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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13 11:3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5-6 20:07 编辑

刘熙载在《书概》中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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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三个西方记者与乌克兰大饥荒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14-01-05 14:58:20
进入专题： 乌克兰大饥荒

● 程映虹

　　

　　 2013年的11月23日，乌克兰全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追悼80年前大饥荒中殒命的数百万同胞。曾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上世纪头50年爆发过三次大饥荒，其中以1932年至1933年最为严重，此次饥荒因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根据近年披露的克格勃档案，学界估计饿死人数约在700万-1000万人左右。如今，纪念大饥荒已成为乌克兰每年铭记历史惨剧的重要社会活动。

　　 早在10年前，当乌克兰纪念大饥荒70周年时，乌克兰国会和一些社团向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撤销1933年授予《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杜兰蒂的这个奖项，迫使这个委员会重审60年前的那个决定。杜兰蒂当年因系列苏联报道而成名，但后来被证实，就在大饥荒时代，他掩盖真相，为美国的自由派或左派营造了一个"完美幸福的国度"，但却因此大受赞誉。

　　 2008年，纪念大饥荒75周年之际，乌克兰政府向两个已经去世的英国记者缪格里奇和琼斯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们对那场可怕的人祸的真实报道。

　　 谎言传播者生前风光无限，真相披露者的荣誉却在死后才得到追认。这三个西方记者的生前死后，值得今天的人们深长思考。

　　

　　 杜兰蒂--因谎言而成名的美国记者

　　 1933年11月，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派出以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建交协议。在纽约商界为苏联贵宾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上，当宴会的主持人在念到与会的显贵中一个瓦尔特？杜兰蒂的名字，并介绍他是"为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的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时，全场起立，掌声如潮。

　　 杜兰蒂是英国人，受雇于《纽约时报》，担任派驻莫斯科的记者。从上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他有关苏联的报道成了很多人了解苏联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对于刚上台的罗斯福政府在承认苏联的决策中都有一定作用。1932年杜兰蒂为此获得了创办不久的普利策奖，成为《纽约时报》第一个获得这项奖的记者。在对苏联的研究尚未成为专门学问的时代，杜兰蒂不但是个记者，而且俨然成了苏联问题的权威。

　　 然而，今天人们都知道，杜兰蒂当年用美国头牌大报记者的身份，掩盖大清洗和大饥荒下苏联的真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迎合美国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杜兰蒂的驻苏记者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和饥荒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他被派到苏联（当时还叫苏俄），首先报道的就是这个国家严重的饥荒。但当时报道饥荒是苏俄政府允许的，因为在官方宣传中，饥荒是由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造成的，和列宁实行了三年的以剥夺农民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关。1921年开始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西方的粮食和其他援助，所以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传播饥荒的场面。列宁甚至通过高尔基建立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得到粮食、药品和衣物。美国救济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不过提出允许西方记者进入苏俄国采访，把了解到的灾情报道回国内，这样公众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机构组织的救济活动。杜兰蒂就是这样去的苏俄国，并成为常驻记者。

　　 但到了30年代初，既没有世界大战也没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大饥荒完全是由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对农民的又一轮剥夺造成的。苏联官方宣传不但隐瞒大饥荒，而且向世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不少西方人信以为真，也给正面报道苏联的西方媒体制造了巨大的读者群。但纸里包不住火，1933年，国际新闻界有关苏联大饥荒的流言使得《纽约时报》总部催促一直回避报道这件事的杜兰蒂，要他调查新闻来源。这时杜兰蒂的报道中开始出现食品短缺、营养不良和部分地区人口减少的消息，他甚至给出了一个200万人左右被饿死的估计。

　　 就在此时，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官方在严禁其他西方记者离开莫斯科采访的同时，给了杜兰蒂去传说中发生饥荒的地区采访的通行证。1933年9月，杜兰蒂开始了他的调查采访，跟踪报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他先去了北高加索，发表了3篇报道，从标题上读者们就可以感到开朗和乐观，例如"苏维埃正在赢得农民的信念""苏维埃公社的农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产富饶"。他斥责传播苏联饥荒消息的西方记者根本没有调查研究，他原来作出的200万人饿死的估计也必须收回。

　　 但到了乌克兰时，他在报道中承认有大规模的饥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体化，而是来自国际上的威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去年苏联不得不从乌克兰调运大量粮食去东部边境，供应那里的军队。粮食调得太多了，影响了乌克兰农民的口粮。

　　 杜兰蒂的这次采访持续了10天，到了最后几天，杜兰蒂的报道又开始回到最初几天的乐观态度：总的来说，虽然有饥荒，有个别饿死人的现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误，也有农民的消极抵抗，但农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克里姆林宫正在赢得这场集体化战斗的胜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后不久，杜兰蒂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他的公开报道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图景。他说在他所到之处，干部们几乎都被赶下乡去推行集体化和监督农民生产，但到处都可以看到长满了荒草的农田。他对饿死人数的估计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区就起码死了300万人。在乌克兰情况更糟，人们就像苍蝇一样死去，很多农舍大门洞开，可以看得见里面骨瘦如柴的尸首。

　　 《纽约时报》一个流动通讯员这时来到莫斯科，当她听到杜兰蒂私下提到在乌克兰有上百万人饿死时大为吃惊，问道："瓦尔特，你不是开玩笑吧？真的有几百万吗？"杜兰蒂说："当然不是开玩笑，我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接下来，在这个"内部场合"，他说了一句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不过他们都是俄国人。"

　　 两个月以后，苏联和美国建交。杜兰蒂坐着苏联外交代表团的轮船回到了美国。美国左派和自由派的媒体把他捧为为美苏建交立下不朽功勋的伟大记者，因为他告诉了美国人民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领导坚强有力，人民勇于牺牲，充满了理想主义，虽然生活苦一点，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国人懂得，除了忍受牺牲，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国家的强盛。杜兰蒂在论证这个个人牺牲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必然关系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要蛋馅饼，只能打破鸡蛋。"

　　 斯大林时期有很多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用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描绘苏联，误导了西方读者。他们或是通过有色眼镜观察苏联，或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苏联官方提供的材料，但杜兰蒂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和斯大林不了解。相反，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太了解了。例如他早在20年代中期就预言斯大林将打败反对派，成为领袖，并废除新经济政策；在1931年他就提出了"斯大林主义"这个至今全世界仍在使用的术语。

　　 杜兰蒂对苏联的这种敏锐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他个人品格中和这个体制一拍即合的东西，即犬儒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和苏联官方宣传机构之间达成了默契。他把报道苏联作为给自己谋取名利的天赐良机，为此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把千百万俄国人的生命视若蝼蚁，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这些饿殍之上。

　　

　　 缪格里奇和琼斯：因真话而青史留名

　　 和杜兰蒂相反，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英国新闻记者，他们对大饥荒的了解不一定比杜兰蒂全面和深入，但他们却把苏联有千百万人已经和正在饿死的真相告诉了世界。

　　 缪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英国作家，也是比较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1932年派驻莫斯科。他原来思想左倾，对苏联共产主义很向往。但在苏联待了一阵后，他很快就对这个制度开始失望和怀疑，于是决定对传说纷纭的饥荒展开调查。1933年他在未经苏联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前往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震惊于亲眼目睹的饥荒惨状。但由于他的调查是"非法"的，而当时西方驻苏记者的报道都要通过苏联官方的通讯渠道向外发送，这是变相的新闻审查，所以他采访得来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英国大使馆的关系，放在英国外交官的邮袋中送出苏联，发表时还不能署名。1933年3月下旬，《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缪格里奇的三篇采访，其中一篇题为"苏维埃与农民--乌克兰的饥荒"，署名是"一个匿名的观察者"。文章经过了删节，而且没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可信度和传播效果就打了折扣。不但如此，雇佣他的《曼彻斯特卫报》一些编辑人员还对他对苏联的揭露和批评大为不满，认为是夸张不实。

　　 作为莫斯科记者圈子里的同行，缪格里奇对杜兰蒂的为人非常了解，他称后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耻的谎言家"。和因谎言而飞黄腾达人生得意的杜兰蒂相比，缪格里奇当时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因为在对苏联的看法转变后和《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方针有不同意见，一度生计都有问题。他1934年出版了小说《莫斯科之冬》，其中描绘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真实图景，并讽刺了西方新闻界对苏联一厢情愿的憧憬和偏袒。

　　 另一个年轻的英国人琼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对披露苏联的大饥荒作出更重要的贡献。琼斯天资聪颖，通法文、德文和俄文，专长国际事务，30年代初担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也为一些报刊撰写报道，新闻嗅觉非常敏锐。当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时，他在那里做追踪报道，甚至和希特勒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法兰克福参加后者就任德国总理的仪式。他曾经于1930、1931和1932年3次前往苏联，对正在开展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已经有所了解，并反映在他的系列报道中。例如1931年4月他发表于《西方邮报》上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俄国农民的逆来顺受是英国人不能容忍的"和"俄国工人的幻灭--由食物短缺导致的对'五年计划'的反抗"。1932年10月他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报道题目就是"还有汤喝吗？--俄国在饥饿中面临严冬"。

　　 1933年3月琼斯又一次前往苏联的乌克兰。3月29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多家西方报刊，他对自己乘坐火车经过乌克兰的城镇乡村时看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景象和与当地农民的接触和交谈做了介绍。他的这些介绍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由多家著名报纸刊出，轰动一时。

　　 《纽约晚邮报》的标题是"饥饿魔爪下的俄国--数百万农民正在被饿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标题是"俄国正在经历的饥荒和1921年一样严重"。

　　 仅仅两天后，《纽约时报》刊出了杜兰蒂对琼斯的反驳。杜兰蒂一年前刚刚因为对俄国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如果琼斯的所见所闻属实，那等于是说他不配得这个奖，因为琼斯的结论也是建立在他对苏联前三年情况的了解之上的。杜兰蒂强调琼斯这次在苏联只待了三周，走马观花，就凭在铁路沿线看到的一些有限景象就做出全局性的判断。杜兰蒂为自己辩护的策略很巧妙--他不否认俄国有粮食问题，但被琼斯夸大了。他文章的题目就是"俄国是有人挨饿，但不是饿得要死"（Russians Hungary， But Not Starving"）。他的叙述策略也很巧妙，向人们显示他比琼斯对俄国更有全面的了解："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导致的死亡确实有，但苏维埃社会很牢固"，"大城市粮食有保障"，"乌克兰、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遭受粮食短缺"，"俄国和在俄国的外国观察家看不到任何灾难的预兆"--这就是说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会同意俄国有粮食短缺，但却会认为琼斯的结论是耸人听闻。

　　 5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琼斯的回应文章。琼斯简要介绍了自己得出乌克兰正在发生大饥荒的结论的资料来源。文章结尾，他讽刺而愤懑地说："可不可以让我表达对苏联外事机构掩盖真相之技巧的祝贺？那些待在莫斯科衣食无忧的家伙只会掩盖一个真正的俄罗斯"。

　　 琼斯对苏联真相的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得苏联把他列入不受欢迎的记者名单，从此不让他入境。而在西方媒体，尽管他的观察和观点被广泛报道，但并没有形成对杜兰蒂的苏联报道的颠覆性挑战，后者依然很风光。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让琼斯和杜兰蒂二者并存。但因为琼斯是以谎言揭露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名义上的中立又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冷遇和漠视？

　　 琼斯和中国还有一段悲剧性的渊源。离开苏联后，他追寻另一个世界新闻的热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935年他前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地区调查满洲国的情况，于当年8月在那里被身份不明的匪帮绑票后杀害。这桩谋杀案的真正背景和经过，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来源: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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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披露乌克兰大饥荒的英雄记者遭白左诽谤，结局凄惨
2022
02/25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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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乌克兰自古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列宁和他的同志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种非常粗鲁的统治方式——分离、撕毁了它自己历史领土的一部分。”

幽默吗？至少乌克兰人笑不出来：


19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土地之肥沃，全球罕见，号称“欧洲的粮仓”，然而……

乌克兰有个专有词 乌克兰大饥荒（олодомор，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苏联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约有24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死于大饥荒，街道上随处可见饿殍：



死人太多，苏联从1939年就不敢搞人口普查，直到1959年才重新开始组织人口普查。



2013年乌克兰民众纪念大饥荒80周年：



2014年乌克兰纪念大饥荒81周年，波罗申科跪祭逝者：


2018年乌克兰纪念大饥荒85周年：


饥荒之外，苏联还将大批乌克兰知识精英冠以子虚乌有的“波兰地主和德国法西斯组织在乌克兰的军事组织成员”的罪名进行大清洗……


种种惨剧，导致乌克兰至今都在死磕俄罗斯，失去了重新组成罗斯民族的可能性。

2017年10月，《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出版《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详细描述1933年达到顶峰的乌克兰大饥荒：


阿普尔鲍姆挖掘了大量资料，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经历尤其引人瞩目：

1933年，琼斯在乌克兰遭受饥荒的地区徒步走了40英里，为这场浩劫写下了一份对于西方媒体来说非常罕见的亲历实录。

2019年，波兰、英国、乌克兰合拍的传记片《琼斯先生》，再现不堪回首、刻骨铭心的历史：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凭借13篇鼓吹苏联的文章，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成为所谓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莫斯科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在充斥着美女、美酒、毒品的奢华派对上，穿着迷你丁字裤（就在腰上系了根绳子）的杜兰蒂，厚颜无耻地告诉初来乍到的琼斯：

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

你不喜欢漂亮妞，又不喝酒，岂不是很无聊？

琼斯软中带硬：

扭腰屎报的女记者在当时的西方精英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未必喜欢莫斯科，但非常厌恶希特勒，他们愿意支持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潜在的反纳粹力量：

万一你错了呢？

她非常雄辩：

琼斯忍无可忍：

杜兰蒂曾精准预测托洛茨基必败于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皮匠的儿子在他看似简单、粗暴的外表背后，隐藏着冷血的精明。”一举奠定了自己作为王牌记者的国际声望。

嗅觉如此敏锐，怎么可能不知道眼皮底下发生的饥荒？

只能说，利益左右了杜兰蒂的报道，让他信口雌黄、粉饰太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扭腰屎报90年前就是这副德性；尽管呼声汹涌，普利策迄今仍未收回杜兰蒂的奖项。自由派……唉，烂透了。

琼斯私下采访了一些外交官和记者，得知饥荒的消息，冒着危险悄悄潜入乌克兰，进行实地采访。


琼斯母亲在乌克兰做过英语老师，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无边无际的麦浪：


琼斯摸出照片比对：

谷仓依旧在，只是一片雪皑皑……


在一户农家，琼斯发现自己吃的是人肉，当即吐了个不亦乐乎：


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血色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中写道，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并吃掉他们，结果自己也死于饥饿，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琼斯在乌克兰的笔记：

我走过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 ...

“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

有好心的农民提醒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因为已经有太多被饿到绝望的人了... ...他们很容易干出绝望的事... ...


1939年3月29日，琼斯回到柏林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饥荒统治下的俄罗斯》，被《伦敦标准晚报》、《纽约晚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伦敦早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登，震动欧美：


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杜兰蒂，立刻在扭腰屎报发表《俄国人虽然饥饿，但并不挨饿！》进行反击：

“我对这种所谓的饥荒进行过详尽调查......

“虽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粮食短缺... ...但并没有出现因饥饿而造成的死亡，一些死者只是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疾病而死亡的......

“声名狼藉的琼斯在夸大其词，并未如实记录真实的现代化俄罗斯。”

杜兰蒂指责琼斯故意造假、耸人听闻：

一个是初生牛犊，一个是金光闪耀的普利策得主，公众应该相信谁呢？

琼斯惨遭新闻界驱逐，杜兰蒂只手遮天：

1933年11月17日，罗斯福政府正式承认苏联，杜兰蒂被誉为“莫斯科的英雄”。

琼斯欲哭无泪，连小孩都奚落他是个疯子：

1934年琼斯前往远东，开始世界真相发现之旅（World Fact Finding tour）；

1935年8月琼斯深入蒙古采访、报道，被土匪绑架，不幸遇难。


当时，琼斯并不知道他的向导与苏联秘密警察有联系。


《琼斯先生》：触目惊心的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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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两谜题正解：俄军为啥打平民？乌军怎么突然牛掰了？
大脑咖啡 2022-04-3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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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两谜题正解：



俄军为啥打平民？

乌军怎么突然牛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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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为啥打平民？
俄乌战争中，我们会注意到，似乎俄罗斯人很野蛮，他们到处狂轰滥炸，一会炸了医院，一会炸了剧院。不但造成平民伤亡的悲剧，事实上也使得俄罗斯背上沉重的道德谴责包袱。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人真的愿意去攻击平民。这在现代战争中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只有才会做这种事情。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还要去轰炸这些没有意义的目标呢？答案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炸哪里。
俄罗斯每年都有红场阅兵，其中大量展示自己的先进武器。俄罗斯国防预算占自己 GDP的5%。俄罗斯有300万人就职于自己的军事工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20%的俄罗斯工业人口，是造军火的。有人开玩笑地说，俄罗斯所谓真正的工业，就只有军火制造。这些都给人一个概念，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非常发达。
但是，我再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失败率是多少？60%！这个数据是不是很违和？是不是很难在俄罗斯发达的军火工业这张拼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缺乏竞争。
在美国，主要的军火商有很多家，他们都是私营的。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在新一代战斗机制造上斗得死去活来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熟悉的吉普车，也是二战前美国军方招标，在众多竞争者中选出来的车型。
而俄罗斯的军火产业继承了苏联的国有制体制，他们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全部是国有的，秉承了计划经济模式。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属于一家叫 Rostec的国有集团公司，创立于2007年。旗下有大约700家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无一例外全部是国有企业（有部分外资和私有资金投入）。普京并不认为苏联的溃败是计划经济不灵。普京对苏联的批评，更多地是意识形态上的批评，而不是经济模式上的批评。事实上90年代俄罗斯搞市场经济非常失败，因此普京并不那样热爱市场经济，他对计划经济并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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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比较相信精英治国，他们认为只要选出精英人物，让他们来治理国家，效果一定很好。因此，在今天的俄罗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叫做西罗维基 Siloviki。他们几乎全部是原克格勃格鲁乌或者其他情报部门的旧官员，他们在普京身边形成一个精英圈子，称自己为“强力部门”西罗维基的俄语含义，就是“强力部门的人”。
普京认为，计划经济国有企业过去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理念有问题。现在换成高效的，务实的情报部门精英来管理，情况一定会大为改观。所以俄罗斯目前的军工产业的主要管理人，均是西罗维基的会员朋友们。包括俄罗斯的其他一些重要产业，普京将原来的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统统干掉之后，不是收归国有，就是分配给了这些西罗维基会员朋友们。西罗维基目前在俄罗斯是一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Rostec集团的总裁，就是普京当年在东德的克格勃同事，希尔盖切梅佐夫。
在俄罗斯，军工产业是毫无竞争可言的。所有的战斗机，都是一家公司 UAC的产品；所有的导弹，都是 Almaz-Antey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的总裁，都是标准的西罗维基会员。
这些国有企业效率并不高，产品质量也很成问题。这解释了两个问题。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空军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乌克兰空军，但他们却无法获得完全的制空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精确制导导弹数量不足，质量不可靠。
为什么俄罗斯人的空袭经常去炸平民目标？原因是，他们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同样数量不足，质量不可靠。俄罗斯空军往往投掷的是普通的航空炸弹。因为惧怕乌克兰人的毒刺防空导弹，这些飞机又不敢低空投弹，这就造成了俄罗斯人盲目轰炸的结果。这种轰炸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当这些俄军飞机不得不低空投弹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被乌克兰单兵携带的毒刺导弹所击落。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中。俄罗斯的经济几乎完全被这些西罗维基们控制，主要产业大多是被寡头们垄断的，这种经济，怎么可能有活力呢？

乌军怎么突然牛掰了？

迄今为止，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军事上的成功，是如何获得的？《1945》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北约的军事训练和乌克兰人的坚韧和勇敢，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1.和美国国民警卫队共同训练长达数十年
乌克兰人与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的各个部队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一些乌克兰战斗团已经接受了这些美国预备役部队长达数十年的训练。
自1993年以来，加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一直和乌克兰军队进行训练演习。加州警卫队的成员，在俄罗斯入侵前，对乌克兰军人进行了三个月的训练。
佛罗里达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在开战之前，也派出160名成员来训练乌克兰军人。
2.乌克兰军人从不抱怨
美国训练员发现，乌克兰人很坚强，遇到困难也没有抱怨，训练中，他们总是“优等生”。
韦德（Paul Wade）是从加州警卫队退休的军士长，在2000年代中后期在乌克兰，训练过乌军士兵。
“你可以看出他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们吸收知识就像海绵一样，”韦德说。
“他们不需要小小的奢侈品，不合适的早餐并没有打扰这些乌克兰人情绪。”
他告诉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他们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完成工作，每当我们给予赞许时，他们更是会鼓起勇气。”
3.时有参加大型跨国演习
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人需要过渡到拥有21世纪战术的军队。北约的培训人员采取了“整体的军事方法”，从小兵到国防部长，每个人都了解了现代战争以及对创新和不对称战术的需求。
因此乌克兰军人和北约成员国，有时会一起进行大规模的训练演习。2021年9月的“快速三叉戟行动”（Operation Rapid Trident）有来自15个国家的6,000名士兵，其中包括4,000名乌克兰士兵和一支来自华盛顿陆军国民警卫队，第81斯特瑞克旅战斗队小分队。
这些联合演习，帮助乌克兰进行联合武器作战，让乌军提高了步兵、装甲和大炮协同作战的能力。演习期间还进行了联合空中行动。乌克兰人还学会了如何在前线使用计算机辅助系统进行攻击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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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顿巴斯是很好的训练场
2014年乌克兰军队开始在顿巴斯和亲俄分子打仗，急需北约给予更多的战略、行动和战术上的帮助。
北约教官收集了乌克兰人和亲俄分子之间交火和战斗的情报，看到了乌克兰人的优势和劣势，对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建设进行了指导。国防承包商根据战场上获得的情报和数据，询问基层官兵，对武器的哪些方面不满意。
这种能力建设，渗入到了连级，让排级军官有信心在战场的必需品方面，自己就想办法首先去解决。
加拿大军方指导乌克兰快速反应步兵部队，如何进行城市作战和战场医疗程序，大大提高了乌克兰军人进行伏击和迫使敌人进入“杀戮区”方面的能力，现在他们已经能够使用无人机、火箭炮和榴弹炮作战。
此外，乌克兰人还学会了如何治疗伤员，并将他们从战场上移走，进行治疗。
乌克兰的机械师和紧急军械炸弹技术人员，在战场上他们能够回收被遗弃和损坏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并把它们送到机械师那里进行修整；炸弹技术员则负责解除地雷、未爆炸弹和诱杀装置的功能。
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给予他们高水平的训练，这些技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5.美国为乌克兰训练当代武器培训师
美国人提供了重炮M777，五角大楼允许乌克兰人来美国接受该系统的培训，接受完美国培训的人员，可以达到培训乌克兰当地士兵的标准。
这些参加培训的乌克兰军人明白其中的高风险，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对现代武器系统的掌握。
乌克兰人也在学习战争的原则，如统一指挥、武力经济、速度和安全。如果没有现代军事训练，这些知识是不可能获得的。
乌克兰最高指挥部，也设计了战斗的概念和最终状态的战略。这一点已经传达到了最低层。
因此无论是防御战还是反击战，即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都找到自己的任务和目的。
6.爱国主义提振了士气
乌克兰军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了士气，导致了战场上的成功，而社交媒体和全球媒体对他们惩罚侵略战争的报导又加强了这一点，形成了光荣的良性循环。
乌克兰《真理报》报导，研究机构Info Sapiens的民调发现，高达93%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最后将会战胜俄罗斯。
乌克兰军队有很多优点。他们已经显示出有能力吸收指令，毫无怨言地接受困难，将前线步兵和装甲部队与战斗支援部队相结合，并参与联合武器战术。
他们还具有从国家总统到国防部，到总参谋部，一直到领土防御志愿者的战略清晰度。
如果没有北约的训练，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也证明了乌克兰人固有的勇敢、聪明和坚韧。


战争资讯：恶化的世界秩序！
世纪风云 白露谧月 2022-04-27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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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日关注》
20220426
俄军连炸乌火车站警告西方 美防长直言欲削弱俄罗斯
俄摧毁6座铁路牵引变电站，切断外国军备运送路线。
美高官结束基辅访问仅几小时后，乌火车站连遭炸。
德国将批准向乌克兰运送坦克，美媒报道称，五角大楼将向乌运送俄制米格-29战斗机。
26日凌晨，俄举行胜利日阅兵方队训练，1.1万军人参加，数百军事装备亮相。


《今日关注》 20220425
美国务卿和防长访基辅送军援 俄：“萨尔马特”年内入役
美国务卿和防长同时到访基辅并与乌总统会晤，美宣布再提供7亿多美元军事援助，俄向美发照会要求停止向乌提供武器；
俄军持续发动打击，摧毁火箭炮仓库等乌军事目标，乌称俄在边境附近部署“伊斯坎德尔-M”导弹；
北约重武器逐渐到位，欲使冲突长期化，俄军方称“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年内入役。
--战争在准备中，还十年时间酝酿


军事快讯

1：
乌总理：俄全面撤军是战争结束唯一方法
时间: 2022-4-24 13:54| 来源: 美国中文网

摘要: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米加尔在一次最新采访中表示，只有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这场持续不断的冲突才能结束。“我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在我们把俄罗斯占领者从我们的领土上赶走之后结束。”什米加尔在接受CBS采访时说。

当被问及全面撤军是否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什米加尔说，“我认为是的，如果俄罗斯人离开乌克兰领土，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合作伙伴那里得到国家安全的保证，如果我们有可能恢复我们的国家，并使用俄罗斯的冻结资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战争已经结束，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荣耀，”他补充说。

画外音：

这是不可能的，俄乌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局，乌克兰成为美国敲诈俄罗斯的工具而已。




2：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巴基斯坦开展对话。

佩斯科夫在回答巴基斯坦总理是否确实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过信的提问时说: "我们通常不会发布外交信件，不会发布。我们一般不这样做，但俄罗斯确实仍然有兴趣与伊斯兰堡开展对话并发展最广泛的经贸关系，的确是这样。"



3：巴基斯坦Geo News电视台援引救援部门的消息称，卡拉奇大学发生汽车爆炸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中国公民。

三人不同程度受伤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一名外国人。

周二下午，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附近一辆厢式货车发生爆炸。爆炸原因尚未确定，可能是或车内天然气设备自行爆炸。

爆炸发生后，救援和安全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并封锁相关区域。



4：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可以作为小麦出口国，以弥补因乌克兰局势而出现的全球短缺。

苏杰生在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论坛上说：“我们看到乌克兰冲突导致的后果之一已体现在能源价格、粮食短缺和食品通胀上。印度可以通过干预农产品出口，特别是小麦出口，来改变目前形势。”


5：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警告东京，如果美日海军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演习扩大规模，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回应措施以确保自身的防卫能力。

莫尔古洛夫说：“日美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联合海军演习当然正挑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这种演习的特点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其演练的所谓防御行动，都带有潜在的进攻性质。与此同时，日本军方领导的声明将演习的必要性归咎于俄武装力量在远东的‘积极性’”。



6：据 TV3电视台报道，波罗的海国家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电力。相比1月，3月俄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电力供应量翻了一番。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电力系统运营商决定限制进口俄罗斯电力，但采购量已增加到接近60万兆瓦时。

该电视台指出：“为了摆脱对俄罗斯电力的依赖，爱沙尼亚打算建造一个固有安全模式反应堆。拉脱维亚尚未加入该项目，但正在研究可能性。”



7：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没有人希望看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局势升级，尽快实现和平，避免让欧洲和世界投入更大的代价。



8：

俄外交部：莫斯科将加强与亚洲伙伴的经济合作
2022年4月26日, 19:2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莫斯科对外战略转向东方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莫斯科将加强与未加入反俄制裁国家的合作。

莫尔古洛夫说："我们对外经济战略转向东方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这个过程具有客观性，首先是因为亚太地区变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画外音：

卢布成为普京手中的战争工具，开始挑战美元霸权，俄乌战争是普京暴打美国培养的看门狗。世界在普京的核弹威胁维持暂时的延续存在。



军事报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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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外长警告不要低估发生核战争巨大风险

时间: 2022-4-25 20:46| 查看：1783

摘要: 美联社图美国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称，不要低估发生核战争的巨大风险，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告诉俄国家电视台，“现在的核战争风险相当大”。拉夫罗夫说：“我不想人为提高这些风险。也许很多人喜欢这样。危险是严重的、真实的。我们绝不能低估 ...

美国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称，不要低估发生核战争的巨大风险，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告诉俄国家电视台，“现在的核战争风险相当大”。



拉夫罗夫说：“我不想人为提高这些风险。也许很多人喜欢这样。危险是严重的、真实的。我们绝不能低估它。”

拉夫罗夫被问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情况是否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这是美苏关系的一个低点。

拉夫罗夫说：“从本质上讲，北约是通过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战争，并且正在武装那个代理人。”

对于拉夫罗夫的言论，乌克兰外长库莱巴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恐吓世界支持乌克兰的最后希望”， “这只意味着莫斯科感觉到了失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日访问基辅期间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诺夫表示，莫斯科已警告华盛顿不要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两个月，这是自1945年以来对欧洲国家的最大袭击，造成数千人死伤，城镇化为废墟，并迫使超过500万人逃往国外。

（编辑 田军）

画外音：

这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手段，美俄争霸再现世界。末世的世界！



3.

将俄罗斯踢出G20未果 美国和盟友转变策略…
时间: 2022-4-25 11:41| 来源: 美国中文网

摘要: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尼近日表示，所有G20国家领导人都已被邀请参加将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据彭博社报道，对此感到不满的美国等国正在向印尼施压，希望乌克兰能作为本届峰会的嘉宾。在将俄罗斯踢出G20峰会 ..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尼近日表示，所有G20国家领导人都已被邀请参加将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据彭博社报道，对此感到不满的美国等国正在向印尼施压，希望乌克兰能作为本届峰会的嘉宾。



在将俄罗斯踢出G20峰会的要求遭拒后，美国转变策略。知情官员向彭博社透露，美国和七国集团(G7)其他一些成员国现在要求雅加达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至少参加部分会议。邀请一些国家作为观察员参会是G20的传统，不过这些国家往往不会旁听正式讨论。

美国是支持将俄罗斯完全踢出G20的国家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反对这样做。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被逐出较小的八国集团。



画外音：俄罗斯将会被赶出现行美国支配下的经济体系。美国的制裁最后会形成这样一个网。



4.

乌总统顾问:仍在购买俄油气国家同犯战争罪
时间: 2022-4-25 08:37| 来源: 美国中文网

摘要: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的一名高级经济顾问抨击了仍然在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称这些国家是战争罪的同犯。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尤斯坦科(Oleg Ustenko)呼吁这些国家立即停止资助俄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否则将采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的一名高级经济顾问抨击了仍然在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称这些国家是战争罪的同犯。



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尤斯坦科(Oleg Ustenko)呼吁这些国家立即停止资助俄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尤斯坦科说：“我们知道船的名字、挂着谁的国旗、船长的名字、有多少油，我们知道买油花了多少钱、目的地港口以及哪个公司卖的保险。”

尤斯坦科承诺未将某个时候将采取法律行动。他表示：“我们将利用这些信息开展工作，如果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甚至种族，那么向俄罗斯提供这些血腥资金的人也同样犯下了战争罪。”

虽然美国已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依赖该国天然气的欧盟尚未切断俄气供应。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曾严厉批评仍在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国家，他上周告诉BBC，这些国家是在“用别人的鲜血赚钱”。

据悉，俄气的大买家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波兰。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上周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尤斯坦科表示，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并呼吁立即实施石油禁运。

乌克兰发出最近呼吁之际，俄军正重新集结，准备在乌克兰东部工业中心顿巴斯发动新一轮攻势。

欧洲各国已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制裁普京，打击俄罗斯寡头，但尤斯坦科称，估计每天仍有14亿美元的能源销售流入莫斯科。

他说：“想象一下，这么多钱你能买到多少导弹和炸弹。我们将赢得胜利，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资金才能这样做，俄罗斯必须赔偿我们的每一笔损失。”

（编辑：陈晓默）



画外音：现在乌克兰成为美国一个马前卒，通过“挨打的战争”来敲诈俄罗斯的工具。普京的目标其实是如《但以理书》预言的拔出这只角。



5.

俄油田突发大火 距俄乌边境不足百英里
时间: 2022-4-25 12:52| 来源: 美国中文网

摘要: 美国中文网报道 周一，俄罗斯边境城市布良斯克（Bryansk）市郊的石油仓库突发大火。当地距离俄乌边境不到100英里，是俄罗斯侵乌后勤保障的重要枢纽。俄罗斯官员称，正在调查火灾发生的原因。此前俄罗斯曾多次指责乌克兰越境袭击俄境内目标。就在周一早些时候

美国中文网报道 周一，俄罗斯边境城市布良斯克（Bryansk）市郊的石油仓库突发大火。当地距离俄乌边境不到100英里，是俄罗斯侵乌后勤保障的重要枢纽。



俄罗斯官员称，正在调查火灾发生的原因。此前俄罗斯曾多次指责乌克兰越境袭击俄境内目标。

就在周一早些时候，俄罗斯军队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全境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官方称，至少有5处火车站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

另外，在爆炸发生前几个小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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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对火灾的报道。社交媒体截图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日，布良斯克至少发生两起独立的爆炸。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处民用的石油储存设施，俄罗斯向欧洲的输油管道从那里经过；另一起则发生在一个军用油库。两处油库分别储有1万吨和5千吨柴油。

目前这两起爆炸、火灾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另外在过去一周，俄罗斯境内多地都报告了火灾，包括周四，莫斯科以北城市Tver一处重要航空国防研究所发生火灾造成17人死亡，以及同日莫斯科以北200英里一处化工厂发生火灾。

（编辑：张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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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俄罗斯后院失火！两座机密研究所被烧毁，不排除遭乌克兰特工破坏



第一军情



发布时间: 2022-04-23 16:45优质军事领域创作者

关注



近期，俄罗斯国内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二阶段关键时期，多次发生严重火灾事故。这引起人们对俄国内治安情况的关注。据环球网最新报道，日前，俄罗斯伊万挪夫州的德米特里化工厂的研究所发生严重火灾，俄罗斯当局紧急转移了上百名工人，所幸火灾期间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受伤送医救治。外界猜测，俄罗斯机密研究所被烧毁，不排除是遭到了乌克兰特工的破坏，自俄乌开战以来，俄反谍机构多次破获了乌克兰特工的破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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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德米特里化工厂是俄罗斯和整个东欧地区最大的醋酸丁酯和工业溶剂生产商，也是世界知名的多种化学和石化产品的供应商。外界认为，这一火灾可能对全球化工行业造成严重影响，一些重要化工原料可能出现缺货现象。无独有偶，就在21日早间化工厂火灾刚刚熄灭不久，俄罗斯特维尔市隶属于俄国防部的空天军研究院大楼发生火灾，造成多人遇难，几十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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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发生火灾的俄空天军研究院是俄军主要负责研究防空武器的专门机构，俄军新一代主战武器，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与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设计研制工作都在发生火灾的大楼内进行。按理说，这里戒备森严，且安全防范意识和相关规章制度应该极为完善，怎么会发生如此大的火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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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火灾对研究院建筑物和其他财物的损害实际上影响有限，但发生大火后，对俄军正在秘密研制的空天打击武器项目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特别是伤亡人员中如果包括那些参与绝密型号研制的研究人员，将很可能对俄罗斯战略武器研究造成沉重打击。



美国媒体认为，这场致命的大火严重打击了俄军开发防空系统和先进反隐身武器的重要部门。因为外界认为空天研究院为俄罗斯研制空天防御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包括数学模型、电子系统控制理论、导航和指挥分析理论等等，他们从事了武器系统原理的顶层设计，是俄罗斯隐身和反隐身研究的核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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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介绍称，在俄罗斯国家主要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中，发生火灾的这个研究机构对外公开了其研究美军主战装备的一些信息，包括展示其用于测试俄罗斯反导防空和雷达的美军高精度武器复制模型，其中甚至包括美国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和隐身无人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这两场火灾的影响有多大，外界认为，俄罗斯方面正在责令特维尔州州长亲自指挥指挥抢险救灾工作，而当地军事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对火灾事故展开调查。

画外音：

当战争进入特殊的紧张关头，特殊的偶然事故就会出现，因为俄乌战争其实是俄美-北约之间的较量，如今只是大的序幕的开始。

美俄双方都会咬紧对方。

战争是劫难来临的重要兆头。

圣经预言阿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如今美国逼迫世界，不惜点燃战争来维护其霸权，最终让世界的劫坑变得无限广大。

然而，他们的日子是被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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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名权威专家：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是科学事实
仙女见闻 2022-03-24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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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在学术界被广泛承认，但这一概念被掩盖。揭露真相并不是散布仇恨。
本文编辑整理了两位著名专家的视频，他们分别是特拉华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琳达·高德弗里森以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著名学者菲利普·拉实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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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也附上了琳达·高德弗里森教授的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最初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有52名专家学者签名认同。另一篇内容是高德弗里森教授谈菲利普·拉实顿教授的研究的可靠性。
下图为52名专家的名单，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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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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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华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她还担任约翰·霍普金斯智商研究学会的联合主任，并且兼任多个权威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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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拉实顿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心理学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进行博士后工作。拉实顿教授发布了250多篇文章、撰有六本专著书籍，并且参与编写了心理学的教科书。
视频文字整理：
《权威学者分析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以及非洲裔人种的智商趋中心回归问题》
莫利纽：“今天，我们要谈的种族平均智商差异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有广泛共识，但一般大众知之甚少。
不同族群的平均智商大致分为5个层级，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默里也谈到过这个差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自欧洲）平均智商最高，高达110-115，如果只看语言能力，则可达120 。”
琳达：你说的是平均值，群体的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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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纽：是的，我看过不同研究，东北亚人种（中韩日）的平均智商在103-106，他们的强项是视觉空间，亚裔工程师特别多，比犹太人还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视觉空间得分不如东北亚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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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纽：“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语言智商极高，许多作家，导演等等都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东北亚裔之后是白人，平均智商100左右，再次是拉丁裔，智商大概90出头，之后是美国黑人，平均智商85。自从开始做智商测试时差异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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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纽：“G因素”或“一般智商”现在已经被研究证实是与大脑的物理结构有关。
琳达：我没有要纠正的，只是想加上非洲的黑人。非洲不同区域的黑人智商平均是70左右。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异的巨大影响。直到我了解到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85，仅是白人智商底层1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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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这让我非常惊讶。85的智商是美国军队入伍的最低要求。所以，一半的美国黑人直接就达不到参军要求。
莫利纽：是的，著名学者赫恩斯坦和默里说过：如果你研究一个特定民族的平均收入、平均教育水平或者平均健康水平等等，如果你不把这个族群的平均智商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那么你看问题就很不完整。
赫恩斯坦和默里的著作《钟形曲线》就是这个意思。比如，你说美国黑人过得不如白人好，是没错的。但掩盖了一个事实：无论什么种族，无论是亚裔、白人还是拉丁裔人口，把智商85左右的人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他们的处境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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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纽：社会竞争在不停息的依照智商在对人进行社会阶层归类，如果你看不到这点，就会找种族歧视这样的原因，这种不考虑智商因素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并且有害的。
琳达：你说的完全正确。
纪录片旁白：美国特拉华大学社会学家琳达·高德弗里森在过去20年一直在分析智商测试结果，研究显示智商、基因与种族存在微妙且可量化的关系。
琳达：对于智商来说，很多基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人的智商，并且影响智商的基因非常难以精确定位。
纪录片旁白：个体间的智商差异像沙子一样不同，但是琳达相信，还是能够找到规律，而这些规律是源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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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兄弟姐妹们长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智商水平也常常不一样，平均差12点。陌生人之间的智商相差17点，兄弟姐妹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是陌生人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的2/3 。
纪录片旁白：她对数据的解读使她产生了有争议的观点：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或许会造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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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谈到人类差异，有两个规律：第一，每个种族之中都有很大差异，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也有层级特征，所以在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平均差异，这些平均差异有时很大。
纪录片旁白：任何族群的智商都符合正态分布，这个曲线的数值区间约是70-130。曲线中也有低于或高于这个区间的异常值，但多数人的智商集中在自己种族的平均值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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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分布的钟形弧线，横坐标为智商高低，纵坐标为分布人数
琳达：“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有差异。白人的平均智商被量化为100；
纪录片旁白：琳达的研究使她遭到学术界的排斥，甚至有人指责她是种族歧视者。
拉什顿：我们看见的这个表格体现的是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里查德·林恩教授在之前的讲座中也提到过这个，他在1991年发表的研究也体现这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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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顿：“东北亚人种，无论在美国、加拿大还是本土，即中国、日本、韩国人，他们的平均智商稍高于白人。是106，有的显示为103；白人的平均智商是100左右，也有少数显示为103；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是85（黑白混血但被归类为黑人），加拿大黑人，英国黑人和加勒比黑人，平均智商也在85左右，有时稍高一点，最高达到90。
表中最右侧的柱状图激起最大争议。平均70的智商，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平均智商。这个数据来自于20-30个不同的研究项目。测量的对象来自东非、南非，西非和中非。而且这个平均智商似乎不因你调整测量样本而改变，无论你是测量小学生、工作人士、城镇居民，也就是说通常人们觉得平均智商会高一些的群体，平均70，或者稍高达75的智商还是反复出现。
著名政治学者查尔斯·默里的著作《钟形弧线》1994年推出后，他的著作引述了林恩教授的研究，因此林恩教授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很多人感到极端愤怒，他们说林恩教授和我的著作是垃圾，其中的原因是非洲黑人平均70的智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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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哈佛学者查尔斯•默里的经典著作《钟形弧线》，至今仍然广受好评
拉什顿：“什么是智商的趋中心回归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举个挺令人难过的例子：有一对智商非常高的黑人夫妇，工资很高，两个人年收入几十万美金，住在中上层街区。邻居也是中上阶美国黑人，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很多，希望能上哈佛，赢得诺贝尔奖等。
但问题是，这样背景的黑人家庭，孩子学习成绩就是上不去，在学校的表现远不及他们的父母。找了心理学家，测出智商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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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顿：“为什么有偏低的智商？你可以怪白人歧视，黑人不健康的文化等。高智商的黑人父母的孩子智商趋向回归平均值，这是一个公认的生物学现象。比如你有一匹顶级赛马，这匹宝马参加比赛获得殊荣无数，你带它去配种，它的后代也都是好马，但是都和原来的种马无法相比。所以我们看到了能力回归平均水平的现象。
从相反的方向来讲也成立，智商都低的夫妇，他们的孩子反而常常表现比人们预期要好。这是统计上的论证，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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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拉什顿（Philippe.J.Rushton)，他通过十多年对人种之间差别的研究，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种族、进化与行为：生活史观》，竟然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白人保守派和白人自由派的一致讨伐，那他究竟写了一些东西，什么让大家这么生气呢？



因为他通过研究发现，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并不是白人，而是东亚人，也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这相当于直接捅了马蜂窝了。



如果是一般人写的，可能也没什么人注意，但问题是，菲利浦.拉什顿可不是一般人，他早在80年代就已经是终身教授，而且因为学术上的突出成就，被选为美国和加拿大心理学会的高级会员，这样的人得出来的结论，那大家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那么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拉什顿教授对发表在西方主要期刊上的750篇论文做了统计以后，他发现了几个有趣的规律：



1，东亚人的脑容量是最大的，神经元也是最多的，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数据如下：



黑人的脑容量平均是1267毫升，平均有13,185（百万个）神经元。

白人的脑容量平均是1347毫升，平均有13,665（百万个）神经元。

东亚人的脑容量平均是1364毫升，平均有13,767（百万个）神经元。



这个数据说明，东亚人的硬件条件是最好的，也就是他们很可能是最聪明的。



接下来拉什顿教授又通过研究，发现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把白人的平均智力定为100的话，那么黑人的平均智力是85，东亚人的平均智力是106。



2，东亚人是进化最完善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生殖器最小，荷尔蒙水平最低，下面是这本书里给出的数据：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那么为什么荷尔蒙水平低，生殖器小的人种就是更先进的呢？



我们先来说前者，荷尔蒙水平较低的人种，通常会表现出以下几种特性，那就是侵略性低，谨慎性高，不容易冲动，也不太以自我为中心，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人多的社会，通常协作水平更高，而这恰恰是一个种族，文明水平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东亚人更守法，更合群，更吃苦耐劳，对生活更有计划，也就更容易实现财富的积累。



因此东亚人虽然去美国和加拿大最晚，但他们却是最富裕的少数民族。



而反观早在几百年前就来到美洲的黑人，因为荷尔蒙水平太高，自控力太差，侵略性强，现在依然很难融入社会。



按照这本书提供的数据，黑人只占美国总数的12%，但却在美国监狱人口中占50%，国际年鉴警察出版物中显示，在全世界暴力犯罪中，每十万人里，会有149个黑人罪犯，42个白人罪犯，35个东亚人罪犯。



所以荷尔蒙水平越高的人种，自然也就越原始。



事实上，这件事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就知道了，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个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我把链接放在本文末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完了本文后，再去看一看，另外有一个美国专家柯西，也对这方面做过专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拉什顿教授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他后来被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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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烧饼歌」是怎样骗人的？ | 短史记
原创 马佳秦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2-01-17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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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中国民俗文化当中，有两本影响力甚大的“预言书”。一本是《推背图》，挂靠在唐代人李淳风与袁天罡名下；一本是《烧饼歌》，挂靠在明代人刘伯温名下。



《推背图》的骗人方法，短史记在《《推背图》玩「事后预言」这种把戏，当然百发百中》一文中，已有讲述。这里再讲一讲《烧饼歌》是怎样骗人的。



正如《推背图》的作者不是李淳风与袁天罡，《烧饼歌》的作者也不是刘伯温。明代史料中绝无刘伯温创作《烧饼歌》的记载。按陈学霖的考据，《烧饼歌》挂靠到刘基身上，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事情。早期流传的《烧饼歌》，其实是挂靠在铁冠道人张中名下，原本叫做《蒸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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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烧饼歌》封面



这位张中是明朝初年的一位道士。他在明代很有名，与张三丰、冷谦、周癫齐名，所以明朝市井之中很喜欢传播他的奇闻异事。宋濂曾为他作传，《明实录》中也有关于他的记载。宋濂奉命写《张中传》，宣扬张中以预知祸福辅佐朱元璋，只是为了完成朱元璋下达的政治任务，宣传朱元璋拥有“天命”合该得到天下——按宋的说法，张中预言神迹的资料，乃是朱元璋提供。解缙在洪武末年上奏批评朱元璋，说他“神道设教”“欲以愚弄天下”，便包括将张中、周癫这类人物刻意塑造为“御用预言家”。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明朝史料里，并无只字提及“铁冠道人张中写过《蒸饼歌》或《烧饼歌》”。大概要到嘉靖末年，张中可以预知明帝国未来的说法才开始流行。此时距离张中活跃的年代，已过去了大概两百年。嘉靖时代之人郑晓在《今言》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朱元璋微服私访来到某寺庙，群僧早已在山门前伏地恭迎。朱问：“何以知朕至此？”众僧回答：“闻铁冠道人云。”于是朱元璋召见了铁冠道人张中。张中进门时，朱元璋“手上饼食未半，即赐道人”。朱还说，你既然能预料我会来到寺庙，那不妨再为我预料一下国事。于是，张中“讯口诵数十句”。被郑晓记录下来的，则只有“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两句。郑晓说，这是准确预测了朱棣夺位和建文帝在大火中失踪。



这个君臣二人吃着饼预测未来的故事（是故事而非史实），后来被挂靠到了刘伯温头上。故事里的张中只“口诵数十句”，后世《烧饼歌》的体量远不止此，可知是后人刻意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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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才图会》中的刘伯温像。刘伯温在朱元璋时代命运悲惨，屡遭打击，险些死于非命


《蒸饼歌》这个书名首次见于史料记载，已是明朝万历末年。



时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一个与《今言》大不相同的故事：朱元璋游南京鸡鸣寺，见该寺所在位置能俯瞰皇城大内，于是生出毁寺的念头。尚未来得及说出，众僧已集体跑来求情。朱元璋问众僧如何知晓自己的内心想法，众僧回答是“铁冠道人语”。于是，朱元璋召见了铁冠道人张中，亲自测验他：“今日我有何事？”当天是中秋，于是张中回答：“太子某时进饼”。朱元璋遂将张中锁入房中，然后坐等，要看看太子究竟会不会在张中预言的时刻吃饼。结果是张中预言准确。朱元璋于是派人将自己吃的饼赐给张中。派去的人打开房门，发现张中已经消失了。桌上留下一篇《蒸饼歌》，里面预言了靖难之变和土木堡之变。



《今言》与《客座赘语》两书，大约相差了半个世纪。两书记载的“吃饼故事”情节大不相同，应是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异。虽然最原始的故事是何种模样已不可考，但从某寺庙（《今言》）变为南京鸡鸣寺（《客座赘语》），从笼统的“口诵数十句”（《今言》）变为留下一本《蒸饼歌》（《客座赘语》），由这种细节上的具体化，仍能看出“历史层累效应”的存在——时间越靠后的故事，细节往往越多，情节往往越完整，可信度也往往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只记载了铁冠道人给朱元璋留下了《蒸饼歌》的传说，并没有说当时的明朝市井之中，已有《蒸饼歌》这本书在流传。事实上，也没有史料提到当时有人收藏、阅读过《蒸饼歌》这本书。逻辑上同样不可能——按《客座赘语》的传说，《蒸饼歌》没有外传，只留给了朱元璋，朱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没有将该书散播到民间的道理。



《蒸饼歌》从一个传说中的书名，变成现行刊本那样的实体书，已是它被《烧饼歌》取代、并挂靠到刘伯温名下以后的事情了。这一变化发生的大体时间是清朝中晚期。活跃于光绪年间的金陵文人王柳门，留有笔记《剑青室随笔》，其中提到：



“今所传《烧饼歌》，为明铁冠道人张中撰。……或又谓之《蒸饼歌》。或谓是刘诚意作（刘基获封诚意伯），未知孰是。今之传本，皆紊乱不可究竟。且钞字伪误不一，又非真本矣。”

据此可知，王柳门当日见过多种版本的《烧饼歌》。有些署名铁冠道人张中，有些署名刘伯温，有些书名叫做《蒸饼歌》，它们的文字也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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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柳门：《剑青室随笔》

为什么明代只有《蒸饼歌》的书名流传，到了清代中晚期却出现了《烧饼歌》的实体书？

原因是当时的反清思潮。

鲁迅经历过清廷的灭亡与民国的成立。他依据个人经验在《阿Q正传》里写道：“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烧饼歌》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便对应着鲁迅的这种经验（“九十九”是百少一，可被解读为“白衣”）。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言，武昌首义后，他去拜访黎元洪，见到《烧饼歌》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被当成对联，挂在了军政府的门柱上。辛亥革命时年约14岁的萨孟武也回忆说：“大约宣统元年之时，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在市上都可以秘密买到。……当时同学——小学同学，几乎无人不能背诵《烧饼歌》，……‘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11岁的夏衍也有相似的回忆，他说：“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注：夏衍手误，应是《烧饼歌》）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

显而易见，《烧饼歌》曾被晚清的革命党人用作对抗清廷的舆论武器。其中关于清朝灭亡的那部分内容，与其说是一种“预言”，不如说是革命党人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今天流传的《烧饼歌》版本，是经由革命党人编撰过的——1903年出版的邹容《革命军》一书中，除《革命军》正文外，也载有刘伯温《烧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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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时报》报道京城之中有人张贴《新烧饼歌》

这也能解释刘伯温为何能取代张中，成为《烧饼歌》的作者。

首先，在明代，张中是远比刘伯温更有名的预言家，明代的《透天玄机》一书将刘伯温塑造为求教者，将张中塑造为点拨者和回答者，便是一个证据。但到了晚清，张中的名气已经衰落，刘伯温比他要有名得多，更适合成为汇聚各种传说的“箭垛式人物”。

其次，在清代天地会与洪门的传统里，刘伯温早已成为与诸葛亮齐名的神机妙算军师。咸丰、同治年间，民间传抄的天地会宣传资料里，有许多署名刘伯温的谶言诗。这些诗或预言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将取得胜利；或预言“直去征广东”“真命在福建”，在天地会内部为后续行动制造合理性。晚清的革命党人经常与秘密会社合作，让刘伯温取代张中成为《烧饼歌》的作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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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时报》刊文解读《烧饼歌》

《烧饼歌》究其本质，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书籍。晚清革命党人是它最重要的作者之一。革命党人之外，它应该还有更早的作者，只是我们已经不能知道是谁。

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1900年，杭州的《游戏世界》月刊，登载有一篇《烧饼歌》。这是一篇小考据文章，作者读过当时民间流传的《烧饼歌》，这些书大多署名刘伯温。作者则称，根据《明史》的记载，与朱元璋一起吃饼然后“口诵数十句”之人不是刘伯温，而是张中。作者还说：

“今查流传烧饼歌，满纸俚词，独无戊寅闰五龙归海二语。除同治以前事，多不验。庚子拳匪之乱，亦绝不符合。或谓此书系道咸年间匪徒伪托，煽惑人心，理或然欤。”

此文作者称，他见到的《烧饼歌》，只能“预测”同治年代以前的事情，之后的事情就很不准了，连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跑这样的大事，也完全没有预测到。由此可知，该文作者见到的《烧饼歌》版本，还不是完全版，尚未来得及补足八国联军入侵这一段（今天流传的版本，是有这一段的）。革命党人此时，可能还没有接手编撰《烧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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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杭州《游戏世界》月刊的文章

另据陈学霖针对《烧饼歌》文本所做考据，此书预言天下大事，“特别是明代的几场大劫，都是编造者缀拾明清稗乘传闻而成，所谓应验之说，亦是因袭前任，撰者不过稍费心思，排比称篇而已”。比如，预言靖难之变时，刘基对朱元璋说，南京城虽然建得很好，但“只恐燕子飞来”。这一段其实取材自明代人何乔远《名山藏》一书记载的刘基逸闻，化用了刘基“美则美矣，燕子得入焉”一句。简言之就是将前人创造出来的传说故事略作加工，然后整理到一起，编成了《烧饼歌》一书。

以上，便是《烧饼歌》的大致始末。历史事件发生在前，预言书的编撰发生在后；编撰者隐去自己的名姓，再将书挂靠在刘伯温的名下，这些“预言”，当然会准得不能再准。而在不得不描述未至时代之事时，除了清晰表达强烈的反清立场外，因无具体历史事件可供创造谶语，便只好在措辞行文上走隐晦恍惚的路子（如进入民国后的历史），以求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牵强附会做一种解释。天底下所有灵验的“预言书”，其实都是这个套路。《推背图》如此，《烧饼歌》也如此。

当然，更重要的是，《烧饼歌》在清末出现，呼应了一种时代情绪。这是它能广泛流传开来的主因。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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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江南人的一段集体记忆
01-17 01:54 投诉 查看源网址阅读数：195
“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僻处海上，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


明末清初之人吴履震，写有这样一段笔记：



“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僻处海上，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而宫室用度，往往逾制。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名土逸民，都无心于仕进，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入国朝来，吾郡元魁继出，文献甲于天下。第民苦赋役，十室九空，无复有往时豪富之风矣。隆庆时，上官恶江南富民专利，有犯必罚至数十百金，严刑迫纳，自谓为国储财。陆平泉语当路曰：‘与其积财以待事，不若安民以省事’，真格言也。”


大意是：元代统治时期，法网不严密很粗疏，税收汲取力度也不大。我的家乡松江府（今上海一带）在偏僻的海边，可谓是乐土。当地富人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穿高档衣靴，造豪华的房子，不怕逾越朝廷规制。有些富户雄踞一乡，乡里小民都服从他，称之为“野皇帝”。这些人的坟墓至今还被叫做“某某王之坟”。名士与逸民对做官没什么兴趣，整个元代，江南地区的进士只有区区19人而已。进入明朝后，松江府科举及第者众多，但百姓苦于赋役，十室九空，再没有了昔日的豪富景象。隆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在位时，政策专门针对江南的富民，一旦犯事便往死了罚钱，且以严刑逼迫缴纳，号称“为国家储蓄钱财”。陆树声曾劝告朝廷，与其汲取钱财来防备危机，不如让百姓安居乐业以泯灭危机。这话说得真好。



吴履震写下这些文字时，朱元璋早已作古，魏忠贤也已死掉，他不必担心会受到什么打击。惟松江人对前朝的怀念，自明朝初年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确实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这既说明元朝的时光给松江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也说明朱元璋和那些遵循朱元璋治国祖训的后人们，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刺激松江人，在强化他们对前朝的历史记忆。



朱元璋对元朝丧失天下的反思，恰可与吴履震的这段笔记形成“互证”。刘基在自己的文集里，记有朱元璋对元朝灭亡教训的一条重要总结：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


所谓“宽”，具体而言便是指元政权对民间的控制力不足。比如，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任官之权操之于己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秦制统治术，但元朝初期不开科举，后来开了科举又取士极少，仅可谓聊胜于无。再如，元朝政府的主要财源不是农业税，而是盐税与商税。政府依赖商税，便会鼓励商业。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包括人的自由流动与物资的自由流动），商业的兴盛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控能力。吴履震笔记里的“法网疏阔”，便是朱元璋口中的“胡元之宽”。



对民众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民众对朝廷的依附性弱，意味着民间比较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了发达的民间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所以他夺取天下后，便决意采取与“胡元之宽”相反的“猛”，来作为自己施政的核心理念。这种猛政首先要消灭的，便是吴履震笔下的那些“野皇帝”。



可与吴履震的记忆互为参考的，还有明代人于慎行（隆庆二年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的一段描述：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一夕也。”


于慎行笔下的“政令疏阔，赋税宽简”，便是吴履震笔下的“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于慎行笔下的“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便是吴履震笔下的“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于慎行生活在明朝中期，吴履震生活在明朝末年，但对于元朝统治下的江南，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不是虚构出来的。元朝至大二年（1309年），便有官员以江南百姓日子过得太舒坦、财富积累太丰足、民间组织能力太发达为由，上奏元武宗，建议增加江南地区的赋税，并让江南富户们送儿子入军作为朝廷的人质。奏折如此说道：



“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岁收粮满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而军之。”


该奏折称江南百姓在元朝治下只缴纳地税与商税，再无其他负担（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如至元十八年（1291）年，元政府中书省的官员也曾说，“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大元）后一切未征”）；江南的富户们已蓬勃壮大至手底下有上百家上千家乃至上万家百姓为其工作服务的程度。这些描述，也与于慎行、吴履震们笔下的集体记忆完全一致。这种富庶程度与组织能力让元朝的一些官员不能放心，故而主张增税和索要人质。



元武宗批准了这项建议，但因为建议者稍后因政争失败被杀，这项政策只实施了大约一年。之后虽然也不断有类似的政策出台，但江南地区“政令疏阔”的状况，直到元朝灭亡，也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元朝治下的江南，是一个以富户为中枢来运转的有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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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著名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所著《高士传》卷中记载了战国时期陈仲子的故事：

陈仲子，齐国人。其兄于齐国高官厚禄，陈仲子认为不义，带妻子到了楚国，虽穷而不苟求不义之食。遭逢荒年，断粮三日，饿得头晕眼花，陈仲子爬到井边捡拾因虫咬而从树上掉下的李子，连吃三颗才看得清身边的东西。平时靠自己编草鞋、妻子织麻布换取衣食。楚王闻其贤德，派使者持金百镒前来，请他做丞相。

“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摆列一丈见方的各种肴馔，极言饮食丰盛。笔者注）于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

于是陈仲子出来向使者辞谢，然后与妻子逃到别处，给人家种地灌园。

在皇甫谧之前，同为西汉时期的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列女传》也都记录了这个故事。只不过故事的男主角，《韩诗外传》里是“北郭先生”，《列女传》是陈仲子。三书以《高士传》故事讲述最为详细，但其中陈仲子与妻的问答话语，则基本是照抄《韩诗外传》和《列女传》的，“所安不过容膝”“容膝之安”之语全都一模一样。

李清照的“易安”，无疑是从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来的，因为有个“易”字，还因为“归来堂”。而钱锺书的“容安”，说源自西汉著作中的“容膝之安”，亦无不可。

有人或许要说，所举钱锺书的诗里不是也有“归来”吗？这“归来”可以理解为与“三径”同出于另外一个典故。东汉赵岐《三辅决录》（清代张澍辑本）卷二：“ 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亦用此典：“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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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一生不慕名利，超然物外，乐在书卷，安于容膝，固然基于他的人生态度，但当与“家有贤妻”有莫大关系，两人志同道合真乃神仙眷侣。从夫妇相互砥砺以安贫守正的意义上可以说，杨绛先生堪称当代“陈仲子妻”。

三

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管同在外谋生游历六年后，自山东倦归故乡江宁（今南京）。家中人多屋陋，没有读书的地方，便在后院建了个木板房，名曰“抱膝轩”。一年后迫于生计，管同再次外出“打工”，帮人做事，其轩遂废。但是情自难忘，追作《抱膝轩记》。记中云：

“昔诸葛武侯隐处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时人问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轩，岂敢以武侯自命，盖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

其实，管同还是有远大志向的。尽管建抱膝轩15年后，46岁时才考中举人，52岁时即因病去世，一生没做过官，但是管同在文学上却取得令后人瞩目的成就。他受业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名列“姚门四杰”，其《因寄轩文集》中不乏散文佳作。

由此可见，安于“容膝”者，亦往往胸藏且最终能够实现“抱膝”之志。管同如是，李清照、钱锺书亦如是。

南朝钟嵘《诗品序》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或许是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的另一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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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 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236页。


民族艺术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艺术。为什么？因为正如任何古代艺术一样，它离不了宗教的礼拜。如果是宗教性的，那就要连根把它铲除掉。我希望有人把我们的伟大的民族艺术如何在20年代和30年代被摧毁的历史写下来。它已被永远摧毁了，因为它是口传的艺术。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这些作品从来没有文字记录。他们永远消失了，无可补救，因为另一个歌唱艺人唱的是别的歌曲。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说得出许多可悲的故事，举得出许多例子，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要说一件事情，只说一件。这件事很可怕，我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不愿回忆它。从记不清多远以前的古代开始，民间歌手就在乌克兰的道路上流浪。那里称他们“利尔尼克”（Lirnik）和“班杜里斯特”（Bandurist）。他们多是盲人，至于为什么全是盲人，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不想多谈，简单地说，这是传统。总之，他们总是失明的、无依无靠的人，但是人们从来不去伤害他们。还有什么比伤害盲人更卑鄙的呢？

在30年代中期，第一次全乌克兰的利尔尼克和班杜里斯特大会召开，所有民间歌手都必须参加，讨论以后干些什么。斯大林说过：“生活更美好了，生活更愉快了。”盲人们相信这话。他们从乌克兰各地，从那些被遗忘的小村落汇集拢来参加大会，听说有几百个人。这是个活的博物馆，乌克兰的活历史。它的全部歌曲，全部音乐和诗歌都汇集了。可是，他们几乎全都被枪决了。这些可怜的盲人几乎全都被杀害了。

为什么这样干？怎么会有这种虐待狂——杀害盲人？这样干是免得他们碍事。那里正在干着伟大的事业，全面集体化正在进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可是还剩下这些盲人，沿途唱着暖昧的歌曲。这些歌曲没有经过审查员审查。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这太费时间了。而且还不能做档案。总之，没时间。集体化、机械化。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这不过是许多类似的事情中的一件，不过我说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只想叙述我知之甚深——太深了——的事情。我知道，当一切必要的调查都已经完成的时候，当所有的事实都已经收集起来，当这些事实已经为必要的文件加以证实的时候，这些罪恶行为的指使者必将对它们负责，即使是在子孙后代的面前。

如果我对这一点不是确信无疑，那么人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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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沈从文为何要自杀？
钱理群 故问学社 2022-01-16 12:44
「明知故问」

故问社
图片本文来源：《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三联书店


01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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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的自杀，指出：

“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



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02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十三年后的1961年，沈从文又这样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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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适应这个由“思”向“信”的历史大变动吗？

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为一个“文法部门”的知识分子（即今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思想”吗？“我思，我在”，“思”对沈从文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岂能轻言放弃？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的，是无法“忘我，无我”的，“我持”越强越难做到。

（二），作为一个“内向型”的知识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有“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样的怀疑主义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知识分子，能够和需要用“单纯信仰”来维持既定统治秩序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对“不满意于现状”的“感觉灵敏”的“文艺家”的命运的思考。其实，几乎和沈从文同时，后来成为“胡风分子”的张中晓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三），作为一个固执的“乡下人”，“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这样的生活理想的“旧小说”，是自己多年来抗拒现实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堕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够轻易割断的吗？这背后似乎还隐含着对“乡土中国”的消亡的疑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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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视为生命，极为看重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致命的，如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

03

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恐怖迫害”，“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的“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的著名台词。这样的“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的恐惧是从海涅开始的世界知识分子历史所共有的命题。

这样，沈从文的困惑以至恐惧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存在论的层面：“绳子断碎了，任何结子都无从------”，“你是谁？你存在——是肉体还是生命？”，“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革命来临以后”，我将“如何自处”？，“我（的）‘意志’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我实在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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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这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说的有形之阵与“无物之阵”）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惧，他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以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因此，确如论者所说，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都是有“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的。如果说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说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和现实人事之间的巨大冲突所引发，他尚能够在其间“推挽撑拒”；而到了1949年，沈从文却面临着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要被体制拒绝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他连挣扎的可能都没有了。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地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04

首先是被时代、历史、社会彻底抛弃的“游离感”：“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沈从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作一个旁观者”，这难道就是一种宿命？他觉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不辨来处归处”；在刹那间，他甚至产生自己的生命（肉体的与精神的）“游离四散”而“破碎”的幻觉。在幻觉消失以后，他又如此冷静分析这样的游离状态给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这样的孤立感对沈从文是致命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幻觉：“向每一个熟人鞠躬，说明不是一道。”这样的在“熟人”（知识分子群）中的生疏感、异己感，其实是早已存在于沈从文心灵深处的：他无法摆脱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与情结。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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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条线的：他后来就谈到自己和胡适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谈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而现在，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和这些朋友的隔膜。

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这些留在大陆，聚集在清华园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境：“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沈从文对老朋友的乐观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奴颜”）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这样的亲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参预谋害”的幻觉，是足以使沈从文崩溃的。——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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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危机，沈从文有两点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谈到自己这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里谈到“生活不严肃”，所暗示的自然是沈从文的家庭感情危机。

过去已有学者考证、研究过沈从文和诗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恋，2009年《十月》2 期发表了新发现的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摘星录》和《梦与现实》的初刊稿，以及发现者（裴春芳）的研究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爱欲内涵发微》，考证了沈从文与其姨妹的一段恋情，而新发现的《摘星录》即是这样的爱欲经验和幻想的产物，也就是这篇小说被许杰等作家批评为“**作品”，郭沫若直斥沈从文作品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其主要依据大概也是这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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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这些婚外恋是引发了家庭危机的，1940年张兆和曾准备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从文到昭通教书应与此有关。前文所说，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沈从文频频谈到精神的疯狂与自杀欲念，其中一个重要触因就是“主妇”的态度“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

在感情与家庭危机过去以后，沈从文在1945年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写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并无法摆脱“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这都造成了“情感泛滥”而给家庭带来“危险”，他说自己为此“战争了十年”，并表示“我得从公民意识上，凡事和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后，“我”又被“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幻念”带到了“疯狂”，在“无边际的思索”所产生的幻觉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渊的那一瞬间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妇”身边，但还是“遥闻一种呼唤招邀声”。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无边际思索——疯狂幻觉——自杀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们所讨论的“1949年沈从文自杀事件”中再一次出现了，或者说被延续，发展了。

以上的讨论，说明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沈从文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危机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机和政治的纠缠、被利用，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再发生，这也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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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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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章静绘）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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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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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胡适对太平洋战争的“少数派报告”
原创 胡文辉 历史的擦边球 2022-01-12 14:51
关于胡适对太平洋战争的预测



       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发生，胡适早有精准的预测。

       1935年6月20日，胡在给王世杰的信中指出，中国对日已无“喘气十年”的机会，“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他的看法是：“（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同月27日再去一信，重申此看法，进而判断：“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9年版，第四册第1381－1384页、1386－1389页）羽戈因而盛赞胡适的预判力，甚至说“使人怀疑胡适是不是时代的穿越者，竟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胡适的乐观主义：看大势，做小事》），也可谓事出有因了。对此，日本学界也深为叹服，承认胡适“准确地预见了到1945年为止的大致历史走向”（[日]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页）。

       当然，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还要说什么呢？我是想说明，胡适的预测当然很了不得，但并不是孤立的，有其历史语境，我们要尽量“穿越”到他所处身的年代，才能更充分地理解他这种“未卜先知的能力”。

       此前我们已知道，胡适对太平洋局势的判断，既是基于其个人的观察，也有来自汤因比的影响。1934年4月26日，胡适读到在汤因比的时论The Next War（《未来的战争》），认为“他的意见与我颇相同”；第二天，更摘译出汤氏此文，末尾另添上一段评论，以《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发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第374－375页）。汤因比指出：“人们总想日本不至于疯狂到向美国挑战……暴力和常识是不并立的。即使人人承认日本向英语国家挑战是疯狂的行为，这也不能担保日本的军人不走这条疯狂的路。”其结论是：“这一战是一场‘辟尼克战争’（Punic War即是纪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扮罗马的是美国，扮迦太基的是日本，结局当然是迦太基的毁灭。”“这场日、美战争的终局也许可以看见美国变成太平洋列国的霸主。”（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1219－1222页）这个前瞻，也是极为精辟的。

       不过，远在汤因比之前，胡适对远东政局已有自己的观察。据“藏晖室行走”(陈通造)的考掘，胡适早年曾投书《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以《亚洲人在今日觉醒》为题，发表于1915年11月23日，他指出一种可能性：“列强会不会让远东的局势保持现状，任由势力均衡完全被打破，任由政治、战略和经济上的竞争愈演愈烈，任由英日冲突，或第二次日俄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存在？”1917年4月28日，他在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演讲里又谈及：“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将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国际阴谋的中心，最终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据《一个冷静的乐观主义者——从胡适一九一五年的一封英文佚信说起》，“胡适评论”公号 2021年3月17 日）可以说，这也构成了胡适后来预言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远因。

       尽管如此，胡适的观察仍是基于更大的历史语境，并非无所依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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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恐怕要算军事观察家荷马李（Homer Lea）的学说。荷马李是个天才式的畸人，1876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幼年因意外致残，严重驼背，身高不足一米五；但他对战争史却特感兴味，在年仅三十六岁的一生中，留下了战略著作《无知之勇》、《撒克逊时代》和小说《朱砂笔》。他的一大传奇经历是介入了清季革命，先后担任过康有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随孙中山自巴黎到达中国，并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总统就职仪式。而他一生最闻名的论著，就是《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其书于1909年刊行，1911年译为日文《日米必战论》，近期也有了中译本《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此书强调太平洋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性，并基于地缘政治学和国家有机体论，指出美、日在太平洋地区必有一战，甚至具体预料到日军攻击菲律宾时的登陆地点（或者说是影响到日本攻击菲律宾时对登陆地点的选择）；同时，书中指出日本与德、俄结盟的可能性，也影响到纳粹德国在二战时的战略构想（参李世祥《荷马李与现代中国的开端》，见《无知之勇》）。在1920年代之前，此书乍出危言，流行一时，在国际上甚有影响，但在美国国内仍未获得足够重视，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始大放异彩，显示出其先见之明。总的来说，在对日观察及美、日战争问题上，荷马李是最有名的预言家（参黄季陆《中国革命之友荷马李将军——其生平、著作及与国父相识之经过》，《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美]约翰·W.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韩华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169页）。

       而于荷李马其人其书，胡适在留美时是有所知闻的。其日记1912年11月3日有云：“夜续作报告，见有Homer Lee之死耗（十一月一日）。此君为孙中山作军事参谋，闻为革命事效力不少，今民国告成而此君死矣！此君著有一书名‘The Valor of Ignorance’，甚风行一时。”（《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第177页）Homer Lee当是Homer Lea之讹，The Valor of Ignorance即《无知之勇》。从这个记录来看，胡适当时应未见《无知之勇》原书，但从报刊等间接渠道，不难知悉其基本见解。这样的话，他1914年投书给《纽约晚邮报》、1917年在康奈尔大学作演讲，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就未必没有一点荷马李的潜影响了。——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关于荷马李这一记录似罕有留意者。我是在李敖所编《胡适语录》（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3页）的人物部分查检到的，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未录此事，台湾版《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的人名索引也漏去了Homer Lee条目。

       关于美、日冲突问题，荷马李最早作出系统论述，但除了他之外，实际上还有不少的参与者。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对美、日未来的关系有所疑虑，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提到：“如果日本人胜出，这可能意味着将来他们与我们之间会爆发冲突，但我希望并非如此，也不相信这一事态会发生。”（据[英]W.拉夫伯尔《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史方正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此后十数年间，美、日双方各自加强海军建设，都不断向太平洋扩张，东西迎头相撞，关系甚为紧张，二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成了一个国际政治议题。据太平洋史专家指出，在荷马李之后，澳大利亚记者福克斯于1912年出版了Problems of the Pacific（《太平洋问题》），另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弗莱彻于1917年出版了The New Pacific:British Policy and GermanAims（《新太平洋：英国政策与德国目标》）、于1919年出版了The Proble of the Pacific（《太平洋问题》），其主题皆关系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据[芬兰]贝卡·科尔霍宁《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海洋史研究》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此外，我还陆续收集到一些专著文献，皆有关于对太平洋战争的预测问题，现依出版年月排比如下，并视情形略予说明。



       [美]汤姆斯·F.密勒《亚洲的决裂：1909年前远东的兴衰》，郭彤、林珺丽莎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是美国知名报人，在上海创办《密勒氏评论报》，被认为系“美国在华新闻业奠基人”。书中指出：“当前的美日关系非常紧张，双方已经直接表明，一经挑衅，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发起战争，此话一点也不夸张。我想，日本目前或许洗清了图谋菲律宾群岛的嫌疑，但毋庸置疑，日本政客们肯定将那些群岛视作未来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只不过当前不是施展此计划的好时机。如果美日两国未来发生冲突，其导火索必定与亚洲大陆的局势密不可分。”（第51页）“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初期，日本在该地区具有危害性的政治活动的具体证据就被美国政府官员获取了，随着这些证据被悄悄转移到华盛顿的档案馆，美国陆海军就把日本当成自己的对手，日美或许终有一战。”（第426页）这不也是很准确的预判吗？要知道，密勒此书完成于1909年——正是荷马李《无知之勇》出版的同一年。他熟知远东政治动态，遂与荷马李有不约而同的预测，可知二者的预测实有现实的依凭，绝不是一种“神预测”。考虑到密勒在舆论界的影响力，也有可能间接地对胡适造成心理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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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白华德《日美太平洋大战》，杨雨樵、赵恩源、马金鳌译，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按：新译本作[英]赫克特·C.拜沃特《太平洋战争》，刘玥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是英国记者，专长于军事领域，早在1921年已出版《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一书，讨论了美、日间可能的海上冲突。本书出版于1925年，是基于可靠的军事资料而作的预言小说，不仅预测了日本首先开战（利用商船炸毁巴拿马运河），也预测到美军最后通过跳岛战术击败日本（远征小笠原群岛，并轰炸东京）。作者在自序里说：“我试图证明，即便相隔里万里，即便美国在西太平洋缺少海军基地，主要参战国还是会正面交锋，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人们通常认为，美国与日本是不可能开战的，因为两国舰队隔着无垠的海洋，其间还没有可供补给的基地，所以不会有交集。但是，这可能是一种错觉，而我正试图打破这一错觉。”（此据新译本）这当然也是相当精确的预测了。还要说明，此书在当时亦甚轰动，直接影响到了日本人，包括时任驻美武官的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军的战略由防守转向进攻，也是受到此书的启发（参[美]沃尔特·麦克杜格尔《激荡太平洋》，李慧珍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512－515页）——因此，白华德的预言，同时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日]石丸藤太《日美战争与中国》，方治、陶芳新译，中央党部印刷所印刷、上海神州国光社总代售，民国21年9月版（按：此书原名《日美果战乎》）

       作者是日本海军军人，撰作于1931年。他批驳了“日美必战论”，不希望日、美间发生战争，但同时也承认日、美有可能发生战争，并倾向于认为战争将导致两败俱伤。作者列出出两种西方“日美必战论”的代表作，一即上述白华德的军事小说《日美太平洋大战》，一是美国陆军少校爱里德（曾任驻日武官）的《日美未来战》（第三篇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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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汉华《美英日斗争下之太平洋》，上海风华书店民国21年双十节版

       主要结论是：“太平洋之战争，最有实现之可能者，厥惟日美战争。……美国因投资贸易及在太平洋之地位等关系事情，而树立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打破各国之独占行动，期保持均势与安全。然而日本则欲扩张其帝国地盘，增大其力量，乘中国之混乱易取，自以独占独霸主义为上策。因此，遂惹起美国之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之独占主义相冲突。”（第180－181页）“积势所趋，太平洋战争，是无可幸免，此为大众所公认。”（第220页）作者预测美、日必战，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可算准确；只是失之眉睫，未预见到日本将首先侵略中国，因此不是中国选择联美还是联日的问题，而是美国选择支持中国还是对日妥协的问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以为太平洋之战“无可幸免，此为大众所公认”，可见当时舆论之普遍。

       钱君实《第二次世界大战预言》，新中国出版社民国27年5月版

       作者提出此“预言”，已在日本侵华之后。当时太平洋有英、美、日三大势力，作者正确预见到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美、日战争，并且美将“大获全胜”，只是将过程设想得过于简单，以为“美国是攻势，日本是守势，故美国必须渡洋觅求日本作战”，并且美方可速战速决（第二章第三节）。

       周伊武《美日关系论》，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1月版

       最后结论为：“美日冲突无法避免，美日邦交的前途是险恶的。但在目前，日本基于种种原因，不会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也没有办法制裁日本，所以美日两国暂时似无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第62页）

       蔡可成编著《美日争霸太平洋》，国民出版社民国28年10月版

       内容大体是概述美、日间为争夺太平洋霸权而作的军备竞赛。作者在《弁言》里指出：“目下远东与欧洲的战争正在分别进行中，太平洋的波涛汹涌，很有立即引起大风潮的可能。美日争夺太平洋的霸权，现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果太平洋大战真的爆发，那么美日的争夺霸权必定是战争的主因。”

       [日]佐藤清胜《日美必战论》，王知白译，大时代印刷所印刷，民国29年2月版

       作者是日本陆军中将，他在序言里声称：“……大势所趋，并且不得不也和美国一战。日美战争，已是国家不可避免的运命；国民非有这种觉悟不可。”书中所论，不仅有如何进攻夏威夷，更有如何轰炸巴拿马运河、如何进攻美国本土，甚至还要越过洛基山脉占领美国东海岸。这已不是预言，而是策划了。

       《未来的美日战争》，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译，正中书局民国30年4月版

       有关太平洋局势的观察和评论，皆编译自西方出版物和报刊。第一篇《太平洋上未来的海军大战》，摘自英国海军中校爱德华所著的《不平安的海洋》，认为美国不会坐视英国在远东的溃败，一定将对日宣战。



透过以上诸种著作，我们应该多少拥有一点“穿越”的能力，可以更加贴近胡适所处的历史语境。

但要强调，这些著作并非得自系统搜集，并且只限于中文出版物，肯定仍不周全，远不能代表当时历史语境的全部。事实上，这些已是作为“书”的形态浮出海面的史料，而作为“杂志”、“报纸”的形态而淹没于海面下的史料尚不知凡几，更不必说私人性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了。这些著作的意义在于，它们能提醒我们，现代史的冰山之下还隐藏着庞大的文献遗存，我们对于历史语境的掌握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

以上种种文献，胡适自然未必知见，更谈不上直接受其影响（后五种文献皆晚于胡适作出预测的时间）。然而，所有这些文献，以及其他我未及的文献，在当日却构成了一个舆论背景，正是在此舆论背景之中，胡适才会不断因中国问题而关注美、日问题，由此建立起他对太平洋战争的先知先觉。易言之，胡适与其他人处于共同的历史语境，承受了共通的时政信息，故其观察和思考的大方向，实代表了当日舆论的一股潜流——一个攸关二十世纪历史大变局的“少数派报告”。他的先知先觉确是敏锐的，但并不神奇。一个人的见解，无论如何地奇峰突出，总有其时代背景，总有其知识凭藉，我们看奇峰的时候，还得看一看奇峰背后的群山。

以前我写过一篇《世间已无徐慧之》，讨论金庸的社论，其中有个看法：“金庸论时事，喜作预测，过去为他作传者，都强调他预测的精准……但我以为，这一点不必夸大。金庸作出预测，是基于当日的政治环境，也基于对消息（可能还包括内幕消息）的充分掌握及理性分析；而且，其预测可能也是不少时人的共识。而我们与当时的语境已成隔绝，若没有任何参照，只是孤立地看待他的预测与事件的结果，就容易误以为他有神算子的本事了。”胡适对于太平洋战争的预测，也宜作如是观。

胡适的答案是该打满分的，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文章已于2022/01/1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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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正如前揭《礼记·曲礼上》所言：“七十曰老，传（传家事于子孙）。”七十岁即老年期的开始。《礼记》在此之后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致事”指返还所任官职并引退，也称“致仕”。可见七十岁应为告老退任、从各种社会事务中引退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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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作者：李大钊
（文章原载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样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细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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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日本有个议长，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唉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点击图片，直捣黄龙▼

▲《这个历史挺靠谱》千万别再禁了！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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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波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学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步，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益也终不灭。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种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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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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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不过，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即便他在接受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也没有。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四十四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后来的回忆录里对此都有描述，说他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这些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有一部描写战犯改造的电影里也有这样一个镜头：在一次学习中，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父亲不仅不揭发，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父亲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特赦出来后，董益三和我们家就住在一个楼，后来在政协工作，父亲和他还经常坐一辆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想即便是真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父亲后来也不会再放在心上。
　　不过，现在想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父亲是“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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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证据”？英国媒体曝光新冠病毒里有美国公司注册专利的基因片段……
原创 郑好 星系花园秘境 2022-03-25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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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小蜜

太阳系科普精灵


昨天有不少读者追问了关于摩德纳申请专利的基因片段在新冠病毒中被找到的信息源在哪……他们不问我可能真没关注到。所以我答应帮着查一查，emmm，其实最早是从上个月末的英国DailyMail流出来的消息，修改后的新闻稿发布于伦敦时间3月3日。DM的调查者引证的是摩德纳公司2016年申请专利的文件附件中的信息：

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独特的furin裂解位点

英国科研团队发现基因匹配

该片段恰恰是美国摩德纳公司申请专利的

所谓抗癌目的合成的基因序列

英国科研团队声称

这种匹配的偶发概率是

每30万亿次自然变异才可能有一次这类片段

批评者对作者的结论持怀疑态度

认为序列匹配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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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研团队找到的证据
我收到读者们的求助是在3月22日左右，其实英国每日邮报的文章在重新编辑后显示的时间是3月3号。所以，这或许说明，许多中国读者关心的英语世界的话题，传到国内要经历多么长的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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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网络上某些急于反驳的公知，其实说错了，这是英国大媒体报道的消息，并非中文社交媒体“杜撰”，因为中国人这方面确实不擅长…



那么本文说了些啥？我截图翻译下：



“最近，英国科学家在新冠病毒的棘突蛋白中发现了美国公司摩德纳申请了专利的遗传片段后，人们开始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里被编辑过过的。”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微小的基因代码片段，与疫情大流行前三年，新冠疫苗制造商摩德纳获得美国专利的基因部分完全吻合。”



“它是在-CoV-2（新冠病毒的学名）独特的furin裂解位点发现的，这一部位的特殊能力使它能够很好地感染人类细胞，并将其与其他冠状病毒分离开来。



“这种特有的结构，一直是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论焦点之一，一些科学家声称它不可能是自然获得的。



“国际研究团队表示，在病毒实验室对人类细胞进行实验期间，病毒可能发生了突变，形成了一个furin裂解位点。



“他们声称，摩德纳申请了专利的基因序列，也有很小的概率，是通过自然进化随机出现的。



“但关于这场比赛是否像研究所声称的那样罕见，还有一些争论，其他专家将其描述为“奇怪的”巧合，而不是“冒着烟的枪”。

科研工作组用不同色块代表有效基因组

而摩德纳确实拥有灰白绿蓝这种

只有新冠病毒才有的特色基因排序

甚至连萨尔斯病毒和蝙蝠病毒都没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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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新冠病毒-CoV-2携带了传播疾病所需的全部信息，以大约30000个有效遗传码的形式传播。该病毒与美国摩德纳公司申请了专利的RNA基因片段拥有的一个完全相同的19个代码构成的特定序列。



“其中，新冠病毒与摩德纳序列有12个共享码构成了新冠病毒furin裂解位点的特殊入侵结构，其余的基因码与该基因组附近部分的核苷酸也相匹配。

该基因序列是从美国FDA机构得到的

由于摩德纳公司在2016年2月4日上报了

其申请药用专利的RNA基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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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团队在2月末发表在《病毒学前沿》上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的构成与在线RNA数据库中数百万个已测序的蛋白质进行了比较。（英国和美国的基因科研已经构筑了相关大数据中心随时可查）



“这种病毒由30000个核苷酸代码组成，携带传播所需的所有信息。但它是该类型冠状病毒中唯一携带12个独特编码的病毒，这些编码使其刺突蛋白被一种名为furin的常见酶体激活，使其能够轻松地在人类细胞之间传播。



“对原始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分析发现，该病毒特殊的核苷酸代码与美国Moderna拥有专利的3300个核苷酸片段组成的RNA链，共享了19个特定编码序列。在自然界，这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巧合。



“RNA大数据记录显示，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制药巨头，于2016年2月提交了该专利，作为其癌症研究部门的“成果”的一部分。



“该专利序列，是一种名为MSH3的基因的一部分，已知该基因会影响受损细胞在体内自我修复的方式。



“但美国公司的科研团队强调，这一途径是新型癌症治疗的潜在靶点。



“但是其专利序列中12个共享编码构成了新冠病毒的furin裂解位点的结构，其余编码与新冠基因组附近部分的核苷酸似乎也相互匹配。



“研究人员说，俄勒冈大学的Balamurali Ambati博士领导的科研论文证实，与新冠病毒匹配的基因代码，最初可能是通过表达MSH3基因的感染人体细胞方式而引入到冠状病毒基因组中的。



“英国沃里克大学病毒学家劳伦斯教授承认，最新的发现很有趣，但又声称，其意义不足以证实，新冠病毒就是实验室操作出来的。



他告诉《每日邮报》：“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基因片段，由19个核苷酸组成很短的片段。



“所以，坦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做这些类型的大数据搜索，你或许（在病毒库中）总能找到匹配的。



“有时这些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有时是趋同进化的结果（当不同的生物体分开独立进化，却具有相似的特征，以适应相同环境时）。



“这是一个奇怪的观察结果，但我不会称之为冒烟的枪，因为它（证据链）太小了。”。



劳伦斯教授补充说：“关于新冠病毒是否是由人设计的，该发现不会让我们有任何进一步的争论。”



《每日邮报》又去采访了雷丁大学的微生物学家西蒙·克拉克博士，他反过来质疑，这一发现是否像英国研究团队声称的那样罕见。



他告诉记者：“furin卵裂位点中只能有一定数量的（基因组合）。



“它们就像牢房里的一把锁和一把钥匙，两者只能以有限的组合最终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恐怕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但这……肯定完全是巧合啦。”



《每日邮报》记者试图联系摩德纳公司置评。但美国摩德纳没有回应。


邮报记者甚至做了个新冠病毒溯源的示意图，揭示早在2019年1月，美国公司从乔治王岛的南极冻土曾挖到了一组神秘土壤，然后将其运到了中国…（此说法非常诡异，咱们不敢支持姑且当做故事分享；我们只分享英国媒体的说法，从未公开支持它，请监管高抬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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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著名专家杰里米·法拉爵士公开谴责了英美主流媒体说“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合成”的说法，说病毒本身就是一场“阴谋”，他在2020年2月的一封私人电子邮件中承认：我们得到的信息“可能的解释”是该病毒是人为的。



这位当时的英国政府顾问说，当时他七成或六成比例支持病毒意外释放论而不是自然释放论。



杰里米爵士在发给美国卫生主管安东尼·福奇博士和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的电子邮件中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中的样病毒诱导进化而来的。



他接着说，这一看似良性的药物研发过程可能“意外地创造了一种新病毒，并为其在人类之间的快速传播做好了铺垫”。



但这位英国科学家被美国同行封口了，白宫防疫顾问警告说，有关病毒起源的进一步辩论可能会损害“国际和谐”。



“在最新的转折中，本月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美国新冠病毒样本的早期痕迹，这些样本含有来自人类、仓鼠和猴子的遗传物质，可能远远早于官方的疫情大流行时间表。

英语高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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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做了些认真科研并认识到存在有严重问题的人来说，这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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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摩德纳咦喵要比辉瑞咦喵更有效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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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座桥要卖给你（英式忽悠术经典句式，译注）。碰巧在距离4级生物实验室半里路的地方发生了……而你却需要检查你家羊的DNA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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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军方称，LNP的mRNA咦喵早在2016年就已经生产出来了，2018年由于纳米颗粒的脂质载体导致人体试验中心脏和脑紊乱而被搁置。摩德纳偏就制造了它，明知它的副作用，但仍然制造了它，并且一直在分发，同时说他们不知道有副作用。现在他们承认了一些副作用。这是他们在2018年了解并早已上报的心肌炎副作用！某些人应该因为这些玩意受审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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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确凿地证明这一点，那么美国食药监完全授予摩德纳公司的“紧急使用授权”是否会失效？从而允许我们的诉讼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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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两年前就知道了，现在才敢报道出来。即使他们在10个实验室每秒出1次疫苗，也不可能在所需时间内生产出所需的咦喵数量啊。该公司将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搞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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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左派：马斯克收推特，剑指川普；马克龙连任，起作弊疑云
原创 德风姐姐 德风小堂 2022-04-26 21:06
半个月前，我在这个号上试图发表第一篇正文，很不幸，没通过审核，结果还被封了一周，无奈只能在小号上设置成付费阅读。首篇出师不利，我在思考以后要怎么办，所以被平台封了一周后，我又自动闭关一周，既非口含天宪者，故不必急于表达。
在此期间，一是帮助德风姐姐打理菜园子，修建院内的花台，然后阅读俄罗斯/苏联方面的书籍，再利用碎片时间看看墙内外的动态，了解俄乌战争的新闻，也关注上海疫情。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世界是繁杂的，但是都有内在的联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世界之末，城内城外日趋同化，鄙视链中的任何一环都无所谓孰强孰弱，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疫情中出现很多奇闻，虽是奇闻，但也早已屡见不鲜，不必在此赘述。我时常感叹，身为大企业家、大投资者，或作为口吐莲花言辞犀利的大V、大作家、大教授，若在灾难来临之前，自身不能避开漩涡，或不能为粉丝指点迷津，提前做好预防之策，只能在灾害降临时，作奴颜婢膝状，呼天抢地或指桑骂槐，那么这所有的“大”实在是虚妄至极。
在善恶同传下的全球化浪潮中，病毒与强力的结合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终结，第四次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时，我们的思维应该从和平年代或岁月静好的状态中脱胎换骨，变着花样的谏言也不过是另类的沉睡。我们应该猛回头，投入实际的行动中，武装身心或缴械投降。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吗？我表示怀疑。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俄罗斯普京之所以没有步川普总统的后尘，最简单的原因是，他握有兵器，有硬刚的资格，穿越冰川的大熊抖一抖，那温室里的伪君子也要打哆嗦，口炮儿还能挡住真枪实弹吗，只有大麻抽多的人才会作如是观，而世界上的左派战狼显然还保有基本的理性。
毕竟才一露脸就失联半个月，所以今天先跟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关于俄乌战争暂时不展开详谈。前几天从省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加上刚买的几本，够我们谈一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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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欧美世界最被热议的应属“二马大胜”了。一是法国的马克龙连任成功，之前被人看好的有“法国川普”之称的勒庞，不出所料被曝做票，支持勒庞的部分选票被归入史无前例的28%的“弃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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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川普被以明火执仗的方式拿走总统宝座，美国民主党向全球主义者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新世界秩序已经启动。众神归去，万魔出动。在这一背景下，马克龙连任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特鲁多成功连任，也不会让人惊讶，除非巴西的“热带川普”波索纳罗连任，我才会感到不可思议。历史的车轮进行到现在，世界大势我们还是能看得清的，只不过不愿同流合污罢了。
所以马克龙成功连任，没有太多要说的，这只不过是美国2020的翻版，左派当道，这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不掌握权力的左派，将掌握军权的保守派赶下舞台，在上个世纪是行得通的，但是从今往后，在野的保守派想通过选票赶走掌握选票机的左派，怕是难上加难了。这也算是新世界秩序的新常态吧。
第二“马”就是马斯克刚刚成功收购推特，成为推特的大老板。网上很多人欢呼：社交媒体将迎来自由的春天！这显然是过于乐观了。我将之称为“左派的狡猾”。推特在美国民主党的控制下，对言论的限制，对思想的审查，对自由的践踏，在10年前的美国完全不可想象。但是，时过境迁，还是那个2020年，推特等社交媒体对川普的封杀，对保守派的围攻，让太多的右派人离开了推特这个舆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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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川普开始筹建属于保守派的“真相社交”平台，在软件公开推出之前，预定人数以创历史新高，这一方面因为主流媒体对自由言论的牵制，一方面因为川普总统自带流量的。这本是未来言论自由最主要的阵地，全球保守派对之抱有极高的期待，但就在这时，半路杀出个马斯克，在这片阵地搅和，似乎推特因为他而从良。
问题是，推特现在属于谁？马斯克的440亿美元从哪里来？特斯拉的董事会为什么支持马斯克？马斯克是否减持股票？如果连亚马逊的贝索斯都能指出马斯克背后的粉红基因，那么，保守派更应该明白这场游戏背后的提线木偶大师究竟是谁，又剑指何方？
推特作为左派的大本营，早已沦为左派的看门狗，你到这个拿着猎枪的凶汉跟前牵走他的狼狗，它竟从了你？不要说是编剧，即便是普通观众都会看不下去，只可惜很多抱有热烈希望的人，不愿看到这残酷的现实。
稍有记性的人应该记得，这年头有太多“老大跟老二打架，受伤的却是老三”，马斯克跟左派打的热火朝天，置川普的社交媒体于何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人对这一招很熟悉。马斯克这一波操作，将很多本已抛弃推特的保守派人士，又回来了，甚至很多人希望马斯克解封川普，呼吁川普回归推特。
然而，川普却明确说，他不会回到推特，而会用心打造真相社交！显然，川普对马斯克洞若观火，不要以为换了个“白手套”，推特真的就从良了。不要说什么把推特公有化还是私有化，说到底，还不都是民主党的吗？这一切都逃不出老中医的火眼金睛。如果连坐在白宫掌握众多资源的一国总统，都无法撼动左媒（推特），那么一个单纯的商人，竟能轻松把推特从姓社改成姓资，鬼才信呢。
这个世界对传统主义并不友好，对保守派依然艰险，二马的胜利，再次佐证了这一现实。左派的本质是邪恶，手段处处充满狡诈，我们要把眼睛擦的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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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者还是灭世军：俄罗斯的终极之战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2 2022-04-26 14:35
关注本号，了解历史和现实真相







自1789年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斗争，就是人类历史的主线。



激进主义以“revolution”为圭臬，故亦可称之为“revolutionism”，又名左派。



保守主义反对“revolution”，故亦可称之为“counter-revolutionary”，或曰“reactionaries”，又名右派。



保守主义并非“保守自由”。刘军宁们在误导你。



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良善传统。



有人要问，如果某些地方历来就只有罪恶，没有良善，那保守主义还要保守它们的传统么？



这是个伪问题。传统，就是良善之统，就是正确之统、正义之统。不存在罪恶之统。罪恶之城、之国，就如‘shithole’和食人族社会，那是必须被毁灭的，何来保守？详见🔗《人食人的世界，毁灭才是拯救》。



有人要问，如果某些地方既有异族入侵，又有王朝更替，周秦汉魏隋唐宋元明清，那究竟谁才是传统？辫子缠足是不是传统？



这就好比在问，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王国与格拉纳达酋长国，谁才是传统？印度的马拉塔帝国与莫卧儿帝国，谁才是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知道保守主义的传统由三个要素构成：1、道统，2、法统，3、血统。



换成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术语：道统=某个国家或地区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法统=某个国家或地区里合法的政权更迭；血统=某个国家或地区里的主体民族。



此三者互为依托。



我们用上述“保守主义三要素”来探讨一下现代欧美国家的合法性。



以现代法国为例。大革命之前，法国和全欧洲的道统都是基督教。1792年起，新政权推行“去基督教运动”，天主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都在法国境内被摧毁，代之以“理性教”。巴黎圣母院变成“理性神殿”。直到1801年，第一执政拿破仑与教宗签署《教务专约》，天主教会才获准重返法国，但却被取消了国教的地位，只在约定的序言中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承认天主教、使徒和罗马宗教是绝大多数法国公民的宗教”。190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政教分离法》，明确规定法国是个世俗国家。其第二条“共和国不承认、也不以任何方式资助任何宗教活动”，事实上取消了《教务专约》。自颁布以来，《政教分离法》沿用至今。很明显，现代法国的道统是世俗主义、自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



大革命之前，法国政权由国王路易十六及其政府执掌。大革命以暴力推翻波旁王朝，杀害了路易十六及其王后，大批处决保王派，建立所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显然不是合法的政权更迭。而现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继承的是第一共和国的伪法统。



法国人口，虽然穆斯林与黑人越来越多，但本地白人迄今仍占大多数，勉强保住血统这个条件。



“保守主义三要素”去其二：道统斩断、法统悖离；显然法国这个国家的现存政体是不合法的。



只要我们认定，法国大革命是不合法的，那么现代法兰西共和国就必然是不合法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论。



自由主义者们又会跳出来质疑我们的先设前提了：谁说法国大革命不合法了？人民当然有革命权！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在一个有纠错机制的共同体里，革命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的法国，既有公平审判的法庭，也有道德训诫的教会，还召开了咨政议政的三级议会，三大纠错机制俱全，革它的命当然是不合法的。



推翻暴政行仁政，是合法的；推翻仁政行暴政，是不合法的。自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杀害，至1794年为止，三年内仅以断头台方式就至少处决了60000人。算上在各地溺毙、枪决以及各种酷刑处死的人，保守估计被害者在30万～60万左右。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统治，不折不扣的超限暴政。与之相比，波旁王朝的统治是绝对的仁政——攻占巴士底狱时，里面只有7名囚犯，其中一个是萨德侯爵，一个是杀人犯。



从历史因果来看，〖法国大革命-1848年-巴黎公社-布雪维克〗这是一个公认的谱系。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就是承认布雪维克的合法性，就是承认枪杀沙皇全家的合法性。反之，拒绝布雪维克的合法性，就是拒绝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就是承认波旁王室的合法性。



现代欧美国家（包括上面说的法国）及其政体的渊源，也都统统来自法国大革命，只是其谱系与布雪维克略有不同：〖法国大革命-1830年-1848年-社民党-第二国际-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欧盟-全球主义-NWO〗。



下面，我们将以保守主义历史观来重新审视、解释、阐述俄罗斯的千年历史。



包括沙皇时期的历史和苏联时代的历史，



当然也包括现代俄罗斯，以及俄乌之战。



本文长约1.6万字，请读者先转发、在看，再细读。





目录



1、序言：保守主义史观

2、俄罗斯民族起源：斯拉夫与日耳曼

3、宗教文化起源：罗斯受洗，拜占庭公主下嫁

4、第三罗马：蒙鞑入侵，君士坦丁堡陷落

5、俄罗斯人有没有与蒙鞑混血？

6、右翼圣战：反攻突厥，为拜占庭复仇，支持希腊独立

7、剿灭拿破仑，镇压法国大革命，解放全欧洲

8、欧洲宪兵：坚持正统，镇压1848年革命

9、克里米亚战争：自由派与革命派合谋绞杀保守主义

10、日俄战争与1905年革命：犹太财阀的大阴谋

11、1917：几千万美金的大革命，血祭沙皇

12、索尔仁尼琴VS苏联

13、现代俄罗斯：沙俄复国还是苏联借尸还魂？

14、社会党西方：斩灭法统，消泯道统，断绝血统

14、川普与美国的最后一战

15、普京与俄国的最后一战









01
俄罗斯民族起源：斯拉夫与日耳曼






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是印欧民族一支。印欧民族就是白人的祖先。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罗马人、赫梯人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白人。



斯拉夫人的起源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他们起源于今天的乌克兰和波兰东南部的领土。也有人认为，古代斯拉夫人的家园在德国的波美拉尼亚，易北河一带，分两次迁移，第一次占据了今天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地区，第二次占据了今天乌克兰和喀尔巴阡山脉。



斯拉夫（Slavs）这个词，来自原斯拉夫语 *sloveninu，继而变为拜占庭希腊语 Sklabos (约580年)，再变为中世纪拉丁语 Sclavus (9世纪)。最早的原始印欧语词根是*ḱlew-，意为“荣耀，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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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真实俄国历史的必读之作：克柳切夫斯基的名著《俄国史教程》



为什么斯拉夫后来竟然成为“奴隶”（slave）的代名词呢？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可萨人（皈依犹太教的突厥部落）与阿瓦尔人（突厥-蒙古-通古斯杂种）统治了外高加索、里海草原等地，他们掳掠大批斯拉夫人，卖给奸诈恶毒的犹太人贩子，再转卖给阿拉伯人当奴隶。



公元九世纪中叶，斯拉夫人部落之间纷乱不堪，于是请来了瓦良格人当他们的王公。根据圣内斯特（Saint Nestor，1056 ～1114）的《始初编年史汇集》，留里克三兄弟接受了这个邀请，“带着自己的族人”，于公元862年来到诺夫哥罗德，行使统治权。



瓦良格人（Varangians）就是维京人的别称，他们是日耳曼人的北方部落，亦称诺曼人。（另一支诺曼人占领了法国诺曼底。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英格兰，建立诺曼底王朝。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严格意义上是威廉一世的第30代子孙。因此，俄国王室与英国王室本是同族。）中国买到的瓦良格号航母，其名字正是为了纪念瓦良格人。留里克带来的族人，被称为“罗斯”（Rus'） ，这就是后来罗斯国的基础。留里克的武士队首领阿斯科里德南下，从可萨人手中夺取了基辅，并统治了当地的东斯拉夫人。摄政大公奥列格于882年将都城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这就是后世的基辅-罗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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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哥罗德“千年俄罗斯”纪念碑上的留里克



通过分封制，留里克的子孙后代开疆拓土，建立了许许多多公国，遵奉基辅大公为共主。情形就与中国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差不多。这就是留里克王朝。



留里克王朝也有宗法制度，但与周朝不同的是，它的宗法制度更严谨和完善：继承父亲王位的只能是三个长兄，弟弟们退居到第二代的位置；封地不是永远不变的，随着年长亲族死去，会按照长幼次序重新分配。



留里克王朝也奠定了贵族议会制度的基础。王公的禁卫军构成了军事贵族阶级，高级禁军是大贵族和年长的武士，低级禁军是年轻武士。千人长由王公任命，百人队和十人队自行选出队长，共同担任一个城市的军事行政长官。高级禁军组成了杜马，与王公本人“一起研究国内建设、军事和法规”。



在统治的过程中，瓦良格人渐渐与斯拉夫人同化，以至于留里克王朝多位王公都以“斯拉夫”为名。如雅罗斯拉夫一世，与拜占庭帝国发生战争并签署通商条约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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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宗教文化起源：罗斯受洗，拜占庭公主下嫁






公元987年，拜占庭帝国内乱，外敌保加尔人和阿拉伯人虎视眈眈，瓦西里二世选择与罗斯结盟。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一世向拜占庭帝国求亲。瓦西里二世答应下嫁妹妹安娜公主，条件是弗拉基米尔必须皈依东正教。



988年，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君士坦丁堡教堂的洗礼，并与拜占庭安娜公主成亲。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尼古拉斯二世派出神职人员，与弗拉基米尔同返基辅，于988年7月28日在第聂伯河为基辅所有贵族和平民施洗。这就是著名的“罗斯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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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瓦斯涅佐夫，《罗斯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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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俄罗斯”纪念碑上高举十字架的弗拉基米尔一世



从极具深远意义的这一天开始，斯拉夫人（平民）-瓦良格/罗斯人（贵族）完全融入基督教，成为东正教会最忠诚和狂热的信徒。它既改变了统治者的思想，也改变了斯拉夫人的文化根脉。罗斯国也从君士坦丁堡的劫掠者，一变而为拜占庭帝国“最精锐也最忠实的盟友”。



《俄国简史》一书对此评述道：“弗拉基米尔宗教信仰的转变似乎还非常真切，让他从一个耽于酒色的残忍屠戮者变成了一个仁慈的统治者，他甚至都不能忍受死刑的存在。他忠诚于他的妻子安娜。在之前树立佩龙神像的地方，在他下令赐死两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方，他建立了一个圣巴兹尔教堂；现在他被人缅怀为一个虔诚的圣徒，将异教的俄罗斯人基督教化，也被人尊称为‘基辅的美丽太阳’。”（P61）



弗拉基米尔一世下令摧毁异教偶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全年收入十分之一在基辅建造什一教堂（后改名聖母升天教堂，毀於1240年蒙古入侵），一夫多妻习俗被废除。整个罗斯国家成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一部分（罗斯都主教区）。罗斯的建筑也从此变为以圆形穹顶为标志的拜占庭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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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主教座堂，建于1045～1050年，典型拜占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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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瓦西里·柏拉仁诺教堂，建成于1555年和1561年之间，新拜占庭风格



弗拉基米尔一世的孙子也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他们的孩子弗拉基米尔二世即位大公（1113～1125年）后，在基辅圣索菲亚教堂的拱顶和墙壁上完成了一系列湿壁画，“画中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景象：一幅图描绘了大赛马场，展示了著名的赛车竞技以及戏法、杂技和比武，画面中皇帝头戴皇冠，身披紫袍，出席观赛；另外一幅图中，皇帝则身骑白马出席凯旋仪式。”（《拜占庭的赠礼》，科林·韦尔斯，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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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圣索菲亚教堂保存至今的湿壁画



这些保存千年的教堂建筑和壁画，是拜占庭帝国与各个罗斯公国之间政治、宗教、文化关系密切之明证。



此后，弗拉基米尔二世的儿子在离今天莫斯科东面123公里处建城，并以父亲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为该城命名。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安德烈·鲍格柳波斯基大公将首都从基辅迁到此地。彼时，莫斯科只是弗拉基米尔城的前沿据点。



随着12世纪突厥部落库曼人-钦察人侵入南俄草原，南方的基辅公国与拜占庭帝国断绝了联盟关系，转而与帝国的死敌匈牙利结盟。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依然坚定地忠于拜占庭。从此，拜占庭的亲密政治伙伴不再是基辅公国，而是弗拉基米尔公国及其继承人莫斯科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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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 赫拉利简史系列
原创 李劼 齐谐者 2022-04-03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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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赫拉利说未来



正如乌托邦并非***主义的剑指，只是***用以发动歌明从而实行专政的铺垫，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也不是真的要为人类写下一份历史纪录，而是意在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扯淡之后，隆重推出一份如何奴役人类的计划，赫拉利将这份计划称作：科技歌明。比如，按照赫拉利的说法：“用复制的方式制造出不懂得恐惧为何物的士兵，不知道反抗是什么概念的工人。”要是让***知道科技能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的Das Kapital纯属多余。
不过，在进入赫拉利的科学歌明之前，有必要先将他在书中的另一个要点，金钱的味道，作一番审视，看看赫拉利是如何把***的Das Kapital发展成赫拉利的金钱颂，从而不动声色地将罗斯柴尔德之类的金融寡头变身成了看不见的耶和华。以下是赫拉利的金钱颂辞：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哇，这可是被压抑了不知多少年岁的一吐为快。其实压抑金钱的不啻哲学家思想家宗教人物，还有莎士多亚、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一众文学家，《威尼斯商人》，《罪与罚》，在在处处地压抑着金钱的嚣张。此时此刻，夏洛克、放高利贷老太婆，以及现实世界里各路犹太财团和假犹太可萨财阀，全都经由赫拉利的生花妙笔，聚焦成一根压强超强的唱针放到唱片上，在唱盘上转出了这么一曲金钱颂。金钱，有着开阔的心胸，更有着不分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从而了无歧视的平等。
难怪，赫拉利会跟以赛亚·伯林一样，对《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嗞之以鼻。赫拉利特意用等级分明的《汉谟拉比法典》揶揄《独立宣言》“尽管把人人生而平等喊得震天响，其实还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级。”赫拉利和伯林一样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成立，因为要是全都平等了，那么号称上帝选民的犹太民族怎么办？作为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无论赫拉利是个纯正的犹太人，还是一个假犹太可萨人，都必须时刻提醒世人，上帝选民无法与他人平等。须知，犹太民族乃是他们操控全世界时需要依靠的基本盘。但赫拉利和伯林都不会直截了当地明说，而是以质疑人人生而平等是如何的不可能，表达他们骨子里的等级观念。他们故意混淆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区别，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否定平等理念的不可或缺。
人人生而平等，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在世人心中树立的平等理念。平等，不是平等在现实的差异上面，而是平等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理念之中。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平等之心的有无通常体现于，是真心帮助他人善待他人，还是假慈善之名或者通过金钱运作掌控国家奴役他人。平等，不在于现实世界里的划一，而在于平等之心的有无。否则，按照赫拉利或者伯林的平等逻辑，只有流水线上的罐头才达到了平等的标准。但人类并非是机器制造的整齐划一的罐头。尽管学府涉嫌把学生制作成知识罐头，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把民众制作成韭菜罐头，赫拉利以及站在他身后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贝佐斯们想方设法地要把全人类变成他们的各种罐头想吃便吃，想扔便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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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极其张狂地将人人生而平等踢到一边，然后替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们宣扬其黄金福音。什么是金钱的味道？赫拉利告诉世人：皇帝的权力也得靠迪纳厄斯银币来建立与维持。潜台词呼之欲出：美国总统的权力也是靠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他们的美联储提供和维持的。由此理解赫拉利的金钱制度两大原则，方才可以看出个中堂奥：
1. 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 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其实，还有很多金钱制度的原则，赫拉利故意没有说出来。比如，有了金钱就可以主宰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所有媒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心所欲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有了金钱就可以买下好莱坞所有的影片公司，让这些公司成为财阀的大外宣。有了金钱就可以收买政客法官律师警察，把美国的三权分立变成惟财阀意志是从。有了金钱就可以买下从生化研究医药研制到医药公司乃至整个国家医疗系统，想制造病毒就制造病毒，想制造译喵就制造译喵，想投毒就投毒，想打毒猫就打毒猫。难怪威尔逊总统在跟罗斯柴尔德财团签下放行美联储之约后感叹，美国从此不再有子游了。那还在是一百年之前。如今的美国，岂止是子游，旻祝都已经不再了。而这正是赫拉利乐见其成的。子游旻祝的美国是赫拉利全球主义沙盘推演中最大的障碍，不摧毁美国，赫拉利为人类设计好的未来就不可能实现。
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如此描绘他的未来设计，首先要摒弃子游市场和旻祝选举，然后再彻底消灭个人的存在：
子游主义推崇子游市场和旻祝选举，是因为子游主义相信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各有价值，而且每个人的子游选择就是本源。但在21世纪，有三项“务实”的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信念成为明日黄花：
一、 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郑智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二、 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三、 社会系统仍然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在赫拉利的未来图景里，个人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浑浑噩噩的群体，被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凌驾着主宰着。这是不是让韭菜们很难过？别太伤心，赫拉利说了，这不是人类的噩运，而是人类的幸运。幸运到什么程度？赫拉利告诉大家说：
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听懂了么？在《人类简史》中，赫拉利把他所圈养的进化至今的智人，亲昵地称作了“变成神的动物”。请大家一起为自己的幸运鼓掌。既然成了变成神的动物，那么子游旻祝也就微不足道了，可以不再需要了。匍伏在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脚下的芸芸众生，得了这个昵称，理当感激涕零，不必伤心难过。不容易呀，被圈养了七万多年，才有了这般造化。此时此刻，理当闻到犹太财团那种金钱的味道，是多么的芬芳。赫拉利的说法叫做：“有了财富之后不只要储存累积，更要能用得愉快”。那么没有财富的韭菜呢？也同样幸福，因为是变成神的动物了。那么这神的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继续听赫拉利拉比布道：
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是依循着自然选择的法则。
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法则取而代之。
听见吗？整整四十亿年，我们遭受着自然选择的苦难。突然，21世纪的曙光把我们照亮了：智慧设计！如同一轮朝日升起了！我们终于从四十亿年自然选择的苦难中得救了。
那是什么样的智慧设计呢？赫拉利拉比告诉我们说：
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哇，果然比自然选择更厉害，仅方式就有三种。自然选择好像只有一种吧。达尔文出来走两步，自然选择有几种啊？达尔文不吭声，肯定没有三种。
赫拉利兴奋地告诉大家：
时至今日，这个40亿岁的自然选择系统却面临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挑战。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


赫拉利的科学家们辛苦了。我们知道你们在玩基因工程什么的，诸如基因编辑，基因改造，就像西琴在《地球编年史》里说的。那个阿努纳奇对人类所做过的事情，你们正在重做一遍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自己开始有点阿努纳奇的伟岸了？做着做着，突然就高尚起来，高大起来，比我们要高大好几倍的样子，有没有？
赫拉利赶紧过来打圆场道：没有，没有，还没有呢。他在《人类简史》里虽然预言：“基因工程可能被用来创造某种超人类，结果就是其他人都成了他的奴隶”；但眼下还不曾获得进展，故而他只能充满信心地如是说：“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哦，原来如此。那就快一点吧，我们还等着做你们的奴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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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就是赫拉利的科技歌明，亦即他所说的第二次认知歌明。让精英变成超人类，让智人变成……，什么人？生化人。赫拉利回答：
第二种可能改变生命法则的新科技：仿生工程。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cyborg）


据说，先是在苍蝇或蟑螂之类的昆虫身上植入电子芯片，然后再转向智人，让智人变成生化人。听见吗？我们要成为生化人了！开心不开心？
赫拉利以一种行家的口气告诉我们：
在所有目前进行的研究当中，最歌明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让计算机能够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且同时输回人脑能够了解的电子信号。如果这种设备成功，再直接将大脑连上网络，或是让几个大脑彼此相连、形成“脑际网络”，情况会如何？如果大脑能够直接存取集体共同的记忆库，对于人类的记忆、意识和身份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举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化人就能够取得他人的记忆。


老天爷，把我们变成生化人竟然是科技歌明当中最歌明性的。要不要给赫拉利写封感谢信？感谢他和他的同伙们把最歌明的人脑插芯片与计算机双向接口恩赐给了我们这般芸芸众生。我们不仅能够直接存取集体记忆，还能取得他人的记忆。真是太神奇了！熬了四十亿年终于熬成正果。
不要太激动，还有更激动人心的，第三种。继续聆听赫拉利：
第三种改变生命法则的方式，则是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


机器人。难怪好莱坞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里那么渲染机器人。是不是早就设想好了？让好莱坞给大家洗脑先？
三种方式，一种专门制造超人类的精英，高高在上；一种专门制造生化人，匍伏其下；一种专门制造机器人，用来干什么？是不是在生化人不听话不顺从的时候，专门用来管理生化人的？真是完美的设计。比***当年的乌托邦完美多了。难怪赫拉利会如此宣称：
以上种种都还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是吉尔伽美什计划以及未来创造出超人类的可能，将会为人类的伦理、社会和郑智秩序带来巨幅改变。
别谦虚，你们已经改变很多很多了。美国被你们改变得不再像个旻祝国家，全世界民众都在译喵面前丧失了子游。变性人，双性人，双性厕所，同性婚姻，男女之别也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就等着直接变成生化人了，然后静静地期待着让未来的主人翁把我们给接管掉算了。我们知道你所说的主人翁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你在书描绘的那样，对不对：
未来世界主人翁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远大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我们与尼安德特人至少都还是人，但未来的主人翁很可能会更接近神的概念。


原来赫拉利说的神，就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不过是变成神的动物。听上去像是很玄妙的绕口令。未来的主人翁是接近神的概念，未来的生化人是变成神的动物。这场歌明真的是好大好大，比十月歌明大多了。当然了，赫拉利的眼光还要更远大：
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异点（singularity）。在奇异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所以要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异点，所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不论是你我、男女、爱恨）都即将变得再也无关紧要。而在那个点之后的任何事，都还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哈利路亚！这算是从《人类简史》到《未来简史》当中的一个奇异点么？或者是从《塔纳赫》到《人类简史》之间的一个奇妙链接？当然，《塔纳赫》是精英阶层阅读的，我们生化人只能阅读《人类简史》之类的福音。听到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以极其轻蔑的语气说：
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生化人得赶紧回答，我们再也不敢了。那是我们之前太无知，不懂得自己生活在四亿年的黑暗里，所以会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承蒙开导，我们得知人人生而不平等，生化人不能跟讲超人类平等，神的动物不能跟神的概念就是那些个生化人的主人翁讲平等。我们希望有一部《汉谟拉比法典》那样的等级森严法典，并且最好有我们的启蒙者赫拉利亲自撰写。既然上帝的选民已经升华成了超人类、主人翁、类似于耶和华那样的神，那么非上帝的选民也只能听凭引导听凭教诲听凭奴役听凭处置了。要不要也弄块大理石，把这《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通通刻上去？
在赫拉利的未来面前，不感到渺小都不行。竟然还不啻40亿年，人家把宇宙大爆炸都算进去了。智人既是地球上的幸运儿，更是宇宙中的幸运儿。不知亚特兰提斯 人当年整治基因工程时如何计算的，也这么40亿年、这么大爆炸？但可以肯定的是，亚特兰提斯最后，沉没了。
赫拉利的未来叙事似乎是没有句号的，但亚特兰提斯是有的。因为地球是有生命的，并且也像人一样有脉轮，有器官。地球不允许亚特兰提斯人做的事情，也不会允许赫拉利们胡作非为。数百年来的科技确实突飞猛进，但那不是源自赫拉利的从认识歌明跳到科技歌明，而是由文艺复兴开启的人文主义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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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赫拉利讲今日



西方世界的科学传统，就近而言是源自古希腊，向远追溯则依稀可辨亚特兰提斯的背影。埃及得亚特兰提斯的嫡传，故而在埃及人的记忆中尚有神祇与人类共处的时代，然后再是英雄时代，最后才是人的时代。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维柯以此论说了《新科学》，但他并不明白从人神共处的时代到人的时代，间隔的与其说是英雄时代，不如说是理性时代。这个时代以古希腊哲学为标记，并且以亚里士多德之于逻辑学的奠定为最后篇章。亦即是说，理性，是西方科学的灵魂所在。
所谓英雄式的激情其实是隐藏在理性背后的人文主义。那样的英雄主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可以说是一种贵族精神，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很不公平地将亚马逊女武士排除在外；及至文艺复兴，英雄是由诸如布鲁诺、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扮演的。意大利科学家在宗教黑暗面前的这种英雄激情，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论著中凝结成《判断力研判》里的审美原则，非功利无目的；自古希腊承传而来理性精神，在康德的《纯粹理性研判》里被归结成了四个二律背反。这是康德超越亚里士多德之处，不再将理性置于思维平面，而是将理性转入一个开放的形态，让自我怀疑成为理性精神的一部分，从而使理性走向东方式的内省成为可能。因此，康德哲学既具科学理性，又有人文理性。这是康德高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哲学家的地方，也是康德哲学的精神性品质。
当康德哲学被黑格尔所曲解成一个封闭的绝对理性然后又被***以为伍主义劫持之后，灾难便降临了。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手舞足蹈地宣称***是当时唯一有远见之人时，无意中道出了***的乌托邦设想与赫拉利的全球化设计的一脉相承。***造成的不仅是十月歌明那样的后果，同时也给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为伍主义的影响。且不说其他，爱因斯坦就是***式的为伍主义者。这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之后，最为致命的罪孽。今日的高科技犯罪，其哲学基础就是***式的为伍主义。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演变成今日的高科技，期间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便是上个世纪初科学理论的突飞猛进，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当赫拉利津津乐道于今日高科技时，似乎忘记了这些高科技是从哪里开始的。倘若说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像一个披着拉比长袍的巫师，那么在《今日简史》则有如一个穿梭于政坛的说客。正如说客毫无郑智伦理可言，赫拉利对科学的理性本质了无感觉。在他心目中的科学就是可以转化成物质形态的技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可言。因此，他像***一样将科学看作是物质的进化的，而不是人类精神本身的存在标记。为伍主义者与人类存在本身，是两个不相交的维度。相信玛雅人在印加帝国留下的农业遗迹，马丘比丘，其高超的科学思维即便是爱因斯坦都无从领略。那样的设计、那样的与外太空星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息息相通，是相对论所无以抵达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是不能用技术概括也不能用技术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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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变成技术，不是升华，而是物质性的降格。其情形一如文化转化成文明。亨廷顿不懂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将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从而使其文明冲突理论显得不伦不类。这应该是为伍史观的一种遗憾。但是，赫拉利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事，却比亨廷顿更加为伍，或者说更加功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隐含着毫不含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立场，认定美国是新教徒创造的国家。不管这种立场如何偏执，但这恰好是赫拉利痛恨的民族国家原则，有碍于全球化。赫拉利热衷的高科技，并非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什么过不去，而是要摧毁亨廷顿的国家立场。在全球化面前，没有国家可以存在。当然，也许赫拉利的以色列，除外。
当科学一旦如同飞机坠落似地降格为技术，那么科学就会走向疯狂。就在上世纪初科学理论大爆发之际，德语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便持其坚定的人文立场发出警告。胡塞尔的哲学起点就是对科学主义的担忧，海德格尔更是在康德之后扛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那部《存在与时间》几乎就是《判断力研判》的续作。这是两个族裔背景截然不同的哲学家，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是德国人，但他们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当然，这样的忧虑无疑杯水车薪。被日益物化的科学向技术的急速滑坡，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完全丧失了理性。战争双方竞相开发武器技术，当在情理之中。然而发展到核武器、并且用于屠杀平民则完全超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二战之后的国际法庭，申张的并非是人类的正义，而是胜利方的报复。轰炸不设防城市德累斯顿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卡廷屠案没有在法庭立案加以调查。最不应该无视的是，扔在日本广岛、长崎两个城市的两颗原子弹导致数十万平民死伤的超级战争罪案。这是所谓的高科技武器首次亮相，不是用于战场而是屠杀平民。涉案的所有罪犯，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以及批准制造的罗斯福、下令扔弹的杜鲁门等等，全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二战中使用原子弹屠杀平民，是赫拉利热衷的所谓科技歌明在这一轮人类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犯罪。由于国际法庭没有因此立案、没有追查罪犯、致使罪犯们全体缺席，地球上这一轮人类非但没有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且陷入了一个邪恶势力可以利用高科技肆意犯罪的万劫不复之境地。这次战争的最大赢家，不仅控制了被他们设套推入战争的美国，控制了北约以及后来的欧盟，控制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主宰了几乎所有的欧美高等学府，而且还握有了开发高科技任意屠杀人类的特权。科技犯罪自此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科技罪犯被奉若神明，从爱因斯坦到扎克·伯格，先后成为科技英雄，世界明星。
2017年2月，扎克·伯格发表重启全球化的宣言，非常嚣张地将人类分成了线上社群和线下社群，俨然一副上帝姿态。耶和华可以随心所欲地降罪给埃及人，小渣可以随心随欲地删除脸书上他所不喜欢的言论和他想要禁止的帐号，让自媒体像主流媒体一样，成为没有言论子游之地。赫拉利为小渣使劲鼓掌，在《今日简史》中欢呼，脸书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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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罗斯维尔飞碟坠毁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军方特地邀请爱因斯坦与幸存的外星人作面对面的闭门交谈。彼此话毕，爱因斯坦满面愁苦地出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此事成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爱因斯坦为何那么的灰头土脸。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高等智慧面前，爱因斯坦也不过是一介凡夫罢了。且不说其它，仅是人家以意念驾驶飞碟一项就已经远远超出爱因斯坦的理解范围了。有道是，神通不及业力；更何况，科技不敌意念。在思维层面上抵达的科学玄想也罢，科学实验也罢，再高妙也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成就。在深邃浩瀚的生命宇宙和宇宙生命面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皮毛而已。二十世纪众多科学家之中，惟特斯拉得其奥义。奥义在于意念，能量，生命的振动频率。宇宙不是思考的，而是经由意识沟通的，通过体悟感应的。拉马努·金的数学奇迹，不是思考所得，而是源自神启，源自更高维度存在的恩赐。十八世纪瑞典的斯威登堡于此有所领略，却被冠之神秘学家，束之高阁。要说神秘，达·芬奇算是一个，因为一次神秘的旅行而获得了奇妙的加持，有所领悟并有所成就。相反的例子是叔本华，读过译介到西方的《奥义书》却不明白奥义何在，从而以意志一说搪塞了宇宙的实相。美国军方一众将官自从接触到外星文明之后，有一段时间也曾迷恋于所谓的高科技，直到因肯尼迪被刺所激发形成正义联盟之后，才逐渐走向开悟，成为低调而坚实地悄悄地暗中保卫着美国、保护着全人类的中流砥柱。
那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战争罪犯们在国际法庭上全体缺席，但此事在外星高等智慧却起了波漪。由于这类消息的严密封锁，如今披露出来的只有零零星星的片断。比如有位美国将军逝世后留下的日记里，曾提及二战后在北极被高等智慧人族约谈，要他转告美国政府，不许再使用原子弹。再如有50年代的影像泄露，外星智慧的飞碟曾经两度列队飞过美国的国会山，好像在提醒什么，又像在警告什么。据说，正是飞碟的如此出现，美国政府向军队下了死命令，碰到外星人的飞碟，绝对不许挑战。
随着一些秘密档案的陆续解秘，世人慢慢地知道了一些真相。二战期间，最早接触外星文明高科技的，不是盟军方面而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据威廉·汤普金斯在访谈中透露，德国人当年与外星人合作研发的是反重力物体和飞船设计。德国当年的科研力量首屈一指，根本不是英国或美国可以比肩的。汤普金斯回忆说，二战结束之际，德国有一大批科学家坐着一众潜艇去了南极。剩下的科学家主要被美国方面接受了，后来主持NASA的就是当年的德国科学家。剩下的还有很少部分被苏联掳走。英国得到的就更少了。
二战之后，与外星文明有所接触甚至有所合作的，当然就是美军了。比如著名的51区就是一个相关的基地。这些秘密不要说一般民众，即便是美国总统都未必能知道多少。长期以来，一直有大量的书籍、视频、访谈、网站，在断断续续地爆料外星文明，包括其中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美国军方的正义联盟有外星高等智慧和外星文明的加持。正是由于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暗中保护，美军正义联盟毕路蓝缕的努力，美国才没有被摧毁，人类才可能逃脱被全球化黑帮毁灭的灭顶之灾。2013年2月15日，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有一颗小行星向地球撞击而来，在紧急关头，被一个不明飞行物以比小行星坠落快一倍的速度从中穿过击成碎片，避免了一场灾难。
人类没能躲过的是全球主义邪恶势力设计的新冠病毒和强制译喵。这是自原子弹爆炸以来，又一次令人发指的高科技犯罪。长期以来，比尔·盖茨们在非洲、印度把儿童当小白鼠，从人口贩子手中的儿童身上提取明星喜欢用以养颜的肾上腺素红，给农作物培植转基因，在各种食物里注射不明物质，让飞机在天空中撒化尾污染空气……诸如此类的作恶在政客、媒体、学府以及好莱坞的重重掩护之下，竟然可以瞒天过海将民众蒙在鼓里。及至他们制造的疫情突然爆发，大家还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直到全世界韭菜被齐刷刷地强制译喵，民众才渐渐地被打醒过来：原来我们全都成了当年的非洲儿童、印度儿童。于是反抗开始，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了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大的抗议浪潮。
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提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概念：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谎言万世永存。谁的谎言有如此魔力呢？赫拉利赶紧先指向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亦即不愿意被全球化的俄国人；再是指向基督教徒，挖出1255年相当遥远的往事，英格兰林肯镇因为一个男孩之死而引发的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顺便揪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如何诽谤犹太人云云。原来，当今的俄罗斯人，过去的英格兰人，都不能让谎言万世永存。那么谁的谎言能够永世长存呢？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成功地欺骗了全世界的那个911真相？或者鲜为世人所知的日本311核灾难？……你们到底有多少谎言，可以自信到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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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战时高科技犯罪的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故而罪犯们有恃无恐，一而再、再而三地挟高科技荼毒天下，戕害人类。如此罪孽，便是所谓的全球化进程，赫拉利的世界大同！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
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自信满满地写道。赫拉利还应该补上一句，自爱因斯坦之后，我们又有了扎克·伯格。这种腔调非常熟悉。一个幽灵，乌托邦煮意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十月歌明之后不久，马上打造了法兰克福学派；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学派在欧美各大学府铺天盖地。还没等莘莘学子喘过气来，以赛亚·伯林，撒迦利亚·西琴，还有这位赫拉利一个接一个地登上国际舞台，被财阀掌控的媒体捧为明星学者。在抢夺话语权力的制高点上，你们可是从来没有消停过。
为奴役全人类的全球主义者铺路的所谓科技歌明，以前所未有的犯罪规模，把人类逼到死角。受够了了疫情和毒猫双重折磨的民众，渐渐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精英阶层的奴隶。只是俄乌一开战，民众马上又糊涂了，这俄罗斯要干什么？因为在被主流媒体洗脑的民众眼里的普京，早已被抹黑得不成样子。
在赫拉利全球化障碍的名单上，普京与川普都是赫然在列的。赫拉利指责他们诉诸国家情感，逃避现实，不想对面棘手的全球问题。他们的共同罪名是民族主义，川普的美国优先，普京的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立国。如今世人都已经看到，川普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们坑下去。至于普京，更是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普京清洗的八个财阀之中有七个是犹太财团。邪恶的全球主义势力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策划了新冠病毒和强制毒猫。他们对普京的敌视则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早在犹太锡安主义者推动十月歌明之际，他们就与一百多年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结下了梁子。那时候他们推行的是乌托邦煮意，全球化的前身。全球化其实是乌托邦煮意的2.0版。普京既是全球化的敌人，又是坚决否定十月歌明的大国领袖。在全球化黑帮眼里，普京远比川普要可恶得多。普京向乌克兰的进军，实质上是向全球化黑帮的正式宣战。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讲说的是所谓科技歌明的未来，在《今日简史》里嘀咕的则是全球化的今日。他将民族主义郑智称作是原始的时代废墟。甚至连各国的国旗也招惹到了他，让他感觉“呈现出同样沉闷的从众性”。他危言耸听地声称，“民族主义很难处理三大威胁，核武器，生态挑战亦即气候变化，科技歌明”。针对他所说的核武威胁，他认为要有个国际组织，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不知是不是全球化黑帮已经掌控了联合国之后故意发嗲，但毁灭美国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并且卓有成效。要不是美军正义联盟的捍卫，美国早已名存实亡。
说到生态挑战，赫拉利直截了当：“中国巴西等国家日益繁荣，牛肉成问题，工程师应该直接把细胞培育成肉块。”购买牛肉的中国人巴西人，在超市里得小心，不要买了细胞却还误以为是牛肉。提及气候变化，赫拉利断定：“国家用孤立主义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比面对核战争更严重。”这难道比全球化黑帮搞的人工地震（这项技术甚至于1976年获得了121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公开承认）、气候武器（HARPP）以及比尔·盖茨在电离层中喷撒毒物以遮挡阳光还要严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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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让赫拉利兴奋的是科技歌明，那是继爱因斯坦原子弹之后最让赫拉利目光闪闪的未来图景：“用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来升级人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更不消说“经过四十亿年由自然选择迁就的有机生命进化之后，科学正在迎来由智能设计塑造无机生命的时代。”在赫拉利的未来世界里，高贵的精英阶层豢养宠物的习惯可能会改成收集无机生命，亦即机器人。当然，届时生化人可能也会取代猫狗成为他们的豢养对象。不知被赫拉利与大猩猩并列的德国人，在赫拉利的未来世界里如何过活，其地位可能比猫狗还不如吧。
全球化黑帮将爱因斯坦捧上天，因为那个物理学家用原子弹替他们摆平了劲敌；他们将特斯拉打入冷宫，雪藏其发明的子游能源，因为这伤害到能源财阀们的利益。拉马努·金恐怕也是他们不愿提及的，因为爱因斯坦只是猜想到黑洞，而拉马努·金直接给出了计算黑洞的公式。在西方世界的郑智正确之中，很多人都聚焦于女权主义同性恋变性人黑命贵之类，很少有人注意到上帝选民的特殊性。任何对上帝选民的出言不逊，都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郑智帽子。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人都以为自己也是大赢家，直到这次全体以色列韭菜被强制译喵之后，犹太民众才猛然意识到，全球主义的可萨黑帮只是在利用他们罢了。但愿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全世界犹太民众，经过这次强制译喵之后，对锡安主义者全球主义者有所警惕。美国民众的上当受骗，理当成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至于赫拉利的那些简史，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有此不多，没此不少。赫拉利写得再简再史，也不可能取代《塔纳赫》。更不用说，赫拉利那么卖力气，不过是在替全球化黑帮虚张声势而已。真正操作这场罪孽的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之类，都习惯于只做不说。二战过后，当全世界人都以为盟军胜利了、美国胜利了的时候，真正的大赢家却不声不响地开始部署下一步了：如何将美国彻底掌控在自己手里。因为他们痛恨的德国已经被摧毁了，下一个当然轮到美国了。
赫拉利会将这样的秘辛写在他的简史里么？当然不会。所以，赫拉利的那些个简史，不过是表达了一下全球主义的嚣张。读者不必当真。尤其是中国读者，不要跟着起哄。给自己留点尊严。至于那些吹捧这些个简史如何渊博的，有空多读点书吧。倘若连赫拉利这些东西都看不清楚的话，那又怎么能够看清全球主义者们玩弄的各种套路呢？
本篇节选自《全球主义反人类的嚣张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及<未来简史>、<今日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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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下)
原创 李劼 齐谐者 2022-04-2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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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参见：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相比于托尔斯泰的冗长拖沓，契诃夫简洁扼要得从来不曾写过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这个不写长篇的契诃夫像莫泊桑那样没有宏大叙事，且不说他的戏剧，即便是他那些与莫泊桑并驾齐驱的短制，也透着天际线般的辽阔。但这在以赛亚·伯林却是非常不爽的。伯林假借拉赫玛托娃的口向契诃夫发难，说是拉赫玛托娃从来不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晦涩灰色的一片污浊。且不说拉赫玛托娃的肤浅，有点像中国当代某些体制内的女作家或者女诗人，伯林之于契诃夫的这种贬损有如一个无知的街头小混混朝一代宗师身上扔垃圾。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别具一格在于，犀利的目光深深地隐藏在谦卑的叙事之中。倘若说莫泊桑短篇有着法国式的高傲，不是高傲在贵族身上，而是高傲在诸如市民、妓女之类普通人的勇气和骨气上；那么契诃夫短篇则有如一个名医给人间社会开出的诊断书，不仅针砭浊世，而且直抵人性深处。《变色龙》、《套中人》之类撕开的不啻是社会现象，更是人性的卑微真相。《苦闷》、《万卡》、《渴睡》那样的作品将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写到了力透纸背的地步，从而足以让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显得极其苍白。试想一下，在那个向马匹诉说苦闷的马夫、在那个寄信给乡下爷爷收的男孩、或者在那个为了睡上一小会索性掐死了摇篮里的小主人的小保姆面前，聂赫留朵夫的那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当然，更不算什么的是伯林的阴暗，那种根本不懂契诃夫小说却非要阴损一番的阴暗。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伯林读不懂契诃夫小说，才会假借拉赫玛托娃抹黑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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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契诃夫的戏剧，假若伯林还有点常识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那是在欧美学府的戏剧系里当作教材的经典。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海鸥》，几乎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尼金》的别一种写法。同样的花花公子，在普希金笔最后收获的是失落，在契诃夫戏剧里得到的是自我惩罚。契诃夫的《樱桃园》更是戏剧史上永恒的经典，直到上个世纪，还有日本影人将此作为模本拍摄影片。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揭示出来的那种没落，契诃夫以一部四幕剧呈现得干净利索。我曾经这么说过，在俄国作家当中，惟有契诃夫同时兼具《红楼梦》里的恢宏和细腻。契诃夫戏剧舞台上的景深，与契诃夫的目光一样深邃而清澈。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小说戏剧中的冷静和理性会有碍其审美高度，恰恰相反，提升了他的审美起点。我猜想，假如康德也写小说戏剧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契诃夫这样的。最后，结论性的说一句：契诃夫是俄国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共同构成了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三棱镜。

由此反观拉赫玛托娃，不过一点小怨恨而已。其诗歌才华是有一些的，但并不如何出众。我比较看重的白银时代女诗人，是茨维塔耶娃。一个足以与伍尔芙比肩的前苏联女文学家。茨维塔耶娃在游历欧洲时交往的是才华盖世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纯粹就诗歌审美而言，里尔克的诗歌在他的时代首屈一指；只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更加让我感到震撼。这可能跟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相近的缘故。读里尔克是有距离的审美，而读茨维塔耶娃是无法抗拒的共鸣。当然，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茨维塔耶娃，都是伯林所读不懂的。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根本不具备读懂这类诗歌的审美能力。

伯林的本事是把帕斯捷尔纳克捧上天，从而藉此攻击犹太锡安主义者们极其痛恨的索尔仁尼琴。按说，这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都是因为发出了与苏联主流文学完全不同的声音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奖，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获奖；前者迫于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后者因为被苏联当局驱逐在外流亡而得以出现在瑞典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伯林的独具只眼在于，他看中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犹太人出身，同时又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于是，他一面拔高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政治性，一面贬低索尔仁尼琴说：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声音。为了打击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民族立场，伯林进一步攻讦道：我看他（索尔仁尼琴）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

伯林对俄国作家最恶毒的攻击就是不是知识分子，听上去仿佛是在谈论一群野蛮人似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伯林踢出知识分子属性的原因又不外乎这两位作家持基督教立场，有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伯林这种爱憎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更是犹太锡安主义的。陀思妥也夫斯也罢，索尔仁尼琴也罢，是不是知识分子根本轮不到伯林评判。更不用说这两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属性。倘若纯粹以作品而论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虽然悲怆，但比之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无疑薄脆一些。帕斯捷尔纳克出示的是狂风中的一片落叶，而索尔仁尼琴的手笔却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但这不是伯林关注的要点。伯林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非但不是犹太人，还有着与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定的东正教立场，并且还非常热爱俄罗斯民族。伯林的这种目光背后意味着的是，索尔仁尼琴在犹太锡安主义者那里很不受欢迎。而事实上，这位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在犹太人当道的美国确实备受冷落。没有学府聘请他任教，没有好莱坞导演上门改编他的作品。与《日瓦格医生》早早地被搬上好莱坞银幕相反，《古拉格群岛》问世之后在好莱坞始终无人问津。好在这伤害不了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就像他的前辈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强，在流亡期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的巨制《红轮》，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震撼的旷世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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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不仅在流亡期间有如一尊巨石般如如不动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苏联解体之后回到故国，依然倔强如故。按理说，解体了苏联的叶里钦，理当获得这位流亡作家的敬意，不料，他竟然拒绝了叶里钦发给他的大奖。因为他不满叶里钦与一众金融寡头沆瀣一气。当初出于无奈与寡头们结盟的叶里钦自知理屈，非但不加计较，反而盛赞如斯：“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叶里钦亲手提拔的俄罗斯新主普京，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傲气所在，不动声色地私下登门造访。叶里钦谢世后，普京主持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东正教葬礼。这既是向叶里钦的致敬，也是向索尔仁尼琴的暗表寸心。此后，普京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逐个清除了在前苏联解体之际崛起的那七大金融寡头，其中六个是拥有犹太背景的财团。这当然让犹太锡安主义者恨之入骨，同时也佐证了伯林为何对索尔仁尼琴那么咬牙切齿的缘由所在。叶里钦、普京、索尔仁尼琴，在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这两大认同上完全一致，只是当初叶里钦被迫权宜一下，普京没有那样的尴尬从而得以大刀阔斧，而这两位领袖背后站着的那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秘密，而是三位俄罗斯强者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呈示出的，是一个被深深伤害过的民族群体的同仇敌忾。

是的。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曾经深受犹太锡安主义的伤害，被***主义蹂躏过、被一九一七践踏过，他们怎么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叶里钦为什么为被布尔什维克歹徒灭门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公开平反？普京为什么那么痛恨一九一七？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要拼着老命完成《红轮》巨作的书写？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就是伯林为何那么贬损索尔仁尼琴秘密所在，也是由犹太财团操控的美国学府、媒体、好莱坞全都不待见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由此再反观美国大选之际，学府、媒体、好莱坞各色戏子们给善良的民众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可一目了然。***主义，白左的政治正确，几乎全都是当年一九一七的残羹冷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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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之间，并没有必要分出高低。经由大卫·里恩的执导，《日瓦格医生》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这部电影按照伯林的说法，应该是很知识分子的。里面充满了幽幽怨怨的小情调，小伤感，非常符合欧美学府里六、七十年代那些男女大学生的审美口味。当然，现在的欧美学府，情形不同了，被洗脑的大学生们全都转成重口味。倘若伯林要是活到现在，那么他忽悠那些傻白甜学生的腔调可能会改为故作神秘：你们仔细看看，奥巴马的老婆像不像个男人？你们有这么前卫么？

不管怎么说，犹太锡安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小看的，他们先后摧毁了世界上最大或者最强的国家，先是俄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意大利，最后轮到美国，轮到整个欧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话题。伯林在这个大话题里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俄罗斯，所以继续说一下犹太锡安主义者与前苏联的恩恩怨怨。

尽管整个一场一九一七是犹太锡安主义者的胜利，但也并非完全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托洛斯基当然是他们资助的，通过在纽约的财团资助，故而是他们的人；但列宁拿的是德国人的钱，弄不清是不是在德国的犹太财团的钱，也可能是德国皇帝那里的经费。好在不管怎么说吧，列宁与托洛斯基还是合作得相当愉快。当初，列宁赶到彼得堡时，暴动已然得手，全程由托洛斯基指挥。于是，彼此间有了谁做老大的问题。在那部托洛斯基的传记片里，两人僵持了一会，最后列宁提醒对方：你毕竟是个犹太人哪。托洛斯基立马清醒，一个犹太人怎么能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这就好比不管犹太财团如何牢牢地操控着美国，但要让一个犹太人当选美国总统似乎还不太可能。最后，托洛斯基让步了。老大老二的座位商定，两人配合默契。结果，他们共同发现，斯大林是个不和谐音。这家伙强盗出身，抢了钱之后投资革命。斯大林可说是俄罗斯版的东北虎，只是中国的东北虎抢钱没有投资革命的意思。由此可见，一九一七中的三个头领，三处财源。有钱才能有个性。斯大林的个性就是这么呈示出来的。用伯林的标准来衡量，斯大林显然很不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是个根本不讲游戏规则的人。虽然一样的抢劫，但托洛斯基和列宁达成协议之后就会遵守到底，但斯大林不承担这类义务。列宁一死，斯大林便开始了老大之位的争夺战。托洛斯基在这场夺位之中败北，被杀。斯大林与犹太锡安主义者之间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因此，伯林谈论起一九一七，眉飞色舞；但一说到斯大林时，马上恨恨地痛斥：铁幕！这可能也是所谓冷战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太锡安主义者认同一九一七，但不认同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他们拍手称快。尽管他们曾经在二战中支持过斯大林，借斯大林之手击败了希特勒，但他们始终不会忘记是斯大林除掉了托洛斯基。利害关系驱使下的政治，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并没那么深奥。

深奥的是对俄罗斯文化的解读。我所看到的比较有深度的解读，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的谈论俄国文化。他认为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后的西风东渐，在俄国形成了一种伪型文化。他以此区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前者是莫斯科城里崇尚法国文化的贵族阶层，后者是莫斯科城外那片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文景观（笔者按：尽管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家世也是贵族渊源）；故而，托尔斯泰呈现的是俄国接受西方影响之后的伪型文化，而陀思妥也夫斯基直接代表了俄罗斯那片辽阔的土地。大意如此。相比斯宾格勒的洞察，伯林的肤浅一目了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与否，还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全都是一种犹太式的小聪明小把戏。在文化与知识之间，文化是本然的，首要的，而所谓知识，只是对文化的解读。知识是一种习得一种积累，一种头脑的用功，知识本身创造不了文化。相反，因为文化的存在，才使知识成为可能。

在文化的呈示上，文学作品是最容易见出深浅的。虽然不必用高低评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但是《日瓦格医生》里的爱情故事，并不比茨威格笔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富感染力。我前面说过，犹太作家最致命的短板便是，一写到爱情便生硬，不知道该拿爱情怎么办。尽管改编的影片大导使尽浑身解数渲染其中的爱情元素，但最后让人感觉到的是，那个拉娜，当初真不该爱上医生男主。就此而言，卡夫卡还真是明智，一再拒绝与未婚妻走进婚姻殿堂。那个日瓦格医生在爱情面前，与卡夫卡的不知所措可谓大同小异，只是缺少卡夫卡的明智而已。当然，相比于脏兮兮的伯林，日瓦格医生再失败也是干净的。

伯林骨子里是一个变身了的威尼斯商人。或者换句话说，倘若莎士比亚舞台上的那个威尼斯商人摇身一变成了牛津学者的话，那么应该就是伯林这样的。正如伯林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作家，伯林同样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思想家。伯林极力推崇的俄国思想家是赫尔岑。伯林称赞赫尔岑的自传《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乃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伯林在另一处又强调：赫尔岑是真正的思想家，他也许是那些最早受浪漫主义理论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考虑到伯林的称赞就像他的贬损一样，是极其廉价的毫无参考价值的，故而不想在此多费口舌。我想说的只是，虽然赫尔岑是个在俄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痕迹的思想家，但并非是俄罗斯灵魂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往事与随想》涉及到诸多名人，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俄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并且又掺入自己的私人生活，颇有与历史同在的自我感觉。但假如将赫尔岑的这部被伯林捧上天的自传去掉，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一点不受影响。相反，对于一部俄国思想史来说，有些思想家是绝不能缺席的，比如恰达耶夫，或者别尔嘉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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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显然是任何一个俄国思想家在论说俄国思想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名字，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经有说，别尔嘉耶夫的著述更是将恰达耶夫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家细细品味。按说，恰达耶夫并没有留下什么煌煌巨著，其传世作品是由八封书信组成的《哲学书简》。但正是这些哲学书简之于俄国思想史，有如老子《道德经》之于中国哲学史一样的经典。因为这些书简里透出的是整个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底蕴，从而构筑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基石，有如南美的文明遗迹普玛彭古那般壮观。随便摘录几句，都能感受到那样的大气磅礴。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

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立刻想到的是基督。是的，基督，不是基督教。因为这里的表述只消将祖国改作基督教，将真理改作基督，个中奥义，一目了然。正如恰达耶夫将祖国和真理区分得清清楚楚，基督也在他的自传里将基督和基督教划分得明明白白。英雄热爱祖国，但智者或者圣人热爱的是真理是整个人类。所谓思想的高度，其实就这么简明扼要，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的唠劳叨叨。

恰达耶夫能够将真理表述得如此简要，并非因为他如何的渊博，如何的贵族，如何的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身陷与基督同样的境地，而是因为他有着与基督同样的洞若观火。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基督本身的精神光泽。普希金在那首著名的《致恰达耶夫》诗作中，曾将恰达耶夫比作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的先知。其实，《哲学书简》唤醒的岂止只是俄罗斯人，这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源泉。当然，由于恰达耶夫的十二月党人背景，其思想毋庸置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要不然普希金就不会在那首写给他的诗歌里聚焦于恰达耶夫在精神上之于专制政治的摧毁性。倘若可以作个比喻的话，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相当于美国立国者们的《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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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

就俄国思想史而言，从恰达耶夫一下子跳到别尔嘉耶夫显然跨度太大。但从精神承继的脉胳上，却并不如何突兀。相比于恰达耶夫的纯粹，别尔嘉耶夫的涉猎相当广泛，甚至还曾经接受过***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仅就精神渊源而言，别尔嘉耶夫不仅是恰达耶夫的承继者，同时也是诸如谢林那类德国思想家的发扬光大者。须知，别尔嘉耶夫对德国古典哲学一点不陌生，十四岁就读过康德、叔本华、黑格尔。

正是如此深湛的功底，别尔嘉耶夫在流亡期间的著述，起点很高。《自由的哲学》马上会让人联想到谢林的绝对自我，《人的奴役与自由》似乎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宛如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的续作，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美是自由的呼吸》，一看便知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纵深一跃！并且还表达得如此诗意盎然！康德美学旨在美的非功利和无目的，应该是相当浪漫了，浪漫得让伯林那样的混混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别尔嘉耶夫的美学更上一层楼，直接将美定义为自由的呼吸。仅此一句，便足以点亮一颗颗沉睡的灵魂。祖国沉睡不沉睡其实没什么要紧，该天亮时自然就天亮了，俄国经历了七十多年的苦难终于走出黑幕；关键在于灵魂的沉睡，是很难唤醒的。而灵魂的醒悟与否，审美是至关重要的激发契机。这一句美是自由的呼吸，能让多少沉睡的灵魂感受到当头棒喝那样的激励呀！因为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呼吸，美与生命相关，是生命的自我生长，自我扬升。正如恰达耶夫将真理置于祖国之上，别尔嘉耶夫将美交付给了自由的呼吸。俄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就是这样呈现的。

恰达耶夫对应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别尔嘉耶夫对应的白银时代，以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大批诗人为代表。与白银时代对应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是舍斯托夫，跟别尔嘉耶夫一样，后来也成了流亡者。伯林用赫尔岑贬低恰达耶夫，又以褒扬舍斯托夫来诋毁别尔嘉耶夫。他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褒贬这两位俄国哲学家：

我钦佩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很聪明，他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起源以及俄国思想家的观点是很精明的，但是，到他写自己的神学著作时，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对神学没有兴趣。舍斯托夫则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家，不受哲学教条的束缚。他敏感、宽容，有深刻的哲学见解。首要的是，他不夸大其辞。——《以赛亚·伯林对话录》

伯林不提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功底，反而攻击其神学著作，这就好比别尔嘉耶棋艺精湛伯林却说他篮球打得很糟糕；伯林不说别尔嘉耶夫与恰达耶夫之间的精神承继，而是很含糊的说别尔嘉耶夫写共产主义起源之类，那无非是在暗示别尔嘉耶夫早年的***主义信仰罢了，且说得云遮雾障，还以精明加以形容。但说到舍斯托夫，伯林马上提起精神了：又是表示钦佩，又是称赞其不受教条束缚，又是敏感，又是宽容，还要加上深刻。世人根本无法从伯林的这种故作高深的赞辞中感受到他所称赞的舍斯托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伯林非常喜欢那个人而已。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的喜欢吗？还是一个牛津学者对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同情？抑或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对一个俄国存在主义者的惺惺相惜？不知道。关于舍斯托夫的信息，能够从伯林那里得到的，只有这些个形容词。


平心而论，倘若说克尔凯郭尔深刻，那是成立的。因为那位丹麦哲学家将谢林的绝对自我归结为人的宗教性，亦即他认为人的存在在感性层面、理性层面之外的第三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对自我的这种认知，与中国先秦哲学家杨朱的贵己相近。当然，就西方哲学渊源而言，这是继谢林之后对康德哲学的再一次补充。

我在论说康德哲学时，特别提出己在的范畴，对应于康德的感性和理性。这其实也就是谢林所说的绝对自我。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古典哲学界碑，从谢林的绝对自我，既可以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此在、存在，也可以走向克尔凯郭尔的本真的存在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但是，舍斯托夫虽然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但他并没有弄清楚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在其著述中显得相当混乱。比如，将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比对，还算是差强人意，将克尔凯郭尔与路德相连接，就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脑回路了。因为将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回到一己的个人，还必须回到基督本身才能成为可能。而回到基督本身，又恰恰是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至于他的将黑格尔与约伯放到一起，更是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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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


总之，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是在《旧约》范围里的转辗反侧，从来不曾向基督走近过哪怕是半步。这是舍斯托夫的局限，也是伯林为何盛赞他的缘由所在，用伯林的说法叫做，舍斯托夫没有改宗。也就是说，舍斯托夫再流亡，也没有向基督致敬，而只是困扰于约伯的天平，叫做《在约伯的天平上》。然而，想要真正读懂约伯，必须读懂耶和华。这又是没有改宗的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基督像一盏灯，原本是照亮希伯来民族、照亮那个黑漆漆的旧约之地的，结果被扑灭了。没有基督之灯，在旷野里呼告个什么呀？没有基督之灯，又如何平衡约伯的天平？舍斯托夫再克尔凯郭尔，也无法在克尔凯郭尔的立足点上向迈前一步。因为回到一己的个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基督之爱，没有基督之爱的个人，不过一张枯叶而已。克尔凯郭尔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下一步，故而将人的存在从感性、理性走向宗教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宗教性？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弄明白。这可能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尼采嚷嚷着上帝已死，并且将矛头指向基督，这给整个西方哲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到今天才开始为人们有所觉察。

又正是因为舍斯托夫于基督完全茫然，所以他会在提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既有天然的视力，又有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他说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然形态，自明；而超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舍斯托夫这番话乍看起来很精彩，仔细一品，不对呀，什么叫做天使赋予他超天然视力？哪个天使？不就是基督么？舍斯托夫极其顽固的犹太立场，使得他就是不肯道出基督之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而以天使含糊之。同样，他说到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面对审判时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的活着。舍斯托夫察觉到了托尔斯泰的自我救赎意愿是如何的强烈，但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世人为什么会行尸走肉地活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旷野呼告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有个天平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耶和华罩着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获得上帝选民的资格么？不是的，都不是的。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

人之为人，并非做生意如何精明，亦非懂得用什么手段控制他人甚至控制人类，而在于有没有爱的心肠。这是基督当年想要告诉他的希伯来同胞的，结果却被他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假如舍斯托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极其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用煌煌巨著来写清楚的道理，那么他的旷野呼告就会转化成内心低语，他那个约伯的天平也会因为爱而获得平衡。但是，假如舍斯托夫如此这般地醒悟过来，一定不会得到伯林的半句褒扬，只会得到伯林那句恶狠狠的盖棺定论：不是个知识分子。

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曾经如此感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倘若恰达耶夫能够活到今天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类的世界性教育，也没有什么西方的传统或者东方的传统。无论是佛陀的慈悲、是苏格拉底的关爱还是基督的大爱无疆，都是不需要传统的，也是不需要世界性的教育来呈示的。尤其是当今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已经被所谓世界性教育弄得疲惫不堪。所谓教育，与人的存在一样，是无法普世的，只能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这就好比人的生理发育和物理成长，通常是缺什么补什么。伯林这样的犹太锡安主义者缺的是爱，是单纯，是朴实，要是能够减少点心机，去掉些狂妄，就已经算是朝身心健康迈出一步了。不管四处风光的伯林与流亡巴黎的舍斯托夫其人生其著述有多少不同，但他们头顶上那块犹太人的天花板却是一样的：坚决不认基督。

有关伯林之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哲学的种种攻讦，就先说到这里。伯林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但他所涉及的话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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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听众提问

提问一：伯林这样的现象在犹太学者当中很普遍么？

回答：不算普遍。伯林跟其他犹太学者，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等等，完全不一样。那些犹太学者不是锡安主义者，除了自己做学问和写作，没有对其他民族抱有什么邪恶念头。所以我说伯林是像钱壮飞、郭汝槐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起潘汉年，伯林玩得转的多了。潘汉年只有上海这个小舞台，伯林玩的是国际大舞台，伦敦、巴黎、华盛顿、以色列、耶路撒冷，到处飞到处演讲，谍影重重。可悲的是国内的知识界，竟然无知到了把他捧成一个大思想家的程度。

提问二：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憎恶是本能的么？

回答：应该说，既有犹太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也有本能的反感，还有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伯林不明白的是，牛津大学里一百个文学教授也抵不过一个陀思妥也夫斯基。

曾经有采访者问伯林：《白痴》里面的梅公爵和《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彼埃尔是否有相似之处？他回答说，两个人不一样。他接着就把梅公爵贬损了一通。他认为梅公爵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的，然后用反讽的口吻说是文学作品中的基督化身。你们要注意，在柏林嘴里的基督，都是讽刺的。犹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受基督，更何况犹太锡安主义者？伯林不会对基督有好话，他骨子里对基督很反感。他在说梅公爵是基督化身之后，强调梅公爵什么都不懂。然后故作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会活在世界上呢？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伯林的用词很狡猾，不直指基督，而是以怀疑基督化身的方式暗示基督那样的人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梅公爵这样的人，且不说是否基督化身，即便在中国小说里面都有，比如贾宝玉。这类文学人物确实是作为审美的符号存在那里的。但审美难道是子虚乌有的？我本来要写一篇有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专论，一直没时间。伯林的这番攻击，反倒让我觉得有必要将梅公爵与贾宝玉作个比较。

我在《20世纪西方文化风景》里面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托尔斯泰结束的地方开始的，虽然从两者的在世时间上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托尔斯泰在后。陀思妥也夫斯的写作是以《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作品填底的，他在刑场上的生死体验，几乎成了小说创作的心理前提，所以要比托尔斯泰深刻多了。这种深度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有几个作家经历过刑场体验？因此，是不是知识分子又有什么重要了？那个被伯林称作知识分子的屠格涅夫，虽然文笔很漂亮，但是其审美的高度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托尔斯泰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深度。但是，这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里面最难谈论的人，也可以说是俄国文学最容易谈论的人，几乎什么人都在谈，研究的不研究的都在谈，大众读物一样，很多人都在谈。只是很少看到有人谈到点子上。伯林更不靠谱。此人没有写过诗歌、小说，毫无文学创作经历，文学审美能力很差。但他却能够混媒体，混大众文化，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中国学界也有不少这类混子。

就小说审美而言，同样作为犹太学者，伯林跟哈罗德·布鲁姆根本没得比。布鲁姆不是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所以有一些正常的审美感觉。比如他谈到乔伊斯的时候，就能读懂一半《尤里西斯》。这部小说里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斯蒂芬，乔伊斯的自我投影；一个是波弟·布鲁姆，都柏林城里的犹太老头。哈罗德·布鲁姆没有读懂斯蒂芬，但他读懂了那个犹太老头。非常有意思。我在论乔伊斯的那部著述里专门谈论过。你们有空可以参看一下。

          （全文完）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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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今天我看到有网友发了《1984》作者奥威尔的感慨：如果思想能够让语言变得腐败，语言就可以让思想变得腐败“。他说：”早在生活中我就注意到，报纸上没有任何事件是正确报道的，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普通谎言中隐含的关系都没有。我看到在没有战斗的地方报道了伟大的战役，在数百人被杀的地方完全沉默。我看到曾经英勇作战的部队被斥为懦夫和叛徒，而其他从未见过枪声的人则被誉为想象中的胜利英雄；我看到伦敦的报纸在零售这些谎言，热心的知识分子在从未发生的事件上建立起情感上层建筑。事实上，我看到历史不是以发生的事情来写的，而是按照虚伪的 ‘政党路线 ’来写应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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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Proctor: 乌克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强缴和分配。当时为了联合苏联制衡德国，英美对苏睁一眼闭一眼，在苏的外媒也都被收买控制了。把大饥荒爆出来的记者琼斯被帮助苏联隐瞒真相的美国知名前辈杜兰蒂指控撒谎，身败名裂，后来在蒙古做调查时被“持枪匪徒”谋杀。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用到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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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西湖边的讲话，有些话并没有说错
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致杜运燮（一通）
美帝主流媒体正在实质性死亡。今年10月的数字，Fox，MSNBC，CNN节目的平均观看量是34.4万，14万，13.6万，与去年同期相比观看量下降了 65%，71%，81%。
美帝主流媒体正在实质性死亡。今年10月的数字，Fox，MSNBC，CNN节目的平均观看量是34.4万，14万，13.6万，与去年同期相比观看量下降了 65%，71%，81%。


拉斯姆森报告：
58%（美国）选民认同媒体是“人民的敌人”
绝大多数选民认为“假新闻”是个问题，大多数人同意川普的观点，认为（美国）媒体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 ​​​11月
1964年12月8日，金庸在社评中，讲起1962年5月期间《明报》面对“逃亡潮”时的顾虑、犹豫与决断：

当大陆同胞在五月初开始涌向香港时，我们……并不登载这些消息。后来……愈来愈多了，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科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在受到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之时，我们只有决定，“真实的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发表这成千成万的同胞们的苦难”。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多许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老实说是怕的，也是很有顾虑的，知道这是一条充满着荆棘的艰难道路。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次，总不能让以后的岁月永远在惭愧和羞耻之中度过……（张圭阳《金庸与<明报>》第75-76页）

地位不同，承担的风险不同。《明报》记者要求报道真相，承担的风险比较小，身为《明报》老板，金庸承担着极大的风险。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像一个二愣子、二傻子似的完全不顾虑风险。这个人战胜了恐惧，做了正确的事！我对金庸先生，唯有礼赞。
相隔五年半，1999年10月26日，“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他作了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做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做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我们传播媒介，如同军队、工农业一样，要为这个大战略目标服务，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

①　《什么东西退步了？》，《明报月刊》2002年7月号，21页。
②　《金庸散文集》，227、228页。
③　《明报月刊》1994年5月号。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确不能干预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干预，但新闻机构的方针政策，却完全由机构的主持人决定。记者、编辑必须听命于总编辑，而总编辑必须听命于机构老板。……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那又怎样呢？“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效劳”是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①

当年12月，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全文刊载时加了个“编者按”：“他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而又风趣地阐述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还谈到了提高报人素质和办好新闻教育问题。这次谈话所涉及的观点，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香港的老报人之口，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文字之交董桥读到这些观点，12月28日在《苹果日报》“时事小景”专栏发表《金庸在杭州的谈话》说：

金庸这样坚决的立论，似乎建基在谈话中的三项观察：第一，传媒是保国为民的重要工具，笔杆子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毁政权；第二，目前中国政权十分稳固，应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和爱沙尼亚所见的人民生活，远远不及杭州人；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言行不一，最终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写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报人查良镛先生。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阅历丰富，随便说说传媒问题，肯定影响深远。查先生这篇谈话虽然是在杭州发表，我在香港拜读，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对西方和香港的传媒运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看齐，那倒是香港传媒人要从头学习的课题了。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①

①　《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7—19页，文末注明：记录、整理者：万润龙，经金庸本人审定。

两天后，金庸在《明报》回应说，董文“语焉不详，断章取义”，并公布讲话全文，他在前言中说：“谈话在内地发表，情况自与资本主义之香港环境歧异，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为感。”

有人指出他讲话“互相矛盾”，他一面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一面又说“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2000年1月20日，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写了《新闻何价？——与查良镛商榷》一文：

……我绝对不同意查老所说的，美国的传媒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道远比“大跃进”期间，一小亩地可种出数十吨粮食的“为国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处，是美国要“颠覆和侵略”中国。历久以来，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②

东京房叔 

3小时前 来自 iPhone 12 Pro Max
6家犹太公司控制了美国96%的媒体。知道这个 就明白 新闻假的原因了。 在90年之前美国有50多家媒体。DS 做局，让不是DS的破产，现在的美国媒体就是DS 控制。
法天主教会70年性侵21.6万未成年人 法国天主教会高层为性侵事件下跪
11月7日，据外媒报道，法国天主教承认性侵未成年人后，教会高层人员跪地忏悔。大约120名大主教、主教以及普通信徒一起为一张“哭泣的孩童”照片揭幕。早前有调查文件详细描述了教会过去70年性侵约21.6万名未成年人，法国主教们最终承认天主教会对此负责。

美帝司法部周二提起反垄断诉讼，试图阻止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 Inc.)收购竞争对手西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
司法部在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称，交易将使兰登书屋对美帝出版的图书类型以及作者的薪酬方面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美帝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这家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获准收购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它将对这个重要行业拥有空前的控制权。”“美帝作家和消费者将为这一反竞争的合并付出代价——作者获得的预付款减少，最终消费者获得的书籍和多样性会减少。
英文世界的出版巨头已经整合了一遍又一遍。如果Simon这次被Random House整合之后。 
那么美帝的出版市场排位如下。
random house + simon
HarperCollins
Hachette Book Group
Macmillan
simon本来排第三的位置。
合并之后Random house 站市场绝对支配地位。可能会把保守派的力量彻底赶出主流出版界。比如，Simon旗下出版了大量偏保守派的字出版社
Threshold 估计可能就保不住了。
另外 Random House是贝塔斯曼基金旗下的公司，而贝塔斯曼是一架德国企业。
所以美帝国内存在大量的反对意见，反对random house 收购Simon。
话说，Simon的收购价才1.2个billion。大西洋月刊：一家对冲基金正在杀死美国本地报纸
后现代邮报
在《大西洋月刊》11月的封面故事《杀死美国报纸的人》中，特约撰稿人麦凯·科平斯（McKay Coppins）报道了秘密对冲基金 Alden Global Capital 及其联合创始人兰德尔·史密斯（Randall Smith）和希斯·弗里曼（Heath Freeman），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摧毁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同时也是在破坏美国的民主。 

科平斯追溯了Alden的崛起，揭露这两位报业大亨的细节，他们在大衰退末期开始收购报纸，现在控制了200多家报纸，其中包括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些“老字号”：《芝加哥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纽约每日新闻》。尽管他们影响巨大，但人们对70多岁的隐士史密斯和他41岁的门徒弗里曼知之甚少。
当然，很容易将过去的新闻时代浪漫化。曾经拥有大部分美国当地报纸的家族——丹佛的邦菲尔斯家族、洛杉矶的钱德勒家族——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管家。他们可能是虚荣的、笨手笨脚的，甚至是腐败的。最糟糕的是，他们用自己的报纸来维持压迫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与他们的报纸所服务的社区有着利害关系，这意味着，不为别的，他们的自尊心会驱使他们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媒体。
21 世纪见证了这些世代所有者中的许多人逃离该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过去的 15 年中，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报纸已经倒闭。那些幸存下来的更小、更弱，更容易被收购。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如今美国一半的日报都由金融公司控制，而且这个数字几乎肯定会增长。通过今年早些时候收购 Tribune Publishing，Alden现在控制着 200 多家报纸，其中包括美国一些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纽约每日新闻》。 按发行量计算，它是全美第二大报纸所有者。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史密斯和弗里曼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报业大亨，他们不会感到惊讶。
第45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关于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TMTG）的声明
上周，我宣布创建一个重要的新公司，将挑战大科技巨头和大媒体巨头的主导地位。今天，我想更多地解释一下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原因。对我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越政治。而是关乎拯救我们的国家。
美国一直是一个由聪明、有活力和独立的人民组成的国家，美国人民为能独立思考而感到自豪。我们钦佩那些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或逆潮流而上的人。然而，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被一小群自以为是的骂人者和自封的仲裁者审查和支配，由他们来决定其他人应该如何思考、说话、分享和行事。
这种审查制度最危险、最明目张胆的地方莫过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广场——社交媒体。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知名的医生被禁止进入平台，因为他们与“卫生权威”意见相左或质疑当前的政治论调。我们看到一些科学家因为分享大流行病始于实验室的证据而被列入黑名单。我们看到关于乔·拜登和亨特·拜登的外国商业交易的重要报道——选民需要也应该听到的信息——在总统选举前几周被无情地压制并从网上删除。众所周知，我们已经看到一位美国在任总统被科技巨头和“主流”媒体公司组成的小型寡头集团有效地压制了声音。
这些平台的腐败是不容忽视的。在我国，我们已经在审查制度的“滑坡”上摔出很远了，美国人越来越被禁止辩论的话题都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种咄咄逼人的审查制度和“取消文化”不仅违悖美国精神，而且有直接的、现实世界的后果。最明显的是在本届政府之下发生的许多灾难，仅举几例：灾难性的阿富汗撤军，南部边境的灾难，失控的，以及数万亿美元的社会主义开支噩梦。在一个拥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国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些进行审查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然而，禁言和取消也以更微妙、但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国家。有多少美国人不再相信他们从领导人、媒体或公共卫生官员那里听到的一个词，因为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得到的不是完整的故事？有多少普通公民悲哀地开始怨恨他们的邻居，觉得他们现在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中？又有多少美国人默默地反对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如此多的胡言乱语，却又看到了取消者的高压手段，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声音不能产生任何影响，或者说，说真话的代价太高？
审查制度的新时代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在我们激烈而公开地进行辩论的日子里，情况要好得多，然后我们可以作为美国人一起向前迈进，双方都知道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最好的论点已经被听到。
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要恢复言论自由，就必须有一个重要的新平台进入市场，并对保护各方的激烈辩论作出铁的承诺。但是，由于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大科技公司基础设施的新平台既困难又昂贵，它必须是一个资金极其充足、长期承诺的事业。此外，这样一个平台需要有能力迅速吸引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不仅欢迎共和党人加入，也欢迎独立人士和民主党人加入。
这是一系列极其困难的挑战——我意识到我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个拥有扩音器、资源、经验和实现这一切的愿望的人。因此，本着一直以来让美国人坚持不懈的“我能行”精神，这正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为了对付大科技公司的审查制度，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大帐篷”平台——“真相社交”。我们正在邀请所有政治派别和所有不同观点的人，来再次参与美国的大辩论。这才是我们国家应该有的样子。与大型科技平台不同，不会有暗中禁言、扼杀、取消或为政治操纵而乱用算法。我们不会把用户当作社会实验的小白鼠，也不会把其他观点贴上“虚假信息”的标签。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同胞噤声，仅仅因为他们可能是错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不能处理真相”。
它将像美国本身一样自由、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和多样化。而“真相社交”只是我们计划的开始。川普媒体和技术集团还将推出一项点播视频流媒体服务，与科技巨头和媒体巨头创造的日益“觉醒”和政治化的“娱乐”节目竞争。川普媒体和技术集团还看到了在从网络服务到支付处理等其他关键领域创建“防取消”替代方案的机会。
归根结底，不能相信少数权贵来控制美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技术和娱乐公司，他们想法划一并希望压制任何不同想法的人。我决心打破他们对美国人民声音的扼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支持者，也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收起10月底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德国首相俾斯麦。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导人，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927纽约市市长约翰.黑仑

真正掌握媒体的，不是99%的普通民众，而是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是最有权势、被称为“1%”的那个群体。资本家既通过出资举办媒体直接控制媒体的所有权，也通过举办通讯社控制媒体的内容，还通过广告控制媒体的经济命脉，媒体本质上就是资本家和大财团的喉舌，是资本的代言人。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等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旗下有《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格雷厄姆家族长期掌握着《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则长期被钱德勒家族控制；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旗下，英国《卫报》则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被摩根财团控制，等等。

众所周知，办媒体是烧钱买卖。上世纪末，开办一家像样的日报或周报社动辄花费数千万美元，电视台则耗资更高。高资金门槛使媒体业成为了资本巨头的“专属特权”，甚至是家族企业的竞技场。
以1986年数据为例，美国最大的24家媒体均由一家或多家家族企业掌控，少数富豪精英控制主流媒体，其中家族纽带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近年来，美国亿万富豪对收购报刊的兴趣更是激增，如2013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商界巨鳄巴菲特曾掌控数十家纸媒。科赫家族2017年入股时代媒体集团，并准备收购《时代》周刊，但2018年被云计算公司Salesforce创始人贝尼奥夫抢先入手。2021年，贝尼奥夫甚至在达沃斯论坛鼓吹，抗击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真正英雄是像他这样的大企业家，而非政府。这话你细品，听上去是不是资本家在教训政府要好自为之，搞清楚真正的老板究竟是谁？
资本收购纸媒当然不只为了赚点“卖报钱”，更不是为了什么公众利益，而是“所谋者大”：掌控了权威媒体，就可以操纵舆论，玩弄民意，塑造于己有利的国家政策。

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已经掉到了40%以下，这是一个综合评分，对医疗与时政信息方面的可信度，相信还会更低。
Gallup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只有36%的人还算相信媒体，其中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媒体人Glenn Greenwald点评说：民主党人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媒体，就像他们相信大多数权威机构一样。民主党人喜欢CIA, FBI, 信息审查和主流媒体。可美国目前只有7%的人非常相信媒体，29%的人比较相信媒体。民主党人信任媒体，但其他人却认为媒体制造着谎言，欺骗以及政治宣传。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如果言论被硅谷的六个寡头控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充满激烈辩论的强大自由社会。


良心记者都在《明报》？
黑米九说美国
15小时前
89%的共和党人和69%的民主党人不相信自由派媒体。美国的媒体早已被几大财团垄断，不信也没有别的信息来源。总有人说，自己办一个不行吗？你如果不喜欢现在市场上的手机，自己能不能生产一个？媒体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本身就是左左追求的，媒体不左很难，只剩下自我良心约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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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大鹏Hans

2008年适逢苏联大清洗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难受害者时说：
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非具有破坏性的.......这样的悲剧曾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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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教授 | 答“有关余英时现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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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报导及评论。其中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如何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一个“余英时现象”，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议？



林安梧教授答：我与余英时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是我们上一辈的学人。记忆比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谈过一个下午，记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带我去拜访他的。谈论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论题，还有对于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还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论题。后来，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由马来亚大学暨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较为高端的小型的中华汉学会议，许多著名的学问家都去了。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陈鼓应，还有吉隆坡的陈徽治、新加坡的苏新鋈，我与刘笑敢算是年轻一辈的。还有几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我与他虽认识，但没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许多学生是我的老友，像黄进兴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还有著名的武汉学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过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随即发了一个悼念的嵌名对联。



余英时先生的过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他引发的讨论很多，您用“余英时现象”来概括这情形，这是恰当的。我现在先放开我对他的悼念，单就这现象来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前辈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针对问题，深切地提出讨论。我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来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了。当然，慢慢地，出现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觉得余英时仙逝之后，现在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可以作成所谓“余英时现象”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现象，批评他的有，称赞他的有，这足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观察。



余英时基本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非常重视一个文化现象后头所隐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样态，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余英时先生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文章，当时心里震动，眼睛一亮。但是，闭目沉思之后，随即觉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地抓到那个更深刻问题根荄。譬如他说：儒家的主智论，道家的反智论，儒学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的传统，这只是一个表象的概括，这里还没有进到那个更根荄的问题。



我那时年纪很轻，出生之犊不畏虎，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只处理了一半，我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一个学习报告，在戴琏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作业报告里。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其实当时已经写成文章了，就在《鹅湖月刊》第51期刊登，当时主编是曾昭旭先生，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我也很感恩曾老师居然把一个大四刚毕业的学生的学期末的报告，作为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环绕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试探与考察》。这题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实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来说，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论》《孟》《学》《庸》，但主要是《论》《孟》，还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为多。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要点出这里面有一个纠结，叫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说儒学有主智这一面，但也有超智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而又如何走向反智，这内在有一个理序要把它揪出来。



大体说来，就是我的问题跟余先生的问题，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里头处理方式很不同，我觉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简单了。当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觉得思想史更深入，就进到这个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层面，这样思想史才够深刻。当时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部分是后来我会去处理“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我去处理“道的错置”的问题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出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96年），另外一本就是《道的错置：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结》（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这个其实是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当然，我觉得余先生对我来说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让我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后头我还读了徐复观先生的文章，也读了张佛泉的文章，当然很重要（的是）读了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书，像《政道与治道》。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强调一定要铉进去那个核心性的问题。



我就认为，余先生这辈子做的学问，基本上是找了很多资料，但是他跟胡适之是很接近的。跟胡适之接近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们误认有一种很简单的科学方法，这科学方法，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进去，我就能抓到问题了，之后我就能作出论断了。至于这论断能否真正准确，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地方，不只是史才，也不只是史识的问题，这里牵涉一个史道的问题（历史之道）。余先生我认为有史才、有史识，但是他对历史之道，就不如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他没有进到、穿透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这一点需要检讨的。



所以，余先生其实他骨子里头是胡适先生，他基本上是胡适先生的，也就是他是“五四”的产儿。这“五四”的产儿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而认为这是整个现代文明进步的很重要的核心。这当然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点呈现出来的果，但是原因不在这儿，原因有更复杂的。它也可能某个部分是因，因为因果它是连贯在一块的，所以自由、民主、人权是现代化之果，而不是现代化之因。而胡适之先生他们基本上把它当成现代化之因，所以认为只要追求了自由、人权、民主，也就能现代化了。错了，这是现代化之果，不是现代化之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批评的所谓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论点。



没有想到余先生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温情脉脉的，也有一些理解了——他是钱宾四先生（钱穆）的学生，但是他其实钦佩的、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他在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20年后，在2011年纪念胡适之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又接受了一个访问，访问者是《东方早报》，而标题是“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不认为胡适之是20世纪在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是20世纪在华人圈子里影响力蛮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功，是过，这是要检讨的，不是那么正面的，这问题是很多的。



我常开玩笑，我说胡适自己改了名字了，他原来不叫胡适，他因为受到进化论影响，讲“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所以就改成胡适，字适之，胡适之。开个玩笑，（说也奇怪），胡适之，这名字刚好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符谶。这三个字（就是指）不知道往哪边去嘛，胡适之，这是个谶语。胡适之，不知道往哪边去。不知道往哪边去，那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华人的一个意识的危机啊！你胡适之也是在这个意识危机底下的状态啊！你只拿着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一个现代化之果，是在洋人、白种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结果，它不是原因啊，你以为它是原因吗？这就是你搞错了！所以，余先生对胡适的理解，我认为仍然是以一个白种人，是以西方现代化思考的核心点所讨论下的，是以西方的话语权为核心来思考的，是一个浅薄的理性主义者、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借用牟宗三先生来批评胡适之的话来说的，胡适之以及尊崇他的余英时先生，现在仍然在华人世界还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文化现象啊！（清和 整理）



附錄



    敬悼余英時先生嵌名輓聯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

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



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

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辛丑仲夏驚聞歷史學家 余英時先生於八月一日僊逝，哲人其萎，老成凋謝，思昔憶往，新亞諸儒，賓四、宗三、君毅、復觀諸先生俱已作古。英時先生者，賓四先生之弟子也，新亞出身之大學問家也。彼嘗言爲學其所重者客觀之學問，而非求道也。每聞及此，感慨咨嗟，公今遠行，鑲嵌名字，外語揉之，作爲輓聯，虔兆６。



後學 林安梧敬輓

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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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先后担任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东大学易学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



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曾以普通话及闽南语开讲《四书》《道德经》《易经》《金刚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不遗余力！



来源：人生月刊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13 23:51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3-30 13:20 编辑

他们笔下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侠客江湖
原创 鲁伊 三联生活周刊 2020-12-22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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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56年的圣诞夜。摇曳的烛光下，听着从政府山方向远远传来的教堂钟声和风琴声，32岁的《新晚报》文艺副刊编辑查良镛，正在赶写第二天要以“金庸”的笔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专栏文章。

文 | 鲁伊

一反素来以聊围棋、电影、音乐和历史掌故为主的常态，在这篇《圣诞节杂感》里，他絮絮而又温情地提起了家人，提起了一本小书。
“我不是基督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有糖果蛋糕吃，又能得到礼物，那总是一件美事。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 Christmas Carol）（注：大陆译名为《圣诞颂歌》）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在任何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图片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插图

但其实，或有意或无意的，金庸在这里说了个小谎：
无论是对于1956年生活在香港的他自己，还是对于1843年生活在伦敦的狄更斯，以及对于这期间和以后的文学史，“这本薄薄的小说”，都是一本极不平常的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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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香港·金庸


这时候，距离金庸从上海《大公报》总部南下香港分社，已经是8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开始时待半年就回的计划，却被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打乱。
赴港初期对他有提携教导之恩、被他视作榜样的老报人胡霖（字政之），没过多久就因病辞世。作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先后主持《大公报》27年，最终的结果却是缠绵病榻，身后萧瑟。

图片1946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新闻界代表《大公报》社长胡霖（FOTOE 供图）

关心外交时势的他一度辞职北上，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但却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和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的“历史污点”而被婉转谢绝。接着，1951年4月，父亲查枢卿在海宁老家被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枪决。听到消息，他哭了三天，伤心了半年，除了失怙之痛，会不会也因为父亲的死由，几乎从根本上断绝了他或许曾经有过的游子回乡、报效桑梓的可能？
几乎与此同时，与众多民营新闻机构一样，《大公报》开始进行结构和内容调整。内地版按照中央政策，改为财经类报纸，不再发表国际新闻和评论，信息源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香港版虽然情况特殊，但也上行下效。当初作为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被派驻香港的查良镛，自然面临去留问题。幸好来自上面的指示足够宽厚，上司和同事也善加回护，于是，作为折中的解决方案，他在1952年被转入《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每日关心的话题从国际风云、天下大事，变成琴棋书画、音乐电影。
在《新晚报》，为了报社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的任务，为了创收，或许也是真的闲不住，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和境遇相仿的同事陈文统（梁羽生）和陈凡（百剑堂主）一起，连载起了武侠小说。新辟的这条蹊径看起来颇有前景，老东家《大公报》遂转过头，向三人约稿，于是就有了《大公园》副刊上始于1956年10月的《三剑楼随笔》。但这个专栏，似乎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火爆，在这个圣诞夜过后不过一个月，就无疾而终。看几个当事人事后欲说还休语焉不详的回忆，陈凡在《书剑恩仇录》收书后连载的《风虎云龙传》未能获得预期反响，而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情节越写越崩溃，被评论者视为江郎才尽、乏善可陈的劣品，最后于1956年底草草收尾，应该都是关键因素。

图片上世纪70年代，王司马绘制的《书剑恩仇录》插图（查良镛( 金庸) 供图）

在这8年间，他还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他两情相悦的杭州小姐杜冶芬，追随他到了香港，但终于经不起人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消磨，离婚回了大陆。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年5月，他和美丽能干、比自己年轻11岁的报社同事朱玫在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但新的问题随之而生：在这个圣诞夜，金庸可能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长子查传侠1976年10月在美国自缢身亡，是金庸心中最伤痛的一道疤。网上资料，均将他的出生时间写为1959年，《明报》初创之际，可做一下减法，就会发现，这与查传侠自杀时“年仅19岁”的说法对不上。但最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还是金庸自己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信息。1991年，他把《明报》卖给了并非出价最高、年纪轻轻、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于品海，坊间流传，一个原因是于品海长得像查传侠。被记者追问时，金庸回答说：“他（于品海）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
一个子女众多、工作繁忙的父亲，或许记不清每个孩子的生日，但头生子的属相，应该是很难搞错的。
1956年2月5日至1957年2月4日，是为农历丙申猴年。
直到一年后辞职离开《大公报》时，他拿的依然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不是什么高级职员。两部武侠小说虽然让金庸有了些名气，但比起当时因《七剑下天山》而名声大噪、重获《大公报》重用的梁羽生，气势上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盗版横行，他也没拿到多少钱。业余时间给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看着倒像一条可能名利兼收的路，但也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是剧本通不过无法开拍，所有心血都会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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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林津鹭 摄）

而他寄居其中的这个弹丸之地，又是否是一个宜于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安乐乡？导致约60人丧生、300余人受伤、持续近半个月的九龙及荃湾暴动，就发生在不到2个月前。此前几年大量涌入的数百万外来人口，固然为日后香港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的腾飞积累了人力资源，但迅速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也伴随着火灾频发、治安混乱、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英国议会甚至开始严肃地讨论，要不要就此放弃这个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引发众多争议的烂苹果。
虽然亚热带的香港冬季仍温暖如北方的初春，在这个初为人父的年轻人的心中，这时候，是否曾经涌现过出自先祖查慎行之手、后来被他当成《鹿鼎记》第一回回目的那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
未来的世界有太多的变化，生活的担子他能不能扛？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
而已过而立之年、好像还没立起来却已经失去可以依仗之人之物的他自己，又何去何从？
他翻开了一本书。不是别人的书，是狄更斯——“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这是许多年后木心的形容。而金庸自己的文字，是这样的：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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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把金庸比狄更斯
事实上，我一直纳闷的一件事，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金庸与其他作家，其实已经颇有一段不短的历史，但把狄更斯和金庸这两个拥有众多明里暗里相合之处的通俗文学大家进行比较的文章，除了香港学者黄维梁一篇寥寥几百字、仅提出假设而未考据说明的网文，以及百度金庸吧里2007年一条陈年旧帖“《神雕侠侣》抄袭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竟然再未见其余——当然，也许只是我搜索功夫做得不到家。
欲把金庸比狄更斯，最直观的也最常见的比较法，当然是两人生平经历中的那些巧合之处：都当过记者，都是会讲故事又高产的大师，都靠精明的商业头脑白手起家，都创办过自己的报纸杂志，都凭一支笔名利兼收，以及都曾在中年因为爱上比自己小很多的女性而与其生儿育女的糟糠之妻离异。

图片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但是，这种相似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事后诸葛亮的追光照射之下，成功的写作者都是相似的，某些事件的重要性会被放大，相关性会被解释成因果性。仅举几例，即可说明其荒谬：狄更斯是出了名的演讲高手，热衷于举办巡回作品朗诵会，后期收入的主要一部分便来自于朗诵会的门票，金庸却“一向木讷，不喜多言，心里面的话，几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沈西城：《金庸这个人！》）；狄更斯虽然“严格地讲并不英俊”，但讲究吃穿，追求时尚，常常对镜自赏，操演举手投足之间的仪态，金庸却颇不修边幅，“不要说跟风流潇洒、飘逸俊雅搭不上边儿，就连文质彬彬也似乎谈不上”。倘若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他们甚至未必能够成为朋友。
略深一层也更靠谱些的比较，在于两人的文字与叙事风格：总体上中正平实的文字，不卖弄华丽文辞和高深概念，流畅易读，朗朗成诵，时时杂有怪趣诙谐之笔；人物鲜明，故事情节紧凑，不出几页就有一个小转折小高潮，可也合情合理，不诉诸怪力乱神。至于典型人物、故事情节乃至于景色描述，在金庸早期至中期的几部小说里，借鉴狄更斯的痕迹，细查之下其实也十分明显。比如被严家炎赞为“看似平淡，其实很经得住咀嚼品尝”、充分体现了“新文学语言的魅力”的《射雕英雄传》的开头，假如导演系的学生拍习作而预算紧张，简直可以直接从《远大前程》的经典老片那里剪辑素材。百度网贴中说《神雕侠侣》中杨过是皮普，小龙女是艾斯特拉，郭靖是皮普的姐夫，黄蓉是皮普的姐姐，也并不能完全说是牵强的捕风捉影。

图片电影《远大前程》剧照（1947）

在用英文直接读狄更斯的小说时，这种借鉴会变得格外清晰。事实上，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看1957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以及其后的《神雕侠侣》《鸳鸯刀》和《雪山飞狐》，有时候甚至要比看一些糟糕的狄更斯小说中文译本更有读狄更斯的感觉。这就像张无忌使的太极剑，招数全忘记了，却恰得其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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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1995）

考虑到金庸相当出色的英文能力——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他修习佛教经典时，先从中文佛经入手，却“愈看愈糊涂”，于是从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这才感觉“比较容易懂”——以及香港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应该并不令人惊奇。
看中国近现代文学，一个悖论，是原创作品最没有翻译腔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风格的许多作家，比如几乎每个中文系学生都要顶礼膜拜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反倒是外文能力极高、不仅大量翻译外国作品而且可以以娱乐为目的直接阅读原文著作的一批人。倘若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跳过译者加诸译本的自身生活形式和语言偏见，尽量减少公共语言对个体语言的层层污染，或许是他们可以自成一家的关键。而对于以狄更斯为代表的面向大众、不仅靠人物和情节推动，还依赖活泼生动韵律感十足的文字不断强化阅读愉悦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作家来说，欲得其精髓，就像要领悟全真教的内功心法，直接跟“玉女心经”和“重阳遗篇”学的杨过，反而要比全真门下一代传一代、却一代不如一代的牛鼻子道人们来得靠谱。
然而，在这一层次的比较，也有其问题。正如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指出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所有英雄故事，本质上都遵循着一个核心模式，英雄的旅程在基本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别。而金庸2007年在北大演讲时为张纪中也为自己辩护时说：“外国早有评论家指出，人的悲欢离合不过36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显而易见在其创作过程中，受到过1946年去世的法国作家乔治·普罗迪（GeorgesPolti）的经典著作《三十六种戏剧模式》的影响。根据这本书的观点，灾祸、反抗、厄运、疏忽等36种情节模式，已经足以涵盖古往今来所有故事的腾挪变化，便如在学会了独孤九剑却识字不多的令狐冲眼中，秃笔翁写出花儿来，也都不过是兵刃路子而已。剑招有尽也有破绽，但会不会被人轻易破掉，能否恃之行走江湖，却取决于各人的天分和修行。如果非要说金庸效法借鉴狄更斯，那么狄更斯又何尝没有效法借鉴他的前辈和同辈作家？从两人的回忆文字中看，至少希腊戏剧、莎士比亚、司各特和《一千零一夜》，都曾是他们共同的灵感源泉。
金庸和狄更斯最重要也是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我看来，是在于作为英雄创造者的他们，也像自己笔下的英雄那样，在某个方生方死的关键时刻，踏进了两个人内心中共同深为恐惧的洞穴——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天分有充分了解和信心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浮华时代和喧嚣城市，但却永远感觉是个无依无靠、四顾不应的孤儿——并最终寻到了自己所寻找的宝藏。
这个命运交叉的节点，很可能便在1956年的这个圣诞节，由《圣诞颂歌》这本小书，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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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伦敦·狄更斯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的守财奴史克鲁奇，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对所用的雇员异常刻薄。一年圣诞节晚上，一个已死合伙人的鬼魂来拜访他，说将有三个圣诞节的精灵来带他出去游历……”

1843年的圣诞节，《圣诞颂歌》首次出版之时，查尔斯·狄更斯31岁，比113年后重读这本书的金庸还小1岁。
但作为作家的他，可是要成功多了。
如果说北宋时，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那么在1843年，“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凡有说英语的人聚居之处，每当夜晚到来，烛光之下，壁炉之旁，一家人围坐，便可能会有人轮流诵读起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尼古拉斯·尼克贝》《雾都孤儿》，或是《老古玩店》——这些忠实的读者里，就包括了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在信中长篇大论地与亲朋好友分享读后感，还曾经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一聊狄更斯小说就聊到半夜。

图片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一部又一部畅销作品给狄更斯带来了颇为丰厚且相对稳定的收入，他和妻儿住在伦敦中产阶级街区舒适的宅子里，衣食考究，文化娱乐丰富多彩。此前不久，他还刚刚在出版商的赞助下完成了首次美国之行，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亲戚朋友圈里，他是逆袭的经典教材：看看，就是这个在鞋油厂做过童工、父亲曾因负债被投进监狱、统共没上过几天学的小伙子，从小我就看好他，有天分，有前途，现在果然名利兼收了吧，而且还是那么棒，惜老怜贫，总去慈善机构演讲，有个周转不灵跟他开口，没有不帮忙的！
然而，他的境况，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风光。
正在连载的《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Chuzzlewit），虽然被狄更斯自认为优于此前一切作品，销量却一直不佳。他为了吸引读者把主角之一送到了美国去，也没有太大帮助。之前的《游美札记》（American Notes），狄更斯对美国的奴隶制进行批评，嘲笑美国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坏习惯，结果给自己树了不少敌人。再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巴纳比·鲁吉》（Barnaby Rudge），也是没激起什么反响。他的出版商很不满意，威胁要大幅削减每个月付给狄更斯的固定津贴，并开始催收他预支预借的大笔款项。
在版权保护尚未完善的那个时代，即便在英国本土，狄更斯小说的盗印本和简写本也是满天飞。而在美国，身为外国人的他著作权根本得不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盗版书卖得再好，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能拿到手的钱当然不算少，可开销也是源源不断。妻子凯瑟琳又怀孕了，这会是狄更斯第五个孩子——餐桌上又要多一张开口要粥的嘴巴，家里又要多一双噼噼啪啪穿着新鞋跑来跑去的小脚。
对于他的出版商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而言，狄更斯缺钱、欠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虽然直到这时为止，靠着他的一支笔积累下的信用和好人脉，拆东墙补西墙、表面光鲜的日子还能维持下去。但这种境况不能不让他联想起1832年在贫困交加中病逝的前辈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写出过那么多部影响深远的畅销历史小说，但在1825年的那场席卷全英国的金融危机中，司各特投资的印刷厂倒闭，一下子成了欠下十几万英镑巨额债务的穷光蛋，连自己一家人住的房子，也被抵押了出去。
甚至狄更斯都无需看司各特的例子——自己的父亲约翰·狄更斯，不就是眼睁睁的前车之鉴。那个在他少年时不过因为还不上40英镑的欠账就被关进监狱、一家人求告无门，直到狄更斯的祖母去世、继承遗产后才脱缧绁的男人，这时候，或有意或无意地，频频向狄更斯和与他有往来的人开口要钱。会不会，他是感觉到了“来日大难，口燥唇干”，所以要“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据一位狄更斯密友的回忆，他曾抱怨，有这样的父母，宁可自己是奥列佛·退斯特那样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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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孤儿与侠客
“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看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主人公大多为独生子女，大多父母双亡，或者至少有一方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位。于是，他们一路渴望，一路找寻。
《诗经·蓼莪》里的句子，“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凭仗的意思。
如果说13岁丧母、27岁丧父的金庸如此安排笔下英雄的人物设定，是“找爸爸”情结在作怪的话，那么一直到中年之后仍父母健在的狄更斯，为什么从奥列佛·退斯特到尼古拉斯·尼克贝，从耐儿到大卫·科波菲尔，也全都是孤儿呢？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两个作家的笔下，亲生父亲的形象即或出现，也通常不那么体面：董贝先生之于儿子保尔（《董贝父子》）、威廉·杜丽之于小杜丽（《小杜丽》）、岳不群之于岳灵珊、段正淳之于一干私生女儿。而被主人公当成父亲的角色来仰慕依靠的那些人，最后也往往走向偶像的黄昏。
此外，无论是狄更斯还是金庸，现实中都兄弟姐妹众多，但为什么温暖的手足之情对于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说，却更多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与想象？
这个谜团，在查找资料时不经意看到的一段古文里，似乎得到解释。它出自白居易的《祭乌江十五兄文》：
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亲，旁无兄弟，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致成人。
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主人公身上诚实地投射了自己深重的孤儿感，而这种诚实是最能引起生活在财富一边井喷般产生高塔般积累，一边又可能如泡沫般消失的盛世危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种种情形极其相似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香港——里面的人的共鸣的。谁不曾为每一秒钟都在冒出来的机会感到兴奋？谁又不对难以预测、散发着死亡腐败气息的未来心怀恐惧？但谁又有必胜的信心，自强自立之后，就一定能够“成人”——成为自己所向往的人？
在1843年圣诞节将至的时候，狄更斯太清楚，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种肆意放纵的兴奋和恐惧对社会中的成年人和小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极端的功利主义，以理性为名义的冷漠无情，向前，向上，不要让自己掉下来，不要停步，更不要回顾。
事实上，《圣诞颂歌》这本小册子的诞生，便源自一个朋友提供给狄更斯的英国童工在工厂和煤矿里被残酷剥削的调查材料。一直致力于减少工厂劳动时间、救济贫苦儿童、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这个朋友希望狄更斯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气在报纸上发表时评，呼吁有能力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出钱出力，扩大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减少没有必要的残酷与苦痛。
但这不是他自己早已知道且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吗？
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事实是，狄更斯的家庭，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算穷，而是住高尚社区、有体面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父亲负债累累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是花在金表、钢琴、好衣服、大房子和孩子的私立学校这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其“阶级向上流动”梦想的投资性消费上。一个简直可能让现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拍手叫好的家庭决定，是在收入骤减周转不灵的情况下，继续让看起来更有天分的大女儿范妮学钢琴，上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而让12岁的大儿子查尔斯·狄更斯停学，当掉他喜爱的书本，安排他去鞋油厂，做一份每天10小时、每周6天、周薪仅有7先令的童工。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公平、耻辱、恐怖、丑陋，那么你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摆脱这样的境遇——这是狄更斯父母的逻辑，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众多进步主义者奉行的逻辑。
但在1843年的那个冬天，本可以成为这个逻辑最佳代言人的狄更斯，却决定向它发起挑战。不是用朋友提议的时评——这是他和金庸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狄更斯更擅长讲故事，但似乎没什么写评论的天分——而是用一个鬼故事。
这本鬼故事，他想好了，要有最精美的彩色插画，红色布面精装烫金，小小的可以放在口袋里，当成一份适合送给孩子们的圣诞节礼物。
他的出版商觉得狄更斯疯了，简直是加速自取灭亡的节奏，拒绝承担出版费用，一切都由已经债台高筑的狄更斯自掏腰包。
于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几乎全英国的家庭，都在诵读着这个开头：
首先要说的是，马莱死掉了……死得像钉死的门钉一样。
我们生活在这个十分重视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友情和善意常常被利害关系及钞票的数字所破坏……发财当然不坏，金钱和物质也决不能轻视，但总得有一个日子，让每个人多想到一些亲谊和友情，少算一些利害和金钱吧！
1956年的圣诞节，写下这段文字的金庸，应该知道1843年的狄更斯所不知道的许多事：
《圣诞颂歌》成为狄更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一本书，虽然刚出版时没能立时解决他的债务危机，但却令狄更斯的名气登上一个新高峰，并让他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这本小册子被评价为“重新发明了圣诞节的一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地再版，作为长辈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而英语国家庆祝圣诞节的仪式，许多也始自于这本书；

图片迪士尼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圣诞颂歌》剧照

从那时起，从英国开始，体力劳动者、女性和儿童的境遇有了极其显著的改善，许多人开始像老史克鲁奇一样，意识到进步并不是一切，每个人都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快乐或不幸，而这些幸福可能存在于十分细小和微不足道的事情之中。
写完这段文字后不久，金庸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与前两部小说的主角、被附加了一大堆光环但还是单薄无力甚至于略显猥琐的陈家洛和袁承志不同，郭靖不是什么名门之后，没有什么天赋异禀，授业启蒙的更是简直可以形容为“低手”“暗师”的江南七怪。但傻人自有傻人的坚定。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个傻人的身后，站起了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但选择不二而且越来越打着独特金庸风格印记的侠之大者：面对蒙古大军的铁骑，他们没有选择日行千里的小红马，也没有选择岁月静好的桃花岛，而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和需要他们守护的襄阳站在一起。
然后，是1959年，在一片香港向何处去的疑问中，金庸做了一件和1843年的狄更斯十分相似的“傻事”。他首次出资3万港币，几个月后又注资5万，与沈宝新共同创办了《明报》。在此之前，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剧，月薪是280港币，写一个剧本有3000港币稿费。就算此时《射雕英雄传》的轰动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入，这笔钱，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全部家当。许多同事旧友都不看好他的疯狂举动，认为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或是幸运，或是巧合，这个当时的未来没有变成如今的现实。
几十年后，如果你有耐心一一追着去看上百篇因《明报》旗下出版物而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文字江湖的写作者回忆金庸的文章，你或许会觉得，直接把《圣诞颂歌》的结尾搬过来，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变成了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子汉，好到这好而老的城市从未有过，或者这好而老的世界上，任何别的好而老的城市、乡镇或自治城市都从未有过。有些人看见他的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去笑，睬也不睬他们；因为他是够聪明的，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是这样，没有一样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不被一些人笑得死去活来；他也知道这些人总归是盲目的，因此他想，他们龇牙咧嘴地笑得眯起眼睛，跟他们得了更不好看的怪病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他自己在心里笑着：对他来说，这就够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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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史11：朱贞木
原创 青索君 青索君 2020-05-22 22:39
今天要讲的北派五大家之一，朱贞木先生。他的武侠小说不光是智斗的描写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还有开创了，一堆女生倒贴男主，一张大炕好多妹子的设定，你们看的后宫番也可以尊称他一生祖师爷。并且，在他的代表作《罗刹夫人》中，罗刹夫人可以派遣各类动物怪兽作战，也可以说是宝可梦，数码宝贝的鼻祖。堪称二次元武侠作家。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字式颛。看着名字，就不是丈育家庭，十有八九都是书香门第。出生于1895年，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求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浙大。擅长于绘画，篆刻。当年江浙一带的文化人都好此道。


他平生的资料特别少，只知道他28年移居天津，在电话局工作。和还珠楼主是同事，并且关系很好。根据还珠楼主儿子的回忆，朱先生长得很瘦，双目有神，和还珠楼主经常畅聊很久，并且手舞足蹈。

还珠楼主开笔蜀山剑侠传后，他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这点和梁羽生和金庸有些像。不过还珠楼主出道更早，名气成就也更大。梁羽生出道比金庸早，但是金庸的成就名气更大。

36年开始连载铁板铜琶录。后来37年日寇入侵，他辞职在家赋闲，他应该是不愁钱的殷实家庭，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从来不考虑赚钱问题。40年有出版商找他写武侠小说，他把之前的铁板铜琶录扩写后改名虎啸龙吟由大昌书局出版。之后又除了几册小说。49年建国开始到51年的两年时间里，他出版了十几本武侠小说。之后人就彻底消失。55年因哮喘和心脏病双重打击而去世。56年的文化部通知，他同样在被批评的的名单中。之后几十年，他都仅仅处在一种偶尔被人提及的状态，连他自己的亲外孙都不知道他的具体事迹。

但是他的小说却留了下来。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他的作品。提到朱贞木，不得不提的必然是《七杀碑》据说七杀碑是明末时期，大西王张献忠立的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天赐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其实我想说，人类不是也产生了很多二氧化碳和奥利给给天吗……哔

本书讲述的是江南七雄对抗张献忠的故事，张献忠的七个杀就是为了杀掉江南七雄。但是并没有写完，非常可惜。七杀碑开头就以新娘子步步下蛋吸引读者，让读者觉得，这新娘子是不是进入换蛋期了？鸡儿非常想看下去。接着用活僵尸，铁琵琶等情节继续吸引读者。如果说金庸那种描绘历史大场面的叫做大。古龙细腻的描写故事情节的细节诡异，叫做小。朱贞木就是同时融合了大小两种风格的优点。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宏大的主题背景，又精巧的构思具体情节。让读者越看越想看。

除了开创出这种写法，七杀碑对武侠小说还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开创出不在用公正对仗的回目名。而是用大白话写每章标题。现在的作者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丈育，写不出对仗回目。而朱先生这么做是为了推广白话文，希望更多的读者能看到，读懂自己写的书。著名作家，小二黑结婚的作者赵树理先生就说过“朱贞木的小说写法上有本事，识字的爱看，不识字的爱听。要学学他笔下的功夫。”这就好像，别人字幕打错字了叫错字，我字幕打错字了叫通假字一样。

另外，七杀碑开创了众女倒追男的后宫模式，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二次元后宫番开创了新的叙事模式，但有评论界的人认为这样使小说失去了思想性。但是，我想请这些卫道士们圆润高速离开，淫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你算老几？喜欢这种剧情的麻烦扣个支持在公屏上，谢谢。

不过这种众女倒追男的模式也是受了清朝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的启发。而且也是提高了女性地位，把之前娇柔扭捏听从父母之命的女主角改成用于表达自己感情的新时代女性。野叟曝言，等我们后面聊到布袋戏的时候，会详细的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思想性上，本书主要落在一个仁上。认为英雄要救人民于水火，并且借书中人物曹勋之口大骂：明亡了是活该，是朱家的事，让朱家自己料理去。可能朱先生忘了自己就姓朱……

与标题的七杀碑的戾气形成强烈对比，。

朱贞木另一本代表作叫做《罗刹夫人》。讲的是沐王府的后代的故事。沐王府指的是明朝开国功臣，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被封为世袭黔国公，世袭镇守云南，直到明亡。鹿鼎记里面小郡主沐剑屏也是沐王府的后代。说回罗刹夫人，讲的是沐启元被刺杀身亡。儿子沐天澜回家奔丧时候遇到鬼母之子和鬼母徒弟，沐天澜杀了鬼母之子要被鬼母徒弟所伤的时候，却被鬼母的另一个徒弟罗刹女所救。两人相亲相爱，私定终身。这里朱贞木玩了个文字游戏，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认为罗刹女就是标题的罗刹夫人，是女主角。后来沐天澜和罗刹女又遇到了罗刹夫人，三人联合各方面力量平息了的故事。

书中，罗刹女和罗刹夫人，个个都是武功又高又能玩智商的女人，罗刹夫人还会指挥各种动物作战。在当时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在同事还珠楼主想象的仙魔神怪小说和别的作家写的现实低武世界之间朱贞木选择了中间的路线。又不至于过于荒诞，又能显得剧情奇诡有想象力。可以说他综合了百家之长，又提出自己的新路数，他自己说，这是希望给当时的读者换换口味，虽然我不差钱，写武侠也只是为了消遣，但是也是要认真消遣的。这就是他对武侠小说的最大贡献！

本书中的罗刹神话，云南大理境内提到天龙八部的种种传说，激发了金庸创作天龙八部的灵感构思。罗刹女的形象也影响了梁羽生，白发魔女传玉罗刹的塑造。

此外，小说中还有人皮面具，迷药，各种奇形兵器的设定都影响了后世的武侠小说。

可惜的是，男主沐天澜用古龙的话说，是被罗刹夫人比的像个只会吮手指的小孩。男主过于若是，甚至被认为过于娘炮。




还有一本小说，庶人剑值得一提。讲述的是山西的一个农村，一对失踪多年的老夫妻突然回来，教几个徒弟安稳过日子。后来意外收获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徒弟，遇到了多年仇敌寻仇，老拳师怀疑徒弟是内鬼，结果却发现这个徒弟是忠心的，仇家则是前些年老拳师自己惹出来的。朱贞木用倒叙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在当年看来非常构思精巧反套路的故事，故事一环套一环，简直是圆环套圆环娱乐城，让读者欲罢不能。并且提出了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出了人民的力量，认为老百姓的剑是钢铁一般的意志铸就的，大众的意志推动整个社会前进。可以说是思想性跳出了整个武侠小说，领先时代许多年。



朱贞木的小说，通常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但同样是超脱时代的，尤其是女性独立自主的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方面，领先别人太多。同时反封建，歌颂人民。对于小说技法上又启发了无数后来的港台新武侠。引入许多时髦的流行通俗口语，让小说得以雅俗共赏。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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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莎士比亚最生动也最广泛地呈现了僭主的命运、善好统治者的品质、朋友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职责，如果不带偏见地去阅读，就会触动读者的灵魂；读者也会因为读了莎士比亚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由此，莎士比亚也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导和指南。他的作品因此发生了《圣经》所曾经发挥的作用，人们通过莎士比亚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更丰富、更多彩的世界。正是莎士比亚的这个重要方面被人们错过了。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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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是如何看金庸的？
原创 徐悦东 寇淮禹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10-31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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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下午，金庸逝世的消息得到了相关人士证实。



印度影星阿米尔汗闻知金庸逝世后，在微博上发文悼念，称他在几个月前才读过金庸的《鹿鼎记》，这部小说带给了他很多快乐。“我本希望能有机会和金庸先生结识的。他给几代人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我是他的拥趸。”阿米尔汗如是说。阿米尔汗向金庸的家人致哀，并愿金庸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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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演员阿米尔汗发微博悼念金庸



新京报记者检索了外媒，从外部视角来看外国人是如何看金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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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新京报实习记者 徐悦东 寇淮禹





实际上，早在1989年1月3日，《纽约时报》就曾这样评价金庸：“对中国读者来说，金庸就像是一个人构成的文学运动，与其说他是一位作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学类型。”



这些年，金庸的作品也逐步被翻译成了英文，在国外也越发引起重视。《书剑恩仇录》英译者晏格文( Graham Earnshaw )他在英译本序言里写道：“金庸创作的人物已然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好比狄更斯《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特威斯特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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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英文版（The Book and The Sword）

作者：金庸

译者：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等

版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闵福德（John M. Minford）是《鹿鼎记》的英译者。除了《鹿鼎记》，他还翻译了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里的《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里的《孙子兵法》以及企鹅版的《易经》。谈起金庸的小说，他说“那乃是金庸构筑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半是玄想，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金庸的小说里，你会遭遇许多的古怪和许多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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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英文版（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作者：金庸

译者：闵福德（John M. Minford）

版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005年1月在香港法文书店Parenth举办金庸法文版《射雕英雄传》签名会上，法国驻港领事孟嗣德曾指出，金庸先生是“东方的大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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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卷一 法文版（La légende du héros chasseur d'aigles）

作者：金庸

译者：Wang Jiann-yuh

版本：Librairie&Edition YOU-FENG 2004年



《纽约客》曾在今年四月一篇名为“中国最畅销的作家——扣人心弦的故事与政治寓言”的文章中如此评价金庸，“在华语世界中，他作品的文化地位相当于《哈利·波特》系列加上《星球大战》系列的地位”，“他在中国历史里编织他的江湖，相当于J.R.R.托尔金在欧洲的查理曼大帝时期释放他的创造力一样。”



金庸的作品通过影视漫画游戏等改编深刻地影响着华语地区，包括阿里巴巴的主席马云也深受金庸影响，将金庸的武侠理念融入了他们的公司的精神。香港作家陈冠中认为，“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



由于语言的原因，中文的诗歌、典故和模糊性导致了金庸的作品相当难翻译，也导致了金庸作品的影响力范围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也引来很多出色译者的挑战。一般崇拜其古典中文文采的翻译者，都会认为无法把中文的意蕴准确翻译过去，只好损害其贴切性去保持行文的流畅性。



但是今年二月出版的英文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翻译者Holmwood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做到了语言干净利落，注重营造原著的氛围，引起了不小反响。据《卫报》报道， Buckman在跟Holmwood讨论翻译的可行性之后果断买下了《射雕英雄传》的英文版权，然后卖给了他的老朋友Christopher MacLehose去出版，Buckman给他老朋友的理由是，“金庸之于中国人就像西默农之于法国人和托尔斯泰之于俄国人——这是他们的文化组成部分，是代代都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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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若可爱可怜 ──灭绝师太可恨可敬
杨兴安 金庸武侠书友会 2022-01-15 23:47
人物的命运际遇，一半基于他的性格，一半基于环境使然。写好人性格容易，写坏人性格也不难。难在把一人的性格写得好坏参半，既可恨，亦可爱。进一步是忠，退一步是奸。左看可恨，右看可敬。金庸就是把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写得活龙活现，跃在眼前，灭绝师太便是一个这样令人难忘、痛恨、敬佩的人物。



灭绝师太冷峻狠绝 自高自大


灭绝师太颟顸高傲，但业艺超群；小器狠冷，但又正义凛然。这样的一个人物，极难对她下一判语。灭绝师太初遇金花婆婆，两个中年妇女，都是一流高手，两人同是万分高傲。灭绝师太见徒儿受辱，虽然烦恼自招，但也在嘴头上损了金花婆婆两句：不在灵蛇岛纳福，却来中原生事；金花婆婆回敬说她要找个和尚道士作伴，讥嘲她身为尼姑也四处走动。两位高人，一言不合，猝然出手。金花婆婆凭异器在兵刃上占了一招，引得灭绝师太亮出倚天剑，吓得金花婆婆飘然而去。灭绝师太绝不以敌人引退而骄矜，反而告诫门人，可见智艺双全，确是大将风范。



灭绝师太虽然护短护徒，但正邪不两立的观念根深柢固，竟然忍心牺牲至爱的徒儿侍奉「邪魔」以求灭魔。凭情而论，灭绝师太的「牺牲」更在纪晓芙「牺牲」之上。她心狠情决，无非追求真理，动机不可谓不崇高。及至纪晓芙不允，随即举掌拍下，取她性命，手段不可谓不狠辣。

灭绝师太寡言冷峻，自高自大，但从不轻觑敌人。大漠之中青翼蝠王韦一笑陡然现身咬人吸血，杀了她一名弟子，她实无可奈何，反而赞敌人轻功高强，自愧不如。丁敏君诋毁敌人奉承她一下，立即被她掌掴，且说：胜负之数，天下共知，难道天下英雄好汉是自封的？凭她这句说话，不知羞却多少天下自命的英雄！有多少个独当一面的人物，能有这份自知之明？能有这样广阔的胸襟？



命危正邪不两立 贯彻始终


后来灭绝师太手持倚天剑，冲入锐金旗阵，如虎入羊群，大开杀戒。及后，将毫无反抗能力敌人的臂膀逐一斩下，逼人求饶，狠绝之处，人性泯灭。相比之下，她出手斩蛛儿手指，一击不中，再不出击，便仁慈得多。

最后灭绝师太被困大都，不受张无忌出手相救，宁愿葬身火海之中，这段场面悲壮之极，亦完成灭绝师太的人格，贯彻了她一向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不向邪魔妥协求生。灭绝师太的「殉道」，燃点出她的生命最后的火花。由于她在此情况下之一死，使她的生命、人格都发出光辉。

假如灭绝师太接受张无忌的相救，领了魔教的情，则以前种种言行，便是虚伪造作，经不起考验，人格大大打了折扣。一个人吝啬固然不好，但他对别人吝啬，对自已也同样吝啬，他的吝啬便成了可原谅的缺点。由于灭绝师太的人格贯彻始终，也成了她可原谅的缺点。总括而言，她已到达了不起人物的境界。



周芷若悲剧命运 令人同情


金庸著作女角中，笔者以为内心最悲惨的莫如周芷若。周芷若依金庸说，是一个政治人物，并不喜欢她（见《倚天》后记）。

小说中有许多人物有悲惨的命运，但若不是由性格的执拗带来，便是得失之心太重而致。悲惨的遭遇，或多或少由自己造成的。但周芷若的悲剧性，蕴含着希腊英雄式悲剧的色彩。她的悲惨命运是自选的、牺牲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而不能自拔。她没有朋友，忍受误解，牺牲了她那青春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爱情。她的悲剧命运，却闪烁著一种伟大的人格。



她那悲惨的命运，决定于灭绝师太临终的一刹那。在灭绝师太积威、下跪相求之时，她应允三件事：一是立下毒誓，不对张无忌倾心。二是接任掌门。三是以美色相诱，取得屠龙刀。周芷若自幼由灭绝师太抚育成人，情亲若母，又是授业师尊，严敬若父。加上灭绝师太平日积威冷峻，今日竟下跪相求，在情在理，在形在势，都不由周芷若不答应。



金庸认为周芷若是政治人物，笔者却认为未必。诺言既是情势所逐逼，是否有履行的义务，履行得是否热心彻底，大有商榷馀地。政治人物，一定想到这个关键。但周芷若没有，况且周芷若与当日灭绝师太逼令纪晓芙情况不同。当日灭绝师太仍健在，可以督促纪晓芙履行诺言，但今日灭绝师太双脚一伸，长眠火窟，除了自己良知以外，再没有压迫自己履行无理诺言的力量。对应允师父的三件事，大可权宜从事，可拖则拖。若换了小灵精黄蓉，一定有权宜之计。周芷若牺牲自己、履行诺言，在人格上，是极可爱的地方。



不过周芷若貌若聪明，实则太蠢。其实师尊要她做的事，是正义的事。只不过叫她无论如何，不择手段去完成。既然成事不论手段，周芷若又信赖张无忌的为人，乾脆向张无忌说明一切，弄把屠龙刀来一刀两段，取去经书便了，何必折磨自己？周芷若的不智，在于愚忠，愚忠是蠢，但亦是一种德性！（笔者这样立论，只不过以事论事、其实果真如此发展，《倚天屠龙记》恐怕后半段要全部改写。）



冷月窥人之际 珠泪暗弹


任劳难，任怨更难，忍弃至爱之人而令之对自己恨之入骨则更是难上加难！好箇周芷若一一办到！想午夜梦迴之际，冷月窥人之时，情何以堪？周芷若只有珠泪暗弹，饮泣吞声！

反过来说，当日灭绝师太相求之时，只需一狠，咬牙拒绝。以她的容貌才艺，日后将何等快乐逍遥？但命运弄人，情势无奈。显然，她的命运，决定于她的性格，她就是具有尊师报恩的优点，硬把无理的重担往身上一挑，欢乐的日子便随风而逝。对于这样一个小小姑娘，我们应同情多于不屑，赞美应多于责备。金庸说不喜爱她，真令人十分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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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杨过和小龙女理解为“养雕专家”与“养蜂专家”，让西方读者理解金庸究竟有多难？
原创 张舒婷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03-12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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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华语文学里，读者数目最庞大、流传时间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小说类型，大概就是武侠小说了。而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一直坐稳第一把交椅。但颇有些尴尬的另一个现实是，金庸的小说翻译本，尤其是英文译本，其影响力远远逊色于华语圈。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在英语文学读者那里，理解起来就要费很大的劲儿。



通常，与原作相比，一部翻译作品的流通与传播效果，可能会产生一些折扣，但一般不会有天差地别的距离。但武侠小说的翻译，却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处境：译者翻得辛苦，读者读得吃力，读完也云里雾里，找不到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



3月10日，金庸刚刚度过了他的94岁生日。而另一个好消息是，最近，瑞典姑娘安娜·霍姆伍德翻译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英雄诞生》，由英国大牌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了。《英雄诞生》的翻译耗时近六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吃力，因金庸小说中涉及的人名、武功、食物、习俗等名词众多，打斗场面的翻译难度也很大。



但这一译本被众多评论看好，认为这个译本可能是金庸译本中相对最完善的版本，我们期待着，这个新译本的出版，能给武侠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带来新的震撼与兴奋。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武侠里的动人之处，以及西方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种魅力呢？你是个武侠迷吗？你如何看待武侠小说、乃至传统经典小说的翻译、传播问题？文末我们还特别采访了几位资深金庸迷、武侠迷以及研究者——作家六神磊磊、马伯庸、以及文学批评家夏烈，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同时也欢迎你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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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舒婷

采访｜新京报实习记者 郭雪岩



网络上很流行一篇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英文版《金庸选集》的评论节选的转译，阿尔蒂尔对金庸的多部小说都做了介绍，其中一部是这样的：



本书探讨了对男女之情的几种看法。本书似乎有三个男主人公，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其中的萧看起来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段则与他相反，是个好色之徒（但尊重女性），另外一个（虚竹）介于二者之间，心里一直想禁欲，但当美女来到眼前时，又惊又喜最终成了一个国王的女婿，而且是一个女性社团的领袖。他们最终都成了英雄，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所抱有的宽容态度。



另外还有许多次要角色，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变种，例如段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好色之徒，最终吃了一些苦头；慕容为了事业完全不在乎男女之情，甚至加以利用，遭到可耻的失败；游坦之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的刺激，成了一个受虐狂；少林寺的僧侣领袖后来被人发现有私生子……诸如此类。



这部小说是《天龙八部》，它在正常介绍中一般是这样的：




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



“天龙八部”出于佛经，有“世间众生”的意思，寓意象征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全书主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作品风格宏伟悲壮，是一部写尽人性、悲剧色彩浓厚的史诗巨著。



美国评论家视角的评论与我们所熟知的情节似是而非，让人忍俊不禁之余，也十足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东西方读者的理解出现如此之大的分歧？值金庸小说最新英译本出版，我们再次关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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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为欧美读者居多的读书网站goodreads上，金庸作品《书剑恩仇录》英译本只有四百余条评价，评分也并不高。与金庸作品在华语圈家喻户晓的地位有巨大落差。



英译《射雕英雄传》之第一卷《英雄诞生》，于2月22日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译者是瑞典姑娘安娜·霍姆伍德，其中文名为郝玉青。《英雄诞生》的翻译耗时近六年，郝玉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吃力，因金庸小说中涉及的人名、武功、食物、习俗等名词，准确翻译的难度都较大，如何将打斗场面翻译得流畅也是她希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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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英雄诞生》

译者： Anna Holmwood

版本：MacLehose Press 2018年2月



金庸的小说虽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但在西方世界中却相对默默无闻，2004年出版的法译《射雕英雄传》试印1000套，到2011年时仍未售完；而此前正式出版的英译本仅有3种。与之相反，金庸小说在日本、韩国、越南较受欢迎，2014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宇曾表示：“早在1984年和86年，就曾两次介绍金庸先生到韩国来参加活动。10多年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韩国卖出总部数号称是100万部。”



1994年，金庸曾在北大做过一个题为《谈武侠小说》的演讲，其中对这一现象做了回应：



“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如朝鲜文、马来文、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但翻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情感、生活。”



金庸的武侠小说对处于西方文化中的读者而言，的确难以激发代入感，代入感可简单理解为“我是谁”、“从哪来”与“到哪去”三方面，代入感的缺失使读者对重要人物、活动背景、故事情节感到深深的困惑。语言本是理解此三方面的工具，但传播过程中不尽恰当的翻译，不仅减损了语言本身的魅力，更加重了读者的迷惑感。





迷惑之“我是谁”？



小龙女与杨过这对引人钦羡的神雕侠侣，上文提到的外国评论家阿尔蒂尔是如何理解的呢？他获得的信息是“养蜂专家”与“养雕专家”，“他的妻子曾经想通过蜜蜂向他传递消息，但他视若无睹”。



理解人物本可从形貌性格、用语习惯及爱好特长等三方面入手。对这三点的理解在华语圈读者看来毫不费力，除了文本流畅易读的原因外，金庸小说所改编的影视剧的热播与演员的精彩演绎，早已使段誉、王语嫣、张无忌、周芷若等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



形貌方面，金庸虽被诟病用词重复循套路，但他小说中几位女主的外貌描写仍可看出区分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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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影视版本的王语嫣，形象设计的着重点都在于“仙”。



如王语嫣，他强调“仙”：“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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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赵敏，与其他女性角色相比，多了几分英姿飒爽的英气与灵动。



如赵敏，突出的是别致的美：“自来美人，不是温雅秀美，便是娇艳姿媚，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美丽之中，更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态，同时雍容华贵，自有一副端严之致，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逼视。”



华语圈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自会沉浸在自我理解的古代的意境中想象这一美妙的形象，而西方读者因未曾受过诗词、典故等中国文学知识的熏陶，无可供联想的土壤，独立的文字激发的美感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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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出版的《天龙八部》英译本


用语方面，例如称呼的不同，凸显的是情谊的轻重；当称呼转换，便意味着情份或人物身份的变化。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称仪琳为“仪琳师妹”，称岳灵珊为“小师妹”，华语圈读者均能明白他更看重哪一位，而岳不群和宁中则、无崖子与李秋水间也互称师兄妹，但其实这几组人物关系都不相同，这种细微之差只有结合文本来看才能领会。



又如在《天龙八部》中，乔峰是萧峰不明自己真实身份时的汉名，在小说的后期，他本人更愿使用萧峰这一名字，因这更代表了完整的他。除此之外，萧峰还被称呼为“乔帮主”、“姓乔的”、“萧大侠”、“萧大王”、“战神”等等，根据不同的社会关系，小说人物拥有许多或长或短的称谓。但中国人所熟悉的语境与对话套路，在西方读者看来仍十分陌生。



这些言语的妙处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简化甚至省略，西方读者难以从外貌、言语等信息上对人物及其关系进行直接地区分，因接受的信息量过少，在他们眼中人物形象单薄而无吸引力，难以代入，更难共情。



虽然爱好特长在故事的叙述中留存的信息量相对较大，但清丽柔情、唤杨过为“过儿”的小龙女的形象，仍弱化为平平无奇的“养蜂专家”。小龙女修炼的《玉女心经》，讲究清心寡欲，借助寒冰床修炼，这一信息虽被阿尔蒂尔捕捉到，但同时也令他匪夷所思：



“要使内力达到较高的水平，还必须有一些特殊的辅助手段……或者是采用一些辅助器械（比如功能类似电冰箱的床，但绝不耗电）”。



而这些设定早被华语圈读者接纳，因为江湖中一切皆有可能。那么，江湖到底是什么？





迷惑之“从哪来”？



金庸武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与现代相对遥远的古代，和当下世界距离较大，因为金庸有意借用诗词典故、生活器具、文化习俗等带有中国符号的因素自造出一个古代世界，篇章之间，隐藏的信息量极大，不仅外国读者看得云里雾里，中国读者有时亦难会意。



如在《神雕侠侣》中，程英背对着杨过，写下“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番表白只有了解诗意的人才能明白；又如在《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设计让令狐冲服下解药时，讲到喝汾酒当用玉杯、喝白酒需用犀角杯、饮葡萄酒用夜光杯的情节，其中意趣不熟悉中国酒文化的西方读者怎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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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剧照，图为乔峰与阿朱。



这是个对西方文化而言极为陌生的世界，更重要的，它是闪烁着刀光剑影的江湖，而江湖的核心是身不由己，少有人能独善其身，享有绝对的自由。江湖道义简单也刻板，遵守或背叛有如反掌，善恶交替在一瞬之间，朝代倾覆亦时有发生，而个人对此太过无力。即使一人具备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可从人人践踏的草芥之身一跃而成神功盖世的武林盟主，也难逃欲望与道义的挟制。



即使他有幸脱离野心和规范的控制，如东方不败安于与杨莲亭的柔情蜜意，但任我行仍对他天下第一的位置仍有所觊觎。总而言之，这是个失序的世界，人命轻微、天下大乱，与此同时不断发生着个人凭良心生存或毁灭的故事。这一动荡的江湖与个人身不由己的悲剧宿命，是现代流行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西方世界所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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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庸作品相比，网络玄幻小说在西方世界反而流传更广。



而我国网络玄幻小说（如《盘龙》、《仙逆》）在西方世界的大受欢迎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反响寥寥形成鲜明对比。国外痴迷于此的热心网友更自创“武侠世界”网站，并建立词条库，收集“五行”、“三界”、“阴阳”、“轮回”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以供他人补习背景知识。在2014年底上线后，该网站两年内便累积了15.47亿次的访问量。



仙侠世界虽与现实空间无可比性，但它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供读者自由驰聘，这是读者在金庸小说营造的身不由己的氛围中常常无法体验的痛快与刺激感。在玄幻小说中，主角往往可凭一己之力所向披靡，超越自己、众生甚至世界而上升到新的层次、空间，让他人望尘莫及而成为永恒的传奇。而在金庸小说中，人物依凭良心行事，纵问心无愧，也常难正大光明。憋屈抑郁，比比皆是。





迷惑之“到哪去”？



一位外国网友在看完《红楼梦》后，产生了一个不得其解的疑问：“宝玉和黛玉为什么不私奔？”中国读者大概从不会有此困扰，因为如此人置如此地行如此事，别无他法。所谓的天命并不可知，人在江湖亦走向难明。



江湖人生中隐形的枷锁在金庸笔下的人物身上一直若隐若现，要求他们忠于民族、蔑视法律、侠字当头、重情重义，西方读者对这些价值观加之于人物的束缚十足陌生，他们无法理解人物行动或沉默的初衷，缺失了对行为背后的理由的认同，由个人行为交织而联动的情节在他们看来便趋于混乱甚至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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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版本： Anchor，October 20th 1958



《鹿鼎记》是许多人心目中金庸最好的作品，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韦小宝，他是金庸笔下难得的自由人物，虽无内力却总能凭借智谋化险为夷，在残酷的现实法则下收获名利与爱情。在此设置下，小说的情节发展得十分流畅。



在妓院与宫廷这两处天下最虚伪、狡诈的地方生存地游刃有余的韦小宝，却被倪匡赞为最“真”。因为他无意成为英雄，亦从未以善人自居，他想“到哪去”，多凭自己的心意并考量利益。这一掌握行动自由的能耐，在小说其他人物身上是相当稀缺的。江湖之中，有许多为难之事未能顺心如愿，也有许多大势所趋、不得不从。有人力求做真君子，也有人依凭假仁义的面具安身立命。



2003版《倚天屠龙记》电视剧热播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头曲中的两句歌词：“不要坏我大义，我会倚天屠龙。但愿情义交融，让我有始有终。”情与义，既是行为的准则与意义的源泉，同时也是高悬于顶的利刃，让人时刻警醒，无从畏避。



所谓情，让令狐冲在大雪之际想拥岳灵珊入怀却又不敢，两人四目相投，被堆成雪人；让郭襄在四十岁出家时，法号取作风陵师太，只因一见钟情，当年在风陵渡口初闻杨过的姓名。



所谓义，让岳不群在正式收林平之入门前，令他谨记“华山派七戒”；让张无忌在答应替赵敏办成三件事时，要求她务必承诺这些事“不能违背侠义之道”；也让以正义自居的名门正派，对保护友人的刘正风屠戮满门；更让形象完美的萧峰在两军对峙时，为了家国大义只得自尽，“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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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华莱士上断头台剧照。



而在《勇敢的心》中，华莱士躺在断头台上，在生命注定结束前，高喊出的是”Freedom“。



西方读者很难理解金庸的小说故事，他的武侠世界对西方读者来说进入成本过高，阅读过程障碍重重而收获甚微。



郝玉清将《射雕英雄传》类比为东方的《指环王》，你觉得她对金庸小说的理解足够深刻吗？不知这本英译本的出版，能像她预期的打动西方读者吗？



最后，我们还采访了几位金庸的资深书迷，听听他们怎么思考这些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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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磊磊
（作家，资深武侠迷、金庸迷）
想象力，人性的挖掘和自由精神，是金庸的小说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它们都是可以译的。



金庸小说在海外影响力不如国内，我想有一个跨文化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精品译本。翻译里毕竟会损失掉很多的美。



就像唐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在日本，别的地方就不如。我相信金庸小说的魅力可以通过翻译呈现，虽然我没有机会读到《射雕英雄传》这个译本，自己水平也有限。但是我觉得国外读者是可以理解金庸小说的。



侠义小说在西方也有嘛，他们大概还会发现金庸小说和司各特、和大仲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折损，这个难以避免。“大梦一十八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觉耶？”丘处机这样的话，怎么译都有损耗。



但其实，跨文化之后，金庸小说想必也会生出别的视角和别的趣味，这可能是华语读者自己也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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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作家，资深武侠书迷
金庸小说的想象力开创了武侠和江湖世界的先河，建立起了一整套武学体系和世界观。

同时，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底子十分深厚，非中文背景的读者理解和欣赏起来都比较有难度。比如“玉笛谁家听落梅”，国人读者一看这个名字就很美，可外国人看了就很难感受到其意境。

武侠小说本质上是为了娱乐大众，脱胎于传统评书话本。但我相信金庸小说会像当年的三国水浒西游一样，从市井文学升华成一种经典名著。

检验一部作品是否经典，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放在不同时代，看是否魅力不减。金庸作品完成于六十年代末，历经近五十年，五个世代，至今仍旧被人传看、翻拍，可见其魅力是超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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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烈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金庸小说在海内外影响力的差异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金庸对于我这个年龄的来说几乎是童年记忆最重要的部分，影响了几代人。但是他还是从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熟悉的通俗小说套路进行创作的文学，这种文学对中国人来说既不陌生，被加以金庸的改造以后有非常新鲜，以至于达到了一定的文学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最大的贡献。金庸小说其实是有传承的，这种传承是对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带有大量中国符号，它不是世界通行的。从这点说，金庸是华人世界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但这个标志性还是在东方文化中，不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文化还是有一定隔阂或者上理解上的不同。



第二个原因是在于中国力量的不同。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也是可以的，但让他坚持阅读下去就需要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力量越强大，某种程度上才能支撑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小说的传播在海外也是越来越多。外国人知道这是中国的小说，就会想我要看一看，哪怕和我的文化不一样，但这是中国的，我也要先看一下。金庸小说以前的海外传播遇到困境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西方强势文化没有必要看一个弱势文化的作品。现在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很多外国人出于兴趣觉得中国神秘也好，出于功利要和中国人做生意、交往也好，都会读一读中国的小说。现在传播环境比以前要更利好。



第三个原因是翻译介绍的工作一直做得不够。文化要走出去，和世界人民分享，翻译是最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阐释，需要有人去解释给外国人听。据我所知，中国小说过去若干年到国际书展，读者寥寥无几，哪怕余华、毕飞宇，也没有人关心。这意味着翻译做完了，需要有人去阐释和介绍，比如说评论家、汉学家去做这个工作。如果缺乏了这个群体，外国人也不会理解，不会感兴趣。



现在这三个条件比以前要成熟多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家形象立起来了，外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差距就会有耐心克服，去看下去，看下去就会发现其中的魅力。在差异中感受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故事，我相信他们会慢慢感受到的。但翻译者和阐释者在总量来讲还是非常稀缺的，这是非常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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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明 | 谈谈穆旦的佚诗《在秋天》
原创 邹汉明 随笔1979 2022-03-29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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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秋天，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穆旦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又转至南岳衡山继续上课。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路上的秋天。







谈谈穆旦的佚诗《在秋天》

邹汉明



本文刊登于《随笔》杂志2022年第2期



一

研究西南联大的美国学者易社强先生在其大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一部分第一章《从北平到长沙》中不完全征引了穆旦《在秋天》中的四行诗：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中文版诗下有注：“这几句诗是用穆旦《在秋天》中的句子拼接起来的。原诗载长沙《火线下三日刊》（1937年12月28日）第15号，第119页。”注文可能是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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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易先生的书以英文撰成，看这四行诗，不像是英文转译。我对穆旦的诗不陌生，但还是查了一查，发觉李方编辑的《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中均无《在秋天》一诗，那么，这是一首不曾入集的诗，是穆旦的一首佚诗无疑。



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毕业的何炳棣教授赞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其中文版系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饶佳荣先生翻译，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在二〇一二年三月出版。我在中文版的扉页上清楚地写着购得此书的日期：“2012年4月8日”，也就是说，此书一上架，我就兴致盎然地买来了，不独如此，我还第一时间读完了。那几年，我应《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诗人和翻译家杨子兄的约请，断断续续地为这家周刊写有一些书评，书大都由我挑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书评也是我主动提出要写的，杨子还来信告诉我“多用书中资料（细节）”，以方便读者理解。四月二十日，我的书评就写好并邮发给了杨子，书评编发的时候，编辑需要一张封面照片，我用小相机随拍了几张，都不理想，于是想到了译者。而译者饶佳荣正好在封底勒口处有公开自己的邮箱和微博，就这样，我联系上了他，说明缘由后，他表示了谢意并给我发来了封面的电子扫描照片。



七年后的又一个四月，拙著《穆旦传》正好写到一九三七年穆旦的行踪，我再一次地想起了诗人的这首佚诗。但四行甚不解渴，我希望读到全貌，于是，再一次给饶佳荣先生发信求助：



饶先生您好！



七年前我们曾通过一信。



这次我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约，撰写穆旦评传，在阅读您翻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过程中，看到第21页《飒飒秋风》的开头，易社强先生征引穆旦的《在秋天》一诗。此诗未见入编《穆旦诗文集》，而穆旦一九三七年也只留下完整的三首诗，这是发现的第四首，可惜是拼接起来的。原载此诗的《火线下三日刊》（1937年12月28日第15号）国内已不可能查询。此次来信，如果可能的话，能否麻烦饶先生发函问一下易社强先生，如能找到，可否发来此诗的全文，文字或照片均可。



自思这是一封很麻烦的信件，但事关穆旦的佚诗，有请饶先生见谅。



邹汉明上。2019年4月9日



四月十六日，我收到饶先生回复：



邹先生好



以后来信请寄×（按，邮箱略），不然基本上看不到gmail邮箱的信件。



信中所说之事，易先生年纪大了，他当年也是查资料所得，资料太多，恐不容易查询。我是在北大图书馆查得原文的。这个《火线下三日刊》北大存的也不全，那期幸好收藏了。全诗倒是不记得了。除了北大，云南方面，比如云南师大图书馆，不知道是否有藏——算是提供一个线索吧。请谅。



专此 即颂春祺



饶佳荣 叩上



非常感谢饶先生提供的线索（此举也可以觉出饶先生译文之认真），这非常重要，换言之，只要有机会，此诗唾手可得。我也曾想托北京的朋友或者有便亲去查询一下这本《火线下三日刊》，或许除了此诗，关于穆旦的其他方面，有所新发现亦未可知。



不过，也是机缘巧合，这一年的五月，易彬的《穆旦诗编年汇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七月二日我网购到一册，翻到一九三七年这一年，在我熟知的穆旦本年度的创作《玫瑰的故事》《古墙》《野兽》三首之外，这首《在秋天》赫然在目：



在秋天，我们走出了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尽管远处是荒凉的沙漠，

我们只要离开我们的家乡。

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

没有一个孩子，

不是在异乡的秋风里飘荡。



我们只要离开我们的家乡，

像黄昏时的乌鸦向南飞翔；

为着要把秋夜留在后面

飞到了这陌生而凄凉的远方。

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

没有一颗母亲的心，

不是在怀念的夜里彷徨。



飞到了这陌生而凄凉的远方，

我们带来自由，自由的歌唱，

虽然我们的心是痛苦的，

我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

没有一片叹息，

不是飘向那可爱，可爱的家乡。



我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幸福在我们心那是块创伤，

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落留在树上，

但也没有一片枯叶，

不是在孕育着明年的春光。



据此也可以窥见易彬收集穆旦资料之功力。易彬关于此诗的汇校有释文如下：“初刊于《火线下》第15号，1937年12月28日。按：此诗属佚作，从未收入穆旦的任何一部诗集。诗末未署写作时间，从内容看，当是一九三七年秋天所写，此时，穆旦已随校从北平迁往湖南。此据发表时间编入。”



至此我也总算知道，易社强的引诗原来取自第一节前二句以及第四节三四句。只不过第一行饶先生查阅原文并抄录时可能漏写了一个“了”字。



易彬《穆旦诗编年汇校》本未说明此诗如何找到，但想来应该是从《火线下三日刊》抄录的。《在秋天》有一个反复吟唱了四次的主旋律“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只是末节多出一个“落”字，不知是三日刊排字时即如此，还是易彬打字时误植？细味这个句子，“落”似无必要。而我终究未查证原刊物，那就很难对此做出判断了。



二〇一九年，整整一年，我每天伏案写作，几无时间外出，即使九月份为了查穆旦档案而匆匆去了一次南开大学档案馆，京城已近在咫尺，我也仍未前往查询八十多年前的旧刊，随后就是疫情的暴发，更断了这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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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秋天》既然刊发时间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则此诗创作时间断不会在此以后。又，当年的刊物，大多赶抢时间编发，《火线下三日刊》是一份兼顾时事评论与民众生活的综合性刊物，栏目设有《诗歌》《歌曲》《三日时评》《书札往来》等。一九三七年长沙出刊，很明显，《在秋天》的创作时间是一九三七年，而且大致应该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刊前不久。



如此，一九三七年，穆旦存世的诗歌就由三首变成了四首。第一首《玫瑰的故事》只是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家某个小品文的改写。第二首《古墙》是一个现实题材，“古墙”的意象也容易与“荒原”之类的意象发生一点联想。第三首《野兽》是穆旦早期的代表作，它成了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开篇之作。从年头的《玫瑰的故事》《古墙》到年尾的《野兽》，前两首均由四行一节构成，后一首凡两节，八行一节，形式感仍很强，可以说，三首诗的结构都保存了很好的平衡，单从诗意上来分析，称得上是突飞猛进，显示了穆旦在诗歌创作上罕有的天分。



佚诗《在秋天》每节七行，四节凡二十八行，在现代诗的创作中不算短。尤其是七行一节，对于诗人来说，也略略显得气韵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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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这一年的秋天，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穆旦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又转至南岳衡山继续上课。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路上的秋天。诗人离别故都、离别从小生活和求学的天津，“走出了家乡”，一路南下，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凄凉的远方”，一路上，既有心惊的风景也有心痛的愁绪。这种浪迹天涯无所归依之感是他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千里江山，荒凉秋景，都会在年轻的穆旦面前一一掠过，这是不可以无诗的。故此，《在秋天》的重新发现，不仅让我们读到了这一年穆旦“像黄昏时的乌鸦向南飞翔”的经历，也读到了诗人的一颗向往“自由，自由的歌唱”的心灵。



这是一首带着淡淡愁绪的抒情诗。愁绪均由“离开我们的家乡”和“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滋生。诗人怀揣着一颗痛苦的心，为了自由，“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来到这“陌生而凄凉的远方”。诗从秋天走出家乡写起，到“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结束，情调是荒寒而寂寥的。最后的“死亡”一词显得突兀，但也许只是严冬的一个背景（令人想起雪之类的意象），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死亡。“死亡”这种词色可以看出穆旦的终极性思考。这在年轻一代中不多见，也是穆旦诗歌直抵生命本质的可贵之处。当然，严冬和死亡实际也意味着春天和复活，这也是末句“没有一片枯叶，/不是在孕育着明年的春光”的光明所在。《在秋天》一诗结尾的这一抹亮色，几乎让我们读出了雪莱“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穆旦译文）的意味。而之前穆旦无疑熟悉雪莱的诗歌。



这一年穆旦走过了足够漫长的路途，他没有具体地描绘一路的秋景，但他描绘了秋景中的灵魂。所以我们很容易读出他的孤独、痛苦和对于家乡的频频回顾，也读出了他对于母亲的眷念（他一生对于母亲的爱极为深沉）。所以，这二十八行诗句，全是他的心语，是从一颗被逼离家的滴血的灵魂中撕扯出来的。



如一首乐曲，全诗刻意营造了一个旋律：“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这个旋律一连重复了四次。这也使得这首诗的抒情意味特别浓烈。在新诗蓬勃生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徐志摩的诗歌中多有诗句重复的修辞手段。放眼西方诗歌的谱系，诗艺上的这种手段更不鲜见，即以穆旦这一年熟读的威廉·布莱克（1757-1827）为例，其短诗《老牧人之歌》三节，每节四行，其中的第四行完全相同。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特多这样的艺术手段。至于二十世纪的英国诗歌，特别是叶芝的诗，这样的艺术手法更是常见。很明显，穆旦对此是有所借鉴的。



今天看来，《在秋天》没有《野兽》的紧凑和绷紧的力量感，在诗艺上，它显得松弛，但无疑具有回环曲折、一唱三叹的美感。在穆旦早期的诗歌中，它的发现别具意义，也算得上是一首出色的诗。若放在穆旦的全部创作中，它还奇异地与穆旦晚年的《冬》构成了季节上的轮替和一个有意味的对应。这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呼应，恐怕也是写下《在秋天》的那个年轻的穆旦所没有意识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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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关于写作的论述和8条建议
文/契诃夫




01

我认为，描写自然景色要十分简炼，并且要恰到好处。诸如“落日沐浴在暗黑的海浪中，泛出血红色的金辉”和“燕子在水面上飞翔，快活地发出唧唧喳喳的叫声”这类老生常谈都应当抛弃。

写景时要抓住一些小小的细节，把它们适当地组合起来，使人读后闭上双眼也能看见画面。举例说，如果你这样写：破玻璃瓶碎片在磨坊的堤坝上闪闪发光，像明亮的小星星一样，而一条狗（或狼）的黑影像球儿样地一滚而过——如果你这样写，你就写出了月夜。如果你不嫌厌把自然现象同人们的行为等等作比较，那么你笔下的自然景色就写活了。
（致 亚·巴·契诃夫 ，1886年5月10日，莫斯科）

02

在心理描写上也要抓住细节，但愿您别老生常谈。最好是别去描写人物的心情，应当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不必追求众多的人物，作为作品重心的应是两个人：他和她……
（致 亚·巴·契诃夫 ，1886年5月10日，莫斯科）

03

请您尽可能多写一些！！写、写、写……一直到写断手指头为止（习字是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情！）。

您要多写，这么做倒不是为了要发展群众的智力，而是为了应付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您不习惯于给“小型刊物”写东西，在开始阶段您的一大半小文章将会被退回。我保证，在退稿的事情上我不会哄骗、口是心非，也不会巴结奉承。但愿您也不因退稿而发窘。如果即使有一半稿子被退回，那也要比您为《儿童-波希米亚人的休息》杂志写稿更为合算一些。至于自尊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我是早已处之泰然了……
（致 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4

请您写各种各样的题材：使人发笑的事和引人流泪的事、好事和坏事。
请您提供一些短篇小说、小故事、趣闻、俏皮话、双关语等等。
（致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5

改写外国作品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但这只是在那种违背“第八诫”的不良行为并不刺眼的情况下进行的改写……请您回避那些大家知道的情节，因为我们的编辑先生们虽说都是一些脑筋迟钝的人，但要揭穿他们不懂巴黎文学，特别是不懂莫泊桑作品，那倒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

您写作的时候，要一气呵成，要对自己的这支笔充满信心。我向您说实话，我毫不虚情假意：同您相比起来，为“小型刊物”撰稿的作家中八成都是写作十分蹩脚的失败者。

您在聆听了像我这样的聪明人和天才的教诲后，现在请赏光接受我对您的表白，我是十分真挚地忠诚于您的。如果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瓦西丽莎和谢尔盖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接受我的这一表白，但是要开一张收据。
（致 玛·符·基谢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6

文学之所以叫做文学，就因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的老老实实的真实。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既然他已经干了起来，他就不应该打退堂鼓，因此不管他感到多么痛苦，他也该克服自己的洁癖，让生活中的肮脏事儿来玷污他自己的想象……他同任何一个普通的通讯记者一样。如果一个通讯记者出于他自己的洁癖以及要使读者高兴的愿望，而只描写一些廉洁奉公的市长、道德高尚的太太和品行端正的铁路职员，那么您又会说些什么呢？

在化学家的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文学家应当像化学家一样客观：他应当摒弃世俗的主观性，他应当懂得，粪堆在风景画中的作用很大，而凶恶的感情同善良的感情一样，它们也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
（致 玛·符·基谢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07

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因而他们同一切其他的人们一样，都应当服从外界的社会生活条件。比如说，他们应当是讲究体面的。我们有权要求现实主义作家的也只是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您连一句反对《泥沼》的写法和形式的话都没有说……可见，我这个作品的写法和形式不是有失体统的。

坦白地说，我写作时不常常同自己的良心进行交谈，这是由于我的工作习惯以及我工作的渺小。因此，如果我发表有关文学的某种看法，我并不考虑到我自己。

如果听任个人观点随便处置文学作品（大小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命运将会是可悲的，这是一。其次，没有一种警察会认为自己在文学事业上是内行。我同意：没有约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为骗子手也会钻进文学界来。但是，对文学来说，不管您怎么想，您想不出一种比批评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来。不是吗？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想，可就是没有找出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来……
（致 玛·符·基谢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08

我初次给大型杂志写东西，选了已经好久没有人描写的草原。

我描绘草原：淡紫色的远方、牧羊人、犹太人、神父、夜间雷雨、客栈、车队、草原上的飞鸟，等等。每一章是一个单独的短篇小说，而相近的关系又把各章联在一起，就好像卡德里尔舞中的五段舞步型一样。我尽量使它们有共同的气氛和色调，这一点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到，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有一个人物是贯串于各章的。我感到，我克服了许多困难，有些地方散发出干草的香味。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写出的是一种古怪和出奇的东西。

由于我不习惯于写长作品，由于我一直习惯地害怕写下多余的东西，我就陷入了极端。我作品中的每一页都写得很紧凑，仿佛经过压缩机压缩的。许多印象壅塞和重叠在一起，互相压挤；而画面呢，用您的话说是“闪光的东西”，则又都紧贴在一起，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像一条不断的锁链，因而读来使人腻烦。总的说来，写成的不是一幅画，而是干巴巴的详细的印象罗列，就好像是提纲一般的东西。我献给读者的是一部“草原百科全书”，而不是对草原所作的完整的艺术描绘。凡事开头难。我并不因此而胆怯。再说，百科全书也许会有用处。也许，它将打开我的同时代人们的眼界，向他们展示，有多少美的富源和蕴藏尚未动用，而可供俄国艺术家们走的路子一点也不狭窄。如果我的中篇小说将使我的同行们想起被人们遗忘了的草原，如果在我约略而又枯燥地勾勒出来的图案中哪怕只有一个能促成某个诗人深思，那么我也就应当心满意足了。

我知道，您会了解我描写的草原的，并且会为它而原谅我无意中犯的错误，因为正如现在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还不善于写大作品。
（致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88年1月12日，莫斯科）

09

艺术家进行观察、选择、推测和组合——光是进行这些活动一开头就要提出问题；如果艺术家最初不想自己提出问题，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好推测，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

为了讲得更加简练一些，我以精神病学来结束我的讲话：如果否认创作中有问题和意图，那么就必须承认，艺术家是即兴地、无用意地受了感情冲动的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夸口，说他实际并没有深思熟虑的意图，而只是凭一时灵感就写好了一部中篇小说，那么我就会把他叫做疯子。
（致 阿·谢·苏沃林，1888年10月27日，莫斯科）

10

现在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自己也是抑郁和枯燥的，只会生养一些橡皮孩子，而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的只有斯塔索夫一人，他生来就有一种难得的才能：喝泔水也会喝醉。原因并不像布列宁所想的那样在于我们愚蠢、无能和厚颜，而在于一种疾病，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疾病比梅毒和阳痿还要坏。

我们缺少“一点儿什么”，这么说是公正的，这就是说，您一提起我们的缪斯的裙裾，您就会看到那个地方是平平的。请您回忆一下，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而您感觉到，不是您头脑，而是您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着某种目标，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幽灵一样，这幽灵不是无故来临和惊扰人的想象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的，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至于我们呢？我们啊！我们是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再往前呢，就一动也不动了……再往前您可以用鞭子抽打我们，也不会动一动。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呢，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谁什么也不要，谁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怕，谁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不是一种病？——问题并不在于名称，而是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情况遭透了。我不知道，过上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会怎么样，也许，到那时情况会有变化，但眼前就指望我们写出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来，那就会是轻率的，这是不以我们是否有才气为转移的。

我们只是屈从于古已有之的规矩在机械地写作，依照这个规矩一种人当差办事，另一种人做买卖，第三种人从事写作……您和格里戈罗维奇认为我聪明。是的，我至少在这些方面是聪明的：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谎，不用诸如60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等等。我不会像迦尔洵那样跳楼自杀，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

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因为这种毛病，应当这样认为，有它自己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良好目标，而且上帝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把这种病赐与我们的……它并非无缘无故、并非无缘无故地和一个骠骑兵在一起的！
（致 阿·谢·苏沃林，1892年11月25日，梅利霍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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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关于写作的8条建议

1、力求简洁。
“为了着重表现那个女请托人的穷，不必费很多笔墨，也不必描写她那可怜的、不幸的外貌，只要带过一笔，说她穿着褪了色的外套就行了。”

2、尽最大可能还原现实。
“自然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都不需要。不必把作家赶到任何框框里去。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谁要描写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

3、一定要写最真实的感受。
“必须写自己看见的，感觉到的，而且要写得真确，诚恳才成。”

4、多写，不计较付出。
“必须多工作！每天一定得工作。我以前每天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习惯。……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您得写，尽量多写，只问耕耘，别问收获……”

5、修改，这是必须的。
有一作家抱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么差，那么弱，他简直惭愧得要流泪。“哎，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契诃夫叫道，“开头差，这才好！您得明白，要是初开笔的作家一下子就会写得顺顺当当，那他就完了，写作没有前途了！”他谈到人们受挫折的时候，说：“您要知道，这没什么。这甚至更好。它逼人对自己更严格些。只是得尽量多多工作才成。”

6、注意语言，每个人物的语言必须贴切。
“您得避免一切专门句名词，特别是那些很快就废弃的词。得差不多用普通的、老百姓的语言讲话，得每一个都使人感到真实，恳切、善意。”

7、要客观的写。
“要到人觉得自己象冰一样冷的时候才可以坐下来写……不要由作者出面说明。凡是该说的话都让您描写的人物去说。作家得对自己自己的人物的快乐和哀愁漠不关心……人得站在这些东西外面，即使对它们知道得很清清楚，连细节都不漏，却要轻蔑地、居高临下地看它们，这样才能写得真实。”

8、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必刻意安排。
“如果第一幕里您在墙上挂了一管枪，那么在最后一幕里就得开枪。要不然就不必把它挂在那儿。把邮差、巡官、巡警等搬上舞台，在作者方面是任性胡为的表现。为什么逼着可怜的演员们穿上衣服，打扮起来，呆在后台，一连几个钟头让过堂风吹着呢？……比喻、特征、细节、风景等是不必记下来的——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得自动出现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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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1-15 21:0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2 10:32 编辑



杨雷力丨金庸武侠小说的市场拓展
原创 杨雷力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11-25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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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侠小说共计 15 部，从报章到新修版，吸引着不同年代的读者。此外，金庸武侠小说还通过漫画、影视、游戏等多方面的拓展，从单纯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品牌。金庸武侠小说的各持份者，共同构成了独特而复杂的“金庸”市场，使金庸武侠小说以异于一般通俗小说作品的方式存在，并流行逾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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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这一年的书展以“武侠文学”为年度主题，并设有“笔生武艺——香港的武侠文学”展览，介绍香港不同时期的武侠文学作家、作品，以及其他相关的珍贵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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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侠文学”为题，则不得不提及金庸先生，以及其一系列的作品。展场内特设专区，以“文坛侠圣—金庸与查良镛”为题，介绍金庸先生的生平、事业、作品，以及其作品对武侠小说、香港流行文化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共计 15 部。从报章、单行本、合订本，到修订版、新修版，15 部小说内容去芜存菁、精益求精，历时逾半个世纪，吸引着不同年代的读者。除了小说文本，金庸武侠小说还化身影视娱乐、漫画、音乐、动漫、电玩、桌游、纪念品等，以不同姿态，广泛涉足不同范畴，更走入学术的殿堂，成为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对象。



“金庸武侠小说”早已不是单纯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品牌。通过修改作品、授权改编等途径，金庸先生扩大了其武侠小说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将作品及其产品拓展成为武侠企业王国，在众多武侠小说作品中独占鳌头。



一、小说文本的拓展


（一）从报章连载到新修版


在娱乐选择不多的 20 世纪 50 年代，阅读报载小说是市民的日常娱乐形式之一。金庸小说受到读者欢迎，自然为出版商带来了商机。因此，小说除了连载外，还出版单行本，满足了未能每天追看小说的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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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版权法在当时并不完善，盗版情况相当普遍。金庸的武侠小说愈受欢迎，盗版情况也就愈严重，除了与正版同时在市面上贩卖外，还出现了比正版更早出版的“爬头本”。“爬头”是广东话“超前”的意思，由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提出，用来指那些比正版单行本更早出版的盗版。



盗版商看准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商机，取材小说的连载版，没等正版单行本出版便率先“出版”了。



张圭阳在《金庸与〈明报〉》里有这么一段话：“1958 年，盗版翻印武侠小说的情况非常普遍。当年金庸每天写一千字，由于当时没有版权的意识和法例的保护，因此金庸的小说，每七天就被人结集盗印成单行本出版。金庸在《新晚报》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原是由三育图书公司结集出版，但是三育图书公司结集速度，远远落后于盗印的速度。当时金庸的老同学沈宝新在嘉华印刷厂当经理。沈宝新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成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印，自己发行，自己赚钱。加上《香港商报》的调查显示，金庸读者至少有三万人，自行出版，大可封了蚀本之门。”



可见既当时盗版的普遍性，以及盗版的有利可图，甚至影响了正版的盈利，所以沈宝新建议金庸“自己印，自己发行，自己赚钱”。为了自己赚钱，也为了打击盗版，金庸推出了普及本以及合订本。



金庸通过邝拾记报局出版“普及本”，与“爬头本”比快：“吸收了爬头版出刊速度远胜正版的教训，普及版的出版速度非常快，甚至与《明报》连载同时出版。……面对这种情况，爬头本就算再快，也不可能比普及本快。而事实也证明，普及版出来后，市面上的盗版几乎绝迹。”



除了与“爬头本”比快之外，金庸还从订价方面着手：“普及版每个星期出版，每本港币三毛，以当时港人的消费能力来说，并非人人买得起。因此，金庸在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同时，又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厚本，也就是合订本。这种版本结集普及本而成，每四本普及本结合为一册合订本，订价八角。”



也就是说，读者可以用相当于六五折的价钱拥有四本普及本，这就让更多读者能够买得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四本普及本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月的小说内容，既满足了未能每天追看的读者，也让看过的读者可以重温，从而扩大了小说的阅读市场。盗版虽然影响了正版的利益，但从积极的一面看，盗版也为正版开拓了市场，促使普及本的出现以及合订本的折扣订价。



由《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金庸的 15 部武侠小说共连载了 17 年。每部小说长短不一，长的连载两年多，短的只有几个月。金庸每天创作，每天发表，有时更是同时创作两个故事。这样，故事难免出现不同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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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随即着手修订连载的内容与文字。金庸在修订后的《鹿鼎记》“后记”中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 1970 年 3 月，到 1980 年年终结束，一共是十年。”



从 1999 年到 2006 年，金庸再一次修订自己的作品。陈墨认为金庸之所以要再次修订全部作品，是因为作品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修补或订正；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经典成色。


金庸一再修订小说，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期望小说能成为一代经典。

第二，吸引不同年代的读者。旧版鲜见，难以让读者重温；修订版刊行多年，读者甚多；推出新修版，与修订版并存，自会吸引不同年龄层的读者，无论是好新奇的，还是好怀旧的，都能从中找到乐趣。

第三，小说封面随着再版而改变，并且纸质比旧版更好，又会吸引一些爱好收藏的读者，从而衍生出为收藏而来的购买行为，以及因旧版难求而出现的炒卖行为。


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版早已难求，修订版也将渐渐被新修版取代而遭淘汰。将来在坊间能见到的文字版本，恐怕只有新修版；而后来的影视或其他改编，也只会是根据新修版而来了。



（二）从华文到翻译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句话说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每个华人都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呢？显然不是。然而，夸张也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表达金庸武侠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并无不可。随着金庸武侠小说的水平和知名度不断提高，连外国人也开始看金庸武侠小说了。



众多翻译版本中，日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最齐全，而金庸也似乎比较重视日本的阅读市场，曾亲自前往日本与德间书店签约授权。日本的德间书店将金庸的 15 部武侠小说都翻译成了日文。“从 1996 年开始出版，经历八年，2004 年结束翻译……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也一直如此热烈地受日本读者欢迎。”



金庸武侠小说日文版的译著、早稻田大学的冈崎由美教授如是说。她还忆述与金庸见面时，金庸问她是直译还是意译，令她很难回答，想了想才说：“中日两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和文学形式不同，没办法进行百分之百的直译。”而金庸听后对她说：“如果日本读者不好看懂的话，可以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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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日的文化比较接近，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翻译而言，难度还是相当大的。由此可见，金庸对日文版相当重视，除了以上的对话外，冈崎由美还提及金庸“特地为日本读者撰写了序文……让日本读者非常欣喜”。



相对于东方的翻译，西方的翻译则似乎困难重重。翻译《鹿鼎记》的英国文学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金庸高明的叙事技巧，让读者欲罢不能；带有古典中文风味的文字、辅以现代电影的画面感、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把中国历史文化转化为令人目不及瞬的浪漫奇情故事”；要翻译金庸的武侠小说，“必须要有韦小宝式的乐趣和游戏精神才能竟功”，也就是说“金庸的译者必须有创作的自由”，这是闵福德始终深信的。



因此，当金庸对于闵福德翻译《鹿鼎记》的删节“不甚赞同”，以致《鹿鼎记》第一册英译本出版时，“公开声明他与韦小宝断绝关系”的时候，闵福德恳请金庸“收回成命”。因为，金庸创作的韦小宝“不可救药地厚脸皮、投机、惫懒、视道德如无物、残忍，但说也奇怪，人人都喜欢他”，翻译《鹿鼎记》就是“如何用英文呈现这个粗鲁无文的小坏蛋”。闵福德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读者领略金庸的魅力所在。


事实上，英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至今只有《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射雕英雄传》（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和《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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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有法文等西方语言的翻译，但为数不多。看来，东西方的语言文化差异毕竟较大，要让西方人看懂金庸的武侠小说，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二、文本以外的市场拓展


金庸是相当有商业头脑的生意人，他写作时会考虑市场需要。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杰出华人系列·查良镛》中有这样的描述：“少年金庸发挥其生意头脑，十六岁出版了一本《给投考初中者》的参考书，畅销浙江、江西、福建一带。”



从书名《给投考初中者》看，用现在的话，就是“初中升学攻略”，为一众投考初中的人提供信息。当时有没有其他类同的书籍，不得而知。但一本投考初中的参考书能畅销三个省，说明当时的读者有这样的需要，而市场上则似乎缺乏这类书籍。



由此可见，金庸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市场商机意识了。而金庸则忆述他“靠出版这本书而赚来的金钱自己养自己，还接济其他同学”。看来，这本书的收益还真不少。



金庸还说：“自古文人皆好名，文人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写文章的金钱回报不多，主要目标是获得名气，希望别人欣赏自己的文章。”单靠写文章，金钱回报的确不多。金庸似乎效法古代文人，以名气为目标，但他因名气而来的回报可不少。



金庸不但希望别人欣赏自己的文章，还希望“如果我的小说在一、二百年后仍有人看，我就很满意了”。 以他的武侠小说在市场上持续发展的情况来看，他的期望不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可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看作市场小说，也就是商品。既是商品，便要讲求市场和盈利。金庸修订自己的武侠小说，是在提升商品的质素；不断向各种媒体扩散，是在为商品（小说）开拓市场。



金庸武侠小说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已然发展成有价值的品牌，为文化产业带来无限商机，并衍生出林林总总的周边产品。从金庸武侠小说衍生而来的这些产品，为小说读者制造了阅读以外的需要，带来多方面的满足，同时也扩大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市场占有率。



（一）插图与漫画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时，并没有插图，及至《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时，才由笔名“云君”的姜云行每天为连载故事配图。也就是说，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有人以图像来表达金庸武侠小说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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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图像是每天随连载内容刊登，图像配合故事情节，一起吸引读者。除了云君之外，王司马也曾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配过插图。云君的插图，无论人物表情、衣饰、扮相、动作等都比较细致，故事感较强，引人入胜，也助人遐想。



金庸以文字说故事，云君则以插图表达故事。王司马的插图比较粗线条，有点水墨画的写意感觉。这些插图大部分都收录在后来的修订版和新修版里，继续与金庸的文字互相辉映，共同走过这些年。



金庸的武侠小说从 1955 年连载到 1972 年，十多年里累积了数以千计的插图，开拓了不同市场的雏形。这些插图与后来出现的漫画都是以图像来表达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前者只为配合原著内容，后者则多有改编。



金庸武侠小说为漫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开拓了漫画市场。同时，漫画市场也借助金庸武侠小说而大放异彩。漫画家潘飞鹰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期间，将多部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成漫画。



另一位著名的香港漫画家白金龙，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素材，改编了漫画《天剑龙刀》（《倚天屠龙记》）、《宝鼎记》（《鹿鼎记》）等，并连载于黄玉郎发行的两份漫画报《生报》与《金报》上。



金庸武侠小说为漫画提供的素材，还与搞笑漫画结合成为不同类型的搞笑版金庸武侠漫画。上官小强的《寿星仔》与玉郎集团的“玉郎漫画”系列是佼佼者。



上官小强的《寿星仔》创作始于 1974 年，故事天马行空，充满神怪、科幻的元素，颇有现在所谓的穿越故事的影子。其中一节就是主角寿星仔回到宋代，结识了萧峰，从而走进了《天龙八部》的世界。可见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的漫画家已经用搞笑和穿越的方式来演绎金庸的武侠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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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版权限制，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金庸武侠小说的漫画采用了新的发展模式。漫画作者纷纷发挥拼贴才能，或直接改编但换个名字，或把金庸笔下的不同人物与武功放在同一个江湖里对战，将小说内容渐渐移植到漫画里。



谢志荣的《天龙记》故事出自《射雕英雄传》，只是人物名称以及武功的名字稍作改动，例如将“江南七怪”的柯镇恶改为凌镇恶、韩小莹改为余小莹等，但仍然沿用“江南七怪”的名号，还有“九阴白骨爪”等；上官小宝和黄国兴的《一代剑王》，同样将《笑傲江湖》里的人物角色稍作修改便移植过来；何日君的《神剑逍遥》则改编自《天龙八部》中段誉结识钟灵、木婉清的故事。



20 世纪 90 年代，金庸武侠小说的漫画改编经历了一段沉寂期。之后，新加坡黄展鸣画的《神雕侠侣》受到欢迎，让漫画家再次考虑改编金庸武侠漫画。香港的李志清以彩色水墨画将《射雕英雄传》带入另一个艺术境界，大受读者欢迎，从而掀起了改编金庸武侠漫画的又一个高潮。


作为漫画家的创作素材，金庸武侠小说被漫画家拼贴到各自的漫画中，使小说的武侠元素从单纯的文字向外延伸至图像，慢慢渗透至漫画市场，促进了漫画的发展。同时，小说也借助漫画扩大了读者群，开拓了新的阅读市场，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符号之一。



（二）影视改编



金庸武侠小说是早期的武侠电影和后来动作电影的重要题材之一，也是深为观众熟悉和欢迎的电影类型之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 40 年间，金庸武侠小说被不断改编成电影。



金庸武侠小说进入电影市场，让其笔下人物活现观众眼前，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吸引观众进入“活生生”的“江湖”。截至目前为止，除了《白马啸西风》与《越女剑》未被拍成电影外，其余的金庸武侠小说都曾经被拍成不同版本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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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在《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中认为：“1. 金庸小说博大精深，确实难改；2. 不同的改编者对金庸的小说有不同的‘读解方式’；3. 电影有自身的特点，不大可能与小说一一吻合，从语言文字到银幕图像，当然要重新设计；从洋洋百万言文字到一个多小时画面，亦须简练集中，是以非改不可；4. 若说小说通俗，电影—武侠电影—须比它更通俗、更适合观众的口味才成；5.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电影美学，如 90 年代的谐趣、视觉奇观化、情感开放、动作卡通化等等，就是较为普遍的电影规则，被大家所运用。”



因此，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改编出现了四种情况：“1. 有将其主干全都写出，以求其‘全’的，其失，在于粗疏简陋，如《新天龙八部》；2. 有将其主要情节加以凝练，以求其‘精’的，其失，在于格局太小，如《笑傲江湖》；3. 有将其一部分情节加以发展，以求其‘新’的，其失，在于化深刻为平面，如《新碧血剑》；4. 有依据某一点而全盘改装，以求其‘变’的，其失，在于化浑厚为浅直单薄，如《东方不败》。至于《风云再起》及《东成西就》，那就更是离经背道、胡编乱侃了。”



看来，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改编实在有点吃力不讨好，难怪乎只有约 40 部，无论发展和影响都较电视剧的改编逊色。



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改编远不及电视剧改编的影响深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市场接触面有限。电影只能接触“电影观众”，愿意买票看电影的人，其数量远不及留在家中看电视的人，尤其是免费电视剧的出现，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选择。

二是改编困难。电影的播放时间在两小时左右，而电视则可以连续剧的方式播放，即使每套剧集的播放时间长短不一，但肯定比电影多出许多。由于时间的限制，电影所能呈现的小说内容，远不及电视剧，因此，电视剧比电影更“原汁原味”。


1976 年 4 月 12 日，在佳艺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视”）播映的《射雕英雄传》是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部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由萧笙监制，白彪饰演郭靖，米雪饰演黄蓉。佳视的《射雕英雄传》每晚播出五集，每集 5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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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咏智指出：“香港佳艺电视台初成立时因属第三家无线频道，收视优势早被 TVB、丽的占走，始终陷苦战……白彪与米雪主演的《射雕英雄传》播映，竟然一路大红，最后得到百万观众收看。”



可见这部剧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因此佳视再接再厉，1976 年播映了另一套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神雕侠侣》。这与金庸在创立《明报》时为招徕读者而创作《神雕侠侣》有异曲同工之效。



唐杰认为金庸创作《神雕侠侣》是商业上的考虑，好让《射雕英雄传》的热潮可以延续，并且推动《明报》的发展，因此在《神雕侠侣》中沿用了大部分《射雕英雄传》的人物。金庸这一商业考虑相当正确，佳视《神雕侠侣》电视剧的商业考虑也同样相当正确。



佳视在 1976 年 7 月 5 日晚上开始放映《神雕侠侣》，是佳视的第二部金庸电视剧，也是香港的第二部金庸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仍然由萧笙监制，男主角杨过由罗乐林饰演，女主角小龙女由李通明饰演，是金庸武侠剧史上第一代杨过和小龙女。随后，佳视还制作了《碧血剑》（1977）、《雪山飞狐》（1977）和《鹿鼎记》（1977）三部金庸武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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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视开创了香港武侠剧的先河，是香港电视武侠剧的开山老祖， 也是金庸武侠剧的创始者。佳视制作的金庸武侠剧不但轰动一时，更掀起了武侠剧的热潮。可惜，由于佳视先天及后天的限制，不久便被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超越了。



面对佳视金庸武侠剧的热播， TVB 积极响应，于 1976 年制作了 TVB 的第一部金庸武侠剧——《书剑恩仇录》。这部剧由王天林监制，郑少秋和汪明荃等主演。郑少秋在这套剧里分别饰演陈家洛、乾隆和福康安三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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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书剑恩仇录》的原著中陈家洛和乾隆是亲兄弟，而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三人不但有着极紧密的亲戚关系，而且相貌酷似，因此，TVB 的第一部《书剑恩仇录》便由郑少秋一人来饰演这三个角色，其中不止一幕讲述陈家洛与乾隆会面，因此，饰演陈家洛的郑少秋，与饰演乾隆的郑少秋必须同场，而且还要对话。



“两位郑少秋”不但同时以正面面向屏幕前的观众，还出现“交叉走位”的画面。这个画面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技术，遂也成为经典的电视片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 世纪 70 年代， TVB 只购得《书剑恩仇录》和《倚天屠龙记》的改编版权。佳视倒闭后， TVB 不但购得佳视制作的五部金庸武侠剧，还购得其他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版权，遂开始了 TVB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金庸武侠剧热潮，包括梁家仁、汤镇业、黄日华等主演的《天龙八部》（1982），黄日华、翁美玲、苗侨伟等主演的《射雕英雄传》（1983），刘德华、陈玉莲等主演的《神雕侠侣》（1983），梁朝伟、刘德华等主演的《鹿鼎记》（198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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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港产金庸武侠剧成为高峰。同时，内地、台湾和新加坡也有将金庸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情况。但是，2000 年以后， TVB 制作的金庸武侠剧只有两部，分别是 2000 年播映的《碧血剑》和 2001 年播映的《倚天屠龙记》。相反，新加坡、台湾和内地则在 2000 年后分别制作了多部金庸电视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 TVB 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渐渐减少， 这显然是一个商业决定。作为一家商业机构，必须照顾不同口味、不同层面的观众。



邝健行在推测人们对武侠小说的兴趣似乎渐趋淡薄时，其中一种现象就是“电视台现在不常摄制以武侠为主题的片子和剧集……电视台都以赚钱为目的，所以随时留意和设法迎合社会群众的口味。大家喜爱什么，大量撰写制作；大家对什么厌倦了，撰写制作的数量相应删减。”



TVB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制作金庸武侠剧，不但数量多，而且间隔时间不远，往往一套刚播完不久，另一套便播映了。观众饶是金庸迷，也未必可以吃得消，从而产生厌倦，更何况电视观众不都是金庸迷，也不都是武侠剧迷，甚至也不是古装剧迷。



事实上， TVB 在 2001 年以后制作的剧集以时装剧为主，而古装剧（包括武侠剧）则相对减少了。TVB 时代的金庸武侠剧热潮结束，至于仍然能在 TVB 看到的新的金庸武侠剧，则主要是内地的制作了。


（三）舞台改编



有中国“武侠舞剧第一人”之誉的梁国城，在 2006 年至 2014 年之间，曾经四次将金庸武侠小说改编为舞剧，依次是：《笑傲江湖》《雪山飞狐》《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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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是梁国城首度将金庸武侠小说以舞剧形式搬上舞台，曾先后于香港及内地公演。



第二部改编的作品是《雪山飞狐》，于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金庸对梁国城改编的《雪山飞狐》相当赞许，并给予“编舞精彩，结构杰出”的评语。



梁国城第三次改编时，选了《神雕侠侣》。剧中采用了不少视觉技术表达《神雕侠侣》朦胧暧昧的状态，例如以缠上红布来代表杨过被斩断的手臂；尹志平奸污小龙女的一幕，则以两人在红纸里纠缠交错来表达。香港舞蹈团还为这出舞剧举办了一场座谈会，请来不同的舞蹈家、舞蹈评论家与文化人，探讨其中的文化意涵，间接提升了原著的艺术水准。



梁国城第四次改编的则是《射雕英雄传》，以诗意浪漫的舞蹈和创意的剧情结构，重构了原著中气势磅礡的江湖世界。



梁国城于 2009 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2008 年度最佳艺术家奖（舞蹈）”。当被问及舞剧受欢迎的原因时，梁国城指出：“舞剧所带出的‘情义’，就是掀动观众心弦的秘诀。金庸笔下描写的人性关系，只有在香港这个地方才能最丰富地表现出来。”



并一再强调香港特色的重要，希望在创作的舞蹈中，能够令观众感受到香港人的共同语言。可见他希望通过舞蹈改编，努力促进金庸武侠小说与香港本土文化的联系，同时为香港舞蹈团开拓更广阔的观众市场。



除了香港之外，内地和台湾亦有类似的改编。2007 年，深圳现代芭蕾舞团获得授权改编《神雕侠侣》，从杨过习武终南山开始，以十六年之约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束。全剧结合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武术、杂技等技艺特色演出，许多凌空飞舞打斗场面，演员都要吊着钢丝完成。



2011 年，由台北爱乐歌剧坊制作的武侠歌剧《倚天屠龙记》，以“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为故事骨干，导演郑智文和音乐总监邱君强将中国武术元素与西方歌剧艺术结合，让演员以“声音”来比武过招，配以具有张力、充满表现力的西方乐曲，例如以威尔第的《命运之力》来呈现张无忌与空性神僧的激烈对打，将普契尼《图兰朵》中象征坚毅、刚强的咏叹调用在冷酷、无情的灭绝师太身上，用多尼采蒂《唐·帕斯夸菜》中的四重唱来表现“正反两仪刀剑法”的无穷变化等，打造出令人惊奇的效果。



金庸武侠小说除了以歌舞剧的形式改编之外，还有传统戏曲及话剧的改编。



2001 年，由武汉市京剧团改编的《射雕英雄传》以郭靖、黄蓉二人的爱情为主线，加上郭靖、杨康的正邪矛盾交错推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剧团为了吸引青年观众，运用舞台特效：郭靖掌到之处，石头碎、大树倒、火光四射等；表现人物飞檐走壁、腾云驾雾的轻功时，也与传统京剧武戏不同，令观众眼花缭乱。金庸只象征性地收取一元人民币的版权费，显然是为《射雕英雄传》能改编成京剧而感到高兴。


同年，由香港京昆艺术协会制作、香港邓宛霞京昆剧团与湖北省京剧院联合演出的《神雕侠侣》，先后在武汉与香港上演。



全剧以“问世间情为何物”为主题，糅合京剧、昆曲和武侠，加上舞台设计以国画山水来表现武侠世界空灵、飘逸的意境，让观众于既古朴又清新的舞台风貌中，感受金庸笔下荡气回肠的故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更为该剧举办了一场座谈会，由饰演小龙女的邓宛霞主讲，让香港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认识京剧《神雕侠侣》。



香港话剧团早在 1989 年就由时任艺术总监的陈尹莹博士改编《笑傲江湖》，在当年的香港艺术节演出，获得了相当热烈的反响。



20 年后，再由陈博士在美国创立的美国长江剧团搬上纽约百老汇剧场，以独特的中、英文双语穿插演出，夹杂粤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并以多种族演员（包括 9 位华裔演员、6 位非洲裔演员、2 位白人演员及 1 位日本演员）的演出方式，挑战纽约剧场观众。



这次演出让《笑傲江湖》以话剧形式“冲向国际”，让身处美国的华人和美国人都能欣赏充满中国武侠特色的舞蹈和语言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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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鹿鼎记》在内地巡回演出，更远赴台湾公演。剧中没有任何特效，而是运用无厘头的流行文化手法，颠覆了原著的人物形象，如韦小宝只跟建宁公主谈恋爱、陈近南是大路痴、康熙成了满口粗话的热血青年……但这出剧却将民族国家的大主题融入剧中，在嬉笑之间传达原著的深意。


（四）游戏与实物



游戏与实物是指那些由金庸武侠小说衍生而来的产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桌游。所谓桌游，也就是卡牌游戏，具备“收藏”与“游戏”两种功能。由于以武侠为主题，因此内容以对战为主，包括人物、武功、器具、战略、技能等；又由于取材自金庸武侠小说，所以人物、器具等多有与金庸武侠小说相同的地方。



作为桌游的素材，金庸武侠小说的爱好者通过桌游扮演小说中的角色，用小说中的武功达成任务，甚至将不同小说中人物的武功来个高下之分，如以桌游《三国杀》为蓝本而制成的《金庸杀》桌游。



卡牌人物随意采用与金庸武侠小说有关的插图制成，没有统一设计。由于以《三国杀》为蓝本，《金庸杀》亦按照《三国杀》卡牌的规律，每张角色卡都有一种特殊技能，而技能的名称则与角色形象和性格相符合，如令狐冲嗜酒，技能就以“酒鬼”为名。这套桌游流行于内地及港、台、澳，尤以内地流行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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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收藏品。所谓收藏品，一般都是借金庸武侠小说的名气来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同时，收藏者则满足了他们收藏的欲望。这些收藏品有随产品赠送的，也有要消费者购买的。



例如，随方便面赠送的收藏卡、《笑傲江湖》漫画版造型人物卡、《天龙八部》联通车资卡和纪念卡组、《神雕侠侣》动画版贴纸和贴纸簿、《射雕英雄传》国际珍藏电话卡、漫画《神雕侠侣》年历卡等。



第三类是用品及玩具。这类产品林林总总，主要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武功器具等被挪用到不同产品上，从而吸引消费者。这类产品，兼有实用、玩乐和收藏三方面的功能。例如金庸人物抱枕、金庸人物系列办公室用品、漫画《天龙八部》纸巾、金庸书包、兵器等。



第四类则是电玩游戏。电玩游戏分两种，包括在线游戏（online game）和单机游戏。单机游戏是指玩家独立进行的计算机游戏，而在线游戏则是玩家通过网络与不同的玩家共同进行游戏。随着网络愈来愈普及，有些单机游戏也加插了多人联机对战等在线功能。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武功以及所塑造的江湖世界，为电玩游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间，让玩家可以随着电玩游戏化身小说人物“行走江湖”，例如《金庸群侠传 online》、《倚天屠龙记online》、《鹿鼎记 online》、《真·倚天屠龙记》（单机游戏）、《天龙八部》（单机游戏）等。



三、结语



从商业的角度看，流行文化也要讲求市场与盈利，才能让“文化”持续“流行”。金庸武侠小说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进一步走入流行文化的世界；通过与商业行为结合，为流行文化带来商机，彼此之间渐渐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



读者、电玩爱好者、漫画迷、影视迷等跨媒体的金庸武侠小说受众，都由原来的单一身份进而有了消费者、创作人、收藏家等多重身份，从而共同成为偌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市场的持份者。



这一众持份者为金庸武侠小说营造了符号价值，或者说是一种品牌效应。上述各例中，把金庸武侠小说的元素抽出，各种产品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然而，就是因为金庸武侠小说才为产品增添了本质以外的价值。



因为这个符号或品牌除了让拥有者拥有物品之外，还使其同时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虚荣”感。这种“虚荣”感促进了金庸武侠小说与流行文化的互动，从而产生出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带着金庸武侠小说元素的商品。



金庸武侠小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各种化身制作出的周边商品，具有“当企业所开发之核心商品本身无法满足消费者期望时，透过功能性周边商品的辅助”，能够“弥补核心商品的不足”的功能性。



在金庸武侠小说的品牌效应下，这些周边商品都注入了文化意涵而不同于一般商品。因此，商品的价值除了在交易层面的价钱外，还被提升到了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满足。



通过各方面的市场拓展，金庸武侠小说刺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行为，也促成了各种商业活动。金庸武侠小说早已从单一的“文字”符号，转化成不同的“文化”符号；在被构建成一种文化的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无形的“品牌”。



多年来，金庸武侠小说的各持份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看到的“金庸”与其他持份者互动，共同构成了独特而复杂的“金庸市场”，使金庸武侠小说以异于一般通俗小说作品的方式存在，并流行逾半个世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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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雷力（1971—），男，香港人，副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引文格式： 杨雷力 . 金庸武侠小说的市场拓展 .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5）：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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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鸽丨金庸小说的法文翻译与研究：法译金庸作品的文学定位与文化翻译再思考
原创 宋鸽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12-08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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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从 2004 年至今，共有四部金庸小说被译为法文出版，由于译者工作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各译本呈现出不同的翻译策略与特点。在金庸小说的法文学术研究方面，以汉学家左飞（ Nicolas Zufferey）最具影响力。金庸小说在法国译介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其“通俗小说”陈旧的文学定位，既不符合法国阅读市场的实际，也局限了金庸作品的文化翻译与阐释深度，其未来发展应考虑定位于“文学经典”，由文学、文化研究者引领“自上而下”的译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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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鸽（1986—），女，吉林长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俗文学及其海外传播。



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远布海外。相对于汉文化辐射下的亚洲地区，西方世界对金庸小说的译介起步较晚，跨语境传播中存在更多的文化差异。



国内学界关注并不断探讨金庸小说在西方的翻译情况与研究策略，以英译本为多，法译本尚未见相关研究。本文将全面梳理金庸小说的法译本及法国汉学相关研究，继而反思当前金庸小说法译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法国社会实际与武侠小说的文类特点，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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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庸小说的法文翻译



从 2004 年至今，共有四部金庸小说被译为法文陆续出版，出版社均为巴黎的友丰书店（ éditions You Feng Libraire & éditeur）。友丰书店创立于 1976 年，主要以中国文化文学为出版方向，经营者潘立辉祖籍潮州，是出生于柬埔寨的法籍华侨，曾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



根据《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的记述，潘立辉最初是因为不满意金庸小说的柬埔寨译本，特意去香港向金庸先生表达将其作品译为法文的意愿，并得到了金庸先生的支持。



友丰书店的长篇小说翻译多采用“连载”模式，按照时间顺序，金庸小说法译本的出版情况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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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健育与《射雕英雄传》：最初的尝试


2004 年 10 月，《射雕英雄传》法译本第一卷出版，包括小说前十一回的内容。首位译者王健育（ Wang Jiann-Yuh）1959 年生于台湾，自幼随父亲辗转各国，后定居巴黎，求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专注文学翻译之前，曾做过哲学教师和记者。



王健育 20 多岁开始读金庸小说，是金庸的忠实读者。他还译有《海上花列传》（1998）、《蒙娜丽莎的眼泪》（2002）等多部小说。据王健育称，目前，他所翻译的《鹿鼎记》正在等待出版。



整体上看，王健育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他的翻译文字流畅易读，特别是对“奇门遁甲”一类比较难译的中文词汇，能够为读者提供相对准确且形象易懂的解释，译者的哲学专业背景也对小说中很多抽象概念的法文表述颇有帮助。



在涉及中国历史人物、传统经典和文化专有词汇时，王健育倾向于采用拼音音译的方式，并在脚注中简要说明，如唐高祖李渊、源出《道德经》的引文、《三国演义》的典故等，这些文化承载词的“异化”翻译策略，能够较直观地保留尽量多的中国元素。



但是，由于翻译中使用的音译中文词较多，相关解释只在词语第一次出现时注释说明，书后又没有统一的词汇对照表，给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不便，如第二卷中“ kang”（炕）、“ qinna”（擒拿）等词，读者还要去翻查第一卷找相关解释。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出场人物众多，对非汉语文化圈的读者来说，辨识人名有些困难，译者在附录中整理列出了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号以及所属门派，此类附录能帮助读者梳理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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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射雕英雄传》法译本第一卷中省略和缩减的内容是比较合适的，如潘耀明所介绍的，王健育在听取法国朋友的阅读意见之后，删节了大约十分之一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以理解或感到累赘的文本 。



相对于法译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所获得的成功，第二卷（十二至四十回）却存在相当严重的删减问题，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影响了整部译作的质量。王健育本人也认为第二卷“删除过分” 。具体来说，缩减文本和略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保留主要情节，删除其中某些细节。如第十二回“亢龙有悔”，译者相当忠实地翻译了这章内容，只有个别细节删改，如其中略去了欧阳克调笑黄蓉的内容，此处删减也涉及难度较大的古诗翻译问题（注：引文中下划线部分为法译本删减内容，全文同） ：



黄蓉道：“当面撒谎！你有这许多女人陪你，还寂寞甚么？” 欧阳克张开折扇， 搧了两搧，双眼凝视着她，微笑吟道：“悠悠我心，岂无他人？唯君之故，沉吟至今！”黄蓉向他做个鬼脸，笑道：“我不用你讨好，更加不用你思念。”欧阳克见到她这般可喜模样，更是神魂飘荡，一时说不出话来。384


第二，对译文进行生硬拼剪。由于删减后的内容缺乏过渡，导致译文令人疑惑，从第二十回“窜改经文”中一例可以清晰看到：



郭靖走进船舱，舱门就在他身后关了，舱内却是无人。他正觉奇怪， 左边一扇小门忽地推开，欧阳锋叔侄走了进来。郭靖道：“周大哥呢？”欧阳锋反手关上小门，踏上两步，一伸手，已抓住了郭靖左腕脉门。这一抓快捷无比，郭靖又万料不到他竟会突然动武，登时腕上就如上了一道铁箍，动弹不得。欧阳克袖中铁扇伸出，抵在郭靖后心要穴。
郭靖登时胡涂了，呆在当地，不知他叔侄是何用意。……620-621


第三，将某段或某章情节内容简要概括。这种方法普遍散见于各章节中，如第十三回“五湖废人”中，完颜康落水被擒、闯入归云庄书房之后直至本回结尾的所有情节，全都只有内容梗概。



但删略过后，下一章的开头往往仍按照原文翻译，与前文没有衔接，使人很难读懂。小说后半部分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回的翻译中，除了“新盟旧约”和“铁枪庙中”两回的内容相对详细一些，其余篇幅均严重缩水，某些章回仅有四五页内容，甚至有的章回全部删去，如黄蓉和郭靖在铁掌峰寻找武穆遗书、黄蓉中毒、瑛姑与一灯大师等情节被悉数删掉，大结局第三十九、四十回“华山论剑”的内容均只字未提。



以上三种情况，第一种删减幅度较小，常是删除某些枝蔓描写，读者并不容易发现，也不影响阅读。但后两类删减常穿夹在正常直译中，造成行文的“断层”，这两类删减段落都呈现前后多空一行的特殊排版，读者很容易了解到此处有改编略译，并非是原文如此。



但这种删减不仅导致大量情节缺失，还使小说中众多人物形象和侠义精神难以重现。从法国销售《射雕英雄传》的电商网站的评论来看，不少读者对第二卷很不满意，认为“整段的缺失使得第二卷令人费解，甚至是荒唐的” 。



《射雕英雄传》第二卷的草率出版，前后两卷如此大的差异，令人感到费解和遗憾。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射雕英雄传》不能算作金庸小说的第一部法文全译本，但作为最初的尝试，它的开拓之功以及对后人翻译的启示，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谢卫东夫妇全译本：从《神雕侠侣》到《天龙八部》


首部法文全译本《神雕侠侣》出版时，已是《射雕英雄传》法译本问世的 8 年之后。这部译本由华裔物理学者谢卫东和其妻子 Nicole Tagnon 共同翻译完成。据《凤凰周刊》报道，Nicole Tagnon 女士最初因为电视剧《天龙八部》（英文字幕）喜欢上金庸小说，而谢卫东翻译《神雕侠侣》是受了太太的鼓励。



由于法语并不是谢卫东的母语，因此初译之后由 Tagnon 女士进行润色修改，目前两人已有《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两部译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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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译本相较，谢卫东夫妇的这两部译作在翻译策略上有所不同。法译本《神雕侠侣》中更为突出是直译，即忠实翻译金庸小说中的文字。但直译的行文对法语读者来说却是存在一定重复的，这是因为与中文常用的铺排、对仗等传统行文习惯不同，法文写作非常忌讳一个段落中有重复或同义的内容，这几乎是所有翻译中国传统小说的法译者所要面对的问题。



据谢卫东回忆，他在翻译《神雕侠侣》第一卷时曾在此问题上与妻子产生过分歧，他“辩解为此是中法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中国文学中讲究面面俱到的特征之一，且金庸文字的老到是得到国人异口同声称誉的，吾辈不可随心所欲” 。因此，《神雕侠侣》保持了统一的直译风格，但之后译者也有反思，认为这一坚持直译的选择多少使得译本在“以中国法语讲故事” 。



所以，在翻译《天龙八部》时，谢卫东夫妇在保持情节内容完整的前提下，优先遵从法语的表达习惯，在某些段落适当进行修改和语句重组，以求“更准确地传情达意” 。这些调整的确合理，使某些繁冗的内容在转换成法语后变得流畅易读——在翻译比武描写时尤为多见。试看《天龙八部》第十三回“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原文：便这么一分心，司马林已扑到离他身子尺许之处。青城派所用兵刃极短极小，厉害处全在近身肉搏。司马林这一扑近身，如果对手是别派人物，他可说已然胜了七八成，但诸保昆的武功与他一模一样，这便宜双方却是相等。烛光之下，旁观众人均感眼花缭乱，只见司马林和诸保昆二人出招都是快极，双手乱挥乱舞，只在双眼一眨的刹那之间，两人已拆了七八招，钢锥上戳下挑，小锤横敲竖打，二人均似发了狂一般。但两人招数练得熟极，对方攻击到来，自然而然的挡格还招。两人一师所授，招数法门殊无二致，司马林年轻力壮，诸保昆经验较富。顷刻间数十招过去，旁观众人但听得叮叮当当的兵刃撞击之声，两人如何进攻守御，已全然瞧不出来。

译文：只这一刻没注意，司马林打破了他的防御。由于使用小尺寸武器，青城派需要肉搏。如果对战其他派别的敌人，司马林优势明显，但诸保昆有同样的技术，事情就平等了。他们换招极快，以致人们无法分辨他们的动作，甚至外行旁观下来眼花缭乱。只听叮叮当当，兵器相撞；只见两人一会是两个身影，一会又融为一体。


很多此类的翻译段落中都能看到两位译者在寻求“忠实原文”与“法语阅读感受”之间的平衡作出的努力和斟酌，这使得人物繁多的金庸小说中很多非重要角色的言行不会被无视或删减，描写主角的细枝末节也不会被悉数直译成法文。



谢卫东曾指出，虽然优先考虑法文表达习惯，“但在成语、谚语、俗语的翻译中又坚持中国特色（如有必要再加注释），以期让法语读者更多地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



文化翻译是各国译者在翻译金庸小说时普遍遇到的难题，以谢译《天龙八部》第十二回“从此醉”为例，此回中解释性脚注多达 13 处，如段誉为王夫人解说四盆茶花的情节涉及诸多中国文学历史内容，译者在脚注中详细说明了“风尘三侠” ——李靖、虬髯客、红拂女；针对形容“落地秀才”的“半瓶醋”，译者解释道：“醋象征着嫉妒，而半瓶醋当我们摇它的时候会发出声响，这符合一个妒忌者总爱发出抱怨。” 78



在段誉自想“段誉种花，焉知非福”处，译者说明这是暗示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并简要解释了含义。81 此外，招式的翻译也是难题之一，谢卫东注意与王健育译本保持一致，如最具代表性的“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等，均与《射雕英雄传》法译本一致，这样更有利于读者熟悉金庸构建的江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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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东夫妇的译本在目录、附录等方面也有所完善。以《天龙八部》法译本为例，分卷中有目录，书中附有多幅插图，大多是中国古代名画，其内容与《天龙八部》所涉时代背景相关，如沈周人物图的选取是因为编辑认为其中人物与丐帮形象相似；采用金农的《采菱图》则是由于段誉、阿朱等人泛舟太湖类似画中情景等。



此外，书后有主要人物简介和一张中文特殊词汇表，中文词汇用拼音写成，主要涉及称谓语（如师父、师叔、师伯）、计量单位（如丈、斤、两、更）、传统文化（如易经、八卦、阴阳、内功、推拿）等。



（三）《侠客行》：首部非华裔译者翻译的金庸小说



2017 年，由 Philippe Denizet 翻译的《侠客行》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作为首位翻译金庸小说的非华裔法国译者， Denizet 从 1994 年至今还翻译了另外 5 部中文小说，均为友丰书店出版，以近现代中短篇作品为主，如巴金的《龙虎狗》（2002）、吕幼安的《我没有错》（2004）、黄蓓佳的《这一瞬间如此辉煌》（2005）。



整体说来，《侠客行》的翻译相当忠实于原文，极少有删减。虽然偏向于直译，但是很多中文的习语和成语能恰当转换成法文中对应的固定表达，译文风格明白流畅、通俗易读。与前文中几位以中文为母语的华裔译者相比， Denizet在翻译《侠客行》时表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相比起遵守标准、统一的音译规则， Denizet 更侧重于普通法国读者的实际阅读情况。具体来说，《侠客行》之前的金庸译本，音译部分都是统一遵循汉语拼音规则。Denizet 原创了一套音译拼写体系，用于转写小说中的人名和概念，如石破天写为“ Sheu P’o-t’ien”，侍剑写为“ Cheu-ty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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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译本引言中他曾专门解释，这是为了使那些不熟悉汉语拼音拼读方法的普通法国读者尽可能拼读出更为接近的中文发音。x-xi 这一做法是富有启发性的，它跳出了熟悉拼音的华裔读者和法国读者（绝大多数是汉语学习者或研究者）的小众圈子，而去关照更多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



因为绝大多数法国人是按照法语发音规则来念中文拼音的，他们的发音经常与中文读音大相径庭。但从文本阅读的角度出发，转写方式不统一会导致同一武侠世界设定中的人物、门派、武功招数等对应混乱。因此，译者在附录中对小说涉及的人物、地名、武器等，整理罗列出了法语音译／译名、中文、拼音这三种对应形式。



第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Denizet 在翻译某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时，比华裔译者更注重直观的解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解释《侠客行》中的奇经八脉和中医穴位。在小说的第三回和第二十回中有大量的相关描写，如石破天修习内功的整个过程，对于法国读者来说相当晦涩难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阐明其原理非常重要。相较于王健育与谢氏夫妇， Denizet 对此类内容着力甚深，不仅全部直译说明经脉与穴位名称，还在脚注中解释某些重要穴位，如“至阳穴：位于第七胸椎，属于督脉”898。



此外，译者在附录中用 5 页的篇幅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并引用葛兰言（ Marcel Granet）、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等法国汉学家的研究，为读者介绍了基于道家理论的“阴阳”、“魂、魄、气”与“精、气、神”等概念，从而解释《侠客行》中“内功”带来的超自然力量，它与“气”一样可以由意念引导游走于“奇经八脉”。944-948



Denizet 的介绍简明扼要，点到即止，意在使读者大体理解小说中“内功修炼”的复杂过程，为此， Denizet 不仅查阅参考了相关汉学研究资料，从引言中的致谢来看，他还特地向太极师傅和具有中医知识的法国针灸师请教。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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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非中文母语的译者，小说中个别古籍内容仍不免存在错漏，如将“新唐书承干传云……”译为“在《新唐书》中，承干记载道……”879。但整体上来说， Denizet 在翻译过程中很注重细节，对《侠客行》中的诗歌及其注解、佛教观念等相关内容附有不少注释，在书后附录中甚至还图解说明了小说中的常见兵器，译者的一系列努力使得这部富于谜题与佛学意味的《侠客行》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二、金庸小说的法文研究



目前，金庸小说研究在法国学术界还未得到充分开展。在法国，博士论文是研究的风向标之一，然而查询官方数据库可知（截至 2020 年 5 月），尚未有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法语博士论文。



而著作方面，金庸小说主要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总论中被提及。巴黎第三大学张寅德教授 2003 年出版的《20 世纪的中国小说世界：现代性与认同》，是首部以法文出版的深入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专著，其中《金庸与无国界的骑士》一节，将在香港写作的金庸视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认为金庸复兴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体，在创作中引入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模糊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限。



此外，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仅有一部 Zhao Zhuanghong 的《佛教与文学：金庸小说中的和尚》（ Bouddhisme et littérature : Les moines dans le roman de Jin Yong），由友丰书店于 2014 年出版。



从已发表的法文学术论文来看，最为活跃的学者是瑞士汉学家左飞（ Nicolas Zufferey），从 2007 年至今，他陆续发表了四篇研究金庸小说的论文。



在最早的《从孔夫子到小说家金庸》 一文中，作为儒学研究者的左飞将金庸视为传统儒家，他将鲁迅和金庸进行对比，认为其“分别代表了现代性与传统性、革命性与延续性，以及或许，反儒家与儒家”，左飞认为武侠小说的核心是“孝”，而这与儒家道德是完美契合的，很多武侠文学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复仇主题的变形，它通常针对的是杀父仇人或杀主仇人（主人意味着精神上的父亲）。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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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980 年代初金庸小说在内地的风靡，左飞侧重于社会政治的因素：一方面，他认为武侠小说的很多精神内核符合民族主义情感，也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左飞提出金庸与琼瑶的同时流行，对立于当时政治语境下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大众对所谓的“通俗”文学的极大热情，反映出他们对文学中沉重政治话题的审美疲劳。



显然，这一出发点在海外汉学家那里比较常见——从政治语境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但相对的，左飞忽略了中国通俗文学自身的传统、发展与延续，以及在金庸作品风靡之前内地“大众文艺”在很长时间里相对缺失的历史语境。



左飞对于金庸小说中“孝”和父亲角色的关注，延续到他的另一篇论文《金庸笔下的父亲形象与当代中国通俗文学》。左飞认为，“孝”曾是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界之一，纯文学试图打破以“孝”为象征的父权等级制度，而很多通俗文学作品却在捍卫“孝”的价值。



在金庸的小说中，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常常是缺席的，但同时精神层面上“父亲”——武侠小说中常以“师父”替代——又无处不在。左飞结合文本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父子／师徒关系中复杂的责任与情感——基于儒家传统道德语境的孝、顺、忠。



他认为金庸小说中父亲形象具有介于缺席与权威、威严与卑劣之间的模糊性，或许正反映了一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左飞进一步讨论了女性主义和现代性在金庸小说中的表现，虽然金庸小说中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观点存在，但并没有质疑居于统治地位的父权体制的价值，而现代性主要在如《神雕侠侣》《鹿鼎记》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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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父权观念是否与题材有关，左飞将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进行对比，后者塑造的很多看似独立自由的现代女主人公，实际上依然受到传统父权的影响。左飞认为，金庸和亦舒的小说中都包含着保守与变革两个向度，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博弈。



左飞的另两篇论文分别是《当代中国金庸与历史小说的魅力》 和《当代武侠小说中的病态躯体：以金庸为例》 ，后者尤值得注意。身体的文化维度及其表现是法国人类学、文化研究及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左飞从这一角度考察了金庸小说对“病态躯体”的描写，强健的身躯在打斗中的优势，使其自然而然成了武侠小说中的重要呈现。



左飞认为相较于其他武侠作家，金庸在小说中对“身体”的描写更为丰富，尤其是刻画了很多“残躯” ——超自然的、丑陋的、滑稽的身体，展现出一种更丰富的“身体”视野。左飞主要对比了两部武侠小说——《寻秦记》与《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中金庸描写了大量的“病态躯体”，如岳不群、林平之、桃谷六仙等，身体上的丑陋甚至残缺并不影响武功高低，然而常常与心理反常、暴虐甚至愚笨联系在一起。



相较之下，小说主角几乎都是年轻的俊美的，可见身体之“美”具有道德的隐喻。《笑傲江湖》中对打斗与暴力所造成的疤痕与肢体残缺也有诸多描写，左飞认为这或许与 1960 年代西方暴力电影的兴起有关。此外，左飞还结合金庸小说中的“内功”，介绍了中医传统对“身体”的观照——生命力来自“气”在身体内部的流通，个体的身体比照着世界运转，二者相互关联、紧密共生。



左飞是少有的既从事传统汉代儒学思想研究，同时也对近代中国通俗文学感兴趣的汉学家，其研究思路正如他的论文题目——《以传统汉学研究方法来理解当代中国：以通俗文学为例》，从传统文化与思想出发恰是发现金庸小说价值的“金钥匙”。



法国学界较少深入研究金庸小说，主要原因并不是译作出版的不足，而是法国研究者的科研兴趣与法国文学传统下的审美倾向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武侠小说常被视为非现实的、英雄主义的，是中国特定时期的“畅销文学”。



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法国学者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是探讨当代中国人个体精神世界或政治变革的文本，而武侠小说更多被视为一种传统文学的延续，是中国古代侠义小说题材的复兴。华人世界乃至亚洲范围内对金庸小说的“追捧”，是建立在深层的汉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对这些作品进行文学、文化分析，要求研究者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有所理解，这其实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国学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三、法译金庸小说的文学定位与文化翻译再思考



总体来说，金庸小说翻译和研究在法国的推进是比较缓慢的。其作品的读者群主要集中于在法的亚裔读者（除华人之外，尤以东南亚亚裔居多），以及有中文学习或汉学研究背景的法国人。



从法国“亚马逊”网站上法译本《射雕英雄传》的评论来看，不少读者对译本的评价是基于对原著的了解，从而能够指出译本与原著之间的差距，甚至延续着代际间的家庭讲述，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金庸作品在亚裔族群中影响力的延续。然而在大众群体中，金庸小说的翻译“必须面对法国读者比较冷淡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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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中的翻译与传播，普遍存在大众阅读边缘化的困境，这种状况往往被归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文化差异。但对于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还存在文类翻译与文化翻译两方面的挑战。具体到金庸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其核心问题在于翻译中对金庸小说的“文学定位”与小说所承载的文化输出价值之间的不对等。



21 世纪以来，金庸小说已逐步进入经典阐释的新阶段。金庸作品对思想性和文化性的追求被广泛关注与解析。虽然是传统文类，但金庸在快意恩仇的情节模式中融入了现代精神，细腻刻画了人物的成长，完成了人性的观察与塑造，如汤哲声所说：“金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阐释人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中阐释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写人性的规范性的光彩和对人生规律性的思考，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更具有中国特色。”



国内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都曾持续关注金庸小说中浓厚的文化阐释色彩，结合儒家、佛学、道家、墨家等诸家思想挖掘金庸武侠小说的内涵。以此观之，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性的金庸小说，是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内核、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可行路径。鉴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金庸小说的外文译本对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及读者接受文化信息的有效性，始终备受关注。



然而在法国，无论是主流媒体赋予金庸“畅销／通俗小说家”的宣传标签，还是出版社对小说的翻译推介，乃至学界诸多的研究论述，基本都是在较为单一的“通俗文学”框架下进行的，这滞后于华语世界金庸研究的认知。



此外，当今大众文化层面的娱乐需求，已主要由金庸小说的衍生流行文化产品——影视、游戏、动漫等——来满足，虽然这些转化必然使原著文本的细节和深度受到损失，但它却是武侠文化在大众传播中最直观也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对于面临更多跨文化挑战的文学翻译来说，仍以 20 世纪金庸小说的存在状态来观照当今的文本传播，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在翻译与推广金庸小说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其文学定位和目标读者。译本在商业／学术、大众／精英之间的细化侧重，决定了文化翻译策略的倾向性和文化阐释的深度，以及读者对译本的关注与接受程度。在获得较多关注的金庸小说英译本方面，苏静、韩云波已注意到了文化定位和受众群体的问题 。



因此，从法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金庸武侠小说未来的翻译应考虑以“文学经典”为定位，以学术研究为译介基础，展开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推广。



首先，所谓“文学经典”的定位，不是出于对精英文学 / 大众文学的文学批判，而是在法译传播中强调金庸小说的经典性，而非流行性；强调文学思想性，而非消遣娱乐性。从读者层面来说，法国人较为普遍地保持着阅读习惯（尤其是纸质书），并且在阅读中重视诗性、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多元性。



2018 年获得良好反响的郝玉青（ Anna Holmwood）的英译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国出版商将其定位为奇幻文学，在市场宣传中比之为中国版《魔戒》和《权力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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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畅销书”的商业模式较难在法国复制，因为这些英语世界的畅销文学在法国并未现追捧热潮。在法国丰富的外国文学译著中，中国文学尚属于小众，但是法国重要的出版社，如伽利玛（ Gallimard）、美文（ Les Belles Lettres）、瑟伊（ Seuil）、菲利普 •毕基埃（ Philippe Picquier）等，都有专门的中国文学译丛，从古典名著到当代小说，所选作品皆注重文学性考量。通俗和娱乐并非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第一诉求，从这一点来说，强调金庸小说的深刻与严肃并不会令读者望而却步。



从武侠小说的文类特征来说，法国读者面临三道接受门槛：第一，不了解中国传统武侠文学的类型化特征，难以适应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与叙事节奏；第二，小说中包含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在社会风俗、日常器物、情感模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化异质性。在缺乏注解和阐释的情况下，这些文化差异会造成理解障碍；第三，难以在“江湖”中获得共情。



对于不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西方读者来说，常易将其视为奇幻文学，忽略文本中特定的中国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视野下的文化反思。加之武侠小说中推动角色行动的价值标准（如孝、忠、义等）多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格局中，这与注重个体独立的当代法国读者有着较远的心理距离。因此，需要在译本中加入对文类特征、文化背景、思想内涵等内容的辅助阅读。



其次，目前法译本的文学定位导致文化翻译部分的态度犹疑，文化阐释缺乏深度。从目前的四部译本来看，几位译者都能够忠于原著，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实现语言和文本层面较为流畅准确的翻译。



但最大的挑战在文化翻译层面，这里存在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华裔译者在保留小说某些重要文化概念的前提下，行文更倾向于“归化”，即翻译文本尽量贴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法国译者 Denizet，无论是原创更接近中文发音的拼读体系，还是系统详细地介绍道家思想与中医经脉理论，都更注重“异化”，即“偏离本国主流价值，保留语言与文化差异” 。



不同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文化身份译者的诉求：外来者渴望被更顺畅地理解和接受，接受方渴望尽可能观看原貌，展现虽晦涩难懂但保有源文化特点的内容。事实上，异化与归化仅指出了文化翻译策略的两端，从前文对法译文本的具体论述可以看到，四位译者均综合采用了这两种方法。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强调金庸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但其文化阐释却存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局限：广度上，为了尽可能使小说易读，译者不得不弱化某些文化符号，缩减注释文本的篇幅；深度上，尽管译者均以前言或附录的形式引入“武侠小说”“江湖”和相关历史背景等信息，但囿于译者的学术背景、篇幅限制等原因，只能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缺乏准确性和专业性，尤其是难以为读者点透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价值以及风靡亚洲的深层文化原因。



以《射雕英雄传》为例，如果不阐释郭靖的文化人格，那么普通法国读者容易将其视为一个憨钝正直但缺乏魅力的英雄主角。深入的文本解读或是小说导读，看似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心，实则能够提高文本理解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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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国汉学研究传统为金庸小说“自上而下”的译介提供了范式与可能。作为欧洲东方学和汉学研究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法国在学术传统上非常重视翻译以及译学理论，保留源文本中的异质性的观念较强。当今法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主流观念是避免对原文进行节译或大幅删改。不同于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对文学领域的有限探索，当代法国汉学研究已拓展至更多样的文学文本，其中传统俗文学尤其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汉学的原典翻译与学术研究往往是由学者同步完成的，如翻译了《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的雷威安（ André Lévy）、译有大量苏轼作品的宋代思想史学者费飏（ Stéphane Feuillas）、专注现当代华语文学翻译的何碧玉（ Isabelle Rabut），等等。



这些学者多任教于法国高校，在兼顾教学与科研之外，还为翻译投入大量精力。其译本（尤其是经典作品的翻译）在正文之前往往附有译者或其他知名学者撰写的长篇导论，从原著作者、体裁特点、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研究概况等方面帮助读者或研究者更有效地理解文本，正文中还会根据具体需要，佐以详细注释。这种“导读模式”尤其适用于金庸小说的法译本，出版社也可以考虑采用学者撰写导读、译者专攻翻译的模式。



此外，法国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从本科起接受的学术训练及科研风气的熏陶，在重培养原典阅读能力的同时，常以附录形式在硕博论文中进行相关文学文本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学科传统到后续人才，将金庸小说纳入法国现行的由学者主导、文学研究与翻译并重的译介框架中，都是规划其未来翻译发展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未来在法国翻译与传播的发展，应转变思路，以“文学经典”的新定位，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武侠文化交流会等活动，逐步形成学术讨论氛围，在科研论著的基础上，增强法译本中导言部分的文学／文化阐释深度，逐渐唤起更多法国读者对金庸小说的兴趣，最终真正理解中华思想与文学价值。



译者王健育似乎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于2019 年在巴黎创立民间文化学术机构“法国金庸学院”，希望能够募集资金来支持翻译团队和出版工作，并举办学术性活动，发展法国金庸研究。 尽管这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学的引入，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都要经历缓慢的接受过程，一如西方小说最初在中国的译介。



近十年来，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出现在巴黎书展和各类书店。作为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金庸小说的文学生命力深植于雅俗共赏的文化品味与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中，通过翻译可以进入更为多元的文学与文化讨论，在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会为金庸作品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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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拒见傅国涌(图)       

http://ent.sina.com.cn 2003年07月26日05:45 北京青年报
　　陶澜

金庸傅国涌
　　你说我“满纸谎言”，我说你“商人习气”，

　　传主和传记作者昨日同堂不相识

　　：金庸妙语

　　从作家的观点看，不改动我的原著的电视剧就是好的。当然并不表示不改动就好，但是不改动我就满意了。

　　很多观众喜欢原来的《射雕英雄传》，并不是本身好，而是自己看的时候心里印象很好，就好像段誉喜欢王语嫣，一半是喜欢，一半是自己把对方美化出来的。自己心里喜欢，就把对方美化了，并不是对方真正那样的美丽。

　　人生最理想的是得到专一的爱情，但是现实中专一的爱情很少、也比较困难，不专心的倒常常有。从道德考虑，把不专的心及时收回来，就好了。

　　坦白讲，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不太高的。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会讲故事，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动听，能吸引一些读者追下去看。

　　本报特派记者自杭州报道　“我们从来没有相见过，还是不破例了吧。”昨天下午四点半，参加金庸在杭州剧院演讲的一位记者告诉金庸，他最新的一本传记的作者傅国涌也在现场，问他是否愿意见个面时，金庸脱口而出这一番回答。这个回答，让不少听众感到遗憾。再问为什么年近八十了，还在各地飞来飞去，金庸干脆地用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八个字答复，全场近800名听众笑声四起。

　　在第五排就坐的傅国涌很平静，脸上没有一点变化。散场后，记者问到他的感受，他说，金庸在演讲时的一些表现，印证了他在书中分析的一些性格。

　　最新出版的《金庸传》，因为作者傅国涌在从未与金庸谋面的情况下，在书中提到金庸口才迟钝，作为报纸老板，他很“抠门”，商人式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等，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关于金庸的传记，他自己是否会写自传，也成为这两天在杭州采访的记者和众多“金迷”最多问到的问题之一。

　　金庸：不相信他人写的传记

　　79岁的金庸，7月23日晚上10点从香港飞抵杭州，便遭到来自北京、广州、上海以及杭州本地数十名记者的“围追”；有成都、西安的记者，昨天下了飞机，便直接赶到演讲现场。

　　金庸抵达杭州当晚，在杭州电视台的演播厅，接受了1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时，回答有没有必要看刚刚出版的《金庸传》的问题时说：“《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

　　有“金迷”通过网友也向金庸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有好几本《金庸传》，冷夏、沈西城写的，最近又出了一本，您是否看过？是否满意？写“传”是您授权给他们的吗？今后您是否出一本自传？

　　而金庸通过网络做出的回答是：“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绝非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说不认识。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而相当好看之人而已，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

　　金庸前晚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不会写自传，“写

　　了有什么用呢？毫无意义。也就是娱乐别人罢了，那不如写小说更能娱乐人。”金庸说他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愿意与大众分享。他认识的人很多，但也不方便公开谈论。

　　傅国涌：传记不用考虑传主的感受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读金庸小说的傅国涌，说自己不是“金庸迷”。他当初同意出版社写这本传记，是想通过这一个人经历的时间，折射出他经历的时代和中国近现代史，而不是写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一直对历史有兴趣，而且也一直在研究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和报业发展史。所以，我写金庸没有用文学而是用历史的笔法来写。”昨天下午见到傅国涌时，他向记者讲述了写这本传记的他的理解和想法。

　　在傅国涌看来，作为历史对象的金庸，活着或者故去，对他写传记的态度不会产生影响。“传记不是按照一个传主的意愿来写的；传记是要保持客观中立的，恰恰是因为我不认识金庸，反而更容易客观、中立；传记不是捧场的作品，而是要写一个人真实的人生，肯定要写负面的东西。我写《金庸传》与之前的传记不同就在于，不是把传主捧到神坛，而是请下神坛。”

　　为了写《金庸传》，傅国涌用了两年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写史就是要用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国涌认为金庸办《明报》而成为了历史人物。“如果要写的人是一个乡村的农民，我肯定要认识他才能写。但金庸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都是有记录的，有档案、史料、文章、作品、大量报道的记载。比如他创办《明报》到卖了《明报》那段时间，每一个足迹都有资料，报纸就是证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在书中，傅国涌运用的资料包括档案、文史资料、旧报刊，香港、台湾、大陆出版的有关金庸的书籍、金庸的作品等公开出版物。

　　傅国涌不同意金庸所说的互相不认识，不好写传记的说法。“不能说不认识一个人写的肯定就是不准确的。司马迁写的古人他都不认识，但还是被后人承认写的就是真实的项羽、刘邦、陈胜、吴广。”他所写的每一处，都有资料可寻；如果是一家之言，在书脚肯定有注解。

　　对金庸的道德评价，傅国涌说他并没有表达过个人主观的观点，都是通过可靠的资料客观描述的。狡诈、斤斤计较这些词在他的书中都没有，是读者自己总结出来的。“这本书不是金庸说站得住就站住了，他说站不住就倒掉了。是真实的还是谎话，看过的人自会有结论。而不是通过某些人的提问来否定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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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冰清丨镜，还是灯：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形象探究
原创 余冰清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2-01-19 08:26






摘要

女性群体形象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往往是以正面示人的，这与权欲熏心的负面男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作品中将拯救男性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认为美好的女性形象是烛照江湖的明灯。但通过对作品中男性与女性人物的比较，发现女性是男性映照自身的镜像，女性所具有的或阳刚或阴柔的品质，从未实现对男性的超越。金庸笔下的“情侠”，无论男女都倾向于回归个人的情感世界，而非成为舍己为人的不朽之侠。

作者简介：余冰清（1995—），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引文格式： 余冰清 . 镜，还是灯：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形象探究 .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38（5）：43-48.






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素来是英雄侠客柔情的寄托，装点了无数男性读者的武侠梦。金庸武侠小说对女性的描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深受读者喜爱。尽管如此，相较于男性人物在武侠小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言，女性角色的定位显得暧昧不明，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对人物形象的探究，应该立足于这一文类自身的特点。陈平原教授认为武侠小说的中心是“以武行侠” 76，由此可见“武”是手段，“侠”是目的；“侠”是驱使侠客行正义之事的道德感，“武”则是决定侠客行侠能否成功的能力。小说家一般认为“侠”的意义重于“武” 。“侠”的内涵相当丰富，可以分为“知”与“行”两个方面，如舍己为人、自尊自爱的思想觉悟；或是行惩恶扬善、守疆卫国等正义之举。一个侠客可以不具备高深的武功，但思想行为不能有违侠义之道。



当然，金庸小说中不乏如黄药师、谢烟客和杨过等特立独行的奇人异士，他们游走于正邪之间，无论是正还是邪，这些男性人物的行动和自身思想指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与之相反的是，哪怕是相当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总带有一种蒙昧的色彩。这不是因为她们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不如男性，而是由其自身价值观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如黄蓉和赵敏的智慧令男性敬佩甚至畏惧，但其人格是在被男主人公塑造之后才变得相对完整的。



有学者认为这类女性是被男性带入正轨的曾经的“脱轨者” ，事实上，她们的思想可能最终都没有步入“正轨”，即自发地渴望成为一名女侠，并自觉践行侠义之道。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防泄密而欲杀傻姑，但因郭靖的一个眼神，她才没有滥杀无辜，并不是因为她心中有侠道，而是不忍违备郭靖善良的本性，此时的黄蓉还带有三分邪气。



在《神雕侠侣》中，她尽管已经成为众人敬佩的女英雄，但其目光依旧聚焦于郭靖，心中满是说不尽的爱慕和眷恋。类似的还有赵敏，她为爱张无忌而背弃父兄，离家去国，由于作者预设的是民族主义立场，肯定了赵敏的“弃暗投明”；但对赵敏而言，她仅仅是为了爱情而已。她既不认为蒙古族对汉族暴虐的统治为“暗”，也不将以张无忌为首的反抗势力视为“明”。可以说，大到国家、民族立场，小到日常生活，女性都自觉地向男性靠拢，但其本人对男性价值观的认同与否并不重要。



《笑傲江湖》中的女性群体似乎是例外的。这一群体中既没有金书中常见的因爱情失落而作恶多端的魔女，也没有如黄蓉、赵敏那般思想蒙昧的女性，她们都是以知行合一的正面形象出现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将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如林保淳的《解构金庸》 ，张立杰、郑言的《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 。女性似乎成为江湖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足以照亮未来的路。



事实上，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林、张等学者都论证了《笑傲江湖》中的女性人物全部是正面形象，从而得出“女性是希望”的这一结论，但不严谨之处在于论者忽视了男主人公令狐冲，或者说忽略了武侠小说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特质，如果女性形象无法超越男主人公的正面意义，那么将女性视为希望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一、阳刚之镜：黑暗江湖中女性斗争的必要性



为什么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如此众多的迥异的女性群像，首先需要明确该小说所设定的独特的江湖环境。金庸在这部作品中放弃了“擅长的记人写史的叙事手法” ，没有渲染侠客行侠仗义、快意思仇的江湖环境。江湖不再作为朝廷的对立面而存在，不是以往侠客的江湖，而是政客驰骋的场域。



从这个意义来看，江湖即庙堂。左冷禅、任我行等人都有君临天下的野心与欲望，而不只是武功无敌于江湖。因此，这里的江湖环境看似远离朝堂纷争，但其自身环境却变得异常复杂和恶劣，整个江湖已被权力、欲望和野心所腐蚀，原本应当热衷于惩恶扬善的侠客变得沉默而低调。



如小说开篇即描写福威镖局惨遭青城派灭门事件，其根源在于余沧海觊觎林氏的“辟邪剑法”，而导火索则是林平之为维护江湖正义而误杀了青城派的恶徒这一事件。令狐冲为帮助仪琳逃离魔窟而遭到采花贼的暗算，侠之大者甫一出场便呈垂死之状，可见行侠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连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望族”也在故事的前半场中缺席，只是在后来自身受到威胁时才有所行动。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本来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空间，作者塑造的解危济困、重义轻生的侠客形象寄托了人们对正义公平的向往。当众多江湖人物不再行侠仗义，转为党同伐异的“政客”时，这就与“侠义”精神背道而驰；有威望的武林中人又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同样失去了侠之为侠的品质。此时，那些不受法律约束、身怀武功的江湖败类的所作所为便具有了巨大的破坏性，暴力横行，江湖成为弱肉强食的修罗场。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金庸所构筑的武侠社会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侠义准则，“其中的成员已深刻了解在此社会里如何生存与活动” 。而金庸却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江湖是一个“不讲法律，完全暴力来解决问题” 的社会，无疑，在《笑傲江湖》中，只是放大了这一残酷的事实而已。



在黑暗的江湖中，女性面对的不再是以拯救者姿态出现的男性侠客，而是遍布于江湖的“野心家”和“伪君子”。于是，作家将女性设置为与反面男性相对立的正面群体，女性性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代表了正义的象征。与正义方的男主人公令狐冲一道，站在了同一立场。



利欲熏心的左冷禅为称霸武林，合并了五岳剑派，并收买了泰山派，面对其种种暴行，衡山派掌门莫大选择了明哲保身，避其锋芒；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虚与委蛇，并筹划如何夺权，而由女性组成的恒山派则态度鲜明，坚决同左冷禅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宁中则与岳灵珊作为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的妻女，她们反对岳不群的妥协，并希望其能与左冷禅进行斗争，维护华山门派的独立与尊严。



正直刚烈的女性与卑鄙懦弱的男性形成了《笑傲江湖》中阴与阳对立的奇妙图景，作家如此刻意地将性别与道德挂钩，突出地表现了男性与女性割裂式的对立而不考虑故事的逻辑性与情节的合理性，显然是别有一番用意的。女性人物被定义为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被简化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符号。女性所代表的这种不畏强暴、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正是令狐冲所具备的。但令狐冲的性格也有缺陷，他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尽管对师父岳不群的所作所为不满，但又不敢进行任何反抗。此时，女性发出的反抗声音就显得尤为特殊而响亮。



中国古代以“天地君亲师”为人之五伦，当男主人公处于父权体系之中而无法公然忤逆“父亲”时，父系之外作为妻子的女性，却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妻子而言，一方面“夫—妻结合是统治者—臣民关系的一种隐喻” ，妻子由此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可支配权力，可以发出反对的声音；另一方面，“出嫁从夫”的男女从属关系，使得女性的价值附属于丈夫而不同于男性的“子”所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规劝是“贤妻”的行为与职责，不是女性的反叛。从这一角度来看，宁中则其实是代替令狐冲发声的。女性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其作用在于彰显勇于抗争的阳刚特质，以及发出限于其身份而只能规劝的反对声音，这并不能证明女性的主体意识更强。



由此可见，女侠的“侠”之特质不足以超越男主人公成为照耀黑暗的明灯，而“武”的缺乏，更是导致女性在行侠的道路上困难重重。无论小说家如何重视“侠”多于“武”，但不可否认“武侠小说很大成分是靠精彩的打斗场面来吸引读者的” 76，神奇幻想与文化底蕴兼具的武功描写，更是展现侠客魅力的重要因素。



书中的女性没有被赋予“独孤九剑”般高深的武功，看似颇费笔墨宣扬的“无双无对，宁氏一剑”也早被魔教所破。因此女性不仅无力行侠仗义，还被负面男性贬低为“性的对象”，有的女性还屡遭性暴力的威胁，仪琳、岳灵珊与宁中则等则是在令狐冲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的。


二、阴柔之镜：困于情感的女性与其斗争局限性



美丽的容颜是女性特质的外现形式，女性特质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与男性特质相配合才具有意义。如果某一女性不与任何男性产生情感联系，那她的女性特质就被淡化，表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如形貌举止都相当男性化的定逸师太。围绕在男主人公身边的女性们既有美丽的容颜，也有丰富的情感，她们与令狐冲有种种的情感联结，包括亲情与爱情。女性的温情抚慰了令狐冲在江湖上受到的创痛。



女性的多情也是男主人公镜像的另一面，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指出，男性文人自比于女性的书写是出于“阉割情结”，即将自我置于等待被男性取用的女性一样的贱位，期待君王的顾盼与采撷。 由于这种意识的存在，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书写意图变得复杂—通过女性表现男性的阴性一面。“阴性”不是特属于女性的特质，而是男女共有的。这种“阴性书写”在《笑傲江湖》中体现为将女性人物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两者形成互文。



陈岸峰对令狐冲身上的那种“魏晋风度”多加注目，尤其是在其好酒、善琴、个性狂放这一面上，认为这是令狐冲自由精神的体现。 但纵观全书则发现，任性不羁的令狐冲特别渴望回归华山派，渴求岳不群的认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只是礼教为政治家所利用，“老实人”觉得这是一种“亵渎”，才会貌似反对礼教。



因为作家对令狐冲的落拓狂放刻画较多，导致读者往往忽略其依赖性人格。这种依赖性人格是通过令狐冲的“重情”体现出来的。令狐冲对岳灵珊的痴情是毋庸置疑的，而他对岳不群怀有深厚的情感，并对其敬重有加也是事实，对岳不群扮演的“君子”角色也深信不疑。在令狐冲心中，岳不群就是正直的父亲。



有评论家认为“无父”的令狐冲是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家在其身上超越了“寻父”这一武侠母题 ，在武侠小说中，师徒关系几乎不逊色于父子关系，师徒伦理是不能僭越的，因此当令狐冲与岳不群进行斗争时，又体现出他的局限性和游离性的特点。



无论是宁中则、岳灵珊还是令狐冲等都反对岳不群的不义之举，他们的反对都是出于人道主义，从本能上排斥杀戮行为。但同时他们也为伦理关系所束缚，无法做到彻底反对，又由于个人情感的原因，始终不愿相信岳不群是江湖上人尽皆知的伪君子。“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 dependentbeing）” ，不仅女性从属于男性，令狐冲也宁愿“阉割”自由意志而维持与岳不群的关系。他们唯有在与岳不群建立的二人对应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对“从属”的执着是人格依赖的表现。



而“妻”与“子”的轻信，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被男性家长统治以获得庇护的依赖心理。正是这种价值导向与弱者心态使他们的反抗精神出现了裂隙，斗争的锋刃只能对外而不能向内。令狐冲始终无法完成“弑父”的使命，即使岳不群威胁到他的生命，他也没有产生动手杀他的念头，是仪琳替他除掉了岳不群。与令狐冲有师徒之实的任我行去世后，其女任盈盈继承了教主之位，从此消弭了江湖中的斗争。



就仪琳和任盈盈而言，女性似乎具有以柔克刚的能力，以自身阴性特质修正了江湖的恶劣风气。作家似乎认同马尔库塞的女性观念：“在根本意义上‘包容’着和平、快乐和结束暴力的希望。” 然而，武功低微的仪琳之所以能杀掉岳不群是因为运气和巧合因素使然。而任盈盈从未动过弑父的念头。岳灵珊和宁中则的死则证明了温情感化的失败。令狐冲无法理解宁中则自杀的原因，任盈盈则将之归为“嫁了这样卑鄙无耻的丈夫，若不杀他，只好自杀” 。金庸以不能用“现代人功利心代入武侠人物” 的观点来回应读者对宁中则之死的质疑。



事实上，以“功利心”来解释读者的疑问不够准确，现代读者惋惜的是宁中则对自己生命的轻视；而作家将宁中则自杀与史可法、文天祥的死相提并论，也不可信。任盈盈的答案已经透露出宁中则之死有殉葬意味，不过这种殉葬不是在封建礼教等外力压迫下的被动行为。岳不群编织的“利他”谎言，即光大华山派以慰先师之灵与保护华山门下弟子，以此欺骗宁中则，掩盖自我权欲的膨胀。



这谎言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和合”的代际关系 之上的，一旦其“利己”的真相被揭露，那么从属于岳不群的宁中则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存在，她生无可恋，便选择与正义和信仰一同死去，表现出她刚烈和血性的一面。岳灵珊被爱人所杀而毫无怨怼，则表现其情感的宽恕性。



与宁中则和岳灵珊的结局不同，令狐冲最终实现了“笑傲江湖”，但这一结局是作家的有意安排，而非通过人物自身的抗争取得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喜剧结尾中的悲剧性意味，如莫大在令狐冲与任盈盈的婚礼上奏出凄凉哀音，以及令狐冲的低落情绪。只有将女性视为男主人公之镜像，才能理解令狐冲的低落情绪从何而来。令狐冲对岳不群的不抵抗，流露出与宁中则、岳灵珊别无二致的忠诚性与宽恕性。他后来选择归隐山野，将自己完全融合于大自然之中，进入“一种个人不复存在” 的精神境界。后来，作家又增加了令狐冲对“涅槃”的思考，更明显地表现出令狐冲对自我意识和个人情感的放弃，又喻示了其精神和情感之死。



三、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有借“香草美人”的意象抒发情感、抨击时政的传统，这种传统最早或可追溯到《诗经》和屈原的《离骚》。男性文人借“香草美人”之口，可以表达怀才不遇的忧愁和不平，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或是通过“香草美人”的赴死明志，表达对黑暗现实的嘲弄，如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作者的书写无论是客观上为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至于背上诽谤君主的罪名；还是主观上对高高在上的天子深怀敬畏，不愿直言其非都是合情合理的。闻一多先生对这种书写传统一言以蔽之，即“男人说女人话”。这种写作增添了女性之柔美色彩，也更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美学法则。



《笑傲江湖》中刚柔并济的女性形象也具有类似性。首先，女性的刚直与侠气，冲淡了小说营造的黑暗绝望的氛围，女性的细腻多情又带来了一丝温馨的柔美。其次，女性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丰富了人性的内涵，尤其与令狐冲“重情义”而“轻生”的特点相呼应。最后，通俗文类出于接受美学的需要，往往要安排一个类似于喜剧的结局来收束全文，即女性为破灭的理想和感情殉葬，而男主人公却活下来了。



金庸表示“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是想间接否定男性在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认为女性往往“专注于爱情与家庭”。 现代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认为这种被赞美的女性特质并非女性天生具有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金庸的女性观念比较传统，尽管他笔下的侠女很少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能够更充分地展现自我，但“雌伏”往往是她们最终的归宿，这固然是作家的“男权思想”作祟和对女性主义进行隐喻式的批判。



金书中的女性人物往往“侠气”不足，只专注于爱情而带有蒙昧色彩， 但专注于爱情同样是自我意识张扬的体现。金庸笔下的男侠并非为传统武侠小说中抽象化的“寄托芸芸众生被拯救意愿的文化符号” 81，而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个人”。金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除郭靖、胡斐之外，其余男性主角大多以归隐为归宿。他们曾凭借高超的武功行侠仗义，结果却发现个人在现实面前是那样的渺小无力，于是雄心锐减，热血渐消，不如携爱人远去。



在男性的思想转变中，女性也起到了或显或隐的作用。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女性在“侠”与“我”的纠结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出于种种原因，她们不关心男性所专注的侠义理想或权欲野心，她们关心的是“我”，这与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比如，深受小龙女与郭靖影响的杨过也曾在选择“为我”与“为侠”而摇摆不定，他在远离小龙女的十六年间已经成长为“神雕侠”，在他与小龙女重逢之后，还是选择了“绝迹江湖”。从中可以看出小龙女对杨过的影响显然要大于郭靖。重义轻生、舍己为人是侠客的高贵品质，其崇高性不言而喻。金庸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同样不看重性命，但他们看重的是情，行侠的理想终究抵不过一个纯粹的自我世界的诱惑。



尽管《笑傲江湖》中的女侠形象已经成为理想的化身，但在本质上依旧是男侠的镜像。“中国古典悲剧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悲剧人物被束缚在现存总体秩序的罗网中而无法游离，从而损失个体自主意识和对命运的反抗精神”。16



在《笑傲江湖》的虚构世界中，作家淡化了儒家封建思想和外界舆论的压力，肯定了令狐冲和宁中则的伦理道德。而令狐冲和宁中则反抗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的情感，当男主人公囿于情感而无法彻底地进行斗争时，作为男性镜像的女性注定走上一条更狭窄的路，二者均免不了超越自由的失败。 此时，女性“镜”的属性显现，终难成为烛照江湖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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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往前思索
原创 鲁滨 武侠茶馆 2022-01-19 18:00
　　时至今日，对一般人而言，金庸这座大山依旧是武侠小说代名词（有时候还能加上古龙，而梁羽生、司马翎、温瑞安和黄易已经鲜少被提及）。也因为金庸的缘故，所以居然还有一大票人认为武侠是十分畅销的书种。这就实在是相相当当离奇的误解。武侠作为主要娱乐媒介（亦即人人阅读武侠的时代）早已邈远，眼下任何一种娱乐型态，诸如电影、电视、电玩、在线游戏、智能型手机，随便一种都可以把武侠当场打趴（不信的话可以统计一下生活周遭的人有几个在这十年里读过武侠且除去金古以外他们还知晓哪些武侠书写者即可一目了然也）。尤其时至今日，西方的超能力英雄势力大力崛起，武侠更显立场尴尬，比起纯虚构性与想象力的制造，武侠着实无法如超人般天马行空天花乱坠，但在现实性基础却又比不上动作格斗类型（其实连功夫片都已有点让人无法取信的非日常味道了），不上不下着实麻烦。就算不跟其他非书籍形式的娱乐载体相比，放在小说出版的格局里来看，武侠也是趋向于小众，仅仅依靠着非常有限的阅读人口在艰难地支撑着。    当然了我这里说的所谓武侠属于小众的阅读范畴，指的是对“还在演化中的武侠”仍感到兴趣的数量。亦即相信武侠是有未来的一群读者，而不止是对过往的辉煌还有着兴高采烈的口吻（那已经不是进化，而是回忆与怀旧）。唯武侠因为金古的关系被误会已经“进化完成”，这就意味着只要读金古（甚至只要读金庸）就够了，其他就敬谢不敏（被打入统统写得不好或不够的冷宫）。然而，实际上真的如此吗？武侠是不是陷入漫长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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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武侠小说家奇鲁在《金庸接班人？》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论述到武侠衰微并不因为后来的武侠人写不好，而是因为武侠实在是愈写愈好，正因为太好了，所以反而不再有人阅读──他的一句“武侠写得这样的好，但有多少人看过？”我实心有戚戚焉。不可否认的是，金庸（再加上古龙）确实完成武侠小说此一文体的最高娱乐性，将阅读量一口气冲到爆表，那已经是最高峰了，接下来当然就是无止尽的下坡，最后剩下的或许就变成是哥伦比亚小说家贾西亚．马奎斯所说“要下去，或者争取明智地、尽量体面地下去”的收尾问题吧。    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娱乐性的完成，也就是说指金古的功绩（符合当时时代的供需关系）在于把武侠送进寻常百姓家（套用台湾作家林俊颖的说法），千门万户里都是金古二位的翔游独霸之姿，承载着成千上万的阅读与购买总量人口。他们（或最迟推到写《大唐双龙传》时期的黄易）把武侠小说最受欢迎的部分（包含家国天下、英雄情爱主题等等无一不是娱乐──所谓娱乐也就是满足读者们的“内在扮演欲望”）提炼精研完全，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他们拥有把故事“厉害地”说完的本事。至于是不是武侠最好的质地，可就未必了。    我诚挚地感谢此前诸位武侠人前辈费尽心思营造、接续着武侠的香火。没有他们当然就没有后续的来者。不过，我还是必须坚持自己对武侠的看法。是的，关于武侠自身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表现与思索载体其实还有更多的路径还没有推到极限。武侠人距离极限还很远，但却不得不因为书写者的别过头去、大众的遗忘而被放弃（或被迫放弃）。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比较是，武侠作为类型小说之一种，必须与读者订立契约式的默契，有些东西是不必也不能说破的，然而武侠是否仅仅只能停留于此呢？    当其他类型文学领域如推理小说被严肃文学领域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奥罕·帕慕克（《黑色之书》）、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或科奇幻文学被娥苏拉·勒瑰恩（《地海》六部曲）、吴明益（《复眼人》）等等假借去做更神奇的现代小说推演与进化时，武侠是不是还缓慢地眷恋着那个已然消逝的辉煌（市场的注目）恋恋不去？    仔细一想，武侠最近一次的大进化已经是十多年前（1999年）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连合四册为上下两册的十年纪念版都是2009年的事了），武侠是不是陷入漫长的停顿（并且极为接近台湾作家唐诺所说的尽头）呢？



武侠比你想象得更复杂更深奥



　　以身为武侠迷自豪的我，难免要这样想着：难道不能由武侠人自己来启动进行武侠下一轮关于认识人、世界的演化之路？难道武侠人都不愿意更认真、专注地去思索武侠的将来与种种艰难而尚未被前辈开垦过的艰难危险歧异小径？难道武侠人的眼界与手艺真的真的不如严肃文学书写者吗？难道我们真的甘愿被其他领域的人领先（比如说又再出现下一个张大春）而只能瞠乎其后、安慰自己反正那其实不是武侠就能了事吗？

　　武侠流俗且绝对盛行的那一面，已然达到巅峰。这无庸置疑。但武侠绝不止于如此。我坚信武侠人必须回转到武侠严肃且深奥的这一面来。米兰．昆德拉说小说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当然援用到武侠这边就是：武侠远比你（读者们啊）想象的复杂。我则稍微想加上一点变化：武侠可以比你想象得更复杂（甚至深奥）。我在这里要宣告的其实不过是：武侠并不如一般读者所预想的那样已经完成了。

　　相反的，它完全可以再更多再更好。武侠的演化之路其实还在延续着（譬如近几年来如台湾作家黄健、徐行、徐皓峰、慕容无言所写出的武侠现在式小说），它距离事物演化的右墙（唐诺引用古尔德《生命的壮阔》）其实比我们想象得更远，只是太多的人太急着赞叹金古所完成的娱乐极限，而拒绝往武侠极限这一边追问探询而来。    武侠作为娱乐载体的时代与生命力或许已经燃烧殆尽。但武侠的另一面，我是指它自身能够做到的（而其他娱乐或书写媒介做不到）的，则刚刚好得从现在才开始算起。我个人的看法，武侠此时此刻已然来到必须诚实地面对自身的演化史的绝对关键阶段（当然了这样子的演化对只贪求娱乐的大众来说是绝无兴趣乃至于是必必然失败的）。



金庸将江湖还原为人性的战场



　　侠的典型先是被武侠人前辈们建立起来，然后比较明白武侠进化的就自行拆解破除侠的华丽堂皇外壳，露出内里柔弱的人性。如此作法是甚有意义的，也让人对其后无尽期待。但似乎到这里为止。所谓这里也正是金庸停下来的地方－ 我以为金庸将江湖还原为人性的战场，让侠与邪恶在同一个场域竞赛。某些时刻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邪恶就要压过胜过正义的这一方了，当然那只是搔痒而已，他老早就设定好正义会被成全的。而邪恶始终是在外面的事，决计不在英雄人物的里面。换言之，金庸破解侠，但并不破解人。这自然是所谓类型小说的局限，你得让读者安全舒服地留在某个阅读状态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实际上那只是事物表面而简单的操作与灌输，无关于世界与人的复杂样貌）。所谓侠的破解其实也不过就是回到作为人的原点罢了（唯在武侠此一类型里如此已然是难能可贵的眼光）。追求侠义壮举的英雄终归是人终归是无可闪避地必须反转到属于人的这一边。所以，金庸停下来的地方，即是他完成侠的破解，尤其是滑头痞子韦小宝。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了。那么，人呢？根本的问题是，如果金庸如他自己所说写的是人，但人的破解又在哪里？比起去破解侠的英雄面貌，我觉得更艰难的部分还是使人的复杂性再露出更多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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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回到人以后呢？下一步呢？武侠书写却不再英勇地朝人的平庸性复杂性走去。武侠停止了。武侠硬生生地把踏出的步伐顿住，就那样悬在半空，不前不后狼狈得露出某种荒谬可笑的低鄙感。而具体来说，金庸小说（当我讨论金庸时，指的决计不是后来2002年的新修版，那简直是灾难，也正好完全暴露金庸这位大前辈过度被神话，其实他根本没那么好的事实）停顿的地方是哪里呢？    比如《笑傲江湖》吧，在尾声处的大决战，东方不败（被金庸下令自宫的十足妖魔化之人）之死，他其实并不死于令狐冲等人的团结力量，而是杨莲亭被任盈盈伤害，所以一急遂给了围攻者可趁之机（是啊，恶如此恶，所以侠当然可以人人得而诛之群起围攻啊不是吗），另外还有其实不比东方不败好多少（甚至更坏）的任我行（但因为她是任盈盈之父，所以令狐这位老兄也就有点迟疑但到底还是接受了，一如他对岳不群的态度），他在即将大手笔血洗武林之际病死了（因吸星、长期的牢狱禁锢之损伤而死）；或者看看《连城诀》吧，最后恶人（真的是一群疯子）都是怎么死的，他们之死可不是狄云堂堂正正地面对他那些实在可怕的师父师伯，而是藏宝的人在宝藏上涂了毒药乃集体疯狂至死──    是的，金庸让我们一再认识恶（但其实来来去去也就是那几种），他对邪恶的沉浸以及描写得栩栩如生（这大概跟金庸办出《明报》也有些关连吧），让我们目击恶如何席卷江湖一统天下而造成腥风血雨恐怖场景。《飞狐外传》里什么最惊人呢？一如《连城诀》，还是那些精于心计与毒害（匪夷所思的下毒方法）的人最惊人啊。那么侠作为善与正义的这一边到底做了什么？好像没有。金庸并没有告诉我们再更多了。他只是让郭靖、狄云、张无忌、韦小宝这样的人自自然然地维持好人的样貌，就连应该要走上偏锋的杨过，路一转又回到正道上，给他安了个“狂”名号也就了事。好像他们活在一巨大歪斜的环境里也决计不会动摇他们善良的状态？于是善良就是本质了吗？善良真的是英雄的本质？善良是那么轻易就能维持住的无须深想无须日以继夜坚守的东西吗？



武侠的未来得从那一刀落下以后开始叙述



　　以我自己的语汇来说，金大侠实在是聪明得有点滑头。明明代表善良的侠这一方是无力的，彷佛他们都只能等到天理昭彰的那一刻（也就是金庸安排的快乐结局），而且通常还是恶击倒了恶。换句话说，善良并没有比邪恶更强大，正义的最终实行往往是邪恶之人的自乱阵脚、相互吞噬。正义的实践根本上与善良者无关。他只是在现场，继续他软弱无力的善良，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邪恶吞食邪恶。不过如此而已。但金庸就是有本事让读者吃下善良者只要无思无想地过下去恶就会自行毁灭的这一套（或者说迎合读者们其实打从心底想要单纯而片面地相信自己是好人这一边的意愿），压根不用去想一个镇日活在各种悲惨消息（也许还是有欢乐的）的人如何维持纯真如何能够不歪斜呢的真切灵魂问题。    金庸小说里的武侠其实说得明白些是教我们认识恶，但不认识善。他没有对善着墨琢磨更多，也没有说及坚持善日复一日去除自己内在邪恶欲望的坚定是多么艰难痛苦而近乎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唐诺说得对极了：“……我们对恶还算熟悉，也还算知道如何每天和它周旋、忍受它并阻绝它的破坏力量；真正深不可测的是善，人相处时日不足理解不足的是善，我们真正承受不住、这个世界装不下去的可能也是善。”是了，其实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确对善（正义实践的真实核心）失去了想象力，而对恶的魅力总是如此如此地如饥似渴啊。    而我总是在想我们这一代的武侠人应该要把《雪山飞狐》停在到底要不要落下（to be or not to be？）的那一刀延续下去。我相信武侠未来的生涯得从那一刀落下以后开始叙述起。也就是说，并不从此前种种讲到那将落未落的那一刀，我们一开头要写的已经是胡斐选择把那一刀落下，让他结果苗人凤，但自己心爱的女人苗若兰从此不能原谅他，而胡斐又如何能宽恕为了存活见所爱之人的自己呢（噫，这多么像《金钢狼：武士之战》的设定：金钢狼必须面对杀死心爱之人琴的自己）──于是，胡斐非得迈上更残酷凶恶的自我地狱状态。小说如果从这里开始，又如何呢？接下来，当然是扎扎实实的、让人更为复杂的长期认识之路吧。



--作者：鲁滨

（海宁名人文化研究院）

作者言：

　　本人属于文化自觉性较强的人，平常非常注意有意识地填补各项知识空白，不断提高自身人文素养，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自认具备三项优点：一、不怕吃苦；二、精力旺盛；三、求知欲旺盛。我的座右铭是：努力把知识转化为常识！希望以文会友，在交流中擦出各自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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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定，史晓虹丨韩倚松 ：“金庸小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潮流之一”
原创 朱全定，史晓虹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11-14 09:09
韩倚 ：“金庸小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潮流之


韩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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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1957—），男，美国普林斯顿人，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东 亚 系， 博 士， 现 任 西 雅 图 华 盛 顿 大 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海外著名汉学家，其研究 领 域 为 中 国 近 现 代 通 俗 小 说， 尤 其 擅 长 中国 武 侠 小 说， 并 对 视 觉 文 化、 大 众 文 化 等 研究 领 域 多 有 涉 猎。著 有 The Unworthy Scholar from Pingjiang（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 等， 在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T ’oung Pao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亚洲语言文学系做访问学者。11 月 26 日，该系的韩倚松教授为华盛顿州孔子学院做了一场纪念金庸先生的讲座。就此讲座，笔者对韩教授进行了访谈。


朱全定（以下简称“朱”） ：韩老师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中国文化、通俗小说的？



韩倚松（以下简称“韩”）：我在普林斯顿上大学的时候主修欧洲历史文学，也上过一两门有关东亚历史文化的课，那时认识了几位华人同学，其中有一位来自香港，他练习太极拳，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中华武术有些了解。那时候李小龙的电影十分流行，同学练的太极拳和李小龙的截拳道，激发了我对武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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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香港同学还爱读武侠小说，喜欢看金庸作品。尽管我没学过中文，没办法看，但是知道了这方面的讯息，激发了我对中文的好奇心。学中文是后来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我原不想读研究生就去工作。



工作后，我开始读一些中国历史书、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越读越觉得有意思。我对语言也很感兴趣，觉得中文跟我学过的几种欧洲语言好像区别很大，应该学一学，开开眼界。当时我在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州）工作，这里有世界顶尖学府—美国常春藤名校 Dartmouth（达特茅斯）学院。



当时，社区居民（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可以免费旁听语言课，很多人去旁听意大利语、法语之类。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也已经 10 年了，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学习一下，于是开始旁听中文课。



其中有一节课是早上 8∶00 上课，8∶50 下课，下了课赶紧跑去上班（正好来得及），这样就学了一年多。20 世纪 80 年代，去台湾边学中文边教英文是很好的学语言的方式。上课时认识的几位本科生要去台湾进修语言，我也就辞了工作去台湾，在台湾的一所补习学校教美语，中文主要靠自学，后来也请了一位私人老师。



在教学时，偶尔会问学生爱看什么书，很多人说最好看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推荐我也看看。我中文阅读能力有限，像《神雕侠侣》《笑傲江湖》之类的巨著，他们怕我阅读会有困难，建议我从篇幅比较短的《连城诀》开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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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读起来真是觉得特别困难，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每读一两句就打开词典，查偏旁部首，看得又费脑子又很慢，不像现在有电子词典这么方便。后来觉得这种方法太笨了，开始硬着头皮读下去，懂多少就是多少，结果越看越懂，越看越投入。可以说，我是通过看金庸小说学习中文，进而对华夏文化与通俗小说这个文学类型感兴趣的。



朱：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也继承、借鉴了旧派武侠小说大家的一些写作技巧，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郑证因，等等，这些前辈武侠小说家的作品至今依然非常受大众欢迎，甚至还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了银幕。在这些前辈武侠作家中，您为什么会对平江不肖生有所关注？



韩：从艺术这方面来讲，平江不肖生先生也不一定能算是最优秀的作家，但是他有代表性又有独特的风格，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通过平江不肖生先生的努力，现代武侠小说才有了出世的机会。



众所周知，侠义小说是写武写侠的，要是从很广泛的定义来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很古老的一种类型，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现代文学领域中的现象，也作为现代大众文化中的现象，应该承认平江不肖生先生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



作为旧派武侠小说的奠基人，他创作的最有名的武侠小说有《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部。作为通俗小说家，他的处女作也不是武侠小说，1916 年出版的《留东外史》开辟了中国留学生文学的传统，虽然有一些跟武侠有关的因素，但基本上应该算是社会小说或黑幕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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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技术这个角度来看，《留东外史》第一集在他的作品中写得比较出色，情节布局、人物创造、语言文笔都颇有成就；后来的作品，包括为现代武侠小说开路的《江湖奇侠传》等，写的感觉有点赶，内容虽然很有趣，但笔法不一定比早期的《留东外史》好。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平江不肖生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 2019 年要出一本书，讲的就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当中，侠客有了独立的地位，人物描写更加生动丰满。他在作品中也开始了江湖和武侠的结合，新派武侠小说家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借鉴。除此而外，他还有哪些特殊贡献呢？



韩：是的。以江湖门派斗争作小说情节的经纬，同时成为武侠小说题目焦点，也是不肖生先生的贡献之一。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塑造都是按照武林的不同门派进行设计，虽然是已有的材料，但是作为小说情节的重要元素，应该是从他的这些作品开始形成模式的。



朱：您认为旧派武侠小说与新派武侠小说之间的分界线上有没有一部明显的代表作？



韩：我觉得没有很明显的作品，难以划线。所谓的旧派与新派的区别，一般说民国时期出的属于旧派武侠小说，凡是战后在香港、台湾出的就算是新派武侠小说。文学史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以非文学的或文学文本以外的情况来说明和分析文学现象，用历史上、政治上的事件分析来作为理解文学的基础。



要是把这些历史上、政治上的情况搁在旁边，光看文本，我觉得梁羽生和金庸两位先生的早期作品跟解放前上海、天津出的武侠小说区别不是特别大，质量上虽然大有进步，但本质还是相同的，基本的面目和因素与所谓的旧派武侠小说没有什么迥然不同。要找跟前辈完全不同的，可能要等到古龙、温瑞安这些作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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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辈的武侠小说家，想法和文笔明显跟上一代不一样，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真正的新派武侠小说应该从这些作家说起。至于梁羽生和金庸两位，尤其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就算某些方面是在前辈作家已定下来的基础上发挥，也有他人做不到的新创造，尤其是情节的曲折、复杂和人物塑造的人性化三方面。



不肖生先生小说的人物塑造注重奇特、怪异；这种怪人在金庸先生写的江湖上当然也有，但金庸小说里的主角都是读者可以认同的、读者可以投入同情的人物。但这方面，金庸先生还是在旧派作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王度庐的武侠小说。王度庐先生一边写爱情小说，一边写武侠小说，他的武侠小说里面常常也会出现很有感情的人物。



朱：您是出于什么机缘去香港拜访的金庸先生？



韩：我（20 世纪）80 年代在台湾，偶尔去香港游玩。读博士期间，做研究要去香港找资料。1996 年我到香港，跟金庸先生见面是 1997 年。一到香港，开始我想跟他联系，但是没有人引荐，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我是美国来的博士生，做武侠小说研究，他们对我很客气，但是事情一直没办成。



后来，我认识了《香港经济日报》的记者李琪伟先生，他也练武功，知道我做这方面研究并希望能跟金先生见面，于是，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忙，与金先生约好见了一面。金先生对我很客气，帮了我很大的忙。



他那时候已经从《明报》退休了，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在《明报》工作的同事，让我在《明报》的资料库找资料，也让我在他自己的一个小型图书资料室找资料。我主要是想仔细了解金庸先生出书的情况，尤其是当年连载的那些小说、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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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最早的版本—没修订前的旧版金庸小说，金先生自己手里也不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不好找，金庸小说的连载版还有存留，但是为了了解当年的出版情况和小说潮流，我也想参考香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他的报纸副刊。大多数报纸副刊都连载小说，有武侠小说，也有其他类型的小说，连载小说是香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香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纸文献很多已经散佚。



大报一般都有缩微胶卷，只有大报才会有这种比较完整的资料，当年的小报，包括早期的《明报》，几乎没有人收藏，报社自己也没有留多少文献资料。香港地方小，气候潮湿，报社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存储一堆一堆的报纸，所以，有关五六十年代的报纸副刊很多都找不到，基本上没了，是有一些遗憾。



朱：您对金庸先生反复修改作品持什么态度？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作者的自由，他的作品他可以随意进行修改，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则认为第二次修改可以接受，第三次修改是多余的。您与金庸先生交流时，是否探讨过他的修改版？



韩：作家当然有权利修订自己的作品，学者有权利以修订过程作研究对象，读者和评论者也有权利对不同的版本有自己的看法。拙作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纸侠客：金庸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中，有一部分就涉及修改过程、修改版和原版、连载版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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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访金先生的时候，也略略谈到第二次修订的情况。他那时候刚开始考虑是否需要修改第三次，还没开始做。第三次修改的版本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全读过。金庸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那么高，我很佩服，他想改了再改，完全可以理解。作为读者，我读了第三次修改的《书剑恩仇录》之后，也能理解汤老师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看不出有再次修改的必要。



朱：您的《纸侠客：金庸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是研究金庸作品的一部专著，在这部书中，您对金庸作品经典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梳理与概括。那么，今天您认为金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韩：写这本专著时，还能感觉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热”的余波，还能听得见争论金庸小说的价值和位置之回响。现在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好像比较稳定。



但谈到某一个作家或某一种文学类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必须得先理解这部文学史是怎么写的，是以什么为标准，是探索些什么文学现象和因素。我们再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谁知道五十年后的文学史是以什么观念来编纂的。



金庸小说（应该）看成经典还是看成边缘现在很难判断，但至少得承认它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潮流之一。就现在的情况看，既然它已经算是当代中国文学成分的因素之一，那么金庸小说的地位这一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脱不了关系——中国文学或华夏文学跟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华夏文学走向世界的状况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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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学面对全世界读者群，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英文翻译版，现在金庸代表作《射雕英雄传》有了新出的英文版，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广大英文读者的欢迎。



朱：金庸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好多作品改编成影视剧，非常受大众欢迎，您认为这有助于金庸作品的经典化吗？



韩：影视剧跟经典化的关系很复杂。因为电视剧，尤其是中国内地拍的，就像张纪中拍的《射雕英雄传》，他们的整个画面和艺术感觉跟香港以前拍的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有大片的感觉。



回头看香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尤其是和内地拍的比较起来，现在看上去有点幼稚，这当然不代表内地和香港存在什么差异，而是代表视听文化的历史进步、技术和经济资源的差异。内地拍得很成功，但是拍成一部成功的电视剧，也不一定对文学经典化有贡献，说不定就把它更深刻地转入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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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程跟一般学者所指的经典化，或金庸先生自己心目中所期望的经典化，可能不是一回事。他曾经把他的作品版权一元卖给央视，他也意识到影视能对文学作品传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这么做当然也是一种宣传策略，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大侠一样的人。



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和职业生涯当中有这么一个矛盾，一边他想特别成功、特别流行、特别受大众欢迎，一边他也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被算是文学，想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一个一般武侠小说达不到的位置。电视剧拍得很成功，会加固、扩大金庸作品在流行文化中的威风，但是这种成功不一定有助于所谓经典化的过程。



朱：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可是葛浩文先生提出：美国人不怎么看重翻译的东西，对翻译始终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只看英美作品。您赞同他这种说法吗？


韩：我觉得他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美国大众不看翻译作品——当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金庸的作品无论在港台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非常受欢迎，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美国大众文化很不容易接受翻译的东西，例如香港的功夫影片、日本的漫画，也在视听文化范围之内，而不属于文学领域。说到精英文学，愿意看翻译作品的观众当然是有的，但可以说是小众的，不是大众的。



金庸作品的翻译本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比较难，文化差异是个问题。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大多数的美国读者会有些不熟悉。对于不熟悉的可能会觉得好奇、好玩，但不会像华人读者有那种基本认同的感觉。金庸作品在华人读者群中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只是把它看作是文学作品，而是认成自己的文化，就是这种 identification（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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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越南、韩国，金庸小说翻译本比较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与华夏文化有许多接近的地方，甚至他们的文化一部分从华夏文化中汲取过灵感和营养。但是，对于美国读者来说，金庸小说翻译得再好，感觉上还是一个来自异文化的作品。



朱：那么，要使英美读者接受金庸作品，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失为一种选择。2018 年 2月，在郝玉青的译本中，她处理中国人名很有特点，就像梅超风是 Cyclone Mei，陈玄风是Hurricane Chen，黄蓉是 Lotus Huang，她说翻译时她强调通顺易懂，希望能达到金庸和读者能够用英文谈话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样的译本您能接受吗？


韩：接受是可以接受。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深深植根于华夏文化、中国语言的，无法翻译，这种说法我不同意，金庸小说当然是可以翻译的，也值得翻译成外语。但是，翻译得再好（有些也是难以呈现的），金庸小说的美有一部分确实在于他的文笔，金庸小说的意义有一部分也在于他怎么继承并重新创造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和表达方法。



英文的语言传统和中文的语言传统不一样，英文的美和中文的美也有差异。但光说人名这个问题，我觉得郝玉青这么翻译也有道理，对读者有好处。因为美国人看中国小说，理解中文名字是一个问题，甚至于能分别或记清楚不同人物的姓名都会成问题。



有的学生在学习鲁迅小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时，抱怨名字听起来都一样，分不清楚，有的学生会把所有人物的名字写下来，希望可以记清楚谁是谁，所以用 Cyclone、 Hurricane，把他们的名字翻译成一个特殊的、很容易识别的意象，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样或多或少会失去文笔的美，失去中文的美，也免不了失去本名的美意，是一种简单化，就像 Lotus Huang，这种名称听起来有点卡通化、简单化。



朱：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译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您认为由谁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比较好？中国人，英美人士，还是中外合译？



韩：谈到中外合译，如果能做得好，可能是最理想的。这不光是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问题。以前像杨宪益、戴乃迭伉俪，我很佩服他们，不是一般人能够实现的协作。一般来说，要是一个人来翻译的话，我觉得母语的人作为译者比较好。



现在翻译华文文学的 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先生应该算是颇有成就，还有伦敦大学的 Julia Lovell（蓝诗玲）教授、杜克大学的 Carlos Rojas（罗鹏）教授等。葛浩文先生在翻译时深有感触，要跟读者沟通的话，必须要以读者本身的语言文化背景作工具。



在翻译作品时，我觉得过度加注释可能是比较无聊的方法。做翻译首先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针对的读者是谁。如果目标是让读者读的时候感到惬意快乐，看得快，看得舒服，最好不要加注释。



目标假如在于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异国文化，了解更多源语中独特的新鲜事物，这就要另当别论。不能以同样的翻译标准来达到不同的目的。针对一般读者的翻译，针对学者和希望了解不同文化的读者，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朱：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受益良多，期待着能尽早看到您的平江不肖生的专著出版。



引文格式：朱全定（采访），史晓虹（整理）：韩倚松：“金庸小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潮流之一”.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5）：2-6.

作者简介：朱全定（1971—），男，河南洛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大众文化与通俗小说；史晓虹（1968—），女，山西沁源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

笔者在访学和完成此文的过程中，得到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及其馆长沈志佳博士的大力协助，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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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健恩丨金庸小说 ：从文字到文创
原创 邱健恩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11-20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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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销售与推广模式总述六十多年来金庸小说如何一步一步发展为“金庸现象”，兼论其意义。简要言之，旧版金庸小说以“比快更快”的出版方式，“异国多边”“连环绵密”的连载方式，以及“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环环相扣”的衍生模式，在不同时代与地域抢占读者，从而建立起比小说更庞大的文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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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面世即掀起武侠小说热潮。六十多年来，因着金庸小说，以武侠为题的娱乐文化不绝于缕。然而，在以文字为先、其他载体为后的武侠娱乐事业中，不难发现，相对于其他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更受世人“欢迎”。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由金庸小说延展形成的娱乐文化市场，比其他武侠小说更为庞大。以往有关金庸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文本上面，诸如故事情节、人物个性、主题思想等，论者已经有了五花八门的看法与精辟独到的见解。



然而，作品好看不代表就会有大市场，金庸小说之所以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精彩外，还与金庸如何销售及推广其作品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本文另辟蹊径，探讨金庸小说的市场运作模式，从而了解这六十多年来金庸是如何“卖”小说的，以及金庸小说成功的原因。



笔者曾指出，金庸小说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个方式：自力轮回、他力转生。“自力轮回”是指金庸不断修订其小说，一方面让小说千锤百炼，另一方面，让小说以新面貌与新姿态接触不同年代的读者；“他力转生”则指金庸通过将小说文本不断转化为其他载体形式，从而可以接触文字以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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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会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两种发展方式下的金庸小说市场。不过，由于金庸小说有不同的版本，各个阶段的市场模式与参与建构市场的人也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将首先从旧版小说谈起。



一、旧版金庸小说的市场与市场运作模式



（一）“比快更快”的小说出版方式


旧版金庸小说指 1955 年至 1972 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报纸与杂志上发表以及之后出版的武侠小说。金庸小说的连载与出版原本只是简单遵从传统模式：先在报上连载，累积到若干篇时，再出版单行本。



不过，由于小说受欢迎，导致正版与盗版混杂，而又由于金庸在 1959年后创办了《明报》，在市场混乱与身份改变（由小说作家、报纸编辑变为办报人）的情况下，金庸小说的市场运作（销售）方式有了新的模式。


1.《明报》创刊以前



（1）“三育版”（正版）小说


1955 年 2 月 8 日，金庸在《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 ——从此以后，武侠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十个月后，《书剑恩仇录》还没有结束，金庸又在《香港商报》发表《碧血剑》：从 1956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共连载了 36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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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剑恩仇录》在 1956 年9 月 5 日才结束。也就是说，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金庸同时在创作两部小说。不独如此，金庸还同时修订《书剑恩仇录》，并把修订的文字配上插图，交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修订的工作包括重订章节与回目，并且稍稍修改了文字。



（2）盗版小说


除了正版外，市场上还有“盗版”，所谓“盗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正版出来后，用正版内容照相复制，再制版印刷成册，“正版”与“盗版”的内容完全一样，《书剑恩仇录》盗版书多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是经盗版商重排文字再印刷成书。重排依据的版本可以是报纸上的连载内容，也可以是正版单行本的连载内容。



像永明出版社的十册本《碧血剑》，前半部分据报纸连载内容重排，后半部分则依据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正版单行本的内容重排。



不过，由于“三育版”的单行本须经金庸修订，而修订需时，单行本往往在连载发表多个月后才出版，让当时的盗版商有机可乘：当连载的文字累积到若干数量时（通常约十天到两个星期），盗版商便依据报上的连载文字直接检字模重排，再配上插图，出版薄册的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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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是薄薄的一册，出版速度远比正版快。盗版的薄册有一个专用名称——“爬头本” ——抢在正版前头出版。“光明版”的《射雕英雄传》可以视作“爬头本”的代表。



关于“爬头本”的出版“周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中提到：



盗版翻印武侠小说的情况非常普遍。当年金庸每天写一千字，由于当时没有版权的意识与法例的保护，因此金庸的小说，每七天就被人结集盗版成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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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圭阳所说的“每七天就被人结集盗版成单行本出版”，是“爬头本”（参见图 1）最猖獗的时候。现存的“爬头本”《射雕英雄传》共有四种，分别是“光明版”“娱乐版”“侨发版”“宇光版”。



这四种“爬头本”都是 40 页以下的薄本，但不都是“每七天出一本”。像“光明版”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册共 40 页，收录了第一天到第二十六天的连载。“娱乐版”的《射雕英雄传》第五集，共 40 页，收录了第九十天到第一百零三天的连载（两个星期）。



张圭阳说的其实是指“宇光版”的《射雕英雄传》。这本书的出版情况与出版周期非常“特别”，经常改变：


第一，本书共 119 集，但不是 119 册。从第一集到第四十三集，都是一集 1 册。但从第四十四集开始，则每两集 1 册，如第四十四集的封面印着“第四十四集　第四十五集（合订本）”。因此，“宇光版”的 119 集《射雕英雄传》，其实只有 81 册。


第二，每册的页数并不一样，收录的连载内容也不稳定。如：第一集 36 页，收录第一天到第十九天的内容。第四十三集 20 页，收录了 10 天的内容。有趣的是，接下来的第四十四集与第四十五集的合订本，合共 20 页，也同样收录了 10 天的连载内容，并没有因为是“合集”而增加页数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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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各册合集，有 18 页的，有 16 页的（通常每 2 页相当于报纸上 1 天连载的内容），一直到第九十八、九十九集的合集开始，才每本 14 页，每本收录 7 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张圭阳所说的“每七天出一本”的情况，只有“宇光版”的第九十八到第一一七集，前后合共 10 册而已（第一一八与第一一九集的合集只有 8 页，收录最后 4 天的内容）。



“爬头本”的出现使金庸小说盗版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读者最先买到的竟然是盗版书。盗版猖獗轻则影响金庸正版小说销路，重则影响小说与作者的声名—由于“爬头本”只求快而不求准确，缺乏严谨校对的工序，错漏百出。金庸意识到，传统的“正版书”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遏止日趋严重的盗版风气，因此，他的小说的出版与市场运作必须求变。


金庸创办《明报》，也同时为其小说的出版模式迎来了转变契机。



2.《明报》创刊以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版权法还不够完备，知识产权尚未得到充分保障，以致盗版充斥市场。这个时候打击盗版，不能靠“律法”，只能靠“方法”。金庸用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又非常特别的方法，就是跟盗版商比“快”。



《射雕英雄传》之所以盗版横行，最大的原因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正版《射雕英雄传》，由于须经金庸稍作修订，排版与校对需时，以致让不讲质量的盗版商有机可乘。



盗版商抓住了读者想赶快看到金庸小说的心理（并非每位读者每天都能够买报纸来看），每两到三个星期便抢先出版小说单行本。所以，要解决“爬头本”的祸患，方法就是抢在“爬头本”之前出版更“爬头”的单行本。



（1）正版小说：普及本


从《神雕侠侣》开始，金庸请出版社“配合”，推出“普及本”（参见图 2）的正版金庸小说：每七天出版一本。而且，为了彻底杜绝盗版，金庸更重要的安排是：连载到第七天的当天，同时出版单行本。



也就是说，金庸除了把稿子交给报社，还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不是等到连载后再根据报上的文字来排版，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稿子，早已经排好版并把书印刷好，等到第七天时便将小说随报纸推向市场。如此一来，那些没有预先拿到稿子的盗版商只能根据报上的连载来排版，永远比不上正版的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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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明报》上连载的《神雕侠侣》每天约 1400 字，七天就是约 10000 字。以当时的版式计算，每页 15 行，每行 38 字，10000 字的内容，约可排 18 页。然而，18 页一本书略嫌单薄，因此， 必须想办法把本子变厚：



为了让读者买书时不会觉得小说过于“单薄”，普及版还收录了原刊载于报纸上的云君插图，在插图下以横排的模式再节录原文，一个星期七张图，每图一页，如此一来，普及本又多了七页。内页第一页有书名、作者名、集数、出版社（或发行公司）名称，以及一张图，其实就是标题页重排。背面第二页是广告，早期是《明报》的广告，后来是《武侠与历史》（也是明报刊物）的广告。然而，连正文、插图、封面内页在内，也只有二十七页而已，于是又加入空白页五页，合共三十二页拼成一册。《神雕侠侣》之后，金庸小说愈来愈受欢迎，这五页空白页，就变成了广告，推广金庸及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


（2）正版小说：合订本



除了普及本，还有合订本：



普及版每个星期出，每本港币三毛，以当时港人的消费能力来说，并非人人买得起。因此，金庸在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同时，又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厚本”，也就是合订本。这种版本结集普及本而成，每四本普及本结合为一册合订本，订价八角。邝拾记又称这种版本为“单行本”；在《倚天屠龙记》普及版的广告里，介绍《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时说“单行本业经出版发行……每册订价八角”。……


一般来说，每本单行本包含 4 集普及本的内容，但也有例外，如《笑傲江湖》没有出过普及本，所以不是结集普及本而来的。又如《白马啸西风》，普及本有 9 册，单行本有 2 册，第一集四回，第二集五回。



单行本与普及本一样，是为了对抗“爬头本”而出现的。前述普及本每七天一本，出版的那天与七天最后一天的连载同步。单行本也出版得很“快”，在每四本普及本最后一本出来后的两天到三天就出版。如《倚天屠龙记》的普及版第四十五集在 1962 年 5 月 15 日出版，第四十六集在 5 月 22 日出版，第四十七集在 5 月 29 日出版，第四十八集在 6 月 5 日出版，而结合第四十五到四十八集的单行本第十二集，则在 6 月 8 日出版。


至此，金庸小说的连载与出版，可以满足读者的三种需要，报纸可以供读者每天追看；想要累积到一定篇幅而一气呵成的，可以选“普及本”；至于合订本，由于属厚本，更便于收藏。


金庸小说这种一天、一周、一个月的出版方式，确实收到了功效，至少在此后的 10 年间（从1959 年到 1969 年），盗版几近绝迹。



（二）“异国多边”与“连环绵密”的小说连载方式


众所周知，金庸小说是先在报纸或杂志上连载，再出版书刊（单行本、普及本、合订本）。不过，到底如何连载、在哪儿连载，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了解。


第一，除了在香港的报纸连载外，金庸小说还同时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报纸上连载。1995 年，明河社在星马等地推出东南亚版《金庸作品集》（修订版）（以下简称“东南亚版”），在“东南亚版”的序文中，金庸忆述了旧版小说当年在东南亚连载的情况：



《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上连载不久，就引起泰国华人读者的注意，首先是在曼谷，有人在咖啡馆、茶棚和街头讲述《射雕》的故事，得到听众欢迎，有人剪了香港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印成小册子发售，销路居然很不错。……跟着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曼谷方面委托在香港的朋友每天早晨将报上连载的《射雕》内容用电报拍到曼谷去，作种种使用。……

后来曼谷的《星暹日报》、《世界日报》正式连续转载。《世界日报》总编辑饶迪华兄是我在重庆读书时的大学前辈同学，他安排付给转载稿酬，但要求提早几天寄稿，以便抢在其他华文报纸之前发表……

在与南洋文化界、新闻界的交往中，结识了《南洋商报》总编辑兼总经理施祖贤先生，他要求转载《神雕侠侣》，同样要求提早交稿，结果，新马两地的读者比香港《明报》的读者还更早一天读到《神雕》。因此《神雕》的首载地是新加坡而不是香港。

《神雕》写完后，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出版《新生日报》的梁润之先生和潘洁夫先生殷殷邀请，要求转载续写的《倚天屠龙记》。一来他们态度诚挚，二来中间有好友极力推介，于是《倚天》在《新生日报》连载。刊完后，此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侠客行》、《天龙八部》等又回到《南洋商报》刊载。……

这时候西贡、金边的报纸开始转载《笑傲江湖》，金边的版权是魏智勇先生接洽的，也包括了寮国报纸的转载……。《笑傲江湖》在西贡有一些轰动的效果，一时共有十三家华文报纸、两家法文报纸、几家越文报纸共同连载。……在古晋方面，通过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黄子平学兄的中介，我几部小说在当地《诗华日报》连载。


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东南亚报纸，至少有 6 种华文报纸，仍然可以看到当时连载的旧版金庸小说（共 9 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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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边”同时连载的方式，正好解释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由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迅速传遍华人社会，因为发展到后来，根本不是从香港传出去，而是多个地方同时刊载。



金庸看到自己的小说不独吸引香港读者，还广受海内外华人欢迎，因此，除了在现有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小说外，他也在海外办报，同时在报上连载小说。新加坡的《新明日报》就是他参与发起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明报》与新加坡的梁介福药业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意即“新加坡的《明报》”。《新明日报》先在新加坡正式面世，四月八日又在吉隆坡出版；最初两地使用同一版本，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各自排版印刷及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107

在“东南亚版”的序文中，金庸也这样说：



我们决定合办一份报纸，本来想叫《新加坡明报》和《马来西亚明报》，几番商议之后，我们接受李炯才先生（当时他任新加坡文化部部长）的建议，将这份报纸命名为《新明日报》，最初是在新加坡出版，后来星马分别独立，《新明日报》也分为星、马两版，梁润之先生担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兼社长，请香港《明报》的总编辑潘粤生先生去新加坡任总编辑。1

《新明日报》后来连载了旧版的《笑傲江湖》与《鹿鼎记》，1972 年以后，也连载修订版的金庸小说。



第二，金庸小说还用了“连环”的连载方式，这就要从《武侠与历史》这本杂志谈起了。吴贵龙说：



金庸为了增加报纸收入，又创办了《明报》附属刊物、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旬刊。8


现 在 看 到 的《 武 侠 与 历 史 》 第 二 期， 是 在1960 年 1 月 21 日出版。《武侠与历史》是十日刊，则第一期当在 1960 年 1 月 11 日前后出版。



众所周知，15 部金庸小说中，有两部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杂志上连载的， 一是《飞狐外传》，在金庸创办的武侠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上连载。二是《素心剑》（也就是《连城诀》），在《东南亚周刊》上连载（见图 3），而《东南亚周刊》则是随《明报》与《南洋商报》附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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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两部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杂志上连载”的说法其实不太严谨，因为，金庸部分小说如《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除了在《明报》上连载外，还会在《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而且几乎是同时间连载的， 只是《明报》每天连载，字数较少，《武侠与历史》每十天连载一次，字数较多。



这种“连环”连载与出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读者错过了每天出版的报纸，如果要看金庸小说，可以选择每七天出版的普及本，也可以选择每十天出版的《武侠与历史》，更可以选择每二十八天出版一册的合订本。



总括而言，在旧版的时代，金庸或主动或被动地建立了一套市场化的连载与出版方式：在东南亚，金庸小说在南洋多国的华文报纸上同时连载；而在香港，则通过“比快更快”的出版方式与“连环绵密”的连载方式，让小说能够有效地传播到读者跟前。加上盗版书的“助攻”，从而产生了第一波波澜壮阔的阅读效应



二、自力轮回、他力转生：文字与跨媒介下的金庸小说市场



金庸小说面世六十多年来，除了通过“自力轮回”方式多次修订小说，提升小说文学价值，并让不同的人对小说有更多的接触外，还使用“他力转生”的方式，把小说故事从文字摇身一变为不同的符号，让更多的人以不同方式“阅读”金庸。



这六十多年来，金庸小说为各种文化与流行文化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无论是正式授权的，还是民间侵权（或只盗取意念）的，都各自努力地在所擅长与有兴趣的场域内，或以图画，或以音乐，或以影像，甚至其他符号与渠道，解读与诠释金庸小说，共同参与，从而建造出金庸小说的大娱乐世界。



（一）“生生不息”的小说“创作”与出版



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55—1972 年是旧版时期；从 1970 年开始全面修订小说（见图 4），并出版《金庸作品集》，属修订版时期；1999 年以后，又用了 8 年时间增订改写，而成新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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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出来后，随着时代往前推移，旧版小说不再出版而逐渐走入历史。本来，新修版出来后，金庸也是有意以此取代修订版，但由于修订版在市场上“活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因此，在读者的反对下，金庸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仍然出版修订版；如此一来，市场上便同时有两种金庸小说：修订版与新修版。



同一批小说人物却在不同的版本中搬演稍稍不同的故事与情节，像平行时空，随读者选择。读者可以只选择一个版本，也可以在满足一版之余，再去探索另一个版本的金庸世界。金庸多次修改小说，并且允许不同版本并列于世，为小说市场缔造了奇特的现象，也让金庸小说的出版与研究成为了话题。



除了内容不同的版本外，还有印刷不同的版本。同一个版本的金庸小说，也有不同的印刷与装订样式。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有典藏版、平装版与文库版。



2000 年，为配合电玩《神雕侠侣》，更有“e 世代版”（只有《神雕侠侣》）。即或是平装版，台湾的远流出版社早期有“白皮版”（与在这之前的“远景白版”相若），后来又有“黄皮版”。



由于盗版猖獗，远流出版社后来又改版，以台湾故宫典藏的元朝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新版封面而推出“花皮版”。“文库版”方面，早期有“蓝皮版”，之后有“绿皮版”，以及“花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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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版除了“软精版” 与“文库版”外，也有“大字版”。“典藏版”供金迷收藏，“平装版”供一般阅读，“文库版”方便读者随身携带，“大字版”专为银发族而设，“e 世代版”则用来吸引《神雕侠侣》电玩玩家，让他们也成为小说的读者。



大陆方面，先后有三个出版社获得授权出版金庸小说，先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平装版”与“袖珍版”；广州出版社后来取得版权，又出版了“平装版”与“口袋本”；朗声出版社的版本最多，诸如“平装版”（新修版）、“彩图珍藏版”（新修版）、“怀旧版”（修订版）、“文库版”（新修版）、“怀旧平装版”（修订版）、“新修平装版”，以及“宣纸线装版”（新修版）等。



除了修订版与新修版两大系统内容不同外，同一系列内各版的差异只是封面与装帧方式不同。各版金庸小说的出现，代表着小说的市场功能有所转变，不只是单纯的文字阅读，还满足了不同金迷的收藏需求。



( 二 )“源源不绝”的金庸小说多元媒介


笔者在《从金庸小说到金庸小说现象》一文中指出：



“他力转生”，指小说不单以文字传播，还透过不同载体来展示。这些载体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剧、漫画、音乐、舞蹈、桌游、电玩、公仔等娱乐与艺术的形式，以至种种周边，甚至是独立创作的特色商品。金庸小说的人物造型、情节场景，也就因此以“二次创作”甚至“N 次创作”方式，结合不同“改编人”的创作心灵，注入活水，重新塑造成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以至不同喜好偏爱的“读者”。而所谓“读者”，也已经不只是“阅读文字的人”，而可以是电影、电视观众、电台广播听众、漫画读者、艺术观赏者、电玩、桌游玩家，甚至是收藏家，而阅读行为也可以是聆听、参与、购买、收藏等等。金庸小说，已经不再只是小说，而是一个能够涵容百川的流行文化主题、现象。


回顾过去金庸的大娱乐世界，不难发现，跨越文字后的金庸小说，可以分为四大范畴：表演、图像、游戏、实物，而每个范畴中，又各自包含了三个小类：



01 表演：影视（电影、电视）、说唱（影视歌曲、交响乐）、肢体（舞蹈、杂技）
02 图像：插图（连载与单行本小说插图）、漫画（漫画、动画）、画作（独立艺术画作）
03 游戏：电玩（单机版游戏、在线游戏、手游）、、桌游
04 实物：模型（人偶、兵器）、用具（钱包、衣服、文具）、精品（景品摆设）


金庸小说文化累积了多年的成果，具备五花八门的成品，由此，汇聚各项成果，让成果纷列并陈的展览应运而生。1998 年，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与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了“侠者风貌金庸小说版本展”，展出了部分台湾版的金庸小说，以及从香港影印的连载版小说。



2009 年，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举办了全港首个“金庸小说版本展”，展示连载了旧版金庸小说的《明报》《东南亚周刊》《武侠与历史》以及各种正版、盗版旧版小说与金庸小说漫画。



2015 年与 2016 年，香港书展中也举办了与金庸相关的小展。2017 年，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置“金庸馆”。2018 年末与 2019 年，台湾也先后举办了多个以金庸为题的展览（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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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源源不绝地转生成为跨越文字的载体，从发展轨迹来看，又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从文字到形相、从无声到有声、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互动。



1. 从文字到形相



所谓“形相”，就是指把原来只能寄存在头脑中的想象世界，或化为图像，或化为影像展示人前。最晚到 1958 年（《书剑恩仇录》面世后的第三年），金庸小说便有“转生”作品出现：一方面，制片商把金庸小说拍成电影；与此同时，漫画家也把小说画成连环画。



峨嵋影片公司成立于 1958 年，为香港首家以拍摄武侠片为主的电影制作公司。从 1958年到 1965 年，共拍了 8 部金庸小说，合共 19 部电影。118-119



1976 年，香港首播电视史上第一套金庸剧《射雕英雄传》，接下来的电视剧《神雕侠侣》也大受好评，吸引了许多观众，影响所及，“无线电视”继而开拍及播放电视剧《书剑恩仇录》（1976）与《倚天屠龙记》（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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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开启长达 20 年的金庸剧时代。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也开始拍摄金庸小说电视剧。2000 年以后，大陆“接手”开拍金庸剧，历久不衰。截至 2019 年 6 月为止，以金庸小说为题的相关影视作品已超过 150 种。



此外，与电影同时投入金庸小说改编市场的还有漫画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香港漫画家伍寄萍、钱塘江，都曾把《书剑恩仇录》改编为漫画。踏入 60 年代，金庸小说的漫画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光是 60 年代，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合共就有 20 种金庸小说的漫画，而截至 2019 年 6 月，以金庸小说为题的漫画已经超过 110 种。



除了影视与漫画，还有发挥了更多想象的舞蹈作品。香港舞蹈团先后三次搬演金庸小说
舞剧《笑傲江湖》（2007）、《雪山飞狐》（2008）与《神雕侠侣》（2009）；大陆方面，则有芭蕾舞《神雕侠侣》（2008）、舞剧《射雕英雄传》（2014）等。此外，还有舞台剧：2011 年，台湾上演武侠歌剧《倚天屠龙记之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而在此之前，香港也有金庸的话剧表演：



香港的舞台剧亦曾演出金庸小说，香港话剧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曾公演话剧《乔峰》和《雪山飞狐》，前者就是改编自小说《天龙八部》。此外，二十年前湾仔剧团曾演出《鹿鼎记》。


其他表演还包括昆曲与杂技，如香港京昆剧场的京剧《神雕侠侣》（2001），以及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武侠杂技剧《笑傲江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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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改编者努力不懈地诠释金庸小说，既拓展了金庸小说的市场，让金庸小说能够接
触文字世界以外的“读者”，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时代不同载体受众中的“金庸迷”建构了属于他们年代的金庸小说世界。



2. 从无声到有声



“有声”指音乐与伴随音乐而来的歌词，以及其他说唱表演。台湾音乐家黄辅棠用 28 年
时间创作了《神雕侠侣交响乐》，是金庸小说“他力转生”的突破。离开了视觉符号，《神雕侠侣交响乐》以纯音乐谱奏出另一个境界的金庸世界。



除了交响乐，历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电影、电视剧，都会配上主题曲、插曲。作曲、作词
人仿佛是二度创作，以有限篇幅的曲词捕捉小说（电视、电影）的主题与情感，像精华版一样建构出心里的金庸小说世界，也让金庸小说的市场变得更庞大：从“阅读文字”延伸到“演唱文字”，以电视歌曲为主题的商品（唱片、 CD）应市场需要而出现。



从早期收录了金庸电视剧主题曲与插曲的佳艺电视主题曲合集（金庸电视剧歌曲只占几首），到后来收录单一金庸剧主题曲与所有插曲的唱片（如郑少秋、汪明荃主唱的《书剑恩仇录》），后来又有以金庸剧歌曲为主要卖点的唱片（如关正杰的《天龙八部》，罗文、甄妮的《射雕英雄传》），到最后又有专门收录不同金庸电视剧歌曲的合集（如朗声图书公司的《侠风甲子——金庸作品集官方原创主题曲专辑》）。



这些年来的金庸电视剧在大陆、港、台三地轮流播映，即使是同一部电视剧在不同地区播放时，也会配上不同的主题曲与插曲，累计已达百首之数。一曲一金庸，共同建构出另一个金庸小说市场——文字以外的金庸音乐天地。



四十多年来，不同的作词人在填写金庸电视剧的歌词时，以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与体会，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通过歌词重新诠释小说的主题。如 2003 年刘德华为《神雕侠侣》动画主题曲填词的《真爱是苦味》，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杨过对小龙女的另一种感觉，歌词开首便是“有时我亦痛恨你，竟将爱情置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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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填词人不同的是，刘德华扮演过《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曾投入杨过的角色，以杨过的身份去看待那苦等 16 年的岁月。世人眼中的杨过怀有至死不渝的深情，但刘德华眼中的杨过在漫长的等待中，除了缅怀与思念，也有抱怨与不快。因着刘德华，金庸小说的读者能够更立体地体会杨过的心情。


金庸小说还与传统说唱文学结合：“2007 年苏州评弹艺术家邢晏之、邢晏春将《雪山飞狐》、《天龙八部》先后改编为评弹，在电台播出。”



3. 从平面到实体


“实体”指实物。几乎每一个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曾经幻想小说中的人和事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出现。电视电影固然可以是虚构世界的某种现世呈现，但拿在手上的实物更是可以捉得到摸得着的最真实的经验。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香港漫画在武侠漫画之外推出周边商品，锋利的倚天剑、屠龙刀，诡异的金蛇剑，来自波斯的圣火令，一代盖世剑客的玄铁剑，甚至是号令天下群丐的打狗棒，都被制作成约 6.7 厘米到 133.3 厘米（实物原大）的实物。平面上的文字与图画一旦变为实体时，满足了读者想象，以最真实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眼前。



除了兵器，漫画商、电玩商，还有“个体户”分别“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实物：像印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联的书包、胡椒粉罐和盐罐、银器吊饰、信用卡，印上各种金庸小说名称或小说人物的年历、钱包、手表、牌、电话卡、鼠标垫、笔插、笔记本、书签、厕纸、抱枕、雨衣、 T 恤、手机壳、茶杯和咖啡杯，还有金庸漫画人物实体化的公仔。



2015 年，民间发起众筹，推出“金庸 92 岁寿辰公益众筹珍藏精品”（一组五款，参见图 6），从金庸小说的众兵器中挑选了打狗棒、金蛇剑、玄铁剑、倚天剑、屠龙刀，以电视剧中的兵器造型为样本，制作长约 20 厘米的小兵器，并配上场景，成为供读者欣赏的摆设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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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印上与金庸小说相关“讯息”的物事或把小说“实体化”的商品，其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的使用功能（有些甚至不能使用），而在于显示“金迷”对金庸小说、金庸文化的喜爱，也从而建构出小说以外的商品市场，为“金迷”这个族群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凭借。


4. 从单向到互动



“互动”指参与。在众多金庸小说的“副”产品中，桌游与电玩最能凸显“互动”的功能。桌游指纸牌游戏，参与游戏的人近乎角色扮演， 拥有金庸小说人物的个性与能力，既有门派，又可以使用小说中的武功、器物，通过纸牌对战，重新诠释小说人物，更新情节。玩纸牌的人，就是小说的建构者，可以任意改动小说里的人物，营造出新的金庸江湖（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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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玩则是另外一种“参与”。早在 2002 年，龚鹏程在《E 世代的金庸——金庸小说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上的表现》一文中已经提出，新一代年轻人有的是“世俗化的价值与感性”，而这种“流俗”的价值观，会在电玩中显示出来。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物形象的设计。金庸小说中的插画与“现在电玩版所呈现的甜美感，迥然异趣”。电玩的对象是年轻人，游戏开发商为取得年轻人的接受，在人物造型与角色功能的设计上，建构出另外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虚构的金庸小说世界。



电玩中这些金庸小说人物样子甜美，“符合少男少女梦幻时期的审美口味的，与少女漫画、人物图卡有相似的风格”。 也就是这个缘故，以电玩为主题的金庸小说市场，不只是小说的延伸，还渗透了更多现代文化元素，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消费人群。



三、“层层相扣”的金庸小说多元媒介市场模式


金庸小说是流行文学，以流行文化的市场模式生存。当代流行文化商业行为讲求多元的周边商品。金庸小说衍生为各种流行文化载体时，生产商为了刺激潜在顾客的购买欲，往往同时制作各种周边商品，这些周边商品“层层相扣”，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周边“结界”，一方面吸引了不同喜好的顾客；另一方面，如果结界愈大，结界下的各种顾客愈会容易受吸引，不但只购买原喜好的产品，甚至会购买同一结界下其他类型的周边商品。



现以 2003 年的《神雕侠侣》动漫画为例，说明金庸小说如何在流行文化市场中建构结界。最原始的“市场背景”为：



衍生 / 改编：《神雕侠侣》（小说） →《神雕侠侣》（动画）



制作公司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制作《神雕侠侣》动画的周边商品：



1 公仔：又分“可动人形”（一组四个，每个高约 20 厘米）与“盒玩公仔”（一组四个，每个高约 8 厘米）两类。

2 桌游：集换式对战卡。

3 VCD ：共三盒，每盒附送一张特别版的对战卡。

4 汽水：与便利商店合作，在推广期内，便利店的顾客如要购买汽水，会附送特别版的汽水杯（印上《神雕侠侣》动画彩图）。另有赠品：每杯汽水赠送《神雕侠侣》（动画）小贴纸一张（有约八款贴纸）。此外，更送出限量的贴纸册。


动画以小朋友与年轻人为主要对象，因此不需在报纸上大卖广告，从游戏、玩具、饮食与收藏四方面来推广，而且，彼此层层相扣。VCD 中有特别版的对战，让观众在观看动画之余，也提供另外一种“参与”的方式：玩桌游。



而喝汽水又与收藏（贴纸）联系起来。汽水杯在喝过后会扔掉，贴纸却可以保留起来，甚至与同学互动交换，从而扩大市场，增进彼此联系。



“层层相扣”的市场模式在金庸小说漫画中更是常见的市场模式。黄玉郎 1999 年开始出版的《漫画神雕侠侣》周刊便是最佳见证。漫画制作了一系列周边商品：


1 《漫画神雕侠侣》主题曲（林心如主唱）。
2 《漫画神雕侠侣》年历卡。
3 小型兵器。
4 《漫画神雕侠侣》七绝图（小册子，用来介绍《射雕英雄传》的故事）。


黄玉郎的《漫画神雕侠侣》，活像是在向世人示范金庸小说市场可以有多“商业”。



在人设方面，黄玉郎找来当年最红火的林心如为漫画造型的原型人物，再为《神雕侠侣》制作主题曲《生死相许》，黄玉郎参与填词工作，林心如主唱。



当时正值港漫兵器热潮，因此，在人设之余还要“兵设”，除了从《神雕侠侣》中找出可以商品化的兵器外，还“补充”从不见于小说中的兵器：东邪玉箫、西毒蛇杖、北丐打狗棒都是原著所有，再加上南帝“莲心剑”与中神通“重阳宝剑”，五绝于是有了专属的武器。



独孤求败的“玄铁剑”更成为全书周边的主打商品（见图 8）。从不曾在书中出现的独孤求败被活化再加二次创作，《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在《神雕侠侣》中变成了“求败九绝”：剑通灵、剑伤神、剑摧魂、剑锉骨、剑破脑、剑穿心、剑截脉、剑分筋、剑断肠，而每一剑是一把剑，所谓独孤九“剑”再不是九式剑法，而是九把不同颜色的玄铁剑（后来还推出可供存放九剑的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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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玄铁剑，还有“法王五轮”。小说中，金轮法王（新修版中叫金轮国师）其实共有“金、银、铜、铁、铅”五轮，过去从来无人问津的“银铜铁铅”四轮，在黄玉郎《漫画神雕侠侣》中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各有独特的造型，还配上专属名字：金轮极乐、银轮解空、铜轮雷音、铁轮普渡、铅轮禅定，制作成实物，再加上“藏轮宝匣”，一个木盒中装了五轮，供读者收藏。



另外还有君子剑、淑女剑，连二线人物的配兵也推出兵器商品：公孙谷主金刀黑剑、丘处机赠予杨铁心与郭啸天的结义匕首、铁木真送给郭靖的虎头金刀、尼摩星用的九节灵蛇钢鞭，还有达尔巴的降魔金刚杵等。



黄玉郎不惜改动原著故事，以配合销售周边商品。如英雄大会上，霍都与达尔巴不是以折扇与降魔金刚杵与朱子柳、泗水渔隐对决，而是使用法王五轮的“铜铁铅”三轮，这是为销售即将推出的法王五轮兵器而改动剧情，让法王五轮上战场，有了正式的舞台，读者认识了，商品才能为市场接受。但如此一来，霍都没有了扇子，朱子柳便写不出“尔乃蛮夷”四字。



四、结语：金庸小说市场模式的意义


文学与流行作品通常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



文学的生存模式在于“诠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跨越时间，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接触，而读者又依据个人素养与时代精神诠释作品。从两汉到清代，士人都把“诗三百”视为经，当中蕴含儒家不变的常道。



当代则把《诗经·国风》视为民间文学，从一首首民歌中获得的不再是微言大义，而是前人质朴真挚的情感。金庸小说是当代名著，尽管发源于流行文化，却又有着文学的特质。也因此，读者从中领受的，人人各异。



《神雕侠侣》可以是反映各种人间情爱的情书41，也可以是写杨过如何登上武学巅峰的武林神话 。《倚天屠龙记》的主题可以是“反异族侵略、本族暴政” 的民族大义，也可以是“焚我残躯，怜我众生” 56的大爱精神，更可以是“男人间情义死生不渝” 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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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作品的生存模式在于“继承”。由于大部分流行作品都是类型“文学”，各自吸引对作品情有独钟的同好。“读者”（爱好者）是“迷”，从类型作品中得到满足是他们对这种类型或这个作品的共同向往。



在这个前提下，即使原作者已死，接手生产的作者或团队都不能大改原作品的类型与特色，而只能继承原作品的基本精神。像日本儿童漫画《多啦 A 梦》，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离世后由他的弟子麦原伸太郎接手绘画大长篇，故事与角色都与原来相若，而不曾偏离。



金庸小说既是流行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也因此，同时有着两类作品的市场模式与“生存”之道。从 1958 年开始，金庸开始授权不同载体的制作单位改编其作品。六十多年来，改编的作品不绝如缕。



金庸只写了 15 部小说，却可以通过改编者而让小说不断衍生新作品。这是取材自流行文化的市场模式。这些衍生自新载体的流行作品，无论是否获得金庸正式授权，通常都依循了流行作品“继承”的生存模式，发扬原小说的基本精神：《射雕》重侠，《神雕》重情，《倚天》重义，《笑傲》洒脱，《天龙》执著，《鹿鼎》讽侠（当然，也有少数改动非常大的改编作品）。



然而，在衍生的过程中，改编者在继承之余又同时发挥了文学作品“诠释”的生存模式。《神雕侠侣》形容小龙女“秀美绝俗”“清丽秀雅”，面对这八个字，不同年代的改编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发挥了创造力与想象力。如拍成电视剧、电影时，监制、导演的审美与理解不同，选角自不相同。



而每一个改编者都是一个新的金庸，在继承原著的框架上，又衍生出既同且异的新金庸作品。于是，“金庸小说现象”的作者已经超越“金庸”本人，而扩大至任何一个改编的人，以及参与改编的人。“金庸”成了集合名词。



这六十多年来，金庸先后以“比快更快”与“异国多边、连环绵密”的出版与连载方式，不断扩大读者面，而金庸与转生载体的参与者，则采用“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层层相扣”的运作与生产方式——“生生不息”指不断修订，生产各版小说；“源源不绝”指不断转生不同载体，形成大娱乐市场；“层层相扣”则指衍生作品又运用跨媒介的衍生模式，把作品扩大，从而形成复杂而多元的市场模式。


改编者在参与建构金庸小说市场的过程中，既运用了流行文化的“继承”模式，又运用文学阅读的“诠释”模式，从而建构出金庸小说的大娱乐文化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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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健恩（1965—），男，香港人，特约研究员，资深旧版小说收藏家，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引文格式： 邱健恩 . 金庸小说：从文字到文创 .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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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金庸小说”与“金学”
原创 林保淳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11-18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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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门类，而通俗小说诉诸读者层面的所思、所感、所受，与中国传统文学以作者为核心，强调社会效用及教化功能的理论大相径庭，因此也向来为主流学者所鄙夷不道。金庸的出现，以其优秀杰出的作品，突破了此一拘限中国文人千年以上的框架，使武侠小说得以跻身于文学殿堂。



这是一个武侠研究乃至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要契机。金庸虽已往矣，然“金学研究”才正要掀开其崭新的一页，如何藉用目前已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重加检讨思索，从层面的拓展、方法的革新上齐步而进，避开只以金庸小说为单一对象的盲点，未来研究的发展应是可以期待的。目前最迫切的奠基工作，首在于扩大研究班底，组织研究团队，并建立“金学数据库”，这将是当前建构“金学”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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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武侠宗师的殒落，免不了掀起一波波缅怀的浪潮，但也将是“盖棺论定”的开始。


自 1980 年金庸历经十年修订的《金庸作品全集》经远景出版社面世，金庸武侠小说挟着高明的商业运作手法，迅速在全世界华人地区形成一股“金庸旋风”，使原来微不足道的“武侠小说”冲决破旧有的文学藩篱，堂而皇之地高步迈入文学的殿堂，这是千古以来未有的盛事，不但是金庸的传奇，更是中国文学的传奇。



一、读者苦闷的象征


武侠小说本就是具有“传奇”性质的文体，写奇人、述奇事，而又往往以奇特的故事架构引人瞩目。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是“虚构”的，“虚构”就意味着一切的“可能”，而与现实世界的往往“不可能”形成了对峙。



举凡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可能”，如“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历尽艰辛后，必然有所回报”“法律退位，杀人者不必获得惩罚”“经济淡化，侠客多数挥金如土”“武功超卓，突破人体极限”等，在武侠小说中一切都不言而喻地顺理成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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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读者共有一个默契，竭力要将“不可能”化为“可能”，而就在此一“可能”之中，纾解了人在现实中的忧虑、愤懑、沮丧、痛苦，而达到心灵上的“涤清作用”。因此，武侠小说不免有消极逃避的副作用。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一消极，未必即是逃避，反而是带有浓厚期盼的沉潜充电功能，待心灵获得平复之后，得以重新出发，迎接现实严峻而残酷的挑战。



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 主要是从作者抒发个人情志的角度说的，而武侠小说，虽亦有作者思想、感情的投入，却主要是纾解读者苦闷的。不明白这一点，永远无法解说何以会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如此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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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始终为“载道”“教化”等带有浓重“功利”倾向的论点所盘踞，强调的是“文学”必须承担起严肃及沉重的社会责任，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正是自此角度而言——即便偶有抒发个人情志的“抒情”诗骚传统，也往往不敌此论。



此所以古代文人在编纂、辑录作品时，总以文章在前、诗歌为后，而对戏曲、小说等不甚措意，甚至等而下之的缘故。但无论是“载道”或“抒情”，都是以“作者”为核心的文学观点，主要在提醒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创作的严肃性、真诚性以及社会的影响力，但对于“读者”层面，鲜少应有的关注。



二、“通俗”与“典雅”的异趣



以“作者”或“读者”为核心，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思路，前者强调的是文学“应该”带给“读者”什么；后者则关注“读者”“需要”或“喜欢”怎样内容的文学。思路不同，所开展的理论系统就大异其趣。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中，无疑对以“作者”为核心处着墨甚多，历代诗文理论皆阐发得相当深刻透辟；而对“读者”层面的关注，则仅在白话小说、戏曲等完全取决于读者（观众）的体裁中偶尔透露出来，并且在强大的传统观念笼罩下，未能表里俱到，至今仍未能真正开展出来。



小说、戏曲向来都被目为“通俗”，但学界却始终以“典雅”（或云“纯文学”）的角度加以论评，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大宗之一，多数研究者的取径却都援取与“通俗”大相径庭的模式加以论析，无疑枘凿难入，因此，通俗文学的本质也就缺乏更精准的认知，遑论理
论的开展。



从表面上看，“通俗”与“典雅”似是各异其路，各有所偏，但其目标却是一致的，直指“文学可以如何”的重要命题。“可以”二字，显示着灵活运用的挥洒空间的，此正如行旅，欲达到某个目的地，可以走“山程”的陆路，也可走“水程”的水路，当然更可以选择“航程”的空路，完全取决于行旅者之所好。



《文心雕龙 • 知音》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读者秉性各异，所好不同，作者则一如旅行业者，可以依据其所默认的不同读者对象，设计出各种不同的行程，以供读者抉择，这就是文学的“多元化思维” ——文学可以“经世”，可以“反映”，可以“批判”，当然亦可提供完全与功利无关的纯智性思考（如本格型的侦探小说），乃至于纯为休闲消遣的“娱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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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但读者有选择的自主权，即便是作者，也无须受到某些外在框架的制约，而可以两相得益，扩大文学的领域，活化文学的表现方法。



三、“金庸小说研究”的起步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广受读者的欢迎，主要是得力于他能同时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求，上从学有专精的学者，下至纯粹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贩夫走卒，都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各有深浅不一的收获。



我始终认为，金庸的小说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不仅是过去的，也将是未来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不仅是个“异数”，更是足以打破文学藩篱的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正不妨藉其小说，分从“作者”与“读者”的角度，重新思考新一代文学理论架构建立的可能。但以目前已可算是汗牛充栋的“金学研究”成果来说，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个地步，这是亟待加强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受人瞩目，毋庸置疑的是他的小说，尤其是几部被讨论得最多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禁得起较严格的“纯文学标准”检验，多数的研究论著也朝向其“文学性”的多寡展开分析及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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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传奇性成就，相信绝对不会逊色于《红楼梦》。研究者热衷于分析其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卓越、情节如何紧凑、主题如何深刻、场景如何变幻，不但“知人论世”地结合了金庸的创作历程与当代思想、局势的关系加以探讨，更不吝撷取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加以印证、阐发，诚可谓洋洋大观。



但总体来说，除开若干“歌德派”或“金迷俱乐部”的“插花”之作可以不论外，其目的却完全相同——要证明金庸的武侠小说乃至于其他的武侠小说，是确有资格堂堂皇皇地立足于文学殿堂之上的。



此类的研究，无疑也是极有意义与价值的，足以将向来为人目为“小道”的武侠小说提升到“大雅”的地位，这在草莱初辟的武侠研究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跃进。但是，未来的金庸小说或武侠小说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已普遍为人所认可的现在，当然不能够仅仅于此原地踏步，亟须迈开步伐，走向新的路径。



四、金庸小说研究简要回顾


在 1980 年之前，由于武侠小说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再加上金庸自身政治认同上的尴尬，故金庸小说的盗版虽盛，读者亦多，却很少有人敢于冒当时之大不韪加以精研细究。



但自金庸小说开始解禁，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厚达 36 册的《金庸作品全集》，再加上沈登恩颇具商业头脑的宣传推广，金庸小说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其后的一二十年间，寖至成为通俗或武侠小说最引人瞩目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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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金庸小说的相关研究是以肯定金庸的小说具有相当充分的“文学成就”开始的，无论是单篇短论、专书论著还是学位论文，首先都必然以其文学上的优越性为讨论的基础，然后针对其所有的作品，分别展开各层面的探讨，有总论其综合成就者，亦有就单部作品、单一人物、相关场景、小说结构、小说主题，以及其特殊的技巧，包括历史的援用、掌故的运用、修辞的发挥等，展开多层面的探讨。



同时，更援取了传统“知人论世”的观点，对其生平、传记与小说的关系，也有相当全面的开展。从早期不免有点“歌德式”“书迷俱乐部”式的夸赞，到后来逐渐剖肌析理、论之有据的深究，可谓步步推展，卓有成果。



以台湾的博硕士论文为例，自 1994 年到 2016 年为止，即有 89 部论文以金庸为题展开研究，其中 5 部是博士论文，总字数高达千万以上。



综括而言，截至目前为止，金庸小说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两大现象：


1. 研究的层面极广。除了小说文本的各角度解读外，包含了影视、漫画、电玩、戏曲、版本（中外）等层面，可谓巨细靡遗。

2. 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有自传统中国小说史发展解析者，亦有援用西方各家学派理论，尤其是叙事学、主题学、心理学、读者理论等加以分析者。

当然，这些相关的研究，良窳不齐，虽已初见体系，而未能紧密系联；虽偶具华彩，多数仍属泛论。尽管如此，总算是为“金学”铺垫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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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在金庸小说的总体研究中，陈墨以其十数种金学系列研究知名，可谓最值得肯定；就金庸小说而言，金庸小说版本的相关研究，最具意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推崇金庸的风潮中，类似霍惊觉的《金学大沉淀》、袁良骏的《金庸小说指掌图》却别持异议，也是甚可关注的。



五、金庸小说研究的“盲点”



迄今为止的多数金庸小说研究论著大抵皆以阐发金庸小说“为何”（why）可以屹立于文学殿堂为目的，着力于金庸小说中表现出“何种”（what）值得称道的成就，而明显忽略了金庸小说是“如何”（how）取得如此成就更深层内在的原因 。



“如何”一语，不仅是单指其叙述策略的运用，也带引出另一层次的“为何”此一策略可以成功的问题。以金庸“历史素材”的运用来说，论者都不约而同指出金庸擅于藉历史上的动乱时期凸显其笔下侠客的丰采及伟烈，也凿凿其言地论断金庸借着历史的厚度塑造了其小说雄伟壮阔的格局，这的确是与台湾作家“去历史化”下所呈显的风格大异其趣。



但是，金庸究竟是通过何种叙述策略“化实为虚”，“亦虚亦实”，“虚实融合”，让历史得以在他的小说中展现出动人心魄的魅力？金庸对史事的运用，是如何能因应其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关的变动、转换，甚至未免有些扭曲？



而更重要的是，何以这样的策略运用会使其小说反而能远超于其他作家而获得肯定？究竟其与同样擅于取径于历史的梁羽生有何不同？当然，这就不仅仅是藉由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寻得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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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所谓的“通俗”，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展现出其相当程度的同一性，而这一同一性，是所有的武侠作家共同缔建的。金庸小说的成就，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充分显露了其“与众不同”的高度，也极易让人聚焦于其“殊异性”的表现。



但多数人却往往忘了，同样一只引颈长喙的鹤，如果置身于一群长颈鹿或骆驼之间，就未必能有如此夺目的光彩。换句话说，没有那一群小鸡的衬托，此鹤是完全无法凸显其睥睨群鸡的丰采的。



然而，这群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鸡究竟呈显了怎样的“共性”？金庸这只孤高的鹤，标识出如何可以区别于群鸡的特色？见鹤不见鸡，单独标异金庸，而忽略了其他武侠小说，无疑是当前金庸小说研究最大的盲点。



六、“金学”建构的可能


金庸小说的研究风气已成，但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一门“金学”？这当然牵涉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建构需要具备何种条件。



1. 研究对象的开展性如何？如果以目前蜚声国际的《红楼梦》（红学）、《金瓶梅》（金学）相较，金庸小说的文本，显然远较前两书来得更丰富，且展延性也更大，《红楼梦》与《金瓶梅》虽因其历史的悠久累积了不少相关可资研究的素材，但金庸小说在短短几十年所拓展出的层面，也未必逊色多少，尤其在新兴媒体的拓展上，无疑更远胜于前二书。


2. 参与研究的群体。《红楼梦》的研究人群以目前看来，较《金瓶梅》为多，但二者皆以学者为骨干，鲜少民间学者的参与，更遑论跨领域（如影视、旅游、传播界）的支持。相对来说，金庸小说具有较雄厚的研究的可能班底，虽然目前尚嫌不足，但后劲可期。


3. 研究组织的建构。相对于《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已有不少专门研究机构、刊物出版的设立，金庸小说有所不足，尽管已有不少类似海宁“金庸研究会”的组织，但玩票者众，凑热闹者为多，这倒是一大缺憾，尤其未能创建具有公信力的刊物，是最大的致命伤。


4. 数据库的建立。《红楼梦》与《金瓶梅》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包含各版本、各相关人物、史料及论著搜集整理，已经颇有成果，但也是要历经多年才能完成的；金庸小说的研究，目前仍在起步阶段，还谈不上规模，数据库的建立期待假以时日予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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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述四项，“金学”的建构于前两项是条件具足的，而显然于后两项犹待整备。



不过，金庸小说乃武侠小说之一环。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大抵都不会疏略于《红楼梦》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或“人情小说”的区别，更不乏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从小说历史的承继、开展流变中，对《红楼梦》的高度成就予以肯定，这是“红学”发展中相当重要的关键性内容之一。



金庸小说研究能否发展成“金学”，我不敢臆断，但如果真有一天形成了“金学”，必将是在武侠小说研究的基柢上延伸出来的，也唯有在此一情况下，金庸小说才能真正“盖棺论定”。



因而“金学”如欲真正有所成效，首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涵括金庸小说在内的“武侠研究数据库”或“图书馆”，广搜博纳，且有效率地作整编工作。目前有关武侠小说的资料，散佚于民间，而报刊上的诸多作品及信息，亦迫切需要整理，这将是未来“金学”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厨川白村 . 苦闷的象征 . 林文瑞，译 .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9.
刘勰 . 文心雕龙 .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2012：19.


作者简介：林保淳（1955—），男，台湾新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通俗文学、古典小说、明清文学理论、明清思想。
引文格式： 林保淳 .“金庸小说”与“金学”.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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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究竟何时生
几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金庸究竟何时生》的小文章，明确提出金庸生于1924年公历2月6日，与此同时还附了一份由金庸亲笔修改后的（金庸）小传以作佐证。另记得当时的《嘉兴日报》根据笔者提供的这份金庸小传，也发表了一篇关于金庸生于1924年公历2月6日的文章。本以为解铃已用了系铃人，凭着金庸自撰小传这种靠硬的证据，对多年来关于金庸生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应该就此一锤定音了。谁知，时至今日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自己的说法，或坚持说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或坚持说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或坚持说……都是振振有词的。对此，笔者真有点发懵！实在不知道除了摆事实讲道理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招数可以去说服这些固执已见的人？说到这里，忽然想到“重要的事要讲三遍”这句话，要么确证金庸生日也算是一件重要的事？照此说来，笔者对《金庸究竟何时生》只提过一遍，若把《嘉兴日报》那篇文章算进去，也只是提了两遍，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不妨在此再提一回以凑足三遍吧。爰引旧文如下：
金庸先生的出生时间一直是“金学”专家们以及金庸粉丝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大概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吧，所以金庸自己也从未公开披露过。
目前较多的资料认为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而《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先生说金庸出生于1923年2月，其依据是，曾见到过金庸亲笔填写的简历，上面写了“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傅还提供了一份旁证，就是杭州东南日报社档案里保存的一本1947年3月的“职工名单”，其中查良镛的年龄一栏填了“二十五岁”。另外还有一种说法，金庸生于1920年，其出处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金庸时，问金庸是否和赵紫阳同为61岁，金庸当时默认了。早几年，金庸的胞弟、时任淮南市政协副主席的查良钰撰文则说：“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农历1923年底，公历1924年初”（《金庸与我的手足亲情》）。而在金庸故世后的第二天，《嘉兴日报》披露金庸的出生年月为1924年2月6日，并声明此说法还刚刚得到金庸生前的秘书李以建先生的确认。
众说纭纷如此，又都那么有根有据的，究竟何以为准？
这还要从2006年上半年说起。当时海宁查家正在续修家谱，修谱时要撰写查良镛的小传，为不过多打扰金庸先生，修谱的工作人员即代撰一份小传，寄给了金庸，让他作修改最终予以确认。当时寄去的稿子里关于金庸的出生年月是这样写的：“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初六日（西历3月22日）。”金庸收信后，一直没有回应，最后还是经家谱的主修人查济民先生催促后，金庸才动笔作了详细的修改。他当时对自己的出生年月作了这样的改动：“查良镛出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六日。”他把民国十二年改为民国十三年，把二月初六日的“初”字划掉，还划掉了带括号的“西历3月22日”。金庸在对这份小传改定后，为示郑重，还特地在稿子的右下角钤了“金庸之印”的私章。
照此说来，金庸的出生年月可作定论了，金庸自己不都已经写明日期了？应该说金庸出生于1924年这个年份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这个2月6日究竟是公历还是农历，可能还有点说道。若说是公历吧，只要7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回想得起，自己生日哪个是记公历的，尽管当时已有了公历一说。金庸出生于海宁袁花乡下，按当地的习惯，其父母决计不会以公历来记金庸的生日的。所以目前较多资料认为金庸生于公历3月10日，而这个公历3月10日就是从农历2月6日换算过来的。但要说金庸出生于公历3月10日吧，金庸却在小传稿子上又真真切切地改成公历2月6日，所以新修的家谱上记金庸生日为1924年公历2月6日。这次《嘉兴日报》所说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也是见到了这份小传修改稿后才照此披露的（家谱一般不对外族人公开的）。老先生在小传稿子上划掉了只有在农历记时才用的“初”字，由此，明确无误地注明自己的生日为公历2月6日。相信对家族修谱之事，绝大多数族人都会抱有一种敬畏之心的，金庸老先生也当如此。所以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金庸出身于农历正月初二，换算成公历即为2月6日。且对此，老先生早已换算好日子了，他在填写傅国涌见到的那份简历时就已经换算好了的，所以他填的“二月”，指的就是公历的。
行了，让老先生耳边清静一下吧，就按这样去理解吧。反正3月10日与2月6日也就差个把月的时间，想必也无大紧要，老先生现已作古，又无法再去请他确认，姑且就以公历2月6日之说为准吧。
今值老先生九十五诞辰，谨撰此小文以记之。
2019年2月6日
至此，关于金庸生于1924年公历2月6日的话已讲过三遍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重申”，强调吧？在本该结束本文之时，因笔者最近看到一篇讲金庸生日的文章，题目叫《金庸究竟属猪还是属鼠》，该文作者坚称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并透露了金庸生前曾告诉过这位作者：“（查氏）家谱记述公历2月6日是错的。”读了此文，笔者如鲠在喉，故借此想再说上几句。
不知究竟是《金庸究竟属猪还是属鼠》的这位作者，还真的是金庸所讲，（查氏）家谱记述公历2月6日是错的？这话单独听听也没啥问题，谁能保证没错，有点错也没啥大不了，改过来就是了。但在这里，结合金庸自己亲笔修改的小传来看，那问题可就大了！难道说金庸一面对由查济民宗长（金庸十分敬重的前辈）主修的家谱及由老宗长指定的修谱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自己出生于公历2月6日的文字材料，且恭恭正正地铃上私印；一面又对这位作者讲“（查氏）家谱记述公历2月6日是错的。”若真有这样的事，那可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品质问题了！这不是开开玩笑随便说说的了，那是要提升到人格高度上去说道了。我坚信，老先生无论如何都不会讲这样的话！在此，笔者倒是想对这位作者讲句客气一点的话：您大概听错了吧？说家谱记述公历2月6日有错（家谱上的文字就是根据金庸所讲才这样记述的），这话可不能乱讲。当然，更不能煞有介事地借老先生的嘴来讲。笔者之所以在本该结束的文章的末尾再说上这些话，就是因为觉得若不对这位作者说的金庸曾对他讲“家谱记述公历2月6日是错的”这件事加以澄清，那么本文所提金庸生于1924年公历2月6日的事实，即便已说过三遍，可能还是会让人一头雾水、将信将疑的。
最后，话还得说回来，金庸究竟何时生，其实这个时间就是弄错了，写错了，甚至把金庸老先生生日也过错了，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粉丝照样在追，地球照样会转！说1923年生或者说1924年生，也就是差个一年；说2月6日生还是3 月10日生，也就是差个把月。只要别去添油加酱地编造，都是无伤脾胃的。至多就是那些金粉们每年祭拜老先生，在给老先生过生日时，那颗虔诚的心与老先生在天之灵的对接交流会因时光的错位而变得不大通畅罢了，除此，还能有什么呢？

202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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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慎行与朱彝尊的交游考①查玉强

秀水的朱彝尊与海昌的查慎行俱以杰出的诗词艺术成就，成了有清一代世所瞩目的诗坛巨擘。两人又因查继培（顺治九年进士，系查慎行之堂伯，朱彝尊之表舅）的关系，“幸托中表称兄弟”，而过从甚密。朱彝尊与查慎行都出身世家，且同处一朝先后入仕，都被钦点翰林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之近臣。视两人之出处经历，以及擅长喜好，多有相似之处，诚如查慎行于《曝书亭集》序中所言：“自谓平生出处之迹，以及入朝归老之岁月，与先生有仿佛相似者。”

（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查慎行与朱彝尊交游中的一个时间分界点，这一年查慎行首次进京。此前，查慎行与朱彝尊相见机会不多，这是因为朱彝尊久历江湖，后又入值翰苑，很少回家。两人交往有案可寻者只见两次：一、康熙十六年（1677）秋，直隶通永道龚佳育擢升江宁布政使，正游龚幕的朱彝尊随往江宁，此时朱彝尊将《江湖载酒集》词集寄示查慎行（见查慎行《余波词小序》）。二、康熙十七年（1678）秋，朱彝尊于博学鸿儒科应试前，返乡暂居，在此期间两人相见而谈诗论艺，朱彝尊在查慎行面前还盛赞其主家公子龚翔麟之诗品（见查慎行《田居诗序》）。这一阶段，初谙世事的查慎行追慕学有所成、载酒江湖的朱彝尊，奉之为赤帜。也正因为有了这虽然是十分有限的交往，查慎行与朱彝尊之间在诗词文学方面才得以搭建起交流联系的管道，或者说由此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而将朱彝尊自康熙十七年难得的一次回乡再前推十四年，即至康熙三年（1664）朱彝尊因生父年前病故始离家出游时，其间也仅有三次返乡：第一次，康熙八年（1669）秋返乡，系为子完婚；并将生父、母落葬；又置竹垞于梅里。至孟冬即归济南刘芳躅幕。第二次，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返乡，于家小住至六月，尔后南下福州，八月返京（此年《江湖载酒集》编成）。第三次，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嗣父卒，自通州奔丧归，返乡后约好友为诗课，次年复归。朱彝尊这三次返乡，查慎行均居于家，但因无文字记载，故不确定两人是否见过面，尽管按推测完全是有可能的：一、朱彝尊这几次回家，停留时间都不短，且家中均逢大事，或办红白事，或置阴阳宅，亲戚间应该有走动；二、只有两人见了面，方知双方志趣相投而惺惺相惜，才会有后来朱彝尊寄示《江湖载酒集》以及两人一见面便能谈诗论艺之事。
至于更早时，即康熙三年之前，那时朱彝尊还没离家出游，两人见面就方便了。两家所处，相距不远，才几十里地，无论水路与陆路，走动都方便。但那时见面，不过是亲戚间礼尚往来。因查慎行尚年幼（两人相差21岁），相互间不大会在诗词文学方面有什么交流的。
康熙二十三年，查慎行得族父查培继之资助，于四月间游学京师。查慎行甫抵京，即去宣武门外朱氏寓所拜会了贵为太史公的表兄朱彝尊。自此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查慎行离京，两人有了比较频繁、深层的接触，由此也真正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后查慎行在为朱彝尊《曝书亭集》作序时，回顾这段交往，曾说起：“（余）中年从事问学，质疑请益，受教最深。”查慎行与朱彝尊虽属平辈互为中表，但对朱彝尊敬重有加，一直以师长相待，其曾有“先生本师事，折节到侪辈”语（见查慎行《喜竹垞先生至》）。在京师游学期间，查慎行经常出入朱之寓舍，以请益诗词文学，还曾将受《江湖载酒集》启发转变词风而所填词作“就正于竹垞”。而朱彝尊也不以位尊年长而自居，一直视查慎行为诗友、至交，当所著诗集《腾笑集》编成，便请其作序。此六年间，两人酬唱往返：重阳日同游长椿寺，联句作诗；乡邑扬雍建离京返里，一同以诗送别；朱彝尊移新居槐市斜街，查慎行率众友前往，作《三月晦日饮朱十表兄槐市斜街新寓》诗以贺乔迁之喜……查慎行还经常参与朱彝尊社交圈内诗文酒会等一系列活动。由于朱彝尊的延誉提携，查慎行于京城得以广交显宦名士，故而声闻禁中。
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因才学过显加之书生积习而招人嫉妒被罢官去职，也由此结束了在京城十三年的（中间曾停职六年）官宦生涯，当年三月携眷离京。而查慎行早在三年前，即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佟皇后薨之服丧期间，因连坐观洪昇之《长生殿》，被逐出太学，责令回籍。翌年二月，离京前，查慎行曾前往朱彝尊寓所话别。
两人先后离京又各奔东西。年过花甲的朱彝尊自游离权力中心后，山水之情越发浓烈，曾重游广东以会老友；归来不久妻子病故，然仍在家乡周边寻胜访友。而人到中年的查慎行，则为生计奔波，虽中间曾几次入都应会试，然均“礼闱报罢”。在此期间，两人交往有案可稽者仅二：一、康熙三十二年（1693），查慎行与子双双中举，翌年春南归，朱彝尊持《小长芦图》见示于查慎行，嘱之题诗（见《敬业堂诗集》卷十八）。二、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查慎行会试下第，返乡时悉平湖李延昱将所藏图书二千五百卷赠朱彝尊，遂赋诗以贺（见《敬业堂诗集》卷二十三）。
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彝尊由长孙陪侍，拟携所著经籍诗文去福建建阳刊刻，时邀查慎行同行。当年四月，朱、查一行先舟行至赣，再陆路入闽，至六月抵达福州。当时朱彝尊的门生、福建提学道汪薇闻讯，特来拜谒并宴请之。尔后又专程去了西郊的西禅寺品尝荔枝，朱彝尊好这一口，在恣意品尝同时，还按蔡襄《荔枝谱》所谓的三十二品，品评了荔枝的高下。而查慎行更在意于当地的美味佳肴，其《食江瑶柱》诗曰：“半生梦想江瑶柱，客或夸示长朵颐。南游无一事，直为口腹宁非痴。”朱、查一行在闽中一直待到入秋方踏上归程，至八月初抵家。此次闽中游历，耗时五阅月，往返四千里，查慎行与朱彝尊朝夕相处，这也是两人一生中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光。两人一路上饱览风光，尽情游玩，也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后朱彝尊以诗一卷（《曝书亭集》卷十八），查慎行以诗三卷（《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记载了此次结伴远游的经历。
闽游归来，查慎行与朱彝尊仍时有往来。康熙四十年（1701），查慎行有《病后过竹垞先生斋》所记：“偶因风雨宿君家，倦枕无眠到晓鸦。起向曝书亭上坐，一池荷叶两三花。”还有《喜竹垞先生至》《同竹垞德尹过马寒中山居》等诗，都记载了查慎行与朱彝尊相互间的交往，记载了一同访友寻胜等一些活动（见《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八）。
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查慎行时来运转。因其文名，得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直隶巡抚李光地举荐，被康熙召入德州行宫，随后又召之入都，入南书房。第二年，参加殿试，赐进士；又一年特授编修。此阶段，朱彝尊则依然盘桓啸傲于山水之间；而查慎行则居于翰苑，七年伴君王之侧，三年领武英殿书局。其中只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后这一年多时间，查慎行因葬双亲乞假归里，两人才有过几次见面：朱彝尊与查慎行昆仲泛舟西湖吟诗作赋；查慎行抵梅里朱家作客，被留宿彻夜长谈；朱彝尊又回访查府，遂诗酒唱和，回忆闽中之行……
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早春，查慎行假满将返都门，朱彝尊不顾八十高龄，冒风雪赶往嘉兴杉青闸船码头。离别之际，朱彝尊挥手相送。查慎行伫立船头，泪眼模糊中望着渐行渐远的这位相交多年的良师益友，感慨不已。遂填词而曰：“兄言吾老矣，后会难期，酌我重斟十分酒。此意最殷勤，临发踟蹰，可敌得、石尤风否？”情真意切的话语中，“后会难期”竟一语成谶，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第二年八月廿一日，朱彝尊八十寿诞，远在京城的查慎行寄诗以贺。两月后，朱彝尊即归道山。康熙五十三年（1714），朱彝尊故世后第五年，《曝书亭集》刊刻告竣，查慎行则为之作序。雍正三年（1725），朱彝尊将落葬于嘉兴百花庄，查慎行又参加送葬并赋诗以悼。查慎行敬重朱彝尊一如既往，没有因其逝去而有些许怠慢，那怕是送表兄落葬的最后一程，依然是那么真诚而深情。其对表兄所持的这份情感老而弥坚，一直随之以终老。两人之交往也给世人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佳话。

（二）

如上所述，查慎行与朱彝尊数十年之交往善始善终，其真情可谓亲密无间；而作为诗坛之领军人物，两位先贤在艺术上之切磋相容相惜，其厚谊同样令人称道不已。
朱彝尊与查慎行于康熙年间先后引领风骚于东南诗坛，可是这对亲密无间的中表兄弟虽置身于同一领域并执其牛耳，然相互间所持有的诗词理论与创作实践却是大异其趣，甚至还是针锋相对的。朱彝尊论诗尊唐鄙宋，对当时诗坛兴起的宋诗热颇为诟病，对学习南宋杨万里、陆游者尤为鄙薄。其评价陆游时曾有言：“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迭，读之终卷，令人生憎……”当时，朱彝尊对宋代诗人逐一批评：“今之言诗者多主于宋，黄鲁直吾见其太生，陆务观吾见其太缛，范致能吾见其弱，九僧四灵吾见其拘，杨廷秀、郑德源吾见其俚，刘潜夫、方巨山、万里吾见其意之无余而言之太尽，此皆不成乎鹄者也。”他还仗着自己在儒林与文苑的地位，基本上骂遍了诗界所有热衷于宋诗者，“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而查慎行其诗宗法苏（轼）、陆（游），兼及范（成大）、杨（万里），尤其是近体诗更具陆游情调。他论诗虽也提出兼取唐诗，实际是以宋诗为本、唐诗为用，更多的还是推崇宋诗，其中用力最多者则是苏轼之诗。而在如何看待唐宋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朱彝尊认为唐诗与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一开始也持此观点，但后来逐渐认识到唐宋诗是两种不同的诗学体系，两者应该是并列关系。显然两位诗坛宿望在诗词理论、在学术上基本上是处于相互对立地位的。而在诗词的创作实践上两人也是同样有别，朱彝尊讲究以学问为诗，他甚至还有点炫才，作诗主张多用典故，强调 “语不雅驯者勿道”。而查慎行则强调在诗词创作中语言要浅显通俗，朴实无华，不逞书卷气，如其所言“吾诗若乡言”“我诗质直无夸辞”；作诗主张少用典，即便用之也不喜生僻，特别重视自然与白描，提出“白描绘景最为出色”。与此同时，两人的艺术审美情趣也是各有追求。朱彝尊将与妻妹不伦之恋的风怀诗完整地收录进《曝书亭集》，对此虽也有如纳兰性德辈以“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句，表示理解与认可，但更多的友人则规劝之。时朱彝尊“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最终还是“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而查慎行虽也有被友人强拉偶尔参加“妓席”之类的聚会，但他从未视之为享乐，更不会有忆妓香奁诸作出现在其诗词中。撇开道德层面的说辞，单就艺术审美情趣而言，两人确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朱彝尊的所追求的是一种“真性情”，而查慎行更显得中规中矩。
作为这对相交既久、相知甚深，甚至有点同病相怜的兄弟，相互间当然都十分明白对方在诗学上的观点、创作上的主张以及艺术审美上的情趣。但两人具体往交时，却又能和睦善处。朱彝尊对查慎行则一改其骂遍热衷于宋诗者的那种强硬作派，对其诗学主张更多地采取了忍让与倾听，甚至到后期还多多少少受到查慎行的一些影响，出现了由完全排斥宋诗，转变为尊唐主张不变又能兼取宋诗之倾向。以至对其后期的诗作，沈曾植曾评价道：“竹垞诗能结唐宋分驰之轨。”时洪亮吉更是认为：“朱检讨彝尊《曝书亭集》，始学初唐，晚宗北宋。”而查慎行坚持宋诗为本、唐诗为用“唐宋互参”的主张，并成为有清一代效法宋诗的最有成就者。查慎行之所以一直强调“唐宋互参”，应该说在这个折中唐宋的诗学主张当中，既有查慎行自身对诗词创作发展的深层思考，同时也很明显地看出朱彝尊在一定程度上对查慎行诗学主张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查慎行基本上是不认同朱彝尊的诗学观的，但他没有一概地加以排斥，而更多的显示出一种包容与尊重。查慎行对朱彝尊批评宋诗易落“浅易蹊径”等一些观点，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朱彝尊批评江西诗派的黄庭坚的诗歌，甚至表示了相当的认同。
查慎行与朱彝尊双方学术观点、创作手法以及审美情趣迥异，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两人在艺术上的相处交往。两人长期砥砺唱和，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反映酬唱最盛者除了其弟查嗣瑮之外，就是朱彝尊了。而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中，也多有与查慎行的唱和之诗。两人并无文人相轻之举，更没恶言相向之行，给对方更多的是包容与尊重，甚至还会吸收对方的一些合理要素为己所用，从而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极高境界。两位先贤所具有的这种堪称典范的风度与雅量，直令后人击节叹赏。

（三）

若要全面完整地论述、评价查慎行与朱彝尊之间的往交，还有一事似不能不提及，从中或许更有可能窥见两人交谊之深厚与奇妙。
雍正元年（1723）正月，查慎行的门人沈房仲、沈椒园昆仲及沈楚望，在朱彝尊的京城故居——古藤书屋发现了查慎行遗失四十年之久的一批词作抄本。这就是当年查慎行首次进京拜访朱彝尊时，送交其审阅的一百四十余阙的长短句（后命名为“余波词”）。查慎行时见故物复归，殊出望外。这些词作是查慎行当年得朱彝尊词集《江湖载酒集》，“始知词出于诗，要归于雅”后深受启发，而一改原先的词风，从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三年，花五年时间所创作的。其题材包括纪游、访古、羁旅和悯农等，词风疏俊清朗，遣词造句工整凝练，这在当时的词坛中也堪称佳作。但曾以己之词作去启蒙查慎行的朱彝尊，为何又将查慎行精心创作而虔诚求教的词稿不置可否，甚至竟称词稿已丢失？查慎行对此也“颇以为阙事”（见查慎行《余波词小序》），但当着表兄的面又从来不置一辞。此事似乎成了横亘在两人之间，至死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
欲解开此谜团，则须做一番考证剖析。然能供考证剖析的信息又实在不多，这里暂且先借助理性思维的方法去进行分析推论。朱彝尊未应查慎行所求审阅词作，反将之束之高阁，究其原因不外乎：一、要么朱彝尊勤于政事、忙于应酬而没有时间？这似乎不成立。因为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朱彝尊正去职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二、要么朱彝尊轻看查慎行，不把查的请求以及这些词作当回事？这显然也不可能。朱若轻看查，那也不可能在康熙二十五年春将自己刊印的《腾笑集》请查作序。三、要么朱彝尊不喜欢这些词作？这些词作确实既非婉约亦非雄豪，而是疏俊清朗，自成一格。视两人之词风，的确大异其趣！但朱平日吟诗作赋时为啥能与查相互唱和，甚至是乐此不疲，而对这些词作却又如此不屑一顾？这似乎也说不通。四、要么朱彝尊对这些词作有所顾虑？这从朱彝尊当时所处的环境变化当中去进行分析，从中倒是可以找出点原因的。康熙十八年（1679），久处江湖的朱彝尊始得朝廷之赏识，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充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年（1681）又由明史纂修官转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此时的朱彝尊在儒林、文苑声誉鼎盛。康熙二十二年（1683），更是赐禁中骑马，赐居禁垣，至此可谓炙手可热了。可能也是应了“盛极必衰”那句老话吧，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朱彝尊的运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其因携带楷书抄手私入禁中，抄录四方所进图书，为掌院学士牛钮所劾，被降官一级。而就在此前一月，朱彝尊还参加了乾清宫的赐宴，受康熙之恩赏。不过一月之间先宠后贬，在这种圣上恩威几乎在一瞬间出现的极大落差之下，一直是顺风顺水的朱彝尊有点迷失方向了，他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是惶恐不安。而恰在此时，查慎行进京拜见表兄并请其审阅这些词稿。看到查慎行这些词作的内容或是感慨怀才不遇，如《水龙吟·登北固山》，吊古感今，咏史述怀；《解连环·访周雪客于汝南湾不值》，叹人生失意，伤怀才不遇。或是借古讽今，如《永遇乐·燕子矶同韬荒兄观剧》，词咏兴亡，若稼轩再现。而《郎州慢·余来武陵当兵燹之际触目荒凉溯刘宾客之旧游悽怆凭吊与姜白石追思小杜寄慨略同因和其自度扬州慢一阕以见意用其韵而易其名亦犹春霁秋霁之不改调云尔》，更是喟叹战争给民众带来了疾苦。总之，在这些词作当中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之意不能不让惊魂未定的朱彝尊为之而戒惧。而令朱彝尊担心的，还有查慎行这些词作当中所表现的十分显见的宗宋色彩，这也是极易引起为追求开国的盛唐气象而极力推崇唐诗的康熙皇帝所诋斥。总之，出于不愿被查慎行这些抱怨牢骚之词所牵累，当然也不愿让自己兄弟的前途因这些词作而受影响，朱彝尊遂称言遗失，实将之搁置于书斋，以俟他日己之境况有所转圜，再作定夺。但现实情况比朱彝尊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酷得多，自降官一级后，朱彝尊的仕途每况愈下，再无转机。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最终被罢官返籍。故查慎行的这批词稿在朱彝尊的有生之年也再无机会重见天光，而被尘封于古藤书屋之中。
对表兄朱彝尊当年的这番心思与这种做法，为弟的查慎行是否能体悟得到，世人不得而知。但从查慎行对表兄从无怨言，始终一往情深；以及涉足官场后循规蹈矩、谨言慎行的举止行为去作分析，查慎行似乎是领悟到了自己这位兄长的良苦用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毋需言说的心领神会，也正是两位先贤所谓神交的精彩与奇妙所在。





按（1）：本文曾发表于《查家那些事儿》（一），今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与充实，遂形成第二稿，在此再次发表。特此说明。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2-2 00:1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2-7 01:12 编辑

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 | 江晓原
2018-11-01 08:00


作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仙逝，爰理旧文，聊表一个金迷的悼念之情。

所谓“金学”，到目前为止当然还只是一个修辞手段，并不存在体制化的确认（其实“红学”、“钱学”等等也是如此）。已故戈革教授以物理学为其本业，则在“金学”上就只能是“票友”了。不过他在这里无疑可以算“名票”。

戈革教授原本学的是理论物理。尽管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在这方面充分发挥和发展的机会，但他还是在物理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翻译《玻尔集》的浩大学术工程就不用说了，这无疑也在物理学的范畴之内。请允许我先用一段八卦来补充说明这一点。

我因为是戈革教授的“粉丝”，他出版的书我每一本都收集，有一次在他家闲聊，我心满意足地对他说：我已经将你出版的书收全了。谁知戈革教授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册尘封的旧书，笑笑说：这几册你有没有？我一看，都是他以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物理学方面的译著，我爽然自失道：我还没有。戈革教授露出那种一派童心的得意，说道：“你离收全还far from it呢！”

可是这样一位物理学教授，同时又是早期资深金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戈革教授就开始“引诱”他门下的研究生看金庸小说。我就是因为对这一点感到好奇，经由研究生同学熊伟的介绍，才和戈革教授结识的，我们一见如故，立成忘年之交。后来我也成了金迷，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即所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也”）我全都读过，半数以上读过不止一遍。后来我每到戈革教授宅中闲谈，金庸和武侠小说（包括旧派的）总是我们最常见的话题之一。

早期“金学”中，倪匡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方面因为他自己也曾写过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因为他与金庸颇有交谊，他曾有自夸“攀附两大名人”的一联曰：“常为张徹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金庸《天龙八部》连载过程中，曾因出国请倪匡代笔一段日子，倪匡因为讨厌阿紫这个角色，就“滥用职权”将她早早写死了，后来金庸出单行本时才将阿紫“救活”。倪匡有《我看金庸小说》评论集，《再看》、《三看》……直至《十看》，整个系列总共10册。我就是从戈革教授那里借了这套评论集看的。

戈革教授对于“金学”的贡献，集中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中。关于此书出版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以及我与此书的缘份，我已经在《多情才子竟西行——怀念戈革先 生》一文（刊本报2008年1月16日）中谈到过。

倪匡虽写了10册金庸小说的评论集，但他在集子中从不介绍金庸这些小说的故事梗概，这当然是因为假定愿意看这些评论集的人应该早就看过金庸的全部小说了。但戈革认为应该仿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体例，对每一部小说提供一个简要的梗概，故他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中对这15部小说都提供了梗概——这些梗概都用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语句写成，极为简明扼要。

倪匡给金庸15部武侠小说排列了名次，戈革也排列了名次。这种排名其实很多人都做过，排名的理由及结果，当然各人自有不同。不过在这个排名上，戈革与倪匡的差别要远远小于他们评价具体人物时的差别。

倪匡品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采用了富有中国古代色彩的“九品人物”系统，将金庸15部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下下”九等。戈革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中也采用了这种“九品人物”系统，不过他给各人的位置有时与倪匡大不相同。例如，对于《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倪匡将他位列“上上”人物，戈革则截然相反，列之为“下下”，他认为“倪匡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实在不当”。戈革认为在评价小说人物时存在两种标准：一种是小说中这个人物所呈现的善恶优劣，一种是金庸塑造这一人物时的成功程度。戈革在评判中更注重前一个标准。

戈革评判人物，常有极具特色的见解和议论。比如谈到“老顽童”周伯通时，戈革说他“表面上天真烂漫，骨子里是个白痴”，不仅将他评为“下中”，而且认为：“自从金庸写了周伯通，几乎所有的劣等影视上都有此种蓬头垢面的人物，形成一种很普遍的低级趣味，金庸对此不能辞其咎也。”而谈到《侠客行》中的女主角丁珰时，更多妙语，他说倪匡在这整部小说中只注意丁珰一个人物，“亦甚可笑”；而谈到丁珰与石中坚在小舟中约会一段时，戈革说这情景使他“想到当年‘不识愁滋味’时的颐和园荡舟，那时虽无丁珰型之腻友，但到底也还有一点无拘无束的自由之感啊！”

本书“谁是理想的爱侣？”一章别具特色。戈革为女性挑选的理想爱侣前四名依次是：张无忌、段誉、胡斐、慕容复。他说他也考虑过韦小宝（据说有不少人愿意选择此人），“但那小子一股俗气使人叵耐”，他忍受不了。而他为男性挑选的理想爱侣前四名依次是：王语嫣、任盈盈、赵敏、仪琳。王语嫣是戈革选定的“理想的妻子和情人”，是金庸小说众多女性角色中的“绝对冠军”。

戈革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中还讨论了金庸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之间的渊源。他对有时被人与金庸相提并论的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评价甚低，认为根本无法与金庸比肩。倒是对于旧派的武侠小说，戈革有相当高的评价。戈革也讨论了金庸小说的特点，以及金庸小说情节的基本模式。

那篇“金庸小说的扉页印章” 很长，讨论金庸小说扉页印章，因为戈革自己在篆刻方面造诣甚高，而且他曾为金庸全部小说中的大大小小人物刻过章，凡一千六百余印，堪称洋洋大观，自然对印章有浓厚兴趣。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戈革的“印学游戏”，金庸小说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戈革对金庸小说的见解，我以前和他闲谈时早已相当了解，我们在绝大部分问题上都有共识（本书中还引用了我的某些见解）。就《挑灯看剑话金庸》此书而言，我觉得唯一可以为戈革教授补苴罅漏的，是他对金庸小说中的“犯傻”未能有所阐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金庸总是让他笔下的英雄犯傻，“比如杨过跃下绝情谷、段誉死追王语嫣、张无忌大战光明顶、令狐冲热恋任盈盈……，但是每一次犯傻，每一次献身，最后都会意外得到大福报，成就大英雄。”“犯傻”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境界，不过也许戈革教授不愿意从这样的角度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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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诺贝尔文学奖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22-02-06 22:15


            一

金庸去世之后，《鹿鼎记》三卷本的英译者，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写有一篇纪念文章《金庸不只是作家，更是个象征——志金庸辞世》，文中有一段说：

二OOO年年底，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查先生邀我在跑马地雅谷餐厅共进午餐，席间对于我无法助他擒得桂冠小有微词。我们翁婿在翻译《鹿鼎记》时多有删节，他也不甚赞同，但霍克思与我都觉得我们的译本毕竟传达了原作的俏皮和乐趣，让英文读者尝到一点中国传统说书的风华。我们相信这才是金庸的原汁原味。

闵福德这段话中，有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就是他说到了金庸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很想获奖，但无法获奖，故对闵福德“小有微词”，即略有不满、批评。

事实会是这样吗？金庸晚年，时出昏招，作为金迷，我们不承认也不行；但即便如此，我对金庸会否迁怒于翻译者，极为怀疑。

闵福德没有引用金庸原话，也没有提供言谈语境，似乎也无第三者在场，那么，闵福德说金庸对其“小有微词”，就成了孤证。

闵福德此文，由赖慈芸所译，因未见原文，所以不知道是赖慈芸理解错了闵福德的用词，还是闵福德会意错了金庸的原意。揆情度理，我颇怀疑，金庸很可能是获知高行健获奖后，请闵福德吃饭，闲聊中，就诺奖话题，开了一个玩笑，结果闵福德当真了。

         二

金庸想不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加快自己小说经典化的进程呢？我想，这是有极大可能的。考虑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有哪一位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没有此想呢？自己写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期待获得本国读者、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尤其是瑞典学院专家的认可，这是无可厚非的。有无希望获得，能否获得，这是另一个问题。金庸作为入世很深的一个文化人，他自然难以免俗。

金庸去世后，香港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也写有一篇纪念文章《忆查良镛先生》，其中说到，他曾经“于2000年广邀世界各地大学学者参与提名，反应非常热烈，他们对査先生推崇备至，其后我将多份推荐信交予瑞典学院考虑，最后未能成功，深感可惜”。

被金庸聘为《明报》总编辑的潘耀明在纪念文章《金庸与诺奖》里，也谈到李国宝“早年曾一力倡议金庸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发动了海内外学者、作家签名”，潘耀明、严家炎都在签署者之列，严家炎还附了一封信，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从以上两文，我们可以知道，因朋友的热心操持，金庸小说参与了2000年或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结果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移民法国的高行健，后一年得主是移民英国的奈保尔。

潘耀明还讲了另外一件事，说金庸在李国宝为其获奖奔走之前几年，曾委托潘耀明邀请来港的瑞典学院院士评委马悦然餐叙，地点在湾仔华润大厦金雪园厅，席上仅有马悦然、金庸与潘耀明三人。据潘耀明讲，二人互道仰慕之情，多客套话，并未谈及诺奖主题，但金庸私人邀请马悦然，参与者极少，则金庸之意甚明。

潘耀明事后曾问及金庸小说获奖的可能性，马悦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不会考虑流行作品”。潘耀明说他一直没有向金庸传达马悦然的话，但他觉得金庸应该心中有数。

2000年10月28日，金庸在“上海新世纪论坛”演讲，有听众就高行健获得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并认为金庸也完全有资格获奖二事，问金庸怎么看。金庸的回答是，高先生的小说，他没有看过，无法评价；至于他自己应能得奖，他不敢当。他接着说：

“诺贝尔奖的标准与我作品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评论员选择获奖的小说，很多是选择没有故事的小说，从头到尾或者没有人物，或者根本没有故事，有些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我就努力看也看不懂。”

这可能是金庸第一次公开谈论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圈内人都知道，金庸能否获奖，首先是作品本身成就高低问题，其次是获奖标准问题，再次是英文翻译的优劣问题。这三个问题，仅英文翻译与闵福德有关，而2000或者2001年，金庸小说的英译，只能说刚刚起步——此前，只有香港莫锦屏翻译的《雪山飞狐》问世，闵福德的英译《鹿鼎记》，正在翻译中；《书剑恩仇录》要到2004年才完成，《射雕英雄传》第一部，要等到2018年才能问世……

所以，2000年，高行健获诺奖之后，金庸开玩笑谈谈闵福德翻译进展等问题是可能的，对他未能助金庸获奖“小有微词”云云，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

2001年4月22日，金庸、杨振宁、圣严法师等受邀参加台湾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会谈。杨振宁说，1957年他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年度文学奖得主卡缪送给他一本获奖作品《异乡人》，他看了但没看懂，不知道那小说好在哪里。金庸就说：

诺贝尔文学奖是愈弄不懂愈容易得奖，我的作品和评审标准距离很远。

卡缪与《异乡人》，大陆通译是，加缪与《局外人》。杨振宁说看不懂加缪在写什么，看不出《局外人》好在哪里，金庸表示了认同。但“诺贝尔文学奖是愈弄不懂愈容易获奖”，也是金庸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有文学欣赏趣味的因素在，也有对自己获奖无望的遗憾在。

2002年4月27日，受《文汇报》与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金庸与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在上海文新大厦会谈。谈到文学批评家的偏见时，金庸说：

在有偏见的批评家面前，我和科埃略先生是共同的盟友，就以诺贝尔奖为例，你看有多少作品大家根本就无法读懂。其实，大家都明白，畅销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好的作品也不一定非常畅销。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做研究，见到过一部名为《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的书，作者用很大的功夫，分析了学界对所谓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偏见。

在这段话里，金庸已经在为自己的作品不受诺奖待见，试图从理论上找原因了。

2003年11月2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王蒙与金庸漫谈人生，有学生提问，为什么华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么少？金庸有没有想过申请诺奖？金庸的回答是：

我以为当今作家中，巴金先生真正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世的文学家中我最佩服的，第一位是巴金，第二位就是王（蒙）先生了。

金庸提出了他自己的获奖人选，但对学生所问的他个人有没有想过申请诺奖，避而未谈。这回避，大约是因为，说不想，不是事实；说想，难免尴尬，索性不答。但金庸在王蒙表达完他的观点后，说“得（诺奖）是快乐的君子，不得也是快乐的君子”，想来，也是坦诚的吧。


            四

在金庸对闵福德“小有微词”之前一年，也就是1999年1月初，台湾《联合报》连载了一篇由余光中、马悦然和沈君山对谈的对话录。这次对话的主题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华人，报载大标题是《诺贝尔奖，中国人的缺席》（见《给艺术两小时——余光中、黄永玉谈文学与艺术》，湖南大学2000年1月版）。

在这次对谈中，沈君山问马悦然，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中国的吴承恩，如果活到今天，能不能得诺贝尔奖？马悦然说：“吴承恩肯定会得奖。”谈到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马悦然说：

“那一年真的是选错人了……1938年时，西方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乡下的景观是什么样子！赛珍珠以后也写了一些自传性的文章，都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中国作家写乡土文学，像沈从文，应该得奖的！他早在1934年就发表了《边城》，以后的《长河》都非常好，可是当赛珍珠得奖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沈从文是谁！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过，直到1947年才有一个美国人把《边城》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而且翻得并不好，所以翻译实在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像马悦然所说，吴承恩、沈从文能够获奖，那么，金庸有没有摘得诺奖桂冠的文学实绩呢？要知道，明清四大古典长篇小说里，《西游记》只能居于末座；沈从文的《边城》，当然很好，但是金庸小说里，一篇《白马啸西风》或者《连城诀》就足以扯平。很多人看金庸小说，是把它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放在一个层次上的。

其实，他们这次对谈，还真谈到了金庸。

先是余光中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是有弹性的，对文学的理解，是广义的，比如丘吉尔会获奖。接着，他说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如何划分界限？因为香港、台湾“有金庸现象”。金庸现象是由下而上，就像莎士比亚，原来是流行，现在学术化，甚至经典化了，怎么办？

马悦然没有直接回答诺贝尔文学奖是否考虑金庸，考虑通俗文学，他说：

“我上个星期见过由大陆到这来访问的小说家莫言，他也说看过金庸。我问他喜不喜欢，他说好喜欢！所有的金庸小说他都看过，而且看得很快，一拿到就马上摊开来，非看完不可！”

沈君山是金庸的朋友，他说自己喜欢金庸小说，只是觉得金庸小说好看，但没有把它艺术品看。沈君山这意思是，金庸小说或许谈不上是“文学”，至少不是“严肃文学”。但沈君山向马悦然提出了一个“影响力”问题。他说，诺贝尔文学奖主观性太强，不同国家不同作家有他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背景，评委会能否把“影响力”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

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化，譬如华人社会——假使以金庸为例——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只是像我看完了就算，许多人是真的深受影响的！

马悦然的回答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很多文学奖就不能获奖了。余光中说，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诺奖似乎更强调精英主义，评委看重的是价值而非影响力。余光中这个说法，说明在骨子里，余光中是非常怀疑金庸小说的价值的。但一部文学作品，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写人物，写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提供最优美的语言范式，是不是价值？余光中问马悦然，《西游记》是文学还是俗文学，马悦然毫不犹豫地说，《西游记》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金庸小说，文学性远超《西游记》，是不是文学？

马悦然与余光中、沈君山的这次对谈，可能在他与金庸餐叙之后。他见莫言，我们尚不清楚是他还是莫言，首先提到金庸小说。

他们这次会谈时，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还只限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与泰戈尔。其明年，华裔高行健获奖，2012年，莫言获奖，也都算是华语文学的骄傲。

得奖者，未必是世界第一；不得奖者，也未必不如得奖者。若在今世，莎士比亚作品、《红楼梦》，得奖与否都不影响它是莎士比亚作品与《红楼梦》，世上数以亿计的读者，一代代为之痴迷，这就够了。金庸小说，也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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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爱读金庸，是真的吗？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21-12-18 22:17


11月19日，刘国重先生在他的个人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武侠小说必须看——钱锺书爱好金庸小说》。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结论是，钱锺书是爱读金庸小说的。其依据有二：一是钱锺书曾劝赵一凡看武侠小说，二是早些年陆灏说过钱锺书是金庸的爱好者。

实则，刘国重引以为据的两点，可能都不足为凭。

首先，在文章里，刘国重把钱锺书建议赵一凡看武侠小说，理解为看“新武侠小说”；并进一步认为，钱锺书认为必须看的武侠小说主要就是金庸小说。

刘国重自言上述推论不算武断，但实际上，这个推论，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钱锺书让赵一凡看“武侠小说”，并不等于让赵一凡看“新武侠小说”，更不能等同于让赵一凡看金庸小说。如此，“钱锺书爱读金庸”这样的结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刘国重得出“钱锺书爱读金庸”结论的另一依据是，1987年，陆灏、张文江与裘小龙有一个“金庸小说三人谈”的对话，其中陆灏有“像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家，钱锺书这样的学者……都是金庸的爱好者”之语。

据张文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上海文艺2021年7月版）所附《金庸小说三人谈》，陆灏原话是：

“在大陆，就像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家、钱锺书这样的学者；在台湾，像三毛、柏杨、叶维廉都是金庸的爱好者。”

从上下语境来看，陆灏此语主要是回应前段裘小龙关于“武侠小说是白日梦”这个观点的。

裘小龙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紧张，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松弛，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可以满足人们心理的“白日梦”之一种。陆灏同意裘小龙的看法，并补充说，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同一个人，也可以有多种阅读需要。接下来，陆灏就举华罗庚、钱锺书、三毛他们的例子，来说明阅读的多个层次。

陆灏的原话，读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在大陆的华罗庚、钱锺书，与在台湾的三毛、柏杨和叶维廉五人，都是金庸的爱好者。二是在大陆的华罗庚、钱锺书喜欢武侠小说，台湾的三毛、柏杨和叶维廉喜欢金庸小说。

在说者陆灏，他可能仅是说这五个人都是通过武侠小说做做白日梦的。刘国重倾向于第一种理解；但实际上，陆灏之言，更大的可能，是第二个意思。

刘国重大约是想说，像华罗庚、钱锺书这样的大科学家、大学者都是喜欢金庸小说的，那些鄙夷金庸小说的基本都是小学者、小作家，以此来标明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这可能是金庸迷的一种潜意识，颇有挟钱锺书以重金庸的意味。我也非常希望看到钱锺书喜欢金庸小说的确切证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

刘国重文中说，他听某先生说陆灏是钱锺书晚年忘年交，所以陆灏所言钱锺书爱读金庸，应该可信，但只是孤证，不太敢完全相信，直到赵一凡之说出现，才如何如何。

刘国重忽略了《金庸小说三人谈》一文出现的时间。

《金庸小说三人谈》是陆灏等三人合写于1987年9月11日。1987年那个时候，陆灏与钱锺书先生应该还没有什么私人联系。因为我们看陆灏《默存先生》（见《看图识字》上海书店2010年1月版）一文，可以知道，陆灏是1990年才开始与钱锺书有书信联系的；1991年秋后、1992年底，陆灏总共两次拜访钱先生；二人书信往共有二十余次。《默存先生》记述二人来往交流很是详细，所谈中国文化名人有王国维、陈寅恪、张爱玲、、钱穆、胡适、林同济、傅雷等，其中，没有金庸。

陆灏与钱锺书交往之前，若钱锺书爱读金庸，则这一信息，就不单单是陆灏知道；但事实是，到现在，都没有人谈到这一点。这似乎可以说明，陆灏即便1987年所谈，就是钱氏爱读金庸这个意思，也是不好采信的。而陆灏与钱先生有私人联系后，又无一语谈及，所以，1987年陆灏所言，大概率不是说华罗庚、钱锺书喜读金庸，而只是喜读武侠小说、也做“白日梦”罢了。

刘国重说钱锺书对赵一帆所说，当不会是旧武侠，应是新武侠。这也是臆测。

如果我们承认《儿女英雄传》可以算作武侠小说，则钱先生对陆灏说得非常明白，他是喜欢《儿女英雄传》一书的。

最近几天看到一篇资料，似乎更能证明“钱锺书爱读金庸”一说，难以成立。

这个资料就是陈志明编写而刘国重本人亲校的《金庸研究专辑》（香港独家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第四册第一篇文章《迎接新的五个世纪——在上海“新世纪论坛”上的学术演讲》。演讲时间是2000年10月28日。

金庸回答观众提问，说：

一位自称文学工作者的朋友，问我怎样评论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问我与钱先生交往如何。

非常遗憾，我不认识钱先生，但是我们通过信。前段时间钱先生主动把他的《管锥编》签了名送给我，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他送了我一本书，那我也马上找一部自己的书出来签了名送给他。我说，这两部书的分量不相称，内容也不相称，我拜读钱先生的书很困难，但也会努力去看；钱先生你睡在床上，没有事情做、脑子有点烦的嘛，就看看我这本书，可能你会开开心心。我送他的是《鹿鼎记》。

不知道钱先生后来生病时有没有看。如果他看，我想对他的身体会有点好处……

从金庸2000年的这个“答听众”来看，看不出钱氏喜读金庸。金庸在北京学术圈内，有不少朋友，如果钱氏爱读其书，估计金庸会知道的，而金庸知道后，我想他会首先送书给钱先生，而不是相反。特别是，考虑到金庸说的是“我们通过信”，如果钱锺书爱读金庸，则钱锺书一定会在信上提到，而金庸也就会在某些场合说起。事实是，金庸没有说。

当然，钱锺书主动送书给金庸，是不是也可以解读为，钱氏真的读过甚至喜欢金庸呢？也许是，只是我们还看不到确凿的证据。也许他们的书信，会透露出这个相关消息，那我们且待将来的披露。

金庸去世后，裘小龙写过一篇文章《金庸先生》（见《外滩公园》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版），回忆他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拜访金庸一事。

裘小龙说，金庸在香格里拉酒店请吃饭，餐桌上就仔细阅读了那篇《金庸小说三人谈》，还对文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他的问题。我想，陆灏所说华罗庚、钱锺书、三毛等喜读他的书那句话，金庸应该看到了。看到后，他会向裘小龙确认钱锺书是不是喜读他的小说。但是裘小龙只字未提，那我们对“钱锺书爱读金庸”一说，就只能继续存疑。

有一位网名“冬兰”的读者，在刘国重文后留言说，钱锺书接见过金庸，金庸可能是去给钱锺书送三联版金庸小说的，他在现场，时间是1990年代的某天。但这与金庸亲口所言不符，所以也只能存疑。

总之，钱锺书喜读金庸一说，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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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拜师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9-10-30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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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好围棋，所以在小说里，也塑造了很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围棋高手，比如无崖子、范百龄、何足道、木桑道长、黑白子等等。但这些高手，由于天分或者心胸境界之故，虽或有天下难敌之称，但终不是一代宗师。金庸说，围棋界，大高手时见，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而大高手或者大宗师，金庸若遇之，他会当如何呢？



沈西城说，金庸在香港有两个围棋棋友，一是聂绀弩，一是梁羽生。金庸与梁羽生起初棋力相当，后来金庸拜陈祖德、聂卫平为师，渐稍占优势，但梁羽生不服。梁羽生说：“我是盲拳，不怕高手，有胆你来。”二人从《新晚报》办公室，杀到梁氏澳洲新居。至于二人胜负，金庸不曾提，梁羽生的说法是：“没办法，阿查有名师指点，我是自学成才，能不落下风，已是万幸。”



做报人，写社论，撰小说，是金庸主业，棋枰手谈乃金庸娱乐爱好耳。但这个爱好，金庸倾注的心力和动用的心思颇为不少。这主要体现在，围棋领域内，一遇高人巨匠，金庸便欲拜师，说冲动也好，执着也罢，反正是不可遏止。



陈祖德是中国当代围棋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高手，聂卫平则是中国唯一一位“棋圣”，金庸当然以能成为陈、聂门弟子为荣。但沈西城只说金庸拜师陈、聂二人，其知之未详。



金庸好友沈君山谓，有一段时间，金庸极迷围棋，那一时期的特殊癖好，就是拜高手为师。金庸所拜师父段数加起来，在一百段以上，能与日本木谷实弟子段数合起来超二百相媲美。而金庸师父总段数之高，是因为金庸不遵循从一而终的武林规矩，“不分门派，不分辈分，只要艺高，他就要拜为师父”。



《天龙八部》中，有一位阎王敌薛神医。薛神医于医道，有过人天才，几乎不学而会，这是他的主业。薛神医的副业，是好武道，给江湖高人治好了病，就向对方请教一两招武功，也是不分门派不分辈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所以其武功之博，江湖罕有。但博了，贪多嚼不烂，薛神医也就没一门功夫练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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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师吴清源）



薛神医的人物原型，不妨认为就是金庸本人。但小说创作在前，金庸拜师在后，所以也可以认为，金庸拜师是学习他所创作的人物薛神医。以九段为基准，金庸师父就得在十人以上。现在能确定的是，陈、聂之外，另有吴清源、林海峰、王立诚等。吴清源更被金庸视为一代宗师，是金庸所崇拜的两位今人之一（另一位是邓小平）。金庸有这么多大师级师父，那么，金庸有没有学到绝招，能否传承哪位师父的绝艺呢？沈君山说金庸“能不能学得到本领不论”，正如薛神医临敌，能否克敌制胜，那就只好不论。沈君山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据说，聂卫平的评价是“大致业余一段或稍强”。聂卫平的依据是，沈君山是业余五段，对陈祖德，曾受三子而胜，对聂卫平，受三子而惜败；但金庸与沈君山对弈，要被让三到四子，方能取胜。然则金庸似乎也说过自己有一次对弈陈祖德，受两子而赢。



金庸学棋，好比票友，但拜师可不含糊。金庸拜师，是从古礼，要跪叩的。1983年，聂卫平在广州正准备围棋“新体育杯”卫冕战，接到中间人传信，说是金庸诚欲拜他为师。“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聂卫平是1952年生人，时年31岁；金庸是1924年出生，年近60。聂卫平觉得自己比金庸小28岁，承受不了大礼，就说拜师可以，但不能磕头。此后，金庸见聂卫平，就呼为“师父”。有一张照片，是聂卫平与沈君山下棋，金庸斜座一角，身体笔微倾，大有执弟子礼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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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卫平与沈君山对弈，右二金庸）



1983年的聂卫平，已经拿到五届全国个人赛冠军，并完成“新体育杯”五连冠，全面超越了此前国手代表陈祖德——金庸的另一位师父。但那时距聂卫平的巅峰之作，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克日本顶尖国手，还有数年。金庸拜师聂卫平，也是高瞻远瞩一般。



至于不论辈分地拜师，金庸拜王立诚为师便是令人瞠目之举。因为此前金庸已经拜吴清源、林海峰为师，吴清源已经是林海峰的老师，林海峰又是王立诚的老师。金庸这拜师，就是强把一门三代拉倒一条线上。拜王立诚为师时，林海峰、沈君山受邀观礼，再加上王立诚太过年轻，（王氏1958年生人，小金庸34岁）所以无论如何，王立诚不敢当大礼受头。最后，搬一张太师椅，王立诚端坐其上，受金庸三鞠躬了事。沈君山与金庸本平辈论交，因王立诚乃沈君山手试后送往日本学棋，所以当彼之时，沈君山亦斜斜受金庸一拜。



金庸这样子的拜师学棋，只好说是非常之人始有的非常之举，亦文坛兼棋坛之趣闻也。





【谨以拙文，纪念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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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金庸纪念专号》印象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8-12-31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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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李志清所绘金庸小说群英图，共28位，猜猜都是谁）



《明报月刊》为纪念刊物创始人和首任主编查良镛先生，特别制作了“金庸纪念专号”，是为第五十三卷第十二期。该专号作者皆是金庸生前友好或与金庸有往来者，所谈多可寓目。今摘录其较有意味者，以为异日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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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金庸——倪匡、潘耀明对谈》，叶国威整理。



倪匡：其实人人都说韦小宝影射谁、影射谁，从来没有人看出来，我就看得出来。韦小宝十足是毛泽东。

潘耀明：是吗？

倪匡：对啊，你不觉得韦小宝整个都像毛泽东吗？

潘耀明：毛泽东有古文学根底，诗词也写得好。

倪匡：韦小宝也有古文学根底。毛泽东的古文学根底从《资治通鉴》里来，韦小宝的古文学根底是从坊间说书听回来的。斗争这个，斗争那个，完全是在影射毛泽东。

潘耀明：金庸小说很多都有影射，像东方不败啊……

倪匡：又是毛泽东。

潘耀明：是啦。都是那些偶像崇拜、叫口号，所以金庸小说富有时代感。



——东方不败，一直是偶像崇拜和独裁统治的象征性存在，这在任何一个独裁时代，任何一个缺少民主的国度，都可能存在。于中国，他影射谁，影射哪一个时代，大家基本都能形成共识，只是一般并不像倪匡这样指名道姓。但倪匡把韦小宝与毛泽东联系起来，颇让人诧异。韦小宝，正如阿Q，可说是某类人的典型，也可说是人类某些性格、心态的典型，说他具体影射某一个人，应该不确。另外，韦小宝不学无术，与毛泽东博览群书，更有天地之别。此一点，倪匡差矣。



潘耀明：我觉得查生高龄仙逝，也是有福气的。

倪匡：其实我觉得查生很可怜。你看他爸爸莫名其妙地被人枪毙了，他只能放在心上，又不能说出来。

潘耀明：是……所以当时他长期不回海宁，好像到一九九二年后才回去。

倪匡：网上有人写很刻薄的话骂他，爹又死了，儿子又死，老婆又跑了，不知道为什么又被人骗，不知为何做人这么凄凉。我也觉得他不开心……

潘耀明：个性太强的人，就容易不开心。

倪匡：到八十岁还要出去念博士，就觉得他真的不开心，

潘耀明：有一次，我曾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查生，金庸只有一个，街上的博士生很多啊。”

倪匡：对啊。博士生全世界都是！而且他晚年念佛经，怎么连这些都读不通？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自然会快乐。



——潘耀明与倪匡，是金庸非常亲近的朋友，尤其是倪匡。倪匡觉得金庸做人很凄凉，不开心，那金庸可能就真有难为人道的苦楚。金庸晚年读博，就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招收博士以及在杭州所作新闻工作的演讲，我以为皆是金庸不必做不必说的事情，而金庸做了，说了。倪匡曾赠给金庸16个字：“谤誉随之，尔言尔是；宠辱不惊，我行我素。”这宠辱不惊我行我素，倪匡也许做得到，但金庸是做不到的。



金庸塑造的小说人物，他本人最喜欢的是杨过，而不是郭靖，那可能是因为郭靖像金庸自己，有太多负担和责任，太过沉重；而杨过，云卷云舒，去留无意，那是金庸一直向往的境界。“名、利”二字，于金庸，“名”关似乎尤难勘破。



2、王蒙《唯一的金庸》。



“能不仅吸引我，而且感动我，直至震撼我的心旌的武侠小说，非金庸作品莫属……查先生的小说恰恰是饰小说以干县令，是小说家言而论说大义玄德、人心世道，是知识学问经验积之也厚，于是负大舟也，做小说也，而情倾山海，力薄云天，乘风破浪……所以我认为金庸是迄今为止的武侠小说第一人。”



——以王蒙的文学史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样评价金庸小说，其实已经难得。但仔细玩味王蒙的评价，我们会发觉王蒙还是把金庸作品放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加以审视的，而这正是王蒙文学观上的局限性。



若以通常的雅俗文学来划分，一般认为，金庸是属于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的，虽然近二十年来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在鼓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而王蒙自然属于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但从中国小说的发展来看，继承了中国说部传统、更中国化的小说，显然是金庸，而不是王蒙。1980年代，王蒙小说的技法和主题，一时成为国人争相讨论的文学焦点之一，可时过境迁，那些曾经的话题，大都不能再引起读者的继续关注。王蒙的文学语言，也自有他的文体风格，也曾风靡一时，也将继续延续它的魅力；但最纯正的、最纯粹的、最不卖弄的语言，还是金庸。金庸承接的是曹雪芹，他接过的是曹雪芹的火炬。就人物描写的深度和丰富性，王蒙同样也是稍逊金庸之风骚的。



1990年代，北师大王一川等给中国现代小说家排名，金庸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居第四；200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前三名是金庸、巴金、鲁迅。这个文坛排座次，不同于武林争霸，缺少明确的、令人信服的量化标准，但它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金庸小说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分量。何况上述排序，前者王一川可代表学院派专业读者，后者是网络投票，代表大众心声。



我为王蒙肯定金庸而高兴，也为王蒙仍有文学观上的“山头主义”而遗憾。更遗憾的是，本悼念专号，大陆作家，仅王蒙一位。



3、《马云悼金庸》，陈志明整理。



陈志明整理的这篇文章，收录了马云2018年10月31日所写的一篇悼文，从中可见金庸对马云的影响。陈志明在文末还附录了三副“挽联”：



马云的挽联：

一人江湖，江湖一人。



阿里巴巴集团的挽联：

武功全不会，笔下风骨，书生懂了武圣；

千金终难买，世间信义，商道亦是侠道。



淘宝网的挽联：

沧海笑，英雄无忌，千秋承志铁血镇恶，星河任我行；

逍遥行，少年不悔，凌波清扬退思念慈，春秋向问天。



——以上三副所谓“挽联”，从“对联”的要求看，问题多多。如“一人江湖，江湖一人”只能称为“挽词”。阿里巴巴集团挽联中“书生懂了武圣”如何能对“商道亦是侠道”呢？颇怀疑这个上句应是“书生懂了武生”或者是“书圣懂了武圣”。



淘宝网的挽联，以金庸小说人物名合成，很是别致，非有心者不能为也，大可传世，惜稍有上下重字之病。



4、余秋雨《巍巍金庸》



余秋雨在这篇文章里，有几处非常精彩的言论。



一是对中学教材选进金庸小说片段和金庸就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滔滔非议，余秋雨说：

“这两件事，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化教学领域的浅陋和保守。大家居然面对一位年迈的文学大师而顽冥不知，还振振有词，劈头盖脸，实在是巨大的悲哀。”“金庸的小说以现代叙事方式大规模地解构并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成就不低于五四老作家群体。”



余秋雨还说到自己后来到浙江大学演讲说：

“东方世界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会梦想让金庸先生担任文学院院长，但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梦想成真。不知浙江大学如何能够获得天匙，他来了。你们本来有幸成为本世纪一位文化巨人的学生，但是你们因无知而失礼，终于失去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师承身份。”



余秋雨对金庸的评价，是能够满足金迷朋友对金庸经典化的心理预期的，就这一点而言，余秋雨会在金迷们这里获得加分待遇的。



但此文前半部分，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



“有一天，在一个人头济济的盛大聚会中，他一见到我就挤过来说，北京有一个青年作家公开调侃他不会写文章，而且说浙江人都不会写，一个记者问起这件事，他就回答，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余秋雨这个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在一个盛大聚会中，金庸一看见他就“挤过来”说话，这话听起来，似乎是说余秋雨于金庸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感召力，使金庸产生了粉丝膜拜偶像的、不能自已的趋走举动，而事实如何，读者是不得而知的。另一个就是，金庸对他说，浙江人里能写文章的“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大家都知道金庸所说北京青年作家是王朔，为反驳王朔，金庸写有两篇文章，一是《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一是《浙江港台的作家》。在后文里，金庸列举了能写出好文章的近代浙江学人之外，又举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计有鲁迅周作人兄弟、蔡元培、郁达夫、茅盾、俞平伯、徐志摩、夏衍，以及祖籍浙江嘉兴的巴金，而这个九人大名单里，没有余秋雨。那么，金庸一见余秋雨，会不会把余秋雨与鲁迅并称为能写文章的浙江人，就只有天晓得了。



5、刘再复《想念金庸》。



1991年，刘再复从日本路过香港，金庸得知消息，约请吃饭。



“因在八十年代，我曾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给他写信，说我们的研究所想举办一个金庸研讨会，盼能得到他的支持。他没有回信，这回他就以此为由头，说三年前收到您的信，不知如何决断，此次来香港，正好可以见面讨论一下。”



——观上文，刘再复给金庸写信，想举办金庸研讨会，应是1988年。1988年，金庸小说在大陆已经以盗版形式全部出齐。可以说从1985年到1988年的几年，就是金庸阅读年，很多人读金庸，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如在1988年或次年举办金庸研讨会，将会反响巨大。事实上是，直到1996年，在海宁，大陆才举行第一次金庸学术研讨会；而1998年5月，刘再复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校区举办“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离自己最初动议，已是十年。刘再复在推动金庸小说的国际研讨上，功不可没。



文章谈到金庸才思敏捷，刘再复举了一个例子，说是诗人瘂弦来香港，金庸请吃饭，在座者还有刘再复、李泽厚、张隆溪、刘青峰等。几人善饮，瘂弦提议成立“香港酒党”，大家就请金庸写个酒歌，金庸不假思索道：



“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何以解忧，快入酒党。”



——这个故事，当然能够表现出金庸文思敏捷的一面，但我更关注的是，这个酒歌里何以会出现“婚姻苦长”一词。这是金庸夫子自道，还是他对在场某朋友所作的调侃？



6、刘莲《别了，师父》。



刘莲，刘再复次女，金庸唯一记名弟子。刘莲在文中录下了刘再复为金庸所写的三副挽联：



其一：

天摇地动，万古云霄变易，书剑齐落；

江翻湖泣，一代天才辞别，人神同悲。



其二：

雄视古今，开创经典韵味的武侠话语；

蜚声中外，突显江湖梦想之道义神功。



其三：

哲人远走，重如泰山，足音响遍地球；

天笔回归，美似落日，光明普照人间。



刘再复以三联挽金庸，可见与金庸的深情厚谊，以及刘再复对金庸的推崇。刘莲在文中谈到刘再复写好这三副挽联的初稿后，曾请李泽厚帮忙推敲，李泽厚就第二联提出意见。其中，“蜚声中外”原为“蜚声中西”，“道义神功”原为“文统武功”。前者从平仄考虑，后者从内容考虑，李泽厚基本不看金庸，但这两处改动，确比刘再复原作要好。刘再复使用现代汉语助词“的”入联，并无不可，但本联很是啰嗦，实则，“开创经典武侠话语”“突显江湖道义神功”即可。



这三联，以首联最佳，虽然其下联中“江翻湖泣”，改为“江泣湖翻”以对“天摇地动”，也许更合平仄。不知金迷朋友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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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莲另记述金庸尝为她毛笔书写一副对联：



偏多热血偏多骨，

不悔情真不悔痴。



这副对联，为百剑堂主陈凡所撰。百剑堂主曾与金庸、梁羽生在《大公报》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因金庸喜欢这副对联，所以百剑堂主用宣纸给金庸写好，金庸装裱了，挂在室中，不觉雅气骤增。（见金庸《也谈对联》一文）。



但金庸该文以及为刘莲所写此联，或许有误，因为从对仗的角度看，“不悔情真”应为“不悔真情”。



7、赵令扬《悼念查良镛教授——兼谈“查良镛学术基金”成立经过》。



赵令扬文中谈到香港大学向金庸颁发名誉博士的事情。



起因是时任校长黄丽松感到香港大学每年荣誉博士的颁发，过于重视海外成名学者，于香港本地杰出人士重视不够，就想向何鸿燊、李嘉诚、金庸三人颁发荣誉博士。黄丽松嘱文学院院长赵令扬与金庸接洽，再三叮咛说“如蒙查先生允诺接受，这将是大学无限的光荣”。



按倪匡的说法，授予荣誉博士，乃是对被授予者的侮辱；对此，金庸曾以胡适被授予100多个荣誉博士来对。但无论如何，香港大学拟授予金庸荣誉博士头衔，实在是一种倚重，看不出侮辱性何在。



香港大学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可能是金庸获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



8、陈志明《查良镛丧礼现场亲历记》。



该文记下了社会各界送丧人士的几副挽联，兹选录如下。



《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

公去大名留青史

我来何处别音容



北大教授严家炎、卢晓蓉夫妇：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劳心劳力，史有明证。



嘉兴市党委市政府：

桃花影落香江，七十年寓居家国心事浩浩；

碧海潮生嘉禾，五百万乡亲孺慕情怀殷殷



比较令人惊奇的是，“鲜卑慕容历史文化研究会”亦送来挽联，联曰：

剑客来也，一家泰斗，挑开华夏五千门，半边武侠，别无风雨心中事；

先生去矣，八部天龙，嚼烂史书二十四，三燕慕容，为有君言天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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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王夷甫神情明秀，盛才美貌，肤色白皙如玉，有女性化之倾向。赵敏则“十分美丽之中，更带着三分英气，三分豪态”，蒙古草原姑娘，略有男性化之特征。金庸若写男性之手白，与白玉扇柄无别，就是拙劣的模仿了，因为元代人物之审美观，与晋代审美观已大相径庭也；而写赵敏手白如玉，则恰如其分。



《红楼梦》《世说新语》都是我所谓“书中之书”。后世写手，惟大工者可融盐在水，使“书中之书”对自己的影响如春在花，读者庶几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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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枪破犁》·《雷雨》·杨铁心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8-12-15 23:41


中国现代作家群里，金庸最推崇的是鲁迅，而最喜爱的可能是巴金。仅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里为鲁迅和巴金特辟专章对谈，我们即可窥见一二。在第九章《日莲·巴金》中，金庸说：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含义深远，非我们青年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传统的现代文学史，作家排座次，前六位，顺序是“鲁、郭、茅、巴、老、曹”，金庸在上述谈话中，于此六位，遗漏的是郭沫若与曹禺。撇开郭沫若不谈，那么，金庸是否熟悉曹禺剧作呢？



《射雕英雄传》第九回《铁枪破犁》，写王妃包惜弱在完颜洪烈赵王府住一农舍，是“三间乌瓦白墙的小屋”，室内“壁上挂着一根生了锈的铁枪、一张残破的犁头，屋子一角放着一架纺纱用的旧纺车”，郭靖黄蓉见她贵为王妃，却住这样的屋子，陈设这样的物件，不明所以，暗自纳罕。及杨铁心闯入，所见“桌凳橱床，竟然无一物不是旧识”。这些桌子、凳子、板橱、木床，并铁枪、犁头与纺车，皆是包惜弱派人千里迢迢从南宋临安府牛家村运来。



类似情节，在曹禺的《雷雨》里，我们也可以读到。



搬到北方某城的周公馆，有一间屋子，室内都是三十年前的旧家具。周朴园对鲁侍萍说：“你看这些旧家具，都是你以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了纪念你。”



室内摆设都用旧物，要表现的是，历经重大变故后的主人公对“旧人”的想念、纪念，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眷恋。杨铁心之于王妃包惜弱，侍萍之于周朴园，都是“旧人”，都是后者以为死了的“旧人”，也都是后者各自心灵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铁枪破犁》与《雷雨》第二幕的相似处，还不止旧家具和旧摆设。



历经岁月风霜，包惜弱认不出杨铁心，周朴园也认不出侍萍，后者被生活、被遭遇磨砺得粗糙而衰老。这就需要提醒，需要唤起回忆。



杨铁心说：“犁头损了，明儿叫东村的张木儿加一斤半铁，打一打。”接着走到板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件青布衫披上，又说：“我衣衫够穿了，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好好儿多歇歇，别再给我做衣服。”十八年前，一场生离死别前夕的两句话和一件旧衬衣，使包惜弱瞬间认出她的铁哥。



而侍萍与周朴园分手三十年，时间更长，而今的侍萍，尘满面鬓如霜，周朴园对面相逢而不识，哪怕他已经看到了三十年前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关窗动作。侍萍内心悲苦，听到周朴园让把老箱子里的旧衬衣拿出来，就说：“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侍萍用三个问句，颤抖着把自己提示给周朴园，周朴园终于徐徐立起，知道眼前人就是当初的梅侍萍。



杨铁心到了王妃包惜弱农舍，破窗而入，刚与包惜弱重逢话旧，就被杨康发觉，杨康叩门欲进，包惜弱婉拒。这时杨铁心准备再越窗而出，但窗子被人从外面反扣住了。



这个情节在《雷雨》里是，周萍到鲁贵家幽会四凤，从窗子强行进入，稍后被鲁大海发现，想再从窗子逃跑，但窗子被人从外面锁住，再也推不开。



问题是，《雷雨》中，窗子是跟踪周萍而至的周繁漪扣锁，《射雕》中，这个窗子为谁所扣？



包惜弱是南宋临安（今杭州）人，随完颜洪烈生活于大都（今北京），在大都遇到了故夫杨铁心。侍萍是无锡人，受女儿四凤的东家太太之请，来到北方某城（疑似天津），在这里遇到当初的心上人周朴园。主人公空间上的南北迁移，及在北方邂逅，两个故事相似度极高。



我觉得，金庸写《铁枪破犁》很可能受到了《雷雨》的启发，金庸很可能是熟悉曹禺的。何况在《日莲·巴金》一章，金庸还说，“……作协的主席是巴金先生，文联主席是戏剧家曹禺先生。这两位老先生的才华和人格我向来敬佩……”敬佩其才华，那当然是读过其作品了。



本文想借此说明的是，金庸小说创作受现代作家影响最为显著的，不是他最推崇的鲁迅，也不是他最喜欢的巴金，而是他在与池田大作对谈时忽略掉的曹禺。



只是周朴园作为周少爷、周老爷，要保留一间屋子和旧家具，以作纪念，是完全可能的；而包惜弱在赵王府，虽受完颜洪烈宠爱，但想住一处农舍，保留那些“先夫”旧物，现实的可能性有几何，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完颜洪烈，作为王爷层次的一员，不管是在感情（夫妻与父子两方面）上，还是在雄韬伟略上，都是上上之选。



杨铁心是《射雕英雄传》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只是在小说早期起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但关于杨铁心，也有一个可说之处，就是他后来变名“穆易”，并为穆念慈比武招亲。



熟悉京剧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曲目《四郎探母》，四郎是杨四郎，名杨延辉。金沙滩之战，猫头鹰伤亡惨重，杨四郎被俘，萧太后见其器宇轩昂，欲招为驸马，询问姓名，杨四郎答曰“木易”。而杨铁心大难不死，行走江湖，也名“穆易”，只是易杨四郎之“木”为“穆”。猫头鹰声名赫赫，杨四郎为大辽所擒，改变姓名又不忘其本，情理两安；而杨铁心，一介武夫，当彼之时，籍籍无名，其改姓名，所为何来，颇不易解。



《射雕》写杨铁心为寻找郭靖而为穆念慈比武招亲，事近荒唐。但这个比武招亲，在民间流传、演绎的猫头鹰故事里，却是有的。那就是《穆桂英挂帅》一戏，杨六郎之子杨宗保为破天门阵，攻打穆柯寨索取降龙木，穆桂英比武招亲，招了杨宗保，也使“杨门女将”大名垂宇宙。



看来，杨铁心改名穆易以及比武招亲，是未忘先祖佳话，系法祖宗之法，金庸信手写来，我们姑且读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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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绝似非所长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8-08-26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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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2008年3月广州花城版



小说和诗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国文学发展源远流长，其源头即是诗歌。中国可以称为诗歌的国度，却不能称为小说的国度。旧时，小说传奇，地位地下，那是稗官野史，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其于大达亦远矣”。可能是出自对诗歌的崇拜，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大都要用诗歌来表现小说人物的品位，借诗歌提升小说语言的档次。小说作者若能诗，则自作诗歌；若不能，就引用成诗。小说里，诗歌用得好，当然于人物塑造，于推动情节，功莫大焉。《红楼梦》是使用诗歌使小说锦上添花最成功的例子。



武侠小说，因为小说人物出身和从事活动的特殊性，基本与诗词风流无缘。比如郭靖，他不可能听懂黄蓉唱的辛弃疾《瑞鹤仙》（雁霜寒透幕），而黄蓉偏要靖哥哥听，那就是强人所难了。黄蓉嗓音再好，唱歌再好听，当此冰天雪地，唱这首曲子，也是对牛弹琴。所以，黄蓉再有诗词之好，诗词之学，跟郭靖在一起，也最好绝口不提这劳什子。金庸小说时有此病，可能就是文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诗词病症，时常复发所致。



然而《天龙八部》尚好。整体说来，《天龙八部》里的诗词用得基本恰到好处，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令人拍案叫绝。这当然跟《天龙八部》里有段誉、段正淳、朱丹臣有绝大关系。他们的出身，地位，使他们不丧斯文。而乔峰、虚竹，武功再厉害，也基本与诗词绝缘，他们的文化程度，估计也就是粗通文墨而已。



《天龙八部》里诗词用得最好的地方有两处。



首先是大理四护卫之一朱丹臣与段誉的对话。段誉不愿学武，私自离家出走，四大卫护出来寻找段誉，一见面，朱丹臣就吟诵王昌龄的《答武陵太守》：“仗剑行千里，微躯感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王昌龄是武陵太守的幕下，将往异地，辞别太守，以此相赠。“微躯”表明自己的地位，谦恭中不失自尊。后两句用侯赢与信陵君的典故，表达自己对武陵太守的忠诚。朱丹臣吟此诗，借以表达自己对主公以死相报的赤胆忠心。朱丹臣，名“丹臣”，文武双全，首句“仗剑行千里”，更是贴合自己朝廷护卫兼武林中人的身份。



对朱丹臣所吟诗，段誉回吟以《送郭司仓》：“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明月随良椽，春潮夜夜深。”王昌龄这首诗，是送别朋友的诗歌，表达了对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与对友人前程美好的祝愿。段誉借此表明对朱丹臣，未有主仆之念，而只以友道相待的意思。朱丹臣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一揖到地，深表感谢，二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金庸这次引用诗歌的特殊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引用恰切，还在于，他借人物之口，对王昌龄诗歌做了简洁精当的评价。朱丹臣评价《答武陵太守》“寥寥二十字中，倜傥慷慨，真乃令人倾倒”，这个评价获得段誉首肯：“王昌龄以七绝见称，五绝似非其长。这一首果是佳构。”接下来，段誉评价《送郭司仓》“绸缪雅致”。



这样的片段，让我们忘记了这是在读武侠小说，也让我们记起《红楼梦》中的“慕雅女雅集苦吟诗”相关情景：



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还有一个原因是朱丹臣完全倾倒于王昌龄“仗剑”的豪侠之风，也完全认同王昌龄报答主人之心的赤诚可感，也在吟诵的同时砥砺自己效法前贤。读者甚至可以猜测，金庸在给朱丹臣命名之初，就想好了要让他在某个场合吟诵这首《答武陵太守》。



作为对朱丹臣评价此诗的回应，段誉谈到王昌龄诗歌，七绝胜于五绝，但《答武陵太守》却是佳构，以及《送郭司仓》“绸缪雅致”，那是为了引出《送郭司仓》一诗。段誉用这首诗淡化了二人之间的主仆关系，也表明了段氏家族所以受人尊重、得人死力的原因。当然这也是段誉不以富贵骄人、待人素有平等意识的一个写照。



黛玉对香菱谈诗，可有可无。有它无它，黛玉的诗才、诗思、诗名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朱丹臣与段誉谈诗，不可或少，这一点，一定是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



稍晚，段誉与木婉清夜间欲逃，朱丹臣拦住，高吟魏征《述怀》，中有“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之句，再次表达对段家的知遇之恩，人生当重然诺重义气的思想。段誉听了，无可反驳，只好老老实实跟朱丹臣回大理城内。



金庸引这首诗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全诗20句，他只引后10句。事实上，金庸所引第一、二句“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必须跟原诗该二句之前的“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联系起来，不能分割。因为这四句是一个意思，表现的是，此行路途曲折艰险，荒寒凄凉，共同引出下面的虽伤目惊魂，但报答君恩，不辞肝脑涂地。金庸应该引后12句才是完整的一个意思。魏征《述怀》，全诗如下：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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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修版《天龙八部》里，金庸删除了神山依仗自己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默背三门绝艺的武功要诀一节。这当然是因为，金庸首先删除了天竺高僧波罗星偷看少林经书、哲罗星前来少林要人这一情节。这一情节删除，神山要为波罗星掩饰偷看经书一节自是无可依傍。波罗星、神山上人、鸠摩智，这三位佛门弟子均耽于武学，忽略禅修，而意图攫取他人他邦的手段，则一样卑劣，就人物塑造来说，失之重复，这可能是金庸要删除天竺二僧、神山强背少林绝技要诀的重要原因。另外，从情节设计看，金庸也可能觉得少林扣押波罗星有难度，神山慢慢看完三本经书时间太长而少林寺不能不干涉，势必不会任由其背书。



新修版《天龙八部》整体上对少林寺更多尊重。比如把神山武功由原来的“以武功而论，据说神山上人还在玄慈方丈之上”改成了“据说武功与玄慈方丈在伯仲之间”；把慕容博、萧远山三十年来躲在少林寺中，改为躲在少林寺旁都是。但大体而言，小说删除神山背书一节，还是略损小说的精彩度。



说一个人聪明，多从其博闻强记上着手，也并非《三国演义》的首创，也就是说，金庸创作承继的源头，要远得多。

张松，益州牧刘璋之别驾从事，《三国志》未专为传。裴松之在《先主传第二》加注道：



《益部耆旧杂记》曰：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干。刘璋遣诣曹公，曹公不甚礼；公主簿杨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纳。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闇诵。修以此益异之。



《益部耆旧杂记》，亦陈寿所作，今已散佚。《三国演义》张松故事当以此演绎，但精彩数倍之。



《三国志·王粲传》记载：



（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彊记默识如此。



《后汉书·祢衡传》也有类似记载：



（黄）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躬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



弥衡、王粲与张松，皆同时代人。有意思的是，张松“额䦆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为曹操不喜，而王粲“容状短小”“貌寝体弱”，却深得曹操父子信赖。二人性格也一样的矫时慢物，命运不同，可谓人有遇有不遇。弥衡二十一岁为主上黄祖所杀，黄夫人冯蘅因苦忆《九阴真经》心力交瘁难产而死之时，也就是二十有余的年龄。其聪明人用心太过，皆不能长寿也？



金庸于佛经研习极熟，一般经书当都寓目。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第三”：



（道安法师）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至陋，不为师之所重。驱使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余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寻览。暮归，以经还师，复求余经。师曰：“昨经不读，今复求耶？”对曰：“即已闇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可减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



道安法师与神山上人，一样形陋，一样初不为人重，（神山十七岁入少林，为少林婉拒），但道安法师“执勤就劳，曾无怨色”，而神山上人，贪嗔痴俱全，气量狭小，两者构成对比。又，虽都有过目成诵之能，但道安法师“笃志经典，务在宣法”，一生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铨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可谓功德无量。孙兴公为《名德沙门论目》云：“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明理。”此又远非神山上人所能望其项背了。



超强的记忆力，对一名抱负远大、治学卓有成就的学人，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天赋，陈寅恪，梁启超，钱穆，钱钟书……似乎都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记诵能力，其过目不忘的本领，也许不能比肩上述古人，但也足以惊骇当世，后难有来者。据钱穆《师友杂忆·三兼小学》，“前在果育上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而《八十忆双亲》之七，记自己年方九岁：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竞向先父赞余。



钱穆之记忆力于古人不遑多让，而能表演则超越古人矣。今人读书至此，多徒艳羡而已。





【按：此“过目不忘”话题，在《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刘卫英、王立合著，北京师大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一书第十三章里，有较详细的资料罗列，颇可资同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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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扑在爹爹的怀里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8-08-05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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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三联书店1999年版





《天龙八部》第6回《谁家子弟谁家院》里，有一个场景，颇引人联想。是四大恶人齐来大理，善阐侯高升泰请玉虚散人王妃刀白凤暂回王府，玉虚散人先是谢绝，后来觉得不能为了自己一人，而让大伙冒此奇险，还是跟大家一起回府的好。



段誉大喜，跳了起来，搂住她头颈，叫到：“这才是我的好妈妈呢！”



此前，在玉虚观前，段誉“伸右臂围住了那道姑的腰”，又“伸手搂住了那道姑的项颈”；此后段誉又“把母亲抱到父亲的马鞍上”……在古代，母子间，有这样的亲热，非常不易。不是说没有亲情，没有亲近感，而是说很不容易有这样亲热的肢体动作。



段誉的这个动作，让人想到《红楼梦》里的宝玉。第28回：



宝玉也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不过规规矩矩说了几句,便命人除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



宝玉这年13岁，所谓“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由于宝玉在贾府的地位特殊，所以他既可以在老太太、太太怀里撒娇，也可以猴在凤姐身上。宝玉天性悲观，喜聚不喜散，他骨子里有一种没有着落的、天地过客的感觉，因而也就缺乏安全感。他跟女孩子，跟长辈女性的身体接触，更像是对温暖的一种体认，对生命的一种眷恋。宝玉是脆弱的，他渴望被保护。



但段誉的肢体动作，体现的却是一种保护意识。段誉对妈妈，是搂着脖子，是用手臂围着，是抱着身子，在这几个动作里，段誉的躯体或者躯干，是位于外部的，这像一堵城墙，或者一道护栏，他亲热动作的背后，是对妈妈的疼惜和保护。



扩大来说，段誉对与他交往的女孩子，都有保护者甚至救助者的意识。比如对钟灵，他持钟灵的绣花鞋前去万劫谷要解药换取钟灵；对木婉清，他骑着黑玫瑰，遇到寻仇木婉清者，折返报信；对王语嫣，则于极险恶形势下背负逃生，甚至不惜为救王语嫣而杀人。宝玉与段誉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宝玉一直是被爱护、被保护的。太太、老太太呵护着、溺爱着他，姊妹妹由着他，丫鬟们服侍着他，只除了黛玉。然而，黛玉又在精神上提醒着、洗涤着宝玉，免使他陷入污浊。



这当然与二人的年龄有关，段誉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宝玉是十几岁的少年。但更重要的是，二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同为贵族子弟，段誉身份还要高贵于宝玉，然而宝玉自幼长于妇人之手，极少生活自理能力，更缺乏男子汉的担当和责任感。比如金钏因他而死，他竟没有不安表现，更遑论救护意识。宝玉是思想认识上的新人物，但他缺少行动的愿望和能力。



同样是弱者，段誉则有保护更弱者的天然冲动，尤其有严正的是非观、道义感和责任意识。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有绝顶武功的乔峰是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段誉也是这样。大多数时间里，段誉身上充满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段正淳为慕容复所伤，段誉情急攻心，六脉神剑得以施展，这并不足为奇。父子连心，于情于理，都当如此。我更看重的是，父子久未相见，一旦得知父亲就在眼前：



突然段誉的声音在殿外响起：“爹爹，孩儿在此，你老人家身子安好！”声音甫歇。一人闪进殿来，扑在段正淳的怀里，正是段誉。



前面说过，在古代，母子亲热的举动尚不多见，更何况父子之间。而我们看到金庸这样写段誉与段正淳，却不觉牵强，一切在段誉做来，只有自然。在西夏王宫，段誉回答宫女“生平最爱之人”的问题，说最爱的人是爹爹妈妈，那也是“胸中自然而然的起了爱慕父母之意”。这说到底，与段誉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段誉生活在一个满是爱怜、宽严有度的环境里。自幼受父母、伯父母教导，受佛法、儒家经典熏陶，他内心满溢着爱，他不知道什么是恨，也不知道世上人心险恶。这一点，宝玉与之相似，也是只有爱，不知有恨。但宝玉要别人看着他，守着他，等他死了化灰化烟，别人也就爱哪去哪去的思想，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这是贾母溺爱的结果。宽松适度的环境使得段誉在家人逼迫他学武之时，可以据理力争，而段正淳也居然与孩子“接连辩了三天”还不发火。段誉出走，就如今日孩子与家长闹矛盾，不可开交时私自离家一样。



段誉之不学武功，与宝玉之不为功名读书，性质相同。段誉不愿意以武功杀人，是佛家的慈悲为怀；宝玉不愿当禄蠹，也有超脱世俗的林下之风。问题是贾政不是段正淳。因为宝玉不能按自己的期许成长，所以贾政一见宝玉就大怒臭骂，致使宝玉一听见父亲传唤，就吓得魂不附体，老鼠见猫似的。这又是贾政严苛的结果。段誉的处境，比宝玉好多了。段誉出走，父子多日不见，彼此都有说不出的欢喜。段正淳见儿子虽然颇有风霜之色，但神采奕奕，心中所想首先是一种欣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成长，段誉的幸福不在于他是大理镇南王世子，而在于他所成长的家庭，在于段誉长成了他想成为的人。



江湖是一所大学，但以江湖之险，似乎只是给段誉提供了实践自己思想的平台。因为善良，因为侠义，因为努力，因为机会，段誉成为《天龙八部》一书里最令人神往的角色。而宝玉，他的天地只在大观园，他来世上，只是品尝悲欢离合，他是一个悲情的体验者。遗憾的是，到他披上袈裟离开红尘，他也不曾识得父爱的模样。





（《天龙八部》里的古典基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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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者，段誉吃惊落杯，在段誉，主要是缘于一种歉意，一种不该与闻的内省；在金庸，这样写，主要是反衬乔峰的威猛和气场。刘备吃惊落箸，在刘备，是一种惧怕，是对自己鸿鹄之志被察的担心；在罗贯中，这样写，是表现刘备佯装平庸以免遭曹操之忌的机智。



段誉虽是大理镇南王世子，好读书，初无缚鸡之力，但其为人，心地醇厚，居仁由义，颇有侠肝义胆。段誉所作所为，或不免拖泥带水，然皆出于天分中的一种自然赤诚。刘备也是所谓汉室后裔，血统高贵，但刘备是政治家，一举一动，皆从利益考虑，胸有极深城府，做人难免有伪。



王语嫣有“大丈夫论”曰：“男子汉大丈夫，第一论人品心肠，第二论才干事业，第三论文学武功。”这其实就是古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另一种说法。按王语嫣此论，段誉自是天下一等男子汉大丈夫。乔峰主动提出与段誉结为金兰兄弟，也是因为对段誉倾心备至。这样，联系到段誉稍后以浑厚无比的内力逼出酒水、行凌波微步，使乔峰拜服，则段誉吃惊落杯一节，又足成对段誉的欲扬先抑。



“煮酒论英雄”的另一个意图大约是借曹操之口，评价当世豪杰袁术袁绍等，既表现侪辈不足论，又显示孟德睥睨天下一世之雄的豪气。罗贯中安排二人论英雄，近乎英雄排座次，令人过目难忘；金庸安排二人斗酒，安排乔峰和段誉误认对方为慕容复，联系到后文慕容复心胸狭窄种种不堪，又适构成对慕容复的欲抑先扬，这是《天龙八部》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



“松鹤楼之会”，金庸固然可能受到了《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的影响，但在塑造人物上，金庸这一写法带来的包蕴性，隐隐超出了“煮酒论英雄”。





（《天龙八部》里的古典基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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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誓呢！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



因为爱一个人，才不愿意他说不吉利的字眼，以免万一应在他身上。袭人也好，湘云也好，黛玉也好，都是喜欢或者爱宝玉的，她们力阻宝玉发誓，是应该的，也是可信的。但王语嫣在那个时候，并不爱段誉，她不让段誉发誓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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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不久，段誉又等到了一个对王语嫣发誓的机会。在那口枯井里，王语嫣彻底断绝了对表哥的幻想，一下子明白真正爱自己的人是段誉，想到段誉对自己的种种痴心和好处，王语嫣终于把爱给了段誉，并吐露了心事。段誉让王语嫣重复一遍，王语嫣大羞：“我只道你是个至诚君子，却原来也会使坏……”段誉道：“我确没听见，若教我听见了，老天爷罚我……”段誉想发个重誓，但王语嫣把手掌按在段誉嘴上，道：



“不听见就不听见，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却值得发什么誓？”



王语嫣本来是想以死报答段誉对她的种种好处，既然段誉没死，那么王语嫣一颗芳心就都给了段公子。当此之时，段誉发誓，王语嫣捂住段誉的嘴，不让他说下去，就正是爱恋着的儿女常态。



爱恋之中，男主对女主发誓，女主爱怜情郎不让发誓，曹雪芹这样写，金庸这样写。不一定是金庸模仿了曹雪芹，但一定是金庸摹写了生活，只是金庸的摹写，尚不能浑然天成天衣无缝。对生活的体验深度，似乎是奠定伟大作家高度的重要因素。



            

（《天龙八部》里的古典基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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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娘最初出场，都是盈盈十八九岁，“一穿浅红，一穿月白，一穿浅碧，一穿浅黄……一般的瓜子脸蛋，眼如点漆，清秀绝俗，所不同的只是衣衫颜色”。衣衫的四种颜色，分别对应红梅、兰花、绿竹、菊花（黄花）的颜色。这与慕容家侍婢阿朱、阿碧二姑娘分别身穿淡绿、淡绛衣衫，一样对应着名字中的颜色字。不但这几名可爱的姑娘衣着与名字对应，便是阿紫，一出场也是“全身紫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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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侯南张”（京津侯宝林、南京张永熙）等等。



这样的二人并称，方便研究者或媒体传播者，但同样也未必能为当事者所认可。据说，王元化对自己与钱钟书并称，就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钱钟书博闻强记，书读得多，但思想内容非常平凡。钱钟书重“学问”，自己重“思想”。而钱钟书私下谈王元化更是谓“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且笑汪荣祖“沧海不捐细轮，有交无类，自不妨与若辈过从尔”。（见《史学九章》钱钟书致汪荣祖信）这是被并称的双方都不满意。



史学界“南北二陈”的说法，约自1950年代即有。但1949年之后，二人对此态度若何呢？陈垣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里借批评向达说；“向先生曾说过现在旧史界都只举二陈……二陈之说，不知从何谈起……”陈垣显然不愿意学界把自己与旧史学代表人物陈寅恪并称。又据《邓之诚文史札记》，1957年10月11日，聂崇岐跟邓说科学院在西郊宾馆开会，向达、荣孟源、陈梦家作检讨，“陈援自称与向达划清界限，又称虽年老而有志学习马列主义。盖向达独称道陈援，以与陈寅恪同称‘二陈’。陈寅恪曾公开要求不学马列，故陈援不得不分辩也”。



1952年，文字学家杨树达致函陈垣，表示在要师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陈垣即复函道：“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陈垣劝杨树达舍王念孙之学而宗毛泽东思想。杨以此转告陈寅恪，陈复函戏言：“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励)耘主人未知之耳。”陈寅恪意谓自己生于长沙，则亦“居近韶山”，政治风水自佳，使陈垣(励耘主人)闻知，当亦建议他“法韶山”矣。观此，陈寅恪于“法韶山”，与陈垣，背道相驰也。　



又，观1952年陈寅恪诗歌，可知陈寅恪对知识分子勇于“思想改造”者的嘲讽。《男旦》讽刺整个思想改造运动犹如改男造女，喟叹最先丧失自我取悦当局的，竟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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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香港大学捐款”事件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22-01-25 19:17
                金庸“香港大学捐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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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傅国涌先生的修订版《金庸传》（浙江人民2013年6月版）第十七章，开篇所写，是金庸“香港大学捐款”事件。

文章介绍了金庸与香港大学教师黄康显就“金庸先捐款港大，后获颁港大博士”一事而起的诉讼纠纷。傅国涌说，黄康显嘲讽金庸向港大捐款800万港币，随后拿了港大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头衔，对金庸来说，这是先“施”后“受”；金庸气愤之下，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要求黄康显撤文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黄康显不但不买账，还质问金庸为何不起诉《文汇报》与罗孚，因为罗孚在《文汇报》发文章说，金庸在拿到“博士”学位前，送给了港大100万，后黄丽松请他加个“0”，于是捐了1000万。

傅国涌说，金庸见黄康显如此质问，“就沉默了”。

接下来，傅国涌又引用罗孚在1988年第2期《读书》上的相关文字，以证实黄康显所说不虚。

傅国涌最后说，金庸否认了罗孚文中所写传闻，而罗孚1993年把此文收入文集《南斗文星高》时，加了说明，说查良镛函告他，捐款是获博士学位以后事。

傅国涌所写“香港大学捐款”事件，至此戛然而止。

作为读者，我们读到这里，会高度怀疑金庸的港大名誉博士是不是捐款捐来的，因为：

1）.面对黄氏质问，金庸“沉默了”；
2）.面对黄氏所说有足够证据证明金庸是先捐钱，后得学位，于是金庸就不了了之；
3）.罗孚在《文汇报》公开发文就是那么讲的，金庸不告罗孚，更不告《文汇报》；
4）.1993年，罗孚把文章收入文集，在文后所补充的，只是金庸函告作者，他捐款是拿博士学位后的事——这只是金庸自言，事实如何，似乎尚在难言之列。

傅国涌的倾向性很是明显，即写下此事，不是存疑，不是待考，而是基本坐实金庸港大博士学位乃捐款而来。


                  二

罗孚发在1988年2期《读书》上的文章，是《金色的金庸》。相关内容如下：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头衔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交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

罗孚在文中虽然也说金庸得到港大博士头衔之前是先捐了款的，此系“传说”之辞，“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但这一所谓传说，明显会引发公众对金庸品行的怀疑，有损金庸名誉。

按傅国涌之言，罗孚后来把文章收入文集时，在文后补充说，金庸曾函告他真实情况如何如何。那么，金庸又是如何“函告”罗孚的呢？

海豚出版社2017年8月版《罗孚友朋书札辑》，收有金庸致罗孚信札七封，其中有三封谈到此事，唯信函年代不详——

某年4月20日，金庸致函罗孚云：

弟捐款港大为港币八百万元，系在王庚武校长任内奉致，尊作所述，当系传闻之误，如能更正，甚感盛意。此文系复印南洋报刊，不知其原文有出入否？

又某年1月11日函云：

前兄写弟情况，若干为传闻之误，出书时盼改正，十分感谢。其中非事实处，
弟找到大作影印本后，当即寄奉。

又某年1月20日函云：

吾兄在“读书杂志”上一文，有数处不符事实，谅系传闻之误，弟自不介意，数十年交好，一切均无所谓。日后当在尊文中略加注明，出书时能改正最好。

金庸获颁香港大学名誉社会科学博士是1986年。罗孚文章写于1987年底，发于1988年2月份《读书》。金庸信件谈及捐款事，在看到南洋报刊此文复印件之后，则4月20日信，可能是1988年；而1月份两信，可能在1989年。

金庸连续几封信都谈到这一问题，希望罗孚对非事实的内容，日后能加以改正或注明。我以为，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这件事关乎事实真相，关乎一个人的声誉，关乎一个人是不是在沽名钓誉。或许因罗孚在文中已经声明是“传说”，所以，金庸在信中说得似乎轻描淡写。但此事对金庸心理影响之大，我们从其三次信函均道及之，可以想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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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金色的金庸》收入《南斗文星高》（大象出版社2010年10月）一书时，文后增加一则附记曰：

关于捐款港大一事，后经了解，得博士在前，捐款在后，细节也与事实不符。这里订正一下，正文就不改动了，传说显然是创作，那就姑存这不伤大雅之“趣”吧。1993年2月。

而傅国涌《金庸传》所言罗孚所加的“一句话”是：

查良镛后来函告作者，他向黄丽松的继任人王赓武校长捐过港币八百万是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事。

我所看到的版本文字，与傅国涌所言，有极大区别，不知何故，但愿是版本之异。

顺便说一句，罗孚文后附记所言，彼类传说“不伤大雅”云云，实缺乏感同身受，非厚道人语。罗孚数年后，又有写金庸数文，语多揶揄嘲讽。若我是金庸，大可割席也。

罗孚数文俱在大象出版社《南斗文星高》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三

金庸捐款港大之事，还有一个版本，为亲历其事的第三者言，所述比较详细，值得重视。该文即曾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所写的《悼念查良镛教授——兼谈“查良镛学术基金”成立经过》一文。

这篇文章说，1985年，港大校长黄丽松先生感到港大每年颁授名誉博士，过分重视海外成名的学者，对本港杰出人物不够重视，就想一方面与海外学者往来，一方面加强与本港学界精英、商界泰斗的联系，于是在黄丽松校长主导下，就有了何鸿燊、李嘉诚、查良镛三位的名誉博士。

赵令扬回忆说，黄丽松当初嘱咐他，如果金庸允诺接受港大名誉博士头衔，那将是港大“无限的光荣”。于是赵令扬前往金庸办公室，将黄丽松的想法告诉金庸。金庸了解黄丽松的意向后，就问港大对他有何要求。赵令扬回答说没有特别要求，只是希望与金庸建立一种学术性的联系而已。金庸就说，我总要为港大做点小事吧，那就捐一点钱作为港大学术活动的基金。

赵令扬问，捐多少呢？金庸说，“大概港币七八百万元吧”。赵令扬说，那就一百万美金吧！金庸说，那就一百万美金吧。

赵令扬说，这段关于港大想颁授金庸博士头衔、金庸主动提出捐款的谈话，总共不到十分钟，也没有其他人证物证。几天后，黄丽松约见金庸，接受金庸捐款意向，并安排成立“查良镛学术基金”，将一百万美金的年息，作为文学院每年学术活动的基金。因为有这笔基金，港大得以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牛津大学杜德桥、哈佛大学杜维明、爱丁堡大学麦道柯、伦敦大学斐达礼、华盛顿大学陈学霖、夏威夷大学马幼恒、大陆的任继愈与唐振常等著名教授讲学。这笔基金还资助过1993年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等。金庸所捐那笔基金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赵令扬没有说金庸捐款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明说是在哪位校长任期内，但是，港大想颁授名誉博士在前，金庸投桃报李，想捐款在后，当是确凿无疑的。

赵令扬这篇文章收在《大师金庸纪念专集》（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一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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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金庸对傅国涌的《金庸传》颇有微词，理由之一是傅国涌没有采访过他。同时代作家学人，没有采访过传主，能否写出一部理想的传记，不好一概而论。但当基本事实真相难辨，如这个“捐款事件”，写作者就需要有更多的求证，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多一个认知角度，就变得特别重要。

在修订版《金庸传》后记中，傅国涌说，金庸是一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行世，有关记录、回忆、报道都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不理会传主的感受，对不对呢，也不好一概而论。我特别想说的是，材料之信度，有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写作者自称客观持平，有时也难免自知不自知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这后者，比如傅国涌在这个《后记》里，谈到从小熟读金庸小说，也只是当做一种休闲娱乐啊；说自己对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兴趣并不大啊；愿意写《金庸传》，主要不是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一个时代乃至一个世纪的历史脉络啊……怎么看，都很像是对金庸不认可其所写传记的负气之语。

一言以蔽之，在金庸“港大捐款”一事上，傅国涌因为自己的主观倾向性，而执笔不公，在可以访谈当事人的情况下，却仅选择性地使用二手乃至三手资料，是令人遗憾的。

虽然如此，傅国涌的修订版《金庸传》，仍以占有材料的广博、采用平视角度，而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寒宅备有傅作《金庸传》新、旧两版，偶尔一翻，也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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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花，就是睡美人的象征，它带有强烈的性欲的暗示性。《红楼梦》里，秦可卿的卧房，曹公就安排挂着一幅《海棠春睡图》，宝玉在那里获得人生第一次性启蒙。风流俊雅的福公子坐在海棠树下吹箫，无异于蝶蜂飞舞于每一朵有吸引力的美丽的花上。马春花也许不是海棠花，可她毕竟是一朵美丽的花，那么，她能抗拒“蝶粉与蜂狂”吗？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还有那朵玫瑰花。

玫瑰，是爱情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特为了寻找她的情人阿多尼斯，奔跑在玫瑰花丛中，玫瑰刺破了她的手，刺破了她的腿，鲜血滴在玫瑰的花瓣上，白玫瑰从此变成了红色的，红玫瑰也因此成了坚贞爱情的象征。

“马春花随手从身旁玫瑰丛上摘下朵花儿，放在鼻边嗅了嗅。”马春花若有意若无意的这一摘，也因此而有了寓意——她手持玫瑰花走向福公子，正如她怀揣爱情的期待走向福公子。她不可能拒绝福公子的搂抱、爱抚或者更意外的要求。不仅如此，她也再不可能忘怀这本是轻浮蜂蝶的福公子。

可玫瑰代表爱情，应该是西风东渐而来的观念。金庸的观念太先进了，难怪梁羽生说金庸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不过，也许金庸并没有这样的比附原意，即使有，也正如黄蓉唱元曲，小说家总是这样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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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不读高行健，有点可惜。高行健《灵山》一书中，有一段写到主人公很喜欢看金庸小说，说是：躺在床上，打开一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看了起来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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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半”与“三个半”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19-11-10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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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堂堂主张大千）



中国现代画坛素有“南张北溥”或“南张北齐”之说。“张“指张大千（1899—1983），“溥”指溥心畲（1896—1963），“齐”指齐白石(1864—1957)。把张大千与齐白石比并，张大千或者不乐；但以之比肩溥心畲，张大千自是窃喜。




据《安持人物琐忆》，张大千固佩服齐白石印、画自有面目，艺术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毕竟“画格不太高”；而其于溥心畲却赞誉颇多：“溥氏制画，可与吴湖帆并美比肩，为吾所生平最佩服者。吴、溥之外，半个是谢稚柳矣。”（“半个”的另一版本是：半个是谢稚柳，另半个是谢玉岑。）



陈巨来说张大千虽以画名，但“生平从不自炫自媒”，这证之上述最佩服“两个半”画家事便知。但为什么是“两个半”呢？张大千的说法是，溥、吴二人是全才，谢稚柳“写花鸟直追宋元，吾亦有时自愧不如”，故算半个。这都反映张氏对彼此艺术长短的冷静判断和虚怀若谷的胸怀，当然也流露出张氏的狂放自负。



金庸《天龙八部》里，亦有“北乔峰，南慕容”之说。江湖传闻这句话时，乔峰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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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知所云”，金庸也有一个用例，值得注意。《天龙八部·剑气碧烟横》：



“鸠摩智见段誉脸上有迷惘之色，收敛真气时手忙脚乱，全然不知所云，心念微动，便即纵身而上，挥拳向他脸上击去。”



据文意，这个“不知所云”应是说段誉不知道怎么办的意思，而该成语尚无此义项，无此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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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栾贵明先生《小说逸语·钱钟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月版），钱钟书先生经常说，成语或典故之类，定义不确。说钱先生“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不应该编那些认为固定不变的《成语词典》”，“语文课本上规范的成语，往往被古代经典打得粉碎。中文经典显然不支持汉语文的规范”，“规范和规则多数源自成见，成见的‘成’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的判断，并非绝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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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贵明所记录钱钟书先生关于成语使用的观点，还有一处，值得注意：“他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认为把成语之类归为‘正’和‘反’，甚至“褒”‘贬’‘中’三类，都是不懂为文为诗的说法。”钱先生这是否定成语具有固定的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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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话金庸》的八卦



江晓原





　　从来没有一本书，我和它的缘分有如此长久，如此复杂。

　　我是这本书写作的鼓吹者；也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比它的第一任责编还要先读）；我和它的作者及第一任责编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们两人之间却是交恶的；除了手稿之外，我读过台湾一家出版社为它排印的清样，但是最终它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

　　不要以为我又在介绍什么“学术专著”了（关于这种“学术专著”出版如何困难、当它出版时作者刚刚去世之类的老套故事，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这只要看看这本书的书名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不过，它出版时作者倒确实刚刚去世，他确实未能来得及看到这本他二十年前写成的书出版。

　　也不要以为这本书拖了二十年才出版是因为它不够好或者太学术，事实上它非常好，而且一点也不学术。它之所以难以出版，主要是因为它的作者个性太强。



　　却说25年前，我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初识戈革先生，一见如故，遂成忘年之交。那时他已经是资深金迷，我则还不是。我后来成为金迷，并非戈革之故——尽管他经常向身边的朋友推荐金庸小说，却从未向我推荐过。也许他知道我这样的人早晚会迷上金庸的，用不着他来推荐？

　　不过当我成为金迷之后，金庸小说就成为每次我去戈革那里聊天时的重要话题之一。我还从他那里见到了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系列（“我看”之后是“再看”、“三看”……直到“十看”），我甚至将这十册书借回上海去看。我多次建议他将他对金庸小说的见解写成书，与世间同好分享，但迟迟未见他行动。

　　后来我回到上海，有一天却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已经动笔写这本我一直在期待的书了，书名取作《挑灯看剑话金庸》。我听了非常兴奋，立刻做了两首绝句祝贺，不久他回信抄示“步韵谢江晓原博士宠题拙稿《挑灯看剑话金庸》二首”，其一云：“自翻新样论英雄，天理人情若个通，别有悲欢话兴废，肯将才地谢凡庸？”足见他对自己这本书还是非常自信的。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出版社，忽然也打算出一点文化方面的书籍，有“中国文化风情丛书”，《挑灯看剑话金庸》也在其中。说起来，这套丛书出版的第一辑中就有我的一册（《中国人的性神秘》），现在竟有缘在其中与戈革先生“做伴”，我还真有点窃喜。当时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中有林岗——后来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那时和我一样还是“小青年”，他和我很熟，所以我就将戈革书稿先睹为快了。

　　我因为喜欢戈革的文风，也喜欢他对金庸小说的见解，自然对他的书稿激赏不已。但是林岗的评价却与我大不相同，他对书稿颇多删改，甚至将其中整章删去。偏偏戈革有个出了名的脾气——不许编辑改动他的文稿。于是他和林岗、林岗的上司、科学出版社等等方面，统统闹翻，这本《挑灯看剑话金庸》的出版就此搁置起来。

　　这件事当然使戈革十分不爽，此后他经常提起此事，在文章中如果有机会也总要将林岗贬损两句，诸如“被无知小儿妄加改窜，遂未付梓，亦云藏拙之幸矣”之类。多年以后，有一次林岗道出上海，到寒斋来玩，我还特意将戈革骂他“无知小儿”的文章找出来给他看，林岗一笑置之。我当然是知道林岗不会在意才给他看的，两人还说笑了一番。

　　再往后的故事就不大好玩了。戈革书既然已经写好，科学出版社不出，总要找别的出版社谋求出版，谁知这么好玩的书，却是屡屡碰壁。二十年间，这部书稿转辗于海峡两岸多个出版社之间，包括我为它寻找的几个出版社，往往是出版社一听有这样一部稿子，开始都很兴奋，可是看了书稿之后却都敬谢不敏了。最后终于被中华书局接受，虽然戈革西去时尚未印出，但如今终于出版，也算差可告慰作者于泉下矣。



　　当年我在戈革书房里和他闲谈，听他讲过许多对金庸小说与众不同的见解。最惊人的见解之一，后来见于《挑灯看剑话金庸》手稿中——那是我亲眼所见，戈革说：如果让他在金庸小说所塑造的女性角色中选择爱侣，他竟愿意选康敏——段正淳昔日的情人之一、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夫人、丐帮长老白世镜的情妇，这可是金庸小说中最为心肠狠毒的女人之一！理由是康敏“骚媚入骨”。其见解之特异，由此可见一斑。

　　选康敏做爱侣的见解，我记得原先见于书稿中“谁是理想的爱侣？”那章。这一章后来被林岗整个删去，理由是“语涉轻薄”，这一按语当然令戈革大为光火。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是戈革后来修订补充的版本，他在其中恨恨地说：“然而当年任何人向俺约稿时也不曾关照俺必须‘语涉厚重’。假如他们说过那种话，俺也就压根儿不会给他们写任何鸟稿。”接着他又不忘记将林岗——这回没有点名——揶揄一番：“那位‘厚重’之人已经‘大将南征胆气豪’地去当系主任了。”

　　然而奇怪的是，现在的中华书局版本中，“谁是理想的爱侣？”这一章里已经找不到愿意选康敏做爱侣的见解了。书中现在排定的候选爱人次序是：王语嫣第一，任盈盈第二，赵敏第三，仪琳第四。至于康敏，现在的版本中在“说《天》”一章里，有几句评语：“小康天生媚骨，若入平康，必成名妓”。而在戈革的九品人物评价体系中，康敏是罪不可赦的“下中”人物——倒数第二等。这究竟是戈革先生自己改变了看法呢，还是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替他改的（反正他已经来不及反对和制止了），就不得而知矣。



附记：

　　前不久在北京纪念戈革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中华书局《挑灯看剑话金庸》的责任编辑，证明这个改动应该是戈革先生本人生前已经作出或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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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移民金庸及金庸笔下的移民
原创 贾葭 西洋参考 2018-11-05 19:54
香港作家金庸系浙江海宁人。己丑鼎革之前，金庸南下香港，成为当时“南渡文人”中的一员，恐怕也是南渡文人之中，文学成就和及世俗名望最高的一位。对香港而言，刚刚立足于香江之畔的记者查良镛，就是一位来自北方中国大陆的移民，钱穆、曹聚仁、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大家，自然也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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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良镛涉足武侠小说之始，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故乡浙江海宁。金庸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其中重要故事场景均在老家浙江海宁，他将当地流传的乾隆为汉人之子的民间传说演绎进小说之中。嘉兴、杭州、海宁、苏州、湖州这些江南城市，频繁地出现在金庸小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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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征。作者自己身为时政记者，将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感悟，加工之后融合进了武侠作品中，从中可以窥探出金庸本人的一些人生轨迹。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曾提过，主角狄云的原型就是金庸小时候的一个老仆人。这个善良的老仆在照顾生病的金庸时，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后来被金庸用在了塑造狄云这一形象上。



作为移民的金庸，曾经对易地生存这件事有着深入的思考。在《明报》社论中，他多次写到从大陆到港的新移民的生活，在小说中自然也不例外。金庸小说中曾多次写到在海外、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肇创维坚，甚至移民的身份，极大地影响了小说主角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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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海外，实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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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人并非主动前往香港的，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就读于外交班。青年查良镛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在被体制拒绝之后才南下的，颇有失意远遁的意味。金庸笔下的主角，从不以出将入相为归宿，为荣耀，反而是那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洒脱。避世隐居远离中心是他们通常的选择。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几个例子。参与庙堂程度较高的比如陈家洛，策反乾隆皇帝失败后远走回疆隐居，再无雄心壮志。大顺朝金蛇王袁承志眼见李闯农民军腐化不堪，心灰意冷之下连同好友们移民东南亚，再不问中原世事。陈家洛是功亏一篑，袁承志是功成身退，他们与中原政治再无瓜葛。



第一代移民往往都有这个问题，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杨康之母在北国，因为思念家乡及旧居，完颜洪烈生生给她搭出来一个牛家村的故居样貌，这跟早年去唐人街的华人非要建庑顶飞檐的中式建筑，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郭靖之母李萍，身在大漠，但从来都是汉人衣冠。我以为几个版本的电视剧《射雕》中，给李萍穿上蒙古服饰，是极为不妥当的，没有理解这位移民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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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杨康之母包惜弱形象



《倚天屠龙记》中的韩千叶为报父仇，先去海外留学，回到中土后找阳顶天复仇，却遇到波斯的突厥人黛绮丝，两人暗生情愫，又因为胡青牛拒绝为韩千叶治病，导致明教内乱。黛绮丝远走灵蛇岛自立门户，而两人的女儿小昭最后则去了波斯，立下一番大事业。中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伤心之地啊。



张翠山、殷素素夫妇本已移民冰火岛，从无到有，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却仍惦记身在中土的张三丰与殷天正，结果刚刚回到中土，就遭遇六大派的围攻。殷素素本来不大愿意回来，张翠山执意要回，以致酿成血溅当场的惨剧。张翠山要是听太太的话，老实呆在海外，何至于此呢。对他们而言，中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巨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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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冰火岛原型的卡纳加岛，对张翠山夫妇来说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至于萧峰，更是“认同政治”的典型人物。他本是契丹人，但自幼在汉地长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汉人，当他知道胸口的纹身含义时，完全懵掉了。于是他开始寻根问祖，北上担任大辽国的南院大王，他试图让自己慢慢融入契丹人，但最终发现，他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契丹人，或者真正成为一个汉人。身份和血脉成为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贵为南院大王（相当于首相），最后为化解边境危机自杀身亡。可见任何人，不管有多么高的位置，不管有多么强的个人能力，作为个体，实在很难改变整体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对于那个年代的读者来说，这能引起太多的共鸣。在萧峰这个人物上，可见金庸对于血缘身份与文化身份冲突的思考。萧峰的悲剧，早已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对于深受英国影响的香港人来说，个中滋味可能感受更加深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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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辽宋边境危机，失去辽帝信任，萧峰自杀于雁门关



在抗战年代长大的金庸，早期对于国家、民族、个体的认知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比如在朱子柳与霍都王子打斗之时，金庸以一个文化至上主义者的口吻调戏异族，在一把扇子上书四个字“尔乃蛮夷”。一方面是金庸的文化自信，但又何尝不是文化自大呢。



李萍跟郭靖说，“想我当年忍辱蒙垢，在北国苦寒之地将你养大，所为何来？难道为的是要养大一个卖国奸贼，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痛心疾首么？”这些话固然掷地有声，但太政治正确了，忽略了个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



好在后来金庸意识到这一点，在韦小宝的问题上，他就开通多了。《鹿鼎记》末尾，韦小宝问母亲到底父亲是谁，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后来说还有一个西藏喇嘛，活脱脱一个五族共和出来了。



金庸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终于超越了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世代对立的窠臼，回到具体的”人“，而且是几乎放弃了对某个具体政治实体效忠的想法。韦小宝既不能反清复明，又不能陷害朋友小玄子，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无力改变，只能早发早移，去岛国大被同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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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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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海外，成为个体不堪与时代抗争之下的无奈之选。为什么说”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何以在海外风靡？这正是因为金庸笔下的身份认同的艰难，让海外华人有切肤之感。金庸小说风靡的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主要分布于台湾、香港、北美、东南亚，他们对于祖国的现状是相当关心却又焦虑的。



《笑傲江湖》之所以常被拿来作为金庸反对极权政治的注脚，就是如此。金庸笔下的黑木崖和神龙岛，有大量笔墨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隐喻。这些描述满足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关心和焦虑。而在《蜀山》时代的武侠小说，则是完全抽空了历史背景。一手催生了新派武侠的还珠楼主，此时早已在多变的政治风波中因中风去世。而金庸则取代了还珠楼主的地位，成为一派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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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李寿民及妻子，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受政治运动冲击1961年去世



此外，金庸小说辽阔的空间和时代背景，既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海外移民对“故土”的感怀，也让香港本地人感兴趣。从西北戈壁荒漠到东北的塞外雪原，从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到杏花春雨的草色江南，三山五岳，天山昆仑，青城峨眉，中国的辽阔疆域在金庸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海外华人眼里，这些描述，包括金庸笔下的琴棋书画、剑酒花茶，诗词歌赋，都是写在自己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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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化基因对海外移民来说，有相当的熟悉感。“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大概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能背诵的诗词。有位移居海外多年的老华人曾跟我说，他当年看到金庸小说里洪七公的叫花鸡，在纽约找中餐馆找遍了也没有，最后勉强在一家粤菜馆子吃了盐焗鸡来告慰自己的舌头和胃。



金庸小说里，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中国”，这里面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逻辑，同时又以现代的写作手法出之，对海外华人而言，是一种“别致的乡愁”，正是范仲淹说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金庸移居香港之后的感时伤事与认同危机以及家国情怀，都是金庸作品中抹不去的印记，也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至今，有人移民海外，问我带什么书，我多半会推荐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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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是金庸小说的忠实粉丝，他在阿里的花名是风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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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自己也曾二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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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诗人廖伟棠，九七时从大陆移居香港，前两年又从香港移居台湾。我开玩笑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移民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再移一次。前不久，我发现金庸居然也曾二次移民。



金庸到香港那年24岁，他的青少年在大陆度过，但他成家立业都是在香港。1948年的香港，远不似后来那般繁华，尤其是文化上，经常被人称作是“沙漠”。而金庸等“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空气，后来所称的香江四大才子，争议最小的三位：金庸、黄沾、倪匡，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大陆移民香港。对于普遍使用广东话和英语的香港来说，金庸纯粹而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可谓别开生面，新鲜又吸引人。



对于金庸来说，以移民香港为分界线，他的命运也在时代的浪潮下发生了巨大改变。在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之前，以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卢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曾经风靡一时，还珠楼主的经典作品《蜀山》系列，王度卢的《卧虎藏龙》（李安电影改编于此）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新派武侠小说则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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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射雕英雄传



环珠楼主李寿民鼎革后先后在总政京剧团，宁夏京剧团工作，积极参与到新时代艺术创作中，无暇再写武侠小说。1957年之后接连收到“反右“和”大跃进“冲击，由脑溢血造成偏瘫，1961年即去世，享年59岁。另一位著名作家王度卢鼎革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文革中遭到了冲击，并被下放，1977年病逝，时年68岁。



金庸一定看到了这些，他几乎三十年没有涉足一河之隔的大陆。1962年，因为大饥荒逃港的新移民酿成很多社会问题，金庸在《明报》数次报道此事。他还曾被左派报纸骂成是汉奸卖国贼。后来金庸加入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都有相当的理由。他心中永远有一种“文人议政”的冲动，左手写社论，右手写小说，本质上都是基于这样的月旦传统。他是新时代的旧文人，旧时代的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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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粉丝”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金庸及其家人




金庸的女神夏梦，1976年移民加拿大，金庸破天荒让《明报》连续十几天报道夏梦移民的事情。《明报》的副社长雷煌坡1989年移民加拿大，到1991年，金庸的助理王世瑜也提交了移民加拿大的申请，有意思的是，金庸与王世瑜一起提交，且迅速被批准了。金庸后来考虑到加拿大的税率过高，就放弃了枫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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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1933-2016），香港电影演员



当然，金庸也有可爱的一面，陈一谘当年流落到香港，徐克带他去见金庸，走的时候金庸给陈一个信封。出门徐克就说，他让你今晚去香港的夜总会好好花天酒地一下。打开一看，里面有五千港币。徐克哈哈大笑说，金庸就是香港的韦小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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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明报，十分八卦猎奇



香港韦小宝金庸，最后终于没有远走海外，而是频繁的来往于京港之间。当然，这是他的个人选择。不过，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又能谈到什么个体抉择呢？

导演改为邱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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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华人世界的“大侠”
原创 蒲实 三联生活周刊 2017-07-12 19:05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我们把金庸这位香港传奇当作一个范本、一种严肃的流行文化现象，来探讨另类的香港文学和武侠热潮以及他在整个华人地区构建出的“想象共同体”。



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把金庸列入《三联生活周刊》“影响世界的人”系列中。第16期贝聿铭封面也是其中一位。



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

哪一段描写、哪一句话令你至今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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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以上封面图

一键下单「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

2017年7月1日，我正在香港尖沙咀的宾馆里看书，忽听窗外一阵雷鸣，天空被像闪电一样的阵阵强光照得白昼一般通亮。拉开窗帘，却恰好见人们撑起雨伞，仓皇向屋檐下飞奔，站定后，翘首观看在维多利亚港空中绽放的焰火。不远处的摩天大楼，纷纷用霓虹灯滚动打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我爱香港”之类的祝福语。我冲下楼，阵雨已经小了，便加入了雨水浇湿的大街上挤满的雨中观焰火的人群。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我们决定做一期金庸的封面。金庸先生出生在浙江海宁，1948年，他来香港时24岁。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陌生的香港一住就几近70年。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在香港写武侠小说，创立《明报》，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



他来到香港时，这里还是一个比较落后，有点像乡下的渔港城；近70年里，他亲身见证了香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国际大都会的历程，也亲眼看到改革开放为国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香港来说，金庸是一个移民。但他说，他在这里“住的心安”，就像宋朝苏东坡当年离开故乡到岭南，在《定风波》里所写，“此心安处即吾乡”，香港已慢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而他在武侠小说和报业事业上的成就，又无疑让他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一个例证就是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里开设的金庸馆。



图片山顶道1号，1985至1996年间金庸的住所（有志 摄）



20世纪50年代，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香港，正当其时的处于香港文化气候变化的氛围中。1949年前后的香港，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有些还用文言文、广东话和英语，主要是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金庸的文字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既继承了明末清初的文学传统，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很通透。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金庸小说的空间非常辽阔，从蒙古草原至回疆戈壁，从江南风光至中原江湖，从帝都至大理，想象驰骋万里江山，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也拓展了香港本地人的兴趣。



图片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金庸供图）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武侠小说里，侠客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平衡，也呈现着金庸对普遍的人性和中国古代历史规律的思考。他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和充满暴力的领地，各种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在这个场所里展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成为每一个香港人在街头巷尾热议，谈论小说中人物就如谈论《资治通鉴》一般认真严肃的流行文化现象。以香港为枢纽，他的小说又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乃至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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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日本版金庸小说发行，金庸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出席新书签名会（金庸供图）



这种“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又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租借”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他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与香港的本土立场呼应，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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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海边。1966年《明报》迁至北角英皇道651号，至今仍有很多左派报人聚居于此（有志 摄）

他的武侠小说从未拘泥于某种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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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金庸供图）



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他也和其他武侠小说一样，曾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但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



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开始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来思考萧峰的命运。这与他理解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又是中国香港人的香港本土认同立场，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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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版《天龙八部》剧照，胡军饰演萧峰



金庸是在《大公报》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如若不是在香港，金庸大概刚一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创作进程就被政治时局所中断。而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读者相比，大陆的金庸阅读史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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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漫谈

讲演 | 严晓星

整理 | 李修远

部分图片 | 严晓星



01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看《射雕英雄传》，可谓万人空巷。到九十年代北京有一个对金庸小说的数据统计，说是至少是几百万册，也有一个数据说是两千万册，不过后面这个数字估计有点夸张。



三十多年来大陆对金庸小说的接受史，是一部微妙的社会文化变迁史。九十年代郭达有一个小品，他演一个粗人，别人嘲讽他不读书，他立刻反驳说：谁说我不读书，我读《天龙八部》！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是高级黑，因为在小品编剧心里，读金庸的小说压根儿不算真的“读书”，金庸的小说是“闲书”，甚至不是那么“正经”的“闲书”，这代表当时主流思想对金庸的某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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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题名



到后来，金庸走进北大，金庸小说成为经典，直到传闻最高领导人都是金庸的读者，等等，这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不过今天的情况又变了，许多70后、80后做了父母，他们特别希望自己对金庸的热爱能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事实上大家的娱乐方式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即使不禁止你去读金庸，反而很多年轻人已经对金庸没那么多兴趣了。



金庸这个人尽管被无数人研究、言说，可是身上依旧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他的生日，现在网上公认的说法是，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这个日期是我很多年前当面向金庸先生求证，他亲口说，1924年生，农历二月初六，换成公历就是3月10日。后来我写了文章，这个日子算是“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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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星金庸研究著作



但我今天再研究，觉得这个说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大家会说，难道金庸亲口确认的，也会有错么？恐怕是的，因为有不少证据在。



比方说，就是金庸在年轻时候有很多档案表格，我们现在能看到他在表格里填的出生年份都是1923，包括他小时候的一些毕业证书和奖状，从中推算一下，我们也觉得1923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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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东南日报》填写的职工登记表



再比方说，金庸晚年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话，他在里面曾经说到一个细节，说祖父是在自己出生以后才去世，我们知道金庸先生的祖父查文清（1849-1923）是1923年10月去世的，所以金庸很有可能是1923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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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沧珊哀挽录》中的金庸祖父查文清遗照



金庸为什么自己会把自己的年龄说错？这里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在老一辈的人的传统里面，自己的生日一般是不大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因为这个关系到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应该是一种隐私，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某种诅咒，一般不愿意让人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金庸他从中学开始，整个学生生涯都是在抗日战争的动乱中，他的学业有时候会中断，有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把自己的年龄多填一岁或者少填一岁；还有一个可能是，从民国元年开始，也就是从1912年开始，中国都是公立和农历混用的，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填自己的身份证日期的时候都会随便填一下，年份是对的，但日期是用的农历的，其实按理说应该是换成公历的。那么这些种种原因就导致了他的生日不够准确。



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金庸先生本人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太在意的，我们还是回到金庸一生的事业这个正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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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星在演讲中



02



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金庸这样，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如此鲜明的烙印在我们每个读者的心中。并且，这些人物形象，从数量上来讲超过了鲁迅，因为他写的作品数量多，涉及面也特别广，好像可以随时随地出现，他小说里种种的情节人物，我们可以拿来反复使用，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有更生动、更深刻的体验。



比如，如果我们形容一个女生非常刁蛮，非常的自我，我很难生动地描述这个人，但我只要跟对方说这个人“像郭芙一样”，很多读者大概就能够心领神会。再比如说，前段时间孟晚舟被抓了，网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段子，说这个“任老儿如何水泼不进，我们只有先抓了他的女儿才能如何如何”，这就是金庸小说对我们社会全方位的渗透。又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吹牛拍马的领导，就会想起丁春秋，想起丁春秋的弟子，丑剧在一次次的上演。



金庸曾一再说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当然从类型上说，他写的确实是武侠小说。我们要正确理解金庸这句话，他是为了强调说我写的是小说，要用对小说的评判标准去看，不要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用一种别样的眼光来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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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武侠三大师



金庸去世了，他那一代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古龙都已经去世了，现在我们的排序说是“金、梁、古”，更早的时候则是“梁、金、古”，因为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金庸的整体的艺术水平是远远超出梁羽生和古龙的。金庸的小说，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殿堂的。我虽然崇拜金庸，但我不想说金庸是多么伟大，是二十世纪第几把交椅，这样的话题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梁羽生和古龙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从艺术的完整性、对人性的挖掘上来说，金庸远远地把他们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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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



03



金庸为什么能够跟其他的武侠小说家有所不同？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多重的身份。金庸的人生经历是非常特殊的，除了是小说家之外，他还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报人，首先他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政论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这四种身份是在一起的。商人、编辑、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后二者政论和政治活动，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行动。



金庸从小就有很好的商业头脑，初二的时候，他就和同学合作编了一本书教《献给投考初中者》，这本书其实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和同学们之类想要投考初中，需要一些卷子来集中培训，他就收集卷子，然后分门别类，出了这么一个书，据说畅销70万册，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抗战期间那种艰难的岁月，金庸也算是个小富翁。据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不停的翻印。这是金庸最早出书编书赚到钱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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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投考初中者》书影



抗战期间，金庸曾经去过湘西，他有一部小说《连城诀》，写的就是湘西生活。在湘西时候，金庸开过农场，养过猪，这个农场也非常赚钱。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金庸去了重庆，他看到有一个《大西洋杂志》卖的很好，他就克隆了一个《太平洋杂志》，从头到尾据说只有他一个人负责。这个杂志当时3000册也是一销而空，后来为什么不出了？因为当时纸价飞涨，印刷厂就不同意他再赊账，一定要他先给钱才印。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1945年，他才二十二、三岁。可是编杂志的能力就已经很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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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创办之《太平洋杂志》



等金庸到了香港后，他自己创办了《明报》，这个《明报》是海外的思想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个至今还存在的——《明报月刊》也存在——就是说他还创办了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杂志叫《明报周刊》。《明报周刊》是一个专门讲明星娱乐八卦的杂志，这个杂志是非常赚钱的，他用这个杂志的钱来养《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出版以后，香港就兴起了出版明星周刊的热潮，“八卦”这个词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由此可见金庸本人的编辑身份是非常成功的，他对编辑副刊、编辑报纸是有非常深厚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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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月刊》创刊号



金庸也是一个政论家。有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在《明报》上发表一篇社评，写得非常精彩可读，据统计现在有18000篇社论，如果按照平均每篇800字计算，那么金庸的社论文章大概有900万字，相当于金庸他全部小说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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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政论集



此外他还写过很多新闻评论性质的专栏。比如他出过一本书叫《论祖国问题》，署名是黄爱华。因为金庸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国家的感情、对民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所以他一再强调爱国。黄爱华这个署名，我们能明显看出他是一个黄种，我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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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创刊号



这是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评，主题是香港的前途。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香港的回归之日也临近了。那么像中国会不会收回香港？中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回香港？香港和英国会如何应对？金庸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在写社论的时候，喜欢预测事件会怎样发展，事实证明他的预测绝大部分是对的。他当然是非常自豪的——当时中英谈判已经开始了，关于中英谈判的一些热点问题，他都发表议论，事实证明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完全符合最后谈判走向的。这表明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对谈判的了解、对政治时事的了解。包括后来香港基本政治制度的设定，金庸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个方案叫“双查方案”，一个就是查良镛，另一个是香港企业家查济民先生，他俩是族人，共同提出了一个方案，可以说，金庸是香港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设计者。



金庸先生非常爱国，促进两岸交流一体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他曾在七十年代访问蒋经国，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也是邓小平会见的第一个香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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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见金庸



04



以上是金庸作为一个报人，包括编辑、政论家及政治活动家的贡献，我想再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大了解，金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工作者。



金庸写过很多剧本，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第一部是《绝代佳人》。这部作品在1953年得了中国文化部的大奖。我们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他在香港写的电影剧本会得到中国文化部大奖？因为当时做这个电影的是长城电影公司，是属于左翼阵营的，所以他们的电影可以到中国大陆来评选。



此外，金庸创作的剧本还有《兰花花》《不要离开我》《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情深》等等，都是他写的一些剧本。这些电影里最有名的一个主演，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梦，金庸另外写过一部电影《王老虎抢亲》，非常有意思，其中，女扮男装的就是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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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虎抢亲》剧照



金庸曾经回忆过自己的电影生涯，他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电影导演，而事实上他的电影剧本写得非常的健康可爱，至少没有他自己谦虚的那么差，只不过有很多带有五十年代左翼电影的风格特色。



八十年代左右，夏梦投资了一个电影叫《投奔怒海》，什么是投奔怒海？就是越南在驱赶中国的华侨的时候，把中国人赶上船，收走他们的钱，然后把这些船推到大海里，有绝大部分人因为帆船死掉，很少有一部分人飘到香港，这是中国华侨史上非常悲惨的一页。夏梦曾经以此为题材拍了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是金庸取的，这是金庸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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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夏梦



另外，金庸还是非常重要的电影评论家，我们大家可能很少看到金庸本人的影评，《三剑楼随笔》中收录了一些，那是金庸和他的朋友梁羽生以及另外一个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三个人的合集。后来还出过一个金庸散文集，里面也有一些跟电影有关的内容。事实上金庸的影评远远不止这些，



我去年接受一个任务，就是写作金庸年谱简编，为此我把1953到1958年之间的《长城画报》和香港《大公报》翻了一遍，可以这么说所，那个阶段他几乎每两三天就写一部影评，当然他两三天可能看不止一部电影，从数量上说已经相当于一个影视专业人士的水平了，我算了一下估计有三四百篇，如果每篇按千字来算（其实往往不止千字），就是30多万字，这批影评从来没有出版过。在《长城画报》上，金庸发表了影评，发表了他翻译的电影家的自传，以及发表了他翻译的电影理论著作，以及他自己写过的一些电影理论专栏，大概也有几十万字，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在20世纪前期写影评能写到这个量是非常少的，因为你需要一个长期安静、安定的园地给你发表。金庸在香港写了这么多篇、这么多字，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金庸在中国的电影评论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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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画报》封面为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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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翻译，其实，作为翻译家，金庸也很出色。



最早他的翻译是在配合他的工作，翻译一些时政历史方面的内容。在1951年，他曾经翻译过美国记者写朝鲜战争的一些东西，包括中国胜利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这些后来都结集成书了。比如《中国震撼着世界》，金庸署名乐宜，还有《朝鲜血战内幕》。他还翻译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最厉害的家伙》，是一个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D·伦扬写的。金庸还有一部译作《情侠血仇记》，其实就是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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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译作



在《太平洋杂志》的封底上曾有过一个广告——《基督山伯爵》全译本，原著大仲马，翻译查良镛。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出来，但我们知道广告都出来了，他肯定就已经翻译的差不多了。



另外金庸还翻译过《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翻译过一些电影明星和电影导演的自传，翻译过《美国电影分析》这样的论著，还翻译过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罗素的《人类的前途》，金庸先生对罗素是非常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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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译作



我在翻报纸的时候，对金庸充满了敬意，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写文章非常慢的人，我觉得每天都要写那么多文章非常辛苦，但真是能者无所不能，金庸什么都做得非常好。在金庸晚年经常会有人对他某些地方有意见，但我觉得他年轻时那么辛苦，而且一辛苦就那么多年，包括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听说儿子自杀的时候，《明报》还有社评等着他写，他一边哭着一边写，还得用一个非常理性的心态去写，这种心情不是常人所能够体会的。



金庸有多重身份，是电影工作者，是翻译家，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对政治、历史、人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的复杂，包括他的婚姻。这些东西跟他的小说都有关联。



金庸对政治、对历史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曾经说过，自己最喜欢读中国的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资治通鉴》，为什么？因为《资治通鉴》是一个通史，所谓通史，就是写了很多朝代，不是一个断代史，一个朝代的兴亡就有规律可循，金庸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规律，能够把这些融到他的小说里。



前不久张春桥的日记出版了，里面就写到张春桥读了金庸的小说，说哪里是什么武侠小说，完全就是政治小说，这个评价，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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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周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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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的，我们知道抗战期间他还在念初中，就开始逃亡，母亲在逃亡过程中病死了，他一个人在外面颠沛流离，从浙江到重庆到湘西，后来自己挣钱，自己开农场养活自己，还连续几次被开除。抗战以后进了又被派到香港《大公报》，当时的很多人是不愿意去香港的，因为那时候香港就是个小渔村，被派到香港去就等于是派到了乡下。



《大公报》本来是一个中立的报纸，那时为了生存它已经宣布改变立场，成为亲中国大陆的报纸了。当时还有一段有意味的插曲。194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航空公司起义了以后，留在香港还有很多资产，这些资产算谁的？算新中国的还是算原来中华民国政府的？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金庸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著名法官梅汝璈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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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1904-1973）



梅汝璈本来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但周恩来对他非常礼遇，请他到了北京。梅汝璈看到金庸的论文以后，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就问金庸愿不愿意到外交部去，金庸很高兴他的才学有了用武之地，兴冲冲地就到了北京了。



但是到了北京，金庸遇到了困难，为什么？第一金庸出身地主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进入外交部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金庸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的外交，一个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人要进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也是不可能的。组织上就对金庸说，你能不能先进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先学习。金庸这时候突然意识到他是不可能当外交官的，于是立刻回到了香港，进入《新晚报》工作。



再后来，梁羽生写了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大获成功。金庸看了技痒难耐，于是就也开始动笔，第一部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书剑恩仇录》，然后才有后面的金。



五十年代初在镇反运动中，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作为地主反动派被枪毙了，这个事情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冤案，到了八十年代，浙江省政府和海宁县人民政府都给金庸道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的伤害。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死于非命。



六十年代，发生了著名的“核子与裤子”事件，当时外交部长陈毅曾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我们老百姓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这是一个将军的一种比喻，一种豪言壮语，但这种观点跟金庸本人一直以来的民本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金庸觉得不管什么，你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他觉得原子弹可以不造，但老百姓不能没有裤子穿，于是他就开始批评这个言论，这下来彻底和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都闹翻了，包括梁羽生，百剑堂主，还有罗孚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不过，金庸对中国大局的认知还是全面而到位的，他曾经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认为邓小平才有可能让混乱的中国稳定下来，所以邓小平在复以后，第一个会见的香港人士，就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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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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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想强调一下西方文化对金庸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有很多早期的移民，他们让孩子认识中文的方法就是去阅读金庸小说，因为里面能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但很多人忽视了西方文化对金庸的影响。



首先金庸拍过电影，熟悉舞台剧，熟悉电影的一些手法和调度。我们在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可能记得有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疗伤这么一个故事，郭靖和黄蓉在屋子里面，看到外面人来人往完全就是电影和话剧的一个角度。更明显的是《雪山飞狐》，在《雪山飞狐》里，胡一刀完全没有出场，但金庸曾说他真正的主角是胡一刀，大家都在讲胡一刀的故事，自然我们会想到一个著名的小说和电影，就是《罗生门》，但是金庸自己说不，他模仿的是《蝴蝶梦》，《蝴蝶梦》里面主人公始终没有出场，但他始终给女主人公一种非常压抑的心情。包括运用在《碧血剑》里面，金蛇郎君始终没有出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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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梦》剧照



金庸小说里面还有很多西方文化的一些痕迹。我在书中也提到过一些，我这里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倚天屠龙记》里面，紫杉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这里面就有西方文化的痕迹。白眉鹰王，一般只有在西方，才会把鹰作为王者的象征；金毛狮王，狮子作为王者的象征，也是西方的概念；青翼蝠王，在中国传统里蝙蝠是“福”的象征，而强调它吸血的一面，则是西方文化里才有的。



我再举个例子，《天龙八部》里无崖子爱上了李秋水，于是雕了一尊她的玉像。结果无崖子整天看着玉像，慢慢地不爱李秋水本人了，而爱上了石像，这就是西方心理学里面非常有名的“皮格马利翁现象”。



再比如《倚天屠龙记》里有很多关于波斯的描写，比如提到了一个波斯的诗人叫罗莫。小昭曾经唱过一首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所来兮何所终”。这首诗来源于《鲁拜集》，金庸写到中国的小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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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译《鲁拜集》



还有《射雕英雄传》里欧阳峰有一个拐杖，上有蛇盘来盘去。拐杖上有蛇，这是也是西方的传统。古希腊的神话就有双蛇杖的记录，而且这个双蛇杖的确也早就传到了中国，在新疆曾经出土过双蛇杖的一个丝织品。



说起对金庸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我们首先会想到大仲马，金庸翻译过他的《基督山伯爵》《蒙梭罗夫人》，我觉得大仲马首先教会他的，是把虚构的和真实的历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另外我要强调的就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写过一部史学巨着《历史研究》，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版过一个全译本。金庸大概在四十年代末，读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写完，金庸看到可能是第一卷，他在跟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大意是，我如果能够跟这个人（汤因比）去学习，即使我颠沛流离倒毙街头，那也是幸福完满的一生。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相信金庸说这句话说是非常真诚的。首先汤因比非常了不起，第二，金庸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得真诚。这跟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以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情去学习、去热爱我们所接触的知识和文化思想，真的是非常完美幸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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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1889-1975）



那么我还想说一个人对金庸的影响非常大，就是罗素对理性方面的论说，确定了金庸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非常肤浅的文艺青年才子，他用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立场来观照历史，来写小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于武侠小说的小说，像公案小说，侠义小说。但是金庸的小说，之所以我们能接受，甚至能够认可他的思想和感情，以及它的价值判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写出来的小说，而罗素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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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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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聊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个人经历的关联。



从笔下人物看，金庸喜欢什么样的女性？我个人觉得，第一，他喜欢漂亮的。第二，她喜欢聪明能干的，比如说像黄蓉。第三，她喜欢温柔温顺的，比如说小昭、双儿。第四，他喜欢有点小刁蛮的。总结这四点，最典型的代表是黄蓉和温青青。温青青是他写的第二个小说《碧血剑》里的女主人公。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翠羽黄衫霍青桐。霍青桐非常精明能干，金庸的第二个太太也非常勇敢，非常好强，但是金庸也非常好强，这两个人的个性注定了他们很有可能会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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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翁美玲



《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杨过，最后当然他是个大侠，但是他的大侠之路并不平坦，他走了很多弯路，他一直在名门正派里面，从桃花岛到郭靖门下，一直到全真教，最后叛教而出，入了古墓派，又改邪归正找到了郭靖，后来又投靠蒙古，还曾经作为忽必烈的卧底去刺杀郭靖。他也不在乎什么家国大业，只为了自己的感情，这好像是我们现当代人比较能够特别欣赏的一种人，但是在当时的道德观念里面，这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大侠，特别是他竟然几次和正义的力量划清界限，甚至来背叛他。



后来《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也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被老师逐出师门，跟魔教的人交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结合金庸本人在1959年创办《明报》以后的种种心路历程，可以想象一下，他的人生体验有没有写到小说里去？



《天龙八部》里萧峰一生充满了悲剧，其中有个非常重要情节就是大家都要杀他，那些人都是他最好的朋友，都是过去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兄弟，但是他忽然之间成了公敌，大家都要杀他，他为了自卫也必须要杀别人。这种决绝、这种跟自己的故人死命拼斗的搏杀的心情，金庸是体验过的。曾经有记者问过金庸，说你的小说里有没有写着很多人生的体验？金庸说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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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黄日华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非常短暂，不可能再活一辈子，或者也不可能体验不同的人生，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丰厚一点，能够增加一点厚度和密度。比如说看新闻小说，体验他他人的人生，这就是增加自己生命厚度的。包括我们看一部电影，我们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可以去学习。其实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2018年10月30号那天晚上失声痛哭，据我所知，我有很多朋友失声痛哭，因为他们觉得金庸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会影响我们如何交朋友，如何谈恋爱，如何对待正义，如何对待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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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世纪”说的提出

   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人士池田大作（1928-）展开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对话。其间汤因比说：

“
      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观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
      在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主导之际，而且当时中国尚未摆脱低迷状态，汤因比把未来文明的希望寄托东亚，寄托中国，诚为卓识远见。汤因比进而阐发道：

“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
      汤因比基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一体说、整体观与和平主义，认为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统一。这大约是较早系统提出中国将在未来世界“发挥主导作用”的议论。此后，多有欧、美、日学者阐扬汤因比之说。汤因比本人在晚年所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再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有益于全人类在未来走出困境。


      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后20年，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法利德·扎克里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当人们将目光流连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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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生：敢于批评莎士比亚的人





文 | [美]W.杰克逊·贝特

译 | 李凯平 周佩珩





导语：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英国作家、编辑、文学评论家和诗人塞缪尔·约翰生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具魅力。约翰生就读牛津大学时辍学，后来经过八年的努力，几乎以一人之力编纂了首部英语词典，从此扬名天下。牛津大学给他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人称“约翰生博士”。为了谋生，约翰生写了无数的序言、开场白、书评、布道词、祈祷词和诗歌，代表作有《论人类愿望之虚妄》《拉塞拉斯》《诗人传》等，他是比王尔德更幽默和毒舌的金句王，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堪比莎士比亚，被誉为18世纪英国文坛盟主。



1765年，约翰生编辑完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集》，因为种种原因，约翰生此前的莎士比亚作品版本错误百出，而约翰生最终通过“强大、全面的理解能力，使自己对这位作家的阐述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位评论家”。约翰生版本的一大特点是注释尤为出色，以至后世的莎学学者“很快便养成一个习惯：遇到一段晦涩难懂的原文，首先去查阅约翰生的注释”。在这本书的前言里，约翰生既单刀直入地剖析莎士比亚的意义，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这篇前言最终成为了英语散文的典范。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的第45号作品《约翰生传》中，你能一窥莎士比亚与约翰生两个伟大人物跨越时空的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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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生传

[美] 沃尔特·杰克逊·贝特 / 李凯平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2-1







英雄般的壮举：完成《莎士比亚作品集》



在这场危机中（1764年至1767年），约翰生通过英雄般的壮举，最终完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集》，并写出了气势磅礴的《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1765），这不啻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



约翰生在1756年时计划只用十八个月完成《莎士比亚作品集》，而且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其他各种作品，尤其是为《文学杂志》所撰写的稿件，但他一开始确实进展神速。到了1758年4月，他可能至少已完成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标准并不是太高。但他面临诸多困难，除了我们一直在梳理的他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痛苦之外，他还开始对这部作品采用前所未有的高标准。这不限于解释性注释，这些注释极为出色，并且直接利用了他对词语的知识储备，确立了完善的文本标准。在他的《征订启事》（1756）中，他敏锐地归纳出创作一篇完善的文本所需采用的所有方法。但这需要获取莎士比亚戏剧的早期版本，再认真展开校勘。简言之，需要时间与耐心，这必不可少，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无法取而代之。



1756年，《莎士比亚作品集》终于出版面世，全名为《八卷本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集，由塞缪尔·约翰生作注》。印数一千，一时间洛阳纸贵（订阅者近千人，出版之后他们都拿出收据来取书），几乎立刻出了第二版。



遇到难懂的原文，首先去查阅约翰生的注释



即便我们对约翰生在与这场心理危机作斗争时的心理状态一无所知，《莎士比亚作品集》依然是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1765年时的境况），我们讨论的不仅是其中那篇伟大的前言。如果要正确评价这部作品，我们只须明白约翰生所作的贡献即可。这部作品几乎汇集了理想的情况下此类著作中应有尽有的优点，除了耐心。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光中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即便他无法改变自己缺乏耐心的性情，也能对此有所控制。



约翰生最终通过“强大、全面的理解能力，使自己对这位作家的阐述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位评论家”。如若不是和前人比较，而是和他创作此书之初（1756年）宣布的理想以及此后的版本相比，那就只有一个错误或是缺憾。约翰生所编辑的戏剧并没有经过莎士比亚本人核对。我们所获得的版本最多只能算二手资料，这无法避免，而且经常连二手资料都不如。约翰生曾称自己的作品是为演员编写的，他们可能很少能理解这些戏剧作品。这些剧作由外行人抄给演员；但抄写员同样不能理解，而且抄写过程中错误百出。演员有时也许会删减原作，以减少需要背诵的台词量，最后出版社没有经过校勘就出版了。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部经典著作像这些文本一样遭受破坏，错误百出。约翰生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种种原因，曾在征订启事中称：“将通过认真对照最初版本，更正这些文本错误。”我们此前也曾指出，依托于现代编目学，约翰生对编写此书所使用的方法形成了技术性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在他逐一编写戏剧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和明确。



约翰生版本的一大特点是注释尤为出色，即他能从一篇艰深晦涩或残缺不全的文章中立刻洞悉其意义。即便早期版本的誊写员还没有删减或歪曲莎士比亚的原文，但还是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共同使现代读者通常认为莎翁作品佶屈聱牙，尤其是这些作品还使用了当时常见的口头语言，这就使其中的引喻、省略或谚语等表达对于当代读者十分陌生。“还有一点，就是思想的丰富性，这有时会使他的语言负载着难以言传的情感，而且莎翁还具有快速的想象力，这可能导致他还没有充分解释完第一个想法，另一个想法又飞速地涌现出。”约翰生并没有像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现代专家那样拥有各种设备，据沃尔特·罗利在半个世纪之前（1908年）所言，约翰生只能一段一段“单刀直入地剖析莎士比亚的意义，此时文献学与珍本书评论家却在黑暗中互相攻讦”。这样的注释最终被面向广大读者的优秀莎士比亚作品集借用，势所必然。但是，罗利又补充了一点，并称这依然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重要的莎学学者与编者：即通过使用集注版本，经验丰富的学者“很快便养成一个习惯：遇到一段晦涩难懂的原文，首先去查阅约翰生的注释”。



有时，约翰生会停下来，概述一段话或戏剧中情节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典型的注释，分别代表不同的评论手法。在《皆大欢喜》中，一切都在加速，而且人们将这一点解释为莎翁的天才手法。但约翰生却通过常识写下这样一番话：“莎士比亚正仓促地给这部戏剧收尾，他发现所写的内容已足够剩余的场景所需，而且……压缩了作品的对话并直接叙述人物的行动。”约翰生指出，文中线索依然十分松散，并补充道：“莎士比亚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希望给这部戏剧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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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与约翰生之间的神交



但是，只要一提起《莎士比亚作品集》，人们自然想起《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它大致分为四节：（1）莎士比亚的伟大，当今世人可能将其视为超越历史上一切诗人的经典作家。这一节重点放在莎士比亚从各个方面对人类天性的刻画。莎翁笔下的人物“符合整个世界的原貌，真正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并且“他们的言行都体现普遍的感情与原则，扣动所有人的心弦”。（2）之后，他开始论述错误或弱点（莎士比亚“为了行文方便而牺牲了美德”，并且忽视了道德功用；其情节经常构建得较为松散、仓促，语言有时也不够灵活）。这一节令浪漫主义学派及其维多利亚时期的门徒很是反感，他们认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只能高唱赞歌，否则就不正确，他们甚至听不得任何人指出莎士比亚可能存在的错误或缺憾。这一节之所以对当今世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是因为约翰生在其中并不赞同莎士比亚对新古典主义“时间与地点的统一律”的忽视，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3）之后，约翰生立足于自己同时代的诗歌与戏剧评价莎士比亚。（4）最后，他考察了莎评的历史，收录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批评作品，并对自己的编写方法作了介绍。



通过引用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的言论，就足以证明约翰生所处的时代认为这篇前言具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尽管很不喜欢约翰生，依然认为这篇前言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批评作品中最具阳刚之气”。埃德蒙·马龙认为，这篇前言无论是语言丰富还是其风格的力量，都是“用我们的语言所写成的最优秀的文章”，这意味着它是各类散文作品中最优秀的名篇。虽然这些评价略有夸张，但约翰生确实是英语散文中最优秀的大师之一，而且《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仅仅从散文的角度评价，就已超过了约翰生所写的一切作品，只有《诗人传》的部分章节可媲美。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发现，其中大量篇幅用于介绍我们此前在某些句子或段落中发现的现象。面对强大的内心压力，约翰生竭力要实现确定性、掌控、平衡与秩序。我们认为他的整个机体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就仿佛他竭力要从溺水状态挣扎着浮出水面一般。因此，在紧凑的结尾中，他提出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一生的经历之上。但之后，他又同样合理地提出了其他想法，作为对比或补充。这强调了他的成熟风格中与众不同的一大特点，即积极地实现平衡。它会采用各种平衡与对仗的形式，正反两方面辩证阐述，并在论述到下一点之前先将当前这一点充分论证。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副产物，约翰生频繁使用的一种句形，这在他此后的著作中更为常见。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向心式的追求，有待进一步的解释或微妙的差别逐渐扩展到整个句子中。之后在句子进一步开始修饰之前，逐步将其拉回并合并。简言之，这一过程就是顺向同化——即展开、返回、进一步展开、再次返回的过程。



T.S.艾略特曾将《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称为“一位诗人从后人那里获得的最大殊荣，莫过于伟人给予的巨大荣耀，而约翰生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是巨大的荣耀”。实际上，任何诗人“都欣然愿意放弃在教堂中安葬这一殊荣，而宁愿选择以下这段文字，因为这代表更高的荣誉，这段文字的作者就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艾略特继而从《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的开头部分开始引用：



我已开始修订这位诗人的作品，他目前可能已成为一位著名的古代人物，并且享有不可置疑的名声，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他已经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这番评价通常专指对文学贡献的衡量。无论通过个性化的引喻、当地的习俗抑或是短期的看法获得多少优势，多年之后，这些优势也已丧失殆尽；而且无论人类生活的模式为他提供的是快乐的话题，还是悲伤的主题，它们现在都只能蒙蔽而不是立刻阐释出文中的场景。喜爱也好，竞争也好，影响都已结束，无论与他是敌是友，关系也都已消弭。他的作品中既没有通过论证证明任何观点，也没有通过恶言谩骂提出任何反驳；它们既无法纵容虚荣心，也无法让歹毒之心获得满足，阅读这些作品纯粹只是为了获得快乐，因此只有在获得快乐之后，才会受到赞扬；但这也导致兴趣或激情无法对其提供支持，这些作品经历了品味的变化与风俗的改变，而且随着它们一代接着一代演变，已经在每一次传播中获得新的殊荣。



艾略特的论述表明，在《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中，我们目睹了两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伟大人物之间的神交，这也许是研究这篇作品的唯一途径，除非我们忘记了我们正在阅读一部传记，而且转移了我们的语境，同时像笔者此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聚焦于技术上与更加专业化的背景中最为相关的问题。托马斯·泰尔斯在约翰生逝世后指出，尽管他在这些方面出类拔群，但他并不属于批评界，甚至不属于学术界，而是“属于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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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的真实面貌破除教条



《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通过创新、瑰丽的手法，无处不体现出这种无与伦比的价值，即“真理的稳固磐石”。正因为此，文学批评史家有时会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约翰生通常对于“形式”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与文学的“表征”价值观相悖。但是，我们应当牢记两项因素：（1）《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虽然十分复杂，但却只是他诸多批评著作中的一种，而且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创作而成，约翰生在创作此文时极其强烈地追求着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2）约翰生出生时，正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漫长、影响最大的文学形式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在写作时，则是这一时期临近尾声阶段）。这一时期就是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古典主义模式”。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形式与风格价值（除传统之外）与舞台表现与剧院实务相关。在这些不同凡响的剧作中，依然体现出形式上的迟疑与不安，对此他的做法是从其背后抽取出静态的前提，即它们的立足点，然后用一种更加功能化、动态的方式将其取代。诗歌的关键功能（这超出了其他任何功能）是“寓教于乐”：换言之，就是通过语言中最强烈的神奇力量，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并加深或拓展对生活的体验。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批评的“经典传统”。约翰生沿袭这一传统之后，变得更加活泼，更加善于纠正自我。他在挽救和复兴古典主义价值观时尤为典型（即通过艺术获得知识，换言之，即获得更深刻的体验），他破除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三项重要规定，即所谓的“得体”原则，这些原则一百五十年来束缚了戏剧理论的发展。它们是文艺复兴晚期文学批评活动的副产品之一，当时人们一心追求古代的古典主义梦想，力图创造出“新古典主义”并使之成为系统化的思想，以实现这一梦想。这种系统化的过程经常取代对总体目标的构想，尽管这一做法受到了抗议与反驳，但这种束缚即便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却依然存在于理论中。



“得体原则”中有一条是“类型的得体”，它需要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在一部戏剧中，作者应当竭力强调人物的一般“类型”，赋予其“普遍性”，同时无论人物的个人癖好如何，都要坚持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在理论上是很好的想法，它源于“简练”“总体意义”与“形式”这三项价值，它们有说服力地融为一体。但是与其他每一种笼统的想法一样，常见的简单方法就能对其进行解读。因此，大批批评家与作家认为，如果你描写的是一位罗马人，你就应当将重点放在构成“罗马人”的特征上，或者说，如果描写的是一位守财奴，就要重点刻画他的吝啬特点；而如果要描写一位国王，就要聚焦于他适合担任国王的品质：



他追求整体的本质，受到了批评家的攻讦，因为批评家根据更具体的原则作出判断。丹尼斯与莱默尔认为他笔下的罗马人并不足以体现罗马人的特点，而且伏尔泰批评他笔下的国王并不完全是高贵的人物。丹尼斯认为，罗马元老院元老米尼聂乌斯居然是一位丑角，这令他十分气愤；而（《哈姆雷特》中）丹麦的篡位者则被塑造为酒鬼形象，这也许也让伏尔泰认为破坏了体面。但是，莎士比亚总是让性格决定意外的事件；而且如果他刻画出本质特点，就不会太过关心额外的、偶然的区别……他知道，罗马拥有各种性情之人，其他城市亦是如此；他希望刻画一个丑角，于是便在元老院中物色这样的角色，因为元老院中必然找得出。他喜欢对篡位者和杀人凶手不仅突出其面目可憎的形象，而且刻画出为世人所不齿的形象；因此，他在这个人物的特点中又加入了醉汉形象，并且他知道国王也像普通人那样嗜酒，知道美酒自然也能对国王产生影响。上述指责就是这些格局狭小的人提出的吹毛求疵之举，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他们都会忽视田野与环境中的细微差别，他们一心追求的是令人满意的人物形象，会忽视布料上的褶子。



“新古典主义”原则反对在同一部戏剧中将悲剧与喜剧的要素相结合。这原本基于两种观点，它们听上去都很有道理，如果深究，结果就大相径庭：（1）形式与文类的纯净；（2）产生的影响应具有想象与情感的统一。悲剧明显不同于喜剧。因此，如果在描写一位悲剧人物或悲剧事件之后，突然又开始采用喜剧描写，难道不会有损效果的统一并同时抵消“喜剧”与“悲剧”的效果吗？据约翰生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条块化的形式主义特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批评人士依然在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但他们根据“日常经验”（如果他们愿意采用自己的日常经验），就能知道此举是“错误的”。在我们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作的反应中，悲剧与喜剧始终是相互交融的。如果我们同意戏剧的目的是“寓教于乐”，那么莎士比亚的“混合式戏剧”通过展示生活的真实面貌，“教育”了更多的人——在生活中，“把酒言欢之人在豪饮美酒，悲伤的人则在掩埋好友的尸体”；与此同时，莎翁的戏剧也更令人“快乐”，因为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经历，而且“所有的快乐都由多种多样的要素组成”。



因此，“时间与地点的统一”最终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决定了批评人士的想象。根据“时间的统一律”，在理想情况下，戏剧所展现的内容本身发生的时间，就应当与我们观赏这些内容所用的时间一样（例如三个小时）；或者说最多不超过一天。这里的目标依然是纯净和影响的统一，但是新加入了可信度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三小时时间内，并没有发生总共长达五年的事件。“地点的统一律”与之相似。如果我们的戏剧从亚历山大拉开序幕，然后场景跳转到罗马，那么这就与人们的信任度产生了极大的张力。我们知道，我们坐在剧场的座位中时，并没有突然离开亚历山大前往罗马。这种推理过程居然对批判思维产生了强烈与漫长的催眠作用，这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但是与其他许多艺术评判标准一样，与“形式”的理念相结合，它就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若要攻击艺术的“形式”（或者说攻击许多人心中等同于“形式”的事物），就仿佛是在攻击“美德”。通过运用常识快速分析“诗学幻象”，约翰生彻底破除了横加于其上的标准。他指出，我们坐在特鲁里街戏院的座位中观看戏剧时，如果我们有能力想象自己就位于亚历山大的话，那也不费什么劲就能想象我们在前往罗马。有时，其他人也小声谈到了类似事情。但是没有人会过多注意。约翰生的做法如T.S.艾略特所言，“只有约翰生才能做到”。他做的效果非常好，以至于六十年后，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1822）中，还借用约翰生所写的，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浪漫主义宣言”。



约翰生具有永恒的价值，即真正的问题依然不会消亡。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特别体现出形式主义的问题（约翰生极为有效地对此进行了挖掘），而是“想象力中的饥渴”通常是为了更大的目的（这不仅存在于批评界，也存在于其他各个方面）追求某些特质时所采用的方式，而且在此过程中，文学更广泛的用途变得复杂与枯竭。



约翰生的文学批评体现了戏剧性，即他作为天性容易恐惧与困惑之人，通过自身的力量，能够立即实现这样的人最难以实现的成果。这也与他的道德写作一样。这种净化或宽慰作用存在于一切优秀的戏剧中，因为在发现被人们遗忘的显而易见之处时，他并没有忽视任何问题。他的专业知识与细读文本的分析力量不亚于其他任何批评家，但他善于通过争论和提出不同观点，掌控批评中的心理诱惑，从而聚焦于局部而非整体，或者关于经验的大量书面记录（我们称之为“文学”）之间筑起壁垒。就此而言，无人可与之比肩。《莎士比亚作品集前言》是对文学中最高雅的表现所作的一次伟大而经典的肯定。但是，这一肯定属于真诚之举，因为我们还从中发现对其他各种表现的共同感受（无论它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无论它是恶意的还是慷慨的），即文学可以表现于这些用途中，而且是每天都表现。早在他刚开始编写《莎士比亚作品集》时（1756年），他就在《对当前文学状况的反思》中指出，“无论快乐的原因是什么，都同样可能成为痛苦的原因”，而且“无论天生的天赋或艺术的效果对于人类多么有益”，它们都必然堕落为微不足道、负担或有害的结果。如果人们将人文学科视为“仅仅是一种获取快乐的途径，若公正评估，就很可能质疑这一点；但若是称之为必不可少之物，就能结束争议；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尽管有时文学可能会妨碍我们，但倘若缺少它，人类生活就很少能提升到高于动物生活的存在”。对于每一种文明而言，在它出现之前都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文学提供的（整体的）“知识的光芒”，就无法孕育出文明。这种“知识的光芒”肯定能“使我们看到我们不喜爱的方面，但谁会为了逃避这一点，希望自己堕入永恒的黑暗之中呢”？



(节选自广西师大出版社《约翰生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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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是灵魂的铁锈，每个新思想都有助于将它冲洗干净。悲伤是堵塞生活前进的废物，要靠工作和行动来清除。




——约翰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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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2-2 00:1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2-26 01:01 编辑

诚实难于死
押沙龙 押沙龙yashl 2016-09-08 13:51
西班牙内战是一场非常独特的战争。二十世纪有过更残酷的战争，也有过更重要的战争，但却很少有哪场战争在文化界引了起如此大的狂热。西方知识阶层普遍把西班牙内战当成一次左与右、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就如同中世纪的信仰之战。许多知识分子也真的拿起武器，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参加一场跟他们并无直接关系的血腥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殉道之旅，就是他们的十字军圣战。而要理解这种激情与狂热，就首先要理解三十年代知识界的精神状态。



三十年代的天使与魔鬼



欧洲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是相当自鸣得意的。他们相信文明，相信进步，而且大致来说，也相信宪政民主的力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场大战在欧洲知识阶层引起了一场严重精神危机.战争导致了很多人死亡，让人悲痛，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二战的物质破坏更为严重，但它毕竟是一场有结果、有意义的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无法理喻的战争。除了摧毁文明世界的根基以外，它毫无意义。欧洲的知识分子对文明丧失了信心。



以往他们相信上帝，等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们相信进步。现在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进步。二十年代的知识界弥漫这一种无力感，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他们是迷惘的一代。



在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迅速变成了极端的一代。这跟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社会崩溃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年代，对市场经济颇有信心，所以很难理解那时人们的绝望。在三十年代，大家普遍觉得市场经济那套行不通，必须得让国家把经济接管过来。



民主宪政也成了一条落水狗。192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35个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了17个，减少了一半。人们普遍流行一种感觉，就是宪政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市场经济解决不问题，我们必须另找出路。



颓废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闲暇颓废了，他们一下子变得亢奋而狂热。他们开始寻找一种能够拯救世界的东西：一面旗帜，一种信仰，一个承诺。自由主义者给不出立竿见影的药方，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可以。西方的知识界迅速地分裂为左翼和右翼。而在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国家，左翼知识分子占压倒性的多数。



英国作家奥威尔回忆说：“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倾的话，会被认为是个怪物。”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集体迷恋上了苏联，要是你说苏联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你造谣。要是你说的实在有根有据，他们会解释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然后追问你为什么心眼这么脏，非要纠缠于这些事情。



法国作家纪德就是写了一本《访苏归来》，对苏联说了一些坏话，虽然说得颇有节制，甚至有点“为党提意见”的意思，但是也不行。他被作家同行们围攻声讨，弄得处境极其尴尬。三十年代的知识界就活在这样一个气氛中，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支配。


西班牙内战是因为社会革命引发的，交战双方又分别得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在这个大背景下，它就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了天使与恶魔的战斗。



西班牙内战双方都在国外做宣传，力证自己是天使而对方是恶魔。但是西欧普遍左倾，佛朗哥当然宣传不过共和军。再说，共和军提出的口号也确实更激动人心，再加上它本来就是民选出来的合法政府，占据法理优势，所以共和军的宣传大获全胜，就连非左翼的人士也往往倾向于同情共和军。以坚决反共的丘吉尔为例，一开始他觉得共和军比佛朗哥还坏，共和军挑起红色恐怖而佛朗哥只是“野蛮报复”，但是后来他变得更倾向于共和军，甚至以私人身份向共和军的部长提政治建议。



佛朗哥在知识界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著名作家伊夫林.沃，诗人克罗岱尔，作家贝洛克等等，其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魔戒》作者托尔金。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共和军在西班牙没收教会财产，关闭修道院，杀死了超过4000名教士和修女。托尔金这些人未必对佛朗哥有多大好感，但是他们被共和军的这种行为深深激怒了，所以他们坚定地站到佛朗哥一边。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也普遍憎恨共和军。爱尔兰甚至还有一支几百人志愿军前往西班牙，支持佛朗哥。



不过，跟共和军的支持者比起来，这些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几万名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参战。英法等国都禁止本国公民参战，威胁要逮捕他们，但是依旧无法阻止志愿者。民间普遍把这些人当成英雄，志愿者坐火车穿越法国-西班牙边界的时候，海关官员不仅不逮捕他们，还对着火车欢呼：“西班牙万岁！”

这些志愿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职业分布五花八门，既有码头工人和教师，也有杂技演员和犹太拉比。这些人大多热爱阅读，喜欢思考。记者们就注意到，这些国际战士不得不减轻行李的时候，丢弃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有康德，黑格尔的书，也有马克思和尼采的书。他们非常勇敢狂热，在战争中阵亡率高的惊人，比如美国志愿者的死亡率有三分之一，英国志愿者的死亡率也有近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负伤者，那比例就更高了。



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军的不仅仅有这些普通人，还有很多文艺界的精英，甚至是顶级的精英，比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就到巴塞罗那参战。英国诗人奥登跑到西班牙去开救护车。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则组织募捐，为西班牙共和军购买了几十架飞机，组成了“马尔罗飞行队”。可惜马尔罗本人不会驾驶飞机，所以只能穿上飞行夹克跟飞机合影，希望读者误以为他英勇参加了空战。还有很多文艺精英作为记者来到第一线，比如海明威、帕索斯、卡帕、《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等等。他们都是怀着远大的理想前来，希望向全世界证明西班牙共和军的光荣和伟大。



但是问题在于，共和军并不仅仅有光荣和伟大，它也有血腥残酷的一面，更有彼此残杀的一面。知识分子要如何对待这些黑暗之物？这些左翼知识精英在立场和事实、理想和良心之间要如何取舍？



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



对于海明威来说，一切都很简单。西班牙内战是自由战士和法西斯匪徒之间的战斗，你要是说共和军的坏话，那你就是支持法西斯匪徒，你就是个坏蛋。



海明威是个怪人。他确实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骨子里主要是个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在政治上显得非常激进，但是你很难说他的激进是认真思考后的结果。他更像是在追求一种浪漫化的硬汉效果：炮火纷飞中一个勇敢的男人直面死亡，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经历，对他似乎有一种深刻的影响。他虽然写出了《永别了武器》这样的反战小说，但是他其实对战争是一种迷恋的。他热爱斗牛，热爱暴力，热爱一切看上去和战争有点相像的东西。海明威对生命缺乏尊重，对是非对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他曾粗暴地说：反对苏联阵营的，“不是傻瓜就是无赖”。一个如此发言的知识分子，几乎可以肯定，他对立场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具体是非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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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确实很勇敢。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曾经遇到过相当危险的场景，却表现地非常镇静。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马德里的酒店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苏联派来的政治委员）一起猛灌威士忌。他有专业记者的素养，很仔细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



在马德里发生的一些可怕事情，海明威肯定知道，但是他保持了沉默。他不光是当时保持了沉默，而且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呢？也许是他觉得说出这些黑暗之物对左翼大业不利。但更有可能的是，海明威觉得这些黑暗之物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理所当然。



但是帕索斯不这么认为。帕索斯是位著名作家，写过《美国三部曲》，还上了时代周刊，在当时名气比海明威可能还要大一些。他和海明威是老朋友，连他的妻子都是通过海明威才认识的。帕索斯也是个左翼知识分子，全面支持西班牙共和军，万里迢迢地跑来，要拍一部纪录片《西班牙土地》，为共和军做宣传。可是电影还没拍呢，就出事了。帕索斯有个叫罗布雷斯的好友。他是一位西班牙籍教授，同时也是支持共和军的左翼人士。帕索斯打算让罗布雷斯当他的翻译兼联络人，谁知道他刚到西班牙，就发现罗布雷斯失踪了。



罗布雷斯是被捉走了。当时西班牙共和军正搞肃反，罗布雷斯就落网了，不久就被当成法西斯间谍处决了。处决是秘密的，帕索斯只知道朋友失踪了。他一边安抚老朋友的妻儿，一边到处找人，想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没人搭理他。



海明威跟他住在一个酒店，看他那副沮丧样子，冷言冷语地说：“你的教授朋友失踪了，看开点，很平常的事儿。”在海明威看来，帕索斯真是莫名其妙。伟大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帕索斯居然为损失个把朋友而伤心！要是帕斯被捉去枪毙了，海明威就绝不会当回事。



帕索斯忧心忡忡地问海明威：“我心底一直藏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公民自由在战争中被毁灭了，那么人们为了自由而打一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海明威的回答是：“公民自由，狗屎。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



帕索斯理想破灭，离开了西班牙，海明威认为他懦弱，对他充满了鄙视。后来帕索斯在文章里写出了他对战争的感受，海明威读后勃然大怒，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写这种反动肮脏的东西，“是为了钱。”他断定帕索斯被反动势力收买了。后来他们在一个火车站碰到了，海明威上去要揍帕索斯，被人拉开了。两个人彻底决裂了。



海明威留在西班牙，写了许多文章。后来他还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两本书。《第五纵队》来源于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人民阵线内部有一个内奸部队。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五纵队。可是几千人为这个谣言丧生。不过那又怎样？红光闪闪的《第五纵队》一直到现在还是文学经典，被广泛阅读。



必要的谋杀



奥威尔的经历更糟糕。他是个热血的左翼作家，为了筹措去西班牙的旅费，把家里的银餐具都典当掉了。但是他虽然一腔左派热血，但是对政治局势相当模糊。他想要在英国找个左翼组织给他开个介绍信。但是找谁开呢？奥威尔凭直觉先去找的英国共产党，可是人家不肯给他开。他就拐弯抹角联系上了西班牙的马统工党，简称POUM。POUM是一个比较小的党派，也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当时控制了巴塞罗那地区。在奥威尔看来，在这场内战里天下左派是一家，共产党也好，POUM也好，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差别大了。就在奥威尔开介绍信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下了密令，要求彻底铲除掉POUM。西班牙共产党表示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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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直奔巴塞罗那。巴塞罗那的革命形势让他精神大振。那里几乎所有的私人企业都被没收了，咖啡馆里的侍者跟顾客互相用同志相称，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所有的街道都涂满了革命标语。奥威尔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其实这些场景跟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过的大洋国很像，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终其一生，奥威尔都在怀念当时的巴塞罗那，认为那才是真正美好的革命。他在战壕里呆了好几个月，勇敢地像个疯子，最后咽喉中弹，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他住院的时候，POUM覆灭了。它的领袖安德烈.宁被逮捕，严刑拷打后处死。马统工党的40名执行委员几乎全部被捕，监狱里的政治犯已经高达数千人。奥威尔正巧住院，大家把他给忘了，否则他一定也难逃罗网。



奥威尔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巴塞罗那，他出院后去找妻子，妻子一脸微笑，用手勾着他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快走。”奥威尔像野兽一样东躲西藏，住在废弃的洞穴里呆了三天。后来他们夫妻觉得风头已过，大着胆子去监狱探访朋友，哪里的情景让奥威尔大吃一惊。监狱里居然关着小孩子，明显不到12岁。还有两个被截肢的伤员，被逮捕的时候连拐杖都没带，只能在监狱里一蹦一跳。奥威尔从没见到过这么残酷的景象。



奥威尔获得英国领事馆的帮助，逃出了西班牙。从此以后，奥威尔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但是极其地厌恶斯大林，厌恶苏联，厌恶一切极权政治。他决心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相说出来。

可是没有人要听。



英国的左派不愿意听奥威尔的大喊大叫。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一样，认定最重要的是立场，“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你就不能说人民阵线的坏话。就算你说的是真相，那也是应该被隐藏的真相。奥威尔写了一篇《目睹巴塞罗那》，杂志不肯登，因为“它立场不正确”，奥威尔又写了一篇《西班牙战场》的书评，杂志还是不肯登，因为“它的立场还是不正确”。奥威尔写了一本揭露真相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费好大力气出版后只卖掉了几百本。



奥威尔第一次发现了人们其实不关心真相，如果立场要求他们承认二加二等于五，那他们就会说二加二等于五。这个发现让奥威尔极度惊骇，也成了他以后作品的一个最核心主题。在他愤怒的时候，诗人奥登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奥登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写了一篇著名的诗歌《西班牙》，里面有这么一段：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心存宽恕

今天，是短命的传单和在无聊的会议上

行使权力。



奥登的意思是说，“今天”虽然有种种迫不得已的烂污事儿，比如“必要的谋杀”，但是这些事儿能换来美好的明天，所以也是值得的。奥威尔却被激怒了：“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这么个词儿。对我来说，谋杀是应当避免的。每个普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为什么奥登不这么想呢？奥威尔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那发生在其他地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奥登先生的这种无道德感才能产生。”奥威尔评论说：“一群甚至不知道火是热的人在玩火。”



奥威尔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当时英美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理解极权主义。他们满眼只看到了自身社会的种种不好，但是却不真正明白大清洗是什么、洗脑是什么、政治谋杀又是什么。就像奥威尔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象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害怕。



奥登从来不担心自己在英国会秘密失踪，从不担心自己会在午夜被捉走送进集中营，所以他对这些事就不是很生气，他生气的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虚伪和可恶。如果真有一天，奥登他们求仁得仁，落到了苏联同行的处境，那他们肯定会先是惊骇不已，然后就只能低头顺从。



大家读到这里，也许会认为在立场和真相之间，奥威尔选择了真相。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真的说出真相了么？他真的认为“谋杀就是谋杀”了么？



没有。奥威尔同样用立场遮蔽了真相。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把POUM统治下的巴塞罗那描写成一片正义和光明，“我看到了精彩的景象，最终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我以前从未这样。”事实上，POUM是一个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政党，他们的行为极端残暴。他们没收财产，处死阶级敌人，屠杀修士，其激烈之处甚至超过了马德里的人民阵线。斯大林镇压POUM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觉得他们太过火了。斯大林认为要打赢战争就要团结一些中间力量，但是POUM坚持认为对敌人决不能手软。奥威尔坚定地站在POUM一边。



也就是说，奥威尔认为斯大林不够革命，没有在西班牙马上推行集体化，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没有消灭收入差距！我们可以为奥威尔做辩解，说他虽然理念激烈，但并没有亲眼看到巴塞罗那的屠杀，所以也是被骗了。但奥威尔实际上是知道的，他自己就提到过墙上的枪眼，那些枪眼是POUM处决修士和阶级敌人时留下的。对于奥威尔来说，这是不是“必要的谋杀”呢？



诚实难于死



西班牙内战已经过了将近八十年。从现在看过来，共和军和佛朗哥的国民军都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双手都沾满了血。我们不能因为共和军的红色恐怖，就宽宥国民军。事实上，国民军杀的人更多一些。至于他们的政治路线，都相当极端。我们可以猜测，如果共和军获胜，西班牙要经历的道路可能会更坎坷，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我们真正能说的，就是一场悲剧。



至于那些热情参战的国际志愿者，当然值得我们致以敬意。有一位美国的年轻人，留给他母亲一封信后前往西班牙。这封信里写道：“我必须去西班牙打法西斯，这样以后我不会后悔，说在我们还有机会打败法西斯的时候，却没有去。”这种情怀是让人感动的。奥威尔变卖家产前往作战，同样让人感动。



但是在感动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许多理想主义者最终在立场和事实中间选择了立场，在理想和良心之间选择了理想。他们像奥登一样，为自己找到了种种借口，要展望未来，要牺牲小我，要顾全大局，要原谅这一点小小的屠杀。就连奥威尔也在说出真相的时候，掩藏了真相背后的真相。可是在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真相的守夜人，就像科学家应该是科学事实的守夜人一样。当知识精英都要为了大局出卖真实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离堕落和疯狂不远了。



他们来到了西班牙，他们勇敢作战。他们是勇士，他们不怕死，但有时候，诚实比死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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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抛弃胡适的年轻人
晚年又重新选择了他
文：傅国涌   编：先知书店

2022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日。1962年胡适去世时，正是大陆人民对胡适误解最深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对他只有批判、批判、批判。改革开放后，那些曾经抛弃胡适的人，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可算是胡适思想的回归，令人唏嘘不已。分享一篇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浙江大学的讲演，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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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遭受批判
   
60多年前，1948年10月20日，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做了最后一场演讲，在浙江大学，讲题为“自由主义”。

一个浙大学生多年后回忆，那次听讲的人不多，而且中途有许多人离开，但我在浙大校长竺可桢当天的日记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讲演，与胡适不久后在台湾发表的演说《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内容很接近。

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真正直接、系统地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则是1947年以后的事。“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

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

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长时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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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集权主义“不共戴天”。

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

1949年后，大陆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和《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

其实，就在1956年2月，毛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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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抵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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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精神的回归

距离胡适那次在浙大演讲多年后，2002年5月25日，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

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他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

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老先生的声音。1948、2002，从胡适之到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曾经胡适之倡导的那些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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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

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

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

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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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人格

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许多人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

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某种主义的人最忌讳的，他们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

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

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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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

这件事使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

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

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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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胡适的观念变化

胡适的一生，概括地讲，除了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

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再造文明，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

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

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

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

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是哲学，是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

胡适前面讲的20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即直接参与政治，改变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

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传播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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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独秀合影

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

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

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

《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

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

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

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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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

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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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追求自由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道路。

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

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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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

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

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道路失败了。

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

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

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

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

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

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在20世纪后半叶，从80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

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

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

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

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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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

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

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

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

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

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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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

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

李慎之这些人都曾是最狂热的青年，1957年以后带了“帽子”，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革命去了。

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

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欣赏他，邓也欣赏他。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

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80年代末，走到90年代，他最终发现，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重提胡适之，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

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年轻人，在晚年又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认同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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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胡适本人的评价，事实上早已超出学术本身。在胡适身上，至少有三点，让我们受益无穷：

◎时代的缩影：从1917~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所以读他的书，就是读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处世的方法：主要让我们看到胡适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

◎思想与视野：胡适先生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护宪、自由主义等的思考，以及对乌托邦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尤其是对宽容社会的呼吁，至今振聋发聩。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地位，已无需赘言。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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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文：刘道玉编：先知书店

教育与自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考究一下学校的起源，进而说明自由与教育的密切关系。


▌起源：自由是教育必须的前提

据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的研究，他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在苏美尔，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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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500多年前的苏美尔学校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公元前500年以前，曾经出现了像泰勒斯七贤那样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而非学校培养出来的。在希腊语中，scole是“休闲”的意思，而英语中的school与希腊语scole一词同源，所以最早的学校就是休闲的意思。

古希腊人认为，学习是劳动之余的事，是休闲的组成部分。因此，古希腊人在劳动之余，从事哲学思辨和艺术创作，从而开创了古希腊的灿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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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

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这就说明：自由是教育必需的前提。


▌发展：自由教育已成为共识

卢梭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奠基者。在卢梭看来，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

基于这种理念，他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也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教育理念。

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合成了《大学理念》一书，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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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他的《大学理念》出版一百多年后，至今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诸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大博物学家赫胥黎、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等，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也都得益于自由教育。

赫胥黎除了成名之作《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论自由教育》一书，他把自由教育解释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他的孙子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目的与手段》一书中，有一章也专门谈自由教育。抗战胜利后潘光旦先生将《赫胥黎论自由教育》翻译为中文，这本小册子曾被编入《新中学生文库》，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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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自由教育已成为共识，人们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教育大国和强国，自由教育原则也贯彻得最彻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该会于20世纪初颁布了三A原则，即：

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由），
Academic Autonomy（学术自治），
Academic Neutrality（学术中立）。


▌大学：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正因为自由对于大学是如此重要，所以有不少大学都以“自由”为校训。

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得以自由”，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杜尔大学的校训是“自由地接受，自由地给予”，等等。

甚至在世界上还有以自由命名的大学，如芬兰的自由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后者的校训就是“自由、真实、公正”，这所1948年创建的大学，“自由和国际化”一直被视为它最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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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校训：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让自由之风劲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它创办于1891年，不仅不能与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相比，甚至与同一地区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相比，也显得默默无闻。它在1891年创建时，首任校长戴维·斯坦尔·乔丹选定“让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1974年学校又通过了《学术自由声明》。因为赶上了新技术革命的头班快车，学校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它造就了美国的硅谷，成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方大学传入我国，大约是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期间，是“中体西用”口号下直接带来的成果。因此，我国早期的大学，无论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或是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欧美教育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但办学头十多年，校长更换频繁，各种问题频发，学校毫无起色。蔡元培先生留学欧洲多年，熟悉西方教育的精髓，他受命于学校危难之际。1917年元月，他走马上任，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雄才大略。1918年《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先生在发刊词中全面诠释了他的办学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一次把自由教育引入我国的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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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像，位于北京大学钟亭三角地草坪

燕京大学是于1919年创办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他制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有人翻译为“自由、博爱、民主”。

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它是在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6月3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立碑纪念，在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后一直被清华大学骄傲地视为该校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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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


▌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自由是人生来俱有的，是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个人或集体保持创造性活力的先决条件。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当今教育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教育缺失自由密切相关。总览我国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

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

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其主要功能有三，而根本一点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首先，以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机器完全不同，造机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

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需要自由的环境，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现在一些大学乱提口号，把培养目标一味地拔高，什么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和“顶天立地”的人才等，这些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无论是天才或是大师，都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

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赋予他们创造性的各种素质，使他们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性的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其日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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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

我们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任何约束、管制和干预，都只能扼杀创造性，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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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Proctor: 乌克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强缴和分配。当时为了联合苏联制衡德国，英美对苏睁一眼闭一眼，在苏的外媒也都被收买控制了。把大饥荒爆出来的记者琼斯被帮助苏联隐瞒真相的美国知名前辈杜兰蒂指控撒谎，身败名裂，后来在蒙古做调查时被“持枪匪徒”谋杀。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用到了他的名字。

】@作家崔成浩

唐努乌梁海，唐代为安北都护府管辖地。17世纪起，沙俄往该地大肆移民。1921年，在苏联“帮助”下，该地区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苏联承认其为独立国家。1944年，图瓦共和国突然“被通过”一个宣言，“请求”加入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接受这一“请求”，图瓦共和国并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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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米兰·昆德拉从捷克移居法国之后常常被追问政见、党派和立场。对于这些问题，他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我是小说家。”这不能不说是这位以怀疑的姿态与一切声浪保持距离的作家的终极理想：要去往一个没有权力、没有压迫的梦幻乌托邦，要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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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黎澍、李普是最好的朋友，黎澍是思想家，一进城就看出这个体制有太平天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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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激进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一是以“进步”的名义
王元化 朝那书屋 2022-02-19 00:00
摘要：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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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的帮助下，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

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这场政治风暴是一场灵魂的拷问，将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

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具体的契机是写作《杜亚泉文集序》。我发现，杜亚泉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

百余年来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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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思想的认识与反思

过去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历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

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

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

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我认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贬的标准就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书和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荣誉和威名。

“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

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

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他们和“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观，却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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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进主义的反思

我痛定思痛，开始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

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

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

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鲁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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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军阀是如何在短期内肃清人贩子的
雾满拦江 凝听 2022-02-18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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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是判死判活，还是判个半死不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在遇到问题时，是否能够从社会资源中获得救助力量，如果能够，人贩子不杀也没关系。如果不能，杀多少人贩子也是枉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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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求，对人贩子一律死刑，买家同罪。



有人反对，说这样就会置被拐孩子于危险之中，死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死刑到底是不是个解决方案呢？我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讲个故事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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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贵州省，有个熊孩子，叫周西成。



周西成读书贪玩，学业废除，就去当了枚大头兵。然后他一步步，开始往上爬，爬呀爬，爬呀爬，爬到1926年，竟然成了贵州省省长。



周西成当省长，当地人那叫一个悲伤。因为贵州有两个特点，一是贪官凶，捞起来不要命，二是土匪猛，几百年来没人治得了。



这个烂摊子，明白人都未必能摆平，来个大头兵，就更没指望了。



果然，周西成一上任，就召集省县官吏，去城隍庙磕头。



城隍庙？磕头？



对，城隍庙，磕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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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城隍庙，周西成就让省县官吏们，一个个上前，对着城隍爷宣誓，表态说坚决不贪污。



第一个上前的，是独山县知县张五丰，他庄严地说：我向城隍爷发誓，如果敢贪污，就死于九子枪下。



第二个上前的，是遵义县知县拓泽忠，他神圣地说：我向城隍爷发誓，如果我敢贪污，利箭穿耳，遍游州县示众。



……每个人都宣誓罢，周西成将他们的誓言写在纸上，誓师大会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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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西成

没多久，独山县知县张五丰，贪污大洋100枚事发，周西成拿出他的誓言，找了支九子枪，把张五丰打死了。然后周西成拿张五丰的誓言纸，焚化在城隍爷面前，向城隍销案。



接下来，遵义县知县拓泽忠，贪污300枚大洋事发，周西成拿出他的誓言纸。削了根竹箭，贯穿拓泽忠的左耳，披枷带锁，开始游遍全省八十一县。才刚刚游十九个县，拓泽忠就死得差不多了。周西成把他提溜回来，等救活后再说。



这么两起事件下来，贵州的吏治焕然一新！



官员其实不怕周西成，也不怕惩罚，但是他们害怕苍天有眼。自己说过的誓言应验，这种心理冲击，让他们魂飞魄散，从此洗心革面，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任性胡来。



接下来，是治理几百年之久的匪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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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贵州匪患，那可是一桩悠久传统。早在大清道光朝，名臣胡林翼就在贵州治匪，最终也未能治得了。



现在轮到周西成了。



周西成还是老办法，省县官吏集合，齐步走，去城隍庙宣誓。



治匪也去城隍庙宣誓？这招管用吗？



管用不管用，看看再说吧。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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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城隍庙，周西成让官吏们宣誓。然后他公布了一条政策：

——以后境内，但凡百姓财物遭劫，损失先由辖区官吏掏腰包补偿，等案子破了，再行返还官吏的补垫。



听到这个政策，官吏们全都惊呆了，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可是他们不敢抗议，周西成这厮是个没文化的大头兵，杀人不眨眼，跟他能说清楚道理吗？



无奈何，大家打道回府。回去之后，贵州又发生了一桩奇事——几百年没人治得了的土匪，竟然全都消失了！



土匪哪儿去了？



还想不明白？周西成虽然没文化，可是他有见识。他太清楚不过的了，匪都是官养的，至不济也是官故意纵容的。如果没有匪，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吏们怎么能够混水捞钱？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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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周西成，无疑是种清官情结，落伍太远了。



但周西成治政，带给我们一个启迪——你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道问题是什么。



贪腐的问题，症在官吏，当然要治官治吏。匪患问题看似与官吏无关，其实症结还是在官吏。官吏掌控着所有的资源，如果他稍微用点心，何至于局势一坏如斯？



现在你该想想了，人贩子猖獗的症结，又在哪里？



是在人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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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他的《杨贵妃》
夏家少爷 2022-02-18 06:00
以下文章来源于东西咸欢 ，作者梦里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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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杨贵妃最有名的一个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一个是洪升的《长生殿》。后人写杨贵妃的蓝本，借鉴的也大都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鲁迅纯文学作品不多，从《呐喊》到《彷徨》，后面只有《故事新编》了。对于那个时代，是应该有个伟大的文学家去记录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更应该有伟大的作家来创作伟大的作品。可惜时代提供如此丰富的素材，居然没有产生出的伟大的文学，这对那些号称作家的人都是莫大的耻辱。



       当时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了鲁迅的身上，希望他能创作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鲁迅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也确实应该有一部作品反映这个时代。



      中国的文学传统虽然偏重于现实，但真正的创作大多都依托于历史。几乎看不到有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凡是普遍依托历史讽喻时事，都反映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残暴，说明作者只能通过曲线的写法，表明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理解。



       就算社会自信、国家强大、政治宽容的唐朝，白居易的《长恨歌》实际也不过是写了前朝旧事。后世影响巨大的《红楼梦》，你再怎么索隐也找不出写的就是本朝的故事。



       鲁迅那个时代，实际是不需要有什么避讳了，他的那些小说就写明了时代，也没有犯禁。后来的赛珍珠，其《大地》也是直接描写了当时的时代，并没有被民国政府说成辱华而成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但鲁迅还是把他想写的这部文学作品投向了历史，他选中了唐朝，选择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根据鲁迅朋友的回忆，他的杨贵妃既想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也想写成一出剧本。



      选择这个时代和题材，自然有理由的。



       鲁迅对中国古代，最认可的时期，一个是魏晋，一个是唐朝。魏晋，是中国人进入人的自觉的时代；唐朝，是中国进入社会最宽容最自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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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一致加好友，注明“少爷”（已加麦田，忽略此号）



      曹聚仁写到：“他（鲁迅）觉得唐代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着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弘的胸襟与极谨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唾弃。”



      这其实就是盛唐气象，一个坚持文化自信，却又能包容的唐朝。



       鲁迅就是想通过《杨贵妃》，给当时的人一个启示。只有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对他国文化的包容，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等到固守自己的文化，到了不能批评，严拒外来的文化，到了不再吸取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路上。



      这是鲁迅想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



      1924年，鲁迅受邀去西安讲学。



       和鲁迅一起去西安的还有孙伏园，在路上他和孙伏园谈了自己的构想。



       鲁迅和孙伏园谈的是想把杨贵妃写成一出三幕剧，每幕用一词牌名，第三幕是《雨淋铃》。



       在鲁迅的构思里，杨贵妃的故事和白居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是想脱出白居易的老路子写出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的不同结果。这种构思，就能融入鲁迅对唐朝社会的理解，也想通过这样写法，给后人有启迪的作用。



      比如他和郁达夫就聊过，以唐玄宗的聪明，怎么会看不破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关系呢？七月七日长生殿，也不是真表达生死爱情的誓约，只是已经厌烦了；就算马嵬驿士兵要杀杨贵妃，也是唐玄宗安排的，否则，凭唐玄宗的身份，士兵也不敢有这个胆子。



       鲁迅的思考自然比白居易更进了一步，也写出了大时代下人性的真实一面。



       这部小说或剧本能完成，可以肯定，一定是鲁迅文学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他超越了以前小说以点带面，以具体事件表现宏大社会问题的写法，而直接描述了恢弘的社会场面和巨大的历史背景。



       为此，鲁迅做了很多准备，了解唐朝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西安时还特地去了解民众的日常生活，希望能够找到一点大唐的影子。



       但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完成，也正是这次的西安之行，让他对西安失去了信心。



       西安之行对于鲁迅来说是灰色的，他看到了它的破败和文化的失落。他还为当地的剧团捐过款，为文化的流失痛心不已。



      1934年，他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解释了原因：“几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来的计划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写出。原来还是拼书本摹想好”。



      现实和想象的落差，让鲁迅放弃了他计划中的创作。



       而我到现在还在咀嚼着鲁迅的这句话，“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西安到底失去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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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认为：



1 .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 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



2.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社会，制造出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会，这样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社会动荡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够轻松地席卷法国。



3.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的自治能力，它持续地使在这种民众中创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



4.专制政府的性格败坏了民众的品质。君权强大蛮横，蔑视法律，国家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对民众实行暴力基础之上; 当民众不能利用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与权利时，民众也模仿政府的行为方式，以暴力手段作为自己对抗政府暴力、对抗社会侵害的最后生存方式。



5.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贿赂; 他们表面上顺服权力的安排，当政府权力高压一旦减轻，民众就会从顺民一下子变成暴民。



托克维尔认为，正是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本国民众的恶劣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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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有多位总统遭到暗杀,分别为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佛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4位不幸身亡。



但美国始终难以通过法案禁止持=枪，政府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持0枪自由. 因为美国始终认为：这是“先整敏主”的必然代价！


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政府领导人，而是要保护多数民众；而持-枪-自卫，则是公民防范政府不法侵害的最后手段！这就是美国允许公民持枪的法律逻辑！



不记得哪位专家说过这样一句醍醐灌顶的警世名言：


我热爱我的国家，但我一定要警惕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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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
唐君毅 朝那书屋 2022-02-1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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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时，是五四时代，读大学时，已是民国十四年、十五年。



那时在北平，学术界的人，譬如梁任公那时在北平讲中国文化史，我也旁听了；另一个胡适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学，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我那时读预科，也没有当他的学生，只旁听了一次，他讲中国哲学史。



除了他们两个以外，鲁迅在办《语丝》，章士钊在办《甲寅》杂志，此外尚有吴稚晖都在那里。



在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反应。

——唐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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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在香港九龙寓所的书房（1963年）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



年轻人都喜欢看新的，但是，做学问有一部分也不完全是从时代来的，而是由个人性格生活出来的，由自己性格来的东西，它不管时代的倾向。



在这一点，我无妨讲讲个人生命里的几个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个人思想的影响很大。



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教我时，向我讲一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总摆在心中。



故事是小说，讲的是世界末日记，说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阳的光变成暗淡，太阳热力慢慢减少，当然这在科学上是承认的。最后人都死光了，只剩一个人带着一条狗。



这个故事使我总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毁灭的。小的时候，我尝见天上下雨，太阳晒后地面裂开，当时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毁坏了，世界会毁坏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会毁坏，我个人也会毁坏，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



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会毁坏的东西的。当然，你们同学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很难说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从很小的时候问起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经验。



第二个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家庭而来，由于父母亲的关系。我大概从十六七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读大学，就开始到北平读书。父亲送我上船，与父亲一齐睡在船舱上，天亮的时候，就开船了，父亲便要离开。



当然，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会有一种离别的感情，一下子觉得很悲哀，而这个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间变成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也不是由读书来的，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可能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离别，也有无数的人有这种离别的悲哀，一下子我个人的悲哀没有了，个人离开家里的悲哀没有了。



这个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灵里面，这个古往今来离别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过去有人离别，将来也有人离别，甚至中国有、外国有，这个时候，这个情感变成了普遍的情感。



从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小的时候从我的父亲听来而想到的，一个是从我的经验而来的。



后来我到北平念书的时候，听到梁任公先生讲演，听到胡适之先生讲演，我觉得很不对，根本没有答复到我心中的问题，我当时又听到胡适之先生的另一讲演《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个讲演是他后来认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找胡适先生的全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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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胡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二为胡适）



他说东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进步的，我觉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来看。



那个时候，我听他讲演以后，觉得完全不对，他说进步究竟进步到什么地方？进步到最后也不过是地球那一天毁灭的时候，进步在哪里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为什么不好呢？



当时，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东西愈好。当时，我的生活也是与一般人不大同，一般人要求物质方面好。我当时觉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没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这不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胡适之先生不对，他那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我才十七岁，我对他不佩服。



后来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开会，与他住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这个人很human、很social，但对于他的东西完全接不上，他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调，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怪人。



为什么一个人会完全没有这种情调？从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没有，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心目中的头脑是科学的。我与他也有些交往，不过，我后来也不管他，只是当时我觉得胡先生对我来说很不入。



至于梁任公先生，他讲中国文化史。梁先生这个人，他很诚，不过我没有直接的与他接触，因为我们年纪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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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那个时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见他研究军阀史，就替他加上一个罪名叫做“军阀的变相的走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骂他的。他那个时候，写了篇文章讲王阳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说他讲的是过时的，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带点欺骗性。



当时青年人对老一代的人，对梁任公批评之外，对胡适之先生则骂他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同学也是跟着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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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寻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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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自卑前，先有些傳統文化常識比較好。儒家至少分制度化儒家，和思想化儒家。前者大可批評，已成為歷史。後者是人類思想財富，文明之一極。至今是漢字文化圈的精神支柱。東亞之繁榮，不是偶然的。//@寓無境齋:說的比唱的好聽
@在日本寻找中国: 夭壽不二，修身以俟。朝聞道夕死可矣。儒家說得比喬布斯精彩多了，而且是成體系的。
儒家思想和傳統制度不是一回事，雖然兩者有交集。說白了，正如教科書所說，統治階層利用儒家思想，進行制度建設。拿拐賣婦女為例，其背後有根深蒂固的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當然，這種觀念儒家也不反對。但從孔孟到朱熹王陽明，沒有一個儒家聖哲的思想，會教人不惜拐賣婦女也要傳宗接代。相反，儒家講仁，仁就是將心比心，這麼做顯然是違背儒家精神的。但在傳統宗族社會，即制度化儒家層面，他們會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自己的不義找藉口。而如果遵循儒家精神，孝道也不是絕對的。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興師，都是合理而被肯定的。如果以王陽明「致良知」的原則，在當代拐賣婦女傳宗接代，當然是悖離人性，大逆不道，人神共憤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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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当中，多次含沙射影批评蒋介石，蒋介石为何不对他下黑手
高广银
高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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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 工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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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一生当中性格耿直，被他骂过的不计其数，但是他和蒋介石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虽然含沙射影批评蒋介石，比如在《友邦惊诧论》中对蒋残酷镇压的批评，但是从未提及其名字，这也是鲁迅把握的分寸。这也让鲁迅在有生之年，没有被迫害或者被监禁，而蒋介石私下对鲁迅的照顾，也体现了两个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鲁迅和蒋介石的相似之处
鲁迅和蒋介石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出生年月很接近，鲁迅是1881年生的人，而蒋介石是1887年生的人，基本上属于同一代人。鲁迅和蒋介石他们两个人出生地也非常近，鲁迅出生在浙江的绍兴，而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的奉化，都在浙江的东南部。

而且两个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鲁迅在1902年矿路学堂毕业之后，就公费赴日留学了，并在1908年8月份回国。蒋介石是在1906年从龙津中学肄业之后，东渡日本，并且入东京清华学校，不到一年回国，后来在1908年再次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在1910年毕业后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回到上海。










1903年，22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了鞭子，并且写下了：“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9年，22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也作了一首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虽然文采不同，但是志向与热情都是相同的，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加入了光复会，而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如果说有两个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那另一个就是蒋介石，可见虽然鲁迅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而且势同水火，但是两个人却有很多契合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日后，鲁迅虽然给蒋介石写了那么多的批评的文章，但是蒋介石依然坚守了自己的底线，不对鲁迅下手的原因。










鲁迅对蒋介石的好感
因为有着相同的追求，鲁迅在1927年之前，对国民党以及蒋介石还是有好感的。1926年10月20日，还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曾经写信给许广平：“现在我最恨那些只讲学问，不分派别之人，这些造炮火的学者难道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吴佩孚，都要给他们造吗？国民党有利的时候，对其他党都是比较宽容的，而当民党复兴的时候，却时常忘了，压迫陷害，无所不至。”此时可以看到，鲁迅明显是倾向蒋介石的。

而此时国民党也对鲁迅是十分看重，1925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的时候，特别邀请了鲁迅以及北大教师张凤举等人轮流为该报刊写副刊。1926年，当“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人，都遭到当时段祺瑞的通缉。1926年8月份，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不久之后就收到当时在中山大学的朱家骅的邀请，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当时虽然没有立即前往，但是在1926年11月15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著名文学鲁迅即周树人先生，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特电聘任该校文科教授。可见广州国民党对鲁迅的殷切期盼之情。










后来鲁迅到达广州之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在欢迎大会上朱家骅称鲁迅为战斗者。鲁迅对这些官僚政客的邀请，向来都是不赴宴的，不过和蒋介石走得特别近，而且在北京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所以对于朱家骅的邀请，并未拒绝。

鲁迅还和蒋介石连襟孔祥熙关系也甚好，彼此之间往来非常密切。在1927年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了广州革命政府出席，第一次和鲁迅见面，而后鲁迅应邀和孔祥熙一起参加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并且同孔祥熙相谈甚欢。










鲁迅与蒋介石的决裂
但是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因为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变，大肆屠戮工农大众而告终。在“四一二”事件之后，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开始积极清理余党的政策，逮捕迫害我党人员以及进步人士。鲁迅非常反对这一血腥的政策，并且主张学校出面营救这些学生，因此和当时的朱家骅等人闹得不可调和。

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民众书》：“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鲁迅即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辛辣嘲讽：“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在《友邦惊诧论》中，更是直斥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而且在私下通信当中，鲁迅对蒋介石政权表现出非常失望。比如在1933年6月28日同台静农的信中，就写道：“天灾人祸，所积案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在同刘炜明的信中说：“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哪里还想到将来。”

蒋介石对于鲁迅的恶言相向，蒋介石和他的手下通过造谣的方式予以反击，他们认为鲁迅是被俄国收买。当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时候，时任国民党浙江党部指导员的许绍棣，特别请示陈立夫，要求逮捕鲁迅等人。










后来鲁迅得知消息后，在日本友人内山书店暂避了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等组织，当时鲁迅的出版物大都被禁止出版。

虽然鲁迅对蒋介石大加指责，但是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尊重，那就是不点蒋介石的名。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










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他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我党李立三找到鲁迅，让鲁迅用周树人的真名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痛骂蒋介石。鲁迅认为文章很容易写，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随便拿几条都能发表一篇文章，如果发表了文章，他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当时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鲁迅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后来李立三也只能作罢。

鲁迅和蒋介石保持了彼此之间的默契，虽然蒋介石不满鲁迅含沙射影指责自己，他也通过报纸回击鲁迅，但是分寸都拿捏十分到位，而不会出格。

1927年，鲁迅因为反对蒋介石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后，为了生计，想在上海谋一份生计。1927年5月份，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委的蔡元培给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的职位，不用上班，而且每月可领取300大洋。










在之后的4年时间里，鲁迅一直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里每月领取300大洋的津贴。这笔固定收入对于鲁迅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段时间也是鲁迅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实当时国民政府大学教育部长一职是蒋介石兼任的，如果不是蒋介石的首肯，鲁迅这一高薪职位是很难获得的。

实际上有很多人建议蒋除掉鲁迅，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介绍，当时有人向蒋介石建议，除掉鲁迅，蒋介石认为自己很敬仰鲁迅，如果鲁迅愿意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解除通缉令，而且还会保留他的职位。

在鲁迅逝世之后，蒋介石让上海市的吴铁城去灵堂悼念，并以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孔祥熙和夫人也送了挽联，对鲁迅及其家人都进行照顾。1940年，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她收到励志社的一笔捐款，励志社是1929年成立的，社长是蒋介石。而且鲁迅原配朱安在给许广平信中写道：有人代表委员长给她送了10万法币，开始朱安不收，后来那位送信人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










一方面在政治上蒋介石压迫鲁迅，但是在生活上却又照顾鲁迅，可能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分寸。鲁迅也懂得，自己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以及国共之争，那些屠龙少年，最后都化身为一头恶龙，以前的革命斗士蒋介石也变成了“反革命”。

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信中，毛是这样评价鲁迅的：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阴暗、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的一面，这是因为他从未曾经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而鲁迅是不会变的，他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甚至战斗精神都不会变的，蒋介石给他的礼遇，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发布于 2020-01-04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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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验证了《揭开蒋介石未杀鲁迅之谜》一文的观点
程江河
2007-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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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揭开蒋介石未杀鲁迅之谜》一文中写道：“蒋介石对文化人的迫害，使用最多是流氓手段，所受迫害者，又以与各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运动或共产党有关。从这点来看，鲁迅先生并不在其中。即使这样，鲁迅仍然被国民党通缉、并被列入暗害的黑名单里。”

这段话的意思有二：一是说鲁迅先生没有加入共产党是蒋介石未杀鲁迅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鲁迅先生当时加入了共产党，那么，蒋介石会毫不留情地将鲁迅先生杀害；二是国民党曾多次计划杀害鲁迅先生。

近日，看《山西老年》，上面有一篇《鲁迅为什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文章，作者：杨春林，全文如下：

鲁迅既然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尤其是他的后期，同我们党的关系又很亲近，为什么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冯雪峰说：“据我了解，当时我们和鲁迅先生自己，都不曾考虑过他入党的问题，是有下面两个实际原因的：一是加入党，就要过党的组织生活，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对于鲁迅先生太不方便了。二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或屠杀非共产党员的革命分子或进步分子，比逮捕或屠杀共产党员，要多一层顾虑。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国民党是恨之入骨的，几次要杀害他的。他当时不入党，也就可以少给国民党一个借口。”

从冯雪峰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不加入共产党，少给了国民党一个杀害他的借口，也正是这个“让国民党多一层顾虑”的借口，导致蒋介石没有危害鲁迅先生；国民党对鲁迅先生恨之入骨，几次要杀害他。

冯雪峰先生的这两点看法，与我在《揭开蒋介石未杀鲁迅之谜》一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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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时，国民党一面对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另一面也对白区实行了文化“围剿”，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左联”，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但是左联如何开展斗争，却不是鲁迅说了算，还是在“李立三路线”指导下展开斗争的。



一天，李立三租了一个旅馆，特意找了鲁迅过去谈话，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要知道，在当时，有名的作家发表文章，为了安全计，都是用的笔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李立三居然要鲁迅用真名发表文章，并且还是痛骂蒋介石，这等于就是想让蒋介石杀了鲁迅。



还好，鲁迅当时回答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



李立三马上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鲁迅回答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住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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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外交应超越党派与政治利益
顾维钧 前海书札 2022-02-16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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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认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为后人留下许多外交名言：



“不能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办外交，国家是不能玉碎的！”



“外交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能考虑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



顾维钧先后担任北约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但是这位矢志“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的志士，最后还是回到外交事业，他的外交事业也在1945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那一年，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了一系列关于筹备联合国的活动、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



1945年6月26日，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长，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由此，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与美、苏、英、法并列，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从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了”。



顾维钧也成为当之无愧的 “民国第一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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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的回忆里，顾维钧回顾一生的外交风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外交建议，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国家是绝对不能玉碎的！”



他认为，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外交就是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



顾维钧还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顾维钧一直主张党派间的政治纷争应止于国内，外交官应尽量保持政治中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唯一选择，不应受党派政治利益的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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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山东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儒家的发源地，而儒家，无疑是中国两千年历史的精神内核，儒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基督教之于西方文明。”



然而，当1919年顾维钧在国际上讲这段话时，国内“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



而今天，中国人对儒家的态度与情感，更是复杂而又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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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该不该为人口拐卖的现象背锅？至少从观感上看，很多地方的宗族文化都有落后一面，尤其是对传宗接代的执念。



我其实也可以按流量写法，狠狠将其陋习批判一顿，可有意义吗？就像有湖的地方就有河，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基础秩序，你可能消灭它吗？


先说说为什么农村总是有这种多子多福的观念，你会发现这不是中国独有，几乎所有文明在农耕社会阶段都有鼓励生育的观念。



究其原因，农耕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农村的形成和存续，是靠熟人和血亲所维系的，和靠法律和自治组织的城市完全是两个逻辑。



在农耕时代，人生活在村庄，往往这辈子都不会走出村子。因为村子之外的一切都不是他熟悉的，无法给他带来安全感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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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系安全感，农村人必须为自己制造可以依靠的“纽带”，血亲往往是最靠得住的，孩子多、家族大，就有安全感、有面子。



你看那个涉嫌非法拘禁的董某，在记者问他为啥生八个的时候，他就说：“孩子生得多，才不会让别人瞧不起”，是不是和工业社会的观念格格不入？



而进入工业时代，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不能靠熟人那套规则来建立互信。于是就有了法律、警察和各种自治组织来提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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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秩序建立起来后，你不管去哪都在一套相似的规则下被保护，给人安全感和确定性的东西愈发多元，不局限于血亲，这时生育文化就淡漠了。



所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农村的秩序系统不改变，你把宗族取缔也解决不了，况且也做不到。



那问题来了，农村的秩序系统应当改变吗？如何改变？是不是应该把村子都拆迁合并？当然不是。



即使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北欧，乡村都依然存在，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秩序环节。生育文化也不是什么坏事，有效地平衡了城市的低生育意愿。



我这里没有崇洋媚外的意思，你如果去过欧洲调研一下，它的农村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观念水平，都与城市更接近。



因为欧洲的农村和中国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经历过“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今天的农村人口，很大比例都是从城市过去的，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度比中国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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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城市因拥挤变得不适宜居住后，有条件的人会选择前往近郊居住，或直接买地从事农业。



上世纪70年代，欧洲大城市人口不断流出，持续到今天，欧洲农村人口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城市移民，其整体的文明观念早已现代化。



从这段经验中得出启示，只有经济的不断进步，观念才能更文明，这需要给农村更多发展机会，增强其与城市的联系，越封闭的地方观念越落后，拐卖才有市场。



经济上的联系一来可以让农村人摆脱贫穷，获得更多安全感。在大城市和企业的工作也使人融入现代社会，接受法制文明，摒弃“熟人社会”中的落后观念。



2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验也值得借鉴。美国在建国初期，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家。由宗教组织和各种族移民组成的小共同体多如牛毛。



当时，天主教徒、新教徒、英裔、德裔、印第安人、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独立的社区和文化，都遵循着自己的道德而保守封闭。



因为每个小共同体的规则千奇百怪。所以在建国初期，美国社会根本没法治可言，私刑遍地，有些地方女人一旦被视为巫女，就会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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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么下去别说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美国也不过是个随时可以分裂的空壳子。



但杰斐逊反对联邦党人大规模城市化，来消灭美国的乡土文化。于是他想到一个点子，就是大规模建造公立学校。



杰斐逊认为，符合美国宪法价值观的公民，是实现文明和法制的关键，而学校则是培养现代公民的绝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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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校里教的不能是“爹亲娘亲不如华盛顿亲”，而是权利、民主和法制的现代观念。有这种意识的人，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妈像狗一样被拴着而无动于衷。



今天我们再看摆脱愚昧的过程，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美国的学校依然是反对歧视、争取权利的阵地，虽也有过头的政治正确，但瑕不掩瑜。



所以，我的药方是，发展经济让农村加强与城市的联系，增加教育投资让农村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教育不是应试，要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



3



最后，再说说宗族。宗族以父系血亲为纽带，必然有生育文化。但只要足够和现代文明接轨，它是基层秩序必不可少的补充。



很多人不知道，宗族其实是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得以生长的关键因素。建国后，国家图书馆进行了族谱的收集，结果发现，江浙地区和广东的族谱最多最久。



稍对近代史有了解就知道，这些都是1842年五口通商所在的地区，近代最早与海外开始贸易，也最为富庶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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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落后之感的宗族，怎么反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兴盛？因为清朝长期闭关锁国、重农抑商，股份制商业组织根本没有，宗族则成为了投资经商的主力。



宗族是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摇篮，不止是我们感到诧异，外国人也是如此。荷兰1602年就有了股份制公司，到了19世纪，经商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和贵族。



而宗族在当时的欧洲多存在于落后地区，于是外国人大胆得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是一个宗族文化繁盛的国家，经济发达的港口都这么多宗族，内陆一定更多。



其实，他只说对了前半句。中国的宗族文化确实要比欧美兴盛，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非常单一。



对欧洲史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中世纪欧洲最典型的特征是“采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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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邑制度是欧洲农耕时代，农村的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贵族和教士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农民负责供养这些人。



在这种契约关系下，贵族要为农民提供武力保护和司法，教士则是精神和道德的管理者。两种秩序构成了欧洲农村的运转体系。



而中国自从唐宋之变，贵族就消失殆尽了，类似基督教的力量在农村也不存在。那谁来提供农村的道德、司法、保护、公有财产？答案就是宗族。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政府哪去了？遗憾的是，古代的皇帝可不像今天民选的政府，会管老百姓死活，服务啥不行，收税第一名。



所以古代的水利、学堂、公田，甚至养老、医疗服务都是宗族提供的，虽然规矩多了点，但人们还是愿意生活在大家族里，远好过当光棍流民。



然而有一个人是不喜欢宗族发展过大的，这个人就是皇帝。宗族强大了，皇帝的税务官就不好下去收税、差遣劳役，皇帝干的不好，宗族还有可能趁机造反。



嗯，皇帝不喜欢宗族，所以要“编户齐民”。事实上，皇帝不喜欢任何小共同体，秦制的本质就是组织形式的一元化，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皇帝才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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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是多元小共同体共存的结果，只有共同体之间彼此制衡，才不会导致权力失衡。



所以你觉得宗族就真的一无是处吗？在古代，皇帝也不敢轻易强拆宗族的祖宅，而那些没有组织力的村子，怎么欺负都可以。



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反而是发达的地区宗族兴盛？因为宗族的兴盛意味着这个地区皇帝的管制较小，所以才能发达。而那些内地穷地方之所以穷，是已经被皇权打散，彻底原子化，沦为税收工具了。



当然，任何小共同体在初期都有愚昧落后的一面。但这就是路径问题，你不能指望它一步到位，进入现代文明。



事实上，宗族共同体在这几百年间不停发展，除了我刚才说的转型为近代商业组织之外。民国时期的社团，甚至政党都有从宗族演变的过程。



最典型的是近代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早期的宗族学堂主要服务于科举，而在庚子国变之后，科举制备受唾弃，曾远赴重洋，有过海外经历的华人便开始回乡创立新式学堂。



开办学堂和开企业一样，要有投资和生源，谁能提供？答案又是宗族。对西学有深刻认知的丘逢甲先在家乡丘姓族中办起两间新式小学，自此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做成了广东有名的学堂。



后来，这个学堂不断培养革命义士，很多都加入了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1904年，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扛起了反清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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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宗族一直因血缘狭隘而被诟病，认为它无法和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相融。事实上，宗族没那么死板，遇到合适条件，很容易改变。



前段时间在秦晖老师的授课中，听到一个有趣的事，说的是有位学者去乡间考察宗族，看到宗祠上面挂了个鸡骨头，非常不解。



当地长老说，这是他们祖先的“共骨”。这位学者更头大了，这明明是鸡骨头，怎么成了祖先的骨？一问才知道，这村里的人压根没血缘关系，但是要合作过日子，必须得有个“共同回忆”来凝结众人，于是就搞了这么一出戏。



在宗族研究的材料中，不只是用“共骨”塑造宗族共同体，还有人从隔壁村挖具尸体搬到自己这边，认成“祖宗”，然后建立宗祠。



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然有组成共同体的动机。当宗族要发展壮大，血缘关系就不那么重要了，最典型的是广州陈家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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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祠它是在1894年由广东省七十二县的陈姓联合建造的，为宗族子弟赴省城备考科举、候任、交纳赋税、诉讼等事务提供临时居所。



七十二个县的陈氏子孙？这一看就知道没啥血缘关系，无非是一伙文化相近的人找个由头聚在一块办事罢了，其中很多人为了加入宗族，都是半路改姓的陈。



所以宗族作为基础组织形式，完全有可能成长为符合现代发展需要的小共同体。凡事先得从零到一，才能有100，你得允许小共同体的存在，尽管它并不完善。



一个不允许小共同体存在的世界，一个道德和组织一元化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恐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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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8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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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的韓服之爭，令人費解。而日本人極少發起文化起源之爭，一般都會承認大部分文化要素來自中國。和服的正式名稱是吳服，直到不久前還在用。但要說中日友好靠韓國，也太湵　８鲊⒔褡逯髁x話語的路向不同而已。日本對待傳統中國，採取的不是「文化革命」模式，而是保持尊重，不人為排除。但日本建立民族主義話語體系時，做了兩件事：一，雖不否認傳統中國的偉大，但對自身傳統進行人為分割，即承認一部分來自中國，但更主要和本質的是日本固有文化。這好比將水乳交融的關係，重新分割成水是水，乳是乳，涇渭分明。當然，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日本需要借此建立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文化主體性。二，將傳統中國和當下中國切割，傳統中國依然偉大，但當下中國落後墮落，野蠻無理。最極端表現就是侵華時的輿論，中日關係倒轉，日本變成文化上的哥哥，要教訓沒出息而暴戾的弟弟。或日本已替代中國，成為東方文化的標竿和中心。日本民族主義的這套話語體系，其實一直延續到今天。他們不會和中國爭起源，但要爭「我現在比你強，比你先進，比你文明」。中國崛起對日本人的巨大心理衝擊，起源於此，也是日本近些年對華負面觀感世界第一的心理源頭。關鍵不在於肯定中國那麼難，而是否定自己太尷尬。因為肯定當下中國，就是否定一百多年來的自己。誰也不願如此徹底地否定自己，拋棄建立了百年的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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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忠臣：以全城百姓性命，换自己千古流芳
原创 我是启风 听风言事 2022-02-14 19:56
启风/文



美国学者邓尔麟写过一本《嘉定忠臣》，研究明末士大夫奋起抗清的社会、文化原因。所谓“嘉定忠臣”，指的是儒生侯峒曾、黄淳耀为代表的两个家族，他们领导了嘉定保卫战，并在城破后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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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嘉定忠臣》



多尔衮下“剃发令”后，嘉定人奉明朝官员侯峒曾、进士黄淳耀为首，驱逐清廷任命的县令张维熙，树起抗清大旗。



他们的对手是刚刚降清不久的李成栋，此人凶狠、嗜杀，在嘉定周边屠了朱家桥、新泾、娄塘等多个市镇。



来到嘉定后，李成栋没有急着攻城，而是找人写了一篇榜文，其中许诺“开门降，誓不杀人。”——如果你们乖乖投降，我进城后绝不杀人。



不同于韩菼的《江阴城守纪》，充满脑补和夸张，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写的很平实，内容大致可信，分析也比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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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侯黄二先生纪念碑



朱子素认为，当时“嘉定降附，盖以报闻。成栋恐以反覆致罪，招降实出本心，初无意屠嘉定也。”意思是说，李成栋害怕清廷因为嘉定降而复叛，向他问罪，所以希望尽快招降嘉定，解决事端，没有屠城的计划。



侯、黄二人拿到榜文的反应是大怒，看都不看，直接退回去了，可能都不知道李成栋招降这回事。他们退回的理由不是不信任李成栋，而是“素重名节，以死自誓”，为了青史留名，必须死在嘉定，不会走第二条路。



有意思的是，1946年“蠹鱼藏府出版、复活书店发行”的《碧血溅襟记》一书在收录《嘉定乙酉纪事》时，大约是为了维护侯、黄二人声誉，刻意删去了朱子素对李成栋劝降的这段分析。所幸这只是不知名小社的一个不知名版本，并不足以混淆视听，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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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蠹鱼藏府”版内容



1941年，商务印书馆所编《爱国文选》第四册的版本就很完全。商务印书馆图书的销量肯定远超不知名的“蠹鱼藏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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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商务印书馆版内容



书归正传，不久嘉定东门陷落，清军杀进城中。黄淳耀负责守卫的西门暂时安全，百姓聚集在西门，想从这里逃出城去，但黄淳耀拒绝打开城门。



黄淳耀的同榜进士、好友王泰际恳求他放百姓一条生路。黄淳耀当场翻脸：“若欲献城，君盍自为之，我顷刻死人，不知年谊也。”——你要是想献城投降，你自己去做，我是马上要死的人，认不得你这个同学了！



王泰际没有办法，只好转身离开，改从南门悄悄出城。这里捎带提一句，王泰际出城不是为了投敌，他此后隐居乡间，终身不仕，气节可嘉。



直到清军占领嘉定东城的消息传来后，黄淳耀才打开西门，但为时已晚，很多本有机会活命的百姓，都没来得及跑走，结果惨死在清军屠刀下。



黄淳耀拒绝开城门这段内容，在“蠹鱼藏府”版的《嘉定乙酉纪事》里也是没有的。编者大约也认为，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有损黄的忠烈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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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蠹鱼藏府”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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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商务印书馆版内容



有朋友可能会说，如果侯、黄坚守嘉定有错，那史可法是不是也应该放弃扬州呢？如果史可法那样做的话，可能也不会有“扬州十日”了。


我想说的是，扬州和嘉定不同，扬州是南京门户，且做了充分准备，守住的可能很大。史可法如果守住扬州，就有可能阻止清军铁骑南下，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使江南百姓免受涂炭。而嘉定不过是一座小县城，守城的只有乡兵，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



城破之际，侯、黄作为士大夫，受过明廷恩典，想要以死报国，没有问题，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拉着满城百姓做陪葬呢？如果他们考虑李成栋的劝降，或者早点打开西门，嘉定人是不是就多了一线生机呢？



总之，看过《嘉定乙酉纪事》，我对侯峒曾、黄淳耀的敬意少了很多。同时更加明白，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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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论十恶




▍01.没有人性的政治

政治是群体间博弈较量的产物和过程，其最终的状态只有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才能够长治久安，因为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如果将人民视为草芥，为了维护统治一刀切、限制人民自由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没有人性，反而充满了兽性，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这比毁灭了人类还让人沮丧。


▍02.没有思想的崇拜

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和对领袖的赞誉，首先要确保他或他的思想具有先进性、正确性、启迪性，一切以人民为基础，他的思想能够减少人民的负担，可以带来更多免费的东西而不是苛捐杂税、表面工程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而是用一种类似欺骗、颟顸的观点，强力强加给人类，并使之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和崇拜的时候，这无疑也是对人类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03.没有人文的科学

理工学科的轻视人文学科的，不注重哲学和思想的培养，是十分可怕的。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体现、符合人性特点的文化现象。科学发明创造离不开人文，否则将会祸及人类自身。


▍04.没有道德的商业

商业行为是以服务人类生活为目标，要在人类的道德规范框架内运作。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就会变为纯动物性攫取般的商业行为；比如挣钱无底线，投毒式工商业行为，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


▍5.没有良知的知识

人类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改善人类与人生现状。而人生的改善，应在良知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完成。没有良知的知识，即是祸害人的知识，掌握的越多，危害越大。比如忽悠、做假、盗窃等的知识与技巧，既属于此类。


▍06.没有真实的历史

人类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篡改过了的，也就是常说的伪史。人类发展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就谈不上总结经验和教训，那么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无法进步；不进则退。


▍07.没有独立的精神

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必应具备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没有前途的。


▍08.没有自由的幸福

自由也是幸福的一种体验方式。失去自由的幸福就不是真正的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感；比如那些身处牢狱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他们便不会有幸福感。


▍9.没有劳动的富裕

富裕是在付出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的，无论体力或智力劳动。如果不劳动就富裕了，只能靠赠予或掠夺；赠予只限于前人生前的自主意愿；而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的现象占据主导地位时，人类同样只会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


▍10.没有制约的权力

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自然属性，如果不加以约束都会滥用，都会伤害他人；公权力尤其如此。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不是个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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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 |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由仁义转向法家的关键所在
赵冬梅 故问学社 2022-02-11 00:00
# 合传媒摘要 #

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本文摘自赵冬梅老师在6月29日“共识国际讲坛”上的文字整理稿。赵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会称呼它为“大变法”，它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大的变法；但是，我们放在北宋的整个改革的脉络里来看，它是第二次的改革浪潮。



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朝。神宗朝一共有两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叫熙宁，第二个年号叫元丰。熙宁年间基本上是王安石在主持，等到元丰年间是神宗在主持。从熙宁到元丰，这个法度、这些制度其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学术界现在通常把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来称为“熙丰变法”，就是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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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

关于北宋这第二次的改革，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失败了吗？



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里，通常会说：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就等于是进步的、正确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是一个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之下最终失败了。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区分判断和事实。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要看它用的标准。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用的主要的标准是说，王安石后来下台了。王安石下台是否意味着王安石变法失败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行着王安石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个老师都想要得到一个好学生，而神宗毫无疑问是王安石最好的学生——他在老师退休之后，应当说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推行着王安石的路线。所以，虽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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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判断王安石变法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它究竟想要什么、变法的目标是什么。王安石变法想要什么？要富国，要强兵；富国就是理财，用理财来富国，用富国来支持强兵。王安石变法中，兵和开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财是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理财究竟失败了吗？显然没有，理财的成绩是卓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熙宁六年，王安石还在台上，他提到“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就是说，光两浙的盐税的增额，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观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京仓场”收到的剩粮和草的数量，就是“收出剩粮”，六年之间积攒下来的多余的粮有三十四万石、草有二百五十九万束。其他还有更多的数字，我们不一一列举。单就理财而言，到神宗过世的时候，宋朝的国库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桩起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以来聚的财。封桩是什么意思？封桩其实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神宗朝经历那么多折腾，国库还有相当大量的财富，所以不能说理财改革失败了。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尽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马光上台，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时间很短。那九年之后，一直到北宋亡国，朝廷所用的还是王安石的理财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财措施，包括增加的税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还在延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说“王安石变法失败”，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王安石变法，理财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说法来解答的话，王安石变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使帝制时期的朝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那么，是否对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个人觉得没有。尽管有时候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有物价的明显上涨，还有流通的不畅，但是总体上讲，不能说王安石变法就破坏了宋朝经济——没有达到那样一个地步。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影响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转向。


实践层面的政治转向

关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我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实践层面的转向，另一个是理论层面的转向。在实践层面的转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施政方式，朝廷国家的施政方式从前期的“异论相搅”转向“定于一”，开创一种“国是”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特点就是排斥异己，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二是政策倾向，从“不扰”转向“富国”，服务“强兵”。三是，整个国家的官僚的工具性增强了，一种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出现了。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权的加强。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施政方式的转变。



1.王安石所开创的“共定国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个士大夫群体来共定国是，而是皇帝与宰执“共定国是”、确定唯一一个正确的路线方针，然后就以唯一正确的路线方针来定去取、决是非。反对这个路线方针的人都是要靠边站的。就是说，“国是”一旦确立，它就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的原则跟北宋前期的那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原则是构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国是”这种排他性的原则往前推，那些持异议的人就应当受到打击，甚至“国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压迫、政治分裂——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如果“国是”比如说是爱民，比如说是要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国是”没什么毛病，这些东西是要的；但是，“国是”的特点恰恰是它通常表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方针，以及与此路线方针相关联的用人原则。



简单地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比如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可以称为“国是”，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都可以称为“国是”，支持这个“国是”的人就是朝廷、王安石要用的，反对这个“国是”的人就应当靠边站。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一样。“国是”的模式往前推行、继续加剧下去，推到南宋其实就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大臣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一切大事就决定了，剩下的大臣，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听。一般的士大夫“更不能闻问”。群臣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议政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



在“国是”模式之下，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雕版印刷这种新技术应用于打击政敌。老臣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王安石让其他官员写了一篇文章，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字报那种东西，来批驳韩琦。而且王安石还亲自下手改了这篇文章，把这篇战斗的檄文雕版印刷，发放到全国的一定以上级别的官员。而韩琦的原稿是没有这个便利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来打击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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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

第二个例子就是吕惠卿去警告李常。李常是谁呢？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一个谏官，谏官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王安石推荐了李常来当谏官，李常到了首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种政治传统——我坚持我的是非标准，我坚持我个人的判断——来反对青苗法。李常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你竟然反对王安石，“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在群臣的异论空间被大大压缩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光反对，反对无效。神宗给了司马光一个枢密副使（副宰相级）的高位，但条件是让司马光停止对变法的激烈批评。司马光拒绝，然后就离开京城，去长安（今天的西安），在那儿继续反对青苗法；后来就回到洛阳，当了15年的历史学家。



老臣富弼后来也回到了洛阳。我们在这时看到的就是，这些持“异论”（不同政见）的人，纷纷地跑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城市。开封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在强力推行新法，而那些反对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洛阳。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群臣的异论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受到了排斥，他们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压迫；只是说他们这些人不再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2．政策的倾向，从“不扰”转向了“富国”，从“富民”转向了“富国”，“富国”是服务于“强兵”的。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王安石新法里，农田水利法其中一个项目叫作淤田法；淤田法就是人工制造河水泛滥，把河扒开一个口子，让那个河水流出来，利用水把河里的淤泥冲出来，目的就是用河边的淤泥来肥田。有一个大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田的时候，第一，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第二，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好地以及老百姓的坟墓。后来就有人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说程昉有两条罪状，一条是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书（“不曾户户取状”），还有一条就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庄稼。这两条罪状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看王安石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石说：“没关系啊！即便事实是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人他为朝廷还在当地检定出好田一万顷（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纳税的地又找出来一万顷），加上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一共就有一万四千余顷，做出这么大贡献，他撒点谎，损害一点老百姓的地有什么？没什么呀。”



就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倾向完全地变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平衡，要“富民”，现在全部转向“富国”，要服务于“强兵”。



以上是实践层面的，接下来我们看思想层面的。


思想层面的政治转向

思想层面的，其实王安石在倡导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时他还用“三不足”之说，来彻底解放了那个具体的皇帝。



其实我们说到帝制时期的皇帝的时候，是有双重皇帝的。一个是抽象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指那个皇位所代表的东西，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列祖列宗，它代表着江山社稷；它其实意味着，皇帝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这是一个抽象的皇帝。这个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实面对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个就是具体的皇帝。但是具体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个具体的人，他往往不能够符合所有那些对抽象皇帝的要求。因此，在帝制时期，一个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抽象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皇帝的要求的这个矛盾。



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至高无上；而且，如果一个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真正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就是什么？天（老天）；还有一个，“人言”（社会舆论）；再有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天”，包括天命，以及天变、灾异示警。这些都是可以约束到皇帝的。我没有时间展开，大家可以看我的《法度与人心》。其实这些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是我们和古代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的时候，常常犯的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拿我们今天所谓科学这一套，对古人嗤之以鼻，认为古人谈“天”，谈这个，谈那个，是封建迷信——其实不是，古人没有那么傻，那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具体的我不展开了。



我在这儿要说的是，能够约束皇帝的这些软性约束，包括“天”，包括社会舆论，包括祖宗。但是，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尽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话，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张——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舆论、把列祖列宗这些原本能够束缚具体的皇帝的绳索，全部给松绑了，把皇权从那个无形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



而且，王安石倡导的是迎合帝意。我觉得这点是不能原谅的。王安石在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一件光荣、正确、伟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思想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不仅在实践上破坏一项政治原则——之前的政治原则是要“从道不从君”，要以“道”来引导君，但是王安石现在说迎合有理——而且王安石竟然从理论上论证“迎合帝意”是对的。



王安石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是在这件事情上论证的。有一个叫王广渊的人，他在京东那个地方施行青苗法的时候，有人告他。王安石为王广渊辩护，说：“王广渊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见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趋附”。我们今天常常把“趋附”这两个字用在“趋炎附势”这个成语里，也就是这个成语所说的意思。王安石说：“王广渊能够趋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着来了，这是好的呀”。接下来，王安石有一个论述，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句话，王安石是说：迎合是对的，王广渊迎合上意这件事情不应当怪罪他。为什么不应当怪罪王广渊呢？因为“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王安石指的是《周礼》里就曾经设置官职，专门去宣布人主的心意（人主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让老百姓顺着人主的意思，避开人主讨厌的。王安石说“古者设官”，实际上他指的是《周礼》里的掌交——王安石确实是博学，他改革里的很多论述在用《周礼》——但对掌交这个官，能不能像王安石这样解释呢？我觉得可以不这样解释。《周礼》里的掌交这个官是这样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就是说，掌交这个职位持的是节和币，巡行万国；到诸侯那儿去，到万民聚集的地方，去宣扬王的德意志虑，让大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让大家知道王宣扬什么、什么是好的，让老百姓避开那些不好的。其实，这起的是一个教化和统一思想的作用，我觉得理论上它不是说要迎合。



可是王安石竟然把它解释成迎合，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在理论上论证迎合有理，我觉得这是比实际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谅的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儿要和北宋前期对照一下。刚才谈到，王安石曾经为程昉辩护，说：他淤田，哪怕损害了老百姓的地，哪怕没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北宋前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什么样的，来做一个对照。王旦是真宗时候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一共当了18年。《宋史·王旦传》里记载说，薛奎这个人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干什么的呢？把长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资运回首都，因为江南淮南那个地方是大粮仓，首都的很多物资供应是靠江南淮南的），来向王旦告辞的时候，王旦作为宰相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东南民力竭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东南的老百姓已经被剥削得差不离了。然后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言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应当考虑的是这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要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张士逊做江西转运使（转运使要比发运使低一级，张士逊做的是江西路的转运使），他“辞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说什么？王旦跟他说：“朝廷榷利至矣。”就是说，朝廷的专卖所取得的利益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朝廷的专卖推行不可以再搞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张士逊做转运使做了应该不只一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话，“未尝求利”（就从来没有要努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要增加政府收入的话，其实就是刻薄老百姓。于是，人们都说：“此运使识大体。”这是北宋前期，宰相、发运使、转运使，还有周围的人都认为是这样。可是，王安石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培植新士风，养成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石的这种新思想之下，培养出来了那种更听话的、能非常高效推行政策但是不会思考中央的思路对不对的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有多大本事？我们看，同样是在京东这个地方，别的官员都不能够足额收下来酒税等税收，而吴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够增收175.9万，而他的前任亏21万。他跟他前任比，是什么状态？将近200万的差距，可是京东还是原来的京东地区。



神宗曾经亲笔批示说吴居厚有多能干，“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而且，神宗曾经派工作组下去总结吴居厚的事迹和吴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诸路遵行”（推行到各路，让其他的转运使都学他），“庶客入继有登办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个吴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不举别的例证，就看跟吴居厚同属改革派的曾布说什么——曾布说：“京东岁有羡余一二百万，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它哪儿来的）？”而且，“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羡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额之外多收的。曾布说：这些多收的肯定是从老百姓那儿刮来的。别人都不能够搞这么多，吴居厚怎么搞来的？朱熹告诉我们：“吴居厚在京东，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就是他支了很多炼铁炉子，让老百姓买他的锅，而且规定家家都得买——四口人买一口锅，五口人买两口锅。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锅啊？！就被他逼着买锅。



这个吴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称他“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们看老百姓有多恨他：“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京东剧寇预装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循去”。就是说，京东后来出了盗贼，本来打算把吴居厚抓住、扔到炼铁炉子里烧死，但是这个吴居厚却是福将，后来就跑了。这个吴居厚，你说他能干不能干？吴居厚相当能干，而且他后来还创办了宋朝比较早的国营医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时候，徽宗建设“福利国家”时。其实，吴居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人，但他也是一个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样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需要，但是长此以往，他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矛盾的人。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三旨宰相王珪。这位是神宗用的时间最长的宰相。王安石其实加起来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干了十六年——从副宰相到宰相。这个人干什么？这个人从来不拿主意的。他号称“三旨宰相”，为什么呢？就是说，别人来请示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示完了，“领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请示的人说你“得圣旨”了。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就像一个很听话的高级秘书，甚至都不是那种很有创造力的高级秘书。这就是神宗用的一位宰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状态是，这个国家现在考虑的首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样灭亡的？

在钦宗朝，曾经有人总结北宋法度的三变。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变法之前的那个法度，说“祖宗法惠民”，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国家，政策倾向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提到“熙丰法”，也就是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神宗的这个法度，说这个政策措施“惠国”，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好处的——它是一个倾向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法度。接下来还有一个“崇观法”，崇观是指徽宗的两个年号崇宁和大观，说“崇观法惠奸”。崇观法对谁有好处呢？徽宗时期的法度对奸臣有好处——当然奸臣是服务于皇帝的奢侈享乐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时代，王安石开创了一种鼓励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这样一种政治风气。同时建设了一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非常善于执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队伍。这支官僚队伍基本上是放弃思考的；他们能干，但是没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虑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时候还开始排斥异己，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朝廷、离开权力，让他们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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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时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国是定于一”、排斥异己的这样一种“国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远。我们在前面说，神宗朝的时候，异己仅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现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现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单。而且，王安石把皇权从笼子里放出来——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约束一一拿去。当然神宗没有太滥用这个权力，神宗用这个权力来干什么？用来开疆拓土，做的毕竟还算是像样的皇帝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纲”也出来了，“艮岳”也出来了，丰亨豫大，种种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满足宰相私欲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政治不断地走向腐败。



政治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当官僚集团走向了恶性分裂，这才是一个更大的腐败。恶性分裂，就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政治黑名单，还有出现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团裂解成了小集团，小集团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关心朝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样一个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习惯了说谎的政府，其实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没有办法应对真正的打击的。当然，在徽宗朝，我们看到的还是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社会经济其实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你看开封，你会觉得灭亡之前的开封是花团锦簇的、好像是很繁荣的。可是，那个国家机器内里已经彻底地腐败掉了，它已经丧失了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因此，当东北的女真人崛起，这个更强大的新的力量对宋朝展开攻击的时候，北宋政府是没有能力调整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它里边先烂了，已经是一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一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灭亡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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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引了两段话，一段是董乐山翻译的奥威尔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



另一段是董乐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写的译后记：“……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如果不翻译这么多书，而是好好休息，他不会死那么早。”潘晓松说，“董乐山绝对是积劳成疾。”







死后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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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历经坎坷的董乐山，至死也没有改掉耿直和孤傲，晚年还变得更加敏感。



1997年，二哥董鼎山从美国回来。兄弟二人见面10分钟后，董乐山就严词斥责哥哥“涂脂抹粉”、“粉饰太平”，二人不欢而散。实际上，董鼎山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大战而已。



此前，董乐山曾对侄子董森林说：20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和专制的世纪，“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东流”。个中缘由，董森林认为是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和“文革”等。



“我想他的心灵势必受到了创伤，心情抑郁使他后来患上了不治的癌症。”与董乐山同为美国研究所“三驾马车”之一的翻译家，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这样评价董乐山。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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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常识：《马勇、刘仲敬：中国发展错过了很多好牌（上）》
马勇 刘仲敬 天涯杂志 2014-08-20 14:13



发布时间：2014-08-15 作者：马勇 刘仲敬











摘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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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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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







【嘉宾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清亡启示录》、《晚清二十年》、《超越#革#命与改良》等大量作品。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法医出身，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译有休谟《英国史》。







【观点摘要】



官僚帝国转向现代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封建国家转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很容易转变，由各等级控#制转变为各权#力集团的控#制。这些条件日本符合，而中国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不认为清政#府有建立立#宪君主国的条件。



宋教仁的遇刺是证明了没有强有力的司法权的约束，能够在宪#法危机中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该是最不择手段的一方，这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间接推动政#治手段要向越来越卑劣和残暴的方向前进。



袁世凯提出一开始只让少数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来选#举，逐步推广，这是有合理性的。国#民##党在民初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在野#党的情况下，它虽然增加了选#举权和很多穷人的投#票，但穷人投#票不会投给他们，他们只会投给当地的头面人物。按当时的报告来讲，不管竞选候选人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当地的选民都会像绵羊一样支持当地的政#治首领，政#治宣传是基本无效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极穷没有知识的人当选民，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军事强权的力量。



1911年11月份，严复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写道，不能推#翻皇权，推#翻皇权中国就解体了，一定要保留皇权，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小皇帝不合适，可以选一个成人皇帝和有力量的皇帝，不能废除这个架构，如果废除了这个架构，100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严复的话不幸言中。



当然孙和列宁有些重大的不同，他认为尽管暂时我需要#革#命，但在遥远的未来，宪#法还是有必要的，经过军政以后，我们最终要达到宪#政这个阶段，这是列宁和孙的区别所在。



你可以感觉到，在这历史机缘当中，我们把一个个好牌都错过了。宋教仁案，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这张一打出去以后，之后的一系列牌都给推倒了。



如果按欧洲的战争标准来看，战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是每个战争强国都做过的事情，英国曾经向法国多次割地，法国多次向英国割地赔款和补偿军费，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常见的事，没有理由认为清政#府在这方面受到了特别的苛责。你不能说我打了败仗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我打了胜仗签订的条约叫做平等条约，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从小的细节上，我一直有一个判断，我们去看民#国，我们讲民#国人才辈出，言论自#由，但这也不是民#国导致的。从当时国家三十年的洋务建设开始，虽然发展到最后没戏，但1895年以后中国完全走上新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脉络，1895到1928年这个脉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这种完整的单元使得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获得最充分的释放，社会获得最充分的释放，这里面没有明显的断裂，也没有阻挡这种释放的力量，自#由的思想传播在1895-1927年都是这样，这样才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整个社会空间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花满楼



【访谈正文】



南京政#府根本就不存在“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主持人：我们知道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一次没有再像以前的改朝换代，而是成立了“民#主共#和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请问，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孙中#山的这两大“法宝”?



　　刘仲敬：我想这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很难归因于辛亥以前或者辛亥当时。孙中#山在辛亥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你看他在辛亥当时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政#治纲领相当模糊，大体是欧美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大杂烩，要说这是“三民#主义”有点夸张。当然他很佩服林肯，包括16世纪晚期某些关于社会福利的见解、关于土地国有制的想法，但是这些不能称之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要说有一个理论体系是要接近20年代末期，他决定联俄联共以后，觉得有必要推进列宁主义，培养国#民##党本身的干部，这在辛亥年间还不存在。当时还没有国#民##党，同盟会也是松散的体制，没有干部培训体系。同盟会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思想体系，它是由各个别派构成的，孙只是在其中威望较高，虽然对别人影响是有的，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民#主义”至少要到国#民##党在广州开始搞教育体系、搞黄埔军校的时候才开始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戴季陶和汪精卫的贡献也不比孙本人少。

至于“五权宪#法”，它产生的时间更要晚一些。孙在民#国初期行宪失败以后，想搞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行宪主义论。这时候他提出了“五权分立“，他想在西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二权，这样综合一下，形成新的五权宪#法体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这个也是比较晚出的，也是孙失败以后反复重新总结的产物。在1912年前后他还没有这样的观点，1912年前后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清政#府立#宪君主形式保留，以及建立总#统制、内阁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但这两个都没有五权宪#法的性质在里面。孙当时就没有五权宪#法的概念，更不要谈理论体系。五权宪#法的理论体系如果说要完备还是孙文去世以后，由国#民##党新一代的理论家完善的，不好算是辛亥的成果。



主持人：马勇老师同意刘老师的观点吗?



　　马勇：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小刘老师讲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孙中#山真正把“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作为#革#命体系应该是20年代晚期。但他早期有一个对西方#革#命的观察，中国人超越性的思考就是从孙中#山开始。

孙中#山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在西方流亡过程中确实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后来在檀香山的演讲和在同盟会的发刊词里就讲到“三民#主义“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对三民#主义思考也就想超越西方的经典的民#主政#治的这样一种东西。因为当时中国正面临#革#命，#革#命时期就需要塑造自己的领袖形象，总要拿出一个新东西来，不要老讲旧的，这大概是中国政#治人物的一种自我包装，总要营造一个体系。这样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中期形成这个思想。

　　刚才小刘他讲的观点我都赞成，孙中#山的思想体系确实是后来形成的。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这个东西没有进入到实践层面，第一，孙中#山没有这种意识，第二，没有这种历史机会。孙中#山怎么突然成立南京政#府，我们必须要找出解释的历史路径来。当时武昌起义发生以后，中国的政局处在胶着过程中，14省相继宣布独立，使得清廷地位变得十分尴尬。在11月份，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责任内阁，把原来宪#政改革倒退问题的焦点问题解决一半。原来不是骂清政#府是皇族内阁吗，袁世凯组阁，这下皇族内阁问题解决了。剩余的宪#政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袁世凯提出的条件，开国会定宪#法。开国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怎么来选择议员?当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资政院，除了新疆之外都开了，除去新疆的两个名额，当时全国资政院议员的名额是198个。这198个议员中98个是民选来的，剩下的100个是原来的钦定议员，这些议员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了，这个闹了大半年的事情就成了，中国就能重回宪#政架构。这是中国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临门一脚，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指日可待。

　　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这些老的清廷钦定议员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原因在哪儿?我个人研究，就在于皇族和贵族这块，当时这100个钦定议员中，10个是大学者，10个是纳税大户，包括行政官员，各部院的行政首长，除此之外大概30-40个应该是属于皇族和贵族层面的。这一拨人不愿意退出，因此，只能从这里面慢慢衍生出怎么来破局，我分析这个问题破局的原因和出路就在于12月20号孙中#山回国，他一回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孙回国第二天，22就到上海，拜访赵凤昌，赵凤昌建议“开府建基”。孙中#山接受赵凤昌这个建议，到新政#府的成立，不过短短几天，这怎么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有关呢?毫无关系。很显然，孙中#山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就是立#宪#党人为了推动北方政局。还有一个迹象值得注意，立#宪#党人帮助孙中#山成立了临时政#府，但反复强调孙中#山是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双重临时的身份，这么做就是要逼北京的这拨皇族议员，要让这拨皇族出来，等他们出来以后，总#统出于选#举，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南京政#府根本就不存在“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它就是南北胶着谈判时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辛亥人物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主持人：刘老师，您在书中说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具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刘仲敬：孙中#山的基本选民团，主要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南亚和北美以及太平洋各岛的华侨社团，他们之所以对政#治感兴趣，直接的动机显然因为他们在西方主导的势力中处于弱势地位，使他们感到一种压力。用最直接的表现看，他们背后的国家不是一个像样的君主国家，而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这样国外瞧不起他们，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地位，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他们的背后的政#府能够融入国际，间接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这是孙中#山在海外筹款碰到的情况，他必须要迎合这个选民团。

　　另外，孙中#山主要的取向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对地方民众压力的感知还是比较间接和遥远的，不足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应激。强烈的应激主要来自于人数不太多的保皇一#党，孙有很强烈的意识，要在海外和保皇#党来争夺这个选民团。所以，当时辛亥人物都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如果说有谁是不大强调国家主义，倒不如说是湖南他们不太强调国家主义，但不太强调不是因为他们懂得西方所谓民权理论，而恰好是他们因循传统的儒家思想，希望与民休养，他们用儒家思想反对新政的做法，只有这些人才可以提出一种类似于小政#府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孙当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要实现他的纲领，肯定要求要成立一个比清政#府强势多的政#府，不仅要比清政#府强得多，甚至还要比明治维时日本政#府强得多的政#府。因此，处在他的地位，他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要从理论上证明他的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具有优越性，第二个是筹款搞组织建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考虑远景问题应该是不经济的，是没有必要的。



清廷要实现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民#国是在清帝逊位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清王朝亡的有点冤，晚清政#府一再缩短立#宪时间，也做出立#宪承诺，成立咨政局等机构，如果#革#命#党再耐心一点点，是可以立#宪成功的，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个观点是如何评判的?



　　刘仲敬：这个说法本身肯定是错误的，但错误在哪里，是有一个定义没有搞清楚，这是说“立#宪成功”是什么意思?有两种意义，一是清朝所管辖的这片领土，不说达到美国标准，至少可以达到西方世界主流所认可的立#宪#政体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谈立#宪，清政#府立#宪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奥斯曼帝国立#宪是不可能成功的。清朝受若干先天条件的约束，本来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什么是立#宪?立#宪成功就是你所属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部分能够达成某种契约性共识。立#宪的前提是，立#宪所处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像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种国家和日本这样的地方性民族国家有极大的不同，它们是跨多族群、多种文化、多实体的多元帝国。这些政#治实体非常特殊，立#宪会造成极大的分歧。如果你用军事来征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只能是专制的统治，不可能是民#主共#和的。但要立#宪就意味着各个团体都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共识，这样的政#治共识建立起来非常麻烦，试想怎样才能让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突厥人达成共识呢?立#宪将解放各族群，提供构建各民族的极大机会。原来清朝只是有地方性的居民和风俗，但政#治解放、普遍政#治参与以后，风俗的不同就启动了各自创造民族的过程。就像东欧各地，当初波西米亚人也是一个地方风俗群体，但慢慢就创造出捷克民族。奥斯曼帝国立#宪比清政#府领先要早，但也失败了，这是一个预兆。清廷在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共同体问题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帝国将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是通过军事政变，用一个进步的精英集团的统治把各阶层和群体压下去，强行维持军事专制统治;或者就退一步，把多民族的帝国改写为互不统属的一些国家。奥斯曼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系列国家。就清政#府的统治方法来说，我们无法想象，它立#宪成功以后能够逃避这种情况。

　　所以，把清统治下的土地建立一个单一的立#宪帝国这是不可能的。这和日本不一样。第一，日本不是跨文明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邦国，性质和英法两国差不多。第二它的居民同质性非常高，可以视为一个习俗共同体，用一个习俗共同体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困难非常小;第三，日本没有或者是缺乏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种长期的官僚帝国传统，这种官僚帝国传统会使广大的居民丧失独立的政#治行动能力。日本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统治，意味着各个等级的资源、权#力一开始是分散的。权#力分散在地方，地方上的各阶层和团体有一定的参政能力。在这种意义上，日本更接近西欧而不是中国。官僚帝国转向民族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封建国家转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很容易转变，由各等级分权转变为各机构分权。日本符合这些条件，而中国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不认为清政#府有建立立#宪君主国的条件。

　　有人说，立#宪君主国能使国家强大，因此日本才能战胜俄国。实事求是地看，这一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说立#宪君主国的荷兰和丹麦一定能够战胜法兰西或德意志的专制政体?日本打赢俄国，多半归因于特殊具体的原因，而不是体制的一般性原因。

但如果把立#宪另外解释一下，我们不要求建立完善的立#宪共#和国，只是要锁定一条历史路径。这条历史路径比其他任何路径更有可能实现立#宪。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清政#府没有被#革#命推#翻，而是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方式，逐步改建成各族群的联邦或邦联。各邦联自己立#宪，可以不经过大的#革#命。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多国体系。经过一百年以后，这个多国体系中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很可能已经建立了相当优良的立#宪体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推#翻清朝，开启了一系列的更加危险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浪潮，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百年以后建立立#宪#政体的可能性比百年前反而减少了。从路径依赖角度看，辛亥#革#命减少了东亚大陆建立一系列的立#宪#政体的可能性，但这些立#宪#政体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比专制还糟。有些人宁愿要专制体制的大中国，也绝不要多民族的东亚多国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中，要么根本不存在现在所谓的中国，要么只存在继承不了清朝传统的小共#和国。



　　马勇：小刘说的我都能接受，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中国的文明架构到了清朝入关以后发生大的变革，比原来明朝的疆界更大了，使原来本来只是一个汉人群体的主体增加了一些复杂的因素。

　　小刘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在复合多样的族群下，很难寻找到立#宪的可能性。但可能有一个问题，清廷在1895年之后慢慢走向一个政#治变革的路，它能走的路径只有一个宪#政架构，我们理解的宪#政架构是对原有的君主专制体制有一个微调，这种调的程度可高可低，皇权并不一定是不作为的，也可以是作为的，日本不作为的天皇是很迟很迟的。我们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还是很有力量的，这就被其他#革#命#党人批评，说这怎么能叫立#宪?这怎么不叫立#宪，很强大的皇权也可以叫立#宪。

立#宪的本意就应该是包括皇权在内的权#力的行使都有一个法律的边界。清廷能不能立#宪成功，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假问题。但是我们去推到了当年，应该可以看到在晚清最后几十年，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后走向一个宪#政的路径是有它的正当性的，但它要解决一个问题，在真正的宪#政中，确实要解决刚才小刘讲到的对国家认同的充分建构，怎么解决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它怎么和你一起认同?因此在1911年11月份，严复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写道，不能推#翻皇权，推#翻皇权中国就解体了，一定要保留皇权，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小皇帝不合适，可以选一个成人皇帝和有力量的皇帝，不能废除这个架构，如果废除了这个架构，100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严复的话不幸言中。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假问题，但是我们慢慢推导还原可以看到那一代人政#治追求的逻辑性。

小刘刚才讲的我都很认同，中国确实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架构，它就是一个文明体，文明体使得各种东西就变的很难了，它包括其他的族群也不认同中华文明，这需要很漫长的过程。如果维持原来的皇权架构，维持对满洲贵族皇权体系的认同，大清朝就是满洲人统治的大清朝，汉人就仅仅是大清朝中的一部分。后来我们把它演绎成，汉人是18省的联省自治，这个问题又游离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但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鄂州约法是一部制造内战的宪#法



主持人：在临时约法之前，其实还有一个约法，黎元洪颁布的《鄂州约法》，这部约法也是宋教仁草拟的，刘老师如何评价这部约法?



　　刘仲敬：《鄂州约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宪#法的雏形，是一个路径约束。有它的规定在先，就对其他约法的制定构成一定限制，你不能偏离它太远。

　　《鄂州约法》把湖北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共#和国，因此它设定了这样一种约束：未来中华民族如果能够组成，将是由一系列的拥有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欧洲共#和国的小共#和国组成的一个邦联和联邦，这对省级小共#和国是非常有利的。

　　从美国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因为乡镇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人民，美国各州不能对乡镇行使法兰西对各省那样的集权。《鄂州约法》将法国式中央集权的权#力授予了武昌军政#府，就对湖北各府县实施了一种政#治殖民者的权#力。在武昌起义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襄阳开始到宜昌，基本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被武昌军政#府接管了，武昌军政#府能够把它的权#力直接下到基层，而其他各国的地方政#府只能和自己不能控#制的县一级政#府打交道，可以说美国各州、法国各省都从来没有这样强的政#府。美国是实施联邦制的国家，但即使是它的州政#府，在更基层的乡镇体制面前都是必须要让步的。民#国出现的各省政#府就像法国中央政#府一样专断，具备美国各州没有的权#力和决断能力。其实，早在宪#法执行以前，某种近乎#革#命的格局已经初具规模了。如果说《鄂州约法》为各省的权#力结构做了一个路径约束，那么各省的政#府将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足以约束各下级地方政#府，就像唐代的藩镇可以控#制他们手下的州县一样，而中央政#府对藩镇或各省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合纵连横。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自各省，不能像美国联邦政#府一样直接诉诸国#民#，很难行使字面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这部宪#法可以说是一部制造内战的宪#法，它制造的路径约束将导致这样的局面：将来中央政#府或许默许中华民#国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以后逐步解体成各省组成的联盟和各省的独立共#和国;要么它要求中央政#府对各省发动内战，用战争权#力破坏内战，实施新的宪#法。



孙中#山千不该万不该发动“二次#革#命”



主持人：您认为民#国虽有共#和立#宪之名，真能解其大义者，只有宋教仁和梁启超，您如何看待宋教仁遇刺一案?宋的遇刺又给民#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仲敬：宋教仁遇刺只是把民#国一种极其不利的情况给实现了而已。就算宋没被刺，他既不受北洋的聘任，也不会受到南方的支持，也会因为他无法解决多方的矛盾，声望迅速跌落，可能当总理当几个月就下台了。所以，当时的刺#杀无必要的，无论他能否当上总理，他的内阁怎么样，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都会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

　　他的遇刺是证明了没有强有力的司法权的约束，能够在宪#法危机中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该是最不择手段的一方，这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间接推动政#治手段要向越来越卑劣和残暴的方向前进。

尽管民#国本身的宪#法注定了要引发冲突，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冲突一定要像后来那样发展。比如我们假设，将来的冲突可能有点像美国的南北战争，政#治冲突不至于严重恶化，在政#治冲突外社会不受到严重的干扰，在当时的民#国，出现这种气象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宋教仁的遇害是成为了开启以暴易暴的第一击，以后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门槛降低了。



　　马勇：宋教仁案过去我很早也研究过，它确实是民#国政#治的最大的挫折，但我没有从宪#法、制度层面来思考它。

　　我是这样思考的：中华民#国的南京临时约法的架构的确是有问题的，临时约法是一个临时起草出来的、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个妥协产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不太愿意退位，而那边清帝已经逊位，民#主共#和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临时约法》有点交换的意思，孙中#山说我得制定个东西，限制将来的临时大总#统，于是就制定了《临时约法》，一切的症结都在这个临时约法上。

　　临时约法削弱了大总#统的权利，大总#统要经过国务员的副署，使得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约束，临时大总#统当时已经定下了是袁世凯来做，袁世凯说不就一年嘛，一年一晃就过。袁当时是这样想这个问题了，我看袁世凯的资料，他说，不过就是一年，无论有多大难处我们都要坚持下来，因为很快就要制定正式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一切都来得及。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宋教仁案。

　　100年来，关于宋教仁被刺一案，我们各种因素都讲了，但我比较相信历史事实本身，就是民#国司法的结果。司法的结果就是这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没有更多复杂的背景，但宋教仁被刺之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孙中#山千不该万不该，发动什么“二次#革#命”。严格来说，“二次#革#命”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讲二次#革#命，就是在宋教仁之后，孙中#山不应该在司法没有解决的时候拿起枪#杆去跟袁世凯斗，这给民#国政#治、给20世纪政#治甚至给后来全部的政#治都开了不好的先例。本来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民#主共#和的架构下，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交给议会解决，政#治家去打去吵去抓他都可以的，你这样拿起枪#杆子去斗，一下子就把问题整复杂了。孙中#山和黄兴一说要起兵，袁世凯马上讲，你们敢起兵，我就敢镇#压，因为我才是正当的、合法的政#府，这样使问题一下子复杂化了，因此后来才导致南北内战，孙中#山和黄兴流亡国外……一系列的问题出来了，你可以感觉到，在这历史机缘当中，我们把一个个好牌都错过了。宋教仁案，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这张一打出去以后，之后的一系列牌都给推倒了。所以，我分析的是历史的本身，我没有从小刘讲的宪#法、宪#政的角度去讲权#力的控#制，没有讲这个问题。

　　前面小刘讲了《鄂州约法》，我也在分析《鄂州约法》。我认为这是民#国法统的起点。我一直强调民#国的起点不在南京临时政#府，真正的起点就在湖北军政#府，就在《鄂州约法》。

　　《鄂州约法》给出了一个架构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当然这个宪#政的架构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政#治混乱，但宋教仁确实在当时是公认的宪#法专家。武昌起义后，当#革#命#党的控#制领域，从鄂州变成一个国家的格局的时候，肯定还需要一个很慎重的宪#法讨论。这点章太炎就察觉到了，后来章太炎讲我们当年怎么都没有好好想，怎么去建构一个好的宪#法呢，一个个好好谈，哪怕用一年的时间去谈，一家一家的签约呢?但后来后悔了。

《鄂州约法》是民#国法统真正的起源，从这里才能往下去推导。而且宋教仁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和立#宪#党人的关系可能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密切得多。我做辛亥#革#命研究的时候琢磨过这个问题，他跟他们的渊源，应该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这样认识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



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内因



主持人：刘老师您在您的书中，强调了地缘政#治对民#国的影响，地缘政#治是如何贯穿民#国并影响其政#治的，还请您详细说说。



　　刘仲敬：地缘政#治不仅影响东亚，实际上影响到全世界。我们看英国是怎样变成宪#政国家，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英国地缘政#治和波兰不一样。它四面在海洋保护下，以至于就算它在政#治最敏感的时间也有安全保障。假设它像波兰一样，四面都被强大的军事国家包围，内战就会变成复杂的国际战争。这一点也适用于日本，日本的地缘形势也是这样。它在海洋的保护下。中国的地缘形势很复杂，它越过了漫长的内陆边疆，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边疆的形势像中国这样复杂，北方有满蒙，西方有伊斯兰，南方是印度，还有越南，这些邻居彼此之间斗争和政#治关系的复杂程度都远高于德国当年处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形势。

　　但是人类智慧都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的，很有可能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它已经造成了某种奥斯曼式的危险，你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的边疆，也不可能维持强有力的军事政#府，在保卫边疆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的开启国内的宪#政构架。一般来说，你要牺牲其一。你如果采取俾斯麦的战略，至少你的边疆地区是不可能搞自#由宪#法的，而为了军事动员维护边疆，在内地也必须有相应的体制为之配合，如果当年英国处在这种情况下，宪#政就变得不可能了。

　　虽然民#国初年以模仿美国为号召，但是美国有上百年时间实现各州的政#治平衡。在此时此地，逐渐磨合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在东亚，至少日俄两国会通过满蒙介入中国本土的战争，国内的政#治派系自然而然和外部力量配合。维护中国宪#法和远东体系的动力不足以应付这样巨大的压力。崩溃是自然的，不崩溃是不自然的。

　　我们现在的评价认为民#国的一系列失败是决策错误造成的，但更靠谱的说法是：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没有彻底失败了。在100年以后，中国还是一个中国; 100年以后奥斯曼，已经不再是奥斯曼了。出现这种情况，你不得不评价，当时的政#治家不是庸碌的，他们在比土耳其更加恶劣的情况下，保持了中国大部分的边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 例如在抗战这种形势下，要想实现宋教仁式的理想，从容不迫的开启国内宪#政架构是不可能的，当时设计的宪#法草案都要赋予中央政#府超级权#力，这个权#力远比袁世凯在1913年向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要求的权#力大得多。但是后来在抗战时期提出这样巨大的超级权#力的时候，基本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这就是外因压内因。外因压倒内因不是只有一次，早在民#国开始以前，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一系列事件就在中国境内造成了中国不能控#制的奇特环境，清朝和它的继承国一开始就不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存在。别的不说，就像满洲和18省的国家关系是怎样的?它不可能建立一个联邦，因为它有先于民#国确定的条约权利，先于民#国存在的族群权利。满洲的族群作为宪#法的主体单独存在，表明长城以外不能和内地实施同样的体制。这等于说民#国要改变它的宪#法，并不仅仅是改变宪#法的问题，它要在改变宪制的同时改变远东的政#治体系，这个是它根本没有力量来完成的，哪怕俾斯麦来承担这个任务也是绝对不能胜任的。这个情况下，合理的要求不是说你怎样能够修改条约体系，在把中国整体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一个合格的立#宪民#主国家，取消或者改造原有的各权#力主体的要求，这种事情如果让它自然发展，100年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在民#国拥有的非常短暂的机会中，实现这样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当时的政#治家，我只能考虑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败局中，到底要放弃哪些东西，留下哪些东西。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我前面有提到，不管民#国号称民#主派、自#由派还是什么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政#治派系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袁世凯是，国#民##党是，后来的共产#党也是，其实梁启超和他没有机会上位的进步#党也是，在这个先决条件下选择恐怕是不经意的。但确定的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政#治体不管它叫什么，它已经决定在优先顺序上把保存一个统一国家作为考虑，而把宪#政、民#主、共#和都排在后面，它牺牲了所有这些东西保持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势力，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大多数处在类似情况下的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事。

现实有很多讨论是错误的，希望民#国建立维持在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可以实现很多的其他的目标，我认为这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来说，要求过高了。不是当时的人不行，而是后来人对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



　　马勇：地缘政#治对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历史的发展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发生之后我们再去解读它的地理环境原因，我个人觉得从晚清政#治一直到民#国走下来，肯定可以从它的历史逻辑上来说明，这肯定没有问题。但去找这种关联点，我们过去还没有这种探讨。像小刘讲的这样宏大的地缘政#治，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状况，过去我们没有进行这种比较和讨论。

民#国的构建和清廷的退出，民#国是接收了完整的清廷的疆域和人民，这有一个问题是，周边的族群没有办法认同你。以前是皇帝统治下的国家，而现在是民#主共#和国家。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那天，蒙古提前一天宣布独立，蒙古人觉得，你独立我也独立，我们都是难兄难弟的，我们都是被满洲人统治的，你获得解放我们也获得解放。但这个时候汉人不认同了，你怎么能解放呢，你还得归我。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说是地缘政#治还是某种因素?当然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因为清朝的版图确实是在一个军事强权的基础上，强行给你拢过来，也许两百年就到尽头了。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就在这个从清国到民#国的转型中，大概原来大清国的疆域，民#国是没有办法完全继承的，如果能继承的话我们今天的领土都到贝加尔湖了，也不会出现现在的南海争端。所以，民#国的政#治架构没有办法容纳它了。民#国的政#治架构和清朝的政#治架构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清朝对外邦的管理到民#国就不存在了，我们今天没有外邦，我们叫做边疆少数民族，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用原来的这种政#治理论和今天的政#治理论去对接，这里面当然它是一个地理的因素，地缘的因素。当然这里面究竟怎么样，这里面涉及到很深的历史哲学了，涉及到哲学层面的问题了。



普选不见得是宪#政的保障，宪#政主要的保障是权#力的分割和平等



主持人：现在回望民#国，可以发现民#国其实普选程度是非常高的，深入到非常基层的地方，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那为什么普选并没有成为立#宪的保障呢?



　　刘仲敬：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照现在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普选不见得是宪#政的保障，宪#政主要的保障是权#力的分割和平等。英国行宪的大部分时间内有选#举权的居民大概只占男性成员中八分之一，简单粗暴的说，必须是有钱者才能有选#举权。对两院议员而言，一般的平民是没有选择权的，但它只要把分权结构弄好了，少数选民和贵族间能够达到平衡，在各方面权#力都有平衡，即使没有选#举权的臣民也很难受到另一方的迫害和压迫。

　　另一方面，虽然普选率极高，但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权#力下，即使这个权#力当局是由真实的选民选#举出来的，普选率极高，也很容易压抑居民。就像拿坡仑当时发动政变，它的理由是第二共#和国的选#举权不完善，第二共#和国只是少部分精英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他是全体选民选出来的，90%的人赞同拿坡仑当皇帝，相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会只是由90万的有产者投#票选出来的。但历史吊诡的是，这样一个居民投#票型的政#府，毫无疑问比英国那种政#府更加专横暴力。因为像拿坡仑这种政体可以不断的实行投#票，因为它再也没有别的组织可以和它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投#票，我们可以预期一盘散沙的权#力根本不能投#票支持其他人，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你举行公民投#票肯定有90%的人是能够占领的。你如果只按照投#票率来看，它肯定比英美更加民#主，但这样保证不了它的宪#政，也妨碍不了任何掌握行政集权的人或政#治家实行专制统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一下子实施普选权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分散权#力的架构。

　　居民的政#治德行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贫穷或者一盘散沙的选民肯定会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恐吓或者欺骗。这样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非常有利。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近的例子来说明，比如1943年国#民##党的选#举，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总是觉得国#民##党是得到比较有钱人支持的，穷人倾向于反对他，但富人支持它。但如果察看具体的情况，发现恰好相反。越是大城市和有钱人集中的地方，越有可能选出独立候选人、民#主#党派的人，越是偏僻的农村基本选票清一色是国#民##党，更合理的解释是太穷困的居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县长说要选#举支持蒋介石，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但大城市比较有钱的居民或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居民就有选择的余地。比如，在成都这样的地方，有青年#党派，这些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们不太害怕国#民##党特务集团的威胁，他们有吸引一定的选票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选#举保障。

　　通过刚才我的那种描绘，可以推导，即使在4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穷人参加选#举，不是提高了选#举的质量，而是降低了这种质量，增大了政#治的风险程度。我倾向于像英国，随着教育程度，分阶段用一百年时间来实现全民普选是比较好的。法兰西共#和国用过激的想法，采取了接近全民普选政#府，立刻就发生了政变，还有拿坡仑这种政#治家利用公民来实现他的个人的目的，法国付出的代价比英国大得多，这不是个好办法。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来说，袁世凯提出一开始只让少数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来选#举，逐步推广，这是有合理性的。国#民##党在民初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在野#党的情况下，它虽然增加了选#举权和很多穷人的投#票，但穷人投#票不会投给他们，他们只会投给当地的头面人物。按当时的报告来讲，不管竞选候选人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当地的选民都会像绵羊一样支持当地的政#治首领，政#治宣传是基本无效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极穷没有知识的人当选民，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军事强权的力量。像英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有权的商人和地主才能参与选#举，商人和地主害怕军阀向他们横征暴敛，迫使他们交更多的税，他们很可能像英国的国会议员一样起来反抗国王的征税权，这样反而比较有可能形成限制权，至少机会会多一点。有的事情是欲速则不达的，这一点你要分析民#国时候集权政#治家的口号，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国家的政#治利益考虑清楚。



中国的国会政#治产生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舆论权#力



主持人：那您说民#国的国会有一些先天不足，是指哪些不足?



　　刘仲敬：先天不足是由路径约束决定的。民#国国会表面上和英国的国会一模一样，但实际责任不一样。英国国会是怎样产生的?统治者觉得：我们现在办的是公共事务，又不是国王一家的事情，不能由国王一家出钱。你们这些商人和地主本身就是有钱人，难道不应该分摊一些钱，给我们办事吗?国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的议员他们不太愿意来，因为找他们进京就是要他们掏钱。国会表决不是说：你们国会议员只要同意就行了，我根据你的决议另外找第三方来要钱。我找你来，就是找你要钱。你投赞成票，钱就从你那里来。议员不赞同就得罪了国王，赞同就得从自己口袋里出钱，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宪#法危机。他们虽然害怕国王，但这个钱出得不甘心，出了钱以后又没有办法监督。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打仗解决。打到最后，钱还是国会出，但国会出的钱要落到实处，就要由国会自己管理。这就是英国国会政#治的起源。这些议员不是清议的监察员，他们是负责出钱的人。什么叫做无代表不纳税呢，意思是说有产阶级应该掌握政权，出钱的人应该掌握国家政权。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穷人或没有纳税的人，或者是纳不起税的人，没有选#举权。我们纳税人可以去约束国王，但你们这些非纳税人去约束国王干什么。你们本来就在政#治之外，这个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国的国会政#治无形中继承了明清的清流政#治，产生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舆论权#力。这些人和英国的地主商人不一样，本身没有钱，他们只是批评。袁世凯找这些人不是向他们要钱，袁世凯国内没钱了，就到国际上借款。但国会一定要行使财政权#力，觉得向国外借钱是种错误的行为，一点儿都不能借。要按照英国的逻辑，这种行为就是不讲理的，英国议员之所以要管财政，因为这笔钱是他们出的;但中国的国会议员自己拿不出钱来，还要唧唧歪歪不准别人借钱。别人弄到钱以后，他们还要分钱，而且还要享有优先权。民初的国会在要钱的时候非常理直气壮，在用钱的时候他们坚持：国会和国会的职员享有优先权，先给我们发够工资，然后再给政#府官员、军队、警察发钱。所以，后来民#国的财政危机非常严重，而且出现了非常荒谬的情况，中央政#府有些清水衙门的职员靠打白条过日子，而国会议员的下属却活得很滋润。

　　权利和责任对等是宪#政的常规要求，而历史造成的既成事实是：中国的有产阶级，或者说地主、商人缺少政#治德性。他们不像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商人，从来没有到朝廷上保护自己权利的政#治习惯。宪#法仓促间把权利赋予他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国会的这些清流派都是一帮文人，不懂得怎样筹款，也不懂得怎样办理实事，享有了法定权利而没有能力尽法定义务，有能力尽法定义务的人马又没有合法的权#力。这种分裂的状态造成了政#治危机必然爆发的格局。有了这种格局，具体的政#治斗争反而变成了次要因素。



主持人：马勇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马勇：这个问题本身不是民#国的完整的说法。因为民#国有好几块，民#国本身是分裂的。在1912和1928年是最典型的西方议会制，它的议员、省议员、国家议员都是有产者的，玩的是有产者的政#治游戏。过去这是我们所批判的：你怎么能规定一个选#举、被选#举的门槛?为什么一定要有资产才能选#举?这是当年体制下的一种架构，他们的逻辑是，你连自己都没有财产怎么代表我。这就是少数人玩转国家政#治替更多人负责任，有产者负整个国家的责任。

孙中#山就认为西方这种有产者的政#治是有问题的，因此他要走一种民粹性的政#治，一定要把大家都忽悠起来。孙中#山在国外流亡17年，他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他认为还处在1894年他流亡时的感觉，人民和知识精英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此他回来，想要从开会开始来训练人民。那么这种“训练人民”在孙中#山的概念中，就是一种最民粹的政#治，把整个社会煽动起来，让每个人都有普选权。但是每个人都有的时候就等于每个人都没有，权#力最终还是被少数人玩弄，相当于每个人都在给他做背书。因为他没有一个被选#举和选#举的资格限定，你代表谁?你就没有办法代表了，而在这里没有差别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孙中#山的理论就是“军政、训政、宪#政”，实际上国#民##党选#举最后选出来的还是那几个政#治家在玩，所有人都在给他们背书。这种体制有点像从列宁主义过来的苏维埃体制，1931年以后，中华民#国中期所产生另外一个体制——中华苏维埃，中华苏维埃从江西一直走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北平，它的体制和蒋介石一样。全体人民都有普选权，但实际上全体人民都没有权利。

　　英国的宪#政架构中有一个有产者，我出钱我监督你，我的钱花了我要监督你。而我们现在一拨人在这里，就像两会代表到北京来开两会，我们国#民#出钱，但是我们又没有选票，决定不了任何事。两会代表不举手干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举反对票?这确实是一种实实在在生活产生的政#治。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问题。

从这里看，我们从民#国再回望，从中国一开始走向现代的架构，从1895年开始慢慢到1906年走向宪#政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批判有些是不对的，我们过去批判说怎么能有选#举资格限制呢，选#举应该是人人都能选。错了，选#举就应该是有资格的，没有资格的选#举肯定就不是真选#举。所以我们一百多年民#主的道路还真的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个路径和价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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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医师
昨天 11:28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英国在新冠科研上确实很牛。一般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他们做了。全球首个新冠挑战/激发试验的初步结果出来了：招募的符合条件的36个健康年轻人（18~29岁），都没有打疫苗，也没有感染过新冠。往他们的鼻子里滴新冠病毒，观察整个病程。18名志愿者被感染，其中16人出现了轻度至中度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包括鼻塞或流鼻涕、打喷嚏和喉咙痛。一些人出现了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疲倦和发烧。没有肺炎，没有重症。13名受感染的志愿者报告说他们暂时失去了嗅觉，其中十个人在90天内恢复了正常，其余三人在三个月后也逐渐改善。网页链接https://m.weibo.cn/detail/4732749619400282?cid=47327569547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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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



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剑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产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的传播者。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



政治上的犯罪者往往通过他们的野心、贪婪和争权夺利煽动起人们之间的不和与仇恨，由此导致的灾难没有任何其它罪行导致的灾难能与之相匹敌。



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



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与法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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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里，政府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



●一个残暴邪恶的政府会使人民变得残暴邪恶。



●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



●如果一个政府是高压和专横的，它就会使整个国家谨小慎微、了无生机、相互猜忌和奴性十足。



●通过发明各种背信弃义的诬谄、告发活动，政治使人类的人格品性不断地堕落。



●恶劣的政治道德规约象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于是，人民也慢慢地习惯于欺诈、残忍和不讲正义了。



●恐怖会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



●当一个民族不再相信任何事物之后，它就只会相信暴力和金钱。



●强权的大行其道使人民对公理失去了信心，摧毁了人民对正义的信念，它极大地鼓舞了野心家和失去了社会地位的人大胆冒险。



●政府频繁变更容易产生这样一批人：随时调整自己站到势力强大的一边并侵害他们曾为之效劳的身处弱势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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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



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



《政治的罪恶》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论名著之一，本书揭露了千百年来人类政治舞台上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政治丑闻，对政治制度、人性之恶展开了深刻的披露，并指出，政治需要道德的指引，唯有诉诸公正、诚实的观念，政治领域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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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辨，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的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在当时举国上下学习西学，企图科技救国的现实背景下，王国维大谈道家哲学式的有用无用，似乎书生气太重，但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教育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的现状而发，试图扭转当时这一畸形教育现状。



在功利性过于浓厚的当时，王国维的无用之用教育启蒙思想的实现，显然需要走更远的路。但是，这种教育主张并不是中庸主义，他的有用无用实质上可以被理解为科技和人文并重，以人文作为积淀和基础的教育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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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尚书
6小时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西贡最早在越南广南国和阮朝时期都是华人开辟建设，尤其是堤岸部分几乎都是华人居民，在南越时期，西贡都有数十万华人，是东南亚少有以粤语为主的主要都城。在西贡许多中国文化痕迹留存，如孔庙。图为航拍西贡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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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虽然生平沉静淡泊，与人交往不多，但是，他与梁启超先生一见如故，常常说人生能够有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朋友足矣。而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钦佩。每当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说：“可问王先生。”据说，就在王国维自沉的前一天，梁启超辞职去天津，学生为梁饯行，王国维应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启超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于颐和园。因此，学界对于王国维自沉之谜的推测，还有与时局和梁启超辞职离京有关一说。



王国维追求学术自由、真理至上的教育理念，可以通过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评价看出来，顾颉刚先生曾经这样说：“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明朝朱元璋之恶，超乎你的想象
学者荟 2022-02-02 18:00

来源：古事2022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个汉民族组建的明王朝。不过，这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一、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



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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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



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



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77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



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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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



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



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



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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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



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



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



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



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得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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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十四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



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



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



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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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灭绝人性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



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



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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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



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



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



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



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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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



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



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



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



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



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



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



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



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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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



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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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



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



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



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



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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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



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



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



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



——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



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



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



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



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



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



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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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



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



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



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



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



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



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



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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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



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



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



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



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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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



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



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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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



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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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维尔所举的例子中，美国的古巴裔族群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古巴战争期间，许多专业人士和商人流亡美国，但是，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却无法带出，而且他们的教育文凭和职业资格得不到美国的承认。换句话说，这些古巴精英一夜之间沦为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以前的管理者现在替人泊车，法官在刷盘子，医生送报纸。从不工作的妇女做起了织工、旅店保洁工，或在迈阿密河边的仓库里分拣鱼虾。”（p.73）尽管如此，他们没有自暴自弃，正如其中的一位难民所言，“即便我要做两份工，我也决心让我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我就这样一直做了14年。”

这种上进心、奋斗精神是有回报的。1959年的古巴难民，是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但到了1990年，他们的孩子年平均收入已经超过5万美元，是美国白人的2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抵达美国40年后，古巴裔美国人所掌握的商业总收入甚至超过整个古巴的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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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许多中国作家非常懒 越写越糟
原标题：顾彬：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早期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

顾彬的办公室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为我腿不太好。”办公室两个房间，四面墙都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我坐下时，身后正对着的是两册厚厚的《辞源》。

采访的前一天，顾彬早上4:30起床，看“小猪”踢欧洲杯。6点，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写信、写诗。8:30，参加北外举办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下午，他来到北师大，做自己持续四周的主题为“翻译是在做哲学：极端翻译理论”的讲座，当时下着雨，主持人和很多听众都迟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提前十分钟到的，看，这是我的雨衣。”接着他又说，“我是无产阶级，所以骑自行车。”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喜欢爬山、踢足球、骑自行车，这是这位年过七旬的德国汉学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开玩笑的时候也不笑，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采访过程中他也始终一脸严肃，深沉，显得有点忧郁。

前一天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上，他当着所有中印作家、学者的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印度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印度基本上没有汉学，如果有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跟韩国、跟日本、跟德国比。“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不想骗人，因为你也知道，不少中国人为了客气，什么都能够说，但是不说真理，我最讨厌的是空话。无论如何人家不高兴。”他用带着外国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些媒体从他的谈话里摘出来的句子，似乎让很多人不高兴。采访时谈及对文学和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现出一贯的直言不讳，没有空话和客套话，也许又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顾彬被汉语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也写诗，从十几岁他就开始写诗。他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最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吸引了他。他觉得这两句诗蕴含着某种哲学性的意味：“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见了，但是它还在吗？我们看不到的，还在吗？我们为什么觉得孟浩然走了以后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他想读李白诗歌的原文，于是1967年开始跟着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最开始是每星期上两小时的古代汉语课，他觉得古代汉语“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来越多地上汉语课，学了两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以及日本学，1973年他获得了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对当时的德国汉学家来说，现代汉语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汉语才重要。顾彬在德国也可以学到一点点的现代汉语，但也只限于读，不会说，也不一定能听懂。直到1974年来中国留学，他才真正开始学习现代汉语。也是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中国当代诗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汉语的人在德国是没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顾彬从中国回去，德国的一些大学恰好开始招能够教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概况的教师。“我是幸运的”，顾彬说，他在柏林教了七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接着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的语言、概况，包括文学。“所以我很慢才入了这个研究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他说。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顾彬说。他的学术源头是哲学、神学，然后是日耳曼文学、世界文学，因此他的研究长于文本分析。“中国学者很少分析文本，汉学家也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哲学的、日耳曼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要求我们分析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所以我学好了。”所以他对文学的研究，是结合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学的参照，他写作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学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当提到那句曾引起热议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悦地别过了头。2006年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确实用过“垃圾”这个词，但他不止一次地澄清过，当时他所指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无论如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似乎在大众眼中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不过他提醒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说，在中文里，“小说”这一个词，就涵盖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所有的类型，但是在德语和英语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经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不在于中篇小说，肯定在长篇小说。”顾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美国、德国的长篇小说都有问题，因此在德语国家，写小说的只写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谁在德国还写长篇小说，他属于通俗文学。”就目前来看，顾彬认为，所有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通俗文学。

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难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资料。“一个作家他写500-800页的长篇小说，他应该知道他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最后一页不能和第一页矛盾。不光是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他们这些写长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矛盾。他们记不住前面他写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爱好。所以从德国来看，写长篇小说的人，每天写一页就够了。如果你每天写一页，一年的话写365页，够了。但是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资料。”顾彬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己都说，乱七八糟。”

莫言的英译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受到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相关阅读：中国文学为什么走不出去）。顾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说的没错，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虽然《红楼梦》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德国已经卖了几十年，一直卖得很好，但中国当代小说不能回到这种写法。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中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国得了许多奖。“也许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修改原文的错误、矛盾，反正我以前在香港看到美国版的王安忆的小说，那是不错的。”顾彬觉得莫言获诺奖可能确实跟葛浩文的翻译有关，况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本身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去年是一个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原因，人家没有说她的文笔，人家说她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什么希望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根据德国的记者说，阿多尼斯支持阿萨德政权，德国记者不喜欢阿萨德。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基本上是左派，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反对阿萨德。”

顾彬并不曾完全否认莫言，他承认莫言《透明的胡萝卜》这类小说是非常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从《透明的胡萝卜》来看他以后写的，那些都比不上他原来二十几岁写的作品。”

其实顾彬觉得中国当代许多小说家早期的作品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说，“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赚钱，有些人他们听出版社的话，出版社说希望你有长篇小说，他们能够赚钱。现在短篇小说很难卖得出去，中篇小说在德国没问题，可以卖，在中国我听说，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页的长篇小说，肯定买的不错。另外写作很难，很费力气。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们写作到后面缺少力气，需要思想、思路，王安忆她是唯一一个能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她没有这个困难。”


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相反，对中国当代诗人，顾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目前诗歌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边缘，这是正常的，而中国的状况，他感觉是慢慢好起来的。

他认为顾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诗人”。1992年顾城获德国DAAD创作基金，到德国写作一年，1993年4月搬进了顾彬在柏林的住处。在柏林的时候，顾彬经常和顾城、谢烨一起出去玩，谈论诗歌、人生、生命，顾城喜欢谈论这些比较大的问题。顾城在德国还画画，他送给顾彬很多画，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档案馆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顾彬回忆道。

不仅是顾城、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顾彬跟不少中国民间诗人也见过面，与他们开过朗诵会，在深圳的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他翻译过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诗人余秀华，顾彬也觉得她的诗不错。他评价作品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能够发展。如果年龄大，如果是男人，我会比较严格，要求很多。”

为什么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因为她们的路不简单。不少男人不承认女人，不承认她们写作，创作艺术。我认识好多好多男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发挥她们的才能，故意阻碍她们的发展。因此我老帮助女人，鼓励她们。过去到1980年代末，德国男人也不一定允许女人发挥她们的才能，现在好得多。但是到现在中国，包括香港，基本上还是这样。”

顾彬会从生活来看写作，对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比如说张洁，她告诉我原来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厕所。真的，她没有地方写作，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况，我的标准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

前不久贾平凹以农村拐卖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花》，因为其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顾彬觉得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小说能够感觉到的女人，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反感。比方说《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皱着眉说，“我老感觉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他翻译过鲁迅、丁玲、茅盾，也翻译过北岛、杨炼、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顾彬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位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还是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学界的一座重要桥梁。顾彬自己也是诗人，他觉得介绍自己觉得重要的国外同行到国内，这是作家诗人的任务，但是中国的作家诗人却很少这样做。

说到前不久过世的杨绛，顾彬说她一百多岁还写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作品我研究过、也写过，她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另外她也做翻译，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西班牙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好像她那时候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多数中国的作家不搞翻译，他们不帮国外同行获得中国读者，只考虑到他们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钱钟书的《围城》，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

“有一些诗人比如王家新、西川、北岛，他们经常介绍国外的作家，但是大部分，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要求你们可以翻译我，我们可以不翻译你们。有些作家非常懒，比方说张枣。他很有才能，我跟他约好了我在德国出他的书，他在中国出我的诗集，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1999年出了他的一本诗集，很美的一本诗集，他连一首诗都没有翻译，因为他都在喝酒、抽烟……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代表性。”

像这样喜欢喝酒、抽烟，不勤奋的中国作家在他看来有很多，顾彬很少跟他们接触。“我避免跟这类的人见面，不愉快。”他经常交往的，基本上是“自律的，注意到他们自己，老写作的，聪明的、开放的，水平高的……”比如王家新，西川，翟永明，等等。

对于德国的译者，他们翻译的动力第一是兴趣，第二他们需要工作，翻译是一种工作，第三他们需要一笔钱，在德国翻译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奖。在中国，学德语的人“懒得翻译德国文学”，“因为他们说得不到什么，他们不能够牺牲自己。他们说钱不够，不能够在某一个大学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顾彬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卖得不错，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为读者多数是女人。张爱玲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中篇小说卖得很好，虽然它们在中国学界的评价并不高。顾彬说，“因为你们的学者不会英文，《秧歌》是张爱玲用英文写的，写的很好，因此中国学者应该看英文版的秧歌，不应该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国学者看不懂英文。中国学者基本上外语很差。”鲁迅的杂文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影响到的德国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现在不一定还对德语国家有什么影响。

而德国当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被翻译过来的德国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作为当时西德的良心，在现在德国来看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在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道德原因。他作为人，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顾彬现在在做一套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文丛书，已经出了七本，桌上摆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还在翻译王家新的诗歌，要在德国为他出一本诗集，同时在写自己的诗歌、散文、小说。大部分时间他给学生上课、备课，他现在给三所大学的学生讲课。

采访到后来他显得很疲惫，“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了”，他说。我们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调动脸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来。开门时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轻轻用力拍了一下——这位一本正经的德国人，终于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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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尔雪山2022

拐卖人口这个事情历代皆有，但是因为贩卖人口严重冲击社会的人伦，造成各种惨剧。所以历朝历代都是重拳打击。
古代拐卖人口叫略人。历朝历代对略人的行为判罚极其严苛。
附件是法学研究 ⬆️发表的 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
只要有了“略人”的行为，无论是否已经出卖，都要处以“磔刑”（处死并支分尸）；
知情收买之人“与同罪”；
不知情收买及转卖的，“黥为城旦舂”（毁容后男犯从事筑城、女犯从事舂米苦役），买者后来知情的，也要同样处罚。
同时能够告发“略人”犯罪的，政府奖赏黄金十两。后世多沿用。注：古代黄金其实是铜。
唐代规定：
“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
为部曲者，流三千里。
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
大清律
《大清律例·刑律》明文规定
:“凡诱拐妇人子女, 或典卖, 或为妻妾子孙者, 不分良人奴婢, 已卖未卖, 但诱取者, 被诱之人若不知情, 为首者, 拟绞监候, 被诱之人不坐。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 为首者立绞。”对于从犯及其知情不报者, 皆流放宁古塔。同时规定:“妇人有犯, 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及无夫男者, 仍坐本妇(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今彭城有奸人，链锁妇人二十余载，生八子女，愚民觅生男房中术，官府月资三千有余。 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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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奥斯汀，奥克兰，西雅图，巴尔的摩，费城……众多知名城市争先恐后加入进来。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甚至通过议案，决定彻底取消警察局。



这样做的后果并不是更少的歧视与暴力，相反，2020年美国凶杀案的发生率同比激增了30%，出现“历史性的增长”，而2021年也并无好转，甚至更糟。而凶杀案的增加主要集中在这些削减经费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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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1.身份政治是缓和了种族矛盾，还是加剧了种族歧视？2.身份政治下，黑人是否真的受益？



如果你在美国做手术，你会发现这行几乎没有黑人。为什么？因为平权法案之下，黑人拿到学位的门槛，要比其他族裔低得多。平时白左可以靠放放嘴炮支持一下黑人，但一到要给自己开刀，身体立刻诚实。



这种现象几乎出现在美国各行各业，凡是黑人比例低的行业，左翼总是要振臂一呼，要求平权。可是决定雇佣关系的是市场，强行平权的结果大家嘴上不说，而心里有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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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炒作种族议题上位的新《星战》3部曲芬恩演员称：自己戏份与白人演员相差太多，迪士尼存在种族歧视）



这让真正努力的黑人，变成了全社会心照不宣的“作弊者”，反而受到了更深层的歧视。歧视，美国最反感种族议题的，是黑人里面的精英，因为这些法律、医生、金融从业者更难得到劳动市场的认可。



说句常识：改善一个族裔的生活状况，不是靠发福利来完成的，关键的是就业率。我认识的华人老板都不雇佣黑人，不是因为歧视，而是黑人磨洋工的概率远比其他族裔高，但凡老板反应激烈一点，很容易被冠以“歧视”的骂名，在社区社死。



当一个人靠吵闹和道德绑架，就能获得比辛勤劳动更多的好处时，傻子才会敬业。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黑人还是给人留下懒散的刻板影响，身份政治没有减少歧视，而是加剧了歧视。



非常讽刺的事实是，当弗洛伊德事件被上升到种族问题上，不断放大。最终受害的居然是黑人！想想看，当警察系统瘫痪，凶杀率激增时，谁最容易受到伤害？



数据显示，在2020年被害人中，至少有9913名黑人，这高于其他族裔总和（美国黑人人口占比仅13%）。白人、亚裔的社区治安水平要比黑人社区好得多，黑人成为了削减警察经费的主要受害者！



有些人过嘴炮的瘾，是用别人的生命来支付的。每次遇到搞不清事实，动辄拿“美国黑人黑警察强杀率远高于白人”说事，希望打压治安系统的左翼，我都会建议他去黑人社区实地调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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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社区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极度的经济凋敝，没有人敢在这里开店。我问过一个纽约的警察，他说自己巡逻能不路过黑人社区，就尽量远离。美国黑人更容易被搜身和枪击是事实，但根本的原因不是肤色，而是背后的犯罪率和吸毒率。13%的黑人，贡献了美国一半以上的犯罪。



如果我是遵纪守法的黑人，我一定希望美国警察越多越好。黑人的犯罪率一旦大幅下降，黑人绝对是真正的受益者，当人不再为性命担忧的时候，他才有动机考虑前程！



我很同意秦晖老师的观点：阶级问题是最小的问题。穷人和富人没有绝对的身份界限，可以通过工作和财富分配来转换。可种族问题就不一样了，种族这个东西没法靠转换来实现和解。



所以，要让种族间实现和解。最好的解法是关注“穷人”和“富人”的问题，而不是把什么事都要上升到难以调节的“种族议题”上。黑富人的社会地位要比穷白人高得多，阶级的跃迁才是消除歧视的正道。



而身份政治，正在破坏社会的公平，让阶级跃迁变得愈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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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多元民族和多元种族会分裂美国”
仙女见闻 2022-01-31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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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评亨廷顿：


“多元民族和多元种族会分裂美国”
“只有和平、稳定和繁荣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你错了，我的制度不会随我进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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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你赞同亨廷顿的看法，有些社会不适合民主制度？

李：对，他陈述了多元文化为何会拖垮美国。他列举了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

我引述他的话：“文化的冲突或同化一直是美国社会面对的校心课题。我们是单一还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呢？

如果我们是多元文化的国家，那国家的团结力量以什么为依据？

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以单一文化为主导的国家，是早期英国移民的产物，不断进入美国的移民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文化，但其核心要素是欧洲文化传统、英语、基督教、新教价值观。民族、区域、种族和其他亚文化存在于这种几乎所有群体共享的主导文化中。





现在，核心文化的存在和合法性却受到多元文化崇拜者和包括总统和副总统在内的政治人物（他撰此文时是克林顿和戈尔）的挑战。

总统克林顿明确表示我们需要来一场大革命证明我们不需要欧洲主导文化也可以过日子。

副总统戈尔虽然上过哈佛，却错误把我们的国家格言“合众为一。诠释为由”一元到多元”。

这是他的学术评析，他可能对，也可能错了。但是他有诚意：所以他把想法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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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美国显然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种族的社会。”


我不知道多元民族和多元种族有什么区别。


如果它也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缺乏共同的校心文化，什么才能把它凝聚起来呢？

标准答案是美国人一致信奉《独立宣言》、先法和其他文件中的政治原则，这常被指为美国信条、白由、冒险精神。大多数美国人的确信奉这些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却是美国最初一元文化的产物，如果这个文化消失，凭这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怎能把美国社会凝聚起来？其他靠政治指导原则团结起来的社会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并不见得乐观。

美国人必须决定，我们是否该更新和加强历史上把我们定义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要让这个国家被那些决意要削弱和破坏欧洲、基督、新教、英语文化的人所分化。这个文化一直是我国富强，以及包含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伟大原则的根基，使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希望。这将是我们在21世纪初面对的挑战。



全球各国移民美国人数1960-2021


以下视频来源于
光谷之蓝



他没有提到拉美裔民族，但他在警告民主党、戈尔和克林顿：“你们找错门了。你们必须把这些人同化入你的文化中，而不是允许文化多元化。多元文化将使你寡不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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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孔子是伟大的立法者？
先知书店 文史宴 2022-01-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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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孔子是伟大的立法者
文：网摘编：先知书店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东国会大道，主楼后部，是法院东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

这里有着与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门楣，门楣上协调排列着的１６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

美国联邦法院的说明中，将他们三人称为伟大的立法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感到非常奇怪。摩西，梭伦，从来没有参与过立法，为什么能称为立法者呢？

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人对”法“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什么是法？

按照国内教科书的定义：法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者(统治集团，也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一切规范的总称。而这个定义，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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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古代的“法”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水，代表着象水一样平，象征着公正。而另一边的“廌”字，则代表着解廌（獬豸）。解廌（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能辨别曲直。所以，法字，实际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

这个字的含义，与我们说的法律，是有很大区别的。从西方现代法学理论上分类，法，分为成文法与自然法（也成为习惯法，又叫先王之法），而我们国家现在法的定义，实际是指的成文法。而把自然法，习惯法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会成为伟大的立法者。因为摩西制定了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虽然不是法律，但是成为基督世界的行为规范，是地道的先王之法，也完全符合习惯法，自然法。而孔子呢，孔子的贡献在在于“道”。

我们一听到“道”，就会误以为是道德。实际上，孔子的道，远远超出了道德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是儒家对君王的道的定义：“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

这哪里是道德？而是一部完完整整的行为规范，其完整度，细腻度，是可以比拟的。

事实上，孔子的道，和摩西十诫，奠定了东西方2000年来人们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名副其实的先王之法，习惯法，自然法。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与摩西能成为联邦法院门楣上的伟大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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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在网上也曾经看到，有些朋友质疑：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商鞅？商鞅作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立法者。其原因，并非因为商鞅比孔子晚一些，而是因为商鞅的法律体系。

“法”字的含义，实际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而西方法律的形象也同样永远离不开一架天平。所以，法，无论是成文法，还是自然法，习惯法，都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至少说，是那个时代的公正基础上。所以，商鞅没有入选，而梭伦之前的众多立法者，也同样没有入选。

梭伦在历史上做的最终要的贡献，就是梭伦改革。通过对前世留下的法律进行全面的改革，废除大量残暴的法律，是法律重新建立在相对公正的基础上，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的立法者”的地位（但不是最早的）。

而商鞅呢？我们只要从他的作品《商君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了解商鞅立法的实质。“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之《弱民篇》。单凭这篇作品，就足以将商鞅踢出“伟大的立法者”的行列了。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来，把法的定义，固化在成文法上面，而完全忽视了习惯法，自然法的内涵呢？

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和道德无关，前面说过，道，不是道德）在于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任何一部成文法，都应该建立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成文法，是对习惯法的一种固化的，强制性的表述，当成文法脱离自然法，违背自然法时，结局只有两个：

1、主动修改成文法以符合社会习惯的变化。

2、爆发革命推翻统治者，然后重新制定符合习惯法的新成文法。

如在东周时期，奴隶殉葬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殉葬制度越来越不能接受，社会的习惯法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成文法上，就是把殉葬视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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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太多了，像废除奴隶制，反种族歧视等等，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而有些法律则完全背离了这一规律，背离了习惯法，如没收私人财产，使官府的抢劫合法化，都是与自然法，习惯法，极其违背的。

因此，古代王朝就需要尽最大努力，弱化自然法的地位。让大家以为，只有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百姓无权过问。同时，对传统的文化，道德，行为规范，进行大规模的歪曲，抹黑，批判，说到底，就是为了愚民，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们看看梭伦改革的内容，就知道他为什么是伟大的立法者了：

1.废除债务奴隶制；

2.废除德拉古制定的残酷法律，只保留关于谋杀的部分；

3.按财产的拥有量将公民分为4个等级，其政治权力按照财产来决定；

4.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

5.在贵族会议之外设立四百人会议管理国家，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

6.建立公民陪审法庭，有无财产的公民都可参加。

要考虑时代，梭伦是和孔子同一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这个制度无疑是先进而公正的。所以，自然法是会随着时代变化的。有些古老的法律，现在看是落后而野蛮，但在这个制度建立之前却存在着更野蛮的风俗，那些古老的法律在当时是人道而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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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是伟大的立法者呢？因为他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元规则，作为统治者，必须合道统，这个道统就是仁义道德。作为民众，你要知礼，所谓知礼就是要守秩序，要忠孝仁爱，要知道分寸，也就是儒家说的中庸之道。孔子是中国前两千年的立法者，中国道统的开创者。

最后再举一例说明，儒学句解：

“刑不上大夫：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苟请自裁”——

意思就是，士大夫犯了罪，不要等到有司拿办，罪过轻，就自负请罪，罪过重，就穿上白衣，拿上宝剑，到河边自裁吧。如日本铁路事故，社长自杀；韩国沉船，校长自杀，都属于典型的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意思就是平民百姓，整天要忙于生计，就不要求全责备其礼仪是否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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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儒学观念和古代法律，我们存在太多的误解。近代以来关于儒学的争论太多太多，却都过于极端。面对传统文化，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一概否定。很多古老的学说观念，只要解释清晰、理解正确，就会发现：这些观念，即使放到现代社会来看，也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时代的成功，不只在于对旧秩序的破坏，更在于建构之举。历史的真实不是“不破不立”，而是“不立不破”。正如法学学者翟志勇所说：“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八极，但大立法者必须附身于大地之上，触摸现实的困境，回应当下的问题，将思想建构为可行的新秩序。”

而如今，作为塑造了中国两千年法统的儒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用现代观念，从大历史的视角，从大立法者的视角，重新思考儒学与法律，对于当今社会的转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马勇《儒学三千年》+翟志勇《公法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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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路上的过客
2020-6-25 来自 nova6 5G自拍大不一样
真正的贵族精神，与我们常见的富人用钱砸出来的富贵气息不同，它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自由的灵魂，意志独立，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
二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
三是社会的担当，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 上海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2-20 19:2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2-22 21:54 编辑

独家丨"爸爸，感谢五十多年，和你分享的美食！"金庸儿子查传倜泣别父亲
原创 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 2018-11-04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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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谈到父亲，金庸儿子查传倜曾如此区分金庸的两个身份对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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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92岁生日当天与儿子查传倜合影 图据北京青年报



如今，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金庸的所有家人多是选择了沉默少言，极其低调地经办丧事。“（父亲金庸）出殡仪式属于私人家庭形式，不对外公开，也不会（对外发布消息）。”11月3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了金庸儿子查传倜，在整个微信完成的采访中，平常很健谈的他始终惜字如金。记者试图约他撰写一篇送别父亲金庸的文字，他也以“怀念在心中”五个字委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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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记者与查传倜的对话



不过，他也用三首七言诗共计84个字表露了家人们送别父亲金庸的堂前幕后，以及他对父亲辞世的真实心情。11月3日23:52，查传倜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蔡澜：和查先生吃饭》这篇文章时，还是忍不住悲伤之情：“爸爸，感谢五十多年，和你分享的美食！儿泣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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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传倜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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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查传倜是一个超级金庸武侠迷，他早年在报刊杂志撰写食评，就自号“八袋弟子”。此“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来源则是《射雕英雄传》等多部金庸武侠小说提到的丐帮“八袋弟子”。至今，查传倜的微信名也叫“八袋弟子”。用查传倜的话说，父亲的每一部武侠小说，他都看过三四遍。他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人物，是《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因为在他看来，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生活中的很多人都是岳不群，而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不怕误会有容乃大的令狐冲就显得让人崇敬。



金庸在儿子查传倜心中，就是一个有容乃大的侠客。“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对于父亲一生及其逝世，查传倜仅用这28个字概括。闯荡江湖的金庸是侠客心肠，在《明报》写社论时敢于针砭时弊是无欲则刚，封笔40多年到晚年放下名利，至死更是含笑离开。查传倜所说的“五蕴空”，意指放下一切，摆脱苦厄，出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金庸在小说《倚天屠龙记》里创造了“倚天一出，谁与争锋”的精彩故事，擅长倚天剑法的郭襄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可爱角色，查传倜追悼父亲的“含笑驾鹤倚天飞”正是一语双关。



在金庸一众子女中，查传倜是长相最像金庸的儿子，排行老二，身材比父亲略胖一些。查传倜曾被金庸送到英国学习会计专业，而且干了近十年会计工作，后来负责金庸系列图书的出版工作，因喜欢美食再拜金庸挚友蔡澜为师，醉心于美食研究。其中，他对川菜、粤菜、印度菜、法国菜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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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儿子查传倜️（左） 图据查传倜朋友圈



生活中的查传倜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并不愿意依附于父亲荫下讨生活，但是他却极其孝顺。金庸最喜爱吃肉质柔软细腻的川菜“东坡肘子”，查传倜甚至尝遍了香港大街小巷的东坡肘子。一旦发现餐馆有卖醇香可口的东坡肘子，尤其是适合父亲口味的入口即化的东坡肘子，查传倜便会带着父亲一起去品尝，以尽孝道。



最近几年，查传倜主要转移到内地发展，经营自己的私房菜馆。“一生难忘越南粉，蔡澜勇记双剑合，半百牛骨汤鲜甜，虾饼弹牙春卷脆。”“蒜香脱壳琵琶虾，生啫凤杂沙拉虾，脆皮猪手姜葱蟹，冰皮肉嫩咕噜肉。”作为一个美食家，查传倜跟金庸笔下的“北丐”洪七公似知音，他们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吃，以吃为乐。在查传倜的微信朋友圈，随时都是带有美食评语的各色佳肴，让人眼馋。把嗜好变成自己的事业，是查传倜最得意的事。



“有一年，爸爸在杭州和八十多岁高中老师重逢，二人各来一块东坡肉+一碗白饭，然后说多吃能长寿！有一次，和爸爸去吃潮州菜，服务员拿上菜牌，往后一翻，白果芋泥，反沙芋头。服务员说那是甜品，爸爸说可以先上。”追忆与父亲金庸共享美食的往事，查传倜悲从心起，“爸爸，感谢五十多年，和你分享的美食！儿泣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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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查良镛）先生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当晚7:15，红星新闻记者用微信与金庸女儿查传讷求证此事真假，15分钟后她才回复“对呀”二字。很快，查传讷证实金庸死讯的消息就传遍各地。紧接着，查传讷又以“多谢关心，恕不接受访问”回绝了采访诉求。



“乐怡送别金雁飞，传倜讷昌安洒泪，明珰琮璞泣无声，感恩慧德辉相伴！”查传倜用这28个字描绘了所有在场家人当时的反应。



“乐怡”即林乐怡，金庸太太，晚年一直陪护身边。前些年，金庸到杭州、华山、成都等地离港游访，林乐怡也常紧随其后，夫唱妇随。



金庸的二子二女，均是按照金庸家谱的字辈取名，分别是查传侠、查传倜、查传诗、查传讷。查传倜提到的“讷”，就是金庸最疼爱的小女查传讷，目前是一位画家，用画笔创作许多金庸武侠小说人物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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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查传讷 图据新华社



“传倜讷昌安洒泪，明珰琮璞泣无声。”查传倜在这两句诗中重点提到的人，有金庸子女，也有孙子辈，遇到金庸逝世皆是以泪洗面。尤其是“泣无声”三字，最是伤心欲绝，字字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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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剧团即将来港演出，对京剧爱好者自是一大喜讯，不过就我个人言，我觉得京剧团的人还似乎不很理想，三大要角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香港人看得很多，听得很熟。如果马连良换作周信芳，张君秋换作杨秋玲，那就是此间京剧迷所梦寐以求的了。裘盛戎是好到极点的演员，再看一千次，听一万次也不会厌的，他的《坐寨》、《姚期》、《铡美》，我看全世界任何歌剧表演都是难以企及。”这是金庸先生曾经对京剧以及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评价。



金庸是戏迷，这非新鲜事。查传倜也深受父亲影响，成为一个戏迷。对此，查传倜也是用了28个字来浓缩他与父亲金庸当年看戏的生活。“新光剧场锣鼓响，大闹天宫失空斩，中场油条充腹肌，国粹良传父子情。”这个在京剧里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幻化成金庸武侠小说人物，就是《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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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传倜朋友圈



金庸曾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自己，“我还不算侠，最多有郭靖的义气，和令狐冲的无奈，也有杨过的呐喊”。金庸还有一句名言：“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查传倜提及与父亲金庸一同看戏的往事，不仅仅是京剧里热腾腾的剧情，还有父子痴迷看戏用油条充饥的趣闻。如今即兴赋诗追忆，仿佛父亲金庸极具亲和力的音容笑貌并未走远。



在查传倜的微信朋友圈，之前几乎看不到他发布与金庸有关的文图信息，只是会在3月10日这天集中发布几条与父亲有关的消息，然后给一众朋友反复解释，“3月10日不是父亲的生日，他只过农历生日，他的生日实际上是每年农历二月初六”。


如今，金庸已含笑驾鹤倚天飞，查传倜并不茫然，因为父亲一直活在他的心中，说再多怀念父亲的话，倒不如让父亲安静离开。自己对于父亲金庸的印记，则永远是“怀念在心中”。



END



红星新闻记者丨彭志强

编辑丨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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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为亡灵弹奏
中外史录 2022-02-18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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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鼻祖梁羽生去世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2日

作者：刘原





去国怀乡，一世萍踪如鸿羽

开宗立派，半生侠影是书生



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鼻祖梁羽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去世，享年85岁。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家中是当地望族。1945年，日寇铁蹄南践，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和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都在他家里住过，梁羽生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获益匪浅。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进广州岭南大学读书，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毕业后，由于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史，便在香港《大公报》做副刊编辑。



梁羽生从小爱读武侠小说，往往废寝忘食。尽管身世飘零，他仍然爱读武侠小说，与人评说武侠小说的优劣，更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文史知识，加上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和大量阅读，为他以后创作新派武侠小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1954年开始，到1984年“封刀”，30年间，梁羽生共创作武侠小说35部，160册，1000万字。其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等，这些武侠小说，无疑是宗师级别，国学根底深厚，家国情怀浓郁。但坦率而言，风格偏于传统，就阅读快感来说，不及机智古怪的金庸和狂狷不羁的古龙，归根结底，还是按牌理出牌稍多了点。所以，在评价自己的武侠创作地位时，梁羽生曾客观地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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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后，《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救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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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1940年，16岁的陈文统写过一首《人月圆》：“不堪回首当年事，休上望乡台，故园荒芜，故人零落，故迹难埋。”想来竟是一语成谶。



梁羽生笔墨之间的家国忧伤，与其身世有关。但他终究在惨痛中陷得太深，没能像金庸那般跳出来审视家国悲剧。因为常年在左倾报纸供职，也因为时代局限，他骨子里的思想还是左倾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非黑即白，二元对立、阶级斗争的痕迹很明显，就这点而言，他不如同遭弑父之痛的早年金庸开阔。



但梁羽生骨子里还是传统名士，岭南著名女学者冼玉清对其评价是：“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他始终与政治保持远距离，耳顺之年澹泊名利，退隐江湖，1994年还皈依了基督教，这比以老迈之身追名逐利的晚年金庸，却又高出了好几个段位。



1946年，22岁的梁羽生在聂绀弩主编的《衡阳日报》发表了一阕《沁园春·和毛润之》，“怅繁花并列，仙香杳杳，游春人众，随俗滔滔。跨鹤安期，乘风列子，欲上青云万丈高。”暗讽了某些跟风作和的阿谀文人。弱冠之年，清高风骨已呼之欲出。



土改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内地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上世纪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梁羽生捐了几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干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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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词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前些年，梁羽生以重病之躯又回了趟广西，出席盛典，上电视，接鲜花，繁华得很，喧嚣得很。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广西。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在异乡终老一生。几十年间，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那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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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段氏的绝技叫六脉神剑，恐怕是因为段氏真有六个支脉｜文史宴
原创 文史宴 文史宴 2022-02-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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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容洞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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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段氏源出于哪里？是汉人望族武威段氏，还是鲜卑段部？按传统医学的说法人体有十二正经，为什么大理段氏的绝技是六脉神剑而不是十二脉神剑？这些疑问，都与武威段氏被多支段氏冒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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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金庸武侠中的绝世秘籍，想必大家对《六脉神剑》印像深刻。金庸笔下，好似偏爱“笨小孩”。只要有足够的心境和心性，才难练就绝世武功。



“痴儿”段誉，误打误撞练就了六脉神剑。



其实在历史中，真的存在过六脉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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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脉神剑与段氏六脉



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中就曾说，“云南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后裔孙凭入朝，拜云南刺史，本出武威。”



段氏家族尚武，起源于西汉时期的武威太守段贞。此后，段氏家族常以武威人自居，以武威为郡望。段氏武威堂堂联如下：



平羌锡士；梦凤呈样。

忠留册笏；学博酉阳。

逾垣避主；击笏除奸。

独存一夫，坚守学道；

尚有二人，拥为君王。

文称二妙；国立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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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岳母段夫人墓志由元稹书写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朝诗人元稹为什么给武威段夫人写墓志？因为元稹是段夫人的女婿。1994年上映的电影《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中，李秋水的妹妹李沧海与天山童姥巫行云之间的争斗，想必钱永强导演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一般认为，大理段氏一脉出自天下名门武威郡段氏，从西汉武威太守段贞开始（始祖），武威段氏为天下段氏的最大郡望，故曰：天下段氏出武威。



段姓有六个来源大脉，其一、是西汉段贞一脉；其二、北魏厍狄凌一脉；其三、西晋段匹磾一脉、其四、东汉段翳一脉；其五、西晋段灼一脉；其六、吐谷浑段部一脉。



由于武威段氏算是汉以来的名门，其他几脉段氏也多冒称武威段氏，而武威段氏也是大理段氏宣称的始祖，一门却有六脉，难怪小说中段氏有“六脉神剑”了。



厍狄一脉，在乱世中为保全宗族而改姓段，族人厍狄凌为北魏武威郡郡守。段匹磾一脉（鲜卑），族人多被后赵石虎所灭，剩余族人遂与汉人杂居，而日渐相融。



段翳一脉，尤为显著。四川段氏，就是此来源。



段灼一脉，在《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中有记载。段灼在曹魏时是邓艾的镇西司马，因破蜀有功，此为段氏一脉。吐谷浑段部，因慕容吐谷浑而落户凉州。



鲜卑较知名的有六部：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秃发鲜卑、段部鲜卑、乞伏鲜卑。慕容氏和段氏的渊源，大多就来自于此，不知道倪匡为金庸代笔时，是否知晓。



大理段氏出自武威不仅有文献记载，还有出土文物为证。《唐段子英墓志》记载，“ 段子英，字子英，其先燉煌人也。当汉氏衰垂，十七代祖延，醜莽行忠，信于南陬。子孙相承，代为统帅。洎皇运开泰，曾祖兖糺宗，内嚮愿复故郡。朝廷以段氏恩浃南裔，即拜云南州刺史。”



南诏大臣段俭魏的家世考证，清朝学者王崧于道光《云南志钞·卷四·封建志·大理世家》认为段俭魏为汉朝段颎后代。段俭魏辅佐南诏国王大败唐军，深得南诏国王信任，拜为相国，六代以后生下了段思平。



六脉神剑这门功夫在金庸的设定中乃是由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所创，而此人正是凭借一阳指和六脉神剑外加一门枯荣禅功得以成为当世第一高手。武威段氏此时已成为六脉的合称，虽然书中说六脉对应的是人体经脉，但也可以视为象征段氏的六个主流支脉。



以下是大理段氏自称的世系传承：



东汉太尉段颎（东汉）→郎中段口（东汉）、郎中段口（东汉）→段煨（东汉）、段延（曹魏）→段随（曹魏）→段瑞（曹魏）→段由夫（西晋）→段仪（前凉）→段苟（西秦）→段信（后凉段业、西秦段晖堂哥）→段连（北凉、北魏）→段荣（东魏、北齐）→段韶（北齐）→段德堪（北齐、隋唐）→段宝玄（唐周）、段口→段俭魏→段口→段口→段口→段口→段口→段思平。（*非DNA表）



下面对这个传承略作解说。



东汉段颎是西北柱石三巨头之首，出自凉州武力豪族，窦太后临朝当政重用段颎。段颎为东汉帝国征战十余年，平定公孙举叛乱和清理羌族，作战先后达200次，斩杀接近10万人，两度出任东汉太尉，最终平定各种叛乱，平定西羌，并击灭东羌，故被后世称为东汉杀神。


段颎生活的每一天几乎都在战斗，在古代军事史上堪称传奇，增邑14000户也为东汉末期之最，东汉中后期没有任何一个名将可以比得上他的。



段颎正是西汉武威太守段贞之后：段贞（西汉）→段□（西汉）→段□（西汉）→段□（西汉）→段郴（东汉）→段彭（东汉）→段禧（东汉）→段志（东汉）→段襄（东汉）→段颎（东汉）



段颎在凉州威名很盛，东汉末年，谋士贾诩就曾借“段公外孙”的名头躲过一劫，可见段颎在凉州的影响力。



东汉太尉段颎同族兄弟段煨，因讨伐李傕有功，受封为北地太守。《凉州府志备考》这样评价段煨：严霜陨物，松柏挺贞。时遭板荡，忠节显明。仪仪将军，千理纵横。正农殖谷，奉上竭诚。彼谗人者，如娜如蝇。肩并太尉，凉国之英。



曹魏段延，是最先到达云南的段氏族人，而武威郡段氏的始祖西汉武威太守段贞，是共叔段子孙西迁武威后的后裔。而共叔段是段姓的受姓始祖，是春秋时期郑武公的次子，而郑国又根源于周朝姬姓。



这支西迁武威的段氏家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繁衍壮大成为当地望族，而武威从此也成为段氏郡望之一。



隋末唐初，云南有六小国，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史称“六诏”，后由蒙舍诏统一，称为南诏。



南诏段俭魏，阁罗凤时期首席大军将（南诏品衔最高的武将）、清平官（南诏品衔最高的文官），大理国开国之君段思平六世祖。因在天宝战争中统帅南诏军队击败唐将李宓，功勋卓著，被南诏王晋封为公爵，号忠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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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莲花山



段俭魏六世孙段思平时，南诏国走向没落，国内起义不断。段思平灭大义宁，建立大理，大行分封，笃信佛教，在位8年，年年建寺，铸佛万尊。



后人只知大理段氏极其重视佛教，殊不知段氏祖地凉州莲花山就是古代佛教之圣地。北周姑臧释迦摩尼舍利子故塔，就在段氏的祖地——武威郡。



大理宪宗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此人正是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史料《滇云历年传》云：（段正严）励精图治且四十年之久，究亦不能挽回万一，盖势之所趋如水之就下，回狂障决不可得矣。统治后期诸子内争外叛，于是禅位于段正兴，出家为僧。



大理政权比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早了廿三年。大理国被蒙古灭后，大理段氏，却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继续世代担任元朝的大理总管，又经过了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直到元朝灭亡后，仍然效忠前元，抗拒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入滇，段氏末代总管段世抵抗到了最后。



总之，大理段氏自称出于武威段氏，但武威段氏作为中国时代凉州的汉人望族，是多支段氏冒姓以自抬身价的重灾区，所以并不能完全排除大理段氏出自其他支系尤其是鲜卑段部的可能性。



而段姓的六个支脉都自称武威段氏，是否启发了金庸给大理段氏的神功命名为“六脉神剑”呢？



参考资料：

程章灿.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03):67-70.DOI:10.16093/j.cnki.ccc.1995.03.015.

《晋书·段匹磾传》：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种类劲健，世为大人。父务勿尘，遣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王浚表为亲晋王，封辽西公，嫁女与务勿尘，以结邻援。

《晉書/卷四十八/列傳第十八/段灼》: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辩。少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

《段氏世家》、《南诏野史》载：“段氏，武威郡姑臧人也，祖上段俭魏为阁罗凤将，佐南诏大蒙国，唐天宝中大败唐兵，功升清平官，赐名忠国，拜相，六传而生思平”。

张澍《姓氏寻源》：“段氏有出辽西者，本鲜卑檀石槐之后，晋将段匹䃅里也。支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赁人朝拜为云南刺史，本出武威。”

《三国志·贾诩传》是时将军段煨屯华阴，与诩同郡，遂去傕托煨。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诩将行，或谓诩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2-26 23:5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3-4 00:21 编辑

petriv

目前来看，沙皇最初的目标是速战速决，甚至可以说是想象传檄而定，根本没真正准备一场硬仗。
乌克兰队方面从波罗申科开始，已经准备了8年，等的就是今天。乌克兰国内有48万人曾经在2015-2021年参加过顿巴斯战争，现在是退伍军人，预备役年龄，身体状况，军事经验，都合适。这就是波罗申科的策略，训练好去顿巴斯打，然后复员回家把这些人储备起来。开战5天，超过50万乌克兰人出境，同时也有将近8万人入境，主要是适龄男子，响应号召回来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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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漫录》：徐志摩笔下的苏俄
原创 李新宇 东方历史评论 2019-04-12 08:00
撰文：李新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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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漫录》的见识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俄。



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多年之前就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相比，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经过时，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一些学者与一代年轮人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把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等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俄罗斯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俄罗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他早已读过许多关于苏俄的描写，但他一直怀疑，那也许正像苏俄所说的，是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恶意丑化，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终于到了莫斯科，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宫时的感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当然不是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徐志摩写道：“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他与陈博生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却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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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面对苏俄的所谓社会改造，徐志摩感慨万端，写下了这样的俏皮话：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欧洲漫录》记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说：“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陈西滢、郁达夫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所以很关心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却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是礼拜六到达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没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正是这次参观，让徐志摩对对罗素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样的感受，徐志摩对于国内的苏化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深知中国的现实所孕育的不满，也深知中国历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国人的反抗激情是多么容易被调动。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我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的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样一个知识界大面积狂热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够独醒而不迷？众所周知，像鲁迅那样目光锐利的人，几年之后都没有看透那层伪装，自己被欺骗，却写了《我们再也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像胡适那样头脑冷静的知识界领袖，也赞美过那“伟大的试验”，而没有意识到它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后果；徐志摩平时对政治并不怎么关心，凭什么有这样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识，还是依靠诗人那颗纯洁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与胡适相比，徐志摩读书未必多；与鲁迅相比，徐志摩对社会的了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拥有的知识和理论资源，胡适等人都该有。那么，徐志摩的优势来自哪里？也许真的首先来自纯洁而健康的人性，来自未被污染的灵魂。理论家、学者常常会变成没有温度的机器；而葆有赤子之心的诗人，或许可以凭本能而做出选择。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展览馆，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产生对列宁的崇拜，因为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看到血红的地球模型和镰刀锤子而产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识和理论决定的。



不过，徐志摩对苏俄的认识，也与知识有关。这得益于他的两个老师：一个是罗素，一个是韦尔斯。



徐志摩崇拜罗素，1920年，他放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追随罗素。罗素的社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但他也是较早认识苏俄真相的人。早在1920年，他就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苏俄的那一套，没有逃过罗素的眼睛，所以写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罗素的著作，徐志摩每见必读，这次不但做了笔记，而且写了评论。他虽然并不完全认同罗素的看法，却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徐志摩在他的书评中说，罗素之所以拒绝苏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罗素不满于人类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也致力于救渡人类，但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和平的。这些思想，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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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



1920年，韦尔斯也去了苏俄，并且见到了列宁。归来之后，他把游俄见闻写成游记，刊登在伦敦的《星期日快报》上。徐志摩读过之后，也为他写了评论，并且寄回国内发表在《改造》上。通过徐志摩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韦尔斯苏俄亲身经历的事：参观一所小学校，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问道：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徐志摩熟知这个故事，自然也知道苏俄是多么会演戏，知道那种制度是如何教会孩子们说谎，并建成一个依靠谎言支撑的社会。在写于1921年的那篇文章中，徐志摩就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2


关于“苏俄仇友”的讨论



1925年秋天，《晨报副刊》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组织者就是徐志摩。这时候，他是晨报副刊的主编。



众所周知，《晨报》是一家大报，《晨报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全国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徐志摩访欧归来，兑现诺言，接管了晨报副刊。他于9月底上任，10月1日在报纸亮相。而在此时，正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之际，他本人的诗名如日中天。然而，《晨报副刊》却没有以诗歌引人注目，而是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和关于国家何去何从的大问题而震惊了读者。徐志摩接管《晨报副刊》不到一星期，就发起了关于“苏俄仇友”的讨论。



讨论的起因是陈启修的一篇文章。1925年10月6日，晨报《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翻阅旧报可见，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学“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客士诞辰纪念大会，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发表演讲的有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还有陈启修。1922年12月，陈启修到欧洲考察，第二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俄，陈启修成了一个列宁崇拜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曾经去为列宁守灵。回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只要了解以上情况，就不难知道陈启修的立场和观点，他的文章是为苏俄辩护的。之所以要为苏俄辩护，也是有原因的：自从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以后，苏联成功地掌控了国民党人，并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从而通过国民党的力量在中国点燃了反帝的怒火，酿成了亲苏的潮流；但是，一些人仍对苏俄很不信任，而且把它看作帝国主义。他们把英美帝国主义与苏俄相比较，把前者称为“白色帝国主义”，而把苏俄称之为“赤色帝国主义”。陈启修的文章，旨在抵消这种影响，使人们把苏俄当作朋友。他言说的核心，首先是要说明苏俄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修似乎没想明白，所以言说有点词不达意。想说的意思是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而是友不是敌，文章的标题却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无论答案是有是无，都离主旨甚远。不过，人们读他的文章，仍然不难看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苏俄不是帝国主义，不要把苏俄当敌人。



时隔两天，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陈启修进行了批驳。徐志摩显然赞同张奚若的见解，因而立即在《晨报副刊》上予以发表，并由此发起了大讨论。



在讨论中，徐志摩写下了许多按语和回复，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积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他甚至说：“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枝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不及。”由此，我们不难品味出他发动这场讨论的用意。他希望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用他们的理智指点中国现实的迷津；“希望少数有思想力的人有胆量认清眼前的事实，独立的从头想一个透彻”；“就只单纯的理想与信心可以灵感我们到救度我们自身伟大的事业。我恨的是糊涂的头脑，它是个偾事的专家；我敬爱的是锐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法的神剑。中国人灵魂是完全没有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脑筋，有多少真的思想力……”。



在讨论中，徐志摩刊发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文章。比如，陈均指出：苏俄名为工人专政，实为一D专政，“名为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实则愚弄、压迫劳动者；名为扶助弱小民族，实则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陈翔《友乎？仇也》中指出，“我认为苏俄之对于我们中国，与帝国主义者不差其旨趣。帝国主义者今日侵略吾国，算是各尽其能事。然而借友华之名而施侵华之实的苏俄，又何肯松其压迫，使我们国人翻身一下呢？”作为证据，陈翔还从“经济侵略”、“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治外法权之侵略”四个方面论述了苏俄对中国的侵略，最后得出结论：“老实告诉你们受卢布的朋友，苏俄于中国，仇也，非友也，别再昏迷！”



徐志摩深知自己组织这场讨论的意义。他在为《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专栏撰写的《前言——记者声明》中说：“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一大群年轻人天真地认为苏联就是人类的天堂，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徐志摩想通过讨论而让更多的人明辨是非，认识苏俄。



在这场讨论中，除陈启修、张奚若两位破题者之外，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张荣福、胡石青等不少名流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张奚若的文章，的确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中，他抛开帝国主义是否有赤白之分的问题，抛开苏俄是否帝国主义的问题，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苏俄是友还敌。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苏俄是敌而不是友。他认定苏俄对中国的危害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要大：“帝国主义的国家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的口头禅，苏联竟然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



在《联俄与反对共产》中，张奚若分析了苏俄对中国的用心，认为苏俄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越乱越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原则是“利乱不利治”，因而不捣乱是不可能的。他告诉人们：



苏俄对于中国内政何以利乱不利治？说来原甚简单；他因要争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达到全世界劳动革命的目的计，不能不与拦他马头、截他去路的帝国主义者闹一个你死我活。但同时他独自一人却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几个帮手……这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依的私利政策，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仁义道德在内。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实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问题。策略固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均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地扰乱或捣毁。



张奚若希望中国稳定，而不希望被别有用心者破坏。所以，他一再强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不能联俄；只要爱国，就不能联俄。



徐志摩领导的这场讨论从10月6日开始，到11月29日晨报馆被放火焚毁，只进行了50余天，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它激怒了亲俄势力。来自苏俄的主义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在辩论中无力取胜，就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手段。于是，晨报馆终于被烧毁。不同的声音被打断，青年们更容易听从他们的号令。



劫难之后，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报副刊》恢复之后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并且表示：“我生平经历虽则不深，可是人事浮浅的变异轻易也骇不了我，吓不倒我。我就自恨天生力量不够，理智不够锐，感情不够烈，笔力不够强，但相当内心的平衡，我希冀，总还可以保持。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和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



3


与胡适的一场论争



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争。从这场论争可见，要比眼睛的洞穿力，当时的胡适远远不如徐志摩。



1926年夏，胡适取道苏联前往欧洲，途中在莫斯科停留3天，对苏联印象颇佳，写成长信寄回国内，对苏俄大为赞赏。



胡适一直倾心于自由和民主，此时却对专政全无反感，这事看上去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原因有二：一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当时的胡适并不坚定，尚有许多待补的课；二是在那短短的三天中，他迷迷糊糊接受了两个人的诱导。这两个人，一个是正在苏俄的美国左派，一个是苏俄外交官。



那位美国左派对他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障碍，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实在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这种说法在中国很容易被认同，因为它与孙中山通过军政、训政而到达宪政的设想非常相似。这种表述有很大的欺骗性，而且可以推延开来：专政是为了终止专政，压迫是为了消灭压迫，杀人是为了消灭杀人……它向人们许诺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却为了未来而剥夺人们的一切。胡适当时竟无力冲破这个圈套。



那位苏俄官员对他说：“你不必对于我们的Dictatorship（专政）怀疑。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在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到一点危险时即将面具撕去了。如此次对付罢工的Everyway Power Act即是一证。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 坦率承认自己专制，同时指责别人的自由和民主虚伪，这种做法也容易说服人，因为即使在最最自由的国家，也仍然存在不自由；即使在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地方，民主的弊端也仍然存在。以真恶人指责伪君子，善恶不难辨别，但此时的胡适却点头称是。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的正途，当时的胡适在学理上并不完全明白，立场上也并不坚定。



徐志摩却比胡适清醒得多。徐志摩知道，胡适之所以面对苏俄而兴奋，而极力赞美，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这里空气的沉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的确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仿佛丹德走出了地狱似的爽荡……所以适之先生这次发现苏俄的政治试验有‘使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地方，也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然而，他不能放过胡适的错误，所以针锋相对进行了批评。



胡适盛赞苏俄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实验。他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他又：“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徐志摩提醒胡适：更值得研究的还有几点：一、“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过程中所包含的牺牲值得与否”；三、“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这些问题，的确是胡适尚未认真思考的。



胡适表示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指出：“由‘愚民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真共产派先就不感激！”在徐志摩看来，这两者之间没有通路。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避免胡适的文章误导读者，他在按语中引用被称作“中欧的智慧老人”的大学者捷克总统马沙里克的话说：“顶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苏俄的学校。俄国问题的秘密全在那里。”然后回到胡适的话：“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胡适如此赞美苏俄，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呢？“不幸他下面接着说他一个学校都不曾见到；他看到的，使他‘惊叹’的，是他们的‘教育统计’。”徐志摩说：



……统计，统计！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不错，苏俄的学校，不论大小，都是男女同学的，学生自治的精神是很充足的，但这就是“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吗？我们不是挑剔，我们很乐意知道苏俄“确”是在大规模的试验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徐志摩毫不客气地继续写道：



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我们是这么回事，你有什么想法！不，我并不批评苏俄的教育制度，在他们悬定的目标下，他们的教育政策确是最有效率，最可佩服的，问题是在你赞成不赞成他们“造成一个有充分力量的共产党员”的目标。假如你赞成苏俄的共产主义，你就不能不在逻辑上赞成他们的教育；同样的，你赞许他们实际的教育，你就不得不在逻辑上归附他们的理想。就在这一点上，到苏俄观察的人等各家得到各家的结论。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做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地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倾向。



徐志摩知道，在苏俄的一D专制治之下，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专政者的意志，只能依，而不能异。他由此得出结论：一党的狄克推多，一阶级的狄克推多，也许是改造社会的最有捷效的路子，但这条路却并不通往自由和民主。退一步讲，即使它能够通往自由和民主，徐志摩问：“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纯洁的心灵，美好的天性，坚定的人本立场，使他不纠缠于那些诡辩的理论，而是回到最简单的人性与人道的起点来思考问题。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面对多么美好的未来许诺，他也不赞同让现实世界成为苦海和血海。



徐志摩没有否定胡适关于苏俄有权进行政治试验的见解，但这一点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在这一点上，胡适也是错的。就进行试验的权利而言，应该只限于拿自己去做试验，却无权拿别人去做试验，更无权因自己的试验而给别人制造苦难。像欧文那样，到美洲买下几万亩土地，人们自愿参加，而且来去自由，或者像日本新村那样，都是应该被允许的。而以暴力征服和霸占一个国家，强行进行这种实验，而且以强大的暴力手段相镇压，让受苦受难的人们无处可逃，这种试验就是世界上最残暴、最邪恶、最不人道的，因而也是最不合法的。面对苏俄的试验，胡适承认试验的权力，的确让人费解。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而苏俄却是以阶级和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本位。国家进行这种试验，个人却没有拒绝的权利。这就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由，胡适难道忘记了个人自由的神圣性？



面对徐志摩的批评，胡适曾经反驳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他甚至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无关，无论在什么制度之下，有天才的人都是要努力向上，所以就会创造财富，“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许多方面尚不具备应有的立场，他不明白自由首先需要有保障自由的制度，也不明白私有财产与自由的骨肉关系。面对一个蔑视一切个人权利的制度，竟然没有意识到自由已经失掉了屏障。关于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这一问题，胡适说：“我的答案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其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去做，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件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胡适甚至对专制完全没有戒备，因为他认定中国没能能够实行专制的领袖。他说：“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种捷径是不可妄想的。”他甚至认为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而事实上是只能画是而不能画不。此时的胡适的确很天真，竟然没想到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自由和民主很难，要专制和独裁却容易得多。



徐志摩与胡适不同，他总是生怕中国人有幸得来的那一点点自由再不幸地失掉。他很敏感，知道政治上的专治与独裁、教育上的党化，都将严重危及个人的自由。在为张象鼎来函写的按语中，他的这种忧心得到了更充分地表达。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一封信，作者是张象鼎，也就是后来大陆著名法学家的张友渔。他看了徐志摩对胡适的批评，写信与徐志摩商榷。他说：“其实依我看来，‘党化教育’便是新的教育，在世界的新国家里，除非你甘为‘老大帝国’，不论他是共产党专政，或者别的党执政，都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政策。”徐志摩收到张象鼎的信稿，连夜写下了《对张象鼎来函的按语及答复》，与张稿一起发排，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



张象鼎认定党化教育是新教育。但在徐志摩看来，这种教育却一点儿也不新，因为它在历史上已经有过。他告诉张象鼎：这种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出现过，那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专政。“它不仅划定思想的出发点与方向，不容丝毫的含糊，并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体”，在这种专政之下，人们的信仰是规定的，知识范围是圈定的，习惯种种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说怀疑上帝或怀疑教会，就是有一点非正宗的见解，被看作异端，也要被活活烧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时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经争得几百年后的欧洲人，回望那黑暗时代的嶙峋刿目，没有不打寒噤的。”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才一步步获得了自由。徐志摩感叹道：“自由似乎也有使厌了的时候，我们有幸生在这二十世纪的，又听见什么党化教育的呼声；我们也见着了苏俄的‘大规模的试验’。是的，苏俄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



由于对历史的孰知，徐志摩认定：苏俄的党化教育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徐志摩说：“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苏俄的政治和教育，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这是徐志摩所下判断。因此，他提醒人们，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们虽然也能得到一些自由，但那只是有限的自由，而在根本之处，人们却连思想的自由都失掉了。



徐志摩动情地写道：“人类进化的一个意义，是意志自由行使的范围扩大；正如一个个人要做到他情感与本能的主人，人类的努力也只是要做到他周遭的势力的主人。他要支配，他不愿被支配；他要选择，他不愿被选择，他要做主，不愿做奴，他要争自由，也许是绝细的一点点，但这点点他还得争；一旦觉悟了，非到最后的一刻，他不肯，也不能舍手。我个人怀疑共产主义，怀疑党化教育，也就为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也许不时髦，但我就是这样的头脑；将来也可能变样，难说，但现在还不。再说如苏俄一类的党化教育（那简直是‘划一人生观’训练，说什么教育），是只能在一党完全专制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



不幸的是，苏俄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成为现实。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逐步开始推行苏俄式的党化教育。通过学校而向青少年灌输党义，并且培养对党魁的崇拜与忠诚。1929年胡适发起“人权运动”，锋芒直指国民党的一D专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44次常委会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那是中国人被迫“政治学习”的开端。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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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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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一1965年12月16日），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阿金》等。



1、人们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痛代价。



2、在爱情的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



3、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你的炫耀欲，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



4、若是你的快乐感不再那么强烈，那么你的痛苦也一样不再那么揪心。



5、“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6、女人对一个仍然爱着她、可是她已经不再爱的男人可以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残忍；她对他不只不仁慈，而且根本不能容忍，她成了一团毫无理智的怒火。



7、改变好习惯比改掉坏习惯容易的多，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8、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02

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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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



1、一生的浪漫，从自恋开始。



2、爱，始于自我欺骗，终于欺骗他人。这就是所谓的浪漫。



3、逢场作戏和终身不渝之间的区别，只在于逢场作戏稍微长一些。



4、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结婚。



5、当爱情走到尽头，软弱者哭个不停，有效率的马上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聪明的早就预备了下一个。



6、伟大的艺术家所看到的，从来都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一旦他看透了，他就不再是艺术家。



7、心是用来碎的。



8、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03


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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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国作家、电影编导。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



1、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2、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3、任何一个女生都比男生神秘，比男生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生。



4、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5、如果那个男生爱你，他的眼睛里就有疼惜。如果不爱就只有欲望。



6、我更钟爱和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钟爱和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7、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和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



8、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就已经苍老。



04

简·奥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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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



1、一个人可能傲慢但不虚荣，傲慢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虚荣则是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2、没什么能毁灭你的灵魂，包括贫穷。



3、只有在无法获得幸福时，钱财才会给人带来幸福。就个人而言，除了满足生活的必需之外，钱财是无法真正令人满足的。



4、理智的女人不会表现激情，除非是为了吸引未来的丈夫。



5、无论哪一对年轻情侣，只要他们决意结婚，肯定会坚定不移地达到目的，那怕他们很穷，很冒失，或者结婚对彼此的根本幸福毫无必要。



6、我一天比一天相信，人性都是见异思迁，我们不能凭着某人表面上一点点长处或见解，就去相信他。



7、婚姻，只考虑家境是荒谬的，不考虑家境是愚蠢的！



8、生活毕竟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相信的大半是错误的，而且你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格言。



05


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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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语：Pablo Picasso，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



1、我的作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里面常常有些讽刺和相对粗俗的东西。这样做，我的作品就能深入所有的人。



2、对一个大师最尊敬的方式就是踩在脚下。



3、好的艺术家模仿皮毛，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魂。



4、创造来源于热情，热情来源于爱情。



5、爱情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



6、塞尚并没有真正去画苹果，他画的是这些圆形上的空间的重量。



7、模仿别人是必要的，但老重复自己，炒冷饭，就可悲了。



8、假如我生长在中国，我将不可能是一个画家，而将成为一个书法家。



06


安迪·沃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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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年8月6日—1987年2月22日），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



1、赚钱是一种艺术，工作是一种艺术，而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



2、美国这个概念好极了，因为一件事情越是平等，它就越是美国。



3、对我而言，当我没有任何用钱摆不平的问题时，就是最好的时光。



4、一旦你不再想要某个东西，你就会得到它。



5、那些最友善、最笑容满面的人能写出最刻薄的文章，而那些你以为痛恨你的人能写出最风趣、最友善的文章。记者比政客更叫人摸不着头绪。



6、我最喜欢同时进行的动作就是边吃饭边说话。我认为这是阶级的标志。有钱人相较于穷人有许多优势，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知道如何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7、我认为买内裤是个人所能做的最私密的事，假如你看一个人买内裤，你可以真正认识他们。我是说，我宁愿看一个人买内裤，胜过于阅读这个人所写的书。



8、危险中的美会变得更美，泥泞中的美会变丑。



07


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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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年3月30日—1890年7月29日），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星月夜》、自画像系列、向日葵系列等。



1、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



2、生命是有限的，悲伤是永恒的。



3、有时我工作到深夜，对自己的存在浑然不觉，一幅幅画仿佛来自梦境，闪耀着鬼影般的光辉。



4、正常状态好比一条铺好的路：走起来舒服，但长不出花。



5、没有什么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6、我拥有自然，艺术和诗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7、痛苦便是人生。



8、我越来越相信，创造美好的代价是努力、失望以及毅力。首先是疼痛，然后才是欢乐。



08


山本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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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耀司，1943年出生于日本，日文名Yohji Yamamoto，是世界时装日本浪潮的设计师和新掌门人。他以简洁而富有韵味、线条流畅、反时尚的设计风格而著称。



1、拥有的越多，你与神明的距离就越远。



2、黑色是一种最有态度的颜色，它分明在表达“我不烦你，你也别烦我”。



3、完美是丑陋的。完美是秩序与和谐的呈现，是强制力的结果。自由的人类不会期望这些东西。



4、我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出没有权威性的衣服。特别是女装，我不想把女人塑造成一个世人认为完美的女人，或是一位世人眼中的大小姐形象。



5、在我看来，欧洲的装饰品不过是一场浮夸的游戏，玩弄着掠夺而来的、别国的文化遗产。黄金之所以美丽，绝不只是因为它的光泽，根本原因是它作为商品的价值。我从来都没明白为什么黄金成了世界经济的基础。



6、继续向前摸索，最终超脱这危险性的边界，往往会使得衣服变得荒谬，充满孩子气，甚至乖戾。而后它会成为一股白热的气息，达到忘我境界。



7、有些女人，她们体验过地狱般的人生，尝遍了人生酸甜苦辣。有时，她们的哀伤如香火般从她们的身上升起，灰飞烟灭。但哀伤的味道却不会沾染在她们身上。她们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贵的女人。只有为了她们，我才会奉上用刀片划开的那一道精心设计的、完美的衣兜。



8、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那样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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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世界文学大师的私人阅读
自由读书社 2022-02-28 21:00
《巴黎评论》的文学访谈，是一份顶级文学的记录，很多作家在接受它的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阅读喜好和师承由来。今天分享的清单，就是文学大师们在《巴黎访谈》中透露的私人阅读秘密。

1、E.M.福斯特

访谈时间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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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于简·奥斯丁和普鲁斯特，从简·奥斯丁那里学会了如何设计家庭内的幽默，从普鲁斯特那里学来了怎样用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审视人物，提供一种本人能接受的、现代的写作方式，以此滤去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中不必懂的那部分知识。

喜欢梅瑞迪斯的《自我主义》。佩服托尔斯泰观察生活的多样性并毫无主观色彩地去描绘生活。

2、弗朗索瓦丝·萨冈

访谈时间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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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司汤达和普鲁斯特，尤其是普鲁斯特精熟的叙述技巧。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时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

3、杜鲁门·卡波特

访谈时间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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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作品受惠于福克纳、韦尔蒂、麦卡勒斯和凯瑟琳·安·波特。至今仍热爱的作家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契诃夫、简·奥斯丁、詹姆斯·乔伊斯（着迷许久）、E·M·福斯特、莫泊桑、里尔克、普鲁斯特、萧伯纳、薇拉·凯瑟和詹姆斯·艾吉。十三岁至十六岁喜欢而后熄灭的青春火焰是托马斯•沃尔夫、爱伦坡、狄更斯、斯蒂文森。喜欢看惊悚小说，更喜欢一流的小说，但近几年阅读集中在书信、日记和自传上。

4、海明威

访谈时间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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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师承于马克·吐温、福楼拜、司汤达、巴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鲁·马维尔、约翰·多恩、莫泊桑、吉卜林、梭罗、马利埃特船长、莎士比亚、莫扎特、克维多、但丁、维吉尔、丁托列托、希罗尼穆斯·波希、布鲁盖尔、帕蒂尼尔、戈雅、乔托、塞尚、梵高、高更、圣胡安·德·拉·克鲁斯、贡戈拉，还有更多。经常重读的作家：必须隔两三年再读马克·吐温，每年都读一点莎士比亚，通常是《李尔王》。

5、奥尔德斯·赫胥黎

访谈时间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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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很好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鼎盛时期的托尔斯泰叙事中带有隐喻性意义很了不起，会重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作品，比如《伊万•伊里奇之死》、《地下室手记》。 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克尔凯郭尔深刻六倍，因为他用小说这种具体形式给生命赋予深刻观念。

受劳伦斯影响很深，时常重读他的作品，仍旧非常喜欢《恋爱中的女人》。认为劳伦斯是拜伦以后最受最多作者的青睐。非常喜欢斯威夫特和古书《蒙昧者来信》，受益于十八世纪的作家：休姆、劳、克雷比永、狄德罗、菲尔丁、蒲柏。认为最高的艺术形式便是将悲剧和戏剧变得水乳交融，莎士比亚、荷马和乔叟拥有这种特质。

大学时期读过很多法国小说，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纪德、普鲁斯特，但是近期读普鲁斯特很失望。不感兴趣也不能理解乔伊斯《尤利西斯》，感觉是了不起的作品，但有很大部分内容冗长而乏味，恰好正是小说不该呈现出的样子。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很奇特，她的视线异乎寻常地澄明，但似乎总是隔着一层玻璃，她永远不触碰任何东西。作品很不直观，让人感到困惑。对亨利·詹姆斯毫无感觉，觉得托马斯·曼有点沉闷。

6、亨利·米勒

访谈时间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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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作家是刘易斯·卡罗尔。最喜爱且认为最出色的美国作家是舍伍德·安德森，喜爱他的作品、他的风格、他的语言，喜欢听他讲对美国的感受。并且疯狂喜欢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

7、哈罗德·品特

访谈时间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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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开始就阅读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亨利·米勒和卡夫卡。贝克特和卡夫卡留下最长时间的印象，并认为贝克特是当时健在的做好的散文体作家。

8、纳博科夫

访谈时间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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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过并一直深深喜爱勃洛克的抒情诗，对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烂熟于胸。很欣赏博尔赫斯、乔伊斯，但申明并没有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什么，讨厌《芬尼根守灵》，不待见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认为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和庞德的作品毫无意义。他推崇的作家还可以从《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中得到更充分的了解。

9、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访谈时间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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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德鲁·朗恩《英国文学史》读到复合词隐喻。文中还提到很多古英语诗歌。

认为现代搞文学的人忽略了自己写史诗的职责，除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智慧七柱》和吉卜林《丹麦妇人的幽怨之歌》。

读过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十遍以上。受德·昆西影响巨大，还有叔本华的德语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欣赏惠特曼、桑德堡。约瑟夫•康拉德是其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并提到《阴影线》。认为约翰生、华兹华斯、吉卜林比莎士比亚更能体现英语的典型风骨，因为他们那种有保留、不把话说满的表述方式，反而莎士比亚过分渲染、夸大其词。但是，他很熟悉莎士比亚，在文中熟稔地引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

完整通读的第一本英语小说是《有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少年时期就读过吉卜林《丛林之书》、斯蒂文森《金银岛》。认为马克·吐温是真正伟大作家之一，还熟稔地提到萧伯纳、班扬，和吉卜林《吉姆》。翻译过乔伊斯《尤利西斯》最后几页。

超迷各种百科全书，读过所有研究卡巴拉的书和百科全书中的专题篇章。（卡巴拉是犹太教的神秘一支）读过肖勒姆《犹太教神秘主义主要思潮》。

对卡夫卡了解很少，觉得他在寻找什么东西。不待见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认为他的短篇小说胜过长篇小说，因为他的作品中情境比人物重要，没有真正的个性角色。

不待见艾略特，挑明他在评论方面好过诗歌方面。尽管如此，仍认为艾略特作为一个评论家，他的评论没有读者的切身感受，只是对某位教授的观点表示同意或是略有保留和反对，没有创造性的新东西。济慈和弗罗斯特在其心目中的位置高过艾略特。

不喜欢欧·亨利、林·拉德纳、布莱特·哈特，因为其作品中强调那种出人意料的结尾。

10、杰克·凯鲁亚克

访谈时间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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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桂冠属于让·热内、威廉·苏厄德·巴勒斯、艾伦·金斯堡、格雷戈里·科尔索。爱俳句。

11、约翰·厄普代克

访谈时间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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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塞林格、纳博科夫影响。熟悉马克·吐温。




12、巴勃罗·聂鲁达

访谈时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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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包括《马拉街的故事》，很可能他的名字灵感来源于这位诗人。受加西亚·洛尔迦影响大，但也许并不是来自于诗歌的影响。他在诗歌中经常提及洛尔迦。认为贝克特的作品短而精致。

喜欢读侦探小说，读过埃里克·安布勒的所有作品，尤其是《德米特里奥斯的棺材》，认为其实侦探小说中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还有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约翰·麦克唐纳。认为《布兰德什小姐得不到兰花》是侦探小说中的里程碑作品，它与威廉·福克纳的《圣殿》有种奇怪的相似，但并不知道谁先谁后。认为《圣殿》是一本很不好看但很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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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个国家被称作“战斗民族”，非常牛，我们来总结一下它的战绩：



01

1904，日俄战争。地点在中国东北，战争目的是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



俄国共投入兵力120万人，伤亡、被俘27万人，对马海战海军完败，损失舰船98艘。日本参战总兵力109万人，伤亡27.6万人，损失舰船91艘。



结果：俄国战败，退出中国东北地区。



02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军队有400多万人投降，每战最少投降10万人。



第一场战事，俄第一集团军侵入东普鲁士，德军派出鲁登道夫部队迎战。

结果：德军伤亡3.7万，俄军却伤亡25万，并送给德军9.2万俘虏。即便以5倍于德军的兵力，也照样被德军打了歼灭战。一战结束，沙皇俄国灭亡。



03

1919年2月～1921年3月，苏波战争。苏俄企图一举拿下波兰，扩大其版图。



开始似乎蛮顺利的，但到了华沙战役中，波兰展开反攻。结果，苏军节节败退。之后，双方选择了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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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事，波兰伤亡10余万人，苏俄伤亡30余万人。



04

1939年，苏日诺门坎战役。苏军投入兵力约7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5万人，且是三流的警备师团的水准。

结果：苏军作战坦克524辆，损失280多辆；飞机500架，损失207架。苏军前后消耗作战物资达80000吨，仅炮弹炸弹就消耗了31000吨。



而日军各种物资消耗才2000吨不到。苏军共阵亡失踪9703人，受伤15251人；日军共阵亡失踪8440人，受伤8766人。



这场战役，苏俄曾大吹大胜，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发现日本不是好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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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斯大林选择与日本媾和，并在此后为了讨好日本而承认“满洲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05

1939年，苏芬战争。当时芬兰不过是400多万人口的小国。斯大林决定吞并这个北欧小国。



时年11月，苏联则集结了30万的兵力，其中有1000辆坦克（芬兰没有坦克，反坦克炮也只有100多门）浩浩荡荡杀向芬兰。



结果，苏军不断增兵苦战4个月，最终没能拿下芬兰。这场战争，芬兰伤亡7万人，苏俄伤亡50万以上。此后，苏芬战争断断续续。



芬兰由于得到德国的帮助，还曾一度收复了历史上被俄罗斯侵占的卡累利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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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俄因与德国反目成仇，被迫成为同盟国的一方。虽然美英法中苏等同盟国战胜了德意日轴心国，其实苏联与中国、法国一样，都属于惨胜。



战争初期，苏联也一家伙丢掉了大半个国土。1941年基辅会战，德国以伤亡10万人的代价，造成苏军减员70万，至少35万人被俘。



1943年夏天的库尔斯克会战，从7月至9月，苏军阵亡达68万人，失踪11．5万人，负伤183万人，作战部队在3个月内减员达1／3。



同一时期德军死亡24万人，负伤75万人，失踪5万人。库尔斯克会战算是苏军赢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整个二战中，苏军2200万军队减员1200万，占52.2％，平民死亡1740万人。相比美英，美国仅减员7.6％，英国减员10.3％。



对比下中国吧！中国是最惨的了，打的时间也远比苏俄长，600万军队减员317.8万，比例达52.8％。但与苏俄比，也不比它差太多。



07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当时，中国军事装备远不及苏联。



苏军使用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冰雹”火箭炮，中国军队只有用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对抗。



并且，中国还处于特别动乱的历史时期。这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冲突，却暴露了苏军的脆弱性。



整个战争，中方阵亡71人，苏俄伤亡152人，被毁伤坦克装甲车19辆。战果：中国以较少伤亡继续保有珍宝岛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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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979年～1989年，十年阿富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企图彻底控制这个国家，但遭遇到激烈反抗。



双方参战兵力，苏军先后投入兵员150多万，阿富汗只有国民军 10万人，其余为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的阿富汗反抗军。



苏军损失2675架飞机，直接作战损失的有114架战斗机、333架直升机，及少数其他一些机种。



此外，苏军还损失147辆坦克和4名将军，5万余人伤亡（14490人死亡）。



而阿富汗几乎没有战机、坦克等重型武器，伤亡130万人，绝大多数为平民。战争的目的，苏俄完全没有达到，最终狼狈撤离。



09

苏联解体后，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仅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军事装备只剩下苏联的旧武器。



举个例子：IS组织在叙利亚以15架简易无人机攻击俄军，总价值不过3万美元。俄军竟束手无策。



最后被迫启用铠甲防空系统来打这15架无人机，射出2.8万发防空炮弹和50多枚近防导弹后，花费了1700万美元才完成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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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它的飞机还屡屡被打下来，战死两个将军，除了嚷嚷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就是很多人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所谓战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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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美国为俄罗斯设下的陷阱？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





事实：



从2021年冬季开始，俄罗斯重兵集结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就一直掌握着俄罗斯的大致军事动向。进入2022年1月，美国和北约盟友更是不断密集公布俄罗斯的军事集结和动向，并且将公布这些情报宣传成为美国和北约试图阻吓俄罗斯军事打击乌克兰的努力的核心努力。但是，最终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推理：如何才能成功阻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基于经典的“阻吓/威慑（deterrence）”理论，在俄罗斯重兵集结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并且2021年12月向美国（北约）下达了“（半）最后通牒”的背景下，美国要想成功阻吓或威慑俄罗斯不出兵乌克兰，大致有以下五个做法：



1. 答应俄罗斯的所有要求。

2. 答应俄罗斯的最低要求（比如，明确表示，北约会将格鲁吉亚、乌克兰排除在外），并且承诺立即准备和俄罗斯展开全面谈判。

3. 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立即在乌克兰部署美国和北约军队（所谓的“绊脚线 (trip-wire”措施），同时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则美国和北约将迅速军事介入。

4.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则美国和北约将迅速军事介入。

5.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但明确表示即便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军事介入。与此同时，美国公开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公开帮助乌克兰，包括提供情报，从而让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失去突然性。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公布俄罗斯可能面临的多方面制裁措施。



显然，尽管第一个行为肯定能够阻止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在多方的压力下，能全盘答应俄罗斯的要求，因此第一行为选项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美国的第二个选项也有很大的概率能够阻止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特别是，从理性选择来说，如果美国真心想阻止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这一行为是美国最应该选择的温和行为，而且各方付出的代价最小。但是，美国一口回绝了俄罗斯的最低要求。



第一和第二个选项都是相对温和的行为。如果美国拒绝了上述两项选择，而仍旧真心想阻吓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话，则美国就应该选择特别强硬的行为，即上面的第三和第四个选项。但是，这两个措施美国也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第五个选项。



很显然，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前，美国的行为完全背离了“阻吓/威慑（deterrence）理论”的基本逻辑。而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告诉世界， 俄罗斯将出兵。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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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法新社



美国这样的行为只有一个逻辑解释，那就是：美国事实上希望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而且试图迫使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首先，通过不断告诉世界俄罗斯将出兵乌克兰，美国见俄罗斯领导人逼到了一个角落：在美国及其盟友拒绝了俄罗斯的最低条件的情形下，俄罗斯重兵集结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却最后没有出兵乌克兰，俄罗斯领导人将会大失脸面，在俄罗斯国内民众面前巨大的执政压力。



其次，通过拒绝俄罗斯的最低要求，而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但明确表示即便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军事介入，美国能够让俄罗斯领导人心存侥幸，而同时增强乌克兰的军事抵抗能力，从而让俄罗斯如果出兵要想在战场上获胜面临更大的困难。而战事拖得越久，就对俄罗斯越不利，而对美国及其盟友越有利。这些利益不仅有物质的，也有道义的和舆论的。



最后，通过以上措施，让俄罗斯领导人最终出兵乌克兰，美国就将强化，甚至重新获得一些已经失去的对欧洲的主导权。主要中西欧都将俄罗斯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欧洲就将永远在美国的股掌之中。



综上所述，乌克兰是美国给乌克兰、欧洲，及俄罗斯挖的一个陷阱。



唐世平简介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3-5 21:27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3-14 01:06 编辑

白左为什么优待黑人和穆斯林？
伯纳德·刘易斯 仙女见闻 2022-03-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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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白左，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但发现还有不少人在基本问题上纠结不清，本文作个简单的梳理，涉及三个方面：


－１－
白左高尚吗？


经常有人标榜白左是大爱、是奉献、是高尚，其实用一个简单的逻辑就能够破解。

如何白左真的是自我奉献，那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反对白左，最好全世界都是白左，那我们人人都沐浴在爱的阳光里。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高尚的人，他们是掏自己的腰包。但白左的问题，是掏别人的腰包。用经济学的话，就是“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这是对他人财产和自由权利的侵犯。

案例－－要求加税的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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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19位顶级富豪，包括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修斯Chris Hughes、迪士尼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Abigail Disney等，联名请求政府向自己加税。要求对自己加税，听着很高尚，但其实有名堂。


如果觉得自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太多钱花不出去，富豪们完全可以直接捐献，给慈善机构、给NGO，或干脆自己成立基金，这可比征税后再分配的效率高多了。但加税显然不同，劫富并不能济贫，而是对公民产权的的侵犯。

上面这个大义凛然的索罗斯，财富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避税。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索罗斯利用欧美各国法规的差异和漏洞，将客户费用中理应交税的部分重新投入到他的资金中。截止到2013年底，索罗斯的基金通过避税积累的财富达到133亿美元。一边拼命避税，一边呼吁加税。哪个才是真正的索罗斯？

更进一步，这些富豪“向我加税”的口号一喊，下一步就是提议对其它人加税。他们的目标，是利用人们的嫉妒心和懒惰心，迫使其它人为他们鼓吹的事业买单。比如冲击美墨边境的大蓬车运动，就有索罗斯赞助的NGO幕后推动的影子。

案例－－关爱非法移民和罪犯的桑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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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20个驴党候选人的初次辩论，已经沦落为低智商的发糖游戏，他们一个个爱心满满，主旋律是“开放边界+福利”，把非法移民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他们眼里，早就没有了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概念，虽然是非法移民，但可办驾照、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甚至还送投票权。

谁出钱呢？当然是美国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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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驴党内呼声很高的，成天喊着正义平等的桑德斯，他一方面要给非法移民和囚犯送医保和福利，一方面连自已团队的法定最低工资和医保都不愿支付，只想蹭他们便宜。哪个才是真实的桑德斯？

任何公共支出的所谓公款，最终都是纳税人承担。不管是免费发钱还是增加福利，必然导致税负加重，解决方法不外乎加税、印钞或负债。加税很直观，印钞其实是“铸币税”，负债其实是“子孙税”，这三者的本质并没有差异，都是纳税人承担的税负。加税，就是增加管制的过程。税负越高，人们的自由度越小。当社会达到100%的税负，就实现100%的公有化。这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机制。

白左一边喊着高尚的口号，一边牵挂着别人口袋里的钱。一边以低标准要求自己，一边以高标准要求他人。这才是白左的真面目。

社会建设首先要讲法治讲规则，用共同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道德高尚是对自己的要求，要求他人高尚的都是耍流氓。抛开法治和规则的基础，强调（政治正确口号下的）道德约束，最终收获的只能是伪道德。真正的爱与奉献，不是喊出来的，更不是强迫出来的，而是个人自觉自愿提供的。

所以，白左不是高尚，而是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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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左不右是什么？

不少人喜欢这么说：

我不是左，也不是右。
极左与极右都不好，我们走中间。
美国社会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象党与驴党轮流执政，这是平衡之道。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左派编造了一个概念：左讲平等，右讲自由。

What？Why？

把这两者放在轴的两端，形成了对称关系，咦，平等（左）与自由（右）怎么对立起来了？

明显不对啊！右边是谈自由度，对应的左--应该是“不自由”。但如果左是谈平等，那对应的右----是“不平等”。

事实上，平等与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学概念。最基本的社会常识：人与动物的差异，在于人有思想人有精神。精神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做人的底线。所以，正常人不会用自由换面包，而一定要用自己自由的权利去争取面包，在这条的路上，“面包是会有的”。当有人用自由换面包，最后既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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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治下无自由，真是极右吗？


所以，右谈的是自由，左讲的肯定不是平等。

既然左讲的并不是平等，那不左不右、左右平衡的说法，就非常荒唐了。所谓的不左不右，即不平等也不自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为什么形成“左平等、右自由”的流行观点，其实是白左知识分子们用“平等”给自己脑上贴金，占领道德高地，提供标准答案，指引终极方向，才方便去忽悠鼓动底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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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随便批评的老川，是自由的维护者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观点：

自称不左不右的，通常是左。
凡极端必为左，纳粹是极左。

如果再有人自称不左不右/左右平衡，可以直接问三个问题：

如果不左不右形成平衡，那么原点在哪里？
美国、法国都有左派右派，差异在哪里？
作为最不坏的制度，隐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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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白左的逻辑

很明显，理解左右的概念需要一定的思维能力。讨论时，我们经常看到白左的常见逻辑问题，一是无法区分事实与观点，二是稻草人谬误。比如：

黑人擅长NBA的篮球运动；华裔和印裔擅长技术工作；英国人擅长社会管理；犹太人特别聪明。这些都是事实，因为我们有直观印象和数据支撑。

比如，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其它任何民族比犹太人更优秀。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学奖、28%的生理和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也很高，25%的菲尔兹奖（数学）、25%的图灵奖（IT类）。

还有很多事实，比如：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黑人成年人的爱滋病感染率超过10%，这和经济水平并无直接关联。非洲最发达的二个黑人国家，南非成年人的爱滋病感染率约为20%，而博茨瓦纳甚至超过了30%。

在美国，黑人占人口数量的13%，但暴力案件占全美的55%，其中95%都是黑人在攻击黑人。黑人被黑人枪杀的概率，是被其它族群枪杀概率的百千倍。

头脑清晰的黑人小哥

那么，我们说犹太人更聪明这是事实，算不算对其它民族的歧视？如果我们说美国黑人更加暴力这个事实，算不算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但白左眼里，就是种族歧视！

很显然，白左无法区分事实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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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与黑人的IQ数据（事实）

因为，白左认为说实话是政治不正确，因为冒犯了弱势群体的感情。为此，白左有自己的一套神逻辑。比如：

一说黑人智商较低，立马推理到种族歧视。
一说某教的教义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侵略性，立马推理到恐木黑木。
一说女人多感性，或是不认同人类有57个性别，立马推理到性别歧视。
一说华人政治能力不足，立马推理到排华法案。
一说白左脑子不好使，立马推理到智力歧视、崇拜大救星。

这些，就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

稻草人谬误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方式。在论辩中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对方的立场，或者把对方的话推理到极致，以便能够更容易地攻击对方。

比如，墙有多种功能，可以保护，也可以禁锢。但白左坚持墙有邪恶的属性，一面骂老川修边境墙是不道德的，一面把自己家的墙修得高大结实，远离非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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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的凯西·朱遭遇打压

比如，人们有表达的自由，无论自由地表扬，还是自由地批评。华裔凯西·朱Kathy Zhu说“黑人群体需要反思自身的暴力问题（这是事实）”，就被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被剥夺密歇根小姐的头衔。这明明是事实，但政治正确要求不能批评弱者，但黑人批评白人就没有问题。很明显，黑人成了美国社会的特权者。

看个视频




纽约哈莱姆区街头，一群黑人在街头向执行公务的两名警察泼水，并把空水桶朝他们身上砸去。而警察不敢还击，因为这里是黑人区，白左当道的纽约市府动辄会以“种族歧视”之名处分甚至起诉警察。视频中左边这位紧锁眉头的黑人小哥，为黑人群体这样的挑衅行为感到悲哀和痛苦，这预示着黑人未来的前途黯淡。


世人对黑人的暴力性心知肚明。很讽刺的是，不管是讲大爱的白左，还是盲目支持驴党的亚裔，脑子很混乱，脚步很诚实，都本能的知道远离黑人区，二十多年前洛杉矶的教训，很可能会在旧金山等地重演。


再比如，人们有拒绝的自由。我可以说话，也可以保持沉默；我可以参与某活动，也可以不参与某活动。伯林称其为消极的自由，这是人的基本自由。同样是凯西·朱，因为在大学校园拒绝佩戴伊斯兰头巾，被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帽子，不得不转学。如果她拒绝佩戴天主教或佛教饰物，那没有任何风险。很明显，伊斯兰教在美国社会获得了特权。

最近的例子，就是那个当上国会议员的黑人女性索马里难民奥马尔Ilhan Omar，不仅宣誓时忠于古兰经，更以其对911的暧昧态度，和无比仇视以色列的言论，引发举世哗然，但依然能依靠“穆黑女”的特殊身份，在驴党控制的众议院地位稳固。


通过上面的论证，显示了打着保护弱者旗号下的政治正确，其本质就是不讲道理，就是“我弱我有理”，这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种族歧视－－野蛮族群对文明族群的歧视。人类的参差百态，是文明发展的源头。在辩证的旗帜下，文明与野蛮被混为一谈，直接导致社会法治水平的降低，人们的自由权利被侵蚀。


所以，白左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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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早在快一百年前就说过：
从外贸中获得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只是进口的支付手段。如果有可能，只进口而完全不出口，进口国不会受损害而是享受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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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与钱锺书谈话中，盛赞钱先生博采东西方典籍，为比较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钱先生却立即辞谢，说他做的不是什么比较文学，只算是“eclecticism”（折衷主义）。这个细节被当时在场的张隆溪听到，记在心里。他当时认为钱先生用eclecticism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于是在给钱先生信中提及此词，称赞钱先生谦虚。钱先生回信解释说十九世纪以来，eclecticism已成贬意词，所以近世多用syncretism一字，但他又说：“‘Eclectic’乃我似‘谦’实傲之谈，故我言法国‘大百科全书’（实即Voltaire，Diderot）之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取各派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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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在其《自传》中这样说：



“你几乎很难从主流媒体上获知世界的真实面目，而那些说实话的人，已经被他们用‘系统’且‘合法’的手段永远的闭上了嘴。你相信的太多，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少。”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模式运行约40年之后，在日益高企的郑智正确呼喊口号声浪里，终于囫囵走进了白左控盘的世界，下层是规模庞大的廉价劳力，上层为达沃斯食利者圈层。资源错配，财富分化，且彼此相互依存，这就是道德手表最终能够标示出来的、宛如雾霾的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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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时利和: 有朋友问韩国最近的情况。整体曲线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相似，感染仍然以中青年为主，死亡集中在老年人。30岁以下感染者几乎没有死亡，而80岁以上占了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
陈生大王

来，批判一下迷信。
前几天看老高小茉，说到美国著名预言家Judy Hevenly，特点是用词肯定，不会似是而非。去年她预言2022年俄罗斯会和乌克兰发生战争，也由此变成西方世界的主要针对目标。
翻了一下她的主页，她去年还预言2022会发生：
1，日本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国家。
（前几天安倍发言时，我虎躯一震）
2，普丁会突发疾病。
3，英国女王将权利移交给儿子后住院身亡。
4，出现针对伦敦、埃及、法国、纽约、德国的。
5，韩国总统的获胜者将是尹锡悦。
（目前半实现，3月9日出结果，尹锡悦已经后来居上，处于领跑状态）
6，2022年北半球还会出现另一场战争。
7，美国上层会有重要人物辞职。
8，美国，日本，新西兰会发生大地震。
9，新冠的影响会持续到2023年。
另外她说，另一场战争如果出现，会对世界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大家必须学会接受新的形势[哆啦A梦害怕]。
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看玩儿就好，不要轻信。只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动荡，希望屏幕前的您愿意收留我（一天三顿，鱼虾蟹鲍合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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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想不到，张献忠其实是墨家信徒
听风言事 2022-03-06 21:50
编者荐语：

大司马拆解历史，故曰“司马拆”。

以下文章来源于司马拆 ，作者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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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桓大司马



相传张献忠立过一个有名的《七杀碑》，碑文是：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其实，这块碑到现在仍然保存在四川广汉的雒城公园里，叫做广汉圣谕碑，其真实碑文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

自思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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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圣谕碑



这个真实碑文虽然没有传说中的七杀碑那么杀气腾腾，但是结合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来看，“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几个字更给人以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张献忠显然自居为鬼神，来对这些“逆天的人类”龚行天罚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聚焦更拉长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张献忠的思想观念，跟另一个号称高尚侠义的人却高度一致，这个人就是墨翟。不但张献忠是墨家的门徒，之前与刘三解兄讨论时，我们觉得国人身上也都有多多少少的墨味。



墨翟的观念基本记录在《墨子》一书中，大司马重读之后，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了归纳，发现比大众的一般印象要恶劣得多，他主张的兼爱非攻也极其虚伪，在不同的篇目中前后矛盾（将有另文专述）。



总而言之，墨翟的理想是推出一套天道让大家听从，而将自己包装成天道的代言人，由自己来判定世人的是非对错，决定世界应该怎么样。



天道是诸子百家多会涉及的概念，各家的设计方法也不一样，比如儒家就是以观察到的自然法则为天道，并且引天道入社会来塑造人道，具有很强的超越性；墨家则是通过人事来比附天道，因为人喜欢干这些事，所以老天爷也喜欢干，所以墨家的天道没有超越性，而且社会污浊的时候他的天道也会跟着污浊。



比如《墨子·天志下》说：



何以知天之爱百姓也？吾以贤者知必赏善罚暴也。



因为贤者（上古时代多数是巫师）赏善罚暴，而巫师是秉承天意做事，所以老天爷也会赏善罚暴，而赏善伐暴就是爱百姓。



论证"非攻"也是这个路数。为什么天不喜欢天下人互相攻伐？《墨子·天志中》说：



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



因为天子不喜欢国君去灭小国，诸侯不喜欢卿大夫去灭小家，会给予惩罚，所以老天爷也一样，《墨子·天志中》接着上面那句话说：



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异此。



用人意来篡天意，是墨翟的惯常玩法。而且，这个天意还不能只掌握在巫师手上，最终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墨翟在《天志》三篇里通过类似于上面提到的这种抖机灵，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懂天意，于是《墨子·天志中》宣称：



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



最终，由墨翟取代了巫师（国君和卿大夫），成为终极的天意代言人，墨翟的是非就是老天爷的是非，各位看官是否觉得很熟悉？



不错，白莲教之类的邪教都是这种玩法，因而出了朱元璋之类的兽人，在明末而言，与李自成相比张献忠要神棍得多，而这些神棍的祖宗都得追溯到墨翟身上。



既然由墨翟来判断天下事的是非，那么就有是有非了，还是《墨子·天志中》：



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



因为墨翟手上有天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顺墨翟就是善，逆墨翟就是不善。你要是善也还罢了， 要是违逆了墨翟的意思，被判定为不善，那会有什么等着你呢？



除了天志之外，墨翟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尚同”。墨翟认为大家必须一层一层跟上级的意见相同，平民跟乡长意见相同，乡长跟国君意见相同，国君跟天意见相同，由于墨翟自称有天志，所以墨翟是最高裁决，他要求所有人跟他意见相同。如果不跟他意见相同，而是在下面搞一些团团伙伙的话，《墨子·尚同中》说到：



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而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



意思是，处于下位的人如果并肩反抗上级，上级就可以罚他甚至杀他，老百姓听说了就要紧跟上级的步伐来诋毁他，通俗点说就是“搞死还要搞臭”。



在《墨子》一书中，多次出现这类“搞死搞臭”，他的那些听上去很高大上的理念“尚贤”“兼爱”和听上去很邪恶的理念“尚同”，都是想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制执行的，如果有人拒绝，就把他搞死搞臭。



认为自己是老天爷的代表，自己的观点是天意，如果有人不认同就搞死搞臭，这跟张献忠还有什么区别吗？区别仅在于张献忠的观点“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跟墨翟的观点“尚同”“兼爱”“非攻”有些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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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忠在注视着你



张献忠自居“鬼神明明”，认为天生万物给四川人，四川人却无一物给天，不符合自己的理念，再加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孔子被四川人虐待”的村言野语而对四川人产生了地域歧视，最终决定把四川人全部干掉，实在是墨翟的好学生。



只不过，他还只是搞死，在搞臭方面还欠些火候，没有达到墨翟“搞死搞臭”的终极目标。而墨翟最终也没有掌握多大的权势，没能在历史上展示其搞死搞臭的淫威，结果居然博得了一个不错的名声，简直是欺世盗名。不过，墨家组织有多恐怖，我们可以在《墨子·备城门》和《吕氏春秋·离俗览》等篇目里面清楚地看到。



墨翟对中国人的影响其实极大，除了朱元璋、张献忠这类邪教之外，汉儒和宋儒也深受墨家理念的影响。



汉儒的天人感应等谶纬观念，不是孔子的理念，在墨翟那里却能找到同类的说法。《墨子·天志中》说：



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宋儒一反先儒和汉儒对秦制暴君的警惕和钳制，以”忠君”为宇宙法则，这一做法也是天空中墨翟的幽灵的投射。《墨子·天志上》说：



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



在这里，墨翟认为君主的统治就是天理（义）。虽然宋儒以忠君为天理，跟北朝隋唐认皇帝为佛的观念有一定关系，但墨家的观念更是国人从上到下的底层代码。



我们的用户崔月昊兄认为，在“外儒内法”之外，还要加上“本墨”，“外儒内法本墨”才能较全面地总结许多国人的心理，大司马觉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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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应该是这个样子



墨翟的这一套观念，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以史前宗教打底，再加上自己为了个人利益的歪曲而成。关于史前宗教与诸子百家的更多联系，大司马打算制作视频号节目来跟大家详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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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1914年），胡适在文章中写下“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名言（这句话翻译自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胡适颂扬与赞美人性，想要站在理性的角度向大众诠释超越国界的人类的基本原则。正如教授所讲的，“生命价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这是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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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社会科学和国家治理

文 | 唐世平

来源 | 潇湘剑客的博客

转自 | 文化纵横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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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何故，“公知”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此一来，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然而，知识分子都有“忍不住的关怀”（请允许作者剽窃一下杨奎松先生的绝好书名）。因此，“公知”必定会存在。



事实上，“公知”也必须存在。无论公知们如何相互攻击和谩骂，永远比没有“公知”强。因为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连知识分子都不再有对社会的大关怀，或者说是压制自己的这种关怀，这个社会就一定心脉已断。



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公知”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攻击的水平上，他们的讨论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和理论的支持，而不能仅仅因为立场。甚至，尽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会应该有的大方向的水平上。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决，因为即便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保证善治和良政的出现和稳定。正确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的必要而并非是充分条件。善治和良政的扎根成长需要的是具体的制度体系的支撑。套用一个俗语：“成败都在细节”。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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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公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人士。这类人士通常都读过不少历史，也见过很多世面。第二类是文史哲和法学学者出生的公知。这些人士在某些领域的钻研超过第一类人士。第三类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公知。也就是说，这一类人首先是好的社会科学家，做出过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然后才是公知。一个直觉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两类。而我认为，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即，基于好的社会科学的公知。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职责，是为制度设计和变迁准备知识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相对好的治理，都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科学。西方近现代的崛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率先发展了社会科学，并且在很多制度设计上运用了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因此，每一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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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呢？我猜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社会科学，更谈不上好的社会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解和态度都紧跟苏联，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和传授具体的国家管理技巧（比如，政府如何定价，如何调配物资），甚至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1952年之后，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后，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因为这段惨痛历史，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以及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们现在的许多话语都凸显我们对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社会科学通常都被和“文史哲”、“法学”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文科都是相对比较笨的学生才学的东西。殊不知，社会科学与“文史哲”和法（理）学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又比如，绝大部分人甚至还都认为“哲学”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知道在很多时候，哲学不仅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还阻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再比如，政治学仍旧被放在“法学”大类之下，而大部分领导人还认为经济学才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最后，在许多人看来，社会科学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为鉴”。



而事实上，社会科学使用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基于系统性证据的基础上，研究所有社会事实（因此，不仅仅是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科学更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更不是哲学、法理学或者是意识形态。



更具体地说，社会科学遵循下面的一个基本特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都会问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只要不满足于这基本的要求的东西，都不是社会科学，至少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其次，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今天的中国，好的社会科学还是非常少的，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今天的中国，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空洞的呼吁、没有理论依据的预测、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似是而非、没有好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这些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更可怕的是，如今的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都还在大力支持许多只能产生垃圾的所谓研究项目。这些所谓的研究或是一味的歌功颂德，或者是一味的道德呼吁，全然不可能贡献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



最后，也有不少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似乎只满足于发表一些SSCI或者权威期刊文章，而几乎不关心他们所产生的文章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人民的福利。加上公知已经成为了贬义词，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就缺乏成为公知的动力。



中国目前缺乏第三类公知的后果之一是，绝大部分公知都只是批评既有的社会事实。批评固然重要，但批评并不能替代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但现实是，要想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批评，还更需要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国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家出生的公知。每一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是公知，因为他们应该拥有“忍不住的关怀”。



最后，那些已经成为公知，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知，也需要学习更多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公知不能只是停留在品味历史和长呼短叹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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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托翁不同，格氏写的是离我们更近的二战期间的战争与和平，更重要的是，他的笔下是荒谬的，托尔斯泰的“正能量”没有存在的机会。



同样是持不同政见作家，但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比写《古l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得更加出色。



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的感召力是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体制内外）都了如指掌。



作为一个曾经的体制内作家，他主动报名成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以“无情报道真情实况”著称，刊登他战地新闻报纸，总会被人一读再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再也读不下去。



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人。



《生活与命运》是一个全景式鸟瞰神目，一整个时代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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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宏篇。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

看这部书，我们会心有戚戚：



◎“哪里声称全善，哪里就会流血。

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善的种子。”



◎“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

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

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

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



◎“两个交战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相似体制之间的斗争。”

……



《耳语者》《娜塔莎之舞》作者费吉斯说：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

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

但最重要的是，

它迫使我们思考ji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

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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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3-14 15:5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11 00:09 编辑

查良敏其人
金庸有个堂妹，叫查良敏（1926—2009），嫁给了武进袁家，光绪朝翰林院编修袁励准的侄子袁行云，即琼瑶的舅父。查良敏为苏州拙政园园主查世倓的后人，其家上溯数代，均为官场中人。袁家同样，其祖上亦数代为官，所以查（良敏）家与袁家早在清代就都已定居北京了。查良敏与袁行云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两人相识于北京，在上世纪50年代结的婚。
当时，查良敏在东城区的私立崇实中学教书，担任数学老师，195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二十一中。袁先生原先是记者，后也在北京二十一中教高中语文。袁先生在文史学方面功底扎实，特别对文献学、目录学造诣更深，其所著《书目答问补正》是大学近代文史目录学课程的必修课本。袁先生因此也在197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破格招聘为副研究员。
良敏夫妇可谓绝配，袁先生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完全是一副典型的学者模样；而良敏直爽开朗，行事风风火火，其风格有点像居委会主任的样子。她对学生充满爱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她的课，学生们总是很开心，都把它当作一种享受，这在学校里是有口皆碑的。她就是与人吵起架来，也是格外有趣。记得有篇文章是这样写她的：有一次，查老师与一位同事吵架，那个同事说她：“你真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她立即回击：“你说得不对！不是好斗的公鸡，是好斗的母鸡！而且还不会下蛋！”说罢，咯咯咯咯，从喉咙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人家还在愤愤不平气不打一处来，她早已雨过天晴了。良敏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没什么藏着掖着，与她打交道，一点儿也不累。
良敏和丈夫袁先生与启功先生都是好朋友。一次袁先生得病，而启先生刚好从荣宝斋结到了1000元的一笔润笔费，启先生原封不动，让人捎给了良敏，叫袁先生安心养病。这个数，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交往当中，启先生特别讲究礼数，而良敏则是粗线条，大大咧咧的，所以常常弄得启先生哭笑不得，这也让夹在中间的袁先生十分尴尬。但所有这些，一点也不影响两家的友谊与往来。当时袁先生的《清人诗集叙录》出版时，启先生为之题写了书名。启先生还给良敏画过梅竹图，画上题了宋人的一首词，落了良敏的款，这幅画良敏一直把它挂在家中。
1988年，袁先生故世，他留下清末民初好多名人的信札和古籍。良敏在清理袁先生的遗物时，一股脑儿全转让给了中国书店。当时袁先生的故交门人因为规避觊觎先生收藏之嫌，都不便过问其事，所以也没人去劝阻良敏。而良敏她还是有带有点特别是经过“文革洗礼”后留下来的惯性思维与举动，丈夫去世后，留下文字之类的东西，怕招惹麻烦，想想反正自己与子女也都用不着，于是干脆一并处置了，省心省事的。这也符合良敏干净利索嗄嘣脆的行事风格。
2009年，良敏因患乳腺癌，经医治无效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享年84岁。良敏膝下有一女，叫袁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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捋一捋查良镛的笔名
在海宁查家的族谱上载有两位查良镛，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后来被人们叫作“金庸”的查良镛；另一位则是被这位金庸称之为堂兄的查良镛，前者出生于海宁，后者出生于北京。这位北京的查良镛，也是个斯文在兹的文化人，当年在铁路学院毕业，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较之于常人，他也算混得不错了，且因教子有方，膝下四子二女也都相当出色，后继有人。老先生曾不无得意地言之于人：京城几项（体育）赛事中，俩犬子都摘得了桂冠（拳术、航模）。只不过比起那位海宁的查良镛，就大为逊色了。对此，为兄者私底下也会有些许不适，因其名声被海宁的查良镛全覆盖了，但这又能怪谁呢？你这个查良镛的名字还是叫在先呢。看来，同样一个名字，之于不同的人，照样会有两种不同结局，这也说明一个人名字取得怎样，其实无关乎此人前程的。
顺着取名字这个话题，接下来不妨单说说这位叫做金庸的查良镛吧。查良镛生于海宁的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其幼承庭训，及长又接受了西式教育，踏上社会后凭着一支笔打拼，终而横扫天下，成了“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名星大咖。多年来查良镛他甘苦自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旁人见之眼花缭乱，自己则是成竹在胸。作为华界明星、香港巨富，其所凭者就是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无人可企及的奇迹！
查良镛之写作，多署笔名，偶而也用本名。但凡用本名者，都是一些严肃题材，都是作者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至于他在不同时期曾使用过众多的笔名，其签署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有所分工，各有用途的。比如：“金庸”专用于写武侠小说，“徐慧之”专用于写社评；“姚馥兰”是用来写影评、写剧本的；“乐宜”则用于翻译西人文章......等等。
接下来，就捋一捋查良镛曾使用过的那些笔名：
金庸，这是查良镛用得最多，也最为人熟知的一个笔名，其最初用于写武侠小说。1955年2月8日，查良镛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香港《新晚报》“天方夜谈”栏目连载，于是，便有“金庸”的名字了。本来，查良镛取此笔名时，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就是将名字中的“镛”字拆分两半而已。其后，因为武侠小说的成功创作使之誉享全球华人世界，最终人们甚至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了。而至今，“金庸”更是成为一个品牌了，当然这个结果也是查良镛自己始料不及的。但有趣的是，不管“金庸”这个名字叫得多么响亮，当你要叫他“金先生”，他是不会理会你的，你要叫他“查先生”。
查理，这是查良镛早期使用的一个笔名，他的一帮中学同学都熟知这个笔名。1941年9月4日，查良镛还在读高中期间，即以此笔名向《东南日报》投稿《一事能狂便少年》，这是他投给《东南日报》的第一篇文章，此文当时刊登在由陈向平任主编的“笔垒”副刊第874期上。同年12月7日，仍用“查理”的笔名又在“笔垒”副刊第954期上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凭着这两篇出色的文章，查良镛也与“笔垒”副刊的主编交上了朋友。1945年2月已从中央政治学校退学的查良镛在重庆自筹资金创办了《太平洋杂志》，当时还是用“查理”这个笔名。他在杂志上撰写了发刊词与编后记，同时还署查理的笔名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花年华》的第一章。1946年11月经陈向平推荐进入《东南日报》社后，其主持第一个栏目《信不信由你》时，也是用“查理”来署名的。
宜，1947年，查良镛在《东南日报》的副刊上主持《咪咪博客问》栏目，在首期的文章里他署名是“宜”，这是他小名“宜官”、“宜孙”的简称。后在“东南周末”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栏目里，他也署以“宜”的笔名。
白香光、香光，查良镛最早署名白香光，是用在1947年5月1日上海的《时与潮》副刊其中一篇《万能衣服》的译文上。1947年5月31日，查良镛还署名“香光辑译”，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至1950年9月4日，《大公报》刊登的《世界名导蒲多符金》，则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宜孙、徐宜孙，“宜孙”最早出现在1947年1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的一篇译文里。而“徐宜孙”，因为金庸母姓徐名禄，所以又有了“徐宜孙”的笔名，不过这个笔名，查良镛仅在《香港的自由贸易》一文中用过，此文发表于1948年9月13日的《大公报》。说到“宜孙”的笔名，不妨稍微展开一下，“宜孙”本来是查良镛的小名，他还有个小名叫“宜官”，“宜官”的读音与海宁当地话“二官”是完全相同的。而“二官”“三官”的称呼在浙北、苏南的农村实在太普遍了，“官”字放在小孩子的名字里，是一种美称，查良镛排行老二，小时候叫作“二官”，这是大概率的事。至于后来叫成“宜官”，那是一种文雅化的变称了。“宜孙”也是同样，查良镛的兄长查良铿的小名叫稚孙，那么其二弟就是“二孙”了，叫着叫着，为文雅一点，就换成“宜孙”了。
小渣、小喳、小查，这几个笔名，是查良镛于1948年到1949年在《大公报》期间，撰写一些小文章时所使用过的笔名。
乐宜，从1950年到1951年，查良镛在《新晚报》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撰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憾着世界》。又于1952年1月至6月，在该报以“乐宜”的署名，连载了由其翻译的英国记者写的《朝鲜血战内幕》。
温华篆，查良镛于1952年6月，以“温华篆”的笔名，在《新晚报》上发表了由其翻译的丹蒙·伦扬的三篇短篇小说
林欢，这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查良镛在给《长城画报》写特稿时即署名“林欢”，他在1950年曾以“林欢”为名写过十几个剧本，后来还以此笔名在《大公报》撰写各种影评与文艺批评。1956年10月，长城画报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也是用了“林欢”的署名。关于这个笔名，查良镛的第一任妻子杜冶芳在给其弟的信中透露，查良镛笔名“林欢”，“林”是因为查与杜两个字的部首都是木，“欢”是指他们婚后幸福快乐的生活。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的英文音译，这是查良镛在主持《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时
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查良镛以此笔名编剧本，写马经、剧本、戏曲小说等，当时的读者
对其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特别叫好。
林子畅，查良镛用“姚馥兰”笔名写了一段时间的影评后，于1952年8月22日起，换了“林子畅”的笔名继续撰写影评专栏。署此笔名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
萧子嘉，这是查良镛从《新晚报》重回《大公报》后开始使用的笔名，第一篇文章是1953年4月28日，在“每日影谈”中发表的《蜡像院魔王》。自此，查良镛以这个笔名写影评，一直到本年年底。
姚嘉衣，是继萧子嘉后撰写影评时使用的笔名。第一篇文章是1954年2月7日写的《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畅，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   
子畅，用在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最后一期上。时在1954年10月20日
徐慧之，这个笔名专用于《明窗小札》专栏，查良镛自1962年12月1日起，至1968年10月30日止，在此专栏中以“徐慧之”为笔名，撰文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前后有六年时间，其文章几乎每日一篇。
黄爱华，是查良镛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与《明报月刊》所用笔名。用此笔名，查良镛一开始还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而后，又不小心把自己暴露出来了。查良镛用此笔名把爱表达得很直白，其所表达的就是对中华之爱。
华小民，这是查良镛于1962年6月到7月，在《民报》“自由谈”副刊上发表几则随笔时所署的笔名。后于1966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发表的《随笔读史五则》时也署了这个笔名。所谓的“华小民”，这是查良镛自己的一种谦称。
另外，查良镛在学生时代，还用过一个叫“冷莹”的笔名，在他初中毕业那年，他曾以此署名，写了一首诗：“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见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当时，这首诗送给了即将分别的同学。
查良镛还有一些文章署名“良镛”“镛”，现在好多人将“良镛”与“镛”当作查良镛的笔名讲，对此笔者并不苟同。“良镛”与“镛”无疑是查良镛的简称，仍属于本名。查良镛用简称署其文章，显示了他的一种自信，他深知自己即使用了简称，读者也会知道这是他查良镛写的。你说不是吗？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赵跃利的《金庸笔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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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金庸读博
几年前，网上曾晒出了一张金庸的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证书。证书上显示：“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准予毕业。”证书上还赫然加盖了北京大学的公章与王恩哥校长的签名章。看来这毕业证书不会是假的，那么金庸有没有拿到这张毕业证书呢？
早先，据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透露，金庸从2009年起在北大读博，师从中文系的袁行霈教授。其实这个信息早在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就曾向媒体披露过：“金庸准备明年读完剑桥博士，再接着念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现在网上亮出这张毕业证书，进一步证明了金庸在北大读博确有其事，且“准予毕业”了。于是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招来一片哗然：金庸是怎样修满规定学分的？金庸是怎么去北大听课的？金庸是如何完成论文答辩的？对此，本文不作猜测与讨论，那些都是校方的事。这里只是为金庸老先生的这种为求学问，放下身段的谦恭姿态点赞！对老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追求上进、永不满足的宝贵精神鼓掌！
要说金庸到北大读博，师从袁行霈，说来也是一种机缘巧合。袁行霈为北大资深教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而他的社会职务含金量更高，他是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届全国、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特别这个中央文史馆，可是全国名流耆宿汇集之地，这个馆长也不是上面随便指定一个人就能去担当的。从首任馆长，毛泽东的恩师符定一，到 接下来的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哪个不是如雷贯耳的学界大佬！袁行霈是接启功班的，为第七任馆长。看来北大接受金庸读博，为他指定老师方面确实也是动了点脑筋，下了番功夫的。作为老师的袁行霈除了比当学生的金庸在年龄上小了一折外，别的方面，无论在声望、资历、学识等方面应该说都是很般配的。袁行霈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二伯父袁励准，是前清的翰林，曾为溥仪的老师。袁励准的儿子袁行云，即袁行霈的堂兄也是个搞学问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袁行云的妻子查良敏，是位中学教师，浙江海宁人，她是金庸的堂妹。以此说来，袁行霈就是金庸堂妹的小叔子，或者说，金庸是袁行霈嫂子的堂兄弟。这可不是什么八卦，那是实实在在的一门亲戚。至于北大当时在为金庸指定袁行霈当老师时，是否了解到这层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退一步说，即便校方事先有所了解，也是考虑到可以拉近双方在认知上的距离，以便于相互间教与学，而决不因为这层关系，便可以让金庸轻松地拿到北大的博士学位。倘若如此，海峡对岸的琼瑶女士不也可以过来拿个博士学位了？琼瑶的外公袁励衡那是袁行霈的三伯父呀。
当时的金庸在向北大报名，提出申请后，于2009年9月通过了考核，成了北大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为此，学校也将原先针对年轻学子所制度的读博规定，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地作一些变通与调整，以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为金庸确定了四年的学制，按这个计划，金庸应在2013年7月毕业。但在此期间，因年事已高，特别自2011年后，金庸身体趋弱，已开始大幅度取消各种社会性活动，最终对于读博一事也无法按原定的学习计划执行了。也就是说，北大为金庸准备的博士毕业文凭（如网上所晒），最终由于金庸不能如期完成学习计划，还是没有拿到。
本来，若金庸老先生身体允许，最终能在九秩高龄拿到博士毕业证书的话，想必会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同样也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当然也可以了却老先生的一个心愿，但对于已活到随缘境界早已光环遍身的老先生来说，既成，则多多益善，不遂，也不差这个香馍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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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离家十年纪实（修改稿）
（1937-1946）
一九三七年十四岁（虚岁、下同）
一月，在家度过了升入中学后的第一个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
二月，开学，去嘉兴，就读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课程）。
在学校，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其时俞芳先生教代数，俞师“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
在初一两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
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时，给同学高炳生赠诗以作留念，其曰：
“白云孤飞，
青鸟去兮春寂寞，
落花倚垂晖，
愿得故人绕笔香，
留作长相思！”
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九月，度过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接学校通知，告之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
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当时，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城内小西门天宫牌楼的学校里，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
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学校的批准。
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嘉中一百多名师生编队编组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
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十八日，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对岸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禁不住战乱的惊吓与迁移的劳顿，不幸故世。
十一月十九日，嘉兴沦陷。
十一月二十六日，嘉中师生行走水路到临安的青山镇，然后以每天三十多里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学校借县立潜州中心小学开课，但在刚安顿好，上课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县的碧湖镇。
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县全境沦陷。
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拿出了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

























一九三八年十五岁
元旦，仍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了三天。
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县碧湖镇。
其时，因省教育厅迁到了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于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
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母病，欲返回平湖探望。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封锁线，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然后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父亲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多天，看回乡无望，只得重返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
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日寇伤亡数百人，为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
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
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至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
九月，查良镛与原班上的同学从青训团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经评定，享受甲种救济待遇。
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一致通过。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
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
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的查良镛家人，在父亲查枢卿带领下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家时只剩下五人，还带回了两具棺材（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

一九三九年十六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初中三年级。
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
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
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
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欲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的笔名，赠诗一首，曰：
“一席言把心深许，
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
而今乍觉别离滋味，
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
怎禁得真个分离？
须知不见须相见，
一日甚三秋天气。
使君才气卷波澜，
共把离情细诉，
他日相遇知何处？
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
其时，同学余兆文将报考衢州中学高中部，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遂以作文薄一本赠送余兆文，以作留念。
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入高一乙班。
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篇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文章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


一九四O年十七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高中一年级。
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由广州南光书店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为此，先后印行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由此也赚到了不少钱。
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为此沈乃昌通过省教厅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
暑期，已被联高劝退从而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查良镛语）”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提出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的批准。
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参加了转学插班考试，顺利地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
随后，回碧湖取行李并与联高的同学们告别。离别时，同学马胡蓥赠给查良镛一本1939年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为此查良镛，在辞典首页上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
九月，在衢州的静岩就读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班上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
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一九四一年十八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二年级。
时在班会上，被推选为班长。
五月中旬，日寇进行细菌战，衢州鼠疫大流行，同学毛良楷染鼠疫身亡，同学们见此，纷纷退避，查良镛义不容辞，出面为毛良楷同学送行，料理其后事。
七月，查良镛应余兆文邀，带着几位同学去遂安叶村余兆文家度暑假。
九月四日，针对一些老师随意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学藉的现象，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以查理的笔名，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
九月，升入高三年级。
十月十日，学校举行的双十节文艺会演，由查良镛自编自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在石梁街广场演出，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致称赞剧中的演员发音正确流利。
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弟良钺生。
    初冬，因家里无力置办棉衣，查良镛穿着单衣过冬，同学斯杭生见此，即赠驼绒长袍一件，过后斯又给查良镛送去了一件棉大衣。对此，查良镛念着这份同学情谊，一直过了五十多年，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绨袍之惠，永世难忘”。
十一月十五日，衢中训育主任杨筠青干涉学生自治会召开的要求学校查办办事员傅某经管学校消费合作社进行贪污一事的学生大会，由此引起了激烈冲突。又因杨筠青宣布开除以江文焕为首的八名学生的学籍，进而导致学潮发生。第二天衢州警备司令部派兵进驻学校，学校停课两周。查良镛因参与此次学潮，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后因校长陈博文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开除的处分。
十二月七日，以查理的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再次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在文中，查良镛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李清照用这种顾影自怜、充满愁思的词句来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的通病，在今天不值得提倡。因“查理”的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对作者的注意。
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同学王浩然被推为衢中代表参赛，因王浩然对参赛事犹豫不决，查良镛特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
寒假，应王浩然约，到柯城航埠乡王浩然家小住。
是年，兄长良铿娶同邑的曹圣因，在家中举办了婚礼。此时查良镛身在衢州，无法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


一九四二年十九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三年级。
春，衢高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时报社所在地就在金华）赶到学生驻地寻找“查理”——查良镛，两人就此初次相见。
四月，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中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处郊外静岩的衢中也不得安宁，为防敌机轰炸，各班学生都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
五月，日军攻陷金华、兰溪，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衢中向山区转移，高三班则提前毕业。
查良镛在毕业班的三十三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
同月，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查良镛在江山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为此写下了六千多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阐述了对友谊的看法，此文随后（九月）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
六月七日，衢州沦陷。
毕业离校后，与江文焕、王文浩等七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到大后方去读书，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当时，八位同学（查良镛、江文焕、王文浩、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集中在王浩然家中，仅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怀揣着学校开具的流亡学生证明一同踏上了西行之路。出发当天先步行六十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了四十里地到新塘边，然后搭上火车到了江西的贵溪。车行至贵溪，正遇暴雨，洪水冲毁了路基，且又听说再往西也走不了，南昌已沦陷。于是，八人商议决定：下车转而南行，走山路，免与日本兵相遇。八人南行过了资溪，刚到达南丰，江、王、黄三人所带的钱已用完，此时八人再作商议：将分头行进，各自设法投亲靠友，争取到重庆汇合。于是，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继续向南拟去赣州，查良镛、王文浩、朱卿雲则北上转而西行，将去长沙。
刚从南丰北上至南城，查良镛忽得病，遂留南城，寄住于三青团南城分团团部以养病。二个多月后，至九月初方病愈，始离南城。但此时已延误了当年的高考时间，故又决定折向南行，准备先到两广后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九月八日，到达赣州。
九月十五日，到达广东韶关，即日到广东省教育厅登记，请求政府救济并填报了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志愿。时生活费用仅靠中央赈济会第九赈济会所发有限的救济金以维持。
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过程中，于九月十八日，与王浩然、朱卿雲三人到达广西桂林。时在桂林街头遇见了联高的同学俞杨根等人，异乡相见昔日同窗，在战乱流离中倍感亲切。
九月二十一日，与俞杨根等人参加了当地青年会召开的会友大会，在会上有几位联高同学因不堪遭受欺侮，与青年会干事及其同伙发生了争斗。会后观看了由青年会招待的“银翼春秋”的电影。
九月二十四日，数位同学在异乡桂林过了一个俭朴而伤感的中秋节。那天赏月时，与俞杨根分食了一个小小的月饼。
十月一日，向教育部发函，请求分发至国立大学（中大、联大、复旦）试读。
十月五日，又联系广东省教育厅，办理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试读的相关手续，填写了登记表。
十月七日，再次发函教育部高教司，请求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并在函件中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处：广西桂林环湖路八号。
十一月十一日，广东省教育厅发电文致教育部，转呈查良镛等人的试读申请表格。
因等待教育部回复不及，更无法知道教育部能否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教育部一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回复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分发查良镛至国立中山大学试读），而俞杨根他们也已进入了当地的私立汉民中学就读，便与王浩然、朱卿雲离开桂林，乘汽车到了韶关，再从韶关搭粤汉铁路火车北上。至衡阳，三人盘缠告罄。查良镛只得与王浩然、朱卿雲分手，相约重庆再见。于是，独自一人到湘西的泸溪，去找自己的一位岳阳籍王姓同学的哥哥，以寻求其帮助。
冬，几乎身无分文的查良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泸溪县的浦市镇，在浦市的乡下，一个叫麻溪口村子附近的湖光农场找到了同学的哥哥王侃，遂在王侃所办的湖光农场，谋了个农场主任的职位，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一九四三年二十岁
在泸溪浦市。
上半年，就在湖光农场，协助农场主王侃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培育油桐树苗，随后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农场期间，查良镛在完成王侃交待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并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
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当年的高考。
抵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等会合。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而余兆文也在就读了浙大龙泉分校一个学期后，辗转来到重庆，与查良镛等会上了面，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
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再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
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又报名拟考中央大学。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
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
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
八月一日至三日，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
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
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随后在西南联大公布的录取名单中，被录取在文学院。
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在外交系。
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可以免费的国立政治学校就读。此时就读于国立政治学校的还有王浩然，而余兆文如愿进了中央大学，江文焕克服困难，坚持去了西南联大，程正迦则考进了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一九四四年二十一岁
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
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叫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讲课，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给同学们作“同步翻译”。
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
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时就读于中央大学）都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里会面，重聚师生情谊。
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了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
    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
九月，升入大二。
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
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后，党藉当然也保不住了）。
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曾与查良镛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正好有很多空闲时间的查良镛接受提议,遂开始着手筹备。
是年,妹良敏生。





一九四五年二十二岁
在重庆中央图书馆。
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
《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随即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再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给予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
五月初，泸溪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此时王侃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王侃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还有二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王侃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
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启程去了湘西泸溪。
在再次来到浦市湖光农场后的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农场附近的村寨，与当地老百姓友好交往，并交上了几位农民朋友。当时，曾亲眼目睹了一位覃姓的农民朋友，由于染上天花，家人死亡，恋人分离，因病致贫，从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好把式转瞬间变成一个垂死之人的过程而深受震动。而在浦市的工作生活期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则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深造的查良镛因身居湘西，便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
此时，已旌心摇动的查良镛、余兆文仍旧留在农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袁花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进行了翻建。
是年底，大妹良琇嫁于时任海宁县袁花区区长的吴志远。






















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
在泸溪浦市。
开年后，查良镛即向农场主王侃提出辞去农场的工作，王侃再三挽留。至初夏，王侃见查良镛去意已决，便送上一笔钱，算是给查良镛的酬谢。
六月，查良镛带着好友余兆文离开了农场，查良镛径直回家，余兆文则去了南京,到中央大学办理了复学手续，重新进了大学。
时隔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子相见，父亲对儿子在外多年的闯荡所得最终的结果，不甚满意。对其往后的日子，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去上海，在书店里买到了汤因比所著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节本)。得此书后，查良镛废寝忘食地诵读，心中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如能受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从此，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伴随了查良镛的一生，使之生命中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
暑期，在杭州阮毅成（族太叔祖公查猛济的挚友）家任家庭老师。
十月，《献给投考初中者》“胜利后增订一版”。
下半年，发信给早已回到杭州的陈向平，请求其介绍进《东南日报》社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经陈向平推荐，被杭州《东南日报》招为外勤记者。进报社后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收听英文广播，随手编译成国际新闻稿。由此，查良镛正式进入了新闻出版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署名查理，主持“信不信由你”栏目。
十二月五日，署名查良镛，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译作《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斯蒂特原作）。
十二月六日，在《东南日报》青年版发表做外勤记者后的第一篇访问记——《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
进报社不久，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去浙江大学读研，但浙大的校规不容许半工半读，而查良镛此时因经济条件所限，又无法辞去工作，故只得放弃。其读研最终虽没如愿，但当时校长竺可桢的一番话则让查良镛一直铭记在心：“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到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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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遥是杀死银叶先生的凶手？
原创 华伊云 一梦如是观 2021-12-13 07:28
金庸小说中不为人知的粗节
谁是杀死银叶先生的凶手？
图片

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一对夫妇都很奇特，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后来金花婆婆扣回了紫衫龙王的帽子，算是有始有终，韩千叶却在独闯光明顶后，再无英雄事迹，就这么默默死了。

金花婆婆怪罪于胡青牛的“见死不救”，却没见她去找真正的凶手报仇，那真凶究竟是谁呢？书中也只借胡青牛之口一笔带过：“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哑巴头陀所为”。 (三联版)

蒙古人手下、西域、哑巴、头陀，如此鲜明的特征，凶手必是范遥无疑了。

动机也很容易猜到，范遥一直喜欢黛绮丝，黛绮丝嫁给韩千叶后，范遥恼羞成怒，便易容改装，将其毒死。

谢逊也曾这样评价范遥“俊貌玉面甘毁伤”的行径：“范兄此举，苦心孤诣，大有功于本教，实非常人所能。唉，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激啊。”

不然何以解释金花银叶夫妇都中了毒，“老岛主无药可治，但尚有数年之命；老夫人却中毒不深，可凭本身内力自疗”？那自然是因为范遥舍不得杀心头之爱、只要韩千叶一人之命的缘故。

但在最初的连载版中，下毒的却另有其人，而且来头十分响亮：“我一问起下毒之人，知道是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所为”（旧版），西域白驼派，那自然是西毒欧阳锋一脉的后人了，可见在作者初始的设定中，《倚天屠龙记》作为“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仍有意延续前两部中“五绝”的体系。（没过多久，南帝一脉的后人朱长龄武烈就出场了）

那这位“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究竟是谁呢？后文却再也没有提及，埋下的伏笔成了闲笔，到了修订版中，金庸灵光一闪，索性将犯罪嫌疑人指向范遥，如此一来，也和范遥单恋黛绮丝的剧情联系上了。

但单单只改了这一段，书中再也其他剧情与此呼应，范遥既早知金花婆婆就是紫衫龙王，为何一直不提？黛绮丝又为何不找范遥报仇？以范遥的性格，是否真的会做这种事？如果要把这个分支补齐，《倚天屠龙记》势必要大大增写，甚至可能由四本扩充为五本，那么伤筋动骨不说，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于是到了新修版中，金庸快刀斩乱麻，让胡青牛旁述出了凶手三世：“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老番僧所为”，范遥由此洗脱嫌疑，和韩千叶之死再无关联。

至于那个西域老番僧究竟是谁，为何毒死韩千叶，那又是和《倚天屠龙记》无关的另一个故事了。

（节选自《金庸小说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粗节》，201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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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廖冰兄与“文本再生”



       我是广州人，廖冰兄于我是“近在咫尺”的人物，其人其画想必已过眼了无数次，但却未曾细探究竟，殊不足以知其人。近阅李怀宇新刊的《如是我闻》一书，笔底知人论世，始明白廖公的了不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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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冰兄的漫画，一言以蔽之，是“有思想的漫画”。我曾说金庸是“从故事中见史识”，那么，廖公是当得起“从漫画中见政论”的。不过，具体评价廖冰兄的人与画，非我所能，在此只想讨论一个有关其漫画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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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公平生之作，最有名的应是两幅：首先是1979年的《自嘲》，其次是1946年的《枭暴》（《猫国春秋》系列之一）。《枭暴》的创意并不复杂：背景是黎明时分的黑夜，主体是一只猫头鹰咬住一只公鸡的嘴，不许它啼叫。在四十年代的语境里，这自是针对国民党专政的，尤其控诉其对言论的钳制。而三十多年后，廖冰兄又重绘了此画，改题《禁鸣》。又是针对什么呢？他自己有回忆：“‘文革’期间，林彪、猫头鹰把光明的人民中国推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深渊，张志新痛斥其恶行，惨遭割喉枪杀，1979年我重绘此画，悼念这位为保护光明而献身的猛士……”

   从《枭暴》到《禁鸣》，其实是廖冰兄画史上的有名掌故了，论者已多，自不待我来揭示。只是我在读怀宇兄的书时，却联想起陈寅恪的诗来。

       陈先生在1947年写过一首《丁亥春日清华园作》，诗是这样的：“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长是最高楼。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诗的内涵，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已有详细讨论，简单说，是感叹当日北京的政治学术气象，重点在中间两联，尤其是“稾街长是最高楼”一句。“稾街”，是汉代长安城里异国使者集中居住之地，“最高楼”，比拟最高权力，这句的意思是说，外国势力成了中国领土上的主宰。这自然是针对当时霸道的美国人来说的。

到了1951年，陈先生又有一首《改旧句寄北》，其实就是将《丁亥春日清华园作》稍稍改了一下，全诗如下：“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翻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回首卅年眠食地，糢糊残梦上心头。”字句与前作大同小异，主要是将“重来”改为“相望”，将“念年”（即廿年）改为“卅年”。诗题特别说明是“寄北”，即寄给北方友朋，但为何要修改“易代”之前的旧作寄给朋友看呢？重点还是在“稾街翻是最高楼”一句。这个时候，江山已然变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司徒雷登已经“别了”；然而，“老大哥”却又来了，新政府向苏联“一边倒”，大江南北都成了“北国风光”。美去俄来，而“稾街”仍在，“稾街”也仍是“最高楼”，如此，从用典和修辞的立场，陈寅恪的旧作依然切中时弊，其讽刺依然有效。这就是他故意不写新作而翻新旧作的缘故。

       陈寅恪是写诗，廖冰兄是作画，但他们重新处理自己作品的方式不是如出一辙吗？从《丁亥春日清华园作》到《改旧句寄北》，从《暴枭》到《禁鸣》，就作品本身来说，这是“一鸡两吃”，是“自我抄袭”，是“文本再生”；但就作品的寄托来说，这是“一个作品，两种表述”，见证了政治黑暗的轮回，见证了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又是何等的意味深长啊！

       从陈寅恪、廖冰兄这里，我的思绪又飘荡到了郭沫若、吴晗那里。

       以前我写过一篇《秦始皇与明太祖》，讨论了两个学术公案：郭沫若1935年的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1942年的历史剧《高渐离》，1943年的论文《〈吕氏春秋〉与秦代政治》（后改题《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对于秦皇都是严厉鞭挞的，但到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1961年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却又替秦皇翻案了；吴晗1943年初版的《明太祖》、1948年改写的《朱元璋传》，都是大力斥责朱元璋的，但到了1964年的新版《朱元璋传》，评价就成了功大于过。何以他们都不惜自己“打脸”呢？原来，他们在四十年代猛批秦皇明祖，都是刻意影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语境逆转，台下的成了台上的，老蒋已龟缩孤岛，谁当得起是现世的秦皇明祖呢？加之毛泽东个人对秦、明二帝都不乏认同感，郭、吴也就不得不修改旧作，以迎合新的政治语境了。

      现在想来，从文本立场，从文本修改的立场，郭沫若、吴晗与陈寅恪、廖冰兄恰相对立，形成了一个“文化名人对照记”。

       无论陈寅恪的诗，廖冰兄的画，郭沫若的小说、剧本和论文，还是吴晗的传记，都是生成于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本，其原来的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的。那么，待到江山易手之后，政情人事改弦易辙，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里，旧文本又体现出何种意味呢？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旧文本仍然切中现实，只是不合时宜了！而这一点，他们全都明白，区别在于：在陈、廖来说，重要的是旧文本仍然切中现实，所以他们采取了“文本再生”的处理方式，即利用了旧文本来影射新现实；反之，在郭、吴来说，重要的是旧文本已不合时宜，所以他们采取了“文本阉割”的处理方式，即删改了旧文本以避免影射新现实。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文本处理方式，反差实在强烈：一边是不改初心，一边是挥刀自宫，一边是刺世，一边是阿世，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显然是高下立见的。

       ——关于郭沫若，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文本再生”事件，准确地说，是“文本被再生”事件：“文革”乍起时，香港《明报月刊》曾重新发表《秦始皇将死》那篇小说，且特意加了按语：“这是郭沫若在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旧作。中共将来如果清算郭沫若，很可以拿来作为他的罪证。”郭的小说本是针对“国民政府”领袖的，放到此时此刻，显然就是针对“人民政府”领袖了。这是替郭沫若做了他最害怕做的事，或者说，让郭沫若被动地做了陈寅恪、廖冰兄，让《秦始皇将死》也像《改旧句寄北》和《禁鸣》一样指向新的政治现实。说起来，这一招文本的“乾坤大挪移”，倒是很符合当今互联网时代的作风呢。只是不知道，当时郭老他知不知道呢？

       以上是我读李怀宇《如是我闻》后的一点“浮想”，春色满园，仅采其一枝而已。

       关于怀宇兄此书，最后且略说几句。照我的体会，写文化人物，若只依赖既有的文献，自不免炒冷饭，但只依赖一时接触的闻见，又不免单薄，而怀宇则兼取二者，既招唤出文献中的“沉魄浮魂”，又融入个人的“亲承謦欬”，我以为在写法上是很可取的。在体例上，还是一贯的以人为纲，篇幅并不太长，却能将人物的生平和风貌大体勾勒出来，并点缀有意味或有趣味的细节，深者可得其深，浅者可得其浅，确是相当出色的人物印象记。这只是他的“作品集”之一，后续还有多种，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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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跳崖”
2021
11/20
23:57
卓晖说书
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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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拜读刘国重老师的一篇文章，《武侠小说必须看——钱钟书爱好金庸小说》，其中提到，“否定金庸小说的，多是小学者。像金克木、程千帆、余英时、许倬云这样的大学者，却往往给予金庸小说很高的评价。”

于是想起很多年前，在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一位专家点评金庸，依稀记得八个字“跳崖不死，岳父必邪”。


岳父必邪，这一指控必定站不住脚。

除了郭靖、令狐冲之外，胡斐的岳父是大侠苗人凤；狄云的岳父是“南四奇”之一水岱；萧峰的岳父(如果非要算的话)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韦小宝的岳父有七个，方怡、曾柔、苏荃、建宁、双儿的爹是谁，不知道，但阿珂的父亲是李自成，小郡主的父亲是沐天波……何邪之有？

跳崖不死，倒可以说道说道。

这一质问，或者换成另一种表述也很恰当：当人物陷于难以逃脱的困境时，突然发生意外、牵强的事件，为之解围，造成情节逆转。即所谓“机械降神”。

机械降神，其实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许多评论家视之为“拙劣”。但手法之为手法，关键在于运用，何必刻意拘执？

武侠小说中，跳崖是个常见的元素，很多作者运用，以致流于俗滥。然而，这不代表金庸用了就一定流俗。


张无忌被朱长龄、武烈等人追击，宁死不肯出卖谢逊，毫不犹豫跃入万丈深渊。

为何没有死？只因朱长龄不愿失去唯一觅得屠龙刀的“机缘”，伸手抓住无忌，与他一起坠下。施展武功，攀住了一株松树。

朱长龄的利令智昏，这一段表现得入木三分。

尤其是救下无忌之后，还对他假惺惺地笑语安慰；发现返回峰顶无望，顷刻间凶相毕露。活脱脱一条“变色龙”。

一意拘泥于张无忌“跳崖不死”，就是败笔，进而无视对厚颜小人神形兼备的刻画，岂非买椟还珠？

小龙女跳下绝情谷，留下款款致语，让杨过等她十六年。这牺牲自己，挽回爱人生命的伟大举动，却被评论为“没有死不合理”。

即使谷底有寒潭，小龙女、杨过、郭襄从百丈高崖跃下来，就算掉进水中，人的身体也不可能承受巨大的冲击力，三人不死，不科学。


六脉神剑科学吗？为什么不直斥人的手指不可能发射剑气？哦，这属于金庸的奇思妙想。

与此类比，跳绝情谷，就成了异想天开？

武侠小说本来云谲波诡，奇变迭起，为什么就不能让任由作者的想象力，出色地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呢？

我不能分辨这是钻牛角尖，还是为了批判而批判。

莫里哀的《伪君子》，达尔杜弗陷害奥尔贡，告他的御状，一心霸占他全部家产。最后，国王明察秋毫，把达尔杜弗逮捕，免除了奥尔贡的灾难。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奥利弗受赛克斯挟迫去盗窃梅丽夫人的家，被仆人用枪击中，赛克斯误以为他死了，一逃了之，奥利弗因此逃出生天。

戈尔丁的《蝇王》，拉尔夫走投无路，却意外地被海军军官所救……

这些例子，都可以算作“机械降神”，运用了相似的手法，但无损这些作品成为经典流传。

莫里哀们用了，是杰作。金庸用了，就是失败？

或者，批评者们并没有发现《伪君子》《雾都孤儿》《蝇王》的种种“败笔”。

可能他们买的都是盗版书吧，恰好没有这些文字。

就像他们曾经买过七册的《天龙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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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轰动武林的“龙雕之战”：《沉剑飞龙记》为何最终打不过《射雕英雄传》？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2021-10-1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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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还《沉剑飞龙记》





最近读完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追读此书，不是因为张梦还，而是因为金庸，一直想看看能和所向披靡的《射雕英雄传》打擂的《沉剑飞龙记》到底实力如何？



《射雕英雄传》对于金庸具有升级意义，如果说之前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证明金庸是绝顶高手，那么《射雕英雄传》真正奠定金庸的宗师地位，既高且无法撼动。可以说，《射雕英雄传》当年能让同期的武侠小说黯然失色，稍有还手之力的就是这部《沉剑飞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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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射雕英雄传》



我们先看看《沉剑飞龙记》讲了什么故事。



《沉剑飞龙记》有23回（开头有楔子），故事时代设定在明朝，靖难之役后，方孝孺被诛十族，其子方继祖存活下来，在南海盘踞，成为南海岛主，伺机复仇，吴璧吴璞兄弟作为部下，劝岛主只可选择孤悬海外，不能有入主之心，不然容易被天下人误解为反叛。因此和岛主产生误会，双方出手，岛主出手狠辣，吴氏兄弟自保之间失手杀死岛主。



后来身怀六甲的岛主夫人林咏秋带着女儿前来复仇，受了重伤，生下一子后身亡，恰好被出游的昆仑派高人丹阳子碰见，将其子女收为弟子，一个叫方灵洁，一个叫方龙竹。这是故事起因，整部书就围绕方氏姐弟的复仇而展开。



吴氏兄弟后来居住在苗疆碧云庄，在江湖上口碑极好，每年过生日都有各路豪杰前来拜寿。楔子过后，就是十几年后，方氏姐弟都已长大，到了能够下山复仇的年纪，复仇和碧云庄的生日宴正好碰在一起，有来自中原、西域的众多武林高手在场，免不了多场恶战。而且，恶战不会一次解决，双方互有伤败，然后邀请更厉害的高手出场，让故事不断升级，最后安排了一场泰山大会，让武林高手齐聚一堂，了解方家和吴家的冤仇。



而此书之所以有“沉剑飞龙”，到结尾才扣题，泰山大会并没有预期中的酣畅恶战，两三场打斗之后，方氏姐弟万念俱灰，手中的天龙宝剑掉落山谷，谷中即有飞龙升起，龙背上乘坐着已经仙逝的方家和吴家之人，原来亡人已经和解，生者何必纠缠，至此，冤仇已解，故事结束。



《沉剑飞龙记》有极深的旧派武侠小说印记，尤其和《蜀山剑侠传》很相似，张梦还如果续写还珠楼主，应可以假乱真。



《沉剑飞龙记》主要写苗疆，和蜀山对应，都有名山大川、珍奇异兽，到结尾有飞龙升天，武侠小说差点成了仙侠小说。《沉剑飞龙记》在武侠小说的流变中“承上”极好，几乎复刻了《蜀山剑侠传》的所有长处，也避免了旧派小说冗长无结尾、想象力恣睢但设定不严谨的问题，在龙鱼混杂的武侠小说圈，绝对是高手序列。



另一个方面，《沉剑飞龙记》的缺点也很明显，守正有余，创新不足，尤其在新派武侠小说蓬勃起步的黄金时代，《沉剑飞龙记》的“旧”更加刺目。



新派武侠小说以人物和故事的连贯递进为王牌，人物得有辨识度并且要成长，才能立得住、被记得住，故事曲折且一波高过一波，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和猎奇。



《蜀山剑侠传》等旧派小说，不怎么注重人物塑造，主人公不确定，随时会冒出一个人物，故事的走向多变，还不像《水浒传》那样，一个好汉引出另一个好汉，后来安排好汉集结排座次，人物会汇聚，故事线索会拧成一股。而且写这个人物时，就要把这个人写活，不会将主体人物当成工具人，绝不千人一面。



《沉剑飞龙记》在人物塑造方面是失败的，无论是刚出道的少年高手，还是深山修炼的前辈名宿，几乎都是一个词库和套路。



武当派、昆仑派、峨眉派、泰山派、华山派出场的人物不算少，名字各有不同，面目和腔调并无差异，包括着墨比较多的昆仑派徐霜眉和峨眉派吕曼音也差别不大，似乎要设定为内敛和张扬两个类型，但都是武功高强、对白嚣张的描写，看不出有何分别。稍微有点个性的小侠甘明戏份太少，本来带着主角相，忽然就离线，再次上线时原来的个性荡然无存、泯然众人。至于稍微有些戏份的金叶丐、俞一清等，也是忙着当故事工具人，上线只是为了推动故事发展，塑造乏力，并不鲜活。



单从人物方面对比《射雕英雄传》，《沉剑飞龙记》落了下乘。



这是说“侠”，再说“武”。



《沉剑飞龙记》对武功的设定算是用心，走的是道家修炼路数，内功加招数，内功以先天罡气为主，偏刚硬路线，连女侠都极为刚猛，招数的名目不多，特色不显。像是受《封神演义》影响很大，都是进山拜师，可以速成，一两年就可以练成武林高手，练功过程三言两语，成效倒是惊人，一下山就可以吊打前辈高人，连不到十岁的小孩子都身怀绝世武功，调皮捣蛋之间就能撂倒一个江湖好手。



可以说，武功高低完全取决于门派，只要是进到昆仑、武当、峨眉等一流门派，就有了高强保证，必定是高手无疑，颇有点唯文凭论的意思。



人物没有成长过程，武功也没有增进过程，所以故事的推进全靠新人物的出场，故事往前一步，又自动离线。



如此，阅读过程中无法畅快和深思，始终感觉和小说隔着一层，不像《射雕英雄传》能让人沉浸其中，跟着人物成长和故事递进而调动情绪，读者会被小说牵着走，“龙雕之战”的裁判是读者，能牵动读者的作品便是赢家，结果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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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看了康熙王朝，有何评价？
2021-11-05 09:56 大猫论史事
春桥官至正国级，他走出秦城后，说：康熙王朝真是荒唐！



1998年1月，他获准保外就医。走出了秦城。这一年，他81岁。

走出秦城后，他与妻子文静来到了无锡市江阴（县级市）定居。

他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般情况下，他不出大门，也不见外人。

在晚年时期，他喜欢看电视剧。特别是历史类、古装武侠类电视剧。

有一次，他看了《笑傲江湖》后，给女儿张维维写信：“令狐冲小小年纪，就得到了华山风清扬真传，就能够称霸武林。还有各种奇怪的武功，嵩山派掌门左冷禅会发冷气（寒冰真气），任我行会吸对方的真气（吸星），东方不败会葵花宝典，可以称霸。”


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热播时，他几乎每天剧。

看完《康熙王朝》后，他给女儿维维写信：“看《康熙》时，总要听到那一句话，真想再活五百年！康熙真活五百年的话，我们现在还要向这位皇上下跪呢。真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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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读书：《佘大钟：<张春桥狱中家书>都写了什么？》
佘大钟 天涯杂志 2015-07-24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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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布时间：2015-07-17 作者:佘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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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猫头鹰”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7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春桥狱中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函装手迹版(函装手迹版附简体文字版，简体文字版单行本即将面世)，首次披露有关张春桥的一手资料。

《家书》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神秘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丝丝缕缕，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数次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披露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得以走进这位被刻板化乃至“妖魔化”的历史人物，看到作为父亲、丈夫、长辈、囚犯、病人、毛泽东的晚年知音和追随者、马列主义者等多种面貌的张春桥，也为理解文革和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角。



《家书》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样评价：“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张春桥是文革时期党内左翼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他的狱中家书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也为理解中国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命运提供了思想线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感叹：“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中国当代史家卜伟华等均有中肯评论。

　　《家书》由书籍装帧设计家何浩设计。函装手迹版以全彩印呈现书信原貌，文字版则以印刷字体排版，附访谈及注释。整体书籍的设计制作精良而节制，体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中正态度，也反应出版社在电子书时代对实体书持久存在价值的理解。何浩在设计手记中说：“ 文字版偏重信息阅读……而手迹版则偏重对文献实物的体味，用纸张、字迹把读者带入真实的、可触摸的情境中……这部书的封面字体和色彩借用了正统毛主义出版物的范式，严肃、坚定、刻板，如同张春桥身上的那套似乎永远不变的灰色中山装，可以瞬间把人带入他的那个时代。但同时这部书的设计又绝非复刻，……实际上也同时将这部书的形态彻底转换到了当下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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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



　　1977年张春桥被押往秦城监狱，1985年开始可以被允许和家人通信。本书收录的58封信中，写给长女维维的信最多，其他则寄给另两位女儿和儿子毛弟、妻子文静，以及两位孙辈。在这些书信中，张和子女谈往事、谈时事、谈社会现象、谈自己的读书感想，坦诚而冷静。

　　张春桥是个文人，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鼓励孙辈多看书、多学习，为社会做贡献。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1999年4月24日)

　　张在狱中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对时事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均给予坦率的评论。对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张极不认同，他在1990年7月27日给维维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

对苏联解体，张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他说，“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1992年1月21日信)他注意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颇有幸灾乐祸之意，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1998年9月20日)



张春桥的性格和家庭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长期以来，张春桥在海内外文革研究中被屡屡提及，但无一不是刻板扁平的政治人物形象，或者被刻画成阴险狡诈的小丑，而在家书和专访中，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性和他与家人的情感得以复活。

　　谈到自己的性格，张春桥在1989年12月16日的信中说，“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作为一位毛路线的终身信仰者和践行者，张春桥有着超强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甚至在权力的巅峰时刻也可以冷静地预知自己悲剧的政治宿命。维维在采访中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猫头鹰”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书中的阐释让读者了解到张性格中的理性、冷静和倔强。维维在采访中指出，张春桥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高度认同并始终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而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面对这种情况，张可说是无言以对。

张和妻子文静因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走到一起，情感稳固。1998年张春桥获保外就医资格，在江苏江阴监视居住，文静主动要求去江阴照顾张的生活起居。对于两人曾经的离婚波折，维维的采访也给出了正面回应。从书信中可看出，张和长女维维的关系尤为亲密，时时关心女儿的身体和情绪。在1985年1月25日的信中，张对女儿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他多次叮嘱家人不要为自己破费，安慰子女情绪，甚至细心指导孙辈写作文。1999年初春节期间，张在江阴监居地见到了四位子女及其家人，显得尤其兴奋“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1999年2月27日信)这些细节体现了作为父亲、丈夫、外公的张春桥细致的情感。



张毛关系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张维维

　　张维维在采访中说到父亲病危时做的一个梦，反映了毛、邓、周、张等多位领导人的微妙关系。“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张因何得到毛的赏识而成为文革的重要领导人?张在给女儿的信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1966年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与毛共度生日等。书中反映毛多次与张个别谈话，了解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跟张讲述党内历史的诸多细节问题。

　　张春桥一生的理想是做毛的秘书、助手，“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晚年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毛的崇敬并未因其所遭受的政治挫折而受到丝毫影响，甚至可说是更为坚定。在其事业的顶峰，张春桥送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礼物是一套《毛泽东选集》，上面的题辞是：“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狱中，他仍然写信给女儿说“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鼓励子女多读毛的书、以毛的精神激发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節錄：張春橋1996年12月12日寫給長女維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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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章来源:水煮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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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亲妹查良琇：住在农村，家境普通，金庸一直补贴她到2002年
民国风骨 2021-11-10 07:04
一晃之间，武侠泰斗金庸先生已经过世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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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组成一副对联的14部武侠小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即使抛开武侠作品不谈，单是他创立的《明报》，也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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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不论从世俗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金庸都是非常成功的。但一个人不可能只有正面，除非他是圣人，金庸自然是凡人，故而在他的身上，也有一些被人说道的地方。

比如他抛弃共同创业，并为他生下4个儿女的朱玫，转头娶了小29岁的年轻女孩林乐怡为妻，这件事从道义上就很难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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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诗所讲的那样：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金庸身为成功男士，身边的“资源”自然取之不尽，除非他有极强的定力，否则“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足为奇的。

除“抛弃糟糠之妻”外，金庸还有一件事也经常被人拿出来说，那就是他主政《明报》时，对供稿的作家很抠门，于是就有人说他“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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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庸是不是真的很小气呢？站在那些供稿作家的角度讲，或许是的吧，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金庸非但不小气，还很大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比如在妹妹查良琇的眼中，二哥金庸就很仗义，金庸去世后，查良琇接受了采访，一边抹泪一边说：没有金庸，她可能都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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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为什么对金庸如此感激，他们兄妹之间又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

金庸亲妹妹：有困难，找二哥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身于著名的海宁查家。

这个家族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康熙皇帝都亲自为其题写了一副对联：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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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想必不用解释，就是说查家出了七个进士，叔侄两代有5个人进入翰林院，这样的家族，别说有清一朝，恐怕历朝历代都十分罕见了。

海宁查家不但在清朝很显赫，就算到了近代也出过许多名人，金庸自不必提，另一位大文豪穆旦也是这个家族的，他原名查良铮，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金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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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查家传到金庸这一辈，名字中间都有一个“良”字，而且不分男女。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娶过两任妻子，一共生下了13个小孩子，金庸是大房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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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枢卿的第一任妻子叫徐禄，是个大家闺秀，同样系出名门，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是徐禄的堂侄，所以金庸还得管徐志摩叫一声“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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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禄生了7个儿女，分别是：长子查良铿、次子查良镛（即金庸）、三子查良浩、四子查良栋、五子查良钰以及查良琇和查良璇两个女儿。

上面提到的查良琇，就是金庸同父同母的妹妹，出生于1925年，只比金庸小了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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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枢卿的第二任妻子叫顾秀英，她本是徐禄从娘家带过来的丫鬟。抗战期间徐禄在逃难途中离世，顾秀英就嫁给主人查枢卿作填房，并生下了4子2女，分别是：六子查良铖、七子查良楠、八子查良斌、九子查良根以及查良琪和查良珉两个女儿。

所以说，金庸一共有8个兄弟和4个姐妹，但顾秀英所生的4子2女只是他的同父异母手足，比起一母同胞的四兄弟两姐妹，感情还是要淡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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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刚满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过完暑假后去嘉兴上初中，从此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一个不足13岁的小孩被迫自立，可见当时金庸处境之艰。

金庸12岁离家后，一直到1945年才第一次返家，那年他已经23岁，妹妹查良琇也22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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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良琇回忆，哥哥回来时，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弟弟妹妹们都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过去这些年的游历。

在妹妹查良琇的印象中，金庸从小爱书如痴，书香门第的海宁查家，正好又以“藏书丰富”闻名，金庸小的时候，家里光书房就有3个，他一有空就泡在里面，什么《明史》、《水浒传》之类的古籍，全都被他翻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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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金庸饱读诗书，弟弟妹妹们才更愿意听他讲故事，因为金庸讲着讲着就会拎出一大堆典故，听得弟弟妹妹们如痴如醉。

可惜1945年的返家，金庸并没有呆多久，他很快又去杭州工作了。杭州离海宁虽然近，但工作期间，金庸极少回家，所以查良琇以及其他弟弟妹妹们跟二哥金庸相聚的时间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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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金庸去了香港发展。与此同时，海宁老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查枢卿被评为地主，并遭到了处决。

那是查家最困难的日子，金庸的继母顾秀英不但要照顾自己的6个年幼儿女，还得为徐禄所生的4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提供学费，同时还要忍受别人的欺凌和嘲讽，最艰难的时候，顾秀英甚至偷偷变卖了查家的部分祖产，这件事也令其抱憾终生，觉得自己愧对查家祖宗。

查枢卿死后，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弟弟妹妹们没了依靠，便不由地想起了远在香港的二哥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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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几年金庸过得也不怎么好，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尚未开始撰写武侠小说，《明报》也未创立，甚至正和第一任妻子杜治芬闹得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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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知家庭变故后，金庸还是倾其所能为家里寄钱，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远在大陆的查良琇以及其他弟弟妹妹们并不知道金庸的难处，只知道感激二哥的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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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有困难，找二哥”成了所有弟弟妹妹的共识。

家境普通，金庸补贴到2002年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亲妹妹查良琇却是第二天早上才从女儿口中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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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只比金庸小一岁，当时已经93岁高龄，随女儿住在浙江临安乡下的一处普通农房中。

对金庸作品熟悉的人应该都知道临安，那可是大侠郭靖的老家，著名的“宇宙中心牛家村”，就位于临安。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缘分，金庸的亲妹妹居然就定居在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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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庸的外甥吴石诚讲，金庸生前曾两次来到临安探望妹妹查良琇，只是不知道他老人家踏入临安地界时，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大作《射雕英雄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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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虽然跟哥哥金庸一样出身名门，小时候也酷爱读书，可毕竟是女子，人生很多时候自己做不了主，而是随着娘家和夫家的命运跌宕起伏。

悲剧的是，查良琇的娘家被评为地主，第一任丈夫又曾在国军效力，导致她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既分不到土地，也没法找份像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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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艰难地讨生活，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拿钱给孩子们上学了。

金庸知道后，立刻从香港给她汇了一笔钱，查良琇拿到这笔钱，才让孩子们上了学，她经常告诫儿女：你们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二舅，没有他，我们一家就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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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妹妹查良琇的资助，一直持续到2002年。那一年77岁的查良琇开始领政府发放的补贴，有了经济来源后，她就亲自写信给金庸，说二哥已经为她操了半个世纪的心，现在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就别再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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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听从了妹妹的话，从此没再寄钱，但兄妹俩仍然书信不断，透过这种古老的通信手段诉说着儿时往事，续写着兄妹情谊。

在金庸的持续资助下，查良琇独自一人将3个子女抚养长大，并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也把女儿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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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都有归宿后，50多岁的查良琇认识了第二任丈夫，但对方跟她一样也是个普通农民，金庸知道情况后，就继续给她寄钱，这一寄就是20多年。

2002年查良琇叫二哥别再寄钱后，金庸还特意在信里说：我给你在杭州买套房吧，这样你和妹夫可以搬到城里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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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看到来信很感动，但她住惯了乡下，再加上子女们也都住在乡下，便去信说：房子不必买了，买了也用不上，我也不缺钱，一切安好，二哥你大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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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金庸已是亿万富豪，他当然不差杭州买房的那点钱。但他考虑到妹妹也有自尊心，既然她不愿意要房子，那也不便强行购买，所以最终没有为查良琇买房。

其实真说起来，如果金庸当初为妹妹在杭州买了房，现在那处房产的价值恐怕翻了几倍都不止，查良琇只要将房子卖掉，不但能还二哥金庸的人情，剩下的钱她就算再活二三十年也花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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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临安乡下的查良琇老人，看上去跟普通农村老太太没什么两样，如果她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么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居然是武侠泰斗金庸的亲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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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后，查良琇接受采访，她拿出珍藏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地展示给记者看，那都是她过去跟二哥金庸相聚的珍贵瞬间。

查良琇的子女都是普通农民，她居住的女儿家，从房子和装修来看，也跟普通的农村人家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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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的亲戚，亿万富豪金庸不但不嫌弃，而且还乐于往来。据外甥吴石城回忆，1988年，他还去香港看过二舅金庸，并且在其豪宅中住了2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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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起二舅，吴石诚都是一脸的敬佩，他虽然是个农民，年轻时也却把金庸的作品翻了个遍，什么《雪山飞狐》、《碧血剑》，他至今都记得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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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有草鞋亲”，金庸与妹妹查良琇一家虽然贫富悬殊，兄妹之情却没有断绝。从他和妹妹的往事就能看出来，金庸骨子里还是一个仗义的人，而非坊间所传的那样“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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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明报》供稿者抠门一事，也许也不能单纯用“小气”来形容吧，抛开作家的身份，他毕竟也是一个商人，而商人，又有谁不 “精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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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在世的作家中文笔最牛的是哪三位？
金大钻
金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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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金庸。

金庸言语写得好，驾驭文字能力更好，有人诩为当代最善用中文的人，是否过誉，一时难有依据，但誉之为文字用得最好的当代作家，理应实至名归。作者语句畅所欲言，抚人心窍；词字深淳典雅，锤炼精妙。金著中不乏优美文字典范佳章。今只谈写景写情之作，亦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丁珰笑咪咪的向石破天横了一眼，突然满脸红晕，提起竹篙，在桥墩上轻轻一点，小船穿过桥洞，直荡了出去。石破天想问：“到你家里去？”但心中疑团实在太多，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团团连漪，小船在青缎上平平滑了过去。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岸上柳枝垂了下来，拂过丁珰和石破天的头髪，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他二人的头顶。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

小船穿过一个桥洞，又是一个桥洞，曲曲折折的行了良久，来到一处白石砌成的石级之旁。丁珰拾起船缆抛出，缆上绳圈便套住了石级上的一根木椿，她掩嘴向石破天一笑，纵身上了石级。

丁不三笑道：“今日你是娇娇客，请，请！”

以上摘自侠客行第六回。

江南水乡之中，月明风清之夜。髫鬟少女之旁，笑语盈盈之前，何啻神仙境界。但同是午夜泛舟，金庸在另一书中，却写得潇洒空灵，沧浪感慨：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常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突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匆匆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无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痴痴的瞧着自己。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翻翻覆覆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

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不知吹向何处。张无忌只觉掌里赵敏的纤指寒冷如冰，微微颤动。”

丁珰和石破天的月夜泛舟是笑语盈盈，芳心可可，诗情画意的神仙境界。但张无忌与诸女月夜泛舟是凄迷万状，前路茫茫，无所依榜的境界。眼前月明海上，静夜孤舟，使人兴起生死无常，光阴过客，浮生若梦之叹。文字中带出意境，更在诗情画意之上。人生有多少个月明之夜？月明之夜又有多少回可以月下泛舟?月下泛舟之时又有多少回可以澄灵静思、参悟透澈？作者优美文字，漫不经意地将读者带到极优美的艺术境界，这种文字的魅力，原来就是使我们对了然于胸的情节故事，也爱手不释卷，再三重读的原因。

金庸的写情文字，男欢女爱之章，写得缠绵悱恻、凄惋动人。而另一种言情之作，却是和风细雨，美酒深醇的情爱同样写得极为成功，可惜却被忽略了，试看韦小宝荣归故里，母子亲情的一章：

「兩人來到房中，韦春花反脚踢上房門，鬆手放開他辦子和耳朵。韦小寶叫道：「媽！我回來了！」韋春花向他凝視良久，突然一把將他抱住，鳴鳴咽咽的哭了起來。韦小寶笑道：「我不是回來見你了嗎？你怎麽哭了?」韦春芳抽抽噎噎的道：「你死到那裏去了？我在揚州城里城外找遍了你，求神拜佛，也不知许了多少愿心，磕了多少头。乖小宝，你终于回到娘身边了。”韦小宝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到外面逛逛，你不用耽心。”

韦春芳泪眼模糊，见儿子长得高了，人也粗壮了，心下一阵欢喜，又哭了起来，骂道：“你这小王八蛋，到外面逛，也不给娘说一声，去了这么久，这一次不狠狠给你吃一顿笋炒肉，小王八蛋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所谓“笋炒肉”，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韦小宝不吃已久，听了忍不住好笑。韦春芳也笑了起来，摸出手帕，给他擦去脸上泥污；擦得几擦，一低头，见到自己一件缎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还染了儿子脸上的许多炭灰，不由得肉痛起来，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我就是这一件新衣，还是大前年过年缝的，也没穿过几次。小王八蛋，你一回来也不干好事，就弄脏了老娘的新衣，叫我怎么去陪客人？”

韦小宝见母亲爱惜新衣，闹得红了脸，怒气勃发，笑道：“妈，你不用可惜。明儿我给你去缝一百套新衣，比这件好过十倍的。”韦春芳怒道：“小王八蛋就会吹牛，你有个屁本事？瞧你这副德性，在外边还能发了财回来么？”韦小宝道：“财是没发到，不过赌钱手气好，赢了些银子。”

韦春芳对儿子赌钱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摊开手掌，说道：“拿来！你身边存不了钱，过不了半个时辰，又去花个干净。”韦小宝笑道：“这一次我赢得太多，说什么也花不了。”韦春芳提起手掌，又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韦小宝一低头，让了开去，心道：“一见到我伸手就打的，北有公主，南有老娘。”伸手入怀，正要去取银子，外边龟奴叫道：“春芳，客人叫你，快去！”

韦春芳道：“来了！”到桌上镜箱竖起的镜子前一照，匆匆补了些脂粉，说道：“你给我躺在这里，老娘回来要好好审你，你……你可别走！”韦小宝见母亲眼光中充满担忧的神色，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笑道：“我不走，你放心！”韦春芳骂了声“小王八蛋”，脸有喜色，掸掸衣衫，走了出去。」

单看上面一段文字，难以相信出自武侠小说之中。这是一段感性文字、功力深厚，已无棱角可寻。在温驯文字之中，写出年华老去的妓女为弄污新衣而怒的可哀，写出慈母之心，孺子之孝的光芒来。韦春花爱子之心，一言一动，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读者也会在不自觉中，沾得慈惠；而机灵多智的韦小宝一在浮滑行状中，也不难使人感到他对母亲的挚爱。

全文笔调温厚亲切，深情洋溢，写得不温不火，正是作者对文字驾驭功力的表现。

笔者以为，金庸运用文字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情节结构。金庸对情节的结构，尚有瑕疵之处，亦可有与之并驾齐驱的作家。但说到行文煮字、敍事的明透贴切、艺术意境的创造，遑论其他武侠小说作者。卽使是文艺作家，也难出其右。金庸文字之美，增添了重读时的趣味，每一次重读，造成每一次的享受。这个“美”字，还包括了利用文字对真和善的表达；它震荡了读者的心灵，启迪了读者的思考，升华了读者的情操，所以誉之为当代文笔最佳作家，实在不为太过！

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提的时候，金庸老爷子还没有去世，所以，我现在这样的回答也不算离题。

编辑于 2021-10-20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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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等顶尖文学作品相比尚有哪些不足？
禹辰
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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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比不过红楼梦，金庸自己都承认了。但是，很多人在批判金庸作品时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混淆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经典文学。

这里所谓的经典文学，就是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仍然拥有读者群体的文学作品，这些读者阅读是出于内心的喜爱，而不是为了做文学史研究。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跨越时间维度，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成为经典。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作品，大部分被划为严肃文学，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严肃文学才能成为经典，于是他们谈论通俗文学自带一种批判的优越感 。

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会。真相是：一个时代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可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严肃文学 。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先秦时期不同地方的民歌；乐府诗里也有不少是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左思三都赋一出，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唐代王维、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深受当时民众喜爱；宋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苏轼每有新作，马上传遍京城。

上面提到的诗词歌赋放到现在妥妥的高雅纯文学，但在它们的时代，没有谁会觉得这些作品不够通俗，不够接地气 。

在元代，没有谁会认为活跃在勾栏瓦肆的关汉卿是什么严肃文学作家 ；西厢记的故事也不过是那个时期穷书生娶富千金最后金榜题名的滥俗套路，红楼梦里贾母都曾吐槽过；明代四大奇书，西游记明显带有向大众宣传佛法的性质，水浒传是脍炙人口的白话小说，三国演义的三国故事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于金瓶梅，它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但它本身跟“高雅纯文学”的标签真没什么关系 。

最讽刺的是，一个时代的俗文学有可能成了后世的经典，而雅文学却成了不研究文学史的后人不会去读的作品 。说到元明清文学代表，你自然会想到词曲小说，可你知道诗文才是那个时候的文坛正统吗？如果你不学文学史，元诗四大家茶陵诗派前七子后七子你知道几个？

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但以通俗文学为由去加以贬抑没必要。在我看来，《鹿鼎记》《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这三部完全有可能成为跨越时间的文学经典，传承百年甚至更久 。如果要说我的判断依据，答案可以概括为两个字：

难写。

越是难写，越有可能成为传世经典 。

越好写的东西，替代性越强。诗歌、散文跟小说相比，太好写了。小说可以包容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就像红楼梦的作者可以写芙蓉女儿诔，写葬花吟，写“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但会写诗文只是创作红楼梦众多条件里其中一项罢了。

长篇小说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把短篇小说写精致可以靠才华，把长篇小说写精致还要靠体力和毅力 。这还仅仅是语言层面，更不用说长篇小说更复杂的结构、更宏大的布局以及更多样的人物了。

《鹿鼎记》能成为经典，因为难写。金庸的小说为什么难写？

单从仿写的角度，金庸的作品对仿写者本身的素养都有不低的要求，没那国学底蕴，顶多在文风句子层面仿点皮毛。金庸的国学功底大概在什么水平？抛开历史文化知识，单是有古典韵味的语言，放现在吊打九成以上的古装剧专业编剧问题不大。我这里说的古装剧，可不仅仅是那些古装偶像剧，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历史正剧。虽然我看着非常出戏，但或许现在影视剧中的古人说现代话已是常态，所以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了。

过了国学这一关，还得会讲故事，要把武侠故事讲得精彩生动、荡气回肠。不要觉得讲故事不难，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洞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思维。

文学天才是很普通的东西。

纯粹的故事天才是罕见的。

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标榜纯文学的作家常常看不起通俗文学作家，他们觉得这些人只不过会讲故事罢了。事实却是，这些纯文学作家引以为傲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普通的文学天才，一旦他们的作品没有其他难得的优点加成，很快会像大部分的繁缛诗赋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写出传世佳作，被打上“纯文学”标签的作家们，常常是兼具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故事天才。

最后，要达到金庸的水平，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深度。有深度的作品能够拓展读者对人世的认知，唤醒读者对他人的理解和怜悯，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读者的个人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属于重视情节的通俗小说，有的能成为经典，而有的只会是爽文。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母亲房外，一张之下，见房里无人，知道母亲是在陪客，心道：“辣块妈妈，不知是那个瘟生这当儿在嫖我妈妈，做我的乾爹。”走进房中，见床上被褥还是从前那套，只是已破旧得多，心想：“妈妈的生意不大好，我乾爹不多。”侧过头来，见自己那张小床仍摆在一旁，床前放着自己的一对旧鞋，床上被褥倒浆洗得乾乾净净。走过去坐在床上，见自己的一件青竹布长衫摺好了放在床角，心头微有歉意：“妈是在等我回来。他妈的，老子在北京快活，没差人送钱给妈，实在记心不好。”

这一段写韦小宝回扬州看母亲，乍一读蛮搞笑，读到后面不禁为母爱感动，而细品之下，却看出一个年老妓女的悲凉处境，令人无奈又心酸。同时，几句心理活动也展现出韦小宝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金庸小说和红楼梦存在差距，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然而，即便是与红楼梦并称的另外三部名著，在人物塑造上相比红楼梦也是差距甚远。这几部作品，以及金庸小说，都有一些塑造得丰满立体的男性主要角色，但女性角色相对要逊色很多，而一众配角也常沦为为情节发展而服务的工具人。

红楼梦就没有这个明显的缺憾。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有男有女，有长有幼，有主有仆，然而上到宝黛钗等主要角色，下到过场的丫鬟老妈子，但凡笔有所涉及，你会觉得这些人物都是有灵魂的。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深谙人性，还要极其巧妙又绵密的叙事艺术。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巅峰，放在世界文坛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批。说我吹过了的要么是妄自菲薄，要么就是没看懂红楼。“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这部作品与其说是用笔写就的，倒不如说是用血写就的，没有最深沉的悲怆成就不了这么伟大的作品。还有，不要觉得红楼梦贴了“中国名著”的标签，和外国贴了“名著”标签的小说在艺术水准上就差不多，名著与名著亦有差距，要知道红楼梦与另外水浒西游三国合称为四大名著，是抬高了另外三部的咖位。

综上，拿金庸小说比红楼梦有点过分，不过差距大并不妨碍金庸的一部分小说可能成为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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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这几天看了一下雅俗之辨，按有些答主的逻辑，金庸小说被打上“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的标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些人的逻辑是：

诗经是经过孔子等人整理删改的，符合了先秦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国风是精英文学；

王维李白柳永苏轼是知名文人，他们是文学精英，精英笔下自然就是严肃文学；

关汉卿等元曲大家，他们的作品水准远超同行，所以他们的作品属于严肃文学；

明清一堆下三滥小说，而金瓶梅红楼梦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属于文人小说中的精品，所以是严肃文学。

这套逻辑判断通俗/严肃文学，有几个特点：

1.不考虑民间的传播程度。国风乐府王维诗柳永词在民间流传度高又如何，只要被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2.不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关汉卿等作家写的杂剧是给大众看的又如何，只要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3.不考虑作品类型/体裁有没有得到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认可。白话小说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备受鄙薄又如何，只要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所以不要觉得武侠小说就是给大众看的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这些都不是问题。金庸小说从通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高贵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文学圈子的精英们一句话的事。何况人家金老先生有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等一堆title呢。人家早已是精英了，精英的作品属于“严肃文学”，这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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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痴迷于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作品？
关山飞度
关山飞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在读；公众号：关夏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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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非常“中国”，能写到中国人的心里，能触动中国人心中那份飒荡豪迈的情怀。
不仅是金庸本身写的好，很多时候，由于同行的拉胯，就显得金庸尤其可贵。我说的同行拉胯，并不仅仅指其他武侠小说家写的不如金庸。我说的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大多数都拉胯。让人读不下去，只能去选择读金庸。

说他们拉胯，并不是指他们的文学性上有多不行，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很不中国。第一，在精神上不中国。第二，在语言上不中国。

先说精神
当代中国作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追随世界潮流，不能独自开宗立派，没有自己的特色。当年苏俄文学流弊，就跟着苏俄文学的路子走。后来拉美作家流弊，就又跟着拉美作家的路子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无论是苏俄、拉美、欧美、还是日本，他们的小说风格都是根植于他们本身的社会和文化中的，而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空中楼阁。

举个例子。苏俄文学向来以厚重著称。苏俄文学的厚重和深邃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东正教的弥赛亚主义所延伸出来的人道主义或救世主义。这种厚重和深邃充满了宗教式的关怀和忏悔，以及在追求精神信仰时的孤独和痛苦。

如果一个作家用这种风格来写中国的故事，相信中国人肯定读的云里雾里。因为中国是个彻头彻尾的世俗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根本无法体会东正教等宗教对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些作家偏要这么写，读者不爱读，他们就说这一届读者不行。其实是他们自己不行，明明自己根本不懂宗教，却硬要这么写，简直笑话奇谈。

再说一下那帮模仿拉美的。中国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更是如同过江之鲫。为什么拉美能产生魔幻现实主义？因为拉美这个地方本来就魔幻，那些小说里各种细节并不是想象，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或是现实。拉美当年不断被侵略、殖民，殖民者用最残酷的手段把拉美掠夺的一干二净，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陆。拉美被殖民、被奴役，而且从来没有人改变他们的现状。拉美社会动荡不堪，有极大的贫富差距，暴力、、毒品横行，乡村破败又肮脏。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但中国作家模仿这个路子来描写中国乡村，这不是在瞎扯么？中国的乡村，跟马尔克斯，卡夫卡笔下的世界能一样吗？拉美是一个烂透了的世界，当然只能产生一种黏腻恶心又麻木绝望的意象。

但是中国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当代的中国农村，虽然免不了贫穷和麻木，但是整体趋势是在向上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是质朴雄健的，而不是黏腻恶心的。但是这些模仿拉美的作家非要把中国农民、农村和拉美等而并之，非要往黏腻和恶心的方向去写，并且美其名曰反映事实。

但凡有人跟他们说上一句，你们写的不对啊，现在的中国农村不是这样的呀。他们就说，文学作品就只能歌功颂德吗？不能反映问题吗？是的，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总得有事实基础。中国农村发展再不济，离这些作家笔下几十年不变的黏腻暗黑世界还是差的远了。所以读者不爱读，因为没有任何共鸣。作者：关山飞度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66119/answer/2122270209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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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精神，再说语言之前写过一个答案，贴过来金庸的文字极好，是非常地道的汉语。比起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写出来的西化汉语，金庸的文字显然更加贴合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语感，所以读起来极其舒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百年孤独开头的那一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句子一向被认为特别震撼。何以震撼？因为这一句话中，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这句话原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用西班牙语读出来，三种时态交错在一起，有一种特别宏大的感觉。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读汉语翻译的时候，这种宏大、震撼的感觉其实已经大大减弱了。为什么呢？因为汉语没有时态。所以我们在读这句翻译过来的文字的时候，多少会觉得有些滞涩。可是现代的大多数作家，似乎不大理解。他们不太懂汉语有汉语的写法，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西式语言，或者翻译腔调来写东西。比如莫言、余华都仿写过百年孤独的这个开头。莫言《红高粱家族》：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余华《难逃劫数》：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没有知道已经走入了那个老中医的视线。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就无法看到命运所暗示的不幸。这两句话不是说写的不好。但是总是觉得读起来颇不顺畅，甚至要读个两三遍。但金庸的文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金庸写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是怎么写的。倚天屠龙记第三章：宝刀百炼生玄光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这一段上承神雕侠侣结尾，下启倚天屠龙记主线故事。中间几十年的光阴全在这几句话中。郭襄、张君宝已老，郭靖黄蓉夫妇殉国，就连大宋朝也不在了。这几句读起来是不是特别特别舒服？这才是汉语中描写时光变换的正确打开方式。再看写景。先看一段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一段写的当然非常非常好。但是有种很西化的感觉。尤其是“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这种定语很长的句子，不是地道汉语的表述方式。那再看金庸怎么写景。倚天屠龙记第一章：天涯思君不可忘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横若列屏，崖下风烟缥缈，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胸中烦俗顿减。文字韵律感极强，长短交错，尤喜四字短语。这才是地道的汉语表述。金庸的文字应该上承水浒传这一脉的白话，到了他手中，语言虽然更加通俗，但是丝毫不受西式翻译腔的影响，保留了汉语独有的韵律和美感。所以一路读下来，实在是太舒服太舒服了。这个答案主要是想吐槽那些装神弄鬼的当代作家。吐槽完了，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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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张爱玲谁的文学水平高?
子浪
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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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较长，但颇费心血，有识之士一定要看一看。作为提问者，看了这么多答案以后终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金庸略高张爱玲一筹。金庸呢，对他的作品不认可的人，更多是对于他武侠题材的不认可，认为武侠小说上不了台面，终究不可以大师争锋，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太主观，不应该以一个题材来判断作品的文学造诣，武功可以虚构假想，但对于其他人性、精神的描写还是可以做到相对真实的，所以在看这篇文章之前，先请诸位抛去主观看法，具体抛去哪些主观看法呢，我还得再费一些笔墨，若是诸位没有这个耐心，可以先看后面的正文部分，我在正文之前会先写一些人们常见的误区。

在此声明，这里所述，只是常见的误区，就文学作品而言的，并不代表个人论点，论点是在正文部分体现的 。
第一点就是题材方面的误区，这就好比那些觉得动画片是小孩看的东西，上不了台面是一个道理，一个作品的好坏，要读完它之后反复思量具体分析，而不是以一个题材来判断这个作品的价值，可见有这样想法的人是多么肤浅，金庸如此，张爱玲亦是如此，所以既不要用武侠题材来否定金庸，亦不要以爱情题材来否定张爱玲。
第二点就是善恶方面的误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观点，一个作品写了黑暗的东西，就是有深度不写黑暗的东西，就是没内涵，这么说来，阿甘正传岂不是比不过阿飞正传了？而且一提到人性，人们往往会考虑合不合理，符不符合众生，但是就主人公而言，无论是大善还是大恶，都是极端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金庸的英雄人物，还是张爱玲的变态人物，都是少数，所以不要考虑他是不是你，而要考虑合不合理（在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下，他产生那样的性格合不合理）若是考虑社会众生的样子，去看一看他们笔下的众生相。
第三点是影响力的误区，这个是双向的，刨去社会型不说，就对个人的影响来讲不能以影响力的大小来衡量这个作品的价值，不能因为张爱玲的作品相对金庸小众，就单拿这一点来否定张爱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趣味性不足的缘故；当然，更不能因为大众就说这个作品烂大街，没有意义，金庸的作品上到邓小平，华罗庚，马云下到平民老百姓，都可以看，只不过每个阶层的人看到的东西不同，但因此去说他文学价值不高，未免太过片面，而且那些说张爱玲小众的人，大多是有着一种自傲的情节，认为自己的高深程度胜于别人，但其实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爱玲，张爱玲也是非常受大众阅读者欢迎的）
第四点是文笔上的误区，张爱玲的文笔确实华丽，她那优美而细腻的描写，能让每一个有一些文学功底的人，尤其是女人为之陶醉。但正如金庸所说，大巧无工，重剑无锋，言辞的优美，不代表作品的高低。但是人大多如此，一旦爱上了一个事物的某个点，就天然的主观倾向去喜欢这个事物，切莫以偏概全。
五六点主要是针对金庸来说的，第五点武功上的误区，许多人认为武功胡编乱造，毫无可取的价值，武功的真实性确实是虚构的，但透过武功所蕴含的哲理是不可否定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风清扬在对于剑宗与气宗的讨论中，质疑了传统概念中的万事打好基本功；独孤求败在武功进展中体现了，人生的不同境界；张三丰在传授张无忌太极神功时，讲述了万事要随机应变，而不能寻求于固定的模式的道理。而且每一套武功都符合主人公性格的特点，就好像降龙18掌这种刚毅的武功，正好配乔峰与郭靖，当然，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点缀而已，就好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分别对应五行一样，有点像红楼梦十二金钗的提前预设，这个我就不再此细明。
第六点是影视剧上的误区，由于金庸的作品被翻拍过无数次，但大多影视剧早已脱离了原著，纵使得其形也未得其神，被众人所推崇的经典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也有诸多瑕疵，例如黄蓉说的，靖哥哥，你答应我三件事，竟使金庸趋向于琼瑶化，黄蓉的性格怎么会说那么矫情的话呢？又好比黄日华版的雪山飞狐，且不论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名字上的出入，但是胡斐这个人，原著中他有着杨过的聪慧乔峰的豪气，在影视剧中，经改成了一个卑微爱情舔狗人物，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下面是正文部分


正文:我认为一个好小说的评判标准，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拷问，对时代的反映，对人生的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个人的感受（产生共鸣或能让自己感动），所以基于这几点来说，我认为金庸是高张爱玲一筹的。

在人性方面，许多人认为张爱玲对人性的拷问，简直登峰造极，扒下了仁义道德虚伪的外衣，写的漏骨，写的透彻，但我认为不然，张爱玲虽善于挖掘人性的丑恶，但不代表丑恶即真实，他的人性表现的相对片面，他所表现的仅仅是他所生活的年代中的上海与香港地区的少数人群的某种极端思想，而金庸江湖中的众生相则性格多样化，相对全面。而众生相的丰满并没有减弱他对主角性格塑造，杨过性格的复杂程度丝毫不比白流苏范柳原弱，家庭中的算计排斥注定了白柳苏的自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注定了范柳原无奈的风流，而自幼丧父丧母流落街头注定了杨过的偏执与叛逆，而然在众生相中，恐怕就连冯默风这样的小人物也能让你留下记忆吧，所以在人性方面，金庸先生比张爱玲更博一些
在时代方面，这两位作家都是借助时代，而不是反映时代，当然也有反映的部分，比如张爱玲描写了当时香港上海的骄奢淫逸，而金庸星宿派与神龙教的隐喻不言而喻，这个由于体现的方面不同，没有谁高谁低（虽然我还是认为金庸高）张爱玲是不幸的女人，所以他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不幸的婚姻，不幸的爱情，金庸是办报的报人，所以金庸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
对于人生的态度，金庸显得积极乐观，张爱玲显得消极消沉，因为金庸笔下的人物多是心中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努力去实现自己价值，而张爱玲笔下大多却是虽有一点反抗精神，最终却被迫屈服或毁灭于这个社会。然金庸的乐观，却不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般的伪善式洗脑，而是让你在理解现实，看到世间百态的基础上，以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就如罗曼罗兰所说，认清现实，然后去热爱它，因为金庸笔下既有执着与叛逆最终成为神雕大侠的杨过，让我们感到了希望和欣慰，也有厌倦江湖对社会灰心最终选择归隐的令狐冲与袁承志，让我们感到了无奈与惋惜；爱情上既有我偏要勉强勇敢追求爱情的赵敏，也有那都是好的好的，我偏偏不喜欢的李文秀，既有靠着厚脸皮抱得美人归的韦小宝，也有最终也求之不得的段誉（新修版），仔细再想一想，独上峨嵋山的郭襄，化为一滩碧血的香香公主，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陈家洛，无法实现自己大业的慕容复，复仇状态下所牺牲的林平之，仔细想来，无论是人生还是爱情，在金庸小说中恐怕还是不如人意之处多一些，这也就再次证明了金庸小说并不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下的产物，它只不过告诉了我世间不如人意之事，虽十居八九，但只要有那么一二分尚存，就要努力去争取，而且金庸晚年钻研佛学，最终将他对佛道文化的研究融进他的小说中，这种境界是张爱玲所不能达到的，用佛家的观点来说，张爱玲好比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金庸则是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看问题的角度，其实基于人生态度，比如对民族的矛盾，对传统道德所不耻的行为，看完金庸便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因为理解了乔峰内心中的矛盾，包容了杨过爱情上的不伦，而张爱玲的角度则是无奈与萧索，因为他笔下的人物，要么屈服要么变态。这两者综合一下，也就影响了你个人的价值观，金庸多是鼓励叛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兼顾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就如杨过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实现了自我与担当的结合；又好比令狐冲一生追求潇洒，最终无法逃避现实的枷锁（从师门的枷锁到小师妹的枷锁，再到侠义的枷锁，一直到任盈盈的枷锁）辩证的讨论了自由与枷锁的概念。完美的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而张爱玲却告诉现实的残酷，不要心存幻想去改变，这点特别重要，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就会得到不一样的感触。读完金庸小说以后，再去欣赏其他作品，也可以用这种乐观与辩证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
个人感觉方面，金庸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我的情绪会为之波动，有时豪气油然而生，有时在黑暗中得到一丝光亮，而我看张爱玲小说，更多是喝着咖啡在孤独之中找感觉的时候，然而，作为一名男性，这种找感觉的时光毕竟还是很少的。（个人情感，我认为不应该作为大众评判标准，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抛却最后个人情感方面，通过前面四点的比较，金庸三胜一平胜过张爱玲。（最后再分别说一下他们作品的缺点，但这个不是重点，若是不愿意看，光看正文部分就可以了）

金庸的缺点，我认为金庸先生最主要的缺点是女性形象刻画不足，女主角好像除了笑傲江湖与连城诀之外，大多都是从一而终，钟情于一人的女子，性格虽然还算丰富，但单从这一点讲是有所欠缺的，在女性感情复杂程度上，张爱玲要更深刻一些，当然正如前文所说众生相的丰满，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

张爱玲的缺点，第一点就是她的文笔太过于华丽，而有些华而不实，不排除一些华丽的辞藻，具有深厚的含义，以及前后呼应的元素，但这些辞藻对众人而言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提升文笔，这也就是大多数人说张爱玲细腻的缘故，在细节描写上，张爱玲更注重于环境与措辞上，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金庸先生的细节，金庸先生的细节更多体现在人物感情上，就好比令狐冲在围攻少林的路上，突然想小师妹这时候在干嘛？ 第二个缺陷在于她的结论先行，许多人喜欢张爱玲，也是在于这一点，觉得说的太有道理了，著名的有红玫瑰与白玫瑰著名论调，亦或者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可能会理解现在的我，但是从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呢？文章没有写很多，也就是说他很多结论是空中楼阁，也就是说，只有你经历过才能够体会到它的结论，而真正好的作品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就能够感同身受，否则你若只想知道哪些结论，随便看一篇爱情鸡汤就可以了，相比之下，金庸的结论多是有凭有据，例如令狐冲的枷锁，问题是通过他个人的所有经历得出来的，读者亲眼看到，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康熙的民族问题，连城诀的宝藏问题，就连一些小的结论，例如张无忌对朱九珍的爱情，金庸在结论时也会前后呼应，述明少男少女的感情问题。

最后，有不同观点者，欢迎交流，但是还请各路英雄豪杰，切莫吹毛求疵，在一些措辞和细节上辩论，亦或者举一些少数的例子。

发布于 2020-04-2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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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调出的关于余兆文先生的履历表，该表上赫然显现：“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在泸溪县浦市镇私营湖光农场，证明人查良镛”的字样。

金庸的文学造诣如何？
张佳玮
张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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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知答主
348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邀。

之前答过类似问题了。直接摘。



以下以金庸三联版为准。

金庸纯“讲故事”的通俗小说成就，如《射雕三部曲》，至少不下司各特之于英国、大仲马之于法国。考虑到大仲马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金庸的大师地位毋庸置疑。

而另外三部，我认为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超出“讲故事的通俗小说”。即：

《天龙八部》被夏济安、陈世骧两位先生盛赞，认为有悲天悯人的古希腊悲剧色彩。这两位先生都算学术宗师，眼光品味远在我之上。

《笑傲江湖》作为政治寓言的伟大小说，个人认为品第甚高，历史地位至少不该低于《镜花缘》。

《鹿鼎记》对中国武侠作用，大可以当做《堂吉诃德》之于骑士小说。

金庸在传统叙述方面，华丽多样。比如《射雕》里密室疗伤一段，纯是希腊剧格局。其故事讲述技巧绝对大师级。然后文本中的文化意味，比如诗词、器物、书法、政治、音乐等，繁杂多样。丹纳说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在故事的广阔时空方面，金庸是史诗级的。虽无法作为《金瓶梅》级别的历史风俗剧，但单把他作为一个“时代剧作者”，也可以是马洛级的——哪怕够不上莎士比亚吧。

故此，我倾向于认为，金庸之于中国，至少不下于大仲马之于法国，甚至可以推到狄更斯之于英国的地位。《天》《笑》《鹿》和《射雕》单拿出来，哪怕不能说齐平四大名著，至少可以压倒《儿女英雄传》、《镜花缘》、《海上花》、《三言》这一流作品。论结构，金庸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可以压服《儒林外史》（其实等于短篇小说串联）及以下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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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武侠小说作者中，金庸的文笔能排第一名吗？
康老
康老
价值投资
161 人赞同了该回答
再补充几句吧，就加在开篇。

我们在这里谈文字，文字是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呢？文字是组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文字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对于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文字是为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表达、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气氛烘托、引人共鸣服务的，也就是说，文字是为小说整体风格服务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大段大段的欧化长句和接连不断的排比、各种修辞、蒙太奇手法，会怎么样？两个字：不搭。四个字：完全不搭。

金庸小说以中国历史上具体的朝代为背景，直接借用历史人物、化用历史事件、带入历史环境，，一半是历史、一半是武侠，亦真亦假，以假乱真——这种小说需要什么文字呢？需要的是古朴、简洁、带有些历史古旧、岁月沉香的文字。金庸文字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点，经过了适度的现代化，带有半文半白的色彩——正好完美达标。关于金庸文字这个特点，后文有专门评述。

金庸整体的文字水平，好似高原，托起了整个小说的架构和人物，时时出现的精彩段落和句子，正如青藏高原上海拔超过7000米的高峰，比比皆是。后文会举很多例子。

我在这里情不自禁，用《射雕英雄传》里著名的长春子来信——丘处机给大漠上的江南六怪的来信为例。金庸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文字极有古风，但又不晦涩，所用典故，可谓脍炙人口。当年读到这里，心驰神往，又不胜悲伤。丘处机的慷慨豪迈、侠骨英风，江南七怪的千金一诺，侠肝义胆，短短一封信，跃然纸上。

这时朱聪已揭开信封，抽出信笺，朗声读了出来：
“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沐手稽首，谨拜上江南六侠柯公、朱公、韩公、南公、全公、韩女侠尊前：
江南一别，忽忽十有六载。七侠千金一诺，间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钦，识与不识，皆相顾击掌而言曰：不意古人仁侠之风，复见之于今日也。”
柯镇恶听到这里，皱着的眉头稍稍舒展。朱聪接着读道：
“张公仙逝漠北，尤足令人扼腕长叹，耿耿之怀，无日或忘。贫道仗诸侠之福，幸不辱命，杨君子嗣，亦已于九年之前访得矣。”
五怪听到这里，同时“啊”了一声。他们早知丘处机了得，他全真教门人弟子又遍于天下。料想那杨铁心的子嗣必能找到，是以对嘉兴比武之约念兹在兹，无日不忘，然而寻访一个不知下落之女子的遗腹子息，究是十分渺茫之事，生下的是男是女，更是全凭天意，若是女子，武功终究有限，这时听到信中说已将孩子找到，心头都不禁一震。
六人一直未将此事对郭靖母子说起，朱聪望了郭靖一眼，见他并无异色，又读下去：
“二载之后，江南花盛草长之日，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人生如露，大梦一十八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耶？”读到这里，就住了口。
韩宝驹道：“底下怎么说？”朱聪道：“信完了。确是他的笔迹。”当日酒楼赌技，朱聪曾在丘处机衣袋中偷到一张诗笺，是以认得他的笔迹。
当读到这一段：

六怪向居江南山温水暖之乡，这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十六年，憔悴冰霜，鬓丝均已星星。韩小莹虽然风致不减，自亦已非当年少女朱颜。
心里一酸。江南七怪在骨子有重义轻生，把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得侠气。江南七怪是真正的大侠。郭靖之所以能成为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正是因为他从小和江南七怪一起长大。

金庸笔下简单、古朴、厚重的文字里，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和力量，还算不得第一么？

以下是前些日子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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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第一，而且要把武侠两个字去掉。我刚才看了前几名的高赞回答，有一位同志说得何等的好啊——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对于文笔的要求和评判标准有所不同。

金庸的长篇小说，文字上朴实无华，看似普通，但就如同流水，滔滔不绝，委婉处如小溪潺潺，壮阔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时有警句，让我心中一动，或悲从中来，或豪气顿生，以金庸小说下酒。这种文字功夫，是其他作家达不到的。

在知乎上，我还记得有一个问题：金庸小说打动你的地方，读者跟帖无数，处处都是妙语警句。例如，金大侠辞世，网上读者使用最多的一句金著原文就是：你看那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你又何必悲伤。

在20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杂谈金庸的文字，敝帚自珍，后来还改过几次。贴在这里，作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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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六神磊磊在《老版西游记到底牛在哪》里说金庸文字好，想到这个老帖子。

最初写在1998年，那时候刚刚上网，网上人少、话题不多，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聊金庸小说。某天晚上加班，看到王朔批金庸文字差，我就把手里工作停下，打了这个帖子，为金庸正名。

那时候上网，很少写长帖子，一般在线随写随贴。写完以后，一看都快一万字节，舍不得删，一直留着，2001年在金庸客栈贴过，后来在中青麻辣烫贴过。 今天翻出来一看，有太多不满意。

不过，结论不变。五四以后小说，金庸文字最好。这么多年过来，金庸小说在我心中呈下降趋势，但是相比于那时心中其他作家，金庸下降速度最慢，而且从顶峰滑落到3/4位置时，停止下降，仍然稳稳处于高位。而有些作家，早就滑到深渊里去了。

那时候，为了给金庸小说在中文小说殿堂上挣个主席台座位，我等网友，不计辛劳、舍死忘生，天天义务和正统派、反对派撕逼。今天看，金庸小说的地位已经不用再撕了，还有周星星的电影。 以下是这个老帖，既然翻出来，还是在原貌上顺手修了修。

杂谈金庸的文字

说到小说就不能不谈文字，金庸的文字在武侠小说里最好，这已得到了公认。如果我来评品，金庸的文字不仅在武侠小说里最好，更是五四以后汉语小说中最好。

从懵懂孩提到微近中年，我还算读过些书，对文字的好坏终于有了点分辨能力。以前小学、中学上语文课时感到很迷茫，因为怎么也领会不了课本上所选范文的好处。

杨朔散文入选课本很多，12岁前还觉得不错，可是到了12岁就感觉他的文字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做作。这里仅仅指他行文的矫揉造作，更不必提那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抒情模式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喜欢过朱自清的散文，可到了16岁后，就难以忍受朱自清式的浓丽和刻意雕琢。

总之，入选大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作家在文字上很少有达到高境界的，以至于刘白羽之流的三峡都混进了课本。

当然，鲁迅先生除外，先生的文字很有特点和味道，可惜有时锋芒太盛，不够圆融。为什么课本所选范文没有什么好文章？估计与选编者的欣赏水准和教育部的僵化思维有关。

上学时候的那种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老师和课本都在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高雅的、严肃的，什么是庸俗的、浅薄的。可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阅读感觉和老师书本告诉的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时候，痛苦和迷茫就到来了。

我爱读书，尤其是闲书。二年级时捧着字典看《三国》、《水浒》、《西游》，后来看《收获》、《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清明》……直到高三。四年级，接触到《射雕英雄传》，读起来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吸引我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有古朴简洁、平实准确的文字。相比之下，《收获》、《小说月报》……里所谓严肃文学的文字就显得罗嗦和造作，长长的句子和怪里怪气的陈述，显得那么绕口。

那时候很多报刊上的小说、散文，其文字都有股腔调，拿着一股作家的劲，我称之为作家腔，非常讨厌。

说句题外话，上海文汇报办的《文汇》月刊，谁还有印象吗？这本月刊是当时我国南方文学界的代表刊物。从80年代初开始，直至90年停刊，我通读了近十年间所有的《文汇》月刊。最有意思的竟是刘再复、魏明伦和姚雪垠的笔墨官司。三人中，魏明伦文字功夫最高。即便在这本高水平文学刊物上，大部分小说的作家腔也很重。

自从看了金庸的小说后，所谓什么严肃小说、纯文学渐渐在我心中失去了光环；我对这些作家的文字能力和文学功底产生了怀疑？怎么这些专业作家还不如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香港人写出的句子通畅。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很是迷惘，怎么会认为通俗小说比严肃小说好？是不是我中了通俗文学的毒。

几年过去了，书看得更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金庸的文字功力的确远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我一开始就按着老师书本的说教，把金庸小说放在消遣小说一类，在心里鄙薄它，不敢承认它的好。直至离开学校，自己也有了明辨是非的自由（不是能力），才敢承认金庸小说的好。唉……，被老师和书本的框框束缚了好多年啊！

说金庸的文字好，先谈谈什么样的文字是最好的？语到极致是平常，最好的文字就是老老实实地按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描写。返朴归真、老实本分的文字是最美的，有雕琢痕迹的文字在我看来是不美的。大段的排比、叠句铺陈和层出不穷、精心制造的形容词，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匠气。金庸的文字平实自然，求不言自现，像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画。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字则是匠人工笔画，高下立判。

梁实秋也多次写文章论述行文的最高境界就是：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当然这种行文是一种由利返钝、褪尽铅华，绝难做到，和孩童初学写作的稚语童言不可同日而语。金庸的文字便是这样，叙述得十分老实本分，但很有气韵，种种深意、自在其中，不言自见。这种老实可不是浩然、刘白羽之流多读些文言文也写得出来的。

对于中国语文文字，我有个较为笼统的分法：即为古文（文言文）、半文半白、白话文。

而白话文在1949年又有明显分流，按地域分可分为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按行文特点可分为欧式白话和传统白话，按意识形态划分可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前者对中国古文继承较少，关联词和形容词极多，句式长而复杂，欧化很重。《人民日报》社论和领导同志的报告是此类文字代表，大陆有很多专业作家深受这种文风熏陶。此类文字与本文无关，不再多提；

而后者继承传统文言文特点较多，并向西方学习了不少表达技巧，也有欧化，但还是以短句为多，表现出来行文平易朴实，句式简单。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行文方法，甚至以为 ——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写的词句。金庸小说正是后者代表。大陆有代表吗？有，汪曾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老家绝了种。可汪老在1997年驾鹤西去，呜呼 ……

因为央视的缘故，现在大家多谈《笑傲江湖》，我就举几个《笑傲江湖》中的例子请大家鉴赏，顺手翻书，翻到那是啥，如：

五岳剑派各路豪杰在嵩山绝顶商讨合并大事，原书这样写景：

“群豪来到这嵩山绝顶，都觉胸襟大畅。这绝巅独立天心，万峰在下。其时云开日朗，纤翳不生。令狐冲向北望去，遥见成皋玉门，黄河有如一线，西向隐隐见到洛阳伊阙，东南两方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这段让我也觉得胸襟大畅。悠悠古意、满腔豪气，油然而生。众英雄于嵩山之顶争夺武林盟主的豪情壮志，被烘托得淋漓尽致。这段半文半白的景致描写，没有扎实的古文基础写不出来，也是大部分的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作品中鲜见的。

中国传统小说专注于编构情节，写人物心理不愿花费太多心思，而想通过外在描写，由外而内去反映出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才叫功夫。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传统写法中属于取巧行径，显不出才气和手段。

金庸深谙中国文学传统技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总是藏在文字后面，要我们去慢慢感受。这就是我在前面两次提过的“不言自现”。冰山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八分之七隐在水下，金庸的文字也给我冰山的印象。所以说，金庸的文字好、有境界，也需要读者的配合。

金庸对于心理描写尽量简洁，点到为止，留给读者感受的空间却是无限。举个例子，令狐冲逃出梅庄，独自一人在小溪边的感受：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这一小段，平实古朴，微微带有骈体四六句特点，绝好的写出了令狐冲当时的心情。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字功力？从四六句的运用，最能看出作家的文字功底。熟读金庸文章的人，对于金庸四六句的运用肯定印象深刻。

最后举一个极精彩的片段，祖千秋和令狐冲谈酒论杯：

“祖千秋摇头道：“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味。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冲道：“正是。”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注：唐朝的葡萄酒应该是绿色，还不是红色，这里是金庸搞错了。我在中青在线麻辣烫发这帖子时，承蒙吴澧老师指出。）
令狐冲连连点头，他读书甚少，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于文义不甚了了，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浅，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后世，殊不知治水甚么的，那也罢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么？”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齐大笑。
祖千秋又道：“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令狐冲道：“在下草莽之人，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
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
令狐冲道：“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更为难得。你想，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一饮之后，便没有了。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令狐冲道：“正是。在下无知，承先生指教。”
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听他言辞夸张，却又非无理，眼见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倒得满桌淋漓，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岳不群虽不嗜饮，却闻到酒香扑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
祖千秋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
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对不住，带着大家读了这么长的一段，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此段一气呵成，欲增减一字而不可得。诗、酒、中华典故、英雄气概都入文中，才气奔流，滔滔不绝，畅快之极。我每次读到此处，如有条件，都要喝上几杯。以好文章下酒，当浮一大白！我在这里举杯遥祝读到此处也有微醺之意的网友，同饮一大杯。

说金庸的文字好，和他学习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先看看幼时学习环境。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查家，查家是有名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书香门第。



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盈门、满室书香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自小便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那时取消了私塾，但小学，中学所选用的语文教材仍以古文为主，所以他的古文基础肯定是相当扎实。

后来在中学，金庸不仅国文好，英文水平也很高。有一个佐证，1948年《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两名记者，考试内容是国文和英文。金庸在三千名应试者中脱颍而出，被录用。三千人选其二，金庸国文和英文的水平可见一斑。

金庸在古诗词上也很有很深造诣。《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回目所用的诗词，都来自他自创。《天龙》回目中有“剧饮千杯男儿事”、“塞上牛羊空许约”、“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即便放到宋代也是绝妙好词。

“塞上牛羊空许约”扣题极准，一股无可奈何的凄惋之意发自于心。天妒乔峰能娶阿朱这样乖巧温柔的妻子；天妒阿朱能嫁给乔峰这样顶天立地的好汉。结果竟是牛羊依在、人鬼殊途，空有盟约、阴阳永隔。据说金庸写到这一段时也失声痛哭。

《倚天》回目开头两句，极为出色，“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郭襄和张三丰呼之欲出。一句“天涯思君不可忘”引出了郭襄对杨过的刻骨相思，对郭襄这段单相思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都以最简洁的词句作了概括交融。当得起“天涯思君不可忘”的感情，必然深沉、长远、正大，令人掩卷三叹。

【郭襄同志，你不要再难过了。天涯思君情虽苦，可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反动统治的水深火热当中，你要继承郭靖同志的革命遗志把一身高强的武功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通过共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共同走完革命一生的革命伴侣。】

黑括号中的文字即是用我们最常用的句式和语调所写，同志们很熟吧，作个对比，可以加深了解。

其实，读过金庸小说，我心中再也没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了，有的只是“写得好的小说”和“写得不好的小说”这两种而已。

初稿写于1998年
2001年发新浪金庸客栈

编辑于 2021-06-15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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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否真的在《鹿鼎记》中为自己的先人查继佐洗白？
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
HAMD＞17的间歇性冒泡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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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史纪事本末》最后一卷是《甲申殉难》，叙事到甲申国变为止。另外该书成书于顺治十五年，明史案发在顺治十八年，书里是不会提及的。（更详细的分析移步评论区
@无端人口司马亮
的评论）

然后呢，谈谈庄廷鑨（读“龙”）这个案是怎么发的。



直江实纲：试析“明穆宗叫什么”的问题
295 赞同 · 28 评论文章
上文中提到过一本朱国祯的《国朝大政记》，其实这只是朱国祯修史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家贫，已经写好的一整套《皇明史概》只刻印了一半，这也导致了很多人说《皇明史概》失传了。实际上因为不完整的缘故，《大政记》、《大训记》等部分后来多为单独成书。后来机缘巧合，《皇明史概》的手稿被后人典当到了庄廷鑨家（价格是巨款——白银六两），于是庄氏决心网罗人才，续修《皇明史概》，形成一套完整的明史。

庄氏知道自己水平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他请了顾炎武，顾炎武却没去的原因），于是广泛延请名家给予指点，其中就包括查继佐。查继佐得知庄廷鑨为了修史把眼睛累失明了，主动提出可以替他修史，然后让庄廷鑨去看病，但是被庄氏拒绝了。（有人说他不忍心中途放弃，也有人说他这是想独霸，此处暂且不提）

终于，这本书修成，名字叫《明史纪略》（一作《明史辑略》）。

首先我们看查继佐和庄廷鑨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查继佐还差点参与了《明史纪略》的编写。时人对庄氏颇有微词（比如批评该书价值不高、庄廷鑨在刻印时有意掩盖朱国祯原稿的印象、署名时“窜名己作”等等），但是查继佐笔下的庄廷鑨是这样的：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
第二，查继佐在与此同时，也在写自己的明代断代史《明书》——明史案发后改名为《罪惟录》，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意。可以说二人虽然有竞争，但是志向是一致的。明史案发以后，查氏同样被逮赴杭州，临走前告诫自己的孩子，断不可为了救自己攀咬其他人。查继佐等三人被抓的时候，还有朋友为之写唁诗（估计是以为一去不返了）。从明史案脱身后，查氏放情诗酒，还买了一批舞女，整日歌舞升平，可六年后他又重拾史笔继续写史，直到康熙十一年（一说十四年）成书。该书列南明为《帝纪》，称清军或用“夷”、“虏”，或用“东师”、“北师”，绝口不用清朝正朔。

查继佐如果真是毫无气节之辈，何必自苦如此？

最后，我们看这个“首告”，究竟说了什么。

先生（查继佐）殊骇, 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 拟牒当事, 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 先生曰: “吾三人不工, 此书是仇庄, 非善。”因投牒督学, 手著四六体, 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 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 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 生三家三百余口。
——《查东山先生年谱》
（根据查继佐日记，写完投牒他还写了一封信，大略意思是这文章里有蒸汁银鱼，但是和我没关系，以后要是出了事，千万别牵连我和我全家。和引文意思差不多。）
文中提到的督学胡尚衡批示湖州府学查办，府学发现其中确实有蒸汁银鱼内容，于是庄氏花大价钱买通官员，劈毁旧版，修改后重新刊印并呈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备案（这备案，估计也是花钱买的）。然后，有个叫吴之荣的得知此事，借机敲诈钱财不成，又被庄氏买通官员驱逐，怀恨在心，将初刻本（注意这几个字）直接上交北京刑部，告发庄氏“私修明史，毁谤朝廷”，明史案发。

所以查继佐的上书确实成了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引子，但是他本身绝对是无意告密以引发大案的。

至于为了黑金庸是“满遗包衣”，就把这么一位对我大明忠心耿耿的史学家说成无耻小人、告密汉奸，我看这种说法是夫子自道。

题外话，一般认为查继佐得救是吴六奇的功劳，但是查继佐自己说“余时诖误（即涉及明史案）, （杨）犹龙适以书投当事，云读书种子，定宜呵护”，对于吴六奇的传闻（当时这个传闻就已经满城风雨了），查继佐的态度是“世传余（对吴六奇）有一饭之恩, 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 ”

所以，救了查继佐的，另有其人。【这段的准确性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对查继佐的话是真实情况还是为求平安而曲笔，有争议。总之，查继佐被救确实得了贵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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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否真的在《鹿鼎记》中为自己的先人查继佐洗白？
逍遥派无涯子
逍遥派无涯子
62 人赞同了该回答
査继佐听说有本书把自己名字写进去当作顾问，他就去学道那里举报，说我没有做这本书的顾问，他们瞎写的。

就这么一件事而已

跟明史年号有什么关系？？査继佐自己写的明史都有明朝年号，他怎么可能认为这是违碍。他的举报或者备录，就是一个作家与书商撇清关系而已。

很多人对金庸称赞清朝不满，便侮辱他为满遗，进而阐发血统论，证明金庸祖上就是满遗汉奸。

明粉皇汉这一套，我看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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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等顶尖文学作品相比尚有哪些不足？
小宝宝2018
小宝宝2018
学生
28 人赞同了该回答
不是很舒服，我看过七遍红楼，情节很熟练，诗词因为个人爱好还倒背如流，但是也没有像某些答主一样觉得看个红楼就很优越了。我觉得关于严肃文学的那种调调为什么比通俗文学好，很多答主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写人物比写情节好？为什么写悲剧比写喜剧高级？甚至于把萧峰狄云这种结局看成是跌落之后的上升？我不知道这种必须要彻底be才符合现实才高大上的逻辑是从哪儿来吧，（《悲惨世界》冉阿让被女儿女婿虐后到结局真相大白，《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主角少年悲惨结局幸福，也是跌落之后的上升？不符合现实？）或者小时代能符合某些人的要求？

还有就是答主们对于《红楼》，金庸小说的概括都失之粗暴。谈到红楼人物就谈宝黛钗探，确实红楼有大约十几二十人塑造得很是不错，但很多人如宝琴，秋纹，金钏，芳官，以及那一串贾家子弟，形象都相对来说单薄，不能说刻画出了多少侧面，就十二钗中，也是有几位觉得也就稍微有点不够太真实复杂，简单地勾勒出了几个特点（比如在你乎上常被喷的那位），不太能让人共情。当然金书里漫画式的人物更多（以本人来说，确实有点烦任我行那种狂放不羁式人物，有好几个都这样，有点重复），但红楼也不全然是写实主义的，甚至在刻画典型人物时也存在一些漫画式写法（由于这些人粉丝多，怕被喷，就不说了）。还有说红楼对人物无褒贬无情感倾向的，这么说金瓶梅还可以接受，红楼明显作者对于青春女性的理解和同情高于对其他庸钝衰朽，对于诗礼簪缨，温文儒雅的欣赏高于对下里巴人的欣赏，他不会像金瓶梅那样，把生活的下水道给你看，他大片篇幅写的，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幅册的女子，其美好浪漫远远超过其阴暗面，然而实际是这样么？说作者没倾向，殊不可解。况文章乃血泪之文字，怎见得要一点倾向都没有就是好的？

然后比起金庸来就是拿什么他写的打怪泡妹情节来说，不提天龙的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不提笑傲里那种对社会环境的观照，不提鹿鼎的历史感和人性，怪哉。我觉得就天龙的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困顿感，笑傲和鹿鼎对于政治的把握，《红楼》因为视角的限制其实是相对缺失的（这方面它更多是一种感性的表达），这方面金庸给我们的体验就非常重要。如果好好看这几部特别是鹿鼎，觉得金庸只会写爽，写黑白分明的人物，没有深度啥的，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很多人不过是以自己的脑洞在读书，在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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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大艺术家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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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禹│论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原创 张乃禹 浙江学刊 2020-07-20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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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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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侠

小

说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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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金庸小说于1972年首次译介至韩国，在卧龙生的光影笼罩下经历了反响平平的沉寂期，1986年《英雄门》的横空出世正式昭告了韩国武侠小说史上“金庸时代”的到来。缘于中韩地缘政治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以及金庸武侠内在特质与韩国读者审美取向的高度契合，金庸小说在韩国引起了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学界亦从宏观与微观之两维，围绕人物形象、文化内涵、价值判断等论题，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元解构和阐释。与此同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也通过对金庸小说的内化和变用，在模仿借鉴与自主意识的勾连交织中，推动了本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金庸小说；韩国；译介传播；价值认同















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一代宗师，金庸及其作品的阅读受众早已超越大中华区域而波及不同的文化圈。金庸笔下精彩绝伦的武功刻画和凄美缠绵的爱情书写，为全球武侠文学爱好者营构了一个集体狂欢的武侠世界和成人童话的想象空间，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金庸作品也由此成为蜚声海外的独特文本。

纵观金庸武侠小说的海外译介和传播状况，可以发现相较于欧美等异质文化圈国家，在韩国、日本、越南、泰国为代表的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国家，金庸小说无论是文本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读者阅读的热度和认同度，均更为深入和持久。金庸在东方国家译介传播相关研究大都从中华文化圈的视角切入，对金庸“现象级”的风靡热潮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阐释。对于“英语世界中的金庸”这一命题，“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关注到了金庸小说的英译问题，但更多关注于具体的翻译策略，较少有成果关注武侠文学的类型化特征。”整体来看，金庸在东西方文化圈的翻译策略都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相较于东方文化圈，国内学界更为关注金庸在西方文化圈的“研究”状况。相关成果多为结合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延展式的思考。而对于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问题，除了个别论文中有所提及，目前尚未出现整体性的深入探究。事实上，中韩语言形态的互通性和文化渊源上的同质性，使韩国读者对金庸小说的阅读情感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西方读者对金庸武侠精神的认知和解读之间，产生了鲜明的戏剧性反差。这固然可以追溯至东西文化及话语体系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读和接受壁障，还可归因于“历史异代”和“现代性错位”，但作为民族特色鲜明的小说文类，武侠小说在对外译介过程中，必然面临译入语国家对异域文化接纳能力的挑战，归根结底还应归结于以东西文化差异为具象表征的“文化距离”上。

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的韩译谱系中，金庸是一个颇值玩味的精神镜像。虽然早在1955年就推出了首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但金庸及其小说真正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却是在17年之后的1972年。当年《飞狐外传》被译为《武剑道》，由汉阳出版社出版，两年后由大兴出版社重版，不过发行之初曾反响平平。直至1986-1989短短的三年间，金庸全部作品均被翻译为韩文，由“射雕三部曲”整合而成的《英雄门》，在发行5个月之后的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成为韩国读书市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和罕见的文化景观。在《英雄门》掀起武侠小说阅读狂潮，进而使金庸小说风靡韩国的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因素聚合作用下，在本土思想观念和金庸武侠的精神契合中，韩国读者和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多元化解构和阐释。由此生发出对金庸武侠文化精神的深度认同，这自然与韩国自身与生俱来的东方传统思维和接受话语体系存在密切关联。与此同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也在吸收、借鉴和模仿金庸创作体系和武侠精神的基础上，在自主意识的支配下，通过金庸小说的演绎、内化和变用，加速了本国武侠小说创作模式和审美范式的构建。本文在追溯金庸武侠小说韩国译介历程，全面整理金庸小说在韩翻译状况的基础上，考察韩国如何在本土观念与中华武侠的文化合谋中实现了金庸小说的多元解构，探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如何通过金庸小说的内化变用，推进了本国武侠创作模式的构建进程，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对外译介传播研究提供一种以同质文化圈的“东方视角”来关照自身的学术镜鉴。













一、《英雄门》引发的轰动效应与金庸小说的全面译介



韩国将金庸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称其为20世纪中国的代表作家，高度评价了他历史性延拓武侠小说新境界的文学功绩。韩国读者在洞悉金庸小说中历史之“虚”与“实”的基础上，也对其中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进行了深度透视和阐析，并将金庸作品视为撼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符码。进入21世纪之后，在影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加持和媒体融合的助推下，金庸在韩国产生的影响更是空前绝后。因此，得闻金庸猝然离世的消息后，韩国媒体直言“江湖陨落一代豪侠，两国共忆一世英雄”，无数读者和网民亦通过网络表达哀痛和惋惜之情。而韩国CHING电视台更是在金庸仙逝后的第二天，特别安排播放《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旨在向一代武侠大师致敬。可以说，无论学界精英，还是普通读者，在对金庸的认知和评价中，除却为亡者讳的感性评判，更多地凸显了对金庸武侠精神深入骨髓的理性思考。韩国人对金庸及其作品缘何如此追捧？金庸在韩国的影响力为何如此深远？若要明晰内含多重文化意蕴、扭结着异质文化博弈与合谋的金庸小说韩译和接受过程，应先从《英雄门》在韩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切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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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986年版《英雄门》系列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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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门》引领的金庸小说阅读和翻译热潮



《英雄门》并非金庸武侠小说标题，而是“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经过韩译之后的整合版。韩国人认为“射雕三部曲”之间存在微妙关联和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将其合并推出并命名为《英雄门》，包括《英雄门1——蒙古之星》（《射雕英雄传》）、《英雄门2——英雄之星》（《神雕侠侣》）和《英雄门3——中原之星》（《倚天屠龙记》）。在韩国，《英雄门》是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已固化为金庸小说和中华武侠精神的代名词。18卷本的《英雄门》系列正式推向韩国阅读市场是在1986年，但事实上，金庸小说最早被译为韩文是在1972年（《飞狐外传》）。换言之，金庸被译介至韩国之初并未引起多大关注，而在时隔14年之后才真正掀起了一阵阅读狂潮，“金庸热”也随之正式勃兴。

实际上，在此之前，金庸的文学光芒被一直深深笼罩在卧龙生的鲜亮光影之中，这与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译介史紧密相关。“中国武侠文化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大致有三个阶段，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之一就是被称为“中兴期”的“金庸时期”，而在此之前的“确立期”正是“卧龙生时期”。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译介始于1962年金光洲翻译的《情侠志》（译自尉迟文的《剑海孤鸿》），1966年卧龙生的小说《玉钗盟》被译作《群侠志》传入韩国，后《武游志》、《夜笛》、《飞龙》、《无名箫》等卧龙生作品旋即被陆续译介并广为诵读，曾掀起了一股长达10年的武侠小说阅读热潮。由于读者群体对卧龙生小说的反响过于热烈，获得了毫无争议的空前认同，“当时甚至出现了‘山寨版卧龙生小说’，即利用卧龙生的名气将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伪装成卧龙生的作品翻译引进到韩国。”因此，1972年《飞狐外传》被译为《武剑道》，《笑傲江湖》被译为《恶风剑》传入韩国时，两部译本的作者均被清晰地标记为“卧龙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庸小说在韩译介一览表（197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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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金庸小说在韩国接受中国武侠文学的“卧龙生时期”步入韩国读者视线，在卧龙生的阴影遮蔽之下，经历了为期十余年反响平平的沉寂期，直到1986年《英雄门》系列的横空出世，才正式宣告了韩国武侠阅读“金庸时代”的到来。从1986年至今，金庸小说的翻译出版几乎从未中断且版本众多，其中《笑傲江湖》《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碧血剑》等均重版十余次以上。也正是在《英雄门》强烈轰动效应的作用下，金庸其他小说陆续得以译介，1986—1989的短短三年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金庸作品均在韩国翻译出版。某个作家的作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全部翻译，这在韩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亘古未见，更烛照出金庸小说在韩国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文化影响力。事实上，《英雄门》曾经引领了1980年代的中国武侠阅读狂潮，据首尔钟路书店的统计，《英雄门》是1986年销量第一的外国小说。韩国媒体称《英雄门》曾导致当年全韩学生平均成绩下降0.5分。由于当时版权意识相对薄弱，译者署名大都为笔名，加上市场和读者反应过于火爆，曾出现同一作品被不同译者翻译且以不同译名出版的现象，因此几乎所有译介出版的金庸作品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版本。同时，金庸小说热销也导致鱼龙混杂的仿作和伪作大量涌现，经统计仅1993-1995年就出现了34部类似作品，如《九阴真经》《江湖英雄传》《剑震中原》《江湖恋情》《韦小宝传》《屠龙记》《长白山脉》《飞车侠魂》《英雄门的后裔》《屠龙神剑》《风云侠客》《神雕奇缘》《华山论剑》《天龙八部前传》等，这些小说均标记原作者为金庸，而实际上或为金庸小说部分内容的节译，或为参照金庸小说的模仿之作。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金庸小说在韩国的总销量很难精确统计。但可以明确的是，《英雄门》推向市场5个月之后，其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推出之后的10年间年均销量都达到30万册以上，至今已再版超过20次，这足以印证其为超级畅销书的事实。时至今日，金庸小说还在不断重版重印，发行量动辄以千万计。《英雄门》的影响已深深嵌入韩国读者文化精神肌理之中，甚至催生了“86世代”这一带有时代印记的语汇，意指1986年《英雄门》的狂热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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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庸小说的韩译特点及不同译本的命运走向



金庸小说的主要译者有金一江、朴永昌、姜升远、任和伯、鲜于仁、金荣一、金钟伦等，其中金一江的影响力最大，朴永昌的译作最多。事实上，这些译者名称大都为假名或笔名，如金一江，其真实身份为拥有中国文学专业背景的成宜济教授，他是1986年掀起中国武侠阅读狂潮的《英雄门》的主力译者。而朴永昌在大量翻译金庸小说的基础上，也尝试进行了模仿创作，如《华山论剑》、《九阴真经》等。虽然这些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对金庸小说的内容还原度亦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而言，还是较为准确地实现了金庸武侠精神的文字转换和话语转译。以“射雕三部曲”为译本来源的《英雄门》是韩国影响力最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升格为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图腾。因此，通过《英雄门》翻译概貌的阐析，可以整体上廓清金庸小说的韩译特点。

实际上，《英雄门》在韩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波段，也映射出金庸武侠精神的持续性影响。1986年是《英雄门》出版发行的第一波段，此时的韩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因此“高丽苑”是在未获授权的状态下，推出了3部18卷本的《英雄门》。此时的翻译也是近乎于改写的粗译和浅译，甚至漏译和错译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整体来看，只达到了70%的内容呈现，而在文体和文化层面的呈现度也仅仅是50%左右。但即便如此，《英雄门》仍然声名大噪，甚而改变了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固定观念和审美迂执，可谓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文化现象。《英雄门》出版发行的第二波段出现于2003年，此时以“金宁社”和“中原文化社”为主导。鉴于《英雄门》系列超越时空的旷世影响，知名出版机构“金宁社”重新购买了“射雕三部曲”的版权，分别于2003、2005和2007推出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的精译本，共计24卷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射雕英雄传》的译者并非个人，而是一个名为“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的团体，这在凸显金宁社精心组织和良苦用心的同时，也投射了其延续金庸武侠神话的雄心和抱负。但遗憾的是，其总体销量却并不尽如人意，相较于被奉为经典的1986版《英雄门》，2003年以后的“射雕三部曲”在受众反响和波及效应等方面，都较为逊色。究其原因，除却社会时代的不同、读者心理需求的变化以及文化语境的变迁等若干因素，在翻译层面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决定性因素？

1986版的《英雄门》系列与2003年以后的“射雕三部曲”在译文风格、文本结构、文史典故的处理方式以及人物对白的译入语转换等方面，均迥然有别。1986版《英雄门》的译文风格豪放、粗狂而直接，尤其是翻译充盈着浓郁中华文化色彩的武功招式时，大都采用了汉文标记的方式，由此在呈现关键功夫动作方面，相对更为精准。对于中国文史典故，遵循的是“极简原则”，并未加以深入阐解，甚至对一部分较难理解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过滤和删除处理，属于典型的归化式翻译。与之相比，2003版以后“射雕三部曲”的翻译风格总体表现为细腻、全面、详尽而周到，这也是比1986版多出6卷本的直接原因。如为了顾及不懂汉文的部分韩国读者，译者多使用韩文固有词翻译武术招式，对文史典故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完译”和“精译”性阐释，在确保翻译准确性的同时，还适时添加了小说人物关系图以及相关武功说明，在饱含深厚文化意蕴的文化符码转换中，更多地渗杂和融入了译者的个人解读，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金庸小说中不计其数的“文化负载词”，如《神雕侠侣》中的“越女采莲”，在1986版《英雄门2——英雄之星》中直接将其删除，只将原作中的“北宋大词人欧阳修”译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而李德玉翻译的2005版《神雕侠侣》则将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鸂鶒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予以全文呈现，且在译文文体上也兼顾了中韩语言的特殊性，就翻译本身而言可谓相当精准。对“五运更始”的典故，1986版的《英雄门2——英雄之星》亦采用了删译的方式，而2005版的《神雕侠侣》则从易学、医学和阴阳调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阐释。

可以说，从翻译忠实性的原则来看，2003年以后版本的“射雕三部曲”明显优于1986版，但受众的接受效果却并不理想，整体销量也无法与1986版同日而语。深究其因，在语言转换层面上，可以将其归因至中国文化元素的处理方式上。金庸小说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和精妙绝伦的打斗场面，对韩国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若在短兵相接的刀光剑影中过多地穿插一些陌生中国文化元素的深入阐释，势必会使读者的阅读激情受到抑制，一气呵成的阅读快感被不时中断，阅读体验也就随之大打折扣。实际上，文化差异是一种跨语言的存在，武侠小说作为某种大众文化商品，如果与阅读受众的文化心理存在过大差距，那么读者必然会产生疏远感。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译者们必须直面的首要翻译伦理问题，也是衡量译作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尺度。

“语言”是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文化产品海外译介和异域接受中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可能导致“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译者在面对充溢着异域文化元素的作品时，如何巧妙而恰当地处理和过滤异质性文化成分，是对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的考验。在此过程中，译者面临着诸如文化对比、文化定势、文化适应、文化迷惘、文化误读、文化缺省等复杂文化现象，必须在其中做出恰切的抉择。1986版《英雄门》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中文知识背景，通过对中韩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整体把握，以及对读者反应和译作市场性的预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可能引起“文化折扣”的中国文化元素。从翻译策略选择的角度来看，虽然属于典型的“粗译”和“略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其译文风格却更加契合当时韩国受众的阅读心理趋向和审美旨趣，对“射雕三部曲”具体文本结构的改造亦更为科学和紧凑，在增添趣味性、可读性的基础上，强化了人物对白的戏剧化程度，使韩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了充分满足。

因此，相对于较为完整地还原原著的“金宁社”版本，1986版的《英雄门》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折扣”大为降低，这也是其引起轰动效应的翻译策略层面的决定性因素。但从翻译忠实性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金宁社”版本的“射雕三部曲”则更有价值，翻译质量也更高。因为其翻译工作由成立于2002年的“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担纲，李德玉、任弘彬也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家。“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汇聚了金庸小说研究和翻译方面的专家，旨在通过翻译策略的研讨和相关史实的考证，完美呈现金庸小说的文化意涵，准确评判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在“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的助力下，以金宁社和中原文化社为出版主体，金庸小说在新世纪的译介热潮正式开启。虽然缘于翻译策略的不同、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读者文化心理的变化，相关译本所掀起的波澜难以企及1986版的《英雄门》，但“86世代”们的记忆犹新，同时新的时代语境和现代传媒也为新一代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便利，由此金庸小说在韩国获得了更加深厚的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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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韩地缘政治与文化合谋下对金庸小说的多元解构



在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史上，无论从作品的销量和舆论媒体的关注程度，还是从读者的阅读回响和学界的阐释研究来看，像金庸这样产生深度认同的中国作家寥寥可数。实际上，从金庸译本接受的内部文化心理来看，正是在中韩地缘政治和通俗大众文化的合谋下，在韩国读者审美取向与金庸武侠艺术特质的高度吻合中，金庸小说才在韩国引起了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





（一）中韩地缘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整个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密迩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典型代表之一，自古以来在历史、文化和文学方面都与中国一直存续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儒学和佛教文化就陆续东传朝鲜半岛，尤其近代以前的明清时期，通过“朝天”、“燕行”等使臣朝贡活动，中国与朝鲜半岛构建了典型的“天朝礼制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中华文化的浸染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深入韩国人的骨髓，一直存续于韩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之中。虽然当今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异于中国，更多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在东方积淀与西方辐射、历史根源与现实影响的交互作用下，韩国人对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先天葆有某种挥之不去的亲近感。与异质文化圈的西方国家相比，韩国读者对金庸小说中展现的“文化人格”与“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的领悟解读就更为直接和自如。众所周知，金庸小说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对于如此丰厚的中国文化元素，韩国读者运用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长期积累的文化知识，能够相对轻松地领悟其中隐含的文化意蕴，这种解读和参悟能力，是欧美文化圈读者无法企及的，事实上也是中韩传统文化接近性与互通性的重要外在表现之一。

从语言载体及其翻译策略来看，自汉字被引入朝鲜半岛后，就一直为其使用并延续至今，如今汉字仍然是韩国语言文字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韩国人的汉文解读能力也一直延续和保持至今。由此，金庸小说译者们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大都刻意保留一些饱含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语汇和典故，在如实展现小说文体特色的同时，力求最大程度地增进读者对金庸武侠艺术特质和文化精神内涵的彻悟和理解。由于金庸大都将武侠故事融入历史，在历史的“虚”与“实”之中，呈现江湖恩怨和大侠的思想人格，“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超拔的文化学术品位。”因此，金庸在小说中援引了数不胜数的历史典故、诗词术数，以营造独特的武侠意境，其中都隐伏和投射了鲜明的中国文化意蕴。事实上，金庸小说的这一特点正是译者们最为畏难之处，尤其以西方读者为阅读对象的翻译过程中，往往受制于异质文化的匡囿而无法达到预设的翻译效果，这也是金庸译本在西方文化圈掀不起波澜甚而遭受冷落的重要原因。相较于此，在金庸小说的韩译过程中，译者们通过部分保留汉字，可以相对简单的进行语言转换。如荆轲、丘处机、岳飞等历史人物，“玉女心经”“武林盟主”“绝情幽谷”“襄阳大战”等标题，“六脉神剑”“伏魔剑”“八十一路五虎刀”“鸳鸯刀”“降魔禅杖”“泼水杖法”“黯然销魂掌”“大力金刚指”“无极玄功拳”等功夫术语，“子房志亡秦”“梦后楼台高锁”“佛说鹿母经”、“刘皇叔飞马跃檀溪”等文史典故以及“玉笛谁家听落梅” “二十四桥明月夜”“好逑汤”等饮食名称。均辅以汉文标注，韩国读者运用自身的汉字解读能力和相关中国文化知识，通过汉字就能够“望文生义”，实现较为准确的文本解读。

探寻金庸小说盛行韩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还可发现1980年代韩国近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混乱和饱尝困厄的不安心理。金庸在小说中展现的男性间的义气、男女间的爱情以及围绕个人权势名誉的追求与妥协等，都成为韩国受众排遣长期郁结的苦闷情感的突破口。他们通过阅读和摄取，在深度精神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非现实世界中的义理和爱情的替代性满足以及狂欢式的集体想象。在此种大众文化心理中，自然也渗杂着商业主义的膨胀和香港武侠电影不断输入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从《笑傲江湖》《鹿鼎记》《东方不败》，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东邪西毒》，每一部电影的热映都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畅销。如1992年电影《东方不败》的上映迅速带动了金庸小说的译介，尤其1994年翻译出版的金庸译作达19部之多，包括三卷本的《金庸小说精华全集》。小说改编的电影以影像化的方式再现了金庸精心营构的武侠世界，以更为真实和立体的方式反哺了小说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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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金庸小说“宏观”与“微观”的两维解构与多向度阐释



在中韩历史文化接近性和现实文化合谋的作用下，韩国读者在阅读接受层面，对展现中华武功和侠义精神的金庸武侠小说毫无拒斥感，反而由于文化心理的接近性，先天带有某种亲近感和熟悉感。也正是在这种缘起于文化合谋的情感认同基础上，韩国学界大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元化的解构和深入阐释。宏观方面，郑东补的研究较为系统和突出，其《金庸的武侠世界》，从“武”、“侠”、“情”和“江湖”的角度关照金庸小说，认为以上四点是建构金庸武侠世界的四大支柱，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解构。刘京哲和金震共分别在《金庸小说文学成就与贡献的论议考察》和《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争议点》中，整体梳理了中韩学界对金庸小说文学价值的探讨和论析，从韩国学人的角度全景式展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美学内质和价值判断。从中可以发现韩国学界的金庸小说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金庸武侠小说与韩国传统侠义小说之间的关联性”、“金庸武侠小说的近现代性与国家意识形态”、“金庸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关系”以及“金庸武侠小说的虚无色彩和反武侠特征”等方面。

从微观角度看，韩国对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文化内涵等也进行了深入解析。此方面，禹康植的研究较成体系，《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作用》以“女性从属地位的解脱”和“对男性权威的自我表达”为中心，剖析了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的形象和作用。认为虽然金庸武侠小说中都有女性出场，但因武侠小说强调的是阳刚之美，因此自然形成了远离女色的传统观念，而女性并未甘愿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便是彻底的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恶人形象研究》则从金庸小说恶人形象的种类及其意义出发，探讨了“善恶绝对性”和“人性变化”在恶人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他主张金庸笔下的“江湖”并非刻意设定的机械性空间，而是善恶界限模糊的空间，由此界定不同集团和民族的人物善恶时，善恶绝对性问题凸显。同时认为金庸对恶人人性变化的可能性持肯定态度，“劝善惩恶”的实现也并非就是恶人有恶报，对于恶人也应抱有宽容感化之心，如此也可体现武侠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

《金庸武侠小说的死亡观研究》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类型的死亡价值观。第一是名声和江湖义气重于生命。第二是岳飞、郭靖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第三是萧峰所秉持的“人性至上”。同时强调虽然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很多关于死亡的描写，但从未表现出漠视生命的态度，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死亡本身。此外，禹康植还关注了金庸小说中的男权思想，《男权思想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的影响——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心》对金庸小说中男权思想的表现以及脱离男权思想的探索，进行了深度论析。其中论及《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纠葛及其背后隐含的男权思想变迁，指出虽然无法断定金庸在小说中通过尝试女性优越主义指向的描写，完全克服了江湖世界中男权思想的思维偏执，但从女性地位的检视和自我定位的角度来看，在抵抗男性为中心的江湖世界秩序，凸显维护自身地位、展现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在金庸小说文化内涵的解析方面，安金英认为《笑傲江湖》中超自然力量的武功与以阴阳五行为依据的中医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小说的叙述构造与哲学、医学、人生、自然等融为一个有机体。林春城强调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同时强调“不应该把金庸的小说看作是单纯的消遣小说，而应该把它看做是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人的人性和心理的‘文化课题’。”韩国学者的研究和相关论点在拓宽金庸小说的研究广度和阐释深度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他们不仅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给予首肯，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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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镜鉴参考与自主意识混杂中对金庸小说的演绎变用



金庸小说在韩国接受中国武侠文学的“卧龙生时期”进入韩国，彼时正值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创作的萌发期。实际上，韩国本土武侠创作一直未能完全脱离模仿的阴影，金庸小说首当其冲成为重要的模仿和借鉴对象。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在内容上与金庸小说高度相似，小说空间也大都设定为广阔的中原大地，小说人物也都是以金庸小说中的派系为主，武功招式的描写也未能脱离金庸小说的惯常手法。换言之，除了创作者是韩国人之外，其他方面与中国武侠小说并无二致，因此出版方往往在金庸武侠小说封面上标记“正统武侠”，在韩国武侠小说封面上标记“奇情武侠”以示区分。此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固然存在金庸小说广受追捧的市场因素的作用，但却在客观上推动了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发展。





（一）金庸武侠的借鉴与韩国本土武侠走向“江湖”



金庸在改变韩国武侠阅读市场运作模式的同时，也使本土武侠小说的叙事重心由虚幻的假想侠义人物转向江湖中的英雄。在此之前，韩国武侠小说主要刻画“洪吉童”、“林巨正”等玄虚的“义贼”形象。如《洪吉童传》被称为“传统武艺小说”，主人公洪吉童是一个乐善好施、充满道义的“贼”，其拥有出神入化的幻术和功夫，并运用自身的武艺惩罚官吏、救助百姓。从美学构造和情节结构来看，此类小说大都带有神魔小说的因子，主人公具有高贵的血统，却具有不被认可的庶子身份，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摆脱和克服一切危机，同时也具备了“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主题构成。但并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主题自觉，所涉空间也并非“江湖”。但借助于金庸小说的主题构成和创作模式，韩国作家真正进入了武侠创作的江湖世界。如声名鹊起的《英雄门》推出之后的第二年（1987），金刚发表了《渤海之魂》，此小说正是以宋朝与西夏和辽相互对峙的历史时段为背景，通过历史细节梳理和反转设置，在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武侠人物的同时，叙写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和各民族间的文化博弈过程。作者在《渤海之魂》重版序言中曾坦言：“努力将历史置于江湖空间，展现历史精神的伟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事实描述。”

据粗略估算，在持续十余年的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第一个全盛期，韩国作家们约产出了2000余篇武侠作品，相较于中国武侠全盛期的小说总量，韩国作家们的创作笔力确已达到令人吃惊的水准。借助金庸引领的武侠风潮，短期内量产的作品虽然难免泥沙俱下，创作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如很多小说为了吸引读者，过多地加入了荒唐无稽、残忍夸张的内容，沦为**描写为主的低级读物。即使是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作家司马达，也在其《风影孤月》中呈现了上述刺激性内容，作品整体上充斥着极强偶然性的性爱描写，虽然为了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贯穿着渐入佳境的武功场面，但最缺乏的还是感动读者的力量。尽管如此，如果对良莠不齐的众多作品进行披沙沥金式的钩沉，亦可发现在借鉴金庸武侠创作方法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虽然还是未能跳出模仿金庸作品的窠臼，依旧沿袭了金庸小说的“成长模式”，但作品将时空背景由中国延展至日本，同时“武历”年号的使用和日记体形式的构造，也可视为对金庸创作模式的某种演绎和变用。夜雪绿则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凸显武侠中的“爱情”，其《飘香玉霜》《江湖碧松月人色》均可见金庸武侠中的爱情刻画模式，全炯俊曾高度评价其“反抗的想象力”，称“这种想象力正是夜雪绿武侠小说的意义和人气秘诀，也成为在中国武侠模式框架中寻找出路的有益尝试。”

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大行其道，武侠创作的书写道具和传播媒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由传统活字印刷的纸质出版形态转移至网络，“网络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借助于网络和PC通信，武侠小说爱好者和作家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相互交流和传递信息。此时，金庸小说的波及效应继续凸显，左柏和龙大云受到金庸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通常来说，韩国新武侠以左柏的《大刀傲》为嚆矢，而龙大云的《太极门》则被视为新旧武侠的过渡作品。龙大云以《魔剑霸剑》初登文坛，此后发表了《流星剑》《无影剑》《夺命剑》等“剑字”系列以及《拳王》《刀王》《剑王》等“王字”系列作品。1994年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太极门》。左柏以充满弹性和节制性的语言，注重人性的书写，其《大刀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事实上，左柏和龙大云正是韩国第二代武侠作家的代表，相较于剑弓人、夜雪绿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在金庸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打破第一代作家构建的英雄、奇缘、美女聚合的固定创作程式，以蔑视三妻四妾的平凡人物为主人公，侧重书写现实的日常生活故事，表现出“反武侠”的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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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意识支配下的韩国本土武侠创作范式构建



在借鉴和模仿金庸小说美学特征和创作模式的基础上，韩国作家也在自主意识的支配下，着重强调本国特色。其实早在1969年就出现了号称以韩国为背景，以韩国人为主要人物的武侠小说《雷剑》，其封面书名明确标记了“韩国武侠”的字样，作者成杰为《东亚日报》专栏作家，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名为“阴者”的人物形象，“阴者”一词源自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中的“阴兵”。此小说以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为背景，涉及金春秋、金庾信、、阶白等历史名人，展现了从历史上的剑客到现代跆拳道始祖的侠义行为。无论历史背景，还是登场人物，都体现了作者试图从韩国固有文化符号中寻找创作素材的主体自觉意识。但遗憾的是，有学者指出此作品是日本武士小说的翻案之作。此后1970年代，又陆续出现了赵凤延的《少年剑客马亿》和李文贤的《豪杰黑龙》等以本国素材书写本国武侠故事的作品，但由于金庸小说刮起的武侠旋风，这些作品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直到1986年伴随着金庸《英雄门》的横空出世，金并总的《刀与露》和《大剑子》以独立的自觉意识震慑文坛，发出了韩国武侠的主体宣言。如果说成杰等人的自主意识尚略显隐晦的话，那么金并总就表现的比较明显了。他在《刀与露》卷头“作者的话”中明确坦言：“我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创作了本小说，通过主人公王康，我要创造出一种比日本武士的大和魂和中国武功拳法更真实的韩国武艺文化，向全世界介绍和推广埋没于儒教传统的韩国武艺。此外，为了确证韩国武艺的优越性，通过被挟持到明朝的女主人公雪花与少林寺拳法的对决，展示我们传统武术的优越性。”《刀与露》讲述了李氏朝鲜初期高丽后裔身份的主人公报杀父之仇的故事。表面上，《刀与露》依然未能超越“复仇+爱情”的藩篱，但作者援用了“腰击势”、“鸡口手”等韩国传统武功招式，而没有继续套用金庸小说中的功夫术语。此外，以《大刀傲》而闻名遐迩的左柏，在《左柏的武林纪行》中指出韩国本土武侠小说至少应包括“以韩国为背景的韩国人的武侠”和“借助武侠的框架，讲述韩国的故事”两方面的内涵。说明此时韩国武侠在金庸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构建自觉，如上文提及的《渤海之魂》、《刀与露》等均可视为典型代表。

自主意识同样鲜明的《大剑子》，也是以凸显韩国传统武艺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为旨归。背景结构与《刀与露》大致相同，但在主旨立意方面比《刀与露》更为高远，作者通过作品力图阐明武艺功夫并非解决私人恩怨的手段，而是内含着崇高的文化精神。1990年代以后，徐孝源的《大刺客桥》和龙大云的《独步乾坤》等，开始正式与金庸小说分庭抗礼，使读者的阅读重心由中国武侠小说逐渐向本土武侠作品转移。尤其李炳添的《最后的朝鲜剑殷明基》，以韩国历史上的“东学农民革命”为事件原型，在与新式武器——枪的对抗中，体现韩国传统剑术的自尊和优越。在情节设置、主题呈现和艺术表达方面，均可视为韩国本土武侠的典范之作。在传统武术的考证以及对作为小说背景的历史事件的发掘方面，也引领了21世纪本土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此外，还有作为传统武侠与新武侠过渡性作品的《太极门》，以现实性的描写和心理刻画见长，主人公赵子健为兄报仇而卷入武林争斗，最后蜕变为追求“武”之真谛的“求道者”形象。正如金并总在《大剑子》“序言”中强调的那样：“在旺盛的肉体与崇高的精神合二为一达到最高境界之时，‘艺’便成为‘道’，缺乏哲学的武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本土武侠在金庸的影响下，已经将武侠创作及其精神内核升华至“道”和哲学的高度，而这正是金庸武侠精神与韩国武侠自主意识交融碰撞的双重变奏中所衍生出的地域特色武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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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偏居东北亚一隅的韩国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典型代表，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及其跨文化呈现，可视为同质文化圈译介与传播的典型案例。“金庸作品的文化意蕴，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的深刻内涵。”同时，“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有着丰厚的历史内涵，金庸小说显现了‘反清复明’与‘为国为民’两条明显的历史线索，从中透露出浓厚的历史意识。”金庸武侠小说内蕴的深厚传统文化思想和丰厚历史元素，使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绝佳载体，对其译介和传播状况的研究，也因契合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作为对外展现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方略，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箭在弦上，相关研究也均从作品选择、翻译策略以及出版机制等方面展开探讨。通过金庸小说在韩国译介传播与接受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饱含中华文化元素的金庸小说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命运走向，首先取决于译入语国家语言符码和文化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距离的远近。这不仅可以从文化心理层面准确缕析金庸小说在韩国为代表的同质性汉字文化圈国家获得巨大市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为探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的交融碰撞规律，提供思考路径和切入角度。

无论是中韩地缘政治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抑或金庸武侠内在特质与韩国读者审美取向的高度契合，其最终均归结和指向于中韩文化的互通性。因此，在考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具体路径时，应首先关照译入语国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切的翻译策略和市场运作方式。相较于东方文化圈国家，面向西方文化圈，包括金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若要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实现“走进去”，进而产生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那么如何处理先天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如何灵活恰切地呈现中国文化元素，如何最大化地使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折扣”缩小到足以消解文化距离导致的陌生感和抗拒感，是当前金庸小说外译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者张乃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　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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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 (2022-03-12 16:57:27)转载▼
      《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一九三七年十四岁。一月，在家度过了第一个升入中学后的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二月，开学，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在读。在学校里，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时俞芳先生教代数，其“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所教授的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在初一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为同学高炳生题词作留念，其曰：“白云孤飞，/青鸟去兮春寂寞，/落花倚垂晖，/愿得故人绕笔香，/留作长相思！”//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九月，度过了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却接到通知，学校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时学校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原校，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校方的批准。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一百多名师生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此时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了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经不住战乱的惊吓与旅途的辛劳，不幸故世。十一月二十六日，水路到青山后，师生们便以每天三十多里路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师生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但在刚安顿好开课不到两周时，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此次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的碧湖镇。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全境沦陷。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还拿出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一九三八年十五岁。元旦，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三天。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的碧湖镇。时因省教育厅迁在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在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欲从碧湖返回平湖探母病。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关卡，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准备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其父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然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来天，看回乡无望，只得返回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时日寇伤亡数百人，为了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九月，查良镛从青训班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在校享受甲种救济待遇。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上一致通过。时，赠半身照一张予同学马尚骥。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时间的查良镛家人，在其父查枢卿带领下又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来时只剩下五人了。另外，还运回了棺材两具（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一九三九年十六岁。在丽水碧湖。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笔名，赠诗一首，曰：//“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见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千千万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其时，知同学余兆文将去衢州报考高中，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即赠余兆文一本作文薄，以作留念。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在高一乙班就读。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该文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赞扬。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一九四O年十七岁.在丽水碧湖。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为此先后印行了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也赚到了不少钱。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为此沈乃昌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暑期，已被联高劝退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有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批准。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应转学插班考试，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随后，回碧湖搬取行李。离开碧湖时，同学马胡蓥送给查良镛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查良镛为此在辞典首页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九月，进入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同班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中） (2022-03-13 10:28:36)转载▼
         3月13日。《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中）：一九四一年，十八岁。在衢州静岩。五月中旬，日寇进行细菌战，衢州鼠疫大流行，同学毛良楷染鼠疫身亡，同学们见此，纷纷退避，身为班长的查良镛义不容辞，出面为毛良楷同学送行，料理后事。七月，查良镛应余兆文邀，带着几位同学到遂安叶村余兆文家度暑假。九月四日，针对一些老师随意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学藉的现象，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以查理的笔名，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九月，升入高三。十月十日，学校举行的双十节文艺会演，查良镛自编自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在石梁街广场演出，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致称赞演员发音正确流利。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弟良钺生。初冬，因家里无力置办棉衣，查良镛将穿着单衣过冬，同学斯杭生见此，即赠驼绒长袍一件，过后斯杭生又托余兆文再送查良镛一件棉大衣。对此，查良镛一直念着这份同学情谊，过了五十多年，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绨袍之赠，永世难忘”。十一月十五日，衢中训育主任杨筠青干涉学生自治会召开的要求学校查办办事员傅某经管学校消费合作社进行贪污一事的学生大会，由此引起了激烈冲突。杨筠青宣布开除以江文焕为首的八名学生的学籍，进而导致学潮发生。第二天衢州警备司令部派兵进驻学校，学校停课两周。查良镛因参与此次学潮，也也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后因校长陈博文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开除或退学的处分。十二月七日，以查理的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再次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在文中，查良镛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李清照用这种顾影自怜、充满愁思的词句来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的通病，在今天不值得提倡。因“查理”的这两篇文章，也引起了《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对作者的注意。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王浩然作为衢中代表参赛，因王浩然为参赛事犹豫不决，查良镛特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寒假，应王浩然约，到航埠乡王浩然家小住。是年，兄长良铿娶同邑的曹圣因，在家中举办了婚礼。此时查良镛身在衢州，无法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一九四二年，十九岁。在衢州静岩。春，衢高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时报社地址就在金华）赶到学生驻地专门寻访“查理”——查良镛，两人就此初次相见。四月，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中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处郊外石梁的衢中也不得安宁，为防敌机轰炸，各班学生都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五月，日军攻陷金华、兰溪，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衢中向山区转移，毕业班提前毕业。时，查良镛在毕业班三十三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同月，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查良镛在江山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为此写了篇《千人中之一人》，此文随后（九月）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六月七日，衢州沦陷。毕业离校后，与江文焕、王文浩等七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到大后方去读书。当时，八位同学（查良镛、江文焕、王文浩、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集中在航埠乡王浩然家中，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一同出发。当天先步行六十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四十里到新塘边，然后搭上火车到了江西的贵溪。此时，正遇暴雨，洪水冲毁了路基，且已听说再往西，南昌已沦陷。于是，八人商议后决定：转而南行，走山路，免与日本兵相遇。待过了资溪，到达南丰时，江、王、黄三人所带的钱也快用完，此时八人商议：分头行进，设法投亲靠友，争取到重庆汇合。于是，查良镛、王文浩、朱卿雲转身西行，拟去长沙；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则继续向南将去赣州。刚从南丰北上至南城，查良镛忽得病，遂留南城，寄住于三青团南城分团团部养病，时达二月余。至九月初病愈，方离南城。九月八日，到达赣州。九月十五日，到达广东韶关，即日到广东省教育厅登记，请求救济并填报了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志愿。时生活费用仅靠中央赈济会第九赈济会所发有限的救济金以维持。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过程中，于九月十八日，与王浩然、朱卿雲三人到达广西桂林。时在桂林街头遇见衢中同学俞杨根等人，异乡相见昔日同窗，在战乱流离中倍感亲切。九月二十四日，数位同学在异乡桂林过了一个俭朴而伤感的中秋节。十月一日，向教育部发函，请求分发至国立大学（中大、联大、复旦）试读。十月五日，又联系广东省教育厅，办理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试读的相关手续，填写了登记表。十月七日，发函教育部高教司，请求核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并标明自己的通讯处在“广西桂林环湖路八号”。十一月十一日，广东省教育厅发电文致教育部，转呈查良镛等人的试读申请表格。因等待教育部回复不及（教育部一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回复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分发查良镛至国立中山大学试读）便与王浩然、朱卿雲自桂林乘汽车至韶关，再从韶关搭粤汉铁路火车北上。此时，因三人盘缠告罄，至衡阳，查良镛只得与王浩然、朱卿雲分手，相约重庆再见。于是，独自一人去了湘西，找一位同学的哥哥以寻求帮助。冬，几乎身无分文的查良镛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湘西的泸溪，找到了那位同学的哥哥，在同学哥哥那个泸溪县浦市私营湖光农场，谋了个农场主任的职位，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一九四三年，二十岁。在泸溪浦市。上半年，在湖光农场里，协助农场主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在农场期间，查良镛还利用空闲时间，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高考。到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会上了面。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报名拟考中央大学。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下） (2022-03-14 16:31:40)转载▼
       3月14日。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下）。一九四四年，二十一岁。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作演讲，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帮同学们作“同步翻译”。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也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会面，重聚师生情谊。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九月，升入大二。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估计党藉也难保）。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就是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查良镛接受此提议,并开始着手筹备。是年，妹良敏生。一九四五年，二十二岁。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该期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五月初，泸溪县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那位农场主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这位农场主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已有三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农场主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当月启程去了湘西泸溪。在泸溪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村寨，与当地百姓友好交往，还交上了几个农民朋友。事后查良镛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读书的查良镛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此时，查良镛、余兆文继续留在农场。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作了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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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三联版修改了什么？
金大钻
金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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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掉了连载中明显评书色彩的词语。例如“原来”等词，也是尽量避免上帝视角的采用。比如没有视角的“只见”等词语。

2、对于动词前面的“一”，尽量做了避免，让语言更生动。例如“一动”改成“闪动”，一抬头”改成“抬起头来”，“两⼈⼀声呼哨”，改成“两人齐声呼哨”；“她不识汉⽂，拿去⼀问郭靖的母亲李萍”里的“一问”改成“询问”。

3、被动句改成主动句。被动句中“被”这个字，也经常改成“给”，更具古意。

4、原版语词颇见粗糙，修订版更加准确与细腻。例如：“杨康笑道：“那再好没有。”穆念慈见他⽆丝毫怀念旧情之意，胸 中登时冰凉”，改成：“杨康笑道：“那再好没有。”

穆念慈突然见到杨康，惊喜交集，可是他对自己竟丝毫不加理睬，心头早已十分着恼，待见他神情轻薄，要随同欧阳克戏侮自己，胸中更是一片冰凉”。

修订版，把穆念慈的心理活动由惊喜变成冰凉这一过程写出来了。更加细腻生动。原版比较一般，生硬。

5、删除很多冗语。例如：“只见⼀对⽩⾊巨雕，双双振翅掠过天空”，将“双双”两 字删除，

6、删掉很多连词，避免句式的固定语法。例如：“又听数⼈⼀⾯说话，⼀⾯⾛进店来”，改成“又听数⼈说着话，⾛进店来”，更加简洁。

7、去掉了直接判断人性质的词语，例如：“他是个诚朴之⼈”。让人物自己的言行展现自己的品性，而不是靠作者去说。这是金庸一直践行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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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庸“伪善”的李敖，写的则是“伪小说”
原创 笔名余博 黑江湖 2022-03-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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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仅作示意





李敖1981年发表文章《“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标题指明金庸是伪善的。此论是否成立，刘国重先生有《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一文可供参考，本文从小说家的角度入手，谈谈李敖自己写的小说。



李敖说，“五十年乃至五百年里，白话文写的最好的排名前三是：李敖、李敖、李敖！”这话被许多人欣赏，但他们所欣赏的往往是李敖敢发此言的勇气和霸气，对排名的含金量似乎并不买账。这也是我们对李敖印象的一个典型缩影，无论喜欢李敖与否，我们都只看他的姿态，绝不深究他话里或者作品中的内涵，以至于著作等身的他常常被我们忘掉是个作家。



李敖行事不按套路出牌，但对身份的界定很严谨，譬如他认为作家就是应该有小说，而且需是长篇，因此，他很看不上龙应台。龙应台的见地虽不在李敖之下，但文体失之单调，著作都是散文和杂文，被李敖嗤之为“小不点”。



李敖的小说代表作是《北京法源寺》和《上山·下山·爱》，都是长篇，前者写历史，后者写性爱，故事不同，但写法类似，都是典型的李敖式“唠叨”。《北京法源寺》里，李敖毫不掩饰对谭嗣同的偏爱，并且化身在书中，让谭嗣同完全一副李敖的嘴脸，逢人就要辩论，将传统和主流的历史观与哲学驳得体无完肤，小说的篇幅几乎都被对白占据，内容都是大段大段的历史说教。所以，与其说《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倒不如说是历史研究。



相同的是，《上山·下山·爱》虽是性爱小说，但更像是《苏菲的选择》一样的哲学入门书，书中的不少直白描写并不稀奇，有趣的是李敖竟能让主人公每脱一件衣服就蹦出一个心理学理论，别人骗女孩子上床靠的是真金白银和甜言蜜语，在这里倒变成了荣格和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大师的经典理论。同样，《上山·下山·爱》也是对白极多，内容几乎都是心理学常识。



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李敖式写法，他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小说套路进行布局和铺陈，在文字上也保持着李敖一贯的絮叨和好斗，在叙事过程中，李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作者，而是一个强烈的参与者，他完全凌驾于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之上，并不求人物的丰满和真实，而是将人物当作了木偶，完全受自己的摆布。



曹文轩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将小说以发展历程来分为故事小说、人物小说、心理小说和印象小说等，李敖的小说并不符合主流的小说范畴，它们只是具有小说的外壳，骨子里还是《老人与棒子》式的文法。



从为文可看为人，从李敖的小说写作很能观照他的为人，李敖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做没把握的事，他总是能让事情转化着符合自己的套路和期许，写不好小说不要紧，把小说写成杂文和评论就可以了，或许可以说，李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伪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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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部分作家的笔名由来
迩海文娱 2022-03-23 10:24
北岛，原名赵振开。1969年，北岛和芒克（原名姜世伟）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有一次他们俩在晚上骑车，芒克想起北岛是个南方人，但是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时候北岛刚出了一本诗集叫《陌生的海滩》，里面也提到很多岛，芒克觉得北岛是那种外表看起来很冷、很独立的诗人，叫“北岛”这个名字是非常合适的。而芒克原来有个外号叫“猴子”，猴子的英文不是“Monkey”吗？音译过来就变成了“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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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1949-1992）
原名王卫国，著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故名路遥。用了笔名以后，他的女儿，也改姓路，取名路远，从遥远之意。
多多（1951- ）
原名栗世征，朦胧派诗人。
多多原来是男高音，他的笔名“多多”与音乐有关，他说：“这与音乐七音符有关。七音符开腔即唱‘do-re-mi’，写成中文就是‘多来咪’，我选择‘多’这个音符重叠一下，便成了自己的笔名。
舒婷（1952- ）
原名龚佩瑜，朦胧派诗人。
舒婷出生时，祖父循族谱“佩”字辈，为其起名叫“龚佩瑜”，即王珮瑜的“佩瑜”，瑜是美玉，佩戴美玉的意思。
舒婷在上幼儿园时，妈妈嫌这个名字不谐音，于是改名为龚舒婷。《诗刊》刊用她的第一首诗《致橡树》时沿用“舒婷”，如此舒婷便成了她的笔名。
残雪（1953- ）
原名邓小华，先锋女作家，著有《黄泥街》等。
用残雪作为笔名，是因为她“觉得残雪这个意象比较美，有独立的个性，拒绝融化，也可以说是踩得很脏的雪”。
陈村（1954- ）
原名杨遗华，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1971年，陈村赴安徽无为县乡村插队务农，开始文学创作，就用黄山北麓陈村水库的名字作为他的笔名。
莫言（1955- ）
原名管谟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说：“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
欧阳江河（1956- ）
原名江河，当代著名诗人。
因为与另一位诗人江河同名，而改名欧阳江河，欧阳是他母亲的姓。
鬼子（1958- ）
原名廖润柏，广西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瓦城三部曲”。
关于这个笔名，鬼子自己说：“我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所以，在决定用鬼子作笔名的时候，其实是用心地选择了一种成败。这是需要胆量的。
苇岸（1960-1999）
原名马建国，当代散文作家。
苇岸曾经对海子解释自己笔名的由来：“起初来自北岛的一首我很喜爱的诗《岸》。此外，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这是一个宜看不宜称的笔名，至今无论是别人这么叫我，还是我自称，我都有点难于开口。”


红柯（1962-2018）
原名杨宏科，陕西作协副主席，著有《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乌尔禾》等。
“宏科”意为五子登科。他的家乡陕西岐山，周的龙兴之地，周公庙就在他家附近，召公拜甘棠离他家更近。家乡男子大多都是科字辈，上学第一天，老师叫一声红科（宏科），教室里立马站起大半男生。那时他就意识到红科（宏科）太平庸、太世俗、太势力。
车前子（1963- ）
原名顾盼，诗人、散文家、水墨画家。
车前草又名车轮菜，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山野、路旁、花圃、河边。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注《诗经》“芣苢”：“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古时牛车、马车或是人力车，在泥土或石子路上行进时，车前不停地出现这种草，因此被称为车前草。
西川（1963- ）
原名刘军，当代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在接受采访时，西川说：“刘军这名字太普通了肯定不能作为笔名。我就认识六个叫‘刘军’的，估计可以成立‘刘军俱乐部’了。大学时他们班上有一个人叫西小红，我觉得‘西’这个姓氏很特别，于我就用了‘西’作为姓，至于‘川’这个字，没有特别含义。后来有人说他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西边的河，其实不是。”苏童（1963- ）
原名童忠贵，作家。
苏童即苏州的孩子，亦可解释为苏州的童忠贵。
雪漠（1963- ）
原名陈开红，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雪”是“白雪”的“雪”，“漠”是“沙漠”的“漠”，这个笔名代表了中国西部文化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有雪一样的诗意；第二，它像大沙漠一样厚重、博大、包容。
麦家（1964- ）
原名蒋本浒，当代小说家、编剧。
叫麦家，一是因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受这部小说的影响，他开始写小说；二是因为家里原来种麦子，麦子的家乡，不忘本的意思。
李洱（1966- ）
原名李荣飞，当代小说家，著有《石榴树上结樱桃》《花腔》《应物兄》等多部。
谈到自己笔名的由来：“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就喜欢文学，当时我写了一部中篇，叫《中原》。小说寄出去了，但没有收到回音，我也没有留下底稿。小说中有某种自传性质，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我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小说，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
东西（1966- ）
原名田代琳，广西作协主席。
关于他的笔名由来，东西自己解释说：“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涂西抹、东成西就，所以含义很广。”这个笔名是他在《花城》上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
图片冯唐（1971- ）
原名张海鹏，著有《万物生长》《不二》等。
出自《滕王阁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这个“冯唐易老”又出自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时的大臣叫冯唐。
乔叶（1972- ）
原名李巧艳，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河南话“巧艳”音似“乔叶”，因此得名。
朱山坡（1973- ）
原名龙琨，广西作协副主席。
因为出生在一个叫朱山坡生产队的地方，就以此为笔名。
张楚（1974- ）
原名张小伟，河北唐山人，河北文坛“河北四侠”之一。
我问张楚为什么起这个笔名，张楚对我说：“这名字朗朗上口啊，你不觉得读起来张楚很好听吗？另外张是个多么俗的姓儿啊，起名儿太难了。后来就用这个笔名发了第一个小说，我一些朋友让我改名儿。
庆山（1974- ）
原名励婕，曾用笔名安妮宝贝。
2014年6月，“安妮宝贝”发微博证明自己笔名改为“庆山”，“庆”是有一种赞美敬仰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灰暗的态度。至于“山”，则是因为旅行。她爬过非常多的高山，山是有神性的，它跟天地都联结在一起，有一个词叫“静山如如”，这个词她比较喜欢，所以把两个她喜欢的字组合成一个名字。
阿乙（1976- ）
原名艾国柱。
阿乙2012年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我有不少笔名，以前写专栏时用过四五个，比如李拜五、阿丙。阿乙是用得最久最经常的一个。写小说的时候一直用。我取的笔名意义很小，近乎于空白。这比我的原名艾国柱要好很多，不会给我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和责任感。”
唐家三少（1981- ）
原名张威，网络作家。
唐家三少姓唐？排行老三？错！在《天天向上》节目中，他曾提到过自己的笔名，是因为他小时候喝豆浆喜欢加三勺糖。“唐家三少”是“糖加三勺”的谐音。但后来他又笑谈这是开玩笑：“我1998年开始用网名，当时有四个，分别是大少、二少、三少和四少，后写作时就在网名中挑了一个，成了唐家三少。”
辛夷坞（1981- ）
原名蒋春玲，当代言情小说家。
2006年因阅读的网络小说再次停止更新，辛夷坞产生自己写作的想法，并以王维的诗名《辛夷坞》作为笔名开始文学创作。
《辛夷坞》为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全诗短短四句，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落落（1982- ）
原名赵佳蓉，青春小说家，著有《年华是无效信》《剩者为王》等。
笔名出自上海作家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传奇》。在该书中，女主人公就叫落落，是个作文很好、心比天高的女中学生。这个角色打动了落落，也和落落有相似之处，再加之“落落”可以组成落落大方等词语。因此，她给自己起名为落落。
安意如（1984- ）
原名张莉，当代散文作家。
“安”在古代中的解释是安逸，“意如”源于“如意”。
六神磊磊（1984- ）
原名王晓磊，专栏作家。
因为夏天被蚊子咬得不轻，喜欢用六神花露水涂满全身，故名六神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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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和金庸都错了，明朝国号并非来源于明教｜南周阅读
原创 徐泓 南方周末 2022-03-26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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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早期版本。 （资料图/图）

全文共3944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摩尼教“明王”说，金庸又将之引入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经过电影和电视剧的不断渲染，遂深入人心；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根据最新的研究，大明国号并非来源于宗教，而是来源于儒家经典《易经》。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徐泓

责任编辑｜刘小磊



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后的官方文书均未说明，后代遂多猜测，或以火德为之解。但以“五德终始”立论，有其缺失，与前朝的大元王朝既非相生也非相克，难以服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教（摩尼教），类似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的“明王出世”说，广为学界与社会大众接受，几乎成为定论。赵翼说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并无宗教起源：



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为号者。



“大明”源于明教之说出，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遂多一宗教说。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学界才开始有人质疑“明王”是否出于明教。八十年代初，杨讷阅读现存所有元代白莲教史料后，否定吴晗之说。他除了指出吴晗论文方法上的错误、及引证史料之疏漏外，还以传世史料，证实元末起事者提出的“弥勒佛下生”与“明王出世”口号，均与明教无涉，而出于佛教经典。“弥勒佛下生”出自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明王出世”出自三国时代支谦翻译的《佛说大阿弥陀经》，其经文有：“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阿弥陀佛为“光明之王”，可简称为“明王”。这都出自佛教经典，与摩尼明教无涉。因此，杨讷得出他的结论：朱元璋所定的大明国号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表明新王朝的建立，光明所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处，亦“常大明”，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朱元璋“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杨讷的研究是研讨明朝国号起源的新突破，唯学界并不太注意，而社会大众则因金庸将吴晗学说引入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并经电影和电视剧不断广为流传，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遂深入人心；是以杨讷新说未引起较多注意。陈学霖对此颇感不平，遂于2009年撰一长文《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演绎杨讷论说，提醒学界不应继续宣扬此一错误论断。然而，杨讷与陈学霖虽否决吴晗学说，但其思路并未脱离吴晗，仍在宗教中寻找国号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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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吴晗（着西装者）。 （资料图/图）



2014年，始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杜洪涛（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突破吴晗学说之窠臼，循元明承续的思路，参照赵翼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文义，而主张大明国号亦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诚为一大突破。五四之后，学界与国人多反传统文化，尤反读经，甚至说要把经书、线装书或丢入茅坑。1949年以后，反传统声浪不减反升，到“除四旧”运动，达到顶峰。1979年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倾向浓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未受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也不会想到在儒家经书中寻找历史答案。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十多年来，国势振兴，国人找回自信心，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在政府的鼓励和民间的自主发动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受到重视。在这新生的氛围中，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把历史解释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现代思维要求古人。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脱不开儒家传统，尤其政治操作更须参考儒家经典，即使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政权亦如此，“大元”国号与年号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涛提出研讨大明国号的新思路，是他个人的学养与聪慧有以致之，同时也是新时期新文化氛围涵养的成果。



《易经》是儒家首要经典，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是读书人必读的。因此，当朱元璋接纳浙东地主读书人集团，把农民政权转型为传统的“封建”政权时，参考儒家经典，制订治国方针、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发展。在制定国号时，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伪周榜》宣布为妖术并斥其信徒“杀戮士夫，焚荡城郭”的宗教信仰为依据，而改从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之文义。尤其朱元璋新建的王朝要接续正统的前朝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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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影宋本《周易》。 （资料图/图）



忽必烈入主中国要做中国皇帝，就“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当初，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入主中国，忽必烈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采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接续汉地政权的合法传承，做正统的中国皇帝。他在建设首都大都城时，便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依儒家的理想蓝图，建设一座最合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在建国号问题上，也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从儒家经典《易经》取用有意义的吉利语词，取“大哉乾元”之义，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宣布：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大”乃赞词，至大无外，“大哉”赞叹，“乾元”为始万物者。国名、年号均用《易经》章句，按照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明确承认大元是继承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将本朝与历代王朝的统绪接续起来；标志着蒙古也是中国正统王朝。明太祖《即位诏》中宣布：“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国史上系继大宋的正统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继大元而起，亦为一统天下之正。依新朝为旧朝修正史之历代惯例，明廷于洪武三年七月完成修纂《元史》。洪武六年，明廷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祖历代帝王庙，将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系谱之中。



朱元璋革命虽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制定国号，必定更要彰显华夏文化传统，取得华夏政权的正统；但也强调其继大宋、大元之历史正统。也就依据《易经•乾卦》，大元王朝国号依据的“大哉乾元”经文之后一段“大明终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大明终始”的“大”是赞词，“明”是动词；“大明”即大哉明了《易经》之道。《易经》的什么理？“大明终始”之道。“大明”其“终始”之道，“终始”就是终了之后又会开始，即“终而复始”。“终而复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整部《易经》就在阐明这个道理。而且，明太祖起兵尚未建国前，已用《易经》“日月重明” “六龙时遇”为标语。俞本《纪事录》戊戌年（至正十八年）条记载：朱元璋于浙东行省金华府省门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牌上书云：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



九天日月开黄道，复国江山富宝图。



“日月重明”，来自《易经•离卦》的卦辞：“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俞本《纪事录》庚子年（至正二十年）条，又记载朱元璋于府门亲书：



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时遇”也来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可见明太祖对《易经•乾卦》之钟爱。



至正十九年正月，“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 的许瑗，前往金华见朱元璋，被“留帷幄，参预谋议”。金华府门朱元璋亲书的标语“六龙时遇（御）” ，应该是请教《易经》专家许瑗的。至正二十年三月，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加入朱元璋阵营，尤其是刘基，被朱元璋看重。许瑗后来出任太平府知府，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被陈友谅所杀。刘基的到来，正好接替许瑗“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对朱元璋的政策走向影响甚大。刘基一向看不起方国珍、张士诚和小明王，他向朱元璋力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于是进行政权路线的改变，逐渐远离红巾农民军，回归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政治传统。至正二十六年讨伐张士诚，在其檄文中，正式公开与红巾的农民军决裂。在此之前的至正二十年，“六龙时遇（御）”标语的出现，就透漏了改变的讯息。朱元璋政权性质的改变，应该就是受“预机密谋议”的许瑗、刘基等的影响。朱元璋行伍出身，如何能知晓《易经‧乾卦》深意？应该就是受教于许瑗和刘基。许瑗是《易经》专家，刘基也是《易经》专家，他不但精通《易》之象数，而且深谙《易》之义理。相信是许瑗为朱元璋解说《易经‧乾卦》的义理之后，朱元璋就动笔写了政治宣传标语“六龙时遇（御）”。由于刘基参预机密，与朱元璋私下的对话，“外人莫能测其机”，因而未曾著录于档册；后人难据以书写入史册，这段史事从此淹没。但揆度其情，上面的推断可能性极大。后来在为新王朝命名国号时，朱元璋应该就是接受刘基的建议，以寓义生生不息的“大明” 为国号。



以“大明”为国家命名，保佑这个国家的国祚，象征国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终了也能复始，长长久久，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名多么吉利，多么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开国的鸿图，符合经历元末动乱全国人民望治的心愿。嘉靖年间学人李纯卿和王世贞说国号“大明”的意义云：



建元洪武元年，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传国祚于万万年矣！



这正和我们推论的《易经•乾卦》“大明终始”文义建国号说，既绪华夏正统，又佑国祚永续，互相呼应，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从明朝建国时期的当下氛围，朱元璋政权君臣人民的心愿，及国号出典的意义而论，以《易经》“乾卦”之“大明终始”、“终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文义，订国号，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更为妥切，更为正当，更能堂堂皇皇地彰显“大明”王朝“复汉官之威仪”的华夏传统。不要再说明朝国号“大明”源于明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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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忆金庸说起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22-03-26 23:5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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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4日，作家莫言在与其友人合作的一个书法类公众号“两块砖墨讯”上发表的书法作品，是一副对联、两首旧体诗以及改诗小记。

对联是：

   论剑须纵酒
   谈诗必交心

款识是：撰陋联并书兼忆金庸先生丰采于京华 莫言

两首旧体诗如下：

      一、《辛丑初冬忆金庸先生》

      大侠初逢魏公村，香江投帖拜师门。
      高人多说家常话，擒虎屠龙不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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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辛丑立冬打油诗忆金庸先生》

   仗剑负书天下行，凌云壮志宝刀横。
   红颜翠袖西夏梦，大马长枪蒙古营。
   香港明珠百岁盛，神雕侠侣千秋名。
   君乘仙鹤浮霄汉，遗憾人间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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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首诗后，另有改诗小记：

   这首诗虽标明“打油”，但还是按七律来写的。颔联出句夏字拗，以对句第五字“蒙”救之。颈联出句百字拗，以对句第五字“千”救之。但如此则造成了三连平大忌，故改为“香港明珠星月伴，神雕侠侣凤凰鸣”。改诗过程中，得到物理学家任晓敏教授指点，在此深谢之。任教授虽是物理学家，但在格律诗词方面的造诣堪称大神级别，令我钦之敬之。他在律诗拗救方面多有创见，感兴趣者可从网上蒐而学之。辛丑立冬后二日


莫言忆金庸的那副对联，内容很好。

上联“论剑”，用“华山论剑”之典，可能是言二人交流金庸武侠小说内容，也可能是，指点时事纵论天下英雄，如曹操刘备然，这是一个很有包孕性的词语；“纵酒”，当指二人杯酒言欢，但金庸不擅酒，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李白“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境界，金庸似乎只能交付乔峰、令狐冲他们了。

下联“谈诗交心”，言二人交流文学，推诚相待，给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如杜甫怀念李白：“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

但窃以为，这副十字对联，莫言分四行写就，而不是更常见的上下联各一行，若是扇面又作他论——这势必影响到书写的气势和流畅度。以莫言的书写功力，此作品当更酣畅自如，而不是局促拘谨。

两首诗中，第一首的用词炼字，极是感人。称“大侠”，称“师门”，称“高人”，这是莫言的谦逊，也是莫言心悦诚服的推重。那张著名的签名合影照片，应是莫言获诺奖之前；而这首诗，是在金庸逝世三周年、莫言获奖十有一年之后了。至于“擒虎屠龙”，是谓金庸之文学创作，绝非斤斤雕虫者可比，其创造力巨大，其成果丰硕无朋，然金庸俱不为言，这是写金庸虚怀若谷的了。我们由此可见，莫言对金庸小说的推崇，可谓几十年一以贯之，并不因自己摘得诺奖桂冠而对金庸有所轻慢。

第二首诗，莫言镶嵌了金庸几部小说的若干地名人名，是写金庸一生的功业，虽也难得，但已见斧凿刻意之痕。且末句“遗憾人间未了情”，于金庸之实际情形，恐不相符。但以书法而论，此第二首诗的书写，我以为更见莫言挥洒的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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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莫言忆金庸的两首诗，让我想到学者冯其庸写金庸的两首诗。

          一、赠金庸

      千奇百怪集君肠，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春1千斛，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青史依旧要评量。

   冯氏原注1，《洛阳伽蓝记》卷四：“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又李白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皆以“春”为名酒，此处即用此意。

          二、题《金庸研究》

      奇才天下说金庸，帕米东来第一峰。
      九曲黄河波浪阔，千层雪岭烟霞重。
      幻情壮采文变豹，豪气干云笔屠龙。
      昔日韩生歌石鼓，今朝寰宇唱金庸。

冯其庸是学问家，旧学深厚，莫言是当代作家，莫言旧诗造诣或不能与冯其庸相提并论，但是二人对金庸小说的赞赏、推服则是一致的。

莫言专门写金庸的文章，我未之见。冯其庸的专文则有《读金庸》（1986年2月）《<金庸研究>叙》（1996年9月）《论<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总论》（1997年8月）等。冯其庸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把金庸比作“一座高原”“一座文化高原”，把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比作高原上的“十五座高峰”，说金庸把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到了文学巨著的高度”，被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当之无愧。也因此，冯其庸积极张罗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他本人也评点了《书剑恩仇录》和《笑傲江湖》，受到金庸本人一定程度的认可。

冯其庸另有一首诗云：

       雄才如海不可量，健笔凌云森剑芒。
      我读金庸新小说，酒酣豪气比天长。

这首诗当早于上面两首，大约是冯先生初读金庸所吟就。

            三

金庸小说出，有毁有誉，从文学接受史上看，也属寻常。

以李太白之天才绝艳，王安石尚以为“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王安石这个话，这个逻辑，像不像今天某些人之不屑金庸？——金庸小说读者多，因为它是通俗小说啊；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精神世界浸泡在过去的繁华旧梦里，这就是见识低下啊；一为武侠小说，便不足观啊……

品藻诗文，不能赏其长，甚或媒蘖其短。如元稹白居易者，以李白格律不能尽工尽善如杜甫，而轻李白，岂不令后人扼腕？果以李白与杜甫比高低，只能说杜甫之沉郁顿挫，李白不能为；而李白之飘逸英发，杜甫亦不能为。雪白于梅，梅香于雪，各擅其长。

杜甫本尊视李白，怎么说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的理解力和审美力，比元、白二人高出太多。

这个现象，放到金庸作品的接受上，就是刘国重先生所说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对金庸多有赞誉，小作家小学者对金庸多作鄙薄。前者如莫言、陈世骧、冯其庸、金克木、刘再复、严家炎等，后者如王朔、鄢烈山、袁良骏、董健等。

这篇小文，之主要谈莫言与冯其庸对金庸小说的观感，是因为他们二人，一是作家，且是获得世界认可的诺奖作家，是能从创作的角度看金庸的；一是学者，一辈子研究《红楼梦》，研究古诗词，卓有成就，是能从鉴赏的角度看金庸的。

两位各自领域内的杰出之士，从创作和鉴赏两个角度，都给予了金庸极高的推许，难道不能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经典性吗？

                四

说到高度的推许，学界中知名人物，前有陈世骧，后有严家炎、刘再复、王晓明等，都有见道之论，这里不赘。我这里特别想说到的一个人，是文学圈之外的张五常，经济学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

张五常的个性为人，颇类李白，属于张扬一途，目下难有人，所以，世人难得其青眼。张五常评金庸，曾在两个维度上，做过比较，我觉得值得关注。

一是拿作品，如《水浒传》，作参照。

张五常说，他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过一句话：“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1958年的时候，金庸最重要的著作，如《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尚未问世，张五常就觉得，金庸小说已经可以和《水浒传》一较高低了。

张五常另一个参照系是人，即作家，这作家是现代作家，鲁迅、巴金和钱锺书。

在1999年9月17日的《气氛与文化》一文中，他不同意余英时关于香港没有文化的说法，他说：“以比较保守的准则来衡量，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唐涤生的越剧，怎会比不过鲁迅、巴金等人的成就……”

这个说法，可与北师大王一川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排座次相参考。这个排名，前四位，先后顺序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这个前四的位置，会不会再变，金庸的位置会不会再靠前，时间会给出答案。

说到钱锺书，张五常说，“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锺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此论见《我也看金庸》，文章作于2000年1月13日。

以创作才华论，钱锺书1946年写就《围城》，以学问论，钱锺书已有《谈艺录》《管锥编》，但张五常仍以为《围城》的作者、学问渊博的钱锺书尚写不出金庸小说。读者当然也可以说，金庸写不出《围城》。但非要假设，我觉得，金庸写不出《围城》是事实，但他会写出比《围城》更优秀的讽刺小说，比如《笑傲江湖》写人性，写政治，迥非《围城》能比。

张五常这篇《我也看金庸》，可作对王朔抨击金庸的辩护词看。王朔说金庸的文字是死文字，张五常觉得莫名其妙，我亦觉得莫名其妙。王朔小说，我也喜看，有时觉得，以语言成就论，是能与老舍并驾齐驱的。王朔看不上金庸小说的情节，或有合理一面，但指责金庸语言，那就是无知。张五常说：

“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是这样，仅以文字论，金庸小说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走来，是古典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而金庸的散文小品，多重知性，文字简洁朴素，不事雕琢，有学养而不卖弄，也是散文中的上上之选。

苏轼评价李白杜甫，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吾人评价金庸，亦可作如是观——金庸出，一座高峰巍峨耸立，能比并者，其唯《红楼》乎？！

             五

200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王安忆散文》，这本书插入了王安忆26幅照片。这26幅照片，属于王安忆与老一辈作家合影的，共五帧。合影者分别是鲁彦周、萧军、宗璞、陈映真和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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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与金庸合影，本不足为奇；但我之对此感兴趣，是因为王安忆这本书所收几十篇散文，没有任何一处，谈到金庸，而其余合影的四位前辈，王安忆在文中，或有专文怀念，或多次提到。问题是，王安忆为什么要提供一张与该书没有任何关联的合影照片呢？我的猜测是，即便是王安忆，也以与金庸合影为自豪，那潜意识里表达的，自然也是对金庸小说的喜爱和推重。

说王安忆喜欢并推重金庸小说，目前尚属臆测，因为毕竟没看到王安忆谈金庸的文字。但王安忆看过武侠小说，应无问题。

2014年的3月，王安忆应莫言之邀，在北师大讲《小说的生活》。王安忆提到莫言的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时，说这部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出场，以及挖地道的情节，“都像极了武侠小说”。王安忆问莫言：“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欢看武侠小说？”既然王安忆觉得某小说的写法，像武侠小说，则王安忆看过武侠小说，那时毋庸置疑的。

莫言当时的回答，我抄录下来，和金迷朋友共享：

“1989年是我武侠小说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我去朋友家吃饭，她老公是一个武侠小说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我就拿着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书装回去了。看了一个暑假，这一看，确实很着迷，废寝忘食。凌晨三点了，好像不睡觉也不对，睡一会儿睡不着再起来看。”

以上内容，见田超《莫言：王安忆得诺奖，争议肯定比我小》，载2014年3月12日《京华时报》。

废寝忘食读金庸，有哪位金庸迷，不是如此？你我皆凡人，是这样；作家学者如莫言、冯其庸又何尝不是如此？

《王安忆散文》中收有一篇《仁者寿》，文章写徐中玉先生，有一句是：

“忽见徐先生从腰后拔出一柄折扇，哗一声打开，顿时清风徐来。满庭满宇的红男绿女中间，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侠，乘神雕而降。”

那不是徐中玉，那是杨过。

遗憾的是，2014年6月，有机会见到王安忆，却忘记向她请教如何看待金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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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印、销售金庸作品获利近20万元
重庆“金庸迷”侵犯著作权获刑四年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2-03-29 08:14:34
　　原标题：盗印、销售金庸作品获利近20万元（引题）

　　重庆“金庸迷”侵犯著作权获刑四年（主题）

　　人民法院报讯（记者刘洋通讯员温祺）“金庸迷”阅读电子书时动起了歪脑筋，与打印店联手做起了非法制售盗版书的生意。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起侵犯文学作品著作权刑事案件，沈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

　　沈某酷爱阅读武侠小说，是他人眼中忠实的“金庸迷”。2017年，沈某将在网络上搜索到的金庸武侠小说电子书进行校对、排版，并委托他人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打印店内将排版后的电子书印刷、装订成册，沈某再在印刷成本基础上加价出售。沈某盗印的书籍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全套十二部共计36册金庸作品。

　　2017年至2018年，沈某以精装本每套1440元、平装本每套1080元的价格委托印刷，然后按精装本每套1980元、平装本每套1440元在社交平台“书友群”中出售，共出售了200套。2019年上半年，沈某又以平装本每套2100元、精装本每套2700元售卖了盗印的金庸小说119套。2020年，沈某为销售又委托印制金庸的成套小说200套，并预付了部分印刷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沈某在未取得专有使用权人广州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的授权下，将校对排版的金庸作品非法印制并加价出售，书籍已销往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多个地区，共获利195079元，违法数额较大，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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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吴宓 儒士軒 2022-04-03 09:25
《学衡》1922年第4期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



惟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抉择，尽成盲从，实大可衰矣。



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则西学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



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譬犹久病之人，专信庸医，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菽粟，更有参饵。父母兄弟苟爱此人，焉能坐视不救？



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昔赵高指鹿为马，以语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异辞。然马之非鹿，三民童子犹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于一时，可也。欺一部分之人于千古，可也。



然欺全世之人于千古，则不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莫知其际。然使有身履蓬莱者，则不当为所炫惑。今中国少年学生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误以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学美国者，其情顿殊。



时间之潮流，各国之政术学艺，古今之书籍道理，岂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此固显而易见。今者于留美学生有不附和新文化运动者，即斥为漠心国事；有不信从新文化运动之学说者，即指为不看报纸，夫岂可哉？



古人云：“盖棺论定。”凡品论当世之人，不流于诋毁，即失之标榜。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



我留美同人，所习学科，各有不同。回国后报效设施，亦自各异，未可一概而论。总之，留美学生之得失短长是一事，而新文化运动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学生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而遂斥为不知近世思潮、不爱国、其程度不如国内之学生，此当为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当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



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譬如不用牛黄而用当归，此亦用药也，此亦治病也。盖药中不止牛黄，而医亦得选用他药也。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



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譬如天上云彩，朝暮异形。然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为雨，物理无殊。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



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俗语云:“少见多怪。”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



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且夫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



凡论学论事，当究其终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过去以测未来。人能记忆既往而利用之，禽兽则不能。故人有历史，而禽兽无历史。禽兽不知有新，亦不知有旧也。更以学问言之，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



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



总之，学问之道，应博极群书，并览古今，夫然后始能通底彻悟。比较异同，如只见一端，何从辩正。势必以己意为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仅新称,遂不免党同伐异之见。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



语云：“城中好高鬓,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今新文化运动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学问，殊未深究，但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故既不免舛误迷离，而尤不足当新之名也。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详考，当知其然。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



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遂渐変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然姚姬传评其《吊田横墓文》云：“此公少时作，故尤用湘累成句。莎士比亚早年之戏曲，无异于其时之人，晩作始出神入。



Wordsworth[华兹华斯]一变诗体，力去雕琢字句之风。Neo-Classic Diction[新经典用语]自求新词新题,然其三十岁以前之诗,则Pope[浦柏]及Dryden[屈莱顿]等之词句也。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合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



如英国文学，发达较迟，自Chaucer[乔叟]至Elizabethan Age[伊丽莎白时代]，作者均取法于意大利。而在Restoratio Period则专效法兰西。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之影响，考据日以精详。



故吾国论诗者，常云此人学杜，彼人学陶，殊不足异。今世英文之诗，苟细究之，则知其某句出于Virgil[维吉尔]，某篇脱胎于Spencer[斯宾塞]。斯乃文章之通例,如欲尽去此,则不能论文。又如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自由诗体]。



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符号学派]。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仍不外Homer[荷马]、Virgil、Milton[弥尔顿]、Tennyson[丁尼生]等等。报章中所登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读哉？其他可类推矣。



又如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及Naturalism[自然主义],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在今日已成陈迹。盖西方之哲士通人，业已早下评判。



今法国如E.Seillierre,P.Lasserre[拉萨尔]，美国如Irving Babbitt,Paul E.More,Stuart P.Shermnn,W.C.Brownell Frank Jewett Mather,Jr.诸先生其学识文章为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论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详确而允当。



昔齐人以墦祭之余归，骄妾，妇耻之。又如刘邑嗜疮痂，贺兰进明嗜狗粪，其味可谓特别，然初未强人以必从。夫西洋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



闻美国业电影者，近将其有伤风化之影片，经此邦吏员查禁不许出演者，均送至吾国演示。又商人以劣货不能行市者，远售之异国，且获重利，谓之Dumping呜呼！今新文化运动，其所贩人之文章、哲理、美术，殆皆类此，又何新之足云哉？



文化二字，其义渺茫，难为确定。今姑不论此二字应为狭义广义，但就吾国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则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动犹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人欧化。其实二说均非是。



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



然此极不易致，其关系全在进择之得当与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



然按之实事，则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实验主义(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此篇篇幅有限，只言大体。至于陈意述词，引证详释，容俟异日。(一九二零年正月号之《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所载拙作Old and Now in China实与此篇互有详略，而义旨则同。)



惟所欲亟解国人之惑者，即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故私心所祷祝者，今国内之学子，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样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知西洋学问之真际。而今新文化运动一派人所倡导历行者，其偏浅谬误，自能见之明审矣。



按以上所录之文，原登民国十年春季《留美学生季报》。其年夏，宓由美归国，海舟中复作《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谓君》一篇，投登该报，而该报以商务印书馆印刷迟滞。



今逾半载，犹未能出版。故撮其篇中之要，附录于此。凡解释答辩之词，均删弃之。惟存自述主见之处,以引申前文余义而阐明之云耳。



吾素不喜作互相辩驳之文。盖以此作此类文字者，常不免流于以下之数蔽：



(一)不谈正理，但事嬉笑怒骂，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辱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况论人焉，可以村妪小儿之态出之，即使所指者确实，则如晋文骈胁，项羽重瞳，何伤乎其为人哉。



(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但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夫文章本皆一气呵成，前后连贯。今特摘出一语，而略其上下文，则有时所得之意义，与原文适成相反。且辩论本以求理之胜，而根本宗旨之明确也。今即使原文作者，其用字用典实有误。以此为彼人学问未深、一物不知之证，可也；以此为彼人成文率易，修改未详之咎，亦可也；然彼人所主张之道理，其全文之大旨，固未以此而攻破也。



(三) 凡作辩驳之文者，无论其人如何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犹常不免有对症发药之意。目注鸿鹄，思援弓缴而射之，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一己出言是否尽真确，立论是否尽持平，措辞是否尽通妥，则不暇计矣。此等文出，纵或得达其一时之目的，摧坚破敌，然境过时迁，则成为无用之废物，更无重读之价值。即在当时，以专务胜敌之故而已。所持论偏激过正，牵强失真，亦大有害于世道人心也。



(四) 凡作文为使读者收益，否则此文可不作。今互相辩驳之文，窃见人之读之者，如观卖艺者之角力然，以为消遣，以资笑乐。但看一时之热闹，毫无永久之爱憎取舍于其间。吾实痛之，故吾深望世之有志而能文者，皆自抒己见，各述主张，使读者并取而观之，而后自定其从违，自判其高下。



孰是孰非，孰愚孰贤，孰有学，孰无理，均可待读者自决之。吾但尽吾知识学问之所至，审虑精详，发为文章。文出以后，成败如何，利害如何，读者之评判如何，吾今皆不当计及。如是，则可免以至可宝贵之精力时间，枉费于笔墨辩论之中，无益于人，有损于己。两方作者，有此时间精力，则可读书成学，另作佳文以饷世也。



(五) 辩论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徒事抵諆，多滋纠纷，且夫论学之文，以理为尚。有经千古儒者之聚讼，而尚未能定案者。论事之文，以识为尚。此必待后来实事之成败利钝，而始可得确评焉。一二人偶尔笔墨之争，何足重轻。



且凡根本道理，不相合之人，不能互相辩论。必两方有所可取以为准则，共信不疑者，然后可。一文之出，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凡赞成此文者，多系先已有合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凡反对此文者，多系先已有违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



以其文词理之胜，而能转易读者之信仰者，实事上吾见之甚少焉。吾文即极佳，非之者必有人。吾文即极劣，誉之者亦必有人。决未有一文之出，而全世之人咸异口同声，非之誉之也。作者罔固不能望全世之人皆信己之所信，亦不能求读此文者，其中无误会吾意之人，不能就人人而喻晓之，而辩争之。



今有一二人出而驳吾之说，或仅就吾之一二主张，而加以修改，此实偶然之事耳。或尚有痛驳吾之文千百篇，而吾未得见之，则虽欲一一答辩之而不能也。准是，而世中攻辩之文，解释之文，汗牛充栋，拥塞堆积者，将不胜读之矣。故吾见有人驳我者，惟当虚心受而细读之。苟吾误而彼人能纠正之，或更进一解者，吾当谨记之，深感其人。



后此吾另有述作，必改此非而求有进焉。苟吾自覆审以为无误，而彼人未明吾意，或徒事辱骂者，则吾当淡然忘之，亦不怒其人焉。窃谓世之作文者皆存此心，则可以时间精力用之正途，而读者可多得佳文佳书，而免费目力时间于无益之篇章矣。



以此五因，吾夙抱宗旨，不作辩驳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为答复解释之举。吾自视轻微，攻诋误会，实无损于我。盖我初无名誉之可言，个人之得失利害，尤不足较。作文惟当准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讳，决不曲说诡辩。所谓修辞，当立其诚是也。(下略)



此段从略。



吾所谓“其行文”者，乃指一国文字之体制system of language而言，非谓一篇文章之格调style也。评者以吾之“行文”为style，误矣。文章之格调，每作者不同。即在中国古时亦然。韩之古文，异乎苏之古文。李之诗异乎杜之诗。即作八股文者，其style亦有别也。即一人之文，其每篇之格调，亦有不同者焉。



如杜诗之《北征》异乎《丽人行是也。至若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一旦变革，自我作古。



即使其制完善，国大人多，一部分人尚未领悟，而他处之人又创出新文字、新语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度之后，则错淆涣散，分崩离析，永无统一之一日。故吾文云：“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诚以吾国之文字，以文written language之写于纸上者为主，以语spoken language之出于口中者为辅。



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吾于吾国文字之意见，他日当更申言之。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讫今，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



Pope,Byron[拜伦],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各国文字，互有短长。



中西文字，孰优孰劣，今亦不必强定。惟视用此文字者之聪明才力如何耳。天生诗人，如生于法国，则用法文而成佳诗焉。如生于英国，则用英文而成佳诗焉。文字不能限之也。凡文字得大作者用之，其功用，其价值，乃益增。如英文初仅宜于诗而不宜于散文。论者常以Jeremy Taylor[杰米·泰勒]为散文之祖。



至Addison[艾狄生]及Steele[斯梯尔]之时，散文以多用之而发达。终至十八世纪之下半，而散文乃大成焉。夫中国今日输入西洋之事物理想，为吾国旧日文章之所无。故凡作文者，自无不有艰难壅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异,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须由作者共为，苦心揣摩，徐加试验。



强以旧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自晓畅，义蕴毕宣而后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后，则新格调自成而文字之体制仍未变也。昔欧洲自耶教盛行之后，以其为外来之物，以拉丁古文表达之，未尽其意，粗俗可厌，逐新改良。



至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而希腊罗马之文化，与耶教之教理，始得融合无间，集其大成。而欧西文字，亦足表达耶教之教理而无遗憾矣。此乃缓功，不能急致，然决非破灭文字所可致。盖如是则无异南辕而北辙，先自杀其兵卒，而后求获胜仗也。(下略)



(叁)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此法人Buffon[布冯]之言也。盖谓赋性仁厚之人，其所为文，必有一种慈祥恺悌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生来阴鸷残酷之人，即强学之，亦必不能到。他皆类此。



故欲文之工美，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文章之皮毛也。又如李太白，欲强学杜工部之忧时爱国，杜欲强学李之纵酒豪放，亦必不成。今评者谓“各人赋性不同，产生体裁自异，”似即此意，斯固是也。虽然，每篇文章，词句不同、意旨不同,即当另视为一文，不当仅又因其格调之同，而遂一体斥之为印板之章也。



(肆)今中国之人能读西书者甚少。故以笔墨辩论，虽作者述经据典，繁征博引，而读者实莫从审判。满纸人名、地名、书名等，堆积充盈，读者见之，如堕五里雾中，徒震惊于作者学问之博，以为彼其胸中蕴蓄乃如此之多。



至于其证据之确当与否，引用之合宜与否，狼藉杂凑，牵扯附会，离题太远，与理无涉，凡此则皆读者所不能洞见也。夫未读原书，焉可评论。今争论西洋文学，而求国人判决之，其事诚难矣。



吾见近年国中报章论述西洋文学之文，皆不免以人名、地名、书名等拉杂堆积之病。苟细究其一篇，毫不成章，毫无宗旨，但其西文名词满纸，五光十色，能令读者咋舌拜服而已。呜呼！此通人所不屑为也。举例不必其多也，惟其事之合；措词不必其长也，惟其理之精，否则何贵焉？此等妄为引用，以堆满篇幅之名词，苟一一指出而辩正之，则不胜其烦矣。(下略)



(伍)此段从略。



(陆)此段从略。



(柒)昔之弊在墨守旧法，凡旧书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受者则假以旧之美名，所恶者则诬以新之罪状。此本大误，固吾极所不取者也。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所恶者则诬以旧之罪状，所爱者则假以新之美名。此同一误，亦吾所不取者也。惟按吾国人今日之心理，则第一层流弊已渐消灭,第二层流弊方日炽盛。



故今为救时之偏，则不得不申明第二层一味趋新之流弊，以国人多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于新旧，非有所爱憎于其间。吾惟祝国人绝去新旧之浮见，而细察个中之实情，取长去短，亲善远恶。以评判之眼光，行选择之正事，而不为一偏之盲从。



吾前作“Old and New in China”一文，结句引Pope之诗，以明吾之宗旨曰Regard not,then,if wit be old or new,But blame the false and value still the true.吾原文已再三申明，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如言政治经济，则必马克斯；



言文学则必莫泊桑、易卜生；言美术则必Rodin[罗丹]之类是也。其流弊之所在，他日当另详言之。总之,吾之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以其实，非以其名也。吾前文已言，“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査,不可不也。”故或斥吾为但知旧而不知有新者，实诬矣。(下略)



今新文化运动，自译其名为New Culture Movement，是固以文化为culture也。Matthew Arnold所作定义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按此，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



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若不读李杜之诗，何以言中国之文学；不知Scholasticism,何能解欧洲之中世，他皆类此。乃事之大不幸者，今新文化运动于中西文化所必当推为精华者，皆排斥而轻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吾不敢谓主持此运动者，立意为是。



然观年来国内学子思想言论之趋势，则其实事之影响，确是如此。此于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之本旨，实南辕而北辙。吾固不敢默然，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夺朱也，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皆评耳。(下略)



(捌)共和肇建，十载于兹。非丧心病狂之人，孰有言复辟者。普及教育之重要，国人夙已知之，不自新文化运动始也。所当研究者，普及教育中之材料、方計而已。五四运动与女子解放，此亦时会所趋。



至于李纯之自杀捐资，陈嘉庚之毁家兴学，皆个人之义举。今论者必欲以此种种均归美于新文化运动，亦可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矣。而遇不称许马克斯、易卜生者，则指为赞成复辟及反对普及教育，此则尤牵强武断之甚者也。吾所欲审究者，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之道理，是否正确；所输入之材料，是否精美；



至若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窃观自昔凡欲成功于一时者，类皆广树旗帜，巧立名目。彼群众见此种种有形之物，实在之事，遂蚁从而蜂动焉。



至若学理之精微，众亦不解。空漠之谈，鲜能聚众者也。今新文化运动之成功，或即由此。惟吾则亲见附从新文化运动者，其中不免有目空一切、硅步自封之人，以为新文化运动，高矣,美矣，无以有加矣。如有怀疑而评陟之者，则谓其人必皆丧心病狂，有意破坏者也。于是责在卫护新文化运动者，遂亦专务为胜敌之举，不许天下人得一置喙。将欲绝除异己，而统一文化之疆域焉。此等盲从之人，其心固热诚可嘉，而其智则愚陋可怜。使其读书稍多，当必有进，吾所信也。



(玖)吾原文谓英国文学当Elizabethan Age多取法于意大利，而Restoration Period则效法法兰西。此特言文章格调形式之摹仿而已。彼英人当时固未主张废英文也。如有之，则以英人之爱本国，明事理，必痛斥之矣。



且即以Elizabethan Age而论，当时英人摹仿意大利之文章风俗，已有流弊，非无指斥之人。如Roger Ascham[罗杰·阿斯坎姆]所著The Schoolmaster[教师]一书，即痛言当时英国学生赴意留学归来者之缺点者也。



(拾)此段从略。



(拾壹)欲谈文学必须著译专书。今报纸零篇，连类而及。区区数行之中，而欲畅言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岂易事哉？势必流于吾前所言之堆积书名人名地名之弊矣。言者既系率易成章，妄相牵合，评者亦莫穷究竟。



欲确解而详析之，必须累十万言。即如Classicism，Romanticism，Realism，Naturalism之意义及其短长得失，决非匆促所可尽也。惟今有欲为国人告者，即此等字面，实各含二义。其一常用之义，系指文章之一种精神，一种格调及立身行事之一种道理，一种标准。譬之食味中之酸甜苦辣，何时何地均有之。



中西古今之诗文中，皆可得其例。故并无一定之后先次序。孰为新孰为旧也。其二专用之义，则指某时某国之文人，自为一派，特标旗快，盛行于时者。如十八世纪之Neo-Classicism，十九世纪上半叶之Romanticism，十九世纪下半叶之Realism及Naturalism是也。其后先次序而通递嬗循环者也。



且所谓某派盛行之时，他派并非绝迹。为文学者，不当徒震惊耳目，专谈影响也。譬如江西诗派盛行之时，直学杜者，非无其人也。今国人谈文学者,多误以上言之诸派，必循一定之次序而发达，愈晩出者愈上。故谓今者吾国求新，必专学西洋晚近之Realism及Naturalism然后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恶,此实大误。诗文应以佳者是尚，故各派中之名篇，皆当读之。岂可专读一派之文，专收一时之作耳耶？况晚近欧西之Realism与Naturalism其流弊又若彼之大耶。



(拾贰)此段从略。



(拾叁)(上略)今吾国人之求西学，如以轻舟浮大海，渺茫无际，皆所谓一知半解，初入门耳。彼善于此，或有之。其真能大成者，吾见之甚鲜矣。吾人各当日求进益，视其最上者为标准。薛文清曰：“学问当看胜于己者，则愧耻自增。”吾侪岂可有自满之心哉。特谦之一事，实在虚衷自慊，不在口头客气。



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为求学者，乌可存互相凌越之见。敢自谓百事皆通，永无错误也哉？今之评者，惟事讥侮，实昧于此旨矣。论者又以为不学某科，即不应谈某事，吾殊不谓然。盖我辈在校所习分科之名，本系随缘而假定者。



吾曾见学工程之人，其所读之文、哲学书，比之普通之文、哲学生，尚多出也。论者评人之文，又以其人之有无学位，或在外国大学毕业与否为轻重，吾亦窃以为不可。夫求实学者，不当以学位萦心。尝见师友中有生平未得学位而学识渊深、受人尊仰者焉。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有专鹜学位而国中之人亦或盲敬之，吾则视之为欺世盗名，以为此种心理，与昔之科第功名何异哉？



故尝谓吾辈取人但当究其实在之蕴蓄，而不必问其有无学位可也。且美国每年自大学卒业之人，盈千累万，而美国之大学，尤远下于欧洲之大学。欧洲之得高深学问者，且车载斗量矣。彼在美国所得之学士硕士，何足贵哉。得此区区而以为荣，亦深可羞矣。(下略)



(拾肆)此段从略。



（拾伍）邪之为言，曲也。邪说者，曲说也。凡偏激娇诬，不合理之说，皆谓之邪说。故邪说Sophistry与异端other sects不同。常语以二者并举，邪说异端云云，此犹通才卓识之句法。本截然二事，否则何用重叠费词哉？惟其然也，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孔孟之说，固未尝相矛盾也。例如耶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分为新教旧教。



其后支派愈出愈多，互相攻诋，至于血战，而耶教大衰。近今世界交通，耶教佛教孔教相遇。即天性笃厚，近于宗教之人，目睹各教之并立，彷徨疑虑，莫知所从违，于是信仰之心亦归消灭。各教互争而同受损失，今日宗教之衰微，亦由攻乎异端所致也。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则终身与希腊之Sophists辩争，攻而辟之。



按Sophists本智者之义，自苏、柏二氏辟之而后，英文中今遂有Sophistry，Sophisticated等名，转为曲邪奸猾之义矣。故若其说确为邪说则以邪说Sophistry目之，不为过也。



（拾陆）吾前又于天理、人情、物象根本内律不变，树叶外形常变。二者之区别，郑重申明，反复致意者，盖有重大之故焉。今以宗教道德为例，以说明之。夫宗教实基于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恶，博施广济，使信之者得以笃信天命，心境和乐，精神安宁。



此固极善之事也。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内律也，一定而不变，各教各国皆同也。当尊之爱之，而不当攻之非之者也。然风俗、制度、仪节，则宗教道德之枝叶。然决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盖如是则世界灭而人道熄矣。



窃观吾国近年少年学子之言论，多犯此病。新文化运动不惟不图救正之，且推波助澜,引导奖励之焉。例如孔子之时，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并未创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敌体为教。今以恶纳妾而排击孔子，岂可乎？耶教旧约圣书所载之历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则将以此攻耶教可乎？



总之孔教耶教，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决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当时风俗、制度、仪节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义忠信，慈惠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会不可须臾离者也。寡妇守节，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强，则革之可也。然遂必铲去贞洁Chastity之一念，谓禽兽既无贞洁，而人类何必有之，凡贞洁皆男子暴力，摧压女权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



此外之例，多不胜举。总之，彼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绝万古精神之源，实属诬罔不察之极。古圣教人莫不曰守经而达权。即如孔子答他人之问孝者，每次所言不同，然通观遍览，其义可见。后人墨守之罪，拘囿之行，非可以为古圣之咎也。而况世界之大宗教，如佛如耶，皆实破除当时之迷信而注重理智者耶？



宗教与迷信，犹医药之于疾病。今人动斥宗教为迷信，遂欲举宗教而奸除之。呜呼！误矣!迷信属于仪式者，即不能革而听其暂存，其为害于世者尚浅。今以不慊于仪式之故，而去宗教绝道德，岂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兽食人之事矣。



凡人之立身行事，及其存心，约可分为三级。（一）上者为天界。Religious leve1。立乎此者，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甘守无违，中怀和乐，以上帝为世界之主宰，人类之楷模。凡人皆当实行师法上帝，以求与之日近。



为求近上帝之故，虽破除家园，谢绝人事，脱离尘世，亦所不惜者也。如耶教佛教是也。(二)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立乎此者，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以为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处，以此自别于禽兽。道德仁义、礼乐政刑，皆本此而立者也。人之内心，理欲相争。



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于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吾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下之说，皆属此类。近人或称之为人本主义。又曰人文主义Humanism云。(三)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说，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一机械而已。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此派之人则不信有此几希之物，以为人与禽兽实无别。物竟天择，优胜劣败，有欲而动，率性而行，无所谓仁义道德等等。凡此皆伪托以欺人者也。若此，可名为物本主义Naturalism。吾国之庄子，即近此派。西洋自近世科学发达以后，此派盛行。



故犹世之士皆思所以救之。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然当速筹调和补救之术也。以上所言三级，就大纲区别之而已。常见之人多介立二界之间，或其一身兼备二派三派之性行，未可武断划分，读者毋以辞害意可也。



今设例以明之。即如婚姻之事，(一)如其人自立于天界也，则自礼拜堂牧师成礼，或祭天祀祖之后，即自认为夫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非得教门中如律为之，不能离异。即吾夫吾妻，五疾六丑，凶顽痴患，夫妇之恩爱，仍不稍灭。



吾惟自安天命，有乐无苦。(二)然如其人自立于人界也，则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他种礼节。总之，遵依社会之习俗，当时之通例，不求怪异，一切持平而合乎人情。至于家庭及离婚之事，则按酌中道，相机为之，以毋伤于忠恕信义之道为限。(三)而如其人自立于物界也，则以为男女之合，由于色欲而已。



凡人尽可效法禽兽，行野合乱伦之事，不必有室家夫妇，更不必有聘合婚嫁。彼世中闺房反目者，皆由体欲不满意故也云云，其他均可按此例推之也。



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两级之人，均至第一级。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故人群之进步Progress,匪特前进，抑且上升。若于宗教道德悉加蔑弃排斥,惟假自然之说，以第三级为立足点，是引人墮落而向下伍禽兽草木也。



吾此节所论述者，本与新文化运动无关，惟窃以为凡立说教世者，于此中消息影响，不可不深加注意。统观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及其输入材料，似不无蔑弃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级之物界为立足点之病。今欲造成真正之新文化，而为中国及世界之前途计，则宜补偏救正不可忽也。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3-16 19:43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3-28 22:37 编辑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自由使我们免于他人的强制和暴力。——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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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内战：决定胜败的是“政治”而非“军事”
原创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朝夕 2022-03-27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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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5-1949年那场国共内战，为什么相对强大的国民党会最终败给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历来众说纷纭，两党各自的说法更是大相径庭。有没有相对客观、公允的解释呢？有，比如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Brian Rossiter Crozier）的《蒋介石传》，又如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立马不爽——为什么相对客观、公允的解释，都来自美国人的著作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美国的学术研究环境确实自由，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相对公允；美国政府及美国各界曾深度介入中国抗战和中国内战，甚至还曾尽最大努力调停国共争端，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相对客观。

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在解释国共内战之所以会以国民党惨败而告终的原因时，提供了一个显然很难被中国教科书认可的观点；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一般读者对该观点也是十分的陌生。

该书在有关中国内战的章节中，涉及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停止了自全面抗战以来延续多年的对华军援，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而另一方面，抗战后期出兵中国的苏联，对“东北解放军”的或明或暗的援助却在内战期间不时发生。这样的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在克罗泽看来足以构成国民党败北共产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我个人认为，克罗泽所提供的上述原因，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是它在决定国民党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中究竟占了多大比重，尚不能形成定论。这方面，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在军事斗争（内战）背后的政治斗争的成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的最终失败。

这也正是胡素珊要给《中国的内战》取一个副标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的原因。实际上这部五十多万字、厚近五百页的关于“中国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没涉及具体的战争进程和军事分析。显然，作者确实认为在1945-1949年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场上的得失并非两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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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内战》中，作者所谓“政治斗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国共两党在城市和乡村两个层面经济政策的不同。在如何对待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等社会阶层的政策上，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权攻防战”——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斗争。

而实际上这些经济、社会政策本身，不仅仅属于广义的“政治”范畴，在战争动员和“争取民心”方面，它们甚至是“最大的政治”。所以胡素珊女士认为，唯有这种涉及亿万人的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政治斗争”，才是最终决定战场上鹿死谁手的根本原因。

胡素珊通过悉心研究后发现，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广袤的中国乡村，共产党发动的土改却非常激烈，对拥有土地并不比其他农民多多少的地主、富农的批斗、镇压，依然十分严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这方面，国民党实在望尘莫及。

而在城市里，共产党的政策却显得温和得多。他们对治下的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甚至对城市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阶级斗争”也并不总是给予支持……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了确保城市经济（主要是制造业和商业）的稳步可持续发展。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难理解。战争最离不开的就两样东西，一是大量的兵源，二是强大的物资保障。

胡素姗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赢家。


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跟蒋介石本人的个体特质有关。前面提到的政治传记作家克罗泽，在这方面可谓一针见血，他在《蒋介石传》中写道：

“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2000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轻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在民众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

克罗泽还写道，蒋介石“对军事和战略的分析在地缘政治方面不无道理，但他对政治的领悟还远远不够，他主要是从军事上来理解权力……他也就无法理解权力赖以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这些评价无疑十分中肯。本来，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其声望与威望可谓如日中天，一下子就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然而短短几年内，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就被丧失殆尽。这确实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确实“不懂政治”。这或许跟他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喜欢政治有关——可能很多人不会认同这个说法，我们既往所受教育当然也不支持这样的判断，但是蒋自己却曾实实在在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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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评论《中国的内战》：胡素珊公允地、充满智慧地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她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它们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这是一本对中国内战首次作出全面且令人信服的记叙的著作。

而中国当代著名史家杨奎松认为：《中国的内战》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中国的内战》是关于1945-1949年那场国共战争的最权威著作，也是一部经过时间检验的史学经典。该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此后的中文书绝版十余年，这次属于重版再译。杨奎松、秦晖、雷颐等先生鼎力推荐。所以，对于这样一部既出色又难得的中国现代史著作，我们没理由不介绍给“闻道不分朝夕”的读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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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的大臣、主导沙俄改革的斯托雷平有一句名言：在俄国，最危险的事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


蒋经国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
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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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聪明、刻薄、干净”的钱锺书
原创 雷颐游走古今 雷颐游走古今 2022-03-09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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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美国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几无人知晓，却一度是中国大红大紫的非常人物。曾经是能够“通天”、毛泽东亲自“定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与周恩来、李先念、王震、江青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的口述回忆《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九州出版社2014年出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经历，其中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李敦白1921年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小城的中产阶级家庭。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尤其他生活的南部，更加恶劣。目睹黑人种种悲惨遭遇，李敦白由同情而深入到对社会制度的怀疑、探讨，思想渐渐左倾。他发现，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最为彻底、坚决，因此，194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时，无论美共还是中共，都由“第三国际”领导，后来他参加中国革命、参加中共，就顺理成章了。

1945年8月李敦白来到中国，正好日本投降。他在昆明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来往，经周恩来介绍，来到新四军根据地，与李先念、王震等非常熟悉。不久，李敦白来到延安，著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第二次来到延安采访时采访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新华社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李敦白就以美国专家身分在华工作。在外国专家中，他最受组织信任，参加了许多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60年代中期中共与苏共论战的“**”，通常都由他担任英译的最后定稿者。更重要的是，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毛泽东几次接见他们，或在请外国友人吃饭时邀他陪同。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表扬他是一个好同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这个称号，就是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91－93页）

《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共产党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李敦白写道，当时他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寥寥数语，钱锺书先生的狷介之气跃然纸上。当时，担此重任没有受宠若惊之感且能主动保持一定距离，至为不易。钱氏的清醒，时人确会认为是“对政治没有领会”。李敦白现在承认他当时错看了人：“我总说，我一生看错了三个人，就是钱锺书、李慎之和杨宪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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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


李敦白所述，与杨絳、吴学昭所写《钱锺书翻译〈毛泽东选集〉趣事》可以互相支持：1950年8月，钱钟书奉调进城，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毛选。委员会主任是担任过美共中国局书记、l947年奉调回国的徐永。钱锺书被推荐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消息刚一传出，一位住在城里的老相识，曾经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了。钱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次在翻译中发现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钱觉得不对。“他很喜欢《西游记》，看过多少遍，内容是读得烂熟的。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请示上级，从全国各地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钱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成小虫，被铁扇公主吞进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但也够“狂”的。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那时一般人的着装已改为中山式制服，只他仍穿长袍。”“钱钟书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黄雨石（在校名黄爱），毕业后也来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打下手。据黄雨石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艺儿。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党建》，2009年第6期）

在那个年代“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真是不可思议。那个年代，无论是发自内心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还是出于对最高权力的巴结逢迎，无人会拒绝毛主席的邀请、中南海的宴请，绝大多数会认为是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幸福。钱锺书，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清高。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与钱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即李敦白“一生看错”的三个人之一，生前几次对我如此评价钱锺书先生：“他是个聪明人，刻薄人，但是个干净人。”聪明，不必说，众所公认；所刻薄，指钱氏聪明过人、学问渊博，不少人的学问都不入其法眼，特别是他的早年和中年，虽然对青年学者颇为客气，但对同辈学者往往讥讽有加，毫不留情。李慎之先生每次说完后，总对我强调：“‘干净人’”‘可是不容易，是对他的极高评价”。我当然明白，在“那个年代”，能当个“干净人”的确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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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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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受贿100万马克巨款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到半公开的酬金、佣金、手续费用，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探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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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德国公使辛策



最难想象的是，连“一代圣贤”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了他们帝国主义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



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才案情大白。



为着“反参战”，孙中山曾经接受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老人家实际上只收到100万马克，另100万马克，被何人打劫了，或是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



须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认为革命是无道德的，都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何事不可为？



这一概念，对于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将其奉为圭臬。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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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故居 | 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



德国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们既然答应了，据当时目击者冯自由等人的回忆，不久这宗百万钞票，就装满几麻袋，用黄包车拖到孙公馆了。福无双至今朝至，孙国父在一夕之间，就从一个升斗不继的穷老汉，变成百万富翁了。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巨款。这笔款对其后的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留待后文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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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转型可谓步步惊心，处处动魄，正如唐德刚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座“历史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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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儿，普京说对了
原创 老凤1974 凤羽财经 2022-03-19 18:36
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直译肯定性行动）是1960年代伴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革命等一连串民权运动兴起的一项社会运动，1965年由民主党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如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是一个特定时期“种族优先”的法律，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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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



平权运动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然而做法却大有问题，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因为什么叫历史欠账，什么叫现实利益，这是很难说清楚的，可能要解决历史欠账，反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比如在入学方面，亚裔就实际上就受到了歧视。



有统计显示，普林斯顿大学亚裔申请者SAT成绩需要分别比白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即美国黑人，“平权”认为称呼他们为“黑人”是歧视）高50分、235分和280分，而哈佛则要分别高出140分、270分和450分才行。



而且，平权运动的边界在哪里？很多运动本身会走向目标的反面，日前发生的一件对少数群体照顾的事，就走向了平权运动的反面，实际上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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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新闻：美国游泳运动员赢得女子 500 码自由泳冠军，成为第一个跨 NCAA 冠军。



3 月 18 日（路透社）-宾夕法尼亚大学游泳运动员 Lia Thomas 在亚特兰大赢得女子 500 米自由泳后，成为 NCAA 历史上第一位变性人冠军。



托马斯在周四的比赛中以 4 分 33 秒 24 的成绩以1.75秒的优势击败了弗吉尼亚的艾玛·韦扬特，低于凯蒂·莱德基 4 分 24 秒 06 的 NCAA 纪录。埃里卡苏利文是去年东京奥运会 1500 米项目的银牌得主，她获得了第三名。



上个月，美国游泳协会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变性运动员参加精英赛，并制定了旨在减少任何“不公平优势”的标准。托马斯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男子队参加了三年的比赛，后来转为女子队，创造了多项项目纪录。她的参赛资格受到了相当严格的审查，包括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个队友。



本周，托马斯还将参加 NCAA 200 码和 100 码的锦标赛。



美帝动画片南方公园，有一季就专门讽刺这种现象，由平权运动，发展到伤害真正女性权利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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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运动员，内心是无语的，你看她们拍照合影，都是自己玩，你他妈一个老爷们打赢我们，很长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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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似的事件，实际上已经在各个领域发生了，抱有美好的目的，最终走向反面。



人类历史上，这种教训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但西方后现代主义，依然走到了这一步。



讲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普京说的是对的（不代表我支持他侵略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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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说，西方国家正在经历文化和社会冲击，西方认为抹去自己的历史，为少数民族搞的平权运动，放弃家庭伦理，搞什么“男变女，女变男”之类的玩意，抹杀家庭的价值，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和复兴。



普京说，所谓社会进步，就是为人类带来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这个东西一点不新鲜，俺们俄罗斯很早前，就把发明人供祭台上了。



他们觉得改变传统就是好事，放弃过去的伦理道德就是好事。他们试图摧毁人类历经千年考验的价值观，他们鼓励家人之间互相告发。这些东西在全世界广泛的被欢迎，并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发生。



普京还说，巧合的是，我们玩剩的那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容忍跟他们不一样的观点的。让我们看看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我们很困惑，他们为毛把我们玩烂的东西当个宝贝捡起来：



反对歧视和争取平等变成了激进的教条主义，莎士比亚不再是大学的教材，因为莎士比亚不能理解男就是女，女就是男。



他还说，在好莱坞拍的那些电影里，有什么样的颜色，有多少种性别，这些玩意弄得比苏联当年还严格。本来反对种族歧视是个高尚的目标，现在搞成了“取消文化”，搞成了逆向种族歧视——歧视白人。



马丁路德金讲过：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小孩生活在不根据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他们是什么人的国家。



TIPS:现在英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某个知名人物或某家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令人反感或不可接受的言论/行为，他/她/它于是就受到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都 “统统被取消”，这一现象现在有了一个命名，被称作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其实就是一种网络霸凌，是不是有点耳熟？



普京继续说，我们玩剩的东西，不仅包括财产国有化，甚至还包括“女权”。西方现在搞的这种所谓新观念，要取消男人和女人的差别，那些表示男女有别的人几乎被放逐了，比如你敢说母乳，都是他们眼里的性别歧视者：为啥非要母亲才有乳？



如果你从小时候就教导一个男孩可以变成女孩，如果他真的接受了这个东西，这对他的一生都是灾难性的，而进步主义者把父母推到一边，让孩子做出他们后悔一生的选择。



现在，通过一场战争，西方倒真可能要在后现代主义议程上后退了，只是谁也想不到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可能是世事难预料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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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 什么导致一个民族衰落？
雪菊课堂 Acquired 2022-03-19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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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极有可能因遵循它所认为的最优秀者之教导而走向自我消亡，尽管这些最优秀者或许是确凿无疑地受大公无私之理想引导的圣人。

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在一个其成员仍能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社会之中，就不会发生任何的危险，因为在该社会里，可以自行纠正这种趋势：只有那些由“不切实际”之理想引导的群体，才会走向衰落；

而其他用现行通用标准看不太合乎道德的群体，便会取而代之。但这只有在自由社会里才行得通，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样的理想不会强加到一切人头上。

如果所有的人都被迫服务于相同的理想，如果不允许意见不同者遵循不同的理想，那么只有通过受这些理想引导之整个民族的衰落，来证明这些理想是不适宜的。

并不能说，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切道德信念都是有益的。

如同一个群体可能将其兴起归诸其成员所遵守的道德准则，结果这些道德准则最终被整个民族所模仿，而这个成功的群体也就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一个群体和民族同样也可能以这种方式被其坚持的道德信念所摧毁。

只有最终的结果才能表明主导该群体的理想是有益的还是毁灭的。如果一个社会视某些人的教导为美德的化身，那也不能证明听从这些人的准则就不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这里，应该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多数人如果同意某项道德准则，是否就有充分理由将该准则强加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或者说这种权力是否也应该受到更普遍之原则的限制？——换言之，如同个人行动的道德准则限制某些行为一样，普通立法是否也要受到一般原则的限制，而不管其目的的可能是多么善良？

政治领域与个人行动一样，需要道德准则的引导，而且连续的集体决定与个人决定一样，都只有在它们符合一般原则时，其结果才是有益的。

这种引导集体行动之道德准则的发展只能是相当困难并且相当缓慢的。但这也正好说明它的可贵。

在我们提出的这种不多的可贵原则中，最重要的应推个人自由，将其视作关于政治行动的一种道德原则，最为适宜。

像所有的道德准则一样，“个人自由”要求人们把它作为一种自在的价值或一种原则来接受，而无须追问在特殊情况下其结果是否有益。我们必须把它视作一种信条，或假设，其力量之大以致不容任何实用思想对其加以限制，否则，便不可能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主张自由，实际上就是在集体行动中提倡遵守原则，反对实用思想。

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就是说，只有法官而非行政管理者，才能实施强制。19世纪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本雅明.贡斯当曾将自由描述为“原则的体系”，真可谓一语中的。

自由不仅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的政府行动必须受原则的引导，而且它（原则）还是一种理想，除非把这种理想视作支配一切立法行动的原则来接受，否则它很难保存。

我们如果不坚持这样一种基本准则，把它看作是一个不会因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有所折衷的最终理想的话——即使它在某种紧急情况下会暂时受到侵害，但它仍然是一切永久性安排的基础。

自由几乎必定会被零零碎碎的侵害所毁灭。因为在任何特殊情形下似乎都可以通过缩减自由而获得某些具体而明确的好处，而因此被牺牲的利益在本质上总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

如上所述，自由社会所能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只是机会，而非给予个人的明确的馈赠。倘若不将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自由社会的上述特点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其致命的弱点，自由也会因此慢慢地被侵蚀掉。
耶克《自由宪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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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杨正润 博雅人文 2022-03-15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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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

约翰逊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

——杨正润


本文系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正润先生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的代表作《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序言，其中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值得深省。




知识分子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文 | 杨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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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俄罗斯、西欧和东欧，一些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



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两百年，世界历史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识分子。



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不再需要依赖恩主的庇荫和供养；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但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一种精神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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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全世界都是被调侃和讽刺的对象



毫无疑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可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贡献常常被人忽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似乎并不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34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

“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这位五星上将尽管说他是“借用”别人的话，对“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饰。



这也难怪，在一些西文中，"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有“夸夸其谈的人”、“空谈家”这样的含义。至少在英语国家，不会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而那些贬低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和职业来看，许多也正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范围，看来他们不愿意同知识分子“同流合污”。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追名逐利的庸人。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



在这场讨论中，一位英国作家对知识分子做出了更消极的评价：

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至少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一样合乎情理。
对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尖锐批评的是保罗·约翰逊。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此后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他著作极丰，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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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另一面



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很难说它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或传记著作，实际上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约翰逊在追寻这批知识分子的足迹，不过他不是要记述他们的生平，或是评述他们的业绩、表彰他们的功勋，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



他的辛劳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已经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



◎他们对性过分的痴迷



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妇女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他们看中了妇女就不择手段地勾引，什么时候厌倦了，就一脚踢开，无论这可能给对方带来多少痛苦，他们都毫不在乎。



雪莱不断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实际上同他有关系的妇女，总是因他而遭遇灾难。



萨特“一心想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的帮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他如同东方的君王，她们组成了他的“后宫”。



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布莱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们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



◎他们善于说谎，言行不一



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对他们自己并不适用。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



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



◎他们对暴力毫不掩饰的迷信



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其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


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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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而不是全盘否定


尽管《知识分子》写得很生动，一些材料是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



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约翰逊所做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物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恐怕他也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各种专业知识。



而且，从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比如大诗人歌德、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相对论原理的爱因斯坦、提出无意识理论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



此外，二百多年来，欧美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T.S.艾略特、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的影响未见得就比约翰逊所评述的那些人小。



约翰逊却没有论析他们，他仅仅根据不足二十个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就得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总的结论，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有时就难以使人信服。



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



约翰逊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



约翰逊的这一观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世界上固然没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公德”、会“大节无亏”吗？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两者的统一。



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至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



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约翰逊认为，人类有一种“拒绝接受他所不愿承认的证据”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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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李光耀预测美国的未来
xilei 发布于 2022-3-16 17:01:00


       



来源： 张宏杰讲历史



一 美国的危机


美国政府的哪些方面最让人感到忧虑？

李光耀：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了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2011年）

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选民牺牲一部分福利，结果就被击鼓传花式地留给了下一届政府。（2011年）

美国文化最让人感到忧虑之处是什么？

多元文化会毁掉美国。大批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会继续从南美洲和中美洲涌入美国，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比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WASP）的文化传播得更快，那么最终占据上风的是谁的文化呢？是新教徒的文化打败移民的文化，还是移民的文化改变现有文化呢？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便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2011年）

从长远来看，比如100年或150年以后，到22世纪，美国能否保持顶尖地位取决于美国社会将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如果当前的问题继续存在，那么美国社会中就会掺杂进其他种族的成分，比如西班牙人的成分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你是把西班牙人改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改造成西班牙人呢？如果他们是陆续地来到美国且居住得比较分散，那么美国人就会改变西班牙人的文化，但如果他们是大批涌入美国，就像在迈阿密那样，而且居住得比较集中，就像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样，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深刻影响周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这才是美国文化面临的真正挑战。



二 美国的未来

美国是否现在就处于全面衰落中？

绝非如此。美国目前的确因背负着债务与赤字使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但我完全可以肯定美国（一百年内）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历史上，美国已经展现出了很大的自我更新与复兴的能力。美国的优势包括：美国人头脑中没有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而是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态度务实；拥有各类优秀的研究中心，竞相发明新技术、提出新理念；美国社会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融入其中；英语相当于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科学、技术、发明、商业、教育和外交等领域的领导者以及各国顶尖人才的通用语言。（2011年）

今后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经济最富活力的国家，美国凭借创新、生产效率和消费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2003年）

今后10年、15年或20年，美国仍将是最有进取心、最有创新性的经济体，因为它拥有尖端的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在30年、40年或50年以后，如果你无法一直吸引人才，就会丧失这种优势。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2007年）

美国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美国人对待生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敢于打破一切，然后进行分析和重新定义。无论问题能否解决，美国人都相信只要给自己充裕的资金，付出努力搞研究，就能将其解决。记得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正盛，此时经济上正走下坡路的美国似乎显得相形见绌，但过去这么多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美国人又重振雄风了。（2005年）


美国经济出类拔萃的根源在于美国人富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投资者认为风险和失败都是自然的，是成功的必由之路。当他们失败时，他们能够做到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切重新开始。欧洲人和日本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竞争力，很有必要效仿美国人的做法。但很多美国式做法与欧洲和日本那种提倡舒适性和社群性的文化体制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日本为本国工人提供终身劳动保障；德国工会力量很强大，在企业管理中颇有发言权，很多企业决策需要由工会和资方共同敲定；法国政府则支持本国工会给资方施压，支持失业工人索要高额赔偿，希望以此阻止资方裁员。（2001年）

美国社会是一个注重开拓创新的社会……美国人创办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很高。论及创新，论及创办企业，把新发现或新发明投入商业用途以创造新财富，美国向来都是最有活力的。美国社会一直在改变，从未停息……每一位成功的美国企业家都尝试过很多次，也失败过很多次，很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地尝试，直至成功。很多人成功之后继续创办新企业……正是这种精神催生了动力十足的经济。（2002年）

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势头的确逊于德日两国的制造业，但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有微软、比尔·盖茨和戴尔……要拥有这些，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思维能力呢？这种思维能力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来到了一块空旷的大陆，高效地开发它，他们先是杀死了原先居住在此的印第安人，接管了土地和野牛。建立一个城镇，你做治安官，我做律师，你做警察，你是银行家，我们开始建设。他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延续至今，这种信念就是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情。（2001年）

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和日本更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的随机行为呈现出的极端性比较强。美国既有平庸的人也有极富才华的人，两个极端的人都有。如果这种极端体现在好的方面，那么这种极端性越强，创造性就越强。（2000年）

美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得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2001年）

美国始终占据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而且英语是国际性语言，使得美国很容易吸引外国人才。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它使用的是英语，这就使得美国能够从亚洲和欧洲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掌握英语的外国人才。美国对自己失去信心、丧失创新性以及无法从国外吸引人才的可能性非常小。至少在今后10年、20年或30年内，我认为美国不会丧失这些能力，人才不会涌向中国。人才之所以会涌入美国，是因为美国人讲英语，而且每个人都能融入美国社会，这是一个善于容纳移民的社会。如果要去中国并在那里稳定下来，你不得不掌握汉语，而且你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这是很难逾越的障碍。（2004年）



书名：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八十多岁时，李光耀曾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未来进行了一些预测。现在看，有些是准确的。也有些，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一、对俄罗斯的预测

问：俄罗斯的长远前景如何？

李光耀：俄罗斯的未来与10年前没什么差别，甚至与20年前苏联解体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无力控制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了。如果无法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它将丧失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俄罗斯人口正在减少，具体为什么不清楚，但酗酒肯定对此有影响，消极情绪、生育率下降及预期寿命缩短也有影响。普京面临的挑战是让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停止酗酒、努力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子女。
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黑龙江的拐弯处将再次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人可能突然认为未来是有盼头的，可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孩子，扭转人口变化趋势，但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这个转变。
如果俄罗斯能改进自己的制度，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俄罗斯的制度运转不灵了……因为已经乱套了。俄罗斯失去了对多个行政区域的控制……它有一个很大的核武库，但其他方面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今非昔比……它的人口正在减少……每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因为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在美国，人们是乐观的，会说我要生孩子。但当你的生活非常艰苦，偶尔石油价格上涨，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但好景不长，又回到了原样，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2009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李光耀谈中国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他们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前的世界以及殖民者给中国带来的剥削和羞辱。我认为，“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中国主导东亚的时代，当时其他国家是中国的附属国，纷纷前往中国进贡。（2011年）

1945~1991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战争与事件，几乎把它拖垮……这一代人经历了地狱般的阶段：饥荒、与苏联间几乎发生碰撞……我确信这代人想要的是和平崛起，但他们的孙辈呢？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如果他们开始展示自己的肌肉，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中国……孙子从来都不听爷爷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这个世界对你不友好，这个世界剥削了你，帝国主义摧毁了你，劫掠了北京，对你做了所有恶劣的事情……如果我是美国、欧洲或日本，我会花上一些时间确保年青一代不要形成敌对性思维，而是养成宽容和理解的思维，要让他们明白自身在全球事务中也是一个利益攸关者，佐利克在描述中国角色时也认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也是利益攸关者，如果地球变暖了，他们将和其他人陷入同样的麻烦。（2009年）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2005年）

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也有可能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中国朝哪个方向演变。（1993年）


（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出版，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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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历史一幕：外蒙古独立中的“苏联安全关切”因素
原创 立平坐看云起 然而IBPT 2022-03-17 07:00
这是蒋经国回忆录《蒋经国自述》中讲到的一件事情，事关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始作俑者斯大林给出的“安全关切”的理由。



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背景是，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雅尔塔协议》。这份协议当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其中一项规定：外蒙古（蒙古共和国）必须维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这个时候，日本还没有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



谈判中，一个焦点就是这个外蒙古的独立问题。据蒋经国说，当时双方争执非常剧烈。在谈判中，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苏方）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



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蒋经国在陈述了中方理由之后，反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重点来了。我们看看斯大林是如何回答，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解释说，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日本战败后，无法进攻苏联，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蒋经国是在驳斥斯大林是这个理由。



这时，斯大林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他说：“日本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



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蒋经国说：“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时，蒋经国反问斯大林：“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说明一点，这时斯大林担心美国对苏联的威胁，担心如果外蒙古在中国手里有可能会对苏联不利，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因为根据斯大林的判断，在二战结束之后之后，美国有可能会是苏联最主要的对手。而在二战中，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是不错的。这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对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问题是，即使这种担心成立，就能成为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分离出去的理由吗？



到此为止，一个我们熟悉的字眼也许就会自然跳了出来：战略缓冲带。或者用一个更有现实感的说法，就是安全关切。在斯大林的眼里，外蒙古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缓冲带。尽管这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关切，也要先使其独立出来，然后再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些以俄罗斯安全关切是正当的为理由，支持俄罗斯出兵的朋友，不知应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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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160年的割裂
闵原 凝听 2022-03-28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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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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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到1939年，苏联整个远东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人，在海叁崴的估计也就百人左右。他们都到哪去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



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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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



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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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的华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博物馆藏）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



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



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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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中心商业街上的华人房产，图二为蔡氏的商行，图三为邰文忠承建的剧院，后来成为内务部俱乐部，可以推测，30年代很多对华人的驱逐和镇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


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中，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



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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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角湾里的华人商船，以及华工的印章，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



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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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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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十月革命胜利广场上的红军英雄雕塑）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三、血腥的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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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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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聚居的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在海参崴谋生时曾经居住在这里）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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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华人遗物，俄罗斯滨海边疆博物馆藏）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



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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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



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



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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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



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



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



本文转自公众号“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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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4-2 23:20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2 23:21 编辑

剑胆琴心——金庸的古琴江湖
弹琴论道的博客 古琴人 2018-05-07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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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数学领域的猜想，叫做六度空间理论。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最多通过六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陌生人（包括奥巴马在内）。



　　于是乎我便在我和金庸之间做了一次这样的测试。



　　结果发现借助古琴的力量，我只需要三个人就足以完成与金庸的关联，甚至还可以不止一条路径。



　　路径一：家师正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江北的学生，叫王周。他老家是六合的，他们家邻居有个老先生，叫做查良铿。查先生是金庸嫡亲的大哥，金庸排行老二，原名查良镛。



　　路径二：家师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与新中国第一任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有交往。金陵琴社琴刊上的题字便出自吕老。如果您还不清楚吕骥究竟何许人也，那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是超级女生笔笔（周笔畅）外公的亲叔叔。1999年吕骥先生九十大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亲自到场贺礼。其实早在1993年李源潮就是江泽民在北京会晤金庸的中方联络组组长。



　　最终我发现实际上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与金庸扯上干系。



　　家师因为“铁客”与四川琴家俞伯荪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寻琴记”。2004年金庸先生受邀到成都时，曾在主办方的安排下，现场聆听俞伯荪为其操缦，事后金庸为其夫妇题诗留念时，还非常谦虚地将自己比喻成不懂音乐的牛，原诗为：“来蜀中兮，聆名琴；闻佳曲兮，听清音；愧非知音兮，对牛弹；喜见伉俪兮，识高人；聆俞伯荪伉俪雅奏，不辨川菜佳味三月矣。”最后一句用了“子闻韶乐，尽善尽美”的典故。



　　至于金庸先生究竟懂不懂琴呢？也许听完接下来的内容，答案便会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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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派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金庸、梁羽生、古龙三足鼎立。曾经有人让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形容这三位，我用“哲学”来诠释古龙，因为他写了很多现在人看来属于心灵鸡汤的东西。我以“文学”来概括梁羽生，主要是他在楹联和格律上的研究要更胜一筹。而对金庸则不吝赞美之词，毫不犹豫地用了“文化”二字。



　　我年轻时读金庸的作品，满眼看到的都是引人入胜的打打杀杀。四十以后再读金庸，则“满目皆为儒释道，琴棋书画诗酒茶”。



　　金庸先生总共十五部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越女剑”。其中与古琴有着密切关系的共有六部作品，占比达到了四成。



　　经过梳理归纳后，我个人认为金书中琴艺最为精妙的共有四大高手。



　　排名第一的是“琴圣”何足道，《倚天屠龙记》开场中的“昆仑三圣”。



　　排名第二的是“琴癫”康广陵,有着霸气外露的名字。《天龙八部》中聪辩先生苏星河的徒弟，“函谷八友”之首。



　　排名第三的是“琴痴”黄钟公,《笑傲江湖》里杭州西湖孤山梅庄“江南四友”里的老大。



　　还有一位金庸在书中并没有明说，而是用曲笔让读者自加体悟，那就是“琴邪”黄药师。黄老邪除了那首代表其音乐水准的箫曲《碧海潮生曲》外，更是黄蓉、程英等人在古琴上的授业恩师，即便仅凭《神雕侠侣》第十五回中，程英的六根琴弦被李莫愁用内力震断，黄药师赶到后在仅剩的一根琴弦上奏出了完整的乐曲，就足以证明其琴技之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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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一弦琴也称独弦琴，是京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已流行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我一直认为家师一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终生义务授琴，二是常年操缦不辍。从1950—2013年，六十三年间始终没有中断。要知道即便人称“南龚北李”的李祥霆，在文化革命开始后就不敢弹琴，只一门心思地做他的专职越南独弦琴演奏员。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简单聊聊《书剑恩仇录》与《笑傲江湖》这两部作品中的琴。



　　首先来说说《书剑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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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写于1955年，是金庸的开山之作，也是琴在其作品中的首演。



　　书中第七回回目是“琴音朗朗闻雁落剑气沉沉作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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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在书中写到陈家洛和乾隆实则为亲兄弟，他俩本是海宁陈阁老生的一对双胞胎，因琴结缘，得以实现偶遇但不相识的人生初见。



　　乾隆先是演奏了一首歌颂皇恩浩荡的琴歌，之后便邀请陈家洛也弹一曲。看起来陈家洛也是知道“半曲平沙走天下”的道理。书中的乾隆既是风流天子，又是知音之人，他从刚刚自大漠回疆当上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平沙落雁》的琴声里居然还听出其“胸中藏有十万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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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史上听琴辨意功力登峰造极的有两个人，一是蔡邕，二是孔子。他们都从琴声里听出了杀身之气，前者因螳螂捕蝉，后者是猫捉老鼠。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听者对音乐语言的准确领悟，令人击节叫好。当然琴者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也同样必不可少。



　　那么历史上的乾隆究竟是否会弹琴呢？显然乾隆擅琴是毋庸置疑的。



　　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弘历观画图》中可见端倪，图中心位置上乾隆爷的面前，童子怀中所抱的“高大上”的内府所藏名琴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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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幅同样出自郎世宁之手的《弘历观荷抚琴图》，图中乾隆在亭中赏荷抚琴，则是另一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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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西六宫里的咸福宫，曾是乾隆当年的书斋，后殿西室曰“画禅室”，专门收藏董其昌的书画，而东室曰“琴德簃”，庋藏雍正用过的宋琴“鸣凤”与明琴“洞天仙籁”。



　　其实清帝中真正的古琴控，还不是乾隆，而是他的父亲雍正。根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与雍正有关的琴不下二百多张。此外，雍正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Cosplay发烧友，那时没有相机，清宫画师就用册页记录下他不同时令、不同情境的不同雅事。无论是《十二月令图》还是《雍正行乐图》中都可以看到他着文人服饰抚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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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还写到乾隆夜游西湖，听“李双亭轻抱琵琶，弹了一套《春江花月夜》”。



　　虽说《春江花月夜》如今更多的演出形式是民乐合奏，但因陈长林先生曾经将其编配成了古琴曲，所以在此还是想要多说几句。



　　从小说创作而言，这里本身毫无问题，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金庸在此却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



　　作为音乐的《春江花月夜》，史上曾有两次有明确的存在感。一是陈后主作词的江南“吴声歌曲”，入隋之后便不传于世；二是民乐合奏曲，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由上海大同乐会根据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而成。



　　《浔阳夜月》又名《夕阳箫鼓》，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乐谱出自清代琵琶名手鞠士林所传的抄本。鞠士林生活的年代正好就在乾嘉年间，所以小说里写乾隆听到此曲，貌似尚在情理之内，但那时此曲绝对不可能叫做《春江花月夜》。



　　金庸在书中为女主角取名为霍青桐，青桐自古便是斫琴之良材。此外作者还创作了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人物——金笛秀才余鱼同，书里对其笛乐的描写，几乎都像是在写琴。除了“龙吟”和“凤鸣”之外，还提到了他在别人婚礼上取出金笛，吹了一套《凤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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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求凰》显然最初是一首带有唱词的琴歌。汉代“顶尖职业写手”司马相如凭借此曲勾引“富二代”卓文君当晚与其私奔，可谓妇孺皆知。而《西厢记》里张生琴挑崔莺莺，用的也正是这一曲《凤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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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聊聊《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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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写于1967年，是金庸写琴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的一部作品，三个不同章节，洋洋两万余字。也许是能说的都说完了的缘故，他的最后两部小说《鹿鼎记》、《越女剑》里便再也没有了琴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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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徐克将《笑傲江湖》搬上了大银幕，邀请好友黄霑作词作曲，当时前后六易其稿，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黄霑随意翻阅了古书《乐志》，看到其中这样一句话：“大乐必易”（最好的音乐一定是最简单的）。心想最“易”莫过于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了，于是就反其道而行之，改成了“羽、徵、角、商、宫”，未曾想妙手偶得，便有了如今脍炙人口的《沧海一声笑》。后来北京奥运会上谭盾所创作的《我和你》，同样也只用了五声音阶。共同的特点就是曲中只有“1”、“2”、“3”、“5”、“6”，而没有“4”和“7”。



　　其实《笑傲江湖》这部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琴箫合奏曲。其中一大段琴曲，正是曲洋依据晋人嵇康的《广陵散》改编而成。金庸虚构了曲洋一共挖掘了两汉二十九座皇帝和大臣的坟墓，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得《广陵散》的曲谱，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巧思还是蛮有创意的。《广陵散》原名《广陵止息》，如果说到嵇康为止广陵散绝，那么不得不为金庸从前人留存处寻原谱的推想，而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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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第七回讲到正派中人刘正风（五岳剑派之一衡山派的二当家）与邪教中人曲洋（魔教日月神教中人），一人善箫，一人擅琴，两位一见如故，引以为知音，却为正统门派所不容。临死前托令狐冲寻觅曲谱传人，使得日后令狐冲与任盈盈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得以合奏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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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冲初听《笑傲江湖》曲的同时也听到了刘、曲二人临终前谈论的“音乐理论”。刘正风与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之间的不和，最主要就是音乐观的不同，刘、曲二人真正将音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实际上音乐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异同决定了音乐家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好比如今的李云迪和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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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最擅长的是胡琴，他的代表曲目叫作《潇湘夜雨》，起先我以为此曲是金庸的臆造，因为二胡曲和琵琶曲中都找不到。直到后来我在《松风阁琴谱》所附《抒怀操》一卷中，居然还真发现有一首琴歌就叫作《潇湘夜雨》。紧五慢一弦，清初雅士昝茹芝填的唱词。



　　书中第十三回《学琴》里开篇围绕着王元霸父子怀疑令狐冲所藏乐谱《笑傲江湖》为《辟邪剑谱》展开。连见多识广的贾宝玉都认为黛玉看的琴谱为天书，那么不懂音律的武林中人将琴谱误以为武功秘笈，自然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误会。



　　《红楼梦》与古琴完全是一个可以独立展开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著述的前八十回中提及古琴的地方都比较含蓄，而在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中第八十五、八十六回中借宝、黛二人的对话，通过林黛玉之口，向世人通俗易懂地介绍了古琴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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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谈谈任盈盈以琴曲为令狐冲调理内息，催眠疗伤的桥段，这里金庸先生赋予了琴声“治病救人”的特殊功效。与现代流行用《摇篮曲》催眠来治疗失眠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同样符合现代医学的原理。



　　西方人研究音乐治疗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直到1940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才正式将其成为了一门学科。而我们的老祖宗则更加了不起，两千年前，以古琴为主要乐器的音乐疗法早在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里就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元代名医朱震亨说得更为准确，“乐者,亦为药也。”



　　《清心普善咒》的曲名想来是金庸先生的杜撰，多数琴人认为源自琴曲《普庵咒》，乐谱最早见于明末的《三教同声琴谱》。根据琴谱旁的梵文字母的汉字译音来看，可能是帮助学习梵文发音的唱经曲调。历史上普庵禅师或许就是本曲的作者。乐曲使用了较多的撮音，营造了晨钟暮鼓的氛围，令人身心俱静。



　　我记得李祥霆先生曾经在“非典”过后，不无得意地向记者提及他的古琴唱片曾被作为“医保用品”用于当时的医护人员。根据中日友好医院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些音乐对缓解医生、护士的焦虑，抑郁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让他推荐五首疗效最好的用来平复心情、安神醒脑的古琴音乐，他一定会选择《良宵引》、《平沙落雁》、《渔樵问答》，《梅花三弄》和《鸥鹭忘机》。



　　说到这里，讲个谈不上八卦的八卦。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家师当年也曾是金庸先生的忠实拥趸。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三嫂有位陶姓族亲。家中有空闲房产外租，家境优渥，他家儿子买来了整套的金庸作品集。那时候家师也经常借来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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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在世时我从未问过他，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他究竟最喜欢谁。时至今日，我暗自揣测的他或许最喜欢的还是《笑傲江湖》里的刘正风。不仅因为同姓本家，还是同辈正字辈。最重要的原因是刘、曲二人间的友谊，从艺术角度而言，明显带有子期与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烙印。而从政治角度而言，有人认为金庸正是借此二人影射了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与陶铸，这也和先师当年所遭遇的特殊政治境遇不无关系。



　　颇为有缘的是家师、师叔和金庸，甚至还是同一天生人，他们的生日都是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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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以元人吴莱的一句诗来结束今天与大家的分享。



　　“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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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关于写作的8条建议

1、力求简洁。
“为了着重表现那个女请托人的穷，不必费很多笔墨，也不必描写她那可怜的、不幸的外貌，只要带过一笔，说她穿着褪了色的外套就行了。”

2、尽最大可能还原现实。
“自然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都不需要。不必把作家赶到任何框框里去。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谁要描写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

3、一定要写最真实的感受。
“必须写自己看见的，感觉到的，而且要写得真确，诚恳才成。”

4、多写，不计较付出。
“必须多工作！每天一定得工作。我以前每天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习惯。……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您得写，尽量多写，只问耕耘，别问收获……”

5、修改，这是必须的。
有一作家抱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么差，那么弱，他简直惭愧得要流泪。“哎，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契诃夫叫道，“开头差，这才好！您得明白，要是初开笔的作家一下子就会写得顺顺当当，那他就完了，写作没有前途了！”他谈到人们受挫折的时候，说：“您要知道，这没什么。这甚至更好。它逼人对自己更严格些。只是得尽量多多工作才成。”

6、注意语言，每个人物的语言必须贴切。
“您得避免一切专门句名词，特别是那些很快就废弃的词。得差不多用普通的、老百姓的语言讲话，得每一个都使人感到真实，恳切、善意。”

7、要客观的写。
“要到人觉得自己象冰一样冷的时候才可以坐下来写……不要由作者出面说明。凡是该说的话都让您描写的人物去说。作家得对自己自己的人物的快乐和哀愁漠不关心……人得站在这些东西外面，即使对它们知道得很清清楚，连细节都不漏，却要轻蔑地、居高临下地看它们，这样才能写得真实。”

8、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必刻意安排。
“如果第一幕里您在墙上挂了一管枪，那么在最后一幕里就得开枪。要不然就不必把它挂在那儿。把邮差、巡官、巡警等搬上舞台，在作者方面是任性胡为的表现。为什么逼着可怜的演员们穿上衣服，打扮起来，呆在后台，一连几个钟头让过堂风吹着呢？……比喻、特征、细节、风景等是不必记下来的——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得自动出现才成。”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4-10 12:1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5-12 22:32 编辑

权力与魅力：撒切尔夫人与她的政治遗产
梁小民 凡所有相 2022-04-09 09:00

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去世了，有人恨，有人爱，有人怀念，有人诅咒。我感谢她，是感谢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自由主义复兴中所做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复兴，思想界是哈耶克、弗里德曼高举大旗，实践中是撒切尔、里根引领潮流。
　
撒切尔夫人出生于1925年。她成长时正值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但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在出任英国首相后的一次公开采访中表示：“也许我早在认识哈耶克之前，就开始讨厌凯恩斯。”

在牛津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成为她的“口袋书”。据说，在她任首相时，这本书一直在她的提袋里。她曾把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扔在同事面前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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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首相任职期间大刀阔斧地领导英国经济自由化。她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紧密联合，遥相呼应，引领了世界经济自由化潮流，影响了以后的世界，也成为如今争论的中心。
　　
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大题目，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撒切尔夫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推动了英国经济自由化，这种政策对当时和今天英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曾经的大英帝国患上了“英国病”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经济就走走停停，萎靡不振，被学术界称为“英国病”。

英国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例从1820年的50%下降到1900年的18%、1937年的12.5%、1962年的8.8%。英镑在二战后丧失了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且一路贬值。国际收支恶化、生产率下降、竞争力削弱，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基本是工党执政。工党信仰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从国有化开始，挽救英国经济。仅从1951年到1954年，工党艾德礼政府先后通过了八个国有化法令，把英格兰银行、煤矿、航空、钢铁等重要的行业国有化。同时，又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实行福利国家。以后的工党政治延续了这些政策，即使保守党偶尔上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善英国的经济状况，“英国病”反而加重了。七十年代末，世界石油危机，英国经济更加恶化，经济增长长期缓慢、停滞，通胀严重，财政赤字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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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伦敦街头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上台。她决心用经济自由化来挽救英国，主要政策包括：控制货币、稳定物价、私有化、改革福利政策及限制工会力量。


▌撒切尔用自由化挽救英国
　　
●在稳定物价方面，撒切尔夫人完全实践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弗里德曼认为，物价稳定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过多，因此稳定物价就必须控制货币。

撒切尔夫人上台的1979年第二季度，英国通胀高达10.8%，1980年中又上升到22%。撒切尔夫人的经济自由化就从治理通胀开始，她紧缩货币，并减少国债。1983年通胀降至4.5%，GDP增长率达到3.7%。这就为其他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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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撒切尔夫人深知，英国经济的症结还在于战后的国有化，国有化使英国经济走向计划经济。

英国的国营企业由政府任免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重要的高管，决定企业发展战略，并将企业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与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因此，英国的国营企业也有着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同样的弊病。

企业高管成为政府公务员，企业盈亏与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内部管理行政化、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从而亏损严重。仅国营英国钢铁公司1978-1979年财政年度就亏损高达三亿英镑，该公司人均产量1979年仅为一百四十一吨，而相比之下，法国为一百八十吨，德国为二百三十七吨，其资本收益率为零左右。

就整个国营企业而言，1978-1981年，国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16.8%，而产量只占10.9%。国营企业成为政府越来越大的包袱。1973-1980年，政府以贷款、赠与、注销债务等形式对国营企业累计投资高达二百零五亿英镑，但收益甚低，加剧了英国的政府赤字与通胀。

撒切尔夫人在国会辩论时直言：“工党支持的产业是一些只吃不吐的蛀虫。”当时，国营企业主导着英国经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就是英国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
　　
撒切尔坚决主张对国营企业私有化，主要方式是小企业卖给私人，大企业通过股份化，出售政府控制的股份实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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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私有化是80年代铁娘子引领的潮流

在她执政的十一年中，从石油、电信、天然气、钢铁、自来水等国营企业垄断的企业到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等原来由政府负担的福利措施都可以由私人拥有和经营。

尽管这些措施受到工会、议会的阻挠，三百六十四位经济学家还发表公开信反对，但她仍然坚持。

私有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979年到1990年，政府私有化收入达两百八十亿英镑，更重要的是私有化改变了企业管理机制，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企业有了活力。英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

当然，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也不是一风吹，而是根据英国的现实，仍然保留了工党时代的国营企业局和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私有化的国营企业仅占国营企业的40%，国营企业在GDP中的比例仍有6.5%，而且还对亏损严重的煤炭和钢铁业进行了补贴。
　　
撒切尔夫人在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制造业的中心曼彻斯特市为例，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电子信息、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其传统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60%下降至17%。

同时，撒切尔夫人又放松了政府在金融、企业等各方面的管制，使企业有了活力，经济有了活力。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由欧洲病人变为欧洲强人，重振了英国的雄风。
　　
●撒切尔夫人经济自由化的另一项政策是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二战后，英国加大了社会福利支出，到1948年，艾德礼政府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1949-1950年达一百零三亿英镑，占GDP的4.7%；1979-1980年达四百四十九亿英镑，占GDP的9%。政府财政难以为继，靠借债度日，1982年英国国债高达一千亿英镑，仅国债的年利息就高达六十亿英镑。

英国被讥讽为“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福利国家制度还养出了一批“懒人”，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活力。
　　
但无论哪一党执政，都不敢对国家福利制度动大手术。撒切尔夫人以铁腕改革这一制度，她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并将普遍性原则改变为选择性原则，即福利支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仅仅是把福利给予最需要的人，并提高市场机制在福利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福利制度不仅可以帮助穷人，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她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服务，改变过去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制度，让患者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同时让国家卫生部从医疗保健的管理者变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增强医疗机构的自主权。

在住房方面实行公房私有化政策，大量出售政府公房，通过优惠条件鼓励私人购房。对于租住公房者，即使最贫困的家庭也必须负担20%的房租。

当然，撒切尔夫人也考虑到英国的现实。她基本保留了英国福利国家的两大支柱——全民医保和全民社保，仅做了一些不伤筋骨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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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筹备成立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

同时，在她任期内还为政府文职人员加薪，支持庞大的失业救济金发放，甚至还用增税和石油收入来建立保障贫民的社会救济网。
　　
●英国的工会力量相当强大，曾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就感叹：“我们不能碰的机构有三个：皇家近卫旅、罗马天主教和全国矿工联合会。”工会作为企业的制衡力量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则不利于整个经济，也不利于工人的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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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矿工联合会的一面旗帜之一 | 即使在现在英国的年轻一代中，马克思主义思潮仍旧十分盛行

当工会影响了英国经济时，撒切尔夫人决心打破麦克米伦的忌讳，碰一碰工会。1981年，煤矿工人罢工时，撒切尔夫人上台仅两年，根基没有稳定，故而让步，答应了工会的条件。但她做了准备与工会对峙。

以后三年，她下令储存大量煤炭，将部分燃煤发电厂变为燃油发电厂，招募公路运输车队，以在必要时候代替铁路运输，并修改工会法，甚至派军情五处的人渗入全国矿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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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英国矿工联合会发起矿工大罢工 | 图为警察与聚集在英国国会大厦外抗议的矿工对峙

1984年煤炭工人又一次罢工，但由于撒切尔夫人有所准备，工会无法复制以往的停电和能源管制经验。工会罢工历时三百六十二天，撒切尔夫人决不让步，最后工会失败。

撒切尔夫人不满足于这次成功，又进一步用法律来制约工会，如规定工会内部的秘密投票制度，以使工会不被少数不良分子控制，又如禁止工会惩罚不参加罢工的工人，以分化工人。这不仅限制了工会的力量，而且也使工会能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她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

如今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年了，但盖棺仍难定论。这里既有基本立场问题，又有利益问题。那些支持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以公众代言人自居的左翼人士永远不会肯定她。那些由于经济自由化政策而利益受损的人，如传统行业的工会领导人，低收入人群也不会原谅她，正如阿根廷人会由于马岛战争世代诅咒她一样。
　　
不过，由此出发，我认为撒切尔夫人的功劳远大于过失，她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哈耶克、弗里德曼对经济自由化的贡献还是理论层面上的，把理论变为实践也许更重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自己国家里把经济自由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而且取得了成功。这就引领了全世界经济自由化、苏东的市场化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经济自由化就是世界历史进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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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当官以后
周益清 2022-04-06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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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网络）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女，广东番禺人，笔名景宋。



许广平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担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1927年10月，与鲁迅到上海正式同居；1929年，生下儿子周海婴。



鲁迅先生的妻子，是他母亲给他包办的小脚女子朱安，除此之外，鲁迅一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但是，在1949年之后，曾经和鲁迅先生同居十年并且生了儿子的许广平，被人们称为“鲁迅夫人”。



许广平因为鲁迅先生的声誉而当了大官，那么，当官以后的许广平，都有怎样的表现呢？



1



在1940年代，许广平被日本人抓走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曾经大费周折，积极营救许广平。



许广平当官后，却无情打击周作人，经常批评他，甚至在报纸上写文章大骂周作人。



2



胡风是一代大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战友，在鲁迅先生治丧时，胡风是抬棺人。



鲁迅病故后，胡风帮助过许广平母子，还帮许广平母子找过房子、搬过家。



1955年6月13日，许广平在《人民日报》发表《认清胡风的真面目》，大骂胡风。



3



丁玲是鲁迅欣赏的女作家，1930年代，丁玲被捕时，鲁迅曾与许多名人一同签名保过丁玲。



1957年8月4日，许广平在大会上揭发批判丁玲。



许广平是这样批判丁玲的：我过去以为她没有女人气，从她这几天在会上的表现来看，哭哭啼啼、扭扭捏捏、狡赖诡辩、假装糊涂，表现了十足的坏女人气。



4



批判丁玲的时候，许广平还不忘记踩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瑜一脚。



谁都知道，杨荫瑜是在抗日战争中为保护女学生怒斥日本侵略者，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而许广平说，杨荫瑜是死不回头的坏蛋，被人民唾弃，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5



冯雪峰和鲁迅是好朋友，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有一次问许广平：“谁可以算是研究鲁迅的通人？”



许广平说：“鲁迅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通人，最后多少年里，冯雪峰可以算是鲁迅研究的通人。”



可是到了1957年8月14日，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许广平到会发言，她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道：“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



6



周扬一直与鲁迅不和，但是，却被许广平大为赞扬，只因为这时候周扬很得势。



这个时期，许广平认为周扬是最好的鲁迅研究者，她说：“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讲稿，就是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把稿子拿给周扬同志去审查，周扬同志就填上3个字——伟大的，鲁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你看他对鲁迅多好。”



有一次，许广平还说了一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攻击周扬同志······”



到了十年浩劫时期，周扬倒台了，许广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许周扬歪曲鲁迅》，大讲鲁迅当时对周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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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播了半个世纪的谎言：贫穷是因人口多造成的？
凝听 2022-04-10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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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很能迷惑一些人；但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中国人口太多”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常常有人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说什么“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会增加一倍。”


果真如此，在1960年，中国的人口确实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半，为什么那时反而饿死了那么多人？在1900年，中国人口只有4亿，是不是那时的中国人就生活得很好？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中国人口太多”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事实。


首先,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来看，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是第一人口大国了。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据人口专家预测，如果按目前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下去，再过1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







世界人口奇观，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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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不能单从人口总数来看，还要看人口密度。例如，新疆的人口总数虽然比上海还要多，但由于新疆的面积比上海大得多，所以很多人都说上海的人口太多了，而没有人说新疆的人口太多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可见，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为什么很少有人说“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人口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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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西部有很多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日本也有很多火山和地震，而且平原极少。现在假定日本和韩国的全部国土都适宜人居住,中国只有一半国土适宜人居住，即使这样算，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还是高于中国。


第三,所谓“中国人口太多”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比方说，现在中国有13亿人，许多人都说“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中国人口现在只有6亿，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但在1900年，中国人口只有4亿，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口太多”。



事实上，所谓人口是“太多”还是“不多”，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人口压力大。而那些经济发展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人均资源拥有非常少，反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感觉劳动力缺乏,八九十时代的亚洲四小龙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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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5年，总人口



有人说:“人口越少就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许多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很高，而很多穷国却人烟稀少。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之下，非洲面积30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人口仅有7.5亿，非洲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又极为丰富，然而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与这个国家的面积大小或人口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



有人说：“每年春运期间，中国的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火车上人挤人，人叠人，可见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然而，为什么你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铁路和火车太少，反而认为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中国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



有人说：“现在失业的人很多，可见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如果说存在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人口比阿根廷多几倍，而阿根廷的面积比日本大几倍，然而日本的失业率反而比阿根廷的还要低？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们都只想打工而不想当老板，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只有几万人，也照样会存在失业现象。一个国家要减少失业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人当老板。







未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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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学毕业生一边在叫嚷“中国人口太多了”，一边千方百计地想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既然他们埋怨“人口太多”，为什么又不愿去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呢？因为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准。人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



中国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为55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比中国富裕，欧洲国家更是如此。亚洲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日本、新加坡等都比中国富裕得多，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地区。显然，将中国问题怪罪于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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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上帝……让他疯狂”与“天欲厚其毒”
原创 胡文辉 历史的擦边球 2022-04-10 00:00

“上帝……让他疯狂”与“天欲厚其毒”



   最近不时会想到那句有名的西谚：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前一阵余少镭有文章拈出此语，并指出在《左传》里（昭公十一年），叔向、子产已有类似说辞（《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净扯吧》，“新现代聊斋”公号2022年3月9日），这是有道理的。这句西谚的出处和源流，我不能确定，也无力探讨，但汉语文献里的有关修辞，原来我倒有所留意。兹将相关语例检出，不足以言论学，只是排比资料，聊供好事者参考而已。

   我最早注意到这一修辞，是在苏轼的诗《和陶咏荆轲》里，其前几句是：

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满，积恶如陵京。灭身会有时，徐观可安行。

据苏诗施注（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天欲厚其毒”一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假手李客卿”一句，也是暗承《左传》的，见昭公十一年：“叔向曰：‘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据《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这两句的意思是：上天要让暴秦灭亡，就假借李斯之手来增加暴秦的罪恶。

   就东坡这两句诗来说，施注自已足够。但“厚其毒而降之罚”所呈现的修辞和观念，在《左传》里其实还有不少其他例子。据我检读《春秋左传集解》时所见，其例如下：

   （宣公二年）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

（宣公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

（成公十五年）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成公十七年）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

   （昭公十一年）韩宣子问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对曰：“克哉！……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

   （昭公十一年）子产曰：“……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

   （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

（哀公二十六年）左师曰：“纵之使盈其罪。重而无基，能无敝乎？”

   又，《国语》是与《左传》关系最密切的文献，其《晋语三》中也有类似语例：


   舟之侨告诸其诸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也！”

   以上诸例，其内涵大同小异，多假借“天”以立言，意思大致是：就让他作恶吧，恶作得多了，上天一定会让他灭亡的。换个角度，也就是：上天要他灭亡，就会让他继续作恶，让他恶贯满盈。这一思路，跟“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的理念确甚接近，盖所谓“让他疯狂”，其实就是指“让他疯狂地作恶”，只是更偏于强调其行为的表面特征，而非行为的性质和结果。

   就以上文本的语境来看，皆是针对有权势者而发的，包括君主和敌国，其表述带有一点预言的意味——较真地说，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诅咒，是面对统治者的暴劣而无可奈何时的一种情绪反应，一种“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不过，就算是诅咒，却也往往是会应验的。这是因为，统治者越是能为所欲为，就越容易高估自己的权势，也越容易陷入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政治陷阱。

   明代吕坤《呻吟语·外篇·御集》“天地”部分又有言：

   天欲大小人之恶，必使其恶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恶之不遂也，故贪天祸以至于亡。

这个意思，应该也是从《左传》“厚其毒而降之罚”的逻辑中衍生出来的，只不过所讨论的已由公共的治国问题转为个人的处世问题而已。

   此外，还见到一个域外的例子。北非法蒂玛王朝（中国古称“绿衣大食”）有位哈里发叫穆思坦昔儿，以行为癫狂著称，伊朗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对他有这样的描述：

疯子穆思坦昔儿如此度过他的一生，据有哈里发位达六十年之久。全能真主说：“吾人仅赐予彼等漫长之岁月，致使彼等可增其罪愆。”（《世界征服者史》，J.A.波伊勒英译，何高济中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下册第740页）

据英译者波伊勒的注，“全能真主”之言出自《古兰经》第3章第172节（但我未能在《古兰经》中译本中检出对应的文字）。这句“致使彼等可增其罪愆”，跟《左传》的“益其疾”、“重其罪”、“厚其毒”、“厚其凶恶”等等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左传》的诅咒在叙事里大抵是应验了的，而《世界征服者史》的这句真主之言，却是说了等于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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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第一，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 志— 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 人联为一体。第二，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因为它明 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 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这就是昆廷•霍格(Quintin Hogg )[即海尔什姆(Hailsham )勋爵]和R.J.怀特(White)将保守主义描绘为“愉 快的趣味”的原因。第三，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唯一的真正平 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如果被强制立法推行，所有其他试图平等化的努力都 将引人步入绝望之境。                                                                                        第四，保守主义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经济上的均等化并非经 济进步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
第五，保守主义相信旧习惯，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人必须控 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因为保守主义者认为情绪是比理性更大地支配人的力量。传统和合理的成见能够制约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
第六，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改革并不是一回事，通常，创新更像是吞噬人类的火灾，而非进步的火炬。

风清扬尘:
柯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1790年以来的激进主义一般会以下列理由攻击社会的规范性安排: 第一，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激进派人士认为教育、实在法和环境的改造可以将人塑造成神;他们否认人类有趋于暴力和犯罪的自然倾向。
第二，蔑视传统。理性、冲动和物质决定论分别被推崇为导向社会 幸福的引路者，比先人的智慧更值得信赖，正规的宗教被拒斥，各种不同的反基督教观念体系被拿来做替代品。
第三，政治均等化。秩序和特权被践踏;彻底的珉主— 即实践中 尽可能直接的珉主— 是激进派所宣称的理想。与这种精神沆源一气的 是对原有的议会制体系的厌恶以及对集权的渴慕。
第四，经济均等化。古老的财产权一尤其是土地财产权利一到几 乎所有激进派人士的质疑。集体主义的改革者试图全面根除私有财产体制。
我们可以试着分辨出它们对国家功能的相同的激进观点，并将之列 为第五条理由;不过，这些推崇创新的各主要学派间的观念差距太大，不 适合作综合性的概述。我们只能说，激进派人士在鄙视伯克的国家观这 一点上是一致的:伯克视国家为上帝命定的道德实体，一个联结死人、活 人和未出生者的精神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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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将会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张琏瑰​ 天狐观察 2022-04-09 19:58
摘要：
近些年来，安理会逐渐成为斗气的场所，在一票否决制下，在涉及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安理会往往失职失能，无所作为，引起各国普遍不满。这次俄乌战争再次显示了安理会的缺陷。这次俄乌战后，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推动的“联合国改革”遇阻，他们很可能抛弃联合国另起炉灶，或搞一个与联合国平行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若此，世界就真的大变了。         

本文作者张琏瑰系中央党校战略研究院教授，原题为《俄乌战争如何影响世界》




2月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同时，为阻止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进行军事干预，他威胁说：“不管谁试图挡我们的路，……俄罗斯将立即作出反应，后果将是你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为让对方更清晰地领会其意，他补充说：“当今俄罗斯仍然是最强大的核国家之一。” 2月27日，普京下令俄罗斯战略核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以示他准备随时扣动“核扳机”。与此同时，有关“硬汉普京霸气语录”开始在网上传播，如：“俄罗斯的边界没有止境”、“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如果矛盾真地到了无法调和，我不介意亲手结束人类文明”、“如果俄罗斯没了，还要这个地球干什么！”等等。这些狠话虽出处不明，但它们确实成为普京核恐吓的有力助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普京此举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的一个核大国把核恐吓运用到实战中的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实例，它将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普京的核恐吓奏效，摧生“决战在战场之外”战争新思维



普京的话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听到了，听懂了，似乎也害怕了。他们担心普京真地按下核按钮炸毁地球，因此俄罗斯的坦克刚一轧过俄乌边界，拜登就立即宣布美国兵不会进入乌克兰，北约也明确表示拒绝乌克兰入约申请。在俄军夺得乌克兰制空权以后，拜登断然拒绝乌克兰总统要求美国在乌划定禁飞区的请求，欧盟也搁置了乌的入盟要求。显然，美国及西方诸国在极力避免与俄发生正面军事冲突，普京的核恐吓取得胜利。





但是，核恐吓作为一种战术手段，其作用也仅限于战术层面，它无法改变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及其他方面对俄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随着俄乌战事的进展，人们开始看清，原来美国及其盟国面对普京的核战威胁，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新的战争思维，即“决战不在战场，而在战场之外”。这就是，通过公开宣布不会军事介入，不给普京按下核按钮提供机会和借口，同时引导普京作出可速战速决的误判，诱俄挥军入乌陷入“乌克兰陷阱”，接着美国及北约国家开始全方位运作：军事上，给乌提供大量实用武器，提供侦察、情报、通讯等战场支援，适时组织“志愿军”入乌助战，使俄军的“闪电战”变成“消耗战”；经济上，给乌提供大量援助，保证乌有能力把战争打下去，同时对俄进行绞杀式制裁，把俄踢出世界体系，切断俄国一切可能的外援；外交上，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动员起来反对普京的战争，使俄陷入空前孤立；舆论宣传上，成功地把普京塑造成野心无边、侵略成性的“人类公敌”。当下俄乌战争虽然仍在进行，但普京已意识到西方正在“摧毁俄罗斯”（3月16日普京语），各国学界政界也开始讨论俄乌战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新秩序，因为很多人认为，即使最后俄“惨胜”，战后国际政治版图也要重画了。


执意核扩散和反对核扩散两方都在普京核恐吓中找到了强有力支持，双方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1991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苏联1272枚核弹头，成为当时世界第三核大国。但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五核国以“提供核保护伞”、“维护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为说词诱其于1994年与俄、美、英签署了放弃核武器文件，其核弹头移交俄罗斯。现在文件签署者俄罗斯却挥武着核大棒，对无核的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进一步支解并分步吞并之（普京说“乌克兰没有存在的意义”），而此时安理会却失能、国际法失效、有关核大国已将提供核保护的当年承诺视为敝屣，这使世界许多国家对核大国的背信弃义感到寒心和恐惧，业已处于核门槛并有核野心的国家从中找到了走拥核道路有力的理由。例如，多年来朝鲜一直以萨达姆、卡扎菲为反例证明其不惜一切代价走拥核道路的正确性，这次俄乌战争使它进一步确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弃核”的选择无比英明。因此，当下朝鲜正在大力推进“强军突破战”，频繁射导，决心建设“世界一流核强国”。





2013年12月朝鲜果断处决张成泽后，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公开表示，朝鲜领导人此举表明其“无情和莽撞”，其内心充满“不安全感”，他的结论是：这样的人掌握了核武器“是不能容忍的”（2013年12月13日克里访问越南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语。见韩国《中央日报》同年12月16日报道）。这次普京以打核战争相恐吓，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认识到核战争危险的现实性，确认若核扩散进一步发展，有更多的人手握核弹，核恐吓将此起彼伏成为常态，人类的末日就不远了。因此，他们将更坚决、更有针对性地反对核扩散。如果说此前还可能通过协议用政治和外交方法和平解决核扩散问题，俄乌战争后人们对协议和承诺已失去信任，和平解决核扩散问题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失，核扩散和反核扩散的矛盾更加尖锐，且因其紧迫性而趋于摊牌。最近，韩国公布大选结果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与韩候任总统尹锡悦合作最优先顺序是解决朝核及弹道导弹威胁 。





俄罗斯周边国家纷纷选边站，日本拥核已难遏制



俄罗斯以中世纪理念和沙皇俄国传统行为模式，对相邻主权国家大动干戈武力支解，实施领土扩张兼并，使其众多欧亚邻国陷入极大恐慌之中。北欧诸国放弃坚守多年的中立政策投向北约寻求保护，东欧国家相互支援联合抗俄，德国紧急强军再武装，北约弥合分歧团结制俄，欧洲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亚洲，日本早就企图摆脱战败国帽子实现再武装，无奈内有和平宪法约束，外有美国压制，其再武装谈何容易。普京的俄乌战争及其核恐吓给日本提供了机会。鉴于俄罗斯建立欧亚帝国的战略计划和武力扩张行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出现新的调整。如同美国在欧洲鼓励德国再武装一样，在亚洲美国将对日本、韩国放水。日本敏感，俄乌战争刚一打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以日本作为俄罗斯邻国且日俄有领土争端为由，公开放风称“我们应从此次事件（指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日本也应有攻击能力”，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与美国“核共享”。议员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安倍主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0日表示，对于“核共享”政策各政党可进行讨论，3月27日他在其防卫大学演讲，称“日本不会排除任何旨在从根本上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选项”。与此相应，修宪问题也在推动。业内人士指出，根据日本现有技术能力和核材料储备状况，一旦作出政治决定，日本将在数月之内造出核弹。由于有关国家在俄乌战争、朝鲜核扩散问题上的主张，届时很难有充足的逻辑力量和手段阻止日本拥核。



尹锡悦


俄乌战争对韩国的直接影响是使一直在朝鲜核问题上持绥靖政策的左翼力量败于大选，把主张强化韩美日同盟、强硬阻止朝鲜核导计划的尹锡悦送入青瓦台。故有人称，“韩国政坛变天是俄乌战争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最近，在韩国不时泛起“自行拥核”的鼓噪。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也借俄乌战争加紧对美军购，东南亚国家在观望战局发展择利而动。亚洲有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大国间核军备竞赛内容和方向出现变异，新的战争样态初现端倪



迄今为止，大国间核军备竞赛主要在4个方面展开，即：核弹数量、弹头爆炸当量、核弹实用性（小型化、战术化）和投送手段高效准确性。总之，比的是无差别屠杀的效率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烈度。核战发生前比的是心理耐受力，核战发生后比的是谁还能在核废墟上踉跄站起来。但这次俄乌战争出现了新情况。在普京发出核战威胁后，美国业界大腕马斯克站出来，声称他有办法让俄罗斯核弹全部哑火，包括俄深海“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后来他直接向普京“约架”：阁下可选择一无人海域在无须告知的任选时间里发射核弹若干，看看它们最后落在哪里！其气势咄咄逼人。起初人们认为这是马斯克的新型核讹诈，后来有人研究了其“星链计划”后认为，他可能真有这种技术能力。果若如此，这等于开启了“后核武器时代”。因为这种技术彻底废了核弹的“武功”，使之或成“哑弹”，或成“窝里炸”，由杀人凶器变成自杀利器，使一些国家砸锅卖铁搞出来的核弹成为扔不出、留不得、养不起的巨大累赘，传统意义的核扩散、核军备竞赛自然也就偃旗息鼓。那些财力和技术雄厚的国家将为掌握和发展这一新技术而展开竞争。不过，过去是比赛谁能有效率地杀人，这次比的是谁能制止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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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义的是，这种竞争将顺着“技术——人才——教育——制度”路径向纵深走下去。但是，这种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将科技落后国家摒弃在竞争大潮之外，在科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对国际政治民主化给以致命一击。

核武器的“武功”被废了，核恐吓失效了，还会有战争吗？有，不过其样态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已现端倪。战争进行30多天，俄罗斯已损失多位将军，其中包括集团军中将司令。原来，乌克兰军队用美国人提供的AI人脸识别系统选定目标，然后用美国援助的“弹簧刀”无人机对俄“高价值”目标进行“斩首行动”。据称这种新战法的逻辑是“谁决策谁负责”、“让领导先走”。此前以色列曾用此战法干掉哈马斯150多位领导人，使哈马斯安静下来，这次是美国人第一次把它运用到大规模实际战争中。这种战法若被广泛应用，今后战争样式将发生重大变化：战争将主要在健盘上进行，史诗性的宏大厮杀场面不再，对普通士兵成规模的杀戮将退出战争，有权决定战争的人因是首当其冲的战争牺牲者，故其决策将更加慎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除外，土地占领须驱使大量士兵去实施）。





核大国将就禁止核恐吓立法展开博弈，联合国命运堪忧



当普京暗示将会动用战略核力量进行战争时，美国及其盟国显然吓坏了。美国的“末日飞机”紧急升空，他们赶忙宣布不会派兵入乌。当美国的“决战在战场之外”战争新思维发挥效力时，有人立即指出：不要逼人太甚，普京会甩原子弹的！有人推测，俄乌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将会把核战争、核恐吓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推动国际立法禁止，将一切核讹诈定为犯罪。当然，这是一个极具争论的问题，按当下安理会议事规则完全不可能做出任何决议。这就又涉及到更为复杂的联合国改革问题。

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当时苏联和美国还是反法西斯“盟友”，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利益，各自也有独自的利益。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保障独自利益，他们设计了联合国章程，设立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但战后不久苏美由战时盟友变为战后对手，共同利益萎缩，对抗加剧，越是重大问题越难取得共识。近些年来，安理会逐渐成为斗气的场所，在一票否决制下，在涉及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安理会往往失职失能无所作为，引起各国普遍不满。起初，人们企图推进联合国改革，但举步维艰。这次俄乌战争再次显示了安理会的短板。因此，英国首相约翰逊口出狂言，称要把俄罗斯开除出安理会，日本首相岸田最近提出要限制五常否决权，但据安理会议事章程这无任何可能性。去年底拜登曾召集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所谓“民主峰会”，其意图明显。这次俄乌战后，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推动的“联合国改革”遇阻，他们很可能抛弃联合国另起炉灶，或搞一个与联合国平行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若此，世界就真地大变了。

来源：张琏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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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 赫拉利简史系列
原创 李劼 齐谐者 2022-04-03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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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赫拉利说未来



正如乌托邦并非***主义的剑指，只是***用以发动歌明从而实行专政的铺垫，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也不是真的要为人类写下一份历史纪录，而是意在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扯淡之后，隆重推出一份如何奴役人类的计划，赫拉利将这份计划称作：科技歌明。比如，按照赫拉利的说法：“用复制的方式制造出不懂得恐惧为何物的士兵，不知道反抗是什么概念的工人。”要是让***知道科技能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的Das Kapital纯属多余。
不过，在进入赫拉利的科学歌明之前，有必要先将他在书中的另一个要点，金钱的味道，作一番审视，看看赫拉利是如何把***的Das Kapital发展成赫拉利的金钱颂，从而不动声色地将罗斯柴尔德之类的金融寡头变身成了看不见的耶和华。以下是赫拉利的金钱颂辞：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哇，这可是被压抑了不知多少年岁的一吐为快。其实压抑金钱的不啻哲学家思想家宗教人物，还有莎士多亚、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一众文学家，《威尼斯商人》，《罪与罚》，在在处处地压抑着金钱的嚣张。此时此刻，夏洛克、放高利贷老太婆，以及现实世界里各路犹太财团和假犹太可萨财阀，全都经由赫拉利的生花妙笔，聚焦成一根压强超强的唱针放到唱片上，在唱盘上转出了这么一曲金钱颂。金钱，有着开阔的心胸，更有着不分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从而了无歧视的平等。
难怪，赫拉利会跟以赛亚·伯林一样，对《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嗞之以鼻。赫拉利特意用等级分明的《汉谟拉比法典》揶揄《独立宣言》“尽管把人人生而平等喊得震天响，其实还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级。”赫拉利和伯林一样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成立，因为要是全都平等了，那么号称上帝选民的犹太民族怎么办？作为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无论赫拉利是个纯正的犹太人，还是一个假犹太可萨人，都必须时刻提醒世人，上帝选民无法与他人平等。须知，犹太民族乃是他们操控全世界时需要依靠的基本盘。但赫拉利和伯林都不会直截了当地明说，而是以质疑人人生而平等是如何的不可能，表达他们骨子里的等级观念。他们故意混淆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区别，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否定平等理念的不可或缺。
人人生而平等，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在世人心中树立的平等理念。平等，不是平等在现实的差异上面，而是平等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理念之中。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平等之心的有无通常体现于，是真心帮助他人善待他人，还是假慈善之名或者通过金钱运作掌控国家奴役他人。平等，不在于现实世界里的划一，而在于平等之心的有无。否则，按照赫拉利或者伯林的平等逻辑，只有流水线上的罐头才达到了平等的标准。但人类并非是机器制造的整齐划一的罐头。尽管学府涉嫌把学生制作成知识罐头，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把民众制作成韭菜罐头，赫拉利以及站在他身后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贝佐斯们想方设法地要把全人类变成他们的各种罐头想吃便吃，想扔便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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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极其张狂地将人人生而平等踢到一边，然后替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们宣扬其黄金福音。什么是金钱的味道？赫拉利告诉世人：皇帝的权力也得靠迪纳厄斯银币来建立与维持。潜台词呼之欲出：美国总统的权力也是靠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他们的美联储提供和维持的。由此理解赫拉利的金钱制度两大原则，方才可以看出个中堂奥：
1. 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 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其实，还有很多金钱制度的原则，赫拉利故意没有说出来。比如，有了金钱就可以主宰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所有媒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心所欲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有了金钱就可以买下好莱坞所有的影片公司，让这些公司成为财阀的大外宣。有了金钱就可以收买政客法官律师警察，把美国的三权分立变成惟财阀意志是从。有了金钱就可以买下从生化研究医药研制到医药公司乃至整个国家医疗系统，想制造病毒就制造病毒，想制造译喵就制造译喵，想投毒就投毒，想打毒猫就打毒猫。难怪威尔逊总统在跟罗斯柴尔德财团签下放行美联储之约后感叹，美国从此不再有子游了。那还在是一百年之前。如今的美国，岂止是子游，旻祝都已经不再了。而这正是赫拉利乐见其成的。子游旻祝的美国是赫拉利全球主义沙盘推演中最大的障碍，不摧毁美国，赫拉利为人类设计好的未来就不可能实现。
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如此描绘他的未来设计，首先要摒弃子游市场和旻祝选举，然后再彻底消灭个人的存在：
子游主义推崇子游市场和旻祝选举，是因为子游主义相信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各有价值，而且每个人的子游选择就是本源。但在21世纪，有三项“务实”的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信念成为明日黄花：
一、 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郑智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二、 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三、 社会系统仍然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在赫拉利的未来图景里，个人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浑浑噩噩的群体，被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凌驾着主宰着。这是不是让韭菜们很难过？别太伤心，赫拉利说了，这不是人类的噩运，而是人类的幸运。幸运到什么程度？赫拉利告诉大家说：
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听懂了么？在《人类简史》中，赫拉利把他所圈养的进化至今的智人，亲昵地称作了“变成神的动物”。请大家一起为自己的幸运鼓掌。既然成了变成神的动物，那么子游旻祝也就微不足道了，可以不再需要了。匍伏在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脚下的芸芸众生，得了这个昵称，理当感激涕零，不必伤心难过。不容易呀，被圈养了七万多年，才有了这般造化。此时此刻，理当闻到犹太财团那种金钱的味道，是多么的芬芳。赫拉利的说法叫做：“有了财富之后不只要储存累积，更要能用得愉快”。那么没有财富的韭菜呢？也同样幸福，因为是变成神的动物了。那么这神的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继续听赫拉利拉比布道：
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是依循着自然选择的法则。
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法则取而代之。
听见吗？整整四十亿年，我们遭受着自然选择的苦难。突然，21世纪的曙光把我们照亮了：智慧设计！如同一轮朝日升起了！我们终于从四十亿年自然选择的苦难中得救了。
那是什么样的智慧设计呢？赫拉利拉比告诉我们说：
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哇，果然比自然选择更厉害，仅方式就有三种。自然选择好像只有一种吧。达尔文出来走两步，自然选择有几种啊？达尔文不吭声，肯定没有三种。
赫拉利兴奋地告诉大家：
时至今日，这个40亿岁的自然选择系统却面临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挑战。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


赫拉利的科学家们辛苦了。我们知道你们在玩基因工程什么的，诸如基因编辑，基因改造，就像西琴在《地球编年史》里说的。那个阿努纳奇对人类所做过的事情，你们正在重做一遍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自己开始有点阿努纳奇的伟岸了？做着做着，突然就高尚起来，高大起来，比我们要高大好几倍的样子，有没有？
赫拉利赶紧过来打圆场道：没有，没有，还没有呢。他在《人类简史》里虽然预言：“基因工程可能被用来创造某种超人类，结果就是其他人都成了他的奴隶”；但眼下还不曾获得进展，故而他只能充满信心地如是说：“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哦，原来如此。那就快一点吧，我们还等着做你们的奴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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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就是赫拉利的科技歌明，亦即他所说的第二次认知歌明。让精英变成超人类，让智人变成……，什么人？生化人。赫拉利回答：
第二种可能改变生命法则的新科技：仿生工程。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cyborg）


据说，先是在苍蝇或蟑螂之类的昆虫身上植入电子芯片，然后再转向智人，让智人变成生化人。听见吗？我们要成为生化人了！开心不开心？
赫拉利以一种行家的口气告诉我们：
在所有目前进行的研究当中，最歌明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让计算机能够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且同时输回人脑能够了解的电子信号。如果这种设备成功，再直接将大脑连上网络，或是让几个大脑彼此相连、形成“脑际网络”，情况会如何？如果大脑能够直接存取集体共同的记忆库，对于人类的记忆、意识和身份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举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化人就能够取得他人的记忆。


老天爷，把我们变成生化人竟然是科技歌明当中最歌明性的。要不要给赫拉利写封感谢信？感谢他和他的同伙们把最歌明的人脑插芯片与计算机双向接口恩赐给了我们这般芸芸众生。我们不仅能够直接存取集体记忆，还能取得他人的记忆。真是太神奇了！熬了四十亿年终于熬成正果。
不要太激动，还有更激动人心的，第三种。继续聆听赫拉利：
第三种改变生命法则的方式，则是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


机器人。难怪好莱坞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里那么渲染机器人。是不是早就设想好了？让好莱坞给大家洗脑先？
三种方式，一种专门制造超人类的精英，高高在上；一种专门制造生化人，匍伏其下；一种专门制造机器人，用来干什么？是不是在生化人不听话不顺从的时候，专门用来管理生化人的？真是完美的设计。比***当年的乌托邦完美多了。难怪赫拉利会如此宣称：
以上种种都还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是吉尔伽美什计划以及未来创造出超人类的可能，将会为人类的伦理、社会和郑智秩序带来巨幅改变。
别谦虚，你们已经改变很多很多了。美国被你们改变得不再像个旻祝国家，全世界民众都在译喵面前丧失了子游。变性人，双性人，双性厕所，同性婚姻，男女之别也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就等着直接变成生化人了，然后静静地期待着让未来的主人翁把我们给接管掉算了。我们知道你所说的主人翁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你在书描绘的那样，对不对：
未来世界主人翁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远大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我们与尼安德特人至少都还是人，但未来的主人翁很可能会更接近神的概念。


原来赫拉利说的神，就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不过是变成神的动物。听上去像是很玄妙的绕口令。未来的主人翁是接近神的概念，未来的生化人是变成神的动物。这场歌明真的是好大好大，比十月歌明大多了。当然了，赫拉利的眼光还要更远大：
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异点（singularity）。在奇异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所以要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异点，所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不论是你我、男女、爱恨）都即将变得再也无关紧要。而在那个点之后的任何事，都还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哈利路亚！这算是从《人类简史》到《未来简史》当中的一个奇异点么？或者是从《塔纳赫》到《人类简史》之间的一个奇妙链接？当然，《塔纳赫》是精英阶层阅读的，我们生化人只能阅读《人类简史》之类的福音。听到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以极其轻蔑的语气说：
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生化人得赶紧回答，我们再也不敢了。那是我们之前太无知，不懂得自己生活在四亿年的黑暗里，所以会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承蒙开导，我们得知人人生而不平等，生化人不能跟讲超人类平等，神的动物不能跟神的概念就是那些个生化人的主人翁讲平等。我们希望有一部《汉谟拉比法典》那样的等级森严法典，并且最好有我们的启蒙者赫拉利亲自撰写。既然上帝的选民已经升华成了超人类、主人翁、类似于耶和华那样的神，那么非上帝的选民也只能听凭引导听凭教诲听凭奴役听凭处置了。要不要也弄块大理石，把这《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通通刻上去？
在赫拉利的未来面前，不感到渺小都不行。竟然还不啻40亿年，人家把宇宙大爆炸都算进去了。智人既是地球上的幸运儿，更是宇宙中的幸运儿。不知亚特兰提斯 人当年整治基因工程时如何计算的，也这么40亿年、这么大爆炸？但可以肯定的是，亚特兰提斯最后，沉没了。
赫拉利的未来叙事似乎是没有句号的，但亚特兰提斯是有的。因为地球是有生命的，并且也像人一样有脉轮，有器官。地球不允许亚特兰提斯人做的事情，也不会允许赫拉利们胡作非为。数百年来的科技确实突飞猛进，但那不是源自赫拉利的从认识歌明跳到科技歌明，而是由文艺复兴开启的人文主义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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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赫拉利讲今日



西方世界的科学传统，就近而言是源自古希腊，向远追溯则依稀可辨亚特兰提斯的背影。埃及得亚特兰提斯的嫡传，故而在埃及人的记忆中尚有神祇与人类共处的时代，然后再是英雄时代，最后才是人的时代。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维柯以此论说了《新科学》，但他并不明白从人神共处的时代到人的时代，间隔的与其说是英雄时代，不如说是理性时代。这个时代以古希腊哲学为标记，并且以亚里士多德之于逻辑学的奠定为最后篇章。亦即是说，理性，是西方科学的灵魂所在。
所谓英雄式的激情其实是隐藏在理性背后的人文主义。那样的英雄主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可以说是一种贵族精神，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很不公平地将亚马逊女武士排除在外；及至文艺复兴，英雄是由诸如布鲁诺、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扮演的。意大利科学家在宗教黑暗面前的这种英雄激情，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论著中凝结成《判断力研判》里的审美原则，非功利无目的；自古希腊承传而来理性精神，在康德的《纯粹理性研判》里被归结成了四个二律背反。这是康德超越亚里士多德之处，不再将理性置于思维平面，而是将理性转入一个开放的形态，让自我怀疑成为理性精神的一部分，从而使理性走向东方式的内省成为可能。因此，康德哲学既具科学理性，又有人文理性。这是康德高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哲学家的地方，也是康德哲学的精神性品质。
当康德哲学被黑格尔所曲解成一个封闭的绝对理性然后又被***以为伍主义劫持之后，灾难便降临了。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手舞足蹈地宣称***是当时唯一有远见之人时，无意中道出了***的乌托邦设想与赫拉利的全球化设计的一脉相承。***造成的不仅是十月歌明那样的后果，同时也给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为伍主义的影响。且不说其他，爱因斯坦就是***式的为伍主义者。这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之后，最为致命的罪孽。今日的高科技犯罪，其哲学基础就是***式的为伍主义。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演变成今日的高科技，期间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便是上个世纪初科学理论的突飞猛进，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当赫拉利津津乐道于今日高科技时，似乎忘记了这些高科技是从哪里开始的。倘若说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像一个披着拉比长袍的巫师，那么在《今日简史》则有如一个穿梭于政坛的说客。正如说客毫无郑智伦理可言，赫拉利对科学的理性本质了无感觉。在他心目中的科学就是可以转化成物质形态的技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可言。因此，他像***一样将科学看作是物质的进化的，而不是人类精神本身的存在标记。为伍主义者与人类存在本身，是两个不相交的维度。相信玛雅人在印加帝国留下的农业遗迹，马丘比丘，其高超的科学思维即便是爱因斯坦都无从领略。那样的设计、那样的与外太空星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息息相通，是相对论所无以抵达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是不能用技术概括也不能用技术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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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变成技术，不是升华，而是物质性的降格。其情形一如文化转化成文明。亨廷顿不懂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将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从而使其文明冲突理论显得不伦不类。这应该是为伍史观的一种遗憾。但是，赫拉利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事，却比亨廷顿更加为伍，或者说更加功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隐含着毫不含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立场，认定美国是新教徒创造的国家。不管这种立场如何偏执，但这恰好是赫拉利痛恨的民族国家原则，有碍于全球化。赫拉利热衷的高科技，并非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什么过不去，而是要摧毁亨廷顿的国家立场。在全球化面前，没有国家可以存在。当然，也许赫拉利的以色列，除外。
当科学一旦如同飞机坠落似地降格为技术，那么科学就会走向疯狂。就在上世纪初科学理论大爆发之际，德语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便持其坚定的人文立场发出警告。胡塞尔的哲学起点就是对科学主义的担忧，海德格尔更是在康德之后扛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那部《存在与时间》几乎就是《判断力研判》的续作。这是两个族裔背景截然不同的哲学家，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是德国人，但他们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当然，这样的忧虑无疑杯水车薪。被日益物化的科学向技术的急速滑坡，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完全丧失了理性。战争双方竞相开发武器技术，当在情理之中。然而发展到核武器、并且用于屠杀平民则完全超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二战之后的国际法庭，申张的并非是人类的正义，而是胜利方的报复。轰炸不设防城市德累斯顿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卡廷屠案没有在法庭立案加以调查。最不应该无视的是，扔在日本广岛、长崎两个城市的两颗原子弹导致数十万平民死伤的超级战争罪案。这是所谓的高科技武器首次亮相，不是用于战场而是屠杀平民。涉案的所有罪犯，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以及批准制造的罗斯福、下令扔弹的杜鲁门等等，全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二战中使用原子弹屠杀平民，是赫拉利热衷的所谓科技歌明在这一轮人类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犯罪。由于国际法庭没有因此立案、没有追查罪犯、致使罪犯们全体缺席，地球上这一轮人类非但没有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且陷入了一个邪恶势力可以利用高科技肆意犯罪的万劫不复之境地。这次战争的最大赢家，不仅控制了被他们设套推入战争的美国，控制了北约以及后来的欧盟，控制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主宰了几乎所有的欧美高等学府，而且还握有了开发高科技任意屠杀人类的特权。科技犯罪自此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科技罪犯被奉若神明，从爱因斯坦到扎克·伯格，先后成为科技英雄，世界明星。
2017年2月，扎克·伯格发表重启全球化的宣言，非常嚣张地将人类分成了线上社群和线下社群，俨然一副上帝姿态。耶和华可以随心所欲地降罪给埃及人，小渣可以随心随欲地删除脸书上他所不喜欢的言论和他想要禁止的帐号，让自媒体像主流媒体一样，成为没有言论子游之地。赫拉利为小渣使劲鼓掌，在《今日简史》中欢呼，脸书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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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罗斯维尔飞碟坠毁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军方特地邀请爱因斯坦与幸存的外星人作面对面的闭门交谈。彼此话毕，爱因斯坦满面愁苦地出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此事成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爱因斯坦为何那么的灰头土脸。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高等智慧面前，爱因斯坦也不过是一介凡夫罢了。且不说其它，仅是人家以意念驾驶飞碟一项就已经远远超出爱因斯坦的理解范围了。有道是，神通不及业力；更何况，科技不敌意念。在思维层面上抵达的科学玄想也罢，科学实验也罢，再高妙也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成就。在深邃浩瀚的生命宇宙和宇宙生命面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皮毛而已。二十世纪众多科学家之中，惟特斯拉得其奥义。奥义在于意念，能量，生命的振动频率。宇宙不是思考的，而是经由意识沟通的，通过体悟感应的。拉马努·金的数学奇迹，不是思考所得，而是源自神启，源自更高维度存在的恩赐。十八世纪瑞典的斯威登堡于此有所领略，却被冠之神秘学家，束之高阁。要说神秘，达·芬奇算是一个，因为一次神秘的旅行而获得了奇妙的加持，有所领悟并有所成就。相反的例子是叔本华，读过译介到西方的《奥义书》却不明白奥义何在，从而以意志一说搪塞了宇宙的实相。美国军方一众将官自从接触到外星文明之后，有一段时间也曾迷恋于所谓的高科技，直到因肯尼迪被刺所激发形成正义联盟之后，才逐渐走向开悟，成为低调而坚实地悄悄地暗中保卫着美国、保护着全人类的中流砥柱。
那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战争罪犯们在国际法庭上全体缺席，但此事在外星高等智慧却起了波漪。由于这类消息的严密封锁，如今披露出来的只有零零星星的片断。比如有位美国将军逝世后留下的日记里，曾提及二战后在北极被高等智慧人族约谈，要他转告美国政府，不许再使用原子弹。再如有50年代的影像泄露，外星智慧的飞碟曾经两度列队飞过美国的国会山，好像在提醒什么，又像在警告什么。据说，正是飞碟的如此出现，美国政府向军队下了死命令，碰到外星人的飞碟，绝对不许挑战。
随着一些秘密档案的陆续解秘，世人慢慢地知道了一些真相。二战期间，最早接触外星文明高科技的，不是盟军方面而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据威廉·汤普金斯在访谈中透露，德国人当年与外星人合作研发的是反重力物体和飞船设计。德国当年的科研力量首屈一指，根本不是英国或美国可以比肩的。汤普金斯回忆说，二战结束之际，德国有一大批科学家坐着一众潜艇去了南极。剩下的科学家主要被美国方面接受了，后来主持NASA的就是当年的德国科学家。剩下的还有很少部分被苏联掳走。英国得到的就更少了。
二战之后，与外星文明有所接触甚至有所合作的，当然就是美军了。比如著名的51区就是一个相关的基地。这些秘密不要说一般民众，即便是美国总统都未必能知道多少。长期以来，一直有大量的书籍、视频、访谈、网站，在断断续续地爆料外星文明，包括其中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美国军方的正义联盟有外星高等智慧和外星文明的加持。正是由于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暗中保护，美军正义联盟毕路蓝缕的努力，美国才没有被摧毁，人类才可能逃脱被全球化黑帮毁灭的灭顶之灾。2013年2月15日，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有一颗小行星向地球撞击而来，在紧急关头，被一个不明飞行物以比小行星坠落快一倍的速度从中穿过击成碎片，避免了一场灾难。
人类没能躲过的是全球主义邪恶势力设计的新冠病毒和强制译喵。这是自原子弹爆炸以来，又一次令人发指的高科技犯罪。长期以来，比尔·盖茨们在非洲、印度把儿童当小白鼠，从人口贩子手中的儿童身上提取明星喜欢用以养颜的肾上腺素红，给农作物培植转基因，在各种食物里注射不明物质，让飞机在天空中撒化尾污染空气……诸如此类的作恶在政客、媒体、学府以及好莱坞的重重掩护之下，竟然可以瞒天过海将民众蒙在鼓里。及至他们制造的疫情突然爆发，大家还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直到全世界韭菜被齐刷刷地强制译喵，民众才渐渐地被打醒过来：原来我们全都成了当年的非洲儿童、印度儿童。于是反抗开始，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了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大的抗议浪潮。
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提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概念：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谎言万世永存。谁的谎言有如此魔力呢？赫拉利赶紧先指向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亦即不愿意被全球化的俄国人；再是指向基督教徒，挖出1255年相当遥远的往事，英格兰林肯镇因为一个男孩之死而引发的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顺便揪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如何诽谤犹太人云云。原来，当今的俄罗斯人，过去的英格兰人，都不能让谎言万世永存。那么谁的谎言能够永世长存呢？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成功地欺骗了全世界的那个911真相？或者鲜为世人所知的日本311核灾难？……你们到底有多少谎言，可以自信到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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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战时高科技犯罪的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故而罪犯们有恃无恐，一而再、再而三地挟高科技荼毒天下，戕害人类。如此罪孽，便是所谓的全球化进程，赫拉利的世界大同！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
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自信满满地写道。赫拉利还应该补上一句，自爱因斯坦之后，我们又有了扎克·伯格。这种腔调非常熟悉。一个幽灵，乌托邦煮意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十月歌明之后不久，马上打造了法兰克福学派；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学派在欧美各大学府铺天盖地。还没等莘莘学子喘过气来，以赛亚·伯林，撒迦利亚·西琴，还有这位赫拉利一个接一个地登上国际舞台，被财阀掌控的媒体捧为明星学者。在抢夺话语权力的制高点上，你们可是从来没有消停过。
为奴役全人类的全球主义者铺路的所谓科技歌明，以前所未有的犯罪规模，把人类逼到死角。受够了了疫情和毒猫双重折磨的民众，渐渐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精英阶层的奴隶。只是俄乌一开战，民众马上又糊涂了，这俄罗斯要干什么？因为在被主流媒体洗脑的民众眼里的普京，早已被抹黑得不成样子。
在赫拉利全球化障碍的名单上，普京与川普都是赫然在列的。赫拉利指责他们诉诸国家情感，逃避现实，不想对面棘手的全球问题。他们的共同罪名是民族主义，川普的美国优先，普京的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立国。如今世人都已经看到，川普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们坑下去。至于普京，更是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普京清洗的八个财阀之中有七个是犹太财团。邪恶的全球主义势力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策划了新冠病毒和强制毒猫。他们对普京的敌视则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早在犹太锡安主义者推动十月歌明之际，他们就与一百多年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结下了梁子。那时候他们推行的是乌托邦煮意，全球化的前身。全球化其实是乌托邦煮意的2.0版。普京既是全球化的敌人，又是坚决否定十月歌明的大国领袖。在全球化黑帮眼里，普京远比川普要可恶得多。普京向乌克兰的进军，实质上是向全球化黑帮的正式宣战。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讲说的是所谓科技歌明的未来，在《今日简史》里嘀咕的则是全球化的今日。他将民族主义郑智称作是原始的时代废墟。甚至连各国的国旗也招惹到了他，让他感觉“呈现出同样沉闷的从众性”。他危言耸听地声称，“民族主义很难处理三大威胁，核武器，生态挑战亦即气候变化，科技歌明”。针对他所说的核武威胁，他认为要有个国际组织，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不知是不是全球化黑帮已经掌控了联合国之后故意发嗲，但毁灭美国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并且卓有成效。要不是美军正义联盟的捍卫，美国早已名存实亡。
说到生态挑战，赫拉利直截了当：“中国巴西等国家日益繁荣，牛肉成问题，工程师应该直接把细胞培育成肉块。”购买牛肉的中国人巴西人，在超市里得小心，不要买了细胞却还误以为是牛肉。提及气候变化，赫拉利断定：“国家用孤立主义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比面对核战争更严重。”这难道比全球化黑帮搞的人工地震（这项技术甚至于1976年获得了121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公开承认）、气候武器（HARPP）以及比尔·盖茨在电离层中喷撒毒物以遮挡阳光还要严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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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让赫拉利兴奋的是科技歌明，那是继爱因斯坦原子弹之后最让赫拉利目光闪闪的未来图景：“用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来升级人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更不消说“经过四十亿年由自然选择迁就的有机生命进化之后，科学正在迎来由智能设计塑造无机生命的时代。”在赫拉利的未来世界里，高贵的精英阶层豢养宠物的习惯可能会改成收集无机生命，亦即机器人。当然，届时生化人可能也会取代猫狗成为他们的豢养对象。不知被赫拉利与大猩猩并列的德国人，在赫拉利的未来世界里如何过活，其地位可能比猫狗还不如吧。
全球化黑帮将爱因斯坦捧上天，因为那个物理学家用原子弹替他们摆平了劲敌；他们将特斯拉打入冷宫，雪藏其发明的子游能源，因为这伤害到能源财阀们的利益。拉马努·金恐怕也是他们不愿提及的，因为爱因斯坦只是猜想到黑洞，而拉马努·金直接给出了计算黑洞的公式。在西方世界的郑智正确之中，很多人都聚焦于女权主义同性恋变性人黑命贵之类，很少有人注意到上帝选民的特殊性。任何对上帝选民的出言不逊，都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郑智帽子。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人都以为自己也是大赢家，直到这次全体以色列韭菜被强制译喵之后，犹太民众才猛然意识到，全球主义的可萨黑帮只是在利用他们罢了。但愿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全世界犹太民众，经过这次强制译喵之后，对锡安主义者全球主义者有所警惕。美国民众的上当受骗，理当成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至于赫拉利的那些简史，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有此不多，没此不少。赫拉利写得再简再史，也不可能取代《塔纳赫》。更不用说，赫拉利那么卖力气，不过是在替全球化黑帮虚张声势而已。真正操作这场罪孽的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之类，都习惯于只做不说。二战过后，当全世界人都以为盟军胜利了、美国胜利了的时候，真正的大赢家却不声不响地开始部署下一步了：如何将美国彻底掌控在自己手里。因为他们痛恨的德国已经被摧毁了，下一个当然轮到美国了。
赫拉利会将这样的秘辛写在他的简史里么？当然不会。所以，赫拉利的那些个简史，不过是表达了一下全球主义的嚣张。读者不必当真。尤其是中国读者，不要跟着起哄。给自己留点尊严。至于那些吹捧这些个简史如何渊博的，有空多读点书吧。倘若连赫拉利这些东西都看不清楚的话，那又怎么能够看清全球主义者们玩弄的各种套路呢？
本篇节选自《全球主义反人类的嚣张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及<未来简史>、<今日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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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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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愚蠢相伴

“伟大”与腐败同生

文、编：先知书店



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及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巴巴拉·塔奇曼

18世纪英国史学泰斗爱德华·吉本曾说：那些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的人民是幸福的。

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那些想要用“智慧”创造乌托邦的时代，其实都是人类斗争、死亡、遭受苦难的倒霉时代。“智慧”总是与愚蠢相伴，“伟大”总是与腐败同生。

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与科技的进步，以上这种问题不但没有消解，反而还得到加强了。历史在变，人性不变。人性中的善也许并没有减退，人性中的恶却从严密的制度和现代的技术中得到了放大，愚蠢与腐败泛滥成灾。


▌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

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

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

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

塔奇曼将这种“政治精英的愚蠢”称之为“愚政”——她甚至专门以此为课题，展开了纵向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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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曼认为，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地域、民族并无关联，无论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愚政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塔奇曼总结道：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愚政”常常以四种方式交相出现：

1. 暴政或压迫，历史上有无数臭名昭著的例子。

2. 过度的野心，比如德国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

3. 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 愚蠢或堕落。比如明朝的木匠皇帝、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

这四种“愚政”交替出现时，对大众的愚弄欺骗、煽动洗脑也总是伴随其中。因为，政客们的愚蠢决定，总是需要有人落地执行。

在洗脑宣传的动员下，最狂热、最积极的响应者，往往就是那些无知者们。他们在种种事情上，习惯于无思想的服从、无判断的跟随，即便被遣往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中充当“炮灰”，也仍旧觉得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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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腐败，是文明堕落的开始

每个“伟大”的时代，必定会创造大量的语言腐败。这种语言腐败大部分是公权力的创造的，但也有很多是被洗脑的人民自发创造的。而语言的变质能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

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起于思想的愚蠢。 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过去，专制君主们想要控制民众的思想，只需要控制他们的语言。收紧了语言，人们失去了词汇和表达能力，思维便被紧紧禁锢，退化成不知何为"反抗"二字的愚民。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语言的堕落，就是思考能力堕落的先兆，而有毒语言的病变式传播，正在制造肤浅的一代人。

各种有毒语言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而专业的写作，却又像得了偏瘫。作家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

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母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

仔细看一看当今的文学著作，看一看当下的时文热点，能入眼的有几个？那么多文学作品，有几个是能够经得起推敲和深思？

那些走时髦路线的，喜欢贫嘴，走古典路线的，又总是掉书袋；或用大排比句的气势压人，或酥胸半露姿色撩人，能把文字写得耐看，让人细嚼慢咽的作家，就如白乌鸦一样稀少。

所以，未来最稀缺的，不是物质财富，也不是知识和信息，而是能抵御语言堕落以及民粹潮流的厚重思想——承载他们的，是那些经过时间砥砺拣选，依然能为理解今天我们遭遇的问题和困惑，提供可靠范式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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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愚蠢的荼毒，远离语言的腐败

无知者之所以无知，一方面是因为懒于思考所致，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寻找真相，其难度不亚于在大海捞针：

· 真相被埋藏：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被海量的“信息泥沙”掩藏其中。

· 真相被筛选：大数据时代，有些科学家会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实验数据，有些历史作家甚至会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 真相被篡改：少数制定游戏规则、掌握数据算法者，为了让真相替自己服务，系统地掩盖、歪曲、篡改真相，为自己膨胀的野心、灰暗的欲望背书。

在这样一个真相稀缺、洗脑越来常见的时代，建立起一道“常识的防线”，是一个现代人追求精神自治的基本前提。

除了常识之外，抵御谎言、洗脑与愚蠢的最好方法，是和那些有能力寻找真相、有勇气表达真相、绝不捏造真相的智者同行。

塔奇曼便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作家，她坚持真相的勇气、毅力令人惊讶。

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包括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可以说，在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时代，阅读塔奇曼，不仅能医治我们对历史、政治的无知，甚至能让我们变得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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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说真话的历史学家其实也只能算是“合格”，因为这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要求。要做到“优秀”，还必须远离语言腐败，掌握“驾驭文字魔力的技艺”，用最朴素的语言将深邃的道理铺陈在读者面前。

塔奇曼并非一味堆砌史料，把功课扔给读者，而是从海量的史料中，以艺术家的标准淘出金矿，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看清历史的真面目。

她的作品，因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被誉为”历史学界的金庸“，因此时常被人质疑为捏造。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历史，包括天气。”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伟大的思想，还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

“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对写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够入她法眼的“伟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数。塔奇曼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从不空手而归：就像画家的画笔、雕塑家的黏土一样，她的文字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

在塔奇曼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她不仅文字精雕细刻，让人看了神清气爽，更难得的是其思想之通脱。

触目惊心的语言腐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塔奇曼的文字，则是对这一现象的决绝抵抗，她对文字的坚守，越发显示出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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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悲悯和洞见，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

历史不仅关乎真相与事实，更关乎道德与信仰。塔奇曼深切的普世精神、人文关怀，使她在众多历史大师中格外突出。

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她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热情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而她的研究和写作，却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

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塔奇曼《圣经与利剑》）

当很多人热衷于追忆战前的“黄金时代”，或是畅想乌托邦的美好未来时，塔奇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会有什么“黄金时代”。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

通过对世界大战前的“温度测量”，她得出结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塔奇曼《骄傲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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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曼的悲悯和洞见，已经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除了阅读的享受、智慧的魅力，在知识过剩、信息泛滥的今天，读塔奇曼，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因为她的文字，有一种挑逗阅读者不得不涂划、玩味、品鉴的魔力。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

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塔奇曼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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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千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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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此外，将近一百年前的俄国革命，还有中国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这一成分。

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开屏的文学孔雀，是在弹簧松动的时候，忽然向前一跃。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亲眼见蛇发恶魔之人，不是不归，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革命之过程，与人们所说的也有距离。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说，现在的强制，有诸多不得已，只要跟着我再走过另一半，“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而就在这一过渡阶段，革命中途转向，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这是因为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卡尔—波普）

革命的终点，因为以暴易暴，往往会出现军事强人，或称僭主。法国的拿破仑、中国的袁世凯，都是如此。

只有在经历反复拉锯、革命本身也精疲力尽之后，人们才稍稍有机会喘一口长气。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其实是革命史的通例：群众终于厌弃广场生涯，重新回到厨房去精心雕琢她气锅里的火鸡。而 “热月”，就是人们从广场溜回厨房的暗道。

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纪７０年代“继续革命”的中国，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讨论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交头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换编织毛衣的“线路”，乐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居然被置换为另一种“线路”分歧，你就会知道我们也经历过 “热月”，而正是这样的“热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会基础。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语和汉语呼喊的革命最为频繁。

法国是革命的地震多发地带，时不时山呼海啸。从１７９３年罗伯斯比尔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断头台疯狂起落；到１９６８年学生在街头狂欢，“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爱”，避孕套成为后现代造反的另一种断头台，迎风招展。

我曾经给这个热爱革命的文学帝国偷偷算过一笔：１７８９年以来，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场宪法危机，就是亲历一场起义。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本世纪初陈寅恪就曾哀叹：“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中国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他面临着一道Ｘ和Ｙ纠缠在一起的难题：既要解释商能克夏，又能解释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还要吓唬商殷后人必须认命，不再作乱。他终于想出了“天命”与“革命”这一双面符：“敬天命”与“克天命”。

在《大诰》《康诰》《少诰》这样的皇家训令中，周公说：“惟命不于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汤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皇恩大词飞流直下，一口气贯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两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奴隶们也学会了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语。陈胜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则玩起了鱼腹丹书、夜篝狐鸣的新式把戏。乘乱而起者，刘邦胜项羽，从此开启中国历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过是马蹄下夺来掷去之私物，敬天命与革天命，如川剧变脸，说变就变。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广腔一语道破天机：”政权者，乃镇压之权“，此为敬天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此为克天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脚。

他们反抗的并不是当时政治结构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这种结构关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近如鲁迅笔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绣花床上去滚一滚“；远如拿破仑，打得旧大陆一顶顶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１８１２年法兰西帝国皇冠的最后一刹那，也会急吼吼劈手夺过自己戴上。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暴力冲突，就不是革命。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在不经意中发生。这种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个人的一次从容赴死开始。

苏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苏格拉底之死，从更深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敌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的路径。这一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是这一对师生分歧的漫长注脚。

一条是先验理性，从天上俯瞰人间，倾盆大雨兜头浇注，结果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另一条是经验理性，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面步行，得寸进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长一段，才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罗马以前，整个古代世界都有一个视觉盲区，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腊人的公民资格，也只是从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拥有什么。后来罗马人由于面对商品经济中私人交往的过于活跃，不得已，第一次将整个法律体系区别为“公法”与“私法”。这却开启古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场革命，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基督教又提出了一个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的问题，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革命性含义，大概只有到近代人们想到社会与国家也有类似关系，才逐渐有所意识。但当时提出时，只以为是教俗相争，并没有惊天动地；

到了１６４９年英国革命，两次内战确实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是在１６８８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回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洛克也随之跟进。此后才有内阁制、分权制，还有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里互詈，一个是“爱尔兰歹徒”，一个是“苏格兰强盗”，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

至１７７５年北美开始独立革命，中国人爱说八年抗战赶走英国人统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制定宪法，反而是粗枝大叶，三言两语打发。而美国人自己却认为，如此处理美国历史，是不理解者强作解人，“腰斩了北美革命”。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５年动枪动炮是革命，但是１７８７年宪法制定以及伴随宪法在全民投票中发生的政治辩论，则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自从基督降生以来，到今日，两千年天旋地转。事后看这两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换景，光怪陆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不会有一个整齐的年代划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从上述两种模式竞赛的角度看去，１７８９至１９８９，两百年自成段落，头尾干净，少一年没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维尔那时说，英国与法国的竞赛，“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历史突然把这一暗部推向前台，灯亮处，长墙轰然倾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才找到一个万籁齐响的地方。这就恰好证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预言：“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后的文学家原来是在这里！

剩下的篇幅，应该按照中国人的良好习惯，谈谈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了。

年青时我也曾迷恋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才知道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写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里德后来困陷红都，历经折磨而不得归，有一部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红帮》（Ｒｅｄｓ），重点就是描写里德后期那段经历。有幸能看到《红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读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已经足够。

今天，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还有一个没有翻译过来的新词：revolution+reform= refolution。

如何将refolution译成汉语？严复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词将就，暂称它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还有另一方的慢性子，这两者往往是天生一对，而且总是同时出现，革命成了双方的共同作品。

满清从１８９８年镇压戊戌变法以后，就面临着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经在执行戊戌变法的遗嘱，但它还是不够快，没有及时将revolution提速为refolution，终于被revolution从后面扑倒。

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条。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2009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4-10 12:16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6-8 22:37 编辑

2、哪些东西可以成为硬通货？



食物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没有食物，人会陷入恐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看看各种团购群，几乎都是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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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蔬菜、水果、面包、水产。这些都是必须的食品。



甚至连中文不大好的洋人都想用高科技电子产品换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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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紧俏的硬通货，就是食物。那么，在诸多食物里，有哪些最坚挺？涨跌如何？有人做了行情统计，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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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润发店长在店铺打地铺睡了32天，得出很多一手信息，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疫情封城年代人们最需要哪些物资。



按照大润发的统计，奶粉、尿不湿、水果之类都是需求量极大的必须品。有些物品虽然需求量很大，比如烟和酒，但是不属于必需品，大润发不会优先给他们配送。



数据线的重要性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在封城年代，一旦数据线坏了，手机无法充电，你就会变成与世隔绝的人。



在我们小区团购群，我也搜索一下，发现最紧俏的是二样东西：婴儿用的奶粉，老人用的降血压药。一搜奶粉，几十家都需要。搜索「药」，也有很多老人需要。





3、以物换物的硬通货



如果我们只能大量囤积少数几种东西，然后用这些物品和邻居物物交换，选哪些最好？



首先，要选大家都需要的。面粉、大米、奶粉、面包、方便面、咖啡、土豆、青菜、白菜、洋葱、水果、食用油、盐、烟、酒、尿布、数据线、厕纸……这些都是刚需。



其次，要选不会变质的。如果你囤积大量上海青、香菜、豌豆苗，虽然大家都需要，但是它没法长期保存，过几天就坏了。所以它不适合当货币。但是奶粉、洗发露就不容易变质。如果你觉得小区里水果特别紧俏，我推荐一种最好的水果：红富士苹果。红富士苹果可以室温下储存4到5个月，非常适合在家里大量囤积，作为物物交换社会的通用货币。



第三，要用容易分割和容易计量的。比如你囤积西瓜，虽然很受欢迎，但是不好分割，切块不好保存，还得称重量，有些皮多，有些瓤多，定价复杂，远不如橙子和苹果方便。



第四，要用面额合适的。如果你有几瓶1982年的拉菲，1984年的茅台，香奈儿的包包，别人不容易拿出等值的东西跟你交换，还不如啤酒和二锅头方便。



方便面和火腿肠、罐头，都是很不错的硬通货。它们不容易变质，容易分割，每一块的分量精确一致，属于优质货币。鸡蛋其实也不错，按个计算，面额大小也合适。土豆就差一点，因为土豆大小不如鸡蛋均匀，烹饪比鸡蛋麻烦，疫情期间人们更需要高蛋白，鸡蛋牛奶都比土豆好。



在委内瑞拉，方便面曾经是物物交易时代最通用的货币。据说当年的委内瑞拉最通用的货币，主要是方便面、美元和乐高积木。据说乐高积木成为货币，是因为那些限量版的以后都不会再生产，由于版权限制，别人也不能仿造，所以乐高积木也具备了货币属性。



还有一种极好的优质货币，是压缩饼干。体积小，热值高，营养极其全面，尤其是13战灾应急压缩饼干，里面加了很多无机盐、微量元素、多元维生素，如果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能吃一种食物还可以确保不会营养不均衡，压缩饼干是首选。遗憾的是这东西日常囤积的人太少了，若不是遇到食物供应链危机，人类宁可吃挂面、面包，也不愿吃压缩饼干。但是在特殊年代，或者逃生旅途（比如乌克兰难民），真的没有比压缩饼干更方便的万能食品。



现在最缺的是物资（这个词，也是这几天刚流行的，上个月的上海人绝不会用「物资」来指代白菜青菜卫生纸）。成功人士的标志，就是把银行卡里的钱变成自己家里的物资。



抢物资很难，即便用筋膜枪帮忙也不容易抢到。但是资深程序员会给你讲解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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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实际操作：只选一样可以当硬通货的物品，一次大量下单。只要抢到一样，就可以和小区里的邻居们物物交换，购买你所需要的各种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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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储备，勿存侥幸



民以食为天，这部分主要讲食品。已经有很多热心人士给出了囤物资的方案、建议，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些心得。



不确定性越大，适当储备越有必要性。以清零为目标的防疫政策，是容错率极低的模式，而且城市越大容错率越低。上海人口2500万人，1%的失误率就是25万人，1‰的失误率就是2.5万人。



这1%、1‰存在于你能想象到的任何系统中。所以，任何“奇葩”“意外”实际上都不是意外。你觉得从上海来的母女到杭州一日游很奇葩，“不该发生”，个案分析确实如此，可是系统性分析，那就是必然的。基数大了，小概率事件也是必然会发生。



在疫情溢出、暴发、封控等可能性难以彻底消除的前提下，风险是普遍的。而且，以奥密克戎的超强传播力，全域静止后要实现清零，也不是容易事，持续时间无法预计。这次上海很多市民就吃了这个亏，只备了四五天的食物，结果很狼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再有，家庭储备要尽早，临时抱佛脚是有风险的。物流不畅，准备晚了等于没有准备。更悲催的是到最后时刻才加入抢购，劳心劳力效果差，还增加被感染风险。至于封禁后的团购，多花钱也就罢了，还要有手速和人品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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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所以，储备要尽早，及时准备、长期准备。如果有能力，尽量储备三个月的储存。不要担心浪费，别说防疫不知何时结束，针对目前经济形势、物价指数变化趋势，多备一些也是有备无患。只要品种搭配合理，随吃随补，并不会浪费的。



总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3

科学合理，生存第一


这次上海全域静止管理前，很多亲戚朋友抢购蔬菜，我是很不赞成的。长三角人士对绿叶菜的执念很深，有饮食习惯传统的影响，也是营养学长期误导的结果。



其实，蔬菜给我们提供的营养是可以科学替代的。很多干货可以提供膳食纤维，诸如干制的菌菇、木耳、黄花菜、海带等等。而蔬菜另一有效的营养物质维生素，也可以用维生素药剂来替代。



新鲜蔬菜的保质期很短，占用大量冷区空间，对长期隔离生活几乎没有太大帮助。抢菜是家庭储备不科学不合理最典型的例子。





合理的做法是先确定储备物资的原则。基本原则是营养等级以优质蛋白即动物蛋白、主食、脂肪、膳食纤维、各类易储存的风味类小食降序排列。同类品种优先考虑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小。最后兼顾口味需求。


如果有条件，尽可能准备一个大冰柜，体积根据空间选择。不需要分温区之类的花哨功能，零下18度简单粗暴即可。此外，真空机也可以备一个，可以增加保存的保险系数，对常温保存的食品有效。



冷冻区主要以动物蛋白质为主。



肉类是首选，也是冷冻区的主力。切割整齐的猪肉、牛肉是首选之中的首选，羊肉略逊。适当搭配排骨、筒骨等品种，腌肉、腊肉和火腿等也是必要的。


如果冷冻区不大，这些腌腊食品可以冷藏区或常温保存，会损失一些保质期，影响风味。肉糜很值得推荐，可塑性强，会在很多菜品中用上。



海鲜可以放一些，但是不建议太多。海鲜经长期冷冻，风味损失比较大，除非爱得深沉，否则适量即可。



各种冷冻食品也是很好的选择，如鱼丸、肉丸、蛋饺等。适当还可以配一点冷冻的点心，饺子馄饨等。冷冻点心的包装占地太大，比较浪费宝贵的冷冻区空间，只能适当安排解馋。



这里一定要提醒年轻人注意，没有外卖送饭，就不要偷懒了。指望方便面、冷冻水饺度日，可能是全楼第一个要饭的崽。



在冷冻区富裕的情况下，冰淇淋等冷饮也安排上，幸福感很高。热量高，在封控的匮乏时期不算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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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微博



接着是冷藏区。冷藏区的作用远远小于冷冻区，本身空间不大，还要预留一点位置给每顿剩余的食物。



优先推荐黄油奶酪和蛋类。液态牛奶不推荐，占地方太多了，保质期也有限。大包装占空间不说，喝不完放久了还是会变质，奶酪和奶粉是平替。此外，各类酱菜腌菜酱料和部分容易变质的调味品也进冷藏区。水果蔬菜在进入“静止”前清出，不顶用的。



常温保存的大宗是主食。建议主食类的也要分多个品种，避免变质风险，还增加了花样。如果都存大米，一旦变质就全废了，这是风险。面粉、面条也一样。



主食要准备一些常温长期保存的品种。压缩饼干、方便面都是不错的选择。


压缩饼干是个果腹利器，但是味道不咋地，除非自己喜欢，或者空间实在有限，不要准备太多。



方便面价格便宜，保质期也长，但是很占地方，根据个人情况酌办。螺蛳粉之类的快餐食品也可以准备一些，调剂口味，保存难度也不大。



主食中，面条、面粉、大米等大路货根据个人口味准备，建议多备一些面条，对剩菜再加工很有帮助。



意大利面是个好东西，这玩意儿耐储存、营养价值也很高。只要掌握了烹饪方式，口味也能接受，那就备一点。黄豆其实也可以归类为主食，且有很多再加工方式，做豆制品、发豆芽都很好，只要手巧就行。打发时间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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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微博



干货前面说了，只要能耐储存的，都多备一些。主要就是作为蔬菜替代，鱼干之类不是很建议，多了容易生虫变质，其实并不好保存。



罐头类食品是很有用的。午餐肉可以放到天荒地老，但是味道就见仁见智了。既然冷冻区被肉类霸占，那么罐头可以走小清新路线。特别推荐新疆的番茄制品，做菜的味道甚至比新鲜番茄更棒，而且番茄也是蔬菜中少数真正称得上营养丰富的品种。



水果罐头也是很好的，新鲜水果可遇不可求时，就知道罐头的珍贵。果酱也是同样的道理。剁椒等酱菜也可以根据口味选择。其他各地名特罐头食品可以备一些，每样少来点，多了会吃腻。



不容忽视的是各种调料，否则囤一大堆食品材料也没有美味。所有用得上的都备好，尤其是食盐和食用油——冷冻区有富余，多来点猪油是相当实惠的，否则就用各种精制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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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休闲食品可以准备一些，口味为主，兼顾钱包和身体。其中，各种甜味食品是必须的，虽然不利于身材，但是很有利于心情。



奶粉是独一档，牛奶的平替，还能用来做菜做点心。



饮品方面，酒类适当要有些，总有些忧愁需要酒精去浇灭。咖啡是很不赞成的囤货，咖啡粉不耐久存，咖啡豆不耐消耗，都很难搞。瘾头特大的，可以考虑来个胶囊咖啡机。茶叶就好办很多，是永远的国货之光。



要把囤货搞得丰富好吃，就要长期准备，网购的幸福要珍惜，天南海北的食物聚集一堂，本身就是满足感安全感的来源。这个过程也很愉快。





04

非食品类储备，细节决定成败


药品是很多人都很紧张的。



常规类中最重要的是维生素类，因为没有蔬菜和水果，这些小药片对健康至关重要。复合维生素为主，ABCDE字母表都可以，其中C是必须的。这里要提醒的是，不建议花大价钱买什么高价纯天然制品，性价比极低，假如算有性价比的话。



如果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请务必、务必、务必要备足药品存货。医疗资源挤兑会伴随整个静止期间，清零封控付出的代价是为了避免医疗挤兑，可是没完没了的检测、方舱医院等各种清零KPI就足够挤兑医疗资源。



其他药品其实没有必要多备，一个家庭药物急救箱足矣。腹泻感冒常见病来一点。病有千千万，备不过来的。遗嘱可以放在药箱最底部，这不是开玩笑，自己要有认命的决心，也方便了家人以后办手续。



洗漱用品和女性生理期用品绝对不能忽视。不要嘲笑老外抢购餐巾纸，保持整洁不仅有利防疫，还能让自己保持体面。



不容忽视的是，请在静止前检查家里的所有常用设备。



灯泡要不要换、家电是不是要更新，甚至各间房门的门锁是否好用——我就被书房房门卡了一回，还好身大力不亏，破门而出，却也颇为狼狈。如果没有灭火器，建议来一个。自己有个万一能用上，邻居有个万一能帮上。此外，一套万能工具也是需要的，一切都靠自己时，工具很重要。



还有电池、电池、电池，重要的事重复三遍，这玩意儿没了也很麻烦。



总之，全面静止，个人家庭就成了钢筋水泥的孤岛，当自己是现代鲁宾逊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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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血糖者：防止低血糖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否有低血糖疾病。回想一下以前的体检报告和医生鉴定，如果你有贫血或糖尿病之类的低血糖，就要极其谨慎。



血糖过低可以死亡。这是最容易饿死的类型，根本不要指望“饿三周不死”，甚至多饿几个小时都不允许。



成人血糖水平低于2.8mmol/L，糖尿病患者血糖低到3.9mmol/L以下称为低血糖。低血糖常见的症状是心悸、出汗、震颤、饥饿，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神志改变。



如果持续大于六个小时的严重低血糖，会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患者可以出现癫痫、昏迷，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死亡。



低血糖患者如何防止饿死？



第一步，为自己提供足够的高碳水化合物类食品。大米、面粉、粉丝、番薯，都是。对你而言，饿死你的主要原因是缺糖，而不是缺蛋白质。即便你有很多牛肉干、鸡蛋，也不能代替糖类。



第二步，时刻有糖水。可以用浓白糖水装在可乐瓶子里备用。



一旦出现出现饥饿、无力等低血糖症状时，应该及时吃点米饭面条——一次不要吃太多，仅仅弥补血糖不至于太低，但是也不要让血糖太高，因为血糖略高就无法利用你的体内储存的脂肪。



如果觉得手抖、恶心，这时候做米饭吃可能会来不及——你可能还没做好饭就晕过去。疫情封城年代，看病不容易，一旦你晕过去，并没有医生及时按照常规给你注射葡萄糖，就可能死掉。



所以你要在自己晕过去之前喝糖水。白糖、冰糖、蜂蜜都可以，葡萄糖最好。千万别喝甜蜜素和无糖饮料，它们虽然很甜，但是不提供营养。



记住一点：蜂蜜补糖方面的营养价值并不比白糖、葡萄糖好，你若有一斤蜂蜜，不妨和别人换三斤白糖。



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不要情绪激动。若是不得已需要剧烈运动（比如必须到小区门口抢菜）或觉得自己因为吵架变得激动，赶紧先喝一碗糖水，或者从口袋拿出一块冰糖嚼碎吞下去。



日常需要足够的盐分。若有维生素c和其他维生素复合片，都可以吃，以维持正常的生理。





3、有其他不宜饥饿的疾病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即便给他食物也没兴趣吃，这种人即便有饭有菜也可能饿死，何况疫情封城没有饭菜的年代。对于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必须告诉自己：再不吃就是死。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之类疾病患者要注意规律吃饭，要坚持吃药，切忌饿了一段时间后偶然得到食物（比如团购的食品终于到货）暴饮暴食，避免喝酒。一旦出现胃穿孔，疫情封城期间就医不便，等你排队做核酸拿到检测报告，也不一定会有医生给你做手术（很多医生都被抽调做核酸或新冠阳性关在方舱里），所以因为穿孔导致腹膜炎、失血休克无法及时抢救死掉。



低血压、贫血的人，肝肾功能不好的人，内分泌紊乱的人，容易酮酸中毒的人，都要避免饥饿，吃饭必须有节律，你们都不是擅长绝食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足量食物。记住：存粮稍微减少就要求救，不要等到临时抱佛脚。



免疫力很低下的人必须有足够的药。饥饿会让你抵抗力大大降低，很容易感染。通常你不是饿死，而是饿了感染其他疾病而死。在封城年代，生病了去医院治疗没那么容易。





4、健康普通人



健康普通人在有水、有盐的情况下，完全不吃饭可以活3周。当然，你的目标不是饿死，而是用有限的食物活得更久。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食物消耗，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饿肚子。第一天就完全不吃饭。第二天也是完全不吃饭。第三天开始每天只喝很少的一点点稀饭。若是觉得自己可能血糖过低造成大脑损伤和其他疾病，可以稍微喝一口糖水让自己脱离低血糖状态。这样持续一周。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极大降低自己的基础代谢。因为基础代谢大，意味着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食物。



人饿几天以后，基础代谢就降低了，每日食物需求量也会降低。



这样控制自己在略高于低血糖的状态，让自己慢慢消瘦，体重控制在每周减少0.5公斤到1公斤左右，不要下降太快。等到BMI降低到20以下，就维持这个体重。若是瘦了就多吃一点，胖了就少吃一点。



肌肉男要注意：虽然你体重很高，但是非常危险。因为肌肉多意味着基础代谢极高，在计划配给的情况下，由于每人都是同等数量的食物，你一定比瘦人和胖子先饿死。



人体自身长期提供能量，最好由储存的脂肪分解提供。肌肉虽然也可以提供能量，但是主要靠蛋白质组织分解对整体生理危害更大，很容易致死。肌肉男会比普通人饿死更快，而大胖子却比普通人耐饿。



饥饿的死亡原因通常是因为功能衰竭或者感染，饿死之前，会有各种迹象：脱发、皮肤剥落、四肢肿胀和腹部肿胀等等。



饿了应该会瘦，为什么反而会浮肿或者腹部肿胀呢？



当蛋白质被大量分解转化成身体能量的时候，身体是极度缺少蛋白质的，导致晶体渗透压障碍，无法将多余的液体转移到血液中排出，从而导致四肢浮肿。而多余的水也会积在腹腔中，就会形成「大肚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就是这么饿到浮肿。再饿下去，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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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大胖子，恭喜你。你可能属于那种断粮后靠吃无机盐维生素还可以饿60天不死的出类拔萃的耐饿人才。但是也要注意：尽量减少运动。虽然你有足量脂肪，若是消耗过大，酮酸中毒也可能导致你早死。



无论什么体型，长期饥饿都会造成各种器官受伤或衰竭。即便是长期低血糖，也会让大脑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饥饿还会导致心理疾病，更容易抑郁自杀。





5、食物匮乏时代的生存守则



首先是果断终止浪费能量的体育运动，减少任何不必要的体力活动。能坐着就不走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睡觉就不要醒着。



注意保暖。保暖可以减少能量浪费在产生热量维持体温。多穿衣服就可以少吃一点饭。这时候衣服是可以代替粮食的。



保暖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感冒之类的疾病。饿肚子导致抵抗力下降，若是体温下降，免疫力会降低很多。



保持正常饮水和无机盐摄入。虽然日常情况下健康生活指南会告诉你一天多喝几杯水，但是喝水太多也会导致新陈代谢加快而浪费能量。所以喝水也要适量。喝水太多还会导致体内无机盐和微量元素损失太快。



食物营养要均衡。即便食物很少，也要均衡搭配。尤其是维生素、电解质也是必不可少的。



若是长期饿肚子，要防止得到食物的时候撑死。若是侥幸得到几斤米，你也只是每顿喝一碗粥，绝不要吃太多。高蛋白食物更不能一次吃太多，很多人都是饥饿以后吃死的。



若是肚子已经空了很久没有食物，消化系统暂时无法工作，这时候尽可能挂点滴开始恢复营养，再慢慢恢复进食。



记住：食物和水一定要干净，空气也要干净，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因为饥饿的人免疫力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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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绝不是让你应对疫情封城的。应对大城市封城，你的囤粮标准是：冰箱内的存货吃完后，还可以继续坚持三个月以上。



为什么是三个月？因为



1）三个月的粮食不至于造成大量浪费，也不会占用很多地方，毕竟上海房价贵；

2）大城市若是连续缺粮三个月，一定会发生大乱。绝没有一个大城市可以因为疫情连续封三个月不乱；

3）即便最坏的情况，你只需要比普通人多三个月粮，正如你遇到黑熊，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





3、三级囤粮法



第一级：日常饮食。味道好，需要烹饪。这类食品需要占用大量冰箱体积。建议用稍大的冰箱，再加一个冰柜。不宜存太多，因为非常时期可能会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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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可以长期保存的蔬菜水果。这类食物没多少热量和蛋白质，但是可以改善口味、防止精神抑郁或疯掉。水果中，红富士苹果最好，室温可以保存3个月。蔬菜中，大白菜、卷心菜、大葱、萝卜、西红柿可以保存较长时间。若是出门抢购叶菜，尽量带泥、带根，可以像鲜花一样插在水桶和脸盆里水培保鲜。腌制的酸菜、干菜、香菇、木耳、紫菜、干海带之类也可以长期存放。



第三级是长期保命级。不考虑味道，只考虑活命。选用原则：保质期长、高能量、高营养、不需要占用冰箱，不需要烹饪。首选肉类罐头、压缩饼干。这类食物你要尽可能隐藏存放，不要张扬，也不要告诉邻居。



饿到吃人这种事，迄今为止在上海还只是一句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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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囤粮，还得囤燃料



刚才我提到冰箱和冰柜里的食物不要囤太多，因为会停电。



电力部门的人也是肉体做的，他们也会感染。自来水厂和燃气公司的人也会感染。一旦全公司团灭，可能就会没水没电没燃气。



你试过在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在家做饭吗？最好亲自试验三天，你就知道自己需要存点啥东西了。



应急的燃料、炉子，都需要。可能还需要到小区的河里打水，净化一下再做饭烧开水。



千万别直接喝城市小区河里的生水，一定要消毒或煮开。疫情期间，你十有八九买不到药（尤其是抗生素），医院可能进不去，即便去了医院也缺医生。更不要指望方舱。



封城年代，即便很小的拉肚子，都可能发展为致命的病。若是没有办法烧开水，也没有净水消毒材料，那是很危险的。





5、别忘了宠物



不仅上海市民在抢菜，上海的猫粮狗粮也奇缺。我们小区的互助群都在打听哪里能搞到。淘宝买的猫粮猫砂也没法发货到上海。



家里一定要有足够的猫粮狗粮，不能让宠物挨饿。



万一主人被抓去方舱医院，怎么处理？



猫比较容易解决，只要食物和水充足，关在家里二个月也没事。



大多数猫粮放在外面时间久了会变质，甚至发霉，专家测试数据是大多数猫粮打开超过14天后细菌超标。猫罐头开了放在那里也会发霉。所以不能一次给太多猫粮或一次打开很多罐头。



有一种办法是买一箱火腿肠，猫饿了会自己撕开吃。要事先让它练习，确保主人不在家它会自己撕开火腿肠外皮。



有些猫会自己撕开小包装的猫粮。这就比较容易，扔一堆塑料袋小包装的猫粮给它就可以。



狗比较费事，单独在家会抑郁症。尽可能让狗可以到达阳台，看到外面的景色和人，以减少抑郁。邻居若有食物，也可以扔到阳台上。（猫不可以放在阳台上，有些猫看到外面有飞虫飞鸟，会忘乎所以跳出去。）



给猫喝的水，多放几个大盆，每个盆里扔一片二氧化氯消毒片，可以防止水里细菌繁殖。





6、除了囤粮，还得囤关系网



上海诸多小区都缺菜的时候，我们小区从来不缺。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有几家餐厅和一个小超市。他们有特殊渠道搞到食物。虽然小区大门封锁、不许外卖进来，小区里面的店铺甚至可以送外卖上门。



最近几天，管控加严，小区里的超市和餐厅都不许开了，但是我们小区依然有充足的食品供应。因为大家都加了店铺老板的微信。他们认识很多供货商，总有办法搞到货。



记住一点：餐厅老板和小超市老板的微信和电话，是你的宝贵资源。



上海小区里还有很多邻里互助团购。人多力量大。政府工作人员人数有限，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足以解决食物配送问题的，要靠大家自己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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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别吃野菜和绿化带，

也别指望阳台种菜



首先，不要相信野菜可以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挖一百斤新鲜野菜，提供的营养大约相当于2斤大米，或者1斤黄豆，远不如囤货方便。（上海小区居民挖野菜攻略|硬核生存指南）



其次，不要觉得野菜很多。我查寻小区里的野菜，发现不够全小区的人吃一顿。所以吃野菜是根本不可行的，囤货才是硬道理。



第三，大多数普通人无法分辨类似的有毒野菜，即便是专家也得仔细辨认。上海已经出现几次吃野菜中毒事件。



阳台种菜是很多人的癖好。但是一个阳台一个月的产量只够吃一天。有这空间，不如多囤点现成的大白菜、包菜、大葱之类可以长期保存的蔬菜。





8、多地点囤粮



别忘了在车上放一些压缩饼干、牛肉干、罐头、饮用水。你可能困在路上，哪里都不让你进去。很多人已经在路上过了好多天。



别忘了在公司办公室放几箱备用食品。你随时可能被关在公司。



别忘了整理好逃生背包。你随时可能需要在封城前几分钟逃离。逃生背包里也得有吃有喝。



别忘了你要逃生的目的地。或许是乡下老屋，或许是父母家，或许是自己在郊区的备用租房。那里也得做好准备，因为封锁随时可能扩大。



总而言之，囤粮是时刻都要做的事，不要想当然，不要轻信，要科学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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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吴尊友表示，关于奥密克戎毒株流行造成死亡人数高于同期德尔塔毒株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的结论，是对外国公开数据的再分析。吴尊友介绍，英国2021年8-10月，即德尔塔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口16人死于新冠，而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即奥密克戎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口22人死于新冠。同样，美国也有类似情况。今年1至3月，我国累计报告病例十余万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197例。吴尊友表示，与国外相比，我国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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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家三四人，存储1000斤粮，正常够三四个人吃一年了。常态储存一年的粮是最低要求。
每年夏粮或秋粮丰收以后，开始换新粮存。这样滚动的保存，储存一年粮也可以。
​【如果你学会日中一食，必要的时候就能挺过去三年！】
详细方法在后面。

我之所以说至少备一年粮，并不是说我对危险性估计不足，
而是我到时候还有办法。
●只要有一年的粮就可以让你挺过三年。
就是因为用佛门日中一食（过午不食）的方法，一天吃一顿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
如果这样的灾难真的来临了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
现在虽然灾难没来，但是有备无患。有心人赶紧先学，学会了先交给身边的人，辗转学会。
正常的人只需要第1天稍微适应一下，第2天就很轻松，到第3天就完全适应了。
如果人们都学会了，1/3的粮食就够吃……就为天下人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不怕饥荒！

看到今年上海。很多人被困在家里。有的甚至都买不到粮食，买不上菜。我太佩服当初自己的英明决策，和想到这么简单有效的办法了。
疫情和粮食的危险不解除，这个东西就是定心丸。决不能轻易放弃。

就这一点小小的投资。放在家里。你再也不用担心。被封锁以后。吃不上饭。



上海和深圳封控截然两样。缺吃缺药？两招自救应急立竿见影。
海印之光 2022-04-12
https://mp.weixin.qq.com/s/q6OvqE0h4FDmxKp4RYUDIQ



1，家庭简易粮食存储方法：
​按照一家三四人，存储1000斤粮，正常够三四个人吃一年了。常态储存一年的粮是最低要求。

每年夏粮或秋粮丰收以后，开始换新粮存。这样滚动的保存，储存一年粮也可以。
​【如果你学会日中一食，必要的时候就能挺过去三年！】



在城市里，怎么可以方便的保存粮食？

一开始我想到了真空包装。但是一搜索。发现很多都是一袋五斤十斤的小包装。也有卖这种真空包装的封口机的。

但是我看了以后发现：如果用一袋5斤10斤的来抽真空分装，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去加工，分成100到200袋，觉得繁琐不堪。
所以我就自己上网购平台搜，想找一个大的，能直接套住50斤粮袋子的。看有没有？
找到一种真空收纳袋，收纳衣服被子常用。装进去以后再用电动抽气泵抽成真空。还可以把被子压缩到1/4的体积。
里面没有空气和水蒸气了，可以防潮湿。我一想，这用于存储粮食，肯定效果好极啦！再好的粮仓？哪有这个条件好？
由于双层袋子对于抽真空要求不是太高，也就是不需要抽的像砖头那样硬。
（里面的空气很少，袋子两层都贴到一起了就可以。如果两层没有紧紧贴到一起还要再抽）。
尺寸足够大的袋子，直接套在粮食袋子的外面（相当于双层袋子），又抽成真空，放一年绝对不会坏。我估计放三五年都没事，这样远远高于粮库存粮的技术标准呢。

我又在网购平台搜索，找到一款110×80(公分)的真空收纳袋，可以直接套在50斤的粮袋子。
买过来以后发现，套一袋50斤的米还富裕很多尺寸。估计尺寸是 100×70的就足够了。但是当时他110×80的更便宜，我就干脆买了这个更大的。
​有的平台上叫真空压缩袋。10只送一个电抽气泵的，比较实惠。要两份，20个，一般平均到四5块钱一只。
●通常买10个袋子就免费送电动抽气泵，20个送两个电动抽气泵。
一个真空收纳袋直接套住一个50斤的粮食袋子，抽真空。20只就够1000斤（这是一家3口人一年的口粮标准）。
送了两个电抽气泵（手动抽气泵，量一大就觉得太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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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查了查。今年我再查看发现。比以前更便宜了。
当然，这些要你自己去找。每个购物平台都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不推荐了。大差不差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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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20年四月份，这样储备的粮食。到现在，2022年5月。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里面的粮食完好无损。必要的时候，防止饥荒是不成问题的。
我刚才看了看，整整两年过去了。有两袋连真空包装都没有，就是普通的50斤米袋子，堆在墙角。两年的时间。连虫子都没有生。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现在市场上卖的粮食，很多都是转基因粮食。有什么除草剂草甘膦的基因？连虫子都不吃。我当时是知道的。但是作为应急粮食，在饥荒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像这种粮食在欧美只能当饲料用。去堂而皇之上了中国人的餐桌。在超市里到处都是。吃了以后。造成中国人的体质远远不如以前。生育率也大大降低。人们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而有机粮价格是这个的10倍。市场上一般看不到。不是特别讲究的人，也不会专门去找的。


2，防缺粮？教你两招自救应急，立竿见影。

现在有些地方疫情给闹的。封城断路倒是很麻溜。但是粮食蔬菜供应不上。有人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
有的地方，先废了市场自主供应的主力，然后自己又干不了这活。自己不干，还不让别人干。宁可饿死人，也要瞎指挥，乱弹琴！最后爆出来，有些人多倒霉。还有人倒卖通行证倒卖救灾物资。

但是只要你相信正道。无论处于多么危急的时刻，多么无奈的情况。都有救！不需要任何资源都可以自救！这些我们以前都说过。在紧急情况下都可以用。

①，日中一食（过午不食）一年顶三年粮​
（海印之光 2020-5-10）
https://mp.weixin.qq.com/s/hszGlSXWTySGogP3mSCwrA​

有心人赶紧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在中午12点前规规矩矩的吃喝一顿饭。然后一天再也不吃，甚至都不用再喝水。确保不会饿，而且精力更充沛。
学会了1/3的粮就够吃……解决缺粮饥荒应急！最起码可以保证你，在等待救济的时间，能够多挺过去三倍的天数！
普通的人只第1天稍微适应一下，轻松做到，3天完全适应。
这个是2008年我亲身连续试验过一个月，并且正常工作，那段时间工作还特别忙，甚至都超过午夜。都没有觉得不适。
我说这个是出自正规的经典。自己亲身试验过有神效。我才说的。



②自我预防的简单方法。包括无奈时自我治疗。



自我预防，用苯酚穴位外贴，简单有效！
海印之光 2022-02-28
https://mp.weixin.qq.com/s/WX4RQVl0Q1tI1XB4BEmwVw
这是武汉李跃华医生。发明的方法改进的。医生2020年在武汉。用这个方法救了几百人。他自己都不用戴口罩，都没有被感染。

这个方法已被海内外民间广泛实践证明有效，又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但是，利益集团故意雪藏这么有效的方法。在本号后台回复6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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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医清肺排毒汤，在武汉方舱医院，在短短一个月内治好十几万疑似者，其实，预防效果也是很好的。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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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怎么了？/ 翻译
Philosophia 哲学社 2022-06-04 20:58 发表于上海
以下文章来源于结绳志 ，作者小结knottie


作者 / 亚当·科茨科

译者 / 王立秋

原文 / Adam Kotsko, “What Happened to Giorgio Agamben?”, Slate, February 20, 2022

链接 /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22/02/giorgio-agamben-covid-holocaust-comparison-right-wing-protest.html.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甘本在哲学上的偏执让他成为了西方左翼学术界的众矢之的。然而让理论的效力发生偏转的，常常是语境的倒错。2022年初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在各地掀起了又一轮的强势干预。在动态清零的政治目标、任意为之的封城举措、强迫的隔离治疗、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返回日常」渐成奢求的当下，阿甘本似乎又焕发了生机。当坊间流传的上海故事不断迫使我们目睹食物自由如何被剥夺，生命的救治如何被抗疫之名耽搁，或许我们不仅要像本文作者科茨科去问阿甘本究竟怎么了，也要反过来问，阿甘本真的全然失效了吗？

译文中对阿甘本的评价可以说是美国、欧美乃至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阿甘本在疫情期间的言论犯了决定性的大错，包括事实错误，逻辑错误，和修辞上的夸张与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科茨科和桑特纳都简要地阐述了阿甘本的论证模型，但他们的结论都是，这个模型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实 —— 事实可能与他的分析相反。但在译者看来，阿甘本的错误至多是程度上的，他的论证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如印度和中国表现出强大的适切性就证明了这点。而且，对阿甘本的诸多批评都忽视了阿甘本本人的语境，没有把他对语言本身的反思考虑进去。理解以下两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阿甘本的思考：首先，阿甘本反对的不只是这一次权力在应对疫情上的过度，也是整个西方制度架构或者说西方人类学机器所包含的这种过度的倾向。其次，阿甘本要捍卫的不是过去有过的任何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这架机器中同时蕴含的，通过利用机器、使机器不运作来「解放」人的潜能的可能性。简言之，阿甘本不是要回到某个过去，而是要回到不可被人类学机器乃至我们的语言分类定义规定的那个人的潜能，那个表现为潜在的不作之能的潜能。

图片7月24日米兰的一次示威。

和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样，问题开始于一篇博文。意大利哲学巨匠吉奥乔·阿甘本有个博客（他的地位有点像美国的乔纳森·弗兰岑，是那种出色而又特立独行，让你觉得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回应的人物），他会在上面发一些关于时事和其他心得的短文。有时，他会评论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 (Greta Thunberg)；有时，他也会写一写关于社会衰落的诗意沉思。这些东西一般没人关注，直到2020年2月，他第一次介入关于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紧急措施的辩论。

那篇题为《发明一种流行病》的文章开篇就说，人们对病毒的反应「狂乱、非理性且完全没有根据」，并且还不止于此。文章煽动性的论证基本上就是在指责，在新冠的威胁上（和后来的很多人一样，阿甘本觉得它不比流感更危险），当局有意误导公众。那篇文章的英译是这样写的：「就好像作为采取例外措施的理由，恐怖主义不够用了。发明一种流行病，为无限扩大例外措施的规模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换句话说，他声称，当局试图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并尝试新形式的社会控制。他说，甚至比「对权力的夺取」还更令人不安的是，几乎不见任何抵抗。在后来一篇写意大利人的反应的文章中，他称：「显然，意大利人倾向于为预防染病的危险而牺牲实际上的一切 —— 正常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感情和宗教、政治信念。」在另一篇博文中，他描述了人们的心甘情愿，说他们竟然愿意让官方「仅仅以一种不可能说明的风险的名义」（他像咒语一样不断重复这一表述），大规模地干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番言论引起了轰动。随后，阿甘本又写了大量博文，多次接受访谈，还对意大利参议院做了一次演说。甚至在几个月后，在大流行病愈演愈烈之际，阿甘本还在给他对大流行病紧急措施的批判不断加码。最终，2021年春，他把自己的一些批评，结集出版为一本小书，以把它们庄严地记录下来。

这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强迫症患者的作品。阿甘本是一位知识界的大人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的广博使他在人文学科和受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拿的是法学学位，但阿甘本早年就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博得大名 —— 部分原因在于，他获得了伦敦大学著名的瓦尔堡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参加过二十世纪欧陆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一个内部研讨班。

在过去几十年里，阿甘本的著作一直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必读书；但90年代后期，当他开始研究政治的时候，他才变成真正的学术明星。谷歌学者列出了大约两万四千条对他最著名的作品《Homo Sacer：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 的引用，包括多个领域的顶级学者的相关讨论。大多数学者被引用100次以上就算幸运，更不用说在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

如今，那些影响如此巨大的观点，同样正被用来推动阴谋论，或用来谴责所谓的对反疫苗接种者的迫害。一位以梳理希腊原文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微妙差异而著称的作者，现在却听起来像一位右翼怪人一样令人不安；结果，真正的右翼怪人在《纽约时报》上盛赞他的作品，他自己国家极为右倾的政客用他巨大的智识权威来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而线上的反接种疫苗者也做出了呼吁让他当意大利总统的梗图。


图片梗图：阿甘本总统

身为人文学科的教授，我会为看到任何一位前辈学者的事业发生这样的转折而感到担忧。然而，这与我的个人干系，远不止于此。我是阿甘本作品的研究者和译者，他的作品也深刻影响了我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私下里算不上亲近，但我们有联系，而我最初得知他转向新冠怀疑论的契机，也是他叫我翻译他的一些博文。我答应了，希望以最好的方式呈现他的论证，同时试图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说到底还是失败了）。最终，我后悔让自己卷进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并开始琢磨，他偏执狂的新冠著作，会不会使他的其他作品也遭到质疑。我越涉足其中，就越觉得前景黑暗。

阿甘本关于新冠防疫措施的新论证依据的，显然是他最著名的那本书。在《Homo Sacer》中，阿甘本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决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决定把一些人纳入法律的保护，同时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剥夺他们身为人的权利，并把他们贬低至所谓的「赤裸生命」状态。在他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内外之分。在这个系统中，那些被贬低至赤裸生命的人并没有被逐出社会，而是作为一个低于人的阶级而被纳入社会。这个阶级被排除在正式的法律保护之外，却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

对赤裸生命的生产，阿甘本举的主要例子是纳粹浩劫（大屠杀），它剥夺了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公民身份，并把他们暴露在集中营的无限暴力之下。虽然因为失去了公民身份而在某种意义上被排除到社会之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群体又变成了纳粹首要关注的焦点，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围绕「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来组织的。

图片2018年，吉奥乔·阿甘本在罗马。Leonardo Cendamo / Getty Images

阿甘本相信，纳粹德国绝不是对现代政治的例外偏离，而是现代政治的范式。我们法律制度理应是「正常的」运作，总是伴随着突然毫无预警地向新集中营转变的威胁。对于这个极易引起争论的主张，阿甘本用以支撑的论证之一是，纳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合法的，而单是这点就足以令人不安了。纳粹通过希特勒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使自己的行动变得合法，紧急状态使希特勒能够悬置公民的权利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在2005年的续作《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书名依据的是对德语的「紧急状态」的一种更为字面的翻译）中，阿甘本认为，所有主要的西方民族国家，都越来越不愿意通过正常的宪政程序来治理，而且也越来越依赖于紧急权力，甚至在应对像经济下行那样的普通问题时，它们也倾向于动用紧急权力。用阿甘本的偶像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正是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至暗时刻。在那时看起来，《例外状态》的诊断，与其说夸张，不如说充满了预见性。就像阿甘本在文本中多次指出的那样，乔治·W.布什实际上是在诸如《爱国者法案》和关于总统固有权利的主张的基础上，要求广泛的紧急权力。他用那些权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阶级，即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并在几乎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监禁、滥用酷刑折磨并通过无人机来处决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行政部门仅凭一句话就可以暗杀美国公民。你还可以认为，在《Homo Sacer》原版出版的90年代，阿甘本关于西方的权力生来就要生产集中营的论证极端或荒谬。但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之后，这个论证就变得惊人的可信了。

单凭这个论证 —— 主权的紧急权力和用完即弃的「赤裸生命」的生产之间存在联系 —— 阿甘本就赢得了国际学术声誉。他变成对反恐战争的学术分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参照点，学者们也接过了这个观点，并把它应用于国家暴力的其他场所，比如监狱、边界和难民营。甚至批评他的论题之人，也接受了这个论题的诸多前提。黑人研究学者亚历山大·韦赫里耶2014年在《Habeas Viscus》中论证说，阿甘本关注的问题太过于欧洲中心；实际上，与集中营相比，奴隶种植园是一个更合适的范式 —— 但他也没有对超暴力的非人化是西方权力结构的基础这个想法提出质疑。

如今，这部权威著作，被阿甘本亲手扭曲成了一个新的形状。在过去两年里，反接种疫苗者和反封锁者反复滥用大屠杀记忆，拿他们自己的处境和20世纪中期欧洲犹太人的处境相提并论。阿甘本近来关于大流行病的论证，代表了在学术上最先进、最深刻清晰的版本。

阿甘本的学术粉丝，会想把他的新冠著作和使他成名的作品切割开。就目前而言，在阿甘本自己看来，当前的处境显然从根本上肯定了他的论题。他认为，先前的状况只针对具体的群体，而防疫措施则涵盖了所有人，通过以维持他们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名，剥夺他们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甚至是埋葬死者的权利），把人贬低为「赤裸生命」。而且，从阿甘本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每个人都乐于配合，接受医学的独裁，甚至像纳粹党卫军少校阿道夫·艾希曼那样声称，配合是他们的道德义务。

在阿甘本叫我翻译那篇把配合疫情防控的人比作艾希曼的那篇文章时，我说服他让我在英译版中把这个让人恼火的类比删掉；但在意大利原文中，这个类比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就算抛开拿纳粹来打比方这件事情在修辞上的过度不说，我也为此而感到不安：他对大流行病的批判，似乎严重削弱了他在《Homo Sacer》中提出的洞见；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深化和复杂化他对西方政治的分析。

虽然那个时期的作品影响力没那么大（我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海鸥图书翻译了其中的许多部著作），但它们在我看来要更微妙和有趣得多。《Homo Sacer》只关注最极端的情景，而像《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或《主业》(Opus Dei) 那样的书，则以我们参与经济的日常活动是怎样巩固了毁灭性的西方权力结构为焦点。

起初，我试图在他的新作中寻找这种微妙。我写邮件给阿甘本，比如问为什么在他的新冠著作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希望他会因此而反思，要求不受疫情限制的自由，可能会让被迫使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的劳动者成为受害者。他一直没给我回信，但他叫我翻译的下一篇文章的确谈到了经济；他也只是声称，如今，资本主义甚至也完全向所谓的医学「宗教」屈服了。那时，我不再试图转变他的心意，他也不再叫我翻译他的文章。（我请阿甘本评论本文。起初他说他会和我谈，但后来他就不回话了。）

当我写信问我的一些同事怎么看阿甘本最近的著作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谁也不会预期他相信政客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动机。维也纳大学的研究者，出版过第一本研究阿甘本的意大利语专著（并帮助我组织过一本关于阿甘本作品的文集）的卡洛·萨尔扎尼告诉我，阿甘本一直担心「政府和更普遍而言的权力拿危机当武器，用危机来加强它们对人民生命的控制」；然而，他也哀叹阿甘本任由自己的「道德义愤」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分析变成了一场圣战」。在被问到这位哲学家的大流行病著作是不是其先前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时，萨尔扎尼回答说，「也许他看待大流行病的方式是他先前分析的自然结果，但我相信他陷入了一个他不能（也不愿）摆脱的僵化、局限的模式。」

在多部关于文学批评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过阿甘本概念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埃里克·桑特纳，也对这种智识的僵化做出了类似的感慨：「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声明，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图片12月5日布鲁塞尔反对比利时政府防疫措施和强制接种疫苗的集会。Kenzo Tribouillard / AFP via Getty Images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阿甘本竟然看不到旨在消灭生命的纳粹政权和旨在挽救生命的防疫措施之间的显著区别。但就像我的一些同事指出的那样，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一直让人头痛，而这个行当的过往也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与人合著过一本关于阿甘本政治学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克莱尔·科尔布鲁克说，不幸的是，阿甘本对科学和医学的怀疑，使他自动地站到了美国的右翼那边：「对政府选择追求的特定形式的科学提出质疑是可以的，特别是在它们忽视了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维护时，就像阿甘本指出的那样。」把阿甘本和黑人研究中的争论关联到一起的埃默里大学研究生安德鲁·卡普兰也认为，阿甘本从根本上提出的质疑很有价值，他说「反对一切干涉或管制的保守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抗议垄断了公共话语」，使别人很难再提出关于「这个紧急状态被忽视的含义」的问题。

阿甘本对医学权威的怀疑，是他思想连续性的一大体现。在我对他关于大流行病的立场感到困惑，并因此而回头去看《Homo Sacer》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举的生产「赤裸生命」的大部分例子（和《例外状态》中以政治的例子为主不一样），从性质上说是「医学的」。除集中营的受害者外，阿甘本还举了接受医学实验的囚犯或被无限期维持生命的脑死亡病人的例子。显然，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医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切同盟持深刻怀疑态度。就像桑特纳说的那样：「对阿甘本来说，看起来，只要卫生变成公共卫生，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就捕捉、抓住和迷住了我们。」

阿甘本对公共卫生部门的不信任，使他否认关于大流行病的严重性的官方叙述，他也因此而可以说是在传播错误信息。如上所述，在他第一篇关于大流行病的文章（写于意大利发生第一波严重的新冠疫情之际）中，阿甘本声称，新的新冠病毒本质上与正常的流感没有差别。同月，在《世界报》的访谈者逼问他这点的时候，他回应说：「我不想插足科学家关于流行病的讨论。我感兴趣的是随之而来的极其严重的伦理和政治后果。」不过，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点，即认为大流行病的严重性被夸大了。2020年4月，他说：「关于流行病的数据，是以一种类的方式给出的，缺乏有科学性的标准」。后来，在2020年7月，他又毫无根据地声称：大规模接种疫苗会不会把我们像旅鼠一样引向灭绝 —— 毕竟，疫苗可能引发癌症或其他疾病。

显然，这已经超过了健康的怀疑。看起来，阿甘本对医疗机构毫无信任。2020年2月，在回应阿甘本早期关于流行病的著作时，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披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差不多三十年前，医生说我需要移植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别听他们的人之一。要是我听从他的建议，我很可能没过多久就死了。」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阿甘本会给出如此糟糕的建议这个事实，本身当然是惊人的。但对长期以来一直在读他的人来说，他竟然会给出具体的建议这件事情本身，也同样令人感到震惊。他的作品一直长于批判，短于开政治处方。众所周知，但凡要在「该怎么办」上表态，阿甘本就会变得含糊 —— 并且这个含糊是有意为之。《Homo Sacer》和《例外状态》的读者很可能会以为，解决过度使用紧急权力问题的方案，是回归「正常的」政治结构；但在那些书中，阿甘本说的是，那些「正常的」结构总会不可阻挡地通往奥斯维辛。他曾写到过，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消解整个法律和权力结构 —— 他经常用文学或神学的想象，而非具体的、可付诸行动的计划来唤起这种可能性。

但如今，正如萨尔扎尼向我指出的那样，阿甘本却号召我们抵抗「作为某种有意的、计划好的摧毁『资产阶级民主』、限制个人自由的计划的紧急措施。」在2021年10月对意大利参议院的演说中，阿甘本抱怨，立法部门已经沦为行政行动的橡皮印章了。往轻处说，你是不会预期在一位反复呼吁我们从根本上反思我们与法律、语言、甚至我们自己身体的作者那里，看到这种对适当立法程序的关注的。现在，他要求参议院反对行政部门，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例外状态》中，他建议我们应该通过预期这样一个未来，来回应毁灭性的法律结构 —— 那时，「人类会像儿童玩废弃之物一样玩法律，不是为了恢复它们的经典用途，而是把它们永远地从中解放出来」。对法律来说，这种玩一样的新用法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并不明确，但这也是他论点的一部分。我们如此深刻地为我们文化的权力结构所塑造，以至于对我们来说，根本的替代方案注定听起来模糊而矛盾 —— 但如果我们想要逃脱的话，我们就必须努力。相形之下，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阿甘本似乎放弃了寻找出路的努力。

在思考阿甘本智识生命的这个篇章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令人尴尬的大流行病论述蕴含什么真理的话，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听他，当然也不需要听他这种形式的反思，即生活不只是生存。同样的话，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说得更好：「有人对一个因为不得不离开家、放弃事业和过去的整个生活而哭泣的年轻病人说，『好起来吧，其他的都不重要。』她回答说，『可要是什么都不重要的话，好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在于，阿甘本没有提供任何哲学工具，来帮助我们对那个问题 —— 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 给出一个集体回答。阿甘本一直是左翼，虽然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他的立场显然和右翼有所重叠，但这绝非偶然。如果包括国家医疗部门在内的国家权力采取的一切行动本质上说都是压迫性的，那么，除了退守我们的个体性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 而这正是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几十年来，右翼一直用它来事先阻断一切挑战现存权力结构的努力。

就阿甘本而言，对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过度不信任，使他看不到这点，即，在应对大流行病时强调个体虽能抵抗权力，却也会强化公司的权利，加剧大流行病。把所谓的必要劳动者和其他许多人贬低为用后即弃的赤裸生命的，不是直接的国家干涉，而是号称要给他们自由的政策。无论我们能从阿甘本的大流行病著作中得出什么样的零散洞见，因为看不到这点 —— 即，恰恰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本身，西方的权力结构才使我们成为了受害者 —— 这位政治思想家还是错过了事情的诸多（事实上，几乎是全部）重点。不过，甚至在这里，你也可以论证说，他也没能达到他应有的水平。自由可能是陷阱，是我自己作品的中心思想之一，而讽刺的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批判地阅读阿甘本在《Homo Sacer》之后的作品才想到这点的。

虽然阿甘本拒绝和我谈这篇文章，但我们时不时地还是会有电子邮件往来。我注意到，他的博客已经几个月没更新了，而最近的关于大流行病的条目，还是应邀对意大利参议院和对一个学生团体的演说文稿。甚至在欧洲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抗议，反对新的防控奥密克戎病毒的限制的时候，阿甘本也依然沉默。也许，最终，他丢掉了他对大流行病糟糕而又太过于严肃的介入；而且，就像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的那样，重新拾回了儿童般的想象；而这样的想象，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至于这两年会怎样扭曲他和他作品（这些作品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的遗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回答。



附录：埃里克·桑特纳论阿甘本疫情期间的著作

关于霍布斯的反思构成了阿甘本在其Homo Sacer计划首卷对主权的分析的核心部分。9/11后不久，阿甘本在普林斯顿做的系列讲座中，在讨论Stasis即「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概念的语境下，又回到了霍布斯。在讲座中，阿甘本试图提炼他早期对自然状态概念的分析（在他看来，自然状态是好像解散了的城邦 的同义词）。虽然他没有明确这么说，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对霍布斯来说）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好像」成真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例外或紧急状态出现了，在这个状态下，一群真正分裂的（而不只是「好像解散了的」）人试图通过设立一个新的主权权威，把自己重新构造为人民。这个主权权威将是其统一的中介，对自己把自己再现为一体。或者（只近乎于真正）解散了的人群代表了（真正）分裂的人群的剩余，它提醒我们注意后者，即一群被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者）攥在手里的人。在例外状态下，主权权力以在某种紧急威胁面前保护人民安全的名义悬置法治。在这个例外时刻，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前-政治状态，回到了「自然状态」，现在这个自然状态直接处在国家权力和权威之下，不再有法律的规范掩饰和调解。

所有这一切，都以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为前提：只有通过象征性的「合并」，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主权体的「人为的」效力，人民 —— 那些一起参与国家的人 —— 才真正成为一体。就像霍布斯说的那样，「人」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交给一个人或一伙人，让这个人或这伙人来承担他们的人格；每个人都认为、承认自己是那个承担他们的人格的人做或被迫做的一切的作者……并因此而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他们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不只是同意或协调；这是他们所有人的真正的统一，统一为同一个人格。」霍布斯继续论证道，就好像：

每个人都应该对每个人说，我授权把我治理我自己的权利交给这个人或这伙人，条件是，你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你的权利交给他并授权他所有的行动。这群统一为一个人格的人被称为国家，用拉丁语来说就是Civitas。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利维坦的起源……而承担这个人格的人，则被称作主权者，我们可以说他有主权权力，而除此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因此，Stasis代表某种从神话的或虚构的例外状态 —— 一种内在于主权权力的、主权权力假定的自然状态 —— 向真正的例外状态的过渡，后者通往某种「世界之夜」，在这种世界之夜里，那个保障「人民」这个政治体连贯一致的他者、利维坦不再存在。自然状态的模样也因此而变得清晰可辨，它是一种根本上的幻想——「人民正在挨打」——它承保了向那个他者的转让，用另一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来说，发挥了反思规定 (a determination of reflection) 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状态（构造国家的例外状态）的功能是「让」我们在城邦生活的日间意识不到世界之夜。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或被献祭的生命就是不再有这样的奢侈、活在这个夜的门槛上的生命。在那里，这个生命完全暴露在焦虑的对象、藏在城邦中的城邦的解散面前。阿甘本认为，这就是主权权力和权威的秘密，就是西方政治生活的国家秘密 (arcanum imperii)。阿甘本的考古学计划就致力于发掘这个根本幻想的各种构造。通过这个幻想，我们把一种原始焦虑付诸于形，并随之而把我们的社会联系主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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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中，阿甘本谈到了被放到霍布斯《利维坦》插图中被放到大教堂旁边的两个小人物，他们的特色是头上戴着瘟疫医生戴的那种特制的面具。因为一群人只要被（主权者）代表就变成了一国之人民，所以，这群人「只能通过监督其服从的卫兵和治疗他们的医生来代表。这群人生活在城市，但只是作为那些行使主权的人的义务和关怀的对象」，在这个行使中，「主权权力的生命政治转向」开始成形。「因此，我们可以拿居住在利维坦统治下的城邦的解散的人群，来和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瘟疫受害者群体比较」（Stasis, 48-49；强调部分是我加的）。这就是说，至少在某个层面上，生命政治学的主题与其说是人口的可测量的生命力（福柯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不如说是被表现为对公共卫生的生命政治管理的例外状态召唤出来的「赤裸生命」；一言以蔽之，这里的瘟疫，绝不只是一种身体疾病 —— 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和自然状态在城邦中的延续，也即一种绝不是自然的「解散」状态有关。或更确切地说，在这里，自然状态被看作一个准司法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法治被对人口的赤裸生命的行政管理给取代了。

我是这样理解阿甘本在大流行病期间的著作的，他想说的是，人民 —— 在阿甘本那里，他关注的，几乎只是意大利人民 —— 允许自己像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赤裸生命的如此之多的样本那样，被扔进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看起来，对阿甘本来说，一旦健康（卫生）变成公共健康（公共卫生）—— 德语中过去所谓的治安学 (Polizeiwissenschaft) 的一种 —— 我们，不管有意无意，就陷入了一种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的罗网，被这种例外状态捕获和束缚。一旦国家参与监督和维持homeostasis即对其公民的生活的管理，那些公民就把自己送到了被国家勉强控制的内战边缘。

也许，因为我的大流行病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川普当政那几年的美国，所以，我对阿甘本关于stasis的概念思考是否符合新冠期间的生活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问题与其说是生命政治管理的过度，不如说是其不足。我会说，在美国，国家与其说是在部署和利用那些「瘟疫医生」，不如说是在阻碍他们做他们「治疗和治理」的工作。的确，川普本人并没有宣告紧急状态，相反，他看起来是在推动一场真正的内战。这场内战，是在自他下台以来，通过他持续假装自己还握有主权的行为，才更越发接近于实现的。在这里，「人群」没有向那个被阿甘本和罗恩·德桑提斯、史蒂夫·班农、塔克·卡尔森等人通过夸大福柯的思想，归结为生命政治安全国家的制度的东西屈服，而是在表面上对它进行抵抗。在美国，这群经常是武装起来的抵抗者力图把自己重构为依然（或再次）由川普这个唯一真正的利维坦来代表的真正的人民。

换种方式来说，大流行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起暴露的，不是公民的生命，而是医疗保健系统，后者旨在使那些公民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否则，疾病会把他们贬为赤裸生命，使他们死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阿甘本极力批评的紧急措施，是为了使那些医疗保健系统不至于被冲垮。阿甘本的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以新自由主义的，反对用税收来资助「深层」生物政治安全国家的名义，从这些医疗系统和其他政府支持系统抽走资源的。

关于阿甘本新冠时期的写作，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说：装腔作势甚至是末世论的语气，急着拿疫情期间的生活来和纳粹死亡营里的生活比较的冲动 —— 在这里，阿甘本看起来摆出了一个见证城兼营 (city-cum-camp) 里的生活的新普利莫·莱维的姿态 —— 没有团结病人、垂死者和死者的意识，把治疗病人的人斥为新崇拜的司祷，把医学斥为宗教。他最极端、最装腔作势的宣告还包括，他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奋力发展网上教学能力的教师和教授，等同于1931年向法西斯主义政权宣誓效忠的意大利学院人士。这些东西，使大量批评者想要全面推翻阿甘本的全部作品，认为他在疫情期间说的话，使他多年来用来推动福柯的突破性工作（特别是关于主权和生命政治的那部分）的基本概念和论证也失去了效力。与之相反，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评论，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我们可以说，在他关于大流行病的著作中，阿甘本可悲地变成了一个「阿甘本派」。虽然我还在继续阅读和介入阿甘本的著作，但在我看来，这点是显然的，这次事态的转变，邀请我们仔细地重新思考他庞大且在我看来依然令人信服的作品。/

【作者简介】

亚当·科茨科 (Adam Kotsko)，任教于中北大学夏默学院，著有《阿甘本的哲学轨迹》(Agamben’s Philosophical Trajec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新自由主义的妖魔》(Neoliberalism’s Dem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等书，也是阿甘本多部著作的英译者。

【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刘国重 发表于 2022-4-17 00:52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28 21:43 编辑

这一次，越南真要爆发了！
原创 老凤1974 凤羽财经 2022-04-28 20:44
关于越南要飞的传闻，已经在江湖上流传很久很久了，比如最近，越南房市大涨，像极了入世前的中国。



根据《越南网》报道，2022年4月胡志明市房价已经到达10年来历史高点。根据越南建设部报告，2022年一季度，河内、胡志明市、岘港、海防、平阳、同奈、庆和等8个地区房价出现了相当高的涨幅。



其实原因你懂的，大量原来在越南北面邻居的产业链，正在夺路而逃——做生意人最怕的各种不确定性，在那都找得到。



进出口也一片旺盛，已经快赶上深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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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硬数据，都没有一个新闻来的扎眼。李超人卖掉了英国不少资产，加注越南了。



你可以不相信李超人的人品，但你不能不服他的眼光。2013年开始抛售大陆资产，到英国买买买。等英国脱欧后资产价格上去了，卖掉去越南。诚如李超人自己所说，他是个商人，商人的职业道德就是合法的多挣钱。低买高卖，就是一个好商人，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该卖，就是优秀的商人，李超人无疑是最卓越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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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近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集团与日本的欧力士（ORIX Corporation） 集团，通过越南当地合作伙伴万盛发集团（Van Thinh Phat），与越南胡志明市人民政府市长潘文迈举行了一次会面，谈论在胡志明市投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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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长实集团总裁赵国雄，右四为胡志明市人民政府市长潘文迈 来源：VN Land Notes）



其实除了越南，李超人在新加坡，印尼这些地方都有布局。很明显他在新加坡的布局大获成功，就这两个月，新加坡的房产已经涨了三成。太多的钱从亚太另外两个重要城市跑到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了——要知道去年新加坡的外汇交易就超过了渔村，成为亚洲第一。



东京和新加坡争夺空出来的亚太金融中心，我一直都是看好新加坡的，原因无他，司法英制尔，还是说回越南。



其实看好越南大有人在，即使如我不才，在2016年去过越南后也发出了这里绝对是未来亚洲发达国家的感叹。我把几年前写的一个游览越南的文章，截取部分也贴过来：



几天的越南行，还是很愉快的，一直也没写啥，正好借这个机会简单说几句。越南其实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越南语很像中国南方方言，然后为了显示独立性拼音化了而已，看越南的博物馆，跟中国的区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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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祖师



去的时候正好人少，博物馆小哥没事干，陪着我参观，并跟我说，以前越南也是儒家文化，要做官必须考试，考试内容：四书五经。



至于越南的庙宇，仿佛来到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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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佛的党政军干部，很大方的礼拜，政治空气还是很宽松的。一群人前呼后拥面带谄媚的围着中间那个看上去官最大的军装老妇，这是否侧面证明越南自古属于中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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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家里也直接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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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跟国内区别不是很大，街道有一种小城市的静谧，人也很和善，所谓反华，我估计也就是上层发发逼疯捞点政治好处，我在越南玩了一阵子骑个破摩托天天混迹市井，跟各色老百姓打交道，没有什么不便，也没感到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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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家乐福，跟中国更是没差别，唯一差别在于，生意好像比中国的好，我家门口的家乐福已经门可罗雀，越南的到晚上九点多还是人山人海。可能网购不如中国发达，也从侧面证明越南经济目前不错。银行门口也放着牌子，一年期利率7%，回报率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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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都是咖啡厅，比较有意思的是越南咖啡厅不像国内那么高大上，很简单的小桌子小凳子，大家一排排面对门口，我经常想，是否当年法国人教越南人喝咖啡，上面法国老师教，下面越南人学，小凳子坐着面对老师？



在下面这家咖啡馆里还遇到个看上去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南人，我看他在上facebook，便主动搭讪聊了会，他说越南年轻人很讨厌越共，我笑了。临走忘记帮他买单了，回想很遗憾，否则我也算跟越南人一起骂过越共还帮他付了钱，这不就自动升级成“海外反越势力”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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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被法国人统治过，肯定有天主教痕迹，所以很容易找到个大教堂进去玩，还是挺好的，刚做完礼拜，人都走了很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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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村里玩，还挺古色古香的，这家是做沉香木工艺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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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很宜人，老百姓感觉还是很勤劳肯干的，儒家文化圈的人都有这个特性。有8000万人口的越南，给我感觉是，未来的前景要好于韩国，毕竟地缘位置比韩国好太多了，政治经济上再能抱紧美国爸爸大腿，北边别得罪中国爸爸，再适当讨好下俄国爸爸，同时国内认真改革搞好民生和权力监督制衡，那真是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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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是不是我早就说过越南前途无量了？可惜没钱，否则那会去投资，不是能成功的铲到李超人的底了么？



当然，越南要发展到发达国家的地步，还有好几个门槛要过。



第一就是基础设施。几年前我去越南的时候，感觉他们的基础设施还可以，但产业链不够完善。前几天跟一个快被物流逼疯的制造业老板聊天，问他为啥不早点去越南，他说那里的配套不行，不像这里方便，要找什么都是分分钟。



我对他说，等配套都完善，就轮不到你去了。现在他很后悔，么有早点搬。但无论如何，产业链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越南第一个门槛。



第二就是不确定性，不管越南怎么吹自己开明，他们还是有一道门槛没过的，那就是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来个猛人再发一次疯，谁也不能。而这属于制度性建设，这道门槛不过去，越南最多就是个准发达国家，绝对到不了发达国家的地步，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在最近的外贸数据上，其实很有商榷余地。



就拿一季度来说，越南进出口总额达到1700亿刀，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但你拆开看就发现，美国是他最大的出口市场，达到252亿刀，而中国是他最大的进口市场，进口了276亿刀。那我们就可以大胆假设，很多打着越南旗号的商品，其实来自中国，只是为了避开高额的关税而已。对韩国的逆差也很大，达到了104亿刀，是不是可以说韩国也是工业半成品比如芯片的来源？



当然，产业链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的，随着跨过大公司越来越多的进入越南，勤奋的越南人自然也能搞出完整的产业链条，就算不完整，有整个东南亚作为经济联合体，也不容小觑。



结论是，越南是值得投资的地方，然而他们还有门槛要过，还需要时间。如果风险容忍度比较高的投资人，现在去越南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越南，看来是要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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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基本上没重用过东林党，他信任的一直是太监和阉党｜文史宴
文史宴 2022-04-28 19:00
以下文章来源于朱言文史history ，作者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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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按：

现代阉党炮制了一套谣言，说“天启重用阉党没亡国，崇祯重用东林党反而亡国”，其实与事实完全不符。崇祯在即位之初为了扳倒魏忠贤，短暂地依靠过东林人士，任用过一个东林内阁，但一年多之后即重用阉党余孽温体仁、薛国观等，将东林阁员纷纷斥逐，此后东林人士在朝堂即已失势，仅以个人形式少量存在，不再具有大规模的影响力。

而崇祯一朝的朝政，正是在阉党余孽温体仁做首辅的八年间烂到一发不可收拾，更有甚者，崇祯重用太监比其兄天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用太监直接掌管外朝朝政。亡国之际丑态百出的文臣陈演、魏藻德等也并非东林人士。

“天启重用阉党没亡国，崇祯重用东林党反而亡国”的谬论可以休矣。读者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东林与阉党的是非曲直，请看下方文史宴的“东林专题”，建议按顺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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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处在自己环境中的个人所做出的判断，要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为他做出的判断好得多。”
转引自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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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看梁启超：以笔搅乱社会的"罪魁"
2009-06-09 17:58:59　来源: 网易历史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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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质多变”，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俨然有紧跟时代潮流，处于时代最前列的自我评价。然而，历史的研究决不以历史人物的自我感觉为依据，而是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果来分析。因此，至于梁启超多变性格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际价值，恐怕还不能以其自我估价而定论，而有待深入研究。

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罪魁”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的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不论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无不敬佩梁启超的文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承认他在青年时代曾一度以梁启超为“楷模”，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郭沫若也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这个评价大体符合历史真相。

毛泽东、郭沫若的回忆，无疑更多地强调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而且侧重于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些年代。事实上，梁启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是由于接受者的不同需要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向来被视为颇为自负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梁漱溟回忆道：“《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先生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梁漱溟在充分肯定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多少流露出一点并不满足的情绪。 这种不满足，或者说不满意，在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后辈学子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者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很显然，胡适的失望主要是由于梁启超有的时候裹足不前，有的时候却又变化多端。 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经历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及感受，但从上述代表各种倾向的典型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虽然一致承认梁启超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同思考，他们对梁启超思想的前后变化并没有放到梁启超所处的急剧变动的近代中国的实际背景中来观察，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的理想去苛求梁启超。换言之，他们对梁启超缺乏起码的同情与理解，因而他们无法认识梁启超的真实形象，更不要说准确地解释梁启超毕生变化的真实心迹了。

梁启超多次变化的真实心迹及其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后果，我们已无从复原，但透过与梁启超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大部分时间又与梁启超保持一段距离、冷眼旁观的严复眼里，我们或许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较新的感受。 严复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具有极大影响的宣传家，作为同业，他们二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友好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严复对梁启超的同情与理解应远比毛泽东、郭沫若、梁漱溟、胡适等人深刻而准确得多。他对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在袁世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严复曾致信梁启超说：

“连日晤谈甚欢，引为平生快事。近年来，国家多故，朝野不宁，然治之之道，确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内固本，尔后方克对外。此不易之理，而执事者且兢兢然以攘外为首，本末倒置，不知其是何居心也？物必先腐，尔后虫生；人必自侮，尔后人侮。今日吾等所能为者，除以文字报国外，他何敢言？”

仔细体会严复的心迹，他不仅将梁启超因为同道与知音，而且实际上也是承认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以文字报国”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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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重置与巴别塔
原创 白玉七 黑米九说美国 2022-04-25 08:59
最近，有一个词汇经常被人提起，所谓大重置，Great reset 。



这个概念比较知名的，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 Forum）推出来的。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在日内瓦成立，创始人和主席是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他们自称的宗旨是致力改善全球状况，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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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下多姿多彩的施瓦布）



他们开始是发展会员体系，邀请全球1000家领先公司，做一些诸如《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等专业咨询，后来开始越来越多涉足政治领域。比如，1992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在世界首次共同出现，就是在这个论坛年会上。



现在跟这个论坛有密切联系的，有比尔盖茨，索罗斯，格雷塔桑伯格，查尔斯王子，代表方济各的红衣主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的特鲁多等人。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全球青年领袖项目，由34名国际知名媒体人士评选出250名年度领袖，获选的应与他们合作落实全球战略。



可以说，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精英俱乐部。那么这些精英们，是打算如何改善全球状况呢？2016年，他们发了一个推，里面说“欢迎来到2030。我一无所有，没有隐私，但生活从未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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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预期目标有了，时间表也有了，他们是想如何实现呢？



最近，世界经济论坛的高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系列视频，满足了一些我们的好奇心。他主要表达了如图所说的这样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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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他们要自我封神了，对普通人实行生物监控，剥夺自由意志。这就是所谓的大重置，新的世界秩序。而他们就是世界领袖，要完成这个世界级的封神项目。他们的口号是低碳社会，在这个低碳社会里，人们甚至不能吃肉和拥有财产。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开着私人飞机到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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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果真像他们安排的这样，是进步吗？

他们会成功吗？



世界级的封神项目，以前只有一个记载，就是巴别塔。那书里记载，那时的人们，住在一处，说着一种语言，建了一座通天的塔，为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上帝祂却不满意人类成为一样的民，都说一样的言语，再一起造个通天塔，所以祂就来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巴别塔没造成。



祂这算搞破坏吗？为什么祂不喜欢人类成为一样呢？天下大同不好吗？为什么要阻挡人类建个通天塔呢？



原因很简单，祂说，人是按照祂的形象创造的。祂是自由的，所以也给了人以自由。而祂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天下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没有两个同样的指纹，也不会有两个同样的人。如此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造物主，怎会让自己创造的孩子们都一模一样地傻头傻脑干一件没有意义的土建工程？祂不要自己创造的人类，成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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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就像一个癌细胞，无限格式化扩张，吞灭所有资源，让一切丰富的美好变为不可能。所以祂阻挡了巴别塔。祂根本看不上这种简单粗陋又霸道的劣等秩序。



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反反复复地发生，总有人想建巴别塔，监控人类、剥夺自由、为自己树碑，这个野心从遥远的巴别塔时代到现在，从来就不缺人尝试，但总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类的语言文化、心思意念已经分开了，人类无法像蜜蜂或者蚂蚁一样为自己一个统一的意志服务，成为工作的机器。人类不是工蚁，总有一个觉知在心底深处，那不是该属于我们的生活，那并不美好。



这类的社会，早就有人描绘过。1949年，奥威尔出版了反乌托邦的名著《1984》，里面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未来世界。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与监听功能的“电幕”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和单调乏味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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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世界经济论坛的妄想家们也不过是再一次重复同样的乌托邦尝试。他们以为他们掌握了高科技，就可以成功。但实际上，所有巴别塔爱好者，在当时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前人没有的空前绝后的能力，比如当年的航海技术，后来的工业技术。但他们的时代过去仅仅一百年以后，技术留下来造福，他们的野心却都付笑谈中。历史并不重复，但历史总是押韵。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如神一样，但他们没有如神一样从无中生有的创造能力，他们所有逆天而动的妄想，都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终他们会提供不起，玩火自焚，养蛊自噬。



这些事情我们反反复复地看到，但人类的狂妄是多么大，没过多久，这又来一波。但这些人不管喊什么口号，用什么方式，都是想把人类带入一九八四的社会。喜不喜欢，自己去看《1984》吧。



只是，每当有这样狂妄的势力出现，他们都会抓他周围一切可抓的东西为他们做燃料。我们要小心，眼睛要睁开，不要成为他们的燃料或者代价。



大敌当前的时候，祈祷祂为我们指路。

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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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 发表于 2022-4-18 20:49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27 22:18 编辑

林保淳：武俠軼聞（九）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4-27 20:25
（九）巾幗俠氣亦崢崢――台灣的武俠女作家側記



    1980年，《金庸作品集》在台灣正式發行，這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論者已多有討論、評說；但我認為其中猶有一個破天荒的影響，是多數論者較未提及的，那就是女性讀者及作家的身影，也逐漸在向來以男性為主的武俠圈中，開始展露出來。



    眾所周知的是，武俠小說的讀者多數為男性，而在1980年以前，儘管孟絕子曾以「紅豆公主」為名，寫了《黑白旗》，沙宜瑞寫武俠所用的「宇文瑤璣」也極易讓人誤以為是女性，但當時的武俠小說家，則清一色是男性，這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1999年，我與淡江中文系的同仁赴瑞典開會，恰巧龍應台也到場參加。會後夜談，我難免也提出了我的觀點，卻招致龍應台強烈反對。她以自身經驗為例，強調自己就是眾多愛讀武俠小說的女性之一。當然，有部分女性也愛讀武俠，正如部分男性愛讀言情小說一樣，都是極正常的事，但相對來說，還是只能說是個案或少數。不過，她卻也只提到了金庸，其他名家也是不甚了了，甚至後來她出任馬英九內閣的文建會主委，當時我透過陳曉林向她提起想為古龍辦個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也遭她一口回絕。這可以說明金庸小說的魅力，也是女性讀者所無法抗拒的。



    金庸武俠中的《神雕俠侶》，向來被目為「情書」，尤其是摹寫圍繞在楊過身邊的女子，從小龍女、郭芙、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到小郭襄，種種不一的男女情愫，寫得絲絲入扣，而其他如黃蓉、趙敏、任盈盈、霍青桐、雙兒等性格風姿各異的女俠，不但是男性讀者心儀的典型，更是女性讀者自我投射的對象。因此，金庸小說正式面世之後，許多網路的討論、票選，女性讀者的數量暴增，駸駸然有不讓鬚眉的架勢。



    女性讀者的增多，是武俠小說版圖拓展成真正「通俗」的關鍵，自然也鼓舞了女性作家創作武俠小說的雄心。於是，在1980年後，台灣就出現了難得的幾位女性武俠作家，其中與我最為相得，視我一如小弟般愛顧的，就是本名謝秀蓮的荻宜，其他則是與我曾視訊訪問過的鄭丰，以及看其書未知其人的祁鈺。



    祁鈺（謝佩綺、謝上薰）的武俠小說，在台灣恐怕知者不多，但《巧仙秦寶寶》一書，卻在大陸風靡一時。這部書是相當突梯滑稽的，竟然以一介女作家的身份，模仿了武俠小說界中最剛厲強硬的柳殘陽小說《梟中雄》的設計，將「青龍社」改換成「金龍社」，而完全挪用了其書的幫會規制，儘管小說內容在我看來是很有點荒誕不經的，但居然會有女性讀者鍾情於「暴力美學」著稱的柳殘陽，實大出我意料之外。《巧仙秦寶寶》初版是掛用臥龍生名字的，其後兩人同時掛名，最後才言明正身。可惜她創作過8種之後，就轉行去寫言情小說，我始终未能聯繫上。



    鄭丰（陳宇慧）是台灣2000年後聲名最盛的武俠女作家，是台灣政壇要角陳盏膶O女、陳履安的女兒，從小就愛讀武俠小說，這時正當金庸小說解禁之日，尤為所鍾愛。2005年，完成了《天觀雙俠》一書，2006年，更名為《多情浪子癡情俠》，參加了「紅袖添香」網站和中華書局聯辦的「2006武俠小說大賽」，獲得首獎，於是聲名鵲起，被譽為「女版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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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版金庸」雖有肯定其能與金庸相頡頏之意，《天觀雙俠》中的確也可以發現對金庸亦步亦趨的痕跡，但對鄭丰而言，卻也是一種壓力，因此，在往後十餘年的陸續創作中，從《靈劍》到《巫王志》，則力圖擺脫金庸，自創風格。我起初是不太喜歡鄭丰的小說的，也寫過一篇短評，但看到她後來精益求精、屢有新裁的表現，便也逐漸改觀，深覺其未來應可能有更進一層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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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在空中大學開講《武俠小說概論》，設計了幾個作家訪談的單元，邀請到劉兆玄親自參與，而鄭丰因時間參差，則用了視訊作訪談。這還是我第一次與鄭丰對面而談，氣質出眾，溫文中自有崢崢俠氣，想來也是來自書香世家的薰陶。



    荻宜是台灣「資深」作家了，17歲開始從事寫作，年紀稍長我幾歲，素來對傳統文化有深濃的興趣，尤其是傳統國樂、武術，都頗為專精，她的書房題名為「箏劍居」，聽說是司馬中原命名的，英朗的俠情，流瀉無遺，很自然就在金庸小說風行後，走上了武俠創作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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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荻宜是練過武的，曾拜楊氏太極拳名家孫韶九為師，據聞孫韶九曾於山東參與「大刀隊」，赤手空拳就擊殺了三個荷槍實彈的日本軍人，名師自有高徒，劍舞起來，頗有幾分俠女的英姿。1980年，她向聯合報張作迕熳运]，在報紙上開闢了一個「武林薪傳」的專欄，走訪台灣碩果僅存的一些「武林高人」，如八極拳宗師劉雲樵等，都備受器重。她也曾採訪過古龍，古龍對這位時仍年輕，又對武俠有分狂熱的「小女生」格外優寵，來回都用他專用的加長型富豪禮車接送，相談甚歡，從下午3時到晚上9時，包含用餐，方才興盡而返。也正在這時候（1982），荻宜開始撰寫她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七彩神鞭彩虹劍》，在《美洲中國時報》連載，獲得司馬中原大力的贊賞，並以「劍膽琴心」為其寫照，從此就開啟了她的武俠創作事業，陸陸續續出版了《雙珠記》、《不空遊俠》、《明鏡傳奇》、《採花記》等多部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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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荻宜的結緣，是1996年，她在《幼獅文藝》上發表了短篇小說《仗劍》，邀我作評，我對女性作家之願意投入以陽剛為主的武俠創作，是頗興奮與期待的，就寫了一篇〈期待另一種江湖〉，既介又評。我當時是初生之犢，故作解人，每有過於主觀與率直之論，但荻宜卻是寬厚溫煦，絲毫未有芥蒂。



    荻宜是桃園閩南漳州人，在客家莊住了十餘年，也算客家人了，傳統客家婦女的美德，在她身上俱顯無遺。或許因為是客家鄉親的緣故，對我極為親切，我只要舉辦任何武俠活動，必然邀請她參加，而她也必然翩翩而至。我以大姐敬事之，她也對我這小弟青眼相看，如是20多年，始終讓我感念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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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宜与古龙



    這是我所知有限中的台灣武俠女作家了，想來遺珠也應所在多有，蒙俠友告知，台灣尚有一位新銳女作家高容，2013年出版了《殘天闕》一部大著，甚受讀者歡迎，但慚愧我聞知未廣，只能期待他日再論了。



   金庸的小說，對台灣武俠而言，其實很難說是功是過的，挾持著無與倫比的威勢，將武俠小說拱上文學的殿堂，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武俠讀者，自是其最顯著的功勳；但這功勳來得太急太促，金庸如「黑洞」般吸納了所有武俠作家的光芒，遂也使得老將紛紛告退，而新秀則尚未能繼。台灣女性武俠作家的努力，儘管還是可以綻現些許的微光，但能否繼續發光發熱，實難斷言。倒是大陸這些年來，女子武俠名家滄月、步非煙、沈瓔瓔、盛顏、趙晨光等，人才輩出，在大陸「新武俠」中穩穩佔有一席之地。



    武俠云亡則已，如果不會亡去，杖缥耶敵跛酵遁兑说模懿荒芤耘蕴赜械挠^照，為向來為男性觀點所霸佔的武俠世界，別開一個生面？江湖，不是一個人的江湖；武林，也不應是一個人的武林。我想像、期盼著，有纖纖素手，能為武俠翻生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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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诀三版本评较丨08羽衣】花铁干心想连水笙这小妞儿也是我的了
原创 华伊云 一梦如是观 2022-04-15 01:47
写在前面：本文大段引用原文及报纸连载插图，内容极其详尽，时间紧张的朋友，可以跳转到【华伊云闲话】部分直接看对比后的总结。


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分别为：
1、1955年至1972年，金庸最初创作的小说稿称为“旧版”，因当时以报刊连载方式发布，故亦称“连载版”。当时一些书局将连载的小说进行结集印刷，出现了三育版、邝拾记版及一些未经金庸授权的小说单行本，现大多已散佚。【以下称“一版”】
2、从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订所有作品，大约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亦称“修订版”，1974年起，修订后的作品以《金庸作品集》的总称正式出版，因大陆三联书店出版的中文简体《金庸作品集》影响深远，故大陆金迷通常称“新版（修订版）”为“三联版”。新版是金庸小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绝大多数的金庸影视均是据此版本而拍摄。 【以下称“二版”】
3、上世纪90年代末，金庸又开始修订其小说，冠名为“新修版”，新修版第一部《书剑》于2001年4月问世，最后一部《鹿鼎记》于2006年7月出版。分别授权广州朗声图书公司（广州、花城出版社）、台湾远流公司和香港明河社出版发行。【以下称“新三版”】


连城诀·08羽衣·三版本评较
花铁干心想连水笙这小妞儿也是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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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叫“羽衣”，何为羽衣？书里说道：他吃了一惊，随手一抖，竟是一件古怪的衣裳。这衣裳是用鸟毛一片片的穿成，黑的是鹰毛，白的是雁翎，衣长齐膝，不知用了几千几万根鸟羽。



且来看一版到二版的修改：

血刀僧被狄云一脚踢得倒栽在雪地里，一版说水笙和花铁干同是看得呆了，二版改为水笙和花铁干都看得呆了，不知血刀僧又在施展什么神奇武功。

一版说狄云自己也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相信自己在垂死之际，竟能一脚将血刀老祖高高的踢入半空。一版这短短一句，“自己”一词的浓度太也高了，二版全删，只说狄云咽喉间脱却紧箍，急喘了几口气，当下只求逃生。

狄云身子站直，因为右腿断了，险些跌倒，一版说但他内劲既强，应变自速，右手一撑，凭一条腿站了起来，二版都删了，只说他右手忙在地下一撑，单凭左腿站了起来。

血刀老祖倒插在雪地里不动，一版说狄云又惊又喜，二版改为他大惑不解。

水笙恐狄云加害自己，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一版说但见他神色迷惘，伸手搔了搔自己的光头，对眼前情景似是茫然不解。二版缩减为但见他伸手搔头，满脸迷惘之色。两版都可看出，狄云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而前文将“又惊又喜”改为“大惑不解”，更加准确。

正迷惘之时，花铁干已赞了起来，一版花铁干赞的是：“这位小师父神功盖世，青出于蓝，当真是并世无双，刚才这一脚将老淫僧踢死，怕不有千余斤的劲力！这是大义灭亲。血刀僧这种大奸大恶之辈，那是人人得而诛之。”二版改为：“这位小师父神功盖世，当真是举世无双，刚才这一脚将老淫僧踢死，怕不有千余斤的劲力！这等侠义行径，令人打从心底里钦佩。”

水笙忍不住训斥，一版花铁干接着说的是：“你知道什么？这位小师父在危难中神功初成，身上已具极大内劲，比之那老淫僧未死之时，犹有过之，实乃吉人天相，可喜可贺。”二版改为：“血刀僧大奸大恶，人人得而诛之。小师父大义灭亲，大节凛然，加倍的不容易，难得，难得，可喜可贺。”

一版说这花铁干为人虽是卑鄙，眼光却也当真了得，一看狄云脸上神光莹然，英华外宣，比之顷刻之前似乎截然换了两人，便料到他竟在生死关头练成了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适才将血刀老祖踢向半空这一脚，招数虽是平庸，所含劲力却是非同小可，自己纵然平安无恙，内力也达不到这个境界。一版花铁干见识高明，凭狄云的外在神采，就看出他在生死关头练成了极厉害的内功。

一版花铁干此时鼓吹狄云神功盖世，是真看出他“竟在生死关头练成了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二版花铁干则无此眼力，只是自觉性命操于狄云之手，这才信口互吹。

此外，一版花铁干这个人物写到此时，仍在“成长中”，一版写到后面，金庸已转变思路，改为花铁干并没看出狄云已练成神功，等到二版着手修改时，再回头审视前文的剧情台词，就会发现颇有不妥帖之处，因而二版随之做出调整。

二版这里补写的是：

他眼见血刀僧双足僵直，显然已经死了，当即改口大捧狄云。其实他为人虽然阴狠，但一生行侠仗义，并没做过什么奸恶之事，否则怎能和陆、刘、水三侠相交数十年，情若兄弟？只是今日一枪误杀了义弟刘乘风，心神大受激荡，平生豪气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之后，数十年来压制在心底的种种卑鄙龌龊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几个时辰之间，竟如变了一个人一般。

二版添加了好几处解释说明，希望对花铁干的变化尽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版的花铁干也不再见识高明，只是判断血刀僧已死，这才大捧狄云。

狄云还不信血刀僧已被自己踢死，花铁干建议他先砍掉血刀僧双脚，以防死灰复燃。一版说他每一个计策想出来，都含有阴毒狠辣之意。二版改为这时他所想的每一条计策，都深含阴狠毒辣之意。二版加上了“这时”二字，也是呼应前文添加的解释，此时的花铁干已和平时判若两人。

水笙怕狄云抢走血刀，吓得退了一步，一版狄云摇摇头，道：“你不用怕，我不会害你。刚才你没有一刀将我连同老和尚砍成四段，多谢你啦。”一版狄云还挺黑色幽默，脑补了水笙一刀下去，自己和血刀僧都将被切成两截，一共是四个部分，二版则改为：“刚才你没一刀将我连同老和尚砍死，多谢你啦。”

一版说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去，血刀老祖仍是一动不动，雪谷中三个人虽是各怀心事，但对血刀僧的疑忌却是越来越少了。二版只说过了良久，血刀老祖仍是一动不动。

水笙几次想提刀过去砍了他双腿，却总是不敢。一版说经过这番剧变，她腹中饥饿之极，但见血刀僧烧烤的马肉兀自抛在一边。这时候父亲是死了，自已的贞洁和性命眼看难保，那里还顾到这马肉是从爱驹身上割下来的？她从身旁摸出火摺，点燃了干柴，又将马肉烤了起来。一版金庸腾出手来，写水笙终于忍不住吃了爱驹的肉，可见身处绝境时的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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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这将这段全删，改为水笙瞧着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雪上，再也不能钟爱怜惜自己了，她轻轻叫道：“爹爹！爹爹！”水岱自然再也不能答应她了。水笙泪水一滴滴地落入雪中，将雪融了，又慢慢地和雪水一起结成了冰。

或许是心有怜惜，金庸虽然仍写了水笙此时的凄惨，但二版没有了吃马肉的情节。

花铁干穴道未解，有一搭没一搭的向狄云奉承讨好，二版补充说“越说越是肉麻”。

一版说狄云不去理他，躺在雪地养神，水笙瞧着火光，泪水一滴滴的落入雪中，将雪熔了，又慢慢的结成了冰。二版因这段对水笙的描写移到了前面，改为狄云不去理他，自行躺在雪地里闭目养息。

一版说三个人一句话也不说的挨了两个多时辰，二版删了。

一版说水笙第一个站起身来，从雪地里拾起血刀，一步步走到血刀僧的身旁，只见他这两个多时辰中，始终是头下脚上的倒插雪中，一动也不动。二版删减为水笙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到血刀僧身旁，只见他仍是毫不动弹。

水笙确定血刀僧已死，一版水笙心想：“老恶僧是死了，这小恶僧不知会如何来折磨我？爹爹死了，我也是不想活啦！他只要对我稍有歹意，我即刻横刀自刎。”二版将语序做了调整，改为：“爹爹死了，我也不想活啦！这小恶僧不知会如何来折磨我？他只要对我稍有歹意，我即刻横刀自刎。”

一版接下来说，须知好生恶死之心，人人皆是一般，水笙若是决意自杀，此刻原是良机，但不到最后关头，自不肯轻易就死。二版删掉了这段解释。

一版说花铁干身子虽不能动，一切全瞧得清清楚楚，只是狄云到底是用什么手法打死血刀僧，他却也并不明白，只道血刀僧真气衰竭，已是强弩之末，狄云随手一击，便送了他的性命，心下暗暗高兴：“这小恶僧虽然凶恶，终究容易对付。等我穴道解开，还不是一伸手便取了他的性命？”

一版花铁干对血刀僧之死的判断是“血刀僧强弩之末，狄云随手一击”，与一版前文“料到他竟在生死关头练成了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矛盾，可见金庸写到此处，已决定了后来二版要做的修改。

因前文已做了交待，二版这里删掉了花铁干对血刀僧死因的猜想，改为花铁干一切瞧在眼里，心下暗喜：“这小恶僧虽然凶恶，这时尚无杀我之意，待得我穴道一解，一伸手便取了他性命。”

狄云去看血刀僧的尸身，一版说狄云心地忠厚，将血刀僧的尸身提了出来，端端正正的放了，捧些白雪堆在尸身之上，草草算是给他安葬。二版删掉了“心地忠厚”，只说狄云心中不禁有些难过。

二版又补充说，至于他（血刀僧）为什么突然间竟会死了，狄云仍是大惑不解，此人功力通神，自己万万不能一脚便踢死了他。

水笙见了，想模仿着把父亲也安葬，二版补充说：又见几头兀鹰不住在空中盘旋，似要扑下来啄食父亲的尸身。也是为后文狄云捕鹰埋伏笔。

一版说狄云腹中饥饿，捡起两块烤熟的马肉，吃了起来。花铁干道：“小师父，我肚饿得紧，请你喂一块马肉我吃吃。”二版狄云没有捡马肉吃，是花铁干主动说道：“小师父，咱三人累了这么久，大家可饿得很了。我先前见到上边烤了马肉，劳你的驾去取了下来。大伙儿先吃个饱，然后从长计议，怎生出谷。”

一版说狄云心鄙他的为人，哼了一声，并不理睬。花铁干求之不已，狄云正想拿一块马肉去塞在他的嘴里，免得他啰唆不休。二版改为狄云心鄙他的为人，并不理睬。花铁干求之不已。

一版花铁干道：“狄大侠这次一掌打死血刀恶僧，将来定然名扬天下，我出得谷去，第一件事便要替狄大侠宣扬今日之事。狄大侠奋不顾身的救援水姑娘，击毙血刀僧，那实是武林中头等的大事。”二版的花铁干则更加严谨，将“一掌打死”改为“一脚踢死”，“击毙”改为“踢死”，深谙韦小宝“一切细节不厌求详，而且全部真实无误。只有在重要关头却胡说一番”的语言艺术。

花铁干承诺替狄云在江湖上扬名，再次索要马肉，狄云甚是厌烦，一版狄云喝道：“不给便是不给，将来你尽可到江湖上说得我狄云分文不值。”二版改为“干么要拿马肉给你吃？将来你定可说得我狄云分文不值。”二版删掉了“江湖”，或许连这个花铁干念兹在兹的“江湖”，在狄云心中同样也分文不值。

这漫长的一夜告一段落，水笙次日清晨醒来，一版说只见狄云的身子正向远处移动，一跛一拐的，走向谷外。水笙大喜，心想这恶僧似有去意。二版改为只见狄云的背影正自往远处移动，手中撑着一根树枝，一跛一拐的走向谷外。水笙大喜，心想这小恶僧似有去意，那真是谢天谢地。

狄云累了半日，废然而返，一版说他脸上神色极是难看，二版改为甚是沮丧。

狄云说没路出去，一版花铁干暗道：“你断了腿不能出去，我花铁干岂能困此处？到得今日下午，我穴道一解，便溜之大吉。”可是穴道一解，花铁干自认在雪谷中再无敌手，还用得着溜之大吉吗？二版改为花铁干暗道：“你不能出去，我花铁干岂是你小恶僧之比？到得下午，我穴道一解，你瞧老子的。”二版明显倨傲许多，更符合花铁干此时的心理。

水笙对狄云惊恐稍减，但仍离得远远的，一句话也不跟他说。一版说狄云原也不求她谅解，心中颇为愤怒，二版改为狄云虽不求她谅解，但见了她的神情举动，心下也不禁恼怒。

花铁干穴道被封时刻已满，竟自解了，一版说他走到烧烤马肉之处，二版改为绕道攀上烧烤马肉之处，因烧烤马肉和雪谷大战并不在同一个地方，二版叙述更为严谨。

花铁干要吃马肉，一版先说水笙还未答话，又说水笙知道阻止他不得，只有不加理睬。这两处二版都删了。

花铁干穴道一解，一版说神情立即大异，二版则更准确地说“神态立转骄横”。

花铁干认为狄云和水笙便两人联手，也万万不是自己的对手。一版还说自己要如何处置，这两人可说绝无置喙的余地。这句二版删了。

花铁干打算尽早觅路出去，二版补充说花铁干找到了出路，却须得先将两人杀了灭口，自己昨日的种种举动，岂能容他二人泄露出去？

花铁干施展轻功在雪谷周围查察，一版说但见这一次大雪崩竟是将雪谷封得密密的，二版改为见这次大雪崩竟是将雪谷封得密不通风，二版还补充说，他“落花流水”四人若不是在积雪崩落之前先行抢进谷来，也必定被隔绝在外。

一版说唯一出谷的通道上积雪深数十丈，二版改为深达数十丈，长达数里。

这时还只十一月初，等到明年初夏雪融，一版说足足要五个月来，二版改为足足要挨上半年。

花铁干吃完一块马肉，低声道：“到明年端午，便可出去了。”狄云、水笙听了，耳中如同雷震，一版说两人不约而同的向火堆旁的马尸望去，心中都想：“怎能挨到明年端午？”二版改为两人不约而同地环视一周，四下里尽是皑皑白雪，要找些树皮草根来吃也难，心中都想：“怎挨得到明年端午？”

二版这里又加了一段：

只听得半空几声鹰唳，三人一齐抬起头来，望着半空中飞舞来去的七八头兀鹰，均想：“除非象这些老鹰那样，才能飞出谷去。”

此处既写三人绝境，同样也是后文捕鹰的伏笔。

此后一段日子，三人相互都不说话，为何花铁干不结果了狄云水笙的性命？一版未作说明，二版则说，花铁干几次起心要杀了狄云和水笙，却总觉杀了二人之后，剩下自己一人孤零零的在这雪谷之中，滋味也太难受，反正二人是自己掌中之物，却也不忙动手。

一版说水笙对狄云的疑忌是减少了很多，二版改为水笙对狄云已疑忌大减。

一版还说可是到马肉吃完，她对狄云另行起了恐惧之心，不是怕他来污辱自己，而是怕这恶和尚，来吃了自己！二版都删了。

十二月的夜晚，雪谷奇寒彻骨，狄云虽有神照经神功，但衣衫单薄，在这冰天雪地之中究竟也颇为难挨，一版说水笙见他虽然寒冷，始终不踏进山洞一步以御风寒，心下颇慰，二版改为水笙有时从山洞中望出来，见他簌簌发抖，却始终不踏进山洞一步以御风寒，心下颇慰。

狄云断腿接续，行走如常，一版说想起血刀老祖给自己续腿，心下不禁黯然。一版将“接骨”称为“续腿”，不知有没有这种说法？二版改为有时想起这断腿是血刀老祖给接续的，心下不禁黯然。

一版说他的内力每过一天便增进一分。天气是一天冷似一天，他却并不觉得特别难熬。这一句和前文说狄云在冰天雪地也颇为难捱矛盾，二版删去了。

马肉吃完了，一版说那可是一件为难这极的事，二版改为今后的粮食可是个大难题。

一版还说水笙认定狄云是血刀门的恶僧，其实这时狄云头上已长了头发，更没犯什么淫行。二版删了。

花铁干要吃水岱的尸身，一版狄云称水岱的尸身为“水大侠的遗体”，二版改为“水大侠的身体”。

狄云说宁可吃树皮草根，决不能吃人，一版花铁干喝道：“你滚开吧！”二版改为花铁干喝道：“滚开！罗嗦些什么？惹恼了我，立刻毙了你。”

水笙从洞中冲出，一版说只见数十丈外父亲的坟旁，两人站着大声争辩，正是狄云和花铁干。二版改为见狄云和花铁干站在她父亲坟旁。二版更见精炼，毕竟雪谷中也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一版水笙大叫：“休得动我爹爹！”颇似水浒中各位“洒家”的口吻，二版改为水笙大叫：“别碰我爹爹！”

争执之中，花铁干挺枪刺向狄云，一版说黑暗中陡然发难，确是对付不了，然而水笙既能看见两人争辩，可见虽然是在夜晚，但有月光和雪地的反射，光线应该并不是很暗，因此二版删掉了“黑暗中陡然发难”，只说“如何对付得了？”

一版说花铁干偷袭得手，一枪刺中对方胸中要害，满透这一枪从前胸直通后背，二版改为花铁干满拟这一枪从前胸直通后背，刺他个透明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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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一交坐倒，左手翻起，猛往枪杆上击去。一版说喀喇一声，枪柄被他一掌打成两截，那一掌余势不衰，直震得花铁干一个筋斗，仰跌了出去。二版改为喀的一声，花铁干虎口震裂，短枪脱手，直飞上天。这一掌余势不衰，直震得花铁干一个筋斗，仰跌了出去。短枪落入了深谷积雪之中，不知去向。

一版说他不知这一枪虽没刺进狄云身子，但力道奇大，戳得狄云登时闭住了呼吸透不过气来，晕倒在地。二版改为花铁干却不知这一枪虽因“乌蚕衣”之阻，没刺进狄云身子，但力道奇大，已戳得他闭住了呼吸，透不过气来，晕倒在地。

二版又补充说，若不是他“神照功”已然练成，这一枪便要了他的性命。花铁干何等武功，较之当日荆州城中周圻剑刺，虽然同是刺到“乌蚕衣”上，劲力的强弱却是相去何止倍蓰。

水笙去探狄云鼻息，却发现呼出的气息如此炽热，一版说原来狄云贴身穿着“乌蚕甲”，花铁干这一枪所以截不进他身子，便是如此。但花铁干位列“南四奇”的第二位，武功高强，短枪上的劲力实是非同小可，枪尖虽是刺不进狄云身体，但这一枪撞正在他胸口，狄云也是抵受不起，登时晕了过去。若不是他“神照功”已然练成，这一枪便已要了他的性命。这些二版都删了。

狄云内功练成未久，还未达到融和自然的境界。一版说只有到了那一个地步，旁人才丝毫觉察不到他体态中有何特异。这句二版删了。

花铁干在不远处凝神注视，见狄云始终不动，一版说料他不死也必身受重伤，二版删了花铁干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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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铁干一步一步走将过来，二版补充说这时他右手臂兀自隐隐酸麻，只待狄云跃起，立即转身便逃。

水笙拚命摇晃狄云，一版说只见花铁干一掌举起，便欲往狄云身上击落，二版改为花铁干眼见狄云昏迷不醒，心中大喜，立即一跃而前，举起右掌，往狄云身上击落。

狄云醒过来，知道水笙救了自己性命，一版狄云心想：“虽然我胸腹有乌蚕甲保护，但他用石头砸的头脸，还能砸不死么？”二版改为“虽然我胸腹有乌蚕衣保护，但他只须在我头上一脚，还能踢不死么？”

狄云的防身宝衣，一版作“乌蚕甲”，二版作“乌蚕衣”。

狄云和花铁干较量拳脚功夫，花铁干虽然暗惊狄云内力深厚，但知他掌法极是平庸，二版补充说忌惮之心尽去。

花铁干将“岳家散手”使将出来，掌影飘飘，左一掌，右一掌，一版说都打中狄云身上，二版改为十掌中倒有四五掌打中了狄云。

狄云连吐了三口血，一版说行动已大见迟缓，二版改为身法已大为迟缓。

一版说水笙初时插不进去相助，二版补充为水笙初时见两人斗得激烈，插不进去相助。

水笙见狄云垂危，刀砍花铁干，跟着狄云也拍出一掌，逼得花铁干内力相拚，一版说说到以内力相拚，花铁干却不是对手了，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半身酸麻。二版改为说到以内力相拚，花铁干却不是对手了，突然间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半身酸麻，摇摇晃晃地站立不定。

水笙拉着狄云，抢进了山洞。一版说两人抢过几块大石，堆在洞口。一版连用两次“抢”字，似嫌重复，以大石之巨，“抢”的也有些喜感，二版改为两人匆匆忙忙的搬过几块大石，堆在洞口。

花铁干哈哈大笑，叫道：“两只小杂种躲了起来，在洞中做那不可告人之事了。”二版将“做”改为“干”字。

水笙认定狄云是个“淫僧”，一版说“品行不端”，二版改为“行止十分不端”。

狄云听花铁干血口喷人，如何忍耐得住？突然推开石头，如一头疯虎般扑了出去，一版说左一掌，右一掌，奋力向花铁干狂击过去。二版改为拳掌乱击乱拍，奋力向他狂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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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被花铁干打得吐出一口鲜血，脑子中迷迷糊糊，眼前这花铁干似乎变成了许许多多凌辱虐待他的恶人。一版列举的恶人有万震山、万圭、江陵县的知县、凌退思、宝象…二版则在江陵县的知县后新增了“狱卒”。

狄云仰天大叫：“你们这些恶人，天下的恶人都来打啊，我狄云不怕你们。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踹断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二版将“踹断我大腿”改为“踩断我大腿”，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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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水笙听得他如此大叫，害怕之中不禁起了怜悯之心，听他叫道“抢了我师妹，踹断我大腿”更是心中一动：“这小恶僧原来满怀心事，受过不少苦楚。他的大腿，是我纵马踹断他的。”

二版改为水笙听得他如此嘶声大叫，有如哭号，害怕之中不禁起了怜悯之心，听他叫道“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踩断我大腿！”更是心中一动：“这小恶僧原来满怀心事，受过不少苦楚。他的大腿，却是我纵马踩断他的。”

狄云狂性大发，生吃活鹰，喝了几口鹰血，一版说终是给花铁干打得太过厉害，又晕了过去，二版则改为胸中腹中气血翻涌，又晕了过去。

醒转之后，身边的鹰已被水笙炙熟，狄云胸中郁积的闷气宣泄了不少，颇觉舒畅，二版补充说见水岱的雪坟已重行堆好。

狄云心想水笙饿了几天，烤了鹰都留给他，自己一条鹰腿也不吃，总算难得。一版狄云还心想：“她自恃是大侠之女，瞧我不起”，二版改为“她自以为是大侠的千金小姐，瞧我不起”。

狄云转念一想，水笙替自己烤鹰，还不算如何瞧自己不起，饿死了她也不好。一版说过得两个时辰，他又以掌力震死了四头兀鹰，将两头掷给水笙。二版改为于是他躺在地下，一动不动，闭目装死，半个时辰之间，以掌力接连震死了四头兀鹰，将两头掷给了水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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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来，狄云已不用躺下装死，只要见有飞禽在树枝低处栖歇，或者从身旁飞过，便能发掌击落。二版补充说雪谷中时有雪雁出没，能在冰雪中啄食虫蚁，躯体甚肥，更是狄云和水笙日常的口中美食。

一版说屈指腊月将尽，雪谷中每过不了几天便有一场大雪，整日整夜的寒风彻骨。二版改为屈指数月将尽，雪谷中每过不了十天八天便有一场大雪，整日整夜地寒风刮人如刀。

有一晚彻夜大雪，次日清晨狄云醒来，一件黑黝黝的东西盖在自己身上，一版说原来是一件古怪的衣裳，二版改为“竟是一件古怪的衣裳”。

衣裳是用鸟毛一片片的穿成，一版说大部分是鹰翎，衣长齐膝，不知用了几千万根鸟羽。二版改为黑的是鹰毛，白的是雁翎，衣长齐膝，不知用了几千几万根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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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狄云手中拿着这件鸟羽织成的衣服，突然间满脸通红，他知道这当然是水笙所制。二版改为狄云提着这件羽衣，突然间满脸通红，知道这自是水笙所制。

狄云想起好几年前在荆州城万震山家中的事来，一件新衣也给撕烂了好几处，师妹戚芳便拿了针线替自己缝补。

一版说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一日的情景，二版改为脑海中清清楚楚地出现了那一日的情景。

狄云叫了一声师妹，一版戚芳道：“别说话，别让人冤枉你作贼。”二版因前文做了修改，改为戚芳道：“空心菜，别说话，别让人冤枉你作贼。”补上了“空心菜”的绰号。

这数年中狄云多历风波险恶，早已不再信这等无稽之谈。一版狄云心想：“嘿嘿，人家要害我，我便是天生是个哑巴，别人还不是一样的来欺侮我。师妹那时候待我一片真诚，可是天下女子个个水性杨花，万家豪富，万圭那小子又比我英俊漂亮得多，那又有什么可说的？”二版改为“嘿嘿，人家存心要害我，我便天生是个哑巴，别人还不是一样的来欺侮？师妹那时候待我一片真诚，可是姓万的家财豪富，万圭那小子又比我俊得多，那有什么可说的？”二版删掉了狄云“天下女子个个水性杨花”这错误的想法。

突然之间，他纵声狂笑起来，拿着羽衣，走到石洞之前，抛在地下，一版说在羽衣上踏了几脚，大声道：“我是淫僧，恶和尚，那配穿小姐这种衣服？”飞起一脚，将羽衣蹋进了洞中，转身狂笑，大踏而去。二版改为在羽衣上用力踏了几脚，大声道：“我是恶和尚，怎配穿小姐缝的衣服？”飞起一脚，将羽衣踢进洞中，转身狂笑，大踏步而去。

一版描写水笙的心理，说他在洞外日夜捱受风寒，一步也不踏进山洞，这件羽衣应当给他穿了，以酬答他这些好处。二版改为眼见他日夜在洞外挨受风寒，心下实感不忍，盼望这件羽衣能助他御寒。

水笙被狄云如此无礼的羞辱，一版说她恼怒之极，二版改为她又羞又怒。

水笙伸手将羽衣一阵乱扯，情不自禁，眼泪一滴滴地落在鸟羽之上。

她却万万料想不到，狄云转身狂笑之时，胸前衣襟上也是溅满了滴滴泪水，二版补充说，只是他流泪却是为了伤心自己命苦，为了师妹的无情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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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铁干又来叨扰，一版花铁干此时称水笙“水侄女”，二版却改称“水姑娘。”

一版花铁干道：“恭喜你和水侄女成就了好事哪。人家连防身宝刀也给了你，别的还不是一古脑儿的双手奉送么？哈哈，哈哈！”二版改为“恭喜你和水姑娘成就了好事哪。人家连防身宝刀也给了你，别的还不一古脑儿的都给了你么？哈哈，哈哈！”

水笙见花铁干双手拿着刘乘风的长剑和陆天抒的鬼头刀，袍内还穿着刘乘风的道袍和陆天抒的紫铜色长袍，震惊花铁干吃了他的结义兄弟。一版花铁干道：“小和尚。老子不来动你岳父大人的遗体，算是给你的面子，可是那老和尚是你杀的，我要动一动他，你总无话可说吧？”狄云怒道：“这谷中雀鸟甚多，尽可以鸟肉充饥。你……你何必做这中残忍之事。”花铁干和狄云这段对白二版都删了。

一版说花铁干又无狄云的神照功内力，能以掌风击鸟，这时听狄云如此说，当真是有苦说不出。二版没有了前面的对白，删掉了有苦说不出等语。

一版说这次他手持刀剑，决意来和狄水二人打斗一场，心想最好是将二人都杀了，加上埋藏在冰雪中的水岱和血刀老祖的尸体，以此为食，当可勉强捱到初夏，静待雪融出谷。二版改为这一日他吃完了陆、刘二人的尸体后，手持刀剑，决意来杀狄水二人，再加上埋藏在冰雪中的水岱和血刀老祖的尸体，以此为食，当可捱到初夏，静待雪融出谷。一版花铁干似乎拿不定能否干掉狄水二人，二版则胸有成竹。

二版补充说花铁干听水笙如此说（指吃了陆、花二人），不自禁地满脸通红。二版花铁干还有羞耻心。

花铁干压制住狄云，一版水笙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二版改为“别打了，别打了。”

一版花铁干口中调侃：“水侄女，你心痛这小子，是不是啊？怎么不记得你的亲表哥汪啸风了？”二版花铁干说的则是：“水侄女，你心疼这小子，是不是啊？怎么不记得你的汪家表哥了？”

狄云狂怒之下，使出老乞丐当年交给他的一招，一版说忽然间右手的血刀交给左手，反手重重打了花铁干一个耳光。花铁干那料到这武艺低微的少年居然会有这一招巧妙的功夫，闪避不及，拍的一声，给他一掌击在颈中。二版则是忽然间右手将血刀交给左手，反手猛力打出。花铁干哪料到这武艺低微的“小和尚”居然会奇兵突出，蓦地来这一下巧招，急忙转头相避，拍的一声，还是给这一掌重重击在颈中，只震得他半身酸麻。二版的描写更为详尽。

一版花铁干叫道：“素心剑法，素心剑法！”二版当然改成了“连城剑法，连城剑法！”

狄云以刀作剑，将这三招连使数次，可是花铁干的武功岂是鲁坤、万圭等一干人所可比？一版说这三招剑法用在他身上，全无效验。二版改为除了第一招出其不意的打了他一掌之外，此后这三招用在他身上，已是全无效用。二版更加严谨。

到得狄云第四次又使“去剑式”，一版说花铁干早已有备，飞起一足，正好踢在他的脉穴之上。狄云拿揑不定，血刀脱手。二版改为花铁干早已有备，左足飞起，踢中他的腕脉。狄云血刀脱手。

一版说水笙手中拿了一块石头，一直守候在旁，只待狄云遇险，便即上前相助，这时见花铁干刀剑齐施，更不多想，举起石头便向花铁干后脑砸去。二版改为水笙拿了一块石头，守候在旁，眼见狄云遇险，举起石头便向花铁干后脑砸去。二版文字简洁不少。

花铁干又一次刺中乌蚕衣，以为陆、刘的鬼魂出现，一版说他一惊之下，遍体冷汗。二版改为登时遍体冷汗，向后跃开了几步。

狄云和水笙趁机逃入山洞，一版说水笙以前怕狄云闯入，早将洞口堵得甚小，仅容一人俯身出入，这时再加上几块石头，便即堵住了。但水笙怕狄云闯入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两人早已转为合作关系，二版改为两人先前已将洞口堵得甚小，这时再加上几块石头，便即将洞口尽行封住。

花铁干在洞外叫阵，一版狄云和水笙心想：“咱们在石洞之中何以为食？”二版改为更口语化的“我们在洞里吃什么？”

花铁干为何不敢强攻？书中解释刀剑刺不进狄云身体，认定是有鬼魂作怪，一版说花铁干也却不敢贸然行事，二版改为花铁干全身寒毛直竖，不住颤抖。

一版说狄云将丁典的骨灰包从背上取下，怀中顺手跌了一本小册出来，便是得自宝象身上的那本《血刀经》。二版则改为狄云将早已破烂不堪的僧袍大襟拉了过来，遮住胸口，以免给水笙见到自己胸口赤裸的肌肤，这么一拉，怀中跌了一本小册出来，便是得自宝象身上的那本《血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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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照着《血刀经》练习，一版说水笙见他突然装这怪样，只道他又发起疯来，心想外有强敌，内有狂人，那便如何是好，心中一急，又要哭了出来。一版说“又要哭了出来”，可是这一回合交锋水笙并没有哭过，为什么要说“又”呢？二版改为水笙见他突然装这怪样，只道他又发疯，心想外有强敌，内有狂人，那便如何是好，心中一急，不禁轻声哭了出来。

一版说狄云有了“神照功”这天下无敌的浑厚内力为基础，二版将“天下无敌”改为“无上”。

再难的武功狄云也一练即成，一版说好比一人学识字，初时“人、手、足、刀、尺”，每识一个字都是颇为艰难，待得一本“康熙字典”全部读过记得，再读天下的任何典藉，自是不费吹灰之力了。二版将这解释全删了。

一版说水笙起初很是吃惊，只道他疯病又发作了，后来见他是翻书练功，这才惊魂稍定。一版这个“起初…后来…”的句式，颇嫌累赘，二版改为水笙见他翻书练功，这才惊魂稍定。

狄云翻到刀法的一页，一版说狄云忍不住脱口而出：“这是血刀的刀法。”其实脱口而出就已包含了忍不住的意思，二版改为狄云脱口而出：“血刀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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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狄云走到洞口拾了一根烤鸟用的树枝，照着图中法门，便依样葫芦的使了起来。二版改为拾起一根树枝，照着图中所示使发起来。

一版说狄云当下挑了四招刀法，翻来覆去的练习，心想：“我须得不眠不息，赶快练上三十七八招，过得四五天，当可出去和这姓花的决一死战。”这“三十七八招”的数字，读来颇为奇怪，二版改为狄云当下挑了四招刀法用心练熟，心想：“我须得不眠不息，赶快练上二三十招，过得四五天，再出去和这姓花的决一死战。唉，只可惜没早些练这刀法。”二版补写最后一句，似乎是在特地回答读者，狄云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练这刀法？作者也无法解释，就借狄云之口感到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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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铁干引水笙出洞，一版说花铁干一翻手，快如闪电，已拿住了她的手腕。水笙左手一掌跟着击出。花铁干身子略斜，拚着肩头受她一掌，噗的一声，肩头中掌，但水笙一声低呼，腰间也已被他一指点中，委倒在地。以花铁干的武功，居然还要拚着受一掌才点倒水笙，也太给南四奇丢脸了，二版改为花铁干左手疾翻，快如闪电，已拿住了她手腕。水笙叫声：“啊哟！”左手击出。花铁干侧身避过，反手点出。水笙腰间中指，一声低呼，委倒在地。

花铁干用血刀对付狄云，一版说嗤嗤嗤三声响，向狄云连砍三刀。这血刀其薄如纸，砍出去时的风声嗤嗤声响。这里两处“嗤嗤”明显重复，二版将第一处删掉，改为霎时之间向狄云连砍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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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用树枝打在花铁干后颈，一版说这一招奇妙无比，二版改为古怪无比。

为何狄云能一招就打中花铁干？一版说只是花铁干十分轻敌，根本没将这个武功还不到三流脚色的对手瞧在眼内，二版将“武功还不到三流脚色”改为“武功低微”。

一版说狄云的树枝却如狂风暴雨般乱劈过来，噗的一声！又是一下打在花铁干头上，这一次恰好打中在他的后脑。一版未说明狄云用的什么招式，若是乱劈，如何能击中花铁干？二版改为狄云手中树枝如狂风暴雨般劈将出去，乱砍乱削之中，偶尔夹一招血刀刀法，噗的一声，又是一下打中在他后脑。二版要合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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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他转头一看，不论看到什么，都不会如此吃惊，但偏偏什么也看不到，哪里还敢有片刻停留？二版最后一句补充为“不由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有片刻停留？”

狄云问水笙情况，水笙本想告知他穴道的部位，请他帮忙解穴，又怕“小恶僧”对自己无礼，一版说狄云突然见到她眼中露出惧怕之色，二版改为狄云见她眼中突然露出惧色，按一版的表述，狄云或许在问询之时眼神飘忽，是“突然”看到了水笙眼中的惧色，二版调换了“突然”的位置，更符合上文的说明：水笙本来想请狄云帮忙，又怕对方趁机无礼，这才有了惧色。

一版说狄云随即一转念间，明白她是在害怕自己，二版也改为一转念间，随即明白她是害怕自己。

狄云怒气急冲胸臆，一版狄云大声说道：“你是怕我玷污你，怕我对你有非礼之行，哼，哼，从今而后，我再也不要见你。”二版改为“你怕我侵犯你，怕我对你……对你……哼，哼！从今而后，我再也不要见你。”二版狄云没有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说的过于清楚明白。

一版说花铁干害怕鬼魂作怪，再也不敢到山洞前啰嗦，只好嚼些树皮草根，苦度时光。可是单靠树皮草根，真能挨得过去吗？二版改为花铁干害怕鬼魂作怪，再也不敢前来滋扰，只好嚼些树皮草根，苦度时光，有时以暗器手法掷石，也打到一两只雪雁。

雪水开始消融，狄云已身集正邪两派最上乘武功之所长，一版说单以武功而论，别说已远远在花铁干之上，比之当年丁典，亦是未遑多让，二版在“花铁干”之后，还加上了“血刀老祖”。

水笙跟他说话，一版说狄云始终扮作哑巴，二版补充说狄云怕又上她的当，始终扮作哑巴。

一版说狄云只盼积雪消得越快越好，二版删了。

水笙问狄云是不是过几天就能出去了，一版时间是“傍晚”，二版改为“午后”。不知是不是因为“傍晚”这个时间较为暧昧，有欺暗室之嫌，“午后”则表明光天化日之下，二人一直清清白白。

水笙伏在石头上哭泣，一版狄云心中奇怪：“可以出去了，那应当高兴才是，有什么好哭的？女人的心变化百端，我永远不会明白。”二版将“变化百端”改为“古怪得紧”。

二版又增加了一段作者颇为文艺的旁白：

其实，水笙到底为什么哭，她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伤心，忍不住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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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听到有不少人进到雪谷，一版狄云心里称他们“中原群侠”，二版则改为“中原群豪”。

一版狄云心想“他们认定我是血刀门的淫僧，解释起来，多费唇舌”，二版将“解释起来，多费唇舌”改为“辩也辩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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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云绕到山洞之侧，躲在一块岩石后面，一版说要瞧瞧来的是些什么人，二版删了。

狄云见到五十余人由花铁干率领，一版说狄云当下爬行着向前丈许，身子伏在冰雪未融的草丛之中，以防给他们发觉。二版改为狄云见一行人走进了山洞，当下向前爬行数丈，伏在冰雪未融的草丛之中。

狄云和众人相距仍远，但他内功在这数月中突飞猛进，一版还说“耳聪目明”，二版删了，只说已能清楚听到山洞中诸人说话。

一版说只听得一个粗涩的声音道：“血刀老祖原是花兄手刃，立此大功，实乃可敬可贺。花兄今后是中原群侠之首，实至名归，吾等皆服花兄驱策了。”二版改为“原来是花兄手刃了恶僧，实乃可敬可贺。花兄立此大功，今后自然是中原群侠的首领，大伙儿马首是瞻，惟命是从。”

又一人说要追杀狄云，一版花铁干道：“他一见大伙儿进谷，定是急谋脱身。众位兄弟，咱们别辞辛苦，先杀了那小恶僧，才算大功告成。”二版改为“他眼见大伙儿进谷，定是急谋脱身。众位兄弟，咱们别怕辛苦，须得杀了那小恶僧，才算大功告成。”

一版说狄云听了这几句话，心中暗惊：“这姓花的果是歹毒之极，幸亏我没贸然现身，否则他们群起而攻，我如何抵敌得住？”二版改为狄云心中暗惊：“这姓花的胡说八道，歹毒之极，幸亏我没鲁莽现身，否则他们一齐来杀我，我怎能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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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笙说狄云不是小恶僧，是正人君子。一版说狄云听了这几句话，心中一阵安慰，第一次听到水笙亲口说了出来：“他不是小恶僧，是个正人君子！”二版将“水笙”改为“她”，即：

狄云听了这几句话，心中一阵安慰，第一次听到她亲口说了出来：“他不是小恶僧，是一位正人君子！”

“她”原本是个普通的第三人称代词，因前段最后一句是“说话的正是水笙。”此处避免重复，将水笙的姓名改为代词，并不奇怪。

但也另有一种可能，青年男女产生情愫之时，念及彼此，往往少称姓名，多用“他”、“她”字。此处将“水笙”改为“她”，这一段话的视角就可以由作者转向狄云自己。或许此时狄云心中已有水笙一个位置。

金庸是否认为一个“她”字能蕴含深意？

且看《书剑恩仇录》的这一段：

陈家洛鉴貌辨色，知道二人之间的事决不止这些，又听周绮提到徐天宏时，总是“他”怎样“他”那样，不叫名字，已料到了六七成。（《书剑恩仇录·六·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振饥民》）

狄云心中是否已有水笙位置？

一版说不知如何，狄云眼中忽然涌上了泪水，心中轻轻的道：“她说我是正人君子，她说我是正人君子！”

二版改为突然之间，他眼中忽然涌出了泪水，心中轻轻的道：“她说我是正人君子，她说我是正人君子！”

一版说火把照耀之下，狄云看得出这些人的脸上都有鄙夷之色，有的甚至是讥笑和幸灾乐祸的神情。二版改为火把照耀之下，狄云远远望去，却也看得出这些人的脸上都有鄙夷之色，有的含着讥笑，有的却显是颇有幸灾乐祸之意。

问及水岱死因，一版水笙道：“是我爹爹亲口求他打死的！”二版改为水笙道：“是我爹爹自己……自己求他打死的！”

群豪讥讽水笙，一版说更有几个人厉声相斥：“世间竟有这般无耻的女子，要了男人，连亲生父亲也不要了！”也有人冷言冷语的讥讽：“要男人不要父亲，世上那也多得紧。只不过叫奸夫杀死自己父亲，这就罕见罕闻了。”二版将话中的“男人”都改为“野男人”，“罕见罕闻”改为“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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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跟着说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粗人，有什么污言秽语说不出口？然后解释说这些人听了花铁干的话，先入为主，愤恨水笙回护“奸夫”，因此说的话越来越不动听。二版则将顺序调换，先说了原因，然后才说这些江湖上的粗人，有什么污言秽语说不出口？二版语序更合理。

一版群豪指责水笙“不思亲父的大仇”，二版改为“把亲父的大仇抛在脑后”。

一版那苍老的声音说道：“各位少安毋躁。水姑娘年纪轻，没见识。”二版改为“各位忍一忍气。水姑娘年纪轻，没见识。”

水笙哭了起来，这时汪啸风追了过来，一版汪啸风叫的是“表妹，表妹！水表妹，水表妹！”二版改为“表妹，表妹，你在哪里？”

水笙一听到这声音，知是表哥汪啸风寻她来了，一版说自己孤苦无依，大受各人的讪笑，二版改为自己受了冤枉，苦遭羞辱。

一版说那老者道：“大家别吵，听我一句话。花大侠，这位汪家小哥对水姑娘极是痴心，雪还没有消，他就早了两日闯进谷来，想是路上不好走，失陷在什么地方，欲速则不达，反而落在咱们后头了。各位，这人一片痴心，大家修积阴功，水姑娘跟那小和尚的事，就别对他说了。”

二版改为那姓张的老者道：“大家别吵，听我一句话。这位汪家小哥对水姑娘倒是一片真情，雪还没消尽，他就早了两日闯进谷来，想是路上不好走，失陷在什么地方，欲速则不达，反而落在咱们后头了。各位，这人也是命里不好，大家嘴头上修积阴功，水姑娘跟那小和尚的丑事，就别对他说。”

群豪七嘴八舌，一版说“这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钱兄，你出门这么久，嫂子在家中寂寞孤单，说不定你头上这顶帽儿，也有点绿油油了呢？”“他妈的，你奶奶雄，这会儿你嫂子才寂寞孤单！”

这位钱兄说“你嫂子”才寂寞孤单，可不是骂错了人么，还是他骂的这位群豪跟欧阳锋一样，和嫂子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二版发现这一错误，将“你嫂子”改为“你老婆”。

水笙和汪啸风相拥在一起，一版说他们“铃剑双侠”齐名江湖，自幼便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时经历一场大患难后重行相逢，如何不喜？二版全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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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狄云见水笙和汪啸风相拥在一起，心中没来由的微微一酸。二版改为狄云见到两人相会时欢喜亲热的情状，心中没来由的微微一酸。

一版说狄云从未对她有丝毫男女之情，二版改为心中从未对她生过丝毫男女之情。

一版狄云心中想：“她随表哥汪啸风而去，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愿他‘铃剑双侠’一生和谐快乐。”二版改为狄云心想：“她随表哥而去，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愿她今后无灾无难，嫁了她表哥，一生平安喜乐。”

一版说过了一会，见汪啸风携着水笙之手，走向山洞而来。二版改为将“走向山洞而来”改为“并肩过来”。

一版说水笙和汪啸风这番分开，更是无日不思，二版将“无日不思”改为“思念殷切”。

一版说两人并肩走向山洞。二版因前文已有“并肩过来”，这里改为两人渐渐走近山洞。

水笙不愿见中原群豪，一版说汪啸风自来不愿违拗这表妹的意思，黑暗中虽瞧不见她的风姿，但一听到她柔软动听的语声，早已心醉。二版改为汪啸风自来对她从不违拗，这时黑暗中虽见不到她风姿，但一听到她柔软甜美的语声，早已心醉。

花铁干叫汪啸风过去，一版汪啸风心想：“花伯伯是武林中的前辈，长者之命，如何可违？”二版改为“花伯伯是舅舅的义兄，长者之命，如何可违？”

汪啸风觉得如果这么自行离去，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一版他心想：“这么一来，以后在江湖上还能立足么？”二版改为“这一来，我声名扫地，以后在江湖上怎能立足？”

水笙问心无愧，一版说当下也不坚持，随了汪啸风走去，脸色却已变得惨白。二版改为当下便随了汪啸风走去，脸上却已全无血色。

花铁干告诉汪啸风，狄云就是杀害水岱的凶手，汪啸风大叫一声，刷的一下便拔剑出鞘。一版说水岱待他恩义深厚，他向来便视之如父。二版删了这凸显汪啸风义气深重的描写。

汪啸风看表妹别来如何，一版说只见她容色憔悴，半年来不见日光，脸上更见苍白。可是雪谷又不是活死人墓，怎么日光也见不到了？二版改为只见她容颜憔悴，泪盈于眶。

水笙为狄云辩解，一版说众人听水笙如此说，无不愤怒，均道：“咱们为了你日后之计，瞧在水大侠的面上，不吐露你和小和尚的无耻之事，但这时候你还在回护那小和尚，当真是罪不容恕了。你连‘小和尚’三字也不肯说。还在‘那人、那人’的，实是无耻已极！”二版众人厚道不少，没有当中撕破脸皮，改为众人听她这么说，尽皆愤怒，均想：“我们为了你今后好做人，瞧在水大侠的面上，才不泄露你和小淫僧的丑事，这时候你居然还在卫护小淫僧，当真是罪不容恕了。你连‘小和尚’三字也不肯说。还在‘那人、那人’的，实是无耻已极！”

汪啸风见各人脸上均现怒色，一版说颇觉奇怪，二版改为很觉奇怪。一版还说他是个十分聪明伶俐之人，二版删了。

汪啸风隐隐觉得不对，他不愿即行查究此事，二版补充说“还剑入鞘”。

汪啸风请群豪了结此事，一版说众人纷纷说道：“不错，咱们去捉拿小恶僧，别让他出谷跑了！”一边说，一边从山洞中冲了出去。二版改为众人都道：“不错，快去捉拿小恶僧要紧，别让他出谷跑了！”说着纷纷冲出洞去。

一版说中原群豪一窝蜂般湧了出去，山洞中只剩下汪啸风和水笙二人。二版删了。

不知是谁在洞口掉了一根火把，一版说火光时明时暗，二版改为火光在谷风中时旺时弱。

狄云心想：“他表兄妹二人定有许多体己话儿要说，我在旁听着，不成样子。”二版改为“他表兄妹二人定有许多体己话儿要说，我这就走吧。”

有两人快步走来，一版其中一人道：“很好！这一带足印杂乱，只怕那小恶僧便躲在左近，亦未可知。”二版改为“好！这一带雪地里脚印杂乱，说不定那小淫僧便躲在附近。”

两人调笑汪啸风戴了绿头巾，一版说他二人不知汪啸风和水笙尚在山洞之中，并未出来，是以说话肆无忌惮，那一句粗俗不堪的言语，却都传入了汪啸风和水笙的耳中。二版删了。

狄云不解花铁干为什么要捏造这些谣言，二版金庸做了解答，说他不知花铁干生怕水笙揭露自己种种奸恶行径，务须先下手为强，败坏她的声名，旁人才不会信她的话。

水笙追问汪啸风是不是相信了他们的话，一版说汪啸风半晌不语，二版改为汪啸风低头黯然。

汪啸风说他不信便是，一版水笙道：“你心中却相信这些含血喷人的污秽言语，都千真万确。”二版改为水笙道：“你心中却早信了这些含血喷人的脏话。”

水笙心中悲苦，一版说泪水急涌生出。二版改为泪水急涌，心想旁人冤枉我、诬蔑我，全可置之不理，可是竟连表哥也瞧得我如此下贱。

水笙忍不住回头向山洞角落望了一眼，这半年之中，她日夜都在这角落中安身，一版说虽是什么用具也没有，但她性爱整洁，手艺灵巧，用树皮鸟羽等物，编织了不少席子、坐垫之类。二版改为她性好整洁，十指灵巧，用树皮鸟羽等物编织了不少褥子、坐垫之类。

一版说她一眼瞧去，蓦地见到自己织给狄云的那件鸟羽衣服，二版改为一瞥之间，见到自己织给狄云的那件鸟羽衣服，二版又补充说，那日狄云生气不要，踢还给她，此后晚上她便作为被盖，以御寒冷。

水笙当下停住脚步，一版说回身提起那件羽衣，二版改为凝望着那件羽衣。

一版羽衣放在卧褥之旁，二版改为卧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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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说汪啸风接过那件羽衣来，二版羽衣不在水笙手里，改为汪啸风提起羽衣。

汪啸风看了一会，一版说道：“织得很好。”二版改为冷冷的道：“织得很好。”

一版说只见汪啸风目光中露出异样的神色，二版改为但见他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憎恨。

水笙不想再多作解释，一版水笙心想：“既然你疑心我，冤枉我，那就冤枉到底好了。我又何必求你谅解？”二版删掉了最后一句。

狄云心中难受之极，一版狄云想的是：“我狄云受惯了冤屈，那不算得什么。可是水姑娘一个娇怯怯的女孩儿家，如何能她遭受这种不白之冤？”二版改为“我是个低贱之人，受惯了冤屈，那不算得什么。她却是个尊贵的姑娘，如何能受这不白之冤？”

一版说山洞外正有数十位中原豪杰在到处搜寻，二版将“中原豪杰”改为“好手”。

狄云为水笙出头，一版狄云说道：“汪啸风，你全转错了念头。”一版狄云对汪啸风直呼其名，语气近乎斥责，如同新欢嘲讽原配，二版改为“汪少侠，你全转错了念头。”二版温和许多，更贴合此时狄云想要表达的态度。

汪啸风横剑当胸，一版说镇摄心神，二版改为眼中如要冒出火来，长剑不住颤动，恨不得扑上去将这人立时斩成肉酱。一版汪啸风不失武林中青年才俊的风范，二版则只见满腔仇怨。

一版狄云劝汪啸风：“水姑娘冰清玉洁，你娶她为妻，乃是天大的福气，不必胡思乱想。”二版改为“水姑娘冰清玉洁，你娶她为妻，真是天大的福气，不必胡思乱想，信了坏人的造谣。”

狄云想替水笙解释，一版说他拙于言辞，寻常一件事也不易说得清楚，何况这种微妙的事端，因此接连说了七八句话，却并没使汪啸风稍去疑惑之心。二版改为狄云拙于言辞，平平常常一件事也不易说得清楚，何况这般微妙的事端，接连结结巴巴的说了七八句话，只有使汪啸风更增疑心。

一版说汪啸风听到水笙言语中对他如此关怀，二版改为汪啸风听到水笙言语和神色间对他如此关怀。

一版汪啸风喝道：“看剑！”二版改为“我跟你拚了！”二版改的有点奇怪，按理说汪啸风根本看不上狄云的武功，为何会有“我跟你拚了！”这殷梨亭自创“天地同寿”般的觉悟？

狄云一身而兼“神照”、“血刀”正邪两派绝顶武学之所长，一版说纵然丁典和血刀老祖复生，也未必能是他的敌手，二版删了。

狄云奇怪汪啸风武功退步，一版解释说他哪里知道，这不是汪啸风剑法退步，而是他自己的武功突飞猛进。汪啸风不过是武林中的二三流脚色，而狄云身兼正邪两家之所长，除了应敌经验极差、所习招数习练未熟之外，单就所知武学而言，可说已臻第一流的顶尖儿。二版将这解释全删了。

一版说汪啸风数剑刺他不中，每一剑都被他行若无事的闪开，心中更是恼怒，剑招更加使得快了。二版改为汪啸风猛刺急斫，每一剑都被他行若无事地闪开，越加怒发如狂，剑招更出得快了。

一版说狄云随口说话，全不将汪啸风的剑招放在眼里。汪啸风的剑法越使越快，狄云的轻功并未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单是随剑而避，已有些应付不来，当下伸指一弹，当的一声响，中指弹在剑刃之上。二版改为汪啸风出剑越来越快，狄云单是内力深湛，轻功却是平平，虽然内功是本，轻功是末，但此道未得人指点，于对方的快剑渐感难以应付，当下伸指一弹，铮的一声轻响，中指弹在剑刃之上。

汪啸风只觉虎口剧痛，一版说把捏不定，长剑脱手，掉在地下，他忙俯身去拾。二版缩减为长剑脱手落地，忙俯身去拾。

狄云将汪啸风击退，一版说水笙心地善良，何况和表哥自幼交好，见他跌得极是狼狈，忙奔过去相扶。二版只说水笙见他跌得十分狼狈，忙奔过去相扶。

一版说狄云哪想到汪啸风碰到他的掌力，竟如婴孩碰到巨人一般，摔得竟是这么厉害。他跨上一步，说道：“对不住啦，我不是故意的。”一版我听着也像是故意的，二版改为狄云哪想到他竟会摔得这么厉害，实是大出意料之外。他跨上两步，也想去扶，说道：“对不起，我当真……我不是故意的。”

汪啸风打了水笙一个耳光，水笙从没想过表哥会殴打自己，竟是呆了。二版又补写，汪啸风跟着又是一掌，击中她的左颊。一版汪啸风打了水笙一巴掌，或许他还会辩解说是一时失态，二版则已陷入暴走模式，若非狄云阻拦，不知道水笙会有多惨。

一版水笙被打后，狄云怒道：“好端端的，你干么打人？”

二版则在中间加了一段，说水笙惊惧之下，扑在狄云的肩头，只觉这时候只有他方能保护自己。狄云侧身挡在汪啸风之前，怒道：“好端端的，你……你干么打人？”

狄云推开追来的众人，一版说狄云大步出洞去了。气场如同欧阳锋等一代武学宗匠，二版则改为狄云快步逃了出去。

一版说有七八名高手发足向他疾追，狄云不愿出手和人打斗，在草丛中躲了一会。二版改为有十余人发足疾追，狄云心中害怕，躲在长草丛中。

群豪只道他已奔逃出谷，一版说纷纷追逐而出。二版改为呼啸叫嚷，追逐而出。

一版说狄云见到汪啸风和水笙走在最后。两人虽是离得远远地，却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越来越远。二版改为过了好一会，狄云见到汪啸风和水笙也走了。汪啸风在前，水笙跟在后面，两人隔着一丈多路，越去越远。

片刻之前还是一片扰攘的雪谷，一版说霎时间寂静无声，二版改为终于寂寞无声。

真是寂寞，孤零零的。二版加了一句：只有消融了的雪水在轻轻的流出谷去。



看过一版到二版的修订，再看二版到新三版的修改。

花铁干见血刀僧已死，转而吹捧狄云，二版说花铁干一生行侠仗义，并没做过甚么奸恶之事，新三版改为一生行侠仗义，慷慨豪迈，武林中名声卓著。

二版说花铁干数十年来压制在心底的种种卑鄙龌龊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新三版补充说，一不做，二不休。

二版说水笙原对狄云十分疑忌，新三版改为“颇有疑忌”。

二版说水笙总觉这二人都是奸恶不堪，新三版改为总觉这二人都挺奸恶，自己对付不了。

水笙砍掉血刀僧左脚，确认他已死去多时，花铁干一切瞧在眼里，心下暗喜：“这小恶僧虽然凶恶，这时尚无杀我之意，待得我穴道一解，一伸手便取了他性命。”新三版给花铁干补了一段想法：“那时连水笙这小妞儿也是我的了。”又补充说，诸般卑鄙念头，霎时间一齐涌上心头。

好一个花铁干，雪谷中尚未饱暖，就已思起淫欲来了，而且还是结义兄弟的女儿。

二版花铁干道：“狄大侠这次一腿踢死血刀恶僧，定然名扬天下。我出得谷去，第一件事便要为狄大侠宣扬今日之事。狄大侠奋不顾身的救援水姑娘，踢死血刀僧，那实是武林中头等的大事。”新三版删掉了“狄大侠奋不顾身的救援水姑娘，踢死血刀僧，那实是武林中头等的大事。”

狄云想觅路出去，累了半日，废然而返，新三版补充说狄云断腿疼痛难忍。

花铁干穴道自行解开后，二版说却须得先将两人杀了灭口，新三版花铁干对水笙有了想法，改为须得先将狄云杀了灭口，再来对付水笙，就算不杀她，也要使得她心有所忌，从此羞于启齿。

狄云伤势痊愈，二版说行走如常，新三版补充说奔跑跳跃，一无阻滞。

花铁干攻击狄云，二版用的是短枪，新三版改为钢枪。

狄云内功虽已大进，二版说外功却是平平，仍不过是以前戚长发所教的那一些拳脚剑术，新三版改为兵刃拳脚功夫却只平平，仍不过是以前戚长发所教的那一些乡下把式。

花铁干枪尖碰到他胸口，二版说竟然刺不过去，阻了一阻，狄云给这一枪一推，一交坐倒。新三版改为竟受阻碍，刺不进去。但钢枪刺力甚强，狄云给这一枪推后，一跤坐倒。

这边花铁干起了邪念，那边水笙也预感到了，二版水笙只想：“花铁干这恶人再来犯我爹爹遗体，那便如何是好？”新三版则还想到：“甚至，还会来侵犯我……不，他是我伯伯，总不会……这么下流罢……这人无耻得很，什么事都做得出。”

花铁干用掌法和狄云交手，二版说他虽以“中平枪”驰名武林，号称“中平无敌”，但拳脚功夫也甚了得，二版只说他拳脚功夫也甚了得。

花铁干击倒狄云，二版说花铁干只想尽早料理了他，免生后患。新三版删掉了“免生后患”。

狄云用凌厉的掌风将花铁干全身罩住，二版说花铁干闪避不得，只得出掌相迎，新三版补充说双掌相交，相持不动。

水笙想扶狄云，心里又感到害怕，二版狄云说：“别走过来，免得我污了你水大侠小姐的声名”，新三版将拗口的“水大侠小姐”改为“水大小姐”。

狄云仰天大叫，诉说近年来的遭遇，二版说“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踹断我大腿，我都不怕”，新三版则改为“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毒死我丁大哥，踩断我大腿，冤枉我是采花淫僧，我都不怕”。

水笙起了怜悯之心，新三版补写说，水笙又听他叫“冤枉我是采花淫僧”，心道：“难道他不是……倘若他是的，这些日子中他全没对我无礼。难道他改过了，又成了好人？”

两处补写，都是让狄云和水笙的羁绊更深。

狄云装死捕鹰，为何兀鹰一直上当？二版只说兀鹰蠢得厉害，新三版补充说这些鹰一生以死尸腐肉为食，早就惯了。

二版说屈指腊月将尽，新三版则改为腊月将尽，狄云却浑不知岁月。

狄云拿到羽衣后，回想起和师妹的往事，二版说突然之间，他纵声狂笑起来，新三版改为突然之间，他气愤填膺，不可抑止，纵声狂笑。

花铁干恭喜狄云和水笙成就了好事，二版狄云怒道：“枉你号称为中原大侠，却是个如此卑鄙肮脏的小人！”新三版改为狄云怒道：“枉你号称中原大侠，却如此卑鄙。”

花铁干来滋事，二版说是这一日他吃完了陆、刘二人的尸体后，新三版改为这些日子中便只得以陆、刘二人的尸体为食，苦挨光阴。这天吃完了尸体。

水笙看着狄云练功，二版水笙心想：“这小恶僧练到后来，会不会脱去衣服，全身赤裸？”新三版将“小恶僧”改为“他”，表明水笙对狄云的观感已产生转变。

水笙本想请狄云帮自己解穴，二版说想起这“小恶僧”最近虽然并没有对自己无礼，以前可是品行十分不端，新三版改为“以前可无恶不作”。

水笙假装摔倒，二版说狄云一跃而起，新三版改为狄云急跃而起。

狄云将一本血刀经的内功和刀法尽数练全后，二版说单以武功而论，别说已远在花铁干和血刀老祖之上，比之当年丁典，亦是未遑多让，这俱是练成神照功而打通任督二脉之功。由二版的描述推断，狄云此时的武功和丁典一档，远胜花铁干和血刀老祖，岂不是表明丁典的武功也远胜花铁干和血刀老祖？这么一来，上一回精彩之极的雪谷大战，也从五绝级别的华山论剑，贬为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混战。

新三版改为单以武功而论，比之当年丁典，亦已有胜过。不再侧面比较丁典和血刀老祖、落花流水的武功。

新三版又补充说，只是所习神照功仅为深湛内功，外功却以无人指点，除血刀门刀法之外，拳脚功夫仍极粗浅，但手足灵便，拳理已明，亦已不下于二流好手。

二版水笙对狄云道：“多谢你这些日子中对我的照拂。”新三版将“照拂”改为“照顾”。

水笙哭了起来，二版说水笙到底为什么哭泣，她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伤心，忍不住要哭。新三版改为，水笙到底为什么哭泣，她自己也不明白，只觉得很对不起人，又很伤心，忍不住要哭。

二版说狄云内功深湛，耳目聪明，和昔日已大不相同。新三版改为内功深湛，耳目奇灵。

花铁干跟群豪说，须得杀了狄云才算大功告成，新三版补了一句台词“免得他胡说八道，散布谣言，败坏陆、刘、水三位大侠与水女侠的名声。”

二版水笙说狄云“是一位正人君子”，新三版更进一步，说“是一位挺好的正人君子”。

水笙见汪啸风也瞧得她如此下贱，只想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新三版补充了一句水笙的心理活动：“世上信得过的，原来就只有他一个……”

水笙凝望着羽衣，一时彷徨无主，新三版补写水笙心下只想：“他们定要杀他，我帮他不帮？”

水笙被汪啸风打了两巴掌后，扑在狄云肩头，新三版加说，狄云伸左臂搂住了她。

水笙要狄云快走，二版说的是：“我多谢你的好意。”新三版改为“我永远记得你的好意。”


【华伊云闲话】

这一回是全书的高潮，狄云积攒多年的情绪集中爆发，丁典死后，狄云再无交心之人，因此只能对天控诉，不知多少读者和我一样，读到“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踩断我大腿”时，落下了眼泪。

当水笙给狄云编好羽衣，冰冷的文字渐渐有了暖意，按照一贯的思路，狄云和水笙应该结为“雪谷侠侣”，男耕女织，从此笑傲江湖，可是金庸笔锋一转，狄云又将羽衣踢还，还踏上几脚，两人本该同病相怜的苦命人，又一次的互相伤害了。

一、二版狄云和水笙之间的感情，金庸表现得极其克制，可以说惜墨如金，只能从不经意的字里行间，解读背后蕴含的情感。

狄云见到水笙和表哥相会时欢喜亲热的情状，心中没来由的微微一酸。金庸替狄云解释说，他始终不能忘情于师妹戚芳，虽在雪谷中和水笙同住半载，心中从未对她生过丝毫男女之情。只是相处日久，一旦分手，总不免有依依之感。大家认为，可信度有几成？

等到水笙当着众人的面，说他是正人君子，大出狄云意料之外，二版写道：

突然之间，他眼中忽然涌出了泪水，心中轻轻的道：“她说我是正人君子，她说我是正人君子！”

如果换到其他小说中，这里很可能会有下文。

如《天龙八部》：

阿朱接口道：“有一个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说得诚挚无比。

萧峰纵声长笑，四周山谷鸣响，他想到阿朱说“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她明知前途满是荆棘，却也甘受无悔，心中感激，虽满脸笑容，腮边却滚下了两行泪水。

《连城诀》却点到为止，狄云只是重复了两遍水笙的话，没有写他的内心活动。

《雪山飞狐》里说：古人男女风怀恋慕，只凭一言片语，便传倾心之意。

狄云替水笙出头，劝解汪啸风时，说的是：“我是来跟你说，水姑娘冰清玉洁，你娶她为妻，真是天大的福气。”真是奇了怪了，前面不还说永远不要见水笙吗，怎么这会又把她说得这么好？还是老实人也学坏了，瞎话张嘴就来？

我想这是狄云的肺腑之言，但他自认为心中只应该有戚芳，水笙再好，和他也没有关系，就算经历了雪谷这半年的唇齿相依，狄云对水笙已有情意，他也会抑制这种念头。

狄云、戚芳、水笙，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岳灵珊、盈盈，有很多可能对照来看的地方。

很多评论都认为，新三版较之二版，加料更多、情绪更浓，也有批评说，语言更啰嗦了。

《连城诀》新三版相较二版改动极少，但几处细节的调整，却也令人物性格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当水笙被表哥打了耳光，扑在狄云肩头，我在看二版时，绝想不到新三版的狄云会伸臂搂住她，真是男友力max↑。

当然，这也仅仅是我心中的二版狄云，或许在金庸心中，二版的狄云本来就是新三版这个样子，只是他当初没有明确写出来罢了。

而花铁干对水笙也起了歹念，同样是新三版普遍存在的修改，如《天龙八部》的丁春秋、徐长老，有朋友感叹：“花铁干已经够坏了，大可不必再加这一笔。”我倒是觉得，可以换个思路：倘若这一段是二版里早就有的，大家还会觉得反感吗？

正如哲学大师赵钱孙所说：“汉人未必高人一等，契丹人也未必便猪狗不如！”二版未必就全都好，新三版也未必便全都差。这一段是否高明，那一段是否败笔，不应该视其出自二版还是新三版就做判断，据说最早的一批金庸读者，不少人还认为一版才是最佳，不应该修订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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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之旧版“素心剑”图片，系“金庸江湖网”江湖先生整理，姜云行先生所绘。原帖地址：http://www.jyjh.cn/bbs/thread-40619-1-14.html，如有不当之处，烦请与我联系，以便及时删除或修改。

本文所采用形式，系效仿台湾金庸茶馆王二指先生，王二指先生部落格：http://blog.ylib.com/butterfly/。

本文所引之小说正文多来自网上流传的电子版，如有错误，还请告知，以免对网友造成误导，谢谢。

本文原作于：202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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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
楞个想 2022-04-24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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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说明
“电视的问题只有靠控制与自我控制来解决。”在我读完教皇的《电子保姆》（Electronic Nurses）演说的摘要之后，跟波普尔聊起，说他们两人的看法颇有神似之处，卡尔·波普尔是这么回答我的：“可能是真的。你知道我对电视的看法。电视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可遏制的力量，就连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这跟民主体系中‘所有权力都该有所节制’的原则，背道而驰。但是，我们知道最好的控制形式就是自制，电视制作人员与观众都应该自我节制。当然啦，在民主社会中，这也是国会是否有特权进行干预的问题。”
这位91岁高龄的哲学家，结束德国的旅行之后，星期六返回宅邸。德国正在进行“波普尔式”（Popperian）思维，通过国会的政治力量，节制与规范电视节目，保护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不良暴力影响的侵害。但是，波普尔对动用政治力量干预电视制作，却多所保留。“在德国的发展很有意思，但我还是怀疑，一般人难道会坐视电视释放出来的‘反文明’（anti-civilizing）信息而无动于衷吗？”波普尔对电视的看法渐渐获得了大家的重视。在教皇沃伊蒂瓦（Wojtyla）（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名卡罗尔·沃伊蒂瓦。）的演讲经由通讯社报道之后，昨天早晨，态度客气但是意志坚定的梅太太（Mrs. Melitta Mew），不知道拒绝了多少报纸跟电视台的记者。“我无意赞同或是反驳教皇的说法，”波普尔对我解释说，“在我读过教皇演说全文前，我不应该发表任何看法。”
我最后一次造访波普尔在肯利的家，是在1992年8月底。他是这么开头的：“有两件事我一直挂在心上：一是波斯尼亚，这种危险的国际关系很可能会把世界带到核战的全面毁灭中；另外一个就是电视和它带来的恶果，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没落。”他花了一个小时谈第一点，一个小时谈第二点。访谈记录在《联合》上只发表了第一部分。我一直保留第二部分，也就是下面的这段访谈，想等到有相关事件发生后，再趁势推出。昨天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的演说发表后，我认为是时候了。教皇的演说，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强烈的回响：访谈的第一部分，交由我在《联合》发表，玛尔希利尔出版社（Marsilio Publishing House）出版，日前也译成法文印行。几个星期前，波普尔在德国电视台，与前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讨论过电视的影响。但是，促使我们发表波普尔质疑电视功能的访谈记录，最主要是因为他是这场世纪末论战的主角之一，有必要让他回应挑战者对他的批评，让这场论战继续下去。
我在访谈波普尔的时候，他曾经拿出一本笔记本，念着上面的注记：“提醒你的读者，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40页的说法：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贾恩卡洛·博塞蒂
博塞蒂：你说“道德堕落”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波普尔：很简单，很直接，我在想犯罪率的增长，在想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那种感受。
就在不久之前，犯罪都还是我们欧洲很轰动的大新闻呢。
博塞蒂：你会不会把过去神话化（mythologize）了？
波普尔：我接受，有可能。
这个秩序的世界，其实也很小、很污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很“布尔乔亚”（Bourgeois）。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你至少可以保证——举个例子来说，我就敢向你保证——你面前的那个人口袋里没有枪。
这样的世界已经消逝了。
博塞蒂：但是，波普尔教授，你一直是个乐观的哲学家。你让我们觉得，套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说法，在所有可能性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你现在不这样想了？
波普尔：我是很乐观，没错。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乐观。
我从来没说过，在所有可能性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我的说法是：尽管经过几次大战，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还算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当然，大家都知道战争造成的暴力经验，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西方世界对于提高生活福祉有许多成就，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很明显，我们这个世界在堕落；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和心中的暴力所导致的结果。
博塞蒂：实在很难相信这样大规模的堕落，起因竟是电视。你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儿夸张？
波普尔：事实是：你找不到别的理由。
战争把暴力引进社会，但上次大战已经是50年以前的事情了。
博塞蒂：让我告诉你，你上篇在《联合》的访谈，已经招来相当多的批评与质疑。
波普尔：首先，让我对你说一件往事。1920年，那时我负责一个托儿所，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据说（我不确定，只是听说）厨子的先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脑子里有颗子弹，因此有暴力倾向。我到那儿之后，真的发生了一件很恐怖的意外。有一天，他很生气地去找他太太，拿了把刀，挟持她好长一段时间。我那时胆子很大，冲了进去，想要救我们的厨子。
博塞蒂：你？
波普尔：是啊！你不用太惊讶。
我那时很年轻，而且是在现场唯一有处置能力的人。我抓住那个人，把他轰了出去。当时，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大人可以照顾围观的孩子。事情一结束，我赶紧把他们带离现场。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持刀威胁。
博塞蒂：你为什么要对我提这件往事？
波普尔：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这起意外是他们生命中“非常特别”的经历。从他们的童年一直到青少年时期，这起意外说不定是他们碰到过的最坏的事情。你看嘛！这事很现实，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大问题。这个人的暴力倾向极可能是源于两年前的那场大战。
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孩子们还是被杀害、屠戮、侵犯。
博塞蒂：那么，我要对你说一下第一种反对意见。他们说，人类的包容力很强，可以适应崭新或变动的环境。事实上，你自己也常常暗示说，生物对环境的挑战有回应的能力。
波普尔：是的，如果要孩子们在艰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也能适应；但是，他们真的适应暴力的话，我们可就要担心了。适应的结果，就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买把枪。第二个要考虑的是：面对暴力谁会挺身而出？父母？多少父母有这种义举？老师？老师根本竞争不过电视。电视有趣、刺激、有吸引力得多，纯洁的小朋友更容易身陷其中；电视更容易切入他们的心理，凸显生活好玩的部分。
电视有一条经得起考验的铁律：“动作，更多的动作。”——这就是电视制作人的哲学。老师是讲道理的，哪里会是对手？电视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0年或15年前，它的冲击才完全显现，像大雪崩一样骤然而至。
老师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
博塞蒂：也有人质疑说，电视是无法遏制的。你的说法太荒谬，这世界能没有电、没有电话吗？
波普尔：电、电话、汽车……这些反对的意见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东西不都是有节制的吗？交通规则不是规定得一清二楚吗？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会有多危险啊！这种反对意见未免完美得不切实际了吧！
请代我向大家解释，我认为的节制与自我节制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规则。开车要驾照，对吧？如果你危险驾驶，驾照会被吊销，对吧？我们要用相同的方法节制电视。
博塞蒂：还有一种自由观点的反对意见。你是“开放社会”理论家，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一讲到电视，你又赞同铁腕的干预手段。
波普尔：这种批评又是什么意思呢？市场就不需要规则吗？如果意大利的出版商要出版我的作品，他们不用付稿费给我吗？这违反“开放社会”的原则吗？如果意大利没有规范的话，每种行业都会很混乱的，什么事都行不通了。
如果要运作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与通力合作。
我要回到我先前的论点，电视对人心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它会带我们冲下文明的斜坡，让老师无能为力，坐视悲剧发生。
我在四五年前听过这种警讯，但是没有人理会。
我知道没有人敢阻止这股恶性的力量。
博塞蒂：也许情况不是如此，卡尔爵士。
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问道：也许波普尔是对的呢？
1994年1月25日刊载于《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