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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1-5-31 18:2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1 19:32 编辑

“法国戴高乐先生说：“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人民的热爱时，那就是爱国主义；当你首先想到的是你对他国的人民的仇恨时，那就是民族主义。”

当年，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从制宪会议出来，被人问道，我们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答：‘是共和国，如果我们能保持住的话。’在立宪共和制中，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这些代表必须根据宪法原则执政，限制政府对公民的权力，并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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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人们缺乏对共和（Republic）原则的理解，以致被那些设想着（建立）另一个美国的人们所操纵，因为共和的原则早就被从学校课程中取消了。人们现在谈论的只是民主（Democracy），民主基本上是多数人的政府，大多数人50%+1就可以让其他49%的人闭嘴，现在加州就是这样，像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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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刘勃
2小时前
来自 新版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厉胜男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女权，甚至很媚男。这就是一个弱小的人与令人窒息的命运抗争，虽然失败但仍在命运的脖子上掐出伤痕的故事。喜欢这样的故事是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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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访华是1971年。全国人民穷得叮当响，一个月能有半斤肉，发达个毛啊//@琴师D018: 文化差异在餐饮上的反映。//@核武老人魏世杰:转发微博
@大爷说-
#文史资料#基辛格去少林寺，河南省委设宴招待。席间，当有人看了菜单，数了数密密麻麻的菜名，告诉基辛格有27道菜时，基辛格连连感谢主人的盛情，同时，他又即兴发了一通高见：“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是在吃的方面，中国倒是发达国家。”基辛格还说：“我如果让我的厨师做２７道菜，他非自杀不可。”此番漫不经心的感慨引起大家一阵大笑。他无意中调侃了中国极为普遍的大吃大喝的习气。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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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去世前叮嘱妻子玛莎:你死后，把所有奴隶遣散，让他们获得自由。

华盛顿去世第二年，玛莎遣散了全部奴隶。
有人问她:华盛顿不是说在你过世后再释放奴隶吗?
玛莎:我不愿意生活在一群整天盼我死去的人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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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马克思

“半真半假的謊言永遠是最黑暗的謊言”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


“當‘政府’的靴子在你喉嚨上時，是左靴子還是右靴子都無關緊要了。”

———加里·勞埃德

毛姆的「写作建议」

1、你必须比观众先感到厌倦。

2、写作者的座右铭必须是：能删则删，删了再删，直达观众注意力的顶点。

3、我们作家必须研究的还是普通人。普通人才是作家更为肥沃的土壤。

4、他喜欢使用更强有力的词甚于那些悦耳的。

5、数年后我才明白，写作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经过辛苦努力才能获得。

6、努力做自己没有天赋的事是无用的。

7、我为自己词汇的贫乏感到吃惊，于是带着纸笔去大英博物馆，记下奇珍异宝的名字、古旧珐琅的拜占庭式颜色、织物给肉体带来的感受，然后精心构想一些句子把这些都放进去。我很幸运，没找到什么机会用这些材料；它们还躺在那本旧笔记本中，为想写废话的人预备着。

8、我想摒弃浮华辞藻，用尽量直白、不矫饰的方式写作。

9、我发现了自己的局限，于我而言，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将目标设定在这个局限之内自己所能达到的最优秀境地。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抒情的特质。

10、我琢磨着，自己似乎应该将目标定在清晰、简洁和悦耳上。

11、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晦涩，一种乃是源于疏忽，另一种则是有意为之。人们写得晦涩，经常是因为他们没有不辞辛苦地学习怎样写得明白。造成晦涩的另一个起因，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意思都不十分确定。

12、很多作家不是写作前，而是在写作时才展开思考，也就是笔杆促生了思想。这也确实是作家必须时常提防的危险。

13、人们很容易说服自己，认为某个他不怎么明白的词语包含着远多于他所意识到的意思。

14、要达到清晰，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15、简洁和自然才是“卓越”最真实的标志。

16、悦耳是我提及的三种特征中的最后一个，相当多的读者以及很多令人尊崇的作家都缺乏这一品质。

17、语词有分量、有声响、有外表，只有考虑到这些，你才能写出优美动听的句子。

18、我不照自己的愿望写作，我照自己的能力写作。

19、牵强的、陈旧的，甚至做作的词，只要比直爽的、明确的词好听，或者赋予句子更好的平衡感，我就不会认为它不合适。尽管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动听的声音妥协，却不应该对使意思模糊的词让步。

20、我想作者最好就是具有比读者更强的厌倦机能，这样就能在读者之前体察到厌倦了。

21、人们一旦努力形成一种文风，其后就很少能够完全自由地写作了。

22、如果你能写得明晰、简洁、悦耳并且生动，那么你将写得很完美，你将写得像伏尔泰一样。

23、好的文风没有努力过的痕迹，你所写的文字应该看起来像是妙手偶得。

24、如果我到底还是达到了从容的效果，那也只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得来的。

25、人们应当用属于其所处时期的方式进行写作。语音是生动且变化着的；努力像身处遥远过去的作家们那样写作，只能导致不自然。

26、我情愿一个作家很世俗，也不希望他矫揉造作；因为生活就是世俗的，作家追求的就是生活。

27、在我看来，很多作家根本不观察生活，而只是从他们幻想的很多形象当中，依现有的样子创造出他们的人物来。他们就像是根据对古董的记忆绘出图案的绘图员，从来不试着去画活生生的模特。他们充其量也只能给心中的幻想以似是而非的形状而已。

28、知识分子愚蠢的偏见在于认为只有他们的知识才识起作用的。真、善、美并非那些上费用昂贵的学校、泡在图书馆或经常出入博物馆的人的特权。艺术家没有借口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艺术家如果以为自己的知识比别人的知识更重要，那他就是傻瓜；如果他不能移平等的立场愉快地面对别人，那他就是个笨蛋。

29、作家可以放心，他自己希望忘记的作品也是会被读者忘记的。

30、我把书籍放到一边，只是因为意识到时光流逝，而生活才是我的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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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日本脫亞是政治意義和種族意義上的脫亞，而不是文化意義上的脫亞。中國人容易把自己反儒家反傳統的思維投射到「脱亞」上。簡言之，日本的脫亞發生在空間軸上，中國的反傳統發生在時間軸上，兩者不相干。日本脫亞，既不反儒家，也不反古典中國//@小老鼠的牛爸爸:觉得日本实际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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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看到索尔·贝娄引用曼德尔施塔姆：“常有这样
的时代，它们宣称，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石、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而建设。……亚述人的俘虏们像雏鸡一样在高大帝王的脚下蠕动……埃及人和埃及的建造者们视民众若物质材料。” ​​​​


风清扬尘:
班农威胁要将福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 · 雷"斩首"，并将他们的头"挂在长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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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追求的“理想国”，了解以后让人三伏天也能不寒而栗｜文史宴
文史宴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史料搬运工 ，作者言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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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非子》，很容易发现，韩非子这个人，是反智的。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显学》）


大意是：民智这东西，跟婴儿的心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创，是为婴儿好，但被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这一点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众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重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都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这些政策，都是为民众好，但民众全都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这东西“不足用”，没有价值，没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众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被官府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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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里的韩非


那怎么办呢？


最基础的办法是“劝之以赏”——用利益来诱惑民众、“畏之以罚”——用刑罚来恐吓民众。


但还不够。

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对民众进行了分类。


首先，有五种人相当于“不可回收垃圾”，需要被彻底清除。


这五种人是：


学者——约相当于儒家。

言古者——约相当于纵横家。

带剑者——约相当于游侠。

商工之民——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

患御者——约相当于食客或者权力掮客。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体制的运作逻辑，对秦制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相当于“可回收垃圾”，需要被教育、被改造。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光从“畏死远难”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要注意，“畏死远难”这些字眼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

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

有能之士——大略相当于能出门远游谋生的人。

辩智之士——大略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

磏勇之士——大约相当于能/敢提剑杀人者。

任誉之士——相当于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有害的。


再次，有六种人不属于“垃圾”，是好东西，应该奖赏表彰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


光从“赴险殉诚”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都是很好的人。但要注意，“赴险殉诚”这些字眼，也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

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

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之人。

愚戆之民——没有智识逆来顺受之人。

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

謟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之人。

这六种人，是韩非子心中秦制国家的“理想民”。


正常情况下，民众不会愿意做最后那六种人。那该怎么办呢？


在《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也就是洗脑。


韩非子对民众的这种期望，与他的法家前辈商鞅是高度相似的。


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就不应该具有“思考”的意识。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然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



反对者被杀，歌颂者也被流放，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是不愿民众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也需要动脑子。民众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民众毕竟不是工蚁，商鞅的理想很难达成。韩非子的“去智能”，反倒更具可操作性：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篇与《五蠹》篇，曾浩然长叹：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后主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


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


再往后，则如明人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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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
何兆武 柏克研究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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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于2021年5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作为著名的翻译家，何兆武先生译著等身，代表作有：《西方哲学史》、《思想录》、《德国的浩劫》、《历史的观念》、《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上学记》以及《法国革命论》等。本文选自《法国革命论》“译者序言”，谨以此文缅怀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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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说来颇有点讽刺意味——凡是柏克所评论的具体事件和所作出的具体判断，今天看来大都已经过时了；这使得他的这部洋洋大著只不过成为了见证一个历史时代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已。但是恰好是在他所不屑于着力的理论观点上却仍然闪耀着的光辉，是永远值得后代深思的。其中最重要的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作为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文化是一场漫长而悠久的积累过程。没有前人的劳动创造，不认真学习前人的传统，我们就达不到今天的高度。轻率地去抛弃传统，只能是使自己安于愚昧；而要彻底砸烂旧传统，也许人类就只好倒退到老祖宗的原始社会里去了。传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权；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但是传统却一定要保存，并且只有保存好了才能继续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

其二是，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凡是在改良行得通的地方，是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优先采用和平的方式而避免暴力的手段？这一点，在柏克的思想里面可能有着他对光荣革命的一种感情上的眷恋。但光荣革命以来迄今300年的世界历史已经表明了，和平的革命过渡（或反革命过渡）并非是什么极其罕见的例外。而这又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在什么条件之下如何进行，——对此柏克也已提示了一些初步的答案。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是活生生的东西，所需要的是审慎的态度和灵活的艺术；而一切思辨的推论和空洞的说教在这里都是无所用其伎俩的。生接硬套一种理论体系，不管它是多么完美，只能是窒息并扼杀活跃的生命力。问题不是怎样使现实符合理论，而是怎样使理论能适应现实；这里需要的是向传统的智慧学习，而不是寻求抽象的原则或理论的推导。

过分地推崇传统，使得柏克的思想带有一种宗教虔诚的倾向，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中国（或至少是汉族）这样一个非宗教的民族来说，显得是很难理解的。对于一种宗教信仰来说，则现实必定是不完美的（否则就不需要有宗教信仰了）；因而当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对于理性的完美性抱有无限的信心，就是错误的。理性并不能把人们带到一个完美的天城；然则，人类又向哪里去寻找出路呢？柏克认为完美在现实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不应该沉溺于哲学家的理性的梦想，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实政治的任务只在于使人们怎样可以避免或者纠正现实世界中的弊端。而传统的智慧则是我们所能倚恃的唯一武库。不善于运用这种武器，人类就永远没有改进的希望。或许，这也就是历史学的价值之所在。国家肌体需要不断地改善它的体制，以适应于不断发展的局势。但是过激的变革却总是危险的，它有可能毁灭美好的传统，使人类的长期智慧的结晶毁于一旦。这个人类文化所赖以生存和进步的基础，必须要精心地、无微不至地加以保护。这种虔敬——其实，也就是宗教信仰——乃是社会得以安定和稳固的基础。假如我们把这里的“宗教信仰”一词换成为“团结一个社会的思想凝聚力”（如共同的目标或理想之类），那么似乎可以承认柏克的观点不失为有其普遍的有效性，或者可以说，他思想中有某些成分是有其普遍意义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总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凝聚力来加以维系。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理论在20世纪初期曾在我国得到大力的宣扬。相形之下，对于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的保守派理论（例如柏克和他的《法国革命论》）却不大为人所重视，很少有人加以介绍和研究。这可以说明思想文化的移植也是有选择性的，是要适合于本国的气候和土壤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不认真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而只偏听一面之词，终究未免是一种欠缺、一种损失，有失客观的科学性。把卢梭、孔多塞（Condorcet）等人的作品和柏克、迈斯特尔（J. de Maistre）等人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才可以更全面地显现出这一幕历史的真正面貌；这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如果不是认真总结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历史遗产，我们又怎么可能希望超越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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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從來沒有犯錯的人從來沒有嘗試過任何新事物。”

———愛因斯坦#推文##读书笔记##你怎么看开放三孩政策# ​​​

风清扬尘:
“教育是一個人忘記在學校學到的東西之後剩下的東西。”

———#爱因斯坦##读书笔记##学习打卡##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政治語言旨在使謊言聽起來真實而受人尊敬。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晚安心语##靈魂精神論##读书笔记# ​​​

风清扬尘:
“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尖叫、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打仗的人。”

———乔治·奥威尔#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知識分子在觀念上比普通人更極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完全準備好接受獨裁手段、祕密警察、系統篡改歷史等等，只要他們覺得這些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喬治·奧威爾，1944年#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活著，仅此而已。做你自己；其他人已经被带走了。

———奧斯卡·王爾德#靈魂精神論# ​​​

风清扬尘:
#黄金# 和#白银# 都是金錢... ...其它一切都是信用的。

———摩根大通#跨时代的微笑##你印象中夏天的样子##靈魂精神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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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历久弥新
闻道不分朝夕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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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何历久弥新？

文 刘军宁|编 木叶

多数人的暴政、自由的国家未必尽是民主国家，而民主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

历史上有许多自由的国家，但其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受到严重限制。自由与民主，尽管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读罢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大感想。因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消灭了自由。

▌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吗？

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立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

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然而，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

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论源自卢梭。　
　　　
该理论认为，民主是一套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政府制度，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在表达这一声音时，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最高的裁判者。少数总是错误的。

除去生存的权利和成为多数的权利外，少数不能要求任何权利与多数对抗。这种“天使的蜚语”所产生的疑问是，假定全人类都持有一个观点，而只有一个人持与此相反的观点，那么，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而后者就一定错吗？

即使如此，全人类有理由让这个人保持沉默吗？若是这个人有足够的理由，而且他的观点正确，他有理由使全人类都保持沉默吗？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数和少数都不握有绝对的权利。多数统治剥夺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可能性同样体现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中。

可是，如果人民都是主权者，谁是主权的对象？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特选的少数人。

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予自由某种固有的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 　　

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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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

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需他们自助。

基于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养的，而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则是不可传授的，因为它来自所有伟大的人类情欲的神秘处：我也不相信对自由的真正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

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　　

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他也发现，多数人呼唤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们便呼唤平等的奴役。

基于民主和自由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民主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妨碍，托克维尔的困惑是，在一个民主社会，自由还能生存吗？

若是能，自由又如何生存呢？常识告诉人们，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制。

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有！这个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

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大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多数人的民主的确可以蜕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

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及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发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样，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最终带来专制主义。

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因此，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保守的自由派，而非民主派，托克维尔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他毫不犹豫地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

尽管人们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选择奴役上的平等，他们宁愿忍耐贫困，也容不得贵族。这就是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法国人政治心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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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基于对民主可能妨碍自由的担心，自由主义提出了衡量自由的另一条标准，即政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权力者的人头数，而在于对权力运用方式的控制和运用。　　
　　
判断政府的好坏，不在于该政府的权力是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这种权力运用的方式、服务的目的和所受限制的程度。

对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不论归多少人所有，总是危险的。所以，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民主应该服从自由。

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与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仅仅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

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只是自由与民主的早期争论的一个历史记录。

在这场争论中，焦点是多数的专制。在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奋力为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权力——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入侵加以辩护。

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哈耶克认为，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很可能与专制或寡头政体一样，是专制主义的。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托克维尔的观点只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个缩影。

托克维尔的思想可归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传统，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大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柏克、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与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瑞士的布克哈特，美国的联邦党以及二十世纪的哈耶克、波普尔等一脉相承。

对自由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保守自由更加至高无上呢？　　

所以，托克维尔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

正像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所说，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级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目标。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则把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界限划得更清楚，走得也比托克维尔更远。哈耶克认为，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
　　　　
在哈耶克看来，个人自由的第一要件是经济自由，而且有其内在的价值。民主的价值，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民主政治可以与伸张自由的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甚至在反专制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相互融合，但是一旦民主成为现实，就有必要把两者的关系重新区分开来。


自由主义和民主是针对不同问题作出的不同反应。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府的职能，而且特别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民主的问题涉及的则是，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统治。自由主义要求所有的权力，包括多数人的权力都应该受到约束。民主则把多数人的意见看成是对政府权限的唯一限制。民主的反面是君主，自由的反面是奴役。

由这种相对应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差异。在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一般法则面前，民主并没有豁免的特权。

所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指出，若是把自由主义仅仅看成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摈弃它，然而，自由主义被理解成致力于限制国家专横的权力时，你还能轻松摈弃它吗？

根据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大传统，个人在政治权力出现之前就已是特定权利和利益，包括财产权的拥有者。不论是什么人掌权，甚至是由多数人产生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在这方面也应受到限制。在自由的民主国家，消极的自由最为广泛。
　　　　
所以，一切权力都有其危险性。因此，唯一公道的政府只是权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多数人的绝对主权并不比专制君主或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力更值得信赖。

因此，民主与自由的不相容之处，就在于当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时，个人就不得不服从于集体的权威，因此，也就有可能失去只属于个人的自由。

所以，民主的产生有其有利于保护自由的一面，同样，也存在着妨碍自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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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呢？

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托克维尔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会。

他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领域，他强调的，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积极地参与自愿的结社，否则就难以保证政体的自由性质和公民个人的自由不致失落。

市民社会自身就是社会整合和公众自由的最重要的领域。考虑到市民社会有助于限制国家政治权力，托克维尔情不自禁地欣赏法国大革命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的自由，即建立在封建等级基础之上的自由，甚至对法国大革命把这种自由扫荡掉都深为惋惜。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与柏克颇为接近，即都十分珍视传统。他认为，旧制度正是大革命的起源和条件。

他发现，法国之所以长期受害于威权传统，是因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各个孤立的个人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力，这样，个人就形不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

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组织和社会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社会中介的存在，就会出现独裁或集权政权。这种存在如果不能构成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构成其必要条件。

像在柏克的著作中一样，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哲学路线。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对自发的社会结构，如父权制家庭、地方社区、教会和行会等旧制度的尊重，而激进主义则视之为万恶之源，并发誓要连根拔除，大有“即使毁灭世界，也要伸张正义”之势。

在挖掘大革命与多数暴政的思想根源时，托克维尔发现，十八世纪法兰西启蒙的理性主义难辞其咎：有人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

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共同智慧缺乏信心。……“这种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对于作为近代激进主义、极端理性主义、集权民主思想三重始作俑者的卢梭，柏克和托克维尔既欣赏他的天才，又厌恶其政治与道德学说。柏克宣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主笔；托克维尔则认为，激进的理性主义应对法国大革命负责。　　　　

根据已知的事实，像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这样的雅各宾派在革命的高潮期间，虔诚而频繁地阅读卢梭的作品。卢梭谴责一切传统团体，如行会，教会和企业。

托克维尔则认为，民主的最大危险就是把普通人摆在第一位，强调多数的价值观。对大众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平民专制。

众所周知，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大革命中的自由不仅成了空洞的口号，而且成了少数人独享的专横权力。因为，卢梭的自由思想本身就是空洞的。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有如说，“鱼生来要飞，却无往不在水中。”（赫尔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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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自由的界限，“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寻求过大的奴役。”所以，在托克维尔和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追求。

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一个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以自由与平等的名义搞虚无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实行集权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借助强力和恐怖，可以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改造。

用当代自由主义哲学家柏林的分类法，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口号不过是伸张性的积极自由、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而不是消极的自由和有序的自由。若是以为大众民主，或是建立在代表大众利益基础之上的民主可以对人为所欲为，那么，其所面临的集权专制的威胁也最大。

20世纪以来，民主变得更加神圣。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对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
　　　
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

所以，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当自由再次让位于极端民主的时候，当民主沦为仅仅是多数人的声音的时候，当这个声音已不再是正义的声音，而是恐怖的咒语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中的大民主与大恐怖就注定要重演。

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同样，“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

追求民主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

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得以历久而弥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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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因《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掀起的托克维尔热，起因就是人们想从大师思想中吸取避免灾难的教训，为转型和变革提供思考理路。现在看，托克维尔的预言已经一一验证，历史在托克维尔之后仍然是激进暴力的不同升级版。

他思考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传世经典。托克维尔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哈耶克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21世纪，托克维尔的启示，更具空前意义，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代人的命运：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对过去痛苦经验的反思，很难避免再次掉入乌托邦陷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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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还曾使用过一种罗生门式的多重叙述。即同一案件，不同的当事人分别讲述。他们的讲述，或是基于事实，或是捏造事实，或是无意识的选择性的遗忘了事实……而真相与人性就在一遍遍的讲述中越发复杂的浮现出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啤酒谋杀案》就用了这样的写法。在金庸小说里，此类叙事风格的典型代表是《雪山飞狐》：在雪山玉笔峰的山庄里，不同当事人分别讲述并逐渐澄清了两起事件。第一起事件是数十年前大侠胡一刀死亡之谜。第二起事件是围绕天龙门掌门田归农神秘死亡为中心的一系列谜团。在众人分别的叙述中，后一个叙述者往往质疑前一个叙述者的讲述，使故事充满了不断的悬念和层层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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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第一才子濒死 蓮花接引 从此顿悟人生
济世之道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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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日素有「香江第一才子」美称的陶杰，在脸书发文寻找当年救助过他的消防队员，【观天看地走进神奇】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大家好！我是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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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日素有「香江第一才子」美称的陶杰，在脸书发文寻找当年救助过他的消防队员。他说：想不到27年前我在机场隧道遇到的车祸，险死横生的经过今日还有不少朋友关心，当时在隧道里扶救过我一把的那位消防员大哥在哪里？请接受我迟来的致谢，并同时表示这次经历让他亲身体验了灵界存在，并对这样的经验有了自己的研究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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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香港商业电台首席智囊兼主持人陈志云，用「未知死焉知生」的标题在Youtube频道，连续播出三集对陶杰的访谈，细述陶杰濒死体验和对生死的哲学思考吸引了数十万观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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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陶杰所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番濒死体验呢？他对生死的哲学思考又是怎样的呢？说起陶杰港台两岸三地的朋友都比较熟悉，他是香港著名的作家和时事评论员，学贯中西评论文章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素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他主持的电台节目针砭时弊、讽刺辛辣、睿智幽默，让人心领神会忍俊不禁深受港人欢迎，说来很有意思陶杰原名曹捷，他的父亲曹骥云退休前曾是《大公报》的副总编辑，母亲常婷婷是《大公报》的经济版编辑，陶杰其实是出身于一个香港左派的报业世家。母亲常婷婷在1950年代刚进《大公报》的时候，和金庸还同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呢。
1960年代每到寒暑假，父亲曹骥云都会带他回内地感受一片红色的海洋，尽管如此陶杰在少年时期还是有过非常好的文化历史熏陶，父亲曹骥云在《大公报》的朋友都是读书人，像梁羽生、罗孚、陈凡、李宗瀛等都是博学多才之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论艺术、音乐、历史，因此陶杰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跟香港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
17岁那年陶杰到英国留学在华威大学念英国文学，毕业后进入英国BBC海外广播部工作，同时又进入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国际关系。整个20岁至30岁陶杰在英国的10年间，带给他整个人生的巨变并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不仅从一个成绩稀烂的左派家庭出生公子哥，蜕变成为能够进入英国的文化世界的文学青年，还铸就了他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
据陶杰说60年代的香港是极左的，新闻界、教育界、电影界、出版界都在廖承志的管辖之下，廖承志也是个知识分子1967年也被打倒了，香港左派群龙无首越来越左，整个小学中学阶段都受政治干扰没读好书比较困惑，陶杰和金庸也算是生就的缘分，陶杰出生的时候金庸已经离开了《大公报》，去了长城电影公司几年后金庸办了《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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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香港那帮知识分子天天都看《明报》看金庸的社论，1960年代初「大跃进」饿死了很多人，金庸认为人民公社不应该饿死这么多人，应该是宁要裤子不要原子弹。于是和《大公报》展开了一场笔战，《大公报》上纲上线对金庸进行人身攻击，《大公报》内部金庸以前的朋友、同事都觉得很矛盾，觉得不应该如此兵戎相见但似乎也没办法。
陶杰对金庸还是相当钦佩的，他认为金庸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成就、气势很早就在了，但遗憾的是香港的教育制度缺少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太过功利，再加上网络的影响和这二十年的物质化走向，致使这一代的作家的接班人现在却越来越没有了。
1991年金庸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院士称号，BBC派陶杰去采访，这时金庸才知道陶杰就是曹骥云的儿子，1993年陶杰应金庸邀请担任《明报》副总编，但新任主编的办报方向与金庸期待相去甚远，陶杰无法完成金庸的重托只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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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职《东方日报》，《东方日报》的班车通常是在凌晨两点，送下班的员工到尖沙咀的，陶杰总喜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1994年9月15日这天临晨班车照常在两点出发，与往常不同的是一位洋人同事同车平时他很少搭通勤车的，洋人同事的体型比较胖陶杰就把副驾驶的位置让给他，让他感觉舒服些，没想到这一不经意的善念却救了他一命。
当班车进入启德旧机场隧道的时候，一辆奔驰忽然迎面撞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班车司机为躲避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下意识的把方向盘往右一打，副驾驶上的洋人同事立刻七窍流血送医救治无效不幸身亡。
后来才知道原来开奔驰的人喝醉了酒走错了线与班车正面相撞，当时陶杰坐在后座没有系安全带，当班车与奔驰相撞的瞬间他的身体向前直冲，车停下来后他以为自己没事没想到身体却根本无法移动，左腿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消防员赶来，用锯子锯开车座把他抱出来，他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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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陶杰仍然很坚强强忍疼痛没哼一声，结果送到医院后就把他的病床搁在走廊上没有及时得到处理，碰巧有一位实习医生经过看陶杰脸色过于苍白，就给他量了量血压结果吓了一跳，陶杰的血压低的吓人，诊断结果是大腿骨折横膈膜穿破左肺部被顶上一寸，尾龙骨碎掉一截赶紧送入手术室急救，如果再晚一个小时陶杰今天就不会在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手术室门口陶杰的家人焦急的守候着生死未卜的陶杰，陶杰的弟弟为了哥哥能够平安度过手术期，竟然不辞路远到大屿山灵隐寺请求寺中的尼姑为哥哥念经祈福，经过三组医生15个小时的紧急手术，到第二天凌晨12时医生告诉他，一切医疗手段已用尽「现在要靠你的意志了，这时的陶杰呼吸微弱、动弹不得。
到了凌晨2、3点的时候他迷迷糊糊之间，觉得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躯体，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很大的海或者说是一条很宽阔的河，一朵朵金色和粉红色的莲花在海中漂浮而来，每朵莲花都像圆桌那么大，伴随着海浪声他的耳边响起了念经的声音，我要跨入海中乘莲而去吗？陶杰问自己，这时一股力量向他推来彷彿要把他推入海中，美丽的莲花给人的感觉如此的安详，跨过去一定会很温暖舒适的，莲花会接我我去到另一个地方不是也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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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在内心响起，不可以跨过去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就这样陶杰的意识又回到了体内，天还没亮陶杰半睡半醒浑身疼痛，就在这时他听见帘子后面爸妈正在为他讨论治疗方案，陶妈妈希望有一个胸肺外科医生加入治疗团队，陶爸爸觉得医院已经倾注了全力抢救无须再多担心，二人争执不下，陶杰无力的想，这重症病房怎么可以允许他们这么晚了还留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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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着就听到门外的护士和值班的阿婶在打赌，说某个病床上的病人会离世，没想到被说到病床号码的病人果真就离世了，陶杰心想可千万被叫14号床啊！我就是14号床，到了第三天陶杰的朋友到病房来探视，说他们非常担心他的状况并嘱咐他要好好休息，手术后命悬一线的濒死三天终于过去了，陶杰没有踏上接引他的莲花终于彻底的甦醒了过来。

过了一天陶杰的朋友来探望他，陶杰心里感到奇怪，他们昨天不是来过了吗？再一看他们穿的衣服竟然和昨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接下来更匪夷所思了，他们说的话竟然也和昨天一模一样，甚至连动作都是一样的，一问才知道原来昨天朋友并没有来，昨天看到的是他在濒死的状态下穿越到了未来，提前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事情，他又问母亲是否有在重症病房和父亲讨论救治方案，陶爸陶妈都深感奇怪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会轮到陶杰奇怪了你们不是在帘子后面讨论的吗？我当然就听到了呀，陶爸陶妈说他们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待在重症病房，而是住在大华酒店里那些话都是在酒店房间里说的，大华酒店和玛丽医院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距甚远，但是父母的对话就像近在咫尺一样清晰，为了确认自己濒死的三天到底是睡着了，他曾想母亲求证母亲回忆说，当时的他就像一张纸一样完全没有反应动也不动，血压也极低全身插满喉管就像植物人一样，而实际上那时的陶杰意识清醒能自我判断和决定是死是活，这说明术后三天陶杰经历了穿越时空、透视未来的濒死体验。
后来他说人在清醒的时候时间是在一条直线上，但在濒死的那三天里声音、视觉、感觉是碎片状的，犹如一块块积木般被拆开再重新组合起来，很像电影《盗梦空间》的场景可以看到未发生的事，陶杰很少沾酒一次出行瑞士回港后朋友邀请他去试酒，因却之不恭便欣然前往，席间有大陆朋友邀他喝香槟没想到两杯下肚突然人事不省，送医检查后竟发现他左边心房有一个罕见的肿瘤，罹患率为二百万分之一，医生连声说他幸运如不及早发现随时会冲入脑部致人死亡，于是立即手术去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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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新冠病毒爆发，「钻石公主号」游轮上3500名乘客船员中，700人确诊感染100多人死亡。当时陶杰就在这艘游轮上，下船后陶杰才得知疫情的严重性14天隔离后陶杰安全脱险，两度与死神插肩而过此后又几次与死神失之交臂，陶杰深信举头三尺确有神明，他说正如英文里有一句话：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这个世界永远有一些隐形墨水，对于你做人的基本原则、底线等等是写在你命运的墙壁上面，你看得到就看得到看不到就看不到我现在是看到了。濒死体验让他更加深感使命在身更加明确活在世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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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癌症

1、碳酸氢钠---小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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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安好2013:回复@Ccccfei:[作揖][作揖][作揖]
7-19 12:26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谢谢！！！
7-19 11:23
Ccccfei:回复@一生平安好2013:食用柠檬酸，或者自己买柠檬提纯柠檬酸，网上有方法
7-19 11:20
Ccccfei:回复@无昼10269:食用小苏打和食用柠檬酸，柠檬片浓度太低了，用于改善苏打水口味可以
7-19 11:19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好的好的 是不是那种食用小苏打 柠檬酸能不能直接加柠檬片 柠檬酸是不是要买的那种药啊
7-19 11:14
一生平安好2013:回复@Ccccfei:请问柠檬酸是在水里加柠檬吗？🙏
7-19 10:57
Ccccfei:回复@无昼10269:少打一个1，3g兑1500ml，[允悲][允悲][允悲][允悲][允悲]，有癌再加柠檬酸一起喝，正常人就喝小苏打就可以了
7-19 10:25
无昼10269:回复@Ccccfei:好的 谢谢！
7-19 10:17
Ccccfei:平时兑水喝，3g兑500ml的水，可以预防
7-19 10:16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4 22: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7-15 20:11 编辑

风清扬尘:
了解一種思想而不接受它，這是頭腦有教養的標誌。

———#亚里士多德##靈魂精神論##读书笔记# ​​​

你要麼走向成長，要麼退向安全。”

———亞伯拉罕·馬斯洛

曾有人问王阳明，“读书不记得如何？”王阳明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并不简单]//@季业: 竹篮打水



风清扬尘:
“我永遠不會老。
對我來說，老年總是比我大 15 歲。”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靈魂精神論##读书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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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刻薄纳博科夫不如奈保尔，但也是出了名的毒舌：

海明威和康拉德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幼稚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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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海明威会不会把那个啤酒罐当成了纳博科夫：）

加缪、洛尔卡、卡桑扎基斯、劳伦斯、托马斯·曼、托马斯·伍尔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跟其它数百位二流作家一样。为此我不被他们阵营里的追随者所喜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先知、哗众取宠的记者、马虎的喜剧家。他写的敏感的谋杀者、富于灵魂的妓女真叫人忍受不了——不管怎么说，本读者忍受不了。

为突出硬汉气质，海明威容易憋出内伤的刻意节制的文风，和他硬沾在胸口上的大片胸毛一样显得有些装模作样。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福克纳、加缪……

谁说加缪的追随者就不喜欢纳博科夫？

文无第一，如果非要排座次，以我对文学的浅薄的理解，长篇方面：

荷马史诗统治地球三千年，地位无可撼动，你没读过不要紧，你的雕塑、小说、诗歌、电影……达到高段水平，都是对荷马的伟大的阐释和展开：神身上的人性，人身上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性（荷马史诗的政治意义另说）。

荷马之外，《洛丽塔》是文学圣殿里与水浒等杰作并列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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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初版

中篇领域，《局外人》比马尔克斯《没人给上校写信》写得还好，中篇王者，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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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初版

然而，文学世界的两个巨无霸，纳博科夫瞧不起加缪：

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对我来讲什么也不是，当我看见查太莱夫人的性交或庞德做作的胡说八道被说成是伟大的文学时，我怀疑有阴谋。

纳博科夫虽为俄裔，单论文笔，英语世界他排老二，无人敢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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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

1977年纳博科夫去世，很多一流作家都长舒一口气：不管怎样，所有在世作家的排名都可以往前挪一下了：）

再自恋、脸皮再厚，顶多一句各有千秋，要说比纳博科夫写得好，你比博尔特跑得还快，我信你个鬼。

纳博科夫瞧不起加缪，与其贬低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有无内在的联系？

《洛丽塔》生不逢时，英国公开要求法国查禁，纳博科夫相当郁闷：精绝大作无人识，辣鸡红遍天下，简直暗无天日。

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寂寞高手闻弦歌知雅意，惺惺相惜：有谁能比他们更清楚在同一领域奋斗、精进的高手之水平和价值？

科学或艺术评价，最靠谱的都是同行评议。

看罢《小武》，北野武比邂逅细川典江还要兴奋，马上做了一个每一位大导都想做的决定：投资贾科长的每部电影。

格雷厄姆·格林才大如海，令其批判的对象笑得死去活来：《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透过滑稽的谍战讽刺冷战的荒谬，“我们”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笑得四脚朝天，针对作者的一连串脏话的价值远超诺贝尔的文学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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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

作为英美文学重镇，格林盛赞1955年初版仅5千本的《洛丽塔》为年度最佳，一锤定音，《洛丽塔》风靡全球，各种改编、延伸、周边，热浪迄今不衰。

纳博科夫声誉日隆，但最初的伤害刻骨铭心，更加严重的伤害纷至沓来：海明威这么幼稚的作家1954年就拿了诺贝尔，而他1965年还在陪跑，这能忍？！

有眼无珠的世界啊，老子抓蝴蝶去了，你们根本就不配看老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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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公共话题的优雅的畜牲多如牛毛，很多大作家宁愿带着他的真知灼见（偏见）去见上帝也不与读者分享。

你看，像鲁迅、纳博科夫、法拉奇、奈保尔这样伟大的毒舌，难道不是上天送给人类的礼物？

诞生真理的条件是也只能是不同意见的交流和撞击。

除了愤世嫉俗，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纳博科夫如此激愤？

艺术经典无非好看、高端，好看指的是细节无与伦比的质感，高端指的是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象征和隐喻。

纳博科夫注重写作和阅读的愉悦，这种愉悦、精神体操，是以绞尽脑汁的精悍文笔实现的。

《洛丽塔》对人性残酷的展示，黑色幽默和欲望的深渊摄人心魄：

狂欢之后，亨伯特对洛丽塔满怀愧疚和柔情蜜意，试图哄她入睡——

可就在这种人类最无私的柔情登峰造极的时候（我的灵魂环绕着她的裸体，马上就要开始悔恨），突然之间，令人哭笑不得，性欲又膨胀起来——“哦，不，”洛丽塔对苍天叹息着说。接着，柔情与苍天——一切都粉碎了。

最荒谬的是，亨伯特越爱洛丽塔，越接近她，就越是造成对她的伤害。

洛丽塔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真正拥有的美丽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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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摘编了30句话，与大家分享：

1、人天生，并且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2、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3、我们会经常发现，在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但是却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在追求最高荣誉时，一旦碰到困难和危险，就懒惰，犹豫，容易沮丧；相反，我们也常常发现能够完善地进行自我控制的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到倒他们的勇气，没有任何危险能够惊骇他们，但同时，他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似乎无动于衷。

4、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5、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6、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

7、交换倾向出于自利的动机，并且引发了分工。

8、意识到被人所爱，自有一种满足感，对一个心思纤细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种满足感带给他的幸福，比他或许会期待的那一切可能从被人所爱当中得到的实质利益更为重要。

9、财富是交换劳动的权力。

10、要获得内心平静就必须做到“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如果这些条件能够达到，那么财富的增加会是多余。

11、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

12、我们谈论关于自己的事情时必须有所节制。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同伴对所有这些事物很感兴趣就像我们自己一样。人类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很很多人缺乏这种节制。

13、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14、不管某人如何自私，这个人总是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他看到别人幸福时，哪怕他自己实际上一无所得，也会感到高兴。这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同情的感情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便是最残忍的恶棍，即便是严重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丧失全部同情心。

15、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受人注意和被人赞许的基础上。

16、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消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

17、在竞争中,个人的野心往往会促进公共利益

18、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们倾向于同情和附和富者、强者的感情之上。

19、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呼吁人们实践仁慈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这根柱子一旦动摇，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宏大而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土崩瓦解。所以，正义必须要靠强制来推行。

20、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

21、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22、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

23、对我们来说，看到别人的同感使我们高兴，发现别人与我们完全没有同感则使我们震惊。

24、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25、只要有了和平、低税收和宽容的司法当局，一个国家要达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东西。

26、剥夺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让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东西要更严重。因此，侵犯财产，比仅仅撕毁契约罪恶更大。

27、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的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

28、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个国家的相距久远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进步是缓慢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29、我们赞同别人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和对方的情感一定要完全相同。

30、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只是阻止我们去伤害邻居。一个人仅仅克制自己，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确实只有一丁点可取之处。可是，他已经履行了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我们时常可以安坐家中和无所事事，这样会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规则。因为正义是合宜的，所以它总是获得我们的赞同。但是因为正义并非真正的和现实的善行，所以，它几乎不值得感激。收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6 12:3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6-8 17:03 编辑

摘自《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这正是因为「创新」和「保守」两种倾向永远是并存的。其实不但西方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把「创新」和「保守」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价值。中国文化整体而论固较偏于保守，但孔子已说三代之礼虽相因而都各有「损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态。（清代学人恽敬写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论》。） 中古以下重视保存传统的人无过于朱熹，然而他又特别欣赏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之说，故曰:「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杜甫论诗，也说「不薄今人爱古人」。甚至现代有识量的学人如蔡元培依然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但其中也有传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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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凡是聪明人都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定不移（黑白先生）

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but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Bertrand Russell 大意是：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在于，傻瓜和狂热之徒总是对自己信心满满，聪颖的人则很不确信，这句话是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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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
那些要求延长中国人退休年龄的人，总拿德国的退休年龄说事。德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是说事的人绝不会告诉你：
1，德国人60岁领退休金，继续工作等于拿双份工资。
2，德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175天。而中国人平均年工作日是300天！
如果参照德国按照工作日计算，中国人应该是43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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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五月五日为何被称为“恶月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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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地阴阳运行之道来看，端午这个重午日的干支都是午，阳火双至，也称“纯阳日”。到了重午日的午时，双阳加天火，走到阳气最高点，火热至极，阳刚至极。人们抓住阳气极致的端午这一天，善用各种智慧来驱毒辟阴。《抱朴子》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辟各种兵灾，可见辟兵祸兵灾之道也是这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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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五月五日为何被称为“恶月恶日”？

编辑&推荐／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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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到汉代，就有一种说法，认为黄历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我们看到汉魏遗书董勋《皇览逸礼》说：“五月俗称恶月”。那时的民俗有“持斋放生”的作法，就说那时候的人以斋戒净心，慈悲对待生命的方法来度过恶月。

汉朝《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引自《事物纪原·卷八》）从这个古代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人担心恶月恶日的恶事，包括瘟疫、阴界生灵等等这些事。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为何这些人们厌恶、害怕的事情会和五月五日紧系在一起呢？其中真有道理吗？

古代民谣传唱：“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五毒是指：蛇、蝎、蜈蚣、蟾蜍、壁虎（或蜘蛛）等五虫。所以说，五月称“恶月”，这和燠热天气有极大关联。

清代厉荃的《事物异名录》记载：“五月五日午时为天中节。”这一天和夏至很接近，或也可能是同一日。这一天中午时分太阳处于最高位置，在天之中，阳光最猛最烈。天气炎热极度潮湿之下，蚊蝇蛇蝎等等百毒齐出，大肆活动，细菌病毒也容易滋生，疫病更容易流行，因而自古以来五月就有“恶月”或“百毒月”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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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①射粉团
题：射粉團，唐宮中造粉團角黍飣盤中，以小弓射之，中者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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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②赐枭羹
题：漢令郡國貢梟為羹賜官以惡鳥，故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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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③采药草
题：五日午時蓄採眾葯治病，最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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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④养鸲鹆
题：取鴝鵒兒毛羽新成者去舌尖，養之皆善語。


古人除毒的作法也不少，例如，在此日采集各种药草以除毒气，从周代就传下来，五月蓄兰沐浴，净身驱除毒害的作法（《大戴礼记 ·夏小正》），后代称“浴兰汤”，采用的兰是蒲兰，菖蒲属的植物，带有杀菌的功能。《本草纲目》说：“菖者百草之先生者”、“感百阴之气为菖蒲”。可见菖蒲的根性强壮，天生至阳耐阴寒，且含有芳香油，可以用来制伏阴毒。

南北朝时代，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荆楚地方之人，在五月五日赶在日出前采百草制药，还有，采艾草悬挂在门户上以禳毒气，人们将长得像人形的艾草视为至宝。（《荆楚岁时记 》）也有将艾草扎成虎形，或用丝绸绫缎剪出小虎形，再黏上艾草戴在身上，保护人不病瘟。《本草纲目》说艾草是纯阳植物。别看嫩嫩小小一艾草，它性极热能升阳气，杀菌功能很强。艾叶切碎放入香囊配挂身上可以驱虫保健，干艾草泡水薰蒸也可以消毒止痒。

汉朝时流行取用朱绳、五色柳和桃印作为门户装饰，具有禳毒功效（《续汉礼仪志》），后世以“天中午瑞”辟“五毒”的作法也很常见了。“天中五瑞”是指艾草、菖蒲、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五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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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⑤悬艾人
题：荊楚風俗以艾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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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⑥系采丝
题：系采絲，以五色絲系臂，謂之長命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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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⑦裹角黍
题：以菰葉裹粘米為角黍取陰陽包裹之義，以贊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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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端阳故事图册⑧观竞渡
题：觀競渡，聚眾臨流稱為龍舟勝會。


端午这一天也是阳气至盛至极的一天，过后在天地的阴阳循环中，一阴复生，阴气开始滋长。《说文》说：“（黄历）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说明五月五日过后阴长阳衰的现象。仲夏五月之卦是姤卦，卦象是一阴承五阳，表示阴气归来。端午之后，阴气萌作，这就说明了“五月五日以五彩丝（也叫“续命缕”）系臂，辟鬼”的缘由。

从天地阴阳运行之道来看，端午这个重午日的干支都是午，阳火双至，也称“纯阳日”。到了重午日的午时，双阳加天火，走到阳气最高点，火热至极，阳刚至极。人们抓住阳气极致的端午这一天，善用各种智慧来驱毒辟阴。《抱朴子》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辟各种兵灾，可见辟兵祸兵灾之道也是这番道理。

五月五日称“恶月恶日”有其多面的意义，其实此日也正是以阳制阴的制高点，窥其堂奥，有道不尽的精彩。



〔注：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为散人编辑时所加。转载请保持文章的干净正统，亦是对原作者的尊重。〕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8 21:0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8 19:39 编辑

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人天然是轻信的，不信的，畏缩的，鲁莽的。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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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John Searle曾经问福柯，为什么他在交谈中说的话如此明白晓畅，而写的文章却如此艰涩难懂。福柯告诉Searle, 必须要用费解的鬼话来填满一篇文章的25%，要不然法国哲学家们就不会把它当回事。” ​​​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11 20:4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8 23:07 编辑

作者：b612的刺猬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422923/answer/71535194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比如查传侠女友版本的详细故事： 金庸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交过一个女朋友，这女孩性格比较开朗，经常跟别的男生单独约会，金庸的儿子（查传侠）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女生可以这么放肆？他多次要求女生与别的男生断绝来往，都遭到该女生的拒绝，因为这女生长得太美了，因为这女生知道查传侠太爱她了，无论她对他多坏，他都深深爱她，所以她骄傲，所以她放肆，后来查传侠自杀了，她公布了自己的日记，她其实也是深深爱着小查的，她就喜欢看小查吃醋的样子，她私下约会的几个男生，其实跟她都有血缘关系，她就是想试试小查有多么爱自己，她没想到，这幼稚的试验，夺走了一条19岁的生命！（查传侠和女友是异地恋 女友在旧金山……哪来这么多破事，这是宋祖德写的）又比如查传侠幼年的故事，描述的比较详细的是傅国涌的《金庸传》但傅国涌的《金庸传》金庸是这么评价的“《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2003年7月28日 北京青年报采访报道）而豆子老师几乎按照这个版本的说法写出了《查传侠演义》……而且你注意看会发现“朱玫能把查传侠哔哔崩溃”这句话在引用范围之外，可以说是自由发挥。事实上对照《金庸往事》里所描述的说话寡默，同时并非“吵架精”的朱玫是有人设冲突的。……换句话，我觉得豆子老师您这次真的是在编故事至于其他我不知道为啥你们非要把两个原因分个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这事两个说法都存在已久，并非哪个答主杜撰比如沈西城在《金庸往事》里认为女友事件是原因，父母离异也是原因。比如林燕妮则可能因为同情朱玫认定是因为金庸和朱玫离异的关系比较大。金庸本人在之前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采访时，采访时说的是因为儿子和女友之间发生争吵，后来也承认"可能受我的婚姻影响”。说明当事人也认可自己当时的行为可能也是查传侠自杀的原因之一。但总体来说，就是这两件事都客观存在，或许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查传侠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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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
​
知乎十年新知答主
会飞的千里马
等 1,082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邀。

金庸的史学底子挺不错的，是书香门第出来的风范。
《袁崇焕评传》就不提了，那本书观点和倾向不论，陈述和史料摘录算是挺好看的。

说些其他值得注意的细节：
《书剑恩仇录》里，对乾隆诗歌风格的吐槽、对兆惠与回族交战的细节等，都显得很有底子。
《飞狐外传》里针对福康安的细节，是下过功夫的。
《雪山飞狐》附记里提到过李自成和奉天玉和尚的传说之类，提到的书目就很值得瞧了。
《天龙八部》里倒数第二回，夹带了好大的私货，吐槽宋神宗变法，歌颂司马光和高太后，观点不论，那段还是很有趣的。
《射雕》写起来其实也不易，铁木真麾下诸将要刻画得信手拈来，还把他和扎木合的情感描绘了一笔，我觉得挺棒的。附记里对蒙古若干秘史的追述，功夫下得不少了。
《鹿鼎记》整本就是康熙朝历史小说，还带俄罗斯历史呢。对若干历史人物比如明珠之圆滑，索额图之精干就不提了，妙在许多如慕天颜、桑结、葛尔丹这些历史人物，你是要懂得他们在历史上的结果，才会发现对他们的描写多好玩的。
《倚天屠龙记》，不懂点元末是没法写的，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韩林儿、徐寿辉、朱元璋、汤和、周颠、彭莹玉和赵敏她哥哥王保保的历史地位，带张无忌去治寒毒的居然是常遇春，看过明英烈的都会哑然失笑吧。
《碧血剑》后半部分就是历史写照：袁承志亲眼目睹了多尔衮刺皇太极、明亡和甲申之变，是除了《鹿鼎记》外金庸最带历史小说范的东西了。

以上这些玩意，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了解不难，难在还要铺排情节，凑成小说，这得多信手拈来啊。


至于以现代治学方式和史学家要求来勒令金庸的就算了：人家是1924年生人，受的教育还偏传统，历史方面简直是半民科。
作为小说家，到此地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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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桥
在海外，苦苦寻找中国的书。
   我们自封的世界一流大学很多。我们每年出版的书也占世界总量1/4以上。可是，在欧美的书店里，怎么找不到一本中文书的翻译本呢？
   我在伦敦Chiswick Waterstone 三层楼逛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本。一本！
    我们的书都太滥、太差。没有别的原因。另外，我们也没有软实力。他们对我们的事没有足够的兴趣。
   你再看看中信出版社的外文翻译书，多畅销啊！如果不受有关部门的限制，还会更多！
不要怪外国的出版社或者书店有什么歧视。他们是纯商人。如果你的书好卖，他们不会跟钱过不去。注意：他们的出版社和书店不是国营企业。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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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

人才能有所发明

文 | 爱因斯坦


我很高兴，你们让我有机会作为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欧洲人和一个犹太人，向你们表达深挚的谢意。通过你们精心的救济计划，你们不仅对那些无辜遭受迫害的学者，而且对全人类，对科学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你们证明了，你们和全体英国人民仍然忠诚于宽容和正义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你们国家值得自豪地保持了这个传统。



正是在像我们今天到处都经历着的经济艰难的时代，我们才会认识到一个民族生气勃勃的道义力量的现实意义。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时候，当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起来以后，历史学家作出的判断会说：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子里，这个大陆的自由和荣誉是靠西欧各国拯救出来的；它们像中流砥柱，在严酷的时代里坚定地反对仇恨和压迫；它们成功地保卫着个人自由，这种自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知识上的进展和发明，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凡是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觉得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要去裁判多年来把我也算作它的一个公民的那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这不可能是我的任务；在迫切需要行动的时候，甚至连试图去评价它的政策或许也是无益的。今天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样来拯救人类和它的文化遗产？怎样来保卫欧洲使它不遭受另一次灾难？



无可怀疑，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由它所引起的痛苦和穷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危险动乱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满产生仇恨，而仇恨又导致暴力行动、革命甚至战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困苦和灾难怎样招致新的困苦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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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二十年前的情况一样，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们又要再一次担负起十分重大的责任。人们只能希望，在时间还不算太迟以前，他们将为欧洲订立一些其含义完全一清二楚的国际条约和保证，使一切国家都会认识到，任何战争冒险的企图全都是枉费心机的。不过，政治家的工作，只有当他们受到人民的诚挚的和坚决的意志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所碰到的，不仅是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有启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务。如果我们要抵抗那些威胁学术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我们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自由本身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应当体会到，我们的先辈通过艰苦斗争所赢得的自由，给了我们多大的恩惠。

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没有疑问，目前的经济困难将会产生一些法律上的措施，使劳动的供求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调节，经常通过政府的控制来实现。但这些问题也必须由自由的人来解决。在寻求解决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被驱使到一种会阻碍健康发展的奴役制度中去。

我还想讲一讲我最近想起的一个主意，当我孤独地生活在乡间时，我注意到单调的清静生活怎样激起了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还有某些职业，要求人孤独地生活，而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我所想到的就是像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这类职业。难道不能让愿意思索科学问题，特别是带有数学或者哲学性质问题的青年人去从事这种职业吗？有这种抱负的青年，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多产的时期，也很少有几个能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一个青年人即使非常幸运地得了一种有一定期限的奖学金，他也总是被迫要尽快地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的学生只能是有害的。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参加了一种使他足以糊口的实际职业，情况就要好得多；当然，先得假定这种职业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他的科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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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于乡间小路上的哥德尔和爱因斯坦

难道我们只能哀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紧张、危险而匮乏的时代吗？我并不以为然。人，也像一切动物一样，本性是被动的。除非受到环境的刺激，他简直不愿费神去考虑他的状况，而往往像机械人那样机械地动作。我想以我的年纪，我已经有资格来说，在我的幼年和青年时代，我是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在那段时期，人们只想到个人生活的琐事，把头发向后梳得光光的，讲话和行动都力求同他们的同伴们一样。人们总是好不容易才会发觉隐藏在行为和言词的习俗假面具后面的是些什么东西。这个假面具把真正的人掩盖了起来，就好像他是被棉花包裹着的那样。

今天却是多么不同呀！在这个暴风雨时代一阵阵通明彻亮的闪电中，人们能够看清楚赤裸裸的人和人的价值。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现在都清楚地暴露出他的优点和弱点，他的志向和激情。在当前事变的冲击下，通常的行为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习俗常规就像干枯的外壳一样脱落了。

人们在困苦中会觉悟到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和需要有超国家的政治约束。只有遭到危险和社会动乱时，国家才会真正感到不得不采取进步性的政策；人们只能希望目前的危机会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可是，除了这条颇为抽象的途径以外，我们决不可忘记那些至高的和永久的价值，惟有有了它们，生活才有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把它们作为一份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而这份遗产该比我们从自己的父母手里接受下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纯净，更加丰富。像你们所做的那种高尚的努力，将会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这是爱因斯坦为避德国纳粹特务的谋杀从比利时流亡到英国以后，所作的公开演讲。这次演讲由英国“流亡者援助基金会”组织，于1933年10月3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厅（Royal Albert Hall）举行，演讲内容于次日发表于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上。本文原标题为《文明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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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生错择
4小时前
来自 红米Redmi
康德说，“婚姻就是男女双方交换性别特征的长期协议”，哲学家说话就是这么直接，康德自己虽然没有过婚姻，所以他毫无避讳的指出婚姻就是一场物化对方的交易，但现代人已经软弱到了不愿意承认，男女之间天天在物化对方的现实。现代人把“物化”刻意描绘成了一个不得了的原罪，但物化不过是一个事实，没有物化，就没有婚姻。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13 11:18

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勿食我黍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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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




“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这一论断当然不是否认其他文化中也有和“侠”相似的现象。最明显的如西方的“武士”(Knighthood)或“骑士”(Chivalry)确足与中国的“侠”相互参证。事实上，武士阶层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其道德规范也大同小异。但比较文化史特别引人入胜之处则不在其“大同”的一面，而在其“小异”的部分。只有着眼于“异”，我们才能超越武士阶层的世界通性，以进而彰显“侠”的中国特性。本文将着重于“侠”在中国文化、社会史上的流变。这是因为“侠”的观念在中国史上经历了好几个变迁阶段，不容“一言以蔽之”。通过探源和溯流的研究方式，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划定“侠”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

一、 侠的起源及其中国特性

近代学人关于“侠”的起源讨论较多，大体言之，他们认为“侠”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而古代的“士”则都是武士。事实上，商、周的“士”大致是文武兼资的，到了春秋以后才开始有文武的分化。下逮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了。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1］

这一论断大体是合乎历史实况的。其中唯一可以斟酌之处是“侠”是否能看作“武士”的专名。《韩非子·五蠹》云：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这大概便是顾氏立说的根据。但是我们似乎只能说出侠出于武士阶层，而不能说凡是武士都可以称作侠。严格言之，侠是武士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史记·游侠列传》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这一段关于“侠”的描写不但抓住了古代“侠”的真精神，而且也为后世仰慕“侠”行的人树立了楷模。根据这一标准，大概只有武士中之出类拔萃者才能称之为“侠”，一般武士是不够格的。

“侠”既渊源于武士阶层，则其出现的历史过程大致与文士相同，也就是说，“侠”起于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以后原有那种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了，于是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有些高层的贵族下降为“士”，更有不少平民上升到“士”的阶层。一方面，“士”开始文武分化；另一方面，“士”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齐思和《战国制度考》指出：

平民既成为战斗之主力，于是尚武好勇之风逐传播于平民，而游侠之风与焉。慷慨赴义，尽忠效死，本为封建时代武力之特殊精神。……惟春秋之侠士刺客，犹限于贵族。至战国则举国皆兵，游侠好勇之风，遂下被于平民。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激昂慷慨，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而当时之王公大人，或用之以复仇，或资之为爪牙，往往卑礼厚币，倾心结纳。严仲子以万乘之卿相，而下交于聂政；信陵君以强国之公子，而屈礼于侯生。此种泯除贵贱之态度，实封建时之所未有。而侠客亦遂激于宠礼，慷慨图报；一剑酬恩，九死无悔。［2］

平民上升为“士”(包括武士)是战国时候最重要的变动之一。这便说明，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上初出现时即包括了平民在内，而非贵族阶层所独占。这是“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之一。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故不仅有庄严的授爵典礼(dubbing)，而且还有正式的组织(orders)。中国古代的“士”在春秋以前也是贵族并且也有成“士”之礼(如“冠礼”)，但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士、庶之间的界线已趋于模糊，而且有关“士”的礼仪似乎也松弛了。今天传世的礼书大致只能代表古代体制的理想化，不足以说明战国以下的实际状况。在“礼崩乐坏”以后，“士”的资格的取得是否必须通过形式的礼仪，如西方中古的骑士之例，至少在史籍上是找不到明确记载的。

从一般武士的情况推到“侠”的问题，则中西文化的差别更为清楚。“侠”之名在春秋时代尚未出现。所以中国的“侠”从一开始即不限于贵族，而包括了许多平民在内。《史记·游侠列传》云：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后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

在这段文字中，司马迁一连用了“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三个名词，显然都指平民而言，并持以与战国四公子之辈相对照。在他的观念中，战国时代的“侠”显然可分两类：一为贵族(卿相)之侠，一为平民之侠，而后者更为可贵。这一点在《汉书·游侠传》中说得更明白：

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横，力政争疆，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可见班固正是把四公子划为“游侠”一类。至于《史记》中的“延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史记注)条云：

延陵谓季札……以其遍游上国，与名卿相结，解千金之剑，而糸冢树，有侠士之风也。

顾氏以“延陵”为春秋时代的吴季札。此说可信与否在此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显然也认为司马迁所述延陵等五人是属于“卿相之侠”，而与“布衣之侠”不同科。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侠”有贵族与平民之别，另一方面则对平民之“侠”特加推重，故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减不见，余甚恨之。”这一点反映了汉初的“侠”大致已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侠”和古代作为贵族最底层的“士”已大为不同，即“侠”并不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礼”而存在。前面所引司马迁关于“游侠”的描写，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等只是行为的表现，而不是“礼”。从这一点来观察，“侠”和西方中古骑士的差异更是泾渭分明了。西方骑士之正式取得并维持其资格必须通过许多繁复的礼仪，如上面提到的授爵礼和各种定期的武术比试(toumaments)。这大概有些像中国古代的“士”的“冠礼”、“大射礼”、“乡射礼”之类，因为骑士和中国春秋以前的“士”同是世袭的贵族。西方骑士的家世背景是极其严格的，如果偶有一个平民被误授以骑士的身份，所有参与授爵典礼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3］。《管子·小匡》篇所载“士之子常为士”的原则在西方骑士史上确是信而有征的。由于“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而且平民的比重还越来越高，所以“侠”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一套“礼”的规定。这也许是因为“礼不下庶人”的缘故。总之，以“侠”与西方骑士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侠”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中国史籍上充满了“侠风”、“侠气”、“侠节”之类的名词，但却未见有“侠礼”之称。

“侠”虽然主要指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一精神却也不能完全没有社会基础。这就涉及在战国秦汉之际，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侠”的问题了。钱穆《释侠》指出：

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义，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论训》。其言曰：“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返。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4］

钱先生此处的观察十分敏锐，所引《淮南子》中“任侠”的故事尤其能说明问题。依照这一解释，古代的“侠”还不是指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存亡死生……的个别武士，而是指这些个别武士的领袖，也就是赡养着这些武士的人。如贵族中孟尝君之流和平民中朱家、郭解等人。他们平时都对大批武士予以财力的支持以及政治的庇护，因为这些武士中有颇多犯法的“亡命”之徒。韩非所谓“侠以武犯禁”，正指这种情况而言 。这一“侠”的文化特色更是在西方中古骑士身上完全找不到痕迹的。换言之，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而中国的“侠”则是非法的结合。“侠”在战国秦汉之际所以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便是因为“任侠”的人手下有大批武士，可以在危机时为他出死力，如上引《淮南子》中“北楚有任侠者”之例。

《史记·季布传》“任侠”一词，据如淳注云：

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过去的注家曾对“任”字、“侠”字提出各种训诂上的解释，这里无须深究。如淳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指出了“任侠”是一种团体，不但互相信任，而且有共同的是非。其次，更重要的则是它扼要地揭示了“侠”的社会结合的本质：“权行州里”指“侠”的地方势力而言；“力折公侯”则指这种势力和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地位。如淳是曹魏时代的人，他对于“任侠”的理解大致可以说明汉代的状况。关于这一点，下面将另有讨论。17世纪的方以智在《曼寓草·任论》中也说：“盖任侠之教衰，而后游侠之势行。”杨联宝先生解释此语说：

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应有区别。……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等能养士结客，有许多人依附者为任侠，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则为游侠。［5］

可知方氏也强调“任侠”的社会集团的性格，这和上引钱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合。这一解释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史料中是能够得到印证的。

二、 侠与古代思想

最后，关于“侠”的起源，我们还要澄清它和古代各派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近代学者先后至少提出过三种看法。第一是章炳麟的侠源于儒说。《检论·儒侠》云：

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6］

这是说漆雕氏之儒即是古代的侠，其学既废才有“侠”的继起。但是即使在后世，“儒”仍然可以包括“侠”。

第二是墨出于侠说。冯友兰《原儒墨》说：

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专家，即上述之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7］

第三是“侠”与黄老道家有关说。劳干《论汉代的游侠》注意到汉初游侠似与黄老有关涉，如郑当时、汲黯诸人一方面喜“任侠”，另一方面又好黄老之言。劳先生所提出的假设性解释是二者都同属于平民阶级。劳先生更进一步说：

《史记·游侠传》序称：“儒墨皆排摈不载。”可见游侠既非儒亦非墨。亦即是游侠的行动不要任何学术或思想做基础。所谓或以为韩非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认为墨出于侠，是并无根据的。不过侠虽与道家并想上相承之序，却有若干思想上沟通之处。因为游侠本是一种传奇式的行动，出发点是任情适性，而不是在清规下的严肃生活，所以与儒墨俱不类，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8］

这三说之中，尤以墨出于侠的观念流行较广。但按之史实，这三种说法都缺乏坚强的论据。西方的骑士虽然也起源于古代俗世社会中的武士阶级，特别是条顿民族的英雄传统，但自十字军东征以后，骑士便和基督教汇流，从此骑士阶级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教会的捍卫者。所以一般专家承认“骑士”精神是由尚武、贵族和基督教三种成分混合的结果［9］，甚至最严谨的史家也不能否认骑士的仁慈、忠诚、正义等道德观念确有宗教的渊源［10］。中国的“侠”则不然，它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这又是“侠”与“骑士”的重要文化差异之一。

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见《淮南子·泰族训》)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因此和“侠”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如果仅据此而断言“侠”与儒、墨之间有谱系关系，则未免过于轻率。司马迁说“闾巷之侠……儒墨皆排摈不载”，这一句话便是以否定“侠”和儒、墨有谱系关系的断案了。而且司马迁此处所用“儒墨”一词已是“文士”的泛称，并不专指儒、墨两家。这在汉代文献中是常见的情形。例如《淮南子·泛论训》说：“总仰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盐铁论·晁错》篇说：“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论集议。”这两处“儒墨”的用法都只能解为一般文士的代称。墨者是文士而不是武士，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通解。至于道家不同情“侠”的行为，证据也是十分明显的。《淮南子·泛论训》在引述了“北楚有任侠者”的故事之后，接着评论道：

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总汇。此处评语显然是以“任侠”为多事，不合黄老“清静无为”的宗旨。我们又如何能说“侠”和“黄老”在思想上有所契合呢？总之，上引章炳麟《儒侠》篇中“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一语已道尽了“侠”的底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寻找任何古代学派的渊源了。

三、 侠的新阶段——社会基础与政治势力

游侠起于战国，但至汉代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代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这是“游侠”一词的由来。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之末太史公曰：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这六万多家包括了“任侠”者和他们所养的死士(“奸人”)。这些“游侠”当然都是从各地而来的。《淮南子·人间训》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的故事：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银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击)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长，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按：务、势也。)于天下。请与公缪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故事(亦见《列子·说符篇》)：故事中的“游侠”和他们的“徒属”无疑也是从各地来投效梁之虞氏的。

我曾指出，文士从战国到秦汉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周游列国的“游士”转变为具有社会基础的“士大夫”。汉初数十年中虽有“游士”的活跃，但已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此一变化的主要关键即在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长期容忍“游士”的离心活动。文士如此，武士亦然。“游侠”进入汉代以后，其社会性格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所不同者，“游士”经过“士族化”和“ 恒产化”之后，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而“游侠”的新发展则反对此秩序构成更严重的威胁，因此终西汉之世，“游侠”都是皇权打击的一个主要对象。

汉代的“侠”已趋向本土化。《汉书·游侠传》说：

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 闾阎”、“州域”都是指“侠”的本乡而言。所以《史记》、《汉书》记述“侠”的活动无不标明他们的地望。让我们举几个例加以说明。《史记·游侠列传》：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朱家虽是名闻天下的“侠”，但他的基础毕竟在东方，所以“自关以东”的豪杰才对他特别景仰。同书又说：

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按：《汉书》作“大将军”)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所以周亚夫(条侯)才如此说。《资治通鉴》卷十六不载剧孟事，因为司马光不信剧孟的势力如一“敌国”。《通鉴·考异》曰：

按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司马光以宋代人的眼光看待“游侠”，不了解汉代“游侠”的地域势力，未免过于谨慎了。《史记》又说：

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尽诛此属。

其后代诸白(《索隐》：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侠非一，故言“诸”)、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又说：

自是(郭解)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这些“侠”虽然都是霸一方的人物，所以必须一一标明其势力范围。《汉书·游侠传》曰：

万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子夏”。

可见长安一城之内，“侠”即分成许多小区域，互不相犯。万章的势力限于城西柳市一带，因此才获得“城西万子夏”的称号。这种情况和现代大城市中黑社会的分区统辖，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各地区的“侠”互相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在汉代也是约定俗成。《史记·游侠列传》曰：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这个故事最足以说明“侠”的地域背景。郭解虽是名闻天下的大侠，但他是河内轵人，洛阳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得已而调解了洛阳的仇家，却不愿居功，而仍要暗中以此功归之于洛阳的“贤豪”。他的理由是“解奈何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也就是说这个调解之“权”本是属于洛阳本邑之“侠”的。从万子夏和郭解的例子，我们可以完全证实汉代的“侠”确是“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的。

“侠”和“士”一样，在汉代首先是和宗教的力量结合了起来。《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济南氏”便是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汉书·酷吏传》云：

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守。至则诛氏首恶，余皆股栗。

可见氏的社会势力主要便建立在这三百多家的“宗人”上面。《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云：

新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赵)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

杜建之例说明宗族和宾客是他的群众基础。此外如姻戚、乡党、故人等当然也都包括在内。《汉书·游侠传》记齐人楼护“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家，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即是一例。《史记·游侠列传》记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终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诛其族。这也是因为郭解的势力来自宗族。

由于汉代“侠”的巨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固说：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 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惟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汉书·游侠传》）

从这一段简要的叙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汉一代“侠”在政治上的消长。现代史学家往往强调汉代游侠的平民性，这一点自有根据。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司马迁所谓“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或“ 闾巷之侠”乃是相对于周代“封建”贵族而言，汉代的“侠”却并不是普通的“布衣”、“匹夫”。战国的旧贵族到了秦汉时代基本上已消失了，但新贵族则开始形成，此即赵翼所谓“布衣将相”(《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代游侠的势力不仅遍及民间，而且和新贵族互相援引，甚至有些“侠”本身也参加了新贵族的行列。［11］我们试以魏其侯窦婴与灌夫的例子来说明“侠”与新贵族之间的关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想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想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的父亲张孟是灌婴的“舍人”，后并改从灌姓，其本来社会身份之低微可知，灌夫本人则因灌婴的提拔而历任郎中将、淮阳太守、太傅等要职，显然已成为汉初新贵族中的一分子。

但据上引传文，灌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游侠”。他和魏其侯窦婴之间一方面是互重义气，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以势力相援引。窦婴看重灌夫所拥有的宗族、宾客、田园等“权利”；灌夫也需要窦婴所拥有的列侯、宗室等政治关系。前引班固语，说“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事实上，这两类的“侠”在汉代初期即已存在。陈遵在哀帝时已因军功封侯，至王莽时先后出任河南太守、九江及河内都，“凡三为二千石”。他居长安时，史言“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见《汉书·游侠传》)。他的经历和灌夫极其相似，都可以称之为“侠而优则仕”的一型。由于灌夫卷入了魏其、武安两派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心，所以司马迁将他的事迹附在此两人传记之内(《汉书》亦然)，否则他也应该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

“游侠”的势力如此浩大，社会根基又如此深厚，他们自然是在朝的新贵族所必须争取的对象。但“游侠”的活动加深了王、侯、将、相之间的党派分裂，极不利于统一皇权的伸展。所以班固特别指出“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班固此处的“天子”是指武帝而言。其实，早在文、景两朝，汉廷已开始诛戮“游侠”了。不过大规模而有系统的剪除“游侠”却是武帝时代的事。所以酷吏政治成为武帝一朝的特色。“游侠”势力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不但助长了朝廷上的党派分裂，如上所述，而且更在地方上威胁到郡守的权力。我们可举成为例。《汉书·酷吏传》：

成，南阳穰人也。……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成在《酷吏传》，是一个侠、吏两栖的人物。他是在吏途受挫之后，才回到南阳本郡“为任侠”的。他在南阳的权势竟然盖过了郡守，自不能为武帝所容，所以义纵迁为南阳太守，“至郡，遂案氏，破碎其家”(同上《酷吏义纵传》)。自武帝之世起，下至王莽时代，汉廷都一直以全力来对付“游侠”。《汉书·游侠传》末云：

王莽居摄，诛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师古曰：指其名而捕之)……中叔子少游，复以侠闻于世云。

可见“侠”的困扰与西汉一代相终始，其所以诛不胜诛，正由于父死子继。“侠”几乎事实上变成世袭了，虽然并不合法。

—End—

本文节选自《武侠小说论卷》，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13 19:2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6-14 18:09 编辑

@欧洲文艺评论
1970年，波普尔与雷蒙·阿隆通信，两人吐槽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阿隆说马尔库塞是个诡辩家，波普尔说，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写的东西，就感觉像是疯子在胡言乱语，我尝试着将他们写的那些复杂的德语长句，翻译成简单易懂的德语，发现那要么是些啰里八嗦，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是些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我怎么也想不通哈贝马斯竟然会被说有“天赋”。波普尔吐槽德国社会学家们滥用语言的现象，说社会学误入了歧途，现在坏的和自以为是的语言，正在驱逐好的和简单明了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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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不是出自某一个人对人们的看法，而是全人类看从经验的结晶。它并非个人判断与假定。 ”——《经典人物原型4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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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为何大骂周作人？从鲁迅原配朱安的一封信说起
时代书舍 钱锺书研究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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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下牧牛心

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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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和周作人冲突的全部缘由，就在于周作人把许广平叫〝妾〞。



不承认王蕴如（周建人第二任妻子）在周家的地位倒也罢了，毕竟周建人的原配妻子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亲妹妹。但不承认许广平在周家的地位，完全是同情守活寡的朱安（鲁迅原配）。这是让许广平咬牙切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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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清朝封疆大臣，父亲做过副省长，亲戚里个个名望了得。许广平家算当时广东数一数二的大户，又比鲁迅小近二十岁，委身于矮小又不大帅气的鲁迅先生，家人并不大满意，世俗也不认为是高攀。然而即使如此，鲁迅先生一辈子都没给许广平名分，他法律上的合法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朱安。这个结果，显然与周作人对许广平的压制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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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在写作



同情和维持朱安这样的弱者，却打击许广平这样更有话语权的强者，从世俗角度，或许是愚蠢的。因为不管怎样，周作人不能从可怜的朱安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但却给许广平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47年入狱前，周作人是有巨大声望的教授和文化巨匠，许广平只能小心翼翼地压低姿态，不敢对周作人表达任何不满。他和周作人有多次通信，每次都自称学生，尊周作人为〝先生〞。



但建国后的周作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公民权被剥夺，教授自然当不成了，家产藉没，连栖身的八道湾房产也归公了。他和八道湾新住进来的住户一样，都要向政府交钱才能住。



周作人委身于文联部门，苟且偷生，靠给出版社翻译作品获取微薄稿费，战战兢兢度日。



但此时许广平的地位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着鲁迅夫人（尽管她并未和鲁迅办结婚证）的光环，许广平威风八面，不仅成了政府高官，在话语权上对周作人也呈碾压之势。她对周作人的态度也随之大变，言必称〝老汉奸〞，不放弃任何辱骂和攻击周作人的机会。



稍理一理，我们都会发现，许广平和周作人所有的冲突，都围绕朱安展开。那么，朱安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从1944年朱安托人给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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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写作



一，无声的呐喊：一封蕴含丰富信息的信



1944年，弹尽粮绝的朱安因出售鲁迅藏书的决定，受到包括内山完造等鲁迅生前好友的指责，并在文化界引起轰动。于是，朱安托人给内山完造写了一封信，如下：

〝…（鲁迅去世后）有一位许寿裳的先生，来代许先生（许广平）索要鲁迅全集的出版权，以之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费，不可缺少。同时，许女士也来信索取，表示极端好意。我自愧无能，慨然允诺…〞
〝到廿八年冬季，家用不足，婆婆周老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果。以后，婆婆的花费，悉由周作人先生承担，银钱之外，米面煤炭，水果糕点，常有送来，应有尽有，房屋亦请人修过。卅一年五月起，又每月给我五十元零花钱。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去世，一切丧葬费用，俱由周作人先生承担（注：一万五千多现大洋）。〞
〝（婆母去世后）周作人先生仍每月给我一百五十元零花钱用，仍杯水车薪。生前鲁迅先生并未向周作人先生要过钱，我不能得寸进尺…现生活费用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增加，至今己达四千元，令我无法周转。〞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载，送老归山，今六十六岁。一生但求布衣素食，别无奢望。至此日暮途穷，但知名誉信用宝贵，无奈生计比名誉信用严重，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绝不出此下策…〞
〝…我老而兼病，不得不雇用一女仆饶饭洒扫打杂，每月开支至少千元左右，实在不知所措…〞
这封信揭示的内容，是当时震动文化界的一场风暴。穷困无路的朱安决定出售鲁迅旧书，以续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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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和周瑞



原来，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不仅继承了鲁迅财产和存款，还继承了鲁迅作品版权的处理权。而从法律上，这两样东西都应属合法妻子朱安所掌控。许广平和鲁迅只有同居关系，并无法律意义的夫妻关系。



所以，鲁迅作品的出版权，如果没有朱安签字授权，许广平无权处理。但朱安不识字，就把鲁迅作品的出版权，全部移交给许广平。



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收入，加上许广平继承的鲁迅存款。所以，以此相对应，许广平答应保证朱安的生活费用。但过程中却停用了对鲁瑞（鲁迅母亲）的供养，于是，周作人接过了供养鲁瑞的任务，并每月给朱安一些零花钱。



1941年，许广平被日本人抓捕入狱，就再也没给北京汇钱。即使次年3月出狱，许广平仍停止了对北京的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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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直至1943年鲁瑞去世，都是周作人在供养母亲和寡嫂朱安。

其间，鲁瑞曾写信给周家的共同好友许寿裳，直斥许广平赖钱是〝损害豫才（鲁迅）生前之闻望，影响海婴将来之出路。〞



鲁瑞担心自己去世后朱安衣食无着，临终嘱周作人负担朱安生活费用，周作人答应了，像以往一样，每月给朱安150元生活费。这个时期，许广平早已遗忘了北京还有个朱安。



直到1944年，因为战乱，物价飞速上涨，尽管周作人把对朱安的供养费提高了一倍，但仍不够用。朱安每天稀饭咸菜度日。她本来觉得向周作人伸手要钱，于情理不合，因为鲁迅生平和周作人不睦。值穷途未路之际，决定变卖藏书以续命。此事公开后，文化界舆论哗然。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许广平应不应该供养朱安？信中交代了许广平的承诺，很清楚。只是许广平中断了对鲁瑞朱安婆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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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和青年时的鲁迅



从朱安角度，尽管她不识字，但并不愚鲁。她自然知道鲁迅作品版权和鲁迅遗产，从法律上是属于自己的，这两样东西，完全可以保证她过体面的生活。但她希望自己死后，年年有人在她坟头祭拜，所以，把周海婴视同己出，每每邀请许广平母子到北京与她同住，但被许广平拒绝。以至鲁瑞和朱安，一生都未见周海婴。



其时，朱安还承诺，把自己掌控的两处房产，包括八道湾的房产以及自己居住地的房产，都留给〝儿子〞周海婴。笔者从有关资料上得到了一份朱安和许广平签署的遗嘱，明确把名下房产赠与周海婴。这也是许广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朱安见面。这份赠与契约签署时间是1946年11月份，当时，朱安己重病，遗嘱如下：
〝周树人公（鲁迅先生）遗产业经周朱氏与周渊（周海婴当时的名字）分割无异。周朱氏所得北平宫门口外西三条胡同21号房产地基，以及其他房产书籍用具出版权等，一切周树人公遗留动产和不动产之一，情愿赠与周渊。周渊及其法定代理人许广平允诺接受，并承认周朱氏生养死葬之一切费用责任，为免日后纠纷，特立此约为据。〞
综上所述，许广平供养朱安，似乎是有默契和承诺的，朱安为此付出很多。但许广平在写给朱安的信中，暗示周作人有钱有地位，无疑是想把供养朱安的责任推向周作人。她还为自己不能继续供养朱安辩解，谓〝兵荒马乱，邮费上涨〞云云。



朱安既不好向许广平开口，又觉得继续由周作人供养于情理不合。加之周作人还要供养周建人遗弃在八道湾的妻儿三人，负担不轻。于是有了轰动当时文化界的事件：鲁迅遗孀出售鲁迅藏书以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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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母子



以种种借口消失已久的许广平闻之大惊，立即委人至京，阻止朱安出售鲁迅藏书。



一时间，文化界名流纷纷前往朱安家，捐钱捐物，朱安大多拒绝。这个小脚女人爱惜鲁迅的羽毛。并不想败坏大先生的名声。至于有人说鲁迅遗物有重要价值，不能轻率处理，朱安用高亢的声音发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呐喊：
〝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我也是鲁迅遗物，谁管过我？〞
其实朱安完全可以在余生过非常舒适的生活。即使她放弃了鲁迅版权的处置权，她卖书也罢，甚至卖名下两套房产也罢，都不违反法律。她能因此得到巨款。谁能指责这样一个可怜的小脚女人？但她心中有对周家的坚守，对鲁迅的责任。在她内心最柔软处，还有周海婴一个位置，尽管她只是一厢情愿。



这件事随后也就过去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许广平恢复了对朱安的供养，朱安也停止卖书。



但是，许广平认为，朱安之所以要卖鲁迅藏书，完全是周作人指使的，由此，对周作人相当愤恨。



其实，他们之间也并非全是不堪。比如许广平曾被日本人抓捕入狱，被折磨得不轻，是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托人救出来的。



但愤恨会浇灭理智。连周海婴都在回忆录中怒骂周作人。周海婴说，既然你认我妈为妾，只承认朱安是周家人，那么，朱安由你周作人供养，也是理所当然的。



问题是：你许广平为何要接受鲁迅作品版权的处理权？你周海婴为何要接受朱安赠与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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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广平雕像



二：建国后的报复：许广平怒踩周作人



建国后，周作人和许广平的身份完全颠倒过来。许广平担任了政府高官，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周作人又老又病，又背负着汉奸的烙印，连公民权都被剥夺。栖身于文联靠微薄的翻译稿酬苟且偷生。



许广平开始利用她掌控的话语权，在舆论上猛烈攻击周作人，在生活和工作上拼命压制周作人，以出一口压抑多年的恶气。



1963年6月7日，许广平又把朱安卖书的事翻出来，在报纸上大骂周作人，认为朱安卖书全是周作人指使，目的是为了〝消除鲁迅影响力〞。



这篇怒气冲冲的文章发表在当天的《北京晚报》上，题目是《火炬·黎明·旭日东升》，标题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激昂且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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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许广平



年近八旬的周作人立即开始反击。他给《北京晚报》编辑写了一封信，还原整个事件。并谓〝此信无须发表，编辑看过即可。〞可见，他并不愿扩大冲突。信中说：
〝许女士颠倒黑白，她自民国卅一年春就再也没给北京寄钱。以至先母先嫂用度俱由我供给。此为分所当然，不足挂齿。然许女士又说‘俾将来继续清偿’，至今我并未见清偿，我亦不介意，却不成想迎来一通诬蔑。”
接着，周作人附上了1944年8月31日许广平给周作人的一封信，正是朱安卖书的时期。当时的许广平，对周作人极其谦恭。信是这样的：
〝…前年春身患大病，之后邮政银行俱无法汇款…期间重劳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
〝…前者出售藏书之消息若属实，…广平恳先生向朱安女士婉力劝阻。…至于朱女士生活，广平当尽最大努力筹汇。若一时无法汇寄，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救济款项，亦盼示之，俾将来陆续清偿，实最感荷。…琐屑相烦，殊深感愧…〞
接着是一大堆敬词，数百余字，不列举。



这封信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许广平以生病为由，中断了对北京的供养，即对鲁瑞和朱安的供养。这段时间，是周作人在供养朱安婆媳。二是许广平答应要还周作人的钱，即周作人用来供养朱安的花费，但这笔钱其实一直未还。周作人也没有计较。



那许广平又为何用这点来攻击周作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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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作人



许广平对周作人的打压还包括经济方面。一次出版社编辑找周作人谈话，依惯例给周作人一些金钱补偿，因为占用了周作人翻译文章的时间。许广平严厉批评这些编辑，说老汉奸〝又不是律师，谈个话还要给什么钱？〞



面对许广平的步步紧逼，老病的周作人只能保持沉默。几年后又遭到了红卫兵的毒打，家也被抄，一大堆文稿消失殆尽。以后每次红卫兵来，他年过半百的儿子周丰一都哭着代父受过，让红卫兵打他，不要打他父亲。



一边是许广平和周建人的风光无限，一边是周作人的尊严低进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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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周作人、许广平和朱安围绕出售鲁迅藏书的争执，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变幻相联，尤让人沉重。



旧时代和鲁迅有夫妻名分的朱安，并没有和鲁迅葬在一起，甚至也没有和鲁瑞葬在一起。主持葬礼的许广平违背了朱安的遗嘱，把朱安葬在西直门的保福寺旁，连墓碑也没给她立。只在立墓碑的地方插了一杆水烟枪，这是朱安的遗物。在朱安晚年，人们总是看到这个老人捧着一杆水烟枪，打发着寂寞的流年。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中关村地区的改造，朱安的坟莹再也难觅其踪，岁月抺去了她的一切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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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母子在鲁迅墓前



和鲁迅没有夫妻名分的许广平，建国后虽身居高位，但心中的这个疙瘩始终没能打开。某种莫名的羞愧一直伴随着她。以至于她的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撒遍大地。她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和鲁迅葬在一起？办不到还是认为朱安比她更有资格？



无论许广平还是朱安，她们都坟茔无踪，她们的灵魂很孤独。她们这一生并不快乐。



至于极力维护朱安地位的周作人，建国后只能拖着老病的身躯苟延残喘。去世后的葬礼，除了儿子儿媳，周家其他人都未到场。



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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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三大泼妇江青、叶群、许广平
文革是个大舞�1�7。回忆盘点起来，出众的大腕女名角，江青、叶群、许广平三人而已，均以撒泼整人名震一时。
拔尖的江青，劣迹昭彰，罪恶累累，撒野撒泼，一直撒到审判她的特别法庭，将第一代老毛，也折腾成反革命家属。
第二名叶群，开始并不显山露水，直到1968春揭发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大会上才大显身手。主持会议的是陈伯达。陈伯达发言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变色龙和小爬虫。康生发言声讨贺龙、谭震林搞二月逆流，翻延安整风的案。周恩来说余立金是叛徒，宣布逮捕。在诸大老发言期间，江青、叶群轮流领呼口号：“打倒贺龙！打倒谭震林！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如果说江青嗓子嘶哑，赛过破锣，那么叶群的喊叫更为�1�7人，就像杀猪时猪的嚎叫。会上，叶群等领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假心假意领喊：“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周恩来急忙阻止：“不敢当！不敢当！”
文革是造神运动，制造了四尊巨神：统帅毛、副统帅林彪，文化革命旗手鲁迅、江青。毛林鲁的出版物，摆在空荡荡的书店中。毛语录本，人手一册。林、鲁语录本，也由红卫兵等非正式出版。反毛、林、江，是1977年初颁布的《公安六条》严厉镇压的滔天大罪。反鲁也是巨大罪名，即使上过山、扛过枪的，历史上与鲁有过节，如“四条汉子”，均难逃厄运。大约是1966年10月，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文革小组成员、文化界郭沫若等出席，在主席台就座。鲁迅遗孀许广平早已阐明：“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次纪念大会发言时，许广平指着主席台上的郭沫若高声喊叫：“同志们，就是他，郭沫若！当年竭力反对我们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先生！”郭沫若甘当老毛文化弄臣，贵为人大副委员长，在文革初期见势不妙，慌忙宣布：“我的所有著作，统统应该放火烧掉！”并肉麻地吹捧过鲁迅，不过落水狗而已。许广平连这个落水狗也不放过，当众来了个“痛打落水狗”，成了对“鲁迅精神”的绝妙注释。
当年这三个女人横行一时，无疑是因为她们背后站着三尊巨神。应了一句粗话：“枕着鸡巴睡觉，靠着一条硬根根！”她们的法西斯行为，不仅加剧了民族灾难，也葬送了一、二号泼妇的性命。叶群将林彪拉上三叉戟飞机，摔死在蒙古沙漠，脑袋也被苏联割去作研究。江青坐牢，后自杀。
母亲，自古是慈善、博大的代名词。乾称父，坤称母。乾坤相交，生儿育女，构成世界。相夫教子，是女性天职。历代诰封各级官员的妻子为夫人、儒人等等的《诰命》中，有“聿修母仪”、“淑慎其仪”、“慈训攸昭“、“琴瑟调在御之和，机杼媲中闺之美”之类的赞语。三大泼妇与这些女性美德处处作对，不应该归咎到她们的个人品德，更应该注意到意识形态和体制在异化人性方面的邪恶效应。
既要反思文革的灾难，更要反思造成灾难的原因。令人忧虑的是，在崇圣观念浓厚的这片国土，造成深重民族灾难的造神运动，仍然变换方式在继续。官方仍以狼奶，哺育着天真无邪的下一代。
转，作者 任复兴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18 19:4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17 10:50 编辑

胡文辉｜“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历史的擦边球 今天
“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又一次，铁幕落下。

又一次，帝国落荒而逃。

在南京上演过的，在西贡上演过的，在喀布尔再次上演。

在南京落荒而逃的时候，为了证明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至1949年时期》，是为著名的“白皮书”。于国民党政府可谓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更强了。

而我最记得，胡适在为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所作序言里的一段话：“一九四九年我阅读中国‘白皮书’里面的艾契逊国务卿‘上总统书’，其中有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合理范围以内之所能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就在旁边写上《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这一节的原文是：‘彼拉多看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这是很沉痛的指责。不要忘了，说这些话的，可是亲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最著名者啊。

我还记得，前几年刊行过一本《别了，北平》，内容是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留下来的日记和画作。他在辅仁大学任教了十六年，至1949年初离开北京，在此之前，有一天他在日记里写到：“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神父，都与我们保持距离。‘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意思的是，跟胡适一样，他也引了《圣经》，而且恰恰也是《马太福音》——这句“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出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十六节。

我想，这两个故纸堆里的文本，这两个不约而同地引了《马太福音》的文本，让我们更能理解现在，理解在喀布尔正发生的事；反过来，现在时的喀布尔，也让我们更能理解过去，理解在此间曾发生的事。

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是谁之责欤？

陈寅恪1949年写过一首七律《青鸟》，诗云：“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牋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余英时先生首先指出，此诗即影射美国发布“白皮书”一事，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进而有更详细的解说。大体来说，陈诗所透露的意蕴，跟胡适跟多数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相似，虽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颟顸无能，但更不满于美国人的推卸责任，乃至落井下石。“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呜呼！

最后，我试将陈寅恪诗戏改如下，以回应今日之事：

青鸟传书西域来，零星消息未编裁。可怜乌合充枪手，只博狼来作炮灰。缩手孱王应有愧，遮颜众女已先哀。负盟弃义寻常事，铁幕如今第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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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给许的回信：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罗斯特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一个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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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分钟前
仗剑南窗：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利老兄说的：“薄柏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原信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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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
11小时前
来自 微博视频号
谁想实现乌托邦，谁就会在世界四处纵火；谁要求绝对平等的世界，谁就会造成更不平等的世界。 先知书店的微博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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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奇，不要妄加評判。

———沃爾特·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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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選擇成爲的人。”

———卡爾·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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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是一种反应。勇气是一种决定。”

———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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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治癒一個人之前，問問他是否願意放棄那些讓他生病的東西。”

———希波克拉底


兩個最強大的戰士是#耐心# 和#时间# 。”

———列夫·托爾斯泰

不管你有多偏執，多陰郑龅谋饶阆胂蟮倪?要糟糕。

———威廉·布盧姆(前美國國務院)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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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作家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研究中国文化，热爱唐诗，把老子、庄子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文，1998年因骨癌去世，享年84岁。

然而他却说过冒犯🇨🇳人的话

“世界上有两民族最可怜，犹太人没国家，🇨🇳人没灵魂。

两个民族，一个1000万人，一个至少13亿人。 1000万人的民族，几乎每年都有人得诺奖，上市新兴企业数量惊人，这是奇迹；

而至少13亿人的民族，与现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科技、艺术等创造几乎无缘，这更是奇迹。”

——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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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feed
5小时前
来自 新版微博 weibo.com
已编辑
看Vikings剧，盎格鲁-萨克森人在维京人面前暴弱了。最终的“征服者威廉”也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在北方与维京人激战之后，登陆征服，以逸待劳。这个威廉，恰好也是维京海盗勇士Rollo的后代，自此一统英伦。

这种情节，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蛮族对南方农耕民族的征服。从匈奴，到蒙古，到辽金，到满清，都有类似的情节，野蛮的北方民族，征服文明程度更高的农耕民族。虽然南方文明发展的水平更高，但冷兵器时代，拼的就是冷血。收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22 13:05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6-23 16:43 编辑

弗里德曼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增加税收永远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会花掉收上来的每一分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问：那要削减多少呢？弗里德曼回答：“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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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邪臣之恶，莫大于设刑法以摧士气。” ​​​​@野史任复兴
O火烧孔家店百年痛史1921.6.21—2021.6.21——本...
1921年6月21日，是以儒家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两千年未有过的痛心疾首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所谓新“圣人”胡适，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吴虞文录序》后半篇，文末提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十，六，十六。”
不久，人们把胡适这原创口号，提炼为“打倒孔家店”或“火烧孔家店”，原创权仍归胡适。陈伯达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36年《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认为，这个口号和“德赛二先生”、“提倡白话文”，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中心口号之一，并且是第一中心口号，导致了文革十年内乱的1966年秋冬，陈伯达、康生支持北师大谭厚兰等红卫兵，以“火烧孔家店”为口号，到曲阜摧毁孔庙、孔墓、孔林即毁三孔，使三孔遭受到两千多年未有的浩劫。收起全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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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一個圓，其中心無處不在，圓周無處不在。”

———伏爾泰

余华：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木心：我的修身原则：一，不工作；二，没人管；三，一个人。

朱生豪：到星期一灵魂就像是一片白雾；星期二它醒了转来，发现仍旧在囚笼里，便又要苦闷了。

罗素：精神濒临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相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

阿兰·德波顿 ：工作就是有尊严的疲惫。

石田衣良：工作的乐趣顶多只能将口袋装满，但工作的苦闷却是要卡车才装得下。

毛姆：你想干什么？我想游手好闲。

马特·海格：我终于明白工作在地球上为什么如此重要，它可以让你忘记寂寞。但对我来说，寂寞仍然无法摆脱，它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我。

布考斯基：工作就是这样钩住了你：只给你足够的钱维生，但从来不够让你能逃脱。上班明明是为别人赚大钱，可最后竟还要反过来谢他给你一个工作机会，一个人怎么可能享受这种鸟日子呢？

王尔德：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

契诃夫：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

雷蒙德·卡佛：我从没喜欢过工作，我的目标永远是得过且过。

“工作是世上最伟大的事，所以我们该把一些工作留给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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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金庸当年是怎么面试我的？
薛理泰 古籍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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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求职 金庸面试



1979年7月某日，《明报》刊登招聘高级编辑人才的广告。我寄出了中英文应聘信。过了两周，没有回信。8月初一天中午，我冒昧登门《明报》总部求见董事长金庸，其秘书说，“查先生（查良镛，即金庸）有空，可以谈10分钟”。



会面时，金庸问：“你的英文应聘信写得不错。你在哪儿学的英文？”我说主要是自学的。他又问我：“你的兴趣在于哪个朝代呢？”我说对不少朝代都有兴趣。他接住话题说：“既然你涉猎甚广，那我向你请教几个历史跨度比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他连续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刚过而立之年，坐在新闻界老前辈的对面，他出了考题，而我志在求职，自然不能冷场，几秒钟后就开始回答了。时隔40年，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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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考题：欧亚两洲不少国家发生过宗教战争，如欧洲有三十年战争、英国与西班牙战争以及捷克胡斯战争等，持续至今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的冲突在本质上也是宗教战争，而亚洲也有此类战争，比如菲律宾北部、中部是天主教势力，南部是伊斯兰教势力，政府军与南部武装部队的宗教战争不绝如缕。中国古代有的皇帝受道教徒撺掇，采取了四次大规模灭佛行动，史称“三武一宗”（注：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灭佛惨案。为何佛教东山再起后，中国却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呢？



我回答：中国历来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向来杂拜鬼神，信仰不专一。这意味着中国人没有执着的、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就使得中国不具备推动宗教战争爆发的狂热的社会和宗教氛围。



原因之二，在爆发宗教战争的国家中，宗教全面渗入政治和社会层面，“政教合一”是爆发宗教战争的前提。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前提不存在，遑论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政坛长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缺乏支撑宗教战争的行政基础和经济资源。



原因之三，佛教在“三武一宗”事件中教门蒙难后，力主不予报复，这是宋代以后道教加速向佛教趋同的一个原因。从此，佛教、道教、儒教趋同性加强，对抗性趋无。宗教战争所需的对抗性极强的宗教思想基础在中国内部不复存在。



原因之四，排他性极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均远离中国，亦即宗教战争的策源地远离中国，对中国是鞭长莫及。况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中，无暇针对中国进行征服式的强制性传教。这层地缘政治的特点也是中国可以远离宗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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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金庸提出了第二个考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十大失误时，把建都南京而停止北伐列为第一条失误，意谓一旦革命丧失了进攻势头，必然会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为什么元朝末年朱元璋崛起于淮北，并未北伐，而是南下占领南京为首都，西讨陈友谅、东征张士诚，多年后才开始北伐，却最终统一了中国？1926年，蒋介石开始率军北伐，占领武汉、南京、上海后，停止了北伐，先是用武力清除同盟者，接着又与占据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所辖军队交战，然后在1928年发动“第二次北伐”，不是也统一了中国吗？



我的应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花费了较多时间）是：朱元璋、蒋介石在初步巩固了政权以后，均未继续北伐，却未蹈太平军中止北伐旋遭败亡的覆辙。这需要分析三个时段的历史背景。



先从太平军与清军对峙的情况说起。首先，太平军从广西起事，穿越了七省，却是旋占旋弃，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是苏、皖、赣三省的小部分地区而已，北方全部省份和南方大多数省份都在清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国家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清廷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的力度，尽管在战时军费激增，清廷在财政上并未受到巨大冲击。



其次，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同时发生。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对汉族民众尤其是知识份子的号召力远远大于太平军。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后，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在统治集团内部又相互屠杀，发生创巨痛深的内讧。太平军终于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中，乃是历史必然。



最后，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



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曾系湘军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制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这支汉族军阀部队难以坐大。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导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亲身感受以及由此获得的评语，自然是一针见血。



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与群雄对峙的情况全然不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后，北方陷于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阀势力纷纷崛起，在各地割据称雄。各地元朝地方政权丧失殆尽。元朝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认为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辖区东西两边盘踞一方的汉族军阀张士诚和陈友谅。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若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讨伐元朝政权，连政权生存都成问题，遑论扩张实力和辖土？



朱元璋削平了群雄后，派徐达率军北伐，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于是，他达到了对旧政权犁庭扫穴、对新政权巩固百年基石的战略目的。



至于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长江下游后，不遑北伐，却在北伐军阵营内部打起了内战，最终居然也在形式上统一了国家，值得推敲。这一情况比较复杂。



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面临的形势也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处境大异其趣。蒋介石通过频密的内外联系，已获得列强对其政权的崛起的理解，并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蒋无须面对一个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对立的中央政权。实际上，哪怕在北伐前，北洋军阀已经四分五裂，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对所辖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中央政权。



蒋介石利用向国民政府靠拢的老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钳制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鲁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等。在发动反革命事变后，蒋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原来同处一个阵营的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另外一批当权派，这批人还拥有以唐生智、张发奎为统帅的两支军队，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宫下野，“宁汉合流”。接着，桂系击溃唐生智军队，势力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直达北平、天津一带，横贯南北，似乎如日中天，势不可遏。次年初，蒋东山再起，由唐生智运动由白崇禧率领抵达平、津的唐旧部李品仙，驱逐桂系势力，并经俞作柏运动桂系健将李明瑞、杨腾辉两个旅长倒戈，终于桂系一败涂地，从此龟缩在广西一隅。



蒋介石在稳定南方后再次北伐，基本没有打过什么硬仗。他派遣陈调元坐镇津浦线，何成浚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支部队基本采取“赎买政策”。另外，蒋政权辅之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又暂时缓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的就是先完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



其后，蒋政权又屡遭来自党内实力派系的严峻挑战。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亦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了。截至抗战前夕，国内冲突迭起，蒋纵横捭阖，方才一一闯过难关。由此可见，此时对蒋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实力派系。



至此，金庸突如其来地问了我一个私人问题：“请问你的籍贯是哪里？”我说，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浙江人。他又问：“你父母是江苏、浙江哪里人？”我回答，“父亲是江苏武进（常州）人，母亲是浙江宁波人”。接着他又问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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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考题是：历史上有三个宦官专权的朝代，为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东汉末年尤其是唐朝末年，宦官集团能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而明朝宦官集团有过四大权宦（注：汪直、王振、刘瑾、魏忠贤），却始终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原因何在？



我的应答是：东汉数个皇帝均利用宦官集团同外戚集团进行斗争，宦官集团势力坐大。唐朝末年宦官集团掌握了包括御林军（神策军）在内的京师卫戍部队的军权，难免拥有主宰皇帝生杀废立的权力。



明朝情况不同。明朝宦官集团的权威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明朝王振、刘瑾、魏忠贤、汪直为四大权宦，却连其本身性命也被置于皇帝之手。明朝皇帝对宦官集团牢牢掌握着控制力量，是由下述因素决定的：



首先，朱元璋颁旨不准宦官干政，人尽皆知。一旦宦官违背了祖训，若皇帝并不十分袒护宦官，这条祖训往往成为朝廷群臣同宦官集团进行斗争的法律武器。



其次，明朝宦官对军队的影响力，充其量仅限于“监军”的职权，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一支军队的控制权。不掌军权，遑论主宰皇帝的生杀废立？



再次，明朝宗室诸王，按照祖制，在封地都掌握一支军队，其兵力少则数千，多则逾万。合诸王兵力，要谋逆造反，固然不足；要起兵勤王，却有余裕。宗室诸王的兵权对野心家不失为一支牵制力量。



最后，明朝皇帝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宦官主理，以保护皇权不坠。皇帝还建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却由勋臣后裔掌控，宦官集团不能染指。即使对于宦官集团掌握的特务机构，皇帝也不允许其独断专行，另由其他太监成立新的特务机构，如“西厂”、“内行厂”等，同“东厂”互相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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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考题：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以汉高祖、明太祖为典型，动机是巩固子孙后代的百年根基。唐高祖李渊的天下是其子唐太宗李世民替他打下来的，李世民早年即挥师打天下，奠定了唐朝基业，作用与开国皇帝无异。在他治下，若非谋反有罪，他并没有如何屠戮功臣，也为子孙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



我答道：汉高祖本来是里长，明太祖乃是乞丐、和尚，出身均低微。在当初追随他们的“从龙之士”心目中，并没有把他们太当回事。面对一众功臣，汉高祖、明太祖在心理上也略微有些自卑感，深深担忧日后子孙约束不了这些功臣。因此，他们在遇到挑战时，倾向于采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处理方式。



然而，这一心理状态不适用于唐太宗。其父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又多年担任地方高官。唐太宗是天潢贵胄，说他是“皇族”确实受之无愧。他召集过来众多“从龙之士”，本来就是为他家门下奔走效力之辈。在他们心目中，即使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也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唐太宗登基称帝后，无须担忧这批“从龙之士”会有不敬举动，遑论诉诸谋反的极端行动。



这次面试持续了50分钟。临别时金庸对我说：“你知识面广，口才也可以。可是《明报》不是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报社，是以文字形式同读者见面的。所以你还要写一篇大约6000字的文章，一周交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6-29 19:18

近代中国为什么走了这么多弯路？

◎传统文化的命途多舛

在中国，传统文化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为政治变革所利用、所左右，政治成了评判取舍文化的最高标准。比如说，五四人的文化激进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激进引发。

◎实用主义肢解西方宪制

戊戌维新截取了西方的政制，而又要保留中国的纲常伦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伦理之于中国则被弃拒；五四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看成了中国的救星，基督教则被宣布为“落后、迷信”而不屑一顾……近代中国强调宪制，不是为了个体的价值，而是在救亡的背景下，实现国家富强。八个字概括之：富强为体，宪制为用。

西方宪制文化作为整体，被近代中国实用主义肢解了。

◎典型的中国语言：“开民智”

在西方，“启蒙”的意思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换句话说，就是自我除去偏见和愚昧；但在中国，“开民智”中的“民”，永远是蒙昧的，永远需要引领者。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权言论在本性上并未脱离中国“圣人政治论”的路数。

……

在王人博教授看来，晚清以来，中国不缺乏思想者，但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西方宪制和中国传统是什么关系？宪制与革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最具革命性、最具民主主义思想的孙中山最后提出了训政之说？……

一定要推荐王人博教授这部新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2 16:1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2-27 13:56 编辑

1《金庸和绍兴的故事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追踪
金庸有个同窗
马尚骥在嵊州
　记者 金丹丹 文／摄

金庸和同窗友情深

　　裘士雄有一本马尚骥在2004年赠与他的一本著作，名字叫做《长春集》，里面有马尚骥的一些散文随笔，其中与金庸同窗一章写得十分感人。

　　裘士雄说，马老已94岁高龄，双耳重听，现在长期卧床。但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马尚骥向裘士雄介绍过自己和金庸在丽水读初中时的很多趣事。

　　翻开这本《长春集》，首页就是金庸和马尚骥同窗的一张毕业照，后面还有师生签名以及金庸的照片和他给马尚骥的赠别词。赠别词真情流露：“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久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画随你归去！”

　　在马尚骥身边，有一本小册子，它伴随他近80年，承载着似同父兄的师恩，患难与共的友情，一直魂牵梦萦，难以忘怀。里面有7位师长，30多位同学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临别赠言。

　　1938年，马尚骥回到远在丽水碧湖的联合中学初中部复学，读初三上，那个时候初三分甲、乙两班，他和金庸都在乙班。“那个时候流行为班级命名，取什么名呢？大家让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査良镛（即金庸）取，后来我和他商定，乙班取名为‘亚历山大级’。”马尚骥和金庸因为都爱好文艺，志趣相投，课余之暇一起阅读文学名著，有心得互相交流，有问题共同探讨，一年相处下来就舍不得离开了。

　　据马尚骥回忆，金庸当时是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家乡沦陷，随当时嘉兴中学的校长流浪到碧湖。在马尚骥的记忆里，金庸才华横溢，15岁就能写出情真意切的诗词，当时两人还约定一起考联合高中，但最后马尚骥迁去嵊州的一所高中读书，从此与金庸天各一方。

　　“我深刻地体会到，同窗情谊，特别是患难之交是不会因为地位不同而改变的。”马尚骥说，金庸经常给同班同学赠诗，还送同学台湾版《射雕英雄传》，可见他也并未因为是名作家而忘记同窗好友。

　　

　　三味书屋里寻“早”字

　　1994年4月5日，金庸与其夫人林乐怡来到绍兴，先游览了鲁迅纪念馆，后来又去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此裘士雄记忆犹新，他说金庸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对鲁 迅笔下描写的绍兴风貌，饶有兴致地一一作了参观。

　　金庸还给鲁迅纪念馆题了词：“初瞻大师故居，想象文豪当年。”“金庸参观了三味书屋，百草园等地，对现有的水井、客堂、灶头等非常有兴趣，不断地问我‘水井就是书里写的那口吗？’他说客堂和灶头都和他海宁老家的很像。”裘士雄说，金庸还特意去三味书屋找“早”字，可见他熟读鲁迅著作，对书里面描写的段落都非常清楚，不愧为一代名作家。

　　裘士雄至今珍藏着金庸参观鲁迅故里的照片，每一张照片后面都详细记录了金庸参观的时间和地点。裘士雄说，其实金庸与绍兴有很多故事，他与这座古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希望古城能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出现在一些大作家的著作中，通过他们的巨大影响力把绍兴故事传播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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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年7月20日，李小龙意外离世；

7月22日，金庸（查良镛）在自己创办的明报发表社论《一个明星的死亡》，对李小龙的为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李小龙“脑中有病”：

前些时候，许多人在谈论李小龙在电视上盛气凌人的表现，大家都是印象极差（此前李小龙威胁导演罗维人身安全，后者报警，影响恶劣，李小龙随即到《欢乐今宵》辩白，但事与愿违，传媒与大众反而大肆口诛笔伐）。现在逝者已逝，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或许，我们还可以原谅他当时的恶劣表现，只因为脑中有病，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一时的暴躁失态未必是出于本性。前几天还有人说，以李小龙这样的作风，艺术生命和事业恐怕很快要结束了。想不到先结束的是他的生命。

1978年，香港大导演李翰祥为邵氏影业拍了一部《子曰：食色性也》，开场就讽刺李小龙在银幕上战无不胜，永远不死，拿李小龙之死开涮：

他不会死，永远都不会死。因为他是演员，上镜头的时候不会死，可是上床的时候嘿嘿，就保不住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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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怪气的“嘿嘿”，配以香艳的画面，观众哄堂大乐。

李翰祥、昆汀拍的不是纪录片，就算纪录片，他们对人物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如果必须按照个别观众的意愿塑造人物，不如取消导演这个行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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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反对的意见让你愤怒，这标志着你潜意识里已经觉察到，你所持的意见并没有好的理由。”---罗素，《如何避免愚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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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后，感谢此书从酝酿到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可爱的女儿谌大猫，她是我努力想要写一点有价值文章的核心动力。


注释
《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汉书·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第46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1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9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7-6438页。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9-6440页。
《邵氏闻见录》，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罗昌繁：《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美）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版，第322页。
（乌）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我从事过大量的紧张工作，但没有认真地劳动过一分钟。

Была масса форсиров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но не было ни одной минуты серьезного труда.

А. П. 契诃夫《致阿·谢·苏沃林》，1889年12月20日左右
朱逸森丨译 ​​​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5 17:1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7-8 16:15 编辑

樊树志：劝君少谈乾隆帝
樊树志 H合传媒 今天
# 合传媒摘要 #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



本文转自《经济观察报》，原题为《乾隆皇帝的另一面》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文 | 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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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1923—2003），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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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他在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儿三见，“自由”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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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王国维纪念碑，碑式由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设计）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即主此说。其实光就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着书表彰陈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而号称“世家子弟”（李提摩太语）的陈寅恪晚年却还要专门“着书唯剩颂红妆”，十分同情陈端生反抗“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对柳如是，则甚至夸奖其“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中国旧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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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每一章都详细讲解。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请看近代最著名的儒学名臣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的做人标准与陈寅恪的做人标准相对比，反差真如黑夜和白天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幺？从清末以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更是聚讼纷纭。实际上就是上面说的曾国藩那一段话。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试问：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有哪一个人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在陈寅恪发表这一言论之前的十年左右，五四先贤即已向传统文化展开全面进攻，反对所谓“名教纲常，君道臣节”。当时陈寅恪还在外国留学，因此算不得是“五四人物”，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意见却更加言简意赅。文字虽然不多，却更加完备，更加饱满。在今人会用“精神”或“精义”的地方，他直接称之为“定义”。这是何等样的识力！



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已经近乎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



对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陈寅恪也是看得十分清楚。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应当说，陈寅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纪之说在感情上是有某种依恋的，而且对它的必将归于灭绝也是感到惋惜的；但是对事势之所必至，他又是洞若观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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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现象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为“文化遗民”的原因。尤其是国人一般认为外患日亟、国运日蹙的同治光绪年间，陈寅恪还咏叹之为“犹是开元全盛日”，最不易为人理解。其实，以义宁陈氏之清门雅望，他从小所接触的那些人物的雍容揖让、文采风流确确实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美的精粹。



我比陈先生小三十三岁，德行才情不敢比拟陈先生于万一，然而想象当时的老辈仪型，流风余韵，迄今不能不感到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低徊留连，不能自己，何况陈先生是从小沉潜涵泳于其间的人物。

......



根据蔡仲德先生对王国维生平事迹的评密论证，王国维的一生可以以辛亥为界，分成前后期。他前期致力于哲学、美学、文学，有开辟创新之功，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来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他还说：“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时一地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兼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照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治学态度，说王国维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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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汉族，浙江省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但是，到了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着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以后还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这样，王国维的言行除了对民国而言，也许还可称为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外，完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常名教的奴隶，成了十足的卫道士，哪里还有自由、独立之可言。



当然，王国维的这些行事都发生在陈寅恪尚在美国留学之时。王陈在清华同事因为王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而不及一年，因此陈寅恪可能所知不详，但是大体上还是应当有所了解的。事实上，陈寅恪除在王死后两年所作的纪念碑铭中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而外，在王死后不久就作的《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二诗中也已表示他是了解王“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意思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一再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师早期王国维，“以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之意，自我作古，替为奴性所主宰的中国人立一个新的传统。



至于陈寅恪本人，据我的同学，陈寅恪晚年弟子刘适（现名石泉，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我，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斥，维新事业付之东流，是陈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情的。



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决定了陈寅恪不可能北上。而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学的岁月中，他虽然只能凭超常的记忆论证了一番《再生缘》与陈端生、钱牧斋与柳如是，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与生理条件（目盲足膑），远远不能尽展其才而为中国新史学开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论，特别是其品格为中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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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是清中期奇杰才女陈端生撰写的一部弹词杰作，实际是用七言排律的语言形式，写就的一部长篇叙事诗。


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定义”，也是陈寅恪下的。这就是他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的一段话："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此虽通俗之说，然而只有陈寅恪这样的通才硕学，一槌定音，然后世无异辞。



不过以我之不敏，还想在“三教”之后加上“九流”二字。这倒不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九流，而是指直到今天社会上还实际存在的所谓“三教九流”或“下九流”而言。因为中国文化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化一样，原始时代的巫术并未绝根，而且还不断有所发展，历史上有不少朝代，初起时都以之为凭依。即使在儒、道、佛三家的正统中也未能从几千年的进化中完全汰洗干净，而在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中则大量存在。至于民间的各种信仰以至迷信、邪教更是大量流行，影响于历史的、当代的、甚至明天的中国社会生活者十分重大。



我在去年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讨论此事。自己虽无力进行研究，而当代的青年学者已渐渐有人注意及此。征之以西人所谓一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传统之说，将来的创获必多。事实上陈寅恪关于天师道的研究已启其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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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学之外发议论。但是，幸好有他的好友吴宓的日记记下了他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



吴宓1919年初到哈佛留学，即遇上陈寅恪，惊其"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令人可悲的是，吴宓八十年前所记的陈寅恪的言论思想有许多到今日居然还切中时弊。



例如，据1919年11月11日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云：“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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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象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幺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N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幺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幺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



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陈寅恪下面的一段话尤其富有针对性：“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着，可为比鉴也。”（据吴宓日记中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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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的记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珍贵记录。


这些问题都是八十年来实实在在存在的。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如陈寅恪者，并世实罕有堪与比肩的人。我们固然需要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更需要陈寅恪这样的思想家。


还有，号称中国国学正宗的儒学，自宋以后，与佛道混合，越来越倾向于谈“性”说“心”。到近几十年的所谓新儒家更侈谈心性，简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孔孟之徒。然而，陈先生三十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即已明确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稿》中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政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二之正统。”一语道破中国两千年儒法合流之思想正统。凡是研究中国政治史、法律史、思想史的，这都是不可偏离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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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至于陈寅恪又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不但已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陈寅恪逝世二十九年以来，即不断有学者为其当年不能远走海外而深致惋惜，最近我去香港，即有人以此为言。但是我的看法不同。姑不论父母之邦为陈先生所决不忍去，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不是还说过：“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注：本文为提交1999年11月2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之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之论文，结果未能成行。故以此文付《炎黄春秋》。我之浅陋，何足以言知先生，不过略举数端，以志敬仰而已。

转载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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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对功利的删除​
原创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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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美，是对功利的删除
文：先知书店   编：千字君、少年X


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曾说，那些最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是失意感最强的人，他们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新的穷人”，是被剥夺了美好过去的人。


一个失意的人是这样，一个失落的文明也是这样，它曾经辉煌的历史，让它的人民难以忍受现在惨淡的现实。


正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回忆，让欧洲觉醒，走出了千年的中世纪。对古老文明的追寻中，欧洲人复活了人的价值、美的想象以及自由的精神。


▌当权力复兴罗马，就只能带来黑暗，
当文艺复兴罗马，那就是文明的曙光

文艺复兴的辉煌在于——它是人文的辉煌，而非权力的辉煌，是美的复兴，因为美，是对功利的删除，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辉煌。

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精神的源泉，此后的一千年则被称为“黑暗中世纪”。

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整个中世纪都是一部试图复兴希腊罗马的千年历史。

但不幸的是，最想恢复希腊罗马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

他们梦想着开疆拓土、江山永固，却几乎毁灭了一切，却从不关心希腊、罗马精神的实质：智慧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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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的维纳斯,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古希腊雕刻家

但意大利和北德意志的海上贸易带动了商业城邦的复兴，个人奋斗和创造财富不再是羞耻的，而是智慧、勤奋和信用的回报；在经院和大学里，教士沉思着自身和世界，智慧的火光在他们沉思的目光中跳动，这是复兴的真正火种。



事实是，当人们想靠权力复兴希腊、罗马时，只留下无尽的黑暗。当人们想靠人文复兴罗马时，文明就充满光明。


▌文学艺术，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

康德曾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每当“美”被遮蔽，被篡改，被扼杀，留下的就只有破坏、失败、灾难和恐怖。

当艺术成了黑暗统治的附庸，绘画和雕塑中的神明，正如一切伟大叙事中的伟人和英雄，面容都模糊不清，远离芸芸众生。

反之，只有在文艺所带来的美的复兴中，人类才重新认识了世界——

但丁的《神曲》将教皇打入地狱，将天堂与地狱的秘密揭示给普通人，于是人也可以同上帝沟通，在信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欲望与诉求，写真实与丑陋，写挣扎在污泥中的人，真理重新站回到世俗的一面，而虚伪的教会暴露出了掌权者的丑陋嘴脸。

达芬奇走入人群之中，观察他们的面貌，研究他们的身体肌理，注意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甚至解剖他们的尸体。

于是，在《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等画作中，神变得更像人，人也变得更像人。


我们在画作中看到了他人，也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人不再只是蒙昧中的奴仆，而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谜。艺术让人们去观察人、解读人，去发现人的内在。

以至于，卢浮宫的一个看守爱上了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天天对着她自说自话，嫉妒来看她的游客，最后在发疯的迷恋中被辞退。
虔诚的基督徒米开朗基罗却渴望冲破肉体追逐自由，将人类被囚禁的理想气质重新解放出来，在人性中重新寻找神性。


他给了大卫一具完美的身体，又赋予了大卫内在的冲突，庄严的大卫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巨大的力量。


从此，信仰和人性握手言和——人对自身的超越，成为荣耀神的伟业——这是教会一千年来未能实现的伟业，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前奏。

拉斐尔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理解这个人类文明最为群星闪耀的年代。

在他的《雅典学院》中，不同时代、学派的思想家、学者齐聚一堂，柏拉图手指上天，那个象征着思想、智慧和理念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手指地下，那个象征着经验、科学和法律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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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雅典学院》，中心的两位伟大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原型是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文艺复兴大师系列·达芬奇》

那是拉斐尔心中的黄金时代——人类以追求智慧、真理作为最高的生活理想，这也是艺术家自己的宿愿。

▌最伟大的复兴，是改造人类的文化基因


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扩散至全人类文化基因之中，那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首先，最伟大的复兴来自于创造，而非破坏。

在历史上，一切以破坏为代价的复兴，最终都必将失败，剩下的也将是一片废墟。


试图将复兴希腊罗马作为旗帜的，不仅有中世纪君主，还有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破坏，共同结局是失败，共同留下的也都是灾难和恐怖。

而文艺复兴是美的复兴，是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伟大创造，它有力地证明，创造远比破坏更能复兴人类的荣光。

它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甚至超越时间，因为它体现的是每个人内心的需要，是美的复兴，这也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最大贡献——人本主义。

因此可以说，最伟大的复兴，不是国力和军事的强大，而在于能否建立一种让全体人类为之效仿，让所有渴望进步的民族主动继承的伟大传统。


具有开放视野的唐朝，曾经领土辽阔、国力强盛，但继承者们只想保留唐朝的遗产，却没有继承唐朝开放的胸襟和眼界，因此未能重现辉煌。

带着这份遗憾，假如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鼎盛的唐朝，我们应该对唐诗抱有额外的尊重。


不管当今华人散居于世界何地，只要读过李白的诗，他们便会在节日里不约而同的想起那首诗——传唱了一千多年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诗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诗性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它便因此而不朽。


同样地，文艺复兴的伟大就在于，那些大师的文字、画作、雕塑，永久地启蒙了人类。


我们从艺术的美好中看见了强权之可怕，伪善之邪恶，虚假之丑陋，并因此坚定了对真理、智慧、人性之善的追求。

可以说，只要艺术之美不死，人性之善便不会昏睡，再黑暗的地方，也永远会有人坚定地寻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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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中收录的《创世纪》组图


▌一切文艺的复兴，都是美的复兴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文明曾一次次在黑暗中湮灭，又一次次复兴。但不管文明如何演变，人性永远不变，人性对美的渴望永恒不变。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无法追求美的地方，就只能追求丑和罪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伪善和丑陋横行，导致文明的堕落和湮灭。

可以说，所有文明的湮灭，都是人性之美的湮灭，所有文艺的的复兴，也都是人性之美的复兴。

西方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看似是绘画、文学的“文艺复兴”，但其背后却是希腊之美的复兴、人性之美的复兴、创造之美的复兴。

人的尊严和高贵，就源自人对丑的厌恶、对美的热爱，这是人类情感中不甘堕落、不愿受困于“当下”的永恒的精神追求。

戕害美的行径，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消失过，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今天，很多人批评“甲方审美”、“网红审美”、“土味审美”、“直男审美”等恶俗的审美风气。


然而，很多批评都止步于表象，对于“丑陋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却极少触及，更却无力去突破现实，追求“对美的永恒盼望”。

图片《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一书中收录的《泉》

今天的我们，每当回溯美的源泉时，都不得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停留下来，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唯一一次用美战胜了统治千年的强权，一扫自身的灰暗和卑微，让人类有权利去做自己。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7 20:1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1-28 11:49 编辑

“武侠名士梁羽生
原创 曹正文 上海采风 2017-02-15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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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新武侠领域内，以金庸与古龙成就最高。但新武侠的开山之祖却是武侠名士梁羽生。

1992年金庸在香港一家书店偶然读到笔者撰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一书，便以香港作家协会名义邀请我赴港讲武侠。由于当时办公派出境手续较麻烦，办了大半年才办成，待我1993年抵港时，金庸已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由香港作家协会主席倪匡设宴招待。

我在香港讲武侠之际，正好碰到香港书展，香港作家协会总干事谭仲夏陪同我参观书展，巧遇从澳洲返港的梁羽生，当时谭仲夏为我们作了介绍，梁羽生在1987年已移居悉尼，但他还在悉尼与香港两地各居住一段日子。我送了他一本《古龙小说艺术谈》，梁羽生先生也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三剑楼随笔》。梁羽生先生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他当时已69岁，为人温厚宽容，风度如谦谦君子。他对人的亲切与随和与金庸的不怒自威截然不同。由于当时时间较短，谈得不深。

后来，我与梁羽生通过几次信，他的文笔很有古典文学根底，正如他写的武侠小说充满了书卷气与名士派风格。但他于1997年后一直定居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无缘再联系了。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广西蒙山县人，生于1924年，是世代书香门第，他青年时代在岭南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但业余时却酷爱和迷恋于中国古典诗词，他于1949年从大陆赴香港，后来在《新晚报》当编辑，他在报上写文史小品与棋话。1954年香港发生一起武林门派之争，香港太极派传人吴公仪与白鹤派传人陈克夫一言不合，相约在澳门比武。《新晚报》为满足读者需要，便找陈文统商议，请他为报社写一部武侠连载小说，陈文统思考后允应。他很推崇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于是取名梁羽生，写了一部《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报坛一炮打响，梁羽生首先揭开了新武侠小说的大幕，从此，梁羽生被誉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一年后才写了《书剑恩仇录》。

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之后，一发不可收，又先后创作了《萍踪侠影》《还剑奇情录》《大唐游侠传》《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女帝奇英传》《冰川天女传》等三十余部长篇武侠小说，共160多册，字数达2000万字。

1995年我参加中国武侠文学会举办的“首届武侠文学研究会评选活动”，我们共同推选梁羽生与金庸获“金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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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曹正文

　　

贰

2000年6月，我收到澳大利亚领事馆一封邀请信，总领事邀请我赴墨尔本大学讲课，并采访将在九月召开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安排我依次对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德莱德与布里斯班五个城市作采访。阿德莱德当时正进行市长选举，我在现场采访了澳洲选出的第一位华人市长黄国鑫，黄市长特为我介绍了澳洲华人名流梁羽生先生。并说梁大侠移居悉尼后，在华人中影响最大，我便决定赴悉尼前去拜访。

我在悉尼大学文学院博士、《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的陪同下，去梁大侠寓所拜访，梁羽生在悉尼住的是一套连体式的小别墅，房间并不大，但在市中心附近，环境优雅，闹中取静。陪同他的是梁大侠的夫人林萃如女士，他们几十年相敬如宾，十分恩爱。

梁大侠谈起他最早的笔名是陈鲁、梁慧如与冯瑜宁，他用陈鲁、梁慧如两个笔名写棋评与文史小品，冯瑜宁则是《新晚报》“茶座文谈”的主持人，梁羽生还开了一个“李夫人信箱”，专门回答读者各种问题。他说：“笔名女性化，有利于与读者交流。”梁羽生还用过冯显华、幻萍等十几个笔名。

我环视梁羽生的书斋兼客厅，靠窗有一张写字台与两只书橱，墙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唐帝观，骄龙飞天，云海风鸣，广陵三魔魄震散；下联是：草莽钗联，狂侠游剑，星河影幻，武当七绝心惊还。横批是：羽生奇侠。我端详半晌，才悟出这副对联已将楼主梁羽生一生心血写的35部武侠名作的书名，嵌入其中。再看书斋与其他陈设和普通人家并无两样。梁羽生先生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1950年考入《大公报》任编辑，后被香港著名报人罗孚调到《新晚报》当编辑，曾与金庸为同一报社编辑，编报之余，两人常以弈棋为乐。1962年梁羽生曾以《大公报》代表的身份参加香港新闻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因为爱好武侠与侦探，我在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支持下，于1999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以武侠与侦探为题材的《大侠与名探》丛书，前后5年，出了21期刊物，我当场送梁羽生先生几本刊物，梁羽生先生阅读后，为之题词：“愿《大侠与名探》培养出更新一代的武侠小说作家。”

我们在梁羽生寓所合影后，又去附近酒楼小聚，梁羽生要尽东道主之谊，点了一桌菜。席间，梁羽生又说，他住在悉尼的“华人区”附近，当地华人称为“澳洲尖沙咀”，每周四中午有不少年已花甲的老人在此喝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文华社”，一起下棋聊天，梁羽生说起来展眉微笑，显得十分高兴。

《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当场送了我一册《梁羽生传》，他说梁先生是当地华人中最受崇拜的偶像，在当地华人中有梁羽生的不少粉丝。梁羽生定居悉尼后，不仅为《澳洲新报》开了一个“对联”专栏，还在华人广播电台中主持一个“说武谈文”节目，颇受欢迎。

梁羽生又插话说：“1994年悉尼作家节举办了一个‘中国武侠小说专题研究会’，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在会上见面了。”

我问梁羽生：“听说您在会上肯定了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成就？”

梁羽生回答：“我在会上讲过，对于中国新武侠小说，我只不过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作出很大贡献的是金庸。”

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梁羽生曾以倪硕之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他认为“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小说、历史）的影响较深，名士气味较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深。”这已为武侠评论家的共识。但总体上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高于梁羽生，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梁羽生先生，梁羽生老人也点头称是，他还说：“金庸写人心的复杂，尤其塑造反面人物行事的阴险毒辣，我实在是经历不够，或者说难以想象。”我以为这是实话。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梁羽生，是很难想象“阴险毒辣”的。

在金庸笔下，不仅有手段凶狠残忍的左冷禅、段延庆、欧阳锋、张召重，还有貌似忠厚却心如毒蛇的朱长龄，面似君子而行事阴险的岳不群，媚笑如花而手段卑鄙的康敏，总之，金庸笔下反面人物的诡秘伎俩与险恶用心，确实是厚道而有书卷气的梁大侠难以企及的。

梁羽生先生还谈到了自己喜欢的三部武侠小说，他依次说道：“《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还剑奇情录》，这是我创作中比较花心力的三部作品。”我问道：“在新武侠研究上，有人将金世遗排名状元，张丹枫排名榜眼，您的看法呢？”梁羽生笑道：“以武功而论，我这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与那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也没较量过，我也没法比较。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张丹枫比较单纯，而金世遗的遭遇太坎坷，感情上的波折也大起大落、动人心魄。至于读者怎么评论，只好由他们自己决定了。”

梁羽生于1979年9月以香港作家的身份，成为中国作协“文革”后吸收的第一批会员，中国作协在2004年举办首届“梁羽生杯”全球华语武侠微型小说大赛，当年梁羽生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藏书及其书稿、书信与字画。梁羽生先生于2009年病逝于悉尼，享年85岁。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2期《上海采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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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赘言

顾明道《时事新报》1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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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剧照，中为徐琴芳



武侠小说在我国近年颇有风起云涌之势，皆高揭提倡尚武之宗旨，为读者所欢迎；而武侠影片亦随之而兴矣！夫吾国素有东亚病夫之讥，国人于体育一道，远逊列强，毋容讳言；即如近日远东运动会田径赛之惨败，殊可耻也。然而我国在昔战国、秦、汉之时，尚武之风甚盛，流风未沫；迄于清季，简册所载，不乏其人，特大多数国民沉酣声色之中，货利之内，不知积极提倡耳！于是一般为小说家者，说作武侠小说，缅怀往西之英雄豪杰，传其有色之轶事异闻，以激励当世，廉顽立懦，岂徒供茶余酒后之消遣而已哉！特是作武侠小说者，其宗旨必先纯正，立意务求高尚，不能诲盗诲淫，落于下乘。至于布局之曲折，描写之生动，自是握笔者所当优为之也。



余在去年，曾著《荒江女侠》一书，刊登《新闻报·快活林》，即以女侠为主要人物，兢兢焉不敢有逾所旨，深蒙读者不以覆瓶文字弃，加以赞许，受宠若惊，深自惭愧，而姚民哀君谓为从正面入手，挽回人心世道；陆士谔君誉为有《儿女英雄传》之长，无《儿女英雄传》之短，尤使我益加奋勉矣！今友联影片公司即以此书摄制影片，惨淡经营，阅时半年有余，且由徐琴芳女士饰女侠，益以铿然、逸生、冠武等诸君之导演，其必能餍观者之望矣！又自《荒江女侠》有摄制影片之消息传出后，常有读者来函询问，渴望早日出世，今果于榴红蒲绿时开映于海上矣！余闻之喜不自禁，因聊书数语，表明余作此书之本旨；且以庆贺友联公司之成功。



最后又有一言为诸君告者，则《荒江女侠》续集现正在著述中，而余之笔尖方紧随于女侠玉琴之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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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1929年连载之《荒江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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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大概没什么不同，即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安排下，人与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容忍，过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绝不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相信社会必须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个人才都能发挥他（她）的天赋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



中国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一向往在今天更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为维持群体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应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觉其存在。政治力量对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这样便会出现一种‘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



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是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 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2006.12.15.，上海《东方早报》，陈怡专访余英时：《今古逍遥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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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它是一种反权力”[费解]
@笨拙大叔
卡普费雷《谣言》中说：“为什么惧怕谣言？因为谣言常常是谎言的死敌，因为谣言试图靠近真相不断挑衅谎言，甚至戳穿谎言，使谎言破产。其实，有些“谣言”恰恰就是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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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辈子江湖，忘不了的还是庙堂。

文 ｜黄章晋

当时只是看热闹的我，压根没想到金庸也在现场，就坐在距我十步之外。


那是十年前。那天晚上的活动有个很大的名字：「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忘了这活动在哪儿举办的，也不想特意去查，总之，这种活动一般本着节约的原则，场地会尽可能会挑小的租，大概刚好可以让获奖者、工作人员和观众各占三分之一。

我记得，活动到了后半程，各路获奖者相继登场后，我情不自禁感慨：这活动办的真是高明，奖项的设置非常周到妥帖，充分兼顾了德智体美劳各界代表的均衡。那天到场领奖的还有经历汶川地震的学生们，是一个精神表彰类奖项，那晚攒的这个局，动机和目的性一下变得不那么直接了。

除了诺奖得主钱永健只是在视频里客气了几句，本届杰出华人都很给面子。那天领奖的还有张艺谋，但我有清晰印象的，就只有冯大导演小刚。冯导似乎是把张涵予也叫上了台，弄得像是一个很亲民的粉丝见面会。

各路牛人在台上谈笑风生一圈后，终于到了高潮。各主持人鱼贯从后台闪出，做激动雀跃状，各自口念颂词——终身成就奖即将揭晓，看大屏幕上，今晚的压轴戏是金庸得奖。

那天大部分观众都像是我这样的闲人，不管喜欢不喜欢，认识不认识，获奖者上台，大家都客客气气地鼓掌。

金庸？

周围的人突然如梦初醒般兴奋起来，慌慌张张左顾右盼。

我也楞在那里，金庸当时在我心里逐渐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我要是说我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完全喜欢不起来，肯定会有人挖苦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其实，若能预见到金庸在从六〇后到八〇后集体记忆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我肯定会在正确的时间好好地读金庸。

一个成为集体记忆的人，你居然对他没感觉，有时就像参加婚宴，落座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场子。


用最保守的说法，即便我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他的任何价值取向都不产生共鸣，他的文字也会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一定的温情与敬意，因为你能从金庸身上看到一种教养的高级。

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天的现场。

随着主持人激动地报出金庸这个德高望重的名字，一位金丝眼镜三件套的老「尖头们」在掌声雷动中颤巍巍闪亮登场。

周围很多人恨不得站在椅子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是为见到金庸本人鼓掌，还是为这个奖颁给了金庸鼓掌，等金庸登台站定，大家停止鼓掌时，我发现自己手掌隐隐在疼，这个世界疯了，金庸本人居然跑来领这个奖，这是我最不敢想象的魔幻一幕。

我突然对金庸有了说不出的好感。

我第一次认真读完金庸的长篇，正值金庸全面回归大陆舞台，先是登陆湖南卫视搞的岳麓大讲堂，不久又在大学招生。

金庸这个年岁最不该的，就是公开登台正经讲课授业，因为这等薄名于他的声望而言可忽略不计，而著作家、评论家真的上台讲学问，必出大纰漏。

他是那天所有登台领奖者中，最为庄敬工整者。

与冯小刚恨不得穿人字拖上台领奖不同，金老先生上得台来，激动得有点喘息连连，认真的让人心疼。

他是真的很看重这个终身荣誉奖。金老先生穿戴一丝不苟，明显事前有非常认真的准备，我猜，他把这一刻是当作英国授予爵位仪式来看待的。记得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念得很慢，念完一句抬一次头，每句自矜自夸，都是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在我心里，金庸六七十年代写的社论，地位远远高于他的武侠小说，那是中国当年大公、文汇真正传统的极少数继承者。但八十年代后他的报纸文章，渐渐泛出传统中国文化人的固有底色：哪怕写了一辈子江湖，忘不了的还是庙堂。

到头来，感觉他早年在香港收到死亡威胁的笔战，只是为了最终获得统战资格的闹小别扭。

传统士大夫情结，彻底害死了金庸，登台授课、招收历史专业研究生只为获得学术界抬头都不算什么，最大的昏招，是加入中国作协。他这个作协名誉副主席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国的作协在他的大陆读者眼中，已经廉价和贬值到了何等地步。

那天金庸在台上认认真真的每一秒，都让我为他揪心，就像我担心他加入作协后，哪天听到年轻读者漫不经心对他说，作协是个屁。

在无数滚烫双目光搀扶下，金老先生缓缓步下台阶，我高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松下来，我就盼着倪萍出来，眼眶含泪地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宣布各位散伙。

然而，这高潮虽然暂时息止，但晚会却一点没有见好就收官的意思。而且整个的节奏有点让人疑惑，貌似，这压轴戏的主角还另有他人。

果然，那天晚上的那个操蛋的牛人认证晚会，除了颁发给金庸先生的终身成就奖，居然还搞了一个「最高终身成就奖」。是的，金庸老先生，并不是今晚的主角。

当各主持人再次环舞台站立，做倪萍状时，大家的好奇和热情又调动起来，对金庸的狂热，像是冰河时代一般久远的事。我不由得别过脸，朝金庸的方向望去，心生无限同情。

你们太他妈残忍了。人家都八十四岁了。

他老人家对这些事，真不像冯小刚这一辈人看得这么开，人家是从香港飞到天寒地冻的北京，人家那个写在小纸片上的获奖感言，应该是改了又改，暗地里背了无数遍吧。你们在通知人家获得终身荣誉奖时，能不能透一点点实话，让人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金庸老先生安息。

【【【【【【【【【【【【【【【

日本人之不能商务，尤甚于中国。计日人在此者殆四千人，而无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曜岛，见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极贫，有中国人不满一百而颇富。诘其由，则此数十中国人即恃彼二千馀日本人之贸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华人商务之天才过于日人远甚，今观此地益信。——梁启超
在日本寻找中国
8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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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海外成功，更要靠信義。//@施如lenaka:江户时期的文学家井原西鹤（1642-1693）在《浮世草子》中写道：“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
@在日本寻找中国
【以招胖Q的中國商人】國民性批判有多麼不靠譜，從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近百年前的描述，也可以略見一斑。直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經商講招牛耘e世聞名。不講招牛鲊臅菰S那麼多唐人街？「外國人經常說，日本商人不可信，中國商人好。不過，最近國家動亂，不像過去那麼好，但直到二十年前，全世界都尊敬中國的商人。尊敬的理由是什麼呢？未必是因為精於商路，或長於算計，並不是贊揚當商人的技術，而是作為人注重信義，有商人的可貴。（新渡戶，1933年）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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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或许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因素。如果人类会全部灭绝，起因更有可能是某个民族非理性地爆发出对某个真实存在或想象之中的敌人或压迫者的仇恨，而不是宗教或阶级；更有可能是种族层面的原因，而不是文明层面的原因。对于这种力量，说教和争论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我担心即便是对最高尚的人而言也是这样。——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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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权利影响下，公民将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逐渐习惯与顺从这种权利。这种集权不但可以用自己的权力有效地制服人民，还能利用人民的习惯驾驭人民，使他们成为顺民。（托克维尔

@萧湘zz
徐梵澄有段讲文风的：
鲁迅文章简短，专论一事，不蔓不枝，是因为他治古学或汉学；
康有为梁启超下笔鸿篇巨制、策论翩翩，乃是因为他们的八股根底；
当代人多长句、繁文、难读者，是读了马列译著，受德文文法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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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哪？会让你彻底跌碎眼镜。

下图是过去二十年世界人均GDP的变化曲线，数据来自具有权威性的世界银行。

图片



2000年，世界人均GDP是5503.673美元，2020年为10925.728美元，以现价美元来核算，20年间全球人均GDP增长了98.5%，这个数据可以彰显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是大人物们吹牛的本钱。

但我们也知道，美元的价值是不稳定的（不断贬值的），以现价美元作为基准来衡量过去20年的人均GDP增长是不稳妥的。

黄金代表一种恒定，以黄金来作为基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是1971年之前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做法，也是更加公平的。

2000年国际黄金均价是279.01美元/盎司，当年世界的人均GDP是19.73盎司黄金。2020年的国际黄金均价是1769.64美元/盎司，当年的世界人均GDP是6.17盎司黄金。以黄金来为基准，人均GDP是大幅下降的。

这就是大人物们的底裤被脱下来之后的“景观”。

有朋友说，本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确实是变好了，这是事实：第一，中国是后发国家，在主要国家中几乎是最后加入世贸的（比中国更晚的只有俄罗斯了），这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全世界的趋势形成了对冲；第二，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低利率时期，低利率有利于借贷，借贷就是对未来的透支，当将未来数十年的劳动集中在过去二十年内消费的时候，生活当然就显得更好。

从全球来说，过去二十年的真正受益者是富人和国际资本（包括各国的权贵），这是超级富豪飞速壮大的时代。

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达到高潮的本世纪二十年，全球经济并未实现令人信服的增长，而是一个超级的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能代表这个世界在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的真实变化。

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67653美元，15年之后的2014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变成62462美元，下降了7.6%；

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1999年的77898美元下滑至2014年的72919美元，跌幅为6%。

这说明中产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这漫长的15年中不仅没有增长，还出现了下降。

上述变化并不是全部，因为1999年的美元和2014年的美元是不一样的美元，后者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幅下滑。

以黄金为基准，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243盎司黄金，2014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49.3盎司黄金，家庭收入中位数出现了大幅的倒退，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后退。

当然，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在表面体现出来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并没有上述数字所反应的那么严重，因为在低利率时代美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也在通过借贷透支未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因此，美国的贷款大部分由中低收入群体拥有，而富人阶层所承担的贷款比例很小。

下面是一张朋友发来的图，可以十分生动地看到过去二十年中美国社会所发生的财富变化。顶端最富有的1%的家庭大幅受益，财富排名90-99%的家庭（蓝色线）小幅受益，财富排名90%以下的家庭（紫色线）都是“牺牲品”，同时还会观察到，大约从2014年开始，顶端1%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财富已经超过了0-90%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这就是美国式经济全球化的真相。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美国所发生的故事，而是在全世界的故事，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加严重。

图片



如此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直接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富人和国际资本（包括各国的权贵，他们的巨额财富经常以灰色或黑色的方式存在）是受益者，中下阶层是受害者。

但既然中下阶层受到损害，为何各国还可以维持基本稳定哪？

第一，低利率环境下，中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借贷透支未来以稳定自己的生活水平；

第二，低利率环境就是低通胀环境，在低通胀环境下人们生活成本上升的速度比较慢，这就形成了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比较容易实现社会稳定。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财富转移的过程，让富者更富、贫者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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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钰之死 (2008-07-17 06:59:33)[编辑][删除]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杂谈与乱弹
天涯‘我恨曹三’兄的新作，抵死好玩，转贴到此，与朋友共赏。



   终南山上，重阳宫中。
　　孤灯一盏，黄经一卷，马钰道长坐在案前闭目养神。
　　忽然“咣”的一声巨响，屋门被人一脚踹开。
　　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硬闯全真掌门的卧室，打扰他的清修？
　　马钰连眼皮都没有抬，轻声问到：“处机师弟，这么晚来，找我何事？”
　　来人正是长春子邱处机。但见他满脸通红，胡子乱竖，显然已经是气愤到了极点：“掌教师兄，我听江湖传闻，说你曾经亲自跑到蒙古，教郭靖这小子我全真派内功心法，所以他才能一日千里的进步，导致我和7怪的赌约失败……此事可是当真！？”
　　马钰依旧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没错，我是做过此事。”
　　邱处机愈发地愤怒了：“为什么？师兄你为什么胳膊轴往外拐，帮助外人对付我？你可知道我输给7怪是多么的没有FACE？！”
　　马钰呵呵笑了两声：“呵呵，处机啊，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满天都飞机，通街都是电脑，FACE这个东西值几个钱？哪里有真金白银来得爽？”
　　邱处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大师兄，你赌外围？”
　　马钰哈哈大笑，猛地睁开双眼，眼中放出万道光芒，不，是一道精光：“外围？我根本就是最大的外围！你可知道你和7怪的赌约吸引了多少外围资金？有几个亿的美圆押杨康赢，还有很多人赌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身家、名誉甚至生命！我不帮郭靖这个大冷门，怎么赚钱？要是杨康赢了，把咱们这终南山卖了都赔不起人家！”
　　邱处机：“你作为居然亲自插手赌局，太卑鄙了吧？”
　　马钰缓缓地为油灯更换新灯油：“处机老弟啊，你是在是很天真啊！何止是我，江湖中好多人都参与了啊！洪七为什么教傻小子降龙18掌？黄药师的女儿怎么那么巧就看上了郭靖？裘千仞、欧阳锋为什么处处和郭靖过不去？他们都押了重注啊，只不过前2人押了傻子赢，后2这押的是杨康啊！裘千仞输了就削发出家，欧阳锋输得都失去了理智，此外还有沙通天等人输了双眼和自由，当然赌的最大的还是铁木真和完颜洪烈2人，他们的赌注是国运啊！你小小的FACE算毛！”
　　邱处机：“马钰！原来这么多事都是你一手搞的鬼！你才是最后的大BOSS！”
　　马钰：“你现在才知道啊！？太晚了吧？对了，其实你的小徒弟尹志平也参加了，他小小地赢了一把，奖品是什么？猜猜看！”
　　邱处机：“哇呀呀…….我今天就要为民锄害！”他起身拔剑，突然间头昏目眩，四肢无力……
　　马钰：“省省吧，我的乖师弟！我刚才换灯油时偷偷地掺了黄药师给我的十香软筋散进去！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没有好事，嘿嘿！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接下来我再把你毁尸灭迹……..”
　　马钰并指向邱处机心口点去，突然一股刚猛的掌风袭来，马钰躲闪不及，被一掌打在小腹，顿时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抬头一看，一个满脸戾气的黑衣僧人站在面前。
　　马钰颤声道：“慈恩！？是我害了你，可你已经皈依佛门，不能再杀生了啊！”
　　慈恩缓缓地低下头：“我不杀你！好，我不杀你。不过，这里还有几位朋友要和你算算旧帐。”
　　马钰听见身后传来几声阴森森的笑声，一转头，正看见沙通天、彭连虎等4人猛地冲自己扑了过来……
　　马钰被4人连打带咬，意识慢慢地模糊，恍惚中他听见了邱处机的声音：“师兄，这次，你的万年船看来要沉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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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的跟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



作者：刘国重3　回复日期：2008-7-27　14:54:00　


　　楼主的推理，无懈可击！　
　　如非楼主拨开迷雾，真不知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啊　　
　　现在看来，马钰那首诗
　　
　　“一住行窝几十年，蓬头长日走如颠。
　　海棠亭下重阳子，莲叶舟中太乙仙。
　　无物可离虚壳外，有人能悟未生前。
　　出门一笑无拘碍，云在西湖月在天。”
　　
　　写的就是他幕后操作这场赌局时的自信与自得之情？
　　
　　


作者：刘国重3　回复日期：2008-7-27　14:59:48　


　　一住行窝几十年——潜伏期久，隐藏很深。
　　蓬头长日走如颠——穷疯了
　　无物可离虚壳外——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人能悟未生前——早知赌赛的结果
　　出门一笑无拘碍——赌场上，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
　　云在西湖月在天——赢了钱，不住行窝，云游到西湖盖别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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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问答》——百度上与一位朋友的玩笑

115
刘先生，您的贴子俺在天涯里也曾拜读过，说句实在话，俺窃以为您的水平还不到可以对李敖和金老指指点点的地步，还是老老实实多读几本书再来吧，您什么时候能写出《北京法源寺》这样的著作，别忘了传唤一声，俺好为您提鞋。

ps:用名字做ID到处发帖就能出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得换点别的了。

呵呵，“位卑未敢忘忧国”，兀的不令人笑煞也么哥！


作者： 211.142.212.*

2008-7-15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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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听您老一言，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真是高人啊。您自己一定‘位不卑’，很尊贵罢？只有您才有水平在这指指点点罢？所有论坛都是给您一人开设的罢？我们这样的人，不该进入您的尊贵领地罢？您一定老老实实读过好几本书才再来这里的罢？

膜拜……

传唤您来提鞋？我哪敢啊！脏了鞋咋办？


作者： 刘国重


2008-7-16 06:1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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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回复：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垃圾贴


作者： ∮我行★我素

2008-7-16 07:2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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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您的签名太别致了。

问好！


作者： 刘国重


2008-7-16 07: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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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刘国重水平不如金庸，所以刘无资格评论金

故而115楼必须先证明 其水平胜过刘，方可评论刘

听了115楼的话 我都笑了 连一灯大师这等庄严慈祥的人物都不禁莞尔。


作者： 百金立木

2008-7-16 11:18 　 回复此发言


124
我是115楼。

见了刘先生给在下的留言，俺不禁莞尔。想那刘国重先生何等“人物”，您身负“网络最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的盛名（俺刚在百度上知道的，当时还吓了一跳,自觉唐突了大人），让俺一顿乱骂，居然肯屈尊和吾等小民掐架，此举莫不是绝大的人格自杀？

您评这评那，可曾想过，“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您的解读往往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何况，武侠小说本属娱乐之作，无甚文学意义（金庸自己说过这话）像阁下这种咬文嚼字的行为，无聊之至。

您一天到晚叹这个叹那个，指责这个伪善，那个无耻，有没有想过您自己有多么高尚呢？

不想说什么了。鸠摩罗什他老人家已经给您的行为做了最好的注脚：嚼饭喂人，徒增呕哕！


作者： 211.142.212.*

2008-7-16 16: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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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网络最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百度上知道的，那就难怪了。最多也就是“百度最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百度以为自己是什么？知不知道网络多大？

我前面已经说了，金庸和李敖纠纷的根源是政见不和，李敖吃过蒋家父子的苦头，对金庸跑去TW参加国建会给蒋经国捧场不满，没有这一条，其他的小分歧根本构不成长期冲突。当年金庸李敖都是大忙人，可没有空整天为了一些小事吵嘴。真要评论他们之间的冲突，也要从大处、从根本处入手，分析金庸去见蒋经国究竟是不是如李敖说的得不偿失。

不管是哪里最著名的，好歹也冠有“专家”两个字，这次居然也干起了一些花痴式粉丝的勾当，为了给偶像挣回面子，不问情由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攻击李敖，这也太丢“专家”两个字的份了吧。


作者： 钉子王济华

2008-7-16 17:0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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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按124 125两楼高见的话，所有的文学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都应该取缔。

另外 所谓的咬文嚼字 毕竟是刘国重的一家之说 刘国重 并没有说自己的观点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权威只是以他自己的观点去解读一部著作而已。

换句话说 不管刘的人品如何 你们攻击也好 讽刺 挖苦也好 目标对的应该是他的作品 他的观点 他的文字 而不是他本人。

莫不是两楼不学无术 对于正面驳倒刘 感到没有希望 故而出此下策？还有一种可能 两楼出于某种目的以攻击一个网络名人为乐。

无论如何 124 125楼说的言辞凿凿 细看却没有一丁点根据。

于是我也不禁莞尔


作者： 58.38.120.*

2008-7-16 18:2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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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呵呵。

先把我以前写在帖子里的两节文字复制到此：



“参差多态乃是一切幸福的本源”,罗素这句名言凭仗王小波先生的揄扬而更为国人所知.岂止“幸福”?泰山不辞抔土，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切学术要发展,要壮大,皆须鼓励而非扼杀这种“参差多态”.

于吾国学术之弊，吴老头子稚晖先生乃以“一道同风”概括之。我们被统一思想已经尽够了，难道在金庸评论上也要自觉地定于一尊、整齐步调，摒弃‘末路’、偕行大道？

金庸小说的‘精髓’，鉴于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严重滞后，尚未明确作出统一界定。所有读者，正不妨各自理解把握。天造庐山，我辈对之，或远看或近观，或仰瞻或俯瞰，皆无不可。何须自许独食过锦绣谷石髓，探得了《仙人洞宝典》，喧呼：唯寡人获睹庐山真面目，尔等所见皆为蜃楼海市，出于幻觉？

步兄所担心的还是‘金学’的出路，旁及于我。前段时间一位朋友更对我个人的成长关怀备至：“走得太偏了，离金庸的主题和本来意义越来越远。希望这位刘老师早日回到正题和正路子上来　。”

我自然知道自己的解读总是存在讹误，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观念为所有人认同，而这位朋友语气中透露出的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攻乎异端务必让他者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心态，才真正令我恐惧。

自己走在‘正路’，并不同时意味着他人一定步入‘歧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先还是知道的。

虽然我不能苟同所有网友的所有观点,但自己既然没有‘超凡入圣’的良好感觉，也就从来没想过，更不敢断言:尔等久已“走火入魔”！

观点尽可讨论，“指路”大可不必。用王朔的话来说：谁又比谁傻多少！

“通俗”思想家房龙指出：唯一不应该被宽容的，是“不宽容”本身．　
自由主义思想宗师海耶克也曾指出“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愿以此语，与步兄及各位好朋友共勉。



　　　　　　　　　　　　　　　　　　　２００７＼１２＼１



《孟子》记录下了齐宣王给老孟所下考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而《论语》中的孔子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者连读，胡解孔孟：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只是切不可自信太过，自以为天纵英明，我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对金庸的解读未必准确，俺早自知。某些朋友则貌似掌握了绝对真理，认定它们完全、一定、百分之二百五不符合金庸本意，则鄙人只有浩叹：莫非月光宝盒重新降临人世，俺何其有幸，居然目击了全知全能的皇天上帝？！

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自己装扮成金庸或其他任何作家的唯一指定代言人以及预备役（或现役）的转世灵童，都是极端可笑的。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金庸小说情节与名物的解读，提出了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自知仅是臆测，未尝妄自尊大认定其必为不刊之论，却也不敢妄自菲薄至于稍遇质疑便亟亟认错。



作者： 刘国重


2008-7-16 19: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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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然后答复：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您是贤者，当然高瞻远瞩擅长“从大处、从根本处入手”，俺们‘不贤者’，能力限制，只好“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攻击”，惭愧！

您昭告俺们愚顽“武侠小说本属娱乐之作，无甚文学意义”、您这样解读金庸与李敖的矛盾，就不是“自己一厢情愿”？不是在“指指点点”？您丝毫感觉不到您每一巴掌都扇在自己脸上？


作者： 刘国重


2008-7-16 19: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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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我绝不高尚，但先给人安上一顶‘专家’的高帽子然后痛骂“你怎么配戴这顶帽子？！”，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我还做不出来。

“百度以为自己是什么？知不知道网络多大？”，百度不知道，俺好歹还知道。绝不敢把自己往‘专家’那头靠，在此郑重声明：俺的一切丑行，由俺个人负责，断乎不敢“太丢专家两个字的份”。

原来百度的一切，都由您安排，让我负责？？您是李彦宏罢？多少分点卢布、道拉什么给俺也好啊

您这种行径，绝不是在进行“人格自杀”——因为您无法杀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作者： 刘国重


2008-7-16 19: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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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
​
知乎十年新知答主
谢邀@卫庄
83 人赞同了该回答
段誉的感情线。

段誉遇钟灵和木婉清，喜欢了，然后发现是自己的妹妹。

第二卷开头见王夫人与王语嫣，身为大理人谙熟茶花，于是先得王夫人礼遇，又得罪了王夫人。

后来又穿插了阿朱阿紫，也是他的妹妹。

到第五卷，忽然掀出王夫人也是段正淳的情人，王语嫣也是他的妹妹，之前的茶花伏笔忽然显现，很精彩。

但刀白凤再一个观音寺外菩提树下，则之前的妹妹们又都不是妹妹了。这个反转更吓人。

实则伏笔早早埋下了。



木婉清初见段正淳时，一句闲笔：

只见这紫袍人一张国字脸，神态威猛，浓眉大眼，肃然有王者之相，见到儿子无恙归来，三分怒色之外，倒有七分喜欢。木婉清心道：“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妈妈，不像你。否则似你这般凶霸霸的模样，我可不喜欢。”
一开始就说了，段誉不像段正淳。

阿朱的动机。

段誉在苏州水榭里，和明王打了一场。

那场毫无必要：鸠摩智莫名其妙就解了段誉的穴，让他跟自己对打，表演了一番六脉神剑。何必如此？

只为了让旁观的阿朱，亲眼看到段家的武功有多强。

这才有后来青石桥阿朱替死之事。

萧峰道：“你完全是为了我，阿朱，你说是不是？”
阿朱低声道：“是的。”
萧峰大声道：为什么？为什么？”阿朱道：“大理段家有六脉神剑，你打死了他们镇南王，他们岂肯干休？大哥，那《易筋经》上的字，咱们又不识得……”
阿紫的控制欲。

阿紫有极强的控制欲。出场就用渔网抓住了褚万里。又试图用毒针对付萧峰，让他在自己身边好好听话，这才挨了萧峰一掌，差点送命。

她后来对游坦之的精神控制，那也不用说了。

妙在她自己后来瞎了眼睛，反而无法行动，成了被控制的一方。

到小说最后，她还听信穆贵妃的话，想用什么神奇药物控制萧峰，导致萧峰被擒。

到临终前，看着萧峰的遗体，她的话是：

“姊夫，你现在才真的乖了，我抱着你，你也不推开我。是啊，要这样才好。”

独占欲和控制，从一开始裹褚万里的渔网就开始显现了。

鸠摩智和污泥。

鸠摩智这个形象的设计，明显远远对着鸠摩罗什。后来鸠摩智在井底丢了武功后，反而大彻大悟，开始大搞翻译，留泽后世，更像鸠摩罗什了。

至于那个枯井底污泥处， 为啥这么安排？

鸠摩罗什历史上很爱说的话：“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小说里，鸠摩智自己就是臭泥中悟透了，成了莲花。

善哉，善哉。

慕容复的欲望。

慕容复后期，曾试图去西夏当驸马，又试图跟随段延庆，胁迫段正淳，想先跟大理称霸。包不同当时说穿了他的想法：

“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日后掌到大权，再复姓慕容，甚至于将大理国的国号改为大燕；又或是发兵征宋伐辽，恢复大燕的旧疆故土。”

这听着很异想天开。

但其实有其原型。

当年前秦苻坚手下有过一个逃亡来的将军，人人反对苻坚征东晋时，这个将军却赞同，说何必问群臣。苻坚大喜，于是打东晋，遭遇淝水之战，大败。这个将军保持完整的编制，自己脱离前秦，趁乱自立，建立了后燕。

那就是慕容博对慕容复念叨过的，慕容一族史上赫赫有名的慕容垂了。

后燕慕容垂生平恨事，是参合陂之战。

小说里慕容复的燕子坞参合庄，典故在此。

最后就是，此前写到过的：完颜阿骨打的选择。

萧峰与完颜阿骨打在辽东相遇，彼此情深义重。萧峰后来落难时，阿骨打引女真兵来救。真兄弟。

当日的对话，有意思极了。

阿骨打对萧峰道：“哥哥，不如便和兄弟共去长白山边，打猎喝酒，逍遥快活。”
萧峰也答应了：“兄弟，这些中原来的英雄豪杰，都是为救我而来，我将他们送到雁门关后，再来和兄弟相聚。”
阿骨打大喜，说道：“中原蛮子罗里罗唆，多半不是好人，我也不愿和他们相见。”说着率领着族人，向北而去。
中原群豪见这群番人来去如风，剽悍绝伦，均想：“这群番人比辽国还要厉害，幸亏他们是乔帮主的朋友，否则可真不好惹！”


中原群雄救萧峰就好了。干嘛出来一个阿骨打，这么突然？看这几句话：

中原群豪看见了女真：“比辽国还要厉害。”

阿骨打也听萧峰说了，中原豪杰是他的朋友。

后来萧峰在雁门关前为了退辽国大军，自尽了。



按《天龙八部》，萧峰之死，是在宋朝高太后逝世：那是公元1093年。

二十年后，辽国天庆三年（1113年）十月，完颜阿骨打继位女真各部落联盟长，称都勃极烈。

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

1119年阿骨打不接受辽天祚帝册封，坚持攻打聊过。

1120年阿骨打与宋朝订攻辽计划，攻陷辽上京临潢府。

1122年阿骨打攻下辽国中京和燕京，次年病逝。

一生都在灭辽。

而对宋朝，《靖康稗史笺证》中完颜宗望曾说过：

“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



在阿骨打活着时，从来不许诸子伐宋。这在历史上当然有别的考虑，但在《天龙八部》里，就显出阿骨打对辽国的恨意，对宋的相对善意，都有了理由。

“哥哥，不如便和兄弟共去长白山边，打猎喝酒，逍遥快活。”

“兄弟，这些中原来的英雄豪杰，都是为救我而来，我将他们送到雁门关后，再来和兄弟相聚。”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7 21:2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9-12 19:33 编辑

真正的阶级划分是缴税阶级和食税阶级，而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实是同一阶级。
——胡适

全球疲劳国家排名公布 中国排名第九位

英国床褥制造商Sleepseeker公布了全球疲劳国家排名，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疲劳指数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的疲劳指数为4.59。

Sleepseeker在排名时考虑四个因素，包括被调查的16国民众睡眠时间（数据来自Statista）；民众每日使用荧幕时间（数据来自BusinessFibre.co.uk）、民众平均每年工作时数（数据来自维基百科），以及Google Keyword Planner中不同语言睡眠相关关键字搜寻次数。它就这4个项目给予一标准化分数后，算出平均结果，成为“疲劳分数”。

中国在每年工时数量的排名中全球第三，仅次于墨西哥（2,255小时）和新加坡（2,238小时）。中国人平均每年工作2,174个小时。德国人的工作时间最少，只有1,354个小时。报告作者认为，过度上班对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令人无法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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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两千年》文摘：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昨天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袁绍传”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这篇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与沮授之智。按书中的说法，田丰与沮授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

2. 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袁绍“不听”。

3. 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袁绍“不许”。

4. 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袁绍“疑”而不听。

5. 沮授对袁绍说颜良“促狭”不可重用，袁绍“不听”。

6. 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沮授劝阻，袁绍“弗从”。

7. 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

8.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的来源是《魏书》。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其中的《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显然，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



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其实，即使这八条“不听”“不从”全部为真，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一、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 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 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作“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氏的统治，将军贾信带人平定起义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 他想告诉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与《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常令”，曾被曹魏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

另据《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不赦”之列。《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后有余党，皆应伏法”一句显示了“围而后降者不赦”其实是一道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毕竟，天知道刺史、郡守会不会抵抗，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赦”的一分子。总之，稳妥起见，还是先跑了再说。


二、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1. 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本文的“曹魏”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也包括曹丕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带有强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于是，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摧抑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 ；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考虑到亩产有限，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百姓用脚投票，寻求庇护，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2. 兴办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的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 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

自然，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 的现象。公元213 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曹魏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被称作“士妻”，其家被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

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文苑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官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于是在15 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的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士息”出身，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与之鼎立的其他政权，也是相似的情形。

注释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201页。

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并非事实，详见拙文《胜利者撰修官史的丑陋嘴脸》，“史料搬运工”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7页。

《后汉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10页。

《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3页。

《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裴松之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9页。

《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增刊。

可参见：王仲荦：《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5页。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2页。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4页。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0页。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

《晋书·赵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2379页。


本文摘选自笔者新书《秦制两千年》的第八章，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京东有售（目前是满一百减五十），长按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进入购买链接。

刘国重 发表于 2021-7-10 08:54

la)，词根来自pepsin，起初定位...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1-8-28 02:14 编辑

转：大部分所谓“正能量”的人，它们无视苦难，无视贫穷， 无视一切不公，无视一切社会问题。它们其实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它们口中的“爱国”只是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工具。这个物种本质是没有品性和底线，在利益面前，它们随时都能做出任何吃里扒外的事情，成为真正的卖国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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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其他的科学都在进步，政府科学却停滞不前；跟三四千年相比，当代人的见解和实践并没有多少改善。——约翰·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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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建设绝然两事也。建设之事，资于经验；破坏之为，由于血气。以破坏当建设，则啧啧大乱。”《<严复集>补编》第126页 
“热心出于感情，而冷脑由于思理。感情徒富而思理不精，课其终效必恒误国。” 《<严复集>补编》第130页
1912年，严复在《贬时》中写道：“自满清末造之不振，忧时之士不胜其奋虑逼亿之情，而一切特出于激烈。一时转相仿效，风气遂成，实则大为外人之所齿冷。顾今之时则大异矣，民国之势危若累卵，意必有宁静澹泊、困心衡虑之人，而为吾国计久远者，则激烈非所尚也。诸公常望政府以热心，而不佞则窃愿国人以冷脑。热心出于感情，而冷脑由于思理。感情徒富而思理不精，课其终效必恒误国。”《严复集补编》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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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元代，法律终于上马惩治了。

在元代，东汉《陌上桑》中使君的行为，可是犯了性骚扰或猥亵部属罪，这是官吏独有的罪名。元律明确规定，“诸职官因谑部民妻， 致其夫弃妻者， 杖六十七， 罢职，降二等杂职叙”。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一个蒙古官员就因为“将部民妻阿五扯捽戏谑，决六十七，罢现役，降二等杂职内叙用”。

由于调戏手下人的妻子，这名蒙古官员不仅被重杖殴打67棍，而且被罢免现役官职，降职二等，只在“杂职”内叙用。可以说，这是古代反性骚扰的难得的进步。

图片
▲元律中有针对性骚扰的处罚规定。

而像唐朝李元婴的行为，如果在元代也犯了一种罪——求奸罪。

求奸罪，也是针对官吏的独有罪名。元律规定，如果官员用言语、动作等挑逗求奸， 即使未成也构成犯罪：“诸职官求奸未成者， 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

《元典章》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 ， 江西瑞昌县达鲁花赤屯屯求娶民妾， 对方不从，乃“扯定求奸”，被拒。事情发生后，达鲁花赤屯屯被判决“甚失牧民之体”，遭重殴57杖，并免官罢职。

元代针对性骚扰的重罪，在明代也得到了继承。

明朝初年，天下甫定，朱元璋用酷刑来安定社会。明代《大诰》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骚扰女子，手脚不检点的，将被断手斩脚。

当时南京城中就有一个案例，一个公子哥当众调戏民间妇女，被报官后，有司判处罚款了事。不料朱元璋大怒，直接判定将这个浪子斩断双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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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要低估愚蠢的人在大羣體中的力量。

———喬治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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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要教你的孩子#读书# ，還應教他們質疑他們所讀的東西。要教他們質疑一切。”

———喬治·卡林#读书笔记##夜读##靈魂精神論# ​​​
培養做大膽事情的力量。
而不是受苦的力量。”

———馬基雅維利
@于赓哲
宋代的“百事可乐”。（老苏在吃货界的贡献相当于牛顿在物理学界的贡献）
美国百事可乐(Pepsi-Cola)，词根来自pepsin，起初定位是“帮助消化的饮料”，所以最初的百事可乐并不是一种碳酸饮料。后来进入中国时候取谐音为“百事可乐”。
汉语中苏轼首创“百事可乐”一词。《与鞠持正二首（之二）》：“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岛中出一药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闻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状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为辨，秘之！秘之！”至于百事可乐是否受此启发并不清楚。
白石芝产自于文登，胶东半岛自齐国时期开始就被视为仙药汇聚之地，白石芝究竟何指不清楚，《中国方术大辞典》认为是岩浆凝结物，但此物可溶于水，又有香味。存疑。上帝是一個喜劇演員，爲那些不敢笑的觀斜硌荨！?

———#伏尔泰“

宽容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聪明的人将被禁止思考，以避免冒犯低能儿。”

——— Dostoievski


南郭刘勃
4小时前
来自 新版微博 weibo.com
墨子认为兼爱的保障是“苟君悦之，则众能为之”，所以可以一句话说清仁爱和兼爱的区别：看到灾区人民受苦了，你动了同情心，捐了五百块，这就是“仁爱”；你这个月工资到手，发现少了五百块，然后被告知领导替你捐给灾区人民了，这就是“兼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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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原创2021-03-31 12:46·最人物
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

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唤起，已无从考据。今时今日的人们一次次地重提，大多是因为故人难再回。

四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他们去的去、老的老，那个时代也随之落幕，但世人依然没能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当下。

金庸走的时候，多方媒体要蔡澜说几句，他一一回绝了，只给无法前来的老友，作家亦舒去了一封书信。

据信中所记，2018年11月6日，金庸的头七在跑马地的东莲觉苑举行。仪式由法师主持念经，来人各分派一本经书，经书很厚，从头念到尾要几个小时。

南国的秋风不算萧瑟，但蔡澜只觉衣衫单薄，已有几分寒意，不得不中途退场。

六日后是追悼会，他特意添衣，还是冷，但仍在灵堂坐了许久。

彼时，他77岁，《倚天屠龙记》里写“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他望着来来往往俯身拜礼的人，相熟的大多已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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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左）与金庸

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也曾意气风发，奈何岁月步步紧逼，好不威风，“香港四大才子”成了世人温故的符号，而那半个世纪的灿烂，也终是化作回忆。

倪匡说：“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无岸可望。”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流年似水，江湖早已不再，只能长歌当哭，为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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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被冠以“香港”之名，但“四大才子”没有一个是在香港出生的。

蔡澜说，他与黄霑讲广东话，与金庸、倪匡二位讲国语。查倪二人则互相叽里咕噜讲上海话（这里指江浙地区的方言）。

1948年，查良镛24岁，还不是“金庸”，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飞机，才想起身上并无一分港币。邻座恰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递来10元港币雪中送炭。

落地租车，他不会广东话，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告诉司机“去餐馆”，下车后发现司机误把他送去了“差馆”（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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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金庸

查良镛此行也未想久留。他是顶替新婚的同事，前来紧急支援刚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说好为期半年，未成想，后来乡音未改鬓毛衰，白手少年立业香江。

查良镛到港后的第二年，8岁的广州人黄霑，也跟随父母踏上了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落户九龙深水埗。

深水埗是一代宗师叶问发迹的地方，可以谓之卧虎藏龙，也可说是鱼龙混杂，那里的孩子，都是吃着对方的拳头、听着大人们“出神入化”的粗口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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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黄霑

有一回，表弟向其哭诉被一个名为“李振藩”的同学欺负，黄霑拍案而起，撂下战书：周日晚，巴富街沙桥见，要求与对方决一死战。

“决斗”仅仅维持了10分钟，李振藩的拳脚虽尚且粗糙，但对付弱不禁风的黄霑绰绰有余。

这一战过后，李振藩颇为欣赏黄霑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动握手言和，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很多年后，“李振藩”改名“李小龙”，而“与李小龙街斗”则成了黄霑引以为傲的“少年威风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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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中）与黄霑（右一）

像这样的打斗，在当年的香港街头并不少见。那个年代，被港人戏称为“英雄年代”，彼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社会治安欠佳，乱世之中，尚武精神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半个多世纪以前，那里武馆林立，老老少少习武者众多，武侠小说也备受推崇。

1955年，作家梁羽生在结束了《草莽龙蛇传》的连载后，倍感疲乏，提出休整。报纸总编为了填补版面的空缺，不得不向报社内的另一个“笔杆子”查良镛约稿。

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为了催稿，总编特意派一名编辑坐在查良镛家等，说“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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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右）与梁羽生对弈

在编辑的灼灼目光下，查良镛仓促之间构思了小说的主角，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落款署名时想不出好的笔名，就把镛字拆开，成了“金庸”。

而那本小说的名字，叫做《书剑恩仇录》。

小说第二天便被刊登在《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上，随后报纸销路倍增，一时洛阳纸贵，金庸也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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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8日《新晚报》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第一回

武侠新风一路刮到了海外，国外诸多中文报纸争相转载。在信息传输不算发达的年代，许多国外记者每日搭飞机往返香港，将最新刊登的连载篇章带回，连夜印刷派送。

在新加坡，有个书香门户，家主是“下南洋”的华人，保留着订中文报纸的习惯，家里的一双儿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实粉丝。每次报纸刚刚送到家里，两人便将连载版面一撕两半，姐姐一半，弟弟一半，如饥似渴地拜读。

那户人姓蔡，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一家人就住在戏院楼上。小儿子蔡澜幼时玩闹，在楼上一探出头就能看到电影银幕，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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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蔡澜（左）

家学渊源，1955年，新加坡中文报纸的小说版面上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往下翻几张，电影版面就有蔡澜写的影评。

那一年，蔡澜只有14岁。

两年后，年仅16岁的蔡澜北上日本，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聪，也终于结束长达8个月的颠簸，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8个月前的冬夜里，内蒙古大兴安岭正经历着一场大风雪，运煤车无法抵达，在零下40度的日子里，到此垦荒的上海人倪聪带头拆掉一座小木桥生火取暖，侥幸活命，但也因此被指控、批斗。

为了逃脱惩罚，他在寒夜里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车。火车一路开到大连，他又靠扒货轮辗转回到上海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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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倪匡（倪聪）与弟弟、妹妹倪亦舒

但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逃兵”，他被迫继续逃亡。

1957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一艘运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处码头。甲板上面放着菜篓子，下面逼仄的空间里挤着十几个偷渡客，其中就有狼狈不堪的倪聪。

很多年后，以笔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聪，早已忘记那个22岁的自己是怎样上岸，只是记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那雨，下得惊天动地。

风雨之中，四个异乡人被香港影响着，并在不远的将来，影响香港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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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后，倪聪没有学历，又不通粤语、英文，只能到荃湾工地做苦工。

现如今，一提到香港荃湾，大多数人会想到梦幻的迪士尼乐园，但在六十多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藉藉无名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那里打地基、起高楼。

钻地机重达上百斤，倪聪必须双手并用才能扶住，颤颤巍巍地钻出一个新世界。

做工间隙，他看到工友在讨论《真报》上的时评。那篇时评连载了3天，倪聪通读之后，只觉“狗屁不通”，于是执笔为文，一个下午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与之观点相悖的万字长稿，寄给报社。

想不到，过了几天，报纸全文刊出，并标明是读者来稿，与该报作者意见相违云云。而那位作者也亲自约倪聪见面，当面奉上90元稿酬。

当时，他在工地的日薪只有2.9元，拿到这笔“巨款”笑得合不拢嘴：

“怎么会想得到，写文章居然有钱收。”

如此，倪聪成为《真报》的正式编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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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在《真报》编辑部工作的倪匡

彼时的《真报》编辑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号2楼的一个房间，十分简陋，人丁单薄，编辑们什么都要干，倪聪便变换笔名，用“衣其”写政论，用“沙翁”写杂文，用“九缸居士”写养鱼的文章……至于“倪匡”，只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匡”字是从《辞海》里信手捏来的。

一年多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倪匡，与相识仅仅4个月的女孩李果珍结婚。

两人登记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办完手续，他和妻子见门口有一报摊，报摊上有新报纸出版就买了一份。

那一天，正是《明报》的创刊日，创刊人，是时年35岁的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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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20日出版的《明报》创刊号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金庸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

金庸办《明报》有两大方针为历代报人所知，其中第一则即为“有容乃大”：

在香港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共识，《明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靠的就是独立社评，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

金庸说：“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

因为刚正不阿的言论，他的生命曾几次受到威胁。

有人把炸弹送到《明报》报社，秘书看到之后报了警，警察赶来处理，炸弹被放在马路上引爆了。政府部门派警察24小时贴身保护他，还准备了十个假车牌，每天换来换去，以防被人跟踪。

这样的日子，金庸过了30多年，谈及因何支撑，他笑说：“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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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金庸

办报的第二则方针，是“无欲则刚”。

为了保持中立，《明报》曾一度谢绝外界资金，除销售报纸所得，“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然而，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充满坎坷。

《明报》初创之时，每日销量不足一万份，入不敷出。借助武侠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曲线救国，成为金庸屡试不爽，也无可奈何的办法。

凭借一部《神雕侠侣》，《明报》很快便创造了日入万元的成绩，但随着销路拓展，仅凭金庸一人之力难以维系，刚刚崭露头角的倪匡，杀进了他的视线。

1960年，倪匡25岁，他所供职的《真报》上正在连载台湾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司马翎拖稿失联，倪匡请缨代写，连载两周，竟无人发现，读者反而好评如潮。

司马翎得知后，原本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但看完续写后又对倪匡说：“续得很不错。”

倪匡笑答：“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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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倪匡

“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

为了节省成本，金庸给出的稿费比其他报社要低一些，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倪匡却很知足，每月底拿着一张五百块的钞票，总是可以笑上半晌。

《明报》后来也成为了卫斯理系列的“诞生地”。

卫斯理系列一写就是41年，虽然倪匡本人从未声称其为科幻小说，但世人皆当他是华语科幻鼻祖，金庸评价他：

“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导演张彻与倪匡绵亘20多年的合作同样起源于他的满腹鬼才，两人之间是惺惺相惜，也是不打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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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彻（右）

张彻早年在台湾拍过一部电影，《阿里山风云》，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呀……”就是源自于此。

赴港后，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经常跟一个叫“岳川”的影评人打笔仗。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

岳川，就是倪匡写影评的笔名。

张彻与倪匡年纪相仿，又同是上海人，报纸上的笔战打得多了，反倒乐意找一家杭帮菜馆，讲一讲吴侬软语。

1965年，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侠片，便找到了张彻。

张彻的第一部武侠片是《边城三侠》，上映后没有激起太多波澜，他便想到了倪匡。倪匡闻之道：“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轮得到我来？再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

张彻放下面子，苦苦相求：“你就照着小说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改。”

1967年夏天，《卫斯理》的连载中断了2个月，2个月后，倪匡把剧本交给张彻，借了《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的梗，定名《独臂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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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香港没有彩色冲印，电影拍完后都要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

因为留日经历和日语通达，素材寄出之前，都要由蔡澜经手检查，他因此观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电影。

看到《独臂刀》时，蔡澜耳目一新。筹备电影之前，张彻就曾与蔡澜大谈自己的抱负，而这部《独臂刀》则完整地再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不同于彼时舞台剧形式的武打片，《独臂刀》是鲜活的，一刀斩下去就有血，有骨头撕裂的声音。于是乎，蔡澜对倪匡其人，产生了无限好奇。

60年代，邵氏影业旗下有一当红小生，名为岳华，岳华的女友便是后来写出《我的前半生》、《喜宝》等著作的女作家，亦舒。

亦舒17岁便成为《明报》的娱乐新闻记者，也因此时常出入邵氏公司，与蔡澜相交甚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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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亦舒、蔡浩泉（亦舒的第一任丈夫）、蔡澜

亦舒姓倪，其兄便是倪匡。在亦舒的引荐下，蔡澜与倪匡开启了一段绵延至今的友谊。

初见时，蔡澜对倪匡的第一印象是——“他真的是外星人”。

然而，被称为“外星人”的倪匡在见证过、经历过后来的人间事后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宇宙间，奇妙的事虽然多到不可胜算，但是决不会比命运更奇妙。”

70年代，邵氏公司调转船头，邵逸夫开始有意识缩减电影投入，转而朝向电视剧产业。这与公司首席执行官邹文怀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追求，背道而驰。

邹文怀在邵氏初创时便加入，是邵氏的肱股之臣。但是，13年的兢兢业业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邵逸夫的爱人方逸华不断干涉侵占邹文怀的工作。

导演张彻曾在回忆录中评价邵逸夫的用人之道：“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1970年，郁郁不得志的邹文怀愤然出走，成立嘉禾公司，自立门户。

公司成立后，邹文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创性地引入“卫星公司”制度，为明星建立个人工作室。而嘉禾旗下的第一个工作室的主人，正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巨星——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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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与邹文怀

彼时，为了打响李小龙回国后的第一炮，邹文怀四处周旋，请来了大导演罗维，至于编剧则选择了倪匡。

1971年，由罗维导演、倪匡编剧、李小龙主演的电影《唐山大兄》上映，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第二年，倪匡在报纸上翻到霍元甲有个大弟子，便又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了《精武门》。

电影上映时，李小龙拉着倪匡去戏楼观看，李小龙紧张得手心出汗，倪匡却颇为淡定。

《精武门》引起了巨大轰动，大街小巷的男孩儿们在玩耍时，纷纷模仿着李小龙独特的叫声。

甚至，还有学者开始专研《精武门》主角陈真的生平。倪匡哈哈大笑，说道，陈真的故事只是他编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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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影迷们欣喜若狂，书迷们却是呼天抢地。

1972年9月23日，《明报》刊载了小说《鹿鼎记》的最终章，一同告知读者的还有另一则消息：

金庸宣布，就此封笔。

那一年，辽东鹿鼎山的竹林里，建宁公主拎起了韦小宝的耳朵，随着山中别院里传来六位夫人的笑声，《明报》完全摆脱了财政束缚，武侠小说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

放开手脚的报人查良镛，大刀阔斧地吸纳了各类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林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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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

他对她的评价极高：“她是我见过的女作家中，写散文写得最好的一个。”那句广为流传的“一见杨过误终身”便是出自于林燕妮之手。

在金庸笔下，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有香消玉殒的公孙绿萼，有终身未嫁的陆无双、程英和郭襄，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耶律燕和完颜萍。

遇到杨过之后，她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是无比惆怅的。

林燕妮的“杨过”，是黄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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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与黄霑

1977年，林青霞在香港拍摄《红楼梦》。一次餐叙中，导演李翰祥身边坐着林燕妮，林燕妮的另一边则是黄霑。

席间黄霑常常提“林美人”三个字，林青霞起初以为是自己，后来才知道黄霑口中的“林美人”，永远只会是林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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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与林青霞

黄霑与林燕妮的相遇，是错误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1975年，黄霑的原配，女演员华娃已经怀上了第三胎，但黄霑还是选择了要美人，不要家庭，纵使千夫所指，也毅然离婚追爱。正如他在《流光飞舞》中所写的：

跟有情人做快乐事/不管是劫是缘

很多年后，他对蔡澜忏悔，说自己一生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华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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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与原配华娃及子女

他们相爱后的第二年，香港多了一家规模很小，但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黄与林广告公司”，黄是黄霑，林是林燕妮。

两人虽然一度成为香港媒体笔下批判的对象，但事业发展却是如火如荼。

当年，化妆品品牌Revlon进入中国市场，黄霑从李白的《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取“露华浓”作为其中文名，既有韵律又有美感，至今仍被奉为“信雅达”翻译的典范。

又例如他为人头马设计的广告，“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单刀直入，着眼于奢侈品的社交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华中觥筹交错的画面。

那些年，黄霑在广告业风生水起，成为首位获得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的中国香港人。

林燕妮与黄霑相伴14年，却屡屡拒绝他的求婚，究其原因，是不满黄霑不改风流本色。

1988年，金庸在家中做东，黄霑下跪求婚。纵使金庸亲书赠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却也没能让美人走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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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左二）、金庸（左三）、黄霑（左四）

1990年，黄霑的广告公司因为债务问题宣告破产，屋漏偏逢连夜雨，林燕妮也选择离他而去。

四面楚歌之际，黄霑甚至一度有了跳楼轻生的念头，彼时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徐克。

黄霑一生的金曲巅峰，都是被徐老怪逼的：“我跟徐克合作，从头吵到尾。如果杀人不犯法，施南生早当寡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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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南生、徐克与黄霑

徐黄缘起，始于1984年的《上海之夜》，此后多年，黄霑先后为徐克奉上了《上海滩》、《当年情》、《倩女幽魂》等经典之作，但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颇为坎坷，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发疯。

1990年，徐克再次找到黄霑：“我最近在拍《笑傲江湖》，曲子你来写吧。”

黄霑写了1稿，徐克不满意：“再改改。”

写了第2稿，还是“再改改”。

前后写了6稿，都被徐克退回。

不疯魔不成活，黄霑胡乱翻起了古书《乐志》，忽悟“大乐必易”，反弹五音宫商角徵羽，顿觉点起了心里的沧桑，旋律歌词一挥而就，曲谱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着几个字：

你要便要，不要请另聘高明。

徐克听完，当即拍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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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与黄霑

不久，《笑傲江湖》在台湾热映，一响起《沧海一声笑》，观众们都会不由地跟着唱起来。台湾市场纷纷向黄霑求购版权，黄霑给罗大佑打了一通电话：“不如我们出一版吧？”

早年罗大佑微时，是靠着黄霑的接济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听闻恩公相邀，当即答应。

录制时，黄霑把徐克也拉进了录音棚，三人大醉一场，逸兴遄飞，连嗓音都染了酒气。

录完一遍，徐克说唱错了，要重录，黄霑大手一挥：

“不录了，这版最好！笑傲江湖嘛，就该这个样子！”

徐克便遂了黄霑的心意，将这版夹杂着酒肆之气的《沧海一声笑》保留了下来。

皇图霸业笑谈中，不胜人间一场醉。黄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一份野、一份狂、一份真，这世间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

2001年，60岁的黄霑患肺癌，没有告诉任何人，唯独跟徐克说：“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让你知道，免得你觉得突然。”

后来，徐克说：“我对黄霑的去世还是很平静的。只是，他的歌我都不听了。”

黄霑之所以结缘武侠，有徐克的功劳，也有蔡澜的穿针引线。

70年代末，蔡澜跟随邹文怀出走邵氏后，做到了金牌监制，彼时正在制作金庸的作品《倚天屠龙记》，电影需要配乐，便请黄霑来帮忙，两人因此结识。工作之余，志趣相投，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蔡澜的志趣早已不在电影。在那个被商业裹挟的年代，电影盛不下他的思考，他羡慕黄霑，一支笔、一壶酒便可慰平生。

于是乎，他便请倪匡向金庸举荐自己，希望可以在《明报》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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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

蔡澜寄情写作，并不是一时之言。

在电影界之于倪匡犹如众星拱月的那些年，蔡澜曾经把自己写的剧本交给制片人，对制片人言简意赅地说：“这是倪匡写的。”制片人一看，剧本很好，行文也是倪匡的风格，立刻拍板，买下版权。

过后，倪匡被人问起，一头雾水。这时，蔡澜便会露出标志性的眯眯笑：“我写的。”

相识多年，老友鲜少相求，倪匡自然不吝相助，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并没在意，后来终于忍不住要来几篇文章翻阅，的确清新。

从此，蔡澜在《明报》副刊开了一个名叫“草草不工”的长期专栏。“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

多年后，蔡澜回忆：“当年，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好在那几年，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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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蔡澜

在专栏中，蔡澜常常提及的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失意。

8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彼时，黑道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香港娱乐圈，艺人们入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拜码头”。

年轻时的成龙意气风发，却也是个“愣头青”，得罪了许多大佬。一次，成龙去酒店吃饭，竟被二十几个古惑仔提砍刀围上，拼了命才侥幸逃过一劫。

邹文怀是成龙当时的老板，他拧着眉头思索许久——除了跑路，成龙只有死路一条。

踌躇许久，邹文怀走进了制片经理蔡澜的办公室。

蔡澜是个乐善好施之人，人缘甚好，整个香港娱乐圈都愿意为他留三分薄面，如果说世上只有一人可以从古惑仔眼皮底下带走什么人，那人一定是蔡澜。

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不久后蔡澜便带成龙离开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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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与成龙

此后几年，世界成为他的片场，一行人辗转前往南斯拉夫、法国、澳洲诸国，一路将成龙送进了好莱坞。

那些年，蔡澜周游列国，好不快活，但是当他回到香港，周遭已然换了天地。

8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金庸不再写社论，将《明报》交给了后辈；天命之年的黄霑赔光了公司，变成穷光蛋；而身形越来越沉重的倪匡则爱上了演戏。

彼时，倪匡时常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客串，受限于外形条件，角色大多集中为嫖客、猥琐男之流。

有人就对倪太说：“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叫他演嫖客，简直是污辱了大作家。”

倪太不以为然：“倪匡扮作家、嫖客，都是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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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福的倪匡

1989年，54岁的倪匡喜欢上了一个“妈妈桑”，就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夜总会喝花酒，三个人接二连三讲笑话，逗得那些陪酒的女人七颠八倒。后来蔡澜跑去买单，才知道一晚要花一两万港币。

他当下大叫：“酒又不是最好，女人也不是最美！不甘心，不如把构思卖给电视台！”黄霑、倪匡连忙说好，一拍即合。

如此，3个年过半百的风流才子聚首，在演播室，喝着最贵的酒，伴着最美的人，吞云吐雾、谈天说地。

节目名为《今夜不设防》，所谓“不设防”，就是男男女女喝到微醺再开机录制，兴之所至，插科打诨，妙语如珠。

在那档节目中，张国荣轻飘飘地说“人人都有嘴巴啊，就让他们去讲咯”，黄霑兴起强吻，也不以为意；

林燕妮华服落座，第一句话就问主持人，你们猜我和黄生拍拖时，谁先亲的谁？

林青霞聊起秦汉，百无禁忌；

张曼玉承认，自己入行就是因为贪慕虚荣；

……

有人评价：“那时的巨星，才是真正的巨星。”如今看来，那个年代，那不设防的一夜，那些在镜头前歪斜的明星，弥足珍贵。

《今夜不设防》始于倪匡，也终于倪匡。

节目做了两年，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怀念的时光，是两人刚刚结婚，身无分文的时候，那是夫妻两人最开心的时光。

这一番话勾起了倪匡对妻子的愧疚，当即决定远赴美国，找一个无人认识的角落，携手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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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与妻子李果珍

1992年，就在倪匡落地香港的第35年，他向港人留下一纸声明，拂衣而去：

“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狂人倪匡，悄然淡出江湖。

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倪匡与倪太一走便是14年，那段远渡重洋的日子里，唤他回港的电话每年都会响起，但他几乎都不为所动，只有两通让他的心里起了波澜。

一通，是黄霑打来的。

2002年，导演张彻离世。灵堂之上，高书“影坛宗师”四个大字。当天，黄霑和蔡澜扶灵，众人哀悼万分。

灵堂两侧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的是《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高山青》，独臂说的是电影《独臂刀》。

挽联由黄霑而作。电话里，他问倪匡写得如何，倪匡大笑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

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倪匡、蔡澜、黄霑

怎料世事无常，第二通电话是在2年后的秋天，电话那头告知黄霑仙去，倪匡闻之大喝一声：“岂有此理！”

早年，两人找铁版神（又称铁板神数，中国古代命理术数之一）算命，算到倪匡60岁便不算了，但算出黄霑可以活到70岁。

“而今我已70多了，可惜他却这么年轻就走了。”倪匡说。

黄霑走时63岁，确有太多未竟之事，抱憾之事。

2003年4月8日，在张国荣的葬礼上，黄霑曾深切致悼词：

“是否上天想透过他，教我们从今以后要好好学懂珍惜，由今日起我们要很率心地爱护我们本来就该爱护的事事物物，因为好的事物不会永远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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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与黄霑

哀恸之间，惋惜的似乎不止是棺中人。

垂暮之年，黄霑在其博士论文上写下一个悲观的结论：香港音乐界气数尽了。他痛陈香港流行音乐“再没有美丽的旋律”，并让人刻了一个印章——

“不信人间尽耳聋”。

“我现在有得写就写下去，拼了命写，写到没人听，写到没人要，写到死。”

但滚滚长江东逝水，随着他熟悉的那一代歌手老了、走了，找他写歌填词的人越来越少。

昔日老友造访时，看到黄霑案牍上写满了晏几道的一句诗词：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他说自己是“老头的脑袋，少年的心，更老的身体......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心里面还是很沧桑，很悲凉，很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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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霑

90年代，四大天王正红火，刘德华想自己尝试作词，发表处女作《情是那么笨》，黄霑听后在媒体上大骂刘德华写词文理不通，“没有看过写‘情’写得那么笨的作词人。”

某天，华仔碰到黄霑，忍不住对黄霑说：“霑伯，你不要那么用力骂我好吗？”

黄霑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不要放弃，人是会进步的，我骂你三年，你现在的作品，我听懂啦。”

20多年后，当年的笨小孩也即将年满60，在鲁豫的访谈节目中说：“想推广一下广东歌，广东歌已经太久没有被记住了。”

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似曾相识的落寞中，还能窥见上个世纪的华彩。

黄霑走后，金庸四处游学，也谈历史，也谈武侠，只是不再看《明报》。报社的老人儿说：“査先生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

蔡澜还在吃、还在喝、还在玩、还在写、还在刷微博、还在解惑，但是偶尔也会感慨几代人的烦恼“通通一样，就是这么无聊”。

2005年，时隔14年，倪匡还是回到了香港，落地的机场是他走之后建的，当年的住所已经变成了学校，许多故人离世，“这次回来，朋辈半为鬼”。

连载了41年的《卫斯理》最终做结，最后一本定名为《只限老友》。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从此再无音信。

过去的精彩千姿百态，如今的遗憾相差无几。嗟叹过，大醉过，醒来后豪情只剩一襟晚照。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走了，很多人彻夜未眠。

那天晚上，唐鹤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悼念金庸，配图是金庸在1995年亲笔写下的“鹤鸣九皋，德被三世”，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配文中，唐鹤德提到自己是“超级的金庸迷”，张国荣当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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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唐鹤德发文悼念

张国荣曾出演取材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电影《东邪西毒》，里面有段台词：“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多刻骨铭心的瞬间，都在不觉间散落成一地尘埃。金庸还在时，总有媒体深夜致电倪匡，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

那时，倪匡每每都是心惊肉跳，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他却说：“人到了年纪，必然要面对死亡。不必过分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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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倪匡

金庸的葬礼上，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蔡澜亲笔誊写的“一览众生”。

很多人不解，倪匡也写了一张纸条给查太，解释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间众生相，才有此伟大著作。

葬礼上有纪念册送给亲友，册上最后一页，记载了《神雕侠侣》中写杨过的最后一句话：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但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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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摄于明报大楼

时移世迁，往昔种种，是耶非耶，都已经过去。过去便是过去，纵然怀念，却也无法强求复来。

时代已尽，新潮已至，曾经有过他们，已是幸事。

与前人曾同处一个时代，仍然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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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15日，当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李光耀在成立仪式上致词：“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的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



这儒家价值观才是真正凝聚新加坡华人的真正纽带。如果你身处新加坡，傍边是回教徒为主的大国马来西亚。你就明白凝聚与团结华人的重要性。而真正能凝聚华人的也只要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而一定不会是任何外来的思想与主义。



新加坡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说：“在美国召开的研讨会上，不少华裔学者作了比较研究。例如，1882年日本天皇给日本军人所下的命令，就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写成的。那是明治政府建立以后，传统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武士阶级失去了特权，征兵制开始实行。保卫国防的义务落到全体国民身上，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士兵。当时，天皇给陆海军士兵的命令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写成的，同时也是天皇给全国人民的必须遵奉的国家命令，实际上是全民官运亨通守则。这个命令强调了中国儒家思想的五个美德：忠诚、礼义、勇敢、信义、节俭。那时，日本天皇就‘借用’孔夫子的脑袋，来教育自己的士兵、教育日本人民了。”



李光耀敏锐地指出：“但是，日本天皇的命令却没有考虑到仁慈，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美德核心。不知学者们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在李光耀看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提倡把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





李光耀说，忠，就是要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现在的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辈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作为侨民在新加坡谋生。过去这些人大都有落叶归根的思想，没有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强烈愿望。新加坡独立初期，由于地小人少，资源贫乏，不少人仍认为独立是暂时的，把新加坡看作祖国的观念比较淡薄。因此，李光耀强调，我们要从落叶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培养强烈的国民意识，成了首要任务。这种国民意识，也就是忠。



当然李光耀先生不会忘记维护传统家庭核心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儒家精神。而孝道是儒家精神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他特别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1981年春节，李光耀在电视讲话中说：“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就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变得粗野。”他不赞成子女抛开年老的父母组织小家庭单过而使原先的家庭成为空巢。主张按照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他还表示，为了确保这类家庭不致分裂，国家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要重赏三代同堂的家庭。李光耀认为，把老人送去老人院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一般都应由子女把老人留在家中供养。多年来，新加坡都在旧历新年开展敬老运动，届时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们都到自己的选区慰问老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怀老人的风气。



政治体制方面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选举和反对党，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发挥它监督和制造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现行体制。这种策略，使得对内可以给不同阶层提供表达政见的渠道，对外则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对此，1994年李光耀在与美国《外交杂志》主编扎卡利亚的对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有清楚的表述：“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他又说：“在西方，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他批判的这些其实是西方左派价值观。左翼兴于1918苏联诞生，盛于二战之后。如果按照西方右派观点，也是同样强调家庭观念，信仰基督，反对堕胎等等。所以李光耀是全球右翼阵营的一员悍将。与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家父子一起维护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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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黄金最难就是最近十年的经验对今后十年没有借鉴意义，必须追溯到50 年之前，才更恰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黄金已经过时，工业用途不广泛，而美元已经代替黄金的货币功能。毕竟黄金的大牛市是70年代，距离现在也50年了。这50年黄金也只是波动。



康波周期以60年为一周期，与我们的一个甲子类似。60年分四个小周期，分别为回升，繁荣，衰退与萧条。也类似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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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50年，如果你投资黄金是非常可怜的，金价的上涨速度甚至达不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可以说做生意还可以有钱赚的时候，持有黄金资产不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甚至不能满足保值需求，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当经济还在增长的时候所产生的丰厚利润超过印钞的速度。这样经过40-50的长期惯性思维后，大家普遍认为黄金第一不能对抗通胀，而工业用途也不广泛，因此才有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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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拉拉藤
被
叶语在苏州
快转了
7-8 18:20
来自 微博国际版
商人订立的陌生人契约对秦制以及与其联动的宗法是毁灭性的。秦制意味着人皆刑徒，秦人非人，秦人不过是“看起来面目各有不同的”土俑，空具躯壳，易碎，必得要君父为之指定安放位置，所以秦俑猎巫也就最天然疯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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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蒋海松：金庸武侠作品的法治声音
蒋海松 教授加 20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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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松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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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原文载于《法治周末》2018年11月7日金庸纪念专版

2018年10月30日晚间，新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本名查良镛)先生逝世,享年94岁，大侠远行，江湖泪雨纷飞，引发普遍性的哀悼。许多人甚至概括，随之而去的还有这代人的青春记忆。
而鲜为人知的是，金庸本是一位地道的法律人，一生也颇有法律事功，而其武侠作品也留下与法律的复杂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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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又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学国际法 。这是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金庸后来留下很多专业地道的法学论文。抗战结束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久久未决。金庸就此写成《日本赔偿问题》专论，刊于《半月新闻（杭州）》创刊号（1947年），后收录于《东吴法学先贤文录·国际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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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前后，金庸写了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阐明新政权对海外资产的所有权，用法律维护国家利益，得到著名法学家、外交部顾问梅汝璈先生的赏识。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的讲座中专门说过“我研究罗马史，很多很多时间去看罗马的法律，叫《罗马法》。讲罗马公民的权利怎么样……”足见对法律的思考伴随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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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金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后成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香港基本法的立法者之一。他还留下一些记录立法过程的诗歌，如“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他将香港繁荣的原因浓缩为“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简明公式，一再高扬法治是香港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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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与法律是一个极为纠结的话题。一般人会引用韩非子的“侠以武”认为武侠是典型的反法治之作。在表面上，这一判定当然也是成立的，武侠确实是一个反规则、反法治的世界。在江湖里，充斥着血亲复仇、侠客救济、暴力杀戮、血腥争夺……应有尽有，但肯定就是没有所谓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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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如果放宽法律的视野，不恪守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将法律做广义的理解，也会发现金庸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也是一种法律之问。在笔者看来，这意义至少有如下六端：



一、张扬正义与公平的法律价值





正义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古罗马法学家有云“法律乃正义与不正义的学问” 。武侠小说之所以流行，最主要原因是满足了人们的正义想象，特别是当制度失效时，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江湖侠客实现正义。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借张无忌之口说：“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 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

类似的金庸笔下的大侠，萧峰、杨过、郭靖、洪七公等等都是行侠仗义，用自己的刀剑捍卫着天地正义之道。华罗庚曾说过“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对现实法制衰败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在这一侠义江湖得到了倾诉与慰藉。武侠以另一种方式张扬正义。



二、批判专制与权力腐蚀





相对于一般的武侠小说以娱乐化为主，金庸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政治指向。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自己“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梁文道在《我读》中赞道“金庸是个政治家”，叶克飞甚至出版了一本《金庸政治学》。

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政治隐喻，特别是在《笑傲江湖》明显将东方不败、任我行、岳不群等人设想为政治人物，这个江湖世界明显是权力世界的投射。金庸在该书后记中夫子自道：“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

小说充分展现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用。如东方不败、任我行争夺教主宝座，幻想“千秋万载￥￥”，成为非人化的权力魔鬼。连《倚天屠龙记》中冰清玉洁的周芷若也因为复仇和权力的执念，成为新版灭绝人性的灭绝师太。金庸事实上触及到了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权力败坏人性”等典型的法理问题，并从反向的角度形象地表达了对权力必须进行监督防范的法律思考。



三、追求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





自由也是法律最可贵的价值，人格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前提。金庸笔下侠客快意恩仇，独来独往，展现了自由风范。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清扬，不爱权力只爱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反叛师门、冲击礼法的杨过、自觉放下权力归隐江湖的张无忌，不染世俗的小龙女，达观自在的周伯通，率性天真的小郭襄，师心独往的何足道……都体现了自由之风，体现了“人”的觉醒。金庸影视作品中的《沧海一声笑》甚至成为一代人的自由之歌，“沧海笑 滔滔两岸潮……江山笑 烟雨遥，涛浪淘尽 红尘俗世知多少”展现了无数人的自由情结。



四、揭露冤案，呼唤善治




金庸的小说中处处有冤案，形象地展现了法制衰败的可怕和对法制清明的向往。如《连城诀》中，老实人狄云被大师伯冤枉、被师父误会、被师妹误会，被爱情伤害，被人陷害，抓进监狱，监狱里所见全是冤案。《鹿鼎记》则从清代文字y写起，甚至也让人想起金庸祖辈查慎行、查嗣庭自身遭受过的文字狱。



五、呈现了丰富的江湖规矩与纠纷解决机制





如《书剑恩仇录》充分展现了红花会这种江湖团体的管理规则，《倚天屠龙记》以武林大会的方式确定屠龙刀归属，《雪山飞狐》通过江湖决斗解决争议，《笑傲江湖》通过血亲复仇解决家族恩怨，《射雕英雄传》通过比武招亲确定婚姻关系，华山论剑确立武林权力格局……所谓“律者，定纷止争”。尽管这些措施有反法治的一面，但这可视为谓一种民间法资源，是江湖中普遍奉行的争端解决机制。法学家艾利希强调“活法”理论，强调“活生生的法律”(das lebende Recht)，这些江湖规矩其实就相当于当时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活法资源



六、洞察人性与制度的复杂博弈





法之理在法外，法律立足于人性之上。故而霍布斯《利维坦》第一章以人性开篇，商鞅等法家莫不从人性之恶进行理论建构。

金庸武侠小说自成一个世界，有它自身的逻辑架构与生活方式，这小说世界并非乌托邦，在深层心理中映现着国人的普遍生存体验，甚至也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呈现。生与死的较量，善与恶的对立，恩与怨的交替，男与女的纠缠……

在江湖极端的生存状态下， 有人性更淋漓尽致的表演。萧峰的悲壮，段誉的灵秀，小龙女的高洁，左冷禅的冷酷，岳不群的伪善，《笑傲江湖》的残酷，《鹿鼎记》的荒谬，《连城诀》的暗黑，呈现了人性最好的舞台，也对理解制度建构的人性思辨更有深度。

当然，金庸武侠中也呈现了很多反法治因素，例如青天人治，无视制度；暴力戾气、不守规则；不遵程序，正义异化，权力斗争、阴谋横行，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过于极端；背离常识、耽于幻想，缺乏理性。血亲复仇、私力救济之类归根结底是一种反法治纠纷解决机制。但也是从反面论证了法治的可贵。

或许，金庸通过一个血腥的江湖警醒世人，只有以法为剑，才能笑傲江湖。能够主持正义的，不是侠客，不是青天，而是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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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仑：钱锺书为《围城》的“时代错乱”解嘲
范旭仑 南方周末 钱锺书研究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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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86年5月16日复江西大学中文系85级大学生刘文辉信的影印本。汪少华教授云:写信人署名潦草，害得回复者猜不着而照画。）



《围城》叙事始自1937年7月，终于1939年12月。“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虚虚复须实实，假假要亦真真”，而“虚虚实实，最难恰到好处”。

第三章：“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痢的人。他在讲他怎样向法国人作战事宣传，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南京撤退以后，他们都说中国完了。我对他们说：“欧洲大战的时候，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么？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没有话讲，唉，他们没有话讲。’赵辛楣专家审定似的说：‘回答得好！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时间是1938年早春。在网上看到钱锺书先生1986年5月16日复大学生刘文辉信的影印本：“沈先生是讲第一次大战，我有心要他信口开河，假充内行，吓唬中国人。假如他真对法国人讲过这句话，当场就会遭到驳斥，他也不可能向本国人夸夸其谈了。你发现问题，使我欣佩。三年前，大连有位同志也曾来函提出。你和他是两位细心人。附带一提，我有一部《管锥编》，你知道么？第四册1302-1304论‘时代错乱’一节引迭更斯小说，也许可供你阅读古今名作的参考。”那“问题”想必是法国政府迁都晚于沈先生“说话”两年。实际上，迫于德军，法国政府三次迁都Bordeaux（波尔多）：1870年普法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钱先生和那两位大学生可能就知道第三次的迁都，赶不上沈先生“内行”、赵辛楣“专家”。而这“内行”，偏是歪打正着，“如盲龟值浮木之孔、瞎儿射飞雀之目，适逢以成巧合也”，洵第四章所谓“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也。沈先生是“向法国人”“宣传”抗日“战事”，非“吓唬中国人”，亦没来由遭法国人“驳斥”？若“用个带草看法”，作者叙事没“问题”，倒是晚节惑于悠悠之口，多嘴露怯。“千万不要信任小说家，只能信任小说”（Never trust the artist. Trust the tale），此之谓欤？而“矜气护短，斤斤不肯遽屈之情，思之自笑”（《围城》第三章），中书君将无同方鸿渐？

《管锥编》论“时代错乱”（anachronism）：文艺作品里，依托真人，而与史传乖迕，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是也；人出虚构，仍系诸某朝某代，而道后世方有之事，用当时尚无之物，潘金莲称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是也。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如迭更斯小说Pickwick Papers写一撞骗者向人侈陈己于“七月革命”（theRevolution of July）中且战且赋诗，附注曰：“此君真具先知预见之神通者矣！吾书所叙乃一八二七年事，而七月革命则一八三〇年事也（A remarkable instance of the prophetic force of Mr Jingle’s imagination, etc.）。”钱先生数年后于《谈艺录》中云：“学者斤斤于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窃谓此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

钱先生口头也自白（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围城》中鲁鱼亥豕，错得利害，不过正是写博士论文者钻研的好题材，像有人告诉我抗战时盘尼西林尚未应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吴全韬《深切怀念钱锺书老师》（《暨南校友》2004年6月号）记大学生俞晶曾当面向钱老师指出李梅亭的百宝箱里不该有尚未发明的盘尼西林。怪哉，《围城》何尝道及“盘尼西林”？毋乃“消治龙”之误忆乎？后来又重申《管锥编》以慰譬电视剧《围城》的编导（孙雄飞《钱锺书、杨绛看电视剧〈围城〉》，《艺术家》1991年3月号）：“这没有什么，天下无错不成书。其实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没有漏洞。《红楼梦》探春挂唐人写的对联，唐朝哪有对联？《荡寇志》里梁山泊英雄和宋军打仗，说打大炮，那时哪有大炮？宋末才有马可·波罗从西洋带来的大炮，把襄阳城打下来。莎士比亚戏里钟上有罗马字。等等，不足为怪，莎士比亚还照样是莎士比亚。”“钟上有罗马字”当是记者误会（“莎士比亚剧本Julius Caesar写古罗马事，道及自鸣钟，遭人嗤点”）。

揭示《围城》叙事的“时代错乱”，我还见到有四宗。爱默《围城叙事又一漏洞》（《博览群书》1996年12月号）拈出“长沙大火”发生于1938年11月中旬，而方鸿渐一行同年10月上旬抵南城时未由与闻。牟晓朋《围城漏洞》（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发现1938年隆冬身处鄙野且弗喜文艺的赵辛楣不应预知1939年晚春都市上演的戏文《这不过是春天》。叶凡《方鸿渐的路线错误与赵辛楣的官职虚乌》（亦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探示1938年秋方鸿渐一行在江西境内不该绕远走1939年春以后因战事而改变的路线。钱定平《破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勘破1938年正月Nita小姐的书架上不宜有“电影小说”《乱世佳人》——这部好莱坞大片首映于1939年12月。网上流布一帧钱先生复某大学生的手札（上款被涂），署“7月13日”，1991年左右，略云：“1938年时忆上海小书[摊]已有Gone With the Wind翻印本，学校且有用为教本者；《乱世佳人》之名确因电影映出后风行；我当年著书时，已在多年之后，取大家当时已习见常闻之名，以免考订之烦，故不‘名求其朔’耳。以此解嘲息疑可乎？”陈汝洁《生流版电影小说〈乱世佳人〉》（《今晚报》2020年3月9日）亦言之。早于《围城》的《灵感》假角色口，戏译“美国的时髦小说Gone With the Wind”作《中风狂走》。

比起《乱世佳人》，第六章的“陆子潇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人生从四十岁才开始》是当时流行的一本美国书籍）”，任心漫与，“时代错乱”外又多了桩“莫须有”。Walter Boughton Pitkin原著1932年出版，1942年始有希青汉翻译的《事业的返老还童术》，1946年有程鸥译本《四十成名》，又有谢济泽、胡尹民译《四十而立》以及戴圃青译《成功的起点》，端的“流行”，惜“当”子潇之“时”，天壤间固无从“买”得“翻译的”“《人生从四十岁才开始》”也。

《围城》里犯“时代错乱”，该是作者的“记诵失检”，而非英雄欺人的“有心”“弄笔”。作者1982年8月21日指教大学生赵晓亮：“我在《围城》日文译本的短序结尾说：‘关于这本书呢，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作者不用抢在头里出面开口，多嘴是多余的。’我对文学研究的态度，也主要从作品本身着手；作者自己的话常常靠不住的。”也许咱们读钱锺书时还不妨记住，免得遇事生风。

《围城》劈头：“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大学生王远峰回忆（《大师风范永驻我心》，《档案与社会》2003年12月号）：“从欧洲经红海、马六甲海峡回国，客轮是逆地球自转方向行驶的，行驶的速度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加，造成一天的时间要相对缩短的情形。理论上讲，它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白天短而不是长。我认为那句描写有悖常识……钱先生1981年4月7日回信：‘太阳迟早问题，你提得很有道理。我当年在这条航线走过两次，当时印象确是觉得白天很长而黑夜很短。也许在科学上说不通，现在只能由它去。反正是少年之作，毛病还不少，不能追改。’”盍观乎《管锥编》论《诗品》：“伏尔泰作《荡子》院本，遭人诟病，渠曰：‘诚非无疵，然疵亦有不可除去者。譬如偻人背上肉峰隆然，欲铲其峰，是杀其人也。吾儿纵驼背，却不失为强健耳。’”类聚于此，以博其趣。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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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
灵魂SU醒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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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历史
许小年/文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年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来，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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