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大公报》正式复刊。
由于缺少一名英文翻译，香港《大公报》要求上海本部紧急调人前往。原定另外一人，但此李先生家中有事无法马上离开，报社征求查良镛本人的意见后，决定将他调往香港编辑部，继续担任国际电讯翻译。
查良镛奉命当月紧急南下香港，由于匆忙，也缺乏经验，身上竟没有带一分港币。还是飞机邻座上的《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给了他10元港币，这才解决了到香港之后的交通费。此次「南来白手少年行」（金庸诗句）遂成美好记忆。
1950年，查良镛曾一度离开香港，应国际法专家梅汝璈先生之数次电邀，到北京新中国外交部谋职，主事者告诉他，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高，建议他先到革命大学学习，或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间，争取加入共产党，然后再考虑进入外交部。经过深思熟虑，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这一目标，回到香港去继续工作。
1951年4月26日，他的父亲查枢卿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名被家乡新政权处决。后来，海宁县人民政府正式予以平反，说是「错案」，并向查氏家人公开道歉，但那是数十年后的事了。
南下香港，成为查良镛一生中的一次关键性的机遇。若当年没有应承调动，或是后来回到内地找到了工作，其命运必然是完全两样。至少，就绝不可能自己创办《明报》，也绝不可能有让全世界亿万华人如痴如醉的金庸武侠小说。
南下香港的机遇，成为查良镛一生的转折点。图为2006年香港书展，金庸在会上与读者对谈。（图片提供：香港贸易发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