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中国内地「文革」的思考和批评,主要以《明报》社评的形式发表。在其同期写作和发表的武侠小说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例如于1967年开始创作的《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的姓名隐喻他「老子不信邪」的个性,以及带头造反、无法无天、欣然接受个人崇拜、恃强凌辱五岳群众。又如1969年开始创作的《鹿鼎记》开头的文字狱、神龙教主洪安通的姓名隐喻,和神龙教主夫妇发动青少年清洗老干部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部小说与「文革」的关涉,并非简单直接的影射。我们都知道,《笑傲江湖》的主题是对政治专制的批判,而《鹿鼎记》的主题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的故事,源自专制政治;而神龙教主洪安通的故事,则是文化封闭与人性蒙昧的必然产物。小说的这些故事情节与小说结构整体有机关联,从而丰富且深化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实际上,早在「文革」开始之前,金庸就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了酷嗜马屁谀辞及其个人崇拜的丁春秋的形象。这一形象,可以说是后来的任我行、洪安通等人形象的一个重要源头。
这就是说,丁春秋故事中的人性现象、任我行故事中的政治专制、洪安通故事中的文化蒙昧,绝不仅仅是对「文革」现象的简单影射,而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入思考的重要结晶。其中不仅关涉「文革」的某种具体现象,更关涉「文革」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必然性。
《鹿鼎记》第一回中写到的文字狱,是历史叙述,也是文化寓言。文字狱的产生,既是政治专制和文化蒙昧的结果,又正是它们的原因。
2001年金庸在北京与电视剧《笑傲江湖》演员会面