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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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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8 21: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7-4 23:15 编辑

永失倪匡:香港最后的大师仙去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2 2022-07-03 21:44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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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不少,但晚节得保的不多。倪匡是其中的表表者。



四年前金庸死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或许金庸早已死在黑木崖上》,说金庸或许早在写他的武侠经典前就被组织收编了。



但倪匡没有被收编。从1957年7月他逃入香港,就注定他这辈子不可能被收编。



倪匡年轻时是个小粉红。1951年主动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受训,晋身为权力的基层人员。但是在大兴安岭劳改农场当差时,由于秉性正直与上级争执,得罪了总队书记,遭到报复,被打成“反革命”。他知道这回只能逃之夭夭了,否则农场里那几千个劳改犯就是自己的榜样,而且分分钟要被枪毙。仗着自己有文化,他给自己写了通行条,还用肥皂雕刻了公章盖在通行条上。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工农兵”们大字不识,就这样被他蒙混过关,从黑龙江一直坐火车逃回上海,又辗转南下,逃到广州,再逃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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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时,倪匡只有22岁。他白天在工厂当杂工,晚上写作,第一篇小说的题材写的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土改故事,名叫《活埋》,1957年底发表于《工商日报》上。受到肯定的倪匡从此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他与金庸一样,都是靠写武侠小说起家。女黑侠木兰花系列、浪子高达系列、原振侠系列等,都曾是他的代表作。金庸古龙以写古代武侠见长,倪匡则以写现代都市武侠冒险见长。1963年,倪匡开始写作《卫斯理》系列,糅科幻、宗教、都市武侠、推理于一体,开香港一时之风起,可谓一炮而红,洛阳纸贵。



倪匡绝对是中文界最勤快的作家,从1957年开始,足足写了45年,最多时每日写两万字以上,这个写作速度甚至秒杀今天起点纵横里的年轻写手。他曾透露,当年最高峰时稿费加版税一年收入超过二百万港币。到了八十年代,据传他的身家已经过亿,可能是香港最富有的作家。1986年,倪匡“弃佛信耶稣“,在台北一家教会受洗,皈依基督教。2005年,七十高龄的倪匡写出了最后一部卫斯理小说《只限老友》后宣布封笔。



倪匡与金庸是好朋友,曾专门撰文大赞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出门旅游时,明报连载的《天龙八部》有数万字是他代写。天山童姥这个诡异的角色就是他所创造,阿紫的眼睛也是他“弄瞎”的。


他与金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始终对权力持批判态度。这清晰地体现在卫斯理系列里。《天外金球》,卫斯理与白素帮助“神宫”对抗外敌,还亲身参与了前线作战。《换头记》讥讽大人物因为核试意外命悬一线,要将脑袋换在年轻人身上以求续命。1987年的《追龙》,暗喻东方大城市即将毁灭,卫斯理也救不了。《转世暗号》、《暗号之二》说“二活坲”是伪造的,某方面还企图继续伪造转世者。《闯祸》里,卫斯理的女儿红绫的同伴武功极高,突然杀出,一脚踩在“老人家”的脑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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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被拍过电影和电视剧。但影响我最深的是1987年香港商业电台以粤语制作的37集广播剧《卫斯理》,朱子聪饰卫斯理,钱佩卿饰白素,主題曲《外星客》由张学友主唱。





我很少赞扬什么人是大师。近几十年的诺文奖,除了一个略萨,我认为没有什么大师。历史上的真正文学大师,也就寥寥几个。近来被捧臭脚的莫言绝对不是大师。但倪匡绝对是通俗文学界的大师。原因有三。其一,他开创了中文世界里“科幻武侠加神学”的写法,有绝对的独创性。其二,对权力几十年如一日的批判性。其三,这种批判精神,不但影响了香港,还影响了整个香港文化圈,包括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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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倪匡移民美国。但由于实在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想打麻将都找不到人”),2007年又回到香港居住。他曾嘲讽自己“晚节不保”,但其实不然。回港后他多次接受香港电台等节目采访,重申自己对权力的批评。他曾在不同场合讲过一个著名笑话:食人部落的领袖派了很多子弟到哈佛剑桥留学,多年后,这些留学子弟都西装笔挺的回来,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样了?他说我们好进步了,用餐刀吃人肉。



倪匡的妹妹叫亦舒,是香港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倪匡的儿子没什么出息,但娶到了香港一代玉女明星周慧敏。2019年,倪匡出席香港书展期间透露自己患上了皮肤癌,并在医生建议下放弃了治疗。今天下午,香港作家沈西城在facebook上透露,87岁高寿(1935~2022)的倪匡刚刚去世。他的病逝,同时也代表着香港一个时代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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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精神影响了我几十年,在此衷心地讲一句:卫斯理先生,天堂之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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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倪匡微书评



他很喜欢在微博上荐书、评书,一个月间就推荐了很多作家。每条推文都简短有趣,举重若轻,尽显大家风范。



推荐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他说:



这本书《一百个人的十年》,作者冯骥才。纪实文学,写许多人在“那个十年”中的遭遇。那十年发生的事,比任何荒诞惊悚小说更恐怖,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这是人间世吗?五千年文明,到哪里去了?

提起“伤痕文学”时他说:

大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许多作家涌现,用作品写出了人类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其中有一股洪流,写黑暗肆虐时人所受的精神肉体屈辱折磨,有称之为“伤痕文学”者。要说伤,那是把中枢神经寸寸斩断,终生瘫痪,完全无复原希望的伤。伤的也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有提出忘了它的,那是连脑都伤了。

为古龙鸣不平时他说:

旧外国小说好看的不胜枚举。世界级名著都很有看头。外国作家的生活,也极之丰富多彩,非中华上邦的行家能及。像古龙,那么好的作家,稍为不依“常规”,就被诟病为“纵情酒色”,和大仲马的纵情生活,怎么比啊。近年法国人终于认识到大仲马的可贵,将之搬入文学殿堂。期盼我们的古龙也能有这一天。



有个昵称叫“老婆不给零用钱”的网友对他上面这说法颇感不屑,吐槽他说:“你就是一大酒鬼!”他一看对方的昵称,立刻表示:


太可怜了,所以不和你计较说我是酒鬼了。

吐槽翻译作品时他说:


旧俄小说精而且多,曾和读原文者长谈,他说:看翻译不如不看,根本不是那回事,看翻译,非但看不明白,还误解。当时正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这人喝多了,拿起书来就抛进火炉,说:你看,就这本书,有的译作《为什么》,有的译作《怎么办》,为什么怎么办,绕都绕死你!闻言默然,至今无以对。

喜读古典文学,教人文言文入门之道时,他用的却是王婆教西门庆勾搭潘金莲时的风骚语气:

第一年,先看旧体文。一步跨入古文,很难,经旧体文过渡,事半功倍。所谓旧体文,就是半文不白的那种文体。从小说看起:四大名著、金瓶梅、封神榜、众多的演义、公案小说、官场现形记、三言两拍、蜀山剑侠传、四杰传、兼读清、民国正史和野史。若根本没兴趣,那便休了。若看出味道,就有一分光了。



第二年,正式进入文言文的世界,当读的书仍以趣味为先,它们是:聊斋志异、世说新语、清朝野史大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聊斋是世界最好看的短篇小说集,内容包罗万有,文字简洁流畅,是文言文入门必读书,可先拣短的看,更易渐入佳境。看这些,若觉并无是处,那事便休了。若大觉有趣,二分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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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心武因续写《红楼梦》,被内地舆论骂的沸沸扬扬时,他发微博力挺:



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任何人不行。但当根本没有光的时候,一点荧光也就是唯一的光。不发光的有什么道理说荧光不够明亮呢?当年有人批我续‘蜀山’,那时年青气盛,就说:我是不好,你续几万字来看看!三十年了,其人几千字都拿不出来,哈哈!



发文力荐徐刚非虚构作品《沉沦的国土》后,有网友评论:“有空看看。”他立马急吼吼劝说对方:



不要等有空,没空也要看。这本书写在二三十年前,它指出我国的山川河流,田野大地,被严重污染破坏,触目惊心。如今情况,更加严重,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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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倪匡谈阅读和创作



因为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自然也会经常被人请教如何写作、如何阅读。有人问他如何写长文时,他答:


油条才是长的好,文章为什么要长?

一好奇心重的网友问他:“如果流落孤岛,只能带一本书用来消磨,先生会带哪本呢?”他回答地既真诚,又回避了自己不想说的东西:



我早年颠沛流离,间关万里,曾因饥饿而想把它撕了泡水吃了,终于还是舍不得。这本书一直到现在还在伸手可及处,给你猜一万次你都猜不到是什么书。



喜爱历史的网友向他请教:“我想知道中国某时代的真实历史,但正史无一不是被当朝统治阶级篡改过的,请问老先生,我怎样才能读到真实的历史呢?”他如实答:



很悲观地说一句:我认为没有的。将就着有什么看什么吧,通通当小说看,倒不失都好看。


被粉丝问起为何在微博里很少提到自己的作品,他霸气回应答:

我写专栏五十年,从不提自己作品。作品要读者来提,自己提?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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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倪匡微谈人生

遭遇迷茫网友,来向他请教各种人生问题时,他也会耐心而机智地与人互动。比如,被人问是选择做快乐猪还是痛苦人时他答:

我的选择是快乐猪。所有生命都是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平安喜乐还是痛苦烦恼,决定了这生命的幸福或不幸,和生命形式无关,人亦何高,猪亦何低,佛陀所言‘众生平等’,我体会的就是如此。


一年轻人因为女朋友跟富二代走了,很伤心,撒娇求他安慰,他回应:

不安慰,而是恭喜你了:女朋友没变老婆前就走了,雀跃吧!

有拖延症患者问:如何能改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坏毛病。他答:

别打鱼了,干些别的。

想挣钱去国外读书的大学毕业生苦恼于精力不够,问他有无良方可叫人精神。他答:

我每天睡十四小时,你说我有没有叫人精神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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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倪匡微谈时事



大家都说,现在的人戾气越来越重,人们越来越无法心平气和地表达不同观点。谈到人与与之间的论争时,他亦有精辟言论:



纯意见不同的争论,属文明行为。设有二人,甲喜金,乙爱古,争将起来。各抒己见之后,可能情投意合,握手拥抱,自始成为莫逆之交;至多话不投机,拂袖而别,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断不至于捏甲鼻子,逼他陪李大嘴吃肉;也不会抓乙头发,强他抄杨改之语录。阳关道、独木桥,各奔前程,这才叫‘和谐’啊!



有人问 ,杨过(杨改之)有什么语录?他坏笑而答:

我要娶师父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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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无辜百姓被殴打的新闻,他也像我们一样无奈求教:

如何能制止?


被“爹味”网友教做人,告诉他”这里是新浪,莫谈国事“时,他幽默回应:

对,找个“旧浪”去谈。

被微博删文,决定退出微博之前,他依然留下了最后的老顽童语录:

哈哈哈哈,不知何故兮博文被删——各位不妨猜着玩,我还会写吗?

答案我们自然都知道了。微博失去了他。我们也失去了一种有趣有料的中文表达。



现在,我们失去的越来越多,追忆倪匡,追忆金庸,不只是怀旧,亦是对一种逝去的中文风度的渴望。【【【【【【【【【【【【【【【【【【

金庸版本|我看明河“悦读版”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5-17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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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明河“悦读版”忽然间火了。火得让人措手不及,火得令人出乎意料。但这个“悦读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有什么样的特点?许多朋友并未深究,或者并不在意。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版本。
悦读版是香港明河社悉心打造的《金庸作品集》新版本,2017年开始以每年一部的节奏陆续推出。
第一部《射雕英雄传》,首先于2017年7月在香港书展上亮相试水,引发轰动;

一年之后,2018年7月,明河再推《神雕侠侣》,也是先在香港书展上正式发行,然后才在市面上陆续销售;

再过一年,2019年7月,悦读版《倚天屠龙记》还是先在香港书展亮相,再去各大书店上架销售;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香港书展一延再延,最终未能举行,《天龙八部》无法沿袭悦读版在书展上亮相的惯例,只能低调上市;

2021年7月,香港书展克服重重困难得以开幕,金迷们翘首以盼的《笑傲江湖》闪亮登场;

2022年4月,《鹿鼎记》几乎没有任何前期的宣传和铺垫,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和效率在香港各大书店上架。

这样,明河悦读版的六大部已全部出齐,还有其余六部作品,按照明河的节奏,可望再用两年时间即2024年全部出齐。

我们先来看一下悦读版的文本。
悦读版是修订版文本,采用了朗声宣纸线装版的精校文本,较此前平装版文本更加修正讹错、接近原貌。可以这样说,明河悦读版是目前竖排繁体版本中最优化的修订版文本。

明河将该版定义为“第二版”,当有追溯“修订平装版”为“第一版”的意味,也是恰如其分的。刚好之前明河将“新修版”定义为“第三版”,倒也算是理顺了明河版长期以来令人头疼的版次问题。
除此之外,悦读版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给每一册书都选用了一个副书名,这对于36册《金庸作品集》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副书名始于远流黑皮袖珍版,之后,港台版袖珍本和大字本(均为72册规制)均有副书名。并且,金庸在做“新修版”修订时,连同副书名也一起做了修订。稍有遗憾的是,悦读版的文本是“修订版”,副书名却来自“新修版”,有“穿越”之感,显得不够严谨,如果能够使用“修订版”的副书名就再恰当不过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悦读版的本体。

明河悦读版的开本较大,故字号比平装本略大,阅读感极佳,只是排版格局过于革新,地脚留白太宽,甚至超过了天头,感觉“头重脚轻”。
很多金迷朋友对悦读版的纸张赞不绝口,认为薄而不透,柔软易翻,利于阅读,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书的纸张也并非越薄越好,由于纸张过于单薄而导致书的厚度与开本不相协调,便有所不足了。事实上,也有极柔软的厚纸,说新的纸张可能大家没有直观感觉,而明河初版的纸张既厚实又柔软,便是明证。
另外,从装帧上看,明河悦读版的“软精装”配置甚至还不如当年带护封的质量高,内外封都过于单薄,边角特别容易折损,书拿在手里总觉得没有精气神。
最后,我们来看看悦读版的设计。

当年接下悦读版设计的,是香港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陈德峰。下面是来自网络的介绍——
陈德峰在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创意传媒毕业后,便积极从工作中探索自己,并发现自己对传意设计的热情和潜能,于是顺理成章投身其中,开展事业。他在应征一家大型出版社的书籍设计师时,就把自己在学时期为金庸武侠小说系列重新设计的封面图稿提供出版社参考,此举不仅替他取下聘书,更因缘际会,让他走上传意设计师的路。他创作的封面以抽象的元素和度身订造的字体为主轴,其设计清脆俐落,亦富现代感和启发性。
陈德峰为明河设计的悦读版《金庸作品集》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获得了2018年金衣奖的荣誉奖。金衣奖是由在大陆和台湾正式同步发行的《书香两岸》杂志举办的年度两岸书籍设计大奖。他自己也获得2018年“DFA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明河悦读版《金庸作品集》的设计的确充满现代感,以度身打造的字体为主轴,在外封的左上角增添了几行书中的精彩文字,外封背面也用超大的字型印上书中内容以为装饰,从平面设计的角度看,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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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明河悦读版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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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明河悦读版外封里面
不过,从“金庸武侠”的角度来审视,笔者以为,悦读版的封面设计者因其教育背景的制约,设计风格过于西洋化,与金庸武侠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度不高;同时,设计者对金庸各部小说的主题理解肤浅,加上较多关注于设计创意和个性特色,从而对作品内涵与主题的表达有所不足。

下面我们一部一部来看。

《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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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明河悦读版《射雕英雄传》(第一册)
《射雕》的主图是一柄剑。主要人物除了江南七怪中的越女剑韩小莹,真想不起来还有谁是用剑的,如果牵强一点,就是华山论剑了。不过华山所论之“剑”,是武学、武功的代称,而并非实指的“剑”。退一万步讲,即使用剑表达,也应该是用老祖宗的剑而不是洋人的剑。
《神雕侠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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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明河悦读版《神雕侠侣》(第一册)
《神雕》的主图是叉。叉倒是很中国化的兵器,只是实在想不出来与《神雕》的人物或者情节有何关联。说实话,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水浒的解珍解宝。
《倚天屠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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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明河悦读版《倚天屠龙记》(第一册)
《倚天》的主图是一把刀。用刀是很合适的。屠龙刀,倚天剑,相对而言,屠龙刀是主,倚天剑为次。只不过,设计者所绘之刀没有丝毫威势,距离“号令天下”的“武林至尊”相去甚远。
《天龙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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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  明河悦读版《天龙八部》(第一册)
在“射雕三部曲”后,笔者以为整套书要以“十八般兵器”为主图了,不料第四部《天龙》画风大变。不仅色调由深色系转变为白色,而且主图也脱离了“兵器”范畴,为金银二色的圆饼。笔者曾就此专门请教过明河社,答案是,设计师说没有明确指向,读者可以自行理解。许多金迷朋友认为主图是“无量玉璧”,我觉得很有道理。
《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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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  明河悦读版《笑傲江湖》(第一册)
《笑傲》的封面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一根绣花针。在香港或者香港人的心目中,是否只知道电影《东方不败》而不知小说《笑傲江湖》?是否只知道不男不女(抑或女性化的)东方不败而不知令狐冲、风清扬?是否只知道辟邪剑法而不知独孤九剑?金庸最富侠义感的小说竟然被赋予最诡异的封面,太不应该了。
《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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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8  明河悦读版《鹿鼎记》(第一册)
《鹿鼎记》的封面主图以古籍“经折装”为主要元素,变形为扇面、奏折、佛经等,使人较容易联想到权谋、历史等与《鹿鼎记》相关的主题。笔者以为,这是悦读版已经出版的六部作品中,封面设计最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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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9  明河悦读版“六大部”

综上所述,明河悦读版是一套承前启后的优秀版本,值得金迷书友入藏。至于笔者所“认为”的“不足之处”,纯属一家之言;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标准不同,喜好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有失偏颇之处,望大家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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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欲了解更多金庸版本知识,请惠阅拙著《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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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育版《雪山飛狐》探秘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4-28 15:16

写在前面

2013年,在使用微信不久,笔者注册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取名“蓝桥”;2014年4月,为了发表系列文章《蓝桥书话》,便将公众号改名为“蓝桥书话”。后来,因无暇打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账户被冻结。其间,发的一些文章都是用的美篇,虽不失简便易行,但终觉形式与内容融合度稍欠,故仍想着回归公众号。近日,尝试申请解冻账户,未料即刻成功,如愿以偿。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公众号的编辑技术掉队太多,只能慢慢学习实际,逐步提高。

目前计划,先将以前发在美篇的一些文章移植到公众号来,以尽可能使未来的资料较有完整性;之后,再做更长一些的规划。

请各位朋友关注、转发,多多支持!







2020年5月初,孔夫子旧书网上拍了一本“三育版”《雪山飞狐》,在激烈争夺之后,最终以29170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孔网单本金庸书籍的高价记录,加上3.5%的佣金,合计为30191元。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拍出了三万的“天价”,超出了许多人的认知,有人羡慕,有人吃惊,有人赞叹,有人吐槽……。

图片附图1:孔夫子旧书网拍卖结标

这本书对大多数金迷而言,不仅是见所未见,甚至是闻所未闻,得以入藏者更是凤毛麟角。毫不夸张地说,在已经面世的金庸旧版结集本中,此书的稀缺程度是最高的,没有之一。物以稀为贵,如此稀缺的版本,自然是很“值钱”了。

稀缺和珍贵,使三育版《雪山飞狐》成为金庸旧版中最为神秘的版本。以下,我们将回溯金庸在这部小说前后的创作历程,并把这本书还原到当时的出版背景下,结合三育披露的信息与金庸的说法,同时参照实体书的情况,一并进行深入地讨论,让更多的金迷同好全面了解这一版本。


《雪山飞狐》是金庸写的第四部武侠小说。

第一部《书剑恩仇录》,自1955年2月8日起在《新晚报》上连载,到1956年9月5日结束,一共连载了575期。

图片附图2:《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第一期

第二部《碧血剑》不是在《书剑》结束后开始撰写发表的,而是在1956年的1月1日,即差不多《书剑》连载了一大半的篇幅之后开始连载的,连载的报纸也不是《新晚报》而是《香港商报》。因为此时的金庸在《书剑》连载之后已经声名鹊起、炙手可热了,受《香港商报》邀请撰写《碧血剑》。《碧血剑》在《香港商报》上连载刚好一整年,到1956年12月31日结束。

图片附图3:《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第一期

顺便说一句,第一部《书剑》在《新晚报》连载结束后,《新晚报》暂时就没有金庸武侠小说连载了。

第三部《射雕英雄传》继续在《香港商报》上连载,自然是接续《碧血剑》的,从1957年1月1日开始,历时两年多,到1959年5月19日结束。

图片附图4:《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第一期
第五部《神雕侠侣》,是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自1959年5月20日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金庸创办的《明报》在这一天首发,《神雕侠侣》是《明报》撑场子的,没有金庸自己的武侠小说,《明报》开办不了,或者开办了也会很快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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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明报》连载《神雕侠侣》第一期

本文的主角《雪山飞狐》,是横跨《射雕》《神雕》的第四部。它开始于《射雕》接近尾声时的1959年2月9日,结束于《神雕》连载近一个月后的1959年6月18日,前后四个多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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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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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第一二九期(末期)

连载《雪山飞狐》的是《新晚报》。《新晚报》首载《书剑恩仇录》,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发祥地”,当时金庸还在《新晚报》供职。但之后金庸接连两部作品(《碧血》《射雕》)都归属于他人,相信《新晚报》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此时金庸已离开《新晚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但老东家的面子不能不给,所以金庸在《射雕》还在连载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新晚报》撰写《雪山飞狐》。



捋顺了上述几部作品的连载情况,接下来就可以介绍结集本出版的情况了。

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将报纸的连载作品结集出版乃顺势而为。金庸选择的授权合作伙伴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金庸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于自己的武侠小说结集出版,是非常慎重的,在结集本出版之前,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对连载文字进行必要的审阅与订正。作品的修订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的修订。连载是每天一段,前后文的衔接是必不可少的,但合到一起,明显就多余了,所以要将累赘的文字做一番精简。还有,作为现写现登的连载作品,文字、细节等考虑不周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需要一一改过。

二是章节与回目的重订。连载时,很多情节只有一个大概的故事轮廓,至于篇幅长短,往往是信马由缰,必须在修订时予以调整,至少让每篇(回)篇幅上大体一致;同时,报纸上原先的标题未必能够涵盖全部内容,篇幅划分调整后,回目的调整势在必行。

三是对插图的完善。《书剑》在《新晚报》连载时是没有插图的,但出版结集本时,每回之前都配一张插图,“每回一图”成为三育版的规制。因为《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时每日连载文字要配上一幅插图,插图的画师是日后声名遐迩的云君,所以从《书剑》第二集起,插图便一并请云君绘制。由此,云君插图成为金庸授权版本的一个标志。

1956年3月,在《新晚报》连载一年多之后,三育版《书剑恩仇录》第一集出炉,至1956年10月,全部八集出版完毕。

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三育版《碧血剑》全部五集陆续出齐。

1957年3月,三育版《射雕英雄传》第一集出版,之后,每间隔一到两个月出一集。到1959年4月,第十五集出版;1959年8月,第十六集(最后一集)出版,这两集间隔时间长达四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都跟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有关。

第一件大事,金庸于5月20日创办《明报》。

《明报》是由邝拾记报局代理发行的,而《明报》上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之结集本的发行权同时交给了邝拾记,当为代理条件之一。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量。

邝拾记结集本的出版模式与三育不同。三育结集本的发行周期相对较长,给盗版商以可乘之机,更有甚者,从《射雕英雄传》连载开始,出现了所谓“爬头本”,即不等到三育正版发行后再行盗印,而是直接用报纸连载的内容排印,抢在三育版之前上市。为了打击盗版(尤其是“爬头本”),邝拾记采用“以快对快”的策略,报纸连载一个星期后就立即出一本小册子,谓之“普及本”,每册所收录的七天连载与最后一天的《明报》同日出版。如此一来,“爬头本”就再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因为快,就无法像前期出三育版时那样,对作品进行认真的打磨了。所以,金庸设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即先由邝拾记出版与报纸同步的结集本,目的是与“爬头本”抢时间、比速度、争市场,再由三育出一版经过修改的版本。在《明报》1959年7月19日第61期连载之文末,金庸答某先生:“《神鵰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邝拾记书报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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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8:《明报》连载《神雕侠侣》第六十一期

但这只能说是金庸的一厢情愿,邝拾记方面自然不会同意这个“一女二嫁”的方案,金庸也无可奈何,只能跟三育协商,收回以后作品的出版授权。而三育方面此前已经为金庸小说的市场推广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不大可能轻易放手。尽管著作权是金庸的,特别是尚未出版的作品是否继续授权取决于金庸,但金庸与三育在前期的合作意向可能已经涉及到了《雪山飞狐》,所以三育还是坚持要出版这部书——即使没有金庸授权!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大事——三育自行出版了《雪山飞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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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9:三育版《雪山飞狐》第一集

为何是“自行出版”而不是“授权出版”,我们在最后讨论,先看这部书的实际状况。

我们从三育版《雪山飞狐》第一集版权页看到,出版时间是1959年4月,与《射雕》第十五集出版时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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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0:三育版《雪山飞狐》版权页

在《射雕》第十五集初版的版权页上方有“作者郑重启事”:“本人所撰武侠小说,全部仅《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三种,均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因为没有提及《雪山飞狐》,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都是1959年4月,《雪山》较《射雕》要稍稍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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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1:三育版《射雕英雄传》第十五集初版版权页

而在《射雕》第十六集初版版权页上方的“作者郑重启事”中,作品由三部增加到五部,多了《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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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2:三育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六集初版版权页

同时,在版权页背面的广告页上,赫然出现了《雪山飞狐》“共分二集现已出齐”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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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3:三育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六集初版广告页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三育再版重印《碧血剑》和《射鵰英雄传》的版权页和广告页上,都依然有这五个作品的声明和雪山飞狐两册出齐的广告。

那么,三育版《雪山飞狐》究竟出齐了没有?

笔者认为,三育前期出书,基本上是一册一出就宣传,如果《雪山飞狐》只出了一册,广告页的宣传语应该是“已出一集”,等到第二册出版时才会将广告语改为“二集出齐”。所以,笔者比较倾向于认可三育的说法,即两册是全部出齐了。之前,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张《雪山飞狐》两册书影,只是无法确认“第二集”是否为三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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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4:网上流传的三育版《雪山飞狐》二册书影



最后,我们来回答之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三育版《雪山飞狐》是“自行出版”,而并未取得金庸授权。

诚然,《雪山飞狐》不属于邝拾记授权范围,按理是可以授权给三育继续出版的,而金庸和三育在前期的确对授权版本分别做过一些准备,比如,三育版第一集中的六幅插图就是云君绘制的,仅透过这个事实便可推断出很多东西——

第一,我们说过,之前三育的三部授权版本,都是云君绘画,所以循例来看,这六幅插图肯定也是为授权版本而绘制的。

第二,《雪山飞狐》报纸连载共129期,每期一个小标题(由编辑拟定),是没有章节的。三育版《雪山飞狐》第一集共分为六回,而云君所绘制插图刚好也是六幅且内容与回目相对应,或许可以间接地说明,三育版《雪山飞狐》的章节划分甚至于回目拟定都有金庸的构思在里面。

不过,这仅仅可以证明授权版本的确已经启动,而文本修订才是最为重要的证据。笔者比对了报纸连载与三育版的文本,的确是一致的,后者没有修改痕迹。

此外,还可以试想一下,三育版《雪山飞狐》第一集是4月份出版,内容截至到4月2日连载第53期,能有多少时间留给金庸?而从第一集出版(4月)到二集出齐(8月),其间,《明报》从筹备到诞生,事务千头万绪;另有《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同步还有《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及其后的《明报》连载《神雕侠侣》;此外,三育版《射雕英雄传》最后一集还等待修订出版。这些事情,无论是重要性还是紧迫性都超过了修订出版《雪山飞狐》,金庸岂能不分轻重缓急?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出版《雪山飞狐》是三育单方面的行为,并且是在担心金庸收回授权的情况下仓促而为的。

金庸本人的说法也清楚地表明,三育版《雪山飞狐》是没有经过授权的。在1974年12月出版的“修订版”《雪山飞狐》“后记”中,金庸写道:“《雪山飞狐》于一九五九年在报上发表后,没有出版过作者所认可的单行本。坊间的单行本,据我所见,共有八种,有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七册本之分,都是书商擅自翻印的。……”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厘清了三育版《雪山飞狐》的来龙去脉。尽管这是一个未授权版本,但却是诞生于授权出版机构——三育图书文具公司,较其他林林总总的盗版《雪山飞狐》而言,版本价值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三育版《雪山飞狐》的第二集能够现身于世,使金迷的期盼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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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告之
欲了解更多金庸版本知识,请惠阅拙著《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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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本|旧版《雪山飞狐》的盗版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4-28 15:16
金庸旧版没有授权版本的作品有三部。一部是《越女剑》,篇幅太短,出不了单行本;另外一部是《鹿鼎记》,这是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当时情势已经起了变化,金庸在这部书尚在连载过程中,便已经决定对全部一十五部武侠小说开始全面修订,故再出单行本便多此一举了;还有一部就是《雪山飞狐》。
按理说,由三育出《雪山飞狐》授权版本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但由于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邝拾记接棒金庸版权,使得三育在没有金庸授权的情况下,仓促地出版了《雪山飞狐》。在三育自行出版之后,金庸再让三育或者邝拾记出授权版本都不合适了,只能留下遗憾。
没有授权版本,盗版自然就会更加猖獗。在金庸旧版的盗版版本中,《雪山飞狐》的种类是最多的。金庸说:“坊间的单行本,据我所见,共有八种,有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七册本之分,都是书商擅自翻印的。”而事实上,《雪山飞狐》的盗版远远不止八种。除金庸提及的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以外,还有四册本、十八册本;倒是七册本没有见过。以下是笔者收集到的一些香港盗版的资料,现分享出来,以飨同好。

(一)光明出版社版

图片光明版·爬头本·全18册

(二)宇光图书公司

图片宇光版·爬头本·全18册
图片宇光版·单行本·全2册
(三)昆仑图书公司

图片昆仑版·单行本·全3册
(四)三民出版社

图片三民版·单行本·全4册
(五)大众出版社

图片大众版·单行本A·全2册
图片大众版·单行本B·全2册
(六)光荣图书公司

图片光荣版·单行本·全2册
图片光荣版·厚本·全1册
(七)大美出版社

图片大美版·厚本·全1册
(八)娱乐出版社

图片娱乐版·厚本·全1册
(九)邝拾记报局

图片邝拾记版·厚本·全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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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大钻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0444230/answer/246141127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先出一个大家金克木。以下是金克木的原文,各位自可检索。1、『只从五四运动前几年算起,我略略回忆一下,值得提出而确实流行过的,“武侠”类可举出陆士谔、不肖生(向恺然)、还珠楼主(李寿民)以及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书自有特色,一言难尽,暂置不论。』这里他单单把金庸小说单列出来,自是表示对他小说的重视。2、『梁羽生参加了一九八五年的作协代表大会,写“武侠”的作家也得到承认了。从我所见到的他的几本小说看来,他继承了以前的一些特点而抹去了“神怪”色彩,改写成“神奇”。他运用了小说技法,企图加一些“艺术性”。他继续发挥内功胜过外功的近代武术观点。他的小说也有改为电影的,和流行的武打片中硬碰硬的“功夫”有所不同。他想突破传统的为消遣娱乐而写的束缚,但仍未能解脱出来。香港的另一作家金庸需要另论。』这里又单独把金庸和梁羽生分开,又是表示对金庸的重视。3、『在不到十年里,单就小说而论,文学创作大大踏进了一步。尽管泥沙俱下,却也是波浪滔滔。这虽是作家出国观光以及开放引进的结果,也究竟是本身发展的要求。若本身不动,何来观光与引进?可是转来转去还转不出我们自己身边,还没有转出那十年。我们这里不会有台湾的三毛写撒哈拉大沙漠,也出不了香港的金庸写《天龙八部》。』这里表示大陆作家写不出像天龙八部这样的作品,仍旧显示对金庸小说的肯定。4、『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是台湾评论者送给香港金庸的小说中一个人物的雅号,指的是毒手药王的关门弟子程灵素姑娘。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是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但我总是记得她手捧的那盆七心海棠是世间最毒之物。姚小姐虽手无奇花,但心有明镜,是藐姑射仙人之伴,乍逢即逝,令人怅惘。两位“青衣”相比,我得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较深。』这里把金庸小说里的人物程灵素和杨绛小说里的人物姚宓作比较,肯定程灵素比姚宓印象更深。也在间接肯定金庸小说超过很多纯文学作家。5、『这一解在佛学中算不得什么最高深的了不起理论,不过是参禅的一个“话头”法门,但在小说中就是“超凡入圣”了。阁下仿佛总想在小说中不讲而讲一点什么道理。这种以佛观史的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无言胜有言,不武胜武,愚而智,弱而强,似佛似道,所以能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前有梁羽生,后有古龙,俱写侠情,各有殊胜,然抒写人情佛理尚逊一筹。』这里比较了金古梁三大家,直说古梁尚逊一畴。6、『金庸所著大小十四品中已有一半以上含见道之意。独孤实不孤独,还何必求败?迂夫子虚竹上人投下那一枚棋子,一心救人,“难得糊涂”,遂掌“逍遥”,“得大自在”,又何必再“具五神通”?求败不败,实在难得,不能诈败。不败求败,寂寞难堪,不是虚伪。小说仍然是小说。不是现实,也不是理想。』这里说金庸小说颇有见道之意,是极高的评价了。7、另外,在金克木全集里,其中有16篇文章提到金庸,若不是喜欢或肯定一个作家,不会频繁提到他,而且也没有第二个作家有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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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入主Twitter第一个巨变:小川普一天增加近10万粉丝,奥巴马等人大量掉粉……
原创 Jenny88zz 大洛杉矶LA 2022-04-28 04:39
马斯克入主推特的第二天,推特就迎来了第一场巨变,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川普(Donald Trump Jr)等人的粉丝量剧增,一天之内增加10万,疑似此前被故意压低粉丝量。



相反,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等人则大量掉粉,疑似许多僵尸粉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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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马斯克虽然已经确定交易成功,但是还未正式接掌推特的运营,有人质疑称,这是推特试图在马斯克正式接掌之前,删除其故意操纵舆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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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普在推特上有770万的粉丝,但周二突然增加了8.7万粉丝。他在推特上说:“虽然我很厉害,一天之内增加了8.7万粉丝,但似乎有人解除了我账户的束缚,想知道他们是否在新管理层上任之前烧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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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ocialBlade 的统计,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推特账户周二也增加了14万1566粉丝,之前每天最多也就是增加5000多人,周二增加的粉丝量,与之前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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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桑蒂斯此前曾经赞扬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行为,表示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笔划算的交易,还称这提升了该平台将成为言论自由蓬勃发展的前景,而不是执行叙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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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长期抱怨账户被限流的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达娜·洛施(Dana Loesch),她的账户周二也一下子激增了9000人。



除此以外,乔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的粉丝增加了4万1181人,而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盖茨 (Matt Gaetz) 的人数增加了 2万4929 人。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则增加了近13万粉丝。



僵尸粉?

自由派人士大量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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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再来看看自由派人士的账户,则出现了大量粉丝丢失的现象,纽约国会议员,也就是被称为所谓进步派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拥有1290万粉丝,此前每天都有大约1000名粉丝关注它,被称为最杰出的所谓进步派声音。但是周二当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一下子减少了2万名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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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和AOC一起被称为进步“小队”成员的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她的粉丝一下子减少了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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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减少粉丝的还有前总统奥巴马,他原来有1.3亿粉丝,虽然他平时极少与粉丝互动,转发和评论数据也不高。周二当天掉了5063名粉丝,虽然这个数字在1.3亿的总数面前只是沧海一粟,但他之前可是每天新增1.5万到2万名新粉丝,周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掉了5063名粉丝,对比非常强烈了。



质疑

推特在消除限流的证据





推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引发了许多质疑,网友质疑推特此前故意压制保守派的声音以及对他们进行限流,而对自由派却是注入大量僵尸粉,让他们好像代表绝大多数民意。



推特在一份声明中辩称,这是随机的,因为马斯克支持言论自由的强硬态度,自由派退出推特,而保守派则加入,“虽然我们继续清理僵尸粉,这可能会影响粉丝数量,但这些波动很大程度上是新账户创建和停用的结果。”推特在声明中说。



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大幅增加粉丝的都是保守派人士,而且增加的幅度远超于平时。



换句话说:“这不科学。”



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有许多网友在推特上纷纷向马斯克举报僵尸粉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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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Dave Rubin”向马斯克举报:只要您深挖一下,检查纽约时报和福布斯之类的媒体,看他们如何买粉来伪造影响力。比如纽约时报有5300万粉丝,但是他们的推文很少有50个转发。



马斯克则回复道: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还有哪些看似拥有海量粉丝,转发和评论都极低的账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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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桥|金庸武侠大观(上)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5-02 14:36




写在前面

4月28日,“蓝桥书话”公众号恢复“营业”后,承蒙各路朋友捧场架势,关注、转发、点赞,在此,向大家鞠躬致谢!

对于上一篇文章,因其过于小众,既不“通俗”又不“易懂”,估计能够沉下心去读完并认真研究一番的并不太多。当然,这是在下考虑不周。在推广初期,文章应该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对象。这样,便需要对原计划的主题和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说,“蓝桥书话”是一个大学堂的话,作者与读者双方必须在同一个语境中进行交流。未来本公众号的文章基本会以金庸版本为主,因此,对金庸版本的认知和定义应该有一个大致趋同的基本框架。所以,笔者打算补上这一课,分上中下三个篇章概略介绍金庸武侠小说的版本。







金庸的本名叫查良镛,“金庸”是其在发表武侠小说时所取的笔名,用他自己的话讲,“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将镛字拆开而已。”

金庸自1955年2月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9月的封刀之作《鹿鼎记》结束,历时十七年,陆续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
一般的金迷朋友都知道,金庸武侠有很多版本,但如何分门别类地划分、描述这些版本,则往往是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更有甚者,明明是三脚猫的功夫,偏偏要摆出一副资深金迷或专家的模样,把自以为是的错误讲得头头是道,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比如,最典型的说法是“金庸版本分为连载版、三联版、新修版”。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 ,“三联版”是指三联书店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是一个具体的出版物版本;而“连载版”“新修版”是泛指作品的内容,是一个庞大而抽象的概念。这两者怎能作为同一种概念相提并论呢?所以,欲成为一名真正的金迷,须正本清源,以免贻笑大方!
言归正传。按照内容划分,金庸武侠的版本可以分为“旧版”“修订版”和“新修版”。以下我们逐一介绍。

第一部分  旧版
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开始都是在报纸或杂志上以连载方式发表的;后因读者热烈追捧,金庸又授权一些书局定期或不定期地结集发行单行本。这一阶段的版本统称为“旧版”。
细分起来,“旧版”可分为“报刊连载版”和“结集书本版”两个分支。



(一)报刊连载版

主要是指在《新晚报》《香港商报》《明报》《明报晚报》等报纸以及《武侠与历史》《东南亚周刊》等杂志上连载或重载的版本。

以下是金庸十五部小说首载的情况:

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首载于《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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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1  《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
第二部《碧血剑》首载于《香港商报》。

图片附图1-2  《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

第三部《射雕英雄传》首载于《香港商报》。

图片附图1-3  《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

第四部《雪山飞狐》首载于《新晚报》。

图片附图1-4 《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
第五部《神雕侠侣》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5  《明报》连载《神雕侠侣》
第六部《飞狐外传》首载于《武侠与历史》。

图片附图1-6 《武侠与历史》连载《飞狐外传》
第七部《鸳鸯刀》首载于《武侠与历史》。

图片附图1-7 《武侠与历史》连载《鸳鸯刀》

第八部《倚天屠龙记》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8  《明报》连载《倚天屠龙记》
第九部《白马啸西风》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9  《明报》连载《白马啸西风》
第十部《天龙八部》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10  《明报》连载《天龙八部》
第十一部《素心剑》首载于《东南亚周刊》。

图片附图1-11  《东南亚周刊》连载《素心剑》
第十二部《侠客行》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12  《明报》连载《侠客行》

第十三部《笑傲江湖》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13  《明报》连载《笑傲江湖》

第十四部《鹿鼎记》首载于《明报》。

图片附图1-14  《明报》连载《鹿鼎记》

第十五部《越女剑》首载于《明报晚报》。

图片附图1-15  《明报晚报》连载《越女剑》

以上是报刊连载版的大致情况。



(二)结集书本版

金庸的授权“结集本”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作品以金庸创办《明报》为分水岭,早期是“三育”阶段,中后期是“邝拾记”阶段。

其间,香港和台湾还有大量未经授权的盗印版本。
1.早期,三育版。

金庸起始授权的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作品主要是金庸在创办《明报》之前发表的,包括《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三部。另有一部《雪山飞狐》(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过),三育是有正式出书的,但未获得金庸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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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1  三育版《书剑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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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2  三育版《碧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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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3  三育版《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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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三育版《雪山飞狐》
2.中后期,邝拾记版。
在三育之后,金庸将授权转给了“邝拾记报局”,作品主要是金庸创办《明报》之后发表的,包括《神雕侠侣》《飞狐外传》《鸳鸯刀》《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天龙八部》《素心剑》《侠客行》《笑傲江湖》九部。
邝拾记时期的出版和发行极其复杂,涉及了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即邝拾记报局、胡敏生书报社和武史出版社,此处暂留话头,待以后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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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邝拾记版《神雕侠侣》(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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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邝拾记版《飞狐外传》(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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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胡敏生版《鸳鸯刀》(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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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武史&邝拾记版《倚天屠龙记》

(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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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武史&邝拾记版《白马啸西风》

(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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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武史&邝拾记版《天龙八部》

(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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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武史&邝拾记版《素心剑》

(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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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8  武史&邝拾记版《侠客行》

(普及本&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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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武史版《笑傲江湖》(单行本)
“三育”和“邝拾记”出版发行的“结集本”,涵盖了金庸十五部作品中的十三部。余下的两部,一是《鹿鼎记》,一是《越女剑》。《鹿鼎记》是金庸的收山之作,在连载时金庸就已经着手准备出“修订版”《金庸作品集》了,故放弃了再出“结集本”的打算;而《越女剑》是唯一的一部短篇,因为篇幅过短,无法单独结集成册。
3.香港盗版
在金庸授权结集本出版发行的同时,香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盗版,有仿制正版以假乱真的,也有重排私印瞒天过海的,后来甚至出现了授权本未出而盗版已出的情况(梁羽生先生将其命名为“爬头本”)。总之,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以下是部分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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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香港盗版《书剑恩仇录》

(北风版&三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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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香港盗版《碧血剑》

(自力版&新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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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香港盗版《射雕英雄传》

(光明版&宇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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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香港盗版《雪山飞狐》

(大众版&娱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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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香港盗版《天龙八部》(武侠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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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  香港盗版《侠客行》(精武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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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  香港盗版《笑傲江湖》

(大华版&武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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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香港盗版《鹿鼎记》

(中原版&武侠版)

4.台湾盗版
金庸武侠小说诞生不久,便通过民间传入台湾。但时隔不久,台湾当局于1959年底开展了“暴雨项目”,对“香港匪报上连载的武侠小说”予以查禁。金庸武侠小说始于《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之后又在《香港商报》连载;殊不知《大公报》《香港商报》均因为其左派立场一直被台湾当局视为“敌对势力”,金庸武侠是主要查禁对象。由此一来,台湾早期的金庸武侠(虽然也是盗版)基本扫荡一空。后来,坊间以偷梁换柱、改头换面的方式盗印金庸小说,使得金庸小说在台湾得以流传。
以下是部分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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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台湾盗版《射雕英雄传》

(莫愁版《萍踪侠影录》&新星版《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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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台湾盗版《倚天屠龙记》

(四维版《至尊刀》&新星版《天剑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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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台湾盗版《天龙八部》

(奔雷版《天龙之龙》&新星版《天龙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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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4  台湾盗版《鹿鼎记》

(南琪版《神武门》+《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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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5  台湾盗版《笑傲江湖》

(南琪版《一剑光寒四十洲》+《独孤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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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6  台湾盗版《书剑恩仇录》&《素心剑》

(南琪版《剑客书生》&东芳版《漂泊英雄传》)



金庸武侠“旧版”的情况,大致就到这里。
看了以上的内容,金迷朋友对金庸武侠的“旧版”差不多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需要重点说一下的是,有许多人将“旧版”称作“连载版”,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连载版只是旧版的一部分。
下期我们接着介绍“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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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尘:
《题甘河遇仙宫》
作者:商挺
朝代:元
《神雕侠侣》第四回 全真门下 林朝英与黄药师于石碑上所题之诗,金庸将原文稍加改动.
全文如下:
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佐汉开鸿举,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游,功成拂衣去.异人与异书,造物不轻付.重阳起全真,高视仍阔步,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人传入道初,二仙此相遇.于今终南下,殿阁凌烟雾.

风清扬尘:
射雕“一住行窝几十年”一诗的出处

知北游 2019-07-15 22:13:48

《射雕英雄传》有全真七子布阵准备迎战时合吟一诗的剧情:

又过一会,却听一人缓缓吟道:"一住行窝几十年。"郭靖听得出是马钰的声音,语调甚是平和冲淡。遭处
端接着吟道:“蓬头长日走如颠。"声音却甚粗豪。郭靖细看这位全真七子的二师兄,见他脸上筋肉虫结,
浓眉大眼,身形魁梧。原来谭处端出家前是山东的铁匠,归全真教后道号长真子。第三个道人身形瘦小
面目宛似猿猴,却是长生子刘处玄,只听他吟道:“海裳亭下重阳子。"他身材虽小,声音却甚洪亮。长春
子丘处机接口道:"莲叶舟中太乙仙。"玉阳子王处一吟道:"无物可离虚壳外。"广宁子郝大通吟道:“有人
能悟未生前。"清净散人孙不二吟道:"出门一笑无拘碍。"马钰收句道:"云在西湖月在天!"

这首诗因为有“海棠亭下重阳子”一句,我一直以为是王重阳自作的,又或者是全真派道士作的,今天居然在元
诗人成廷珪《居竹轩诗集》里看到了出外,原来是他赠一个江西道十胡道元的。诗题为《 道十胡道元常以一
舟往來洪之東湖,其自扁有曰活死人窩,為賦此》:“一住行窩能百年,蓬頭長日走如顛,海棠亭下重陽子,莲葉舟中太乙仙。無物可離虐殻外,有人能悟未生前,出門一笑無拘碍,熏在东湖月在天。"金庸把“几百年”改
为“几十年”“东湖”改为“西湖”,当是为了小说情节服务,显得更像全直派所作(实际上此诗出现,比小说剧情
要晚近百年吧,成廷珪是元末人。诗中东湖在汀西洪州,道十胡道元的隐居地。)

又,此道士自题船匾曰“活死人窝”,大概也是神雕里"活死人墓”的灵感来源之一。(按,民国亦有人住终南山,自号活死人,典故当出此,不过可能对金庸的影响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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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9 12: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5-3 22:58 编辑

原标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



中日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在两国文化交往史上,儒学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冲击,儒学在两国均丧失独尊地位,但由于文化惯性使然,它仍是两国国民思想中最具普遍性的原理。甲午战争前,中日文化交流尚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有时甚至可以说中国仍占主导地位。[1]但随着甲午、日俄两役后日本国力的上升,其对华文化优越感迅速膨胀,公然以儒学正统和东方文化盟主自居。[2]



随着列强在华竞逐的日益激烈,日本朝野不断借助儒学对华开展活动,企图以此引起中国对“同文同种”“同道同教”的共鸣,进而辅助利益扩张。[3]正如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所指出,近代日本抱有“代表东方道德最优秀的部分的错觉”,因此,儒学的“东亚主义性格”被“旧日本之统治阶层和同质的保守主义者”利用为“泛亚细亚主义”的宣传工具,比如“提倡王道主义以作为统治中国领土的意识形态”。[4]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为消弭反日情绪、巩固侵略成果,日本不仅在伪满地区打出“王道建国”口号,还试图通过尊孔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重修东京汤岛孔庙并举办儒道大会[5]是其代表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御用儒学团体斯文会与政府密切配合,大修孔庙并动用外交手段反复强邀中国学者尤其是圣贤后裔参加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企图借此标榜尊孔、宣扬“王道”,以博得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对日亲近感,笼络学者、圣裔为己所用。



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既对抗又妥协的方针,从文化和外交两方面加以因应。一方面,加强文化上之国防,走向全面尊孔。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虽然蒋介石等实权派出于建立文化正统的需要将儒家化的三民主义定为官方意识形态,逐步走向尊孔,但由于文化分歧(如围绕祀孔与否的对立)的难以调和,当局始终未能全面走向尊孔。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压下,国民政府于1934年一举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换言之,日本之文化侵略是推动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制而用之,以中央政府名义派代表参会,欲借文化外交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官方交涉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的调整期,针对日本广田弘毅外务当局推出的“协和外交”方针,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亲日”举措(如严禁国民排日等),使两国关系呈现出“亲善”的奇特局面,并以5月17日两国外交等级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为标志达到高潮。由中央政府派员参加儒道大会,在客观上因应了这一外交需要。



可以说,无论从文化侵略性之强、举办规格之高、对华交涉之持久,还是从对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影响之显著、与中日邦交调整之关联来看,儒道大会都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



关于儒道大会与国民政府之因应,先行研究已有一定的论及。在批孔类著作中,1977年版《鲁迅杂文选讲》在对鲁迅于1935年发表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的解说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极力鼓吹通过“王道”和“孔子之教”建立“东亚新秩序”,儒道大会“使这丑剧达到了高潮”,而国民政府附和尊孔、派员出席则使中日反动派“在孔丘的亡灵前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6]在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类论著中,刘岳兵将儒道大会视为日本诱导中国亲日的手段,道破了大会举办方斯文会的军国主义鹰犬性质。[7]



在国民党文化政策研究中,蔡渊洯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之所以加速尊孔,除巩固民族团结、恢复固有道德之既有目的外,对日本儒道大会的抵制是其“直接原因”[8];李俊领也指出,国民政府尊孔和将孔子后裔纳入党国体制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与日伪竞争,防止日人对圣裔加以利用。[9]此外,有关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调整的经过,学界率多认为出现了“亲善”“缓和”的迹象,此不一一列举。[10]



然而,就笔者目力之所及,学界对儒道大会的经过及国民政府的因应过程尚缺乏专门探讨,对大会与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的关系亦未见论及。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外交文书、斯文会相关史料和台北“国史馆”藏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中心,辅以新闻报道、当事人回忆录、日记等,全面梳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博弈与互动,以期为认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提供一新视角。



一、斯文会的国策拥护与儒道大会之缘起



儒学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在幕藩体制时期,儒学曾长期居于政治理念和道德文教的支配地位。明治维新后,在欧化风潮冲击下,儒学一度式微,但出于巩固绝对天皇制国体的需要,日本政府通过颁布《教学圣旨》(1879年)、《教育敕语》(1890年)等一系列思想统制法令,使之重新上升为国家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国民教化手段。[11]



与此同时,甲午、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对华文化优越意识和儒教正统观念迅速膨胀,领导东方文化建设之使命感日趋增强。1917年,汉学家服部宇之吉毫无隐讳地宣称,唯有日本的君臣之道与孔子学说若合符节,故弘扬“孔子教”乃是天赋日本之使命。[12]这种使命观念和国体拥护意识,使日本儒林对内维护绝对天皇制,对华以“同文同教”相号召,积极辅助本国扩张在华利益。其中,近代日本最大的御用儒学团体——斯文会是其典型代表。



1918年,斯文会在合并众多小型儒学团体的基础上成立。该会把“大举振张儒道,以期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定为宗旨[13],以维护绝对天皇制国体为己任。职是之故,自成立之日起,斯文会即受到当局的格外青睐:其核心成员均是当朝贵胄和御用学者,如伏见宫博恭王和贵族院议长、公爵德川家达长期担任总裁和会长,涩泽荣一、阪谷芳朗、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名流是其骨干;文部省将东京汤岛孔庙划归其管理,其年度祭孔大典,多有内阁总理大臣及主要大臣致辞或亲临;天皇更数度赐金赐物嘉奖,并频频从该会成员中选拔御前进讲的讲师,所获圣眷与恩渥为同类团体所仅有。



御用团体之性质决定斯文会及其成员积极配合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此种倾向既已非常明显。自1919年起,斯文会长期向政府疾呼以汉学这一“同文”手段与欧美展开在华文化竞争,并甘当先锋开展对华“调查研究”,宣扬以日本之“兵强”攫取中国之“国富”[14];1921年3月,斯文会成员推动国会通过《汉学振兴案》,其宗旨之一即为以汉学实现中日“亲善”,进而攫取中国资源,宣扬“国威”于海外[15];1923年3月,日本政府启动对华文化事业后,斯文会总务服部宇之吉、常议员狩野直喜长期担任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主导了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16];此外,如后文所述,斯文会尤其强调借由尊孔和建立中日“斯文同盟”来争夺在华文化霸权,其表现形式为赴曲阜祭孔、援助孔府建设文化设施、力邀衍圣公东渡、干涉国民政府反孔,甚至呼吁拥立衍圣公为君等。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其“王道立国”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斯文会为军国主义鼓吹和效力的热情。1932年4月,斯文会发布公告,将其机关杂志《斯文》5月号定为“王道号”,号召各界积极提供鼓吹“王道”的文章,用于上呈溥仪。[17]最终形成的“王道号”特辑刊有“大满洲国建国志喜”系列汉诗和服部宇之吉、小矶国昭、大仓喜七郎等御用文人、军国主义分子和财阀头领20余人的鼓吹文章。[18]



5月3日和17日(正值“五一五事件”发生后的戒严期间),半月之内该会编辑部部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盐谷温两次被召入宫,为天皇进讲“王道”,并进言“祈祷‘满洲国’依靠陛下之御稜威获得健全之发展”。次日,盐谷温又前往伪满“朝贺”,向溥仪献上天皇御制书籍数种。[19]此外,斯文会成员还实际参与对伪满文化统制政策的制定。如1933年3月,服部宇之吉等被任命为外务省对“满”文化事业审查委员会委员[20] ,提出《儒佛二教研究机关设置案》等一系列推行奴化政策的建议[21],充分体现了斯文会军国主义鹰犬的性质。



当然,斯文会在为侵略狂热鼓吹的同时,也较早意识到应开展对华文化“亲善”,以麻痹中国反日情绪、巩固既得侵略成果,儒道大会之议遂起。



最先提出该构想的是贵族院议员、副会长阪谷芳郎。阪谷出身儒学世家,父亲为幕末和明治初期的著名汉学家阪谷素,岳父为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阪谷本人曾担任大藏大臣,并曾于辛亥革命后受聘为北京政府财政顾问,拥有丰富的对华外交经验。出于拥护国策之需要,阪谷积极倡导以儒学开展对华文化活动,汲汲于“以斯文扶翼皇运,兼为东亚诸民族缔盟之一要素”。[22]



早在1922年,他即曾提出中日合办祭孔大典,以消解五四运动后两国之“不和”。[23]九一八事变后,阪谷兼任以推动“对‘满’国策之有效进展”为宗旨的中央“满蒙”协会会长[24],其子阪谷希一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直接参与殖民统治,这种身份和立场无疑进一步坚定了阪谷对“以儒侵华”的执迷。



1931—1932年之交,阪谷“深鉴于时势,为团结同文同种之东亚民族,并有所资取于世界和平”,向会长德川家达进言“以东亚诸国共有之儒学思想为中心大兴会议”,并商于副会长服部宇之吉。此为儒道大会倡议之始。[25]



斯文会此时正在复建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焚毁的东京汤岛孔庙,阪谷芳郎专董其事。对于这一“国民教化”工程,日本朝野极为重视,不仅总理大臣发起募款,天皇亦下赐孔子像、内帑金,并于1930年3月亲自垂询修复进展情况。[26]九一八事变后,东京汤岛孔庙的修复工程更被视为对华文化“亲善”的重要手段。



1932年1月,阪谷在向文部大臣鸠山一郎请求拨款的信中强调,“此次满洲事变善后之策,必须以两国民亲善之恢复为最要”,他推断伪满之“王道”建国必然带动中国“多数儒者及其他老成势力之复兴”,建议利用这一“大势”,迅速修复孔庙,开展对华尊孔活动,并将其《意见书》同时提交给其他内阁大臣。[27]



4月,东京汤岛孔庙举行奠基仪式,在焚毁10年后,终于在皇命和对华文化侵略需求的驱使下动工修复。对于日本修复孔庙的对华意图,中国亦有所察觉,时人认为,在日本民间为促进事变后的“中日提携”而举办的各项活动中,“最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斥资数十万,在东京修筑孔庙。”[28]



与此同时,斯文会着手落实儒道大会计划,并从中国提前物色出席人选。1933年初,在盐谷温指示下,斯文会会员、鲁文化研究者马场春吉开始游说孔府,力邀孔子第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赴日参会。[29]5月10日,斯文会召开理事会,同意阪谷之提议,并指定宇野哲人、盐谷温、山口察常三理事为制定会议方案的特别委员,着手制定会议方案。



6月5日,服部宇之吉会同三委员对方案进行了审议,内容除召集日本和中国(含伪满)的儒者举办会议之外,还包含共同考古、复制善本等计划,共编列经费预算10万日元。[30]其后,斯文会向外务省提交会议方案和经费申请书,并极言会议在对华外交上之意义,其文曰:



现下世界之趋势,虽以促进东亚民族之团结为急,然国际诸种之情势,使之难期遽然实现。独于学术思想上不尽然,尤其相信使用同一文字如日满华三国者,其融合理解必有较易之途。财团法人斯文会同人在此有所见焉:以右述三国共有之儒学思想为本,广招学者,兴一大会议,创造精神联络之机会,敦笃同种同文之信谊,图东亚民族之团结,进而有所资取于世界人类之和平。是以,乃期于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并请交付费用拾万圆于本会。[31]



在此基础上,德川家达、阪谷芳郎亲自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力说该国际会议之意义所在”,请求支持,获内田“深挚之赞意”。[32]



1933年9月28日,伪满洲国为笼络民心,营造“王道乐土”的假象,高规格举办祭孔活动,溥仪亲自主祭。日本侵略当局极力吹捧此举之意义,甚至主观地认为其人心感化作用将及于全中国。如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大使菱刈隆在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建议进一步利用尊孔活动笼络中国民心:



民国革命以来,尊孔之风日衰,宣传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流行,圣教之传统将亡焉。在中华民国人民苦于兵乱之际,于满洲国提倡王道,必将大举振张文教也。类此依古礼严修孔子祭典且执政亲行释奠礼之举,其予满洲国人心上之巨大感化自不必言,如助长此美风,自然于中华民国人心影响较大,故窃以为复兴孔子祭典,纵于政治上言之,亦有注意之必要。[33]



广田弘毅是9月14日接替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的。在侵华基本立场上,广田虽然与内田毫无区别,但由于自当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的侵华重心已从大规模军事进攻转向巩固既得侵略成果,且急于摆脱国际孤立的局面,故广田弘毅一上台即一改前任标榜“焦土外交”(即为保住日本在伪满利益不惜与列国对抗至日本化为焦土)的强硬姿态,倡导颇具迷惑性的“协和外交”路线。



如针对7—9月间蒋介石与汪精卫经过三次庐山会议确立的对日妥协政策,10月召开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广田的“协和外交”方针,称如中国确实展现出放弃反日之“诚意”,则日本“可相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又欲盖弥彰地强调不可给中国“造成日本急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印象”。[34]其实,自《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已被迫事实上承认了伪满的存在,而达成阶段性侵略目标的日军也暂时中止了大规模武装行动。至1935年初,中日关系甚至迎来了一段20世纪30年代少有的“平静期”。[35]



当然,在这包藏着危机的平静之下,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都在酝酿着新的侵华手法。如前文所述,菱刈隆所代表的关东军即已注意到利用尊孔开展对华文化侵略的可行性。其实,广田弘毅亦极其尊孔,并因“嗜读《论语》,无论何时,必以袖珍本《论语》携置衣袋中”,被时人呼为“论语大臣”[36],斯文会和关东军之先后建议可谓正中其下怀。事实上,广田弘毅也确于上任后第一时间就原则同意了斯文会的提议,并指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研究实施办法[37],菱刈隆的报告也被其下发给斯文会参考。[38]



11月29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上任后的首次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例会,讨论如何以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所谓事变后中国“对日感情渐次好转”的趋势,斯文会总务服部宇之吉和会员白岩龙平、入泽达吉以委员身份参会。会上,白岩龙平提出与菱刈隆相似的主张,认为溥仪之所以祭孔说明尊孔对中国民心影响仍大,故应以东京汤岛孔庙落成为契机,大力联络中国思想界,服部亦表示将邀请中国学者参加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对此,广田弘毅虽然预料到“国民党系之人或反对”,但仍认为使中国人感知到日本文明中研究且保存了在中国早已湮没不彰的文化,且日本十分尊敬中国,是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根本”,支持儒道大会计划。[39]



二、国民政府之警惕与恢复祀孔



与日本大肆开展尊孔活动相对照,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国民党内部即围绕尊孔还是反孔存在尖锐对立。一方面,“清共”后,蒋介石、戴季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掌权,儒家化的三民主义逐渐上升为官方理论,国民党实权派的文化取向渐趋保守;另一方面,受大革命余波和自由派掌握文教影响,党内新式知识分子和年轻党员中仍存在激烈的反孔倾向。两者彼此颉颃,尖锐对立。



早在192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委婉地指出“不必反对礼教……尤其是对于孔子更不好反对”,但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主导的中华民国大学院却以孔子思想“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之主义大相悖谬”为由,通令废止祀孔旧典。1928年4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开启二次北伐后,尊孔态度更加明显。4月19日,国民政府通令恢复中国旧有道德,定儒家七端、八目为国民道德标准,要求“凡我国民咸秉斯旨”。



22日,蒋介石更于军旅途中亲至曲阜祭孔、礼敬孔府,以孔子之徒自居,并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保护林庙布告,称颂孔子为“万世人伦之表”。然而,7月,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鲁籍青年党务人员于心澄等17人(被孔祥熙批评为“一班青年知识薄弱”“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竟针锋相对向中央政治会议呈请废除孔府衍圣公世爵,没收孔子林庙、祀田办理公共事业,引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最大规模的反孔与尊孔对立。[40]



在尊孔与反孔的颉颃中,由于实权派之势盛,以及出于建立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反孔运动多被压制。但是,由于反封建在国民党话语体系中具有天然合法性,又因政权肇建时期戎马倥偬,未遑文治,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全面恢复、承认儒家道统。例如,关于祀孔,虽然在蒋介石、孔祥熙、李宗仁、鲁涤平、何键等实权派的压力下,大学院不得不于1928年9月规定以孔子诞辰日为纪念日,但纪念范围仅限于各学校,作为国家典礼的祀孔仍付之阙如[41];对于孔府世爵和林庙处置,国民政府虽未采纳于心澄等人提案,但自此以后,其公文中不复使用“衍圣公”称谓,衍圣公的旧有岁俸、经费亦相应停发,行之2000余年的林庙奉祀和圣裔优待事实上被中止。



此外,1930年7月,曲阜孔庙在中原大战中受损后,虽然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20余人曾联名募款,国民政府议决拨款10万元以图修复,可是,不但募款进展极其缓慢,政府拨款亦迟不下发,导致修复孔庙不得不于1933年2月停止进行,其他诸如戴季陶等人所提优待圣裔、保护其地位财产之议亦未见下文。[42]



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方面,国民党内始终存在走向尊孔的内在动力和政治需要,恢复祀孔、修复孔庙、优待圣裔等呼声久已有之(纪念孔子已部分见诸实施);另一方面,反孔运动亦如影随形且不时激化,文化分歧和政局动荡导致各项尊孔举措无法落实。在对立与妥协之间,尽管尊孔逐渐占据上风,但始终将尊孔未能全面付诸于实践。这一僵局最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日本以尊孔为手段开展对华文化侵略的外因催化下得以打破。



日本素来敌视国民党内的文化激进行为,并直接干涉其反孔运动。1927年11月,著名实业家、斯文会副会长涩泽荣一向下野来日求援的蒋介石明确表示:“我将自己之主义置于孔子教,民国为日本师事之国,岂非更应如此!”[43]1928—1930年初,在于心澄等人发起的没收孔子林庙案中,斯文会成员马场春吉、峰间信吉与军部重要成员金子定一、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两度运作张学良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没收林庙[44];1929年6月,日本立宪政友会领袖犬养毅来华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时,亦劝蒋介石尊重传统文化,并严厉批评了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的辱孔举动。[45]曲阜林庙在中原大战中遭兵燹后,日本前文部大臣水野錬太郎和涩泽荣一均曾先后敦促山东省政府加速修复。[46]



当然,日本的尊孔倡议和对反孔事件的干涉,并非徒出于道义和文化认同,其根本目的不过为维护其赖以对华标榜的“同文同教”前提。因为,在以儒教正统和东方文化盟主自居的日本看来,中国如反孔反儒,则日本将难以再用儒教手段对华号召。且反孔意味着偏离东方文化,走向俄化、赤化,如坐视不顾将引起连带反日。[47]同时,防止革命和激进思想波及日本、动摇绝对天皇制国体亦为其重要出发点。[48]唯在和平时期,中国尊孔与否,其影响所及仅限于内政,与外交及中日关系相涉较浅,加之国民党内外围绕尊孔仍存在相当之对立,故日本之干涉并未对国民政府走向尊孔产生多大促进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救亡御侮的旗帜下,尊孔、读经、礼教救国等复古救国论一时并起,地方军政首长何键、陈济棠、韩复榘等人纷纷恢复古礼祀孔,倡导学校读经,大肆开展文化复古运动。1934年2月,为重整社会伦理、动员民族精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儒家“礼义廉耻”为行事准则,统摄国民生活各个方面。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文化复古运动的兴起,为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提供了现实合理性,奠定了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日本大肆开展尊孔活动,自然被当作文化侵略受到格外警惕,促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快尊孔步伐。



1934年3月,江苏省教育厅派教育管理人员9人赴日考察教育。作为事变后首个官方考察团,一行以“洞悉日本非常时代教育之真相”为使命,对日本教育之侵略性高度关注。团长周厚枢认为,日本教育“一切教学之知识技能,多以向外发展,尤以对华侵略为目的”,提醒国人“奋发警惕”。[49]在考察过程中,周厚枢侦知日本拟召开儒道大会、邀请衍圣公东渡参加典礼的计划(从其考察中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有接触,且该部职司儒道大会方案制定,可推知其消息应源自此处[50])。



归国后,周厚枢等将考察情形和日本尊孔阴谋报告给国民党当局,受到高度重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专门为其考察报告集《江苏教育——考察日本教育专号》题写书名。[51]蒋介石亲信、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当即将周厚枢之情报函告蒋介石,并建议由政府提倡尊孔,以抵御文化侵略。他后来回忆说:



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同志特来报告日本情形,并谓日本政府正在建筑一座庄严华丽之孔庙,准备完成后迎接孔德成赴日,奉行盛大典礼。我听了之后颇有所感,因为我前两星期去看镇江之孔庙,其大成殿上竟改为织布工厂,虽系民教馆为训练平民织布手艺而设,但总觉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以镇江之大,不能另造一屋,作为工厂之用吗?日本尊孔,当然不怀好意。我当天就去函蒋先生报告此事,并认日本文化侵略之准备,中国不能不加强文化上之国防,更应由政府提倡进行。[52]



1934年5月25日,汪精卫亦电请蒋介石与之联名提议恢复祀孔:



弟与季陶拟联名提议中央,请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为荷,联名至祷,盼复。



该提议获蒋介石首肯,当即回复:“极赞成,请附弟名提议。”[53]5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联名提案,请定先师孔子诞辰日为国定纪念日,并经国民党第123次中常会议决,自此长期饱受争议的祀孔典礼得以恢复。[54]据陈果夫回忆:



下一星期中央政治〔常务〕会议开会,当即通过蒋先生所提恢复祭孔案,决定自当年起,即以八月廿七日为国定孔子诞辰。此时各同志大半均了解中央的用意,少数年轻的同志颇有责难,经我解释之后,就无人反对了。[55]



陈果夫在回忆中将恢复祀孔归功于自己和蒋介石,而绝口不提汪精卫,无非因为日后汪沦为了反面人物。由陈之回忆可见,纵然九一八事变后尊孔氛围上升,但国民政府基层机构(如民众教育馆)仍然占用孔庙,“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年轻党员对恢复祀孔亦“颇有责难”,足见党内围绕尊孔分歧之深。但面对日本尊孔之“不怀好意”和“文化侵略”,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的需要,不同意见最终不得不在当局的“解释”之下勉强服从,使尊孔得以一举恢复。换言之,若无日本文化侵略之外压,尊孔或仍将道阻且长。



除儒道大会的直接外因外,中日两国舆论亦普遍将对日本及伪满的因应作为国民政府恢复祀孔的原因之一。1934年8月27日,在恢复祀孔后的首个纪念日,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今日纪念孔子,应有复仇的精神”,认为“只孔子学说的一小部分,而日本竟成强国”,故呼吁国人“做到大统一、能复仇”。[56]伪满《三江报》社论认为,“国民党人提倡主张新生活、提倡尊孔”是因其认识到,相较伪满“主张王道、振兴儒术”,“非此不足笼络人心”。[57]



日本御用大儒、斯文会前副会长井上哲次郎表示:“看到‘满洲’正实现着美满的王道乐土,(南京国民政府)终究无法无动于衷,作为其多少影响下之结果,于昨年八月二十七日举行释奠,以孔子生诞日为国祭日。”[58]另一位军国主义儒者、斯文会编辑部部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田真治也宣称,南京国民政府“自昭和九(1934)年起,急忙复活孔子祭、采取尊崇孔教之方针者何也?实为东京汤岛圣庙复兴并以此为契机召开儒道大会之影响所致也”。[59]



如上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虽然蒋介石等当权派的文化取向日渐保守,不断释放尊孔信号,但国民党内不同群体之间围绕尊孔与否始终存在尖锐对立,祀孔的阙如、林庙修复和圣裔优待的迟滞,无不体现了走向尊孔之困境。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精神动员的需要,再次为尊孔复古开辟了道路,而日本的大修孔庙和儒道大会则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促使国民政府克服内部文化分歧,一举恢复作为国家典礼之祀孔。这是国民党走向全面尊孔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衍圣公渡日风波与孔氏嫡裔纳入国民政府体系



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尊孔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抗日御侮和标榜正统,而绝非对日本和伪满的正面响应,但在企图“以儒侵华”的日本看来,这不仅客观上符合其长期以来的对华文化号召,还增强了举办儒道大会的现实合理性。伴随东京汤岛孔庙主体工程的完工,斯文会与外务省加速推进会议计划。



1934年5月10日,基于全部工程将于次年4月竣工的预期,德川家达、阪谷芳郎再次向外务省提交儒道大会备忘录和经费申请书,正式提出将会议与孔庙落成典礼合并举办,并在一般学者外另邀孔、颜、曾、孟后裔15名与会,以增其隆重。[60]6月,为使“儒学会议之准备工作得见进一步之进展”,德川家达和阪谷芳郎再次向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请求协助。



鉴于中国“尊孔之风的复兴”,阪谷直陈会议对引导中国舆论的必要性:“借此机会自民国招待学者名士,与我国上下之人相会,察看我国实际国情,进而以此实地之经验,引导彼国之舆论。”[61]6月13日,基于对儒道大会“作为联络东方民族精神之文化事业实有意义”之认识,广田弘毅训令驻华(含伪满)各使领馆秘密调查推荐各地区出席学者与圣贤后裔。[62]



孔子后裔在日本久具神圣化色彩,不仅被视为儒教之象征,还常常被与天皇之“万世一系”相提并论。近代以来,无论朝野均欲借助这一特殊文化符号开展对华活动。辛亥鼎革后,日本朝野不时有拥立衍圣公为帝的呼声。[63]民国以来,日本各界赴曲阜祭孔者不绝如缕。1922年,鹿儿岛孔子祭典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孔府通告日本的尊孔盛况。[64]1926年,斯文会会员、鲁文化研究者马场春吉与孔府建立常态化交往。1



927年,在马场建议下,曾于一战后任日本驻青岛军政署调查部主任兼教育科主任的军国主义“孔教徒”田中逸平呼吁日本向孔府捐建图书馆并前往祭孔,以建立两国的“斯文同盟”,他同时建议拥立孔子后裔为君主,建立“王道国家”。[65]1928年2月,田中之内兄、斯文会编辑部部长盐谷温受外务省资助率团来曲阜祭孔,并邀衍圣公赴日留学[66],后因济南惨案之发生而未果。[67]此后,斯文会副会长涩泽荣一等人仍坚持邀请衍圣公赴日游历。[68]



另外,如前文所述,1928年7月改革曲阜林庙案发生后,马场春吉、峰间信吉与金子定一、大川周明等曾两度运动张学良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没收林庙,不仅如此,大川还要求张迎衍圣公于奉天,以借助其“实现王道国家于东三省”。[69]自1931年起,马场春吉的山东文化研究获得外务省资助,他出入孔府“采其门外不出之贵重家谱和记录”,对圣迹和圣裔状况作整体调查。[70]1932年1月30日,马场春吉受邀在外务省报告孔孟遗迹及其后裔之现状[71],其演讲稿后被印发给外务大臣、省内各部局课以及驻各国使领馆,为外务当局认识和利用孔子后裔提供了重要参考。[72]



如前所述,早在1933年初,斯文会即曾命马场春吉先期斡旋衍圣公赴日参加孔庙落成和儒道大会事,尽管其“竭尽精力”历访孔族长老,但宥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情势,孔府“终究未有允诺”。[73]有鉴于此,1934年8月3日,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在向外务大臣报送其物色的圣裔和鲁籍学者人选时,特别强调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逐一怂恿”的重要性。为便于利用韩之权威,在衍圣公孔德成以外,西田主要推荐了省教育厅科长孔令燦等具有公职身份的孔族成员,以及赵新儒、庄陔兰、靳云鹏等鲁籍名流共15人。



其余各使领馆也陆续将本辖区内学者名人报送外务省参考:驻北平公使馆推荐了江瀚、孙雄、吴宓、黄节4人;驻上海公使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驻华公使馆未迁南京,在平沪两地同时办公)推荐了章炳麟、蔡元培、董康、章士钊、黄侃、叶恭绰、许世英、于右任等14人,上海总领事馆报送了王一亭、章炳麟、陈柱尊等5人;天津总领事馆报送了王揖唐、陈宝琛、方若、赵元礼等7人。[74]



1934年8月27日,中国举国上下隆重举行了恢复祀孔以来的首次祭孔典礼,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将各处使领馆呈报之祭孔盛况汇集成册,下发斯文会与各涉华文化团体参考。[75]中国的尊孔风潮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召开“儒学会议”的现实意义和合理性,斯文会由此加速推进会议计划,并于9月20日正式将会议名称确定为儒道大会。同时,斯文会委托受外务省指派前往伪满及华北考察文化事业、曾长期担任驻华领事的“中国通”岩村成允代为邀请中国学者和圣裔出席大会。[76]



根据外务省训令,人员筛选均在保密中进行。然而,9月21日,日本联合社却根据对斯文会副会长服部宇之吉的采访,报道了儒道大会计划,并提及孔德成、孔令燦受邀,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等亦参加。[77]该消息经两国报刊转载后,立即引起国人的警觉。时人咸将该大会视为文化侵略,认为:日本将“藉孔德成参加祭礼一事,作为中国民心倾向亲日的宣示”;“相机挟孔德成到伪国去,以便在王道主义的口号下,期得以收拾未死的东北的民心”;“争得孔德成,实无异争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日人愚弄溥仪之余,再来愚弄一个孔德成”。[78]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9月25日,孔府以孔德成名义登报声明绝不赴日。[79]



对此,9月26—28日,西田耕一在给外务大臣的机密报告中坚信该声明不过为孔令燦个人摄于党部压力所主使,而“孔家对日本并非有恶化之感情”,其判断依据为:1.当年5月其本人访问孔府时受到“恳切”招待;2.孔府向来对到访日人提供便利。他分析,孔府发表声明之原因为:1.“最近国民党之方针倾向儒教崇拜,恢复祭孔、修理孔庙,对于停发已久之对衍圣公府的补助金,公府和政府也在折冲之中,此种问题有刺激党部等相关方面感情之虞”;2.“最近,日本欲策动拥立孔德成(为傀儡)于华北之谣言在部分中国人之间流传,对舆论有显著刺激之虞”。[80]



面对极其不利的舆论形势,9月27日,西田会见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强调邀请圣裔参加孔庙落成 “超越国际关系,基于尊崇儒教且发扬东方文化之宗旨,不含任何政治意味”。何表示,无论孔府如何声明,山东作为孔子文化发祥地,理应派适当人选出席。10月14日,岩村成允抵鲁交涉(此前其已在伪满拜谒溥仪,并在北平拜会何应钦、黄郛、袁良、傅增湘、汤尔和、伦明等人)。15日,西田和岩村分别往访韩复榘和孔府。



韩表示“斯文会之举诚有意义之事”,但也说明“孔德成尚年幼且学业在身,不可能出席”,将另选孔族代表及山东儒者赴会。对岩村的造访,孔德成称病未见。17日,朝鲜银行总裁加藤敬三郎亦携西田耕一的介绍信到访孔府,孔德成仍以病中为由未予接见。



次日,孔德成致函西田耕一,对未接见岩村和加藤一事表示歉意:“鄙人亟愿竭诚接见,藉亲贵国时贤。不料天不假缘,适抱采薪之疾,不可以风,心殊愧歉。”此信令西田重返乐观,在给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他重申“绝对不出席之声明不过为时事所迫之不得已之举”,想当然地认为孔家“甚至感谢我方之好意”,并建议今后充分动员韩复榘。[81]



继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压下恢复祀孔后,国民政府又着手筹划修复孔庙和优待孔子后裔。1934年8月28日,首次祀孔大典次日,汪精卫进一步提出三项尊孔意见,其要点为:1.对衍圣公孔德成决另予封号,以示尊重;2.孔氏免赋田亩10万亩,亦决由政府加以整理,以赡其后裔;3.由内政部拟具修复孔庙办法。[82]30日,国民党第136次中常会推戴季陶筹拟尊崇孔子、发扬文化办法。[83]



孔德成东渡风波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尊孔进度明显加快。1934年9月27日,韩复榘电蒋介石、汪精卫等,谓修复林庙不敷甚巨,请中央速筹办法。[84]10月3日,韩又急派何思源赴南京面见汪精卫、戴季陶等,敦促修复孔庙及优待孔裔。[85]4日,国民党第141次中常会通过《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规定由中央拨款20万元,各省参照总理陵寝例分担费用[86],将修复孔庙提升为国策工程。其后,中央又拟成立“修理孔庙委员会”,戴季陶任会长,加聘孔氏后裔为委员,首批拨款10万元亦于当月汇抵。



关于孔氏财产,《办法》规定可由政府协助其整理,以法定形式否定了没收林庙案以来喧嚣多年的收归公有论,保障了孔氏财产安全。同时,国民政府内定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87],继于11月15日由国民党第147次中常会议决通过,畀以特任官待遇,正式将孔子后裔纳入国民政府体系。[88]孔子之尊号因之从1934年恢复祀孔时的“先师”,回归至王朝时代追封的“大成至圣先师”,国民党之尊孔达到顶峰。



对于国民政府加速尊孔与日本拉拢圣裔之关联,中日两国舆论有充分之认识,多将两者相提并论。如《申报》新闻《衍圣公孔德成拒绝日人诱惑》标题下有“鲁省修复孔庙会议进行中”之副标题[89];该报还以“日人劝曲阜衍圣公孔德成赴日引起各方注意”为背景,详细介绍了国民政府修复孔庙、整理孔氏田产的动向。[90]井上哲次郎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本年对孔、颜二氏子孙大表敬意,无论如何思考,都无外乎是受到儒道大会之影响”。[91]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孔庙已受损有年,对其进行修复与日本无必然关系,可是,若不抢先将衍圣公纳入国民政府体系,即无理由限制其东渡,两者关联不言自明。



四、儒道大会的召开和国民政府代表团的派遣



自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一度进入“平静期”。然而,自1935年1月起,日军重行进犯华北。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蒋汪当局,在与日军局部折冲的同时,亟思从外交上寻求解决之道。与此同时,广田弘毅自上任以来一面处处追认、配合军部的侵略行动,一面又标榜“协和外交”,企图巩固侵略成果,摆脱国际孤立。



以蒋介石于1935年初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契机,“国民政府在年初确定了对日缓和、化敌为友的方针”,向日本释放出改善关系的信号。[92]1月22日和25日,广田弘毅接连在国会贵族院、众议院的演说和答辩中提出了“与邻接诸国之间常重善邻之谊,以互不侵迫为宗旨”和“不威胁、不侵略”的外交原则,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我任期内断无战争”。[93]



随即,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亲日”举措回应广田外交:1—2月间,蒋介石破例接见日本驻华武官铃木美通和公使有吉明;蒋汪数次发表亲日谈话;密集发布禁止排日令;撤换党内反日派(如邵元冲)等。作为“回报”,5月17日,日本外务省宣布将中日外交等级由公使级提升至大使级,日本与国民政府之“亲善”达到高潮。6月10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要求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94]这就是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概况。两国围绕儒道大会的交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其过程与结果深受该时期两国外交格局的影响。



1935年2月20—21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通知驻华各使领馆,将于4月28日起举办儒道大会,要求各处即行确定出席人选。对济南总领事,外务省特别要求在“与韩主席及孔家等方面充分接洽”的基础上,促使其派遣孔、颜、曾、孟四圣后裔各一名及山东儒者一两名赴会。[95]3月3日,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召集财阀头领、外务省、斯文会等方面商议会议资金问题,在三菱银行会长串田万藏、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社长兼斯文会监事矢野恒太的带领下,当场基本完成资金筹措[96],可见当时以尊孔开展对华文化活动已成为日本各界之共识。



接广田弘毅电令后,3月2日,西田耕一面见韩复榘,请求其斡旋圣裔人等参会,并表示将视情况直接与孔家沟通。韩试图阻止西田与孔家直接接触,他表示,“孔家等各家对政府及外界颇有忌惮,实难自主决定”,且孔德成为中央任命之奉祀官,宜由政府出面商请。韩还暗示“在当前形势下如给外界造成山东省政府独断行之的印象,有招致种种误解之虞,在形式上有报告中央之必要”,在维持对日合作的同时力避招致“亲日”之非难。4日,应韩复榘要求,西田以公文正式照会山东省政府,交涉圣裔赴日一事。[97]



3月12日,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和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专程前往孔府,得到孔德成“绝不赴日本,来访日人均拒绝”的承诺,两厅长也允诺为孔府查清抗租田产,严厉催缴[98],此举似有通过优加安抚,使其一唯政府之意是从,不与日本单独接触之目的。



为加快邀请进度,日本外务当局在与山东省政府局部交涉的同时,还直接活动中央政府加以推进。3月16日,西田耕一面见韩复榘再催此事,韩告其已电请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指示。19日,西田建议外务大臣和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直接运动汪精卫。21日,须磨函请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希望“汪院长怂恿孔德成参加”,唐允为斡旋,并表示“如其本人主动要求参加则简单矣”。[99]



对正积极与日谋和的国民政府而言,尽量迎合日方无疑是展现“诚意”的良机,且弱势地位也不允许其完全拒绝日方要求。但从国民政府自身立场出发,所有迎合都必须以规避圣裔被挟持为傀儡为前提。其实,国民政府对日本利用圣裔的蓄谋亦有清醒认识。



1935年1月30日,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将其亲信、北平《实报》社社长管翼贤发来的日本将利用孔德成的密电呈报蒋介石:“日使馆消息,日文部省在东京修建孔庙,已派员来平购买古物及孔庙用器。日方拟必要时挟衍圣公孔德成东渡,作将来对华北军事上傀儡。”[100]如孔德成重蹈溥仪之覆辙,必将被当作宣扬“王道”的工具,极大地助长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故不使之赴日殆无疑义。在政府态度尚不明朗时,山东部分青年也认为孔德成“东渡必受人利用,一致反对此种举动”,并“联名呈请中央阻止圣裔之此行”。[101]



最终,汪精卫采取了折中对策。3月26日,汪精卫电示韩复榘政府方针。据27日唐有壬向须磨透露,汪以“孔德成为小学毕业程度之少年”,决定另派鲁省学者代其出席。同日,西田面见何思源,请其“至急决定”人选。何思源以正待中央回训为由,仅将奉韩复榘“内命”铨考中的名单交付西田,内定曲阜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或民政厅主任孔令伟代孔德成出席,其余为颜、曾、孟各氏奉祀官及赵新儒、王献唐等学者。随后,韩复榘在会见西田时也向其透露,“汪院长以孔子后裔渡日无大碍,当许可”,原则上表示同意。[102]



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决定以中央政府名义派圣裔代表赴日参会。3月30日,内政、教育两部电令山东省政府,儒道大会不必使孔德成亲往,应由民政、教育两厅遴选圣裔及儒者代表开具履历报部审核,并须于赴日前来京请训。[103]4月3日,西田再访韩复榘确认中央回训,韩告其:“汪院长令外交、内政、教育三部会商后,准孔子后裔代表人等赴日,尤其对该人等采取中央派遣之形式,赴日前须进京请训。”4月5日,西田耕一复面催韩复榘提交正式名单。



当日,韩派孔令燦前往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口头通知以孔昭润为孔德成代表,并再次透露中央之指令:“各后裔皆正式代表,均由中央给资、中央派遣,且出发前须赴南京,由中央派适当人员带领赴日。” [104]4月14日,山东省政府正式将行政院核准的出席人员名单函告西田耕一,分别为:至圣奉祀官孔德成代表孔昭润,复圣奉祀官颜世墉代表颜振鸿,儒者代表聂澄泽、赵新儒,省政府秘书处外事股主任王守德。[10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韩复榘、孔令璨两经表示各代表均由中央给资和派遣,但在正式名单通报后,韩复榘却向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馆员暗示希望日方承担费用。为避免因旅费问题影响代表赴日,外务大臣电告西田耕一日方可承担一切费用,下榻地点亦可定在日本最豪华的帝国饭店,并要求西田火速提出所有礼遇要求,避免再生枝节。从此细节亦可窥出日方对圣裔来日期盼程度之一斑。[106]



与圣裔邀请工作相同步,日本驻平、津、沪使领馆亦按照斯文会提供的名单,邀请学者名流。由于受邀对象多为曾任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的中方委员或参与其事者,所以多欣然应允。加之,他们均以个人身份出席,与外交无涉,故较易决定。受邀者中,除陈焕章已于1933年离世外,傅增湘、江瀚、孙雄、吴廷燮、王一亭以抱疾或家事为由谢绝,最终出席者为:前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董康,前北京执政府秘书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梁鸿志,辅仁大学教授、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伦明,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陈任中,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汤中,前北京众议院议员张海若及随员等共20余人。其中,汤中为唐有壬推荐,体现了国民政府外交当局对儒道大会的配合。[107]



受中日关系影响,名单以外一般人选的邀请工作举步维艰。日本驻杭州总领事力劝当地学者钱文选与会,驻汉口总领事请求省政府主席张群推荐人选,驻广州总领事劝汕头孔教会主席温廷敬、副主席杨雪立出席,均未果。驻苏州总领事亦未觅得有意出席者。[108]当然,与主动邀请受挫相对照,未受邀请而志愿或自费出席者亦非全无。



河南“孔学研究会理事长”乔作栋、河南大学教授汪吟龙[109]、天津市政府监察事务主任裘世廉在阅报得知后[110],均主动向日本驻济南、天津总领事馆申请参加(由于乔、裘资格不足,所以最终仅汪吟龙一人成行),汪吟龙并称赞日本“之尊崇先师孔子实为吾辈同人之所感谢者也”,反映出当时国人对日态度和赴日目的的多样化。



伪满方面,郑孝胥一度表示“如能遍邀欧美各国学者来东京观礼,则必设法请假,前往与会”[111],但实际并未出席。揆之当时状况,或因:1.溥仪同期访日,郑须在伪满留守;2.仅有两名欧美学者出席,国际化程度较低,郑若出席易遭到国民政府代表的抵制。最终,伪满派出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伪奉天省教育厅厅长韦焕章、伪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张书瀚、伪大同报社社长王光烈及随员等6人参会。



为避免形成承认伪满的印象,国民政府十分注意政府代表与伪满代表的区隔。1935年4月17日,唐有壬向须磨弥吉郎要求,勿使国民政府代表与伪满代表同场参拜。接须磨报告后,外务大臣复称,“孔子祭典亦有相当数量之欧美学者参列,毋庸投以政治化考虑”,并允诺采取“适当之措施”规避之。[112]23日,即代表离沪出发当日,唐有壬和高宗武再次告知须磨务必加以区隔。[113]



日本将孔庙落成与儒道大会视为举国盛事,先后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3月29日,为“劝奖斯道”,日本天皇向斯文会下赐青铜孔子像[114];4月13日,伪满皇帝溥仪参拜孔庙[115];28日,汇集东亚儒者名流数百人的儒道大会召开;30日,孔庙落成后首次祭孔大典举行,斯文会总裁伏见宫博恭王、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及各大臣亲临或致贺词,盛况空前。日本从1935年起决定从国家公费中开支祭孔经费,使祭孔上升为“国祭”。此外,日方对国民政府代表尤其圣裔备极优礼,斯文会总裁、会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以及财阀首领大仓喜七郎、矢野恒太等纷纷宴请或招待游园,宫内省特别开放御苑供代表观赏。[116]



对于此次大会在对华文化侵略上的意义,日本官方和舆论均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冈田启介称:“同文同种之人相集,召开儒道大会,尤其得见自山东曲阜而来之孔家、颜家两代表,及其他诸外国之硕学,其于儒道上之深远意义,自国际上言之,亦已产生非常之效果。”文部大臣松田源治认为:“召开儒道大会,以此阐明孔夫子之盛德,图东亚同文民族之亲善,进而有所资取于世界人类之和平……更自友邦中华民国派来孔家代表之孔子裔孙,洵为锦上添花之事。大会之意义为之益加深刻,实可谓我史上空前之盛事。” [117]



岩村成允认为,“从来奉三民主义为金科玉条”的国民政府转向尊孔,且“(孔、颜)二氏依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山东省政府之命令公然来会”,将对“上升中的日中亲善趋向”裨益良多。《东京朝日新闻》社论提出建议:“当此以孔教为中心实现日‘满’华三国文化提携之际,我外务、陆军等相关当局……应配合当面之外交折冲,谋求对华文化工作之划时代发展。”[118]为引导舆论、扩大影响,日本驻华使领馆也利用亲日媒体对儒道大会大肆宣传,受日本资助的天津《民报》社社长鲁嗣香盛赞日本强盛之源在孔教,妄言日本之尊孔可以“救济我们国人一时悖谬的心理”。[119]



对于日方在大会期间对国民政府代表的诸般“优待”,代表和国民政府当局予以积极回应。在儒道大会致辞中,孔昭润盛赞“贵国复兴圣堂,并开儒道大会,提倡儒术,鄙人寔万分钦佩,不但为圣道庆,且预为世界大同庆”[120],可谓体现了国民政府的对日迎合立场。归国后,代表一行循惯例晋京复命,报告大会详情。[121]



为表达对日方优待的感谢,6月28日,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专门陪同孔德成前往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拜访来华考察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当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复率孔德成和儒道大会代表参加西田耕一举办的宴会,再表答谢。[122]此外,未出席大会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也向斯文会赠送了孔子画像。[123]可见,在中日邦交调整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均欲通过文化手段对日示好。



从日本在中国代表尤其是圣裔邀请上所表现出的迫切心情和对大会意义的过高评价可见,日本朝野上下亟欲通过尊孔导引中国之对日倾向。面对日方的力邀,国民政府采取了制而用之的策略,一方面派血缘较疏的圣裔代表与会,另一方面又畀之以中央代表的高规格,如此对应,既降低了被日人利用的风险、宣示了道统在我,又展示了政府的对日“重视”,显有借文化外交配合邦交调整之意图。



然而,文化侵略的本质决定日本的尊孔举动无法获得中国的好感,除一部分人表示应借鉴“日本吸取了我国文化,潜心研究,国势日强”的经验“对我国固有的文化,应当要发扬广大之”外[124],多数民众对此持警惕和反感态度。加之,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中国的时代潮流,儒道外衣实难引起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共鸣。



儒道大会时,鲁迅曾专门撰写日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以“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为例,讽刺尊孔“是大人老爷们的事”,批判国民政府和日本尊孔的逆潮流性。[125]



结  语



以儒道大会为契机,日本的“以儒侵华”观念进一步强化,对圣裔的拉拢有增无减。斯文会会员、汉学家松本洪不惜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军部将日本化的儒学强推于中国和伪满,以反客为主,使中国儒者“叩头”;井上哲次郎抛出与田中逸平如出一辙的圣裔拥戴论调,称中国应“立孔子之子孙为君主,政治亦行孔子理想之王道”。[126]



1936年6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派员秘密拜会孔德成,欲高薪聘为“孔圣传教使”[127];当年12月,孔德成大婚时,外务大臣指示驻华大使和文化事业部致电祝贺[128];1937年3月28日,在外务省资助下,斯文会编辑部部长高田真治一行13人携会长德川家达等人所赠礼品到访孔府。[129]此外,抗战爆发前,日本还曾三次派人怂恿孔府奉卫官孔令俊劫持孔德成,以担任未来政权之傀儡。[130]



由于国民党当局早已洞悉日本拉拢圣裔的图谋,所以对其侵略行为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1935年10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左舜生报告蒋介石,日本“如必欲另建傀儡国,则孔德成亦为日所属意”。[131]1936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与内政、教育两部讨论孔教总会立案问题时,考虑到“敌人利用尊孔心理,多方勾引孔裔,以遂行其阴谋”,专门将入会资格限定为中国籍。[132]七七事变后,为避免圣裔落入敌手,1938年1月2日,国民党军特奉蒋介石之命将孔德成送至汉口。对此,媒体纷纷以“孔德成拒绝日本将其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皇帝之劝诱”相报道。[133]



圣裔南下后,日本表现出计划落空后的极端恼怒。1月4日,即曲阜陷落当日,日军迅即探查孔德成去向。[134]当确认其已南下后,半月之间,日本主要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孔氏夫妇的“受难详报”,谴责“蒋以暴力挟持孔德成夫妇南下”。[135]斯文会也抨击蒋介石之举“丝毫不容于人道”,并称“皇军在直接对孔德成氏之安否采取万全对策的同时,已承担起保护圣庙、圣墓以及孔家于万无一失的大任”。[136]



据1939年6月12日孔德成日记记载:“日人有至家中惇惇问余重庆住址者。”[137]1942年,国民党在日情报人员还曾报告,日本大本营有人主张利用大轰炸之机,派空降兵劫持孔德成出川,然后立为皇帝。[138]此外,全面抗战期间,儒道大会的出席者如董康、梁鸿志、汪吟龙、孔昭润等,均不同程度上受到日伪的利用而出任伪职[139],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儒道大会之目的和所欲达到的“非常之效果”。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尊孔博弈与互动,不仅为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亦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综观全文,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日本的尊孔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外交需求,在根本上服务于其对华侵略之国策。中日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近代以来,为唤起中国对“同文同教”之共鸣,辅助在华侵略扩张,日本积极利用儒学对华相号召,儒道大会是该策略的延续和代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朝野尤其是以广田弘毅为代表的外务当局,在“协和外交”的旗号下通过儒道大会方式开展对华文化侵略,其目的不过为麻痹中国的反日情绪,巩固侵略成果。



同一时期,广田弘毅在华北事变上对军部亦步亦趋的配合,更足以说明其儒道号召乃至“协和外交”的虚伪性。此外,日方动用外交手段反复交涉圣裔渡日,儒道大会后复加以持续笼络、劝诱甚至不惜冒险劫持,征之田中逸平、井上哲次郎等人的圣裔拥立论调和儒道大会出席者日后多沦为汉奸的史实,实不难看出儒道大会还带有为未来侵华预选代理人之使命。



第二,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国民政府果断采取一系列对抗性尊孔举措,走向全面尊孔。国民党自建政以来,出于建立政权合法性、巩固统治之需要,蒋介石等实权派不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尊孔复古,这是国民党走向尊孔的内在动力和主因。但由于文化分歧难以调和,国民党始终未能全盘恢复儒家道统。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日本以尊孔开展文化侵略,不仅有弱化国民政府向心力、动摇民族精神之虞,更有圣裔被挟持为傀儡之风险。面对这一外部威胁,为“加强文化上之国防”,国民党克服内部文化分歧,断然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从该意义上讲,日本之文化侵略是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



第三,在儒道大会交涉中,国民政府在维护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高规格派员赴会,有借文化外交改善对日关系之考量。中日儒道大会交涉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之两国“亲善”时期,为国民政府展示“诚意”提供了机会。虽然汪精卫当局力避孔子嫡裔赴日,却另以中央政府名义派代表参会,可谓最大限度“诚意”之展示。



对此,日本朝野均给予正面评价,并极力优礼其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反日形象。日本外务省宣布将对华外交等级提升至大使级,正是发生在儒道大会召开次月。若言邦交提升是日本对国民政府“亲日”转向的“总回报”,则派员出席儒道大会作为国民政府直接“亲日”表现之一,其与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的关联似应得到注意。



最后,对华侵略的根本国策使日本的尊孔活动最终收效甚微,未能也不可能达到引导中国主流舆论之目的。虽然儒道大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最高潮,但其实际效果上却与预想相差天渊。国民党虽在形式上全面走向尊孔,但其目的是与日对抗,并非日人自认之良机,派代表出席亦不过为缓兵之计,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同一时期军部在华北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更使中国朝野意识到与日“亲善”无异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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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我相信人性本恶!
作者: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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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本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二、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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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结束后的中国模样
凡眼看凡间 2022-04-2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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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模样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
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因此,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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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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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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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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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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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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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猫头鹰”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
“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等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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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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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访谈录》,第558页)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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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良:康德宣称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地运用自身的理性”,依靠理性来反专制,争取自由和民主。萧老师您如何看待“启蒙”?



萧三匝: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早就死掉了,当人们把“理性”当成偶像来崇拜的时候,就走向了“理性的自负”,启蒙运动随之就死掉了。启蒙运动必然死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因为理性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的。但是,上帝赐给人的神性(从俗而言,即人被造时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以下也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神性”一词)包括很多方面,除了理性,还有意志、情感以及一切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在上帝那里呈现出和谐共生的状态,上帝不会让祂的任何一个属性过于突出而忽视其他属性,因此上帝是节制的、中道的上帝。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和谐共生就是善,否则就是恶。我们要知道,就算同样是美德,相互之间也会打架的。比如,过度强调勇敢这一美德,就可能丧失怜悯这一美德;过度强调荣誉,就可能丧失谦卑。



然而,当人抛弃上帝以后,就会高举神性中的某一属性,而无视上帝的其他属性,结果就是猴子扳苞谷,最后一无所获。也就是说,人原本分有上帝赋予的神性,就什么都已经拥有了,但人不知足,“生在福中不知福”,偏要挑肥拣瘦,扛起一端就跑,于是反而就失掉了一切美好,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偏离了上帝,就不可避免的陷在罪孽之中了。



启蒙运动就是如此。刚开始,启蒙思想家在高扬理性的时候还承认上帝;后来逐渐就转向了自然神论(只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否认上帝无时无刻不在护理这个世界,好像上帝就喜欢当甩手掌柜),也就是说只承认半个上帝;最后就走向了反对上帝的存在,只相信自己的所谓理性了。当他们中有人高喊“上帝死了”的时候,其实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都疯了。所以,当人不求理性的时候,自然就有理性,而人一旦高举理性的时候,必然走向疯狂,走向反理性的邪路。



第二,康德说,启蒙就是“勇敢地运用自身的理性”,问题在于,谁能促使人“勇敢地运用自身的理性”呢?能让人用好自己的理性的只能是上帝,但启蒙思想家认为,他们是已经能“勇敢地运用自身的理性”的先驱,所以有资格号召其他芸芸众生来运用自身的理性,他们已经把自己摆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因此是最不自知的僭越。结果是什么呢?在法国大革命中,大众倒是被他们煽呼起来了,但法国由此陷入了长期的内乱,革命者想不到的是,他们最终也被革命本身吞噬了,法国到如今已经是所谓“第五共和国了”。那么我们试问,在杀人如麻的长期内乱之中,人的理性到底在哪里?简而言之,法国革命者梦想进入理性的天堂,结果却是无可阻止地掉进了死亡的地狱。



第三,启蒙思想家所谓的“理性”,本是指科学理性,也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它建基于常识,以逻辑推理为最重要的工具。比如,如果A+B=C,那么C-A=B。但问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而人不仅仅是由物质构成的。所以纯粹的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能用对待物质的思维来对待人,否则人必然成为工具,而不是康德所说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悲剧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大量思想家认为他们通过理性,掌握了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如同自然科学那样铁板钉钉的规律,结果我们早看到了,那就是无休止的人间灾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思想中的确存在很多毒素,很多思想饱含剧毒,我们不应该匍匐在那些思想家的脚下,学习西方思想,必须同时学会清除西方思想的毒素。在我看来,凡是把人仅仅当成物质的思想,都是含毒的,因为它们不把人当人看。从这个意义上,宇宙大爆炸论、进化论都是剧毒思想,而这些思想充其量是一种假说而已。后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更要命的是,这些思想至今还充斥在全世界的大学、研究机构里和媒体上,当代西方乱象频生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找到根源。所以,我反对“社会科学”这个词组,有关人类社会的学问,严格意义上都不能叫“科学”,至少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四,至于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可以依靠理性来反专制,争取自由和民主,我只能说,这从来不是事实。任何时代,人们做决定的时候,尤其是自愿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甚至不惜生命的时候,都不完全依靠理性,甚至主要不是依靠理性。实践中的理性,更多是实用理性,也就是计较后果、计算现实得失的理性。试问,如果都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谁还会去争取自由民主?启蒙思想家上面这个主张真可谓南辕北辙,勇敢绝对不会来自人的理性,绝对不是人越理性越勇敢,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更不用说我们首先就要追问自由和民主这两个价值是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了。或者说,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正当性?



民主和自由需要经过上帝的淬炼

王学良:您怎么看待自由和民主?

萧三匝: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上断头台前,不是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吗?人们追求的第一价值不应该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人一旦只追求这种自由,把自由这一价值高举于其他价值之上,必然就会走向反面,不受限制的自由必将带来丛林社会,是巨大的奴役。



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上帝同在,人与上帝同在就是与美善同在,分享上帝的美善,受到上帝的保护,这种状态下的人没有罪的掺入,所以是真自由、大自由。单纯强调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危险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经历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上帝赐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却选择了背离上帝的命令——犯罪,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的结果。



为什么英美所说的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道理很简单,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真自由。那么,人间法律的源头在哪里呢?在上帝订立、颁布的律法那里,在上帝的公义里。否则,人为什么要遵守别人制定的法律,而不是自己为自己订法律?不能认识到人间法治的根源在上帝的律法,可以说不算真懂什么叫法治。



总之,没有信仰的自由不是真自由,而是放纵,这就是我们在西方左翼那里看到的,好像人做什么都可以,同性恋也可以,滥交也可以。这样发展下去,其逻辑的必然发展就是人兽交媾都可以。请问,这真是人应该要的自由吗?如果人兽可以交媾,人是把自己拉低到动物的等次了呢,还是把动物抬高到了人的等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邪恶的,因为在上帝创造的秩序里,人一定是高于动物的。所以,必须靠信仰来约束、规制自由。也可以说,信仰成全自由。



那么民主呢?民主就有天然的合法性吗?更没有。请问,用什么来证明民主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呢?我们说民主具有合法性,说民主好,是针对专制而言的,因为我们预设人人都有原罪,由任何一个人来实行专制就意味着灾难,因此还是大家共同来决策比较好。但如果人人都甘于当罪人,不愿意悔改,通过民主来决策就一定比专制好吗?如果我们认真去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写透了人性,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的人性,那真是全然败坏的垃圾。如果每个人都是垃圾,所有垃圾都来自己作主就不是垃圾了吗?去看看《出埃及记》吧,当摩西遵照上帝的旨意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埃及带向自由的征途中,看看以色列人通过“民主”做的决定是什么吧,是拜邪恶的偶像,是自愿再回到埃及当奴隶!



那么是不是民主就必定无药可救呢?当然不是,如果民众拥有相对一致的信仰,民主就是可欲的。通俗地说,民众“三观”相仿,大多数人都有敬畏心,才能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共同体也才有基本的凝聚力。就像上面所说的自由那样,信仰其实也约束、规制着民主,本质上也成全了民主。换言之,要谈民主,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问题是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没有相对一致的信仰的人民是否可以建立合宜的制度,是否会尊重大家一起建立的制度?



所以,不是说自由民主不是好东西,只是说它们是铁匠铺里刚刚出炉的铁器,还必须经过上帝的淬炼。



有人说,你这不是换一种形式的思想统一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信仰不能强制,只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没有说每个人都要有真信仰,我也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不妨碍我说一个共同体需要相对一致的信仰。从反面来说,一个共同体要是没有真信仰,搞自由就意味着放纵和共同体的崩溃,搞民主就极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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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不能带来希望,希望来自灵魂重生

王学良:前不久有媒体人感叹启蒙失败了,但有很多学者虽然承认启蒙效果不理想,但他们主张启蒙本身是对的,所谓“启蒙尚未完成”,呼吁还要继续启蒙、不断启蒙,因为希望在于启蒙。看来您是反对这种看法了?



萧三匝:当然反对。几个月前,我写了一篇题为《驳邓晓芒教授论第三次启蒙书》的长文,详细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里就不重复了。简单来说,我认为,启蒙早已死掉,而且不能重生,启蒙本身就是病根,而不是药方。靠启蒙来治疗中国社会的病,就如同给拉肚子的人开泻药一样不负责任。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致的原因我在上面也提到了,这里只想提一点:你发现没有,那些呼吁继续启蒙的人总把启蒙失败或启蒙效果不理想归咎于客观现实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开玩笑吗?人类社会犹如一股洪流,现实环境从来都是泥沙俱下,哪有什么真空一样的环境等你去启蒙?也就是说,任何思想运动都必须直面现实环境,你的药方对改变环境无效,不能怪环境不好,只能怪你的药方弄错了。



我想说的是,希望不在启蒙这里,而在上帝的启示那里。



王学良:“启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什么叫“启示”?“启示”与启蒙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希望在“启示”那里?



萧三匝:的确,中国虽然有“启示”这个词,但大家未必真明白它的意思。所谓“启示”,简单来说就是上帝跟人说话,告诉人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上帝的启示在《圣经》里写得明明白白,人跟着上帝走就行了。上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人来说,明白该走什么路、什么是真理、如何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不是最重要的事吗?一个社会也一样。



启示是自上而下的,启蒙是自下而上的(在上帝面前,即便那些自命不凡的思想家其实也在下面);启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的上帝发动的,启蒙是所知有限、能力有限、良善有限的人发动的;启示就是让真光照彻幽暗的人性,启蒙就是靠人在那里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



为什么说希望在启示那里呢?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带给人真正的盼望。刚才不是说到关于勇敢的话题吗?其实也只有拥有真正的、坚定不移的盼望的人才能勇敢,如果大家去了解下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前三百年的殉道史,一定会感叹他们是多么勇敢的人了。



说希望在启示那里,就是说希望在上帝那里,上帝提供希望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对天国的应许,比如兴起圣徒。真正的圣徒只敬畏上帝,对世间的任何艰难困苦都是无所畏惧的,社会的改变需要的恰恰就是圣徒,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因为他们充满对永生的盼望,所以能以苦为乐。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希望在启示那里,在上帝那里,也可以说希望在圣徒那里。这不是说功劳属于圣徒,功劳当然属于上帝,因为圣徒之所以成为圣徒,是由于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和呼召。



王学良:启蒙的对象不只是年轻人,但常常是年轻人。梁启超曾有“少年中国说”,鲁迅也曾寄望青年“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如今的青年应当向何处去?对比百年前,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吗?



萧三匝:老实说,我非常讨厌一帮中老年人把自己打扮成导师,寄希望于青年,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心理。他们明白自己其实是不行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都不足以能给青年指路,但出于摆脱不了的导师欲作祟,总喜欢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地寄希望于青年。有个老教授,光自传性的书都写了好几本了。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书和文章不过写了两句话:一,我曾经很牛的,但我也难呐;二,我现在不行了,你们一定比我们强,你们上吧。真是太聪明了!媚上俗,媚众俗,难道向青年献媚就不俗吗?



在我看来,中老年和青年都一样,谁都不比谁有希望。希望来自灵魂的重生,如果灵魂不能重生,如果还像启蒙运动一样高举人的理性,如果不能突破常识思维和实用理性的阻碍,再等几百年,还是没有希望。所谓青年,其实不是真青年,不是“新”青年,他们不过是身体上比中老年人新一点而已,灵魂上还是相当旧的,所以不妨称他们为“老青年”。



我自己没有资格寄希望于青年,更没资格给青年指路。我只能说,我相信的那条路其实就在那里,但我已经说过了,那条“道路”不是我指给青年的,是上帝指给全人类的。“祂必高升,我必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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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更新文化,而非消灭文化

王学良: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已成为一门显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抽掉基督教精神,保守主义就不是保守主义了”。您怎么看?



萧三匝:我不愿过多关注、讨论各种主义,因为任何主义都强调某一个价值,而忽略其它价值,都难免偏颇。人所知的事是相当有限的,重要的不是定睛人,定睛人间的学说,而是定睛上帝。但是,人总是生活于具体的时空处境中,不能漠视这一具体时空,所以基督教主张要打通经验世界和超验存在,也就是要“在地如在天”,这也是我偶尔讨论政治哲学的原因。



说“抽掉基督教精神,保守主义就不是保守主义了”,我是赞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是英美保守主义,不是德国式的保守主义,是高举上帝主权的保守主义,不是高举人的保守主义。为什么保守主义不能抽调基督教精神呢?因为保守主义保守的就是上帝创造、护理的秩序。也正是因为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上帝创造、护理的秩序,所以它是相对其他学说更为正当的学说,是离上帝的真道更近的学说。当然,英美保守主义思想家也不少,各自具体的思想主张未必都一样。更重要的是,人毕竟是人,无论是单个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也好,还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也好,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王学良:中国缺乏超验性价值体系,也缺乏英美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习俗、习惯,如果保守主义的中国化完全求诸基督教,而舍弃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无疑是相当激进的。可以说这种思路本身就很不“保守主义”,您认为保守主义在中国落地,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萧三匝:对这个问题,我春节期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新年论文:保守主义必须“接着讲”》。发表出来后,有朋友对我说,他们赞同我那文章的论点,但对我的一个具体提法,就是保守主义需要中国化,他们不认可,他们担心由此陷入传统的中国特色论。



我理解他们的顾虑,我们的确需要警惕在学习任何西方思想时迁就于所谓的特殊性,最后弄成“四不像”;但是任何源自西方的思想学说进入中国,事实上都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否则就没办法落地。或许,我们提“保守主义需要处境化”更好,但这里的“处境化”其实就是“中国化”,因为我们必须直面的还是中国的处境嘛。更何况,保守主义倡导的是一些原则,而不是教条,要警惕把保守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这样做,不仅从原则上违背了保守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会落得曲高和寡的局面。



关于保守主义的落地问题,我在那篇论文里讲了八个方面,属于不完全列举,这里就不细讲了,只谈谈你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抛开所谓的基督“教”的意识,重要的是基督信仰,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一谈起基督教,总认为它来自西方,适合西方,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文明系统、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文化系统,为什么要信西方来的基督教呢?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基督教并不诞生在西方,它诞生在以色列,以色列属于近东;其次,也不仅是西方人才信基督教,东方的韩国就是基督教大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而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救主。上帝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上帝,而是宇宙万物的上帝,尤其是全人类的上帝,当然也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让我们再回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略微考察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看别人能否给我们带来什么经验。要了解这个问题,我推荐两本书,一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是加拿大历史学家科克伦的《信仰与古典文明: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长话短说,结论是什么呢?是基督教更新了西方文化,而不是消灭了西方文化。基督教进入任何一个文明体,都必然经历这样的过程。换言之,上帝的真道会更新人间的道理,中国当然不会例外。



王学良:基督教进入西方时,唯一的对手是希腊文化。以哲学为核心的希腊文化关注人,但同样应该注意到希腊文化是有神学根基的,比如创作《俄狄浦斯王》的伟大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他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讲述俄狄浦斯的故事,他暗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强调“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僭主”,对神的意志充满了敬意。即便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明确表示对神的信仰,认为神是人的监护者,人是神的财产。他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可以说,基督教与希腊文化有很多契合点,基督教也从希腊文化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在更新自身的同时也更新了希腊文化,二者是相互更新的关系。但很明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更为困难,不是一句“中国当然不会例外”可以解决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萧三匝:严格说,基督教进入西方时,对手不仅是希腊文化,还有罗马文化。这两个文化体系在对神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就是相信有神,但都属于多神崇拜,所以基督教是用独一真神征服了虚假的、本质上是人造的多神。中国的情况与罗马帝国有相似之处,就是中国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多神崇拜,比如认为玉皇大帝、城隍、土地公公、妈祖、文昌菩萨等等都是神;但是,真要问中国人是不是真信这些神呢?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信,因为这些神本质上也都是人造神。中国人进入周代以后,渐渐就悬置了神,中国人的信仰底色还是无神论,这是中国与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那么,上帝既然是全宇宙的上帝,祂能征服罗马帝国的多神崇拜,为什么就不能征服中国式的多神崇拜和无神论呢?要知道,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祂是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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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蕴含上帝的普遍启示

王学良:能征服多神崇拜,就能征服多神崇拜和无神论,这之间是缺乏逻辑的。您在此前的论述中尊重逻辑,强调“处境化”,但在此处又忽视“处境”,强调上帝全能。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英美保守主义的拥趸对保守主义中国化也无良策?大多是凭借着对“上帝全能”的信仰?





萧三匝:今天可能不是深入讨论保守主义的恰当机会(以后我们找机会可以专门谈保守主义),我更愿意讨论信仰问题。“处境化”是人的责任,根本上靠的还是上帝的全能,而且上帝的全能是一个事实,人信不信祂,祂都是全能的。



有些人总喜欢把信仰与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这种非黑即白的观念是错误的。根本错误在于,非黑即白的思维是把两个事物并列起来进行选择,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一个并列关系,而是上下关系。换言之,信仰的主体是上帝,文化的主体是人,当然是上帝在上,人在下,上帝造人嘛,哪有被造物能与造物主并列的呢。打个比方,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太阳光与灯光的关系,人首先需要的当然是太阳光,但并不是说灯光完全不需要。



基督信仰是否必然排斥文化呢?这就要看文化是否必然、全然是反信仰的。我认为,文化并非必然、全然反信仰的,即便表面上看,有些文化是主张无神论的。为什么呢?根本上是因为文化的载体——人——本来就是上帝造的,即便犯罪堕落了,但人身上毕竟还残存了一点上帝的属性,所以中国文化也讲良心、良知。良心、良知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上帝给的吗?



另外,我还想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中国文化并非完全反信仰:首先,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只是到后来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如果我们承认上帝在造人时就把诫命、律法装进了人的心里;我们就会承认,后来人类形成的各种文化不过是上帝之道的衰减版和变形版,从根本上讲,文化是无力反对上帝信仰的,而且文化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其次,上帝对人的启示包括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上帝的存在,这是普遍启示;成文《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都属于特殊启示。也就是说,在先秦那个中国思想文化形成期,虽然还没有特殊启示,但上帝也给了中国人普遍启示,诸子百家的学说均可看成是人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带有猜测的成分,有些人的理解离上帝的真道近一点,有些远一点。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与上帝的真道之间还隔着必然的鸿沟。



因此,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信仰更新文化,就如同春天到来,太阳升起,冰冻的大地会自然融化一样。我们不是要抛弃文化,而是要在信仰的光照下让文化自化——自然更新,自然演化。更新,说到底,就是重生,也只有重生,才能带来希望。



王学良:也就是说,您认为这是一个风行草偃的过程,基督教文化会自然更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观点会不会太乐观?基督教信仰和希腊文化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二者并存至今,希腊文化依然如日中天。



萧三匝:首先我想纠正一下,并不是基督教文化更新各国文化,而是基督信仰更新各国文化,这里面有绝大的不同。另外,你说基督信仰和希腊文化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二者并存至今,这恰恰证明了基督信仰更新了希腊文化,而不是消灭了希腊文化。并不存在一层不变的希腊文化,西方后世的文化并不是希腊文化的翻版。至少,整体上来说,经过基督信仰的洗礼,大多数西方人都不再崇拜多神了。当然,基督教在欧洲的衰落是另一个话题,今天这个场合我没办法再深入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人类背离上帝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亚当夏娃开始不就背离了吗?风行草偃是对的,但当然以信为前提。



王学良:另外,自然更新必然意味着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甚至要以几百年为周期进行考量。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的落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吗?



萧三匝:“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万事都能。”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测要多长时间信仰才能更新文化,要等待上帝的安排,上帝自有祂奥妙的计划,可能时间很长,也可能极短。我还是想说,要定睛神,不要定睛人。end(首发于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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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

一种失之交臂的思潮

文、编:先知书店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事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直接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傅斯年,在示威游行前对学生说:“时不我待,我辈只能先行骑上虎背!”中国人迫切改变国运的心情可见一斑。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再次“开眼看世界”,寻求救国良方——



他们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被德国、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被俄国十月革命的改天换地所诱惑,并逐一模仿和学习,却在当代三大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面前,望而却步。



对此,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保守主义长期处于低潮,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全世界狂飙突进,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五四之际,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个“古老的新思想”——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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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不保守



中国语境下的“保守”,是一个形容词——过时的,抱残守缺的,不思进取的。说一个人“保守”,头脑中浮现的,不是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丑陋形象,就是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作为思潮的保守主义,“保守”是个动词——保护,守住的意思。保护,守住什么呢?——自由,能够扩展个人自由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



如果保守的不是自由,而是其他限制自由,甚至剥夺自由的东西,那就不是保守主义。非自由,不保守。比如,妇女裹脚,是传统,甚至被誉为“病态美学”,但却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那么,它和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最显著的区别,是重视传统和经验,反对激进。



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人类历史的大传统中,追溯自由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囿于本国的传统,尤其是本国自由传统少之又少的地方;保守主义者更相信自然演化的力量,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持审慎的态度。



说一个人是保守主义者,等于说他无比热爱自由,却又反对激进;说一个国家是保守主义的国家,等于说这个国家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动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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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印象中,美国的制度,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国父们,在费城根据某个新思想,“设计”出来的新东西;但实际上,这些看起来非常新的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早已有之的文明根基之上。



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将美国立国的秩序根基追溯到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伦敦这四座城市:



●基督教信仰源自耶路撒冷,国父把上帝的意图——“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变成了现实。



●乔治·华盛顿在权力顶峰,拒绝黄袍加身的治国范本,来源于雅典的梭伦——为国立法,缔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制的民主国家。



●共和政体的宝贵经验源于罗马——个人的权力、少数人的权力,和多数人的权力,都必须被分立与制衡。



●丰厚的自由传统来源于伦敦——财产权、大宪章、代议制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得以确立。



“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保守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刘军宁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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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观点,但和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不折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再次说明,保守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智慧,真理,或者“天道”(老子语),是超越时空而相通的。



仍以美国为例。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迄今200多年过去了,却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



保守主义重视传统,反对激进,但绝非拒绝变革。事实上,保守主义从不轻视通过渐进的变革,不断创发新的自由。只不过,对变革持有审慎的态度——不求完美无缺,而是“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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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



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追求完美?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



然而,保守主义者会先问,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事情,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公共领域,保守主义者既不相信完美,也不追求完美。



相反,保守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



保守主义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比如,丘吉尔说:“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由善良的意图酿成的悲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美国某些州为保障女性权益,曾规定:夫妻一旦离婚,无论错误在谁,丈夫都必须净身出户,还要给妻儿不低于之前生活水平的保障。



结果,美国出现大量可怜的男人:他们因妻子出轨而离婚,失去了婚姻、子女、财产,还要负债补偿前妻,许多人不堪重负,或流浪,或自杀;很多男性不敢再轻易结婚。看似保护女性权益,结果伤害了更多人。



法国大革命,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不断消灭掉那些“对理想社会意志不坚定,革命性不彻底的人”。起初,牺牲掉了部分无辜者;再往后,温和派和中间派也要牺牲掉;最后,所有看起来革命不彻底的人,都要被牺牲掉。



被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罗兰夫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她在临死时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血腥动荡十五年后,法国大革命走向尾声。这场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理想主义试验,最终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



砸烂“旧机器”,重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为何必然走向暴力和激进,并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人性不可强制改造”和“理性不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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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可改造



什么是人性?如何看待人性?这几乎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同思潮最根本的分水岭。



人类有不可磨灭的“天使”本性,也有与生俱来的“魔鬼”基因;人天生既有同情、怜悯、友善、上进之心,也有自私、贪婪、嫉妒、懒惰之欲。



激进主义者,妄图改造或消灭人性中所有自私的、丑陋的东西,只保留无私的、美好的东西,为此,不惜付出代价。



苏联1920年代的“造就新人运动”,把大量青少年送入“教育实验基地”,强制根除他们人性中固有的“不高尚”因素,然而事与愿违,大部分人最后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废人。



保守主义承认和尊重人性,认为“人性亘古不变,人性不可改造”,但却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放大人性中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恶。



好的秩序,比如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既能激发人追逐财富的天性,也能抑制诸如不劳而获,甚至抢劫、均分他人财富的念想。



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承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采取“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规则,打破了之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模式,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当年就实现了增收。



坏的秩序,会摧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在这种秩序下,普通人即便作恶,也常常不自知、不自省,阿伦特将此称之为“平庸的恶”,这种恶无限累加,化为滔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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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战争失败后逃匿到阿根廷,隐姓埋名,妄图逃脱审判。当他被抓获时,让人们惊讶的是:鹰钩鼻子,眼睛不大,棱角分明的下巴,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这哪是一个杀人魔鬼,倒像身边的邻家大叔。



然而,他却是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煤气鸩杀”这一高效“杀人机器”的发明者。当他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时,却言之凿凿:“奉命作恶,罪不在我。”



纳粹之恶,是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纳粹的权力之恶,则源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与此相反,保守主义对权力保持怀疑。因此,不寄望出现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然后把权力授予他,而是尽可能的将各种权力分散,并且让权力监督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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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可滥用



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知识:



●第一种知识,立足于理性构建,常运用于物理学、数学、工程等自然科学中。



●第二种知识,立足于直觉和经验,它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或理论模型来表达,常运用于人类社会实践中。



就构建一个良善的秩序而言,保守主义宁愿相信人的经验,而不盲从人类的理性。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文明,源自集体的经验积累,而非理性,尤其是个别人的理性能力。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以此来解决庞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然而,人类天性中就有“滥用理性”的冲动。各种妄图以少数“聪明人”的理性,构建人间天堂的激进主义,历史上层出不穷。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财富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改天换地”的激进主义思潮迅速崛起,并在全世界蔓延。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最后是东亚,无一幸免。



有人说,20世纪的大部分灾难和悲剧,都是“理性癫狂的产物”。



今天,人类的技术水平再次登上了新的顶峰,“理性被滥用”的魔咒,再次笼罩着人类: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



大数据的普及,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完全可行;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有人预言,“AI治国”将改造和颠覆现有秩序,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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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研究》中预言:“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将‘致命的自负’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



100多年前,科学曾是与民主并列的启蒙口号。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科学思维和技术进步,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应该警惕的,是科学被滥用于伤害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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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唯保守主义屹立不倒



源于思想的观念与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动逻辑。



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在英、美,论述保守主义的著作不胜枚举;但,中国语境下的“保守”,是一个形容词——过时的,抱残守缺的,不思进取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00多年前,从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到章士钊等人创办《甲寅》杂志,保守主义在中国曾发出微弱之光,“五四运动”后,随着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黯然退场。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被忽视,被遮蔽,被严重轻视,甚至存在许多误解。



五四之际,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保守主义经典译丛”。这是一套每个爱自由的人案头应有的一套经典:



◎提供给我们抵御时代之浅薄粗鄙的厚重思想:在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和浅薄的时代,保守主义提供的是不仅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思维模型和生活智慧——审慎、自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智慧与美德,贯穿保守主义始终。正如刘军宁老师所言:保守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有着直接相关性,是当下最重要的思潮。



◎帮助我们看清时代,避免可能的危机与灾难:它不仅可以帮助看清历史和时代,还能在日常生活决策中帮助分析判断,避免可能的危机和陷阱,为生活保驾护航。关于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如何避免危机发生;应对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解决危机的方案,决不能再制造新的危机。丘吉尔,里根,撒切尔等伟大政治家,都是保守主义的忠实信徒;巴菲特和芒格则身体力行,将保守主义用于投资领域。



◎堪称保守主义经典的集大成:它汇集了最具保守主义精神的思想大家和代表作,包括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柯克《保守主义思想》、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共同勾勒出了英美保守主义两百多年的历史。



读懂保守主义思想者,没有不聪明的,至少不会自作聪明。变局时代的今天,一套“保守主义经典译丛”更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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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从嘉兴闯荡出去笑傲江湖的大侠!


颜伟光

2018-10-30
阅读 2129

  2018年10月30日,从嘉兴闯荡出去笑傲江湖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
      作为在嘉兴的海宁跟金庸有过二次交往的我,心情更是十分的悲痛。

  金庸很重乡情,虽一生远离故土,但心系着故乡的很多事情,一生六次重回故乡。1992年,金庸首次重返故乡,拜访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龙山小学老师陈未冬,一位是嘉兴中学老师章克标。
       1982年金庸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引起陈老师的注意,遂四处打听。1988年5月,陈未冬终于搞清楚,这个大名鼎鼎的金庸金大侠就是他自己的小学学生查良镛!于是修书给金庸,重续师生之情。
        金庸回复道:“生受老师教诲,已50余年了,但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宛在目前。分隔50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若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落款处署着:受业弟子查良镛叩上。
       1992年12月,金庸携夫人重返大陆,到杭州时,特地去陈未冬家里拜望,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行大礼。
       随后,他回到了海宁,见到了嘉兴中学的教师章克标,他对老师说:分别五十多年了,今天才看您…这几十年来当记者,办报纸,写小说,承蒙老师当年的教诲。
        金庸说,我在嘉兴一年级时,章老师教我们数学,印象最深的,是教圆周率。章老一直能推算到小数点后上百个数字,整整写满一张纸…章老很幽默,一次晚自习,有个调皮的学生故意问章老 English怎样读?章老师随口道:洋格里稀。这一次聚首他们极为开心。
        1996年11月,金庸再次返回故乡,又请章克标共进晚餐。之后,好多次,金庸无论接受采访还是言谈时,都提到了他的老师,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2003年10月金庸第五次到海宁,当时我在海宁工作并参与了接待。记得在陪同金庸去参观徐志摩故居时,他说:“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
        现在想来,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有一个人物叫陈家洛,从他的身上,隐约可见徐志摩的书生形象和绅士风度。
       当时我和同事们陪同金庸到海宁高级中学等学校时,同学们高喊着:“金大侠好,金大侠好!”
       金庸向同学们挥手道:不要叫我大侠,我是你们的大师兄。然后又摆手道:你们可以叫我“大师兄”。你们男同学是小师弟,女同学是小师妹。看到各位年轻有为,很健康,很活泼,我非常高兴。
   


  2008年9月,是金庸第六次到海宁。当时我已调任嘉兴报业集团工作。金庸就托时任海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沈炳忠叫我到海宁一聚。我和金庸在海洲饭店见面时,他问起了我的工作,当得知我在报社工作时,连连说:好、好、好!他说:我也在报社工作过,现在我们是同行了。
         是呀,我知道金庸早在1946年就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这是《浙江日报》的前身,从此金庸开始他几十年的报人生涯。其后他又在《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
        金庸说,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武侠小说家,其实我真正擅长的业务是做报纸、做记者、做新闻。翻译、记者、编辑全部都做过,后做总编辑、总社长,我报馆什么工作都做过。我看现在的记者做采访就不喜欢,拿一个录音机放在那里,这个不好。你脑子不好不要做记者。做报纸我差不多有五六十年了,从1946年开始,一直没有停。我办报纸主要是出于爱好,对报纸的业务比较熟悉,全心全意地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上面。
        金庸说,我当初办报就是想办全世界最大最好的中文报纸。我们在香港,有一些独创之举。




  在写小说上,金庸笔下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查良镛1924年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袁花镇,在8岁左右开始接触武侠小说,初中三年级时初涉写作,与同学合作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
       1955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于《新晚报》连载,大受欢迎。
       1956和1957年分别在《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其后他的作品一部部横空出世,直至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总共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读者遍及全球,被喻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金庸跟其他人一样,开始写小说时,也无非是为了谋生,挣点稿费养家糊口。不曾想,这一写,会写成这么大个气候,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梦到过。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拥有许多头衔:小说家、大侠、报人、电影编剧、导演、著名学者、企业家、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等。
       记者问他,面对这么多头衔,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一个人的头衔是不能自加的,我当浙江大学教授是真的。在香港办了这么多年报纸,而且办得也不错,所以可以说我是个报人。写小说也可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小说家。”金庸一生成就非凡,到最后他只承认自己是个报人、小说家与教授。
       他也并没有傲人于世,相反,非常谦虚。五六十年代时,他自认为《书剑恩仇录》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他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再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
         尽管这是个问题,可他仍在努力,说尽管“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并表示自己“也在慢慢地不断求进步,希望小说内容跟这个主题包含的思想提高一点,不单单是打打杀杀…我觉得作品应该不单单是娱乐性的”。这说明金庸一直在进步之中,他的武侠小说,从当初的单纯娱乐到后来的不仅仅是单纯娱乐,这是一个本质的飞跃。


     


  在事业上,金庸是成功了!但在生活中,他跟常人一样也有苦恼与无奈。他一生结过三次婚。
         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相识于1947年。他刚进《东南日报》那段时间。结婚后,两夫妻到了香港,那时金庸事业初创,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妻子,致使她怨言满腹,最后离开了他。具体的原因,金庸到了七十四岁才透露,“我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 Betrayed(背叛)了我。”第一任妻子背叛了他。
         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与他一起共打江山,可以说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并为他生下两儿两女。可这一次,是金庸背叛了她。原因是他爱上了后来第三任的妻子林乐怡。当时林小姐是一家酒店里的侍应生,年仅十六岁,比金庸小20多岁。        聪明美丽,体贴入微,金庸对她一见钟情,两人坠入爱河致使第二次婚姻失败。这期间,他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身亡。金庸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悲痛的日子!后来与林乐怡结婚至今。
        金庸在武侠小说里描写了大量“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婚姻故事,但他很少对外界说起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状况。2001年4月,金庸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坦言道:“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是很圆满的,也谈不上凄美,总之不是很圆满,不很理想。”但他的爱情理想一直没有改变:“我对爱情的看法从年轻到现在都没什么改变:最理想的是一见钟情并缔结连理,然后一直爱下去。可惜只能是理想。现实生活需要婚姻制度,可惜那总让爱情走样,不过是人为的勉强结合,一种妥协。”他的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人生、对爱情以及婚姻的无奈之感!
   


  近几年,金庸先生因为腿脚不便,基本上不公开露面,慢慢淡出公众视野。2015年生日当天,金庸吧官微曾晒出金庸先生庆生的照片。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好奇,金庸到底跟他笔下的哪个人物比较像。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老实憨厚的郭靖?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
      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为“查大侠”,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
        今天,大侠走了,他的离世绝对是武侠世界的一个大损失,也是他的家乡的一个大损失,真舍不得他走!愿他一路好走,其家人亦能节哀。

更新于 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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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本|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下)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5-10 14:59
在“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里,还有一部几乎是与《武林》连载《射雕》同时面世的单行本,为《书剑恩仇录》。
出版发行这部书的,是《武林》杂志的创办者之一,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以下简称广州科普)。
广州科普是一家非常有前瞻性和专业能力的出版社,领导也很有魄力和担当。我们在前文介绍过,《武林》连载《射雕英雄传》便是最终由广州科普的社长邹斯礼拍板的。
不仅决定在《武林》杂志连载《射雕》,广州科普还同时出版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书分上下两集,书脊上标有“新派武侠小说”字样;封面设计非常直白,陈家洛正面像与香香公主的侧面像叠印,衬底是书、剑,书名是隶书的变体。可以说,原版的一切元素都没有使用,但好在保留了王司马的插图。此版因封面是人物头像,故被金迷们俗称为“大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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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1 广州科普版《书剑恩仇录》(大头版)
虽然这部书的版权页上并没有标注出版发行时间,但笔者搜集到数位购书者在扉页上的购书题签,购买时间均为1981年9月,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此书是1981年9月前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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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2 广州科普版《书剑恩仇录》购书题签
事实上,这版《书剑恩仇录》在正式出版之前,还有一个“试印本”,分为上中下三集,版权页与“正式版”基本相同,只是没有定价。封面为双色印刷,纸张极薄,图案如同手工绘制一般;内页的纸质比较差,印刷质量也不高;书内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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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3 广州科普版《书剑恩仇录》(试印本)
毫无疑义,这版《书剑》,是大陆最早金庸武侠小说单行本了。
不过,在此之后,广州科普再也没有其他动作。既无《书剑》再印,也未出版新的金庸武侠小说,甚至连《武林》杂志的《射雕英雄传》连载也停掉了。
直到1984年11月,广州科普才重新出了新版的《书剑恩仇录》。该版冠之以“《武林》丛书”,并请卢延光重新设计了封面,书名采用了明河原版的金庸题字,书内的插画与“大头版”一致。从质量上讲,纸张轻薄,字迹不清,不如“大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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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广州科普版《书剑恩仇录》(《武林》丛书版)

需要强调是,1984年11月是一个重要的时点,大陆的金庸武侠单行本翻印最早的(除“大头版”《书剑》)就是从此开始的,例如有吉林版《射雕》、时代文艺版《神雕》、四川文艺版《书剑》等,并由此进入到1985年大陆翻印金庸武侠小说的鼎盛期。

另外,还有一个与金庸武侠小说进入大陆相提并论的大事是必须提及的,即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梁羽生武侠小说也同时悄然进入大陆,“吃螃蟹者”也在广东。
1980年,广东的《花城》杂志社与广州的《广州文艺》杂志社打算联合办一个报纸增刊,他们认为,“要想松动文化板结的土壤,必须借助武侠小说”。广东著名文学评论家黄树森先生是发起人之一,他与梁羽生和金庸都非常熟识。在筹备期间,他给梁羽生写信,梁羽生当即给他回信并寄来了一套《白发魔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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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 梁羽生寄给黄树森的《白发魔女传》版本

1981年2月1日,《南风》正式创刊。这是一张2开4版大报,双周刊。在创刊号的第三版上,以大半个版面连载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由此开启了大陆引进的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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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2 《南风》(《花城》&《广州文艺》增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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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3 《南风》创刊号连载《白发魔女传》

1981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但也只印了一次,直到1985年5月,才由分立出去的花城出版社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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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广东人民出版社初版《萍踪侠影》
由此可以看出,《武林》连载《射雕》和广州科普出版《书剑》均在《南风》连载《白发》和广东人民出版《萍踪》之后。虽无法断定《武林》和广州科普连载、出版“金庸”与上述连载、出版“梁羽生”有直接关联,但以常理度之,恐怕在一定程度受到启发。

另外,《南风》连载《白发》与《武林》连载《射雕》的后续情形十分相似。《白发魔女传》连载了一年有余,到1982年4月15日第31期时,连载到第九回,大约接近全书(共三十二回)的三分之一,篇末突然出现了一个“预告”:“本报从下期开始连载英国翻译小说《大决战》”;4月30日第32期是连载的最后一期,篇末有一段“编者说明”:“本期所载《白发魔女传》是原书余下部分的缩写,至此《白发魔女传》已全部连载完毕”。至此,《南风》连载《白发》草草结束。而几乎是同时,1982年5月号《武林》连载《射雕》也是最后一期,之后便无疾而终。这两个“停载”肯定不是孤立事件,应该有其共同的原因,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拨云见日,找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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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1 《南风》连载《白发魔女传》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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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2 《南风》连载《白发魔女传》第三十二期

关于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就到这里结束了。在此,我们要致敬将金庸武侠带给我们的先行者——《武林》杂志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在大陆金迷的心中,他们却是一座永远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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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生于怀宁县查湾村高桥屋。海子童年和少年在田野中度过。池塘、荷花、桃树、槐树、麦地,构成了最初的人生记忆。海子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不怎么认字,母亲是裹脚农妇,生了四个孩子。海子最聪明,记忆力惊人。四岁多时,便能背50条毛主席语录。



在他牙牙学语时,家里人就发现他对文字着迷,只要带字的东西,就忍不住抓来看。但凡看过的故事,海子过目不忘,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十岁后,海子很少干农活,废寝忘食地看书。夏日里,他靠一桶凉水降温,寒冬,他就跺脚搓手。弟弟睡到半夜醒来,经常发现他还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看书。



高于常人的聪敏,让海子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15岁那年,他考上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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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版本|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上)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5-08 15:54
说起“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那一定是《武林》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大陆最早的金迷,当年不一定全都看过“武林射雕”;但当年看过“武林射雕”的,一定是最早的金迷。

记得在1982年左右,笔者刚刚在南京炮兵学院(即汤山炮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回目叫“黑风双煞”的小说章节,印象特别深刻,觉得比之前看过的“武打小说”要精彩万分。后来千方百计地找到之前几本杂志,读到了更多的内容,只可惜残缺不全,但由此知道了《射雕英雄传》,知道了金庸。

《武林》是一份由广东省体委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共同主办的杂志,于1981年7月创刊。创刊当年是双月刊(共发行了第1-3期),次年起改为月刊。《武林》自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每两期一回,一共连载了8期四回。每期连载,编辑们都精心设计了不同的题图及书名和回目的字样,满满的时代特色。

这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金庸武侠小说。


广东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内地第一本武术类杂志《武林》诞生于广州,比“国字号”的《中华武术》(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还要早一年多,与他们“解放思想”的程度有莫大的关系。

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一份《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使已经停滞二十多年的中国武术开启重振之路。之后,国家体委又组织去往部分省市进行考察调研,并召开了全国性的专题会议。在会议上,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武术“挖掘、整理、继承、发扬”的建设性意见,包括办一份武术类的刊物。

说者有心,听者亦有意。代表广东省体委参加会议的是已退休的省体校教务主任黄鉴衡,他回到广州后,在省体委领导的支持下,开始推动此事。体委是行政部门,要办刊物,还需要找一家实体。这样,他们找到了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以下简称广州科普)。

广东的出版社很多,广东省体委为何要找广州科普?此间固然有“熟识”“关系”的成分,但该社(领导人)的魄力、前瞻性与专业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科普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书,如笔者熟知的桥牌书籍方面,人民体育出版社还在大规模出版《桥牌入门》的时候,广州科普已经出版苏格兰桥牌作家凯尔西的经典著作了。

言归正传。广东省体委与广州科普商定共同筹办杂志后,于1980年9月成立了《武林》杂志编辑部,筹备创刊。最初,编辑部只有6个人,来自于不同的行业和单位,也有不同的专长,但“刊物必须有可读性”是大家达成的共识。这时,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进入编辑们的视野,在梁羽生和金庸之间,他们选择了可读性更强的金庸武侠作品。当然,这也是需要打破禁区的。最终,由广州科普的社长邹斯礼拍板,同意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

1981年7月《武林》创刊号发行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快便在市场上脱销。作为发行渠道的邮局,报来了大量的需求。在此情况下,编辑部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重印创刊号!不过,尽管做出了重印创刊号的决定,杂志社也还是有底线的,他们在杂志的版权页(内页的最后一页)上,标出了重印的次数与时间。

笔者收集到创刊号第三次重印的时间是1982年3月,第二次重印版本未能找到。另外,不仅是创刊号有重印,连第二期都有重印。据网络资料,《武林》创刊号印量是30万册,第二期印量是70万册,第三、四期是100万册,至于加印数量没有查到。笔者根据孔网现有资源的情况,结合前几期的印量推断,第一、二期均是加印至100万册,即创刊号两次加印共70万册,第二期一次加印30万册。

这一特殊的加印,见证了《武林》杂志发行初期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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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 《武林》创刊号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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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2 《武林》创刊号第三次印刷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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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3 《武林》第二期第二次印刷版权页

最后,附带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1981年7月,《武林》创刊时,恰好发生一件大事,即邓小平于7月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显然,这两件事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有许多的文章都说此后金庸作品在内地逐渐“开禁”,则纯属主观臆断。事实上,此后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大陆并未开禁,除了我们下期要讲的广州科普“大头版”《书剑恩仇录》外,大陆出版社最早翻印金庸小说也要到1984年11月,前后相隔三年之久。

第二个问题。《武林》杂志为何在连载了8期《射雕》之后戛然而止?这个问题笔者至今也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有了盗版书籍出来了,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尽览,言下之意是连载就没有意义了。此说完全是想当然。《武林》杂志创刊后,发行量一路飙升,许多读者就是冲着连载《射雕》来买(订)杂志的,就算有《射雕英雄传》的单行本(或杂志全本)出现,杂志社岂会随意停止连载?

而事实上,金庸最早的《射雕》单行本是吉林版,发行时间是1984年11月;此后,有鹭江版,发行时间为1985年1月;有北方版,发行时间1985年3月。即使把更早的杂志版及类杂志版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福建文学》七册本,发行时间是1984年10月;长江文艺影视丛书,发行时间是1984年12月;广陵古籍刻印社版,发行时间1985年4月。另有《五台山》杂志(季刊),在1984年用全年四期的时间刊载了《射雕》。上述的各种版本《射雕英雄传》,发行时间与《武林》杂志最后一次连载《射雕》(1982年5月,第五期)根本没有交集,“盗版影响”完全是无稽之谈。

笔者认为,《武林》停止连载《射雕》,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政策层面的,毕竟《武林》是省体委下属的正规杂志。这也间接证明了笔者前一个观点,即金庸武侠小说并未在邓小平接见金庸后而开禁。

关于《武林》连载《射雕英雄传》的情况就谈到这里。“大陆最早的金庸印记”,还有一部与《武林》连载《射雕》同时面世的单行本《书剑恩仇录》,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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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强叔就是欧莱雅问了我一个问题:罗大佑是不是港乐?

然后我就跟他聊起,当年1991年,《铿锵集》做的
那一集,《罗大佑:香港,我的爱人》。我把这期
节目传了上来(有删减,但不影响服用)。

如你所知,自1987年起,罗大佑便在香港定居。在
很多人惴惴不安、离开或正在盘算离开香港的时
候,罗大佑却在这里,开办了他的音乐工厂。如他
在节目里所说,“香港人是怎样的中国人?中国内地
的中国人是在怎样的中国人?我自己又是怎样的中
国人?现在是1991,在这样的大时代,有很多可以
去谈的话题。97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里,一直到
2000年,我要看到答案。”

就是在这段时期里,罗大佑和花比敖(Fabio),一
个比中国人写歌还要中国人的意大利人,怀着对中
国的文化深刻的敬仰,不远万里来到香港,成为罗
大佑最亲密的战友,堪称现代的马可波罗,作品从
《东方之珠》到《似是故人来》。也像罗大佑所说
的,他要用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好的东西,加上西方
现代的技术,做出属于中国人的音乐--在我心目
中,这就是广东歌,这就是香港流行音乐。

罗大佑做的是最好的港乐。
【【【【【【【【【【【【【【【【【林保淳:武俠軼聞(一)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4-17 19:44
【前言】



    台灣武俠小說在1950〜1980年代,出現了不少名噪一時的作家,但由於歷來社會上對武俠說部的輕視,投身入武俠創作的作家,往往不願以真名示人,而代之以各種掩飾身份的筆名。武俠小說興衰有時,作家亦浮沉不一,有幸者聲名鵲起,如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歷久不衰,其生平詳實,考究清晰,固足以流傳後代;但更多未必幸哒撸鹦郎纾樟艄P名,竟連真實名姓都難以考索,遑論其他。



    武俠小說的興盛,絕非僅僅靠少數名家、名作,就足以風靡一時,而是許多更可能如曇花一現的小有名聲,甚或全不知名的作家,通力合作下形成的。但這些作家,相關資料付之闕如,人既云亡,甚至親友也未能知悉,作品亦隨之逐漸凋零,而李戴張冠,真假莫辨,有心人士雖欲探究,也戛戛乎其難,遂使一代偉業,竟只能空懸筆名,不免令人遺憾。



    本人自投入武俠研究以來,即以表彰幽隱、振拔遺逸為己任,無如百計千方,無米之炊,縱有巧手,亦難以完成,憾恨尤甚。然雲外孤鴻,有時而至,逸人現蹤、軼事偶傳,則不禁更為之歡捁奈琛J悄嗽P而記,聊作稗史,幸其能傳諸後世。



(一) 一顆睪丸的故事



    在台灣武俠作家之中,曹若冰算是中等知名的作家,但知者不多,評論更少,不過,他的《金劍寒梅》,在大陸解禁武俠之後,曾風靡大江南北,發行量高達百萬部,連圖書館借書,都得預約登記,暢銷程度,在當年無出其右者。但究竟他是何許人物,相關的資料完全闕如,只從側面聞知,他是大陸來台作家,後來定居高雄,已於1998年病逝,並未留有子嗣,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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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寫的家書信封】



    2014年,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大陸一位俠友諸葛慕雲(李劼白),介紹了一位泰州的俠友曹玉明給我認識,託我代為查詢,一位筆名曹若冰的武俠作家,會不會就是他未曾見過面的過繼父親曹寅生,並提供了他40多年前與後來網路所有的照片極為神似的舊照與親筆信。



    我看那張照片,就直覺應是同一人,而曹若冰常替許多武俠作家封面題字,筆跡更是相當神似,更有八九成的確定。但斯人已杳,何從確認?爾後想到,曹若冰曾用曹力群的名字,會不會在高雄市政府尋找到線索?於是,就上了高雄市政府的尋人網站,寫信委託市政府代為尋找。



    回函是非常令人驚喜的,不但找到了他的居所,也聯繫上了曾與曹若冰共度大半生歲月的李女士。經電話問詢,得知李女士當初由於仰慕曹若冰的文才,始終相伴於他,為他謄稿校對、洗衣炊食,無怨而無悔。基本上是可以確定了曹若冰晚年的蹤跡。但是,此一「曹若冰」是否就是那個萬里尋父的朋友父親「若冰」?卻是苦無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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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玉明兄與我長聊,突然憶起其母曾對他說過,曹若冰在小時候,因為喜歡跟群雞一同玩耍,一日不慎,竟被公雞啄去了一顆睪丸。只有一顆睪丸的男人畢竟有限,這應當是個極重要的線索了。因此,我就趕緊聯繫了李女士。果真,這個曹若冰正是少了一顆睪丸,也自言是小時候為公雞啄去的。



    至此,真相大白,曹若冰就正是那個「若冰」。原來,曹若冰本名曹寅生,是丙寅虎年出生的(1926),從小就愛好文藝創作,早年在家鄉就常以若冰、右木、冀薇等筆名發表新詩、散文、雜文、小品和短篇小說,已小具名氣。曹若冰沉默寡言,處事低調,但個性強抝,與家人常有齟齬。故後來發憤投筆從戎,輾轉于揚州、上海、南京等地,1949年隨軍赴台,易名曹力群,退役任職於南部某報社。1963年離職,從事專業武俠寫作。



    曹若冰離家,久無音訊,但因確知其隨軍南遷至台灣,因此在文革期間,頗遭鬥爭,境況窘困。家人思念極深,曹若冰有一令妹,名為酉生(癸酉年生),曹若冰非常疼愛這個妹妹,只要出門,回來一定買各種的禮物給她;因此曹酉生尤其思念其兄。為延續曹家子嗣,其父於臨終前囑託曹酉生,務必替曹若冰留下一個子嗣,其後,曹酉生便將其子玉明過繼給曹家。曹酉生對曹若冰念念難忘,花了30年的時間,到處訪尋他的下落,並叮囑曹玉明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他的父親。曹玉明是個孝子,自此積極不懈,多方探聽,輾轉聯繫上我,而我也不負所望,終於隔海為這些親友作了溝通的橋梁。就在曹酉生還在世的時候,得以與李女士視訊相通,一家人終於在60多年後重得聚首。曹若冰雖是已絕塵寰,想來也應可以無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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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玉明一心想到台灣親自祭掃,以盡孝思,雖曾兩度隨團到台灣,但皆因受困於行程的繁瑣規定,無法如願,再加上近幾年兩岸緊繃,故始終未能在曹若冰塋前致意。每想起這段往事,我就不禁深有感慨,戰亂與政治,真的是人性最大的考驗與障礙,而在其下備受播弄的人們,卻往往只能無語望蒼天而已。



文章已于2022-04-1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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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二)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4-18 14:07
(二)眾裡尋他千百度――仁俠的獨抱樓主



   

人生的事甚是奇妙,盡日尋春,未必見春,但在不經意之間,卻會偶然相遇,機緣原來就在身邊。辛棄疾「驀然回首」,原來闌珊燈火下,其實就在那兒。



    多少年來,我一直關注著台灣武俠作家的原貌或真身,凡能有所知聞,必定千方百計,謩澮娒妫俨蝗唬矔垖W生專程代訪,相通消息。諸多名家,如臥龍、諸葛、東方,還猶然能在其生前有數面之緣,而雲、柳兩位,更在其過世前經年通問,兩老一小,歡如生平。



   我一直很想提筆,將台灣曾經為武俠貢獻心力的作家,一一詳加介紹,為台灣武俠歷史勾勒出更清晰的面貌,可惜的是,起步太晚,空記許許多多的人名,而哲人不是已萎,就是芳蹤杳杳,莫可追尋;而書有未曾經我讀,更有若干作家,其實連名字都未曾聽聞。因此,只能依據各種資料,草草撰述,作成一小篇《台灣武俠作家點將錄》,未能遺珠盡收,空使令名無聞,始終有憾在焉。



   台灣武俠作家,常是姑隱真名,不欲示眾的,故此往往連親友也未必知聞,而人既云亡,書冊散落、名聲消亡,更難能有跡可尋。我曾發願設一網站,於網路上徵求滄海遺珠,卻又礙於人力、財力、物力,無法遂願。居常怏怏,頗愧於先賢先達。



不過,由於從事武俠研究既久,總是小有聲名,而30年教學生涯,也算桃李繽紛,在不經意之間,空谷跫音忽至,也不禁可如野人般喜難自勝。來者非遠,竟就在眼前、身邊。



    獨抱樓主是我最大的欣喜。中學時期,我就讀過他不少小說,雖說不是深得我心,卻也印象深刻。2000年,與葉洪生發願合寫《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時,雖有坊間傳聞,他是台師大的一名楊姓教授,但卻始終未能確認,遑論識荊。



    當時我在淡江教書,學校正開始禁煙,但管束未嚴,我常自在研究室中,開著抽風機,吞雲吐霧。一些有煙癮的同事及同學,就往往會來到我研究室共享煙雲之樂,就便談文而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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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有位成績相當優秀的女研究生,偶爾也會來此與我攀談。有一次,竟不知為何會提起武俠小說,可能是我在課堂上曾與學生提及《發展史》的營構吧?她突然告訴我,「我爸爸也是寫武俠小說的」。我一聽,自是非常好奇,隨即想到她的文學天分如此之高,又是姓楊,莫非就是我眾裡尋他千百度的「獨抱樓主」?結果真的是他,就是楊昌年,台師大國文系教授!也難怪這位學生有如許深厚的國學實力,原來是家學淵源。



    我為此興奮不已,連忙撥了電話給葉洪生,告訴他「我找到了」。接下來,就是懇託雅筑,代我們致意,並約定好會面時間,以酬想望。



    這應是2004年的事了,在木柵的一間老宅,我和葉洪生拜見了聞名已久的獨抱樓主。那時他74歲,可精神煥發,笑語連連,幽默俊爽,我們都戲稱他是「老頑童」,他則是怡然而受。



    老頑童當時尚未戒煙,葉洪生也是積年老槍,三個煙友縱橫論劍,可以想見是如何的雲繚霧繞、煙霞滿屋的了。其時《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已到殺青階段,我們便懇請他作序,老頑童二話不說,立即應承,大筆一揮,就讓我們的書生色不少。



    我也住在木柵,等如近鄰,因此時不時就往楊老師府上跑,楊老師甚是愛顧晚輩,對我提攜有加,就連我進入台師大,推薦信都是他以毛筆工整寫成的。楊老師本嗜煙酒,雖說後來被師母勒令禁戒,卻管束不住老頑童的心性,可惜的是我素不能飲酒,常只能飲茶相陪,而覰個空,他會偷偷跟我要索一兩根煙,吐氣如雲,然後煙塵滾滾,雖無風雨,卻也盡展江湖豪情。



    楊老師可以說是桃李滿門,80歲生日,學生輩為他籌辦了個慶壽論文發表會,特別命我針對他的武俠創作,寫一篇論文。我是滿懷喜樂地承接了這個任務,大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楊老師今年92歲了,近20年的提攜照顧之情,前輩晚生的交誼,至今猶然讓我耿耿難忘,但近幾年我卻因瑣事倥傯,頗疏於問候、請益,實在分外慚愧。最近一次見面,是2020年,華星娛樂出版他的《璧玉弓》電子書,我忝為主持人,看見他仍然談笑風生,心下的喜樂,真的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



    人生有許多的偶然,但偶然也常是必然,沒有武俠,我和楊老師不會有機緣相遇;沒有武俠,我不會有機會親炙這位曾在武俠這塊園地上耕耘過的,具有慈愛仁心的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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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三)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4-19 22:49
(三)寧教青史竟成灰――記雪雁、摩雲生、羽青二三事



   

台灣有幾位「名不見經傳」的武俠作家,連自認頗為諳熟於台灣武俠作品的我,起初都不甚了了,乃至未曾聽聞過。但在偶然的機緣下,卻如洛神仙子,翩翩而至,其中居間得力最大的,是以蒐藏台灣武俠小說著稱的「老武俠」林志龍。



    其實,說名不見經傳,應該是我學溩R少、所見不多之故,事實上,例如雪雁,在武壇上也算小有知名度,風格略近柳殘陽,只是我先前未曾細讀之故。



    與雪雁相識的過程,算是有點曲折的,儘管我曾聽聞過其大名,可能也讀過他一兩本著作,卻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在BBS猶然盛行的年代,我偶然間上網,結識了個交大的小女生,不知怎地竟談到武俠小說,她則告知我,她的父親就是武俠作家雪雁,當時正在台東農工擔任校長。那時我正在著手武俠作家的訪談,得知之後,大為興奮,但礙於台東往返不便,未能親自踵問,只好請一位住台東的研究生,在寒假時作個訪談記錄,粗知其生平,但卻緣慳一面,不免遺憾。



    多少年來,我一直懸掛心上,時日匆匆,竟忽爾而過。2019年,我在台師大教碩班授「武俠小說研究」課程,提到台灣武俠作家,就是這麼湊巧,他的大女兒慧盈,就是我班上的學生,久未得見的武俠作家,終於有機會碰面,這豈非令人大為欣喜的事?



    當下,我商請慧盈代為致意、安排,正巧他北上探親,我便邀他到寒舍作客。俠友相逢,自是少不了縱橫論劍、細說江湖,我請了學生盧亮廷作記錄,雪雁的生平大要,才算有個較完整的輪廓。



    雪雁本名薛東正,1941年生,山東青島人。薛家以商業興家,多有土地田產。1949年,大陸局勢不穩,祖父舉家南逃,先福州,後澎湖,輾轉來到南投定居。初期從事火柴桿製作生意,後因經營不善,家道遂隨之中落。兄弟離居,雪雁隨父親定居於台東,父親投入食品生產事業,勉強維持家庭生計。雪雁於台東就讀初中、高中,隨後考上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由於生計拮据,復又愛好武俠,時值武俠熾盛之際,便決意創寫武俠,1963年,以《翠梅谷》處女作,試投四維出版社,遂開啟了直到1981年因出任台東女中校長不得不輟筆的創作生涯,一共出版了14部武俠小說,其中《血海騰龍》、《佛功魔影》、《邪劍魔星》、《龍劍青萍》等,都相當引人矚目。



    雪雁文風剛峭硬強,受柳殘陽「暴力美學」影響甚大,擅寫激烈猛厲的搏鬥場面,但其為人一如恂雅長者,身形瞿長、溫儒多禮,當面晤談,只覺和藹可親,與其筆下慓勇的俠客,截然有異。目前退休在家,以農藝自娛,我曾與林志龍從台北驅車至台東拜訪,來回共14小時,受到他一家人熱烈款待,客至如歸,至今猶留有深刻印象。



    林志龍也算是個「奇人」,以開計程車為業,卻自年輕時起,就沉醉於武俠,多年來蒐羅了兩、三萬冊的武俠藏書,目前創設了「台灣武俠傳說」公司,矢志以掃描存檔的方式,為台灣的武俠歷史作見證,目前已有3000冊在各網路電子書平台上線。



    林志龍家藏舊書極多,故常有讀者上門借閱,而許多武俠作家,當時創作,多以稻粱之譃閯訖C,即寫即出即忘失,家中往往不留孑遺;晚年憶往,就,偶知老武俠之名,便登門求訪,而林志龍皆慨然相助,或印或贈,也結交了幾位老牌的武俠作家。其中摩雲生和羽青,我也透過他,而有了相應的接觸。



    摩雲生本名陳龍,1940年生,江蘇鹽城人,出生於上海。其父在上海警界任職,因覺時局不穩,舉家南避香港,於1947年來台,後來於世界新專編採科畢業。在唸書期間,由於經濟問題,以及出於對武俠小說的愛好,在學期間撰寫了《江湖劫》等約8部的小說。但畢業後未走本行,投入於建築事業。退休之後,回想起年輕時的文學事業,如嚼甘蔗,越發緬懷。他的孫女,得知祖父也是武俠作家,居中牽線,就結識了林志龍,而我也輾轉受惠,得見一如摩天之雲的武林高人。



    摩雲生身材高大,體格壯碩,而豪邁直爽,大有俠客之風。我與他雖相識恨晚,卻頗有莫逆之感,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們三人至少兩三個月會見面一次,餐敘閒聊,暢論俠情。



    我最喜歡聽他說武林舊事,如蕭逸的豔史、新生戲院的大火等。當年武俠作家的稿酬是相當優渥的,摩雲生年輕多金,偶不免涉足於風月叢中。他與古龍並不相識,可在當時鼎鼎有名的「萬國俱樂部」,卻與古龍有幾面之緣。古龍當時在風月場中相當活躍,身形雖矮小,但談笑風生,足驚四座。古龍的頭殼挺大,當時就有個「大頭」的外號,算是名副其實的了。



    摩雲生手邊是連一本自己的小說都沒有的,這也是當時許多名家的通病,就連臥龍、諸葛,也是一般無二。我特地為他紹介了天津的武俠小說蒐藏家馬志強,從馬志強手上,摩雲生得以複製了目前僅存的幾套原版書,並以他慷慨俊爽的俠風,結交了大陸的許多俠友。每當述及此事,摩雲生往往意興遄飛,有如回到了他所寫的武俠小說中的時空場景,江湖如夢,但一作武林人,這也就是一生一世難以或忘的夢了。聽他說,聽他講,我也自知,我的青春武俠夢,也還是會一直地老天荒的做下去的。



    摩雲生創作的時程就不過2到3年,知者甚少,但也無法抹煞他在其中的耕耘心力。其實,在台灣武俠熱狂飆的年代,旋起旋滅的作家,還是不少的,羽青就是其中的另一位。



    羽青本名谷孟文,1927年生,河北人。1949年前後,以流亡學生參與了柏楊《異域》筆下的緬甸軍,其後輾轉到台灣,30多歲,才從台大中文系畢業,後來在雲林高中教書。



    羽青也是在大學時代提筆寫武俠的,但畢業後從事百年樹人的工作,也就擱筆未寫了。迄今能鉤稽到的武俠作品,是《寒劍霜蘭》、《劍王之王》、《金虹震八荒》等3部。不過,好武俠、嗜武俠的習性,雖老彌堅,年已90多,還是捧讀不輟。



    我與羽青尚未見面,曾一度與林志龍約好南下雲林專程拜訪,卻因颱風來襲,不得不取消,頗引以為憾。不過,卻意外得知,他的外孫女陳禹心,也是台師大國文系的學生。羽青好讀武俠,雖年事已高,還是伏案而讀;陳禹心心疼外公,勸其約省眼力,方才得知外公也是個武俠作家,也始終懷念那個愛做武俠夢的日子。陳禹心孝心一片,便找上林志龍,又透過了摩雲生,在赴清華大學交換的時候,得以認識了馬志強。馬志強也是清華畢業的高材生,既是同鄉,又算是小學妹,便慨然出資,將現存的羽青作品複製出來,藉以永懷,連我也都受惠了一套。



    摩雲生與羽青,生肖皆屬龍,曾偕林志龍至雲林探訪,三龍相會,其樂可知,可惜當時我正有澎湖之行,未能與會。摩雲生、羽青都是當時風雲際會中的人物,提筆仗劍、躍馬江湖,我雖未能目賭,卻可想見得到白髮兩老,話說天寶遺事的喜樂與歔欷。江湖其實沒有天涯那麼遠,自從入了江湖,江湖就長存與心底、夢裡,永遠不會消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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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雁、摩雲生、羽青,都不能算是武俠名家,卻也都曾在武俠這塊園地耕耘、澆灌過,大紅大紫的花朵雖是鮮豔,但沒有綠葉、黃花的映襯,還是顯不出武俠苑囿的美麗與繽紛。可惜的是,這些綠葉、黃花,往往都為人所忽視,他們的作品,常被改頭換面、張冠李戴的附庸於其他作家之下,真人澌滅,作品如亡,武俠青史,又何能忍此?是以援筆而書,聊為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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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春武俠夢猶在――武俠蒐書記



    小時候嗜讀武俠書,但都是從租書店中以一本1元(三小冊合訂,一套多約在10本上下)的價格,一套套租借回家閱讀的。在1960年代,一小冊武俠小說的訂價就是10元,而我當時的零用錢不過一日2毛、5毛,即便拼命省儉下來租借,讀得再喜歡,也是無法購買收藏的。其實,當初閱讀武俠小說,也不過就是為了娛樂、消遣而已,也從未想過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毒物」,有什麼收藏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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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捨得花錢購買武俠小說,還是大二(1976)的時候。當時正修習我的業師吳宏一老師所開的「小說選」課程,吳老師可以說是當時罕見的一位思想開明通透的教授,在「小說選」課程中,竟特別聲明會講授武俠小說,並在開場白中介紹了金庸。我本來就對武俠小說有深濃的興趣,聞說之下,一下課就偕同了好友蔣秋華,驅車往廈門街的一間武俠小說批發商店。



    店名我是忘記的了,但老闆王達明,後來創設了萬盛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古龍、溫瑞安的小說,也曾經輝煌過一段時日。我後來與他相交甚歡,還蒙他贈送了古龍小說的全套。不過,當時卻有點「受騙」的感覺。



    我們是指明了要買金庸小說的,他相當訝異,因為當時金庸的名字,還不太有多少人曉得。他特別介紹了《英雄傳》(《射雕》)、《天劍龍刀》(《倚天》)、《神雕俠侶》、《碧血劍》,極力慫恿,還夾帶了倪匡的《羽箭魔琴》騙我們說是金庸的著作,而且還特別聲明,因為我們是台大的學生,所以給了特別優惠的9折。我和蔣秋華都是窮學生,還真的有點猶豫,但抵不過見獵心喜,還是照單全收了,兩人分購,每個人花了將近700元,這可是當時我一個月的伙食費呢。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一般人購買,都是打7〜8折的,不免有點被「坑」的不快。很多年以後,我在北京遇見他,還特別向他抗議,而他不過哈哈大笑而已。



   雖說「受騙」,其實當時心中的歡喜,倒是難以形容的,一回到宿舍,就迫不及待地伏案而讀,讀到精采之處,還真的會情不自禁拍案叫絕起來。這就引起了同宿的學長林榗栓的注意,《倚天》一書,就成為他後來創辦「倚天資訊」的張本(事見筆者〈倚天舊事〉一文)。《倚天》共30冊,我是花了270元買的,當時還真的肉疼心疼,可誰也沒有料想到,這書在10年前出讓,竟以百倍以上的價格為俠友搶購而去。事後想起,還頗惋惜「受騙」太湹倪z憾,早知如此,當時也許再「笨」一些才是對的。

    這是我第一次購買武俠小說了,而此例一開,便一發不可收拾。在往後的歲月,隨著經濟能力的漸增,我陸陸續續在光華商場、武俠出租店,購進了不少以32開本為主的各式武俠小說,閒空時便一部部翻看,不足時,又往出租店大量租借。最多時,家有百部以上的藏書,凌凌亂亂,堆滿了家中的各個角落,常惹來妻子的煩厭。這些書的書況都不太好,幾乎全都是租書店淘汰下來的,那時台灣的武俠小說開本,正從32開轉成25開,因此很多租書店嫌空間不夠,便汰舊換新,倒是便宜了我這個武俠小說迷。



    在我租屋的附近,我偶然在巷弄間發現一間已歇業,但還可零星租借、出讓的小說店,我跟老闆情商,用了每小本6元的代價,買進了不少,其中司馬翎的作品,全數都買了下來。後來我與葉洪生相交,他聽聞此一訊息,就託我以2萬元的代價,將整間小說店的餘書,全數掃光。當時葉洪生家裡空間不夠,便暫時借放我的住所,請了一輛小貨車,與當時正來台訪問的武俠學者張贛生,一捆捆地搬到我家寄放,書冊堆疊,宛若小山,我也便有了盡情瀏覽的機會。我和葉洪生的《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就是在這個機緣及基礎下,協力完成的。



    這些書籍,後來都在我於淡江成立「武小說研究室」的時候,全數陸陸續續捐給了淡江中文系,這在我而言,是分所當為,不足為道,但葉洪生後來連他自己原有的珍藏,共約5000多冊,都一舉貢獻了出來,並獲頒了「武林太史公」的牌匾,竟成為一樁武林佳話。至今淡江圖書館猶保存著這些書籍,雖因若干變動,略有散佚,但卻是台灣公藏的武俠說中無論質量、數量,都是最為豐碩的。



    1998年,在創辦人張建邦認同、指示下,我在淡江成立了「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以60萬元的經費,籌設武俠圖書館,並架設「淡江武俠網」、開設「武俠小說」課程。當時就深感武俠圖書甚有庋藏、收存的必要,率先捐贈了一百多部的家藏書籍,而多數的經費,也就用來收購舊版的武俠小說。在葉洪生居間介紹下,我以每本11〜13元的代價,頂下了兩家即將歇業的出租店,並四處尋覓武俠舊書。



    當時真的可以說是滿腔熱血的,找了許多戶籍在中南部的同學,趁回鄉之便,替我尋訪,從宜蘭到花蓮、台東,都四處探聽,一位研究生到馬祖當兵,我還特別打越洋電話,請他代為訪探,我則驅著車,在新竹各鄉鎮遊蕩,只要看到武俠出租店,一定聞香下馬。其中一位金門的白姓同學,在畢業多年後,竟還記得我叮囑,替我尋訪到數十套的舊武俠。10年前,我到受邀到金門演講,遊逛老街,看到一家武俠小說店,詢問武俠舊書,他還記得當時的舊小說,就是被她全數買下的。時日遼遠,這位白姓女同學目前何所歸止,已經無從探知了,可我數十年來,都還深深感激,尤其是當時接受到那一大箱的武俠書時,內心的激動,至今還翻騰不已,不知伊人可還記得?



    但我起步實在太晚了,我還記得,就在我讀碩、博士的那幾年,故鄉關東橋附近有一家米店兼營的武俠小說出租店,我每逢回家,一定會去租借。這家的老闆是客家人,米店規模不大,但全屋都是由地板到天花板的滿滿書架及武俠小說,我常與他閒聊,知道他除了架上的藏書外,還有更多的珍藏。當初銜命收購武俠書,第一個就想到他。我好不容易探聽到他的電話,與他聯繫,並說明意圖。但為時已晚,就在一個月之前,他已將所有藏書廉價讓出去了。我尋線追索,輾轉多方,最後獲知的消息是,已經送去作了再生紙了。



    很多年以來,我一直怪怨自己,只差一個月,如果當時能及時趕上,這些珍貴的舊武俠小說,就不會煙銷雲散了。



    我其實還記得,大一暑假,我回新竹工讀,被派至台肥公司新竹廠。雖說工讀,其實只是作簡單的文書工作,再加上主管的寬容,我有很多空暇的時間,可以盡情閱讀。剛巧得知台肥有個員工圖書室,其中的武俠小說也是滿排滿架的,我常去借閱,一個暑假,也偷閒、偷看了不少。我專程跑了一趟,但也聞知圖書室早已改組、解散,這些武俠小說,從此也就不知花落誰家,或是零落成泥碾作塵了。



    有時我常想,人生何似何成?往往就是「機緣」二字。無機無緣,也就罷了,最恨是有機無緣,只差一小步、一短時,機會稍縱即逝,從此也就無緣無分了。



    或許還是得怪怨自己努力不夠吧?不過,在我籌建武俠圖書館的過程中,卻還是有不少「貴人」相助的,眾利出版社的顏雲、大梁出版社的王文章,都慨然捐贈了不少25開的武俠書及會議補助,作家奇儒,也贊助了10多萬元的網站經費,這使得淡江的武俠藏書,越多越豐,聲名也隨之而鵲起,圖書館中已有新舊武俠藏書2萬多冊,慕名而來的中外學者,絡繹不絕。在當時,淡江的通俗武俠研究室及藏書,可以說是全台最知名的。



    可惜的是,2005年後,我離開了淡江,其間一應的武俠規劃與創制,從此蕭郎路人,都未能與聞,其書猶在,後繼至今乏人。離開淡江,其實我是萬分難捨的,不捨的固然也有15年師友、同學的情誼,但最不忍捨離的,無疑就是我一手擘建的武俠圖書館。我是百般糾結的,中間意念瞬轉瞬變,直到最後一刻,才在妻子的督責下,作了轉赴台師大的決定。直到如今,我也還不能斷定,當初的抉擇是對還是錯的。



    轉至台師大任職,雖亦開設武俠課程,但收書、買書之舉,也淡漠了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買不起」。想當初購買舊武俠,一本三小冊,從6元到13元,可謂物美而價廉,自是多多而益善;但物稀為貴,如今網上偶見拍賣,舊本小說一套,動輒就是7〜8千,價高數十倍至百倍, 清寒學究,又怎出得了手?只能臨淵羨魚,望而觀止了。只有一次,發狠購進了3000多冊的25開本武俠,買了十來個書架,在研究室中擺列,作為教學、參閱之用,到過我研究室的師友、學生,還往往會以驚訝的眼光相看。但其實都已是不足觀的了。退休之後,無處庋藏,電連同書架,一起捐給了同樣好武俠的台灣武俠藏書家林志龍。

   

    如今我家中的武俠書,舊武俠只剩了寥寥數套,多數都轉贈了出去,所餘的都是些新版的武俠,大抵都是出版社的贈書,以及相關的武俠論述。



    回想與武俠書的舊緣,如夢似煙,雨雨風風,雖仍多有遺憾,但一片陽光燦爛,都有我清晰穩定的足跡,既已走過,又何必繫念?青春武俠夢,到老依舊青春,這就是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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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天一葉啟鴻蒙――記亦師亦友的葉洪生



    我是從取得博士的當天晚上,就下定了決心,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將以武俠研究為職志。



    作如是的決定,是相當大膽,也明確知道未來一定會遭逢到極大的挫折與阻礙的;但我當時「義無反顧」,潛藏於內心的叛逆性,再加上從小對武俠的嚮往,就這樣「雖千萬人吾往矣」起來,「一意孤行」了下去,想為武俠重開生面。



    我的碩、博士研究課題,原是以明清的思想及文學理論為主的;但事實上,早在1980年,我就應柏楊先生的邀請,撰寫過相關的武俠論著文字,後來還蒙《台灣時報》副刊主編周浩正的青睞,撰寫過一篇縱論港台武俠名家的文章;其後,受周浩正《新書月刊》的委託,和妻子共同採訪了當時正返台處理「盜印」問題的蕭逸,以展琳、白白聯名,撰寫了〈俠歌――蕭逸先生訪問錄〉,竟被大陸友誼出版社收錄為1986年出版的《甘十九妹》的附錄;同年,也在《文訊月刊》發表了〈從通俗的角度看武俠小說〉一文。算起來,也可以說是極有淵源的。



    不過,當時的武俠小說,還屬不登大雅之堂之物,雖有所作,卻還是遮遮掩掩,不敢以之示人,深恐招惹「不務正業」之譏,更遑論四處招搖、鼓吹了。但既已作此決定,我就不得不放下此一顧慮,硬頸以對。



    但我環顧周遭,後學如我,如無前輩指點,終是難成大器的。恰巧此時,得睹葉洪生為聯經出版社所編的《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1984),簡直嘆為觀止,便興起了「求教」的意念。事實上,葉洪生也可以說是台灣研究武俠小說的先驅,1982年便寫下了學界評價甚高的《蜀山劍俠評傳》(1982),並時有單篇短論的武俠述評。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首屆首屆國際武俠小說研討會」,他不但出席發表了論文,後來會議論文成書後,還應邀寫了〈中國武俠小說總論〉一文,早已是聲名鵲起的了。



    我算初出茅蘆的後生小子,雖是渴慕景仰,卻是問道而無門。當時我仍處於「失業」之中,在中研院文哲所掛了個「短期研究」的職銜,還在徬徨莫知歸所的時候。偶然經由朋友輾轉相告,得到葉洪生的電話號碼,便鼓起勇氣,打了電話給他,說明我「向學」的找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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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纲》的诞生(一)——104年前,对世界与人类命运的关怀
原创 袁卫东 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 2022-06-14 20:08 发表于广东
        



2022年,二十一世纪的第22年头,世界处在瘟疫与战争的笼罩之中,争吵,分裂,动荡,不安,疑问重重,矛盾重重。

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似乎即将逝去,而未来何去何从?旧的世界格局与秩序似乎正在瓦解,而新的世界格局与秩序又将如何?
即使在个人最日常的生活中,许多本来习以为常的权利与自由竟然丧失了那么多:何时能摘下口罩,自由地呼吸?何时能在公共场所畅快地聚会,而不担心感染病毒?何时能在清明去墓地祭拜逝去的亲人,而不是被短信告知最好在网上寄托思念?何时能与家人、朋友心无所碍地组织一场远游?何时不再封控小区,封控城市......
危机与困惑的时刻,往往又是能够重新思考,并有所创造的时机。
由此,凝望104年前,世界历史创作的发轫与随后的爆发期,并有所领悟,恰逢其时。


   世界历史的创作,为什么是在104年前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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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前,即1918年,是1914年开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在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与残酷摧毁的战争中,几百万人死亡,伤残无数,欧洲文明被重创,曾经不可一世的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此瓦解消失……在20多年后,再次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前,这是人类历史与文明所面对的最大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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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大的灾难与摧毁中,触动了对世界与人类文明及其命运的巨大反思,其成果之一,就是当时的人们痛切感受到基于真正世界视野的世界历史的思考与创作,是一种共同的需求与追求。
为什么如此?我们简要梳理一下世界历史创作的时间轴,勾勒一下,就能明白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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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德意志帝国垮台的同时,德国一位默默无名的中学老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在维也纳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立即震惊了欧洲和世界。
1918年,英国“作家”H·G·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开始构思自己的《世界史纲》,并开始创作。
1918年,英国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ph Toynbee 1889——1975)也受一战的影响,决心投入世界历史的研究。此时他只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现代希腊与拜占庭历史专业的年轻教师。而在1920年夏,当友人借给他一册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后,“在翻动那些闪耀着历史洞见绚丽火花的书页时,我一度怀疑自己的课题,是否已经被斯宾格勒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受斯宾格勒启发,汤因比在1920年就列出自己世界历史研究的提纲,但创作失败,原因是当时汤因比还不太熟悉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国、印度、日本和美洲、非洲诸民族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1920年,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发布,大受公众欢迎,市场畅销百万部级,由此影响世界。
1921年,受韦尔斯《世界史纲》启发,由荷兰迁居美国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创作《人类的故事》,一经发布,广受欢迎,在世界范围内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传播。由此,房龙高举“理性、宽容和进步”的旗帜,成为高产的“世界历史作家”,将韦尔斯开创的“大众世界历史”推进到新的高度和广度。
1920到1972年,阿诺德·汤因比一直孜孜以求创作自己的《历史研究》,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27到1939年发布6卷,1954年写出7到10卷,1957年出版第11卷,1961年发布第12卷,《历史研究》综合研究了人类诞生以来所存在的26个文明,成为影响世界的巨著。
1940年,美国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 1917——2016)在康奈尔大学的怀特图书馆,读到汤因比《历史研究》前三卷,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认识到自己需要去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夏威夷、埃及、希腊服役。1947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任历史系教员,与自己的偶像汤因比有缘相会。从1954到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写作自己的世界历史,最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发布,影响世界。麦克尼尔成为美国世界史学界领军人物,倡导和推动世界历史的创作。
1970到1971年,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发布,获得全球性影响,至今不绝。
从1918年开始,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历时半个世纪,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与使命传递,世界历史的创作从发轫,最终走向爆发,其中“大众世界历史”与“大学世界历史”,两条道路相互批判,又交互影响,相互推动,最终让世界历史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成熟。


  104年前,在死亡与毁灭中埋下的使命种子



所有对人类与世界命运的关注,都是由自己亲身经历的巨大危机引发的。在1918如此,在2022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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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你身在1918年法国凡尔登绞肉机式的一战前线时,你将如何?当你身在2022年春夏俄乌战争的炮弹飞舞、血肉横飞的顿巴斯前线时,你将如何?
死亡,赤裸裸的死亡,毫无遮掩的生命与文明的巨大毁灭。而这些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就在你身边,甚至你就在死亡与毁灭的注视下痛苦的挣扎。
这些切身而痛切的经历,让他们共同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无常,文明的脆弱,即使自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陷于崩溃,自己所在国家或者瓦解,或者陷于风雨飘摇,背后是曾经支撑这一切的认识与价值体系的坍塌。
为什么会这样?未来会如何?
这一切的思考与写作,就不是在某个书斋的宁静想象,或者是多少年后对于世界大战那种毁灭的感慨,而是身在此时此地必须面对的生与死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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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善于遗忘的,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实际并不多。否则,那样残酷与毁灭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怎么会在短短20多年后,就降临了更为规模巨大而残酷毁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在反复强调这种生命死亡与文明毁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让当时的思考者与写作者内心产生了某种类似“使命”的东西,它是如此强烈、如此痛切、如此不可回避、如此本质,也近乎一种个人生命和思想的“救赎”。这让他们能够持久地为之努力,或者开天辟地,或者推陈出新,创作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与思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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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的序言中,剖析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觉醒”,正合此义:“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到1914年8月,当我26岁时,我才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
“1915年至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的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从1920至1972年,我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写作。”
此时,汤因比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任职世界上古史教师。正在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大量的英国社会精英层卷入,牛津和剑桥大学自不能免。这些精英层有比普通新兵更高的死亡率,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成了下级军官,身先士卒带头攻击和阻击敌人,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而受伤或死亡。
这是一幕英勇的悲剧,其唯一的好处是让社会最善于思考与创作的精英身临战争的第一线,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汤因比当时并没有作为士兵在前线作战。而H.G.韦尔斯因为年已近50多岁而免于兵役,但他还是被作为著名作家,被邀请到法国、意大利等前线去体验一线战场。这样的经历,被韦尔斯自嘲为“战争的局外人”,但这个“局外人”却以媒体评论员和记者的身份火热的投入了“一战”,其对于战争原因的追问,对于战争结局的预测,对于战后国际政治解决方案——自由国际联盟的参与,都让韦尔斯逐步靠近去创作一部世界历史的使命。
而曾经在第一线作战的人物另有案例,也同样正合此义。这就是以《魔戒》名震世界的的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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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作为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的学生,1916年即作为英国士兵,开赴法国前线与德军交战,而且就在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第一线。在那里,他不仅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而且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身边死亡。这个残酷战争的记忆永久地镌刻在他的生命里,最终也镌刻在《魔戒》宏大的史诗中。当我们在《魔戒三部曲·王者归来》中看到护戒使者弗罗多、山姆与怪物咕噜穿行“死亡沼泽”向末日山前进、准备销毁“至尊魔戒”(他们此行的使命)时,那些从沼泽水底抬头凝望的、久逝的死者的面孔,可能就包含托尔金在战争中倒下去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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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通过彼得·杰克逊指导的《指环王》大片(2001—2003),面对了这一经典的时刻——那死亡的凝视。而在当时托尔金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他深受战争与死亡的震撼,他曾与自己牛津大学的朋友们约定“要带来光明的东西”,但还无法立即创作巨著,直到1937年他才开始创作《魔戒》,1954到1955年,《魔戒》三部曲才得以发布。我一直以为《魔戒》是另一种世界历史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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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期间,“战争的至尊魔戒”实际并没有在末日山奔涌的地下岩浆中被销毁,第一次世界大战余音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以更残酷、更巨大的方式降临,最终左右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人类及其历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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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批创作者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如汤因比、托尔金等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深受大战的震撼,灵魂和思想中都埋下了“使命的种子”,但还不能立即创作,还需要生命与专业的积累,直到其生命的壮年,再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更大催化,创造才喷涌而出;而麦克尼尔、斯塔夫里诺阿斯等可以说是出生在一战的一代,如同自己的前辈一样,青年时代再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与唤醒,在二战后其生命的壮年时期,创造才开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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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04年前,一战走向终结之时,只有H·G·韦尔斯年近52岁,经历丰富正在其生命的壮年时代,而斯宾格勒与房龙此时已是近30多岁的中年人,都在创造力兴盛的时期,能够立即有所创作。
而在这一批创作者中,H·G·韦尔斯也是独特的,其他创作者基本出自英美德的著名学府,或者牛津剑桥大学,或者慕尼黑大学、洪堡大学,或者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或者加州大学,而且基本都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基本是历史学的博士或教授。只有韦尔斯来自堪津顿科学师范学校(英国皇家科学院前身),学习了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与天文学,并没有历史学专业。而且,因为韦尔斯对于学科教育有自己的偏好,从而反抗物理学和地质学老师的“老套”教学方式,结果很明确:在师范学校,他没有获得学位。尽管,在1890年他以动物学的优异成绩获得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理学学士,但这也没有改变他没有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事实。
比较怪异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来浩劫与人类命运的深思时,韦尔斯是以“科幻小说家”或作家而知名于世的,《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等这些著作,已经俨然让他以“科幻小说”教父的“标签”示众,但为什么偏偏是他投身世界历史,最终《世界史纲》率先诞生?为什么?!


  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为什么是H·G·韦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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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4年前,推动一个“作家”去尝试编写一部世界历史,是有许多原因的。
关键是“为什么”的追问。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残酷而规模巨大的世界大战?由此就引发了无数个为什么需要回答:为什么米萨拉热窝街头的枪声就引爆了一战?“这次跨越莱茵河的悲剧性仇杀的开端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影响整个世界呢?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为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的象征,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呢?为什么日本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还是个几乎和另一个行星一样遥远的诙谐喜剧的乡土,而现在却以巨型战列舰在地中海上巡逻呢?土耳其老实说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为什么沙皇帝国像梦一般的消逝了呢?”……
在1918年,过于疲乏和悲痛的人们,无法无力回答这样的追问,他们处于幻灭之中,他们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碰上了一次危及文明的灾难”,还是“面对着一次人类集团生活新阶段的开始”?!
答案何在?如何回答?
人们——男人与女人们,那些在学校里,由历史朝代,各国帝王将相和总统的名单所主导的历史知识根本无法回答。
而过度沉溺于本国与本民族辉煌历史中,视他国与他族如点缀的历史知识,也根本无法回答。
偏狭的历史知识,带着民族主义眼镜的历史知识,更无法回答。而这难道不是世界大战爆发的认识根由吗?
这就需要一种“通观全局”的认识。
这就需要“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视野”。
这就需要一种不以某国、某族、某地区或某文明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的视野与架构。
这就需要一种打通世界历史障碍的勇气、使命、能力与行动。
谁能担当此任?谁来担当此任?
看起来,H·G·韦尔斯并非是合适的人选。他既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又不是某知名大学的历史教授。尽管已经以“科幻小说”知名于世,但似乎也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历史写作的传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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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具有良好的生物学等科学素养,是大名鼎鼎的赫胥黎的学生,可这与世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而韦尔斯的经历异常丰富,他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新闻记者和媒体专栏观察家,又积极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国际联盟的工作,尽管,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热切组建国际联盟的世界政治思想与行动,这被视为防止下一次世界大战而建立持久和平的方案,实际在战后英法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未能如愿,但“国联”——国际联盟的思想与行动毕竟在一战的废墟中有所起步。
可这与世界历史的打通与创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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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4月巴黎和会,缔结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



现在看来,韦尔斯“外来人”的身份,并非历史科班与历史教授的出身,反倒能让他从当时历史研究与书写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学者过于专门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教授学者们过于重视学术声誉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一战前在欧洲盛行的以国别为基础而民族主义盛行的历史与书写传统中解放出来。
的确,那些局限于“古代——中世纪——近代”框架的历史学者,那些局限于某国、某民族、某地区历史的历史学者,怎么能去建立世界历史的整体思想与架构呢?
韦尔斯也清晰的洞察到了这一点:“现今的历史学家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愿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于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的确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即使作出这个许诺,普通的读者要读到这部书,也还要等待很多年”。
韦尔斯的判断不虚。即使如汤因比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唤醒”,以创作世界历史为己任的历史学家,也花了整整10多年到20年的时间,才创作出《历史研究》的前6卷。而在此时,一战已经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根本无法及时的分享到这样的世界历史的知识与思想,更不要说在实践中能有所应用了。而且可以预料到的是,《历史研究》也遭受了在史实和细节方面的历史学术界的批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与危机的废墟上,创立新的世界历史知识及其架构,已经是时代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作为新闻记者,作为报人,韦尔斯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与公众所关注的问题与趋势,正如他作为作家能够理解到读者的需求与心声。
开创,并非来自于书斋,而是现实世界的不断触动与推动。
而参与国际联盟的建立,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战带来的国际政治解决方案的理想与现实执行中的矛盾、冲突,促使他认识到整个国际也需要一种“通观全局”的世界历史视野与观念,否则“国际联盟”又将如何建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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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巴黎和会三巨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所有那些对国际联盟的各种计划感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因而将会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异样的和杂乱的臆测。很多情况是异常精确的专门知识和对一般历史最粗浅和最幼稚的臆测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又要到哪里去?
这就是经典的世界历史三段论。
异常复合的经历,让韦尔斯认识到“通观全局”的世界历史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需求,所以,这部世界历史的读者定位是社会公众与普通公民,而不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学者和学生。
这是一个相当开创性的世界历史定位。这让世界历史的创作与传播都不局限于传统的大学机构与封闭的精英圈子,走向更广泛的公众与大众社会。
这是一个“通识”的世界历史,不仅是公众,即使是社会精英也需要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的视野与观念。
在100多年前,这是开创性的,而在100多年后,这依然是开创性的。走出偏狭与垄断封闭的历史知识体系,公民应具有真正开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与知识。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创作与传播永不过时。
那么,如何打通世界历史?方法与架构如何?
韦尔斯所做有三:
第一,整体收集、梳理与摘要。
       既然,“历史学者与各路专家对于历史、对于人类,已经提供了卷帙浩繁、手笔众多、观点繁杂、神旨意趣各个殊异的编著”,那么,“他能毫无愧色地去利用标准读物和普通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他甚至无须佯作新颖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他所要做的较为简单的事是收集、安排、衡量人类的伟大惊险经历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然后动笔写下来……”

     “他只不过为大量的资料作一个摘要……他是以一个通俗作家的身份考虑到其他像自己一样的普通公民的需要而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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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追溯起源,直到源头。
“这部史纲,不管多么不出色,都不可能使它失去固有的所向披靡的瑰玮和庄严……它的背景是深不可测的奥秘,群星的谜团,无刻度量的空间和时间。出现了生命,它为获得意识而奋斗,结集着力量,集聚着意志,经历了亿万年代,通过无数兆亿的个别生命,直到它抵达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悲的纷扰和混乱,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充满恐惧,然而又如此地充满希望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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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人类从孤独的开端上升到现今世界友谊的黎明,我们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长和变化,它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变化得更加急速。”   
“作者只是一个导游者,他把他的读者最后带到今天的边缘,各种事物已经在前进的边缘,然后在读者身旁站住,轻轻向他耳语。这就是我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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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跨学科综合应用。
“这本世界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的地质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和任何一类博物学家、心理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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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斯在其《世界史纲》的序言中,诚恳、诚实、谦逊地交代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与方法。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过如此的方法,实际每一项都并不容易做到,尤其三种方法综合应用,就更具有一种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开创性。即使到了今天,能够这样综合性的研究与创作世界历史实际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更不要说还要将各个学科的学术专业语言,转化为普通公众能够阅读、读懂、喜欢读但又不失水准的文本,这就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现在看来,在104年前,H·G·韦尔斯反倒是创作新世界历史的合适人选。
他经由赫胥黎(Thoms Henry Huxle)启蒙的生物学等科学素养,对于他创作《世界史纲》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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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赫胥黎(1825——1895)



这让他看待人类历史与文明,看待整个世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与视野,让他能够突破传统历史学局限于“人类史即为世界史”和“总是以人类史看待人类史”的观念与架构,开创出新的世界历史架构,将人类置于地球自然生物界的进化中,将地球置于宇宙形成的历史中,所以,世界历史的起源,从宇宙的演化开始,直到地球上生命的形成,再到人类的演化及其文明的出现与演进。所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副标题是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与开放性的世界历史架构。100多年前如此,100多年后依然如此。(注:我会在下一篇专门论述。)
这样看来,韦尔斯之前的经历,仿佛也是《世界史纲》诞生前的不断准备。他的科幻小说,实际也可以视之为另一种世界历史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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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机器》中,时间旅行家驱动自己的时间旅行器,可以穿越回恐龙时代,也能穿越到特别遥远的未来——公元802701年。此时的人类进化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埃洛伊人、莫洛克人,前者是后者的食物。据说,这反射了韦尔斯对于英国当时资本家与底层大众对立的忧虑,以及对人类可能盛极而衰的忧思。而在《星际战争》中,火星人以其更高的科技武装入侵了地球,这是一场代差太大的较量,他们用类似电磁和激光炮的武器,轻松击垮了人类还在使用火炮的军队,而且以人类为食物,差点毁灭了大不列颠,最后的结局出人意料——入侵者亡于“落后”人类细菌的感染。(巧合的是,104年后的今天,全球人类正在被“新冠”这样的病毒困扰了三年,分崩离析!)
这些创作,并不仅仅展现了其巨大的想象力,与驾驭广阔题材的能力,更具有罕见的前瞻性,其中深藏的是韦尔斯一直对于人类及其命运的深度思考与关切。
所以,韦尔斯是真正站在历史、现在和未来交汇处思考与创作“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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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让这部与众不同的《世界史纲》在104年前构思,并在102年前诞生,风行于世,留存于今,启示不绝。

尤其在2022这个年代,全球性瘟疫与战争威胁的年代,甚至有核战争危机的年代,韦尔斯与众不同的前瞻力、打通世界历史的努力与始终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关怀,都值得我们去记取,去面对21世纪不确定的未来命运。





参考书目:

1、《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3、《世界史纲》,【英】H.G.韦尔斯著,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4、《历史研究》,【英】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6、《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著,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美】斯塔夫里诺阿斯著,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韦尔斯自传》,【英】H.G.韦尔斯著,方土人、秋淡林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

9、《时间机器》、《隐形人》、《星际战争》,【英】H.G.韦尔斯著,顾忆青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魔戒的锻造者:托尔金传》,【英】科林·杜瑞兹著,王爱松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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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父查文清的乡试硃卷被发现
原创 思绥草堂 思绥草堂 2021-09-3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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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曾在浙江上虞购得一批科举方面的古纸。因为对此并无研究,一直塞在一旁,少有翻看的机会。最近因为面临折迁,草堂却依然不知何去何从,每日总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常站在书架边发呆,无意中抽出了这些古纸中的一些朱卷翻看,却有了意外的发现,未免小兴奋了一下,也算是一舒往日郁闷。

这堆朱卷总共有四五十份,主要是绍兴和宁波地区,其它地区只有几份。时间最早在乾隆,至迟到清末的光绪。既有乡试朱卷,选拔贡卷,也有几份会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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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享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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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监临督学部院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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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纸是告知浙江通省应试诸生知悉的特示,也就是考试时需要遵守的规矩。纸宽51厘米,高26.5厘米,同治九年活字印刷。请教了萧山科举文化博物馆钟妙明馆长,钟馆长认为这一类物件非常罕见,史料价值很高。

相类似的,还在一份,是在上虞王登堦的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朱卷前面手写的《棘闱事宜》,多达四页,字迹相当工整。文中最后说:“科名得失,虽曰天命数,然必人事尽,而后天瑞归焉。每见老成名宿,或以注误为伤,俊彦新才,多以差讹抱恨,失一时之检点,致三载之空劳。卞泣随悲,千秋同叹。不揣迂陋,谨列规条,亦人所共知之内,用助百密一疎之诫云尔。”殷切告诫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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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同怀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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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榜而汇刻朱卷的,称之为“同怀朱卷”。这一份“同怀朱卷”是上虞县钱殿宣、钱殿灿兄弟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的乡试朱卷,兄弟分别中式第四十四名和八十四名。

朱卷多而同怀朱卷不多,毕竟兄弟同榜也不容易。清晚期“同怀朱卷”还偶有见到,乾隆时期的“同怀朱卷”则相当稀少。

钱殿宣、钱殿灿兄弟出自上虞丰惠的通明钱氏家族,为家族二十八世。兄弟俩是这个家族首次中举的读书人,到光绪二十年钱会为止的一百多年间,这个家族出了进士二人,举人十八人,贡生十六人,庠生不计其数。可见兄弟俩对家族读书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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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间,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前往镇海途中,沿四十里运河经通明坝时,决意停船靠岸,看望曾经的同窗好友、同榜进士钱騋。钱騋(1776—1838年)是通明钱氏三十世孙,受朝廷器重,官至荆州道台,为官二十余载,清贫自律,崇尚节义,囊无私蓄,被道光帝誉为“真读书人”。

03

活字泥版印刷术发明人吕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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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昌吕氏朱卷有三份,分别为光吕衷谦绪(八年)壬午科《浙江乡试朱卷》、吕秉常光绪(十四年)戊子科《浙江乡试朱卷》、吕家骐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浙江乡试朱卷》。三人为共一家族,始祖均为吕由诚。但只在吕衷谦的“履历”中,发现了“曾伯叔祖”吕抚的世系记载:“抚,邑庠生,乾隆朝举孝廉方正,著有《圣学天地》《天文地理》《帝王三才一贯》《羲经》《皇极经学》《正修天人》《变化百忍》《乐天年谱》等图,并《教家箴》《二十一史演义》《皇极数趣园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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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抚生于康熙十年,于乾隆元年举孝廉,虽博览群书,却屡试不第,后隐居乡间,专心著述。让他后世成名的,就是研制成功了简便科学的活字泥版印刷术,将自己的《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付梓,从而刷新了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一成不变的印刷史,被誉为“中国印刷史上一部奇书”。这份关于他的著作书目,比之他们家族《吕氏宗谱》中收录的《吕逸亭翁墓志铭》记载,还要详尽。

04

查文清光绪(十一年)乙酉科

《浙江乡试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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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1849—1923),字沛思,号沧珊,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先生(查良镛)的祖父。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他所讲的“丹阳教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曾收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查文清身为丹阳县令,在处理“教案”事件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不肯为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的高风亮节,令后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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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册是他的乡试朱卷(右图)。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是他的会试朱卷(左图)。很显然,他的乡试朱卷是首次发现,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名人家谱中,有一份续《红楼梦》作者高鹗的家谱,用的就是他的朱卷(收录在《清代朱卷集成》)。所以,把这册查文清朱卷,当作金庸家族的家谱,也是有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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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祖父查文清的浙江乡试朱卷
原创 思绥草堂 思绥草堂 2021-10-01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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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清(1849—1923),字沛思,号沧珊,浙江海宁袁花镇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金庸先生祖父。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他所讲的“丹阳教案”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曾收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查文清身为丹阳县令,在处理“教案”事件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不肯为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的高风亮节,令后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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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先生《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了查文清的会试朱卷。但是《查文清光绪乙酉科浙江乡试朱卷》却是首次发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现大概介绍一下,以飨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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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试朱卷第拾贰房。



中式第七十三名举人查文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学附生民籍。



三场题目分别为《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乎》。



同考试官即用知县孔况荐批:志和音雅经策淹通。



大主考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潘 取批:理实气空经策精确。



大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白 中批:清丽居宗经策赅博。



本房原荐批:首艺前路曲折赴题一如题界中后四偶不浅不深适如题分措辞亦隽永有味次推阐尽致滴滴归源三语有注射到底不懈诗选韵深稳。

经机贺调熟五篇一律。

策矞皇典丽赅洽详明。



聚奎堂原批:心细手和理精法密次三有发挥诗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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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卷最末,为查文清《赋得涛白雪山来,得来字五言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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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滔天白,惊涛顷刻催,净同寒雪

积,猛挟叠山来,拔浪排成阵,飞花滚

作堆,气凝鲛窟冷,声撼鳖亹开,混接

横江露,雄争出地雷,高低银海眩,荡

決玉峰颓倒峡驱枚笔奔湍绕越台

恩波寰宇徧,咫尺到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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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廿一)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6-17 18:43 发表于辽宁
(廿一)真真假假變變變――武俠小說中的「易容術」



    武俠小說中常出現的「易容術」,是頗遭人詬病的,許多作家,如金庸、古龍、溫瑞安等,都曾經對「易容術」作過不少的批評;但是,說也奇怪,這些作家還是免不了會利用「易容術」作為小說中的關鍵橋段,溫瑞安小說中有蔡璇兒、諸葛青青,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更有阿朱這個角色,至於古龍,那更是不勝枚舉,從屠嬌嬌、王憐花、蘇蓉蓉、司空摘星、犬郎君、南海娘子、軒轅一光,一路數下去,真的不知有多少,其中《名劍風流》一書,更是利用「易容術」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猜疑、不信任感,製造各種懸念和緊張的氣氛,緊緊扣住讀者的心絃。由此可知,「易容術」在武俠小說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查考「易容術」的起源,無疑《史記‧刺客列傳》中,為了替智伯報仇,不惜「漆身為厲,吞炭為啞」的豫讓。豫讓「易容」的目的,是讓別人「認不出」其本來的身份、面貌,但其實此舉是違反了「刺客」最重要的信條的。「刺客」要能刺殺成功,最重要的是必須出其不意,正如同古龍所說的,「必須要像一滴水藏身於大海中」,作個「隱形的人」,方有可能一擊而成;豫讓渾身癩瘡、面目醜怪,所到之處,必然引人注目,怎可承擔得起「刺客」的任務?其失敗自是不在話下了。不過,豫讓從聲音、面貌雙管齊下,倒也不妨視為中國「易容術」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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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易容」的「易」字,是有兩重涵意的,一是「改」,以種種的人工技巧,掩蓋自身的本來面目,變成另外一個原本不存在的人。這種方式是較有可能的,其實就是一種「化妝術」,高明的人,的確可以在精心重塑後,轉變成為另一個幾乎完全不同的人,乍看之下,恐怕連自己的父母、親人,都認不出來,現代社會中化妝技巧之令人匪夷所思,相信有許多人都曾為之嘆為觀止過。



    不過,這種「改」,最多只能改其臉貌,武俠小說中常用以掩飾自己的形藏,暗中行事,最常見的就是戴上面具。戴面具算是比較粗糙的手法,和「蒙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也等於告訴別人「此地無銀三百兩」,其人背後定有另一身份。通常都是壞人才會用的,古龍說,「『易容術』這個名詞聽起來好像很神秘的樣子,總讓人覺得它和一些神秘的事情有關,把自己常會牽涉入江湖中一些非常凶險邪惡的勾當」,還真的說出了多數人的心聲。日本人稱之為「假面」,台灣武俠漫畫家葉宏甲「諸葛四郎」系列的作品,從黑蛇團、魔鬼隊、哭鐵面、笑鐵面,到黑騎士、孔雀俠,龍頭、虎頭,都援用此一手法。不過,武俠小說最喜歡用「人皮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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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俠小說中的「人皮面具」,細思之下是極恐怖的,因為都是從活人臉上剝下面皮,用以製作完成的,相當殘忍。但是,人皮果真可以用來製成面具嗎?恐怕還是出於想像的居多。《聊齋誌異》中有一篇〈畫皮〉,摹寫一隻鬼怪,用人皮為底,畫上不同形貌的人,披在身上,就可以宛然變成美女,想來就是「人皮面具」的來源了。但人皮是有機組織,要如何加工改造,才不至於腐壞,才能維妙維肖,倒還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現代科學發達,倒是可以作出「仿真」的人皮面具,其主要原料是「硅膠」,是一種化學成品,據說真的可以亂真,但卻未聞是用「人皮」去加工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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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皮面具」,可以變換成任何對象,這就是「易容術」的另一層涵意――「換」。「換」就是「取代」,將一個人變換成為另一個實有的人。這是武俠小說哂玫米顝V,也最神妙的部分,但也是最為荒誕不經,最備受批評的。例如最喜歡用「易容術」的古龍,都坦承「易容術本就不是魔法,絕對沒法子把一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的」、「最高深精密的易容術也只不過能把一個人改扮成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一個沒有親戚朋友會在附近看見他的人,讓別人認不出他是誰了」,的確是直指核心了。試想,即便形貌改換,但聲音、慣常動作、說話語氣都未有改變,親近的人,怎有可能被欺瞞下去?



    1997年,香港導演吳宇森拍攝了一部《變臉》(face off),利用科學技巧,將兩個人的面孔、形貌、特徵,甚至聲音都作了互換,用以帶動整部電影的情節,我當時就一直懷疑,難道與尼古拉斯‧凱吉同床共枕的妻子瓊‧愛倫都不會察覺嗎?這當然只有虛構的電影才拍得出的情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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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一個人取代另一個人,除了外形之外,聲音、辭氣、生活細節,顯然都會是絕大的問題。武俠小說家對此是完全夷然不顧的,簡直都將讀者看成是愚公、笨伯了。不過,卻有一位作家注意到了這個細節,巧妙地利用了古籍加以自圓其說,那就是另一位最鍾情於「易容術」的東方玉。



    東方玉的小說,幾乎每一部都固定有「易容術」的高手,「千面教」這個經常以「易容術」禍亂江湖的邪教,也是一再出現。不過,東方玉在《旋風花》與《東風傳奇》中都提到一個極為特殊的江湖門派――「奇胲門」,此一門派精擅稀奇古怪的學問,諸如奇門遁甲,和各種機器消息之類,尤其是「易容術」,儘管二書對其祖師有倉公(《旋風花》)、諸葛亮(《東風傳奇》)的不同說法,但就「易容術」而言,提倉公卻是較有道理的,因為倉公(淳于意)是漢代有名的醫學專家,《史記》將他與扁鵲同傳,而「易容術」則屬醫學的一環。

    「奇胲」二字,源自於《漢書.藝文志》的《五音奇胲用兵》,本是指兵法、致远裕鸽堋棺钟钟小改橆a肉」的意思,東方玉便由此虛構出一個專擅「易容術」的「奇胲門」,以及易容寶書《奇胲經》,也算是頗具巧思的。基本上,習練此功,東方玉是利用了武俠小說「內功」的概念,強調一個人如果內力夠深,即可以依奇胲之法,從骨骼、皮膚、氣血徹底加以轉換,高矮大小、俊男醜女、老少青壯,甚至連聲帶都可以依情況所需而改換,連化妝、人皮面具都可以略而不用,這有點像是美國導演卡麥隆在1991年的《魔鬼終結者2》(The Terminator 2)中的液態金屬人一般,可謂是神乎其神了。

    不過,儘管如此神乎其技,基本上還是「以人易人」,武俠小說中最神怪的「易容術」,絕對首推古龍《幽靈山莊》的犬郎君。犬郎君是《幽靈山莊》中不很起眼的角色,但他的「易容術」,恐怕連會道術變化的神仙,都望塵而莫及,他可以由人變狗,而且不止變成一隻,還是「忽然間就已變成七八條,大狗小狗公狗母狗都有,叫得熱鬧極了」,這雖比不上《西遊記》中拔下毫毛就可以變出無數個孫悟空,但也超越了武俠,而變成神怪了。

    武俠小說中為何會經常出現「易容術」,且作家用之不厭、「毀」人不倦呢?當然也是有其道理在的。我的學生丁國智,曾經撰有一篇論文〈試論武俠小說中的易容術――以古龍之作品為例〉,將「易容術」在武俠小說中的「功能」,區分為「欺瞞矇混」、「表現睿智」、「展現能力」、「多重身份」四種,其實,扼要來說,就是用「以假亂真」的手段,在全書中製造懸疑、引發波瀾,在錯認、誤認、潛伏、探密中,開展出許多新鮮、有趣的鬥智情節。不過,流弊之多,也是難以避免的,寖漸成為如溫瑞安所說的,「一旦故事給『卡』住了,情節『駁』不下去,惰性一長,懶意一生,靈機一動,大筆一揮,用『易容術』!那個誰就以此騙了誰,那個人就從此成了這個人」,變成一種「偷懶」的便捷法門。

    多數武俠小說中的「易容術」,哂玫枚际遣惶钊藧軕训模渲械故枪琵埖摹睹麆︼L流》和東方玉的《武林璽》頗值得稱道。

    《名劍風流》是古龍1966出版的作品,全書以「易容術」為樞紐,摹寫主角俞佩玉的父親俞放鶴,以及他周遭許多的長輩,都被一個陰旨瘓F所「取代」,他雖然心知肚明,但在眾人交口一詞下,卻無處申辯,到底這世界還有「真」人嗎?一個清醒的人,被目為瘋子,而全天下沒有人能夠為他證明他是清醒的,這是何等的悲哀?俞佩玉在此情況下,對每一個出現在他身邊的人,都抱持著懷疑的心態,誰知道誰不是「易容」的?全書故事一開張,就讓俞佩玉心懷忐忒、疑懼的在疑真似假之間無法釐清,轉至於對每個人都不信任,而讀者也隨之不免疑懼誰才是真的。在某種程度上,《名劍風流》其實代表了古龍對所謂「朋友」的一種不信任感,社會中人人都在「易容」,都在掩飾,究竟有誰是以真心待人的?人心的莫測變化,皆由廣義的「易容」所引起,而《名劍風流》則借此「易容術」翻生波瀾,無數的懸疑,就貫串於全書之中。這無疑開啟了後來古龍援引偵探小說的手法營造武俠的先聲。

    可惜的是,如此懸疑、虛構的小說,古龍並沒有真箇完成,後面是由僑奇所接續的,但從前面所鋪設的種種線索來說,還是可以看到古龍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易容術,將人心的真、假兩面相的危疑與矛盾凸顯出來的成效。

    《武林璽》是東方玉1969年開始創作的作品,書中以邪派「千面教」的餘孽,利用「易容術」(幾可亂真的人皮面具)假扮有望繼任武林盟主的耿存亮,又命另一人假扮耿存亮,讓他被揭穿,真中有假,假中又假,人皮面具可以雙層戴上,使得真假莫辨,千面教就倚仗著此一神妙的易容術,將江湖擾亂得天翻地覆,而整部小說也在此層出不窮的陰衷幱嬒拢瓷耍瑯O盡其曲折離奇的詭譎變化。

    尤其有趣的是,當主角尹天麒等人發現千面教利用易容術攪亂江湖的技倆後,索性「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用「易容術」對治,以真亂假,正邪雙方勝負的關鍵,就在於有無被揭穿而已。如果說要找一部以「易容術」為關鍵,而能將全書情節串演得如此曲折離奇、變化多端,讓人目不暇接的作品,《武林璽》可以說是名列前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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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俠小說幾乎可以說是「家家易容,部部變相」的,善用者可以出奇變化,增添小說中的新奇、有趣之致,但不善用者,恐怕就往往成為一種偷懶的手段,將情節簡單化、人物平面化,就弄巧反拙了。「易容術」其實就是當今的「整容術」,名師出手整治,可以化醜為妍,將腐朽變神奇;但拙劣者,就難免一律千篇,不但未見精采,反而醜者更醜,原味盡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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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森:“现代国家每天都在扩展它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范围,它接管了以前归属于独立社会单位的职责,比如家庭、教会,或者说它接管了归属于私人自愿行动范围的职责。不仅国家变得更集中,社会文化也更加政治化。”
克里斯托弗·道森:《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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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的许多结论之一
他承认后者处理的是精神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也承认其态度是极度真诚的;但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没有达到他的(也是别林斯基的)最重要标准,即拥有艺术天赋,就是说简单清楚地表现一种个人想象的能力。他毕竟只是在舞台上罗列他的人物,除此之外,托尔斯泰宣称,就只是机械地展开情节:无数页的内容都是可以预测的、沉闷乏味的、缺乏艺术性的;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不会写作或创作。
302 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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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语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没有能量生产出一个大诗人呢



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语言问题


哈金

(美国作家)



  读到李陀在《今天》39期上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文章,很兴奋。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仅管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原以为会有一系列的文章出现,深入地讨论写作和汉语的关系,但似乎还没有人比李陀做得更透彻。我是一个局外人,完全用英语写作,没对这个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然而,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语言问题我倒挺关心,也想过一些。这是一部学术著作的题目,我早已不写学术论文了,所以只能在此简单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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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大诗人



  杨炼在(中文之内)(《今天》第40期)中提到当代汉语诗人大多在“瞎写”的现象。这应该从中国当代诗歌无传统可反叛的情境来解释。“五四”之后的白话诗的主要功用在于打破了文言诗,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固、强大的传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朦胧诗反叛的是一个政治的传统,因为在它之前并没有什么辉煌的诗歌传统可言。所以,当代诗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在现代汉诗中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语言传统。没有这样的传统,就不会有伟大的诗歌。从西方诗歌史来看,每一次突破或变革都会在该诗歌语言中找到参照。而当代汉诗没有这样一个语言传统的参照。



  T·S·艾略特曾说如果一个语言不在每一代人中都产生一两个大诗人,那么这个语言已经害病了。那么什么是大诗人呢?除了感情的强度和思想的深度以外,大诗人必须在语言上有所贡献。就是说经过他或她的创作,其语言发挥尽它的潜力,并且得到发展。



  在这样的诗歌产生之后,该语言多多少少跟以前不同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不敢说每一个主要西方语种都在每一代人中出产一个大诗人,但比较客观地说,他们在每一个世纪中拥有大诗人。



  但汉诗怎样呢?我想至少可以说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大诗人。为什么汉语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能量生产出一个大诗人呢?是不是这个语言本身出了毛病?我认为是的。



诗歌语言的功用与构成



  从宏观上讲,最理想的诗歌语言追求两个目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普遍性是语言被众多的人采用;永久性是语言能够长期流传下去。“文章千古事”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广阔的层次上,古典汉诗的语言的确是很理想的。这是庞德等西方诗人赞美汉诗的理由。西方的文字几百年就变得不可识了,但汉语几千年来一脉贯注下来;现在中学生还能读懂孔老夫子的话。



  诗歌标志一个语种的最高成就,是其桂冠。同时,诗又服务于语言。这种服务主要表现在两个功用上:1、发展其语言;2、巩固其语言。要发展就要有破坏,“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打破了文言传统,把文与言的距离缩小了。其实,白话文的目的是消灭这个距离。如果没有这个距离,诗歌语言真能够达到普遍和永久吗?



  距离也许还是应该有的。汪曾祺与老舍和赵树理不同,他力图操持一种文与言之间的适当距离!不管他意识到没有,他将古典散文的语言引入现代汉语,是一种力图稳固语言的工作。



  从长远看,稳固也是发展。那么一首诗的语言是怎么构成的呢?主要有三要素:声、意义、意象。文字的意义和意象并不是诗歌的本质,两者都可以被翻译。这点庞德早已做过详细的论述。



  诗歌语言的本质是声。声是无法翻译的,它也容纳着感情和意义,是诗歌语言中最有感染力的成份。虽然我们不懂一首诗的意思,但往往也会被它感动,甚至是外语诗。不信,你听听艾略特本人朗诵的《荒原》,或莱特克的《醒来》,或佩拉丝的《爸爸》,这种现象是由于声使听者从感情上与诗有所沟通。



  总的看来,当代汉语诗人们过于在意象上下功夫,没有在声方面有重大突破。记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朦胧诗人说过:“我们写诗主要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听的。”确实,朦胧诗不但没能在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倒使许多后来者把声这个核心问题给忽略了。其实,郭路生(食指)对诗律和韵的追求可以被看做是对朦胧诗所忽略的声的问题的补偿。可他的诗作有限,未能开出一条路来。



  庞德曾失望地说汉诗在声的方面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一些嘶嘶的语音。”当然他无法从声的方面来体会汉诗,但跟英诗比起来,汉诗的音乐感的确要简单、原始些。这点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学》里也提及过。也许这和单音节的汉字有关,也许跟字与言的分离有关。总之,声势发展诗歌语言的关键所在。更多的汉语诗人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此处。



  汉诗语言的伤疾和生机从历史来看,汉诗语言最大的伤疾,是言与文的严重分家。秦始皇书同文一下把所有的各种文字都给消灭了,李斯的小篆被立为官字,以后朝朝代代都有所谓正名和正字运动,乱用字是要从罪的。甚至前几年,《人民日报》还发文告诉计算机使用者乱用印刷字体是非法的。



  最初书同文的确为诗歌创造出新机会──文字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都得到充份扩大。后来唐诗正是在这个人为地创造出的空间得以开花结果。以致达到汉诗的顶点,生产出几个伟大的诗人。



  自宋以后,这个空间渐渐被开掘尽了。由于无法得到口语的滋养,汉诗的语言开始枯竭,无力产育更伟大的诗歌了。白话诗力图将诗歌跟口语完全结合起来,就不得不抛弃古典诗歌。平心而论,虽然古典诗歌在意象和美学意识方面对当代汉诗有所帮助,但语言上它无法提供任何能量了。穆旦从来就不读古诗;我也看不出北岛、顾城等人的诗作跟古诗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严重的脱节,是历史的必然,是诗人们无传统可循的原因,也是现代汉诗跟别国诗歌的根本不同之处。

 

  鲁迅憎恨汉字是因为它有一部铁血的历史,它是统治中华各民族的工具,它把文学跟民众分开,它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动脉。鲁迅的悲剧在于他的著作都是用汉字写的,他的天才使得汉字在他笔下焕然一新,又有了生机。



  在计算机和电视普及之前,许多人对汉字的前途是悲观的,认为它势在必亡。(简化字不就是证明吗)计算机淘汰了数百斤重的汉字打字机,使汉语的应用科学化了。电视机更广泛地普及普通话,这为汉字的运用提供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汉语将富于活力。



  但言与文分离的问题还无法解决。当代汉语诗人多以普通话写作,这是一官方语言,往往跟日常语言脱节;也就是说,文字上还是不能最充份地吸收口语的养份。比方说,李陀赞美汪曾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左)口(右)害!”李陀被这“嗐”吓了一跳,认为是神笔。我是地道的北方人,一辈子只去过江南一次,但这个“嗐”字只是在李陀点评之后,我才觉得它的确不错。这不光是反应迟钝,原因是我不熟悉京白和京片子。我敢保证上海佬和广东佬们在这点上比我这个东北佬还迟钝,更不用说少数民族了。这涉及当代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用谁的口语来说话。甚至在普通话内是不是应该独尊北京话?什么样的口语能为汉语文学提供最丰富的养份;使其既具普通性又具永久性?对这个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也许等有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后,作家和批评家们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理想的当代汉诗语言



  理想的当代汉诗语言首先要充满口语的活力和丰富的音乐感,既有弹性又有力度。雅俗兼容,至少在两三百年内仍将新鲜如初。



  这种语言需要一些人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劳动才能形成。只有当这样一个强壮的语言形成后,传统才能建立。现在写诗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来从事建立新的语言的工作。我曾幻想过有那么三五个真正具有诗学天赋的人共同交流、甘愿从事这种劳动。他们每个人都熟悉中国的诗歌传统和数种方言,精通一两门外语并能体验不同语种的诗歌;他们共同用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标准重新组织建立汉语诗歌语言。在他们死后,后来者们将千方百计超越他们,但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业绩是一座坚实、必不可少的里程碑。哪个民族会如此幸运,在一代人中拥有这样三五个人呢?即使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人才,他们能不受生计、政治、环境的驱使去做别的事吗?



  我的幻想不但不实际,而且还是反动的,反历史而动的。横观世界,诗人们都在忙着打倒自己诗歌传统的里程碑;他们追求个性的、琐碎的语言,跟以前的宏大雄伟的传统对着干。可悲的是,现代汉语诗人没有一座丰碑可捣。难道汉诗必须逆历史而动才会有出路吗?



  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诗歌语言跟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尔兰诗人希尼曾说他的痛苦之一是不得不亲吻征服自己民族的棒子。这根棒子就是英语。从宏观来看,每一批优秀的诗作都在丰富发展其语言,使它更坚韧、更精妙。鲁迅一定比希尔更痛苦,他憎恨汉字,但它又是自己生存的条件。有朝一日,如果一个新的强大的汉诗语言传统真正建立起来,它会不会使汉字这条绑缚中华各民族的锁链又多一环呢?这真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课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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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多年前的今天,英国人用《大宪章》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原创 普通法简史 燕大元照 2022-06-15 17:4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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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宪章》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文件,为何在签署八百多年之后,依然受到人们的纪念和普遍尊崇?


《大宪章》,签订于1215的政治文件,有3500多字,最初用拉丁文写成。《大宪章》的核心思想是“无人可以超越法律”。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份以法律形式限制君权的正式文件,它为人类的民主和法制提供了最早的法律基础。



八百零七年前,当这个文件被签署的时候,《大宪章》的条文被写在羊皮上,如今尚有四份原稿存留:一份在林肯教堂(Lincoln Cathedral),一份在萨利斯伯雷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剩下两份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大宪章》的英文是”Magna Carte“,这两个字是拉丁文,翻译成现代英文,是“Great Charter”。



《大宪章》有两个版本:第一个颁布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约翰(King John)签署,地点就是前面提到的“Runnymede”。



第二个版本由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Henry III)再次颁布,第二版比第一版晚了大约10年(1225年)。1297年,英文爱德华一世(Edward I)将《大宪章》正式纳入到英国的法律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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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签订大宪章





然而当乌合之众或暴君,
对英格兰的道路横加干涉时,
低语四起,八方战栗,
就连兰尼米德的芦苇都颤抖不已。
泰晤士河啊,它知道国王的心思,
更知道民众、僧侣和其他所有人的。
深邃的河水阴森恐怖,
它从兰尼米德带来了警告!

——吉卜林:《兰尼米德的芦苇》


1215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在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这一年不仅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且废除了肉体考验这种残酷的审判方式。前者当然更为著名,但后者也同样重要。



我们先说第一个。在兰尼米德发生的这场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当面对峙,起源于国王的贪得无厌和多疑猜忌,完全是由国王的性格缺陷引发的。从气质上看,约翰并不是一个能担当王位重任的人。他性格狡猾,但缺乏自信。他躲在偏执的棱镜后扭曲地施展权力,并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卑劣。他对整个世界缺乏信任,并导致整个世界也不信任他。



W. L·沃伦这样评价他:“他有成为一名伟大君主的智力,以及成为一名小气暴君的性格。”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更加极端,但无论如何,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英格兰历史中最差劲的国王。在他身后,再也没有国王用约翰给自己命名。尤其是与父亲亨利二世的伟大成就以及兄长狮心王理查的赫赫战功相比,约翰的失败者形象更加展露无遗。



1199年,理查在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死于一场围城战,约翰随即继承了王位。他很快就丢掉了对安茹的统治——那是一片由他父亲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由他兄长英勇无畏守护的土地。



他在法兰西贸然发动了灾难性的军事冒险,在短短五年内就连诺曼底都无力守护。



他绝望地想收复失地,但却又怀疑贵族们的忠诚。他的贪欲和多疑相互交织,非但不去安慰这些丧失领地的贵族,反而要求他们为惨败的战争继续提供资助。由于丧失了欧洲大陆的领地,约翰不得不被禁锢在英格兰境内。



他持续地压迫贵族,利用皇家法庭滥征罚款,很多时候都毫无道理;他让贵族们对自己负债累累,不按时偿还就没收贵族的土地,并强迫部分贵族用离谱的价格“购买国王的支持”。此外,他还有一个不幸的癖好:他不光对贵族的财产贪得无厌,对他们的妻子也垂涎三尺。约翰剥削了不可计数的现金,但他各项事业的失败也达到了顶峰。



1214年,他挥霍光了贵族们的黄金,丢掉了对法兰西的统治,也一并让贵族们丧失了那里的土地。在鲁莽特质的加持下,这位昏庸至极的国王亲手打造了一座孤零零的“权杖之岛”。



靠着“不懈努力”,约翰成功地让大部分贵族离心离德,最终亲手塑造了一个自己一直担心出现的群体:心怀不满并蔑视自己统治的贵族阶层。他屡战屡败,让贵族们迷信地认为上帝不愿为这位国王提供庇佑,因此必须在他将整个国家毁灭之前阻止他。



此外,贵族们还意识到,安茹时期的土地法改革为他们的佃户提供了可观的保护,但没有给他们这些直属封臣同样的权利。出于这些混杂的动机,贵族们终于在第二年发动了叛变,夺取了富庶且戒备森严的伦敦城。



很快双方的斗争陷入胶着,国王无法对伦敦城发动攻击,更不要说重新夺回它;但贵族们在战场上也无法彻底击败国王和他的雇佣军。



形势迫使双方都坐下协商,但局面显然对贵族们更加有利。兰顿(Stephen Langton)大主教出于对贵族们遭遇的同情,出面担任双方的调停人。



《大宪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兰顿。由于他坚持国王必须服从于法律的观点,约翰和他的贵族们方才重归于和平。



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其中作出的承诺将持续有效——约翰称“受到上帝的鼓舞,为了他灵魂的美好,用上帝的荣耀、教会的圣洁和王国的未来”起誓。然而,信用破产的约翰的口头承诺根本无法得到信任,贵族们坚持任何和平承诺都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且必须昭告天下。



1215年6月15日,在泰晤士河畔的中立地带,双方会面。这场会面被后世称为“兰尼米德议会”。



在这场有意为之的角力中,各方勉强达成了不甚稳定的共识。约翰勉强(或者狡猾)的妥协成就了英格兰历史里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它书面记录了对国王权力的限制。这也许不是第一次,但肯定是最早对王权进行限制的文件之一。



当然,这份文件更多地是对特权的许可,而不是一份对自由的声明。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叛军们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人权”的主张,甚至没有一点这种主张的迹象——除非我们认为对“人权”的定义可以排除全体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即便第一份草案中的“全体贵族”被修改为“全体自由人”,也不能意味什么,因为“自由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叛军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并终结国王的专横统治。他们并不想废除皇家司法制度——这是个好东西,但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让任何人游离在外,哪怕国王也不行。尽管亨利二世当时也并非时时刻刻都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但贵族们坚持亨利的继任者们必须要这么做:制定法律的人,同样也应当接受法律的统治。一位编年史学家哀叹:“当法律不复存在时,就只有暴政横行”。另一本当年的小册子记载:“在这座王国中盛开的应该是权利和正义,而不是堕落和腐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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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所谓的暴政和专横基本上只针对贵族,而没有针对所有人。国王依然勤勉地在地位低下的民众中不偏不倚地主持公道,并因此受到了一定尊重。



人们需要的是法律之下适用所有人的正义——其中也应包括这些贵族。



亨利二世时期的法律改革令人钦佩且不可逆转。它承载了极高的期望。皇家司法化身为法律和秩序的守卫者和财产的保护者,自此成为最受人们青睐的求助手段。这部宪章并不是革命性的,而更像是对已有原则的重建。



它的条文并非试图对皇家司法作出限制,而只是让它恢复到更规范、衡平和易得的状态,这正是约翰统治前的样子:



第17条规定“民事诉讼”不必对皇家法庭亦步亦趋,而应当遵循公众需要,在“事先设定的地点”举行(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在威斯敏斯特厅进行)。

第18条规定,两位巡回法官应当每年举行四次地方法院审理,专门处理某些特定民事案件,这也被称为“被占土地找回”“先人占有权”或“神职任命权”令状。


当然,一年四次审理很快就被证明过于激进,政府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实现这一目标。



在1217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中,审理次数被缩减为每年一次。第45条规定,担任法官或地方治安官的人必须要“精通并愿意遵守和维护法律”。



宪章中有一些暂时性的条款,例如对渔堰和啤酒度量方面的规定。也有一些条款一直在历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这两个:



39.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捕、囚禁、剥夺财产、放逐或受任何损害,我们亦不会自己或派军攻击他,除非他受到相当于同等人之合法审判或经本地法律所允许。

40.任何人的法律公道与正义都不得被出卖、拒绝或延迟。

这两个著名的条款保证了正当程序、经同意征税和法治,这都是已经觉醒的英格兰意识中令人惊艳的方面。二十五名男爵被挑选出来,监督宪章的执行,确保国王遵守法律。尽管这种监督未能一直持续,但一段时期内“在贵族们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下,国王的角色事实上被限制为法律的执行长官”。当约翰将他的大印盖到《大宪章》之上时,《大宪章》也将这枚封印升华为普通法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即使在当时,《大宪章》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四十多份原始副本——也被称为“范例”——被发送到英格兰的每一个郡县,其中的四份副本穿越了八百年时光留存至今;其中记载的条款经国王之手,在整个国家内广泛传播。



当然,它的标题根本没有“伟大”的意思,之所以称之为“大”,仅仅是为了与它的小伙伴“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进行区分。贵族们将它称之为“王国境内普适的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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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英国新建的最高法院,这些在显著位置展示的文字,体现着《大宪章》的持续影响和英国法的持续性



尽管《大宪章》的条文已经传遍了王国各处,但约翰还是很快食言了。



他争取到了教皇的支持,由教皇宣布宪章无效。这导致短短八个月内,叛乱再起。约翰一度占据上风,占领了罗彻斯特的据点。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一点,也许就能从兰尼米德的屈辱中彻底脱身,让叛军此前的胜利果实变成一纸空文。


但是,约翰在接下来的一年被痢疾彻底打垮,并且只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子嗣。



就这样,国王死了,宪章活了。



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Henry III)年幼无助,在引导和辅佐之下赋予了宪章新的生命。1216年、1217年和1225年,亨利三世先后三次重新颁布了修订后的宪章。



1225年版的《大宪章》最终成为法律。这是第一部成文法,其中的三个条款自此从未被废止。它是一项根本的事实,“并非到十七世纪甚至十四世纪才被发明出来”,而是“清晰无误地就是宪章本身的原始目的”,因为只有最基本的法律才能永久保障这种对自由的承诺。这株幼苗在历史长河中幸存,并在英格兰以及它未来的殖民地中成长为参天大树。



某种程度上,它的成长甚至有些早熟。



1297年颁布的《宪章确认》(The Cnfirmation of the Charters)将它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所有主要的皇家政策。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统治时期(1327年—1377年),议会至少六次通过立法,将《大宪章》覆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其扩展到陪审团审判、正当程序以及“无论何人、有何财产、是何身份”。



由《大宪章》派生出的神话甚至比它本身更加有效。可以说,是它神话的一面赋予了这部中世纪笨拙宪章以不朽精神。



正如塞缪尔·约翰逊后来谨慎观察到的那样,《大宪章》自诞生时就“长着灰白的胡须”。



到了十七世纪,胡须已经完全长成,它从出于政治目的的一份文件,变成了一部英格兰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具有不可撼动地位的宪章。



这种转变最终在查理一世时期才完成是有深刻原因的。因为查理一世缺乏战功,对金钱无度索取,并试图将自己无穷的欲望强加于囊中羞涩的臣民——它越来越像“坏王约翰”(Bad King John)。



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King John)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上述演变未能更早发生:这部写于1598年的戏剧赶上了“英明女王贝丝”(Good Queen Bess)统治时期,眼前的太平盛世使得这部戏剧对于大宪章的签署——我们如今认为约翰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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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七世纪,1225年版的《大宪章》重回人们视野。



回归之后,它被视为古代英格兰自由权利的集大成者和源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古代自由权利的守护者。



在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这位伟大的普通法拥趸的努力下,它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在其自身范围内不再需要其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家伙”。



当然,科克的工作也并非重新修建一座大厦,而是对原有的成就进行扩展。为他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实基础的,是十三、十四世纪人们对宪章的不断重述和发展。



这项成果产生于本土议会和斯图亚特异国君主之间艰难斗争的背景,最终由一个权威的法律巨擘塑造成功,使《大宪章》成为“无可争议的基础法律”的具体化身,从而保证所有英格兰人无论地位如何都能永远享有这些古老的权利和自由。



就这样,起初一个只保护特定群体特权的法律,终于庄严地宣告了惠及所有人的大写的“自由”。



尤其是第39条和第40条,被人们拥戴为人身保护法、陪审团审判和普适自由的开端。当然,这种说法有一些问题,例如,人身保护令其实是皇家特权的一部分,它最初产生于皇家法院的令状而非《大宪章》,但由于《大宪章》中的“精妙措辞”,使其“逐渐成为普通法的元素之一,并在几个世纪中持续施展着它的修辞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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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就算是神话又何妨?《大宪章》的神话非但没有扭曲它的现实意义,反而对其进行了扩充。



那两条简洁条款的适应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穿越历史中的无数次解释和发展。它们最初想保护“所有自由人”免受约翰的专横统治,而非仅仅贵族。



那么为什么在每一次和每一处反抗暴虐统治时,这个条款不能被援引呢?为什么“自由人”这个当时数量相当有限的群体,不能被扩展到所有人呢?



《大宪章》的“现实意义远超过其字面含义”。这是国王在臣民的监督下,用皇家宪章方式建立的法典。“它开创了对法律和习俗进行周期性修订的道路,意味着政府不能做出伤害被统治者的举动。更重要的是,它只要矗立在那里,就是对蛮横统治的谴责。”



自诞生后,在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而关键的时刻,《大宪章》都吹响了它嘹亮的号角,呼唤自由,抵抗自负专横的政府。



其一是前述的英国内战,国会议员们用它来抵抗查理一世的专横统治。其二是在18世纪,它激励了遥远美洲的美利坚国父们,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提供了基础,并在大洋彼岸同样获得了神圣的地位——甚至比在英格兰的地位还高。



英格兰法律史权威梅特兰曾宣称:



“尽管有缺点,但这份文件成为——而且是恰如其分地成为——一份神圣的文件,在英格兰所有法律中,它最接近一份不可废除的‘基本法’……用最简单的话来概况,这份文件的意思是,国王在法律之下,而且应当在法律之下。”



每当危机发生,人们呼声高涨时,就会发现《大宪章》恰如亚瑟王的神剑,立于石头之上,静静地等待被人从中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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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普通法简史》第7章



普通法简史

[英] 哈利·波特 / 著  武卓韵 / 译 周大伟 /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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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桥|金庸小说副书名(上)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6-15 15:02 发表于江苏


本期开始,我们来谈谈金庸小说的副书名。

金庸自1955年2月起,因缘际会,开始写武侠小说,至1972年9月,共创作了一十五部作品。这些作品经过次数不等的修订,由明河社以《金庸作品集》的名义,于1974年12月开始陆续出版,到1981年8月完成。从旧版到修订版,虽然个别作品的书名有所变化(《素心剑》改为《连城诀》),但总体而言,一部作品无论是编为一册、二册还是四册、五册,都只用一个书名。

1985年10月,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地区的发行权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转到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远流不仅在普通版本上推陈出新(36册25开本的精装本与平装本),更是在1986年11月,发行了《金庸作品集》历史上第一个袖珍本。

袖珍本《金庸作品集》是72册,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为每册书都起了一个独立的副书名。金庸武侠的副书名,由此发端。

到了新修版时,金老除内容文字上的修订外,还将副书名也做了修订,修订版副书名仅仅有14个被保留下来,重新撰写的有58个。这样,金庸修订版和新修版所用的副书名一共有130个!

顺便说一下,新修版因为率先发行的是大字本,而大字本也是72册,故大字本与袖珍本一样,每册也有副书名。

不知大家有没有研究过,修订版的副书名与新修版的副书名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总体而论,修订版通常以该册较为核心的武功(武器)、人物或事件来命名,武侠味道浓厚;新修版基本是以概括该册的主要内容来命名,更贴切也更有文化感。把各册的副书名合起来看,修订版像是“并联”,而新修版更像是“串联”。

这一期,我们先谈“射雕三部曲”。

《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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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1 远流袖珍本《大漠英雄传》(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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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2 远流袖珍本《射雕英雄传》(新修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确立新派武侠小说宗师地位的奠基之作!书中的武林人物,由江南七怪、黑风双煞、全真七子,而到“五绝”——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侠小说中的经典人物设置。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武林秘笈《九阴真经》,以及神鬼莫测、各擅胜场的武功绝技,如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黄老邪的弹指神通、一灯大师的一阳指、王重阳的先天功、老毒物的蛤蟆功、黑风双煞的九阴白骨爪等,更是给金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修订版副书名以人物为主。“江南七怪”是主人公的授业恩师,贯穿全书的人物;接下来除了“金刀驸马”外,还有“桃花岛主”、“九指神丐”、“一灯大师”、“全真七子”,基本涵盖了全书的重要人物。另外,还有最要紧的武功秘笈“九阴真经”、最要紧的故事“华山论剑”。可以说,基本上将全书“卖点”一网打尽。

新修版副书名将所有人物一概摒弃,只保留了“九阴真经”和“华山论剑”两个经典名字。“降龙神掌”是书中第一重要的武功,“密室疗伤”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副书名自然也是上上之选。另外的“大漠风沙”、“深山高峰”、“海岛巨变”或许是作者欲用不同的地域作为贯穿情节和连接全书的纽带?从概括内容的角度看,自然没有问题,但过于平淡,缺乏冲击力;还有“往事如烟”,不仅过于抽象,也没有《射雕》特质。笔者以为,既然用了“降龙神掌”、“九阴真经”,那么“弹指神通”、“先天神功”、“一阳神指”以及“武穆遗书”等等,也未尝不能考虑。此外,第一回回目“风雪惊变”用作第一册副书名也是极好的,当年第一次读《射雕》,看到丘处机雪地追凶,惊为天人!

《神雕侠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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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 远流袖珍本《神雕侠侣》(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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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2 远流袖珍本《神雕侠侣》(新修版)
修订版副书名以开场的女魔头“赤练仙子”打头,“玉女心经”是古墓派和小龙女的专属标志,“绝情幽谷”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情节,“神雕大侠”自然是主人公杨过,这些都是极为恰当的。相对而言,“疗毒圣僧”的存在感略低一点;而“移魂”与“弹指神通”在《射雕》一书中已经出现过,此时用起来,缺乏神秘感;“九阳真经”在《神雕》中并无实质性内容,应该放到《倚天》中。

新修版副书名沿用了修订版三册,即“玉女心经”、“绝情幽谷”和“神雕大侠”,暂且不论。“投师终南”和“武林盟主”都过于中规中矩,淡而无味,且后者的指向性不强;“神雕重剑”与“神雕大侠”有重复,虽然主题不同,但还是以变化为好;至于“手足情仇”,写的是武氏兄弟“吃醋斗殴”,就是一段插曲,无趣的很;而“生死茫茫”作回目可以,毕竟小龙女跳崖了,但从全书情节及基调,用“生死茫茫”给《神雕》结尾,不甚合适。

其实有一个“最神雕”的名字——“独孤求败”,两个版本都未能想到,很是遗憾。

《倚天屠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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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 远流袖珍本《倚天屠龙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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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2 远流袖珍本《倚天屠龙记》(新修版)
“昆仑三圣”原来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人!当年看《倚天》时,觉得被作者捉弄了,但反转的是真好。接下来,还是以各色人物为主,有亦正亦邪“金毛狮王”、有行事怪诞的“蝶谷医仙”、有神秘莫测的“灵蛇岛主”。“乾坤”(乾坤大挪移)和“寒冰绵掌”也可以理解为指代张无忌和韦一笑——这是他们的独门绝技;“金刚伏魔”既可以指代三大神僧渡厄、渡劫、渡难和他们组成的“金刚伏魔圈”,同时也是围绕“金刚伏魔圈”(谢逊地牢)发生的各场打斗;“屠狮大会”自不用说了,是全书最后焦点的汇聚,只是与“金刚伏魔”稍有雷同。其实,“灵蛇岛主”未能突出重点,毕竟韩千叶只是书中临时出现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妻子金花婆婆(黛绮丝)才是主角,如此,还不如直接改为“紫衫龙王”,是不是很霸气?如果再增添一个“白眉鹰王”(或与之有关的),“紫白金青”四王就齐了。当然,《倚天》中可以拿出来做副书名的太多了,“倚天剑”、“屠龙刀”自不必说了,张三丰及弟子武当七侠,明教的逍遥二仙,光明顶大战,九阳神功等,均可以入题。

新修版增加了“屠龙宝刀”和“九阳神功”两项“镇书之宝”,是我之所喜。“北溟冰火”、“万里西行”是全书两个重要的内容,“四女同舟”是经典桥段,且都具有《倚天》的唯一性,只是张力不够,太过平铺直叙;至于“扑朔迷离”,几乎可以用于所有作品中;“群雄归心”的情节在金庸作品中也不止一处,比如《碧血剑》等;而“少林大会”在《天龙八部》中也有类似情节,缺乏《倚天》特征。

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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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看金庸觉得甜腻,中学生就刚好
徐皓峰 凤凰网读书 2021-06-16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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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十岁的人再看金庸就觉得甜腻,而对一个中学生就刚好,当他们成长为中年人后,对于金庸武侠小说有种特殊的情感,已超越了小说本身,因为金庸小说是他们成长的参照物。

——导演、编剧、武侠小说家 徐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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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一两个典故,造起传统文化氛围

倪匡有一句老实话:“平心而论,金庸、梁羽生也是要抄书的,并且将此列为武侠小说的一些点缀,以提高品位。”倪匡的这句话,容易被利用,美国《恶俗》一书言:“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的,但是把它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将糟糕的东西进行伪饰夸张,就是恶俗。

其书还言:“一件明显糟糕的东西,其恶名不会维持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出来对其大加赞赏,人们会把它当作备受尊崇的东西,处处为之欢呼喝彩。”——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化,受到知识界百般推崇,令人感到有上面这句话的迹象。

王朔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便批判了金庸的恶俗,王先生凭着直觉发言,招来许多倒彩。抄书并不能说就是恶俗,中国小说家有抄书的传统,《镜花缘》一书抄得登峰造极,作者沉浸于卖弄学问的快感中,使得小说后半部成了《周易浅说》等各种浅说的汇集,毁了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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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李汝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抄得好的叫“用典”,比如《西游记》,清代著名道学家刘一明说它字字都有典故。古人治学严谨,为证明自己的话,刘一明甚至有专门著述。这种用典的效果在摄影里叫“多重显影”,能令人“玩索而有所得”,不过《西游记》能成为四大名著,还是靠的文学。

金庸也善用典,比如《射雕英雄传》的五大高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便借用了古典的五行学说。东方属木,生生不已,是古代出长生神仙的地方,如蓬莱仙岛。佛教讲东方有药师佛,所以东邪名黄药师,住桃花岛,武功样式繁多。西方属金,象征物为金蟾,多高山,主杀,所以西毒名欧阳峰,其子名欧阳克,武功为蛤蟆功。“东邪西毒”是中医用语,将地理与人体联系,说东方人易感风邪,西方人得病易深入,需要大剂量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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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剧照

由于金克木,所以西毒毁了东邪的桃花岛。南方属火,有升腾之相,在俗为帝王,出家为高僧,所以南帝做了和尚,本名中有个“兴”字,道家“一阳来复”含回升之意,所以南帝武功为一阳指,由于火克金,正好克制西毒的蛤蟆功。北方为水,水处卑下,人间最卑贱为乞丐,与大众最贴近。《周易集注·太极河图说》中有“二七在上”,所以北丐名洪七公,有九指,水至柔至刚,澎湃起来有大力,所以北丐的武功为降龙十八掌,天下至刚的武功。中央为土,为中和状态,介乎有形与无形之间,所以中神通王重阳在书中一出场便死了,一闪即逝。而代替王重阳的是老顽童,老子说孩童时期就是人的中和状态。

《射雕英雄传》的主线是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但关键内容是这四大高人的故事,否则光靠一个傻小子(主人公郭靖智商较低)吸引不了读者。中国文化讲究对仗,靠着这五大高人的排名关系,就创立了一个格局,已令人有阅读欲,金庸利用文化心理增加小说悬念,的确是善于用典。

再如《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是引自民国宋唯一的《武当剑谱》。《笑傲江湖》中风清扬讲授剑法的第一段话,与《武当剑谱》开篇段落几乎用语一致,都是以《易经》、八卦来讲剑。金庸独孤九剑的打斗风格是,在对手没有发动前便制住他。《武当剑谱》抄袭的是宋代道书《文始真经》。《文始真经》上有一段剑客问答的寓言,就是讲的这种打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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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剧照

对于可随意编造的武打,金庸竟如此考究。难怪许多老先生也喜读金庸,因为确有令人“玩索而有所得”之处,在读通俗文学时竟意外地发现有学问可做。金庸作品借一两个典故,就造起传统文化氛围。

抄书抄得好的小说有《红楼梦》,集中了各种杂学,被称为大百科全书。倪匡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小百科全书,为何言小?倪匡承认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知识是一种基本知识,比如小说中的医学是基本医学原理,小说中的书法艺术是基本的书法知识,由于文笔好显得魅力十足——正如王一川所言的“魅力”。魅力无法实究,所以言之小。而且由于要将知识引入武侠小说,需要做一点奇幻化处理,因而在表现传统文化上,金庸的深度比古人稍逊一筹。

廖可斌先生认为:“不可否认,有相当读者,就是通过阅读金庸小说,才掌握了那些本该掌握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如果读者已经掌握了那些知识,金庸的小说会不会贬值?廖先生的话令人感慨这一代文化教育的悲哀,而不能用来证明金庸的成就。

既然从知识含量这一点不能评价是否恶俗,也不能证明是否优秀,就要先将小说中的“学问展示”段落放下,去判断剩下的东西是否糟糕。

二、金庸写的故事,相比于电影,更像戏剧

王朔说:“他(金庸)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指出金庸小说有抄袭成分。王先生搞过多年电视剧,商业电视剧的写作基本就是抄袭。毕加索有一部著名的作品,他为一只牛的造型画出了近五十幅变体画,略做改变就成了另一幅画了。

编剧们保持高速创作,奥秘就在于会做变体,这是世界上所有电影、戏剧学院编剧系学生必受的训练,以前读过的名著,略做变化,就成了一集剧本,否则即便是大师也没那么泛滥的创造力,填不满饿鬼一样的电视时间。

金庸早年曾有为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的经历,香港电影有抄袭西方名片的积习,对于这一变体技巧金庸先生应该掌握。比如,《基督山伯爵》中,一个青年人受情敌陷害,被关入监狱,幸好遇到了一个博学的老人,学得一身本事逃了出来。金庸的《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爱情受挫,受罚到深山练剑(等于进了监狱),所幸遇到前辈高手,学了一身本事后出山。《基督山伯爵》给了年轻人一笔财富,《笑傲江湖》给了年轻人一身武功,都迅速成为社会强者。《基督山伯爵》中老人病亡,《笑傲江湖》中的前辈仙游去了,均不再出现。变化是《基督山伯爵》整体以报仇为主线,而《笑傲江湖》以破案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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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剧照

再如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四个人讲述同一件事,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讲得差距很大,最终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以表现人性的自私丑恶,后来被黑泽明拍成著名电影《罗生门》。在《罗生门》成为公众话题时,金庸写出了《雪山飞狐》,也是分人讲述的形式,被香港人拿来与《罗生门》相提并论,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但金庸的分人讲述,不是每个人都说出一个完整故事,彼此不同,而是每人说一段,最终拼成了一个完整、确定的故事,分人讲述只是叙事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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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飞狐》剧照

后来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开头也用此手法,众人讲述令狐冲,彼此差距很大,但这只是主人公的出场方式,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金庸不能真正采用芥川龙之介的手法,总要给读者一个明确交代,可见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确存在差距。

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黄蓉,类似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世仇家族的下一代谈上了恋爱,《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结尾朱丽叶假死,《射雕英雄传》书结尾黄蓉也假死。金庸还抄袭自己的故事,《鹿鼎记》中的神龙教约等于《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约等于《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黄蓉、杨过、韦小宝的骗术大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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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剧照

至于受克利斯蒂娜夫人侦探小说的影响,金庸对这点是不讳言的。做变体,是商业书创作的基本技巧,不再枚举。

三毛评价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刨除打斗部分,就是很好的爱情小说。”这一评语得到了共认。金庸小说的故事主线都是一对少男少女的爱情,基本是十五六岁。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的爱情相似,缠绵纯真,成了一代代中学生的恋爱范本,金庸尤其擅长写暗恋、失恋,暗恋、失恋频率极高的中学生,自然同感多多。

而一个愤怒青年的爱情,与金庸有很大不同。王朔对金学嗤之以鼻,在他批判金庸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原因在于他看金庸的时间晚了,他说自己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从未看过金庸小说。一个四十岁的人再看金庸就觉得甜腻,而对一个中学生就刚好,当他们成长为中年人后,对于金庸武侠小说有种特殊的情感,已超越了小说本身,因为金庸小说是他们成长的参照物,听到金庸被评为第四,当然大快人心。

与探讨人性的严肃文学相比,通俗小说是凭善讲故事取胜的,但其实读者对故事的要求很低,只要情节能令“男欢女爱、恐怖暴力”的内容展示出来,读者就获得了满足。比如金庸的前辈还珠楼主,他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就典型的前后不连贯,而且没有结局,却备受读者喜爱。所以通俗文学的上限下限差距很大,有情节严谨的《福尔摩斯》,也有散文体的**文学,如《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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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渡边淳一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金庸写故事基本是电视剧剧本的写法。与电影相比,电视剧更像戏剧,由于制作经费限制,电视剧主要靠台词来造戏,不可能完成精良的视觉效果。电视剧总是尽量压缩场景的,能够用一个场景绝不用两个场景,以免换场景消耗时间和经费,所以在一个场景中要求多几个冲突层次。如此,就越来越接近戏剧。

金庸的小说中有许多精彩的人物调度,这是一流话剧导演的素质。虽然金庸没有成为曹禺,但他与曹禺先生有相通之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戏剧家有一部分人受奥尼尔影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中隐含着一件陈年往事,所以剧作结构是逼住一个人,让他回忆,真相大白后就悲剧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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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中国现代剧作家、戏剧教育家


曹禺的《雷雨》和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段落,都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近似,有些开场白的用语都相像,如“像坟墓一样可怕、憋死人的房间,全家人就一直活埋在这坟墓里”。只是金庸将乱伦变为通奸,将毁灭变为化解恩仇,令五十年代传统的中国大众可以接受,也就此逊色。

他“退而求其次”的事很多,典型如《神雕侠侣》中让小龙女死去,即将完成一个悲剧杰作,但屈从读者的要求,金庸又让小龙女复活——这是当年报纸连载时的热门话题,不少行家认为的败笔。金庸作品常摆出杰作的架势,然而最终会露出破绽,这也是通俗文学迎合大众口味的必然。

金庸的最后作品《鹿鼎记》有所突破,将武侠成分降到最低,被某些学者称为可与《官场现形记》媲美的社会小说。但金庸加强了**成分,出现许多“蹭女人便宜”的场面,流氓气很重,等于为删除武打做了补偿,拉拢住了某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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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剧照

金庸的代表作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字,由于容量巨大,其中有雅有俗,泥沙俱下。由于金庸掌握了变体的技巧,他逐渐减少了上一代武侠小说的俗套,取法乎上,常变化出一些与世界名著等量齐观的故事,所以不能说他的人物、故事糟糕。他甚至还规模恢宏、构思奇妙,但难以一贯维持,总是突然就降下水准,确有糟糕处。

三、民众对武侠有心理需要,方成就了金庸

经过以上对金庸作品有话剧倾向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金庸武侠小说最适合拍成电视剧。受经费、技术限制,他想象奇特的武打场面很难完成,但他的文戏一样激烈。可是在受电视采访时,金庸屡言导演们不忠实原作,买了版权后就任意改编。笔者猜测,金庸主要是心疼他小说中的场面调度没能在屏幕上实现,金先生也许认为这才是自己的精华。因为文化知识是可以抄书的,是个人修养,而场面调度完全是创造,是天才。

至今没有人能拍出金庸的话剧味,金庸最著名的影视作品《东方不败》被徐克导演拍成了一部日本风格的电影,主角穿戴日本服饰,睡榻榻米,淡化了原著《笑傲江湖》的政治丑剧格调,对原著中被讽刺的丑角东方不败进行了美化,将权力斗争的丑恶转化为一个凄美的同性恋故事,感动了观众,同时削弱了原作的批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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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剧照

但这是一部在视听艺术上精美绝伦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新式风格,而且在武打风格上超出了金庸的范围。第一段落论证了《笑傲江湖》书中的剑法观念来自《文始真经》,要在敌人没有发动前就制住他,甚至《文始真经》具体写到要在对手的剑还没拔出剑鞘时出击。

为渲染这一原则的神奇,金庸让主人公令狐冲或是失去武功或是染上重病,总是站着原地不能动,可别人一动就被他制住。这种反衬的艺术手法,在电影中是见不到的,电影中的令狐冲使剑是翻着跟头使的,虽然造成视觉奇观,但品味起来,还是金庸原来的构思高档。

徐克是越南华侨,他父母的一代人看的是金庸前辈的武侠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名李寿民,借用道家修炼的观念写武侠小说,说的是神鬼怪力,应该算是《封神榜》的余绪,因而有许多奇幻的想象,对应一代人对现实的失望情绪,被评为上一代(比金庸早二十年)武侠小说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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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徐克


从徐克作品可以看出,徐克对还珠楼主情有独钟,已经为《蜀山剑侠传》拍了两部电影,一九八三年的《新蜀山剑侠传》、二〇〇一年的《蜀山传》。还珠楼主的特点是诗意的视觉奇幻,所以徐克对《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的武功进行了改造。原著中的东方不败是为争夺权力而自阉的人,对他的武功没有太多描写,只是速度惊人——这种描写手法,也是反衬,先写了众高手武功的复杂丰富,但众高手一到他面前就被一个“快”字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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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剧照

而徐克抛弃了金庸的这一构思,为东方不败设计出许多武功,创造了精彩的视觉奇观。由于必然造成东方不败的魅力,所以又抛弃了原著的丑陋形象,索性让林青霞反串了这个角色。徐克将金庸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灌注上还珠楼主的美学。

另一个拍金庸武侠的大人物是胡金铨。胡金铨是台湾公认的武侠片宗师,晚期将武侠片拍成人文电影,因商业失败而沉寂。徐克请胡金铨拍摄了《笑傲江湖》一片,此片因徐克介入导演工作,出现了许多在胡金铨作品中不可能出现的低俗笑料,但基本风格是胡金铨早期影片《龙门客栈》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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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胡金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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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客栈》剧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流行明史研究,台湾四五十年代还是热门,张学良被幽禁期间就以“研究明史”作为对外界的说辞。胡金铨精通明史,他的影片开头常有一段半史半政论的念白,片中的恶势力常用魏忠贤东厂太监代表。

《笑傲江湖》是金庸少有的没有历史年代的作品,到胡金铨手中,就成了明朝。片头一开始就是一伙太监在商议,主角之一是太监头子。看来导演们总是借用金庸来满足自己的喜好,如此一改,固然政治色彩加重,但金庸原著中暗喻、曲写的味道就没了。

央视版《笑傲江湖》是一个企图避免庸俗的尝试,正好原著也是金庸逞才气的一部书,主人公令狐冲虽然被写成只是粗通文字的武林人物,但他的心理活动完全是文人式的,而且此书音乐、书法、围棋、中医、佛道遍布,此书气质应是才子气。可惜由于内地导演普遍缺乏武打片传统,所以在细节上出现了串味的情况,拍成了绿林气,武林人物形象多粗俗,缺乏超逸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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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剧照


而且大多演员穿上武林服装后显得尴尬,似乎对自己是个武林高手很难建立起信心。这种毫不投入的表演令许多戏都变得乏味,拖了导演的后腿。相比较而言,香港演员总能做到煞有介事,由此可见,虽然内地金迷为数众多,可武侠文化的氛围还是薄弱。

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溃不成军,但央视版《笑傲江湖》剧在宏观上却优于以往金庸影视作品。原著开头设下一个秘籍丢失的悬念,不是主动侦破,而是随着主人公令狐冲的行走江湖,答案自然逐渐暴露,这一过程很难把握,是犹如看长卷画般,徐徐打开的分寸。黄建中导演把握住了这一分寸感,毕竟内地第四代导演以文学素养深厚著称,读金庸小说的起点较高。

《笑傲江湖》书的故事核心其实是师徒关系。古代社会讲究天地君亲师,老师是离自己最近的人,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这个观念现在很淡薄,但在古代社会很严重。《笑傲江湖》书主人公令狐冲主要的情绪波动,是对师父的情感。他有许多的耍豪气的行为、多次有自毁倾向的行为,都是耍给师父看的,因为师父怀疑他。《笑傲江湖》通过一个人表面的叛逆行为来写师徒情谊,这种虚写令人有品味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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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剧照

这是小说的精妙处,最紧要的人物关系,其他人物都围绕这一关系而形成格局。黄建中的作品稍有一点征兆,而胡金铨作品中的令狐冲一开始就识破了师父的人品,就全无了味道。

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一般都比小说更为通俗。将金庸的文化点缀全然拿掉,典型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无线版的《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在原书中东邪是文化的象征,琴棋书画、天文地理都是通才,是照着魏晋狂士的形象来写的,常如竹林七贤般狂笑纵情。而在电视剧中,东邪全然没有了魏晋风流,一味气派威严,太武林高手化了。

而且由于制作经费限制,往往夸大爱情成分,将戏份集中到一两对男女身上,将金庸拍成琼瑶。至于所谓金庸顶峰之作、可当社会小说看的《鹿鼎记》,常会拍成通俗喜闹剧,甚至成了贺岁片。从金庸小说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探明金庸俗的一面,必然是原小说有此因素,才会被这般发扬。

一部小说在世俗中的影响,看它被拍成多少部影视作品便可以判断,因为影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媒体。确定无疑,金庸作品在世俗中的影响很大,这一现象已经不是文学本身所能涵盖。而且武打片在香港是基本片种,风格多样,并不只是金庸故事。令人猜想,不是金庸造成了这种民众心理,是时代民众对武侠有心理需要,方成就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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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人物誌 | 「並世無兩」胡政之
大公文匯全媒體 大公文汇 2022-06-10 13:02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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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本文要點

《大公報》風雲天下「是與胡政之的眼光、氣魄和信心是分不開的。」


一部新聞史,半部在大公。在《大公報》歷史上,胡政之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從主持「英記大公報」,到創辦「新記大公報」,從與吳鼎昌、張季鸞組成「三駕馬車」馳騁報界,到孤身一人獨擎大公,胡政之的從業史,不僅與《大公報》的發展史密不可分,更真切折射出時代之變幻與國咧〕痢=眨蠊珗笥浾邔畬O女胡玫、外孫王瑾進行了獨家專訪。透過兩位老人的憶述,回首兩甲子報史,追憶一代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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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那一年,年輕的胡政之正在安慶高等學堂接觸中西方的文化精粹。14年後,風雲際會,「二之」相逢:49歲的英斂之遇見了27歲的胡政之。兩人一見如故,胡政之即時成了大公報記者。



此後的四年中,胡政之不僅採寫了大量的新聞,還大膽地對報紙的內容和形式提出全方位的改革意見。正因其卓越的新聞才華,胡政之很快便被英斂之聘為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這段時間,對於張勳復辟、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國內外大事,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報》都進行了及時詳盡的報道。他還順應時代潮流,增設傳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經濟等專欄。很快,《大公報》又重新贏得了創辦時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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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胡政之作為唯一進入巴黎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向國內發回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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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筆如椽 針砭時弊



1926年,躊躇滿志的胡政之又與吳鼎昌、張季鸞一起,創辦了新記大公報,「報業三巨頭」一起帶領《大公報》邁入了發展的輝煌期。再後來,吳鼎昌退出,張季鸞病逝,《大公報》管理層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但他仍以高超的經營才能、遒勁的文思筆力,不斷提升《大公報》的新聞報道水準和國際影響力。

「在《大公報》所有報人裏,祖父是從業時間最久的一個。」胡玫回憶到。



對於《大公報》的「三駕馬車」,世人常認為:吳鼎昌提供資金,張季鸞主持筆政,胡政之總攬經營。「外祖父雖然負責經營管理,但事實上,他一直在寫文章,可以說是筆耕不輟。」王瑾說。



「聽《大公報》的老報人講,祖父每天上午處理廣告、發行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布置記者採訪;晚上則與吳鼎昌、張季鸞碰面,縱論時事,交流觀點。在這些例行事務的間隙,祖父往往會親自動筆撰寫社評。」胡玫說,「因為要統籌報社發展全局,據說祖父每天都要工作12個小時以上。」



胡政之從小就擁有極好的語言天賦,後來更是精通多國語言。每天,胡政之都要拿出專門時間瀏覽大量的國內外報章,得益於扎實的多語種功底,國際時事評論也成了胡政之最熱衷的寫作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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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



寧肯一死 決不降日



作為報社領導,胡政之向來不苟言笑。據大公報老報人回憶,他們對胡政之都是「又怕又敬」。「怕」是因為胡政之對文章水平要求極高,對報社的規矩紀律也要求嚴明。「敬」則源於胡政之強烈的擔當精神和對員工的深切愛護。



「1933年9月,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兩周年的時候,祖父指令記者寫一篇紀念國恥日的文章。文章發表後,立即惹得當權派大為光火。」胡玫說,當時軍閥找到報社,胡政之挺身而出,把所有事情攬於一身,跟着兵丁去「喝茶談話」。「當時同事們都特別害怕,以為胡老闆出事回不來了,結果沒多久,祖父就返回了報社,並且十分淡然對同事們說了一句──沒事了。」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公報》在上海的報館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祖父當時審時度勢,決定請張季鸞先生先行一步,去相對安全的長沙開闢新的輿論場,而他自己則選擇在動盪中堅守到最後一刻。」胡玫說。



彼時的《大公報》,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因為始終秉承客觀真實的報道理念,於是立即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父親跟我講,有一次,日本人直接闖進報社要逮捕祖父,當時祖父卻表現得非常平和。事後才知道,當時祖父已經暗暗在衣兜裏藏下了硬幣,做好了吞幣自殺的準備,危急關頭,寧肯一死,也決不投降。」



文人風骨 報人精神



那一段時期,戰火紛飛,《大公報》也數度易址。「後來,報社在重慶安頓下來後,祖父認為報社已經有了穩定的後方,還應該有發展的前線。」胡玫說,「早在那個時候,祖父就已開始籌劃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並作為《大公報》連通國內外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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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6日胡政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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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憲章》中國代表團簽字頁,簽名依次為: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張君勵、董必武、胡霖(即是胡政之)。



「在祖父的心裏,《大公報》一定要擴大,要辦在各個地方,把自己的聲音傳播出去。」胡玫說,抗日戰爭勝利後,祖父特別興奮,還表示要把《大公報》辦成一個報業托拉斯,還有辦到美國去,讓全世界都聽到中國的聲音。只可惜,因為積勞成疾,祖父的身體開始每況愈下。



在胡玫心中,胡政之始終有一個清晰堅定的形象,「我覺得祖父一生理想和行動的核心就是:文章報國。愛國、救國、報國,其實也是那個時候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祖父幹事業的動力也皆源於此。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認識,作為胡家後輩,我們也力求將這種情懷傳承下去。」



1949年4月14日,病魔帶走了胡政之,一代報業巨擘就此隕落。但他的精神與風骨,卻長存在中國新聞史上。他的理念與夢想,也隨着這份120歲的大報而一直傳延未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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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重慶市民爭購報道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報》。



提攜後輩 成就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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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左二)率《大公報》同人由香港赴桂林途中。



胡政之之所以在《大公報》歷史上,乃至在中國報業的歷史上,都享有崇高聲望,備受業界敬重,這不僅因為他為了這份報紙奉獻了全部的心血,還在於他對報界新人的無私提攜。



著名文學家蕭乾在青年時期,曾經被胡政之慧眼識才,招致《大公報》,從事新聞採寫工作。後來,蕭乾收到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得到了赴英留學的機會。可天不佑人,在臨行之前,蕭乾的獎學金卻被盜走。一心愛才的胡政之當即出面,為蕭乾補貼了這筆錢。



「1943年,祖父曾隨政府訪問團去到英國,當時他專門去劍橋看了蕭乾。」胡玫和王瑾在《回憶胡政之》一書中記述到,當時蕭乾正準備繼續在劍橋攻讀學位,但胡政之卻給出了不同意見。「祖父判斷,歐洲不久將起戰事,他奉勸蕭乾,抓住這個寶貴機會,做一名戰地記者。」後來,恰如胡政之所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燃起。《大公報》也在二戰中的歐洲開闢了一個辦事機構。蕭乾後來也表示,「胡先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摺!這樣的事情,在胡政之的從業生涯中可以說不勝枚舉。發現有同事創作了一組有關陝北的新聞報道,文筆可嘉,內容獨到,胡政之便興致大發,主動出面編輯成書,予以鼓勵。這位當年的小記者就是後來名震中國新聞業的名記范長江。



「在祖父的一生中,他一方面成就了這份報紙,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眾多的同仁。」胡玫說。



胡政之啟發金庸辦報



1948年,大公報在香港復刊期間,有一次吃飯,胡政之曾對金庸等年輕報人講,「報紙的任務是教育讀者,以正確的道路指示讀者,我們決不能為了爭取銷路、迎合讀者的心理而降低報紙的水準、歪曲真理。」金庸後來曾說,「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生活與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卻意義精湛的話來。」



後來,胡玫、王瑾編輯出版《回憶胡政之》一書時,金庸還專門題寫「名言讜論,終身受益」,以表達自己對胡政之先生的敬仰與緬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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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回憶|胡玫:最喜歡祖父的講話和通訊



為了向世人還原一個立體的胡政之,也為家族後輩更好地紀念,胡玫與王瑾花費數年之功,跑遍了北京與四川的圖書館,最終將胡政之所寫的多數文章搜集整理成了《胡政之文集》。「祖父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廣,我尤其喜歡其中的講話和通訊。」胡玫舉例說,祖父有一篇名為《自由與正義勝利萬歲》,這篇講話寫於1941年,當時抗日戰爭正處於異常焦灼和艱難的時期,祖父在這篇文章裏用極富感染力的語言鼓舞人們提振信心、戰勝困難。1945年,祖父還曾應美國一家廣播電台之約,撰寫了一篇名為《世界是進步的 和平必須成功》的講話,也在海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胡政之視域極廣,採訪的腳步也踏遍了四面八方。他每到一地,都會用精心的筆觸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感,這些通訊形式的遊記也成了《胡政之文集》中備受矚目的一個類別。「祖父的這些遊記,既讓中國的讀者開闊了視野,也打開了一扇世界看中國的窗口。」
 楼主| 发表于 2022-5-2 1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7-10 23:30 编辑

晚年的罗素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人类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促使罗素作出这个可怕预言的,是无时不在的核威胁与核讹诈。罗素满怀忧虑地指出:
如果世界大战再次爆发,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投入战争的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动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绝不可能有任何赢家,地球人类要么选择活在一起,要么选择共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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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是“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 罗素诞辰150周年
哲空空 闻道不分朝夕 2022-05-18 06:06 发表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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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 文 丨 闻道君 编

1872年5月18日,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出生于威尔士蒙茅斯郡一个贵族家庭。今天是罗素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罗素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被授予英国嘉德勋章。



人性隐含着罪恶,世界常发生灾难,但罗素仍然相信,人是值得活的。罗素的意义正在于此,他时刻提醒人们反思、正视自己当下的生活,矢志不渝地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人。


而罗素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他不仅在哲学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其深刻的思想对人类历史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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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

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在那个时代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

然而非常令人尴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却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的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

而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伯特兰·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

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俄。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联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十月革命爆发之初,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顾不得那么多了,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实地观察苏俄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与列宁等人长谈。

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俄国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那里,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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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素看来,新生俄国主政者们的理论存在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权威——所有人将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都交托于政府官员。

从苏俄回来后,罗素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这种不与时俱进的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为了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埋汰的外号。

但那些风言风语丝毫没有撼动罗素,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实在令人钦佩。离开苏俄后,罗素挥一挥衣袖,又去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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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夫妇在中国,与蒋百里(前左一),及瞿菊农、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后排左起)

斯时斯世,如罗素这般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其他很多人就更不用说了(倒是徐志摩是个另类)。

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苏维埃鼓与呼。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先生一反他那为人熟知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大赞苏俄。

偌大一个文坛,似乎只有24岁的徐志摩跟罗素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徐是罗素的粉丝,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小徐就找来如饥似渴地读了;读完后,还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素对苏俄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罗素到中国后,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跟他打了场不大不小的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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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参加聚会

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

获悉罗素上述论调后,鲁迅颇为不满,也写了一篇随笔,讽刺罗素道:“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有着迥异的看法,这源自他们对苏俄的不同态度。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历史事实。中外两位思想界名人的这段文章公案,孰是孰非已无需赘言。

随着的阅历不断增长,罗素对苏俄模式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比如下面这段:

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晚年的罗素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人类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促使罗素作出这个可怕预言的,是无时不在的核威胁与核讹诈。罗素满怀忧虑地指出:

如果世界大战再次爆发,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投入战争的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动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绝不可能有任何赢家,地球人类要么选择活在一起,要么选择共同死去。


个人的寿命再长,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哲人的思想,却能超越时代而永驻。罗素于1970年过世,但他对苏俄权力属性的判断、对核战争的忧虑等等,丝毫没有过时。

活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每天的头条新闻,不时闪出核扩散的消息,蘑菇云的幽灵笼罩在地球之上。天堂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但地狱长什么样,我们却大抵可以作出判断,那就是绝对权力加上核弹。

个人固执造就家庭悲剧,集体狂热却会将国家引入深渊。先知如孤独而微弱的灯塔,照亮通往智慧殿堂的道路。

伯特兰·罗素是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爱因斯坦曾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所以“闻道不分朝夕”要为大家诚挚推荐:瑞·蒙克所著《罗素传》+罗素作品《西方的智慧》。

前者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好读的罗素传记,后者是罗素最具代表性的通俗读物。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选购图书即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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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六)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4-22 19:36
(六)武俠巋然存民間――記馬志強、林志龍的藏書



    武俠小說向來難登大雅之堂,是以公私立圖書館也甚少收藏,即便有之,也不過兩兩三三,聊備一格,無論閱覽、研究,都形成莫大的障礙。1998年,我在淡江成立「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就深以為武俠研究不欲開展則已,如欲開展,則相關武俠圖書的庋藏、整理及編目,絕對是基礎中的基礎工作。



    在幾年的辛勤蒐羅之下,終於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頂下了兩家武俠出租店,並獲得許多武俠愛好者的捐贈,共蒐羅了約25000冊的藏書,,一代台灣武俠文獻,終於得以有存放之所。



    當然,我也知道,淡江所藏,只不過其中之一小部分,滄海難免仍有遺珠,如據我所知,眾利出版社的顏顏雲,因其父輩以來,即經營武俠小說事業,因利趁便,手頭猶有8000餘冊的舊版武俠,珍若拱璧,絕不肯示人,遑論出讓,而淡江從零開始,雖是爐灶新啟,卻也能有此成果,未見得遜色多少。當時頗為志得意滿,足以睥睨全台,自謂其功不在孔府壁藏經書之下。



    但是,當我後來與大陸的俠友多有接觸之後,方才認清自己井底之蛙的本性。蓋大陸自1985年改革開放之後,武俠書大行其道,一些70、80年代浸染武俠書已久的讀者,在2000年後,多半事業已有所成,而對武俠鍾愛如故,尤其對台港舊本武俠,更是跡近狂熱。無論從網路上、私人藏書處,凡有聲聞,無不競以高價購入,甚至還轉託友人,在台灣、香港,四處購書,連馬來西亞、越南、日本,都不惜組團搭機,前去淘寶。以我所知,北京的顧臻、茶本,上海的盧克包,杭州的潘淳,都私人擁有不少武俠藏書,且不乏珍本、稀本。其中最令我眼界大開,如入珍寶之山的,無疑就是天津的馬志強。



    大陸的武俠愛好者,對台灣武俠小說的認識,往往是透過葉洪生與我合寫的《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而知的,對葉洪生和我,都引以為啟蒙者,連帶著對《發展史》的需求,也格外熱切,一本原價台幣650元的書,因絕版之故,早幾年前就炒價到1000元人民幣以上,而且還一書難求,私人印製的更不在少數。



    我與馬志強的相識,先是透過顧臻,再由葉洪生轉介的。2009年,我在北京大學客座,顧臻曾專程造訪,兩人暢談武俠,相得甚歡。葉洪生轉知於我,說有位天津的馬志強,久慕我們大名,非常希望我們能到天津作客,看看他的藏書,他願提供一切的往返、食宿經費。但當時我是在學期之間,不方便請假前往,就是葉洪生偕同夫人,去了一遭。說起藏書之多、接待之熱切,儘管有關《發展史》的大陸版權未能達成協議,還是足以讓我意興遄飛,恨不能直掛雲帆濟滄海的。



    其後半年,我們便逐漸以微信互通訊息,並以視頻相見,暢論武俠,更進一步討論籌建武俠圖書館及武俠文化園區的構想,頗有相見嫌晚之恨。遲至半年多後,我正逢休假,將在上海協助龔鵬程開創的事業。也算是因利趁便,就先轉往天津,見著了真身。



    馬志強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從小嗜讀武俠,並曾練武,畢業後轉往建築業發展,幾經浮沉,頗有所成。而鍾情武俠,心懸故劍,每有羨餘,就用之以購買武俠書,幾年積累,花費了二千萬以上的人民幣,所蒐集到的武俠相關圖書,從小說、雜誌、報紙到漫畫、手稿,琳琳琅琅,至此,我方才有河伯之恨,不得不望海若而興嘆。與馬志強的藏書相比,我當初在淡江津津自喜的「成果」,真的是連「小巫」都當不上的了。



    他的藏書,分散於辦公室、居家及一層高樓三處。我腿腳不便,不能爬高,因而只窺見其兩處藏書,紙箱堆疊,層層而高,略加檢示,就橫空跳出許多我未曾聽過、見過的武俠作家及小說的名字。為了迎接我的到來,他已先行請另一位俠友楊洪勇,製作了一套上下兩冊,總計650多頁的銅版彩印《百劍爭鳴》,將當時三分之二的台港武俠小說(另有一本金庸小說版本)封面印製出來,贈送於我。內容洋洋灑灑,約有3000種,多有罕見的珍本、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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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志強對武俠作家及學者,都非常尊重,招待我的熱切,自是不必多說,其後我介紹了摩雲生、羽青的外孫女去天津,也多蒙他慨然印贈了他們遍尋不見的舊版武俠。這套《百劍爭鳴》,更是我這幾年撰寫《武俠小說概論》及《台灣武俠小說史》最得力的寶庫。



    馬志強重情重義,在我往返大陸期間,總是一諾即成,鼎力而助,大有古俠風範。身型雖小,但志趣宏偉,始終將籌建武俠圖書館及武俠文化園區當成畢生職志。我紹介了龔鵬程、江上鷗、張樂林三位學者為他籌忠巹潱B位置、草圖、規制都已有了芻形,卻無奈計劃趕不上變化,至今猶未能履踐,也只能同付浩嘆而已。事雖未成,我與他也未曾失志喪氣,鴻鵠有志,就待有朝一日,振翅高飛,這也是我們共同的期盼。



    身居台灣,研究武俠,每有書到用時方很少之嘆。台灣武俠小說,尤其是舊版武俠,乏人重視,多數早已是灰飛而煙滅了,所餘者,又往往為大陸愛好武俠者蒐羅殆盡,縱有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眼見馬志強幾可汗牛充棟的藏書,不免油生「禮失而求諸野」之嘆,往後學者,欲於武俠研究撐開一片天地,恐怕非得向大陸取經不可的了。



    儘管如此,但還是有些許的欣慰,因為,在台灣猶有一位沉迷武俠小說數十年的讀者,發願蒐羅台灣武俠小說,那就是「老武俠」的林志龍。



    我是在新聞報導中得知林志龍的,當時他已蒐羅了不少25開的台灣武俠小說,對外出租,雖說其時武俠已然沒落,但還是有不少老武俠的愛好者,踵門求借。他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卻對武俠如數家珍,25開本的武俠小說,張冠李戴、冒名頂替的作品,他一望即知,並能互相對比,尋出其脈絡。目前「老武俠」的部落格,列有415位武俠作家的作品,點進去一看,真品、偽品,一目了然。



    我在得知之後,立即與他取得了聯繫,登門造訪,後來我的武俠小說的課程,規定學生必須閱讀金庸、古龍之外的作品,而坊間武俠出租店早已沒落,都是從他那取得資源的。



    「老武俠」成立,不但是舊武俠迷碩果僅存的寶庫,更是老武俠作家舊夢重尋的原鄉,不少前輩武俠名家本人或子姪,皆從他這邊尋覓得當年的舊作。他對武俠作家的生平,亦甚感興趣,每有作家,必定親自登門拜訪,蕭瑟、雪雁、摩雲生、羽青等老牌作家,也得以賴之而能正本清源。



    我與林志龍相識、相熟既久,每有閒暇,往往相聚談論,也略知其雄心壯志,保存台灣一代武俠文獻,就是他一輩子願意戮力為之的。在我的積極建議下,他成立了一個《台灣武俠傳說》公司,將所藏武俠,一一掃描,並與網路各大家電子書平台,展開合作,目前已掃描了3000多部的武俠書,未來還預備轉換成文字檔。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牽涉到問題,尤其是著作權的問題極大,他則是樂觀以待,靜候擁有者前來商談。



    我常想,台灣武俠小說自郎紅浣以來,到金庸小說截斷眾流為止,在台灣整整盛行了30年之久,可學術界、圖書館,對曾經於武俠這塊園囿,始終不聞不問,甚至等而下之,遂使得許多努力耕耘的作家、作品,聲名埋沒而不彰,作品更散佚而無存,幸賴還有少數民間愛好者,不惜挺身而出、傾家以赴,方能巋然獨存,為一代武俠偉業,留作見證,這是何等令人欽敬,又何等令人惋歎之事!



    武俠已矣,作家何存?思念及此,不禁大有匣劍欲飛的衝動。如果這些散落於民間的武俠藏書,能夠編整完成,當可載記、流傳下多少繽紛的俠影,敘寫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江湖故事?可我拔劍四顧,莽莽蒼蒼,前縱有古人,而後之來者,竟有誰人?天地悠悠,正不免愴然,不免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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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俠影英風去猶在――記雲中岳、柳殘陽兩老



    在台灣武俠小說家中,雲中岳與柳殘陽可以說是「鐵血江湖」的一脈,但雲中岳博學宏識,筆下歷史考據,極其精到,大有儒風;而柳殘陽則江湖氣重,筆力千鈞,嫉惡如仇,喋血暴烈,則是典型是古俠作風,同而不同,是與我最為相得的兩位武俠名家。



    我與雲、柳兩位前輩的相識,是在2000那一年。當時龔鵬程與我正籌備「中華武俠文學學會」,廣召全台武俠愛好武俠者共襄盛舉,6月11日,借用淡江大學城區部,召開了成立大會,參與的名家甚多,如高信疆、南方朔、陳曉林、陳義芝,以及周益忠、蔣秋華、徐富昌、黃復山、胡仲權、陳廖安、李瑞騰等學者,皆大力支持;在作家方面,秦紅、荻宜、于東樓也都出席了,而雲、柳兩位,更被推選為常務理事。這是我第一次直面這兩位心儀已久的作家,他們兩位也自始至終,貢獻心力,為學會無私付出,凡有盛會,必定無憚路途辛勞,遠從中部北上參加。



   當時是我親自敦請幾位武俠作家與會的,而他們也都千金一諾,共襄此一盛舉。雲、柳兩位是常務理事,我當時身為秘書長,自是常多方請益,久而久之,筆談、話說、晤語,便時有往返,交情也漸見深厚,許多俠壇往事,自是聽聞不少。不過,雲、柳兩人,居心寬厚,從不言人私事,多是夫子自道,說其平生經歷,江湖風雨,忽若淡忘,而尊長期勉之意,則溫溫如玉,使我如沐春風之中。



    雲中岳身形瞿長,待人接物,溫煦有禮,想來與他浸潤書史之深有關。其實,他是從軍中退伍下來的,而且是專門培訓敵後工作人員的搏擊教官,精通「一擊必殺」的武技,在他的小說中,不講究花俏的招式名目,而以實際的制敵技巧取勝。我對他這一段往事極感興趣,但他恪守軍人信條,因為是秘密訓練,所以從不肯多說,只曾約略提及。有一次,他從500人之中,精挑細選,培育了20名的敵後敢死隊,但在出發後,由於事機不密,竟為對岸所偵破,20人全軍盡沒,無一生還。他說時極為自責與憤慨,但當時卻是莫可奈何,遂萌生了退役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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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中岳)



    早年在軍旅之中,他就好學博識,每有餘暇,便是一盞孤燈,埋首而讀,對武林俠稗,更是多所關注。1960年底,胡適在世新演講,提出了「武俠小說是下流的」一語,不但激發了香港武俠作家的抗議,更讓雲中岳不服氣,自此就下定了決心從事武俠創作,1963年,就出版了《劍海情濤》一書,直到晚年,共寫了80多部的武俠小說。



    我在初讀武俠書的時候,是不太喜歡雲中岳的作品的,他的文字雖屬緊密,卻氣脈不屬,而整體小說結構較僵板,俠客也缺乏瀟灑出塵的風韻;但讀博之時,由於論文題目與明清歷史密切相關,故閱讀了不少明清史相關的著作,再回視雲中岳的小說,才赫然驚覺到他對明代史事、社會及民情風俗的洞識,而在小說中則「以復古當寫實」地淋漓展現出來。這一發現,使我猶如發現新大陸般,開始對雲中岳有了不同的評價。我是相當得意自己的眼光的,而無獨有偶,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盧建榮,夙對明史有專精的研究,也同時發現了這點,特地打電話與我討論,兩人觀點不侄希芍^是吾道不孤的了。



    雲中岳性格剛毅,重法守紀,對一般違法亂紀的俠客的行為,是期期然以為不可的,因此雖為俠客立傳敘說,卻始終強調俠客的「不得已」,而對許多打著俠義之名的白道中人,多所訾議,基本上可以說是「反俠」的,此所以他筆下真正的俠客,絕不同於其他武俠小說中青衫白馬,可以仗劍任意在江湖遨遊的大俠,而是謹守法令,連出門都要先向官府申請「路引」的「良民」。這當然與他的軍人出身背景,以及對歷史的鑑照無法脫離關係。



    相對之下,柳殘陽就完全不同了。柳殘陽雖是將官世家出身,但從小帶有點叛逆性格,年輕時曾廝混過黑道幫會,講信重義,深信「牙眼相還」那一套法則,家中常是滿座的賓客,故筆下多以黑道幫會的「鐵血」原則摹寫俠客,且殺戮血腥之氣甚重,打鬥起來刀刀見骨、拳拳到肉,遂開啟了台灣武俠「暴力美學」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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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殘陽和他的《天佛掌》)



    柳殘陽身型略為矮小,但步履沉穩,甚有架勢,與他筆下的燕鐵衣有幾分神似,應是個人的寫照了。但中年以後,寫武俠儘管還是劍影刀光、血氣噴薄,但為人頗為內斂,我與他多次晤談,他都斯文拘謹,甚至還略有點靦腆羞澀,想來文字陶冶之功,也是原因之一。



    柳殘陽最出名的《天佛掌》,是我小學時在電影中就看過的,當時以《如來神掌》為名,曾被上官虹冒名、更改名姓發表在《明報》,並陸續開拍七部系列作品,論者曾有《如來神掌》等如半部香港武俠電影史的贊譽。但當時柳殘陽並不知情。經友人告知後,他向電影公司抗議,居然也只提了兩個條件,一是收取版稅1元,二是登報公告周知。當時電影公司立即掏出了1元以補償,但登報一事,卻不了了之,柳殘陽也不予追究。這點真的不太像他筆下的俠客了。晚年的柳殘陽,將所有武俠的版權賣斷給一家遊戲公司,但據他告知,實際上卻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報償。我替他不值,但可能對方背景甚強,柳殘陽不願打這筆墨官司,致使作品歸屬,尚有爭議。



   雲、柳二老,與我偶爾會面,三人會聚,總是談笑風生,雲老的耿直、樸厚,以及他那矍鑠的精神、鏗鏘的語調、慈祥的面容;柳老的拘謹、沉穩,以及他稍嫌駑鈍的口才、坐如山嶽的氣勢、溫和的面容,到如今都仍深深烙印在我心裡。他們對我這後輩,真是提攜有加、勉勵再三的。



   說起來,雲、柳二老都可以算是個「鐵漢」,筆下也風雲氣多,凛凛堂堂,但對嬌媚的兒女柔情,往往就筆致蹇澀起來。我常打趣他們,說每次看到他們小說裡寫的兒女之情時,總是雞皮疙褡掉滿地,怎麼讀都讀不出味兒來。他們說,也坦承的確欠缺這樣的天分,就連談戀愛時,也是如此不解風情的。不過,柳殘陽的尊翁單于紅,也是武俠作家,倒是寫得頗為香豔。



    2009年,山東萊蕪舉辦第一屆「武俠文化節」,雲、柳二老與我都偕同出席,就在雪野湖畔,眾俠客談文說劍、豪氣干雲,都對雲、柳兩老的丰采,大為傾倒,也訂下了後會之約。可惜的是,俠音遽斷,約期猶在,卻斯人已杳了。



    最後一次與雲、柳兩老會面,是武俠文學會的年會,會後在台大對面的峨嵋餐廳餐敘,當時兩老還是神采奕奕的。我和蔣秋華、趙衛民兩兄,餐敘後送他們去搭捷撸克椭麄円徊揭徊阶呦码A梯,耳邊還迴盪著將同赴四川成都觀覽峨嵋山勝景的豪情,卻萬萬也沒有想到,這居然就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了。



    2010年,雲老的女公子竟傳來惡耗,簡直是猝不及防的,傷痛之餘,我寫下了〈虛無縹緲的高山〉作為憑弔,我與學會會長陳廖安、副秘書長蔣秋華,前往弔唁,心裡還想,幸有柳老還在,應該更多加親近才是。可沒想到,也不過短短2年多,柳老也俠影無蹤了。這次來得還更意外,就在前一週,我從上海回台,聽說他例行住院檢查,還特別打了通電話問候,並預約了同赴成都的日期,卻竟在我回上海後,就聽聞了他過世的消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一代俠客,終難免駕鶴而去,誰又奈得了蒼天何?迴看柳老女公子傳給我的〈筆耕劄記〉,觀看柳老生前一楨楨珍貴的照片;撫摸著、閱讀著雲老贈送給我的武俠小說,字跡真容還在,傳奇故事猶存,但俠影卻漸去漸遠漸無蹤了。



    我會永遠記得雲中岳、柳殘陽的名字的,但隨著時日的消亡,世間還會有多人還會惦記著《八荒龍蛇》中的柴哲、《大刺客》中的林彥,以及《天佛掌》中的江青、《梟中雄》中的燕鐵衣,這些俊爽英逸的俠客的創造者?怕只怕只有情有獨鍾的我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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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珠蒙塵今何在――記我與司馬翎小說的因緣





    在台灣武俠作家群中,司馬翎可以說是個「異數」。首先,他其實是香港僑生,1957來台,就讀於政治大學政治系,但自1958年以「吳樓居士」之名發表《關洛風雲錄》後,主要皆以台灣為創作根據地;其次,他的知名度不算很廣,直到1970年代台灣盜版金庸小說時,掛上「司馬翎」之名後,才廣為人所知。三者,1970年後,他返回香港,另以「天心月」之名寫了近乎古龍風格的《強人》系列,一人三名,各自代表了其不同時期的作品風格。



    最早發掘司馬翎,並對其大表推崇,強調他的小說是「當時大學生的最愛」,並許其為「新派領袖」的,是老牌武俠出版社真善美的宋今人;其後,張系國也許其為「作家中的作家」,也讚譽有加。但多數讀者卻未必認同,直到葉洪生以其為「武林奇葩」,正式撰文予以肯定後,才逐漸聲名漸廣,我也曾寫過一篇論文,認為他是「一顆蒙塵的明珠」。



    宋今人是深具眼光的,也著意栽培,因此司馬翎主要的作品,都是由真善美發行的;但司馬翎小說的優長,的確是一般讀者較不易察覺的。以我的閱讀經驗而言,司馬翎的《劍神傳》、《帝疆爭雄記》等書,是高中時就租借來看的,但無論怎麼讀,都覺得拖沓遲緩,味如嚼蠟,《帝疆爭雄記》簡直是無法卒讀。不過,在高三那年,倒是讀到了《神武門》、《小白龍》,深覺風格完全不同,幽默滑稽之外,流水行雲,又有深意在焉,卻不曉得這就是金庸的《鹿鼎記》,但卻也無法一時改變我那先入為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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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司馬翎小說的改觀,是唸大二的時候。當時修習業師吳宏一的「小說選」課程,他打破慣例地在堂上講說武俠小說。這對我來說,自然是莫大的喜訊,下課後,連忙就向他請教,請他介紹一些優秀的武俠作家。吳老師特別介紹了金庸與司馬翎。當時我是已聞知金庸之名的了,但提及司馬翎,就讓我實在難以茍同,尤其是他還特地強調了《帝疆爭雄記》。天哪!這不就是讓我讀都讀不下去的那套?我向老師抗議了。吳老師只是笑了笑,說,「回去再看一次。」吳老師是我最尊敬的師長,尤其他精通今古,對武俠小說又是罕見的知音者,我當下如奉綸旨,就衝到學校對面的出租店借將回來。



    我是一字一字、一行一行,順著小說的思路與情節,細嚼慢嚥而讀的,因為「老師的話一定是有道理的」,而一套讀完後,從此,我就成了「司馬翎迷」。



    這個轉變,想來與我的文學水準是攸關的。高中以前,讀武俠小說只是圖其熱鬧、有趣、新穎,哪懂什麼文學的概念?但讀了一年多的中文系,漸漸懂得了讀書的門徑,思慮也較為成熟,讀起來自然是感受不同了。宋今人說司馬翎小說是「大學生的最愛」,在我那個年代,大學生可不比現在的大學生,沒有幾把刷子是進不了大學窄門的,更遑論台北的頂尖大學,宋今人的評論,的確有根有據。以我後來的諸多訪談經驗,的確,喜歡司馬翎作品的讀者,通常都是學歷較高、文化素養較深的,大學生不看武俠則已,一旦願意放下身段去讀,肯定都會愛不釋手的。我開設武俠小說課程,司馬翎通常都必定是會提到的,也指定了一些同學作精讀,幾乎每一位負責的同學,都與我有同樣的感受。



    司馬翎的小說,節奏舒緩,深刻推理,又充滿許多傳統術數、醫藥、土木、機關與書畫之道的雜學,除非耐心細讀,是很難能進入他的武俠小說世界的。司馬翎返港之後,改用「天心月」為名創作,「司馬翎」形同無主之物,許多盜印金庸的小說,都掛上了他的名字,且有不少冒名的偽作;流傳到大陸,更是變本加厲,真身難覓,知者愈少,連鼎鼎有名的陳墨,都受了誤導,在他撰寫的《新武俠二十家》中,列舉三部,就錯了兩部。初見面時,他始终不了解,為何葉洪生與我會如此推崇在他看來不過爾爾的作家。葉洪生遂將司馬翎小說整理出一套,贈送於他,請他品閱、鑒賞。幾年之後,陳墨到台灣參加溫世仁小說評獎,一見我面,就喜孜孜地跟我說,「林兄,我終於知道你們為什麼喜歡司馬翎了,我也喜歡」,知音其難,而更難的是相見恨晚的知音,想來司馬翎泉下有知,也當欣慰無比吧!



    不過,在我唸書期間,喜歡讀武俠小說的同儕不多,即便再喜歡司馬翎,也都只能一個人默默品賞,知音難尋,頗有拔劍茫茫然的寂寞。直到與葉洪生晤談,方才大有知己之感,從《劍神傳》可以娓娓說到《飛羽天關》,其間的酣暢淋漓,隨煙霧而升,蒸蒸混混,幾乎是欲罷而不能的。我開始廣蒐司馬翎的小說,後來僅僅一部《焚香論劍篇》未齊,還是葉洪生慨然贈予的。這些司馬翎的小說,都屬孤本、舊本。我還記得,當時我甫拿到博士,而望門投止,無處可以容身,就是司馬翎的小說,陪我熬度過那段孤苦寂寥的時日的。淡江成立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我將所有的武俠書都捐贈了出去,當時先暫放於我靠窗的研究室中,可不料夜半颱風來襲,雨挾風威,滲透而入,竟淋濕了一大片,剛巧就是司馬翎小說的那一塊!我切齒咬牙,悔未妥善保存,只能眼睜睜看著心愛的司馬翎小說被雨打風吹去。



    但我也自此與司馬翎的武俠小說結了難解之緣,在BBS的年代,我就以「星雨」為名,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在各網站頗有流傳,也是當時唯一一篇談論司馬翎的文字。1998年,我在淡江主辦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我特別商請了中研院文哲所的楊晉龍,發表了一篇有關司馬翎與孟子的論文,也自己撰寫了〈蒙塵的明珠〉加以推介,司馬翎才逐漸引起矚目。



    1995年左右,宋今人的公子宋德令返台,真善美出版社重新開張,出版了古龍與上官鼎的武俠小說。宋德令對司馬翎也是情有獨鍾,常與我縱橫讜論。我一再鼓吹他將真善美所擁有的司馬翎版權書,付梓而印,以饗讀者,並自告奮勇,出任主編,邀請了16位的學者專家,分任各書的導讀,連我的老師吳宏一都負責了《玉鉤斜》這部。這可以說是匯集了當時全台灣名學者評論、導讀司馬翎小說的一次積極操作,為《司馬翎武俠小說集》作了充分而周全的準備。



    可惜的是,宋德令對銷售成績不抱太樂觀的期望,又恐投資金額過於龐大,舉棋不定,未敢鼓勇而作,連建議他先將這些導讀匯集先出都遲疑不決,最後只能宣告胎死腹中。後來宋德令轉往大陸授權,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當代世界出版社分別出版了司馬翎的小說,也請了章培恆、寧宗一、孔慶東等著名大陸學者撰寫了導讀,可是,佳人一如章台柳,已屬沙吒利,從此也就未能在台灣出版了。



    司馬翎於1989年過世,但1970年初,就已回返香港,在我癡迷於司馬翎的時候,已經是無緣得見的了,這只能遺憾予生也晚,未能一睹俠客丰采了。不過,我卻仍然憑藉著司馬翎,結識了吳夫人及幾位也對司馬翎青睞有加的學者。



    就在我著手策劃出版司馬翎小說的時候,我與宋德令邀集了幾位俠友,組織了一個讀書討論會,其中上官鼎的另一位分身劉兆凱、後來的台大校長李嗣涔都是成員之一。李嗣涔當初還是台大教務長,對司馬翎贊不絕口,尤其是對他的小說裡的「音波功」,最是津津樂道,他以科學家的眼光,試驗,並論證了這種「音波功」(特異功能)的可能,卻不料學界譁然,頗引起爭議,但我當時聽他侃侃而論,卻是興味盎然。



    與吳夫人的相識,主要是商洽司馬翎小說的版權問題。司馬翎作品眾多,分屬不同的出版社,真善美雖為大宗,但仍然還有其他的出版社擁有版權。我的主張是兼容並蓄,務求全備。可惜的是,商談了幾次,始終未能解決,甚至最後還鬧上了公堂。我夾處眾人之間,真的是百般為難,費盡唇舌,都無法獲得共識。台灣武俠小說的版權歸屬,絲纏藤繞,真是剪不斷、理還亂,至今猶有許多不休的爭議。我一介寒儒,又哪能於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是以後來知難而退,江湖烽煙,紅塵是非不到我,只可惜了當時的雄心壯志。



    隨著武俠小說的沒落,讀者銳減,司馬翎的小說恐怕無論誰人,都無法讓它起死回生了。明珠猶在,卻也只能感慨恨不相逢在當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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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巾幗俠氣亦崢崢――台灣的武俠女作家側記



    1980年,《金庸作品集》在台灣正式發行,這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論者已多有討論、評說;但我認為其中猶有一個破天荒的影響,是多數論者較未提及的,那就是女性讀者及作家的身影,也逐漸在向來以男性為主的武俠圈中,開始展露出來。



    眾所周知的是,武俠小說的讀者多數為男性,而在1980年以前,儘管孟絕子曾以「紅豆公主」為名,寫了《黑白旗》,沙宜瑞寫武俠所用的「宇文瑤璣」也極易讓人誤以為是女性,但當時的武俠小說家,則清一色是男性,這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1999年,我與淡江中文系的同仁赴瑞典開會,恰巧龍應台也到場參加。會後夜談,我難免也提出了我的觀點,卻招致龍應台強烈反對。她以自身經驗為例,強調自己就是眾多愛讀武俠小說的女性之一。當然,有部分女性也愛讀武俠,正如部分男性愛讀言情小說一樣,都是極正常的事,但相對來說,還是只能說是個案或少數。不過,她卻也只提到了金庸,其他名家也是不甚了了,甚至後來她出任馬英九內閣的文建會主委,當時我透過陳曉林向她提起想為古龍辦個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也遭她一口回絕。這可以說明金庸小說的魅力,也是女性讀者所無法抗拒的。



    金庸武俠中的《神雕俠侶》,向來被目為「情書」,尤其是摹寫圍繞在楊過身邊的女子,從小龍女、郭芙、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到小郭襄,種種不一的男女情愫,寫得絲絲入扣,而其他如黃蓉、趙敏、任盈盈、霍青桐、雙兒等性格風姿各異的女俠,不但是男性讀者心儀的典型,更是女性讀者自我投射的對象。因此,金庸小說正式面世之後,許多網路的討論、票選,女性讀者的數量暴增,駸駸然有不讓鬚眉的架勢。



    女性讀者的增多,是武俠小說版圖拓展成真正「通俗」的關鍵,自然也鼓舞了女性作家創作武俠小說的雄心。於是,在1980年後,台灣就出現了難得的幾位女性武俠作家,其中與我最為相得,視我一如小弟般愛顧的,就是本名謝秀蓮的荻宜,其他則是與我曾視訊訪問過的鄭丰,以及看其書未知其人的祁鈺。



    祁鈺(謝佩綺、謝上薰)的武俠小說,在台灣恐怕知者不多,但《巧仙秦寶寶》一書,卻在大陸風靡一時。這部書是相當突梯滑稽的,竟然以一介女作家的身份,模仿了武俠小說界中最剛厲強硬的柳殘陽小說《梟中雄》的設計,將「青龍社」改換成「金龍社」,而完全挪用了其書的幫會規制,儘管小說內容在我看來是很有點荒誕不經的,但居然會有女性讀者鍾情於「暴力美學」著稱的柳殘陽,實大出我意料之外。《巧仙秦寶寶》初版是掛用臥龍生名字的,其後兩人同時掛名,最後才言明正身。可惜她創作過8種之後,就轉行去寫言情小說,我始终未能聯繫上。



    鄭丰(陳宇慧)是台灣2000年後聲名最盛的武俠女作家,是台灣政壇要角陳盏膶O女、陳履安的女兒,從小就愛讀武俠小說,這時正當金庸小說解禁之日,尤為所鍾愛。2005年,完成了《天觀雙俠》一書,2006年,更名為《多情浪子癡情俠》,參加了「紅袖添香」網站和中華書局聯辦的「2006武俠小說大賽」,獲得首獎,於是聲名鵲起,被譽為「女版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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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版金庸」雖有肯定其能與金庸相頡頏之意,《天觀雙俠》中的確也可以發現對金庸亦步亦趨的痕跡,但對鄭丰而言,卻也是一種壓力,因此,在往後十餘年的陸續創作中,從《靈劍》到《巫王志》,則力圖擺脫金庸,自創風格。我起初是不太喜歡鄭丰的小說的,也寫過一篇短評,但看到她後來精益求精、屢有新裁的表現,便也逐漸改觀,深覺其未來應可能有更進一層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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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在空中大學開講《武俠小說概論》,設計了幾個作家訪談的單元,邀請到劉兆玄親自參與,而鄭丰因時間參差,則用了視訊作訪談。這還是我第一次與鄭丰對面而談,氣質出眾,溫文中自有崢崢俠氣,想來也是來自書香世家的薰陶。



    荻宜是台灣「資深」作家了,17歲開始從事寫作,年紀稍長我幾歲,素來對傳統文化有深濃的興趣,尤其是傳統國樂、武術,都頗為專精,她的書房題名為「箏劍居」,聽說是司馬中原命名的,英朗的俠情,流瀉無遺,很自然就在金庸小說風行後,走上了武俠創作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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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荻宜是練過武的,曾拜楊氏太極拳名家孫韶九為師,據聞孫韶九曾於山東參與「大刀隊」,赤手空拳就擊殺了三個荷槍實彈的日本軍人,名師自有高徒,劍舞起來,頗有幾分俠女的英姿。1980年,她向聯合報張作迕熳运],在報紙上開闢了一個「武林薪傳」的專欄,走訪台灣碩果僅存的一些「武林高人」,如八極拳宗師劉雲樵等,都備受器重。她也曾採訪過古龍,古龍對這位時仍年輕,又對武俠有分狂熱的「小女生」格外優寵,來回都用他專用的加長型富豪禮車接送,相談甚歡,從下午3時到晚上9時,包含用餐,方才興盡而返。也正在這時候(1982),荻宜開始撰寫她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七彩神鞭彩虹劍》,在《美洲中國時報》連載,獲得司馬中原大力的贊賞,並以「劍膽琴心」為其寫照,從此就開啟了她的武俠創作事業,陸陸續續出版了《雙珠記》、《不空遊俠》、《明鏡傳奇》、《採花記》等多部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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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荻宜的結緣,是1996年,她在《幼獅文藝》上發表了短篇小說《仗劍》,邀我作評,我對女性作家之願意投入以陽剛為主的武俠創作,是頗興奮與期待的,就寫了一篇〈期待另一種江湖〉,既介又評。我當時是初生之犢,故作解人,每有過於主觀與率直之論,但荻宜卻是寬厚溫煦,絲毫未有芥蒂。



    荻宜是桃園閩南漳州人,在客家莊住了十餘年,也算客家人了,傳統客家婦女的美德,在她身上俱顯無遺。或許因為是客家鄉親的緣故,對我極為親切,我只要舉辦任何武俠活動,必然邀請她參加,而她也必然翩翩而至。我以大姐敬事之,她也對我這小弟青眼相看,如是20多年,始終讓我感念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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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宜与古龙



    這是我所知有限中的台灣武俠女作家了,想來遺珠也應所在多有,蒙俠友告知,台灣尚有一位新銳女作家高容,2013年出版了《殘天闕》一部大著,甚受讀者歡迎,但慚愧我聞知未廣,只能期待他日再論了。



     金庸的小說,對台灣武俠而言,其實很難說是功是過的,挾持著無與倫比的威勢,將武俠小說拱上文學的殿堂,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武俠讀者,自是其最顯著的功勳;但這功勳來得太急太促,金庸如「黑洞」般吸納了所有武俠作家的光芒,遂也使得老將紛紛告退,而新秀則尚未能繼。台灣女性武俠作家的努力,儘管還是可以綻現些許的微光,但能否繼續發光發熱,實難斷言。倒是大陸這些年來,女子武俠名家滄月、步非煙、沈瓔瓔、盛顏、趙晨光等,人才輩出,在大陸「新武俠」中穩穩佔有一席之地。



    武俠云亡則已,如果不會亡去,杖缥耶敵跛酵遁兑说模懿荒芤耘蕴赜械挠^照,為向來為男性觀點所霸佔的武俠世界,別開一個生面?江湖,不是一個人的江湖;武林,也不應是一個人的武林。我想像、期盼著,有纖纖素手,能為武俠翻生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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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武俠版式知多少――記台灣武俠小說的封面



    台灣武俠小說的版式,是有多種變化的,從裝禎到封面,各有不同。儘管出版社出書,通常只印出當時出版的時間,對何時初版、何時再版,都囫圇帶過;但熟於武俠的讀者,基本上是一看到封面,就能夠判斷大約是什麼時候出版的。單從武俠小說的封面看,也就可以約略得知台灣武俠小說的流播概況。



    以目前所能蒐集的舊版武俠小說來看,基本上其版式是從36開薄本、到32開厚本,然後最後以25開厚本定型的。1980年後,遠景出版的《金庸作品集》也屬於25開厚本(但加厚),爾後遠流出版社為了適應各個不同的讀者與需求,版行了袖珍本、大字本,從此就是另一個百花競榮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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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期台灣武俠小說的封面,還是相當考究的,不但有插畫家依據書名專門設計,且都是彩色印刷,郎紅浣的《莫愁兒女》(1953)、諸葛青雲的《奪魂旗》(1961),在封面設計上頗為用心,色彩繽紛,但到田歌的《鬼歌》(1965),顯然就開始略有省儉,但筆致還是相當細膩的。《莫愁兒女》的小說內文,約在100頁左右,字體很小,排列緊密,也常是大段落大段落的,每本字數超過5萬字;《奪魂旗》與《鬼歌》,開始有了較寬疏的排列,字數約在3萬多字左右,段落也開始較為分明,基本上就是後來所有薄本的「定型」了。當時作家的稿費,是以「集」算的,一集價碼多寡,端視作家的知名度與作品的風行度而論,未有定準。相傳古龍為了多賺取一些稿費,曾故意用「短行分段」的方式寫稿,雖未可遽信,但如果說完全沒有這個考量,其實也是很難說明古龍在某些部分硬行分段,且往往以「XXX」間隔的原因的。



    司馬翎的《丹鳳針》、雲中岳的《傲嘯江湖》,都出版於1964年,插圖就開始只有單一的線條,而未有任何的彩印;宇文瑤璣的《瀟湘夜雨江湖路》,初版應在1965年,但直到附圖的1978年版,也還是採取了同樣單調的封面,只有黑紅二色及簡單的書名、作者名,這也是後來出版社如果以36開印製,最普遍的形製了。



    不過,在1972年,于志宏開創《漢麟出版社》,先是出版言情小說,1973年,卻開始了版式的革新,將36開薄本放大成32開,且增加了頁數,如秦紅原為26冊的《無雙劍》,就濃縮成了3冊;不過,為時不久,就全都改為25開,最終成為坊間最流行的版式了。不過,在同一時期,真善美出版社仍有出版36開本,而3冊組成一本的小說;而溫瑞安1978年的《四大名捕會京師》,則又是以36開為準。大抵此時,武俠小說漸為文化界所重視,其中1977年,以譯介西方文史哲叢書著名的桂冠圖書公司,以正規出版社的身份,出版了古龍一系列的武俠小說,是最具指標意義的。其後,如萬盛出版社,還商請了著名的插畫家龍思良作古龍小說的封面美術設計,當時更傳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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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的版式,由輕薄短小,逐漸改變成可以等同於一般文學性書籍,當然也是武俠小說步入書店,而不再是批發經銷商的重要契機。不僅如此,由於薄本小冊在出租店出借的時候,單冊容易丟失損壞,故都不得不以3冊為一單元,重新裝訂,既另有花費,又多佔空間;因此,1970年代的武俠出租店,紛紛汰舊換新,將店中的小開薄本,改換成25開的厚本。如今,再欲尋得薄本小冊,已是幾乎不可能的了,其珍貴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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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小冊薄本中,常會有一些插畫,大抵都是請插畫家依據小說情節分章繪製的,這在香港武俠小說連載或出版時,早成慣例,台灣也依樣畫葫蘆。香港的插畫家,以雲君(姜行雲)最為知名;台灣最早是真善美出版社於1957年所印東海漁翁《四海英雄傳》(即香港老作家蹄風著《游俠英雄傳》)及《清宮劍影錄》二部曲,每回皆附有三幅雲君所繪插圖,饒有古趣。其後,從1959年起,真善美書系開始選擇性的爲武俠小說配圖。如司馬翎《劍氣千幻錄》前四集每回配兩幅插圖(畫者不明),以後則無;陸魚《少年行》每章則配一幅插圖,畫者另人;而上官鼎《沉沙谷》則自繪插圖,別開生面;但古龍《孤星傳》卻全無插圖。可見配圖與否,並不一致;端由發行人主觀認定,可有可無。

台灣當時最出名的插畫家,無疑是本名李靈伽的另人(1920〜1979),他師事葉克濂,工山水、人物畫,與臥龍生、諸葛青雲交情深厚,故常為此二人的武俠小說畫插畫。另人即「伽」字的分拆組合,是台灣武俠插畫家中可與香港雲君相提並論的名家。

最特別的是,春秋出版社也力邀「另人」爲臥龍生《玉釵盟》、諸葛青雲《奪魂旗》畫插畫,其中《天香飆》所繪插圖,每章多達四至十五幅不等,堪稱所有武俠書之最。而先後由明祥、春秋兩家出版社印行的諸葛青雲《荳蔻干戈》,更陸續採用另人、南丁、三毛、王三等四位畫家的插圖,乃首開一書多繪者的紀錄。至於其他書系所出小說亦間有配圖,惟不及真善美、春秋兩家之多。總之,此風延續至1965年爲止,終不復見。也許是因當時武俠出書量太大,爲圖省事之故。可惜這些珍貴的插畫,隨著薄本小冊的消失,如今已是再難尋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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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版式的改變,也連帶著影響到小說內容的變化。早期的武俠小說,雖是薄薄一冊,但都起碼會分回次,通常是3〜4個回次,回目最早是援據舊派武俠傳統,以對聯式的回目呈現,其後漸改為單句或四字,偶爾會有「母章子題」出現,但版式改變後,尤其是舊書新版,就必須重訂章節,原書的回目就隨之而消失,不是另行標目,就是索性以一、二、三取代,原味盡失,是非常可惜的。不僅如此,由於武俠小說的篇幅通常都是長篇巨幅的,出版商就往往將一書割裂成二書,如文天行司馬翎的《金浮圖》、《仙劍佛刀》二書,其實就是《金浮圖》;皇鼎將臥龍生的《金劍雕翎》割為兩部,《金劍雕翎》與《岳小釵》,這還算是未違離原書,至於柳殘陽的《天佛掌》,大美出版社分成《邪神門徒》與《如來八法》,更完全棄原名而不用了。台灣武俠小說書名之混亂,由此肇端,對研究者來說,欲理清頭緒,還真得另下一番工夫。

武俠小說在台灣風行了30年,但由於未受重視,公私藏家皆罕見收藏,而坊間存書,多非原貌,其消失湮滅者,已難勝數,且所餘泰半以上皆為大陸收藏家高價蒐羅殆盡,後生晚輩,鮮見有人能聞知相關演變情形的,真可以說是「俱往矣」的了,當初英雄,又有何人可數其風騷?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就是可憐了台灣武俠的千古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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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台灣武俠播海外――香港、日、韓、東南亞

武俠小說「文備眾體」,又富涵中華文化內容,不但向來廣受兩岸三地的讀者青睞,更吸引過許許多多的海外華人,故素來有「武俠小說是海外華人的中華文化教科書」的美譽,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武俠小說。
台、港兩地,雖在政治上有所區隔,但文化上的關聯卻是密切無比的,就武俠文化來說,不僅台灣武俠作家的作品,得以在香港的各大小報刊及雜誌上刊載,且香港所拍攝的武俠電影亦常以台灣為重要的市場。香港最重要的《武俠世界》、《武俠春秋》、《武俠與歷史》三大武俠雜誌,自始至終,都不乏台灣武俠作家的身影,一時名家,幾乎無一不在這些雜誌上發表過小說。在報紙方面,以目前所知,最早應是由司馬翎首先建立了灘頭堡,1959年,《劍氣千幻錄》在《真報》連載,到1969年,10年之間,司馬翎在《真報》上連續刊登了8部作品,這應該是得力於司馬翎本身即是香港僑生的地利之便;1978年後,司馬翎後期的「極限、強人」系列作品,均發表在《工商日報》上,則更是司馬翎返港後最重要的園地。與司馬翎同為「三劍客」中人的臥龍生與諸葛青雲,不甘後人,亦於1961開始連載,《明報》刊出了臥龍生的《碧血寒濤》(即《天香飆》,署名是馬正璧)、諸葛青雲的《乾坤五絕》(即《奪魂旗》,署名上官青),其後,香港的《天天日報》、《新報》、《工商晚報》等,「三劍客」的武俠作品,始終大受歡迎,連帶著其他作家,如慕容美、秦紅、司馬紫煙、東方玉等名家之作,亦頻頻刊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柳殘陽的《天佛掌》在1962年為《明報》所連載,改題為《如來神掌》(署名上官虹),並由富華影業於1964年開拍成電影,「如來神掌」在香港武俠界風行40餘年,盛況不衰,已經成為經典中的經典,《如來神掌》可謂締造了「半部」香港武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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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未回歸之前,雖名義上是為英屬領地,但基本上居民還是華人為主,武俠小說早在此前就已有其深厚的魅力及廣大的讀者,故台灣武俠作家在香港傳衍知名,並不足為奇;但對遠離故國已久,且周遭皆是異族的海外華人來說,意義就不止如此單純了,在異族環伺、中華文化備受打壓的情況下,傳統文化不絕如縷,武俠小說反而是他們汲引、學習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津梁。1970年代,馬來西亞的華僑溫瑞安,正是透過了當地華文報紙所連載的金庸、古龍等武俠小說,對武俠產生莫大的興趣,更因之嚮慕中華文化,率領了一干「神州結義」兄弟,萬里不辭遠的渡海到台灣,一面讀書就學,一面創作耕耘,最終成為武俠小說創作名家。
台灣的武俠小說,早在50年代末期就與東南亞國家有相當密切的互動,據大陸俠友顧臻提供給我的資料,1959年,臥龍生在泰國《世界日報》、《星暹日報》所刊載的《玉釵盟》、《鐵笛神劍》當屬最早;緊接著,是1960年諸葛青雲在泰國《星暹日報》刊載的《折劍為盟》、《一劍光寒十四洲》;司馬翎稍晚,1963年,在新加坡《新生日報》刊載《八表雄風》。在1970年以前,「三劍客」的武俠小說,可以說是東南亞國家華文報紙的主力,其後,其他諸家紛紛挺進,林非(高庸)、蕭逸、秦紅、東方玉、東方英、司馬紫煙、獨孤紅、慕容美、雲中岳、柳殘陽、曹若冰等,無慮數十家,欣欣之盛,完全不遜於台灣本島。其中泰國《世界日報》、《星暹日報》、新加坡《星檳日報》、《聯合晚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馬來西亞《中國報》、《華僑日報》,越南(南越)的《建國日報》、《遠東日報》等,都是台灣武俠小說家所倚重的園地。其中《星檳日報》更於副刊中特闢「武俠」專頁,在版面上一口氣就刊登五部台灣的武俠小說:天鈞閣主的《神州劍俠傳》、諸葛青雲的《劫火江湖》與《奼女雙雄》、古龍的《紅塵白刃》、司馬翎的《滄溟珠劍傳》(1966),可見當時台灣武俠作品受到歡迎的程度。據當時著名的間諜小說家鄒郎所說:
那時候,我們都經常有幾個長篇小說在報連載,海外那些中文僑報的老輩報老闆們還有交情,一稿在台灣連載,至少可以獲得香港、新加坡、馬來亞或菲律賓四地之中的二地中文僑報轉載……古龍人緣最差,幾乎沒有一篇連載不被報社腰斬。


儘管古龍小說常是有頭無尾地被腰斬,可是據顧臻的考查,從60〜80年代,在新馬、南越、泰國三處,古龍的小說就有24部曾連載過,這還是「人緣較差」的,如鄒郎等有「交情」的作家,臥龍生約有17部、諸葛青雲約有30部、司馬翎約有9部,這還是不完全統計,可見東南亞華人社區對台灣武俠小說的渴盼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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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武俠小說不僅在東南亞地區普受歡迎,就是東北亞的日、韓兩國,也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天津的馬志強曾在日本東京的舊書拍賣商手中收購到一批真善美、春秋出版的薄本武俠,可見當地的日本華僑,也有對武俠深感興趣的。不過,台灣武俠小說在日本流行的狀況不明,翻譯台灣的武俠小說也稍晚於金庸,直到1999年,才有早稻田大學的岡崎由美,繼1998年的金庸小說翻譯之後,陸續翻譯了古龍的《辺城浪子》(1999年)、《多情剣客無情剣》(2002年)、《金鵬王朝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1》、《繍花大盜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2》、《決戦前後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3》五部;同一時期,土屋文子翻譯了《楚留香 蝙蝠伝奇》、中田久美子翻譯了《歡樂英雄》(1999)、川合章子有《マーベラス・ツインズ》(《絕代雙驕》)、寺尾多美惠亦有《聖白虎伝》(《白玉老虎》),但銷量平平,似乎並未引起重視。據岡崎由美分析,主要是因古龍的小說版權歸屬不明,系列作品無法集中刊出,全貌難窺,且版權費索求過高之故,以此日本出版社望而卻步,此不僅是日本讀者的損失,更是古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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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與日本一水之隔的韓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韓國與大陸尚未建交之前,韓國與台灣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就是連武俠小說也受到普遍的歡迎。據李致洙的〈中國武俠小說在韓國的翻譯介紹與影響〉所述,第一部被譯為韓文的台灣武俠小說是尉遲文的《劍海孤鴻》,由金光洲翻譯成《情俠誌》,發表在1961年6月15日〜1963年11月24日的《京鄉新聞》,後來集結成書,開始引起矚目;其後,古如風的《豪遊記》繼之;1966年,金一平譯介了臥龍生的《玉釵盟》,改名為《群俠誌》,自此掀起了韓國的「臥龍生熱」,臥龍生的武俠小說開始在韓國大為流行,翻譯者一時並出,甚至有一書而有好幾本譯作的,如《無名簫》就分別有康湖、金剛、金修國等人的譯本。據李致洙所說:
而從1968年開始「臥龍生」這位在武俠小說史上占一席之位的作家的小說,就由幾個翻譯家來介紹。以後,「臥龍生」這三個字對一般喜好武俠小說的韓國讀者來說就幾乎成為「中國武俠小說」的代名詞。
臥龍生的聲名遠播,據本人於1970年代所接觸到的韓國留台學生(台大),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有臥龍生,反而對金庸還未必知曉,可見其風靡的程度,甚至還出現了冒名的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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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譯本,實際上並未授權,恐怕連原作者都未必知曉,其來源基本上是從韓國的華文報紙《韓華日報》間接援引的,可見當時韓國的僑報也盛興連載台灣的武俠小說。總計自1961年起,台灣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至少有尉遲文、古如風、司馬翎、上官鼎、臥龍生、諸葛青雲、郎紅浣、雲中岳、陳青雲、古龍、蕭逸、蕭瑟等被翻譯介紹。不過,還是以臥龍生佔大半壁的江山。
臥龍生獨霸「韓國江湖」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78年,方始漸告消歇,取而代之的,則是韓國人自己以韓文撰寫的「中國武俠小說」,據《韓國出版年鑑》記錄,僅僅1981年一年,韓國從事武俠小說創作的作家就有20餘人之多,出版了數量不少的作品。這些「韓式」中國武俠小說的作者名(筆名)及書名,都是極富中國風味的,更有趣的是:
在內容方面上看,韓國創作武俠小說除了只有作者是韓國人之外,都很像中國武俠小說,作品的地理背景亦為中國,登場人物也是以少林、武當等九大門派為中心的武林人士,武術方面也是在中國小說中習見的。
中國的武俠小說在異域的土壤中生根、發芽、茁長,乃至開花、結果,無疑台灣的武俠小說在其間的推波助瀾是功不可沒的。直到1986年,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被金一江更名為《英雄門》在韓國譯介出版,重新掀起了另一波的武俠小說譯介風潮,但基本上已是以香港作家為大宗,台灣的作家除臥龍生、蕭逸、蕭瑟、古龍的寥寥之作外,就逐漸未能再引人矚目了。
中、韓兩國的歷史淵源由來已久,雖說各具其民族特色,別有其文化的發展,但都受到濃厚的中華文化的濡染,則是相同的,這也是為何中國的武俠小說能契合韓國人的心靈,從譯作到自創,發展出「韓國武俠小說史」,而究其實質內涵來說,韓國武俠小說史幾乎就可以視為中國武俠小說史的一種延伸。韓國學者李晉源(韓國綜合藝術學校傳統藝術院助理教授),在他所寫的《韓國武俠小說史》(2008)中,就非常濃厚的表現出這種趨向,正不妨視為中國武俠小說的「教外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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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正當台灣的武俠小說沒落之際,韓國作家全東朝所撰寫的武俠小說《墨香》,在韓國大受歡迎,韓國的 EYA Interactive Limited公司將其開發製作成電腦遊戲軟體,專門鎖定大陸玩家,於2008年在中國推出《墨香ONLINE》(後改名為墨湘);在此之前,即不遺餘力地展開宣傳,甚至敦聘了大陸「新武俠」名家滄月代言,並撰寫《墨香外傳》,在大陸造成極大的轟動,至今猶廣受歡迎,但其淵源所自的台灣的武俠,竟故步自封,無所進展,毋寧令人感慨萬千。
台灣武俠小說,名揚海外,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但迄今為止,尚缺乏相關的研究,實為可惜。最近剛認識得一位美國人John Dishon(邸尚將),是少見對台灣武俠甚感興趣的外國人,他在閒暇之餘,特別針對了新加坡中文報刊上的台灣武俠小說作了一番研究,成果相當輝煌;但反觀台灣人自身,對此完全忽視,除了感慨,更深深為這些武俠作家感到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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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槍手‧作家‧出版家――于東樓小記



    前此談到台灣武俠小說封面、裝楨的流變,曾經特別介紹到于東樓的「漢麟出版社」,他是率先作武俠小說「版面革新」的出版家,也是小有名氣的武俠作家,同時更是一個號稱「天下第一槍手」的代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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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筆」這件事,可以說是台灣武俠小說從初期就一直延續下來的弊端,據考應是從黃玉書替臥龍生續完《風塵俠影》、《驚虹一劍震江湖》開始的。當時為何臥龍生沒能續寫完成,至今猶是謎團;但臥龍生在成名後的許多作品,常都是倩人代筆完成,甚至將名字出借給他人,卻早已是證據確鑿的了,可以說是「始作俑者」,流風所及,多數武俠作家都樂於效仿,在分身乏術,或是力有未逮,甚至沽名求售下,就形成了為人所詬病的歪風,對武俠小說起了相當負面的影響。



    1980年,韓道眨ê簦┏霭媪恕度辶中聜鳌罚詷O盡挖苦之能事地,將台灣60〜80年代的藝文界醜態,作了尖酸的嘲諷,其中有位名為「司馬雄風」的武俠作家,用「十分之一」的稿酬,找了一些中文系的學生替他寫稿,極可能就是影射臥龍生。儘管屬實與否,還有待查證,但武俠小說代筆之氾濫,則是只要稍微對武俠小說有點熟稔的讀者,都能舉證歷歷的。



    台灣武俠小說有「八大書系」的出版途徑,這也是多數武俠作品直面讀者的最佳管道,因此當作家因「故」而未能完成作品時,出版社就必須千方百計將其續完,否則損失就大了;在武俠小說盛行的景況下,武俠作家如雨後春筍,隨處而有,要尋得代筆,可謂是輕而易舉的事。再不濟,也可以自己下海,過一下作家的癮頭。



    于東樓(1934〜2003)本名于志宏,早年曾留學日本,在千葉大學肄業。輾轉回到台灣後,經濟困窘,當時「槍戰小說」(當時稱為黑社會小說)也極為流行,為稻粱之計,開始投入創作的行列,以《白菊花》系列作品為出版社所賞識,遂有不斷的稿約,每日必須寫15張600字的稿紙。由於與出版社熟稔,每有武俠作家斷稿,他就是一時之選,據他所說,幾乎所有的武俠名家,他都曾代筆過,當時有「天下第一槍手」的雅稱。



    代筆捉刀,就如「影武者」一樣,是不能拋頭露面顯真容的,于東樓不像當時如白天、龍驥、浪客、瑞麟等「槍戰」作家,偶爾會跨界客串寫武俠,起初是無意創作武俠小說的。可在這個時候,他因緣際會,竟結識了他這一生中最為莫逆的好友――古龍。



    古龍是因為受于東樓的槍戰小說所吸引,透過春秋出版社的呂秦書介紹認識的,可以說是傾蓋如故,一見莫逆。他對古龍的評價是極高的,也能如數家珍地細說古龍生平瑣事。據他說,古龍「讀書的時間,其實比寫書的時間多」,腹笥之充盈飽滿,其實從古龍小說的化用、借鏡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但古龍瀟灑不羈、落拓任性,卻與他的謹重細膩不同。古龍喜歡寫「大俠」,尤其是出手闊綽,動輒秀出幾千兩銀票的大俠。我曾與于東樓說過,古龍是有點吃米不知米價的,更從來不去理會錢財的去來問題。我舉出《繡花大盜》的例子,繡花盜一個月內作了六七十個大案,動輒截去幾十萬兩的黃金,1萬兩等於現在的375公斤,繡花大盜一個人怎麼可能搬得動?怎劫得了?他可能更沒想到,《金瓶梅》裡西門慶替潘金蓮買了一輩子都要當奴婢的秋菊,才花了6兩銀子!



   于東樓聽了哈哈大笑,他後來寫武俠小說,就偏喜寫如廚師、鎖匠、小捕快之類會斤斤計較銀錢出納的小人物,就是不知道古龍《三少爺的劍》裡「沒用的阿吉」,有沒有受到他的影響。



    于東樓與古龍相識近20年,自言亦替古龍代筆過,但究竟代筆何書、何處,並未明說,但因兩人交情深厚之故,古龍生平的大小事,知之甚詳,亦傳之甚廣。但年老後記憶有差,有時不免錯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關《多情劍客無情劍》的原名,他鐵口直斷,就是《風雲第一刀》,此說影響甚大,許多出版社及網上資料皆誤信其說。多年後,方才證實了《風雲第一刀》是《邊城浪子》傅紅雪的故事,《多情劍客無情劍》原先是以《鐵膽大俠魂》之名發表的。

從創作槍戰小說以來,于東樓與出版社的接觸日漸頻繁,也認識了不少作家,既熟悉出版業務,又廣有人脈,這就成為日後成立漢麟出版社的最大主因與後盾。

1972年,于東樓與朋友合作成立了漢麟出版社,最初以出版言情小說的《小說報》為主,以一篇或一個題目的方式出版,以其輕薄小巧的外形,創造了極佳的銷售量,在火車站或是路邊販售,一時蔚然成風,當時著名的作家如玄小佛、依達、岑凱倫等名家,幾乎都是漢麟出版社培養出來的。大約第二年,1973年開始出版武俠小說。第一部出版的是臥龍生的《飛燕驚龍》,之後陸續出版《玉釵盟》、《金劍雕翎》及其他如古龍(《蕭十一郎》)等名家作品。

漢麟在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多次開創先例,造成了出版界的「版面革命」,如原本的武俠小說是36開大小,薄薄一冊,無論閱讀或整理,都不便利(出租店通常將三本合訂成一本,裝訂更耗費時間、人力),有鑒於此,漢麟首創了32開,份量約7冊內容的版式,其後又改進為25開的版本(現在通行的武俠小說版式),且版面設計新穎精美,獲得大眾的肯定,對出版界造成很大的影響,成功地創造出許多出版奇蹟。據說在漢麟最盛之時,沒有一家通俗書店沒有漢麟的書,不但買書要排隊,若是買不到還要領號碼牌等候的情形,真是現在無法想像的情況!

于東樓的漢鱗經營了12年,後因與朋友拆夥,便轉讓給王達明,開啟了萬盛出版社的版圖。萬盛早期也曾轟轟烈烈,曾出版了《古龍作品全集》、《溫瑞安全集》等,後來轉往言情小說發展,事實上,這時候,台灣的武俠小說也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了。

于東樓此時一方面挣多「槍手」身份,酪浴赣跂|樓」之名撰寫武俠小說,1986年,創寫《鐵劍流星》,其後《魔手飛環》(1898)、《短刀行》(1991)、《俠者》(1991),陸續問世,共寫成4部,頗受讀者歡迎。其中《短刀行》一書,不但於1999年還被三立電視台改編成電視劇《刀歌‧短刀行》,由張衛健、屈中恆、林小樓領銜主演,更獲得大陸「中國武俠文學會」頒發的「武俠小說銀劍獎」,與金庸、梁羽生、溫瑞安同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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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于東樓則將事業重心放在他心目中的「武俠新大陸」中國大陸,引介台灣武俠名家的作品,在大陸出版,成為兩岸武俠交流的重要津梁,臥龍生、柳殘陽、高庸等作家的作品,也賴此而得有專集、全集出版。不過,于東樓當初以出版業發跡,商人難免重利,於仲介版權時,多有照顧未周或虎頭蛇尾的問題,秦紅就曾在他的「聊備一格」部落格中,大吐過苦水。



    我與于東樓相識於1999年,是透過陳曉林紹介的,當時已久聞漢鱗大名,興奮異常,立即帶著助理詹巧燕約期與他訪談,還寫了篇〈從槍手到名家〉的訪問稿。當時侃侃而論,談笑風生,還提到了設立「古龍文學獎」、創辦《武俠文學月刊》的宏大計劃,可惜的是,武俠已矣,事與願違,而他後來纏綿病榻,不過三年不到,就已與世長辭了。



    台灣武俠小說風風光光三十多年,于東樓既是槍手,也是作家,更是心有宏願的出版家,道道地地見證了那一段輝煌璨爛的「武俠大時代」。可惜世人知者不多,而逝者如斯,大江滾滾東去,多少美麗的浪花都被淘盡,漸去漸遠又漸無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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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下武功誰高低――細說「排行榜」



    稍微諳熟武俠小說的朋友,都一定知道古龍的《多情劍客無情劍》中,有位叫「百曉生」的名人,以武器為名,創製了《兵器譜》,將武林中人以武功高低,作了「排行榜」。百曉生雖然品性不佳,最後死在小李飛刀之手,可其見識、評價,都是無人能及的。我雖對其人感到不齒與惋惜,但卻在初看到時,就深心佩服,自發願研究武俠以來,就期勉自己能夠像百曉生一般,以精準而公允的眼光,評介諸武俠名家,因此就援用了這一名字,自號為「武林百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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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起初這名稱不過是一時興到之語,在與好友陳墨「論劍」時,脫口而出,沒想到他在替我的《解構金庸》作序的時候,就直接「栽」在我頭上,此名遂不脛而走。我雖不敢居之不疑,但也覺得有趣,就樂而受之,直到如今了。但我也自知,武林瀚海,何止萬萬,即便「百曉」,也只是滄海一粟,沒什麼可以驕人的;而我所認識的許多民間研究者,其實比我優勝的,也大有人在。無以,就當作是自我鞭策的座右之銘吧!



    由於對「排行榜」的特殊喜愛,引發我對江湖排名淵源的探討,在此,謹以所見、所知,稍作梳理。



    最早將英雄、好漢「排座次」的,無疑當屬《水滸傳》,在吳用精心設計之下,梁山泊搞了個相當詭秘的「石碣受天文」,一一排出梁山天罡、地煞108條好漢的先後順序,這就是著名的「梁山英雄排座次」。其中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花榮、柴進,分居前10名;但三拳打死鎮關西的魯智深、眾所皆知的打虎英雄武松,還有那作戰時全身脫得赤條條、殺人如砍瓜切菜的李逵,卻只排名在13、14、22,其間的「學問」,煞是引人深思,也有過許多不同層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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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英雄,各有職司、各展其能,基本上是一種「權力分工」(或者可說是分贓)的考量,卻也可以看出,其實是很政治性的,這點,從前10名中,降將或曾在朝廷任官的就佔了不少,顯然是與宋江所極力主張的「招安」,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也正因如此,在明朝熹宗時期,魏忠賢當政,為了打擊政敵「東林黨」,就有一冊由韓敬、王紹徽編纂的《東林點將錄》出現,仿照《水滸傳》的排名,將當時的東林黨人士,一一列名,作為傾軋鬥爭、翦除異己的依據。《東林點將錄》將晁蓋視為開山祖師爺,以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當之,以下則分列葉向高、趙南星、謬昌期、高攀龍、顧大章、魏大中、房可壯、周宗建、楊漣、左光斗等人,皆當時負有清望的知識份子。魏忠賢將當時的東林分子比擬成梁山「盜佟梗斎皇钦昔Y爭的手段;而崇禎即位後,魏忠賢垮台,此書雖是被禁,但風波未息,還在南明弘光朝雨覆雲翻。



    梁山泊是個類似於軍團的組織,儘管武藝高低也可能有作用,但好漢的排名,顯然並未依照武功的原則。第一部以武藝高低「說好漢」的,應是清代雍正年間成書的《說唐演義全傳》。書中以隋煬帝即位後,天下騷亂,有18路反王,64道煙塵,英雄輩出,風雲際會為大背景,提出了「隋唐18條好漢」的說法,但實際上只寫出了13條好漢,依次是(1)李元霸;(2)宇文成都;(3)裴元慶;(4)雄闊海;(5)伍雲召;(6)伍天錫;(7)羅成;(8)楊林;(9)魏文通;(10)尚師徒;(11)新文禮;(16)秦叔寶;(18)單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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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這些「好漢」是以武藝高低排序的,但名次之間的差異極大,大抵排名低的無論如何都打不過排名高的,但高的可以是等比級數的差距。如排名第二的宇文成都,使用一柄重達200斤的流金鐺,萬夫莫敵,連排名4、5、6的雄闊海、伍雲召、伍天錫三人合攻,都奈何不了他;可遇到手持重達800斤的兩柄大鎚的李元霸,竟就像小孩子與大人打架一般,三兩下就被打得屁滾尿流。李元霸是第一條好漢,天下無人能敵,所以最後也只能讓老天爺收拾他,在暴雨之中為雷電所擊斃。



    英雄好漢拼鬥爭雄,仰賴的是兵器的重量及武藝的高低,排名16的秦叔寶,兩條鍍金熟銅鐧才130斤,相對於李元霸的800斤銅鎚、宇文成都的200斤流金鐺,當然是高下立判的了。武俠小說裡的俠客,行俠仗義、鋤暴安良,或者是揚名立萬,則是憑藉著「武功」的高下。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究竟哪個武功最高強?這始終是讀者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從一般武俠小說來看,武林人物通常有前輩、後輩之分,前輩武功普遍皆高於後輩,這導源於武俠小說特強調的「內力」,而「內力」的深厚與否,則是與學習時間的長短成正比的,這是中國傳統「內家」勝於「外家」的武術觀念所致。因此,武俠小說中必然會有一些「前輩高人」,這就是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首創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中為天下之正中,故王重陽也就較其他四人來得更高明。這影響到了諸葛青雲在《奪魂旗》所彷效的「東僧西道南刀北劍中奪魂」,也是以奪魂旗為箇中翹楚。



    但是,武俠小說常是以「少年成長」為模式的,書中的主角泰半都是年輕人,年輕的一代,「內力」絕對不可能勝過前輩,因此,就必須以「速成」的方式,在短期間內增強其「內力」,此所以武俠小說就非得讓主角有各種「奇遇」,並最終獲得「武林秘笈」不可。楊過和郭靖,最終名列「五絕」之內,如果沒有《九陰真經》,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不過,金庸與諸葛青雲雖都列了「五絕」,且以「中」為高,卻未明說其絕對的高低,所以還必須要「華山論劍」一番。這就隱伏了後來武俠小說中常見的「排名」之爭。第一個將天下的武林高手依武功高低作排序的,其實不是古龍的《兵器譜》,而是司馬翎的「封爵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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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翎在1963年所寫的《帝疆爭雄記》中,設計了一個仿照太史公司馬遷的「武林太史」居介州,他將武林高手區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種位階,稱為「封爵金榜」。居介州見識精到、評論公允,果真階序儼然,不能假借。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欲圖挑戰晉級的人也不少,因此,整個江湖亦因此而騷亂起來。



    有趣的是,居介州在排名時,竟未列當時武功最高的「帝疆四絕」,因此「四絕」聯手捉了居介州,每人將三招「絕學」刺鏤在他身體上,允許天下任何人找他習練,就是不許他自己修習,害得居介州東逃西竄、浪蕩於江湖之中。其中的「金拳」凌波父更四處搜殺名列「封爵金榜」高手,造成不少風波。



    古龍與司馬翎是相熟的朋友,據說也相當稱羨司馬翎的小說,因此,1968年始寫的《多情劍客無情劍》的百曉生《兵器譜》,恐怕也可能受到他的啟發。在古龍的小說中,《兵器譜》上的排名,別出新裁的以「兵器」為主,但人器合一,依序是(1)天機老人的天機棒;(2)上官金虹的子母龍鳳環;(3)李尋歡的飛刀;(4)郭嵩陽的鐵劍;(5)呂鳳先的銀戟;(7)西門柔的蛇鞭;(8)諸葛剛的鐵柺;(9)伊哭的青魔手;(10)玉簫道人的玉簫;(13)孫悅的金刀;(19)向松的流星錘;(34)風雨雙流星;(37)高行空的判官筆;(46)燕雙飛的飛槍。



    百曉生的排序,有不列女子、魔道、小孩的原則,也未及於阿飛、荊無命等後起之秀,此所以像大歡喜女菩薩、藍蠍子等女性高手,武功皆不在伊哭之下,卻無緣入榜,百曉生簡直就是古龍的化身,重男輕女到了極點。



    江湖排名,人人各欲爭先,這就是江湖中「烈士徇名」的本質,因此後列者視前列者為敵手,處心積慮,非爭強以勝不可,呂鳳先改練鐵指,三番兩次找上郭嵩陽挑戰,正是緣於此。在此,古龍採取了與《說唐演義》甚或《帝疆爭雄記》的不同策略,決鬥的勝負,並非一成不變的,臨場的反應、地點的細節、身體的狀況、氣血的衰旺,在在都可能影響結果。此所以呂鳳先能勝郭嵩陽、上官金虹能勝天機老人,而小李飛刀又能擊敗上官金虹的緣故。而新出道的高手,阿飛可敗伊哭,而郭嵩陽則不免挫於荊無命刀下。在古龍筆下,決戰一如棒球賽,球是圓的,歸向何方,誰居勝負,在戰前誰也無法評斷。這正是古龍優長、獨創之處,也難怪百曉生的《兵器譜》會遠近馳名了。



    《多情劍客無情劍》之後,究竟還有多少作家仿效而為,書有未曾經我讀,真不敢言說。但臥龍生1975年所撰的《春秋筆》,其中也有「萬知子」的《兵器譜》,將武林人物作排名,但野心太大,竟連人品也一起評定,大有模仿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的用意,創意是相當不錯的,但知識、學問,兩有不足,因此虎頭蛇尾,草草了事,也是一大遺憾。



    無獨有偶,慕容美在1977年所寫的《公侯將相錄》,更是變本加厲,也衍生出一個「武林風雲榜」,從「拳刀劍」(已故)三王而下,也列了一公、一侯、四伯、二子、13男,外加「副榜」的煞相、凶將、三卿、七尉,總共33人的位次,正邪並列,彼此各結陣腳,江湖中遂滾滾熱鬧起來。不過,慕容美卻沒點出究竟是誰作的排行,只說明後起之秀,是可以向這33人依序挑戰,從而建立自己的江湖聲望的。



    江湖排行,可以視為一種既定的威權,而武俠小說中的年輕一代,敢於向威權挑戰,雖說不免好勇鬥狠,但一股精進勇猛之氣,還是透顯無遺的,此正江湖之所以為江湖,武林之所以成武林吧?



    我自研究武俠以來,有許多俠友總是會問我一個極有趣,但卻非我所能擔當得起的問題,那就是「武俠小說作家的排名」,在廣為流傳的「金古梁溫」四大家之外,還有什麼不同的排名?還有不少俠友慫恿我作「武林點將錄」,仿梁山英雄之排座次,一一論列。我雖借用了「百曉生」之名,但自問缺乏這種精鑒的能耐,而且武俠作家、作品,實在太多太多,以管窺豹,豈能作準?連被目為排行第四的溫瑞安,都謙稱自己最多只能排到38名,予又何德何能?是以皆敬謝不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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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台灣武俠始發軔――日據時代的武俠小說



    追溯起來,廣義的「武俠小說」在台灣的發展,可以上推到史籍中相關的「俠客」記載,例如連橫的《台灣通史》就記載了曾切、莊豫兩位俠士的事跡,而明末、清朝的相關載籍,也多有相應的精擅武藝,且以「俠」聞名的人士。這顯然是由於台灣在整個太平洋東岸所具有的樞紐地位所致。所謂「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無論其身份是將領、盜佟⒂率俊⑦[俠,在台灣草萊初闢,大小戰事紛紜的時期,都不乏其人。

    但是,這些都屬於歷史上真實的人物,以史筆載述,實不能謂之為「小說」,且亦未必能與「武俠」繫聯為一。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部正式以「武俠小說」命名的作品,無疑當屬林朝鈞(台南紫珊室主)的《台灣奇俠傳》。

    《台灣奇俠傳》原刊載於1940到1941年的《風月報》,共12期(昭和15年2月〜昭和16年7月),約2萬2千字左右,雖以白話寫作,但時而夾雜簡單文言,相較於同時期的大陸「舊派武俠」,白話功力明顯遜色。前9期題名為「述古小說」,後3期則徑以「武俠小說」命名,顯然受到武俠小說流行的影響。
   林朝鈞,台灣台南人。生平未詳,曾任《風月報》編輯,生平極力推廣通俗小說,在《三六九小報》、《風月》諸報刊屢有作品發表,被目為「花柳文學作家」。曾因《花情月意》這部通俗言情小說,引發一場有關通俗文學究竟屬下流抑或風流的爭論,是日據時代相當重要的一場文學論爭。據首期編者附識,林朝鈞尚有《戰地情人》、《可憐三女性》、《守錢奴遊花園》諸作,此外,猶見有《情絲操縱記》奇情小說,是位通俗性強、題材廣泛的作家。
《台灣奇俠傳》篇幅不長,12期僅約2.2萬字,相較舊派武俠動輒數百萬言的規模,可謂是相當「小兒科」的;而且整個故事的情節安排,依舊是傳統義俠小說的故套,「報仇雪恨」、「除暴安良」兩者是其主幹,舊派武俠已奠定、發展出的「江湖」、「俠骨柔情」,甚至著墨最盛的「武功」摹寫,都未曾援用(僅僅以「飛行術」一語帶過),只能視為台灣武俠小說發展最前期的「試驗」之作。不過,武俠小說之以台灣為背景,本書卻是第一部,這點就彌足珍貴了。書中以清朝台島的移民初期為背景,儘管於民俗風情的描述不多,但指出當時台灣「甚不太平,而且土匪惡霸極多,專以勢力武力壓迫良民」,倒是能真切掌握到當時的台灣社會情狀。
本書以書香世家,後來棄文從武的劉世雄為引子,帶出了言廣聚、毛成龍二人,最後並附加醉和尚,實則以言廣聚所佔篇幅最多,蓋行俠仗義、鋤暴安良之舉,此四位俠客皆義無反顧,而言廣聚則又多一層「為父報仇」的事跡,故著墨較多也在情理之中。可惜的是,書中善惡兩極化的傾向過於明顯,俠客面貌堂堂,一望即知為正義之士;而強梁惡霸,則滿臉橫肉,道地是兇神惡煞,流於窠臼。且四位俠客雖一力行俠,卻僅限於地方上的強梁惡霸、土豪劣紳,對當時作者刻意強調的「極其奸惡,且又梟險貪財,害民無所不至」的官吏,如慶祿、榮知府等,卻絲毫未加懲戒。作者誇許這幾位俠客為「驚天動地」的「熱血英雄」,又頗致慨於滿清對台灣的腐敗統治,而竟然如此輕筆放過,套句他自己的話,「真是無可奈他何也」。
本書故事到四俠協力大破惡虎莊就戛然終止,其實已隱伏了續寫的計劃,故在惡虎莊一役,讓許老虎的兒子許大武逃逸而去;後續的故事梗概,有「言廣聚漫遊日本,毛成龍中原尋父,陳世雄去家學道,許大武結草重來」諸事,顯然已早有成竹在胸,但不知最後有完成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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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奇俠傳》至今尚無人出版過專冊,可能是篇幅太短的緣故,歷來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也罕見有人提及,但卻是台灣首見以「武俠」命名的作品,就台灣武俠小說的發展來說,無疑可視為開山鼻祖的元老級之作。
有關林朝鈞的小說,台灣目前討論的較少,而《台灣奇俠傳》又屬短篇作品,後續未完,因此影響力恐怕有限,相較之下,鄭坤五總共50回長篇的《鯤島逸史》,顯然就引起了較廣大的迴響。
《鯤島逸史》自1942年(昭和17年)9月15日始,刊登於《南方》雜誌160期,連載到188期(1944),中間偶有斷續,共刊載21回,其後《南方》雜誌社集結出版,增衍為50回,於1944年刊行,共30萬字,上下兩冊。
鄭坤五(1885〜1959),字友鶴,號虔老、駐鶴軒主人、不平鳴生,台灣高雄鳳山人。其父鄭啟祥為清朝駐打狗把總,乙未事敗,攜鄭坤五潛返漳洲,中學畢業後隨姐回返鳳山九曲堂。鄭坤五少年即工古詩文,回鳳山後始開始學日語,任法院通譯,諳熟日本對台法規,出任大樹庄長。其後因作詩批評日本當局,遭到革職,轉作代書,並開始積極從事文藝創作。於任《台灣藝苑》編輯期間,創作大量的漢詩,並在《三六九小報》長期發表各類雜文,也於1931年刊出第一部小說《大陸英雌》(未完)。鄭坤五對台灣藝文工作甚是留心,亦積極參與各種詩文人之會,主張以台灣本土的民俗、史地為創作題材,1941年發表於《南方》的《鯤島逸史》,正是最具體的實踐。台灣光復後,先是出任《光復新報》編輯,後轉任屏東女中教師,退休後居家療養、寫作,1959年病逝於高雄。
鄭坤五一生,無論古文、漢詩、雜文,皆質美量豐,亦工繪畫,尤以畫虎最為人所稱道,而後人更矚目的,則是他在小說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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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島逸史》以「鯤島」為名,取之於《莊子·逍遙遊》中「鯤魚化鵬」的典故。台灣處於中國南端海隅之地,正是鯤鵬棲身之所,故台灣地名,多有「鯤鯓」之稱,實即台灣的代名詞。鄭坤五對台灣本島有相當深濃的感情,雖在時勢所迫下,不得已出任日本官紳,但對日本人將打狗改名為高雄、街道以日皇為名之舉,頗引為恥,生前即以「街名明治盡翻身,縣號高雄太不倫。日化恥從光復後,墓碑猶署鳳山人」預作墓誌銘,故《鯤島逸史》也頗以宣揚台灣風土、民俗、歷史為職志,與林朝鈞的《台灣奇俠傳》相同,這是俠客敘事中相當難得一見的以台灣為地景的小說。以此,諸多論者皆稱許其為「鄉土作家」的前身。
《鯤島逸史》以高雄鳳山人氏尤守己的一生,貫串全書,故事前半段,從尤家與吳家因開墾引發的土地糾紛開展,繼而寫陳海鰲一家強娶族人春嫣,三家相互爭鬥。而尤守己於其間調停、謩潱H受官府倚重,獲任官職,往鎮蛤仔灘。在路經彰化埔里、水里二社時,協助處理漢、高砂墾殖問題,引出烏番族(原住民)與官軍對戰的情節。其間別出一段因守己違背指腹婚約而引出一番救人情節,可視為插曲。在尤守己回到台南後,祖母失蹤,於是又追查偃耍钡阶婺钙桨矚w來,迎娶三女完婚為止。
故事後半寫尤守己官至全台屯兵,繼而處理械鬥事件,負責剿平叛亂,並延伸出海戰等情節,戰後守己回楠仔坑一家團聚。此時有楊良斌攻鳳山,守己又出而相助官兵,巧遇同母異父的陳玉成,與自己的生母姚氏相認,在姚氏死後,守己與家人同遊大陸,定居長白山。
縱觀全書,鄭坤五是以尤守己為中心,隨著其成長歲月、所至行跡,將台灣在乾隆末年到咸豐年間的相關史事,如埔里社事件、吳沙開闢葛瑪蘭、蔡牽之亂、楊良斌之亂、曹謹建「曹公圳」等,一一帶入其中,甚至在第20回中還以追敘的方式扼要敘說了施琅攻打澎湖的戰役,同時足跡所履,從南部高雄、台南、嘉義、彰化到宜蘭,皆明注其地名、物產、俗語、歌謠及風土、民情,雖是小說體裁,卻也頗忠實的反映了舊時台灣的普遍實況。但因也囿於其行跡,故有時未免削足適履,顛倒了相關時序,如第10回敘述尤守己調停漢人與高砂國的紛爭時,已寫到了嘉慶19年之事,而第13回又敘寫吳沙開闢葛瑪蘭之事,但吳沙事實上已於嘉慶3年(1798)年病故,此即為了牽就尤守己行跡不得已而顛倒時序的缺憾。
正因如此,《鯤島逸史》多為學者目為「歷史小說」。不過,此書以「逸史」為名,其實已表明了其敘寫的內容往往是有別於史載,而博採地方傳說而成,〈自序〉雖云「廣引各地縣志,採錄故老口碑」,可見其對台灣歷史之關注,但其間因應小說的「虛構性」,謬悠其說之處更屬難以避免,不能視為典要;然因其書是罕見的以台灣本土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彌足珍貴,又往往可補相關史載未詳的缺憾,故後來有許多研究台灣歷史的學者,於推崇之餘,便不免忽略了小說與歷史的差距,徑將小說等同於歷史。如號稱「清代台灣三大水利工程」的「曹公圳」,在《鯤島逸史》中有相當詳盡的描寫,且虛構了參植邉澋挠仁丶号c執行工務的技師長楊號,與歷史上真實的開創者曹謹並列「三傑」,而竟然能從小說虛構人物躍居成歷史人物,雖是學者之不察,卻可以窺見《鯤島逸史》「逼真」的功力。
不過,由於台灣自開台以來,無論是中外戰爭、漢番之爭、閩客械鬥、鄉里爭鬥、民眾起事、海寇倡亂,乃至抗日起義,其實就是一部動蕩未平的歷史,其間武力的爭鬥、戰爭的攻伐,未曾真正的平息過。《鯤島逸史》的歷史背景中,自也難以不針對這部分加以描寫,故而其中無論是團體作戰、海上作戰,或是個人武技的展演,也都有所著墨,故部分台灣史學者亦將此書視歸類為「武俠」或「俠義」小說。如第5回描寫尤守己的父親尤信義「捉怪」的一段:
信義急將女子掩護在背後,自己把雨傘合下,掛住套繩,負在背後,垂手而立,瞬眼間兇漢已到面前,並不分會,一刀對信義頭上便剖,信義不慌不忙,將身向左一偏,左腳踏偏進一步,右手向兇漢執刀右腕扣住。接連著用左腕,向兇漢右肘上輕輕一敲,只聽一聲噯喲,刀已丟下,手骨脫臼。
的確是頗具「武俠」或「俠義」意趣的。不過,尤守己此一角色,與林朝鈞在《台灣奇俠》中的陳世雄卻是大有不同,陳世雄雖出身書香世家,但夙好武藝,且以一介平民身份,鋤強扶弱,固可目為俠客;但尤守己紳兼官府之職,謩澏ú摺⒄{停周旋,甚至興兵勦伲瑢嵞藶橐磺辶钡墓倮簦酁猷嵗の遄陨砝硐氲耐渡洌搁_山撫番」的「大漢人主義」既濃,對若干海寇、山佟⑵矫裰鹗拢噍^乏同情的理解,終覺與俠客志趣有所不合,略近於清代俠義說部《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杖缙湫蛭乃鶚嗣鞯膭撟髯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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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十五)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10 15:26 发表于辽宁
(十五)但教心似金鈿堅――憶文小記



    在台灣武俠作家中,有許多旋起旋滅、來去皆如一陣風,至今僅留有薄名,而始終未能詳其家世、來歷的;也有些小說流傳頗廣,而生性沉靜、交遊不多,而書劍飄零過早,「沒世而名不稱焉」的,皆是遺珠之憾。



    多少年來,我孜孜矻矻,懸念於心,可茫茫滄海,竟無處能覓,正不知為其人抱過多少不平、留過多少嘆息。所幸,海天雲闊,有時還有明燈指路,孤鴻信到,正不啻鍟窆{,雪泥猶存指爪,教人心慰不已。



    我很早就讀過憶文這位作家的小說,還記得就是《疤面人》這部,對其中主角衛天麟之能獲得四位美貌俠女的青睞,最後享受雙倍的齊人之樂,真是羨慕到了極點。可卻對這位作家一無所知。自研究武俠以來,多方探聽,只在柳老的《筆耕劄記》中知道,他是個滿腔正氣、豪邁直爽的山東大漢,是他最欽佩的武俠先進之一。可柳老走得也早,也不來及相詢,是以還是連其輪廓也無法鉤勒出來。



    退休以後,在台師大兼了教碩班「武俠小說研究」的課,我列出《疤面人》作為讀書述評的書目,居然有位同學替我輾轉找到了他的大公子周英弼,這真讓我喜出望外了。連忙想辦法取得了聯繫,並探詢了相關的資訊。



    憶文本名周健亭,山東臨清人,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後隨政府來台,以少校官階退伍。我一直感到納悶,這麼一個山東大漢,又是軍人出身,怎地他的小說竟寫得綢繆宛轉、深情款款的?原來,其中還有一段纏綿悱側、堅貞動人的愛情故事,就連他「憶文」的筆名,也是長長的相思、綿綿的繫念。



    憶文從小就對文學創作有相當濃厚的興趣,常在校園的刊物中發表一些小品,來台之後,因展現出相當優秀的文才,便奉派至《青年戰士報》協助支援,幫忙撰稿。就在這個時候,他遇上了此生唯一的真愛,從彰化員林北上到報社實習的詹素文女士。鐵漢遭逢了柔情,百鍊鋼當然也頓時化作了繞指柔,相知相許,共譜了河洲戀曲,是當時公認的「青年俠侶」。



    青年男女,兩廂情願,想當然耳,應是情路平順、水到渠成的了;可問題卻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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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出自於素文女士的身份。她的父親是日本人,名喚中西忠男,在日據時代,奉派至員林中學當校長,認識了一個台灣女士,因而結褵;光復後,並未隨軍遣返,留在台灣協助發展。想想看,當時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日本人在台灣佔據了51年之久,竟因戰爭失敗,就只能夠放棄一切,對當時的國民黨自無好感,偏偏憶文的身份,又是個國民政府的軍官,居然想追求自己的女兒,舊恨夾雜著新仇,她的父母親當然是抵死反對,想盡辦法想阻擋兩人的戀情。



    憶文和素文女士處在如此情境之下,想來也是尷尬糾結、百般無奈的;可惜,有關這個部分,憶文已矣,並未有過多少描繪。只知素文女士是堅定不移,不作任何妥協的。父母親逼不得已,只能施出殺手鐧,決定舉家搬遷回日本名古屋,迢遙山海,又看你們能如何聯繫!這時候,正是1962年,憶文甫接受南琪出版社的邀約,撰寫《翠蝶紫紅》一書,聽聞此一消息,自問一介武夫,無論如何也無法作任何違抗,而念及佳人一去,楚天遼闊,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逢,百端情絲,纏繫難忘,便用了「憶文」之名,聊寄相思。



    素文女士的父母做事是劍及履及的,就在1963年的某一日,打點好行囊,攜拉著她,從員林搭火車北上,欲往台北松山機場搭乘飛機。車過新竹,稍作停駐;可他父母萬萬沒有想到,素文女士竟趁停車的空檔,就躍下了火車,情奔而去了。這一躍,何等絕決、何等堅定,又是何等艱難!這一躍,不但為這段原可能腰斬的情緣,作了續斷之膠,也成就了一個美滿的結局、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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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這是憶文他們早經籌劃已久的,也或許是素文女士為憶文所帶來的驚喜,兩個有情人,最終成了眷屬。婚後,生有一子一女,皆卓有成就。從家書中,我們便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多麼父母慈愛、子女孝順的家庭!柳老一直頗為欣羨這段愛情,稱道他們夫妻的「鶼鰈情深」,而後輩如我,更是感同身受。想當年,我與夫人的相親相訂,如果不是她堅定的意念作了決斷,我是無論如何都過不了岳父那一關的。



    當時的兩老,眼睜睜看著愛女揚長而去,可火車已開,追也不及,自是氣悶在心。整整一十二年,不通音問,不作探詢,直到她們的孫女11歲,才終於釋開心結,父女相認。



    這本來會是時代的一個可能悲劇,可微薄的人力,有時候還是可以扭轉這個時代的走向的,我想到了白居易〈長恨歌〉裡的詩句,「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人間情愛,當然不會只是「哥哥妹妹情情愛」式的短暫遇合,地久天長,「堅貞」二字,就是最佳的試金石。



    素文女士應該是「灣生」子女,身份證上還是用了「中西」的日本姓氏,但,但平常皆用「詹」姓,應該是從母姓。在那個擾嚷的時代,單單就是姓氏的使用,都潛藏了無數的悲辛,即便是通達之人,也難免會惋嘆欷歔。



    「憶文」這個筆名,當然也就如此沿用而未改,也陸陸續續創作了約莫50部的小說,而其風格盡皆以纏綿的情致取勝,是以大陸的讀者,都將他歸為「鴛鴦蝴蝶派」之列。其實,他們又哪裡會知道,鴛鴦蝴蝶要能成雙成對,永不離分,又是何等的艱難,需要何等的決心與堅定的意志?林保淳:武俠軼聞(十六)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14 20:16 发表于辽宁
(十六)台籍作家放光芒――記田歌、陸魚與秦紅



    台灣的武俠小說,基本上是從大陸衍傳過來的,日據時代雖也有所創述,但嚴格說來,即便是林朝鈞的《台灣奇俠傳》首開「武俠小說」的名目,鄭坤五的《鲲島逸史》也多有俠義的內容,但與後來所謂的「武俠」體式,終究還是有不少的區別。



    1949年前後,因內戰關係,許多大陸籍人士隨著政府渡海來台,其中不乏藝文界、報界及愛好武俠說部的讀者;而光復之後,中文報紙勃興,更有不少在報刊任主編之職的,相對於當時受日本教育成長的台灣藝文界人士來說,他們操持白話文的能力及對武俠小說的體式,尤其是武俠小說的中國山川、地理、文史掌故,也較為熟稔,在報紙副刊需稿孔亟之下,多數的武俠小說作品,可以說都是由他們所催生的。



    早期的武俠名家,從郎紅浣以下,孫玉鑫、成鐵吾、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伴霞樓主等,無一不是渡海東來的所謂「外省人」。本省籍的武俠作家,直到1960年以後,才陸續出現,但也為數甚少,在1980年以前,武俠小說作家九成以上是外省籍,屈指數來,本省籍的作家,以我所知,大概只有田歌、陸魚及秦紅三人而已。儘管在百花競豔的武俠苑囿中,這三朵「奇葩」,未必綻放得有多亮眼,但卻也各以其獨特的丰姿,為武俠生色不少。



【鬼派祖師說田歌】



    田歌(1941〜),是台灣武俠小說「鬼派」的開山祖師,與另一位作家陳青雲齊名。本名沈幸雄,台灣宜蘭人。生長於蘇澳的小漁村,自幼家貧,中學畢業後即無力升學,15歲就一個人獨自到臺北致殹T邮茈娪罢n程訓練,充任場記,後來因覺得自身學識湵。D入一家書店當店員,利用時間苦讀、自修、並勤於閱讀各類書籍、小說,刻苦自學,終於有點根柢。



    1961年,適值台灣武俠小說盛行,頗有意從事武俠小說寫作,即辭去工作,以筆名「晨鐘」,發表、出版了《陰陽劍》、《劍海飄花夢》、《魔窟情鎖》(此書曾被楊麗花改編為歌仔戲)等作品,被譽為臺灣最年輕的本省籍武俠小說作家。其後改用田歌筆名,發表《天下第二人》、《陰魔傳》、《血河魔燈》、《吊人樹》、《鬼宮十三日》、《黑書》等共25部作品,在當時造成轟動,極受年輕讀者喜愛,成為新臺書系的扛鼎作家。



    1970年,從藝文界轉往影視界發展,為電影、連續劇編寫劇本,並自任導演,在影視圈頗富盛名,尤其是所編導的諸多閩南語電視劇,如《阿公店》,本土風味極濃,曾造成萬人空巷的收視效果。1973年,轉任製作人,遊走三台,製作出多齣知名閩南語連續劇,直到2012年,仍孜孜不懈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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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歌的武俠小說,節奏緊湊,人物駁雜,氣氛以陰森鬼趣知名,喜用效果慘淡血腥的字詞表現,此所以被列為「鬼派」。
「鬼派」的小說,從文學的角度而論,是有不少缺憾的,偏激矯怪的人物、荒誕謬悠的情節、無所不在的武林秘笈、愛恨無常的情感……,都是奇突而雜亂的,有時更誇張到無厘頭地步的想像,破綻過多,因此評價始終不高,往往被歸為武俠小說的「濫惡」之流。田歌的小說,也未能免此,尤其是他對小說中的地理背景過於陌生,東南西北,瞬間可至,更令人難以接受。
不過,田歌擅長於揉雜武俠小說的各種元素為一,節奏迅快、打鬥激烈,在當時卻也吸引不少讀者的青睞,形成非常獨特的通俗小說流衍現象,正是研究通俗小說的最佳切入點。尤其可以留意的是,在台灣武俠漫畫風行的1960年代,「鬼派」小説大量被重新編繪成漫畫,田歌的小說格外搶手,廣受讀者的歡迎,是研究台灣武俠小說與漫畫間互動的絕佳材料。




【新派先驅有陸魚】

陸魚(1939〜),據《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所說,本名黃哲彥,台灣苗栗人。畢業於臺大物理系,後赴美國馬里蘭大學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其他生平經歷不詳。但此書亦云「他早年是一位新詩作者,曾自費出版過《哀歌二三》、《端午》兩本現代詩集」,據此,陸魚應該就是在台灣1960、70年代相當引人矚目的新詩作家方旗。不過,在相關方旗的介紹上,卻都說他出生於1937年,是台北市人,與《發展史》小異,猶有待釐清。
方旗的詩,傳統古典韻味濃厚,馬來西亞的溫任平曾推許他的詩令人「驚豔」,是他所屬的天狼星詩社入室弟子的必讀書;也有人因此說溫瑞安的《山河錄》也承襲了他的詩風(溫瑞安亦是天狼星詩社中人);但他向來獨來獨往,不僅自費出版詩作,與詩壇中人也甚少交往,故相關資料闕如(只知後來定居美國,在馬里蘭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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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魚能在台灣武俠小說史上留名,且盛譽不斷,其實是個「異數」,因為他也不過總共只寫了兩部武俠小說:《少年行》(1961,10集)《塞上曲》(8集),不但屬中短篇格局,而且都沒有能寫出完整故事,卻出乎意料被人傳頌至今。主要的原因,是先有真善美出版社長宋今人的大力推薦,譽為「新型武俠」的領袖之一,且出版後佳評不斷,被推為當時武俠小說的「前五名」之一;其次是著名武俠評論家葉洪生的讚許,尤其是對他所採取的「類意識流」的新穎寫作技巧,給了相當高的評價,推為「新派武俠」的催生者之一,與司馬翎、上官鼎、古龍同列。
陸魚小說作品雖少,創作時間也短,卻在臺灣武俠小說史上標識著一個轉型的里程碑,其書採取了現代小說的敘事筆法敘寫,深入人物內心作心理分析,且常以新詩筆法融入,宋今人謂「《少年行》的風格、結構、和意境,除掉特別強調武功這一點外,實可媲美歐洲十八世紀的文學名著,並不遜色」,可見其評價之高。可惜的是,陸魚竟只如彗星一閃,未久就杳然消失於武壇,讓讀者為之驚惋。


【滑稽諷世一秦紅】

秦紅(1936〜),本名黃振芳,臺灣彰化人。秦紅的父親從事燈粯I,家境小康,在家排行第八,幼時曾受日本教育至小學二年級,三年級後舉家遷至臺北,始轉而接受華文教育。小學畢業後,未再升學,初為印書工人,後轉至臺灣煙酒公賣局工作。
秦紅一生未受過完整教育,但努力不輟,刻苦自學,曾發憤參加師大國文系教授李辰冬之文學講習班,奠下基礎;又曾為印書工人,故濡染文史頗多,紮下不凡的功力。1962年,參加大美出版社「武俠說革新邉犹貏e徵文大賽」,以「秦紅」(閩南語「真紅」)之名為寓意,撰寫了《無雙劍》一書,竟入選為佳作,一舉成名,遂開啟了其後武俠創作的歷程。
在創作期間,秦紅頗與當時名家多有交流,而與同為「大美雙璧」的慕容美最為相得,憶文也常每週都去與他作棋坪之爭。1986年,在不敵「金庸旋風」下,且因感慨於武俠作家及出版界的歪風,秦紅正式封筆,告別武壇,賦閒家居。一生創作頗多,約有長篇27部,中長篇6部,中篇18部,以及十數篇短篇武俠。目前於網路有「聊備一格」部落格,發表文化、政治評論。
秦紅的武俠作品,受現代小說影響頗深,從回目的擬定、語言的哂玫剿枷胗^念,均與過去的武俠著作大異其趣,而文字之生動流暢、用語之詼諧幽默,更有獨絕之妙,自《無雙劍》以下,《武林牢》(1964)、《九龍燈》(1966)、《戒刀》(1968)、《傀儡俠》(1970)等,皆頗受讀者歡迎。70年代以後,模仿古龍楚留香故事之短章系列,陸續發表哥舒虎(《九品刀》,1977)、林歌(《俠歌》,1978)等系列故事,布局奇詭、情節生動,於武俠說部中別出一格,更令人囑目。
秦紅雖學歷不高,但創作態度相當嚴肅,由於生平從未涉入武俠小說慣常的大陸山川、風俗掌故,故皆以廣搜博覽為手段,絕不嚮壁虛構,所述中國大陸史地,字字皆有來歷,且頗能哂霉诺湮木洌瑸槲谋旧簧佟G丶t出身基層,故亦深能掌握到一般武俠讀者之所好,故事不以曲折離奇取勝,人物中規中矩,頗有白羽「平凡英雄」的幾分味道,而擅於結合現代時勢、觀念,語言貼近日常,而時有突梯滑稽之趣,雖乏英雄悲壯之氣,而頗足把玩消遣,在眾多武俠作家中別出一格。《台灣武俠小說史》謂其為「趣味武俠」的「奇兵」,實為得之。
不過,在奇趣之外,秦紅的小說也饒有對當代社會的批判、諷刺意味,尤其是《武林牢》一書,藉用新、舊兩個「武林牢」為了招攬「顧客」,刊出條件優渥的廣告,將當時社會虛誇不實、氾濫成災的廣告手法,徹徹底底「消遣」了一番,真令人拍案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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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位「台籍」武俠作家,陸魚過早就赴美國讀書、就業,予生也晚,不及識荊,只能從他的小說中依稀想見其丰采;田歌至今身體猶健朗,然已少出家門,倒是還有機會與他的公子接觸,雖緣慳一面,倒也略知一二;秦紅與我倒偶有聯繫,不時電話通問,更曾蒙他慨贈十數部武俠作品,讀之愛不釋手。在一片大陸作家的武俠苑囿中,三株奇花異卉,欣欣洋洋、郁郁芳芳,各自展現其姿采,又豈能任其汩汩默默於塵俗之間?是以聊作記述,以備考索。
1980年後,台灣武俠在解嚴之後,「金庸旋風」刺戟之下,台籍武俠作家,無論男性女性,如地湧金蓮、雨出春筍,紛紛駭駭、洋洋溢溢,不知多少豪傑,那又是另一個景象、另一番天地了。林保淳:武俠軼聞(十七)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17 21:40 发表于辽宁
(十七)飛鏢飛刀血滴子――武俠小說中的「暗器」



    武俠小說以「武」為名,這個「武」,可以分別從「武器」、「武藝」、「武士」、「武勇」四個角度來加以解說。



    「武器」的範疇,必須限定在傳統所謂的「十八般武器」中,基本上屬於「冷兵器」,武俠小說是不能出現「熱兵器」的,尤其是那種可以及遠、可以連發,殺傷力又十分強大的槍械。這個道理很簡單,否則的話,一個街頭小混混,拿著一把左輪槍,武藝再高明的俠客,可能連架勢都還沒有擺開,就要一命嗚呼了,歷經多年艱辛、多年苦練成就的武功,豈非等如完全「無用武之地」?是以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中,名震一時、威名赫赫的「京師大俠」大刀王五,一遇到西方軍隊的洋槍,也還是一籌莫展慘死槍下。



    武俠小說固然多得是神奇絕妙的武功,但讀者卻不會是「義和團」,是深知血肉之軀是無法對抗現代槍械的。紅毛人用的「火繩槍」倒是可以出現,畢竟,裝填火藥耗時費工,還是可以憑藉矯捷的身手加以趨避、反擊的。



【十八般武器】



    傳統的「十八般武器」,如刀、槍、劍、戟……等,其實是指18種,但歷來說法不一,算起來可多達23種,基本上在武俠小說中都出現過,甚至還編造出許多「奇門兵器」,洋洋灑灑,蔚為大觀;不過,還是以刀、劍兩種為主,其中劍的地位又高於刀,這當然與傳統「劍」的神秘性〉神聖性、尊貴性,以及「王」、「霸」觀念相關。



    在武俠小說家的虛構下,幾乎是什麼物件都可以當兵器來使用的,奇儒的《蟬翼刀》中,蘇小魂的一捲「天蠶絲」,就可以用內力灌注,化身為各式各樣的武器,就令人嘆為觀止;而我覺得最有創意的,又平易近人的,卻是柳殘陽筆下讓人眼花撩亂的各色兵器,圈、環、牛角、戟斧、卍字奪,甚至連鈴鐺都可以有龐烈的威力,難怪會有「兵器之王」的美稱。



    不過,武俠小說中最被廣泛使用的,倒是另一種可以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以自己的身體各部位當武器使用的拳、掌、指、胳膊、腿、肚皮、頭殼,甚至是辮子,司馬中原的《路客與刀客》中,就有個「小辮子張」最擅長於此,這是從現實的武術界延伸過來的。古代的社會,並不真像武俠小說裡所描繪的,滿大街都是拎刀掄劍、目無王法的江湖好漢的。古代兵器管制極嚴,現代更不遑多讓,當事發突然,手頭又缺乏趁手兵刃的時候,當然就只能夠仰賴自己的拳腳了,這叫「空手武術」或「搏擊」,古代則自唐朝開始,名為「白打」,也被列入「十八般武藝」之一。



    不過,武俠小說除了兵器、拳腳之外,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勝武器,名為「暗器」。



【從武器到暗器】



    「暗器」在武俠小說中名聲不太好,大概名門正派的俠客,都是不屑於使用的,就我印象中所及,大概只有雲中岳的小說,會讓他筆下的正派俠客,正正堂堂地使用「暗青子」的,他的理由很簡單,「在人而不在器」,任何武器,用之於正即正,用之於邪則邪,也是說得理直氣壯的,不過,施用暗器,畢竟有點不夠光明磊落,所以都要先招呼一聲「照打」或「看鏢」,才算是勝之有武。



    不過,「暗器」因其名稱上有個「暗」字,倒是常會引人誤解,以為它必然是體積、尺寸極小,甚至連肉眼都無法覷真的事物,如蒺蔾、鐵砂、細針、鐵釘、小石塊之類的。其實,「暗」是「隱秘」的意思,在他人未及防範下,一舉得逞,才是本義,與其體積的大小完全不相干。



    在載籍中,「暗器」之名,首見於明代唐順之所編的《武編》,列在「鎚」之下,並說明了其施用法則:



      夫鎚者,暗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步勢為之,谴┰隆A餍擎m有二:

      前頭者謂之正鎚,後面手中提者謂之救命鎚。用者有法,上使撒花蓋

      頂,下使枯樹盤根。



「流星鎚」的形製,是一根鐵鍊,兩端各有一類似秤陀、鐵球的小鎚,平時可以屈收藏於懷內,對敵時可以上下交攻,利於遠攻,令人防不勝防,它的體積可並不小。流星鎚有很多的變形,鐵球如果安上鐵刺,殺傷力更強;台灣著名的漫畫大師葉宏甲筆下的「哭鐵面」,武器一端是鎚,另一端就改成了鐮刀,可攻可守,更是威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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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載籍中對「暗器」的介紹極少,但在通俗小說中,卻也還是偶爾可以見到的,如《三國演義》中,太史慈決戰孫策時,雖是使槍,背後卻有個「短戟」,想來就是當「暗器」使的,只是孫策眼快一步,先行搶走而已;南蠻孟獲的祝融夫人,使的是丈八長標,可背後有五把飛刀,百發百中,更是在詐敗時施展的「暗器」了。在《水滸傳》中,張清和他的夫人瓊英,都擅長「飛石」,「沒羽箭」的威力正是不小,與《封神演義》中鄧蟬玉的「五光石」,可以等量齊觀,都是「暗器」一流。



    短戟、飛刀、飛石,都不是堂正作戰時的兵器,而是趁人不備,回手一擲,用來暗算敵手的,體積當然不會太小,否則就不可傷人了。以此而論,「暗器」果真不在於其形製的大小,而往往在於其突如其來的暗算功能。



    在武俠小說當中,甚至是正規的武術功法書籍中,都多有「暗器」一類,如武術大師萬籟聲所寫的《武術匯宗》裡,就別列〈雜技概說〉一章,將彈弓、飛蝗石、摔手箭、飛鏢、羅漢錢、袖箭、飛刀、飛叉、鏢刀、流星、飛抓、弓、袖圈、袖蛋、鳥鎗術等,都歸入「暗器」之中,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也被廣泛哂玫轿鋫b小說當中。



【飛鏢與鏢局】



    在這裡,「鏢」這種暗器是頗耐人尋味的。武俠小說裡有一門行業,就稱為「鏢局」。據考證,「鏢局」起源於明代正德年間,是以護送財物、貨物或是人員的一種行業,兼有保安、咻數墓δ堋9糯伟膊患眩缆凡痪福袛r路搶劫的盜伲S局自然就應叨恕_@當然是富貴人家或官府才請得起的,利潤也應相當豐厚,因此,《金瓶梅詞話》中靠生藥鋪發跡的西門慶,也曾一度想開個「標行」,弄艘「標船」來增加收入。此所以在香港左派傾向較濃厚的作家,如梁羽生和早期的金庸,都將鏢局視同「統治階級」的鷹犬,是較少有正面描寫的;但台灣作家筆下的鏢局,就多數只是一種行業而已。



    武俠小說中只要出現「鏢局」,就一定會遭到「劫鏢」的命撸覀兩踔量梢哉f,武俠小說中鏢局的作用,就是被「劫鏢」,然後再由此生發出一連串的風波與故事。但這個「鏢」,到底指何而言?與「暗器」中的「飛鏢」、「鏢刀」有無關聯?其實,「鏢」通「標」,古代是稱作「標行」的,指的是一種標記,通常是一面旗幟,清朝的褚人穫又稱之為「打行」,其標誌是一面繡有拳頭的旗子。保護旗幟,使其不受毀損,就等如維護了人、財、貨的安全,這就是「保標」,而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就稱為「標師」、「標客」或「標頭」了。



    從事「標行」生涯,當然就必須精通武術,「標」之轉向成「鏢」,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了。



    從明末到清朝,是中國「鏢局」鼎盛的時期,有名的鏢局或鏢師,不計其數,晚清在北京有所謂「八大鏢局」,其中大刀王五的順源鏢局,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的俠義小說,如《施公案》、《彭公案》就多有描寫,其中黃三太(南七北六十三省的總鏢頭)、黃天霸父子,就是膾炙人口的。鏢局的沒落,主要是由於銀票的流通,財物不必一車一車咻d;但更重要的是鐵路的開通,1876年,中國第一條鐵路松滬鐵路開通,其後全國各地紛紛興建鐵路,試想,轟轟隆隆、高速行駛的火車,又還有哪個不長眼的盜贁r得了去路呢?1921年,中國最大的一間會友鏢局關張,舊式的鏢局,也就走入了歷史,只能從武俠小說中去發思古之幽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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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器、毒藥與唐門】



    依據「暗器」的施用法則,大抵可分為「手擲類」、「索擊類」、「機射類」及「藥噴類」四種,形製上大小兼備,隨局勢變化而適用。一般來說,體積較大、鋒刃較銳、重量較重的,可以直接讓敵手造成傷害,甚或斃命,而體積細小的、液狀的,則往往塗抹上劇毒,即使未必命中要害,一樣可以致命。武俠小說裡的「暗器」,可以說是無一不備。



    「淬毒暗器」是武俠小說中摹寫特別多的一種,通常都是針、釘、蒺藜、鐵砂之類,屬於陰狠的暗器,正派人士一般不屑於使用,由此,便衍生出武俠小說裡的一個特殊門派――四川唐門。



    四川唐門的源起,恐怕已經無法考究了,據萬籟聲《武術匯宗》所說,四川有個唐大嫂,擅長一門叫「五毒神砂手」的武功,專以毒砂傷人,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唐門」。據我所見,武俠小說中最早出現這一門派的,當屬梁羽生《龍虎鬥京華》中的「四川唐家」,稱「唐家的暗器,當時號稱天下第一,打暗器和接暗器兩都精絕」(11回)。其暗器以蒺藜為主,分有毒無毒兩種,其他還有蛇燄箭和子母彈等(12回),並設計了唐棟材及其姪兒「飛天神猿」唐萬川兩角色,不過倒是個正派人物。



    自此以後,武俠小說中就常出現「四川唐門」一派,但正邪相參,全看作者如何設定,但其專擅暗器、毒藥的特色,則幾乎鮮少例外。在古龍的小說中,唐門出現次數頗多,最早見於1960年的《月異星邪》,也是以暗器、毒藥名聞天下的。《白玉老虎》就摹寫得最詳細,書中寫到唐門為了獨霸江湖,消滅敵手「大風堂」,而與江南「霹靂堂」聯手的故事,屬於邪派一流。是不是因為古龍小說的風行,連帶著「四川唐門」也便炙手可熱起來,寖至屹立而不搖,這我就未敢論定了。



【孔雀翎與血滴子】



    在諸多武俠小說家中,摹寫「暗器」最得力的,無疑還是古龍。在古龍的武俠小說中,各種厲害、霸道、可怕的「暗器」,層出而不窮,「例不虛發」的「小李飛刀」,來無影、去無蹤,誰都不知道小李探花究竟有幾把飛刀,因為知道的人都死了,這不是「暗器」是什麼?盤點一下古龍筆下的「暗器」,像「天絕地滅透骨神針」,名稱多唬人?「一口箱子」,又是多神秘?「暴雨梨花釘」,威勢如狂風暴雨;「情人箭」,簡直就是「死神帖」;「江南霹靂堂」、「四川唐門」的火藥、毒藥、暗器,也都是赫赫有名。不過,最神秘、最具威勢的,卻非「孔雀翎」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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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種暗器能比孔雀翎更可怕,也絕沒有任何種暗器能比孔雀翎更美麗。/ 沒有人能形容它的美麗,也沒有人能避開它,招架它。




這是《孔雀翎》一書中所說的,古龍還特別強調在暗器施放的那一瞬間,「那種神秘的輝煌和美麗」。大概「孔雀開屏」,羽毛的光鮮亮麗、耀人耳目,就是孔雀翎施放時的景象了。人世間的美麗、輝煌,是永遠不可能長存的,當你才剛感受到它的美麗與輝煌,像漫天的煙花,你的生命也隨之而消亡了。「避實就虛」,這就是古龍特殊的筆致,讓讀者掉了一地的驚嘆。至於它的形製如何,就由讀者自己去發揮想像了。



    不過,依我之見,真正古往今來、天下第一的「暗器」,並非「孔雀翎」,而是有「暗器之王」稱號的「血滴子」。



據考證,血滴子最早是由民初陸士諤的《八大劍俠傳》首創的,是個叫雲中燕的人物發明的。據書中記載,血滴子外形像一個革囊,囊口有四柄利刃,施用時利用囊口的開闔,往敵人頭上一罩,整個頭臚就被剪下,滾入革囊中,令人防不勝防。雍正皇帝就利用了這種「暗器」,組織了一個「暗殺集團」,訓練殺手,為其鏟鋤異己,而此一集團,也以「血滴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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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中的描繪看來,基本上血滴子是以人手持柄,開囊取首,並無若何神奇之處,但後續的許多武俠小說,如王度廬的《血滴子》、成鐵吾的《年羹堯新傳》,以及凡是以清朝雍正皇帝時期為背景的武俠小說,都據以發揮想像,踵事增華,可以說是極盡其誇張渲染的能事,「血滴子」之名,不脛而走,遂至家喻而戶曉。



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電影。但電影中顯然無法滿足於如此簡單的形象,因此,首先就設計了個一個類似鍋蓋的容器,蓋口有刀鋒,以鎖鍊相連,用遠擲的方式,套在敵人頭上,然後用力扯回,敵人就成了無頭之鬼;其後電影科技進展,血滴子除了有鎖鍊之外,亦可自動飛行,發出嗡嗡烈響,刀鋒自動旋轉,還可以像導彈一般,自動搜尋敵人的頭顱……,愈演愈烈,神妙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1世紀初,《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推出了「中國致命武器」的影片,列舉10大致命武器,「血滴子」就赫然名列第一,名聲遠傳至海外,果真不愧似「暗器之王」了。



古龍曾說,「天下暗器有360種」,其實這也只是隨口說說的,他自己也未必真的考據過。不過,武俠小說中的「暗器」,倒真的是琳瑯滿目,令人贊嘆其設想之奇、哂弥畹摹V皇牵S著科技的進步,「熱兵器」的推陳出新,以「冷兵器」原理製作的「暗器」,無論再如何威猛、再如何厲害,相較於最簡單的槍枝,都是小巫見大巫,不能相提並論了。「暗器」的命撸缤哥S局」一樣,只能讓人憑弔了。蓝桥|金庸的“520”
原创 蓝桥 蓝桥书话 2022-05-20 17:18 发表于江苏
今天是“520”,一个关乎爱情的日子。虽然知道是“我爱你”,但来龙去脉还真不了解。百度了一下,方知今天有一个正式名称,叫做“网络情人节”,源于台湾歌手范晓萱于1998年创作演唱的一首歌《数字恋爱》。

自然,在金庸刚刚成为“金庸”的年代,是没有“520”的,所以,本文的主题肯定不是写金庸的爱情。说句实话,想写也写不了。

5月20日,对金庸来说,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之一,因为在1959年的这一天,年方35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开启了他作为实业家、新闻学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人生之旅。
金庸的报业生涯,始于1945年,那是抗战胜利后,他在杭州《东南日报》短暂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勤记者,当时他刚刚21岁;1946年秋,他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两年后调入《大公报》香港分社;直到1957年冬天,他离开《大公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
对于办报,相信也是金庸内心的梦想之一。不过,自从他写的武侠小说大受读者欢迎之后,便动了办一份武侠杂志的心思。他有位老同学沈宝新,在嘉华印刷厂当经理,对于当时盗印金庸武侠小说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建议金庸,与其替他人做嫁衣不如自己开门赚钱。两人一拍即合,遂开始筹办。1959年,他们二人在香港注册了野马出版社,计划出版八开十日刊武侠小说杂志《野马》,并邀请了潘粤生担任编辑。在1959年3月前后,有报贩跟他们建议,不要出十日刊或半月刊的杂志,改出报纸比较好,因为报纸天天出,赚钱更容易。于是两位股东改变主意,着手筹备日报。
因为是日报,所以“野马”的名字似乎不太适宜,于是便需要重新起一个名字。金庸提出,《成报》很成功,可否效仿《成报》,报名只用一个单字?三人苦思冥想,最后由潘粤生提出“明”字,有“辨明是非”的意思,大家都觉得不错,报纸的名字便这样定了下来。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发行,为4开4版的小报。小报共发行了17天,在第18天改为2开4版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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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明报》创刊号

以《明报》为基点,金庸的报业版图不断扩张,先后创办了《武侠与历史》、《明报月刊》、新加坡《新明日报》、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关于金庸创办《明报》的故事,推荐阅读张圭阳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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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1   香港版《金庸与报业》图片附图2-2   台湾版《金庸与明报传奇》

图片附图2-3   大陆版《金庸与明报》
5月20日,对于金庸武侠小说而言,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明报》的创刊号上,金庸的《神雕侠侣》开始连载。
金庸之所以敢于办报,底气恐怕还是来源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当时,据连载《射雕英雄传》的《香港商报》调查,金庸武侠的读者有三万人之众。金庸好友倪匡曾经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明报》,金庸方有了创作武侠小说的更大动力,这才出现了一部部精彩纷呈的作品。
《神雕侠侣》于1959年5月20日开始连载,直到1961年7月8日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除其间有4天脱稿外,共计连载7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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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   《明报》连载《神雕侠侣》(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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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2   《明报》连载《神雕侠侣》(第七七七期)

因为《明报》是交由“邝拾记报局”代理发行的,所以,自《神雕侠侣》开始,金庸在《明报》及《武侠与历史》等报刊上发表的武侠小说结集书本版,也均由“邝拾记”发行了。
作为重起炉灶后的第一部作品,邝拾记版的《神雕侠侣》种类是最多的,远远超过之后的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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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1   邝拾记版普及本(全11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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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2   邝拾记版合订本(全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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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3   邝拾记版出租本(全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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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4   武史&邝拾记版彩皮本(全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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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5   武史&邝拾记版黄皮本(全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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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6   武史&胡敏生记版彩皮本(全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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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7  武史&邝拾记版黄皮厚本(全7册)

看了上述的版本的名称,有些朋友或许会一头雾水,明明是“邝拾记”版,怎么又跑出来个“武史”?那个“胡敏生记”又是什么鬼?这些问题,留待以后介绍邝拾记版时再做详细说明。
金庸的“520”故事就讲完了。写到这里了,忽然想到,杨太也是能够看到这篇文字的,岂不会怪我眼里只有金庸而没有她吗?必须去办一份“520”的礼物,才能说得过去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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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十八)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25 21:38 发表于辽宁
(十八)八大九大十三大——武俠小說中的門派



    武俠小說中的「江湖世界」,其實是由眾多的武俠作家,基於文化的想像,模擬現實世界的樣態,「虛構」出來的。因為「模擬」,所以彷彿其若真有;因為「虛構」,所以又無可以指實。到底「江湖」在哪裡?有人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實,更真切地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江湖」,心在哪裡,「江湖」就在哪裡。



    「江」與「湖」,是魚、蝦、蟹等水族滋生繁衍的地方,「江湖」也是由不同身份、性格、階層的人組構而成的。水族分群而居,江湖人也分派而立,於是,我們便可以看到林林立立的各門各派。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曾將江湖門派區劃成「武學門派」、「教門」、「幫會」三類,武學門派以「少林」為首,「幫會」以丐幫為第一,而教門則公推「明教」。「教門」指除了正宗佛、道兩教之外,另外衍傳的宗教教派,其實好像也只有金庸才會盛誇其事,其他武俠小說家,尤其是台灣作家,是很少齒及的,且凡有「教」名的,如白蓮教、玄陰教、白骨教、幽冥教……等等,幾乎全屬「邪教」;丐幫倒是武俠小說中常見的幫會,我別有一篇〈話說丐幫〉敘述,在此不贅,只論「武學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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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葉洪生的考據,首先在武俠小說當中提出「門派」這個概念的,是臥龍生在1958年所寫的《飛燕驚龍》一書,列出了當時主盟的「武林九大派」――「少林派」、「武當派」、「華山派」、「崑崙派」、「點蒼派」、「崆峒派」、「雪山派」、「青城派」、「峨嵋派」。不過,此書是否最早,也還是很難確定,事實上,早在臥龍生1957年的《風塵俠影》的21回中,即已出現武當、峨嵋、華山、點蒼、少林、青城、崑崙、終南等派,而「武林至尊」、「武林第一家」之名,亦出於是書末回。《風塵俠隱》後面是黃玉書續作的,他與臥龍生交情絕非泛泛可比,究竟誰才是最早的創意發想者,恐怕仍有待考證,但就出版時間而言,無疑是不能忽略《風塵俠隱》的。
不過,無論如何,自從臥龍生「發明」了「九大門派」之後,「爭霸江湖」不但成為後來台灣武俠小說相當重要的情節,幾乎多數的武俠小說都少不了類似的情節,連電影都尬上了一角,1977年,台灣武俠導演郭南宏,就拍了一部以江湖爭霸為主線的《八大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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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探這些所謂的「門派」,大抵有如下的特色:(1)他們都與「名山」,尤其是佛教、道教的靈山、洞府,緊密聯繫為一,其中尤以少林、武當、青城、峨嵋,最廣為人所知;(2)這些門派明顯有大小之分,通常名氣越大的山,門派聲勢也越大,此所以少林、武當等歷史悠久而聞名的門派,總是居於領袖群倫的地位,也是凡有門派,絕對不會忽略的;(3)這些門派的強弱、正邪,往往與其地理位置相關,凡處於「中原」地帶的,都屬強勢的「名門正派」,而東北、西北、西南、海南的位置,如長白、雪山、祁連、崆峒、海南、梵淨,處於邊陲之地的,則非為野心勃勃、想侵略中原的門派,就是與異族相鉤連,治抑腥A的,而且武功不是陰狠毒辣,就是殘酷暴虐,武俠小說中的「大中原文化」意識凸顯無遺。崑崙可能是是唯一的例外,雖遠在巴顏喀拉山,卻因其為神話中「神山」、「仙山」,故多數又偏於正面;(4)這些門派都有固定的位址,如少林之有少林寺、武當之有武當山(太和殿),各有掌門人,群弟子分別部居,共同習武、鍊功;(5)這些門派,大致上皆相當均勻地分配在全中國各地,不但隱隱然代表了平靜的江湖原有的勢力範圍,也約限了小說中人物的活動空間。
早期的武俠小說,名門正派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門下培養出來的優秀弟子,通常就會是武俠小說中扶顛定傾的主角;不過,越到後來,名門正派就越來越像花瓶,就是要讓新興的幫會所擊敗的,而起來力挽狂瀾的,反而是明不見經傳的小門小派、獨行俠客之類的人物。在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中,名門正派各據其勢力範圍,是維護江湖秩序的穩定力量,但江湖「水深波浪闊」,這均勢一定非打破不可,否則靜如一灘死水,無風無浪,又何從翻騰出一波又一波的江湖故事?
「門派」既屬「武學門派」,則各門各派必有其專擅的武功,這就無庸細述的。不過,中國傳統武術,也有五花八門的派別,那麼武俠小說中的「門派」,究竟是真有其事,還是作家虛構出來的?
其實,中國武術雖是淵遠流長,但基本上是以「拳種」區劃的,自清初的黃宗羲以「外家」、「內家」區別少林、武當的武學特色後,少林、武當就儼然成為中國武術最重要的流派,但據如《兒女英雄傳》等小說所描述的,都還是只用「少林拳」、「武當拳」,並不說「少林派」或「武當派」,至今廣布全中國各地的「拳種」,太極、八卦、形意、八極、螳螂、梅花、羅漢……,也都一律稱「拳」稱「掌」,而不言「派」。
武俠小說的門派,性質與「拳種」是完全不同的,「拳種」有師父開宗立派,廣收徒弟,只要願學、肯學、又能付出束脩,師父為了生計起見,通常是來者不拒的,但最多學個三年、五年,出師之後,必定要另立門戶,到各個不同的地方開館授徒、廣播聲名,如果還賴著不走,那豈非是跟師父「搶生意」了嗎?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武俠小說中的門派,上下好幾代都群居一處,收徒以「根骨」為考量,是不必付學費的,如謂是少林寺、武當山這種還有香油錢或信徒、善士供養的門派,還有可能,其他的門派,食指浩繁,又沒半點收入,這麼一大群嗷嗷待哺的人眾,又如何張羅得過來?「開武館」是各拳種維繫、流傳的生財之計,可門派卻絲毫不必顧慮,顯然是虛構出來的。更何況,各門各派群聚一些精通武技的人,大開山門、持刀仗劍,有怎可能官府對其不聞不問、任其發展,萬一聚眾造反怎麼辦?
清朝自康熙年間平定三藩、收復台灣之後,就嚴禁「披甲」,可以說是「禁武」的先聲,到了雍正時期,更明令「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眾,鼓惑愚民,此等多係遊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強悍少年,從之學習,……甚且有以行教為名,勾引劫盜竊伲瑪_累地方者」,著各省督撫嚴加查禁,至咸豐年間才逐漸鬆弛,連開館教拳、習棍棒都在所禁止,哪有可能讓「門派」大張旗鼓、霸地為王?
門派既是「虛構」出來的,則虛構得巧妙不巧妙,就全看作者對這些門派的認知如何了。總體來看,除了少林、武當,因其宗教信仰的普遍流傳,一派是和尚,兵器用刀、棍、方便鏟;一派是道士,一律用劍為多,大抵上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其他門派,或僧、或道、或俗,就有點隨心所欲了,如峨嵋一派,在《倚天》中,金庸寫成是由郭襄所創,門下有尼姑,也有俗眾(女子為主),但到《笑傲江湖》就變成了道士;推得更遠一些,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中,峨嵋派居然是拍花、金光黨一流;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則佛道仙俗男女混在一塊,更是分別不出廬山真面目了。
正因「虛構」,所以不同的武俠作家可以自由心證,江湖上要有幾個門派,就可以有幾個門派,是以從「五大」、「六大」、「八大」「九大」、「十一大」、「十三大」,應有盡有,而各個不同,也可以說是洋洋蔚為奇觀的了。
儘管「門派」是「純屬虛構」,但自晚清、民國以來,有許多武術名家開館授徒,便老是假借野史軼聞,強調其武功是如何的其來有自,高抬身份,習少林拳的,就從達摩祖師開始,說什麼面壁九年、授徒教拳、《達摩易筋經》的「歷史」;習武當拳的,則奉張三丰為祖師爺,甚至連「武當七子」(金庸就用了這個說法)都講得煞有介事,當時就有個武術家兼學者唐豪,引經據典,寫了本《少林武當考》,力破其虛妄,最近的學者龔鵬程,在《武術叢談》一書中,也論述了少林、武當、峨嵋、青城等派的武術源流,其實也都是指「拳種」,而非門派,加以摧陷廓清,應是可成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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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據悉應該是沒有武術家以「門派」來開宗立號的,不過,由於當時大量引進港、台的武俠小說,臥龍生等作家的作品,備受歡迎,各個仿擬武俠小說而成立的「名門正派」,如雨後春筍,林林立立,煞是熱鬧。2009年,在「中國武俠文學會」策劃之下,在山東萊蕪的雪野湖畔,舉辦了盛大熱鬧的「第一屆武俠文化節」,邀請了少林、武當、青城、峨嵋、崆峒、崑崙、梅花螳螂拳等「七派」的「掌門人」與會,可以說是第一次將「門派」拱出了檯面,此後新疆八卦城、四川成都、浙江桃花島,也陸續召開,「八大門派」之名號,遂不脛而走,全國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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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云「八大」,其實如果認真核計起來,無慮十幾家,,基本上都是仿擬武俠小說裡的門派而成立的。「八大門派」的緣起,是由龔鵬程、李榮德與我三人精心策劃出來的。2009年,龔鵬程與我參加天津的「津門論劍」,李榮德時任中國武俠文學會會長,專程自北京趕來商討武俠文化節事宜,當場敲定必須要有個「掌門人」大會的「噱頭」,定案之後,遂由龔鵬程邀集武術界名人,共襄盛舉,同年9月,就在萊蕪隆重召開了。
當時的熱鬧場景,至今我記憶猶新。最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場學者與掌門人的座談會,在座談中,蘇州大學的湯哲聲教授提出質疑,認為其實這些門派根本都是依據武俠小說「虛構」出來的,可卻遭到了當時各大掌門人群起圍勦,爭辯得非常激烈。
我是絕對支持湯哲聲的觀點的,因為,這本來就只是個圖熱鬧、搞宣傳的「噱頭」,可卻因其成功圓滿,卻意外成為一種風潮,各地紛紛競立門派,以掌門人自居,大作宣傳,以此也鬧出許多「雙胞案」,如青城、峨嵋,就各有所主,武當後來也別立了一個「南武當」,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還有人以「華山派」之名,在網路上大打廣告,販售《紫霞神功》秘笈。
武俠小說本來是虛構的,門派更是如此,可卻未料因武俠小說的流行,反而在現實社會中「較真落實」了起來,梁啟超所說的「小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著著實實地由武俠小說印證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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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十六)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14 20:16 发表于辽宁
(十六)台籍作家放光芒――記田歌、陸魚與秦紅



    台灣的武俠小說,基本上是從大陸衍傳過來的,日據時代雖也有所創述,但嚴格說來,即便是林朝鈞的《台灣奇俠傳》首開「武俠小說」的名目,鄭坤五的《鲲島逸史》也多有俠義的內容,但與後來所謂的「武俠」體式,終究還是有不少的區別。



    1949年前後,因內戰關係,許多大陸籍人士隨著政府渡海來台,其中不乏藝文界、報界及愛好武俠說部的讀者;而光復之後,中文報紙勃興,更有不少在報刊任主編之職的,相對於當時受日本教育成長的台灣藝文界人士來說,他們操持白話文的能力及對武俠小說的體式,尤其是武俠小說的中國山川、地理、文史掌故,也較為熟稔,在報紙副刊需稿孔亟之下,多數的武俠小說作品,可以說都是由他們所催生的。



    早期的武俠名家,從郎紅浣以下,孫玉鑫、成鐵吾、臥龍生、諸葛青雲、司馬翎、伴霞樓主等,無一不是渡海東來的所謂「外省人」。本省籍的武俠作家,直到1960年以後,才陸續出現,但也為數甚少,在1980年以前,武俠小說作家九成以上是外省籍,屈指數來,本省籍的作家,以我所知,大概只有田歌、陸魚及秦紅三人而已。儘管在百花競豔的武俠苑囿中,這三朵「奇葩」,未必綻放得有多亮眼,但卻也各以其獨特的丰姿,為武俠生色不少。



【鬼派祖師說田歌】



    田歌(1941〜),是台灣武俠小說「鬼派」的開山祖師,與另一位作家陳青雲齊名。本名沈幸雄,台灣宜蘭人。生長於蘇澳的小漁村,自幼家貧,中學畢業後即無力升學,15歲就一個人獨自到臺北致殹T邮茈娪罢n程訓練,充任場記,後來因覺得自身學識湵。D入一家書店當店員,利用時間苦讀、自修、並勤於閱讀各類書籍、小說,刻苦自學,終於有點根柢。



    1961年,適值台灣武俠小說盛行,頗有意從事武俠小說寫作,即辭去工作,以筆名「晨鐘」,發表、出版了《陰陽劍》、《劍海飄花夢》、《魔窟情鎖》(此書曾被楊麗花改編為歌仔戲)等作品,被譽為臺灣最年輕的本省籍武俠小說作家。其後改用田歌筆名,發表《天下第二人》、《陰魔傳》、《血河魔燈》、《吊人樹》、《鬼宮十三日》、《黑書》等共25部作品,在當時造成轟動,極受年輕讀者喜愛,成為新臺書系的扛鼎作家。



    1970年,從藝文界轉往影視界發展,為電影、連續劇編寫劇本,並自任導演,在影視圈頗富盛名,尤其是所編導的諸多閩南語電視劇,如《阿公店》,本土風味極濃,曾造成萬人空巷的收視效果。1973年,轉任製作人,遊走三台,製作出多齣知名閩南語連續劇,直到2012年,仍孜孜不懈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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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歌的武俠小說,節奏緊湊,人物駁雜,氣氛以陰森鬼趣知名,喜用效果慘淡血腥的字詞表現,此所以被列為「鬼派」。
「鬼派」的小說,從文學的角度而論,是有不少缺憾的,偏激矯怪的人物、荒誕謬悠的情節、無所不在的武林秘笈、愛恨無常的情感……,都是奇突而雜亂的,有時更誇張到無厘頭地步的想像,破綻過多,因此評價始終不高,往往被歸為武俠小說的「濫惡」之流。田歌的小說,也未能免此,尤其是他對小說中的地理背景過於陌生,東南西北,瞬間可至,更令人難以接受。
不過,田歌擅長於揉雜武俠小說的各種元素為一,節奏迅快、打鬥激烈,在當時卻也吸引不少讀者的青睞,形成非常獨特的通俗小說流衍現象,正是研究通俗小說的最佳切入點。尤其可以留意的是,在台灣武俠漫畫風行的1960年代,「鬼派」小説大量被重新編繪成漫畫,田歌的小說格外搶手,廣受讀者的歡迎,是研究台灣武俠小說與漫畫間互動的絕佳材料。




【新派先驅有陸魚】

陸魚(1939〜),據《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所說,本名黃哲彥,台灣苗栗人。畢業於臺大物理系,後赴美國馬里蘭大學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其他生平經歷不詳。但此書亦云「他早年是一位新詩作者,曾自費出版過《哀歌二三》、《端午》兩本現代詩集」,據此,陸魚應該就是在台灣1960、70年代相當引人矚目的新詩作家方旗。不過,在相關方旗的介紹上,卻都說他出生於1937年,是台北市人,與《發展史》小異,猶有待釐清。
方旗的詩,傳統古典韻味濃厚,馬來西亞的溫任平曾推許他的詩令人「驚豔」,是他所屬的天狼星詩社入室弟子的必讀書;也有人因此說溫瑞安的《山河錄》也承襲了他的詩風(溫瑞安亦是天狼星詩社中人);但他向來獨來獨往,不僅自費出版詩作,與詩壇中人也甚少交往,故相關資料闕如(只知後來定居美國,在馬里蘭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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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魚能在台灣武俠小說史上留名,且盛譽不斷,其實是個「異數」,因為他也不過總共只寫了兩部武俠小說:《少年行》(1961,10集)《塞上曲》(8集),不但屬中短篇格局,而且都沒有能寫出完整故事,卻出乎意料被人傳頌至今。主要的原因,是先有真善美出版社長宋今人的大力推薦,譽為「新型武俠」的領袖之一,且出版後佳評不斷,被推為當時武俠小說的「前五名」之一;其次是著名武俠評論家葉洪生的讚許,尤其是對他所採取的「類意識流」的新穎寫作技巧,給了相當高的評價,推為「新派武俠」的催生者之一,與司馬翎、上官鼎、古龍同列。
陸魚小說作品雖少,創作時間也短,卻在臺灣武俠小說史上標識著一個轉型的里程碑,其書採取了現代小說的敘事筆法敘寫,深入人物內心作心理分析,且常以新詩筆法融入,宋今人謂「《少年行》的風格、結構、和意境,除掉特別強調武功這一點外,實可媲美歐洲十八世紀的文學名著,並不遜色」,可見其評價之高。可惜的是,陸魚竟只如彗星一閃,未久就杳然消失於武壇,讓讀者為之驚惋。


【滑稽諷世一秦紅】

秦紅(1936〜),本名黃振芳,臺灣彰化人。秦紅的父親從事燈粯I,家境小康,在家排行第八,幼時曾受日本教育至小學二年級,三年級後舉家遷至臺北,始轉而接受華文教育。小學畢業後,未再升學,初為印書工人,後轉至臺灣煙酒公賣局工作。
秦紅一生未受過完整教育,但努力不輟,刻苦自學,曾發憤參加師大國文系教授李辰冬之文學講習班,奠下基礎;又曾為印書工人,故濡染文史頗多,紮下不凡的功力。1962年,參加大美出版社「武俠說革新邉犹貏e徵文大賽」,以「秦紅」(閩南語「真紅」)之名為寓意,撰寫了《無雙劍》一書,竟入選為佳作,一舉成名,遂開啟了其後武俠創作的歷程。
在創作期間,秦紅頗與當時名家多有交流,而與同為「大美雙璧」的慕容美最為相得,憶文也常每週都去與他作棋坪之爭。1986年,在不敵「金庸旋風」下,且因感慨於武俠作家及出版界的歪風,秦紅正式封筆,告別武壇,賦閒家居。一生創作頗多,約有長篇27部,中長篇6部,中篇18部,以及十數篇短篇武俠。目前於網路有「聊備一格」部落格,發表文化、政治評論。
秦紅的武俠作品,受現代小說影響頗深,從回目的擬定、語言的哂玫剿枷胗^念,均與過去的武俠著作大異其趣,而文字之生動流暢、用語之詼諧幽默,更有獨絕之妙,自《無雙劍》以下,《武林牢》(1964)、《九龍燈》(1966)、《戒刀》(1968)、《傀儡俠》(1970)等,皆頗受讀者歡迎。70年代以後,模仿古龍楚留香故事之短章系列,陸續發表哥舒虎(《九品刀》,1977)、林歌(《俠歌》,1978)等系列故事,布局奇詭、情節生動,於武俠說部中別出一格,更令人囑目。
秦紅雖學歷不高,但創作態度相當嚴肅,由於生平從未涉入武俠小說慣常的大陸山川、風俗掌故,故皆以廣搜博覽為手段,絕不嚮壁虛構,所述中國大陸史地,字字皆有來歷,且頗能哂霉诺湮木洌瑸槲谋旧簧佟G丶t出身基層,故亦深能掌握到一般武俠讀者之所好,故事不以曲折離奇取勝,人物中規中矩,頗有白羽「平凡英雄」的幾分味道,而擅於結合現代時勢、觀念,語言貼近日常,而時有突梯滑稽之趣,雖乏英雄悲壯之氣,而頗足把玩消遣,在眾多武俠作家中別出一格。《台灣武俠小說史》謂其為「趣味武俠」的「奇兵」,實為得之。
不過,在奇趣之外,秦紅的小說也饒有對當代社會的批判、諷刺意味,尤其是《武林牢》一書,藉用新、舊兩個「武林牢」為了招攬「顧客」,刊出條件優渥的廣告,將當時社會虛誇不實、氾濫成災的廣告手法,徹徹底底「消遣」了一番,真令人拍案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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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位「台籍」武俠作家,陸魚過早就赴美國讀書、就業,予生也晚,不及識荊,只能從他的小說中依稀想見其丰采;田歌至今身體猶健朗,然已少出家門,倒是還有機會與他的公子接觸,雖緣慳一面,倒也略知一二;秦紅與我倒偶有聯繫,不時電話通問,更曾蒙他慨贈十數部武俠作品,讀之愛不釋手。在一片大陸作家的武俠苑囿中,三株奇花異卉,欣欣洋洋、郁郁芳芳,各自展現其姿采,又豈能任其汩汩默默於塵俗之間?是以聊作記述,以備考索。
1980年後,台灣武俠在解嚴之後,「金庸旋風」刺戟之下,台籍武俠作家,無論男性女性,如地湧金蓮、雨出春筍,紛紛駭駭、洋洋溢溢,不知多少豪傑,那又是另一個景象、另一番天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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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十七)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17 21:40 发表于辽宁
(十七)飛鏢飛刀血滴子――武俠小說中的「暗器」



    武俠小說以「武」為名,這個「武」,可以分別從「武器」、「武藝」、「武士」、「武勇」四個角度來加以解說。



    「武器」的範疇,必須限定在傳統所謂的「十八般武器」中,基本上屬於「冷兵器」,武俠小說是不能出現「熱兵器」的,尤其是那種可以及遠、可以連發,殺傷力又十分強大的槍械。這個道理很簡單,否則的話,一個街頭小混混,拿著一把左輪槍,武藝再高明的俠客,可能連架勢都還沒有擺開,就要一命嗚呼了,歷經多年艱辛、多年苦練成就的武功,豈非等如完全「無用武之地」?是以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中,名震一時、威名赫赫的「京師大俠」大刀王五,一遇到西方軍隊的洋槍,也還是一籌莫展慘死槍下。



    武俠小說固然多得是神奇絕妙的武功,但讀者卻不會是「義和團」,是深知血肉之軀是無法對抗現代槍械的。紅毛人用的「火繩槍」倒是可以出現,畢竟,裝填火藥耗時費工,還是可以憑藉矯捷的身手加以趨避、反擊的。



【十八般武器】



    傳統的「十八般武器」,如刀、槍、劍、戟……等,其實是指18種,但歷來說法不一,算起來可多達23種,基本上在武俠小說中都出現過,甚至還編造出許多「奇門兵器」,洋洋灑灑,蔚為大觀;不過,還是以刀、劍兩種為主,其中劍的地位又高於刀,這當然與傳統「劍」的神秘性〉神聖性、尊貴性,以及「王」、「霸」觀念相關。



    在武俠小說家的虛構下,幾乎是什麼物件都可以當兵器來使用的,奇儒的《蟬翼刀》中,蘇小魂的一捲「天蠶絲」,就可以用內力灌注,化身為各式各樣的武器,就令人嘆為觀止;而我覺得最有創意的,又平易近人的,卻是柳殘陽筆下讓人眼花撩亂的各色兵器,圈、環、牛角、戟斧、卍字奪,甚至連鈴鐺都可以有龐烈的威力,難怪會有「兵器之王」的美稱。



    不過,武俠小說中最被廣泛使用的,倒是另一種可以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以自己的身體各部位當武器使用的拳、掌、指、胳膊、腿、肚皮、頭殼,甚至是辮子,司馬中原的《路客與刀客》中,就有個「小辮子張」最擅長於此,這是從現實的武術界延伸過來的。古代的社會,並不真像武俠小說裡所描繪的,滿大街都是拎刀掄劍、目無王法的江湖好漢的。古代兵器管制極嚴,現代更不遑多讓,當事發突然,手頭又缺乏趁手兵刃的時候,當然就只能夠仰賴自己的拳腳了,這叫「空手武術」或「搏擊」,古代則自唐朝開始,名為「白打」,也被列入「十八般武藝」之一。



    不過,武俠小說除了兵器、拳腳之外,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勝武器,名為「暗器」。



【從武器到暗器】



    「暗器」在武俠小說中名聲不太好,大概名門正派的俠客,都是不屑於使用的,就我印象中所及,大概只有雲中岳的小說,會讓他筆下的正派俠客,正正堂堂地使用「暗青子」的,他的理由很簡單,「在人而不在器」,任何武器,用之於正即正,用之於邪則邪,也是說得理直氣壯的,不過,施用暗器,畢竟有點不夠光明磊落,所以都要先招呼一聲「照打」或「看鏢」,才算是勝之有武。



    不過,「暗器」因其名稱上有個「暗」字,倒是常會引人誤解,以為它必然是體積、尺寸極小,甚至連肉眼都無法覷真的事物,如蒺蔾、鐵砂、細針、鐵釘、小石塊之類的。其實,「暗」是「隱秘」的意思,在他人未及防範下,一舉得逞,才是本義,與其體積的大小完全不相干。



    在載籍中,「暗器」之名,首見於明代唐順之所編的《武編》,列在「鎚」之下,並說明了其施用法則:



      夫鎚者,暗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步勢為之,谴┰隆A餍擎m有二:

      前頭者謂之正鎚,後面手中提者謂之救命鎚。用者有法,上使撒花蓋

      頂,下使枯樹盤根。



「流星鎚」的形製,是一根鐵鍊,兩端各有一類似秤陀、鐵球的小鎚,平時可以屈收藏於懷內,對敵時可以上下交攻,利於遠攻,令人防不勝防,它的體積可並不小。流星鎚有很多的變形,鐵球如果安上鐵刺,殺傷力更強;台灣著名的漫畫大師葉宏甲筆下的「哭鐵面」,武器一端是鎚,另一端就改成了鐮刀,可攻可守,更是威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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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載籍中對「暗器」的介紹極少,但在通俗小說中,卻也還是偶爾可以見到的,如《三國演義》中,太史慈決戰孫策時,雖是使槍,背後卻有個「短戟」,想來就是當「暗器」使的,只是孫策眼快一步,先行搶走而已;南蠻孟獲的祝融夫人,使的是丈八長標,可背後有五把飛刀,百發百中,更是在詐敗時施展的「暗器」了。在《水滸傳》中,張清和他的夫人瓊英,都擅長「飛石」,「沒羽箭」的威力正是不小,與《封神演義》中鄧蟬玉的「五光石」,可以等量齊觀,都是「暗器」一流。



    短戟、飛刀、飛石,都不是堂正作戰時的兵器,而是趁人不備,回手一擲,用來暗算敵手的,體積當然不會太小,否則就不可傷人了。以此而論,「暗器」果真不在於其形製的大小,而往往在於其突如其來的暗算功能。



    在武俠小說當中,甚至是正規的武術功法書籍中,都多有「暗器」一類,如武術大師萬籟聲所寫的《武術匯宗》裡,就別列〈雜技概說〉一章,將彈弓、飛蝗石、摔手箭、飛鏢、羅漢錢、袖箭、飛刀、飛叉、鏢刀、流星、飛抓、弓、袖圈、袖蛋、鳥鎗術等,都歸入「暗器」之中,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也被廣泛哂玫轿鋫b小說當中。



【飛鏢與鏢局】



    在這裡,「鏢」這種暗器是頗耐人尋味的。武俠小說裡有一門行業,就稱為「鏢局」。據考證,「鏢局」起源於明代正德年間,是以護送財物、貨物或是人員的一種行業,兼有保安、咻數墓δ堋9糯伟膊患眩缆凡痪福袛r路搶劫的盜伲S局自然就應叨恕_@當然是富貴人家或官府才請得起的,利潤也應相當豐厚,因此,《金瓶梅詞話》中靠生藥鋪發跡的西門慶,也曾一度想開個「標行」,弄艘「標船」來增加收入。此所以在香港左派傾向較濃厚的作家,如梁羽生和早期的金庸,都將鏢局視同「統治階級」的鷹犬,是較少有正面描寫的;但台灣作家筆下的鏢局,就多數只是一種行業而已。



    武俠小說中只要出現「鏢局」,就一定會遭到「劫鏢」的命撸覀兩踔量梢哉f,武俠小說中鏢局的作用,就是被「劫鏢」,然後再由此生發出一連串的風波與故事。但這個「鏢」,到底指何而言?與「暗器」中的「飛鏢」、「鏢刀」有無關聯?其實,「鏢」通「標」,古代是稱作「標行」的,指的是一種標記,通常是一面旗幟,清朝的褚人穫又稱之為「打行」,其標誌是一面繡有拳頭的旗子。保護旗幟,使其不受毀損,就等如維護了人、財、貨的安全,這就是「保標」,而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就稱為「標師」、「標客」或「標頭」了。



    從事「標行」生涯,當然就必須精通武術,「標」之轉向成「鏢」,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了。



    從明末到清朝,是中國「鏢局」鼎盛的時期,有名的鏢局或鏢師,不計其數,晚清在北京有所謂「八大鏢局」,其中大刀王五的順源鏢局,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的俠義小說,如《施公案》、《彭公案》就多有描寫,其中黃三太(南七北六十三省的總鏢頭)、黃天霸父子,就是膾炙人口的。鏢局的沒落,主要是由於銀票的流通,財物不必一車一車咻d;但更重要的是鐵路的開通,1876年,中國第一條鐵路松滬鐵路開通,其後全國各地紛紛興建鐵路,試想,轟轟隆隆、高速行駛的火車,又還有哪個不長眼的盜贁r得了去路呢?1921年,中國最大的一間會友鏢局關張,舊式的鏢局,也就走入了歷史,只能從武俠小說中去發思古之幽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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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器、毒藥與唐門】



    依據「暗器」的施用法則,大抵可分為「手擲類」、「索擊類」、「機射類」及「藥噴類」四種,形製上大小兼備,隨局勢變化而適用。一般來說,體積較大、鋒刃較銳、重量較重的,可以直接讓敵手造成傷害,甚或斃命,而體積細小的、液狀的,則往往塗抹上劇毒,即使未必命中要害,一樣可以致命。武俠小說裡的「暗器」,可以說是無一不備。



    「淬毒暗器」是武俠小說中摹寫特別多的一種,通常都是針、釘、蒺藜、鐵砂之類,屬於陰狠的暗器,正派人士一般不屑於使用,由此,便衍生出武俠小說裡的一個特殊門派――四川唐門。



    四川唐門的源起,恐怕已經無法考究了,據萬籟聲《武術匯宗》所說,四川有個唐大嫂,擅長一門叫「五毒神砂手」的武功,專以毒砂傷人,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唐門」。據我所見,武俠小說中最早出現這一門派的,當屬梁羽生《龍虎鬥京華》中的「四川唐家」,稱「唐家的暗器,當時號稱天下第一,打暗器和接暗器兩都精絕」(11回)。其暗器以蒺藜為主,分有毒無毒兩種,其他還有蛇燄箭和子母彈等(12回),並設計了唐棟材及其姪兒「飛天神猿」唐萬川兩角色,不過倒是個正派人物。



    自此以後,武俠小說中就常出現「四川唐門」一派,但正邪相參,全看作者如何設定,但其專擅暗器、毒藥的特色,則幾乎鮮少例外。在古龍的小說中,唐門出現次數頗多,最早見於1960年的《月異星邪》,也是以暗器、毒藥名聞天下的。《白玉老虎》就摹寫得最詳細,書中寫到唐門為了獨霸江湖,消滅敵手「大風堂」,而與江南「霹靂堂」聯手的故事,屬於邪派一流。是不是因為古龍小說的風行,連帶著「四川唐門」也便炙手可熱起來,寖至屹立而不搖,這我就未敢論定了。



【孔雀翎與血滴子】



    在諸多武俠小說家中,摹寫「暗器」最得力的,無疑還是古龍。在古龍的武俠小說中,各種厲害、霸道、可怕的「暗器」,層出而不窮,「例不虛發」的「小李飛刀」,來無影、去無蹤,誰都不知道小李探花究竟有幾把飛刀,因為知道的人都死了,這不是「暗器」是什麼?盤點一下古龍筆下的「暗器」,像「天絕地滅透骨神針」,名稱多唬人?「一口箱子」,又是多神秘?「暴雨梨花釘」,威勢如狂風暴雨;「情人箭」,簡直就是「死神帖」;「江南霹靂堂」、「四川唐門」的火藥、毒藥、暗器,也都是赫赫有名。不過,最神秘、最具威勢的,卻非「孔雀翎」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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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種暗器能比孔雀翎更可怕,也絕沒有任何種暗器能比孔雀翎更美麗。/ 沒有人能形容它的美麗,也沒有人能避開它,招架它。




這是《孔雀翎》一書中所說的,古龍還特別強調在暗器施放的那一瞬間,「那種神秘的輝煌和美麗」。大概「孔雀開屏」,羽毛的光鮮亮麗、耀人耳目,就是孔雀翎施放時的景象了。人世間的美麗、輝煌,是永遠不可能長存的,當你才剛感受到它的美麗與輝煌,像漫天的煙花,你的生命也隨之而消亡了。「避實就虛」,這就是古龍特殊的筆致,讓讀者掉了一地的驚嘆。至於它的形製如何,就由讀者自己去發揮想像了。



    不過,依我之見,真正古往今來、天下第一的「暗器」,並非「孔雀翎」,而是有「暗器之王」稱號的「血滴子」。



據考證,血滴子最早是由民初陸士諤的《八大劍俠傳》首創的,是個叫雲中燕的人物發明的。據書中記載,血滴子外形像一個革囊,囊口有四柄利刃,施用時利用囊口的開闔,往敵人頭上一罩,整個頭臚就被剪下,滾入革囊中,令人防不勝防。雍正皇帝就利用了這種「暗器」,組織了一個「暗殺集團」,訓練殺手,為其鏟鋤異己,而此一集團,也以「血滴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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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中的描繪看來,基本上血滴子是以人手持柄,開囊取首,並無若何神奇之處,但後續的許多武俠小說,如王度廬的《血滴子》、成鐵吾的《年羹堯新傳》,以及凡是以清朝雍正皇帝時期為背景的武俠小說,都據以發揮想像,踵事增華,可以說是極盡其誇張渲染的能事,「血滴子」之名,不脛而走,遂至家喻而戶曉。



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電影。但電影中顯然無法滿足於如此簡單的形象,因此,首先就設計了個一個類似鍋蓋的容器,蓋口有刀鋒,以鎖鍊相連,用遠擲的方式,套在敵人頭上,然後用力扯回,敵人就成了無頭之鬼;其後電影科技進展,血滴子除了有鎖鍊之外,亦可自動飛行,發出嗡嗡烈響,刀鋒自動旋轉,還可以像導彈一般,自動搜尋敵人的頭顱……,愈演愈烈,神妙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1世紀初,《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推出了「中國致命武器」的影片,列舉10大致命武器,「血滴子」就赫然名列第一,名聲遠傳至海外,果真不愧似「暗器之王」了。



古龍曾說,「天下暗器有360種」,其實這也只是隨口說說的,他自己也未必真的考據過。不過,武俠小說中的「暗器」,倒真的是琳瑯滿目,令人贊嘆其設想之奇、哂弥畹摹V皇牵S著科技的進步,「熱兵器」的推陳出新,以「冷兵器」原理製作的「暗器」,無論再如何威猛、再如何厲害,相較於最簡單的槍枝,都是小巫見大巫,不能相提並論了。「暗器」的命撸缤哥S局」一樣,只能讓人憑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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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十九)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5-31 20:23 发表于辽宁
(十九)天下武功出少林――武俠小說中的少林派

在武俠小說的各門各派中,少林、武當的聲名最響亮、出場也最頻繁,幾乎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名門正派」。
少林、武當之所以獨佔鰲頭,當然與其分別代表了佛、道兩家的宗教,歷史悠久,而且地理位置明確有關。此外,自清初黃宗羲〈王征南墓誌銘〉中以「外家」、「內家」區劃傳統武術,就以少林、武當分界,則更具關鍵性。
在黃宗羲的描敘中,顯然是認為「內家」勝於「外家」的,武俠小說也明顯偏重於「內家」,所謂的「內功」、「內力」幾乎俯拾即是,照道理,武當派應該比少林派更重要才對,但就如同金庸所說的,武學門派以少林為第一,在武俠小說中,少林派總是在江湖中穩居執牛耳的地位,武當就明顯只能屈居第二了。
從佛、道兩教的歷史發展來看,為了教務的推展,佛、道兩教彼此爭勝、相互雄長的的情況,是縱貫於整個中國宗教史上的,佛教有所謂的「三武之禍」,其中的「太武滅佛」、「會昌會佛」二次,就分明是佛、道兩教相互排牴傾軋的結果。此外,明世宗也是因為篤信道教,因此禁抑佛教的。佛、道兩教的爭衡,最有趣的莫過於呂洞賓和黃龍和尚到底是誰「渡化」了誰的公案,在佛教的典籍中,是黃龍禪師斬斷了呂洞賓的「貪嗔癡」三毒,話本小說〈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就是這個系統;但在道教的傳說中,卻又是呂洞賓以「法劍」渡化了黃龍和尚,明代雜劇的《呂純陽點化度黃龍》,就取這個說法。
歷史情況如此,其實就武術而言,也大抵相同,從明代到清初,武當逐漸崛起,在張三豐傳說的無窮魅力和張松溪(嘉靖時人)的經營下,武當的聲勢一日盛似一日,直把少林都碾壓了過去。直到俞大猷「中興」少林之後,才漸有起色,但聲勢上還是弱於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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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武當的武術傳承,雖是傳說言之藉藉,但連張三豐究竟是哪個朝代的人,都是眾說紛紜,而且少見於歷史的記載;反觀少林武術傳說,儘管達摩祖師的傳聞是不能相信的,但「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傳說,卻見於史籍與碑文,且明中葉以來,沿海倭亂猖獗,少林寺曾派出普從、宗擎兩個和尚,協助俞大猷勦倭,頗建功績,鄭若曾還寫了篇〈僧兵首捷記〉盛道此事,當時的統帥胡宗憲,更說,「今之武藝,天下胥推少林」,此外,伏牛、五台,也都是同出一源的和尚,可見少林武功,的確是不同凡響。
明代的皇帝,自朱元璋伊始,就崇信道教,從成祖到宣帝,更以大量財源敕建武當山宮廟群,這應該與武當的鼎盛有關,少林遂較不為人所重視;但入清以後,清朝皇帝對為了拉攏蒙古王公,崇信藏傳佛教,尊奉喇嘛,道教相形之下較不受重視,武當山宮觀也由於失去了朝廷的挹注,漸形破落。
清代少林、武當的地位浮沉,所謂的《易筋經》的定位,或許是值得觀察的一個重點。《易筋經》雖託名達摩所著,其實是在明代天啟年間,由一位名喚「紫凝道人」的所編寫的,但一直都沒有刊行,只有傳鈔本,直到道光3年才有刊印。從現存的《易筋經》內容看來,其實主要的功法,都是以道教的養生、修練為主的,如其中的〈十二修真圖〉,就是講行氣、導引之術的,但到清代,卻普遍與少林扯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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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的武術,的確是可以分內家、外家兩途的,但自明代中葉以來,兩家的合併交融,已成趨勢,明代俞大猷的《劍經》(講棍法)、清初張孔昭的《拳經》,也都是內外兼修的。但由於少林的聲復振,所謂「天下武功出少林」的說法,應該也是自此傳開的。因此,《易筋經》也就從道教轉歸佛教,而為少林所獨攬了。有關這點,學者龔鵬程〈達摩《易筋經》論考〉,就作了相當透闢的論考。
在這裡,成書於清末光緒年間的小說《聖朝鼎盛萬年清》是甚值得關注的。此書名有「聖朝」,其實就是在誇耀乾隆皇帝這位「帝王俠客」的事跡,所以又有《乾隆下江南》的別名。由於著者與出版時間各有不同,因此《萬年清》中的思想極其混亂,徘徊在「擁清」與「反清」之間。不過,此書卻是最早將少林、武當、峨嵋並列的一部奇書,這三系統以少林至善禪師、武當馮道德、峨眉白眉道人,外加一個五枚師太,主要的是講同門師兄弟之間的鬩牆之爭,其實都源出於少林。書中寫到馮道德、白眉與五枚聯手,配合著朝廷的官軍,勦滅了至善禪師,而其中僅僅輕輕逗引出來的「火燒少林寺」,卻在民國以後,被大肆渲染,成為清廷殘酷壓榨漢人、迫害佛教的罪證,此後無論是在小說、電影、民間戲劇中,都輾轉傳述、搬演,使得「火燒少林寺」的公案,成為街談巷議相當熱門的話題,而方世玉、洪熙官等,以及所謂的「少林五祖」,也都成為家喻戶曉、聚義反清的「天地會」愛國志士、民族英雄了。最倒霉不過的,就是在武當山修煉的馮道德,也從本來的正面人物,淪為負面角色,而因其與「武當」的關係,也連帶使「武當」蒙上了不白之冤。少林、武當的地位,至此又一轉向,但卻充滿了濃厚的政治意味。
「火燒少林寺」究竟是真與否,目前還是聚訟紛紜,發生的時間、地點,都有相當大的爭議,但可以確信的是,即便有「火燒」之事,也絕非位在嵩山的少林寺,最多也只是所謂的「南少林」,但後人不察,混兩者為一,連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也蹈襲此說。
儘管《萬年清》並未明說「門派」,只是言其「流派」,但在「誤讀效應」之下,卻由於武俠小說的興起,「虛構」的武林門派,開始大行其道,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就是以有百年積怨的崑崙派與崆峒派之爭開展,然後牽連出其他如峨嵋、長春、邛崍等派,將書中的「奇俠」納入其中。這是武俠小說「譜系」的重要建構,張大春就特別強調這一個「發明」的重大意義。不過,在《江湖奇俠傳》的武學譜系中,是沒有少林、武當的。其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則踵事增華,描述了峨嵋、青城、五台、崑崙、武當、崆峒等派,而且還有而顯然特別青睞於武當與青城,並寫了《武當七女》、《武當異人傳》、《青城十九俠》等專書,但卻未提及「少林」,僅在《蜀山》149回中,讓少林寺住持智能出場,雖然提及「那少林寺在元明之際,正是極盛時代,能手甚多」,也提到後來武俠小說中少林寺「不接待女施主」的陋規,但份量極輕,而且住持智能居然有個鐵傘道人這樣一個道士的師叔,顯然在此時期,少林寺猶未成為江湖譜系架構中的成員之一。
少林派在武林中的異軍突起,「廣派」武俠應該是其中的關鍵。金庸顯然也是受到當時香港充滿了「反清」思想的「廣派武俠」作家影響的,尤其是鄧羽公、我是山人的的諸多「南少林」英雄故事。
    有關「廣派武俠」,至今研究者不多,香港的黃仲鳴所論頗多,但研究最深最精的,應該要屬北京的趙躍利(茶本),他自印的《久將醉眼視群雄》考據精詳,甚值參看。據其所述,香港最早撰寫有關少林俠客故事的是鄧羽公(1889〜1964)。1930年,鄧羽公在廣州創辦《羽公報》,隔年6月,即以「淩霄閣主」筆名連載《至善禪師三遊南越記》,一直到《羽公報》關門,改辦《愚公報》續刊。1933年1月,又在《愚公報》連載《少林秘紀》;1932年2月3日以「是佛山人」筆名連載〈胡亞乾〉,眉題「武俠短篇」,可以說是粵、港撰寫少林故事的開山始祖,葉洪生更譽之為「香港武俠小說界開山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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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山人(1916〜1974),本名陳勁,從1947年7月13日開始,於《廣東商報》連載《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至1948年6月18日結束,共連載345期(初版時共5集49回),一炮而紅,就此展開了他一生的武俠創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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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山人的著作最多,自《三德和尚三下西禪寺》以後,無慮有二十餘種,其作品流傳於港、台二地甚多,基本上是認為「少林派為反清復明的人物」,在此情況下,與之對敵的門派、人物,當然就純屬負面,不是清廷的鷹爪,就是一群貪慕榮利的小人,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了。

    在鄧羽公、我是山人,以及當時諸多「廣派」武俠作家的有志一同下,「新少林傳說」便於焉而建立,廣泛影響到新派的武俠小說,也奠定了少林寺在江湖中獨一無二的領袖地位。

    「新少林傳說」的建構模式,首先在將南少林「定性」成一具有革命情懷的團體,孤臣孽子,深切國仇,凡所作為,皆為「反清復明」作準備;相對地,敵對的團體,無論是清廷,或者是協助清廷的鷹爪,必然被描繪成殘酷暴虐或利欲薰心的反派。基本上,這是香港武俠作家的共識。

    但是,台灣的武俠小說卻稍有不同,如身為旗人的郎紅浣,就不怎麼認同少林寺,屢寫少林和尚的惡形惡狀;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台灣的武俠作家自「暴雨專案」以後,以「去歷史化」的方式撰寫武俠小說,刻意避開了明顯的歷史朝代的更迭,而轉向「江湖爭霸」發展,武林門派,所爭的不在民族大義,而在門派恩怨、權力鬥爭及江湖霸業。不過,也在隱隱然之間,接受了少林派為武林宗主的觀念,少林派的江湖地位,自此便屹立而不搖了。

    自1982年,香港導演張鑫炎拍攝了《少林寺》一片,少林寺自此紅紅火火,而少林武功更是聲聞遠播,連俄國總統普京訪問中國,都指名要去少林寺參觀,少林武僧更是所在皆有,嵩山腳下登封市裡,由少林武僧掛名為總教習的武術學校多達近200所,所有熱愛武俠的人,也莫不以朝聖的心理,前往參訪,真正踐履了「少林弟子遍天下」的傳說。



林保淳:武俠軼聞(二十)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6-06 16:46 发表于辽宁
(二十)複姓東方出俊英――東方英小記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多有「複姓」的,以金庸為例,就有慕容、東方、歐陽、令狐、公孫、獨孤等,古龍也不遑多讓,有西門、司空、司馬、上官,這些複姓角色,未必都會成為主角,但通常都是在小說中佔有相當分量的重要的人物。



    武俠小說家也往往喜歡用「複姓」,從諸葛青雲開始,司馬翎、司馬紫煙、上官鼎、慕容美、歐陽雲飛、獨孤紅、宇文瑤璣等,都是複姓,其中尤以「東方」最多,有東方玉、東方英、東方白、東方玉明、東方清曉、東方朔、東方亮等。究竟為何武俠小說都喜歡以複姓作聯結,其實也是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在《百家姓》中,依清代的版本,共收504個姓,其中複姓佔了60個。考「複姓」的源起,其實是非常多元的,有正名(軒轅)、表字(皇甫)、諡號(成公)、排行(太叔)、官名(司空)、爵名(安平)、族系(第五)、封邑(令狐)、居地(東郭)等,在台灣,則有因兩姓聯姻,後代沿為複姓的,如范姜、姜謝、張簡等。大抵上,除了「古已有之」,後代綿續外,南北朝時期,因胡人漢化,故複姓愈形增多。不過,就總體人數來說,畢竟還是屬於少數。



    武俠小說由於其中的「武」,被限制在「冷兵器」的範疇,因此其背景也多以在「熱兵器」尚未能發展到簡便、快捷、遠距及殺傷力強的時代,尤其是「鴨片戰爭」之後,因此是充滿了「古代性」的。「複姓」在現實社會中少見,最是適合、滿足於「遠距的想像」,這也許就是為何武俠小說中「複姓」人物出現的頻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另一種可能,就是因為「複姓」少,故容易記憶,即便是次要的角色,也能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中國文字的詞語結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中文的詞語結構,基本上是以「雙數」為原則的,劉勰就曾經強調過「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這也是當時「四六駢體」會被視為美文的原因。武俠小說中有一種極特殊的「門派」,稱為「世家」,這是延續著司馬遷「世家」而來的,也就是凡是在武林中延續了好幾代,卓有聲譽、貢獻,或是曾任武林盟主的家族。如金庸《天龍八部》有「慕容世家」,臥龍生《素手劫》有「南宮世家」,試想,如用單姓,弄個「林世家」、「孫世家」,無論是口氣、派頭,都將減弱不少。東方玉也喜歡用「世家」,這個世家都是姓「萬」,但武林中絕不稱其「萬世家」,而代之以地望,稱「黃山世家」,正是為此。



    武俠小說中的「複姓世家」,當然是虛構的,武俠作家的「複姓」名字,也是因應於武俠小說文體的古代特色而定名的,其他小說類型的作家,除了知名的司馬中原、司馬(司馬紫煙)外、南宮博,甚為罕見,而這幾位作家的作品,也多數是以「古代」為背景的,其故就不言而喻了。



    在諸多武俠作家的「複姓」中,「東方」被用得最多,不知何故,或許是因為中國就在世界的東方,而武俠小說又是最具有民族文學特色的文體吧?在諸多「東方」作家中,東方玉與東方英,是較為知名的,且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那就是廣泛使用「易容術」。「易容術」是武俠小說中非常有趣的「模式」,我將有另一篇文章介紹。



    東方玉的知名度較廣,其生平經歷較為人所知,甚至其故鄉浙江餘姚鸚山,還為他建立了一個紀念館。我與東方玉有一面之緣,那是我讀博時,去皇鼎出版社與趙震中老闆訪談,他正好來訪,略有寒喧,但他有要事,匆匆別去,只留下一張「陳漢山」的名片給我。當時我還未決意作武俠研究,所以也不以為意。等到我著意於此,他卻已鴻飛杳杳,去美國定居了。因此,雖有緣一面,卻有「時乎時,不再來」之恨。



    東方英的小說,我最先是讀到他的《武林潮》,就為其設想之奇、結構之妙,情節之曲折離奇所折服,其後多有瀏覽,卻始終未能知先生為何許人也,只從葉洪生的簡略介紹中,得其一二,始終引以為憾。近日偶逢機緣,透過網友介紹,能認識到其女公子,粗知其生平大要。在此分享於諸位愛好武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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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英(1919年11月30日〜2008年5月18日),本名盧讓泉,湖南瀏陽人,曾祖父極為擅長作生意,家業頗豐,處境相當優渥,自小即唸私塾,故頗諳熟於古代文史。但當時遭逢戰亂,少年離家,曾一度於長沙任鐵路警察工作,其後欲報考中央軍校,考前每日都在當時一個書店看書,努力自修,終於考上了17期輜重部門(咻斂疲.厴I後被派往中南半島接呙儡娝г难b甲車,並任種子教官,屬孫立人麾下部隊,據說蔣緯國都曾為其學生。抗戰勝利後,一度隨軍來台作接收工作,後又返陸,為蔣介石麾下汽車排長。1948年,再度奉命押送軍備物資到台灣,但因時局不穩,遂淹留於台灣。東方英二度來台,曾因故離職,生活景況不佳,甚至得百地攤賣書度日,後在友人協助下,重返軍隊,在國防部物資司任職,1962年,以上校銜退役。



    東方英退役之前,適當台灣武俠小說盛行之時,自己又對武俠甚感興趣,遂起心動念,開始以「東門可」之名,撰寫武俠小說《黑白雙尊》共8冊,並蒙第一圖書出版社發行。因文筆精煉,故事生動,為大美出版社所青睞,更名「東方英」,移轉至大美旗下,成為「大美一美」另一位受倚重的武俠作家。當時欣欣客咻o成立,曾力邀其為咻敳块T經理,但經他衡量之下,決意作專業作家,遂開展了其將近20年的寫作生涯。



    東方英寫作勤快,筆力靈動,隨文而就,幾乎不必修改,平均每月可寫4本,一本約70頁,每部小說可在6〜8個月內完成。他生平不煙不酒,唯嗜鹽炒花生,寫作時一枝筆、一碟花生,便是一日文章。其寫作時,頗有類於宋代詩人陳後山,務求家中清靜雅致,方能專心致志,兒女鬧吵,往往遭到處罰。



    東方英軍人出身,生平為人,謹重守節,曾有人願意贈送他一片竹林,他都拒而不受;又溫藹和氣,樂於助人,大有俠風。平時除閱讀、寫作外,偶爾打打網球、做做股票,生活相當低調,唯最喜奕棋,每周皆會謄出時間,與好友秦紅作棋坪之爭。



    據目錄所載,東方英前後共約出版了《黑白雙尊》、《龍種凡胎》、《河漢三簫》、《烈日飛霜》、《武林潮》等,約25部,今存有《金縷衣》手稿,多數皆由大美出版社印行,間有短篇小說刊登於香港《武俠世界》雜誌。1980年左右封筆,淡出江湖。2006年後,因大腸癌住院開刀,後又置換膝關節,病恙在身,遂於2008年過世。



    東方英的小說,往往被冠以「正宗俠情王牌」及「情節派王牌」稱號,頗為知名,與另一名家東方玉,大可抗衡。不過,東方英作品「俠重於情」,擅寫英雄俠客艱困的際遇及其俠懷仁心,但往往拙於寫情;其小說情節曲折多變,不拘一格,但常不免以「易容」應急救變,略嫌便捷,然寓意頗深,力破常規,亦不失其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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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英的小說雖沒有東方玉的名頭響亮,但喜愛的讀者還是不少的。他的令公子曾經跟我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在服兵役時,算是屬於較清閒的單位,每有空檔,就拿著他父親所寫的《烈日飛霜》觀看。部隊長官看到《烈日飛霜》的書名,就大聲斥罵,「既然是烈日,怎麼有可能又飛霜,連文句都不通的書,有什麼好看的!」但也經不起好奇心的趨使,便借回去觀看。過了幾天之後,書還回來,除了稱道不置外,還特別叮嚀,「下次放探親假,記得把你父親的小說多帶幾套來」。從此,長官也對他青眼相看。以此,或可旁證東方英小說的魅力。



    可惜的是,東方英的小說,迄今並無全集,其中大陸四川某出版社購得其15部書的版權,惜乎未見出版,猶有待於他日。



    我時常感慨,台灣許多武俠作家,不論其當初投入武俠創作的動機為何、成就若干,都曾為台灣武俠小說這塊園地,灌住了大半輩子的心血,留下了豐厚的作品,可卻因當時與現在的社會都未能給予應有的關注,致使其名淹沒而不彰,更怕的是,這些作品也將逐步消失於天壤之間,滄海有遺珠,非珠不可貴,而是世人未加珍惜。從事武俠研究30多年了,這些遺珠如同碎了一地的琉璃瓦,想要拾掇、歸併、拂拭,真是可遇而不可求、難上加難的事,唯是初心未改,誓不願明珠蒙塵,「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如斯而已,亦如斯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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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淳:武俠軼聞(廿二)
原创 说剑斋 林保淳 2022-06-19 12:31 发表于辽宁
(廿二)毒藥解藥與神藥――武俠小說中的毒藥

   

    在武俠小說中,克敵制勝的方法,基本上是憑藉武功與智值模涔ψ圆槐囟嗾f,「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可全憑手底下見真章;智志筒灰粯恿耍梢杂兄侨 ⒅略、機關、陣圖、易容,以及相當常見的「毒藥」。



    以有毒的藥物殺人,應該早在所謂的「神農嚐百草」後,就已經有人開始哂昧耍匀唤绲娜f物,各具有不同的特性,凡有可能傷害到人命的,都可以用來下毒,此所以《墨子》就曾表明過,「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可見在戰國時期就已廣泛為人所使用。



    從來源上說,毒藥可分成植物毒藥、動物毒藥、礦物毒藥、真菌毒藥和細菌毒藥等;其藥性有緩有急,重者立即殞命,中者可有時間的長短,輕者可能就只是昏迷一陣而已。現代醫學發達,已研究出毒藥侵害人體的機制,有神經毒素、血循毒素、溶血毒素、細胞毒素、混合毒素、無機物毒等,療治的方式則各有不同,但中國古代並未作如此詳細的區別。



    這些毒物,基本上雖對人體多少會造成傷害,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以毒攻毒」,有時也是可以針對某些特殊的疾病有療治的成效的。事實上,中國人認為「是藥三分毒」,對人體來說,即便是食物,過多、過量的攝取,都會對身體造成或隱或顯、或長或短的傷害,初未必非「有毒」不可。



【四大著名毒藥】



    從歷史上看,利用「毒藥」傷害人命,是史不絕書的,被毒死的人,大抵都是皇帝或權臣,有些是被陰窒莺Γ行﹦t是被迫服毒,種種不一。歷史上第一個被毒藥害死的名人,應該是秦朝時的韓非,因為才華為李斯所嫉妒,因此被下藥毒死。歷代皇帝被「毒死」的,也所在皆有,有些固然是在依稀疑似之間,未有實證,但像南唐後主李煜之被宋太宗照光義用「牽機毒藥」毒死,則是後世言之藉藉的。



    「牽機」毒藥是中國著名的四大劇毒之一,主要的成分是馬錢子。馬錢子又名番木鱉,是一種落葉喬木,但種子裡有大量的馬錢子鹼,量小可以治療腫毒,具有消腫止痛之效,但量大則會導致全身肌肉急速收縮、呼吸困難,因而致死,其死時身體扭曲、佝僂,蜷屈成弓形,像是古代織布機上的弓形的竹條,故稱為「牽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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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毒藥,應是「鴆毒」。這是中國人人聞之色變的一種毒,連成語都有「飲鴆止渴」之說,可見其毒性之強。鴆是一種毒鳥,據說鴆鳥的羽毛或糞便摻和入酒中,就含有劇毒,飲後不久即會喪命。在歷史上,皇帝「賜酒」給大臣,通常就是用鴆酒,漢代呂太后在飲食中下毒,害死趙王如意,應該就是用鴆酒。《水滸傳》中,蔡京等人矯詔「賜酒」給宋江,大概也屬於鴆酒。不過,也是有人連鴆酒都不怕的。小說中記載,房玄齡的妻子善妒,連唐太宗賜給房玄齡的宮女,都堅決不肯接受。唐太宗非常生氣,就把房夫人叫到殿前,擺上兩杯酒,一杯是有毒的鴆酒,一杯是無毒的,命房夫人自己選擇,如果同意房玄齡娶妾,就喝下無毒的酒;如果拒不同意,那就喝了那杯鴆酒。沒想到,房夫人毫不猶豫,端起鴆酒就喝了下去。可卻沒有毒發身亡,因為所謂的鴆酒,其實只是一杯醋――這也是今人講「吃醋」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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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砒霜」是另一種劇毒,是一種無機化合物,學名叫三氧化二砷(As2O3),為粉狀,雪白如霜,因以得名,但溶於水時無色無味。砒霜毒性非常強烈,食入或吸入都可能致命,中毒時會出現噁心,嘔吐,腹痛、四肢痙攣,最後呼吸麻痹而死。不過,砒霜的用途極廣,也可以治病(梅毒),因此一般藥房都可限量售賣,取得相當方便,所以哂靡沧顝V。《金瓶梅》中,潘金蓮毒死武大郎的砒霜,應該就是西門慶從自家開的生藥鋪提供給她的。但武大郎死時,七孔流血,且骨殖發黑,這倒不是砒霜的毒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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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著名的毒藥,是「鶴頂紅」,其成分如砒霜,也是三氧化二砷,但來源不同,其實是一種紅色的礦石,稱為紅信石,因其顏色很像丹頂鶴頭頂上的那塊紅色凸起物,因此有「鶴頂紅」之稱。其實鶴頂之紅塊,不但無毒,而且是中藥裡很名貴的藥材之一。在武俠小說中,鶴頂紅較諸前述三者都更常見,原因可能是出在「鶴頂紅」這一詞較有「古意」,非常適用於武俠小說的古代背景。

   



【下五門的蒙汗藥】



    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毒藥,倒也不是鶴頂紅,而是一般被稱為「下五門」的迷藥。所謂「下五門」,原指車、船、店、腳、牙五種行業,這五種行業的共通特色,是接觸面極廣、社會經驗極熟,各種希奇古怪的門路都相當精通,其中自有部分不肖分子趁機從中為非作歹,是以傳統社會對其評價相當低,甚至有「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的俗諺。這點,在《水滸傳》一書中就充分顯現了出來,小說中如船火兒張橫,就是在潯陽江上藉稍公的身份,作打劫客商之舉;而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在十字坡開設黑店,殺害過路客人賣人肉包子的事跡,更是人所共知的。



    孫二娘是用「蒙汗藥」迷翻客人的,歷來學者對「蒙汗藥」相當感興趣,曾作過不少的研究。扼要來說,蒙汗藥是以曼陀羅花的花或種子磨成粉末,摻和在酒中的,其主要成份為東莨菪鹼(Scopolamine),它的作用是使肌肉鬆馳,汗腺分泌受抑制,可以抑制中樞神經的感覺反應,故食用之後會使人昏迷。《水滸傳》中除了開黑店的孫二娘外,七星聚義在黃泥崗打劫「生辰綱」,也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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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用蒙汗藥迷翻人,屬於盜傩袕剑皇菫榱私儇敚褪菫榱私偕扇耸渴遣粫褂玫摹2贿^武俠小說中的迷藥,還有一種叫「雞鳴五鼓斷魂香」,首先在《三俠五義》中的白面判官柳青身上出現,其法是用一銅鶴,內燃藥製的線香,待煙氣飽滿後,打開鶴嘴,煙香縷縷而出,吸入的人就會暫時昏迷,要到天亮才會甦醒過來。不過,在武俠小說中,多數是「淫佟共艜褂玫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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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少林弟子出關難――木人巷與銅人巷

少林寺向來是武俠小說中武林門派的「泰山北斗」,不但歷史悠久、僧徒眾多,其武學秘技,如「七十二絕藝」、《易筋經》等,更是家喻而戶曉,從「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弟子滿天下」的俗諺中,就不難窺出其重要的地位,真不愧為「天下武學第一」。

「出少林」、「滿天下」,是少林弟子,或是自稱為藝出少林的弟子,從少林寺學藝完成後,在所謂的「江湖」中所建立的聲名,但卻很少人知道,少林弟子如要「出」少林,是要怎麼個「出」法,畢竟,徒眾既多,難免良莠不齊,就如同即便是頂尖大學的學生,如果未能嚴加管控,出了社會,也難免實名不符,反而墮壞了自家的聲譽。這就如同最擅長寫「南少林」武俠故事的香港作家我是山人(本名陳勁,1916〜1974)在《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1947)中所說的:

原來少林寺嘗產豐裕,足供溫飽,不靠佛事香客為活,專門練習武術功夫,
慕名入寺求教之人,終年不絕,但求學之人多經不起辛苦,學得一年半載,
不別而行,在外逢人便道我是少林派,等到與人交手一碰即跌,辱及少林寺
聲名不少,因此至善禪師訂下規則,在寺門前豎立十八鐵羅漢,倘若偷出正
門,那十八羅漢會攔途截擊,如果武技精通,能將十八羅漢擊退,然後可以
走出山門。
原來弟子想「出」少林,是必須經過嚴厲考核的,「十八鐵羅漢」就是用來考核弟子的,「銅」、「鐵」相近,都是金屬,也從此時開始,「少林十八銅人」的傳說,也就由此而傳佈天下,不但電影中屢屢以「18銅人」為名目,如台灣導演郭南弘就拍過《少林寺18銅人》、《雍正大破18銅人》(皆1976)電影,前者還賣出80多個國家不同語言的版權,而且其主題曲〈將軍令〉,更成為後來一系列「黃飛鴻功夫」電影的名曲;就是連民間藥劑,如「十八銅人行氣散」都拿來當藥名,專治跌打損傷、調元補氣,可見其威名之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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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更早的記載來看,清末采衡子的《蟲鳴漫錄》提到的卻是「木人」:

寺規,凡來學者,由別門入,出則由大門。大門有四僧守之,須闘勝方出;

二門則四馬猿,持兵亦能闘;二門有巷,列木人十八,地設伏機,步入其

中,機發而木人持械亂擊。書生屢出巷,皆為猴敗回。

依采衡子的說法,少林弟子出師,須闖過四僧、木人巷及四馬猴三關,不可謂之不難,四僧、四馬猴者兩關,在後來的傳述中失傳了,而「木人巷」猶有保留,1968年,馮世剛導演、馮寶寶主演過《方世玉三打木人巷》,直到1976年,台灣導演陳志華的《少林木人巷》,也都還是「木人」。

既云「木人」,則一定是用機械牽引的,是一種機關裝置,但手腳肯定僵化固滯,是以早期拍攝電影時,如馮寶寶就是用真人動作遲緩的真人代替的,後來傅聲在拍《少林弟子》時,更索性說「木人巷」之所以為「木人」,是因把關者「心如木石」,絕不容情;偶爾則是真的用雕塑之「木頭人」道具搬演,再利用拍攝技巧加以活化,如成龍那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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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木人」的神髓在「木」,較不可能有靈活的身段,郭南宏導演在此還原為我是山人所說的「鐵羅漢」,但改「鐵」為「銅」,讓全身塗滿金漆的武行扮演,既可以節省製作道具的工費,又可以自由展現各種武技,視覺上更亮眼不少,遂使得「銅人巷」的威名後來居上,民間所知,大體上就以「銅人巷」居多,而「少林十八銅人」也就遠近馳名,成為少林寺的具體武學象徵了。其後以「銅人」為少林武學標記的電影,也隨之而增多,周星馳主演的《食神》(1996),更以搞笑無厘頭的方式著意凸顯了這點,讓觀眾印象深刻。台灣的大昭製藥公司,約於1995年推出的《十八銅人行氣散》,也是此一潮流下的產物。2004年,台灣小說家九把刀,以武俠小說《少林寺第八銅人》獲獎,主角七索,也承這這一個系統,索性讓他擔任了「第八銅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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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所拍攝的「少林電影」相當多,遠承光緒年間的《盛朝鼎盛萬年清》,多數以方世玉為主角,時間定位在乾隆時期,其中最著名的「火燒少林寺」就自此而來。但由於乾隆上接雍正,雍正在民國以後的歷史評價稍低,故偶爾也會將時代上延,這就使得有關少林的傳說,分為兩派,一為以雍正為主,而配以「江南八俠」的「北派傳說」,郭南宏的《雍正大破18銅人》即為代表;一為以「方世玉、少林五祖」為主,而定位在乾隆的「南少林」系統。九把刀則更往前推,索性就定位在元末明初之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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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據學者考證,少林是有武術傳承的,但當然並非傳自於達摩,但很明顯地,「18銅人」肯定是虛構的;至今少林寺頗著力於宣揚、發展武術,但一來寺中絕無所謂的「銅人巷」、「木人巷」,出身於少林的弟子在全世界巡迴表演,也未取「銅人」之說,讓表演者全身塗滿金漆上台演出;但在一般民眾的的心理,由於受到電影、小說的影響,毋寧是信以為真的。

少林弟子欲出師門,必須經由層層關卡的考驗,以此可見少林功夫的高明與難練,在虛構的武林門派中,少林之執牛耳地位,想是其來也有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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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又何时——怀念倪匡

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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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本文较长,近一万两千字,阅读累了就歇会儿喝点水。



一笑又何时——怀念倪匡



我从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一九年连着四年,每年七月都赶在香港书展期间,从北京南下,经上海杭州至深圳,访书会友,在深圳会合本地书友猴哥一起过罗湖到香港。赶在这个时期,只是为了能多见几位书友,书展去不去都无所谓。到香港首要事是直奔倪匡先生住处,拜访倪匡先生,四年来已成惯例。但在这三年,疫情不绝如缕,行程戛然而止。心里一直期盼着疫情过去,再赴香港见先生。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三点多,刚刚写就一篇有关先生的文章,整理一下电脑桌,一张便签纸忽然从桌上书架掉了出来,纸上写的正是先生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想到忽略它好久了,这次可要收好,刚想重新誊写一下,却惊闻噩耗,先生刚刚过世了。

便签纸从我手里滑落,我手足无措,心中在问,先生,你是以这种方式来和我告别吗?这就是传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我没有去拾那个小纸片,我知道,那个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先生再也不会亲自接我的电话了,我再也听不到先生的声音了,再也见不到先生的笑容了。

我木然呆坐,想起他笔下的两个小人物高彩虹和王居风,两个人在古堡里捉迷藏,居然找到了在时间中自由来去的诀窍,不受人间年月的限制,而这个诀窍,正是先生自己发现的啊。人比海里沙,毋用多牵挂,我想,先生一定是静极思动,穿越到另一时间中去了,只不过这一次略有不同,他没有带着他的肉身。






一 二〇一六年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多,跟随书友蓝手套、猴哥、不是大侠等人,来到倪匡先生在丹拿花园的住所,第一次见到倪匡先生。先生在客厅的书桌后起身迎接,我疾步趋前,握住先生胖胖的小手,叫了一声“倪老”。先生也很正式地称呼我“赵先生”。

“文章有神交有道”,神交已久终于见面。在我赴港之前,已通过蓝手套,向先生打过招呼,他要是不同意见我,我就连香港也不去了。但先生听说我要过去,特意交代蓝手套,一定要带那位“北京的胖子”过来。蓝手套这厮,大概在先生面前破坏了我英俊的形象。据说先生说:“他盗版我那么多书,我要当面——谢谢他。”

现在原作者与盗版者愉快地见面了,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先生多谢我对他的作品的发掘,我则感激他对我自制他的书的宽容。

先生笔耕五十余年,文章难以计数,失传者更是不知凡几,我以微薄之力,集腋成裘,每有所获,则辑成一册,提供给广大倪迷参考研究,同时也辗转委托送给先生,先生始知在那遥远的北京,有那么一个胖子,像个忠实的信徒,在整理发掘传播他的著作。

今年蓝手套担任主编,给先生出版了两部新书,一是《倪匡谈往事》(即台湾皇冠版《见闻传奇》),另一是《倪匡谈命运》(即台湾皇冠版《灵界轻探》),书是新瓶装旧酒,但据主编大人说还是有新意,在旧版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访谈,蓝手套说他“搜集了若干问题,请倪匡先生亲自作答”,我倒是毒舌地说,要是没有这个访谈,书能卖得更好一些。因为我已有皇冠版,就没有再买,蓝手套原说赠送我一套,却不料他要赠送的人太多,书又太少,僧多粥少,我这和尚排名比较靠后,就把我的福利取消了。先生听闻,主动从书柜里找出来一套,签好了名,赠送给我,我喜出望外,心说还是先生靠谱讲究。

我也随身携带了几本书,请先生签名。本来想多带一些,但又害怕被海关没收,我不知他们的检查和没收标准,更不知他们的心情,不敢冒险。先生签名,惯例都是题“某某小友”,我特意向先生提出,换个题法,多写些字,写些别的文字。先生很纳闷,不知我要他写什么,大概以前没有人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我说没有规定动作,还是自由发挥。

题写的第一本是我自制的《天涯折剑录》,作者是岳川、金庸合著。我先拿出两个特制的大字版送给他,先生很高兴,再看署名说:“哇,我和老查合著的呢。”“岳川”是他的笔名之一,“老查”则是指金庸。我正好趁机向他求证,此部作者确实是合著吗?金庸写了多少?先生一笑:“老查哪有写,他一个字都没写,都是我写的,老查同意签他的名,已经是天大的交情、地大的面子了,我是唯一有此荣幸的,你见过他和别人合著吗?”先生给此书题字是“此书历史悠久,竟连书名都不复记忆矣!”

除此自制,随后又拿出三本古董书请先生题字,先生每看到一本,都惊叹不已。在《冷剑奇侠》上的题字是“商猛兽王,开武侠驯兽之奇”,题好之后又说:“万兽山庄的驯兽,就是跟我的商猛学的呢。”“万兽山庄”出自金庸的《神雕侠侣》,先生此说,不知真假,没有考证,也有可能。第三本签的是香港胡敏生版本的《南明潜龙传》,先生对此书印象深刻,说这是金庸向他约稿,他在《明报》上连载的第一部小说。“我和金庸打赌,说要是写得不好,砍脑袋,哈哈哈哈!”先生想起当年,大笑,“写得不好还能真砍脑袋,不过写得还是很好的嘛!”他在此书题字是“这是在明报连载的第一部小说,逾五十年矣。”

“哈,别急,我还有更古老的呢。”说着,递给先生香港南天书业版的《煞手神剑》,说:“您再看看这个。”先生接过,摩挲半晌,说:“这还是我在《真报》的时候写的呢。”先生题字:“此书成书于将近一甲子前,为今犹存,真不容易。跃利兄能找到,难得之至!”题字里有繁体有简体,顺便还夸赞我一下,真是受宠若惊。

四本书都签完,先生大笑,标志性笑声“哈哈哈哈”,一连四个哈,我自然随声附和,也连笑了三个哈,未敢超过先生,让先生保持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我的优先权用完,轮到给蓝手套等书友签名。蓝手套带来不少明显是内地的简体盗版书,但先生照签不误。我的自制书先生都给签名,何况人家好歹还是出版社出版的呢,管它盗版不盗版。有的作家对于盗版书一概拒签,先生倒是洒脱,全不在意,来者不拒。

我后来曾得空就此事问他,他说,读者喜欢的,是作者和作者的小说,而不是喜欢盗版书,这是对作者的认同和尊重,希望作者写出更好的作品,而不是支持和鼓励盗版,能买到正版,正版又便宜又好,谁还会去买盗版,你说是不是?

这是我听过的对盗版最好的理解,不论如何评价先生的文学成就,就是先生这种识见和境界,就高出太多的作家了。

我后来又想出新办法,根本不直接带自制书去香港,仅是带些白纸过去,请先生在白纸上签名,签好后,我再把签名的白纸装订到书里。先生面对白纸愣了半天,大概心想,北京的这个胖子还有这种骚操作。不过,还是照我所嘱,逐张签好,一沓白纸签完,收笔之后仰天长叹说:“没有想到,又学一招,出乎意料,匪夷所思!”好像是说我把自制搞到一个新高度似的,实际无非就是有限的几个同好打印出来,自娱自乐罢了。再后来,我索性连白纸都不带了,反正他家有,就地取材。有一次,先生疑惑地说:“我这是秀才遇到兵了吗?”

晚上各路书友集体宴请倪先生和倪太,到场的还有香港另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西门丁先生。席间大家都是武林一脉,自然话题谈到武侠小说上来。聊到金庸的《天龙八部》,“塞上牛羊空许约”一章,乔峰打死阿朱情节,先生认为太不合理了。先生认为,夜半三更暴雨倾盆,阿朱脸上的软泥都未被冲掉,借着霹雳闪电的强光,乔峰也没有认出阿朱完全不对,就算从脸上看不出来,看眼睛也看得出来啊,眼睛是不会骗人的,何况上一章还写阿朱母女“双眸粲粲如星”呢,“粲粲”就是特别明亮啊。先生对金庸安排阿朱如此离场,颇不服气。于是,大家就纷纷各抒己见,好像在挽救欲倾之大厦。但是,这是硬伤的话,连武林盟主金庸的功力都打不通这任督二脉,生死玄关,我们这些读者小虾米更是群雄束手啊!最后是西门丁建议改为大雾天,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乔峰也就认不出阿朱了。先生赞了一声“大妙”,大家附和一同举杯,庆祝西门大侠挽救了武林盟主,好像挽救了一场武林浩劫。后来蓝手套把此事写到他的大作《来找人间卫斯理》一书中,却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把西门丁的壮举更换给他人了。

此行首次见到倪匡先生,收获满满,这么大名气的作家,真的和我家楼下靠在墙角晒太阳的老头没啥两样。

“长歌终此席,一笑又何时。”只有期盼来年再见了。






二 二〇一七年

又是在去年的同月同日,再次来到先生家,还是蓝手套提前打好了招呼,等来到门前,先生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也随着一众书友称呼我“鲈鱼”(我网名“鲈鱼脍”的简称),我笑说:“我这条鱼又游来了,可以媲美你骑马来香港。”先生闻言大笑:“我当年来香港,还有人说我一路吃棉花,游泳过深圳河的呢,我哪里找棉花去,写我的那些书,信一成都傻,连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先生连这句金句都学会了。我告诉他,我还带了一个作家朋友林遥过来,由于没有提前招呼,没敢擅自带来,现在在楼下等候。先生有些生气地说:“你这是欺负人吗,卫斯理最爱打抱不平,你赶紧下去,把他请上来。没有地方坐,等他上来,他坐着,你站着。”我一笑,赶紧下楼,把正在楼下等候的林遥带上楼。林遥也很激动兴奋,乘坐电梯间隙还问我:“先生说啥了?”

“哈哈哈!还能说啥,卫斯理要锄强扶弱。”

林遥是内地著名作家,正写一部《武侠小说史话》。林遥与先生见面后,先生主动向林遥表示歉意,二人都是作家,同道中人,一见如故,更有话题。后来先生为林遥的新书题词:

“数十年前,曾发愿要写武侠小说史,一直未动笔,力有未逮也。今林遥先生竟其功,实为武侠小说之幸,极其难得,诚武侠小说爱好者,不可不读之宝书也!”

此段文字后来印在《武侠小说史话》(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上册封底。

这一次给倪先生带去两本我自制的小书,所谓小书,就是开本较小,比标准的三十二开本还要小一些,一本是《观影随笔》,一本是《零落成倪》。

据江迅执笔倪匡口述的《倪匡传:哈哈哈哈》(明窗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七月,以下简称《哈》)记载:

倪匡在《真报》工作,一天,编辑说:“今天影评没有了,上海仔,你来写一篇。”他说:“我还没看片呢。”编辑说:“看戏来不及了,你看说明书吧。”

倪先生在其文《我在真报的赤膊岁月》也有类似记述:

电影版编辑忽然放下一本说明书,说:“衣其,写段影评来。”哎呀,我连电影也未看到呢,但照样一挥而就。

当时,《真报》专门开辟了一个介绍电影动态的“真影版”,该版面又开设一个“观影随笔”专栏,主编者是邱山,笔名“秋子”,偶尔临时有事,就抓新人倪匡来写,倪匡当时的笔名叫“衣其”。这是没有稿酬的,仅是临时代笔,但却因此而与大导演张彻“不打不成交”。

蔡澜在《老友写老友》(天地图书,二〇〇六年七月)一书的《生饭》篇,有一段蔡澜与倪匡的聊天记录,有这么一段对话:

倪匡:我什么都写,连影评也写……影评是不拿钱的,写着玩罢了。那时候张彻也写影评,在《新生晚报》。他的影评可是怪了,不评电影,只评其他人的影评,像是个皇上皇。我说这部电影好看,他说我讲得不对,两人对骂起来,做了朋友。

后来此事也被江迅写到《哈》之中,实际是抄袭蔡澜的对话。我不知当时倪先生和张彻先生是怎么样对骂的,不知他俩的对骂战场在哪里,否则,觅迹凭吊一下,说不定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得旧刀枪呢。

既然说倪匡的影评抄的是电影说明书,张彻说倪匡评得不对,那是不是可以说,是电影说明书就写错了呢,否则,倪匡怎么能抄错,与其抄错,何不自己写?我带着疑问,刻意去寻找倪先生当年这些“一挥而就”的观影随笔。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真报》上找到了这些“观影随笔”,共有三十四篇。仔细一看,才发现,倪先生当年不可能照抄说明书,说明书字数寥寥无几,一篇影评字数在千字以上,抄几句是可能的,全抄根本不可能,至少字数就不够,故事梗概还是要自己亲自去看,其中有一篇竟然写了电影放映中途电影院发生停电。这些影评文章后来被蓝手套(王铮)收录到他主编的《倪匡散文集》(天地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七月)之中。

《零落成倪》,收录两篇倪先生早期的文章,一篇是社论《香港问题——侈言独立,无异自杀》。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年初,时任港督葛量洪爵士在旧金山发表了他对于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前途命运的看法和评论,并预见性地判断,中国政府将向英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彼时距离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还有三十九年,还没有一国两制构想的说法。港督的预测判断,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期盼香港回归,有人主张香港独立。当时倪匡才二十三岁,但他认为,香港分裂出大陆,是自寻死路,于是用笔名“衣其”,写了《香港问题——侈言独立,无异自杀》投稿给《真报》,也正是这篇投稿,倪匡才被《真报》录用,成为正式走上作家的第一步。

倪先生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说这太难得了,而且更证明了他热爱香港,热爱国家,反对分裂,这一观点终生从未改变。

书中另一篇则是一篇武侠小说《血染奇书红》。

《哈》书记载:

倪匡用笔名“岳川”开始在《武侠与历史》写武侠小说。除了写短篇,还写了长篇《和尚抢书》,写一大群和尚去抢一本经书。

实际此条信息最初也出自蔡澜的《老友写老友》,此书记录信息更全一些,说是张彻介绍董千里给倪匡认识,二人都在《武侠与历史》写稿。

据此线索,经朋友帮忙,翻查《武侠与历史》杂志,终于找到一部《血染奇书红》,故事情节正是和尚抢书,尤其正文之前,还有一段前言:“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武侠小说,结构之奇,题材之妙,在在令人拍案叫绝。描写人性之险恶,更为透彻。”

经过倪先生确认,《血染奇书红》正是他念兹在兹的《和尚抢书》,他自己记错篇名了。前言正是董千里所写。

倪先生笑称《零落成倪》“真乃奇书也。”

本次更大亮点是一位叫老谢的广东书友带去的一个手抄本,他上初中之时,在课堂上偷偷抄了倪先生三部科幻小说,《新年》、《追龙》、《幽灵星座》,满满一大厚本,纸张已经发黄,属于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级别了,令先生惊叹不已。形形色色的书迷见识得多了,像老谢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先生郑重签名,并题字“字字皆辛苦,太伟大了,感动之至,太厉害了!”郑重交给老谢,叮嘱一定收好,这是宝贝啊。我深悔自己当年没有这种远见,不偷摸看画报也能抄好几本。








三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四点,我和猴哥、蓝手套等一帮新知旧雨又浩浩荡荡开到倪匡先生住所。倪先生通常午睡,下午三点之后才可以接待访客。这次我给先生带去了浪子高达传奇系列的《黄金美女》、鬼故事选集《明星的新婚妻子》以及杂文选集《青苔日厚自无尘》。既然先生已经口头允诺我可以自制他的书,这也是变相的授权,也可称为“奉旨做书”,我自然要深挖资料,大挖特挖,大做特做,不过,感觉上了先生的当, 他的佚失作品,越挖越多,挖得深不见底,天知道他当年写了多少,开局一支笔,成功全靠写,一笔写成富家翁,难怪连金庸都佩服。

我指着他家进门的书架说:“你看看,我自制的书都要占一半了。”先生大笑,说:“你快做,占满了才好。书越多越好,我一辈子从小到老唯一没有放下的习惯爱好,就是每天读书。还怕书多吗?”

“是啊是啊,你找不到的,我都在帮你找啊,你看,《青剑红绫》也都给你找到了。”我手指着,先生美滋滋地看着。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周显在《看倪匡和卫斯理》文中曾写:

倪匡最满意的武侠小说作品叫《青剑红绫》,我没看过,他叫我找过,我找不到。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套,现在他的书架中,游戏大王施仁毅拍了照片给我看。

周显文中说的,就是我送给先生的那套,难怪先生得意。

流程进入海阔天空阶段,我问先生:“知道南宫刀是谁吗?”引起先生兴趣,先生听到老朋友的名字总是精神一振,说:“当然知道啊,老朋友了,原名叫陈耀庭嘛,写武侠小说的笔名叫南宫刀,写言情小说的笔名叫何行,他也是我们上海的,老乡啊,言情小说写得好看极了。”他说起别人的作品,总是“好”“极妙”一类的词语,我们完全不必怀疑他的鉴赏能力,但一定小心他的好人精神,总之就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无聊的日子难捱,有趣的日子易过,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感觉都没有聊多长一会儿,说多少话,时间却已到了辞行的时候,先生需要休息了,他不能久坐,也不能久站,岁月不饶人,我们恋恋不舍地辞出,赶赴下一场约会,这里的欢会场景只能在记忆中回放了。






四 二〇一九年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风雨如晦,我刚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内打开电脑,准备查找资料,就因风球临近,要紧急闭馆。我茫然失落地回到一路之隔的珀丽酒店,有点不知何去何从。打电话给倪先生,说想听他讲古。先生回我说,不怕风球你就来吧。

窗外黑云翻滚,不知此次是哪个妖精过境,我从未领略过所谓的风球,自然不知厉害,背起书包,就在风雨交加之中直奔先生住处。

先生亲自接到门口,给我开门,我抖了抖身上雨珠,笑着说:“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一看我狼狈样,问我怎么搞的,我说我从酒店一路在风雨中走来的,他走回到按摩椅上坐好,才顾得上夸我“小友厉害,前度刘郎果然厉害。”

说起前度刘郎,是缘于前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我刚到香港的当天,就已经来过了。先生习惯晏起早睡,接待来访多在下午三时后。他刚接待了一起访问,还没等略作休息,我就到了。他问我又给他带来什么好书,我一边打开书包,往外取书递给他,一边假装遗憾地说:“唉,这次没有搞到什么好书。”他接过一看,“咦”了一声,说:“这都是我写的书啊,怎么不是好书?”我指着那几本卫斯理系列,说:“都是卖不出去的。”他指着封面说:“卖不出去还能出了好几版?卖不出去你怎么买到的?”我说:“就是卖不出去我才买到的啊。”他也毫不示弱说:“你买了就是卖出去了嘛!”“这个……好吧,没毛病,你赢了。”本来想欺负一下老年人,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先生笑傲文坛五十年,什么阵仗没见过,我这点嘴炮与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他一边给我带来的书签名,一边和我闲聊着。

他指着《黄金故事》说:“这本好看,我还记得。”

我哈地一笑说:“不带自己夸自己的。”

“好就是好嘛,我还夸老查写得好呢,也没有人不服,谁不服气写来试试。”他说起金庸,总是多年老友的叫惯称呼。

“他写得好,你写得多,各擅胜场,可惜他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了。”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金庸去世后,网上广为流传这句“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据说是金庸说的。

“老查从来都没有闹过啊,他开个跑车,都只能超电车,哈哈哈哈!”他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要说闹,我和古龙还差不多,”他揉揉眼睛,嘟囔着说:“他俩都先走了。”言下不胜唏嘘。

“据说古龙是断稿大王,你是不断稿大王。”

“是啊是啊,我还给古龙续过很多稿,后来他断稿断得太厉害,我也续不过来,我想还不如我自己写,就不给他续了,哈哈哈哈。”标志性笑过之后,说:“我给你讲,有一回在台北,我和古龙喝酒,正喝着报社打电话找古龙催稿,说他又断稿了,古龙就说,哪有作家不断稿,我就在旁边,我说,我就不断稿。古龙愣了一下说,我的朋友不算。”说完又笑了起来。

“大王?嗯,大王好,我给你讲个大王的故事。我和古龙在台北喝完酒,都带了女服务生回酒店。第二天,古龙对我说,大哥你真厉害,我一晚上都听到女服务生在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我说我也听到你那屋了,古龙就问我听到什么了,我说,我听到你一晚上都在喊,女大王饶命,女大王饶命,哈哈哈哈!”

先生讲完,笑得不停擦眼睛。

“金庸和古龙,你都太熟了,我再考你几位你以前的老友,看你熟不熟,还记得不?”我有意吸引他,他果然上当,“你都知道谁?”他停下签名,注视我。他笔下有个卫斯理,最有好奇心,而他却说自己没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的人怎么会写出那么有好奇心的人物呢?我心想,也不点破他,说:“有个叫米高的,你知道吧?”其实我根本不确知他是否认识,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当年香港武侠小说作家。

“去年你来问南宫刀,今年来问米高,哈,米高,当然认识啦,和南宫刀一样,都是老朋友嘛。”讲起老友来,他又来了精神,“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了,米高长得像董千里,长相十分古怪,他写得不多,不过他很会搞钱,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买了一辆小汽车,带冷气的,拉我们去玩,跑半道冷气坏了,大热天的我们帮他推车,哈哈哈哈,再也不跟他玩了。”

蔡澜曾说“倪匡兄这个人,与他接触了,就知道他那一份真挚,足令周围的人震撼”,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虽然此时倪匡的旁边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也被倪匡回忆老友的真挚打动,他说的就像刚刚发生不久一样。

“你们?还有谁一起去的?”我听到他说“拉我们去玩”,能和他一起去玩的,估计也是同道中人,说不定又挖出一个大咖来。

“还有一个梁枫,女的,不是那个男的白云山人梁风,女的梁枫,你听说过吗,她戴了一顶贝雷帽,可漂亮了。”他沉思了一下,“那次还有谁,想不起来了。米高,梁枫。”他低头又默念了一遍。

“他俩原名叫啥,你记得不?”趁热打铁的好机会我不会放过。

“米高就是他原名,他名字古怪稀奇,不是笔名。梁枫是笔名,原名,想不起来了,她还有个笔名叫端木红,我写《六指琴魔》里面,也写了一个端木红。”他又问我看过《六指琴魔》没有,我当然看过,而且很熟悉剧情,小说里的端木红,结局并不算好,断了一臂,也没有得到理想的爱情。我想问他,当时的梁枫是不是看到《六指琴魔》里的端木红,有所感怀,才起了端木红的笔名,但一想,先生未必知道,而且这也实在太无聊了吧。

“那次有张梦还吗?”我问。

“哈,张梦还也很好玩。那次好像没有他,想不起来了。”他摇摇头。

“罗天,你认识吧?”我又换了一个人问他。当年金庸创办《武侠与历史》杂志,罗天先以笔名“何奇”写《中国飞侠西征记》系列,后来又用“罗天”的名字写《中国飞侠奇事录》和《侠盗白金龙》两个系列,一写写了三百多期,时值倪匡任杂志主编,猜想会相识。

“罗天,很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认识啊,张大哥,很厉害,多面手,什么都能写,就是不肯写武侠小说。”他又听到一位旧友的名字而神情一振。“他写这种类型小说,比我还要早,他也不在了吧?”这次轮到我摇摇头,这人是谁我都不知道,哪里知道其它。

他签完了一本《运气》,拿起下一本,一看又是《运气》,“你怎么要签两个?都是你的?”他把两本对比一下,一模一样,连版次都一样。“签啊,都是我的,越多越好。”我是抱着贼不走空的心理,心想不签白不签,再签要等明年了,当时是那么想,谁知道不仅没有明年,而且连以后都再也不会有了。先生调皮地眨了一下他的小眼睛,神秘兮兮地说:“这本我只写日期,不写年份,下次你再来,要是没有书,就还带这本过来,我再补上年份,就又是新签的了。”神情像个刚淘了气又怕被发现的顽童。还带这么玩的?我心想,毕竟老司机啊,套路深。

十几本书快要签完了,我起身从他书柜里拿出一沓他的专用稿纸,请他再写几个书名。“还要写?我很久都没有写这么多字了。歇一下。蔡澜说我的字能卖钱呢,今天给你写了这么多。”先生接过我递过来的稿纸打趣我。“哈,那我赚到了,蔡先生说能卖多少钱了吗,看来我回去的车票能报销了。”我也跟着他大笑,眼睛眯得和他一样小。

他指着稿纸右上角的两个印章说:“蔡澜给我刻的,上面这个是‘余有四好’,下面这个,年青时是‘酒色财气’,现在变成四个空格了,叫‘四大皆空’。哈哈哈哈,我先说了,应该让你猜一猜。”他像个小孩子搞笑,眼睛又笑得看不见了。“你要写什么?”

前天二十九日我已经来过一次,说了我要写一部介绍他的武侠小说的书,他给我写了一张,题字是“造福广大倪匡书友功德无量”,落款写了“八四匕翁”,他说这是他新起的名字,匕是死的一半,说他自己已经死了一半了,我说他还是科幻的名字啊,人哪有先死一半,然后再死一半的。说完我俩都笑了。

我把前天的签字稿纸拿出给他看,他一看就想起来了,“哈,写个书名。”他换过一支硬毛笔,写下了“倪匡武侠小说简介”书名,又把我的名字写上,写完瞅了瞅,特别给“武”字相相面,说:“这个武字好像腰里别了一把刀?”我一笑,说:“没错,你这是胜之不武。”“哈,你说得好。”他刷地一下把原来的“武”字涂掉,又在旁边重写了一个“武”字,我拦阻不及,只顾搓手说“可惜可惜”。“不要可惜,再写一张就是喽!”先生边说边又拿过一张稿纸,重新写了一张,又端详了一下,说:“这回可以耀武扬威了。”

两张签名并排摆在桌上,先生问我:“你打算用哪张?”我说:“你猜!咱俩一齐选。”我和先生各自一指,都指向最初写的那张,同时说出:“当然胜之不武啦!”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大概也很久没有人与先生“同剪灯语”,共话巴山夜雨了。消磨了近两个小时,意犹未尽,“连床夜语鸡戒晓,书囊无底谈未了”,但先生明显累了,我起身告辞,握住先生胖胖的小手,不胜依依地说:“明年再来看您。”“唉,八四匕翁,不够看多久了,酒色财气配额用完了,写作配额用完了,也不知道上帝给我的生命配额配了多少,也要用完了吧。”他语气有些感伤了。他五十一岁时洗礼,开始信奉基督教,不仅相信有外星人,更相信存在上帝。我则安慰他说:“八四匕翁嘛,你八十四了才死一半,还剩另一半八十四呢。”他大笑起来,说:“你也写科幻小说好了。”

先生又送我到门口,叮嘱我回去的路上小心,不知道楼外的风球过去没有。我请他放心,让他关好门。待门关好,我才转身向外走,在楼梯拐角,我回望一眼,拍了一张楼道照片,心中默想,明年我再来看您。

细雨斜阳归晚客,香港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我没有一丝眷恋,只有先生家的那盏灯,才是我仰望的星空。








五 二〇二〇年



疫情未去,不能出京赴港。只好和先生电邮。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先生电邮里说:“忽然想起七十余年之前在上海看过署名蓝白黑的半文言文情色小说,极精采,不知还找得到么?”哈,这个老头,终于看清你的本质了,不过,我喜欢。

我回复说:“您要找的,是不是《新浮生六记》?”

他很快回复:“正是正是。有他的资料吗?”

我把《新浮生六记》寄给他,再次回复说:“蓝白黑,本名汪焚稻,是专写上海题材的海派小说作家,安徽人,另有笔名黄红、晚萸,属于南下作家,到港之前,曾在上海《天报》连载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浮生六记》,到港之后,在《香港时报》上发表数篇言情、推理等小说,绝大部分署名“黄红”,你怎么没看到呢?”

先生再回电:“原来他作品如此之多,而且还到过香港,怎么会那么多年来一点音讯都没有,作品也无人提起,真不可思议。人的际遇真有定数啊。”

我又回:“他写了很多作品,晚年可能是一直在香港过活,与易文(杨彦岐)交情不错,刘以鬯主持《香港时报》的浅水湾版面,他前后写了十二部作品,您的《呼伦池的微波》最早也是在《香港时报》连载的,后来才高原出版社出版的,可惜他默默无闻,不知所踪了。”

先生回复很快,又电:“真奇怪,南下文人就那么一个小圈子,我皆熟稔,也曾多方打听,竟无人提及!”



六 二〇二一年



五月三十日是先生生日,发了一个祝福生日快乐的电邮,同时又问他,知道杜宁吗?

先生回复很快:“杜宁极熟,即吴仰宇,后做导演改名吴继龙。其人是大奇人,他的事几天讲不完。什么事都干,偏偏人极有趣,外号叫丹佬小吴,专骗人之谓也,识字不过千,居然写作成绩斐然,有托盘私记等,也沿用浮生六记之名,有杀妻记趣篇,十分眩目。他自称是苏州周瘦鹃外甥,不知确否。有关他的事,具体的你问我,可知一二。我受他大小欺骗许多次,但提到他仍觉好笑,其人之怪可知。自三十年前别后至今,下落不知,想必已过世矣。少年子弟江湖老,数十年前旧相识,感慨万千啊!”

我回:“下次到香港听你讲他啊!”心想,你的朋友怎么都是一个比一个有趣。

先生大概还没离开电脑,秒回:“来吧,等你。”



七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一时,先生的那盏灯熄灭了。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天不遂人意,没有想到的是二〇一九年底爆发疫情,至今都没有消停,我这前度刘郎,又是三年也没能重来,却传来了先生过世的消息,先生告别了江湖成了传说。不是说好了等我吗,你怎么先走了,卫斯理也失约吗?

那么有意思的老头就这样走了。

想起金朝高永的《滕王阁》:“遥忆才子当年,如椽健笔,座上题佳句。物换星移知几度,遗恨西山南浦。往事无凭,昔人安在,何处寻歌舞。长江东注,为谁流尽千古?”

为谁流尽千古?何须再问,自是为先生。



2022.7.5鲈鱼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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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每个时代,都玩得尽心尽力




蔡澜


倪匡的生命中,有许多时代。像毕加索的蓝颜色时代、粉红颜色时代,而倪匡就有木匠时代、Hi-Fi时代、金鱼时代、贝壳时代、情妇时代和移民时代。
每一个时代,他都玩得尽心尽力,成为专家为止。但是,一个时代结束,就从不回头;所收集的,也一件不留。这是他的个性。在他的贝壳时代,曾著多篇论文,寄到国际贝壳学会,受外国专家的赞许。他本人收集的稀少贝壳,要是留下一两个,到现在也价值连城,但他笑嘻嘻地都不要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倪匡的种种时代我没有亲身涉足,只能道听途说,但是他的演员时代是由我启发的,在这一方面我可有些发言权,可以发表点独家资料。
有多方面才能的倪匡,电影剧本写得多,为什么不当演员呢?反正他有一副激情有趣的面孔,许多女人都想捏他一下,叫他当演员,是理所当然的事。
数年前,我监制了一部商业电影叫《卫斯理与原振侠》。由周润发演卫斯理,钱小豪扮原振侠,张曼玉演原振侠的女朋友。内容没什么好谈。商业电影嘛,只要包装包得好就是了,不过由周润发来演卫斯理,倒是最卫斯理的卫斯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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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我想起常和亦舒开玩笑时说,外国人写小说,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这是一个又黑暗,又狂风暴雨的晚上……连花生漫画的史诺比也这么开头,我让《卫斯理和原振侠》也以一个又黑暗,又狂风暴雨的晚上开始……

布景是一个豪华的客厅,人物都穿着踢死兔在火炉旁边谈天,外面风雨交作。
贵宾有周润发、钱小豪,少不了原作者。由倪匡扮演自己,最适当不过了。当年倪匡从来没有上过镜,是个噱头。但要说服他演戏,总得下一番功夫。
在电话上说明后,他一口拒绝。但我说借的外景地是香港最高贵的会所大厅,而且……而且……他即刻追问:“而且什么?”
我说而且还有多名美女,喝的酒是真材实料的路易十三。倪匡即刻答应。我打蛇随棍上,称要穿晚礼服的。
“我才不穿什么踢死兔!”倪匡说,“长袍马褂好了。”
那种气派的场面,怎能跳出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古人?我大叫不不不不。第二天就强迫他去买戏服。
在这之前,我叫制片打电话给代理商,路易十三的空头支票一开,到时没有实物交代不过去,好在代理商大方,赞助了半打。
我们在置地广场的各家名牌店中,替他选了白衬衫、黑石衫加腰带、袖扣和发亮的皮鞋,但就是买不到一件合他的身材的晚礼服。
倪匡长得又肥又矮,在喇叭裤流行的时代,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因为他买喇叭裤时,店员量了他的腿长,把喇叭裤脚一截,就变得不喇叭了。
最后只有到Lane Crawford,试了十几套,到最后店员好歹在货仓底中找出了一件,试穿之后,意外地合身。倪匡拍额称幸,问店员说怎能找出那么合身的东西。店员也很老实:“哦,我想起了,是一个明星七改八改之后订下的,结果他没来拿。他好像姓曾的,对了,叫曾志伟。”
倪匡听了一面乌云,不出声地走出来,我们几人笑得跌在地上,后来才追着跟出去。经过史丹利街的眼镜店,我看到倪匡戴的黑框方形眼镜,一点也没有作家的形象,就把他拉进去。
我选了一副披头士约翰·连侬常戴的圆形眼镜,叫他一试。
“这么小副,会不会显得眼睛更小?”他犹豫。
“不是更小,是根本看不见。”我心里想说,但说不出口。倪匡这个人鬼灵精,早已猜到,瞪了我一眼,那时我才看到一点点。
一切准备就绪,戏开拍了。
灯光师在打闪电效果的时候,我们已经干掉了一瓶路易十三。
倪匡被大明星和专门请来的高大的时装模特儿包围,乐不可支。他穿起那套晚礼服,居然也有外国绅士的样子。
周润发等演员都喝了酒,有点微醉,大舌头地讲对白,轮到倪匡,他口齿伶俐,一点也没有平时讲话的口吃毛病,把对白交代得一清二楚。因为没有人可以配他口气,当时是现场收音的,竟然一次过地OK,没有NG。
周围的人都拍掌,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一位大波妹模特儿大赞:“真像一个作家。”
倪匡又瞪了她一眼:“本来就是作家嘛。演作家还不像作家,不会去死?”
戏拍完后,倪匡上了瘾,从此进入演员时代。
他也爱上那副圆形眼镜,还问我说电影道具是否可以留下。我说我是监制,说留下就留下。不但如此,连那套踢死兔也奉送,因为我知道也不是很多人能穿的。
倪匡的第一部电影拍得很顺利,到了第二部就出乱子了……
有部戏叫《群莺乱舞》,是部描写石塘咀花街时代的怀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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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有关之琳、利智、刘嘉玲、王小凤、郑少秋、王晶、张坚庭、郑丹瑞、秦沛等人,现在要召集这群大牌,已不易。

何嘉丽唱的主题曲《夜温柔》,至今绕耳。
“我扮演个什么?”倪匡问。
我回答:“嫖客。马上风死掉的嫖客。”
在电话中,我听到倪匡咔咔咔地大笑。
后来倪太告诉我,有个无事生非的八婆向她说:“蔡澜真会揾倪匡的笨,叫他演作家也就算了,叫他当嫖客,简直是侮辱了大作家。”
倪太听了表情不动地:“倪匡扮作家、嫖客,都是本行。”
在片厂中搭了一堂豪华的妓院布景,美术指导出身的导演区丁平,一丝不苟地将石塘咀风情重现,连酒席中的斧头牌三星白兰地,也是当年货。
我生不逢时,没有去过石塘咀,现在身置其中,被穿旗袍的美女围绕,一乐也。电影的制梦,令人不能自拔。
和倪匡喝了一轮酒后先告退,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区丁平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吵醒我:“大事不妙,倪匡喝醉,不省人事,戏拍不下去了,怎么是好?”
我懒洋洋地化解:“继续拍好了。你难道没有听过一个喝醉酒的嫖客?”
区丁平一听也是,挂上电话后就把醉醺醺的倪匡放进轿子里,被人抬进洞房,去开演“鸡仔凤”的陈佩珊的苞了!
翌日倪匡清醒,接着拍戏,这时他的演员道德好得不得了,非常投入,因为和他演对手戏的是利智。当年利智选亚姐,没有一个人看好她,倪匡一口咬定非她莫属。利智当选后做演员,当然报答倪匡慧眼识英雄之恩,当他老太爷一般地服侍。倪匡差一点真的马上风。
后来,倪匡对他的演员生涯,更是着迷。
之后,文隽当导演也请他,洪金宝当导演也请他,拍了不少电影。
至于倪匡的片酬,他以日计,每天两万大洋,拍个十天八天,照收二十万。
“值得值得!”文隽大叫,“请了那么一个大作家,香港、台湾、星马都有市场!”
文隽自己也写文章,在现场对这位文坛老前辈,“倪匡叔”长“倪匡叔”短地招呼。
倪匡又瞪了那双不大看得到的眼睛:“缩、缩、缩!不缩也给你叫缩了!”
所有的电影也不单是文戏,有次倪匡演伙头大将军,洪金宝的戏,怎能不打?
那场戏是和一个大只佬打架,被他一踢,倪匡滚下楼去。
倪匡坚持不用替身,说:“我胖得像一个气球,滚下去一定好看!”
洪金宝说什么也不肯,不过,他说:“要是拍的话,留在最后一个镜头。”
倪匡想想,还是临阵退缩,这次可真的被文隽叫得应了。
一部接一部,倪匡不只在香港拍戏,还跟着大队到外国去出外景。
林德禄导演的《救命宣言》在香港借不到医院的实景,拉队到新加坡去拍。不是主角的倪匡自掏腰包,坐头等机位,入住五星级酒店,好不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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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演一个酩酊大醉的老医生,演对手戏的是差点当了他媳妇的李嘉欣。

倪匡戏分颇重,不同以往客串性质的角色,林德禄对演员的要求也高,但倪匡应对自如,反正医生是没当过,醉,却是拿手的。
有场戏,需内心表情,林德禄拍倪匡的特写。倪匡正在动手术,为人开刀,口戴面罩。
“匡叔!演戏呀!演戏呀!”林德禄叫道。
“戴着这种口罩,怎么演嘛?”倪匡抗议。
“用眼睛演呀,用眼睛演呀!”林德禄大叫。
倪匡气恼,拉掉口罩摔在地下,“妈妈”声地:“你明明知道我眼睛那么小,还叫我用眼睛演戏!你不会去死!”
禄叔垂头丧气,举手投降。
写了几百个剧本,倪匡却没有现场的经验,从来不知道拍戏要打光的。他常说,拍戏容易,等待打光最难耐,可以和美女吹牛皮,那又不同。但对着的是李嘉欣,倪匡无奈,只有继续发脾气。
又有一部叫《僵尸医生》,倪匡这次可不演医生,但也不演僵尸,扮的是抓鬼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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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扮相没有林正英那么权威,但滑稽感不逊任何演员,反正是喜剧,他演起来得心应手。

话说那鬼佬吸血僵尸来到香港,还带来一条性感鬼婆女僵尸,倪匡演的道士把女僵尸收服,用手抓着女僵尸的双腿,提上来看看她死去没有。
本来戏的要求是抓着她的双踝的,但倪匡身矮,只能抓到她的双膝,一举起来,正对着吃惯牛油的女僵尸的生殖器,倪匡即刻放手,落荒而逃,那女僵尸跌到差点断颈。
我在旁边看了,大叫:“政府机构,民政司处!”
倪匡即刻会意:“你这衰仔,用广东话骂我闻正私处!”
说完要以老拳来击我脑袋,这次轮到我落荒而逃。

——蔡澜《我决定活得有趣》,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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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14 10: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6-8 22:44 编辑

这段话特别喜欢:

在经历了世界的无情和残酷之后,有人选择跟世界一样残酷无情,有人喜欢变得柔软和宽厚。更希望自己是后者吧。

推荐这本已被N多人安利过的好书——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以赛亚·伯林平生只推荐过两个人的自传,一个就是赫尔岑。他说,“这部书是整个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之书”。伯林从中看到的是对个人自由最智慧的洞彻。

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巴金一生最后的事,但因身体原因未译完,他感谢后来的译者,“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还念念不忘地强调,“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俄国文学:民主主义永不屈服的自白
太初之道 2022-05-17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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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特别喜欢:

在经历了世界的无情和残酷之后,有人选择跟世界一样残酷无情,有人喜欢变得柔软和宽厚。更希望自己是后者吧。

推荐这本已被N多人安利过的好书——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以赛亚·伯林平生只推荐过两个人的自传,一个就是赫尔岑。他说,“这部书是整个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之书”。伯林从中看到的是对个人自由最智慧的洞彻。

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巴金一生最后的事,但因身体原因未译完,他感谢后来的译者,“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还念念不忘地强调,“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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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2005)

蒋方舟从书中感受到了共同的感受,发微博说:“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对我来说真是百试不厌的催泪弹。”

赫尔岑一生饱尝“时代之苦”和“人生之苦”,专制时代,亲人早逝。但他仍然在破碎之中维系着思考的力量,或者说思考使他得以面对破碎的世界。《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灵史巨著,也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

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 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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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他来到西欧后,又遭遇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

他在回忆录里,回忆俄国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写王公贵族,也写贩夫走卒,从政治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无一处不透露着对专制政治、人性良知的拷问,随处夹带他对政论和哲理的“随想”。 别林斯基称,他作品最大的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

图片▲赫尔岑(1812—1870),俄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既有革命激情又心怀悲悯,在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不乏启示与激励。

读赫尔岑这样思想家的书,是乌托邦的解毒剂。 “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 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 如果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 ”最早提出这个“可怕”却又关键的问题的,是赫尔岑。

本书不仅讲述历史,剖析人性,同时是一部自由思想的巨著,为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推崇。

他的书教人做人。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礼貌,它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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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斯蒂芬·平克:“在所有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正是意识形态驱使人们进行了最无情的相互残杀。……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所许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真正的信仰者接受任何折中;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 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42页

【】】【】【】注【】【】【】【】【】【】【】【】【】【】【】【】【】【】【】【】【
头条 今日头条极速版
里根是我最讨厌的美国人,没有之一!看看他都说了些啥!
园园之光

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19112004),第40任美国总统,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1.“最伟大的领袖未必是做大事的人,而是让人民做大事的人。”

The greatest leade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ne wha does the greatest things. He is the one that gets the people to do the greatest
things

EGUOTEI

2.“英语中最恐怖的九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帮你的。”

Th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3.“控制住你的政府,否则,它会控制你。"

Either you will control your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 will control you.
Manald Reagan

azQuotEs

4“对那些援引第一修正案,将上帝排除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人,我只想说:第一修正案的制定不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宗教价值观的影响,而是保护宗教价值观免于政府暴政的影响。”

To those whacite the first amendment as reasan for exduding God from more and more of our institutiom and evrryday iife naw i wt sayThe fist amendment ofthe Constitution was hot written to protec the people of thes country from religious values: iit wat hritten to potee raitiounvalues
from ovenment syranny

ALOUOTES

5“我们可以说,政府大手大脚地花钱就
像醉醺醺的水手,不过,这样说对后者井不公平,毕竟水手花的是自己的钱。"

We could say the govenment spend like drunken sallors,but that would
be unfair to drunken sailors. because the sailors are spending
their own money

6.“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而不是主宰他们的生活。”

Government's first duty is to protect
the people. not run their lives.

AQUOTES

7.“切记,政府的每一种服务、政府提供的每一项财政保障,都是以个人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有声音告诉你让政府做一件事,都要仔细分析一下,看看所建议的服务是否值得你为换取这样的服务而放弃个人自由。”

"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From time to time we've been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society has become too complex
to be managed by self-rule that government by an elite group is
superior to government for,byand of the people.Well if no one among us is
capable of governing himself then who among us has the capacity to govern someone else? All of us together, in and out of government,
must bear the burden.”
-RONALD REAGAN

azquotes.com

8.“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政府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时不时地被诱导着相信:社会变得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靠自治来管理,以及一个由精英群体管理的政府要优于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人能管理自己,那么,谁又有能力去管理别人呢?”

“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iem. From time to time weve been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society has become too complex
to be managed by self-ruie that government by an elite group is
superior to government forby.and of the people.Well if no one among us is capable of governing himselfthen who among us has the capacity to govern someone else? All of us together,in and out of government
must bear the burden."
~RONALD REAGAN

azquotes.com

9.“当获得政府帮助的欲望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看不清它所具有的伤害我们的巨大权力,这个时候,政府是最危险的。”

Government is never more
dangerous than when our desire to have it help us blinds us to its great
bower to harm us

10.“个人自由取决于控制住政府。”

Individual liberty depends upon keeping goverment under control

11“你无法既支持大政府、重税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支持小老百姓。”

You can't be for big government,big taxes and big bureaucracy and still
be for the little guy.

AtOVOTES

12.“我希望能再次提醒大家,只有政府受到限制,人才会有自由。其中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简明、精确:政府扩张,自由收缩。”

I hope we once again have reminded people that man is not free unless govenment is limited. There's a clea cause and effect here that is as neat and predictable as a law of physics: As
Roverr ent expandsberty contracts

MOUOTLS

13.“集中化的权力,一向是自由的敌
人。

Concentrated power has always been the enemy of liberty

AZQUD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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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众号杜月笙女兒的上海情
作者: 網絡文摘

咖啡座

更新於︰2021-10-25 Print Friendly and PDF

70年前的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打上海。20軍承擔主攻任務,5月27日占領上海。同一天,上海灘一代梟雄杜月笙倉惶辭廟,乘坐輪船逃離上海。70年後的今天,作為20軍後代的我,為杜月笙的女兒杜美如采寫一段口述史。歷經70年,跨越大半個地球,渡盡劫波,笑泯恩仇。——操風琴



作者與杜美如(左)在約旦中華餐館
2017年我重回上海,站在新復原的杜公館舊居西雲樓前,87歲的我,突然驚訝發現大門上方,赫然雕刻著四個字:竹苞松茂。

“松茂”是我先生的名字,而父親杜月笙親手設計這杜公館時,我和先生都還沒有出生,難道冥冥之中父親早已為我們牽下了紅線?

大家都以為,杜月笙的女兒肯定會腰纏萬貫,實際上我繼承的也就只是個“杜”字。我就像隻小鳥,一生躲避狂風大浪,飛過千山萬水,四處做窩。

但不管我身處何處,年少時在杜公館裡的玩耍嬉戲,一直彷彿還是昨天。



父親只喜歡一個稱呼:杜先生
見到我的人,都喜歡問我怎麼評價我的父親,是天賦異禀還是時勢造英雄?

不管外界怎麼評價他,在我心中,他就是一個對子女要求嚴苛的父親。

父親出生在浦東高橋,他6歲時,我奶奶在生產時病逝了,當時家裡窮得連棺材都買不起,就用席子捲起來用爛泥土埋了,後來這里長出一棵樹,樹根把席子連人都包起來,大家都說這是風水好。



父親杜月笙(左一)
奶奶死後,嗷嗷待哺的姑姑只能送人。父親14歲那年,我爺爺也病逝了。父親徹底成了孤兒,孤兒父親很調皮,常常惹是生非,也不好好唸書,成了孩子王。後來惹事逃到浦西開始流浪,做了水果店的伙計,削得一手好梨。

父親後來在上海灘的傳奇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對於我來說,父親只是嚴厲的家長。父親膝下共10個子女,他對家裡的佣人倒是和顏悅色,



6歲的我
記得有一次我外語考試成績不好,父親要用鞭子責打我10下。阿姨心疼我,讓我多穿兩條褲子去挨打,結果父親下手更重,還不許叫,叫一聲就重打。

父親天資聰慧,是讀書的料,只因家裡太窮,只讀過半年私塾,後來一直聽評書自學。他對文化人極其尊重,言談舉止溫文儒雅,接人待物謙卑恭敬,一年四季著長衫,最上面的一顆鈕扣也從不解開,他只喜歡一個稱呼:杜先生。



父親的處世之道:廣結善緣
抗戰初期,父親還在上海。聽人說,父親那時不知用了什麼手段,讓上海租界裡的英美煙草公司都要出錢抗日,不出錢就做不成生意。

後來父親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捐建醫院、學校,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帶著手下的兄弟跟隨國民政府一路輾轉到重慶,全家老小幾十口卻都留在淪陷的上海。

有一次我聽母親說,父親在重慶令她拿出鑽石變賣,總共有400多克拉,資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動的抗日人士。

變賣的錢,父親還要上海的家人親自送到地下抗日人士的手裡,如果被日本人發現,這是要殺頭的。而那段時間,家裡常吃白菜燉豆腐,為了哄我們小孩子,過幾天就換個菜名,叫豆腐燉白菜。

那時期,父親與共產黨也打過交道,他向山西前線的八路軍捐獻了一千套防毒面具,上海被日本人佔領後,他又幫助新四軍維持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線,給共產黨的根據地咻斔幤泛蜆審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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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性问题

人性与国民性不一样,人性是人类的本性,各国各族的人性都差不多,这是共通性,除了共通性之外,各国各族的人也存在差异性,我们可以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国民性,因为各国各族的人所处的环境(地理、文化、制度等)不同,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差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

很多人经常把国民性问题上升到人种问题,认为是人种问题决定了国民性问题。人种问题是基因问题,是先天的,而国民性问题是后天的,是环境的产物。国民性问题,看似跟人种有关,实际上是跟环境有关,把相同的人种放到不同的环境就会形成不同的国民性,比如北韩和南韩都是大韩民族,但所处的环境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国民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曾经的东德和西德,以及现在的大陆和台湾。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都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都属于同文同种,但只因所处的制度环境不一样,就
造成了差异性很大。由此可以看出,北韩和南
韩,东德和西德,大陆和台湾,虽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差不多,但由于制度环境不同,就造成了很大的差异性。

制度性与国民性的关系,就跟鸡与蛋的关系一样,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样,是制度性塑造了国民性,还是国民性塑造了制度性,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前者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后者认为,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但事实证明,是制度性塑造了国民性。

人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制度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会影响人,而制度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所以,要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就应该改变中国人所处的制度环境。鲁迅喜欢谈国民性问题,对国民性问题持批判性态度;胡适喜欢谈制度性问题,对制度性问题持建设性态度。从实证角度看,还是胡适的观点更可行。

如果制度好,制度性与国民性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制度恶,制度性与国民性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恶的制度会让国民性中的恶放大扩大,而这又会进一步巩固恶的制度。所以要铲除亚的根源,就要解决制度性问题,中干制
度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就有人将其归咎于国民性问题,甚至还扯到人种问题,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要想解决国民性问题,就得先解决制度性问题,因为有恶制度在,启蒙永远赶不上洗脑的速度,绝大多数的国民都会处于蒙昧状态。如果绝大多数的国民处于蒙昧状态,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解决制度性问题呢?首先解决制度性问题并不需要绝大多数的国民觉醒过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只要有相当一部分人觉醒过来就可以解决制度性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觉醒过来的人很少,可能只有个千分之几。而当制度性问题遭遇致命危机时,可能就会促使相当一部分人觉醒过来(比如从千分之几暴增到百分之几),从而解决掉制度性问题。解决了制度性问题,就可以废除洗脑制度,建立公民教育,让多数人醒悟过来,让国民性问题迎刃而解。

有人说,中国人这个人种不行,不配有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谬论。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不行,不适合搞民主。素质不行,就更应该搞民主,因为只有搞民主了,才能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如果不搞民主,素质反而会越来越差。中国之所以还没有搞民
主,根源不在于国民性问题,而在于制度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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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强行向百姓「借钱」,然后赖账不还 | 短史记
原创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2-05-20 19:47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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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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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宋仁宗强行向开封富户借钱之事。



此事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是官员梁焘在呈给宋哲宗的奏章中披露的。



时为元祐二年(1087)。梁焘上奏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宋哲宗对开封百姓实施财产清查与收入管控。



此事须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变法中有一项“市易法”,由名为“市易务”的新机构主持,专职负责以略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息给商户贷款,商户须以房屋等固定资产做贷款抵押。这项政策推行之后,很快便变成了一场强制摊派。朝廷对市易务的考核标准是贷出多少钱,收到多少利息;市易务拥有各种“合法伤害”商户的权力,于是各种强迫需要钱的商户贷款,也强迫不需要钱的商户贷款。这种强制贷款行为与王安石变法中其他破坏商业环境(主要是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政策的合在一起,导致包括开封城在内的北宋大小城市皆百业萧条。百业萧条后商户们普遍还不起钱也交不起利息,于是市易务贷出去的许多款项就都成了烂账。宋神宗没有办法,只好允许这些商户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每月定时向朝廷还一笔钱。可是即便如此,到了宋哲宗时代,烂账仍然还是烂账。于是宋哲宗决定通过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来对付这些欠朝廷钱的商户,直到他们将钱和利息全部还上。



梁焘反对宋哲宗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只会进一步恶化开封城的商业环境。为了增强反对的说服力,他提到了宋仁宗时代的一段往事:



“祖宗之朝,京师之民被德泽最深,居常无毫发之扰,故大姓数百家。庆历中,西鄙用兵,急于财用,三司患不足者数十万,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曾不扰民,而国家事办,祖宗养此京师之民无所动摇者,正为如此。”


所谓“庆历中,西鄙用兵”,指的是宋仁宗时代与西夏的战事。李焘披露说,当时朝廷没钱支撑战事了,有数十万贯钱的缺口,有人建议将开封城里有钱的数十户大姓召集起来,结果在一天之内就把军费缺口给补上了。李焘讲这段往事,是想提醒宋哲宗:优待京城百姓,让他们发育成富户,对大宋政权本身是有好处的,朝廷紧急需要钱的时候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搞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将开封城的商户都逼破产,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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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像



梁焘没有细说朝廷是如何“呼数十大姓计之”的。



但在上一年(1086),另一位官员傅尧俞在给宋哲宗的奏章中透露了部分真相。他说:



“庆历中,羌贼叛扰,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顷岁,河东用兵,上等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力不能堪,艰苦万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八)


“羌贼”即李元昊的西夏政权。傅尧俞说,宋仁宗时代为了凑足对西夏用兵的经费,朝廷向富户们借了很多钱,其中仅李氏一家就借了二十余万贯。这些钱最后没还,只给了这些富户几个“京官名目”,就算两清了。“京官名目”对朝廷来说不算成本,几十万贯资财对百姓而言却是实打实的家产,富户们显然亏惨了。傅尧俞还提到,这类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比较近的一次是河东发生战事(可能是指宋神宗时代由河东出兵进攻西夏),朝廷再次向富户们伸手,标准是每户摊派万缗(缗等于贯)。很多人负担不起这笔钱,困苦不堪。



被宋仁宗强行“借”了二十余万贯的大姓李氏,有可能就是梁焘提到的“数十大姓”中的一户。当然,因宋仁宗朝对西夏的战事持续多年,也有可能实际上是两次不同的借款。



需要注意的是,傅尧俞披露这段往事,并不是要否定北宋朝廷向富户伸手这个行为。



恰恰相反,和梁焘一样,傅尧俞也是想用这些事例来规劝宋哲宗不要竭泽而渔。他后面紧接着说:“此皆以上下全盛之时,取于民以为助,犹或如此,况今民力疲弊,国家指以为用而不忧者,免役宽剩钱耳,盖有时而尽,乌能持久?”——仁宗皇帝向大姓李氏等“借钱”数十万贯也好,河东用兵向富户摊派平均达万贯以上也罢,这都是本朝全盛时期的情况。全盛之时朝廷尚且需要向百姓伸手求助,何况如今已是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国家能够指望的收入只有“免役宽剩钱”(王安石变法后新增的税种)了,这笔收入最终也会有枯竭的一天,是无法持久的。



傅尧俞希望朝廷能改变财税政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常规的茶、盐、酒税上面,而非以变法为名设立诸多新税种,同时打击官员挪用,严禁胥吏科扰百姓。否则,“臣恐数年之后,或至不足,一有缓急,将全取于民,不惟人难克当,必致误事”——要是不这样做,那再过几年,财政收入恐怕就要出大问题,遇上点什么大事,就不止是像以前那样只有部分缺额,只需向富户们伸手,而是财政一点钱都拿不出来,全都得临时向百姓们伸手。那时候,不止是百姓们受不了,也会耽误朝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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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哲宗像



梁焘不反对“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傅尧俞也不反对“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是因为北宋的赋役制度在设计上本就特别针对富户。用傅尧俞的话说就是:“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谓之差科”——乡村百姓主要负责给北宋朝廷提供人力,城市居民主要负责给朝廷提供钱财。不管是乡村百姓还是城市居民,谁的家产越多,谁就要承担更重的劳役和税赋。



当时在乡村推行的“衙前差役”便是如此。所谓“衙前差役”,其实质是官府将那些需要消耗人力、物力的政务直接摊派给百姓。被摊派到的百姓没有任何收入,但需承担许多工作。比如:



(1)押送漕粮。也就是从地方将粮食运往开封。开封城每年需要消耗粮食五六百万石,对衙前百姓来说这是最沉重的一项负担。



(2)搬运盐席。北宋实行盐酒茶专卖,衙前们必须负责给官府运盐,搬运多少按该衙前有多少资产(叫做“家业钱”)来算,一般是拥有一贯家产便须搬运两席盐(两席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50公斤)。如果一名被摊派了衙前的百姓被官府认定有两百贯家产,那他就得负责给官府搬运30吨盐。至于搬运到哪里,只能是官府说了算,这当中的成本全部由百姓自行负责,要是搬运过程中淋了雨受了潮,出现了损失,还得包赔。所以包拯当年上奏宋仁宗批评说,陕西百姓被衙前差役害苦了,许多人“虽家业已竭,而盐数未足”,把家产都花光了,也没能完成官府摊派的运盐任务。



(3)送纳钱物,追捕盗贼。要替官府运输赋税到指定仓库,或搬运各类货物到京城与边地军营。这也是极为痛苦的差事。其中最可怕的是官府会从中牟利,行贿到位的百姓会被指派距离较近、路途较平坦的目的地,否则就有破产亡家的风险。此外还要协助官府维持地方治安。



(4)管理仓库、场务与官庄。要负责仓库的收与出,必须对得上账,还得管好仓库里的物资,不能受潮损坏,否则就要用自己的家产来赔。要负责场务(比如冶铁场)的经营,保证给官府缴纳足够的税赋,每处场务都制定有税额考核标准,达不到就得拿自己的家产来补。要负责经营官田(朝廷是最大的土地主),保证官府的租粮收入,不够的部分也得拿家产来补。



(5)采购物品,主持驿站招待所。官府需要的物资,比如牛羊、生铁、木材、绸缎等,会交给承担衙前差役的百姓去各地采买。招待来往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一笔大开支,这笔开支也会被摊派给百姓。



衙前差役没有明确的工作边界,以上只是较常见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有个人所得税与资产税等,收入越高税率往往也越高,是控制社会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北宋的衙前差役专门摊派给富户,看似也是如此,实则不然。首先,评定富户的标准掌握在官府手里,朝廷虽然定有资产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不会严格执行朝廷的标准,且地方上在执行时,为了将尽可能多的百姓纳入到可摊派群体,会尽可能多地去计算百姓的家产,时人形容官府的做法是一根笤帚、一条破板凳都要按市场最高价算成资产。其次,被评定为拥有摊派资格的富户后,具体会被摊派到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花费多少人力与物力,也没有固定标准,完全由官府说了算。不受约束的官府自然会尽最大可能转移行政成本并从中获利。



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百姓们不敢努力致富,宁愿去做穷人。用司马光上奏宋英宗的话来说就是:“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自从本朝在乡村推行了衙前差役,百姓们就陷入到了困乏的境地,他们不敢努力经营,因为做富人反不如做穷人,做富人会被摊派衙前差役,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穷人当然也绝不肯求富。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牛,就会被左邻右舍视为富户,就会被官府摊派衙前差役。这些都不敢做,自然更不敢去增加田产、修葺房舍了。总之就是赋役政策对富人太不友好,于是众人都积极地保持贫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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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开封城宣德门



北宋富户的噩梦,除了衙前差役,还有各种“科配”。衙前对乡村富户的伤害最大,科配对城市富户的伤害最大。



所谓“科配”,字面意思就是强制摊派,既包括强制分摊购买,也包括强制分摊出售,还包括强制分摊出钱。制度化的科配,主要是在城市富户中实施。用北宋官员刘挚的话说就是:“坊郭十等户自来已是承应官中配买之物,及饥馑、盗贼、河防、城垒缓急科率,郡县赖之”——按资产分为十等的城市居民,天然就应该承担官府的各种配买任务,有饥荒了,出盗贼了,河堤决口了,城池需要修缮了,城市居民都得摊派,或者出钱,或者出物资。这种科配没有固定标准,不是说你月收入达到了多少,然后就按确定的税率纳所得税;也不是说你有多少资产,然后就按固定税率纳资产税,而是由官府随机确定数额,用宋哲宗时代官员孙升的话说,就是“科率有名而无常数”——科配有固定的名目,但没有固定的数额。



有固定名目的科配,主要是由城市里的“行户”来承担。



所谓“行户”就是加入了由官府控制的行会的商户。在北宋时代的开封、杭州这类城市经商,哪怕只是如武大郎那般挑担卖炊饼,都必须加入官府控制的行会,否则便不允许经营。官府控制行会的目的,一是方便征税,二是方便科配——皇宫需要什么商品了,衙门需要什么商品了,或者是需要制作什么物品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行户,将任务摊派在他们头上。这种摊派基本是没利润可赚的赔本生意,所以行户们都很害怕。如果是官府有手工业方面的需求摊派下来(比如木匠活),那行会内部就会搞人人有份,谁也别想跑,想跑想躲避的会被同行举报。如果是涉及到商品买卖和直接出钱的摊派,官府会根据行户的资产等级进行分配,谁的资产越多,要承担的科配就越重。资产的认定由官府说了算,科配的额度也由官府说了算,自然会经常出现所谓的“富户”承担不起摊派的事情。宋神宗时,开封城的米商曹赟被摊派去替官府采购糯米五百石,因无力完成任务,只好上吊自杀。



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固定名目的临时性科配。



比如庆历元年(1041),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上奏宋仁宗说,他途径邠州、乾州、泾州、渭州等地,“所至人户,经臣有状称为不任科率,乞行减放。内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哀诉求免。”——这些州县的百姓都因北宋与西夏的战事而遭到了临时性科配,很多人给韩琦递状子说实在承受不住了,乞求减轻一点。其中潘原县城中有十余户丝绢行的百姓,每一户都被朝廷摊派了七十贯的借钱额度,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借给朝廷,只好哀求韩琦希望免掉。韩琦对宋仁宗说,他知道朝廷没钱,不想给朝廷添麻烦,所以没答应这些百姓的诉求,只希望朝廷抓紧时机讨贼,不要因为朝中有不同意见而把战事一年两年不断拖下去,那样的话经济状况会更糟糕。



韩琦的奏折其实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宋仁宗当年不止向开封城内的“数十大姓”借钱数十万贯,也不止向“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余万贯,还曾向很底层的普通百姓借钱。潘原县在今天的甘肃平凉一带,在北宋时代已属于相当贫困的地区,该县“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配借意思就是强制出借)的那些丝绢业人士,大概已是该县比较富有之人。



这七十贯钱宋仁宗有没有还?笔者找不到直接的材料来说明。从“大姓李氏”的二十余万贯钱最后被赖账来推测,潘原县的小民们大概率也没拿到宋仁宗的还款。对这些小民们来说,那七十贯钱的重要性,其实远大于李氏的二十万贯。没有了二十万贯,李氏还是大姓。没有了七十贯,潘原县的小民们也许就要去讨饭。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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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那么恶魔将失去力量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2-06-05 20: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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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义足够勇敢

那么恶魔将失去力量

文:网摘  编:先知书店



1911年2月6日,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部的坦皮科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2004年6月5日,93岁的里根与世长辞。



撒切尔夫人在他的葬礼上致辞:他在谴责莫斯科的“邪恶帝国”方面没有退缩。他认识到无论如何,善良的人会从黑暗的长廊中出现。因而,里根总统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每一方面钳制苏联的弱点,直至它在这些压力的组合下开始崩溃。



罗纳德·里根最终向世人证明:靠邪恶体制建立起来的帝国,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崩溃也是必然结果。



里根相信:自由的国家,才没有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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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帝国终结者



里根出生于战乱动荡的年代,他毫无背景,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皮鞋推销员,母亲是一个每日祈祷的虔诚的基督徒,他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后又成为卓越的政治家。



他亲身经历过世界大战,又在美苏冷战的激烈时期当选美国总统,他用一系列政治外交策略钳制苏联,他被认为是拖垮苏维埃的第一功臣,他本身就是邪恶帝国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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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时代的睿智青年



里根的少年时期,恰逢世界的剧烈变化,一战使欧洲的旧秩序土崩瓦解。



新技术使人类越发狂妄,信奉乌托邦的精英们痛斥资本主义,幻想着“以科学主义建立人间天堂”。



大萧条使人们对苏联的集权神话趋之若鹜……



里根十岁前的人生都在战争的恐慌和不断地搬家中度过。当时的人民还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尤其是"反智主义"盛行,很多学生都被迫放弃了学业。



里根也是放弃学业中的一员, 里根的家人觉得家里本就不宽裕,即使读书也不一定会有出息,反而还会花费金钱,不如转去做工还能贴补家用。



在家人顾着眼前利益时,里根的远见和智慧就开始显现,他觉得这种想法是愚昧无知的,只有读书才会明理,才会进步,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他有一颗乐观豁达的心,在经历了一番抗争与不懈努力后,终于如愿地进入了大学,修习社会和经济两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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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拼多年后,终于梦想成真



里根年轻时曾梦想做一名消防员,他也确实曾做过一名救生员,救过几十位溺水者。但他最大梦想还是做一名演员,但是演艺的梦想,却几度因为贫穷而止歇。



1932年毕业后,他在艾奥瓦州电台任体育节目主持达5年之久,赢得了大批的粉丝,让他离演艺之路更近一步。



直到1937年后,随着美国的经济逐渐回暖,经过了多年奋斗打拼的里根也得以重拾梦想。当他站上好莱坞的试镜舞台,一生的命运都从那天开始改变。



正当他的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之时,二战的脚步也开始加快,一场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炸碎了美国人民的好梦,作为好莱坞当红小生的里根也应征入伍,在空军服役。



由于演员出身,国民好感度高,他在军队中拍了很多为抗战征兵和筹集资金的宣传片,将一个保家为国正直刚毅的形象深深刻画在国民的脑海之中,他的人生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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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总统,防范美国陷入法西斯



退伍后,里根重返好莱坞,此后20多年,他曾在50部影片中担任角色。



与此同时,身为军人演绎军人,让里根体内的政治因子开始躁动。在退役之后,他出任了演员工会主席,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参与的政治活动中。



1966年,他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70年再次当选。1980年,里根成功当选美国第40任总统。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成的共和党人,一位坚定信仰上帝的保守主义者。



彼时,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正愈演愈烈,苏维埃的神话正如日中天,甚至有很多美国人都向往苏联模式,美国正陷入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



在就职演说中,他这样说道:如果法西斯主义出现在美国,它必将是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出现。



里根明白,邪恶总是假正义之名欺骗世人。他强调说:不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各州,而是各州创造了联邦政府......要让政府与我们合作,而非凌驾于我们之上;与我们并肩而立,而非骑在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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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刺杀,却迅速重返政治舞台



上任后的里根也没有辜负民众期望,首当其冲地进行了经济政策改革,实行了个人特色极浓的"里根经济学",用省下来的政府经费贴补百姓和其他行业建设,并且大力鼓励经济发展,削减税负,让美国经济迅速回温。



事情的发展似乎永远无法一帆风顺,刚刚上任69天的里根就迎来了生死劫——一场惊心动魄的谋杀。



1981年3月30日,里根因肺部中弹导致大量失血入院,与他同行的秘书直接当场死亡,致使整个美国都陷入了一片慌乱。



有人说是政敌谋杀,有人说是他国奸细,但无论凶手为谁,都给里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上帝锤炼有能力、有信仰的人。经过抢救,12天后,当里根康复出院时,他的强壮和勇敢已经深入美国民心,里根还是再次站上了政治舞台。



后来他向亲人解释这件事:“亲爱的,我忘记闪开了”。他的乐观豁达,从小到大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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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30日,里根遭遇刺杀时场景





▌星战计划,拖垮苏联



对于苏联发展的特点,里根掌握得十分清楚。他先是利用苏联经济发展薄弱的问题加快两国军备竞赛速度,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用来消耗苏联元气,又通过联合西欧国家盟友给苏联加息等手法让苏联的外部出现困局。



正是里根针对苏联的政策,加速了苏联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彻底垮塌,走向解体。



毫不夸张地说,里根提出的每一项针对苏联的计划都取得了超额的成效,为美苏冷战中美国胜出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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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沟通者:访问中国,缔造和平



与对待苏联的态度完全不同,里根对中国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致力于打造中美和平互惠的友好关系。



里根是中美建交后首位在任时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他也是第一位到访中国大学的美国总统。



1984年4月30日,里根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说: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对减少战争危险都负有特别的责任。我们双方一致认为,为了使人类宝贵的文明能够在当代不毁于一旦,只有一种政策是合理的,那就是:永远不打那种谁也打不赢的核战争。



以和平合作为指导,未来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很大。



中美关系从那时起,可以说正式进入了一个“蜜月期”,经济、学术、甚至军事交流越来越密切。



面对一条路走到黑的苏联,他坚守美国价值,寸步不让;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他敞开怀抱,积极促进和平。里根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沟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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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里根在北京与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会晤





▌自由的胜利:拆除柏林墙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时,站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了被誉为”历史性重大转折”的演讲:《拆除柏林墙 》。


“只要勃兰登堡门被关上,只要这堵墙的伤痕还在,这就不仅仅是德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伟大的自由问题。”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真的要寻找和平,你真的愿为苏联和东欧寻找繁荣,你真的想寻找自由,那么你就来到这扇门前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自由导致繁荣,自由使得各个国家由于礼让和宽容来替换古老的憎恨。自由是胜利者!”



自由最终真的取得了胜利。1990年9月,柏林墙开始拆除。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里根,亲赴柏林参与拆墙工作。他要见证并参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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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12日,已经卸任总统的里根,参与拆除柏林墙的工作





▌保守主义:里根的思想源泉



里根卸任总统后,过上了相对安宁的晚年生活。但没过几年,他就被诊断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东西越来越多。



在亲人的注视中,里根的生命在逐渐的凋零。2004年6月5日,与病魔斗争了十余年的里根,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

斯人已去,功业长存。里根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他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旧可见端倪。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更是以里根作为自己的偶像。

里根的人格魅力不只源于他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更源于他深沉厚重的思想底蕴和坚毅执着的精神——这就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念。

里根的思想观念,深受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的影响,柯克的作品,是里根推崇的必读书目。

从里根总统的政治理念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位典型保守主义者的政治理念和风格——不绥靖的勇气、妥协的智慧、务实的作风等特点。保守主义不仅仅是里根总统的政治理念,更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可以说没有保守主义思想,就没有美国九十年代的辉煌,今日危机面前,美国正在回归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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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柯克被里根总统授予“总统公民奖章”

里根热爱读书,也擅长挑选好书,正是年轻时读书的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

里根推崇的另一位思想家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就是哈耶克。哈耶克对自由经济坚决的捍卫,深深鼓舞了里根对美国价值的信念。

如果说,里根是拖垮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第一功臣,那么,诸如柯克和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家,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的掘墓人。

因为,正是借助他们的思想体系,才构建出真正的美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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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会见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

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警觉,对维护社会安宁的自由秩序的捍卫,这些思想无不出自历史上的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们,他们是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是自由价值最坚定的守卫者。

没有自由观念,就没有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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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我们最匮乏的精神资源
邵建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2-06-08 20: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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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

我们最匮乏的精神资源

文:邵建  编:大宛



只有每个人都有了“容忍”的精神,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自由”可享。

——题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以及20世纪历史本身都有所开创和影响的胡适,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放在今天,我以为有这样一点——这也是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什么是宽容?应该说在中国本土的传统中找不到这样的精神资源,至少它是极为不丰富的。作为一种价值之光,20世纪以来,它主要是靠当年留学英美的那拨知识分子输入和奉持,而胡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在牛津、朗门或韦伯斯特等大辞典中,宽容通常解释为对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承认。美国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



是的,社会作为一个异质共同体,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异的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无法一致。那么,这样一群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存呢?



如果我们不是强调彼此之间斗争的话,宽容就是构成社会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培养自己的宽容意识和能力。



然而,20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宽容。



20世纪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因此,在那个年代,我们尚崇的是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格言,也成了斗争性最强最坚决最彻底的个性表现。



相反,胡适的宽容是价值的反面,它至少是和“软弱、妥协、不彻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奉持宽容的胡适因这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从而成为鲁迅的反面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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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就不配争自由



众所周知,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劳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却以“容忍与自由”为题,连续作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讲演),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容忍”。



他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进而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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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题字



在胡适看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当然胡适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可以看到的是,胡适一生都有这样的雅量,不独老年。甚至早在1920年代,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的话当然是有所指的。容忍问题远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部发生分歧。胡适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过来人,这场运动足以形成我们20世纪的文化传统,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传统呢?至少,由它的“不宽容”所导致的历史负面性,我们今天还缺乏到位的认知。





▌不宽容的滥觞:“不容匡正”的新文化运动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这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间的一通书信,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营的不同文化对比。如果胡适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陈的态度则是“不容”。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的。陈独秀没有考虑到,所谓“对”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种“认为”,而“认为”常常是人各认为。当你认为“对”就不容讨论,哪怕即使“对”的是你,这样的逻辑也将导致文化专制,“对”的专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开始骂人。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以“通信”为题,钱玄同写到:



“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针对上述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接过话头:



“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要问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钱玄同语)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



文化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者骂人在先,对方还没出阵,它就把未来敌手给“妖魔化”。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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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更有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了,新文化运动已有10年的历史,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鲁迅对于反白话文的态度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当年,苏俄的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胡适呢?和以上几位相比,胡适是理智的(也是孤立的),面对来自美国留学生对《新青年》骂人和不容讨论的批评,胡适在《新青年》上表态:



“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却无以代表《新青年》。上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文化气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钱、鲁的方式为主导,胡适则注定要被边缘化。因此,那场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



这条“不宽容”的逻辑线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比如1925年,一干人众居然公开火烧《晨报》馆(陈独秀认为应该,胡适提出严厉批评)……终于,“不宽容”的逻辑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带来了极负的影响,它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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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



192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动一场被称作“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试图以暴力推翻段祺瑞政府,火烧《晨报》报馆是此次群众运动的一个“副产品”。1925年11月29日,游行群众围攻并烧毁《晨报》报馆,原因主要是反对《晨报副刊》批评苏俄的立场。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观上也走出了那个世纪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三十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



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九十年的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



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着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正确”,但决不能取舍“专制”。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需要宽容的制度。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胡适的一生,就是为制度宽容而努力的一生,尽管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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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并非指的是实然,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这里的走近“胡适”,其诉求也就是走近“宽容”,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成为一个非血火的宽容世纪。



那么,丈量一下吧,我们和宽容之间的距离,到底还有多远。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们这个世纪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我期待我们能为这宽容世纪的到来作出努力、哪怕是抗争的努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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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为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自由”,纵然遭遇利用和曲解,至少还一直被当做文明的旗帜;而“宽容”的价值,却少有人能看清。



当其他人都迷醉于“自由”的崇高目标之时,只有胡适清醒地看到:容忍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没有“容忍”别人的“自由”的雅量,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时时地受着失去自由的威胁。



殷海光在《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中评价道:“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这篇文章底义蕴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



文明史中真正值得铭刻的思想,正是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甚至屡屡被遗忘的。因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先知文房·黄铜镇尺”,将胡适先生的“容忍即自由”铭刻于黄铜之上,字体为胡适本人书迹,朝夕砥砺,以为警醒。



“容忍即自由”——“自由”固然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容忍别人的自由也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只有每个人都有了“容忍”的精神,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自由”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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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台 "Special Report":

The Federalist发文说:痴呆登一个劲吹嘘他的1994年禁“攻击性武器”的法案多么阻止了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但是就连克林顿政府掏钱进行的调查都找不到这个法案到底哪里有效了。数据反而显示,大规模枪击案的概率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后上升了,然后在法案失效之后又下降了。

对此,华盛顿邮报的Marc Thiessen说:

发生在学校的枪击案有77%都是用的,因此禁什么“攻击性武器”根本不会对这些枪击案有什么影响。我们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学校等地方需要保护,二是人们有宪法赋予的持枪权。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兼顾着两点的,比如加强学校的安保。但是痴呆登整天谈的都是禁枪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除了刺激他的基本盘之外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狐狸台 "The Ingraham Angle":

密尔沃基一所学校的指导老师Marissa Darlingh因在公开场合要求变性主义从校园里滚出去而遭到州公共教学部门的调查并威胁要吊销她的执照。

Marissa Darlingh在节目中说:

我是个极端女权主义者,但这次我放下了党派成见,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孩子们。我认为你可以尽量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别告诉孩子他们存在于一个错误的身体中因此需要终身服药。这种运动说白了就是大制药公司一手策划的。

英国一名女校长表示,莎士比亚作品涉嫌“种族歧视”“种族主义”,所以可能会被从课本及文学课程中清除!莎翁的原先的课文将被非裔和女性作品替代。这个倡议发出之后,遭遇了保守派网友的极度抗议及讽刺。

狐狸台 Tucker Carlson:

在疫情中实行了激进防疫措施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严厉禁枪,所以他们可以根本不在乎民众想什么。加拿大的小土豆借着德州Uvalde枪击案跳出来要禁的买卖,并且声称要在British-Columbia省合法化芬太尼等毒品。

要知道,这个省仅在上个月就有155人死于毒品,但是加拿大全国在2020年平均每月只有23人死于枪。如果小土豆那么在乎人命,为什么要禁枪但是又合法化毒品呢?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那就是小土豆希望让民众又软又弱,即使这样做以民众的生命为代价也无所谓。小土豆不仅要在BC省合法化毒品,还要推广到加拿大全国。

同时,为了显示他多么在乎“公共卫生”,小土豆又延长了旅行限制。如果你没有把小土豆许可的药物注入体内,你甚至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并且也不能在这个国家内部坐飞机坐火车。这才不是什么公共卫生措施,而是专制极权的表现。但是你又无能为力,因为你自卫的武器被收走了。

美帝的民主党密切注视着小土豆的一举一动,打算也在美帝实行这一套。同时在民主党的折腾下,我们国家还在把一系列犯罪行为去罪化直接不抓犯罪分子了。

如果这些人真的那么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多么安全,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推动这么多犯罪,不会砍警局经费,不会推动毒品交易,甚至都不会发放吸食的吸管了。但他们从来不在乎什么公共卫生和安全,他们在乎的是民众反对他们的政策,所以他们想解除民众用来自卫的武装,终结民众的反抗。

当他们收走了你的枪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还在指望他们可以也收走犯罪分子的枪吗?想得美。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们了。

之前Buffalo枪击案有人打911报警,结果接线员直接挂了电话。在Uvalde,警察在现场一直等着不肯进去解决掉犯罪分子。肯定有称职的警察,但这些警察都是外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肯定不会像你关心你家人那种程度来帮忙的。同时,因为民主党砍了警局经费,我们在一些地方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警察了。

一些骇人听闻的案件多发生在几乎解除了合法公民武装的地方,比如纽约市。与此同时,持枪的犯罪分子才不在乎什么“无枪区”,比如南卡Charleston市的一名持枪歹徒就进入“无枪区”闹事,而警察一时半会也赶不来,结果一名隐蔽持枪的热心女性赶来把这名持枪歹徒击毙了。

任何想要你变得更依赖政府的政府都是流氓,因为这种政府从来就不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而是想伤害你。


 楼主| 发表于 2022-5-23 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6-3 16:37 编辑

博尔赫斯的八卦,也太好看了
原创 神威 硬核读书会 2022-06-02 19:12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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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



国内的阅读爱好者一定不会对作家博尔赫斯的名字感到陌生。

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谈话录》是文学史上最闪耀的作品,他的作品被很多人认为繁复、曲折且艰深。但事实上,如果了解博尔赫斯是怎样的人,理解他的创作脉络之后,就能够理解他作品何以被如此多读者喜爱。

今天,我们通过《日记中的博尔赫斯》走进博翁的世界,去看看他的刻薄、他的坚定、他的阅读史如何塑造了他的文字。



✎作者 | 神威

✎编辑 | 程迟



在文学爱好者与文学创作者群体中,博尔赫斯毫无疑问拥趸甚众,博尔赫斯研究也成为热点。国内外有关博翁著作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只是若博翁地下有灵,也未必完全赞同这些研究。



因为他自己说:“书就是作者脑中某些东西的影子,而作者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影子形成之后,脑中的那些东西就消失了,当作品成真的时候,写作时的想法就会慢慢变成作品残存的痕迹,变得越来越不真实。”



这种思想与文字的差别,是可以等同于传记作品中作者对传主的认识与传主的真实之间的差别的。



这种无可避免的扭曲与失真是世间难逃难躲的缺憾,却也是文学体例的一种奇妙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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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



博翁此观点,未必人人认同,但确实尚未有一本公认当行出色的博尔赫斯传记问世,赵松先生曾有精辟论断:



“博尔赫斯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他的阅读与写作所瓦解甚至吞噬。或者说,他的日常生活不过是写作与阅读行动留下的遗迹,任何关于博尔赫斯日常生活的叙事与分析都注定会显得微不足道且相当乏味……而当传记作者为了消除或缓解这种尴尬状态时,又必然会试图通过引用博尔赫斯的作品内容来谋求某种平衡,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不过对博尔赫斯的粉丝而言,如果有真实了解博翁的渠道,文学价值都可以暂且退居二线。



阿根廷作家比奥伊·卡萨雷斯的《日记中的博尔赫斯》一书,可能是迄今全部有关博翁的出版物中细节最多,记录最广的,实为博翁门徒不可错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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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博尔赫斯》

[阿根廷]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 [阿根廷] 丹尼尔·马蒂诺 编

郑菁菁 / 陆恺甜 / 徐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



比奥伊与博翁的友谊始于1931年,一生相交莫逆整整50多年,比奥伊对博翁了解深刻,可能正是因此,他选择了一种极真实的写法,将自己日记中从彼时相交起计直到博翁去世全部与之相关的文字遴选出来整理成书。



这本600多页的大部头由隽永短段构成,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忠实地反映彼时彼刻博翁的状态,如同画作里一条条看似孤立的线条,当线条数量足够多时,博翁肖像的轮廓便清晰可见,断无误解的可能。



这也契合了博翁对于传记的观点“没人能说出关于自我的真相,但也无法将其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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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奥伊与博尔赫斯的合影。

更妙的是,作者比奥伊与博翁关系太好,让博翁可以如你我在挚友身旁一样随性倾吐,能够留下些绝不会在公开场合或存世著作里流露的真实,比如,博翁与友人们讨论文坛名家时,势必diss加缪等人一番,或称“史蒂文森(《金银岛》作者)比加缪更肤浅”,或道“加缪不值一提”,或曰“乔伊斯写的书蠢得不知所云,但还是可以被批评家评论一番”。



图片闪光的博尔赫斯



坊间近乎公认,博翁乃是集神秘、渊博、芜杂、矛盾和精练于一体的大作家,而在读者心中,他想象力诡奇浩瀚,行文每每出人意表,字里行间有哲学深意的深刻存在。



在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博翁是个动辄高谈阔论臧否人物的健谈者,且不时暴露刻薄一面。当然,更多的还是那种闪烁人性光辉与智慧光芒的片段。



某日在坐地铁时,博翁身旁有个小孩子,发现了一句有趣的话,于是不断重复且乐不可支,博翁目睹这一切,感慨道:“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发现了拼写相似的词凑在一起时会产生滑稽的效果,他正在发现文学,而他的父母没有理会他,而是自顾自聊天,我好想和他一起笑。”文学的萌芽在每处生长,缺少的则是发现它们的眼睛。



从上面的例子里也可看出,博尔赫斯对文学的思考是生活化的,是每时每刻的,在这本600多页的大部头里,有关文学的讨论无处不在。



譬如对文学边界的界定,博翁认为在文学世界,莎士比亚是个“非凡的业余爱好者”,但丁才是真正的文人。



譬如对创作时心手不一的一再感叹:“人的文学才智在生活里常有而写作时就丢了”“如今没有人好好写作,而是在用力写作。”



他还感慨,“神秘对于这世界来说越发重要,而故事则变得越来越廉价”。



毫无疑问的是,长久以来文风简洁的博翁对20世纪世界小说越发轻视叙事性而深入雕琢特色风格的潮流并不认可,对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经典而晦涩难懂之作更是缺乏好评,前文提及博翁对乔伊斯的评论也可印证此点。



那么,如果您对《尤利西斯》《万有引力之虹》等书不知其妙处所在又不懂其何以为经典,那么未必是您缺少鉴赏能力,您和博翁站在同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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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与他的挚爱



而博翁欣赏的作品也正是此书中一再出现的作品,譬如《堂吉诃德》,这书名每几页出现一次,博翁多次重读且有常读常新之感。



他将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坛塑造最完备最有血有肉的形象之一,使其跻身万神殿;他指出纵观全书,堂吉诃德大人没有真的杀过一个人,认为这本是塞万提斯应该添加的内容;他还在某次重读后,感慨自己曾一度认为堂吉诃德郊外为表达对杜尔西内娅之爱而发疯的桥段不必要,而现在感觉“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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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唐民权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



博翁自己的文风可以从此书记载的他谈论弥尔顿时的言语体现出来。在讨论《复乐园》时,博翁认为弥尔顿把耶稣和魔鬼的对话写得非常糟糕,因为里面的耶稣说起话来像个律师或者神学家,用词书面而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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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经受恶魔诱惑,Dirk Vellert 1525



博翁认为想写出古人预期,应用具象的词汇,简洁才能值得赞赏,因为“上帝应少言、神秘、无懈可击”,这似乎就是在描述他自己,博翁作品因想象力过于庞大,发散过于辽远而偶尔显得枝叶繁芜,若细品,则觉得为表达作者用意,近乎句句不可或缺,而且每句话承载的信息量很大,是“最简洁”的一条路。



六百余页诸如此类的谈论中,你可以读到博翁对众多作家作品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与作品尺度不一有时甚至言辞锋利的臧否,可以读到博翁对人物形象、叙事手法、哲学思想、政治文化乃至具体事件的点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一片属于博尔赫斯的未开采的富矿,如果读进去,完全可以勾勒出博翁的人生哲学、创造思想以及一整套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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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面笑匠与胡说八道



世人眼中博翁实为冷面笑匠,最擅长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而这样的博翁居然放言“亚里士多德说得有道理,幽默不妥,因为可能流于荒诞无稽”。




书中这句话结合博翁在谈话中说到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有幽默,但似乎是有的吧”,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博翁在使用貌似严肃的戏谑为神圣话题祛魅,甚至为自己的叙述去除意义,本质上是为体现哲学思想而采用的手段,还可清楚看出博翁对直接幽默手法的有意规避。



此书记载,博翁明言道“调侃是一种卑微的题材,注定要过气,没有什么比喜剧性消失得更快了”,所以翻遍博翁全集,也找不到一句直白的戏谑和调侃。



但是,在生活中博翁的确是个幽默且有很浓恶趣味的人,这点毋庸置疑。某日博翁认识了一位名叫“奥莱哈韦斯卡”的博士,也不知是这名字太有趣还是名字自身发音韵律感太足,两天后博翁兴致勃勃在大街上散步时,高声朗诵起了自己即兴创作的一首奇诗:



要是有人出于谨慎

在干架之前

先拉一泡屎

那想必会有一只公鸡

给奥莱哈韦斯卡博士打鸣

(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高乔人齐唱)

那个叫奥莱哈韦斯卡的老好人!



声音未歇,博翁肩膀遭拍,回头一看,正是这位奥莱哈韦斯卡博士…往后的情形您自己想象吧,反正“食得咸鱼忍得渴”,博翁自己闯祸自己扛吧。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博翁对中国古典哲学与古典诗歌颇为喜爱,并盛赞白居易、袁枚与孔子老子。



这种渊博是因博翁一生离不开书,他的生命正是由阅读与思考构成核心,并借助其狂野恣肆的想象力无尽地延展开去,构成庞大而富于内涵的生命框架。



这也正是博翁所认可的斯宾诺莎上帝理论:上帝是实体,所有现实都是这一实体的附属品,而附属的形式是思考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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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博尔赫斯



以世俗观点看,博翁的人生起落也正是与书籍相俯仰,1945年,庇隆政府上台后,博翁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甚至还被侮辱性地勒令去担任市场家禽检查员。



1955年庇隆倒台后,新任军政府又因为博尔赫斯鲜明的反庇隆的政治立场,让他任职国立图书馆馆长。可是当时博翁已因遗传性疾病双目失明,这吊诡无常的命运引发了博翁的经典自嘲“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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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曾任馆长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



目疾没有中断他的创作生涯,博翁以口授的形式陆续创作多部作品,而更美好的是,目疾也没有中断他与书籍间的情感纽带,博翁自己说过“我喜欢让自己觉得我并没有失明,像视力正常的普通人一样去亲近这些书籍。”而曼古埃尔在回忆著作《和博尔赫斯在一起》中,深情记叙道:



“有时候他会亲自去书架上取书。他自然知道每本书的位置,因此能够准确无误地走到那里。但有时候,他对一些书架并不熟悉,比方新的书架,这时就会发生很奇妙的事:



博尔赫斯会用手指滑过书脊,用触觉感受着每一本书的凹凸起伏,就像感受地形图一样,尽管他对这样的起伏并不熟悉,但肌肤和书脊的触碰仿佛能够破译这种特殊而微妙的变化。



他的手指划过之前从未打开过的书,凭着手工艺人般的直觉就能知道抚过的书是哪一本。失明的他甚至能够准确地知晓书的作者和标题,我深信,在博尔赫斯这位老图书管理员和他的书本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关联,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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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李卓群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5



而阅读新书或是修订自己的旧作,这份工作就要有人配合了,比奥伊日记中为博翁读书的记载比比皆是,这基于友情的服务如同打亮智慧的火花,为博翁提供了智识的燃料和思考延伸的出发点,他对所听到的作品作者作出的评论往往妙趣横生,而旁征博引时更体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与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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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lithub.com



失明为博翁带来的创伤难以量化,常理看应该很深,但博翁说过:



“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不幸、挫折、耻辱、失败,这都是我们的工具。幸福以其自身为目的。但是我们会犯错误,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变为诗歌。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就会觉得我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具有诗意。我生命的每一时刻就像一种黏土,要由我来塑造,要由我来赋之以形态,把它炼成诗歌。”

所以,很难说明这失明后复杂的因果之链。



这本日记并未在博翁弃世的1986年终结,这个名字在比奥伊的日记中继续的出现着,1986年6月14日,比奥伊在儿子处得知了博翁的死讯,然后“觉得自己在一个没有博尔赫斯的世界迈开了最初的几步”,然后发现自己没有也无法丢掉“我得把那事儿告诉他,这他会喜欢的,这他会觉得很蠢”的习惯。



在博尔赫斯与比奥伊摄于1985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的背后,比奥伊这样写道:“博尔赫斯比我大15岁,如果我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衰老下去,15年后我会是什么样子呢,一具尸体吧,希望不是。”



比奥伊在1999年去世,没有任何理由支撑,但我就是相信,他和博尔赫斯会在一个茫远的神秘地方再见,继续嬉笑怒骂,臧否人物,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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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水军、现代脑残,与袁崇焕的千刀万剐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2 2022-05-31 08:05 发表于广东
关注本号,



明代历史里早有定评的人物遭遇翻案,是20余年来的网络舆论主流。



达到翻案极致的,是2007年起点网作者“灰熊猫”发表连载小说《窃明》。该小说描写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毛文龙忠心耿耿,明朝士大夫全是腐烂透顶,不亡没天理。



该书读者是一帮脑残小白,奉“灰熊猫”为大神,把小说描写当成历史真相。磨铁公司买了线下版权之后,出现了不少水军、枪手,天天在大论坛上发帖吵架,歪曲事实、捏造证据,将“袁崇焕误国该杀”变成网络定谳,炒火此书。



《窃明》主角投靠了魏忠贤的阉党,作者因而将“东林党”写成是傻逼集团,太监全是好人。由此派生出“阉党是实干家,东林党清谈误国”之类的观点评论。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出版于2007~2009年间,其对袁崇焕的观点与灰熊猫基本一致: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轻飘飘把“满清伪造英雄袁崇焕污蔑崇祯”的胡说八道讲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仔细看,《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商,也是磨铁文化。磨铁及其作者,为了捧红书籍,刻意炒作明清议题,利用网络资源进行颠倒黑白的舆论导向,于斯甚明矣。



今天在谷歌百度上搜关键词出来的资料,全是那时候刻意炒作出来的结果。这是非常无耻的信息污染。误导了无数毫无辨析能力、只会用搜索引擎吸取知识的网络原生代年轻人。



今天自媒体作者、各内容平台的约稿作者,绝大部分都采用引擎写作法,因此基本也是全按照这个套路来撰写明朝相关的历史人物文章。长此以往,真是流毒无穷。







01
毛文龙与皇太极合谋夹攻明朝






除了夸大其词说“毛文龙抗清有功”、指责袁督师擅杀功臣外,窃明粉和窃明粉的脑残粉们还发明了一个理论,说皇太极施反间计一事是撰写《明史》时满清伪造的,目的是树立一个假英雄,掩盖袁崇焕卖国的事实云云。脑残们在脑补的时候,脑子倒是挺能想的。



史学界的“毛文龙有功”论,并非主流,只是偶尔出来争鸣一下的。因为毛文龙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是不受朝廷节制、尾大不掉的军阀。



毛文龙最坏的恶行是杀良冒功,把投奔过来的汉族难民大批大批杀掉,伪称是鞑子的人头,向朝廷冒领赏金。还与后金私通,约皇太极一起进攻明朝,瓜分天下。还“掩败为功”,“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还曾纵兵劫掠登莱,并放言恐吓朝廷“牧马登州,取南京探囊取物耳”。



别的姑且勿论,单单一个与皇太极相约联手夹攻明朝,反迹昭然,就是灭族大罪。



脑残粉们以前老是在论坛上瞎逼逼说毛文龙是被冤枉的,但从来解释不了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八封书信。



这八封信件中,汉语原件四封半,来自于满清灭亡后,民国中央研究院20年代对清宫内库档案的整理检索,系毛文龙时期真迹,有清一代从未刊行,二百多年不见天日。满语译本七封(一封残缺),收入《满文老档·太宗档》,用努尔哈赤时期的老满文写成,秘藏清宫,分别藏于上书房等清廷重地,到90年代才翻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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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五封为满语译本,无汉语原本,出自《满文老档·太宗档·第十二册·毛文龙等处来文三》,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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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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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与黄台吉(皇太极)书信。汉语原本、满语译本全存,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册·都督毛文龙致金国汗书》,《满文老档·太宗档·第十二册·毛文龙等处来文四》,《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四类·毛文龙致金国汗书五》



毛文龙在信中与“汗王”皇太极谋划两面夹攻明朝,“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并约定毛文龙所部不归满人管辖。有这八封书信在,毛文龙“通敌有迹”是确凿无疑的。



皇太极借太监之手向崇祯行反间计,致袁崇焕下诏狱,是朱彝尊等参与编纂明史,为袁崇焕立传时,在《太宗实录》中看到记载,这才写入史册。《实录》是每一个皇朝最原始、最珍贵的历史档案,要说为皇帝涂脂抹粉、隐恶扬善,有可能性,但为一个敌方的区区边臣而伪造实录记载,简直匪夷所思。







02
袁崇焕北京城下死战,两肋中箭如猬






明末两大辽事冤案,熊廷弼案、袁崇焕案,都是阉党发动打击东林党的突破口。



天启二年(1622),辽东巡抚王化贞在广宁之战大败,损兵十余万,经略熊廷弼受牵累,削职听勘。三司会审,王化贞、熊廷弼被定为死刑。但廷臣大多认为王化贞应负主要责任,熊廷弼仅以数千兵马“扶伤救败,收拾残黎”,掩护数十万难民入关,可以将功抵罪。枢辅孙承宗、刑部尚书乔允升、太仆周朝瑞等多名东林党人均曾数次上疏,对熊廷弼“褒如充耳”,或云缓其刑,或云宽其刑。



如此看来,熊廷弼有很大可能是不会被杀的。但是,这时发生了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集体上疏,弹劾魏忠贤之事。魏忠贤用读假奏折的把戏瞒骗昏君天启帝,缓过气来就布局反击。



因为“ 非封疆事不足以罗织” 罪名,所以魏忠贤干脆把熊廷弼与东林党一并诬陷,说熊廷弼吞没军费,拿去向杨涟、左光斗等人行贿了。



并捉拿了监生汪文言,由锦衣卫严刑拷打,迫使他承认帮熊廷弼向杨涟等人行贿。汪文言宁死不作假证供,锦衣卫酷吏就假造了一份口供,然后干脆将他打死。



这就是魏忠贤和阉党一手策划的“坐赃案”,一边将熊廷弼弄死,一边借此兴大狱,将东林党的要员一网打尽。正如湖广道御史周宗建在疏中所言:“别借廷弼,欲一陷阱之”。



袁崇焕案也是一模一样的翻版。



袁崇焕本人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他的座师韩爌是东林党领袖,曾与钱龙锡一起主定阉党逆案。袁崇焕在天启年间由知县而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乃经东林党人、御史侯恂推荐。崇焕力主修建宁远城,人微言轻,被经略王在晋反对,支持他的又是东林党人孙承宗。宁远大捷后,魏忠贤因为袁崇焕代表东林,反而指派党羽弹劾他,导致袁崇焕只好辞官回乡。故,崇祯即位后,“廷臣争请崇焕”,袁崇焕之督师辽东,就等于东林党督师辽东。



袁崇焕斩杀了与后金勾结的毛文龙,是与钱龙锡商量好的。



而毛文龙的后台是浙党和魏忠贤,毛文龙的“军饷”其实是用来喂饱这一大坨阉党的。魏忠贤虽死,还有一大帮浙党党羽嗷嗷待哺。“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官橐中。自焕斩文龙,尽失其略。”(《剖肝录》)意思是,毛文龙的东江镇每年百万军饷,大半都在京城里分给权贵了。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浙党和阉党残余分子损失了这么一个大金主,焉得不恨?于是推出一个温体仁,把自己打扮成“孤臣”,博取崇祯信任,上位后伺机报复。



崇祯二年,蒙古、满洲大饥荒,“粒食无资,人俱相食”,“斗谷值银八钱”,黄台吉穷极思盗,要入寇明朝,抢夺资财。由于袁崇焕镇守的宁锦防线固若金汤,黄台吉只好以蒙古科尔沁部为向导,绕道蒙古进攻长城,分三口入关,大肆劫掠,且兵锋直指京城。史称“己巳之变”。



袁崇焕闻变起,亲率关宁军“怀甲星驰”,赴京勤王。部下赵率教领四千精锐骑兵救援遵化,不料遵化总兵朱国彦不肯放援军入城,四千精骑中伏,全军覆没,赵率教阵亡。



袁军企图与后金军主力进行决战,在马伸桥、蓟县、石门驿等多处相遇,但对方都是一闻炮响即刻远遁。部将担心士马疲敝,恐难野战,应该赶紧到京师去,以固根本。军中旗鼓官周文郁献策说,“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黄台吉驻营在通州张湾村,我军应该屯兵附近,找合适的时机决战,或者伺机劫营。



但袁崇焕认为,“恐逆奴狡诈异常,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竟逼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摇动,其关系又不忍言。必我兵先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方是完策。”



也就是说,袁崇焕也觉得作为战术,理应屯兵在外,与后金军相持,机动作战,而不应该跑到京城去自缚手脚。但又担心黄台吉率军跑到京城去吓唬人。皇帝年纪还轻,大臣贵戚都不知兵,被满鞑一吓不知道会出啥幺蛾子,人心动摇不堪设想。所以咱们还是到北京城下,与敌人死战吧。



本来按照周文郁在通州一带机动作战的办法,黄台吉想搞反间计都没法搞——崇祯就算想捉拿袁崇焕,你也得把旨意送出城、找到关宁军所在啊。



袁军于崇祯二年(1628年)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三天后,黄台吉大军攻城。袁崇焕传令开营,于广渠门列阵,亲自率军迎战。此役异常激烈,袁公身先士卒,曾被一鞑兵挥刀砍向头部,幸好旁边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两刃俱折,袁公才幸免于难。“时贼矢雨骤,公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遼師入衛紀事》,周文郁)。一军主帅,被箭射得跟个刺猬似的,还差点被一刀当场砍死,这要说他“纵敌观望”,那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打了五六个小时。最后,鞑兵终于不支溃退,袁军奋力追杀到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



黄台吉奈何这个宿敌不得,攻也攻不下,退走不甘心,于是效三国演义里的“蒋干盗书”之策,在两个太监面前演了“袁崇焕里应外合助大汗攻破北京城”的戏,后来又故作疏忽让太监逃回去。



就这样,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之名,召袁公入宫,刚见了面,“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上命桂解衣验示,著锦衣拿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缚下诏狱(《明季北略》)。这就是所谓“平台召对”,袁崇焕下狱,离他冒着枪林箭雨杀退鞑军仅仅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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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昏君奸臣:明军两日连丧五大帅






《鸥陂渔话》记录了温体仁家书,其中说“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及敌偪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家书说得清清楚楚,温体仁看准了黄台吉入寇之机,要把袁崇焕这个封疆大吏拉下马,再顺藤摸瓜,将袁崇焕的后台大佬钱龙锡也一网成擒。家书中的“华亭”就是钱龙锡。也就是说在“敌逼潞河”(潞河在通州,离北京20公里),还没兵临京师时,温体仁就上密疏陷害袁崇焕了。



当时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所以与温体仁联手构陷袁崇焕。阉党余孽王永光、高捷、袁弘勋等人全力支持温体仁,“群小合计,欲借此以起大狱,翻逆案”。



梁廷栋的目的是整死袁崇焕;温体仁的目的是整死袁崇焕为毛文龙报仇,再借袁案株连钱龙锡,自己上位;而阉党余孽的目的是借袁案弄死钱龙锡,再打倒整个东林党,以此翻魏忠贤的逆案,使阉党得以东山再起。



所谓满桂中箭事,《崇祯实录》说:“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明季北略》说:“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都说满桂中了袁军的箭,跑到崇祯面前告状,于是也成了袁崇焕下诏狱的罪证之一。



但《崇祯实录》里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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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清兵大至,侯世禄、满桂俱屯兵德胜门;世禄退避,桂独战。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殆尽;桂负创,卧关将军庙。”


这也与周文郁的《遼師入衛紀事》所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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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

明明是满桂在德胜门与蒙古朵颜束不的部作战,被城头上的京营乱放炮,不但没打着敌人,反而把满桂的部队快打没了。满大将军负伤,带着一百多个残兵躲在关帝庙里躺着呢。连满大将军还是袁都督派人找到的,如果都督真要杀他,在关帝庙里就决不会放过了,何必远远射你几箭?



很明显,满桂被袁部箭伤一说,不是当时街头巷尾的谣言,就是满桂在皇帝面前说谎了。满桂是一个蒙古族的鲁莽武夫,脑子糊涂的粗人,被梁廷栋、温体仁、阉党余孽之流撺掇利用,也加入了倒袁大合唱,不但害了袁都督,最终也害了自己性命。



《明季北略》说:“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崇祯实录》说:“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都说“崇焕不能对”,也就是不能回答皇帝的这些问题。



事实上这些都是问题根本不成其问题,当然无法回答。“杀毛文龙”,或者有些擅权,但毛文龙在朝中有大臣作后盾,在宫中有太监撑腰,走程序根本杀不掉,但不杀他他就要反叛了。怎么办?只能杀了。而且杀了之后,你崇祯对袁都督“优旨褒答”,还定了毛文龙通敌罪。这时候倒来质问袁崇焕,这不是岂有此理么,怎么答?



“射满桂”,实属子虚乌有。袁公若真想害满桂,在满大将军躺在关帝庙死样活气的时候,一刀宰了就行,何必多此一举。



“致敌兵犯阙”,更是莫须有。袁公早就上疏说过,鞑子无法从宁锦突破,势必会绕道从蓟镇一带叩关长城,必须在那里重兵防备。你崇祯自己不拿主意,下诏让兵部讨论,推三搪四,无人执行。这时倒来质问袁都督,你让他怎么回答好呢,难道反问你崇祯智商几何么?



袁崇焕含冤下狱后,部将祖大寿担心自己也会被害,关宁军军心大乱。十二月初一日,袁公下诏狱,初四日,“辽兵惊溃而东”,数万铁骑夺路逃回山海关。



崇祯帝拜满桂为武经略,统辖勤王诸军。十二月十五日,黄台吉确认死对头袁崇焕已经下狱,于是再次挥师犯京。崇祯派太监再三催促满桂出战,“满桂不得已,挥涕而出”。



结果,十六日,副将申甫以车营七千在柳林与后金鞑兵接战三次,惨败三次。七千人被鞑兵包抄,“歼戮殆尽”,申甫阵亡,身上刀伤五处,箭伤数孔,惨不忍睹。



十七日,新任经略满桂、山海总兵黑云龙、蓟镇总兵麻登云、招练总兵孙祖寿等联兵四万,在永定门之南列阵迎敌。黎明,建虏以精骑四面冲锋,满桂等人全军覆没。“虏尽斩桂、祖寿及副将以下三十馀人,生擒黑云龙、麻登云”。



周文郁说:“二日之间,连丧五大帅,马步数万,一掷而空。”《满文老档》自夸:“其(明朝)所集号天下雄兵,尽斩于各地矣!”袁都督下诏狱后,明军不堪一击。所谓名将,满桂、孙祖寿被后金军一个冲锋就砍了,还活捉了总兵黑云龙和麻登云。据说当时黄台吉哂笑崇祯:“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只是考虑到攻破坚城,死伤必多,而且也没有灭国的政治准备,这次也抢够了、赚大了,不如施施然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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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城区的袁崇焕墓



袁崇焕为什么没有马上被杀头?首先,因为督师下诏狱后,战局立即崩溃。从城外野战屡屡击败黄台吉,到二日之间连丧五大帅,第一批勤王部队的中坚力量全部被建虏屠戮一空。崇祯再傻,多少也明白,袁都督的战斗力,比这些成名已久的悍将不知强多少倍。其次,祖大寿和关宁军一度“东溃”,跑回山海关,还是袁公在狱中写了一封言辞感人的书信,让关宁军又回到北京勤王。临阵杀帅,关宁军就不是“东溃”而是哗变了。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当其时东林党虽已遭受打击,但主要力量还在朝廷。东林党不倒台,因为“议事规则”的问题,阉党是无法使崇祯同意杀掉袁公的。



为什么八九个月之后,袁公还是被杀掉了呢?因为阉党、浙党等奸佞联合阵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经成功迫使钱龙锡下野,韩爌、李标、成基命离开内阁。而浙党温体仁则堂而皇之入阁了。朝中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颠倒,他们有足够力量进行战略总攻了。



于是,大奸臣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以专杀文龙正崇焕罪,立付西市”,还给崇祯出主意,“且不必言为款为叛,致奸人挑激”。



而阉党则上疏,说钱龙锡勾结边臣,下野出京之后,拿了“崇焕所畀重贿数万”,到处跑关系,“致国法不伸”云云。崇祯这弱智,一听就信了(明史说“帝怒”),召集大臣会商。这次再也没有东林党的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商结果就只有一个——“置崇焕重辟”,杀!千刀万剐!



崇祯还让群臣对钱龙锡“议罪”。结果是,“遣使逮之”,将已经下台的次辅从老家逮回来下狱。连刑场都准备好了,要把钱龙锡砍头。最后还是崇祯略觉不妥,这个头没砍掉,只是将次辅长期监禁。



阉党等群小自然是一片欢腾,弹冠相庆,聚谋要炮制一桩新“逆案”,指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东林党人为“逆党”。这桩“逆案”如果成立,旧的魏忠贤逆案自然作废,因为阉党都是被“袁逆”、“钱逆”迫害的呀。《明史·钱龙锡传》说:“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不敢任而止”,本来是让梁廷栋上疏“揭发逆党”的,但梁廷栋不敢,这个终极翻案大阴谋才没有启动,只杀了袁公了事。



历史真相就是这样。







04
时隔三百多年的两场水军谣战






己巳之变,袁崇焕赤胆忠心,不计得失,不避毁难,“怀甲星驰”,率九千铁骑日夜兼程赶到京师勤王,以至于来不及带备军粮,士兵和马匹“冻馁三日”,饿了三天三夜。到了北京城,又被拒绝入城,只能在城外冒着腊月寒风哆哆嗦嗦扎营。勉强吃了些户部发的粗粮,立即就与黄台吉的铁骑拼命作战,而以一腔热血忠勇,居然重创了鞑子兵(是役,据后金自己的战报,至少两名贝勒负伤)。



国难当头,在仁人志士千方百计召集各地驻军勤王之际,而浙党阉党等奸佞联盟,却趁着崇祯方寸大乱、神志昏乱之机,大进谗言,配合后金的反间计,一举将“城防总司令”、“联合战区总指挥”拿下,为遂私欲,而坏长城。人性之卑鄙龌龊,莫此为甚。



奸佞联盟为了将袁崇焕拉下马,做的绝不仅仅是上疏、朝议攻击。它们还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在朝野内外造谣,说什么袁公杀毛文龙就是为了与后金议和,这次后金军破关,就是袁崇焕“导东夷入犯”,目的是强迫皇上同意议和,所以“潜携喇嘛”入城云云。说什么“崇焕虽托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以一矢相加”,说什么在城头看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还说什么“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鞑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基矣”,还编了民谣“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何一短老公,自言五年能荡平,奇功先杀毛将军,杀毛将军款可成,……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怜”(《玉光剑气集》)。在奸臣们和太监公关公司的的强大水军舆论导向下,于是“举朝皆疑之”,人皆以为袁公可杀。



清人对此评论道:“珰焰未熸,群凶炀皂,而帝亦瞶瞶,自坏尔万里长城,此非我朝之间能杀崇焕。实(温)体仁辈,用我朝之间以售其奸,使帝杀崇焕。”这不是“我太宗的反间计英明啊,实在是你们的奸臣太狡猾”。



现代脑残们居然还引用温体仁之辈欺骗崇祯的谎言,抹黑“袁崇焕是汉奸”,那下回是不是该引用秦桧的谎言,证实岳飞该死了?



由于最后袁公真的被杀了,这些明末水军炮制的谣言又在各种稗官野史、笔记小说里固定下来。而今日灰熊猫、当年明月及其脑残粉,又把这些谣言作为证据,证明“袁崇焕真是个汉奸”。



以至于百度百科居然把袁崇焕定义为“争议人物”、“褒贬不一”。



以至于2008年凤凰网历史频道居然出了个专题,什么“民间起义”,以攻击阎崇年为由,绑架一堆明粉同意“袁崇焕就是该杀”的结论,再进而将这套胡说八道推销给数以百万计的互联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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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该杀论”,始作俑者就是一个起点的网络小说作者灰熊猫。它的推手,是磨铁文化公司,再加上一帮灰熊猫粉,在天涯论坛上大肆鼓吹此论,将大批网友骗成傻逼。而将阉党谣言再次官式化的,是凤凰网历史频道。这些就是网络信息污染的源头。



最可怕的是它们不光黑袁崇焕一个,而是将整个晚明的历史叙事黑白颠倒:真正希望挽狂澜于既倒的东林党,被形容为恶贼,魏忠贤和阉党被形容为治国能臣。崇祯年间的奸臣和阉党为了政治利益歪曲事实,而灰熊猫、当年明月、磨铁为了商业利益而全盘接受了阉党史观,两支中文谣棍水军隔了三百多年携手表演合唱,真是令我辈叹为观止。







05
时隔三百多年的两场水军谣战






最后再说说,崇祯中了黄台吉的反间计,并非清人修《明史》时故意污蔑崇祯失察。这事情明明白白记在《清太宗实录》里。修明史时,史官“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指袁崇焕之死)乃我朝设间”(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实录》是一国之本,记录皇帝言行的档案,绝不可能为了前朝之事而去篡改皇家档案。这种鬼话,骗骗凤凰网的脑残小编可以,没有任何一个正经历史学者相信的。



另外,袁崇焕并不是清酋乾隆第一个为他平反的。南明朝廷早已为袁崇焕平了反。



明末抗清士人邝露《留都赠梁非馨》一诗作者自注云:“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也。”这里交代得很清楚,邝露与梁稷(字非馨)一同上疏为袁崇焕白冤,使朝廷厚葬袁公、恢复其爵位。



全祖望亦转录高宇泰集的记载,指出永历年间朝士争相为袁崇焕白冤,朝廷准之,赐袁公谥号“襄愍”。(《鲒埼亭集外编》:“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转引自王荣湟,「袁崇焕南明平反事迹考」)



看清楚了,南明永历年间就已经为袁崇焕平反昭雪了。袁崇焕的平反,不是什么“满清阴谋”。



推动袁案平反者中,邝露与梁稷都是广东南海人(广州珠江河南岸),都是袁都督的好友。崇祯元年,袁崇焕奉命督师蓟辽,赴京前,粤籍名流在广州光孝寺设宴践行,与会者就有梁、邝二人。宴后,梁稷作为重要幕宾跟随袁崇焕出塞。袁崇焕死后,梁稷“悲愤欲蹈海死事,然思白其冤,姑少全”。永历二年,南明还都广东肇庆。正是在此时,邝露、梁稷会同诸多朝士,使袁崇焕得以平反。



永历三年,清军进攻广州,围城十月,攻陷后血腥屠城,杀人数以十万计。邝露没有跟随南明朝廷撤退,而是与诸将戮力死守他出生的城市广州。城陷,抱琴而死。



袁崇焕、邝露,一生孤忠,虽死而不避,充分体现了“南人犷直敢为”的性格。



历史不能再被别有用心的鼠辈肆意涂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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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金庸
原创 Fenng 小众消息 2018-10-31 21:25
写晚了,能写的都被大家写了一遍。看了几篇写金庸的长文,发现所有提及的事情我早已知道,说明我是个正牌金庸迷。



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看到的金庸武侠小说,但肯定不如梁羽生早,看到的第一部梁羽生作品是繁体版的《冰川天女传》,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但金庸的小说要比梁羽生好看的多,即使当时自己还很小。当时还有很多冒名作品,作者名字比如「金庸新」「全庸」「金康」「金庸巨」……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从小到大看了多少遍金庸的小说?已经记不清了。空下来,就会翻出来重新读一下,几乎所有情节都很熟悉,所以可以读得很快。但每次读,都能读到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



金庸离世的消息刷遍了朋友圈,也看到一些人说金庸作品文学性不高之类的评价,正如有些人批评「海底捞」的火锅不好吃一样,没法讲道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金庸的书能长盛不衰,自有其道理。如果评价纯文学性的话,四大名著也高不到哪里去。好在中国人今天也都在看。



家里至少有五套金庸作品集。分别是明河社版、朗声旧版、三联版、口袋本以及朗声新修版。不都是自己买的,也承蒙朋友馈赠。哪一套更好?我觉得都不错,虽然后期金庸改动了一些细节,但所占比例很小。

当年我在阿里的时候,曾经给同事做过金庸小说的分享。现在想起来也奇怪,怎么会去分享这样的话题。大概是我觉得当时的同事其实都不怎么读金庸的吧。尽管淘宝有所谓的「花名」文化,大家会起一些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做花名(昵称),但是确实大多数人都不太懂,看完金庸全集的其实寥寥可数。我相信今天也依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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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0 年前我做的 PPT,其中的一页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因为淘宝论坛上,马云的昵称最初叫「风清杨」,杨树的杨,用了好久,也没几个人发现应该是「扬」,过了一段时间才改掉。我甚至怀疑老马也未必看过金庸全集。



当时淘宝有个规定,不允许用反面人物做昵称。这就是个糟糕的规定,因为有些人物,并不能用简单的正面反面来界定。比如,我的昵称叫「西毒」,不允许登录到淘宝内网,但是呢,可以有「任我行」「鸠摩智」「归辛树」,这些人,也没正面到哪里去。



金庸的作品被改编的乱七八糟,基本上都不太好看。为什么总拍不好?最关键问题是,那些导演都不读金庸,有的导演亲口说,第一次看金庸小说,能拍好了才怪。相比之下,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之所以拍得好,跟彼得·杰克逊本人就是个魔戒超级粉丝有一定关系。金庸自己很讨厌别人改他的作品,画蛇添足。老老实实按照作品拍,反而不错。



用今天的话说,金庸当年就是个大号的自媒体,写武侠小说给《明报》带流量。现在有人评价金庸小说水平不高,俗,未免过于太苛刻。一是要考虑金庸当时的写作条件,二是得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我认为金庸创造了一个奇迹。



大俗就是大雅。金庸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就凭对集权的控诉,对政治的隐喻,这两点就足矣。



金庸有两支笔,一只写武侠,一只写社评。我相信,很少有人看过金庸的社评。那些社评文章,今天读来,是真的牛。即使大陆出版的「洁本」,也可以感受到其家国情怀。








作为报社老板,当时的金庸也跟今天创业者差不多,苦哈哈的。一边写武侠,一边写社评,一写几十年,这种定力少有人及。



对金庸评价不高的,大部分人其实是先入为主,可能根本没看过金庸的作品,只不过是认为武侠小说过于流行,是下里巴人厕上读物。比如王朔当时批评金庸,说看了七册的《天龙八部》,闹了不小的笑话。



一些自媒体拿金庸与梦中情人同一天离世说事儿,真是扯淡。人家夏梦有老公有儿女一辈子很幸福,你们就别拉郎配了。鸡汤都馊了。



看过一些金庸的采访,口才不好,颇有点「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意思,得不到美人垂青也很正常。再说,金庸本人也很风流,红袖添香,是真名士。



世间再无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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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为什么这么流行?
刀尔登 多元思想 2022-05-30 02:18 发表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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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为什么这么流行?
文: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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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

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



世界各地都有阴谋论



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与猴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

至于目的,大概是为了清洗人口。

马塔伊的主张不是她发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这么认为了。

并且他们相信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国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阴谋。

当然,后面这个信念恰使艾滋病在非洲难以控制。



美国更是这类偏执信念的繁荣之地,独立战争就曾受到“传闻”的推动,而从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听,从珍珠港到世贸中心,奇异的解释层出不穷。

有些大致无害,如外星人传说;有些就不那么无害了,如1919~1920的“红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阴谋论古已有之



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相信周围隐藏着许多(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坏人。

一到晚上,这些人就从家里溜出来,毒死牲口,割断电线,引发洪水,制造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不幸。

他们不仅分别地做坏事,彼此间还有秘密的联系,有时用电报机,有时可能用超自然力。

我同样相信,在几乎整个外部世界,人们生活的主要兴趣就是颠覆中国。

这些就是阴谋论。



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

在汉语中,“阴谋论”或“阴谋主义”是译语,到现在也没有进入大众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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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是种历史观



在最深的程度上,阴谋论是种历史观。

认为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三皇五帝到如今”,另一个是暗中进行的,主使者是某种黑暗力量,或撒旦,或外星人,或政治寡头,或犹太人,或美国,或共产国际,或别的什么。



在中等的深度上,阴谋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像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语)。



在较小的范围里,则为特定的事件寻找特定的阴谋论解释,如电影《华氏911》。



关于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基础,有美国罗特格斯大学戈泽尔教授的一段话可抄:



“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人的失范、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联系……而与失范的密切关联,又显示阴谋论的立场与对主流体系的疏远和不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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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照顾情感而非理性



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无论科学家怎么说,《档案》迷们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们的逻辑是:

“如果政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政府揭露了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其他阴谋。”



前些年闹“非典”的时候,民间学者童增告诉我们,病毒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



中国的科学家反驳了他的说法,但无法阻止这个说法的流行。去年底童增把这个主张写成了一本书,照样卖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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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者忽略事实

阴谋论者看不起事实。



不过,与其说他们缺乏从事实推导出观点的能力,不如说是他们没有这个兴趣。

何新先生曾发表他最新的阴谋理论,叫做“美国有个大阴谋”,其目标是消灭世界上80%的人。

这一可怕的阴谋发生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出席会议者有布什和撒切尔,还有索罗斯和盖茨这样的人。

何新没有受到邀请,但他神秘地知道他们的阴谋。

何新应该算是学者,所以我宁愿认为他对事实、证据这套东西没有兴趣,而不是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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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能推卸责任



阴谋论能推卸责任,所以它确实让我们舒服。

不过,一旦人掌握了这种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广的地方,会技痒难耐的。

还有许多不这么严重的,但已经成型的阴谋论,还有更多的萌芽。

看过东航空难后网络上的各种议论,我觉得在明年,在以后,针对国内事务的阴谋论会越来越多。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蔑视事实与逻辑的古老传统,不仅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不少阴谋论,不仅因为变革的激荡已制造出足够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因为公共事务还不够透明。



人们得从流言蜚语里收集信息,不仅因为网络的普及提供了畅通的流传渠道,还因为在这几年里,新闻界有人喜欢阴谋论,也有能力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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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医外科,我们独步天下
找回记忆 护苗计划 2022-05-26 08:01


1974年江苏省江阴县一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医疗器械,其中包括外科手术器械。该墓出土的一种铁质柳叶刀,系外科手术用刀,有尖刃口的一头与现代医用手术刀十分相似。该刀长16.7厘米,宽1.5厘米,铁质。刀端锐尖呈柳叶形,刃口位于刀端的一侧,约长4厘米左右。由于刃口较长,应是切开较大面积皮肤的一种工具。用刀时刀体与皮肤平行,作横向切开,近似现代应用的手术刀。



柳叶刀,中国早就使用了,

这充分说明,像柳叶刀这样的外科手术器械在明代已广泛使用。同墓出土的还有平刃刀、镊子、剪子、牛角柄铁质圆针。平刃刀刃口位于刀的下端,前方扁平薄锐,约长2.5厘米。刃口较短,应是切开较小面积皮肤和“死腐、余皮”之用,用刀时刀体与皮肤垂直,作纵向切开。出土的两把外科用的铁质镊子,也叫做“大钳”、“长钳”、“钗”等。



《外科明隐集》中说这种形状类似于今天的镊子的工具,其用途是“用以枷捏余皮顽腐,以得刀割之便也。”



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也说:这种手术工具的功能是“……捏溃疮之腐肉,取之,去之,不可伤好肉,伤则血流。”与某些中医著作中所绘制镊的形状相同。同墓中出土的外科用剪子,大体与家用剪相仿,仅在尖端有方头和尖头区别,江阴出土的两把铁制小剪,是外科手术中辅助刀、针的常用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高文晋于1834年编《外科图说》,书中载有器械图谱,如首页绘有“外科应用刀剪钳针各式物件全图”,仅对手术器械的描绘就有三十多种。



清代医家何景才撰写的《外科明隐集》中,简述了开疮刀、三棱针、平刃刀、月刃刀、剪子、镊子几种外科手术器具。开疮刀最薄利锋锐,取其速入急出;三棱针刺放瘀滞毒血,取其刺孔宽豁,让瘀汁通流;平刃刀割除死腐余皮,用之随手得便;月刃刀割除深陷之内瘀腐;镊子夹捏余皮顽腐,让刀割更方便。

  

《五十二病方》中有用酒清理创伤的记载;晋代葛洪首创用盐水清理伤口,外敷蛇衔膏后再进行手术;



《诸病源候论·金疮肠出候》载:“金疮肠断,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而纳之。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证明当时已经能做早期的断肠清创缝合包扎术。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肠吻合手术记录。



隋唐时代,除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清创缝合术外,对缝合伤口的材料亦有了改进和提高。最重要的发明是使用桑皮线缝合肠管和皮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了良好疗效。缝合术是中医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桑皮线”就是常用的缝合线之一。



所谓桑皮线,即取桑树之根皮,去其表层黄皮,留取洁白柔软的长纤维层,经锤制加工而成之纤维细线。桑皮线不仅制作方法简单,应用方便,且不易断折,更有药性和平,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治疗作用。 



《医心方》为书名。日本·丹波康赖撰。三十卷。成书于公元984年(日永观二年)。刊行于1859年(日安政六年)。



《医心方》卷十八《治金疮肠断第七》里,曾引“万氏方”说:“……若肠已断者,以桑皮细线缝合,热鸡血涂之,乃令入”。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



除见于《千金方》、《外台秘要》、《世医得效方》等记述外,明·于慎行《谷山笔尘》中介绍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案例:武则天长寿三年,有人密告皇嗣李旦(即睿宗)“潜有异谋”。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对李旦左右的人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皇嗣“谋反”的罪行。——此案例又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五之《忠烈第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记二十一》长寿二年条,及苏颂《图经本草》均有转述。



明代陶宗仪《辍耕录·孝行》中有:“邑人 俞浩斋 闻而过其家,视 良吉 胸间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 俞 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未及期月,已无恙矣!”



“桑皮线”,就是取桑树的根皮,剥去外层粗皮,慢慢撕下内层筋纹,然后再把一根根的筋纹包裹在外皮中,把细线从头到尾抹七次,再取出来,让细线滑润如丝,收起放好。将这些丝线放入装有药水的小瓶中保持湿软,用的时候取出,在沸水的蒸汽上薰蒸一下,细线就绵软如新,穿入细针,就可以缝合伤口了。



“桑皮线”最大的优点是无需拆线,这种细丝会随着伤口的愈合而长在肉中,与人肉融为一体。



桑皮线取用方便,而且不易折断。不仅如此,桑皮本身药性平和,更有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文末附一些中国古代医学书籍,看看种花家的厚家底,周星驰版《鹿鼎记》的一句台词:武功秘籍目录就要一本书。指南,外科,卫生等词语,我们很早就有了,而且制度自周代就有医事管理制度,各朝各带逐步完善。所以不要再认为西方科技发达,他们那点东西,在我们这都不知道排在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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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在更大的范围里面,因为你听英文歌、日文歌也多,然后又用中文创作,不同的语言和它们所产生的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罗大佑  : 中文因为有仄音,有四声,所以中文本身其实就有一些音乐感存在。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你把评剧里面的唱腔延续、夸张以后,就是一种音乐。英文是一种符号语言,因为它只用了二十六个字母,重组所有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他们文学的基础。而中文是一个一个的字,来自象形会意,每个字里面都有它的情感,每个字都有结构,每个字的发音都有一种独特的力量,所以中文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中文的意境更深入,咀嚼中文的时候,也更有韵味。比如“亲爱的”,远比“dear”里面的“亲爱”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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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要想的是如何浅出,而不是更进去。我觉得我们的行为模式、言行举止,跟中文是很有关系的,讲话的模式大概造就了你思考的模式,造就了你的文化观,造就了你人格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在想,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就像台湾,到后来,我们证明其实他们的音乐的养分最大,因为他们是从最自然的山、河流里汲取养分的。全天下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阳光,水,青草,这种东西才是歌的来源,才是艺术的来源,真正的创作的来源。我觉得每一个象形文字,都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 许知远  : 你后来生活在香港,周围是一个充满粤语的世界,但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陌生的?



罗大佑  : 对我来说,这又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香港人是很会在东西文化里找一种全新的模式出来的,但是香港人又怕失去自己中国的、东方的那一块。所以你看弥敦道上面的招牌都特别大,盖住整条街的一半。招牌上的文字同时有直排的中文,也有横排的英文,直跟横就代表两种文化的撞击,直排的字都很大,横的就比较小,英文就像是中文的一种和音。这个太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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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敦道,位于香港九龙,连接旺角与尖沙咀两大主要商业区,为香港最著名的道路之一。



没有人告诉你一定得保留自己的文化,一定得把这样的习俗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没有我自己那块文化的话,就等于全部被征服了,“我”是说不过去的。所以香港人,甚至马来西亚、纽约那边的华侨,他们是有这个自觉的一保留那个文化,就是保留住你的 DNA, 你的长相,你的名字。所以很多北京的作家到香港去,就觉得晚清的世界保留在这里,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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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9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8-1 01:40 编辑

刘诗昆的晚年生活
时间背后 2022-07-27 07:57 发表于广东







本以为比孩子大50岁的刘德华不容易,比孩子大69岁的张纪中不寻常,比孩子大78岁的何鸿燊不得了。

现在还有个更惊人眼球的,钢琴家刘诗昆81岁喜得贵女。

娶比自己小37岁的妻子,生比自己小81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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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可思议背后,有个女人被“掩盖了姓名”。她就是出身音乐世家,有着“琵琶公主”之称的孙颖。

26岁只身前往香港拜师,本为提升技艺,没想到8年学习,她爱上了当时已71岁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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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将老师变为先生,3年后生下女儿。孩子满月当天,她代女收到了丈夫送出的,价值3000万的“大礼”。

有人调侃,说孙颖赢了,嫁入豪门,将一场“忘年恋”谈得风生水起。也有人充满恶意,对这对“老少配”进行言语攻击。

难道他们的结合并不光彩?还是说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钢琴家婚姻两破碎

1939年出生,受学习过男低音美声唱法的父亲影响,刘诗昆自小喜欢音乐。

用父亲斥巨资买入的4架进口钢琴与上万张唱片作陪,这个天赋极高的孩子5岁就登上了专业舞台,10岁拿到全国最高级别的少年儿童钢琴大赛一等奖。从中央音乐学院出去,被公派至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

1956年,刘诗昆获得“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两年后,他在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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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刘诗昆的婚姻经历,可以用“精彩”与“不幸”两个词概括。

他的第一段婚姻有些来头。与某将领的女儿结婚,特殊时期,刘被迫下狱。为了不连累妻子与妻子的父亲,他在狱中提出离婚,主动结束自己6年的婚姻。

但与第一任妻子在一起时,两人于64年生下儿子刘晓迎。算算时间,他的大儿子可比最近得的女儿大了整整56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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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刘诗昆43岁,前往齐齐哈尔演出,没想到会与报幕员盖燕擦出火花。

此时的盖燕在文化馆当主持人,她比刘诗昆小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她被眼前成熟男人的风度、才华吸引,而刘诗昆也为这个女孩的崇拜、热烈感动。可以说盖燕才是那个陪着刘诗昆走过最为艰苦岁月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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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想要与爱人日日在一起的25岁女孩打算远走家乡,前往北京进修。

一落地北京,盖燕二话不说就开始照顾刘诗昆的生活。每天赶早去往刘家准备早饭,就算是简单的豆浆油条也不会敷衍。

学校的课程一结束再急忙回去做饭。变着法儿地做新鲜菜式,只求身心均受到严重伤害的刘诗昆能够多吃些,开心些。

盖燕一边将自己的学业进行下去,一边管着恋人的衣食住行。这样的日子一坚持就是好几年。

从25岁到28岁,没享到什么福的盖燕终于迎来转机。1988年,刘诗昆与盖燕结了婚,婚后两人从北京去往香港定居发展。

本来就是音乐领域的知名人物,刘诗昆在香港很快便混得风生水起。开办不少钢琴艺术教育中心,在世界多国进行演出,名有了,钱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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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水涨船高达到数十亿的刘诗昆,更是在57岁时再添一子,盖燕为儿子取名Benny。

只可惜两人的爱情以一地鸡毛的撕扯而结尾。2009年,70岁的刘诗昆向记者透露,自己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请求。

转身49岁的盖燕也找到媒体,没有指名道姓,但也暗指“琵琶公主”孙颖早已介入自己的家庭,丈夫刘诗昆婚内出轨。

其实从时间点上来说,确实有这种可能,盖燕也许并不是无的放矢。但回到离婚的那段时间,曾经的爱人撕扯得有些太过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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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昆直言自己与盖燕的感情早就名存实亡,徒有空架子在外人面前维持体面。

之后他还请自己的好友,另一对“忘年恋”——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与其妻子翁帆一起出席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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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昆在现场展示了自己的伤口,声声控诉盖燕多次对自己进行家暴,日常生活中言语上的辱骂更是难听至极,让自己的身体与精神长期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他们的婚姻还是在2010年画上了句点。


“琵琶公主”露峥嵘

那么孙颖在这场婚姻闹剧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1976年出生于南京,算算时间,孙颖比刘诗昆的大儿子还要小上整整一轮。

出生于音乐世家,这个姑娘在父母的熏陶下,很小就与乐器结下缘分。4岁开始弹钢琴,6岁又开始练琵琶,之后还有六弦琴的加入,小小年纪就在各大比赛场上穿梭。

1986年,盖燕还在照顾刘诗昆的时候,10岁的孙颖摘下了琵琶、钢琴少儿组大赛金奖。

她曾被武侠大师金庸盛赞为“金陵才女”,也让郎朗留下过“技术功底坚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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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一场音乐会上,62岁的刘诗昆遇上25岁的孙颖。

两个音乐人围绕音乐进行了一场愉快的探讨。刘诗昆感慨青年一代人才辈出,孙颖对眼前的钢琴界扛鼎者满是崇拜与敬佩。

2002年,想要让自己的钢琴技艺得到提升,孙颖只身前往香港拜刘诗昆为师。这个女孩儿绝对是个好学生。对老师毕恭毕敬,有疑便问,得解便练。

挨批了批评,一不气二不怨,嘴上说着让老师费心力,手上也及时端来凳子让老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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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师有时抬手间的点拨,能让她在琴房练至深夜。这样踏实肯学的态度,刘诗昆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愿意倾囊相授。

只是谁也没想到,经年的拜师学艺,这场原本可以被传为“佳话”的师生情,最后会走成媒体调侃的“夫妻情”。

也许是长时间相处让两人熟悉后生活中有了更多的交集;也可能是两个心中满是艺术的人因共同爱好有着更多的话题。

孙颖一直说自己对老师始终有着极为敬重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师母盖燕心中,似乎并不“寻常”。这才有了“离婚闹剧”中那段未指名道姓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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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昆的名气太响了。他不仅是世界知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当时身价已超50亿的富豪。于是在众多八卦头条里,孙颖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第三者”。

但好像当时才30出头的孙颖并不愿意担下这样的名头。她对媒体义正言辞,说老师的声誉不容诋毁,自己也并没有介入到任何人的婚姻。如此坚定的态度让媒体人暂时消声。随后又有人站在孙颖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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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对师生之间有着37岁的年龄差,差出去三轮,说他们是爷孙都有人信。而且孙颖20多岁就自己攒够了钱在深圳买了房子。

除此之外,乐坛才女还有着无数富豪公子追求,也与不少知名音乐人进行过合作。自己有才不差钱,追求者不差钱,身边的圈子里,志同道合有才的人更不少。

具备这么优秀的条件和资源,孙颖为什么要插足70岁老师的婚姻?说不过去呀。

可这时候站在孙颖一边,为其说话的人很快便满脸问号——2010年恢复单身的刘诗昆很快就将孙颖带在身边,宛如男女朋友。从这里看,盖燕对两人的指责好像有了实锤。

关注着这件事的人,就“钢琴大师”刘诗昆早前是否“精神出轨”的话题,掀起一阵热议。好在很快各界留言就归于平静。

因为风暴中心的两人并没有结婚,他们一直保持着“灵魂伴侣”的状态。


41岁为丈夫拼二胎

拒绝接受外界的眼光,将仰慕之情转为爱的孙颖从34岁走到39岁,也陪着刘诗昆在世界各地流转,进行钢琴与琵琶的完美合奏。

2015年刘诗昆生日,即将40岁的孙颖在众人面前正名。已经76岁的音乐家将孙颖拉到身边,对着亲朋好友介绍,说这将会是自己婚姻的避风港湾。

2017年,结束了一场演出的刘诗昆带着孙颖在美国登记结婚。41岁与78岁的“忘年恋”,坚持10几年终进豪门,这段感情曾轰动香港。

婚后这一年孙颖生日,刘诗昆花20万港币拍下车牌号“1 1OVE U”,并将其贴在一辆豪车上,作为礼物送给了妻子。

不忘浪漫,刘诗昆还带着孙颖去过西班牙看斗牛舞,到达了英国看铁塔情,也前往了希腊寻找童话之美。

沉浸在二人世界里,也许婚姻真的与年龄无关。

即使结了婚,孙颖和刘诗昆也都十分默契,两人都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可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年初,孙颖被查出怀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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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度成为爸爸,刘诗昆十分高兴。

他十分在意孙颖的状态,毕竟她也44岁了,生孩子有风险。刘诗昆开出超高额的工资提前甄选月嫂,也照顾妻子的生活日常。据说孙颖怀孕后的每个月,都有不少于10万美元的支出,金额之大令人咋舌。

2020年11月13日,孙颖顺利生近6斤的女儿刘蓓蓓。这个名字是刘诗昆取的,寓意自己的心肝宝贝。

孙颖同样激动,因为她让81岁的丈夫实现了儿女双全。她发文说孩子是上天给她与丈夫最好的礼物,相信这个孩 子会有着极高的音乐天分,在将来延续父母对于音乐的执着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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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满月,刘诗昆为爱女准下了自己在铜锣湾附近的,超过3000万的贝乐思钢琴学院。这样的大手笔又是掀起一阵风言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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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刘诗昆依旧登台演出,除此之外,他还在为自己的百余所民间艺术中心授课。他想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

刘蓓蓓1岁的时候,刘诗昆称自己已经给女儿设立了5亿元的教育基金项目。

不过有一点令人不解。在这个超高金额的项目中,除了1岁孩子刘蓓蓓的名字外,还有两个空白的姓名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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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要后面再加谁的名字吗?不少人有了猜测,钢琴家刘诗昆是不是还想再生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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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颖说,女儿贝贝的到来让人惊喜又意外,为父为母的心情用语言无法描述。她想要再为丈夫生两个儿子,这样将来贝贝就会有两个弟弟,成长之路上也不会孤单。

她还说目前自己正在积极地备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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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眼拙,在中文的世界里面,论对中文语言的运用能超出金庸者,也算是寥寥无几吧。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半文半白,读来别有风趣,但总归略有凝滞。金庸的行文,文三白七,文笔如滔滔大江奔流直下,又夹杂古意盎然,无论阅读还是朗读,都极有音律美。

如果说我的中文写作受谁影响最大,金庸必居其一。自看他小说以来,我在写作中也多用文言文的转接词来使我的句子更加简短有力,富于变化。

曾有次改编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面要有一场豪门大族分家产的戏份,极为吃重。导演让我写一稿,但颇有些不放心,半夜问我有无信心。我因心中有《天龙八部》杏子林大会一场做腹稿,故表态坚决,桥段和行文都采其神韵,落笔有风,后果然写出来颇为精彩,导演满意开拍。

无独有偶,后来又写一个恭亲王奕忻和咸丰帝奕泞为争帝位,在道光驾崩前斗法一段戏份,我也心中有多场金庸武侠小说中经典武林大会的场面结构和文风笔力做铺垫,完成并不费力。

金庸的行文在古龙的吝啬极简和梁羽生冗长不堪之间,有长有短。常用白描手段刻画人物,寥寥数笔即呼之欲出,从不长篇大论。

另外,可能曾经是职业电影编剧出身有关,金庸刻画人物和场面,多描绘视觉影像而不是心理活动。如写一个人生气,一般写“须发皆张,口中嗬嗬作响”,而不是“他很生气,非常生气”。

既然是电影编剧,他深谙视听语言。

金庸极为擅长写“偷听戏”和“转述戏”,即不直接描写场面和故事,而是用一人的视角去写,时不时辅之观察着/视点人物的心理活动做“旁观者反应镜头”,最终完成故事描述,其效果非常好。

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计其数,很多时候,观察者的听觉和视觉都处于限制状态,而事件的主事方都不知名姓,多用代称,使观众有极为强烈的“第一现场”的感觉。

随便举例子,如《倚天屠龙记》一段:

不到半个时辰,那帮私枭已奔出二十余里,好在俞岱岩轻功了得,脚下无声无息,那帮私枭又似有要事在身,贪赶路程,竟不回顾,因此并没发觉。这时已行到海旁,波涛冲击岩石,轰轰之声不绝。正行之间,忽听得领头的一人一声低哨,众人都站定了脚步。领头人低声喝问:“是谁?”黑暗中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三个水旁的朋友么?”领头那人道:“不错。阁下是谁?”俞岱岩心下嘀咕:“三个水旁的朋友,那是什么?”一转念,登时醒悟:“嗯,那是海沙派。‘海沙派’这三个字都是水旁的。”那嘶哑的声音道:“屠龙刀的事,我劝你们别插手啦。”领头那人一震,道:“尊驾也为屠龙刀而来?”那嗓子嘶哑的人一声冷笑。黑夜中但听他“嘿嘿嘿”几声,却不答话。

  俞岱岩只觉他这笑声大是古怪,听在耳中,令人心烦意乱,无法形容的不舒服,似乎十几条巨虫突然在背上搔爬,又似乎吞下了什么吐不掉,呕不出的异物。他心念一动,隐身在海旁的岩石之后,绕到前面,只见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子拦在路中。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根拐杖,身上衣服有点点闪光,显是一件锦袍。又听海沙派的领头人说道:“这屠龙刀原是本派镇派之宝,既给宵小盗去,自当索回。”那锦袍客又是“嘿嘿嘿”三声冷笑,仍是大模大样的拦在路中,那领头人身后一人厉声喝道:“快些让开,恶狗拦路,你不是自己找死——”他话声未毕,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往后便倒。众人一惊,但见黑暗中锦袍上的闪光晃了几晃,拦道恶客已然不见。
整个场面描述全是俞岱岩的视点,这个像极电影中的主观视点,实际上描述一个故事可以完全不这么写,但是这么写极富感染力,因为有现场感。

纵观金庸的武侠小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几乎贯穿始终,正如大家所知,《雪山飞狐》整个都是用这种“代言”的方式写成的。

金庸既然能做编剧,必定具有极为深厚的戏剧功底,极擅长“三一律”,即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组人物的舞台化戏剧场面。其上场下场、人物调度,都有大师之气。

他最能写,也写得最好的的,就是这种舞台化很重的“大戏”,或者“大场面”,即所有关系人物都因为各种关系出现在同一场景之中,虽然可能觉得比较刻意---怎么会这么凑巧?

这种经典大场面,如《天龙八部》里面的杏子林大会,乔峰惊天身世巨变一段,当年TVB剧集,这一段落整整花了三集,可称罕见。《倚天屠龙记》王盘山武林大会;《射雕英雄传》密室疗伤;《笑傲江湖》之黑木崖;《连城诀》之雪山决战等等……

这些场面,人物繁复,情节曲折。常常将数个恩怨情仇都在一场中交代完成。某个恩怨了结时,除相关人物的活动之外,金庸一般也极力写周遭人物之反应,很类似电影中的“反应镜头”,使得单一情感事件有大场面做背景,有见证者和旁观者,使得其更有一种史诗感和影视作品的“热闹感”!

论讲故事,金庸绝对是一流的。通常情况下,金庸的武侠小说都不是直接开场的,主人公都会在不经意的时刻登场,而整个故事大线索也是逐次展开,绝不会一上来就讲主线故事,一览无余。开场的故事极为精彩,你以为是主线,谁知道这不过是一道开胃汤而已!

真正有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感觉啊。

《笑傲江湖》的开场,福威镖局腥风血雨,满门灭绝,逃出一个林平之,真的扣人心弦,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鹿鼎记》一上来就是明史案,引出一个陈近南……《神雕侠侣》一开场是李莫愁追杀昔日情侣陆家;《射雕英雄传》的开场则是杨铁心郭啸天诛杀金人,完颜洪烈垂涎包惜弱……

总之,故事总是先起一极富悬念之高山,好不容易登上高山之后,你看到的却是极目的崇山峻岭,雪峰高原,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真正一个新世界!自己先前以为的高山不过是矮峰一座!



金庸的武侠小说乃是近代汉语言文学的翘楚,少年时代不读金庸,可谓损失巨大!

编辑于 2021-02-10 22:27
 楼主| 发表于 2022-6-13 20:13 | 显示全部楼层
《相和歌辞•江南曲》 李商隐
郎船安两桨,侬舸动双桡。扫黛开宫额,裁裙约楚腰。乖期方积思,临醉欲拼娇。莫以采菱唱,欲羡秦台箫。
《杂曲歌辞•无愁果有愁曲》 李商隐
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皇包世度。玉壶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骐驎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
《杂曲歌辞•杨柳枝》 李商隐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杂歌谣辞•李夫人歌》 李商隐
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剩结茱萸枝,多擘秋莲的。独自有波光,彩囊盛不得。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波割。清澄有馀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土花漠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黄。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重过圣女祠》 李商隐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寄罗劭兴》 李商隐
棠棣黄花发,忘忧碧叶齐。人闲微病酒,燕重远兼泥。混沌何由凿,青冥未有梯。高阳旧徒侣,时复一相携。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 李商隐
昨夜玉轮明,传闻近太清。凉波冲碧瓦,晓晕落金茎。露索秦宫井,风弦汉殿筝。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崔处士》 李商隐
真人塞其内,夫子入于机。未肯投竿起,惟欢负米归。雪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读遍先贤传,如君事者稀。
《自喜》 李商隐
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虎过遥知阱,鱼来且佐庖。慢行成酩酊,邻壁有松醪。
《题僧壁》 李商隐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霜月》 李商隐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异俗二首》 李商隐
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
《归墅》 李商隐
行李逾南极,旬时到旧乡。楚芝应遍紫,邓橘未全黄。渠浊村舂急,旗高社酒香。故山归梦喜,先入读书堂。
《商於》 李商隐
商於朝雨霁,归路有秋光。背坞猿收果,投岩麝退香。建瓴真得势,横戟岂能当。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今日看云意,依依入帝乡。
《和孙朴韦蟾孔雀咏》 李商隐
此去三梁远,今来万里携。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可在青鹦鹉,非关碧野鸡。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瘴气笼飞远,蛮花向坐低。轻于赵皇后,贵极楚悬黎。都护矜罗幕,佳人炫绣袿。屏风临烛釦,捍拨倚香脐。旧思牵云叶,新愁待雪泥。爱堪通梦寐,画得不端倪。地锦排苍雁,帘钉镂白犀。曙霞星斗外,凉月露盘西。妒好休夸舞,经寒且少啼。红楼三十级,稳稳上丹梯。
《人欲》 李商隐
人欲天从竟不疑,莫言圆盖便无私。秦中已久乌头白,却是君王未备知。
《华山题王母祠》 李商隐
莲华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
《华清宫》 李商隐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楚泽》 李商隐
夕阳归路后,霜野物声干。集鸟翻渔艇,残虹拂马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白袷经年卷,西来及早寒。《蝉》 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 李商隐
春咏敢轻裁,衔辞入半杯。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寡和真徒尔,殷忧动即来。从诗得何报,惟感二毛催。
《潭州》 李商隐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赠刘司户》 李商隐
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哭刘司户二首》 李商隐
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酒瓮凝馀桂,书签冷旧芸。江风吹雁急,山木带蝉曛。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李商隐
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乐游原》 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北齐二首》 李商隐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街西池馆》 李商隐
白阁他年别,朱门此夜过。疏帘留月魄,珍簟接烟波。太守三刀梦,将军一箭歌。国租容客旅,香熟玉山禾。
《南朝》 李商隐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敌国军营漂木柹,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
《复京》 李商隐
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
《浑河中》 李商隐
九庙无尘八马回,奉天城垒长春苔。咸阳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养马来。
《鄠杜马上念汉书》 李商隐
世上苍龙种,人间武帝孙。小来惟射猎,兴罢得乾坤。渭水天开苑,咸阳地献原。英灵殊未已,丁傅渐华轩。
《柳》 李商隐
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解有相思否,应无不舞时。絮飞藏皓蝶,带弱露黄鹂。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
《巴江柳》 李商隐
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
《咸阳》 李商隐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同崔八诣药山访融禅师》 李商隐
共受征南不次恩,报恩惟是有忘言。岩花涧草西林路,未见高僧只见猿。
《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 李商隐
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空馀双玉剑,无复一壶冰。江势翻银砾,天文露玉绳。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
《听鼓》 李商隐
城头叠鼓声,城下暮江清。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送崔珏往西川》 李商隐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代赠》 李商隐
杨柳路尽处,芙蓉湖上头。虽同锦步障,独映钿箜篌。鸳鸯可羡头俱白,飞去飞来烟雨秋。
《桂林》 李商隐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陈后宫》 李商隐
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
《属疾》 李商隐
许靖犹羁宦,安仁复悼亡。兹辰聊属疾,何日免殊方。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
《石榴》 李商隐
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
《明日》 李商隐
天上参旗过,人间烛焰销。谁言整双履,便是隔三桥。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凭栏明日意,池阔雨萧萧。
《饮席戏赠同舍》 李商隐
洞中屐响省分携,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树重行怜翡翠,玉楼双舞羡鹍鸡。兰回旧蕊缘屏绿,椒缀新香和壁泥。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
《西溪》 李商隐
近郭西溪好,谁堪共酒壶。苦吟防柳恽,多泪怯杨朱。野鹤随君子,寒松揖大夫。天涯常病意,岑寂胜欢娱。


《忆梅》 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
《赠柳》 李商隐
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
《谑柳》 李商隐
已带黄金缕,仍飞白玉花。长时须拂马,密处少藏鸦。眉细从他敛,腰轻莫自斜。玳梁谁道好,偏拟映卢家。
《北禽》 李商隐
为恋巴江好,无辞瘴雾蒸。纵能朝杜宇,可得值苍鹰。石小虚填海,芦铦未破矰。知来有乾鹊,何不向雕陵。
《初起》 李商隐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
《楚宫》 李商隐
复壁交青琐,重帘挂紫绳。如何一柱观,不碍九枝灯。扇薄常规月,钗斜只镂冰。歌成犹未唱,秦火入夷陵。
《柳》 李商隐
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心惊。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
《石城》 李商隐
石城夸窈窕,花县更风流。簟冰将飘枕,帘烘不隐钩。玉童收夜钥,金狄守更筹。共笑鸳鸯绮,鸳鸯两白头。
《韩碑》 李商隐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 李商隐
二十中郎未足希,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汉苑风烟吹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
《离思》 李商隐
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无由见颜色,还自托微波。《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李商隐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风雨》 李商隐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梦泽》 李商隐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赠歌妓二首》 李商隐
水精如意玉连环,下蔡城危莫破颜。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白日相思可奈何,严城清夜断经过。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
《谢书》 李商隐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寄令狐学士》 李商隐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东西。赓歌太液翻黄鹄,从猎陈仓获碧鸡。晓饮岂知金掌迥,夜吟应讶玉绳低。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
《酬令狐郎中见寄》 李商隐
望郎临古郡,佳句洒丹青。应自丘迟宅,仍过柳恽汀。封来江渺渺,信去雨冥冥。句曲闻仙诀,临川得佛经。朝吟支客枕,夜读漱僧瓶。不见衔芦雁,空流腐草萤。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象卉分疆近,蛟涎浸岸腥。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万里悬离抱,危于讼閤铃。
《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 李商隐
初梦龙宫宝焰然,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


《寄令狐郎中》 李商隐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漫成三首》 李商隐
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沈约怜何逊,延年毁谢庄。清新俱有得,名誉底相伤。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
《无题》 李商隐
白道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
《槿花二首》 李商隐
燕体伤风力,鸡香积露文。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月里宁无姊,云中亦有君。三清与仙岛,何事亦离群。珠馆薰燃久,玉房梳扫馀。烧兰才作烛,襞锦不成书。本以亭亭远,翻嫌眽眽疏。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
《哭刘蕡》 李商隐
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杜司勋》 李商隐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荆门西下》 李商隐
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岐。
《碧瓦》 李商隐
碧瓦衔珠树,红轮结绮寮。无双汉殿鬓,第一楚宫腰。雾唾香难尽,珠啼冷易销。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柳暗将翻巷,荷欹正抱桥。钿辕开道入,金管隔邻调。梦到飞魂急,书成即席遥。河流冲柱转,海沫近槎飘。吴市蠀蛦甲,巴賨翡翠翘。他时未知意,重叠赠娇饶。
《蝶》 李商隐
叶叶复翻翻,斜桥对侧门。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年年芳物尽,来别败兰荪。
《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 李商隐
韩蝶翻罗幕,曹蝇拂绮窗。斗鸡回玉勒,融麝暖金釭。玳瑁明书阁,琉璃冰酒缸。画楼多有主,鸾凤各双双。
《韩翃舍人即事》 李商隐
萱草含丹粉,荷花抱绿房。鸟应悲蜀帝,蝉是怨齐王。通内藏珠府,应官解玉坊。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
《公子》 李商隐
一盏新罗酒,凌晨恐易消。归应冲鼓半,去不待笙调。歌好惟愁和,香浓岂惜飘。春场铺艾帐,下马雉媒娇。《子初全溪作》 李商隐
全溪不可到,况复尽馀醅。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战蒲知雁唼,皱月觉鱼来。清兴恭闻命,言诗未敢回。
《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 李商隐
闻君来日下,见我最娇儿。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
《西溪》 李商隐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柳下暗记》 李商隐
无奈巴南柳,千条傍吹台。更将黄映白,拟作杏花媒。
《妓席》 李商隐
乐府闻桃叶,人前道得无。劝君书小字,慎莫唤官奴。
《少年》 李商隐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头上,横过甘泉豹尾中。别馆觉来云雨梦,后门归去蕙兰丛。灞陵夜猎随田窦,不识寒郊自转蓬。
《无题》 李商隐
近知名阿侯,住处小江流。腰细不胜舞,眉长惟是愁。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
《玄微先生》 李商隐
仙翁无定数,时入一壶藏。夜夜桂露湿,村村桃水香。醉中抛浩劫,宿处起神光。药裹丹山凤,棋函白石郎。弄河移砥柱,吞日倚扶桑。龙竹裁轻策,鲛绡熨下裳。树栽嗤汉帝,桥板笑秦王。径欲随关令,龙沙万里强。


《药转》 李商隐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岳阳楼》 李商隐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
《寄成都高苗二从事》 李商隐
家近红蕖曲水滨,全家罗袜起秋尘。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
《岳阳楼》 李商隐
汉水方城带百蛮,四邻谁道乱周班。如何一梦高唐雨,自此无心入武关。
《越燕二首》 李商隐
上国社方见,此乡秋不归。为矜皇后舞,犹著羽人衣。拂水斜纹乱,衔花片影微。卢家文杏好,试近莫愁飞。将泥红蓼岸,得草绿杨村。命侣添新意,安巢复旧痕。去应逢阿母,来莫害王孙。记取丹山凤,今为百鸟尊。
《杜工部蜀中离席》 李商隐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隋宫》 李商隐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二月二日》 李商隐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筹笔驿》 李商隐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
《屏风》 李商隐
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春日》 李商隐
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衔红蕊蜂衔粉,共助青楼一日忙。
《武侯庙古柏》 李商隐《风》 李商隐
撩钗盘孔雀,恼带拂鸳鸯。罗荐谁教近,斋时锁洞房。
《即日》 李商隐
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山色正来衔小苑,春阴只欲傍高楼。金鞍忽散银壶漏,更醉谁家白玉钩。
《九成宫》 李商隐
十二层城阆苑西,平时避暑拂虹霓。云随夏后双龙尾,风逐周王八骏蹄。吴岳晓光连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卢橘沾恩幸,鸾鹊天书湿紫泥。
《少将》 李商隐
族亚齐安陆,风高汉武威。烟波别墅醉,花月后门归。青海闻传箭,天山报合围。一朝携剑起,上马即如飞。
《咏史》 李商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赠白道者》 李商隐
十二楼前再拜辞,灵风正满碧桃枝。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
《无题二首》 李商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断蓬。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
《汉宫词》 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无题四首》 李商隐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含情春晼晚,暂见夜阑干。楼响将登怯,帘烘欲过难。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归去横塘晓,华星送宝鞍。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李商隐
佳兆联翩遇凤凰,雕文羽帐紫金床。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独悼亡。乌鹊失栖长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京华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
《桂林路中作》 李商隐
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空馀蝉嘒嘒,犹向客依依。村小犬相护,沙平僧独归。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
《无题》 李商隐
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
《蝶三首》 李商隐
初来小苑中,稍与琐闱通。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只知防皓露,不觉逆尖风。回首双飞燕,乘时入绮栊。长眉画了绣帘开,碧玉行收白玉台。为问翠钗钗上凤,不知香颈为谁回。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见我佯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
《无题二首》 李商隐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幽人不倦赏,秋暑贵招邀。竹碧转怅望,池清尤寂寥。露花终裛湿,风蝶强娇饶。此地如携手,兼君不自聊。
《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以悼亡日》 李商隐
谢傅门庭旧末行,今朝歌管属檀郎。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
《隋宫》 李商隐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落花》 李商隐
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月》 李商隐
池上与桥边,难忘复可怜。帘开最明夜,簟卷已凉天。流处水花急,吐时云叶鲜。姮娥无粉黛,只是逞婵娟。
《赠宗鲁筇竹杖》 李商隐
大夏资轻策,全溪赠所思。静怜穿树远,滑想过苔迟。鹤怨朝还望,僧闲暮有期。风流真底事,常欲傍清羸。
《垂柳》 李商隐曲池》 李商隐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
《代应二首》 李商隐
沟水分流西复东,九秋霜月五更风。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昨夜双钩败,今朝百草输。关西狂小吏,惟喝绕床卢。
《席上作》 李商隐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
《访隐者不遇成二绝》 李商隐
秋水悠悠浸墅扉,梦中来数觉来稀。玄蝉去尽叶黄落,一树冬青人未归。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日樵渔路,日暮归来雨满衣。
《破镜》 李商隐
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
《无题》 李商隐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赠庾十二朱版》 李商隐
固漆投胶不可开,赠君珍重抵琼瑰。君王晓坐金銮殿,只待相如草诏来。
《李花》 李商隐
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
《柳》 李商隐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三月十日流杯亭》 李商隐
身属中军少得归,木兰花尽失春期。偷随柳絮到城外,行过水西闻子规。


《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 李商隐
潘岳无妻客为愁,新人来坐旧妆楼。春风犹自疑联句,雪絮相和飞不休。长亭岁尽雪如波,此去秦关路几多。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
《留赠畏之》 李商隐
清时无事奏明光,不遣当关报早霜。中禁词臣寻引领,左川归客自回肠。郎君下笔惊鹦鹉,侍女吹笙弄凤凰。空寄大罗天上事,众仙同日咏霓裳。待得郎来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户外重阴黯不开,含羞迎夜复临台。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
《为有》 李商隐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无题》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碧城三首》 李商隐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沈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对雪二首》 李商隐
寒气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闱。梅花大庾岭头发,柳絮章台街里飞。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湿谢庄衣。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
《蜂》 李商隐
小苑华池烂熳通,后门前槛思无穷。宓妃腰细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红壁寂寥崖蜜尽,碧帘迢递雾巢空。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
《公子》 李商隐
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华门。金唐公主年应小,二十君王未许婚。
《赋得鸡》 李商隐
稻粱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晓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明神》 李商隐
明神司过岂令冤,暗室由来有祸门。莫为无人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辛未七夕》 李商隐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壬申七夕》 李商隐
已驾七香车,心心待晓霞。风轻惟响珮,日薄不嫣花。桂嫩传香远,榆高送影斜。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
《壬申闰秋题赠乌鹊》 李商隐
绕树无依月正高,邺城新泪溅云袍。几年始得逢秋闰,两度填河莫告劳。
《端居》 李商隐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
《夜半》 李商隐
三更三点万家眠,露欲为霜月堕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时动倚窗弦。
《玉山》 李商隐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张恶子庙》 李商隐
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
《雨》 李商隐
摵摵度瓜园,依依傍竹轩。秋池不自冷,风叶共成喧。窗迥有时见,檐高相续翻。侵宵送书雁,应为稻粱恩。
《菊》 李商隐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
《牡丹》 李商隐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北楼》 李商隐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拟沈下贤》 李商隐
千二百轻鸾,春衫瘦著宽。倚风行稍急,含雪语应寒。带火遗金斗,兼珠碎玉盘。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
《蝶》 李商隐
飞来绣户阴,穿过画楼深。重傅秦台粉,轻涂汉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为子夜吟。
《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李商隐
新人桥上著春衫,旧主江边侧帽檐。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
《代魏宫私赠》 李商隐
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
《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李商隐
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原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
《牡丹》 李商隐
压径复缘沟,当窗又映楼。终销一国破,不啻万金求。鸾凤戏三岛,神仙居十洲。应怜萱草淡,却得号忘忧。
《百果嘲樱桃》 李商隐
珠实虽先熟,琼莩纵早开。流莺犹故在,争得讳含来。
《樱桃答》 李商隐
众果莫相诮,天生名品高。何因古乐府,惟有郑樱桃。
《晓坐》 李商隐
后閤罢朝眠,前墀思黯然。梅应未假雪,柳自不胜烟。泪续浅深绠,肠危高下弦。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咏史》 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一片》 李商隐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仗俨云旗。天泉水暖龙吟细,露畹春多凤舞迟。榆荚散来星斗转,桂花寻去月轮移。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
《日射》 李商隐
日射纱窗风撼扉,香罗拭手春事违。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
《题鹅》 李商隐
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那解将心怜孔翠,羁雌长共故雄分。
《华清宫》 李商隐
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
《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 李商隐
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是有寒芜。
《齐宫词》 李商隐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李商隐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青陵台》 李商隐
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东还》 李商隐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嵩阳寻旧师。
《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 李商隐
知访寒梅过野塘,久留金勒为回肠。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


《春风》 李商隐
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断肠。
《蜀桐》 李商隐
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
《汉宫》 李商隐
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判春》 李商隐
一桃复一李,井上占年芳。笑处如临镜,窥时不隐墙。敢言西子短,谁觉宓妃长。珠玉终相类,同名作夜光。
《促漏》 李商隐
促漏遥钟动静闻,报章重叠杳难分。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
《江东》 李商隐
惊鱼拨剌燕翩翾,独自江东上钓船。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
《读任彦升碑》 李商隐
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
《荷花》 李商隐
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回衾灯照绮,渡袜水沾罗。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
《五松驿》 李商隐
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只应既斩斯高后,寻被樵人用斧斤。灞岸》 李商隐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
《送臻师二首》 李商隐
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七夕》 李商隐
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 李商隐
晓用云添句,寒将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岂皆然。熟寝初同鹤,含嘶欲并蝉。题时长不展,得处定应偏。南浦无穷树,西楼不住烟。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星势寒垂地,河声晓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
《马嵬二首》 李商隐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可叹》 李商隐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 李商隐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忆阆州。若到阆中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


《别薛岩宾》 李商隐
曙爽行将拂,晨清坐欲凌。别离真不那,风物正相仍。漫水任谁照,衰花浅自矜。还将两袖泪,同向一窗灯。桂树乖真隐,芸香是小惩。清规无以况,且用玉壶冰。
《富平少侯》 李商隐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肠》 李商隐
有怀非惜恨,不奈寸肠何。即席回弥久,前时断固多。热应翻急烧,冷欲彻微波。隔树澌澌雨,通池点点荷。倦程山向背,望国阙嵯峨。故念飞书及,新欢借梦过。染筠休伴泪,绕雪莫追歌。拟问阳台事,年深楚语讹。
《赠宇文中丞》 李商隐
欲构中天正急材,自缘烟水恋平台。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
《晓起》 李商隐
拟杯当晓起,呵镜可微寒。隔箔山樱熟,褰帷桂烛残。书长为报晚,梦好更寻难。影响输双蝶,偏过旧畹兰。
《闺情》 李商隐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
《月夕》 李商隐
草下阴虫叶上霜,朱栏迢递压湖光。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
《杏花》 李商隐
上国昔相值,亭亭如欲言。异乡今暂赏,眽眽岂无恩。援少风多力,墙高月有痕。为含无限意,遂对不胜繁。仙子玉京路,主人金谷园。几时辞碧落,谁伴过黄昏。镜拂铅华腻,炉藏桂烬温。终应催竹叶,先拟咏桃根。莫学啼成血,从教梦寄魂。吴王采香径,失路入烟村。
《灯》 李商隐
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冷暗黄茅驿,暄明紫桂楼。锦囊名画掩,玉局败棋收。何处无佳梦,谁人不隐忧。影随帘押转,光信簟文流。客自胜潘岳,侬今定莫愁。固应留半焰,回照下帏羞。
《清河》 李商隐
舟小回仍数,楼危凭亦频。燕来从及社,蝶舞太侵晨。绛雪除烦后,霜梅取味新。年华无一事,只是自伤春。
《袜》 李商隐
尝闻宓妃袜,渡水欲生尘。好借常娥著,清秋踏月轮。
《追代卢家人嘲堂内》 李商隐
道却横波字,人前莫谩羞。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
《代应》 李商隐
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 李商隐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寄永道士》 李商隐
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
《华州周大夫宴席》 李商隐
郡斋何用酒如泉,饮德先时已醉眠。若共门人推礼分,戴崇争得及彭宣。
《荆山》 李商隐
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
《次陕州先寄源从事》 李商隐
离思羁愁日欲晡,东周西雍此分涂。回銮佛寺高多少,望尽黄河一曲无。
《过郑广文旧居》 李商隐
宋玉平生恨有馀,远循三楚吊三闾。可怜留著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 李商隐
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
《莫愁》 李商隐
雪中梅下与谁期,梅雪相兼一万枝。若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有愁时。
《梦令狐学士》 李商隐
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
《涉洛川》 李商隐
通谷阳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
《有感》 李商隐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宫妓》 李商隐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宫辞》 李商隐
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
《代赠二首》 李商隐
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中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东南日出照高楼,楼上离人唱石州。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
《楚吟》 李商隐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
《瑶池》 李商隐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柳》 李商隐
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
《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 李商隐
昔岁陪游旧迹多,风光今日两蹉跎。不因醉本兰亭在,兼忘当年旧永和。
《南朝》 李商隐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
《题汉祖庙》 李商隐
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君王自起新丰后,项羽何曾在故乡。《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兼呈》 李商隐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冰雪到时春。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
《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 李商隐
粥香饧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今日寄来春已老,凤楼迢递忆秋千。
《东阿王》 李商隐
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
《圣女祠》 李商隐
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
《独居有怀》 李商隐
麝重愁风逼,罗疏畏月侵。怨魂迷恐断,娇喘细疑沈。数急芙蓉带,频抽翡翠簪。柔情终不远,遥妒已先深。浦冷鸳鸯去,园空蛱蝶寻。蜡花长递泪,筝柱镇移心。觅使嵩云暮,回头灞岸阴。只闻凉叶院,露井近寒砧。
《过景陵》 李商隐
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俱是苍生留不得,鼎湖何异魏西陵。
《临发崇让宅紫薇》 李商隐
一树浓姿独看来,秋庭暮雨类轻埃。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桃绶含情依露井,柳绵相忆隔章台。天涯地角同荣谢,岂要移根上苑栽。
《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李商隐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野菊》 李商隐
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敢霜栽近御筵。
《板桥晓别》 李商隐
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过伊仆射旧宅》 李商隐
朱邸方酬力战功,华筵俄叹逝波穷。回廊檐断燕飞去,小阁尘凝人语空。幽泪欲干残菊露,馀香犹入败荷风。何能更涉泷江去,独立寒流吊楚宫。
《关门柳》 李商隐
永定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东来西去人情薄,不为清阴减路尘。
《酬别令狐补阙》 李商隐
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
《银河吹笙》 李商隐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 李商隐
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楼。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彭城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二君…安平》 李商隐
梁山兖水约从公,两地参差一旦空。谢墅庾村相吊后,自今岐路各西东。
《闻歌》 李商隐
敛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动碧嵯峨。铜台罢望归何处,玉辇忘还事几多。青冢路边南雁尽,细腰宫里北人过。此声肠断非今日,香灺灯光奈尔何。
《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李商隐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但惊茅许同仙籍,不道刘卢是世亲。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不因杖屦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楚宫二首》 李商隐
十二峰前落照微,高唐宫暗坐迷归。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和友人戏赠二首》 李商隐
东望花楼曾不同,西来双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虚五夜风。翠袖自随回雪转,烛房寻类外庭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鱼锁桂丛。迢递青门有几关,柳梢楼角见南山。明珠可贯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子夜休歌团扇掩,新正未破剪刀闲。猿啼鹤怨终年事,未抵熏炉一夕间。《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 李商隐
一丈红蔷拥翠筠,罗窗不识绕街尘。峡中寻觅长逢雨,月里依稀更有人。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书札损文鳞。适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
《有感二首》 李商隐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重有感》 李商隐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寿安公主出降》 李商隐
沩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夕阳楼》 李商隐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春雨》 李商隐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中元作》 李商隐
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羊权须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有娀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
《鸳鸯》 李商隐
雌去雄飞万里天,云罗满眼泪潸然。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
《楚宫》 李商隐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 李商隐
叠嶂千重叫恨猿,长江万里洗离魂。武昌若有山头石,为拂苍苔检泪痕。
《宿晋昌亭闻惊禽》 李商隐
羁绪鳏鳏夜景侵,高窗不掩见惊禽。飞来曲渚烟方合,过尽南塘树更深。胡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杂橘村砧。失群挂木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
《深宫》 李商隐
金殿销香闭绮栊,玉壶传点咽铜龙。狂飙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斑竹岭边无限泪,景阳宫里及时钟。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
《明禅师院酬从兄见寄》 李商隐
贞吝嫌兹世,会心驰本原。人非四禅缚,地绝一尘喧。霜露欹高木,星河压故园。斯游傥为胜,九折幸回轩。
《寄裴衡》 李商隐
别地萧条极,如何更独来。秋应为黄叶,雨不厌青苔。沈约只能瘦,潘仁岂是才。杂情堪底寄,惟有冷于灰。
《即日》 李商隐
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夭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飞。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
《淮阳路》 李商隐
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断雁高仍急,寒溪晓更清。昔年尝聚盗,此日颇分兵。猜贰谁先致,三朝事始平。
《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 李商隐
曲岸风雷罢,东亭霁日凉。新秋仍酒困,幽兴暂江乡。摇落真何遽,交亲或未忘。一帆彭蠡月,数雁塞门霜。俗态虽多累,仙标发近狂。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万古山空碧,无人鬓免黄。骅骝忧老大,鶗鴂妒芬芳。密竹沈虚籁,孤莲泊晚香。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
《晚晴》 李商隐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迎寄韩鲁州》 李商隐
积雨晚骚骚,相思正郁陶。不知人万里,时有燕双高。寇盗缠三辅,莓苔滑百牢。圣朝推卫霍,归日动仙曹。
《武夷山》 李商隐
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一片》 李商隐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
《寄成都高苗二从事》 李商隐
红莲幕下紫梨新,命断湘南病渴人。今日问君能寄否,二江风水接天津。
《郑州献从叔舍人褎》 李商隐
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茅君奕世仙曹贵,许掾全家道气浓。绛简尚参黄纸案,丹炉犹用紫泥封。不知他日华阳洞,许上经楼第几重。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李商隐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
《四皓庙》 李商隐
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李商隐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前灯。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安定城楼》 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
《隋宫守岁》 李商隐
消息东郊木帝回,宫中行乐有新梅。沈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遥望露盘疑是月,远闻鼍鼓欲惊雷。昭阳第一倾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
《利州江潭作》 李商隐
神剑飞来不易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他时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雕。


《即目》 李商隐
地宽楼已迥,人更迥于楼。细意经春物,伤酲属暮愁。望赊殊易断,恨久欲难收。大势真无利,多情岂自由。空园兼树废,败港拥花流。书去青枫驿,鸿归杜若洲。单栖应分定,辞疾索谁忧。更替林鸦恨,惊频去不休。
《相思》 李商隐
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共羽仪。肠断秦台吹管客,日西春尽到来迟。
《茂陵》 李商隐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镜槛》 李商隐
镜槛芙蓉入,香台翡翠过。拨弦惊火凤,交扇拂天鹅。隐忍阳城笑,喧传郢市歌。仙眉琼作叶,佛髻钿为螺。五里无因雾,三秋只见河。月中供药剩,海上得绡多。玉集胡沙割,犀留圣水磨。斜门穿戏蝶,小阁锁飞蛾。骑襜侵鞯卷,车帷约幰鈋。传书两行雁,取酒一封驼。桥迥凉风压,沟横夕照和。待乌燕太子,驻马魏东阿。想像铺芳褥,依稀解醉罗。散时帘隔露,卧后幕生波。梯稳从攀桂,弓调任射莎。岂能抛断梦,听鼓事朝珂。
《送郑大台文南觐》 李商隐
黎辟滩声五月寒,南风无处附平安。君怀一匹胡威绢,争拭酬恩泪得干。
《风》 李商隐
迥拂来鸿急,斜催别燕高。已寒休惨淡,更远尚呼号。楚色分西塞,夷音接下牢。归舟天外有,一为戒波涛。
《洞庭鱼》 李商隐
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于秋后蝇。岂思鳞作簟,仍计腹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欲化鹏。
《天涯》 李商隐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 李商隐
国以斯文重,公仍内署来。风标森太华,星象逼中台。朝满迁莺侣,门多吐凤才。宁同鲁司寇,惟铸一颜回。
《哀筝》 李商隐
延颈全同鹤,柔肠素怯猿。湘波无限泪,蜀魄有馀冤。轻幰长无道,哀筝不出门。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
《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 李商隐
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馀遗意在,许刻镇南勋。旧顿》 李商隐
东人望幸久咨嗟,四海于今是一家。犹锁平时旧行殿,尽无宫户有宫鸦。
《代董秀才却扇》 李商隐
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道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
《有感》 李商隐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骊山有感》 李商隐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别智玄法师》 李商隐
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
《赠孙绮新及第》 李商隐
长乐遥听上苑钟,彩衣称庆桂香浓。陆机始拟夸文赋,不觉云间有士龙。
《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 李商隐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来秋兴复何如。崇文馆里丹霜后,无限红梨忆校书。
《乱石》 李商隐
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
《日日》 李商隐
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
《过楚宫》 李商隐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龙池》 李商隐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泪》 李商隐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十字水期韦潘侍御同年不至时韦寓居水次故郭》 李商隐
伊水溅溅相背流,朱栏画阁几人游。漆灯夜照真无数,蜡炬晨炊竟未休。顾我有怀同大梦,期君不至更沈忧。西园碧树今谁主,与近高窗卧听秋。
《流莺》 李商隐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李商隐
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 李商隐
星使追还不自由,双童捧上绿琼輈。九枝灯下朝金殿,三素云中侍玉楼。凤女颠狂成久别,月娥孀独好同游。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即目》 李商隐
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何人书破蒲葵扇,记著南塘移树时。
《圣女祠》 李商隐
杳蔼逢仙迹,苍茫滞客途。何年归碧落,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异紫姑。肠回楚国梦,心断汉宫巫。从骑裁寒竹,行车荫白榆。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寡鹄迷苍壑,羁凰怨翠梧。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李商隐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过回塘万竹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岂到白头长只尔,嵩阳松雪有心期。
《赠从兄阆之》 李商隐
怅望人间万事违,私书幽梦约忘机。荻花村里鱼标在,石藓庭中鹿迹微。幽径定携僧共入,寒塘好与月相依。城中猘犬憎兰佩,莫损幽芳久不归。《吴宫》 李商隐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常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沈。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残花》 李商隐
残花啼露莫留春,尖发谁非怨别人。若但掩关劳独梦,宝钗何日不生尘。
《天津西望》 李商隐
虏马崩腾忽一狂,翠华无日到东方。天津西望肠真断,满眼秋波出苑墙。
《西亭》 李商隐
此夜西亭月正圆,疏帘相伴宿风烟。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鹤从来不得眠。
《忆住一师》 李商隐
无事经年别远公,帝城钟晓忆西峰。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
《昨夜》 李商隐
不辞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
《海客》 李商隐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
《初食笋呈座中》 李商隐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早起》 李商隐
风露澹清晨,帘间独起人。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
《寄蜀客》 李商隐
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
《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 李商隐
楼上春云水底天,五云章色破巴笺。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


《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 李商隐
高桃留晚实,寻得小庭南。矮堕绿云髻,欹危红玉簪。惜堪充凤食,痛已被莺含。越鸟夸香荔,齐名亦未甘。
《细雨》 李商隐
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当时意,萧萧发彩凉。
《歌舞》 李商隐
遏云歌响清,回雪舞腰轻。只要君流眄,君倾国自倾。
《海上》 李商隐
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
《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 李商隐
暗楼连夜阁,不拟为黄昏。未必断别泪,何曾妨梦魂。疑穿花逶迤,渐近火温黁。海底翻无水,仙家却有村。锁香金屈戌,殢酒玉昆仑。羽白风交扇,冰清月映盆。旧欢尘自积,新岁电犹奔。霞绮空留段,云峰不带根。念君千里舸,江草漏灯痕。
《白云夫旧居》 李商隐
平生误识白云夫,再到仙檐忆酒垆。墙外万株人绝迹,夕阳惟照欲栖乌。
《同学彭道士参寥》 李商隐
莫羡仙家有上真,仙家暂谪亦千春。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西河斫树人。
《到秋》 李商隐
扇风淅沥簟流离,万里南风滞所思。守到清秋还寂寞,叶丹苔碧闭门时。华师》 李商隐
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院门昼锁回廊静,秋日当阶柿叶阴。
《华岳下题西王母庙》 李商隐
神仙有分岂关情,八马虚随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
《过华清内厩门》 李商隐
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
《乐游原》 李商隐
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
《赠荷花》 李商隐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
《丹丘》 李商隐
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
《房君珊瑚散》 李商隐
不见姮娥影,清秋守月轮。月中闲杵臼,桂子捣成尘。
《小桃园》 李商隐
竟日小桃园,休寒亦未暄。坐莺当酒重,送客出墙繁。啼久艳粉薄,舞多香雪翻。犹怜未圆月,先出照黄昏。
《嘲樱桃》 李商隐
朱实鸟含尽,青楼人未归。南园无限树,独自叶如帏。
《和张秀才落花有感》 李商隐
晴暖感馀芳,红苞杂绛房。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梦罢收罗荐,仙归敕玉箱。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李商隐
笑啼俱不敢,几欲是吞声。遽遣离琴怨,都由半镜明。应防啼与笑,微露浅深情。
《代贵公主》 李商隐
芳条得意红,飘落忽西东。分逐春风去,风回得故丛。明朝金井露,始看忆春风。


《凤》 李商隐
万里峰峦归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鸡。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栖。
《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 李商隐
九县怀雄武,三灵仰睿文。周王传叔父,汉后重神君。玉律朝惊露,金茎夜切云。笳箫凄欲断,无复咏横汾。玉塞惊宵柝,金桥罢举烽。始巢阿阁凤,旋驾鼎湖龙。门咽通神鼓,楼凝警夜钟。小臣观吉从,犹误欲东封。莫验昭华琯,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举恸满秋尘。
《梓州罢吟寄同舍》 李商隐
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
《无题二首》 李商隐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 李商隐
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惟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
《昨日》 李商隐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二八月轮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平明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
《樱桃花下》 李商隐
流莺舞蝶两相欺,不取花芳正结时。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
《故驿迎吊故桂府常侍有感》 李商隐
饥乌翻树晚鸡啼,泣过秋原没马泥。二纪征南恩与旧,此时丹旐玉山西。槿花》 李商隐
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
《暮秋独游曲江》 李商隐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 李商隐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赠句芒神》 李商隐
佳期不定春期赊,春物夭阏兴咨嗟。愿得句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损年华。
《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 李商隐
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度。玉壶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骐驎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
《房中曲》 李商隐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檗。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识。
《齐梁晴云》 李商隐
缓逐烟波起,如妒柳绵飘。故临飞阁度,欲入回陂销。萦歌怜画扇,敞景弄柔条。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残宵。
《效徐陵体赠更衣》 李商隐
密帐真珠络,温帏翡翠装。楚腰知便宠,宫眉正斗强。结带悬栀子,绣领刺鸳鸯。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


《又效江南曲》 李商隐
郎船安两桨,侬舸动双桡。扫黛开宫额,裁裙约楚腰。乖期方积思,临酒欲拌娇。莫以采菱唱,欲羡秦台箫。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李商隐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
《访人不遇留别馆》 李商隐
卿卿不惜锁窗春,去作长楸走马身。闲倚绣帘吹柳絮,日高深院断无人。
《雨中长乐水馆送赵十五滂不及》 李商隐
碧云东去雨云西,苑路高高驿路低。秋水绿芜终尽分,夫君太骋锦障泥。
《汴上送李郢之苏州》 李商隐
人高诗苦滞夷门,万里梁王有旧园。烟幌自应怜白纻,月楼谁伴咏黄昏。露桃涂颊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
《赠郑谠处士》 李商隐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复至裴明府所居》 李商隐
伊人卜筑自幽深,桂巷杉篱不可寻。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瘦马仰听琴。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赊取松醪一斗酒,与君相伴洒烦襟。
《览古》 李商隐
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空糊赪壤真何益,欲举黄旗竟未成。长乐瓦飞随水逝,景阳钟堕失天明。回头一吊箕山客,始信逃尧不为名。
《子初郊墅》 李商隐
看山对酒君思我,听鼓离城我访君。腊雪已添墙下水,斋钟不散槛前云。阴移竹柏浓还淡,歌杂渔樵断更闻。亦拟村南买烟舍,子孙相约事耕耘。
《汉南书事》 李商隐
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陛下好生千万寿,玉楼长御白云杯。
《当句有对》 李商隐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井络》 李商隐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阵图东聚燕江石,边柝西悬雪岭松。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写意》 李商隐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
《随师东》 李商隐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宋玉》 李商隐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 李商隐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 李商隐
潼关地接古弘农,万里高飞雁与鸿。桂树一枝当白日,芸香三代继清风。仙舟尚惜乖双美,彩服何由得尽同。谁惮士龙多笑疾,美髭终类晋司空。
《池边》 李商隐
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送王十三校书分司》 李商隐
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阳花雪梦随君。定知何逊缘联句,每到城东忆范云。


《寄恼韩同年二首》 李商隐
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谒山》 李商隐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钧天》 李商隐
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失猿》 李商隐
祝融南去万重云,清啸无因更一闻。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肠断忆同群。
《戏题友人壁》 李商隐
花径逶迤柳巷深,小阑亭午啭春禽。相如解作长门赋,却用文君取酒金。
《假日》 李商隐
素琴弦断酒瓶空,倚坐欹眠日已中。谁向刘灵天幕内,更当陶令北窗风。
《寄远》 李商隐
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王昭君》 李商隐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旧将军》 李商隐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
《曼倩辞》 李商隐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
《所居》 李商隐
窗下寻书细,溪边坐石平。水风醒酒病,霜日曝衣轻。鸡黍随人设,蒲鱼得地生。前贤无不谓,容易即遗名。
《高松》 李商隐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候,僧来不语时。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上药终相待,他年访伏龟。《访秋》 李商隐
酒薄吹还醒,楼危望已穷。江皋当落日,帆席见归风。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殷勤报秋意,只是有丹枫。
《昭州》 李商隐
桂水春犹早,昭川日正西。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
《哭刘司户蕡》 李商隐
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
《裴明府居止》 李商隐
爱君茅屋下,向晚水溶溶。试墨书新竹,张琴和古松。坐来闻好鸟,归去度疏钟。明日还相见,桥南贳酒醲。
《陆发荆南始至商洛》 李商隐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青辞木奴橘,紫见地仙芝。四海秋风阔,千岩暮景迟。向来忧际会,犹有五湖期。
《陈后宫》 李商隐
玄武开新苑,龙舟宴幸频。渚莲参法驾,沙鸟犯句陈。寿献金茎露,歌翻玉树尘。夜来江令醉,别诏宿临春。
《乐游原》 李商隐
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青门弄烟柳,紫阁舞云松。拂砚轻冰散,开尊绿酎浓。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
《赠子直花下》 李商隐
池光忽隐墙,花气乱侵房。屏缘蝶留粉,窗油蜂印黄。官书推小吏,侍史从清郎。并马更吟去,寻思有底忙。
《小园独酌》 李商隐
柳带谁能结,花房未肯开。空馀双蝶舞,竟绝一人来。半展龙须席,轻斟玛瑙杯。年年春不定,虚信岁前梅。


《思归》 李商隐
固有楼堪倚,能无酒可倾。岭云春沮洳,江月夜晴明。鱼乱书何托,猿哀梦易惊。旧居连上苑,时节正迁莺。
《献寄旧府开封公》 李商隐
幕府三年远,春秋一字褒。书论秦逐客,赋续楚离骚。地理南溟阔,天文北极高。酬恩抚身世,未觉胜鸿毛。
《向晚》 李商隐
当风横去幰,临水卷空帷。北土秋千罢,南朝祓禊归。花情羞脉脉,柳意怅微微。莫叹佳期晚,佳期自古稀。
《春游》 李商隐
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烟轻惟润柳,风滥欲吹桃。徙倚三层阁,摩挲七宝刀。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
《离席》 李商隐
出宿金尊掩,从公玉帐新。依依向馀照,远远隔芳尘。细草翻惊雁,残花伴醉人。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
《俳谐》 李商隐
短顾何由遂,迟光且莫惊。莺能歌子夜,蝶解舞宫城。柳讶眉双浅,桃猜粉太轻。年华有情状,吾岂怯平生。
《细雨》 李商隐
萧洒傍回汀,依微过短亭。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萤。故园烟草色,仍近五门青。
《商於新开路》 李商隐
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题郑大有隐居》 李商隐
结构何峰是,喧闲此地分。石梁高泻月,樵路细侵云。偃卧蛟螭室,希夷鸟兽群。近知西岭上,玉管有时闻。
《夜饮》 李商隐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
《江上》 李商隐
万里风来地,清江北望楼。云通梁苑路,月带楚城秋。刺字从漫灭,归途尚阻修。前程更烟水,吾道岂淹留。《凉思》 李商隐
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永怀当此节,倚立自移时。北斗兼春远,南陵寓使迟。天涯占梦数,疑误有新知。
《鸾凤》 李商隐
旧镜鸾何处,衰桐凤不栖。金钱饶孔雀,锦段落山鸡。王子调清管,天人降紫泥。岂无云路分,相望不应迷。
《李卫公》 李商隐
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
《韦蟾》 李商隐
谢家离别正凄凉,少傅临岐赌佩囊。却忆短亭回首处,夜来烟雨满池塘。
《自贶》 李商隐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蝶》 李商隐
孤蝶小徘徊,翩翾粉翅开。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
《夜意》 李商隐
帘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
《因书》 李商隐
绝徼南通栈,孤城北枕江。猿声连月槛,鸟影落天窗。海石分棋子,郫筒当酒缸。生归话辛苦,别夜对凝釭。
《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 李商隐
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岩光分蜡屐,涧响入铜瓶。日下徒推鹤,天涯正对萤。鱼山羡曹植,眷属有文星。
《闲游》 李商隐
危亭题竹粉,曲沼嗅荷花。数日同携酒,平明不在家。寻幽殊未极,得句总堪夸。强下西楼去,西楼倚暮霞。
《县中恼饮席》 李商隐
晚醉题诗赠物华,罢吟还醉忘归家。若无五色笔,争奈河阳一县花。


《题李上谟壁》 李商隐
旧著思玄赋,新编杂拟诗。江庭犹近别,山舍得幽期。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饱闻南烛酒,仍及拨醅时。
《江村题壁》 李商隐
沙岸竹森森,维艄听越禽。数家同老寿,一径自阴深。喜客尝留橘,应官说采金。倾壶真得地,爱日静霜砧。
《即日》 李商隐
桂林闻旧说,曾不异炎方。山响匡床语,花飘度腊香。几时逢雁足,著处断猿肠。独抚青青桂,临城忆雪霜。
《漫成五章》 李商隐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中裨将建行台。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郭令素心非黩武,韩公本意在和戎。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射鱼曲》 李商隐
思牢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寻潮背日伺泅鳞,贝阙夜移鲸失色。纤纤粉簳馨香饵,绿鸭回塘养龙水。含冰汉语远于天,何由回作金盘死。
《宫中曲》 李商隐
云母滤宫月,夜夜白于水。赚得羊车来,低扇遮黄子。水精不觉冷,自刻鸳鸯翅。蚕缕茜香浓,正朝缠左臂。巴笺两三幅,满写承恩字。欲得识青天,昨夜苍龙是。
《海上谣》 李商隐
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
《李夫人三首》 李商隐
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剩结茱萸枝,多擘秋莲的。独自有波光,彩囊盛不得。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眸割。清澄有馀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土花漠漠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苍。
《景阳宫井双桐》 李商隐
秋港菱花干,玉盘明月蚀。血渗两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经白门伴,不见丹山客。未待刻作人,愁多有魂魄。谁将玉盘与,不死翻相误。天更阔于江,孙枝觅郎主。昔妒邻宫槐,道类双眉敛。今日繁红樱,抛人占长簟。翠襦不禁绽,留泪啼天眼。寒灰劫尽问方知,石羊不去谁相绊。《秋日晚思》 李商隐
桐槿日零落,雨馀方寂寥。枕寒庄蝶去,窗冷胤萤销。取适琴将酒,忘名牧与樵。平生有游旧,一一在烟霄。
《春宵自遣》 李商隐
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七夕偶题》 李商隐
宝婺摇珠佩,常娥照玉轮。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明朝晒犊鼻,方信阮家贫。
《灵仙阁晚眺寄郓州韦评事》 李商隐
愚公方住谷,仁者本依山。共誓林泉志,胡为尊俎间。华莲开菡萏,荆玉刻孱颜。爽气临周道,岚光入汉关。满壶从蚁泛,高阁已苔斑。想就安车召,宁期负矢还。潘游全璧散,郭去半舟闲。定笑幽人迹,鸿轩不可攀。
《幽居冬暮》 李商隐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过姚孝子庐偶书》 李商隐
拱木临周道,荒庐积古苔。鱼因感姜出,鹤为吊陶来。两鬓蓬常乱,双眸血不开。圣朝敦尔类,非独路人哀。
《赋得月照冰池》 李商隐
皓月方离海,坚冰正满池。金波双激射,璧彩两参差。影占徘徊处,光含的皪时。高低连素色,上下接清规。顾兔飞难定,潜鱼跃未期。鹊惊俱欲绕,狐听始无疑。似镜将盈手,如霜恐透肌。独怜游玩意,达晓不知疲。


《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 李商隐
手种悲陈事,心期玩物华。柳飞彭泽雪,桃散武陵霞。枳嫩栖鸾叶,桐香待凤花。绶藤萦弱蔓,袍草展新芽。学植功虽倍,成蹊迹尚赊。芳年谁共玩,终老邵平瓜。
《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 李商隐
马卿聊应召,谢傅已登山。歌发百花外,乐调深竹间。鹢舟萦远岸,鱼钥启重关。莺蝶如相引,烟萝不暇攀。佳人启玉齿,上客颔朱颜。肯念沉痾士,俱期倒载还。
《寒食行次冷泉驿》 李商隐
驿途仍近节,旅宿倍思家。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介山当驿秀,汾水绕关斜。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赊。
《寄华岳孙逸人》 李商隐
灵岳几千仞,老松逾百寻。攀崖仍蹑壁,啖叶复眠阴。海上呼三岛,斋中戏五禽。唯应逢阮籍,长啸作鸾音。
《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 李商隐
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
《和韦潘前辈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 李商隐
桂含爽气三秋首,蓂吐中旬二叶新。正是澄江如练处,玄晖应喜见诗人。
《花下醉》 李商隐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所居永乐县久旱,县宰祈祷得雨,因赋诗》 李商隐
甘膏滴滴是精诚,昼夜如丝一尺盈。只怪闾阎喧鼓吹,邑人同报朿长生。
《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 李商隐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赠赵协律皙》 李商隐
俱识孙公与谢公,二年歌哭处还同。已叨邹马声华末,更共刘卢族望通。南省恩深宾馆在,东山事往妓楼空。不堪岁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东。
《摇落》 李商隐
摇落伤年日,羁留念远心。水亭吟断续,月幌梦飞沉。古木含风久,疏萤怯露深。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未谙沧海路,何处玉山岑。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遥知沾洒意,不减欲分襟。
《滞雨》 李商隐
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
《偶题二首》 李商隐
小亭闲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清月依微香露轻,曲房小院多逢迎。春丛定见饶栖鸟,饮罢莫持红烛行。月》 李商隐
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夜冷》 李商隐
树绕池宽月影多,村砧坞笛隔风萝。西亭翠被馀香薄,一夜将愁向败荷。
《正月崇让宅》 李商隐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城外》 李商隐
露寒风定不无情,临水当山又隔城。未必明时胜蚌蛤,一生长共月亏盈。
《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 李商隐
延陵留表墓,岘首送沈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
《北青萝》 李商隐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戏赠张书记》 李商隐
别馆君孤枕,空庭我闭关。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星汉秋方会,关河梦几还。危弦伤远道,明镜惜红颜。古木含风久,平芜尽日闲。心知两愁绝,不断若寻环。
《幽人》 李商隐
丹灶三年火,苍崖万岁藤。樵归说逢虎,棋罢正留僧。星斗同秦分,人烟接汉陵。东流清渭苦,不尽照衰兴。
《念远》 李商隐
日月淹秦甸,江湖动越吟。苍桐应露下,白阁自云深。皎皎非鸾扇,翘翘失凤簪。床空鄂君被,杵冷女媭砧。北思惊沙雁,南情属海禽。关山已摇落,天地共登临。


《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 李商隐
绛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诸生空会葬,旧掾已华簪。共入留宾驿,俱分市骏金。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
《微雨》 李商隐
初随林霭动,稍共夜凉分。窗迥侵灯冷,庭虚近水闻。
《南山赵行军新诗盛称游宴之洽,因寄一绝》 李商隐
莲幕遥临黑水津,櫜鞬无事但寻春。梁王司马非孙武,且免宫中斩美人。
《曲江》 李商隐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阳春意未多。
《景阳井》 李商隐
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 李商隐
饮鸩非君命,兹身亦厚亡。江陵从种橘,交广合投香。不见千金子,空馀数仞墙。杀人须显戮,谁举汉三章。
《咏云》 李商隐
捧月三更断,藏星七夕明。才闻飘迥路,旋见隔重城。潭暮随龙起,河秋压雁声。只应惟宋玉,知是楚神名。
《夜出西溪》 李商隐
东府忧春尽,西溪许日曛。月澄新涨水,星见欲销云。柳好休伤别,松高莫出群。军书虽倚马,犹未当能文。
《效长吉》 李商隐
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君王不可问,昨夜约黄归。
《柳》 李商隐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黄惹嫩条。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姬腰。清明带雨临官道,晚日含风拂野桥。如线如丝正牵恨,王孙归路一何遥。
《九月於东逢雪》 李商隐
举家忻共报,秋雪堕前峰。岭外他年忆,於东此日逢。粒轻还自乱,花薄未成重。岂是惊离鬓,应来洗病容。四皓庙》 李商隐
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
《送阿龟归华》 李商隐
草堂归意背烟萝,黄绶垂腰不奈何。因汝华阳求药物,碧松根下茯苓多。
《九日》 李商隐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僧院牡丹》 李商隐
薄叶风才倚,枝轻雾不胜。开先如避客,色浅为依僧。粉壁正荡水,缃帏初卷灯。倾城惟待笑,要裂几多缯。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李商隐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高花》 李商隐
花将人共笑,篱外露繁枝。宋玉临江宅,墙低不碍窥。
《嘲桃》 李商隐
无赖夭桃面,平时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
《送丰都李尉》 李商隐
万古商於地,凭君泣路岐。固难寻绮季,可得信张仪。雨气燕先觉,叶阴蝉遽知。望乡尤忌晚,山晚更参差。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时蔡京在坐京曾为僧徒》 李商隐
罢执霓旌上醮坛,慢妆娇树水晶盘。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子细看。
《江上忆严五广休》 李商隐
征南幕下带长刀,梦笔深藏五色毫。逢著澄江不敢咏,镇西留与谢功曹。


《饯席重送从叔余之梓州》 李商隐
莫叹万重山,君还我未还。武关犹怅望,何况百牢关。
《访隐》 李商隐
路到层峰断,门依老树开。月从平楚转,泉自上方来。薤白罗朝馔,松黄暖夜杯。相留笑孙绰,空解赋天台。
《寓兴》 李商隐
薄宦仍多病,从知竟远游。谈谐叨客礼,休浣接冥搜。树好频移榻,云奇不下楼。岂关无景物,自是有乡愁。
《东南》 李商隐
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
《归来》 李商隐
旧隐无何别,归来始更悲。难寻白道士,不见惠禅师。草径虫鸣急,沙渠水下迟。却将波浪眼,清晓对红梨。
《子直晋昌李花》 李商隐
吴馆何时熨,秦台几夜熏。绡轻谁解卷,香异自先闻。月里谁无姊,云中亦有君。樽前见飘荡,愁极客襟分。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 李商隐
胜概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客鬓行如此,沧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荡钓鱼船。
《寓目》 李商隐
园桂悬心碧,池莲饫眼红。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小幌风烟入,高窗雾雨通。新知他日好,锦瑟傍朱栊。
《题道静院院在中条山故王颜中丞所置虢州刺史》 李商隐
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独坐遗芳成故事,褰帷旧貌似元君。自怜筑室灵山下,徒望朝岚与夕曛。
《赋得桃李无言》 李商隐
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应候非争艳,成蹊不在言。静中霞暗吐,香处雪潜翻。得意摇风态,含情泣露痕。芬芳光上苑,寂默委中园。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登霍山驿楼》 李商隐
庙列前峰迥,楼开四望穷。岭鼷岚色外,陂雁夕阳中。弱柳千条露,衰荷一面风。壶关有狂孽,速继老生功。
《寄和水部马郎中题兴德驿,时昭义已平》 李商隐
仙郎倦去心,郑驿暂登临。水色潇湘阔,沙程朔漠深。鹢舟时往复,鸥鸟恣浮沉。更想逢归马,悠悠岳树阴。
《题小松》 李商隐
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
《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李商隐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廷中。
《水斋》 李商隐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宴起想秋江。卷帘飞燕还拂水,开户暗虫犹打窗。更阅前题已披卷,仍斟昨夜未开缸。谁人为报故交道,莫惜鲤鱼时一双。
《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 李商隐
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过故府中武威公交城旧庄感事》 李商隐
信陵亭馆接郊畿,幽象遥通晋水祠。日落高门喧燕雀,风飘大树撼熊罴。新蒲似笔思投日,芳草如茵忆吐时。山下只今黄绢字,泪痕犹堕六州儿。


《赠田叟》 李商隐
荷筱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抚躬道地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
《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李商隐
何年部落到阴陵,奕世勤王国史称。夜卷牙旗千帐雪,朝飞羽骑一河冰。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日晚鸊鹈泉畔猎,路人遥识郅都鹰。
《和人题真娘墓》 李商隐
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罥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
《人日即事》 李商隐
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
《春日寄怀》 李商隐
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 李商隐
白社幽闲君暂居,青云器业我全疏。看封谏草归鸾掖,尚贲衡门待鹤书。莲耸碧峰关路近,荷翻翠扇水堂虚。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鱼。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 李商隐
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浮杯小摘开云母,带露全移缀水精。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芳荣。
《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 李商隐
鹏鱼何事遇屯同,云水升沉一会中。刘放未归鸡树老,邹阳新去兔园空。寂寥我对先生柳,赫奕君乘御史骢。若向南台见莺友,为传垂翅度春风。
《喜雪》 李商隐
朔雪自龙沙,呈祥势可嘉。有田皆种玉,无树不开花。班扇慵裁素,曹衣讵比麻。鹅归逸少宅,鹤满令威家。寂寞门扉掩,依稀履迹斜。人疑游面市,马似困盐车。洛水妃虚妒,姑山客漫夸。联辞虽许谢,和曲本惭巴。粉署闱全隔,霜台路正赊。此时倾贺酒,相望在京华。
《柳枝五首》 李商隐
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燕台四首•春》 李商隐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珮。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
《燕台四首•夏》 李商隐
前阁雨帘愁不卷,后堂芳树阴阴见。石城景物类黄泉,夜半行郎空柘弹。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渊旋。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桂宫留影光难取,嫣薰兰破轻轻语。直教银汉堕怀中,未遣星妃镇来去。浊水清波何异源,济河水清黄河浑。安得薄雾起缃裙,手接云輧呼太君。
《燕台四首•秋》 李商隐
月浪冲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云屏不动掩孤嚬,西楼一夜风筝急。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但闻北斗声回环,不见长河水清浅。金鱼锁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堪悲小苑作长道,玉树未怜亡国人。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双珰丁丁联尺素,内记湘川相识处。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燕台四首•冬》 李商隐
天东日出天西下,雌凤孤飞女龙寡。青溪白石不相望,堂中远甚苍梧野。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浪乘画舸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楚管蛮弦愁一概,空城舞罢腰支在。当时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姊妹。破鬟矮堕凌朝寒,白玉燕钗黄金蝉。风车雨马不持去,蜡烛啼红怨天曙。
《河内诗二首》 李商隐
鼍鼓沉沉虬水咽,秦丝不上蛮弦绝。常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艳秋河月。碧城冷落空蒙烟,帘轻幕重金钩栏。灵香不下两皇子,孤星直上相风竿。八桂林边九芝草,短襟小鬓相逢道。入门暗数一千春,愿去闰年留月小。栀子交加香蓼繁,停辛伫苦留待君。阊门日下吴歌远,陂路绿菱香满满。后溪暗起鲤鱼风,船旗闪断芙蓉干。轻身奉君畏身轻,双桡两桨樽酒清。莫因风雨罢团扇,此曲断肠惟北声。低楼小径城南道,犹自金鞍对芳草。
《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 李商隐
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庠。从来以儒戏,安得振朝纲。叔世何多难,兹基遂已亡。泣麟犹委吏,歌凤更佯狂。屋壁馀无几,焚坑逮可伤。挟书秦二世,坏宅汉诸王。草草临盟誓,区区务富强。微茫金马署,狼藉斗鸡场。尽欲心无窍,皆如面正墙。惊疑豹文鼠,贪窃虎皮羊。南渡宜终否,西迁冀小康。策非方正士,贡绝孝廉郎。海鸟悲钟鼓,狙公畏服裳。多岐空扰扰,幽室竟伥伥。凝邈为时范,虚空作士常。何由羞五霸,直自呰三皇。别派驱杨墨,他镳并老庄。诗书资破冢,法制困探囊。周礼仍存鲁,隋师果禅唐。鼎新麾一举,革故法三章。星宿森文雅,风雷起退藏。缧囚为学切,掌故受经忙。夫子时之彦,先生迹未荒。褐衣终不召,白首兴难忘。感激殊非圣,栖迟到异粻。片辞褒有德,一字贬无良。燕地尊邹衍,西河重卜商。式闾真道在,拥彗信谦光。获预青衿列,叨来绛帐旁。虽从各言志,还要大为防。勿谓孤寒弃,深忧讦直妨。叔孙谗易得,盗跖暴难当。雁下秦云黑,蝉休陇叶黄。莫逾巾屦念,容许后升堂。


《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李商隐
遥作时多难,先令祸有源。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密侍荣方入,司刑望愈尊。皆因优诏用,实有谏书存。苦雾三辰没,穷阴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击鸟逾喧。徒欲心存阙,终遭耳属垣。遗音和蜀魄,易箦对巴猿。有女悲初寡,无男泣过门。朝争屈原草,庙馁莫敖魂。迥阁伤神峻,长江极望翻。青云宁寄意,白骨始沾恩。早岁思东阁,为邦属故园。登舟惭郭泰,解榻愧陈蕃。分以忘年契,情犹锡类敦。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啸傲张高盖,从容接短辕。秋吟小山桂,春醉后堂萱。自叹离通籍,何尝忘叫阍。不成穿圹入,终拟上书论。多士还鱼贯,云谁正骏奔。暂能诛倏忽,长与问乾坤。蚁漏三泉路,螀啼百草根。始知同泰讲,徼福是虚言。
《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 李商隐
照席琼枝秀,当年紫绶荣。班资古直阁,勋伐旧西京。在昔王纲紊,因谁国步清。如无一战霸,安有大横庚。内竖依凭切,凶门责望轻。中台终恶直,上将更要盟。丹陛祥烟灭,皇闱杀气横。喧阗众狙怒,容易八蛮惊。梼杌宽之久,防风戮不行。素来矜异类,此去岂亲征。舍鲁真非策,居邠未有名。曾无力牧御,宁待雨师迎。火箭侵乘石,云桥逼禁营。何时绝刁斗,不夜见欃枪。屡亦闻投鼠,谁其敢射鲸。世情休念乱,物议笑轻生。大卤思龙跃,苍梧失象耕。灵衣沾愧汗,仪马困阴兵。别馆兰薰酷,深宫蜡焰明。黄山遮舞态,黑水断歌声。纵未移周鼎,何辞免赵坑。空拳转斗地,数板不沈城。且欲凭神算,无因计力争。幽囚苏武节,弃市仲由缨。下殿言终验,增埤事早萌。蒸鸡殊减膳,屑麹异和羹。否极时还泰,屯馀运果亨。流离几南渡,仓卒得西平。神鬼收昏黑,奸凶首满盈。官非督护贵,师以丈人贞。覆载还高下,寒暄急改更。马前烹莽卓,坛上揖韩彭。扈跸三才正,回军六合晴。此时惟短剑,仍世尽双旌。顾我由群从,逢君叹老成。庆流归嫡长,贻厥在名卿。隼击须当要,鹏抟莫问程。趋朝排玉座,出位泣金茎。幸藉梁园赋,叨蒙许氏评。中郎推贵婿,定远重时英。政已标三尚,人今伫一鸣。长刀悬月魄,快马骇星精。披豁惭深眷,睽离动素诚。蕙留春晼晚,松待岁峥嵘。异县期回雁,登时已饭鲭。去程风刺刺,别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弦危中妇瑟,甲冷想夫筝。会与秦楼凤,俱听汉苑莺。洛川迷曲沼,烟月两心倾。
《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 李商隐
年鬓日堪悲,衡茅益自嗤。攻文枯若木,处世钝如锤。敢忘垂堂戒,宁将暗室欺。悬头曾苦学,折臂反成医。仆御嫌夫懦,孩童笑叔痴。小男方嗜栗,幼女漫忧葵。遇炙谁先啖,逢齑即便吹。官衔同画饼,面貌乏凝脂。典籍将蠡测,文章若管窥。图形翻类狗,入梦肯非罴。自哂成书簏,终当咒酒卮。懒沾襟上血,羞镊镜中丝。橐籥言方喻,樗蒱齿讵知。事神徒惕虑,佞佛愧虚辞。曲艺垂麟角,浮名状虎皮。乘轩宁见宠,巢幕更逢危。礼俗拘嵇喜,侯王忻戴逵。途穷方结舌,静胜但支颐。粝食空弹剑,亨衢讵置锥。柏台成口号,芸阁暂肩随。悔逐迁莺伴,谁观择虱时。瓮间眠太率,床下隐何卑。奋迹登弘阁,摧心对董帷。校雠如有暇,松竹一相思。
《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 李商隐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蒨璨玉琳华,翱翔九真君。戏掷万里火,聊召六甲旬。瑶简被灵诰,持符开七门。金铃摄群魔,绛节何兟兟。吟弄东海若,笑倚扶桑春。三山诚迥视,九州扬一尘。我本玄元胄,禀华由上津。中迷鬼道乐,沉为下土民。托质属太阴,炼形复为人。誓将覆宫泽,安此真与神。龟山有慰荐,南真为弥纶。玉管会玄圃,火枣承天姻。科车遏故气,侍香传灵氛。飘飖被青霓,婀娜佩紫纹。林洞何其微,下仙不与群。丹泥因未控,万劫犹逡巡。荆芜既以薙,舟壑永无湮。相期保妙命,腾景侍帝宸。
《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 李商隐
冰雾怨何穷,秦丝娇未已。寒空烟霞高,白日一万里。碧嶂愁不行,浓翠遥相倚。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风吹白芷。回首苍梧深,女萝闭山鬼。荒郊白鳞断,别浦晴霞委。长彴压河心,白道连地尾。秦人昔富家,绿窗闻妙旨。鸿惊雁背飞,象床殊故里。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斗粟配新声,娣侄徒纤指。风流大堤上,怅望白门里。蠹粉实雌弦,灯光冷如水。羌管促蛮柱,从醉吴宫耳。满内不扫眉,君王对西子。初花惨朝露,冷臂凄愁髓。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玉砌衔红兰,妆窗结碧绮。九门十二关,清晨禁桃李。
《四年…遂作忆雪又作残雪诗各一百言以寄情于》 李商隐
爱景人方乐,同雪候稍愆。徒闻周雅什,愿赋朔风篇。欲俟千箱庆,须资六出妍。咏留飞絮后,歌唱落梅前。庭树思琼蕊,妆楼认粉绵。瑞邀盈尺日,丰待两岐年。预约延枚酒,虚乘访戴船。映书孤志业,披氅阻神仙。几向霜阶步,频将月幌褰。玉京应已足,白屋但颙然。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乐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 李商隐
旭日开晴色,寒空失素尘。绕墙全剥粉,傍井渐消银。刻兽摧盐虎,为山倒玉人。珠还犹照魏,璧碎尚留秦。落日惊侵昼,馀光误惜春。檐冰滴鹅管,屋瓦镂鱼鳞。岭霁岚光坼,松暄翠粒新。拥林愁拂尽,著砌恐行频。焦寝忻无患,梁园去有因。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
《大卤平后移家到永乐县居书怀十韵寄刘韦…于》 李商隐
驱马绕河干,家山照露寒。依然五柳在,况值百花残。昔去惊投笔,今来分挂冠。不忧悬磬乏,乍喜覆盂安。甑破宁回顾,舟沉岂暇看。脱身离虎口,移疾就猪肝。鬓入新年白,颜无旧日丹。自悲秋获少,谁惧夏畦难。逸志忘鸿鹄,清香披蕙兰。还持一杯酒,坐想二公欢。
《河阳诗》 李商隐
黄河摇溶天上来,玉楼影近中天台。龙头泻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可惜秋眸一脔光,汉陵走马黄尘起。南浦老鱼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湘中寄到梦不到,衰容自去抛凉天。忆得蛟丝裁小卓,蛱蝶飞回木绵薄。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绵纸。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晓帘串断蜻蜓翼,罗屏但有空青色。玉湾不钓三千年,莲房暗被蛟龙惜。湿银注镜井口平,鸾钗映月寒铮铮。不知桂树在何处,仙人不下双金茎。百尺相风插重屋,侧近嫣红伴柔绿。百劳不识对月郎,湘竹千条为一束。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 李商隐
下客依莲幕,明公念竹林。纵然膺使命,何以奉徽音。投刺虽伤晚,酬恩岂在今。迎来新琐闼,从到碧瑶岑。水势初知海,天文始识参。固惭非贾谊,惟恐后陈琳。前席惊虚辱,华樽许细斟。尚怜秦痔苦,不遣楚醪沈。既载从戎笔,仍披选胜襟。泷通伏波柱,帘对有虞琴。宅与严城接,门藏别岫深。阁凉松冉冉,堂静桂森森。社内容周续,乡中保展禽。白衣居士访,乌帽逸人寻。佞佛将成传,耽书或类淫。长怀五羖赎,终著九州箴。良讯封鸳绮,馀光借玳簪。张衡愁浩浩,沈约瘦愔愔。芦白疑粘鬓,枫丹欲照心。归期无雁报,旅抱有猿侵。短日安能驻,低云只有阴。乱鸦冲晒网,寒女簇遥砧。东道违宁久,西园望不禁。江生魂黯黯,泉客泪涔涔。逸翰应藏法,高辞肯浪吟。数须传庾翼,莫独与卢谌。假寐凭书簏,哀吟叩剑镡。未尝贪偃息,那复议登临。彼美回清镜,其谁受曲针。人皆向燕路,无乃费黄金。
《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 李商隐
大镇初更帅,嘉宾素见邀。使车无远近,归路更烟霄。稳放骅骝步,高安翡翠巢。御风知有在,去国肯无聊。早忝诸孙末,俱从小隐招。心悬紫云阁,梦断赤城标。素女悲清瑟,秦娥弄玉箫。山连玄圃近,水接绛河遥。岂意闻周铎,翻然慕舜韶。皆辞乔木去,远逐断蓬飘。薄俗谁其激,斯民已甚恌。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敢共颓波远,因之内火烧。是非过别梦,时节惨惊飙。未至谁能赋,中干欲病痟。屡曾纡锦绣,勉欲报琼瑶。我恐霜侵鬓,君先绶挂腰。甘心与陈阮,挥手谢松乔。锦里差邻接,云台闭寂寥。一川虚月魄,万崦自芝苗。瘴雨泷间急,离魂峡外销。非关无烛夜,其奈落花朝。几处逢鸣佩,何筵不翠翘。蛮童骑象舞,江市卖鲛绡。南诏知非敌,西山亦屡骄。勿贪佳丽地,不为圣明朝。少减东城饮,时看北斗杓。莫因乖别久,遂逐岁寒凋。盛幕开高宴,将军问故僚。为言公玉季,早日弃渔樵。
《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 李商隐
万草已凉露,开图披古松。青山遍沧海,此树生何峰。孤根邈无倚,直立撑鸿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壮士胸。樛枝势夭矫,忽欲蟠拏空。又如惊螭走,默与奔云逢。孙枝擢细叶,旖旎狐裘茸。邹颠蓐发软,丽姬眉黛浓。视久眩目睛,倏忽变辉容。竦削正稠直,婀娜旋敷峰。又如洞房冷,翠被张穹笼。亦若暨罗女,平旦妆颜容。细疑袭气母,猛若争神功。燕雀固寂寂,雾露常冲冲。香兰愧伤暮,碧竹惭空中。可集呈瑞凤,堪藏行雨龙。淮山桂偃蹇,蜀郡桑重童。枝条亮眇脆,灵气何由同。昔闻咸阳帝,近说稽山侬。或著仙人号,或以大夫封。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风。美人昔清兴,重之犹月钟。宝笥十八九,香缇千万重。一旦鬼瞰室,稠叠张羉罿。赤羽中要害,是非皆匆匆。生如碧海月,死践霜郊蓬。平生握中玩,散失随奴童。我闻照妖镜,及与神剑锋。寓身会有地,不为凡物蒙。伊人秉兹图,顾眄择所从。而我何为者,开颜捧灵踪。报以漆鸣琴,悬之真珠栊。是时方暑夏,座内若严冬。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千株尽若此,路入琼瑶宫。口咏玄云歌,手把金芙蓉。浓蔼深霓袖,色映琅小1斩槭劳ブ粢殴P纹翘焯成希H崭咄V掌镒橡焦椋旨姆錾N獭
 楼主| 发表于 2022-6-19 23: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7-23 01:56 编辑

就《活在洪武时代》一书「答友人问」
原创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22-07-21 22:13 发表于北京
最近应邀就《活在洪武时代》这本书写的一个小问答。

问题一: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之后密集出台四编大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间点出台?是不是因为郭桓案冤杀的人太多,他希望通过大诰进行强行辩解?

答:这个问题,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解释。那是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大明律诰》编成颁布,朱元璋在午门召集群臣发表了一次讲话。里面提到了为什么要颁布《大诰》。朱元璋说:朕效仿上古之治,用礼来引导百姓,用律来惩罚顽民,“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他觉得明帝国有很多百姓不合格,用礼教和律法已经不管用了,只能用更严厉的《大诰》来治理他们。

我觉得,朱元璋的这段解释,可以视为他颁布《大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他始终认为明帝国的百姓不行,觉悟和认知不够。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他没有说,就是为了消除“郭桓案”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是消除明帝国百姓对朱元璋个人的负面评价。有很多迹象在提示这一点。比如《御制大诰初编》的颁布时间是洪武十八年的十一月,郭桓案则爆发于同年春。比如《初编》里有接近半数的内容与郭桓案有关。当然,最直接的证据是朱元璋自己在《初编》的第二十六条里忍不住跳了出来,有一番自我辩解。当时,郭桓案已经造成了“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恐怖局面,民间怨愤很大。朱元璋接收到了这种怨愤,所以强行在《大诰》里辩解说,朝廷之所以“玉石不分”惩罚了很多人,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站出来阻止坏人作恶,他们不是君子,而是小人。这样的小人,和那些贪官污吏没有区别。

总的来说,《御制大诰初编》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宣传三件事情:第一,朝廷掀起郭桓案没有问题。第二,朝廷处理郭桓案时“玉石不分”也没有问题。第三,百姓和官吏的觉悟不够,许多百姓不懂得报答君恩,许多参与处理郭桓案的官吏不遵从皇帝指示,在追赃时“妄指平民”。总之,所有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是朱元璋颁布《大诰初编》的隐秘心思之一。

问题二:前人在评价朱元璋时,都会提到他文化程度不高,这是否阻碍了他对某些复杂的社会运行系统的理解?比如从空印案、以及他制定的胥吏配备标准来看,好像他对基层官僚制度的运作程序并不十分了解。

答: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没机会通过书本来间接理解体系的复杂运作。后来做了军队将领,成了一方之雄,聘请了很多知名儒士来讲授经史,还设置了礼贤馆作为咨询机构,但也还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打天下”上,求取的主要是这方面的知识。至于“治天下”需要的常识,尤其是关于体系运作方面的常识,他确实了解不多。

但是呢,话又要说回来,皇帝也不是非得了解这类常识。儒家传统里的皇子教育更注重治国之“道”,一般也不教这类操作层面的细节。《论语》里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就是这个意思。皇帝不需要拥有具体的办事能力,具体的事情自有相应的主管官员负责。皇帝的主要职责是让国家的治理不偏离“道”。儒家传统,从来都是期望皇帝做一个“有道之君”,而不是期望皇帝做一个“有术之君”。也就是说,朱元璋其实不需要懂衙门为何要盖空印,也不需要知晓衙门该配置多少胥吏才够用。这些事,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去负责搞定。

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打天下”的过程积攒了太多自信,朱元璋在“治天下”时也经常觉得自己圣明烛照。据说他曾对侍臣说过这样一段话:“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正是这种“天生圣天子”式的自信,让他自以为能够洞悉政治运作的角角落落,让他自以为可以将权力的触角不断伸向体系里种种具体而微的运作。空印案就是这么搞出来的,荒唐的胥吏配备标准也是这么搞出来的。作为皇帝,朱元璋无意体察治国之“道”,却在治国之“术”上自命雄才反复发作。

问题三:郭桓案的扩大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朱元璋为什么要放任这个案件蔓延,以致牵连这么多无辜百姓?您认为他内心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答:我觉得他主要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他不愿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问题。他必须坚持认定郭桓伙同地方官员贪墨了朝廷的巨额税粮,巨额到贪墨数量相当于明帝国一年的夏税秋粮,这才导致朝廷的入仓税粮不足。实际上,却是洪武时代的高剥削政策,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足量完成征粮任务,这才是户部的入仓税粮有很大缺额的主因。朱元璋知道这一点,他一面减免苏州官田的税粮以维系政治人设,一面换酷吏去苏州做地方官以确保掘地三尺,足以证明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知道是一回事,承认又是另一回事。既然不愿承认真正的根源,朱元璋就只能将郭桓案扩大化处理。

第二个动机,是朱元璋有一种仇视富户的心理,希望借郭桓案来打击那些家资比较雄厚的富户,他在全国发起追赃运动,大规模拷问行贿脉络,很多人受不了酷刑就胡乱攀咬,然后按照这些拷问出来的行贿脉络,自中央户部一级一级往下追,最后必然会追到粮长这个层级。而洪武时代的粮长,恰都是摊派给地方富户来担任的。

问题四:明代中后期朱氏宗室的供养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洪武时期宗室的体量还不是很大,但赋税却如此之重,那么洪武时期主要用钱的地方在哪里呢?

答:我觉得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块是军费开支。洪武时代战事不断。朱元璋称帝后,明军与元军仍作战多年,洪武五年平定甘肃后才大体控制住了北方,洪武十四年平定云南后大体控制住了南方。直到洪武二十年,还有二十万大军出征辽东之事。

第二块是营建中都和南京城。洪武二年,天下未定之际,朱元璋就开始在凤阳老家营建规模空前的中都城。持续六年之后,这项巨型工程以烂尾告终。这项巨型工程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缺乏详尽的资料记载。可以知道的,至少有九万工匠、七万军人、约二十万移民和数万罪犯在工地上劳作。如果再加上凤阳府当地的民夫,可以说约有百万之众在参与这项工程。此外,因为大量的城砖需要由外省烧制,大量的木料需要从外省砍伐,实际动用的人力物力应该远不止百万。毕竟,一根巨木从四川运到凤阳,就需要耗费上万个人工。中都城的设计规模也远远大于后来的北京城。朱棣营建北京城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已经闹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中都城营建了六年都没完工,可见其规模之宏大。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参与建设的工匠们不堪折磨,做出了用厌镇之法诅咒朱元璋和明帝国的事情。后来放弃中都建设南京城,虽然工程规模极大地缩小了,但耗费也不轻。

第三块是藩王的待遇。为了拱卫朱氏皇权,朱元璋将二十多个子侄分封到各地做藩王。有藩王就要有王府,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诏让各地给藩王们修府邸,这些府邸大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像蜀王府的修筑指示就是“非壮丽无以示威”,整座王府大约占到了当时成都城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他王府大体也是如此,很多王府的修筑时间长达四五年。这实际上相当于修筑了一批小中都。此外,朱元璋制定的亲王禄米标准是每年一万石,明代的一石大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60斤,这些藩王每人每年可以领到160万斤大米。此外,他们的婚礼、丧事、仪仗、王府官员,也都由朝廷提供经费。相比之下,洪武时代的官僚俸禄就不值一提了。有些京官罢职回乡,已沦落到要卖女儿筹路费的地步。

总而言之,就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冒死上奏时批评朱元璋的那八个字,“征伐不休,营造无极”。

问题五:很多洪武时期的政策、案件判罚都呈现出互相矛盾的特征,如郭桓案之中的刘汝霖案、王复春案的前后反复、打压胥吏和依靠胥吏之间的矛盾,这种互相矛盾也造成了普通人的无所适从。造成这种政策的前后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是朱元璋在利用这一点以造成恐怖氛围?

答:我觉得,这种前后反复与自相矛盾,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朱元璋虽然一再公开宣称要用制度来治理国家,颁布《大诰》的时候说要以《大诰》为制度,颁布《大明律》的时候说要以《大明律》为制度。但实际上他本人对制度是没有丝毫敬畏之心的。白纸黑字的律法与规则,别人丝毫不能违犯,他自己却可以随意变更。《大诰》里的反复与矛盾,往往源于朱元璋的临时起意,取决于他裁决案件那一刻的认知和情绪。第二,朱元璋是一个从不承认错误的人。即便他觉得自己搞错了也不会改弦更张,那些反复与矛盾自然也就无法被化解,只能继续存在。比如他先是公开赐酒表彰镇江府的韦栋等人是模仿百姓,后来又将韦栋等人打成把持官府的恶人全部处死。在这场前后反复里,朱元璋将锅甩给了镇江的普通百姓,他在《御制大诰三编》里责备这些百姓,说他们犯了“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之罪,所以要将他们全部抓去劳动改造,去做能够将人活活累死的搬石头砌城墙的苦力活。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极大地加深了洪武时代的恐怖程度。我相信这也是朱元璋的目的之一,以恐惧治国是他的信条。

问题六:中国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海禁政策也开始于洪武时期,尽管有早期倭乱的原因,但海禁是不是也和知丁法、路引法一样,是一种彻底消灭社会活力的企图?

答:我认为确实如此。洪武时代的海禁政策,直接原因是防范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元末群雄在海上的余部和倭寇。根本原因则是为了消灭社会活力,消灭民间的组织能力。元末之时,江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大海商。洪武时代则反其道而行之,禁止百姓带货物出海贩卖,禁止百姓修造三桅以上的大船,轻者杖责,重者全家处斩。这直接导致有组织能力的海商群体集体消亡,江南沿海地区重新回到了原子化的农耕状态。

问题七:洪武时期叛乱之频繁,是历代王朝开国时期所罕见的,这和朱元璋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他为什么要追求那种纯洁、没有杂质、人人各安其命的社会?除了从统治术上进行分析,能不能从他的个人经历、见识上找到部分原因?

答:朱元璋造反起家,他很清楚元朝是怎么被推翻的,也很清楚元末各路民军是如何组织到一起的。他自己是一个游民,在元末可以自由出行四方联络,后来成了反元军队的大头目。他得了天下之后自然要吸取这些教训,于是,皇帝朱元璋不断启动消灭游民朱元璋的运动,皇帝朱元璋也出台了知丁法和路引制度,要将游民朱元璋困死在本乡本里,将他们的社会活动能量彻底掐灭。他的统治术,与他个人的经历、见识,其实是互为表里的。






问题八:尽管“秦制两千年”这样的说法,古今很多学者都已经提过,但您是比较明确地使用“秦制王朝”、“秦制帝国”这种概念的人,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您选择这一叙事脉络的理由是什么?

答:首先是我不喜欢造新词。名词和概念是为历史叙述服务的,不能反过来让历史叙述为名词和概念服务。如无必要不造新词,尽可能使用已广为人知、不存在理解误差的概念,我觉得对读者会比较友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秦制”这个古已有之的词足够到位也足够通俗。自太史公在《史记》中苦心孤诣将秦帝国不仁不义的统治模式钉上了耻辱柱,对秦制的批判,就成了君主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一条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实无必要使用其他新词。

问题九:和历史上其它秦制帝国相比,洪武时代的明朝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明孝陵中有康熙的题字碑“治隆唐宋”,要如何理解康熙的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在秦制帝国的的道路上,洪武时代比唐宋走得更远?

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更粗鄙、更暴烈。洪武时代朱元璋所施展的统治术,在明朝之前的其他秦制王朝里,也都常见。洪武时代的不同之处是这些统治术在实施时流于简单粗暴,中间没有缓冲,朱元璋追求的是皇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底层百姓对接。其最有效的对接手段就是发起全民举报运动,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一种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环境之中,赤裸裸地剥夺了所有人的安全感。

更粗鄙、更暴烈,是不是可以视为在秦制之路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未必。洪武时代的政治,其实更像是一种返祖,返祖到了《商君书》的程度。比如《商君书》致力于营造一种人人皆有可能被邻居举报的社会氛围。这种搞法能有效控制百姓,但很不体面,吃相难看,并不是所有皇帝都愿意用,而朱元璋用了,且大用特用。再比如朱元璋致力于消灭民间的一切消极自由,读书人连隐士都不能做,这也是突破底线的返祖行为。《史记》和《汉书》是赞美隐士的,《后汉书》里还专门开列了《逸民传》。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这些东西全被打碎了,读书人选择做隐士、做逸民不再是美德,反被他定性成了罪大恶极的行为。

至于康熙皇帝去拜谒明孝陵,还题字立碑“治隆唐宋”,我觉得与其说是客观评价,不如理解为一种政治作秀。这种作秀,一是为了收服人心,康熙当日以高规格去明孝陵致祭,很多围观者被感动流了眼泪。二是为了配合其独特的宣传策略。康熙有一篇《过金陵论》,里面大赞特赞朱元璋,说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成就大业,是很伟大的人物。可接着又说,现如今,金陵的城池街巷依旧,明帝国的宫阙却已全然无存。究其原因,自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不争气,自万历时代之后就陷入了宦官与朋党互相争斗的泥潭,最后人心涣散,北京城沦陷在了李自成的乌合之众手里,让朱元璋艰难缔造的基业变成了一片废墟。可见他对朱元璋的赞誉,是为了引出对明帝国自灭其国的批判。总之,康熙的“治隆唐宋”这四个字里,有作秀,有宣传,有雄主与雄主之间的惺惺相惜,但肯定没有对洪武时代底层民众的同情。

问题十:历史学家会将这一时期的明朝称为“洪武体制”,在朱元璋去世之后,“洪武体制”是如何被继承和扬弃的?

答:“洪武体制”的内容庞杂。朱元璋自己给后代留有《皇明祖训》,明朝中后期朝堂上也经常拿“洪武祖制”说事。其实,只要是朱元璋做过的事情,皆可在后世被称作“洪武祖制”。对于这些祖制,明代的皇帝们一般是选择性继承,有利于我者继续搞,不利于我者装看不见。比如《皇明祖训》里说,为了保证皇权的独断地位,“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中谁敢建议设丞相,就将他凌迟,全家处死。朱明政权的帝王们觉得这项规定很有用,便都谨遵祖训。同样是《皇明祖训》,朱元璋不许后世子孙再像自己那样搞法外之刑,要求“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但后世子孙其实很快就把《大诰》给束之高阁了。因为按《大诰》来治国,对皇帝来说不轻松,对群臣来说也很可怕。久而久之,《大诰》虽然仍被供奉在很高的位置,但现实生活中已没有人按《大诰》的指示过日子了。

此外,有些很残暴的祖制,因不损害皇帝与群臣的利益,要想改变,就只能依赖奇迹了。比如朱元璋去世时以活人殉葬,至少殉了三十余名宫妃。这种残忍的制度被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等人忠实继承,朱明政权的藩王们也都有样学样。最后是靠着明英宗在临终前夕良心发现,才宣布废除。

问题十一:在历史课本的描述里,元末是一个水深火热的乱世,而朱元璋的统治至少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如果让你作为一个平民来选择,你会选择活在元末的乱世还是洪武时代?

答:这是一道很艰难的选择题。元代的江南确实有过前所未有的繁荣,用元朝官员在1309年的奏章里的话说,就是“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许多明朝的江南人也很怀念元代的美好时光,像吴履震觉得那时候“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于慎行觉得那时候“政令劾乘翱砑颍拚鞣ⅰ薄5┞沂辣暇共煌诔衅绞贝W魑矫瘢以敢馍钤谠衅绞贝慕稀H绻┰降皆┞沂阑蛘吆槲涫贝揖醯米约捍蟾怕驶畈幌吕础
 楼主| 发表于 2022-8-11 01: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8-11 01:15 编辑

川普与美国的最后一战(终极修订版)
原创 沈默克 七使2022 2022-08-10 07:53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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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修订版序言(2022年8月10日):



美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核心和根源。美国是全世界的风向标。破解美国问题是最难的,但破解了美国问题后,全世界所有政治现象便都不成其为问题。本文就是专为破解美国问题而写。



川普是美国问题的破解密码。可以说:读懂了川普,就能洞悉美国问题。川普在竞选演说中提供的许多线索,让孤陋寡闻的简中读者从中得悉了许多美国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



譬如川普指责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我们顺藤摸瓜才发现,小布什和切尼们属于NEOCON新保守派,这一派的成员由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犹太人组成,他们在冷战结束、苏联崩溃后负责带歪美国的世界战略,虚耗美国国力。譬如川普自称民族主义者,我们才明白,民族主义有好有坏、有真有假,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是U型锁。譬如川普提到DS,我们才知道“深层政府”不是一个传说,里根遇刺案,或许连安倍遇刺案也是可以重新解释的。川普是一把金钥匙,是我们得以成为美式保守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柄量尺,为我们判断左派和右派提供最基本的标准。



川普本人并非无可指责。他对DS的清洗停留在嘴炮阶段。他的共和党盟友就是DS的一部分。犹太人女婿借“疫情”将他出卖。真正忠心于民族主义事业的人却被他逐出白宫,或不受重用。他一手缔造的右翼最高法院竟然拒绝干涉大选舞弊案。1月6日本是川普和传统美国最后一搏的时机,他却怂了。美国右翼的问题更严重,有一部分早就被CIA渗透成筛子,很多实际上是伊斯兰崇拜者和邪教徒。



本文原发表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是本号名作之一。当时有一些微博大V们转发加持,傍晚发午夜就二三十万加了,但旋遭删除。另两个不同标题的版本倒是幸存下来。本文内容的突破性创见有如下几点:1、指出左翼与自由主义原为一体,其近亲和战友是第二国际;2、右翼与自由主义原无瓜葛,其来源是基督教、正统主义、民族主义等;3、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上世纪20~60年代经历了一次“乾坤大挪移”,本来是极左的共和党摇身一变成为右翼,本来是右翼的民主党则变成了日渐激进的左翼(这一历史事实,今天两党人士却都讳莫如深);4、美国国运与产业转移的关系,等等。



当时连资料检索加写作只花了三个多礼拜,不免忙中出错。如误把犹太托洛茨基分子们的Neocon新保守主义,当成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构成。有个南方系的所谓KOL还将此论点广为传播。这是极其错误的。本修订版特改写这一部分,真正梳理清楚美国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免流毒无穷,误人子弟。



今年11月又是中期选举。目前,川普背书的一些候选人已经获得了胜利。但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能在参众两院翻盘,或至少重掌众议院吗?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如果不能,则川普在2024年再次参加大选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能,那共和党会被彻底改造成川普的政党吗?这是第二个关键点。否则,只要共和党仍然在麦康奈尔、彭斯等DS工具人的操控下,川普即使再入主白宫也跟上次一样,干不了什么。



就在昨天(当地时间8日晚),FBI突袭搜查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的家,为本文添加了最大的一笔注脚。两天前,川普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保守党政治行动年会(CPAC)上指出,他已经决定参与2024年大选,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他说:“我认为人们会对我参选非常高兴,我们的国家从未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CPAC在演讲前两小时宣布民调结果,川普获得69%的票数,与去年一样高居支持率首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以不足24%的支持率瞠乎其后。



川普在右翼选民和底层民众中长期保持的超高支持率,无疑使得“当权者”既尴尬又恐慌。与之相比,无力振兴经济的拜登支持率早已跌破30%。“海湖庄园大抄家”,既是给予川普的警告,同时也是希望找到“川普策划1月6日暴动”的证据,将他扯入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并名声尽丧,使其放弃参选。这都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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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日早上,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一段政治性视频,回应联邦调查局的突袭行动。视频(见上图)  以滚滚雷声开始,他列出了拜登的失败。“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崩溃,我们不会屈服,永远,永远,永远。”他发誓要与“暴君”对抗,将伟大带回美国。





关注本号,关注历史,关注现实!






第二次修订版序言(2020年9月7日):

本文原发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第一版三万多字,重发修订版四万多字,广受读者好评,系史上最长篇幅的十万加。

川普总统的四年任期内发生的无数事件,足以证明本文提出的理论完美解释了美国和世界政治变化。

要读懂真实的美国,要读懂真实的世界,要读懂真实的川普,请仔细读完本文。




第一次修订版序言(2018年11月9日):

本文是《川普的生死之战:详解贸易战谜局、左右派惨斗》这篇史上最长十万加文章的修订版,比原文又增加了一万四五千字,完全值得大家继续先转发后细读。

终极版主要增加了美国内战、穆斯林冲击欧洲价值观、欧洲右翼政党集体兴起、川普与帕特·罗伯逊、奥巴马与苏联代理人的关系等内容,并大幅修改了南非和曼德拉等多处地方,还丰富了很多细节。

正如读者所说,我们对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方法:左右派斗争模式。简中读者通常认为世界现状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这种认知过于浅薄,无法解释皮诺切特与阿连德、佛朗哥与国际纵队殊死搏斗,吴廷琰被杀和南越失败、全斗焕朴槿惠李明博坐牢等历史事件,更无法解释美国两党政府截然相反的外交军事政策。以下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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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重回东西巨头坐地分肥的镀金时代,还是不惜以残酷的新冷战,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热战方式履行终极解决,美国人民即将告诉我们答案。



这绝非危言耸听。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并不仅仅是现任特朗普总统连任与否的问题,而是美国人投票选择,究竟要走左与右哪条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党,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党。这两条道路代表着不同的政见与主张,对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军事体系,甚至是网络与科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首先必须搞清楚左右派的政治学基本概念,至于其历史渊源稍后再夹叙夹议。以往,中国知识界顶层对此故意避而不谈、顾左右而言他,他们的弟子便知之不详,导致广大学子、知识人乃至社会各阶层均概念混淆、对世界政局认知错乱,面对贸易战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竟然无法触及其真实本质,哄哄然看似热闹,实则失语。各路媒体也无力作出准确言说和判断。于是,官媒滔滔,尽皆虚言,公号喋喋,全是妄语。



现代左派的核心是x-社阵营。1991年以前,x是正统,1991年以后,社则跃然而为正统。所谓社,就是社民党,以及各种社会主义者。中国读书人的偶像们,包括爱因斯坦、H.G.威尔斯、罗素、汤因比、霍金,统统都是社会主义者。



x与社曾明争暗斗多年,譬如列宁写过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痛骂第二国际(社民党国际)的领导人考茨基,苏联在各个卫星国里曾大搞“肃清社会党(即社民党)分子”运动,1931年闽西的“社会党分子”就与AB团一起被肃反。但由于苏联不言而喻的精神祖国地位,各国社民党尽管被黑出翔了还是咬紧牙关坚持正统。连托洛茨基这个斯大林的死敌,二战时第一件事就是呼吁“保卫苏联”,结果苏联没有感恩,反而派特务一冰镐凿穿了他脑袋。当时西方各国只要是社民党上台执政,必然立刻与苏联通好,解除经济制裁。



社民党遍布欧洲,在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北欧三国、芬兰等国曾长期把持政权。从三十年代起,美国民主党就是一个不冠以社会民主主义之名的社民党,其左倾程度比欧洲有过之无不及。现代右翼则以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特朗普总统为典型政治代表人物。



很多左翼评论员喜欢指控特朗普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企图以此割裂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但回顾历史便能发现,共和党的几位关键人物,如麦卡锡被冠以“民粹主义”的恶名,如贝利·高华德因反对民权运动、里根由于支持南非布尔人政府,也被左媒骂作与种族主义者。显然对于右翼而言,如何理解“民粹”和“种族”,与左翼有根本性的差异。本文相应部分我们会条分缕析。



言归正传。关心政治时事的读者想必知道,特朗普上台这两年来,美国左右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门”企图弹劾总统,甚至还发生过企图枪杀全体共和党议员的丑剧,曾火爆社交网络的#metoo,实际上也是民主党打击共和党议员和支持者的运动。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则在官任命、禁穆令、筑墙、驱逐非法移民、废止约翰逊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发动贸易战等事项上发动全面进攻,行釜底抽薪之计,凿空左派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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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4日,一名枪手携带多支步枪潜入弗吉尼亚州国会棒球场训练场,向来此训练的众多共和党议员乱枪扫射。共和党众议院党鞭史蒂夫·斯卡里斯中枪身负重伤,住院治疗数月才痊愈。枪手是民主党前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在枪战中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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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3日,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遭到邻居暴力伏击,六根肋骨断裂,肺叶挫伤。袭击者是一名注册民主党人,反对川普,支持奥巴马医保,但他矢口否认对共和党参议员的袭击有政治动机,最后仅获刑30天。图为兰德·保罗在庭上听判。



左右派的对垒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这么激烈了。至少从小布什年代起,共和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就越变越温和,近年来几乎沦为“民主党二号”。美国当然存在着不少班农这种“极右分子”,茶党也发挥了对共和党左倾的平衡作用,但始终没有契机使得右翼强势回潮。很多观察家认为,再这么下去,大估计只需五年十年,共和党变会变成另一个左翼政党。当然,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扭转了这一消极进程。



特朗普的当选有赖于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信服右翼(尤其是“极右”,在班农等人的造势下,他们早已成为特朗普的基本盘)对时局的判断。但关键是,什么原因导致右翼的阐述令人信服呢?评论员们可以轻易举出经济不景、失业率高企、同婚案、清教徒的不满等等无数原因,但这种万金油般的分析可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要促使所有对民主党-左翼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需要一根显而易见的导火索。这根导火索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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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相近,可加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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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就是这根导火索。



ISIS的一大特征就是善用互联网。“911”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招募已成惯例,但没有一个像ISIS这样,将社交网络“玩转”到了极致。极致地使用网络,与它们的另一大特征——极致地残忍——相结合,使其在极短时间内便哄传全球,成为现象级的事件。它们枪杀战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质的头,把政府军关在铁笼子里浇汽油烧死,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这些血腥照片和视频,是要在敌人内部制造恐慌,恫吓软弱的西方政府,让中东各国畏惧。就像蒙古军队屠城以恐吓对手不得顽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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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义”起到了它们预期的作用。残酷处死大批俘虏后,伊拉克政府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丧师辱国,ISIS的领地在几个月内扩大了百倍;独狼在欧美城市制造大规模杀戮事件后,浑身洋溢着后叶催产素的西方政客们循例表演一番圣母婊式的“我们谴责暴力,为死难者祈祷”后继续绥靖,没有拒绝穆斯林移民,也没有加派军力进剿ISIS。血腥视频的广泛传播还为它们扩大了影响力,聚集更多“圣战”分子,并诱惑激进的年轻穆斯林加入队伍。



ISIS失败了。但它们并非败于欧美的军事干预。恰恰相反,它们越是疯狂地杀害美国人质、在美国制造,当时主政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就越是拒绝报复,越是反对派遣地面部队打击ISIS。奥巴马本人一再重申,对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灭。“遏制”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微妙的词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用在冷战对手苏联身上,意思即承认无力消灭对手,所以只能遏制对手过快的扩张。奥巴马把这个词用在ISIS身上,无非是想向美国公众承认ISIS将长久地存在下去,民主党政府不会将其消灭。



民主党一贯奉行的“政治正确”中,LGBT与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兰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LGBT夜总会杀害50人一事显得莫名尴尬:奥巴马不得不授意司法部长删掉了拨打911电话向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宣誓效忠的内容。



司法部长公然声称:反同性恋偏见与“线上激进化”(她为了避免提及伊斯兰教而发明出来的名词)都是LGBT夜总会被袭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袭击者的真正动机。”公然为ISIS撇清了一次伊斯兰极端主义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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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击案



ISIS败于美国民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来自于两大群体的驱动。



一个是另类右翼,他们是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美国年轻人,惯于用P图、吐槽、编段子、“钓鱼”等网络流行的方法调侃主流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在觉醒了“白人种族身份”之后,他们对女权、伊斯兰之类的网络话语霸权就充满了厌恶,而ISIS的伊斯兰恐怖活动越猖獗,就越能给他们的网络反讽提供弹药。



另一个是基督徒。该宗教群体代表着今日美国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势力。自从1954年民主党参议员(后来当了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并通过了“约翰逊修正案”,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势力就被打压。六七十年代以降,美国堕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一些清教徒宗教领袖甚至指斥“911是对美国堕落的天谴”。他们不满共和党在相关议题上跟随民主党,所以在2008、2012两次大选都拒绝投票给任何一党,导致民主党获胜。



奥巴马任内强力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使他们出离了愤怒。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批残杀基督徒,而奥巴马政府不但拒绝出兵救助,连谴责都懒得做,同样是美国清教徒对民主党产生强烈敌意的原因。这一次,他们进行了总动员,声称要与魔鬼作战、挽救美国于危难中,号召全体清教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清教徒中的阿米许人全体投票给特朗普(2004年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呆在家为小布什祷告),更是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希拉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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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粉丝在特朗普演说中翻越护栏冲上看台,特朗普与其拥抱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迅速消灭ISIS。他上台后,彻底废除了奥巴马阻挠前方美军打击ISIS的种种离奇制约,充分授权前线指挥官做临敌决策。所谓将士用命,仅仅用了几个月,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军就夺回IS在伊拉克的总部摩苏尔,不到一年就把IS武装全部赶出伊拉克。



“我们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捕和瞄准IS首脑、瞄准他们的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驻伊拉克空军准将布里格安德鲁・克罗夫特评价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逆转战局:“现在的(华府)领导团队确实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无法找到更好的领导团队了,他们让军队充分发挥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国防发言人也证实道:“我看到联军比以前更快速地帮助伊拉克,在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不到这些。”



在此意义上,ISIS堪称自掘坟墓:它们的网络宣传帮助美国人选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克星特朗普总统。它们匪夷所思的反人类行为(甚至在训练学校里教导可以在“圣战”时如何烹调非穆斯林的人肉以代替粮食)拉低了“伊斯兰护道者”的左派民主党的民望,推动了美国右翼民意的汹涌爆发,使一半以上还具有朴素善恶价值观的美国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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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左右翼围绕着ISIS这个核心议题,已经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缠斗了。



右翼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向IS提供军火;质疑美国的中东盟友沙特、卡塔尔等国暗中支持ISIS;质疑欧美清真寺的阿訇们向穆斯林灌输极端思想,教唆他们从内部攻击西方文明;质疑女权主义一直致力于抹黑西方“男权”社会,却对伊斯兰蔑视女性的传统视而不见,不但力图将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还与穆斯林极端组织有染(早在2012年7月,共和党议员女议员米歇尔·巴克曼以及其他四名议员就正式致信安全部门,指控希拉里的助手胡玛·阿贝丁——她同时也是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安插的间谍)。



左翼则非常聪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难民的新议题。左媒大肆传播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拍摄的“小男童伏尸海滩”照片,称其为“最揪心画面”、“人间惨剧”,用催泪弹攻势胁迫欧洲各国民众改变态度接收难民,否则就是“毫无良知”、“罔顾人道主义危机”。如此一来,左翼就巧妙地回避了所有诘疑,把“要不要消灭”ISIS命题偷换成“要不要接收难民”、“要不要人道主义大爱”命题。在感人肺腑的幼童伏尸照片作用下,答案无疑是必须的。法国愿意认同配额了,匈牙利总理沉默了,英国考虑接受难民了,默克尔宣布德国愿意收容所有难民,人数无上限。于是一年之内就有一百多万(这仅是官方数字)中东难民如潮水般涌进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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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潮



到了这个时候,ISIS再残忍野蛮、在中东杀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尔、在欧美发动了再多次恐袭,统统不是问题,需要以怎样的角度和姿势热情欢迎难民才是问题。于是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说,他愿意将自家闲置的一栋住宅提供给难民,白种姑娘们身姿妖娆地举着标语到火车站迎接难民,一对老年夫妇被逐出家门、因为德国政府认为他们的住宅更适合接待难民……



德国的“难民营”环境条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宾馆似的大楼。第一财经曾采访过一个三口之家,住着宽敞的三室一厅,客厅里48寸平板电视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每月可以获得1500欧元补助金,生活得十分滋润。到了2016年,单身难民每月的零用钱为145欧元,每对夫妇262欧元,每个孩子有85~114欧元;单身难民还享有每月食物补贴219欧元,每对夫妇392欧元,每个孩子135~200欧元不等。这些都是在免费住房、免费煤电气供水供热、家居用品以及教育医疗之外的现金补贴。当这些难民一年后政治庇护获批后,就能与德国公民吃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难民是怎样报答热情欢迎他们的欧洲呢?



他们在收容所里实施伊斯兰教法,袭击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难民,男女混居收容所里的女难民都会遭受男难民性侵或被迫卖淫,比如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间难民营,被社工们称“这是慕尼黑最大的妓院”。他们还强奸女清洁工和女义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帮助ISIS向欧洲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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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周刊枪击案,屠杀无辜百姓



2015年丹麦发生多起难民强奸本地女孩事件后,政府为难民开设“穿裙子不代表淫荡”课程。



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国科隆等13个城市发生男难民大规模性侵德国女性事件。



2016年1月,一名13岁俄裔少女在柏林被男难民当街掳走轮奸,事后警方声称该少女是“自愿性交”。同月,瑞典一个自称“15岁”的男难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一名女职员。



2017年1月,三个留络腮胡子的穆斯林难民闯进一名瑞典女子家里,将其轮奸后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而瑞典警方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内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万难民,当时是欧洲之冠,结果瑞典国内的强奸案发案率多年来一直也蝉联欧洲之冠。



2016年12月,一名17岁阿富汗难民奸杀了一名19岁德国少女,死者是欧盟高官的女儿,经常到难民中心当义工。



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连环,七名携带自动步枪、身绑炸弹的凶徒中至少两人是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



2016年3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袭案,共造成32名受害者死亡、至少340人受伤,恐袭核心策划者就是一名为IS效命的叙利亚难民。



2016年7月,德国三天内发生了三宗难民袭击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岁叙利亚难民在巴伐利亚州音乐会当人弹,炸伤12人。



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难民驾驶卡车冲向柏林圣诞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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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最大的产业是社会救助产业,从业人员 200 万,每年总产值为1100~1400亿欧元,德国政府税收的五分一流向了救助产业。正是这个庞大癌瘤般的产业的利益驱使下,德国政府宣布无限制接收难民。——李子旸,《阳光下的溃烂:揭秘德国第一大产业》



左翼这盘棋下得太大,连自己都无法收拾残局。对于社会受到难民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无情冲击,他们只有一个撒手锏,就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人民闭嘴。于是有无数被强奸的女人不愿意报警,因为担心“难民的名声受到影响”。左翼政府还拐弯抹角地用“文化差异”为难民罪犯们开脱。



然而这个锅太大,不是这么容易甩掉。起码从现象上,欧洲难民危机很像是ISIS与伊斯兰教阿訇们合谋推动的。



2015年2月,伊斯兰国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它们在利比亚的据点发动攻击,否则他们会放出夹杂在内的50万“难民”进入欧洲。2016年11月每日邮报报道,德国的穆斯林难民正在企图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宫占领德国,以使穆斯林人口终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时就可以接管德国并消灭德国的基督教徒。类似的话也出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侨民多生孩子,“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



正如美国右翼以ISIS的崛起为契机强劲回潮一样,欧洲右翼亦以难民潮为契机,获得了二战后最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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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世纪是欧美右翼的悲惨世纪。其实,右翼的噩梦从17世纪就开始了。我们这里说的右翼,源头是中世纪的教会和英法革命时代的保王党。反对天主教会的英国清教徒移民美利坚,大发展了三百年后,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也加入保守派行列。这一脉传承,一般称为“保守主义”。美国的民主党原是保守派,但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原来激进的共和党乾坤大挪移,互换了角色。



英国的保守党全称就叫“保守与统一”,俗称“托利党”,就是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托利党、保王派。很多人以为只有法国发生过革命,英国不喜欢革命,从来都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看法大谬不然。17世纪克伦威尔领导的宗教战争就是一场大革命,最终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全面清洗国内保王派。



查理二世王政复辟之后,英国革命派分裂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要求继续革命,驱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后者要求尊重王权、尊重法治。结果又是革命的辉格党胜利了,执政长达一百多年。马克思在《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一文语气刻薄地嘲骂保守派托利党是“反革命”,其倾向可知。



辉格党的影响远销美洲大陆,与欧洲1848年无神论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国诞生了共和党,与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携手,掀起“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发动南北战争,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万奴隶主的罪恶统治”,颠覆了华盛顿、杰斐逊以降的贵族精英+宪政/有限民主模式,开启了一种融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以福利收买选票的“全民民主主义”于一体的激进政治模式。日后“享誉”中国的“斗争哲学”、“发动贫农(黑奴)闹革命”等等创举,早在南北战争当中就已经预演过了。



有个名词叫“辉格式历史”,即辉格派历史学家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进步原则贯穿过往,以编造出一个歌颂当下的修正叙事。“辉格式历史”,就是马克思史学、现代化史学的祖宗。不过,革命的祖宗辉格党最终过气了,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淹没在“进步”的洪流中,由工党所取代。反而俗称托利党、被攻击和边缘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国保守党延续至今,生命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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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与《一个国家的诞生》比一切左派历史著作更真实地记录了美国南北战争。



林肯在1848年革命党人和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动了南北战争,却不敌南方骁勇尚武的骑士精神,屡遭败绩,于是派遣谢尔曼率军进入南方多个州烧杀抢掠,发动超限战,破坏南方的经济基础。谢尔曼因此赢得“屠夫”之名。



南方主仆和谐、骑士与棉花园的文明经此一役被破坏殆尽,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随风飘逝,一去不返。片名Gone with the Wind,正是对老南方文明被北方摧毁、随风飘逝的准确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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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郝思嘉(费雯丽饰)与黑人保姆“Mammy”关系如同家属。保姆经常对郝思嘉毫不客气地喝斥管教,视同己出,证明南方的主奴关系十分和谐,甚至比《红楼梦》里的主奴关系更紧密得多,与后来被北方抹黑描写的情状完全不一样。



战时所有南方白人青壮年都赴上阵打仗,后方的400万黑奴并没有借机叛乱造反,庄园经济仍然照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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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里谢尔曼率军火烧亚特兰大的剧照。谢尔曼军队所过之处,片瓦无存,造成了一条数百英里的破坏带,令人发指。



“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林肯爱将谢尔曼语录)



“昨天,我们路过斯塔布斯先生的种植园。房屋、轧棉机、压榨机、稻草垛和马厩等等,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都闪出了火焰……而且,我们的部队所到之处,一切犬科动物都被杀光了。” (《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



2017年8月,田纳西州老牌的奥芬大剧院(Orpheum Theatre)因为“政治正确”被迫停止了34年来每年重映《乱世佳人》这部经典电影的传统。



美国网友在社交网站留言道:“黑人们热爱这部电影,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黑人并不愚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改革运动”和“进步运动”,改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走向。共和党经过进步党分裂后变得相对保守,本来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党则在排除了南部民主党对总统提名的干预后迅速左转(南部民主党是维护民主党整体保守倾向的基本盘,北方民主党因所在地区的工商业发达,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甚深)。罗斯福执政时期与斯大林做朋友、与苏联结成同盟,正是这种左转的体现。从此美苏建立了雅尔塔体系,白左与红左瓜分世界。



在民主党左转时,发现了黑人这个票仓,北方民主党人要求改变保守主义价值纲领,争取黑人选票;但南方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坚持固有的传统。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爆发,总统候选人杜鲁门站在北方民主党人一边,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党人集体脱党,剩下的北方民主党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头了。



1964年贝利·高华德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创立保守主义联盟, 提出了保守主义纲领,推动共和党接受保守派价值观。尽管在选战中不敌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但保守价值观从此被共和党全面接受并成为核心纲领。原来受马克思影响的革命派共和党由此一变而为保守主义政党,并一直延续至今。高华德以反对联邦政府过度扩大权力为由反对民权法案,但有学者认为他内心出于一种“白人的义愤”。1954年他曾在国会中表决反对谴责麦卡锡议员的动议,始终坚持反共和鹰派立场。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战时就定了下来。



二战后数十年,总的说来是白左的天下。虽然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挺身而出,抨击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勾结的“卖国20年”,掀起反共浪潮、狠挫左倾之风,但当时共和党并未启动向保守主义的价值转换,受麦卡锡之惠击败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样是罗斯福新政的信徒,转过头来与民主党议员一同谴责麦卡锡。艾森豪威尔居然任命了白左中的战斗机厄尔·沃伦当最高法院官,作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左倾判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左转。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汹涌澎湃才总算消停了下来:那时终于出了个真正的右翼总统罗纳德·里根。



二战的胜利,本身就是左翼的胜利。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轴心国签署了一个政治条约《反XX国际协定》,结成了右翼同盟。后来许多学者老在法西斯、纳粹究竟是左是右的问题上缠夹不清,尤其是自以为右翼的自由派如刘军宁,提出了“纳粹与希特勒不是极右是极左”,企图为右翼辩护,实则凸显了中国式书本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无知。不能拿着“集体主义”、“个人自由”这些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判别上世纪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体纲领(XX党宣言)、统一的组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国际),右派从来没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组织,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右翼-保守主义是在各国政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酒糟必然会酿成酒。正所谓“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人类天然就对激进的改变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保守主义是既成事实,代表着人民对土地、家庭、团体、传统、国家的爱,仿佛自然法一样天经地义,本身并不需要理论的定义。



而且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适合英国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德国,更不一定适合日本,各国右翼政党的相同之处未必在于它们一起支持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一起反对什么。一起反对XX国际,这就是当时右翼的共识,也是反过来对右翼的定义。战败后,右翼遭到了全盘清算,左派全面占据了道德高地,其政治宣传占尽上风,雅尔塔的分赃体系因而也被染上高尚的色彩。日本被占领改造;德意志统一立国的主要力量来源普鲁士被苏联波兰东西德瓜分,并由联合国于1947年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佛朗哥被战胜国排斥;大陆被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出卖……右翼全面衰颓是势在必然的。



我们看到,近二百余年来左翼在各个欧洲国家逐渐取得优势,踏入二十世纪以后它们更是获得了爆发性的胜利——十月革命,雅尔塔体系的确立,战后自由欧洲进入了左翼政党买选票的福利国家时代,作为最大保守主义堡垒的美国眼看着也要被完全攻陷了。



然而,左翼美国从本质上是反美的,这就使得它们的胜利事实上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么是左派的自反?种族上他们是白人,但他们从心底里期盼着黑人等少数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脚底下。社会阶层上他们属于精英和富人,却整天要求政策全面倾斜于穷人,“劫富济贫”,结果富人反而更富,穷人还是穷人,牺牲的却是整个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信仰上他们的父辈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们却欢迎对基督教怀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带着极端教义鲸吞欧洲、蚕食美国。



越战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苏联支持下北越进攻南越,美军既然为了保护盟友参战,本应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战争,阻止极左武装集团对东南亚的侵略,但美国左翼却反过来以美国的军事失败为目的。



左派媒体天天报道美军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权”、造成“人道灾难”,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变杀害南越吴廷琰总统,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战,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官就是厄尔·沃伦)不顾军事失败和己方人员大批死亡,裁决《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军方机密文件为合法,左派国会和左派政府都在舆论支持下要求撤离越南。于是,美军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烂摊子没两年就被北越“统一”了。百万南越人民不愿在北越政权下生活,变卖家产,乘坐渔船“投奔怒海”,为香港和美国制造了绵延多年的难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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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日本记者帮助越南人乘船逃亡自由世界的电影《投奔怒海》1982年10月13日首映,许鞍华导演,林子祥、刘德华主演。当时正值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展开谈判,电影呼应了香港人对前途的惶恐,一时好评如潮,票房高达1600万。图为泰国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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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无新事。2010年左倾总统奥巴马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了一大帮伊斯兰恐怖组织群魔乱舞,最极端的ISIS从中崛起,占领了大片伊拉克领土并蔓延到叙利亚。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东沦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难民逃亡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比越南难民强烈千万倍,乃因穆斯林难民从意识形态上仇视西方。与亲美的南越难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欢迎南越难民,却对穆斯林难民张开怀抱,请它们来对西方社会基础进行最彻底的破坏。



左派没有祖国。



左派与“国有难、回必乱”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也是教在国先,有教无国。《XX党宣言》里开宗明义说:工人没有祖国(恩格斯的继承者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从1900年就反对八国联军进攻清国,一战也强烈反战)。左派的宗教就是XX主义及其革命理论。经过六十年代“新左派”的粉饰,这套理论成功地由民权、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气候变暖、普世价值、全球化进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装,让左翼看起来仿佛改换了门庭。其实它们的终极目标丝毫没变,依旧是“砸碎枷锁”,“解放全人类”。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现在用全球化来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锁”,现在用逆向种族歧视、逆向宗教歧视来合法地将整个西方价值观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三次大进攻。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为欧美政经、文化、学术等精英领域奠定了左倾格调;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反战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顿和奥巴马。奥巴马将穆斯林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引入美国,而欧洲诸国也几成欧罗巴斯坦。ISIS的出现,即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两派都抓住了这个偶然-必然之机,展开大搏斗。



对于左翼而言,这只不过是它们一两百年来连绵不绝攻势中的一环。对于右翼而言,这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搏。因为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增加黑人选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纳拉美人口,虽然冲击了共和党,但毕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但信奉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们大批羼入,却是真正致命的。伊斯兰教根本不允许改信,千年以来也没有向文明演进,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反而在沙特酋长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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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没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总攻中失败,也许算是一个神迹。越战的失败,令美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种族暴力冲突无日无之,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国力与日俱增,其世界性扩张无法遏止,骎骎然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势。眼看美国从肉体到精神将走向全面败落,保守派终于在绝地中吹响了反攻的号角。这就是著名的“文化战争”。



在谈论保守派与左派的“文化战争”之前,我们先行定义何谓保守派。南北战争中,北方代表了激进派、自由派、1848年革命派、基督教进步派等等,后来泛称左派。南方代表了贵族骑士精神、庄园经济从业者、基督教保守派、白人武装自卫运动等等,是后来右派的原始根脉。上世纪30~40年代之前,共和党大致代表了北方和左派,民主党大致代表了南方和右派。但两党内部也有南北方两派。民主党新北方派在罗斯福的率领下压制了老南方派,杜鲁门接任后取消了南方派在总统候选人初选上的决定性提名权,导致民主党迅速北方化、激进化、左翼化,与逐渐走南方路线的共和党颠倒过来,上演了一出“左右派乾坤大挪移”。



严格说来,上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对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的否定判决就是较早期的文化战争。麦卡锡五十年代抓民主党政府内部的“鼹鼠”,里根在非美委员会作证,检举揭发红色好莱坞,是文化战争的延续。六七十年代,以黑人民权运动为嚆矢,伴之以反战运动,妇解、吸毒、嬉皮士运动接踵而至,这是在苏联和沃伦法院的助力下将文化战争推至高潮,最终左派获得重大胜利,传统美国一去不返。从罗斯福-华莱士政府,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这是二战前后美国向左倾迈出的、不可逆转的两大步。而试图制衡他们的,始终是南方派。



1912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他虽是同情列宁的自由派,但同时也是南北战争后第一个当总统的南方人,他对三K党的客观态度鼓励了重估历史价值的南方思潮和运动。《一个国家的诞生》应运而生,三K党再次成立,南方文学复兴。十二名作家、诗人、学者组成了“南方庄园主”团体,为老南方和邦联进行辩护,结合美国宪政传统和欧洲保守主义,呼吁重回南方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农业主义生活方式,反对流行的工业模式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米切尔眷恋老南方的《乱世佳人》大行其道并拍成电影。同样受到影响的理查德·维沃(Richard Weaver)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思想的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痛陈欧美放弃了绝对价值观、走向人文主义后,虽然表面繁荣,却陷入了思想的“可怕的衰落”。嗣后,有罗素·柯克之出,将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提炼出来,与古典自由主义相结合,随后又创办了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这一脉后来被称为美国传统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Revisited),或老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与这场保守主义运动相呼应的政治组织,其突出者是“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其中坚分子坚持美国是“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认为州权应该取代联邦政府的权力,反对民权运动和《民权法案》,认为其最终目的是在美国东南部建立一个“苏维埃黑人共和国”。1954年,约翰·伯奇协会首任会长罗伯特·W·韦尔奇发表声明,直斥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是“xx党人的工具”、“蓄意叛国”。协会在创始会议当日就发布蓝皮书,称美国政府已经被阴谋集团控制,将一步步走向“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政府”取代美国和所有西方文明国家。在70年代后期,老保守派与传统基督徒联手,终于扳回了几十年来右翼的颓势,将他们选中的里根送入白宫。但犹太人支持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却在老布什和小布什时代僭夺了美国战略的领导权。所谓新保守派,其实是由要求向全球持续输出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组成,他们要保守的并非基督教价值观,而是犹太教的异端邪说。他们的导师是列奥·施特劳斯,而施特劳斯崇拜的偶像是摩西·迈蒙尼德,一个诋毁耶稣的敌基督主义者。详见🔗《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新保守派黑手》,此处不赘。



五十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为议员麦卡锡“反共十字军”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共组织“基督教圣战”的创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师、“美国基督教会协会”的创始人卡尔·麦金太尔成为了麦卡锡的智囊,有些演讲稿甚至都是他俩起草的。在他们看来,XX主义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更像是与一个基督教对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传播的障碍,是魔鬼的阴谋,必须加以阻止、消灭。



基督教新右翼运动的先驱杰瑞·法威尔曾发出如下警告:“是时候惊醒于这样的事实,XX主义对我们这个曾经自由的世界发起邪恶攻击。XX党人致力于征服世界……当XX主义占领一个国家,第一件事就是关闭教堂,杀戮并监禁牧师,夺走人民的圣经。”法威尔将XX主义渗透与美国国内的泛左翼-自由主义运动等同,称之为美国国内道德滑坡的幕后黑手,并指出了一条简单而直接的“XX主义一反上帝一反家庭一从内部破坏美国”思路。堕胎、同性恋、吸毒、滥交……实际上都是XX主义之手推动社会堕落,瓦解美国的家庭伦理传统,使美国丧失根基,民众失去抵抗邪恶的道德勇气。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XX主义持无神论观点。当上帝被一个社会所摒弃,所有的自由都将失去。……XX主义就意味着对上帝的摧毁。而我们已经将祈祷和圣经阅读踢出公立学校。……当一个社会背弃了上帝,自由也就随之而去。是时候美国人要认识到(XX主义)正在美国社会中对我们的家庭发起猛烈攻击。而这个囯家的基础在就于家庭。……XX党人知道要夺取一个国家,他们必须先摧毁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这样她的人民就丧失了坚强抵抗的意志。当人民开始接受是非颠倒和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时一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一我们就必须小心了。这对于我们国家应该是一个危险信号,一个警告。我们的敌人知道当我们道德薄弱时,当我们丧失斗志时,我们就处于一个被征服的危险境地。”



1976年,法威尔发起了一系列“我爱美国”集会,拒绝“政教分离”原则,热切地将传教活动与右翼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道德高洁的基督徒形象争取宗教右翼选票的民主党人卡特当上总统后,却不推行右翼价值观,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尔失望之余,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组织,力图通过挫败民主党的激进社会议程,将处在道德崩溃边缘的美国挽救回来,以圣经重塑美国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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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瑞·法威尔

共和党伟大总统里根上台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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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一个基督教电视台采访了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冷战老兵”,罗伯逊表态支持川普的俄罗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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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里根和川普两大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帕特·罗伯逊,与川普总统亲切握手。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道德多数”就拥有40万成员,预算资金高达150万美元。与此同时,帕特•罗伯森创建的“耶稣的华盛顿”组织周日祈祷,吸引了20万福音派人士参加。右翼组织还派人出席共和党大会,甚至亲自出面参加竞选。1979年,罗伯森和法威尔等人经过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了多番会谈,确定里根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谋求连任的卡特被法威尔当头一击,直接打败。卡特说,“那个秋天(1980),由杰瑞·法威尔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南方的广播和电视上购买了1000万美元商业广告,让我成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声”的策略专家科内尔•多那扬言:“1976年,基督徒帮助杰米•卡特以微弱优势获胜。在1980年,我们将使形势逆转。”



据估计,“基督教之声”和“道德多数”发动了二百万名福音信徒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在新教徒当中,里根获得56%的支持,而竞选连任的卡特获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获的10%选票中,三分之二来自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组织还在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帮助共和党人成功竞选国会议员。



从此,以基要派、福音派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与共和党结成联盟,参与共和党大会,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并深度影响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共和党在里根时代坚定的反赤色、反堕胎、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立场,均源于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对左翼的反攻来自于文艺界中的保守主义者。



文艺领域中对公众具有最广泛而直接影响的非影视莫属,所以XX国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全世界电影行业进行渗透。左联“四条汉子”中的夏衍、阳翰笙、田汉都混进了各家著名电影公司,成立编剧委员会,全面控制影片拍摄内容。XX国际同时也对欧陆诸国进行渗透,靠着“先锋艺术”、“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鼓吹,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植入。



针对美国好莱坞,XX国际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列宁的好朋友威利·闵岑伯格受托进入美国,专事缔造红色好莱坞。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当时美国影坛,还将大批电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英美学院学习,赤化好莱坞的第二代第三代。麦卡锡议员曾经将清算的矛头指向好莱坞,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出席国会听证会,揭发美共成员。作家兼编剧海明威、演员兼导演卓别林都是苏联间谍,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被译介过来,所谓“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多半是左翼电影,《北非谍影》、《十二怒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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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怒汉》里的杀人犯是个印度裔少年,根据亨利·方达和导演的想法本来要用一个黑人少年出演,以呼应苏联间谍马丁·路德·金牵动的“民权运动”,后来因美国当时的社会压力太大而作罢。该片内容其实是为黑人社区犯罪率高发作辩护。



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将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诗形式展现的电影是大卫·格里菲斯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它颠覆了南北战争的主流叙事,揭露共和党指使流氓黑人烧杀抢掠,歌颂三K党保护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将选举秩序恢复正常,这才有了一个在战争废墟中新生的美国。这部电影诞生后不久,好莱坞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电影由此绝迹,偏右倾向的艺术家只敢藏在剧情背后拐弯抹角宣泄一下情绪,再也不敢像格里菲斯那样大张旗鼓地完整表达一套价值观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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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诞生》回顾了美国内战期间,北军成立黑人军团,唆使他们抢劫、强奸、杀害南部白人。内战结束后,南方白人被剥夺了财产权、选举权和一切政治权利,甚至丧失了法律保护。北方人在南方建立军事法庭,刺刀在说话,法律成了哑巴。北军和自由人局把一些黑奴教唆成了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并且不需要为其罪行负任何责任。迫不得已,南部建立了三K党,进行自我武装保护、实行法外执法。



《乱世佳人》里对此也有不少篇幅描写,如甘扶澜加入三K党,为自己受黑奴侵害的妻子讨还公道。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为《一个国家的诞生》背书,认为里面的内容无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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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他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在《美国人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中,把三K党解释为重建时代的自然肇生,是法不治时代中的产物。他指出,三K党守护了南方文明。



即便如此,右翼倾向的电影还是在美国和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大部分硬汉派电影都可以称得上右翼倾向,因为左派对个人英雄主义抱有反感,偶尔塑造起来类似角色也不伦不类。西部片里只身抗暴的独行侠们,如约翰·韦恩、加里·库珀,都是保守主义者,约翰·韦恩长期的激烈反共言行甚至招致斯大林下令对其暗杀,后来赫鲁晓夫亲自撤销了该刺杀令。以镖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义者,至少担任过两届共和党大会嘉宾,2012年为罗姆尼演讲拉票时更曾一时兴起,让人搬来一把空椅子,当作奥巴马加以痛骂,语惊四座。2008年他自导自演的《老爷车》里,一个看不惯亚裔吵吵闹闹生活习惯的老年白种男人,最后为遭强奸的亚裔女孩报仇,死在黑帮枪下,是破除逆向种族歧视的经典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Rocky)系列和兰博(Rambo)系列,堪称影响力最大的右翼电影作品。上面说过,整个七十年代美国都处于越战失败后遗症中不能自拔,国际形势上冷战处于守势,被苏联压着打,国内失业率和通胀日益严重,再加上石油危机,美国进入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代。



左翼电影普遍从选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刻意阴暗化、混乱化、肮脏化(参见罗伯特·迪尼罗的《出租车司机》),更使民众的意识和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霾。洛奇第一部同样是在灰暗的色调中开始叙事,演绎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机遇险些将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击败,强调奋斗就会成功,与当时流行的兰博系列可以代表整个里根时代的美国精神。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年,史泰龙开拍电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说原本是部反战小说,把主角Rambo塑造为一个残忍的疯子。但史泰龙亲自操刀,将剧本变成“反反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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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泰龙在海报上为里根总统签名



越战特种部队退役军人Rambo回到美国,步行穿过一个小镇时受到警长侮辱并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里他不堪虐待爆发,打伤警察夺取摩托车逃入山林。受伤警察企图利用追捕过程杀死Rambo报仇,却被其反杀。警长调来了国民警卫军,将兰博赶入废矿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弹轰炸,以为已将其炸死时,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过黑暗矿道,夺取了一辆军车,手持M60重机枪单枪匹马杀回小镇,炸毁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将屋顶埋伏的警长乱枪打成重伤。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现身劝他投降,说战争已经结束。兰博终于打破沉默,愤怒地控诉社会对越南老兵不公:没有结束!没有!这场仗本不属于我,是你要求我参战,我拼了命要去打赢这场仗,但偏偏有人不让我们打赢!我们为国家出生入死,回国后却看到机场挤满了蛆虫们,抗议,吐痰,叫我婴儿杀手和各种卑鄙的话!



影片中,兰博代表着所有的热爱美国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军、所有战死的英灵,向煽动反战示威、出卖军人和越南的民主党,以及小半个被煽动起来的“蛆虫美国”迸射出愤懑和怒火。沉痛悲怆的片尾曲 It’a long road 奏响,兰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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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bo饰演者史泰龙与里根握手



左右翼对《第一滴血I》的评价是严重分裂的。左翼认为该片“歪曲了对越战的评价”,而右翼则认为这是伟大的经典之作。30年后在youtube上只有一个定格画面的It’a long road 单曲视频仍然有368万多的点击,1万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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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治漫画讽刺里根军事外交政策模仿Rambo



如果说《第一滴血I》是对民主党的卡特时代、以及美国不再伟大的整个七十年代的控诉,那么《第一滴血II》就是对共和党里根的八十年代的热情点赞。服刑中的兰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务,秘密空降潜入越南,拍摄战俘营里的美军俘虏。殊不料,只身闯虎穴的兰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党人)出卖,落入越共军队之手,惨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组织少女Co Bao将其救出却不幸牺牲后,满腔怒火的兰博爆发了,头缠布条,持重机枪,挎子弹带,握风靡天下的锯齿刀,一个人单挑越共军事基地,用超科技神弩将越共和苏联顾问炸得哭爹叫娘,然后开直升机干掉苏联空军,带着一营美军战俘飞回泰国。兰博闯入美军基地的指挥中心,将出卖他的负责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边,怒吼道:“你知道还有很多人(美军战俘)在那里(越南),找到他们,不然我会来找你!” 最终,兰博向上校表达了他的愿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我们爱他一样爱着我们。”



而里根总统则对兰博这个角色赞誉有加。1985年7月1日,里根在发布全国性讲话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公众说,“昨晚看完Rambo II之后,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机和挑战时应该怎么做了。”里根经常将《第一滴血第二集》视为其国内外政策的典范。在另一次劳动节演讲中,里根表示他将“本着兰博精神”清理联邦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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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夫妇在家庭影院内观看第一滴血第二集



史泰龙的电影甚至比里根自己对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激发人民的自信心态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滴血第二集》和《洛奇第四集》(洛奇英勇击败了苏联拳手)上映时,电影院的观众齐声高呼“USA!USA!”兰博这个角色成了里根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军队的标志。兰博也预言了苏联的衰落——《第一滴血第三集》(剧情是Rambo帮助阿富汗游击队消灭了苏军基地)上映后一年,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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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



在国际关系上,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说得不好听就是仰其鼻息。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 = mc2公式还简单。



在各国国内,则是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美国的保守派势力太多、太强大,左翼屡次被反攻倒算,战况一度陷入胶着。但在欧洲诸国,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XX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法国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左倾极其严重,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左翼化了。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XX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就曾致信英国XX党,要求不惜用一切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邱吉尔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



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邱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



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他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队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社会大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只能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XX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该“革命”后来被帝俄和普鲁士镇压)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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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受文革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派推动下,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席卷西方国家



左翼极力推动的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她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因坚决抵制欧元区, 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暗算。亲欧派没办法在选举和公开辩论中打败撒切尔夫人,于是由保守党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内阁,然后以此为借口党内逼宫,再联手工党在国会对她发起不信任案。撒切尔夫人无奈黯然下台(小说版《纸牌屋》对此有真实记录)。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撒切尔夫人的警告可谓高瞻远瞩。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左翼工党和右翼温和派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在撒切尔夫人上任的第二天,她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蒙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总统。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的铁工人罢工和1984年煤矿工人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统统被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到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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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自由市场经济的药方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3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娘炮般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的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撒切尔夫人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短程核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签署《美苏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拔掉了苏修的爪牙,为瓦解苏东集团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冷战结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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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拉上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对抗XX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40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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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被称为政治上的灵魂伴侣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 ,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原来,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XX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借尸还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的形成了所谓的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它们借口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导致纳粹德国崛起,所以战后必须在推行计划经济、全民就业、福利国家,这就是“社会党国际”的共识:将全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拉入高福利陷阱。



至于“凯恩斯共识”的底层,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又是个什么东东?其实就是货币无限制滥发、银行大放水。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的逻辑是: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凯恩斯共识的民主党-社会党国际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七十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然而,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邪恶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中国人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



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载歌载舞的家伙,高唱《叮当!巫婆死了》。



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总统的任期一样。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



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12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上。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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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温斯基和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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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真实的繁荣吗?在这场泡沫经济中,总体财富确实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财富是纸面财富,落在Top 1%的富人手上,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惠。



克林顿任期里拉大了美国贫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财富占全国13.5%,2000年占16.5%。总体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这种提高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借债行为。克林顿通过了不少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有利却对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顿在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止了要求金融机构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阻止了一个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正是克林顿的这系列举措,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不久,即表示考虑拆分美国大银行,回到过去的监管体系,支持重新订立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克林顿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国际产业转移”。中国也由此获得了难得一遇的机会与财富。



民主党卡特担任总统时,于1979年与中国建交,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八十年代,中国依靠这个待遇,逐渐走向准市场经济,从穷国堆里爬了起来,于是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小阳春”。但八十年代之后,美国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发生激烈辩论。直到克林顿上台后,国会大多数意见还是认为美国应该更强硬。但克林顿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入关”,一步步扭转了舆论。



1994年,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宣布不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地位问题挂钩。不久,美国签约让中国“入关”、“入世”。2000年克林顿发表演讲:“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我们美国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而无需被迫将生产转移到中国、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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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外国对华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由于克林顿从政策上放开了投资和进口限制,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制造业放弃了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美国,纷纷跑到大陆设厂,尤其是机械和电子产业,使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飙升。这就是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上世纪50~70年代,美欧完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先是放弃了轻纺工业,接着将部分造船、汽车、家电行业也抛出来。承接者是东亚,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畅销全球,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繁荣,随后还带旺了东盟。这次产业转移对自由阵营大有裨益,转移的前提是严格防范了产业向极权专制国家转移。



西方国家首脑中,克林顿第一个在八十年代后走进大陆,促使日本、台湾、南韩加快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日本对华投资和政府援助规模在1999-2000年间达到历史高峰。1997年索罗斯摧毁东南亚地区经济,也将金融、投资、制造业驱赶向中国。麻省理工学院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冲击最大,铁锈州也由此形成。



除了悖离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老路之外,克林顿还极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价值多元,延续六十年代新左派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亦即支持女权、LGBT,支持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奥巴马不过是沿着克林顿开辟的道路奋力前行罢了。



在欧洲政策上,他一边支持欧盟成立欧元区,打算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一边支持北约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战,在东正教国家内部、欧洲的腹部强行培植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科索沃。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继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无前例的911挑战中应对失措,错误地消灭了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令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扎根。在他任期将满时,又错误应对次贷危机,使其升级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尽管主因是克林顿种下的恶果,但小布什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伤。在他任内,共和党并不像里根时代一样,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径反击民主党设置的议程,这也导致共和党慢慢变成了一个跟随型的准左倾政党。2002~2005年,小布什政府拒绝在关税层面制裁中国,亦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大倾销开了绿灯。



奥巴马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临危受命”的。2009年奥巴马刚上任,便出台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这些拨款一部分用于稳定近乎崩溃的金融系统,另一部分则投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社会福利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联邦政府意图通过巨额的公共花销,以刺激花销、提升就业率,进而重振美国跌入低谷的经济。然而事与愿违,近8000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换来的却是美国自二战后最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1%,比半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现远远落后于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经济的连年低迷,也造成了民众收入水平的连年停滞。从2008到2014年的七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六年在逐年下降。虽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开始缓步回升,却依然比危机开始时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点八。显而易见,奥巴马施政的八年里经济政策是彻底失败的。



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内,把美国的财富有条不紊地转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针高蛋白营养剂,中国由此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本身则陷入高失业、高福利、经济长期低迷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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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崩溃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XX大国,全球左派的最后精神家园。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它的经济腾飞,对民主党-社会党国际同盟是有利的,客观和主观上都加剧了全球左转的速度。兹举拉丁美洲为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开始渗透南美。五十年代,卡斯特罗武装“革命”成功,并倒向XX主义阵营后,他与副手发生了“总路线”的分歧。卡斯特罗本人效忠苏联,而格瓦拉则投靠了mao。遵照mao“继续革命”的指示,格瓦拉离开了古巴,拉人拉枪跑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其它国家搞游击战。苏联也加大了意识形态输出。在美国民主党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拉美大批国家的左翼政党纷纷进入议会,有的甚至靠社会党国际那套高福利竞选承诺执掌了政权。



智利的阿连德总统就是这样的角色。他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执政后将矿山、银行、重要产业统统收归国有,赖掉内债外债,把企业统统充公,没收私人土地,大量滥发货币。阿连德将土地分给农民以及国企员工,在经济崩溃时还给国企员工涨工资,用违法手段拉拢铁票,另一方面勾结古巴和苏联东欧集团,准备修宪颠覆民主政体。当此危难之秋,皮诺切特将军挺身而出,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苏联在智利的代理人。



智利经济被阿连德玩坏了,皮诺切特将军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求教于美国。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应邀访问智利,并推荐他的学生“芝加哥小子”为智利设计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芝加哥小子”们的药方就是休克疗法。智利的政府开支削减了27%,并不再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得收入,过去滥发的货币全部销毁,一捆捆比索当众投入火中一烧了之。国家退出银行体系,允许利率自由浮动,关税大幅降低,欢迎外国投资,国企被拍卖。皮诺切特政府归还了被阿连德没收的所有私人财产,医疗和养老基金全部实行私有化。



智利人民在休克疗法中熬了一年多,经济终于开始恢复健康。从1978~1981年,经济增长了32%。80年代智利经济腾飞,年均经济增速超6%,人均GDP超700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人均GDP到2013年才达到7000美元),成为拉美最富裕的国家。



智利的成功离不开两任共和党政府的帮助。尼克松政府支持皮诺切特政变,里根政府支持了智利的经济建设。智利珠玉在前,拉美各国有样学样,政局逐渐右转,走向美国模式的自由经济市场体系。但到了90年代末,受到美国和欧洲左派政府登台唱戏的影响,拉美左翼卷土重来,打着贫富不均的旗号,要求重回集体主义经济时代。1999年前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等国,左翼政党相继掌权。



这些拉美左翼政党由于不会治国搞经济,刚上台时一度十分狼狈,受尽舆论非难。但恰在此时,国际第二次产业转移,让入世后的中国成为美国和全球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加工厂急需源源不断的原料,因此中国将大批资金投入拉美,购买当地的矿山资源和石油。



受惠于中国的长期购入,拉美左翼政府得以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巴西拥有丰富的铁矿石、阿根廷则有大豆)换成金钱,大搞高福利国家,支持率随之高居不下。查韦斯得以建立他们的准极权政府,自由贸易主义和美国的影响力逐渐被驱逐,以至于左媒兴高采烈地报道:美国失去了它的拉丁美洲后花园。



但好景不常,金融海啸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造成重度依赖一级出口产品,且经济结构单一的拉美经济衰退严重。委内瑞拉的出口石油价格下降,让马杜罗难以维持查维斯时代的高福利,率高达159%、经济萎缩10%。巴西率则超过10%、失业率增至7.9%。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戳破南美左派国家的经济泡沫,从此每况愈下。



近年来,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因新上任的马克里政府而再次复兴,有“巴西川普”之称的“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诺虽然在竞选活动中遇刺,却仍然在十月初选赢得47%支持率,当选总统是必然的事。右翼一直准备在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甚至是在玻利维亚等国纪念胜利。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也摇摇欲坠。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美国的影响力正在重返拉美。



我们近期看到因为美元走强而濒临破产的国家,无不是杠杆高企、大举外债、大搞基建的凯恩斯门徒,并且其国内经济本身疲软。除了南美,“杰出”代表还有最近占尽版面的南非与土耳其。



南非在布尔人统治时代,是非洲经济火车头,在世界经济地位也很高。其人均GDP、人均收入均属于发达国家。即使后来被制裁,但依旧能保持经济增长。



布尔人是荷兰的清教徒(即胡格诺派,虔诚的加尔文信徒)移民。他们与后来的英国人除了在利益上发生冲突,也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英国辉格党在1830年重新执政后,积极推动自由主义政策,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次年即在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并给予黑人参政权。



布尔人与美国南部庄园主一样,多经营蓄奴农场为生,对此断绝生计的政策和释奴的自由主义倾向极为不满,遂两次弃绝英国政权,集体迁徙南非内陆,自行建立共和国。但英国人阴谋推动新移民争取公民权运动,企图颠覆布尔人政权,布尔人对英国佬忍无可忍,趁其海上加强部队尚未抵达之机向英国宣战。大英帝国皇家军队在团结一致的布尔神射口下屡遭重创,不得不达成和约,允许布尔人自治。布尔人从踏入南非之日起,就实行种族隔离,1948年正式建立隔离制度,1961年退出英联邦。就是这么一个纯白人、纯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在自治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开启了南非的全盛时代。



二战后,苏联势力进入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高潮。南非黑人XX党成员曼德拉,青年时是苏联信徒,中年后将mao奉为导师。曼德拉从来不是非暴力主义者,他热衷于学习“游击战”,创建了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实即恐怖组织,到处埋地雷、放炸弹,不但袭击政府设施,也杀害平民。东德安全部“斯塔西”则为其提供恐怖活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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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南非制造,伤亡惨重



里根政府因而把曼德拉和非国大列入和恐怖组织黑名单,直到2008年他90岁生日前才被取下。1990年曼德拉踏足美国时,还不忘向人群表示:“阿拉法特、卡扎菲、卡斯特罗都是我的同志战友”。经过长期斗争,以及全世界白左政府的支持,曼德拉掀翻了白人政权,也由此玩坏了南非。在南非监狱时,曼德拉如饥似渴研读mao选,上台后治国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收外资企业、高福利等等。短短几年内南非倒退一个多世纪。继任者姆贝基、祖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疯狂,终于将南非变成鬼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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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掌权以后,南非开始了“去白人化”政策,对白人清算和打压。黑人闯入白人的工厂和家中打砸抢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耻》就是白种女人遭强奸的活记录。白人不再享有社会福利,白人小孩不让上学、去医院遭驱赶、出银行被抢,社会开始陷入动乱,大批白人下岗,南非的白人精英比如律师、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精英纷纷离开了这个国家。曼德拉善于伪装,在国际上高调宣称“种族和解”、建立一个“黑人白人都没有恐惧的彩虹社会”,对内则与非国大的黑人同志们一起紧握拳头,高唱《杀死布尔人》的党歌。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南非事实上推行对白人的种族歧视乃至种族灭绝的政策是不言而喻的。



南非一共有400万白人,自1995年起到2013年,已有一百多万白人离开了南非。60万白人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南非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但南非对白人的迫害一直被国际左媒隐瞒不报,直到最近,南非通过了一项可以合法剥夺白人产业和土地的法案,撕下了种族灭绝最后的伪装,几万白人农场主要逃到俄罗斯和澳洲,特朗普推特披露此事,南非状况这才进入欧美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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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南非这类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濒临崩溃背后,是美国结束宽松政策而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收紧。在美国左翼政府推行量化宽松时,南非等国同时滥发货币,大家一片祥和。但当美国右翼上台,执行里根式的紧缩政策,刺破经济泡沫,并带来资本的回流,南非等国由此承受着资本流出与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全球的资源也会因此出现重新分配。



拉美的例子很好地演绎了,左翼是怎样拿“民主”作武器,大搞社会主义、向苏联靠拢,右翼发动“新威权主义”政变收拾旧山河、经济蒸蒸日上之后功成身退,左翼接着跳出来折腾——这种左右翼生死肉搏,我们姑且称之为劫持民主模式VS开明威权模式的交替。在南北战争的失范之后,美国的共和与地区自治制度长期遏制了生死肉搏、模式互相碾压的极端状况出现,但在拉美显然没有这种制衡。



土耳其则示范了在伊斯兰文化土壤之中,世俗自由主义如何不堪左翼一击。



一百年前,凯末尔取消了哈里发制度,驱逐奥斯曼王室,废除教长制和伊斯兰教法,率先垂范穿西服,闯入大清真寺用手杖痛殴不听话的老阿訇,在土耳其强力推行西化(世俗化)。但一百年来辛苦建立的世俗化社会,被埃尔多安只用了区区十几年便破坏殆尽。从意识形态上,埃尔多安是个左翼分子,从宗教信仰上,他是个狂热的伊斯兰信徒。埃尔多安之所以受民众欢迎,就是因为他用滥发货币、大放水、大基建的方式,让土耳其看起来很有钱。



另一面,他又用事实推行沙利亚法、让民众虔诚笃信伊斯兰教、清洗世俗化的军政部门,来巩固统治的根基。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M2整整增加了24倍,2017年土耳其的人均GDP为10512美元,比中国的8643美元高很多。与中国一样,房地产也是土耳其的支柱产业,其价格在十年间升了6倍多。



不过,自从特朗普政府宣布钢铝关税战以来,土耳其经济的避孕套气球便被戳破了。就在埃尔多安今年胜选连任后不到两月,里拉对美元闪崩。埃尔多安登台演讲,要求民众和企业家用手上持有的美元和黄金换里拉支持国家,大声疾呼:“他们有美元,我们有安拉!”话音刚落,里拉暴跌18%。不过,只要右翼不能形成合力,不能组建实质性的联盟,不在世界上最终扭成一股绳,像土耳其这种混合了左派理念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就仍然稳如磐石,不会轻易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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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右翼而言,2016年非常值得纪念。这一年发生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标志着西方乃至全世界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大右转。



二战后,在马歇尔计划-凯恩斯共识的作用下,欧洲是没有标准意义的右翼政党的。打着右翼旗号的基民盟/基社盟之类,一样是高福利主义政党。



1972年,让-玛丽·勒庞组建国民阵线,被左翼称为“极右政党”。其实除了勒庞本人的反犹言论之外,国阵的主张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及同性婚姻;脱离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征收关税或建构其他保护手段对抗廉价进口、加强各种罪刑的刑罚,并主张恢复死刑;禁止非欧洲国家的移民及难民进入。



由于战后重建和高福利带来的全民红利未过,左翼政党深受欢迎,国阵成立之初根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自身也趋于分裂和解散边缘。石油危机将西方福利体制冲击得七零八落,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先后上台,右翼国阵才逐渐受到关注。值得留意的是,让-玛丽·勒庞在1980年美国大选之前几个月,就在电视节目上预言里根将成为总统,还预测美国政坛将会发生激烈的结构性变化。



80年代初,国民阵线利用法国经济不景气及失业问题引起的不满情绪,标榜“法国人优先”,两三年间成员由500人激增至2.5万人。1983年,国阵秘书长为该党赢得胜利,在德勒地方选举拿下16.7%得票率,夺得市议会与副市长职位。1984年欧洲议会选举,该党拿下10席。1986年在议会选举中拿下35席。其后为防止国民阵线坐大,密特朗与希拉克联手,1988年国会选举后恢复两轮投票制。



“勒庞现象”或“国民阵线现象”,标志着战后欧洲出现了第一次右转。这次右转,与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时间轨迹完全一致。它的主因是石油危机冲击下的左翼福利国家政策崩盘。里根-撒切尔改革的成功,更巩固了英美、欧洲乃至世界的右翼回归浪潮。



第二次大右转的远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使得克林顿重振旗鼓的左翼“新经济”——无限货币宽松和福利国家政策崩盘,右翼思潮在里根时代结束后,再次获得陷入困境的社会公众的关注。主因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



中国人用自己发明的“圣母婊”一词,形容欧洲白左出于泛滥的大爱接收中东难民。这是对西方左派的政治文化根本不了解。其实,“大爱”只是一种假象,大量接收难民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是福利机构、难民产业借此大发横财,一是左派根深蒂固的“友穆”情结。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即发布了《列宁、斯大林致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和劳动人民书》,称:“奴役世界人民的强盗统治即将垮台。暴虐和压迫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我们向你们,俄国和东方的劳动者及备受压迫的穆斯林们发出呼吁。东方的穆斯林、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任何一个愤怒的火花都将燃成革命的燎原之火……俄国的穆斯林们!东方的穆斯林们!在这条世界新生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你们的同情与支持。”



须知,一战时因为土耳其投靠了德国和奥匈帝国阵营,1915年3月英法俄三国遂达成《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明确规定战后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划归俄国。但列宁、斯大林却在《告全体穆斯林书》中宣布“废除由被推翻的沙皇所签订的,由克伦斯基政府批准的侵夺君士坦丁堡的密约……君士坦丁堡应为穆斯林所有。”



为了拉拢“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一起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苏联放弃了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期待着中东、土耳其、印度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宣传,“友穆”已经从政策和战略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了。这就是左派欢迎穆斯林、顺从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盟的思想根源。



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冲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



1954年阿尔及尔之战开始后,有将近十万当地支持法军的穆斯林逃到法国。到了六十年代,西欧各国从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穆斯林国家大量引进低技术劳工,这些穆斯林劳工逐渐拖家带口扎根欧洲。欧洲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同化政策不彰,出于“友穆”情结也压根不可能要求他们改变信仰,因此这些穆斯林即使“脱下了阿拉伯袍”,却依然信奉伊斯兰教而排斥西方文化。



法国政府一度鼓励过穆斯林移民与法国人通婚,希望其逐渐西方化,但发现伊斯兰教徒虽然学习法语、在法国工作,却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继续严格保持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根据伊斯兰教义,一个人出生时父亲是穆斯林,该人即自动成为穆斯林,而穆斯林女性不可以与非穆斯林结婚,除非对方改信伊斯兰教。于是当局的政策反而增加了法国穆斯林人口。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保守估计欧洲各国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由于欧洲本地白人出生率远低于穆斯林移民,所以卡扎菲曾说:“安拉将会让伊斯兰在欧洲得胜,不用剑,不用枪,不用征服,欧洲5000万穆斯林将会在数十年内把它变成穆斯林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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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两天,当时年富力强的川普带着数百名员工在纽约参加救援工作。他亲眼目睹许多穆斯林在楼顶上狂欢庆祝美国遭到。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全球极端伊斯兰武装仿佛一夜之间从地狱里蹦了出来,从各个角落向美国和西方文明发动自杀式进攻。而他们的同胞们,也就是那些在西方工作和生活、娶了金发老婆的“温和派”穆斯林,则兴高采烈地站在屋顶大放烟花,为恐袭叫好打气。当时带领员工参加纽约救援工作的特朗普,亲眼看到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狂欢。正是这种极端派与温和派穆斯林沆瀣一气、共同反美的现象,使得欧美人民不得不深度反思左翼政客哄抬的文化多元主义、伊斯兰至上论是否在西方文明中种下了毒瘤。



英国学者贝特·叶奥于2005年出版《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重申了“欧拉伯”的概念,指出法国左翼政府和阿拉伯正在有预谋地联手将欧洲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美籍挪威作家布鲁斯·鲍沃尔认为,欧洲左翼政客为了取得穆斯林选民,或者仅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容许建立无视人权、使名誉杀人之类事件横行的“只限穆斯林”飞地。伯纳德·刘易斯认为伊斯兰教将来终有一天会接管欧洲。他更指欧洲在21世纪完结前将会属于伊斯兰。美国犹太历史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认为,按照目前趋势,欧洲在21世纪完结前将会属于伊斯兰。他们预言,当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欧洲本土人口时,通过民主选举将会选出穆斯林统治者,整个欧洲社会将变成伊斯兰教法地区。这就是“欧拉伯”,欧洲彻底变成阿拉伯。



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上台,从伊拉克撤军,直接造成伊斯兰国壮大,2015年巅峰时期时,ISIS占领的土地达90800平方公里,超过了世界上37%国家。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的一次演讲中,直指奥巴马政府全是一帮奸佞之徒,希拉里伙同奥巴马一起创造了IS。特朗普说“伊斯兰国尊崇奥巴马…… 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办伊斯兰国。我会说,共同创始人还有骗子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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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奥巴马和希拉里是ISIS的创建者



奥巴马-希拉里政府利用间谍、舆论、资金推动“阿拉伯之春”运动,实际上推翻了中东几乎所有世俗政权,直接助长伊斯兰国的壮大,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维基解密的主脑阿桑奇还曾经指责希拉里输送大量军火给伊斯兰国。奥巴马-希拉里政府游说阿拉伯国家支持叙利亚叛军,企图颠覆巴沙尔的世俗政权,造成了旷日持久、苦难深重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恰恰是美军撤离伊拉克、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益者,它以此两国为根据地,其全称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正是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原因。



叙利亚内战受害最烈的是当地的基督徒、雅兹迪人等非穆斯林。不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叙利亚自由军(美国支持的所谓民主武装派系),都醉心于屠杀、强奸基督徒,或者强迫其改信伊斯兰教。开战头两三年,就有数以百万计受迫害的基督徒逃离叙利亚。但西方国家却并不热衷于接收基督徒难民,甚至企图将逃到西方的基督徒遣返,而那些曾强奸、杀害雅兹迪人和基督徒的凶手们却靠着欧洲纳税人供养饱食终日,在巴黎街头大摇大摆。



整个中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几十年如一日,不是被沙特、伊斯兰国的瓦哈比教义洗脑,就是被穆兄会、巴解、哈马斯之类的政治伊斯兰所熏染,早就变成精神极端分子了。他们与恐怖武装的唯一区别,无非就是身上有没有绑炸弹。而西方接收得最多、最喜欢接收的却偏偏是这种与一个鼻孔出气,敌视基督教、敌视西方文明的“难民”。这些难民在欧洲落户,好一点的盗窃、抢劫,坏一点的强奸、杀人,最坏的策划实施。迄今为止,欧洲发生的每一桩恐袭都少不了“难民”的身影。左翼政客的对策不是制止难民犯罪,而是将接收不接收难民等同于反不反纳粹的“路线问题”,甚至将民众要求依法严惩难民杀人犯的诉求上纲上线为“纳粹”立场。



于是,伊斯兰“难民”引发的问题越多、冲突越严重、恐袭越频繁,欧洲右翼政党就越受欢迎。没被白左彻底洗脑的欧洲白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只要继续无限制地接收中东“难民”,国家的未来迟早属于这些穆斯林。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种未来,就必须把拒绝接收难民的“极右翼”选上台。



海尔特·维尔德斯和玛丽娜·勒庞(老勒庞的女儿)是欧洲右翼的两盏明灯。维尔德斯素来以反伊斯兰教闻名,有“荷兰特朗普”之称,他所领导的自由党自2012年起支持率不断攀升,目前是荷兰最受欢迎的政党,与首相马克·吕特领导的执政中间偏右自由民主人民党形成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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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勒庞和女儿玛丽娜·勒庞的全家福



2017年荷兰大选,吕特的执政党减少8席至33席,原本有38席的工党惨败到仅剩9席,而维尔德斯的自由党获得20席,一举上升为第二大党。



玛丽娜·勒庞率领国民阵线在2014年法国地方选举中取得多个乡镇的控制权。同年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得票率高居榜首,历史上首次战胜社会党和人民运动联盟,成为第一大党。2015年大区选举第一轮投票得票率第一。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玛丽娜·勒庞以21.3%得票率进入第二轮投票,但在左媒的狂轰滥炸之下,第二轮投票败给左派小鲜肉马克龙。



反对移民、要求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取得11个议席,其后在2010年英国大选中获得九十多万票,又在多场地方议会的选举赢得议席,逐渐引起英国社会的关注。2013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独立党取得大量地方政府议席,正式成为地方议会中的第四大党。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独立党成为英国73个席次中第一大党,总得票数比工党和保守党为多。201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独立党总票数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得票率从3.1%增长至12.6%,是英国第三大党。正是由于独立党及其党魁奈杰尔·法拉奇的不懈地推动“脱欧”议程,再加上不少保守党议员**投奔,民众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最终使得公投脱欧成为事实。



德国另类选择党属于疑欧派,反对欧盟单一货币政策。伊斯兰难民危机爆发后,另类选择党转向强烈的右派民粹主义立场,主张停止接纳穆斯林难民,认为伊斯兰教与德国文化及社会价值观存在冲突。2016年4月底,另类选择党将“伊斯兰不属于德国”写入该党第一份政纲,主张禁止兴建清真寺、禁止播放古兰经诵唱、禁止伊斯兰教士跪拜、禁止女性蒙面。2013年德国大选另类选择党获205万票,2017年大选暴增到587万票,其支持率已达25%,一举超越左翼党和绿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震惊各界。在默克尔的老巢,另类选择甚至超过基民盟,成为原东德地区第一大党。



瑞典民主党同样主张反移民、反伊斯兰,被称为“极右派”。过去多次参选国会均未能取得议席,但2010年瑞典议会大选得票5.7%,首次进入国会并取得20个议席。2014年瑞典大选,瑞典民主党得票率达12.9%,赢取49个国会议席。瑞典左翼首相勒文向来以欢迎难民著称,2018年9月9日大选他所属的左派社民党得票未过半,被称为极右的民主党反而得票率再度飙升,达到17.6%,在国会349席中赢取62个议席。9月25日,温和右翼旋即与“极右”的民主党联手投票将其罢免。



丹麦的人民党在2015年大选中赢得37席,成为第二大党。反对将丹麦主权割让给欧盟,继续使用丹麦克朗,并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人民党反对元文化政策,反对欧盟将丹麦变成移民国家,反对将丹麦主权割让给欧盟,继续使用丹麦克朗,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反对承认科索沃独立,并要求维护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支持美国反恐战争,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在两岸议题上支持台湾。人民党推动改变了丹麦的移民法律,受到瑞典社民党政府和欧盟的批判,而该党党魁、女护士皮雅·柯斯加回应道:“如果他们想让斯德哥尔摩、哥登堡或马尔默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贝鲁特,充斥着部族战争、名誉杀害和轮奸的话,就让他们去做。我们可以在厄勒海峡大桥上放置障碍。”



在东欧,右翼政府已连成一片。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及其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本来只算是中间偏右路线,但在2015年一年内35万非法移民的冲击下,欧尔班和青民盟迅速变身欧盟口中的“极右”。特朗普总统呼吁美墨边境建墙,到现在还没建起来,欧尔班早在2015年6月就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修建了175公里长的围墙,2016年上半年入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因此锐减至1.8万人。2017年2月,匈牙利政府决定在匈塞边境修建第二道围墙。欧尔班连续三次赢得匈牙利大选,其政党的支持率高达81%。作为欧洲强硬右翼势力的代表,欧尔班被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形容为“英雄”。欧尔班本人也被称为“欧洲版班农”。



在波兰,由卡钦斯基兄弟创立的法律与公正党,于2015年大选中再度成为执政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铁腕政策。该党信奉自由市场经济,采取倾向并拥护天主教会的社会保守主义立场,包括反对堕胎合法化和LGBT权益,属于疑欧派的欧洲保守改革联盟。



2015年欧盟通过强制摊派难民的计划,每个成员国被摊派16万个名额,以缓解意大利和希腊的压力。当时中间偏右的波兰公民纲领党政府同意接收叙利亚6200名难民,但该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执政后,立刻宣布撤回接收伊斯兰难民的承诺。外交部长称,波兰已经接受了一百多万乌克兰人移民,但拒绝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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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法律与公正党成员多米尼克·塔钦斯基接受英国第4频道的采访,面对咄咄逼人的主持人质问,他侃侃而谈:“如果你指的是关于非法穆斯林移民的话,没有,波兰一个都不接收,只要不合法,一个都不让进。……这是人民对我们政府的期望,这就是波兰为什么这么安全,这就是我们连一起都没有的原因。看看我们的街道吧!尽管叫我们民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吧,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



2017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波兰,发表华沙演说,向波兰人民宣布:“西方绝不会被打垮。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取胜。我们的人民将会兴旺。我们的文明将会取胜。”听众则还以:“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的热情欢呼。2018年9月,波兰总统杜达应邀访问白宫,特朗普总统再次在讲话中重申:“我们要共同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明。”宣布两国处于同盟关系,还会强化两国在军事关系、情报、导弹防御、技术和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波兰坚定地与美国特朗普的右翼政府站在一起,为右翼同盟其他成员国躬先表率。



国内媒体在评论当今世界政治态势时,常常使用一些欧美左媒生造出来的概念,如“民族主义对决全球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战”等等。然而,这些臆造的名词通常是为了混淆视线,向公众模糊问题的本质。正如长期以来,左媒用“全球化进程”来置换“XX主义”一词。



“XX主义是一种共享经济结合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集体生产,且没有阶级制度、国家、政府和家庭的社会。XX主义就是主张透过消灭私有产权达成解放全人类的一种思想。”左派自始至终都在为取消国家、政府和家庭,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而要取消每个国家和政府,首先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联邦政府,这就是欧盟、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在建成欧洲联邦政府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建立全球联邦政府,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法律、统一思想,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全球无阶级社会。这就是全球主义的目的。全球主义与XX主义,不过是软性与硬性、渐进与激进的区别而已。



西方20世纪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思潮主要是通过费边社和法兰克福学派推动的。费边社由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夫妇成立于1883年,亦即马克思去世那年,其宗旨是抛弃暴力革命,“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权力,渐进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也是恩格斯和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主张。费边社于1900年变身为英国工党,靠着煽动低收入阶层、组织工会闹罢工、许诺提高工资和高福利等手段迅速变成第一大党,多次执政。XX国际的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要求英国XX党尽一切努力帮助工党赢得大选。费边社的首脑萧伯纳则公开表示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好感,称斯大林是一流的费边社主义者。工党上台后,与苏联关系紧密,撤销了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军备禁运,帮助布尔什维克坐稳了红色江山。



费边社很早就进入美国,其信徒们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联盟”(简称SDS),后者又演变出“地下气象人”,这是一个毛派武装恐怖组织,在美国各地放置炸弹,包括纽约警察总局、国会大楼、五角大楼、国务院等,他们公开宣布要“颠覆美国政府”,在美国本土发动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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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翼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



这些受到FBI通缉的,获得了检方的纵容,无罪开释或缓刑,继续投身于各条战线,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他们不但一手策划了美国过去四十年的左翼社会事件,从2009年起他们还得到了自己的总统代理人。当年SDS的主席吉姆·沃利斯曾被捕22次、称美国是“堕落的国家”、为北越打败美军而欢欣鼓舞,后来却一头钻进了福音派,当上了牧师,为左派控制教会而努力。吉姆·沃利斯与侯赛因·奥巴马是多年的朋友,2009年成为了美国总统的精神顾问,还对当时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发出了著名的神学诅咒:“愿你的政治前途失败!”



“地下气象人”的大头目、SDS的领导人之一比尔·艾尔斯混进大学当教授,并担任芝加哥左派市长的顾问,专事“教育改革”,将激进主义灌输给学校的孩子及其家长。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艾尔斯竟然说道:“我从不后悔放炸弹,我觉得我们炸得不够。”而艾尔斯的老婆巴纳黛·多恩是“气象人”的另一个头目,曾被定罪并判处缓刑,她对屠夫曼森杀害中产阶级平民的行为大表称赞,并称被杀者为“猪”。这对夫妇是侯赛因·奥巴马的邻居、忘年交和导师,一手将未来总统培育成社区活动组织者,还让他当上了一个激进教育项目的董事长。从该项目开始,侯赛因·奥巴马踏上了政坛青云路,十年之后就夺取了美国总统之位。



奥巴马的另一个师傅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既不在美国,也不在德国法兰克福,而是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1922年底,列宁要求该所组织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为什么在西方XX革命屡次失败。与会者有卡尔·拉狄克(列宁的代表、XX国际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威利·闵岑贝格(为XX国际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XX党领导人,青年XX国际联盟主席)和乔治·卢卡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是西方价值观根深蒂固,强调个人对集体和基督教的重视——美国工人(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向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宣战,只要他们还拥有共同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只有摧毁这套价值观才能在西方实现XX主义乌托邦。闵岑贝格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乔治·卢卡奇的方案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性本能”释放出来,破坏西方的保守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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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岑贝格和卢卡奇在列宁死后虽遭斯大林迫害,仍然执着地在德国推进列宁的计划。他们通过白手套,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培育了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就是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XX党总书记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卢卡奇曾有密切交流,其想法和计划彼此一致,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渊源。1933年希特勒上台,该中心被关闭。在杜威(胡适的老师)的欢迎和帮助下,“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干人等跑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职务,传播文化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里耳熟能详的许多人,如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弗罗姆 、哈伯马斯……统统都是闵岑贝格、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徒子徒孙。霍克海默主张“批判理论”,欧美的一切都要被批倒批臭。弗罗姆、威廉·赖希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依德深度结合,将一切事物泛性化,发明了“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马尔库塞号召地痞流氓、瘾君子起来闹革命。阿多诺写了本书叫《权威主义人格》,将所有支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称之为“法西斯”。



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移居好莱坞,进攻文艺界。他们的队伍里加入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斯特拉文斯基和亚历山大·科达等人,利用新兴的“大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颠覆的载体,推进“文化悲观主义”。亚历山大·科达曾是XX国际间谍卢卡奇的下属,而赫胥黎和伊舍伍德是英国费边社心理战项目的老手。法兰克福学派和费边社这两条XX主义战线,在美国战场上 终于结合起来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1966年文革发动,老左派和新左派趁此东风推波助澜,遂有1968年西方学潮爆发,从巴黎到纽约,从伦敦到东京,亿口齐诵mao语录,全球山河一片红。法兰克福学派的阴谋家们引爆了年轻人的叛逆怒潮,但要深耕学运,光靠理论还不够,必须有深入底层的实干家和组织者。于是,索尔·阿林斯基、汤姆·海登等前线革命组织者便应运而生,被推上台面。



索尔·阿林斯基写了不少小册子,譬如《激进分子的条规》(Rules for Radicals),专门教人怎么发动和组织社会运动。汤姆·海登则赤膊上阵,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等地煽动反战,与黑豹党一起武装袭警,多次在战时访问越共老巢河内,其中一次是陪珍·芳达去的,两人骑在高射炮上搔首弄姿,侮辱美军战俘,后来还结成臭名昭著的一对。



侯赛因·奥巴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物色中了,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左翼重要人物。在夏威夷,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亲手从小开始调教奥巴马。在自传中,奥巴马刻意隐瞒这位第一任导师的全名,只称他为“一位叫弗兰克的诗人”。但这位诗人“弗兰克”却是一个著名的xx党员,在FBI档案中的美共编号是CP-USA#47544。他如此忠诚于苏联、如此激进,以至于联调局将他置于危险名单。1971~1979年这九年中,奥巴马居住在夏威夷,从童年到青年都接受弗兰克·戴维斯的熏陶,被灌输反美思想,赞扬极左政权,主张在美国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财富再分配、全民大医保、消灭天主教会等等,而奥巴马只说“弗兰克向我朗诵诗歌”。Paul Kengor有本书《The Communist》,详细披露了弗兰克·戴维斯对奥巴马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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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奥巴马可能是弗兰克·戴维斯的儿子



到了芝加哥,刚完成哥伦比亚学院的学业,他就在索尔·阿林斯基的直接教导下从事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随后,他又在前比尔·艾尔斯的栽培下踏入政坛,平步青云。显然,这种奇怪的器重与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兼穆斯林身份有关(尽管奥巴马自称基督徒),因为白人左派恨不得自己的种族立即灭绝,而将黑、穆视同未来的神灵。汤姆·海登本人就在自己儿子的婚礼上公开透露了这个情结。他说:“我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就是非暴力地消灭白种人。”(“another step in a long-term goal of mine: the peaceful, nonviolent disappearance of the white race.”)



海登的老战友、SDS的另一个领袖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从2003年起在芝加哥等地发起反伊拉克示威,而奥巴马在示威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次演讲是奥巴马政治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铺平了通往联邦参议院之路。卡尔·戴维森是mao主义十月联盟(OL)和美共—马列主义者(CP-ML)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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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阿林斯基,希拉里和奥巴马的精神导师



2008年3月25日,美国大选鏖战的前夕,汤姆·海登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进步主义的奥巴马》,声称“未来已经到来”,“所有美国进步人士都应该为奥巴马团结起来”,“进步人士应该发挥作用,确保奥巴马成为我们的下任总统。”他说,只有奥巴马当选,美国才能从伊拉克撤军,才能实现医疗保健计划,才能解决全球变暖危机,才能继续激发全球化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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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戴维·阿林斯基(索尔·阿林斯基的儿子)则致信波士顿环球报,将奥巴马的竞选成功归因于对他父亲的学习:“奥巴马很好地吸取了教训。我很自豪地看到,我父亲的组织模式正在成功地应用于当地社区组织,以影响2008年的民主党运动。在我们接近他的100岁生日时,这是对索尔·阿林斯基的一个很好的敬意。”



奥巴马在弗兰克·戴维斯那里受教育后,迅速在阿林斯基和海登那里获得赏识和重用,并不是偶然的——按照惯例,美共党员之间会有非常隐秘的互助关系。



我们还要说说侯赛因·奥巴马是怎么当上参议员的。



九十年代,奥巴马参加了一个叫“新党”(new party)的党派。这个“新党”是1992年由杰西·杰克逊(黑人民权领袖,民主党1984、1988年两届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助手丹尼·康托尔和左派教授乔尔·罗杰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党,其主要目标是将民主党进一步推向左倾。



这个新党的全是由毛派、托洛茨基派和美共成员组成。1995年,新党在前比尔·艾尔斯家中开会,向左派政界推介侯赛因·奥巴马。在这个会议上,奥巴马被认可,并被选中作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爱丽丝·帕尔默(Alice Palmer)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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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代理人、奥巴马的推举人爱丽丝·帕尔默



爱丽丝·帕尔默是一个老牌非美分子。80年代,她担任美国和平委员会的执委。美国和平委员会是苏联国际和平委员会的附属机构,被联邦调查局确定为美共的前线组织,而当时美共受苏联直接领导和资金支持,是世界上最忠诚于苏联的组织之一。1986年6月,美共出版物《世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帕尔默参加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并引用了帕尔默的话,极口称赞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比美国优越,苏联人可以得到免费医疗、教育和经济适用房,在民族平等方面也做得比美国好多了。爱丽丝·帕尔默被认为是一个“苏联影响力代理人”。



正是由于苏联代理人帕尔默于1995年9月向伊利诺伊州选民宣布支持奥巴马继承她的州参议员席位,奥巴马才得以进入公众视野,打开了知名度。1997年,奥巴马顺利当上了伊利诺伊州地方参议员。从此,咱们的侯赛因扶摇直上,2004年当选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2007年宣布参加总统选举,2008年成为美国总统。



奥巴马平步青云的每一步,都少不了这帮激进左派的照拂和帮助。



希拉里•克林顿同样是阿林斯基和海登的好学生。她21岁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时,写了一篇长达92页的论文,题目是“只有战斗”,副题是“对阿林斯基模型的分析”。作为一名大四学生,她将阿林斯基与苏联间谍马丁·路德·金并列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在这篇论文里她还完善了阿林斯基的理论:敌人的系统不但可以通过外部的激烈行动击败,还可以从内部攻破。所以,她与奥巴马都选择了潜伏在敌人的体制内,最后完成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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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美国左派在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择中陷入两难,正是汤姆·海登这个元老站出来呼吁左派应该支持希拉里,他指责桑德斯“还没有为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做好准备,更不用说白宫了”,公开宣布支持希拉里就是支持女权和黑人。



2016年10月23日,美国大选前14天,海登边做着希拉里上台的美梦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则发表悼词:汤姆·海登是我和希拉里30多年的良师益友,我们珍视他的的鼓励和鞭策。



左派的火炬从马克思、恩格斯传给列宁,又通过列宁的挚友闵岑贝格之手传给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再传给索尔·阿林斯基、汤姆·海登和比尔·艾尔斯,由他们传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侯赛因·奥巴马,终于从巴黎公社、克里姆林宫传进了白宫。



在奥巴马任上,白宫的左翼旗帜上的红色从未如此纯正过。即使是著名的XX主义同路人、交给苏联半个世界的罗斯福,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残留了一些白人种族文明的小固执。但奥巴马完全不一样。他的黑人老爹是马克思主义者,亲近苏联,醉心于在肯尼亚闹革命,他的白人老娘从小就读《XX党宣言》和各种左倾读物,再加上少年时代在夏威夷被XX党人戴维斯调教,大学年代又受阿林斯基和比尔·艾尔斯栽培,奥巴马的出身可谓又红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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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节目主持人挖出奥巴马年轻时身穿穆斯林服装的照片



另外,奥巴马的亲生老爹从天主教改信穆斯林,并改名为侯赛因,根据儿子一出生就自动跟从父亲信仰的伊斯兰教义,奥巴马天然就是个穆斯林。何况奥巴马年青时常作穆斯林装扮,名字又继承父字“侯赛因”,且他从未公开表示离教,故从教理而言实系穆斯林无疑。一个又红又专的黑人穆斯林总统,正是左派心醉神迷的“未来之神”,打击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最佳选择。这也可以解释奥巴马上任后,从2009年度到2014年度,共发出83万2014张绿卡给穆斯林难民,8年合共百万穆斯林绿卡。这也可以解释美国历史悠久的极端主义穆斯林政治团体“伊斯兰国”及其首领法拉可汗表态支持奥巴马竞选。2008年2月24日,法拉可汗 在他的救世主日演说中称奥巴马为“救世主”。



对于左翼的终极目标,克林顿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奥巴马将事业推向高峰,就差个希拉里收官就功德圆满了。可惜,就差了这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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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任期内的过于激进反而把事情搞砸了。松散的右翼不能容忍与奥巴马一样左的希拉里。2016年大选重演了1980年的盛况。茶党以及因为茶党运动而诞生的另类右翼,在线上和线下合力推举特朗普。



福音派领袖再次呼吁支持特朗普,正如当年他们呼吁支持里根一样。里根的功臣杰瑞·法威尔虽然去世了,但当年的伙伴、86岁高龄的帕特·罗伯逊还健在,小法威尔和葛福林等众多新一代布道家也对特朗普助力甚巨。再加上奥巴马为害甚烈,铁锈带以及全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已被弄得穷困潦倒(奥巴马吹嘘自己创造了几十万岗位,其实那都是小时工、零工,反过来证实美国就业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希拉里居然还在竞选时承诺给非法移民医保,受尽盘剥的美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将特朗普选上台。



影艺圈的右翼明星史泰龙,如当年支持里根一样,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旗帜鲜明地支持特朗普。2016年底,特朗普曾邀请史泰龙入阁担任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一职。而今年5月,史泰龙就已故黑人拳手杰克·约翰逊寻求特赦,特朗普总统慷慨接受请求,签署了特赦令。老白男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在选战前的专访中公开宣布自己喜欢特朗普。完全可以说,特朗普赢得了老中青三代右翼的不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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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与兰博神似的愤怒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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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白宫签署特赦令,亲切地将手放在老朋友史泰龙臂上



特朗普就任一年多来,政绩斐然。他上台后,道琼斯指数就急升,股票市场迄今一直处于历史高位,美国增加了10万亿美元财富,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跌至50年来最低点,新增了4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50万属于制造业。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1.5万亿美元,系30年来最大规模。2017年美国GDP增速为2.27%,从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的1.49%大幅回升,2018年第一季度是2.2略有回软,但第二季度高达4.2%,超出标普的预期。从国内经济来看,特朗普甚至远远超过伟大总统里根的同期政绩——即位一年多后,里根政府还在经济不景的泥沼里挣扎。



在国际上,特朗普总统消灭了ISIS这个人类公敌,稳定了中东政局,刹住了无休止冲击欧洲的穆斯林难民潮。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委任多名鹰派内阁成员,部署贸易战。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并迅速加码到2500亿美元,规模之大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特朗普的贸易战思路,源于当年里根政府对苏联的经济制裁、经济战和冷战。新冷战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特朗普的当选仿佛拦腰一刀,斩断了左派的高歌猛进,将他们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在眼皮底下截了胡。左派对特朗普当选既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在发动了为期数月之久的暴力抗议之后,他们转而利用媒体和体制破坏特朗普的任期。“通俄门”调查、法官多次阻挠“禁穆令”、炮制各种“丑闻”迫使特朗普内阁成员辞职……直到最近,特朗普提名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官,由于此职位极其重要,左派不惜指使几个女人炮制出“高中时期性侵”的故事,企图阻止国会的确认程序。就在不久前,我们见证了民主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马戏团表演”,以及卡瓦诺本人慷慨激昂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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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官卡瓦诺在听证会上哽咽失声



通过全盘观察,左右两派的斗争线路图已经十分明晰。左派要开放边界,用非法移民和难民稀释固有的白人选民,用高福利收买铁票,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破坏美国经济,用“政治正确”摧毁基督教价值观,这些都是列宁和卢卡奇时代就大体制定好的方略。穆斯林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冲突,美中贸易战看起来是重商主义与自由市场之争,实际上这些都并非本质,只是左右派潜流汹涌的斗争中泛起的表面浪花。



民主制度最核心的是人口构成。当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可能选出黑人总统,当穆斯林占欧美人口大多数的时候,选出来的总统必将手按《古兰经》向安拉起誓。在民主党长期开放边界、鼓励非法移民投票的政策之下,美国人口比例转变的临界点即将到来。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求在边境筑墙的原因。只有特朗普完成他的任期,右翼才有希望维持住目前的人口比例,才有可能保卫美国固有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如果中期选举失败,特朗普政府变成“跛脚鸭”,左派国会接着必然发动并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美国的第二次右转浪潮还没来得及结出成果就将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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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9月6日在蒙大拿州对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在声援共和党国会议员参选人的同时,特朗普号召他的支持者去投票,并称“如果我被弹劾,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出去投票”“你们没有出去投票,是(被弹劾)的唯一原因”。



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特朗普将通过实施戒严令制止左派对国家的破坏,而卡瓦诺官的任命是实施戒严的关键。此说至少反映了美国右翼的真实心态——特朗普和全美国的右翼,都不能输掉这次中期选举,否则特朗普被弹劾下台后,民主党重新实施开放移民政策,不出几年,人口结构量变到质变,以后美国就再也不能选出右翼总统了。而左派同样不能接受特朗普圆满完成他的任期,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左派的渐进革命浪潮很可能被永远刹止,永远无法臻至全球主义的终极理想。如果中期选举继续失败,一次里根式的暗杀很可能是左翼挽救自己命运的选项。



如果按照过去50年的惯例,白宫执政党超过90%会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众议院控制权,连里根都不例外,1982年里根的共和党就在众议院输了26个席位。而且,这次共和党中有46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宣布提前退休,这些选区是中期选举的主战场,民主党咬牙切齿要拿下其中35个席位。所以目前左派一直对中期选举掀起“蓝色浪潮”(blue Wave,蓝色代表民主党)信心满满。而中国不愿意就贸易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通过反制美国农产品来打击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的基本盘,实际上就是押宝在民主党会赢得中期选举上。



但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扼住“蓝色浪潮”的咽喉。根据预测,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高达4.6%。非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妇女就业率是60年历史最高水平,工薪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加速,这一切都有助于瓦解民主党的基本盘,巩固共和党的基本盘。2016年大选一些工会就因为不满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经济政策而作壁上观。在特朗普政府的铝钢关税出台后,美国钢铁工会表态强烈支持,倒向了共和党一边(2016年他们曾支持希拉里),甚至连铁锈带的民主党人也支持。一些观察家预测,特朗普倒是很有可能借中期选举之机,将摇摆派和不满他政策的共和党议员置换成支持他的新势力。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打出了“拯救特朗普”旗号,向右翼选民呼吁必须赢得中期选举,以捍卫特朗普总统任期之战。9月,班农历时半年多拍摄的影片《Trump @ War》首映,该片长达75分钟,其中谈到中国的部分有8分多钟,详述了左翼暴民袭击共和党选民、左媒如何操作假新闻诋毁特朗普,鼓励选民投票保住共和党的众议院席位,巩固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本人也在演讲中表示:“我们需要共和党人掌握国会。民主党已经被来自左翼的仇视者,愤怒的暴民,影子政府的极端主义者,建制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假新闻的盟友所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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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 War》中左翼暴徒殴打共和党选民的画面



作为文章的注脚,我们不得不提到10月12日发生的一件事:Antifa袭击破坏了曼哈顿共和党总部建筑,并留下了一封恐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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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麾下的breitbart新闻网刊载了曼哈顿共和党总部遇袭照片



Antifa是诞生于30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暴力组织,但在与纳粹冲锋队的对抗中输了。90年代重生于欧洲和美国,坚持将美国右翼政府定义为“法西斯政权”。在川普当选后,受索罗斯资助的Antifa对川普的支持者发动了暴力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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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ntifa留下的这封恐吓信里写道:“今晚我们想对共和党说,你们漠视民众的痛苦,数十年来联邦政府在全美各地建立集中营来关押拉丁裔,无耻地屠杀非裔,目前又动用战争机器来屠杀穆斯林,这种现象却没有被有效的遏制,参与的人员也没有受到惩罚。共和党和他们的伙伴们,做着罪恶的事情,而民主党制定的国家和对外政策让全世界都感到恐怖,我们的攻击仅仅刚开始而已。我们不是被动的,也拒绝文明礼貌的方式,我们也不会对此道歉。”



这封信里对民主党附带的“抨击”无疑是一种掩饰。因为仅在Antifa袭击前两天,民主党前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对CNN公开说:“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对待共和党”,“如果我们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么文明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在那之前,共和党人唯一认识和尊重的就是力量。”



Antifa袭击的目的是抗议共和党邀请“极右”组织Proud Boys创始人麦金尼斯发表演讲。



麦金尼斯当晚演讲的主题是纪念1960年10月12日在日本发生的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事件。浅沼秉承社民党国际的意旨,在战后的日本强烈倡导社会主义和反美。年仅17岁的学生山口二矢留下遗书“不能让您毁了日本”,凭着一腔热血毅然决然持“胁差”(专用于切腹自杀的武士刀)刺杀了浅沼稻次郎。从此社会主义浪潮在日本一蹶不振。



山口刺浅沼,大有《战国策》所载“专诸之刺王僚,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仓鹰击于殿上”的气象,以及“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遗风。如果右翼没有终极杀伐手段,不过形同软脚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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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二矢手刃浅沼稻次郎的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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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尼斯在曼哈顿共和党总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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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尼斯在场外拔出武士刀,向日本右翼青年刺客致敬



Antifa、希拉里、民主党对暴力的鼓吹和使用,以及右翼对山口二矢方式的纪念,共同暗示着一件事:在中期选战和贸易战所代表的左右翼世纪大决斗中,暴力和战争并非不可能的选项。



美国局势在中期选举前后变化莫测,世界局势在贸易战之中风雨飘摇。
 楼主| 发表于 2022-8-12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8-17 13:32 编辑


夜书房纪事|抄录一封信
原创 胡洪俠 夜书房 2022-08-16 23:40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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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先生在《文林回想录》第十五、十六、十七这三节文字里回想的都是余英时先生。他提了余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说写得“又缜密又好看”;提到冯衣北“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长文,相信“回应和反击背后有一个重大原因”;还提到金庸先生微微苦笑着补了一句”最好这些麻烦事不必再来“,感叹”金庸先生的苦笑意味深长“。

他又引余英时《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下篇的一段话,表露余先生的为文动机。余先生写道:”我研究陈先生晚年诗文只有‘历史意义’,并无‘现实意义’。我的基本立场是史学上的求真,因此不能考虑政治上发生什么效果。“

同样的意思,余英时其实在1983年1月12日致董桥的信中说得更明白。他写道:

”我有自知之明,此文必至两面不讨好,学术思想能否独立,其关键端在这种地方。我深信学术可以超出政治是非之上,然而也不应逃避政治是非,史家终不能全无道德判断,变成乡愿也。“

董先生写《文林回想录》为何没有引这段文字?或许余先生给他的信并不在他手边?这封信最近出现在了台北联经举办的一个特别展上,展览的名字是《十封余英时亲笔书信——回到时代现场的辩论与私语》。广州的覃北航兄昨天给我微信分享了余英时1983年致董桥的书札图片,还转来一段介绍新书《余英时书信选》的文字:

“《余英時書信選》收錄與師長、友朋的書信逾二百通,或訊息流通,或窮理論道,或分析人事,莊正隨和,兼採並存,在文字園圃裡滋蘭樹蕙,深耕勤播,已蔚為大觀。余英時先生交遊廣闊,一生往來鴻儒無數。本書以人繫年,魚雁往返者,有師長牟潤孫、王惕吾、楊聯陞,亦有晚輩如王汎森、何曉清、周保松,間有金耀基、董橋、葛兆光等多位學術、政商、藝文領域人士……”

余英时那封写给董桥的信不算短,有五六百字,信息量很大,眼下我还无法做出全面解读,只好先释出文字,以待高明。

图片​


余先生写道:

小董兄:你来书自署“小董”,我不好意思再连名带姓称呼老兄,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改变称谓,这也合乎“名从主人”的古礼。拙文下篇写得长了,实非初意,但为了对古人公道,不得不如此。其实我在引用原文时已尽量收缩了。今天我重看下篇,觉得也许还可以多分一节,第四节似可作“《一记响亮的耳光》”(加括号,从第57页至第80页(到“其真相竟是如此”止)。以下由“我在《论再生缘》……”起可算第五节,名之为“晚年心境”。如此似较妥。不知 尊意如何?如果来得及加上一节小标题,拟请 兄费神一改。如果已排定,不能更动,也就算了。又陈先生六十七岁生日诗“欠斫头”原稿手迹,是宋淇兄好几年前寄给我的,香港应可觅得。我的一张复本已找不着。如能觅得制版插入文中,则尤佳,可以取信于读者也。吾 兄不妨电宋淇兄一试如何?

此稿已交一全份给金恒炜兄,他说也许在台北同时刊出,但因文中亦涉及国民党的不光彩历史,台湾是否有雅量,亦未可知。我写此文是尽量用史家的直笔,不为任何一方隐讳,一切以陈先生原来的意向为根据,故下字甚费斟酌,不愿为左右袒,但我有自知之明,此文必至两面不讨好,学术思想能否独立,其关键端在这种地方。我深信学术可以超出政治是非之上,然而也不应逃避政治是非,史家终不能全无道德判断,变成乡愿也。

此文刊完后不知能否请 兄寄三五份“单行本”至台北,可以送给有关之人,如中研院、及俞大维先生),如蒙俯允,请寄下址(略)。多谢多谢。又“单行本”如能多寄几本给我,尤为感激,有些朋友在索取也。
旧历新年在即,借此机会祝
新禧并拜年

弟余英时拜

兄来信寄航空即可,不必快邮,因弟住在小镇,快邮与一般航空相去不过一小时耳 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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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全球传播史:

外国人眼中的武功、英雄、侠义和江湖

✪ 林遥 | 作家

犹记得第一次知道武侠小说还有其他语种的译本,是在金庸自己写的“后记”里:“《雪山飞狐》有英文译本,曾在纽约出版之《Bridge》双月刊上连载。”当时即想,金庸小说能够翻译吗?且不说外国人能否理解金庸笔下那些奇功绝艺和具有东方美感的人名和地名,光是中国的一些哲学感念,恐怕都解释未明。

2021年3月25日,《射雕英雄传》最后一册英译本《A Heart Divided》(《心灵困境》)正式面世;至此,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已全部译为英文。英译本共分四卷,前三卷分别为《A Hero Born》(《英雄诞生》,2018)、《A Bond Undone》(《未竟盟约》,2019)和《A Snake Lies Waiting》(《蛰伏之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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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

诞生于1957年的《射雕英雄传》,甫一刊出便“洛阳纸贵”,“开谈不讲《射雕传》,纵读诗书也枉然”成为彼时香港读书界一股浪潮。作为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的作品,英文版的《射雕英雄传》从版权输出到整套书翻译完成并出版,历时近十年。

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不仅在全世界华人圈内广为流传,除英文译本,还有日文、法文、马来文、印度尼西亚文、泰文、韩文、越南文等翻译文字。其翻译的时间,可与金庸的创作时间同步。

金庸小说之外,古龙、梁羽生、卧龙生等武侠小说名家的作品,亦有其他语种译本。虽然与金庸小说相较,不免相形见绌,未可等量齐观,却拓展出了中国武侠小说多语种传播的广阔版图。

把金庸武侠译成英文,真正的难点在哪?

2012年,从事中文图书版权代理及文学翻译工作多年的郝玉青(Anna Holmwood)决定翻译《射雕英雄传》。郝玉青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瑞典人,丈夫是中国台湾人,自己曾在牛津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之后长期从事英语、瑞典语和中文的翻译工作。这一译,就历时6年。英文版卷一于2018年3月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面向全球出版发行。2014年开始,郝玉青邀请中国香港的张菁参与卷二和卷四的翻译,自己则继续翻译卷三。

2019年10月末,我在苏州大学举办的“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张菁,闲聊中方知,原来武功场面、人名、地名,并不是最令译者犯难的事。

张菁说:“书中许多武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在附录里介绍了中国武术与哲学的关系,武功虽然虚构,描述方式却来自现实。人名和武功名的翻译,不硬性以音译或意译去呈现,而是从阅读的流畅性,以及名字对读者或角色的意义等多方面考虑。”

她举了一些例子:包惜弱和穆念慈的名字,反映了角色性格,借“弱”和“慈”的字义发挥,包惜弱译为Charity Bao,穆念慈为Mercy Mu;而郭靖和杨康的名字,代表 “靖康之耻”,靖康是年号,单独翻译“靖”或“康”意义不大,所以使用音译的方法,在尾注中添加“靖康之耻”的简介;“黄蓉”的“Rong”读来不顺,因为外国人念不出来,便译作“Lotus (莲花)Huang”;黄药师的五位徒弟,都有“风”字,是到桃花岛拜师后改的名,梅超风和陈玄风是卷一的大坏人,给他们取了杀伤力强的名字,前者是Cyclone(旋风)Mei, 后者是Hurricane(飓风)Chen;卷二中其他师兄弟粉墨登场,于是继续以风命名,Tempest(暴风雨)Qu是曲灵风,Zephyr(清风)Lu是陆乘风,跟中文名较贴切。

这种翻译再译回中文,曾招来过网友乃至其他专家的吐槽,“黄蓉成了黄莲花”一时流传于网络。但其实从翻译者角度视之,这些并非最重要的问题,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看来,译过来的英文就是英文,不会去想“译回中文后”会是什么意思,关键还在于整体的文学叙事。

文学叙事是对人类的精神发展的永恒关怀。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性意味着确定、永久和整体性的消失,人的存在陷入环境的转瞬即逝和历史记忆的不断解离的困境中。金庸小说产生的文学语境,是源于环境的体验,再投射到小说叙事中,如何让西方读者顺畅阅读,并接受这种文学叙事,才是郝玉青与张菁重点的思考。

在英译《射雕英雄传》过程中,张菁直言,不怕翻译对白,但最怕连接性的叙述,喝酒吃饭之余掉书袋,说些与主线情节没有关系的事情。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书外书”的写法,但英语阅读没有这个习惯。英文小说颇似好莱坞电影,爱情片就是爱情片,不会中间插入搞笑,再来个武打,这样落差太大,不知怎样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自推出以来,受到了读者广泛好评。通常而言,外国读者会在两大网站撰写评论:一是销售图书的亚马逊,另一家则是专业图书评论网站Goodreads。Goodreads是一家大型英文图书评论网站,特别近似于中国的“豆瓣”,刊登图书介绍、读者评论,并评选年度图书,能够集中反映书籍的接受情况。

收集2018年2月到2020年1月份的读者评论,会发现读者近73%的读者都对英文版《射雕英雄传》打了4星及以上,27%左右的读者评价为3星及以下。这些评价中,除了介绍故事之外,也有部分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来评论, 主要提出自己不理解的内容。这些评论对于考察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程度,倒是颇具参考价值。比如署名Bans hee的读者就说:“我总是不明白荣誉为何如此重要,即使有时候你需要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英译《射雕英雄传》自卷一出版至今已三年,从英语世界读者的1000余条评论来看,读者总体评价较高,但翻译策略仍有改进空间,如果能够辅以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恐怕中国武侠小说的推广还能再进一步。

金庸小说在欧洲的翻译历史及现状

在《射雕英雄传》英译前,金庸小说只有《雪山飞狐》《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三部被译为英文公开发表或出版。其中《雪山飞狐》有两个译本,其他两部都只有一个译本。

1993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莫锦屏(Olivia Wai Han Mok)翻译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金庸特别在《雪山飞狐》新世纪修订版“后记”中加了一句“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莫若娴小姐(Olivia Mok)的译本”。这个版本尽可能翻译原文细节,包括书中的地图、中国武术中武器插画、穴位、故事引言和角色介绍,但基于翻译策略的原因,在翻译时对金庸原文进行了大量改编。

1994 年,为配合金庸赴澳洲参加作家节,英国汉学家、学者、翻译家闵福德(Prof.John Minford)翻译了《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两个章节。此后,在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期间,完成了全部翻译,于1997 年陆续出版。英译本的《鹿鼎记》,只有三卷本,原著共五卷,也只是原著的五分之三。

《鹿鼎记》英译本出世,与澳洲学者柳存仁的极力促成密不可分。金庸曾在《鹿鼎记》英译本序言中写道:“此书译本之能成为事矣,由于柳存仁教授热心提议并给予极大鼓励,作者以感激之心,谨与闵福德教授共同将此译本献给我们敬爱的柳教授,庆祝他的八十华诞。”柳存仁是著名汉学家,研究道教史、明清小说及中国古籍,著有《和风堂文集》等,2009年于澳洲逝世,享年92 岁。

闵福德原计划还要陆续翻译《连城诀》《侠客行》及《射雕英雄传》,后来却戛然而止。对此,闵福德曾表示,因为与原作者的翻译意向不一致。闵福德翻译时,将《鹿鼎记》诠释为一个“捣蛋鬼”的历险故事,贴合了西方文学中“流浪汉小说”的情节,但对于一直将《鹿鼎记》自视为“历史小说”的金庸而言,实难认同。

这里还有个细节需要提到,金庸本人英文极佳。金庸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东南日报》社供职,担任的工作就是记者兼英文翻译,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篇署名本名“查良镛”字样见报的文章,就是1946年12月5日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的《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是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为“查良镛译”。

在香港《大公报》时期,金庸也有大量译稿,并且翻译出版了大仲马的小说《蒙梭罗夫人》。这本书,金庸从英译本译出,译名为《情侠血仇记》。以此观之,金庸对自己小说的英译本,足可以顺畅阅读,并发表意见。

1995年,在上海工作的记者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在互联网上发表,尽管此书没达到金庸小说的标准篇幅,但长度已四倍于两个《雪山飞狐》译本,更是远超过普通的英文小说。出于英文读者阅读习惯考虑,晏氏对原著进行了节译,原文的20章分成了9个“部分”,除第6部分覆盖了原文4章,其余8个部分基本囊括了原作2章的情节,但晏氏删去了涉及文史典故、人物详情、心理活动和打斗场面等主题的细节性。晏氏费时十年,最后由闵福德夫妇加以修订。

追溯这四个译本,其实不难发现,译者初衷大半是用于教学和研究,且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不具有市场性。换言之,在《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之前,还没有金庸作品的英文全译本。兹此而言,英国麦克洛霍斯出版社的四卷全译本,是西方商业出版社首次推出的中国武侠小说全译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英语之外,从2004 年至今,共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侠客行》四部金庸小说被译为法文陆续出版,出版社均为巴黎的友丰书店(éditions You Feng Libraire & éditeur)。友丰书店创立于1976 年,主要以中国文化文学为出版方向,经营者潘立辉祖籍潮州,是出生于柬埔寨的法籍华侨,曾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据《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记述,潘立辉最初是因为不满意金庸小说的柬埔寨译本,特意去香港向金庸先生表达将其作品译为法文的意愿,并得到了金庸的支持。

金庸小说首部法文译本也是《射雕英雄传》,译者王健育。王健育二十多岁已开始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忠实读者。翻译时,采取逐章翻译,然后请法国朋友阅读,听取意见,如他们觉得难理解或累赘,就进行删节,前后删了大约有十分之一。

金庸小说在韩、日、越南的流行

相对于西方世界,金庸自己也在《书剑恩仇录》日译本的《给日本读者序》中说:“我的小说虽有英文版、法文版等,却很难引起西洋人的共鸣。而以朝语、印度尼西亚语、泰语、越南语等东方语言来翻译却能博得好评,这是因为文化背景相似吧。”

的确,金庸小说最早的翻译,起步于东南亚等国家的传播。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约1960年,越南徐庆丰翻译金庸《碧血剑》在《同奈日报》上连载。随后,《民越日报》也连载了肥徒的译作《射雕英雄传》(越译《射雕英雄》)、《新报日报》登载了武才陆与海鸥子合译的《神雕侠侣》(越译《神雕大侠》)。

1963年,西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共两集的《白马啸西风》(越译《独霸群雄》),译者三魁。同一年,三魁还翻译了《飞狐外传》(越译《小英雄胡斐》),1964年又推出《雪山飞狐》的越语版。1964年,光明之路出版社出版《倚天屠龙记》(越译《屠龙女侠》)。

这些翻译者均出身于书香世家,译作到位,再加上作品本身的魅力,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南越读者只要提到武侠小说,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金庸武侠。因此,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就是武侠小说“非金庸莫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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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越南版金庸作品的封面

金庸小说越南文的最重要译者为寒江燕,原为中学教授,汉语知识深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专门为法国殖民政府教育部翻译书籍。他从1965年起开始翻译金庸作品,1967年,香港《明报》连载《笑傲江湖》时,寒江燕联系金庸,并得到授权。于是,越南与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推出《笑傲江湖》。在此期间,西贡共有44家报社,其中就有12家订购了寒江燕的金庸作品译作。每到新一期出版之时,金庸手稿往往会从香港连夜空运到西贡。

当时南越民间流传着“无金庸,不卖报”的说法,整个西贡的报社几乎全靠金庸小说以及寒江燕的译著来维持销量。每逢台风,飞往西贡的香港航班均被取消,既没有了金庸的原稿,也没有了寒江燕的译稿,报社只好暂停连载,连载一停,销量就暴跌。

金庸小说的韩译始于1972年的《飞狐外传》(韩译《武剑道》)、《笑傲江湖》(韩译《恶风剑》),由汉阳出版社和大兴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原著者被标记为“卧龙生”。在韩国,金庸武侠小说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是《英雄门》,这部书其实是“射雕三部曲”韩译后的整合版。在韩国,人们认为“射雕三部曲”所涉历史背景与人物形象存在关联性,通常将其合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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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韩译整合版《英雄门》

《英雄门》在韩国曾掀起了198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阅读狂潮,据首尔钟路书店统计,1986年销量最多的翻译小说就是《英雄门》。由于当时版权体系不够完善,再加上译者署名多为笔名,同一作品几经翻译后又被冠以不同书名发售,因此,译本的总体销量较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英雄门》发行5个月的销量就达到了20余万册,至今已再版20次以上,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

基于《英雄门》的效应,金庸其他武侠小说陆续大量翻译为韩文,1986-1989年短短三年间,金庸所有作品均被翻译出版,且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本。尤其是1994年出版的金庸译作,达19种之多。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全部译介,可说是韩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史无前例。

在韩国,金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2018年,金庸仙逝后,韩国媒体直言“江湖陨落一代豪侠,两国共忆一世英雄”,众多韩国网友纷纷表达悲痛和伤感。为缅怀金庸,金庸去世后第二天,韩国CHING电视台紧急调整节目排单,临时安排播放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

至于金庸小说的日译本,则要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日本德间书店买下金庸小说全部的日文翻译版权。1996年4月,金庸亲赴日本,与德间书店出版社签订翻译版权协议。德间书店取得版权后,决定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担任金庸小说日译本的总负责人。

1996年4月,冈崎由美正式接手该项工作,10月《书剑恩仇录》卷一最先翻译完毕,该书在发行时这样说:“由一群剑术与侠义而聚在一起的好汉上演的能撼动黄尘大地的大活剧”。该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好评如潮,这给了德间书店很大的鼓舞,至1997年1月,短短8个月期间,完成全部四册的翻译出版。随后,德间书店按照计划,出版了全部金庸小说的单行本,同时又出版了携带便利的文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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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由美翻译的日文版《书剑恩仇录》

德间书店对金庸小说的出版,不仅注重推介,在版本制作方面也颇下了番功夫。在书中,对主要人物和基本用语加以说明,并附有大量插图,对一些难懂的地名、人名,也按照日本读者的习惯进行翻译,如香香公主翻译为"ウイグル族の美少女";掌门人被翻译为“总帅”,而“狗杂种”则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文中直接用“狗杂种”、注释中用“のらいぬ”(野狗)来加以说明。

为了让日本读者仅看书名就能产生阅读兴趣,各册也没有按照中文卷数来划分,而是按照译者的理解,划分为不同卷,为每卷取了日式名字,比如《射雕英雄传》日译为五卷,分别为:第一卷“沙漠霸者成吉思汗”,第二卷“江南有情”,第三卷“桃花岛的决斗”,第四卷“云南大理帝王”,第五卷“撒马尔罕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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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碧血剑》

《射雕英雄传〈4〉云南大理帝王》的读者留言:“‘射雕’就是能将鷲射下的男子冒险小说。金庸的作品,多为悲剧小说,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诚实阳光,可以成为焦虑的现代人的疗伤剂。黄蓉是主人公的恋人,才色兼备,武艺高超,虽然有残忍的一面,但精灵可爱。特别是这两个人的对话,颇似相声,非常有趣。”

从这些留言可以看出,日本读者喜欢金庸小说的理由在于其娱乐性与文学性,故事情节清晰、简练,场面宏大、充满人情、义理,虽然很多虚构的历史场面和人物,但巧妙的故事安排,阅读时仍然颇吸引人。这样的武侠世界,是吸引日本读者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阅读体验,恰是东西方读者的不同之处。

其他武侠名家的海外传播

东南亚地区,武侠小说成批量被翻译出版的国家,首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据苏尔梦教授《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报纸如《新报》、《镜报》上发表, 有些则以小型多卷本形式出版:“全部刊载武侠小说的第一种杂志出现于1930 年,是著名翻译家陈德和在万隆创办的,初名《小说宝库》, 四年后(1933)改名《武侠小说》, 编者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1931年,另一位翻译家何乃全在打横创办了一份杂志……汉文刊名为《剑侠小说月刊》……1936年至1940年期间出了不下四种专门刊载武侠小说译文的杂志:《武侠》,打横出版(1936-1942),《武侠与神怪小说》, 巴达维亚出版(1936-1937);《义侠》,打横出版(1937-1942)和《武侠精神》,绒纲出版(1938-1940)。”

这些被翻译的中国武侠小说在专门报刊上连载,小说原作者大约有四十余人,包括了民国时期旧派武侠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顾明道、陆士谔等人。

到1942年,日占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度尼西亚的风行时期才暂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印尼语为“国语”,出版物均要以印尼语为规范。是以在20世纪50年代,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兴起后,先是梁羽生的小说进入印尼,1958年《新报》连载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印译《草原英雄》),翻译者颜国梁;《竟报》则连载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印译《一个皇帝的秘密》),翻译者黄金长;同年,黄金长翻译《碧血剑》(印译《金蛇剑》)在《竟报》属下的印尼文《明星周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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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版《塞外奇侠传》

此后,出版商也加入中国武侠小说出版行列,先后出版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作品,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雪山飞狐》等作品,都曾被翻印。

印尼另一位翻译家曾荧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入武侠小说翻译队伍,至今已翻译了大约70 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古龙、秦红、独孤红和陈青云等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曾荧球的名字同古龙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因而蜚声印尼文坛。

版权法在印尼当时不受重视,武侠小说的翻译,都没有附上原作者名字,只署译者名。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大量发表时,读者并不知金庸、古龙、梁羽生;直到80年代,版权法受到重视,这些作品重版时,原作者的名字才在书上出现。

20世纪60年代,金庸小说在越南大受追捧,古龙小说也被引进到了西贡。但与金庸相比,古龙小说在越南的传播并不是很顺利,其因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古龙刚出道,其作品影响力不能与金庸相比;二是,金庸小说的翻译队伍实力雄厚,远胜古龙小说的翻译者。

20世纪70年代开始,颜国梁开始翻译古龙的作品《绝代双骄》,达58册,受到评论界高度评价。随后,古龙《楚留香》第一部以及《风云第一刀》(越译《龙虎风云》)也受到读者欢迎。

梁羽生在梁、金、古三人中出道最早、出名最早,小说却进入越南最晚,不过他的小说《白发魔女》《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多次再版,仍然畅销。

同一时期,中国港台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也被大量译介为越南文。据阮友哲在《一本如此珍贵的书》书中统计,当时有六家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的五部作品,起码有六家出版社出版诸葛青云的十部作品。

1975 年,越南统一,文艺政策收紧,迨至1990年后,胡志明市的一些私人出版社开始筹划再版1975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是武侠小说。目前,金庸、古龙作品几乎已全部被译成越南语并多次再版。此外,卧龙生、陈青云、温瑞安、黄易以及中国“大陆新武侠”作家小椴、萧鼎、凤歌、步非烟、苍月的作品也也陆续译介到越南,并掀起了一次次武侠热。

东亚地区,古龙小说直到冈崎由美继1998年的金庸小说翻译后,才陆续主持翻译了古龙的《楚留香之蝙蝠传奇》(日译《楚留香 蝙蝠伝奇》)、《欢乐英雄》(日译《歓楽英雄》)、《绝代双骄》(日译《マーベラス·ツインズ》)、《多情剑客无情剑》(日译《小李飛刀シリーズ多情剣客無情剣》)、《边城浪子》(日译《辺城浪子》)、《白玉老虎》(日译《聖白虎伝》)、《陆小凤传奇》(日译《金鵬王朝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1》)、《绣花大盗》(日译《繍花大盗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2》)、《决战前后》(日译《決戦前後 陸小鳳伝奇シリーズ3》)九部,但销量并不能与金庸相比。目前在日本网络上仅能找到寥寥数条评价,其中一位读者这样认为:“金庸对女性角色的命名很重视,而古龙对男性角色的命名更在意,两位都很好地以经典为书籍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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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陆小凤传奇》

造成古龙小说日译推广不如金庸小说的原因,冈崎由美在采访中曾言,古龙小说的版权归属不清,至少三家以上出版社分别在谈授权合同,无法制定系列的出版计划。如果楚留香和陆小凤,不能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现,读者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与日本一水之隔的韩国,武侠小说流行的情况大不相同。韩国与中国大陆尚未建交前,与台湾的关系较为密切。据李致洙《中国武侠小说在韩国的翻译介绍与影响》一文所述,第一部被译为韩文的武侠小说是台湾武侠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韩译《情侠志》),由金光洲翻译,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至1963年11月24日的《京乡新闻》,后来集结成书。1966年,金一平翻译卧龙生的《玉钗盟》(韩译《群侠志》),由此掀起了韩国的“卧龙生热”,卧龙生的武侠小说开始在韩国大为流行,翻译者甚众,甚至一书有好几本不同译作,如《无名箫》就分别有康湖、金刚、金修国等人的译本,彼时“卧龙生”这三个字对喜好武侠小说的韩国读者来说,几乎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代名词。

卧龙生的声名远播,据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回忆,1970年代他所接触的韩国留台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卧龙生,反而对金庸未必知晓,可见其风靡程度,这也解释了金庸小说最初登陆韩国,署名为“卧龙生”的原因。

武侠小说中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和纷繁复杂的文史典故,让西方译者普遍畏难,但韩文译者却能相对容易地进行语言转换,也能够相对轻松地被韩国读者解读和接受。因为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自传入朝鲜半岛之后,一直为其所用;直至今天,汉字仍然是韩国书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性文字。韩国人大多具有较强的汉文解读能力,比如武侠小说中的“六脉神剑”“五虎断门刀”“无量剑法”“罗汉刀法”“降龙十八掌”“一阳指”等术语以及“越女采莲”“八阵图困陆逊”“烽火戏诸侯”等文史典故,在韩文翻译过程中,均辅以繁体汉字标注,韩国读者通过汉字就能较为准确地进行解读,减少了相关“文化信息”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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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小李飞刀》的韩文版

中国武侠催生出的各国武侠创作

纵观中国武侠小说在东亚地区的翻译传播,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即:中国武侠小说催生了该国家使用本国语言创作武侠小说。

印度尼西亚翻译中国武侠小说的同时,出现一批以印尼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作家。最著名的作家有S·哈地、明达佐、许平和等人。许平和的印尼语武侠小说有《白龙宝剑》《红蛇剑》《白鹤的故事》《一条神龙》《快刀柔情》等100多部。

这些作品中常把中国背景改为印尼,人物形象既有华人也有非华人,成为有别于中国武侠小说的“印尼武侠小说”。但是,这些“印尼武侠小说”是在中国武侠小说影响下产生的,其中的背景、人物形象,乃至语言,无不打上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就有论者指出,在印尼,武侠小说“印尼化”是公认的;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如何虚构、如何“印尼化”,与中国武侠小说的渊源仍显而易见,“往往可以看来金庸、梁羽生、倪匡以及古龙的影子”。

由于中国武侠小说不可撼动的地位,越南作家也是以模仿为主要创作手段。20世纪70年代,当时越南武侠小说翻译家梦平山,就把自己创作的故事写成类似原著的续书,其代表作《古剑奇书》《叶家剑》《黑骑草寇》《红旗飞扬》,流行一时,后世学者称为“越南武侠野史小说开创者”。

越南还有李佛山的武侠小说也特别受读者欢迎。李佛山亦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家,最初负责《前线日报》武侠小说点评专栏,后来亲自执笔开始创作。他的早期武侠小说,在很多方面明显借鉴金庸小说中的元素和桥段,比如其《龙虎争雄》中的德州,因奇遇修成“十力指禅”,此指法能发出剑气。而德州的剑气与《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再者,李佛山越南武侠世界中也存在着丐帮,尽管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丐帮相比,帮会条规等并不一样,组织形式却趋同。伴随着创作深入,李佛山后期的武侠小说,结构清晰、语言朴素、流畅生动,以禅学及佛学为思想支撑,把武侠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巧妙引入越南真实历史人物,使武侠形象更为本土化。

韩国武侠小说走的也是从翻译、改写到模仿创作的路子。1961年5月,《京乡新闻》登载金光洲翻译的武侠小说《情侠志》,原作是台湾武侠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经比较就会发现,尉迟文的《剑海孤鸿》只有不到50页的厚度,而经过金光洲翻译后,居然变成连载810回的长篇武侠小说。因此可以看出,金光洲在原作基础上所做的“改写”远远大于“翻译”。

在此基础上,金光洲继续改译中国的武侠小说。他此后翻译了沈绮云的《天阙碑》(韩译《飞虎》)、左大藏的《古剑吟》(韩译《黑龙传》)、伴霞楼主的《独步武林》(韩译《狮子吼》)。

金光洲没有原创作品,皆为中国武侠小说原作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和扩写,但是通过他的改写、扩写,加入了很多体现韩国传统文化、符合韩国人审美心理的情节,以及符合韩国读者阅读口味的内容。这些武侠小说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受到热烈追捧。由此,金光洲被看作创作韩国武侠小说的先驱。

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韩国作家原创的武侠小说,比如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1970年出版的赵丰衍的《少年剑客马亿》、1971年出版的李文轩的《豪杰黑龙》等。由于对武侠人物的热爱,韩国民间历史上的假想侠义人物林巨正被人们热炒,赵永岩、金勇在、许文宁等人对林巨正的故事进行小说化的重写。宋志英、赵行日、刘炫宗、崔仁旭、高友英、方学萁等人,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创作小说。

金庸小说进入韩国后,韩国武侠小说质量又有了明显提高,不再围绕着林巨正这样的假想侠义人物做文章,开始讲述虚构江湖世界中的武林英雄故事,代表作品有金炳淙的《刀和露》《大剑子》、金刚的《渤海之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庾河的《武林日记》、金英夏的《武侠学生运动》、司马达的《大道无门》《武林经营》、李仁石的《侠客记》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与中国“大陆新武侠”发展相似,韩国武侠小说也与网络创作相结合,如龙大云、左柏等人的作品,最初在网上连载,继而进入出版市场,又陆续改编为网络游戏,取得巨大成功。

韩国学者李晋源(韩国综合艺术学校传统艺术院助理教授)所写的《韩国武侠小说史》(2008)中,就认为韩国武侠小说史几乎就可以视为中国武侠小说史的一种延伸。

▍中国武侠的成功输出,需要提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2014年,位于北美网络文学翻译网站“武侠世界”建立,热心的网民开始将中国的网络小说翻译介绍到国外,这其中包含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更多的是修仙和玄幻,不同于“学院派”的翻译,网站上的翻译,更重故事情节的推进,是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的结合。“武侠世界”网站的读者地域分布为北美第一,占据24%,菲律宾、印尼分别占比8%和6%,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来这里寻找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小说,读者总量3000万左右,平均月浏览量约1亿次,日活跃用户约30万人次。

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可以短暂,亦可长久,它或许刊登在报纸的某个角落,迅速被人遗忘,亦或在世人的关注中,从流行走向经典。

就《射雕英雄传》而言,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后,吸引了不少欧洲的出版社关注。张菁说,现已在芬兰、匈牙利和葡萄牙,在英文版的基础上,以本地语言出版,未来几年还会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巴西以本地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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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内页

完成《射雕英雄传》后,郝玉青和张菁已经进入《神雕侠侣》的翻译,张菁目前头疼的是《神雕侠侣》复杂的男女关系问题,“《射雕》这一点上没啥问题,而《神雕》和《倚天》的问题就比较大,谁爱谁其实没关系,问题在于一男多女,现在流行女性自主的角色,都喜欢谈独立性,不能以男主光环解释所有。当所有女角都喜欢男主角,这个故事的世界观就出现问题。五六十年代,甚至更近代的流行小说,所有超级英雄都有一大堆女粉,但今天的读者不会包容。你没法知道人家会不会就抓住这点不放,推翻作者所有成就。”

在张菁看来,推动金庸小说翻译,并非一桩独立事件,不仅是因为金庸在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因为此前有许许多多前辈们的努力,从文学翻译到影视作品、武术教学等,都勾起了西方读者和观众的兴趣,为翻译作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根据书目数据商鲍克公司统计,美国出版市场上,翻译图书只有区区3%,其中文学作品就更少。西方文化的主导,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中国武侠小说要想成功输出,还必须提炼出人类文化的主题,以此应对中西文化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侠义精神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永恒主题,虽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道德,但这种正义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却是人性中的真善美,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因此,武侠小说多语种翻译,不仅应该复制悬念迭出的故事,传递中国的武术传奇,更应凸显中国武侠小说的核心——侠义精神,也许这才是武侠小说跨越语言和国界,走入国际文学视域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作为大众化的读物,武侠小说是虚构的,但人物思想、心理、感情是中国故事固有的基础,当异域读者接受了这个基础,进而也就接受了关于武功、侠义精神、历史语境的设定,对中国文化才有了进一步的亲近感。武侠小说已走出国门,向更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讲述着古老的东方梦幻,它曾饱受非议,却在质疑声中收获一代又一代读者。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李光贞教授、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越南阮竹荃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文章。)
 楼主| 发表于 2022-8-21 20: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9-30 11:53 编辑

沈西城:胡菊人、戴天亲如兄弟
讀立伍 2016-11-20 20:23



群贤毕至,宾客盈门,厕身人群中,放眼寻目标,望尽天涯路,不见故人在!不便向主人家潘耀明探问,只好闷在心中,要找的故人,正是亦师亦友的前辈、《明月》前总编辑胡菊人。五年前,《明月》四十五周年,铜锣湾「世贸」酒会,胡菊人翩然而至,风尘仆仆,身体顽健,移居加国,在刘美美女士悉心照顾下,坐骨神经痛症得以纾缓。许多年前菊人兄因久坐编稿,害了此症,被折磨得不似人形,可他坚持,夙夜匪懈,半夜犹拖疲惫身躯打寓所「中兴大厦」跑到「南康大厦」(当年《明月》编辑部)校稿,有人劝他小心,夜途多匪,他回说「怕什么!我是穷光蛋,破书哪能惹匪眼!」他视《明月》为亲生孩子,望它健康成长,多少心血付出不在意。五年后,以为会重逢,重逢的是诗人戴天,另一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发灰白,脸黧黑,一言一笑,仍有昔日孟尝君似的爽朗豪情,「老顽童」的神采却荡然无存,显得孤寂无奈。我上前问候:「可还记得小叶?」坐在椅上的戴天点点头「记得记得!」旁边的刘再复先生插口道:「他害了场大病!」似乎在解释戴天的寡言,郑培凯教授也趋前寒暄,戴天高兴,绽开笑容。戴天崔护重来是应《明月》之邀当剪彩嘉宾,同台的有金耀基校长、刘再复、郑培凯一众等,掌声雷动,金剪一挥,红带自断,晃眼,五十年,谁说时间不是白驹过隙?四十年前,第一次送稿上《明月》,第一次得晤胡菊人,此情此景,犹如日昨。日本人有一句话:「时之流」,正是中国人的「时光如流」,如流岁月为我们添上苍老,不能磨掉我们的意志。


胡菊人为啥不来?我狐疑,他跟戴天是最好的朋友,在〈「文坛孟尝君」戴天〉一文里,我这样说——「戴天跟胡菊人是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但他们的思想并不尽相同。胡菊人的思想较倾向鲁迅,可以称得上是『青年导师』;戴天倾向于浪漫,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但行动却不偏激,文章也是写得委婉多讽,没有辛辣气味。」又说——「胡菊人喝醉了,会高声痛哭。他未结婚时,常跟戴天泡在一起,他们亲如兄弟,喝醉时,便会相拥大哭,滚倒地上。」想想两个大男人作滚地葫芦,有多滑稽!文人情真没义假,胡菊人、戴天是一对比同胞兄弟更亲的知己,胡长戴四年是为兄。酒会后回家路上,一直在想:为什么胡菊人不来?他爱《明月》,曾说:「回顾平生,发现我把自己最精壮的岁月,都献给《明报月刊》了,从三十多到四十多岁,都勤勤恳恳的服务,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做自己志趣相投的工作,以取得最好的稿子为职志。说到收到好稿的兴奋,真的喜乐无极。」怎会缺席半世纪盛事!不少朋友也在嘀咕:《明月》主办人员为什么没邀请胡菊人?文人重情义,多为胡菊人不值。这疑问几天后就给廓清了,原来《明月》一早发了邀请函,可胡菊人没能来,他患上心脏病,不宜长途跋涉,戴天望老友成行,说到多伦多陪他一同坐飞机,体弱乏力,最后还是婉拒了,多少为「《明月》五十寿」添上一丝遗憾。


往事依稀,点滴心头——「第一趟跟戴天见面,是在出版社的编辑部里,房间不大,戴天就坐在一张大班椅上,转来转去,十分自在。黄俊东约略把我的经历说了一下,戴天便『呀』地一声喊起来:『你就是沈西城,我还以为是老人家呢!』他站了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的力道很大,我的手给他握得隐隐作痛。他一把拉我在他身边坐下,带着笑脸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工作。』」


如今笑脸难见。年前,戴天的夫人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冷冷清清。老年丧妻,朋友劝他回归香港,今犹举棋未定。戴天文章,我最喜发表在「凿空谈」里的杂文,才人吐属,情理兼具,今人难比拟。他有名作《渡渡这种鸟》,鸟会南返,盼戴天也早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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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橋



文林回想錄





和戴天在一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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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劉紹銘,某女士,蔣芸,夏志清,唐書璇,陳韻文;

後排左起:王敬羲, 胡金銓, 戴天, 胡菊人。

1970年4月的香港(劉美美提供照片

戴天(1937年-)原名戴成義,廣東大埔縣人,生於毛里裘斯,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是《現代文學》的編輯和創辦人之一;《盤古》編輯和創辦人之一;《八方》編輯顧問;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總編輯;《讀者文摘》高級編輯等。著有《無名集》《渡渡這種鳥》《岣嶁山論辯》《石頭的研究》,曾為《信報》寫二十多年專欄「乘遊錄」,其中星期日的一週紀事曾結集為前九七紀事1-4集。



江湖派詩人是九百多年前的詩人,名溢縹囊,卷盈緗帙,說敬慕不外是渺遠的惦掛,大不如我結識的當代詩人戴天真實,不僅交為莫逆還做了同事,到老相知,彌足珍惜。戴天比我大幾歲,是白先勇、劉紹銘、李歐梵他們的臺大同班同學。六十年代尾《讀者文摘》的張復禮先生介紹我去應徵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編輯職位,李如桐先生聘用了我,讓我坐在他的副手戴天對面學審稿,學編書,學出版。辦公室設在中環花園道美國領事館二樓。我那時候住堅道,天天走路上班,中午走路回家吃飯,又走路回去上班,下午下了班常常跟着戴天漫步穿過炮台里走到雪廠街集古齋兜個圈再去皇后道商務印書館看書買書。戴天晚上好像總有飯局。我搭車回堅道。美國新聞處跟美國領事館一樣,規定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八點半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比朝九晚五多了一個鐘頭,星期六因此不上班。戴天那時候單身,瀟灑自在,名士派頭,交遊廣闊,應酬很多,酒量又好,常常用憐憫的目光看着我稚B家的疲憊,機緣湊泊不忘帶我去他的飯局見見人吃一頓好的補一補身子。那年月正是黑白電影裏的老香港,山河變色後南來的文人墨客多的是爬格子餬口的「寫稿佬」,我和戴天在美國新聞處值靡环莶钍滤愕蒙鲜浅鋈祟^地的安穩飯碗。其實戴天家道富裕,從小在毛里求斯讀書成長,精通法文,一口法語,亮相大場面西裝領帶講究得不得了,不輸翻譯大家湯新楣先生。湯先生英國紳士風度,戴先生法國闊少派頭,十足進出希爾頓鷹巢雞尾酒會的翩翩人物。主編《南北極》的名作家兼書店老闆王敬羲說湯先生戴先生身上蕩漾倫敦的鬢影巴黎的衣香,我說幸虧還飄着一絲老民國上海的雪茄煙味,隱隱滲出林語堂的笑影。那時候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黎明先生是戴天的舅舅,同是梅縣人,黎太太林太乙於是成了戴天的舅媽,戴天進出黎家見慣林語堂。我後來搬去羅便臣道山腰上一幢老舊的樓房,黎明林太乙住在隔壁新樓,站在我家陽臺我好幾次只見到林語堂光禿的頭頂。黎明先生不當官了轉去出任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他退休了我的老朋友詹德隆接任社長。那期間我在中文大學出版組做過很短時期的主任,編校刊兼替馬臨校長處理文書,辦公室就在校長室旁邊,上下班搭中大校車,有的時候坐詹德隆的座駕進出。馬校長那時候快退休了,候任的高錕教授也來了,我替高教授寫過幾篇演講稿,還奉命指導他用國語唸稿。三十多年前的舊人舊事了,像夢。



戴天的名詩〈我是一隻鳥〉我在他的辦公桌上搶了原稿先讀了。他在《信報》的專欄讀書人都讀,幾十年了,星期天寫迎來送往酒緣口福的日誌尤其傳為佳話。他的筆是健筆,酒後依然清醒。


六十年代住在香港不斷看到對岸大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邉诱C風潮,觸目驚心。南洋回去讀書的左派學生紛紛偷渡游泳逃來香港保命。我認識的許多僑生逃出來了始終忘不掉游水溺斃和半途抓走的同伴。那些年,我經常從這邊替南洋親友匯錢寄包裹到那邊救濟鄉親,逢年過節西環文伯伯的錢莊日夜開工趕辦急務。戴天說幸好是去臺灣讀書不是回大陸受難。那時候今日世界出版部我們辦公室裏來客不少是在臺灣受教育的才子才女,劉紹銘、李歐梵是教授也是我們的譯者,美女蔣芸書堆裏蕩漾秀氣,迷倒眾生。李如桐和戴天和我之前,在這個叢書部工作過的還有宋淇還有余也魯還有韓廸厚還有胡菊人還有溫健騮。我和戴天共事那時期宋淇太太鄺文美還在美國新聞處上班,底層餐廳下午茶座上經常見面,旗袍名媛,和氣親切。那一層裏還有唐鴻先生的小房間,他教美國人畫國畫讀中文,一口京片子彷彿胡同裏剛走出來遛鳥的舊王孫。那樣的老香港果然栽培出落地生根的文化樹林,每一棵樹自顧默默成長,各自開花,各自結果,各自消受春風和秋雨,沒有人監管也不在乎掌聲,一生只在意讓西方的文明和東方的智慧陪伴自己到老年。政論家徐東濱先生跟我說,也許因為親眼看着祖國大陸苛政監管造成的集體沉淪,香港人於是深切意識到個人自由耕耘的可貴,從來不干擾人家也不希望人家干擾。徐先生說這樣的個人認知只能在不受政權干預的地方滋生茁長。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和叢書無疑是美國文化思想的統戰媒體,臺灣香港之外還銷遍東南亞各地,我的忘年至交吳魯芹先生在臺北美新處工作多年,我編《明報月刊》那些年吳先生已經退休長住美國,正好有空閒給我寫許多才情煥發的文章。我在戴天對面工作了幾年,有一天李如桐先生跟我說,做我們這一行沒有在美國英國生活過讀過書不容易做得出色。我那時候已然身負家小,出去留學云乎哉?我於是私下張羅出路,另止ぷ鳌U捎鴱V播電台登報招聘中文科職位,我去香港電台應試,僥倖錄取,可以攜眷住倫敦。到底年輕氣盛,我帶着幾絲傲慢與偏見向李先生遞辭職信,李先生一陣錯愕,批了辭呈。一九七三年我離開香港先飛去新加坡把家小留在我大哥大嫂家,一個人去倫敦安頓了住處半個月後他們才飛過去。我的朋友胡金銓那時候在巴黎推銷他的名片《俠女》,他怕我人地生疏趕去倫敦陪了我五天才趕回巴黎忙他的事情。這樣的朋友,這樣的情誼,我畢生不忘。金銓在臺北猝然離世我的悲痛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去臺北之前我們還見面吃飯。後來聽說他是恐懼疏通心臟血管手術而喪命,我加倍懊悔我竟然毫不知情,沒有像他去倫敦陪我那樣飛去臺北陪他到醫院等他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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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花間笑讀未完書
記者 鄭天儀 照亮我 2017-04-03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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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將於本月18日至29日舉辦「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 春水如藍, 董橋墨蹟





今朝風日好。踏進董橋位於麥當勞道半山的「舊時月色樓」,有種似曾相識的既視感。迷戀文玩的他連載過自己無數收藏故事,鋼琴上溥心畬的《池塘生春草》、偏廳牆上錢君匋舊藏張大千的《游魚圖》,還有《Thomas Moore詩集》《隋伯尼詩集》桑科斯基的手抄手繪特別版,董橋在專欄都提過。如今實物在眼前,我似跟神交的網友初遇,無間loop着祖師奶奶的經典對白:「原來你也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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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書房一瞥





千姿百態的老葫蘆點綴每個角落,歲月令它們的包漿像一件份外光亮的外衣。75歲的董橋坐在偌大的真皮梳化,背倚一室書香,談玩物、說榮休後從心所欲的不踰矩。「人書俱老。」董橋優雅地吐出四字,低沉而親和的繼續:「人到古稀,有資格做我喜歡的事。脾性之不合時宜一覽無遺,我不在乎。」2014年晚春董橋退出導火新聞線,由報人轉型閒人,專職「討好自己」。浮沉書海,翛然笑看風雲變,周末在陸羽開龍門陣,水月鏡花與老普洱齊吞。但我還是跟很多人一樣,仍改不了口稱他為「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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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歲的董橋輕嘆紙媒變質,但必須保存香港多元聲音。他人退筆不退,沒有了死線牽絆,寫作全看心情,戲墨也只討好自己,坦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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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羅的《艾麗思漫遊仙境》全犢皮豪華版,限量12部,1920年Kelliegram裝幀。不同顏色的Patchwork皮革裝幀技藝如今已幾乎失傳,是次也會展出。





來訪當天,特首選戰仍紅紅火火,我問社長有沒有看三位候選人的辯論直播?當事人搖頭:「香港未到程度,與外國政客比尚差很多丈,退休後我反而更留意國際新聞,瞄瞄娛樂版。」一代有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1980年董橋從倫敦回港,最早就被金庸請去《明報月刊》做總編輯,那聘書我有幸在董宅看過。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關鍵之秋,他邀請余英時來寫暮鼓晨鐘的文章,自此兩人信件來往頻密。風雨飄搖的香港將改朝換代(但願不是梁朝2.0),我問董橋若尚在位,會找誰寫審時度勢的夠薑文章?他想了想,露出為難之情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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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一家七十年代在倫敦




「在生的不多,余英時在美國,金耀基先生在香港。書生之見或偏於學術層面,但也是一種聲音,一種有歷史感的聲音。」董橋認為《信報》創辦人林行止、練乙錚、安裕與梁文道的政論都寫得好,縱然觀點他未必全同意。「現在香港最大問題是缺少在社會有影響力的健筆,昔日查良鏞的聲音會令香港人留意,林行止之後,誰還有識見與地位,引發大家討論?」我驀地想起台北故宮姚文瀚的《宋人文會圖》,18位文官參执笊估洌菬o疑只是宣傳唐太宗重視文人的古代propaganda,至少政府肯擺出重才的姿態,香港漠視知識分子的看法,所謂才子的意見也大都被視為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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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霞也迷董橋散文




董橋祖籍福建,1942年出生於印尼,父親和舅舅是商務印書館的南洋代理商,從小他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很富足,最迷《水滸傳》。六歲開始每天苦練書法,每天更有外籍老師到董家庭院教董橋英語。1958年,印尼排華,次年17歲的董橋往台灣念書,畢業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好多年。1995年《蘋果日報》誕生,兩年後董橋加入擔任社長,文壇引起騷動,董橋卻興致高昂。


「我想學習。一份新的報章憑甚麼一開始就有高銷量?我真的很好奇。」減暴力、血腥、**之餘,他把星期日的副刊變成文人的雅集,請劉紹銘、陳之藩、龍應台等撰寫專欄,又發掘林青霞、劉若英寫散文,打造熱鬧的紙上派對。


16年蘋果歲月,滿足了「好奇心」之外,好玩不?我問。「哈哈,幾好玩。」說到興起,社長兩頰泛紅,一對兜風耳微動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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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痴王強念念不忘的藍姆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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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的小手卷董橋一直求之不得。八十年代對這件馮康侯題引首的《瞿塘歸櫂》一見鍾情,但藏家無意割愛,輾轉到藏家第二代把作品放到拍賣場,2011年董橋越洋在紐約把它拍下,一圓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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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獨愛秀雅小品,申石伽的《唐人詩意》小冊頁,氣韻悠然,他愛不釋手。





董橋形容自己文字是肉做的,愛「煮字燉文」。一篇文章,死線前修改七八稿還未滿意,御用專員還得站在電腦前替他人肉雕琢,如此服侍是報紙賣字人望塵莫及的。他說過文字高低在於學問,討厭寫不外如是的東西,不忍辜負簽上他名字的每一篇文章,他的文字總滲透濃濃的董式Glamour。「寫作其實是在不斷耗竭一個人積累的學問,再寫下去必須有新的學問。」


老派人捨不得老派事。今年適逢董橋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香港蘇富比將於本月18日至29日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首度公開董橋珍藏逾百件,種類包括書畫信札、文房雅玩、西洋古籍、藏書票等;同場展出其書法近作、手稿,以及著作之特別版本,我有幸先睹為快。


大廳牆上掛着的書畫,基本就是展品,這樣才切合新聞工作者追求的傳真。收藏界愛鬥大,董橋從來獨愛秀雅小品,除小如杯墊大小的溥伒一對圓光山水外,溥心畬自是他那杯茶,那小手卷《瞿塘歸櫂》得來蘊藏故事。話說董橋八十年代已對這件馮康侯題引首的手卷一見鍾情,但藏家無意割愛,故求之不得。輾轉到藏家第二代把作品放到拍賣場,2011年董橋越洋在紐約把它拍下,一圓夙願。果然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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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的英文書法




錢穆入室弟子余英時送他的錢穆書法、張大千畫給紅顏知己李秋君的成扇、齊白石的《白菜草菇》、胡適的書法、張充和《牡丹亭》手抄工尺譜,都各自有故事。「胡適很值得我尊敬,他是一位有骨氣,非常乾乾淨淨的知識分子典範。梁實秋《雅舍小品》我讀了很多年,後來收藏了他的一副對聯。」社長把與許多友輩文人信札珍而重之地展現我眼前,金庸、白先勇、吳魯芹、林文月、楊絳、余光中、余英時、宋淇、陳蝶衣、南宮搏、胡金銓等等的字變成了有溫度的人物傳記。當年胡金銓寫《老舍傳》期間,偶然去英國逗留,每次董橋總要陪他上倫大亞非學院圖書館看書找資料,二人成好友。「那時許鞍華在倫敦讀電影學院,她也請我們幾位老友當男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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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存仁寫給董橋的信






「男妓?」吳魯芹寫給董橋的書信中,形容少年董橋那三個毛筆字「美少年」浮現我左腦,正想追問香艷情節,右腦校正了社長的福建口音,恍然大悟,他應該在說「臨記」。社長續說:「許鞍華的鞍字也是我改的,原本是平安的安,沒有革命旁的。」注入革命思維,許鞍華從此不一樣。



得到的多,得不到的更多。董橋仍記掛忘年故交魯二叔台北舊居廳堂上掛溥心畬小橫匾題《閑心依舊》。還有,多年前與陸小曼作畫的成扇《秋山圖》也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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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的西洋書《魯拜集》(Rubaiyat),孔雀開屏處嵌上了紅寶石,是董橋的得意收藏。此裝潢初版孤本原作由著名裝幀家桑科基斯所做,已隨藏家伴鐵達尼號葬身海底。


社長所藏的西方舊書藏量很多,特別裝潢如藝術品的特別版數以百計,在歐美更有書探替他尋寶。他從收藏悟到一套處世哲學:「隨緣」,然後說了個故事。天下間原有一部初版《魯拜集》(Rubaiyat)最貴重,孔雀裝潢,是著名書籍裝幀家桑科斯基1909年裝幀,倫敦老書店索瑟蘭資助,材料繁複,用上五千塊切片皮革,一百平方英呎赤金金箔,1,050顆寶石,最後卻跟藏家一起搭鐵達尼郵輪去美國時,一起沉亡。多年後書商替他找到1910年裝幀的另一版本,董橋有緣入藏。他還足足花了十多年,收齊傅勒銘(Ian Fleming)的《007小說全集》初版共十四冊,還是作者簽名本,大家經將有緣一睹此書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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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李秋君是張大千「恨不相逢未娶時」的紅顏知己,大千還刻過一個「遲秋」印章明志。難得大千把伊人性感地畫在扇上,字也題得有趣,董橋多年前在內地拍賣行拿下。





讀董橋的《清白家風》,有一篇散文〈書香〉,記載了他兒事一件軼事,似乎又概括了他一生。小時候大人帶他去一家破廟探望一位江浙的老和尚,都說老和尚相術高明,隨便批兩句嚇得一眾信徒。那天和尚摸摸董橋的頭說:「17歲出外漂泊,23歲與字與書結緣,一生不渝。」大人們半信半疑,半喜半憂,溜到嘴邊的一句話只好吞下肚子:「靠字靠書,這孩子將來愁不愁衣食?」一生自是悠悠者,最能貼切形容董橋的人生,特別是他雅緣不湥纬钪校烤@的小日子過得像窗外的景色,雲淡風輕。溥心畬小品中的蒼松傲雪,最能描這抹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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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出版社新書《讀書便佳》




自小看毛姆的書,董橋退休後不時重看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作家作品,例如Lytton Strachey的傳記文學,Virginia Woolf的書他也從頭看一次。「不是太好看,但我覺得很重要。」中文書他愛重看清朝、老民國的筆記文學,下本著作正計劃寫他曾經忽略、未看完、重看有所領悟的蒼海遺「書」,書名《讀書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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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的生活:讀書買書寫書, 在香港古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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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有本書叫《中年是下午茶》,形容中年是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翩翩走過耳順、古稀之年,晚年是甚麼?連感慨都省下,難道像一場淡而無味的齋菜?我問。「哈哈,不會的。到某個年紀你會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跟往時不同,晚年是吃得越清越健康,品味也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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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皮質的蘋果樹下






滿桌墨迹留痕,人走情常在。董橋又可曾睹物思故人?「有時也會很惋惜。他們在我的生活有很多寄託,他們不在,現在找人用毛筆寫信都沒人了。」董橋感慨地說,「我是結識這種人的最後一代,我之後一代再沒這些人了。」對我們這些撳着滑鼠長大、看臉書多過看書的一代,社長的情懷,應該是Woody Allen拍《情迷午夜巴黎》相同的情懷。我們怎能理解那個美好的時代?他所追慕的舊時月色飄渺朦朧,像此際窗外的濃霧,冉冉飄起如一股輕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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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 |《天龙八部》内地“青春版”
原创 胡洪俠 夜书房 2022-09-30 00:02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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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订购的那套书终于到了,可以开始讲吴万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了。那个故事和武侠小说有关,和金庸有关,和深圳有关。

我是网上读沈小兰《知否:悼吴万平》时知道这个故事的,这又一次让我惊讶。老吴让我惊讶的事情太多了,他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许多人比吴万平活得顺风顺水,有权有势,乃至长命百岁,但终其一生,既没有故事发生,也没有故事流传,死了也就死了。而老吴这样的人,死后却能活在故事里。沈小兰写道:

八十年代初,吴万平在省图书馆工作。喜欢泡图书馆的张老师,很快就和他熟识了,想必是因为聊得来。之后不久,他就帮着张老师,把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全部悄悄地复印出来(因八十年代初,港台图书不准外借)。张老师拿到复印的《天龙八部》立刻报选题,组织排版,校对。八十年代,大陆和港台不往来,出版界的同人,大多没有版权意识。又因两岸不通往来,也就没有版权纠纷。

一向不喜欢武侠小说的我,也就是那时因校对,细细地读了金庸,眼前灿烂一亮。书出版后,订单蜂涌而至。不断再版,全社的员工都跟着忙。天天打包,常常晚上九、十点钟才收工,我打捆图书的本事,也就是那时练就的。大家忙得都没有时间回家吃饭,就发肉包子,还有鸡蛋汤,西瓜。当然,社里的银子也是赚得哗啦啦的。大河流水,小河满。我们每个人的奖金,也都比往日多了许多。没过多久,吴万平就调到黄山书社了。他的调动,却与这件事无关,也不是张老师帮的忙。他喜欢古籍,对古诗词深有研究,刚刚建社的黄山书社当时很需要这方面人才。他调到黄山书社后,才得以见到他本人。感觉他身上并无老夫子的痕迹,很现代。不过,也仅仅是认识,并没有工作上的来往。不多的交谈中,他也从未提及过那部让我们社扬眉吐气的《天龙八部》,仿佛与他无干,全是张老师眼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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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平从图书馆复印出来的那套《天龙八部》,在1985年的4月至6月间,变成了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一套五卷十册简体版《天龙八部》。五卷书分别在安徽的五个印刷厂同事开印,第一卷在巢湖,第二卷在宿县,第三卷在新华,第四卷在庐江,第五卷在无为。或许是因为印力不同,最终五卷书未能同时上市,一、二、四卷四月份就发行了,三卷是五月份,五卷则拖到了6月份。

想想也够让人激动的了:1985年,安徽境内有五个印刷厂轰隆隆加班加点在赶印同一位作者的同一部书。每卷都是首印20万册。这还只是版权页上公开标出的印数。而这一切,都源于出版社得到了《天龙八部》香港原版书的复印稿,而复印稿来自吴万平。

除复印外,我目前尚不知道在书稿的编辑上老吴还给安徽文艺出版社出过什么点子。与同期其他武侠翻印本比较,安徽文艺版的《天龙八部》算得上“认真”。他们采用了原书的王司马插图,大概是复印效果实在太差,出版社的美编竟然把全套插图“复绘”了一遍。

他们甚至还自己撰写了“内容简介”,说什么“有识者曾云:‘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为此,不宜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去要求它。”又说:“本书多处以佛经解释武术,渲染佛家色空观念,这一思想上的弱点,读者在阅读中自应严加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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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派武侠的传播而言,1985年可以称之为“金庸年”。原因至少可以列出如下几条:

其一:金庸正式授权的第一部简体版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本年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二:到1985年底,内地出版社已经将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悉数翻印完毕。翻印者均为正式出版机构。说“所有”也不对,应该说还多出来几种。内地有写手觉得金庸搁笔不写武侠实在可惜,自己动手替他写了几部。

其三:舆论严厉抨击大量翻印武侠小说现象,当时对国家出版局长边春光也出来讲话,说:

近半年多, 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社、杂志社, 还些出版单位, 蜂拥而上 , 争相出版新武 侠小说 、古旧小说和根据这类书籍改编的连环画 , 形成一股不算太小的冲击波 , 占据了仍很短缺的纸张和印刷生产能力, 冲击了其他图书甚至教科书的正常出版。 新武侠小说充斥于各地书店 、书摊 , 据粗略统计, 光是出版社安排的就不下一千六百万套。 这种反常现象 , 是出版事业发展中需要引起重视并给于恰当解决的一个 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出版工作确实在持 续发展。一九七六年全国出版图书不到一 万三千种 , 发 生了 “ 书荒” 。到 一九八二年已近三万 二千种, 人们感到书荒基本消除 。……新武侠小说之类消闲书, 有选择地适量出版一些, 是允许的。现在所以要把它做为一个问 题严肃地提出来, 是因为它的突然恶性发展 , 暴露了一批出版社在业务指导思想上的混乱 ……。

边局长的文章中,对出版社还有更严厉的批评,比如“见利忘义”,不听招呼等等,但是却没有提到“翻印”或“盗版”问题。那时中国内地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出版界和境外基本处于互不来往的隔绝状态,版权意识不是“淡薄”问题,而是基本没有。这篇文章是否对“武侠出版热”有遏制作用不得而知,倒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便是金庸本人,他特于1985年10 月 8 日, 致信边春光说:

“ 弟以‘金庸’ 笔名撰写武侠小说, 内地各省市擅自翻印 , 泛滥成灾 , 弟殊为不满。日前欣见报载先生发表谈话, 表示对此类小说并不禁 止, 但印数必须控制 , 事先须得批准,实为高明之决策。 ”

他倒是把重点放在了版权上,说,除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签订一合同外,

“ 内地所出版之金庸小说 , 事先均未得作者同意, 属于侵犯版 权之行为。” “ 希望贵局能设法制止各出版社未经本人书面正式授权之翻印 , 因此 类翻印本未经修改, 不免有不符政策之处 , 同时错百出, 贻误读者。”

其四,内地报刊猛轰武侠小说危害青少年,但文章中几乎从不出现“金庸”或“梁羽生”名字,只泛泛称“新武侠小说”。特区如深圳,要到1985年才出现了“金庸”大名。这年12月3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了 “新体育杯”围棋决赛12月4日上午要在“海上世界”举行的消息,说是将由曹大元挑战马晓春。在透露赞助者时,记者不得不提到“金庸”。他够聪明,没有忘记把“金庸”放在括号里。记者写道:“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是由《新体育》杂志社和安徽省棋协联合举办,并由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即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赞助的。尽管在括号里,金庸的名字毕竟出现在了特区的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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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图书馆有一套香港原版武侠小说,吴万平以工作之便得以先读为快,且帮安徽文艺出版社复印出全套书稿,使得皖版《天龙八部》风行一时。这套翻印版堪称《天龙八部》的内地“青春版”

那么,吴万平读的那套香港原版金庸武侠又是来自哪里?

深圳!

当然,我这是未经证实的推测,明天我来说明理由。

【未完待续】
 楼主| 发表于 2022-8-27 2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8-30 19:50 编辑

李劼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原创 李劼 齐谐者 2022-04-17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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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讲座聚焦于伯林对德国哲学的攻击,今天看看伯林如何谈论俄罗斯文学家和俄罗斯思想家。在谈及德国哲学时,伯林虽然也喜欢用刺猬和狐狸的比喻,但不是特别热衷。因为说黑格尔是刺猬说歌德是狐狸,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面对俄罗斯文学的时候,这种比喻的褒贬意味就相当突出了。当他提及俄国那三位最令人瞩目的作家时说,屠格涅夫是狐狸,陀思妥也夫斯是刺猬,托尔斯泰则是想做刺猬的狐狸。为了把意思说得更明白,他解释道,所谓狐狸,就这些俄国作家而言,指的就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里的上层人物。自诩属于狐狸的伯林明确表示,他喜欢屠格涅夫,受不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按照伯林的划分,陀思妥也夫斯基显然不属于知识阶层,不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雅人,而是贝多芬那样的粗野、暴虐之徒,伯林称之为残酷的天才,并且太基督教,太激烈云云。有着贵族家世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傲慢的伯林眼中不过是个斯拉夫乡下人罢了。伯林表面上拿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相比,骨子里却在在处处地显示着他那种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此时此刻的伯林,显然忘记了他那个拉托维亚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犹太家庭在当年俄罗斯的地位。当他说出屠格涅夫属于他伯林所属的知识阶层时,不言而喻地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那个本来属于光荣的知识阶层的托尔斯泰,则被时不时地想做一把乡下人的念头困扰着。伯林踩着牛津大学的砖瓦,一脸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得不行。

深受伯林抬举的屠格涅夫,生性可能温和一些,为人行事也比较正常一些。假如屠格涅夫真的像伯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些品质确实很讨人喜欢。但是,关键在于,屠格涅夫非常不幸地以作家闻名于世。作家的性格是否温和,脾气是否很好相处,只对作家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点意义,与其作品是否出类拔萃毫不相干。事实上,屠格涅夫的小说所缺乏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走向彻底的品质。不知他那几部著名作品诸如《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等写得是否很辛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想要表达的意蕴始终不够鲜明和强烈。及至与《贵族之家》同年发表的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闪亮问世,读者才明白了屠格涅夫小说里的那些所谓多余人形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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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

好在屠格涅夫并不只是在莫斯科大学求过学,如同冈察洛夫那样,后来又转辗彼得堡大学,再后来出国到伯林大学攻读过黑格尔哲学,最后又定居法国,与法国诸多著名作家交情甚笃。交游越广,名头越响,就像伯林先生那样?不,屠格涅夫可不是伯林那样的学界混混,而是极其勤奋的作家和思想者;著作等身不说,还有着深邃的思考和优美的文笔。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推崇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但我相信精通俄文的朋友,一定会激赏他的《猎人笔记》。比起伯林从康德处抄来的积极自由、为罗斯福张目的消极自由、以及从古希腊诗人那里转手过来的刺猬与狐狸之比喻,屠格涅夫有关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思考,其人文涵养的丰厚和慧眼独具的见地,足以令伯林汗颜。当然,更不用说陀思妥也夫斯小说展示的那种审美高度,乃是伯林绝对无法抵达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好比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巅,伯林只不过从山脚下匆匆路过而已。好在伯林心里明白,他并非是具有那种学识和本事的学者,而是身负犹太锡安主义者使命的文化狙击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夸其谈之际伺机出手,击杀德国人的哲学和俄罗斯人的文学。

毋庸置疑,在犹太裔作家或学者当中,大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诸如普鲁斯特、卡夫卡、茨威格或者维特根斯坦、哈罗德·布鲁姆等等。但伯林不在这些极具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之列。他是一个身怀***主义利器的犹太锡安主义文化狙击手,其使命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政治功利。因此,只要一涉及哲学或者文学话题他马上就会装模作样地遑顾左右而言它,摆出一副教授架势,作学者状,演文化科。不懂装懂有之,含沙射影有之。无论是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还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说法,全都是东拼西凑地抄来的杂烩。而他的刻意抬高屠格涅夫,并非对这位俄罗斯作家情有独钟,而是企图藉此遮蔽陀思妥也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审美精神的光照。令人遗憾的只是屠格涅夫,他在法国同行面前介绍得比较多的托尔斯泰,很少提及陀思妥也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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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剧照

倘若可以将屠格涅夫比作莫斯科城内的一盏路灯,那么陀思妥也夫斯基则犹如乌云密布且又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的一座灯塔,或者黑漆漆的山洞里的一炬火把。让屠格涅夫谈论托斯泰无疑是轻松的,但要屠格涅夫直面陀思妥也夫斯基却是困难的。屠格涅夫可以洞若观火地从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形象中窥察人类的某种天性,却未必能够从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惊觉人类的复杂历史。比如,《罪与罚》里的那个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窃以为,世人——包括屠格涅夫在内——从拉斯柯尼科夫举起斧子砍杀那个犹太高利贷当铺老太婆的故事里,最多只能看出莎剧《威尼斯商人》的影子,那个老太婆像是莎剧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转世,拉斯柯尼科夫形象则似乎综合了安东尼奥和波西娅法官,并且都与法律相关。更为有趣的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老式贵族,都处于贫穷的境地,而富贾又都有着犹太人的族群背景。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仿佛是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重写一遍似的,除了犹太商人给社会带来的困惑,好像看不出还有更深的涵义。但是当人们把视域延长至一百多年后的美国,投向那个八爪章鱼一般控制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的美联储,拉斯柯尼科夫举起的那把斧子顿时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味。从那个高利贷老太婆的犹太当铺变成掌控天下的美联储,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严格说来,只是二战前后发生的变化罢了。令人惊悚的是,当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身陷拉斯柯尼科夫的境地时,这个国家差不多已然沦陷了。我想,惟有醒悟到这样的层面,才会发现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而又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反观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透视力度所在,才能反观出站在美联储后面的犹太锡安主义者以赛亚·伯林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而看明白了伯林为什么会那么敌视陀思妥也夫斯基。

也许会有人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当年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吧。那是当然的。就好比在山洞里举着火把的人们,不会认为是火把照亮了他们的行进而会认为是因为他们拥有火把,他们在辨识方向。世人大可以说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只是开了个玩笑,并非具有什么警示意味;这跟伯林把陀思妥也夫斯基说成是个残酷的天才,没有文化的刺猬,似乎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正如当年的法利赛人坚决不认基督,如今的以赛亚·伯林们也同样坚持不向基督忏悔。当我说拉斯柯尼拉夫正在变成今日的美国人时,并不意味着世人都应该认同,而只是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是伯林所鄙视的那个刺猬,而是人类洞穴里的一炬火把。世人当然可以说,即便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美国人也会发现美联储的可怕。这跟陀思妥也夫斯没有关系。是的。世人完全可以如此认定。

图片陀思妥也夫斯基

这也是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基督的差别。这个世界有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基督。只是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化来说,没有陀思妥也夫斯是绝对不行的,就好比英国文学缺了莎士比亚一样。

文学作品的景深有时是历史,有时是宗教。在艾略特《荒原》背后伫立着的无疑是当下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当下,但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背后呈现的却不啻是历史景观,尚有耶稣那个不无忧郁的身影:骑着毛驴走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挑战犹太大祭司,挑战希伯来小商贩。

耶稣进入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祂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听到这番话后,就策划如何杀害耶稣,只是有些怕祂,因为百姓都对祂的教导感到惊奇。——马可福音11

也许有人会对我在谈论《罪与罚》之际联想到耶稣会感到不可思议。那个拉斯柯尼科夫能跟耶稣相比么?当然不能。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个杀死了犹太高利贷老太婆的大学生,最后皈依了耶稣。联想到作者本人临终之前所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乃是引自《马太福音》那般的虔诚,世人应该可以看出,信仰耶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他笔下人物的共同归宿。就此而言,伯林指责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了,倒也不算说错。伯林弄不懂的是,一个内心深处追随着耶稣的作家为何会塑造了那么极端的人物?

也是。按照世俗观念,一个法律系学生毕业后,理当成为律师或者法官之类备受尊敬的上等人,完全没必要沦为一个杀人犯。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在屠格涅夫小说里,肯定不会被安排到这样的命运当中,而是按部就班地融入社会,然后成为诸如罗亭或者巴扎罗夫那样的多余人。假如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么安排拉斯柯尼科夫,那么屠格涅夫就有可能如同他谈论托尔斯泰那样地在法国作家面前介绍陀思妥也夫斯基了。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似乎本能地拒绝如此构思,从而毫不犹豫地将拉斯柯尼科夫推向令人不可思议的极致。

尽管这种极端绝对得不到耶稣的认可,但这种对犹太商人的决绝却又与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时的坚定不无相似。就此而言,耶稣也罢,陀思妥也夫斯基也罢,都不在屠格涅夫所谈论的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那个范畴里面。耶稣自编自导自演的那一幕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四福音书里呈示得也非常有限。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仿佛天生就明白个中三昧似的,非常执拗地让他的拉斯柯尼科夫去做了让犹太商贾们非常不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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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

此时此刻,突然想起,那个聪明伶利的米兰·昆德拉曾经有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反感的东西,是他的书的气氛;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昆德拉真是太聪明了,难怪他会荣获以色列颁发的耶路撒冷文学奖。因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会如此这般地看耶稣,而这种看法与伯林的鄙视陀思妥也夫斯基又极其吻合。不知道昆德拉心目中的价值和真理由什么构成,但他那种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口气与伯林倒是极其相像。伯林看不懂的事情,相信昆德拉也同样不明白。昆德拉不会明白陀思妥也夫斯基为何让一个法律系学生去砍杀一个高利贷犹太老太婆,一如伯林就像当年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不会懂得耶稣会何中止进行了多年的布道,只身来到耶路撒冷挑战犹太商贾挑战犹太教权威。

倘若可以将耶稣掀翻圣殿内的商摊视作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的话,那么其中的象征意味在文学作品中被重复了两次,尔后又在历史上被一再回荡。文学的审美座标有时会出现奇怪的重合,比如《威尼斯商人》与《罪与罚》。前者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戏谑,后者是一种极其暴烈的耀眼,如同梵高的绘画。在莎士比亚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地方,陀思妥也夫斯基点燃了火焰。因为是个玩笑,所以结局并不惨烈。火焰的焚烧却完全不同,有着同归于尽的指向。但就在拉斯柯尼科夫走向末路之际,陀思妥也夫斯基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将他牵引到耶稣身旁。

相比于可以在文学作品流露这样的温情脉脉,历史却是残酷得毫无回旋余地。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财团在德国上演过的那一幕,于二战前后又在美国重新拉开序幕,并且越演越烈至今依然处在进行时态。其中的轨迹是清晰的,从俄国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当年摆在圣殿里的商摊,如今赫然壮大成了君临天下的美联储。这其中的隐秘和难言的复杂,有待于将来的各种解密,有待于不知何时到来的真相大白。眼下只能猜想一下,当陀思妥也夫斯基将那位犯案的拉斯柯尼科夫带到耶稣身旁时,能否获得宽恕?然后继续猜想一下,美国民众最后是否会将作恶多端的美联储交给上帝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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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联想到的是,怜悯。耶稣是怜悯的化身。那个被陀思妥也夫斯基推向极端的拉斯柯尼科夫在冲动之下丧失的恰好就是怜悯。也是因为怜悯的丧失,陀思妥也夫斯基最后将拉斯柯尼科夫交给了耶稣。在《罪与罚》那种梵高式的炽热和耀眼之中,耶稣宛如清风拂面般的清凉。当伯林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时,他多说了一个字。倘若把那个“教”字去掉,那么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评说就比较准确了。是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很基督。

换一种说法便是,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个充满怜悯的伟大作家。怜悯的有无,是衡量作家作品的根本法则。昆德拉的小说写得很聪明,但他的小说写得再多,也只能屈居二流。因为他始终抵达不了一流小说《好兵帅克》中的那种怜悯。笨笨的好兵帅克,让昆德拉笔下的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男女,再聪明,也苍白。其实屠格涅夫小说的问题也在于此:非常聪明地探讨着琢磨着,一不小心就不知不觉地出离了怜悯。什么时候屠格涅夫不探讨不琢磨了,他的作品就精彩了,比如《猎人笔记》。相对于屠格涅夫想得太多想丢了怜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天才恰好在于,怜悯仿佛是其与生俱来的品质。昆德拉看不懂这样的品质,将这样的品质嘲笑成了为感情所苦。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从来不像昆德拉那般在《玩笑》、《笑忘书》、《生活在他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绕来绕去,欲言又止,而是直截了当地诉诸《穷人》、《被污辱被损害的人》、《白痴》、《妖魔》、《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昆德拉小说里的人物,仿佛是欲擒故纵地被作者一个个放出来的,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的人物,却像是迫不及待地争先恐后冲入读者的视域。当昆德拉在耶路撒冷说出那句希伯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时,真不知他是在揶揄他人,还是嘲笑他自己。当然,我不相信上帝真的会对昆德拉的小说发笑。那些小说不好笑。但我相信上帝会朝着好兵帅克哈哈大笑,一如上帝会将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读得泪流满面。

我所说的上帝,当然是耶稣,而不是别人。耶稣可能不会很在意不知怜悯为何物的昆德拉小说如何如何,但耶稣应该会始终静静地看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写作。耶稣当然不会不关切无神论者昆德拉,但耶稣从来不曾驻足过昆德拉们或者伯林们的思维平面。因此,昆德拉的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情感,其实就是伯林所说的太基督教,准确表述理当是太基督。个中奥秘乃是:爱,是不思考的;爱,从来不在思维的平面上。基督是爱,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竭力展示的,也是爱。基督关爱底层民众,陀思妥也夫斯基坚持不懈地在小说中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女人、还有诸多孩子般纯洁的人物伸张正义。不管作为一个父亲,陀思妥也夫斯基是否很称职,但他在痛失三岁的爱子阿辽沙之后,索性以爱子的名字命名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幼子,那个纯洁得有如天使般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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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乃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频频出镜的人物形象,也是陀氏小说爱意满满的亮点所在。在陀氏的成名作《穷人》里,天使是一位将身世不幸的孤女当作天使挚爱的慈祥老人,小公务员杰符施金;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被判罪之后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并且跟随他去西伯利亚服刑的那位索尼娅,闪烁着天使般的光泽;天使在《白痴》中,就是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天使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由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一老一少共同扮演。陀氏小说大都呈现为伦勃朗画面上的那种暗色调,而这些天使形象则犹如照亮那片伦勃朗式暗色调的一道顶光。这样的顶光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试想,倘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没有了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呈现的光泽,那么就会降格成《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原生态小说叙事。原生态小说虽然草木蓬勃,人声鼎沸,但没有神明般的彩虹挂在天空,就好比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缺了第五乐章,朝向天空的祈祷和呢喃。一部小说是否超凡出俗,天空的有无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顶光照亮的《静静的顿河》,仅止于俄罗斯文学的范畴;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呈示的审美景观,却不啻于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更在于整个人类精神时空的浩瀚。
图片《静静的顿河》剧照

同样是呈示俄罗斯广袤的大地,《静静的顿河》场面开阔,人物众多,却显得单一。相比之下,《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没有那么多,故事场景也不过一个小镇而已,但由于在精神层面上的各种挣扎和博弈,致使整个小说呈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有如伦勃朗画面上那片说不尽道不完的暗色调。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难以概括的个性,但又具有十分明确的主题色彩犹如一部交响乐中的各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呼应的主题旋律。老卡拉玛佐夫,德米特里,伊万,阿辽沙,这父子四个一出场就活蹦乱跳的,连口中喷出的气息,都能感觉到。最后,是阿辽沙身上闪现的光泽,照亮了所有的人物。当然了,假如让昆德拉担纲这部小说的构思,最闪亮的那个形象应该是那个怀疑神明的无神论者伊万。父子四人之中,伊万显然最知识分子,会赢得屠格涅夫的好感,会让昆德拉喜欢得列为整部作品的第一主题,也会让伯林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一下摧毁东正教的希望。但陀思妥也夫斯基让他们全都失望透顶,把充满爱意的目光投向了那个如同梅什金一样不谙世事的阿辽沙。顺便说一句,这个故事要是交给肖洛霍夫讲说,肯定会把老大德米特里作出核心人物隆重推出。谁都料想不到,这个从刑场上逃生出来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这么的偏执,毫不犹豫地将光环投在了老幺身上。

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通常会在爱情叙事上见分晓。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情圣,涉笔爱情有时会像梵高一般的笨拙,但也如同梵高一般了无世俗趣味。《穷人》中的爱情故事,出手非凡,杰符施金爱得出人意料,并且那么的圣洁无瑕。相形之下,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男二女,爱得相当油滑,倘若将那个男主换作福柯,或者萨特,也不过如此罢了。难怪昆德拉喜欢将自己称作法国作家。当然,爱情叙事的把握难度,也不啻让昆德拉捉襟见肘,即便是三位顶级的犹太作家,茨威格、卡夫卡、普鲁斯特,也有些力不从心。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与其说是讲说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不如说是展示了男主如何被人家爱得死去活来。不能说茨威格在炫耀被爱的享受,但至少读不出男主有什么柔肠。卡夫卡对人类困境的揭示无疑极其深刻,但从来没有写出过像样的爱情故事。在生活中,卡夫卡两度拒绝与恋人的婚姻,说是不敢承担,骨子里却是不知道拿爱他的女人怎么办。当卡夫卡说出人类的最大毛病在于没有谦卑和没有耐心时,显然没有抬头看一眼天空,而只是俯首大地上的世俗世界。人类的最大毛病其实是缺乏怜悯,丧失慈悲。但这是要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光芒才能够有所领略的心胸,或者面对耶稣时才能幡然醒悟的觉知。相形之下,谦卑和耐心的有无,是在其次的品质。

图片《斯万的爱情》剧照


卡夫卡都没能拥有的心胸,在普鲁斯特当然更加不可能。马塞尔虽然有声有色地讲说了斯万的爱情,但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罢了。一旦让这位巴黎的犹太小少爷面对自己的爱情时,除了没完没了地把那个可怜的阿尔贝蒂娜作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者马塞尔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那付柔肠。马塞尔熟读的《圣经》是其中的《旧约》部分,相当于希伯来人的《塔纳赫》。那里面有上帝有十戒有先祖有列王,但就是没有男人如何爱一个女人的教诲。女人在亚伯拉罕那里,是与他的牛羊之类的财物并列的。换句话说,女人在犹太男人看来,是物,不是人。因此,马塞尔会有身处诺亚方舟的自我感觉,但不具备呵护关爱一个女人的柔软心肠。不知道这是不是犹太作家天生的短板,致使最顶级的这三位,都不曾写出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按说,不少法国作家都有点情圣的意思,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乔治桑,还是巴尔扎克、梅里美,司汤达,甚至通俗小说家大仲马小仲马父子,都不会在爱情叙事面前不知所措。偏偏比上述所有法国作家都更具叙事才华的普鲁斯特就是不知道让马塞尔如何与阿尔贝蒂娜相爱。就此而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情叙事即便在一众法国作家面前都毫不逊色,不说鹤立鸡群,至少别具一格。顺便说一下,陀思妥也夫斯基对法国文学一点不陌生,早年翻译过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说到爱情叙事,世人马上联想到的俄罗斯作家一般都不会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而是托尔斯泰。要读懂陀思妥也夫斯基确实不太容易,世人通常喜欢谈论托尔斯泰,仿佛他们都很懂托尔斯泰小说在写些什么一样。以前,中国人谈论托尔斯泰是跟那位政治狂人的一句话有关: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如今,轮到伯林谈论托尔斯泰,索性将他编派成了想做刺猬的狐狸。那么这只狐狸如何想做刺猬的呢?伯林胸有成竹地悄悄透露道:《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个彼埃尔,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听上去感觉像是托尔斯泰如同伯林潜入思想文化界一般潜入了自己的小说,很神秘,很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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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剧照

当然,在《战争与和平》的众多人物之中,确实有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但恰好不是彼埃尔,而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阿纳托利。这可能很出乎世人意料,即便托尔泰本人都有可能不曾细想过他与这两个人物的神秘关联。因为那是作者本人的下意识操作,就像赛场上的球员想也不想地将飞来的足球一脚射进球门,托尔斯泰想也不想地将自己分别显现在了安德烈和阿纳托利身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诚实。

在这两个托尔斯泰的分身之中,安德烈显然寄托了托尔斯泰之于崇高的向往,即便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托尔斯泰依然让安德烈看着天空,进行有关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而不是思念他的那个可爱的恋人娜塔莎。这并非托尔斯泰此时此刻丧失了诚实,而是他太过醉心于通过安德烈来升华他的灵魂。相比之下,托尔斯泰在涉笔阿纳托利时诚实得如同在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般。其实,阿纳托利不过是托尔斯泰年轻时代的一段荒唐人生罢了。许多后来成为严肃伟人的通常都有过那样的青葱岁月。当然,为了表示忏悔的虔诚,托尔斯泰假借阿纳托利和盘托出的青葱岁月写得有些刺眼,竟然勾引天真烂漫的娜塔莎。虽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将娜塔莎写成安德烈的灵魂伴侣,但那样的纯真也很让人心疼。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自己年轻时的反省有些不管不顾,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像阿纳托利那样勾引过娜塔莎式的少女,都毫不留情地写将出来。

小说写到这里,托尔斯泰面临着非常虐心的选择,是继续跨前一步还是稍稍退后一步:倘若阿纳托利的勾引成功,那么小说就会具有不无残酷的暗色调。阿纳托利的勾引一旦成功,接下去的小说叙事再怎么温情也不得不撕心裂肺。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退了一步,实在舍不得。与其说是舍不得让娜塔莎蒙尘,不如说是舍不得让阿纳托利得逞从而将自己的青葱岁月弄得太过烂污。就此而言,彼埃尔算是一个妥协,既是托尔斯泰不让阿纳托利走得太远的妥协。也是他不想让安德烈太过痛苦的一个妥协。他让彼埃尔将娜塔莎给救了。从这样的妥协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是,托尔斯泰并不怜爱娜塔莎,他可怜的是他自己。他既可怜阿纳托利太过分,又可怜安德烈走向死亡之际还要面对娜塔莎的无知和因为无知而导致的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托尔斯泰因此而有了一个心结:娜塔莎太无知。托尔斯泰虽然制止了一场悲剧,但悲剧的女主角却让托尔斯泰有些耿耿于怀。而这样的耿耿于怀,刚好就是下一部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的源起。

图片《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托尔斯泰虽然拯救了差点沦落的娜塔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原谅了这个无知少女。在这场诱惑中,托尔斯泰制止了阿纳托利,却并不怪罪这个花花公子。因为托尔斯泰是个极度自恋的男人,绝对不会为了这场流产的诱惑怪罪年轻时代的那个青葱自我,而将责任断然丢给了那个可怜的无知少女。为了让少女接受他认为应有的惩罚,首先让少女长大,并且嫁为人妇。这便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少妇形象的由来。因为少妇沦落通常可以归之于无知,但少妇堕落却是无庸置疑的放荡。不管在别人眼里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在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就要是惩罚一个邪恶的女人。所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托尔斯泰报复差点出轨的娜塔莎的一句恨恨不己的内心独白。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本是因为替娜塔莎背黑锅而产生的一个人设。

但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的可爱又恰好在于,一进入小说写作,便诚实得如同一个种地的农民,从来不向他的庄稼撒谎。不管他有多么憎恨安娜·卡列尼娜,但他的那支笔却极其忠实地跟着这个人物行走,既不夸张,也不抹黑。正因为如此的忠实于人物本身,故而在《战争与和平》里的阿纳托利相应地变身成了渥伦斯基,那个勾引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从纨绔军官升格为多情种子。

十分有趣的是,原本那位忠厚老实的彼埃尔莫名其妙地成了僵硬刻板的卡列宁。托尔斯泰似乎本能地感觉到,假设安娜与彼埃尔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出轨的可能性不太大。惟有碰到卡列宁那么无趣的丈夫,安娜才会断然离家出走。出于形象塑造的忠实,原先的惩罚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了同情。亦即是说,托尔斯泰被自己的叙事导引着,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暗自点头:安娜离开那个傻逼官僚还是情有可原的。托尔斯泰由此悄悄地用卡列宁报复了彼埃尔,当初把娜塔莎交以彼埃尔手里,再出于无奈,也并非心甘情愿。把傻乎乎的彼埃尔变成蠢乎乎的卡列宁,托尔斯泰忍不住窃笑不已。你小子竟然夺走了我的娜塔莎,那么好吧,我让你变成卡列宁,让那个长大了的娜塔莎抛弃你让你蒙羞。这,便是整个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之创作构思的来龙去脉。

当然,读者最难忘的安娜最后的自杀:我要在那个中点惩罚他!安娜盯着铁轨上开始滚动的车轮坚定地告诉自己。安娜不自杀是不可能的。首先,托尔斯泰不允许;其次,安娜自己更加不允许。托尔斯泰不允许是暗中的,安娜自己不允许是明摆着的。一个为了爱情而飞蛾扑火的女子,哪有最后一刻畏惧火焰的道理呢?托尔斯泰再忠实于自己的叙事,最后时刻还是情不自禁地轻轻推了安娜一把:跳下去吧,我可爱的娜塔莎,这不就是你当初想要的么?虽然托尔斯泰一开始并没有设计过安娜的自杀,因为他没想到安娜会自杀,但最后他发现安娜只剩下自杀的选择时,既有些意外,又不无惊喜:原来如此啊。

就托尔斯泰的创作初衷而言,这庶几便是大功告成:该惩罚的惩罚了,该报复的也报复了。但必须提醒读者的是,不要忘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很作很作的并且专作女人的男人。就女人的角度而言,无论是那个女人叫做娜塔莎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作到这种地步,理当满足。让她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托尔斯泰还不肯放手。安娜毫无悬念地自杀之后,托尔斯泰突然发现:良心,他的良心怎么办?就这么把安娜推下去给碾死了?托尔斯泰毕生追求道德自我完善,安娜的死,让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很不完善。他必须想出一个让自己完善的办法,于是就有了玛丝洛娃及其叫做《复活》的第三部长篇巨制。

一般的刑事犯罪是先奸后杀,但托尔斯泰不是罪犯,而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者,方式是先奸后悔:先把玛丝洛娃给奸污了,然后使劲忏悔。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先将自己置于有罪的境地,然后开始长长的自我忏悔历程。据说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即便没有原罪也要制造原罪。当然,基督本人从来不认同这种方式。但托尔斯泰喜欢。这种忏悔方式与托尔斯泰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向妻子提出要散尽家财赎罪的疯疯颠颠如出一辙。做托尔斯泰的妻子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满足他的许多种角色,一会儿贵族,一会儿纨绔,一会儿作家,一会儿又是追求道德自完善的圣人。而托尔斯泰又从来不把身边的女人当回事,一会儿想像被人家勾引,一会儿猜测有出轨嫌疑,一会儿又很不高尚地拒绝他那种捐献全部家产的圣人善举。当托尔斯泰的妻子苦口婆心地说明这一大家子也得活的道理时,托尔斯泰恨不得杀了这个他在眼里世俗透顶的女人。事实上,托尔斯泰也确实在中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中过了把杀妻的瘾。遗憾的是,世人只知托尔斯泰很高尚,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妻子活得多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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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得非常枯燥。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拙劣的构思,先做主人,对女仆随心所欲;再做忏悔者,像狗一样跟在被污辱的女仆后面各种屁颠。最后算不算得道成仙,读者也只能见仁见智了。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其实是自我作践。可以说他的小说成功就成功地作天作地的作劲上,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最后被他的作给败坏了。从托尔斯泰八十多高龄出走最后死在一个乡间小站上,似乎可以判定,他最后并没有得道成仙,至少他自己觉得并没有成道,否则没必要作到那种地步。比较可笑的是,后世的读者被他的这种作给感动得五体投地:原来作家是如此这般修炼的,托尔斯泰原来是如此的伟大。他的最后一幕,比他的小说还要高尚。然后有人反驳:哪里,他在《复活》里已经非常高尚了。另一个忍不住挺身而出:他的《战争与和平》是最伟大的小说;又一个补充道: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写出了最让人感动的爱情悲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面革命的镜子。

从娜塔莎到安娜再到玛丝洛娃,从阿纳托利到渥伦斯基再到聂赫留朵夫,从彼埃尔到卡列宁再汇集到聂赫留朵夫,这些人物仿佛轮回转世一般,在托尔斯泰小说里转来转去。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由四部长篇组成的超长篇小说,是专门写转世轮回的,其中数《春雪》最为著名。相比之下,三岛写的转世故事一点都不像转世,而托尔斯泰无意于转世故事,却把他的三部小说写得很像灵魂转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小说里,仿佛要了结什么,却又始终了结不了。

托尔斯泰隐藏在小说中的那个灵魂,最后有没有获得救赎,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自己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的,因为从小说里根本读不出来。但他折磨女人的本身却是一目了然的。那个可怜的娜塔莎一会不小心被勾引,一会痛苦地忏悔不已,好像比弥留之际的安德烈还要悲惨。安娜就不用说了,跳下去自尽都没能一了百了,还要被托尔斯泰转世成女仆玛丝洛娃。那个可怜的女仆即便逃到西伯利亚,还是逃不脱托尔斯泰的追寻。因为托尔斯泰不能没有这些女人,托尔斯泰需要进入天堂的拐杖,而他身边的女人也罢,他小说里的女人也罢,全都是他的拐杖。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他和拐杖之间的恩恩怨怨。至于被伯林断定为托尔斯泰本尊的那个彼埃尔,连根拐杖都算不上。总之,罪与罚也好,善良与邪恶也好,伟大与渺小也好,就如此这般地在托尔斯泰身上纠结着,既成全了他的小说,也满足了他的灵魂救赎。这是个既跟女人过不去,又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同时又是个从来不撒谎的作家,坦率到令人讨厌的地步。尤其是他在《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历史宗教或者道德之类的喃喃自语,可以悉数跳过,不必当真。(未完待续)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上篇参见: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相比于托尔斯泰的冗长拖沓,契诃夫简洁扼要得从来不曾写过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这个不写长篇的契诃夫像莫泊桑那样没有宏大叙事,且不说他的戏剧,即便是他那些与莫泊桑并驾齐驱的短制,也透着天际线般的辽阔。但这在以赛亚·伯林却是非常不爽的。伯林假借拉赫玛托娃的口向契诃夫发难,说是拉赫玛托娃从来不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晦涩灰色的一片污浊。且不说拉赫玛托娃的肤浅,有点像中国当代某些体制内的女作家或者女诗人,伯林之于契诃夫的这种贬损有如一个无知的街头小混混朝一代宗师身上扔垃圾。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别具一格在于,犀利的目光深深地隐藏在谦卑的叙事之中。倘若说莫泊桑短篇有着法国式的高傲,不是高傲在贵族身上,而是高傲在诸如市民、妓女之类普通人的勇气和骨气上;那么契诃夫短篇则有如一个名医给人间社会开出的诊断书,不仅针砭浊世,而且直抵人性深处。《变色龙》、《套中人》之类撕开的不啻是社会现象,更是人性的卑微真相。《苦闷》、《万卡》、《渴睡》那样的作品将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写到了力透纸背的地步,从而足以让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显得极其苍白。试想一下,在那个向马匹诉说苦闷的马夫、在那个寄信给乡下爷爷收的男孩、或者在那个为了睡上一小会索性掐死了摇篮里的小主人的小保姆面前,聂赫留朵夫的那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当然,更不算什么的是伯林的阴暗,那种根本不懂契诃夫小说却非要阴损一番的阴暗。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伯林读不懂契诃夫小说,才会假借拉赫玛托娃抹黑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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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契诃夫的戏剧,假若伯林还有点常识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那是在欧美学府的戏剧系里当作教材的经典。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海鸥》,几乎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尼金》的别一种写法。同样的花花公子,在普希金笔最后收获的是失落,在契诃夫戏剧里得到的是自我惩罚。契诃夫的《樱桃园》更是戏剧史上永恒的经典,直到上个世纪,还有日本影人将此作为模本拍摄影片。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揭示出来的那种没落,契诃夫以一部四幕剧呈现得干净利索。我曾经这么说过,在俄国作家当中,惟有契诃夫同时兼具《红楼梦》里的恢宏和细腻。契诃夫戏剧舞台上的景深,与契诃夫的目光一样深邃而清澈。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小说戏剧中的冷静和理性会有碍其审美高度,恰恰相反,提升了他的审美起点。我猜想,假如康德也写小说戏剧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契诃夫这样的。最后,结论性的说一句:契诃夫是俄国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共同构成了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三棱镜。

由此反观拉赫玛托娃,不过一点小怨恨而已。其诗歌才华是有一些的,但并不如何出众。我比较看重的白银时代女诗人,是茨维塔耶娃。一个足以与伍尔芙比肩的前苏联女文学家。茨维塔耶娃在游历欧洲时交往的是才华盖世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纯粹就诗歌审美而言,里尔克的诗歌在他的时代首屈一指;只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更加让我感到震撼。这可能跟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相近的缘故。读里尔克是有距离的审美,而读茨维塔耶娃是无法抗拒的共鸣。当然,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茨维塔耶娃,都是伯林所读不懂的。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根本不具备读懂这类诗歌的审美能力。

伯林的本事是把帕斯捷尔纳克捧上天,从而藉此攻击犹太锡安主义者们极其痛恨的索尔仁尼琴。按说,这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都是因为发出了与苏联主流文学完全不同的声音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奖,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获奖;前者迫于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后者因为被苏联当局驱逐在外流亡而得以出现在瑞典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伯林的独具只眼在于,他看中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犹太人出身,同时又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于是,他一面拔高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政治性,一面贬低索尔仁尼琴说: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声音。为了打击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民族立场,伯林进一步攻讦道:我看他(索尔仁尼琴)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

伯林对俄国作家最恶毒的攻击就是不是知识分子,听上去仿佛是在谈论一群野蛮人似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伯林踢出知识分子属性的原因又不外乎这两位作家持基督教立场,有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伯林这种爱憎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更是犹太锡安主义的。陀思妥也夫斯也罢,索尔仁尼琴也罢,是不是知识分子根本轮不到伯林评判。更不用说这两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属性。倘若纯粹以作品而论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虽然悲怆,但比之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无疑薄脆一些。帕斯捷尔纳克出示的是狂风中的一片落叶,而索尔仁尼琴的手笔却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但这不是伯林关注的要点。伯林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非但不是犹太人,还有着与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定的东正教立场,并且还非常热爱俄罗斯民族。伯林的这种目光背后意味着的是,索尔仁尼琴在犹太锡安主义者那里很不受欢迎。而事实上,这位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在犹太人当道的美国确实备受冷落。没有学府聘请他任教,没有好莱坞导演上门改编他的作品。与《日瓦格医生》早早地被搬上好莱坞银幕相反,《古拉格群岛》问世之后在好莱坞始终无人问津。好在这伤害不了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就像他的前辈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强,在流亡期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的巨制《红轮》,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震撼的旷世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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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不仅在流亡期间有如一尊巨石般如如不动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苏联解体之后回到故国,依然倔强如故。按理说,解体了苏联的叶里钦,理当获得这位流亡作家的敬意,不料,他竟然拒绝了叶里钦发给他的大奖。因为他不满叶里钦与一众金融寡头沆瀣一气。当初出于无奈与寡头们结盟的叶里钦自知理屈,非但不加计较,反而盛赞如斯:“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叶里钦亲手提拔的俄罗斯新主普京,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傲气所在,不动声色地私下登门造访。叶里钦谢世后,普京主持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东正教葬礼。这既是向叶里钦的致敬,也是向索尔仁尼琴的暗表寸心。此后,普京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逐个清除了在前苏联解体之际崛起的那七大金融寡头,其中六个是拥有犹太背景的财团。这当然让犹太锡安主义者恨之入骨,同时也佐证了伯林为何对索尔仁尼琴那么咬牙切齿的缘由所在。叶里钦、普京、索尔仁尼琴,在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这两大认同上完全一致,只是当初叶里钦被迫权宜一下,普京没有那样的尴尬从而得以大刀阔斧,而这两位领袖背后站着的那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秘密,而是三位俄罗斯强者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呈示出的,是一个被深深伤害过的民族群体的同仇敌忾。

是的。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曾经深受犹太锡安主义的伤害,被***主义蹂躏过、被一九一七践踏过,他们怎么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叶里钦为什么为被布尔什维克歹徒灭门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公开平反?普京为什么那么痛恨一九一七?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要拼着老命完成《红轮》巨作的书写?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就是伯林为何那么贬损索尔仁尼琴秘密所在,也是由犹太财团操控的美国学府、媒体、好莱坞全都不待见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由此再反观美国大选之际,学府、媒体、好莱坞各色戏子们给善良的民众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可一目了然。***主义,白左的政治正确,几乎全都是当年一九一七的残羹冷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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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之间,并没有必要分出高低。经由大卫·里恩的执导,《日瓦格医生》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这部电影按照伯林的说法,应该是很知识分子的。里面充满了幽幽怨怨的小情调,小伤感,非常符合欧美学府里六、七十年代那些男女大学生的审美口味。当然,现在的欧美学府,情形不同了,被洗脑的大学生们全都转成重口味。倘若伯林要是活到现在,那么他忽悠那些傻白甜学生的腔调可能会改为故作神秘:你们仔细看看,奥巴马的老婆像不像个男人?你们有这么前卫么?

不管怎么说,犹太锡安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小看的,他们先后摧毁了世界上最大或者最强的国家,先是俄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意大利,最后轮到美国,轮到整个欧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话题。伯林在这个大话题里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俄罗斯,所以继续说一下犹太锡安主义者与前苏联的恩恩怨怨。

尽管整个一场一九一七是犹太锡安主义者的胜利,但也并非完全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托洛斯基当然是他们资助的,通过在纽约的财团资助,故而是他们的人;但列宁拿的是德国人的钱,弄不清是不是在德国的犹太财团的钱,也可能是德国皇帝那里的经费。好在不管怎么说吧,列宁与托洛斯基还是合作得相当愉快。当初,列宁赶到彼得堡时,暴动已然得手,全程由托洛斯基指挥。于是,彼此间有了谁做老大的问题。在那部托洛斯基的传记片里,两人僵持了一会,最后列宁提醒对方:你毕竟是个犹太人哪。托洛斯基立马清醒,一个犹太人怎么能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这就好比不管犹太财团如何牢牢地操控着美国,但要让一个犹太人当选美国总统似乎还不太可能。最后,托洛斯基让步了。老大老二的座位商定,两人配合默契。结果,他们共同发现,斯大林是个不和谐音。这家伙强盗出身,抢了钱之后投资革命。斯大林可说是俄罗斯版的东北虎,只是中国的东北虎抢钱没有投资革命的意思。由此可见,一九一七中的三个头领,三处财源。有钱才能有个性。斯大林的个性就是这么呈示出来的。用伯林的标准来衡量,斯大林显然很不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是个根本不讲游戏规则的人。虽然一样的抢劫,但托洛斯基和列宁达成协议之后就会遵守到底,但斯大林不承担这类义务。列宁一死,斯大林便开始了老大之位的争夺战。托洛斯基在这场夺位之中败北,被杀。斯大林与犹太锡安主义者之间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因此,伯林谈论起一九一七,眉飞色舞;但一说到斯大林时,马上恨恨地痛斥:铁幕!这可能也是所谓冷战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太锡安主义者认同一九一七,但不认同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他们拍手称快。尽管他们曾经在二战中支持过斯大林,借斯大林之手击败了希特勒,但他们始终不会忘记是斯大林除掉了托洛斯基。利害关系驱使下的政治,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并没那么深奥。

深奥的是对俄罗斯文化的解读。我所看到的比较有深度的解读,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的谈论俄国文化。他认为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后的西风东渐,在俄国形成了一种伪型文化。他以此区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前者是莫斯科城里崇尚法国文化的贵族阶层,后者是莫斯科城外那片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文景观(笔者按:尽管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家世也是贵族渊源);故而,托尔斯泰呈现的是俄国接受西方影响之后的伪型文化,而陀思妥也夫斯基直接代表了俄罗斯那片辽阔的土地。大意如此。相比斯宾格勒的洞察,伯林的肤浅一目了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与否,还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全都是一种犹太式的小聪明小把戏。在文化与知识之间,文化是本然的,首要的,而所谓知识,只是对文化的解读。知识是一种习得一种积累,一种头脑的用功,知识本身创造不了文化。相反,因为文化的存在,才使知识成为可能。

在文化的呈示上,文学作品是最容易见出深浅的。虽然不必用高低评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但是《日瓦格医生》里的爱情故事,并不比茨威格笔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富感染力。我前面说过,犹太作家最致命的短板便是,一写到爱情便生硬,不知道该拿爱情怎么办。尽管改编的影片大导使尽浑身解数渲染其中的爱情元素,但最后让人感觉到的是,那个拉娜,当初真不该爱上医生男主。就此而言,卡夫卡还真是明智,一再拒绝与未婚妻走进婚姻殿堂。那个日瓦格医生在爱情面前,与卡夫卡的不知所措可谓大同小异,只是缺少卡夫卡的明智而已。当然,相比于脏兮兮的伯林,日瓦格医生再失败也是干净的。

伯林骨子里是一个变身了的威尼斯商人。或者换句话说,倘若莎士比亚舞台上的那个威尼斯商人摇身一变成了牛津学者的话,那么应该就是伯林这样的。正如伯林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作家,伯林同样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思想家。伯林极力推崇的俄国思想家是赫尔岑。伯林称赞赫尔岑的自传《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乃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伯林在另一处又强调:赫尔岑是真正的思想家,他也许是那些最早受浪漫主义理论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考虑到伯林的称赞就像他的贬损一样,是极其廉价的毫无参考价值的,故而不想在此多费口舌。我想说的只是,虽然赫尔岑是个在俄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痕迹的思想家,但并非是俄罗斯灵魂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往事与随想》涉及到诸多名人,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俄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并且又掺入自己的私人生活,颇有与历史同在的自我感觉。但假如将赫尔岑的这部被伯林捧上天的自传去掉,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一点不受影响。相反,对于一部俄国思想史来说,有些思想家是绝不能缺席的,比如恰达耶夫,或者别尔嘉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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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显然是任何一个俄国思想家在论说俄国思想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名字,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经有说,别尔嘉耶夫的著述更是将恰达耶夫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家细细品味。按说,恰达耶夫并没有留下什么煌煌巨著,其传世作品是由八封书信组成的《哲学书简》。但正是这些哲学书简之于俄国思想史,有如老子《道德经》之于中国哲学史一样的经典。因为这些书简里透出的是整个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底蕴,从而构筑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基石,有如南美的文明遗迹普玛彭古那般壮观。随便摘录几句,都能感受到那样的大气磅礴。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

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立刻想到的是基督。是的,基督,不是基督教。因为这里的表述只消将祖国改作基督教,将真理改作基督,个中奥义,一目了然。正如恰达耶夫将祖国和真理区分得清清楚楚,基督也在他的自传里将基督和基督教划分得明明白白。英雄热爱祖国,但智者或者圣人热爱的是真理是整个人类。所谓思想的高度,其实就这么简明扼要,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的唠劳叨叨。

恰达耶夫能够将真理表述得如此简要,并非因为他如何的渊博,如何的贵族,如何的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身陷与基督同样的境地,而是因为他有着与基督同样的洞若观火。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基督本身的精神光泽。普希金在那首著名的《致恰达耶夫》诗作中,曾将恰达耶夫比作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的先知。其实,《哲学书简》唤醒的岂止只是俄罗斯人,这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源泉。当然,由于恰达耶夫的十二月党人背景,其思想毋庸置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要不然普希金就不会在那首写给他的诗歌里聚焦于恰达耶夫在精神上之于专制政治的摧毁性。倘若可以作个比喻的话,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相当于美国立国者们的《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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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

就俄国思想史而言,从恰达耶夫一下子跳到别尔嘉耶夫显然跨度太大。但从精神承继的脉胳上,却并不如何突兀。相比于恰达耶夫的纯粹,别尔嘉耶夫的涉猎相当广泛,甚至还曾经接受过***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仅就精神渊源而言,别尔嘉耶夫不仅是恰达耶夫的承继者,同时也是诸如谢林那类德国思想家的发扬光大者。须知,别尔嘉耶夫对德国古典哲学一点不陌生,十四岁就读过康德、叔本华、黑格尔。

正是如此深湛的功底,别尔嘉耶夫在流亡期间的著述,起点很高。《自由的哲学》马上会让人联想到谢林的绝对自我,《人的奴役与自由》似乎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宛如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的续作,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美是自由的呼吸》,一看便知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纵深一跃!并且还表达得如此诗意盎然!康德美学旨在美的非功利和无目的,应该是相当浪漫了,浪漫得让伯林那样的混混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别尔嘉耶夫的美学更上一层楼,直接将美定义为自由的呼吸。仅此一句,便足以点亮一颗颗沉睡的灵魂。祖国沉睡不沉睡其实没什么要紧,该天亮时自然就天亮了,俄国经历了七十多年的苦难终于走出黑幕;关键在于灵魂的沉睡,是很难唤醒的。而灵魂的醒悟与否,审美是至关重要的激发契机。这一句美是自由的呼吸,能让多少沉睡的灵魂感受到当头棒喝那样的激励呀!因为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呼吸,美与生命相关,是生命的自我生长,自我扬升。正如恰达耶夫将真理置于祖国之上,别尔嘉耶夫将美交付给了自由的呼吸。俄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就是这样呈现的。

恰达耶夫对应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别尔嘉耶夫对应的白银时代,以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大批诗人为代表。与白银时代对应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是舍斯托夫,跟别尔嘉耶夫一样,后来也成了流亡者。伯林用赫尔岑贬低恰达耶夫,又以褒扬舍斯托夫来诋毁别尔嘉耶夫。他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褒贬这两位俄国哲学家:

我钦佩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很聪明,他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起源以及俄国思想家的观点是很精明的,但是,到他写自己的神学著作时,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对神学没有兴趣。舍斯托夫则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家,不受哲学教条的束缚。他敏感、宽容,有深刻的哲学见解。首要的是,他不夸大其辞。——《以赛亚·伯林对话录》

伯林不提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功底,反而攻击其神学著作,这就好比别尔嘉耶棋艺精湛伯林却说他篮球打得很糟糕;伯林不说别尔嘉耶夫与恰达耶夫之间的精神承继,而是很含糊的说别尔嘉耶夫写共产主义起源之类,那无非是在暗示别尔嘉耶夫早年的***主义信仰罢了,且说得云遮雾障,还以精明加以形容。但说到舍斯托夫,伯林马上提起精神了:又是表示钦佩,又是称赞其不受教条束缚,又是敏感,又是宽容,还要加上深刻。世人根本无法从伯林的这种故作高深的赞辞中感受到他所称赞的舍斯托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伯林非常喜欢那个人而已。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的喜欢吗?还是一个牛津学者对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同情?抑或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对一个俄国存在主义者的惺惺相惜?不知道。关于舍斯托夫的信息,能够从伯林那里得到的,只有这些个形容词。


平心而论,倘若说克尔凯郭尔深刻,那是成立的。因为那位丹麦哲学家将谢林的绝对自我归结为人的宗教性,亦即他认为人的存在在感性层面、理性层面之外的第三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对自我的这种认知,与中国先秦哲学家杨朱的贵己相近。当然,就西方哲学渊源而言,这是继谢林之后对康德哲学的再一次补充。

我在论说康德哲学时,特别提出己在的范畴,对应于康德的感性和理性。这其实也就是谢林所说的绝对自我。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古典哲学界碑,从谢林的绝对自我,既可以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此在、存在,也可以走向克尔凯郭尔的本真的存在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但是,舍斯托夫虽然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但他并没有弄清楚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在其著述中显得相当混乱。比如,将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比对,还算是差强人意,将克尔凯郭尔与路德相连接,就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脑回路了。因为将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回到一己的个人,还必须回到基督本身才能成为可能。而回到基督本身,又恰恰是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至于他的将黑格尔与约伯放到一起,更是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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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


总之,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是在《旧约》范围里的转辗反侧,从来不曾向基督走近过哪怕是半步。这是舍斯托夫的局限,也是伯林为何盛赞他的缘由所在,用伯林的说法叫做,舍斯托夫没有改宗。也就是说,舍斯托夫再流亡,也没有向基督致敬,而只是困扰于约伯的天平,叫做《在约伯的天平上》。然而,想要真正读懂约伯,必须读懂耶和华。这又是没有改宗的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基督像一盏灯,原本是照亮希伯来民族、照亮那个黑漆漆的旧约之地的,结果被扑灭了。没有基督之灯,在旷野里呼告个什么呀?没有基督之灯,又如何平衡约伯的天平?舍斯托夫再克尔凯郭尔,也无法在克尔凯郭尔的立足点上向迈前一步。因为回到一己的个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基督之爱,没有基督之爱的个人,不过一张枯叶而已。克尔凯郭尔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下一步,故而将人的存在从感性、理性走向宗教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宗教性?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弄明白。这可能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尼采嚷嚷着上帝已死,并且将矛头指向基督,这给整个西方哲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到今天才开始为人们有所觉察。

又正是因为舍斯托夫于基督完全茫然,所以他会在提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既有天然的视力,又有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他说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然形态,自明;而超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舍斯托夫这番话乍看起来很精彩,仔细一品,不对呀,什么叫做天使赋予他超天然视力?哪个天使?不就是基督么?舍斯托夫极其顽固的犹太立场,使得他就是不肯道出基督之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而以天使含糊之。同样,他说到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面对审判时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的活着。舍斯托夫察觉到了托尔斯泰的自我救赎意愿是如何的强烈,但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世人为什么会行尸走肉地活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旷野呼告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有个天平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耶和华罩着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获得上帝选民的资格么?不是的,都不是的。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

人之为人,并非做生意如何精明,亦非懂得用什么手段控制他人甚至控制人类,而在于有没有爱的心肠。这是基督当年想要告诉他的希伯来同胞的,结果却被他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假如舍斯托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极其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用煌煌巨著来写清楚的道理,那么他的旷野呼告就会转化成内心低语,他那个约伯的天平也会因为爱而获得平衡。但是,假如舍斯托夫如此这般地醒悟过来,一定不会得到伯林的半句褒扬,只会得到伯林那句恶狠狠的盖棺定论:不是个知识分子。

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曾经如此感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倘若恰达耶夫能够活到今天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类的世界性教育,也没有什么西方的传统或者东方的传统。无论是佛陀的慈悲、是苏格拉底的关爱还是基督的大爱无疆,都是不需要传统的,也是不需要世界性的教育来呈示的。尤其是当今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已经被所谓世界性教育弄得疲惫不堪。所谓教育,与人的存在一样,是无法普世的,只能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这就好比人的生理发育和物理成长,通常是缺什么补什么。伯林这样的犹太锡安主义者缺的是爱,是单纯,是朴实,要是能够减少点心机,去掉些狂妄,就已经算是朝身心健康迈出一步了。不管四处风光的伯林与流亡巴黎的舍斯托夫其人生其著述有多少不同,但他们头顶上那块犹太人的天花板却是一样的:坚决不认基督。

有关伯林之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哲学的种种攻讦,就先说到这里。伯林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但他所涉及的话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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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听众提问

提问一:伯林这样的现象在犹太学者当中很普遍么?

回答:不算普遍。伯林跟其他犹太学者,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等等,完全不一样。那些犹太学者不是锡安主义者,除了自己做学问和写作,没有对其他民族抱有什么邪恶念头。所以我说伯林是像钱壮飞、郭汝槐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起潘汉年,伯林玩得转的多了。潘汉年只有上海这个小舞台,伯林玩的是国际大舞台,伦敦、巴黎、华盛顿、以色列、耶路撒冷,到处飞到处演讲,谍影重重。可悲的是国内的知识界,竟然无知到了把他捧成一个大思想家的程度。

提问二: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憎恶是本能的么?

回答:应该说,既有犹太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也有本能的反感,还有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伯林不明白的是,牛津大学里一百个文学教授也抵不过一个陀思妥也夫斯基。

曾经有采访者问伯林:《白痴》里面的梅公爵和《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彼埃尔是否有相似之处?他回答说,两个人不一样。他接着就把梅公爵贬损了一通。他认为梅公爵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的,然后用反讽的口吻说是文学作品中的基督化身。你们要注意,在柏林嘴里的基督,都是讽刺的。犹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受基督,更何况犹太锡安主义者?伯林不会对基督有好话,他骨子里对基督很反感。他在说梅公爵是基督化身之后,强调梅公爵什么都不懂。然后故作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会活在世界上呢?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伯林的用词很狡猾,不直指基督,而是以怀疑基督化身的方式暗示基督那样的人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梅公爵这样的人,且不说是否基督化身,即便在中国小说里面都有,比如贾宝玉。这类文学人物确实是作为审美的符号存在那里的。但审美难道是子虚乌有的?我本来要写一篇有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专论,一直没时间。伯林的这番攻击,反倒让我觉得有必要将梅公爵与贾宝玉作个比较。

我在《20世纪西方文化风景》里面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托尔斯泰结束的地方开始的,虽然从两者的在世时间上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托尔斯泰在后。陀思妥也夫斯的写作是以《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作品填底的,他在刑场上的生死体验,几乎成了小说创作的心理前提,所以要比托尔斯泰深刻多了。这种深度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有几个作家经历过刑场体验?因此,是不是知识分子又有什么重要了?那个被伯林称作知识分子的屠格涅夫,虽然文笔很漂亮,但是其审美的高度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托尔斯泰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深度。但是,这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里面最难谈论的人,也可以说是俄国文学最容易谈论的人,几乎什么人都在谈,研究的不研究的都在谈,大众读物一样,很多人都在谈。只是很少看到有人谈到点子上。伯林更不靠谱。此人没有写过诗歌、小说,毫无文学创作经历,文学审美能力很差。但他却能够混媒体,混大众文化,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中国学界也有不少这类混子。

就小说审美而言,同样作为犹太学者,伯林跟哈罗德·布鲁姆根本没得比。布鲁姆不是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所以有一些正常的审美感觉。比如他谈到乔伊斯的时候,就能读懂一半《尤里西斯》。这部小说里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斯蒂芬,乔伊斯的自我投影;一个是波弟·布鲁姆,都柏林城里的犹太老头。哈罗德·布鲁姆没有读懂斯蒂芬,但他读懂了那个犹太老头。非常有意思。我在论乔伊斯的那部著述里专门谈论过。你们有空可以参看一下。

          (全文完)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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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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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 满纸荒唐见人心
王鼎钧 友朋说 2022-08-30 14:52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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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共4919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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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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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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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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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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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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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于以“客观”之名为奸臣反贼翻案?


O许石林


在“深圳文艺评论家群”见到一篇推介新书的公号文:《蔡京XX》客观描述历史人物真实面目。一本写宋代大奸相蔡京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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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奸相蔡京】


其文曰——
“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接近蔡京历史真面貌的作品,也是研究蔡京著作中将史料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得最好的书!”身居莆田,研究“三蔡”(蔡襄、蔡京、蔡卞)长达20年有余的郑某某教授说。
“本书作者写蔡京,有褒有贬,功罪交织。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二是正史总是把朝代兴盛功劳全记在皇帝身上,比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而把政权没落的罪过,全推给奸臣。而本书作者写蔡京,客观剖析上下各自的责任,是全新的创作思维。三是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多角度分析,多引用名家见解,这使得《蔡京XX》更客观可信,也更有价值。”


既然作者以“客观”标榜,三蔡眼前居然为亦推其“最客观”,那么在我“主观”看来,本书最大的弊病和危害正在于如上所言。


盖自古无奸不才,大奸大才。后世读书人,发言为文,褒忠贬奸即可,以考索为名,矫诬前贤以逞己之私,混淆是非,是为宋人所戒“以学问杀天下后世”也。


近来又频见书法界公号力推蔡京书法,其配文也千篇一律,无非蔡京是有才的,不能以其奸恶而无视其书法之才云云。
书法虽小道,然而此说既出,后生凡有所沾染,根基浅薄者其性本轻易,观此遂弃大伦而抱残碎,心志为之动摇游移。是亦为标榜客观之学问所杀之人也。


今人论学撰文,好标榜客观、理性、全面、辩证诸如此类。
其实,所有以尊重事实、多角度、客观、一分为二等等自诩标榜者,最终只有粉饰奸恶、曲护罪人而已。
使忠奸并立而格之以现代学术,结果必使奸恶凌越忠善之上,最终弃忠而立奸,其所谓客观者,必沦为为奸恶张目而已。故古人品人论事,必执一端推至极而道之,肝胆与贤者同,绝无今之高高在上、骄吝必呈之所谓客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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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不客观是个伪命题,凡标榜客观者,必是伪学。
古人只戒人“绝四”。而人分差等,难以绝尽之。诗旨“思无邪”而已,又岂能人皆无邪?故读书、言语、为文,意务立于诚,辞必尽乎达。述而为尚,作而慎之。不似今人,自诩客观,尽诬前人,其心可诛。


实际上,宋之奸臣如丁谓、蔡京、秦桧等,煌煌史书固彰灼其奸,申明其恶,而其人之才之言之善,亦显见于史籍,非尽为抹杀掩蔽。即如五代冯道,依阿诡随,败坏士风,由此不齿于欧阳修,而王荆公、富郑公不弃其善。这正是历史文献之“客观”,不以人废其事、废其功、废其言。孟子所云尽信则无之。正是学问文章瑰宝。非今人诬妄偷私之心逞翻案意志以为学术创见云云。


我所喜读且以为有益于后生晚辈者,类明倪元璐《题元祐党籍碑》之文,“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而不福君子。”——其言如长空雷电,震人魂魄。


读书人当为贤者讳其短,为奸者讳其所长。如此,以我之“主观”而论蔡京之书,其奸恶亦显纷披于楮墨之外,今浅薄者以为奇异而亲近推崇乃至夸张褒扬,此孔子所云“索隐行怪”也,即之者固不祥,模拟者致灾殃。
 楼主| 发表于 2022-9-14 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 | 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用一个世纪换天下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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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她将自己全身心托付给了中国教育,她就是杭州学军中学的老校长——俞芳。
      
1911年7月,俞芳出生在浙江绍兴。她的父亲俞英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蔡元培等人相熟,早年更是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裘士雄、娄国忠编著的《绍兴六百师爷》中,俞英崖占据一席。

机缘巧合下,她成为鲁迅“小友”
        
俞芳童年丧母,1919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姐姐俞芬带着她和妹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正是此时,她们幸运地成为鲁迅先生的邻居和“小友”。

俞芳的大姐俞芬经绍兴同学许羡苏介绍,与鲁迅母亲鲁瑞认识。鲁老太太从绍兴到北京,认识的人少,很寂寞。在北京听到俞芬姐妹的乡音后,非常高兴,两家经常走动。

在电视或课本中,鲁迅留给我们的印象,始终很严肃的。但在邻居和小友俞芳眼中,鲁迅却是一个非常平和友爱的人。俞芳所著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后,送给我和我妹妹每人一盆积木,那时这种玩具很少,几乎没见过,我们两姐妹乐坏了,马上就比着搭起来,鲁迅也参加了进来。”

收藏人物 | 她是鲁迅小友、金庸恩师,用一个世纪换天下桃李!
在平常人眼里,鲁迅形象严肃,但俞芳先生却觉得他是一个亲切友爱的长辈

“与鲁迅熟悉后,我们之间变得无拘无束,鲁迅戏称我为‘野猪’(我生肖属猪),叫我妹妹‘野牛’(她生肖属牛)。我们两个也‘群起而攻之’,叫鲁迅‘野蛇’(他生肖属蛇)。对此,鲁迅并没生气,反而还笑着问:‘蛇也有野的吗?’”“那段时间,鲁迅比较重视体育锻炼,曾多次教我和妹妹做体操。鲁迅不但喜欢和小孩相处,而且还是位很善良、很知心的朋友。”“我们三姐妹都爱吃甜点心,这也正对鲁迅的胃口。因此,鲁迅每次捎回点心总有两份: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我们三姐妹。”

可见,鲁迅把俞芳姐妹当成自己的小友,在她们面前,鲁迅的童心完全释放。可惜,鲁迅在砖塔胡同61号只待了9个月就搬离了。此后,俞芳一直“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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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子周海婴偕夫人马新云看望俞芳先生

退休后,俞芳先生开始从事鲁迅研究,著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教育思想与实践》等。鲁迅先生一家几代人都惦记着俞芳老师。鲁迅儿子周海婴、儿媳马新云多次到杭州探望俞芳,孙子周令飞在2010年10月俞芳百岁诞辰时,也到杭州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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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先生(右)亲手切开百岁生日蛋糕,中为鲁迅长孙周令飞,左为学军老校长任继长

她成了让金庸先生最难忘的恩师

   
1935年,俞芳从北师大数学系结业后任教于杭州市立低级中学、嘉兴低级中学,教数学兼体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七所省立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炮火硝烟中,俞芳老师随学校内迁,辗转碧湖镇、福建省平田、广西桂林,直到重庆。1947年,联合中学才迁回嘉兴。

那个特殊年代生活的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寺庙当校舍,茅屋当教室,师生流离失所,连基本的吃饱穿暖都难以保证。早饭常常是很稀的稀饭,有几个豆子当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学生衣被单薄,即使冬天穿的都仍是草鞋,甚至身上生满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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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湖联初”校舍主要是借用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堂。叶家祠堂前面有小块空地,联初为师生用水便利,在这里新凿一水井,井栏上刻有“一九三八年联初建”字样,至今水井尚存,字迹清晰可见。

   
在俞芳先生的回忆里,在“碧湖联初”她晚上批作业时用的是浙西南一带用几根灯草作为灯芯的民间菜油灯。她常常给学生烧开水来烫衣被上的虱子,有时还要替痒得难熬的学生抓虱子。

有一位当年在“碧湖联初”读书的女生,名叫管慧英,她脚患末梢神经炎,疼痛难忍,慈母般的俞芳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替她按摩。有位学生,家庭经济很困难,交不出饭钱,没饭吃,俞芳知道后,就给他交了饭费。

在这种环境下教书,俞芳仍极其敬业,极其认真。在那备尝艰辛的流浪岁月里,她爱生如子,跟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建立了异常深厚的师生情。

而非常凑巧的是,俞芳先生在这时成为了金庸先生的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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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中学时期的同学录
        
金庸先生对俞芳先生十分尊重,每次到杭州必前去探望。按照金大师的说法,他在武侠小说上能取得如此成就,或多或少跟俞老师的教育有关系。  
   
金庸先生回忆在“碧湖联初”读书时的日子,说:1937年,他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因日寇来犯,嘉兴中学先迁嘉兴市秀洲区西部新塍镇上课,次迁到杭州市临安县于潜镇乡间上课,再迁丽水县碧湖镇成立联合中学。而对于俞芳的师恩,更是让他难忘,还曾专门撰文祝贺恩师从教六十周年: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应当是她做老师的第三年。我虽不是她做老师最早的学生,应该算得是最早的学生之一了。俞老师先教我们代数,来教几何。她并不严厉,但也决不宽松。我心里很敬仰她,希望得到她的欢心,所以学得很用心,几何的成绩也很好。
    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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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与恩师俞芳先生合影(1982年)
       此外,金庸先生还在俞芳百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绝以铭感俞芳先生的大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余少年时于嘉兴碧湖学数学于俞芳老师门下,
今当老师初度百岁寿诞,谨誌数语以誌老师大恩也。
受业门生  金庸  谨书


晚年时光她爱“四人作业”更爱多动脑        

解放后,俞芳出任湖州中学副校长,1954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杭州大学)数学系教师,五年后,任杭州大学附属中学(后改名杭州学军中学)副校长,直到1975年告别讲台。     她退休后,有一次媒体来到她家中采访。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徐小翔回忆说,白叟思维活跃,侃侃而谈。俞芳先生老来喜好搓麻将,她说年纪越大就更要多动脑子,便时不时“下战书”约上“学生”伴她做“四人作业”。“学生”中有俞芳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保姆,她的家中总是欢声一片。此外,早晨浏览是天天的必修课,闲下来,她常常拿着放大镜,认真地浏览4份本地报纸。采访结束临别时,俞老执意要送记者一行到楼梯口,并目送大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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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四人作业”的俞芳先生      
无独有偶,丽水学院中文系教授李丹在俞芳老师102岁时也曾上门拜访。在告辞时,俞老依然坚持拄着拐杖将他们送出门。据熟悉俞芳先生的学军中学退休老师黄洵燕解释,这是俞老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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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岁的俞芳先生为《润物细无声》一书题词
  

从1911年到2012年,俞芳先生102载的生命连接了世纪的两端,从旧社会,跨入新世纪。人与人之间,都是匆匆过客。在这世间,她的出现,给别人带来无限的美好。
            
怎样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在俞老百岁华诞时,白发苍苍的她用自己的经验勉励后辈:“教师的工作是培养人的工作。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心和人格,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特长,加以鼓励和培养……教师必须十分注意自己各方面的修养,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这便是俞芳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楼主| 发表于 2022-9-17 01: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22-9-23 10:30 编辑

《倪学》倪匡创作五十年第九话:科幻小说
原创龙俊荣倪学研究同学会2022-09-1600:19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编:施仁毅,撰文︰龙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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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学——卫斯理五十周年纪念集》,施仁毅主编,王君儒、王铮、紫戒、

叶李华、董凤卫、甄伟健、龙俊荣、谭剑合着,香港丰林文化出版)


我续写了一段时间后司马翎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改了个叫「岳川」的笔名开始写,仍是三元一千字,一天两千字,最早连载的武侠小说叫《七宝双英传》。那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联络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那是一九六○年。《明报》是一九五九年创刊的,一九五九年的五月二十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我刚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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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小说《七宝双英传》,内地盗版作者署名梁羽生)



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金庸给我十元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元稿费,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元面额俗称「大牛」的钞票,和老婆二人拿着那张大钞笑了老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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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小说《南明潜龙传》,金庸题写书名)


我和老婆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那大牛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元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元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元。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

后来我又写了不少惊险小说,代表作是《女黑侠木兰花》,「环球出版社」的老板罗斌找我,在他的《武侠世界》杂志上连载。当时我已在替罗斌的《新报》写武侠小说。罗斌找我写武侠小说,比金庸还早,「倪匡」的笔名,最先也是在《新报》中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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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黑侠木兰花第一集《巧夺死光表》)


有人说我写《女黑侠木兰花》的灵感是来自之前在《武侠世界》上所连载小平的《女飞贼黄莺》,那并非事实。当初构思《木兰花》的时候,正是占士邦﹝JamesBond,或译作詹姆斯‧庞德﹞电影初兴、迅即轰动世界之际,所以应该说木兰花是一个「女占士邦式的人物」。《女黑侠木兰花》的故事后来还拍成几部电影,由曾江、雪妮和罗爱嫦主演。

当时我写的故事中,已夹杂不少相当科幻的元素,如微型通讯器、超级武器等等,不过正式写所谓「科幻小说」,是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年间的事。当时我在《明报》已经有两篇武侠小说的连载,分别以「岳川」和「倪匡」或「倪聪」作笔名,金庸叫我化名多写一篇,我说:「难道又是武侠小说吗?」那岂非是自己跟自己打对台?他也觉得那不是很好。我提醒他那时占士邦很流行,他便说:「那你就写时装武侠小说吧,时代背景是现在,但是主角会武功。」那很特别,我觉得可以一试,便在一九六三年,写了第一个卫斯理故事《钻石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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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花》在明报第一天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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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十話:地底奇人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17 02:19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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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開始寫衛斯理這角色時,也沒有什麼十分獨特的人物設定。小說中總要有個主角吧?或者可以說,衛斯理是個「什麼都懂得的人」。至於衛斯理的故事用第一身方式寫作,是故意誘導讀者信以為真,以增加閱讀的樂趣。早年真有許多讀者來信,問我所寫的是不是真人真事,我的回答一律是:「這是個不用回答的問題。」

連載的第一天,《明報》還在報頭特別寫了一開始時提到的那格聲明,當時用的字眼,是「現代武俠言情小說」,煞有介事地形容「衛斯理先生是一個足跡遍全球的旅行家,又是一個深諳武術的名家」,說是由報館邀請「衛先生」撰寫小說的,這也加強了真有衛斯理其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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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的衛斯理連載啟事)


故事角色的名字和我的筆名一樣,都是隨意改的,至於包括白素、藍絲、紅綾、黃絹及黑紗等女角的名字,都有相同原則,兩個字,姓是顏色,名是和絲有關的字,則是刻意為之的小趣味。

在《鑽石花》出現之前及之後,我筆下還寫過很多不同人物作主角的故事,但論時間跨度之寬、作品數量之多、讀者喜愛之盛,沒有可以跟「衛斯理故事」相比的,絕對是我的代表作。

《鑽石花》和第二個衛斯理故事《地底奇人》都是時裝武俠小說,大約是開始連載一年後,到寫第三個故事時,我覺得現代武俠和傳統武俠本質上換湯不換藥,為了求新求變,問金庸加一點幻想好不好,他說好,於是便在《妖火》開始,寫成幻想小說,靈感來自冬蟲夏草這種古怪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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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斯理小說《地底奇人》)



衛斯理的那些故事,我自己從來沒有說是「科幻小說」的,不過出版社一定要說是科幻小說,我也不反對。出版社給我出書,封面如何設計、採用什麼顏色等等我一概不理。理會這些事情幹什麼?人家要看的不是封面,而是內容;小說最重要的是好不好看,是不是科幻並不要緊。我很少看科幻小說。中國的科幻小說並不多,外國的又不好看,像艾西莫夫,人稱「科幻小說之父」,我卻覺得作品沉悶得要命,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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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


當初寫「衛斯理故事」是無心插柳的,後來出版單行本也是如此。當時我只是以寫武俠小說為讀者所熟悉,大部份出版社對出版科幻小說都沒有興趣,後來是「明報出版社」的負責人突然想到他們有一批廢棄的紙張沒用,扔了太可惜,就拿來出版我的科幻小說,想不到銷量不錯,愈來愈多讀者看我的科幻小說,我便也開始與科幻結下不解之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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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四話:投稿生涯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09 20:20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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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我去到香港後,父母家中地方很小,媽媽馬上帶我去買了一張行軍床,晚上打開睡覺,白天收拾起來。然後我就到處去找工作。當時香港經濟不好,要找份工極不容易。我來到香港,一無學歷,二不懂廣東話,三不懂英文,完全沒工作,唯有去幹最基本的雜工粗活了。

我當過很多雜工,最累的就是鑽地的工作。當時香港普遍的工資是一天三元,但是鑽地的人工可以達到每小時兩元,我身體好的時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時,時間再長就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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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地工人)


鑽地的工作就是兩手拿著鑽地機,「轟轟轟」的打穿地面,機器按力度分有一百二十磅和一百八十磅兩種,我當時年輕,肌肉看起來很像樣,他們給我試了一百八十磅的,在物理定律下,每打地面一下,就會反彈一百八十磅的力回我身體,很是要命。鑽地的工作做了兩個小時,臉龐和四肢都被太陽曬得黑黝黝的,而且全身都震得快散了。因為我又在染廠做過雜工,雙手浸在染缸裡面,脫皮得很利害。

一九五○年代由於「國共內戰」,中國大陸大批民眾湧入香港,同時又因而引入了資金、技術及廉價勞工,所以荃灣的德士古道、楊屋道及柴灣角一帶,興建了多間工廠,令那地方的工業發展十分蓬勃。那時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年輕人很多,大家聚集在荃灣人家棄置了的木屋裡,等待各樣工廠的工頭來叫我們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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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荃灣)


我們一班人實行「無產主義」的生活,例如六十個人,當天有三十個人被找去開工的,他們便同時負責餘下三十個人的生活,大家十分互助。那時候荃灣很荒涼,工作環境也很簡陋,但是我很開心,因為自由了,而且收到人工後,每天都可以吃得飽飽的。想當年在內蒙古捉田鼠吃的日子,哪有如此舒服?我覺得很滿足了。

我們一班互相照顧的從內地來的年輕人,約定無論任何情況下,某年某月某日出來聚會,初時有六十二人,人數一年比一年少,如今只餘下我一人了。其他的人不少都很有成就,有富翁,也有在美國當大學教授的。

我什麼雜工都做,每天人工平均是三元五角,但工頭會扣起你六角作介紹費,自己實收二元九角。這聽起來很少,但我已十分開心了。當時的叉燒飯才賣七角一碗,人家吃叉燒要半肥瘦的,我則要多肥少瘦,飯大大碗,叉燒紅通通而且漏油,我第一次吃時,驚嘆天下間為什麼有這麼美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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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燒飯)


我在江蘇省北部的日子,每天都要作體力勞動,一個月才分配到五十五斤白米,二十天便吃完了,長期捱餓,而且還經歷過大饑荒啊。我一天的人工可以買到四碗多肥少瘦的叉燒飯,高興到不得了。若果錢不夠而又不夠飽時,可以叫一碗賣兩角的「靚仔戴帽」,即白飯加汁,這叫法現在很多人都沒聽過了。

從小我就愛看書,初來到香港那兩三個月時間內,便看遍了本地所有的報紙和雜誌,一面看我一面跟人說:「這上面的東西我也懂得寫啦。」人家說:「你神經病,你懂得寫?你又不是作家。」我說我是真的懂得寫,周圍的人有的鼓勵我,有的說我神經病,有的完全不理會我。

我都不理別人怎說了,自顧自寫起來。那時有份報紙叫《工商日報》,徵求一萬字小說,每周一次刊登於副刊上,我花了一個下午時間,寫了篇一萬字的小說,寫得很認寫,寫完了又修改,改完了第二天又買來幾十張原稿紙仔細謄清,最後在上面打了兩個洞,用粉紅色絲帶串好,打個蝴蝶結,寄到報館去。那是我畢生最認真的一次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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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


那篇小說叫《活埋》,是講中國大陸「土地改革」時發生的慘劇,跟我的親身經歷有點兒關係。稿件寄去後不到兩星期,編輯聯絡我,問我能否寫長一點,於是我把本來的一萬字多寫三千字,共一萬三千字。小說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刊登,當時我也不知有多少稿費的,後來收到稿費,見竟有九十元之鉅,笑得我像瘋子一樣。我從來沒有賺過那麼多錢啊!我跟自己說這玩意兒真化算,我幹一天苦工才賺到三元五角,花一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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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倪匡創作五十年 第八話:續寫小說
原创 龍俊榮 倪学研究同学会 2022-09-15 09:13 发表于上海

口述:倪匡,主編:施仁毅,撰文︰龍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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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施仁毅主編,王君儒、王錚、紫戒、

葉李華、董鳳衛、甄偉健、龍俊榮、譚劍合著,香港豐林文化出版)



當時報館出色的文膽也不少,有編輯邱山以筆名「秋子」撰寫的專欄,很好看;有麥耀棠,即現在的「唯靈」;有政論家雷健,他的政論精彩到不得了;陸海安有個專欄叫〈新聞說明〉,專門解讀新聞、分析時事。而我最初就用「衣其」這個筆名寫雜文,專欄名稱叫〈虻居雜文〉,靈感來自小說《牛虻》,而且「虻居」跟廣東話「戇居」差不多,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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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先生以「衣其」為筆名寫的小說)


我在《真報》的職位是「助理編輯兼雜役」。我問社長:「我做什麼?」他說:「什麼都做,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好了。」


例如說採訪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給他買;字房裡說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評,我馬上就要寫三百字的影評,儘管電影連看都沒看過;甚至社長出去應酬,要六百字的社論,我也要馬上寫六百字的社論。那時同事都笑我是「通天主筆」。報館給我月薪一百三十元,半個月發一次薪水,可以維持生活了。

我的寫作路途,也不是從此一帆風順的。我以「衣其」做筆名寫的雜文,在香港文化圈子裡只算是另類文章,我的寫作生涯出現突破,是因為當時名作家司馬翎在《真報》連載的一段武俠小說,忽然稿子不來了,我就跟社長說:「這種小說,老實講我寫出來比他好。」社長不相信,我就說:「先續下去再說,因為他的稿子可能會來的。」

續了兩個星期,不僅沒有人看出來,而且讀者的反應好得不得了。後來司馬翎來了,大發脾氣,問:「誰敢續我的小說?」我說:「誰敢?我敢。」司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來歲,看了我續的內容,笑著跟我說:「續得很不錯。」我說:「豈止很不錯,簡直是寫得比你好!」把司馬翎氣得要死,哈哈哈哈!
我幫忙續寫司馬翎的小說,稿費每千字三元,每天寫二千多字,有七元稿費,一個月下來共得二百一十元,比我的薪金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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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作家司馬翎)


我第一次寫武俠小說,用句廣東俗語,是「打天才波」,不過無可否認,我確實有點寫小說的本事,後來金庸都讚好,連《明報》也向我邀稿。每個人都有一種本事,而我唯一的本事就是寫小說。現在想起來,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能夠得到這般際遇,還得感謝陸海安給我機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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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水浒传》是禅宗
牟宗三 日课live 2022-09-22 23:41 发表于福建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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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





水浒世界

文:牟宗三





吾尝云:《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请言《水浒传》。



《水浒》境界颇不好说。从其中的故事及人物而言之,较有凭借。然亦正因此,较易限定。一有限定,则《水浒》境界便不是《水浒》境界。酸腐气,学究气,市侩流氓气,皆不足以言《水浒》。吾常以为只从文字观之,亦可以悟。读小说者,总是先急于了解其中之故事,道说其中之人物,然后再进而解析其所表示之思想或意识。吾言《水浒》世界,岂不类于解析其思想或意识?是不然。如是,正是落于学究气。



吾不知其是何思想,吾亦不知其是何意识。久而久之,吾亦不觉其中之故事,吾亦不想其中之人物。吾只随手翻来,翻至何处即看何处。吾单看文字,即触处机来。吾常如此而悟《水浒》之境界。《水浒》文字很特别:一充沛,二从容。随充沛而来者如火如荼,随从容而来者游戏三昧。不从容,不能冲淡其紧张。



游戏所以显轻松,三昧所以显静定。其文字之声音色泽,一有风致,二极透脱。惊天动地即是寂天寞地。而惊天动地是如是如是地惊天动地,寂天寞地是如是如是地寂天寞地。如是如是,便是《水浒》境界。吴用说三阮撞筹,是那样地清机徐引,三阮之兴发上钩,是那样地水到渠成。吾不觉有来有往,吾只觉步步是当下。



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其惊险可怕,阴森狠毒,令人透不过气来。然而其文字一经从容回环,便令人透过气来,便觉无处不停停当当,洒然自足。其令人洒然自足处,不在报应,而在描述潘氏之干号。“话说妇人之哭有三种。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潘金莲干号了几声”云云,此就是《水浒》之从容也。其如是如是之境界,大抵由此等处烘托出。



若问其如是如是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则曰若可以说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便不是如是如是。此所以说单由文字亦可以悟之故也。



如是如是之境界是“当下即是”之境界。而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此中之人物以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就《水浒传》言之,自以无曲者为标准。无曲之人物是步步全体呈现者,皆是当下即是者。吾人观赏此种人物亦必须如如地(as such)观之。如如地观之所显者即是如是如是。



他们这些年强力壮之人物,在消极方面说,决不能忍受一点委屈。横逆之来,必须打出去。武松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决不肯低头。有了罪过,即时承认,决不抵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们皆是“汉子”。汉子二字颇美。有气有势,又妩媚。比起英雄,又是一格。禅家常说:出家人须是硬汉子方得。他们只说个汉子,便显洒脱妩媚。《水浒》人物亦是如此。承认犯罪,即须受刑。受刑时,决不喊叫。“叫一声,不是打虎的好汉。”在消极方面,他们是如是抵抗承当。在积极方面,他们都讲义气,仗义疏财。消极方面是个义字,积极方面亦是个义字。义之所在,生死以之,性命赴之。



天下有许多颠连无告者、弱者、残废者、哀号宛转无可告诉者,此种人若无人替他作主,直是湮没无闻,含恨以去。大圣大贤于此起悲悯心,伊尹之任亦于此处着眼,《水浒》人物则在此处必须打上去。所以他们常闹事,人海生波,与圣贤之悲,伊尹之任又不同。但无论如何,此皆是替颠连无告者作主之一方式。而《水浒》之方式乃是汉子之方式。



武松替兄报仇,实是替残弱之武大作主。其兄弟之情甚笃。武大在潘金莲眼中看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打团团转,三打不回头的人物,而在武松看来,却口口声声是兄长,决无轻视他的意思,只是系念他是个弱者,常被人欺负,临别时,嘱他晚出早归。武大哭了,遂说:即不出门亦可,只在家坐地。武大说他兄弟的话是金子言语,我只信他。像这样一个诚实人,可怜虫,若无人作主,便是昏了天地。我每于此起无涯之悲痛,深深之怅惘。



天地生人,真有许多不仁处,好像全无心地于不觉中夹带来许多渣滓,漂流道旁,像个蝼蚁,像棵干草。此种人物不必说被欺负,即其本身根本上便是可怜虫。彻头彻尾即须有人替他作主,以参赞化育之不及,以弥补天地之缺陷。不必到他被践踏了,被残害了,才为之作主,才显出他的可怜。我有许多最亲切的事例作印证,我无可奈何,天地亦无可奈何,我只有悲痛。我的怜悯之感,常是无端而来的。佛说众生可悲以此。



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他们,罪过无大小,义理无大小,你对不起他,你欺负了他,你就是错了。一错永错,便无甚可说的。你若说:忍耐点吧,则在他们这种无曲的汉子,不能有忍耐。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手段目的,而一切皆是当下即目的。然而人文社会就是有曲屈的。像他们这种无曲的人物,自然不能生在社会圈内。



“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普通说逼上梁山,好像是某种人一定把他们逼出去。实则还是从“对他”的关系上而看的。因此便有反抗暴虐,压迫被压迫阶级之说。须知此就是酸腐气,学究气,武松、李逵不见得领你的情。你这种替他们仗义,是可以令他们耻笑的。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被压迫者,他们并没有那种龌龊的自卑感。他们明朗而俊伟,所以是个汉子。现在的人必得以自己的卑鄙不堪之心把武松杀嫂的故事写成潘金莲恋爱的故事,直是污辱圣人。



他这种“当下即是”的汉子,本性上就不是社会圈内的人物。社会圈内总是有缺陷。政治经济教育俱平等了,而人与人间未见得即无争吵打架之事。所以这是人性问题,并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这些人并不能从事政治,亦不事生产,亦不能处家庭生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而又理无大小,罪无大小,一有不义,即时打去,而且一打常泛滥而不可收拾。试想此等人如何能处社会?在社会的立场上说,必是闹乱子;而在他们的立场上说,却是硬汉子。



吾尝思其故,此中确有一面真理。此面真理即构成所谓《水浒》世界。盖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只有上帝是如此,而上帝是真理的标准,本是在人以外的。现在《水浒》人物,是人而要类似上帝,自然非在社会圈外不可。



自社会人文上说,要做到当下即是,是不容易的。《水浒》人物的当下即是,不是人文社会上的,乃是双拳两脚的野人的,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的系统中之汉子的。



孔圣人不能用拳打足踢来维持仁义。他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曲中求一个“至是”。如是乃有文化。孔圣人是人与神的合一者。既是合一,则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王学所谓“全体是知能呈现”,程朱所谓“天理流行”,岂不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朱子临终时说:“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这个直却不容易。这个直是随孔圣人之圣人之路下来的。



如是,吾人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孔圣人,二者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世界。这《水浒》人物,既不能是上帝,因为他是人;又不能是孔圣,因为他不能处社会。所以只好在山巅水涯了。



金圣叹即于此而言作《水浒》者有无量之隐痛。若处于上帝与孔圣一面而观之,他们自是可痛的。实则亦不必。他们自身并不是可痛可悲的。我看作《水浒》者并不是根据什么大悲心而写《水浒》。如此解之,亦未免头巾气。读施耐庵自序,即可知其心境(人或以为此篇自序即是金圣叹作的。但无论谁作,我以为此篇文字可以表示《水浒》境界)。他们这种即时打去之行径,都是顶天立地之人物。首出庶物,无有足以掩盖之者。所以是自足而穷尽的。因为自足而穷尽,所以只有一个当下。此种自足而穷尽所呈现的当下,是极洒脱妩媚的。



他们也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说他们为的什么一定的东西,或表示什么一定特殊化了的背景,我以为皆不免学究气。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人或在此窥出他背后的寂寞,我以为他的寂寞只是无酒无肉,受了一套佛教文化的拘束。恐怕未必是普通人所意想的寂寞。我们常说耐住寂寞。耐住寂寞,就是固定个寂寞与不寂寞相对待。



一定要从《水浒》行径窥测它背后的什么背景,不如直翻上来直从他们的无曲行径体会《水浒》境界。说《水浒》是寂寞的表示,不如直说原始生命必须蠢动。他有那股充沛的气力,你如何叫他不蠢动?而蠢动不是境界,亦不是什么思想或意识。其蠢动之方式,成为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方是表得一个“如是如是”之境界。



李逵见各人下山搬爹取娘,便大哭起来。宋江问他烦恼甚的,他说他也要搬老娘上山快活。宋江让他去搬。结果搬不来,在深山中被老虎吃了。我曾向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禅机,请你细参。李逵决搬不上他的娘来,写《水浒》的人压根就不想叫他搬上来:理上不能如此。请问什么缘故。友人瞪目不解。人多于此不留心。实则是一个大机窍。李逵不去搬,不是李逵;去搬而搬得上来,也不是李逵。



照来布尼兹的哲学说,一个本体概念一经形成,则所有可能的谓词皆已含在里面了。去搬而搬不上来,是李逵一个体中必然的谓词。回来把他的经过告诉宋江等人,皆大笑。若说不替他惋惜,而却发笑,实在太不仁了。我于此也颇不解。实则并非不仁,而李逵自身即是可笑的。他的可笑掩盖了对于他娘的仁。若于此而不笑,便是虚伪。虚伪而可为仁乎?此就是超越了一切既成的固定的系统,而成就了一个当下即是的妩媚境界。此只能如如地观之。惟如如,而后觉其一切皆必然。



林冲差人去东京取眷,回来知道已死了,无不为之悼惜悲叹,以助其哀。然而此决用不到李逵身上。人文系统之仁,在此不能呆板其用了。此处确有一点禅趣。许多道理俱当作如是观。



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其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



同理,读《水浒》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亦是一个组织。《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



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



武松说:“武二这双拳头,单打天下不明道理的人。”又说:“我武二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禽兽不如的猪狗。嫂嫂以后休要恁的。”只是他们好为一往之行,乃是不学的野人,没有回环。所以不合圣人之道。然而他们却是另一世界。



他们的生命并非全无安顿。义是他们生命的着落点,只是没有经过理性的自觉而建立,所以不是随孔子之路而来。此只可说是原始的、气质的,所以只是一个健实的、妩媚的汉子。



他们作过即完,一切是当下,是新奇。他们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完了就完了,并没什么可躲闪回避的。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但是来也须来得妩媚,去也须去得妩媚:所以是个汉子。杜甫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此不是《水浒》境界。而《水浒》结尾诗云:语不惊人也便休。此方是《水浒》境界。



这个境界,出世不能为神,入世不能为圣人。殊不可由系统以解之。必须是在洒脱一切时的触处机来。《水浒传》自序云:“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之际,皆有所遇矣。”又云:“所谈未尝不求人解,而人亦卒莫之解。盖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之暇问也。”



吾之感觉《水浒》境界,在由坝子上,在树底下,在荒村野店中,在世人睚眦下,在无可奈何之时,在热闹场中,在污浊不堪之社会中,花天酒地,金迷纸醉,冷冬小巷,皆有所遇。我之感觉,颇不易写得出。比起写哲学系统还难。



以往生活,已成云烟。然而我未曾倒下去。我只因读了点圣贤之书,渐渐走上孔圣之路。假若有归宗《水浒》境界者,必以我为无出息矣。



本文来源:《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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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天外又冥冥——纪念金庸封笔五十周年
原创 巫怀宇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2-09-23 10: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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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读戏剧小说,除追其情节、赏其人物,也可观其世界。这三重视角可说是由实至虚,却也是由表及里。荷马、莎翁皆称诗人,其诗性既不在情节,也不全在人物,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性总关乎作品所去蔽的“真理”与拢集的“世界”。



今以此文,试谈金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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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巫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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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与意志

歌德认为,是古典与现代精神的相峙,造就了莎士比亚的天才。他在人物心灵的天平一侧放上多么重大的“意愿”,就在另一侧放上同样分量的“应当”,一边有多少“自由”,另一边就有多少“必然”。该解释也适用于金庸,其人物行为常由道德义务推动。义务的优先权最终须奠基于宗教,武侠的宗教即是“义”。在康德看来,守信诺是人性高于动物的尊严,而“活着”不过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历史世界中诸义务混杂矛盾,此乃哲学家之不幸,却是武士之幸;唯如此,诸善诸恶之间方有“侠”之自由,这些置生死于度外者,方如亨利五世所说,是那“少数幸福的人”。义务不是功利,没有大小比例,只分伸张与曲折。“尽”义务但求绝对,欠一寸亦属未尽,绝无从它处挪一尺来抵之理。为一人而杀百人,和为百人而杀一人,并无分别。既然一人能与百人对等,独自一人已高过百人之一。以多欺少者,纵然再正义,出手已自降一格;独树一帜与众人相抗者,哪怕邪魔外道,亦不失英雄气魄。向问天出场,如关云长单刀赴会,“群敌围困之下,居然仍是好整以暇的饮酒”;李莫愁落幕,如楚霸王乌江自刎,“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如此世界必重“质”不重“量”,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而让一士能与千夫抗衡的,是同样“质”胜于“量”的世界观:再多三流功夫也不敌一门绝世神功。

义务是凝固的和块状的,人的欲望、意愿和体验却是流变的。在侠义的世界中,行动者不会怀疑义务,而是任凭诸义务碰撞相击。如此世界若要成立,战斗与死亡必不能是急需规避的痛苦;“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方是义务论的彻底形式,直言律令中若强加了现实主义的和平,必然打折扣。诸义务越是困于矛盾,靡弱者越暴露出偏狭伪善,强健者勃发的意志却越镇定从容。且不说乔峰血战聚贤庄之前,须与故交先饮断义酒;就连东方不败杀童百熊之前,也须先历数昔日恩义。金庸世界看似一个义务论的世界,实是一个意志充沛的世界,无论善恶,皆以横来直去为高,委曲虚饰为下。乔峰说他为救阿朱深入虎穴,乃“蛮劲发作”;即便东方不败,最后仅一句“只怪你得罪了我莲弟”,也足见干脆坦率,不愧恶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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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央视版电视剧《笑傲江湖》剧照。

凡意志充沛的世界,必也有丰饶的欲望。且不论洪七公之贪吃、祖千秋之八种酒杯。就说段正淳多情,却对每一人深情,不是在情人死尽,而是在第一个情人因他而死时,就已决意要死。令狐冲被囚西湖底,以为身中奸计,立誓逃出后必须报复。如何报复?“丹青生的窖藏美酒,定要给我喝个干净不可。”生死难料之际仍不忘美酒,才是真好酒如命。至于武功,也是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老顽童左右互搏,自得其乐,囚居桃花岛不觉十五年光阴流逝。相反,日夕“苦”练武功者,如辟邪剑法自宫练剑,绝情谷闭穴功不沾荤腥,皆是苦行主义的隐喻。绝情谷中下人不能修此内功,却也陪着谷主没得好吃好喝,实属变态。公孙止闭穴功被破后,仿佛压抑撤去好色成狂,其武功变化与行为变化一致。在金庸的价值观中,快活、幸运(资质高)便是好,刻苦、自我剥削便是坏,正与清教徒工作伦理背道而驰。

金庸笔下人物,多难以真实性衡量。A.C.布拉德利将莎士比亚的每一人物当作真人揣摩,此法用于莎剧已有勉强,解释金庸则完全离谱。金庸的配角时常行事怪异,近乎神仙妖怪,只有线索与背景明确的角色最人性,因为线索和背景便是历史性的存在,亦是局限所在。配角之轮廓可以疏松,主角之笔墨却不得不细密。历史现实丰富之处,想象也会受限。例如令狐冲虽有潇洒天性,但被岳不群从小养大,须有些迂腐气。萧峰自小在宋朝受教,后来明白自己是契丹人,也最终看不破忠君道义与民族身份。这两位人物,如果心陷师门正派、宋辽身份固然不是他,但若彻底看破,却也同样不是。然而“人性”总难免流于“太人性”,张无忌的行动多被对他人的义务所支配,他更像是一张历史之网的纠缠点,而不像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志的人,正与其名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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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麦克白的悲剧》。

金庸的人物如群山耸峙,高低相间。不是道德的高低,而是不同的道德。方证、冲虚、风清扬的道德在于公正,对付魔教也须正大光明;黄河老祖、蓝凤凰的道德在于情义,拙率之人自是坦诚无曲。左冷禅、岳不群、余沧海属于“中间阶级”,实力与野心不匹配乃是大恶,太多对己对人的残忍皆出于此。金庸只爱那超绝与凡俗的人与事,对半吊子的二、三流角色没有好感。E.M.福斯特说,小说的价值观在于人物,美学却在图式(pattern)。高低相间亦是金庸小说的布局经营:只有冲灵剑法和独孤九剑是灵魂之寄托,至于剑宗和气宗、五岳剑法与尽破五岳剑法,都在背景中一层层衬着,晦明交错,隐显互彰。独孤九剑学成于冲灵剑法远逝之时,这显然是诗的理路,而非情节的巧合(类似杨过于小龙女离去后武功大成,只是独孤九剑精练超脱,黯然销魂掌沉郁浑阔)。情节行至关键,令狐冲须与左冷禅夺五岳掌门之位,面对小师妹却只能使出冲灵剑法,固然是不分轻重。只因“在他眼中看出来,这嵩山绝顶的封禅台侧,已成为华山的玉女峰,数千名江湖好汉,不过是一棵棵树木”,根本无所谓轻重,“重”者不过是人数众多。从功利的观点看,阻止左冷禅乃第一大事;在艺术中,关乎左冷禅的事,再重要也是轻的。类似的天下英雄云集,主角却旁若无人的图式,也出现于重阳宫外杨过、小龙女的身上,和少林寺中众豪杰欲杀萧峰,虚竹、段誉却与他当众结拜誓同生死的情节。

金庸笔下最常见的义务便是报恩与报仇。复仇是文学中最永恒的主题。同是复仇,高人与小人却大不相同,其间差别不仅是高人为义务所驱动,小人为仇恨所役使,更在于复仇之后:萧远山大仇得报,却空虚异常:“我无处可去。”“路已走到尽头。”后遁入空门。小人报仇凶险阴诡,林平之对青城派如影随形的对等复仇犹如凌迟,最终在杀掉余沧海、木高峰之后心性成狂。复仇故事的永恒问题是:既然徒劳无益,何苦复仇?答案便是:这一拳打出才算是“尽”,唯此生命方得顺畅,打出后是生是死在所不顾。宁可要大仇得报后虚无的正义,也不要无能复仇的徒然苦恨。义务论道德中的形式主义,典型地体现于康德顽固的报应刑论,仿佛对恶人施以相同恶行就“普遍地尊重”了其人性。反过来说,复仇广受文学家青睐的原因,绝非其善,而是其形式美,其对称与平衡。凡义务皆有形而上学奠基,那比个人意志的复仇更古老的,是冥冥中的罪孽与报应;前者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动机,后者是埃斯库罗斯悲剧的骨架。殷素素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正在于她其实毁灭于十年前的报应。史前的罪孽会延续到历史上,在你最无力承受的时刻横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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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与超越

报恩与报仇是儒家义务,超越它的是佛教。在佛教看来,义务也源自执着。玄慈误信慕容博之言杀死萧峰一家,平庸的作者只会写成复仇故事,然而萧峰误信马夫人栽赃段正淳之言误杀阿朱,方知此非复仇故事,而是关于人的悲剧缺陷(hamartia)的故事。乔峰夜探少林寺目睹玄苦之死后,有一处寓意深远的情节,就是他瞥见一个极眼熟的身影,却不知是何人。然后,他就在菩提院内镌刻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经偈的铜镜中,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整个的自己,“心头被什么东西猛力一撞,登时呆了,他只知在这一霎时间,想起了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然而是什么事,却模模糊糊捉摸不住”,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每次看到自己背影,总是心下不安”。萧峰虽堪称金书第一大侠,作者却未将他完美化,而是保持了超然的公正,这使得金庸在其众多人物之间并无明显立场,而能从一个更高的视野俯瞰角色的一生。

再如陈近南,一位冲向巨人的骑士,身旁的韦小宝告诉他:鞑子皇帝不是巨人,而是风车。只是陈近南完全执着于忠义,便比不上堂·吉诃德对桑丘的回答“显然,你对冒险尚且一无所知”那样开阔。他的死更比不上“大好人阿隆索·基哈诺”的临终醒悟,所以《鹿鼎记》的主人公才是韦小宝而非陈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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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香港电影《笑傲江湖》剧照。

相比执着于义务,金庸更擅长写为爱执着者,常把他们写得极美。杨过清除情花毒后离开绝情谷,第一个去处便是古墓,“但见凤冠在床,嫁衣委地,徒增一番伤心而已。”他明知小龙女不可能在古墓,却必须回去,否则心中念想便无法了结,此后也无法上路。女扮男装的李文秀必须问苏普,如果她的坟也像《梁祝》里那样裂开,他愿不愿意跳进去,变成蝴蝶?尽管“她其实早已知道了答案,可是忍不住还是要问。现下听到答案,徒然增添了伤心。”远远望见的结果仍不够让痴情人折返,不把路走尽绝不能死心,因此宁可去寻一个确定的死心罢了。

然而李文秀必须扮成不是自己,才问得出她的问题。为了在意志充沛激荡之世界,让这些心无曲折之人演出曲折的情节,缓急有度、柳暗花明,金庸有时要让主人公们陷入盲目。否则那些自然生发的爱恨、坚如磐石的信念、充满行动力的人物,会让事情要么无法开始,要么急速奔向尽头。越是神话般的力量,越须佩戴着夜色的面纱出现;越是重要之人,越难见真相。梦郎梦姑的故事,正是丘比特与普赛克的大团圆版本。与李文秀不同,梦姑在黑暗中先问梦郎“到底是谁”,却又不让他说,“我怕你一说,我这场梦便醒了。”令狐冲答应婆婆不看她一眼,一路不回头地走,必须跌落山涧,以水为镜才得看见,他对任盈盈也是先有敬、再有爱的。仪琳只有在看不清重伤者就是令狐冲时,才肯对曲非烟说,只要令狐大哥能活过来,自己愿为他死一千次。以上这些人虽盲目,心眼却明亮。游坦之用双眼换来阿紫重见光明,阿紫却在看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庄聚贤就是铁丑后落荒而逃,这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谓醒悟(anagnorisis)真相时刻的残酷。单从诗学意象上说,当意识到可怕的真相,伊俄卡斯忒也曾逃走,俄狄浦斯也曾自毁双目。从《李尔王》到《浮士德》,目盲常见于西方悲剧,也是金庸常用的意象:执着于仇恨与权力的林平之、左冷禅心眼已瞎,故必须在复仇与夺帅的决战中毁去双目,方显出罪孽与报应的精准对应。游坦之的目盲则有双重的意义:盲目的既是他,也是命运,因此悲剧性更深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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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改编的电影《乱》。

佛教虽是对儒家义务的超越,但凡有“教”,就有清规戒律。童姥从少女到老妪,对于小和尚虚竹而言自是佛理的显现。虚竹背了童姥几日便不敢再背,因为她“是大姑娘了,不是小姑娘了”,童姥却说,“姥姥是九十六岁老太婆,你背我一下打什么紧?”童姥让虚竹自愿破戒后,终于“姥姥赢了”,万分得意,还教小和尚“率性而行,是谓真人”。童姥行事颇有任我行之风(从坏处讲,就连生死符也类同三尸脑神丹),唯独看不破对无崖子、李秋水的执着。虚竹劝她不要烦恼,童姥却怒道:“我偏要想念你那没良心的师父,偏要恨那不怕丑的贱人。我心中越是烦恼,越是开心。”歪理也。金庸人物之可爱,正在于常人话到嘴边自觉不对会吞回去,而率性真人却不怕说完这般明明歪理。强力的生命一言一行必求说尽做尽,彻底畅达的歪理哪怕直撞南墙,犹胜萎缩曲折的不尽之理。很难说她还爱不爱无崖子、恨不恨李秋水,时间沉积下的,也只是执着罢了。

金庸超越了古典,其戏剧冲突不源自“忠孝难两全”或“家庭与城邦”等义务之争,而是义务与意志的争执。义务的必然性主宰一切,人物却充满丰沛的自由意志。对个人意志的肯定显见于对“偏见”的肯定。赵敏说:“我偏要勉强。”李文秀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黄药师愿让杨过改投他门下,便可名正言顺地娶小龙女,杨过却说:“师徒不许结为夫妻,却是谁定下的规矩?我偏要她既做我师父,又做我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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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妇素手裂红衫”。2018年大陆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剧照。

没有道德义务,便不是金庸,黄老邪说:“我生平最敬的是忠臣孝子”;若尽是道德义务,赵敏峙无忌的三个承诺阻止他成亲,也不是金庸。唯独这个“偏”字才是。郭靖为正,杨过为偏;恒山群尼是正,不戒和尚是偏。没有正见,就无所谓偏见;一切若皆只是“意见(doxa)”,门派宗主也就只是“意见领袖”。在现代人看来,那些“名门正派”才多偏见,“偏”者反而不拘一格。古典英雄是社群价值观的卓越典范,现代英雄却是超越并克服了环境的人。古典的义务是执着,但在另一些古典思想看来,现代的意志也一样是。金庸生于二者相峙之时,那一代人无论思想上多么反传统,都见识过较完整的传统世界。后来人无论多么想复古,都只剩破碎不堪的符号,最多只能在“灰色的理论”中思想。义务与意志间的最大张力,只出自那个承前启后、不可重复的时代,能够在那样的时代享有自由,是艺术家的最大幸运,他既活在庄严的传统中,又活在饱满的希望里,略试身手就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然而现代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哲学原则,我们从未彻底现代过,也正是在与古典的争执中,现代精神才被激发出最高可能性。传统越是积累丰厚,越是沉甸甸,那豁醒自立就越是慷慨豪迈、发皇奋扬。待到时过境迁,技术与德性分裂,人也如剑宗与气宗般狭隘。刘慈欣便生于这精神远为破碎贫瘠的土壤,生存危机时刻列于排他性首位,欲望皱缩、意志不展,其人物塑造必遭诟病;只有那周期性脱水晾干躲过危机的三体人,却也是堪比贾科梅蒂雕塑的魔幻现实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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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梅蒂经典雕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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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诗
西蒙娜·薇依曾说《伊利亚特》是“力量之诗”,武侠小说与英雄史诗大不相同,却也属此类。唯有力与美的同一,方能释放其全部艺术潜力。人的诸多强力被隐喻为武功,凡切近生命之学,终能相互通达印证,其最高表达即独孤求败剑冢的“五境界论”、扫地僧论武学与武学障(知见障)。在小说的世界里,并非主角,而是高人代表作者的思想。风清扬借诗论剑,波德莱尔以剑比诗(参见《太阳》),金庸的理想是江湖客,波德莱尔的理想是游荡者,本雅明评道:“英雄是现代性的真正主体”。很多人说金庸“武戏文唱”是将武术哲理化,但书中神功若以武术观之,过于匪夷所思,无法理解为武功的“文化”,反而更像哲理的“武化”,假借武功的外壳罢了。上乘武学常暗合哲学,不限于金庸本人熟悉的儒释道。风清扬论“无招”境界,便如雅克·巴尔赞说,教养是忘记毕生刻意所学之后留在身上的东西。姑苏慕容的斗转星移,要求深入对手的根据,于肯定中见否定且反之亦然,而非作立场相争的外部批判,这便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要求。逍遥派的小无相功若是道德哲学,便是幸福之道无形无相;天山折梅手“是永远学不全的”,却能够“将天下任何(有形有相的)招式化入其中”,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之要义。

武功是学问的隐喻,讲究循序渐进,内功根基浅则不能学上乘武功,否则易走火入魔。这绝非幻想,而是极真切的。高深学问大多反直觉,虽不离生活世界,却超越日常尺度。狭隘的心性在切近窄小的日常生活中尚且问题不大,但到了概念密不透风的境地,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执着生畏缩,畏缩生含糊,似能弥合矛盾,实则淤塞不畅,终无所成;学问讲求超越,尽破天下招式的“无招”之学,例如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落于庸人眼中必是要批判“虚无主义”的。执迷者“逆练”,逻辑规律虽难违背,价值秩序却可颠倒,以逻辑的强度固化畸形的价值秩序,使原本只是软弱的精神变成坏的。任何批判和理论,都以前批判的生活世界为根基,根基孱弱是逆练的原因;而逆练区别于正练,也在于它以损害自身源泉的方式获得暂时的力量,表面的威力建立在不稳定的悖结矛盾之上。同时,招式只相当于逻辑技术,其威力取决于内功,即学问与生命的关联。学问之间的相互批判,也是前批判的生活世界的坚实程度,决定了批判的力度;根基不实的批判只会如泥牛入海,甚至会像撞上镜子般反伤自身。因此,对于从事此道者而言,强健是原初之善,软弱是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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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1997年TVB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按苗力田先生的说法,康德的德性观是“德性即力量”。武功是身心力量的隐喻,也是塑造心灵的外在条件。金庸人物之品第不在伦理善恶,而在于充沛与靡弱,充沛者便如尼采所言“浑身是力”。如此意志勃发、气力盈溢之人,遇不平不忿之事,立即便是一拳打去,能否打得过另说。从充沛与靡弱中,衍生出了高贵与卑贱。凡旷世奸雄皆有不凡风度。慕容博武功精湛,其人也格局绰大、思谋深远,不惜以自身为弃子,提出只要萧峰兴兵南下,燕辽吐蕃瓜分大宋,便当场自刎以遂萧氏父子复仇心愿。鸠摩智的武功是偷来的,其心眼也多有小人之虑,担心萧峰出尔反尔。慕容博却说“萧大侠英名远播,一言九鼎,岂会反悔。”被天下人误解、排斥的萧峰,偏偏为仇敌所信赖,已是高下立判。可叹萧峰的心胸仍非慕容博所能猜度。他拒将国事家仇混为一谈,强者习惯了自由,而不习惯受制于人。一事要就一事之理解决,自己的事就在自己身上解决,绝不牵连旁涉其他,更不屑用道义去做交易。

武功不同于金钱或权力,它不是身外之物,而就是身心本身,因此很难交易,也更排斥“异化”。身心强弱与善恶关联不大,仅关乎一整个生命是否舒展畅通。武功收发只在一念间,豪侠行事也多凭第一念,故常有“误伤义士”之恨。顾随说,这“第一念”即纯白诗心,道德理性已是第二念,至于顾及他者之目光则尽是杂念。亚里士多德说人皆欲求知,孔子却说学问有为人、为己之分。生命一遇为己之学,便心随意转,情不自禁,不练是不可能的,练了不用亦不可能。武心如诗心,所谓武学资质,也以刚毅木讷为高,巧言令色为下。然而道德善恶(第二念)之重要,在于它组织了众多直觉(第一念),亦会内化至身心。因此,往上走至鸠摩智的水平,歪念便会造成极大障碍;任我行的武功一味霸道,也是性格所限。招式是“术”非“道”,然而不可得兼的“术”却也要自相矛盾的“道”来催动,难免真气反噬。今人多相信学问无关人品,只能说明知识分子大多连这层障碍都望不着(更遑论是否够得着),自甘流于庸见,做的尽是不入生命的学问。金庸笔下诸多武功与门派自北宋传至清初,却是江河日下;犹如“一切文体始盛终衰”,根本便是因为“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术”的天花板是日月神教十长老:再精妙的死招,也可一招即破。但风清扬说,招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非得用生命中至深至诚的部分去求那人剑合一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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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1997年TVB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艺术作为白日梦,不是模仿生活,而是以既相合、又逆反的形式重组一个世界。正因为现实政治惩罚生命力旺盛者,充满逆向淘汰的机制和扭曲压抑的奴隶道德,得势者多为岳不群、吴之荣、全冠清之辈,武侠的世界才令人神往。正因为残酷的政治现实最多只容得下“潇湘夜雨”,一曲“笑傲江湖”才成为艺术中的绝唱。

金庸为自己所属的知识群体造的梦,是一个道理与武力成正相关的世界。首先,《理想国》开篇就说:如果对方不听,讲理也没用。苏格拉底被人架走后,只能谈谈“理想的”政治。知识越多,拳头不一定越弱,但拳头的相对比较优势一定更弱;人只愿在擅长的方面与他人比高低,“文弱”是一个必然现象,不复有蛮族勇武,这才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源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这句诗反过来说便是:行动上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遁入了观念的内在堡垒。金庸却把《太玄经》写成武功,能打自然就不会没出路了。其次,金庸生于二十世纪,至此意识形态爆炸的时代,学问江湖中多得是花里胡哨、破绽百出、能看不能打的浪得虚名之辈,其功夫要么神秘奇葩,要么简陋变形,不为在华山之巅尽破打狗棒法,只为如星宿门人那般喧哗取宠。在武侠世界,这种人刚上擂台就会把自己绊倒。学者们如果用剑而不是笔、以血而不是墨的态度“以言行事”,也会诚实得多,裘千丈们也会少得多。

基于武力的政治权力,也与身心力量有紧张关系:耶律洪基、左冷禅、任我行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是最大的恶,是因政治之恶有大小比例,远超个人恶行。相反,高人皆隐士,或以雕为伴,或为藏经阁扫地僧,或隐居琅环福地不愿回逍遥派,或隐居后山不见华山派人,就连早年政变上台的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后也成了黑木崖的隐居者。可见在欲望的等级上,金庸与柏拉图相近:高人不愿参与政治,他们关心政治,只因不想被更蠢或更坏的人统治,但偏偏只有不愿统治他人者最适合统治。方证、冲虚力劝令狐冲夺占五岳掌门之位,恰因他志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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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败。1999年香港电影《笑傲江湖》。

权力欲是生命中更优质的直觉不满足而膨胀出来的,权力的形态也与武功相配。武功强悍者如任我行,其权欲也快意恩仇、嚣张大胆;岳不群武功拘泥不化,其人也是个永远正确的道德狂,两方面皆是华山内战中严酷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政治上,虚伪之恶较凶暴更小些。然而虚伪者扭曲而凶暴者猛直,于德性论中,猛直犹胜扭曲(如谢逊、萧远山),是因莽悍者尚有气力自新,扭曲者却已逼仄磨尽也。武功越低微、人格越自卑、品性越无耻,就既有更大动机,也只需付出更小成本去依附朝廷;这倒不是说朝廷一定坏,原因在于武士乃天然贵族,卖身帝胄就从主人降为奴隶了。鲁迅说,旧武侠小说之英雄“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宠”;金庸却认为“甘为鹰犬”乃卑鄙之事,大理段氏四家臣也要化作“渔樵耕读”才说得过去。唯一例外,是刘正风欲退出江湖去做官,庙堂与江湖恰巧颠倒:当江湖成为凶险的政治场,庙堂反成了归隐地。金庸小说中最追求权力的慕容复一朝梦碎,毕生心机戛然而止,事已尽败而欲望未绝,他也会被逼至一个隐蔽角落,继续仅属于他一人的千秋大梦。慕容复的结局如此神妙,正是权力与隐逸的交织变奏所成。他要的正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反题便是天地间再无自处之所,只剩下疯人的梦境,成为退缩的最后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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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虚实之境

如果侠义之道必有“狂者进取”,隐逸之道就是“狷者有所不为”。隐逸不是对权力的反叛,而是脱离。彻头彻尾地反叛,便是丁春秋那般欺师灭祖了。令狐冲遇到嫉贤妒能的师父,是不会如财前五郎(高级武士)反叛东贞藏(大名)的;财前五郎拉帮结派,令狐冲绝无可能这样做。以“武侠”或“医疗”等故事外壳区分文学是愚蠢的,独孤求败说“不滞于物”,风清扬说“手指也是剑”,剑和手术刀皆道具而已。金庸偏爱的隐逸者皆倾向于脱离政治,而非在其中改变它,他们改变世界的过程是人生的轨迹,而非目的。小说既不是诗,也不是纪录片,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有紧张关系:正如义务没有大小比例,境界也有高低而无大小(小擒拿手未必不敌大擒拿手,正如小乘未必不如大乘),艺术须追求人类存在的奇伟瑰怪的可能性,如此必然轻视徒具数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的社会价值寄于困于其中的人,而艺术价值却偏爱以或智慧、或愚痴的方式超越了它的人。越是扎根于普遍性的人越抽离于社群,人越是独一无二地高出常人,就越难限于社会身份,也越容易真正地脱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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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谐”。电影《笑傲江湖》剧照。

归隐之道非顺非逆,而是“偏”。杨过和小龙女实现了它,而萧峰和阿朱没有;曲洋、刘正风因时势骤变未及逃离,江南四友却从乱世中退身,“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但毕竟是借来的十二年,当政治灾难终究追至,黄钟公最后说,“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隐逸不是消极的生存态度,恰是侠义之人宁折勿弯的归宿。当任我行再临梅庄,黑木崖来使纷纷投降,黄钟公却宁死不曲,这正是因为黑木崖的阿谀摧毁了教众的傲骨,孤山梅庄却保存了黄钟公的精神世界。当今文艺青年们只说“我的精神角落”,三十年前王小波却说“我的精神家园”;回追到六十年前的金庸,即便隐士也堪称有“精神世界”。家园建基于世界上,角落保存于家园中。若不求一世界,角落又寄于何处呢?

从进取的方面讲,诚如傅雷所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从更私人的角度说,一个角落能够成立,必已绽出了一个世界。令狐冲重上华山时,来到岳灵珊出嫁前的旧屋,已是“积满灰尘、四壁萧然”,却在抽屉里看到童年的玩具,“不是令狐冲给她做的,便是当年两人一起玩过的,难为她尽数整整齐齐地收在这里”。萧峰下少室山后,于义父母的旧屋中暂留,同样在抽屉里见到童年时的玩具,瞎眼的阿紫劈断了挡道的纺车,不知是他义母的,萧峰便怒不可遏。回忆之重要,首先在于人生的完整性,九难师太重回紫禁城旧居,便又记起了曾经的长平公主阿九;其次在于时间的不可逆,杨不悔舍不得吃糖人儿,直到糖人儿化了,伤心地哭,张无忌给她买更大更好的,她却再不要了。如此一个被回忆封存于时间中的世界的极致,便是蛛儿最终醒悟,自己喜欢的是回忆中的少年张无忌,不是长大后的曾阿牛或张无忌,“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张无忌啦,我要寻他去。”

回到家乡(Heim)——这一理想的极端,如任何极端一样,也隐隐有恐怖(unheimlich)。金庸将取消了一切陌生异乡之后的亲熟的周遭世界,描绘成封闭的“活死人墓”。诗性的天才确与现象学的洞见相通。此在的视域总是趋于越过地平线。是生活世界的构造,而非任何情节需要,注定杨过必须先将小龙女带出古墓。没有经历过世界者,家园也将立于无处。《神雕侠侣》的图式,便是出场时截然相反的两人,聚散离合地游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从古墓到出墓,最终又回到古墓,便是从亲熟的小世界,到陌生的大世界,最终离开世界。金庸小说的构造多与中世纪隐修僧所言相合:“认为世上唯有家乡最好的人只是温柔的雏儿,认为所有地方与家乡同样好的人已经强健,只有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异乡的人才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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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TVB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与隐逸相似的,是时空与世俗相隔之所。黄裳为报仇躲入深山,创出九阴真经,出山后却发现仇人几乎死尽,只存一将死老妪,当年仇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小姑娘,恍然惊觉已过了数十年,就像返自龙宫的浦岛太郎,打开玉盒后刹那变成了老翁。“岁月忽已晚”中,最妙即是这“忽”字。小龙女被困寒潭底十六年,竟不觉时间流逝,重逢之际,杨过说自己老了,她却说“不是老了,是我的过儿长大了”,这便是大团圆。若结局不得团圆,便是小说开场时那匹风驰电掣的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只是故乡已成了他乡。

当整个世界皆成异乡,人要么出世成圣人,要么在世为江湖中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艺如此,是因世界本相如此。五霸岗上,令狐冲与不知受何人所托的江湖群豪开怀畅饮,可当醉卧醒转,却见“眉月斜照,微风不起,偌大一座五霸冈上,竟便只他一人。眼见满地都是酒壶、碗碟……群豪去得匆匆,连东西也不及收拾……蓦然间心中一阵凄凉,只觉天地虽大,却无一人关心自己的安危,便在不久之前,有这许多人竟相向他结纳讨好,此刻虽以师父、师娘之亲,也对他弃之如遗。”那些不知何处冒出的、放浪形骸的三教九流,又同样毫无预兆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的令狐冲,既像是经历了南柯一梦,“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又如狂欢节人群散尽后,兀立街边不知家在何处的愚人国王。

金庸可是时常营造出真与幻、内与外的两个世界,让人物遁入又返还呢?非也,非也。尼采说,当我们取消了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也必取消了“假相世界”。幻觉与感觉本难相区分,生活世界与理念世界谁也不是谁的影子。千年与刹那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那些动人心魄却转瞬即逝的美,既非虚假,亦非某种“正常”视角的异数。相反,所谓“正”其实只是对诸多“偏”的关联,理念、逻辑、道德、政治也须是为尽可能多地将世间诸美贯通并举,尽可能少地残缺或冲突而造的,因此才不得不有大小比例。然而,残缺和冲突也可以美,且故事中人也必看不透这一层。

真幻合一便是艺术之境。刘正风临死对曲洋道:“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此即是终极视角。它以如下问题追问世间诸价值:如果宇宙就要毁灭,是哪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让时间尽头的人类宽慰,这漫漫长河并非尽是虚无?“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刘正风此句说出了金庸的艺术哲学:若要问艺术是为了什么,那便既非为道德而艺术,亦非为艺术而艺术,而独为此事。艺术中飘展出许多瑰丽幻象,无不在肯定一整个世界的价值。文学最终着力于肯定而非否定,其力量在于展示流露的价值,否则批判与反思也无从谈起。金庸写作时,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三剑客,但以类型分文学只适用于二流,对高手而言,武学不过是偶然拾取的隐喻;金庸封笔后,正逢空前的全球化开放期,正邪口号、民族身份甚至人妖之别皆属狭隘虚幻,值得称颂的唯有招展的生命,千禧年前后在汉语文化史上称为金庸时代也不为过。今日正逢金大侠金盆洗手整整半个世纪,而今高人已逝,世间空留那些璀璨故事,供后人传说。然而真正的艺术不同于凡物,只要曾经存在,就一直永在。金庸的世界已是无数人内心的世界,而那些世界也融入了我们共在的这个世界。但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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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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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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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大陆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大陆已经消逝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你们若是喜欢看香港电影,不知道了不了解香港是没有电影学院的。依我看香港的电影实在让人惊奇。以香港的人口计算,香港好演员的比例惊人。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里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香港演员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

图片▲ 张曼玉

那次我回去坐飞机到北京,降落时误会是迫降,因为下面漆黑一片。入得市内,亦昏暗,饭馆餐厅早已关门,只好回家自己下一点面吃,一边在灯下照着水开,一边想,久居沙漠而不知是沙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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