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4-11 00:09 编辑
查良敏其人
金庸有个堂妹，叫查良敏（1926—2009），嫁给了武进袁家，光绪朝翰林院编修袁励准的侄子袁行云，即琼瑶的舅父。查良敏为苏州拙政园园主查世倓的后人，其家上溯数代，均为官场中人。袁家同样，其祖上亦数代为官，所以查（良敏）家与袁家早在清代就都已定居北京了。查良敏与袁行云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两人相识于北京，在上世纪50年代结的婚。
当时，查良敏在东城区的私立崇实中学教书，担任数学老师，195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二十一中。袁先生原先是记者，后也在北京二十一中教高中语文。袁先生在文史学方面功底扎实，特别对文献学、目录学造诣更深，其所著《书目答问补正》是大学近代文史目录学课程的必修课本。袁先生因此也在197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破格招聘为副研究员。
良敏夫妇可谓绝配，袁先生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完全是一副典型的学者模样；而良敏直爽开朗，行事风风火火，其风格有点像居委会主任的样子。她对学生充满爱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她的课，学生们总是很开心，都把它当作一种享受，这在学校里是有口皆碑的。她就是与人吵起架来，也是格外有趣。记得有篇文章是这样写她的：有一次，查老师与一位同事吵架，那个同事说她：“你真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她立即回击：“你说得不对！不是好斗的公鸡，是好斗的母鸡！而且还不会下蛋！”说罢，咯咯咯咯，从喉咙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人家还在愤愤不平气不打一处来，她早已雨过天晴了。良敏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没什么藏着掖着，与她打交道，一点儿也不累。
良敏和丈夫袁先生与启功先生都是好朋友。一次袁先生得病，而启先生刚好从荣宝斋结到了1000元的一笔润笔费，启先生原封不动，让人捎给了良敏，叫袁先生安心养病。这个数，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交往当中，启先生特别讲究礼数，而良敏则是粗线条，大大咧咧的，所以常常弄得启先生哭笑不得，这也让夹在中间的袁先生十分尴尬。但所有这些，一点也不影响两家的友谊与往来。当时袁先生的《清人诗集叙录》出版时，启先生为之题写了书名。启先生还给良敏画过梅竹图，画上题了宋人的一首词，落了良敏的款，这幅画良敏一直把它挂在家中。
1988年，袁先生故世，他留下清末民初好多名人的信札和古籍。良敏在清理袁先生的遗物时，一股脑儿全转让给了中国书店。当时袁先生的故交门人因为规避觊觎先生收藏之嫌，都不便过问其事，所以也没人去劝阻良敏。而良敏她还是有带有点特别是经过“文革洗礼”后留下来的惯性思维与举动，丈夫去世后，留下文字之类的东西，怕招惹麻烦，想想反正自己与子女也都用不着，于是干脆一并处置了，省心省事的。这也符合良敏干净利索嗄嘣脆的行事风格。
2009年，良敏因患乳腺癌，经医治无效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享年84岁。良敏膝下有一女，叫袁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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捋一捋查良镛的笔名
在海宁查家的族谱上载有两位查良镛，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后来被人们叫作“金庸”的查良镛；另一位则是被这位金庸称之为堂兄的查良镛，前者出生于海宁，后者出生于北京。这位北京的查良镛，也是个斯文在兹的文化人，当年在铁路学院毕业，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较之于常人，他也算混得不错了，且因教子有方，膝下四子二女也都相当出色，后继有人。老先生曾不无得意地言之于人：京城几项（体育）赛事中，俩犬子都摘得了桂冠（拳术、航模）。只不过比起那位海宁的查良镛，就大为逊色了。对此，为兄者私底下也会有些许不适，因其名声被海宁的查良镛全覆盖了，但这又能怪谁呢？你这个查良镛的名字还是叫在先呢。看来，同样一个名字，之于不同的人，照样会有两种不同结局，这也说明一个人名字取得怎样，其实无关乎此人前程的。
顺着取名字这个话题，接下来不妨单说说这位叫做金庸的查良镛吧。查良镛生于海宁的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其幼承庭训，及长又接受了西式教育，踏上社会后凭着一支笔打拼，终而横扫天下，成了“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名星大咖。多年来查良镛他甘苦自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旁人见之眼花缭乱，自己则是成竹在胸。作为华界明星、香港巨富，其所凭者就是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无人可企及的奇迹！
查良镛之写作，多署笔名，偶而也用本名。但凡用本名者，都是一些严肃题材，都是作者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至于他在不同时期曾使用过众多的笔名，其签署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有所分工，各有用途的。比如：“金庸”专用于写武侠小说，“徐慧之”专用于写社评；“姚馥兰”是用来写影评、写剧本的；“乐宜”则用于翻译西人文章......等等。
接下来，就捋一捋查良镛曾使用过的那些笔名：
金庸，这是查良镛用得最多，也最为人熟知的一个笔名，其最初用于写武侠小说。1955年2月8日，查良镛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香港《新晚报》“天方夜谈”栏目连载，于是，便有“金庸”的名字了。本来，查良镛取此笔名时，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就是将名字中的“镛”字拆分两半而已。其后，因为武侠小说的成功创作使之誉享全球华人世界，最终人们甚至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了。而至今，“金庸”更是成为一个品牌了，当然这个结果也是查良镛自己始料不及的。但有趣的是，不管“金庸”这个名字叫得多么响亮，当你要叫他“金先生”，他是不会理会你的，你要叫他“查先生”。
查理，这是查良镛早期使用的一个笔名，他的一帮中学同学都熟知这个笔名。1941年9月4日，查良镛还在读高中期间，即以此笔名向《东南日报》投稿《一事能狂便少年》，这是他投给《东南日报》的第一篇文章，此文当时刊登在由陈向平任主编的“笔垒”副刊第874期上。同年12月7日，仍用“查理”的笔名又在“笔垒”副刊第954期上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凭着这两篇出色的文章，查良镛也与“笔垒”副刊的主编交上了朋友。1945年2月已从中央政治学校退学的查良镛在重庆自筹资金创办了《太平洋杂志》，当时还是用“查理”这个笔名。他在杂志上撰写了发刊词与编后记，同时还署查理的笔名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花年华》的第一章。1946年11月经陈向平推荐进入《东南日报》社后，其主持第一个栏目《信不信由你》时，也是用“查理”来署名的。
宜，1947年，查良镛在《东南日报》的副刊上主持《咪咪博客问》栏目，在首期的文章里他署名是“宜”，这是他小名“宜官”、“宜孙”的简称。后在“东南周末”的《看你聪明不聪明》栏目里，他也署以“宜”的笔名。
白香光、香光，查良镛最早署名白香光，是用在1947年5月1日上海的《时与潮》副刊其中一篇《万能衣服》的译文上。1947年5月31日，查良镛还署名“香光辑译”，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由职业者》的小品文。至1950年9月4日，《大公报》刊登的《世界名导蒲多符金》，则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宜孙、徐宜孙，“宜孙”最早出现在1947年11月1日《时与潮》半月刊的一篇译文里。而“徐宜孙”，因为金庸母姓徐名禄，所以又有了“徐宜孙”的笔名，不过这个笔名，查良镛仅在《香港的自由贸易》一文中用过，此文发表于1948年9月13日的《大公报》。说到“宜孙”的笔名，不妨稍微展开一下，“宜孙”本来是查良镛的小名，他还有个小名叫“宜官”，“宜官”的读音与海宁当地话“二官”是完全相同的。而“二官”“三官”的称呼在浙北、苏南的农村实在太普遍了，“官”字放在小孩子的名字里，是一种美称，查良镛排行老二，小时候叫作“二官”，这是大概率的事。至于后来叫成“宜官”，那是一种文雅化的变称了。“宜孙”也是同样，查良镛的兄长查良铿的小名叫稚孙，那么其二弟就是“二孙”了，叫着叫着，为文雅一点，就换成“宜孙”了。
小渣、小喳、小查，这几个笔名，是查良镛于1948年到1949年在《大公报》期间，撰写一些小文章时所使用过的笔名。
乐宜，从1950年到1951年，查良镛在《新晚报》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撰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憾着世界》。又于1952年1月至6月，在该报以“乐宜”的署名，连载了由其翻译的英国记者写的《朝鲜血战内幕》。
温华篆，查良镛于1952年6月，以“温华篆”的笔名，在《新晚报》上发表了由其翻译的丹蒙·伦扬的三篇短篇小说
林欢，这是仅次于“金庸”而广为人知的笔名。查良镛在给《长城画报》写特稿时即署名“林欢”，他在1950年曾以“林欢”为名写过十几个剧本，后来还以此笔名在《大公报》撰写各种影评与文艺批评。1956年10月，长城画报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也是用了“林欢”的署名。关于这个笔名，查良镛的第一任妻子杜冶芳在给其弟的信中透露，查良镛笔名“林欢”，“林”是因为查与杜两个字的部首都是木，“欢”是指他们婚后幸福快乐的生活。
姚馥兰，是“你的朋友”的英文音译，这是查良镛在主持《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时
使用的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查良镛以此笔名编剧本，写马经、剧本、戏曲小说等，当时的读者
对其影评专栏“馥兰影话” 特别叫好。
林子畅，查良镛用“姚馥兰”笔名写了一段时间的影评后，于1952年8月22日起，换了“林子畅”的笔名继续撰写影评专栏。署此笔名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城市之光〉的故事》。
萧子嘉，这是查良镛从《新晚报》重回《大公报》后开始使用的笔名，第一篇文章是1953年4月28日，在“每日影谈”中发表的《蜡像院魔王》。自此，查良镛以这个笔名写影评，一直到本年年底。
姚嘉衣，是继萧子嘉后撰写影评时使用的笔名。第一篇文章是1954年2月7日写的《相爱与谅解——谈欢喜冤家》。  
畅，出现在1953年7月1日《大公报》的“今天广播音乐”专栏，题目是《〈蜂飞〉及其他》。   
子畅，用在连载美国剧作家J. 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最后一期上。时在1954年10月20日
徐慧之，这个笔名专用于《明窗小札》专栏，查良镛自1962年12月1日起，至1968年10月30日止，在此专栏中以“徐慧之”为笔名，撰文评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前后有六年时间，其文章几乎每日一篇。
黄爱华，是查良镛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与《明报月刊》所用笔名。用此笔名，查良镛一开始还故弄玄虚，说“黄爱华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华侨”，而后，又不小心把自己暴露出来了。查良镛用此笔名把爱表达得很直白，其所表达的就是对中华之爱。
华小民，这是查良镛于1962年6月到7月，在《民报》“自由谈”副刊上发表几则随笔时所署的笔名。后于1966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发表的《随笔读史五则》时也署了这个笔名。所谓的“华小民”，这是查良镛自己的一种谦称。
另外，查良镛在学生时代，还用过一个叫“冷莹”的笔名，在他初中毕业那年，他曾以此署名，写了一首诗：“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见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当时，这首诗送给了即将分别的同学。
查良镛还有一些文章署名“良镛”“镛”，现在好多人将“良镛”与“镛”当作查良镛的笔名讲，对此笔者并不苟同。“良镛”与“镛”无疑是查良镛的简称，仍属于本名。查良镛用简称署其文章，显示了他的一种自信，他深知自己即使用了简称，读者也会知道这是他查良镛写的。你说不是吗？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赵跃利的《金庸笔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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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金庸读博
几年前，网上曾晒出了一张金庸的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证书。证书上显示：“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准予毕业。”证书上还赫然加盖了北京大学的公章与王恩哥校长的签名章。看来这毕业证书不会是假的，那么金庸有没有拿到这张毕业证书呢？
早先，据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透露，金庸从2009年起在北大读博，师从中文系的袁行霈教授。其实这个信息早在200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就曾向媒体披露过：“金庸准备明年读完剑桥博士，再接着念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现在网上亮出这张毕业证书，进一步证明了金庸在北大读博确有其事，且“准予毕业”了。于是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招来一片哗然：金庸是怎样修满规定学分的？金庸是怎么去北大听课的？金庸是如何完成论文答辩的？对此，本文不作猜测与讨论，那些都是校方的事。这里只是为金庸老先生的这种为求学问，放下身段的谦恭姿态点赞！对老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追求上进、永不满足的宝贵精神鼓掌！
要说金庸到北大读博，师从袁行霈，说来也是一种机缘巧合。袁行霈为北大资深教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而他的社会职务含金量更高，他是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届全国、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特别这个中央文史馆，可是全国名流耆宿汇集之地，这个馆长也不是上面随便指定一个人就能去担当的。从首任馆长，毛泽东的恩师符定一，到 接下来的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哪个不是如雷贯耳的学界大佬！袁行霈是接启功班的，为第七任馆长。看来北大接受金庸读博，为他指定老师方面确实也是动了点脑筋，下了番功夫的。作为老师的袁行霈除了比当学生的金庸在年龄上小了一折外，别的方面，无论在声望、资历、学识等方面应该说都是很般配的。袁行霈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二伯父袁励准，是前清的翰林，曾为溥仪的老师。袁励准的儿子袁行云，即袁行霈的堂兄也是个搞学问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袁行云的妻子查良敏，是位中学教师，浙江海宁人，她是金庸的堂妹。以此说来，袁行霈就是金庸堂妹的小叔子，或者说，金庸是袁行霈嫂子的堂兄弟。这可不是什么八卦，那是实实在在的一门亲戚。至于北大当时在为金庸指定袁行霈当老师时，是否了解到这层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退一步说，即便校方事先有所了解，也是考虑到可以拉近双方在认知上的距离，以便于相互间教与学，而决不因为这层关系，便可以让金庸轻松地拿到北大的博士学位。倘若如此，海峡对岸的琼瑶女士不也可以过来拿个博士学位了？琼瑶的外公袁励衡那是袁行霈的三伯父呀。
当时的金庸在向北大报名，提出申请后，于2009年9月通过了考核，成了北大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为此，学校也将原先针对年轻学子所制度的读博规定，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地作一些变通与调整，以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为金庸确定了四年的学制，按这个计划，金庸应在2013年7月毕业。但在此期间，因年事已高，特别自2011年后，金庸身体趋弱，已开始大幅度取消各种社会性活动，最终对于读博一事也无法按原定的学习计划执行了。也就是说，北大为金庸准备的博士毕业文凭（如网上所晒），最终由于金庸不能如期完成学习计划，还是没有拿到。
本来，若金庸老先生身体允许，最终能在九秩高龄拿到博士毕业证书的话，想必会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同样也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当然也可以了却老先生的一个心愿，但对于已活到随缘境界早已光环遍身的老先生来说，既成，则多多益善，不遂，也不差这个香馍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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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离家十年纪实（修改稿）
（1937-1946）
一九三七年 十四岁（虚岁、下同）
一月，在家度过了升入中学后的第一个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
二月，开学，去嘉兴，就读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课程）。
在学校，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其时俞芳先生教代数，俞师“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
在初一两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
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时，给同学高炳生赠诗以作留念，其曰：
“白云孤飞，
青鸟去兮春寂寞，
落花倚垂晖，
愿得故人绕笔香，
留作长相思！”
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九月，度过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接学校通知，告之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
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当时，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城内小西门天宫牌楼的学校里，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
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学校的批准。
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嘉中一百多名师生编队编组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
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十八日，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对岸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禁不住战乱的惊吓与迁移的劳顿，不幸故世。
十一月十九日，嘉兴沦陷。
十一月二十六日，嘉中师生行走水路到临安的青山镇，然后以每天三十多里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学校借县立潜州中心小学开课，但在刚安顿好，上课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县的碧湖镇。
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县全境沦陷。
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拿出了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
一九三八年 十五岁
元旦，仍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了三天。
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县碧湖镇。
其时，因省教育厅迁到了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于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
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母病，欲返回平湖探望。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封锁线，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然后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父亲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多天，看回乡无望，只得重返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
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日寇伤亡数百人，为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
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
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至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
九月，查良镛与原班上的同学从青训团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经评定，享受甲种救济待遇。
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一致通过。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
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
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
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的查良镛家人，在父亲查枢卿带领下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家时只剩下五人，还带回了两具棺材（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
一九三九年 十六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初中三年级。
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
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
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
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欲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的笔名，赠诗一首，曰：
“一席言把心深许，
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
而今乍觉别离滋味，
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
怎禁得真个分离？
须知不见须相见，
一日甚三秋天气。
使君才气卷波澜，
共把离情细诉，
他日相遇知何处？
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
其时，同学余兆文将报考衢州中学高中部，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遂以作文薄一本赠送余兆文，以作留念。
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入高一乙班。
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篇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文章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
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
一九四O年 十七岁
于丽水碧湖，在读高中一年级。
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由广州南光书店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为此，先后印行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由此也赚到了不少钱。
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为此沈乃昌通过省教厅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
暑期，已被联高劝退从而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查良镛语）”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提出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的批准。
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参加了转学插班考试，顺利地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
随后，回碧湖取行李并与联高的同学们告别。离别时，同学马胡蓥赠给查良镛一本1939年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为此查良镛，在辞典首页上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
九月，在衢州的静岩就读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班上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
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一九四一年 十八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二年级。
时在班会上，被推选为班长。
五月中旬，日寇进行细菌战，衢州鼠疫大流行，同学毛良楷染鼠疫身亡，同学们见此，纷纷退避，查良镛义不容辞，出面为毛良楷同学送行，料理其后事。
七月，查良镛应余兆文邀，带着几位同学去遂安叶村余兆文家度暑假。
九月四日，针对一些老师随意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学藉的现象，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以查理的笔名，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
九月，升入高三年级。
十月十日，学校举行的双十节文艺会演，由查良镛自编自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在石梁街广场演出，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致称赞剧中的演员发音正确流利。
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弟良钺生。
初冬，因家里无力置办棉衣，查良镛穿着单衣过冬，同学斯杭生见此，即赠驼绒长袍一件，过后斯又给查良镛送去了一件棉大衣。对此，查良镛念着这份同学情谊，一直过了五十多年，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绨袍之惠，永世难忘”。
十一月十五日，衢中训育主任杨筠青干涉学生自治会召开的要求学校查办办事员傅某经管学校消费合作社进行贪污一事的学生大会，由此引起了激烈冲突。又因杨筠青宣布开除以江文焕为首的八名学生的学籍，进而导致学潮发生。第二天衢州警备司令部派兵进驻学校，学校停课两周。查良镛因参与此次学潮，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后因校长陈博文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开除的处分。
十二月七日，以查理的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再次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在文中，查良镛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李清照用这种顾影自怜、充满愁思的词句来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的通病，在今天不值得提倡。因“查理”的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对作者的注意。
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同学王浩然被推为衢中代表参赛，因王浩然对参赛事犹豫不决，查良镛特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
寒假，应王浩然约，到柯城航埠乡王浩然家小住。
是年，兄长良铿娶同邑的曹圣因，在家中举办了婚礼。此时查良镛身在衢州，无法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
一九四二年 十九岁
于衢州静岩，在读高中三年级。
春，衢高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时报社所在地就在金华）赶到学生驻地寻找“查理”——查良镛，两人就此初次相见。
四月，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中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处郊外静岩的衢中也不得安宁，为防敌机轰炸，各班学生都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
五月，日军攻陷金华、兰溪，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衢中向山区转移，高三班则提前毕业。
查良镛在毕业班的三十三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
同月，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查良镛在江山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为此写下了六千多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阐述了对友谊的看法，此文随后（九月）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
六月七日，衢州沦陷。
毕业离校后，与江文焕、王文浩等七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到大后方去读书，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当时，八位同学（查良镛、江文焕、王文浩、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集中在王浩然家中，仅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怀揣着学校开具的流亡学生证明一同踏上了西行之路。出发当天先步行六十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了四十里地到新塘边，然后搭上火车到了江西的贵溪。车行至贵溪，正遇暴雨，洪水冲毁了路基，且又听说再往西也走不了，南昌已沦陷。于是，八人商议决定：下车转而南行，走山路，免与日本兵相遇。八人南行过了资溪，刚到达南丰，江、王、黄三人所带的钱已用完，此时八人再作商议：将分头行进，各自设法投亲靠友，争取到重庆汇合。于是，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继续向南拟去赣州，查良镛、王文浩、朱卿雲则北上转而西行，将去长沙。
刚从南丰北上至南城，查良镛忽得病，遂留南城，寄住于三青团南城分团团部以养病。二个多月后，至九月初方病愈，始离南城。但此时已延误了当年的高考时间，故又决定折向南行，准备先到两广后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九月八日，到达赣州。
九月十五日，到达广东韶关，即日到广东省教育厅登记，请求政府救济并填报了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志愿。时生活费用仅靠中央赈济会第九赈济会所发有限的救济金以维持。
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过程中，于九月十八日，与王浩然、朱卿雲三人到达广西桂林。时在桂林街头遇见了联高的同学俞杨根等人，异乡相见昔日同窗，在战乱流离中倍感亲切。
九月二十一日，与俞杨根等人参加了当地青年会召开的会友大会，在会上有几位联高同学因不堪遭受欺侮，与青年会干事及其同伙发生了争斗。会后观看了由青年会招待的“银翼春秋”的电影。
九月二十四日，数位同学在异乡桂林过了一个俭朴而伤感的中秋节。那天赏月时，与俞杨根分食了一个小小的月饼。
十月一日，向教育部发函，请求分发至国立大学（中大、联大、复旦）试读。
十月五日，又联系广东省教育厅，办理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试读的相关手续，填写了登记表。
十月七日，再次发函教育部高教司，请求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并在函件中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处：广西桂林环湖路八号。
十一月十一日，广东省教育厅发电文致教育部，转呈查良镛等人的试读申请表格。
因等待教育部回复不及，更无法知道教育部能否批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教育部一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回复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分发查良镛至国立中山大学试读），而俞杨根他们也已进入了当地的私立汉民中学就读，便与王浩然、朱卿雲离开桂林，乘汽车到了韶关，再从韶关搭粤汉铁路火车北上。至衡阳，三人盘缠告罄。查良镛只得与王浩然、朱卿雲分手，相约重庆再见。于是，独自一人到湘西的泸溪，去找自己的一位岳阳籍王姓同学的哥哥，以寻求其帮助。
冬，几乎身无分文的查良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泸溪县的浦市镇，在浦市的乡下，一个叫麻溪口村子附近的湖光农场找到了同学的哥哥王侃，遂在王侃所办的湖光农场，谋了个农场主任的职位，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一九四三年 二十岁
在泸溪浦市。
上半年，就在湖光农场，协助农场主王侃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培育油桐树苗，随后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农场期间，查良镛在完成王侃交待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复习功课，并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
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当年的高考。
抵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等会合。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而余兆文也在就读了浙大龙泉分校一个学期后，辗转来到重庆，与查良镛等会上了面，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
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再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
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又报名拟考中央大学。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
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
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
八月一日至三日，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
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
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随后在西南联大公布的录取名单中，被录取在文学院。
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在外交系。
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可以免费的国立政治学校就读。此时就读于国立政治学校的还有王浩然，而余兆文如愿进了中央大学，江文焕克服困难，坚持去了西南联大，程正迦则考进了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
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一九四四年 二十一岁
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
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叫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讲课，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给同学们作“同步翻译”。
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
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时就读于中央大学）都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里会面，重聚师生情谊。
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了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
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
九月，升入大二。
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
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后，党藉当然也保不住了）。
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曾与查良镛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正好有很多空闲时间的查良镛接受提议,遂开始着手筹备。
是年,妹良敏生。
一九四五年 二十二岁
在重庆中央图书馆。
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
《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随即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再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给予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
五月初，泸溪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此时王侃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王侃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还有二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王侃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
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启程去了湘西泸溪。
在再次来到浦市湖光农场后的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农场附近的村寨，与当地老百姓友好交往，并交上了几位农民朋友。当时，曾亲眼目睹了一位覃姓的农民朋友，由于染上天花，家人死亡，恋人分离，因病致贫，从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好把式转瞬间变成一个垂死之人的过程而深受震动。而在浦市的工作生活期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则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深造的查良镛因身居湘西，便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
此时，已旌心摇动的查良镛、余兆文仍旧留在农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袁花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进行了翻建。
是年底，大妹良琇嫁于时任海宁县袁花区区长的吴志远。
一九四六年 二十三岁
在泸溪浦市。
开年后，查良镛即向农场主王侃提出辞去农场的工作，王侃再三挽留。至初夏，王侃见查良镛去意已决，便送上一笔钱，算是给查良镛的酬谢。
六月，查良镛带着好友余兆文离开了农场，查良镛径直回家，余兆文则去了南京,到中央大学办理了复学手续，重新进了大学。
时隔十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子相见，父亲对儿子在外多年的闯荡所得最终的结果，不甚满意。对其往后的日子，更是忧心忡忡。
不久去上海，在书店里买到了汤因比所著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节本)。得此书后，查良镛废寝忘食地诵读，心中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如能受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从此，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伴随了查良镛的一生，使之生命中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
暑期，在杭州阮毅成（族太叔祖公查猛济的挚友）家任家庭老师。
十月，《献给投考初中者》“胜利后增订一版”。
下半年，发信给早已回到杭州的陈向平，请求其介绍进《东南日报》社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经陈向平推荐，被杭州《东南日报》招为外勤记者。进报社后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收听英文广播，随手编译成国际新闻稿。由此，查良镛正式进入了新闻出版界。
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署名查理，主持“信不信由你”栏目。
十二月五日，署名查良镛，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译作《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斯蒂特原作）。
十二月六日，在《东南日报》青年版发表做外勤记者后的第一篇访问记——《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
进报社不久，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去浙江大学读研，但浙大的校规不容许半工半读，而查良镛此时因经济条件所限，又无法辞去工作，故只得放弃。其读研最终虽没如愿，但当时校长竺可桢的一番话则让查良镛一直铭记在心：“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到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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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遥是杀死银叶先生的凶手？
原创 华伊云 一梦如是观 2021-12-13 07:28
金庸小说中不为人知的粗节
谁是杀死银叶先生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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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婆婆和银叶先生一对夫妇都很奇特，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后来金花婆婆扣回了紫衫龙王的帽子，算是有始有终，韩千叶却在独闯光明顶后，再无英雄事迹，就这么默默死了。
金花婆婆怪罪于胡青牛的“见死不救”，却没见她去找真正的凶手报仇，那真凶究竟是谁呢？书中也只借胡青牛之口一笔带过：“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哑巴头陀所为”。 (三联版)
蒙古人手下、西域、哑巴、头陀，如此鲜明的特征，凶手必是范遥无疑了。
动机也很容易猜到，范遥一直喜欢黛绮丝，黛绮丝嫁给韩千叶后，范遥恼羞成怒，便易容改装，将其毒死。
谢逊也曾这样评价范遥“俊貌玉面甘毁伤”的行径：“范兄此举，苦心孤诣，大有功于本教，实非常人所能。唉，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激啊。”
不然何以解释金花银叶夫妇都中了毒，“老岛主无药可治，但尚有数年之命；老夫人却中毒不深，可凭本身内力自疗”？那自然是因为范遥舍不得杀心头之爱、只要韩千叶一人之命的缘故。
但在最初的连载版中，下毒的却另有其人，而且来头十分响亮：“我一问起下毒之人，知道是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所为”（旧版），西域白驼派，那自然是西毒欧阳锋一脉的后人了，可见在作者初始的设定中，《倚天屠龙记》作为“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仍有意延续前两部中“五绝”的体系。（没过多久，南帝一脉的后人朱长龄武烈就出场了）
那这位“西域白驼派一位极厉害的人物”究竟是谁呢？后文却再也没有提及，埋下的伏笔成了闲笔，到了修订版中，金庸灵光一闪，索性将犯罪嫌疑人指向范遥，如此一来，也和范遥单恋黛绮丝的剧情联系上了。
但单单只改了这一段，书中再也其他剧情与此呼应，范遥既早知金花婆婆就是紫衫龙王，为何一直不提？黛绮丝又为何不找范遥报仇？以范遥的性格，是否真的会做这种事？如果要把这个分支补齐，《倚天屠龙记》势必要大大增写，甚至可能由四本扩充为五本，那么伤筋动骨不说，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于是到了新修版中，金庸快刀斩乱麻，让胡青牛旁述出了凶手三世：“我问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个西域老番僧所为”，范遥由此洗脱嫌疑，和韩千叶之死再无关联。
至于那个西域老番僧究竟是谁，为何毒死韩千叶，那又是和《倚天屠龙记》无关的另一个故事了。
（节选自《金庸小说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粗节》，201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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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廖冰兄与“文本再生”
我是广州人，廖冰兄于我是“近在咫尺”的人物，其人其画想必已过眼了无数次，但却未曾细探究竟，殊不足以知其人。近阅李怀宇新刊的《如是我闻》一书，笔底知人论世，始明白廖公的了不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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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冰兄的漫画，一言以蔽之，是“有思想的漫画”。我曾说金庸是“从故事中见史识”，那么，廖公是当得起“从漫画中见政论”的。不过，具体评价廖冰兄的人与画，非我所能，在此只想讨论一个有关其漫画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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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公平生之作，最有名的应是两幅：首先是1979年的《自嘲》，其次是1946年的《枭暴》（《猫国春秋》系列之一）。《枭暴》的创意并不复杂：背景是黎明时分的黑夜，主体是一只猫头鹰咬住一只公鸡的嘴，不许它啼叫。在四十年代的语境里，这自是针对国民党专政的，尤其控诉其对言论的钳制。而三十多年后，廖冰兄又重绘了此画，改题《禁鸣》。又是针对什么呢？他自己有回忆：“‘文革’期间，林彪、猫头鹰把光明的人民中国推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深渊，张志新痛斥其恶行，惨遭割喉枪杀，1979年我重绘此画，悼念这位为保护光明而献身的猛士……”
从《枭暴》到《禁鸣》，其实是廖冰兄画史上的有名掌故了，论者已多，自不待我来揭示。只是我在读怀宇兄的书时，却联想起陈寅恪的诗来。
陈先生在1947年写过一首《丁亥春日清华园作》，诗是这样的：“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长是最高楼。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诗的内涵，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已有详细讨论，简单说，是感叹当日北京的政治学术气象，重点在中间两联，尤其是“稾街长是最高楼”一句。“稾街”，是汉代长安城里异国使者集中居住之地，“最高楼”，比拟最高权力，这句的意思是说，外国势力成了中国领土上的主宰。这自然是针对当时霸道的美国人来说的。
到了1951年，陈先生又有一首《改旧句寄北》，其实就是将《丁亥春日清华园作》稍稍改了一下，全诗如下：“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翻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回首卅年眠食地，糢糊残梦上心头。”字句与前作大同小异，主要是将“重来”改为“相望”，将“念年”（即廿年）改为“卅年”。诗题特别说明是“寄北”，即寄给北方友朋，但为何要修改“易代”之前的旧作寄给朋友看呢？重点还是在“稾街翻是最高楼”一句。这个时候，江山已然变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司徒雷登已经“别了”；然而，“老大哥”却又来了，新政府向苏联“一边倒”，大江南北都成了“北国风光”。美去俄来，而“稾街”仍在，“稾街”也仍是“最高楼”，如此，从用典和修辞的立场，陈寅恪的旧作依然切中时弊，其讽刺依然有效。这就是他故意不写新作而翻新旧作的缘故。
陈寅恪是写诗，廖冰兄是作画，但他们重新处理自己作品的方式不是如出一辙吗？从《丁亥春日清华园作》到《改旧句寄北》，从《暴枭》到《禁鸣》，就作品本身来说，这是“一鸡两吃”，是“自我抄袭”，是“文本再生”；但就作品的寄托来说，这是“一个作品，两种表述”，见证了政治黑暗的轮回，见证了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又是何等的意味深长啊！
从陈寅恪、廖冰兄这里，我的思绪又飘荡到了郭沫若、吴晗那里。
以前我写过一篇《秦始皇与明太祖》，讨论了两个学术公案：郭沫若1935年的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1942年的历史剧《高渐离》，1943年的论文《〈吕氏春秋〉与秦代政治》（后改题《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对于秦皇都是严厉鞭挞的，但到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1961年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却又替秦皇翻案了；吴晗1943年初版的《明太祖》、1948年改写的《朱元璋传》，都是大力斥责朱元璋的，但到了1964年的新版《朱元璋传》，评价就成了功大于过。何以他们都不惜自己“打脸”呢？原来，他们在四十年代猛批秦皇明祖，都是刻意影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语境逆转，台下的成了台上的，老蒋已龟缩孤岛，谁当得起是现世的秦皇明祖呢？加之毛泽东个人对秦、明二帝都不乏认同感，郭、吴也就不得不修改旧作，以迎合新的政治语境了。
现在想来，从文本立场，从文本修改的立场，郭沫若、吴晗与陈寅恪、廖冰兄恰相对立，形成了一个“文化名人对照记”。
无论陈寅恪的诗，廖冰兄的画，郭沫若的小说、剧本和论文，还是吴晗的传记，都是生成于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本，其原来的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的。那么，待到江山易手之后，政情人事改弦易辙，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里，旧文本又体现出何种意味呢？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旧文本仍然切中现实，只是不合时宜了！而这一点，他们全都明白，区别在于：在陈、廖来说，重要的是旧文本仍然切中现实，所以他们采取了“文本再生”的处理方式，即利用了旧文本来影射新现实；反之，在郭、吴来说，重要的是旧文本已不合时宜，所以他们采取了“文本阉割”的处理方式，即删改了旧文本以避免影射新现实。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文本处理方式，反差实在强烈：一边是不改初心，一边是挥刀自宫，一边是刺世，一边是阿世，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显然是高下立见的。
——关于郭沫若，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文本再生”事件，准确地说，是“文本被再生”事件：“文革”乍起时，香港《明报月刊》曾重新发表《秦始皇将死》那篇小说，且特意加了按语：“这是郭沫若在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旧作。中共将来如果清算郭沫若，很可以拿来作为他的罪证。”郭的小说本是针对“国民政府”领袖的，放到此时此刻，显然就是针对“人民政府”领袖了。这是替郭沫若做了他最害怕做的事，或者说，让郭沫若被动地做了陈寅恪、廖冰兄，让《秦始皇将死》也像《改旧句寄北》和《禁鸣》一样指向新的政治现实。说起来，这一招文本的“乾坤大挪移”，倒是很符合当今互联网时代的作风呢。只是不知道，当时郭老他知不知道呢？
以上是我读李怀宇《如是我闻》后的一点“浮想”，春色满园，仅采其一枝而已。
关于怀宇兄此书，最后且略说几句。照我的体会，写文化人物，若只依赖既有的文献，自不免炒冷饭，但只依赖一时接触的闻见，又不免单薄，而怀宇则兼取二者，既招唤出文献中的“沉魄浮魂”，又融入个人的“亲承謦欬”，我以为在写法上是很可取的。在体例上，还是一贯的以人为纲，篇幅并不太长，却能将人物的生平和风貌大体勾勒出来，并点缀有意味或有趣味的细节，深者可得其深，浅者可得其浅，确是相当出色的人物印象记。这只是他的“作品集”之一，后续还有多种，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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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跳崖”
2021
11/20
23:57
卓晖说书
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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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拜读刘国重老师的一篇文章，《武侠小说必须看——钱钟书爱好金庸小说》，其中提到，“否定金庸小说的，多是小学者。像金克木、程千帆、余英时、许倬云这样的大学者，却往往给予金庸小说很高的评价。”
于是想起很多年前，在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一位专家点评金庸，依稀记得八个字“跳崖不死，岳父必邪”。
岳父必邪，这一指控必定站不住脚。
除了郭靖、令狐冲之外，胡斐的岳父是大侠苗人凤；狄云的岳父是“南四奇”之一水岱；萧峰的岳父(如果非要算的话)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韦小宝的岳父有七个，方怡、曾柔、苏荃、建宁、双儿的爹是谁，不知道，但阿珂的父亲是李自成，小郡主的父亲是沐天波……何邪之有？
跳崖不死，倒可以说道说道。
这一质问，或者换成另一种表述也很恰当：当人物陷于难以逃脱的困境时，突然发生意外、牵强的事件，为之解围，造成情节逆转。即所谓“机械降神”。
机械降神，其实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许多评论家视之为“拙劣”。但手法之为手法，关键在于运用，何必刻意拘执？
武侠小说中，跳崖是个常见的元素，很多作者运用，以致流于俗滥。然而，这不代表金庸用了就一定流俗。
张无忌被朱长龄、武烈等人追击，宁死不肯出卖谢逊，毫不犹豫跃入万丈深渊。
为何没有死？只因朱长龄不愿失去唯一觅得屠龙刀的“机缘”，伸手抓住无忌，与他一起坠下。施展武功，攀住了一株松树。
朱长龄的利令智昏，这一段表现得入木三分。
尤其是救下无忌之后，还对他假惺惺地笑语安慰；发现返回峰顶无望，顷刻间凶相毕露。活脱脱一条“变色龙”。
一意拘泥于张无忌“跳崖不死”，就是败笔，进而无视对厚颜小人神形兼备的刻画，岂非买椟还珠？
小龙女跳下绝情谷，留下款款致语，让杨过等她十六年。这牺牲自己，挽回爱人生命的伟大举动，却被评论为“没有死不合理”。
即使谷底有寒潭，小龙女、杨过、郭襄从百丈高崖跃下来，就算掉进水中，人的身体也不可能承受巨大的冲击力，三人不死，不科学。
六脉神剑科学吗？为什么不直斥人的手指不可能发射剑气？哦，这属于金庸的奇思妙想。
与此类比，跳绝情谷，就成了异想天开？
武侠小说本来云谲波诡，奇变迭起，为什么就不能让任由作者的想象力，出色地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呢？
我不能分辨这是钻牛角尖，还是为了批判而批判。
莫里哀的《伪君子》，达尔杜弗陷害奥尔贡，告他的御状，一心霸占他全部家产。最后，国王明察秋毫，把达尔杜弗逮捕，免除了奥尔贡的灾难。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奥利弗受赛克斯挟迫去盗窃梅丽夫人的家，被仆人用枪击中，赛克斯误以为他死了，一逃了之，奥利弗因此逃出生天。
戈尔丁的《蝇王》，拉尔夫走投无路，却意外地被海军军官所救……
这些例子，都可以算作“机械降神”，运用了相似的手法，但无损这些作品成为经典流传。
莫里哀们用了，是杰作。金庸用了，就是失败？
或者，批评者们并没有发现《伪君子》《雾都孤儿》《蝇王》的种种“败笔”。
可能他们买的都是盗版书吧，恰好没有这些文字。
就像他们曾经买过七册的《天龙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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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轰动武林的“龙雕之战”：《沉剑飞龙记》为何最终打不过《射雕英雄传》？
原创 余博 黑江湖 2021-10-1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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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还《沉剑飞龙记》
最近读完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追读此书，不是因为张梦还，而是因为金庸，一直想看看能和所向披靡的《射雕英雄传》打擂的《沉剑飞龙记》到底实力如何？
《射雕英雄传》对于金庸具有升级意义，如果说之前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证明金庸是绝顶高手，那么《射雕英雄传》真正奠定金庸的宗师地位，既高且无法撼动。可以说，《射雕英雄传》当年能让同期的武侠小说黯然失色，稍有还手之力的就是这部《沉剑飞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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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射雕英雄传》
我们先看看《沉剑飞龙记》讲了什么故事。
《沉剑飞龙记》有23回（开头有楔子），故事时代设定在明朝，靖难之役后，方孝孺被诛十族，其子方继祖存活下来，在南海盘踞，成为南海岛主，伺机复仇，吴璧吴璞兄弟作为部下，劝岛主只可选择孤悬海外，不能有入主之心，不然容易被天下人误解为反叛。因此和岛主产生误会，双方出手，岛主出手狠辣，吴氏兄弟自保之间失手杀死岛主。
后来身怀六甲的岛主夫人林咏秋带着女儿前来复仇，受了重伤，生下一子后身亡，恰好被出游的昆仑派高人丹阳子碰见，将其子女收为弟子，一个叫方灵洁，一个叫方龙竹。这是故事起因，整部书就围绕方氏姐弟的复仇而展开。
吴氏兄弟后来居住在苗疆碧云庄，在江湖上口碑极好，每年过生日都有各路豪杰前来拜寿。楔子过后，就是十几年后，方氏姐弟都已长大，到了能够下山复仇的年纪，复仇和碧云庄的生日宴正好碰在一起，有来自中原、西域的众多武林高手在场，免不了多场恶战。而且，恶战不会一次解决，双方互有伤败，然后邀请更厉害的高手出场，让故事不断升级，最后安排了一场泰山大会，让武林高手齐聚一堂，了解方家和吴家的冤仇。
而此书之所以有“沉剑飞龙”，到结尾才扣题，泰山大会并没有预期中的酣畅恶战，两三场打斗之后，方氏姐弟万念俱灰，手中的天龙宝剑掉落山谷，谷中即有飞龙升起，龙背上乘坐着已经仙逝的方家和吴家之人，原来亡人已经和解，生者何必纠缠，至此，冤仇已解，故事结束。
《沉剑飞龙记》有极深的旧派武侠小说印记，尤其和《蜀山剑侠传》很相似，张梦还如果续写还珠楼主，应可以假乱真。
《沉剑飞龙记》主要写苗疆，和蜀山对应，都有名山大川、珍奇异兽，到结尾有飞龙升天，武侠小说差点成了仙侠小说。《沉剑飞龙记》在武侠小说的流变中“承上”极好，几乎复刻了《蜀山剑侠传》的所有长处，也避免了旧派小说冗长无结尾、想象力恣睢但设定不严谨的问题，在龙鱼混杂的武侠小说圈，绝对是高手序列。
另一个方面，《沉剑飞龙记》的缺点也很明显，守正有余，创新不足，尤其在新派武侠小说蓬勃起步的黄金时代，《沉剑飞龙记》的“旧”更加刺目。
新派武侠小说以人物和故事的连贯递进为王牌，人物得有辨识度并且要成长，才能立得住、被记得住，故事曲折且一波高过一波，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和猎奇。
《蜀山剑侠传》等旧派小说，不怎么注重人物塑造，主人公不确定，随时会冒出一个人物，故事的走向多变，还不像《水浒传》那样，一个好汉引出另一个好汉，后来安排好汉集结排座次，人物会汇聚，故事线索会拧成一股。而且写这个人物时，就要把这个人写活，不会将主体人物当成工具人，绝不千人一面。
《沉剑飞龙记》在人物塑造方面是失败的，无论是刚出道的少年高手，还是深山修炼的前辈名宿，几乎都是一个词库和套路。
武当派、昆仑派、峨眉派、泰山派、华山派出场的人物不算少，名字各有不同，面目和腔调并无差异，包括着墨比较多的昆仑派徐霜眉和峨眉派吕曼音也差别不大，似乎要设定为内敛和张扬两个类型，但都是武功高强、对白嚣张的描写，看不出有何分别。稍微有点个性的小侠甘明戏份太少，本来带着主角相，忽然就离线，再次上线时原来的个性荡然无存、泯然众人。至于稍微有些戏份的金叶丐、俞一清等，也是忙着当故事工具人，上线只是为了推动故事发展，塑造乏力，并不鲜活。
单从人物方面对比《射雕英雄传》，《沉剑飞龙记》落了下乘。
这是说“侠”，再说“武”。
《沉剑飞龙记》对武功的设定算是用心，走的是道家修炼路数，内功加招数，内功以先天罡气为主，偏刚硬路线，连女侠都极为刚猛，招数的名目不多，特色不显。像是受《封神演义》影响很大，都是进山拜师，可以速成，一两年就可以练成武林高手，练功过程三言两语，成效倒是惊人，一下山就可以吊打前辈高人，连不到十岁的小孩子都身怀绝世武功，调皮捣蛋之间就能撂倒一个江湖好手。
可以说，武功高低完全取决于门派，只要是进到昆仑、武当、峨眉等一流门派，就有了高强保证，必定是高手无疑，颇有点唯文凭论的意思。
人物没有成长过程，武功也没有增进过程，所以故事的推进全靠新人物的出场，故事往前一步，又自动离线。
如此，阅读过程中无法畅快和深思，始终感觉和小说隔着一层，不像《射雕英雄传》能让人沉浸其中，跟着人物成长和故事递进而调动情绪，读者会被小说牵着走，“龙雕之战”的裁判是读者，能牵动读者的作品便是赢家，结果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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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看了康熙王朝，有何评价？
2021-11-05 09:56 大猫论史事
春桥官至正国级，他走出秦城后，说：康熙王朝真是荒唐！
1998年1月，他获准保外就医。走出了秦城。这一年，他81岁。
走出秦城后，他与妻子文静来到了无锡市江阴（县级市）定居。
他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般情况下，他不出大门，也不见外人。
在晚年时期，他喜欢看电视剧。特别是历史类、古装武侠类电视剧。
有一次，他看了《笑傲江湖》后，给女儿张维维写信：“令狐冲小小年纪，就得到了华山风清扬真传，就能够称霸武林。还有各种奇怪的武功，嵩山派掌门左冷禅会发冷气（寒冰真气），任我行会吸对方的真气（吸星），东方不败会葵花宝典，可以称霸。”
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热播时，他几乎每天剧。
看完《康熙王朝》后，他给女儿维维写信：“看《康熙》时，总要听到那一句话，真想再活五百年！康熙真活五百年的话，我们现在还要向这位皇上下跪呢。真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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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读书：《佘大钟：<张春桥狱中家书>都写了什么？》
佘大钟 天涯杂志 2015-07-24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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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布时间：2015-07-17 作者:佘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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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猫头鹰”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7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春桥狱中家书》(以下简称《家书》)函装手迹版(函装手迹版附简体文字版，简体文字版单行本即将面世)，首次披露有关张春桥的一手资料。
《家书》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神秘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丝丝缕缕，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数次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披露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得以走进这位被刻板化乃至“妖魔化”的历史人物，看到作为父亲、丈夫、长辈、囚犯、病人、毛泽东的晚年知音和追随者、马列主义者等多种面貌的张春桥，也为理解文革和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角。
《家书》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样评价：“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张春桥是文革时期党内左翼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他的狱中家书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也为理解中国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命运提供了思想线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感叹：“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中国当代史家卜伟华等均有中肯评论。
《家书》由书籍装帧设计家何浩设计。函装手迹版以全彩印呈现书信原貌，文字版则以印刷字体排版，附访谈及注释。整体书籍的设计制作精良而节制，体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中正态度，也反应出版社在电子书时代对实体书持久存在价值的理解。何浩在设计手记中说：“ 文字版偏重信息阅读……而手迹版则偏重对文献实物的体味，用纸张、字迹把读者带入真实的、可触摸的情境中……这部书的封面字体和色彩借用了正统毛主义出版物的范式，严肃、坚定、刻板，如同张春桥身上的那套似乎永远不变的灰色中山装，可以瞬间把人带入他的那个时代。但同时这部书的设计又绝非复刻，……实际上也同时将这部书的形态彻底转换到了当下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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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狱中家书》写了什么?
1977年张春桥被押往秦城监狱，1985年开始可以被允许和家人通信。本书收录的58封信中，写给长女维维的信最多，其他则寄给另两位女儿和儿子毛弟、妻子文静，以及两位孙辈。在这些书信中，张和子女谈往事、谈时事、谈社会现象、谈自己的读书感想，坦诚而冷静。
张春桥是个文人，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鼓励孙辈多看书、多学习，为社会做贡献。他推崇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1999年4月24日)
张在狱中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对时事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均给予坦率的评论。对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张极不认同，他在1990年7月27日给维维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
对苏联解体，张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他说，“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1992年1月21日信)他注意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颇有幸灾乐祸之意，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1998年9月20日)
张春桥的性格和家庭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长期以来，张春桥在海内外文革研究中被屡屡提及，但无一不是刻板扁平的政治人物形象，或者被刻画成阴险狡诈的小丑，而在家书和专访中，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性和他与家人的情感得以复活。
谈到自己的性格，张春桥在1989年12月16日的信中说，“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作为一位毛路线的终身信仰者和践行者，张春桥有着超强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甚至在权力的巅峰时刻也可以冷静地预知自己悲剧的政治宿命。维维在采访中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猫头鹰”倒台的前夜，张已清楚预知自己的结局，维维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女儿追问：“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书中的阐释让读者了解到张性格中的理性、冷静和倔强。维维在采访中指出，张春桥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高度认同并始终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而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面对这种情况，张可说是无言以对。
张和妻子文静因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走到一起，情感稳固。1998年张春桥获保外就医资格，在江苏江阴监视居住，文静主动要求去江阴照顾张的生活起居。对于两人曾经的离婚波折，维维的采访也给出了正面回应。从书信中可看出，张和长女维维的关系尤为亲密，时时关心女儿的身体和情绪。在1985年1月25日的信中，张对女儿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他多次叮嘱家人不要为自己破费，安慰子女情绪，甚至细心指导孙辈写作文。1999年初春节期间，张在江阴监居地见到了四位子女及其家人，显得尤其兴奋“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1999年2月27日信)这些细节体现了作为父亲、丈夫、外公的张春桥细致的情感。
张毛关系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张维维
张维维在采访中说到父亲病危时做的一个梦，反映了毛、邓、周、张等多位领导人的微妙关系。“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张因何得到毛的赏识而成为文革的重要领导人?张在给女儿的信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1966年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与毛共度生日等。书中反映毛多次与张个别谈话，了解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跟张讲述党内历史的诸多细节问题。
张春桥一生的理想是做毛的秘书、助手，“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晚年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毛的崇敬并未因其所遭受的政治挫折而受到丝毫影响，甚至可说是更为坚定。在其事业的顶峰，张春桥送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礼物是一套《毛泽东选集》，上面的题辞是：“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狱中，他仍然写信给女儿说“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鼓励子女多读毛的书、以毛的精神激发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節錄：張春橋1996年12月12日寫給長女維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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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章来源:水煮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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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亲妹查良琇：住在农村，家境普通，金庸一直补贴她到2002年
民国风骨 2021-11-10 07:04
一晃之间，武侠泰斗金庸先生已经过世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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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组成一副对联的14部武侠小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即使抛开武侠作品不谈，单是他创立的《明报》，也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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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不论从世俗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金庸都是非常成功的。但一个人不可能只有正面，除非他是圣人，金庸自然是凡人，故而在他的身上，也有一些被人说道的地方。
比如他抛弃共同创业，并为他生下4个儿女的朱玫，转头娶了小29岁的年轻女孩林乐怡为妻，这件事从道义上就很难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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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金庸的小女儿查传诗所讲的那样：男人有魅力，才会迷倒天下间的女人。
金庸身为成功男士，身边的“资源”自然取之不尽，除非他有极强的定力，否则“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足为奇的。
除“抛弃糟糠之妻”外，金庸还有一件事也经常被人拿出来说，那就是他主政《明报》时，对供稿的作家很抠门，于是就有人说他“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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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庸是不是真的很小气呢？站在那些供稿作家的角度讲，或许是的吧，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金庸非但不小气，还很大方，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比如在妹妹查良琇的眼中，二哥金庸就很仗义，金庸去世后，查良琇接受了采访，一边抹泪一边说：没有金庸，她可能都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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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为什么对金庸如此感激，他们兄妹之间又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
金庸亲妹妹：有困难，找二哥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身于著名的海宁查家。
这个家族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康熙皇帝都亲自为其题写了一副对联：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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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想必不用解释，就是说查家出了七个进士，叔侄两代有5个人进入翰林院，这样的家族，别说有清一朝，恐怕历朝历代都十分罕见了。
海宁查家不但在清朝很显赫，就算到了近代也出过许多名人，金庸自不必提，另一位大文豪穆旦也是这个家族的，他原名查良铮，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金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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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查家传到金庸这一辈，名字中间都有一个“良”字，而且不分男女。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娶过两任妻子，一共生下了13个小孩子，金庸是大房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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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枢卿的第一任妻子叫徐禄，是个大家闺秀，同样系出名门，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是徐禄的堂侄，所以金庸还得管徐志摩叫一声“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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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禄生了7个儿女，分别是：长子查良铿、次子查良镛（即金庸）、三子查良浩、四子查良栋、五子查良钰以及查良琇和查良璇两个女儿。
上面提到的查良琇，就是金庸同父同母的妹妹，出生于1925年，只比金庸小了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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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枢卿的第二任妻子叫顾秀英，她本是徐禄从娘家带过来的丫鬟。抗战期间徐禄在逃难途中离世，顾秀英就嫁给主人查枢卿作填房，并生下了4子2女，分别是：六子查良铖、七子查良楠、八子查良斌、九子查良根以及查良琪和查良珉两个女儿。
所以说，金庸一共有8个兄弟和4个姐妹，但顾秀英所生的4子2女只是他的同父异母手足，比起一母同胞的四兄弟两姐妹，感情还是要淡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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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刚满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过完暑假后去嘉兴上初中，从此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一个不足13岁的小孩被迫自立，可见当时金庸处境之艰。
金庸12岁离家后，一直到1945年才第一次返家，那年他已经23岁，妹妹查良琇也22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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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良琇回忆，哥哥回来时，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弟弟妹妹们都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过去这些年的游历。
在妹妹查良琇的印象中，金庸从小爱书如痴，书香门第的海宁查家，正好又以“藏书丰富”闻名，金庸小的时候，家里光书房就有3个，他一有空就泡在里面，什么《明史》、《水浒传》之类的古籍，全都被他翻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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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金庸饱读诗书，弟弟妹妹们才更愿意听他讲故事，因为金庸讲着讲着就会拎出一大堆典故，听得弟弟妹妹们如痴如醉。
可惜1945年的返家，金庸并没有呆多久，他很快又去杭州工作了。杭州离海宁虽然近，但工作期间，金庸极少回家，所以查良琇以及其他弟弟妹妹们跟二哥金庸相聚的时间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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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金庸去了香港发展。与此同时，海宁老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查枢卿被评为地主，并遭到了处决。
那是查家最困难的日子，金庸的继母顾秀英不但要照顾自己的6个年幼儿女，还得为徐禄所生的4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提供学费，同时还要忍受别人的欺凌和嘲讽，最艰难的时候，顾秀英甚至偷偷变卖了查家的部分祖产，这件事也令其抱憾终生，觉得自己愧对查家祖宗。
查枢卿死后，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弟弟妹妹们没了依靠，便不由地想起了远在香港的二哥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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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几年金庸过得也不怎么好，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尚未开始撰写武侠小说，《明报》也未创立，甚至正和第一任妻子杜治芬闹得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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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知家庭变故后，金庸还是倾其所能为家里寄钱，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远在大陆的查良琇以及其他弟弟妹妹们并不知道金庸的难处，只知道感激二哥的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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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有困难，找二哥”成了所有弟弟妹妹的共识。
家境普通，金庸补贴到2002年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亲妹妹查良琇却是第二天早上才从女儿口中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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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只比金庸小一岁，当时已经93岁高龄，随女儿住在浙江临安乡下的一处普通农房中。
对金庸作品熟悉的人应该都知道临安，那可是大侠郭靖的老家，著名的“宇宙中心牛家村”，就位于临安。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缘分，金庸的亲妹妹居然就定居在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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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庸的外甥吴石诚讲，金庸生前曾两次来到临安探望妹妹查良琇，只是不知道他老人家踏入临安地界时，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大作《射雕英雄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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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虽然跟哥哥金庸一样出身名门，小时候也酷爱读书，可毕竟是女子，人生很多时候自己做不了主，而是随着娘家和夫家的命运跌宕起伏。
悲剧的是，查良琇的娘家被评为地主，第一任丈夫又曾在国军效力，导致她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既分不到土地，也没法找份像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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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艰难地讨生活，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拿钱给孩子们上学了。
金庸知道后，立刻从香港给她汇了一笔钱，查良琇拿到这笔钱，才让孩子们上了学，她经常告诫儿女：你们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二舅，没有他，我们一家就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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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妹妹查良琇的资助，一直持续到2002年。那一年77岁的查良琇开始领政府发放的补贴，有了经济来源后，她就亲自写信给金庸，说二哥已经为她操了半个世纪的心，现在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就别再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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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听从了妹妹的话，从此没再寄钱，但兄妹俩仍然书信不断，透过这种古老的通信手段诉说着儿时往事，续写着兄妹情谊。
在金庸的持续资助下，查良琇独自一人将3个子女抚养长大，并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也把女儿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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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都有归宿后，50多岁的查良琇认识了第二任丈夫，但对方跟她一样也是个普通农民，金庸知道情况后，就继续给她寄钱，这一寄就是20多年。
2002年查良琇叫二哥别再寄钱后，金庸还特意在信里说：我给你在杭州买套房吧，这样你和妹夫可以搬到城里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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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琇看到来信很感动，但她住惯了乡下，再加上子女们也都住在乡下，便去信说：房子不必买了，买了也用不上，我也不缺钱，一切安好，二哥你大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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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金庸已是亿万富豪，他当然不差杭州买房的那点钱。但他考虑到妹妹也有自尊心，既然她不愿意要房子，那也不便强行购买，所以最终没有为查良琇买房。
其实真说起来，如果金庸当初为妹妹在杭州买了房，现在那处房产的价值恐怕翻了几倍都不止，查良琇只要将房子卖掉，不但能还二哥金庸的人情，剩下的钱她就算再活二三十年也花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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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临安乡下的查良琇老人，看上去跟普通农村老太太没什么两样，如果她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么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居然是武侠泰斗金庸的亲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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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后，查良琇接受采访，她拿出珍藏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地展示给记者看，那都是她过去跟二哥金庸相聚的珍贵瞬间。
查良琇的子女都是普通农民，她居住的女儿家，从房子和装修来看，也跟普通的农村人家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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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的亲戚，亿万富豪金庸不但不嫌弃，而且还乐于往来。据外甥吴石城回忆，1988年，他还去香港看过二舅金庸，并且在其豪宅中住了2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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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起二舅，吴石诚都是一脸的敬佩，他虽然是个农民，年轻时也却把金庸的作品翻了个遍，什么《雪山飞狐》、《碧血剑》，他至今都记得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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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也有草鞋亲”，金庸与妹妹查良琇一家虽然贫富悬殊，兄妹之情却没有断绝。从他和妹妹的往事就能看出来，金庸骨子里还是一个仗义的人，而非坊间所传的那样“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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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明报》供稿者抠门一事，也许也不能单纯用“小气”来形容吧，抛开作家的身份，他毕竟也是一个商人，而商人，又有谁不 “精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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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在世的作家中文笔最牛的是哪三位？
金大钻
金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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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金庸。
金庸言语写得好，驾驭文字能力更好，有人诩为当代最善用中文的人，是否过誉，一时难有依据，但誉之为文字用得最好的当代作家，理应实至名归。作者语句畅所欲言，抚人心窍；词字深淳典雅，锤炼精妙。金著中不乏优美文字典范佳章。今只谈写景写情之作，亦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丁珰笑咪咪的向石破天横了一眼，突然满脸红晕，提起竹篙，在桥墩上轻轻一点，小船穿过桥洞，直荡了出去。石破天想问：“到你家里去？”但心中疑团实在太多，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丁珰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团团连漪，小船在青缎上平平滑了过去。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岸上柳枝垂了下来，拂过丁珰和石破天的头髪，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他二人的头顶。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
小船穿过一个桥洞，又是一个桥洞，曲曲折折的行了良久，来到一处白石砌成的石级之旁。丁珰拾起船缆抛出，缆上绳圈便套住了石级上的一根木椿，她掩嘴向石破天一笑，纵身上了石级。
丁不三笑道：“今日你是娇娇客，请，请！”
以上摘自侠客行第六回。
江南水乡之中，月明风清之夜。髫鬟少女之旁，笑语盈盈之前，何啻神仙境界。但同是午夜泛舟，金庸在另一书中，却写得潇洒空灵，沧浪感慨：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常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突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匆匆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张无忌心头一凛，记得在光明顶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无法脱身，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见小昭正痴痴的瞧着自己。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翻翻覆覆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
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不知吹向何处。张无忌只觉掌里赵敏的纤指寒冷如冰，微微颤动。”
丁珰和石破天的月夜泛舟是笑语盈盈，芳心可可，诗情画意的神仙境界。但张无忌与诸女月夜泛舟是凄迷万状，前路茫茫，无所依榜的境界。眼前月明海上，静夜孤舟，使人兴起生死无常，光阴过客，浮生若梦之叹。文字中带出意境，更在诗情画意之上。人生有多少个月明之夜？月明之夜又有多少回可以月下泛舟?月下泛舟之时又有多少回可以澄灵静思、参悟透澈？作者优美文字，漫不经意地将读者带到极优美的艺术境界，这种文字的魅力，原来就是使我们对了然于胸的情节故事，也爱手不释卷，再三重读的原因。
金庸的写情文字，男欢女爱之章，写得缠绵悱恻、凄惋动人。而另一种言情之作，却是和风细雨，美酒深醇的情爱同样写得极为成功，可惜却被忽略了，试看韦小宝荣归故里，母子亲情的一章：
「兩人來到房中，韦春花反脚踢上房門，鬆手放開他辦子和耳朵。韦小寶叫道：「媽！我回來了！」韋春花向他凝視良久，突然一把將他抱住，鳴鳴咽咽的哭了起來。韦小寶笑道：「我不是回來見你了嗎？你怎麽哭了?」韦春芳抽抽噎噎的道：「你死到那裏去了？我在揚州城里城外找遍了你，求神拜佛，也不知许了多少愿心，磕了多少头。乖小宝，你终于回到娘身边了。”韦小宝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到外面逛逛，你不用耽心。”
韦春芳泪眼模糊，见儿子长得高了，人也粗壮了，心下一阵欢喜，又哭了起来，骂道：“你这小王八蛋，到外面逛，也不给娘说一声，去了这么久，这一次不狠狠给你吃一顿笋炒肉，小王八蛋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所谓“笋炒肉”，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韦小宝不吃已久，听了忍不住好笑。韦春芳也笑了起来，摸出手帕，给他擦去脸上泥污；擦得几擦，一低头，见到自己一件缎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还染了儿子脸上的许多炭灰，不由得肉痛起来，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我就是这一件新衣，还是大前年过年缝的，也没穿过几次。小王八蛋，你一回来也不干好事，就弄脏了老娘的新衣，叫我怎么去陪客人？”
韦小宝见母亲爱惜新衣，闹得红了脸，怒气勃发，笑道：“妈，你不用可惜。明儿我给你去缝一百套新衣，比这件好过十倍的。”韦春芳怒道：“小王八蛋就会吹牛，你有个屁本事？瞧你这副德性，在外边还能发了财回来么？”韦小宝道：“财是没发到，不过赌钱手气好，赢了些银子。”
韦春芳对儿子赌钱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摊开手掌，说道：“拿来！你身边存不了钱，过不了半个时辰，又去花个干净。”韦小宝笑道：“这一次我赢得太多，说什么也花不了。”韦春芳提起手掌，又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韦小宝一低头，让了开去，心道：“一见到我伸手就打的，北有公主，南有老娘。”伸手入怀，正要去取银子，外边龟奴叫道：“春芳，客人叫你，快去！”
韦春芳道：“来了！”到桌上镜箱竖起的镜子前一照，匆匆补了些脂粉，说道：“你给我躺在这里，老娘回来要好好审你，你……你可别走！”韦小宝见母亲眼光中充满担忧的神色，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笑道：“我不走，你放心！”韦春芳骂了声“小王八蛋”，脸有喜色，掸掸衣衫，走了出去。」
单看上面一段文字，难以相信出自武侠小说之中。这是一段感性文字、功力深厚，已无棱角可寻。在温驯文字之中，写出年华老去的妓女为弄污新衣而怒的可哀，写出慈母之心，孺子之孝的光芒来。韦春花爱子之心，一言一动，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读者也会在不自觉中，沾得慈惠；而机灵多智的韦小宝一在浮滑行状中，也不难使人感到他对母亲的挚爱。
全文笔调温厚亲切，深情洋溢，写得不温不火，正是作者对文字驾驭功力的表现。
笔者以为，金庸运用文字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情节结构。金庸对情节的结构，尚有瑕疵之处，亦可有与之并驾齐驱的作家。但说到行文煮字、敍事的明透贴切、艺术意境的创造，遑论其他武侠小说作者。卽使是文艺作家，也难出其右。金庸文字之美，增添了重读时的趣味，每一次重读，造成每一次的享受。这个“美”字，还包括了利用文字对真和善的表达；它震荡了读者的心灵，启迪了读者的思考，升华了读者的情操，所以誉之为当代文笔最佳作家，实在不为太过！
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提的时候，金庸老爷子还没有去世，所以，我现在这样的回答也不算离题。
编辑于 2021-10-20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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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等顶尖文学作品相比尚有哪些不足？
禹辰
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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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比不过红楼梦，金庸自己都承认了。但是，很多人在批判金庸作品时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混淆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经典文学。
这里所谓的经典文学，就是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仍然拥有读者群体的文学作品，这些读者阅读是出于内心的喜爱，而不是为了做文学史研究。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跨越时间维度，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成为经典。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作品，大部分被划为严肃文学，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严肃文学才能成为经典，于是他们谈论通俗文学自带一种批判的优越感 。
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会。真相是：一个时代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可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严肃文学 。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先秦时期不同地方的民歌；乐府诗里也有不少是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左思三都赋一出，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唐代王维、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深受当时民众喜爱；宋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苏轼每有新作，马上传遍京城。
上面提到的诗词歌赋放到现在妥妥的高雅纯文学，但在它们的时代，没有谁会觉得这些作品不够通俗，不够接地气 。
在元代，没有谁会认为活跃在勾栏瓦肆的关汉卿是什么严肃文学作家 ；西厢记的故事也不过是那个时期穷书生娶富千金最后金榜题名的滥俗套路，红楼梦里贾母都曾吐槽过；明代四大奇书，西游记明显带有向大众宣传佛法的性质，水浒传是脍炙人口的白话小说，三国演义的三国故事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于金瓶梅，它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但它本身跟“高雅纯文学”的标签真没什么关系 。
最讽刺的是，一个时代的俗文学有可能成了后世的经典，而雅文学却成了不研究文学史的后人不会去读的作品 。说到元明清文学代表，你自然会想到词曲小说，可你知道诗文才是那个时候的文坛正统吗？如果你不学文学史，元诗四大家茶陵诗派前七子后七子你知道几个？
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但以通俗文学为由去加以贬抑没必要。在我看来，《鹿鼎记》《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这三部完全有可能成为跨越时间的文学经典，传承百年甚至更久 。如果要说我的判断依据，答案可以概括为两个字：
难写。
越是难写，越有可能成为传世经典 。
越好写的东西，替代性越强。诗歌、散文跟小说相比，太好写了。小说可以包容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就像红楼梦的作者可以写芙蓉女儿诔，写葬花吟，写“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但会写诗文只是创作红楼梦众多条件里其中一项罢了。
长篇小说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把短篇小说写精致可以靠才华，把长篇小说写精致还要靠体力和毅力 。这还仅仅是语言层面，更不用说长篇小说更复杂的结构、更宏大的布局以及更多样的人物了。
《鹿鼎记》能成为经典，因为难写。金庸的小说为什么难写？
单从仿写的角度，金庸的作品对仿写者本身的素养都有不低的要求，没那国学底蕴，顶多在文风句子层面仿点皮毛。金庸的国学功底大概在什么水平？抛开历史文化知识，单是有古典韵味的语言，放现在吊打九成以上的古装剧专业编剧问题不大。我这里说的古装剧，可不仅仅是那些古装偶像剧，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历史正剧。虽然我看着非常出戏，但或许现在影视剧中的古人说现代话已是常态，所以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了。
过了国学这一关，还得会讲故事，要把武侠故事讲得精彩生动、荡气回肠。不要觉得讲故事不难，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洞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思维。
文学天才是很普通的东西。
纯粹的故事天才是罕见的。
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标榜纯文学的作家常常看不起通俗文学作家，他们觉得这些人只不过会讲故事罢了。事实却是，这些纯文学作家引以为傲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普通的文学天才，一旦他们的作品没有其他难得的优点加成，很快会像大部分的繁缛诗赋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写出传世佳作，被打上“纯文学”标签的作家们，常常是兼具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故事天才。
最后，要达到金庸的水平，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深度。有深度的作品能够拓展读者对人世的认知，唤醒读者对他人的理解和怜悯，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读者的个人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属于重视情节的通俗小说，有的能成为经典，而有的只会是爽文。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母亲房外，一张之下，见房里无人，知道母亲是在陪客，心道：“辣块妈妈，不知是那个瘟生这当儿在嫖我妈妈，做我的乾爹。”走进房中，见床上被褥还是从前那套，只是已破旧得多，心想：“妈妈的生意不大好，我乾爹不多。”侧过头来，见自己那张小床仍摆在一旁，床前放着自己的一对旧鞋，床上被褥倒浆洗得乾乾净净。走过去坐在床上，见自己的一件青竹布长衫摺好了放在床角，心头微有歉意：“妈是在等我回来。他妈的，老子在北京快活，没差人送钱给妈，实在记心不好。”
这一段写韦小宝回扬州看母亲，乍一读蛮搞笑，读到后面不禁为母爱感动，而细品之下，却看出一个年老妓女的悲凉处境，令人无奈又心酸。同时，几句心理活动也展现出韦小宝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金庸小说和红楼梦存在差距，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然而，即便是与红楼梦并称的另外三部名著，在人物塑造上相比红楼梦也是差距甚远。这几部作品，以及金庸小说，都有一些塑造得丰满立体的男性主要角色，但女性角色相对要逊色很多，而一众配角也常沦为为情节发展而服务的工具人。
红楼梦就没有这个明显的缺憾。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有男有女，有长有幼，有主有仆，然而上到宝黛钗等主要角色，下到过场的丫鬟老妈子，但凡笔有所涉及，你会觉得这些人物都是有灵魂的。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深谙人性，还要极其巧妙又绵密的叙事艺术。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巅峰，放在世界文坛都是最顶尖的那一批。说我吹过了的要么是妄自菲薄，要么就是没看懂红楼。“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这部作品与其说是用笔写就的，倒不如说是用血写就的，没有最深沉的悲怆成就不了这么伟大的作品。还有，不要觉得红楼梦贴了“中国名著”的标签，和外国贴了“名著”标签的小说在艺术水准上就差不多，名著与名著亦有差距，要知道红楼梦与另外水浒西游三国合称为四大名著，是抬高了另外三部的咖位。
综上，拿金庸小说比红楼梦有点过分，不过差距大并不妨碍金庸的一部分小说可能成为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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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这几天看了一下雅俗之辨，按有些答主的逻辑，金庸小说被打上“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的标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些人的逻辑是：
诗经是经过孔子等人整理删改的，符合了先秦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国风是精英文学；
王维李白柳永苏轼是知名文人，他们是文学精英，精英笔下自然就是严肃文学；
关汉卿等元曲大家，他们的作品水准远超同行，所以他们的作品属于严肃文学；
明清一堆下三滥小说，而金瓶梅红楼梦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属于文人小说中的精品，所以是严肃文学。
这套逻辑判断通俗/严肃文学，有几个特点：
1.不考虑民间的传播程度。国风乐府王维诗柳永词在民间流传度高又如何，只要被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2.不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关汉卿等作家写的杂剧是给大众看的又如何，只要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3.不考虑作品类型/体裁有没有得到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认可。白话小说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备受鄙薄又如何，只要得到后来文学圈内精英认可，它就是严肃文学。
所以不要觉得武侠小说就是给大众看的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这些都不是问题。金庸小说从通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高贵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文学圈子的精英们一句话的事。何况人家金老先生有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等一堆title呢。人家早已是精英了，精英的作品属于“严肃文学”，这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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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痴迷于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作品？
关山飞度
关山飞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在读；公众号：关夏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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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非常“中国”，能写到中国人的心里，能触动中国人心中那份飒荡豪迈的情怀。
不仅是金庸本身写的好，很多时候，由于同行的拉胯，就显得金庸尤其可贵。我说的同行拉胯，并不仅仅指其他武侠小说家写的不如金庸。我说的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大多数都拉胯。让人读不下去，只能去选择读金庸。
说他们拉胯，并不是指他们的文学性上有多不行，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很不中国。第一，在精神上不中国。第二，在语言上不中国。
先说精神
当代中国作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追随世界潮流，不能独自开宗立派，没有自己的特色。当年苏俄文学流弊，就跟着苏俄文学的路子走。后来拉美作家流弊，就又跟着拉美作家的路子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无论是苏俄、拉美、欧美、还是日本，他们的小说风格都是根植于他们本身的社会和文化中的，而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空中楼阁。
举个例子。苏俄文学向来以厚重著称。苏俄文学的厚重和深邃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东正教的弥赛亚主义所延伸出来的人道主义或救世主义。这种厚重和深邃充满了宗教式的关怀和忏悔，以及在追求精神信仰时的孤独和痛苦。
如果一个作家用这种风格来写中国的故事，相信中国人肯定读的云里雾里。因为中国是个彻头彻尾的世俗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根本无法体会东正教等宗教对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些作家偏要这么写，读者不爱读，他们就说这一届读者不行。其实是他们自己不行，明明自己根本不懂宗教，却硬要这么写，简直笑话奇谈。
再说一下那帮模仿拉美的。中国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更是如同过江之鲫。为什么拉美能产生魔幻现实主义？因为拉美这个地方本来就魔幻，那些小说里各种细节并不是想象，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或是现实。拉美当年不断被侵略、殖民，殖民者用最残酷的手段把拉美掠夺的一干二净，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陆。拉美被殖民、被奴役，而且从来没有人改变他们的现状。拉美社会动荡不堪，有极大的贫富差距，暴力、、毒品横行，乡村破败又肮脏。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但中国作家模仿这个路子来描写中国乡村，这不是在瞎扯么？中国的乡村，跟马尔克斯，卡夫卡笔下的世界能一样吗？拉美是一个烂透了的世界，当然只能产生一种黏腻恶心又麻木绝望的意象。
但是中国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当代的中国农村，虽然免不了贫穷和麻木，但是整体趋势是在向上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是质朴雄健的，而不是黏腻恶心的。但是这些模仿拉美的作家非要把中国农民、农村和拉美等而并之，非要往黏腻和恶心的方向去写，并且美其名曰反映事实。
但凡有人跟他们说上一句，你们写的不对啊，现在的中国农村不是这样的呀。他们就说，文学作品就只能歌功颂德吗？不能反映问题吗？是的，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总得有事实基础。中国农村发展再不济，离这些作家笔下几十年不变的黏腻暗黑世界还是差的远了。所以读者不爱读，因为没有任何共鸣。作者：关山飞度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66119/answer/2122270209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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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精神，再说语言之前写过一个答案，贴过来金庸的文字极好，是非常地道的汉语。比起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写出来的西化汉语，金庸的文字显然更加贴合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语感，所以读起来极其舒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百年孤独开头的那一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句子一向被认为特别震撼。何以震撼？因为这一句话中，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这句话原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用西班牙语读出来，三种时态交错在一起，有一种特别宏大的感觉。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读汉语翻译的时候，这种宏大、震撼的感觉其实已经大大减弱了。为什么呢？因为汉语没有时态。所以我们在读这句翻译过来的文字的时候，多少会觉得有些滞涩。可是现代的大多数作家，似乎不大理解。他们不太懂汉语有汉语的写法，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西式语言，或者翻译腔调来写东西。比如莫言、余华都仿写过百年孤独的这个开头。莫言《红高粱家族》：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余华《难逃劫数》：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没有知道已经走入了那个老中医的视线。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就无法看到命运所暗示的不幸。这两句话不是说写的不好。但是总是觉得读起来颇不顺畅，甚至要读个两三遍。但金庸的文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金庸写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是怎么写的。倚天屠龙记第三章：宝刀百炼生玄光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这一段上承神雕侠侣结尾，下启倚天屠龙记主线故事。中间几十年的光阴全在这几句话中。郭襄、张君宝已老，郭靖黄蓉夫妇殉国，就连大宋朝也不在了。这几句读起来是不是特别特别舒服？这才是汉语中描写时光变换的正确打开方式。再看写景。先看一段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一段写的当然非常非常好。但是有种很西化的感觉。尤其是“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这种定语很长的句子，不是地道汉语的表述方式。那再看金庸怎么写景。倚天屠龙记第一章：天涯思君不可忘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横若列屏，崖下风烟缥缈，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胸中烦俗顿减。文字韵律感极强，长短交错，尤喜四字短语。这才是地道的汉语表述。金庸的文字应该上承水浒传这一脉的白话，到了他手中，语言虽然更加通俗，但是丝毫不受西式翻译腔的影响，保留了汉语独有的韵律和美感。所以一路读下来，实在是太舒服太舒服了。这个答案主要是想吐槽那些装神弄鬼的当代作家。吐槽完了，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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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张爱玲谁的文学水平高?
子浪
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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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较长，但颇费心血，有识之士一定要看一看。作为提问者，看了这么多答案以后终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金庸略高张爱玲一筹。金庸呢，对他的作品不认可的人，更多是对于他武侠题材的不认可，认为武侠小说上不了台面，终究不可以大师争锋，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太主观，不应该以一个题材来判断作品的文学造诣，武功可以虚构假想，但对于其他人性、精神的描写还是可以做到相对真实的，所以在看这篇文章之前，先请诸位抛去主观看法，具体抛去哪些主观看法呢，我还得再费一些笔墨，若是诸位没有这个耐心，可以先看后面的正文部分，我在正文之前会先写一些人们常见的误区。
在此声明，这里所述，只是常见的误区，就文学作品而言的，并不代表个人论点，论点是在正文部分体现的 。
第一点就是题材方面的误区，这就好比那些觉得动画片是小孩看的东西，上不了台面是一个道理，一个作品的好坏，要读完它之后反复思量具体分析，而不是以一个题材来判断这个作品的价值，可见有这样想法的人是多么肤浅，金庸如此，张爱玲亦是如此，所以既不要用武侠题材来否定金庸，亦不要以爱情题材来否定张爱玲。
第二点就是善恶方面的误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观点，一个作品写了黑暗的东西，就是有深度不写黑暗的东西，就是没内涵，这么说来，阿甘正传岂不是比不过阿飞正传了？而且一提到人性，人们往往会考虑合不合理，符不符合众生，但是就主人公而言，无论是大善还是大恶，都是极端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金庸的英雄人物，还是张爱玲的变态人物，都是少数，所以不要考虑他是不是你，而要考虑合不合理（在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下，他产生那样的性格合不合理）若是考虑社会众生的样子，去看一看他们笔下的众生相。
第三点是影响力的误区，这个是双向的，刨去社会型不说，就对个人的影响来讲不能以影响力的大小来衡量这个作品的价值，不能因为张爱玲的作品相对金庸小众，就单拿这一点来否定张爱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趣味性不足的缘故；当然，更不能因为大众就说这个作品烂大街，没有意义，金庸的作品上到邓小平，华罗庚，马云下到平民老百姓，都可以看，只不过每个阶层的人看到的东西不同，但因此去说他文学价值不高，未免太过片面，而且那些说张爱玲小众的人，大多是有着一种自傲的情节，认为自己的高深程度胜于别人，但其实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爱玲，张爱玲也是非常受大众阅读者欢迎的）
第四点是文笔上的误区，张爱玲的文笔确实华丽，她那优美而细腻的描写，能让每一个有一些文学功底的人，尤其是女人为之陶醉。但正如金庸所说，大巧无工，重剑无锋，言辞的优美，不代表作品的高低。但是人大多如此，一旦爱上了一个事物的某个点，就天然的主观倾向去喜欢这个事物，切莫以偏概全。
五六点主要是针对金庸来说的，第五点武功上的误区，许多人认为武功胡编乱造，毫无可取的价值，武功的真实性确实是虚构的，但透过武功所蕴含的哲理是不可否定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风清扬在对于剑宗与气宗的讨论中，质疑了传统概念中的万事打好基本功；独孤求败在武功进展中体现了，人生的不同境界；张三丰在传授张无忌太极神功时，讲述了万事要随机应变，而不能寻求于固定的模式的道理。而且每一套武功都符合主人公性格的特点，就好像降龙18掌这种刚毅的武功，正好配乔峰与郭靖，当然，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点缀而已，就好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分别对应五行一样，有点像红楼梦十二金钗的提前预设，这个我就不再此细明。
第六点是影视剧上的误区，由于金庸的作品被翻拍过无数次，但大多影视剧早已脱离了原著，纵使得其形也未得其神，被众人所推崇的经典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也有诸多瑕疵，例如黄蓉说的，靖哥哥，你答应我三件事，竟使金庸趋向于琼瑶化，黄蓉的性格怎么会说那么矫情的话呢？又好比黄日华版的雪山飞狐，且不论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名字上的出入，但是胡斐这个人，原著中他有着杨过的聪慧乔峰的豪气，在影视剧中，经改成了一个卑微爱情舔狗人物，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下面是正文部分
正文:我认为一个好小说的评判标准，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拷问，对时代的反映，对人生的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个人的感受（产生共鸣或能让自己感动），所以基于这几点来说，我认为金庸是高张爱玲一筹的。
在人性方面，许多人认为张爱玲对人性的拷问，简直登峰造极，扒下了仁义道德虚伪的外衣，写的漏骨，写的透彻，但我认为不然，张爱玲虽善于挖掘人性的丑恶，但不代表丑恶即真实，他的人性表现的相对片面，他所表现的仅仅是他所生活的年代中的上海与香港地区的少数人群的某种极端思想，而金庸江湖中的众生相则性格多样化，相对全面。而众生相的丰满并没有减弱他对主角性格塑造，杨过性格的复杂程度丝毫不比白流苏范柳原弱，家庭中的算计排斥注定了白柳苏的自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注定了范柳原无奈的风流，而自幼丧父丧母流落街头注定了杨过的偏执与叛逆，而然在众生相中，恐怕就连冯默风这样的小人物也能让你留下记忆吧，所以在人性方面，金庸先生比张爱玲更博一些
在时代方面，这两位作家都是借助时代，而不是反映时代，当然也有反映的部分，比如张爱玲描写了当时香港上海的骄奢淫逸，而金庸星宿派与神龙教的隐喻不言而喻，这个由于体现的方面不同，没有谁高谁低（虽然我还是认为金庸高）张爱玲是不幸的女人，所以他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不幸的婚姻，不幸的爱情，金庸是办报的报人，所以金庸能够看到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
对于人生的态度，金庸显得积极乐观，张爱玲显得消极消沉，因为金庸笔下的人物多是心中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努力去实现自己价值，而张爱玲笔下大多却是虽有一点反抗精神，最终却被迫屈服或毁灭于这个社会。然金庸的乐观，却不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般的伪善式洗脑，而是让你在理解现实，看到世间百态的基础上，以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就如罗曼罗兰所说，认清现实，然后去热爱它，因为金庸笔下既有执着与叛逆最终成为神雕大侠的杨过，让我们感到了希望和欣慰，也有厌倦江湖对社会灰心最终选择归隐的令狐冲与袁承志，让我们感到了无奈与惋惜；爱情上既有我偏要勉强勇敢追求爱情的赵敏，也有那都是好的好的，我偏偏不喜欢的李文秀，既有靠着厚脸皮抱得美人归的韦小宝，也有最终也求之不得的段誉（新修版），仔细再想一想，独上峨嵋山的郭襄，化为一滩碧血的香香公主，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陈家洛，无法实现自己大业的慕容复，复仇状态下所牺牲的林平之，仔细想来，无论是人生还是爱情，在金庸小说中恐怕还是不如人意之处多一些，这也就再次证明了金庸小说并不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下的产物，它只不过告诉了我世间不如人意之事，虽十居八九，但只要有那么一二分尚存，就要努力去争取，而且金庸晚年钻研佛学，最终将他对佛道文化的研究融进他的小说中，这种境界是张爱玲所不能达到的，用佛家的观点来说，张爱玲好比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金庸则是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看问题的角度，其实基于人生态度，比如对民族的矛盾，对传统道德所不耻的行为，看完金庸便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因为理解了乔峰内心中的矛盾，包容了杨过爱情上的不伦，而张爱玲的角度则是无奈与萧索，因为他笔下的人物，要么屈服要么变态。这两者综合一下，也就影响了你个人的价值观，金庸多是鼓励叛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兼顾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就如杨过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实现了自我与担当的结合；又好比令狐冲一生追求潇洒，最终无法逃避现实的枷锁（从师门的枷锁到小师妹的枷锁，再到侠义的枷锁，一直到任盈盈的枷锁）辩证的讨论了自由与枷锁的概念。完美的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而张爱玲却告诉现实的残酷，不要心存幻想去改变，这点特别重要，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就会得到不一样的感触。读完金庸小说以后，再去欣赏其他作品，也可以用这种乐观与辩证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
个人感觉方面，金庸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我的情绪会为之波动，有时豪气油然而生，有时在黑暗中得到一丝光亮，而我看张爱玲小说，更多是喝着咖啡在孤独之中找感觉的时候，然而，作为一名男性，这种找感觉的时光毕竟还是很少的。（个人情感，我认为不应该作为大众评判标准，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抛却最后个人情感方面，通过前面四点的比较，金庸三胜一平胜过张爱玲。（最后再分别说一下他们作品的缺点，但这个不是重点，若是不愿意看，光看正文部分就可以了）
金庸的缺点，我认为金庸先生最主要的缺点是女性形象刻画不足，女主角好像除了笑傲江湖与连城诀之外，大多都是从一而终，钟情于一人的女子，性格虽然还算丰富，但单从这一点讲是有所欠缺的，在女性感情复杂程度上，张爱玲要更深刻一些，当然正如前文所说众生相的丰满，对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
张爱玲的缺点，第一点就是她的文笔太过于华丽，而有些华而不实，不排除一些华丽的辞藻，具有深厚的含义，以及前后呼应的元素，但这些辞藻对众人而言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提升文笔，这也就是大多数人说张爱玲细腻的缘故，在细节描写上，张爱玲更注重于环境与措辞上，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金庸先生的细节，金庸先生的细节更多体现在人物感情上，就好比令狐冲在围攻少林的路上，突然想小师妹这时候在干嘛？ 第二个缺陷在于她的结论先行，许多人喜欢张爱玲，也是在于这一点，觉得说的太有道理了，著名的有红玫瑰与白玫瑰著名论调，亦或者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可能会理解现在的我，但是从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呢？文章没有写很多，也就是说他很多结论是空中楼阁，也就是说，只有你经历过才能够体会到它的结论，而真正好的作品是通过读他的文章就能够感同身受，否则你若只想知道哪些结论，随便看一篇爱情鸡汤就可以了，相比之下，金庸的结论多是有凭有据，例如令狐冲的枷锁，问题是通过他个人的所有经历得出来的，读者亲眼看到，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康熙的民族问题，连城诀的宝藏问题，就连一些小的结论，例如张无忌对朱九珍的爱情，金庸在结论时也会前后呼应，述明少男少女的感情问题。
最后，有不同观点者，欢迎交流，但是还请各路英雄豪杰，切莫吹毛求疵，在一些措辞和细节上辩论，亦或者举一些少数的例子。
发布于 2020-04-2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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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四中学档案室调出的关于余兆文先生的履历表，该表上赫然显现：“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在泸溪县浦市镇私营湖光农场，证明人查良镛”的字样。
金庸的文学造诣如何？
张佳玮
张佳玮
​
2021 新知答主
348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邀。
之前答过类似问题了。直接摘。
以下以金庸三联版为准。
金庸纯“讲故事”的通俗小说成就，如《射雕三部曲》，至少不下司各特之于英国、大仲马之于法国。考虑到大仲马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金庸的大师地位毋庸置疑。
而另外三部，我认为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超出“讲故事的通俗小说”。即：
《天龙八部》被夏济安、陈世骧两位先生盛赞，认为有悲天悯人的古希腊悲剧色彩。这两位先生都算学术宗师，眼光品味远在我之上。
《笑傲江湖》作为政治寓言的伟大小说，个人认为品第甚高，历史地位至少不该低于《镜花缘》。
《鹿鼎记》对中国武侠作用，大可以当做《堂吉诃德》之于骑士小说。
金庸在传统叙述方面，华丽多样。比如《射雕》里密室疗伤一段，纯是希腊剧格局。其故事讲述技巧绝对大师级。然后文本中的文化意味，比如诗词、器物、书法、政治、音乐等，繁杂多样。丹纳说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在故事的广阔时空方面，金庸是史诗级的。虽无法作为《金瓶梅》级别的历史风俗剧，但单把他作为一个“时代剧作者”，也可以是马洛级的——哪怕够不上莎士比亚吧。
故此，我倾向于认为，金庸之于中国，至少不下于大仲马之于法国，甚至可以推到狄更斯之于英国的地位。《天》《笑》《鹿》和《射雕》单拿出来，哪怕不能说齐平四大名著，至少可以压倒《儿女英雄传》、《镜花缘》、《海上花》、《三言》这一流作品。论结构，金庸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可以压服《儒林外史》（其实等于短篇小说串联）及以下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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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武侠小说作者中，金庸的文笔能排第一名吗？
康老
康老
价值投资
161 人赞同了该回答
再补充几句吧，就加在开篇。
我们在这里谈文字，文字是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呢？文字是组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文字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对于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文字是为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表达、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气氛烘托、引人共鸣服务的，也就是说，文字是为小说整体风格服务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大段大段的欧化长句和接连不断的排比、各种修辞、蒙太奇手法，会怎么样？两个字：不搭。四个字：完全不搭。
金庸小说以中国历史上具体的朝代为背景，直接借用历史人物、化用历史事件、带入历史环境，，一半是历史、一半是武侠，亦真亦假，以假乱真——这种小说需要什么文字呢？需要的是古朴、简洁、带有些历史古旧、岁月沉香的文字。金庸文字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点，经过了适度的现代化，带有半文半白的色彩——正好完美达标。关于金庸文字这个特点，后文有专门评述。
金庸整体的文字水平，好似高原，托起了整个小说的架构和人物，时时出现的精彩段落和句子，正如青藏高原上海拔超过7000米的高峰，比比皆是。后文会举很多例子。
我在这里情不自禁，用《射雕英雄传》里著名的长春子来信——丘处机给大漠上的江南六怪的来信为例。金庸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文字极有古风，但又不晦涩，所用典故，可谓脍炙人口。当年读到这里，心驰神往，又不胜悲伤。丘处机的慷慨豪迈、侠骨英风，江南七怪的千金一诺，侠肝义胆，短短一封信，跃然纸上。
这时朱聪已揭开信封，抽出信笺，朗声读了出来：
“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沐手稽首，谨拜上江南六侠柯公、朱公、韩公、南公、全公、韩女侠尊前：
江南一别，忽忽十有六载。七侠千金一诺，间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钦，识与不识，皆相顾击掌而言曰：不意古人仁侠之风，复见之于今日也。”
柯镇恶听到这里，皱着的眉头稍稍舒展。朱聪接着读道：
“张公仙逝漠北，尤足令人扼腕长叹，耿耿之怀，无日或忘。贫道仗诸侠之福，幸不辱命，杨君子嗣，亦已于九年之前访得矣。”
五怪听到这里，同时“啊”了一声。他们早知丘处机了得，他全真教门人弟子又遍于天下。料想那杨铁心的子嗣必能找到，是以对嘉兴比武之约念兹在兹，无日不忘，然而寻访一个不知下落之女子的遗腹子息，究是十分渺茫之事，生下的是男是女，更是全凭天意，若是女子，武功终究有限，这时听到信中说已将孩子找到，心头都不禁一震。
六人一直未将此事对郭靖母子说起，朱聪望了郭靖一眼，见他并无异色，又读下去：
“二载之后，江南花盛草长之日，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人生如露，大梦一十八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耶？”读到这里，就住了口。
韩宝驹道：“底下怎么说？”朱聪道：“信完了。确是他的笔迹。”当日酒楼赌技，朱聪曾在丘处机衣袋中偷到一张诗笺，是以认得他的笔迹。
当读到这一段：
六怪向居江南山温水暖之乡，这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十六年，憔悴冰霜，鬓丝均已星星。韩小莹虽然风致不减，自亦已非当年少女朱颜。
心里一酸。江南七怪在骨子有重义轻生，把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得侠气。江南七怪是真正的大侠。郭靖之所以能成为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正是因为他从小和江南七怪一起长大。
金庸笔下简单、古朴、厚重的文字里，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和力量，还算不得第一么？
以下是前些日子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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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第一，而且要把武侠两个字去掉。我刚才看了前几名的高赞回答，有一位同志说得何等的好啊——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对于文笔的要求和评判标准有所不同。
金庸的长篇小说，文字上朴实无华，看似普通，但就如同流水，滔滔不绝，委婉处如小溪潺潺，壮阔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时有警句，让我心中一动，或悲从中来，或豪气顿生，以金庸小说下酒。这种文字功夫，是其他作家达不到的。
在知乎上，我还记得有一个问题：金庸小说打动你的地方，读者跟帖无数，处处都是妙语警句。例如，金大侠辞世，网上读者使用最多的一句金著原文就是：你看那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你又何必悲伤。
在20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杂谈金庸的文字，敝帚自珍，后来还改过几次。贴在这里，作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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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六神磊磊在《老版西游记到底牛在哪》里说金庸文字好，想到这个老帖子。
最初写在1998年，那时候刚刚上网，网上人少、话题不多，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聊金庸小说。某天晚上加班，看到王朔批金庸文字差，我就把手里工作停下，打了这个帖子，为金庸正名。
那时候上网，很少写长帖子，一般在线随写随贴。写完以后，一看都快一万字节，舍不得删，一直留着，2001年在金庸客栈贴过，后来在中青麻辣烫贴过。 今天翻出来一看，有太多不满意。
不过，结论不变。五四以后小说，金庸文字最好。这么多年过来，金庸小说在我心中呈下降趋势，但是相比于那时心中其他作家，金庸下降速度最慢，而且从顶峰滑落到3/4位置时，停止下降，仍然稳稳处于高位。而有些作家，早就滑到深渊里去了。
那时候，为了给金庸小说在中文小说殿堂上挣个主席台座位，我等网友，不计辛劳、舍死忘生，天天义务和正统派、反对派撕逼。今天看，金庸小说的地位已经不用再撕了，还有周星星的电影。 以下是这个老帖，既然翻出来，还是在原貌上顺手修了修。
杂谈金庸的文字
说到小说就不能不谈文字，金庸的文字在武侠小说里最好，这已得到了公认。如果我来评品，金庸的文字不仅在武侠小说里最好，更是五四以后汉语小说中最好。
从懵懂孩提到微近中年，我还算读过些书，对文字的好坏终于有了点分辨能力。以前小学、中学上语文课时感到很迷茫，因为怎么也领会不了课本上所选范文的好处。
杨朔散文入选课本很多，12岁前还觉得不错，可是到了12岁就感觉他的文字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做作。这里仅仅指他行文的矫揉造作，更不必提那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抒情模式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喜欢过朱自清的散文，可到了16岁后，就难以忍受朱自清式的浓丽和刻意雕琢。
总之，入选大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作家在文字上很少有达到高境界的，以至于刘白羽之流的三峡都混进了课本。
当然，鲁迅先生除外，先生的文字很有特点和味道，可惜有时锋芒太盛，不够圆融。为什么课本所选范文没有什么好文章？估计与选编者的欣赏水准和教育部的僵化思维有关。
上学时候的那种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老师和课本都在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高雅的、严肃的，什么是庸俗的、浅薄的。可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阅读感觉和老师书本告诉的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时候，痛苦和迷茫就到来了。
我爱读书，尤其是闲书。二年级时捧着字典看《三国》、《水浒》、《西游》，后来看《收获》、《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清明》……直到高三。四年级，接触到《射雕英雄传》，读起来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吸引我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有古朴简洁、平实准确的文字。相比之下，《收获》、《小说月报》……里所谓严肃文学的文字就显得罗嗦和造作，长长的句子和怪里怪气的陈述，显得那么绕口。
那时候很多报刊上的小说、散文，其文字都有股腔调，拿着一股作家的劲，我称之为作家腔，非常讨厌。
说句题外话，上海文汇报办的《文汇》月刊，谁还有印象吗？这本月刊是当时我国南方文学界的代表刊物。从80年代初开始，直至90年停刊，我通读了近十年间所有的《文汇》月刊。最有意思的竟是刘再复、魏明伦和姚雪垠的笔墨官司。三人中，魏明伦文字功夫最高。即便在这本高水平文学刊物上，大部分小说的作家腔也很重。
自从看了金庸的小说后，所谓什么严肃小说、纯文学渐渐在我心中失去了光环；我对这些作家的文字能力和文学功底产生了怀疑？怎么这些专业作家还不如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香港人写出的句子通畅。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很是迷惘，怎么会认为通俗小说比严肃小说好？是不是我中了通俗文学的毒。
几年过去了，书看得更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金庸的文字功力的确远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我一开始就按着老师书本的说教，把金庸小说放在消遣小说一类，在心里鄙薄它，不敢承认它的好。直至离开学校，自己也有了明辨是非的自由（不是能力），才敢承认金庸小说的好。唉……，被老师和书本的框框束缚了好多年啊！
说金庸的文字好，先谈谈什么样的文字是最好的？语到极致是平常，最好的文字就是老老实实地按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描写。返朴归真、老实本分的文字是最美的，有雕琢痕迹的文字在我看来是不美的。大段的排比、叠句铺陈和层出不穷、精心制造的形容词，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匠气。金庸的文字平实自然，求不言自现，像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画。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字则是匠人工笔画，高下立判。
梁实秋也多次写文章论述行文的最高境界就是：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当然这种行文是一种由利返钝、褪尽铅华，绝难做到，和孩童初学写作的稚语童言不可同日而语。金庸的文字便是这样，叙述得十分老实本分，但很有气韵，种种深意、自在其中，不言自见。这种老实可不是浩然、刘白羽之流多读些文言文也写得出来的。
对于中国语文文字，我有个较为笼统的分法：即为古文（文言文）、半文半白、白话文。
而白话文在1949年又有明显分流，按地域分可分为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按行文特点可分为欧式白话和传统白话，按意识形态划分可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前者对中国古文继承较少，关联词和形容词极多，句式长而复杂，欧化很重。《人民日报》社论和领导同志的报告是此类文字代表，大陆有很多专业作家深受这种文风熏陶。此类文字与本文无关，不再多提；
而后者继承传统文言文特点较多，并向西方学习了不少表达技巧，也有欧化，但还是以短句为多，表现出来行文平易朴实，句式简单。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行文方法，甚至以为 ——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写的词句。金庸小说正是后者代表。大陆有代表吗？有，汪曾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老家绝了种。可汪老在1997年驾鹤西去，呜呼 ……
因为央视的缘故，现在大家多谈《笑傲江湖》，我就举几个《笑傲江湖》中的例子请大家鉴赏，顺手翻书，翻到那是啥，如：
五岳剑派各路豪杰在嵩山绝顶商讨合并大事，原书这样写景：
“群豪来到这嵩山绝顶，都觉胸襟大畅。这绝巅独立天心，万峰在下。其时云开日朗，纤翳不生。令狐冲向北望去，遥见成皋玉门，黄河有如一线，西向隐隐见到洛阳伊阙，东南两方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这段让我也觉得胸襟大畅。悠悠古意、满腔豪气，油然而生。众英雄于嵩山之顶争夺武林盟主的豪情壮志，被烘托得淋漓尽致。这段半文半白的景致描写，没有扎实的古文基础写不出来，也是大部分的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作品中鲜见的。
中国传统小说专注于编构情节，写人物心理不愿花费太多心思，而想通过外在描写，由外而内去反映出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才叫功夫。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传统写法中属于取巧行径，显不出才气和手段。
金庸深谙中国文学传统技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总是藏在文字后面，要我们去慢慢感受。这就是我在前面两次提过的“不言自现”。冰山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八分之七隐在水下，金庸的文字也给我冰山的印象。所以说，金庸的文字好、有境界，也需要读者的配合。
金庸对于心理描写尽量简洁，点到为止，留给读者感受的空间却是无限。举个例子，令狐冲逃出梅庄，独自一人在小溪边的感受：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这一小段，平实古朴，微微带有骈体四六句特点，绝好的写出了令狐冲当时的心情。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字功力？从四六句的运用，最能看出作家的文字功底。熟读金庸文章的人，对于金庸四六句的运用肯定印象深刻。
最后举一个极精彩的片段，祖千秋和令狐冲谈酒论杯：
“祖千秋摇头道：“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味。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冲道：“正是。”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注：唐朝的葡萄酒应该是绿色，还不是红色，这里是金庸搞错了。我在中青在线麻辣烫发这帖子时，承蒙吴澧老师指出。）
令狐冲连连点头，他读书甚少，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于文义不甚了了，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浅，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后世，殊不知治水甚么的，那也罢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么？”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齐大笑。
祖千秋又道：“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令狐冲道：“在下草莽之人，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
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
令狐冲道：“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更为难得。你想，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一饮之后，便没有了。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令狐冲道：“正是。在下无知，承先生指教。”
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听他言辞夸张，却又非无理，眼见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倒得满桌淋漓，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岳不群虽不嗜饮，却闻到酒香扑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
祖千秋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
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对不住，带着大家读了这么长的一段，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此段一气呵成，欲增减一字而不可得。诗、酒、中华典故、英雄气概都入文中，才气奔流，滔滔不绝，畅快之极。我每次读到此处，如有条件，都要喝上几杯。以好文章下酒，当浮一大白！我在这里举杯遥祝读到此处也有微醺之意的网友，同饮一大杯。
说金庸的文字好，和他学习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先看看幼时学习环境。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查家，查家是有名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书香门第。
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盈门、满室书香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自小便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那时取消了私塾，但小学，中学所选用的语文教材仍以古文为主，所以他的古文基础肯定是相当扎实。
后来在中学，金庸不仅国文好，英文水平也很高。有一个佐证，1948年《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两名记者，考试内容是国文和英文。金庸在三千名应试者中脱颍而出，被录用。三千人选其二，金庸国文和英文的水平可见一斑。
金庸在古诗词上也很有很深造诣。《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回目所用的诗词，都来自他自创。《天龙》回目中有“剧饮千杯男儿事”、“塞上牛羊空许约”、“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即便放到宋代也是绝妙好词。
“塞上牛羊空许约”扣题极准，一股无可奈何的凄惋之意发自于心。天妒乔峰能娶阿朱这样乖巧温柔的妻子；天妒阿朱能嫁给乔峰这样顶天立地的好汉。结果竟是牛羊依在、人鬼殊途，空有盟约、阴阳永隔。据说金庸写到这一段时也失声痛哭。
《倚天》回目开头两句，极为出色，“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郭襄和张三丰呼之欲出。一句“天涯思君不可忘”引出了郭襄对杨过的刻骨相思，对郭襄这段单相思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都以最简洁的词句作了概括交融。当得起“天涯思君不可忘”的感情，必然深沉、长远、正大，令人掩卷三叹。
【郭襄同志，你不要再难过了。天涯思君情虽苦，可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反动统治的水深火热当中，你要继承郭靖同志的革命遗志把一身高强的武功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通过共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共同走完革命一生的革命伴侣。】
黑括号中的文字即是用我们最常用的句式和语调所写，同志们很熟吧，作个对比，可以加深了解。
其实，读过金庸小说，我心中再也没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了，有的只是“写得好的小说”和“写得不好的小说”这两种而已。
初稿写于1998年
2001年发新浪金庸客栈
编辑于 2021-06-15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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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否真的在《鹿鼎记》中为自己的先人查继佐洗白？
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
HAMD＞17的间歇性冒泡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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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史纪事本末》最后一卷是《甲申殉难》，叙事到甲申国变为止。另外该书成书于顺治十五年，明史案发在顺治十八年，书里是不会提及的。（更详细的分析移步评论区
@无端人口司马亮
的评论）
然后呢，谈谈庄廷鑨（读“龙”）这个案是怎么发的。
直江实纲：试析“明穆宗叫什么”的问题
295 赞同 · 28 评论文章
上文中提到过一本朱国祯的《国朝大政记》，其实这只是朱国祯修史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家贫，已经写好的一整套《皇明史概》只刻印了一半，这也导致了很多人说《皇明史概》失传了。实际上因为不完整的缘故，《大政记》、《大训记》等部分后来多为单独成书。后来机缘巧合，《皇明史概》的手稿被后人典当到了庄廷鑨家（价格是巨款——白银六两），于是庄氏决心网罗人才，续修《皇明史概》，形成一套完整的明史。
庄氏知道自己水平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他请了顾炎武，顾炎武却没去的原因），于是广泛延请名家给予指点，其中就包括查继佐。查继佐得知庄廷鑨为了修史把眼睛累失明了，主动提出可以替他修史，然后让庄廷鑨去看病，但是被庄氏拒绝了。（有人说他不忍心中途放弃，也有人说他这是想独霸，此处暂且不提）
终于，这本书修成，名字叫《明史纪略》（一作《明史辑略》）。
首先我们看查继佐和庄廷鑨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查继佐还差点参与了《明史纪略》的编写。时人对庄氏颇有微词（比如批评该书价值不高、庄廷鑨在刻印时有意掩盖朱国祯原稿的印象、署名时“窜名己作”等等），但是查继佐笔下的庄廷鑨是这样的：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
第二，查继佐在与此同时，也在写自己的明代断代史《明书》——明史案发后改名为《罪惟录》，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意。可以说二人虽然有竞争，但是志向是一致的。明史案发以后，查氏同样被逮赴杭州，临走前告诫自己的孩子，断不可为了救自己攀咬其他人。查继佐等三人被抓的时候，还有朋友为之写唁诗（估计是以为一去不返了）。从明史案脱身后，查氏放情诗酒，还买了一批舞女，整日歌舞升平，可六年后他又重拾史笔继续写史，直到康熙十一年（一说十四年）成书。该书列南明为《帝纪》，称清军或用“夷”、“虏”，或用“东师”、“北师”，绝口不用清朝正朔。
查继佐如果真是毫无气节之辈，何必自苦如此？
最后，我们看这个“首告”，究竟说了什么。
先生（查继佐）殊骇, 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 拟牒当事, 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 先生曰: “吾三人不工, 此书是仇庄, 非善。”因投牒督学, 手著四六体, 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 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 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 生三家三百余口。
——《查东山先生年谱》
（根据查继佐日记，写完投牒他还写了一封信，大略意思是这文章里有蒸汁银鱼，但是和我没关系，以后要是出了事，千万别牵连我和我全家。和引文意思差不多。）
文中提到的督学胡尚衡批示湖州府学查办，府学发现其中确实有蒸汁银鱼内容，于是庄氏花大价钱买通官员，劈毁旧版，修改后重新刊印并呈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备案（这备案，估计也是花钱买的）。然后，有个叫吴之荣的得知此事，借机敲诈钱财不成，又被庄氏买通官员驱逐，怀恨在心，将初刻本（注意这几个字）直接上交北京刑部，告发庄氏“私修明史，毁谤朝廷”，明史案发。
所以查继佐的上书确实成了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引子，但是他本身绝对是无意告密以引发大案的。
至于为了黑金庸是“满遗包衣”，就把这么一位对我大明忠心耿耿的史学家说成无耻小人、告密汉奸，我看这种说法是夫子自道。
题外话，一般认为查继佐得救是吴六奇的功劳，但是查继佐自己说“余时诖误（即涉及明史案）, （杨）犹龙适以书投当事，云读书种子，定宜呵护”，对于吴六奇的传闻（当时这个传闻就已经满城风雨了），查继佐的态度是“世传余（对吴六奇）有一饭之恩, 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 ”
所以，救了查继佐的，另有其人。【这段的准确性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对查继佐的话是真实情况还是为求平安而曲笔，有争议。总之，查继佐被救确实得了贵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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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否真的在《鹿鼎记》中为自己的先人查继佐洗白？
逍遥派无涯子
逍遥派无涯子
62 人赞同了该回答
査继佐听说有本书把自己名字写进去当作顾问，他就去学道那里举报，说我没有做这本书的顾问，他们瞎写的。
就这么一件事而已
跟明史年号有什么关系？？査继佐自己写的明史都有明朝年号，他怎么可能认为这是违碍。他的举报或者备录，就是一个作家与书商撇清关系而已。
很多人对金庸称赞清朝不满，便侮辱他为满遗，进而阐发血统论，证明金庸祖上就是满遗汉奸。
明粉皇汉这一套，我看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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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等顶尖文学作品相比尚有哪些不足？
小宝宝2018
小宝宝2018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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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舒服，我看过七遍红楼，情节很熟练，诗词因为个人爱好还倒背如流，但是也没有像某些答主一样觉得看个红楼就很优越了。我觉得关于严肃文学的那种调调为什么比通俗文学好，很多答主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写人物比写情节好？为什么写悲剧比写喜剧高级？甚至于把萧峰狄云这种结局看成是跌落之后的上升？我不知道这种必须要彻底be才符合现实才高大上的逻辑是从哪儿来吧，（《悲惨世界》冉阿让被女儿女婿虐后到结局真相大白，《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主角少年悲惨结局幸福，也是跌落之后的上升？不符合现实？）或者小时代能符合某些人的要求？
还有就是答主们对于《红楼》，金庸小说的概括都失之粗暴。谈到红楼人物就谈宝黛钗探，确实红楼有大约十几二十人塑造得很是不错，但很多人如宝琴，秋纹，金钏，芳官，以及那一串贾家子弟，形象都相对来说单薄，不能说刻画出了多少侧面，就十二钗中，也是有几位觉得也就稍微有点不够太真实复杂，简单地勾勒出了几个特点（比如在你乎上常被喷的那位），不太能让人共情。当然金书里漫画式的人物更多（以本人来说，确实有点烦任我行那种狂放不羁式人物，有好几个都这样，有点重复），但红楼也不全然是写实主义的，甚至在刻画典型人物时也存在一些漫画式写法（由于这些人粉丝多，怕被喷，就不说了）。还有说红楼对人物无褒贬无情感倾向的，这么说金瓶梅还可以接受，红楼明显作者对于青春女性的理解和同情高于对其他庸钝衰朽，对于诗礼簪缨，温文儒雅的欣赏高于对下里巴人的欣赏，他不会像金瓶梅那样，把生活的下水道给你看，他大片篇幅写的，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幅册的女子，其美好浪漫远远超过其阴暗面，然而实际是这样么？说作者没倾向，殊不可解。况文章乃血泪之文字，怎见得要一点倾向都没有就是好的？
然后比起金庸来就是拿什么他写的打怪泡妹情节来说，不提天龙的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不提笑傲里那种对社会环境的观照，不提鹿鼎的历史感和人性，怪哉。我觉得就天龙的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困顿感，笑傲和鹿鼎对于政治的把握，《红楼》因为视角的限制其实是相对缺失的（这方面它更多是一种感性的表达），这方面金庸给我们的体验就非常重要。如果好好看这几部特别是鹿鼎，觉得金庸只会写爽，写黑白分明的人物，没有深度啥的，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很多人不过是以自己的脑洞在读书，在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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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大艺术家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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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禹│论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原创 张乃禹 浙江学刊 2020-07-20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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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金庸小说于1972年首次译介至韩国，在卧龙生的光影笼罩下经历了反响平平的沉寂期，1986年《英雄门》的横空出世正式昭告了韩国武侠小说史上“金庸时代”的到来。缘于中韩地缘政治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以及金庸武侠内在特质与韩国读者审美取向的高度契合，金庸小说在韩国引起了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学界亦从宏观与微观之两维，围绕人物形象、文化内涵、价值判断等论题，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元解构和阐释。与此同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也通过对金庸小说的内化和变用，在模仿借鉴与自主意识的勾连交织中，推动了本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金庸小说；韩国；译介传播；价值认同
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一代宗师，金庸及其作品的阅读受众早已超越大中华区域而波及不同的文化圈。金庸笔下精彩绝伦的武功刻画和凄美缠绵的爱情书写，为全球武侠文学爱好者营构了一个集体狂欢的武侠世界和成人童话的想象空间，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金庸作品也由此成为蜚声海外的独特文本。
纵观金庸武侠小说的海外译介和传播状况，可以发现相较于欧美等异质文化圈国家，在韩国、日本、越南、泰国为代表的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国家，金庸小说无论是文本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读者阅读的热度和认同度，均更为深入和持久。金庸在东方国家译介传播相关研究大都从中华文化圈的视角切入，对金庸“现象级”的风靡热潮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阐释。对于“英语世界中的金庸”这一命题，“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关注到了金庸小说的英译问题，但更多关注于具体的翻译策略，较少有成果关注武侠文学的类型化特征。”整体来看，金庸在东西方文化圈的翻译策略都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相较于东方文化圈，国内学界更为关注金庸在西方文化圈的“研究”状况。相关成果多为结合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延展式的思考。而对于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问题，除了个别论文中有所提及，目前尚未出现整体性的深入探究。事实上，中韩语言形态的互通性和文化渊源上的同质性，使韩国读者对金庸小说的阅读情感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西方读者对金庸武侠精神的认知和解读之间，产生了鲜明的戏剧性反差。这固然可以追溯至东西文化及话语体系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读和接受壁障，还可归因于“历史异代”和“现代性错位”，但作为民族特色鲜明的小说文类，武侠小说在对外译介过程中，必然面临译入语国家对异域文化接纳能力的挑战，归根结底还应归结于以东西文化差异为具象表征的“文化距离”上。
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的韩译谱系中，金庸是一个颇值玩味的精神镜像。虽然早在1955年就推出了首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但金庸及其小说真正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却是在17年之后的1972年。当年《飞狐外传》被译为《武剑道》，由汉阳出版社出版，两年后由大兴出版社重版，不过发行之初曾反响平平。直至1986-1989短短的三年间，金庸全部作品均被翻译为韩文，由“射雕三部曲”整合而成的《英雄门》，在发行5个月之后的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成为韩国读书市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和罕见的文化景观。在《英雄门》掀起武侠小说阅读狂潮，进而使金庸小说风靡韩国的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因素聚合作用下，在本土思想观念和金庸武侠的精神契合中，韩国读者和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多元化解构和阐释。由此生发出对金庸武侠文化精神的深度认同，这自然与韩国自身与生俱来的东方传统思维和接受话语体系存在密切关联。与此同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也在吸收、借鉴和模仿金庸创作体系和武侠精神的基础上，在自主意识的支配下，通过金庸小说的演绎、内化和变用，加速了本国武侠小说创作模式和审美范式的构建。本文在追溯金庸武侠小说韩国译介历程，全面整理金庸小说在韩翻译状况的基础上，考察韩国如何在本土观念与中华武侠的文化合谋中实现了金庸小说的多元解构，探究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如何通过金庸小说的内化变用，推进了本国武侠创作模式的构建进程，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对外译介传播研究提供一种以同质文化圈的“东方视角”来关照自身的学术镜鉴。
一、《英雄门》引发的轰动效应与金庸小说的全面译介
韩国将金庸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称其为20世纪中国的代表作家，高度评价了他历史性延拓武侠小说新境界的文学功绩。韩国读者在洞悉金庸小说中历史之“虚”与“实”的基础上，也对其中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进行了深度透视和阐析，并将金庸作品视为撼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符码。进入21世纪之后，在影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加持和媒体融合的助推下，金庸在韩国产生的影响更是空前绝后。因此，得闻金庸猝然离世的消息后，韩国媒体直言“江湖陨落一代豪侠，两国共忆一世英雄”，无数读者和网民亦通过网络表达哀痛和惋惜之情。而韩国CHING电视台更是在金庸仙逝后的第二天，特别安排播放《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旨在向一代武侠大师致敬。可以说，无论学界精英，还是普通读者，在对金庸的认知和评价中，除却为亡者讳的感性评判，更多地凸显了对金庸武侠精神深入骨髓的理性思考。韩国人对金庸及其作品缘何如此追捧？金庸在韩国的影响力为何如此深远？若要明晰内含多重文化意蕴、扭结着异质文化博弈与合谋的金庸小说韩译和接受过程，应先从《英雄门》在韩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切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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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986年版《英雄门》系列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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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门》引领的金庸小说阅读和翻译热潮
《英雄门》并非金庸武侠小说标题，而是“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经过韩译之后的整合版。韩国人认为“射雕三部曲”之间存在微妙关联和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将其合并推出并命名为《英雄门》，包括《英雄门1——蒙古之星》（《射雕英雄传》）、《英雄门2——英雄之星》（《神雕侠侣》）和《英雄门3——中原之星》（《倚天屠龙记》）。在韩国，《英雄门》是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已固化为金庸小说和中华武侠精神的代名词。18卷本的《英雄门》系列正式推向韩国阅读市场是在1986年，但事实上，金庸小说最早被译为韩文是在1972年（《飞狐外传》）。换言之，金庸被译介至韩国之初并未引起多大关注，而在时隔14年之后才真正掀起了一阵阅读狂潮，“金庸热”也随之正式勃兴。
实际上，在此之前，金庸的文学光芒被一直深深笼罩在卧龙生的鲜亮光影之中，这与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译介史紧密相关。“中国武侠文化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大致有三个阶段，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之一就是被称为“中兴期”的“金庸时期”，而在此之前的“确立期”正是“卧龙生时期”。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译介始于1962年金光洲翻译的《情侠志》（译自尉迟文的《剑海孤鸿》），1966年卧龙生的小说《玉钗盟》被译作《群侠志》传入韩国，后《武游志》、《夜笛》、《飞龙》、《无名箫》等卧龙生作品旋即被陆续译介并广为诵读，曾掀起了一股长达10年的武侠小说阅读热潮。由于读者群体对卧龙生小说的反响过于热烈，获得了毫无争议的空前认同，“当时甚至出现了‘山寨版卧龙生小说’，即利用卧龙生的名气将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伪装成卧龙生的作品翻译引进到韩国。”因此，1972年《飞狐外传》被译为《武剑道》，《笑傲江湖》被译为《恶风剑》传入韩国时，两部译本的作者均被清晰地标记为“卧龙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庸小说在韩译介一览表（197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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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金庸小说在韩国接受中国武侠文学的“卧龙生时期”步入韩国读者视线，在卧龙生的阴影遮蔽之下，经历了为期十余年反响平平的沉寂期，直到1986年《英雄门》系列的横空出世，才正式宣告了韩国武侠阅读“金庸时代”的到来。从1986年至今，金庸小说的翻译出版几乎从未中断且版本众多，其中《笑傲江湖》《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碧血剑》等均重版十余次以上。也正是在《英雄门》强烈轰动效应的作用下，金庸其他小说陆续得以译介，1986—1989的短短三年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金庸作品均在韩国翻译出版。某个作家的作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全部翻译，这在韩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亘古未见，更烛照出金庸小说在韩国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文化影响力。事实上，《英雄门》曾经引领了1980年代的中国武侠阅读狂潮，据首尔钟路书店的统计，《英雄门》是1986年销量第一的外国小说。韩国媒体称《英雄门》曾导致当年全韩学生平均成绩下降0.5分。由于当时版权意识相对薄弱，译者署名大都为笔名，加上市场和读者反应过于火爆，曾出现同一作品被不同译者翻译且以不同译名出版的现象，因此几乎所有译介出版的金庸作品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版本。同时，金庸小说热销也导致鱼龙混杂的仿作和伪作大量涌现，经统计仅1993-1995年就出现了34部类似作品，如《九阴真经》《江湖英雄传》《剑震中原》《江湖恋情》《韦小宝传》《屠龙记》《长白山脉》《飞车侠魂》《英雄门的后裔》《屠龙神剑》《风云侠客》《神雕奇缘》《华山论剑》《天龙八部前传》等，这些小说均标记原作者为金庸，而实际上或为金庸小说部分内容的节译，或为参照金庸小说的模仿之作。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金庸小说在韩国的总销量很难精确统计。但可以明确的是，《英雄门》推向市场5个月之后，其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推出之后的10年间年均销量都达到30万册以上，至今已再版超过20次，这足以印证其为超级畅销书的事实。时至今日，金庸小说还在不断重版重印，发行量动辄以千万计。《英雄门》的影响已深深嵌入韩国读者文化精神肌理之中，甚至催生了“86世代”这一带有时代印记的语汇，意指1986年《英雄门》的狂热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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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庸小说的韩译特点及不同译本的命运走向
金庸小说的主要译者有金一江、朴永昌、姜升远、任和伯、鲜于仁、金荣一、金钟伦等，其中金一江的影响力最大，朴永昌的译作最多。事实上，这些译者名称大都为假名或笔名，如金一江，其真实身份为拥有中国文学专业背景的成宜济教授，他是1986年掀起中国武侠阅读狂潮的《英雄门》的主力译者。而朴永昌在大量翻译金庸小说的基础上，也尝试进行了模仿创作，如《华山论剑》、《九阴真经》等。虽然这些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对金庸小说的内容还原度亦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而言，还是较为准确地实现了金庸武侠精神的文字转换和话语转译。以“射雕三部曲”为译本来源的《英雄门》是韩国影响力最大的金庸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升格为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图腾。因此，通过《英雄门》翻译概貌的阐析，可以整体上廓清金庸小说的韩译特点。
实际上，《英雄门》在韩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波段，也映射出金庸武侠精神的持续性影响。1986年是《英雄门》出版发行的第一波段，此时的韩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因此“高丽苑”是在未获授权的状态下，推出了3部18卷本的《英雄门》。此时的翻译也是近乎于改写的粗译和浅译，甚至漏译和错译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整体来看，只达到了70%的内容呈现，而在文体和文化层面的呈现度也仅仅是50%左右。但即便如此，《英雄门》仍然声名大噪，甚而改变了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固定观念和审美迂执，可谓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文化现象。《英雄门》出版发行的第二波段出现于2003年，此时以“金宁社”和“中原文化社”为主导。鉴于《英雄门》系列超越时空的旷世影响，知名出版机构“金宁社”重新购买了“射雕三部曲”的版权，分别于2003、2005和2007推出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的精译本，共计24卷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射雕英雄传》的译者并非个人，而是一个名为“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的团体，这在凸显金宁社精心组织和良苦用心的同时，也投射了其延续金庸武侠神话的雄心和抱负。但遗憾的是，其总体销量却并不尽如人意，相较于被奉为经典的1986版《英雄门》，2003年以后的“射雕三部曲”在受众反响和波及效应等方面，都较为逊色。究其原因，除却社会时代的不同、读者心理需求的变化以及文化语境的变迁等若干因素，在翻译层面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决定性因素？
1986版的《英雄门》系列与2003年以后的“射雕三部曲”在译文风格、文本结构、文史典故的处理方式以及人物对白的译入语转换等方面，均迥然有别。1986版《英雄门》的译文风格豪放、粗狂而直接，尤其是翻译充盈着浓郁中华文化色彩的武功招式时，大都采用了汉文标记的方式，由此在呈现关键功夫动作方面，相对更为精准。对于中国文史典故，遵循的是“极简原则”，并未加以深入阐解，甚至对一部分较难理解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过滤和删除处理，属于典型的归化式翻译。与之相比，2003版以后“射雕三部曲”的翻译风格总体表现为细腻、全面、详尽而周到，这也是比1986版多出6卷本的直接原因。如为了顾及不懂汉文的部分韩国读者，译者多使用韩文固有词翻译武术招式，对文史典故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完译”和“精译”性阐释，在确保翻译准确性的同时，还适时添加了小说人物关系图以及相关武功说明，在饱含深厚文化意蕴的文化符码转换中，更多地渗杂和融入了译者的个人解读，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金庸小说中不计其数的“文化负载词”，如《神雕侠侣》中的“越女采莲”，在1986版《英雄门2——英雄之星》中直接将其删除，只将原作中的“北宋大词人欧阳修”译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而李德玉翻译的2005版《神雕侠侣》则将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鸂鶒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予以全文呈现，且在译文文体上也兼顾了中韩语言的特殊性，就翻译本身而言可谓相当精准。对“五运更始”的典故，1986版的《英雄门2——英雄之星》亦采用了删译的方式，而2005版的《神雕侠侣》则从易学、医学和阴阳调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阐释。
可以说，从翻译忠实性的原则来看，2003年以后版本的“射雕三部曲”明显优于1986版，但受众的接受效果却并不理想，整体销量也无法与1986版同日而语。深究其因，在语言转换层面上，可以将其归因至中国文化元素的处理方式上。金庸小说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和精妙绝伦的打斗场面，对韩国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若在短兵相接的刀光剑影中过多地穿插一些陌生中国文化元素的深入阐释，势必会使读者的阅读激情受到抑制，一气呵成的阅读快感被不时中断，阅读体验也就随之大打折扣。实际上，文化差异是一种跨语言的存在，武侠小说作为某种大众文化商品，如果与阅读受众的文化心理存在过大差距，那么读者必然会产生疏远感。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译者们必须直面的首要翻译伦理问题，也是衡量译作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尺度。
“语言”是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文化产品海外译介和异域接受中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可能导致“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译者在面对充溢着异域文化元素的作品时，如何巧妙而恰当地处理和过滤异质性文化成分，是对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的考验。在此过程中，译者面临着诸如文化对比、文化定势、文化适应、文化迷惘、文化误读、文化缺省等复杂文化现象，必须在其中做出恰切的抉择。1986版《英雄门》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中文知识背景，通过对中韩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整体把握，以及对读者反应和译作市场性的预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可能引起“文化折扣”的中国文化元素。从翻译策略选择的角度来看，虽然属于典型的“粗译”和“略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其译文风格却更加契合当时韩国受众的阅读心理趋向和审美旨趣，对“射雕三部曲”具体文本结构的改造亦更为科学和紧凑，在增添趣味性、可读性的基础上，强化了人物对白的戏剧化程度，使韩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了充分满足。
因此，相对于较为完整地还原原著的“金宁社”版本，1986版的《英雄门》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折扣”大为降低，这也是其引起轰动效应的翻译策略层面的决定性因素。但从翻译忠实性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金宁社”版本的“射雕三部曲”则更有价值，翻译质量也更高。因为其翻译工作由成立于2002年的“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担纲，李德玉、任弘彬也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家。“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汇聚了金庸小说研究和翻译方面的专家，旨在通过翻译策略的研讨和相关史实的考证，完美呈现金庸小说的文化意涵，准确评判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在“金庸小说翻译研究会”的助力下，以金宁社和中原文化社为出版主体，金庸小说在新世纪的译介热潮正式开启。虽然缘于翻译策略的不同、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读者文化心理的变化，相关译本所掀起的波澜难以企及1986版的《英雄门》，但“86世代”们的记忆犹新，同时新的时代语境和现代传媒也为新一代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便利，由此金庸小说在韩国获得了更加深厚的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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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韩地缘政治与文化合谋下对金庸小说的多元解构
在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史上，无论从作品的销量和舆论媒体的关注程度，还是从读者的阅读回响和学界的阐释研究来看，像金庸这样产生深度认同的中国作家寥寥可数。实际上，从金庸译本接受的内部文化心理来看，正是在中韩地缘政治和通俗大众文化的合谋下，在韩国读者审美取向与金庸武侠艺术特质的高度吻合中，金庸小说才在韩国引起了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
（一）中韩地缘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整个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密迩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典型代表之一，自古以来在历史、文化和文学方面都与中国一直存续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儒学和佛教文化就陆续东传朝鲜半岛，尤其近代以前的明清时期，通过“朝天”、“燕行”等使臣朝贡活动，中国与朝鲜半岛构建了典型的“天朝礼制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中华文化的浸染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深入韩国人的骨髓，一直存续于韩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之中。虽然当今韩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异于中国，更多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在东方积淀与西方辐射、历史根源与现实影响的交互作用下，韩国人对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先天葆有某种挥之不去的亲近感。与异质文化圈的西方国家相比，韩国读者对金庸小说中展现的“文化人格”与“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的领悟解读就更为直接和自如。众所周知，金庸小说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对于如此丰厚的中国文化元素，韩国读者运用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长期积累的文化知识，能够相对轻松地领悟其中隐含的文化意蕴，这种解读和参悟能力，是欧美文化圈读者无法企及的，事实上也是中韩传统文化接近性与互通性的重要外在表现之一。
从语言载体及其翻译策略来看，自汉字被引入朝鲜半岛后，就一直为其使用并延续至今，如今汉字仍然是韩国语言文字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韩国人的汉文解读能力也一直延续和保持至今。由此，金庸小说译者们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大都刻意保留一些饱含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语汇和典故，在如实展现小说文体特色的同时，力求最大程度地增进读者对金庸武侠艺术特质和文化精神内涵的彻悟和理解。由于金庸大都将武侠故事融入历史，在历史的“虚”与“实”之中，呈现江湖恩怨和大侠的思想人格，“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超拔的文化学术品位。”因此，金庸在小说中援引了数不胜数的历史典故、诗词术数，以营造独特的武侠意境，其中都隐伏和投射了鲜明的中国文化意蕴。事实上，金庸小说的这一特点正是译者们最为畏难之处，尤其以西方读者为阅读对象的翻译过程中，往往受制于异质文化的匡囿而无法达到预设的翻译效果，这也是金庸译本在西方文化圈掀不起波澜甚而遭受冷落的重要原因。相较于此，在金庸小说的韩译过程中，译者们通过部分保留汉字，可以相对简单的进行语言转换。如荆轲、丘处机、岳飞等历史人物，“玉女心经”“武林盟主”“绝情幽谷”“襄阳大战”等标题，“六脉神剑”“伏魔剑”“八十一路五虎刀”“鸳鸯刀”“降魔禅杖”“泼水杖法”“黯然销魂掌”“大力金刚指”“无极玄功拳”等功夫术语，“子房志亡秦”“梦后楼台高锁”“佛说鹿母经”、“刘皇叔飞马跃檀溪”等文史典故以及“玉笛谁家听落梅” “二十四桥明月夜”“好逑汤”等饮食名称。均辅以汉文标注，韩国读者运用自身的汉字解读能力和相关中国文化知识，通过汉字就能够“望文生义”，实现较为准确的文本解读。
探寻金庸小说盛行韩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还可发现1980年代韩国近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混乱和饱尝困厄的不安心理。金庸在小说中展现的男性间的义气、男女间的爱情以及围绕个人权势名誉的追求与妥协等，都成为韩国受众排遣长期郁结的苦闷情感的突破口。他们通过阅读和摄取，在深度精神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非现实世界中的义理和爱情的替代性满足以及狂欢式的集体想象。在此种大众文化心理中，自然也渗杂着商业主义的膨胀和香港武侠电影不断输入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从《笑傲江湖》《鹿鼎记》《东方不败》，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东邪西毒》，每一部电影的热映都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畅销。如1992年电影《东方不败》的上映迅速带动了金庸小说的译介，尤其1994年翻译出版的金庸译作达19部之多，包括三卷本的《金庸小说精华全集》。小说改编的电影以影像化的方式再现了金庸精心营构的武侠世界，以更为真实和立体的方式反哺了小说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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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金庸小说“宏观”与“微观”的两维解构与多向度阐释
在中韩历史文化接近性和现实文化合谋的作用下，韩国读者在阅读接受层面，对展现中华武功和侠义精神的金庸武侠小说毫无拒斥感，反而由于文化心理的接近性，先天带有某种亲近感和熟悉感。也正是在这种缘起于文化合谋的情感认同基础上，韩国学界大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元化的解构和深入阐释。宏观方面，郑东补的研究较为系统和突出，其《金庸的武侠世界》，从“武”、“侠”、“情”和“江湖”的角度关照金庸小说，认为以上四点是建构金庸武侠世界的四大支柱，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解构。刘京哲和金震共分别在《金庸小说文学成就与贡献的论议考察》和《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争议点》中，整体梳理了中韩学界对金庸小说文学价值的探讨和论析，从韩国学人的角度全景式展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美学内质和价值判断。从中可以发现韩国学界的金庸小说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金庸武侠小说与韩国传统侠义小说之间的关联性”、“金庸武侠小说的近现代性与国家意识形态”、“金庸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关系”以及“金庸武侠小说的虚无色彩和反武侠特征”等方面。
从微观角度看，韩国对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文化内涵等也进行了深入解析。此方面，禹康植的研究较成体系，《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作用》以“女性从属地位的解脱”和“对男性权威的自我表达”为中心，剖析了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的形象和作用。认为虽然金庸武侠小说中都有女性出场，但因武侠小说强调的是阳刚之美，因此自然形成了远离女色的传统观念，而女性并未甘愿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便是彻底的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恶人形象研究》则从金庸小说恶人形象的种类及其意义出发，探讨了“善恶绝对性”和“人性变化”在恶人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他主张金庸笔下的“江湖”并非刻意设定的机械性空间，而是善恶界限模糊的空间，由此界定不同集团和民族的人物善恶时，善恶绝对性问题凸显。同时认为金庸对恶人人性变化的可能性持肯定态度，“劝善惩恶”的实现也并非就是恶人有恶报，对于恶人也应抱有宽容感化之心，如此也可体现武侠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
《金庸武侠小说的死亡观研究》认为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类型的死亡价值观。第一是名声和江湖义气重于生命。第二是岳飞、郭靖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第三是萧峰所秉持的“人性至上”。同时强调虽然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很多关于死亡的描写，但从未表现出漠视生命的态度，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死亡本身。此外，禹康植还关注了金庸小说中的男权思想，《男权思想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的影响——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心》对金庸小说中男权思想的表现以及脱离男权思想的探索，进行了深度论析。其中论及《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纠葛及其背后隐含的男权思想变迁，指出虽然无法断定金庸在小说中通过尝试女性优越主义指向的描写，完全克服了江湖世界中男权思想的思维偏执，但从女性地位的检视和自我定位的角度来看，在抵抗男性为中心的江湖世界秩序，凸显维护自身地位、展现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在金庸小说文化内涵的解析方面，安金英认为《笑傲江湖》中超自然力量的武功与以阴阳五行为依据的中医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小说的叙述构造与哲学、医学、人生、自然等融为一个有机体。林春城强调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同时强调“不应该把金庸的小说看作是单纯的消遣小说，而应该把它看做是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人的人性和心理的‘文化课题’。”韩国学者的研究和相关论点在拓宽金庸小说的研究广度和阐释深度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他们不仅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给予首肯，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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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镜鉴参考与自主意识混杂中对金庸小说的演绎变用
金庸小说在韩国接受中国武侠文学的“卧龙生时期”进入韩国，彼时正值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创作的萌发期。实际上，韩国本土武侠创作一直未能完全脱离模仿的阴影，金庸小说首当其冲成为重要的模仿和借鉴对象。韩国本土武侠小说，在内容上与金庸小说高度相似，小说空间也大都设定为广阔的中原大地，小说人物也都是以金庸小说中的派系为主，武功招式的描写也未能脱离金庸小说的惯常手法。换言之，除了创作者是韩国人之外，其他方面与中国武侠小说并无二致，因此出版方往往在金庸武侠小说封面上标记“正统武侠”，在韩国武侠小说封面上标记“奇情武侠”以示区分。此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固然存在金庸小说广受追捧的市场因素的作用，但却在客观上推动了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发展。
（一）金庸武侠的借鉴与韩国本土武侠走向“江湖”
金庸在改变韩国武侠阅读市场运作模式的同时，也使本土武侠小说的叙事重心由虚幻的假想侠义人物转向江湖中的英雄。在此之前，韩国武侠小说主要刻画“洪吉童”、“林巨正”等玄虚的“义贼”形象。如《洪吉童传》被称为“传统武艺小说”，主人公洪吉童是一个乐善好施、充满道义的“贼”，其拥有出神入化的幻术和功夫，并运用自身的武艺惩罚官吏、救助百姓。从美学构造和情节结构来看，此类小说大都带有神魔小说的因子，主人公具有高贵的血统，却具有不被认可的庶子身份，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摆脱和克服一切危机，同时也具备了“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主题构成。但并未达到现代意义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主题自觉，所涉空间也并非“江湖”。但借助于金庸小说的主题构成和创作模式，韩国作家真正进入了武侠创作的江湖世界。如声名鹊起的《英雄门》推出之后的第二年（1987），金刚发表了《渤海之魂》，此小说正是以宋朝与西夏和辽相互对峙的历史时段为背景，通过历史细节梳理和反转设置，在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武侠人物的同时，叙写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和各民族间的文化博弈过程。作者在《渤海之魂》重版序言中曾坦言：“努力将历史置于江湖空间，展现历史精神的伟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事实描述。”
据粗略估算，在持续十余年的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第一个全盛期，韩国作家们约产出了2000余篇武侠作品，相较于中国武侠全盛期的小说总量，韩国作家们的创作笔力确已达到令人吃惊的水准。借助金庸引领的武侠风潮，短期内量产的作品虽然难免泥沙俱下，创作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如很多小说为了吸引读者，过多地加入了荒唐无稽、残忍夸张的内容，沦为**描写为主的低级读物。即使是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作家司马达，也在其《风影孤月》中呈现了上述刺激性内容，作品整体上充斥着极强偶然性的性爱描写，虽然为了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贯穿着渐入佳境的武功场面，但最缺乏的还是感动读者的力量。尽管如此，如果对良莠不齐的众多作品进行披沙沥金式的钩沉，亦可发现在借鉴金庸武侠创作方法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虽然还是未能跳出模仿金庸作品的窠臼，依旧沿袭了金庸小说的“成长模式”，但作品将时空背景由中国延展至日本，同时“武历”年号的使用和日记体形式的构造，也可视为对金庸创作模式的某种演绎和变用。夜雪绿则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凸显武侠中的“爱情”，其《飘香玉霜》《江湖碧松月人色》均可见金庸武侠中的爱情刻画模式，全炯俊曾高度评价其“反抗的想象力”，称“这种想象力正是夜雪绿武侠小说的意义和人气秘诀，也成为在中国武侠模式框架中寻找出路的有益尝试。”
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大行其道，武侠创作的书写道具和传播媒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由传统活字印刷的纸质出版形态转移至网络，“网络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借助于网络和PC通信，武侠小说爱好者和作家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相互交流和传递信息。此时，金庸小说的波及效应继续凸显，左柏和龙大云受到金庸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通常来说，韩国新武侠以左柏的《大刀傲》为嚆矢，而龙大云的《太极门》则被视为新旧武侠的过渡作品。龙大云以《魔剑霸剑》初登文坛，此后发表了《流星剑》《无影剑》《夺命剑》等“剑字”系列以及《拳王》《刀王》《剑王》等“王字”系列作品。1994年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太极门》。左柏以充满弹性和节制性的语言，注重人性的书写，其《大刀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事实上，左柏和龙大云正是韩国第二代武侠作家的代表，相较于剑弓人、夜雪绿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在金庸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打破第一代作家构建的英雄、奇缘、美女聚合的固定创作程式，以蔑视三妻四妾的平凡人物为主人公，侧重书写现实的日常生活故事，表现出“反武侠”的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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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意识支配下的韩国本土武侠创作范式构建
在借鉴和模仿金庸小说美学特征和创作模式的基础上，韩国作家也在自主意识的支配下，着重强调本国特色。其实早在1969年就出现了号称以韩国为背景，以韩国人为主要人物的武侠小说《雷剑》，其封面书名明确标记了“韩国武侠”的字样，作者成杰为《东亚日报》专栏作家，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名为“阴者”的人物形象，“阴者”一词源自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中的“阴兵”。此小说以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为背景，涉及金春秋、金庾信、、阶白等历史名人，展现了从历史上的剑客到现代跆拳道始祖的侠义行为。无论历史背景，还是登场人物，都体现了作者试图从韩国固有文化符号中寻找创作素材的主体自觉意识。但遗憾的是，有学者指出此作品是日本武士小说的翻案之作。此后1970年代，又陆续出现了赵凤延的《少年剑客马亿》和李文贤的《豪杰黑龙》等以本国素材书写本国武侠故事的作品，但由于金庸小说刮起的武侠旋风，这些作品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直到1986年伴随着金庸《英雄门》的横空出世，金并总的《刀与露》和《大剑子》以独立的自觉意识震慑文坛，发出了韩国武侠的主体宣言。如果说成杰等人的自主意识尚略显隐晦的话，那么金并总就表现的比较明显了。他在《刀与露》卷头“作者的话”中明确坦言：“我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创作了本小说，通过主人公王康，我要创造出一种比日本武士的大和魂和中国武功拳法更真实的韩国武艺文化，向全世界介绍和推广埋没于儒教传统的韩国武艺。此外，为了确证韩国武艺的优越性，通过被挟持到明朝的女主人公雪花与少林寺拳法的对决，展示我们传统武术的优越性。”《刀与露》讲述了李氏朝鲜初期高丽后裔身份的主人公报杀父之仇的故事。表面上，《刀与露》依然未能超越“复仇+爱情”的藩篱，但作者援用了“腰击势”、“鸡口手”等韩国传统武功招式，而没有继续套用金庸小说中的功夫术语。此外，以《大刀傲》而闻名遐迩的左柏，在《左柏的武林纪行》中指出韩国本土武侠小说至少应包括“以韩国为背景的韩国人的武侠”和“借助武侠的框架，讲述韩国的故事”两方面的内涵。说明此时韩国武侠在金庸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构建自觉，如上文提及的《渤海之魂》、《刀与露》等均可视为典型代表。
自主意识同样鲜明的《大剑子》，也是以凸显韩国传统武艺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为旨归。背景结构与《刀与露》大致相同，但在主旨立意方面比《刀与露》更为高远，作者通过作品力图阐明武艺功夫并非解决私人恩怨的手段，而是内含着崇高的文化精神。1990年代以后，徐孝源的《大刺客桥》和龙大云的《独步乾坤》等，开始正式与金庸小说分庭抗礼，使读者的阅读重心由中国武侠小说逐渐向本土武侠作品转移。尤其李炳添的《最后的朝鲜剑殷明基》，以韩国历史上的“东学农民革命”为事件原型，在与新式武器——枪的对抗中，体现韩国传统剑术的自尊和优越。在情节设置、主题呈现和艺术表达方面，均可视为韩国本土武侠的典范之作。在传统武术的考证以及对作为小说背景的历史事件的发掘方面，也引领了21世纪本土武侠小说的发展路向。此外，还有作为传统武侠与新武侠过渡性作品的《太极门》，以现实性的描写和心理刻画见长，主人公赵子健为兄报仇而卷入武林争斗，最后蜕变为追求“武”之真谛的“求道者”形象。正如金并总在《大剑子》“序言”中强调的那样：“在旺盛的肉体与崇高的精神合二为一达到最高境界之时，‘艺’便成为‘道’，缺乏哲学的武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本土武侠在金庸的影响下，已经将武侠创作及其精神内核升华至“道”和哲学的高度，而这正是金庸武侠精神与韩国武侠自主意识交融碰撞的双重变奏中所衍生出的地域特色武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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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偏居东北亚一隅的韩国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典型代表，金庸小说在韩国的译介传播及其跨文化呈现，可视为同质文化圈译介与传播的典型案例。“金庸作品的文化意蕴，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的深刻内涵。”同时，“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有着丰厚的历史内涵，金庸小说显现了‘反清复明’与‘为国为民’两条明显的历史线索，从中透露出浓厚的历史意识。”金庸武侠小说内蕴的深厚传统文化思想和丰厚历史元素，使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绝佳载体，对其译介和传播状况的研究，也因契合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作为对外展现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方略，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箭在弦上，相关研究也均从作品选择、翻译策略以及出版机制等方面展开探讨。通过金庸小说在韩国译介传播与接受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饱含中华文化元素的金庸小说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命运走向，首先取决于译入语国家语言符码和文化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距离的远近。这不仅可以从文化心理层面准确缕析金庸小说在韩国为代表的同质性汉字文化圈国家获得巨大市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为探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的交融碰撞规律，提供思考路径和切入角度。
无论是中韩地缘政治与大众文化的糅合共谋，抑或金庸武侠内在特质与韩国读者审美取向的高度契合，其最终均归结和指向于中韩文化的互通性。因此，在考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具体路径时，应首先关照译入语国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切的翻译策略和市场运作方式。相较于东方文化圈国家，面向西方文化圈，包括金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若要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实现“走进去”，进而产生深度的精神共鸣和价值认同，那么如何处理先天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如何灵活恰切地呈现中国文化元素，如何最大化地使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折扣”缩小到足以消解文化距离导致的陌生感和抗拒感，是当前金庸小说外译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者张乃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 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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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 (2022-03-12 16:57:27)转载▼
《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上）一九三七年 十四岁。一月，在家度过了第一个升入中学后的假期（去年秋从袁花龙山小学堂考入嘉兴中学）。二月，开学，省立嘉兴中学初中秋一甲班第二学期在读。在学校里，国文老师王芝移先生于课余之暇召查良镛等几位同学于其住所开小灶——灌输课本之外的文史知识，讲解政治时事问题。时俞芳先生教代数，其“每事凭公理公式规律求证，条理分明，推理精密严谨”的教学方法与所教授的运筹方式则使查良镛“一生治事为人处世撰文受益不尽（查良镛语）”。在初一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初夏，一年级第二学期即将结束，为同学高炳生题词作留念，其曰：“白云孤飞，/青鸟去兮春寂寞，/落花倚垂晖，/愿得故人绕笔香，/留作长相思！”//暑假刚开始，“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一月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九月，度过了最后一个与家人在一起的假期后，却接到通知，学校因战事不能按时开学。十月初，开学，升入二年级，时学校除高中班与初三班仍留原校，其余班级全部迁往郊区的新塍镇。十一月五日，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学校已无法继续上课。校长张印通决定：凡家乡尚未沦陷的同学，一律离校回家；凡家乡已沦陷的同学，即随校迁移。时查良镛家乡海宁尚未沦陷，本应离校回家，但查良镛坚决要求随校西迁，最终得到了校方的批准。六天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一百多名师生搭乘五条乌蓬船，撤离了新塍镇。十一月八日，日机轰炸硖石，十七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此时全家人（查良镛的兄长良铿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后寄居在上海姑夫何叔常家中）在匆忙中由父亲查枢卿带领，渡过钱塘江，逃难到了余姚的庵东镇落脚。未几，查良镛的祖母，时年六十五岁的查黄氏，因经不住战乱的惊吓与旅途的辛劳，不幸故世。十一月二十六日，水路到青山后，师生们便以每天三十多里路的速度，步行抵达第一个目点地，地处天目山区的于潜。当时师生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但在刚安顿好开课不到两周时，又传来嘉兴失守、杭州告急的噩耗。于是学校决定再度迁移，此次目点地则为浙南丽水的碧湖镇。十二月二十三日，查良镛家乡海宁全境沦陷。年底，嘉中师生经过桐庐，到达建德，时与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张发奎部，行走在同一条公路上，张为师生们的行动所感动，还拿出壹仟银元赠予嘉中师生。一九三八年 十五岁。元旦，在迁移途中，当天到达兰溪，小住三天。丁丑岁尾，全体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目点地，丽水的碧湖镇。时因省教育厅迁在碧湖，所以大批学生也麋集在此。省政府遂决定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战时青年训练团”。刚到达碧湖的嘉中学生被编在第三大队。四五月间，同学高炳生得家信，欲从碧湖返回平湖探母病。其按查良镛的安排，绕开日寇关卡，先抵达庵东镇查良镛家，准备在此等待渡船过江回平湖家中。时查良镛家，其父已潜回袁花，去照料陷于敌区的产业与家宅，当时由查良镛母亲接待了高炳生。然其时恰逢日寇扫荡，海面被封锁，船只不能通行，高炳生待了十来天，看回乡无望，只得返回碧湖。临别时查母给了高一些路费。八月一日，日寇进犯海宁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予以反击，时日寇伤亡数百人，为了泄愤，日寇放火焚烧袁花镇，大火持续数天，查良镛家的住宅与钱庄全被焚毁，化为灰烬。八月十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查良镛母亲徐禄得急性菌痢，因缺乏医药不及救治，病逝于庵东镇。八月，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由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学在碧湖合并成立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翌年六月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九月，查良镛从青训班升入联中初三。其因家乡沦陷，在校享受甲种救济待遇。联中初三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查良镛编在乙班。时流行为班级命名，查良镛提议命名乙班为“亚力山大级”，此议获级会上一致通过。时，赠半身照一张予同学马尚骥。是时，四弟良栋在庵东镇夭折。冬，寄居于钱塘江北岸庵东镇将近一年时间的查良镛家人，在其父查枢卿带领下又返回南岸老家袁花。当时逃难出去好端端一家八口人（祖母、父、母、三弟、四弟、五弟、大妹、小妹），回来时只剩下五人了。另外，还运回了棺材两具（祖母、母亲）。此情此景，凄惨不堪，令人泪目！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学期）,读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后，突发奇想，约了好友沈德绪等几位，跑到距学校九公里外瓯江中的孤岛上，模仿鲁滨逊的样子野营了三天。初三年级时（第一或第二字期），学生中流行五病（肺病、疟疾、伤寒、寄生虫、皮肤病），查良镛也患上了疟疾，同学沈德绪为此日夜照料，得其帮助，一周后病情始有好转。一九三九年 十六岁。在丽水碧湖。二月，因初三第一学期学习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获学校奖状。四月初，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视察浙江，时至丽水，查良镛等一众同学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演讲。六月，临毕业前，于碧湖拍摄了“亚历山大级”师生合影照。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联中初中部。时与报考宁波中学高中部的马尚骥同学话别，查良镛以“冷莹”笔名，赠诗一首，曰：//“一席言把心深许，/只有良朋笑问：‘考后还剩功课几许？’/而今乍觉别离滋味，/一向眼前常见心不足，/怎禁得真个分离？/须知不见须相见，/一日甚三秋天气。/千千万使君才气卷波澜，/共把离情细诉，/他日相遇知何处？//直恐好风光尽随你归去！”其时，知同学余兆文将去衢州报考高中，临分别因无钱购买纪念品，即赠余兆文一本作文薄，以作留念。九月，以中考第二的成绩进入联高，被编在高一乙班就读。十二月，与同学张凤来、马胡蓥相商，欲为小升初的学生提供升学指导，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时由查良镛负责写国文与史地，马胡蓥写算术，另一同学俞杨根为之写了十多作文范文，张凤来则总管出版、订购及杂务。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校内的壁报上，刊《<虬髯客传>的考证与欣赏》，该文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赞扬。是年（或次年上半年）在班会上提出：中国文学史应分为三代，即以屈原为代表的上古时代，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古时代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近代。一九四O年 十七岁.在丽水碧湖。五月，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该书发行后，十分畅销，为此先后印行了数回，查良镛与两位同学也赚到了不少钱。上半年，在学校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文中以眼镜蛇影射为学生所讨厌的训育主任沈乃昌。为此沈乃昌逼迫张印通校长开除查良镛，张校长迫于压力，一直拖到学期终了，并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暑期，已被联高劝退的查良镛去金华找了正在医院治病的联初同学余兆文。查良镛有转学到衢州中学高中部的想法，两人商量后，由余兆文出面去衢中，向校方提出查良镛转学到衢中的申请，最终转学申请获衢中校方批准。申请获批半个月后，应转学插班考试，考取了衢中高二公费生。随后，回碧湖搬取行李。离开碧湖时，同学马胡蓥送给查良镛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查良镛为此在辞典首页动情地记下了这份同学情谊：“辛巳年夏，道出碧湖，与胡蓥深夜促膝聚谈甚欢，及至英文，益自相得，即出此以赠，盖红粉佳人宝剑烈士之意也。”九月，进入衢中高二班，不久结识了同班的江文焕、王浩然，三人很快成为友谊的三驾马车。下半年，丧妻两年后的父亲查枢卿再娶邻近双丰村顾家的女子曾为查家丫鬟的顾秀英（1913-1989）。
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中） (2022-03-13 10:28:36)转载▼
3月13日。《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中）：一九四一年，十八岁。在衢州静岩。五月中旬，日寇进行细菌战，衢州鼠疫大流行，同学毛良楷染鼠疫身亡，同学们见此，纷纷退避，身为班长的查良镛义不容辞，出面为毛良楷同学送行，料理后事。七月，查良镛应余兆文邀，带着几位同学到遂安叶村余兆文家度暑假。九月四日，针对一些老师随意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学藉的现象，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以查理的笔名，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九月，升入高三。十月十日，学校举行的双十节文艺会演，查良镛自编自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在石梁街广场演出，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一致称赞演员发音正确流利。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弟良钺生。初冬，因家里无力置办棉衣，查良镛将穿着单衣过冬，同学斯杭生见此，即赠驼绒长袍一件，过后斯杭生又托余兆文再送查良镛一件棉大衣。对此，查良镛一直念着这份同学情谊，过了五十多年，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提及此事，说“绨袍之赠，永世难忘”。十一月十五日，衢中训育主任杨筠青干涉学生自治会召开的要求学校查办办事员傅某经管学校消费合作社进行贪污一事的学生大会，由此引起了激烈冲突。杨筠青宣布开除以江文焕为首的八名学生的学籍，进而导致学潮发生。第二天衢州警备司令部派兵进驻学校，学校停课两周。查良镛因参与此次学潮，也也被列入“过激学生”名单。后因校长陈博文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开除或退学的处分。十二月七日，以查理的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再次发表《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的文章，在文中，查良镛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李清照用这种顾影自怜、充满愁思的词句来博取他人怜悯同情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多数文人的通病，在今天不值得提倡。因“查理”的这两篇文章，也引起了《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对作者的注意。冬，衢州举行乒乓球赛，王浩然作为衢中代表参赛，因王浩然为参赛事犹豫不决，查良镛特请假翘课，陪同王浩然参赛。寒假，应王浩然约，到航埠乡王浩然家小住。是年，兄长良铿娶同邑的曹圣因，在家中举办了婚礼。此时查良镛身在衢州，无法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一九四二年，十九岁。在衢州静岩。春，衢高全体学生奉命到金华接受军训检阅。其间，《东南日报》编辑陈向平（时报社地址就在金华）赶到学生驻地专门寻访“查理”——查良镛，两人就此初次相见。四月，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中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处郊外石梁的衢中也不得安宁，为防敌机轰炸，各班学生都疏散到山边树林里去上课。五月，日军攻陷金华、兰溪，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衢中向山区转移，毕业班提前毕业。时，查良镛在毕业班三十三位同学中，成绩名列第一。同月，陈向平随《东南日报》撤往江山，查良镛在江山与陈向平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深谈，一直至翌日天明。查良镛为此写了篇《千人中之一人》，此文随后（九月）在《东南日报》上分上、中、下三期连载。六月七日，衢州沦陷。毕业离校后，与江文焕、王文浩等七位同学合计，决定一块离开衢州，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到大后方去读书。当时，八位同学（查良镛、江文焕、王文浩、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雲）集中在航埠乡王浩然家中，凭着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三人所带的盘缠，一同出发。当天先步行六十里，到达江山县城，再走四十里到新塘边，然后搭上火车到了江西的贵溪。此时，正遇暴雨，洪水冲毁了路基，且已听说再往西，南昌已沦陷。于是，八人商议后决定：转而南行，走山路，免与日本兵相遇。待过了资溪，到达南丰时，江、王、黄三人所带的钱也快用完，此时八人商议：分头行进，设法投亲靠友，争取到重庆汇合。于是，查良镛、王文浩、朱卿雲转身西行，拟去长沙；江文焕、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则继续向南将去赣州。刚从南丰北上至南城，查良镛忽得病，遂留南城，寄住于三青团南城分团团部养病，时达二月余。至九月初病愈，方离南城。九月八日，到达赣州。九月十五日，到达广东韶关，即日到广东省教育厅登记，请求救济并填报了借读国立中山大学的志愿。时生活费用仅靠中央赈济会第九赈济会所发有限的救济金以维持。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过程中，于九月十八日，与王浩然、朱卿雲三人到达广西桂林。时在桂林街头遇见衢中同学俞杨根等人，异乡相见昔日同窗，在战乱流离中倍感亲切。九月二十四日，数位同学在异乡桂林过了一个俭朴而伤感的中秋节。十月一日，向教育部发函，请求分发至国立大学（中大、联大、复旦）试读。十月五日，又联系广东省教育厅，办理到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试读的相关手续，填写了登记表。十月七日，发函教育部高教司，请求核准在国立中山大学试读。并标明自己的通讯处在“广西桂林环湖路八号”。十一月十一日，广东省教育厅发电文致教育部，转呈查良镛等人的试读申请表格。因等待教育部回复不及（教育部一直到十二月九日才回复广东省教育厅同意分发查良镛至国立中山大学试读）便与王浩然、朱卿雲自桂林乘汽车至韶关，再从韶关搭粤汉铁路火车北上。此时，因三人盘缠告罄，至衡阳，查良镛只得与王浩然、朱卿雲分手，相约重庆再见。于是，独自一人去了湘西，找一位同学的哥哥以寻求帮助。冬，几乎身无分文的查良镛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湘西的泸溪，找到了那位同学的哥哥，在同学哥哥那个泸溪县浦市私营湖光农场，谋了个农场主任的职位，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一九四三年，二十岁。在泸溪浦市。上半年，在湖光农场里，协助农场主搞经营管理。当时农场主要工作就是在山坡上垦荒种植油桐树。在农场期间，查良镛还利用空闲时间，试着将《诗经》译成英文，但最终没有完稿。夏，离开农场，拟赴重庆参加高考。到达重庆后，即与江文焕、程正迦、王浩然、朱卿雲会上了面。此时黄文俊已去了上海读大学，吴汝榕则进了贵州的交通大学，程正返重新回到了衢州老家。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报名拟考西南联大。七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报名拟考国立政治学校。七月二十一日（或至二十八日），报名拟考中央大学。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的入学口试。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参加国立政治学校入学笔试。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参加西南大学的入学考试，午后在沙坪坝茶馆与人下围棋误了时间，进考场时晚了十五分钟，差点误了下午的化学考试。七月三十日（或至八月三日），报名拟考四川大学。八月六日至八日，参加四川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试后，以上四所学校均被录取。其中在九月六日国立中央大学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查良镛录取在可以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弟良楠生。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中央日报》连续四天公布国立政治学校大学部录取通知，录取名单上共有539人，查良镛在“重庆区”，依第一志愿被录取。此时，查民镛内心虽向往西南联大，但因缺乏路费，遂选择了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在校期间撰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在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中获二等奖。是年（或翌年上半年），因不满时任《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散布投降论调的演讲，在其第二次到校演讲前，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联于黑板上，陶来校见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下） (2022-03-14 16:31:40)转载▼
3月14日。查玉强：《查良镛离家十年纪实（1937-1946》（下）。一九四四年，二十一岁。在重庆国立政治学校。寒假结束，就读第二学期课程。当时有一位钱穆的老师以无锡方言作演讲，同学们大都听不懂，查良镛便在台下帮同学们作“同步翻译”。三月，填写登记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其时，正在重庆任职的初中时语文老师王芝移获悉嘉中的几个学生包括查良镛、高炳生也在重庆，遂约了这几位学生到家会面，重聚师生情谊。夏，暑假前夕，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宣布查良镛大一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期回不了家，仍住学校，在一个假期里读完了《资治通鉴》与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二本书。九月，升入大二。十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拟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军，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秋末冬初，国立政治学校作出规定，所有在校学生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本人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时查良镛一心想当外交官，不想参军，所以拒绝报名，结果被学校勒令退学（勒令退学，估计党藉也难保）。十一月离校，随后找到了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骢，在图书馆里找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就是负责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虽薪水不高，仅以糊口，但给查良镛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后来曾经说起：“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冬，就读中央警官学校的同学张凤来找到了查良镛，提议合办一本综合性刊物，并请查良镛担任杂志主编。查良镛接受此提议,并开始着手筹备。是年，妹良敏生。一九四五年，二十二岁。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二月，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设太平洋出版社，二十日首发《太平洋杂志》（月刊）。时查良镛负责编辑并撰稿，张凤来负责发行。在该期杂志中，查良镛以查理的笔名，写了一篇《发刊词》与一篇《如花年华》小说的第一章。当时中学时期的几位同学包括高炳生、俞杨根也都给杂志投了稿。《太平洋杂志》第一期印行三千册售罄，查良镛准备接着出第二期，但印刷厂因纸价飞涨怕亏本不同意再象第一期那样赊账，最终第二期因资金原因无法出版发行，办杂志之事即以告终。五月初，泸溪县浦市湖光农场的场主，因业务需要出差到重庆。当他了解到查良镛已离校正在图书馆打工的情况后，便找到查良镛，十分真诚地邀请查良镛再去农场协助他工作。那位农场主还痛快地提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的山坡地上全种上了油桐树，就送查良镛出国留学。此时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查良镛，见这位农场主有如此真诚的态度以及所作极具诱惑力的承诺(出国留学)，再加上已有三年前在农场工作过的经验积累，于是几乎不提什么报酬、待遇方面的条件，只要求允许带个可享有同等待遇的伙伴作陪，提出了带上正在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学余兆文同行。当时与农场主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成了此事。接着，查良镛办妥了图书馆的离职手续，余兆文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两人轻装简束，当月启程去了湘西泸溪。在泸溪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利用空余时间曾试着翻译《牛津袖珍字典》（未完成）；还与余兆文深入村寨，与当地百姓友好交往，还交上了几个农民朋友。事后查良镛曾说起：“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八月八日，始终不忘求学读书的查良镛有了借读湖南大学的想法，遂致函湖大校长胡庶毕：“......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为求得这位校长的同情，信中，查良镛还吐露了自己为求学辗转突破日军三道防线的艰难经历。然而，当年因为战乱，且湖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校方还是没有给予查良镛特许。十二日，胡庶华校长按有关规定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查良镛的请求。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那些在抗战初期从苏浙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的难民，包括在农场的那些打工者，都成群结队陆续地离开了湘西。此时，查良镛、余兆文继续留在农场。抗战胜利后，父亲查枢卿在老家将被日寇烧毁的住宅重新作了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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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三联版修改了什么？
金大钻
金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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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掉了连载中明显评书色彩的词语。例如“原来”等词，也是尽量避免上帝视角的采用。比如没有视角的“只见”等词语。
2、对于动词前面的“一”，尽量做了避免，让语言更生动。例如“一动”改成“闪动”，一抬头”改成“抬起头来”，“两⼈⼀声呼哨”，改成“两人齐声呼哨”；“她不识汉⽂，拿去⼀问郭靖的母亲李萍”里的“一问”改成“询问”。
3、被动句改成主动句。被动句中“被”这个字，也经常改成“给”，更具古意。
4、原版语词颇见粗糙，修订版更加准确与细腻。例如：“杨康笑道：“那再好没有。”穆念慈见他⽆丝毫怀念旧情之意，胸 中登时冰凉”，改成：“杨康笑道：“那再好没有。”
穆念慈突然见到杨康，惊喜交集，可是他对自己竟丝毫不加理睬，心头早已十分着恼，待见他神情轻薄，要随同欧阳克戏侮自己，胸中更是一片冰凉”。
修订版，把穆念慈的心理活动由惊喜变成冰凉这一过程写出来了。更加细腻生动。原版比较一般，生硬。
5、删除很多冗语。例如：“只见⼀对⽩⾊巨雕，双双振翅掠过天空”，将“双双”两 字删除，
6、删掉很多连词，避免句式的固定语法。例如：“又听数⼈⼀⾯说话，⼀⾯⾛进店来”，改成“又听数⼈说着话，⾛进店来”，更加简洁。
7、去掉了直接判断人性质的词语，例如：“他是个诚朴之⼈”。让人物自己的言行展现自己的品性，而不是靠作者去说。这是金庸一直践行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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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庸“伪善”的李敖，写的则是“伪小说”
原创 笔名余博 黑江湖 2022-03-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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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仅作示意
李敖1981年发表文章《“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标题指明金庸是伪善的。此论是否成立，刘国重先生有《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一文可供参考，本文从小说家的角度入手，谈谈李敖自己写的小说。
李敖说，“五十年乃至五百年里，白话文写的最好的排名前三是：李敖、李敖、李敖！”这话被许多人欣赏，但他们所欣赏的往往是李敖敢发此言的勇气和霸气，对排名的含金量似乎并不买账。这也是我们对李敖印象的一个典型缩影，无论喜欢李敖与否，我们都只看他的姿态，绝不深究他话里或者作品中的内涵，以至于著作等身的他常常被我们忘掉是个作家。
李敖行事不按套路出牌，但对身份的界定很严谨，譬如他认为作家就是应该有小说，而且需是长篇，因此，他很看不上龙应台。龙应台的见地虽不在李敖之下，但文体失之单调，著作都是散文和杂文，被李敖嗤之为“小不点”。
李敖的小说代表作是《北京法源寺》和《上山·下山·爱》，都是长篇，前者写历史，后者写性爱，故事不同，但写法类似，都是典型的李敖式“唠叨”。《北京法源寺》里，李敖毫不掩饰对谭嗣同的偏爱，并且化身在书中，让谭嗣同完全一副李敖的嘴脸，逢人就要辩论，将传统和主流的历史观与哲学驳得体无完肤，小说的篇幅几乎都被对白占据，内容都是大段大段的历史说教。所以，与其说《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倒不如说是历史研究。
相同的是，《上山·下山·爱》虽是性爱小说，但更像是《苏菲的选择》一样的哲学入门书，书中的不少直白描写并不稀奇，有趣的是李敖竟能让主人公每脱一件衣服就蹦出一个心理学理论，别人骗女孩子上床靠的是真金白银和甜言蜜语，在这里倒变成了荣格和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大师的经典理论。同样，《上山·下山·爱》也是对白极多，内容几乎都是心理学常识。
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李敖式写法，他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小说套路进行布局和铺陈，在文字上也保持着李敖一贯的絮叨和好斗，在叙事过程中，李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作者，而是一个强烈的参与者，他完全凌驾于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之上，并不求人物的丰满和真实，而是将人物当作了木偶，完全受自己的摆布。
曹文轩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将小说以发展历程来分为故事小说、人物小说、心理小说和印象小说等，李敖的小说并不符合主流的小说范畴，它们只是具有小说的外壳，骨子里还是《老人与棒子》式的文法。
从为文可看为人，从李敖的小说写作很能观照他的为人，李敖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做没把握的事，他总是能让事情转化着符合自己的套路和期许，写不好小说不要紧，把小说写成杂文和评论就可以了，或许可以说，李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伪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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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部分作家的笔名由来
迩海文娱 2022-03-23 10:24
北岛，原名赵振开。1969年，北岛和芒克（原名姜世伟）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有一次他们俩在晚上骑车，芒克想起北岛是个南方人，但是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时候北岛刚出了一本诗集叫《陌生的海滩》，里面也提到很多岛，芒克觉得北岛是那种外表看起来很冷、很独立的诗人，叫“北岛”这个名字是非常合适的。而芒克原来有个外号叫“猴子”，猴子的英文不是“Monkey”吗？音译过来就变成了“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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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1949-1992）
原名王卫国，著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故名路遥。用了笔名以后，他的女儿，也改姓路，取名路远，从遥远之意。
多多（1951- ）
原名栗世征，朦胧派诗人。
多多原来是男高音，他的笔名“多多”与音乐有关，他说：“这与音乐七音符有关。七音符开腔即唱‘do-re-mi’，写成中文就是‘多来咪’，我选择‘多’这个音符重叠一下，便成了自己的笔名。
舒婷（1952- ）
原名龚佩瑜，朦胧派诗人。
舒婷出生时，祖父循族谱“佩”字辈，为其起名叫“龚佩瑜”，即王珮瑜的“佩瑜”，瑜是美玉，佩戴美玉的意思。
舒婷在上幼儿园时，妈妈嫌这个名字不谐音，于是改名为龚舒婷。《诗刊》刊用她的第一首诗《致橡树》时沿用“舒婷”，如此舒婷便成了她的笔名。
残雪（1953- ）
原名邓小华，先锋女作家，著有《黄泥街》等。
用残雪作为笔名，是因为她“觉得残雪这个意象比较美，有独立的个性，拒绝融化，也可以说是踩得很脏的雪”。
陈村（1954- ）
原名杨遗华，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1971年，陈村赴安徽无为县乡村插队务农，开始文学创作，就用黄山北麓陈村水库的名字作为他的笔名。
莫言（1955- ）
原名管谟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说：“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
欧阳江河（1956- ）
原名江河，当代著名诗人。
因为与另一位诗人江河同名，而改名欧阳江河，欧阳是他母亲的姓。
鬼子（1958- ）
原名廖润柏，广西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瓦城三部曲”。
关于这个笔名，鬼子自己说：“我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所以，在决定用鬼子作笔名的时候，其实是用心地选择了一种成败。这是需要胆量的。
苇岸（1960-1999）
原名马建国，当代散文作家。
苇岸曾经对海子解释自己笔名的由来：“起初来自北岛的一首我很喜爱的诗《岸》。此外，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这是一个宜看不宜称的笔名，至今无论是别人这么叫我，还是我自称，我都有点难于开口。”
红柯（1962-2018）
原名杨宏科，陕西作协副主席，著有《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乌尔禾》等。
“宏科”意为五子登科。他的家乡陕西岐山，周的龙兴之地，周公庙就在他家附近，召公拜甘棠离他家更近。家乡男子大多都是科字辈，上学第一天，老师叫一声红科（宏科），教室里立马站起大半男生。那时他就意识到红科（宏科）太平庸、太世俗、太势力。
车前子（1963- ）
原名顾盼，诗人、散文家、水墨画家。
车前草又名车轮菜，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山野、路旁、花圃、河边。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注《诗经》“芣苢”：“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古时牛车、马车或是人力车，在泥土或石子路上行进时，车前不停地出现这种草，因此被称为车前草。
西川（1963- ）
原名刘军，当代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在接受采访时，西川说：“刘军这名字太普通了肯定不能作为笔名。我就认识六个叫‘刘军’的，估计可以成立‘刘军俱乐部’了。大学时他们班上有一个人叫西小红，我觉得‘西’这个姓氏很特别，于我就用了‘西’作为姓，至于‘川’这个字，没有特别含义。后来有人说他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西边的河，其实不是。”苏童（1963- ）
原名童忠贵，作家。
苏童即苏州的孩子，亦可解释为苏州的童忠贵。
雪漠（1963- ）
原名陈开红，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雪”是“白雪”的“雪”，“漠”是“沙漠”的“漠”，这个笔名代表了中国西部文化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有雪一样的诗意；第二，它像大沙漠一样厚重、博大、包容。
麦家（1964- ）
原名蒋本浒，当代小说家、编剧。
叫麦家，一是因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受这部小说的影响，他开始写小说；二是因为家里原来种麦子，麦子的家乡，不忘本的意思。
李洱（1966- ）
原名李荣飞，当代小说家，著有《石榴树上结樱桃》《花腔》《应物兄》等多部。
谈到自己笔名的由来：“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就喜欢文学，当时我写了一部中篇，叫《中原》。小说寄出去了，但没有收到回音，我也没有留下底稿。小说中有某种自传性质，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我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小说，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
东西（1966- ）
原名田代琳，广西作协主席。
关于他的笔名由来，东西自己解释说：“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涂西抹、东成西就，所以含义很广。”这个笔名是他在《花城》上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
图片冯唐（1971- ）
原名张海鹏，著有《万物生长》《不二》等。
出自《滕王阁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这个“冯唐易老”又出自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时的大臣叫冯唐。
乔叶（1972- ）
原名李巧艳，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河南话“巧艳”音似“乔叶”，因此得名。
朱山坡（1973- ）
原名龙琨，广西作协副主席。
因为出生在一个叫朱山坡生产队的地方，就以此为笔名。
张楚（1974- ）
原名张小伟，河北唐山人，河北文坛“河北四侠”之一。
我问张楚为什么起这个笔名，张楚对我说：“这名字朗朗上口啊，你不觉得读起来张楚很好听吗？另外张是个多么俗的姓儿啊，起名儿太难了。后来就用这个笔名发了第一个小说，我一些朋友让我改名儿。
庆山（1974- ）
原名励婕，曾用笔名安妮宝贝。
2014年6月，“安妮宝贝”发微博证明自己笔名改为“庆山”，“庆”是有一种赞美敬仰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灰暗的态度。至于“山”，则是因为旅行。她爬过非常多的高山，山是有神性的，它跟天地都联结在一起，有一个词叫“静山如如”，这个词她比较喜欢，所以把两个她喜欢的字组合成一个名字。
阿乙（1976- ）
原名艾国柱。
阿乙2012年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我有不少笔名，以前写专栏时用过四五个，比如李拜五、阿丙。阿乙是用得最久最经常的一个。写小说的时候一直用。我取的笔名意义很小，近乎于空白。这比我的原名艾国柱要好很多，不会给我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和责任感。”
唐家三少（1981- ）
原名张威，网络作家。
唐家三少姓唐？排行老三？错！在《天天向上》节目中，他曾提到过自己的笔名，是因为他小时候喝豆浆喜欢加三勺糖。“唐家三少”是“糖加三勺”的谐音。但后来他又笑谈这是开玩笑：“我1998年开始用网名，当时有四个，分别是大少、二少、三少和四少，后写作时就在网名中挑了一个，成了唐家三少。”
辛夷坞（1981- ）
原名蒋春玲，当代言情小说家。
2006年因阅读的网络小说再次停止更新，辛夷坞产生自己写作的想法，并以王维的诗名《辛夷坞》作为笔名开始文学创作。
《辛夷坞》为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全诗短短四句，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落落（1982- ）
原名赵佳蓉，青春小说家，著有《年华是无效信》《剩者为王》等。
笔名出自上海作家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传奇》。在该书中，女主人公就叫落落，是个作文很好、心比天高的女中学生。这个角色打动了落落，也和落落有相似之处，再加之“落落”可以组成落落大方等词语。因此，她给自己起名为落落。
安意如（1984- ）
原名张莉，当代散文作家。
“安”在古代中的解释是安逸，“意如”源于“如意”。
六神磊磊（1984- ）
原名王晓磊，专栏作家。
因为夏天被蚊子咬得不轻，喜欢用六神花露水涂满全身，故名六神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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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和金庸都错了，明朝国号并非来源于明教｜南周阅读
原创 徐泓 南方周末 2022-03-26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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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天屠龙记》早期版本。 （资料图/图）
全文共3944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摩尼教“明王”说，金庸又将之引入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经过电影和电视剧的不断渲染，遂深入人心；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根据最新的研究，大明国号并非来源于宗教，而是来源于儒家经典《易经》。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徐泓
责任编辑｜刘小磊
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后的官方文书均未说明，后代遂多猜测，或以火德为之解。但以“五德终始”立论，有其缺失，与前朝的大元王朝既非相生也非相克，难以服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教（摩尼教），类似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的“明王出世”说，广为学界与社会大众接受，几乎成为定论。赵翼说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并无宗教起源：
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为号者。
“大明”源于明教之说出，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遂多一宗教说。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学界才开始有人质疑“明王”是否出于明教。八十年代初，杨讷阅读现存所有元代白莲教史料后，否定吴晗之说。他除了指出吴晗论文方法上的错误、及引证史料之疏漏外，还以传世史料，证实元末起事者提出的“弥勒佛下生”与“明王出世”口号，均与明教无涉，而出于佛教经典。“弥勒佛下生”出自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明王出世”出自三国时代支谦翻译的《佛说大阿弥陀经》，其经文有：“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阿弥陀佛为“光明之王”，可简称为“明王”。这都出自佛教经典，与摩尼明教无涉。因此，杨讷得出他的结论：朱元璋所定的大明国号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表明新王朝的建立，光明所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处，亦“常大明”，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朱元璋“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杨讷的研究是研讨明朝国号起源的新突破，唯学界并不太注意，而社会大众则因金庸将吴晗学说引入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并经电影和电视剧不断广为流传，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遂深入人心；是以杨讷新说未引起较多注意。陈学霖对此颇感不平，遂于2009年撰一长文《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演绎杨讷论说，提醒学界不应继续宣扬此一错误论断。然而，杨讷与陈学霖虽否决吴晗学说，但其思路并未脱离吴晗，仍在宗教中寻找国号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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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吴晗（着西装者）。 （资料图/图）
2014年，始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杜洪涛（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突破吴晗学说之窠臼，循元明承续的思路，参照赵翼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文义，而主张大明国号亦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诚为一大突破。五四之后，学界与国人多反传统文化，尤反读经，甚至说要把经书、线装书或丢入茅坑。1949年以后，反传统声浪不减反升，到“除四旧”运动，达到顶峰。1979年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倾向浓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未受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也不会想到在儒家经书中寻找历史答案。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十多年来，国势振兴，国人找回自信心，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在政府的鼓励和民间的自主发动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受到重视。在这新生的氛围中，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把历史解释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现代思维要求古人。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脱不开儒家传统，尤其政治操作更须参考儒家经典，即使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政权亦如此，“大元”国号与年号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涛提出研讨大明国号的新思路，是他个人的学养与聪慧有以致之，同时也是新时期新文化氛围涵养的成果。
《易经》是儒家首要经典，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是读书人必读的。因此，当朱元璋接纳浙东地主读书人集团，把农民政权转型为传统的“封建”政权时，参考儒家经典，制订治国方针、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发展。在制定国号时，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伪周榜》宣布为妖术并斥其信徒“杀戮士夫，焚荡城郭”的宗教信仰为依据，而改从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之文义。尤其朱元璋新建的王朝要接续正统的前朝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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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影宋本《周易》。 （资料图/图）
忽必烈入主中国要做中国皇帝，就“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当初，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入主中国，忽必烈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采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接续汉地政权的合法传承，做正统的中国皇帝。他在建设首都大都城时，便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依儒家的理想蓝图，建设一座最合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在建国号问题上，也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从儒家经典《易经》取用有意义的吉利语词，取“大哉乾元”之义，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宣布：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大”乃赞词，至大无外，“大哉”赞叹，“乾元”为始万物者。国名、年号均用《易经》章句，按照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明确承认大元是继承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将本朝与历代王朝的统绪接续起来；标志着蒙古也是中国正统王朝。明太祖《即位诏》中宣布：“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国史上系继大宋的正统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继大元而起，亦为一统天下之正。依新朝为旧朝修正史之历代惯例，明廷于洪武三年七月完成修纂《元史》。洪武六年，明廷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祖历代帝王庙，将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系谱之中。
朱元璋革命虽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制定国号，必定更要彰显华夏文化传统，取得华夏政权的正统；但也强调其继大宋、大元之历史正统。也就依据《易经•乾卦》，大元王朝国号依据的“大哉乾元”经文之后一段“大明终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大明终始”的“大”是赞词，“明”是动词；“大明”即大哉明了《易经》之道。《易经》的什么理？“大明终始”之道。“大明”其“终始”之道，“终始”就是终了之后又会开始，即“终而复始”。“终而复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整部《易经》就在阐明这个道理。而且，明太祖起兵尚未建国前，已用《易经》“日月重明” “六龙时遇”为标语。俞本《纪事录》戊戌年（至正十八年）条记载：朱元璋于浙东行省金华府省门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牌上书云：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
九天日月开黄道，复国江山富宝图。
“日月重明”，来自《易经•离卦》的卦辞：“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俞本《纪事录》庚子年（至正二十年）条，又记载朱元璋于府门亲书：
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时遇”也来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可见明太祖对《易经•乾卦》之钟爱。
至正十九年正月，“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 的许瑗，前往金华见朱元璋，被“留帷幄，参预谋议”。金华府门朱元璋亲书的标语“六龙时遇（御）” ，应该是请教《易经》专家许瑗的。至正二十年三月，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加入朱元璋阵营，尤其是刘基，被朱元璋看重。许瑗后来出任太平府知府，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被陈友谅所杀。刘基的到来，正好接替许瑗“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对朱元璋的政策走向影响甚大。刘基一向看不起方国珍、张士诚和小明王，他向朱元璋力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于是进行政权路线的改变，逐渐远离红巾农民军，回归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政治传统。至正二十六年讨伐张士诚，在其檄文中，正式公开与红巾的农民军决裂。在此之前的至正二十年，“六龙时遇（御）”标语的出现，就透漏了改变的讯息。朱元璋政权性质的改变，应该就是受“预机密谋议”的许瑗、刘基等的影响。朱元璋行伍出身，如何能知晓《易经‧乾卦》深意？应该就是受教于许瑗和刘基。许瑗是《易经》专家，刘基也是《易经》专家，他不但精通《易》之象数，而且深谙《易》之义理。相信是许瑗为朱元璋解说《易经‧乾卦》的义理之后，朱元璋就动笔写了政治宣传标语“六龙时遇（御）”。由于刘基参预机密，与朱元璋私下的对话，“外人莫能测其机”，因而未曾著录于档册；后人难据以书写入史册，这段史事从此淹没。但揆度其情，上面的推断可能性极大。后来在为新王朝命名国号时，朱元璋应该就是接受刘基的建议，以寓义生生不息的“大明” 为国号。
以“大明”为国家命名，保佑这个国家的国祚，象征国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终了也能复始，长长久久，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名多么吉利，多么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开国的鸿图，符合经历元末动乱全国人民望治的心愿。嘉靖年间学人李纯卿和王世贞说国号“大明”的意义云：
建元洪武元年，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传国祚于万万年矣！
这正和我们推论的《易经•乾卦》“大明终始”文义建国号说，既绪华夏正统，又佑国祚永续，互相呼应，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从明朝建国时期的当下氛围，朱元璋政权君臣人民的心愿，及国号出典的意义而论，以《易经》“乾卦”之“大明终始”、“终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文义，订国号，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更为妥切，更为正当，更能堂堂皇皇地彰显“大明”王朝“复汉官之威仪”的华夏传统。不要再说明朝国号“大明”源于明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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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忆金庸说起
原创 夏河 枯斋漫读 2022-03-26 23:5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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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4日，作家莫言在与其友人合作的一个书法类公众号“两块砖墨讯”上发表的书法作品，是一副对联、两首旧体诗以及改诗小记。
对联是：
论剑须纵酒
谈诗必交心
款识是：撰陋联并书兼忆金庸先生丰采于京华 莫言
两首旧体诗如下：
一、《辛丑初冬忆金庸先生》
大侠初逢魏公村，香江投帖拜师门。
高人多说家常话，擒虎屠龙不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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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丑立冬打油诗忆金庸先生》
仗剑负书天下行，凌云壮志宝刀横。
红颜翠袖西夏梦，大马长枪蒙古营。
香港明珠百岁盛，神雕侠侣千秋名。
君乘仙鹤浮霄汉，遗憾人间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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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首诗后，另有改诗小记：
这首诗虽标明“打油”，但还是按七律来写的。颔联出句夏字拗，以对句第五字“蒙”救之。颈联出句百字拗，以对句第五字“千”救之。但如此则造成了三连平大忌，故改为“香港明珠星月伴，神雕侠侣凤凰鸣”。改诗过程中，得到物理学家任晓敏教授指点，在此深谢之。任教授虽是物理学家，但在格律诗词方面的造诣堪称大神级别，令我钦之敬之。他在律诗拗救方面多有创见，感兴趣者可从网上蒐而学之。辛丑立冬后二日
莫言忆金庸的那副对联，内容很好。
上联“论剑”，用“华山论剑”之典，可能是言二人交流金庸武侠小说内容，也可能是，指点时事纵论天下英雄，如曹操刘备然，这是一个很有包孕性的词语；“纵酒”，当指二人杯酒言欢，但金庸不擅酒，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李白“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境界，金庸似乎只能交付乔峰、令狐冲他们了。
下联“谈诗交心”，言二人交流文学，推诚相待，给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如杜甫怀念李白：“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
但窃以为，这副十字对联，莫言分四行写就，而不是更常见的上下联各一行，若是扇面又作他论——这势必影响到书写的气势和流畅度。以莫言的书写功力，此作品当更酣畅自如，而不是局促拘谨。
两首诗中，第一首的用词炼字，极是感人。称“大侠”，称“师门”，称“高人”，这是莫言的谦逊，也是莫言心悦诚服的推重。那张著名的签名合影照片，应是莫言获诺奖之前；而这首诗，是在金庸逝世三周年、莫言获奖十有一年之后了。至于“擒虎屠龙”，是谓金庸之文学创作，绝非斤斤雕虫者可比，其创造力巨大，其成果丰硕无朋，然金庸俱不为言，这是写金庸虚怀若谷的了。我们由此可见，莫言对金庸小说的推崇，可谓几十年一以贯之，并不因自己摘得诺奖桂冠而对金庸有所轻慢。
第二首诗，莫言镶嵌了金庸几部小说的若干地名人名，是写金庸一生的功业，虽也难得，但已见斧凿刻意之痕。且末句“遗憾人间未了情”，于金庸之实际情形，恐不相符。但以书法而论，此第二首诗的书写，我以为更见莫言挥洒的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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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言忆金庸的两首诗，让我想到学者冯其庸写金庸的两首诗。
一、赠金庸
千奇百怪集君肠，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春1千斛，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青史依旧要评量。
冯氏原注1，《洛阳伽蓝记》卷四：“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又李白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皆以“春”为名酒，此处即用此意。
二、题《金庸研究》
奇才天下说金庸，帕米东来第一峰。
九曲黄河波浪阔，千层雪岭烟霞重。
幻情壮采文变豹，豪气干云笔屠龙。
昔日韩生歌石鼓，今朝寰宇唱金庸。
冯其庸是学问家，旧学深厚，莫言是当代作家，莫言旧诗造诣或不能与冯其庸相提并论，但是二人对金庸小说的赞赏、推服则是一致的。
莫言专门写金庸的文章，我未之见。冯其庸的专文则有《读金庸》（1986年2月）《<金庸研究>叙》（1996年9月）《论<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总论》（1997年8月）等。冯其庸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把金庸比作“一座高原”“一座文化高原”，把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比作高原上的“十五座高峰”，说金庸把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到了文学巨著的高度”，被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当之无愧。也因此，冯其庸积极张罗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他本人也评点了《书剑恩仇录》和《笑傲江湖》，受到金庸本人一定程度的认可。
冯其庸另有一首诗云：
雄才如海不可量，健笔凌云森剑芒。
我读金庸新小说，酒酣豪气比天长。
这首诗当早于上面两首，大约是冯先生初读金庸所吟就。
三
金庸小说出，有毁有誉，从文学接受史上看，也属寻常。
以李太白之天才绝艳，王安石尚以为“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王安石这个话，这个逻辑，像不像今天某些人之不屑金庸？——金庸小说读者多，因为它是通俗小说啊；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精神世界浸泡在过去的繁华旧梦里，这就是见识低下啊；一为武侠小说，便不足观啊……
品藻诗文，不能赏其长，甚或媒蘖其短。如元稹白居易者，以李白格律不能尽工尽善如杜甫，而轻李白，岂不令后人扼腕？果以李白与杜甫比高低，只能说杜甫之沉郁顿挫，李白不能为；而李白之飘逸英发，杜甫亦不能为。雪白于梅，梅香于雪，各擅其长。
杜甫本尊视李白，怎么说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的理解力和审美力，比元、白二人高出太多。
这个现象，放到金庸作品的接受上，就是刘国重先生所说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对金庸多有赞誉，小作家小学者对金庸多作鄙薄。前者如莫言、陈世骧、冯其庸、金克木、刘再复、严家炎等，后者如王朔、鄢烈山、袁良骏、董健等。
这篇小文，之主要谈莫言与冯其庸对金庸小说的观感，是因为他们二人，一是作家，且是获得世界认可的诺奖作家，是能从创作的角度看金庸的；一是学者，一辈子研究《红楼梦》，研究古诗词，卓有成就，是能从鉴赏的角度看金庸的。
两位各自领域内的杰出之士，从创作和鉴赏两个角度，都给予了金庸极高的推许，难道不能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经典性吗？
四
说到高度的推许，学界中知名人物，前有陈世骧，后有严家炎、刘再复、王晓明等，都有见道之论，这里不赘。我这里特别想说到的一个人，是文学圈之外的张五常，经济学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
张五常的个性为人，颇类李白，属于张扬一途，目下难有人，所以，世人难得其青眼。张五常评金庸，曾在两个维度上，做过比较，我觉得值得关注。
一是拿作品，如《水浒传》，作参照。
张五常说，他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过一句话：“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1958年的时候，金庸最重要的著作，如《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尚未问世，张五常就觉得，金庸小说已经可以和《水浒传》一较高低了。
张五常另一个参照系是人，即作家，这作家是现代作家，鲁迅、巴金和钱锺书。
在1999年9月17日的《气氛与文化》一文中，他不同意余英时关于香港没有文化的说法，他说：“以比较保守的准则来衡量，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唐涤生的越剧，怎会比不过鲁迅、巴金等人的成就……”
这个说法，可与北师大王一川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排座次相参考。这个排名，前四位，先后顺序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这个前四的位置，会不会再变，金庸的位置会不会再靠前，时间会给出答案。
说到钱锺书，张五常说，“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锺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此论见《我也看金庸》，文章作于2000年1月13日。
以创作才华论，钱锺书1946年写就《围城》，以学问论，钱锺书已有《谈艺录》《管锥编》，但张五常仍以为《围城》的作者、学问渊博的钱锺书尚写不出金庸小说。读者当然也可以说，金庸写不出《围城》。但非要假设，我觉得，金庸写不出《围城》是事实，但他会写出比《围城》更优秀的讽刺小说，比如《笑傲江湖》写人性，写政治，迥非《围城》能比。
张五常这篇《我也看金庸》，可作对王朔抨击金庸的辩护词看。王朔说金庸的文字是死文字，张五常觉得莫名其妙，我亦觉得莫名其妙。王朔小说，我也喜看，有时觉得，以语言成就论，是能与老舍并驾齐驱的。王朔看不上金庸小说的情节，或有合理一面，但指责金庸语言，那就是无知。张五常说：
“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是这样，仅以文字论，金庸小说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走来，是古典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而金庸的散文小品，多重知性，文字简洁朴素，不事雕琢，有学养而不卖弄，也是散文中的上上之选。
苏轼评价李白杜甫，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吾人评价金庸，亦可作如是观——金庸出，一座高峰巍峨耸立，能比并者，其唯《红楼》乎？！
五
200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王安忆散文》，这本书插入了王安忆26幅照片。这26幅照片，属于王安忆与老一辈作家合影的，共五帧。合影者分别是鲁彦周、萧军、宗璞、陈映真和金庸。
图片
王安忆与金庸合影，本不足为奇；但我之对此感兴趣，是因为王安忆这本书所收几十篇散文，没有任何一处，谈到金庸，而其余合影的四位前辈，王安忆在文中，或有专文怀念，或多次提到。问题是，王安忆为什么要提供一张与该书没有任何关联的合影照片呢？我的猜测是，即便是王安忆，也以与金庸合影为自豪，那潜意识里表达的，自然也是对金庸小说的喜爱和推重。
说王安忆喜欢并推重金庸小说，目前尚属臆测，因为毕竟没看到王安忆谈金庸的文字。但王安忆看过武侠小说，应无问题。
2014年的3月，王安忆应莫言之邀，在北师大讲《小说的生活》。王安忆提到莫言的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时，说这部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出场，以及挖地道的情节，“都像极了武侠小说”。王安忆问莫言：“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欢看武侠小说？”既然王安忆觉得某小说的写法，像武侠小说，则王安忆看过武侠小说，那时毋庸置疑的。
莫言当时的回答，我抄录下来，和金迷朋友共享：
“1989年是我武侠小说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我去朋友家吃饭，她老公是一个武侠小说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我就拿着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书装回去了。看了一个暑假，这一看，确实很着迷，废寝忘食。凌晨三点了，好像不睡觉也不对，睡一会儿睡不着再起来看。”
以上内容，见田超《莫言：王安忆得诺奖，争议肯定比我小》，载2014年3月12日《京华时报》。
废寝忘食读金庸，有哪位金庸迷，不是如此？你我皆凡人，是这样；作家学者如莫言、冯其庸又何尝不是如此？
《王安忆散文》中收有一篇《仁者寿》，文章写徐中玉先生，有一句是：
“忽见徐先生从腰后拔出一柄折扇，哗一声打开，顿时清风徐来。满庭满宇的红男绿女中间，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侠，乘神雕而降。”
那不是徐中玉，那是杨过。
遗憾的是，2014年6月，有机会见到王安忆，却忘记向她请教如何看待金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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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印、销售金庸作品获利近20万元
重庆“金庸迷”侵犯著作权获刑四年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2-03-29 08:14:34
原标题：盗印、销售金庸作品获利近20万元（引题）
重庆“金庸迷”侵犯著作权获刑四年（主题）
人民法院报讯 （记者 刘 洋 通讯员 温 祺）“金庸迷”阅读电子书时动起了歪脑筋，与打印店联手做起了非法制售盗版书的生意。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起侵犯文学作品著作权刑事案件，沈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万元。
沈某酷爱阅读武侠小说，是他人眼中忠实的“金庸迷”。2017年，沈某将在网络上搜索到的金庸武侠小说电子书进行校对、排版，并委托他人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打印店内将排版后的电子书印刷、装订成册，沈某再在印刷成本基础上加价出售。沈某盗印的书籍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全套十二部共计36册金庸作品。
2017年至2018年，沈某以精装本每套1440元、平装本每套1080元的价格委托印刷，然后按精装本每套1980元、平装本每套1440元在社交平台“书友群”中出售，共出售了200套。2019年上半年，沈某又以平装本每套2100元、精装本每套2700元售卖了盗印的金庸小说119套。2020年，沈某为销售又委托印制金庸的成套小说200套，并预付了部分印刷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沈某在未取得专有使用权人广州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的授权下，将校对排版的金庸作品非法印制并加价出售，书籍已销往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多个地区，共获利195079元，违法数额较大，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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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吴宓 儒士軒 2022-04-03 09:25
《学衡》1922年第4期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
惟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抉择，尽成盲从，实大可衰矣。
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则西学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
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譬犹久病之人，专信庸医，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菽粟，更有参饵。父母兄弟苟爱此人，焉能坐视不救？
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昔赵高指鹿为马，以语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异辞。然马之非鹿，三民童子犹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于一时，可也。欺一部分之人于千古，可也。
然欺全世之人于千古，则不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莫知其际。然使有身履蓬莱者，则不当为所炫惑。今中国少年学生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误以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学美国者，其情顿殊。
时间之潮流，各国之政术学艺，古今之书籍道理，岂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此固显而易见。今者于留美学生有不附和新文化运动者，即斥为漠心国事；有不信从新文化运动之学说者，即指为不看报纸，夫岂可哉？
古人云：“盖棺论定。”凡品论当世之人，不流于诋毁，即失之标榜。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
我留美同人，所习学科，各有不同。回国后报效设施，亦自各异，未可一概而论。总之，留美学生之得失短长是一事，而新文化运动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学生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而遂斥为不知近世思潮、不爱国、其程度不如国内之学生，此当为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当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
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譬如不用牛黄而用当归，此亦用药也，此亦治病也。盖药中不止牛黄，而医亦得选用他药也。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
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譬如天上云彩，朝暮异形。然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为雨，物理无殊。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
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俗语云:“少见多怪。”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
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且夫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
凡论学论事，当究其终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过去以测未来。人能记忆既往而利用之，禽兽则不能。故人有历史，而禽兽无历史。禽兽不知有新，亦不知有旧也。更以学问言之，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
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
总之，学问之道，应博极群书，并览古今，夫然后始能通底彻悟。比较异同，如只见一端，何从辩正。势必以己意为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仅新称,遂不免党同伐异之见。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
语云：“城中好高鬓,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今新文化运动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学问，殊未深究，但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故既不免舛误迷离，而尤不足当新之名也。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详考，当知其然。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
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遂渐変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然姚姬传评其《吊田横墓文》云：“此公少时作，故尤用湘累成句。莎士比亚早年之戏曲，无异于其时之人，晩作始出神入。
Wordsworth[华兹华斯]一变诗体，力去雕琢字句之风。Neo-Classic Diction[新经典用语]自求新词新题,然其三十岁以前之诗,则Pope[浦柏]及Dryden[屈莱顿]等之词句也。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合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
如英国文学，发达较迟，自Chaucer[乔叟]至Elizabethan Age[伊丽莎白时代]，作者均取法于意大利。而在Restoratio Period则专效法兰西。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之影响，考据日以精详。
故吾国论诗者，常云此人学杜，彼人学陶，殊不足异。今世英文之诗，苟细究之，则知其某句出于Virgil[维吉尔]，某篇脱胎于Spencer[斯宾塞]。斯乃文章之通例,如欲尽去此,则不能论文。又如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自由诗体]。
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符号学派]。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仍不外Homer[荷马]、Virgil、Milton[弥尔顿]、Tennyson[丁尼生]等等。报章中所登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读哉？其他可类推矣。
又如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及Naturalism[自然主义],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在今日已成陈迹。盖西方之哲士通人，业已早下评判。
今法国如E.Seillierre,P.Lasserre[拉萨尔]，美国如Irving Babbitt,Paul E.More,Stuart P.Shermnn,W.C.Brownell Frank Jewett Mather,Jr.诸先生其学识文章为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论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详确而允当。
昔齐人以墦祭之余归，骄妾，妇耻之。又如刘邑嗜疮痂，贺兰进明嗜狗粪，其味可谓特别，然初未强人以必从。夫西洋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
闻美国业电影者，近将其有伤风化之影片，经此邦吏员查禁不许出演者，均送至吾国演示。又商人以劣货不能行市者，远售之异国，且获重利，谓之Dumping呜呼！今新文化运动，其所贩人之文章、哲理、美术，殆皆类此，又何新之足云哉？
文化二字，其义渺茫，难为确定。今姑不论此二字应为狭义广义，但就吾国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则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动犹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人欧化。其实二说均非是。
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
然此极不易致，其关系全在进择之得当与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
然按之实事，则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实验主义(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此篇篇幅有限，只言大体。至于陈意述词，引证详释，容俟异日。(一九二零年正月号之《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所载拙作Old and Now in China实与此篇互有详略，而义旨则同。)
惟所欲亟解国人之惑者，即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故私心所祷祝者，今国内之学子，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样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知西洋学问之真际。而今新文化运动一派人所倡导历行者，其偏浅谬误，自能见之明审矣。
按以上所录之文，原登民国十年春季《留美学生季报》。其年夏，宓由美归国，海舟中复作《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谓君》一篇，投登该报，而该报以商务印书馆印刷迟滞。
今逾半载，犹未能出版。故撮其篇中之要，附录于此。凡解释答辩之词，均删弃之。惟存自述主见之处,以引申前文余义而阐明之云耳。
吾素不喜作互相辩驳之文。盖以此作此类文字者，常不免流于以下之数蔽：
(一)不谈正理，但事嬉笑怒骂，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辱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况论人焉，可以村妪小儿之态出之，即使所指者确实，则如晋文骈胁，项羽重瞳，何伤乎其为人哉。
(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但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夫文章本皆一气呵成，前后连贯。今特摘出一语，而略其上下文，则有时所得之意义，与原文适成相反。且辩论本以求理之胜，而根本宗旨之明确也。今即使原文作者，其用字用典实有误。以此为彼人学问未深、一物不知之证，可也；以此为彼人成文率易，修改未详之咎，亦可也；然彼人所主张之道理，其全文之大旨，固未以此而攻破也。
(三) 凡作辩驳之文者，无论其人如何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犹常不免有对症发药之意。目注鸿鹄，思援弓缴而射之，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一己出言是否尽真确，立论是否尽持平，措辞是否尽通妥，则不暇计矣。此等文出，纵或得达其一时之目的，摧坚破敌，然境过时迁，则成为无用之废物，更无重读之价值。即在当时，以专务胜敌之故而已。所持论偏激过正，牵强失真，亦大有害于世道人心也。
(四) 凡作文为使读者收益，否则此文可不作。今互相辩驳之文，窃见人之读之者，如观卖艺者之角力然，以为消遣，以资笑乐。但看一时之热闹，毫无永久之爱憎取舍于其间。吾实痛之，故吾深望世之有志而能文者，皆自抒己见，各述主张，使读者并取而观之，而后自定其从违，自判其高下。
孰是孰非，孰愚孰贤，孰有学，孰无理，均可待读者自决之。吾但尽吾知识学问之所至，审虑精详，发为文章。文出以后，成败如何，利害如何，读者之评判如何，吾今皆不当计及。如是，则可免以至可宝贵之精力时间，枉费于笔墨辩论之中，无益于人，有损于己。两方作者，有此时间精力，则可读书成学，另作佳文以饷世也。
(五) 辩论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徒事抵諆，多滋纠纷，且夫论学之文，以理为尚。有经千古儒者之聚讼，而尚未能定案者。论事之文，以识为尚。此必待后来实事之成败利钝，而始可得确评焉。一二人偶尔笔墨之争，何足重轻。
且凡根本道理，不相合之人，不能互相辩论。必两方有所可取以为准则，共信不疑者，然后可。一文之出，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凡赞成此文者，多系先已有合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凡反对此文者，多系先已有违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
以其文词理之胜，而能转易读者之信仰者，实事上吾见之甚少焉。吾文即极佳，非之者必有人。吾文即极劣，誉之者亦必有人。决未有一文之出，而全世之人咸异口同声，非之誉之也。作者罔固不能望全世之人皆信己之所信，亦不能求读此文者，其中无误会吾意之人，不能就人人而喻晓之，而辩争之。
今有一二人出而驳吾之说，或仅就吾之一二主张，而加以修改，此实偶然之事耳。或尚有痛驳吾之文千百篇，而吾未得见之，则虽欲一一答辩之而不能也。准是，而世中攻辩之文，解释之文，汗牛充栋，拥塞堆积者，将不胜读之矣。故吾见有人驳我者，惟当虚心受而细读之。苟吾误而彼人能纠正之，或更进一解者，吾当谨记之，深感其人。
后此吾另有述作，必改此非而求有进焉。苟吾自覆审以为无误，而彼人未明吾意，或徒事辱骂者，则吾当淡然忘之，亦不怒其人焉。窃谓世之作文者皆存此心，则可以时间精力用之正途，而读者可多得佳文佳书，而免费目力时间于无益之篇章矣。
以此五因，吾夙抱宗旨，不作辩驳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为答复解释之举。吾自视轻微，攻诋误会，实无损于我。盖我初无名誉之可言，个人之得失利害，尤不足较。作文惟当准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讳，决不曲说诡辩。所谓修辞，当立其诚是也。(下略)
此段从略。
吾所谓“其行文”者，乃指一国文字之体制system of language而言，非谓一篇文章之格调style也。评者以吾之“行文”为style，误矣。文章之格调，每作者不同。即在中国古时亦然。韩之古文，异乎苏之古文。李之诗异乎杜之诗。即作八股文者，其style亦有别也。即一人之文，其每篇之格调，亦有不同者焉。
如杜诗之《北征》异乎《丽人行是也。至若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一旦变革，自我作古。
即使其制完善，国大人多，一部分人尚未领悟，而他处之人又创出新文字、新语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度之后，则错淆涣散，分崩离析，永无统一之一日。故吾文云：“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诚以吾国之文字，以文written language之写于纸上者为主，以语spoken language之出于口中者为辅。
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吾于吾国文字之意见，他日当更申言之。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讫今，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
Pope,Byron[拜伦],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各国文字，互有短长。
中西文字，孰优孰劣，今亦不必强定。惟视用此文字者之聪明才力如何耳。天生诗人，如生于法国，则用法文而成佳诗焉。如生于英国，则用英文而成佳诗焉。文字不能限之也。凡文字得大作者用之，其功用，其价值，乃益增。如英文初仅宜于诗而不宜于散文。论者常以Jeremy Taylor[杰米·泰勒]为散文之祖。
至Addison[艾狄生]及Steele[斯梯尔]之时，散文以多用之而发达。终至十八世纪之下半，而散文乃大成焉。夫中国今日输入西洋之事物理想，为吾国旧日文章之所无。故凡作文者，自无不有艰难壅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异,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须由作者共为，苦心揣摩，徐加试验。
强以旧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自晓畅，义蕴毕宣而后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后，则新格调自成而文字之体制仍未变也。昔欧洲自耶教盛行之后，以其为外来之物，以拉丁古文表达之，未尽其意，粗俗可厌，逐新改良。
至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而希腊罗马之文化，与耶教之教理，始得融合无间，集其大成。而欧西文字，亦足表达耶教之教理而无遗憾矣。此乃缓功，不能急致，然决非破灭文字所可致。盖如是则无异南辕而北辙，先自杀其兵卒，而后求获胜仗也。(下略)
(叁)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此法人Buffon[布冯]之言也。盖谓赋性仁厚之人，其所为文，必有一种慈祥恺悌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生来阴鸷残酷之人，即强学之，亦必不能到。他皆类此。
故欲文之工美，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文章之皮毛也。又如李太白，欲强学杜工部之忧时爱国，杜欲强学李之纵酒豪放，亦必不成。今评者谓“各人赋性不同，产生体裁自异，”似即此意，斯固是也。虽然，每篇文章，词句不同、意旨不同,即当另视为一文，不当仅又因其格调之同，而遂一体斥之为印板之章也。
(肆)今中国之人能读西书者甚少。故以笔墨辩论，虽作者述经据典，繁征博引，而读者实莫从审判。满纸人名、地名、书名等，堆积充盈，读者见之，如堕五里雾中，徒震惊于作者学问之博，以为彼其胸中蕴蓄乃如此之多。
至于其证据之确当与否，引用之合宜与否，狼藉杂凑，牵扯附会，离题太远，与理无涉，凡此则皆读者所不能洞见也。夫未读原书，焉可评论。今争论西洋文学，而求国人判决之，其事诚难矣。
吾见近年国中报章论述西洋文学之文，皆不免以人名、地名、书名等拉杂堆积之病。苟细究其一篇，毫不成章，毫无宗旨，但其西文名词满纸，五光十色，能令读者咋舌拜服而已。呜呼！此通人所不屑为也。举例不必其多也，惟其事之合；措词不必其长也，惟其理之精，否则何贵焉？此等妄为引用，以堆满篇幅之名词，苟一一指出而辩正之，则不胜其烦矣。(下略)
(伍)此段从略。
(陆)此段从略。
(柒)昔之弊在墨守旧法，凡旧书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受者则假以旧之美名，所恶者则诬以新之罪状。此本大误，固吾极所不取者也。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所恶者则诬以旧之罪状，所爱者则假以新之美名。此同一误，亦吾所不取者也。惟按吾国人今日之心理，则第一层流弊已渐消灭,第二层流弊方日炽盛。
故今为救时之偏，则不得不申明第二层一味趋新之流弊，以国人多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于新旧，非有所爱憎于其间。吾惟祝国人绝去新旧之浮见，而细察个中之实情，取长去短，亲善远恶。以评判之眼光，行选择之正事，而不为一偏之盲从。
吾前作“Old and New in China”一文，结句引Pope之诗，以明吾之宗旨曰Regard not,then,if wit be old or new,But blame the false and value still the true.吾原文已再三申明，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如言政治经济，则必马克斯；
言文学则必莫泊桑、易卜生；言美术则必Rodin[罗丹]之类是也。其流弊之所在，他日当另详言之。总之,吾之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以其实，非以其名也。吾前文已言，“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査,不可不也。”故或斥吾为但知旧而不知有新者，实诬矣。(下略)
今新文化运动，自译其名为New Culture Movement，是固以文化为culture也。Matthew Arnold所作定义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按此，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
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若不读李杜之诗，何以言中国之文学；不知Scholasticism,何能解欧洲之中世，他皆类此。乃事之大不幸者，今新文化运动于中西文化所必当推为精华者，皆排斥而轻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吾不敢谓主持此运动者，立意为是。
然观年来国内学子思想言论之趋势，则其实事之影响，确是如此。此于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之本旨，实南辕而北辙。吾固不敢默然，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夺朱也，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皆评耳。(下略)
(捌)共和肇建，十载于兹。非丧心病狂之人，孰有言复辟者。普及教育之重要，国人夙已知之，不自新文化运动始也。所当研究者，普及教育中之材料、方計而已。五四运动与女子解放，此亦时会所趋。
至于李纯之自杀捐资，陈嘉庚之毁家兴学，皆个人之义举。今论者必欲以此种种均归美于新文化运动，亦可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矣。而遇不称许马克斯、易卜生者，则指为赞成复辟及反对普及教育，此则尤牵强武断之甚者也。吾所欲审究者，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之道理，是否正确；所输入之材料，是否精美；
至若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窃观自昔凡欲成功于一时者，类皆广树旗帜，巧立名目。彼群众见此种种有形之物，实在之事，遂蚁从而蜂动焉。
至若学理之精微，众亦不解。空漠之谈，鲜能聚众者也。今新文化运动之成功，或即由此。惟吾则亲见附从新文化运动者，其中不免有目空一切、硅步自封之人，以为新文化运动，高矣,美矣，无以有加矣。如有怀疑而评陟之者，则谓其人必皆丧心病狂，有意破坏者也。于是责在卫护新文化运动者，遂亦专务为胜敌之举，不许天下人得一置喙。将欲绝除异己，而统一文化之疆域焉。此等盲从之人，其心固热诚可嘉，而其智则愚陋可怜。使其读书稍多，当必有进，吾所信也。
(玖)吾原文谓英国文学当Elizabethan Age多取法于意大利，而Restoration Period则效法法兰西。此特言文章格调形式之摹仿而已。彼英人当时固未主张废英文也。如有之，则以英人之爱本国，明事理，必痛斥之矣。
且即以Elizabethan Age而论，当时英人摹仿意大利之文章风俗，已有流弊，非无指斥之人。如Roger Ascham[罗杰·阿斯坎姆]所著The Schoolmaster[教师]一书，即痛言当时英国学生赴意留学归来者之缺点者也。
(拾)此段从略。
(拾壹)欲谈文学必须著译专书。今报纸零篇，连类而及。区区数行之中，而欲畅言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岂易事哉？势必流于吾前所言之堆积书名人名地名之弊矣。言者既系率易成章，妄相牵合，评者亦莫穷究竟。
欲确解而详析之，必须累十万言。即如Classicism，Romanticism，Realism，Naturalism之意义及其短长得失，决非匆促所可尽也。惟今有欲为国人告者，即此等字面，实各含二义。其一常用之义，系指文章之一种精神，一种格调及立身行事之一种道理，一种标准。譬之食味中之酸甜苦辣，何时何地均有之。
中西古今之诗文中，皆可得其例。故并无一定之后先次序。孰为新孰为旧也。其二专用之义，则指某时某国之文人，自为一派，特标旗快，盛行于时者。如十八世纪之Neo-Classicism，十九世纪上半叶之Romanticism，十九世纪下半叶之Realism及Naturalism是也。其后先次序而通递嬗循环者也。
且所谓某派盛行之时，他派并非绝迹。为文学者，不当徒震惊耳目，专谈影响也。譬如江西诗派盛行之时，直学杜者，非无其人也。今国人谈文学者,多误以上言之诸派，必循一定之次序而发达，愈晩出者愈上。故谓今者吾国求新，必专学西洋晚近之Realism及Naturalism然后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恶,此实大误。诗文应以佳者是尚，故各派中之名篇，皆当读之。岂可专读一派之文，专收一时之作耳耶？况晚近欧西之Realism与Naturalism其流弊又若彼之大耶。
(拾贰)此段从略。
(拾叁)(上略)今吾国人之求西学，如以轻舟浮大海，渺茫无际，皆所谓一知半解，初入门耳。彼善于此，或有之。其真能大成者，吾见之甚鲜矣。吾人各当日求进益，视其最上者为标准。薛文清曰：“学问当看胜于己者，则愧耻自增。”吾侪岂可有自满之心哉。特谦之一事，实在虚衷自慊，不在口头客气。
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为求学者，乌可存互相凌越之见。敢自谓百事皆通，永无错误也哉？今之评者，惟事讥侮，实昧于此旨矣。论者又以为不学某科，即不应谈某事，吾殊不谓然。盖我辈在校所习分科之名，本系随缘而假定者。
吾曾见学工程之人，其所读之文、哲学书，比之普通之文、哲学生，尚多出也。论者评人之文，又以其人之有无学位，或在外国大学毕业与否为轻重，吾亦窃以为不可。夫求实学者，不当以学位萦心。尝见师友中有生平未得学位而学识渊深、受人尊仰者焉。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有专鹜学位而国中之人亦或盲敬之，吾则视之为欺世盗名，以为此种心理，与昔之科第功名何异哉？
故尝谓吾辈取人但当究其实在之蕴蓄，而不必问其有无学位可也。且美国每年自大学卒业之人，盈千累万，而美国之大学，尤远下于欧洲之大学。欧洲之得高深学问者，且车载斗量矣。彼在美国所得之学士硕士，何足贵哉。得此区区而以为荣，亦深可羞矣。(下略)
(拾肆)此段从略。
（拾伍）邪之为言，曲也。邪说者，曲说也。凡偏激娇诬，不合理之说，皆谓之邪说。故邪说Sophistry与异端other sects不同。常语以二者并举，邪说异端云云，此犹通才卓识之句法。本截然二事，否则何用重叠费词哉？惟其然也，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孔孟之说，固未尝相矛盾也。例如耶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分为新教旧教。
其后支派愈出愈多，互相攻诋，至于血战，而耶教大衰。近今世界交通，耶教佛教孔教相遇。即天性笃厚，近于宗教之人，目睹各教之并立，彷徨疑虑，莫知所从违，于是信仰之心亦归消灭。各教互争而同受损失，今日宗教之衰微，亦由攻乎异端所致也。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则终身与希腊之Sophists辩争，攻而辟之。
按Sophists本智者之义，自苏、柏二氏辟之而后，英文中今遂有Sophistry，Sophisticated等名，转为曲邪奸猾之义矣。故若其说确为邪说则以邪说Sophistry目之，不为过也。
（拾陆）吾前又于天理、人情、物象根本内律不变，树叶外形常变。二者之区别，郑重申明，反复致意者，盖有重大之故焉。今以宗教道德为例，以说明之。夫宗教实基于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恶，博施广济，使信之者得以笃信天命，心境和乐，精神安宁。
此固极善之事也。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内律也，一定而不变，各教各国皆同也。当尊之爱之，而不当攻之非之者也。然风俗、制度、仪节，则宗教道德之枝叶。然决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盖如是则世界灭而人道熄矣。
窃观吾国近年少年学子之言论，多犯此病。新文化运动不惟不图救正之，且推波助澜,引导奖励之焉。例如孔子之时，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并未创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敌体为教。今以恶纳妾而排击孔子，岂可乎？耶教旧约圣书所载之历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则将以此攻耶教可乎？
总之孔教耶教，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决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当时风俗、制度、仪节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义忠信，慈惠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会不可须臾离者也。寡妇守节，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强，则革之可也。然遂必铲去贞洁Chastity之一念，谓禽兽既无贞洁，而人类何必有之，凡贞洁皆男子暴力，摧压女权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
此外之例，多不胜举。总之，彼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绝万古精神之源，实属诬罔不察之极。古圣教人莫不曰守经而达权。即如孔子答他人之问孝者，每次所言不同，然通观遍览，其义可见。后人墨守之罪，拘囿之行，非可以为古圣之咎也。而况世界之大宗教，如佛如耶，皆实破除当时之迷信而注重理智者耶？
宗教与迷信，犹医药之于疾病。今人动斥宗教为迷信，遂欲举宗教而奸除之。呜呼！误矣!迷信属于仪式者，即不能革而听其暂存，其为害于世者尚浅。今以不慊于仪式之故，而去宗教绝道德，岂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兽食人之事矣。
凡人之立身行事，及其存心，约可分为三级。（一）上者为天界。Religious leve1。立乎此者，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甘守无违，中怀和乐，以上帝为世界之主宰，人类之楷模。凡人皆当实行师法上帝，以求与之日近。
为求近上帝之故，虽破除家园，谢绝人事，脱离尘世，亦所不惜者也。如耶教佛教是也。(二)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立乎此者，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以为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处，以此自别于禽兽。道德仁义、礼乐政刑，皆本此而立者也。人之内心，理欲相争。
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于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吾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下之说，皆属此类。近人或称之为人本主义。又曰人文主义Humanism云。(三)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说，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一机械而已。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此派之人则不信有此几希之物，以为人与禽兽实无别。物竟天择，优胜劣败，有欲而动，率性而行，无所谓仁义道德等等。凡此皆伪托以欺人者也。若此，可名为物本主义Naturalism。吾国之庄子，即近此派。西洋自近世科学发达以后，此派盛行。
故犹世之士皆思所以救之。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然当速筹调和补救之术也。以上所言三级，就大纲区别之而已。常见之人多介立二界之间，或其一身兼备二派三派之性行，未可武断划分，读者毋以辞害意可也。
今设例以明之。即如婚姻之事，(一)如其人自立于天界也，则自礼拜堂牧师成礼，或祭天祀祖之后，即自认为夫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非得教门中如律为之，不能离异。即吾夫吾妻，五疾六丑，凶顽痴患，夫妇之恩爱，仍不稍灭。
吾惟自安天命，有乐无苦。(二)然如其人自立于人界也，则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他种礼节。总之，遵依社会之习俗，当时之通例，不求怪异，一切持平而合乎人情。至于家庭及离婚之事，则按酌中道，相机为之，以毋伤于忠恕信义之道为限。(三)而如其人自立于物界也，则以为男女之合，由于色欲而已。
凡人尽可效法禽兽，行野合乱伦之事，不必有室家夫妇，更不必有聘合婚嫁。彼世中闺房反目者，皆由体欲不满意故也云云，其他均可按此例推之也。
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两级之人，均至第一级。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故人群之进步Progress,匪特前进，抑且上升。若于宗教道德悉加蔑弃排斥,惟假自然之说，以第三级为立足点，是引人墮落而向下伍禽兽草木也。
吾此节所论述者，本与新文化运动无关，惟窃以为凡立说教世者，于此中消息影响，不可不深加注意。统观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及其输入材料，似不无蔑弃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级之物界为立足点之病。今欲造成真正之新文化，而为中国及世界之前途计，则宜补偏救正不可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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