛的电影、电视视、网剧，甚至好的相声小品、广告词、旅游解说词，用的也多是故事资源。网络作家就普遍谙熟这些。什么玄幻、穿越、架空、仙侠、科幻、神话等类型，不过是他们的写作角度，核心还是讲述一个读者爱看的故事。但故事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容易套路化、模式化，很多写作的跟风现象就源于这种故事复制。



好的作家不仅讲故事，他也思考故事，让读者在消遣、娱乐的同时，也获得精神启悟。契诃夫说，“新手永远应当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独创”就是发现。科学家通过实证和技术不断发现新的世界，作家通过想象和虚构不断发现新的人生。很多通俗文学流于俗套，本质上是发现力不够——故事陈旧，讲故事的方式也了无新意。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这个故事进行艺术设计，并在故事中完成一种精神构造，这是小说写作的魂。



其次是要写出有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以俗生活为底子，贴近大众的情感，价值观平正而容易理解，有此三点，就能获得最广泛的阅读认同——当然，真正的文学远不止于此。现在一些文学写作，流于怪、奇、险，故作高深或过度偏激，读者的共鸣很少，甚至还会让人觉得你不知所云。不要把文学探索都理解为是新奇和小众的，研究大众的情感构成和价值谱系，也是文学探索之一种。《歌德谈话录》里记载有这样的故事。歌德让他的学生出席一个贵族聚会，学生说：“我不喜欢他们。”歌德回答说：“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研究并写好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人，让自己的写作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这就是“通”；“通而为一”之后，你会发现人心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





歌德与《歌德谈话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去了解更多的人，体察更多人喜欢什么、热爱什么，这不是对读者妥协，而是让文学作为人类普遍的声音，能传得更远，为更多人所听见。民众并非人人都有文化自觉、文化自省精神，他们常常也是在一种茫然、困惑、无所着落的处境里到处寻找价值认同；遇见了好的小说、好的影视剧，他们会为之入迷，为之垂泪，激起的正是他们内心的那份认同感。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确实，“肯定”未必都是来自他者的评价，也可能是来自自我认同。通俗文学越是能写出普遍性的情感和价值，读者的自我认同就越高，代入感就越强；先获得读者的认同，再谈影响读者、改造读者，这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作路径，也可为一切文学写作所借鉴。



再者是要创新话语方式，尤其是要打磨语言。很多人对类型写作、畅销书写作评价不高，就因为这些作品的话语方式雷同，语言比较粗糙，艺术上不够精致，对事物、感觉的捕捉和刻画不够细腻、准确。读者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信任，是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中累积起来的，语言的漏洞、不当出现多了，就会瓦解这种信任。但很多以读者、销量为中心的通俗类写作，重心都放在了情节和冲突上，悬念一个接一个，叙事密不透风，而真正能让人咀嚼、流连的段落却太少了，语言上更是乏善可陈。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禁不起琢磨，作品就没有回味空间。汪曾祺就是一位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说：“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写作劝告，值得所有写作者铭记。



有了语言的自觉，就会去追求话语方式的创新。从什么角度来叙述，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者，以何种声口、腔调来推进叙事，什么样的语言风格才是大众喜欢而又不失文学个性的，等等，这些艺术考量，也会直接影响一部作品的品质和风格。



当然，文学写作作为个体创造，不能要求整齐划一，也无法让每一种写作都通俗易懂，广受欢迎。只是，当一个大众写作的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文化消费反过来影响文化创造的时候，文学写作（主要是指小说写作）与其简单地拒斥大众性和通俗性，还不如通过对它的锻造和提升，试着走通一条“雅俗同欢，智愚同赏”的艺术道路，这既能接纳更多写作类型，也能使文学更好地影响公众。




布罗茨基



而到了这个层面，即便写的是通俗文学，实际上也已超越了通俗文学。像曹雪芹、金庸，像毛姆、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都有通俗文学的壳，但他们又不仅追求可读性、趣味性，而且不断拓展小说的写法，不断呈现对自我与世界的反思。这是他们的写作最具价值的部分。真正的文学，是在灵魂深处升腾起来的对自我的重新确认。“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布罗茨基语）许多的时候，以通俗的形式，同时能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创造出新的孤独的个体，甚至能激发我们重新定义文学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通雅。大俗若雅，大雅若俗，故通俗与通雅同样重要，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真正的艺术总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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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让我最感激的是金庸的兄弟姐妹们。

书中有一幅早年金庸和妹妹等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合影。此照在张浚生主编的《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断》（红旗出版社2015年4月版）一书中，照片下署着我的名字：蒋连根提供。署着我的名，可拍摄者不是我。那是1997年7月，金庸的老同学沈德绪在海宁传授黄花梨栽培技术，我与他早就相识，他告诉我，金庸的妹妹查良璇被查出患有癌症，正在医院治疗。我便约他一同去探望她。见面时，查良璇滔滔不绝，讲述了许多金庸小时候的故事，还两次拿苹果削了皮给我吃，我怎么也看不出她是个绝症病人。后来，我还去过她家一次。告别时，查良璇给了我几张照片。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查良璇给我讲述的照片里的故事。

写这本书，让我最难忘的是金庸与我的一次交谈。

那是 2003年10月25日下午，金庸回到海宁，我参与现场采访。80高龄的金庸一下车就直奔硖石镇菜市弄32号表兄徐志摩的故居。这一故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的新房，金庸说他小时候曾来过，路还是那条路，门还是这个门。他在自己亲笔题的“诗人徐志摩故居”前驻足整整一分多钟，才迈出脚步走进正厅。从地上的每一块砖头、屋里的每一件摆设中，极力搜寻着儿时的记忆，温习着曾经的温馨场面。然后，他走进陈列室参观。

此时，我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用心紧记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当金庸看到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的成绩单时，他微微点头，说：“哦，他读书挺用功的，成绩那么好！”他非常仔细地看着橱窗里表哥与陆小曼的书信，抿嘴笑了笑。看到面容姣好的林徽音的照片，他赶紧向同行的人介绍：“这是林徽音。”

看到墙面上挂着的一幅训词——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典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对自己学生作的“用情不专”的训斥，金庸笑了，笑出了声。然后他问：“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根据，出处在哪？”一时没有人回答。他转身对着站在他身后的我，重复着问了一遍，并示意我上前，我跨前一步与他并列看着画，回答道：“是真的，在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里，我看见过这篇训词。但是，我查过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在1926年9月28日徐陆的婚礼上，梁启超没有作这番训词，可能是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才有的。”听毕，金庸向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一会儿，他转身看到一幅油画《徐志摩和泰戈尔》，转身问我：“这是哪位画家画的？”我回答：“杨涤江画的，他是海宁的画家，原来是海宁高级中学的老师，现在是我们的文联主席。”金庸赞赏道：“画得很好！”

就是这一回，我乘隙将一份金庸旧居“赫山房”的照片和宣传资料递到他的妻子林乐怡手中。我告诉他，我打算写书，写海宁的文化名人。我试探着，不敢明说我要写他的家人和他的故事。金庸说：“你的文章不错，写书么你行的。”他将香港作家潘国森介绍给我，“历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关。”潘国森曾替他勘误纠错《金庸作品集》。

1998年6月16日《羊城晚报》透露金庸的“牢骚”：“香港、大陆出了很多有关我的传记，有些资料是靠不住的，只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了的资料，拉杂成文，成书之前也不来问我一下，或问我的朋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多错误。”因而，当初我在动笔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之前，仔细阅读了已经出版的《金庸传》，发觉这书中谬误实在太多，虽然有据可查，但来源就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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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森老师给我说金庸——我和金庸的故事（27） (2020-07-04 13:15:52)转载▼
潘国森老师给我说金庸——我和金庸的故事（27）

潘国森老师给我说金庸——我和金庸的故事（27）

潘国森老师给我说金庸——我和金庸的故事（27）

近二十年来，我与不少金庸专家通信来往，2005年前用书信，其后用电子邮箱较多。如我与香港作家潘国森电邮交往频繁，至少有20函之多，今晨我就给他发了一函。

潘国森说起他与金庸的交集，于是我发觉，在金学比较冷落的当今，潘国森还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十分难得。他是金庸茶馆网站“诗词金庸”版主，为了专挑金庸作品的“骨头”，他的“潘国森部落”日新月异，引人注目。潘国森称金庸为“小查”，而金庸则视他为“晚辈小孩”。于是我觉得，潘国森是有点儿“任性”的。

1960年，电影《神雕侠侣》在香港首映，这是金庸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开端。也就是这一年，潘国森呱呱坠地。潘国森八九岁时，电视台播出《神雕侠侣》，这是他第一次看电视，观看的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多了一家免费电视，一出《射雕英雄传》电视剧，展开了潘国森走进金庸笔下世界的一页。还是中学生的潘国森开始读金庸小说，第一部就是《射雕英雄传》。潘国森先后毕业于香港圣类斯学校及香港大学工业工程系，可他常花心思在考试范围以外的知识，后来在文学上崭露头角。

20世纪80年代，倪匡陆续出版“看金庸”系列，揭开“诸子百家看金庸”的序幕。在大学里，潘国森看完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天见到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一文，当时第一个印象是觉得这一类“金学研究”的文字他也会写。于是，他上街一下子买齐了三十六册《金庸作品集》，一边精读，一边寻思着写些什么，一时觉得难以下笔。找出倪匡的那篇文章，读后觉得有些地方评论不公，难道倪匡也是爱屋及乌，竟然没有发现金庸小说中的许多错漏之处？寻思之下铺开了纸墨，忽然有了灵感，笔下有如泉涌。这样，他第一篇评论金庸小说的文章就在1984年的某个晚上诞生了。《话说金庸》是他的第一部“金学”专著，台湾远流出版社在1986年5月出版，共六章三十多篇文章。那年，他26岁。

一天，潘国森突发异想，写了一封信给金庸，说想去拜访他老人家，不料，几天后竟然得到金庸秘书小吴的电话：金庸愿意见他，便约定了时间。潘国森暗喜：“他一年收到多少读者来信，我会一击即中，想必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帮他校正了修订版《金庸作品集》的错字和引用错误，二是我也算一个‘金学’专家了，他卖了个脸面给我。”

那时，金庸住在香港岛山顶道一号豪宅，当天在宅中一个小偏厅，潘国森见了金庸。金庸的话语中带有浓重的吴语，潘国森大概只听懂了七八成。因而，首次见面，潘国森说的少，倒是金庸询问的多，比如念书时学些什么、平素读些什么书之类，都是些长辈初次见晚辈时常问的话。潘国森只问了他，《鸳鸯刀》是那一年发表的，金庸说记不起了。谈了约一小时已近午饭时间，原以为金庸会留他吃饭，不料金庸频频看表后吩咐司机送客。后来，他听说有人拜访金庸，因为事忙，金庸不能请那位教授吃饭，见过面之后便给了一个红包当做东。潘国森便笑说，“查先生对我实在不够朋友，人家是教授你就请吃饭，我是‘晚辈小孩’你就如此待慢！”

有一回，金庸的儿子查传倜请金庸前秘书杨兴安吃饭，拉了潘国森当陪客，席间还送了一套《书剑恩仇录》给他，潘国森认为这算是“父债子偿”两无拖欠了。

同在香港，近几年金庸做了宅男，潘国森见金庸的机会反而少了，不过，每逢金庸生日，他会组织学生祝寿活动，比如写几幅字送给金庸，他自己会到府上去探望一下。

去年11月13日，潘国森来到杭州，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现场讲述金庸不一样的“江湖”故事。潘国森笑称自己是金庸讲座的“专业户”，并在现场为师生们带来了一系列辟谣，如“演员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是经典，其实不然，金庸本人对这样的评价并不接受，因为在金庸笔下的东方不败是一个丑陋的男人形象，但在影视剧中却变成了一个大美女。金庸真正赞扬认可的影视形象是石坚饰演的金毛狮王，以及周海媚饰演的周芷若。”

潘国森自忖于金庸小说用功最勤，创见也最多，作品有《话说金庸》《总论金庸》《武论金庸》《杂论金庸》《解析笑傲江湖》《解析射雕英雄传》《解析金庸小说》《给我金庸小说》等10部专著。

潘国森老师给我说金庸——我和金庸的故事（27）

潘国森比我小5岁，在信函中我称他“潘老师”，他唤我“蒋老师”，互以“您”尊之。我俩的交往缘于金庸，他评说金庸，我叙述金庸，结识五年多来十分投缘。我在《金庸自个儿的江湖》里给了他一个篇章，下周我给他寄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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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将香港作家潘国森推荐给我——我和金庸的故事（21） (2020-07-04 11:16:31)转载▼
金庸将香港作家潘国森推荐给我——我和金庸的故事（21）

2003年10月25日，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第五次回家乡，我随同他参观了徐志摩旧居，他与高中学生对话。临近傍晚，金庸兴致盎然地观赏着一盏盏灯彩，蒋连根趁隙凑近他递上一张纸片，说：“章克标老人在上海，这是他的地址！”前一天在嘉兴，金庸向人打听中学老师章克标的新居所。金庸看了看，翻转纸片是我的名片，便说：“你的文章我都读了，很好！”这几年我写金庸得劲，将发表的作品都寄给了金庸。我说打算写书，金庸说：“你的文章不错，写书么你行的。”金庸将香港作家潘国森介绍给我，“历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关。”潘国森是香港作家，金庸的朋友，曾替他勘误纠错新版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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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原本以为父亲的死是时局动荡所造成的悲剧，也怨不得谁，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得不令他耿耿于怀了。1967年文革全面爆发，在破“四旧”中，金庸父母亲的坟墓被扒开，骸骨被生生从地下挖起被捣碎，丢弃于边上的小河内，坟墓内的一切陪葬品被同屋檐下的查氏本家兄弟尽数刮分……[西北的天空 ：《江南有数人家》，转引自金庸客栈读书论坛2008 年12月19日。]

时光总是会抹去一些伤痛，比如婚姻之伤，丧子之痛，然而，千里游子总是抹不去对故乡父母的思念。1992年12月，金庸第一次回海宁，日程安排上本来有“回家看看”这一项，然而，当他得知“父母骸骨不存”的噩耗，跨上查家桥的双腿立刻收回了。父母在不该死的年岁里死去，在不该被侮辱的时光里被侮辱，自己漂流他乡无能为力，然而……

两年后，正值清明祭奠之日，查济民约他同回海宁祭祖，他俩同为查氏后人。那天，查济民在重修的祖坟上祭奠了祖先和父母，而金庸无坟可祭，所以他不愿跨过这座查家桥……这时候离邓小平会见金庸已过了十三个年头，离他上次回乡也相隔两年了，然而，台湾蒋介石的父母之墓毁了尚可重修，香港查良镛的父母之墓毁了就毁了……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名著《百年孤独》中说，如果一块土地上没有埋着自己死去的亲人，那么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大陆上曾经埋葬着金庸父母的遗体和一个曾经急风暴雨的时代。

2003年7月23日，金庸从香港飞抵杭州，给一本叫《金庸茶馆》的杂志面世造势。晚上在杭州电视台演播厅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跨进“赫山房”的家门，他回答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上次有人跟我说，为了保护我的旧居，他们把居住在里面的人赶了出去，这我是不同意的。‘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谭晓锋：《大开大阖宝刀不老 金大侠欲“重出江湖”？》，《新民生报》2003年7月24日。]”在场人一听此话就知是搪塞之语。

其实，“居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很好地保存下父母的坟墓，如今却在“看护”着这幢原来叫作“赫山房”的金庸旧居，因而他不想见他们——这才是金庸的“执拗”，他的一个没有解开的心结。

1999年，金庸的大妹查良琇来旧居时，我采访她，从她的言语中听出，金庸及弟妹对“原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非常不满，良楠在看门，似乎这屋子还是他家的，不是金庸的。我曾经向海宁金庸研究会的会长说过，必须立即另换看门人，最好将他的家搬移得远一点；然而设法动员金庸的弟妹们常常跨进这老屋，这样，金庸才会跨进这赫山房。不料，这会长却说我是无稽之谈。后来深入采访，跟金庸的弟妹们接触，我了解到了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一些弟弟们的做法，确实令人寒心，我的以上想法便越来越强烈。金庸是个凡人，也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也受身边兄弟姐妹的情绪影响而牵绊，让他做他书中的无怨无恨之人，他也做不到。

金庸为何跨不过查家桥？不是他不想跨过去，是他笔下的郭靖、乔峰、梅超风、杨过……不让他抬腿跨过去，因为他们除了侠义还有傲骨，琴心剑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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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红圈了“大度胸怀”四字，在最后一段（父亲被错误处死这部分）之首，她加了一个红圈，还圈了“胸怀阔大”和“大丈夫精神”，这些文字就是她在信中所指责的“语多不敬”，“并非如你所说述的‘大度’到无耻”。

   没过多少日子，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查良琇前来参加落成典礼，我去她下榻的宾馆看望。临近中秋节，我特意备了礼物，一盒月饼和几只很大的水蜜桃。也许“糖衣炮弹”的作用，她对我很客气，将她妹妹、弟弟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全告诉了我。我主动说到了陈启文的文章，以编辑的名义向她道歉。她说，她反感别人说金庸胸怀大度，“父亲冤死了，说他大度，这是大度到无耻！”我发觉，良琇很豪爽，讲话很冲，属于心直口快的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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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博物馆于2017年设立金庸馆，在金庸馆的入馆口，有金庸亲笔写的开馆前言，开头的第一句就提到了“我的故乡是浙江海宁，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接受启蒙教育和完成中学学业的地方。”

2003年12月，金庸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这是他的心里话，真话。

　　相隔两三年，金庸总要回内地走一走，看一看。 从1992年到2008年，金庸曾六度返乡。

1992年12月，阔别家乡50余年后，68岁的金庸先生第一次回到故乡海宁，他不仅重回袁花母校访问，会见老师和好友，还亲自来到表哥徐志摩的墓前凭吊，这次回来，他寻找到了自己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此，金庸仿佛与故乡重新相认，与海宁的情缘日益深厚。两年后，1994年春天，金庸再次回到故乡。没有了第一次近乡情怯的紧张，70岁的金庸精神爽朗，心情愉悦，来到刚刚建起的海宁高级中学，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鼓励海宁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2003年10月，徐志摩故居新修，年近80岁的金庸再次回到海宁，参观徐志摩故居后，题下“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的条幅，带走了用海宁灯彩针刺工艺制作的一套茶壶灯，留作思念。

张浚生告诉我，1996年11月5日，云松书舍落成时，当晚他和金庸就下塌在云松书舍，促膝谈心。金庸打算在西湖边度晚年，所以在玫瑰园置了房。云松书舍建成后他送给了杭州，百年以后就打算留在了西湖畔了。他去南山墓地看过，很满意的，因为他的姑父蒋百里就葬在南山，离西湖也近。

这个安排，必须有子女在杭州才好。然后，他的儿子在杭州办餐馆不成，没能定居杭州。金庸的最后几年，离不开儿女，离不开香港的医院，身不由己了，因而，他定居杭州的愿望没能实现。

其实，“居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很好地保存下父母的坟墓，如今却在“看护”着这幢原来叫作“赫山房”的金庸旧居，因而他不想见他们——这才是金庸的“执拗”，他的一个没有解开的心结。

1999年，金庸的大妹查良琇来旧居时，我采访她，从她的言语中听出，金庸及弟妹对“原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非常不满，良楠在看门，似乎这屋子还是他家的，不是金庸的。笔者曾经与查良楠有过一次长谈。我问：“何不立个衣冠冢，至少去曾经埋葬他的双亲的地方捧一撮土，那也是好的。”

查良楠说：“市里原本有这个打算，可是二阿哥的弟弟妹妹们不同意，认为立空坟于他们家风水有影响。”

1986年，海宁统战部骆松康（我的文学创作笔友）邀我一同去江苏六合看望查良铿，我欣然随行。         

几年前我在部队那会，在六合短暂停留过。正在家中养病的查良铿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不停嘴地说话。我暗喜——新闻记者都喜欢这样的采访对象，不愁掏不出东西来。他说，不久前海宁法院送来了撤销原判的法律文书。我问他“是谁？”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苏宏时，我说，他是我的同乡人，还是我同学的哥哥。      

待骆松康说完了正经话题，慰问的话，我便跟他聊起了往事。良铿早年在无锡艺专教书，“红学”家冯其庸是他的学生。六十年代初闹饥荒，冯常常给他邮寄食品和奶粉。1982年3月，师生重逢，冯陪他逛故官、走长城，他在北京住了五天。         

良铿给我看过一张旧报纸，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金庸》，说他兄弟俩小时候的事，我抄摘了要点。后来听说，查良铿于1988年病逝。

1996年11月，我与冯其庸、金庸在海宁相遇，我向冯其庸打听他在无锡艺专的师生情。他跟我说了，但郑重地关照我：他和金庸的友谊是在小说研究上，不要向别人提这层师生关系。所以，十几年间我将此作为金庸的隐私藏在心底，直至2013年我才写进我的书中，趁当事人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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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未冬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的这一举动，竟然将查良镛的写作热情拨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陈先生让查良镛跟他一块儿编五年级的级刊填报，刊头上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取名为“喔喔啼”。查良镛组稿、编改、抄写，干得很欢。开头半月出一期，后来一周出一期，有时两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墙报办得生动活泼。

    1936年，查良镛从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自此与陈老师离别，查良镛离开了海宁。

1992年12月初，金庸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研究员陈珲，言谈之下，金庸惊喜道 ：“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手书一封问候信，让带给他的小学老师陈未冬。

后来是我的巧遇，1997年春我在杭州游览西湖，巧遇陈珲夫妇，她得知我是海宁日报记者后，向我叙说了父亲与金庸的这段师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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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拒见傅国涌
2003-07-26 10:21:00作者：陶澜来源：北京青年报评论：0 点击：283
金庸拒见傅国涌
　　你说我“满纸谎言”，我说你“商人习气”，传主和传记作者昨日同堂不相识

　　金庸妙语

　　从作家的观点看，不改动我的原著的电视剧就是好的。当然并不表示不改动就好，但是不改动我就满意了。

　　很多观众喜欢原来的《射雕英雄传》，并不是本身好，而是自己看的时候心里印象很好，就好像段誉喜欢王语嫣，一半是喜欢，一半是自己把对方美化出来的。自己心里喜欢，就把对方美化了，并不是对方真正那样的美丽。

　　人生最理想的是得到专一的爱情，但是现实中专一的爱情很少、也比较困难，不专心的倒常常有。从道德考虑，把不专的心及时收回来，就好了。

　　坦白讲，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不太高的。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会讲故事，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动听，能吸引一些读者追下去看。

　　本报特派记者自杭州报道　“我们从来没有相见过，还是不破例了吧。”昨天下午四点半，参加金庸在杭州剧院演讲的一位记者告诉金庸，他最新的一本传记的作者傅国涌也在现场，问他是否愿意见个面时，金庸脱口而出这一番回答。这个回答，让不少听众感到遗憾。再问为什么年近八十了，还在各地飞来飞去，金庸干脆地用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八个字答复，全场近800名听众笑声四起。

　　在第五排就坐的傅国涌很平静，脸上没有一点变化。散场后，记者问到他的感受，他说，金庸在演讲时的一些表现，印证了他在书中分析的一些性格。

　　最新出版的《金庸传》，因为作者傅国涌在从未与金庸谋面的情况下，在书中提到金庸口才迟钝，作为报纸老板，他很“抠门”，商人式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等，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关于金庸的传记，他自己是否会写自传，也成为这两天在杭州采访的记者和众多“金迷”最多问到的问题之一。

　　金庸：不相信他人写的传记

　　79岁的金庸，7月23日晚上10点从香港飞抵杭州，便遭到来自北京、广州、上海以及杭州本地数十名记者的“围追”；有成都、西安的记者，昨天下了飞机，便直接赶到演讲现场。

　　金庸抵达杭州当晚，在杭州电视台的演播厅，接受了1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时，回答有没有必要看刚刚出版的《金庸传》的问题时说：“《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

　　有“金迷”通过网友也向金庸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有好几本《金庸传》，冷夏、沈西城写的，最近又出了一本，您是否看过？是否满意？写“传”是您授权给他们的吗？今后您是否出一本自传？

　　而金庸通过网络做出的回答是：“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绝非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说不认识。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而相当好看之人而已，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

　　金庸前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不会写自传，“写了有什么用呢？毫无意义。也就是娱乐别人罢了，那不如写小说更能娱乐人。”金庸说他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愿意与大众分享。他认识的人很多，但也不方便公开谈论。

　　傅国涌：传记不用考虑传主的感受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读金庸小说的傅国涌，说自己不是“金庸迷”。他当初同意出版社写这本传记，是想通过这一个人经历的时间，折射出他经历的时代和中国近现代史，而不是写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一直对历史有兴趣，而且也一直在研究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报业发展史。所以，我写金庸没有用文学而是用历史的笔法来写。”昨天下午见到傅国涌时，他向记者讲述了写这本传记的他的理解和想法。

　　在傅国涌看来，作为历史对象的金庸，活着或者故去，对他写传记的态度不会产生影响。“传记不是按照一个传主的意愿来写的；传记是要保持客观中立的，恰恰是因为我不认识金庸，反而更容易客观、中立；传记不是捧场的作品，而是要写一个人真实的人生，肯定要写负面的东西。我写《金庸传》与之前的传记不同就在于，不是把传主捧到神坛，而是请下神坛。”

　　为了写《金庸传》，傅国涌用了两年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写史就是要用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国涌认为金庸办《明报》而成为了历史人物。“如果要写的人是一个乡村的农民，我肯定要认识他才能写。但金庸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都是有记录的，有档案、史料、文章、作品、大量报道的记载。比如他创办《明报》到卖了《明报》那段时间，每一个足迹都有资料，报纸就是证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在书中，傅国涌运用的资料包括档案、文史资料、旧报刊，香港、台湾、大陆出版的有关金庸的书籍、金庸的作品等公开出版物。

　　傅国涌不同意金庸所说的互相不认识，不好写传记的说法。“不能说不认识一个人写的肯定就是不准确的。司马迁写的古人他都不认识，但还是被后人承认写的就是真实的项羽、刘邦、陈胜、吴广。”他所写的每一处，都有资料可寻；如果是一家之言，在书脚肯定有注解。

　　对金庸的道德评价，傅国涌说他并没有表达过个人主观的观点，都是通过可靠的资料客观描述的。狡诈、斤斤计较这些词在他的书中都没有，是读者自己总结出来的。“这本书不是金庸说站得住就站住了，他说站不住就倒掉了。是真实的还是谎话，看过的人自会有结论。而不是通过某些人的提问来否定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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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金庸快乐回家乡海宁
www.zjol.com.cn　 2003年37月26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金庸要回来了！金大侠要回家来了！”获此消息的乡亲在悄悄地等候着。10月25日，80高龄的金庸大侠又一次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海宁，快快乐乐地来到乡亲们中
间。
   
    70年后再访舅舅家
   
    大门口，菊花迎着秋风盛开，树枝头的石榴也绽开了笑口。下午4时刚过，身着西服、面露长者慈祥笑容的金庸，携着夫人林乐怡女士，在嘉兴副市长沈雪康、海宁市委副书记张炜芬等人的陪同下，走向徐志摩故居。等待已久的市领导冯水华、张仁贵、颜伟光等迎上前去，送上一句亲切的问候：“查先生，查夫人，家乡人民欢迎您！”小学生捧上鲜花。

    徐志摩故居座落在硖石镇干河街。一眼望见青灰色的中西式小楼，金庸脸上露出一丝儿惊讶之色。讲解员小林解释说：“这幢小洋楼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住的，是父亲送给他的礼物。后来因为做了银行的库房，所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金庸笑了笑，停了脚步，指点着一块匾牌：“这个是我写的，噢，是我第二次回乡的时候。”1997年，金庸为徐志摩百年诞辰题写了一幅字，上面写着“诗人徐志摩，表弟金庸敬题”，从而揭开了他和徐志摩是一对表兄弟的秘密。

    袁花查家和硖石徐家同是海宁的名门望族。查家在清代“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徐家则是古镇一大富商，祖代相沿经营着酱园、绸庄、钱庄。硖石与袁花两镇相距仅14公里，两家祖辈素有来往，结成了姻亲，徐志摩的姑姑徐禄便成了金庸的母亲。小时候，金庸常随父母到舅舅家做客，与回乡度假的表哥徐志摩作伴，看他作诗写字。后来表哥坐飞机遇难了，从此，表哥的形象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中。在杭州当记者的时候，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横溢的才华而钦佩。1992年12月3日，金庸一回到家乡，便来到西山麓徐志摩墓前，与夫人林乐怡双双向诗人默哀，献上鲜花，然后深深地鞠躬。他还在徐家老宅看过徐志摩的起居室和读书楼。此刻，他缓缓地说：“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虽然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文字，对我教益很深。”

    走进故居，金庸细细地看着老照片和陈列品，又引起他许多的感慨，不时和陪同者交谈着：“你们看他的成绩单，功课门门是优秀，他读书很用功。”“这几幅学生时的照片，能够保存到今天，不容易啊！”“这些有手迹的信笺，都是复制品吧！”他在一幅少年徐志摩的相片前停留了很久，也许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在东厢房陈列室，徐志摩当年主编的期刊和诗集吸牢了金庸的目光，他走得很慢，问得更多。他读着梁启超的证婚词，会心地笑了；他分辨着合影照片里的人物，说“我没见着，但我认识他们”；他瞧着徐志摩与泰戈尔在一起的油画，点着头……

    在当年徐志摩吟诗会友的清远楼，金庸挥笔泼墨，饱蘸着深情写道：“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书于表兄志摩故居，表弟金庸，癸未年秋”。
   
    “别叫我大侠，我是你们的大师兄”
   
    一走进海宁高级中学，师生们立即欢腾起来，“金大侠，金大侠”地叫个不停。
    “你们别叫我大侠，我是你们的大师兄。昨天我在嘉一中，同学们叫我大师兄，今天回到我的家乡，家乡的学校更是我的母校了，如果大家愿意就叫我一声大师兄吧！”立即，欢跃声雀起，师弟师妹们跳着、叫着，高高地扬起了手中的本子：“大师兄，大师兄，给我签个名！”

    金庸面向大家，用力挥着手。他大声地说：“今天来晚了，来不及给大家写了。这样吧，大师兄给师弟师妹们说几句话。”他跨高一级台阶，亮了亮噪子：“听说了海高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学校，同学们的成绩都非常好，大师兄很高兴啊！大家知道，我们的家乡海宁是出名人的，是生长出人才的地方啊。祖祖辈辈有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太公辈有李善兰、王国维，爷爷辈有徐志摩、蒋百里，我算父辈，说进来也很不差吧！你们要记住了，你们这一辈要是不出人才，家乡就没有人才了！大师兄要说的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要努力，要用功，要有志向，将来做一个好人才！”话音一落，掌声雷动。

    1997年清明时节，金庸走进这所学校校园，“见此学府，欣喜不胜”，便与师弟师妹们“谈书论剑”，然后挥笔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此番重来，他又为学
校题写了校名。
   
    硖石灯彩，多么贵重的礼物
   
    临近傍晚，不顾疲倦的金大侠依然快乐着，倚靠在沙发上和市领导聊了起来。

    乡亲见面，格外亲切，说的是家乡话，聊的是别后情。金庸问起了家乡的路，问起了家乡的河，儿时记忆中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舍不了的情和根。听说了家乡的经济实力、家乡的文化建设在全国名列前茅，他高兴了，说：“几年没回来，一回来就觉得变化特别大，家乡真的变美了，变富了！”

    会客厅里立着一个花盆架，架子上亮着许多盏茶壶灯，小巧玲珑、千姿百态的，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金庸好奇，走近了去，饶有兴致地欣赏着。

    文体局长张建仑向他介绍，这是硖石灯彩的最新品种，去年在西湖博览会上得了银奖。又说，这几年，硖石灯彩年年出彩，前年去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去年去了希腊的雅典，今年呢，一盏“紫微阁”大灯送进了北京，在中南海里亮着呢！

    金庸眯着眼笑了：“我记得了，这是用针刺出来的花灯，小时候我见过硖石迎灯会，有许多非常精巧的针刺花灯……”

    市领导问他：“这些小灯您喜欢吗？”金庸脱口而出：“这么好的工艺品，我当然喜欢！”

    这时候，金庸瞧见了他面前的几只大纸盒，发觉上了当。市领导说：“这是几盏茶壶灯，是家乡人民赠送给您的礼物，只是一点点家乡的特产。”

    金庸笑了，笑得很开心：“送给我的硖石灯彩，多么贵重的礼物啊 ！”

    天晚了，金庸要走了，明天他还得赶上嘉兴的一次重要约会。有灯的路上总有回家的路，游子远走，他的心儿总是留在了家里。

    金庸大侠，乡亲们盼着您明年再回家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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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查良琇的来信，报社汪总编让我转告陈启文，而我为了保护他的写稿积极性，一直没有转告，只是提醒他，以后写金庸，先将初稿让我看看。我一直保存着查良琇的这封信，因为其中有许多有关金庸家事的信息，且当年我已经开始挖掘金庸的家事。后来，我写了《金庸父亲之死》发表在《名人传记》上，查良琇和查良浩姐弟先后打电话表示感谢，还说：“出了一口恶气！”

这封信中透露出的情绪，让我比较透彻地悟出了金庸六次回乡为啥不跨进老宅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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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唐山大地震逃生功臣查良钰——我和金庸的故事（17 (2020-07-04 10:37:44)转载▼
我与唐山大地震逃生功臣查良钰——我和金庸的故事（17

图：金庸夫妇和良钰夫妇。

2000年3月，海宁政协派人去淮南探望查良钰，报社领导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已经采访过他了，这次我不去了。

查良钰是金庸的“小毛弟”（良浩比他大，是“大毛弟”）。上年9月，小毛弟回海宁，跟金庸一样不回袁花。我去宾馆看他，他一开口就说：“我很幸运，我在唐山大地震的井下压着，并且逃了出来。”

良钰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后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从技术员到煤矿作业区长。前妻林淑芳是安徽人，生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是双胞胎。他说，1976年7月28日3点43分的时候，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瞬间释放。他带领着1060名井下工人从废墟下逃了出来。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住在幼儿园，活着，他的妻子住在家里，遇难了。

2002年6月，良钰因脑溢血而去世。我获知后，后悔着没去淮南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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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拍摄于1997年3月31日，背景的墙面上有一条幅，“孺子牛”三字清晰可见。这是金庸的侄儿查青松的手迹。

我与查良浩通信以后，得知他的儿子查青松是位律师，并且是金庸的法律顾问，全权代理金庸小说著作权在内地的法律事务。当年，“三联版”授权之前，除了天津百花出版社授权出版《书剑恩仇录》外，内地到处可见的金庸小说均是盗版，可说是“一地鸡毛”。查青松代理了与云南等三家出版社的侵权官司。我知晓后，多次向查青松打探这方面的情况，及时跟进报道。

1997年春节前，查青松在来信中附上了这个条幅。“孺子牛”我不敢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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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点长，《金庸之父查懋忠之死》是1999年采写的，12年后才刊登于《名人传记》2011年第9号。

1999年我在采写孙中山朋友、老同盟会员许行彬的系列故事，在海宁法院查档时发现了金庸之父查懋忠的审判档案，因案卷将达50年的最长保管期即将永久销毁，我在同学之兄的帮助下，复制了部分档案。顺藤摸瓜，找到了七旬老人沈鹤鸣，他是袁花人，查懋忠家的邻居，当年在许行彬家的米行当伙计，是一名知情者和刑场目睹者。

稿子采写后却遇上了阻力，因为审判查懋忠的“山东来的军人”之后人还在海宁为官，有关部门领导关照我，适可而止，“翻案文章别写了”，我只得将写好的稿子藏了起来，等待时机，一等就是12年。

2011年此文发表后，金庸的大妹查良琇从临安来信，小弟查良浩从上海来电，说“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他们出了气，我可遭上了罪，因为有此内容的书《金庸和他的家人们》，某领导不让出，不怀好意之人甚至几次三番向出版社施压。无奈，此书稿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才得以出版。

】】】】】】】】】】】】】】】】】】揭秘金庸父亲查懋忠之死https://www.docin.com/p-1516785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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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年春或夏，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沈徳绪在海宁宾馆讲课，我去会场找他。我问他啥时回杭州，我要去探望金庸的小妹查良璇。         

我与沈徳绪相识七八年了，开初不知道他是金庸的同学。那时，我在《海宁农技报》当编辑，主编的是“多种经营和信息”专版，报社还没有独立编制，我的人事关系仍在农林局，还兼着人秘科的档案整理工作。沈徳绪为袁花、黄湾的花果山建设，正主持着黄花梨的种植，他来海宁农林局，我以秘书的身份接待过他，替他讲课安排会场。有一次讲课，他说到了金庸，我才知道他与金庸在衢州中学同学了三年。后来，金庸研究会成立，他是顾问，我是主管宣传的理事，接触更多了。这回找他，是我听说金庸的小妹查良璇得了癌症，由金庸安排在杭州邵逸夫医院治疗，我想去探望她。

两三天后，沈徳绪回杭，我便搭上农林局的车随往。当天，我们在庆春路的邵逸夫楼里见到了查良璇，手术后她很虚弱，不便采访，简单地问候一番，跟陪护者说上几句便回了海宁。         

此后，我一直惦念着她，期待着她出院回家。除了要采访良璇外，还想见见她的丈夫，央视第一批报道的“东方之子”、著名纠偏专家曹时中。

在海宁袁花，查良璇和查良琇被称为“查家双美”，少女时非常漂亮。姐姐良琇嫁了一个逃往台湾的人，妹妹良璇则嫁了一个从台湾逃回来的人，两人的命运便截然相反了。曹时中称良璇是“莲花仙子”。         

过了几月已是深秋，和我同编《金庸研究》的张劲夫（也是金庸的高中同学）告诉我，良璇已经回家。我立即打电话给沈徳绪，约定一同去她家。         

在西湖畔的龙游路，我们走进了良璇的家，屋子不大，不会超过90平方米，客厅却不小，靠墙都是柜子，稍显凌乱。良璇术后还没完全恢复，口齿有些不清，但一口海宁话，我还是能分辨清楚，又有曹时中在一旁复述解说，我完整地记录下他俩不同寻常的经历，与金庸的亲情故事我问得很细到。

叙谈间，良璇削苹果给我们吃，她削得非常快，皮很薄，我很惊奇，以为是水果刀好，一看是一把普通的刀。那苹果很好吃，我边吃边称赞。她又削了一个给我，也许临近午后，我饿了，一连吃了两个。良璇又削了一个，我以为她自个吃的，她却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推辞着不吃，曹时中走近，硬将苹果递我手上，我吃了。这样，我竟然第一次上她家就连吃了三只大苹果。，有点傻。         

临别，良璇给了我两张照片（如上），一张是1953年，良璇结婚前夕，与金庸和同学沈徳绪、朱帼英在西湖边的合影，另一张是金庸与曹时中、查良璇夫妇的合影。

我邀请他们，中秋时节回海宁来看潮，来时一定找我！可是，他们没有来找我，因为他们没有来海宁。2002年，查良璇不幸逝世。如今，我经常想起那三只大苹果，怀念一面之缘的“莲花仙子”。

2014年，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向我要走了这两张照片，书上和展览时署名为“蒋连根提供”，其实提供者是查良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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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我突然异想天开：给金庸写信。信的开头写道：我也姓蒋，与您的姑丈蒋百里同姓，但我不知道我的祖上是否与您姑丈攀上亲，还是与台湾的蒋介石总统有亲缘。但是我知道，我是您的小同乡，都是海宁人；我是您的同行，我在《海宁报》当记者，与您当年一样编副刊的，我与您同是传媒中人。于是，我时时处处以您为榜样，勤奋写作。虽然写得不好，但经常上《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大报，遗憾的是，我的文章从没有上过您的《明报》……随信我寄上了三篇近作（如图）。

不久，金庸让秘书林以建给我复信了，信中表达“深感欣慰”“衷心感谢”“诚挚问候”之意，还特意附上《明报》的投稿地址。后来，我曾两次向《明报》投稿，可是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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